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同本愿寺关系真正好的，是被幕府架空了的皇室。 .
战国时代，群雄并起，你方唱罢我登场，天皇被这个幕府、那个大名，倒腾来、倒腾去，长年蹿一种风雨飘摇的状态之中，本愿寺看出便宜，主动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香火钱，向天皇“进贡”这笔钱，数目或许不是很大，但对于穷嗖嗖的天皇来说，已算得上雪中送炭了。
于是，投桃报李，天皇锡赐本愿寺“御门迹”、门主“权僧正”这成为本愿寺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以及进一步开扩展势力的最重要的凭藉。
另外，既然土地、人民都掌握在幕府、大名手里，天皇只是一个空架子，本愿寺和皇室之间，便不存在任何前述大寺、大名之间的那种利益冲突，彼此只有需求而无冲突，本愿寺的“尊王”，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门主同公卿之间的世代联姻，既是“尊王”之必然，同时，也反过来加强了本愿寺“尊王”的倾向，将本愿寺和皇室更紧密的捆绑在一起。
而“尊王”和“倒幕”，在这个时代的日本，是有某种必然的逻辑联系的。
靠
关卓凡重重的透了口气，心说，原时空的“倒幕”，本愿寺似乎并没怎么掺和呀，本时空，怎么就跳了出来，还扮演了那种“登高一呼”的“首义”角色呢？
他娘的！
他不能不再次提醒自己“埃姆斯密电”一计未售之时便已意识到了的一个重大变化因为自己的介入，时迄一八六八年，本时空较之原时空，已开始“面目全非”了。
自己这个“历史投机者”的“储备”，已经不够用了！
譬如，关卓凡虽然晓得本愿寺在日本的势力很大，可是，这个“大”，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无法确定，目下，这个“大”，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量级上？
他关于本愿寺的“储备”，到德川幕府建立的时候，基本上就“断篇儿”了。
如前所述，“一向宗”惯于在乱世、末世兴风作浪，国家一统、太平时节，大体上就消停了；而“幕末”虽然也算“末世”，但拢共没乱上几年，便尘埃落定，开始明治维新了这大约是本愿寺在“倒幕”中存在感不强的原因之一。
非不为也，来不及也。
另外，也是更重要的，“幕末”不同于日本历史上任何其他一个末世，新、旧的斗争、转化，前所未有，本愿寺自个儿大约也懵逼，搞不大清这个“末世”的状况，就有心再玩儿一次“一向一揆”，一时之间，也不晓得该如何措手？
之后，明治政府大力扶持本土的神道教，打压舶来的佛教，本愿寺虽然顶着“御门迹”的衔头，一样在打压之列。
不久，神道教便瑞教而代之为日本的主流宗教，本愿寺愈发没有多少声息了。
德川幕府建立之后，关卓凡关于本愿寺的唯一鱼儿价值的“储备”，是二战的时候，本愿寺同军国主义混到了一起，提倡“忠皇爱国”，宣传“护国”，并身体力行。
譬如，对战殁者的家庭进行慰问和援助；对伤残士兵进行救护；向前线派遣随军僧，在战地传教、慰问士兵，并为阵亡者安葬和举行法会，等等。
不过，那个时候，整个日本佛教，不论哪个派别，基本上都是这个德性，“一向宗”不过是表现的最积极的一拨罢了。
这几年，关卓凡对日本的攻略和经营，颇费心力，也颇有成绩，然而，由始至终，从未想过要在宗教方面着力。
唉，疏忽了！
既对本愿寺的发难，出乎意料；又不真正掌握本愿寺的底细，于是，闻警之际，便有手足失措之感了。
教训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教训归教训，这场乱子，若只是单纯的“一向一揆”，其实，并不足以令人真正“失措”。
现在毕竟不是战国时代了，本愿寺呢，也毕竟是混“体制内”的，两百六十多年下来，如同幕府的暮气沉沉一样，现今的本愿寺，想来，也一定不比硬懑田信长时的生龙活虎了，若只是本愿寺一家作乱，镇压下去，未必如何为难多半，德川庆喜自个儿就可以应付的来了。
问题是
唉４便依据现幽有限的情报，裹进这场乱子里的，亦明显不止本愿寺一家啊！
还有那一帮子“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维新志士”啊！
不论本愿寺“一向一揆”的能列没有退化、退化了多少，目下，日本遍地干柴，那个明如上人，点几个火头的能力，总是幽；待火烧起来了，“维新志士”顺风纵火，到时候，局面的麻烦，就倍于单纯的“一向一揆”了！
关卓凡有些愤愤的：之前，老子也很有针对性的做了不少的事儿了，还是压不租场乱子？
掰掰手指头
第一，本来，“第二次长州征伐”的兵费，幕府以日本海关税收，逐年向中、美摊还，老子大手一挥，今天的兵费，暂时不必幕府还了往后顺推一年！
就是说，今年日本海关的洋税，中、美两国，暂且不分他的账了。
为了这个，老子还欠了美国佬一个人情呢。
第二，由“庆记”的“庆和会”领衔，“官督商办”，弄了一个“青黄蓄放贷专案”，利息十分克己，低到不能再低，专门贷给农人和兄艺人，帮助他们渡过今年的青黄不接的关口
哎，你们就算要“一揆”，也请往后推一年吧！
据实操的情形看，这个“蓄贷款专案”，效果似乎还不错，申请的人不算少，也很有些感恩戴德的声音出来
既如此，这个“一揆”，怎么还是在今年就爆了出来？
第三，帮幕府从越南进口了一批大米，又杀了十几个囤积居奇的米商，费了不少气力，总算将米价降了下来。
当然，降是降了，不过，算不得什么“大降”，可是，好歹小民勉强能够喝口米粥了不是？
大米是最紧要的民生物资，米价降了，其余紧要民生物资，如棉、茶者，也多多少少的降了一些。
既然饿不死也冻不死了，也能喝的起一点子茶了还要闹？
哼！
第四，“庆记”除了领衔“蓄贷款专案”，还开办了许多善堂、粥厂，恤老怜贫，施医舍药，据说，“颂声一片”啊！
这个，对于化解社会的戾气，不是也该有些助益的吗？
嗯，俺还做了些什么？
对了，还向日本加派了两个营的轩军。
原先日本那儿，已经有了一个“特种合成营”，加上这两个营，日本的驻军，就超过一个团了，真乱了起来，拿这一个团去平乱，自然不够用，不过，多少能收一定的震慑的效用吧？叫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起事之前，三思后行！
不晓得人家有没有“三思后行”？反正，乱子是起来了。
这个“震慑”力度不够？
不，问题不在于震慑的力度够不够，也不在于自己做了多少事儿
问题在于，“第二次长州征伐”之后，导致是次大乱的根本的、深层次的矛盾，不但没用到任何的解决，反而在不断的累积、加深，终于，一发不可收拾了。
事实上，自己也是晓得的，这些矛盾，迟早有再一次爆发的时候而且，力度可能比上一次更加的猛烈。
自己做那些事情，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而只是努力推迟矛盾的爆发。
事实上，自己根本就不想日本真正解决这些“根本的、深层次的矛盾”。
因为，这些矛盾若解决了，日本也就脱胎换骨了！
之后呢？
到时候，不论当政者是谁哪怕还是德川庆喜，日本都会如原时空一般，掉头以中国为敌了吧！
衰败的日本，才是好日本。
可是，这个矛盾的爆发，犹如火山之喷发，这个“推迟”，犹如推迟火山之喷发纵有通天彻地之能，又岂得控制自如？
唉！
该来的，总是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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