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背后的角力》


 01、日本在反华喧嚣中蓄势待发

    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红墙灰瓦，坐落于日本东京都市区的中心——银座的附近。银座是繁华而喧嚣的，而这里，则充满了肃穆、冷峻的气息，更透出几分诡谲，这就是日本的首相官邸。

    这一天，几辆轿车在首相官邸的门前停定，身着夸张燕尾服的若礼次郎首相，缓慢地走出首相官邸。五年前，他曾担任日本首相，现在，前度刘郎今又来，65岁的若再度组阁，这一次，若首相的政治寿命又会有多长呢？

    今天，首相要去参加一个内阁会议。与许多颇为棘手的阁议相比，这次阁议的议题并不困难，因为日本政界与军方达成了共识。不久，阁议就做出了一项关于中村事件的决议：日本政府将视中国当局的调查结果如何再定对付方法，如中国“不迅速以诚意从事彻查，则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对付行动”。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决议。此前，日本外务省虽已就所谓的中村事件多次照会中国外交部门，一次比一次强硬，但是，在内阁会议的决议中出现“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的词句，这是第一次，而把“军事当局”列在“外交当局”之前，也同样是意味深长的。

    日本要做大文章——战争的气息已经从日本内阁的决议中透了出来。

    那么，中村事件是怎样的原委呢？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这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核心。日本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东北，存在着帝国巨大而特殊的利益。20世纪初，日本就因为在中国东北与俄国的利益冲突，不惜与俄国这个庞然大物一战。日本赌赢了，但显然并不满足，它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恩怨情仇，就表明它还想在东北攫取更大的利益。

    中村震太郎，1897年出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在贝加尔地区充当军事间谍，后来一直在中国班任侦察员。1931年，中村奉命到中国兴安岭南麓一带进行侦察。当时，日本是以苏联作为自己最大的假想敌的，并认为，如果两国发生冲突，中国的兴安岭地区是战略要地。

    5月下旬，中村一行三人，到达驻哈尔滨的日本特务机关———百武机关。百武特务机关早已按照密电，为中村备好所需经费、器材和中、日、俄文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另外，还为他配备了一名俄国向导米罗阔夫。

    1931年6月初，中村一行到达齐齐哈尔朝日旅馆（日本间谍机关所在地），被告知由井杉延太郎充当中村执行任务的日籍向导。5天后，中村携米罗阔夫、井杉延太郎以及蒙古族向导留存宝，骑3匹蒙古马，带足干粮、器材，自齐齐哈尔市出发，拟于7月上旬到达洮南府。约好由另一名日本特务片仓衷在那里接应，完成任务。

    6月22日洮南日本领事馆收到中村自海拉尔发来的一份电报，称“预计7月3日可到洮南”。片仓衷当即前去接应，但直到7月20日仍不见中村一行的踪影。

    这时，日本特务机关还并不知道，十足的“小概率事件”在中村一行人的身上发生了。

    东北的兴安岭地区，中国军备松弛，盗匪横行；蒙汉杂居，民族关系复杂，是日本策动“满蒙独立”的重点地区。面对于此，张学良将军曾从关内调回部分东北军编成屯垦军驻扎兴安岭地区，加强对这一带的防务和控制。同时，照会日本领事馆，以地方不靖为由禁止日本人到该地区“旅行”。

    当然，那些负有特殊使命的日本“旅行者”，是不会在意东北地方当局的所谓禁令的。装扮成中国人的中村一行四人，还是进入了兴安岭地区。可是，就在他们完成任务的返程途中，歪打误撞地与中国屯垦军第三团遭遇了。

    7月的关外，已是日上三竿的时辰，却感受不到太阳的炙烤，东北屯垦军第三团一营的士兵，照常在驻地外道路边的开阔地上操练。这一天，团长关玉衡并不在团部，由团副董昆吾代理团长之职。突然，正在训练的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发现，有四人自北向南骑马疾驰而过，形迹十分可疑，于是追回问话，但无论是用汉语提问还是用蒙古语提问，四人均不作答。陆于是向董报告。董复用日语询问，其中一人答话，承认自己是日本人，并取出名片一枚，上印“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董遂向四人表示要施行检查，于是在他们的行囊里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图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这种手枪由日本人南部骐次郎设计，被中国人俗称为“王八盒子”，是日本军人的标志性武器，董团副一看便知。在中村等人的笔记中，清楚记载着“旅行”的意图、路线和搜集到的十分详尽的各种军事情报。于是中村的间谍身份暴露无遗。

    在接下来的审讯中，中村大尉表现出与日本武士精神相一致的沉默与倨傲，极大地激怒了屯垦军三团的官兵，加上强烈的民族义愤，于是就在当天晚上，中村等四人被一并秘密处死，其所有物品，除保留了笔记、地图、手枪、测图器外，都烧毁了。

    这是一场十足的小概率事件，甚至连小概率事件也算不上，可是，历史还是吊诡地记住了中村事件。不因为别的，而是中村佩带的手表泄露了“天机”。

    这是一块很好看的手表，让人联想到“值钱”二字。为此，当中村等人的其他物品都被烧毁时，这块“值钱”的手表却被一个姓李的军人偷偷藏匿了起来。以后，这块手表被李军人典当了，当来的钱成为其一夜风流的嫖资。

    当时东北的色情业中，有不少的日本人混迹其中。当然，这些人并不是为生计所迫，而是负有特殊使命的日本特工。于是，李军人“当表求欢”的过程，就被日本特工掌握了。

    再来说中村的手表。那不是块普通的手表，其名称叫做“三道梁”，是日本特务机关为其特工佩带的专门手表，足以标明带表人的身份。中村的失踪与出现在当铺中的“三道梁”以及当主的身份，构成了一条逻辑明晰的因果链：中村不但没有“人间蒸发”，反而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做大文章提供了最好的素材。

    7月23日，日本关东军获得中村被杀的消息，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东京的日本陆军中央部。

    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发表了《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宣称：中村事件“是帝国陆军和全体日本人的奇耻大辱”。日本方面已经一再表示要用断然手段，即用武力来解决满蒙的悬案。日本的报纸也连篇累牍地报道中村事件的所谓真相。8月24日，日本陆军制定了一个关于对洮安、索伦地区——也就是中村前去执行间谍活动的地区实行保障占领的方案，它冗长的全名叫作《当中国方面否认杀害事实或不能达到满意解决时对中村事件之处理方案》，不但主张“要断然实行对洮索地区之保障占领”，还特别讲到，“在实行本方案时，如遇到中国方面之实力反抗，就要导致满洲问题之根本解决。”所谓“根本解决”，即是指战争。

    但是日本外务省却对此心存疑虑，他们认为如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用兵，会“恶化世界对日本之印象”。外务省经与军方商议，决定暂时停止实行这一方案，继续以外交交涉为主来通过中村事件争取在东北的利益。

    日本外务省的消极态度，当即惹恼了一人，这个人就是狂热的关东军少壮军官石原莞尔中校。

    20世纪20年代以来，日本陆军以一批少壮军官为代表形成了一个个小集团，主张对外采取更激烈的军事扩张政策，以求更大限度地实现帝国的利益。他们甚至不惜以刺杀内阁首相和军界要人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文官政府和昏聩的上司的不满和更为激烈的帝国诉求。当他们激烈的行为触犯日本法律时，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被冠以“爱国热忱”的光环，成为为帝国利益杀身成仁的烈士。

    当得知中村被杀事件后，他们知道又一个天赐良机来了。石原中校就是这样一位有超强敏感性的帝国少壮军人。翻开石原的日记，可以看到他一直在锲而不舍地谋划着如何通过武力实现帝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当得知中村被杀事件后，他兴奋极了。在一封私人信件中，石原中校这样写道：

    我等深信此次之事件，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说，领事馆终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依靠军部的力量，在最短期间内即可获得成功。

    他甚至就一个如何才能令中国军队更加难堪的细节问题做出如下建议：

    谢罪问题，也应采取让部分日本军队开进洮南地方受领（中村等人）遗体，而让中国军队向我军谢罪的方式（我认为这种作法比让中国高级官吏谢罪更难以接受）。

    显然，其动机是要把事情闹大。

    这些话，是石原8月20日在给日本陆军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中将的信中说的。永田并非“外人”，他与冈村宁次、小敏四郎一起都曾留学德国，三人被称为日本陆军军官中的“三杰”。这个集团是激进少壮军官集团的祖师爷，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石原们的“前辈”。

    日军军官的“私房话”，把中村事件对于日本当局的意义，诠释得赤裸而明晰。

    8月11日，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电令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努力使中国方面坦率承认事实，进行交涉”。

    8月17日，林总领事会晤国民政府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交涉中村事件。同日，在沈阳的日本陆军当局发表“中村被害之第一次调查”。

    同一天，日本政府以陆军省的名义，在隐瞒中村的真实身份——日本军事间谍的前提下，公布了中村等被杀事件，并宣称“日本在满蒙特殊权益受到了中国的侵害，现处危险之中”。

    日本各政治集团也马上行动起来。政友会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成立的一个准政党组织，日本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如伊藤博文，都曾是它的重要成员。政友会紧急行动起来，选取精干人员组成演说团到日本的六大城市做宣传鼓动。9月1日，“帝国在乡军人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会长铃木庄六大将意味深长地说：“值此时局严重之际，应普及、提高国防思想，正确引导舆论。”

    日本原本是静谧、含蓄的国度，木屐与石板路碰击发出的声响，成为一曲令不少人为之心动的空灵之音。但当日本人群情激昂时，一种内敛、压抑的力量就会勃然爆发，从而使日本变成一个疯狂的国度。甲午年间，当日本海军决定性地击败大清北洋舰队时，日本岛就爆发过这样一次疯狂，人们走上街头、欢呼雀跃，一时万人空巷。这一次，日本又疯狂了，国民们为同胞在异国他乡的“无端”受戮，更为一个被炮制出来的“中国威胁论”而群情激愤、奔走呼号。

    就这样，日本国内对华战争的社会动员开始了。

    可是，南京国民政府显然并没有嗅到战争的气味。

    8月20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日本民政党成员菊池良一，二人作长时间的会谈。在会谈中，蒋希望日中及亚洲各民族为黄种大联合而奋斗。菊池请蒋在国民政府军队中酌用日本教官，并建议国民政府采取措施制止社会上的排日行动。蒋欣然接受。

 02、大水把国民政府冲得摇摇晃晃

    1931年夏秋两季，频频见诸报端和各级国民政府文告的，并不是中村事件等涉外话题，而是一场百年不遇的水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的《为救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明白无误地把这场水患称为“国难”。

    9月8日，国民政府发行赈灾公债8000万元，分两期发行，本月内先发3000万元，12日内续发5000万元。年息8厘，按票面九八折发行；本息10年偿清。

    1931年气候反常。入夏以后，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长时间淫雨天气，还不断出现大雨和暴雨，珠江、长江、淮河及松辽流域河水猛涨，造成全国性的大水灾。其中，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灾情尤为严重。据统计，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合计受灾人口5127万，经济损失22。54亿元，而国民政府1931年的整个中央预算，也就不到10亿元。

    武汉地区襟江带湖，受水害尤重。8月2日凌晨，单洞门铁路大坝决堤，大水直奔市区，汉口全境浸没水中，高及屋顶。随后武昌的武泰、武丰等堤也相继溃决，武昌滨江城区，尽成泽国。此后不几日，地势最高的汉阳，也共有45个堤垸被冲毁，江水以风驰云卷之势，长驱直入。三镇尽成泽国，淹没水中达两月之久。武汉遭此重创，逐渐由盛转衰，“九省通衢”的地位顿成明日黄花。

    在突如其来的大水面前，国民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除了一些地方政府对灾情所做的杯水车薪式的救济外，国民政府最早对水灾做出反应是在7月25日，此时，已离珠江流域发生重大灾情一月有余。这一天，国民政府下令，特派许世英等九人组成赈务委员会委员，指定许世英、王震、刘镇华、王守珍、朱庆澜为常务委员，许世英为委员长。

    许世英是一位活了91岁的老人，清光绪年间就跻身官场，历经晚清、北洋、民国三个时期，能为各派政治力量所接纳，新旧咸宜，左右逢源，甚而得膺重任，宦海浮游60余年。朱庆澜是哈尔滨人，1892年，就曾任黄河修复工程的河工委员，可谓是一个治河、赈灾的专家。辛亥革命期间，他同情革命、支持革命活动。后来，在主政黑龙江期间，多有德政，惠及乡里，商民为纪念其功德，将一艘新轮命名为“庆澜”号。1925年2月，他辞去一切职务，专门从事慈善事业。

    以许、朱二人为代表，在这些赈务委员中，都是一些社会贤达，并没有一个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实权派人物。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赈灾赈灾，政府拿得出钱来才是硬道理，否则，任凭你有天大的本事，也难有作为。赈务委员会成立后，尽管奔走呼号、呕心沥血，却鲜有救灾济民的良方。

    7月30日，许世英电告蒋介石并呈行政院，谓“灾民不死于水，即死于饥，其惨状实为近百年来所未见”，并请饬财政部发赈灾公债1000万元。

    公债不是现款，对水灾中的遍野哀鸿而言，远水解不得近渴。于是流离失所的灾民们只能靠着民间那点可怜的救济度日。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汉口灾民亟待赈济者15万人，八个收容所所能救济者仅三分之一，灾民无食者由公私团体每日发给馒头两次。

    国民政府还是拿不出钱来。8月12日，立法院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称，本年国家财政预计不敷总数达2。8亿万元，赈灾除募集公债库券外，几无他法。

    看到只靠社会贤达难有作为，国民政府为统筹救灾，于8月14日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派宋子文、许世英、刘尚清、孔祥熙、朱庆澜为委员，以宋子文为委员长。在这个名单中，出现了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名字，这二人都是国民政府的“大财神”，尤其是宋子文，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绝对是国民政府财政界的一把手。

    实力派大员的加入，马上就见到了效果。就在成立的当天，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议请国府饬令各主管部、会从速实施治水方案，并通知各省府调查水灾情形。各省赈款分配为：安徽、湖南、湖北各17万元，江苏、江西、河南各13万元，浙江8万元，汉口防疫费2万元，四川急赈1万元。21日，赈委会呈请国民政府将一切不急之建设事业暂缓兴办，提前实施治水方案。口气大不一样，措施也来得实。

    但是，区区数十万元的赈灾款，对于百年不遇的灾情而言，是个什么概念呢？8月30日《申报》讯，武汉警备司令部曾公布武汉灾情，受灾区域达54县，灾民1400万，其中死亡20余万，受灾耕地800万亩，流失房屋700万栋；长沙市大部浸水，中央所拨赈款17万元无济于事。

    让我们把镜头再拉回到受灾最重的武汉三镇。

    这时，坐镇武昌的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何成浚。此公曾随孙中山、黄兴从事辛亥革命和护法战争，后追随蒋介石，成为蒋沟通各派军阀的说客，得以重用。历任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绥靖公署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要职。就在湖北省主席的任上，他遇到了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水。

    这位国民党军内的“智多星”一筹莫展。靠湖北地方自救没戏，靠中央更没戏，深谙时局的他对此心知肚明。百般无奈之际，他把眼光移向了湖南，希望这个受灾较轻的“兄弟”拉自己一把。何成浚修电一封致湖南省主席何键，要求他开放米禁。

    有道是“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在乱世，有比黄金更重要的战略性物资——粮食，因为成色再足的黄金，也有买不到米面的时候。中国自古就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湖南、湖北是中国的粮仓。

    可是当时湖南的大米，是不能随便流出本省的。武昌起义推翻清政府后，有一段时间中国各省的自治、独立运动，闹得如火如荼。在这场运动中，湖南是最起劲的一个。既然要独立，不允许大米这种战略物资流出本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这时，担任湖南省主席的是何键。此人生于湖南醴陵，是土生土长的湖南军阀。1928年后，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一干就是九年。其间，他总揽湘地军政大权，俨然一副“土皇帝”的坐派。由于蒋介石要利用他“围剿”红军，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红军长征后，他才被迫去职。

    面对这样的一个“土皇帝”，何成浚要求放开米禁，何异于缘木求鱼？果不其然，就在何成浚发出电报的当天，何键就回电说：“湖南省滨湖产米各县亦遭水灾，秋收绝望。补救无从，本省谷米犹不足，难以开放米禁。”把何成浚生生顶了回去。

    “援兵”不到，何成浚的政治生涯面临着严重的危机。8月上旬，武汉三镇大水方炽，有人以省政府防灾、救灾不利为由，向何发难。何虽然控制住了局面，但他明白，危机并没有过去。何不想坐以待毙，他把眼光再一次地转向南京中央政府。

    何成浚还是很有能量的。

    8月18日，国民政府美籍顾问贝克等抵武汉视察灾情，并调查救济灾民及粮食供给办法。贝克巡视后认为，武汉灾情之重，超过原来想像，救灾实无具体办法。

    9天后，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朱庆澜飞抵武汉视察水灾。朱视察后认为，湖北灾情奇重，须大规模救济。

    这些“钦差”们的看法，当然都会无一例外地传到国民政府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的耳朵里，蒋觉得得自己出面了。8月28日，蒋介石乘永绥舰到武汉视察水灾，翌日在舰上召集何成浚等商议赈灾办法，并命令湖南、江西两省弛米禁，令武汉中央银行拨30万元活动金融。

    此时已是时届9月，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雨季均已过去，武汉三镇的民众在大水中整整泡了一个多月。对他们最有效的救济——从邻省湖南分得些许大米，却是在大水退去后才姗姗来迟。而这一切，还是在蒋介石开了“现场会”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

    若干年后，全面抗战爆发，当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作战，因为指挥官们各存私念而导致一场场惨败时，其光景与1931年武汉救灾中的故事何其相似！

    随时间推移，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水终于逐渐退去，数以千万计的流离失所的灾民，回到了他们被大水涤荡殆尽的故地。13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财务组公布，收到各界捐款银元2534224.55元，小洋2935角，铜元3318枚，银两73316两7钱。银元俗称“袁大头”，它的货币单位是元，是中国现代史上信誉最好也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货币；小洋俗称“小洋头”，正面有孙中山的头像，它的货币单位是角。如果把这些货币都陈列在一起，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前线的司令官们看到了穿着不同制服的各种军队，也看到了他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将他们的武器放在一起的话就像是举办一场大型的过时世界武器博览会。在淞沪战场，云集了最精锐的部队，张治中上将手下的第88师、第87师、第36师配备有德国的武器，他还可以指挥他的坦克手攻击已经被逼到海边的日本军队。而在山西，来自四川的王铭章师长属下的士兵却穿着草鞋，他们连坦克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

    这是李继锋博士在他的《抗战回望》一书中，对抗日战争中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的整体描述——这样的军队与上述1931年社会募捐所得来的充斥各种币种的善款，颇有几分相似！

    在1931年的大水灾中，数额较大的一笔国外赠款，来自于日本裕仁天皇。8月22日，日皇对长江水灾赠款10万日元，由日本外务省汇往正在上海的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处，并嘱咐重光葵将捐款交到宋子文手中。重光葵立赴南京，在代表日本政府表示慰问的同时，告知中国外交部天皇捐款赈灾一事。这个捐款的数目，与8月17日日本政府就中村事件向中国方面提出的索赔金额100442日元，甚为相近。

 03、驻日公使很是乐观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策已定。现在，该轮到国民政府出牌了。

    说到20世纪30年代前半的中日外交，就不能不提到蒋作宾这个名字。

    从照片上看，蒋作宾有着一幅很福相的面庞。他不但是民国时期的政要，还是著名的居士。蒋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1905年即加入同盟会，是老资格的国民革命者。辛亥鼎革后，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而当时的陆军部部长是黄兴。1929年，时任中国驻德公使的他，代表中国政府出席日内瓦国际联盟裁军会议，在会上，他一改国联多年只使用英、法两种语言发言的惯例，庄严地用带着湖北口音的国语在讲坛上发言，引起外国舆论的称赞，汉语遂被定为国联正式使用的语种之一。

    蒋作宾在欧洲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堪当重任的外交人才。1931年8月，蒋改任驻日本公使，一直到1935年底。此间，中日两国使节升格为大使级，蒋作宾成为首任驻日大使。

    蒋作宾在日本的四年，正是中日关系波诡云谲的四年。在这四年中，包括日本政府在内的中日双方政府所有的和平努力，都归于破产，中日两国最终走上了战争之路。国民政府始终都想回避与日本的战争，因为它既没有与日作战的实力，更没有与日作战的勇气和胆识。所以，争取最后一丝希望以避免战争，就是国民政府赋予蒋作宾的艰难使命。

    9月9日，新任驻日公使的蒋作宾离开上海前往东京赴任。当时，中国人去日本基本上都是乘船从上海出发，途经汉城到达日本，得半个月到20天。可是，肩负重要使命的蒋作宾，却没有从海陆径直东行，而是一路北上，在天津港登陆后来到北平，会晤时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会晤，而是因为“日本对满蒙问题有急进态势”，蒋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要向对东北局势最有发言权的少帅问策。

    此前，张学良对东北时局以及中日关系已多次表明过自己的态度。早在7月6日，张学良在给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报中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这封电文表达了三个意思：第一，东北局势危急，战争一触即发；第二，我们打不过日本，战争结果只能是对我更加不利；第三，为今之计，只有力避冲突，在国际公法的架构内解决问题。显然，张学良认为尽管局势严重，但还有通过外交手段转身腾挪的空间。

    张学良的态度是有代表性的。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表示“此未对日作战之时”，13日，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也在致张学良的电报中，以一个老国民党的身份说道：“中央现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

    显然，国民政府的要员们并没有对日本内阁在前一天的决议产生起码的警觉。

    乐观使人心情释然。听了张学良的看法，蒋作宾似乎觉得轻松了一些。

    三天后，在与北平的记者们见面时，蒋作宾面带笑容地向焦虑的记者们说道：在我们南方，对中村事件似乎没有你们北方传得那么邪乎，你们要注意舆论导向哦！并表示中村事件是完全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中央对此亦无须做出任何特殊的训令，只待本人到日本后，当可迅速解决，事态决不致扩大。

    此后，蒋作宾又逶迤北上，取道东北和朝鲜去日本。沿途，他不断与驻当地的日本外交和政商人士会谈，作了一路的调查研究。他所得到的信息是，所有人都以为目前局势堪忧，希望早日解决悬案，以免为日本军方激烈派有所借口。不料，蒋刚到汉城，就传来事变的消息。

    寄希望于外交努力而力避冲突，这是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底牌。但这张底牌还没有打出来，就已注定要输掉牌局了。

    1931年底，若首相因为“摆不平”由九一八事变而引发的危机而黯然去职。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以《不听从命令的军队》为题，对事变后日本军队对内阁的决定置若罔闻诉苦道：“内阁部长制定出关于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交陆军大臣将此方针下达给满洲军，但满洲军却仍不停止前进。”可诉苦归诉苦，后来日本内阁不但“追认”了日军未经批准的军事行动，还连“不法”军事行动所需的军费也一并批准了。军队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后再由内阁来“补盖公章”对这种日本对外政策的实际操作模式缺乏必要的认知，正是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致命伤。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实行所谓的君主立宪制，天皇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由首相领导的责任内阁，才是决定日本大政方针的中枢。可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内阁其实是管不着日本军队的。

    早在1872年，日本就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机关实行了改革，废除了原来的兵部省，分设陆军省和海军省。不久后，在陆军省内设立了参谋局，这就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前身。1878年，只过了短短的四年，陆军参谋本部就从陆军省中独立出来，直隶于天皇，而并不受政府的统辖，成为掌管用兵作战的最高军令部门。凡属军令事项，皆由参谋本部的最高长官——参谋总长策划，最后上奏天皇裁可。参谋总长甚至可将经天皇裁可的军事行动，直接下达给政府中的陆军的最高代表——陆相亦称陆军大臣去执行，根本无须经过首相。而政府中的陆军省，则成为所谓的军政机关，行使后勤保障职能，说白了，就是管陆军的吃喝拉撒的。后来，相同的机构改革又发生在海军身上，军令部同样从政府中独立出来，成为最高的作战指挥决策部门，直隶天皇；而政府中的海军省则成为带有后勤保障性质的军政部门。

    这样，日本陆海军的最高指挥决策权，都从政府中游离出来，形成了在对外事务中更具发言权的所谓“军部”。

    国民政府把避免与日本一战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与日本政府打交道的外交管道，可日本内阁在对外的军事行动上，原本就是说了不算的——这幕沉甸甸的历史讽刺剧，注定了国民政府的必输之局，它不但输掉了大好的白山黑水，也差点输掉了华北。

    而当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必然性，还远远不止于此。

    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政党内阁的鼎盛时代。文官出身的政治家们，在一个个政党政治集团的支持下，在政治舞台上显然更活跃了，说话也更有分量了。他们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尤深。在国内事务方面，他们大多主张保障公民自由，实现更大范围的民主；在国际事务方面，则反对轻易诉诸武力，而更倾向于在寻求利益一致性的前提下的“协调外交”。

    相形之下，那些原本的“帝国骄子”——职业军官们，则有向隅之感。日本军队内的“精英分子”不能漠视军方地位的沉沦。1929年，以所谓“陆军三杰”——冈村宁次、小敏四郎、永田铁山为骨干的“一夕会”，得到了壮大，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些日后在中国东北翻云覆雨的“高手”，都出现在了名单中。1930年，参谋本部的桥本欣五郎中校，又成立了一个法西斯军人的秘密组织——“樱会”，成员大多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陆军中央部军官，到1931年春，会员居然发展到150多人。

    “一夕会”和“樱会”都指责政府对外软弱，主张改造国家，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强硬政权，以“伸张国势”。但他们也有分歧：前者主张“外先内后”，主张先解决“满蒙问题”，再乘势改造国家；后者主张“内先外后”，用桥本欣五郎的话说，就是“外部问题当然需要处理，但现在这样软弱的以政党为基础的政府并不能处理外部问题，所以，如不通过内部改革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府而急于外政，就不可能进行改造。”

    “樱会”在行动。1930年10月，军部以滨口内阁批准《伦敦海军条约》“侵犯统帅权”为口实，攻击政党内阁。11月4日，滨口首相被一日本右翼青年刺伤，首相之职暂由外相币原喜重郎代理，日本政局动荡不稳。桥本欣五郎等“樱会”骨干遂在一批陆军中央部军官的支持下，计划于1931年3月20日发动政变：先是动员民间右翼势力制造混乱，然后以保护议会为名出动军队包围议会，迫使内阁首相辞职，建立以陆相宇垣一成大将为首的新内阁。这就是所谓的“三月政变”。可是，这个计划却受到了冈村宁次、永田铁山等“一夕会”干将的反对，后来，原本支持政府的宇垣一成大将也畏缩了，“三月政变”遂告流产。

    “三月政变”的流产，促使日本军部把注意力首先放在解决“满蒙问题”。中国的东北，撞在了日本新军阀对外扩张的枪口上。

 04、钟毓却感到山雨欲来

    新闻媒体对时局的敏感，有时甚至强于国家机器。

    就在中国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面带笑容地安抚北平记者的当天，另一位中国外交官员——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的另一番谈话，也被记者敏锐地捕捉到了。钟毓认为：中村失踪案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其严重性甚至超过了万宝山事件。而这两个事件也绝非偶然，表现出日本的有意寻衅、步步紧逼。

    1906年，就是日本在东北打败俄国后的第一年，日本在今天的沈阳设立了驻奉天总领事馆。东北易帜后，与日本打交道不能再由东北地方当局出面了，因此不久后，国民政府就以驻吉林特派员的方式，在东北与日本政府开展外交事宜。1931年，钟毓担任特派员一职已有三年多了。处于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第一线的他，不会像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府大员们那样的官僚气。他所感到的，是山雨欲来前令人窒息的压抑。

    如果说中村事件本身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那么万宝山事件的发生则更带有必然性。

    为了确保帝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构建了一个“品”字型的战略布局。第一是保证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存在。通过辛丑条约的规定，日本取得了在中国驻军的权利，这种驻军叫“中国驻屯军”；此外，就是著名的关东军。第二是经济控制。东北有着中国最稠密的铁路网，而在当时，对连接旅顺、大连等战略要地的铁路，却是由南满洲株式会社在经营，它不但从东北掳走了大量的资源，更控制着东北经济与军事的大动脉。第三就是战略移民。早在1905年，当时的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就提出所谓的“满鲜移民集中论”，计划向中国东北和朝鲜移民50万。他认为实现此计划后，“俄国虽倔强，必不敢与我开战，中国更无论矣。夫如是和战缓急之柄，居然落我手中。”

    由政府驱动的移民一向是困难的。无论“爱国主义”的倡导，还是美妙无比的蓝图，对于离乡背井的移民而言，显然都缺乏说服力。于是后来，日本改变了策略，他们就地取材，利诱大批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地区。此时的朝鲜已沦为日本殖民地，所以在日本看来，朝鲜人也能成为其移民的急先锋。当时，中国当局为防止土地被日本等外国人侵占，曾颁布法令，禁止中国人将土地出售或租让给外国人。

    1931年4月，一个由中国人郝永德开设的公司——长农水稻公司，以公司名义租得长春县万宝山村地区十多户农民的土地500余垧，租期10年，声称将雇朝鲜人种稻。在租地的协议里写得明白，协议必须由县政府批准，否则不能生效。长春县政府在核准协议时，发现其中涉及朝鲜人，立刻警觉起来。过后，在更为详细的材料中，得知要招188名朝鲜人前来耕种，这显然与中国当局的政策不符，便没有批准，并责令当地公安分局将已进入中国国境的朝鲜人遣返。可是，郝永德并不是老实的生意人，他不但置县政府的裁决于不顾，还将租地全部转租给无国籍朝鲜人李升薰——一个进入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

    18日，李升薰以开渠种稻为名，擅引朝鲜人百余名进入东北境内。这一活动损害了当地中国村民的利益。在数次交涉未果的情况下，村民遂投诉长春县政府，县政府又报告了吉林省政府。吉林省当局认为租地协议未获批准在先，土地的非法转租在后，令长春县政府派警力到现场执法，勒令朝鲜人出境。5月31日，长春县公安局长鲁绮率骑警到万宝山村执法。李升薰服软了，表示愿停止施工，二日后出境。可是第二天，李就变得强硬起来，声称“至死不能停工出境”。

    并不是李升薰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得硬气，而是日本人跑来为他撑腰了。

    6月3日，长春日本领事馆派警部中川义治等数人，持枪至现场，以保护朝鲜人为名，督迫朝鲜人继续挖沟。当中方警员再次前往执法时，中川等竟实施阻挠，声称：“须奉有领事命令方能停工。”

    之后，中日双方开始了一系列的外交交涉。中方虽然有理有节，却始终也做不到“有利”。日本一面交涉，一面在日警的“保护”下，挖沟引水工程在照常进行。

    当地利益受损的村民不能再等。7月1日，四五百名农民各持锹镐，举大旗上书“迫不得已，正当防御”等字样，将渠堤一段掘毁，并填平了一段渠沟。日警出面阻拦，被村民们斥退。日警见己方人单势孤，只好作罢，但却放出话来，说什么明日等援兵来后，中国农民来一千死一千。第二天，果然发生了日警与中国村民的冲突，后来在中国地方当局的劝解下，中国村民才散去归家。在冲突中，中国方面有数人被日警殴伤。

    日本并不罢休，而是借着万宝山事件，发动更大的反华行动。在日本的煽动下，一些不明真相的朝鲜人反华情绪爆发，朝鲜多个城市发生对华侨的伤害事件，尤其是7月5日，平壤发生骚乱，数千愤怒的朝鲜人在日本官吏的纵容下冲入平壤的华人街，对中国侨民烧、杀、抢，造成数百中国侨民死伤的悲惨事件。中国要求日本政府负责赔偿，日方只同意给抚恤金，表示遗憾，但不肯承担法律责任。双方的分歧直到9月18日也没有能够解决。

    还在万宝山事件发生的过程中，6月17日，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石射猪太郎在给日本外务省的一份报告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万宝山者，……此地与长春市之繁荣及军事、政治、经济大有其关系。观其广野千里，大豆高粱刈薯等之繁茂，一见而知其为肥沃地带。……于此足证其有国防的大价值矣。且察其沃野千里，为我国移民之一个好根据地。……尚该地方之广大，我如能扶持其势力，则万宝山一带及伊通河流域，一变而可为我日本势力之新天地，终来欲制其中华方面在长春市繁荣者，吾人确信无有其难事……然察中华官宪之心理，似乎尚未晓万宝山地方之真相，唯因感情而驱逐该地韩民。我如藉保护韩民为题，而欲造成为伊通河一带之新势力，信确无难事，殊如这回万宝山韩民挖河筑圳之事件，察中国官宪非常软弱……果我方如能乘此机会挖河筑圳工事，终来则藉此水利利权，而可奖励我移民于彼地，以便开拓其肥沃旷野，成为良田，于我在长春方面之国防、政治、经济等势力，可以得自然之膨胀，亦可造千军万马不可以支援之新势力于长春，而其满蒙特权之安固。

    这段话虽然有些长，且半文半白，但读起来一定不枯燥，因为它把日本制造万宝山事件的苦心孤诣，阐述得淋漓尽致。

    而反观国民政府，能看透日本图谋的又有几人？所以说，钟毓能把中村事件与在此之前发生的万宝山事件联系起来看，并看出了日本“有意寻衅，步步紧逼”的意图，是很有眼光的。

 05、两个并立的国民政府

    这一天，发生了三件重要的政治事件：

    事件一：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会见国民政府辽宁省主席臧式毅，面交日本政府对中村事件的照会，要求东北当局：一、正式道歉；二、严惩责任者；三、对生命、财产损害予以赔偿；四、保证将来不发生类似事件。

    事件二：日军参谋本部派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回东京，向参谋总长金谷范三报告中村事件，称人证物证俱在，华方对日本实力低估，一再敷衍，所以要解决此问题，就必须考虑将满蒙问题根本解决。

    事件三：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石曾、张继、吴铁城电广州“国民政府”，谓我国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国势危难。劝粤方捐弃成见，息兵言和。

    三件事摆在一块，使人深深地感到：外患方炽，内争又起。

    1927年宁汉合流后，国民政府一直是建都南京的，怎么又冒出个广州国民政府呢？这牵扯到国民党历史上的一段公案。

    翻开蒋介石的日记，会发现1931年2月后的蒋介石变得郁闷而焦躁。2月9日，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见人面目，即受刺激，小人不可与共事也。纪念周时几欲饮泣，而又耐止，何人而知我痛苦至此耶！”10日的日记中蒋又写道：“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感情用事，颠倒是非，欺罔民众，图谋不轨，危害党国，投机取巧，毁灭廉耻，诚小人之尤者也。余性暴气躁，切齿胡某，几忘其身矣，奈何弗戒！”蒋在日记中提到的“小人”、“胡”，指的是胡汉民。

    蒋介石为什么对作为国民党元老的胡汉民如此愤怒呢？

    1929年，蒋介石凭借着手中训练有素的黄埔军，以及关键时刻奉军新领袖张学良的支持，打败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这几个主要对手，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蒋也奠定了在中国的最高统治地位。蒋的地位是打出来的，但仅有枪杆子还不够，特别是在“和平建设时期”。

    蒋介石将军要成为蒋介石主席——国民党的主席，甚至成为蒋介石总统——中华民国的总统。

    怎么才能实现这个角度转换呢？蒋介石想起了孙中山关于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革命的理论。

    孙中山认为，军政时期适用于革命军初起之时，军民共同受治于军法。训政时期适用于三年之后，各县军政府将地方自治权归之于当地人民，由人民选举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员，同时制定约法，规定军政府和人民之间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宪政时期适用于全国实行约法六年之后，其特征为制定宪法，由国民公举大总统，公举议员，组织国会，一切国事，均依宪法。既然中国统一了，套用孙中山的“三段论”，亦可认为是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那么就需要制定一部约法，而自己的角色转换，亦可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实现。当然，蒋要搞约法，也不纯是为了移花接木，胡适等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上世纪20年代末掀起的批判独裁、要求实行民主和法治的浪潮，也深深刺激了行伍出身的蒋介石，使他对“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的古训，有了切身的体会。

    可是不成想，蒋介石自以为“秉承国父遗志”的路线图，却遭到了国民党内尤其是胡汉民的反对。

    胡汉民不仅是国民党的元老，还是国民革命重要的理论家之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胡汉民与蒋介石曾分别掌握着南京政府的党权与军权，共同合作“清共”，镇压党内反对派，有过一段合作无间的“蜜月时期”。可是，随着蒋不再将自己的角色仅仅定位于军事领袖时，二人间的矛盾成为不可避免。胡汉民对蒋政治图谋洞若观火，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军事暴发户在国民党内坐大。

    1930年11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召开国民会议和制订约法等问题，蒋、胡二人的矛盾激化了。胡汉民在致开幕词时，只字不提制订约法问题，而是含沙射影地批评蒋介石，说：“断不可以某人为万能，希望一切事情都由他一人去负担……可是目前却深犯这个毛病，因此兼职之风大盛，兄弟认为实有严重纠正的必要。”后来，蒋介石邀请胡汉民、张群等专谈约法问题时，胡汉民又说：“现在各项法案还没有完备，就是有了一些，又因军权高于一切，无从发挥其效用。所以，我不主张马上有约法和宪法。”

    蒋介石感觉到不能再退，必须采取行动。

    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邀请胡汉民赴宴为名，将其诱至总司令部扣留，从此，开始了对胡长达半年多的软禁。

    蒋介石不善言辞，却对通过行动以控制局势充满自信。可是这一次，他走了着险棋。

    说起来，中国国民党是很有些悲情的。在孙中山之后很难再挑出一个深孚众望的领袖，所以，蒋介石和他要走的道路，在国民党内是一个十足的异数。现在，他主动发难，使国民党内形形色色的反蒋政治势力有了一个反对他的共同旗帜。

    果然，蒋介石以非法手段软禁立法院长、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引起了党内外轩然大波。4月30日，国民政府文官长监察委员古应芬等四名监察委员联名发表弹劾蒋介石电，指责蒋“窃夺军权，浸而盘据中枢，把持国枥，潜植羽翼，威胁老成”，并要求释放胡汉民和蒋介石立即下野。随后，汪精卫、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都通电拥护四监委的弹劾案。5月25日，反蒋各派云集广州，由唐绍仪领衔，古应芬、林森、汪精卫、孙科、王宠惠、陈济棠、李宗仁、陈友仁、邹鲁等21人，联署发出促蒋于48小时内下野的通电。27日，反蒋各派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非常会议”公布了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并就成立政府的各项事宜做了准备。5月18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以陈友仁为外交部长、邓召艿为财政部长，并宣布否认南京国民政府。至此，宁粤对峙局面形成。

    广州国民政府是个奇怪的政治大联盟，它包括了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等。他们的利益和政治诉求各不相同，却在反蒋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而一到决策的具体问题上，就会意见分歧、顾虑重重，它的行动力是很弱的。

    蒋介石对广州国民政府的弱点看得很清，所以决定不去管它。他并没有像中原大战那样兴师动众准备一战，而是继续调集大军，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同时，宣称不宜对广州用兵，而要谋求政治解决。

    直到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才正式颁布讨伐令，以“剿共讨蒋”进行号召。7月18日，在广州国民政府的策动下，石友三在河北顺德就任广州政府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19日，通电反蒋反张（学良）。张学良立即调动东北军主力部队于学忠部第一集团军和王树常部第二集团军入关，与蒋介石所派遣的三个集团军南北夹击石友三。8月3日，石友三部全部瓦解，石本人逃亡大连。这一仗，虽说仗打得很不像样，但却是广州方面对南京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广州方面仍然意见分歧。实权派陈济棠主和，汪精卫、李宗仁主战，导致汪精卫愤而出走。直到8月末，双方才达成妥协。9月初，两广部队出师湖南北伐，湘赣边境的唐生智旧部颜伯刚、龚浩等倒戈响应。广东北伐军进入湘南的宜章、郴县，逼迫衡阳。蒋介石派何应钦往长沙督战。眼看战争一触即发，这才有了三位国民党中委9月10日的通电。可是，到了9月14日，粤桂军会攻衡阳失利，分别退入两广边境，双方又恢复了军事上对峙状态。

    蒋介石眼看就要大获成功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无疾而终似乎已成定局。可就在这样的当口，九一八事变发生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中国的怒潮，也给了广州国民政府起死回生的机遇，于是“反蒋抗日”成为广州方面厉害无比的杀手锏。

    蒋介石变得有些被动。于是思量再三，他又玩起为以退为进的老把戏。10月，蒋介石的使者去广州，表示愿意为民族利益而与南方势力达成妥协。他还亲自飞往上海，与胡汉民、汪精卫、孙科这些对头们谈判。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下野。他在电文中说：

    胡汉民等同志微日通电，且有“中正必须下野，解除兵柄，始赴（南）京出席（会议）”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思思之，惟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

    这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下野，但却不是黯然去职，他把一个日本在东北步步进逼而国民政府却注定难有作为的局面留给了广州方面，自己则握着一手的王牌，回奉化溪口老家去了。

    就在蒋介石下野的同一天，手握重兵的张学良也通电请辞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并且，就在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离开南京的同一天，张学良电蒋曰：“公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同退共进之意，尽在不言之中。想中原大战正酣之时，正是张学良引大军入关，奠定了蒋的胜局，而现在少帅无保留地表态，更成为蒋大局在握的利器。

    1931年12月28日，日军向在锦州的东北军发起进攻。锦州是中国在关外的最后一个重要城市。取代蒋介石的孙科政府下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则因为力量不足，请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孙科召集会议，但却拿不出具体的方案来，这时，他深深地感受到了“口头上抗日简单，实际上抗日行动难”的滋味。

    只是短短的半个月时间，以广州方面为班底的中央国民政府就山穷水尽了。1932年的1月2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孙科就不得不电促蒋介石重返南京，共商大计。

    同一天下午2时许，日军占领锦州。至此，东三省的主要城镇和大部分地区沦陷。

 06、编遣与川军

    这一天，四川两个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刘湘和刘文辉，派人送来了川军缩编方案，二人商定将川军缩编为15个师，其中刘湘、刘文辉部各编为5个师，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刘存厚、李其相各部共编5个师。

    这个方案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但它毕竟是一种象征，表明地方实力派们在裁军问题上动起来了，向中央表示出善意和服从。

    裁军，当时叫做编遣，是蒋介石念兹在兹的一件大事。编遣中的政治意图显而易见，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粤军、桂军、湘军、滇军、黔军……虽然，这些军队都可以在一夜之间打出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示归附中央，但是谁都明白，指挥枪杆子并不是件容易事。所以，蒋介石要通过编遣，给那些与中央貌合神离的地方实力派们来一个釜底抽薪，彻底打掉他们与自己讨价还价甚至兵戎相见的资本。

    此外，编遣还有国计民生方面的考虑。中国有句俗话叫“吃粮当兵”，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有许多贫民当兵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有口饭吃，至于军饷是根本拿不到的。既然欠着军饷，士兵们即使仗打完了，也不会复员，而成为“吃饭兵”，况且，自清末以来，战乱频仍，这些战斗力极差的兵油子们反倒成了将军、大帅们手中的王牌。有专家认为，到1929年，中国军队加起来有大约为200万人，而清朝时约为40万人，1922年约为120万人。这个数目是国家财力无法负担的。例如，在1928年，蒋介石嫡系军队约为24万人，年需军费约3。6亿元，而南京政府年财政收入（清偿债务后）仅为3亿元。此外，虽然地方军阀的军队不用南京的直接负担，但是，他们却截留本来可以纳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税款。因此，不裁减军队，政府将无法进行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重建工作。

    编遣军队的必要性普遍得到承认。于是1929年1月1日——在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日子里，国民革命军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在编遣会议上，中国四个最大的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其他与会者同意将全国军队裁减至80万人，把军事开支限制在政府财政收入的41%，并设立统一指挥机构。

    但是，与美好的愿望相比，现实的谈判总是显得艰难和灰暗。大会制定的编遣方案确定，全国设8个编遣区，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分区编遣的名义控制了4个编遣区，即中央、海军、第一和第六编遣区，并且，蒋介石以黄埔系军队是中国训练和指挥得最好的军队，而战斗力差的军队应首先复员为原则，要求地方军阀比他本人做出更大的牺牲。

    冯、阎、桂等各系发觉自己中了蒋的圈套。冯玉祥、李宗仁甚至是阎锡山，如果说他们没有为国家的利益而做出局部牺牲的愿景，那可能都是看低了他们，但是，这些从炮火中跌打出来的乱世英雄们，也从来不会坐视别人以堂而皇之的借口来行排除异己之实。他们并不觉得蒋介石更有资格和权利来掌握方向和充当领导。所以，他们在1929年1月末鼓掌赞成军队编遣原则之后，就匆匆离开了编遣会议，并决心为保持他们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与蒋一战。两个月后，中原大战揭开了序幕。

    中原大战是蒋、桂、冯、阎四大巨头，不，准确地说还要加上奉系的张学良五大巨头的战争，而为数众多的小军阀则在观望。随着蒋介石南京方面的胜利，他们不得不顺从中央，开始裁军。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四川没有出现过大军阀，如拿刘湘与刘文辉二人与冯、桂、阎等系军阀相比，那是十足的小巫见大巫。四川地处中国的腹地，沃野千里，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它的北面和西面分别与今天的陕西、甘肃、青海、西藏相邻，当时那里没有强劲的军事力量能危及四川；但在它的南面和东面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不但有强大的桂系军阀，就是云南的地方势力也对四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在20世纪头20年里，四川这块中国西南最富庶的地方，经常受到外来军阀，尤其是滇系军阀的统治和掠夺。刘湘就正是在驱逐了滇系军阀并打出“川人治川”的旗号，而成为四川头号实力派人物的。

    刘湘少年时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青年时1906年投笔从戎，考取四川武备学堂，后又考取四川陆军讲习所和四川陆军速成学堂，1909年毕业后，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他为人剽悍，作战英勇，屡建战功，不断得到提升，到1918年护法战争时，刘湘升到川军第一师师长，成为四川军队中的一员主要将领。1920年，刘湘等四川军阀驱逐了云南滇系军阀，宣布四川实行自治。1921年，刘湘被四川军队推选为四川各军总司令，并由四川省议会推选为四川省长。至此，刘湘已由一名职业军人发展为四川地区的最高统治者。此后，他先打败了四川籍的辛亥元老熊克武的军队，后又在军阀混战中战胜杨森、袁祖铭，巩固了在四川的统治。

    刘文辉是刘湘的同族，虽然比刘湘小四岁，论辈分却是刘湘的堂叔。1914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1916年毕业回四川，在川军中历任参谋、营长、团长、混成旅旅长、第九师师长等，在四川军阀混战之中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1926年底，刘文辉随川军各部易帜，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不久又兼川康边防总指挥，并成为川军巨头。1928年9月，刘文辉与刘湘在资中举行会议，刘文辉被推举为四川省政府主席。10月，南京政府正式发布此任命。在十年之间，刘文辉不断击败对手，所部发展到12万之多。

    至此，二刘为主、多种势力并存的川系军阀格局形成。9月11日的川军缩编方案，正是这一格局的体现。

    一周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川军缩编一事不了了之。

    后来，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战，并表示：“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回成都后，按南京政府部署，刘湘组编了两个纵队，分两路徒步出川抗日。1938年元旦，刘湘特发表题为《长期抗战中的四川》的元旦贺词，重申四川支持抗战的决心。1月7日，刘湘在挥毫遣兴时，写下两句古诗：“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在某一天，他又在一张纸上写上杜甫《蜀相》诗中的最后两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938年1月20日，刘湘带着未能杀敌报国的遗憾，病逝于武汉。临终时，这位爱国军人仍遗嘱勉励川军抗战到底，为民族争光，为四川争光：“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在国民党军队中，川军是抗战最英勇的部队之一，无数川军将士战死在抗日的疆场。在淞沪会战中，在台儿庄战役中，都有川军坚守阵地的身影。正是这支足蹬草鞋、装备奇差、不知坦克等先进装备为何物，并且本该被“编遣”的军队，为民族的抗战做出了最大的牺牲。

 07、张学良要调查中村事件

    人们通常会用河流来形容历史。是的，在绝大的程度上讲，历史的进程的确像一条流淌的河流，有时她会在一个地方打个弯，甚至徘徊一下，卷起几个水花来，但是归根结底，她还是要滚滚东流的，这就恰似一个时代的主题，一定会决定那个时代的历史走向一样。

    1931年9月的中国历史也在打了几个弯后，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冲突不断、危机四伏的中日关系。

    9月13日，据《申报》报道，张学良谈及中村事件，认为如调查属实，对肇事军队及带领长官定将严惩。同日，东北宪兵司令陈兴亚接到张学良的命令，率随员20余人前往兴安屯区调查中村事件。

    这是张学良第一次透过媒体，对闹得沸沸扬扬的中村事件表态。

    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在北平。与他的军阀父亲张作霖不同，张学良有着更宏大和更富爱国精神的政治抱负。青年时代的张学良就参加过反对二十一条的学生运动，而根本不去顾及作为老爸后台的日本人的感受。他更希望能够催生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央政府，好帮助他对抗日本越来越严厉的压力。正是有了这种思想，他才背着日本人决然地实现了东北易帜，也才在中原大战打得天昏地暗、胜负难分时，果敢地表示了对蒋介石南京政权的支持。

    参与关内的政治斗争，给张学良带来了荣誉、权力和利益。1930年，当张学良第一次前往南京时，国民政府的高官们几乎倾巢而出，渡江到浦口机场来迎接他，以表达对他的尊敬和感谢。5月5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张学良依旧是众目睽睽的风云人物。国民会议提议年前发行“中华民国统一纪念邮票”，图案为品字型的三人像，中为孙中山，右为蒋介石，左面即是年方31岁的少帅。张学良还被选为主席团成员。5月9日，担任会议执行主席的张学良说，今天是五九纪念日，是日本逼我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日子，为了不忘国耻，应该静默三分钟。代表们肃立之后，继续讨论修改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问题。

    这次，他在南京逗留了20天，5月20日早上9时，他乘飞机离开。蒋介石亲自到机场欢送，倚重之情不减。

    所以此时面对中村事件发生后日本步步紧逼的少帅，他所要考虑的，已不是东北的地区利益，而是要站在中国国家利益的高度，来审慎地研判日本人的企图。

    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是被东北屯垦军秘密处决的。在处决中村后，关玉衡要求官兵严格保密，可还是让在东北浸淫多年，几乎已是无孔不入的日本特务打探着了消息。从8月17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向辽宁省主席臧式毅递交关于中村事件的备忘录开始，日本外交当局共向中国政府提出十四五次交涉，而且态度越来越强硬。更令人担心的是，日本军方强势介入此事，他们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心比日本政府更坚决。在日本国内，赞同陆军动武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石原喜重郎外相日益孤立。

    中村事件出乎张学良的意料，9月6日，张学良在致坐镇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等人的电报说：“对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给驻守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的电报称：“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但是，中村事件还是发生了。

    日本人想借中村事件做文章，这一点，张学良看得真切。但这篇文章究竟要做得多大？他的心中并没有底。

    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张学良派人探听日本的意图，并对他的日本顾问柴山表示：“我打算公正地处理中村事件，日本方面所指出的犯人即使不供认，但如果证据确凿，我也打算根据证据处以重刑”。9月13日北平的另一家报纸《世界日报》，对张学良的态度作了同样的解读：此时张学良感到日本军方在东北有异动，益感形势严峻，因此电嘱在东北主事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军总参谋长荣臻，令二人“早日调查，以期圆满解决。”显然，张学良流露出这样的态度——给日本人一个满意的结果，以求息事宁人。

    日后，张学良曾对日本NhK的记者说过这样一段话：

    当时我愿意与日本人和平，何必要挑衅呢？我在这个地方又要说了，日本军人实在是无能哪，实在是狂妄！我当时想，他们这样做，不但对我们中国不利，对日本也是不利的。假使我是日本人，我绝不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后果，一定是对日本很不好的，所以我想日本不会这样做。

    张学良的这段话，是针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说的，但可以看出一点，就是当时他并不认为日本会乘机发动战争，因为那样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日本在东北经营得那么久了，领事馆、满铁、关东军……林林总总那么一大堆的势力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连一个河本大校都能在没有请示高层的前提下，搞一个爆炸事件就把不可一世的东北王张作霖除掉了——在这种无以复加的势力和巨大的实惠面前，用战争得来的会比这个更多吗？

    张学良是一个从大风大浪中走出来的人，多年来在身处劣势的情况下，他巧妙地与日本人周旋，并没有处于下风。

    当年日本人在皇姑屯把张作霖炸成重伤并致死时，张学良远在兰州，几十万东北军群龙无首，日本人虎视眈眈，局势万分危急。张学良日后回忆说：

    当时我知道日军的部署，尤其是过山海关（指乘火车返回奉天时经过山海关——作者注）以后，都是日本军队。我跟着我们的军队上了火车，化装成一个伙夫，谁也没有看出来，连我们的人也不知道我在火车上。等我回到了家中，他们都认不出我是谁来了！当时谁也不知道我回到了奉天。我会模仿写我父亲的字，那时候对外还没有宣布我父亲已死，所以，以我父亲的名义下的所有命令都是我写的。等到把事情都安置好了，我们才宣布我父亲死了。

    说到易帜，张学良同样认为自己“涮”了日本人一把：

    我说日本人当时自己觉得很聪明，什么事情都对我们中国侦察得很详细。但是，我当时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就不知道，不但是挂一面青天白日旗，全东北都挂青天白日旗。我把青天白日旗全预备好了，日本人一点也不知道。所以，我认为日本把办谍报的钱都白花了，都扔到废纸篓里去了。我下令后只有三天工夫，各省被服厂就把青天白日旗做好了。我当年做事情，部下都怕我。我很严格，我要说做的事就得做，做不了是不行的。

    在以上这两段话中，少帅对自己处变不惊、沉着镇定的胆识与韬略的自得，溢于言表。

    总之，张学良认为当时日本发动战争，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加之多年在与日本人的周旋中，少帅总是棋高一着，也多多少少地使他看轻了日本人，认为会叫的狗到什么时候都是不咬人的。另外，从现实的层面讲，张学良当时的政治着力点已移到关内，他的东北军的主力也已调到关内，所以从主观层面上讲，他也不想与日本人做最后的摊牌。

    1931年6月，当石原莞尔中校这个时刻不忘思考帝国命运问题的中级军官，得知中村被处死的事件后，兴奋之情不能自已，认为这是帝国在中国东北发动战事的天赐良机。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日本陆军省军事课课长，也是日本鹰派军官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永田铁山写信力陈己见。但日本军事高层认为准备不足，应该再等一等，而未予采纳。从九一八事变中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当局所抱定的坚决的不抵抗政策来看，日本就是早三个月发动战争，也断无准备不足的问题。

    历史是无情的。张学良想通过一种“彻查”的姿态，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法再一次避过日本对东北发动的战争，这一次行不通了。

 08、战争动员令已悄悄下达

    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偕参谋板垣、田原等一行50余人由旅顺抵长春，检阅第二师团及独立守备队并训话，要求日军服从命令，尽保卫日本在满洲利益之天职。

    这是一次临时安排的检阅。实际上，本庄司令9月13日检阅部队的行动，只不过是一系列检阅部队活动的一部分。从9月7日开始，本庄司令官就率领板垣征四郎高级参谋、石原莞尔作战主任参谋等，对关东军驻扎在满铁沿线的部队，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检阅：7日晨从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出发，视察了驻大石桥、海城、鞍山、连山关的日军；10日至沈阳，视察部队并听取特务机关员花谷正少校的报告，会晤了林久治郎总领事；11日，由沈阳至铁岭；12日，来到日军独立守备队司令部所在地公主岭，视察了独立守备队司令部、守备第一大队、骑兵第二联队；13日，本庄一行从旅顺出发，第二天抵长春检阅了驻在部队的紧急出动和登车演习，以及由旅团长统裁下的图上战术演习；15日，本庄返回沈阳，当天他巡视了第29联队和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并观看了驻在各部队的夜间出动演习；16日上午，又检阅了第29联队的装甲汽车队和山炮队的演习；午后，本庄来到了辽阳，第二天，观看了部队的图上战术演习和出动演习。

    本庄繁司令虽比他的前任——菱刈隆大将年少5岁，可当年也是55岁的人了，在短短的10天时间里几乎跑遍了关东军在满铁沿线的主要军事据点，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件事。

    1931年8月间，本庄繁中将替代了菱刈隆大将，成为新任关东军司令。本庄的新角色只是一次例行公事的产物，还是肩负着日本最高当局的秘密意图呢？无论如何，做过张作霖军事顾问、被称为“中国通”的本庄，会比菱刈隆更熟悉东北的情况。

    8月初，本庄参加了日本陆军中央部举行的主要由师团长一级的军官们参加的军事会议。在日本，师团是陆军最高一级的编制单位，师团长则是最高级别的带兵军官，一般需由具有中将军衔的军官担任，地位十分重要。会议期间，本庄曾仔细研读了一个叫做《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的绝密文件。文件主要内容是：以外务省当局的交涉为主去缓和张学良政权的反日运动；如反日运动激烈时，则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采取军事行动时所需兵力及其行动指挥问题由参谋本部拟订方案；与内阁会议和外务省当局加强联系，使国内外了解满洲反日实况，采取周密措施谋求国内外对未来军事行动予以支持或谅解，这些措施务求于一年以内生效。这份文件是六七月份才新出炉的，上面似乎还残留着日本狂热军人的激情，这让已不年轻的本庄备受鼓舞。

    临赴中国上任前，本庄上书日本陆相南次郎大将，陈述了自己的“工作思路”：为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的一等强国，“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俄国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尚未达到之前，确实占领我三十年经营之满蒙”，使其“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可以说，本庄对解决所谓“满蒙问题”，也可以理解为武装占领中国东北是持积极的支持态度的。

    按日本陆军中央部的本意，此时派本庄到中国东北去替掉菱刈隆，是要给屡生事端的关东军派个新头去，以削弱这支军队的行动力。可是，与其前任相比，本庄在东北的“工作思路”更激进，更敢于为少壮军官的大胆行为撑腰，并且在上任之前，就已与驻朝鲜军司令林铣十郎讨论过日本的蒙满方针，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日后，当关东军发动事变时，如果没有驻朝军的支援，以关东军的兵力是无法展开在中国东北全境的军事行动的。历史的进程，就往往是这样吊诡。

    本庄上任后，先是听取了三宅光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高级参谋关于“满蒙”情况的汇报。之后，他于9月1日，向关东军全体官兵发出了如下训示：

    兹当本职拜受关东军司令官之大命，就阃外重任之际，……按时满蒙之情势渐趋危急，不容一日偷安，我关东军之责任实属重大。本职深所期待者，惟愿依赖我精锐将士，戮力同心，共效匪躬之节，以应付多变之局，致力于伸展国运之大业。

    如果说这个训示尚有不少场面官话、意图还不甚明显，那么把它和半个多月后，本庄完成了对关东军的视察后又作的训示放在一起，就能看出其中的奥秘所在。在这篇训示中，本庄先是总结了视察中发现的部队的优缺点，说了下面这段话：

    要之，由于师团长之适切领导及将卒之奋勉，各部队虽驻扎日浅，但作战准备却有稳步之进步，士气亦极旺盛，此为本职最为满意者。现今，满蒙情势日益不安，尔等切勿偷安，万一事件发生之际，各部队应主动采取积极之行动，要有务期必须的决心与准备，不可些许失策。

    显然，说这是一篇战前动员令并不过分，只是，它是以婉转、晦暗的形式下达的。

    9月1日，就在本庄完成到任后的第一篇训示的上午，他听取了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关于作战方面的意见，还不解渴，晚上又叫来石原，进一步听取他关于解决“满蒙问题”的意见。一个是日本在华最强驻军的最高指挥官，一个是日军中国问题的“智库”，二人谈得很是投机，不知不觉中东方既白。

    经过实地调研，尤其是与石原、板垣之类的参谋们谈话后，本庄对自己以及关东军在中国的使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9月3日，本庄作成《对驻扎师团长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的谈话事项》一文。首先，他认为当时中国国内的排日情绪甚嚣尘上，且中国政府有意纵容、支持甚至是组织民众这么干，所以“窃以为最后解决之时期正在临近”。其次，他判定说在中国军队中，轻侮日本军队的情绪正在蔓延，有人故意鼓吹排日思想，所以“难保不对我采取挑战之行动”，所以“终将引起日中军队正面冲突”，日军应有重大决心抗击之，第一线军队“在任何情况下，亦不应陷于被动，应毅然执行其任务，切莫丧失国军之威信……”。第三，解决满蒙问题，应“捕捉前述之良机，决无争议之余地”，表明采取军事行动的断然决心。第四，认为政府之所以迟迟不能下决心，“在于国内舆论尚未达到此种认识”，但是，要提高国内舆论的认识程度，不能靠等，而是要“向国内介绍满蒙之真相最为必要”。最后，本庄提出了一个在日本国内为战争造势的局面中，军队不出头，而是在背后暗自操纵的策略：

    目下，以中村事件为时机在各地所举行之演说会，对普及满蒙问题之认识及一般国防思想，收到相当之效果，此固为我军之谅解下所进行，然而，在表面上应称作与我军全然无关，否则，反而会有减少效果之害……

    在这一篇可以称做本庄繁版的“形势与任务”的讲话稿中，充斥着虚构的中国威胁论、战争论和阴谋论，其观点与处心积虑地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军少壮军官们，已称得上是异曲同工、“谋后而合”了。

    本庄司令官的到来给关东军的参谋们以很大的鼓舞。后来那位中村间谍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片仓衷参谋回忆说：

    本庄司令官到任后不久，我跟随高级参谋访问了司令官官邸。当时，板垣参谋询问司令官：“万一满洲发生事变时，您是打算请示中央后处置呢？还是为完成任务而行使您所拥有的权限而独断处置呢？”对此，司令官答道：“满洲的情势是微妙的。因此，本人打算慎重行事；但若是自己权限之内的事情，将承担责任，即便是个人独断，亦将执行。”司令官的回答，使我们的决心受到激励。其后，石原参谋说：“本庄这人，虽然缺乏策略头脑，但在战略方面，是非常杰出的人。”……他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人。

    这里一再出现的所谓“独断”，是指关东军司令官在紧急情况下，无须上级批准，即根据自己的决断作出处置的权力，它与“擅断”不同，是不违背《关东军司令部条例》——这个关东军内部的“宪法”的。

    有了少壮参谋们的全力赞划，更有了司令官不惜使用独断权的承诺，关东军发动一场事变的所有障碍都消除了，剩下的，就是等着制造一个借口来行动了。

    9月18日上午，本庄作完了他关于此次历时12天检阅军队活动的总结报告后，率石原参谋等从辽阳返回了设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当天晚上，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关东军的《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对当天发生的事变有如下记载：

    这次临时检阅之情况，与此次事变极为相似，各部队恰似部分地实施预先演习；又，因中村事件而呈现极度紧张之状态，也大有玩味之必要。明眼博识之人对此定能看破。

    可见，把本庄繁这次对部队的检阅说成是实际下达战争动员令，并不过分。

    1921～1923年，本庄繁做过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张作霖访日期间，本庄担任张的翻译，这个中国通与张家保持着较好的私谊。九一八事变后，他将属于张家的财产，用火车运给了在北平的张学良，还修书一封，派人送抵少帅处。张学良对来人说：这些东西我不要，我和本庄原来虽然是朋友，关系很好，但现在和敌人没有什么两样。我是军人，他把我的家财还给我，等于说我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才作战，这是羞辱我。来人不得已，只好把东西又运了回去。

 09、重光葵的艰难使命

    这一天，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呈递国书。呈递国书是一种很隆重的外交礼仪，尽管可能缺少实质性的内涵。在那个中日关系紧张得如悬一发的年代，重光葵公使的使命是艰难的。

    早年，重光葵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律系——日本近代政治家的摇篮，通过考试进入日本外务省，成为一名职业的外交官。那个时代，日本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极端的军国主义。后来，重光葵在日本与许多国家交恶的背景下担任过驻华公使、驻苏公使和驻英公使，他如同一个救火队员，日本与哪个国家关系紧张了，就派他出任驻该国的使节，他也总是竭尽所能地为缓和与该国的紧张关系而努力，但却都收效甚微。中国汪伪政权建立后，他第二次出任“驻华大使”，因反对日本最高当局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战略而辞职。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重光葵主张日本不要动辄用武力干涉别国内政，他所奉行的，是所谓的“币原外交”，它的始作俑者，是日本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币原喜重郎。币原先后在第一次若内阁、滨口雄幸内阁和第二次若内阁期间担任外相。1925年，币原这样解释自己的外交政策的依据与合理性：

    当今世界人心之趋向是，普遍排斥狭隘排他之利己政策，反对滥用兵力，否认侵略主义，主张一切国际问题通过列国间之谅解与合作来处理。……

    作为以上趋势之自然结果，近年来国际会议次数显著增加。去年，我国参加之各种国际会议达四十多次。在会议这议题中，很少对帝国自身无直接重要和利害关系。我国已不能孤立于远东一隅，闭锁门户，局限于自己单独生存之范围内。……

    世界已不能以一国为中心而旋转。大凡一个国家，无论其国力如何强大，财力如何雄厚，若恃之在列国间专横霸道，终将悲惨地失败，此为历史所证明。国家之真正且长远之利益，可以通过列国相互立场协调而得到确保。我们期待基于此一信念来调整对于列国的外交关系。

    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把币原外交概括为：以与英美的协调为基轴，在对日本来说最为重要的中国政策上，对于中国各个军阀之间的争夺，尽可能避免给予任何一方以武力支援或出兵干涉之类的粗暴做法，主要谋求经济权益的扩张。

    在当时，币原外交在日本可以算做一种新思维，它的直接背景和思想资源，均来自于1921至1922年跨年度召开的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是一战后世界大国对国际秩序进行重新调整的重要会议。它由美国倡导召开，主题是讨论远东及裁军问题，中国问题也是它的重要议题，由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等9个国家参加。这次国际会议开了近三个月，产生了三个重要成果：第一个是《九国公约》，该公约声称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以及领土、行政的完整，确立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第二个是由美、英、日、法这四个世界一等强国签订的《四国公约》，该公约规定，签约的四国中任意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任何问题上发生争执，则全体签字国应当举行共同会议协商解决；第三个是《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美国从中受益颇大，而和中国没什么直接关系。总之，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日本独占中国利益的时代过去了。此前，日本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独占性的利益，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个是与英国间传统的联盟关系，另一个是一战中欧洲列强的暂时无暇东顾。现在，这两个基础都不复存在，一个更符合美国利益的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得到伸张。

    既然不能独占在华利益了，那么就得根据国际关系的新态势调整对华政策——这就是以协调外交为基础，以一系列中日条约为准则，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币原外交的实质。

    币原外交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20年代。1931年4月若礼次郎第二次组阁后，币原又出任外相一职，担任驻中国公使的重光葵，是币原外交的积极推动者。但币原外交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政府中的温和派路线在与军界中的强硬派路线的角力中，处于明显的劣势。

    1921年华盛顿九国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7.3亿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5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日本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人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不少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连公共汽车上也很少有人再给军人让座了。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没有仗打，皇军昔日的光荣与辉煌将永不再来，日本的军官们对此十分明白。所以，主张不要动辄发动战争的币原外交，与帝国军人们重新崛起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日本的军人在叫嚣着战争，而当时日本国内的民众舆论，也十分狂热。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的学生发起了大规模的“爱国运动”。他们组织捐款、义演等活动，酬慰满洲前线的“爱国将士”。日本的社会舆论界也倒向关东军一方，称赞关东军的“爱国行为”，指责日本政府的“软弱”政策。本来日本并不是没有反侵略的声音，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曾有日本学者提出放弃台湾、朝鲜等国外殖民地，专心进行经济建设的“小日本主义”；日本共产党更是坚决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可是这些反侵略的声音，到头来全部湮没在一片“忠君爱国”的舆论之下。

    1931年底，由于无法解决日军在中国东北发动的战争而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后果，若内阁倒台，犬养毅新内阁成立。犬养毅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对对华关系十分关注，曾对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等人多方关照，和国民政府的很多上层人物都有很好的私人关系，连一代围棋宗师吴清源的东渡东瀛，也与他的支持有关。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当时的满洲危机，他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但首相的秘密和谈工作被曝光，激怒了军队内的激进派。1932年3月1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但犬养内阁却打算不予承认，这更激怒了激进派军人。1932年5月15日，一伙狂热军人居然明火执仗地闯入首相官邸将犬养首相杀害。而在当时日本的社会舆论中，同情凶手的也大有人在，他们认为狂热军人的兵变是出于“高尚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爱国无罪”，发起了一个全国签名运动为凶手们开脱减刑。甚至一些少女写信要嫁给那些杀人凶手。

    后来日本人在反思为什么日本会走向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时，认为当时的舆论界应负相当的责任。

    1928年6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上校在没有向上级汇报的情况下，就贸然在皇姑屯制造爆炸事件，致使张作霖一命呜呼。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对关东军少壮军官的胆大妄为十分恼火，下决心要来个杀一儆百。一天，田中向天皇报告说：“这次谋杀张作霖事件，不幸有帝国军人的参与，现正在调查中，一定要对肇事者依法严加惩处。”天皇说：“请严格维持国军的军纪。”但当田中准备对河本进行处分时，军内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声称“家丑不能外扬”，公开处分河本会损害皇军在世界上的形象。在军队的强大压力下，田中首相无法实现他对天皇做出的严惩肇事者的保证，只好向天皇汇报说：“经调查此事与帝国军人无关。”天皇大怒道：“首相的话怎么和上次完全不一样呢？你不用再解释了，我也不想再听了。”田中被天皇斥责，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田中再次求见天皇，天皇不见，田中绝望地宣布辞职。田中是日本历史上惟一一位因天皇的不满而辞职的首相。可见，日本军方势力在与内阁的争斗中，已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狂热的民族情绪、狂热的战争叫嚣，军阀集团已经成为事实上左右日本对外政策的最大力量。在这种形势下，重光葵这样的职业外交官所肩负的使命，注定是非常艰难的。

    当然，重光葵所奉行的币原外交，也绝不是要对中国实行什么“睦邻友好”。币原自己就讲：“帝国外交方针之根本，在于维护和增进我国之正当权益。”所谓“正当权益”，是指以中日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依据的权益，其中，也包括那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他还主张，当这些权益受到中国的“侵害”时，则当“诉诸一切正当手段加以维护”，币原所说的“正当手段”，当然也不排斥武力。

    但毕竟，对于国民政府而言，日本政府透过其外交管道所表现出的对华政策，有着更多的“亲和性”和回旋余地，国民政府也“合乎逻辑地”一直把日本外交部门，作为处理中日两国关系的主要管道。可是，日本外交部门乃至日本内阁，根本就不知道也管不了日本军方在华的实际动作。

 10、中国当选国联非常任理事国

    同一天，国际联盟（简称国联）非常任理事国改选，中国被选为非常任理事国。国民政府内的一些高层官员们对此弹冠相庆，仿佛中国的国际地位产生了质的提高，已是俨然的世界大国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巴黎和会通过的《国际盟约》，于1920年1月16日成立国联。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加入的国家有63个。美国作为建立国联的倡议国，却因为同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未参加。所以开始时，国联的常任理事国实际只有英、法、意、日四国；1926年德国加入国联后，成为第五个常任理事国。日本与德国在1933年退出，意大利于1937年退出。苏联在1934年加入，1939年被开除。由于一开始就没有把某些大国包括在内，因此国联始终缺乏一个国际组织所需要的普遍性，又由于长期受英、法控制，既违背了广大中小国家的意愿，又充当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再瓜分的工具，终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导致了新的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联”名存实亡。

    因此，国联尚不足论，何况是它的一个非常任理事国？但是这件事件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提高”。

    事情要从1919年的巴黎和会说起。虽然和会上列强们无视中国的正当权益并出卖了中国，但最终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它冲破了中国外交近代以来“始争后让”的惯例，对此后的中国外交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这次和会上偏袒日本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回国后遭到了国内朝野上下的激烈批评，他在国会中的反对派，抨击他在中国山东问题上的做法是“我国全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是“对人类和对自由与正义事业不可容忍的大错”。在美国历史上，中国问题如此引起美国公众和政界的注意，这也是第一次。其结果，不但把山东问题挂了起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日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收获埋下了种子。

    在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利益。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提出要求各国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以及政治和行政上的独立，声明中国不以本国领土或沿海地方割让或租借他国，中国赞同开放门户，各国对中国政治上、法权上、行政上之各种限制应从速取消或废止等解决中国问题的十项原则。1922年2月2日至4日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再度就二十一条及山东问题发表声明：“1919年之中日条约及换文，当加以公正之审查而图废弃之”。最后于2月4日至6日正式签订《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附约》、《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九国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等三个文件，其中关于山东悬案作出的利于中方的规定有：胶州德国旧租借界地交还中国；日本军队撤出山东；中国赎回胶济铁路等。条约还规定：自该条约实施起，1915年8月6日中日所订关于重开青岛中国海关之临时协定无效，“青岛海关应即完全为中国海关之一部分”；原由日本占有或经营的矿山、盐场、海底电线、无线电台等，均移交中国，移交详细办法由前述中日关于行政权及公产移交的联合委员会商定。这些条款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中国解决山东主权问题的愿望，也达到了列强遏制日本的目的。

    当然，提到中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地位的提升，就不能不提到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革命外交”。还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革命有两个对象，一个是封建的制度，就是国内军阀，一个就是外交。国内军阀，从北京打下了之后，北伐总算告一段落”。“我们最后的革命能否成功，就是全看我们第二个对象如何对付，就是全看外交上的难关能否打破。这个目的能否达到就在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这段话表现了蒋介石作为中国政府首脑的自主意识，表现出南京国民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新气象，也直接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首先是改订新约运动。1928年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称：“今当统一告成之际，应进一步而遵正当手续，实行重订新约，以副完成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之宗旨。”7月7日，外交部提出重订新约三原则：一、届满期者废除，另订新约；二、未满期者以正当手续解除而重订之；三、旧约已满期新约未定者，另订临时办法处理一切。同时宣布了改订新约的方法、步骤。此后，改订新约运动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1928年7月，首先订立《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接着签订了《中德条约》。与挪威、荷兰、瑞典、英国、法国订立《关税条约》。与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西班牙订立《友好通商条约》。1930年，与日本订立新的关税条约，改订新约运动结束。改订新约运动中的主要问题是关税和领事裁判权。订立新约的国家都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与比、意、丹、葡、西等国订立的《友好通商条约》中均有这样的条款：“此缔约国人民，在彼缔约国领土内，应受彼缔约国法律及法院之管辖。”说明这些国家已同意取消领事裁判权。1929年4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撤废领事裁判权问题照会英、法、美、荷、挪等国驻华公使，上述各国均未明确反对。1931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但实施日期一再后延。一直到抗日战争期间，不平等条约才得以废除。

    与改订新约运动相伴的，是收回租界运动。1927年1月，北伐军强行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如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一定会出兵“惩罚”这种“违法的暴行”。但时代已经变了，英国已无力对中国进行“惩罚”，只好默认中国对租界的回收，从武汉撤兵。英国的撤军使日本产生了唇亡齿寒的感觉，感到中国军队强行回收租界之举早晚也要落到自己头上。但是，与中国距离最近且上升势头最猛的日本帝国，是绝不会允许中国军队强行收回租界的。对这一点，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也很清楚。1927年3月，蒋介石在北伐军攻占南京后，特地招请日本记者，暗示北伐将不包括东北地区。但国民党的左派们却明确说明北伐不会将东北排除在外。

    国际地位的提高是自己争出来的，不是别人选出来的。所以，如果硬要认为中国当选国联非常任理事国是一个标志的话，那么它也是“果”而不是“因”。

    中国的国际地位虽有所提高，但对国际关系实质的认识，以及中国在这样的国际关系框架中应怎样折冲，中国当局的认识却出现了严重的误判——一方面认为国际关系准则对列强的行为方式可以产生足够大的制约，一方面认为只要巧妙利用大国的利益分歧，就能通过在国际上的纵横捭阖来保护中国的利益。正是这两点致命的误判，使得中国当局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还要一味地相信国际间的正义与公理，天天等着国联来进行干涉以制约日本。不过话说回来，中国脆弱的统一和羸弱的国力，也使得南京政府不得不抓住国联这棵救命稻草——即使知道只是根稻草，也只好抓住再说了。

 11、日本解决“中国问题”的策略

    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方面还在不屈不挠地打着嘴仗。

    9月3日，张学良以第三者的中立身份，通电呼吁宁粤双方“深体时艰，共策和平，泯夙见以蠲畛域，开诚心以援机溺”，以为国家建立不世之功。言辞切切，却是为南京方面说话的。9月15日，广州国民政府委员联名回复张学良说：“和平之破坏者，厥为共产党与蒋介石，蒋利用共党，致招今日之天灾人祸，蒋下野，和平自可实现。”直抒胸臆，总之是要蒋下台。

    有趣的是，日本方面也加入了宁粤双方的这场嘴仗。这一天，日本驻华武官产代少将造访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陈仪，对日援粤武器一事力加否认，并代日陆军本部声明，日未供粤一枪一弹。日本当然并不是自己想来趟这趟子浑水，而是被人揪住了小辫子。南京国民政府接到情报，说日本正在与广州方面秘密接触，日本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援助，但要求以条约的形式，使这个有可能发展成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广州国民政府，承认其在满洲的权益。在当时情况下，日本还不会蠢到抛开南京国民政府，把自己的在华利益捆在前途叵测的广州国民政府身上。所以产代少将还是要出来“辟谣”的，尽管双方都心照不宣。

    日本是一个岛国，在它西边是比它大出几十倍的中国，中国曾用自己的文化滋养、影响了日本，但当日本具备了“世界”的视野并决心要寻找自己的国际定位时，中国就成了它必须逾越的“障碍”。当时的中国是羸弱的，但惟有其大，也使得日本头痛——以其有限的人力物力，想囫囵地解决“中国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乎，将中国分而治之的想法就成为日本对付中国的一贯性思维——时至今日，不是还有一些热衷此道的日本人，在设想着将中国一分为几才是最为合适的吗？所以，当中国出现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势力时，日本总是会热情地跑到那儿去表示一把支持，有时看到事情比较有把握了，还会给点实质性的援助之类的。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在侵占了奉天、吉林两省大部，但尚未占领北满的情况下，由军部制定了一个对华政策文件——《关于中国的对策细则》。其中规定了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迅速树立满蒙政权”，与此同时，日本对于中国本土的根本方策是，“摧毁张学良及国民党现政权，以此使中国陷于一时混乱，使世界视听远离满蒙。如有可能，在中国建立多个政权，从华南到华北，均使日本色彩浓厚起来”。文件的主要内容是针对中国东北的，但其中对于中国本土的对策，与军部在同类文件的“对华谋略”中提出的“打倒中国中央政府、拥立亲日政权”的方针，如出一辙。

    1931年12月23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根据关东军提供的方案，共同商定《处理时局纲要方案》，在主要规定对满蒙政策的同时，再次提出日本对于中国中央政府及中国本土的政策，主要有“支援反张、反蒋势力，特别是北方实力派（例如段祺瑞），以期消灭作为排日祸根的国民党”等。

    日本是这样谋划的，也是这样行动的。实际上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这种行动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早在中原大战前夕，当阎锡山、冯玉祥策划联合反蒋之时，在张作霖被炸死后升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即来到北平大肆活动，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为幌子，策动成立以段祺瑞、吴佩孚为首的“北洋派大同盟”，以便日本浑水摸鱼。

    中原大战期间，日本对于此次战争以及以阎锡山为首的北方政权，就颇为关注。在大战近于尾声、国民党扩大会议于9月初改组北方政府之时，1930年9月16日，日本在一份经外务省大臣、次官及亚洲局局长等官员圈阅的《我方对于北方政府的建立之态度》的文件中，分析了北方政府之不同于1927年的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明确表示：

    我方因在平津地区有相当重大的关系，此时对于已成为该地区实权派的北方方面，采取不必要的冷淡态度，实非上策。……不必要因该政府改变，而直接改变我方对北方方面的一贯态度。

    这表明，日本对于阎锡山、冯玉祥等华北地方实力派，将仍然持一贯的支持态度，由此也就奠定了它与该派的特殊关系。后来，西北军既产生了像吉鸿昌这样的坚决抗战派，也有不少高级将领如刘郁芬、雷中田等纷纷投靠了日本人——发生西北军内部的这种分化，与日本人早年就与西北军的密切关系有极大的关联性。

    在中国的北方实力派中，最令日本人念念不忘的是阎锡山。九一八事变后，先是已升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曾表示尽力支持阎在山西的政权，后是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又拉拢阎锡山充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首领。在与南京的离心力作用下，阎锡山一度采取了亲日政策。但他很快发现，在与日本的经济合作中，日本的倾销政策使山西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华北事变后山西已经直接面对察绥方面的日本军事压迫；太原、归绥等地频频出现日特活动。这些都显示了日本支持他统治山西乃至华北的真实意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他不仅响应南京国民政府的提议，于1935年12月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且开始与中国共产党秘密联络，率先在山西联共抗日。

    石友三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反复无常的军阀之一，日本人的介入，终于使这个多变的军阀堕落为侵略者的帮凶。1931年3月，土肥原受日本参谋本部的派遣，再次来到华北，在天津设立了特务机关。土肥原此次选中的，正是反复无常但倾向反蒋的石友三，“企图利用石友三之乱，消灭张学良的势力，以便与华北同时一举解决满洲问题”。为此，土肥原机关进行了“石友三工作”。为配合“石友三工作”，日本还开展了对于蛰居大连的阎锡山的工作。6月15日，阎锡山乘坐日本飞机，秘密由大连返回山西，加紧与石友三等进行联络，共同进行反对张学良的活动。他还派军人专程赴天津，经由土肥原机关，办理日方供应武器事宜。果然，在日本特务的策动下，石友三很快打出了反蒋旗帜。石友三的反蒋行动，还受到了广东方面的支持，被任命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7月18日，石友三通电讨张。但战事发动后，应者寥寥，又受到蒋、张两军的南北夹击，不出半月即告溃败。

    1931年5月28日由反蒋联盟组成的广州国民政府，是南京国民政府实现统一后冒出来的最大的反对派，日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6月下旬，汪精卫、孙科及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等，通过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向日方提出了援助其反蒋运动及赴日的请求。币原外相于7月2日回电颇老辣地说：现在与广东政府商讨将来问题，不合时宜；虽然广东政府未经日方承认，但对其强烈要求派代表赴日，也无异议。经过一番磋商之后，7月26日，陈友仁等人化名成日本人，秘密前往日本。至8月13日离日之前，陈友仁在东京，访问过陆军省、参谋本部及政友会总裁犬养毅、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人，并与币原外相进行过多次会谈。其间，双方会谈涉及承认广东政府、聘请军事顾问等具体问题，对于武器援助问题也有所涉及。

    据1931年广州国民政府的主要成员之一的李宗仁回忆说：

    九一八以后的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军人中，如土肥原贤二少将、松井石根中将、冈村宁次少将、梅津美治郎少将、板垣征四郎少将、铃木美通中将、和知鹰二中佐、血田宽三、服部、中井、吉野、佐方等，都是后来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要角。

    在此期间，桂系得到了大量日本军事援助，其中包括5000枝步枪、几十挺机枪、十多架飞机，日本还向广西派出几十名陆军、空军教练。对于日本的援助，李宗仁的态度却是：我们将来可以利用日本人代我们训练的陆空军和向日本买来的武器打日本，正合广西人们的俗话：“借他人的拳头打他人的嘴巴。”后来，据说在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中，这些日本早年援助广州国民政府的军火，被用于与日军的战斗中。

    1931年底，关东军又派遣土肥原到达广州，与在此酝酿进行反蒋运动的胡汉民会见。土肥原在攻击南京政府的同时，表示愿意由日本出面帮助胡“出面组织健全政府”，而胡汉民则以本国内政不要他国干涉为由拒绝了。至此，日本与广州国民政府之间的暗送秋波结束了。

 12、溥仪在天津的生活

    有时，历史像个恶作剧的孩子，会把一些无足轻重，甚至连常人的水准也达不到的“低能儿”推到历史舞台的中央，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对于那个身不由己地被置身于舞台中央的人而言，福兮祸兮，只能由天注定了。

    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就是这样一个福祸要由天注定的人物。

    9月15日，有关溥仪的一条消息成了小报的花边新闻。这一天，溥仪与其淑妃文绣终于在供养费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溥仪终于离婚了。

    溥仪与文绣的离婚案，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段奇闻。

    1931年夏末，溥仪和他的后妃们躲在天津日本租界里做着寓公。他与其淑妃文绣的婚姻生活不和，早已不是秘密。可令他想不到的是，文绣不但从家中出走，还请了三位律师，并一纸诉状将清廷逊位的皇帝告到了民国的法院。这成何体统！溥仪一则以恼，一则以羞，可是，既然到了法院，就由不得他说了算。无奈之下，溥仪也同文绣一样请了律师。

    如同一切离婚案一样，开始时双方总要就导致离婚的责任问题，展开一番唇枪舌剑的辩论，可最终还要落在实处上——譬如供养费的数目等等，这一点皇家的离婚案也不例外。双方律师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在5。5千元这个数目上达成一致。文绣在做了很大让步之后，只要求一次给付现金，并在短时间内办理手续。溥仪只好答应了。于是二人的离婚协议具备了法律效力。

    没有了红墙碧瓦、宫廷威仪的遮挡，皇家的生活其实与市井百姓也差不多，而人们却还是怀着好奇心，对“祛魅”之后的皇家生活津津乐道——这时的末代皇帝已不再具有政治的概念，而成为大众评头论足、街谈巷议的对象。

    如果溥仪的命运全然如此，那倒没准是中国人的福气，也是溥仪自己的福气。

    溥仪又是怎么来到天津日本租界的呢？溥仪自己有如下一段回忆：

    当冯玉祥将军令我退出故宫以后，我移住我的父亲载沣家中。有一天郑孝胥和日本一个武官、还有一个医生来接我上日本公使馆，让我装病说上医院。他们说冯玉祥将军对我不利。我的家里人群起反对，认为这事太唐突，不妥，因此作为罢论。过了些日子，郑孝胥、罗振玉、陈宝琛都劝我上外国使馆躲避，他们说冯玉祥要加害我。庄士敦（我的英语先生，英国人）也赞成。我同意上外国公使馆。就乘车到了东交民巷，先到德国医院，经商量庄士敦主张上英使馆，罗振玉主张上日本使馆，我愿意上英国公使馆。庄士敦和英公使商洽，英公使说地方小不够用，而没有结果。庄回来了。罗振玉上日本兵营商洽，结果日本武官同意后我到了日本兵营。

    溥仪说的是1924年的事。本来他退位后，还在紫禁城里住着，享受着民国的特殊待遇。可到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就把他从紫禁城中赶了出来。那时政局不稳，谣言满天飞，于是就有了前清遗臣劝溥仪避入外国领事馆的一幕。德国使馆没有接纳溥仪，英国使馆也找托词回绝了，尽管此一行人中还有一个英国人——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而最后，日本使馆收留了落难的退位皇帝。后来，日本人建议溥仪到天津的日本租界去，溥仪也愿意，于是就在数名日本警察的保护下，乘夜来到了天津。

    这一切，实际上都有关东军在背后插手。溥仪甫到天津，关东军马上通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让他对溥仪实施“保护”。溥仪在天津居住时，日本总领事派出日本警官一名和日租界内的中国人巡捕三四名，经常住在他的院内对他实施“保护”，他出门时，日本警官也总是跟着，并且还要把他每天出门和见人的事，记载下来报告日本领事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溥仪那沉如死水的心里，又泛起了阵阵涟漪，他觉得机会来了，“每分钟都在想到东北去”。不久，板垣征四郎派来的日本浪人上角利一拜见溥仪，表示“诚心诚意地帮助宣统帝恢复自己的国土”，希望溥仪立即北上前往东北。溥仪自是十分欢喜，但身边的老臣陈宝琛、郑孝胥却认为时机未到，不宜贸然前往。

    但是，关东军决意要把溥仪弄到东北去。10月下旬，被称为“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亲自出马来到天津。11月3日，土肥原夜访溥仪。

    土肥原诚恳地对溥仪讲：关东军绝无领土野心，只想诚心诚意地帮助东北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日本将和这个新国家订立盟约，保护它的主权和领土；溥仪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

    溥仪问道：这个国家是共和制，还是帝制？

    土肥原答道：当然是帝制，这是没有问题的。

    溥仪听后十分欣慰地说：如果是帝制，我可以去。

    于是土肥原就催促溥仪尽早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达满洲”。

    但是，土肥原的秘密入津却被天津的新闻界捅了出来。当时天津有一份《益世报》，在11月3日这一天的报纸上，报道了土肥原已经于11月2日从沈阳秘密抵达了天津，而且连他居住在常盘旅馆这个细节都做了详细的说明。11月4日，该报记者又证实，土肥原确实已经到达天津数天，行踪诡秘，很少有人知道他每天都做些什么。此外还分析出他此次来津的目的，其中有一项是要把溥仪挟持到东北，并推算出他还会给天津制造一些麻烦，妨碍社会治安。于是，社会上有些人开始对溥仪提出忠告，劝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南京国民政府也派人向溥仪告诫说：“不要到东北和日本人搅在一起，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天津地方当局也为可能发生的事变做了一定的准备。

    鉴于以上情况，土肥原决定采取特殊手段逼迫溥仪出走。

    第一步，他派人给溥仪送去一份特殊的礼物——两颗炸弹；然后又派人给溥仪写匿名信、打恐吓电话，说些“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之类的话。

    第二步，为了配合溥仪出走的行动，土肥原还策划了天津事变。

    11月8日晚10时半，在土肥原的唆使下，被收买的黑帮、流氓、兵痞约2000多人，着便衣，由日本租界冲出，以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所在地及公安局为目标，分头实施攻击。天津市保安队和警察，当即还击，顿时枪声大作，天津市陷于一片混乱。

    这时，驻天津日军乘机出动，宣布在租界戒严，并以保护为名，把在租界中的溥仪的住所封锁起来。10日晚，日军的戒严状态仍在继续。日本天津驻屯军翻译官吉田忠太郎及日本浪人上角利一等，半护半挟地将溥仪秘密潜至塘沽，换乘日军小型运输舰比治山丸号驶至大沽口。然后，换乘日本淡路丸号商船，一路渡过渤海，于13日上午抵达营口满铁码头。

    至此，溥仪结束了在天津不愉快的生活，满怀兴奋之情地“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去了。可是不成想，刚一登陆令他魂牵梦萦的东北，他就被关东军软禁了。

    溥仪3岁被立为帝，6岁退位。时值末世的他，没有受到一个君主应有的教育与历练，却在风雨飘摇、动荡不堪的生活经历中，饱览了时势的多变和人心的险恶。1931年，溥仪25岁了，可他并不具备与他那个年龄相称的政治头脑、责任感和历史感，而留在他美好记忆中的，只有少时宫廷生活的高贵、华丽与奢侈。现在，他失去了这一切，当有个机会让昔日重来时，他便义无反顾地投向了日本人的怀抱——这也许是出于他的本能的惟一选择。像这样一个人能被日军利用并作为一张王牌来打，实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幕悲剧。

 13、陆军中央部向关东军派出特使

    这一天的早晨，日本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还在沉沉地睡着。昨天夜里，不，应该说是这一天的凌晨他才睡下，心中充满了沮丧、失望与对帝国前途的忧虑。突然，他被人推醒，看见一个长着娃娃脸的人对他说：“如果实在想干就干吧。”顿时，三谷清的睡意全都被赶走了。这个说话的人，就是石原莞尔——日军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少壮军官“智囊”。

    石原要干的事，就是提前执行他策划已久的“柳条沟计划”。

    6月底的一天，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对几个关东军少壮军官表示，9月下旬，要在柳条沟开始战斗行动，要求他们协助。从事情报工作的花谷少校和担任张学良顾问柴山的助理官的今田新太郎大尉，首先参与进来，不久，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中校也加入进来。后来，关东军的两个下级军官小野正雄大尉和长川岛正大尉也听到了风声，跑到花谷那里打听，花谷满怀自豪地说“不想干的人干脆回中央”，并对占领北大营的计划作了说明。接着三人在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二楼召开会议，后来今田新太郎也参加了。

    众人的参与使石原和板垣的计划完善起来，“柳条沟计划”形成了。它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爆破地点选择在距沈阳2.5公里处的柳条沟（亦称柳条湖），这里比较偏僻，便于行事，距北大营只有几百米远，如果中国军队听到爆炸声出来察看，正好可以说成是中国军队的军事出动，并将其作为日军反击的理由；二是时间安排在9月28日，那时庄稼已经割倒，大地裸露，便于作战；三是以铁路爆炸声为暗号，开始炮轰北大营，发起全面攻击，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全城。

    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着。关东军的少壮军官们对9月28日晚的军事行动，甚至都做了如下安排：

    爆破是整个计划的起点，不能干砸了，于是板垣和石原将爆破任务交给了最早参与其事、又不乏专业技能和敬业精神的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让他俩负责组成爆炸铁路的秘密班子。不久，三谷清也参与进来。今田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从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调到柳条湖分遣队，并当面向他下达了密令。花谷考虑到：“既然在爆破后，必须立刻集合部队开始行动，那么，无论如何需要向驻奉天部队的骨干分子，透露秘密。然后向志同道合的人，讲明计划，巩固团结。”他这里所指的“志同道合”的人包括川岛正大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1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2中队长）、儿岛少校（驻奉天第29联队副）、名仓少校（驻奉天第29联队大队长）、三谷少校（奉天宪兵队）等，只有这些带兵的人知道并支持计划，届时才能向北大营和沈阳城进攻。

    关东军的阴谋，还是被外务部门的情报人员察觉了。9月初，日本国内就盛传关东军要在中国东北采取军事行动，以至新闻记者向若首相提出何时出兵的问题，若一脸的尴尬。9月4日，外务省又得到一条重要情报：“关东军的少壮军官正在满洲策划干掉中国军队。”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为此专门向陆军省提出了质询。第二天，币原外相就致电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要求他管束日本浪人，要他们不要参加关东军的地下活动。关东军的少壮军官们感到了来自外务省的压力，于是他们放出话来：“9月下旬的柳条沟计划不搞了。”林久治郎信以为真，还专门向币原作了报告。

    可是不久，林久治郎发现自己上当了，他于是向币原发出警告“关东军正在奉天策划一大阴谋，有不久就要干出一件大事的迹象。”外务省又警觉起来。

    15日早晨，刚被提升为参谋本部作战参谋部部长的建川美次少将刚到参谋本部上班，就被金谷范三大将参谋总长叫了去，他阴沉着脸对建川说，关东军的事外相知道了。原来，币原外相在接到林久治郎的报告后，在内阁会议上当面质问陆相南次郎大将事情的真伪。在日本国内及至世界上，币原都是有影响的政治家，他的质问让南次郎感到了压力，只得含糊其辞地搪塞说：“不调查，就不能相信。”不久前，裕仁天皇好像也听到了些风声，谕令南次郎要注意整顿关东军的军纪，连在日本政坛颇有影响力的西园寺公望公爵，也话里有话地告诫他要谨慎处事。南次郎犹豫了，他有点看不清风向，虽然，他本身也是赞成在东北动武的。于是南次郎、金谷范三再加上教育总监荒木贞夫这三个所谓的“陆军三长官”召开会议，以集体决策的方式，决定派建川美次到东北走一趟，要关东军“再隐忍自重一年。”同时，南次郎陆相还给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带去一封亲笔信。

    派建川出任这个约束东北军的特使是颇可玩味的。建川并不是一个温和派，不久前他在《朝日新闻》上表示：“中村在蒙古被虐杀，实日本之国辱，应为严惩之要求。若他国之压迫，则非愤然起不可。”他所说的“他国”，当然就是指中国。

    事态的发展似乎对关东军的少壮军官们不利。但是，他们并不孤立，即使在日军中央部中，他们的“同志”也大有人在，譬如那位被石原莞尔尊为“前辈”的永田铁山。当时担任陆军省军事作战部部长的他，早就从石原的信中得知了关东军要借中村事件发动军事行动。二人多次通过书信的形式，对关东军在东北可能的军事行动进行了讨论。

    但在这次板垣、石原们的政治危机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不是永田铁山，而是参谋本部情报课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上校。建川美次还未登机，他就在建川的办公室中，向板垣先后发去三封电报，第一封电报的内容是“计划已露，应速断然行动”；第二封电报的内容是“应在建川到达奉天前断然行动”；第三封电报的内容是“不必担心内地（指日本），应断然行动”。桥本在每封电报里都提到的“断然行动”，当然指的就是“柳条沟计划”。

    15日，正在沈阳陪同关东军司令检阅部队的板垣征四郎接到了三封电报。少壮军官们有点不知所措。晚上9时半，板垣和石原在奉天特务机关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上首先宣读了桥本的电报。听说建川特使要来了，大家对建川的路数都不摸底，所以个个都显得有些忧心忡忡。

    花谷正首先发言了，他说：“建川奉怎样的命令而来，尚不得知。倘若奉天皇的敕令而来，我等就会变成逆臣，还会有坚决实行的勇气吗？好歹也应与建川会面后再作决定。”

    但今田新太郎不同意打退堂鼓：“既定计划已经泄露出去了，务必要在见到建川之前，趁锐气未减时动手。”

    双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惟有板垣征四郎在一旁，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不言不语。

    突然，石原问三谷清说：“你说怎么办？”

    宪兵队长答道：“我主张坚决干。计划既已至此，只要点火，总会有办法的。”

    争论还在继续，不知不觉，已是翌日凌晨两点了。

    板垣站了起来，他身材矮小，总是衣装整洁，外套袖口露出雪白的衬衫，头剃得精光，腮帮子刮得青白。他习惯性地搓着手，给人一丝不苟、文质彬彬的感觉。他建议用“抽签法”来做个了断。只见他抓起一把筷子，立于桌上，说道：如向右倒的筷子多则立即停止行动；反之，则立即马上行动。

    众人屏住了呼吸。

    “哗”，筷子倒了，向右边倒的居多。板垣的脸更青了，他宣布计划暂停。众人在默然一阵后，沮丧地离开了会场。

    三谷清就是这样沮丧地进入了梦乡。可不久后，他就被石原推醒了。与板垣不同，石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不会让任何偶然的事件左右自己的决定，一旦他认为自己想明白了，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做。

    那边关东军的少壮军官们要提前行动了，这边的建川特使也终于于18日中午时分，见到了他这次中国之行要约束的主要对象之一——板垣征四郎。建川与板垣有同学之谊，职务高于板垣，按理说，建川美次若是真的想制止事变发动还是来得及的。但建川并不想这样做。二人一路寒暄，于下午7时一同到达沈阳。

    到沈阳后，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花谷正等到车站迎接，送建川到菊文饭馆。据说，建川和板垣在花谷正面前有如下的对话：

    建川说：“年轻军官是不是正在为中村大尉事件而兴奋呢？”

    “绝对不会有那种事。”板垣答道。

    “那我就放心了。今天我很累，有事明天再说吧。”

    当晚，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枪声响起。而此时的建川特使，不知是否仍在酣睡。

    一些西方史学家把九一八事变称为“一夜战争”，其实，任何战争都不可能在一夜间发生。为此，人们应该记住这样三个细节：

    1931年4月，日军第2师团调至中国东北换防，这是一支适应严寒地区作战的部队。7月1日，陆军省发表了一项声明，其要点是改中国东北驻军轮换制为永久制。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说明，这次变革完全是为用兵作战的需要。

    同年春，永田铁山来东北视察，石原在作完关东军装备情况的汇报后，说张学良的东北军有22万人，还有30架从法国买来的飞机，而关东军在沈阳连一门重炮也没有。永田当即决定为关东军解决。不久，两门24厘米大口径的榴弹炮由日本神户运抵沈阳。为了不让人们知道是大炮，日军将炮身与炮架拆开，伪装成别的物件秘密运输。该炮炮身连同炮架重达18吨多，最大射程10350米。瞄准的目标从这两门大炮重新安装时就对好了——一门对准北大营，另一门对准奉天机场。“炮弹一炸裂，兵营就像一下子被吹到漆黑的夜空中一样”——石原日后在回忆九一八事变当晚用重炮轰击北大营时这样写道。

    8月3日夜，日本陆军在一个叫“湖月”的日本饭店搞了个聚会，这个地方，也曾是密谋与俄国开战的地方。参加聚会的有参谋次长二宫治重、陆军次官杉山元、作战部长建川美次、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等，还有新任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台湾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板垣征四郎也参加了聚会。聚会者讨论了满蒙问题，对“积极解决满蒙问题”均无异议。聚会后，一些少壮军官又留了下来，相约“驻外军队要先动手，然后推动头头干。”

 14、北大营成为“孤岛”

    9月17日，亦即事变发生的前一天，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宣称满铁沿线“马贼”横行，司令部令各军自是日起，至“马贼”消灭为止，在满铁附属地内，只要见到行踪可疑者，即可施行调查；应处罚者，即行从重处罚，直至满铁沿线恢复安宁为止。

    满铁是南满洲株式会社的简称，1907年满铁在大连正式营业，它经营着纵贯中国东北南部辽宁、吉林两省的以南满铁路为主的1000多公里铁路网，是日本存在于中国版图之上的“国中之国”。

    打开中国的交通图，可以发现东北地区有着全中国最密集的铁路网，这种现象已经延续了近一个世纪。原本荒凉的东北在这蜘蛛网般的铁路的伸展中成长富庶起来。20世纪初的铁路不只是货物运输，也是国防的利器，在中国，它还成了列强利用来伸展自己势力范围的工具。东北铁路的密集，一是因为这里的富源值得开发，二是东北大平原的坦荡，第三，这也是因为三国竞争的结果。除了东道主中国，还有日本和俄罗斯加入其中，它们都有在东北长久经营的野心，相反，对东北拥有主权的中国政府，倒像是个十足的配角。

    东北最早的铁路是俄国修建的。1896年，俄国以“共同防日”为名，引诱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中俄密约》，并取得了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的权利。1897年至1903年，俄国完成了东清铁路的修筑，这条铁路跨越中国的黑龙江、吉林两省，把俄国的西伯利亚和海参崴联在一起。它还有向东、向南两条支线：前者直至朝鲜境内；后者再向南延伸，直至中国辽宁省的旅顺口，全长近2500公里。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俄国就是借着这条还未完全修好的铁路，迅速占领东北全境的。

    东清铁路修好后只一年，日俄战争爆发，不到一年，俄国战败，两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东清铁路从长春至旅顺口段的铁路及其支线，以及附属的一切权利、财产和铁道内附属的煤矿，一同转让给了日本。这条由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就是所谓南满铁路的主干线。

    满铁既有行政的职能，又有外交的权利，完全称得上是日本在中国的东印度公司，是日本打入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楔子。据1930年底的统计，日本在东北的投资额是17.56亿元，而满铁一家公司就占了9.464亿元。满铁总裁的人选相当于日本的内阁大臣。

    日本第一任满铁总裁后藤新平上任前，曾向日本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委员长儿玉源太郎大将，陈述他的经营满铁进而经营满洲的构想。他说：

    我在满洲应占以主制客，以逸待劳之地位，此完全取决于铁路经营之巧拙。……为此必须：第一经营铁路，第二开发煤矿，第三移民，第四发展畜牧农工业。其中当务之急是移民……倘我在满洲拥有50万移民和数百万牲畜，战机如对我有利，则可做进而侵略敌国之准备；如不利，亦可俨然不动，持之以和，以待时机。此乃经营满韩之主张。

    后来，后藤将他的方针概括为“文备武装”论，并解释说：“就是以文事设施，以备外来的侵略，以便在发动事变时，兼可有助于武力行动。”

    后藤的方针被他的继任者们所遵循，他也因此被称为“永久的满洲总裁”。

    在后藤方针的指引下，每一届满铁的总裁都致力于扩大日本控制下的东北路权。1907年，满铁所辖干线和支线，加上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私自修建的从丹东（当时叫安东）到奉天的铁路线——安奉线，总长为1145.7公里；到了1921年，这个数字变为了1344.5公里。满铁效益极好，它先与是俄罗斯经营的北满中东铁路竞争，后来又面临中国所办铁路公司的挑战。通过铁路运输，日本获得了高额的利润：1907年为360万日元，1914年为1375万日元，而到了1927年，这个利润数字增长至6800万日元。

    世界大萧条以后，满铁收入锐减。但是，许多日本人却认为这是张学良铁道网的包围政策所致。那时候，雄心勃勃的东北政府先后修建了锦朝铁路、沈海铁路、吉海铁路、呼海铁路，1930年东北交通委员会公布了《建设东北铁路网计划》，准备在十年内修建铁路8000公里，用三大干线与日本控制的两大干线——南满铁路与安奉铁路竞争。这个计划因为九一八事变而失去了实现的机会。

    满铁仅获得经济上的利益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按照日本的战略构想，满铁更应该发挥其巨大的战略意义。于是，对“铁路附属地”的经营，成为经营满铁、经营满洲的头等大事。

    所谓铁路附属地，不光包括铁路用地，还包括与铁路无关的市街用地、矿区用地、工业用地等。在铁路附属地内，凡有烟筒的地方，差不多都是日本人经营的工厂，烟囱顶上标出的名字都是某某会社或者某某株式会社。日本在铁路附属地内，享有行政权和独立的司法权，还向附属地内大量移民，到1931年，附属地内的日本移民达到了10万多人，占到附属地内总人口数的30%左右。日本把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沿线地区称作铁路附属地，并完全称作日本的领土，甚至在地图上，这些地区也被涂成和日本领土一样的颜色。所以张学良很肯定地认为，发生在南满铁路上的张作霖列车的被炸事件，一定是日本人干的，他说：“我父亲是日本人炸死的，不但我知道，谁都知道是关东军做的。为什么呢？南满铁路谁能到那儿去。所以我说，我不佩服日本军人。为了那个事情。日本南满铁路事前把车都停了，谁能那样使车停？这不是很简单地告诉人家，他们要爆破。”

    当然，日本最看重的，还是在附属地内的驻军权。当年，俄国经营东清铁路时，就公然违背中俄条约的相关规定，擅自在铁路沿线驻军。俄国战败后，又在与日本媾和时，把这一本不存在的驻军权，转到了日本的手中。在中国政府的一再交涉下，日本表示如俄国在由其经营的北满铁路沿线撤走驻军，那么日本也撤；另外，如中国方面确定能保证附属地内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日本也愿意与俄国一起撤兵。像这样一个附加了如此多前提条件的撤军协议，注定是一纸空文。所以，满铁附属地才是日本在中国最大、最重要的“租界”。

    关东军就驻扎在满铁附属地内。他们的军营设在这里，可以丝毫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不受中国军队的监视；这里有日本人自己的住宅、仓库、商店、学校、报馆、医院，甚至还有赌场和妓院，日本军人生活在这里，就像回到日本老家一样；他们还可以在这里集结，冲出附属地外，执行完军事行动后再撤回来，一点也没有风险。

    满铁附属地一直在扩大，其面积1907年为182.7平方公里，1912年为194.4平方公里，到了1926年，则达到353.1平方公里了。较大的附属地有抚顺、奉天、鞍山、公主岭、开原、铁岭、辽阳、四平、长春，熊岳城、丹东、大石桥、昌图、泉头、盖平、烟台、瓦房店、海城、陶家屯、得利寺、苏家屯、营口、新台子、虻牛等附属地，也具有一定规模。这些关东军的据点星罗棋布地散落于辽宁、吉林的各地，有的甚至跨过渤海湾到了山东。关东军的声明，与一道事实上的军事管制令无异，如果再考虑到以铁路运输为基础的军事辐射力，那么完全可以说，北大营已成为日军包围中的孤岛。

 15、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一天，林久治郎和他的下属森冈领事，拜访了臧式毅。这两位日本外交官要求中国方面“为了不给关东军以蹶起的借口”，必须火速解决中村事件。所谓“蹶起”，指的是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发动军事行动。

    日本外交官的表态显得很不同寻常。

    从8月17日起，林久治郎把辽宁省政府和东北军司令部的门槛都踩破了，向中方提出了十四五次的交涉，无外乎是想尽快解决中村事件——中国政府全盘接受日方提出的要求。可是，以不给关东军发动军事行动为由来要求中方尽快了解中村事件，这是第一次。不明就里的人也许会认为，日本的外交官们是否要与中国政府联手，来共抗野心勃勃的关东军？

    日本政府确实感到了压力——近段时间以来，关东军要在东北发动军事行动的消息不断传出，连日本的内阁和新闻界都有所耳闻，所以才发生了币原在内阁会议上质问陆相南次郎，是否确有关东军欲发动军事行动的事。

    17日一早，林久治郎还没有吃完早餐，连夜赶来奉天的抚顺警察署长寺田就来了，他向总领事报告说：“抚顺的守备队报告说，要进行假定于18日拂晓前占领奉天城的演习，因此指示警察制定保护侨民、避难和维持治安的计划。”虽然近来经常接到有关关东军发动军事行动的报告，但林久治郎还是吃了一惊。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对情报真实性的直觉，都使他觉得一定会真有些事情要发生。他沉吟了一会，决定前往拜见臧式毅，并提出了以上不同寻常的建议。

    林久治郎的提议锥子一样，在臧式毅本已有些迟钝的神经上扎了一下。本来，他在相当程度上已把对日交涉当作了例行公事。臧式毅变得紧张起来，甚至还有一丝莫名的兴奋——如果自己成功地迫使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又一次收敛起动武的企图，那可真是不世的奇功。在和荣臻商议后，东北当局开始认真考虑立刻与日方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以解决中村事件。臧式毅向省内各县长发布了取缔反日运动的命令，还决定组织军法会议审判中村事件的负责人关玉衡，并把这一决定讨好式地告诉了林久治郎。

    的确，日本外交当局的对华政策，呈现出了某种新的态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与中方联手制约关东军。日本外交当局是要一石二鸟——在粉碎关东军动武企图的同时，以外交当局所主导的方式，一揽子地实现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具体说来，就是一方面以关东军的军事图谋向中方施压，从而诱使中国接受日本政府所开具的条件，同时又将自己装扮成制止战争的和平使者，在赢得国际赞誉的同时，还让中方觉得自己是从战争边缘成功逃脱的幸运儿；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外交手段，挫败自己的竞争对手——日本军方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从而将日本的对华政策纳入由政府主导的外交轨道。

    在对华政策，更准确地说是针对中国东北地区政策的目标方面，日本政府和军方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是日本的国策。在日本，有一种观念，认为如果日本把对中国的占领只局限在中国的东北，中日之间就可以避免一战。日本认为，苏联是日本最大的假想敌。这其中既有地缘政治的考虑，苏联毕竟是离日本最近的一个大国和强国；也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原因，在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眼中社会主义的苏联是洪水猛兽。处在日本与苏联之间的缓冲地带，就是中国的东北，谁控制了这个缓冲地带，谁在未来的冲突中就占据了战略性的优势。对此，日本政府与军方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

    至于说到二者的区别，可以用“同归殊途”来比喻——在相同的目标之下，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控制乃至占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与军方存在分歧。

    与日本政府的作用相比，在对华关系上日本军方的优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19世纪末，中日两国都在向西方学习以企图走上近代化国家的道路，船坚炮利无一例外地成为两国首先追求的目标。可是，两国没有像它们的地理位置那样也成为近代化道路上的伙伴，反而成了互为假想敌和对手。清政府在李鸿章的倡导与主持下，建成了实力居亚洲第一位的北洋舰队，当大清的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访问日本时，两舰巨大的舰身和粗壮的主炮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恐慌，当时连日本幼儿园的老师们，都在教孩子玩着一种叫“击沉定远、镇远”的游戏，据说连当时还是孩子的裕仁天皇，对这个游戏也十分稔熟。在这种形势下，正是日本海军果断地发动了甲午战争，一举击溃了龙旗飘扬的大清北洋海军，并从清政府的巨额战争赔款中，得到了日本梦寐以求的工业化的原始资本，中国也从此不再有资格做日本角逐世界的竞争对手。10年后，当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又是日本陆军不惜与庞大的沙皇俄国一战，在付出死伤7万人的代价之后，取得了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日本军方在中国问题上的发言权是“打”出来的，他们认为由自己来主导对华政策，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还是如此。

    但是，日本政府认为自己在对华政策上应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而军方的思路和做法则已过时。进入政党政治时代后，以文官为代表的日本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发言权大大增强；华盛顿会议后，各国开始裁军，日本军队的势力不可避免地要被削弱。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官们认为自己看到了国际间国与国关系的最新趋势：国际社会开始寻求建立一个能够通过谈判以保障和平的国际秩序与机制，而一味依靠武力解决国与国争端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鄙夷帝国军官们还停留在19世纪水平上的眼光和思维，认为他们看不到世界局势的最新发展而只知武力蛮干，这样必然会损害日本最根本的和长远的国家利益。

    所以在解决满蒙问题的方式上，他们出现了分歧。军方认为既然已经把俄国人赶出了南满，那么中国之东北实际上已是日本人的天下，如此，就应趁国民政府刚刚统一，中国人反日的民族情绪还未高涨到实质性地损害日本利益时，采取断然手段实现对东北的占领；有机会当然要干，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来干，全然不去顾及国际社会的压力。而日本政府认为要掌握火候，必须到国际社会对日本在蒙满的处境及其政策报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时，才能水到渠成地从容行事。为此，重光葵就说，干脆再忍耐一年，日本在满洲不采取急进的政策，让世界都看到，日本既定的满洲政策“踏踏实实地行不通”了，那时，日本一揽子解决满蒙问题的新政策就可以实施了。

    可是在日本军方的眼中，重光葵这种华而不实的外交只能是作茧自缚，他们可以完全不去理会，自己干自己的。而日本政府也像是一个满腹经纶却位卑言轻的秀才——不但在军人面前无理可讲，而且也不具备辖制军人的法定地位和勇气。

    8月4日，陆相南次郎在主持一次纯粹的军事会议上，厉言指责那些“处在无责任地位的人”或“对国防不关心的人”，说他们“动辄鼓吹裁减军备”，并要求与会者“纠正这些谬论”，之后，还就满蒙问题讲了一大段话，将置日本于不利地位的罪魁祸首，明里暗里地指向日本政府。南次郎的这次讲话不是即兴的，而是由陆军省永田铁山等五个课长为落实《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精神，经过多次研究后为南次郎起草的。

    陆相公然地介入政治问题，立即引来舆论界的轩然大波。第二天，《东京朝日新闻》就发表社论指出：陆相的训示“包含极其危险的暗示”，即“表示急欲把满蒙外交强行引向军人之意图”；如军方有强硬意见，本“可以通过立宪之正常渠道提出和讨论”，而“陆相作为军人，居于超脱政党内阁之治外法权地位，在师团长会议上进行政论演说，对帝国外交有重大关系之时局问题发表看法，并暗示处理方针，显然是越权行为”，并要求政府对此不应再保持沉默。

    就在同一天，日本内阁会议召开。开会前，若首相劝币原外相说：“在此种时刻，不要对陆相再说什么了。”币原也知趣地附和道：“当然要保持沉默。”结果整个阁议，阁员们对南次郎头一天的讲话竟不置一词。

    毫无疑问，日本政府没有力量与决心挑战军方在对华政策上事实处于的主导地位，尽管他们也想按自己的一套想法来。于是乎，到了外交交涉行将破产，九一八事变行将发生的前一天，他们还想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法，以期败中求胜，实际上却与火中取栗无异。

 16、北大营、沈阳在坐以待毙中沦陷

    夜间10时20分左右，东北军北大营西南柳条湖方向的南满铁路上，突然传出一声巨响——关东军处心积虑策划的《柳条沟计划》终于实施了。满铁铁道部的《满洲事变记录》详细地记载了爆炸发生的地点和被炸情况：

    被炸处位于以大连为起点404公里440米，上行列车方向左侧铁轨接头处，从北大营西道口向南1公里50米地点。只造成轻微的破坏。以铁轨接头为中心，向长春方向切断长10厘米，向大连方向切断70厘米；在铁轨联结处前后两根枕木延伸在铁轨外侧部分，几乎全部被炸飞散。其他无异常。

    也就是说，爆炸炸毁的铁路线长度只有80厘米，只有两根枕木在铁轨外侧的部分被炸坏，其余的均是完好无损。十几分钟后，一列火车还顺利地通过了这里，只是车身有些颠簸。这一切，不是机缘凑巧，而是关东军精心的计划和精湛的专业技术所致。整个计划的参与者情报官员花谷正事后回忆说：

    这次爆炸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必须使在满铁线上急驰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让工兵进行了如下计算：在直线路段，将单侧铁轨炸掉很小一段，让高速行驶的列车，虽然暂时倾斜一下，仍能迅速奔驰而过。计算了这样的安全长度后，规定了炸药的使用量。

    既制造了满铁被炸的事实，又不影响日军利用满铁进行军事运输，关东军中尉河本末守——爆炸的实施者的专业技艺令人赞叹。

    实施爆炸后，河本末守向奉天特务机关报告说：“北大营西方铁路线被中国正规军所破坏。又，三四十名中国军队正向柳条沟先遣队攻击前进之中，目下，我巡逻兵正在与中国军队交战。”这样，阴谋就变成为“阳谋”，柳条沟事件以日军杜撰的版本，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

    接到报告的板垣征四郎，立即根据既定的计划，向关东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下达了攻击东北军北大营的作战命令。晚11时许，由日本军部特地为关东军装备的24厘米榴弹炮，开始向北大营轰击。威力巨大的炮弹每爆炸一枚，整个北大营仿佛都被震动了。

    北大营的面积很大，东西长约2000米，略呈方形。兵营四周筑有2米深的土围子和1米深的水壕。兵营内又分为若干营院，各营院均有高2米的砖墙，十分坚固。这里驻扎着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第七旅所辖的三个步兵团，共有官兵近万人，战斗员有六七千人，士兵训练有素，不少军官是陆军大学、保定军校、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留学日本、美国、英国的军官也大有其人。每个团都有重机枪连、迫击炮连和平射炮连。每个步兵连都配备有捷克式步枪120支，捷克式轻机枪12挺。旅司令部还有直属坦克队，有轻型坦克12辆。

    当日军向北大营进逼时，睡梦中的东北军官兵在枪炮和呐喊声中惊醒。他们得不到旅长王以哲的指示。因为这位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喜爱的将领，当夜没有宿在营中。参谋长赵镇藩直接打电话向沈阳城中的参谋长荣臻请示处置措施。荣臻见事态严重，向坐镇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很快，他被告知张学良正在同英国公使一起看京剧，联系不上。在这紧要情况下，荣臻脑海中浮现的是张学良避免与日军冲突的严令，于是，他给惶恐和摸不着头脑的北大营的官兵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赵镇藩鉴于有些枪本来就在士兵手中，此时收枪已不可能，于是再次请示荣臻，希望他改变命令，荣臻仍声色俱厉地说：“这是命令，如果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日军冲入北大营，对绝大多数连武器都没有的中国士兵进行疯狂的屠杀。可是，为了掩盖事实，也为了显示日本军人的英勇，一位名叫佐藤庸的日军上校却杜撰了如下的场面：

    闯入西北角营院，川岛中队所携弹药已尽，中队长以下乃挥动白刃战斗。此时，田村正中尉向中队长左边一黑影砍去，将敌之头劈成两半。一敌举枪向刀响处欲射，田村中尉“咄”的一声，举手挥刀将敌左手砍断，使彼枪支落地，继而，斜劈其头，毙其性命。谷川照一军曹亦毙敌3人，追赶逃者，冲入兵舍内。田村中尉刺杀门口之敌，冲入室内，电灯仍亮，敌兵4人前来对抗。谷川军曹与传令兵2人毙敌3名。田村中尉举刀砍向右边一敌，劈其面颊欲死，然敌仍以左手握住我刃，以右手欲刺。此一刹那，谷川军曹奔来，刺杀此敌。

    这位想像力极强的日本军人，竟然编出这么一大段“天才”的文字，不知是否他脑子里日本武士挥动日本刀杀人的臆想太多了。

    但当日军高桥第四中队向东北军第七旅六二零团发动攻击时，却遭到了一些抵抗。原来，团长王铁汉也同样接到了不准抵抗的命令，他却与荣臻争辩起来，荣臻没有办法，只得命令他可将部队撤出营房。正在准备撤退时，日本人攻了进来，王铁汉当即下令还击。这也是当天晚上日军进攻北大营时遭遇的惟一一次抵抗。但在主要武器已被收走的情况下，这种抵抗不可能是有效的。

    到19日凌晨5时半左右，日军在付出个别人员伤亡的情况下，就占领了北大营。

    在关东军第二大队开始攻击北大营时，关东军步兵第二十九联队也作好了出击准备。接到板垣征四郎的命令后，他们于19日零时40分起，对沈阳发动了进攻。

    东北军驻扎于北大营，所以沈阳城只由6000多名军警，他们也无一例外地接到了不抵抗的命令。见到日本开始发动进攻，辽宁省政府多次向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进行交涉。每当日军推进到一个新的战略地点，省政府就在事先声明不抵抗政策的前提下，试图向这些平时自己的老相识们问个究竟，可日本领事总以“破坏满铁系中国军队所为，责任在中国”，或“军人行动，领事无权过问”为由，随意搪塞。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仿佛中国辽宁省政府在向它的“上级”——日本总领事馆报告日军推进的情况。

    接到动武的消息，关东军司令部上下一片欢腾。司令部紧急会议立即召开了，参谋长三宅治光主张，“按平时作战计划把我军主力迅速集中于奉天，先发制人，击溃最精锐的奉天附近之敌。”他还不知道，最精锐的中国军队已经自动缴械了。石原莞尔也建议“关东军应断然全力行动，迅速制敌中枢于死命。”最后，本庄繁司令官做出了“关东军全线出击，攻击奉天军”的决定。

    在发动对沈阳的进攻的同时，日军还发动了对东大营的进攻。东大营是东北军讲武堂所在地，在沈阳城西约10公里，驻有教职员、学员和其他部队约3000人，并配备有相当数量的武器弹药。事变发生后，东大营的学员听到了枪炮声，当时教官们均不在，学生训练队队长森大木用电话请示荣臻，同样得到了不抵抗的命令。不久后，从北大营逃出的第七旅官兵陆续到来，学员与他们一起向东撤去。正午时分，日军占领东大营后，沈阳也陷落了。

    沈阳陷落后，9月19日上午，日军以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张贴上事先印好的《日本军司令官布告》，首先诬指中国军队制造爆炸事件，袭击日本守备队；接着声称东北方面对侮日行为不加约束，“非严惩之，或恐有其结果不可测知者”；最后还做出进一步恐吓：“然倘有对我军行动欲加妨害者，本军毫无所看过，必出断然处置”。

    关东军于9月22日以“军部决心要根除奉天中国方面官宪与平时煽动排日活动的团体魁首之政治及军事阴谋”为由，发布命令逮捕辽宁军政人员，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等大名，均赫然见于逮捕人员名单之上。但荣、王等人都已化装逃出了沈阳，臧式毅因自愿留了下来而遭日军软禁。

    5月底，张学良因患伤寒病，住进了北平的协和医院。9月18日晚，他大病初愈，偕夫人于凤至和赵一荻小姐，与英国公使一同，在前门戏院观看由京剧大师梅兰芳主演的《宇宙锋》。听到报告后，他连忙赶回医院听电话，并做出了不抵抗的决定。一年前的9月18日，正是他发出巧电，表示“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当之途径”，对正在进行的中原大战进行武装调停，随即引10万大军入关，表示了对蒋介石最大的支持。1930年11月12日，当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等抵达南京时，受到了极为隆重的欢迎和接待。蒋介石以对等的身份，而不是以对待下属的方式热情地欢迎他。可以说，张学良政的治生涯达到了最辉煌的顶点。可是一年后的同一天，他却注定了要背负“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不得不黯然下野。从此，张学良四处飘零，并且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老家东北。

    事变发生的当晚，荣臻正在忙于为其父做寿；黑龙江省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留驻北平，黑龙江省军政大权交其子万国宾代理，他在北平遥控，当时他最关心的是尽快将眷属家财由齐齐哈尔再转天津；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父殁回锦州治丧，由军署参谋长、省府委员熙洽代理；在沈阳城内的东北及辽宁省各机关军政要员，事变前也大半不在岗位。

 17、半途而废的督师“剿共”

    东北的紧张局势并没有捆住蒋介石的手脚。当把国民政府一些事务安排妥当后，他第二次离宁赴赣，到“前线”督师“剿共”——那里的战事如何，才是这位“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制定者最关心的。

    蒋介石是乘着永绥舰离开南京的。这名曰永绥的炮舰是一艘内河装甲运兵船，1931年前后蒋介石只要沿水路出行，几乎都乘坐它，使它俨然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水上的“空军一号”。那一年因为发大水，长江的河道也变得更加深阔，永绥舰在这样的河道里跑得倒更带劲了。

    随行的还有周佛海，他那年34岁。

    周佛海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位很有意味的人物。1897年5月，周佛海出身于湖南省沅陵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在不能算长的51年人生路途中，他经历了三变：一变成为中共党员和一大代表，二变成为国民党员，担任国民政府要职，三变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堕落成中华民族的罪人。周佛海的“人生三变”，却都与日本有某种若隐若现、千丝万缕的关联。

    1917年，20岁的周佛海在好友和所在学校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与许多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恰恰是在日本接到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开始信仰共产主义。1921年夏，周佛海利用暑假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从而成为资格最老的中共党员之一。1921年11月初，他携恋人杨淑慧离沪返回日本读书。许多热衷于政治的青年都有如下特点——火热的政治激情与政治信仰的多变性相生相伴，周佛海亦不例外。第二次东瀛之行，不但没有把他塑造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相反，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渐渐动摇起来。不久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就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4年秋，中共中央看到周佛海去意已决，准其脱党。几乎就在他与共产主义渐行渐远的同时，他结交了另一位同样有深深“日本情结”的国民党人戴季陶，二人相见恨晚，周对戴十分推崇，以之作为自己的榜样。在戴的大力举荐之下，他投入国民党阵营，后来几经波折机缘巧合，成为蒋介石身边的“文胆”。30年代初的周佛海俨然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1931在国民党四大上，由于蒋介石的提携，他当选中央委员，且得票最多，号称“状元中委”。

    1930年9月18日的永绥舰上，周佛海与蒋介石在一起，二人并排站着，几乎肩并着肩，人们不可能看到二人之间有任何的罅隙。可当事件被时间沉淀为历史时，从这幅图景中却透出了浓厚的反讽意味：10多个小时之后，柳条湖的爆炸声响起，中日两国无可避免地走上了战争之路；六年后，蒋介石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被他“围剿”了五次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合法地位，开始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七年后，蒋介石身边那个穿着中山装的人背叛了国民政府，他和汪精卫一起，投向了日本侵略者的怀抱：历史的分分合合，人与人之间的敌敌友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蒋介石把共产党和红军看作自己的心腹大患，也是其来有自。到193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暴动，在偏远的农村山区建立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全国工农红军发展到10多万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和广西的一些地方建立了根据地，其中，江西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中央根据地，最大也最重要。这些根据地大多建立在几省交界的地方，国民政府的中央军鞭长莫及，而地方实力派则因为既缺乏几方协调的机制，又缺乏“围剿”根据地的迫切需求，也没有能对根据地的扩大、红军的发展做出有力的遏制。

    可是蒋介石不能坐视红军力量的发展。1930年11月，也就是中原大战刚刚结束才两个月，蒋在国民党的三届四中全会上，就把“剿共”确定为急务，他在大会上做报告说“匪共之祸不除”，将“贻举国以莫可收拾之大患”，并声称，“期以三月，最多半年，限令一律肃清”。蒋介石的“剿共”行动比他的“剿共”宣言还要早些，同年10月，第一次“围剿”就开始了。可是不到三个月时间，“围剿”失败了，那时蒋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豪言壮语”，也许才刚刚被传达到一些偏远的地方。蒋介石看到地方军队不中用，又调集20万大军，派黄埔系的大将何应钦总揽全军，自己还跑到南昌督师。可是在5月16日至31日的半个月间，与红军接战凡五皆败，损失3万余人。第二次“围剿”又失败了。

    蒋介石很快又在第二次“围剿”失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是蒋介石听从了德国的军事顾问乔治·魏采尔的建议。

    中德两国的军事合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了“蜜月期”：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品、军火的市场，她所拥有的丰富的战略物质——钨、锑、锰等，更是德国称霸世界所不可缺少的；蒋介石则醉心于德国的军事化、工业化、集权化制度，他希望能从德国输入军队的管理方法、先进的战略战法、战斗技能，尤其是让那种“德意志精神”灌输到他麾下军队的脊髓，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于是德国军事顾问就应运登场了。十年间，共有135位德国顾问在华任职。他们积极地参与了中国的“安内”与“攘外”，帮助国民党政府训练军队、采购军火、出谋划策。这些对后来的抗战也有巨大的影响，例如法肯豪森总顾问就拟订过抗战的总蓝图。一二八抗战中，德国顾问亲手训练的87、88师打得威风八面。而八一三抗战，更被日军称为“德国式的战争”。

    魏采尔是蒋介石的第三任德国军事总顾问，来中国前他的职务是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作为一名参加过一战的名将，他拟订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挥的能力很强，也是在作战方面对蒋帮助最大的一个顾问。魏采尔认为，与红军相比，国民军的优势在于装备、兵力和给养，所以应趁红军刚打完大仗，尚在各地休整而未完成集结的情况下，以优势兵力，闪电般地驱军长入，从各方向直插苏区腹地，占领广昌、宁都等中央根据地的心脏地区，从而赢得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主动。蒋介石认为德国专家说的有理，于是调动30万大军，主力部队由蒋的嫡系5个师共计10万人组成，亲自担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于7月对红军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开始时，第三次“围剿”的确给中央苏区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毛泽东后来评价到这是“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那时，毛泽东和朱德手握指南针，亲自带领部队穿插前进，这种紧张和慎重的情境，在以往和后来的红军的作战行动中，都是很少见的。

    可是，第三次“围剿”并没有能对红军造成太长时间的压力。红军对国民党军队作战取得的最大胜利发生在9月份。此间，广州国民政府利用蒋军主力深陷江西之机，正向湖南衡阳进兵，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威胁，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正在捕捉红军主力的国民党军队后撤。红军抓住战机，全歼蒋鼎文部一个师，韩德勤部一个旅。

    正是在这种“剿共”不利的局面下，蒋介石决定再次赴南昌督师。就在永绥舰行至鄱阳湖水域时，他接到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电报，还没到达南昌，就不得不掉转船头，马上赶回了南京。

    历史行到此处，“剿共”与抗日无可避免地不期而遇了。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摆平了地方实力派，“攘内”的主要对象，自然地成为了共产党和红军。在当时，不光是蒋介石，许多国民政府的大员都这么认为。张学良表示：“不安内，使不能攘外，要安内，必先剿灭赤匪，只有在扑灭赤匪以后，全国上下才能结成一致的对外战线，才能收复失地。”国民党宣传干将刘健群也认为：“‘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事实。国内社会不安定，政治不上轨道，当然没有力量去抵抗外侮。”

    但是，在民族危亡面前，如何化解国内政治冲突，形成统一对外力量，国民政府作为国家最高权力代表，有责任考虑，也必须考虑。1933年1月，丁文江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提出，应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这篇文章当时在全国激起很大反响，质言之，就是“和内始能攘外”。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取消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充分发挥各党各派及全体人民的力量，中国才有出路。否则，“政府怀疑民众，民众也怀疑政府；中央不信任地方，地方也不信任中央；国民党怕被共产党利用，共产党也怕被国民党利用”，中国将无药可救：胡适这么说。当然，丁文江与胡适都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而对于更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例如陶行之等，则直言不讳地批评蒋介石说：“蒋君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孙君哲生（孙科）说，救国必先救党。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两君相反：安内必先御外，救党必先救国。”

    可是蒋介石不这么认为，虽然，他也是一个有着民族主义精神的人。他认为对中共做出妥协于时事无补，因为在那个时期，他还不认为日本会发动一场全面的对华战争。他固执地坚持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共产党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停止内争、一致对外的呼声充耳不闻。

    历史最终还是捉弄了蒋介石。1936年正是他在又一次的督师“剿共”中，被已决心联共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而不得不做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决定。历史是严肃的，也是无情的，对于失去历史性机遇的人，无异于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的行客。

 18、不抵抗：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事变发生当晚，从晚上到19日凌晨，张学良只接到从沈阳打来的两个电话和一个电报——这就是他判断东北局势的所有信息来源。第一个电话是荣臻打来的，他报告说日军正在进攻北大营。张学良一如既往地指示：尊重和平的宗旨，避免和日本发生冲突。第二个电话是王以哲打来的，再次向少帅请示怎么办，张仍下令不抵抗。之后沈阳方面的电话就打不通了。原来，凌晨2时许日军就已占领了无线电台及电话局。荣臻于是用小型电报机再次向张发报说明情况并请示对策。20日，《大公报》登出这封电报的以下内容：

    万急。副司令钧鉴：详密。日兵自昨晚十时许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攻击北大营及兵工厂，该厂至现时止，尚无损失。北大营迫击炮库被毁，迫击炮厂亦被占领，死伤官兵待查。城内外警察各分所，均被日兵射击，警士被驱退出，无线电发报台亦被侵入。向日领迭次交涉，乃以军队之行动，外交官不能直接制止等语相告，显系支吾，并云由我军破坏南满铁路之桥梁而起，实属捏词。截止本日午前五时尚未停止枪炮。以上等情，均经通知各国领事，伊等尚无表示。职等现均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糜烂，余续电，并乞转南京。谨陈。臧式毅、荣臻叩，皓卯印。

    电报中第一次出现了“不抵抗”的字样。张学良将荣臻的电报转交南京国民政府，并向正在赴南昌督师“剿共”途中的蒋介石做了报告。

    张学良立即召来在北平的国民政府要员讨论时局，讨论一直持续到凌晨6时。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也来了。顾维钧提出两点建议：第一，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抗议，请求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第二，立刻派一位会日语的人设法去与日本旅顺总督和南满铁路总裁内田康哉接触。张学良赞成第一条建议，对于第二条建议，以没有合适的人前往东北为由推掉了。

    上午10点，大批中外记者陆续聚集协和医院。张学良发表谈话称，“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他说，昨晚日军进攻北大营，占领所有交通机关，自己在沈阳住宅亦有日兵守卫，但“截至上午六点半止，秩序未坏，我方军民，悉不准备抵抗”。并希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这天，张学良还发表一项通电，再引荣臻电报强调，面对日军挑衅，“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第二天，此通电报遍载全国各大报，张学良和东北军遂以“不抵抗主义”而出名。

    张学良的不抵抗思想是既定的。早在7月8日，张学良阐述对万宝山事件的处理原则时，又一次提出“对日寇隐忍自重，基于和平手段，依据公理，由东北政务委员会及吉林省政府负责解决事件”。此时，日军在东北尚没有大的异动，张学良却已将问题提到要不要与日军开战的高度，可见他已把局势看得十分严重。

    张学良的以不抵抗为主调的对日方针，符合中央政府特别是蒋介石的相对政策。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表示“此未对日作战之时”。13日，于右任电张：“中央现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8月16日，蒋介石在给张学良的“铣电”中说得更明白：“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9月，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又给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发来密令，做出如下指示：

    查中日情形之恶化，素有缘由，如该公使之报告，因东三省与日本接壤，交涉案件靡月无之，涉及常驻军与鲜民之案件尤为重大。此亦被日本方面作为借口，进行挑战之借口，实为横蛮无理之至。日方虽有任何行动，此时应以镇静态度相待，万不可轻率行事，致启战端。

    20世纪30年代，在各地方实力派中，张学良是最忠实于南京政府的一个，他对南京政府寄寓了很大的期望，盼望出现一个统一、强大的政权，来实现国家的富强，也盼望出现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政权，来作为他抵抗不可一世的日本人的坚强后盾。但是，他毕竟是直接下令和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的人。“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他背负了好几十年。这个悲惨的事件影响了他整整一生。

    当时的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本人，对于日本尤其是关东军准备在东北动武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同样是在9月份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给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发来的密令，还提到了如下情况：

    顷据驻日使领馆报称：“近来日本各政党，不问当政与否，皆对我国绝对无诚意与亲善之态度，反而采取积极之侵略政策。最近，日政府当局，有以我国在东北修筑对于满铁之并行线、对抗满铁特殊权利、我国正规军队杀害中村大尉、青岛民众袭击日本侨民、在东北各地压迫鲜民、组织排日会为口实，实行挑战准备之举。而且，日本陆军当局已公然通告常备及预备役军官，必须在满蒙方面积极地进行作战准备，并采取如下充实各种实力之行动……查日人对中日各交涉案之无诚意，国人早已洞悉，而且，其对满蒙之侵略政策亦国人所共知。今又以中村大尉事件及满铁并行线和鲜人压迫事件为名，进行挑战准备充实军备，我东三省必首当其冲。……满铁沿线之常驻军又有越界演习之举动，可见其居心叵测。故而，将所探知之情况报告如上，请予注意。”

    这是一份内容丰富翔实、有相当眼光和分量的情报，在事变前就摆在了南京最高当局的办公桌上，张学良也看到了。可是，国民政府包括张学良在内，还是采取了坚持的不抵抗政策。

    众所周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是导致不抵抗政策的罪魁祸首，但历史实际的进程却要复杂得多。事实上，包括张学良在内的国民政府当局当时有一个普遍性的判断，那就是对中国发动战争不符合日本的利益，充其量也只是少数军人的冒险行为，只要中国方面克制、忍让，不给日军以可乘之机，到头来日本最高当局终究是会站出来制止少数日本军人这种愚蠢的做法的。

    事变发生不久，于学忠曾向张学良建议：“日本军人现仍继续侵占东北各地，横行无忌。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但张学良未接受于的意见。张学良表示：“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意以他们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意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

    事隔59年后的1990年，年近90的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访问时承认自己当年判断错误。那时他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的利益，日本政府是不会赞成出兵入侵中国的，事件仅为日本军部和关东军的一部分野心家所为。基于这个判断，他认为日本政府必会约束关东军的侵略行径；若他属下的东北军不抵抗，避免冲突，则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不过，这种判断与上述中国驻日本领事馆报告的看法是不一致的，那份报告认为日方很可能在东北发动的军事行动，是日本的基本国策，也是日本各界的一致的主张。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国民政府当局固执地认为，日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又仅仅是一次挑衅呢？

    7月6日，当张学良最早就东北地方当局的对日政策下指示时，电令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1932年1月，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说：

    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及得于24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陆海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3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

    总之，中国打不过日本，与日本马上宣战，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这种说法看起来很有道理，毕竟，当时的中国要想独自凭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无疑十分困难。可是，不宣战并不等于不抵抗，一味地屈从于人，不但不能成为谈判桌上与对手讨价还价的砝码，反而会诱发对手得寸进尺的贪婪。当然，如果把不抵抗看作是在国际上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从而赢得一致同情与支持的代价，那就更加不值，“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英国外交官这一冷血的命题，倒是概括出了国际关系的实质，到“利益至上主义”的国联去争取正当的国家利益，而全无实力的保证，是一个更大的天方夜谭。

    从另一角度看，可以说正是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成就了日军的军事行动。日军在东北制造事端以触发军事行动，并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完整军事战略的一部分，而是日本政府、陆军中央部、关东军与少壮派军官四者复杂互动的产物。如果事变成功，那么一个以占领整个东北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就会迅速展开；而一旦事变失败，日本少壮军官们将为关东军承担责任，关东军则为日本陆军本部承担责任，而日本陆军本部将为天皇承担责任——这也是一个早就计划好的“退出”策略。加之，当时关东军的总兵力只有1万多人，虽然有满铁运输所带来的快速机动的优势，但在进攻北大营时并没有必胜的把握。如果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冒险受挫，那么存在于日本政府、军部、关东军与少壮军官间的矛盾就会总爆发，这足以迟滞日本对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侵略步伐。但可悲的是，历史并没有真正演出这一幕。

    军事家在面对强敌时，总会巧布疑兵以掩护大部队的转移，高超如诸葛亮者还会用空城计吓退司马懿的大军，而不抵抗政策就犹如两军对垒时不管不顾地撒腿就跑，还号称自己是道义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只会一路掩杀，而逃跑者也只会是一溃千里。

 19、“由本司令负责，干吧！”

    此时，关东军司令部已由旅顺迁至沈阳。

    这天零点20分，本庄繁接到了板垣征四郎的第二封电报，内称“十一时过后虎石台中队占领北大营一角”。之后他来到办公室，三宅光治参谋长、石原莞尔、新井匡、武田寿、中野良次、片仓衷、竹下义晴等各位参谋和幕僚早已聚齐等候着他。

    那天晚上11时，在关东军司令部，值班军官小西贞治大尉接到奉天方面的电话，获悉行动已经开始了，急忙电话通知其他参谋和幕僚们。一时间，关东军司令部迅速地行动起来了。众参谋和幕僚全都火速地赶到三宅光治参谋长的官舍。那一刻，本庄繁犹在洗浴之中。

    片仓衷注意到，急匆匆满脸兴奋的众参谋和幕僚们全都穿着和服，只有石原莞尔全副戎装，一丝不苟。

    “战争已经开始，诸君却如此从容！”

    那一刻，石原莞尔一脸的沉静。

    在静候本庄繁的时间里，参谋们已经开始讨论刚刚在奉天发生的那件大事了。

    决定性的一步终于迈出了。

    在众参谋们看来，为这一步，他们已经隐忍了三年了。昭和三年（1928年）那次出兵半途而废，让他们壮志未申，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河本大作还受到处分。这一次，决不能重蹈覆辙，决不能让策划这次事件的主心骨板垣和石原成为河本大作第二。因此，这一次，要做就得做大，有进无退。

    因此，当本庄繁来到他的司令部时，全体参谋和幕僚们一致主张全面进攻。石原和板垣早已策划好了战争开始后关东军的基本作战大纲：一旦发生冲突，关东军应全力以赴，集结在奉天附近，奇袭奉天军中枢，致其于死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问题。此刻，战争终于打响了，自当按早已拟定好的作战计划，立刻进攻奉天，让关东军主力第二师团长部署行动，对营口、凤凰城坚决实行武装解除，对长春方向实行监视，以备万一。

    满怀兴奋的众参谋和幕僚们，期待着本庄繁的一声令下。可他们没想到的是，本庄繁并不同意全面进攻，只同意驻奉天部队集结在奉天。

    深谙克劳塞维茨战略理论的石原莞尔强烈主张应坚决致敌中枢于死命，这是在兵力对比上处于绝对劣势的关东军取胜的惟一希望。惟有先发制人，果断行动，一举解决中国的东北军，才能解决满蒙问题，使大日本帝国立于不败之地；也惟有通过辉煌的胜利，造成既成事实，才能让在他们看来犹豫不决的陆军中央部和软弱的内阁接受他们的行动，实现为扭转国家命运的根本国策。大日本帝国辉煌的前途取决于他们的这次行动，而这次行动的顺利实施，就取决于本庄繁在那一刹那的决断。

    那一刻，本庄繁陷入了沉思。

    关东军司令部陷入死寂一般的静寂。在那死寂般的静寂里，众参谋和幕僚们全都望着他们的司令官。他们知道，内阁制止不了他们的狂奔，军部也未必制止得了，但他们的司令官却制止得了。如果他们的司令官谨小慎微的话，柳条沟所发生的事情，将不过是重复了三年前皇姑屯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又将痛失一次一举解决满蒙问题的良机。

    那一刻，本庄繁想到了什么？

    一个月前，在就任关东军司令官的前夕，参谋本部曾让他精读领悟《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军部首脑特别训示：关东军“在今后一年内隐忍自重，避免卷入由排日行动所引起之纠纷中，万一发生纠纷时，只作局部处理，努力不使其范围扩大”。通过一年的隐忍持重，“谋求内外理解”，特别是“使各国谅解日本之决心，而不采取不当的反对及压迫之举动”，等待机会，采取行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而在关东军的参谋们的词汇中，则根本没有“等待”二字，他们强烈主张“用谋略制造机会”。自己在日中两国之间因为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而关系日益紧张、朝野舆论都在谈论如何解决满蒙问题之际就任处在解决满蒙问题要冲的关东军司令官，责任所系，不可谓不重大。

    不管怎样，他本庄繁的名字将与此次事件联系在一起。在大日本帝国崛起的历程中，日本曾一再以国运相赌——当日清战争之际、当日俄战争之际——果断地采取行动，此前的每一次的赌博都赌赢了，而且都赢得那么辉煌。这一次呢？如果赌赢了，本庄繁的名字将像山县有朋、大山岩、伊东亨、东乡平八郎等人一样，成为大日本帝国煌煌武运标志中的又一个耀眼的名字。但如果赌输了呢？他本庄繁的军事荣誉将连同帝国的武运和前途一样万劫不复地坠入深渊。

    是否，在那一刻，个人的成败荣辱、解决满蒙问题的国策和大日本帝国的国运，涌上本庄繁的脑际？是否，从那一刻起，有一个意念便跟大日本帝国的命运一道，深衔在他心头，这个意念终于吐在整整14年后日本战败他本庄繁自杀前留下的遗书上：

    在军中担任要职，服务多年，却使国家遭受如今之败局，立于前所未有之悲境之中，即令退役亦不胜惶恐、罪该万死。

    满洲事变发端于爆炸铁路这一排日高潮，关东军出于自卫，不得不尔。未受任何政府及最高军部之指示。全部责任均在当时关东军司令官我一人身上。

    值此引咎辞世之机，谨衷心祝愿：圣寿万岁，国体永寿，国家复兴。

    在五分钟死寂般的静寂之后，焦急期待着的众参谋和幕僚们终于听到他们的司令官徐徐吐出了几个字：“由本司令负责，干吧！”

    全面进攻的命令终于下达了。关东军司令部的全体僚属立时转入紧张而又兴奋的行动之中。为便于统帅全局指挥作战，关东军司令部将移节奉天。

    这天凌晨3时30分，本庄繁带着他的僚属和步兵第30联队出发了。

    这将是一次不归的旅程。

 20、参谋本部的将军们暗自窃喜

    东京。日军参谋本部。

    这天零点刚过一个小时的时候，情报部突然接到奉天发来的电报：

    十八日晚十时半许，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以西，破坏满铁线，袭击我守备兵，与我前来之一部守备队发生冲突。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正向现场出动。

    这是参谋本部接到的关于事变发生的第一份电报。发报时间是18日晚11时18分，发报人的署名竟是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上校。其实，土肥原为中村事件自9月10日便出差东京，此刻还没返回奉天。这份电报当是奉天特别机关的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代拍的。

    凌晨2时，又收到以土肥原的名义拍发的第二份电报：

    北大营之中国军队炸毁满铁线。其兵力有三四个中队，随即逃入兵营。我虎石台中队，十一时过后正在与北大营之五六百敌军交战，并占领其一角。但敌军正在不断增加机枪和野炮。我中队正在进行苦战。野田中尉身负重任。

    一个小时后，又收到以土肥原的名义拍发的第三份电报。电报就今后关东军的作战行动，作了如下表示：

    根据上述情况，先遣参谋板垣［征四郎］分别作了如下部署：一、第二独立守备大队扫清北大营之敌。二、第二十九步兵连队攻奉天城。三、第五独立守备大队从北面攻北大营，并接受第二独立守备大队长的指挥。四、要求第二师团以主力增援。

    这三封电报环环相扣，让参谋本部的人看到，事件的发生实属不可避免，事态的扩大乃属势在必行。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电报接踵而至，作为统帅中枢的参谋本部也随着遥远大陆那片黑土地上的突如其来的进攻而行动起来。

    陆军中央部，上自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代理作战部长今村均，下至一般课员，都在听到消息后的第一时间赶到了参谋本部。

    军人们——“日俄战争以来在长达27年的时间内远离真正战争的军人、在裁军的年代里地位处于无足轻重的军人、随着近来法西斯倾向的抬头逐渐重新认识到军刀的真正价值的军人、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坚决实行‘昭和维新’的军人、为在中国发生的以中村大尉事件为开端的大大小小无数反日事件所激怒的军人、由于中国的反日或者说为了加强日本的国防而主张必须占领满洲进而占领中国之一部的军人”——很久没有嗅到火药味了。满洲传来的火药味让他们顿时兴奋起来。

    早上7时，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脑在参谋总长办公室前面的会议室里举行会议，协商时局对策。陆军省次官杉山元、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参谋次长二宫重治、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代理作战部长今村均、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等出席会议。

    会上，参谋次长二宫重治首先就已收到的情报作了说明，并指出：“此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省、部之间对当前时局下决心，建立巩固的基础。”

    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发言：“关东军此次行动，完全是根据本身任务采取的适合时机的措施。”小矶国昭的发言为关东军的行动定下基调。对此，全体予以肯定。

    不过他们知道，关东军不过1万多兵力，而中国东北军有20多万，战端既开，则增援恐怕势在必行。于是，大家又讨论了是否增援关东军问题，结果一致同意增兵。在讨论此问题的时候，颇值得吟味的是，率先肯定关东军的行动乃正当之举的小矶国昭却对增援兵力的事表达了一丝顾虑，担心这样做会引起世人的“误解”，认为这次事件是关东军的阴谋。仿佛这丝顾虑的表达已足以表明此次行动不是关东军的阴谋。

    当即决定由作战课起草相关文件。作战课马上根据既定的对华作战方针，大致进行了研究，准备应急动员一部分驻朝鲜军和第十师团紧急派往满洲。陆军省军事课则准备向阁议提出增兵方案。

    就在他们讨论应急动员驻朝鲜军增援关东军的时候，驻朝鲜军根据年度作战计划已经采取措施派兵和并打算继续增兵的电报已经发往参谋本部：

    我军鉴于奉天方面之情况，命第6联飞行联队［驻平壤］派战斗机、侦察机各一个中队于今晨从平壤出发增援关东军。又，第20师团［驻朝鲜龙山］之混成旅团约一旅团兵力拟向奉天方面出动。并命第十九师团［驻罗南］在卫戍地整备，以便能出动更多兵力。

    这是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于早上7时7分拍出的，也就是说，正是参谋本部开始开会讨论的时候。

    针对这一新情报，参谋本部的判断是，认为空军的增援已经独断实行，但混成旅团要等到敕命下达后才会开始行动。

    驻朝鲜军的应急派兵，本是应付满洲危急的既定计划的一部分，所以与陆军中央部的方针并无根本矛盾之处。中央部感到有问题的只是未等敕命下达，驻外军司令官就擅自将一部兵力派往国外并还打算继续派兵。

    原来，日本陆军在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出兵中国的时候开始形成一个惯例，即向国外出兵必须由内阁会议批准经费开支，由天皇行使统帅权下达敕命，方可进行。但是，军部的《阵中要务令》中又要求日本陆军上自司令官下至普通士兵都要受一种在非常情况下可以擅自决定和相机行动的修养训练，并教育他们因坐等命令而误失战机者不得再入天皇统率的军队，这等于是在鼓励在外将士在非常情况下可以实行“独断”而自行决定行动。如何处理这两个自相矛盾的规定，陆军内部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办法。这是日本统帅制度的缺陷。

    针对这一情况，作战课拟采取的做法是，驻朝鲜军正准备出兵的混成旅团，必须等内阁会议批准经费开支后，履行下达敕命的手续，方可行动；对已经行动的飞行联队，也有必要立即办理上奏手续，追认驻朝鲜军司令官的决心和措施，否则会搞乱指挥统帅权系统，而且将会招致外界批评。

    他们没有料到的是，驻朝鲜军打算走得更远。作战课的指示电报还未拟定，驻朝鲜军司令官的电报又来了：

    我军根据奉天附近日中交战之形势和关东军之要求，命一个混成旅团前往奉天附近增援关东军。该旅团自十九日上午十时许，将先后从各卫戍地出发，通过铁路运送，渡过鸭绿江后，接受关东军司令官指挥。飞行队今晨出动，亦受该司令官指挥。

    电报显示该电报为上午9时28分拍发，而电报中称，混成旅团将于10时许出发，就是说，当参谋本部收到此电报时，驻朝鲜军的混成旅团也许已经采取了行动。看来，驻朝鲜军的计划，不仅是让飞行联队独断越境，而且打算让混成旅团也擅自越境。

    参谋本部决定阻止驻朝鲜军的独断越权行动。于是，中午12点30分，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驻朝鲜军司令官拍发了第一六号电：

    朝参报第五号关于增援关东军一事，望暂待奉敕命令下达。

    在向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拍发上述电报的同时，也向驻平壤的第三十九步兵旅团旅团长拍电报：

    贵旅团之行动亦应暂缓，如有已出发之部队，望即采取措施，不得越境。

    为保险起见，参谋本部还对新义州守备队长也发电指示：

    万一未收到上述命令而有渡鸭绿江之部队，要通知此意旨，使其不得通过新义州。但飞行队之所属不在此限。

    这就是战争已经打响后陆军参谋本部的第一天。他们其实面临两个挑战，一个来自关东军，另一个来自擅自驰援的驻朝鲜军。除了事变引起的不安和皇军军纪遭受挑战而引发的不快之外，还有一种莫名的兴奋——这种难以名状的心情，使参谋本部的日军将校们“痛并快乐着”。

    可是，来自内阁的消息看来不妙——上午10时，内阁会议上做出了“努力不使时局较现状扩大”的方针。

    但是，内阁决议并没有太多影响到帝国军人们。参谋次长二宫重治、军务局长小矶国昭、教育总监本部长荒木贞夫三人开会。密筹时局对策。三人在这一思想上达成共识：以此次事件为契机，求得满蒙问题的解决。这一共识遂成为参谋本部的骨干成员们在处理此次事件时的方针。

    下午2时，参谋总长先是召集陆军三长官——参谋总长、陆军大臣和教育总监碰头。陆相南次郎传达了内阁会议确立的“努力不使时局较现状扩大”的决议，而教育总监则表达了参谋本部僚属们议定的“以此次事件为契机，求得满蒙问题的解决”的主张。参谋总长看来是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随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召开部长会议。金谷总长力陈应迅速处理事件：“事到如今，已刻不容缓。必须马上处理这一事件，恢复原状。”

    基本调子似乎是要贯彻上午阁议上确立的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对事件进行处理。在参谋本部的僚属们看来，这几乎是等同于皇姑屯事件后的覆辙。代理作战部长今村均马上反驳说：“箭已脱弦，若中途停止，恢复原状，恐怕对军队士气影响甚大，为国军计，事关重大。当此之际，要排除万难，保持国家和国军的威信，为达到伟大目的而努力。”

    金谷总长又进一步阐明自己的信念：“若要做大事，作为长官，必须不为青年人所左右，力戒自己动摇。我现在的心境就像四十七义士之一的大石良雄那样。关于此次事件，我要负全部责任。”

    在那些少壮派军人们看来，金谷总长的发言中，大石良雄那样敢作敢为的义士形象似乎比他在陈词中所传达的阁议方针更能表达他内心里的真实想法和意图。

    今村均心领神会，当即起草了参谋总长致关东军司令官的电报。当他拿着电报稿请金谷总长签发时，总长愉快地签了字，笑着说：“让你们看透了我内心的决定。”

    这天下午6时，事变发生后的第一天里参谋本部给关东军的一份最重要的指示电报拍发给了奉天的本庄繁司令官：

    一、9月18日夜以后，关东军司令官之决心及处理深合时宜，深信此乃提高帝国军队威信之举。

    二、根据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之态度等情况，阁议决定事件之处理不宜逾越必要之限度。为此，今后军之行动应本此主旨妥善处理。

    所谓“不宜逾越必要之限度”，何为必要？看到参谋本部对内阁决议“奇妙”的阐释，关东军精神大振。一小时后，关东军司令部给参谋本部发回的电报中，词情激昂，充满斗志：“望现在以最大决心，为国家百年大计，全部陆军勇猛前进。”

 21、日本政府仍然幻想“不扩大”

    “不扩大事态”方针的产生恐怕得追溯到外相币原喜重郎一生中最不寻常的那顿早餐。

    这天早上，币原像往常一样，边进早餐边看报纸。但是这一天，映入他眼帘的那则消息撼动的不仅仅是他，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外交主张。柳条沟事件已经发生了十来个小时，关东军已经占领了沈阳，而他这位外相，居然并不比其他大多数东京人更早地知道这一消息！

    币原赶紧向外务省查询，并指示外务省与奉天总领事馆联系，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同时与若首相联系，商讨此事。

    上午10时，若首相已经召集齐了全体阁僚，紧急商讨昨夜在中国奉天发生的事情。

    若首相对事件知道的看来并不比报纸上所说的更多。在会上，若问陆相南次郎：“听说关东军这次行动是针对中国军的暴戾而采取的，果真是我军的自卫行动吗？你能肯定确实是这样吗？”

    南次郎回答说：“当然是这样。”

    尽管南次郎回答得镇静而自信，币原却不相信。他拿出外务省收到的奉天总领事馆的情报，大声宣读，一一列举：

    抚顺的守备队报告说，要进行假定于十八日拂晓前占领奉天城的演习，因此指示警察制定保护侨民避难和维持治安的计划。

    抚顺独立守备队说是要在十七日出动，曾经事先请求满铁准备列车候用；……但到了前一天，又称十七日不出动，请变更准备于十八日使用。

    南次郎刚刚从参谋本部过来，他要代表陆军中央部申诉关东军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并肩负着说服内阁同意派遣驻朝鲜军增援的使命。不过，听到币原铁口直断，有凭有据，他有些心虚，币原宣读电报时的那种不容置疑的口气，令他沮丧。鉴于会场上所出现的气氛，南次郎压根儿就没有勇气再提驻朝鲜军增援的问题。

    若首相和阁僚们分析了手头掌握的情报。看来，不管真相如何，军方将内阁完全撇在了一边。按币原的分析，军方的说法很难说靠得住。如果这真是关东军有预谋的一次行动的话，那无异于在本来就因接二连三的悬案而激化得如沸汤般的中日关系中又捅了个天大的娄子。军方对此事件究竟出何考虑，内阁竟毫不知情。如果真是这样，日中关系将何去何从，日本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将受到什么影响，军方将把日本的未来推向何方，一切都殊难逆料。基于这些，阁议最终形成了“努力不使时局较现状扩大”的决议。

    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若发表了这样的讲话：

    这次在奉天附近日中两军突然发生冲突，诚属遗憾。然而，究其原因，系中国军队企图爆破满铁线路，且对我守备队进行抵抗的结果。事已至此，确信我军所采取之手段，完全是基于正当防卫之态度。中国人抱何动机爆破我满铁，因尚未得到详细报告，故未可得而知。然既已交火，相信我首当其冲之驻满部队和机关正在予以妥善处理。

    虽然讲话中仍按军方的说法将此次事件的发生归因于中国军队炸毁满铁线路，但究是底气不足。

    币原外相决心为币原外交作最后的奋斗。

    这一天，驻奉天总领事馆有关事件情况的电报，如雪片般地发往东京外务省。在币原看来，事情的真相愈来愈清晰。

    关于此事件的源起，关东军的说法是因为暴戾的中国军队炸毁满铁，关东军只是行使了正当的自卫权利；而据奉天总领事馆的观察，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综合各方面情报，看出军方之方针是在满铁沿线各地全面开始积极行动。本官（指林久治郎总领事）正采取措施，努力通过在大连之内田总裁提醒军司令官注意，希望政府也采取适当措施，火速制止军方行动。

    据报，参谋本部建川总长乘18日下午1时火车抵达当地，军方虽对此保密，但该情报或为事实。另据满铁木村理事之内部情报，为了修理被传说是中国方面破坏之铁路，满铁派遣了养路工，但军方不许接近现场。故可以想像此次事件完全是军部有计划之行动。

    币原本人基本上判定此事是军方有计划的行动，作为外相，他关心的是币原外交的前途。从滨口内阁到若内阁，面对中国方面推行革命外交而掀起的收回国权运动和日本国内朝野众口一词地要求解决满蒙问题的叫嚣，以协调主义为宗旨的币原外交处在二者的夹缝中间，左右弥缝，却日益捉襟见肘。

    林久治郎在给外务省的电报中还说：

    臧（式毅）主席及交涉员接连不断地来电话说，对于日军之行动，中国方面执行了完全不抵抗主义，且已听任日军占领了商埠地及大西关等公安分局。尽管如此，日军之机关枪仍不断射击，加害于不抵抗之军民，这给事件之善后处理增加了困难。鉴于此，请求尽力制止日军之行动。对此，我方答复说，正在为防止事件扩大而竭尽努力。

    看来面对关东军的进攻，中国方面采取的是不抵抗主义，中国的东北当局则尤其不希望事态扩大。双方外交交涉的余地仍有。只是若以外交交涉来处理此事件的话，则势必会波及此事的责任问题。

    尽管他币原基本上判定此事件系出关东军有预谋的行动，但是，狙击滨口首相的枪声、民众日益高涨的舆论和军人们愈来愈强硬的叫嚣，犹在耳际，面对舆论，恐怕他仍然只能像若首相那样一口咬定责任在中国方面。只要事态不扩大，形势或许仍可挽救。此事若只限制在日中双方之间交涉，则无论责任在哪方，日本尚不至于被动。可是，事态似乎正在朝令人担忧的方向发展。

    驻奉天领事馆又传来了关于美国领事馆的交涉：

    19日上午4时半，美国副领事馆员等来访，表情激动地说，适才贵方还称日军当努力保护外国侨民，然没有多久，在商埠地内之“盛京俱乐部”附近，日本兵向载有中国人之汽车开枪时，机关枪子弹竟飞进了正在举行舞会之该俱乐部内，这在世界任何地方皆无先例，可谓不可思议。余想将此事特别电告国务院。

    关于此次事件之原因，尽管陆军方面之报告有许多疑点，但当前对于外人之质问，还是按陆军方面之解释予以回答，宣传了陆军之积极方针。至于能否得到外人充分谅解，颇感怀疑。对此尊意如何，请至急回示。

    这些电文，不免让币原萌生一层忧虑，那就是，此事件可能会国际化。从日本的角度看，此事的善后处理若能限制在日中双方之间交涉的话，自是最有利不过。在与中国方面交涉的时候，若能与东北当局交涉，对于解决满蒙问题当然更有利，只是，眼下东北方面交涉的主要障碍却是关东军。据奉天领事森岛守人的判断，关东军已经铁定了心全力进攻了，行动既已开始，任何人不得妨碍，妨碍便是干涉统帅权。

    但从这天获得的情报看，日中之间交涉的线索还是存在的。线索来自南京方面。

    这天早晨，币原便接到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从南京发回的电报。据重光葵的报告，事变发生后，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便紧急召见重光葵，提出紧急严重抗议，要求立即电告日本政府迅令关东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将日军撤回原防。日本外务省指示重光葵对事件的处理方针是：由于事件是因炸毁南满铁路而发生的局部问题，应由日中两国政府直接谈判解决，希望他尽量将此事限制在日中双方之间处理。

    重光葵在电报中还提到，事变发生后，他又约见过中国财政部长宋子文，向宋子文提议：“这样的事件，如果不迅谋解决，便会有很多麻烦加进来，将非常困难；故宜赶快派员前往当地调查，再由我们两人来协商解决。”宋子文也答应了。重光葵与宋子文之间的这条线索源自事变发生前夕日中关系因中村事件而日趋严重的时刻。两人协商寻找缓和紧张局势的方法，协力改善中日关系，商定二人同赴满洲，亲自调查当地情况，找出解决办法。宋子文还打算顺道去一趟北平，与张学良协调一下立场，然后同赴大连与日本前外务大臣现任满铁总裁内田康哉进行商谈，再制订有关满洲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案。双方都预订好了9月20日从上海北上的船票。谁知动身北上的前两天，事变发生了。重光葵仍然抓着这条线索，希望能继续他们的满洲之行，使事变局部化。币原对这条线索亦寄予期望，训示：“盼能努力，获致结论。”

    许多年以后，对于这次终究未能成行的满洲之行，币原喜重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对于重光葵、宋子文的交涉寄予一线希望，一直在翘首以待，但却没有再见到重光葵的报告到来。而重光葵则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一直在等待币原外相的训示，经多次催促，直到21日才示知认可，但为时已晚。

    事实上却是，关东军在满洲点燃的战火，正以燎原之势——在满洲、在中日两国、在国际社会——迅速蔓延。此前都不能制止的关东军的狂奔，此时更不可能制止。即便有了那趟满洲之行，也注定是趟没有收获的行程。所谓“努力不使时局较现状扩大”，正如此同！

 22、到国联讨个说法

    19日，当事变发生的消息传到南京时，蒋介石正在前往南昌督师“剿共”的路上。下午，群龙无首的国民党大员们在戴季陶的主持下，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商量对策。会后作出两项决定：第一，电请蒋介石速回南京主持大局；第二，根据正式报告，向日方提出抗议，并电告驻外代表向包括国联在内的国际社会宣布事变的真相。从此，国民政府开始走上了试图诉诸国联以期保护中国合法利益的漫长道路。

    对于国民政府诉诸国联的意图，后来成立的特种外交委员会主任戴季陶有如下说明：

    盖国联虽不可尽恃，亦非尽不可恃，此案发生后，中央所以尽力于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减少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于此。日本一面声明不接受第三者干涉，而一面仍不敢不接受国联之决定，则知日本对于国联，亦甚顾忌也。

    可见，国民政府也预料到国联的作用可能是极有限的，与其说希望国联来保护中国的权益，不如说希望国联来牵制日本，以缓解日本对中国的压力。

    国联的总部设在日内瓦，由大会、行政院和常设秘书处等机构组成。秘书处是常设办公机构，而大会只是一个成员国的论坛，其决议没有约束力。国联真正有影响的决定是由行政院作出的。行政院由美、英、法、意、日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没有参加国联，实际上只有四个，德国加入后成为常任理事国），和经大会选出的四个（后来增加到九个）非常任理事国的代表组成。按惯例，行政院的决议一般都必须全体一致通过。民国政府要求国联去向一个常任理事国为自己伸张权益，从一开始似乎就面临着某种类似逻辑悖论的困境。

    弱国无外交。在国际社会间尽力折冲，以期利用大国间的利益矛盾为自己挽回些许的损失——这几乎是弱国在受到强国的欺侮时，惟一可走的路线。那时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弱国。这不禁使众人联想起清朝的李鸿章，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他也想以夷制夷——借助俄国的力量来制约日本。为达到这一目的，他甚至不惜再向俄国出让一份利益。可是民国政府的大员们不认为自己会像李鸿章那么惨，戴季陶说：

    昔时因无国际组织，各国间亦无相互遵守之公约，故对于外国之侵略，只有和战两途；现在世界既有国际组织，有国际公法，则当于和战之外，有正当之第三途径。此非中国不武，而实尊重国际信义者所当然应有之道。

    “不武”其实是不抵抗的一个更动听的表述形式。毕竟这时有了国联，它声称自己是以“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为宗旨的，况且，中国还新近当选为国联的非常任理事国——国民政府感到诉诸国联尚有一丝希望。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后的几个小时，国民政府驻国联代表收到了这样一份电报：

    现已完全证实，我方毫无挑衅举动，日军公然向我攻击，我方虽绝未抗拒，而彼仍继续向我开火，炮轰我营房及兵工厂，星期六晨六时半，占据沈阳全城及其附近。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有效的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置，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际联合会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

    此时国民政府驻国联的全权代表是施肇基。《国际联盟盟约》第11条规定：如有战争或将有战争发生，国联应采取相宜行动，以保各国安全；秘书长经任何盟员国请示，可立即召开行政院会议处理之。在接到南京方面的指示后，施肇基当即根据该条款要求国联秘书长法国人杜吕蒙提出召开行政院会议的要求。

    正当施肇基向国联行政院进行陈述时，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打断了他的发言。只见他拿出一份事先拟好的文件念了起来，日本人有备而来，他所宣读的，就是日本政府就事变发表的声明，其核心内容是声称事变是地区性事件，要求国联不必如此重视。显然，中国代表没有料到日本的这一手。在芳泽念完声明后，施肇基只得用一句“中国保留解决关于此事件的权利”结束了自己的发言。当天晚上，中国代表就事变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应为事变的爆发负完全责任。

    芳泽是犬养毅的女婿，是日本有名的外交家。果然，他抓住了中国诉诸国联的核心意图——试图在国际多边框架下解决事变，以期其他列强对日本产生制约作用；而日本的意图是力避第三方的介入，要求由中日双方来解决问题，如此一来，日强中弱的态势对日本是大大的有利。

    明确的目的性，使日本与中国在国联的博弈甫一开始，就占据了先机。

    国联是设在欧洲的，欧洲人对于这场以国联为戏台而演绎的外交大戏，似乎也看得更明白。19日，德国《柏林指导报》就九一八事件发表评论指出：“不宜把此项事件视为局部问题，此事将使世界忧虑，并将使国联遇一严重工作。”同日，《德意志时报》指出：国联对此事件将“照例”使一般之期待失望，而屈服于既成事实之下。

    22日，国联行政院根据施肇基所提要求，就日兵强占满洲事件展开讨论。施肇基详细陈述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经过，要求国联“仗义执言、出面干涉”，使日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恢复事变前状况，并赔偿一切损失。日本代表芳泽极力为日军侵华辩护，称日军的行动纯属自卫，现已大部分撤回满铁附属地；称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一样，也希望事件能早日解决，但为防止事态恶化，反对国联干预，力主两国直接交涉，就地解决。施肇基又发言说在中国领土被日军占领的情况下，中方不能与日方直接交涉。双方辩论激烈，最后，行政院通过英国代表薛西尔的提议，授权大会主席西班牙外长勒乐领导一个由英、法、德、意、西五国组成的委员会，继续处理此事。委员会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紧急通知，劝告双方避免事态扩大，并立即由两国协商撤兵。会议还决定派遣委员会前往满洲调查。

    23日，五国委员会开会，继续讨论事变处理办法。施肇基提出鉴于日方不承认侵略中国的事实，建议国联派一个调查委员会到中国的东北去，实地看一看情形如何。这一着很厉害，因为即使蛮横无理如日本者也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反对。五国委员会也赞成此议。形势对日本开始变得不利起来，中国好像要占到先机。

    可是日本手中是攥有王牌的，其世界强国的地位和实力，就是他对别人说“不”的利器。24日，日政府训令芳泽答复国联理事会：一、满洲事件系自卫，性质系局部冲突，国联及第三国不容置喙；二、满洲之中日关系有特殊性，国联派遣调查委员，恐反碍两国关系，日政府不能应命。28日，日本外务省就满洲事变善后问题发表声明，宣称将由日本政府根据既定方针办理，绝不容国联或其他国家置喙。看到日本的强硬态度，五国委员会开始退缩了，英国代表第一个站出来，开始赞同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来解决争端。

    施肇基毕竟也是有经验的外交家，看到这种形势，于是他再三向五国委员会表示，只要国联规定日军完全撤出新占领区之日期，中国即放弃国联派调查团入满要求。但是，因芳泽坚决反对，理事会未作出日军撤退的具体规定。

    30日，国联行政院会议主席提出了一个裁决草案，主要内容如下：

    一、重申日本政府所做的“对满洲无任何领土目的”和“随着其臣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切实保证，继续从速将军队撤退至铁路附属地以内，并希望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的诺言。

    二、重申中国政府所做“在日军继续撤退，中国地方官宪及警察权力恢复时，当负责保护铁路区域以外的日本臣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诺言。

    三、重申“两国代表保证各该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事态扩大和恶化”的声明。

    四、呼吁中日两国“为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采取一切手段，从速履行和完成上述保证”。

    五、规定将在10月14日在日内瓦再次开会处理此案。

    草案出台后，中国方面对其未对日本撤兵的日期作出规定表示遗憾，但还是把草案作为解决事变的初步办法加以接受。日本方面则痛痛快快地表示予以接受。在表决时，草案以14票赞成一致通过。

    至此，中日在国联的第一阶段交锋告一段落。中国没有看到国联对侵略者的谴责，但决议中毕竟写着“撤兵”的字样，尽管加上了重重的限定条件。在这场仲裁中，国联不像一位正义的法官，倒更像一位“不偏不倚”的裁判，他“公正”地看着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不是同一级别的拳手，在拳击台上“自行解决”，把侵略视为出拳进攻，把挨打视为抱头防守，而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是“规则”允许的。

 23、国民政府从抗日呼声中感到压力

    9月20日，蒋介石依然还没有回到南京。尽管当家人不在，可一些火烧眉毛的事，南京政府还得必须做出处置。

    查阅南京方面事变后公开发表的重要文件，几乎都是在21日以后（包括21日）发布的——正是21日——在那一天，蒋介石终于回到了南京。可是有一份重要的文件却是个例外，它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日军侵华对各级党部训令》，这个文件是20日发布的。这个文件先是概括了当时的形势，接着对国民党各级党部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除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以外，必须一心一德，巩固国家基础，充实政府实力。二、一切人民团体，必须一心一德，努力于救灾与御侮工作。三、本党同志必须抛弃一切意见，造成强固之大团结，以为全国一致之表率。

    第一点是强调政治立场，第二点是强调重点工作，第三点是强调内部团结——总之，这是一篇旨在把全党思想统一于国民党中央的文件。政治话语的逻辑通常是：强调要统一思想，恰恰是因为存在思想不统一的事实。具体而言之，国民党中央要统一各党部的思想，乃是因为基层党部的思想与中央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偏离。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中国人愤怒了，群众普遍要求政府积极抵御日本的侵略。在这次全国一片的抗日声潮中，除中国共产党明确发表声明进行谴责外，较早行动起来的还有国民党在各地的党部。19日，在全国民众对日军的侵略行为义愤填膺，北京高校学生纷纷组织抗日救国会的同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出通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同一天，国民党北平党部分别致电中央党部和广州国民政府方面的古应芬等要员和全国同胞，请息内争，共同抗日，以救危亡。人们不应忘记，古应芳正是蒋介石囚禁胡汉民后率先向他发难的人物之一。

    对日采取强硬立场的呼声，显然与国民党中央不抵抗、力避与日冲突和通过国联的介入以保障中国权宜的政策不合拍。民众的抗日呼声给政府带来了压力，但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压力一开始竟是来自于国民党内部。

    但是，这次统一思想的效果并不好。此后，不但国民党河北、天津、平绥路、山西、汉口、热河、甘肃及部分海外党部，也纷纷致电中央党部或蒋介石本人，要求政府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积极备战，24日，上海市党部还进一步要求全体国民党员一律参加军事训练，并组织上海义勇军，全体上海党员一律参加。

    来自全国范围的遍及各阶层的抗战呼声，为国民政府带来的压力还远不只此。

    20日，宋哲元、庞炳勋、吕秀文、刘汝明、张自忠、冯治安、沈克、马法五等将领及所部全体官兵通电全国，要求统一全国意志，集合全国实力一致抗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单单是这个联名名单本身，就极易引起南京方面的不安了，因为这些将领全部都是冯玉祥的旧部，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后，他们虽然系出同门，但已经很久没有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出现了，现在却在抗日的旗帜下又发出了联名通电。如果他们重新走到一起，南京方面是会担心的。

    还没有完。21日，陈诚率全体官兵电蒋介石、张学良请缨抗日，并表示“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宁可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亡国之日”。陈诚是蒋介石的爱将，照理说一个请缨抗战的通电不应引起南京方面的担心，蒋介石自己也说过，军人有爱国心是件好事。可是，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4师师长的陈诚，正处于江西“剿共”的第一线，他本来应该考虑的，是怎样打到红军的主力部队并一战而消灭之。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通电全国表示愿意身赴国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还有：商震、张作相、高桂滋、傅作义、杨虎城、于学忠、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陈铭枢、刘湘、韩复榘、孙殿英等。这其中，固然有似乎韩复榘之类以通电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投机分子，但大多数人日后都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抗战决心。

    蒋介石看到有这么多的将领都表示了抗战的决心，他感到了压力，心情也十分复杂。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表面上号称中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直接掌管的地区，只有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而已，这个地方型的中央政府，还需要负担从满清、北洋军阀政府所有欠下、有如天文数字的外债与国债；中国的军队虽然号称有上百万，但却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又分三个系统）、粤军、桂军、湘军、滇军、黔军……它们互不统辖、号令不一、缺乏训练，从总体上看装备很差……

    如果说，以上这些压力还是隐性的、间接的，那么广州国民政府把抗日和反蒋合而为一的声明，更令南京方面觉得难以忍受。24日，广州非常会议发表宣言，宣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推倒蒋中正之个人独裁，为今日共同努力之目的”，“蒋中正之个人独裁一日未推倒，则对外一切皆未由进行，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凭陵于中国，将有加无已”。

    面对日本的侵略和国内的压力，蒋介石悲观至极，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在日记中写道：

    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省矣。呜呼，痛哉！夫我内乱不止，叛逆既无悔过之意，……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人力不足何！呜呼，痛哉！虽然，余所恃者，惟有一片爱国丹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以一身，报我总理，报我民族，毋忝我之所生而已。

    蒋介石总是告诉国人，中国的抗战还需要准备，而且要在统一领导下来准备，可是怎么准备？怎样就算准备好了？他却总也不想讲清楚。这样，以他为首的国民政府总也不能把民众和社会各阶层的抗战呼声，引导、转化为有利的、整体性的资源，到头来使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一腔义愤，转而化作对政府不抗日的指责。

 24、中共对事变做出反应

    9月20日，秘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向社会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30日，又以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向党内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声明事变的性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是日本武装占领整个满洲企图的露骨的表现”，并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陆海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

    上述中共中央对九一八事变做出表态的两个文件，是由王明起草的，也有材料说是博古（秦邦宪）根据王明的指示起草的。此时的中共中央虽然还在上海坚持着，但已经很难正常开展工作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31年4月顾顺章的叛变。顾顺章原系中共情报工作的负责人，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在上海高层领导人的情况，他都知道，其叛变为中共中央所带来的危害可想而知。虽然，由于钱壮飞机智勇敢的果断行动，将顾顺章叛变的危害降至最低程度，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境遇已变得极为凶险。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领导人王明和周恩来到苏联去，并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下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进入中央负总责。

    9月20日，正当王、周二人准备动身前往苏联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很快，上海、南京的民众们纷纷走上街头，掀起了反日爱国运动。已长时间处于革命低潮而备感艰难的中共领导人一下子兴奋起来——“现在这样忙，怎能离开？”于是王明决定尽快起草上述文件，表明中共中央对事变的态度，并指导全党新形势下的工作。

    11月27日，刚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群众的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中共中央又先后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横、宁安、汤原、海伦等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此时，形势摆到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从而把握中国革命的方向和主动权。但此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已取得统治地位。中共临时中央不能正确地认识并处理这些问题。它作出的一系列决议，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得到具体运用和发展。

    当时，共产国际认为日本侵占东北主要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共临时中央也亦步亦趋地照搬共产国际指示，认为“现在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必须在拥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种说法完全脱离实际情况，自然难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对日本侵略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中共临时中央也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看不到中间派因要求抗日而产生的积极变化，也看不到国民党内部正在发生的分化和破裂。相反，认为中间势力“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他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因而“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这样做，只能把一些原来可以成为朋友的中间力量推向蒋介石一边去。

    他们没有在新的形势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而是强调国民党政权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对立，作出这样的判断：“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进行着”，“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

    他们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时，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如要求上海等处“尽量用全力来准备各个企业的总罢工”，“‘工农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是党目前的中心鼓动口号”，拒绝采用合法形式来组织工人斗争。他们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可能，要求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党组织，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立刻“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

    他们在作出这些武断的规定后还十分自信地写道：“中央坚决的相信：各级党部必定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百分之百的把这些紧急任务完成起来！”

    根据这一形势，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

    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抓住广大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和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抓住一切灾民、工人、兵士的具体的切身要求，发动他们的斗争走到直接的革命斗争。领导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临时中央虽鲜明地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图谋，也通过满洲省委对抗击日本侵略做出了实际的安排，但在王明“左”的思想指导下，没有抓住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后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不但没有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反而片面夸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继续主张走城市暴动的错误路线，所以，其主张在民众中的影响是有限的，也没有对当时时局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

 25、蒋介石折回南京主持大局

    扬子江上，永绥舰顺流而下。

    舰上，蒋介石沉默无言。昨天，他收到南京方面召他回去主持一切的电报。事变还是发生了。尽管他力持镇定，但忧色仍不免形之于表。

    本来，国事多舛，已是应对不暇，现又忽遭突变，前途叵测。自己仿佛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般为南京方面所期待。自己又将如何主持一切呢？

    自从黄埔练兵以来，他一直处在这个大变动时代的动荡漩涡里，也愈来愈深地陷在权力角逐的漩涡里。一向推崇王阳明、曾国藩的他在行止上也尽量效法这两位先贤，引“精浑澹定”、“应战以一”为戒条，励行修身，他也像曾国藩那样，勤写日记。尽管做足了中国传统士大夫自我修炼的功夫，但此时的他，还是无法避免心中的焦虑与失望。

    9月19日，他即收到日军在东北启衅的消息。虽然事起突然，局势尚在混乱之中，但以他这几年来处理对日邦交的经验，他预感到，这回将是一次非常之变。刹那间，他有一种国事堪虞寻思无计的惶恐感。

    一天过去了，日军在东北长驱各战略要地。日军意图愈渐清楚，局势愈渐明朗，他的心绪也渐渐地沉淀下来。20日的日记中，他写下：

    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

    惟有效法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他日再图一战，尽雪前耻。

    永绥舰上的蒋介石，迎着江风，迎着不测的未来，主意渐渐地打定。

    这天下午2时，蒋介石抵达南京。南京城中诸军政要员早已引颈以待。蒋介石一抵京，大家旋即齐聚中山园陵官邸，讨论时局及应对方略。

    会上，蒋介石主张先诉诸公理，将日本侵占东三省这一事实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诸签约国，希望国际力量出于道义而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作出干预，同时，号召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最后之行动。会议决定：

    （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究机关；

    （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

    （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乍一看，这四项措施是非常的全面，也非常的合理，它几乎囊括了国民政府应因事变所能做的一切。但仔细分析一下，这四项措施却是大有可议之处。

    这些措施中有一些是真的，是实实在在要做的，如外交方面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又如派人前往广州方面去说服那些政治反对派，以民族大义为重而搁置不同见解，重新回到“一个中央”的道路上来。有一些措施又是假的，是只说不干，例如军事方面。九一八事变后，虽然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了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但并没有调兵北上，在以后的几年中，整个华北除了几支原本就驻扎在那里的“杂牌军”——西北军的旧部外，并不曾看到蒋介石陈兵华北，以备虎视眈眈的日军。1932年春天，当与日方紧绷的关系稍有缓和后，蒋介石就发动了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接着是第五次“围剿”，终于迫使红军北上，开始了战略大转移。总之，是“攘外”按兵不动，“安内”大有进展。

    在这四项措施中列于位末的“民众方面”，实在是有点失策，它居然把对民众“镇静忍耐”的要求，放在了“努力团结”和“准备自卫”的前边，几乎从一开始，就把国民政府自己，置于了民众要求的对立面。试想，面对觊觎中国既久的日本悍然发动的军事侵略，民众的第一反应当然是要求政府代领民众进行抵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是排在国民政府的民众要求第一位的，居然是要求民众忍耐！固然，当时的中国是弱国，政府的对日方针要讲求策略，但如果直白地告诉民众要忍耐，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这一点被短短几天后民众情绪的转向——将矛头指向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所证明。蒋介石有一种自以为是的精英意识，他总以领袖自居，看不起民众，更不善于做动员民众的工作，这种缺陷是蒋本人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最终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这四项措施中，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并开展对日决策研究，可以说是惟一落在实处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的措施。其中，既有何应钦、宋子文、孔祥熙这样的国民政府中有实权的大员，也有戴季陶、邵力子、陈布雷这些国民党内重要的理论家，还包括顾维钧等著名的外交家。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一系列外交活动，都是在这个委员会的具体决策与领导下展开的。委员会依靠国联，采取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方针，群策群力，在形势瞬间多变、关系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与日本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外交战。通过外交这一无形的斗争，中国赢得了国际的支持和同情，使日本在国际社会日益孤立。但是，不愿采取有力手段制止日本侵略，委员会种种的外交谋划，亦终归落空。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却为广州国民政府的反蒋斗争引入了新的资源，他们把反蒋与抗日联结起来，使得反蒋呼声更加高亢、有力。

    此时的广州，一份电报正在通发全国：

    一、蒋通电自动下野；

    二、广州国府通电取消；

    三、以和平统一会议，召行组织统一政府。盖国府同人之意，惟在推倒独裁，实现民治，倘能达此目的，更无他求。

 26、吉林省主席熙洽开城揖盗

    当南京的国民政府要求国人镇静忍耐之时，日军的战车仍在隆隆推进之中；当南京的兖兖诸公号召国人努力团结共赴国难之时，代行吉林省军政大权的熙洽已经派员向进军吉林的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中将输诚，表示愿意“和平接交吉林”，无条件地满足日本军队的要求。

    吉林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原本是有“辅帅”之称的张作相。张作相在老帅张作霖的时代便为张作霖所倚重，凭其资历、声望和在东北军界、政界的人脉关系而享有很高的威望。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作相主持善后事宜，镇定内外，稳住局势，扶张学良坐上东北保安军总司令的宝座。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改任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张作相任东北边防军副总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张学良自1930年9月18日发表和平通电并率十万东北军精锐入关调停中原大战后，被蒋介石任命为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兼东北边防军总司令，一直驻节北平，东北的军政事务一委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张作相代行。九一八事变前，张作相因老父去世，回锦州奔丧。张作相为尽“孝道”，将老父治丧的排场摆得极其隆重，停灵四十九日，吊唁者数以千计，锦州豪华的旅馆、饭店全都被张家包下来了。排场之大，令人叹为观止。治丧期间，将东北边防军事宜遂交由参谋长荣臻负责，吉林省军政则由边防军副司令公署参谋长兼吉林省政府委员熙洽代行。

    熙洽乃前清爱新觉罗氏皇族，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中将系师生关系，素有亲日倾向和复清思想。

    熙洽终于有了实践他平生思想的机会了。事变发生时，长春有中国军队五六千人，驻扎在宽城子兵营和南岭兵营等处。9月19日零点刚过，驻在长春“铁路附属地”的日军第三旅团长长谷部照晤接到沈阳那边事变已经发动的情报后，立即命令其所属部队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第四联队第一大队夜袭南岭兵营，第二大队掩袭宽城子兵营。

    沈阳事变发生后，熙洽接到“不抵抗”的命令，即电令宽城子护路军第二营营长傅冠军：“如日军进攻，不加抵抗，全部退让，听候交涉。”在这道命令下，日军掩袭之时，二营的军队未作抵抗的积极准备，还在作交涉的打算；日军要求二营解除武装，遭到拒绝，双方发生交火，战斗甚是激烈。熙洽又急令“避免冲突”，二营官兵战意受挫，除一部突围出去外，大部被日军缴械。南岭兵营更是在不备的情况下受到奇袭。驻扎在南岭的炮兵第十九团团长在请示熙洽时，得到的答复是：“急速撤走，不准抵抗！”步兵第六七一团在熙洽不准抵抗的命令下，对受到攻击的炮兵团坐视不救，连日军都感到“瞠目结舌”；在他们也受到日军攻击时，部分愤怒的官兵进行了还击，给日军以重创，但在迭次接到不准抵抗的命令后，撤出南岭。长春城中的最高行政首长周斗钦在熙洽“要忍耐，不要抵抗”的指示下，与日军接洽，解除了城中中国军队的武装，退出城外。

    长春陷落。完满执行了不抵抗命令的熙洽，在电报中向张作相汇报说：“我在长春城埠军队，先后遵令引去。留下军械由市政处镇署派员，会同日本宪兵点收。”

    19日，日军占领了沈阳、长春。这天上午，日本内阁虽然决定了“不使事态较现状扩大”的方针，但参谋本部在当日给关东军的电报中称“9月18日夜以后，关东军司令官之决心及处理深合时宜，深信此乃提高帝国军队威信之举。”令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受鼓舞。关东军幕僚们也建议本庄繁以“独断”的形式，向吉林进兵，以促使朝鲜军司令官也采取果断行动援助关东军，同时推动中央的军部下定决心，以向根本解决满蒙问题迈进。本庄繁遂命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在长春集结军队，准备进攻吉林城。

    当晚，熙洽得到日军向长春集结的情报后，深恐日军夜袭吉林省城，因令省城内各部队紧急撤出：“当避免冲突，保存实力，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各部队应严约所部，不得擅自抗击，致使事态扩大。着驻省城各部队即时一律开出城外数十里待命。”时吉林省城内的中国军队有独立第二十五旅所部两个团和冯占海所率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冯占海质问熙洽为何不抵抗，熙洽诡辩说：“不用说东北军队，就是全国军队也难以打垮日本。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来了外患，都是在战争中打亡国的，没有谈判亡国的。少数军队妄自发生冲突，是以卵击石。”

    21日上午，多门中将指挥日军第二师团主力向吉林进犯。日军因在长春曾遭抵抗而心有余悸，遂以装甲列车开路，缓缓推进。

    一路小心翼翼的多门中将到达桦皮厂的时候，熙洽的使者已经在那里恭候多时了。

    熙洽得知日军已朝吉林开进时，急派外交部吉林特派员办事处主任施履本往访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石射猪太郎，表示愿意“和平交接吉林”，请求石射代为斡旋。石射当即派人携带给多门中将的信函，会同熙洽派往输诚的使者中将参议安玉珍和秘书长张燕卿及吉林军顾问大迫通贞一起，乘临时列车前往桦皮厂迎候多门师团长。

    多门中将大喜过望，遂放胆长驱直入。日军未费一枪一弹，入驻吉林省城。当晚，多门中将召熙洽前来，要求吉林的军队解除武装。熙洽唯唯诺诺地表示“竭力照办”！

    尽管中国东北当局中的许多大员，都与日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亲日思想在他们中间也很流行，但在事变发生之初就表示愿与日军合作的，毕竟是少数，而熙洽就是他们中的一个。22日，关东军派出今田新太郎大尉，去向熙洽传达日军要委以重任的意思。23日，清遗臣罗振玉又应板垣征四郎之约前往长春，与多门师团长一起会见熙洽。多门先向熙洽提出了关东军欲令他组织伪政权的要求，罗振玉也怂恿他脱离国民政府而“独立”。26日，罗振玉返回沈阳向关东军报告，说熙洽都同意了。关东军于是“令熙洽28日宣布独立”，并令日本驻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中校担任熙洽的顾问。

    熙洽一如日本人的安排，在26日宣布成立临时吉林省政府，下设军、政两厅，另设实业、建设、教育财政厅及全省警务处。其临时政府的要人人选，都是经过日军圈定的。28日，熙洽宣布吉林省为独立行政区，与中国之主权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同时，发表宣言说：“拟首先对邻邦讲信修睦，开诚布公，摈绝虚矫之情，纯以真实相处，冀符亲善之主旨”云云，熙洽毫不掩饰地向他的日本主子极尽献媚之能事。此时，原国民政府吉林省各厅、处长，凡有民族气节者，都纷纷去职；在吉林省的40多个县中，伪政权所能控制的，也就是十余个。在伪政权里，除军事顾问大迫通贞外，还有省长顾问三桥证明、滨田有一，其他各机关也都聘有日本顾问，伪政府的一切实权，实际掌握在日本人手中。

 27、国存与存，国亡与亡？

    南京，是该拿主意的时候了。

    东北的烽火已经燃起了四五天，民众的愤怒情绪也随之燃遍全国，各方的通电宣言交互传扬。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感到应该公开地展示一个正式的姿态。

    这天上午，南京市全体国民党员齐聚中大礼堂，举行抗日救国大会。与会者6000多人。南京市11个区党部的常委任主席团，主席陈海澄。国民党中央委员出席会议的有蒋介石、戴季陶、朱家骅、陈布雷、张道藩、余井塘、方觉慧等。会场气氛紧张肃穆，与会者义愤形之于色。

    会上，蒋介石作了《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报告。在报告中，蒋介石从东北的局势谈到世界形势，谈到中央的主张。实际上，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给各级党部发出过训令。所以，听众对蒋介石大讲的“我国受此奇耻大辱，无论同志同胞，均须深刻认识，一致奋起，以救危亡”，“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并不感到新鲜。让大家神情肃穆紧张的却是他们从蒋介石那浓郁浙江口音的讲话中，听出一丝忧虑。

    此次事件，可以试验我国是否能全国一致真有爱国精神，以御外患。记得日本人有一本书，书名《满洲问题之重大化》，其间大略述及中国人散漫，不关心国事，如甲午庚子战役，战争地以外之中国人民，好似不关痛痒，北方有事，南方人旁观，而不关切；南方有事，北方人民亦不感觉。书中之大意如此，所以日本敢于公然侵略，实在已视我国民如无物，殊可痛心。此次严重之国难中，我国民是否能全体一致，举国一心，发挥真正爱国精神，以救国难，亦为一很大之试验。余深信凡我国民值此民族根本存亡所关之今日，必能一致奋起，共救危亡，以挫日本之野心，而证明其观察之错误。惟国家当重大事变发生时，国民之精神，固不可消沉散漫，行动上尤切忌轻浮。力量从组织而生，必须动作一致，步骤一致，守严整之纪律，服从统一之指挥，一心一德，作必死之奋斗，而后始能发生效力，断不可人自为战，以陷分裂。

    在这6000多的听众中，除了少数国民党要人能体会蒋介石的忧虑外，一般听众是很难理解他的用心的，因为群众不是政治决策的局内人，也不可能对中国的时局和中日两国国力与军力的真正差距，有多么准确的认识。

    在讲话的最后，大家总算听到了一些鼓舞：

    此刻暂且含忍，决非屈服，待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直至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

    中正许身革命，生死早置度外，值此危急存亡之际，自当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必立在国民之最前线，为国民之先锋，共赴国难，以尽我之天职。

    听众们虽然听到了一些鼓舞士气的言辞，但仍不免有一头雾水的感觉——在蒋介石的讲话中，充斥说对中国民众涣散与无纪律的批评，充斥说对诉诸国联的期待，充斥着对服从统一领导的告诫，在这一切中，似乎都反应不出“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信念和决心。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这样的信念和决心，总是应该和抗日到底连在一起的。听蒋介石讲话的意思，似乎“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决心与牺牲，只是他这位领袖人物的事，而与普通大众无关，这种充满个人色彩的表态，对于对日本的侵略更有切肤之痛的中国民众而言，又有多少意义呢？

    我们不能说蒋介石的忧虑是多余的。人人都指其为大权独揽的独裁者，可是他自己却清楚，他领导的国家是多么的分散无力，他操纵的政府是多么的脆弱。但是这些，都不能直白地告诉民众，只能是以委婉、曲折的方式——蒋介石在他的讲话中引用了日本人的说法，道出了自己对国民“劣根性”的批评。这一切技巧的设计，是多么的煞费苦心。可是，蒋介石还是从一开始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他总是试图告诉民众：我这个当领袖的是多么的难做，你们可一定要服从中央，忍耐再忍耐哦！在义愤填膺的民众面前，如果你说来说去只能说出“忍耐”二字，那么无论冠以什么好听的名头诸如“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类，到头来的结果只能是一个，那就是激怒民众，并最终使他们把矛头直指向你，说你是卖国贼。九一八事变后民众情绪开始是反日，不几天就开始转向指责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就是一个明证。

    蒋介石喜欢利用一切机会，突出自己许身革命、置生死于度外的领袖角色，仿佛与国家共存亡的不是整个中国民众，而只是他自己，没民众什么事，大家只要听他的就好了。在民众面前自视甚高而视民众为无物的政治人物，不是贬损了民众，而恰恰是贬损了自己。

    蒋介石的弱点也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国民政府。从一定意义上讲，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失败，漠视民众是一个重要原因。

    蒋介石以《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为题目的演讲，对民众并没有起到太积极的作用——民众没有看到一个准备与日本侵略者大干一场的抵抗政府，政府也没有看到一个愿意服从中央的民众。

    大会最后通过五项决议：

    一、通电全国各军政领袖，立息内争，共御外侮；

    二、呈请中央即日宣布对日绝交，准备作战；

    三、通电全国民众总动员；

    四、急电中央并张学良转东北全体官兵暂为抗日而战；

    五、通电全国对日永远绝交。

    从以后的历史事实看，这五项决议一项也没有落实。

    此时国民党内部尚且处于分裂状态，宁、粤两个国民政府遥相对峙，所谓“举国一心”当然谈不上。眼下当务之急是谋求国民党内部团结，统一两个国民政府。会后，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赴胡汉民住处，敦促胡即日视事，共谋国是。

    胡汉民因年初与蒋介石之间发生“训政时期约法”之争而被蒋软禁于南京汤山，此事亦成为宁粤分裂的契机；此时敦请胡汉民销假视事，出山共谋国是，当然是想为宁粤和解打开契机。

    可是胡汉民不吃这一套，他不愿再以一个老同盟会员、孙中山政治秘书的身份，再屈从于蒋介石现实的压力。在对待胡汉民及广州国民政府的问题上，蒋介石终于没能做到游刃有余。

 28、三个人与一场战争

    这一天，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三个人，都出现在了三宅光治的家中，关东军参谋长把他们叫去，商量如何为日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善后——以何种形式对被占领土地实现统治的问题。商议的结果我们以后再交待，这里想说说这三个人。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组合，因为没有这三个人，九一八事变的谋划、制造、发动甚至结果——一个伪满洲国的建立，就如同失去主角的连续剧。

    石原在进入作战军队前，是一名军事教官，他富有战争理论和战略思维，是日本军队中少有的智库型人物，他对于自己看准了的东西，就坚持不渝，甚至不惜违反日军军令而退出军界。板垣是一个富有行动力军人，他是日本少壮军官一手策动事变的主持者，日后他所率领的师团，也是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一支劲旅。土肥原是一个在中国上层社会中人缘颇为熟稔的中国通，与前两位热心于军事行动的日本军官不同，从一开始，他就一直肩负着来自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的秘密使命，致力于在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建立一个受日本操纵的伪政权，当然，这与他身为日本特务的身份是相符的。三人之中，除石原外，其他两人都是战后的甲级战犯，并最终被处以死刑。他们虽然日后的际遇不尽相同，可在九一八事变时期，都是日本少壮军队的代表，正是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通过复杂而微妙的主战少壮军官、陆军中央部和日本政府间的互动，日本才以“断然”的方式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尽管，其侵略中国的方针是既定的。

    对于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总设计师”这个称谓，石原是当之无愧的。他这个日本陆军大学的高材生，以1918级中名列第二的优异成绩，被派往柏林学习欧洲军事。与其他循规蹈矩的日本军官相比，他的思维显得广阔而深远，当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人甚至这样评价他：“石原的头脑是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后来他曾经到柏林学习，研究欧洲的军事史，对克劳塞维茨等西方军事理论的了解，不亚于其他日本军官对东乡平八郎或者大山岩著作的熟悉程度。

    在一般日本军官的眼中，也许战争就是冲杀与劫掠，可石原却更倾向于从国际关系和文明盛衰的角度去看待战争，甚至认为最终的战争是关乎世界命运的。根据他的逻辑，日本是东方精神价值的代表，而美国则是西文精神价值的代表，所以一场关涉两个文明冲突的日美之间的战争是必然的。所以，早年的石原是以美国为最终假想敌，来考虑和设计日本的军事战略的。而严峻的形势在于，弹丸之地的日本无法与踞有新大陆的美国相抗衡，于是建立一个包括日本、“满洲国”和中国在内的东亚联盟，就成为石原的近期目标。

    也许，正是这种思路才是他要求到关东军来任职的真正原因。只有占领了满蒙，才可以向南打开通向中国的大门，同时东北丰富的资源，也可以成为以占养战的不竭源泉。所以可以说，石原就是抱着把关东军打造成占领中国东北的尖兵的目的而来的。

    1928年10月，石原来到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出任参谋，担任河本大作的助手。那年，他就和河本制定了《攻取奉天城计划》，提交关东军幕僚会议讨论。计划立足于以寡敌众，万一发生事变的时候要“闪电般的消灭奉天附近军队，推翻其政权”。半年以后，河本停职。也许这本来应该成为石原的一次挫败，可接替河本的竟然是板垣征四郎上校，他与石原是老相识，在日本仙台时二人就对帝国的命运进行过讨论，所谈甚为投机。后来日本战史家说，他们二人是日本对华战史中的“绝配”。当然，二人策动的九一八事变，也远比河本上校成功得多，“精彩”得多。

    1935年，晋升为少将的石原调任参谋本部任作战部部长。此时，他的战略思想发生了变化。随着苏联崛起后，他认为这个近在眼前的敌人，才是日本最大、最直接的威胁，而日本的军事力量还不是苏军的对手。为此他主张，在来自俄国方面的直接威胁缓和以前，应该暂且避免同美国及欧洲列强的关系紧张化。把最后一战尽可能地推迟下去。

    石原思维的上述转变，也改变了他对中国的想法。他开始抛弃用武力来组成东亚联盟的设想，而强调要以道义上的劝说和示范作用作为争取中国参加该集团的手段。在他看来，日本如果陷入在中国进行持久战的泥沼，将是极为愚蠢的。这样的战争会给日本真正的敌人苏联以可乘之隙。

    1937年7月，在日军全面发动对华战争的前夕，石原曾两次坚持撤销动员令，他也曾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一次外务省会议上说：“只要我还活着，决不让一兵一卒派到中国去。”他的下属军务局长武藤章反唇相讥地说：“这可真奇怪，您不是满洲事变的肇事者吗！我们只不过效仿您的事业而已。”此刻的石原，深深感受到了历史的反讽意味。此后的石原一直在国内批评着在他看来误入歧途的战争，他也渐渐受到日本军界的排挤，最终不得不淡出日本军界。

    石原胸怀帝国战略的历史感，以战略家的面貌在日本军界崛起，他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日本这台战争机器，但终于又被这台已经转得太快的战争机器所抛弃——这是石原的悲剧；但又正是由于石原对战争的反省和批评，战后他没有受到远东军事法庭的战犯审判——这抑或是石原的喜剧？

    与石原不同，板垣则更多的体现出一个职业军人的特点，无论是其家世渊源还是其出身本身。他的祖父板垣直作是藩主的讲师，神道教徒；他的父亲板垣政德受日本儒学影响较深，也是个虔诚的神道教徒。板垣深受其祖父的影响很深，从小立下了“长大以后当大将”的志向。他先后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和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任排长。1913年，又进入日本陆军军官的摇篮——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16年毕业。1929年任关东军某部团长，驻中国沈阳。当年，河本大作由于炸死张作霖的事情败露离职，板垣调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老相识石原，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二人在仙台时的交谈，于是很快走上了既定的道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核心“二人组”一拍即合。

    在日本少壮军官的眼里，板垣性格包容、待人宽厚、处事果决，是典型的“帅才”；石原以他的深远的思想使人敬佩，但却不易接近。但这二人在一起，却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板垣是高级参谋，他既有带兵打仗的阅历，又有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所以对于发动事变而言，是一个合适的主事人。他早年的职务几乎都与中国有关，长期对中国的研究观察，使他与土肥原、本庄繁一样，在日本军内都赢得了“中国通”的名声。他对于中国东北的理论是：“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实际上，满蒙对美、俄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他与石原合作还不到一年，二人就共同策划并由他主要组织了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东三省的三次“参谋旅行”。以二人为首的关东军少壮军官们在哈尔滨乘汽车实地侦察，作进攻前的地形判断，研究了松花江作战和占领哈尔滨后的前进阵地。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的进攻与防御，兴安岭东侧地区可能发生的遭遇战等，都在他们的脑子中细细地缕了一遍。这三次参谋旅行，为关东军在东北全境展开军事行动，做了重要的准备。

    事变发生的当晚，他坐镇奉天特务机关，当河本末守中尉向他报告爆破柳条湖满铁成功的消息后，是他第一个向关东军下达了攻击北大营的命令，这时，他作为一个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带过兵、打过仗的日本军官的“优势”充分发挥了出来。当然，他还很坚定，据说当日本外交官森岛前去试图阻止关东军的冒险行为时，他曾拨出军刀显示了日本军队的行动绝不受外交部门的辖制。

    可以说在整个九一八事变中，板垣作为帝国军人的生命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后来当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担任日本精锐的第5机械化师师团长，但在中国的作战却乏善可陈。之后，他还担任过日本陆相等要职，也于1941年终于实现了少时“当大将”的夙愿。不过这一切，似乎都不如九一八事变中的“板垣大佐”来得“光荣”。1948年12月23日，板垣被押上东京巢鸭监狱行刑室的绞刑架，几分钟后气绝命亡。

    与上述两位相比，土肥原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也许没有那么密切，但是，在9月22日三宅光治的家中，毕竟是他第一个提出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蒙满五族共和国”——亦即日本伪满洲国的方案的，而且，这个方案并非神来之笔，而是他多年在中国从事特务工作的长期目标。

    土肥原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被派往设在北平的日本驻华特务机关——坂西公馆，任日本特务头目坂西利八郎的助理，开始了其在中国长达30余年的特务生涯。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以参谋本部部员的身份来到中国的，所以有理由认为他肩负了日本陆军最高当局的某种秘密使命。1918年，他调任北洋政府黑龙江督军顾问，1920年任日军步兵营长，1920年赴欧洲考察军事，1923年重返坂西公馆——人们已从中隐隐看出日本陆军当局对他的刻意培养。

    据说，土肥原练就了一口地道的中国话，还精通四种中国方言，常常身着中国长衫或中山装，还加入了中国的帮派。他想方设法了解中国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对于中国政界的内幕、官场习气和各派斗争——总之属于潜规则之类的东西，尤其感兴趣。本庄繁、板垣征四郎这些中国通在他的面前，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的家中往往是笙歌达旦，在日本舞伎的轻歌曼舞中，中国方面的情报就流入了他的耳中，因此，他也得到了“东方劳伦斯”的称谓。

    土肥原与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他于1919年到1920年间多次到山西与阎“叙旧”，阎对这位颇有来头的日本同学自然是待如上宾。于是他向阎提出要到山西各地“旅行”，阎慨然应允。于是，他把山西的兵要地理作了一番详细的考虑，对于山西北部要塞雁门关的地理情况尤为留意，详细测记了重武器可以通过的地点。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入山西，山西守军认为雁门关是天险，尤其是关北的铁甲关更是地形险要，重武器很难施展，故没有设兵布防。但日军很快就凭着当年土肥原绘制的地图，从最为险要的铁甲岭越过了雁门关，使中国守军大吃一惊，直到很晚他们才搞清为什么日军会对地形更为熟悉的原由。

    九一八事变前夕，土肥原由驻天津特务机关长，调任驻奉天特务机关长。这一调任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在天津时就已经盯上了溥仪，而把溥仪从天津弄到东北，也正是他对日本的满蒙方略做出的最大贡献，尽管事变发生时，他并不在奉天，而是在东京向最高当局汇报自己关于“根本解决”蒙满问题的想法。

    多年后的溥仪在回忆他对土肥原接触的情境时，讲述了一个“祛魅”后的土肥原的形象：

    那时关于他有种种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西方报纸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中国报纸上说他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根据我的了解，他在中国的活动如果都像鼓动我出关那样做法，他并不需要传说中的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一副赌桌上的面孔，能把谎话当成真话说就行了。那次他和我会见也没有穿中国服装，只不过穿了一套日本式的西装。他的中国话似乎也不怎么高明，为了不致把话说错，他还是用了吉田中太郎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他那年是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已出现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惟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这个真实的土肥原，尽管没有传说中的神奇，但却是“大巧似拙”，仅从“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这一点，就足见这个特务的可怕程度。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晋升为中将的土肥原，也曾担任师团长，带兵直接参与了日军的侵华战争。可是约一年后，他又奉调回国，参加由陆、海、外代表组成的“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筹建中国占领区内统一的伪政权，并在上海设立了办事机构——土肥原机关。可是这一次他却失手了，他没能成功地策动吴佩孚出任伪政权首脑，而让另一个日本特务组织“梅机关”抢了先——他们率先策反了汪精卫。

    据说，土肥原在与人交往时，处处以晚辈自居，看上去对世事漫不经心，因而中国的显要们不仅不对他加强防备，反而是颇有好感。对这种外表忠厚、内藏奸诈的人，中国人是最痛恨的。

 29、蒋介石告诉张学良：一切要听中央的

    事态在一天天地扩大，南京除向国际舆论呼吁、向国联申诉外，对在北方首当其冲的张学良的态度和应对方略自更密切关注。

    这一天，张学良派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和鲍文樾飞赴南京，晋谒蒋介石，请授机宜。

    连日来，在北平的张学良也是频频召集僚属商议对策。

    19日上午，张学良召集东北外交委员会商议对策。这个委员会是在8月间当中日两国间的空气因为所谓满蒙问题的各种悬案而黑云压城之际为，研究东北外交成立的。其成员有些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头面人物。那天的会上，自北洋时代便在国际间折冲樽俎而享有盛誉的资深外交家顾维钧建议，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国联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顾维钧分析说，国联绝不愿看到日本的势力坐大而妨碍列强机会均等的原则，就算国联对中日事件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诉诸国联，也可以引起世界舆论的注意，间接给日本某种压力。前不久刚从日本回国的汤尔和也力主此议。他说，根据他在日本的观察，日本内阁正抑制军部势力，不愿使东北的事态扩大，如用国联的力量来抑制日本，正可使日本内阁便于对付军部。会上，顾维钧还提议，可以派人去东北了解日本负责人的意向，由相互妥协来解决中日间的几个悬案，以缓和气氛，从而铺平全面解决的道路。这样做会涉东北当局与日本单独交涉之嫌，张学良没有明确同意，但经顾劝说，觉得派人去探听一下日本到底准备走多远倒也无妨。

    21日，张学良又在顺承王府邀集平津名流和在北平的东北高级官员，磋商东北问题。出席者有李石曾、胡适、朱启铃、曹汝霖、陆宗舆、王克敏、王揖唐、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等平津名流，以及东北高级军政官员王树翰、刘哲、莫德惠、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戢翼翘、鲍文樾等27人。出席者也“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

    张学良本人的态度和应对方略不光是为南京方面所关注，国内舆论也深为关注。

    21日的《盛京时报》刊出了该报记者参加19日下午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后发回的新闻稿，报道张在招待会上所陈述的对事变的主张，“此时务须持镇静态度，当通饬关内外各机关，严肃纪律，勿得轻举妄动，一切经过真相，均经报告中央在案”，云云。但也注意到“惟此案性质，迥异中村事件，所以是否以东北单独之立场而从事解决，此时尚难言明。”

    22日的《北平晨报》也报道了该报记者参加张学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时的印象。张称，“日军现已开衅，但中国无意以武力待之。中国方面惟待世界公意之判决，并希望而期待对此事件将有公正之判决。”对于日方究竟“欲占至何地及其目的”，张称他也不明白，因为“全部事件均系非常”。于是有记者问及“将来交涉系由中央抑由东北地方进行”的问题时，张氏答称，“此系全国一致之问题，当由南京解决。”

    张学良在公开的场合的所有表态与南京方面并无矛盾之处，但鉴于此前中日双方在交涉诸如中村事件之类的悬案时，中方已出现过中央与东北地方双重交涉的迹象；况且，纵观中日“邦交”的经历，识者不难看出，以日本多年来惯用之伎俩，此次事变若能由中日双方交涉解决而不诉诸国联，自然对日本有利；而在与中国交涉时，若能与东北地方当局直接交涉而不与中央交涉，对日本更有利，这与日本多年来欲将满蒙地区“特殊化”的意图是相符的。所以，对于东北当局会不会单独与日本人交涉，国人顾虑，媒体关注，并非全无道理。

    不独舆论有此顾虑，即便是南京的蒋介石也未尝没有此种担心。日本人从未掩饰过它视满蒙地区为自己禁脔的意图。对这点蒋介石看得真切。1927年那次下野后东渡日本，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秘密会晤时，田中劝阻蒋介石进一步的北伐计划，毫不隐晦地强调日本在东北地区的特殊权益。至若惊动世界的所谓“田中奏折”，即令不是田中本人所亲撰，但观其对满蒙地区策划之系统严密，亦可知其决非空穴来风，确可代表日本国内有相当势力主张要对满蒙地区采取断然措施。对于近年来诸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之类的所谓悬案，两国舆论纷纷扰扰，但对于日本人在此类悬案背后的真正意图，蒋介石是心知肚明。只是中国国内尚处分裂状态，南京与广州两个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另外，中共虽然发表了抗日的宣言，但被国民政府军队团团包围的红军，也终归不可能派出一兵一卒对日作战。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一直幻想通过诉诸国联唤起国际舆论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日本军方退回到事变前的状态。

    近年来国际上的一些新动向，使蒋介石的这一线希望放大。1928年8月27日，由美、法两国政府倡议美、英、法、意、德、日等十五国缔结了《非战公约》，公约规定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自1928年起，国民政府施行革命外交，在争取列强承认国民政府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1928年间，从美国开始，德、意、荷、英、法等主要国家先后都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因着这段经验，蒋介石对诉诸国联解决这次事变抱有一线希望。他担心的是，如果东北方面与日本单独交涉的话，那就有可能坠入日本人的毂中，而使大局坏掉。就算张学良不受日本人威胁或利诱，东北其他的军政官员呢？

    所以，当万福麟和鲍文樾肩负张学良的使命来南京向蒋介石请授机宜时，蒋介石告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倭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蒋特地嘱咐万、鲍二人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

    万、鲍返回北平后，张学良又召集戢翼翘、于学忠、王树常、王树瀚商议。于学忠建议：虽诉诸国联，避免全面冲突，也应集中数旅兵力，给敌以还击，以求取谅于国人；同时令吉、黑两省军事负责长官返回防地，掌握部队。

    当时东北军尚有近20个旅留在关外，这些部队在事变发生时原本就群龙无首，又都因接到“不抵抗”的命令而人心动摇，在日军的进攻和诱降下，有分崩离析之势。如能像于学忠建议的那样，集中部分兵力组织一战，并加强对部队的掌握，不仅可以向国人表示东北军的抗日御侮的决心，亦可振奋军心，增强凝聚力，使部队不至于瓦解，这样今后无论是战是和，都便于掌握形势的主动。但张学良以荣臻已率部队撤下，吉黑两省的军事长官也都不愿返回原防为由，未予采纳。

    不过，下述原则在张学良心中确是渐渐地坚定下来：东北各地方政府在日本暴力之下，不得直接与日本交涉；外交交涉听从南京中央政府指挥；取不抵抗主义政策乃为防止日本人挑衅而不授其以柄，以证明我方之酷爱和平。

 30、纵容使关东军更加有恃无恐

    北平的张学良在期待南京方面能对此次事件有个妥善的解决，南京方面在期待国际公理能对此事件有个妥善的解决，日本方面也在期待借此次事件对它的“满蒙问题”有个妥善的解决。

    这一天，在东京，参谋部、陆军省与首相之间也在为关东军军事占领的范围问题而往返商议，密筹善后。

    连续几天的军事行动，日军已经控制了辽宁和吉林的大部分地区。22日，关东军开始积极筹划向哈尔滨方向出兵。请求陆军中央部批准其出兵哈尔滨的电报迭次发往东京。那天傍晚时分，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在家里听到电台里广播说，“我军之一部已进入哈尔滨市”，大为震惊，马上给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今村均打电话，让他查清此消息是否属实。虽然查实此报道系讹传，但看来大本营确实应该就关东军军事占领的界限作出一个决定。

    23日上午，陆军省次官杉山元、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和教育总监部本部长荒木贞夫举行会议，讨论关东军军事占领的范围问题。经过讨论，开始形成了一个名为《关于军事占领的范围》的文件。

    一、在东北四省目前近乎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为执行我军原来的任务，并保障我军自身的安全，必须在漫长的满铁沿线外围保持警戒部队。最低限度要确保：（一）往西约以辽河为界，即至郑家屯、新民屯和营口一线；（二）往东到吉林、海龙一带。

    二、根据中国的军事行动及其反日行为的情况，向外扩张我警戒线的据点，必要时甚至可以军事占领：（一）往西到洮南、通辽、大虎山一线；（二）往东至敦化及间珲地区。

    三、为保护我哈尔滨及间珲地区的侨民而出兵的问题，根据我驻该地区外交官员的请求，履行必要的手续，并根据天皇命令方始行动。万一此间发生重大事态，军部亦不负其责。

    这个文件实际上将关东军军事行动的范围划为三个层次：最低限度要确保占领的地区、必要时可以占领的地区和根据情况应审慎行动的地区。

    鉴于关东军实际上已经有了超出“满铁附属地”出兵吉林而突破了“保持出兵现状”的先例，前两条实际上授予了关东军根据需要而自由行动的权力，至于第三条，参谋部主要是顾虑苏联可能作出的反应和内阁的态度，而内阁则顾虑日本的国际形象，所以比较审慎一些。但不管怎么说，参谋部圈定的这个范围是以扩大占领地区为基调的。

    四人形成这样一个意见后，先征得参谋总长金谷范三的同意，然后由杉山次官交给陆军省大臣南次郎过目。但是没想到南次郎对这样一个方案断然表示不同意。杉山元只得又与二宫参谋次长、小矶军务局长及今村作战课长开会协商，协商后再对南次郎进行劝说，南次郎仍不同意。非但如此，南次郎还亲自到金谷参谋总长的官邸说服总长改变主意。

    原来，若首相昨天刚刚进宫上奏天皇：在哈尔滨和间岛，不对侨民实行就地保护，而是在危急时将其撤回国内。可是在23日下午的时候，满铁东京支社收到了总社拍来的一份电报，内称“关东军要长春宽城子站站长运送军队，中东铁路的列车预定于23日中午开出”。这显然地预示着关东军要出兵哈尔滨。若首相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把陆相南次郎、外相币原喜重郎和藏相井上准之助召集到首相官邸协商。若首先要求南次郎向关东军查询是否已经出兵哈尔滨，接着讨论吉林问题。币原、井上等阁僚们本着内阁所理解意义上的“不扩大事态”的方针而主张撤兵。南次郎深感军部与内阁在满洲事变的处理意见上差距太大，军方若走得太远，不可能得到内阁的谅解和支持，于是想作一些折中。所以在这方面南次郎表示意见的时候，一方面保证今后绝不再独断独行，作为妥协，另一方面，提出“除吉林外不再派兵”，以此防止内阁要求从吉林撤兵。

    因为这层原因，别说关东军积极进兵哈尔滨的主张不会得到内阁的同意，就是参谋本部的这个《关于军事占领的范围》与内阁的决议也是相去甚远，所以，当陆军省次官杉山元拿着这个关于军事占领范围的文件来请南次郎表示意见的时候，他非但未能同意这个文件，相反还亲自到参谋总长的官邸主动去说服金谷范三，而且还说服了金谷总长。

    这天晚上8时，金谷总长给参谋本部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打电话说，“关于军事占领的范围，虽然我在上午基本同意了，但同（南次郎）大臣进行研究的结果，我认为应同意大臣的意见，因此有必要修改我原来的意见。”于是，下达了重新修改《关于军事占领的范围》的命令。

    陆军省、参谋本部又马上重新进行研究和协商。会上，今村均作战课长首先表示坚决不服从陆相的方案，军务局长小矶国昭也辞情激昂地表示强烈支持今村的主张。有人甚至提出可否请前辈老军人河合操大将出面，去说服陆相，今村均反对这样做，他主张应当通过正常的渠道，由次长、次官和军务局长去劝说陆相。

    当时已是晚上9时半，参谋次长二宫治重、陆军省次官杉山元和军务局长小矶国昭三人又驰车陆相官邸，试图说服南次郎。南次郎虽对三长官的热情支持深表谢意，但在军事占领范围问题上仍然坚持：“将全部兵力纳入附属地内，由军部随意调遣，以此作为谋求解决满洲问题的基础。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无关紧要的细节问题也可向政府方面作些让步。”按南次郎的想法，其实也不是将全部兵力都撤至附属地内，日军有驻留权的满铁沿线地区是其附属地，吉林不在其内，而南次郎是不主张从吉林（市）撤兵的，所以，将全部兵力纳入附属地内，是不包括已经派往吉林（市）的军队的。

    三人轮番劝说南次郎，仍不能使他改变主意，直到深夜，南次郎恳请二宫参谋次长从战术和指挥的角度出发，重新斟酌，再考虑一个晚上。

    日本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领导者通常不倾向于主动、清晰地展现自己的决心与企图，以免卷进直接的决策选择、冲突之中，因为日本社会集体心理最怕的，就是内部意见的分裂，所以日本社会中，有着极强的从众行为压力。因此它的领导者多半是以暗示与诱导的方式，被动地等待部属达成一致的共识之后，然后接纳这种共识成为正式的决策。当时日本天皇、政府和军部在对待事变的态度上是如此，南次郎在面对试图说服他改变主意时的次官和局长们时又是如此。而这一切，事实上等于更加放纵了急不可待、任意妄为的关东军。

 31、美国心情矛盾地关注着事态

    这天，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正式向中日两国发出备忘录，要求两国停止军事行动，并撤退军队。史汀生在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时表示：

    我一直非常尊重和信赖币原外务大臣的人格和他的方针，我在伦敦见过若首相，我对他的人格和才能也很尊重和信赖。因此，当这个内阁成立时，我便期待在这个首相之下，只要币原外相能在位一天，日本将为世界和平而努力。可是，今日发生这样的事件，我想日本政府一定很伤脑筋，我真希望能早日恢复原状。最近曾经有一个国家说，想派遣武官前往满洲从事调查，但美拒绝了这个提议。

    国务卿像一个腼腆的青年，即使是想批评别人，也要在表明了十足的赞许和善意后，再一万分婉转地提出；国务卿又更像一个精于事故的老者，在“善意”地指出问题之所在的同时，还不忘记送上一份“诚挚的友情”——尽管有人要插手调查九一八事变，但我们美国却阻止他这么干。

    同一天，美国驻日大使也向日本政府转达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代表美国政府就满洲事件表达的立场，“自沈阳事起后，军事行动之扩大，其重大责任似须由日本负之”。但是，美国公使在转达时声明，“美国不欲干涉日本之事务，此文不得视为抗议”。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尽管引起了美国的不安，但它并不想和日本闹僵。美国抱着矛盾的心情关注着事变的进程和日本的行动。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列强眼里，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一个十足的“异数”。在日本的满洲战略中，构想中的与苏联在未来的冲突就占了很重的分量；在欧美列强关注九一八事变的视角中，把日本发动的战争引向苏联，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支点，美国是这样，英国和法国也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在与苏联毗邻的中国东北发动一场军事行动，之后挥师北上进攻苏联，是所有列强都希望看到的局面，在这个大目标下，日本的行为对华盛顿会议所确立的国际关系原则所构成的损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可是在美国人的眼中，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当时在世界上，中国是惟一一块不曾成为殖民地的大片土地，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海外没有大片的殖民地，也错过了通过殖民地获得丰厚利益的时代，所以它对中国一贯地持有门户开放、利益均占的政策，而日本如果独占满洲并进一步南下，就会危及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及其利益。当日军在1931年底开始进攻锦州时，美国就要站出来说话了。

    早在9月17日——事变发生的前一天，日本驻美国大使出渊胜次就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进行了会谈，并达成一项秘密旅游谅解：美国许诺自己将不过问即将发生的事变（尽管不知道就在第二天），但日本的军事占领应限于锦州以北。9月20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局局长霍恩贝克奉国务卿史汀生之命，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对事变的发生只表示了“惊讶”——一个暧昧十足的外交辞令。21日，困境中的中国政府向美国发出了求救，请求美国政府向日本指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是违反《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该公约亦称非战公约，是在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和法国外长白里安的倡导下，于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订的，它宣称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放弃把战争作为实现国家政策的工具，承担以和平途径谋求解决争端的义务，并且谴责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凯洛格还因为对世界和平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了1929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可是，美国国务院认为没有必要公开中国的照会，而且也没有给予任何答复，把中国政府的请求完全撂在了一边。同日，当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德征询美国政府，问它是否打算控告日本违反《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立刻回答说，美国并不认为对东北事件进行这种干涉是合适的。24日，美国政府以内容相同的照会，分别致中、日两国政府，对事变表示“遗憾”和“忧虑”。希望中日两国“各自调处其武装军队”，按照国际公约与国际协定，“达到解决歧见之举动”。

    可是，九一八事变后局势的发展，很快就开始触及美国的底线。10月8日，日本空袭锦州。这一下，美国开始担心了，它害怕日本向中国关内扩张，以损害美国的在华利益。10月9日，在美国召开了专门内阁会议上，国务卿史汀生在会上愤怒地指出：日本的行动表明，它已把各项国际条约“视如一堆废纸”。可是接着，国务卿又充满忧虑地说，如果美国提出任何针对日本的经济制裁，都有可能导致美日战争，美国没有必要冒这个险，所以只能施以外交压力，即所谓进行“道义制裁”。美国如此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的战争一忍再忍，除了下不了与日本撕破脸皮的决心外，还是心存一丝的侥幸——日本人可能马上就要进攻苏联了，也许就在下一星期。

    10月下旬，美国总统胡佛发表了这样的讲话：

    假使日本人公开地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因为……我们在北方已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在侧面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了的中国，我们的存在就在受到威胁，所以，让我们有恢复中国的秩序的机会吧！……”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

    11月初，日军向黑龙江推进，美国如释重负，以为它要进攻苏联了。于是史汀生于11月5日向日本驻美大使宣称，美国对东三省事件的态度并未改变。11月16日，美国列席国联理事会的特别代表威斯在巴黎发表谈话说：“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日军攻占齐齐哈尔——当时哈尔滨省的首府以后，即与苏联通过外交管道沟通，表示对苏联并无意采取敌对行动。而且，于11月26日，由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通知美国，日本准备回师进攻锦州。

    于是美国又一次坐不住了，国务院通过驻日大使向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提交一份备忘录，表示“对此殊为关切”；同时向中国政府发出建议，让中国向国联提出建设划锦州为中立区。但日军还是于1932年1月3日占领了锦州。对此，美国政府于1月7日向中日两国发出照会：

    鉴于目前的局势及在此局势下美国本身的权利与责任，美国政府认为它有义务照会日本帝国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

    这就是美国的所谓“不承认主义”。1月8日，美国国务院又发表补充宣言，表示：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之权利，也不拟过问任何解决事件之方法，但此项方法不得破坏美国在中国的权利。美国政策的基本点是，既利用日本的北进，又限制日本的南扩，一切均不得妨害美国在华的权益。

    美国政策的底线终于露了出来：如果日本占领了整个东北，并且也无意去进攻苏联，那么只要不损害美国的在华利益，美国政府就准备吞下这枚不怎么好吃的果子。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32年底，美国供应日本军火价值达1.81亿美元。

    当希望日本进攻苏联的企图落空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彻底蜕变为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外交，只要日本不打碎美国在中国的坛坛罐罐，美国甚至愿意部分牺牲华盛顿会议所确立的原则和秩序。那时的美国还处于奉行孤立主义的时代，处于新大陆之上的它，还看不出自己有什么隔着太平洋对日本说“不”的必要。

    美国的战略家们甚至不如石原莞尔深谋远虑。石原先把日本的假想敌定位于苏联——这是一场兼有利益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战争；后来，石原又把日本的假想敌定位于美国——这是一场重新排定列强座次的战争，也是一场石原版的东西方“文明的冲突”。美国走错了路，也看走了眼。10年后，在珍珠港的爆炸声中，美国为它对日本的政策付出了代价。

 32、日本政府为军事行动“埋单”

    美国国务卿的备忘录，很快就摆在了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的桌上。虽然美国大使对“此文不得视为抗议”的附加说明，把美国政府透过备忘录小心翼翼地表现出的一丝不快，几乎也通通抹去了，但币原还是感到了压力——美国毕竟表明它对于发生在满洲的事变并不打算坐视不管。

    就在前一天，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致中日两国外长的通告中，要求中日两国：不应进行恶化现状、或有妨碍问题和平解决之虞的一切行为；寻求适当手段，使各自之国民安全及财产不受危害，并使两国各自之军队得以立即撤退。

    白里安在致币原的通告文书中说：“余确信，贵国政府必能依照理事会同意的送交阁下之通告，采取一切措施，避免恶化现状，或有妨碍问题和平解决之虞的任何行为。”并顺便告诉他，国联已将有关满洲事件的所有相关文书和理事会的会议记录转交给美国政府，以供参考。

    尽管国联的态度尽量做到对中日双方“一视同仁”，但日本政府还是感到了隐隐的压力，因为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既定政策看，它对于可能招致的国际社会的压力，这时还是很忌惮的。

    事变爆发时，重光葵在中国。23日那天，重光葵向日本政府发回电报：

    此次军部的行动，基于所谓统帅权独立的观念如此无视政府，煞费苦心所做的外交努力有一朝被破坏之感。为国家将来计，不胜悲痛之至。既然如此，希望政府应从速禁止军部之独断专行，依照国家之意志，停止军部不负责之不利宣传，更应表明旗帜，确立政府的指导……国民政府政策是迅速解决内乱（迅速地认真同广东方面的妥协终于实现了），以统一的力量，用“以夷制夷”的传统政策，将此次事件诉之国际联盟（由于最近宋子文的联络，同国联关系已变密切）及主张非战条约的美国，用全副内外宣传力，强制促日本撤退，尽可能与归还山东时一样。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同日本国缔结有关今后满洲问题的适当的协定，还有为这个目的进行谈判时，国民政府也不会参加。因此，应该认识到此次事件能使日中处于断绝邦交状态。长此放任，由于国民政府方面的策动，日本将受到世界舆论指责。

    为什么重光葵会对日本军人悍然发动的军事行动那么痛心疾首呢？什么是重光葵所说的“煞费苦心所做的外交努力”呢？

    1931年的春天，若二度组阁之际，也正是币原外交日暮途穷之时。还是在滨口内阁时期的几桩对外交涉中，币原都被政友会和右翼势力指责为软弱，对与日本存亡攸关的满洲问题也没有拿出使国民能接受的方案，而此间，中国正兴起“革命外交”，以谋求巩固国家统一和收回国权。根据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的设想，收回国权的计划将分五个阶段，将逐渐收回关税自主权、撤销治外法权、收回租界和租借地、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和沿岸贸易权。4月中旬，驻华公使重光葵拜会王正廷时，王明确表示，将要收加的租借地中包括关东州，铁路利权中包括南满铁路。重光葵立即回国，向外务省汇报，与币原商讨对策。本来根据币原的协调外交，是想通过对中国“革命外交”作出善意的姿态，来避开中国反帝运动的锋芒，谋求日本在中国的有利地位。但日本国内形势正在迅速恶化，内阁的政治力量越来越弱，右翼势力越来越嚣张。狙击滨口首相的枪声露骨地展示了右翼势力的肆无忌惮。形势的恶化根本无法阻止，满洲问题从内从外看，都亟待解决。从满洲的形势和日本军部的态度看，迟早不免要发生冲突，日中关系注定要走到死胡同。重光葵认为，既然日中关系注定要走到死胡同，那么，在外交上，应以“坚实的安排”作为方针。根据重光葵的提议，既然日中关系终究要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那就必须让它“塌塌实实地行不通”。所谓“塌塌实实地行不通”，用重光葵的话说，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使全世界谅解日本在外交上的地位。币原外相和亚洲局局长谷正之也都同意重光葵的这一提议。这样，“坚实的安排”就成了日本政府处理中国问题特别是满洲问题的一个原则。

    这个所谓“塌塌实实地行不通”，直白地说，就是要利用中国在收回国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日本发生的各种摩擦，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为日后势必要爆发的中日冲突在国际社会中制造一种日本已经仁至义尽的无辜印象，避免国际干涉。日本在诸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之类的所谓中日悬案问题上所展开的铺天盖地的炒作，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这个所谓“塌塌实实地行不通”，可以说是日本政府用心极其深险的一个策略。

    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使日本外交官“塌塌实实地行不通”策略，倒是真的“塌塌实实地行不通”了，当日本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所有手段以获取它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时，国际社会都不可能“谅解”其外交地位——日本政府永远失去了他们梦寐以求的“黄金策略”，作为策略的始作俑者的重光葵，又怎能不痛心疾首呢？

    就在23日币原外相接到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通告的同时，也获知关东军蠢蠢欲动地想向哈尔滨方向出兵。虽然日本政府非常不希望此事国际化，但仍避免不了，那么，现在日本政府也必须满怀惋惜地来收拾局面，并给国际社会一个交待。

    事变爆发之初，日本外务省的处理方针是：由日中两国政府直接谈判解决，而中国政府则认为直接谈判不可能解决问题，打算靠国际联盟的力量来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现在，中国已经诉诸国联，国联已作出了要求撤军的决议，但局势还没有变得太糟。虽然国联理事会主席过问了此事，但毕竟是不偏不倚的，至少态度上是如此；美国公使的“附加说明”，也为日本留足了面子。所以日本政府还是有空间与国际社会周旋到底，而不至于对日本的利益有实质性的损害。

    经日本内阁的商议斟酌，币原拟好对国联理事会主席的答辞：

    一、关于理事会主席通告之第一点，日本军队自事变发生之当初起，其行动就局限于保护侨民、铁道及军队自身之安全。另外，作为帝国政府来说，也始终坚持防止事态恶化之方针，同时希望通过两国间交涉尽快和平解决此次事件。今后也毫无改变此方针之意图。

    二、关于通告之第二点，日本军队现在已大部分返回铁道附属地之内；在铁道附属地之外，出于警戒之需要，在吉林及奉天城内留驻少数部队，在其他几个地点留驻若干兵员，然这些皆非军事占领。即是说，日本军队在保护侨民及铁道安全之必要范围内，正实行最大限度之撤退，今后，随着事态之改善，将进一步返回附属地内。由于我方采取上述方针，故请信赖日本政府富有诚意之态度。

    在答辞中，币原除了回应白里安代表国联所提出的要求外，也没忘了配合日本在国联的代表所作的阻止此事国际化的奋斗，“希望通过两国间交涉尽快和平解决此次事件”。因为日本的政治家们都明白，国际社会还不会因为日本在中国的冒进就撕破脸——轴心国集团的形成还是几年后的事。只要先给个体面的理由，列强们自会知趣而退。没有列强的介入，中国就是一个软柿子，日本有许多种方法在它身上得到想要的一切。

 33、伪政权中的两个中国人

    9月24日，在沈阳出现了一个叫做“奉天地方自治维持委员会”的组织，“委员长”叫做袁金铠。翌日，维持会张贴布告宣称自己“专为维持地方秩序，所有金融、商业，诸事照常，并设警察自卫，担任治安”，并向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呈“请愿书”，请求日军不要撤走，以维持秩序。27日，该会改称“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并声称暂代省政府职能。

    《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业务概况》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因奉天省在事变后，其首脑全部逃走，故首先成立了以维持奉天省城的治安为目的的地方维持委员会，以袁金铠为委员长，以数名比较亲日的在奉天有威望的中国人作为委员。促进其逐步发展，不止于维持省城的治安，进而使其实行奉天全省的行政。

    所以，该会名义上是以辽宁地方“士绅和各法团”的名义成立的，可实际上却是关东军指使汉奸成立的。

    袁金铠的确是一个在东北很有影响的人物。他1859年生于辽阳县，19岁就中了秀才，一时在乡里因为聪慧而出名。庚子之役后，地方不靖，他开始办理团练，并于几年后出任辽阳警务提调。他在政治上的第一次发迹，缘于他结识了清末的地方大员赵尔巽，他先后担任过东三省谘议局副议长、清史馆编纂、约法会议议员和参政院参政。袁世凯死后，他在北京不得志，遂返奉投靠张作霖，为张作霖出谋划策，深得张作霖信任，张曾对他说：“我之有今日，实赖六兄（指袁金铠）……。”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他支持张学良继承父业，统治东北。张学良主政期间，他出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就是这样一个30多年来一直活跃于东北政坛上的年逾七旬的老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居然当起了汉奸。

    关东军委派了数名顾问加入维持会，最高顾问为满铁卫生课长金井章次。11月2日，关东军司令部致函维持会称：“今后凡呈本军司令官之公文，如无日本顾问之印章及日文者，一概不收。”日本顾问成了签署公文的长官，日文成了维持会的官方文字。

    11月7日，维持会发布代行政权的布告，中间有这样一段内容：

    惟在此过渡期间，本会因爱护东北人民之故，不能不代行政权。与张氏旧政权暨国民政府均断绝关系。

    其中，“与张氏旧政权暨国民政府均断绝关系”一句，本来在维持会送关东军审查稿中是没有的。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增加此项内容。袁金铠和他的副手于汉冲感到很为难，滋事体大，一旦加入，维持会的汉奸面目将昭然于世人。为此，于汉冲还特地从辽阳跑到沈阳日本总领事馆进行斡旋，但终归无济于事。迫于关东军的压力，维持会在公布文件时加入了“与张氏旧政权暨国民政府均断绝关系”的内容。

    尽管袁金铠对日本人交待的事，样样都照办了，可日本人对他还是不能满意。袁金铠毕竟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也不是事变前国民政府的东北地方大员，影响力不足，维持会的政令只要一出沈阳城，就会失去效力；日本人拨一拨，袁金铠动一动，贯彻日本人的意图缺乏主动性。所以，日本人打算用一个更合适的人选来换掉袁金铠。这个人选，就是国民政府辽宁省主席臧式毅。

    已是12月的中旬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自愿留在沈阳做“善后”工作的臧式毅，就被关东军逮捕拘禁，内外隔绝已近三个月。13日，关东军突然释放了他。驻奉天总领事森岛守人14日致电日本新首相犬养毅报告军方的目的时，是这样说的：“臧式毅13日夜被释放，已归自宅。据可靠方面情报，军方决定使之收拾时局，且有在本地召集各省政府主席之意向。据说，14日板垣参谋就此与臧进行了会谈。”臧式毅后来的回忆，证实了日本总领事情报的准确性：“次日（14日）突有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来寓，以强硬之口调传达关东军司令官之命令，声称因为要请你担任奉天省长，故将你释放，现在商会正开会推举云云。”板垣在与臧式毅谈话时，还向他提出了一个文件，主要内容有五项：

    一、要求臧式毅组建东三省政权组织，充任官吏；

    二、日本军队驻在东三省内；

    三、国防由日本军队担任；

    四、东三省分担日本驻军军费；

    五、东三省内铁道由日本经营、使用。

    臧式毅被迫在文件上签了字。这一笔签了下去，臧式毅就开始了与日本人的“合作”——做了汉奸。

    臧式毅出生于奉天城南三道岗子村，早年追随黑龙江督军孙烈臣，臧平时少言寡语，遇事则能言善辩，工作精明干练，深得孙烈臣信任。1924年6月，臧式毅奉张作霖之命调回沈阳，接替张学良的东北陆军整理处参谋长一职。张学良曾高度赞扬他的办事能力，评价“奉久（臧式毅字奉久）办事，一板一眼的，有条不紊，作风踏实，让人放心。”张作霖遇炸身亡之后，臧式毅与刘尚清等人商议“秘不发丧”，封锁张去世消息，并且秘密派人告知张学良。由于臧式毅等人的妥善处理，缓和了当时局面，使张学良平稳接管整个东三省，受到张的赏识。1930年，臧式毅担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在治理东北财政金融方面颇有建树。任职期间清正廉洁，起初他在省城租几间瓦房居住，后张学良出钱为他购置了一套房子。当关东军想利用他的声望迫其出任伪政府的省长时，他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这位性格刚烈、颇识大体的东北老人一再劝他宁愿一死也不要和日本人合作，可他却不遵母命，出任伪奉天省省长。当这一切成为事实时，其母投缳自杀，以身殉国。

    九一八事变之后，有不少国民政府东北当局的要员，都先后投向日本人的怀抱，蜕变为有亏于民族大义的汉奸。这其中，既有熙洽这样的前清遗老，也有像臧式毅这样原本清正、干练的官员。究其原因是复杂的。在这些人眼中，日本国力是强盛的，日本军队是强大的，所以他们无法想像抵抗日军所招致的后果；他们甚至幻想着，一旦东北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了新政权，中国政府有朝一日重新恢复对东北行使主权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自己有朝一日作为汉奸而被送上历史审判台的概率，也几乎是不存在的——所有这些，都与日本多年在东北用心深刻的经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少东北的上层人物，已经被日本人用“大东亚共荣”的思想洗了脑。

    15日，关东军指令伪奉天市长赵欣伯以“推戴”的形式，在沈阳商工总会召集工商界代表，以“奉天全体民众名义”，“请臧式毅出任省长”，奉天地方维持会自动解散。同时假托商民的名义发表宣言，说“藉邻国之兵威，扫三省之阴雾”，“我三省民众，应与蒋介石脱离关系，一致拒绝张学良，更不承认其权利所辖锦县政府”云云。

    臧式毅就这样半推半就地当上了伪政府的省长。

    日本方面为臧式毅的政府配备了一堆的日本顾问：金井章次继任了他在维持会中的职务出任最高顾问，财政厅以色部贡、三浦义臣为顾问，实业厅以高井恒则为顾问。开始时，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拍着臧式毅的肩膀说，你出山就好了，奉天的政事有人主持，日本军队概不干涉新政权之内政。可实际上却是，最高顾问金井章次“主持省政，所有各厅及金融机关之顾问均归其统辖指挥”，由日本顾问们组成的“影子政府”在暗处主政，而臧式毅成了傀儡政府的首脑。

 34、苏联政策的明暗两面

    9月25日的《真理报》在论及九一八事变时，有这样一篇社论：

    只有一种力量能够结束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东北的强暴行为——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中国工农革命的胜利。……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镇压中国人民时，全世界的工人正在奋起保卫中国革命。苏联的劳动者极其认真地关注中国的斗争，他们的同情心在中国人民一边。

    社论以极高的调子肯定了中国工农革命斗争，认为它才是惟一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并充分表明苏联人民满怀同情心地关注着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调子高则高矣，但免不了不着边际之感。这篇社论与9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发表的宣言颇为类似：方向是正确的，旗帜是鲜明的，但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并没有切中要害，因而现实性不强。但无论怎么说，这篇社论毕竟表明了对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严正支持。

    《真理报》作为苏共中央的机关报，在事变之后表现对中国人民的支持已不止一次了。早在9月21日，它就严厉谴责了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并辛辣地讽刺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的纵容说：“发起非战公约各国对日本帝国主义之举动，无只字反对，故对于自身之工作，不啻自唾其面，国联为和平工具的价值何在。”10月29日，《真理报》针对日本首相若礼次郎对美国记者的两次谈话评论说：“若向美国记者谈话，指满洲事件由于中国对日侵略结果所激起，并苦诉中国之对日经济抑制，其意殆图掩饰时局，一若中国为占领满洲之造端者。全世界劳动界皆目击日本帝国主义者毫无羞恶之心，劫掠中国。”11月5日，《真理报》进一步揭露：“日本所以欲攫取满洲者，无非欲在太平洋上争得霸权。”事变发生后，苏联人民也多次举行集会和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与舆论相一致，苏联政府也多次通过公开的外交场合，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表明对中国的支持的态度。9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致电中国政府说：“日军在东三省行为之扩大，实出苏联意料之外，苏联对于中国甚是同情。”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的必要的帮助。”10月19日，李维诺夫再一次发表声明说：“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为根本是水火不相容的，苏联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者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用自己巨大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当日军占领辽宁、吉林多个重镇，并继续沿中东路北上扩大侵略时，苏联政府于9月23日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表示“日本侵略中东路权利时，苏联在相当范围内不得不取防止手段。”这一警告虽显然更多地是出于对中东路特权的考虑，但客观上毕竟阻滞了日军沿中东路的北上。

    苏联政府的态度，在一片西方国家言辞闪烁甚至包庇纵容的态度中，更显得突出而锐利，对当时处于孤立无援的中国而言，是很重要的道义支援。

    但苏联报纸的态度尤其是政府的声明，又总显得话中有话。其报纸很少切中要害地言及日本侵华所造成的实际损害，而总是强调全世界劳动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支持，总是强调苏联是世界和平的倡导者，总是在经意与不经意间充满了空泛的高调。在苏联政府的声明中，听到最多的就是对中国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但是，最终还是希望中国人民依靠自己“巨大”的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在明地里谴责日本、支持中国的同时，苏联政策中的确存在“暗”的一面——这里所说的“暗”，已不是完全的“暗中”的意思，因为它的许多内容，是苏联官方在正式或公开的场合所表明的；之所以说它是“暗”，是说它是苏联政策中更为实质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又是苏联政府不大意愿叫得那么响、说得那么白的。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采取了事实上的中立立场。10月28日，苏联以官方的形式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声明，苏联对满洲事变采取严正的不干涉立场。而在10天后的十月革命纪念日上，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演讲中，公开重申了上述立场。苏联对其“严正的中立”立场最清楚的表述出现在11月2日，这一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再次向广田弘毅重申了苏联的立场：

    苏联政府在同其他国家的一切关系中一贯严格执行和平与和睦的政策。它认为，维护和加强同日本的现有关系具有很大的意义。它严格遵守不干涉各国之间冲突的政策。苏联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也要维护两国间的现存关系，并将在其所有活动和决定中考虑在违背苏联的利益。

    苏联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31年12月底，李维诺夫在会见途经莫斯科回国即将出任新一届内阁——犬养毅内阁的外相的芳泽谦吉时，提议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二战爆发前夕苏联与德国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2年初，苏联又多次向日本暗示有意转让中东铁路。当伪满洲国建立后，苏联甚至与日本暗通款曲，流露出假若日本同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回报苏联准备承认伪满洲国。而伪满洲国，最终连国联也没有承认它。为严守中立立场，苏联不允许中国从欧洲各国购得的武器途经苏联。

    苏联政策中暗的一面，把其政策中明的一面对中国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要说苏联对中国东北抗日最大的支持，就得算当1932年东北抗日联军极端困难被迫退入苏联境内时，苏联不但拒绝了日本的“引渡”要求，还热情接待了中国东北的抗日英雄。不过，这是后话了。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出于其意识形态的考虑，对于当时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和国家，它当然要表示同情和支持，在它们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和侵略时，就更是如此。但是，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更具决定性因素的，还是苏联的国家利益。

    自从建国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就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所以对于中国这个与自己毗邻的大国的关系，开始时苏联是十分重视的。自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出台后，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蜜月期。当时共产国际不仅指示作为它的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让中国共产党员可以私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从而为国共第一次合作解决了组织上的难题，苏联还在黄埔军校的筹建过程中，给予中国国民党大力的支持。它不但为孙中山政府提供了250万卢布，用做军校的开办费用，而且还先后向广州派出有经验有理论的军事顾问50多人，指导军校的军事、政治和训练工作。苏联政府还分若干次为军校运来了包括步枪、子弹、机枪、弹带、火炮、炮弹和军刀在内的大批枪炮弹药，总价值约合1061万卢布。所以，可以说是苏联红军的人才和装备，最早为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所尊奉的是德国普鲁士式的军事系统，而看不上苏联红军的那一套，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于共产主义抱有深深的敌意。于是在完成排共、清共的同时，他也把苏联的军事顾问们也赶出了军队。所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中苏关系就已经恶化了。1929年7月中国东北当局和南京国民政府为收回中东铁路全线的路权，与苏联进一步交恶，双方还爆发了局部性的战争，这就是所谓的“中东路事件”。此事件后，苏联政府正式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绝交。

    至此，中国由一个被苏联所积极争取的友好邻国，最终成为交恶的邻国。为了一个与自己断了交的邻国，苏联值得和日本撕破脸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此，当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除了在道义上的支持外，中国不可能寄期望于从苏联那得到更多。

 35、民众运动正在起变化

    不管国民政府想如何“巧妙”地展开对日策略，民众可不管那么多，他们一以贯之并且更加激烈地要求政府直接对日本采取行动。26日，上海学生派出刘旋天等50多人代表，赴南京向政府请愿，提出以下五项要求：

    一、集中兵力，驱逐日军出境；

    二、惩办不力外交官员；

    三、令张学良迅速出兵，戴罪立功；

    四、发给各大学学生枪械，武装全国学生；

    五、实行革命外交，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

    上海学生代表所提上述要求，暗示出民众运动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当九一八事变刚爆发、民众运动方起之时，主要矛头是针对日本的，那时在民众与国民政府之间，没有对抗的张力；可此时，民众开始对国民政府的按兵不动失去耐心，他们开始怀疑政府对日行动的决心和能力，民众运动的矛头已开始指向国民政府。上海学生代表的五项要求中，条条都暗含着对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不满。

    事实上，26日上海学生代表的五项要求，已经不是青年学生第一次表露出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了。25日，北平北师大的学生和教员就曾以正面这样的电文，表达了他们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不满：

    国家养兵，愿为抵御外辱，我国兵额之多，冠于全球，而一遇外敌，辄取不抵抗政策，洵属奇耻。此次日本入寇东省，如入无人之境，辽吉以沦陷，平津又受威胁，似此情势，尚能持不抵抗主义乎？

    总之，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民众，对政府不抵抗政策既不理解，也不支持，他们意识到自己对日本侵略者的一腔义愤，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的，所以他们开始转向对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批评，而且，民众运动是很难“只动口不动手”的，与政府的对抗性行动必然出现。

    但显然，国民政府却对民众运动转向的风险防范乏术。蒋介石本人对自己的领袖地位有一种强烈的、近乎偏执的使命感和优越感，他总是武断地认为，领袖怎么说民众就应该怎么做，既然领袖都抱定了以身许国甚至不惜牺牲的信念，民众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

    当上海学生代表的五项要求送抵蒋介石的面前时，他没有怎么踌躇，就作出了一一答复：

    关于第一条“集中兵力，驱逐日兵出境”的要求，蒋答复道最后至无可和平之时，政府终须出兵决一死战。其言下之意是，现在还未到和平完全绝望之时，故亦非政府决心对日用兵之机。

    关于第二条“惩办不力外交官员”的要求，蒋答复道外交过失应由政府负完全责任，并非一人之失。这种态度倒显得很实事求是，但却凸显了政府的外交责任，如果按照学生“惩办”的要求，那么是不是政府应该总辞呢？显然蒋的辞典中是不存在“引咎辞职”这样的话语的，那么，怎么落实“外交过失应由政府负完全责任”这种承诺呢？

    关于第三条“令张学良迅速出兵，戴罪立功”的要求，蒋答复道此点请学生代表不必过虑，中央当然须夺回土地，至于戴罪立功是将来的问题。一句“不必过虑”，就把青年学生的要求回绝得干干净净。要知道，对于中国人而言，出了事情是一定要找出责任人的，学生眼中的第一责任人——外交部长王正廷的责任，被蒋以“政府负全责”解除了，第二责任人——张学良的责任，又被蒋以“将来的问题”轻轻地卸了去。像一个练就“吸星大法”的武林高手，蒋介石面无惧色地把民众的所有来招都一一接下，以为自己能化解这一切——他实在是高看了自己，小看了民众。

    关于第四条“发给各大学学生枪械，武装全国学生”的要求，蒋答复道国内军械缺乏，学生多一支枪，士兵就得少一支枪。这个要求提得很情绪化，蒋的回答也有趣得紧——全然把对这个情绪化十足的要求做正面的回顾，其答案更是实话实说，没有点脑筋急转弯的技巧，也是做不来的。

    关于第五条“实行革命外交，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要求，蒋答复道此更为中央当然之责任，中央须以民众之意旨为意旨，对于外交亦当绝对公开。

    上海的学生代表对蒋介石的答复，显然并不满意。他们迁延约两小时后，才离宁返沪。

    当上海大学生们纷纷赴南京请愿的同时，大学密集的北平也不会平静。27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必先与之了《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斥责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认为政府一再强调的“请示国联公判”的政策是“软弱无能，坐以待毙”，主张“以群众的力量驱逐日军出境，取消中日间一切悬案，实行对日宣战”。从这个宣言中透出与日本一战以解决中日间所有争端的情绪，也可以说这是另一个版本的“全部解决”方案，而这个方案，恰恰是中国政府要尽力回避的。

    在主张抗日、抨击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民众运动中，还不止是学生。

    26日，上海800余个团体的20万群众举行抗日救国大会，王晓籁任主席。上海市民运动不像学生运动那样激烈，但对国民政府而言可能影响力更大，任上海市民抗日救国大会主席王晓籁，在当时的黑白两道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早期是光复会的成员，参加过反清斗争，秋瑾案发后，他举家避居上海，与他人一起创办闸北商团，这就是一个兼有经济性质和帮派性质的组织。1911年辛亥革命光复上海时，他就率领着商团的武装力量参加攻占北火车站之战。1913年，他又助饷支援二次革命。1930年8月任上海市商会主席后，他广收门生，为著名“海上闻人”之一，当时上海滩上的杜月笙等人，也要称他为大哥。由这样的人出任上海市民运动的领导，足可见其社会基础的广泛性和影响力。

    上海抗日救国大会最后作出决议：

    电请中央限令日军退出占领地，否则对日宣战；通电拥护蒋介石统一军权抗日；电促广州国民政府泯灭私见，一致对外；电全国永久对日经济绝交；严惩奸商；严惩对政府外交政策失误负有直接责任的外交部长王正廷，严惩不抵抗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令张学良出兵抗日，戴罪立功；实行征兵制，确定义勇军为永久组织。

    应该说与学生的要求相比，上海抗日救国大会的要求要更理性、更实际一些。可是，这些要求竟没有得到政府的正式答复。其中似乎透露出国民政府的逻辑——会闹的孩子有奶吃，学生们堵到国民政府的大门口了，于是不得不做答；市民们只是在上海集会了一下，大可不必管它。

    同日，南昌。宁波亦举行10万人抗日救国大会。

    总之，到了26日前后，民众运动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由早先的以向日本抗议为重点，转变为批评、反对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为重点。而面对这种转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似乎并没有引起警觉，也似乎是并不以为然。中国向来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民众运动也是川，川要疏导，而不能逆势而动、想当然地面对它。不幸的是，蒋介石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两天后，他就不得不站出来直接面对民众运动的冲击，从而也将自己在相当程度上推到了民众诉求的对立面。

 36、铁杆汉奸张景惠浮出水面

    这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国民政府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张景惠，在哈尔滨成立了“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委员会”，并自任“会长”，并发布布告，称该会“统管东省一切政务及治安”。该会为避免与日军冲突，将哈尔滨城内驻军全部调出，另招募2000名特区警备队维护市内治安。

    在当时的中国东北，哈尔滨是地位极其特殊的一个城市，它是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公署的所在地。所谓东省特别行政区，是由于中东铁路这一特殊因素使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继承了沙俄帝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1922年11月，中苏签订《中东路大纲》，双方决定在哈尔滨设立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公署，将中东铁路干线和北满支线11公里以内区域，划归东省特别行政区管辖。特别行政区的范围，包括哈尔滨道里地区、中东路哈满线、哈绥线和哈长线等各附属地。这些附属地与日本在满铁的附属地性质一样，所以中国在哈尔滨并不能完全地行使主权。

    事变发生后，日军很快就占领了吉林，原本按照关东军的想法，它很想一鼓作气地进攻哈尔滨，但日本陆军中央部因为担心引来苏联的干涉，严厉制止了关东军的念头。直到弄清了苏联政府的中立立场，日军才于1932年1月底开始进攻哈尔滨。

    张景惠的这个举动显然不同寻常。那么，这个张景惠是何许人也？

    张景惠出生于辽宁台安县八角台一个农民家庭。年轻时，他曾跟随其父卖豆腐为生。他善于结交朋友，经常出入赌场，不久就俨然成为江湖场面上的一号人物。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统治在东北陷于瘫痪状态，各地草泽枭雄，一时乘机而起。张景惠也拉起大旗，在八角台镇成立自卫团，自任团练大队长，为本镇的商号富户看家护院。当时张作霖遭到土匪金寿山的袭击，借道八角台投奔冯德麟。张作霖、张景惠二人一见如故，后来张景惠一直在张作霖手下担任重要角色。1918年8月，张景惠侦知杨宇霆与徐树铮相互勾结，用奉军名义，私自招募新兵4个旅，发展个人势力，密报张作霖，遂使徐、杨被逐。张景惠升任奉军副司令，代表张作霖常住北京。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景惠任奉军西路总司令，但他战无决心，行动迟缓，致使整个战局溃败。战争结束后，张景惠不敢回东北，寓居北京。直系曹锟贿选为大总统后，新设全国国道局，特任他为督办，张作霖以为他早就与直系有瓜葛，深恨之。1925年冬，张景惠因母病故，不敢奔丧，求张作相等说情，张作霖乃准其回籍治丧。张景惠回来先到沈阳，见到张作霖就痛哭流涕、叩头谢罪。张作霖原谅了他，并先后任命他作陆军总长、实业总长。1928年6月4日，张景惠随张作霖返奉，经皇姑屯车站时被炸成重伤。1928年底，张学良任用他为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因与张学良相悖，遂在东北易帜后，渐渐淡出了东北方面的核心领导圈。

    九一八事变后，曾差一点因为日本人送了命的张景惠，却一门心思地投靠了日本人。在事变发生的当时，他就前往沈阳，秘密会见了板垣征四郎，表示愿意与日本人合作。于是就有了9月27日成立的“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张景惠与日方暗通款曲成立的亲日组织，是在日军还没有占领哈尔滨的情况下出现的，完全是他的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汉奸中最铁杆的一个。但此时的张景惠，还不敢公开其投靠日方的真面目。

    时间推移到了11月的中下旬。当时日军已攻占了黑龙江的省会齐齐哈尔，那里的汉奸也“经日本军方的批准”，于11月24日成立了省城地方临时治安维持会。但由于内部争斗，这个维持会发挥不了日军期望的作用。更令日军头痛的是在海伦、拜泉、克山一带的马占山的抗日队伍。马占山有2万多人，他不但布置了防务，还在海伦宣布成立黑龙江省政府，并通知各县，凡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建立的伪政权一律无效。原来，看到日军不仅是要制造事端，其真实的目的是要占领整个东三省时，张学良开始醒悟，于是命令退驻海伦一带的马占山部“整理队伍，继续筹防，以重国土”。而当时海伦政府在东北老百姓中很有威信，“均视其为真正的政府，无论是命令还是纳税，全部听他的指挥”；而齐齐哈尔的维持会则很惨，“其政令所及，仅为周围数县”。

    这时，日军正集中兵力准备对辽西锦州方向用兵，一时无力顾及马占山及其海伦政府。于是，日本人想起了实力不强却很可靠的“老朋友”张景惠，驻哈尔滨总领事大桥提出“和平经略北满”的建议，就是“让对日本有深刻谅解的张景惠收拾北满，尽量对马（占山）采取宽容态度，以使马将来援助张景惠”。这样，日本人向张景惠发出了打算请他担任伪黑龙江省政府省长一职的信号。

    接到日本人的信号，张景惠知道自己要重新成为东北地面上的重量级人物了。但是，久经世面的他并不急于求成，他一方面向关东军表示自己愿意出任省长，另一方面又表示自己现在毕竟还是国民政府东省特别行政区的长官，过早地投向关东军恐怕对将来控制局势不利，所以还不能离开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去。实际上，他是怕离开自己的地盘，到齐齐哈尔去压不住场面。一直到12月28日，他才派出自己的代表和600多名警备队员先行到达齐齐哈尔。

    一方面拖着不离开哈尔滨，一方面张景惠极力拉拢马占山，希望马占山能支持他。马占山是中国人在黑龙江最强的一支武装力量，有了他的支持，自然是地位稳固。此时，国际、国内形势对坚持抗日的马占山都不利，他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于是开始动摇起来，于是拽住张景惠递来的橄榄枝，表示同意张景惠到齐齐哈尔出任伪省长一事。张景惠则赶紧投桃报李，他对马占山说，这个省长我先干着，等你来了我再把位子让给老弟。

    与此同时，关东军一再催促张景惠赶快作出黑龙江省的“独立”宣言来。张景惠遂于1932年1月1日在哈尔滨通电宣布黑龙江省独立，“因江省人民恳请，不得已而就任江省主席，将整理诸事，与奉天、吉林政府共同努力，建设满蒙新国家。”3日，他宣布就任省长，并与中央断绝关系。6日，张景惠终于来到齐齐哈尔，第二天，举行了就任仪式，他在讲话中称：“更勿须区分日华，应一视同仁，谋共存共荣之福利。”他不敢在齐齐哈尔停留，连夜返回了哈尔滨。

    此时，日军尚未占领哈尔滨，张景惠也还是国民政府的东省特区长官，所以黑龙江伪政权的成立，打破了日军占领一个城市后再成立伪政权的模式，汉奸们等不及了，他们不但要影响日军的号召建立伪政权，甚至要“箪食壶浆”以迎日军了。

    后来伪满洲国建立后，张景惠先后担任伪军政部总长、伪满国务总理大臣等要职。二战末期苏联向日本宣战攻入东北后，他被苏军逮捕，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1957年86岁的张景惠死于战犯管理所。

 37、蒋介石不得不“节制”民众情绪

    当9月26日上海学生代表提出他们的五项要求时，显然没有从蒋介石那得到令他们满意的回答，代表们情绪失落地回到上海。第二天，上海大学生代表们又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一样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上海的学生们待不住了，学生联合会决定再派出一批学生赴南京，所不同的是，不再采取派代表的形式，而是自愿参加。

    9月28日上午9时，南京中央大学学生1000余人由该校抗日救国会主席何浩若教授带领，冒雨整队赴丁家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国民党中执委丁惟汾出来接见学生。学生们提出了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积极备战和撤换外交部长王正廷等八项要求。显然，这不是丁惟汾所能答复的，于是他只能在对学生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后，避入中央党部。正巧，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朱家骅也在中央党部，在学生强烈要求下，亦随未得到任何答复的学生队伍一起，到外交部请愿。

    学生的队伍来到外交部的院子里，密密麻麻的一大片。起初，王正廷避而不见。无人理睬的学生变得愈加愤怒了，几十名学生冲上二楼，在一间办公室里正好碰上躲着不见学生的王正廷。两名学生拉住王正廷，要他出去见学生。在外交场合上见多识广的王正廷却从没见过这阵势，在政府大员的惯性心理作用下，他批评学生胡闹。三个人拉拉扯扯，免不了肢体接触。一名学生情急之下，动手打了王正廷，王正廷的头部受了轻伤。在场的外交部职员见势不妙，立即拉开了冲突双方，架起王正廷逃到楼下，钻进汽车，从后门逃走了。这时，外交部的院子中“打倒王正廷”的喊声，已是响成一片。不久，政府派出军警赶到现场弹压，学生们才退出外交部的院子，前往国民政府请愿。

    10时多，已先行赶到南京的上海复旦大学学生800余人，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及上海各大学请愿代表会合，学生队伍共5000多人，冒雨赴国民政府请愿。这一次出面会见学生的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于右任。面对请愿的学生，于右任显得头脑灵活而机敏。他先是赞扬了学生的爱国热忱，并说道：“一国国民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有如此之热忱，本人放大胆说中国决不会亡，日本必须被打倒！”随后逐项回答了学生的要求。回答完毕后，学生代表向于递交了质问外长书，于欣然接下，在领导学生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国万岁”等口号后，悄然隐去。

    此时的学生才发现，于右任的接见，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于是坚持要求蒋介石面见学生。蒋介石无奈，只好来到国民政府二门前登台讲话。几句套话一过，他又是老调重弹，说“青年尤应用冷静的头脑、热烈的血，以应付国难，如果浮躁气太甚，不过加增国耻而已”云云。

    同一天，北平各界举行抗日救国大会，240多个团体的20万人到会。会后民众举行大游行，高呼“打倒不抵抗主义”、“打倒王正廷”等口号，并推举代表往见张学良。张学良面见代表，并答称：外交问题必听命于中央指挥，绝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不抵抗主义实是误会，事前为防日人挑衅，故令部队不抵抗，绝未料到后果如此。“现各军已至相当地点，诸事均听命中央”。并表示“我张学良如有卖国行为，请你们将我打死无怨”。

    国民政府开始为“过激”的民众情绪感到头痛，蒋介石决定必须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对民众运动中最激进的学生运动进行节制。

    就在学生打伤王正廷的当天，国民党中执委发表了《告全国学生书》。首先，强调大敌当前，学生要听中央统一指挥的重要性：

    近世之战，非犹夫历史之驱士卒以相搏矣，非以全国水陆交通集中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不能战；非以全国之经济集中于政府之下而指挥之，则不能战；非以全国人民平日所享受之自由生命集合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尤不能战；……试问在此时期，尚能人各一主张，人各一利害，而不听命于统一指挥者耶？

    其次，要求学生效法先贤，尽力磨炼自己“刻励沉着”之性格：

    昔普法战争时，法国学校在德军枪林弹雨之下，弦歌弗辍，曾读者，当能识之。法国民族因具有刻励沉着贫民读书之精神，终能复其世仇。吾全国学生而欲复仇雪耻者，更宜依中央颁布之义勇军办法，日夕不懈，努力于军人之修养，若见抵来乘，相率罢课，适隳吾淬万之气，示弱于敌耳，其恶乎可。

    最后，要求学生应给予政府绝对的信任：

    大难临头，至于此极，人民而犹不信任政府，政府而犹不绝对负责，则诟谇未息，国已不国矣。抑更有进于是者，负此全职之政府，自有军事处分之权衡，宣战与否，此在信任政府之人民所不必问，负责政府所不宜答者也。外交尽应公开，军事自有机密，爱国之学生乎，磨砺以须，来为政府之后盾，速为前仆后继之准备，政府绝不负国家也。

    第二天下午，蒋介石在中央军校大礼堂，再次面见学生。针对蒋26日对学生代表五项要求的回答，一位学生代表递上了请愿团全体学生给蒋介石的呈文。学生代表以质问的方式，向蒋发出了一连串连珠炮式的质询：

    今日东北全落于日人手中，钧座是否出兵？

    现日本增兵长江、珠江流域及沿海各地，钧座是否认为日本在推进？

    又钧谕已失地决心收复，又不述收复之方法如何，应请公开宣布。

    钧谕外交过失，政府负责。所谓对外过失由政府负责，是否由外交部长负责，并应负何种责任？设责任之人有失责时，又当如何办理？

    钧谕已电饬张副司令收复失地。而张副司令仍借以无抵抗主义为诿卸，无能力收复进，钧座当如何处置？

    钧谕全国大学生武装，必要时始必枪械。未悉钧座能否实践前言发给枪械束否也？东北各地，已被日本占领，在交涉未得结果以前，请钧座将每日交涉情形，所取方针，随时公布，并恳实行革命外交，勿再退缩。

    对学生们的请愿，蒋介石首先表示“欣慰”，并说：“国民政府决非军阀时代之卖国政府，乃惟一之革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之条约，对诸位请愿备战均诚意接受。”但又对学生不无指责之意地说：“政府同仁，为诸位不断的请愿，不无分去若干时间和精神，以致影响于一切政治与外交之筹划，而敌人反得有扰我懈我之余地，且恐转贻反革命派以利用之机会。”

    几个回合下来，学生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政府态度”，国民政府也未能将民众运动节制到自己所希望的轨道上去。国民党人一直强调对日抗战需要准备，而且是在政府的统一号令下准备，但它的准备却不为民众所知。这一方面是顾及到日本可能的强烈反应，另一方面也是蒋介石的个性和这个政权的独裁性质决定的。在他们眼中，民众是幼稚的，民众运动不会为政府的决策带来帮助，甚至不值得从民众运动中汲取有益的资源。一个对外得了软骨病又看不起民众的政权，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38、关东军为“满洲国”造势

    在蒋介石费尽心思地“节制”民众情绪的同时，日本方面也在费尽心思地琢磨着——对于大片军事占领的土地，应怎样来实施统治呢？

    这一天，关东军在沈阳又扶植了两个汉奸组织——阚朝玺、赵欣伯等在沈阳分别成立了“辽宁四民（指士、农、工、商）临时维持会”和“东北绅民时局解决方策讨论会”。与24日由袁金铠领导的另一汉奸组织——“奉天地方自治维持委员会”相比，它们很有些不同。24日成立的维持会，只是宣称自己“维持地方秩序，所有金融、商业，诸事照常，并设警察自卫，担任治安”，并通过上书关东军司令部，请求他们留下来维护地方治安的方式，拐弯抹角地表现出自己是一个亲日的组织。但28日成立的两个汉奸组织却发表了所谓的“独立宣言”，声称“本会不特对张学良设于锦州之政府誓死否认”，对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亦绝对反对”，只依靠日本“援助”——不但明确表明了脱离中国政府主权管辖的意思，还包含有更深的政治意图，即关东军意欲成立脱离中国主权的伪政权，实为日后的“满洲国”制造舆论。

    在解决满蒙问题的决心上，日本朝野是一致的。但在如何为事变“善后”，即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实施统治的问题上，日本关东军、陆军中央部和日本政府各持己见。经过反复争论，最后互相妥协，由关东军主导的建立伪满洲国的方案，成为日本政策的最终选择。

    早在1931年4月，日本陆军中央部就制定了一份名曰《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1931年为日本昭和六年）的文件，提出军事占领东北后分三阶段实施殖民统治的方案：第一阶段，“在满洲建立取代张学良政权的亲日政权”；第二阶段，使亲日政权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第三阶段，“领有满洲”，即吞并东北。此后，这个文件成为陆军中央部满洲政策的既定方针。

    关东军却一如既往地走在了陆军中央部的前面，他们要求直接实现“领有满洲”。石原莞尔这位关东军满洲政策的总设计师，拟定了一个《关东军领有满蒙的计划》，设想占领东北后，在长春或哈尔滨设立日本总督府，下设军政部、民政部等，实施军政统治，其形式和日本对朝鲜的统治和日本“关东州”的统治形式，颇为类似——这是一种由日本享有最高主权的赤裸裸的殖民统治。正是有了这种思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才敢于在9月20日直接任命土肥原贤二——一个日本人，出任所谓的奉天市市长，而当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劝本庄不要把事情做得太露骨，尽可以找个中国人当市长、日本在后面操控就可以了时，他竟然不予理睬。

    上述“两条路线的斗争”从9月19日就开始了。陆军中央部的特使建川美次虽然赞同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可在如何善后的问题上，却是陆军中央既定政策的坚决维护者。于是在19日夜里，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与建川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建川指出：“现在是首先实施《形势判断》第一阶段方案的时期。”板垣和石原则“交相辩驳”，坚持要“领有满洲”。第二天，建川向关东军建议：“应推翻东北现政权，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宣统帝为盟主的政权。”显然，这基本上还是《形势判断》第一阶段的方针。同一天，陆军中央部也发来指示，表示“由关东军直接实施军政是不适当的。”

    看来陆军中央的意见是坚决的。于是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把关东军的参谋们叫到家中，商量对策。陆军高层的反对，国际间纷至沓来的谴责，国联也因为中国的投诉，开始着手处理事变案——所有这一切，都使关东军少壮军官们感到了压力，他们也觉得直接“领有满洲”是不现实的。于是土肥原站了出来，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这实际上就是《形势判断》中所说的第二阶段。当时，与会者从“容易收到实际效果”出发，对土肥原的提议基本同意，并拟定了一份名曰《解决满蒙问题的草案》的文件，主要内容是：“建立受日本支持的，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包括热河）及蒙古，以宣统帝为首领的中国政权”；“新政权”的国防、外交、交通、通信等要害部门，由日本管理；“新政权”的国防、外交方面所需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甚至连“新政权”的官员也安排好了：任命熙洽、张海鹏、汤玉麟、于芷山、张景惠五人为镇守使。

    土肥原的方案是关东军向日本陆军中央部妥协的产物。石原莞尔在当天的日记中满怀悲愤地写道：“知悉领有满蒙的方案不为中央和建川少将所同意，终将无法实现。因此，强吞万斛泪水后，退到满蒙独立国的方案。”

    这是9月22日、23日的事情。到了28日，建立满洲国的方案已正式成为关东军上下的共识，所以，通过汉奸组织为将来的满洲国大造舆论，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可是，陆军中央部似乎并没有理解关东军做出的让步以及这种让步背后郁于他们胸中的怨气。9月30日，陆军中央部又制定了一个《关于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并据此在10月8日召开的陆军三长官（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和教育总监）会议上，制定了《处理时局方策》。这两个文件提出了一个“独立政权”的概念，它很接近于关东军的“独立国”，但仍将“独立政权”置于中国主权的名义之下，日本只是背后操纵。

    这时，在事变之处奉行“不扩大”政策的日本政府，也开始追随军部的方针。10月6日，若首相在会同陆、海、外、藏、内、农六相，在商讨处理蒙满问题的方针后，大体肯定了陆军中央部的意见。

    这一次关东军决定不再退让。它一方面通过朝鲜总督宇垣一成和满铁总裁田康哉，积极向陆军中央部和政府游说，一方面加紧制定“独立国”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方案。10月21日，关东军国际法顾问松木侠拟定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出炉了，它指出：“建立一个独立的满蒙国家；这个国家与中国本土断绝一切关系；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其实权掌握在我方手中；以东北四省和蒙古为其领域。”这里的描述与后来的伪满洲国并无二致。关东军又一次想以既成事实的方式，推动陆军中央部接受它的方案。

    但是反馈回来的消息，却是陆军中央部要求关东军以“最后的决心”贯彻三长官决定的《处理时局方略》，即建立“独立政权”。关东军的军官们实在不明白，老迈的陆军高官们中了什么邪。柳条沟成功的冒险，激励着他们开始了又一轮与陆军中央的对抗。

    11月7日，关东军向陆军中央部发出电报，声明它要建立的是“与中国本土一切政权完全断绝关系”的“独立国”，而对于一切不与中国本部“绝缘”的指示，关东军“绝对难以接受”。同时关东军将正式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上报陆军中央部，重点批驳了“满蒙独立政权论”。它指出，如果不在满蒙建立“独立国家”，而只是建立“独立政权”，若想使该政权听凭日本摆布，“这不过是一种空想”；从日本的前途考虑，“将满洲作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是最善策”，但如果为了避免国际间的非议，“作为次善策应是建立与中国行政统治完全分离的满蒙独立国。”同日，本庄繁也致电参谋总长，说中央部关于建立“独立政权”的指示，“对于是否与中国西部现政权分离不明确”。16日，参谋次长二宫重治给本庄回函说，首先应建立“满洲统一的中央政权”，然后再将其导向“独立国”，如若不然，“急速地将独立政权导向独立国，结果会露骨地向国内外暴露我们的野心，在大局上反而是不利的。”这不是一个命令，而是日本军队高层军官间私下交换意见，而其中透出的信息却再明显不过，无论“独立国”还是“独立政权”，其最终指向是一致的，只是因为对政策执行中的“成本”与“收益”的预期不同，而在实施的步骤上有快慢之分罢了。

    就这样，双方函电交驰，信使往返，就是达不成一致意见。

    可是局势的发展又帮了关东军的忙。12月10日，国联调停事变后的中日关系时迟迟取得不了进展，于是决定派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调查。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只要调查团到实地一看，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玩的瞒天过海的把戏，就会彻底穿帮，在这种情势下，中央部分步实施的“妙计”，反倒真不如关东军直白的一步到位来得实用。只有率先在中国东北成立“独立国”，造成既成事实，才能迫使国际社会承认——日本把国联的弱点看得一清二楚。

    国联向中国东北派出调查团，这本来是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一个胜利，可却反过来促成了日本军方达成统一，伪满洲国的建立只是时间问题。而早在11月19日，溥仪就在日本特务的“保护”下，来到了东北的旅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