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内心的冲突》 序言 在研究神经症的时候，无论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无论经过怎样曲折的途径，我们最终会认识到，人格的紊乱是患病的原因。 每一种神经症，无论其症状如何，都是性格神经症。由此，我们在理论上和治疗中必须致力于更好的理解神经症性格结构。 需要强调的一个论点是，神经症是由文化因素引起的。这就确切说明了，神经症产生于人际关系的紊乱失调。 神经症的内驱力是强迫性内驱力。强迫性内驱力是神经症特有的，这种驱力产生于孤独、无助、恐惧等感觉，产生于与他人的敌对情绪。不仅如此，它们还代表了患者用来应付生活的一些手段，它们追求的主要是安全感而不是满足；它们的强迫性起因于潜伏在它们之后的焦虑不安。 我把强迫性内驱力称作神经症趋势或倾向。 假如精神分析主要不是将我们目前的麻烦与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而是理解我们现在人格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那么，不需要或只需要行家的一点帮助就可以认识并改变我们自己。 神经症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诸种不同的倾向相互冲撞的结果。 冲突出现于相互矛盾的神经症倾向之间。它们最早只涉及到患者对他人的矛盾态度，最终还是会包含患者对自己的矛盾态度，包含他的矛盾的品质和矛盾的价值观。 我的观察：首先是病人对他内心显然存在的矛盾竟一无所知--当我向他们指出这一点时，他们露出想回避的神态，而且似乎对此毫无兴趣（经过多次这样的经验，我认识到，他们的回避正表现了他们对分析者试图解决他们的矛盾持反感的态度）--最后，他们在突然认识到冲突后又显得惊惶不安（这种反应使我明白自己是在玩弄炸药。病人想避而不谈他的冲突，那是自有其道理的：他们怕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撕成碎片） 病人不惜费尽心机去“解决”冲突，或者确切的说，去否认它们的存在并制造一种和谐的假象。 最初的试图是掩盖一部分冲突，让其对立面占上风。 第二个试图是回避他人。孤独是基本冲突的一个部分，即一种最初对待他人的矛盾态度；同时也代表一种解决矛盾的试图，因为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维持一种感情上的距离便好象使冲突不能发生作用。 第三个试图与上面两个很不相同。患者不是回避他人，而是回避自己，他的整个实际的自我对他反而显得不真实，于是他心中创造出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来取代真实形象，在这个人为的自我中，冲突的各部分改头换面，不再象是冲突，倒象是一个丰富的人格的不同的方面。对完美的需要正是力图符合理想化的自我意象；对赞美的渴求可以看作是要求他人证实自己就是那个理想化意象。这种意象与实际的差距越大，对赞美的需求自然也就越难以满足。在所有解决冲突的试图中，这种理想化意象也许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对整个人格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反过来它又制造出一条新的内心裂隙，因此又需要再一次的缝合弥补。 第四种试图主要是为了消除这种裂隙，同时也偷偷抹去其它的冲突，这就是外化作用，病人认为内心的活动是自我之外的事件。如果理想化意象意味着与实际的自我有几步之差，外化作用则使真实面貌面目全非。外化作用再次产生了新的冲突，或者大大加剧了原有的冲突，尤其是自我与外界之间的冲突。 上面的四种趋势是患者为解决冲突而作的主要尝试，部分是由于它们似乎经常在各种神经症里发生作用，部分是由于它们导致人格的猛烈的改变。 当然患者还有其它办法，只是不具有这几种的普遍意义。比如：武断的自认正确，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的主要功能是压制内心的疑虑；僵硬死板的自我控制，功能是企图凭借意志力量把已经分裂的内心世界强凑在一块儿；犬儒主义表现，通过对一切价值观的蔑视，自然取消了与理想有关的冲突。 悬而未决的冲突造成的后果：各种各样的恐惧，精力的浪费，道德的损害，由于复杂的感情纠葛而产生的绝望感。 我这种神经症理论的动力中心是三种态度之间的基本冲突，这三种态度就是：亲近人、对抗人和回避人。患者一方面害怕人格被分裂，一方面又需要维持统一体的功能，所以便不顾一切地试图解决矛盾。尽管他造成了一种人为的平衡，但同时有制造了新的冲突，所以有需要继续寻找进一步的补救措施来抹掉这些新冲突。这种逃避分裂、追求统一的努力，每走一步只会使患者变得更加敌视他人，更加一筹莫展，更加心有畏惧，更加疏远自己和疏远他人；结果，冲突的病因更加严重，冲突的真正解决更遥遥无期。病人最后丧失了希望，就企图在虐待行为中寻找补偿，而这样又反过来加剧他的无望感，产生新的冲突--这就是神经症的发展及其产生的性格结构的一幅令人战栗的图画。 冲突 能够在体验冲突时又意识到冲突，尽管这可能叫人痛苦，却可以说正是一种宝贵的才能。我们愈是正视自己的冲突并寻求自己的解决方法，我们就愈能获得更多的内心的自由和更大的力量。只有当我们愿意承受打击时我们才能有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虚假的冷静根植于内心的愚钝，决不是值得羡慕的。它只会使我们变得虚弱而不堪一击。 神经症一直是个程度问题。我所说的“神经症患者”，指的是已经达到病态程度的人。他对自己的感情和欲望的意识已经衰退。通常，他能有意识地、清楚地体验到的感情是恐惧和愤怒，这往往是别人击中他的弱点时他的反应。不过，甚至这种反应也可能被他压抑下去。这种典型的神经症患者，他们受强制性标准的影响太深了，失去了自己决定方向的能力。在那些强迫性倾向的支配下，病人连断然舍弃的能力都几乎丧失了，更不用说对自己负责的能力了。 神经症冲突所涉及的问题，也可以是困扰正常人的普遍性问题，两者的区别在于：正常人的冲突的两对立面的悬殊，远不及神经症患者的悬殊那么大。打个比方，一个只相差90度或更小的角度，而另一个可能达到180度。 还有，两者在意识程度上有差别。正常范围内的冲突可以完全是有意识的，而神经症冲突就其所有主要因素而言总是无意识的。即使一个正常人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冲突，但只要得到一点帮助，他也能认识冲突的存在。相反，神经症冲突的主要倾向被牢牢地压抑着，要克服巨大的阻力才能将它们解放出来。 正常的冲突涉及到作两可之间的实际选择。陷入神经症冲突的人不可能自由选择。两种方向正相反的力以同样的强度驱使着他，而这两个方向都是他不愿去的，所以通常意义的选择是不可能的。他被“搁浅”了，感到一筹莫展。 要解决这种冲突，只有对神经症倾向进行处理，改变他与己、与人的关系，才能帮助他完全摆脱那些倾向。 上述特点说明了神经症冲突为什么有如此的强度。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些特点并牢记在心，我们就不能理解病人不顾一切地旨在解决冲突的努力，而这些努力或尝试正构成神经症的主要内容。 基本冲突 发现神经症冲突并非易事，一方面是由于它们主要处于无意识中，更重要的是因为患者往往矢口否认它们的存在。事实是，每一种神经症症状都表明有冲突存在；就是说，每一症状都是冲突的直接或间接产物。 我们将看到，未被解决的冲突是怎样产生焦虑、压抑、犹豫、迟钝、孤立等状态的。对成因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将注意力从表现出的紊乱转向紊乱的根源。 另外一个冲突的标志是自相矛盾。患者有时也能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矛盾表现，但更经常的情况是他看不见这种自相矛盾，而一个毫无经验的观察者却会觉得那是显而易见的。 自相矛盾是冲突存在的确切标志。 与症状不同，自相矛盾常常有助于我们对冲突的性质作出试探性的分析。例如，深度的抑郁（症状）只暴露出一个事实：病人正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而一个溺爱孩子的母亲忘记了孩子的生日（自相矛盾），我们可以认为：她更关注的是当一个好母亲这一理想，而不是孩子本人。甚至可以承认这种可能性：一方面是她当良母的理想，一方面还有无意识的虐待趋势——给孩子以失望、挫折；这两者相互冲突。 有时候，冲突会出现在表面，被意识所体验到，但实际上出现于表面的只是真实冲突的变形或扭曲。此时，一个人尽管施用有效的计俩——回避——还是发现他非作出一个重大的选择不可，这时他就处在这种有意识的冲突之中。于是他经受着巨大的折磨，辗转于对立的两方之间，完全不能作出任何抉择。他可能求教于精神分析医生，但他必然会失望，因为眼下的冲突不过是早就在内心里摩擦着的炸药的最终爆炸。不沿着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追溯下去，认识深藏在下面的冲突，是不能解答眼下困扰他的问题的。 有时，内心的冲突可能外化而出现在病人有意识的思维里，体现为他自己与周围环境的矛盾。或者，当一个人发现那些似乎是毫无根据的恐惧和抑制妨碍着他的意愿时，他可能意识到内心的冲突有着更深的根源。 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越是充分，就越是能够识别出那些可以对症状、自相矛盾和表面冲突作出解释的矛盾因素来。然而，这样反而会更加令人困惑不解，因为矛盾的数量和种类众多而纷繁。所以我们自然要问：在所有这些各不相同的冲突下面，是否掩藏着一个基本的冲突，即一切冲突的根源？ 弗洛伊德断言，在基本冲突的双方中，一方是不顾一切追求满足的本能内驱力，另一方面是险恶的环境——家庭和社会。险恶的外界环境在人的幼年便获得内化，而自那以后，便以可怕的超我出现。 弗氏所说的精神状态必然暗示，神经症病人还保持了为某一目的而全心全意为之奋斗的能力，只是恐惧所起的阻碍作用挫败了他的努力。而在我看来，冲突的根源在于神经症患者丧失了一心一意争取某物的能力，原因在于他的愿望本身就是四分五裂的，就是说，相互抵触的。这就构成了比弗氏想象的远为复杂的情况。 我从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矛盾态度中看到了基本的冲突。例如，患者一方面文弱、敏感、富于同情、乐于助人，而另一方面又凶狠、粗鲁、自私。我的意思是，在患者对他人的态度上，往往生动地表现出根本的矛盾性质。 “基本焦虑”指患病儿童的这样一种感觉：孩子感到，在一个潜在地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他是孤立无助的。外界环境的各种不利因素均可使小孩产生这种不安全感，这包括：直接或间接的严厉管束；冷漠、错误的培养方式；对孩子个人要求的不尊重；缺少指点；对孩子的轻蔑；过多的赞扬或毫无赞扬；缺少温情；父母之间的不和迫使孩子站在一方反对另一方；给孩子委以过重的责任或任其无所事事；过度溺爱和保护；与别的孩子隔绝；对孩子不公正、歧视、言行不一；充满敌意的气氛；等等。 特别加以注意的唯一因素，是小孩感到周围潜伏着虚伪。 小孩被这些使他不安的状况所困扰，自己摸索生活的道路，寻找应付这带有威慑性的世界的方法。尽管他势孤力弱，充满疑惧，他还是无意识地形成了自己的策略，以对付环境中各种发挥作用的力量。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不仅发展了相应的策略也发展了持久的性格倾向，这些倾向变成了他人格的一部分。我把这些倾向称为“神经症趋势”。 虽然我们会暂时看不到细节，我们却能够清楚地观察到患者为了应付外界环境而采用的主要步骤。起初呈现的情况可能是一片混乱，但到一定时候三个主要发展方向便逐渐变得清晰：小孩可能亲近人，或对抗人，或回避人。 小孩亲近人时，愿意正视自己的无助状态；虽然他也自我疏远，心有疑惧，但还是想争取他人的温情或依附他人。只有这样他才感到与他人一起是安全的。如果他家里的人发生争执，他就站在最强有力的一边，通过与强的一方保持一致，获得一种归属感、支撑感，这就使他感到不再象过去那样软弱无力，那么孤立无助。 当他对抗人时，他正视的是周围的敌意，并认为这种敌意是理所当然的，于是便有意识地决定反抗。他盲目地怀疑他人的感情和意图。他以自己所能想到的方式进行反抗。他要成为强者，击败别人，不但是为了自卫，也是为了报复。 当他回避人时，他既不想归属，也不想反抗，而是保持距离。他觉得他与别人的共同点太少，别人不理解他。他树起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以大自然、玩具、书和梦组成的世界。 这三种心态的每一种中，基本焦虑所包含的诸因素中有一种是被过分夸大了；首先是无助状态，其次是敌对情绪，再次是孤立脱群。但事实上，这三种倾向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完全占据小孩的整个心灵，因为在这些心态得以发展的条件下，三种倾向都必定会出现。我们从统观中得到的，只是占优势的那种倾向。 如果我们研究充分发展的神经症，这个事实还会变得更明显。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成人，他们身上突出地表现了前面，所述的三种态度中的一种。但我们同时也能看到，他的其他倾向并没有停止作用。 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正是主宰实际行为的那种。他代表特定的患者能得心应手用来对付他人的手段。同时，居主导地位的态度常常是为病人的意识最欣然接受的心态。 这并不是说，另外的不显著的态度就是较弱的。被掩盖的次要倾向可能具有巨大的能量，这已经被许多事实所证明。在不少例子中，占主导地位的态度与次要态度交换的了位子。这在儿童中能看到，成人中也不乏其例。 当神经症患者改弦更张，表现出态度的变化时，似乎那是由于他进入了青春期或成人期后所获得的经验造成了人格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其实不大。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是：内部的和外部的压力结合起来，迫使他放弃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态度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过，要不是首先有冲突存在，这种改变是不会发生的。 从正常的观点看，三种态度不应该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和谐统一。但在神经症中，有好几个理由说明何以这些态度不能协调。患者不能灵活应对外界。他别无他法，只有要么屈从，要么对抗，要么逃避，而不管这一行为在具体的情况下是否适当。假如他以别的方式行动，反而会感到惊慌失措。这样，当三种态度都在他身上强烈表现出来时，他便陷入厉害的冲突里面。 还有一个因素严重地扩大了冲突的范围，这就是：上述各种态度并不一直局限在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中，而是逐渐蔓延到整个人格，就象恶性肿瘤蔓延到整个肌体组织。这些态度不仅完全支配着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也控制着他与他自己、与生活本身的关系。 冲突开始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而最终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人格，这并非鲜见。人际关系有巨大的决定性，注定会规定我们的品质、为自己所设的目标以及我们崇高的价值。所有这一切又反过来作用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因而它们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我的观点是，产生于相互矛盾的态度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因而应被称为基本的冲突。这一观点是神经症新理论的内核。本理论可看作是对我先前观点的扩充，该观点是：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表现。 亲近人 因为基本冲突具有分裂的力量，神经症患者就在它的周围设了一道防线。这样不仅把它挡在了视线之外，也把它深深埋藏在了那里，因而反而无法将它以单纯的形式提取出来。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冒出表面的主要是各种解决冲突的试图，而不是冲突本身。所以，只注意病史的细节，便表现不出掩藏的一切东西，我们所作的描述就必然过于就事论事，不能使问题一目了然。 要理解基本矛盾的全部内涵，我们先得分别一个个地研究对立的因素。 要取得一定的成功，我们就必须将个体分为几种类型来观察，每个类型的人都有某种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而该因素也代表患者更愿意接受的那个自己。为了简明扼要，我们把这些类型划分为屈从型人格、攻击型人格、孤立型人格三种。 在每一种类型里，我们着重注意患者更愿意受其支配的态度，尽可能不去考虑它所掩藏的冲突。 在每一种这样的类型中，我们全都会发现，对他人的基本心态才引出了或至少有助于引出某些需要、品质、敏感、压抑、焦虑，以及一种特定的价值。 这种探讨方式也许有弊端，但它肯定有优点。首先调查的类型应该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态度、反应、信念等的功能与结构，这样，当这些因素含糊不清地出现在类似的病例中时，我们更容易认识出它们。不仅如此，观察典型的、没有夹杂其它表现的病状，有助于找出三种态度的内在矛盾。 第一组是屈从型，表现出所有“亲近人”的特点。他对温情和赞赏有明显要求，尤其需要一位“伙伴”，即是说，一个朋友、一位情人、一个丈夫或一个妻子。总之，“他能够完成患者对生活的一切希望，能帮助患者决定善与恶，他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替患者稳操胜券”。这些需要具有一切神经症趋势所共有的特点：它们是强迫性的、盲目的，受挫后便产生焦虑或变得颓丧。这些需要所起的作用，几乎不依赖于与患者相关的“他人”的固有价值，也不依赖于患者个人对他们的真实感情。无论这些需要在其表现上是怎样各不相同，他们围绕的中心却是相同的，即对亲近的渴求。由于这些要求的盲目性，屈从型的人总爱强调他与别人趣味相投、气质相近，而无视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对他人的这种误解不是由于愚昧、呆笨或不会观察，而是由于他的强迫性需要决定的。正象某个病人作的图画显示的那样，他感到自己是被奇形怪状的害人的野兽团团包围在当中的一个小孩。我们可以这样说，它们当中更带攻击性因而也更令人畏惧的，正是患者最需要其温情的。总之，这种类型的人需要别人喜欢他、需要他、想他、爱他；他需要感到别人接受他、欢迎他、赞赏他、佩服他、离不了他，尤其是某一个人需要他；他需要有人帮助他，保护他，关心他，指导他。 病人可能认为这些需要都是十分自然的。诚然，每个人都需要别人喜欢，需要归属感，需要有人帮助，等等。病人的错处在于，他认定他不顾一切地对温情和赞同的渴望是真诚的，但实际上他的这些需求笼罩着对安全感的贪得无厌的渴求。 患者对安全感的要求太迫切了，所以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在他的这种努力中，他便产生出某些品质和态度，而这些品质和态度便铸成他的性格。这类品质和态度有一部分可以称作是“给予温情”的，即对他人之所需他能敏锐感受——如果他在感情上能理解别人的话。比如，尽管他有可能忽视一个自愿离群者对独处的要求，他却随时准备满足别人对同情、帮助、赞同等的渴望。他自觉地尽力作到无愧于别人对他的期望，因而他常常看不见自己的真实情感了。他变得“无私”，“富于自我牺牲”，“无所索求”，只有一点是他不断要求的，那就是别人对他的温情。他变得屈从人意，过分周到。他事事赞不绝口，处处感激不尽，随时慷慨大方。他本人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在他心底深处他并不怎么关心他人，而认为他们虚伪自私。但是，他无意识的想法是：他确信他是爱所有人的，他们都“很不错”，值得信任。他的这一错误不仅后来给他带来巨大的失望，而且增加了他的总的不安全感。 这些品质并不象他本人以为的那么宝贵，尤其是他并未让自己的感情或判断介入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盲目给予，同时又不由自主地要求得到同样的回报；所以，他如果没得到回报便深感不安。 伴随着这些属性并与它们重叠交*的，是另一种特性，它表现为回避别人的不满，逃避争吵，躲避竞争。他总是使自己从属于别人，站在次要的位置上，把显赫地位让与他人；他总是息事宁人、委曲求全，而且毫无怨恨（有意识的）。对报复、成功的欲望，全都被深深压抑下去。连他自己也常常感到奇怪，怎么自己这么容易就妥协了，又从不对什么事耿耿于怀。这当中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他倾向于自动地承担罪责。这里，他还是无视自己的真实感情，即是说，自己是否真正感到有过失，他都处处谴责自己，从不问罪他人。在面对显然毫无根据的批评或可以预料的非难时，他只是自我检讨、首肯致谦。 这些态度不知不觉地逐渐变成明显的压抑；他不敢固持己见，对人不敢批评指责，有所要求；不敢发号施令，不敢突出自己，也不敢有所追求。还有，由于他的生活完全以他人为重心，他的压抑阻止他为自己干点什么或有什么个人喜好。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后，会使他甚至觉得任何没有别人参与的体验都是毫无意义的，即使那只是一顿饭、一场电影、一段音乐，一处大自然的风光。无须赘言，这样严格地限制自我取悦，不仅使他的生活极度贫乏，也更增加了他对人的依赖性。 这种类型的患者除了把上述品质理想化而外，他对自己还有某些特殊的态度。其中一种是：他深感自己软弱无助，有一种“我多渺小可怜”的感觉。当他得自己拿主意时，他便感到一筹莫展，象一只迷失了港湾的小船，又象失去了教母的灰姑娘。这种可怜状有一半是真的。不难设想，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感到自己不能抗争，自然只能真正变得软弱。此外，他既不向自己也不向别人掩饰自己的这种可怜状。他甚至在梦中发现自己更是可怜巴巴。他还把这种可怜状当作吸引别人或保护自己的手段：“你必须爱我，保护我，原谅我。别丢下我，因为我是这样软弱无助。” 从他甘居从属地位的态度产生出第二个特点。他认为别人理所当然比他优秀，比他有吸引力，比他有智慧，比他教养好，比他高明。他的这种感觉到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他缺少主见，软弱无能，这的确损害了他的能力；即使在他无疑具有才能的领域内，他的自卑感还是使他把荣誉归于别人——尽管本来是他的功绩——并认为别人比他更有才能。在面对攻击性或盛气凌人的人时，他更感到自己渺小无用。甚至在他独自一人时，他也倾向于低估自己的品质、天资、才能，以及他的物质财富。 第三个典型特色是他的依附性的一部分，这就是，他无意识地倾向于以别人对他的看法来评价自己。他的自我评价随着旁人的褒贬不同而时高时底，随着别人的喜恶变化而上下波动。这样，别人的任何拒斥对他都是灾难性打击。如果有人没有回报他的邀请，在意识领域内他可能是以通情达理的明智态度来看待的，但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自有其特殊的逻辑方式，而这种逻辑会把他的自我评价降低为零。换言之，任何评价、拒斥或背弃对他都是可怕的危险。他会失魂落魄地以最大努力来挽回那个他因此而害怕的人对他的看法。他一边脸挨了耳光后又把另一边脸凑上去，这并非由于某种神秘的“受虐狂”驱力所迫，而是他根据内心发出的指令所能作的唯一努力。 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他的一套特殊的价值观。自然，根据他全面的成熟程度，这些价值观念的明确和坚实程度也大小不同。它们涉及到善、同情、爱、慷慨、无私、谦卑；而自私、野心、粗心、放荡、权势等是他深恶痛绝的，虽然这些属性同时也为他暗暗地赞赏，因为他们代表“力量”。 以上所列的属性，就是神经症的亲近人所包含的因素。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只用一个术语来描述这些特征是很欠妥的，因为这些属性中暗示着一整套思维、感觉、行为的方式，就是说，暗示着一种生活形态。 如果我们不知道对相反趋势的压抑在何种程度上增强着居首位的趋势，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病人是怎样死守他的这些态度和信念的。 我们在分析屈从型时发现病人实际上把自己的攻击性倾向压抑着。患者表面上虽然对人非常关切，可我们发现他对别人实际上缺少兴趣。他更多的是藐视、无意识地强取或利用他人，控制和支配他人，凶狠地想胜过他人，要成功地报复他人。 “自我抹煞”和“与人为善”只会招致被践踏、被捉弄的处境，而依附他人也只会使自己更加脆弱；结果，病人反而感到被忽视、被拒斥、被轻蔑，尤其是他对大量温情和高度赞扬的期待落了空的时候更是如此。 当我说所有这些感情、驱力、态度都受“压抑”，意思是：病人不仅意识不到这些压抑的存在，还强烈地希望永远也不意识到它们。他甚至忧心忡忡地提防着，怕的是这些压抑的迹象会在自己或他人面前暴露出来。 患者把内心的某些东西压抑下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已经理解到的是：敌意能危及患者去爱别人和被人爱的需求。不仅如此，在他看来，任何攻击性行为或自我肯定都显得自私。他自己就会首先谴责这种行为，从而认为别人也在对之进行谴责，因为他的自我评价完全有赖于别人的赞同。 凡带有肯定、报复、勇猛等性质的感情和冲动都被压抑下去，这还产生另一种作用。那正是患者诸多试图中的一种，其目的在于消灭冲突，制造一种统一、和谐与完整的感觉。突出一种倾向而把其他倾向窒息掉，正是一种无意识的尝试，企图对人格进行组织。它是患者的一种主要的解决冲突的办法。 于是，我们发现患者严厉压制自己的所有攻击性冲动，有两个目的：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不能受到威胁，他的人为的统一不能被破坏。攻击性倾向越具有破坏性，越是需要严格地加以清除。患者只是退守，不敢要求，从不拒绝别人之所求，总是表示喜欢别人，永远屈居次要，躲在后台，等等。换言之，屈从、讨好等倾向更加增强，它们变得更带强迫性，更加盲目。 自然，所有这些无意识的试图并不能阻止被压抑的冲动发生作用。但它们的阻止方式却适合于神经症结构。被压抑的敌意积累到一定时候就可能以不同的猛烈程度爆发出来，表现为不时的恼怒和情绪的恶化。这些爆发尽管有违于患者对温良恭俭让的要求，他本人却以为这完全是自然的。从患者的角度而言，他并没有错。由于他不知道他对别人的要求都是过分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他自然随时觉得别人待他不公，简直不能忍受。最后，假如被压抑的敌意聚集了足以引起无名怒火的力量，就可能导致多种机体功能失调，比如头痛或胃溃疡。 所以，“屈从型”的多数属性都有双重动机。当患者自我贬低时，他的隐秘的目的是避免摩擦，求得一团和气；但这也可能是压抑自我的一种手段。当他让人占据上风时，既是在屈从忍让，也可能是在逃避心中升起的想要利用他人以肥自己的愿望。要克服神经症屈从倾向，就要对冲突的两面进行深入、恰当的分析。我们必须在揭示之后继续研究冲突，才能达到患者人格的最终整合。 我们还需要注意爱情和性欲在屈从型中所起的作用。在患者眼中，爱情似乎是唯一值得奋斗的东西，是生活的目的。没有爱情的生活显得乏味、空洞、无趣。爱情成为被追逐的幻影，别的一切都不重要。无论是人还是自然，是工作、是娱乐还是一种兴趣爱好，如果没有爱情关系为它们增添色彩和风味，它们便毫无意义。在我们文明的条件下，这种痴迷更多见于女性。这一事实使人们产生一种看法，即以为它是女性特有的一种渴求。实际上，这种痴迷与性别无关，而是一种神经症表现，因为它是一种有悖常理的强迫性内驱力。 如果我们懂得屈从型的结构，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患者把爱看得如此重要，为什么他会有那些“疯狂的办法”。考虑到他的矛盾的、强迫性倾向，我们必须说，实际上那是唯一能使他所有病态需求得到满足的方式。 它既能满足被人喜爱这一需要，也能达到支配他人这一要求；它既居于次要地位，又能够突出自我。这种方式既能使他发泄全部的攻击性倾向，又显得正当无邪甚至高尚，还给它机会去表现出友善与仁爱。不仅如此，由于他意识不到他的挫折和苦恼发端于内心的冲突，爱情便成为治疗这些毛病的灵丹妙药，他相信，只要能找到一个爱他的人，一切都会好了。 我们只说这是一种错误的愿望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理解他的无意识的思维逻辑：“我软弱无助，要是我孤身一人活在这充满敌意的人世上，我的无助状态对我便是一种危险和威胁。但假如我找到一位爱我甚过爱一切的人，我就不再有危险了，因为他（她）将保护我。有了他，我就不需要自我肯定了，因为他能理解我，把我想要的给予我，而且用不着我提出请求或作出解释。这样，我的弱者地位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会爱怜我的无助而让我依附在他的力量上，我为自己是主动不起来的，但如果为了他，或甚至只是为了他要我为我自己做的事，那我也会迫不及待。” 他就这样重新构建着自己的思维和推理，将它系统化；“这当中有些是思悟所得，有些仅仅是感觉，还有很多是无意识，他继续推想下去：孤身一人对我是折磨。这并不仅仅因为我对无人分享的东西感受不到乐趣，还因为我感到绝望、焦虑。诚然，我可以一个人在星期六晚上一人独处，或任何时候孤身一人。但如果我得到一个对我一片痴心的情人，他就会替我解脱这种折磨，我也不再孤独了。现在显得毫无意义的一切，比如准备早餐、工作或观看落日等，都将变成欢乐。” 他还这样想：“我是没有自信的。我总觉得别人比我更有才干，更有天资，更有吸引力。甚至我尽力完成的工作也一无是处，引不起荣耀感。我完成的东西也许不足挂齿，或者只是碰上了运气。我不敢担保还能这样再进行一次。假如别人真正认识了我，便会不再理睬我这个无用之徒。但如果我找到一个爱我之所是，很看重我的人别人对我也就刮目相看了。” 所以，难怪这种爱象海市蜃楼那样诱人，也难怪病人将它死死抓住不放，却舍弃了更为艰苦的努力——从内部来一番改变。 在这种情形下，性交除了具有生物性的功能外，还有一种价值：证明自己的被需要。屈从型患者越是自我孤立（即害怕感情的卷入），或者说越是放弃被爱的希望，他的性行为就越可能取代爱情本身。他会以为那是亲近人的唯一途径，他还会过高估价它解决矛盾的力量，正如他过高估计爱情一样。 我们常常发现，病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推论本身是无可指责的，但这种推论的出发点却是谬误的。其谬误在于：患者把自己的需要误当作温情，把与之相关的东西误认为是真有能力去爱，而且将自己的攻击性或破坏性倾向排除在外。换言之，他忽视的是整个神经症冲突。 如果屈从型患者真的幸运地找到一个伙伴，有力量也有温情，或正好与他的神经症相互弥补，他的苦恼有可能减轻，甚至会感到一定的快乐。多数情况不是如此，他将在尘世寻找天堂，这种关系只能将他推入更深的不幸。他极有可能将自己的冲突带进这种关系中从而毁掉它。这种关系的最好可能性也只是缓解实际的忧烦，而只要他的冲突得不到解决，他的健康发展之路就是被堵死的。 对抗人 屈从型固执地以为人皆“善”，但又不断受到相反事实的沉重打击；类似的，攻击型的一个特征：他认为人皆“恶”是理所当然的，拒不承认人不是如他所想的那样。在他看来，生活就是一场大搏斗，任何人无不争先恐后。他只是很不愿意地、很有保留地承认有少数例外。 他的态度有时一望便知，但更多时候这种态度外表有一层掩饰，那便是礼貌周全、公正不阿、待人友好。这种外表可以比喻为阴谋家为了权宜之计而作的让步。事实上，这是虚饰、真实感觉和神经症需要的大杂烩。这种神经症患者的一个欲望是使别人相信他是好人；而在这种欲望中，有可能掺和着一种真心实意，尤其是患者明知他的支配地位是众所周知的时候。这当中有些因素可能正表明了对温情和赞赏的神经症渴求，而这种渴求却服务于攻击性目的。 攻击型患者的需要带有同样具有强迫性，这些需要是由他的焦虑引起的，这一点必须强调，因为在屈从型中占显著地位的恐惧，在他这里是从未听说也从未见到的。对他而言，任何事物都是、或终究会变得、或至少显得是凶多吉少的。 他的需要发自他的一种感受。他感到人生是一个搏斗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象达尔文指出过的，是弱肉强食。无论怎样，为了个人利益而顽强奋争是第一条定律。由此产生控制别人的首要需求，至于行使控制的手段则数不胜数。有直接大权在握，也有以对人关心备致或使人感恩戴德的方式而达到间接支配的目的。他更愿意幕后使权，采用的手段深思熟虑，这表明他确信只要老谋深算或富于预见，没有办不成的事。他的控制所采用的形式，一方面依*先天禀赋，另一方面则是相互冲突的各种倾向。如果他暗暗渴望别人的友爱，他也会选择间接的控制手段。如果他想幕后使权，则表现出虐待狂趋势，因为这样才能利用他人而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 伴随着这些需要的，是想超群出众，事事成功，身负重誉或获得某种形式的显赫。为这类目的而进行的奋斗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向权力的，尤其在一个竞争性社会里成功和威望只会增强权力；但这些奋斗也使患者主观上获得一种力量的感觉，因为在自身以外他发现了对自己的肯定、赞美以及高人一等的事实。 在这，也象在屈从型里一样，重心不落在自身而是自身以外，只是病人所要求的肯定在种类上不同。事实上，屈从型也好，攻击型也好，两者所需要的肯定，都是徒劳无益的。当人们奇怪为什么自己取得了成功还是感到不安全时，这只证明他们缺乏心理学常识；既然他们有这种疑惑感，这就表明成功和威望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被作为判断标准。 强烈地想要利用他人，*小聪明压倒他人，使他人给自己带来好处，这些需要都是攻击型的组成部分。患者对待任何局面或关系时所持的立场是：我从中得到什么。不论是钱还是与声誉、接触或是一个主意有关的问题，他都要这样想。患者本人有意识地或半有意识地确信，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重要的是要比别人做的更周全。他养成的性格几乎刚好是屈从型的反面。他变得倔强、坚毅，或给人这样的外表印象。他把所有的感情，他自己的和别人的，都看成多愁善感。对他来说，爱情也无足轻重。这并不是说他从未爱过，而是说他最关心的是找这样一个配偶，这个配偶能激起他的欲念，他自己的地位又可通过这个配偶的魅力、社会声望或财产而大大提高。他根本不认为有必要对他人表示关心。假如问他一个伦理学老问题：一个木筏上有两个人，只能活一个，他该怎么办时，他会说，他当然认为尽力保全自己要紧，不这样做才是傻瓜，才是伪君子呢！他绝不承认自己有畏惧，总是竭尽全力将这种情绪严加控制。比如，他可能强迫自己呆在一幢空房子里，虽然他惧怕盗贼；他可能坚持骑在马上，直到克服了对马的畏惧才下来；他有意穿越多蛇的沼泽地，以摆脱对蛇的恐惧。 屈从型趋于讨好，攻击型却不惜一切地好斗。在与别人争执中，他兴致勃勃处处留意，不惜死命相争以证明自己正确。他尤其在被逼得没有退路时显出英雄本色，往往变守为攻。与屈从型害怕取胜的心理相反，攻击型患者是输不起的，他只能赢不能输。前者遇事责怪自己，后者事事推委他人。相同处在于两者都没有过失感。屈从型患者在自责时并不真相信自己有错，只是情不自禁被驱迫着去自我谴责。同样，攻击型患者也并非确信别人不对，他只是武断地认为自己正确，因为他需要这种主观的自我肯定，正如一支军队需要一个安全的阵地才能发起进攻一样。轻易地承认一个并不是非承认不可的过失，他认为这不仅暴露出他的愚蠢无知，而且暴露出他的软弱可欺，而这是不可饶恕的。患者居然有如此深切的现实感，他所持有的那种现实主义，正是与他的态度——必须对抗这个带有敌意的世界——相一致的。他绝不会“幼稚”地忽略别人可能阻碍他的目标的表现，包括别人的志向、贪婪、愚昧或其他。由于在竞争性文明制度下象他这样的这一类属性远比礼貌、教养更为常见，他便觉得有理由这样做，自己是现实派。实际上，他和屈从型患者同样是有缺陷的。他的现实观还有一个内容，那便是极为看中谋略和预见；象一个优秀策士一样，他随时随地谨慎地估计自己的机会、对手的力量、可能的陷阱。由于他常常必须自认为是最强有力、最有头脑或最受人尊敬的人，所以他总是尽量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机智以证明的确如此。他对工作的孜孜不倦、苦心经营，有可能得到他上司另眼相看或在自己的事业中大显身手。然而，这种对工作的专心致志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只是假象，因为对他而言工作只是他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他并不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并不能真正从中得到乐趣。这种情况是与他竭力从生活中排斥感情这一现象相一致的。这种对感情的强行窒息有双重效用：一方面，它无疑是为了成功而采用的权宜之计，是患者能象一个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那样顺利运行，不停地制造能给他带来重大权力和声望的产品。在这里，让感情插足只会误事。感情用事显然只会减少他的机遇。它只会使他耻于运用那些他通常在成功之路上所运用过的心计；他可能诱使他放弃雄心而沉溺于对自然或艺术的陶醉之中，或使他倾心于朋友而不是只接触可以利用的人。另一方面，对感情的窒息必然造成内心激情的贫乏，而这种贫乏对他的追求必有影响，那就是：注定要损坏他的创造性。 攻击型患者给人的印象是他毫无压抑之累，他能公然说出愿望，发号施令、大发雷霆、自我防卫。但实际上他的压抑并不比屈从型的少。他的特定的压抑并不使我们觉得那是压抑，这并不能主要归因于我们的文明制度；这些压抑寓于感情领域之中，涉及他在交友、恋爱、表达感情、表示同情和理解、享乐而不带私欲等方面的能力；他甚至会认为无私心的快乐只不过是浪费时间。 他感到自己有力、诚实和现实。当然，如果我们以他的方式来看事物，那他并没有错。根据他自己的出发点，他的自我估计完全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在他看来残忍无情就是力量，不关心他人就是诚实，不惜手段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就是现实观念。他自认为诚实，这还有一个缘故：他狭诈地戳穿了周围人们的伪善。他认为对事业的热情、慈善的心肠等等都是伪装。而且，他要揭露那些“公益精神”或“宗教美德”的真实面目，也并不困难。他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弱肉强食基础上的。强权即真理，让仁爱和宽恕见鬼去吧。人都是狼。 攻击型患者趋向于不仅拒斥真正的同情和友好，也趋向于拒斥这两种品质的变种：屈从和讨好。这是自有其主观逻辑的但我们不能就此断定他不分真伪；当他遇到一种确实友好而又有力量的性格时，他是能够认识并表示敬意的。问题在于他认定在这方面过于明辨是非对自己只会有害无益。他觉得，他拒斥的那两种态度都是生存斗争中没有把握的冒险。 那么，他何以如此坚决地抛弃人情中温柔的一面呢？他何以会看到他人的感情行为便感到恶心呢？当有人表现出他认为不该有的同情时，他为什么要这样嗤之以鼻呢？这种患者的行为就象是一个人把乞丐感触门外，因为他不忍目睹乞丐的惨状。的确，他还真可能对乞丐出言不逊。他会一文不给，显出过分的恶意。这些反应都是他所特有的。分析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很容易观察到这些反应，尤其是当攻击性倾向缓和下来时。 实际上，他对他人的温和有着矛盾的感受。他因此而瞧不起别人，但同时他又喜欢别人那样，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毫无顾忌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可是为什么他还是经常感到屈从型对自己的吸引，正象屈从型常被他所吸引呢？他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因为受内心一种需要的驱使所致，即他需要战胜自身的温和感情。对攻击型患者来说，“温和”不仅意味着真正的温情、怜恤等，还意味着屈从型病人的需求、感情和准则所蕴涵的一切。仍以乞丐为例，攻击型患者还是感受到内心为真情所动，想对乞丐的行乞作出应允，觉得应该伸手相助。但同时他还感受到一个更强烈的需要，那就是把这一切念头都赶走，所以，结果他不仅拒绝施舍，还恶语相伤。 屈从型希望将各异的力量融和与爱中，攻击型则于自己的名望中。享有名望，这不仅有可能实现他所追求的自我肯定，还给了他一个诱惑——获得别人的好感，从而自己能够反过来对他们产生好感。由于名望似乎是解决冲突的办法，所以他象沙漠中看到了清泉幻影的旅行者一样将它追逐。 他的思想的内在逻辑是，任何同情感，任何为当好人而少不了的义务，任何委曲求全，都是与他奉行的整个生活方式相矛盾的，只会动摇自己信念的根基。这些对立倾向的出现，使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基本冲突，从而粉碎他精心设计的局面——统一。最后的结果是：对温和倾向的压抑必然增强攻击性倾向并使它变得更具强迫性。 两种已经讨论过的类型代表两个相反的极端。但自始至终两者都不是自由选择自己的形式；这些形式都是强迫性的，不可通融的，由内心需要决定的。它们都没有可以立脚的中间地带。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基本冲突的两个方面在两种不同类型中体现为占压倒优势的趋势。现在有这样一个人：他身上这两种对立的态度和价值观势均力敌。很明显，这样一个人会同时被两种相反方向的力无情地驱迫，他根本无法承受。所以实际上他会被分裂开来，使整个思维活动完全瘫痪。他势必力图去掉某一方面的压力，结果不是落入第一种类型就是落入第二种类型。这是他解决冲突的办法之一。 与容格的看法相反，两种相互冲突的东西不可能构成和谐的整体。 回避人 基本冲突的第三种类型是离群独居的需要，就是对他人的回避。每一个认真对待生活与自己的人偶尔都有一人独处的需求，渴望一种富有意义的孤独，绝不是神经症表现。相反，多数神经症患者不敢深入到自己心灵的内部，而失去了享有建设性孤独的能力，这倒正是神经症迹象。只有当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出现了难以忍受的紧张，而孤独主要是为了避免这种紧张时，想独自一人的愿望才是神经症表现。 自我孤立型特征当中最明显的是普遍地疏远他人。患者格外强调这一点，但实际上他对人的疏远并不比其他类型的患者对人的疏远更严重。在前面讨论过的两种类型中，不好笼统地说哪一种更对人疏远。我们只能说这种特性在屈服型里是被遮蔽着的，患者一旦发现自己在疏远别人便惊恐不安，因为他亲近他人的强烈要求使他急于相信在自己与别人之间并无鸿沟。退一步说，对人的疏远只是人际关系失调的标志。无论那种神经症都是这样。疏远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关系失调的严重程度，而不取决于是那种神经症。 孤独型所特有的另一特征是对自我的疏远，就是说，感情麻木愚钝，对自己之所是、所爱、所恨、所欲、所想、所惧、所怨、所信均无所知，但这种自我疏远也是所有神经症的通病。自我孤立者很象神话中的还魂尸。它们象活人一样工作生活，但却没有生命。而另外类型的患者却可以有较丰富的感情生活。既然存在这种多样型，我们便不能不认为自我疏远只属于孤独型。所有的离群者都共有另一个特性，那就是：他们都能够带着一种客观的兴趣来观察自己，就象人们观看一件艺术品。他们对自己都持旁观态度，这与他们对生活的总的态度一样。因此，他们常常是自己内心冲突的优秀的观察者。这方面突出的例证是他们常显示出对梦中的象征有神秘的理解力。 最富于关键意义的是他们内心的一种需要：在自己和他人之间保持感情的距离。更精确地说，他们有意识和无意识地作出决定，不已任何方式在感情上与他人发生关联，无论是爱情、争斗、合作、还是竞争。他们好比在自己周围划了一个魔圈，任何人不得侵入。这就是为什么从表面上看他们还是可以与人相处的原因。当外部世界擅自侵入他划定的圈子里时，他便焦虑不安，这就是他的需要的强迫性表现。 他们的需要和品质都服务于这一主要目的：不介入。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对自立自强的需要。这种需要的一个明确的表现是足智多谋。攻击性也可能显得有随机应变之才，但两者的精神气质不同。对攻击性而言，这种精神是他对抗敌对世界，击败别人的先决条件；在自我孤立型中，这种精神好象是鲁滨逊式的：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富于才干，这是他能够对自己的孤立进行补偿的唯一方法。 一种更不可*的维持自力更生的方式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限制自己的需要。要更好地理解这方面的各种动机，我们只需记住这一点：病人隐蔽着的原则是，决不对任何人或事表示亲近，以防那个人或那件事变得不可缺少。否则，他的自我孤立原则就会受到侵犯。还是少管他人为妙。比如，一个自我孤立者仍然可以感受到真正的快乐，但这种快乐离不开别人，他宁可放弃。他可以有兴致偶尔与几个朋友一起度过傍晚，但总的来说不喜欢与人往来和社交活动。同样，他回避竞争、出名、成功，他还常常限制自己的吃喝等生活习惯，使自己不致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就能挣够必须支付的费用。他十分怨恨疾病，认为那是一种屈辱，因为疾病迫使他依赖他人。他可能坚持对任何事物都要有第一手的了解，而不是从旁人的所说所写来获得信息；他只愿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当然，这种态度只要不发展到荒谬的地步，还是有助于形成宝贵的个人独立性格的。 自我孤立型还有一个特殊的需要——保守个人隐私。他象有些住旅馆的店客，房门上总是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甚至连书籍杂志也被他看作是外部来的干涉者。任何对他个人生活的提问都叫他万分震惊，他总想用个人隐秘把自己包藏起来。一个自我孤立者发现别人并不特别地看待他，就会恼羞成怒，因为这使他觉得自己的“独特”别剥夺了。事实上，他宁愿工作、睡觉、吃喝时都是自己一人。与屈从型形成鲜明对照，他不想与人分享自己的 经验，怕的是别人会扰乱他。甚至在他听音乐、散步或与人谈话的时候，他真正感到快乐也是在后来回味时，而不是在当时。 自立自强与保守隐私都服务于他最突出的需要——绝对的独立。他自己把这种独立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事。这种独立当然有某种价值，因为无论他怎样软弱无力，他也绝不是任人摆布的机器人。他盲目地拒绝附和他人，又自我清高不介入竞争，的确赋予他以某种廉洁正直的形象。这里，他的错误在于他把独立本身就看成了目的，而忘记了这一事实：独立的价值最终有赖于它能帮助他做些什么。他的独立只是他整个离群表现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离群的目的是消极的，那就是我行我素，不要强迫、束缚、义务。 象其他种类的神经质趋势一样，对独立的需要是强迫性的、盲目的。它的表现是：患者对任何稍微类似强迫、影响、义务等的东西都过度敏感，敏感的程度衡量自我孤立趋势的尺度。不同的患者所感受到的限制也不同，对患者肉体的限制，比如衣领、腰带、鞋袜，都可能被感觉为压力。任何对视线的阻挡都使患者有禁闭之感；身居隧道或矿井中更会产生焦虑不安。患者尽可能逃避长期的义务：要他签一个合同、契约，只要超过一年期限，便畏首畏尾、万般艰难；要他决定婚姻大事，更是困难重重，犹疑不决。结婚对孤独离群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危险的举动，因为那样必然把他卷入人际亲密关系之中；当然，由于患者需要保护，或相信一个伴侣会完全与自己的特殊要求相符，结婚的危险有可能减轻。常常可见患者在决定结婚前显得惊慌万状。无情的时间以其必然性使他感到是一种强迫，他想方设法晚五分钟上班，就是为了维持一种自由的幻觉。时间表之类的东西只构成对他的威胁。别人如果期待他去做某种事或以某种方式行动，则会使他心中不快，大为反感，也不管这种期待是别人实际表示出来的或者只是自己觉得有的。他也许在一般时候送人礼物，但可能忘记生日礼物或圣诞礼物，因为别人期待。要他与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或传统价值观念保持一致，是他难以容忍的；他可能外表上保持一致以避免摩擦，但在内心里顽固地摒弃一切人们习以为常的制度和标准。最后，别人给他的参谋或劝告，他会觉得受到了支配，于是竭力抗拒，即使这种劝告正合他的心意。这里，他的抗拒也与一种有意无意的愿望有关，那就是：挫败他人。 对优越感的需要虽然可见于所有的神经症，但在本类型中更得到强调，因为它与超群出众有内在联系。也许，对那种既不能使人变得特别强大而多谋、又不能让人觉得唯我独尊的孤立，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忍受的。这已从临床经验中得到验证。当患者的自我优越感被暂时粉碎的时候（不管是被某个失败还是被内心冲突的增加），他就再不能承受孤独，而是不顾一切地伸手求助，需要温情和保护了。这种波动在他的生活史中并非鲜见。在他十多岁或二十出头的时候，他可能有过一些不冷不热的友谊关系，但总的说来过着颇为孤独的生活，感到较为怡然自得。 他常编制着对未来的故事，幻想着将来完成一番大业。但是后来这些美梦在现实的岩石上摔的粉碎。尽管他在高中无庸质疑地在班上遥居第一，到了大学他碰上强有力的竞争，便知难而退了。他初次建立爱情的尝试也惨遭失败；或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认识到自己的梦难以实现，便觉得孤傲离群变得不可忍受了。在强迫性驱力的作用下他不可遏止地渴求别人亲近他，渴求异性，渴求婚姻。只要有人爱他，他便甘愿受屈。当这样一个患者来要求分析治疗时，尽管他有明显突出的表现，却不要医生触动这些表现，他所要求的，只是医生帮助他找到任何一种形式的爱。只是在他感到自己比先前有力多了，他才会以极大的宽慰发现他更愿意一个人过日子并喜欢这样。他给人的印象是旧病复发，又陷入自我孤立。但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他现在第一次有充分而坚实的理由承认——甚至是向自己——他就是要求孤独。这正是医生的恰当时机，可以开展对他的孤独症的治疗。 自我孤立者对优越地位的要求，有某些特定的性质。由于他畏惧竞争所以他实际上并不想通过不懈的努力来超群出众。相反地他感到自己高贵的品质别人应该一看便知，而勿需自己费尽心机；他潜在的优点别人应该感受到，而不必有意表现。 他的优越感的另一表现方式是他自认为的“独一无二”感，这直接产生于他对“与众不同”的渴求之中。他可能自比为高距山巅的一棵大树，而山脚下丛林中的树木生长却受到相互的阻碍。另外，假如说屈从型会在心中对伙伴产生这种疑问：他会喜欢我吗？ 而攻击型想知道：这对手的力量怎样？ ——那么孤立型最关心的是：“他会干预我的事吗？他是想对我施加影响，还是想让我独自一人不加干涉？”他感到自己好象是珍贵的东方地毯，设计独特，图案和色彩也举世无双，永远不改变。他尤其自傲于抵制了环境的磨灭一切的影响，并决心继续抵制下去。对“不变”的宠爱使他把所有神经症固有的僵硬性当作神圣的原则来尊崇。他迫切地要扩充自己的模式，使这种模式更纯洁，更鲜明。他拒不接受任何外在的介入。 自我孤立者的感情生活不象其他类型的人那样有较为一致的模式。不同患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很大。原因是：前两种主要趋势是为了肯定性的目的——追求温情、亲近、爱或生存、支配、成功——而自我孤立型的追求带有否定性；他不要别人介入，不许别人干预或施加影响。所以，他的感情状态有赖于在这种否定性框架中得以生存并发展的特殊欲望 患者表现出压抑一切感情的总倾向，甚至否认感情的存在。“感情根本就不存在，人们总撒谎说有感情，象他们对许多事情都撒谎一样。”“自我牺牲也是一个谎言，若不是谎言，也是一种生理或精神的行为。”“我那时梦想着过独身生活，永不结婚，梦想着变得强壮、平静、寡言、不求人。我要个人奋斗，要更大的自由，不再做梦，而要清醒地过日子。我觉得道德毫无意义；只要是真的，还管什么好歹？乞求同情，希望外在的援助，才是大罪。心灵对我就好象是神庙，要严加守卫，里面总是进行着奇特的仪式，只有庙内的僧人，这圣庙的监护人，才可以知道有些什么。” 对感情的拒斥主要涉及他人的感情，见之于爱与恨，这正是想与他人保持感情的必然结果；因为有意识地经验到强烈的爱憎感情，只会使人与他人接近，或与他人冲突。但并不是说，在人际关系之外，感情是受到压抑的，所以它便活跃于对书本、动物、自然、艺术、吃喝等的兴趣中。另外，早期对感情的否定对后来实现孤立是必要的。 人际关系之外的感情压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任何有可能使孤立者产生依赖性的欲望、兴趣或快乐，都被他看成对自己的背叛，因而加以压制。在患者看来，似乎在允许感情流露之前，需要小心地分析局势，以防可能损失宝贵的自由，任何对独立的威胁都只促使他把感情的大门关得更紧。但当他发现局势无害于他的自由是，便会欣然投入其中。患者心中既害怕惮于欢乐，又怕因此而自由受限，所以有时几乎变成了禁欲主义者。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禁欲主义，起目的不是自我否定或自我折磨。我们还是称之为自我限制更好。我们如果承认他的理论前提，那么它并非缺乏明智。 自发的情感体验应该在我们身上有他的位置，这对保持心理平衡有极重要的作用比如，创造性才能可能是一种拯救手段。假如这种才能先受到了压抑而不能表现，然后通过分析治疗或别的体验而被解放出来，那么对病人将产生良好的影响，甚至使人觉得治疗中发生了奇迹。 但在估计这种疗效时却要谨慎。首先，如果把产生的疗效普遍化，则是错误的；他对一个自我孤立型患者不一定有好处。甚至对那个患者本人而言，如果从是否改变了他的神经症的基本因素看，那么严格地说这种效果还不能称作治愈。它只提供给他一种更满意，失调程度更轻一些的生活方式。 感情愈是被克制，病人就愈有可能强调理性的重要。他的希望便是一切事情都能够只凭理智思维的力量便得到解决，好象只要知道了自己的问题就足以治疗自己的毛病了；或者好象单*理性就能解决世上的一切麻烦了。 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了：任何亲密持久的关系都必然威胁他的自我孤立，因而可能产生很坏的后果；当然，如果与他交往的人也同样自我孤立，自愿尊重他对保持距离的要求；或者，他的伙伴因为某些理由能够愿意顺应他的孤立需求，那么又当别论。 如果她对他有什么要求，那将吓坏他，正象他如果失去对自己感情的控制也会给吓坏一样。可以说他不知道他给予别人的是多么少，而他却以为自己已经献出了未表达出口、未体验过的感情，把对自己珍贵无比的东西已给予了她。只要感情距离得到足够的保障，他能够保持某种程度的持久的忠贞。他也许可以卷入与他人的短暂的交往的关系，时隐时现，这些短期关系是脆弱的，任何微弱的力量都会使他马上退缩。 异性关系之于他，完全有如一张桥牌之于别人。只要这种关系是短暂的，不干预他的生活，他就欣赏；而且，这种关系还必须严格限制在专门为之划出的时间、地点、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他可能对这种关系极端冷漠，根本不愿哪个异性进入自己守护的“领地”。这时，他自然用完全是想象出来的关系来取代真实的关系。 我们所描述的这一切特殊表现，都出现于分析过程之中。自然，自我孤立者对医生的分析大为不快，因为那的确可说是对他私生活的最大侵犯。但他也有兴趣对自己作一番观察，医生的分析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看到自己内心的复杂斗争，因此，他又对此又感到神往。他可能对自己所做的梦的生动性感到好奇，或对自己偶然的联想的恰当性感到迷惑。在找到能证实自己的臆断的材料时，他就象科学家找到了证明那样快活。他感谢医生的努力，希望医生在某些地方给他以指点，但若是医生“强迫”或催促他走向自己未曾料到的地方，则会引起他的反感。他老是担心分析中的暗示会带来危险，而实际上对于他这种类型的人来说，危险性远远小于另两种类型，因为他早就“全副武装”来防范外来影响了。本来，合理的自卫方法，乃是去证实分析医生的暗示是否正确，他却不这样做；相反，他的做法是：凡医生所说的若不符合他对自己的看法或对生活的总的看法，他都必然盲目的加以拒斥，尽管他表面上作到了礼貌周全，不直接反对。他尤其感到可憎的是医生居然要他来个改变。当然他希望摆脱扰乱他的那些东西，但不能触及他的人格。他一方面欣然观察自己，另一方面又无意识地坚决不改。在很长的时间以内，分析医生对他只是传过来的一个声音。在梦中表现为两个记者从相隔遥远的不同国家互相打长途电话，它表现了病人想让自己不与医生及其分析工作沾边的动机——不让这种分析触及自己。 还可以在分析过程中以及过程以外观察到一种特点，就是患者在面对医生的进攻时死命防卫自己的孤立。这种现象当然也见诸所有的神经症。但这一类患者的抗拒更持久，几乎成了生死搏斗，病人想出一切办法来对付干预。事实上，早在自我孤立真正受到威胁以前，这种反抗就已经暗暗地但带有破坏性地进行着了。拒不让医生的分析来干预自己，只是病人意图的一个方面。如果分析医生试图使病人相信他与医生有关，他心中有冲突在发生，那么病人的抗拒便更巧妙，更委婉一些。病人至多会对分析医生表现一点同情达理的看法。假如病人的无意识产生出自发的感情反应，他也决不会任其进一步发展。总之，病人常常对人际关系分析持有根深蒂固的对抗。病人与他人的关系一般都非常含糊暧昧，医生常难于得出清晰的印象。病人的这种抵制是可以理解的。他一直与他人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医生谈起他的问题只会使他震惊、不安。医生如果多次提说这些问题，病人便公开怀疑医生有什么动机。这个分析医生是不是要使我合群？这种方法只会引起病人的蔑视。如果后来医生成功地使病人知道离群索居的缺陷，病人便惊恐不安、烦躁易怒。他可能意欲离开医生。在分析过程以外，他的反应更强烈。平常本来是平静温和、通情达理的人，可能会因恼怒而变得僵硬冷漠，或出言不逊，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孤傲与自由受到了威胁。病人一想到加入什么活动或专业团体，一想到别人需要他的是参与行动而不仅仅是交纳一笔会费，便真正恐惧起来。即使他不慎卷入了进去，他也会不顾一切使自己脱身出来。比起一个生命受到威胁的人，这种病人更有本事发现逃避的办法。他不仅用一切能够用得上的方法来防卫自己的孤立，还觉得为了孤立任何牺牲也值得。他把外在的好处和内心的价值都抛弃了；在意识上，他把任何可能干涉自我孤立的欲望都清除掉；在无意识中，他便自动地实行了对欲望的压抑。 任何受到如此激烈捍卫的东西一定具有一种巨大的主观价值。只有在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才希望理解孤立具有的功用，从而最终对患者进行治疗。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这几种对他人的基本态度中，每一种都自有其积极的价值。在亲近人的类型里，患者试图为自己创造出一种与外部世界友好的关系；在对抗人的类型里，他在竞争性世界中为了生存而自我武装；在回避人类型里，他企图获得某种清高和明澈的心境。事实上，对人的发展来说，这三种态度不仅可取而且必要。只是当它们表现在神经症中时才变成强迫的、僵硬的、盲目的以及相互排斥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它们本来具有的价值，但并没有完全取消这种价值。 自我孤立的确有很大好处。意味深长的是，在所有东方世界的哲学里，孤身独处都被看作是达到精神的更高境界所必须的基础。当然，我们不能将这种意愿与神经症孤独混为一谈。在前者，孤立是人的自愿选择，被认为是达到达到自我完善的最好途径，选择了孤独的人如果愿意的话，也满可以选择另一种不同的生活。在后者，情况则不同，神经症冲突不是一种可以选择的东西，而是内心的一种强迫，是患者唯一的生活方式。不过，从这当中同样可能得到好处，虽然好处的大小取决于整个神经症过程的严重程度。纵然神经症有巨大的破坏作力量，自我孤立者有可能保持某种纯正诚实。当然，如果是在一个人际关系普遍良好的真诚的社会里，这种品质算不了什么；但在一个充满虚伪、狡诈、忌妒、残忍和贪婪的社会里，弱者很容易因为自己的诚实而遭殃，与他人保持距离则有益于维护自己的品质。还有，由于神经症通常会剥夺心灵的平静，自我孤立到可以通向内心的安宁和沉静；所做的牺牲越大，所得到的安宁也越大。另外，假如患者在他划定的“魔圈”的范围内并没有完全窒息掉自己的感情生活，那么，他的自我孤立还会使他产生出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和感情。最后，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他对世界的观照和相对来说不那么严重的神志错乱，都有助于创造性才能的发展和表现——如果他有这种才能的话。我并不是说神经症孤立是创造性必具的前提，而是说在神经症状态下自我孤立可以提供最好的机会以表现患者潜在的创造性能力。 尽管这些好处不容忽视，它们并不是病人顽固防卫自我孤立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种好处不大或被伴随的搅扰所掩盖，病人还是会坚决防卫自己的孤独。这一观察方式把我们领向问题的更深处。如果孤独者被硬拉进与他人的接触中去，他很可能在精神上土崩瓦解，用通俗的术语来说，就是神经崩溃。“崩溃”这个词概括了一系列紊乱失调现象：机能紊乱、酗酒、自杀、抑郁、工作能力丧失、精神错乱。病人自己，有时还有精神病医生，容易把刚好发生在“崩溃”之前的某一件事当作致病的原因。诚然，这类事情可能与发病有关。医生应该认真看待它们，尽量弄清某一具体事件究竟诱发出了病人的什么毛病。但这样远远不够，因为问题还摆在那：为什么病人受到这样强烈的影响？为什么他的整个心理平衡只因为一件事就给打破了，而这件事一般看来只不过是普通的挫折和意外？换言之，即使分析医生懂得了病人以何种形式对某一特定事件作出反应，还远远不够；他还必须懂得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诱因就产生出这么严重的结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指出这一事实：正象其它神经症趋势一样，自我孤立只要真能得到保障并起应有的作用，患者便得到一种安全感。反过来说，如果孤立趋势被妨碍而不能发生作用，患者则产生焦虑不安。在患者还能保持与他人的距离时，他感到比较安全；而一旦因为某种缘故他的“魔圈”被别人践踏而擅自侵入，则感觉受到了威胁。这样，我们就更能够理解，何以患者在不能维护与他人的感情距离时便惊慌失措。我们还可以再加一句：他之所以这样害怕，是因为他没有应付生活的其他办法。他只能独善其身，逃避众人。这里再一次表明，正是孤独症所具有的否定性质，使这一趋势显得特殊，与其他类型大相径庭。具体说，自我孤立患者面对困难局势时既做不到委屈妥协，也做不到奋起抗争；既不能俯首合作，也不能颐指气使；既不能爱也不能恨。他毫无自卫能力，有如一头困兽，只有一种应付危险的办法——逃跑和躲藏。这种状态充分解释了他何以对生活总持有焦虑不安的态度。对这种状态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明白这一个道理：他把孤独离群作为一种全面的自我防御手段，他死死地依赖这种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之。所有类型的神经症趋势说到底都是防御性手段，但除了孤独症以外，其余那些趋势是患者力图以肯定的方式来应付生活的尝试。然而，如果孤立脱群成为占优势的倾向，患者则完全无力真正应付生活中的矛盾，结果孤独症变成只是一种纯防御手段了。 但患者对孤独状态的坚决维护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解释。对自我孤立的威胁，对攻破围墙的担心，常常还不仅是暂时的恐惧。它可能产生的结果是：一种表现为精神错乱的人格分裂。如果在分析过程中自我孤立状态便开始被打破，病人不仅感到隐隐的忧虑，而且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明显的畏惧。例如，患者害怕淹没在变动不居的人流中，这主要是怕失掉了自己的独特性的恐惧。他还害怕被可怜地置于带有攻击性的人的强迫和支配之下，这是他毫无防卫能力的结果。他还有第三个恐惧，就是怕精神失常，失常的可能性显得如此大，他需要绝对确信不会成为事实。他的这种失常并不是发疯，也不是因为想不负责任而作出的反应。它直接表现了一种对人格被分裂的畏惧，常见于梦和联想之中。这就意味着，要放弃他的自我孤立，就必须面对自己的冲突；这还意味着，他承受不住这个打击，只会象被雷电击中的大树那样给劈成碎片。这一断言已为其他的观察所证实。有极端自我孤立倾向的人，对内心冲突的说法有不可遏制的反感。到后来，他们会对分析医生说，他们当时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完全不懂他所说的冲突是怎么回事。而一旦医生真的使他们看到了他们内心正在激烈进行的冲突，他们会以令人难以察觉的方式，以无意识的巧妙手腕回避这个问题。如果他们还没有作好思想上的准备，却突然偶然地认识到一种冲突的存在，他们便感到巨大的惊恐。当后来他们在更安全的基础上达到对冲突的认识时，便表现出更大的孤立倾向。 自我孤立是基本冲突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但也是病人用来对付冲突保卫自己的手段。自我孤立正是病人用来保护自己对付基本冲突的更为积极主动的类型。这里我们必须重申一句：基本态度中某一类占了优势，并不妨碍其余类型照样存在并发生作用。首先，这几种相矛盾的倾向常常可见于患者的生活史。在他明确地表现出自我孤立的倾向之前，他往往经常有过屈从依附的经历和攻击对抗的记录。自我孤立者的价值观也与那两种类型的人形成对照：那两种类型的价值观是清楚的、界定分明的；而他的价值观却充满矛盾。对他奉为自由独立的东西，他是一直估价甚高的；但除此以外，他也许会在分析过程的某个时候对善良、同情、慷慨、自我牺牲等品质表示出极端的赞赏；而在另外一个时候则又马上推崇丛林哲学，信仰弱肉强食、自私自利的生活准则。他自己也有可能对这当中的矛盾感到奇怪，但他总是尽量用某种合理化作用来否认自己那些倾向的冲突性质。分析医生要是对整个结构没有清晰的统观，则很容易对此感到迷惑不解。医生可能在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上追踪一气，但走不多远便会碰壁，因为病人总是躲进自我孤立中避难，把医生的通路全给关闭了，就象人们关上了轮船上的防水隔舱。 在孤独者的这种特殊的“抗拒”中，掩藏着一个完整而又简单的逻辑：他不愿与医生发生干系，不愿作为一个人来自我认识。事实上他根本不想分析他与别人的关系。他不愿正视自己的冲突。如果我们理解了他看问题的出发点，我们就会明白，他甚至根本不关心对冲突因素的分析。他的出发点是：认定自己不需要关心什么关系，只要自己与他人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就行了，纵然存在着关系的失调也与他无关。他确信，甚至医生指出的冲突也可以而且应该不去管它，否则便是自寻烦恼；没有必要去把一团乱麻理出头续，反正自己龟缩在自我孤立之中。如前所述，这种无意识的想法逻辑上是正确的——至少在一定的限度内是这样。他所忽视并老是拒绝认识的，是他不可能在真空里成长和发展。 这样可知，神经症自我孤立的最重要的功用，是使主要冲突发挥不了作用。它是患者用以对付冲突的最极端最有效的防御手段。作为众多的制造人为和谐的神经症方法的一种，自我孤立试图通过回避而达到解决冲突的目的。但这不是真正的解决，因为患者并没有消除掉对亲近、支配、利己、出名等的强迫性渴求，这些强迫性渴求即使不造成他思维的瘫痪，也会持续地烦扰他。最后，只要继续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价值观，他是绝不可能获得内心平静或自由的。 理想化意象 讨论了患者对他人的基本态度，我们熟悉了患者试图解决冲突的两种主要方法，说得确切些，两种对付冲突的办法：一种是压制人格中的某些方面而突出它们的对立面，另一种是在自己与他人之间保持距离以便使冲突不能发生作用。这良种方法都给病人以统一感，使他能发挥自己的各种功能，即使那是以对自己的损害为代价。 患者的另一种试图，是创造一种自以为是的意象，或者是彼时彼刻他觉得他能够或应该是的那种形象。无论是在意识中还是在无意识中，这种心中的形象总是与实际相距甚远，尽管它对患者生活的影响是很实在的。不仅如此，这种意象总是使患者自我满足，正象一幅画表现的那样，一个肥胖的中年女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是一个又苗条又年轻的姑娘。这种意想的具体特色因人而异，取决于人格结构。有的人在这种意象中突出的是美貌，有的则是权力，或是智慧、天才、高尚、诚实。反正你想什么就是什么。这种自作的形象脱离了实际情况，却常常使患者高傲自大。“高傲自大”这个词尽管被当作目中无人的近义词，其意思实际上是指把自己不具有、或潜在地具有但事实上还没有的品质归为己有，所以用来形容这种人是最恰当不过的。那种意象越是不真实，患者越是敏感脆弱，就越贪求别人的肯定和承认。对我们确信自己具有的品质，我们是不需要他人来证实的；但如果别人对我们所声称而实际并不具备的品质表示怀疑，我们就会极端敏感小气。 在精神错乱者肆无忌惮的自夸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理想化意想；但在神经症患者那里，这种意象的特性在原则上也是如此。诚然，在后者，心中的自我形象没有前者那样异想天开，但患者同样认为那就是自己的真实形象。如果我们将其意象与实际状况相差的程度作为精神错乱症与神经症的区别，我们就可以把这种理想化意象看作是少许的神经错乱与神经症相结合的产物。 从本质上说，理想化意象是一种无意识现象。尽管患者的自我夸张在一个外行的观察者看来也是再明显不过的，患者却不知道他正在把自己理想化。他也不知道在这种意象中包含了多少奇怪的特点。他也许会隐约感觉到他在对自己作出很高的要求，但由于他把这种对完美的追求错当成真实的理想本身，他也就不管它是否确实了，只是为之自豪。 患者的这种态度怎样影响他对自己的态度呢？这因人而异，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兴趣的焦点。如果他有意于使自己确信，他就是他的那种理想化形象，他会更加相信他事实上就是那个大师，连他的过失也变成神圣的了。如果患者注意到了真实的自己，和理想化意象相比，这真实的自己就会相形见绌，显得卑劣低下，患者便表现为自我贬责了，这样的自我藐视产生的自我形象，与理想化意象一样，与真实的自我有很大距离。所以，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贬低的形象。如果患者注意的是理想化意象与实际自我之间的差距，那么我们就能观察到，他会不惜一切地企图抹去这种悬殊，尽量取得完美。有这种试图的患者会一个劲地反复叨念一个词：“应该”。他不断向我们说，他应该感受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做了什么。他在心底深处确信自己具备生来固有的完美，就象天真的自恋者那样。这方面的表现就是他相信只要对自己更严一点，只要他更敏锐、更精明，他实际上是能够达到完美的。 与真正的理想不同，理想化意象有一种静止的性质。它不是他必须不断努力才能接近的目标，而是一个他顶礼膜拜的观念。真正的理想有能动性，它刺激人去接近它，是促进成长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力量。而理想化意象对成长却肯定会构成障碍，因为它不是否认缺点便是只谴责缺点。真正的理想把人引向谦虚，理想化意象则把人引向高傲。 理想化意象的功能是满足基本的需要。无论不同的心理学家怎样从理论上解释这一现象，他们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认为此现象构成了神经症的堡垒，难于攻克，甚至毫无办法对付。 先谈谈也许是最根本的功能：理想化意象取代了基于现实的自信和自豪。一个最终逃不脱神经症的人没有机会从一开始就建立起自信，因为他遭受的境遇完全是破坏性的。即使他还有一点自信，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也日趋削弱，因为自信所赖以存在的条件总是被毁掉。这些条件并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够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活生生的、能发挥实际效用的感情力量，是自己认定的真实的目标得以不断发展，是有能力在自己的生活中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无论神经症怎样发展，这些因素都可能被毁掉。神经症趋势损害自决的能力，因为患者是被驱迫的，而不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患者决定自己生活道路的能力持续地被削弱，还因为他对别人的依赖，无论这种依赖采取何种形式：盲目的抗拒，盲目的企图超群出众，盲目的远远回避他人的接触——这些都是依赖的不同表现形式。另外，由于他把大量感情力量压抑了下去，他使这些感情力量陷入瘫痪。所有这些因素使他不可能发展自己的目标。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基本冲突造成他自身的分裂。由于患者失去了根基，所以他只能将自己的作用和力量的感觉加以膨胀放大。这就解释了何以理想化形象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是确信自己具有无穷的威力。 第二个功能与第一个紧密相关。神经症患者在真空中并不感到软弱，但惧怕这个处处有敌人的世界。他觉得别人随时会欺骗他、贬低他、奴役他、击败他，所以必须时刻提防，把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但这不是出于虚荣和任性，而是不这样做不行。由于在心底深处他感到虚弱、卑*——他必须寻找出一点东西来使自己感到比别人优秀。无论其表现为感觉自己比别人更高贵或更残忍，还是表现为感觉自己更仁爱大度或更尖酸刻薄，总之，他必须在自己心中感到在某一方面比别人强——这还不包括想超越别人的趋势。这样一种需求主要包含了想要胜过别人的因素，因为无论是那种结构的神经症，都有一种脆弱性，都总是感到被人蔑视，受到了屈辱。为了抵消屈辱感，就需要一种报复性的胜利，这种需要可能只存在于并作用于患者自己的思维中。它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但它是一种内趋力，逼迫着患者去渴求优势，使患者的这种渴求带有特殊的色彩。我们的文明制度的竞争性不仅在总的方面有利于神经症的滋生，还恰恰助长了这种对优势的追求。 理想化意象还有另一种取代作用。由于患者的理想是自相矛盾的，这些理想自然没有约束力；而它们模糊不定的特性，使患者得不到任何指导。所以，如果不是他对自己创造的偶像的追求还赋予他的生活一点意义的话，他会完全感到生活漫无目的。这在分析的过程中变得尤其明显；他的理想化意象只会暗中损毁他的自信，使他在一段时间内感到自己彻底完了。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认识到自己理想的混乱，从而开始感到这种混乱的理想并不可取。在这以前，整个问题并未引起他的注意，也不被他所理解，尽管他口头上表示看重；现在，他第一次认识到理想是有真实的意蕴的，于是便想要弄清楚他自己的理想实际是什么。所以，患者的这种体验证明了理想化意象对真实理想的取代。对这一功能的理解有临床治疗的意义。分析医生在治疗早期可以向病人指出他的价值观中的矛盾。但他不能指望病人会对这一问题显示出积极的兴趣，所以还不能着手解决病人的价值观矛盾，必须等到病人已能够放弃他的理想化意象时才可以。 在这种理想化意象的各种功能中，主要有一种特定的功能，造成了理想化意象僵死不变的特征。如果我们私下总把自己看成十全十美的神，那么我们最明显的过失与缺陷也会隐而不见，甚至变成优点。 一个人把什么东西看作是自己的缺点和过错，这取决于他自己接受什么和拒绝什么。然而，在类似的文化条件下，基本冲突的哪一个方面占了上风，这才是决定因素。例如，屈从型并不把自己的恐惧和软弱看成缺点，而攻击型却会把这类感情当作是可耻的，应该掩藏起来不让别人和自己看见。还有，每一种类型都情不自禁地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他的优点只是徒有虚名。比如，屈从型并非真的充满仁爱和大度，但屈从型患者对此必然加以否认；孤独型患者并非自己自由地选择了孤独，而是因为他无法应付他人，但患者对此也矢口否认。通常，这两种类型的人都拒斥虐待狂趋势。这样我们得出结论：被患者认为是缺点并加以拒斥的东西，就是那些与占优势的对他人的态度不相协调的东西。我们可以说，理想化意象的防御功能就是去否认冲突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那种意象绝对静止不变。认识到这点以前我常常奇怪，要病人相信他并没有自以为的那么了不起，那么出众，为什么竟是那样艰难。现在从这个角度看就一目了然了。病人不能退让分毫，因为承认了自己的某一缺点，就会使他与自己的冲突发生对峙，从而威胁到他一手建立的人为的和谐。所以，我们还可以发现一种明确的相互关系，即冲突的强度与理想化意象僵硬程度之间的关系。越是复杂而刻板的理想化意象，越是暗示着严重的冲突。 理想化意象的第五个功能也与基本冲突有关。它体现了患者的一种艺术性创造，使对立物显得协调了，或至少在患者本人眼中不再象是冲突了。仅举几例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缘由。为简明扼要，只说出存在的冲突以及它怎样出现在理想化意象中。 在某人的内心冲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屈从倾向——他极端渴求友爱和赞同，需要关心照顾，想变得富于同情、慷慨，希望处处谨慎周到，仁爱为怀；占第二位的冲突方面是自我孤立倾向，一贯厌恶合群，强调独立，畏惧联系，担心强迫。他的孤独倾向不断与亲近的渴求相冲突，结果反复造成他与女性关系的失调。另外，他还有明显的攻击性驱力，这表现为对他人的间接支配和偶尔的直接利用，以及对干预的反感。自然，这些倾向大大损害了他求爱与交友的能力，并与他的孤独倾向相矛盾。由于他不知道这些内驱力的存在，他便制造了一个理想化的形象，由三个角色组成：首先，他自认是最富于爱心和友情的人，不相信有哪个女人对男人的爱能超过他对人的爱，也没有谁比他更善良仁爱。其次，他自认为是他那个时代最有支配能力的人，是人人敬畏的政治领袖人物。最后，他还觉得自己是伟大的哲学家，是大贤大智的稀世奇才，能洞察生活的意义和生存的终极价值。 这样构成的一个理想化意象绝不是胡思乱想。患者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有雄厚的潜在力。但他把潜在可能性无限抬高成已经实现的东西，变成不可一世、非我莫属的成就。不仅如此，内驱力的强迫性被遮蔽了，代之而起的，是病人相信自己有天赋的才能和气质。这样，本来是对温情与赞同的神经症渴求，却被他认为是爱的能力；本来是想出人头地，却被看成是天生高人一等；本来是自我孤立，却被当作独立不羁。最后，很重要的是，他的冲突是以如下方式给“消除”的：那些实际上相互干扰并妨碍他实现自己的潜在可能性的驱力，被他抬高进入抽象的完美之中，在他眼中变成一个丰富人格的几个相互协调的方面；他们所代表的基本冲突的三个方面被孤立在构成他的理想化意象的三个角色中。 把冲突因素孤立起来的重要性。通过另一个例子能得到更清楚的说明。有一个人的主要倾向是自我孤立，这种倾向还很严重，带有我们前边提到过的各种特性。他也有十分明显的屈从倾向，当然他对此视而不见，因为那太与他的独立要求相矛盾了。他又想变得极其优秀，这种努力偶尔会挣破压抑的外壳。此外，在他的 意识中还渴求亲近人，这又不断与他的孤独倾向相冲突。他只能在自己的想象中变得咄咄逼人，冷酷残忍：他幻想着大规模的毁灭，恨不能杀死所有那些干预他生活的人。他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笃信丛林哲学，认为强权即真理，自私自利是天经地义的事，那种生活方式才是明智的，不虚伪的。然而，在他的实际生活中，却处处胆小怕事，只在某种情况下才显露出他强硬的一面。 他的理想化意象由如下奇特的角色组合：在多数时间里，他是独居山中的隐士，睿智早已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偶尔，他又变为一条人狼，完全没有丝毫人性，一心嗜血。好象这两种不能调和的角色还不够，他也是最好的友人和恋人。 在这个例子里，我们看到同样的神经症趋势的否认，同样的自我夸大，同样的将潜在性当作已成事实的谬误。只是，本例中没有企图调和冲突的尝试，矛盾原封未动。但是，和真实生活相比，这些倾向倒显得又真又纯了。因为它们相互隔离，所以互不干扰，而这似乎正是病人求之不得的，冲突“消失”了。 再举一个更具统一性的理想化意象的例子。某人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表现为攻击型，并伴随有虐待狂倾向。他总是盛气凌人，苛求于人，征服一切的雄心驱迫着他无情地向前推进。他善于出谋划策，有组织能力、反抗能力，并有意识地奉行一种不折不扣的丛林哲学。这个人也非常孤独离群；但由于他的攻击性内驱力使他不能摆脱与别人的联系，他总是无法保持离群的状态。不过，他严密地提防着不卷入同任何个人的直接关系中，也不喜欢人多的场合。他很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对他人的肯定性感情早已被深深地压抑了，而对他亲近关系的渴求也主要通过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然而，他还是明显地有屈从的倾向，也想得到赞同认可，但这种需要又干预了他对强力的追求。另外，他暗暗地还有一些道德标准——当然主要用来钳制他人，但既然如此，也就情不自禁运用于自身了。这些标准自然与他的弱肉强食哲学水火不容。 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他是身着闪光甲胄的勇士，眼明耳聪，无畏地追求着正义。正象明智的权利人物所应该做的那样，他并不接受特别亲密的私人朋友，但却赏罚分明，办事公正。他诚实而不伪善。女人们爱他，他也是出色的情人，但绝不把自己牢系在一个女人身上。在这里，就象在别的例子中一样，患者达到了同样的目的：把基本冲突的因素混合在了一起。 由此可见，理想化意象是一种解决基本冲突的试图，他至少和前面说过的试图同样重要。它有巨大的主观价值，可以用作障眼术，可以把被分裂的人格归集在一起。虽然它只存在于患者心目中，却对他与别人的关系发生决定性影响。 理想化意象可以被称作一种虚构的、幻想的自我。但这样只说出了一半真理，所以容易使人误入歧途。在构思这种理想化意象时，患者凭主观愿望想当然。这是一个显著特点，尤其是我们考虑到患者在其余方面都是通情达理以现实为据的。但这个特点并不使理想化意象变成纯虚构；这种理想的形象中交织着很现实的因素，而且也正因为这些现实因素的作用才产生了这一想象。这种理想化意象通常包含着患者的真正理想成分。尽管辉煌的成就纯属幻想，掩藏其下的潜在性却常常是真实的。更有可能的是，这种理想化意象产生于内心的真实需要，能发挥真实的功能，对患者有实在的影响。它的产生决定于某些明确的规律，所以我们认识了它的特定的表现，就能够精确地推断出患者的真正性格组成。 但是，无论这种理想化意象有多少异想天开的成分，神经症患者本人却觉得它是真实的。他越是执着地构思着这一形象，他就越觉得自己就是那形象，而同时他的真正的自我却相应被涂抹掉了。这种黑白颠倒的产生，正是因为理想化意象的作用。这些作用全部旨在抹杀真实的人格而突出理想化的自我。只要回顾一下许多病人的历史，我们就会相信，这种对个人的理想化，实在是相当于救了病人的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种理想化意象受到攻击时，病人的反抗是完全有理的或至少合乎逻辑的。只要他感觉那是真的，完好无损的，他就感到自己非同一般、高人一等、和谐统一；尽管这些感觉完全是幻觉。由于他自以为高明，他便认为自己有权强求和索取。但假如他允许别人打破他的理想化意象，他便立刻面临危险，那就是：他将面对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有何要求，自己结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在自己看来也是不足挂齿的。更可怕的是，他面对自己的冲突产生了一种对被分裂的巨大的恐惧。他听人们说，他的这种处境便是他变成优秀人物的良机，这些矛盾感受比他的理想化意象更宝贵的多；但在很长时间内这对他也毫无意义。这是一种令他害怕的黑暗中的跳跃。 理想化意象既然有如此巨大的主观意义值得我们赞美，要不是它总是有弊端，它也许是不可摧毁的。首先，这形象之屋的根基就是岌岌可危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这座装满宝物的房子里藏有炸药，从而使患者实际上非常脆弱，不堪一击。只要外界对他稍做质疑或批评，只要他意识到他远不是那个理想的意象，只要他窥见到内心相互冲突的力量的作用，他的这个藏宝的屋子就会爆炸而坍塌。患者只有限制自己的生活才能避免遭此危险。他尽量回避得不到别人赞美和嘉奖的事情。他必须逃避没有绝对把握的任务。他甚至会形成一种对所有实际努力的反感。他认为，对他这样天资优厚的人来说，只要想到有可能完成一幅绘画，便算是已完成了一幅杰作。只有庸人才依*实际努力达到目标；要他象张三李四那样出死力，无异于承认自己是凡夫俗子，简直是一大耻辱。由于实际上任何成就都有赖于努力，他的这种态度正好使他非取得不可的目标更遥远不可及。从而，他的理想的自我和真实的自我之间的悬殊变得更大。 他不断地期待别人对他的肯定，包括要求别人的赞同、赞美、吹捧等；然而这些只能给他暂时的安慰。他可能无意识地憎恨任何一个较为突出的人物，或在某一方面强于他的人，比如更有主见、更善处世、更有知识等，因为这种人威胁着他对自己的评价。他越是执着于他的自我理想化意象，他的这种憎恨便愈强烈。或者，如果他本人的傲气被压抑了下去，他就可能盲目崇拜那些公然宣称自己的重要性并表现出盛气凌人的举动的人。他爱的是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他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但是他迟早必定发现自己崇敬的那些神原来只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只关心他在他们脚下烧了多少支香。那时，他又不可避免地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 也许，把自我理想化而产生的最糟糕的问题，是由此出现的对自我的疏远。我们压抑或窒息自己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变得与自己疏远起来，这种变化是由神经症的发展过程逐渐产生的，而神经症虽然自有其基本特性，却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患者完全忘记了他真正感受、喜爱、拒斥、相信的是什么；一句话，忘记了他的真实的自我。他不知道自己正在根据理想化意象生活。自然，病人这种行为不可能不使他被自己无意识的托辞和合理化作用作成的“蜘蛛网”缠绕而一筹莫展。患者失去对生活的兴趣，因为生活者并非他自己；他做不出任何决定，因为不知道他真正想要什么；如果出现了困难和麻烦，他才会一下如梦初醒，这也正是他的自我一直处于异化状态的鲜明表现。要理解这种状态，我们必须认识到遮蔽内心的那一层虚幻必然会扩展到外部世界。一个病人的话概括的整个情形：要不是这真实世界的干扰，我本来好过多了。 最后，虽然理想化意象的创造是为了除掉基本冲突，而且在有限的范围内可说是达到了这一目的，但同时它又在人格中造成新的裂隙，其危险性更胜过以前。粗略地说，一个人把自己构思成理想的那种形象，是因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真实形象。理想化意象显然是用来抵消他可憎的真实形象的；但是，把自己抬得那么高以后，他便不能容忍真实的自我，甚而这还会引起他的恼怒和自我鄙视，并且因为自己达不到那种要求而烦躁不安。于是他动摇于自我欣赏和自我歧视之间，理想化自我与真实自我使他左右为难，找不到一个坚实可*的中间地带。 由此，便发生了新的冲突，冲突的一方是他的强迫性的、相互矛盾的试图，另一方是内心失调所具有的内在专断性质。他对这种内在专断性所作出的反应，恰似一个人对政治上的独裁所作的反应。他可能将自己认同于这种内心的决策者，即是说，感到自己真象是内心告诉他的那么了不起；或者，他会小心翼翼以便达到那个标准；或者，他会对抗这种内心的逼迫，拒绝承担内心强加于他的义务。假如他以第一种方式作出反应，我们便得到一个表白为“自恋者”，一个绝部接受批评的人；他的实际存在的裂隙并不为自己的意识所察觉。假如他是第二种方式，我们便看到一个表现为完人的类型，即佛洛伊德所说的超我型。在第三种方式中，患者表现为拒绝对人对事担负任何责任；他容易显得古怪反常，对人对事一概否定。我故意用“表现为”这个词，因为无论他的反应是哪一种，从根本上说来他一直是在勉强地挣扎。甚至就是那种平时总认为“自由”的反抗型患者，也试图推翻强加于己的这种标准；他也用这种标准去衡量他人，这只证明他还受制于自己的理想化意象。有时，患者一会儿变成这个极端，一会儿又走向那个极端。比如，他可能在某个时期内想当大好人，但从中没有得到什么安慰，便又一个大转弯走向其反面，坚决反对这种“好”的标准。或者，他会从极度的自我崇拜一下转到追求完美。我们更经常看到这些态度的结合。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事实——用我们的理论不难理解这种事实——那就是：这些试图中没有哪一种是令患者满意的，它们最终只能带来失败；它们应该被看作是患者为摆脱难以忍受的处境而采用的手段。在任何困境中我们都会见到极为不同的应付手段，这一种不行，便用那一种。 所有这些试图共同形成了阻止正常发展的强大障碍。患者不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的错误。尽管他自认为取得了成功，他最终还是会对自己的成长失去兴趣。在他谈到成长时，心里只是有一种无意识的想法——创造出一个更完美的理想化的自我意象，一个没有缺陷的形象。 因此，治疗的首要任务是要使患者意识到他的理想化意象的详细情况，帮助他逐渐认识到他的功能及主观价值，使他看到它必然带给他的苦恼。患者然后会开始扪心自问他那样做是不是代价太高。但要他断然放弃那种理想化意象，只能是在创造这意象的他的各种需要大大减少以后。． 外化作用 神经症患者为了缩小他理想化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差距而采用的所有华而不实的办法，最终只是更加扩大了这种差距。但由于理想化意象有如此巨大的主观价值，他必须想方设法使自己能接受它。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有许多方式，我们这里考察一种不大为人所知，但对神经症结构的影响却是格外严重的方式。 这种方式我称为外化作用，它是这样一种倾向：患者将内在的过程感受成好象是发生在自身之外，于是便认为是这些外在因素导致了自己的麻烦。与理想化行为相同的是，外化倾向的目的也是回避真实的自我。但不同的是，理想化行为对真实人格的再加工总还停留在自我的疆域以内，而外化倾向意味着完全抛弃自我。简言之，患者可以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求得逃避基本冲突的庇护所；但是，当真实的自我与理想化自我的差别太大，精神的张力再也无法承受时，他便不能从自己得到什么依*，于是，唯一能做到的便是逃离自我，把每一事物都看成发自外部。 这种现象有一部分属于投射行为，即所谓个人问题的对象化。人们一般用投射作用来描述这样一种行为：自己身上有为自己讨厌的那些倾向或品质，却把它看成是别人身上的东西。比如自己有背叛、野心、支配、自大、卑微等倾向，便怀疑别人有这类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投射作用这个术语用得完全正确。然而，外化作用是一种更复杂的现象，罪责的推卸只是一个方面。患者不仅把过失当作是别人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当成是别人的。一个有外化倾向的人，会对弱小国家的被压迫者深感不安，但不能意识到自己感受的压迫。他可能感受不到自己的失望，但对别人的失望却深有体会。在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他意识不到自己对他人的态度。比如，他会感到某人对他的怒意，而实际上他是自己对自己发怒。不仅如此，他会把自己的坏脾气或好心情，失败或成功都归咎于外在因素。他把挫折看成命定，把成功看成是天成；连心绪的好坏也是天气的缘故。当一个人感到他的生活无论好坏皆取决于他人时，他自然一心想改变他人，改造他人，惩罚他人，影响他人，或保护自己不受他人的干涉。这样，外化作用导致对他人的依赖——当然很不同于对温情的病态渴求所造成的依赖性。同时，它还导致对外在条件的过度依赖。他住在城里还是住在乡下，吃这种食物或是那种，早睡还是晚睡，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还是属于那个团体——这些都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了。这样，他获得了容格称之为外倾的的那种特性。但容格把外倾看作气质倾向的片面发展，而我却认为这是患者企图用外化作用消除冲突。 外化作用的另一个不可避免的产物是，患者痛苦地意识到一种空虚和浅薄。但这种感受又一次放错了位置。他不是感受到感情的空虚，却是体验为肚肠的空虚，于是迫使自己多吃来驱除那种空虚的感觉。或者，他害怕自己体重不足会使自己象鸡毛一样被风吹得立不住脚，狂风一来，便会被卷走。他甚至会说，如果他的每一件事都被分析，那么他将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副空的躯壳。患者的外化倾向越是严重，他就越象只是一片影子，随时可能漂浮不定。 上述这些就是外化过程的内涵。现在让我们看看它是怎样有助于缓解自我与理想化意象之间的分歧总留下无意识的伤痕；患者越是成功地将自己认同于理想化意象，他的上述表现就越是无意识的。最常见的是，患者表现出自我鄙夷和对自己的愤怒，并感到压迫；这些感觉不仅使他非常痛苦，还以不同的方式剥夺了他生活的能力。 自我鄙夷的外化倾向的表现形式可以是藐视他人，也可以是感到被他人藐视，通常两者并存。至于哪一方面更严重，或至少更有意识，这有赖于神经症的整个结构形式。患者越具有攻击性，越感到自己正确优秀，便越容易藐视他人，越不会认为受到了藐视；相反，他越具有屈从倾向，他因未能到达理想标准而产生的自责便越容易使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最后这种感觉具有特别大的危害性。 它使人变得胆小，矫揉造作，自我封闭。它使人得到一点点温情或好感也感恩戴德，简直到了卑微可鄙的地步。同时，对真诚的友谊他一点也不能接受，却昏然地将它当作投错了人的慈善举动。他在盛气十足者面前感到毫无自卫能力，因为他自身就有一部分与他们一致，他认为自己受鄙视是理所当然的。很自然，这些反应滋养着不满情绪，如果这种不满受到压抑并积累起来，势必产生爆炸的能量。 尽管如此，通过外化形式体验自我鄙夷有一个特别的主观价值。要患者感受到他对自我的藐视，那会摧毁他仅有的假自信，把他推到崩溃的边缘。相反地，尽管受人鄙视是痛苦的，但患者觉得总有希望改变别人的态度，总有可能以德抱怨，或总可以在心中暗地里认为别人不公。而如果是自己瞧不起自己，连这一切都得不到。没有任何可以求助的余地。患者无意识中感到的自己的无望状态会明显地突现出来。他不仅会开始藐视自己的弱点，还会感到自己简直卑鄙可耻，毫无可取之处。他的优点也因此被打入自卑感的深渊。换言之，他会感到自己就是自己最鄙视的那种形象，他会把这看成不变的事实，觉得完全绝望。这就提出了治疗过程中医生应加以留意的一个问题，即最好不要触动病人的自卑感，等到病人的绝望感已减弱，并且不再死抱他的理想化意象不放时，再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只有在那个时候，病人才能面对他的自卑，开始认识到他的卑微并不是客观事实，而是自己的主观感受，产生于自己的高不可攀的标准。在对自己更宽厚一点以后，他会明白这种情形并非不能改变，明白自己厌恶的那些品质并非真正可鄙，而只是他最终能够克服的困难。 我们只有牢牢记住，维持那种自己就是理想化意象的幻觉对病人有多么重要的作用，我们才能理解他对自己的恼怒或这种怒意何以如此严重。他不仅对自己没有能力达到理想而感到颓丧失望，简直还对自己怒不可遏。这一事实的出现是因为他总是赋予理想化意象以万能的属性。不管他在童年的时代碰上多大的坎坷周折，自以为万能的他，总是应该有能力排除一切障碍的。现在他通过理智认识到甚至他也无力获得相互冲突的目标时，这种恼怒便达到了高潮。这就是为什么一旦他突然意识到冲突，便立即感到刺心的疼痛的原因。 对自我的恼怒是以三种主要方式实现外化的。当患者毫无节制地发泄不满时，就将怒意发泄到自身之外。这样，它变成对他人的怒意；不是表现为广泛的愤怒，就是表现为对他人具体过失的愤怒，而实际上这正是因为患者恨自己有那种过失。举例说明也许更清楚。一个女性患者抱怨她丈夫办事犹豫不决。但涉及到的事却无足轻重，她的那种怒不可遏显然不正常。我知道她自己就有犹豫不决的毛病，所以暗示性地告诉她，她这种抱怨恰好暴露了她在毫不留情地谴责她自己身上的这种毛病。听我这样一语道破，她突然发疯似的怒火中烧，恨不能把自己扯成碎块。事实上，她在自我理想化意象中是一个坚强果断的人，所以她根本不能容忍自己身上的弱点。很带有性格特点的是，她这种几乎是戏剧性的举动，在下一次与我谈话时被彻底遗忘了。刹那间她已经瞥见了她的外化倾向，不过还谈不上就此“回头是岸”。 自我恼怒的第二种外化形式，表现为患者在意识与无意识中不断感到恐惧，或随时担心连自己也不能容忍的过失会激怒他人。患者会确信自己的某种行为会招致敌意，以至于如果他人没有敌意反应，他倒真正会觉得奇怪。又比如，某位病人的理想是想当一个大善人。他很惊愕地发现，每当他表现强硬或发怒时，人们更喜欢他，而对他圣人似的表现倒并不欣赏。我们很容易从这种自我理想化意象中猜到，患者的主要倾向是屈从。屈从产生于他想亲近他人的渴望，而他对敌意的期待又大大增强了屈从的倾向。实际上，更严重的屈从正是这种外化作用的主要结果之一，并说明神经症趋势是怎样不断地通过恶性循环而相互增强。在这一病例中强迫性屈从倾向得以增强，是因为圣人的理想化意象实际上驱迫患者进一步自我抹杀。由此而产生的敌意的冲动自然把怒意宣泄于自我；而怒意的外化既导致她更加畏惧他人，又反过来加重她的屈从倾向。 怒意的外化作用的第三种方式，是把注意力专注于身体的不适。当患者不知道这是在对自己发怒时，便只感到相当严重的肌体紧张状态，这可表现为肠胃失调、头痛、倦怠等。然而，只要他有意识地感受到这种自我恼怒，所有这些症状便立即消失。这一点也颇能说明问题。人们甚至可以怀疑，究竟应该称呼这些生理表现为外化作用，还是应该称之为由压抑愤怒而产生的生理性结果。但我们不可忽视病人对这些表现的利用。一般来说，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把精神毛病归咎于肌体的不适，从而又认为是外因引起的不适。他们总煞有介事地证明，他们精神上没有出问题，只是因为饮食不当而引起了肠胃失调，或因为过度劳累引起了疲乏，或潮湿空气引起了关节炎，等等。 通过对怒意的外化作用后，患者有何收益呢？它可说是与自我鄙夷达到的目的一样。不过，有一点还值得提一提。除非我们认识到患者的这些自我破坏的冲动的真正危险，否则我们不能充分理解他的病情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刚才提到的第一例中的病人只是在短暂的时间内有过把自己砸碎的念头，但精神错乱者会真的发展到把自己砍伤或致残的地步。如果不是由于外化作用的缘故，很有可能会发生更多的自杀病例。所以，可以理解的是，由于弗洛伊德认识到自我毁灭冲动的能量，才提出了一种死亡本能的说法——可惜这一概念阻碍了他真正理解自我毁灭行为，从而阻碍了有效治疗的途径。 内心压迫感的强度取决于理想化意象的权威对患者人格的钳制程度。对这种压力作用做再高的估计也不过分。它比来自外部的压力更可怕，因为外部压力至少允许患者保留内心的自由。病人大多不知道这种压迫感，但每当这种压迫感一消除，病人便如释重负，好象重获自由，可见这种压制的力量之大。患者可以通过对他人施加压力而使自身所受的压力外化，这样的效果在外表上非常相似于对支配地位的渴求，但两者区别在于：内心压力的外化，并不主要是要求别人服从。它主要还在于把使自己所苦恼的标准强加于人，而不考虑这样会不会使别人痛苦。那种清教徒心理正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外化形式，表现为患者对外部世界中任何稍稍类似于束缚的东西都极度敏感。正象所有观察者都知道的，这种过度敏感是常见的。这种敏感并不是完全发端于自我强加的压迫。通常有这样一种因素，即患者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那种对支配地位的偏好，因而嫉恨不已。在孤独型人格中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患者强迫性地捍卫他的独立，这种举动必然使他对任何外在压力都很敏感。患者把自己无意识中自我强加的束缚2外化，这是一种掩藏的更深的病因，常常更容易被分析医生忽视。这是特别令人遗憾的，因为自我束缚的外化作用常常构成病人-医生关系中一种颇有影响力的暗流。即使医生已经分析了造成他的敏感的较为明显的原因，病人还是可能拒不理睬医生的建议。在这种局势中所发生的带破坏性的较量更为激烈，因为分析医生实际上就是想使患者发生改变，尽管他老实告诉病人，自己只是想帮助他们去进行自我矫正，去发掘他们自己的内心之泉，但这种申明毫无用处。病人会不会受制于医生偶尔施与的影响呢？事实上，由于病人不知道自己真正所是，也就可能无法判断应该接受什么，应该拒绝什么；尽管医生尽量小心不向病人强加自己的观念，但仍然还是无济于事。由于病人也不知道自己是因为苦于内在的束缚才表现出特定的症状的，所以他只能皂白不分地一股脑儿反对外界任何改变他的意图。无庸讳言，医生的挫折不仅见于分析过程当中，只要自我强加的标准紧紧地钳住患者不放，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医生的失败。最终把作祟的“鬼”击败的，是对患者这种内心活动过程进行的分析工作。 是问题复杂化的是，患者越是屈从于他的理想化意象对他的苛刻要求，他便越把这种屈从外化。他会急于做到分析医生——或者别的什么人——所期望于他的，或他自以为是他们期望于他的一切。他会表现得柔顺可欺，但同时又不断积累着对比“束缚”的怨恨，结果他会最终认为每个人都处于支配他的地位，因而变得怨恨一切。 那么，一个人把内心束缚外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这是因为，只要他相信压力来自外部，他就能够奋起反抗，即使只是作一种思想上的保留。同样，既然认为限制是外在强加的，自己就能设法避免，可以保持一种自由的幻觉。但是有意义的是上边所提到的因素：承认内心的束缚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是那种理想化意象，从而引出许多麻烦。 这种内心压力是否表现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表现为生理症状，则是个问题。我个人的印象是：它与哮喘、高血压、便秘有关，但我这方面的经验甚少。 剩下来的问题是讨论各种各样被患者加以外化的属性，这些属性与患者的理想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总的来说，这些属性的外化是通过投射而实现的。即是说，患者觉得是他人的属性，或觉得是因为他人自己才有此属性，这两种表现不一定一同出现。在下边所举的例子里，我们将不得不重复一些已经提到过的事情，有些事也是众所周知的，但这些实例将帮助我们的对投射的意义有更深入的理解。 某A是好酒贪杯之徒，抱怨他的情夫对他关心体贴不够。就我所知，这种抱怨是不能成立的，情况至少不是象某A所认为的那么严重。某A本人具有旁观者一看便知的冲突：一方面他屈从迁就，脾气温和，宽宏大度；另一方面，又气势逼人，发号施令，待人苛刻。于是，这就发生了攻击趋势的投射现象。但他这种投射有何必要？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攻击倾向只是强力人格的自然成分，不过，这一理想意象中最突出的品质是善良——他认为自圣弗兰西斯以来还没有哪一个人比他更有德行，自己是第二个人民的理想朋友。这种投射是不是为了巩固理想化意象？当然是的。但这种投射也保证了他实现自己的攻击倾向而又勿须认识到这点，从而避免了面对冲突。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处于进退维谷境地的人。他不能屏弃自己的攻击倾向，因为它是强迫性的，他是身不由己的；但他也不能放弃理想化意象，因为它保障他不致分裂。投射作用便是无路中之路。于是，这种投射作用代表了一种无意识的二重性：它既保证了他的攻击性要求，也维持了一个理想朋友的必需品质。 这个病人还怀疑他的情夫对他不忠。这是毫无根据的怀疑——她对他的爱几乎带有母爱的色彩。事实上，他自己倒有偷情弄*的嗜好，只是秘而不宣。这里，我们可以认为是由于他以己度人而产生了一种报复性畏惧，所以他必须找到一种自我辩护。我们即使考虑到一种可能的同性恋倾向，也还无助于说明问题。问题的线索还是在他对自己的不忠所持的态度。他自己的偷情并不是被遗忘了，只是不存留在意识表面。那些体验不再是活生生的印象，相反，对情妇的不忠，他倒是铭记于心。这里发生的便是他自身体验的外化，其作用和前边所说的例子一样，都是使他既可以维持理想化意象，又可以为所欲为。 政治团体以及各种行业各种行业之间的权利斗争，可以作为第二个例子。勾心斗角常常出于有意识地削弱对手、巩固自己的企图，但也可能产生于一种无意识的、类似上边所举的那种两难心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争夺优势的行为也就是无意识的二重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使得我们既可以在争斗中运用阴谋诡计，又不但心我们的理想化意象受到玷污。而同时它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可以将对自己的恼怒和轻视倾泻到他人头上去，当然更令人满意的是，倾泻到我们想首先击败的对手头上。 作为归纳，我想指出一种更常见的方式，通过它，我们自己的责任就推卸到他人头上了。尽管他人并没有我们的毛病。许多病人一旦经医生诱导而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就毫不加考虑地马上把问题的根源归咎到童年时代。他们会说，他们现在对束缚很敏感，是因为那时他们的母亲很专横；他们现在很容易感到屈辱，是因为童年时受过屈辱；他们的报复性来源于幼时的伤害；他们内向脱群，是因为幼时很少得到理解；他们对性的拘谨态度是因为从小受清教徒熏陶，等等。我这里指出的，不是那种医生与病人同心协力、认真考虑病人幼时所受的各种影响，而是指那种过分专注对幼时影响的分析。这种专注的结果是一事无成，只作原地踏步的循环，对目前作用于病人的各种因素却缺乏探索的兴趣。 由于弗洛伊德对遗传性的过分强调支持着病人的这种看法，我们应该仔细检验一下这当中真理与谬误所占的比例。的确，病人的神经症趋势始于儿童时代，他所能提供的线索都关涉到他对已经发生的那种趋势的理解。他不能对他的神经症负责，这也是正确的。客观条件的影响决定了他身不由己地发展了那种趋势。由于诸种原因（下面将讨论），医生应该把这些情况向病人讲解清楚。 病人那种看法的谬误在于：童年时代就在他内心逐渐性形成的那些因素他无心过问，但是，这些因素却是现在正作用于他而且导致他目前病状的东西。比如，他幼时所见的众多的虚伪可能是他目前对人冷嘲热讽的原因之一。但如果他认为那是唯一的原因，那便是忽视了他目前的需求——讥诮他人。这种需要发端于他在不同理想之间的左右为难的局面，为了解决这种冲突才干脆将一切价值观念弃而不顾。另外，在不能负责时他要去承担责任，而在应该负责时他又拒不负责。他不停地追溯童年时候的经历，就是为了使自己相信，他遭逢挫折是身不由己。同时他又感到尽管经受过危害性的影响，他的人格本来还是可以保持完好无损的，正象出污泥而不染的百合花。对此，他的自我理想化意象要负一部分责任，正是这种理想化使他不能认为自己曾经有过或现在还有缺陷或冲突。但更重要的是，对童年的反复叨念正是一种勤于自审的幻觉。但由于他把自己的问题外化了，他自然感受不到作用于内心的各种因素；这样，他不能把自己看成自己生活中的主动者。既然自己不再是推进器，那么便是一个沿山坡往下滚动而且只有一直滚下去的圆球，或者是一只被用作实验的南美豚鼠，一旦被限定，便永远被决定了。 病人对孩童时代的片面强调，确切地表明了他的外化倾向。所以，每当我遇到这种态度，我便知道：患者已完全与自我疏离，而且还继续被驱迫着离自我而去。我这种断定还没有出现过错误。 外化趋势也出现于梦中。如果病人梦见他的分析医生是监狱看守，或者梦见自己的丈夫把自己想进入的门给一下关上了，或者梦见自己在对某个目标进行追求的过程中总是有意外或阻碍，那么这些梦就正表明患者的一种试图：否认内心冲突而将它归咎于某种外因。 那种有广泛的外化趋势的病人，给分析医生带来特殊的困难。他找来分析医生正如他找一个牙科医生，认为只是要求医生完成一个任务，但与自己并无真正的关联。病人可以对他的妻子、朋友、兄弟的神经症感兴趣，但对自己本人则毫无兴趣。他可以大说特说自己所经受过的困难处境，却不愿检查自己在其中有过什么表现。假如他的妻子不是这样神经质或假如他自己的工作不是这么问题重重，他便会认为一切正常。在较长的时间内他会完全认识不到感情因素可能正作用于他的内心。他怕鬼，怕盗，怕雷电，怕周围有报复心的人，怕政治风云的变化，但从不怕他自己。他至多想到自己的问题可以给自己提供一些思维的或艺术的乐趣，所以才对问题有一点兴趣。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从精神上讲他并不存在，他就不可能将得到的任何见解运用于自己的实际生活。因此，虽然他对自己比对别人对他更有所了解，还是不能给他带来什么改变。 所以，外化作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消灭的积极过程。它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病人疏离了自我，而这种疏离正是神经症所固有的现象。由于自我被消灭了，自然的结果便是内心冲突也被逐出意识。外化作用使患者更多地责难他人，报复他人，畏惧他人，结果以外在冲突取代了内心冲突。这尤其是因为外化作用大大地加剧了最早引起神经症的冲突，即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假和谐的辅助手段 一个虚假往往导致另一个虚假，第二个虚假又需要第三个虚假来支持它，这样发展下去，直到一个人被缠在蛛网般的虚假中不能脱身，这种情形已并非鲜见。一个人或一类人，如果缺乏对问题寻根究底的精神，他或他们的生活中便随时可发生这种最终被纠缠不清的局面。诚然表面的修补并非无用，只会产生新的问题，所以反过来又需要一种权宜之计来临时应付之。神经症患者企图解决基本冲突时也处于这种局面。在神经症患者这里也和在前面的情形中一样，并没有出现真有用处的东西，尽管表面状态发生极端的改变，而最先存在的问题还是又冒了出来。神经症患者情不自禁地把一个假解决加在又一个假解决之上，一个个重叠起来；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可能突出冲突的某一个方面，但他还是处于被分裂的状态。他可能干脆回避众人而孤独自守，虽然冲突一时发生不了作用，他的整个生活却失去了坚实的基础。他创造了一个胜利的、人格统一的理想化自我，但同时也制造了一条新的裂隙。他试图把自我从内心战场中排斥掉以达到弥和那条裂隙的目的，结果又陷于更难堪的处境之中。 一个如此不稳定的平衡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才能保持住。于是患者从无意识手段中寻求救兵，这些手段包括盲点作用、分隔作用、合理化作用、严格的自我控制、自以为是、捉摸不定、犬儒主义等等。我们不打算逐一细述这些现象，那时一个这里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我们只说明患者为了对付冲突是怎样运用这些手段的。 神经症患者的实际行为与他的自我理想之间的差别很大，以至于我们奇怪患者本人居然看不见这一点。他不仅根本看不到，甚至对就在他面前出现的矛盾也木然无知。这种盲点现象是最明显的矛盾，它首先使我注意到冲突的存在和有关的问题。比如，一个具有屈从型的各种特点的病人，虽然自认为是个象耶酥一样的大好人，有一次却用随便的口气告诉我，他在办公会议上恨不能用枪把那些同事一个个全给毙了。诚然，诱发这些类似杀生念头的毁灭性渴求在当时是无意识的，但问题在于，他戏称作“好玩”的这种杀人思想，一点也不影响他的圣徒般的自我理想化意象。 另一个病人是位科学家。他相信自己献身于科学，自认是位发明家。在决定自己应该出版哪一些著作时，他纯粹只是从碰运气的动机出发，挑选那些他认为会得到最大反响的东西。他并不试图伪装或掩饰，只是象上边一例那样容易地就实现了；因为这几例病人不仅有文化，还有心理学知识。如果只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可能对我们不想看的东西置之不理，显然不足以解释这些现象。我们应该补充一句：我们对事物视而不见的程度，取决于我们有多大的欲望去这样做。一句话，这种人为的盲点很简单地表明我们极不愿意承认冲突。不过这儿真正的问题是，象上述那些显而易见的矛盾，我们怎么能够如此熟视无睹？事实上，如果没有某些特殊的条件，这的确是不可能办到的。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感情经历完全麻木迟钝。另一个条件是斯特勒克早指出过的，即是所谓只顾局部不顾整体的那种隔离性生活方式。这位学者除了对盲点现象做了说明以外，还谈到了这种逻辑严密的分隔法。什么是给朋友的，什么是给敌人的；什么是给家人的，什么是给外人的；什么是对公的，什么是为私的；什么是对有身份者的，什么是对下等人的——患者都划分得一清二楚。所以在他看来，在这个范围内的事，并不与在那个范围的事相矛盾，二者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实际上只有在患者由于冲突而丧失了统一感时，他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生活。所以，把整个事物分割成相互无关的小单元，与反对承认冲突一样，也是患者被冲突分裂的结果。这种方式颇类似一种理想化意象中的情形：矛盾依在，冲突消遁。很难说是这种理想化意象导致了这种化整为零的分隔作用，还是分隔作用导致了理想化意象的产生。不过，看来似乎是这样，生活在相互无关的单位中而无视整体，这一事实是根本性的，它促成了理想化意象的创造。 为了理解这种现象，必须将文化因素置于考虑之中。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人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螺钉，对自我的疏离几乎比比皆是，人的价值也一落千丈。由于在我们的文明中有着数不清的严重矛盾，便形成了一种对道德的普遍迟钝和麻木无知的现象。道德准则另人不屑一顾，所以，没有人奇怪一个人为什么今天是虔诚的教徒或慈爱的父亲，明天却一变而为江洋大盗。我们周围找不到什么人格整合、意志统一的人来使我们自己的分裂状态相形见绌。在精神分析工作中，由于弗洛伊德将心理学看成是自然科学而抛弃了它的道德价值，所以把分析医生变得和病人一样的盲目，两者都看不见这种矛盾。分析医生以为自己有个人的道德观或对病人的道德观有任何兴趣，就是“不科学的”态度。但事实上，对矛盾的承认，不一定只局限在道德领域内，也出现在许多理论系统中。 合理化作用可界定为通过推理过程达到自我欺骗。一般认为，合理化作用主要用于自我辩护或把自己的动机或行为说成符合大家接受的那种观念，这种看法只在一定程度内是正确的。比如说暗示生活于同一文明中的人都沿着同一准则进行合理化，但事实上被合理化的内容却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合理化的方法也大相径庭。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合理化作用事实上正是一种创造人为和谐的试图。在患者围绕着基本冲突建立起的防御工事的每一角落，都可以看到这种合理化作用的进行。患者的主要倾向通过推理而得到增强，他把有可能表现出冲突的各种因素或变小，或变形，使它们掩饰冲突。这一自欺的推理过程是怎样有助于粉饰人格的？我们对比一下屈从型与攻击型便可见端倪。屈从型把助人的欲望归结为自己的同情感，尽管他有很强的支配倾向。如果这些支配倾向太明显，他便将它们合理化为对人的关注。攻击型助人时也坚决否认有任何同情感，只是顺便为之。理想化意象总是需要大量合理化行为作为它的支持，实际的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悬殊必须最后被归结为不存在。通过外化作用，患者用合理化手段证明事出外因，或证明自己的那些麻烦只是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自然”反应。 患者的自我控制倾向可以极为强烈，以致于我曾认为它是最初出现的神经症趋势。它的功能好比是为了防范矛盾感情的泛滥而修筑的堤坝。虽然在初期它常常是一种有意识的意志行为，后来便逐渐变成自动的了。患者在这样进行自我控制时，不允许自己被任何事物所左右，无论是热情、性欲、自怜还是愤怒。在分析过程中，他很难做到自由联想。一句话，他试图压制一切自发性。这种特色最明显地表现在那些冲突较为外露的患者身上。通常，有助于淹没冲突的方法有二：其一是清楚地表现出一种主导的态度，其余与此相冲突的态度都屈居次要；其二是充分保持自我孤立，使冲突无法产生作用。而上述压制自发性的患者连这两种方法也没有运用。他还保持着不分裂的假象，全凭的是理想化自我意象。显然，如果他没有某种基本努力去帮助他建立内心的统一，单*制造盲点的理想化意象是远远不够的。当这种形象是相互矛盾的因素的大杂烩时，它尤其显得无能为力。那时，就需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意志力将冲突的趋势刹住。由于最带破坏性的趋势是由愤怒引起的暴力，所以他就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去控制愤怒。这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愤怒被压抑后，积聚起足以发生爆炸的力量，又需要施加更大的自我控制去将它窒息下去。如果医生要病人注意这一过度的自我控制，病人会辩护说这是任何文明人都必不可少的美德。他所忽视的，却是自己的控制是强迫性的。他身不由己地严格地实行着这种控制，如果还是不能收到效果，他便会惊惶不已。他的恐惧可表现为怕神经失常，这就清楚表明控制的功用就是抵挡被分裂的危险。 武断的自以为是能从两个方面发挥作用。既能消灭内心的疑虑，又可消灭外在的影响。疑心重重与犹豫不定都是伴随着冲突而存在的副产物，它们可以严重到足以使患者的一切行动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患者自然容易受外在影响的支配。当我们对自己真正坚信不移时，是不容易受外部因素的摆布的；但假如我们随时都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走哪条路，那么，外部因素很容易就变成决定我们选择的力量，即使是暂时的力量。还有，犹豫不定不光指一种行为过程，也包括自我怀疑，怀疑自己的权利和价值。 所有这些疑虑都损害了我们生活的能力。不过，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样感到不可忍受，一个人越是把生活看成一场无情的斗争，他越会将怀疑看成一种危险的弱点。一个人越是自我孤立、坚守独立，外在影响越容易成为引起他恼怒的诱因。我的全部观察都指向这样一个事实：攻击倾向与孤独倾向相结合，便形成最有利于自以为是倾向滋生的土壤。攻击倾向越是趋于表面，自以为是的表现便越僵硬武断。患者企图通过武断固执地宣布自己总是正确来一劳永逸地结束冲突。在合理化作用的控制下，患者自然发现感情是内心的叛徒，必须严格防止它的发生。这样诚然可以得到平静，但那是坟墓的平静。所以，不难猜想，这种病人厌恶分析，因为分析可能打破他苦心达到的“和谐”。 另一种表现几乎与自以为是表现刚好相反，但也是一种拒绝承认冲突的防御手段，那便是琢磨不定。有这种琢磨不定表现的病人常常象神话故事里的角色，你要捉住他，他就一下变成一条鱼；如果他觉得还不安全，又变成一只鹿；假如猎人跟了上来，他便化作一只小鸟飞走。你无法使他们固守自己的话他们不是否认说过此话，便是向你保证他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有使问题便得模糊的惊人本领。要他们对某一事件持一确定看法，常常是不可能的；即使他们真的想态度鲜明，听者到头来还是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种紊乱表现也见诸他们的生活。他们一会儿恶毒凶狠，一会儿又富于同情；一会儿过分周到细微，一会儿极端粗心冷漠；在某些方面强求出人头地，某些方面又自我抹煞。他们先表现为盛气凌人，后来又变成任人践踏的门垫，然后又会变回去而恢复盛气。在做了对不起某人的事之后，他们会后悔不已，力图弥补过失，然后又会旧性复发，以恶待人。对他们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 分析医生也会感到困惑，甚而丧气地感到无从下手。他这样想就错了。他们是这样一种病人，他们还没有成功地走上通常的统一人格的途径；他们不仅未能压制住一部分冲突，也还没有树立明确的理想化意象。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表现的那些试图的价值。我们前面讨论的各种病人，无论他们的问题有多少麻烦，至少在人格上有更好的组织，还不象琢磨不定的人这样迷失方向。另一方面，如果分析医生以为冲突就浮在面上，无须去发掘寻找，从而认为这件治疗工作是轻而易举的，那么他也同样错了。他会发现病人反对把问题明朗化，这甚至可能挫败他的治疗意图；他应该明白，那不过是病人拒绝洞察内心的一种手段。 最后一种拒绝承认冲突的防御手段是犬儒主义，即对道德价值的否认和嘲弄。每一种神经症都必然有对道德价值的怀疑，无论患者如何固守他可以接受的特定标准。尽管犬儒主义有多种根源，其功能总是否认道德价值的存在，从而使患者勿须弄清自己实际相信的是什么。 犬儒主义可以是有意识的，于是成为阴谋权术者们一贯奉行并捍卫的准则。一切皆是表象，你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不被抓住就行了。每个人只要不是笨蛋，就是伪君子。这种人对医生分析时用了道德一词非常敏感，而不管医生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正象弗洛伊德时代人们对“性”一词极度敏感而无视它出现的场合一样。但是，犬儒主义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只不过由于患者口头上顺应众人的观念而使这种讥诮倾向被掩盖着。虽然患者可能不知道自己有犬儒主义，但他的言行却暴露出他在以这种原则生活。或者，他会愚蠢地陷入矛盾之中，这就象有些人自信看中诚实与体面，然而妒忌别人的诡计多端，并且恨自己在这方面“不在行”。医生治疗时必须在适当时候使病人充分意识到他的犬儒主义并帮助他理解这一点。另外，也可能有必要向他解释，为什么他应该树立自己的道德价值观。 以上所述都是围绕着基本冲突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为了简明扼要，我把这整套防御体系称作保护性结构，在每一种神经症中，都可以见到多套防御体系的结合，只是其作用程度各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