当她问到上海音乐学院的某某某时，她脸上忽流露出一丝惆怅，放轻声音道：我进来的那天中午，我们在一起吃午饭的。停了一会儿，又说，假如我要不进来，他就会和我结婚。她眼睛看着前面墙上的地方，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而她又很快回过神来，说她在这里过得不错，开始在食堂，后来在小分队，她不喜欢小分队，在那里很没意思，乱哄哄的，每天早上还要练功，她就不要待了，来到这里，又看仓库，过几日要歌咏比赛，队长要她去辅导，因她是小分队来的。她说起话来左顾右盼，搔首弄姿，语气又很轻浮，听起来就像在说梦话。我们很想打击她一下，使她回到现实中来，险些儿将她哥哥来到此地终又回去的事情说出了口。可她话头很快一转，说她明年八月就可出去，到那时，她的儿子就将上小学一年级了，九月一日那一大，她将送她儿子上学，第一天上学，总是要妈妈送的。她眼睛里有了泪光，使我们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这一回，她沉默了稍长的时间，我们就问起那华亭路的商贩。她说那人五十多岁，对她很好，对她儿子也很好，时常给她钱，衣服，对她说，不要去和小青年搞，搞出感情来就没意思了。她很怀念地又低了低头，紧接着又左右顾盼起来。她好像很容易就进了角色，并且很胜任似的。她的话很多也很碎，打也打不断，眉飞色舞的，将她过去，眼下，以及将来的情景都描绘得很有色彩。这时我忽然很想证实一下，她是否真有一个台湾叔叔，思索了一下应怎么问起，这时她开始谈到出国的事情，说曾有人邀她出国，被她婉拒了，现在却又有点动心。我就说你自己家里是不是有亲戚在海外呢？她说，听她父亲曾经说过，她有一个叔叔，是在国民党部队开汽车的，解放前夕，去了台湾。这时候，我们感到很难将她哥哥的话告诉她了，无论她是多么令我们讨厌，是多么矫揉造作，想入非非，可一旦要是知道，她的哥哥、儿子，还有台湾叔叔已经来到大墙外面却又返回，她的角色意识再强烈也抵挡不住这打击的，不知会闹出什么样的事来，弄得不好收场。在这里，自伤与他伤的暴烈事故时有发生，我们无权再制造一件。倘若为了我们追求戏剧效果的行为，队长们却要承担其严重的后果，那实是很轻薄的举动。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了仓库。
劳教们很狡猾，避重就轻。总是能够绕过重要的事实去说别的。但从她们的谈话中，却也不时传达出一些信息，使我们窥见到她们的那一个世界。比如，当她们面对男人的那种要求时，她们常常说：人家这样恳求，怎么好意思呢？还比如，那华亭路的商贩，劝那女孩不要和小青年搞，quot;搞出感情就没意思了quot;。在她们的世界里，道德与价值的观念、法则是与我们这个世界里，由书刊。报纸及学校里的教育所代替的法则。观念不相同的。她们生活在一个公认的合法的世界之外，她们是如何抵达彼处的呢？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日子过得有些快了，白茅岭的印象似有渐渐陈旧，采访有些大同小异，千篇一律，对明天不再抱有好奇心，有些得过且过。早晨与傍晚，客车走在途中，窗外的风景也已漠然，低矮的茶林一望无际，显得荒凉，柏树总是孤独地一株两株，久久停留在视线中。在无雨而干燥的日子里，尘土便烟雾般地涌起，挡住了后窗，汽车在雨后干涸了的车辙上颠簸，摇摇晃晃。一九五三年的时候，第一批干警和第一批犯人来到此地时，这是一片什么样的情景呢！据说有野狼出没，在夜晚里长声嚎叫，召唤着迷路的狼崽。明月当空。孩子们又在齐声吼叫：谢谢叔叔，小学校到了，孩子们转眼间消失在一片树丛后面，他们长大了做什么？做第三代干警吗？
星期一的早晨，队部又呈现出繁忙的景象。干部们商量，要送那位严管的女孩去宣城精神病院研究所做鉴定，这是通过一位学校老师的哥哥联络的关系。那女孩在严管其间依然如旧，严管对她没有明显的效果，干部们说：如真有精神病，马上放她回去，如不是，就好好地收拾她，提起她，人们气就不打一处来，她挫伤了管教干部的权威感和自尊心。
在我们情绪低落兴味索然的这一天里，很幸运地遇到了那个气质最高贵的劳教，她使我们保持了美好的观念，她的不卑不亢的气度，她的自尊与自爱，她直到如今尚具有健全的人性，正常的情感，使我们之间能够进行一场至今为止最为平等和诚恳的谈话。由于她的这一切素质都是历经了这一切而保持的，因此，她的稳定和坚强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我们选择她来做采访对象的原因，是她出生于一个军队干部共产党员的家庭，她的案情是在深圳卖淫。曾有一次，她的父亲，一名老共产党员，带了她的长期姘居的情人，一位在深圳开办公司的香港人，路途迢迢地来到枫树林看她，这是一个意外的情节，她经过我们的窗口然后才走进房门，至今还记得她挺拔的身姿从窗前掠过的情景，那天早晨的太阳又特别清新。她穿了一件湖蓝色的确凉短袖衬衫，一条蓝色的线裤，脚下是一双浅黄色有网眼的浅帮平跟鞋，这双鞋能使我们想象她在沿海的新型城市里是如何光华照人地出场。她有一米七十二三的身高，模特儿型的，坐相很端正，神态凝重而安静。她使我们静止了有一分钟或者一分半钟，觉得以往的所有问题对于她都将是不够尊重的，也将损害我们自己的形象，她是众多的劳教中唯一一个使我们想起并注意到我们自己形象的，这不是普通的女人的魅力。开始她垂着眼睛，后来她抬起眼睛笑了，说：有什么问题你们问好了。我们不由也笑了，气氛这才轻松了一些。不久我们将发现，在这场谈话中，她其实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她是第二次劳教，第一次是在上海妇女教养所。对于上一次的处理，她是不服的，她说：哪一个女孩子谈恋爱是谈一次就成的呢？这次我服的——她说。她服的是什么？她又错在哪里呢？她说话很含蓄也很得体，头脑清楚，使我们不好穷加追究。她说她中学毕业在某个单位工作，厂里有个中年人，是个画家，因是右派而被下放做工人，受到人们的歧视。而她总是待他很好，并且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回避对他的好感，比如在医疗室看病时，让座位给他。然后她就和他成了好朋友，他还教她画画，——我们想起黑板报上的题图，问是不是她画的，她说：是的。渐渐，就有了议论，她无视这种议论，依然与他接近。提起他时，她依然充满了温存的心情，她怀恋他说：假如不是遇见了他，我的生活也许就和大多数女孩一样，结婚，再生个小孩……他对她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使她走的是什么样的另一条生活道路？这条生活道路带给她的是幸还是不幸呢？当她结束第一次教养，回到单位，人事干部劈头就一顿训斥，这使她无法忍受。正好有个前一年去深圳工作的朋友写信邀她去玩，她便去了一次，她发现深圳是个适合她生存的地方，朋友又帮她在一家公司里找到了工作，于是她便回上海办理辞职手续，人们问她找到什么好工作了，她只说是去做水产生意，然后她就飞到了深圳，在那里就遇到了那个香港人，他们公司的老板。你在那里做什么呢？我们问。她说，帮助老板做生意。他教我，开支票，谈买卖，他都教我。他好吗？我问。过去我不认为他好，而到了这里以后，我觉得他很好，他对我父母很好，为他们买东西，寄钱给他们，打电话安慰他们，他对我父母好就是对我好。听说他来看过你一次？我说。是的，他来了，没有被同意会见，我出来会见爸爸时，走过那里——她指了指窗外，那里有一棵柏树，在阳光下——看见他，我没有哭，他哭了，我对他说：我已经三十二岁了，你不能再拖我了，他说：你放心，我会对你负责的。说完，她沉默了。我问，他能不能和你结婚呢？这样的话我也不好多说，在香港，离婚是件复杂的事，财产，房子……她垂下眼睛，眼圈却红了，她悄悄地抹去眼泪，轻声说：这些事想起来就很难过，平时我从不多想。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问她，她的父亲对这事是怎么想的呢？她说：照传统的说法，就是我们把爸爸带坏了，而照我的看法，就是使他思想解放了。我们都笑了，她也笑了。我们又问她在这里生活怎么样？她说这里比妇女教养所好。为什么？是因为你在这里比较受重用？她在这里是小分队的，又是缝纫组，屡次受表扬嘉奖。她说并不因为这个，在妇女教养所我也是做大组长，反正我喜欢这里。她站起身走的时候，我想我们之间已建立起了信任的感情，我们目送她沿了队部前的大路走去，消失在大门内。太阳始终是那样光艳耀人，深圳是多么遥远。那香港人是什么模样的？人品如何？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情景又是怎样？她平时里不敢多想，想起未就会难过的，究竟是些什么？是过去的事还是现在的事，抑或是将来的事？过后，我始终在想，直到有了米尼，甚至米尼登了船之后，我还在想的是她那一段话：quot;假如不是遇见了他，我的生活，也就和一般女孩子一样，结婚，生个孩子……quot;听她口气，对现今的状况非但不后悔，还有几分庆幸的意思。庆幸她脱离了那种常规世界的生活，尽管有些事她想起来很难过，那香港人路远迢迢前来探访是令人心酸的一幕。
接下来谈话的是几位队长都极力推荐的一位劳教。她曾在劳教大会上做过讲话，讲关于她在香港生活。一年的情景，使大家明白，香港的月亮并不特别圆。她的生平具有传奇色彩，甚至使我们怀疑：这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她已临近解教，这几日在队部服务，每日都看见她头戴草帽勤勉劳动的身影，一个美国老板要娶她为妻的故事便显得极不可信。可最终因为不忍辜负队长们的好意还是请了她来，她已有三十八岁的年龄，身体有些粗重，皮肤还算白皙，可却有坚牢的皱纹，她穿了一身劳作的衣服，想不出她还能有其他妆扮。她忙着为我们张罗茶水，除了殷勤讨好也不乏有诚实的关切和热情。她说话的声音响亮而粗爽，不经我们多问，便如俗话所说竹筒倒豆子般地倒了出来。她说她的母亲在她幼年时就去了香港，后又从香港去了美国——据干部们说，她的母亲是一名妓女，是偷渡去了香港——母亲走后，父亲又另结婚，去了常州，她跟奶奶长大。小学毕业后考取了上海戏曲学校越剧班，那时，她长得花容月貌，生活得很快乐。十六岁那年，文化革命开始，学校停课，奶奶死了。奶奶死后，房子被叔叔们收回，她无家可归，日夜流浪，在一个夜晚，她来到黄浦江边，想来想去想不出有什么出路，便跳江了。刚跳下去，便被一个船民捞起，她湿淋淋地躺在江边，啼哭着。天渐渐亮了，越来越多的人围在了她的身边，那是一个自杀事件频繁发生的年代，人们并不问长问短，只啧叹着她的年轻和可怜。这时，江边走过一个妇女，一眼认出她来，说：这不是我家女儿的同学吗？曾经到我们家来玩过。于是，那女人便将她带回家，让她换了干净衣服，又让她休息。她睡不着，只坐在里屋床沿上发愁。这天，这家来了一个客人，是一个车床工人，自十三岁做徒工，至那时已有二十年工龄，一手好活，是个八级金工。人却很老实，还是孑然一身。这家的母亲正在为他做媒，介绍了一个女人，却不中他意，他正是来拒绝的。那家母亲先是不乐意，觉得被拂了面子，紧接着却心头一备便向里屋指指，示意他去看看。他探进门里，见一位愁容满面的女孩坐在屋内，退出门来时，只说了一句：问问她的意见。她并没有什么意见，跟了这男人，就将有住有吃有人养，她的问题就解决了，她跟了这男人去到他家乡成了婚，后来有了三个儿子，她才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她想离婚了。他有什么不好呢？我们问。他没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什么好，可是我不喜欢。她说，他只喜欢这世界上两件事，一是车床，二是钓鱼，除此，他对什么都没兴趣，我想和他一起逛街，他除了看钓鱼竿，什么商店都不肯进，我想和他聊天，他说我为什么那样话多，我要给儿子买几件衬衫，他说买几尺龙头细布做两件就行了……离婚那年，她是二十四岁，她把儿子全都要了过来，住在市郊的小镇上，做些临时工。这段日子，是艰苦异常，总算平安度过。到了一九七六年，有一个晚上，镇上的政府办公室有一个秘书冒了雨匆匆赶来，说有一个美国打来的长途电话找她，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她的家，要她立即去听电话，电话还没挂断。她跟了秘书跑到镇办公室，拿起话筒，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夹带着啜位的说话声，说是她的母亲，她只感到茫然和惊愕。放下电话时，那秘书说你怎么那么冷静？她奇怪他说：为什么要激动？过后不久，母亲给她寄来了钱，共有两千元人民币，她这才激动起来，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多的钱，她数来数去数了多少遍，最终也没有数清楚，总是两千元多一点，或者两千元不到。她挑了一个星期日，带了三个儿子来到上海南京路上，对儿子们说：你们要什么，快说，我都给你们买，儿子们一向只习惯约束自己的欲望，这时几乎提不出要求。她便自己下手了，买了一大堆的玩具，儿子说：妈妈，我们已经大了！她说，不管，这都是你们小时妈妈欠你们的。然后母子四人又去国际饭店吃饭，尽兴而归。这一日在他们四个人记忆中至今仍是美好而激动人心的，后来，她的母亲为她办理了香港签证，与她在香港会面了。这一对阔别多年的母女相见的情景有一些滑稽，母亲抱住她就哭了，而她无动于衷，母亲说：你怎么连一滴眼泪都没有呢？她说：我实在是哭不出来，我实在是对你很陌生，你走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也希望自己能哭，可是哭不出来，怎么办呢！弄得母亲很扫兴。母亲在香港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她在美国有了自己的不大不小的企业，也重新结了婚，有了子女，其中最大的妹妹，是当年出去时怀在肚里的。这期间，母亲的一个朋友，一个在美国的华人老板看上了她，希望娶她为妻，母亲也极力促成，因这桩婚姻将带给她生意上的好处，她却执意不从。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喜欢。母亲对她说：如你应了这婚事，我将给你和孩子许多钱，如不应，我从此不给你任何支援。她说不应，然后从香港回了上海，生活重新陷入困境，与以往不同的是，她有了两套房子，是母亲为她买的。她便开始动房子的念头，指望这能生出钱来。她被判处三年劳教的罪行是：提供卖淫地点。她不愿意多谈她的案情，将话题转到这三年的劳教生活，说这三年全凭了几个儿子才使她顺利地度过。天下再没比这几个儿子更好的儿子啦！她说。阿大老实，阿二精明，阿三糊涂，可阿大阿二阿三都很孝顺，三人每星期都要写很长的信给她，这些信是她最宝贵的东西，别的都是假的，唯有儿子是真的！她说。有一次，阿二来探望，她跑到招待所，就有人告诉她：那个青年是你的儿子吗？他带了个大蛋糕，一路上可不容易了，挤得要命，他拼命保护那个蛋糕。她跑进房间，对阿二说：阿二你为什么要带蛋糕呢？阿二微笑着说：妈妈你说今天是几号？今天是五月二十五日。是你的生日呀！是你三十八岁生日。你看看，这就是儿子，要知道，这不是六十年代，而是八十年代的青年呀！多么难得啊！儿子给我看他在交谊舞比赛中得到的一等奖状，我看了就急了，说：阿二，跳舞这样的事情弄不好就要出问题。阿二说：妈妈，你不要急啊，你再看！他又摊开了一张奖状，是区的新长征突击手称号证书，这就是儿子！她笑着，眼泪却滚下了脸颊！有这样的儿子，我怎么还能够去美国结婚？她问我们，我们无语。我想，在这因重复讲叙而已经得到整理的通篇故事里，终究还有一点真实的流露，我相信自己能够从面对面坐着的这人身上，识别出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当她离开我们之后，我们都改变了对她的最初印象，她所以一生坎坷，全由于一些性情的缘由：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这里的女人，似乎都缺乏一些理性，太随性情，还喜欢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