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有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没有那十分的酸，怎见得那一分的甜有多甜？
原来，我们不过在追求那一分的甜。
我们吃那么多苦，只为尝一分的甜。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er h3">（1）
放弃文治，本来是为了杨弘念，可是我却抗拒他，好象在埋怨他使我无法选择我真正喜欢的人。我为自己所做的事惭愧，余下的日子，我努力对他好一点。
九一年三月，他生日那天，我耗尽所有的钱，买了一辆日本房车给他。早上，我请人把车泊在他门外，然后我装着没带门匙，按门铃引他出来。
“生日快乐！那是你的。”我指指那辆车。
“你为什么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
他没有像我预期那样高兴。
“想你开心一下，喜欢吗？”我把车匙放在他手上。
“喜欢。”他淡淡的说。
“你不过去试试看？我们现在去兜风。”
“这个时候很塞车的，改天吧。”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份礼物？”
“不，我很喜欢。”他摸着我的脸说，“我明天要去洛杉矶。”
“不是下星期才去吗？”
“我想早一点去。”
“我明天去送你机好吗？”我用双手去揉他的头发、脸、眼睛、鼻子、嘴唇、耳朵和脖子。他教我，要相信自己双手的感觉。可是，我对他的感觉愈来愈微弱。
第二天中午，我送他到机场，他比平时多带了一箱行李。
“你这次为什么带那么多行李？”在机场巴士上，我问他。
他闭上眼睛，没有回答我。
我早已习惯他这样闹情绪。
到了机场禁区，正要入闸时，他忽然跟我说：
“那房子我已经退租了。这次去洛杉矶，我会逗留一段日子。”
“什么意思？”我愕然。
“那个报告新闻的，来找过你吧？”
我吓了一跳，他怎么知道的？
“平安夜那天我看着他走进你的房子，又从里面出来。我认得他，我不是说过我是他的影迷吗？”
“是的，他来过，那又怎样？他已经走了。”
“你时常穿著的那双羊毛袜，就是他送的，对不对？”
我没回答他。
“我猜中了。”他得意地说。
“你想说些什么？”
“自从他来过之后，你就不一样了。”
“我不会回香港的。”
“你的心却不在这里。买那么贵重的礼物给我，是因为内疚吧？”
我无言以对。
“你以为我需要你施舍吗？”他冷笑，“我才不稀罕你的内疚。”
他把车匙塞在我手上，说：“我曾经给你机会。那辆车，我一点也不喜欢，你自己留着吧。”
“我不会开车。”我倔强地说。
“我也不会开车。”
我愕住了。
“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我会开车？这么多年了，你连我会不会开车也不知道，你只是要选一份你所能负担的、最昂贵的礼物来蒙骗你自己你很爱我。你骗不到我的，你忘了我是你师父吗？”
我惭愧得无地自容。
他用手揉我的眼睛，说：“你知道吗？你有一双很漂亮的眼睛，它最漂亮之处是不会说谎。世上最无法掩饰的，是你不爱一个人的时候的那种眼神。”
我难过地垂下眼睑。
“再见。”他撇下我，头也不回，走进禁区。
是的，我忘了，他是我师父，他总能够看穿我。
离开机场，我又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
那辆车，我卖了给卡拉的朋友。一个星期之后，即是九一年的四月，我从纽约回到香港。
良湄说好来接我机。从机场禁区走出来，两旁挤满了来接机的人，我看不到良湄。人群中，我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是文治。
他上前，腼腆地说：“你好吗？”
“我们又见面了。”我唏嘘地说。
他替我拿行李，“良湄说她不能来。”
“我说好了暂时住在她家里。”
“我带你去——”
我们坐出租车，到了湾仔一幢大厦外面。
“她搬家了吗？”我奇怪。
文治笑着不说话，带我到十二楼一个单位门前。他掏出钥匙开门。
一进门口，我就看到两个约莫三呎多高的玻璃花瓶里装满了七彩的玻璃珠。
“你走了之后，我每天都买一些玻璃珠回来，到外地工作时，又买一些，就买了这许多。”他说，“希望有一天你能看到。”
我捡起一颗玻璃珠，放在灯光下，晶莹的玻璃珠里有一株锯齿状的小草。
“这是什么草？”我问文治。
“这是我在英国买回来的，里面藏着的是蓍草。”
“蓍草？”
“九月的欧洲，遍地野花，暮色苍茫中，人们爱在回家的路上俯身采摘几朵蓍草开出的白色小花，带回去藏在枕头底下。英国一首民谣说：
“有一个传说，对蓍草说三次再见，就能够重遇自己喜欢的人。”他微笑说，“我试过了，是真的灵验。”
“你来看看。”他带我到其中一个房间，我放在良湄家里的缝纫机和其它的东西，都在那里。
“这间房子是谁的？”我禁不住问他。
“是去年买的，希望你有一天能回来。”
“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我哽咽着问他。
“我并不知道你会回来，我以为你永远不会回来，你说分针倒转来行走，你才会回来。”
我拿出口袋里的浮尘子钟，用手调校，使分针倒转来行走。
“我是不是自欺欺人？”我问他。
“不。”他紧紧地抱着我，再一次，我贴着他的肩膊，重温那久违了的温暖。他的肩膊，好象开出了一朵小白花，只要向它道三次再见，我就能够跟恋人相见。
“你愿意住在这里吗？”他问我，“不要再四处飘泊。”
“你不是说希望我设计的衣服在十二个国家也能买得到吗？”
“在香港也可以做得到的。”
我用手去揉他的脸、头发、鼻子、嘴唇、耳朵和脖子。
“你干什么？”他笑着问我。
杨弘念说，要相信自己双手的感觉。我能够感觉到我爱的是这个人，我双手舍不得离开他那张脸。
他捉着我的手，问我：“你没事吧？”
“我喜欢这样抚摸你。”我说，“你的眼袋比以前厉害了。”
他苦笑。
“嫁给我好吗？”他抱着我说。
我摇头。
“为什么？”他失望地问我。
“这一切都不太真实，我需要一点时间来相信。”
也许，每个女人都希望生命中有一个杨弘念、一个徐文治。
一个是无法触摸的男人，一个脚踏实地。一个被你伤害，为你受苦，另一个让你伤心。一个只适宜作情人，另一个却可以长相厮守。一个是火，燃烧生命，一个是水，滋养生命。女人可以没有火，却不能没有水。
回来的第二天，我跟良湄见面。她改变了很多。一个人，首先改变的，往往是眼睛。她那双眼，从前很明澈，无忧无虑，今天，却多了一份悲伤。
“因为我有一个拒绝长大的男朋友。”她说。
“你跟那个律师怎么样？”
“分手了。”她黯然说。
“为什么？”
“他根本不爱我。”
“你爱他吗？”
她苦笑摇头：“情欲有尽时，大家不再需要对方，就很自然地完了。只有爱，没有尽头。”
“你还是爱熊弼的。”
她摇头：“我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比他更好的。”
我失笑。
“你笑什么？”她问我。
“也许每个女人身边都无可奈何地放着一个熊弼。你不是对他没有感情，你不是没想过嫁给他，偏偏他又好象不是最好的，你不甘心，寻寻觅觅，要找一个比他好的，彷佛这样才像活过一场。时日渐远，回头再看，竟然还是只有他——”
“我不是说过他是我用惯了的枕头吗？用他来垫着我，总是好的。”
“我真的不敢相信他什么也不知道。他连一点蛛丝马迹也看不出来吗？”
“他的实验室就是他的世界。别提他了，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开设自己的时装店。不过手上的资金不是太多，也许只能在商场找一个两、三百呎的铺位，卖自己的设计。”
“我有一个客户在尖沙咀拥有几个商场，我替你找铺位吧，而且我可以请他把租金算得便宜一点。”
“真的？谢谢你。”
“客源你也不用担心，律师会里有很多女律师都是我的朋友，妇女会里也有不少阔太，她们经常去舞会，很需要找人设计晚装。”
“你的关系网真厉害！”
“没办法啦，好歹也要应酬那些女人，她们的丈夫都是我的客户和上司。这些人花得起钱，但是都很挑剔，我看你选的铺位，地点也不能太差。”
“嗯。”
“我还有一些公关界和新闻界的朋友，我可以找他们帮忙宣传一下，在香港，宣传很重要的。”
“你好象我的经理人。”我笑说。
“好呀！你跟随的都是名师，我一点也不担心你没生意。”
“看来我应该找你当合伙人。”
“我只要一辈子免费穿你的设计。”她笑说。
良湄在尖沙咀一个邻近酒店的商场替我找到一个铺位。我请了一个女孩子当售货员。除了替人设计晚装，店里就卖我的设计。
文治有空的时候，就替我拿布料、送货，替我管帐。为了方便搬运布疋，他把机车卖掉，换了一辆小房车。
从纽约回来之后的那四年，是我们过得最快乐的日子。我是个没条理的人，家里的东西乱放，他却是个井井有条的人，虽然时常会因此吵架，却使我更深信，他是和我厮守的人，只有他，可以照顾我。
时装店的生意很好，九五年初，我们迁到商场里一个比原本那个铺位大五倍的铺位，也请了几个新的职员，还有专业的会计师，文治不用再花时间帮我。
因为替一些名流太太设计晚装，她们时常向传媒提及我，我有了一点点知名度，但是我也从此放弃了替人订做晚装，我实在不喜欢那种生涯，我希望我的设计能穿在更多人的身上。店里开始售卖成衣。
文治的处境有些不同。方维志离开电视台自组公关公司，他邀请文治合伙，但文治还是喜欢当新闻编辑，他拒绝了。
九月中，一份财力庞大的新报纸开始筹备，邀请他过去当总编辑，薪水是他目前的两倍。电视台挽留他，只是加薪百分之五十，文治还是留下来了。
“你为什么不走？这是好机会，是你两倍的月薪。”我说。
“单单为钱而做一个决定，我会看不起自己。”他说。
“即使不为钱，也应该出去闯闯，你在电视台已经那么多年了。”我劝他。
“就是因为那么多年，所以有感情。”他坚持。
我不再劝他，我知道他不会改变，他是个重情义的人，有时候，我会埋怨他太重情义，可是，这种男人，却是最可靠的。
结果，他的一个同学当上了那份报纸的总编辑，那份报纸推出之后，空前成功。
当日挽留文治在电视台的那位主管却因为权力斗争，黯然引退。新来的主管，跟文治不太合得来，而且他也有自己的亲信。
在他不如意的日子，我却要到日本办我的第一场时装表演。这次是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我成为香港其中一位代表的时装设计师，而且可以在日本推广我的设计，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那天早上，文治开车送我到机场，他一直没怎么说话。
“到了日本，我打电话回来给你。”
“你专心工作吧，不要分心，这次演出很重要的，是你第一次在香港以外举办时装表演。”
我轻抚他的脸。
“什么事？”他问我。
“如果工作得不开心，不如辞职吧。”
“我有很多理由可以离开，也有很多理由留下。我一走了，我那组的记者，日子更难过，有我在的话，我会力争到底。”
“我打电话给你。”登机前，我匆匆跟他吻别。
在东京，我的设计获得很好的评价，还接到一批订单，回到酒店，我立刻打电话给文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恭喜你。”他说。
他说话很慢，好象喝了酒。
“你没事吧？”我问他。
“没事。”
“我很担心你——”
他失笑：“傻瓜，一直以来，也是我担心你——”
“那你为什么要喝酒？”
“因为你不在我身边——”
“我很快就回来。”我像哄小孩一样哄他。
“蜻蜓，嫁给我好吗？我害怕你会离开我。”他情深地说。
“我为什么会离开你？”
他沉默无话。
“我不会的，除非你要我走——”
这个我深深地爱着的男人，从来不曾像这一晚，脆弱得像一个孩子，我真的开始担心他。
从日本回来，他没有再向我求婚。如果我当时嫁了给他，过着我曾经幻想过的、幸福的日子，也许，我们从此就不会分开。
那天，方维志的公关公司乔迁之喜，我和文治一同出席酒会。
方维志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我正需要一间公关公司替我推广和担任我的顾问，顺理成章，我也成了他们的客户。
“你看！”方维志拿了一本我做封面的本地女性杂志给我看，“今天刚出版，照片拍得很不错。”
“对呀，”高以雅说，“他们说你是本地最漂亮的时装设计师。”
“你女朋友现在是名人了！”方维志取笑文治，“以后要看牢她，别让其它人把她抢走。”
文治看着我，笑了一笑。
如果我真的成功，他的功劳怎能埋没？没有了爱情，没有了他的鼓励，我什么也不能做。
这一天，我也见到熊弼。他不太习惯这种场面，良湄四处招呼朋友，他却站在一角自顾自的吃东西。
“怎么啦？科学家。”我调侃他。
“恭喜你，良湄说你的发展很好。”他谦虚地说。
“全靠她帮了我一大把，她的发展也很好呀。”
“她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子——”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说这话时，表情是悲伤的。
“你和良湄一起都有十年吧？”
“她常说我这十年没有长大过。”
“那不是很好吗？至少没有老。我们天天在外头挣扎，老得很快的，真的不想长大。”
“长大是很痛苦的。”他幽幽地说。
“你们在说些什么？”良湄走过来问我们。
熊弼把手轻轻放在她的肩膀上，她的身子靠着他。是的，他是她的枕头，不是羽毛做的，不是棉花制的，而是茶叶制的枕头。这种枕头永远不会衰老，不需更换，用久了，失去了茶叶的香味，只要放在阳光下，晒一晒，又重新嗅到茶叶香。良湄这天之前才告诉我，一个任职广告界的男人正热烈地追求她。
“你不是说要回去开会吗？”良湄问他。
他看看手表：“是的，我走了。”
“再见。”他微笑着，轻轻跟我挥手，像个小孩子那样。
“你的茶叶枕头走了。”我取笑良湄。
文治不是我的茶叶枕头，他是我睡一辈子的床。
这一刻，文治一个人站在一角，像一个局外人一样。
“如果文治当天和我哥哥一起离开电视台，说不定比现在好呢。”良湄说。
“他现在也很好，他喜欢这份工作。”我立刻维护他。
“现在报告新闻那个男人长得很帅呀！”高以雅跟文治说。
“是的，听说艺员部也找他去试镜。”文治说。
“我还是喜欢看文治报告新闻，帅有什么用？”方维志搭着文治的肩头说，“最紧要是可信。”
我微笑望着文治，他在微笑中，显得很失落。
一起回家的路上，我问他：
“你是不是后悔自己做过的一些决定？”
“你说的是哪些决定？对于你，我没有后悔。”
“我是说工作上的。”
“没有。”
他说过，男人总是放不下尊严，碍于尊严，他在最亲密的人面前，也不会承认自己做错了某些决定，但是，他忘了，我总能够看出他的失落。他在电视台工作得不如意，新人涌现，他失去独当一面的优势，他愈不离开一个地方，愈再难离开一个地方。如同你愈不离开一个人，也愈难离开他。
“你永远是最出色的——”我握着他的手说。
“谢谢你。”
回到家里，我忙着收拾，三百多呎的房子已经愈来愈不够用了。
“我们换一间大一点的屋好吗？”
“为什么？”
“我们的东西愈来愈多了。”
“我手上的钱不是太足够。”
“我有嘛！”
“不可以用你的钱。”
“为什么不可以？”
“总之不可以。”
“是谁的钱有什么关系？”我跟他争辩。
“不要再说了。”他坚持。
几天之后，良湄打电话给我，说：
“我刚刚去看房子，在湾仔半山，环境很不错，我已决定要一间，我楼上还有一个单位，你有没有兴趣？”
“你为什么要买房子了？”
“自己住嘛，又可以用来投资，面积不是太大，约九百呎吧。你也该买些物业保值，钱放在银行里会贬值的，你不是说现在不够地方用吗？”
“我跟文治商量过了，他不赞成。”
“那房子真的很漂亮，是我一个客户的，装修得很雅致，你一定喜欢的，如果你也买一间，我们就是邻居，你去说服徐文治吧。”
“他不会答应的。”
“那你就别告诉他，怎么样？现在楼价每天都在升呢，你要快点决定。”
“现在可以去看看吗？”
“当然可以。”
我瞒着文治去看房子，谁知一看就喜欢得不得了。
“你先买了再告诉他吧。”良湄说。
两个月后就可以搬过去，我一直盘算着怎样告诉文治。我愈拖延，我愈不知道该怎样说。终于，在我要出发到巴黎开一个小型的个人时装展前夕，我跟他说了。
那天晚上，他特地跟同事调了班陪我在外面吃晚饭。我们去吃印度菜。
女侍应又送来了一盘幸福饼。
我拿了一块，里面的签语是：
人能够飞向未来，却不能回到过去。
“人能够飞向未来吗？”我问文治。
“只要发明比光速快的交通工具，人类理论上是可以飞向未来的。”
“根本不可能有比光速快的交通工具。”
“但是人，一定不能够回到过去，时钟不会倒转来行走，除了你那一个。”他笑说。
“你抽一块嘛。”我说。
他拿了一块，里面的签语是：
年少时，满怀梦想与憧憬，为何你忘了？
“这句是什么意思？”我问他。
“也许要将来才知道。”他苦笑。
“我有一件事情想告诉你，但你不要生气。”
“什么事？”他笑着问我。
“你要先答应不能生气。”
“好吧。”
“我买了房子。”我战战兢兢地说。
他的脸色立刻沉下来。
“是良湄叫我买的，她买了同一幢大厦另一个单位，房子在湾仔半山，九百多呎，有三个房间，很漂亮。”
“你什么时候买的？”
“一个多月前——”
“你现在才告诉我？”他生气地说。
“你答应不会生气的。”
“你是不是要自己搬出去？”
“当然是和你一起搬——”
“我不会搬过去的。”他斩钉截铁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分你我？”
“我知道你现在赚钱比我多，但我不会花你的钱。”
“你为什么这样固执？”我开始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我面前，“我今天刚从人事部拿了一份职员买房子的低息贷款计划书，看看可不可以向公司借钱换一间大一点的房子，你已经自己买了。”
我看着那份文件，心里很内疚。
“你拿了电视台的低息贷款，几年内也不能离职，会给人家看扁你的，你宁愿这样也不肯用我的钱吗？”我企图说服他。
“我们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了，你已经不再需要我。”他站起来，哀哀地说。
“谁说的？”我哽咽。
“是现实告诉我的。”
他撇下我在餐厅里，我追出去。
“你不守诺言，你答应过不会生气的。”
“我们分手吧。”他冷漠地说。
“你说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会有很辉煌的成就，我只会阻碍你发展——”
“不会的。你不是也替我高兴的吗？”
“是的，看到你发展得那么好，我很替你高兴，你是我爱的人，你有成就，我也觉得光荣，甚至有时候，我也觉得我有一点贡献。”
“你是我所有创作的动力，你为什么不了解我？我一直以你为荣。”
“我们再在一起的话，我只会成为你的绊脚石。我走了，你以后不必理会我的喜恶，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你真的这样想吗？”
他凄然点头。
“我明天就要去巴黎了，你就不能好好的跟我谈一谈吗？”
“对不起，我做不到。”
他撇下我在街上。
我一个人回到那无人的房子。
我当天为谁回来？
我为了谁而要成名？
但是我竟然失去了他。
我努力，好使自己活得灿烂，配得起他，我要胜过他以前的女人。他却不能理解我为他所做的。
天亮了，他还没有回来。
我下午就要离开，他竟然那么残忍不回来见我。
我拿着行李到机场，希望他在最后一刻跑来，可是，我见不到他。
我从巴黎打电话回来，家里没人接电话。曾经，我不也是一个人在巴黎吗？那个时候，我在这里惦念着他，他打长途电话来安慰受到挫败的我，温柔的关怀，耳边的叮咛，仍然在心中，那些日子为什么不再回来？
<er h3">（2）
巴黎的时装展结束后，当地一本权威的时装杂志总编辑歌迪亚建议我在巴黎开店。
“我可以吗？”我受宠若惊。
“已经有几位日本设计师在巴黎开店，你的设计不比他们逊色。当然，如果真的打算在巴黎发展，就要花多些时间在这里。”
“我考虑一下。”
“香港的事业放不下吗？这可是个好机会，别忘了这里是欧洲，很多人也想在巴黎开店。”
“放不下的，不是事业，是人。”我说。
“是的，放不下的，通常都是人。我们放下尊严、放下个性、放下固执，都只因为放不下一个人。”
“有一个人放不下，活着才有意思。”我说。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却没有把握能够再和文治一起。
从巴黎回来，踏出机场，我看到他羞涩地站在一角等我。我冲上去，紧紧地抱着他。
“对不起。”他在我耳边说。
“我以为你以后再也不理我。”
“我做不到。”
“和我一起搬过去好吗？如果你不去，我也不去。”
他终于点头。
搬到新屋以后，良湄就住在我们楼下，熊弼仍然住在大学的教职员宿舍，偶尔才在良湄家里过夜。良湄也不是时常在家里的，她有时候在傅传孝家里过夜。傅传孝是广告公司的创作总监，我见过他几次，良湄好象真的爱上了他。傅传孝也是有女朋友的。
我无法理解这种男女关系，既然大家相爱，那何不回去了结原本那段情？为什么偏偏要带着罪疚去欺骗和背叛那个爱你的人？
“因为我爱着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男人，你不是也说过，每个女人生命里，都应该有一个杨弘念、一个徐文治吗？”良湄说。
“但我不会同时爱着他们。”
“没有一种爱不是带着罪疚的。罪疚愈大，爱得愈深。徐文治对你的爱，难道不是带着罪疚吗？”
“有罪疚不一定有爱，许多男人都是带着罪疚离开女人的。”我说。
“那是因为他对另一个人的罪疚更深。”
“文治为什么要对我觉得罪疚？”
“他觉得他累你在外面飘泊了好几年，如果他能够勇敢一点，如果不是那次地震，你就不会一个女孩子孤零零去纽约，这是他跟哥哥说的。”
那天晚上，我特地下厨弄了一客意大利柠檬饭给文治，这个饭是我在意大利学到的。
“好吃吗？”
“很香。”他吃得津津有味，“为什么突然下厨，你的工作不是很忙吗？”
“因为我想谢谢你——”
“为什么要谢谢我？”
“谢谢你爱我——”我从后面抱着他，“如果没有了你，我的日子不知怎么过。”
“也许过得更自由——”
“我才不要。”
这个时候，传真机传来一封信。
“会不会是给我的？”他问。
“我去拿。”
信是歌迪亚从巴黎传真来的，她问我到巴黎开店的事考虑过没有？她说，想替我作一个专访。
“是谁的？”文治问。
“没用的。”我随手把信搁在饭桌上，“我去厨房看看柠檬派焗好了没有？”
“你要到巴黎开店吗？”他拿着那张传真问我。
“我不打算去。”我说。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没时间——”我把柠檬派放在碟子上，“出去吃甜品吧。”
“真的是因为没时间吗？”
“我不想离开你，这个理由是不是更充分？”我摸摸他的脸。
“你不要再为我牺牲。”
“我没有牺牲呀。”
“你不是很想成名的吗？”
“我已经成名了。”
“在巴黎成名是不同的。”
“即使在那边开店，也不一定会成名，在香港不是已经很好吗？”
他显得很不开心。
“我并没有牺牲些什么，我不是说过讨厌别离吗？”我抱着他，幸福地把脸贴在他的脖子上。
“你不是也说过不想做一只蓑衣虫，一辈子离不开一件蓑衣的吗？”
“如果你就是那件蓑衣，我才不介意做一只蓑衣虫。”
他轻抚我的头发说：“我不想你有一天后悔为了我，而没做一些事。”
“我不会。”我说。
九六年十二月里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在家里，良湄来按门铃。
“你还没睡吗？”她问我。
“没这么早。”
“我和傅传孝的事让熊弼知道了。”
“是谁告诉他的？”
“有人碰见我们两个。”
“那你怎么说？”
“当然是否认。”她理直气壮地说。
“他相信吗？”
“他好象是相信的。他是个拒绝长大的男人，他不会相信一些令自己伤心的事。”她苦笑。
“你跟傅传孝到底怎样？”
“大家对大家都没要求、没承诺，也没妒忌，这样就很好，不像你和文治，爱得像柠檬。”
“什么像柠檬？”我一头雾水。
“一颗柠檬有百分之五的柠檬酸、百分之零点五的糖，十分的酸，一分的甜，不就像爱情吗？我和傅传孝是榴槤，喜欢吃的人，说它是极品，不喜欢的说它臭。”
“那熊弼又是哪一种水果？”我笑着问她。
“是橙。虽然没个性，却有安全感。”
“你改行卖水果吗？”
“你说对了一半，我这阵子正忙着处理一宗葡萄诉讼案，正牌的葡萄商要控告冒牌葡萄的那个。”
良湄走了，我在想她说的“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文治回来时，我问他：
“如果爱情有十分，有几多分是酸，几多分是甜？良湄说是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是吗？”
“没有那十分的酸，怎见得那一分的甜有多甜？”
原来，我们都不过在追求那一分的甜。
我们吃那么多苦，只为尝一分的甜。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第二天是周末，下午，良湄来我家里一起布置圣诞树。文治从电视台打电话回来。
“良湄在吗？”他很凝重的问我。
“她正巧在这里，有什么事？”
“熊弼出了事。”
“什么事？”良湄问我。
熊弼在大学实验室里做实验，隔壁实验室有学生不小心打翻了一瓶有毒气体，熊弼跑去叫学生们走避，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结果吸入大量有毒气体。他自行登上救护车时，还在微笑，送到医院之后，不再醒来。医生发现他肺部充满了酸性气体，无法救活。
良湄在医院守候了三天三夜，熊弼没机会睁开眼睛跟她说一句话就离开了。
我最后一次见熊弼，是在方维志公司乔迁的酒会上，他落落寡欢地站在一角。他幽幽地跟我说：“长大是很痛苦的。”现在他应该觉得快乐，他从此不再长大了。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再见。他像小孩子那样，轻轻地跟我挥手。
别离，成了诀别。他永远不知道，他爱的女人，一直背叛他。背叛，是多么残忍的事。
丧礼结束之后，我在良湄家里一直陪伴着她。傅传孝打过几次电话来，她不肯接。她老是在客厅和厨房里打转。
“那个葡萄商送了几盒温室葡萄给我，你要不要试试？”她问我。
我摇头。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你要不要吃点什么的？我想看着你吃东西。”
我勉强在她面前吃了几颗葡萄。
又过了一会儿，她老是走到厨房里，不停地洗手。
“良湄，你别再这样。”我制止她。
“他临走的前一天，我还向他撒谎。”她哀伤地说。
“你并不知道他会发生意外。”我安慰她。
“他是不是不会再回来？”她凄然问我。
我不晓得怎样回答她。
“我想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听说每个人在天上都有一颗星，他死了的话，属于他的那颗星就会殒落。下一次，你看到流星，就跟流星说对不起吧，他会听到的。”
“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不会这样对他。”她含泪说。
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懂得珍惜眼前人？在未可预知的重逢里，我们以为总会重逢，总会有缘再会，总以为有机会说一声对不起，却从没想过每一次挥手道别，都可能是诀别，每一声叹息，都可能是人间最后的一声叹息。
我安顿良湄睡好，回到自己家里。
“她怎么了？”文治问我。
我一股脑儿扑进他怀里。
“我们结婚好吗？”我问他。
他怔怔地望着我。
“你肯娶我吗？”我含泪问他。
他轻轻为我抹去脸上的泪水说：
“我怎么舍得说不？”
“我们明天就去买戒指。”我幸福地说。
第二天，我们到“蒂芬妮”珠宝店买结婚戒指。
我选了一对白金戒指。
“这个好吗？”我把戒指套在左手无名指上，问文治。
“你喜欢吧。”他说。
“你也试试看。”我把戒指穿在他的无名指上。
“有我们的尺码吗？”我问售货员。
“对不起，两位的尺码比较热门，暂时没有货。”她说。
“什么时候会有？”我问。
“如果现在订货，要三个月时间。”
“三个月这么久？”我愣了一下，“不是空运过来的吗？”
“不错是空运，但戒指是有客人订货才开始铸造的，全世界的‘蒂芬妮’都集中在美国铸造，所以要轮候。你知道，很多女孩子只肯要‘蒂芬妮’的结婚戒指。”
“真的要等三个月？”我问。
“两位是不是已经定了婚期？”
“还没有。”文治说。
“要不要到别处去？”我问文治，“三个月太久了。”
“你喜欢这枚戒指吗？”他问我。
我看着手上的戒指，真的舍不得除下来。我念书时就渴望将来要拥有一枚“蒂芬妮”的结婚戒指。
“既然喜欢，就等三个月吧。”文治说。
“对呀，结婚戒指是戴一辈子的，反正两位不是赶婚期。”那位售货员说。
“你替我们订货吧。”文治说。
“谢谢你，徐先生。戒指来到，该通知哪一位？”
“通知我吧。”我说。
那位售货员开了一张收据给我们。
“戒指来到，可以刻字。”她说。
我珍之重之把单据藏在钱包里。
三个月，太漫长了。我紧紧握着文治的手，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三个月后，会一切如旧吗？
“我们是不是应该到别处买戒指？”我再三问他。
“你担心什么？”他笑着问我。
“我想快点嫁给你。”
“都那么多年了，三个月就不能等吗？”他笑我。
我们不也曾三番四次给时间播弄吗？却再一次将爱情交给时间。
第二天回到办公室，我把未来三个月要到外地的活动全部取消。我要留在文治身边。
一天，他喜孜孜地告诉我，他和一个朋友正在做一宗把推土机卖到国内的生意。
“国内修筑公路，需要大量的推土机，但是省政府没有足够的钱买新的机器，马来西亚的瑞士制旧推土机，经过翻新之后，性能仍然很好，达到新机的七成水准，价钱却只是新机的三成。我们就把这些推土机卖给公路局，一来可以帮助国家建设，二来可以赚钱，利润很不错。”他踌躇满志地告诉我他的大计。
“你那个朋友是什么人？”
“他是做中国贸易的，是我中学的同学，我们偶然在街上碰到，他跟我提起这件事，他原来的伙伴因为不够钱而退出，但是马来西亚那边已谈好了，现在就要付钱。”
“他为什么要找你合作？”
“他的资金不够，我们要先付钱买下那批翻新了的推土机，所以他要找人合作。我是记者，又曾经到国内采访，他觉得我可靠，我们过两天就会上去跟公路局的人见面。”
“你这个同学靠得住吗？”
“我们中学时很谈得来的，你以为我会被人骗倒吗？”
“当然不会，但你毕竟很多年没见过他——”
“我和他一起去见公路局的人，还有假的吗？”
“你为什么忽然会有做生意的念头？你从前不是不喜欢做生意的吗？”
“这是很有意义的生意。”他拍拍我的头说，“放心吧。”
“要投资多少？”
“不需要很多。”他轻松地说，我看得出他投资了很多，为了不想我担心，故意装着很轻松。
我总是觉得他过份乐观。他这个人太善良了，根本不适合做生意。
良湄日渐复原过来，为免刺激她，我和文治决定暂时不把结婚的事告诉她，况且我们根本没打算大事庆祝。
那天，她心情比较好，我陪她到中环那间印度餐厅吃午饭。
“你还有见傅传孝吗？”我问她。
“偶然也有见面，别误会，我们现在是朋友，不是以前那一种，事实上，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我一直以为熊弼是个拒绝长大的男人，实际上，他是个勇敢的人，他在那个关头，仍然愿意最后一个离开。我怎么可能爱上其它人呢？最好的那个就在我身边。”
“我们总是过后才知道。”我说。
饭后，女侍应送来一盘幸福饼。
“你要一块吧，我不敢要。”良湄说。
我拿起一块幸福饼，剥成两瓣，取出签语。
“写些什么？”良湄问我。
签语上写的是：
离别与重逢，是人生不停上演的戏，习惯了，也就不再悲怆。
“离别了，不一定会重逢。”良湄说。
我要跟谁离别，又跟谁重逢？
跟良湄分手之后，我到超级市场买酒，还有二十天就是三个月了，我要买一瓶酒留待拿结婚戒指的那天跟文治一起庆祝。
在那里，我见到杨弘念，我们离别了又重逢，原来签语上说的，就是他。许多年不见了，他沧桑了很多。这几年来，他也在洛杉矶和加拿大那边发展。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首先开腔。
他手上捧着几瓶白酒，说：“回来一个多月了。”
“哦。什么时候改变口味的？那边有‘天国蜜桃’。”
“我现在什么都喜欢尝试，近来爱上这个。”
“是这样——”
“听说你要结婚。”
“你怎么知道？”我惊讶。
“有人看到你去买结婚戒指。你忘了你现在是名女人吗？年轻、漂亮，是时装界的神话，很多人认得你。”
“是的，我快要结婚了。”
“是不是嫁给那个新闻播报员？”
我点头，问他：“你近来好吗？”
“怎可能跟你比较，你是如日中天。”
“没有你，也没有我。”我由衷地说。
“只有人记得周蜻蜓，怎会有人记得她是杨弘念的徒弟？”他笑得很苦涩。
“你教了我很多东西。”
“你很幸运，我真妒忌你。”
“我很努力，你不是说过我会很好的吗？”
“我没想到你可以去到这个境界。”他眼里充满了忌恨。
我从没想过他会妒忌我，妒忌得如此苦涩。他从前的高傲，彷佛一去不回。我曾经以为，他深深地爱着我，难道那一切都是假的吗？抑或，他对我的爱，从来也是出于妒意，因为想占有，因为想控制，所以自己首先失控。那个红玫瑰和夜莺的故事，不过是一个他自我催眠的故事。
“再见。”他说。
“再见。”我跟他说。
我不想再见到他。
那天晚上，我幸福地睡在文治身边，紧握着他的手，那样我觉得很安全。文治却在床上辗转反侧。
“有什么事吗？”我问他。
“没事。”他说。
“是不是那批推土机出了什么问题？”
“那批机器没问题。”他说。
接着那几天，他总是愁眉深锁。
那天晚上，良湄走来找我。
“文治不在吗？”她问。
“还没有回来，我刚好想找人陪我吃饭，你有空吗？”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她凝重地说，“关于文治的。”
“什么事？”
“外面有人说他卖一些不能用我推土机到国内，欺骗省政府的金钱。”
“谁说的？”
“是电视台新闻部的人传出来的。有记者上去采访别的新闻，公路局的干部告诉他，文治跟他的朋友把一些只有两成功能，完全不合规格的推土机卖给他们，那个干部认得文治是香港记者。听说他们已经扣起打算用来买推土机的钱。”
到了晚上，文治回来。我问他：
“推土机的生意是不是出了问题？”
“你听谁说的？”
“无论外面的人怎样说，我只会相信你。”
“那就不要问。”
“但是我关心你，外面有些传言——”
“是吗？你已经听到了。”
“我不相信你会欺骗别人。”
他突然惨笑：“是我被人欺骗了！怎么样？那些马来西亚的推土机根本不能用，他骗我说有原来的七成性能。明明已经用了五年，他骗我说只用了两年。”
“现在怎么办？”
“同行都知道我卖没用的推土机欺骗同胞——”他沮丧地坐在椅子上。
“你应该澄清一下。”
“有什么她澄清的？”他伤心地说，“我根本就是个笨蛋，我竟然笨到相信一个十多年没见的人，什么卖推土机帮助国家，我连这种骗术都看不出来！”
“那是因为你太相信朋友。”我安慰他。
“不，那是因为我贪心！我想赚大钱。我想放手一搏，不想一辈子待在电视台里！我不想别人说我女朋友的名气比我大，赚钱比我多！我害怕失去你。我是不是很幼稚？”他哽咽。
我走上前去，抱着他：“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们都快结婚了。”
“这是现实。”他含泪说。
我替他抹去眼角的泪水：“我们做的根本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我从来没有这样想。你知道我多么害怕失去你吗？”
我轻轻抚摸他的脸、眼睛、鼻子和嘴唇，“我喜欢这样抚摸你，永远也不会厌倦。”
他紧紧地抱着我，我坐在他大腿上，轻轻用鼻子去揉他的脖子。罪魁祸首也许不是那个卖推土机的骗子，而是我。他本来是个出色而自信的人，因为爱我，却毁了自己。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滴在他的肩膊上。
“对不起，我不能够跟你结婚。”他说。
“为什么？”我愣住。
“我们所走的路根本不一样——”他难过地说。
“不会的。”我抱着他不肯放手。
“你还记得幸福饼里的签语吗？是的，年少时候的梦想和憧憬，我已经忘了，我现在是个俗不可耐，充满自卑的男人。”
“不，你不是。”
他拉开我的手，站起来说：
“别这样。”
“我爱你。”我不肯放手。
“我也爱你。”
“那为什么要分开？”我哭着问他。
“因为用十分的酸来换一分的甜是不能天长地久的。”
“我不明白。”
“你明白的，只是你不肯接受。没有了我，你会更精采、更成功。”
“没有了你，成功有什么意思？我不要成功！我们可以像从前一样，我们以前不是很开心的吗？”我哀哀地说。
“人也许能飞向未来，却不可能回到过去。你忘记了那句签语吗？幸福饼的签语是很灵验的。”他凄然说。
“我们那么艰苦才能够走在一起，不可能分开的，我不甘心！”
“对不起。”
他收拾东西离开，临行前，深深地吻了我一下，说：“祝你永远不要悲伤。”
他走了，真的不再回来。
那年我在伦敦买给他的花仙子银相框，依然放在案头上。上面镶着一张我的照片、一张他的照片，还有那张我们儿时在公园里偶尔相遇的照片。
叶散的时候，你明白欢聚。
花谢的时候，你明白青春。
九七年三月，我们分手了。
十多天后，“蒂芬妮”珠宝店通知我，我们要的那一对结婚戒指已经送来了，随时可以去拿。
我独个儿去领回戒指。
“要刻字吗？”女售货员问我。
“不用了。”
难道我不知道这戒指是为谁而买的吗？
我早就说过，三个月太久。
我把两枚戒指都戴在身上，我自己的那一枚，套在左手无名指上，他的那一枚，我用一条项链挂在脖子上。
我没有找他。他曾给我最好的爱，也因此，我不敢再要他为我而毁了自己。
他申请长驻北京工作，我只能偶尔在新闻里看到他。
不合理的联系汇率维持了十四年，依然没有改变，我们的爱情，却已经变了。
他不在，我孤身走遍世界，为了那所谓的成名奋斗。
九七年五月，暮色苍茫的夏天，我从纽约回来，跟良湄在中环那间印度餐厅吃饭。
“他步上救护车的时候还在微笑，下一刻却不再醒来，他这样突然地离开，我怎可以忘记他？十年后，二十年后，也不可能。我只能忘记他所有的缺点。”
我失笑。
“你笑什么？”她问我。
“令爱永恒的，竟是别离。”我说。
“是的，唯一可以战胜光阴的，就是回忆。”
末了，女侍应送来一盘幸福饼。
“随便拿一块，看看你的运程。”侍应殷勤地说。
“我不敢要，你要吧。”良湄说。
我随手拿了一块幸福饼，取出里面的签语纸。纸上写着：
人生便是从分离那一刻萌生希望。
六月份在香港的个人时装展上，我用数千颗玻璃珠做了一件晚装，穿在模特儿身上，成为该天的焦点。在璀璨灯光下的玻璃珠，像一颗颗晶莹的眼泪，这是一袭离别的衣裳。
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一个新的时代降临，整天下着滂沱大雨，是我们相识的那场雨，我穿著那件柠檬黄色的雨衣，一个人走在时代广场外面。偌大的电视屏幕上，播出了离别之歌。
“离别本来就是人类共通的无奈。”我听到文治的声音说。
蓦然回首，他在电视屏幕上，人在北京。
他依然是那样沉实而敦厚，使人义无反顾地相信。
如果可以从头来过，我依然愿意用十分的酸来换那一分的甜。
只是，人能够飞向未来，却不能回到过去。
离别了我，他也许活得更好。我们努力活得灿烂，期望对方会知道。在未可预知的重逢里，我们为那一刻作好准备。
“记者徐文治在北京的报导。”他殷殷地说。
“祝你永远不要悲伤。”我彷佛听到他这样说。三月里的幸福饼，我们一起吃的第一块幸福饼，不是这样说的吗？
电视画面消去，我想留也留不住。
广场上，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看着国旗升降，他曾送给我十二颗藏着国旗的玻璃珠，祝愿我成功。如果成功的代价是失去了他，我不愿成功。
雨愈下愈大，我不舍得跟屏幕告别，然而，爱，是美在无法拥有。
走着的时候，脖子上的结婚戒指叮叮作响。谁又可以控制明天的雨？
离开广场，我一个人，走到那家印度餐厅，等待那一盘幸福饼。
“随便抽一块，占卜你的运程。”女侍应微笑说。
我拿起一块幸福饼，只是，这一次，我不敢再看里面的签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