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我们将走向融为一体的世界性文化的洪流之中，并且真正使做一个完全清醒的世界公民的梦想成为现实，而这正是人类现状之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赫然醒目的特征。上下5万年的历史第一次横亘在我们面前，展示着人类所经历的每一个生活过程：原始的茹毛饮血的猎人和渔夫；刀耕火种的贫苦山民；仍旧生活于神权或君权统治之下的城市居民；远离都市文明，生活仍和一千年前相差无几的农民；还有那些抛弃了自己古朴雄浑的文化，代之以简拙、粗犷、进化未深的新型文化的民族；有些民族并没有凭借任何外来的干预，却在瞬息之间飞越数千年的文明沟壑，进入现代社会。新几内亚的土著人至今仍然不会计算数目，当他们将一堆马铃薯称作“许多”时，美国航天工程的雇员们却在肯尼迪海角为阿波罗号绕月航行改变航程而精确地读秒。在日本，有一些专门制做特殊礼仪所需的陶器的工匠，时至今日，他们的第13代传人仍然信奉着祖先不准接触陶轮和改变陶器式样的禁忌。在某些落后地区，年长的妇女们找些草药，口中念念有词，为那些初次怀孕的少女解除恐惧；但在世界的另一些地方，人们却在现代化的实验室里分检着人类繁殖的各个阶段，以便为不同的阶段寻找最佳的避孕方法。当野蛮人组成20个人一组的战斗群体跃入敌方阵地，从积冤已有5百年历史的对方部落里捕捉俘虏用来祭神时，国际会议却在严肃地分析核武器的巨大摧毁力。人类5万年的文明历史顷刻间纷至沓来，使我们在须臾之际能够纵览无余。
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景况，事实上缘其本性而言，这种景况今后决不会再度重演。这是因为整个地球已经为我们所掌握，今天，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里已不存在为我们所不知晓的民族，伴随着地球的开发和利用，自然之谜昭然于世，未来的探索将发生在浩瀚的宇宙之间。我们能够和世界各地各种不同的民族进行广泛的交往，凭借着已有的观念去了解他们。而其他民族也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分享着由科学传播的文化，并因此而和我们进行语言上的沟通。早期的人类学家们往往孤身生活在原始部落之中，对那些奇妙的亲族关系进行详尽地调查，而在原始人的眼中，这些学者却是最最愚笨不堪的人。今天，我们能够通过自由的交谈达到相互间的理解；我们共有同一方蔚蓝的天空，在苍天的庇护下，飞机能够载着我们飞越任何崇山峻岭，而边远地区的原始居民也能够通过收音机或录音机了解几乎整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那些落后的原始部落大多并不知道人类文明曾经缔造了璀灿的古老文化。他们对有3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对中东的伟大文明，以及成为现代科学渊薮的希腊和罗马的传统一无所知。但是，他们毕竟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之中，从他们的过去到我们的现在，这一漫长的进程已经大大地缩短，他们对所有新技术和新型组织的渴求已经成为文明与落后相互沟通的共同基础。
在上述事件一一发生的同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其它事件接踵而至，古老的殖民帝国分崩离析，新的民族国家凭借着几个大学毕业生的努力相继诞生，在新的政治下聚集起来的人民需要这种民族国家。从前敢怒而不敢言的被压迫者们，纷纷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觉醒，开始为自己争得更多的权力与自由。小学4年级的孩子们学会了静坐抗议，而大学生们则要求有自由选择教授的权利。强者和弱者，占有者和被占有者，年长者和年轻人，那些有知识有技能的知识分子和那些无知者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往那种认为有学识的人要比没有学识的人拥有更大权力的盲目信念已经被击得粉碎。
不论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如果在这一变化的同时未能创造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了解所有外来文化和原始文化，了解这些文化的成员们为人类文明做出的全部贡献。
1967年，我回到了阔别29年的塔布南村（tambunam），这个村庄位于新几内亚境内的沙比克（Sepik）河畔。文明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这个村子。虽然当时教会已获准进入村中，为孩子们提供学校教育，但宗教仪式仍被明令禁止；虽然战争已经停止，首长们已经迁居它处，但土著居民们仍然喜好建造那种他们自认为漂亮的房屋，生产西（谷）米，并且还是用老方法捕鱼。虽然变化甚微，但毕竟已有了进步。30年代的时候，当人们进入新几内亚境内的村庄时，土著人首先索取的是医药，他们带着溃烂的伤口要求医治，也有人前来交换货物——交换保安剃刀的刀片、鱼钩、食盐、斧头以及布匹。那时他们认为，欧洲人从外界带来了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如果他能留在村子里，就会使那里的居民不断地得到好处。但是，到了1967年，外来的客人首先听到的问话是：
“你带着录音机吗？”
“啊，带了，你要干什么？”
“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别的民族的歌声，我们也想让其他人听见我们的歌声。”
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通过收音机来传播世界文化以及有关每一小型文化部有其独特价值的民主观点，塔布南的村民们听到了新几内亚的音乐，听到了现行政府广播其政策，从而使他们感到自己能够完全平等地参与的新世界广播。情况还不限于此。就说我的同事罗达·梅特劳克斯，他开始录制土著人的音乐，使他们成为颇具水平的欣赏者和录制者，学会了如何听出犬吠、婴儿啼哭一类干扰声——从前没有录音机时，他们从未注意到这些声音，当然也不会注意到村里纷纷扬扬的喧闹声是多么的刺耳，又如何影响着他们的音乐表演效果。可是现在，当他们听到了这些混杂不清、充满噪音的录音时，便很快意识到了这点。现在他们为了求得最佳录制效果，开始考虑到录音时的风向，也学会了根据不同演唱者的音色调整乐器的声音。这、种由于新观念和新技术的传播而产生的敏悟，是人们参与社会科学能力的第一步。他们不但能够分享我们现有的世界，而且也一定能够凭借新的方式为这个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是否将会面临一个新的坏境，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是否会同时扑面而来？今天，我们可以去访问一所施里纳（Shriner）医院，探望那里烧伤的儿童。我们能看到医院环境优美，拥有训练有素而又抱有献身精神的医护人员，他们往往会花费数千小时的时间，仔细医治一位皮肤严重烧伤的儿童。他们小心翼翼地为他移植皮肤，修整面容，尽力使这位勇敢而乐观的孩子恢复其原有的面貌。重造皮肤，安装假肢……，这种为了救死扶伤而进行的专心致志的努力，无疑给不幸者的未来带来了莫大的希望。但是，在同一所医院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位孩子的情况却不容乐观，面对未来他对时，凭着天真与执拗，凭着对生的渴求，却使另外那位乐观的小病友在同样的条件下获得了康复。但是，请不要忘记，那些耗费金钱、时间，创造出妙手回春的奇迹的医生却往往是些对现行的军事政策从无抵牾的人。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每天都有大批的无辜者投身沙场。每一年里，汽油弹烧伤的儿童远远多于施里纳医院所拯救的儿童。当我们一旦领悟到这点，谁的心灵能不为之震颤？“人类就因此而坠入深渊，难以自拔吗？”每一个人都被迫扪心自问。我们之所以坠入深渊，决不是因为先天的本能，决不是因为我们天生的只要强盛就欲图侵犯和禠夺他人——或在孱弱之时也用同样的道理聊以自慰。我们之坠入深渊归咎于那一系列被称之为“文明”的发明，而今天的所谓“文明”是由科学技术和人口爆炸所全力支撑的，这就使人类不能不尾随之，纵然知晓也得踏上所有早期文明曾走过的前定的毁灭之路。但是，此时所毁灭的并不单单是文明，而是整个地球、甚或太阳的历史。
如果我对上述论点深信不疑，那么，人类创造、丰富、传递复杂文化的能力越强，她越将无可置疑地陷入文化的泥淖之中。虽然人类文化包孕了无数伟大的成就，但它最终将导致毁灭和恐怖。啊，或许我不该信口开河。卡姗德拉虽然善卜凶吉，但她的预言却从未被睿智的先知们所信。是啊，有谁会自寻麻烦警告世人末日即将来临？除非有人宣布未来的选择已定，人类要么防范末日降临，要么只有选择来世。人们愈相信世界末日之说，他们就会愈加努力地寻求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地球毁灭之后，人类将移至其它星球生活的假设或许只是一则幻想。而有关上帝已经厌烦人类，在他即将带给我们的巨大灾变面前，信奉他的人将进入天堂，不信奉他的人将坠入万世不劫的地狱的说法，更可能是荒诞不经的欺世之谈。
但是，只要巨大灾变的真实原因不被人所知晓，那么有关上帝将降水火洗劫尘世，但却拯救某些人重建未来世界的传说就永远不会灭绝。正是从这一传说中产出这样一种信念，只要虔诚地信奉上帝，你就能够消灾弥难。正是这一信念给予人们以生的希望，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勇敢而乐观地抗争。他们坚信，作为上帝的选民，将能和上帝同在，获得永生。正由此，人们才一次又一次地在火山坡上重建家园。庄美国堪萨斯州，那里的从未遭受狂风侵袭的小镇上的居民仍然挚信，他们的运气比别人要好，因此永远不会遭受狂风的戕害。在美国的一些社区里，科学家们参加了当地居民反对在他们居住的城市附近设置危险的军事设施的行动，不过请你注意，倘若他们的抗议获得成功的话，那么这些导弹基地将会建造在别人居住的城市附近。利奥·西拉德是位物理学家，作为人类如此杰出的一员却对人类丧失了信心。他提出，基于美国城市之间积极性的自我护益，可以在那些易被选为核摧毁的城市之间建立“人质系统”，以此来防止核战争的爆发。
这些有关人类命运的偏颇观点有时遭到责难，有时也为人们采纳，但无论是以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形式，这些观点都无法驻足于我们目令唯一的交互沟通的世界性模式之中。太空移民的避难设想无法实现，上帝将毁灭人类之大部、拯救其小部的说法也纯属子虚乌有，而盲目的乐观同样不会带来现实的满足。预言家们无法替我们指出经得起推敲的抉择，尽管世界末日论者仍旧在拨动他们的舌簧。他们不仅向我们指出人类已经坠入巨大的人造抑或神造的泥淖之中，任何人都无法逃遁，而且还使我们听他们不分昼夜地描述，为什么人类命运的泥淖是一个无情而封闭的陷阱。对这些预言家们来说，人类凭着现有的养育、教化和环境都无法领悟他们。正因为如此，才有人寻欢作乐：有人弃绝尘世而引火自焚；有人吸毒；也有些艺术家们运用其创造力捉笔涂鸦，努力在这个苍茫的世界上留下点什么。或许关心人类未来的人太少了，所以无法切实地拯救我们自己。除非有一天会有更多的人觉悟，否则人类注定会走向末日。所以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决不以当代的卡姗德拉自居，而只是作为一个经历了二次大战危难的幸存者。在那场似乎不可避免的战争的重压之下；我们尚且能够象一个人那样集聚所有资源去抵御那场灾难，今天我更加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运用人类已有的知识去回避一场尚未确定的巨大灾难，尽管我们的知识仍然十分贫乏。当时的那场灾难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们都曾预计科学和人类文化将就此毁灭，整个西方世界将被法西斯的邪恶文化所吞没。因为这种文化不仅利用科学技术，而且使科学本身违背自由的人性发展。我们曾经预计，在那场灾难之后会有长达百年之久的“黑暗时代”，尽管我们对此所知甚少，但在我们的时空观念之中，欧美文化从此将消匿100年毕竟过于可怕。或许正因为我们所知甚少，才使我们能够正视这种前景。相反，当时却很少有人能够想到所有人类的生命、甚而所有生命会有可能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我们常常在神学的传说和科学的幻想中看到，世间的一切都毁灭了，唯独人类获得了生机。这是一种愚昧的乐观主义，有如我曾经把自己比作～辆卡车，当我被人驾驶着突然面临毁灭性的灾难之际，作为卡车的我首先想的却是司机的儿女立即将成为孤儿，我喃喃自语：“我将照看他们的生活。”
这种乐观主义在给我们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危险。如果单单表现在一个能够体现我们对个人的关心日益增长的孩子身上，这种乐观主义也许能够使整个世界生辉。但是表现在总是在活跃的火山口重建家园的整个社会的成员身上，这种乐观主义却可能导致世界性的灾难。我们所寻求的，正是在个人的乐观和群体的顽固盲目之间建立平衡。获致这种平衡的途径之一，或许是发现那些在他们自己的个体和群体历史上对于乐观主义具有某种超人禀赋的人。然后，我们提供给他们观察和预测的工具，让他们为新建城市而重新选址，不再将目光盯住早已为人所熟悉的活火山的山坡上。而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我认为，我们所以能够站在人类历史交替演化的台阶之上，去洞悉以往所有伟大的文明，只是因为我们对过去了解甚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空白：高大的墙垣早已成为废墟，我们对曾在那里栖身的人们的生活一无所知；我们无法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唱给婴儿们听的歌谣；而那些从未被人提及的贫穷与被压迫者的生活更是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正因为如此，人类的想象才能够描绘历史曾经有过的幻想和绝望。然而历史有如科学，缺乏细节的宏大规划会根本动摇人们的信仰与信任。就象达尔文的进化论刚刚提出，尚缺乏严密论证时，只能激起信奉上帝者的愤怒和证实不信上帝者“弱肉强食”的社会理论。
对海底生物的探查发现，热带海洋中许多色彩鲜明的生物都群居于特殊的小生境中，而那些未经特殊分化的生物却能够随意地改变栖息地。象这类对生物的生存机制所进行的每一次详致的考察，都消蚀着我们起初对适者生存观点过分敏感的反应。比如，在我们科学地研究了旅鼠（生活在北极的一种动物。译者注）和兔子之后，就能够明白这类动物的死亡本能，不过是它们体内的酶系统对食物多寡情况作出的自然反应。
每一种有关世界的看法一旦以粗鄙而夸大的理论形态出现，都会使我们误入歧途。比如，我们曾经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弱内强食的自然现象的翻版，把人类看成是人们能够随意操纵的机器，甚至把人本身看成是和机器一样的、能够迅速大批复制的东西。但是，今天随着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新的工具和较好的观察、分析方法的运用，已经改变了以往那些粗鄙盲目的观点，消除了由于对新生的复杂事物过分敏感而带来的绝望。
人类的合适行为将不再根据某一因素或某些因素的随意的多方解释来鉴定，说什么失去的将由获得而保持平衡，而获得同时又必然意味着整个体系中某些方面的失去。这种随意的多方解释现象到处可见：比如，付出地力枯竭、河流污染的代价，谷物就会丰收；而在社会经济方面，一国的经济发展必然意味着他国的经济损失。代替那种单一的孤立机体或细胞模式，我们可以运用一种生物模式，特别是一种生态模式——这种模式的基础是许多生物共同生活于某个单一环境而构成的复杂系统。在这一模式中，同一系统内一部分的收获也是另一部分的收获。寄生物和寄主互为依存，当内部的平衡受到破坏，必须有一新的适应时，变化就发生了。我们可以用反熵状态代替传统的得与失的计算，信息的集中反而改变了分散的趋势。如果人类一方面利用另一方面却摒弃先前的科学洞悉，那么他也会踏上同样的道路。也就是说，人类对他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愈加理解，反倒愈加可能成为自然的奴隶。
所有这些变化，从粗鄙和天然的悲观主义措辞、概念到那些仍然有着广阔前景的改革、觉醒和救助，都来自于新颖而切实的研究。借助于数学、电学以及一般技术所能造就的工具，人们可以更加精确地探查万事万物，探查我们至今仍然视为当然如此的或视为属于一个更大的系统而没有自己内在特征的那些事物的尺度和构成。对整个自然特征的每一次科学发现都为人类开辟了新的希望远景。
基于这一信念，我将考察我们目今对文化的理解，而这一文化奠基于原始社会的范型之上。这一范型在历史上曾一度颇有成效，现在也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二次大战后的25年间，这一范型不仅范围愈加扩大，而且特征愈加无法区分。今天，在人类学家对原始民族进行的现场调查中得出的文化概念和他们的著作中为当代科学思想所采用的概念之间几乎毫无相似之处。从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欲图了解的观点出发，不论将“文化”标定为一种“中介变量”（通过给圣胡安和纽约的波多黎各人作相同的心理测验即可将其轻易取消），还是将“文化”当成一种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都可以把原始文化范型制定为粗陋的、宿命论的和减化型的。
10年以前，在我撰写《文化进化的连续性》一书时，我曾试图对文化学习的概念加以确定。我仔细分析了并存于今日的各种不同的学习方法，从这里能够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追溯到人类能够跨越时空限制运用语言和文字描述事物、储存信息、并进而能够运用摄影和录音设备为未来的分析储存原始资料之前的情形。
在这本书中，我也将运用相同的资料，去分析并存于当代的、具有不同的复杂性的现行文化。但是，我将强调史前文化、有史时期的文化和二次大战后的当代文化之间的基本差异，即强调文化的间断性。
除了论述的重点从鲜明的连续性转为鲜明的间断性之外，本书和《文化进化的连续性》一书所讨论的内容还有一点不同。这里，我不涉及那些由推论得知的早期人类的行为模式，我只讨论当代尚存的、能让我们进行实际观察和记录的原始民族的行为模式。今天，由于我们对此缺乏客观真实的理解，酿就了许多悲观而且有害的思想；而那种欲图恢复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洪荒之际行为的不当企图，更是严重阻碍了我们对业已落伍的当代文化予以成功地改造。凭着我们现有的观察和对鸟类鱼类及灵长类动物行为的并不全面的理解，将从中得出的模式应用于解释人类行为、尤其是我们至今仍所知尚少的早期人类行为，无疑是轻率而不成熟的，但人们却这样做了。结果形成了诸如习性當家如洛伦茨（Lorenz）和戏剧家阿德里（Ardrey）等人那样的有关人类侵犯的理论，这种理论鼓吹人类先天地具有兽性，与此相反的是阿什利·蒙塔古（Asague ）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与其说这些迥然相异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不如说它们往往给我们带来困惑。因此，我将单单研究仍富生命力的当代文化，而我论及过去的文化时，则往往是推测性的，并无规律性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