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自律的不断加强，爱和人生经验一并增长，我们会越来越了解自身成长的世界，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由于天赋以及成长环境的不同，每个人对人生体验的广度和深度常常有着天壤之别。
对人生的认识和了解，属于我们的宗教范畴。我们对于人生都有各自的认识，有着或广阔或狭隘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人人都有自己的宗教。虽然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但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通常，我们对宗教的定义过于狭隘。我们认为，拥有某种宗教信仰，就意味着要相信某些神灵，加人某个信徒组织，举行某种宗教仪式。某个人从来不去教堂，也不相信超自然的神灵，我们就会做出结论—他没有宗教信仰。有的学者还发表这样的言论：“佛教不是真正的宗教。”“在一位神论者的信仰中，没有任何宗教的成分。”“神秘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宗教。”我们容易把宗教过于简单化和单一化，正因为如此，某些事实令我们大惑不解，比如：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为什么都以基督教徒自居？为什么和某些经常做弥撒的天主教徒相比，有的无神论者更能遵守宗教的道德规范？
我在指导新来的心理医生实习时，经常发现他们对病人的人生观、世界观毫不在意。病人不信神灵或从不参加教会活动，并且自称没有宗教信仰，医生就认为这些病人不是宗教主义者，因此也就不必再去了解病人的信仰。事实上，对于世界的规律和本质，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看法与信念，只是未必说出来而已。例如，病人是否认为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混沌状态，只有及时行乐，才是最现实的活法？病人是否认为他们生活在人吃人的世界里，只有残酷无情的人才能变成强者？还是认为世界充满善意，人人都会得到帮助和支援，所以任何人都不必为身处困境而过分烦恼？他们是否认为世界欠他们很多？他们是否认为世界自有严厉的“隐形”法律，任何人行为不端，终将受到惩罚？
人们的世界观各不相同，甚至相去甚远。医生迟早都会与病人的世界观发生冲突，甚至形成短兵相接的局面。所以医生应该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上多下工夫。病人的心理向题，常常与世界观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对于他们的治疗，就涉及对其世界观的纠正和调整。我总是这样提醒接受我指导的心理医生：哪怕病人自称不信宗教，也要弄清他们信奉的“宗教”。
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或世界观，只有局部属于意识思维层面。多数病人无法体验到自己的潜意识思维，以及对世界真正的看法和整体的观念。他们自认为笃信某种宗教，其实信仰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斯图尔特是位出色的企业工程师，他五十多岁时，突然极度消沉起来。他的事业一帆风顺，又堪称理想的丈夫和父亲，他却觉得自己毫无价值，甚至是个坏家伙。他抱怨说：“也许我哪天死掉了，对这个世界更有好处。”他的话完全是内心感受。他感到自卑，经常失眠，烦躁不安—这是忧郁症的典型症状。他还曾两度自杀未遂。病情严重时，他甚至无法吞咽食物。他觉得喉咙严重梗塞，有时只能进食流质食物。但是，X光以及其他检测证明，他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对于他的“宗教”，斯图尔特没有怀疑，也没有抱怨。他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和科学工作者。他对我说：“我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据说，假如信奉充满爱心的上帝，或许对于我的成长更有好处。可是，我从小就听够了这一套谎言，我是不可能再上当的。”他的童年，是在观念保守、民风淳朴的美国中西部度过的。父亲是基督教牧师，母亲也是虔诚的教徒，不过斯图尔特长大以后，很快与家庭和宗教脱离了关系。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斯图尔特在我的鼓励下，开始对我说起他做过的短暂的梦：“我回到童年时代，回到了在明尼苏达的家乡。我好像还是个幼小的孩子，可我分明知道，我仍旧是现在的年龄。有一天晚上，一个男子突然走进房间，想要割断房间里每个人的喉咙。我好像从没见过这个人；奇怪的是，我知道他是谁—他是我高中约会过的一个女孩的父亲。梦做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惊恐地醒过来。我知道，那个男人想割断我们的咽喉。”
我让斯图尔特尽量回忆过去，把他了解的那个男人的情况都告诉我。斯图尔特说：“其实很简单，我根本不认识他。只是有几次，我把他的女儿送回家，或是去接他的女儿参加派对。我和她很少有过真正的约会。”他拘谨地笑了笑，又说：“我在梦里觉得，我接触过他本人，而在现实中，我顶多是从远处望见过他。他在我当年居住的小镇火车站当站长。夏天的傍晚，我去看火车进站，偶尔会看见他站在站台上指挥。”
他的话让我产生了共鸣。小时候，我也在火车站附近消磨掉不少慵懒的夏日，我也喜欢在火车站那里，看着火车进进出出。火车站是热闹又有趣的地方，而站长是这里的总导演。他似乎是个无所不能的人，拥有无上的权利。他知道火车经过哪些大城市，哪趟火车停靠在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小站，哪趟火车会疾驰而过，一刻也不停留。站长还负责安排铁路的转轨，设置火车进出的信号，负责收发无数邮件。他还会在车站电报室里，使用我们无法理解的密码，与世界各地保持联系。
“斯图尔特，”我对斯图尔特说，“你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我相信你的话。不过，我想你的潜意识中，可能有一部分是信仰上帝的一你信仰的是个可怕的、想割别人喉咙的上帝。”
我的怀疑没有错。斯图尔特也意识到，他有一种古怪而可怕的信仰—世界被邪恶的势力所操控，它想割开斯图尔特的喉咙。任何冒犯或者错误的行为，都会遭到最严厉的惩罚。而在斯图尔特的心目中，所谓的冒犯或者错误，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调情行为。譬如，他曾偷偷亲吻过站长的女儿。他表现出的症状，就是头脑中自我惩罚的意识。他希望通过被人割断喉咙这样的意象，来逃避上帝对他的惩罚。
斯图尔特的心里，为什么隐藏着邪恶的神灵与邪恶的世界？这种消极的观念从何而来？人们怎样形成各自的宗教？世界观的形成取决于哪些因素？……这些问题很复杂，本书无法一一解答，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的宗教都来自其文化环境。欧洲人大概认为上帝应该是白人，非洲人则相信上帝是黑人。印度人更容易成为印度教徒，并形成相对悲观的世界观；生长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人大多会信奉基督教，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也比印度教徒乐观得多。我们通常很容易接纳周围人的信仰，并把口耳相传的东西视为真理。
形成宗教思维的基本因素来自我们的家庭，父母是我们信仰的根植者。他们的影响，不仅在于他们的话语，更在于他们处事的方式。比如，他们之间如何相处？他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兄弟姐妹？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对待我们本人？如果说世界是大宇宙，那么家庭就是小宇宙，在家庭的见闻和感受，决定了我们对世界本质的看法。父母的言行举止，为我们创造了独有的外在世界，在此基础上，我们逐渐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我同意你的说法。”斯图尔特说，“是的，我相信世界上有一个邪恶的上帝，他会割断我们的喉咙，可我不清楚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小时候，父母就说：‘上帝是爱芸芸众生的，我们也要去爱上帝和耶稣，而且爱无所不在。”
“既然如此，想必你的童年一定很幸福，是吗？”
他瞪大眼睛说：“你是开玩笑吗？我根本不幸福。我的童年太痛苦了。”
“为什么痛苦呢？”
“我几乎天天挨打。皮带、木板、扫把，都是父母教训我的工具。不管做错什么，我都会挨打。他们还说，每天打我一顿，可以让我的身体更加健康，而且能促进我的道德修养。”
“他们是否威胁过要掐死你，或割断你的喉咙？”
“没有。不过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小心谨慎的缘故，不然他们真的可能那样做。”说到这里，斯图尔特突然停住了，他沉默了好久，脸上露出沮丧的神情。他面色凝重地说：“我好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斯图尔特不只是惟一相信“恶魔上帝”的人。很多病人都对上帝有相同的认识和看法，提到上帝，他们就感到恐惧。当然，在人们的头脑中，“恶魔上帝”的观念并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形。我说过：在孩子的心目中，父母就像是神和上帝，父母处理事情的方式，就是宇宙间的至高法则。孩子对所谓神性的了解，往往来自父母的人性—父母充满爱心，悲天悯人，孩子们就会相信上帝充满爱心、普渡众生。这样，即便到了成年，在他们的心中，世界仍和童年时一样，充满爱和温暖。假如父母言而无信、眶眺必报，孩子成年后，就会感觉世界充满邪恶。从小得不到关心的孩子，长大后就会缺乏安全感，对世界和周围的人充满戒心和敌意。
我们的宗教和世界观，常常取决于童年经历的影响，这就构成宗教与现实的对立，也就是小宇宙和大宇宙的对立。在斯图尔特的心中，世界充斥着邪恶和凶险。童年时代，他必须谨慎而严格地遵循“家庭小宇宙”的法则，不然喉咙就会被上帝割断。他生活在近乎残暴的成年人的阴影之下。当然，并非所有成年人或父母，都像斯图尔特的父母那样不可理喻。在世界这个“大宇宙”中，有着不同的文化环境，也有着不同的孩子和父母。
要建立与现实相适应的宗教与世界观，我们必须不断学习，增进对世界的认识。我们必须突破自我界限，涉足更广阔的领域，修正我们的地图。斯图尔特的宗教和世界观，可能仅仅适用于他的家庭。在更加广阔的世界里，他的认知显然不切实际，也帮不上他的忙。尽管事业一帆风顺，他却生活在恐惧中，认为上帝随时会割断他的喉咙，这是典型的移情现象。许多成年人的宗教，其实正是移情的“产品”。
我们毕竟不是“超人”，我们无法超越自身文化、父母乃至童年经验的影响，我们只能依据狭窄的人生参照系来待人处事。人类世界充满矛盾，人们面对自己和他人，有着各种感受和观点，它们起源于过去的经验。人们很少想到，他们的经验不是“万灵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他们对自己的世界观并没有通盘的、深人的认识。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家布兰恩特？韦吉，对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深人研究，发现美国人和俄国人在对人性、社会、世界的理解上，存在着惊人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双方的交往和谈判，他们却浑然不觉。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美国人觉得俄国人怪里怪气，在谈判桌上的言行不可理喻，甚至可能心存歹毒，俄国人对美国人也有同样的反感。我们都熟知“盲人摸象”的寓言，其实我们就像寓言里去摸大象的瞎子，没人知道这个“怪物”真实、完整的面貌。我们一味坚持自己的“小宇宙观”，为此不惜与别人对抗，不惜把每一场争执扩大化，甚至将其演变成一场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