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军团传奇》 一、我们要抗日 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江西宁都通往广昌的崎岖山道上，行进着一支国民党军队，他们是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 几天前传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日军将南满铁路柳条沟地区的一段桥梁炸毁，却反诬是中国军队畜意“破坏”。当晚，日本关东军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由于蒋介石严令不得抵抗，几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结果仅仅不到五天，日军即占领了吉、辽两省。东北的沦陷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义愤，很快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族抗日救国运动。而此时的二十六路军正驻扎在江西省宁都县“剿共”。 这支部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它是由原冯玉祥的西北军一部编成的。 早在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开始，冯玉祥率部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那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为了把这支部队改造成真正的革命军队，中国共产党曾派刘伯坚、陈延年、宣侠父、邓小平、方仲如、刘志丹等人，率数百名同志到该部工作，刘伯坚曾任该部总政治部部长。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冯率部队一路所向披靡，驻地横跨西北，该军也迅速发展到四十多万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然发动了反革命事变，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同年6月19日，冯玉祥在徐州与蒋介石等人会晤，同意清共，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使形势急转而下，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和大革命的全面失败，冯会后即开始将自己部队里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 1930年，因受到蒋介石的排斥，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名反蒋，蒋与冯、阎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后冯兵败下野，余部被蒋介石收编，第二十六路军便是其中之一，计有原西北军第十二师（师长高树勋），第十三师（师长董振堂），第十四师（师长季振同），第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外加两个骑兵旅共计五万六千余人。蒋对这支部队给出的收编条件非常苛刻，全军仅编为2个步兵师（每师辖3个旅），一个骑兵师（辖2个旅）。 1931年初，蒋介石出于清除异己、调虎离山的险恶用心，命令该军由北方开到南方的江西参与“剿共”。同时严令该军不许带上重迫击炮团、野榴炮团和骑兵师。因此，南下的只有两师步兵共两万七千余人。日军侵占东北时该军驻扎在宁都，广大爱国官兵根本不愿打内战，纷纷上书请愿，积极要求北上抗日，保家卫国。时任二十六路军总指挥的孙连仲见众怨难违，加之他也不想再待在这南方异地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拼实力。便以二十六路军全体将领的名义通电蒋介石，要求回北方，打日本，保家园。同时，令该军七十三旅做为全军的先头部队，立即拔营北上。 九月的南方，仍是烈日炎炎，队伍所过之处，尘土漫天飞扬。突然前方枪声大作，官兵们迅速散开，在山道两旁隐蔽起来。不久，一支马队从后方疾驰而来，为首一位身材高大的军官就是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 先锋营营长急匆匆跑过来报告：“是驻守广昌的朱绍良部队向我们开枪警戒，并且传话过来：没有蒋委员长的命令，二十六路军不得擅自撤离防区，否则后果自负！” “去！跟他们讲明，我们走，没别的目的，是去北方抗日的！只要是有血性的中国军人，都应该拿起武器去打鬼子！而不是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希望他们不要从中阻拦。” 说完，董振堂翻身下马，径自来到一处高坡，用望远镜仔细观察这里的地势，随后从脚下抓起一把土，任土在指缝间自由洒落，神情凝重的问身旁随从参谋们：“知道三合土为什么坚固吗？”众人觉得新鲜，都没回答上来。他说道：“三合土的坚固，是因为白灰、沙子、黄土合在了一起，这中间缺一不可。唉！我们中国为什么总挨打，被侵略？就是因为中国内部不团结，打内战……” 一席话说的大家连连点头，稍后董手指前方说道：“朱绍良是我们在中原大战时期的老对手，也是我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长，这家伙挺会选地形啊。你们看，这一带群山环绕，要过广昌还非得走这条道。再看看他们的阵地，就在前面的山隘口上，只要有一营人，粮弹充足，守个十天半个月不成问题！” “不过，地势再好也有他的弱点，只是多花点时间而已，你们看！”董振堂双手向两侧一指，继续说道：“我派两支精干小分队，从隘口两侧迂回到他的侧后，给他一个突袭，再加上我正面仰攻部队的配合，拿下这个隘口不是没有可能。” 不一会儿，黄营长赶回来报告：“旅长！他们还是那句话，要我们回去！咋办？朱绍良凭什么阻拦我们！看来不给他一点厉害尝尝，他是不会放行的。旅长，下令打吧，揍这狗日的，闯过去！” “岂有此理！”董振堂剑眉一皱，怒火中烧，打还是不打？眼下部队已经出发，犹如箭已在弦——不得不发，不打如何过得去？部队过不去士气将会大大受挫；打嘛，又如何打？是打完再请示还是先请示后打？双方只要较真动了手，后果将一发不可收拾。朱绍良是蒋介石的嫡系，在广昌就有上万部队，冲得过眼前的胡嘴岭，冲得过广昌？蒋介石在这漫长的数千公里道路上随时也能纠集重兵，给这支苦难的军队以致命一击。凭现在二十六路军这二万人马，恐怕永远也到不了北方的抗日战场。 怎么办？董振堂焦灼地犹豫着。这时，传令兵送来总指挥孙连仲的电报，上面写着：“勿生争端，速回宁都”。董振堂气的将手里的电文撕了个粉碎，痛苦地喊道：“撤！” 就这样，二十六路军浩浩荡荡地开出来，又趁着夜色灰溜溜地回到了驻地—宁都城。 第二天上午，位于城东一座二层小洋楼的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院内，聚集着全军三十多名译电员、报务员。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军官站在台前，他高个子宽额门，眉清目秀，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虽着一身旧军装，举手投足却尽显军人特有的质朴与威严，他——就是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 此刻，他手里捏着几份传单讲道：“这里面的内容只有电台才能收到，也就是说只有你们才能做得了这些传单，做事情要敢做敢当，畏畏缩缩不是咱们军人的性格。我再问一遍，是谁干的？” 大家胆颤心惊的站在下面，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敢吱声。过了一会儿，从队列里走出来一位年轻的士兵，胸部一挺，从容说道：“报告长官！是我干的，与他们无关。” 话音刚落，紧随其后又跟出来两个，异口同声地说道：“长官，还有我们俩！” 赵博生从台上走了下来，背着手仔细打量着几个年轻人，问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 “苏联伯力电台的广播。” “为什么这么干？” “日本鬼子都侵占东北三省啦，我们现在不仅不抗日，连东三省抗日的消息都被封锁，我们收听到马占山将军带领部队和鬼子战斗的消息后，无比激动，觉得应该让民众知道这件事情，于是我们就……” “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队的？” “我叫闻述尧，他们两个是陈士吾和杨笑是。我们三个都是二十五师七十三旅的报务员。” “董振堂的部队！”赵博生眼神一亮，脸上露出一丝赞许的微笑，旋即又恢复至严肃的神情。回到台前，他郑重地讲到：“知道吗？你们出这些海报宣传抗日，是一件好事情啊！蒋委员长不准抗日，东北义勇军自发组织起来很好嘛！这件事情你们今后还要干下去，买纸墨没钱，我给了。但有一条，要先给我审阅一下。” 接着，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国民党南京政府，他说道：“……南京政府要员们住的高楼大厦是谁修的？是工人！他们吃的粮食：大米、白面，是谁种的？是农民！眼下日本鬼子正糟蹋咱东北的同胞，这些吃百姓、住百姓的大官们，睁着眼睛就是不打日本鬼子……。” 一席话，令大家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原来参谋长和我们的心情一样，也是强烈要求抗日的。”闻述尧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战友们拥抱起来。赵博生望着这群生龙活虎的年轻人，笑着大手一挥道：“好了好了，都回去吧！” 孙连仲此刻正捂着肿起的左腮，躺在一张竹编的摇椅上，心思重重。听见外面的欢呼声，不禁眉头一皱，他哪有闲心去管这些“破事”。现在，部队乱糟糟的，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年初，奉蒋介石一纸电令，带着二十六路军二万余众到南方的江西“剿共”。大半年时间里，就损失掉近万人马，先是在宜黄被红军一个突袭，打掉一个旅损失了三千余人；驻守宁都以后，士兵们逃跑一部分；水土不服，又病死一部分；加之下面的广大士兵和官佐都不愿替蒋介石卖命打红军，这样下去令他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收场。最让他伤脑筋的，还是他的老部下——七十三旅的旅长董振堂，此人骁勇善战，是一员难得的虎将。他满以为由七十三旅担任全军的前锋，能在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所向披靡。可结果让他大失所望，董率他的部队一经与红军接触，不是畏缩不前，就是往后退个稀里哗啦，让他在蒋介石面前丢尽了面子。董振堂都这样了，其它部队还有什么指望，照这样下去硬守在这儿，打又打不得，走又走不了，早晚得玩完。蒋介石这招“以毒攻毒”可真够狠的，我孙连仲担得了这个责任吗？ 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孙连仲睁开眼，暂时止住了内心杂乱的思绪，起身道：“恩博(赵博生字)，你来了就好，我有要事相商！”赵博生坐了下来，长叹一声：“总座，今早又抬出去十几号弟兄，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士兵们大都是陕、甘、青一带的人，在这潮湿闷热的南方根本呆不住。目前日寇侵占我东北，官兵们的抗日情绪很高涨，趁此机会还是要想想办法啊！” 望着这位自己亲自从吉鸿昌那儿请来的参谋长，孙连仲一时不知如何作答。许久，才说道：“恩博！你爱兵如子弟，我是理解的。谁叫我们是人家（蒋介石）手里的败将，被人家不当人，拿来当枪使唤！你也知道，杂牌军都是这个样儿。当今粮饷，我们仅领到六成，弹药又不给补充，发下来的药品，不是假的就是过了期的，照此下去，我也急呀！”咽了口茶，孙连仲皱起眉头继续说道：“这次北上不成，委员长咋发来电报，硬是要先剿共、后抗日，一句话，就是要我们死也得死在宁都。语气非常强硬，能有什么办法，咱们能不遵命吗！这些天焦虑上火，牙又犯病，明天我要到上海去治治，这里的事就全拜托你了！” 赵博生摘下眼镜来擦了擦，不紧不慢地说道：“总座，这么大一摊子，我怕收拾不了……。”还没等讲完，孙连仲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老弟，自冯先生(西北军将领对冯玉祥的尊称)下野，咱们便成了没奶的娃儿，带着几万弟兄能混到现在实属不易。你看看现在军中的将领，董振堂、季振同，他们能打，可是太猛浪，重用不得；李松昆、王恩布等人虽听话，却平庸至极。唯独你，能文能武，能屈能伸，我是充分信任你的，能担此重任。我走后你就放手干吧！我已安排下去了，你不用操心……” 从指挥部出来，赵博生摇了摇头，内心叹道：“真是个老滑头！” 他径自来到梅江岸边，找了块草地坐下来，静静地望着远处高耸的翠微峰，他又想起了以前西北军时的政治部主任刘伯坚。 那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冯玉祥请来了共产党人帮助其治军，分任西北军各部政治工作负责人。刘伯坚便是他最倾佩的一位好朋友，和他们相处久了，他觉得共产党人身上仿佛有一种特有的磁力，深深地吸引着自己。当时的西北军中盛传着一句话——“听刘主任一次演讲，可抵三月饷”。只可惜，那段岁月太短暂了，“宁汉合流”后，冯玉祥也跟着开始在军中清党，刘伯坚、邓小平、王一飞、刘志丹等著名的共产党人被迫离开西北军。当时的他感到很失望，很茫然。对冯玉祥的背信弃义，非常不满，常常当着士兵们说：“我每天都准备着死，在未死之前，活一天就得坚决为工农穷苦群众奋斗一天。” 不久，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首的四大军事集团开始了对权力、地盘、地位、利益的明争暗斗，矛盾日益加深。终于在1930年4月1日暴发了著名的中原大战。这场国民党内部的军阀混战，双方共投入了一百多万军队，持续时间达半年之久。这其中冯玉祥的讨蒋主力——西北军，更是倾巢出动。大战前期，蒋介石的中央军被打的节节败退，连蒋本人都差一点儿成为西北军的俘虏。可至大战后期，雄居东北的张学良通电拥蒋，并下达东北军入关的命令。倾刻间，几十万东北军杀入关内，这无异于在西北军的背后捅上了一刀，再加上蒋介石惯用的分化和瓦解手段，二十多万西北军开始纷纷倒戈。 失败和挫折令赵博生倍感失望，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想起刘伯坚主任临走前对冯玉祥说过的那句话“总司令既已决定与蒋介石合作，说明我们之间已志不同，道不合，只有分道扬镳。既然这一天来了，但请总司令记住一句话，同蒋打交道，终有一天是要后悔的。” 现在兵败下野的冯玉祥岂只后悔呀！也就在那一刻，赵博生才觉得共产党的正确和伟大。 当时正值西北连年大旱，无数农民生活无着，流离失所。打了半辈子仗，什么也改变不了，他悲愤不已。于是挥笔写下一首《革命精神之歌》，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立志救国的决心。歌词写道： 大战前夕，他曾派人去上海找过刘伯坚、找共产党，可惜未能找到。一九三一年四月，部队进驻宁都后，他还亲自去了上海一趟，仍未如愿。面对此时的局面，二十六路军二万余将士如同是坐在了火山口上。前进，是他所不愿见到的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敌；后退，则有蒋介石在广昌的嫡系部队阻拦。困守在此也不行，二十六路军多系北方人，在这霖雨绵绵的南方山区水土不服，加之疟疾流行，长此下去早晚得病死光。一股沉重的责任感压在了他的心头，想到这里，赵博生深深地叹了口气，缓缓起身，踱步回营。 是日夜晚，两个青年军官照例来到总指挥部电台听新闻广播，他们是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原西北军总部手枪旅旅长）和副团长苏进（原西北军总部手枪旅参谋长）。走进机房，里面已挤满了从各部赶来的军官，大家打着招呼吸着烟，边听新闻边交换着对时局的看法，情绪激昂，好不热闹。当转到日本东京的新闻时，里面正播告着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三省的战况，喧闹的屋内迅速安静下来。战况中说到日本军队昨日攻占某城，今日攻取某地，言辞狂妄，口气嚣张，大家听了无不义愤填膺。随后又转到南京中央台，听完却叫人气破肚子，广播说只是日本军队少数人在寻衅闹事，不是发生战争，要国民忍耐退让，抱不抵抗主义；继而又一味依赖国联，盼望国联作出公断，让日军撤兵。最后是蒋介石亲自发表的演说，还是那套“攘外必先安内”和“不可轻言抵抗”的滥调。 黄中岳于1926年曾被冯玉祥派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对日寇在中国领土上的嚣张气焰早就不满，“济南惨案”后中断学业，愤然回国。他性格爽直，爱国心强，将烟头一丢扯开嗓子大骂起来：“安内，安内，安个屁！日本鬼子都打到家里来了，咱们还在窝里斗！国联，鬼才信呢！有个屁用！”随后一扭头说：“老苏！不听了，走！” 回来的路上，他们走走停停，不时地用手电筒照着街边红军留下来的标语看。 “共产党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党！” “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 “穷人不打穷人！” “士兵不打士兵！” “联合红军，北上抗日！” ……… 就这样一路走一路看，走到团部，谁也没进去，两人蹲在门口的台阶上，默默地抽着香烟。许久，黄中岳指着街对面墙壁上红军写的一条标语问苏进：“‘纪—念—巴—黎—公—社！’，共产党写标语很有讲究哦！连标点符号也不漏掉。老苏啊，巴黎公社是什么意思？” 苏进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以前曾读过不少马、列的书籍，比较倾向于共产党的主张，回答这个问题可谓小事一桩，但怕讲得太透彻，会引起黄的猜疑，于是便含糊回答道：“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与马克思有关的巴黎公社起义吧。” 黄中岳也许看出了苏进的疑虑，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站起身说：“共产党就这点好，说什么就干什么，国民党他狗日的！只会挂羊头，卖狗肉！” 几天后，宁都城南出现一支人数不详的红军游击队，往城里打了一排枪，守城部队仓促进入阵地，如临大敌，而后游击队又悄然逸去。虚惊一场之后，黄中岳突然问苏进： “老苏，红军要真的来进攻，你看我们能不能守得住？” “你看呢？”苏进没有回答，却反过来问他。 “我看呐，不一定守得住！”黄中岳坦率地摇摇头说。 “那该怎么办？”苏进又问。 “你说呢？”这回黄中岳反过来问苏进了。 “我看，你去找季旅长，商量一个办法。”苏进冲黄中岳挤挤眼，含蓄的说道：“天无绝人之路，守不住有守不住的办法嘛！” 二、我要加入共产党 宁都城北的一条大街上，车水马龙，好不热闹。人流中几个国民党青年军官大摇大摆的进了一家小酒馆，走在最后的一位将手中拎着的鸡递给上前招呼的老板。因系熟客，老板热情地领他们上到二楼，待客人们坐定、茶沏好之后，老板轻轻关上门，下楼杀鸡去了。 这几个国民党军官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二十六路军中共特别支部的成员。他们分别是七十三旅旅部参谋刘振亚（中共特支书纪），总指挥部的王超（党中央特派员），七十四旅的李肃（特支组织委员）、七十九旅的袁血卒（特支宣传委员）和刚入党不久的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后来失掉了关系，由王超介绍，重新加入党组织）。其中的王、袁、李三人是受中革军委的密派，于五月下旬在宜黄打入该军，开展旨在争取该军起义的兵运工作小组。 今天秘会的议题是研究如何争取参谋长赵博生的问题。王超首先对赵博生的情况作了分析：“据我了解，赵博生是西北军中少有的倾向左派的将领，他非常信仰刘伯坚同志，并对从苏联翻译过来的革命歌曲《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很欣赏。当初，国、共分家他是不满意的，此后，因与西北军中的顽固派政见不合，曾想弃官务农。在军中他不谄、不娇、清廉自守、爱兵如子。‘九一八’事变后，强烈要求抗日，是个真正的爱国者。” 罗亚平紧接着做了补充：“来宁都后，凡是以‘赤匪’罪名抓来的农民，他都叫放了。他还经常找卫兵谈话说，你为什么打红军？红军分田地你不赞成？给你三亩地你要不要？有一次他还问我说：‘湖北是出共产党的地方，你是湖北人，见过没有？嘴巴是不是象报纸上画的，有血盆那么大？’总之，他是同情革命的，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主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靠窗坐着的刘振亚作了总结：“孙连仲今早走了，赵参谋长现在总领军务，他活动能力强，在官兵中威信高。目前，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被红军打掉了一个旅，也称身体不适，离开部队到南昌鬼混去了。七十九旅旅长池峰成，八十旅旅长王恩布借故招兵，也都先后离开了宁都。若能在这个时候争取到赵博生，将给党组织的活动带来很多便利，对整个二十六路军的兵运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此外，还有七十三旅的旅长董振堂，也是同情革命的人，他为人正直，爱国心强，在士兵之中威望很高，且与赵博生的私交很好。我看这两个人可否一同考虑。当然，他们毕竟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万一出了纰漏，其破坏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慎之又慎。” 王超在一旁点了点头，说：“赵博生现在内心活动的主要方向，应该是积极地寻找新的出路，我们党此时不采取主动的办法是会失去机会的！至于董振堂，我想暂时先放一放。中央已经批评过我们，说我们在工作中过于倾向于官长，要求将工作重点转到士兵方面来……” 特别支部经反复研究，决定先向赵博生发出一封信。 这封信中，首先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的局势，接着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二十六路军目前进退维谷的处境。其中特别揭露了蒋介石派二十六路军来江西名为“剿共”，实际上是排除异己，借刀杀人的阴险诡计。以及在目前的处境下，二十六路军唯一的出路就是联合红军，一致抗日。希望赵博生能认清形势，并对此作出贡献。 此次会议决定：信由罗亚平同志负责转交。因为罗亚平的公开身份是总指挥部译电主任，他进出赵博生的办公室比较方便，不会引起怀疑。如果赵能接受信中的主张，罗就公开党的观点，并出面给找党的关系；如果赵迟疑不决，便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万一出了岔，罗就直接逃往苏区，或者准备牺牲，不暴露其它人；如果遇到一般的追查，应付一下，就说是捡到的，放在这里而已，以后不会这么干了。 会开完了，桌上的鸡也吃的只剩下骨架了，罗亚平将信揣入怀中，几个人像往常一样哼着小曲儿下了楼，装着几分醉意各自归队。 第二天上午，趁赵博生不在的时候，罗亚平拿着电报夹进了他的房间。在把几份电文放在桌上的同时，也把那封信悄悄塞入了抽屉。 接下来便是不安中的等待，此时罗亚平内心是焦急的，主要还是担心出事。因为到那时自己牺牲或逃走事小，要影响到特别支部就麻烦了，那样，党在二十六路军中所有的努力和工作就都白费了。罗亚平不敢再想下去，静下心来平静的度过每一个难熬的夜晚。几天后，他象往常一样准备去出早操，赵博生站在门口叫住了他：“罗主任，到我寝室来一下。” 罗亚平跟在参谋长的后面进了房间，见分晓的时候到了，此刻的他反倒镇定许多。赵博生待罗亚平坐下后，缓缓地从桌上的书中抽出那封信放在罗亚平的面前，罗亚平不动声色。其实，赵博生对部队里共产党的活动，已隐隐约约有所察觉，再根据罗亚平平时的言谈表现，对罗的身份也猜出了几分。对于桌上的那封信，似乎也猜出了来历。赵博生一贯和蔼诚恳的态度，在此时显得更加亲切，他手指着那封信说：“这封信我猜不是你写的，但与你有关！？要是吃官司判罪的话，你是第一个嫌疑犯，你说对吗？” 罗亚平仍是选择沉默，并不急于表态。为打消罗的顾虑，赵博生笑了笑，继续说道：“信的内容我都看过了，说得对，说得完全对！蒋介石就是不抵抗主义嘛！不抗日，中国一定亡。三民主义我看过很多遍，说了好多为人民谋福利的话，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还有许多建国的大计划。但是谁来办？怎么办？现在军阀、官僚横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弄得人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到处找不着生路，真是民不聊生啊！”接着赵博生又说：“我的情况你是了解的，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领导。自从在西北军里接触了刘伯坚主任，我就感到共产党不平常，是真革命的。西北军失败以后，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我曾经几次派人去找过刘主任，我自己也亲自去了一趟上海，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封信我猜想是以共产党组织的名义写给我的，信上说的意见我都同意！”说完，赵博生又和蔼地看着罗亚平。 望着眼前如此亲切、真诚的参谋长，罗亚平眼眶一热，再也抑制不住，轻轻地点了点头。赵博生兴奋地站了起来，拍着罗亚平的肩头说：“好！今天叫你来，没有别的话说，我要求加入共产党。不要看我是参谋长，党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只要我赵博生做得到，既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你就做我的引路人吧！” 当天，罗亚平迅速将这一结果向特别支部作了汇报。若能争取到赵博生入党，那么党在二十六路军中的兵运工作等于是往前跨出了一大步，而且更有利今后工作的广泛开展。党组织及时把赵博生的情况和入党要求上报给上海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在审查了他的全部历史和政治表现后，于1931年10月，正式批准赵博生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以后，在二十六路军中，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如雨后春笋般迅猛的开展起来。他们在军中以朋友关系、同学关系、部属关系、同乡关系等，广泛结交，从中物色中坚分子，再通过宣传，组织学习等，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然后发展入党。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发展了李青云（七十三旅上尉连长），总指挥部中校参谋杨金堂，上尉执法官王宏文，七十四旅机枪连少尉排长王铭五，总指挥部执法队队员王振铎、王际坦、赵鸿志、杨艺林、谭时济、刘静生、霍万钟、田玉珊、李春华、卢子美、董俊彦等人入了党。此外，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二十七师七十九旅的上尉副连长熊伯涛也重新接上了关系。 三、出路 赵博生虽是二十六路军的总参谋长，可手里能够掌握的部队并不多，只有总指挥部特务营、辎重营、工兵营、炮兵营等少数直属部队。要想有大动作是很困难的，必须团结一部分手握实权的旅、团长们才能有所作为。因此他与党组织多次研究，决定由他本人来作他的好友——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的工作。 董的旅部就在城内，骑马过去仅需十几分钟。傍晚时分，赵博生像往常一样，散步来到七十三旅。因系常客，门口的警卫敬礼后小声说道：“长官，咱旅长病了，在房间里躺着呢。” “哦！那我来的蛮及时嘛。”赵博生说完便直奔里屋。 董振堂一脸苍白的躺在床上，见赵博生进来，强撑着要坐起来。赵上前一把扶住他，关切的问道：“绍仲兄，咋病成这样呢？” “参谋长，您不知道，俺旅长自打从胡嘴岭撤回来，就成这样了！”卫士高志中哽咽着说道。 赵博生点点头，心里有了数，便笑着说：“绍仲（董的字），你在我眼里可是铁打的汉子，百毒不侵啊。” “恩傅！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你我都是革命军人，有枪在手，却不能报效国家。蒋介石凭什么不让我们抗日嘛！这样下去我们都将成为民族的罪人！我是不愿意打这个内战的。一走了之事小，可我舍不得丢下这些弟兄啊！现在大家是军无斗志，厌战思乡，咱们西北军剩下的这点骨血，能耗到几时？”董振堂悲愤的说道。 赵博生握着董振堂的手，诚恳的说道：“你说的在理嘛，你我亲如兄弟，将来的出路咱们共同探讨、共同闯，不论什么情况，都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一起干！” 董振堂听后眼神一亮，立即从床上坐起来，他见赵博生对自己推心置腹，十分感动，便坚定的说道：“别的不太清楚，我七十三旅可以听参谋长的，我们是多年的老人，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 几天后，赵博生又来到七十三旅，董振堂的病早好了，他精神抖擞地将赵博生迎进房间。赵博生试探性的问道：“蒋介石又来了进剿令，看来我们很快就要开始战斗了，你七十三旅情况怎么样？” 董振堂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身旁的参谋来讲，这个参谋就是刘振亚，刘趁机讲了一大通牢骚话。之后赵博生说：“你们看，咱们这样还能打得过红军吗？你们还有没有勇气？” 董振堂淡淡一笑，随后说道：“目前存在四个问题，第一：我们没有兵源，减员得不到补充；第二：粮饷只拿到六成，生活补给得不到保证；第三：武器弹药不足；第四：军心涣散。我看，打是完，不打也是完。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也拿不定主意。” 听完董振堂的话，赵博生觉得时机尚不成熟，还未到表白真心的时候，遂问道：“老董，你看咱们的去向如何呀？红军的情况你们掌握一些吗？” 董振堂如实说道：“红军的情况听说过一些，我们听到的、看到的，与国民党宣传的完全不一样。” 赵博生接着又说道：“是这样，我曾经审过一些被红军俘获又放回来的官兵，那边的一些口号听了让人反思啊。比如：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调转枪口，一致抗日、打土豪，分田地等等。过去讲红军逮到一个杀一个，实际上人家不仅不杀，还给了路费呢。有说那边搞共产共妻，咱们被俘的军官太太不也都放回来了。这事情怎么讲，能让人信服吗？” 董振堂不住的点头听着，赵博生趁机问道：“你们旅有没有放回来的人啊？有没有与共产党联系的人？” 这是一个十分严肃地话题，董振堂与赵博生虽是老乡又是同学，而且是多年好友，但他们毕竟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以前谈话双方都是点到为止。尤其当时那个年代，人心莫测，见利忘义的人并不少见。董振堂犹豫了好一会儿，最后打定主意，摸着石头过河，便随口答道：“跟共产党联系的人我说不上，被俘虏放回来的，有个连长，现正在警卫连押着呢，他在苏区呆了二十多天。” 赵博生觉得应该让这个人出来说说，借他的口宣传红军和苏区的情况，从侧面对董做工作。于是说道：“你能不能叫他来一下，把共产党的情况谈一谈，共产党都跟他谈了些什么？” 董振堂叫人把这个连长带了进来，赵博生问：“你被共产党抓去多长时间啦？” 连长回答道：“从抓到放，有二十多天。” “他们待你怎么样？对你讲了些什么？” 该连长十分紧张，不敢马上回答，将目光投向了董振堂，像是在征询旅长的意见。这细微的动作，赵博生看在眼里，却不动声色。董振堂早已审过他了，觉得对赵博生也没有必要隐瞒下去，便对连长说：“你不要紧张，参谋长怎么问，你就怎么答，如实的讲！” 赵博生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也在一旁说道：“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讲，不怪罪你。” 这个连长顿时放心了，接下来说了一大通：“……人家对我很好，不打不骂，跟人家吃一样饭，押送我们的红军长官说：愿意回来的回来，不愿回来的可以当红军。我愿意回来，人家还给了两块光洋。” 赵博生又问道：“这二十多天，就讲了这么几句话？” “他们讲……，讲我们跟蒋介石打了那么久，死了那么多的人，现在又来替蒋介石卖命打红军。叫我们别干了，和他们联合起来，打回北方去。他们对老百姓和气，部队里官兵平等。他们还讲：咱们要想活着，只有和红军联合起来一块儿干……” 连长被警卫带下去时，赵博生吩咐不许为难他。 接着又问董振堂：“绍仲，你说对这个连长该如何办？” “我们打了败仗，他被人家抓了去，共产党不杀他，他又主动找回来，你说我们能杀他吗？我看可以恢复他的自由！”董振堂说。 赵博生道：“对！不仅要恢复自由，还要恢复他的职务！” 话讲完，二人相视而笑。 “绍仲，他刚才讲的这些情况，你看应该怎么办？”赵博生试探道。 董振堂摘下帽子笑了笑，随后说：“老弟，你哪里是在审我的连长，我看呐，你这是在审我嘛！” 赵博生也笑了，诚恳地说：“绍仲兄，咱们多少年了，你不了解我吗？是那种人吗？”为打消董的顾虑，他首先抛出了自己的主张：“在讨论部队今后的去向问题，我觉得必须挑明来讲，我不忌讳什么，现在部队反蒋情绪日益高涨，整个军队就像一个火药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啊！” 董振堂接着也说到：“坦率讲，跟着老蒋是没有出路的！部队的去向是个大问题啊！我还是那句话，不管咋样，我七十三旅都听你的！” …… 这一天，赵博生没回总部，他与董振堂彻夜长谈，中途还叫来夜宵，两人甚至还喝了点酒。 二十七师七十九旅驻宁都城外，该旅二团三营九连副连长熊伯涛（共产党员）也在积极的开展工作。他趁连长不在的时候，召集全连点名，按照西北军多年的官样开场白，熊伯涛在队列前问道：“弟兄们辛苦了！”士兵们齐声答道：“为革命服务！” 熊伯涛接着又问：“弟兄们！你们刚才的回答对吗？我们现在是在为革命服务吗？” 沉默了一会儿，一个班长在队列里愤怒地喊道：“不是的！” “你说得对！”熊伯涛说：“我们现在是为军阀卖国贼们卖命，来打自己的弟兄——红军！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东三省，那里几千万同胞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可是蒋介石以几万重兵堵住我们，不准我们抗日，硬要我们活活困死在宁都。到宁都以来，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死了好几千，再困下去，我们还有活路吗？” 队伍开始骚动起来，有叫骂声、叹气声，有的则蹲在地上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熊伯涛振臂高呼道：“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一起，自己找出路……” 熊伯涛的这番讲话，极度振奋人心，从此后，连队中就互相议论开来，要找出路，怎么找出路等等话题。有的则悄悄来问他：“有什么办法吗？副连长。”熊伯涛说：“有办法！很快的，到时大家听指挥吧。” 九连一发动，三营其它几个连队迅速波及。这些连长、连副基本都是熊伯涛的同学，也跑来找他，虽没有明说，但都表示，到哪儿都是当兵，到时一定不要忘了通知他们一声，一道行动。 赵博生在做中、上层军官工作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士兵和下层军官的思想工作。有一次，他集合总指的部队讲话，在台前挂了一张大地图，凡是被日寇占领的地方，都用红笔圈起来，眼看红圈圈已经圈到关内了。他指着地图说道：“日寇步步紧逼，蒋介石步步退让，再这样下去，我们都有当亡国奴的危险！我们爱国军人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就要走上抗日前线！我们的父老乡亲都在北方，我们要有勇气，摆脱一切黑暗势力，冲破一切障碍，去解救他们！”这些话无异火上浇油，极大地激发了士兵们的反蒋情绪和抗日热情。 12月初，王超奉命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经南昌接头时，没想到这个接头地点已被破坏，成了国民党的侦探机关，而王超却不知道这一情况，误把二十六路军中党的组织领导人的名单交到了国民党当局手中。幸亏他在交谈中发现了疑点，只交出了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三个人的名单。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得此情报，立即给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责令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三名共党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 十分幸运的是，这份电报在第一时间落到了总指挥部译电主任——中共党员罗亚平手里，罗亚平捏着这份电报匆匆找到特支书记刘振亚。 刘振亚阅后当即嘱咐罗亚平先回总指挥部守好电台，以应付突发的紧急情况。然后火速同袁血卒去找赵博生商量。赵博生这时已大权在握，对逮人一事，正好应付，当即用参谋长的名义给南昌复了“遵令即办”的电报，以稳住南昌局面。 然后三人坐下来仔细商讨此事，袁血卒手握电报冷静地说道：“从这份电报看，仅仅波及我、刘振亚、王铭五三人，我看王超不像是有意出卖我们的。如果他要是有意出卖党组织的话，就不会有现在这份电报了，对蒋介石来说，有价值的人首先是赵博生同志，擒贼先擒王嘛。” 刘振亚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不管王超有无叛变，至少这件事提醒了我们，局势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建议赵博生同志立即找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谈谈，看他的反应如何！再决定下一步行动方针。” 赵博生点了点头说：“行！董振堂是我多年挚友，我了解他，七十三旅是他一手带出来的部队，我看也到了跟他摊牌的时候！” 四、朴实的将军 董振堂，字绍仲。1895年12月21日出身于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村。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由于家境贫寒，董振堂自小就十分懂事。那时正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运动蜂起的年代，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的胡作非为，立志要读书报国。1916年，董振堂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清河预备学校。1921年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炮科。毕业后，他拒绝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邀请，与同学张克侠（1929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二十九路军副参谋长，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1948年11月率二万余官兵在淮海战场起义）、何基沣（1939年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1943年任国民党第七十七军军长，1948年与张克侠在淮海战场率部起义）、边章五（1931年随董振堂参加宁都起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十四军四十师师长、第三十九师师长、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教育科科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馆中将武官，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等人入冯玉祥部队第二师任见习官。在部队里，他从不摆官架子，同士兵们一起摸爬滚打，同甘共苦，深受士兵们的爱戴和拥护。 1924年10月，在与奉系军阀的作战中，董率炮兵营一举击毁了敌方的装甲列车，被破格提拔为工兵团团长，不久又升任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在北伐战争中，董振堂率部进入湖北，直插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心脏地区，在樊城一举歼灭吴佩孚的司令部和警卫营。这以后，由于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备受冯玉祥的器重和提携。1929年，经过多年的军阀混战，全国暂时取得了统一，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军队编遣会议，冯玉祥的西北军共编为十二个师，董出任第十三师师长，授衔中将。紧接着，冯玉祥在自己的部队里清共，面对白色恐怖下的西北军，许多共产党员被迫出走，有的失踪、有的被捕。董振堂的师里也不例外，他对共产党人的遭遇深感惋惜。 董振堂在西北军将领中为人朴实是有名的，在洛阳任十三师师长兼警备司令时，恰巧其兄董升堂（字希仲，国民军少将，曾任西北军张自忠部三十八师一一四旅旅长，参加了喜峰口和卢沟桥抗战。后任国民党第五十九军一八零师师长，第四十军参谋长。解放后经统战部门介绍，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骑兵学校任战术教官，后调总参军训部高级研究室任研究员。）也在洛阳训练总监部任部长。兄弟二人共同商量，接父母、妻小到洛阳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董振堂给他的妻子贾明玉买了一件棉袍、一件小棉袄和一件棉裤，都是用布做的。那些身穿绫罗绸缎的地方官太太见了，觉得司令的太太穿着太寒酸，贾明玉怕给丈夫丢了面子，回来后便说给丈夫听。董振堂却不以为然，他对妻子说：“七妹（爱称），这已经不错了，比起农村要好多了，咱们都是穷苦出身，不要学那些官太太们的坏习气。” 贾明玉善良贤淑，自然领会丈夫讲的话。自来部队后，她很少麻烦卫兵，只要能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做。董振堂经常下部队亲自指导训练，很累也很辛苦，每天换下来的脏衣服贾明玉全给包了，有时还会把卫兵的衣服顺带一道洗了。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卫兵做的事情除了保卫长官的安全，还要为长官洗衣、按摩、打洗脚水、伺候官长夫人等等，挨打、挨训是常有的事。而董振堂不一样，全是自己动手，从不让卫兵做这些事情。现在长官夫人要洗他们的衣服了，卫兵们说啥也不肯，董振堂闻讯从房间里出来，说：“不要争了，你们的工作也很辛苦，就让她洗吧！” 碰到长官们开会，卫兵大多会聚在一起，聊各自的工作、聊各自的长官，唉声叹气常有抱怨。每到这个时候，董振堂的卫兵们总是不作声，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因为他们深爱着自己的长官，为拥有这样的长官而自豪。 由于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不断恶化，战争迫在眉睫。面对动荡不定的时局，董劝妻子带孩子回河北老家去。临行前，董振堂给她买了件毛衣、一个枕头，并交给她十元钱。为打消妻子的顾虑，憨厚的董振堂握住她的手说：“你放心回去吧！我这辈子，你甭惦记我吸烟，甭惦记我喝酒，也甭惦记我嫖窑子。阔起来，我也不会去寻小老婆，就和你过一辈子！” 董振堂就这样跟妻子匆匆告别了。这以后，他终生坚守自己的诺言，用自己全部的精力去爱兵、带兵、研究战略战术、读书、思考，追求探索光明的道路。 当时，军阀部队里的高级军官，大都生活糜烂，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身为中将师长的董振堂，月薪已有二百多元，这在当时可谓高薪了，却依然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每顿饭都是馒头和简单的两菜一汤，然而对下面的军官和士兵，他却非常大方，无论谁有困难，总是慷慨解囊。 他每月的薪水都交卫兵高志中代管，今天这个连长有困难，他让小高给送去二十元，明天那个营长家出事了，又让小高拿出三十元，却很少往自己家里捎钱。有一次师部参谋郭如岳病了，听到消息后，董振堂叫小高拿出自己的钱给郭参谋买病号饭。过后，又让小高送去二十块大洋，让他补养身体。 董振堂的重义轻财和如此关心下级，深受部下官兵的爱戴，在当时的西北军中，很多士兵称他为“不爱钱的将军”，而有些不理解他的士兵和官长则称他为“傻司令”。 1929年秋，在董振堂的老部下及好友苏进的推荐下，一位名叫刘振亚的青年来到他的部队，董振堂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任参谋。当时董、苏二人都不知道刘振亚是潜伏下来，没有暴露的中共地下党员，而且是以后的二十六路军中唯一与党保持联络的地下党员。部队驻扎宁都后，正是在刘振亚的帮助下，中革军委派出的兵运小组：王超、袁血卒、李肃三人才得以顺利打入到二十六路军各部，并发展到有三十多名党员的特别支部。可以说，董振堂在不经意间，早就为革命立了一功。 国民党军第三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失败后，第二十六路军被推上了最前沿——奉命驻守宁都，蒋介石派嫡系朱绍良部将其仅有的一条退路堵住，企图逼二十六路军与红军作背水一战。官兵们面对这条死路，惶恐不安，加上疟疾流行，死亡的士兵每天都往城外抬，很快宁都城郊新坟密布。许多官兵甚至凄凉的开起了玩笑： “我们早晚都得到那儿去报到的！” “今天我埋了你，明天谁埋我啊！” “兄弟，哪天我不行了，可不能把我丢到荒坡去喂狗啊！” …… “九一八”事变爆发，激起了广大厌战官兵的强烈愤慨。他们纷纷骂道：“国都不保，还他妈的剿什么共！”那些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官兵，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的号召下，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时任总指挥的孙连仲也想借此机会摆脱困境，遂在电告蒋介石的同时，令全军北上，由董振堂的七十三旅在前面开道。然蒋介石岂容二十六路军轻易离开，当部队开到六十里外的胡岭嘴时，就遭到蒋的重兵阻拦。部队只好开回宁都，孙连仲气的丢下部队到上海治牙，董振堂也愤然离开部队，带着刘振亚来到南昌。到南昌后，他令刘振亚到上海去寻找中共组织，急切的想找到一条出路。出于谨慎的原因，刘振亚当时没有向他表白。 话转回头，赵博生送走刘振亚、袁血卒二人，立即找来罗亚平，要他拟就一篇南昌行营的电文，内容是“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不仅党国甚，中正亦欣慰不已！”。带着这份电文，赵博生匆匆赶往七十三旅董振堂的住处。 此刻，七十四旅一团副团长苏进坐在董的房间里，他是董的老部下，两人关系甚为密切。董振堂正向苏进打听着七十四旅的状况。 董问：“你们旅有没有组织？” “组织”一词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很少用，因为它是共产党的代名词。苏进听后感到十分惊讶，思索片刻后说：“据我所知，现在没有。” 董振堂听完又接着问道：“你们二团曾有一个建制班拖枪投向红军，季振同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苏进回答：“开始并没有处理，但碍于军纪和应付上头的追查，季振同不得不把那个营长撤了。后来听说让他到抚州训练新兵去了……” 话刚讲到这里，参谋长赵博生不打招呼径自跨进屋内，吓得苏进直冒冷汗。赵博生知道他俩的关系，便笑着说道：“打扰你们了，苏团副，我和董旅长有要事相商。”苏进赶紧起身让座，告辞而去。 等苏进走远，赵博生关上房门，把那份电文递给了董振堂。董阅后刚要开口，赵博生即严肃地说道：“绍仲，情况十分紧急，蒋介石消灭杂牌军心狠手毒，言出法随，现在我们到了该当机立断的时候了！” 董振堂听后微微一震，沉稳地说道：“恩傅，你了解我，我的心同你的心一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绝不食言！” 董振堂这段日子以来，一直沉默寡言，看到南昌来的这份电文，反应十分强烈。复又说道：“你我相交多年，你就敞开说吧，该咋办？” 听董这么一说，赵博生心里有了数，也就不再绕圈子了：“我的意见是，联合红军，北上抗日，事不宜迟，请速决！” “没啥说的，就这么办！只是人家能相信我们吗？最好事先联系一下那边。” “我打听到咱们以前的刘主任现就在瑞金！”赵博生说：“现在的处境十分危险，南方没有地盘，北方的地盘又全丢了，我们现在是虎落平阳，弄不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啊！”董振堂点点头，说：“看来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把队伍拉出去投红军！”赵博生紧紧握住董的手，大喜道：“好！只要你同意联合红军，我们就有办法。那我们就一言为定，以七十三旅为主，计划我们的行动。你可否考虑一下，与我一同去找季振同，试探一下他的态度。我想他也会跟我们一道走的，因为他早就不满蒋介石这样对待我们，曾跟我讲过想利用红军回到冯总司令那儿去，怎么样？” 董振堂爽快地回答道：“行！咱俩一块去！” 五、骄傲的将军 季振同，原名季振佟，又名汉卿，字异之。1901年生于河北沧州。他出生于一个富贵的地主家庭，家有耕地几千亩，却不愿待在家里做清闲少爷。自小习武好斗，体格强壮，高挑个子，英俊豪爽，堪称一表人材。他为人精悍，好胜心强，重信用，讲义气，不愧是一位骄傲的将军。他也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属西北军高级将领中的后起之秀。早年曾担任冯玉祥身边的贴身卫士，忠诚勇敢，深得冯玉祥的喜爱。由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直升至警卫师师长。五原誓师时，季振同在总部与共产党人有了直接的接触，尤其是刘伯坚在他心目中有着极深的印象。他曾感慨地对部下说过：“如果西北军的军官个个都能像刘主任那样，那咱们西北军就天下无敌了！” 中原大战后，他的部队(第十四师)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他也由师长降为旅长。他的兵每人都有三大件：即盒子枪、马枪和大刀。论装备，在当时的六个旅中是最好的；论战斗力，他的旅与董振堂的七十三旅是二十六路军中最强的。他瞧不起时任总指挥的孙连仲，称他为“孙肉头”，更瞧不起二十五师新上任的师长——他的顶头上司李松昆(原七十五旅旅长)。英雄惜英雄，他敬重的是参谋长赵博生和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 二十六路军进驻宁都城以后，官兵们的厌战情绪蔓延开来，七十四旅也不例外，加上他本人也不愿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开战，因此深感忧虑。有一次，他对身边几个卫兵说：“有人说共产党是‘赤党’，共产党的军队是‘赤军’。想当年我们五原誓师时，人家协助我们，那时我们也曾被人们称为‘赤军’嘛！‘赤’是红色的意思，真心为国家做事的人才真‘赤’！”接着，他问其中一个卫兵：“你说说，谁是真正的工农革命军队啊？” 卫兵不敢回答，季振同毫无顾忌地说道：“得劳苦群众之心的军队，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士兵们望着他们的旅长，会心的笑了。 有一天，手下一团团长黄中岳气冲冲地走进他的房间，对他说：“旅长！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你到城外看看去，几千个病死的兄弟，就埋在那山坡后面，一眼望不到头啊！” 面对自己爱将的质问，季振同无言以对。 黄中岳，河南信阳罗山县人，身材魁梧，浓眉大眼，性格毫爽，说起话来痛痛快快。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西北军手枪旅旅长，一团就是原手枪旅改编而成的。战斗力在全军最强，加上黄中岳与季振同是结拜兄弟，情同手足，因此说起话来也就无需忌惮。悄许沉默后，黄中岳又气愤地说：“他娘的！与其窝囊地困在这儿，不如战死在抗日沙场！” 季振同苦笑一声道：“我何尝不想那样轰轰烈烈地干一场，但蒋委员长能放咱们走吗？你现在最紧要的是带好队伍，今后的路怎么走，我会想办法。”黄中岳听完把马鞭往桌上一丢道：“这个队伍我没法带了！搞不好老子把部队拉上山，当土匪去！”季振同忍不住笑了，爱开玩笑的他拍着黄的肩头说：“想当土匪？怎么看你也不象啊，要真那样，我第一个把你剿啦。” 黄中岳无趣的笑了，说：“这有什么，前几天二十七师的李锦亭（团长）在我那儿打麻将，还说要投红军去呢！” 听黄中岳这么一说，季振同顿时沉下脸来：“他真这么说了？” 黄中岳马上意思到说过了头，便解释道：“他与我都是老乡嘛，大家在一起只是发发牢骚，玩笑而已。你也知道，他人不错，热情豪爽，连冯总司令都说他心直口快，会被风闪了舌头的。” 季振同听后低下头来沉思着，黄中岳趁机拿起桌上的马鞭悄然退出了房门。 听完黄中岳的话，季振同十分焦虑，前段时间他曾暗地里派政训处长找过共产党，想脱离内战，寻求出路，可是未能如愿，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也拿不定主意。 当赵博生、董振堂找到季振同，季在看完那份电文后，毫不迟疑地大骂道：“他娘的！这分明是叫咱们去送死嘛，什么‘进剿’不‘进剿’，咱们前进是死，后退是死，窝在这儿是等死。我看！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未知二位老兄有何见教？”出人意料的快言快语，董振堂十分兴奋，刚要开口，赵博生即抢先说道：“季弟，有远见卓识！”说完又故意回过头来：“不知绍仲兄意下如何？” 董振堂微微一笑，一本正经地点点头说：“想当初调我们南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事已至此，我赞成！就这么干！” 赵博生说：“好！就这么定了，孤注一掷，弃暗投明。我想办法先联系那边的刘主任，你们二位分头做好下面的工作，掌握好部队，随时准备行动！” 季振同很爽快，拉着两人的手当即拍板：“二位老兄，放心吧！我的两个团，就好比我的左右手，什么时候也听我的！” 赵博生回到总指挥部，刘振亚等人正焦急地在他的房间里等着，便把与董、季见面的情况讲了一遍，接着又分析道；“我看有董、季二个旅在手里，加上我这儿的总指挥部，促成全军起义的把握是有的。”刘振亚兴奋地说道；“真没想到会如此顺利！我原先的想法是，拉走七十三旅就算不错啦，这样看来形势很好，我们应该力争全军全部起义，若真能那样，参谋长您可是为革命立了大功呀！” 赵博生笑了笑；“我有志革命已久，现在总算如愿了，我为党工作，所做的是一名党员份内的事情，现在急需的是要与瑞金那边联系一下，以便取得他们的配合，你看怎样？” 刘振亚说：“我们直属上海党中央的领导，和苏区不发生联系。现在王超出了事，南昌的地方党组织我看也被破坏了，时间如此紧迫，和上海联系已经来不及了，我看由袁血卒同志今晚动身，直接去瑞金一趟。” 六、奔向光明 1931年12月10日上午，瑞金叶坪的一栋叶氏宗祠的二楼，苏区中央政府外交部的办公所在地。新上任的外交人民委员会部长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正坐在办公室，阅读一份有关红军政治工作的简报。工作人员走进来，向他汇报：“首长，宁都方面来人了，毛主席让您去见他。” 王稼祥是年初三月份由上海进入苏区的，在出发前他就了解到，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中，有中共的地下组织。听到这一消息，当即高兴得站了起来，他早就渴望从宁都方面传来的消息了。 在红军总司令部，王稼祥紧紧握住袁血卒的手说：“血卒同志，辛苦了，我代表红军对你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袁血卒这次赴苏区可以说是有惊无险，因他身着国民党军服，赤卫队拦下他后便不由分说捆了起来，押进路边的丛林之中。袁有重任在身，可任他怎么解释也没用，（袁是陕西人，双方言语不通）情急之下他唱起了国际歌，这首歌可是苏区军民经常唱的曲子，于是队员们不敢怠慢，把他带到当地县苏维埃政府，在把情况讲明后，澎湃县委书记何步青立即将他护送至瑞金。 此刻，袁血卒把二十六路军目前的状况，以及王超出事，蒋介石的南昌行营给二十六路军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等情况向王稼祥做了详细汇报。之后，又把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和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的情况逐一做了介绍。 王稼祥仔细地听完袁血卒的汇报，激动地站了起来，说：“二十六路军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接着又讲道：“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以目前的状况是不想与红军为敌的，我们只要做好工作，大规模起义的条件是存在的。宁都离苏区很近，一天内即可到达，便于红军的援助，行动起来也十分保险。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都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下午，袁血卒又受到朱总司令的亲切接见。来到总司令的房间，袁当时很紧张，朱德和蔼的说道：“你请坐嘛。” “是！”袁血卒心情慢慢缓和下来。 “你是地下党员吗？” “是的。” 朱德见他一副拘谨的样子，笑了。给他倒了碗水，然后又问道：“你们二十六路军总共有多少人？” “在浦口点名时有两万来人，现在没有那么多。” “你们不爱吃大米吗？” “我们大多来自西北，以面食为主，不过我还可以。” 朱德又说道：“你们想领导他们当红军，那很好。赵博生、董振堂他们那么大的官，也愿意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显然，总司令对这次起义的详情还不甚了解。 袁血卒便把准备暴动的情况详细做了汇报。 “嗯。”朱德听后点点头，接着说：“你们能领导二十六路军暴动过来加入红军，我们欢迎，欢迎他们同我们站在同一个阵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的危亡。我们军委要开个会，这是个大事情，必须好好商讨一下！” 第二天，中革军委招开专题会议，具体讨论和研究第二十六路军起义的问题，王稼祥、朱德、左权、刘伯坚、叶剑英、李富春等出席了会议。在听取了袁血卒的汇报后，会议作出了以下七点指示： 一、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起义。 二、如第七十四旅争取不过来，则以第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掌握的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的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 三、起义万一不成功，暴露的同志，如赵博生等人，一定离开宁都到苏区来，没有暴露的同志继续隐蔽在第二十六路军中开展工作。 四、解决反动军官时要坚决，行动要快，暴动的时间为12月13日揭晓。 五、起义后部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6军。 六、起义时如有可能，把地方武装的头子严维伸、黄才梯逮捕起来。 七、决定派红4军相机予以协助。 同时还决定中革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与军委秘书长刘伯坚、军委总司令部一局局长左权携带电台到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村，负责这次起义的指导和联络工作。 会议结束后，王稼祥、刘伯坚、左权领着袁血卒一块儿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亲切地握住袁的手问到：“袁同志是地下党员吧？” 袁点头回答：“是的，1926年西北军军官学校入的党。”刘伯坚在一旁介绍道：“袁血卒同志是二十六路军的兵运小组成员，曾在上海接受过李富春、朱瑞等同志的培训，年轻有为呀！”毛主席认真听着，他十分关心这次暴动，遂向袁血卒问道：“军委会讨论了宁都暴动的策略和方针，都很好。袁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主席这么一问，袁血卒一时回答不上来，稍许考虑后，即坚定地回答：“有把握！” “有好大的把握吗？”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 袁血卒说：“七十三旅董振堂部和赵博生的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七十四旅季振同部我们正在积极地做工作……” 刘伯坚补充道：“董振堂将军我十分了解，当年在西北军时，他曾多次邀请我去他的十二旅作演讲，我们进行过多次长谈，他是完全赞同我党主张的。季振同是冯玉祥的侄女婿，也是他的爱将，此人精明强干，有很高的军事素质，我记得他的马术曾享誉全军呢！连苏联军事顾问都感到惊讶，说他的骑术在哥萨克（哥萨克的骑兵在历史上以骁勇善战和精湛的骑术著称）也不多见。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胸怀救国救民的大志，在旧军队里奋斗多年，又都陷入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境地。如果这两个人能携起手来，我想起义胜利的把握会很大。” 毛主席听后十分满意，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我们要抓住机会，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细致的组织工作。”稍后，毛主席又讲道：“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也是给敌人一个很大的损失嘛！在敌人的心脏捅上一刀也是好的。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 听了毛主席的讲话，袁血卒精神振奋，当即表示尽最大努力确保起义成功。 临行前，警卫人员牵过马来，袁血卒翻身上马，这时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交给他一张地图，上面标明了起义后部队行军路线和驻地分布情况，袁血卒将地图绑在腰间。告别送行的首长，告别红都瑞金，连夜赶回了宁都。 袁血卒回到驻地即向刘振亚作了汇报，又与赵博生一块儿商讨了军委的指示。当天上午，赵博生邀董振堂、季振同二人在宁都城外的南山上开了一个会。赵博生把红军总司令部的七点指示向董、季做了介绍。在此关键时刻，季振同对起义又有些犹豫了，他提出起义后部队番号是否再考虑一下（嫌番号太小），又说南昌方面给二十六路军的冬衣和军饷已运到广昌，是否等收到这些钱物再起义等等。其实，季主要考虑的还是起义后其个人的职位问题。 对于即将运抵的冬装和军饷，董振堂首先表了态：“眼下即将入冬，这批物资对于我们确实很重要。我们拿到手里也能给苏区政府减轻不少负担！” 季振同也说道：“队伍穿上新冬装，吃一顿饱饭，拉队伍的时候情绪就更高了。咱们若拿不到，就便宜了朱绍良那小子。” 赵博生掐指算了算，然后说：“这批物资和薪饷到宁都最快也得十三日。” 季振同果断地说道：“我看！有必要把起义日期推迟一下，把现成的薪饷和冬装拿到手里再去苏区，你们看怎样？” 最后，三人都同意推迟一天起义。 分手时，董振堂再三叮嘱：“要派可靠的人到广昌去押运物资，且务必在十三日前到宁都才行。” 赵博生也说：“负责押运的人选要慎重，不能出任何问题。” 季振同笑了笑，拍着胸脯说道：“这好办，押运任务交给我的李副官去办，苏区那边，请恩傅兄派人再去通知一下。” 赵博生考虑了一会儿，说：“可以，李达这个人沉稳可靠，而且还不知道暴动的事，不会走漏消息的。” 三人商量好之后，便分头开始做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赵博生回到总指挥部，刘振亚、袁血卒正急切地等在那里，赵就把三人在一起商讨的结果说了一遍，刘振亚在一旁仔细地听着，随后讲道；“季振同答应起义就好办，至于番号问题我想先请示一下中革军委，应该不会有问题，季旅在整个二十六路军中底子最好，实力最强，这个旅能否参加起义，对全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赵博生点了点头说道；“季振同虽年轻气盛，但为人还是正直的，也是不愿打内战、坚决要求抗日的将领，他的部队负责宁都的城防，很关键。只要我们掌握了七十三、七十四旅，那么，二十六路军全部起义是不成问题的。我建议，就由季振同来担任起义军的总指挥！明天我就把总指挥部及一部分饷款一并搬到七十四旅旅部去，我本人亦去那里办公。用事实证明他那里已成为新的总指挥部，我赵博生已不是指挥他的人，而是甘心情愿受他指挥的人，这样一来会更坚定季振同参加起义的决心。” 袁血卒也说道：“我在瑞金时，毛主席曾亲**代，要力争全部起义，季振同对蒋介石不满是真的，但毕竟对红军缺乏了解，其考虑起义后的职位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商议结果，决定当晚再由袁血卒带七十三旅代表郭如岳、七十四旅代表卢寿椿一同前往苏区请示。袁、郭、卢三人赶到苏区澎湃县，见到了王稼祥、左权、刘伯坚等人，把对这次起义的几项建议做了汇报。王稼祥同志当即代表中革军委做了如下指示： 一、同意起义推迟一天。（十二月十四日晚） 二、起义后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下辖三个军：由季振同担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 由于时间紧迫，三人连夜赶回宁都。季振同在得知自己当了军团总指挥，心态也就平和了。第二天上午，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四人聚在一起，开始研究起义的具体方案。最后确定：在起义那天由赵博生以总参谋长的身份，宴请全军团长以上主官，这样可以一个不漏地把这些人扣住，然后用他们的名义把部队调动起来，带到指定地点集合，力争全军全部起义。 会议结束后，董振堂回到七十三旅旅部，想到即将迎来的曙光，董振堂内心无比激动。他拿起纸笔，给河北老家的父母、妻子写了一封信。考虑到起义后，蒋介石会不择手段地迫害家属，董振堂对准备起义的事只字未提，只是在信末的一段暗示家中，需万事留神，最近可能有灾难，如遇灾难，就到当时驻防山西的长兄董升堂处躲避。因为山西是军阀阎锡山的地盘，蒋介石的势力不能在那里视无忌禅，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 把这件事办完，董振堂吩咐警卫员高志中，召集部分下属军官到旅部开会。等大家都到齐了，董振堂站起来讲道：“弟兄们！你们都跟随我多年了，风里来，雨里去。在河南我们与蒋介石大战八个月，我们的血汗流在一起，所幸我们没有死，要是死了，那才冤枉呢！大家想一想，总司令（冯玉祥）带着我们今日跟这个打，明日跟那个打，这么多年了，打来打去打出了什么？我们的乡亲父老还是像往常一样受苦受难。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样的，没有打过败仗，我们西北军的失败，是没有钱，没有粮，没有弹药，被自己人给出卖了！如今，我和大家一同又被蒋介石逼到江西来打红军，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打日本？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三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红军和我们无冤无仇，红军是工农的军队，我们在家不也是工人、农民？红军要打日本，我们也要打日本嘛。我们现在就与红军联合起来，弟兄们，你们赞成不赞成？”在场的大部分军官被董诚挚无比的言语所感动，纷纷点头称是。因为他们信的过自己的老长官，从心底里愿意跟他走。 也有几个军官提出了异议，他们说：“旅长，咱们投红军，这不是跳火坑吗？” “旅长！红军能要我们吗？能相信我们吗？会不会一过去就把我们给收拾了？” …… 董振堂不急，等他们一一讲完后耐心地说道：“我董振堂的性格、为人你们应该知道，绝不会领着大家去跳火坑，即使前面有火坑，那也是我先跳！弟兄们，你们想一想，蒋介石把我们派到了最前线，与红军作战，我们损失很大，又不给补充兵员。以前有点重武器，却强令留在北方不让带，这分明是叫我们与红军兄弟一死相拼，两败俱伤啊！目前，我们困守在此，伤兵满营，缺粮少弹，士气如此低落。走不了，打不得，我们想活下去，就只有和红军联合在一起，共同打倒蒋介石，别无他路啊！”这么一说，有异议的军官们心悦诚服了，纷纷表示道：“行了！我们啥都不说了，旅长，我们相信你，刀山火海我们也跟着你去！” 董振堂见无一反对了，便继续说道：“感谢大家信得过我，今日开始，各自回去把队伍带好，要抓紧时间训练，随时做好准备。另外，请众位务必保密！” 第二天一大早，董振堂就骑马来到宁都城外。他此行是要去找一位多年的挚友——边章伍。边时任第七十五旅参谋长，也是河北人，打中学起就是董振堂的同窗和好友。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两人都是贫苦出身，对时势有着相同的感受，他们常聚在一起，谈古论今，立志要做一番除暴安良、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以后，两人都考取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董学的是炮科，边学的是步科，毕业后又一同来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中。 来到边章伍的寝室，董振堂没有过多的寒暄，坦率地说道：“我准备率部队起义，投奔红军，你看咋样？” 边思索片刻，当即感慨地说道：“蒋介石排斥异己，不顾日本鬼子侵略我东三省的事实，不仅不抗日，还逼我们与红军做生死一搏，他在后面坐收渔翁之利。现在广大官兵哪有心情打这个内战，不瞒你说，我早有此心了，只要兄长下定决心，我保证跟随！” 董振堂点点头，心里有了底，接着说道：“好！你们旅长张芳昭曾在我手下当过团长，我很了解他，此人思想一贯反动，和我们是走不到一块儿的，我们会想办法解决，但七十五旅的工作还要由你来做。” …… 董振堂在积极地动作，季振同也没闲着。此刻，七十四旅全旅官兵集合在一个大操场上，聆听他的训话： “士兵弟兄们！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打到了东三省，我们东北的父老乡亲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谁无父母兄弟？我们堂堂七尺男儿，手持钢枪却不能为国效劳，为民尽责，上对不起祖宗，下有负于国民！” 季振同的讲话很有煽动性，士兵们一反以往开会时的嘈杂，眼噙着泪水，静静的听着。 “再看看弟兄们现在过的日子，我等困守宁都已近五个月，进有红军阻挡，退为蒋总司令所不容。现在冬无棉衣，食不饱腹。城外四野埋遍了弟兄们的尸骨，我们背井离乡为的什么？弟兄们的军饷那里去了？都装到南京那些官老爷们的腰包里去了，都让他们盖房子，娶姨太太去了！弟兄们的血快要让他们喝光了！……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不当亡国奴，不做殖民地。我们要自强，雪国耻，收复国土与主权！我们要有勇气，设法回到北方，坚决抗击日寇去！” 讲了个把钟头，士兵们深受鼓舞。他们越听越爱听，有着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接下来由旅参谋长讲话，大致的意思是：全旅就好比是大海中的一条船，旅长就是舵手，舵往哪里摆，我们大家就往哪里去。要绝对服从旅长的指挥，要拧成一股绳，不要互相拆台……。 季振同这一举动，对士兵们震动很大，也对其它旅产生了影响。从这以后，士兵之间的窜联多了，关系也密切了，大家在一起会时常议论红军，议论那些激动人心的标语。 晚上，季振同的房间里坐着一团团长黄中岳、副团长苏进、一营长卢寿椿、二营长孙士荣和三营长严图阁等几员干将。季振同一扫往日喜欢说笑的习惯，表情十分严肃地讲道：“十四日就要开始行动了，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是最大的障碍，此人一惯反动，且异常狡猾。万一这家伙不来参加十四日晚的宴会，那我们只好来硬的，坚决除掉他。”季振同点燃手中的香烟，猛吸了一口，继续说道：“卢寿椿明天去师部一趟，把那边的情况实地侦察一下。” 黄中岳在一旁补充道；“一、二营的部队这几天出操，应以紧急集合跑步为名，要全副武装故意从二十五师师部门口经过，以麻痹他们，便于将来突然下手。另外，为保障起义顺利成功，众位必须特别注意保密，任何与执行任务无关的人员，均不得让其知道起义行动的任何消息。对于执行任务的部队，仅告知其执行任务所必须知道的情况，其它一概不要涉及。” 宁都城还像往日一样的平静，直到十三日上午，七十四旅的少校副官李达押着骡马大队，带着冬衣和薪饷进了城，领了饷的军官和士兵们，穿着暂新的冬装，纷纷上街买日用品、买纸烟、买吃的东西，一时间古老的宁都城沸腾起来。而起义的几支骨干部队，正时刻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紧急集合，执行各项任务。 董振堂、季振同则一如既往地向其它部队主官宣传，说明晚八点赵参谋长在总指挥部请客，有从上海运来的好烟、好酒、好菜、好水果吃。赵博生也在总部打电话逐一通知，谈笑风生的他和往常一样，以至于有些部队主官竟提出要提前来总指挥部解馋。 一切都按照起义前的周密布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七、解放 12月14日下午两点，季振同通知在旅部他的住处开会。参加会议的除一团的几位军官外，副旅长曹金声（兼二团团长）、二团副吴子罕和几个营长也都到了会。大家喝着水，抽着烟，室内烟雾弥漫。待大家到齐宣布开会后，季振同严肃而激动地说道：“各位，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窥视着华北，我们祖国的命运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都是正规军人！我们要求抗日，打回北方去，蒋介石却热衷于打内战，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我们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坚决要求北上抗日，蒋介石不准许，我们就绕道广东，然后再打回北方去。”他讲的很干脆，很有煽动性，到会的人互相交换一下眼神，或会心地相视一笑，纷纷说道：“行！没有别的出路，就照旅长讲的办！” 接着，季振同就开始下达具体任务： 下午四点前，由二团把一团在城内的岗哨统统换下来，并把守好城门，六点前，切断由城内通往城外的电话线，全城戒严，关闭城门，任何人不准随便进出。一团的部队由苏进指挥，六点之前集合在县衙的院子里待命。下午四点，由三营派出部分队伍去接替总指挥部特务营的警戒。最后，他威严地扫了大家一眼，斩钉截铁地说道；“各部必须按时交接完毕，不得有误。大家如果都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就分头开始去执行吧！” 在这次会议上，季振同没有明确宣布要去当红军，是恐怕有部分人缺乏准备，会当场提出异议，节外生枝，影响起义计划的执行，而其中一团的任务在前天就已下达，为了保密，这些都没有在会上传达，二团的几个军官，虽不知情，但也无二话，受领任务后，即分头带队守城去了。随后，季振同叫警卫班长王秉璋进来，嘱咐他道：“今晚的宴会设在总部二楼，各旅团长带来的传令兵都安排在楼下就坐，这些人由你带队解决。你要记住，行动信号由一团的柴副官发出。你们座位时，每人选中一个目标，如果那个兵的枪背在左边，你就挨在他左边坐。背在右边，就挨在他右边坐，到时好下他们的枪。剩下的人守住几个墙角，用枪逼令他们缴枪……” 同一时刻，紧临七十四旅的七十三旅旅部也在开着同样的战斗动员大会，赵博生也特意赶来参加，到会的有董振堂、刘振亚、李青云、郭如岳、边章伍等十几个人，旅部小楼的周围全是荷枪实弹的警卫。在这个会议上，没有进行更多的讨论，董振堂沉着地说道：“今晚就要行动了，我们起义参加红军，七十四旅与总指挥部同我们一道行动，我们要做好各种应急的准备。李青云带学兵连无论如何要把好东门和北门，出现意外情况要及时报告；郭如岳去特务连，带一个班解决二十五师电台；袁血卒和杨履元组织特务队，行动一开始就破坏城内所有电话线，并在街上检查、巡逻；刘振亚率特务排控制抵达苏区的交通线；李肃与王铭伍负责做好病房伤病员的宣传工作及城内的宣传标语……。” 董振堂把任务交待完毕，请赵博生参谋长讲话，赵博生站了起来，语重心长的讲道：“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各团的任务也都明确了，今晚关键在各位，成功与失败，我们二十六路军的前途和命运，全操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里，若万一出了差错，不要乱，要有秩序地撤往东门，在南门外集合，白塔那边有部队接应。” 下午四点，七十四旅一团三营在营长严图阁的率领下来到总指挥部，由于事先早已交待，三营很顺利的接管了那里的警戒，总部特务营则悄悄集合回驻地待命。六点前，那些团长、旅长们先后到达，前来参加总部为他们举行的“盛宴”。听说有从上海运来的白兰地酒、炮台烟，还有美国的水果，加上宴会之后还要打麻将，被邀请来的主官们一个个神气活现。严图阁站在总部的大门口，看着他们一个个趾高气扬地从身边经过，就好像猎人盯着自己的猎物进了埋设的圈套里一般，心里甭提有多高兴。 赵博生则站在院子里招呼他们上到二楼，而那些随同前来的卫兵则被安排在一楼就餐，由七十四旅一团柴副官负责“接待”。由于人数有多，王秉璋也不管对方枪背在哪边了，采取插花就坐的方式，两个对付一个。 六点整，宴会开始，楼下的卫兵们也开始进餐，他们互相敬着酒，吃着菜，整个场面立时热闹起来。柴副官站在总部大门口，看了看表，见时间已到，把手一招，身旁的战士们迅速将大门关上了。接着，他回到屋内，掏出一块白手绢擦了一下嘴（这即是动手的信号），只听得一阵阵低沉有力的声音喝道：“不许动！”其中有个卫兵反应快，动作敏捷，摆脱左右的战士，跳起来伸手就要拔枪。王秉璋冲了上去，一脚将他踹翻在地，随后将他牢牢制住。 楼下的卫兵被干脆利落地解决了。 同时，九连焦连长带着二十多个人迅速冲向二楼，在上楼梯的过程中，一个士兵由于过分紧张，摔了一下，手里的冲锋枪走了火，一梭子弹飞向空中。枪声一响，楼上喝酒的军官们立即大乱，忙问：“哪里在打枪？哪里打枪？”二十七师的团长李锦亭和另一个团长反应快，感觉有变，仗着年轻力壮，腿脚敏捷，先后从窗口跳了下去，却被早已守在院子里的严图阁等人抓获。 赵博生当机立断，站起来大声说道：“诸位！国难当头，众将领对本军前途有何打算？” 众军官已被冲上来的士兵们团团围住，虽知有变，却不明内情，被参谋长这么一问，一时不知如何作答。此时的赵博生干脆跃上饭桌，慷慨陈词：“九月十八日，日本鬼子强占我东三省，几千万同胞做了亡国奴。我们都是国家的正规军人，要打首先是打鬼子！可惜，我们硬是被蒋介石拉到江西来打红军，打自己的弟兄，蒋介石是想以我们的牺牲和红军的鲜血，为他扫清地盘。日本鬼子眼看就要打进关内了，我们北方的家乡眼看就要沦陷了，我们自称是革命军人，可是有枪不能敌，我们还称什么军人？将来我们有何面目去见我们的北方父老？” 全场顿时静了下来。稍后，赵博生继续讲道：“我们目前困守在宁都，三面被红军包围，唯一的一条退路，你们也都看到啦，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堵死，长此下去，死路一条！现在，我愿意带众将领走一条光明大道，起义参加红军，回北方打日本！” 大部分军官听后都表示赞同起义，第七十五旅旅长张芳昭，八十一旅旅长王恩布以及三四个团长较反动，坚决不同意，纷纷嚷嚷开来： “打日本我赞成，要当‘*’，枪毙我吧，我不干！” “闹兵暴！我才不跟你们走呢！你们暴吧，我不暴！” …… 这些人当即被三营的战士捆了起来，关进了一间屋子。随后董旅长赶来，向屋内的人讲话：“对不起各位，谁愿意这样干呢？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东三省，蒋介石置之不理，却要我们中国人在这里打中国人，又三、四个月不发饷，还叫朱绍良的队伍在后面监视我们，试问是何居心！现在我们响应中共抗日号召，不打红军了，把你们的队伍借给我，然后送你们过那边去。请放心，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 处理完总指挥部的事后，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立即赶到七十四旅旅部开始指挥整个部队的起义。 宁都的对外联系主要靠电台，因此，在起义行动的同时，控制好电台尤为关键。郭如岳的任务就是：带学兵连一部分人控制总指挥部的电台。 黄昏时分，郭参谋带着行动人员早早的来到总指电台周围，假装聊天散步，靠近了电台驻处。听到总部传来的枪声，郭如岳一招手，战士们从四面八方冲了进去。里面只有四个人，三个坐在床上聊天，一个正戴着耳机，坐在电台前“滴答、滴答”的练发报。郭如岳走上前说道：“你不要收发报！”那个报务员不以为然地渺了他一眼，神气十足地回答：“不要紧，没有发报。”郭如岳不知情，遂从腰间拔出手枪对准他，报务员顿时慌了，赶紧摘下耳机，大声喊道：“兄弟！误会！误会！”等四人并排坐下后，郭如岳严肃地宣布：“关掉电台，装好机器，呆在屋里，等候命令，谁也不准出去！” 七十三旅学兵连二排四班在副班长谭志刚的带领下，包围了总部第二电台报房。这里有一个手枪班担任守卫。战士们悄悄摸进去，里面的人正在睡大觉，等把他们逐一叫醒，尚在朦胧之中。一见冲进来这么多全副武装的士兵，再加上总部方向传来的枪声，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惶恐不安地问道：“怎么回事？弟兄们，你们这是干什么？”谭志刚庄严宣布道：“我们执行命令！接管电台，从现在起，停止联络把电台收起来！” 与此同时，总指挥部高级执法队队员刘向三（上尉军衔），带着特务营一个排闯进了机要电台（蒋介石的特务电台），当全副武装的战士冲进机房，里面的报务员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时。刘向三宣布道：“立即关机，不准离开岗位，一切行动听我指挥！” 二十七师的团长李锦亭被押起来时，瞧见三营长严图阁站在院子里，再看看抓他的士兵全是七十四旅的，于是反应过来，大声喊道：“我和你们的季旅长、黄团长是老交情！我要见他们！”其实在对他个人的处理上，季振同、黄中岳早已有指示。士兵们带着他来到七十四旅旅部，等见到季振同、黄中岳后，他大为不满地说道：“你们这是干啥？为啥对我保密？难道我不干吗？”季振同连忙解释：“老弟！我们北上不成，只有另寻出路，总不能在这里束手待毙呀！” “那为何不早告诉我？”说完一扭头，气呼呼地冲着黄中岳喊道：“黄本初！你说说！我是不是早就有此想法？我是不是当你面讲过？哼！你们瞧不起我。哎哟！我的腿呀。” 季振同急忙吩咐军医给他看伤，李锦亭这才笑着摇摇手说：“不用，不用，幸亏楼房不高。” 黄中岳也在一旁陪不是，解释说由于考虑不周，让他受惊了，并趁机做他的思想工作，晓以大义，希望他能和大家站到一起来，回去把部队拉过来。李锦亭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便痛快地答应下来。 听到枪声，二十五师师部副官处乱作一团，大家纷纷爬上屋顶，观察情况。师部独臂少将副官长赵志奇（原西北军旅长，作战受伤，锯掉一只胳膊）拎着驳壳枪，带着几个传令兵焦急的在前后门之间走来走去，他也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不久，上尉副官关寿山从屋顶上爬下来报告说，师部已经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了。赵志奇估计发生了兵变，正要出去，总指挥部打来电话，叫赵去开会。半个多小时后回来，大家纷纷围了上去，赵志奇严肃地说道：“部队起义了！是总参谋长赵博生和七十三旅董振堂、七十四旅季振同带头搞的，要我表态，我答应了，你们呢？” 副官处全体人员听到部队起义的消息，都毫不犹豫的举手赞成，赵心里有了数，于是叮嘱大家：“从现在起你们就呆在屋里，不要出去，明天早上集合听从安排……” 七十四旅一营由营长卢寿椿率领，以紧急集合跑步为名，全副武装奔向位于苏家祠的二十五师师部，准备捉拿师长李松昆。途中听到总部方向传来的枪声，卢营长心急火燎，大手一挥命令道：“全体加快速度！立即包围师部！” 这次宴会李松昆推说身体不适，没有参加。当听到总指挥部方向传来的枪声，便在师部大门口临时加了双岗，门外两个，门里两个。当卢寿椿的行动队控制住门口两个哨兵，其余人正往里冲时，躲藏在门里的两个哨兵开了枪，扫倒了冲在最前头的五个人（两死三伤），后面的人稍一迟疑，里面的哨兵“咯登”一下，将两扇大门关死。卢寿椿他们被关在门外，谁也不敢再打枪，双方就这么僵持着。硬干又不行，手榴弹和枪声会惊动外围部队，会影响整个起义计划。卢营长心急如焚，索性站在大门口喊道：“里面的人给我听着，你们已被团团包围，只要交出李松昆，我们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否则，就地消灭！” 里面没有人哼声。 “再不开门就放火烧房子，用炸药炸了！” “快！拿煤油桶过来！” “把枪交出来，把李松昆交出来，其它人统统没事！” ……。 这样对峙了一段时间，仍没有任何结果。关键时刻，副官长赵志奇拎着手枪带着几个参谋匆匆赶到，在了解情况后，赵志奇站在大门口冲里面喊道：“我是副官长赵志奇！有紧急事情找李师长商谈，把门打开，我一个人进去。”不久，大门开了一条缝儿，赵副官长进去了。 在他的调解下，又经个把小时，赵志奇从里面出来，说：“里面的人不愿缴枪，说那样太丢人，今后大家的面子往哪儿搁呀！不过有个圆通的办法——缴枪的撞针。” 卢寿椿不禁一笑，枪卸去了撞针，跟烧火棍有什么区别，真是吊死鬼搽粉——死要面子。 不一会儿，里面丢出一大包撞针，门也开了。此时已是凌晨近一点钟，大家冲了进去，到处搜寻李松昆，可惜这家伙早己乘乱溜出城外。 卢寿椿执行完任务后回团部向苏进报告，团卫生队长姬鹏飞（上尉军医）则率领医护人员忙着抢救受伤的战士。七十三旅的行动十分顺手，只是在夺取二十五师师部电台时，遭到了顽强抵抗。董振堂闻讯亲自赶到现场指挥，仅十几分钟就解决了战斗。 至此，县城里的战斗已经胜利结束。这期间曾发生过一个有趣事件，那就是七十四旅一团通讯排的士兵自作主张，模仿红军打土豪。他们以前只是看见过红军的标语“打土豪，分田地。”其实根本不知道打土豪是怎么回事，以为就是抢东西。于是跑到大街上砸开店面，捡好东西随便拿，东西多了便在店门口捆的捆、扎的扎。吓得店老板和伙计浑身哆嗦，站在一旁不敢吭声。 副团长苏进闻讯赶来，严厉训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不是革……革命了吗？我……我们打……打土豪啊！”士兵们结结巴巴地说。 苏进哭笑不得，摇摇头说：“这是土豪吗？谁叫你们干的？真是乱弹琴！快把东西放下，统统回去！” 士兵们老老实实地放下东西，灰溜溜的回驻地去了。 天色渐明，董振堂叫来边章伍，嘱咐他道：“你们旅的旅长张芳昭和两个团长已被扣住，你带他们的私章即刻出城（七十五旅驻宁都城外），回去后把部队稳住，于上午九时，带到南门外的白塔下集合。” 十五日上午，红艳艳的太阳照耀着梅江两岸，岸边那座古老的白塔下，汇集着从各处涌来的起义队伍，边章伍不负重望，成功地带出了七十五旅全旅官兵。李锦亭在二十七师参谋处长王鸿章的配合下，不仅带来了自己的那个团，还把七十九旅另一个团也拉了过来，起义官兵们在白塔下不停地欢呼、跳跃。 经清点，除二十五师逃跑的师长李松昆从城外带走了一个团外，其余的一个军直、二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共一万七千余人，携二万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 董振堂大踏步登上白塔最高处，大声地宣布：“我们起义成功了！我们再也不受国民党的气了！”说完将军服上的国民党领章、帽征、胸章等撕了下来，把一面青天白日旗撕碎踩在脚下：“弟兄们！从现在起，我们和这些东西永别了！我们马上开到红军那边去！与红军并肩战斗……” 队伍里立即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口号声： “打倒蒋介石！” “打倒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反动派！” “打倒军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同时参谋长赵博生宣布：由董旅长率七十三旅为前锋，出东门，过梅江，开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其它各旅依次跟进，季振同的七十四旅殿后，最后离开宁都城的是黄中岳、苏进率领的一团。 依照命令，那几个被扣押的旅、团长在部队离开后每人发了点路费，就地释放了。 此刻最忙的要数卫生队长姖鹏飞了，旅里有一台x光机，加上笨重的包装箱，有好几百斤重，几个瘦弱的医护人员折腾了大半天，连院子都出不去，丢下又觉可惜，怎么办？ 姖鹏飞便一路小跑赶到团部，此刻苏进带着随行人员即将出发，见到大汗淋漓的姬鹏飞，苏进问：“收拾完了没有？要出发了。”姖鹏飞喘着粗气回答道：“苏团长，帮个忙，把x光机带走吧！”苏进一听，明白了，那台机子是从德国进口的，是个宝贝。于是吩咐身边警卫排的战士，无论如何，也要把机子扛到苏区。 这台x光机进入苏区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王稼祥、陈毅、罗瑞卿等许多官兵负伤后都使用过这台机器。枪林弹雨中，它伴随着红军长征到达遵义，直到遵义会议结束，部队必须扔掉包袱，轻装前进了。至此，它完成了自己神圣而光荣的使命。 八、宣言 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于傍晚到达固厚村，立即受到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儿童团、赤卫队、红军和老百姓有的打着火把，有的举着三角小红旗，有的敲锣打鼓，呼着口号唱着歌，比过年还热闹。热茶、热馒头、煮鸡蛋送到每一个起义战士手里，使每一位起义官兵深深地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二十六路军官兵戎马生涯，替军阀卖命，出生入死，以前无论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都象见了瘟神一样躲起来。而今，他们刚刚踏上苏维埃这片土地，就好像回到家里一般，感受到了苏区的温暖，感受到能成为一名红军战士是多么的光荣。 站在村口等候的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人热情地迎上前去，紧紧握住先期到达的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的手，相互祝贺。久别重逢，刘伯坚激动地对赵博生说：“我昨晚一夜没睡，焦心你们啊！”赵博生说道：“我们也挺紧张的。”季振同高兴地喊道：“刘主任！又相逢了，这回咱们当红军，死也不回头了！” 刘伯坚又紧紧握住董振堂的手感慨道：“绍仲兄，我们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了……” 董振堂激动地说道：“刘主任，真想你啊！你可是我走向光明的引路人呀。” 王稼祥拍着赵博生的肩膀笑道：“让你赵总参谋长严辑共党分子，你却把整个部队带到共产党这边来了，蒋介石会气得吐血！要通辑你这个总参谋长哟！” 赵博生挥挥手说：“让他通辑去吧！我这把骨头是属于苏维埃的了。” 固厚村军民杀猪宰羊，慰劳起义部队，好不热闹。 晚饭后，在一户老百姓的堂屋里，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王稼祥、刘伯坚等人围桌而坐，热烈地交谈着。季振同首先介绍了起义的策划和主要经过，刘伯坚听后感慨地说道：“原先估计你们要流血，要伤好多人，所以我们动员了很多苏区群众抬担架来接你们，结果你们前面的队伍一看见老百姓就拉夫，结果把那些老乡都给吓跑了！” 大家听后无不开怀大笑，董振堂说：“是啊，虽然起义了，但要成为一支真正的红军队伍，还得有一个过程啊！” “对！还是一个相当艰苦的过程！”刘伯坚神情严肃地强调道。 闲谈一阵后，大家在一起研究讨论由刘伯坚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 获得一致通过后，这份起义宣言当晚便在电台播发了。无线电波载着原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名官兵的肺腑之言，正式向全国广播。 宣言说： 全国的工人们！农人们！白军的士兵们！ 我们要用革命的呼声向你们号召和表白：我们原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受国民党蒋介石的压迫，开到江西“剿共”。但是我们整个两师于1931年12月14日，在红色的江西宁都县实行革命的暴动，消灭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反革命的军官，扯毁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的旗帜，高举着苏维埃的红旗，加入工农红军，变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了！我们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统一。 我们都是穷苦工人、农民和受压迫出身，原在北方的国民军服役，有志革命己久，苦于无人领导，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加入了国民革命的战线，参加北伐，不久即由国民党军阀的背叛而失败了。我们从此以后，就卷入了军阀混战的漩涡中间，血战了四年之久，百战余生的我们，得到了什么？热血洒遍了全中国的数百万白军士兵，又得到了什么？ 我们转战南北，奔驰万里，眼见得全国劳苦工农宛转呻吟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重重压迫之下；眼见得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国民党军阀到处血淋淋的屠杀工农和共产党，拿血腥来维持他日益崩溃的统治；眼见得重重叠叠不断地灾祸，随着军阀混战和国民党高度的剥削，降临到全国劳苦工农的头上；眼见得军阀克扣军饷大喝兵血，去过他们军阀官僚的生活。 我们早就忍无可忍了！但我们同样受着国民党军阀的压迫，得不到意志上和行动上的自由。在今天以前，我们所受的压迫深重，和全中国工农是一样的，还蒙上了反革命军阀部队的恶名，为工农群众所痛恶。现在我们坚决的暴动了，脱离了国民党军阀的压迫，从今天起，我们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为工农的解放奋斗到底！ 全国的工人们！农人们！白军的士兵们！ 我们从前的高级反革命长官同蒋介石勾结一起，逼迫我们到江西“剿共”，逼迫我们进攻我们最亲爱的兄弟——为全国劳苦群众谋解放的工农红军，用各种污蔑造谣的话来欺骗我们，使我们自相残杀。可是半年以来，我们在苏区亲眼看见的事实，把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对于共产党和红军的造谣污蔑或不满宣传，完全看穿了。眼看见苏区工农确实得到了解放，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得到了八小时工作制和劳动法的保护，士兵得到了解放，为自己为工农阶级的利益打仗；眼见得共产党和红军确实受到苏维埃区域千百万劳苦工农热烈的拥护，帝国主义指使国民党军阀三次进攻苏维埃区域，都在共产党的领导、红军的英勇、群众的拥护之下，一次一次的遭受着极大的惨败。我们明白看见在中国有新旧两个世界，一个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旧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灾祸、死亡和封建式的压迫剥削；另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红军工农群众新开辟出来的苏维埃的新世界，这个世界完全消灭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封建地主的统治，实行了土地革命，工农兵掌握着政权，取得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一切政治自由。 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统治下，现在正闹着全国规模的大水灾，有一万万灾民，死亡无日；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东三省，法国帝国主义出兵云南、广西，英国帝国主义正在向西藏、四川进攻，国际帝国主义要实行瓜分中国，并准备向帮助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苏联进攻。最可恨可耻的是：国民党对帝国主义就用“无抵抗主义”的投降政策，对反帝爱国运动就用尽欺骗屠杀的方法来压迫反帝高潮，掩饰他出卖中国民族的行为，让帝国主义一步步瓜分中国。 起来！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就首先要打倒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军阀。起来！一切和我们过去一样受痛苦，一样受压迫的白军兄弟们！国民党军阀一切什么“救党护国”，“爱国家爱百姓”的口号，都是欺骗你们为他送死，你们再也不要受他们的欺骗与压迫了。你们的出路只有和我们一样，调转枪头，杀死压迫你们的反革命长官，实行扯起红旗来做工农革命，这样才能够消灭军阀混战，消灭军阀压迫革命，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才能取得全中国的独立与和平统一。起来！不为地主资产阶级打仗，而为解放全中国几万万被压迫的工农打仗，不替军阀争地盘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打仗，而为中国真正独立与和平统一打仗。 我们高举着苏维埃的旗帜，高声号召你们，站在苏维埃的新世界这边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已于十一月七号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正式成立，通过了苏维埃的宪法、劳动保护法、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红军问题和红军优待条例等等保护工农兵利益的决议案，并已在实行了。 看啊！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国民党改组派的广东政府以及一切反动军阀的统治，都迅速的崩溃日趋灭亡，苏维埃政权却日益巩固和扩大。这两个政权的对立与消长，明白的指示出我们全国工农兵的出路，只有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奋斗；明白的指示出苏维埃是解放全国工农兵唯一的政权，也就是工农兵自己的政权。 我们高呼： 打倒喝兵血的孙连仲、高树勋！ 打倒改组派第三党及一切反革命派！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 拥护中国革命唯一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于江西彭湃县 宣言象漆黑夜空中一道耀眼的闪电，象沉闷宇宙中一声震耳的惊雷，向全中国人民庄严宣告：原二十六路军官兵不堪忍受国民党军阀头子蒋介石的压迫，集体起义加入到红军当中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宁都起义胜利了！光荣的红五军团诞生了！ 宁都兵暴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气急败坏，立即召见尚在养病的孙连仲，孙此时已成光杆司令，惶恐不安且羞愧万分。蒋令其速回江西收拾残部，孙胆怯地说道：“队伍都没了，还收拾什么。我就在这儿接受处理吧，不必回去了。”蒋很会拢络人心，嘱咐孙道：“共党有本事拉走你的队伍，你要想办法把它再拉回来，你是西北军的一面旗帜嘛！你不去谁去？我告诉你，只要还有一个兵，你就还是总指挥。” 孙见蒋如此厚待自己，心中万分感激，从此后便死心蹋地的追随蒋介石了。 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兵暴时不在宁都，蒋介石以渎职罪将其撤职查办，高听到消息，只好逃到天津的英租界躲避。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时，高闻讯前往，在该部担任骑兵师师长。抗日战争全面暴发后，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请他出山，担任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后凭战功升至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日寇投降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内战，高树勋又被推到了国、共战场的最前沿。此时，高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排斥异己、挑起内战的行为表示不满和反感。 1945年9月上旬，高树勋派人秘密来到上党战役前线指挥部面见刘伯承、邓小平，商谈和平事宜。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马头镇正式宣布起义，以通电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内战团结建国的起义宣言》，声明脱离国民党阵营。高树勋率部起义后，使敌军受到很大震动，丧失了固守的信心。刘伯承将解放军主力调至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于运动战中歼敌孙连仲部两个军计2.3万余人，生俘敌40军军长马法五，取得了邯郸战役的胜利。 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10日，起义部队改称民主建国军。中革军委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后高树勋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于11月13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前夕，高树勋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工作。建国以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河北省民革副主委，并长期担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1955年，毛主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授予高树勋一级解放勋章。 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在起义时逃跑，拉走了驻宁都城外的一个团，并因此受到嘉奖。 原二十七师七十九旅旅长池峰城是河北景州人，与董振堂私交很好。起义时董曾力邀池峰城一同参与，池不愿背叛孙连仲，在将部队交给董振堂后，自行离去，后任国民党第三十军三十一师师长。抗战爆发后，池率部参加娘子关抗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在台儿庄战役中，他亲自组织敢死队与日寇血战，部队伤亡惨重，是台儿庄大捷的功臣。1939年3月升任第三十军中将军长，1945年1月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1947年1月任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高参，同年底任华北剿总中将高参，1949年1月在北京参加和平起义。 二十六路军中还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原二十七师八十一旅二团团长黄樵松，早年曾担任过冯玉祥的卫队营营长。中原战败后，黄樵松所部编入第二十六路军，黄由旅长降为团长。他与董振堂有师生情谊（董早年曾在冯玉祥的学兵团当过教官），彼此思想接近，交谊甚厚。宁都起义时，黄樵松在抚州的宜黄训练新兵，未能参加，但思想受到很大震动，对董振堂等人的行动十分赞赏。蒋介石对宁都起义极为震惊，为防止其他有进步倾向的军官步其后尘，黄樵松等被集中到南昌接受“整肃”。 抗战爆发后，黄樵松已是第四十二军二十七师师长，参加了保定会战、娘子关战斗、台儿庄大战、徐州突围战、武汉会战、信阳作战、南阳守卫战，从1937年7月一直打到1945年4月，战果累累，功勋卓著，是孙连仲部队最著名的战将之一。国共合作后，黄樵松与共产党关系密切，学习八路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还极力保护部队中的进步分子，因此仕途受到影响。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樵松升为第三十军军长，但他厌倦内战，渴望和平，曾告假回家一年以图逃避。1948年，他被迫率部到达太原，参与太原守城。在老长官高树勋的劝导下，黄樵松决心高举义旗，投向人民一边，并与徐向前部取得了联系。可惜，关键时刻被他的老部下戴炳南、忤德厚出卖，遭阎锡山逮捕，后押往南京被蒋介石杀害。 孙连仲赶回抚州后，收容残部，重新整编。将原二十六路军的骑兵第四师番号取消，以祝常德的骑兵旅改编为步兵第七十四旅，委冯安邦为该旅旅长；将二十五师残部（该军设在抚州的新兵训练大队和宜黄的炮兵营、李松昆带回来的七十九旅侯象麟团）改编为步兵第七十五旅，旅长张芳昭。以这两个旅合编为第二十五师，仍委李松昆为师长。以张华棠的骑兵旅为主，改编为第二十七师，孙自兼该师师长。重建后的这支国民党杂牌部队因兵员骤减，士气不振，一度将防线退缩到吉水、永丰、乐安、宜黄一带，仍留在江西，与红军为敌。 一、年轻的政委 起义部队当晚在澎湃县苏维埃政府固厚村住宿。第二天一大早，部队在村头一个空阔的打谷场上集合，没有讲台，只在中间放了一张大方桌。刘伯坚站在桌上庄严宣布：“我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革军委，热烈欢迎原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光荣起义，参加红军！你们的起义是在国民党对共产党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之际，在艰难的时刻毅然站到了共产党和人民方面来，这是难能可贵的！你们的行动也向全国人民宣告，我们红军是积极抗日的队伍。这是人民的愿望，也是国民党军队里有血性、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官兵们的愿望。同时，你们向他们指出了一条光明而正确的道路。因此，你们起义这一壮举将流芳百世！我相信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将永远记载你们光辉的一页！” 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广大官兵眼噙着激动的泪水，欢呼声、掌声经久不息。刘伯坚深深地感受到，这掌声代表着二十六路军全体官兵们的肺腑之情。因此他一直等待着，兴奋地扫视着全场。 许久，掌声才渐渐平息下来。随后他又讲道：“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革军委决定，授予起义部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下辖第十三军、十四军、十五军。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下辖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赵博生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下辖第四十师，第四十一师。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下辖第四十三师，第四十四师。希望同志们紧密团结起来，高举革命的红旗，为解放全中国，为几万万被压迫的工农群众，为中国的真正独立和统一，英勇奋斗！” 话音刚落，起义官兵再次兴奋的欢呼起来，掌声、口号声响彻大地。 经几日行军，红五军团陆续开到瑞金附近。红十三军进驻秋溪，红十四军进驻沿坝，红十五军和军团部驻九堡地区。部队驻扎下来，即开始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进行整训。 在起义部队到来之前，中革军委就专门为此召开了会议，作出了对这次整训工作的几点指示： （一）建立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制度，确立共产党的领导。中革军委在红1军团、红3军团等部队中抽选大批干部到红5军团工作。他们分别是：肖劲光、刘伯坚、陈伯钧、张南生、张际春、何长工、程子华、唐天际、赖传珠、宋任穷、邝朱权、刘型、李翔吾、高白立、余化民、王紫凤、李山关、谢良、袁子钦、王采水、刘绍文、钱益民、黄子云、曹家庆、姜启化等。 （二）建立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实行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协助行政领导管理部队。 （三）组织政治学习，进行阶级教育。 组织上任命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肖劲光，是一位极富传奇的我党早期军事领导干部。早在1921年，他就同任弼时、刘少奇等人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后即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中。在实践摸索中，他清楚的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要抓军事，抓武装斗争。于是毅然第二次赴苏，进入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钻研军事理论。1930年回国后，肖劲光被派赴中央苏区，任中央军事学校校长。 接到调令，肖劲光着实感到有些意外。他找到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王稼祥看出他有顾虑，便笑着问道：“怎么啦？肖劲光同志，对这次调动不满意是吗？”肖劲光说：“我觉得担子很重，对西北军的情况又不熟悉，要带好这17000余人的起义部队，我心里实在没底，再说，我是搞军事的……” 王稼祥没等肖劲光说完，即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你是中央军事学校的校长，22岁就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的中将师党代表，还去苏联两次学过军事，军政双全，资历不浅呀！”说完拍了拍肖劲光的肩头：“组织上考虑过的，不要有顾虑，快去上任吧！”肖劲光淡淡一笑又说道：“刘伯坚同志以前在西北军工作过，在那里的威信很高，影响也大，他应该比我更适合当政治委员呀！” “呵呵，刘伯坚同志已经上任了，五军团的政治部主任，你的搭挡。”王稼祥笑着说。 既然组织上已决定了，肖劲光也就再无二话。第二天，肖劲光带着从红军中精心选拔的各级政工干部们来到红五军团。五军团在军团部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大会上刘伯坚首先介绍了政治委员肖劲光。肖劲光走到台前，先向大家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代表全体政工干部发言：“同志们！”台下立即传来一片夹杂着笑声的议论： “嘿哟！别看他一脸大胡子，其实好年轻呀。” “他和咱季总指挥一般高大，好威风啊……” “听说他在苏联留学过，学问可大呢，刘主任都要让他三分！” “听说这个人很凶，从来不笑，动不动爱用眼睛盯人，目光像刀子，简直不得了。” …… 肖劲光听着台下的议论声笑了，又继续讲道；“同志们，我这样称呼大家，是因为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同志了。” 台下顿时爆发出浪潮般的掌声。 “党中央派我们来红五军团工作，我希望和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把这支队伍建设成铁的红军。有些同志初来乍到，可能有些地方还不习惯，我相信大家很快会习惯的。红军中讲求民主，大家有什么疑问，尽管提，我们解决不了的可以报告中央……” 肖劲光的一席话，使五军团将士紧张的心情松驰了一大半，但这仅仅是个开头。 几天以后，各种压力和矛盾纷至而来。首先，一部分在基层做政治工作的干部们纷纷找到肖劲光发牢骚。这其中有反映下级军官任意打骂士兵的；有反映部分军官军阀习气甚重的；有反映在根据地村庄强行拉夫的；还有些政工干部干脆提出申请，回原部队，理由是思想压力大，怕干不好……，反正五花八门啥都有。 据时任第十四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回忆： ……该军起义前夕，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召开干部会，动员大家去做接收工作，说二十六路军有近两万多人，凡北方人、能讲普通话的都要去做工作，我也被调去了。起义很顺利，部队全带出来了，向南开到瑞金和宁都之间驻扎。该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正、副军团长由原二十六路军负责人季振同和董振堂担任，政委肖劲光，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我任第十四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军长是原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 我们派进去的人帮助建立起政治机关和党组织，并大力进行政治教育，广泛开展慰问活动。当时的原则是，原二十六路军官佐愿留下的，一般调到红军学校学习，再分配工作，并动员地方武装充实各军，以改变原来的旧军队成分。十四军驻扎在江西横江。我们初去和士兵见面时，他们一见我们上主席台，就悄悄的说：“蛮子来了！”可一听讲话，原来是北方人。第一步是进行新旧对比，忆苦思甜教育，战士们有的哭了。士兵们说红军没有架子，不打人骂人，官兵们吃穿一个样，好是好，就是不发饷没钱花。那时发动全苏区人民慰劳起义部队，杀猪宰羊，敲锣打鼓的演戏。为了扩大宣传教育工作，红军学校还成立了八一剧团，由赵品三负责日常工作，我和伍修权、李伯钊、危拱之、贺步青等都是剧团委员会的成员。 我在十四军时，打过几次土围子。一次是打赖村反动地主的土围子，用挖地道的方法，挖通后把炸药装在棺材里运进地道，然后从山上用迫击炮打了三炮，甩了一溜子炸药，只听得轰隆一声，几丈宽的城墙都炸塌了。红军攻打梅头村土围子的时候，开始反动地主死顽固，不缴枪，一听说红军打下了赖村，他就垮了。中央苏区有名的几个土围子都是反动武装的据点，宁都附近有个翠微峰，也是个据点，地形险要，只有一条路通到山上，后来也被宁都起义部队攻克了。 罗元发将军对此也有深刻的回忆： ……我被调到十三军任机炮连指导员，初到连里时，确实感到有许多不习惯的地方。连里的战士大多是北方人，他们听不懂我的福建口音，交流起来比较困难。而且一些在国民党军队里过惯了的军官和老兵受不了红军的艰苦生活，这些人不吃大米不穿草鞋，更不习惯红军的纪律，军官常常发生打骂士兵的情况，而且在整编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些士兵开小差的现象。为了尽快团结教育改造好这支部队，我遵照上级的指示，充分发挥红军的政治工作优势，在连队中开展起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教育…… 肖劲光耐心地教导有思想情绪的政工干部，要注意工作方式，要尊重起义官兵，并强调各级政工干部们在工作中不揭短，不提他们在起义前做过的错事，不讲带有刺激性的话等等。对他们现在存在的错误，根据程度不同，确立教育方式，逐步让他们认识到，并自觉改正过来。总之，一切都要有一个过程。不能性急，要有耐心，更不能见风就是雨，统统一棒子打死。 好不容易做通了政工干部们的工作，肖劲光又明显觉察到总指挥季振同也存在严重的思想包袱。对于季振同，肖劲光早就有所了解。他是地主家庭的大少爷，性格豪爽大方，待人热情诚恳，年轻且极富活力。但就是这么一个性情极外向的起义骁将，现在也变得处处小心、谨慎，事事唯肖劲光是从，生怕被踩着尾巴似的。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同时也明显拉开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怎么办呢？肖劲光先是拉着季振同一快儿去拜会朱德总司令，朱老总十分热情，请他们到家中吃饭。席间，朱德说：“我以前也是军阀，还抽过大烟呢！后来跟了共产党，才真正找到了报国之路……”一位堂堂的红军总司令，不忌讳的谈自己过去的丑事，季振同深受感动，终于说出了真心话：“总司令，您宽厚慈祥，一点儿也不像是红军的总司令啊。”朱德笑着问道：“季将军，那你说说，我像啥子唷？”季不好意思的抓抓头，回答不上来，其实他内心早已想好——老总确实像一位“伙夫”，只是不敢说出来罢了。肖劲光在一旁解释道：“官兵平等是我们红军的优良传统，总司令是我们的楷模啊。前几天老总到我们部队里慰问，给我们的军官讲话时，大家在房间里或坐或躺，很随便的在一起聊，毫无拘束……”“那怎么行？这些家伙太不象话！”季振同板起脸来打断了肖劲光的话。 朱老总笑了，摆摆手说道：“大家都是训练刚回来，休息么。我占用人家休息的时间谈话，不必那么拘束。当然，这不表明我们红军中就没有制度和纪律，和白军比，我们红军的纪律严得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有着明确的要求，你们刚刚参加红军，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建议你们带队到一、三军团去参观一下，看看兄弟部队的情况，相信会对你们有所帮助。”老总一席话，说得季振同连连点头。 饭后，肖又带着季振同去见毛主席，初见久闻大名的毛主席，季振同十分腼腆。毛亲切地握住季的手称赞道：“季将军年轻有为，我们队伍里又喜添了一员大将啊！”季振同红着脸说：“主席过奖了，我们以前走过一段弯路，现在总算觉悟过来，还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是真正的救国为民呐！” 毛主席笑着招呼大家坐下来，随后讲道：“以前，国、共两党是兄弟，为了革命大家走到了一起。北伐胜利后，蒋介石心有不窥，不要共产党这个兄弟了。本来，道不同不相为谋，分手就算了，但蒋介石那时候猖狂的很呐，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我们党是从腥风血雨中闯过来的，真理永远是真理。原国民党第二十军贺龙军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于南昌率部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现在在湖南建立起一块红色根据地。象贺军长这样的原国民党将领在红军里很多，例如朱总司令、叶剑英、刘伯承、李明瑞、罗炳辉等同志，他们放弃高官厚禄，为的就是这个真理。当然，这里面也有你季将军，率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官兵起义，你是革命的大功臣呀！”主席一番生动而形象的话语，说的季振同不住地点着头。稍后，主席又缓缓说到：“你的搭档肖劲光也是一位极富才干的同志，留苏二次学军事，北伐时期的中将师党代表。希望你们二位团结合作，共同把这支起义部队改造好，使之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临走前，季振同握住主席的手，不好意思地问到：“主席，肖政委写了一个剧本，想让五军团的同志们更深刻地了解军阀和帝国主义，我想请您夫人参加演这出戏。”毛主席十分爽快地说道：“好！我尽量动员她去！”。不久这出生动的话剧在五军团正式上演，在戏里，贺子珍同志扮演一个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季振同扮演一个军阀，肖劲光则演一个大胡子的帝国主义分子。这以后，季振同开始真正活跃起来，爱开玩笑的他常戏称肖劲光是“帝国主义”，肖劲光则“回敬”他一个“军阀”。两人的距离在不知不觉中拉近了，改造工作也进行的异常顺利。 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在部队起义和整编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原西北军担任过总政治部主任，许多军官、老兵都认识他，在起义部队里有着崇高的威信。他理论、文化水平高，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且多才多艺，文章、诗词、书法，无一不精。从来到红五军团的第一天起，刘伯坚就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白天，他跑遍九堡、沿坝、石城三地，和每一位团以上军官谈话，非常细致的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晚上，他要整理笔记，形成思路，以便第二天更好的开展工作，因此每晚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加之蒋介石命令飞机在红五军团驻地上空飞洒传单，一场对这支起义部队争夺与反争夺的斗争已经展开，并呈较劲态势，刘伯坚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派到这支起义部队工作的政工干部，很少有人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他们一直同国民党军队是作战对象。而今，起义官兵已经参加红军，不再是敌军而是友军了，刘伯坚经常教育红军干部们，要改变认识，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部队进行教育改造工作。 红五军团的官兵大多来自西北的陕、甘、青等省，初到苏区，言语（与当地不通）、生活习惯等问题有一大堆。尤其是部分来自少数民族的官兵，在饮食上与汉族有很大差异，刘伯坚主任了解情况后，很快做好了安排。苏区的红军是壮大了，可这突然增加的一万七千余人，管理好他们的吃、住确实得动一番脑子。首先，刘伯坚请示军委，在每个连队至少先安排一位司务长，要求是当地人，平时充当翻译以便沟通，战时则充当向导。 一些起义军官的思想呈现不稳定，刘伯坚便及时找到他们，苦口婆心的和他们谈话。哪里出问题，哪里就有刘伯坚的身影，刘伯坚是五军团的灭火器、是五军团的受气筒和镇定药。在刘伯坚的带领下，五军团政治部积极开展工作，鼓动部队士气，组织军官、士兵搞宣传、教育、学习。很快，红五军团上下焕然一新，处处尽显勃勃生机。 二、差点被资遣的开国上将 宁都起义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爱国将领支持，广大士兵积极拥护的一次起义。但其中也包含一部分事前不知道要起义当红军的官兵。比如，七十四旅副旅长兼二团团长曹金声，是一位资历很老的准将，在起义中他坚决执行季振同的命令，带领二团不折不扣的完成了交给他的任务。来到苏区后，却一直闷闷不乐、情绪很消沉，后来找到季振同谈话，说丢不开家里的妻儿老小，希望能够回去。季振同在劝说无益的情况下，没有为难他，给了他路费，让他回去了。 还有一位较著名的人物——邱山宁，此人比较复杂，曾与冯玉祥有金兰之谊。1908年12月陆大毕业，先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教官，与时在丙班学习的朱德相识。后入北洋新军第三镇第一混成协王化东部任三营左队队官。不久，调入北洋政府陆军部军学司任中校科员。 1915年4月被派往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任旅部中校参谋官，1916年初，升任第十六混成旅参谋长。1917年7月，与冯玉祥率全旅官兵讨伐张勋复辟。同年底，在南京浦口因和冯玉祥在援助福建李厚基同胡法军作战的问题上产生分歧。遂被冯准长假离职休养，其旅部参谋长职由旅部参谋官张树声接替。此后一段时间内，他曾在北洋陆军中任参谋、参议、参谋处长等职。1926年9月，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将国民军改编为国民联军。邱被聘为国民联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随冯军开赴陕西，参加了西安解围之战。1927年4月随部离开陕西进入中原参加北伐。1928年，冯玉祥在洛阳成立第二集团军训练总监部，下辖十六个训练机构，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军种、兵种。由石敬亭任总监，邱山宁任副总监，不久石敬亭改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二集团军第六方面军总指挥，邱山宁副总监主持全面工作。1930年6月，他随冯玉祥总部参加中原大战，冯军失败后，邱山宁随部队退往黄河以北的新乡、焦作一带。孙连仲接受南京政府改编后，请邱山宁任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顾问。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在江西宁都率17000余人举行暴动。邱山宁和总部机关人员随起义部队进入中央苏区，受到热烈欢迎，朱德还主动约请其叙旧。不久，邱山宁因担心家小受到株连，经批准从苏区返回白区。 1933年4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邱任同盟军总部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部参谋长。后因蒋介石大兵进逼，冯玉祥于8月5日发表通电，自动取消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名义，结束军事行动。邱山宁奉命留下协助察哈尔省警备副司令佟麟阁负责过渡期间的所有军政事宜。并积极谋划安置同盟军的留察部队。曾将三万余名抗日骨干补充进第二十九路军。使原西北军系官兵重新有了归宿，同时也壮大了二十九路军的实力，为冯玉祥军事集团力量的积蓄和再度崛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任务完成后，邱追随冯玉祥上泰山读书。不久，与冯玉祥共同组织成立“抗日同盟会”，冯玉祥为会长，邱山宁、佟麟阁、吉鸿昌等人为会务委员，主要吸收冯玉祥身边的参谋和侍从人员及西北军旧部进行抗日宣传和联络。参加人员都要举行宣誓仪式。邱山宁为监誓人。 1936年，邱山宁被授予少将军衔。1937年8月，他随冯玉祥任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高级参议。抗战后期，曾参加南京的日伪政权。1944年，任伪河南绥靖军总司令寇英杰部第1军军长，在河南许昌、漯河等地驻防。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国防部中将高参。 1948年8月，他与陈建夫、朱光正等人组织中国新社会革命党，并任指导部部长。1949年5月，邱山宁丢下家小只身一人由南京去台湾。后到香港赋闲。靠行医看病维持生活。1957年5月25日逝世。 七十四旅二团的刘营长是黄中岳的老同学，也是不愿参加红军的军官之一，他在给黄中岳的信中写到：“本初（黄中岳的曾用名）：我想回家，我把马送给你，请你给我一点路费。” 与刘营长思想相同的还有一部分军官，这些人后来由组织安排，在参观苏区、分发路费之后，都将他们送出了苏区。 建国后任昆明军区副司令的鲁瑞林将军（后曾著书——从马夫到将军），宁都起义时，还是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八二迫击炮连的一名马夫，他的回忆颇具代表： “十二月十四日晚，我正在团部放哨，突然听到几声枪声，城墙上放哨的人明显增多了，城门只准进，不准出。我被这一现象搞得迷惑不解。天亮后，士兵们都挤在山坡上交头接耳，大概都预感到一定有什么不平凡的事情发生。突然，团副代替团长下达紧急命令：部队全副武装立即开拔，到南门外的河滩集合。 “军令如山倒，虽然没吃早饭，部队立即进入城内。这时我特别注意到平时悬挂在总部的那面青天白日旗不见了，被代替的是一面非常醒目的红旗。一路静悄悄的，只有部队的行进声和偶尔发出的兵器碰撞声。许多部队都在匆匆地走着，还有些躲在城内的地主们，拖儿带女，携带贵重的物品，惊慌地尾随在队伍后面，气氛十分紧张。我紧紧地牵着骡子随部队前进，心里胡思乱想，是不是要我们去打红军？还是红军打过来了？左思右想猜不出个究竟来，最后想：管他娘！听天由命吧！ “等部队到齐后，长官们首先摘下青天白日的帽徽。这时我才明白了那枪声的真正原因，才了解到凌晨口令‘解放’的真正含义。” 原七十五旅一团一营长周俊鸣的回忆则比较有趣： ……剿共之心完全破灭了，再干不下去了，但也不能说不干，如果说不干，给你加一个临阵脱逃的罪名吃不消。于是出了个瞎主义，装病，请病假作壁上观，根本不问部队的事。住在宁都城北门外最边沿一个小村庄里，买了几只老母鸡，带着护兵，每天上山捉蚂蚱喂鸡，苦闷极了，就抽大烟来解闷，好在我没有吃上大烟瘾。突然一个晚上旅参谋长边章五给我打电话，要我到旅部去一下，我回电话说有病不能去，他在电话里一再要求，无论如何要去一下，有重要事情相商。我无法推辞只好去了，天已黑了，到了旅部，看到边章五正在打电话说：“……无论如何可不能流血呀！”当时我莫名其妙，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在旅部没有看到一个营长，只我一个人，另外有两个少校团副，以后边章五打了电话，要我们三个人同他一起进城去见赵博生参谋长。走到城门口，看到城门已堵死，先扒开一个口子让我们进去，进到城里发现很多巷战设备（以后知道是防备七十五旅的，因李松昆最反动）。到了一个不大的屋子见到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三个人，就是没见到七十五旅旅长李松昆(已调二十五师任师长)。首先赵博生讲话，而且讲得很多，进行动员，他说房子、桌子、筷子是什么人造的，都是工人、农民造的，但是他们住不上房子吃不饱饭……。以后董振堂、季振同讲话，都讲得不多，讲完之后我们表示绝对服从，完了之后已半夜多了，弄了点面条子吃吃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出发，因我患病时无聊，喂了很多老母鸡，回来连夜把鸡杀了，煮了一大锅，煮熟后挑着走了。 第二天天将明就看到四面八方打着红旗，来了很多担架队，每个担架上都挂着用蒲草做的米饭包，来宁都城抬伤病兵。未暴动以前有了伤病员根本找不到来抬，现在排成大队还带着饭，打住红旗，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的新现象…… 在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中，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不恰当地强调阶级成分，使部分本来愿意留下来干的起义军官情绪波动，提出请假离队的要求。还有些就是直接逃跑，其中最为严重的是第十四军一个工兵连在少数反动分子的策划下，武装哗变，企图重投白军，但没有跑出革命根据地，就被追回，为首的被处决，连队编散。为此，毛泽东主席提出指示：“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来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总之，来去自愿。” 在五军团的军团部内，由肖劲光、季振同等主持了中、高级军官的去、留大会。会上，大部分军官们都举了手，自愿留下干革命。也有少数军官要求走的，会后，即组织安排这部分军官，在分发了路费之后，欢送回家。 过了几天，原七十四旅少校副官李达忧心忡忡的找到总指挥季振同说：“总指挥，我想留下干革命，我不想走。您是最了解我的，请您帮我说一说。” 原来，李达尽管举了手，但当时受要兵不要官的“左”倾影响，李达还是被列入了“资遣返乡”的名单。望着这位忠诚的属下，季振同耸耸肩，无奈地说：“还是听从组织安排好，我知道，你是好样的，你有文化，又年青……”季振同边说边从里屋拿出一小袋光洋递到李达手里。李达低着头，将钱搁在桌上。此刻，年轻的李达已是泪流满面，急切地说道：“总指挥，您知道我是个苦出身，在陕西老家生活不下去，才出来参加国民军的。如今，我总算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我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前年陕西大旱，我的三位兄嫂和侄子都饿死了，全家总共饿死了八九口人，我就是回去，也没有出路呀！总指挥，我不走，求您了！” 季振同听着听着心里就难受，立刻背过身去。这几天，陆续有许多下属找到他倾诉，都是同一个原因——属“资遣”之列，但都是坚决愿意留下干革命的，他们中有原一团副苏进，一营长卢寿椿、二营长孙士荣、三营长严图阁、卫生队长姬鹏飞、政训处少校干事黄镇等。沉默许久，季振同终于开了口：“这样吧！我去找一下刘主任，你先回去等消息。” 送走李达，季振同就急匆匆找到刘伯坚，一进门就说：“刘主任，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就是相信你。”刘伯坚望着这位性情豪爽的猛将，觉得话中有话，就笑着问道：“总指挥，感谢你这么信得过我呀，有什么事说嘛，没有解决不了的。”季振同这才坐下，递上一张名单说道：“这些人都是我的老部下，都是愿意当红军，干革命的。我了解他们，我敢保证他们是真革命！” 刘伯坚看了看名单，笑了：“原来就为这事儿，总指挥，你放心吧！他们也都先后找过我，我已向组织反映过。他们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同志啊，就是你想放他们走，我还舍不得呢！” 刘伯坚是一位极有才华的同志，早年留学比利时、法国、苏联。北伐时期，曾担任过西北军的政治部主任。到下面部队去演讲既生动又形象，很有号召力，深受广大官兵的爱戴。在当时，全西北军中都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听刘伯坚主任一次演讲，可以顶三月饷！”经刘伯坚这么一说，季振同再无二话，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在刘伯坚、季振同等人的极力担保下，这部分军官终于得以留下来，年轻的李达如愿以偿，被分配在十五军任连长。不久，湘赣苏区的红八军政委王震来中央苏区开会，提出要一批懂军事的干部。经中革军委批准，决定从红五军团中选调。李达、严图阁、吴正卿等数十名营、连级军事干部被选中，他们进入湘赣苏区后，很快分配到各基层担任军事主官，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凭着卓越的指挥才能，李达担任了红六军团参谋长，严图阁担任了红十八军军长，吴正卿担任了红十七师师长。以后，李达随红六军团长征，又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任军委副总参谋长，被授予上将军衔。 吴正卿在长征中担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师长，在贵州金沙县打鼓新场的战斗中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 严图阁奉命留在苏区坚持敌后斗争，1935年秋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领导着湘鄂赣边艰苦的游击战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党保留了一支武装力量。1936年，他带着伤病率部转战于浏阳、平江一带，后因伤势恶化，缺医少药，于同年六月在湖南平江黄金洞病逝。 一同被保留下来的干部还有原七十四旅卫生队长姖鹏飞，建国后曾任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训处少校干事黄镇，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 尽管这样，还是有部分中、高级军官被“清理”出红军的队伍。较著名的有原二十七师七十九旅二团副团长张惠民，起义参加红军后，曾担任过红五军团第十四军四十一师副师长。十一年后，与日军血战常德时牺牲，时任国军第十集团军第三师九团团长。 还有一位叫乜庭宾，河北景县人。16岁参加西北军，1926年五原誓师北伐时任营长，后由共产党员罗一然介绍，曾加入过共产党，1927年冯玉祥在军中“清党”时又动摇脱党。1929年任少将旅长，中原大战后所部编入第二十六路军。，1931年宁都暴动时任二十七师八十一旅副旅长。三个月后，经刘伯坚派遣，到国民党第三十路军（吉鸿昌的部队）做策反工作。因同伴被捕杀害而逃离。1933年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独立第七旅旅长。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新编第六路军第三军军长，经邓子恢批准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在郝鹏举的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担任民主联盟军第一师师长。郝鹏举反水后，又重新打入暂编二十三师任四十六旅旅长。1948年9月，乜庭宾因为起义暴露，只身带领一百余人抵达解放区。被任命为苏北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分团团长。1949年11月任淮阴军分区副司令。 解放后，乜庭宾曾任江苏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政协常委。1974年7月5日逝世于南京。 三、赤胆忠心 由董振堂率领的十三军在改造过程中，一直走在全军团的最前列。这支部队是由七十三旅为主编成的，董振堂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非常尊重党中央派到十三军工作的政工干部，不但注重向他们学习，并带头纠正旧军队中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带头拥护党对这支部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系列改造，积极协助党组织做好起义官兵的思想工作，并经常深入到部队基层，与下级官兵同甘共苦。 原七十三旅二团少校书记官卢云九和上尉书记高子尚都是陕西人，部队起义时正值陕西大旱，灾情传来，两人无心呆在部队，都想回去。先是找到师长边章伍，边说：“上边有规定，军需书记、军医人员、报务人员，特别欢留，暂不能走，你再见见军长，看他怎么说。” 他们都是董振堂的老部下，知道军长是一位富于情感、平易近人的人，于是就一同来找董振堂，当他们提到陕西大灾及家中的惨状时，董振堂默默的听着，许久，他说道：“你们说的都是实情，我亲眼见过的，我很同情你们。这样吧，我替你们打报告，只要上边能批准，我没意见。” 不久，经上级领导批准，二人都如愿离开了部队，回到家中。 受左倾思想“只要兵，不要官”的影响，十三军也有一些起义过来的团、营、连级干部将被打发回家。对此，董振堂极力克制自己的情感，耐心地与这部分军官交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同时，又积极向上级党组织推荐和担保，保留了不少优秀的军事干部，这里面有：徐达月、邓友毅、孙步霞、杨统升、李连祥等。这些同志以后都迅速成长为我军中、高级指挥人员，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中的大部分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经过一段时间整编，起义部队渐渐朝着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靠齐，面对队伍翻天覆地的变化，季振同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曾对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感慨地说道：“红军当中有能人啊！党中央给咱们部队派来的政工同志真有一套。肖政委那么年轻，却文韬武略，刘主任更不要说啦！毛主席博学多才，简直是诸葛亮的化身……”赵博生感叹道：“我投身军旅十七年，先是在皖系，又到奉系，23年转入冯先生的西北军，这么多军队当中，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是真正救国为民的，咱们当初走的道是正确的！”董振堂也讲道：“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那时候醒悟过来，不是条正道啊。我这几日参观了红一、三军团的几支兄弟部队，说实话，论装备，与我们差远了，论单兵军事素质，也要比我们的士兵低。可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却屡屡打败老蒋的正规军。我们刚过来时，八十一旅不就是被红军一个突袭，打掉了大半个旅呀。这里面有原因啊，兄弟部队官兵的政治思想比我们要高，他们的打法也有一套，光这两点，就够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啊！” 不久，季振同郑重地向政委肖劲光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他快言快语地说道：“进了共产党的门，我就是共产党的人……。”肖劲光为他有如此进步感到高兴，但又有点为难。说实话，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他还有不小的差距。可回绝了他，像他这般火爆性子，能否正确看待？如果他因此情绪一落千丈，或者拂袖而去，对刚刚开始改造的起义部队来说，无疑是不利的。肖劲光耐心地向季振同解释道：“总指挥，我很高兴你在思想上有这样的进步，不过，作为高级将领，你的入党要求必须经过中央审批。我会将你的要求向上级组织汇报的。” 很快，经中革军委批准，由朱德、周恩来做介绍人，季振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时，担任军团副总指挥、十三军军长的董振堂也被批准入党。当天，他激动地找到十三军政委何长工，说：“何政委，我已是共产党员了，共产党人不能有私产，我在旧军队中还有一点积蓄，存在军需官那里，我想把它拿出来，交给组织！”何长工十分感动，连忙劝道：“你辛辛苦苦搞了半辈子嘛，这点积蓄，是不是留下一部分，你家里还有老人、妻子、孩子呀！” 董振堂摇摇头，坚持要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他说：“革命啦，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 何长工解释说：“不错！你是党员，但入党不久，即使全部交党费，党也不会全部要你的。你还是留下一部分给家人吧！这样吧，你交三分之二，留三分之一。” 二人就这样争来劝去，最后商量的结果是：董振堂只同意留下五分之一，大概是三百块银元。而这留下的银元董又原封不动的让警卫员高志中保存，他自己一个也未动。遇到生病的干部战士，他就让小高拿出一点，给予补养身体，直到长征路上才用完那三百块银元。 在捐献自己积蓄的同时，董振堂把自己一条紫红底带白色图案的俄国军毯，赠送给了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对这条军毯非常珍视。从江西苏区一直带到陕北根据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时，总司令将毛毯转赠给周恩来副主席作御寒之用。不久，董振堂在高台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噩耗传到延安，广大指战员无不为之悲痛。周恩来更是睹物思人，常常用手轻抚这条毛毯，教导身边的同志：“革命不易啊，将来胜利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烈士的遗物陈列起来，供子孙后代好好瞻仰......” “七·七”事变后，在朱德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时刻，周副主席又将毛毯回赠给了朱德。朱德带着它，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直至全国解放，最后把它献给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这条毛毯仍静静地躺在那里，它记载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诚挚友谊，也是董振堂将军对革命赤胆忠心的历史见证。 四、一场风波 民主改造和整编起义部队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曾发生过一场意外风波，那就是十五军几十名连以上军官大闹军团部的事件。事件发生时，肖劲光和季振同等人都不在军团部，等他们快马加鞭地赶回来，只见军团部门前的大树下坐满了十五军连以上军官。十五军主要由原七十四旅改编而成，看着这群不争气的属下，季振同怒目圆睁地吼道：“怎么回事？”下面顿时嚷嚷开了： “总指挥，你可回来啦。我们在这就等你一句话，我们都要走，这儿实在呆不下去啦！” “我们来这儿吃苦受累，可人家还是把咱们当外人，老子受不了这窝囊气，不干啦！” “他娘的！眼下这当兵的倒吃香了，还有权管起我们了，真是翻了天了！” “这样的改造我们受不了，连放个屁都成了思想问题！” 人群中咒骂声不绝，肖劲光沉住气走上前去，和颜悦色地说道：“同志们！你们都是红军干部了，应该有个组织纪律，有什么问题提出来解决，围在这儿也不是解决的办法，还是先回去吧！” 没有人回应，也没有人动弹，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 季振同气得对身边的警卫员吼到：“给我把黄中岳叫过来！” 于是，就在五军团军团部内，肖劲光、季振同、黄中岳、左权、高自立、苏进等开着会，屋外那些吵闹的军官则坐到地上等结果。 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着。 十五军四十三师政治委员高自立首先站起来，怒气冲冲地说到：“发展到打我们的政工干部，真是太不像话了，门外那些军官要走就走吧，想走你也留不住！” “话不能那么说，你们一些政工干部做得也太过分了，搞什么士兵控诉军官。常言说，树要皮，人要脸，你们这么一搞，让人家还怎么干得下去？”一位起义将领马上站起来表示了不同意见。 肖劲光没吱声，但他心里清楚，十五军里一位工农出身的指导员做得比较过火，在连队里进行“红军和白军有什么不同”的对比活动，发动士兵控诉军官对他们的压迫，引起了起义军官的不满。但这只是事件爆发的导火索，问题的实质还不在这里。 “肖政委！有人说红军要兵不要官，我们这些人迟早要被彻底清理的，有没有这回事？如果真是这样，晚走还不如早走哩！”又一名起义将领向肖劲光问道。 “总指挥！我们听说红四军要来缴我们的械，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们自动离开呢……。” “混帐！”季振同的牛脾气上来了，站起来把马鞭往桌上使劲一拍吼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两天不在，部队就乌烟瘴气。你们都是吃干饭的！——说，谁把我季振同扣了，呵？哪儿有部队埋伏准备缴械？说呀？？”季振同一顿吼叫，见下面都不敢吱声，便转而面对肖劲光质问道：“政治委员，咱们可是拎着脑袋带部队起义的，现在谣言四起，闹成这个样，你给大伙儿说说清楚，不然，这事没法处理！” 肖劲光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性地说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把党的政策交给大家。但他知道在对待这些问题上，中央领导层中有不同意见，究竟怎么处理为妥，他拿不准。因此，他站起来，十分冷静地说道：“大家都不要冲动，这里面肯定有误会，也有人在故意捣乱制造谣言，我们不能凭一时之气，做出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这样吧，大家在这等一等，我马上去请示中央！”随后，肖劲光宣布暂时休会，立即备鞍上马，先到总政治部，又到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把五军团发生的问题原原本本作了汇报。他没想到，有的领导见风就是雨，认定这是红五军团一些上层将领要带兵反水，主张立即调集部队武力解决。肖劲光情急之下提出自己的看法，即武力解决是迫不得已的下策，还是等做些工作看看再说。可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当务之急呢？肖劲光想到了毛主席，于是就拍马赶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听完肖劲光的叙述后，便反问肖：“你觉得如何处理呢？” 肖劲光说：“我不同意用武力解决，那样恐怕会越弄越糟的！” 毛主席和蔼地说道：“对！不能使用武力，只能通过教育改造的方式争取他们革命，只能用‘剥笋’的办法，而不能简单地采取‘割韭菜’的办法。”毛主席生动而形象地继续说道：“要准确地清除部队中残留的反动分子，而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搞一刀切。你马上回去，对他们说是我讲的：第一，宁都起义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来的，我们表示欢迎。红军里缺人缺枪，尤其缺军事干部，希望他们能留下来，与我们共同战斗。第二，如果你们认为这儿不好，愿意回去，我们也表示欢送。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来去都自由！即使是以后想通了，要回到这里来，我们还欢迎。第三，是我毛泽东送他们的两句话：跟着国民党是没有前途的，中国的前途在共产党这边。信不信，历史会作出答复！” “好，我明白了！”肖劲光心里豁然开朗。带着主席的指示，他立马赶回九堡，重新召集会议。 在肖劲光把毛主席的意见在会上传达后，季振同情不自禁地一拍手，说道：“好！主席的话我拥护，赞成！大家按毛主席说的分头去做部队工作。一句话，走上了这条路，就要坚决革命到底！” 在场的高级军官们也深受鼓舞，季振同走到门口，面对那些还坐在门外的军官们说到：“想回去做国民党大官的，请起立自便，咱们战场上见，我派人护送出境；想回家过日子的，来这儿领钱，回去好好过日子；愿意跟我季振同干革命的，坐在这，咱们谈谈心里话！”说完回里屋拿出自己的钱袋，“铛”的一声扔在桌上，铿锵有力地说道：“没路费的，到我这儿来领！” 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内杠就这样平息了，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等军团领导人为成功改造这支部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以他们为核心，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军官，成为这次整训的中坚力量。经过一段艰苦的思想工作，部队稳定下来，各项工作进展顺利。部队除政治课外，还有军事课，结合红军的战略战术，着重训练部队的山地运动战、游击战等。此外，还组织了军人俱乐部，教唱红军歌曲，开展文体活动。按照红军的生活制度要求部队，使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一九三二年二月，红五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训令，打破建制在全军团进行混编。由于思想工作做得细，部队官兵情绪很好，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混编任务。 时红五军团的编制序列和任职人员如下： 总指挥季振同，政治委员肖劲光，副总指挥董振堂，参谋长赵博生，政治部主任刘伯坚。 第十三军军长董振堂兼，政治委员邝朱权，参谋长刘辉曾，政治部主任何长工，下辖第三十七师，师长邓友毅，政治委员李涛。第三十八师，师长李教泽，政治委员刘型； 第十四军军长赵博生兼，政治委员黄火青，参谋长牛冠甫，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兼。下辖第四十师，师长边章伍，政治委员程子华。第四十一师，师长李锦亭，政治委员李翔梧； 第十五军军长黄中岳，政治委员左权，副军长张少宜，参谋长萧世俊，政治部主任左权兼。辖第四十三师，师长卢寿椿，政治委员高自立。第四十四师，师长苏进，政治委员唐天际。 五、伟大的宁都起义 宁都起义胜利，一支崭新的人民军队——红五军团诞生，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诸多起义中最具影响力的起义之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最后起义还是以失败告终；秋收起义所剩下的队伍也不多，但却开创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重要革命理念。而宁都起义是成建制的原国民党军队一万七千余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集体起义，参加红军。不仅规模最大，代价最小，而且是取得完全胜利的一次大起义。 （二）它给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以沉重一击，极大地动摇了“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心。 （三）它对苏区军民和全国革命产生了巨大鼓舞，使人们坚定了国民党必败，红军必胜的信心。 （四）它解除了对当时红都瑞金的严重威胁，使中央苏区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五）它使中央红军增添了一个战斗力很强的17000余人的主力军团，为红军输入了大批杰出的军事指挥干部，迅速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使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骤增至近6万人。 （六）它将大量精良的武器和装备带到了苏区，仅八部完整的电台和四十余名专业技术人员，就比当时苏区红军全部的电台还多。此外，大量专业医疗、医护人才进入苏区，提高了中央红军的战地医疗水平，为苏区的卫生医疗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strike>ｈtｔp://rike> （七）它为中共开展兵运工作，将整军整师成建制的起义部队改造成真正的人民军队积累了成功经验。 以宁都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红五军团，在巩固、发展和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以及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宁都起义的卓越领导人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以及成千上万的起义官兵，先后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血洒疆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不少人建国后成为各级党、政、军机关的重要领导人。他们中有一人被授予上将，5人被授予中将、23人被授予少将，有的还成为我国著名的外交家、艺术家等。 1937年，毛泽东和肖劲光、王稼祥在延安与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毛泽东在合影照片中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这是对宁都起义的高度评价。 一、红土地上的大刀进行曲 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布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指出：“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该决议要求中央苏区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会议开始研究攻打赣州的问题。周恩来是于去年年底宁都起义胜利的第二天动身，由上海奔赴中央苏区的。动身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即向他交待了红一方面军要攻打赣州的任务。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认为赣州古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而以当时红军的攻坚能力，技术装备等，是不适宜出击的。朱德也认为目前的形势仍是敌强我弱，和毛泽东观点一致。周恩来在听了众人的意见之后，感到此时攻打赣州时机尚不成熟，遂致电上海的博古。可是这位坐镇上海的临时中央负责人既不懂军事，又不了解实际情况，却仍然一味坚持。中共苏区中央局只得重新坐下来讨论打不打赣州的问题。 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以红军现有的技术和装备，很可能会久攻不克，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他认为，既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总而言之，硬打肯定要吃亏。可惜这一意见在最后的表决时，因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多数领导的不赞成而被否决了。 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攻打赣州的军事训令》，任命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以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为主作战军，赣南、赣东、河西、永、吉、太、万游击队和江西省军区预备队为支作战军。支作战军由陈毅负责指挥。该训令还指示红五军团仍在现地整顿训练，不参加此次作战。中旬，彭德怀率领三军团和红四军分别由会昌、石城等地向赣州方向开进。 江西赣州历来就是赣南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地，该城三面临水，城墙坚固，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时驻守该城的是国民党第十二师三十四旅及赣南十七县地主武装共八千余人，其北面有吉安、峡江、万安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五个师，南面有大余、南雄、韶关的粤军十多个团，这些部队都可在战役打响后迅速增援赣州。 二月四日，红军陆续进抵赣州城附近，面对强大的攻势，国民党军立即收缩防线，入城据守。彭德怀率主作战军占领城郊的白云山一线，从城东南逼近城濠。红军围城以后，曾分别于二月十三日、十七日，两次爆破攻城，均未成功。二十三日，红军发起总攻，炸塌了城东南的一段城墙，红七军一部攻入城内，占领了城楼。守军立即组织反扑，用猛烈的火力压制我军后续部队，并对我突入城内的部队发起围攻，经数小时激战，主攻部队受挫，不得不撤出战斗。与此同时，为解赣州之围，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十四师共十二个团两万余人，于二月二十九日，突破我湘赣独立一师的阻击，全部兵临赣州城下，与赣州守敌隔江相望。 敌两万援军的到来，基本宣告了我军攻打赣州的企图全面失败。而此时的苏区中央局却没有撤兵的打算，相反还发出了“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之敌。”的作战训令，并调整部署，调红五军团参战。次日，中革军委致电红五军团，该电指示红五军团即刻开赴前线，协同攻打赣州。红五军团参加这次作战，也与毛泽东的强烈建议是分不开的。原来，三军团在赣州城下久攻不克，且伤亡惨重，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毛泽东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建议中革军委启用整训中的红五军团。 肖劲光、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等人接到电令后异常兴奋，立刻下到各部进行战斗动员。时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参战热情特别高涨，因为是加入红军以来的首次战役，军团领导十分慎重，当日即带领各部陆续出发，董振堂率十三军首先进驻到赣县茅店、江口一带，等候中革军委的进一步指示。 三月七日凌晨，赣州守敌两个团从挖好的坑道中钻出来，对红军攻城部队发起突然袭击，而配置在章江对岸的敌十一师也按事先部署，强渡章江，向红军的侧后猛攻，对红军形成内外夹击之势。时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的红三军团已在赣州城下苦战多日，体力消耗极大，指战员们都在酣睡之中。 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敌人，红军将士在失去建制，各自为战的情况下，奋勇抵抗，双方在城下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混战。由于缺乏警惕，三军团各部均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再无增援，三军团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该军一师政治委员黄克诚指挥部队就地组织反击，一边寻找机会准备突围。在此关键时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董振堂率十三军赶到了，董振堂见战场上敌我双方混战在一起，情况危急，来不及多想了，他从马背上抽出大刀，果断命令道：“同志们，上大刀，杀呀！”十三军指战员手持大刀跟着军长冲向敌人。 在这里须简要介绍一下红五军团的大刀。由于原西北军装备较差，擒拿格斗和大刀便纳入为士兵训练的主要科目，差不多每个士兵都能使上一手好刀法。赣州战役一年之后，同样是西北军的一部——第二十九路军，在宋哲元、佟麟阁、赵登禹等爱国将领的带领下，也是用大刀，在长城抗战中，杀的日寇胆战心惊，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杀出了中国人民的士气。消息传开，举国振奋，热血青年纷纷要求参军上前线杀敌，正在上海进行抗日活动的著名作曲家麦新深受鼓舞，旋即创作了一首不朽的战歌——大刀进行曲，献给英勇抗日的第二十九路军。 话转回头，赣州城下突然亮起数千把大刀，刀光闪闪，仿佛一片刀的海洋，所过之处敌人血肉横飞。敌军与中央红军多次交手，从未见过这种打法，被杀的仓惶逃入城内。时任红一师特务连连长的刘少卿将军对此曾有深刻的回忆： ……紧要关头，一支举着红旗、挥着大刀的队伍杀了过来，阳光下一片片大刀闪耀着炫目的白光。这支队伍每人都是步枪、驳壳枪、大刀三大件，全都不打枪，十分骁勇，手起刀落，脚下人头满地乱滚。我舒口长气顿觉解脱：这是生力军红五军团的十三军打过来了…… 关键时刻，红五军团果断出击，打退了敌人，解除了红军攻城部队之围。第一次出征上阵，红五军团便打出了威风。苏区的军民无不拍手称快，把五军团的大刀片传“神”了。从此，“一军团的冲锋，三军团的包抄，五军团的大刀，”便成为红军使敌人望而生畏的三大法宝。 红五军团十三军在赣州城外解围的同时，黄中岳、左权率十五军也在潭口、储谭、大湖口一线沿河阻击增援的国民党军。有了红五军团的及时增援，战线基本稳定下来。是役，十三军三十七师政委欧阳健等十余名师团级干部英勇牺牲。 此时，再继续攻打赣州已不可能，红一方面军各部陆续在江口集结。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口召开了著名的“江口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主席也赶来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三个军团分三路进发。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向赣江两岸出击，扩大湘赣苏区，然后向北发展，称为“西路军”。 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从赣江东岸向北发展，赤化赣东地区，称为“中路军”。 由季振同、肖劲光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赣南苏区协调西路军和中路军。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随红一军团出发，越过武夷山，进入福建省境内。在长汀，*详细了解整个福建境内的情况后，召集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了东征动员大会，他指出： 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发展没有多少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忘返不便。如果向南发展，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央局决定由我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质补给。 接着毛泽东于三月三十日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电文说：“恩来同志：（一）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二）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三）粤敌从大埔到龙岩威胁我后路只需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需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四）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保障后路……” 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要求红五军团全部即刻出发，取近道急行军赴会昌、筠门岭，然后争取4月20日到达龙岩，实施“直下漳州”的作战计划。周恩来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也认识到冒险攻坚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对中央苏区实际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开始倾向于毛泽东的主张。 接到电报后，周恩来立即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局会议，进一步研究东路军入闽作战的部署，鉴于红一军团兵力单薄，难以同时对付闽敌、粤敌，决定红五军团迅速入闽作战。会后又从瑞金赶到长汀，在听取了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后，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二、军团长坐禁闭 四月六日，毛泽东把攻打龙岩县城第一仗的任务交给了十五军，时该军划归红一军团建制。军长黄中岳、政治委员左权当众表下决心：“主席，你放心，这一仗交给我们，是对我们宁都起义军的信任，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受领任务完毕，二人立即回到部队积极备战。4月7日凌晨，十五军四十四师一三一团在袁血卒团长的带领下，直扑小池敌前哨阵地，该敌营长率部负隅顽抗，战斗进行的异常激烈。数次强攻均告失利，袁血卒打红了眼，手提大刀亲率大刀队杀了上去，一时间敌人阵脚大乱，纷纷狼狈逃窜。 此役，一三一团全歼敌补充营。四月十日，红四十四师师长苏进率主力部队向考塘攻击前进，敌二九一团凭险拒守，苏进在前线仔细观测敌军阵地，回来后组织了一支突击队，他叮嘱突击队员们，一定要出其不意，集中火力敲掉敌重机枪火力。突击队出发了，战士们一个个小心谨慎，在岭坎下，树丛后，一步步小心挪动，等他们全部到达预定攻击位置后，苏进大喊一声：“打！”，刹那间几十颗手榴弹同时飞进敌战壕，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敌前沿数个重要火力点顿时全被炸哑。紧接着，苏进抡起手中大刀：“同志们，冲啊！”红军将士挥舞着大刀冲上去，短短十几分钟，敌人便丢盔弃甲，漫山遍野的乱逃。四十四师乘胜追击，一举攻占考塘，逼近龙岩城。 同时，黄中岳、左权率十五军的四十三师也向龙岩城西门和北门发起了猛烈进攻。驻守在城里的敌一四五旅龟缩在城头碉堡里，用机枪压制了红军的进攻。关键时刻，又是四十四师的苏进及时用上了突击队，用成捆的手榴弹把敌城头几个碉堡全部解决。但在敌交叉火力的扫射下，突击队伤亡惨重，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战友们杀出了一条血路。愤怒的十五军将士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西门，失去了碉堡的火力，敌已无险可守，守城敌人开始纷纷后撤，边打边退。十五军指战员如潮水般攻入城内，与顽敌巷战。抵抗逐渐减弱，敌旅长仅带着100余残兵由南门出逃。 红军占领了龙岩县城，城里的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还自发成立了支持红军此次东征的后勤指挥部。当天，周围的农民送来30多头猪以及成挑成筐的蔬菜、鸡蛋、粉干等来慰问红军战士。 不久，红五军团主力在董振堂、肖劲光的率领下也赶到龙岩。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具体攻打漳州的问题，会议决定： 漳州战役分两步走，先消灭外围之敌，打通攻城之路，再打城内的敌人。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第四军为攻坚主力，黄中岳率第十五军助攻，红五军团第三军为预备队，董振堂、何长工率十三军和闽西军区部队驻守龙岩，负责监视粤军行动。 出发前，董振堂焦急的找到政委肖劲光说：“政委，这咋把我给留下呢？我要随军参战！”紧接着又说：“我找毛主席去！” 肖劲光怕他性急，只好跟着他同去总部驻地。 二人先找到聂荣臻，聂听说来意后，十分为难：“此事可是毛主席定的，总部不能更改，你只有找主席直接反映去。” 三人又一同来到主席的住处，聂荣臻说：“主席，董振堂、肖劲光两同志有事找你！” 毛泽东正在灯下看书，立即合上书本：“哦，是董将军来了，请坐，没有凳子就委曲几位坐到床上吧！” 董振堂没有坐下，站着说道：“主席，上次赣州战役没有打好，惭愧呀！这次就让我随你们到前线杀敌去！” 毛泽东摇摇头笑道：“赣州一役吃亏，跟董将军、红五军团毫无关系嘛，如果没有你们及时赶到，后果还不堪设想呢！你们打的很好嘛！”主席点燃一支香烟，沉重地讲道：“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硬是要把鸡蛋往石头上撞哟！却不顾敌强我弱这一根本事实。即使就是占领了赣州，我看也守不了多久嘛，拿在手里有什么用？我们的原则是：避实就虚，每战必胜。打仗，勇敢固然重要，但还要有谋呀。董将军，我留你在龙岩，第一是为了保障龙岩到漳州的战勤供应运输线；第二是为了防止粤敌抄我们的后路，只有你董将军才能担此重任呀！”听完主席的一番话，董振堂矛塞顿开，他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明白了，主席，你把我摆在龙岩，是对我的充份信任，我一定完成好这个任务。” 大部队走了，董振堂与十三军政委何长工率部驻守龙岩。由于此地刚刚被红军打下，属于新区，情况十分复杂。当地的土豪劣绅逃往附近的土围子，不少群众受国民党的欺骗躲进了深山，加上当地猖獗的匪患。董振堂既要指挥部队剿匪，又要带领部队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建立红色政权和筹粮筹款，因此工作十分繁忙。一天中午，刚开完会回来的他解下腰间的手枪，忽然想起已经很久没有照顾（擦）它啦，武器是军人的生命，董振堂抽出那支钟爱的勃朗宁，先取下弹夹，卸去枪机，然后再拆开，小心翼翼擦拭着各个部件……，然后是熟练地装枪，最后将弹夹推了进去，却不小心碰上了扳机，“砰！”的一声——枪走火了。枪声惊动了门口的哨兵，很快司令部也打来电话，董振堂平静的拿起电话，如实向值班参谋说道：“没事，是我擦枪走火了。”放下电话后，董振堂默默将背包打好，来到政委何长工的门前：“何政委！刚才我擦枪时走火了，我现在坐禁闭去。” 何长工一听忙从房间里跑了出来：“老董等等！你是总指挥呀，这里情况很复杂，没你怎么行，我看就不要执行了！” “不行！枪支走火要坐禁闭，这是红军的纪律，谁也不能例外，我虽是总指挥，更要带头执行纪律。”董振堂说完扭头就要走。 话说的确实在理，何长工找不到什么好理由再劝下去，便索性说道：“好好好！如果你一定要去，那我也陪你去。” 董振堂回过头来，诚恳地说道：“政委，你替我想想好不好！我董振堂若不带头执行纪律，那以后还怎么去管理部队呀？你这样与我一同去了，部队又让谁管呐！” 何长工无可奈何，只好让他去了。 总指挥坐禁闭的消息很快传遍部队，广大指战员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以前一些纪律涣散，起义过来的老兵，也开始自觉遵守革命纪律了。很快，红五军团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红军劲旅。 四月十六日，东征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抵漳州城外，直逼“闽南王”张贞的老巢。漳州守敌为国民党第四十九师两个旅，其主力配置在漳州外围天宝、靖城一线，另一部据守市区。 十七日，红十五军在军长黄中岳和政治委员左权带领下，向靖城发动攻击，守敌杨逢年旅见红军攻势凶猛，吓得弃城向漳州溃逃。十五军则紧紧咬住敌人，一顿穷追猛打，溃逃的敌人乱成一团，漫山遍野的乱逃，此刻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19日拂晓，红一军团军团长*下令对漳州发起总攻。红四军在王良军长、罗瑞卿政委的指挥下，从左面的风霜岭、十二岭发起攻击；红十五军则由军长黄中岳、政委左权的带领下，从右面的笔架山、榕树岭向城内发起攻击。 十五军起义时带过来的大炮在这次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发发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落进敌军早已构筑好的工事里、碉堡上、重火力点上，把守军炸的晕头转向。紧接着，勇猛的红军战士以排山倒海之势冲上敌人的阵地，福建军阀张贞在漳州苦心经营的防线顷刻间被瓦解。同时，十五军另一路在师长王洪章、政委刘英的率领下，强渡芗水河，奇袭宝林桥，将张贞布置在沿岸的据点全部扫除。 张贞见大势己去，再坚守下去无异于坐以待毙，旋即下令炸毁漳州城内的弹药库，随后率残部向绍安方向逃窜。四月二十日，红军进占漳州。漳州战役计俘敌1647人，缴获步枪2331枝，机关枪九挺，炮6门，子弹13万多发，炸弹242枚。此外，红军第一次缴获了二架飞机，还有大量的布匹、粮食和盐等。这些战利品，极大地缓解了当时中央根据地和红军财政、物资紧缺的困难。 三、英雄之死 季振同、黄中岳是宁都起义的功臣。由他们掌握的原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是全军的主力，由于他们的改弦更张，促使了全军起义获得成功，在整个起义部队里有着任何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起义成功后，苏区中央局鉴于他们的功绩和在部队中的影响力，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黄中岳为红十五军军长。起义后，这些踌躇满志的青年将领决心好好打几个胜仗，再立新功。随着整训工作的开始，季振同自知出身豪门，又是个旧式军人，与共产党强调的阶级成份大相径庭，特别是来了一批不知根底的政治委员，个个都是中革军委圈定的人物，再加上当时苏区过分的“左”倾主义思想，他不可能不存有戒心。因此，事无巨细统统推给肖劲光、刘伯坚等人，不敢放开手脚，生怕被抓住小辫子。经过肖劲光、刘伯坚等人的辛勤工作，才逐渐打消了他们的顾虑。1932年春，季、黄二人都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在起义部队进行整编、率部参加赣州战役，以及后来黄中岳率十五军编入红一军团入闽作战，都很积极，经受了红军生活的考验。 当然，作为曾在国民党军队里服役多年的高级军官，在起义后一时难以完全适应红军的艰苦生活，对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制度持有一些不同看法，有时私下里发发牢骚、怨言，或偶尔邀集旧部、好友聚首聊天等等。总之，万事都得有个过程，这些都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比如季振同在起义后因觉得军权旁落，心情郁闷，曾对属下说过自己是“空头司令”，但他对中革军委派来的肖劲光政委、刘伯坚主任是很尊重的，有什么想法都会与他们讲，在工作中也是积级配合的，为起义军顺利的整编是起了关键作用的。期间，由敌人指派的刘骥(季的老上级)潜入苏区企图联系他搞策反工作，也是他主动找到肖劲光汇报的，肖劲光曾问他有什么想法，季振同回答：“我绝对不会再回去了，当初我决定起义，就认定了要跟共产党走，现在我己是共产党员，这一百多斤就交给党了，如果见到刘骥，我就和他谈这些。”很快，中央回电同意让季振同见刘骥一面。 于是在于都县城，季振同如约与前来“劝谏”的老上司见了一面。在谈到实质上的问题时，季振同拒绝了他的“好意”。临别前，刘骥叹道：“异之老弟，你这样下去是会后悔的！”季振同笑了笑，没有搭理他。 回来后，季将两人会面的情况如实向肖劲光作了汇报，还把冯玉祥给他的亲笔信也一并交了上去。 事实证明，季对敌人的策反是不为所动的，是真心愿意干革命的。 赣州一役，几乎清一色由北方汉子组成的红五军团首上战场，表现出了超强的战斗力。这本来是件好事，却引起了一些“左”倾领导人不应有的警惕。对这支绝对不是“根正苗红”且实力装备又远优于当时红一方面军的队伍，怎样才能做到放心呢？ 于是，1932年3月12日，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混合编组红一方面军的三个军团，将起义过来的红五军团一分为三： 第十五军编入红一军团 第十四军编入红三军团 第十三军与红一军团的第三军组成新的红五军团 以均衡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的战斗力，新、老部队互相学习，互相带动，共同提高。当然，这样一编组，多少也让他们放下心来。 其实，这种将红五军团拆散、混编的做法是错误的，至少是毫无道理的。这其中的道道，哪怕是傻瓜也能看出其无法言明的真实目的。季振同身为总指挥，立时陷入了被人分割的痛苦之中，尤其是一种不被人信任，且被人提防的感觉，令他时时感受到耻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种做法也深深刺伤了五军团一部分起义将领的心，在那个年代里，积极响应主官的号召，起义参加红军是需要何等的气魄，但他们义无反顾地做到了。 苦思几天之后，季振同找到肖劲光，恳切地谈道：“你能不能帮我向中央请示一下，我想离开五军团，去苏联学习。”接着又补充道：“这件事我己想了很久，我嘛，是大少爷出身，不懂军事，红军每天都要行军打仗，我既没有指挥能力，又吃不了那个苦，而且还戴着一顶‘旧军阀’的帽子，我看还是去苏联学习一下好，开开眼界，脱胎换骨地进行改造，对将来回国从事革命工作大有好处。” 其实，季是一位很优秀的前西北军高级将领，冯玉祥在自己的部队里组织将校训练团时，曾委季振同为副团长（冯玉祥自兼团长），冯本人很少来，平时工作都是由季主持操办的。单就这一点，足以证明季的军事造诣非同一般。之所以说出这番话，季振同也是有难言之隐的，这其中不光有混编的原因。在当时的苏区，执行着过“左”的政策，“左”倾领导者们随便就能把一顶AB团、第三党，或改组派、社民党，托陈取消派等大帽子扣在某个人头上，只要是戴上这顶帽子，这个人基本就要完蛋。著名的红七军军长，与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百色起义的红军高级将领——李明瑞，就是在肃反中遭到枪杀的，而当时的毛泽东，也处于被排挤、打击的行列。在这种环境下，季不能不有所考虑。 肖劲光明白他内心的矛盾，曾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的这些想法我都理解。不过，我劝你还是留下来，在前进中总会有些挫折，可不能打退堂鼓哟。” 季振同摆摆手道：“这个你尽管放心，我不会再回蒋介石那里去，我己经带部队起义了，做了红军的总指挥，还是中共党员了，回去肯定要杀头的，我不会去把头送给他们杀的。我也不会回冯玉祥那里去，我就是想去苏联学习军事和理论，以便将来更好的搞革命工作。” 该说的都说了，肖劲光遵重他的个人选择，发电报请示了中央，党中央很快回电同意了季振同赴苏学习的要求。对他提出给点黄金做经费的要求，中央也同意了。 季振同走的那天，肖劲光在军团部专门召开欢送会。到会的各军、师将领们神情肃穆，气氛十分压抑。 会后，季振同把望远镜送给了肖劲光，那匹他最钟爱的坐骑——青鬃马，则送给了朱总司令，枪也交了，警卫班也留了下来，他只带了一名警卫员上路。 走时，大家一道送出很远。他的警卫班长王秉璋（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空军副司令员）依依不舍的跟在后面，季振同拍着他的肩膀说道：“回吧！好好干，可不能给咱起义军丢脸，我还会回来的！” 大家目送着季振同一步一步消失在远方的山道中……。 黄中岳受季的影响，思想也有些波动，尤其是中革军委对红五军团实行拆散混编，加之上级对待十五军的一些敏感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有些想不开。这其中就包括补充问题，该军主要由原七十四旅编成，在整个五军团乃至红一方面军，都是战力最强的部队，即使在混编之后，全军也有五六千人。部队历经赣州、龙岩、漳州等战役，伤亡及大，却一直得不到补充。当时的一、三军团基本上是作战时打掉多少，立马就增补多少，在兵员上从未犯过难。而十五军在漳州战役过后，只剩下一千余人了，充其量仅够编一个团。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在给中革军委拍发的电报中就曾提到：“红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四十四师兵力甚薄，共只千余人，加上单位太多容易分散，在战术使用上甚不合宜……” 如此可以想象，黄中岳内心是多么的痛苦。漳州战役时，黄萌发了想离开部队，另谋去处的主意，还曾私下说过：“我这次到前线去，干多少就多少，拖不动就算了……”等之类的话。但没有任何“拖枪反水”的行为，作战中更没有表现其消极的一面。 可是，1932年5月5日，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经周恩来批准，突然在漳州将刚打完胜仗的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军参谋长肖世俊逮捕。当时黄中岳正在台上主持十五军连以上干部会议，荷枪实弹的保卫局人员闯了进来，李克农当着全场几百名干部的面，宣布逮捕军长黄中岳和军参谋长肖世俊。突如其来的事件，令时任十五军政治委员的左权感到莫名其妙。左权是三一年年底到十五军任职的，这半年多来，他与黄中岳搭档配合的很好，从整编到赣州战役、漳州战役，他无不感到黄中岳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他走上前去问道：“为什么要抓黄军长？” 李克农冷冷的回答：“奉上级命令！” 还能问什么？政治保卫局的上级是苏区最高的首脑机关——中央局呀。 大家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军长和参谋长被五花大绑地押走了。 几天以后，李克农等人又将正等待出国，请假在汀州视事的季振同逮捕，罪名是“反革命罪”。 消息迅速传遍闽、赣苏区，人们纷纷议论开来： “季振同、黄中岳他们刚刚从国民党部队里起义出来，怎么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呢？” “真没想到啊，幸亏发现得早！” …… 1932年8月3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在瑞金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大厅内对“季、黄反革命案件”进行公审。最高法庭由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五人组成，何为主席。原告人李克农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指控季、黄参加宁都暴动根本就是投机的，且随时隐藏着再做军阀梦，毁灭红五军团和宁暴光荣历史的反革命企图。此外，还罗列了一大堆捕风捉影，莫须有的罪状。同时遭逮捕被公审的还有：肖世俊（十五军参谋长），李聘卿（五军团经理处会计科长），高达夫（十五军经理处副处长），牛冠甫（十四军参谋长，红校总教官），张少宜（十五军副军长，红校总教官），刘佐华（冯玉祥与季振同的联络代表），蔡佩玉（红军学校俱乐部管理员）等7人。 下午进入审讯阶段，第一个被押上来的是“反革命主谋”季振同。 “季振同，你还有什么名字？” “汉卿、恭之、异之、瑞祥、仆民、民仆、共之等等，大约有十几个吧！”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化名、别名？有什么真实目的？”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哪存在什么目的？” “你是否心怀不满，阴谋反叛过去？” “没有！我都离开部队，准备出国了，哪有什么拖枪的想法。” “你与胡景陶密谋，与刘骥通信，又怎么解释？” “我与胡的会晤是经中央批准的，与刘骥的信件大多是宁暴以前的，怎么能用到现在呢？再说，后来的信我也全交给肖劲光政委看过了。” …… 第二个被押上来的是黄中岳。 “你们是否在九堡召开过拖枪会议，阴谋反叛过去？” “纯粹是无稽之谈！我们只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我只说了些风凉话。” “什么风凉话？” “我说……，苏区有四多，演讲台多、标语多、口号多、没有顶的房子多。就这些，难道这也算是反革命吗？” “你是拒不承认啦，那么你在漳州做便衣干什么？” “那是下面的同志给我做的，也是军事上的需要。我要是想开小差或者拖队伍，还怕找不到一件便衣。” …… 八月四日，苏区最高法院完全同意原告机关的诉讼意见，抓住季、黄等一些还没有构成事实的问题，最后判决如下： 判决季振同、黄中岳、肖世俊、张少宜、牛冠甫、高达夫、李聘卿、刘佐华八人执行枪决，并处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蔡佩玉监禁五年，此判决是最后的，无上诉权。 当这一判决送达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时，毛泽东和项英及时把住了关，没有同意。他们一致认为判决过重。1932年8月10日，由毛、项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决议如下：……季、黄为此案主谋，但曾为宁暴领导人，应予减刑免死，二人死刑减为监禁十年。牛、高、张等三人非此案主谋，可改为监禁8年，其余刘佐华等4人仍按原判执行。 叛决后，季、黄等人一直被监禁在瑞金九堡、麻田等地。由一个连的正规红军担任看守任务，他们均被单独囚禁，伙食不错，可以看书，还可以和看守的战士说说话。日子虽过得漫长，可毕竟还有那么一丝希望。当然，他们更加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彻底平反，还自己一个清白。 意想不到的是，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为纯洁内部，甩掉“包袱”。中央政治保卫局草率地将己囚禁达两年之久的季、黄等人杀害于瑞金九堡的大山之中。 被害时，季振同年仅33岁，黄中岳30岁。 红军长征到延安后，毛泽东曾痛心地对肖劲光讲过：“把季、黄二人杀掉是不应该的，”建国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又一次谈到：“季、黄二人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没有他们，全部起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 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6月批林整风时也曾沉痛地讲道：“五军团二位领导人季振同、黄中岳，在宁都起义中起了关键作用，肃反时外面有谣传，说这两个人不安心，想拖队伍走。李克农向我报告，我同意将他们逮捕，结果处死了。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 1979年6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原宁都起义的参与者姬鹏飞、黄镇、李达、王幼平、袁血卒、苏进、孙毅等上书中央，要求为季、黄平反。不久，经中央书纪处批准，对季、黄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并恢复了他们的党籍，予以平反。英魂终于昭雪，只可惜这已是过去近半个世纪了，来的太晚了，因为烈士们的亲人遭受了那场空前的浩劫，他们背负叛徒家人之名遭惨酷迫害，季振同将军的女儿甚至被斗的精神失常，她的爱人在苦难中含冤自杀……。这所有的一切，九泉之下的烈士们能闭上冤屈的双眼吗？ 值得一提的是，红军主力长征以后，苏区中央分局仍继续执行“左”的肃反政策。据时任赣南省登贤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钟家瑶亲历所言：原宁都起义过来的，分配在中央分局机关工作的十几个人，项英认为他们“靠不住”，于1935年2月下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下令将他们杀害了。 红五军团自成立以来，历经数次混编，人员编的很散，可以说在当时的红一方面军、地方部队和苏区各机关到处都有。这种令人痛心的悲剧在当时究竟上演了多少，我们不得而知。这些人参与起义，起义后又为革命出生入死，换来的结局竟是“靠不住”，难道“靠不住”，就应该统统杀掉吗？这些人的冤死，又岂是一句“好人杀好人，一笔糊涂账！”能够说得清的。 他们死的凄惨，死的冤枉，死的不明不白，他们中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他们都是共和国的无名烈士。 四、水口战役 漳州战役，福建本土军阀张贞遭受了重创，从此一蹶不振。广东军阀陈济棠害怕迅速壮大的红军会危及到自己，在蒋介石的煽动下，纠集了20个团的兵力，趁我主力红军外围作战，中央苏区空虚之际，向我赣西南地区节节推进。 六月六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红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红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的粤敌，在可能的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争取吉林安，同时应以一部兵力牵制临川、南丰线与樟树、吉水之敌。 六月八日，毛泽东、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出席在福建上杭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决定一、五军团经广东梅县南下，计划于月底回到赣南。 七月二日，红三军团主力在大庾附近击溃粤军第一师四个团，溃敌退至大庾布防。四日至七日，三军团多次强攻未果，双方形成对峙。与此同时，粤军第十四师、十五师向大庾急进，第三、四、五师也向南雄集中，企图南北夹击红军主力。 七月八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出了《准备歼灭由南雄出犯之敌张枚新师的命令》，命令红五军团歼灭进抵南雄之张部，同时打援，相机夺取南雄城。 七月八日上午，由陈伯钧、朱良才指挥的十五军与粤敌张枚新第四师在水口附近遭遇，遂发生激战。当日下午，红五军团在董振堂、肖劲光的率领下，及时赶到黄坑附近，得知乌迳之敌已沿浈水南岸向西退却，遂改向水口方向截击。一路击溃敌两个团，敌退至水口布防。由于天色已晚，红五军团停止了进攻，双方沿河相对。九日，粤敌增援部队六个团由南雄悄悄进抵水口，加上原敌四个团，该处敌军的兵力已骤增至十个团。而红五军团没有察觉，仍将敌当成四个团来打。 晚上，董振堂与肖劲光、赵博生、刘伯坚等军团首长在指挥部内召开作战会议，三军和十三军团以上干部均到会参加。政委肖劲光首先作了战斗动员：“同志们！这是我红五军团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单独作战。我们要保持宁都起义的荣誉，向兄弟部队看齐，为了苏维埃的胜利，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这股敌人……”。接着，董振堂对明日的战斗作了详细的部署：“今天我们成功地将敌人拦在了水口，红一军团正在行进途中，离此地大概还有两天的路程。我们要设法拖住这股敌人，稳扎稳打。还有一点需要提醒一下，粤军的战斗力大家清楚吗？其团队在各自为战时很顽强，轻易不会缴枪，其指挥官之间也没多大矛盾和隔阂，一般都能相互支持作战，所以我们必须谨慎对敌。估计敌、我明天必有一搏，因此我命令十三军担任正面的防守，徐军长（徐彦刚）率三军在浈江南岸迂回，随时从侧翼打击敌人……” 第二天一早，敌人倚仗其猛烈的炮火，向我十三军前沿阵地扑过来，战斗进行地异常激烈。红军将士英勇拼杀，反复与敌人争夺每一处阵地。战场上硝烟弥漫，尸横遍野。敌人数次出动成团的兵力进攻未果后，便把矛头指向南岸的红三军。时划归五军团指挥的红三军不善防守，几个回合下来伤亡较大，尤其是该军第八师的干部伤亡殆尽，部队一度失控。三军军长徐彦刚同政委、参谋长都上到前线与敌肉搏了，情况岌岌可危。关键时刻，军团长董振堂亲率警卫连增援上来，只见他右手挥舞大刀，左手持枪，枪打刀劈，硬是将已突入阵地的敌人打了回去。 战至中午，敌人毫无退迹。参谋长赵博生从十三军阵地匆匆赶回指挥所，对董振堂说道：“老董，看来水口敌人不止四个团呐！”董振堂将血迹斑斑的外衣往旁边一甩，边挽袖子边说：“先不管那么多，仗已打成这样了，谁退谁吃亏，先设法拖住这股敌人，待一、三军团赶到，给他们‘包饺子’！”这边正说着，外面警卫员跑进来报告：敌人又进攻了！ 董振堂抄起望远镜来到观察口，只见敌人漫山遍野沿浈江两岸又攻了上来。董振堂扭头对赵博生说道：“老赵，敌人很凶呀。”赵博生笑了笑，道：“湘军虎，粤军狼啊！”董放下望远镜，咬咬牙说：“咱们这次要逮住这条恶狼，狠揍一顿，打得它永远也不敢再踏入苏区半步！”说完，董振堂抄起家伙就要出去，赵博生将手一拦道：“老董，上哪去？”董振堂望着老战友，急切的说道：“都什么时候了，老赵！三军那边伤亡很大，我必须去那边现场指挥。”赵博生再次拦住了董振堂：“上午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你那样干是不对的，你是军团总指挥，应该呆在这里操纵全局，三军那边由我带队增援！” 董振堂摇摇头，恳求道：“你戴着眼镜目标大，你别再与我争了！” 赵博生从容地擦了擦他那副眼镜，对身边的警卫战士说道：“你们都听着，给我看好了总指挥，不许他再踏出指挥所半步！”说完即带着几个参谋匆匆赶向三军阵地去了。 董振堂紧接着要跟出去，几个警卫员便齐刷刷地拦在门口，也不搭理他。董横眉一皱，刚要发怒，警卫排长马金福流着眼泪说：“总指挥，参谋长交待过，您一上阵地准在第一线，太危险了，今后不许您这么干下去啦！”董振堂气得无话可说，扭头回到桌边，一拳狠狠地砸在了桌上。 下午的战斗更加激烈，敌人如潮水般一波接一波，丝毫不给红五军团一点喘息的机会。赵博生在三军阵地上指挥战斗，左臂中弹负伤，仍坚持不下火线。激战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粤敌才停止了进攻。董振堂急切的赶到前线，找到担架上的赵博生，两位老友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董振堂仔细察看了赵的伤势，深情地说道：“老赵，好好养伤，战线已经稳定下来，陈毅同志已率独三、六师赶过来了！” 赵博生躺在担架上，无力的点点头说：“一点轻伤，流血很少，不足挂虑。”一同前来的刘伯坚主任也说道：“我们已向中革军委电告，要求火速增援，老赵，好好休息吧……” 等医护人员将参谋长送往后方，董振堂才稍稍缓了口气。 第二天拂晓，粤敌又开始了进攻，在独三、六师的配合下，董振堂沉着应战，指挥部队利用浈江两岸的有利地形，给敌以一次次沉重打击。 曾任国防部长的耿彪将军（时任红三军第九师参谋长）对这两天的作战有深刻的回忆： ……九日晨，全线打响。余汉谋急令第四师固守待援，令独三师和独二旅驰援水口。当时我们三军已经包围敌人两个团，并完成了分割。但中午时分，敌人援兵赶到，战场形势立刻起了变化。我们九师的阵地在浈水南岸的高地上，三个团已全部投入战斗，阵地多次得而复失，而敌人越打越多。在早晨打响时，我们九师包围了一股敌人，据情报说是三个连。这无异“雷公打豆腐”，不必费多大力气。接着，二十七团报告攻击得手，彭熊师长即前出，令二十六团向左翼展开，他亲率预备队二十五团在正面出手，我与朱良才政委收拾指挥所，准备跟进。我们边收拾边说，三个团收拾三个连，用不了多长时间。谁知话音未落，彭师长派人下来，说敌人不是三个连，而是三个营，命令我将直属队调上去。我们大吃一惊，急忙按他的命令，将所有人员统统投入，以期尽快解决战斗。 敌人越杀越多，八师的阵地上，战斗尤为激烈。连、团干部大部分伤亡，阵地被敌人占领，我们九师的正面，一下子成了焦点，敌人的兵力，迅速增到三个团。师长这时也从火线上下来了，让我赶紧向军部求援。可是军长、政委、参谋长都已投入战斗。军团总指挥董振堂的军衣，已被炮火撕成褴褛，他干脆甩掉军衣，只穿一件白褂，亲自与敌人格斗，挥大刀在敌人堆里厮杀。这时我才知道，三军所对付的敌人，其确切的兵力是九个团。 这时我们九师更加吃紧，二十七团团长阵亡了，二十六团团长、政委牺牲了，二十五团团长殉职、政委重伤。师长彭熊也负了伤，被担架抬走了。我也负了伤，子弹打尽，幸有一把马刀护身，才杀回了师部。 朱良才政委抱着一支长枪，把文件电报都揣在身上，身边只有几个通讯员了。他说，参谋长你快去组织战斗，代理团长。我说应该是兼团长。朱政委也不及分辨，连说，对，兼团长，马上组织二十七团支撑住，同时让二十六团、二十五团收拢。 我冒着弹雨冲向火线。这时，陈毅同志领导的独三师、独六师已经赶到，他们一看到战场上的危急场面，未等命令就立即杀入重围，这才形成对峙。 我到战场后，根本无法组织战斗，只找到五六个战士，领他们冲杀一阵，找到了二十七团阵地。这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阵地上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敌我各自鸣金，朱政委命人送来固守待援的命令。可是我身边只有五六个人，这样怎么固守？又怎么发起反攻？我便叫一个班长去寻找二十七团的人，我写一张纸条，签上我的名字，叫他到各处去喊。不久，他就喊回来三十多人。我又派六个人，用同样的办法，先后找回了七、八十人。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任命了连长，加固了工事，就地露营。 那天晚上我们是弹尽粮绝，小河里的水都是红的，一股血腥气。战士们只好忍着饥渴，互相挨靠着睡下。第二天早晨互相推醒投入战斗时，有的战士发现自己竟和战友的尸体睡在一起…… 七月十日，毛泽东亲率红一军团和红十二军赶到水口，他来到五军团指挥所，召开作战会议。在听完肖劲光、董振堂的汇报后，又视察了敌、我两军的态势，决定由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增援南岸的红三军，红十二军增援浈江北岸的十三军，同时命令各部到达指定位置后，马上出击，不给敌以喘息的机会，坚决消灭敌人。 作战部署完毕，董振堂谨慎地向毛泽东提出：“主席，我有点儿事想找您一下。”看到董振堂欲言又止的模样，毛泽东笑了：“董将军，有事尽管说哟！” 由于惦记着关押在瑞金的季振同、黄中岳等人，董振堂鼓起勇气恳切的说道：“季、黄二人起义参加红军以后，虽有些旧习气，发过点唠骚，但据我所知，他们并无背叛红军的行动。再说宁都起义他们都起到了重大作用，思想是积极的，作战也是勇敢的。我想，他们如确有背叛行为，我们当向全军宣布，予以讨伐，绝不姑息。若只是思想作风的问题，还望主席予以教导就是。他们对您都是信服的！” 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话题，当时季、黄等人都关押在瑞金，还没有宣判。而毛泽东一直是随军行动，不知道后方的处理结果，再加上他本人也正遭受着排挤，也就不好向董振堂表态。略为考虑后，他对董振堂说：“我们会查清此事，正确处理的，你要相信组织。在此之前，我希望你与博生同志要多做工作，稳定原西北军同志的情绪。” 董振堂点点头说：“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全力做好这个工作！” 送走毛主席后，董振堂与肖劲光会同十二军的领导，开始了紧张的战前部署。 第二天，在两路红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粤敌支撑不住，开始向后溃退。红军乘胜前进，很少拿枪的毛泽东也手握一支驳壳枪，加入了追击的队伍。毛泽东个子高大很显眼，肖劲光看到后，赶紧跑上前去阻止：“主席，您这样太冒险了！不能追了。”随后命令警卫员保护毛泽东立即撤往后方。 毛泽东摆摆手说：“溃退之敌，追追何妨！”说着又冲了上去。肖劲光急了，赶上前去用手一拦，严肃地说道：“毛泽东同志！请你尊重我的指挥权！”毛泽东一楞，复又笑道：“你这个肖劲光，好霸道！我也是红军指挥员，你指挥你的，管我作甚！”说完又跑起来。肖劲光无奈，只得率警卫人员紧紧跟在主席周围。 水口一役，敌我双方共出动了四万余兵力，以红军的胜利而结束。此役共击溃了粤敌20个团，毙敌三千余人。据战后统计，仅阵地前被红五军团指战员用大刀砍死的敌人尸体，就有上千具之多。粤军将领李汉魂（独立第三师师长）在给陈济棠的报告中提到：仅第五师、独三师、独二旅就损失官兵一千二百余人，而伤亡惨重的张枚新第四师还没有包括在内。此役沉重地打击了粤敌，从此以后，粤敌再也不敢与红军为敌了，从而彻底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但红军损失也十分惨重，仅红五军团十三军就伤亡团级干部七名、连排干部损失近半、战士一千余名，参谋长赵博生右臂挂彩。此外，划归红一军团指挥的十五军四十四师师长王鸿章同志，在此次战役中牺牲了。 王鸿章，陕西人，早年加入西北军，曾任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师参谋处处长。宁都起义时，他坚决响应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的号召，率领七十九旅集体参加起义。加入红军以后，他思想进步，不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率部先后参加了赣州、漳州战役，在水口战役中，他身先士卒，在率领队伍冲锋时，腹部中弹，英勇牺牲。干部伤亡如此严重，此战之惨烈可想而知，据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的黄镇回忆： 英勇的红五军团与数倍与我的粤敌精兵20个团血战三天三夜。狭窄的一条浈水，血流成河，到处是尸体和受伤的战士，山谷里杀声震天，尘埃蔽日。 亲历这次战役的罗元发将军也回忆道： 当水口之敌向我军反攻时，师政治部主任刘型同志要我去前面随部队行动参加战斗。我一到前线，便随部队从侧翼向敌人发起了进攻。战士们都脱光了上衣，先是用枪打，子弹打光了，就扔手榴弹，然后举着大刀向敌人冲过去。这是一场真正的肉搏战，伴随着“嘿！嘿！”的喊杀声和刀枪的碰撞声，战士们越杀越勇。敌人被我们的大刀吓坏了，打了几个小时后，战场上留下了横七竖八几百具敌人的尸体。大小河沟里的水也被血染红了，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命……。 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回忆说：“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 这以后，红五军团又与红一方面军的另两支主力军团（一、三军团）先后参加了乐、宜战役，建、黎、泰战役、金、资战役。五军团越战越勇，1932年12月14日，在表彰红五军团及纪念宁都起义一周年之际，以朱总司令、王稼祥、彭德怀的名义发出嘉奖宁都起义官兵的通令： “宁都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中一个最伟大的暴动。它表示了在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广大士兵群众的走向革命；表示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在目前革命日益发展情势下的土崩瓦解。同时，增加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到革命方面来，成为红五军团，这是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光荣的一页。因此，中央政府决定并通令各地举行纪念宁都暴动，并给予领导宁暴的领导人董振堂、赵博生两同志以全苏大会所制定的最高荣誉的红旗章，并给领导宁暴的各干部以革命书籍多种，给参加宁暴的五军团全体战士以其它的慰勉与奖励。” 接到嘉奖令，五军团将士欢声雷动。 五、赤帜高挚赵博生 红五军团第十四军在1932年3月中旬中革军委重新编组一、三、五军团时，曾划归为红三军团建制。但实际未归建，这支部队一直都是由中革军委直接掌握，后又由江西省军区指挥过一段时间。这期间，红十四军在五军团参谋长兼军长的赵博生和政治委员黄火青率领下，在赣南、闽西地区肃清残匪，扫除敌占据点，对巩固和保卫苏区、支持主力红军作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32年6月8日，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红十四军建制，所部编为红五军团第十三军第三十九师，由赵博生任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军下辖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师。 32年底，国民党周浑元部第十三旅进至黄狮渡地区。该敌位置突出，虽然兵力较弱，但由于该敌的楔入，使苏区随时会遭受到威胁。中革军委决心消灭这股敌人，拔掉这颗钉子。12月31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下达作战命令：消灭黄狮渡敌人，占领金溪，以吸引金溪西南两间敌人与之决战。 该命令以红三军团为左翼第1梯队，担任消灭黄狮渡地区之敌的任务，红一军团为右翼第2梯队，策应红三军团；红五军团为左翼，担任钳制南城之敌李云杰的二十三师和周至柔的十四师，配合黄狮渡地区的红军作战。 1933年1月4日，战斗正式打响。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红三军团、红二十二军、红三十一师在彭德怀、滕代远的指挥下，向黄狮渡的敌十三旅发起了猛烈攻击。由于该敌早己有所准备，且增加了一个独立第3团，再加上雨天路滑，行动异常困难。战斗从一开始就呈胶着状态，双方在大雨和泥泞中打得难解难分。战至晚18时，攻击部队仅肃清了敌外围一部分据点。彭德怀遂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准备次日拂晓后再战。 第二天7时30分，红军对黄狮渡的残敌发起总攻击，一举将其全部歼灭。仅敌旅长周士达率26团一部出逃，企图向南城方向靠拢。恰在此时，左翼队的红五军团全部赶到，军团长董振堂命令三十九师出击，在师长王树亚、政委易荡平的指挥下，该师终于在渭水桥附近截住了残敌，活捉敌旅长周士达和26团团长以下四百余人。是役，红一方面军共俘敌一千五百余人，缴枪一千五百余支及大量军用物资。 当日下午，国民党军吴奇伟的第九十师，周至柔的第十四师，李松昆的第二十五师，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陶峙岳的第八师，周浑元的第九师等大批援敌赶往浒湾。周恩来、朱德决定在此摆开战场，争取在运动中歼敌一部。 1月7日凌晨，敌孙连仲第二十七师和吴奇伟的九十师进至枫山铺、荷树铺一线；周至柔的第十四师也进抵琅琚、白元一线。当晚，朱德、周恩来下达了攻击敌军的命令。8日凌晨，红一军团第四军由金溪沿公路向西进攻，在枫山铺与孙连仲、吴奇伟部六个团遭遇，两军在公路两侧展开激战。敌凭借有利地形，又有飞机、大炮助战，战斗从一开始，就异常激烈，战场上硝烟弥漫，喊杀震天。不久，彭德怀率三军团也向枫山铺敌之右侧发起了猛攻。敌人开始招架不住，纷纷向浒湾方向逃窜。在此关键时刻，敌周至柔部企图增援枫山铺，且正向这一地区疾进。负责这次战役指挥的林彪、聂荣臻急命红五军团派一部前去阻击该敌，以保证整个战役顺利进行。 接到电令后，董振堂布置了十五军三个团守在长源庙一线，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坚持要一同前往，董振堂当即劝阻：“老赵，有李青云他们几个团，你就放心吧，再说你伤刚好，就不要去了。”赵博生摇摇头回答：“不行啊，老董，长源庙一线离我军的主战场太近，我实在放心不下，这次阻击战至关重要，打不好的话全军会陷入被动。五军团作为战役总预备队，说不准啥时就要拉上去，你的担子更重，至于我的伤，早好了，你不用担心。”董振堂知道他的脾气，再劝下去也是无用，遂命令军团特务连与赵博生一同前往。 长源庙地处黄狮渡左侧，阻击部队赶到此地后，赵博生便带领着干部们勘察地形，选择阵地，同时告诫、叮嘱指挥员们：“这里的地形虽对我们十分有利，但敌人有猛烈的炮火开路，我们要择险而守，要注意发挥老兵的长处，要发扬我军善于防守的特长。这次战役事关全局的胜败，必须完成中革军委交给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 回到指挥所，由十五军军长李青云下达具体作战任务：以主力一二八团担任正面防守，以一三五团为侧翼，一二九团为预备队，全力阻击由南城方向出援的敌人。 上午十点，增援的敌人上来了。在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后，便集中大炮猛轰我军前沿阵地，然后连续发起数次进攻，均被我正面防守的一二八团打退。狡猾的敌人见正面强攻不下，便将矛头直指我右路的一三五团阵地。该团大部为入伍不久的新兵，战力较弱，再加上地形不是很好，经敌几次攻击后，情况岌岌可危。赵博生了解情况后，立即命令身边的特务连出击，协同一三五团恢复丢失的阵地。特务连是清一色身强力壮的老兵，且武器配备精良，每人拥有大刀、手枪、冲锋枪三大件，战斗力很强。该连及时赶到一三五团阵地，很快打退了敌人，恢复了不少阵地。 此后，敌人依旧将重点攻击力量放在了右翼。下午，为突破我军防线，增援黄狮渡、浒湾主战场，敌人动用了两个团的兵力，以密集队形在炮火的掩护下，分两路向一三五团和特务连扑来。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战士们展开殊死的拼杀，弹药很快用尽，而敌攻势不减。赵博生在一二八团的高地上将情况尽收眼底，他找来一二八团团长袁血卒，交代他要及时补充工事，节省弹药，形成有效的扇面火力等等，随后将指挥任务交给他的参谋，自己则率领最后的预备队——军官队，毅然奔赴右翼防守阵地。 在赵博生的带领和号召下，阻击部队在弹药用尽的情况下，硬是用石头、刺刀和大刀将敌人打了回去，牢牢的守住了阵地，令企图增援的敌人始终无法逾越。 战至下午，后方传来捷报：我军主力部队在枫山铺取得歼灭敌人六个团的伟大胜利，望你部再坚持半小时，扭住敌人，以便争取更大胜利。赵博生兴奋地将这一消息转告给身边的同志。突然，一颗炮弹飞来，在他身体右侧爆炸。一代名将，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五军团的缔造人之一——赵博生，缓缓倒在了红土地上。 敌人被击退了，阵地守住了，红十五军的将士们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阻住了南犯之敌，使黄狮渡和金溪的敌人得不到救援，在我红军主力的打击下全线溃退，一直逃向抚州。此役，我军共歼敌2000多人，缴获武器弹药甚多。我军的伤亡也不小，最痛惜的是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不幸中弹，英勇牺牲。 噩耗传来，红军上下无不悲痛万分。手捧烈士的遗物——一副变形的镜框，董振堂长久伫立在山岗上，心如刀绞，欲哭无泪。赵博生不仅是他多年的老战友，更是他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他的牺牲，是红五军团的巨大损失，中央苏区也痛失一员能征善战的军团级大将。他的牺牲，令董振堂陷入了长久的自责与悲愤之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当即致电红五军团，吊唁赵博生： “赵博生同志是为苏维埃而牺牲的，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牺牲的。他的牺牲，是永远光荣于中国苏维埃革命史上，中央政府表示无限的悲悼和敬意。” 1933年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他生前领导起义的地方，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后来，又在红都瑞金叶坪的广场上，建造了博生堡，朱总司令亲笔题写了“博生堡”三个大字。毛泽东称赞赵博生同志是“坚定革命的人，是我们党的楷模”。建国后，叶剑英元帅作诗一首缅怀昔日的战友赵博生： 宁都霹雳响天睛，赤帜高擎赵博生， 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 六、黄坡大捷 1933年1月30日，蒋介石由南京来到江西，在南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内，向其任命的各路“剿匪”将领发表了一篇训话，其吹嘘说：“今天，中正来到南昌和众位共同清剿赤匪。关于剿匪之情形，我们已取得辉煌的战绩，日前，鄂、豫、皖之张（国焘）、徐（向前）匪，洪湖之贺（龙）匪，均已被我们英勇的军队，打得抱头鼠窜，逃往川陕边界。我们那里的军队，正乘胜前进，胜利指日可待。今天，在闽赣，尚有朱、毛匪部正杀人放火，我当速除之！”蒋介石讲到这里，环视一下众人，继而又谈到他的那套丧权辱国的理论：“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之信条。我们不怕现在不能攘外，只怕为我们心腹之患的共匪，不能消灭。” 时日军正集结了大量兵力，意欲大举进攻热河，同时向山海关发动攻击。蒋介石面对日军的大举侵略于不顾，却坐镇南昌，调集全国的精锐部队共计三十多个师，且亲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决意要向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大“围剿”。 2月4日，苏区中央局决定趁敌部署未定之前，先敌发起攻击打乱其进攻势态，以求得作战之主动，于是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朱德（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接替毛泽东任一方面军总政委）、王稼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是不愿意强攻南丰的，周恩来在向苏区中央局的报告中说：“强攻南丰至少有五不利：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三损失太大，四不能筹款，五费时日。” 但苏区中央局的回电指出：红一方面军主力攻打南丰不容再有争论。周、朱、王遂决定执行苏区中央局的“西渡抚河，先攻南丰”的指示。2月9日，周恩来、朱德率红一方面军向南丰进发。以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和罗炳辉的红二十二军为右纵队，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为中央纵队，以*、聂荣臻的红一军团为左纵队。11日晚，红三、五军团分别由南、北两个方向开始攻城。驻守南丰城的是国民党军第8师6个团，激战一夜，红三军团仅夺得大小碉堡九个，歼敌一个营；红五军团夺敌五个碉堡，俘敌一个连，战果都不大，红军各部均未突破敌之主要阵地，且自身伤亡很大，红三军团担负主攻任务的第三师师长彭鳌就是在这次战斗中不幸牺牲。 此时，敌已发现我主力位置，立刻兵分三路，向南丰包抄过来。其主要战略意图为：以罗卓英率第一纵队（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共三个师）由宜黄、乐安出宁都、广昌，阻断我主力红军归路，并深入苏区袭击我后方；以吴奇伟率第二纵队（十、十四、九十共三个师）由南城、南丰侧击我苏区的建、泰、黎地区，并截击我主力红军的归路；由赵观涛率第三纵队（五、六、九、七十九共四个师）由金溪出黎川攻我正面，欲抵住我主力红军于建、黎地区。 2月15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局，决定改强攻为详攻，主力在监视南丰之敌外，准备伏击消灭其增援一路。22日，敌第一纵队三个师（十一师、五十二师、五十九师）由乐安、宜黄地区迂回至我主力红军背后，企图与正面的八个师协同作战，将红军围歼于南城地区。红一方面军首长及时掌握了敌方的动态，决心集中力量，在东坑岭、固岗、登仙桥、河口、黄坡及东坡地区摆开战场，伏击敌之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尔后相机歼灭其它各路敌军，打破敌人的“围剿”。 按照总部的命令，红一方面军兵分左、右两路。左路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进至黄陂一带设伏，整个左路部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右路为红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负责阻击敌人和掩护左路红军右翼的任务，右路部队由董振堂和政治委员朱瑞统一指挥。 2月27日清晨，寒风夹杂着细雨，红军左路纵队埋伏在黄坡的山岭之中，静候敌人的五十二师（辖两旅六团）。这一带群山环绕，绵延数十里，且山高林密、山谷狭隘。敌五十二师是个加强师，每班都有一挺轻机枪，仗着装备精良，大摇大摆的行进在群山之间的狭谷地带。随着“砰！砰！”几声清脆的总攻枪响，山谷两侧的红军猛烈开火，并迅速将敌截成数段，使之首尾不能相顾，战斗仅用3个小时，左路纵队即歼敌五十二师师部和一五四旅一个团，并击毙敌师长李明。第二天，红三军团将该师前卫部队第一五五旅歼灭于桥头。接着，一、三军团协同作战，将位于蛟湖地区的敌一五四旅余部全部歼灭。 左路打的热火，右路纵队的董振堂早已急不可待，可能是敌五十九师（辖两旅五团）隔山听到了枪炮声，行动稍有迟缓。直到下午2点，才行进到霍源以北地区。此时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竟误认为五十二师正进行实弹演习，下令部队继续前进，径自向红军右路纵队的枪口上撞来。 红军右路纵队的任务是阻击援敌，保障左路红军的侧翼。但董振堂岂会轻意放弃这么好的战机。他决心集中兵力，围歼这股敌人，遂令红二十二军先敌占领黄坡西北高地，红十五军占领鹿梯一线高地，同时，令十三军三十八师占领黄坡以西高地，独五师集结黄坡作预备队。 2月27日下午，李青云、朱良才指挥的红十五军在鹿梯一带与敌五十九师前卫第177旅1个团遭遇。敌最初以为只是红军的地方游击队，遂不顾一切地往前冲。李青云当即决定诱敌深入，然后一股作气将敌截成了两段。陈时骥此时才发觉情况不妙，即命175旅赶上来增援，但已为时过晚。激战至黄昏，第五十九师伤亡过半，董振堂、朱瑞下令将敌团团围住，准备第二天一举围歼，同时命令罗炳辉、蔡树藩的红二十二军向河口方向侦察警戒，随时阻击敌十一师的增援。命令主力第十三军三十九师从正面攻击被围之敌，红十五军和三十八师协同作战，歼灭军山之敌，独立第五师与二十二军一部阻击宜黄方向之援敌。 29日上午8时，红军右翼部队向国民党五十九师发起全线攻击，战到19时，全歼敌之四个团，击毙敌一七五旅旅长杨德良，击伤一七七旅旅长方靖。敌师长陈时骥丢下部队，仅率数人仓惶出逃，却在登仙桥附近被赶来的红一方面军左翼部队生俘。黄坡战役，红一方面军干脆利落的歼敌二个师，毙俘敌官兵一万余人，缴获大炮四十余门，轻、重机枪三百多挺，其它枪支一万余支，还有大批银元和军用物资，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在歼灭敌五十九师的战斗中，红五军团十三军三十九师师长王树亚不幸牺牲。 王树亚，甘肃人，早年入西北军，任连长，副营长。宁都起义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十三军营长、团长。1932年8月任三十九师师长，中共总支部委员，他作战勇敢、顽强，指挥细致、深入，在部队里有很高的威信。在这次战役的关键时刻，他亲自率队冲锋，不幸腹部中弹，牺牲时年仅26岁。 黄坡大捷，使红一方面军士气大增。当日，参战各部分别转移至小布、南团、东韶、洛口一带休整。陈诚一下丢了两师之众，气的几乎发疯，不甘失败的他决心与红军决一死战。但胜利后的红军很快又消失了踪影，无奈，他只好将“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重新调整后，敌人由宜黄向广昌方向推进，企图占领广昌，诱使红军主力与之决战。 3月20日，敌第十一师由黄坡向南推进，至黄昏，该师全部到达草台岗、徐庄一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刘伯承在总部的作战地图上猛然一敲，兴奋地喊道：“战机来了，战机来了！”并立即向朱德提出在草台岗准备战场的建议。 朱德、周恩来等人在听完他的仔细分析后，完全同意这一作战方案。当日上午，红一方面军发出作战训令，该训令的部署是：以红五军团、第十二军、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由东向西进攻候坊、徐庄、雷公嵊一带之敌，并以一部兵力牵制东坡之敌第九师，向新丰方向警戒，阻敌前纵队回援；以第一、第三军团、第二十一军和独立第五师为左翼，主力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徐庄之敌，并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九师与第十一师的联系。红二十二军为战役总预备队。 接到命令，董振堂即率部于20日夜出发，分别进入到各指定进攻位置。21日拂晓，总攻开始，由于敌十一师是陈诚起家的基干队伍，号称全军之冠，该军从未打过败仗，战斗力极强，可谓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头等主力。由于该敌先期占领草台岗，且各处制高点均已配备守卫。战斗打响后，即呈白热化状态，双方为每一个阵地，每一处制高点，展开你死我活的争夺。负责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的红一军团打得尤为艰苦，仅南面的黄柏岭制高点，屡次强攻，却屡次受挫。红四军的第十、十一两师轮番进攻，战至下午，黄柏岭不但没拿下来，部队伤亡惨重，两个师的师长均负重伤。此刻，敌数架飞机赶来助战，不停地在我主力集结位置俯冲轰炸，作战的难度更大了。一颗重磅炸弹呼啸着落在红一军团指挥所位置，将正在写作战命令的林彪、聂荣臻掀翻到山坡下，所幸两人居然都没有负伤。 在此关键时刻，由东向西进攻的红五军团，又发挥了其大刀片所向披靡的威力。红五军团的大刀是劈出了名的，但“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却嫌其不正规，自水口战役后，竟命令将五军团的大刀全部回炉制成刺刀，结果打出来的刺刀因软火不能使用。时任十五军军长的李青云对这种愚蠢的做法很有意见，冒着受处分的危险，想办法让十五军的一三二团每个连队都保留了60把大刀。此刻，保留下来的家底派上了大用场，李青云临危受命，组织了一支五百人的大刀队，抓住近距战机，把敌人劈的魂飞魄散、鬼哭狼嚎，一举突破了南面霹雳山敌之六十六团防御阵地。顿时，国民党第十一师在草台岗的环形防御体系被撕开了一个缺口。紧接着，红三军团趁敌慌乱之中，也将雷母山阵地突破，敌开始全线动摇。战至黄昏，蒋介石的这个王牌师全面瓦解。此役，敌十一师大部被歼，击伤师长萧乾和第三十二旅旅长莫与硕少将，击毙第六十二团团长曾孝纯、第六十四团团长孙嘉傅、第六十六团团长李宴芳和第五十九师一七五旅团长陈军锋。重创敌援军第九师一部、重建之第五十九师一七五旅大部，俘敌3000余人，缴枪五千多支，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五军团功不可没。十分可笑的是，当红军战士们押着俘虏行进时，发现每个俘虏的身上都带着一根绳索，战士们都感到好奇，一问才知是敌人出发前上级交待下来，每人均需准备一根绳索用于捆绑红军俘虏，回去可以领赏。 将士们听了无不开怀大笑。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如五雷轰顶，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接到手谕，羞愧万分，也在手谕的末尾写了一句话：“诚虽不敏，独生为羞！”。至此，蒋介石精心布置的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就这样以惨败而告终。 黄陂、草台岗战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打的最大也是最好的一次伏击战。两次战役共歼灭了蒋介石三个主力师两万八千余人，俘敌近两万人，缴获各种枪支一万五千多，还缴获了最新式的三百余挺德造轻机枪和四十门大炮以及大量军用物资。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已拥有30多个县，地跨赣、闽、湘、粤四省，人口近300万，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红军主力也发展到8万余人，地方武装也壮大到近5万人，中央苏区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七、荒唐的进攻——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初，上海的临时中央搬到了中央根据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被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加之万里迢迢请来了苏联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这个26岁的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头脑顿时热了起来，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会议上，博古发言认为：“国民党的统治崩溃和破产已为期不远了，为了适应革命高潮的要求，党必须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来把革命形势迅速转变为胜利的大革命，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为此，他要求：“全中国各苏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并且将这一行动作为党的进攻路线。而且必须“顽强，坚决毫不倦怠，敏捷迅速的为着这个进攻路线的全部实现而斗争”。一些与会者有着长期革命斗争经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博古竞称他们是“机会主义的走向取消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 紧接着，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排斥了毛泽东，又不用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而以李德执掌红军的指挥权。 1933年6月，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调整红一方面军编组，撤销军一级的番号。红一军团的原三军、四军、二十二军和瑞金模范师改编为第1、第2、第3师。红三军团的原五军、七军、二十一军分别改编为第4、每5、第6师。红五军团的原十三军、十五军分别改编为第13、第15师，以后又增补了第34师。五军团仍由董振堂担任军团长，政治委员朱瑞。第13师师长李青云（后陈伯钧），政治委员宋任穷；第15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萧华；第34师师长周子昆，政治委员曾日三。 这次改编不到三个月，蒋介石便又纠集100万兵力，二百余架飞机，开始了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也是蒋介石准备最充分的一次“围剿”。早在五月，蒋就亲临南昌，并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是年夏秋，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加紧进行“围剿”准备。其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具体部署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1、第2、第3路军，计33个师又3个旅。其第1路军4个师又2个旅位于吉水、新淦(今新干)、永丰、乐安、宜黄地区；第2路军6个师位于金溪、腾桥、崇仁地区；以陈诚任总指挥的第3路军18个师又1个补充旅为此次“围剿”的主力军，集结于南城、南丰、临川地区。北路军的任务是：由北向南，构筑碉堡封锁线，实施对中央苏区的主攻。以第3路军在第1、第2路军策应下，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由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2个师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军维护赣江交通；总预备队3个师位于抚州(今临川)附近。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机动，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所部9个师又3个旅，和浙赣闽边守军5个师又4个保安团分别“围剿”湘赣、湘鄂赣和闽浙赣苏区红军，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2个旅，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红军向东机动。空军5个大队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等地，支持地面部队作战。 面对强敌，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这一根本事实，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敌人，继续推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初来乍到的李德在会上甚至提出“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应该摆脱过去那套过时的东西，建立一套新原则。现在红军应四面出击，以进攻打乱国民党的‘围剿’布署”。在这种极其错误的观点引导下，苏区的军民正一步步迈入危境。 1933年7月1日，中革军委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发布了《关于东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正式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任命彭德怀兼任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任政委，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东方军的任务是入闽作战，争取在二个月内，给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以严重打击，同时迅速扩大队伍，然后同留在北线的部队，一起夹击抚州，并向南昌进攻。这个错误的决定将主力红军分成了两部分，结果，在闽、赣两个战场上，红军都未能取得较大胜绩。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是在上海与日军作战后不久调防福建省的，是一支坚决主张抗日的军队。由于遭蒋介石的坚决抵制，被蒋一纸令下，调到福建参与围剿红军，其领导人蔡廷锴根本不愿与红军为敌，且已下定决心反蒋。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对十九路军实行以争取为主的方针，但在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东方军仍对十九路军实行打击政策。使红军不仅在政治上带来不利后果，而且削弱了双方的实力，使红军失去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最佳准备时机。蒋军正是乘这个机会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碉堡包围。 毛主席后来对此曾批评说：“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1933年9月下旬，蒋军陈诚部乘我主力红军分离作战之际，集中四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一举夺占了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重镇黎川，正式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博古、李德等人在敌优势兵力的大举进攻下，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的作战原则，推行军事冒险主义。他们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不放弃苏区每一寸土地，在苏区外战胜敌人。红五军团遂依照总部下达的作战命令，连续作战达2个月，历经洵口、硝石等战役，不仅没有歼灭和阻止敌人，反而丢失了若干地方，部队已十分疲惫，在敌人碉堡密布的阵地前，五军团的进攻显得十分被动，部队伤亡惨重。 1933年10月17日，国民党军继续构筑碉堡封锁线，并以六个师加一个旅的兵力推进到谭头、资溪桥一线，企图吸引红军攻击，继而与之决战。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本应果断后撤避敌锋芒，再寻找机会歼敌一路，可“左”倾冒险主义者命令主力红军准备在资溪桥地区与敌人决战。 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以五军团为主，向资溪桥和谭头发起猛攻，以布置在石峡、洵口一线的红三军团、集结于湖坊地区的红一军团，准备在敌军被牵动时，对其实施猛烈突击。战斗开始后，五军团第十三师首先向敌人的天尊殿阵地发起数次攻击，未能奏效，夜间复攻，仍未攻下。次日晨，红十三师继续向敌第五师师部猛烈进攻，又未能取胜。打了两天，部队伤亡虽大，但五军团仍不折不扣的执行中革军委下达的战斗任务。24日、25日，五军团调整部署，以十三、十五师再次向敌第五师发起攻击，在敌阵地重火力点下，在通往敌人碉堡的冲锋道路上，躺满了红军将士的遗体。红五军团苦战四天，敌人巍然不动，我军伤亡惨重，既未能占领谭头和资溪桥，也没能达到牵动敌人的目的。10月26日，董振堂毅然向中革军委发电，以部队严重受损为由，果断地撤出了战斗。中革军委到这时才不得不放弃在资溪桥地区与敌人决战的计划。 接下来的几次战役也都没有打好，这种与敌人硬碰硬，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灵活多变的战术原则，令军团长董振堂感到深深的懊恼。而“左”倾路线领导者把这一系列战斗失利的原因，归罪到各军团领导人，尤其是红五军团，他们毫无根据的批评五军团里存在“AB团”、“反革命小宗派”、“第三党”等等，在敌人大军压境的非常时期，竟派出大批保卫局人员到红五军团搞“肃反”，弄得部队人心惶惶。 恰在此时，李青云病逝了，董振堂听到消息如折一臂，痛心不已。多年以来，李青云一直在他身边，历任旅部参谋，副官长，少校参谋兼学兵连连长，工作踏实思想进步，在起义前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二十六路军中共特别支部士兵支部书记，并积极开展党的活动，参与了策划宁都起义的一系列工作。 起义参加红军后，李青云在红五军团担任一二九团团长，赣州战役后升任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师长。33年在水口战役中，指挥果敢，表现非凡，于同年8月1日，荣获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并升任红十五军军长。1934年夏，他率部队在苏区北线辗转奔波，抗击敌人，身体终被拖垮。1934年夏，他又患了疟疾，而且反复发作。政委朱良才要他到后方休息治疗，但在此浴血奋战的严峻时刻，李青云考虑的是部队的安危和保卫苏区的重任，不肯离开部队，离开前线，仍抱病坚持指挥作战。不久，病情越来越严重，他本是一个身高一米八，体格粗壮的大个子，这时已瘦的不成人样了。由于体力严重透支，经常出现高烧甚至昏迷，朱良才知道后赶紧命令战士用担架抬着他送往后方医院，但此时的李青云已经快不行了，尽管战士们飞奔在山道上，一路与病魔赛跑，还是未能挽救这位年轻的红军将领生命，在途中（永丰县藤田附近），李青云去世。 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年仅31岁的起义骁将，在忍受病痛的折磨，行将离世前，曾给河北成安的老家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舅父（收信人是他的舅舅），今后再也不能通信了，仅有这150元现洋，你收起来别告诉父亲。这些钱是我父母的养老费，也是贵山（烈士儿子的乳名）的教育费……” 这封信中通篇没有豪言壮语、儿女情长，读起来却处处感人肺腑。遗憾的是，烈士的儿子——李克敏（贵山）拿着这封信寻找父亲，为父亲正名，却用了整整四十五年。解放后，李克敏开始给中央和中革军委写信，想求证父亲的身份和下落。不久总政回信说：来信收悉，查无此人。1965年“四清”运动中，李克敏一家因其父参加过黄埔军校而被划分为富农，结果一系列的迫害接踵而至。倍受折磨的李克敏常常在内心里呼喊：“父亲啊，你到底在哪里啊，快来救救你的儿子吧！”因为他坚信长辈们告诉他的话：你父亲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1931年随赵博生、董振堂在江西举行了震惊全国的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还当过红军的军长……。此后，他坚定的写着同样内容的信，尽管一一被退了回来，却丝毫没有灰心。 1966年，中央档案馆的几位同志来到他家里，调查李青云的籍贯，李克敏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结果。几天后，档案馆来信：红十五军曾有一位名叫李青云的军长，但档案里记载其为江西人。 错了！？李克敏再次与父亲“擦肩而过”。 时间又跨越到1979年，在烈士昔日的战友袁血卒、孙毅、王幼平、王秉璋、蒋耀德等人的帮助和确定下，军委总政治部给李青云颁发了“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 整整四十五年的时间，烈士的英灵才得以落户。先烈们为中国革命前赴后继，我们享受着由他们带来的和平与幸福。这本是不该发生的事情，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读起来令人心酸。 八、消极的防御——第五次反“围剿” 主力红军在北线连连受挫，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便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的防御作战。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与敌人进行正规的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此来制止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样又打了一段时间，毫无疑问仍是被动。恰在此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通电反蒋并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 蒋介石在抚州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沮丧。因为十九路军是这次围剿的东路力量，承担扼守闽西及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的任务。如果东部防线崩溃，如果这五万“叛军”与江西十万红军和在了一起，精心策划的第五次“围剿”将破产不说，闽、赣结为一体后凭借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再加上十九路军掌握的福建出海口，外来援助将源源不断进入，后果不堪设想。蒋介石立即改变军事布署，暂时中断对苏区的围剿，从进攻苏区的部队中抽调了11个整师，用于应对福建的十九路军。 对此大好时机，毛泽东及时提出建议：主力红军应在此时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等地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迫使敌人回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从而粉碎敌人向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彭德怀也致电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转中央领导人博古：“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左倾领导者实行关门主义，拒不采纳毛、彭的正确建议，仍把主力红军从东线调到西线的永丰地区，去进攻蒋军的堡垒，让十九路军单独同蒋军作战，使红军丧失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最佳时机。 蒋介石开始以重兵围剿十九路军，面临危境的福建人民政府曾多次要求红军给予军事上的支持，但左倾中央就是无动于衷。1934年1月，蒋介石在镇压了十九路军后，腾出手来开始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敌集中20多个师分三路向苏区扑来，强敌面前，博古、李德等人错上加错，仍命令红一方面军在各城、镇、村及交通要道构筑碉堡，处处设防，并主动攻击敌人。团村一役，仅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就减员过半，十五师师长吴高群牺牲。接下来，红五军团又被调到南樟、横村一带进行防御战。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五军团遭受了巨大损失，一些以连、排为单位固守的支撑点，在敌人的进攻中没有及时撤出，半数与支撑点共存亡了。 这种与敌人硬碰硬的打法，使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和指挥员大量减员，虽由地方补充进来不少新战士，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进行最基本的军事训练，就不得不投入前线。这样一来，部队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五军团第十三师是宁都起义的老底子，一支很能打硬仗的队伍，师长陈伯钧在视察一次新兵训练时，发现实弹射击十人竟然有九人脱靶，这样的成绩令他感到极度担忧。 五军团如此，其它主力军团在各地的作战也都没打好。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给军委写了一封信，大胆直言军委在指挥上存在的四大缺点： （一）决心迟缓损失了不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这是军委最大最严重的缺点。 （二）决心下过之后，对时间的计算及不精确，致各部队不能协同，像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三）对个部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细琐，使下级无机动的余地。 （四）对战术原则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未充分分析当地情况特点，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照搬。 时任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对此也十分焦急，他找到李德，提出必须终止这种不切实际的军事指导方针，否则红一方面军将有被葬送的危险。李德听后勃然大怒，训斥刘伯承道：“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 刘伯承早在20年代就是川军中的名将，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时，任革命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1928年到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是李德的同学。回国后，刘伯承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到中央苏区后历任红军学校校长、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他具有长期的带兵实践，又有丰富的司令部工作经验和扎实的军事理论水平。对于李徳的讥讽，刘伯承以大局为重，沉住气没与他理论。几天后，刘伯承随同李德到总参谋部去，李德嫌机要员在路边做饭挡了道，竟一脚将饭锅踢翻。刘伯承忍无可忍，愤怒地用俄语向李德质问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 李徳恼羞成怒，告到博古那里，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要求撤掉刘伯承的职务。 不久，刘伯承便被贬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 三月二十五日，红五军团第十三师配合红一、三军团，发起泰宁战役，与国民党军第十纵队汤恩伯部第四师、第八十九师激战于新桥、太阳障一线。此役虽击溃敌人七个团，毙伤一千四百余人，俘虏三百七十余人，子弹九十万发，但红军自身也伤亡七百余人。 四月上旬，敌人集中十一个整师，沿抚河东、西两岸向广昌发起进攻，拉开了广昌保卫战的序幕。李德在这里摆出了当时红军的最强阵容，红五军团和一、三、九军团一字排开，与近十万敌军抗衡，死守广昌。博古提出：“为着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拒敌于国门之外！”和“决不放弃苏区寸土！”等战斗口号。广大红军指战员凭着顽强的革命精神和血肉之躯，硬是与敌七个精锐师加一个炮兵旅血战十八天。十八天后，广昌失守，英勇的红军将士虽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伤亡近6000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 广昌失守，严酷的现实令广大红军干部、战士对这种不切实际的战术感到强烈不满。野战司令部遂与29日晚在头坡召开会议，旨在总结广昌战役和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 到会的有：朱德、博古、李德、周恩来、顾作霖等，各部队首长有：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朱瑞。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等。 博古在台上闷闷不乐地坐着，目前苏区的北大门被敌人撞开了，今后怎么办？仗该怎么打？保卫黎川，保卫广昌，结果一个也没保住，“御敌于国门之外”几乎成为泡影，怎不令博古焦急，被他所寄予重托的李德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他提出的“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短促突击”一个也不管用。尽管如此，他们都不肯承认自己制定的军事方针、战略战术是错误的。 博古环顾一下四周，见人都到齐了，便宣布开会。他首先发言：“广昌一战，我们虽然最终放弃了，但连日来，我一、三、五、九军团各部给敌以沉重打击，消灭了很多敌人。敌人在这次战役中也暴露出不少弱点，敌人目前越疯狂，就说明他们越没有出路，黔驴技穷嘛。”接着，博古又继续讲道：“眼下我们虽暂时退却，但敌人得到的是一座空城。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苏区的前途是光明的！各部要很好的总结一下，休整一下，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博古讲这番话无非是想宽慰一下众位将领，可没想到话音刚落，台下便“轰”的一声，大家纷纷开始议论开来。 “广昌战役，我军伤亡近六千，敌人伤亡不到三千，怎么能说是给敌以沉重打击呢？” “广昌战役赔了老本，像这样打下去，老本会赔光的！” “今天叫在这突（短促突击）一下，明天叫在那儿突一下，我们军团给突突得差不多了！” …… 议论声越来越高，言辞也愈发尖锐、犀利，朱德作为野战军司令员，坐不住了，他也很反感李德那一套，他曾多次找到李德，谈过去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想从侧面提醒李德，不该照搬正规战、阵地战的原则。可李德根本听不进去，现在仗打成这样，朱德心里也很恼火。他严肃而沉重地讲道：“黎川决战，我们打输了，广昌决战，我们还是输了。” 朱德一番实事求是的发言，令全场顿时静下来，博古像挨了重重的一击，脸立时就阴沉下来。朱德瞥了博古一眼，没有理会他，又继续讲到：“野战司令部宣布撤出广昌是明智的，可惜太晚了，如果早撤出来，损失就会小一些。彭德怀同志曾建议过，但司令部没有及时采纳，我也有责任。” 朱德一表态，下面的各军团指挥员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李德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再推诿下去，难以平复会场激愤的情绪，于是站起来说：“这次广昌战役没有打好，我也有责任。”说完话锋一转：“为什么没打好呢？主要是我们的工事没做好，我们的堡垒不够结实。敌人进攻时，我们的火力又没有组织好，再加上实施短促突击的时候不够坚决……” 彭德怀一听就火了，站起来气愤地说道：“怎么组织更强的火力？根本没有子弹，没有子弹！懂吗？在敌人碉堡密布的情况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有十次要失败！” 李德一听，是彭德怀对自己提出的“短促突击”有意见，大为不悦，于是傲慢地说道：“这么说你在指挥上就没有一点缺点？” 彭德怀一听更火了，气愤地说到：“指挥上的问题？你们的作战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就是主力不集中，团村一战，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集中使用，就能歼灭敌人三个师，十五个团，我们就能缴获枪弹，俘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现在呢，每战都在同敌人拼消耗，敌军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们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个道理。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本想停留半天消灭被围的最后一个营都不准……，第二次打南丰，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如果不是红军将士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垮了……。这次广昌保卫战，结局你们看到了，完全是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开创至今已有8年了，创立这块根据地不容易，崽卖爷田心不痛，就这样被你们送掉了！” 一番电闪雷鸣般的怒火喧泻，彭德怀早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过后，他觉得翻译没有把他的话完全讲给李德听，便扭头对身后三军团政委杨尚昆说道：“尚昆同志，你把我后面讲的话告诉他（李德）！” 杨尚昆和其它在座的高级指挥员们，无不为这番话在内心拍手称快，他曾留学苏联，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听彭德怀这么一讲，便毫不犹豫的站起来用俄语对李德说：“彭德怀同志说，如果把中央苏区丢掉，我们是非常痛心的，你，就像一个不孝的儿子卖掉父亲的田产一样，不知道难过！” 此话一讲，李德顿时暴跳如雷：“封建！封建！你不满意，就是因为撤了你的军委副主席！” 彭德怀是个宁折不屈的真汉子，针锋相对地冲李德说：“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怎样去战胜敌人的问题，你硬要往其它事情上扯，简直是下流无耻！随你怎么说好啦，开除党籍、公审、杀头，我都准备好了！” 博古站起来，向杨尚昆一挥手，似乎怪他多事，不该翻译后面那几句话，接着严厉的对彭徳怀说道：“老彭！太过分了，就凭你对顾问这种态度，就得给你处分，你们先回去吧，以后再谈。” 会议不欢而散。彭德怀毫不留情地在会上对李德、博古等人开了一炮，所幸他们慑于彭德怀同志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不敢对他有所动作。只可惜，他们仍没有吸取教训。广昌战役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很快又攻占了永丰、龙岗、建宁、永安、连城等地，并集中三十几个师的兵力，分六路向苏区中心区域全面推进。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者也把主力红军分成六路，实行所谓“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想处处设防，却防不设防。 5月12日，由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红七军团、红九军团组成的东方集团又进行了建宁保卫战，在建宁及其附近的洛阳堡、都书坳下、雪山嵊、安仁、武镇岭、马元桥、同元桥等地抗击国民党军第八纵队（指挥官周浑元）、第十纵队（指挥官汤恩伯）的进攻。 5月15日，敌人集中第八纵队、第十纵队攻击我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守卫的马元桥、同元桥阵地。我守备部队力战不支，阵地被敌人突破。 5月16日，国民党军集中八个师的兵力开始会攻福建建宁县城。是日晚，红军主动放弃建宁县城，向宁化地区转移。 7月16日，董振堂率红五军团主力于桂风台、大寨脑阵地抗击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四个师的进攻，战斗进行了四天，部队伤亡巨大，被迫后撤。 8月5日，敌又以九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强大火力支持下，向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五军团与三军团并肩作战，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十五公里纵深内，构筑了五道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体系，进行固守。敌精锐第八十九师一上来便发起数次强攻，均被我军击退。由于这一带全是小丘陵，期间遍布着水田耕地，没有突出的高地可供双方利用。敌人攻的猛烈，红军将士守的顽强，胜败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火力的强弱。 此后的几天时间，英勇的五军团全体指战员硬是凭借步、机枪、手榴弹、大刀，将敌八十九师打得丧失了战斗力，不得不退出了战斗。第三天，敌人又换上新的部队重新组织进攻。担负正面防御的三、五军团相互协同，一直坚持到8月28日，因伤亡严重（共伤亡2300余人），不得不放弃了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 败仗一个接一个，形势越来越糟，博古不得不决定再次召开军政联席会议，检讨战争形势，制定新的作战方针。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博古、洛甫、周恩来、朱德、项英、王稼祥等苏区的政治局委员，还有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陈毅等各军团军团长、军区司令员。毛泽东也参加了此次会议，这是他自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被剥夺了在党内、军内的发言权，遭受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批判后，首次参加的军委会议。 会议由博古主持，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首先发言。他认为几个月以来，阵地战束缚了自己的行动，失去了不少运动战的机会，并希望在以后的作战中能给改变过来。林彪讲完后，彭德怀发言，他的讲话带有浓厚的火药味：“我们的战争指导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以来（意指在李德的指挥期间），红军便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如果不是指挥错误，这次‘围剿’早就被粉碎了……” 轮到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发言，他婉转的讲到：“我们五军团对阵地战、堡垒战是熟悉的，我们的战士也是英勇顽强的。但是，我们的装备远不及敌人，没有强有力的火力支持，单靠血肉之躯去硬碰敌人的工事和碉堡，牺牲实在太大。希望今后能够改变战略方针，避免阵地战，争取运动战。” 军团长们的发言，几乎都是在批评李德、博古的战略决策。李德听后大为不悦，他讲到：“各位都觉得过去的战略方针错了，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是各位不善于将阵地战和短促突击相结合所致………” 李德不仅不认错，反而倒打一耙，弄得下午的会议不欢而散。晚上，会议继续进行，博古提出讨论两个议题：一是准备转移外线作战问题，二是扩大红军的问题。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毛泽东作了热烈的发言，他提出苏区可以不设防，要设防亦只使用地方部队担任守备，主力红军全部跳到外线作战，跳出敌人的封锁线，到苏、浙、皖、赣等省转移作战。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就遭到博古、李德的反对。这时，毛泽东激动了，虽然一年多来被剥夺了发言权，但只要让他参加会议，他就要发言，不管左倾领导者爱不爱听，他都要讲。此刻，他沉重的讲到：“去年的‘福建事变’后，我就曾建议过你们，我们必须要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在蒋介石调兵围剿福建省人民政府的同时，我们应该及时伸出援手。结果，你们不听，现在福建人民政府倒台了，我们也陷入了极端的困境。我们失去了一次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佳时机……” 毛泽东不顾自己“靠边站”的身份，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他当时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也想以此敲醒博古、李德等人，要听得进别人的建议，而不要错误的一意孤行。 甚为可惜的是，左倾领导者们固执己见，已听不进任何建议了。 这次会议后，红五军团奉命在兴国高兴圩一带布防，苦苦抵抗着国民党军六个师的轮番攻击。此时，恰被贬的原总参谋长刘伯承赴军团部到任，受到军团长董振堂与政委李卓然（不久前任命）的热情欢迎。 当日下午，在军团部——兴国城外五里亭的一座山庙里，召开了全军团营以上干部会议。主持会议的董振堂对台下干部们讲道：“现在请刘总参谋长给我们作军事报告。” 刘伯承站了起来，台下立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好！我受中革军委指派，来担任红五军团的参谋长，我很荣幸能加入你们这支英雄的部队！” 台下又响起了浪潮般的掌声，刘伯承扶了扶眼镜，朗声说道：“同志们，我们这次反‘围剿’不叫打仗，叫‘挡仗’，敌人也不叫打仗，叫‘滚仗’。敌人凭借优势兵力和现代化装备，像个大石磙子滚过来，我们还硬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喽！这样一来，我们就把主动权送给了敌人，使自己置于被挨打的被动境地。一年来的战争证明，我们红军广大的干部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有问题，需要改变。现在，我们将要跳到外线去作战。部队打了这么久，本来应该好好休整，但现在没有时间了，同志们回去后要抓紧动员一下，准备很快出发。” 热烈的掌声再次响起，这不仅仅是对这位原红军总参谋长的尊敬，更是因为他的一番讲话，生动而形象的比喻，说到广大干部的心里去了。但同时，刘伯承的一句“很快出发到外线作战”，也道出了红一方面军当时的极端困境，当时的几个主力军团均从阵地上撤了下来休整补充，准备进行长征，红五军团虽是长征的主力，却是唯一仍在战斗中的部队。 九、浴血坚持——第五次反“围剿” 10月13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一律使用代名的命令》：军委为红星，军委直属各部一律代以红星二字。军委第一纵队为红安、第二纵队为红章。红军第一军团为南昌、红军第三军团为福州、红军第五军团为长安、红军第八军团为济南、红军第九军团为汉口。并规定以上代名自十月十五日实施。 是日夜，朱德致电各部首长： 甲、兹重新规定各补充团正式拨给各兵团管辖，区分如下：一、江西补充第二团、于都补充第八团拨给一军团。除补二团已补一军团外，一军团应即派员到于都接收补充八团，并于十五号晚带往一军团集中地点。二、补充第三、第四团均拨给三军团。补充第三团，应令其由长胜随三军团后十六（日）早开到三军团第二集中地区之车头；补四团由三军团派员至于都接管，于十六号晚开至埠前冈附近，随三军团后跟进。三、补充第五团仍拨给五军团，由五军团派员至江背洞直接接收。在五军团末移动前，仍继续接收新战士，当五军团移动时，即随五军团后方部移动，并特别进行巩固工作。四、于都补充第六团拨给八军团，由八军团立即派员前往于都接收，并于十五日晚开往社富地域随八军团行动。五、现在于都之补充第一团拔九军团，由九军团立即派员到于都接收，并于十五日晚由于都开往会昌。到达会昌后，即随九军团行动。 乙、各补充团拨给各军团干部及新战士，全部均由各军团负责训练，并切实进行巩固工作。第七补充团干部仍须继续接收新战士，准备补充二十四师及军委直属部队。该团驻地由项主席指定。 丙、执行起情形，望电告。 10月17日，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坚守兴国近半月，然后将阵地交给前来接防的独立三团。于18日夜晚，全军赶到于都的仓前、罗坳一带集结，仅停留了一天，在接收了兵员、物资等各项补充后，就匆匆赶到于都河边，准备渡河。 站在河岸边，董振堂内心感慨万千。他舍不得离开这块红土地，在这里，他由一位国民党将军蜕变为坚定的无产主义者，成为了红军的高级将领；为保卫这块红土地，他与他的战友们浴血奋战。而今，就要离开这片热土以及给予革命最大支持的苏区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够打回来呢？…… 已调赴赣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匆匆赶来送行，董振堂迎上前去，两位亲密的战友紧紧拥抱在一起。面对几十万敌军的重重围困，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意味着什么，董振堂心里十分难受。 “刘主任，真想和你在一起，并肩战斗啊！” 刘伯坚深情地说道：“我何尝不想啊，组织上决定把我留下来，继续坚持斗争，我必须服从组织，这是党的原则！你这次率五军团作为全军的后卫，肩上的担子也不轻啊！” 此刻，军情已十分紧急，敌人的炮击越来越近，身后的战士们都是奔跑着上到浮桥，时间不多了。 刘伯坚从容地说道：“老董，该上路啦！一路保重，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再见面的，祝你们前途顺利！” 还能说什么呢？千言万语，难诉衷肠，董振堂坚定地回答道：“刘主任，红军主力离开苏区后，斗争会更加残酷，你要多保重，我们会争取早日打回来的。” 这时，许多根据地乡亲站在河边，唱起了《十送红军》的歌儿：“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声声叫，树树梧桐叶呀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呀么再回山……。”乡亲们扶老携幼，站立在岸边，就这么反复地唱着，唱到人人落泪，唱到红军大队人马消失在对岸的崇山峻岭之中，还久久不忍离去。 主力红军走了，艰苦而悲壮的根据地三年游击战争就此开始。一九三五年三月，刘伯坚率部突围，准备向粤赣边游击根据地转移。在途中遭敌重重包围，苦战一天一夜，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少共书纪陈丕显冲出重围，时任江西省委书纪的阮啸仙中弹牺牲，刘伯坚在指挥作战时身中数弹，他的警卫员谢有才拼全力背着他且战且走。在此生死存亡之际，刘伯坚忍痛推开警卫员喊道：“快跑！不要管我，多冲出去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就这样，刘伯坚为掩护其它同志突围，在江西信丰、会昌交界处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 刘伯坚被俘后关押在大余，不仅受到敌人反复的刑讯和肉体折磨，还多次被押到城里游街示众，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精神折磨，刘伯坚大义凛然地对主审他的国民党官员说道：“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要杀便杀，何必废话！” 敌人在他身上可谓绞尽脑汁，却得不到一丝结果。由于刘伯坚曾担任过国民军的政治部主任，协助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国民党军中许多要员都曾经是他的同事。因此，敌人无奈的劝说道：只要办理一个脱党手续，就可重获自由。刘伯坚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他说：“我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不可动摇的，你们不要再费心机了！” 审讯的官员带着叹息和钦佩之心再次问他：“你说共产党有办法，为什么弄得现在一败涂地？”刘的回答是：“胜败乃兵家常事。古人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息，燎原之火必将漫天燃起！” …… 在狱中，他回首自己革命的一生，为求工农的解放而奋斗不息。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没有什么可遗撼的，于是写下一首千古绝唱——《带镣行》 这首大义凛然的诗词，抒发了刘伯坚烈士在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刻，那种视死如归，豪迈的革命气概。 临刑前一刻，敌人还幻想着他能屈服，面对递上来的纸笔，刘伯坚从容挥笔，给与他一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爱妻王淑振（已在闽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写下一封遗书：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更要用尽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事业。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了，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敬礼！ 1935年3月20日，刘伯坚在大余县被敌杀害。烈士牺牲十四年后，中国革命就取得了彻底胜利，应验了烈士临走前的遗言。 原宁都起义过来，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同志不少，但结局都非常悲壮。如前文所述，在中央分局机关工作的十几个干部，项英觉得这些人以前在国民党军队干过，不保险，认为他们“靠不住”。他曾对登贤县委书记陈梦松和县苏维埃主席钟家瑶说：“这些人不可靠，要解决他们！”1935年2月下旬，项英以开会为名，派通讯员将原红五军团的十几个人先后召集到机关，进来一个捆一个。当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他们全部杀掉了。 毫不留情解决“靠不住”分子的项英，其革命的坚定性是无可置疑的。但要总结这些血的经验教训，准确判断出谁“靠的住”、谁“靠不住”，项英本人也是一头雾水。1941年1月，悲剧再次上演。皖南事变中，已脱离危险的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项英，在睡梦中死于叛徒的子弹。 打死他的人是跟随了他三年，一贯表现得“无比忠诚”的正营职随从副官刘厚总，一个他自认为最“靠的住”的人。 宁都起义的功臣——袁血卒和郭如岳都被分在了留守的主力——红二十四师里，袁任师政治部代主任，郭任七十团参谋长。1935年3月9日，袁血卒随项英、陈毅、贺昌率二十四师师部和七十团最后突围，在会昌天门嶂山区遭敌八十九师阻击。为掩护首长、战友们安全转移，袁血卒率领一个大队留下来打掩护，部队且战且走，战士们大部牺牲或被打散，袁仅带数人突出重围。 突围脱险后，袁赴上海寻找党组织，不幸被捕，凭着多年的敌后斗争经验，敌人找不出他的一丝嫌疑，在查无证据的情况下，只好将他释放。出狱后袁血卒化名吴银，到国民党第五十七师当兵，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8月，袁又以政治嫌犯被捕入狱，直到1937年11月，随着“释放全国政治犯”的大潮，袁才被释放出狱。出狱后，袁雪卒归心似箭，盼望着早日重回党的怀抱，与难友们一路讨饭，经浙江、安徽、河南、陕西数省，历经艰辛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年底到达延安。此后，他经受了长期的政治审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拨乱反正，得到平反。 郭如岳的遭遇更惨，他原先是西北军董振堂旅的作战参谋，起义后曾担任过红十三军三十七师师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由一名营级干部迅速成长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可后来，似乎是老天的故意捉弄，具有很强军事才能的他竟被留在了苏区，而且直到红二十四师准备突围前，才被临时任命为第七十团的参谋长。后随部队突围，在天门嶂山区与敌激战，郭负伤被打散，独自一人在茂密的茅草丛中藏了七天。七天后，饿得浑身乏力的他还是被敌人搜了出来。敌军官审问他时，郭如岳自称叫郭守康，是士兵。见问不出什么名堂，敌军官走了，这样本该是可以混过去的，没想到上天再次捉弄他一回。一个小孩在门口看了他一眼，然后迅速走开。不多久，敌军官又笑嘻嘻的回来了，对他说：“你不是士兵，你是红军的参谋长，那个小孩认识你！” 三个月后，郭如岳被敌人押送至南昌，被国民党当局判刑十五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流落上海等地，与党失去了联系，靠乞讨、打工谋生。直至上海解放，郭如岳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找到昔日的老首长——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后由陈毅介绍，在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教导团任教育参谋，1953年转业回甘肃老家，1978年任甘南藏族自治县政协委员。 留守的主力红二十四师里面，还有一位副团长，也是宁都起义过来的干部，名叫曹树良，曾在董振堂的七十三旅担任过营长。起义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军事上很有一套，由他率领的湘南游击队转战于丛山峻岭之间，一直坚持到国、共第二次合作。他的部队后来编入新四军，走上了抗日战场，而他却永远长眠在他战斗过的地方，顺便提一下，曹树良同志也是被错杀的。 事情还得从1937年8月说起，当时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国、共两党一致抗日，实行第二次合作。不久，国、共两党达成协议，蒋介石同意将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项英与陈毅开始积极联络各路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由于湘赣苏区的游击队与他们失去联系很久，必须上山去寻找他们。可派谁去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呢？二人一合计，决定让湘南游击支队的政委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支队的支队长就是曹树良同志，当时考虑到政委负伤刚愈，行动不便，曹树良便带了一名警卫员亲自前往…… 二人历经千辛，终于在莲花的九陇山里找到了由谭余保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可刚一见面竟被对方误认为是叛徒，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就惨遭杀害。噩耗传来，曹的部下无不为之痛哭。英雄为革命出生入死，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却悲惨地死在了自己人手里。曹树良同志被错杀，是过了很久才得以证实的，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直到1982年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中间竟整整相隔了四十五年。 陈义厚毕业于北平医专，后参加西北军任鹿钟麟部的军医官。中原大战后编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中，宁都起义后曾担任红五军团军医处处长。1932年，军医处改为卫生部，陈义厚任部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春，陈义厚率领红五军团卫生部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场救护工作，组成了从绷带所——野战医院——兵站医院——后方医院——总医院的关联性救护体系，为及时抢救伤员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任红五军团卫生部长期间，积极贯彻中革军委总卫生部提出的“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指战员健康”和“预防第一”的方针，在五军团大力开展以消灭痢疾、疟疾、下肢溃疡等常见病为重点的群众卫生运动。 1933年8月，陈义厚任红军卫生学校校长。带领全校师生艰苦创业，自编自印讲义教材，自己动手搜集、制造各种标本、模型和挂图，通过多种渠道，充实教学设备，先后建立了图书室、模型室、试验室，促进了教学。红军长征前夕，卫生学校共培养医护人员686名，为红军各部队补充了卫生技术力量。 陈义厚对病员诚挚热情，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医术精益求精。卫生学校附属医院是中央苏区医疗技术水平最高的医院。陈义厚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挤时间编写了《诊疗手册》、《药物学》、《处方学》等书，还创办了《红色卫生杂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为了管理留下来的8000多名伤病员，成立了中央苏区卫生部，由陈义厚负责。1935年春，陈义厚在指挥部队转移时，遭敌机轰炸，壮烈牺牲。 罗忠毅于1927年入冯玉祥部当兵，1931年随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同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后到瑞金入红军学校学习。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起任福建军区司令部参谋、作战科科长，连（城）宁（化）（龙）岩军分区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罗忠毅留在闽西南地区坚持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历任闽西南第一军分区司令员、闽西南游击队第一纵队司令员、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司令员。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罗忠毅任新四军第2支队参谋长。1940年7月，陈、粟率江南主力北渡长江后，罗忠毅任重建的江南指挥部指挥，留在苏南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指挥部队多次挫败日伪军“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罗忠毅率部接应新四军突围北撤人员，为保存抗日革命力量作出重大贡献。4月，苏南新四军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6师，罗忠毅任第6师参谋长兼第16旅旅长，率部转战于句容、丹阳、武进、溧水地区。此时，国民党顽军对苏南新四军实施“进剿”。1941年5月下旬，罗忠毅率新四军第16旅在溧阳县黄金山三战三捷，毙伤俘顽军90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为新四军挺进苏南以来“空前第一次之运动战”。黄金山大捷，扭转了皖南事变后茅山地区的危急局面。6月，第16旅回师茅山，为配合东路苏常太地区的反“清乡”斗争，积极发动攻势，在7、8月间连续拔除20多个日伪据点，收复了皖南事变后被日伪军侵占的全部地区。 1941年11月28日凌晨，日军集中3000余人的兵力，突然袭击新四军第16旅旅部和中共苏皖区委机关驻地溧阳县塘马村。罗忠毅和旅政治委员廖海涛指挥部队与日军展开血战，先后打退敌人8次冲锋，歼敌700余人，使旅部、后勤单位1000余人得以突出重围。而罗忠毅和廖海涛等270余名指战员在血战中壮烈殉国，时年仅31岁，是新四军对日作战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领导人。 卢寿椿曾任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一营营长，在起义前曾作为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的代表，前往苏区与刘伯坚联系，请示组织起义等事宜。宁都起义时，他率部包围二十五师师部，捉拿反动官长——李松昆，是起义的功臣。参加红军后不久入党，曾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四十三师师长。后调军委红军大学，任训练部副部长兼上级干部大队大队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奉命留在江西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春在赣南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王蕴瑞的遭遇很曲折，宁都起义前，他就加入了二十六路军的地下党组织。起义后，王蕴瑞历任红五军团第十四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建、黎、泰警备司令部参谋，同年10月调红七军团司令部任作战科科长。1934年7月，中共中央命令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同年11月，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王蕴瑞升任第三师师长。部队北上途中在怀玉山遭敌重围，激战多日，后随粟裕成功突围，任红军挺进师参谋长，转战于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1935年8月任浙西南军分区司令员。同年9月，国民党军队向浙西南根据地进剿，粟裕率主力跳出敌人的包围，王蕴瑞则率少数部队留在根据地牵制敌人，在一次战斗中，部队被打散，他只身突围辗转回到了河北老家，与党失去了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王蕴瑞找到八路军东进纵队，说明了身份，重又回到党的怀抱。后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司令部二科科长，冀南军区参谋处处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野战军二纵参谋长，二野三兵团参谋长。全国解放后，历任川东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兵团参谋长，志愿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南京军区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办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9年3月20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红五军团里还有一位传奇人物，叫周骏鸣。宁都起义时，他在二十五师七十五旅任少校营长，率全营参加起义，部队改编后在红五军团里任团长，是一位下定决心干革命的起义军官。可惜事与愿违，一个多月以后，周俊鸣和几个团长被宣布离开部队，原因是白军的军官不能用。于是1932年1月，周骏鸣经朱德总司令亲自批准，回河南确山的老家开展革命活动。周骏鸣回到家乡，先后在石滚河领导了两次农民暴动。被国民党河南军政当局通缉。1933年7月，他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着汝确边区艰苦的武装斗争。1934年11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1935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6年1月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诞生，周骏鸣任游击队长，队伍一度壮大到数百人。1937年4月赴延安参加党代表会议，后留延安学习。同年7月，周骏鸣再次被党组织派往确山，任中共豫南特委军事部长兼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团长。后部队编入新四军，任新四军五支队副司令员，第二师参谋长，1943年春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淮南军区司令员，华中军区参谋长，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国务院水利部副部长，林业部副部长，黑龙江省农牧厅副厅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一、血战湘江 1934年10月1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突围，进行战略大转移（即长征）。参加此次突围的红军主力有：红一、三、五、八、九五个军团，以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共8万6千余人。时红五军团的编制如下： 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山，中央代表陈云。全军团辖第13师和第34师。第13师师长陈伯钧，政治委员李雪山，参谋长孟焕章。下辖第37团、38团、39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程翠林，参谋长王光道。下辖第100团、101团和102团，全军团共12168人，担任整个长征队伍的总后卫。 10月18日，红五军团从于都出发，踏上了漫漫征途。作为全军的总后卫，五军团的掩护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在突破敌人前三道封锁线的战斗中，由于敌多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作战方针。五军团经常要面对数倍于己的追兵，打退敌人，摆脱纠缠，还得追赶主力。每战都是与敌人拼消耗，无从缴获。这其中尤以延寿阻击战最为典型。 当时中革军委纵队刚刚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向西前进，尾追的湘军和粤军从后面猛扑过来，企图吃掉我军后勤的辎重部队。五军团只有两个师，而敌人是从两个方向打过来。情况紧急，董振堂与刘伯承商议，决定由刘伯承率十三师在岭秀八里坳、钩刀坳、百丈岭一带构筑工事，阻击湘军；董振堂亲率三十四师在南面的延寿阻击粤军。 由于地形险要复杂，红军后勤部队的大批骡马、辎重拥阻于延寿以西的山间小道上，行动十分迟缓，大批的敌人追踪而至，五军团兵分两路在两地摆开战场，拼死阻击敌人，以求得宝贵的时间掩护后勤部队安全脱离危险。尾追的粤敌表现的尤为积极，向延寿江边的红三十四师简家桥、寿水一线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双方为每一处阵地、每一处制高点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打到下午时，江边的制高点青石寨被敌人占据，如此重要的制高点被敌人控制，将会对整个防线产生动摇。董振堂了解情况后，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夺回。他亲自组织突击队，端着冲锋枪冲在最前头，硬是杀开一条血路，将敌人赶了出去，重新夺回青石寨，稳定了整个防线。 第二天拂晓，敌人的炮击就开始了。霎时间，阻击阵地淹没在猛烈的炮火之中，活像一具饱经摧残的躯体，在酷刑下弯曲、抽搐。浓烈的炸药气味，火星飞溅的灼热气浪和卷起的烟尘混在一起，形成了遮天蔽日的壮观场景。 敌人冲上来，很快被红军打下去，又冲上来，再被打回去。掩体、战壕等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无休止的拉锯战、喊杀震天的白刃格斗，空前惨烈。 数攻不克，敌人犹如输红眼的赌徒，不惜血本组成敢死队、军官队，倾全力与红军做生死一搏。坚守阵地的红三十四师也打红了眼，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顽强的革命斗志，给敌以大量杀伤，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血战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11月13日黄昏，后勤部队终于脱离险境，五军团阻击任务已胜利完成，董振堂命令全军迅速撤离战场，于第二天在宜章追赶上了大部队。 延寿一役，红五军团虽然成功阻住了敌人，但也暴露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意图。粤军李汉魂部就是在延寿抓到了几十名红军掉队的俘虏，据称其中发现了红军一、三、五、九等各军团的番号。蒋介石得到消息，确信此时的中央红军已是“倾巢西窜，一、三军团在前，五、九军团在后，朱、毛确在军中。” 紧接着，中央红军又成功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按照他以前制定的计划，是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中央根据地之内。而现在，红军不仅跳出他精心布置的口袋，而且正一步步向着红二、六军团靠拢。蒋介石岂能坐视放虎归山。在判断出中央红军的西进战略意图后，立即任命湘军将领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77个团，同时，命令蒋军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陈济棠部4个师在粤湘桂边，黔军一部至湘黔边堵截。企图利用湘江天险，构筑起第四道封锁线，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即所谓的“湘江战役”计划。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及时地向博古、李德等人建议，应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尚未形成包围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杀一个回马枪，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也致信中革军委：以红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国民党军一部，迫使敌军改变部署。同时中央率领其它兵团，进占淑铺、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对于这些正确的建议，博古、李德的态度是一口拒绝。仍顽固坚持他们既定的错误方针，硬往蒋介石布置了40万兵力的陷阱里钻。 11月27日，担负先头部队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师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突破了敌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此时，若全军轻装上阵，把行军速度提升至20～30公里，就能抢在敌人之前顺利渡过湘江。但是在“左”倾领导者的大搬家式的行动中，红军的行军长径达到近一百公里，而且由于携有大量的笨重营具和机器。部队行动十分缓慢，一天只能走10～15公里。一向机动灵活的红军各主力部队此时只能成为中央机关的掩护队，而各路敌军蜂拥而来，湘江边一场血战已不可避免了。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的陈伯钧将军对此曾有深刻的回忆： “当时整个部队连新兵、老兵、民夫、担架加在一起，有七、八万人，其中战斗部队加上直属队还不到一半。这样没有办法打仗，结果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部队。一碰到敌人，也不是想办法积极进攻，只是打掩护，只是跑。跑也应该跑得快，在战术上必须脱离敌人，跑到有利的地方，占领阵地，抵御敌人，但没有做到。战略上也要走得痛快，也没有做到。那时候，如果平均一天走五十里路，就可以跑到敌人前面了。” 根据中革军委和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的命令，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掩护军委一纵队经雷口关、文市以南前进；第三十四师掩护军委二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相机占领该地，尔后向兴安前进。 五军团做为全军的总后卫，在连续突破敌三道封锁线的战斗中，不仅很好的完成了全军的掩护任务，而且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但这次过湘江不同，军团长董振堂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国民党十几万的追兵，他清楚的知道，他必须带领他的部队支撑住这个危局，因为他的身后就是中央首脑机关，如果他顶不住了，那么整个红军将会陷入绝境，党的革命事业也将受到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 想到这里，董振堂紧皱着眉头，焦虑地徘徊在地图前。参谋长刘伯承这时也来到军团部。夜，出奇的静。刘伯承轻声说道：“老董，几夜没合眼，该歇歇了。”董振堂摇摇头：“你不也和我一样吗？” 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类似经历，以及相同之处，比如都不吸烟，都不喝酒，性格也是一样，都喜欢实事求是的看问题，二人也都曾在旧军队里干过多年，又都是红军中的一代名将。刘伯承倒了杯开水，若有所思地讲道：“也许，我们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哟。” “哦！”董振堂回过头来。刘伯承望着地图，长叹一声讲道：“如果用速度换取一些时间，我们的压力也许会小一些。”董振堂眉头一展：“真不愧响誉全军的刘总啊！你看，中央两个纵队的速度如此之慢，而敌人不断从四面八方压过来，我们回旋的余地会越来越小，一场硬仗不可避免。我军长途奔波，已成疲惫之师，而敌人是几十万精锐，仗到底会打成怎样，我心里担忧呀！” 刘伯承坐下来，严峻地讲到：“眼下部队连续作战多日，已极度疲劳，战士们再能打，也总有个极限，真要到那个时候，是很危险的。我看，有必要建议中央丢掉坛坛罐罐，轻装上阵，才能彻底摆脱这个困局！” 董振堂坚定地点了点头…… 11月28日，湘江战役全面打响。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在文市东南的钩脑坳与湘军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展开了激战。战斗从打响起就异常激烈，敌人一批又一批发起集团冲锋，三十七团则依托大路两旁的小山坡顽强抗击，多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第二天清晨，雾气还未散尽，团政委谢良举着望远镜趴在战壕里观察敌情。敌人后续部队正源源不断地开过来，黑压压一大片，聚集在不远的丛林后面，准备第一轮的进攻。这时，团长王彦秉靠了过来：“老谢，敌人不少哇，看样子想一口吃了咱们。”谢良放下望远镜，轻蔑一笑道：“做他的白日梦！” 两人正说着，敌人己开始行动了，只见一排一排的敌人猫着腰，在后面军官的督促下向阵地扑来。王彦秉用枪顶了顶头上的帽子，大声向身边的战士们喊到：“不要着急，把敌人放近了打，听我的命令！”谢良也高声呼道：“同志们！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捍卫苏维埃新中国！我们是不可战胜的！”战士们也跟着喊了起来。高亢激昂的口号声响彻阵地上空，极大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敌人己进入一百米以内了，王团长咬咬牙，大喝一声：“打！”机枪、步枪、手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敌人被猛烈的火力打懵了，前几排士兵纷纷中弹倒地，后面的则仓惶溃逃，整个进攻队形全乱了。谢良猛的跃出战壕，手枪一挥道：“同志们，冲啊！”战士们纷纷跃出战壕，向逃敌追去，直把敌人赶到一千多米以外的地方，然后才回到阵前搜集敌尸首上的弹药，静候敌下一次的进攻。 没过多久，敌人的飞机过来了，对着我军前沿阵地一顿猛烈轰炸。硝烟还未散尽，王团长就从掩体里冲了出来，此时守在前沿阵地的几个观察哨大都牺牲了，而敌人正向这边蜂拥而来。王团长挥舞着手枪大声喊道：“同志们，敌人上来啦，快进入阵地！”。战士们在团长的召唤下，很快进入战壕。谢良找来团里几个神枪手，手指敌人说道：“瞧见没有，那几个端着轻机枪在后面督战的军官，给我敲掉他！” 随着几声零星的枪响，敌督战军官纷纷倒地。渐渐地，敌人离我主阵地只有一百米左右了，嚣张的敌人见我军还没有反应，以为没有弹药了，便大胆的直起身子，嚎叫着扑上来。随着王团长一声令下，三十七团惯用的“三板斧”发威了。首先是一顿手榴弹如蝗虫般飞了过去，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机、步枪开始了猛烈的吼叫。这两板斧过去，进攻的敌人顿时躺倒一大片，没死的则顺着山坡往下逃，与后面的敌人撞在了一起。趁敌慌乱之中，第三斧又来了，那就是五军团赫赫有名的大刀片。战士们手持大刀跃出战壕，如切菜瓜似的杀的敌人鬼哭狼嚎。敌人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只恨爹娘少长了两条腿，没了命的直往山下逃去。短短十几分钟，三十七团就瓦解了敌人又一次进攻。 残酷地阻击战打到下午，敌人始终没有越过钩脑坳一步。三十七团全体指战员就像一颗钢钉一样，牢牢地钉在这里，顽强抗击着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央纵队及兄弟部队安全渡江换取时间。就在这时，十三师政治部组织科长袁子钦匆匆赶到阵地，带来军团首长的命令：三十七团己完成阻击任务，立即撤出战斗，争取在12月1日拂晓前到达界首并渡过湘江。 王团长和谢政委急忙打开地图查看行军路线，顿感问题十分严重。因为从这里到湘江，整整160华里，而时间只有18个小时，部队打了一天还没吃上饭，大家随身携带的干粮也所剩无几。况且行军路上还有敌人飞机、大炮、以及穿插进来的小股敌军搔扰等等。问题有一大堆，怎么办？袁子钦喘着粗气说道：“没时间了，立即出发！向西走，如果被敌人截断，能冲就冲，不能冲就绕道过去，反正是向西，太阳往那儿落，你们就往那儿走。争取把所有部队带过去，即使被敌人冲垮了，也要大家发挥独立自主的精神，往西去找部队！” 三人简短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三营留两个连继续阻击敌人，坚持到天黑再走，其余部队立即出发。 已近黄昏了，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正在文市东南焦急地等待着他的三十七团，这员虎将在当时的红军部队里素有“铁屁股”之称（带部队殿后打阻击）。但现在，“铁屁股”也坐不住了，因为此时几架敌机俯冲过来，急行军中的战士们正在散开、隐蔽。陈伯钧在一旁气得直嚷嚷：“这怎么行！这样下去，三天到不了湘江！”讲完立即命令警卫排在公路两旁架起机枪打敌机。好在不久谢良他们赶上来了，陈伯钧如负释重，他指着左、右前方对谢良说道：“要加快速度，明天拂晓前一定要赶到湘江！你们听，那是什么声音？兄弟部队正在那里激烈战斗着，正全力顶住企图合围上来的敌人！一分一秒都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陈师长话音刚落，谢良就喘着粗气回答道：“请师长放心！我们保证明天拂晓赶过湘江。”陈伯钧望了望满头大汗的谢良：“你可向我保证了啊！我在江边等你们！”说完即跨上战马向前疾驰而去。 第二天拂晓，三十七团马不停蹄地赶到湘江，两边的枪炮声越来越激烈，没有时间了，战士们跳进冰凉刺骨的江水，徒步渡过湘江。此时，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站在一处高坡上，望着江边、江里到处是在敌人飞机轰炸、扫射下牺牲的红军遗体、丢失的枪枝、器械等，皱着眉头叹道：“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二、师长之死 湘江战役渐入高潮，此刻，林彪率红一军团在湘江西岸脚山铺一线与湘军四个师酣战，彭德怀率三军团两个师在南线的新竽、椒江和光华铺一线，抵抗着桂军三个师的攻击，红军主力部队硬是用鲜血浇筑出一条狭窄的通道。中央纵队在12月1日中午终于渡过了湘江，十三师完成掩护任务后，在紧急关头也渡过了湘江，长征队伍的总后卫，五军团另一个师———三十四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11月29日，三十四师还在道县以南葫芦岩阵地阻击敌人。接军团部的命令，要师首长火速赶到军团指挥部蒋家岭，受领新的战斗任务。师长陈树湘同政委程翠林赶到军团指。这时，军团首长们正焦急地等着他们俩。参谋长刘伯承把他们带到摆好的地图前，严峻地说道：“目前敌人的企图是前堵后追，南北夹击，围歼我军于湘江两岸，形式对我们十分不利。”说完，刘伯承抬头看了他们一眼，接着又手指地图说道：“你们三十四师目前的任务是，坚决阻击尾追之敌和侧击的桂军，掩护兄弟部队过江。你们将成为我军最后的一道屏障。” 陈树湘、程翠林二人异口同声回答到：“请首长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董振堂十分了解这两员爱将，他说话一向简明、扼要：“现在蒋介石四十万大军向我步步紧逼，情况很严重。朱总司令命令我们全力阻击敌人，掩护党中央和主力红军顺利过江，你们的任务很艰巨！我期待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归队。当然，我们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你们记住，万一被敌人截断，无法过江时，就设法返回湘南发展游击战争。”董振堂说完眼眶一热，紧紧握住陈树湘、程翠林的手再次说道：“三十四师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朱总司令、周总政委要我转告你们，军委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回到师指挥所，陈树湘立即将手下三个团长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简短的作战会议，程政委首先将掩护任务作了传达。随后，陈树湘命令一00团团长韩伟率部即刻出发，去接替灌阳方向红三军团第六师的阵地。由他率一0一团加师部走中路，政委程翠林带一0二团跟进，全师在文市、水车一带建立新的阵地，全力阻击追击的国民党军。 会开完了，大家分头回到各部去作战斗动员，师长、政委二人静静地坐在桌边，久久无语。程翠林点上两支烟，给陈树湘递过去一支，陈树湘接过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稍许沉默后说道：“老程，咱们都是秋收起义过来的人，跟着毛主席，咱们从井冈山打到赣南、闽西，打了多少胜仗，创建出这块根据地。可五次反‘围剿’以来，咱们基本就没打过什么像样的仗！” 不用说，两个人心情都很沉重，陈树湘接着又说道：“到头来，丢了根据地不说，队伍越打越少，越打越疲，吃不好睡不好，我们是拿着棍子打狗，边打边走，被追敌这么撵着天天有战斗，再这么磨磨蹭蹭地走下去……” 程翠林是政委，出于组织原则，他没有过多的牢骚，反而开导起陈树湘：“部队虽然有些损失，下面也有些怀疑、不满和牢骚，但我们是党领导的部队，我们师还荣获过钢铁之师的称号。为了革命事业，我们的生命都可以随时为之付出……。我想，境况总会好起来的，现在重要的是这次阻击战，必须全力以赴保证党中央、主力部队安全渡过湘江……。” 陈树湘点点头，再没说什么。 12月1日清晨，大雾还未散去，红军战士们趴在满地白霜的阵地上，一场恶仗即将来临。围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从北边扑过来，李云杰部从东面压了过来，桂敌夏威部四个师从南面徐徐推进，红三十四师三面受敌。此刻，阵地前显得出奇的静，而敌人则恰恰相反，战马的嘶鸣声、奔跑中的喘息声、武器相互碰撞的叮当声，敌督战军官的叫嚣声，混在一起显得那么嘈杂。 陈树湘靠在坑道边，不紧不慢地从兜里摸出小半截烟屁股，点燃后美美的吸上两口，稳稳的等待着，他要等到敌人完全进入火力范围，然后狠狠地敲他一顿。 近了，又近了，可以出击了，陈树湘将烟屁股狠狠一丢，跺着脚喊道：“打！给我狠狠地打！” 顿时，剧烈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伴随着冲锋号声，刺刀的拼杀声，搅成一团。在红军猛烈火力的打击下，敌人很快溃退下去。但是，敌人兵力浑厚，装备精良，步兵攻击受挫后，马上组织炮火急袭红军阵地，并且调来数架飞机，轮番轰炸和扫射，战场上硝烟弥漫。 陈树湘与政委程翠林一直拼杀在第一线，沉着的指挥部队打退敌一次次疯狂的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敌人停止了进攻。陈树湘捂着几乎被炮火震聋的双耳，摇摇晃晃的回到师指挥所。此时，他内心十分清楚，这才只是第一天，只要见不到军团首长的撤退命令，他就得在此地坚守下去。哪怕是全师拼光，也要死死拖住这些敌人，为主力红军安全渡江赢得时间。 没过多久，政委程翠林也进来了，被弹片撕碎了的衣服，加上被硝烟熏黑的脸庞，和陈树湘差不了多少。相视一笑后，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默默地相互勉励着。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军向江东这支最后的阻击部队发起疯狂进攻，担任总掩护任务的三十四师全体指战员，坚决响应党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号召，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同国民党军展开激烈拼杀，用刺刀、手榴弹打垮敌人整连、整营的一次又一次冲击，战士们的士气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 红三十四师在完成掩护任务后，己经被敌军阻隔于湘江东岸，西去的道路被敌军切断，部队处于国民党军的层层包围之中，形势极为严峻。 十二月二日下午三时，暂时摆脱敌人的三十四师接到军委电报，要三十四师由板桥铺向白露源前进，以后则由界首之南适当地域过江。于是三十四师立即进入到人烟稀少的崇山峻岭之中，艰难的向湘江继续挺进。同时，侧翼的桂军也发现了这支进山的红军大部队，立即调集四个团及地方民团追了上来，双方在山中又进行了激烈的交战。师长陈树湘沉着地指挥部队且战且退，于当日夜晚到达箭杆菁，准备经凤凰嘴涉水渡江。此时，部队尚有三千余人。 凌晨三点，总参三局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终于搜索到三十四师的电台信号，当王铮激动地将译电递到朱德手里的时候，身经百战的总司令阅后竟激动的黯然泪下：“了不起呀！陈树湘他们还在！三十四师还在！他们仍在战斗！” 朱德立即与周恩来等人商议，给三十四师发出了一份敌情通报： “桂敌一部由光华铺占界首，夏威一师追我八军团至凤凰嘴，拟二日撤兴安，另以一个师驻龙胜。全敌（全州地域的敌人）以十六、十九二师追我至大帽岭、咸水吁以西之南宅。其余陶、周、李各敌均有开新宁、武冈、城步、绥宁消息。我军令三日有一部扼守路江吁，一部已到江华。有鉴于此，三十四师如于今三日经大塘从凤凰嘴渡江，有可能归还主力。如时间上不可能，应依你们自己决心，改向兴安以南前进。但你们需注意，桂敌正向西移，兴安以南西进路较少，桂林河不能徒涉。你们必须准备在不能与主力汇合时，要有一时期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 朱德在电讯中还要求三十四师详细汇报一下近况，但电讯很快中断。凭直觉，朱德判断部队一定是遭遇到了严重敌情，陈树湘他们正在作紧急转移。因此，大家的心很快又沉了下去。 此刻，红三十四师在两名瑶族群众的引导下，行进至全州内建乡，突遭桂军夏威部两个师的伏击，由于该师已连续奋战，加上弹药不足，指战员极度疲劳等，一时陷入极端的困境，部队伤亡惨重，一零二团团长吕宫印、团政委蔡中相继牺牲。 中午时分，敌人的一次进攻刚被打退，师政治委员程翠林在电台旁被炮弹击中，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靠在一个简易工事里，添着干裂的嘴唇，缓缓解开棉袄的钮扣。此刻，他的心情难以言状，苦涩、悲壮、麻木都有。但有一点他十分清楚：必须拼尽全力突出重围，渡江争取追上主力部队，完成首长交给他的任务。想到这里，他艰难地站起来，叫来参谋长王光道，命令收拢队伍，准备突围。战士们此刻己精疲力竭，这些天连续作战太疲劳了，陈树湘看着这些昔日生龙活虎的战士们，心里不免一阵酸楚，他用那干哑的嗓音，饱含着热泪喊道：“同志们，振作起来啊！咱们是34师，咱们是打不垮的钢铁之师！咱们再冲一冲，幸许能突出重围呀！”听到师长的召唤，战士们纷纷站了起来，步履蹒跚地来到师长面前：“师长下命令吧！我们跟你走。” 陈树湘挥动右手的马刀，庄严地向全师宣布了两个决定：“同志们！我们已经完成了上级交赋的任务。但是眼前，我们不能停留，要摆脱敌人的纠缠，突出去，突出去就是胜利！现在我宣布：一：将所有文件烧掉，寻找敌薄弱环节突围，争取到湘南去开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就这样，红三十四师在师长陈树湘的带领下，奇迹般的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12月4日夜晚，部队撤到了观音山里的一个小村庄，疲惫不堪的战士们一见到村庄，竟条件反射似的双腿一软，再也走不动了，陈树湘决定让部队在这里暂时休整一下。 夜深了，战士们的鼾声此起彼伏。100团团长韩伟悄然起身，尽管已经安排了岗哨，但他还是放心不下，这也是多年来临战状态下的老习惯。他来到哨位，见放哨的战士已然睡着，心里不免一阵酸楚，不忍叫醒熟睡中的战士。韩伟继续前行，来到村庄边，前面是一片茂密的丛林，就在他靠着一片矮墙刚要坐下时，听到了几声鸟鸣。半夜何来鸟鸣？是自己听错了？还是疲惫中的幻觉？机警的他立刻隐蔽起来。不久，树林里传来一片广西口音的对话声，三十四师里没有一个广西人，肯定是敌人！怎么办？来不及了！敌人拥簇在一起，越来越近。韩伟果断举起手枪向敌人射击，枪声惊醒了酣睡中的战士，同时也惊动了搜山的敌人，闻讯赶来的战士们在村口与敌人对峙起来。双方都不明对方的虚实，不敢贸然进攻。 天快亮了，陈树湘心急如焚，必须赶紧摆脱这股敌人，否则又将陷入包围。想到这里，陈树湘一改往日凡事都与韩伟商量的口气，命令韩伟率100团、102团突围，自己带领101团留下来打掩护。韩伟理解师长的良苦用心，师长是在把生的希望留给自己。 韩伟是三十四师的老团长，早在1933年时，他就在100团任团长，那时陈树湘也在师里，担任101团团长，二人亲密无间，打起仗来也是相互配合，十分默契。在此关键时刻，韩伟拒绝了陈树湘的命令，陈师长拗不过他，只得同参谋长王光道率部先行突围。 韩伟率一00团坚守在村里，此刻全团的兵力已不足一营。天已渐亮，敌人试探性地攻了几次，均被我英勇的红军将士顶了回去。韩伟估计敌人即将发起更大一轮的进攻，也估计师长带领的部队已经走远，便和二营营长侯德奎将战士们集中起来，编成三个连，先敌行动，开始突围。部队且战且走，打到猫儿园时，再次被追上来的敌人团团困住。一00团将士将仅存的弹药全部打光，与敌人肉搏，战至最后，全团只剩下三十余人。为保存革命火种，韩伟重申了红军宁死不屈的精神，沉痛宣布部队解散，每人发两块大洋，立即分散潜入到当地群众中去，而后再设法寻找党组织或部队。韩伟则带上五个战士，收集所有弹药，将敌人死死拖住，逐步引向大山。最后，这六位勇士抱着必死的决心，从山崖一跃而下。由于山腰上草木的抵挡，韩伟和两个同志大难不死，然而不幸又接踵而至，三人再次遇上了民团，韩伟幸运逃脱，两个战士则惨遭杀害。历经艰辛，韩伟回到原籍武汉，在寻找地方党组织时不幸被叛徒出卖，关押在汉口陆军监狱，直到“西安事变”后，由周恩来出面交涉，才获得释放，回到党的怀抱。1955年韩伟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92年逝世，享年86岁。 三十四师余部在陈树湘的带领下，虽突出了重围，却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0一团团长苏达清，政委彭竹峰先后阵亡，两百余名指战员倒在了突围的道路上。12月9日，成功突围的三百余人碾转到达湖南道县的空树岩，后在上木岭一带与敌保安军遭遇，打退这股敌人后，部队没有停留，接着赶到古子江边，半渡之中又遭敌保安军的伏击，陈师长腹部中弹，面对蜂拥而来的敌人，陈师长果断命令部队向瘌子山进军。在道县保安团的阻击下，陈师长因重伤不能行走，不幸被俘。 当敌人发现抓住了一个红军师长，便用绳子把身负重伤的陈树湘捆在担架上，准备抬着去县城邀功请赏。此时，陈树湘己昏迷过去。夜里，他被担架颠醒了，剧烈地伤痛一阵阵袭来，陈树湘咬牙挺着。自己被俘了，身边那么多熟悉的战友倒下了，三十四师五千多名红军战士长眠在湘江东岸。想到这里，陈树湘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稍过一会儿，他用颤抖的手悄悄撕开了腰间的绷带，然后用手伸进伤口，扯出自己的肠子，用牙咬断，再将它洒向路面……。 黑暗中，终于有敌人感觉脚下有什么粘滑的东西缠住了脚，停下来检查时，陈树湘己经壮烈牺牲。 后来，据时任红三十四师第一00团团长韩伟的回忆： 敌保安司令何湘听说抓到一个红军师长，高兴得发了狂，命令他的爪牙抬着陈师长去向主子邀功请赏。陈师长趁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敌人残忍地割下了陈树湘同志的头，挂在了他的家乡长沙小吴门的城墙上……。 陈师长牺牲后，红三十四师余部一百余人在参谋长王光道的率领下，转移至牛栏洞，整编为一个大队，由一0一团团长负责指挥。后王光道因病情加重，就和另外几个伤员隐蔽下来养伤。其余部队转战于宁远、蓝山、江华、道县之间的丛山峻岭中，开展艰苦的游击斗争，后来部队发展到三百余人，还组建了三支游击队。直到1935年冬季，这支部队再次被国民党军包围，战至弹尽粮绝，大部英勇牺牲。至此，这支英雄部队的故事悲壮结束。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次战役。具史料记载，整个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折损过半。为掩护中央纵队过江，三军团丢掉了十八团，五军团三十四师全师覆没，八军团更惨，只剩下一千余人，全军渡江后已锐减至三万余人。总之，突破敌湘江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共损失了三万余人。此役虽损失惨重，但中央红军毕竟还是渡过了湘江，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同时，这次战役也给广大红军指战员一个重大而深刻的启示，那就是必须改变“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指挥，红军才能取得主动，长征才能取得胜利，也为后来的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提供了思想基础。 三、打出生孩子的时间 中央红军突破湘江之后，进入到广西北部的西延山区。敌人也判断出我军将由西延山区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立即调整部属。12月2日，何键将五路追剿军改组为两个兵团，第一兵团司令刘建绪，辖原第一、第四、第五路及李觉的十九师；第二兵团司令薛岳，辖原第二、第三路的部队。12月5日，中央红军沿着崎岖难行的西延、龙胜山区疾进，于11日占领通道县城。此时，桂敌一部紧紧从我军侧后逼了上来，何键重组的两个兵团也已进至城步、绥宁、靖县、洪江等地，赶筑工事，张网以待。我军经两月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战斗力大为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如仍北出湘西，势必将与严阵以待的敌人撞个正着，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可是，博古、李德等人却不顾当时的严重形势，一味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12月14日，红一军团攻占黎平县城。在此期间，中革军委为充实作战部队，撤消了红八军团建制，所部全部编入红五军团，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回军委，同时任命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接任军团参谋长，曾日三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等。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并对博古、李德等人坚持的“入黔东，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行动方针进行了批评说服。 1935年1月3日，红军成功突破了乌江天险。7日，攻占遵义城。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原黔军2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经过了一个长期而紧张酝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毛泽东始终起了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中国革命的航船重新驶到了正确的航道上来，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中伟大的历史转折。 会议结束不久，陈云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来到红五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五军团广大干部、战士在细雨中静静聆听。董振堂因在党内没有领导职务，没有出席此次会议，当听完陈云的传达报告后，欣慰地讲道：“好！这下好啦，咱们红军有救了！”同一天，中革军委颁布整编命令，全军进行缩编。红一军团缩编为二个师六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四个团，红九军团编为三个团。红五军团撤销师级机关，全军缩编为三个团（即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团），全军团不足6000人。部队整编后，战斗连队得到充实，机动性和战斗力大为增强。 中央红军重返黔北后，为摆脱被动局面，毛泽东决心在此打一次大仗，根据敌情，他果断决定：以红五军团在北面的良村、双龙场一带阻击四川追敌；以红一、三军团和干部团夺取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城。 实施这次战役的关键是——担负后卫的红五军团能否顶住北面的强敌。接到命令后，董振堂与政委李卓然、参谋长陈伯钧仔细商酌，决定由三十七团去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同时还决定军团宣传部长张际春带一部电台下到团里。由于时间紧迫，张继春立刻出发，终于在良村一带追上了正在急行军中的三十七团。张际春就在行军途中向团长李屏仁、政委谢良传达了军委的指示。 当听到主力红军准备在娄山关和遵义打大仗，而且是毛主席亲自指挥，李屏仁、谢良他们高兴地说道：“行呵！咱们这回可以打胜仗了。”于是部队边行军边宣传，战士们的情绪空前高涨，对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充满信心。 当部队进入指定位置不久，四川军阀刘湘装备精良的教导师就开过来了。战斗一打响，敌人就分四、五路向红军发起猛攻。红三十七团沉着应战，以运动防御的手段，很稳健的牵着敌人的鼻子，边打边退。第三天一大早，敌呈数路又开始了进攻，三十七团凭借有利地形，将敌人打退，在反冲锋时还抓回来几名俘虏。送到团部一审问，才得知敌人的兵力竟是三个旅九个团。在以后的作战中，三十七团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逐步将敌人引到温水方向。当敌人获知前方的红军仅有一团兵力时，已经是第七天了。这七天中，红三十七团在北线牢牢牵制住了强敌，胜利完成了任务，随后他们巧妙摆脱掉敌人，于三日后归还建制。主力红军也正是利用这段时间，胜利实施了遵义战役。 在三十七团调动敌人的第二天，红五军团主力在董振堂的率领下，与红九军团并肩作战，在桐梓西北地区迟滞赶来的川军，红一方面军主力则集中南取娄山关。25日拂晓时分，红三军团第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之黔军发动猛烈进攻。经过激战，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敌人为夺回失去的阵地，调集约6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均被红军击退。接着，红一、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下，以一部兵力从正面钳制敌人，集中力量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余敌如惊弓之鸟，仓皇夺路南逃。娄山关战斗后，红一、红三军团又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26日，红三军团在董公寺、高坪、大桥等地击溃黔军第六、第十五、第九团的拦阻。接着，于26日在遵义城西北的石子铺等地，又将敌第一、第五、第八团击溃，进到遵义城下。黔军残部退入遵义城，固守待援。是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不顾疲劳，奋力发起攻城战斗，经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遵义新城，王家烈慌忙率黔军第一、第六团弃城向南溃逃。29日凌晨，红三军团经四小时激战，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敌人为夺回遵义，疯狂反扑，命各路追兵急驰遵义增援。敌吴奇伟纵队第九十三师已进入忠庄铺，一部前进到遵义城南2.5公里的洛江桥；第五十九师已进至新站，正向忠在铺开进，企图向遵义进行反攻。其部署是：以第五十九师第五五三、第五五八团和第九十三师一个团主攻，经桃溪寺向遵义城南之红花岗、老鸦山攻击；黔军两个团由忠庄铺向北攻击，配合第五十九师行动；第九十三师主力和第五十九师第五五五团在忠在铺地区为预备队。28日14时许，吴奇伟以一个团攻占红军红花岗阵地受挫后，将主力转向老鸦山，经过激战，攻占该山制高点。但黔军因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中央红军乘吴奇伟部孤军冒进，黔军畏缩不前，尾追川军又被阻于桐梓以北地区的有利时机，即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红一军团主力从水师坝突破黔军阵地直插忠庄铺吴奇伟之指挥部，求歼该敌。这一出敌意外的打击，使王家烈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约1个团急急如漏网之鱼向懒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当即派第二师奋力猛追，并以一部取捷径先敌占领懒板凳，主力插至乌江岸边，断敌之退路。吴奇伟唯恐被活捉，率残部先逃过乌江。他为保自己性命，不顾三军死活，立即砍断浮桥，致使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物资均被红军俘获。滞留在老鸦山地区的第五十九师闻风丧胆，转入防御。黄昏，红军干部团投入战斗，配合红三军团夺回老鸦山制高点，歼敌大部，残敌向八里水、鸭溪方向仓皇逃遁。至此，遵义之战全部胜利结束。 是役，中央红军在5天之内，二渡赤水，再取桐梓，攻占娄山关，复克遵义城，共歼灭和击溃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使红军得到及时补充，并取得短期休息的机会，红五军团在此役中功不可没。 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势，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土气，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为中国工农红军在战略上转入主动、摆脱被动局面奠定了基础。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成功地把十几万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了身后。这期间，部队在贵州北部的山区中疾进时，曾发生了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的妻子陈慧清怀孕八个月，在通过一个山口时，肚子剧痛即将分娩。部队只好停下来，将她抬到一个草棚里，准备接生。恰在此时，后面传来激烈的枪声，董必武同志焦急地守在草棚外面，休养连侯连长匆匆赶过来报告：“后面发现敌人追兵，五军团的同志已经展开阻击，还有，就是……”侯连长焦急地望了望草棚，对董老说到：“陈惠清同志难产，一时恐怕生不下来，怎么办？”董必武咬咬牙，吩咐侯连长：“通知五军团董振堂，这里在生孩子，请他无论如何要顶住敌人。” 接到通知，董振堂叫来三十九团团长吴克华，命令他：“后面在生孩子，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你就给我顶多长时间！”吴克华二话没说，带着三十九团官兵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拼杀，激烈的战斗中，不断有官兵问吴团长：“生了没有？生了没有？” 吴克华没接到撤退的命令，就在喊杀震天的战场上吼道：“没生！” 一句简短的话语，也就是命令战士们还得顶下去。 整整两个小时后，小孩终于降临这个世界。为此，许多英勇的红军战士牺牲在了阻击阵地上。董必武命令将已近昏迷的陈惠清用担架抬走，然后抱着这个可爱的孩子，含泪写下了一张纸条： 收留这个孩子的人，是世上最善良的人。 写完后，董老将几块银元与纸条一同塞进包裹孩子的衣服里，将孩子轻轻放在了草棚中央。这在当时，确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担负掩护任务的三十九团随即撤出了战斗，部队急行军很快脱离了与敌人的接触。一路上，有官兵在埋怨，为了一个孩子让一个团这样打阻击不值得。董振堂一听火了，这位血性的汉子当即讲道：“什么叫值得与不值得，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讲那番话的同志顿觉自己错了，再也没有言语，部队又匆匆行进在霖雨绵绵的大山之中。 紧接着，红军三渡赤水，由遵义再进川南地区。蒋介石听到消息，由汉口飞抵重庆亲自坐镇指挥，并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南北夹击，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其部署是： 川军三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第九军二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进攻遵义；第二纵队主力三个师进至仁怀、鲁班场地区，向遵义及其西北地区进攻；第三纵队四个旅进至大定(今大方)、黔西地区防堵；第四纵队一部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发展；第一纵队四个师位于乌江南岸，策应其它纵队作战。此外，第一路军第五十三师由镇远向石阡推进，湘军三个师沿乌江东岸筑堡，阻止红军东进。 3月5日以后，中央红军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军向东，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白腊坎、长干山(今长岗)寻机作战未果。15日，红军主力进攻鲁班场之第二纵队，因其三个师密集在一起，攻击未能奏效，而援军第一纵队已进至枫香坝地区。红军遂转兵北进，于16日在茅台及其附近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19日，红军攻占镇龙山，接着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所有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 接着，红军四渡赤水，将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北。在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乘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3月20日，为迷惑国民党军，红一军团一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至22日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26日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区。27日，红九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民党军北向；主力继续南进，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等地。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前锋逼近贵阳。这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第99师4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惊恐，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准备随时逃跑。4月4日，红九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5个团，歼其2000余人。至此，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甩在乌江以北。 四、石板河阻击战 4月29日，中革军委下达了红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中央红军以红一军团为左纵队，以三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三路大军向金沙江南岸疾进。 蒋介石在贵阳发现了红军的真实意图，立即命令薛岳率各纵队跟踪北追，又电令刘文辉派兵扼守金沙江各个渡口，将船只悉送北岸，严加控制。同时命令空军每天在金沙江流域侦察，力图将红军消灭在金沙江以南地区。 金沙江位于长江上游，是长江的主源，与岷江在宜宾会合后，始称长江。金沙江流经滇西的横断山脉，整个流域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气势磅礴。这条江是红军北上必过的一关。为此，中革军委命令红五军团： 为掩护中央纵队渡过金沙江，你部在石板河选择阵地，构筑工事，阻击尾追的敌人。 石板河位于云南禄劝县掌鸠河的上游，此地河床上都是平躺着的岩石，从岸上看过去就象一块块大石板子铺在河水下面，故称为石板河。有个小村子不大，背靠大山，山后五十公里，就是皎平渡，主力红军将从这里渡过金沙江。由于山后面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故石板河阵地显得尤为重要。红五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当天即开到这里布防。 董振堂在仔细察看了此处的地形后，对随行的干部们说道：“虽然有大批的敌人来追赶我们，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采取节节抵御的办法，这些大山会帮我们的大忙。” 回到军团指挥所，董振堂命令三十九团作为第一梯队，布防于坎邓村附近；三十七团为第二梯队，布防在石板河后面的大山上；三十八团作为预备队，随军团总部驻石板河村。 五月六日，敌十三师先头部队行进到坎邓村外，脚跟还没站稳，就被三十九团一个突袭，打得抱头鼠窜，逃回二十里外的团街去了。第二天，敌人重新调整，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反扑过来。三十九团官兵且战且退，渐渐地把敌人引到三十七团的阵地前，三十七团战士们并不急于攻击，而是耐心的将敌人放到百米之内，然后，机、步枪一顿狠揍，打得敌人鬼哭狼嚎地逃往山下。紧接着，团政委谢良手枪一挥，全团出击，将敌人赶出很远，还带回来几名俘虏，送到团部一审问，敌兵供出部队的番号是万耀煌的十三师。团长李屏仁听后笑了：“咱们也是十三师嘛（三十七团以前的番号），冤家路窄，今天两个十三师撞到一起来了，我们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们一顿！” 就这样，三十七团干部、战士同仇敌忾，硬是将敌十三师挡在了石板河之外，战斗打了两天两夜。第三天，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匆匆赶到石板河，传达军委的紧急指示，董振堂立即在军团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由于情况紧急，李富春在会上直奔主题，说道：“原先，全军准备从三个渡口渡过金沙江。现在，三军团在驿江因水流太急，架设的浮桥又被洪水冲垮，只渡过去一个团。一军团在龙街也因江面太宽，又易受敌机袭击，也不能从那里渡江，现在仅有一个皎平渡能够通船。因此，中央决定，全军从这一渡口过江！”李富春指着地图上的皎平渡说：“这唯一的渡口情况怎样呢？江面有六百米宽，流速每秒四米，江边几万人马就只能靠这7条船渡江，现在部队正日夜抢渡。所以，中央不得不要求你们在此坚守———九天九夜！你们能办到吗？” 说完，李富春抬起头来望着大家。董振堂站了起来，豪不犹豫地说道：“我们五军团坚决完成这个任务！”李富春接着又讲道：“任务十分艰巨，你们只有三个团，而敌人是你们的十几倍。我来时，毛主席要我转告你们，中央相信你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希望你们发扬红军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顽强战斗精神，为革命再建新功！” 董振堂坚定地代表红五军团再一次表示了决心：“同志们！北面是金沙江，南面是敌人，我们是背水一战。任务完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军的安危。大家回去后要做好政治动员，号召部队一定要坚守住阵地，做到人在阵地在，决不让一个敌人靠近军委纵队，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保证党中央和主力部队胜利渡江！” 会后，大家即分头下到连队进行战斗动员，战士们的情绪空前高涨。夜晚，董振堂照例要去查哨和检查阵地，这是他多年的老习惯。他对身边的警卫连长高志中说道：“小高，叫上刘科长。” 高志中呆呆地站在原地：“首长，您忘了，刘科长已经……。”董振堂顿时沉默不语，内心却刀割般的难受。多年来，刘振亚一直在他身边，积极活跃、思想进步。起义前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小伙子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是二十六路军的中共党支部书记、起义的主要策划人和领导者。正是他的积极领导和工作，先是争取了参谋长赵博生，再又争取到他和季振同。起义后，刘振亚先后担任过团长、师长、建黎泰军区参谋长、广昌警备区司令员。长征前昔，回到红五军团，任补充师师长，部队整编时取消了该师番号，刘调军团部任侦察科科长。只可惜，这位任劳任怨、能上能下、军政双全的年轻干部，带着重病一路征战，一直坚持到遵义，终因病情加重，英年早逝。失去这样一位下属，董振堂心如刀割般，再次陷入了长久的哀思中。 高志中理解老首长的心情，许久才轻声说道：“首长，咱们走吧。”董振堂回过神来，点了点头，然后快步迈向前哨阵地。 第二天一早，敌人就进攻了，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依托石板河周围一道道的山梁，沉着还击，打退敌一次又一次疯狂地进攻。 第五天，敌人两个纵队云集山下，而我军已经退到了最后一线阵地，形势异常严峻。由于敌人的炮火十分凶猛，董振堂下令在每个山头只留一个排或一个连担任守卫，各团首长带领机关干部下到每个山头亲临指挥，与战士们并肩战斗。打到第六天，敌人在阵地前弃尸数百具，却再也难以向前挪动半步。下午，敌人的炮击又开始了，战士们迅速隐蔽到山的背面，以减少伤亡。当敌人炮火一停，步兵开始冲锋时，各个山头上又出现了红军的声影。一排排手榴弹砸下来，在敌群中爆炸；一块块大石头从山顶上滚下来，砸的敌人鬼哭狼嚎。 残酷的阻击战一直打到了第8天，这8天里，敌人轮番使用兵力，整连、整营的疯狂进攻，却始终未能踏过石板河一步。上午，接中革军委电令：五军团阻击任务己完成，迅速组织渡江。几夜没合眼的董振堂、军团政委李卓然才如负释重，随即命令军团部、三十九团先撤下来，向江边转移，留三十七团和军团侦察连交替掩护阻击敌人，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归队。 三十七团在团长李屏仁、政委谢良的带领下，面对越来越多的敌人（六个团），沉着应战，一直坚守到第九天傍晚。然后，迅速撤出阵地，冒着倾盆大雨急行军90里，于第二天黎明全部渡过了金沙江。 石板河阻击战是红军长征途中一次著名的阻击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红五军团扼守阵地九天九夜，硬是将几万追敌挡在了石板河以外。为主力红军安全渡过天险金沙江赢得了时间，为长征胜利立下了悍马功劳。 五、盐井坪阻击战 红一方面军北渡金沙江后，按照中革军委的决定，以红三军团、干部团围攻会理城，其余部队在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五月下旬，全军通过彝民区，开始向大渡河挺进。大渡河一带山高路险，河水狂野不羁，要想乘船过河，非得靠熟悉水性的船工摆渡不可。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被清军追剿，率军到此，面对滔滔江水，北渡未成，以至全军覆没。如今，蒋介石也要在此摆开战场，利用大渡河的天险，聚歼红军于大渡河岸，妄想让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五月二十五日，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1营长孙继先组织该营十七名勇士，强渡大渡河，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值得一提的是，组织这次强攻的营长——孙继先，就是红五军团出来的干部。孙继先，山东曹县人，在原二十六路军中任下级军官。起义参加红军以后，作战勇敢，思想进步，于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四师教导大队区队长，红二十六军六十四师连长，江西模范师二团营长。长征前始调红一军团，任第一师一团1营长。 当时由于情况紧急，军委参谋长刘伯承命令孙继先：“知道石达开吗？就在这里，他的四万大军被清军灭了。” 二十二年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导弹训练基地司令员的孙继先干脆利落的回答道：“我不管什么十达开，九达开，参谋长，您下命令吧！” 刘伯承雅然一笑，继而严肃地讲道：“给你三个任务，第一是拿下安顺场，占领之后放上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是迅速找船，找到了再放一堆火；第三，把一切渡河工具准备齐了，再放上一堆火。三堆火都点起来了，后续部队就上去，听明白没有？” “明白了！” “那就去执行吧！” 孙继先不负众望，完成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强渡大渡河虽成功，但要想全军几万人马靠几条小船渡过河去，非得一个月时间不可。而敌各路追击部队距此只有几天的路程。半渡遭击，这种局面是非常严重的。故中革军委立即命令红一军团二师四团，迅速奔向泸定桥，完成夺桥任务。该团不负众望，强行军三百多里，途中还进行了几次战斗，于二十九日成功夺取了泸定桥。红五军团与其它主力部队顺利从这里渡过了天险大渡河。与此同时，军委命令由安顺场渡河的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在刘伯承的带领下，沿大渡河左岸北上，配合右岸的红军夺取泸定桥。 两路红军在大渡河北岸会师后，随即进入四川雅安地区。此地多山且山高林密，红一军团一师仍是全军的前锋，挺进在崎岖的山道之中。在这支部队里，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从红五军团出来的军事干部——卢子美。 卢子美就是在雅安地区失踪的。这位宁都起义前就加入共产党，曾与李聚奎、杨得志、杨成武、肖华、耿彪等人并肩战斗过的红军著名指挥员，没能坚持到最后，甚为可惜。他是被俘了？还是牺牲了？这在红军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悬念。 真相一直到1979年，也就是整整四十四年之后才被揭开。 原来，在红军进入雅安的一次战斗中，时任红一师二团团长的卢子美带领几个战士去前线侦察敌情，在返回来的路上与敌人遭遇，他们且战且走，身边的战士先后中弹牺牲，卢子美弹尽被俘。在敌人审讯时，卢自称是一名伙夫，看着他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敌人相信了，让卢子美给他们挑水做饭。一天夜里，卢子美趁敌不备逃了出来，在荒山野岭中寻找自己的队伍。此时红军早已转移，卢子美靠沿路乞讨，苦苦追寻了二月有余，还是未能如愿。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回到河南老家。由于当时的环境，卢子美未向亲友讲过自己当红军的事，只谎称是从国民党军队里开小差回来的。 在家里，卢子美心里想着党，思念战友和首长。一九三八年，当他得知红军到达陕北后，决心寻找部队。由于家中穷困，无钱作路费，他就动员三弟卢子华一同卖壮丁，然后再逃出来带上卖壮丁的钱去陕北。兄弟二人途经洛阳时遇一西北军旧友，劝他们留下。卢子美对三弟说：“你在这儿干，我还找我的部队去”。过黄河时因日军封锁甚严，又失望地返回家乡。四0年、四二年，卢子美又两次卖壮丁，先后去大别山和湘西寻找我党领导的队伍，均因抗战期间我军频繁转移，也未能成功。 好不容易熬到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进入河南，他终于见到了昔日熟悉的战友和首长，却又不敢谈及自己的经历，他担心在无人作证的情况下，一旦自己的队伍不承认，就有可能招致当地反动武装的谋害，自己搭进去事小，妻儿老小怎么办？他强抑住内心的激动，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剿匪反霸斗争，还被选为第一任模范乡长。 新中国成立了，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鼓起勇气给军委政治部写信，询问老首长赵博生、董振堂的消息，得到的答复是二人早已牺牲。“文革”期间，卢子美因当过国民党的兵被批斗多次，再加上从报上得知，昔日的战友和首长也都在遭批判，因此对找组织证明自己当红军的经历心灰意冷。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卢子美才消除了顾虑，满怀信心地向党组织申明了自己的身世。 很快，聂荣臻、杨成武、肖华、苏进、袁血卒等昔日的领导和战友纷纷来信，有的还亲自来看望他。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卢子美被批准为在乡老红军，县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1985年老人因病去世，享年86岁。 话转回头，红五军团作为红军的总后卫，拱卫着长征队伍经汉源、天全、芦山，直至夹金山下的宝兴县境。夹金山海拔四千多米，又名“甲金山”，藏语称为“甲几”，夹金为译音，意为很高很陡的意思。该山属邛崃山脉，横亘于小金县达维乡与雅安市宝兴县之间。这里地势陡险，山岭连绵，重峦叠嶂，危岩耸突，峭壁如削，空气稀薄，当地流传着的一首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就是对此恶劣环境的真实写照。再加上山中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忽而狂风大作，忽而冰雹聚降，当地的群众皆称之为“神山”。说山上有神，人若过山，若触怒了山神，不是被冰雪掩埋，就是被风暴卷走。长征至此的红军，不仅缺衣少粮，且一路征战，已是极度疲惫。在国民党几万大军的追击下，要想从容翻过这座大雪山，困难极大。但是，只要翻过眼前这座雪山，就能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六月六日，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开创新局面的战略任务的指示》，要求红军各部备足粮食，做好准备工作（衣服、烈酒、辣椒、拐棍等等），已经数月转战的红军指战员情绪空前高涨。时中央给五军团的任务是：在盐井坪就地构筑工事，阻击尾追之敌，掩护全军翻跃夹金山。 董振堂思前想后，还是把这次艰巨的阻击任务交给了三十七团。因为他熟悉自己的部队，也信任他的两员爱将。团长李屏仁是随董振堂宁都起义过来的老部下，谢良则是红军长征前即在三十七团就任的老政委。董振堂曾无数次夸赞他们俩：“有屏仁、谢良在，三十七团吃不了亏！” 当命令下达以后，李屏仁用以往的老口气，坚决回答道：“请总指挥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董振堂望着他俩瘦弱的身子，语重心长地讲到；“完成任务固然重要，但同时你们还要多准备点辣椒、生姜、粮食，过山的时候用的着。”军团政委李卓然也嘱咐道：“任务十分艰巨，你们只有一个团，而敌人是你们的好几倍，完成任务的同时还要保持好体力准备过山。撤退的时候要组织好交替掩护，我们在山那边会接应你们的……” 带着军团首长的指示，李屏仁、谢良带领部队来到山脚下的盐井坪，一面向村里的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一面在村外构筑阵地。由于群众工作做的好，村里一位年轻的猎人主动要求在他们上山时做向导。大队红军开始陆续向雪山挺进，盐井坪这个山谷又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第三天一大早，尾追的敌人上来了。团长李屏仁吩咐下去，尽量把敌人放近点打。敌人由远而近，开始时还一排排猫着腰，低着头，见没什么动静，胆子顿时大起来，直起身向村子冲过来。随着李团长一声大喝：“打！”。敌人就象被风暴横扫的高梁杆似的，前几排纷纷被打倒，后面的则抱头往回窜，李屏仁举起马刀，率领战士们冲出战壕，直把敌人赶出几百米开外，才回到自己的主阵地，等待迎击敌人的下一次进攻。 这一天，敌人尽管攻势凶猛，但都被我英勇的三十七团指战员打了回去，敌人死伤无数。第二天，敌人老实许多，在村外挖起了战壕，攻的也少了，而是与红军对峙起来。就这样，三十七团在盐井坪阵地坚守了五天，第五天，军团首长打来电报：在夹金山那边，红一、四方面军己胜利会师，你们己完成掩护任务，应立即北上。 战士们听到这消息，兴奋地在阵地上欢呼起来。这种场景让对面的敌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不敢向红军的阵地进攻了。在李屏仁、谢良的率领下，三十七团于次日凌晨撤出阵地，经七十里急行军，赶到夹金山脚下，休息一整天后，在向导的带领下开始翻跃夹金山。 高耸入云的大雪山，越往上爬，气温越低，人也越吃力，而且还渐渐下起了大雪。此时的战士们还都是身着单衣，直冻得浑身发抖。尤其是脚，许多战士的脚先是被冰割破了，流了血，继而又结成冰，硬帮帮的，先是痛，后是麻，再往上走腿就不听使唤了，战士们你帮我，我帮你，推着拉着往上爬，硬是靠着革命的英勇信念与雪山搏斗。 快要接近山顶了，沿着大部队过山的足迹，依稀可以看见许多隆起的雪堆，那都是牺牲在大雪山上的革命同志。还有些未来得及掩埋的，或坐或靠，己经硬帮帮冻在那里了。大家看在眼里，痛在心中，纷纷用有限的体力，将烈士的遗体掩埋。过后，一些体力实在坚持不住的同志开始坐了下来，这时那个向导大声喊起来：“红军同志，可不能坐呀！坐下去就永远起不来了，要坚持住，要挺住啊！”听到这一声大喊，坐下去的同志警觉起来，又相互挽扶着继续向山顶艰难挺进。 下午，英勇的三十七团终于翻过夹金山，到达山南的一个村庄宿营，有些战士回头望着高耸的大雪山开心地说道：“再见啦！夹金山！” 傍晚，正准备好好休息一晚的李屏仁和谢良接到军团首长送来的信，李屏仁边拆信边笑着对谢良说：“老谢啊！这回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首长准是叫咱们好好休息，恢复体力，好跟随全军继续前进。”谢良在一旁兴奋地回答道：“也可能是首长要我们整顿军容呢，就要和四方面军同志会合了，总得有个好印象呀！” 可信中的内容却让二人大吃一惊，信中写到：“奉军委命令，为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及掩护一、四方面军休整，你们接到信后，应立即返回夹金山南，再至盐井坪一线坚守阵地，继续阻击敌人。”信的内容十分简短，但却重似千斤。二人相对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李屏仁迅速折起信件并命令身边的警卫员：“通知各连长，立即埋锅做饭，吃完就地赶紧休息，团侦察排于半夜出发打前站，其余部队拂晓出发！” 就这样，三十七团第二次翻跃夹金山，于次日晚抵达盐井坪。十分幸运地是，胆怯的敌人怕中红军的埋伏，一直待在原地，并没有赶上来，先前的阻击阵地还是空着的。疲倦的战士们面对如此胆怯的对手，笑得合不拢嘴，同时也更坚定了他们固守下去的决心。就这样，三十七团又和敌人对峙起来，白天打仗，夜晚休息，敌人不进攻，红军也不出去，打了一个星期，全团无一伤亡。这时，军团电令到了，指示三十七团己完成任务，可以撤出阵地，翻过夹金山，经达维到懋功待命。 望着远处高耸的夹金山，李屏仁自言自语道：“夹金山呀夹金山，有什么了不起，老子还要过你一次！” 六、拥兵自重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于1935年6月26日，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16人。 这是会师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统一思想，解决意见分歧，再就是商讨两军会师以后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先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首先回顾了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接着，便阐述了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主张。张国焘第二个发言，他也详细汇报了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后的作战情况。在谈到今后战略方针问题时，他一方面表示同意政治局关于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另一方面却鼓吹其南下的主张。随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刘伯承等都先后发言，同意周恩来报告中的战略方针。最后，会议全体通过了这一正确的北上方针。张国焘在这次会议上表面虽举手赞成，但内心却盘算着他的南下主张。6月29日，他即离开两河口，回到四方面军总部驻地。随即主持召开了一个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张国焘对以林彪为首的党中央进行了猛烈抨击，令到会的许多干部目瞪口呆。他严厉地批评中央坚持的北上方针是“逃跑主义”，说中央领导的红一方面军长征是“一味避敌求存，已经完全丧失斗志”，“他们人不足一万，形同乞丐，狼狈不堪，人均只有三颗保枪的子弹”…… 接着，他要“四方面军的干部们，拿出爱党的热忱，拿出英勇的精神，去影响中央这种颓唐绝望的气象，去挽救兄弟的一方面军战友”。他谴责会师后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是“一个早已策划好了的阴谋，是毛泽东这位土游击专家和张闻天、博古等留俄派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红四方面军的阴谋。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急欲控制红四方面军，不把我张国焘当自己人，不将我英勇的红四方面军当作嫡系部队！” 最后，他要求四方面军的全体干部紧密团结，统一思想，和中央的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张国焘的煽动能力是相当强的，再加上四方面军发展的历史和长期脱离中央的事实，绝大部分官兵已经把张国焘当成了中央的化身。而历次的大肃反，早已将敢于反对他的人一网打尽、赶尽杀绝，即便是还剩下几个持不同意见者，也是噤若寒蝉。 这些谣言一出，很快在四方面军掀起了悍然大波。张国焘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要左右中央，从而实现其君临全党全军的野心。 7月6日，由红一方面军派出的中央慰问团抵达张国焘的总部，张国焘主持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他一反常态，把中央骂得一塌糊涂。慰问团的负责人李富春听了几句，实在不堪入耳，气鼓鼓地离开了会场。 9日，在张国焘的授意下，四方面保卫部长周纯全等人致电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徐向前）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陈昌浩）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7月18日，陈昌浩也亲自出马向中央施加压力，他在致电朱德的电报中说：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请焘任军委主席，………。给军委独断决行。 张国焘开始了紧锣密鼓地部署，准备攫取红军的指挥大权。 党中央此时正在毛儿盖一带，毛泽东在接到这些电报后，想到事情重大，当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把张国焘之意言明了，周恩来尚在重病中。他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道：“张国焘这人的权欲，在我们接触时就已显露。我问他红四方面军有多少人，他说有八万余人，估计不会那么多，以后的表现，处处都是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让中央随他转。”稍后，周恩来又恳切地说道：“为顾全革命大局，我请求中央批准，把我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 张闻天听后十分生气，将手里的电报拍在桌上激动地说道：“只要能争取他（张国焘）北上，我愿意让出总书纪的位子！” 毛泽东考虑再三，大手一挥道：“总书纪不能让。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当了总书纪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来。还是让总政委吧！” 随后，中革军委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7月19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战略方针还是夺取松潘，继续北进。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同时决定：原中央红军1、3、5、9军团依次改为第1、3、5、9军。原四方面军第4、9、30、31、33军番号不变。第5军（原五军团）仍由董振堂任军长，曾日三代理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曹里怀代理参谋长，欧阳毅任保卫局长，傅兰荪任供给部长，姬鹏飞任卫生部长。第38团撤销，全军辖第37、39两个团，共三千余人。 此时的张国焘劲头十足，党中央顾全大局的一系列退让并没有终止他日益膨胀的权力欲望。为了其个人的野心，他置整个红军于险境，最终下了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决心。由于张国焘的干扰，使得两部红军在会师后四十几日按兵不动，大好战机全都错过了。敌人也正遂步紧缩对红军的包围，要想摆脱困境，红军只有一条道，那就是走茫茫草地。不久，张国焘又提出分兵策略，将红军主力一分为二，由他和总司令部率左路军（由5军、9军、31军、32军、33军组成）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由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右路军（由4军、30军、1军、3军组成）由毛儿盖北进班佑、巴西地区，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 就在这个骨节眼上，发生了一起极为严重的事件：四方面军部分高级将领群起围攻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事件的开端是，陈昌浩将四方面军驻扎在毛儿盖的几位军级干部召集到一起，商量好之后，派人去请张闻天，说有重要事情要向他汇报。张闻天来后，陈昌浩以强硬的口气劝告张闻天，要他拿出中央总书记的权威来，影响毛泽东等人认真听取采纳四方面军的意见（其实就是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张闻天见他出言不逊，身边还有将领们的助威，心中虽有愤怒，但为了维护团结，还是强压怒火，向陈昌浩等人耐心解释、劝告。不料，原九军军长何畏按耐不住，“啪！”地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对张闻天吼道：“中央一错再错，到现在还根本不认错，我这个老共产党员，再也不信任中央了！” 何畏一发难，其余将领们也一哄而上，群起而攻之。他们纷纷质问张闻天，凭什么说毛泽东的北上方针就一定正确，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就一定错误？为什么中央对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反而要公开发表攻击张国焘的文章？并威胁说，中央批评张国焘是不公正的，张国焘领导红四方面军，不仅正确有功绩，而且深受广大官兵爱戴。如果中央继续忽视张国焘同志的意见，将引起四方面军十万官兵的愤慨。这时，何畏气势汹汹手指着张闻天骂道：“你像个什么党中央总书记！我看你简直就是个汉献帝，曹操手中的傀儡！” 张闻天再也按耐不住，大怒道：“陈昌浩同志！对今天发生的严重行为，你要负完全责任！”陈昌浩有恃无恐地回答：“我认为这是正当行为，你们听不进国焘同志的意见，那就请听听我们这些高级指挥员的意见吧。这只不过是共产党员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中央最高负责人表达意见的一种直率方式，我希望你不要介意。” “陈昌浩，我明白了，这件事情不是孤立的，今天这件事，我会向中央其它同志通报的！” 丢下这句话，张闻天拂袖而去。 这件事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惕，但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维护两军的团结，中央再一次选择了忍让。 七、草地惊变 8月10日，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联名发布《右路军行动计划》，要求右路红军各部每人备足15天粮食，分三个梯队，交替掩护，向草地进军。8月15日，奉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命令，左路军先头纵队一方面军五军在军长董振堂率领下，由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前进。朱德、张国焘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率红军总部随左路军跟进。 红五军首先翻越了打鼓山、陀罗岗两座雪山，经几天艰苦行军，到达阿坝地区，休整一天后，部队继续行进在茫茫草地中。到达噶曲河边时，携带的粮食已所剩无几，连天的大雨使河水暴涨，就在董振堂带人勘查地形，选择合适的渡河点时，张国焘的电报来了，令五军暂停河边勿动。 董振堂手里捏着电文焦急的徘徊在河边，怎么办？现在只要渡过眼前这条河，用不了三天时间就能走出草地，与右路军会合。此刻，他只能无奈地命令部队就地宿营，采集河边能吃的野菜，勒紧腰带等下去。 第二天一早，三十七团团长李屏仁就急匆匆赶来报告，已有战士误食有毒的野菜丢了性命。董军长听了心里万分难受，稍后，他嘱咐李团长道：“现在每个战士都是宝贝，我们要尽全力把他们全部带出草地。你把粮食收上来统一使用，野菜要经专人进行辨别，才能下锅，眼下正是困难时期，再熬一熬，等走出草地就好了！” 李团长走后，董振堂叫来警卫员，吩咐把他的马杀了。大家都舍不得向军长的坐骑动手，董振堂闻讯走出来，耐心的说道：“人都死了，马留着还有什么用！人在就有马嘛。”见大家还是没有动手的意思，董振堂上前抽出警卫员的手枪，一枪将马打倒，马显然还未死去，在血泊中痛苦的抽搐着。 董振堂背过身去，缓缓说道：“给下面的部队多分些。” 右路军在前敌总指挥部和中央机关的率领下也开始行动。经过艰难万险，右路军终于越过草地，于26日到达班佑地区。31日又拿下了包座。至此，红军北上的门户已经打开，现在只需张国焘率左路军尽快地赶上来，两军合成一路，前景一片大好。 此刻，张国焘内心里盘算的并不是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他的最终目的是南下和党中央分庭抗礼。9月2日，又下起了倾盆大雨，作为左路军前锋的红五军已在噶曲河边驻扎多日。好在第二天一大早雨停了，天放晴了，张国焘同朱德来到河边，随行人员开始在岸边搭起了帐篷。张国焘假惺惺地指着河水对朱德说：“你看，朱老总，下了一夜大雨，河水上涨很快，这河是过不去了。” 朱德没有立即回答，他来到河边仔细观察，见河宽不过百米，水流也不急，完全可以徒步过去，于是转身向后面的张国焘说道：“水不深呀，试一试，应该可以过得去！”张国焘听了脸色一沉，大为不悦地吼道：“你呀！就是不信我的话，分明在涨水，还试什么？”站在旁边朱德的警卫员潘开文对张国焘飞扬跋扈向来不满，见他又在向朱总司令吼叫，于是机灵地说道：“我去试试！”说完便跨上战马向噶曲河冲去，董振堂见状，也吩咐他的警卫员骑马跟了上去。 二人骑马下到河里，一会儿就到了对岸，潘开文开心地挥舞着帽子，大声地喊道：“水不深，才到马肚子，大家快过来吧！” 早己在河边急不可奈的红五军将士纷纷向河边涌去。张国焘气得脸通红，再次吼道：“没有我的命令，你们谁也不准过河去！” 这一吼如同一声炸雷，五军战士们都呆呆地站在河边。把目光投向总司令朱德和当时的总政委张国焘，以及他们的军长董振堂。三人僵持了一会儿，张国焘见目的达到，便扭头钻进了身后的帐篷里。 朱德紧绷着厚厚的嘴唇，强抑住心中的怒火。董振堂看在眼里，也替老总难受。两人一合计，决定再做做张的工作，于是他们一同又来到张国焘的帐篷里。张瞟了二人一眼，没有言语。朱德神情凝重地讲道：“国焘同志，北上是经过政治局几次讨论后定下来的，现在右路军已经过了草地，在前面等我们呢。刚才你也看到了，河水并不深，部队过河没多大问题嘛。即便是暂时过不了，稍停几日等水退了再渡也不迟。” 张国焘双手拤腰，很不高兴地说道：“河水分明还在涨，我不能拿几万人的性命当儿戏，我看还是先回头，回刷金寺再说吧！” 朱德正要与他理论，董振堂抢在老总前面说了话：“总政委，战士们都试过了，河水不深。再说，粮食已将用尽，回刷金寺或等在这里都不是个办法，五军是否可以先过去？” 张国焘回过头来，打量着眼前这位不识时务，且跟他过不去的董军长，冷笑地说道：“我说过没有办法了吗？现在我命令你！率五军即刻出发，返回阿坝去！” “为什么不过河？又回阿坝去！”一向刚正的董振堂显然要问个究竟。 张国焘目露凶光，咬牙切齿地讥讽道：“我知道你在军阀的部队里混了很久，你们不是有句行话叫———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 “不错！”董振堂听后仍不屈不挠，反唇相讥道：“没有总司令的命令，谁敢后撤！你不知道？军阀的部队只听长官的！” “混蛋！”张国焘的秘书黄超恶狠狠地冲上前，照着董军长脸上“啪！啪！”打了两个耳光。事发突然，董振堂显然毫无准备，他从没料到在革命队伍里竟会有这种卑劣的举动，董振堂剑眉一皱，怒视黄超。 朱总司令惊骇之余，一声怒喝：“黄超！你怎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 张国焘未置可否，得意地掉过头去，继续收拾他的行李。 董振堂没有还手，仍站在原地未动。许久，这位身材魁梧的红军名将义正言辞地讲道：“国焘同志！你现在是用冯玉祥的那一套来对付我们。冯玉祥已经垮了，你这么做，早晚也是要垮的！” 说完，董振堂大踏步迈出张国焘的帐篷。朱总司令紧随其后，拉着董振堂来到他自己的帐篷里。此刻，这位性格刚强的北方汉子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愤，流下了两行屈辱的眼泪。朱总司令也很难过，紧紧握住他的手。董军长擦干眼泪，悲愤地说道：“老总，我戎马一生，从未受过如此大辱，要不是为了团结，为了党的利益，我会当场给他好看的！” 朱德点点头，深情地说道：“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是党的决议，你是党员，这些道理你、我都懂，你今天做的很对！” “现在他（张国焘）硬要带四方面军回阿坝，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我不跟他走，我带五军单独北上，同党中央会合去。” 朱德摇摇头，缓缓说道：“老董，不能凭一时之气啊！要顾全大局，你如果现在带五军走，分裂左路军的责任就得由你承担。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北上抗日，我们要沉住气，而且还要做通他（张国焘）的工作，争取整个左路红军全部北上，我们都要忍辱负重啊！” 董振堂咬紧牙关点点头，为了党的利益，这位硬汉只好委曲求全。 第二天，张国焘背着总司令朱德给右路军发了一封电报： 甲：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25师只二天，电台己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己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己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胜诱敌北进，右路军好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时中央领导人看了电文，无不义愤填膺。陈昌浩在一旁也觉得不可理喻。噶曲河涨点水算什么，左路军里还有支一百多号人的造船队，嘉陵江都过来了嘛！想到这里，陈昌浩隐隐约约觉得张国焘在找借口，最终是想着他的南下方针。 陈昌浩选择了沉默，虽然他弄不清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和张国焘一味坚持的南下主张到底哪一个正确。但有一点，他有今天这个地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敌总政委，红四方面军政委）全靠张国焘的提携。他和所有的革命者一样，满腔热血，信仰坚定。可惜在张国焘的阴影下，他永远只是个执行者，而非思想者。 博古等人在一旁发脾气，陈昌浩来到同样是沉默的毛泽东面前。毛泽东猛吸了口香烟，缓缓说道：“昌浩啊，你同向前与国焘同志长期共事，你们还要多做做他的工作。这样吧！让林彪率1军向俄界继续前进，其余部队原地休整，要设法争取左路部队尽快过来。” 陈昌浩返回前敌指挥部已是深夜。此刻他内心矛盾重重，不知该如何执行中央让他“找出妥善办法使国焘转变”的指示。9月8日上午，他与徐向前联名致电张国焘： 林、聂电：1师昨己到韦藏寺、浪牙寺，沿途隘路，深河，粮富，番人稍有截击，去浪牙寺可驻一军人。我处到求吉寺20里，到浪牙寺225里，到罗达一天，到岷州三天，到西固二天，求吉寺、脚仗寺仍续围中。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 当日，张国焘也急电徐向前、陈昌浩，要二人率右路军准备南下。同时，又电令左路的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 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张国焘开始真正地动手了。此前，为不影响两军团结，避免争端。董振堂忍辱负重，已率红五军返回阿坝。但他已隐隐感觉到一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不可避免，党中央的安全、红军的出路等问题困扰着他，令他深深地感到不安。 面对日益严重的局面，中革军委再次向左路军领导人发出一份电报：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天芦雅名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术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粮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 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 九月八日晚，张国焘一意孤行，他以朱德和自己的名义电令徐向前、陈昌浩： 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南下问题，右路军皮衣已备否。立复。 二人接到电报，甚是为难，徐向前对他说：“昌浩，这样的大事，你我难以决定，向党中央报告吧！” 陈昌浩也同意这样处理，当即带了电报来到巴西，先是找到张闻天、博古，又到了周恩来的住处。周见了电报，便把毛泽东、王稼祥找到一起。晚上，徐向前也赶来了，众人便在周恩来的住处开会，毛泽东拿出此前拟好的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批示的电文，在会上念了一遍，要陈昌浩和徐向前表态。陈昌浩同意电报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但也提出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的意见。徐向前则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没有表态。 9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强调“只有向北是出路”。张国焘的回电仍是继续鼓吹南下，反对北上的主张。就是这封电报，让陈昌浩改变了北进的态度。当陈昌浩拿着这份张国焘的回电去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时。毛泽东听了陈昌浩的意见后，当即批评了他。 挨了批的陈昌浩回到总部，徐向前一见面就急切地问他：“如何？中央同意张总政委的意见吗？”陈昌浩一脸沮丧地回答：“中央根本不同意南下，老毛还批了我一顿。” 徐向前听了当即陷入了深深地苦恼之中，怎么办，一个是中央的决定，一个是红军的总政委、自己的老上司。该听谁的命令，无论北上还是南下，都是决定红军今后前途的大事情，他深深地感到夹在这中间不好办。可这么争来争去的等下去，问题一大堆，大好时机也在丧失，越拖下去越麻烦…… 此刻，在周恩来的住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人也在讨论着。毛泽东感叹道：“这个张国焘，一块顽石呀！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执行中央的决定。”张闻天旗帜鲜明，他讲道：“还是要令他北上，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由着他！” 周恩来尚在病中，他躺在床上忧心忡忡地说道：“陈昌浩也开始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了，想跟着张国焘跑，徐向前目前的态度不甚明朗。再这样下去不行，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要中央听他的，明摆着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南下是没有出路的，看样子他是要铤而走险啦。我们坚决不能同意他这么干下去，毕竟这关系到部队生死存亡、革命前途的大事。” 毛泽东点了点头，猛吸了几口香烟，坚定地说道：“目前的处境不妙，老五（五军团）、老九（九军团）都在张国焘的左路军里，我们身边只有林彪、彭德怀的几千人，张国焘知道我们的力量，才敢这么放肆。中央的北上方针不容改变，我看，还要致电张国焘，重申中央的北上方针……” 同日，张国焘不顾中共中央的一再电示和劝告，致电陈昌浩，内容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这份电文送达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电报交到了叶剑英手里，叶剑英看罢这份电报，顿感事态严重，便悄然离开会场，跨上马，赶到10里外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阅完这份电文，十分紧张，迅速将电文内容抄了一份。然后对叶剑英说道：“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过。” 叶剑英走了，毛泽东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房间里，内心却在翻江倒海。北上的道路，是红军数万将士的一线曙光，尽管它充满艰辛和坎坷，但他坚信只有走这条路才能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但此时，手里捏着摘抄的那份电文，毛泽东感受到一股沉重的压力，他不愿看到红军内部出现内讧，不愿看到革命事业在这里毁于一旦，他下定决心，要尽一切努力，设法挽救这个行将残破的危局，绝不能让张国焘的阴谋得逞。 毛泽东思前想后，左顾右瞻，他想到了陈昌浩、徐向前，他要做最后的努力，将他们争取过来。当然，如果行不通了，他也做好了最后的也是最坏的打算——先走为上了。 经过充分的考虑，毛泽东来到前敌指挥部，见到陈昌浩之后，他装作一点也不知道电报的事，平静地问道：“左路军过了噶曲河吗？”陈昌浩小心翼翼的说：“没有，国焘同志刚才发来电报，要我们南下，主席，你看怎么办才好？”毛泽东神色镇定，反问道：“昌浩同志，张总政委来电要我们南下，中央已经复电了，恳切希望左路军执行北上方针，你的意见呢？”陈昌浩这时已是铁了心地要跟张国焘走了，稍许沉默后，他说出了一番令他终生都在后悔的话：“南下并不一定没有出路，国焘同志是总政委，他有权决定左、右两路红军的行动方向，因此我决定右路军南下，去与左路军汇合。” 毛泽东听后深深叹了口气，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再多说也无益，于是对陈昌浩说：“这样吧，我再跟恩来等同志商量一下，天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离开陈昌浩的住处，毛泽东途经徐向前的房间，见徐正在房前小院里散步，毛泽东停下来，站在门口大声地问道：“向前同志，张总政委要南下，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此时也正为这个问题而烦恼，见主席深夜拜访，对此牵系全局的大事，他不敢贸然作答，稍许考虑后，他对毛泽东说：“两军既已汇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毛泽东见徐向前也是这种态度，没再多费口舌，遂告辞而去。 接着，毛泽东与张闻天、博古三人赶到红三军驻地，和在此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举行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半夜，经过万里征程的红一方面军各部悄然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班佑、巴西等驻地，与四方面军的部队脱离了接触。第二天凌晨，陈昌浩、徐向前刚起床，警卫员就过来报告，说叶剑英不见了，挂在指挥部的地图也不见了。两人大吃一惊，接着下面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连夜出走。陈昌浩突遇此事，情绪十分激动，立即说道：“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徐向前的心情则异常沉重。不一会儿，前面部队又打来电话问：“中央红军对我们放了警戒，打还是不打？”陈昌浩拿着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徐向前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听后也觉得有理，遂放弃了派兵追的念头。 八、斗争 红五军在董振堂的率领下，无奈的随张国焘的左路军南下，返回了阿坝。9月13日，董振堂接到通知，带五军营以上干部到阿坝格尔登寺开会。这些天来，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时时困扰着他，他缓缓起身，来到屋外。望着远处荒凉冷寂的草地，凛冽啸杀的寒风中，董振堂百感交集，抑郁不已。朝思暮盼的会师，转眼间弄成这种局面。张国焘的种种行径，不用说，党中央现在也一定处于危境之中。红军的前途在哪里？自己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事业，难道就葬送在这片荒草漫漫的大草原上？再看看身后那些衣单食乏、疲惫不堪的战士们，董振堂从内心感到愧意。多好的战士啊，他们随自己从江西苏区出发，一路征战至此，没有牢骚、没有怨言，凭着顽强的革命斗志再一次战胜了草地。他们是人，不是神啊，他们经得起几番这样的折腾…… 警卫排长马金福悄悄来到他身后，提醒首长该上路了。董振堂这才转过身，跨上了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 来到会场时，格尔登寺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显得格外戒备。他们步入寺内，几条横幅标语上写着： “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路！” “南下创造川康根据地！” “打到成都吃大米！” 董振堂连日来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但他此时显得异常的冷静，回过头来扫了一眼五军的干部们，然后平静地说道：“咱们先坐下来吧！” 上午10点，大会准时召开，主席台上的张国焘站起来首先发言：“我告诉大家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蒙蔽了少数红军后于9月10日夜逃跑了！” 台下顿时轰的一声乱了起来，站在一旁张国焘的亲信黄超、李特等人振臂高呼：“反对毛泽东搞分裂！反对毛泽东的分裂行径！……。” 稍停一会儿，张国焘又说道：“我不得不向大家提起一件令人非常痛心的事，这就是，我们的红军现在只剩几万人了，我们应该大胆地承认，长征是失败了。现在，虽然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但我们应该想一想，怎么会弄到现在这个样子？现在蒋介石掌握了全国的政权，革命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是总退却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硬要北上抗日，那简直是开玩笑，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是机会主义，是退却逃跑！”说到这里，张国焘得意地把手指向台下一方面军五、九军的干部们说：“你们中间有没有机会主义？你们戴的那顶小五角帽（指中央红军的军帽）就是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机会主义帽子底下没有机会主义脑袋？就没有机会主义思想？我不相信。但是，右路军里大多数红军，眼睛是明亮的，相信他们迟早是会觉悟的！” 张国焘不愧是一个演讲天才，他口若悬河，声情并茂，偶尔还装出一副饱受委屈、痛不欲生的样子，将四方面军和中央分裂的责任全部推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身上。在座的绝大多数干部并不清楚这场斗争的真实内幕，但一方面军连遭重创、四方面军蓬勃壮大的现实，让他们深信张国焘是正确的，而犯错误的只能是中央。接着，张国焘又说道：“同志们，我们红军的路为什么会越走越艰难？过去是李德、博古的错误，但他们已经垮了，现在又是谁的错误？”他指着会场上的横幅、标语说：“很明显啊！他们明知道北上走不通，还要逼着我们四方面军跟他们走，其用心将断送整个红军。这样无知无能又一意孤行的人，还配做红军的领袖吗？他们已经把十万人的中央红军拖垮了，现在又企图把我们辛辛苦苦壮大起来的四方面军带往死路。同志们，难道你们愿意跟他们走？跟他们一块儿完蛋吗？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会勇敢的站起来反对他们。现在，他们不打招呼悄悄跑了，我认为这是件好事，迟跑不如早跑，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我们走我们的阳关道！” 旁边的陈昌浩立时站起来讲道：“同志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巴西不向张总政委打招呼，拖着1、3军，连夜不辞而别，这是可耻的分裂行为！太令人痛心了！毛泽东这种破坏党纪、军纪的行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这都是他那失败主义、游击习气的恶性发展，才堕落到这步天地。” 会场上口号又响了起来： “反对右倾逃跑！反对机会主义！反对毛泽东分裂红军！” “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张总政委！红军万岁！” …… 台上的张国焘得意的笑着，朱德、刘伯承则严肃地坐在那里，张国焘笑着对朱德说道：“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还是北上？” 朱德严肃的看了张国焘一眼，冷冷地说了一句：“你都定了调子，我还说什么！” “你表个态嘛，是拥护毛泽东的北上路线，还是同他划清界线。”张国焘不以为然地说到。 朱总司令从容不迫地站起来讲到：“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抗日，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我认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要我同毛泽东同志划清界限，这一点恐怕我做不到。大家都清楚，我与毛泽东自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国民党称我们是‘朱、毛’红军，哪有‘朱’来反‘毛’的呢？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我是赞成的，毛泽东没有错。” 说完，朱德转向张国焘问道：“遵义会议的决定，中央曾电告过四方面军，你看到电报没有？” 张国焘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不高兴地对朱德说道：“不要提远了，你必须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承认毛泽东他们北上是逃跑！” 朱德望了望台上的张国焘，转而面对台下的干部们，和颜悦色地讲道：“我再重复一下，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朱德一番掷地有声的回答，令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张国焘气急败坏地站了起来，铁青着脸，目露凶光。他的秘书黄超首先跳了出来，手指着朱德吼道：“你是老糊涂，你是老右倾，你是老而不死！” 紧跟着台下就有人恶狠狠地喊道：“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 朱德冷静地看了那人一眼，缓缓说道：“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刘伯承见一部分人蛮横地围攻朱德，便愤然而起：“你们这是在干嘛？这是在开党的会议，又不是申案子，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这样一来，一些人的攻击目标又转到了刘伯承身上。 “刘瞎子！你既然反对批判毛泽东等人的分裂行径，又为什么不跟他跑呢？你们根本就是一路货色。” 刘伯承对这些漫骂不屑一顾，语气坚定地回击道：“我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敌薛岳、李抱冰等部并没有走，向南走，就会碰到薜岳的人马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时间，打不好还得向北转移。” 由于朱德、刘伯承对张国焘攻击党中央，以及其鼓吹的南下路线不支持，张的追随者在台下开始谩骂起来，引起台下的原一方面军的五军（五军团）、三十二军（九军团）广大干部强烈不满。好不容易等会散了，五军干部们气呼呼地步出会场。一路上，他们跟在军长董振堂身后纷纷议论开来：“太无耻了，怎能这样对待朱老总、刘总参谋长！他张国焘不就是多几个鸟兵，敢同党中央抗衡，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有的则更火爆地讲道： “咱们五军团单独北上，找毛主席、党中央去。” “如果他（张国焘）阻挠，咱们就跟他干！咱们难道还怕他不成！……”董振堂平静地回过头来，大家顿时又沉默不语。 回到军部，董振堂心情异常沉重，主要还是担心在这种状况下朱老总、刘总参谋长的安危，再就是张国焘这么胡作非为的搞下去，红军的出路在哪里？他猜想毛主席、党中央率一、三军单独北上，一定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的决定。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抗日方针他是积极拥护的，只可惜5军被分在了左路军。现在这种形势下，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再想想噶曲河边总司令对他讲过的话，董振堂一筹莫展。 几天以后，局势渐渐恶化。首先，张国焘派来他的亲信黄超任五军政委。他来之后，口口声声叫嚷着要对五军来个根本改造，查抄了五军的电台，致使董振堂与党中央的联络就此中断。接着调走了原五军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又换了一批营、连级干部。还在一次全军干部大会上造谣说：“周恩来、陈庚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董振堂是投机分子、是旧军阀……”等等。董振堂没去开这个会，事后听说到这些无中生有，欲加之罪，董振堂笑了笑，选择了沉默。 可五军将士们不服气，纷纷来找老首长董振堂。时任红5军教导大队政委的张力雄就曾问他：“首长，今天你怎么没去开会呀？我们都想听听你的讲话。你要是去了，他（指黄超）也没这么嚣张。” 董振堂考虑了一会儿，慎重地讲道：“因为有事没有去，再说我也不想讲什么。” 张力雄听后明白了，军长不去开这个会的真正原因，是在用沉默来对抗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以后陆续又有许多同志找到他，董振堂则耐心地教导大家：“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受点委曲算不了什么。关键要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决不能让他们抓到什么把柄。”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政委的欧阳毅将军，对这段与张国焘斗争的历史回忆说： ……一天，红五军团一个营奉命到阿坝西北20多里的地方去执行任务，张国焘以这个营不听从命令，要叛变红军为理由，要缴他们的械，并把营长抓起来要他承认是叛变。为了把所谓“叛变”红军的罪名嫁祸于朱德，张国焘逼迫朱德对这件事情进行表态。朱德义正词严地说：没有事实，没有证据，怎么能乱说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变？你们这样做不是有意制造分裂，破坏红军内部团结吗？张国焘见朱德态度严明，只好放了这位营长。我奉命把这位营长领回来，他回来后伤心地放声大哭，他告诉我，这些人往死里打他，就是为了让他屈打成招。我一方面喊来医生为他治伤，一方面劝他，分裂红军的是张国焘，审讯吊打他的那些同志是受了他的蒙蔽，不能跟他们计较，那样就上了张国焘的当了，这样他的情绪才稳定下来。在南下途中的一天，五军团收到一封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发来的电报，大意是：五军团的一个排有计划地组织反动武装，企图叛逃，要五军团派得力干部进行处理。情况严重，五军团领导最后决定让我去处理。领受任务后，我分析了情况，认为不可能有一排反动武装，可能是掉队的同志与红九军的同志发生了什么误会。掉队是常有的事，出发时让伤病员先走，军团随后行动，有时忽然改变了行军路线，来不及通知他们，他们就掉队了。在掉队期间没有什么吃的，干出点违犯群众纪律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就下令清查掉队的人，一查刚好有30个人，一个排。我就赶紧将情况报告了朱总司令。朱总司令说：“你们要注意，不要闯祸啊！”朱总司令的话语透露出自己微妙的处境。此时，朱总司令已经被张国焘折腾成了空头司令，不但指挥不了什么兵马，连自己的安全都缺乏保障。我说：“总司令，总部是否也派一位同志一起去？”“好！”朱总司令同意，并派自己的秘书跟我一起到红九军处理这件事。经过深入调查，最后总算把情况弄清楚了。原来这个排在执行任务时，突然和一股敌人相遇，他们消灭了这股敌人，并缴获了一批枪支。他们在返回阿坝的途中，遇到张国焘手下的一名连长带的部队，当这位连长得知是五军团的人又有些缴获，就让他们把缴获的东西交出来，结果遭到拒绝，双方争吵起来。那个连长自恃人多，就把这个排的人全部扣留，并安上了“叛逃”罪名。我们回到总部，怎么也找不到朱总司令。有人悄悄告诉我，朱总司令正在喇嘛庙挨斗。我忙赶到喇嘛庙。一会儿，一个受人唆使、被人用担架抬进来的小战士哭哭啼啼地向总部告状说他被打了。有些人在外面喊：五军团打了我们的人，请朱总司令验伤！这分明是给朱总司令出难题。朱总司令走到担架旁对小战士说：“小同志，我看看打哪里了。”张国焘也幸灾乐祸地走来，一声不吭，等着看朱总司令的笑话。朱德认真地看了看，说：“小同志，你可要说实话啊，打了就打了，没打就没打，打了人是要枪毙的，没打你把人家枪毙了，不是冤枉嘛！同志，要讲阶级友爱，不能冤枉好人。”刘伯承看了看说：“没伤啊。”张国焘装模作样地瞄了几眼说：“伤嘛，是有一点。”闹剧过后，他们又继续围攻朱总司令和刘伯承。他们逼迫朱总司令表态，要他反对毛主席，反对北上抗日。朱总司令坚定地回答：“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我是举手赞成的，你就是把我劈成两半，也不能割断我和毛主席的关系。‘朱毛’，人家都以为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张国焘又继续攻击毛泽东、周恩来，说他们制造分裂，向北逃跑，说：“毛泽东、周恩来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我一听就不对味，这不是恶毒造谣吗？煽动对立情绪的罪魁祸首就是张国焘，他还嫁祸于人，我反驳道：“张主席，是不是闹错了，我们对待俘虏还优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呢，怎么会烧粮食呢？”张国焘不满地对我说：“你这是为谁说话，下面的同志亲眼看到的，还能有错？”朱总司令气愤地说：“这纯是谣言，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官兵平等，这些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造出来的。”张国焘被驳斥得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久，张国焘就改组了五军团，派他的秘书黄超来当军团政委，把原代理军政委、政治部主任和我都调走了，架空了军团长董振堂…… 一天，沉默中的董振堂等来了保卫局的几个人，他们气势汹汹来到军部，向董递上一份名单，上面有：魏传统、吴瑞林、傅崇碧等三人。接着说道：“董军长，我们奉张总政委命令，前来捉拿这几个反革命分子。” 董振堂听着听着心里就来气，这段时间保卫局是三天两头来捉人，连他的参谋长曹里怀也被带走，至今生死不明。看完名单，他强压心中的怒火，冷冷地说道：“哪来这么多反革命！他们都是久经考验、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红军干部，我还嫌这样的干部少了呢！” 一旁的罗南辉副军长也紧跟着说道：“这几个同志是值得信赖的，我可以担保，他们不会出问题。” “你们有几个脑袋！这些人都是小知识分子，左右摇摆，我们要对他们严加审查！走，带人去！” 这些同志一旦被带走，多半是回不来的。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们将人带走？董振堂豁出去啦，眉头紧皱，怒吼道：“慢着！” 保卫局的人顿时怔住了，董振堂缓缓站起身，拔出腰间的手枪，“啪！”的一声拍到桌子上，铿锵有力地说道：“你们如果说他们是反革命，我就是他们的头！如果你们要杀他们，就要先杀我！” 面对这位铁骨铮铮的红军名将，保卫局无计可施，灰溜溜地走了。这句多么需要胆魄和勇气的话，董振堂为新中国保住了一位中将，两位少将。 在南下期间，董振堂拼全力挽救了不少同志，但还是有部分同志被张国焘密谋杀害了。比如总部侦查科科长胡底，国共谍报战场上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被毛泽东、周恩来评价为为中国革命立过大功的人。过草地时因吃蘑菇中毒，神志不清，把积压在胸对张国焘不满的话骂了出来。有人立即报告了张国焘，张听后恼羞成怒，骂他是反革命，当即取消了他的马和警卫员，让他自己背着包袱行军。胡底抱病跟着队伍，狼狈不堪，经常掉队，被断后的五军保卫局长欧阳毅发现，董振堂下令对外保密，将他妥善保护起来。尽管这样，胡底还是被张国焘搜出来抓走了，不久在行军途中将他秘密杀害。 面对日益紧张的形势，五军原参谋长陈伯钧想先下手为强，积极联络部分干部，准备拉走原一方面军队伍，并解救出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等，如情况良好，将张国焘一并控制住。当陈伯钧将这一计划告之董军长时，董赞许的说道：“这一行动计划不错，要实施必须得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这肯定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不到紧要关头，没有周密布属，不得实施。两位老总（朱德、刘伯承）还在他们那里，正在做他（张国焘）的工作，我们要沉住气。第二：一定要得到两位老总的同意，才能实施这个计划。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此外，要告诫我们的同志，一定要采取理智的斗争方法，目前情况下不能盲动。押在总部的曹里怀、胡底、彭绍辉等同志，就是因为平时的言行得罪了他们，至今生死不明。以后我们要谨慎从事，尽量减小不必要的损失。” 告别董振堂后，陈伯钧来到红大请示刘伯承。刘伯承是前不久被张国焘贬到红大任校长的，听完陈伯钧的叙述，他完全赞同董振堂提出的两点意见，当即讲道：“张国焘倒行逆施，与党中央分庭抗礼，还迫害、打击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你们的行动计划是正义的，我完全赞同。这样，我同朱老总商酌一下，很快会通知你们。” 计划悄悄进行着，刘伯承将朱德约至离营地较远的一处荒坡上，并示意警卫员撤至几十米开外，然后笑着握住朱德的手说：“老总，许多天不见，近来可好？” 朱德苦笑着摇摇头：“这个人（张国焘）脑子里面有问题哟，硬是要带着队伍往南走，总说川军好对付。其实他不明白，川军各路军阀历来勾心斗角，只想保住地盘，不想与红军拼老本。看来，他不撞得头破血流是不会罢休的。伯承，你那里怎样？你把我约到这里来，不只是问候我一下吧！有啥子事你就说嘛。” “真瞒不住你这位总司令！”刘伯承笑着观察了一下四周，继续说道：“是这样的……” 他将行动计划一五一十地向朱德作了汇报。最后，刘伯承激愤地讲道：“张国焘带着队伍往南闯，必将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与其这样，不如拉走队伍迅速北上，与党中央毛主席汇合！当然，这只是大家的意见，具体还要征得你的同意，你觉得如何？” 朱德皱着眉头，沉思片刻，缓缓讲道：“我完全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这种想法我也有过，但我很难下决心。四方面军也是党的队伍，与张国焘无关，如果对张国焘实施兵谏，弄得好还行，要收拾不了怎么办。一、四方面军要真正动起手来，你我都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啊！我不能同意这个方案。” 刘伯承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总司令！请你别再对张国焘抱任何幻想，挽救革命务必果断行动，这是处置张国焘这个阴谋家唯一的途径。” 朱德摇摇头，说道：“你错了，我不同意这个方案，不是对张国焘下不了手，而是觉得这个计划不稳妥。你看，我们实施的方案是以少胜多，我们不再是以红军对付白军，而是要针对我们党领导的、英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啊！一旦控制不好，将会引发惨烈的内杠，蒋介石要是知道红军内部真刀实枪地干起来，不知会有多开心。即使退一万步，拉走少数队伍回师北上，那也不知会付出多少沉重的代价。” “那我们就这样听任张国焘摆布，跟着他走向灭亡！”刘伯承显然急了。 “不！对张国焘动武现在显得操之过急，冒险成份过多，时机尚不成熟。还记得南昌起义的时候吗？也是这个张国焘前来搅局嘛，他坚决不同意起义。那时我们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幸亏前委书记周恩来等同志与他据理力争，才使得起义顺利实施。现在不同了，张国焘手握重兵，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其实他是大错特错。四方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他一个人的军队，我们只要做好工作，将四方面军将士的思想统一到北上路线方面来，相信迟早我们会踏上北上道路的。”朱德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继续讲道：“老五、老九（五、九军团）那边怎样？看来我得去那边一趟。目前局面如此，你、我肩上的担子不轻呀！” 两位老总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相互道别后，两人匆匆赶回了各自的驻地。 此后不久，朱总司令特意来到五军军部。董振堂秘密召来军里部分营以上干部在他的房间开了一个会，大伙见到朱总司令无恙，还和以前一样和蔼可亲，激动地鼓起了热烈的掌声，董振堂把手压了压，屋内又迅速地安静下来。 “现在请朱总司令给我们讲话！” 朱总司令微微点了点头，用缓慢的语调说道：“同志们！我很早就想来看看你们，和你们谈谈，同志们都好吗？” 听到朱总司令亲切的问候，不少干部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同志大声地说到：“我们都好！总司令，您可要多注意身体呀！” 朱德笑着双手一摊：“你们看！我不是好好的嘛！”说完话锋一转：“现在党中央、毛主席他们北上了，已取得了很大胜利，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毛主席早已讲过：南下是绝路，无论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都对我们极端不利，可是有人却说北上是逃跑，只有南下是革命，谁是谁非，历史会作出结论……同志们！我们迟早也会走党中央、毛主席他们走的路的！但是，现在我们要耐心，要多做工作，不能太性急呀！” 大家都屏息聆听，室内出奇的静，总司令略停顿了片刻，又继续说道：“我们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无论如何不能扩大矛盾，更不能盲动！红军要和红军冲突起来，那就意味着对中国革命的犯罪！一、四方面军都是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亲密的阶级兄弟。四方面军的同志有许多优点，正如中央毛儿盖会议所指出的，他们英勇善战，吃苦耐劳……。” 董振堂这些日子沉默多了，也消瘦多了，听完总司令的讲话，他站起来代表五军全体干部、战士表态：“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原则，冷静、理智地处理问题，决不感情用事。”然后又转向在座的干部们说道：“总司令的这些话，大家要牢记在心，同时要向部队进行传达，只要每个同志都能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着想，即使有天大的困难，也是能够战胜的！” 经过朱总司令和董振堂的努力，五军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10月初，张国焘率人马到达卓木碉，试探性地问朱德：“玉阶兄，你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大家都希望你能挑起革命的重担。”朱德知道张国焘肯定又有什么阴谋，没有理他。张国焘见朱德没有表示，便厚颜无耻地说道：“我们要遵重群众的意见，成立新的党中央，开除毛泽东等人的党籍。” 这边话音还没落，愤怒的朱德“啪”地一拍桌子，“张国焘！你这种做法是篡党的行为！” 张国焘脸上抽了几下，又厚起脸皮笑道：“朱老总，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呀！成立新的党中央，正是我们顺应革命潮流……，你是德高望重之人，现在只要你点个头，我会给你第二把交椅坐的。” 朱德摇摇头，手指张国焘怒道：“你知道吗？你这种做法、想法是对党的犯罪！” 张国焘见说不动朱德，面色一沉，哼了一声说：“朱玉阶！我告诉你，如今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你就跟我走，要么你就北上去找毛泽东，我张国焘是个君子，放你走，不像毛泽东，是个小人，办事偷偷摸摸。” 朱德毫不留情地痛斥道：“张国焘，我留在左路军，是党中央的决定，你无权指挥我！” 张国焘见讨了个没趣，气得把门“啪！”的一关，扬长而去。此刻，脑羞成怒的张国焘恨不得立时把朱德收拾了，但朱总司令在群众中的威信太高，一时又不敢贸然下手。 这以后，朱总司令的处境日益艰难。首先是饭也不叫吃了，开饭后晚一点时间就要饿肚子，康克清深为老总的身体担忧。她找到营地附近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九军团）的领导，扛回几袋白面，肚子问题总算解决了。可没过几天，身边的警卫莫名其妙又给撤掉了。 堂堂的红军总司令身边，连个警卫人员都没有。董振堂获此消息气得把桌子一拍：“岂有此理！”立即吩咐五军保卫局局长欧阳毅：“你立刻安排二位同志去朱总司令那里作保卫工作。”欧阳毅心领神会，正要出门，董振堂又叫住了他：“黄政委若过问此事，就说是我安排的。记住！要‘靠得住’的同志！还有，听说老总连马都没了，你去警卫队找匹好马一道带过去。”欧阳毅点点头说：“军长！放心吧，我这就去办。” 九、南下路上多磨难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的白莎喇嘛寺庙里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张国焘一面攻击中共中央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一面要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成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公然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由于张另立“中央”的事来得太突然，会上有些干部都傻了眼，就连其主要的追随者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表态，徐向前更是如此。会场上的气氛异常沉闷，谁也不开口。 张国焘要朱德表态，朱德对这种做法根本就不赞成，他重申道：“我们不能反对中央，要接受中央的领导。现在，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 张又让刘伯承表态，刘伯承旗帜鲜明地站在朱德一边。张见朱、刘等人不支持，脸色一沉，但不好发作。就直接宣布了早已备好的“临时中央”名单，并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决议》。《决议》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并下令通缉”，“临时中央”总书记自然由张国焘担任，张的反党行为，此刻已发展到了顶峰。 此次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引起原红一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强烈不满，就连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都觉得荒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因为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很痛心。会后，张国焘曾找到他谈话，想取得徐向前的支持。徐向前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的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么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 五军副军长（原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同志就曾私下讲过：“这样的搞法是错误的，他（张国焘）搞两个中央，不是分裂是什么？共产党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没有出席此次会议，事后即找到徐向前、陈昌浩明确表示：“我们现在有中央，为什么还要另立中央？一国不能有二主嘛。”李先念对此事不理解，他下面的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更觉得荒唐，他对李先念说：“政委，这成立个中央，怎么比我们成立个支部还简单。” 李无奈地摇摇头，叮嘱郑维山道：“要注意教育部队，掌握部队，要对党员对干部进行加强团结的教育。” 1935年11月，张国焘为贯彻实施他的南下方针，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通道，实现在川康边创建根据地的计划。立即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绥崇丹懋战役计划》。该计划将红四方面军八万余人分成左、右两个纵队，先后向大小金川沿岸进发。大小金川地区，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沿途皆深山绝壁，峡谷激流，不便大部队展开作战。这次战役一开始，红军就显得十分被动，而川军则爆发出惊人的战力。两过草地的红军指战员不怕疲劳、困难，英勇顽强地同敌人战斗。共击溃敌川军六个旅，毙俘敌三千余人。但自身也伤亡惨重，得不偿失。 张国焘以前一直对南下作战抱乐观估计，1932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退入四川时，与数倍于己的川军交手从未尝到败绩，在短短两年时间，队伍从当初的一万余人发展到十万之众，建立了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是什么原因促使四川各路军阀不惜血本，空前的团结起来，与红军作拼死一战呢？原来，在红军尚未入川前，总揽四川大权的军阀刘湘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在临行前，刘湘已打定主意，那就是：与红军作战，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打胜了，是帮老蒋的忙；打败了，老蒋要夺我的权，防蒋远甚于防共。 而现在，八万南下红军的矛头是直指成都，要端掉他的老巢。这才迫使一直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刘湘清醒过来，因为张国焘的南下进攻，危及到了四川各路军阀的根本利益，一句话，就是到了不打不行的地步了。 接着，红四方面军又发动了《天芦名雅邛战役》，此役共击毙、俘敌一万余人，且击落敌机一架。南下初期的胜利，使蒋介石极为震动，立即调薛岳部增援，并令其空军频繁出动配合。川军主力王瓒绪、唐式遵、范绍曾等部也星夜驰援。云集于此的敌人兵力已达八十余个团。11月19日，双方在百丈关展开了一场血战。敌人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百丈地区的红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仅这一天，我四军、九军、三十一军相继全部投入战斗，其激烈程度，堪称空前。广大红军指战员忍着饥饿，不畏严寒。与川军血战七天七夜，我军共毙伤敌一万五千多人，自身也伤亡近万人。敌我双方都已打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而敌人的援兵还在源源不断开来。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总部不得不决定撤出百丈地区，由进攻转入防御。此时，正值隆冬季节，气候寒冷，风雪连绵。这对于处在困境中的红军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红军被敌人压迫于川西山区，南下东出均不可能，十分被动。 南下以来的严酷现实，深深地教育着广大红军指战员，在他们中间，日益增长着对张国焘南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12月，敌薜岳部凭借优势火力和兵力，又向红军节节逼近，红军边打边撤，又退至天全、紫石关一带，战线才相对稳定下来。 正当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碰壁，处境艰难的时候，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并很快打开了局面。现实对比，张国焘异常苦恼。12月24日，张浩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致电张国焘要求张取消“第二中央”，成立中共西南局，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电后，张国焘在任家坝召集会议，讨论中共瓦窑堡会议决议和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会上，朱德、徐向前、周纯全、傅钟等一致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在此情况下，张国焘也只能表示同意中央的新策略。部队开始陆续北进，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再次翻跃夹金山、党岭山。这些雪山都是海拨几千米的大山，又正值寒冬季节，饥饿、疲劳、寒冷、疾病，使红军大量减员。至此，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可谓彻底失败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张的行径日益不满。 当部队历经千难万险到达甘孜时，四方面军由当初的8万余人已锐减到4万余人，这其中还包括原一方面军的五军和三十二军。张国焘此时沮丧至极，他明显地感觉到以往那种一手遮天的权威正逐渐消失。英勇的红四方面军由于执行了他的南下战略，不到半年，损兵一半达四万余人，以前毛泽东曾在他面前讲过：“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北上是红军唯一的选择！”，想到这里，张国焘不由地长叹一声。 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不久，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七月五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组建红二方面军及领导人任职的命令。该命令如下： 决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英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即分别就职。 按照中革军委的电令，红二方面正式成立。原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调任二方面军参谋长。两军会师后，在甘孜召开了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任弼时率先在会议上朝张国焘开了一炮，批评他离开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没有向党中央报告是不对的，以后擅自成立“第二中央”和率部南下更是不对，违背了中央在毛儿盖会议的决定。贺龙、关向应以及时任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也逐个发言，都是同一论调。再加上与会同志的咐和，孤独的张国焘无可奈何地同意了北上方针。 二、四方面军各部开始积极准备，红五军也不例外，军长董振堂近日里异常兴奋，一扫往日忧愁的面容。加之前不久整编，原四方面军三十三军编入红五军（原红五军部队编为第十三师，辖第三十七、三十九两个团；原红三十三军部队编为第十五师，辖第四十三、四十五两个团。），五军力量倍增。现在，就要过草地北上奔赴抗日战场了，就要与党中央及一方面军会师了，董振堂加紧部署全军干部战士筹足粮食，准备第三次过草地。正巧二方面军参谋长李达带着一袋牦牛肉干来看望他，董振堂兴奋地上前紧紧握住李达的手说：“咱们当年的学兵连长，现在可是大名鼎鼎的二方面军参谋长啦！” 李达也异常高兴，他深情地说道：“总指挥，您过奖了，分别已有四年，您可消瘦多了！”董振堂苦笑了一声道：“哪能不瘦呀！跟着张国焘折腾来折腾去，三过雪山和草地。好在现在思想统一啦！现在全军上下干劲十足，你们那怎么样？我记得当初调到湘赣苏区工作的同志不少啊！” 李达思考片刻，然后沉重地说道：“我们在湘赣苏区打了不少胜仗，队伍发展了，根据地也扩大了，可他们却一个接一个牺牲了。战略转移一路征战吃了不少苦，牺牲了不少好同志。但是不管千难万险，我们还是挺过来了……” 董振堂仔细地听着，随后讲道：“你们没有走过草地，不知道那里的艰难险阻。我们是有经验的，但还是有不少战士掉队牺牲。依我看，你们每人至少要准备好三十几斤粮食才行，还有就是走出草地后，要告诫所有的同志，吃东西要有节制。我们这里就发生过，吃东西猛撑，直到不经意地撑病了，甚至撑死了，你可要注意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李达认真地听着，董振堂又讲到：“就要和党中央会师了，咱们从根据地出发至今，损失很大，作为全军的后卫，经常被敌人紧紧咬住，不分昼夜的边打边撤，吃不好，睡不好，补充不上，经常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过湘江还丢掉了整整一个建制师。”说到这里，董振堂眼眶一热，再也说不下去了。李达动情地安慰道：“老首长，不要难过啦！牺牲是免不了的，再说责任也不在你，三十四师五千余将士血洒湘江，换来了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安全转移，保存了红一方面军的实力，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中国革命，他们的血没有白流。想当初我们都是在您的带领下参加宁都起义，义无反顾的投入到革命队伍当中来，走上了一条真正救国、救民的道路。现在，剩下来的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骨干，我们一定会发展和壮大的。回去后我会按照您的话认真准备，过完草地咱们再见！总指挥，我要走了，您可要多保重！” 和老首长道别后，李达跨上战马，返回二方面军总部。他哪里知道，这次相见，竟是和董振堂的诀别。 十、华家岭阻击战 1936年10月10日，一、四方面军终于在会宁县城胜利会师。古老的小城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气氛中，城楼上红旗招展，战士们欢呼跳跃，全国规模的红军长征在这里宣告结束。但当时的形势却不容乐观，党中央和毛主席为全军制定的战略方针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围剿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里面的友军，指的就是东北军和西北军。当时红军与他们正处在秘密联系状态，在联合抗日的问题上已达成共识。 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的秘密联系早有所闻，加之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集中，已形成横跨黄河两岸，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一心灭共的蒋介石犹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宁，此时的他正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一直脱不开手。当他好不容易摆平此事后，立即下令对西北的红军进行最后的围剿。这一次，他调集了三十万大军和100架战斗轰炸机，决心将主力红军聚歼于黄河以东的陕甘地区。同时，他又强迫东北军、西北军参与执行他的围剿计划，想在战争中削弱他们的实力，如不服从，则将他们调离西北，脱离与红军的接触，逐步肢解，扫除后患。这是一个极其反动而阴险的计划，但蒋介石没有料到，张学良将他精心策划的“通渭会战”计划及时通报给中共中央，并建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控制河西，接通苏联。 党中央鉴于时间紧迫，在会师的第二天，就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打乱蒋介石的军事布署。 时五军做为红四方面军的总后卫，此刻正在西兰公路马家营子至华家岭一带执行警戒任务。当前方传来胜利会师的消息，五军将士无不为之兴奋，部队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为保障会师后的主力部队安全北上，董振堂按照总部的布置，率部就地构筑野战防御工事，准备抗击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的攻击。由于此地地形不利于防守，故选择阵地及为重要。董振堂会同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等谨慎地勘查华家岭一线，最后决定将第一道防线摆在马家营子，由十三师三十七团和三十九团负责。十五师的两个团隐蔽在华家岭后山，作为第二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罗南辉副军长负责指挥，第二道防线由军部直接掌握。 21日清晨，敌人一个师九个美式装备团逼近马家营子，其先头部队沿公路肆无忌惮的开过来，不知不觉已进入五军早已预设的口袋。罗副军长一声令下，两侧山腰上的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扫向敌人，敌先头部队顿时乱成一片。罗副军长果断下令出击，三十七团在团长李屏仁、政委谢良的带领下，向残敌扑去。这一仗只短短三十分钟，五军全歼敌先头部队几百人，还活捉了三十几名俘虏。打扫完战场，战士们又分散在公路两侧阵地上，等候敌人的下一轮攻击。 不多久，敌人的飞机过来了，在马家营子上空疯狂地投弹、扫射。刹时，马家营子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轰击过后，敌一个整团的步兵又沿着公路蜂拥而来，战士们依托公路两侧光山上的阵地，给敌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敌人再一次退却。一会儿，敌飞机再一次飞临阵地上空，对两侧的阵地又是一阵狂轰滥炸，由于这一带全是光秃秃的小山，没有什么可隐蔽的，因此三十七团在敌飞机的轰炸下，伤亡较大。 中午，三十七团将敌人一步步引至第二道防线，攻上来的敌人先是用重炮猛轰华家岭后山四十五团的主阵地，见没什么动静，于是一个整营的步兵嚎叫着扑了上来。团长叶崇本并不急于开火，一直把敌人放到离山头只有五十米左右位置，然后一个猛烈地突击，打得敌人屁滚尿流的逃回到山脚下。脑羞成怒的敌人再次调上飞机，对我军防守的主阵地猛烈轰炸。霎时间，山梁上火光冲天，硝烟弥漫。不久，敌第二轮攻击开始，一个营的兵力从正面进攻，另以一个营偷偷从侧面迂回。激战中，叶团长及时发现了这一险情，立即同政委张力雄率特务连和一营向偷袭上来的敌人扑去。敌、我双方在后山腰上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遭遇战，叶团长手执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率领战士们与敌人混战在一起。张政委则率几个战士用轻机枪对准敌后续部队一顿猛扫。不多久，敌人坚持不住了，纷纷向山下溃逃而去。 第二日上午，敌人作出调整，由王均的第三军继续从前面进攻，而以毛炳文部从东面迂回，形成两面夹击。这一天的阻击战打得尤为艰苦，三十七团参谋长牺牲，四十三团在敌两面夹击下，阵地几度易手。关键时刻，董军长亲率三十九团增援上来，才稳住阵脚。下午，五军副军长罗南辉同志在指挥作战时，一颗重磅炸弹在身边爆炸，弹片击中了他的右侧胸部和头部。指挥所的参谋和警卫员们急忙将罗副军长抬了下来，卫生员龚锦文飞奔过来替他包扎伤口。此刻，身负重伤的罗南辉仍十分清醒，对作战参谋说：“传达我的命令，一定要坚守两翼，守住阵地，决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作战参谋在电话里给各部队传达了战斗命令，也把罗副军长负伤的情况向军长董振堂作了汇报，董振堂当即在电话中指示：“立刻将罗副军长送往后方，我马上赶到前沿阵地！” 当董军长丢下电话赶到阵地时，罗南辉仍躺在担架上，带着重伤指挥部队作战。此刻形势已万分危急，敌王均部和毛炳文部从东、南两面向华家岭村推进，已经占领了村前的小旅馆，王均的部队攻占了右翼山头，红五军处在三面受敌的危境之中。董振堂命令三十七团增援四十五团，夺回丢掉的阵地。 此时的罗南辉，怎么也不肯回到后方去。董振堂语重心长地说：“南辉同志，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还是和军部一同后撤，好好养伤，来日方长么！这里有我在，绝不会让敌人前进半步，你就放心好了！” 于是，罗南辉极不情愿地在警卫员和卫生员龚锦文的护理下，由四个战士抬着担架，向后方撤去。 在董振堂军长的指挥下，红五军又经过两次激烈的战斗，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不久，敌人的飞机又来了，董振堂在山上怒视着敌机肆无忌惮地超低空轰炸、扫射。气得直跺脚，可又没有办法。部队没有对空武器，有限的子弹只能对付攻击上来的敌人，好不容易捱到夜里，敌攻击停止。三十七团伤亡惨重，董振堂即令三十九团上去，把三十七团换了下来。 夜里，董振堂在军指挥所召开会议，研究明天的阻击方案。参加会议的有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及三十七团团长李连祥、三十九团团长吴代朝、四十三团团长郭锡山、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等。董军长首先讲道：“同志们！经过两天激烈战斗，我们的战士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打退敌人两个军的十余次进攻，只要明天我们坚守到天黑，就全面完成了这次阻击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打好明天这一仗！” “有！”到会的所有指挥员齐声回答。政委黄超接着说道：“二天来的战斗，我们损失很大，三十七团王力参谋长牺牲了，罗副军长今天也身负重伤。但我们成功地拖住了敌人，为会师后的主力部队北上赢得了时间，为实施党中央部署的宁夏战役计划创造了良好条件……。” 接着，参谋长李屏仁就作战的具体实施作了精密的安排，他要求部队开展近距离作战，使每一颗子弹都发挥作用。由于极度缺乏弹药，他指示各部队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织反冲锋，缴获敌人的枪支弹药以补充自己。 会开完了，各团长匆匆赶回自己的部队，部署作战任务去了。董振堂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军卫生所看望罗南辉。一年多来，爬雪山、过草地，转战川陕的艰难岁月里，两人并肩作战，肝胆相照。此刻，罗南辉由于流血过多，虽醒着，却无力言语。两位老战友紧紧地握住了手，相视无语，默默地互相鼓励…… 临走前，董振堂叮嘱卫生员龚锦文，一定要照顾好罗副军长。 第三天，董振堂主动将防线后撤到大墩梁一带，由四十三团、四十五团防守大墩梁主峰，由三十七团、三十九团防守宋家梁。敌人进攻前照例先是飞机一通轰炸、扫射，然后，步兵成数路纵队攻了上来。五军各团沉着还击，打退敌一次又一次疯狂进攻。战至下午，敌仍未突破红军防守的阵地，恼羞成怒的敌人再次调来飞机，沿着大墩梁主峰阵地轰炸。由于这一带全是光秃秃的山梁，没有什么可隐蔽的，造成五军惨重的伤亡。一颗炮弹直接掉在指挥所（一个土堡）里爆炸了，山头上顿时弥漫起一股土雾。在土堡外包扎伤员的龚锦文听到爆炸声，赶紧向堡子里冲去，尘土呛得他直咳嗽，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他摸索着进了堡子，朦胧中看到罗南辉副军长住的房子已房塌墙倒。从旁边房子里跑出来几个作战参谋，和龚锦文一道扒开残存的屋面，只见罗副军长和卫生员陈世德已被炸得血肉模糊，不成人样儿。他们含着泪，将烈士的遗体整理到一块儿，就地埋在了堡子的西边墙下。董振堂军长看到指挥所被炸，从主峰上赶下来时，罗南辉的遗体已经被掩埋。他和在场的指战员们脱下军帽，站在罗南辉的墓前深深地鞠了三躬。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五点多钟，天已渐黑，敌人停止了进攻。 在把牺牲的同志掩埋好之后，董振堂命令机要参谋，给总指挥徐向前发报： 经三天激烈战斗，我军伤亡很大，罗南辉副军长牺牲，部队已完成总部交给的阻击任务，准备向会宁方向撤退。 之后，董振堂向部队下达作战命令，要求各部队发起反冲锋，然后交替掩护，从毛牛川向会宁方向撤退。冲锋号吹响了，战士们高呼着“为罗军长报仇”、“为烈士们报仇”的口号，边扫射，边向敌人冲去，敌人又一次地在仓皇中退了下去。晚上，撤退到中川的红五军，集合在打麦场上，由军长董振堂主持召开了追悼会，全体战士脱帽三鞠躬。董振堂介绍了罗南辉同志的生平，他对罗南辉立场坚定、带兵有方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最后，他难过地说：“罗南辉是个很好的同志，他的血是不会白流的，一定要敌人加倍偿还！””徐向前总指挥也发来电报，给予了高度评价： 罗南辉同志是红军中的一位优秀指挥员，他的死是我军的一大损失。南辉同志为党献身的精神比华家岭还高，南辉同志的英名将与华家岭共存。 经过清理，华家岭三天阻击战，红五军牺牲了近2000人，仅大墩梁一战就牺牲了887人，占全军总人数的将近2/5，损坏枪支1600余支。现有枪支1100余支，每枪平均仅有子弹5发。五军虽付出沉重代价，但也为北上的主力红军转移赢得了时间，为革命大局作出了卓越贡献。 十一、分兵 红五军撤出阵地后，星夜向会宁进发，敌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紧紧追了上来，由东、西、南三个方向节节推进，妄图将主力红军聚歼于会宁、通渭一带。根据中共中央10月11日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四方面军的任务为： 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到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11月10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其可能在10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中共中央之所以要进行宁夏战役，主要目的是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获得苏联的援助。在当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答应提供一批武器和经济援助给中共，对于刚刚结束长征、缺乏武器装备和物资供应的红军来说，是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按照这份作战纲领要求，红四方面军要有1个军进至靖远、中卫地区，选择抢渡黄河的地点和造船，作为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西征部队渡河北上，夺取宁夏。据此，红四方面军总部作出如下布署： 以第30军开至清远的大芦子一带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 以第4军、第5军、第31军沿会宁、界石铺、华家岭、马营、通渭、宁远镇、静宁等地，梯次配置，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以第9军置于会宁、靖远之间，作预备队，如30军渡河成功，9军则迅速跟进。 10月中旬，红30军88师在军政委李先念同志的带领下，秘密进抵靖远县境，开始造船。李先念是木匠出身，在他的指导下，造船队进展非常顺利，平均每天能打造出二、三条船，根据中央下达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到11月10日前完成各项渡河准备，到那时可以造好四五十条船，足够渡河之用。 可是敌情日益严峻，强敌从三面合围过来，参与防御的各支部队都快顶不住了，渡河必须提前进行。 10月24日，英勇的红30军利用仅有的十六条船，抢渡黄河成功。敌人在发现我军战略动向后异常惊恐，立即出动大批飞机对渡口实施狂轰滥炸，同时令黄河以东的追击部队迅速推进。25日，东岸的各防御部队压力已至极限，26日中午，中革军委电令红9军跟进渡河。同时还指出待2、3日后，如证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这个军到底是哪一个军，中央没有明确。27日拂晓，徐向前、陈昌浩率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也抵达河西。此时，南面形势急转而下，红4军、5军、31军在强敌的压迫下，被迫采取节节防御的战法，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许多部队建制被打乱了，事先构筑好的防御阵地也被敌分割包围。为了给渡河部队赢得时间，战士们各自为战，用血肉之躯，抗击着数十倍于己的强敌。 27日，仍滞留在河东前线大芦子的徐向前、陈昌浩心急如焚。徐、陈于当日（27日）向朱、张、彭和毛、周致电，进一步陈述自己的意见，建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 甲、敌如先知我已渡河，估计其企图一面增兵兰州，施行拦头政策，一面从西南方向我压迫，飞机朝夕扰乱。现船只十六只，船钉用完，不易隐蔽，西岸掩护部队至少须三个团，如渡河时间延长，渡河点恐有被敌切断，船只有被敌破坏之可能。 乙、为着迅速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及便利迎接一、二方面军渡河起见，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以一个军对付兰州之敌，四个军迅出中卫、宁夏，并放船到大庙及中卫，迎接一、二方面军。 丙、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须我们在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准备在兰州、平番间与敌部分决战，亦乘机占兰州之线死守均较妥当。 丁、四方面军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都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望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我们已至大芦子，三十军除一个团今晚渡河外，余部已全渡河，二十七师一部及军直明晨前可渡河。 28日，为阻击南线敌人的进攻，加强三个方面军的协同作战，中革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准备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 此时的徐向前及过河的四方面军部队，面临着极大压力。九军、三十军渡河之后，三面受敌，背水作战。西受马步芳、马步青部的攻击，南临兰州北进之国民党军，北有马鸿逵、马鸿宾的遏阻，要完成以一个军出中卫、一个军取定远营的任务，困难极大。同时，河东的四军、三十一军亦正在蒋家大路与郭城驿间与南面之国民党军苦战。昨晚，他率指挥部渡过黄河之后，来到指挥部驻地，再一次认真领会消化军委和总部指示，又反复分析河东河西战局，最后仍然觉得有必要再一次向军委陈述。于是，徐、陈又一次致电朱、张并请转毛、周： 萧（克）周（纯全）电决今日与敌决战靖远，请飞令一方面军前进，确实掩护三十一军之左侧，如不能速掩护，四军、三十一军无力单独完成任务，必要之时向后撤退。……马家堡前面阵地已被敌团余占领，敌企向鹿儿源接近，兵少路多，决难巩固，鹿儿源至虎豹口甚近，中间无良好阵地。 一条山、五佛寺既有敌，定向一条山增援，三十军单独尚未完成任务，九军跟进后亦只能控制该地区，迎击兰（州）永（登）之敌，难能派出一个军出王爷府（即定远营），更不能出中卫。……五军力弱，一时担负任务远及沿河一带需队（伍）封锁。 四方面军任务之大，兵力之散，既不便于展开向北，又不利于处处掩护，平均使用，多少无重心，不但远方任务难速完成，即控制战略枢纽亦恐难久固，指挥上深感不便。因此建议： （一）三十一军无论如何须抽出随指挥部行动。 （二）南面由四军担任防守即是，以打拉池为后方，归总部指挥。 （三）五军暂控制靖远两岸，主力（至）三角城，而后跟进。 （四）九、三十、三十一三个军以两个军出动，如得手后即分一个军出定远营后四方面军主力控中卫。 （五）船只待三十一军渡河后，即可开到三角城。 是日夜，朱德、张国焘也致电中革军委： 甲、我们及徐、陈电想已都收到。 乙、估计敌人必系齐头并进。我军又必须迅速取得定远营和宁夏地区，一方面军此时须集结同心城，准备向金积、灵武进。二方面军此时，必须得到休息机会。四方面军主力须迅速取得宁夏定远营。我们对具体部署有如下意见： 1.三十一军即跟三十、九两军后面，迅速渡河。该三个军至少以三个团扼守一条山、大芦塘阵地，对两马。指挥部即率两个军以上兵力，迅出中卫，先头精干一个师袭击中卫附近要点，以便接引主力进入中卫以东地区，消灭马鸿逵部；迅以一个军出定远营。五军暂位三角城一带休整，将来可移到五佛寺、中卫间休整。四军即在郭城驿、打拉池线迟滞敌人。 2.一方面军速集同心城，将来与四方面军主力在金积、灵武地区，隔河会合。如有必要，一方面军即以一部或主力渡河配合四方面军完成基本任务。 3.二方面军仍在海原地区活动，将来移到适当地点休整。 丙、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地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障碍坚壁清野，以四军牵制敌人，也可得到争取时间之利。 丁、估计九、三十、三十一三个军，可于三十日到十一月一日陆续到达一条山、大芦塘，先头师可于三日到达中卫。如此在十一月十日前，四方面军主力能达到占领定远营和宁夏地区之目的。四方面军牵制敌人于打拉池以南，直到十一月十日尚可做到，必要时还可用二方面军一部去协助四军。 戊、取得物质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究应如何？盼今晚十二时电复。如未得复，徐、陈即依此电执行。 10月29日，中革军委电示朱德、张国焘： 根据朱、张、徐、陈意见，为迅速取宁夏起见，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 红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委周纯全接到军委指示，立即率部向黄河岸边急进。 就在此刻，彭德怀建议中革军委，要求留三十一军在河东作战，协同红一方面军一道打击北进之敌。中革军委遂于30日改变了命令，令三十一军折向麻春堡开进。 战至30日夜，红四军、三十一军且战且退，终于在打拉池附近稳住了阵脚。而在黄河渡口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已被敌三面合围，无法再向打拉池的红军主力靠拢。董振堂见突围无望，即电示四方面军总部，总部回电令五军急渡黄河，向河西转移。可以说，五军的西渡黄河，完全是因战场形势突变而被迫执行的。 董振堂对河西的情况了如指掌，以目前红军的两万疲惫之师，去与河西的马家军十几万精锐骑兵抗衡，后果可想而知。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思前想后，他提笔给毛泽东、朱德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倾诉了自己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以来与张国焘斗争的经历，并表达了希望早日率部重归红一方面军建制和走上抗日战场的宿愿。 随后，他来到警卫队驻地，找到队长高志中问道：“你现在的身体怎么样？还能骑马吗？” 高志中是前不久伤愈归队的，他满怀信心回答到：“行，身体还好。” “警卫队有多少匹马？” “总共不到二十匹。” “我来————看看你。”董振堂深沉的说道。 高志中从首长忧郁的眼神及深沉的话语里敏锐感到，首长此次来临绝不仅仅是为了看他，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他办。但碍于警卫队里有黄超的耳目，于是紧随董振堂来到屋外，两人默默走出很远，董振堂停下来，环顾一下四周，随后说：“有个任务准备交给你去完成！” 高志中坚定的回答道：“军长下命令吧，保证完成任务！” 董振堂轻声说道：“你把马匹清点一下，不要多，要精，要挑马口轻一点的，体质好一点的，马背蹋一点的…...”高志中仔细地听着。 “子弹还缺不缺？要把武器弹药集中起来配备一下。” “嗯！” “还有就是！”董振堂往高志中身边凑近一点，吩咐道：“你带哪些人，要把他们的情况了解一下，他们和你关系怎么样？能不能和你一条心，你要有个底。若有人问及，就说是我安排的，执行侦察任务。” 两人说着说着已走到军部门前了，董振堂再次嘱咐道：“你好好准备一下，明天晚上到我这儿来。” 第二天，高志中如约来到军部，董振堂问他：“准备的怎么样了？” “打算去十二个人，已挑好十二匹马。武器有马枪、花机关、匣子枪，每人四、五十发子弹。”高志中一口气回答道。 董振堂又问他：“这些人的情况你都了解吗？” 高志中说：“江西的有两个，‘宁暴’过来的有五个，长征中参加的有四个，这些同志都是值得信赖的…….” “不要带那么多人，有十个就够了。”董振堂打断了他的话：“准备工作都有谁知道？” “谁也不知道。” “有人问起你没有？” “没有。” “好！”董振堂满意的点点头，郑重的说道：“现在有一封信，你把它送到延安、或是瓦窑堡、或是保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那里。你无论如何要找到，把信交给他们。”董振堂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继续说道：“万一出了问题或有不得已的情况，你可以把信毁掉，但要记住信的内容。你记住：我这封信主要是不同意张副主席西路军的策略。甘肃、青海一带的敌人全备有骑兵，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到那边十有八九要失败，就这些。” 高志中接过信来说到：“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这次你们要经过敌人七道封锁线，但是你有条件，你是陕西人，说话容易懂。”说完他用信任的目光看了小高许久，语重心长的说道：“你已跟随我多年，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摸着黑瞎闯了好一阵子，好不容易才找到光，看到了中国光明的前途。这次你走了，今后我们可能还会见面，也可能见不了面，我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永远跟党走，革命到底！” 高志中从十三岁开始，就在董振堂身边任勤务兵，也可以说是由董带大的。小分队集合就要出发了，他流着热泪久久不忍离去，董振堂内心也很难受，干脆背过身去，严厉地说道：“立即出发，不要再担搁了！只要中央领导能看到我的信，我死而无憾！祝同志们一路顺利！” 高志中和警卫排长马金福带着首长的重托，率领这支十人小分队，历时六天，连续突破敌人七道封锁线，途中牺牲了五位同志。最后，他们终于在瓦窑堡一带追上了红军主力，找到了朱总司令，面交了董军长的亲笔信，圆满完成了任务。以后，二人都走上抗日战场，马金福于1940年在与日寇的战斗中英勇牺牲。高志中被分在了八路军一二五师，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在战斗中表现英勇，受到总部首长的通报表扬。解放战争期间，高志中在东北警一旅、哈南军分区、一六四师，以及警卫师任参谋长和副团长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高志中赴朝参战，任警卫四团团长。转业后，他先后在东北建筑总公司、一机部建工部、国家建委、城建总局担任领导职务。 小分队出发了，董振堂赶回军指，命令部队立即开始渡河。为完成警戒靖远东北方向的国民党军，掩护打拉池主力红军翼侧的任务，董决定暂留两个营在河东。次日，国民党军推进至郭城驿、大芦子地区，并进而控制靖远附近的河岸，这两个营即撤到河西归建。渡过黄河的红五军受命布防于三角城地带，仍担任看守船只和控制渡口的任务。10月30日下午4时，国民党军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占领虎豹口渡口，并进而沿靖远向打拉池推进，我河东河西部队被彻底分割切断。 至此，红四方面军分成了两部分，红四军和三十一军随总部转战到陕北根据地，后编入八路军129师，开赴抗日战场。渡过黄河的红五军、九军、三十军和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奉命编成红军西路军，开始了悲壮的河西大血战。 一、虎落平阳 1936年11月8日，西渡黄河的红五军、九军、三十军和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被中革军委授予红军西路军的称号，其编制如下： 总指挥：徐向前； 总政委：陈昌浩； 副总指挥：王树声； 参谋长：李特； 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 辖第十三、十五两个师共4个团，3000余人，枪1000多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 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 辖第二十五、二十七两个师共6个团，6500人，枪2500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 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 辖第八十八、八十九两个师共6个团，7000人，枪3200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 此外，还有总指挥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等。全军共两万两千人。枪不到1万支，且粮、弹极其缺乏。尤其是五军，实力最弱。每枪子弹只有5发，仅够保枪之用。 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赋予西路军的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直接打通远方即通向新疆，从那里获取苏联对我方的援助物资。 西路军所面对的敌主要力量是盘踞在甘肃、青海的军阀马步青和马步芳部。马步青为骑兵第五师师长，所部盘距在甘肃中、西部，辖有三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另有手枪、工兵、炮兵各一个团。其弟马步芳为新编第二军军长兼第一百师师长，主要盘距在青海、甘肃，辖有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炮兵、宪兵、手枪各一个团，另有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部所属三个骑兵旅，势力比马步青大得多。 以上敌人兵力仅正规军就达三万余人，还有民团武装十多万，以骑兵为主。其士兵主要来自甘肃、青海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撒拉族和东乡族，在上层统治阶级利用宗教观念的蒙蔽驱使下，再加之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与仇杀，马家军士兵在对外族和外族军队的征战中表现了很强的内聚力和奋勇精神以及残暴行为。其士兵凶悍顽强，在战斗中敢于近战格斗。其战力沿承了历代西北骑兵的战术特点，那就是狼狠、狡猾。清代名将左宗棠曾评价：“剽锐殊甚，遇坚军则转瞬不见踪迹，遇暇军则有隙即入。”马家军自编的骑兵歌曲中也有唱到：“突前方，扰后方，像闪电，似疯狂。” 红军渡过黄河后，已威胁到二马的反动统治。历来视地盘如生命的马家军阀，一怕红军渡河西进后，占据河西走廊，进而控制青海，端掉他们的老巢；二怕蒋介石以剿共为名，派嫡系部队深入河西，吞并他们的地盘。如果西路军只是借道去新疆，一路不停留的走，对他们的利益伤害不大。二马对此曾有过顾虑，不打，无以应付蒋介石；真打，弄得两败俱伤。当时，二马互有电报往来，其中马步青就曾提出：“如果红军只是过境，可以不打，若停下来，就打。”马步芳也曾说过：“红军只要无占城目的，可以让其通过，不打。”从中可以得出结论，二马是不想与红军为敌的。 11月份的西北高原已是天寒地冻的季节，英勇的红军指战员顶着凛冽的寒风和滚滚沙尘，向西挺进，他们刚刚结束了万里长征，又匆匆踏上了艰难的西征。他们中的大多数还只穿着一身破烂的单衣，部队得不到补给，常常食不果腹，只能勒紧裤带前进。在夜寒风啸中行军，身上冷，肚子饿，腿像灌上了铅。更困难的是，西路军整日被马家军追赶着、截击着、包围着。艰难困苦走了一夜，本想找个村庄休息，可是敌人的骑兵不用两个小时，就走完红军一夜的路程。红军不但不能休息，还要赶快设鹿砦，修地堡，阻击敌人。因为只有消耗，没有补充，子弹越打越少，一粒子弹的宝贵胜似一两黄金。 敌人的骑兵有时会在红军队伍前后奔跑，成群结队游行似的耍威风。红军指战员把子弹推进枪膛，食指紧扣扳机，直到敌人靠得不能再近时才开枪。当敌人略微远一点的时候，大家又把食指松开，将子弹退出来装到子弹袋里，坚持到天黑再突出包围，继续行走，天亮又被包围，于是又坚持到天黑，再突围。就这样，西路军各部在敌人的包围圈中行军，突围，行军…… 自从过河以来十几天，五军天天都在战斗，马家骑兵忽来忽去，飘乎不定。每次都能给队伍带来不小的损失和伤亡，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一向沉稳的董振堂这时也开始变得焦燥不安起来，他以前在西北军时曾接触过马家军，那时的马家军阀势力还不大。冯玉祥在五原誓师，曾任命刘郁芬为甘肃省主席，并将甘肃地方军阀的部队收编为冯部。青海省以马步芳为首的回族少数民族部队不服收编，与冯部在河西走廊的永登、古浪、永昌、武威一带大战一个多月，马部最后被打败，派人与冯部和谈，同意收编。其作战之凶悍、狡猾，董振堂早就领教过。以西路军现有实力去和马家军拼，悬殊太大了。几天前，他曾主动建议徐总指挥：迅速西行，勿作停留，打通新疆，取得苏方的援助后再回过头来收拾马匪。徐向前听后完全赞同，这多少给了董振堂一点安慰。 夜里，董振堂像往常一样查完了哨，回到军部。所谓军部，也只是荒凉戈壁中一个被人抛弃的小院，门、窗皆无，顶棚也是破烂不堪，参谋长李屏仁正坐在火盆边烤着火，见军长回来，倒了一杯开水递过去。董振堂接过来喝了一口，然后坐下来对李屏仁说：“屏仁！明天叫骑兵团的吕仁礼加强警戒，要认真应付，敌人的骑兵动作迅速，来势凶猛，容易给我们造成一个措手不及的局面，这对我们十分不利。最近敌人几次偷袭得手，看样子还会故伎重演，我们要时刻准备好，抓住时机，狠敲他一顿。要尽量争取多弄些马回来，加强骑兵团的力量。在西北这边打仗，没有机动的骑兵是要吃大亏的。” 李屏仁是董振堂宁都起义时带出来的老部下，这些年来一直在五军团工作，从班、排、连、营、团直升至五军参谋长，打起仗来很会动脑筋，属于那种文武双全的军事干部。他把烟头丢进火堆里，轻声说道：“总指挥，您放心，早点休息吧。我已安排好了，只要狗日的他明天敢来，我保管痛揍他一顿！” 董振堂点点头，凝视着燃起的火苗，若有所思的问道：“屏仁啊，你是江西九江人吧？怎么会想到来艰苦的西北当兵？” 李屏仁苦笑着回答：“说来话长，军长，我家在当地也算是名门大户。靠着祖传下来的家业，我本可以在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记得小时候在学堂，一位姓孙的先生常常教导我，要我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做一个将来能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说实话，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我不顾家父的反对，考取了黄埔军校。可是不久，蒋介石开始清共，我在武汉目睹了对共产党人的残酷迫害，当然这里面也有不少我要好的同学。那时候，我感到很迷茫，很失落，听说西北的冯玉祥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于是我就毅然退学，报考了他的西北陆军军官学校。在那里我认识了刘振亚、李肃等同学，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很快就加入了党组织。” 董振堂赞许的点点头，说：“一南一北两个军校你都读过了，资历不浅呐！是啊，我们中的很多同志都曾抛弃过不少令世人羡慕的东西，但我们得到的，却是用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董振堂凝视着火苗，内心感慨万千，此刻的他已毫无倦意，低着头自言自语道：“宁都起义到现在，有多少好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啊！” 李屏仁有点纳闷，老首长今日怎会谈及这个沉重的话题，便引开话题道：“军长！咱们自打起义参加红军，敢打敢拼，那是全军都出了名的，朱老总也称赞我们五军团是钢铁后卫。咱军团出去的同志，个个都是好样的，就拿前不久调走的董俊彦、李彩云他们，现在都已是骑兵师的师长、参谋长啦。” 董振堂沉思许久，自言自语道：“我们活着的要完成烈士们的遗愿，要努力摆脱目前的困境，带好这支英雄的队伍，让这支队伍不断地发展、壮大，我们责任不轻呀！” …… 11月10日，红三十军击退敌人的沿途阻拦后，进至大靖附近，守敌第五师祁明山旅固守不出，三十军遂以一个师绕道西进。董振堂率五军协同该师包围了土门子，迫守敌马步青部一个工兵营投降。18日，又攻克永昌，21日克山丹。同时，西路军主力九军做为另一路进展也较顺利，在干柴洼击溃敌3个旅的进攻，随后于13日乘势占领了古浪城。 马步芳得知古浪失守，异常震惊，立即勒令马元海部不惜一切代价限期夺回。古浪城是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古称“虎狼关”，地处要冲，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马家军二万余人在马元海的指挥下蜂拥而来，双方即将在一条山下展开一场血战。 由于对马家军的战力估计不足，红九军将主力两个师都放在了城外制高点上，只以军部及机关人员驻守城内，加之连续作战的疲劳，使红军的战斗情绪松懈下来。十六日清晨，敌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外加四个民团，向古浪发起突袭。马家骑兵在旷野戈壁上闪电而至，九军仓促迎战，立陷被动之中。马家军的武器虽然比不上国民党中央军，但比红军可是强多了，经敌几番冲击后，城内外红军很快被分隔开，守卫南山的二十七师一个团，在敌人骑兵的反复冲击下，几乎全团覆没。接着，敌人又将矛头直指城内，守城的红军兵力单薄且火力弱，在敌山炮的轰击下，阵地很快被马家军突破。敌人骑兵动作迅速，突入城内沿街道猛烈砍杀，九军军部机关人员死伤惨重。在此危急关头，九军一个师在城外突破马家军的防线，攻入城内，马家军见天色已晚，又不惯夜战，遂收兵而去。战至18日，红9军毙敌二千余人，自己也伤亡过半，九军参谋长陈伯稚及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不少干部在战斗中牺牲。经此一役，九军元气大伤，无力再坚守危城古浪，遂连夜撤出，向右翼的三十军、五军靠拢。当时许多红军重伤员无法带走，只好留在城里，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原红五军团政治委员）以红军名义留下书信，希望马家军从人道主义出发，不要杀害我军伤病人员，善待我军俘虏。结果马家军第二天进入城内，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搜出来的红军伤员全部杀光。 马家军克复古浪后，曾在武威召开军事会议，专门研讨应对西渡黄河的红军，出席会议的有马步芳、马步青、马元海、马彪、马朴、马禄、韩起功等军事首领。首先由马彪报告克复古浪的经过，继由马元海报告红军的编组、军种及人数，接着检讨河防失败的原因，马元海说：“这次河防战役吸取的经验，拦截的办法绝对无法取胜，在古浪所获的案卷中，得悉共军渡过黄河的计有三个军，即五军、九军、第三十军，人数在渡河前约有三万，目下因古浪失利，伤亡较多，还有二万五千左右。陈昌浩、徐向前部是红军中最凶悍的一股，如果我军与红军面对面的正面作战，在实际的兵力装备上我们比不过红军，也斗不过红军。这次战役，是我们求生存，保家乡，维护教门的战争，只能险中求胜，万万不能失败！我以为，河西走廊这个地方，走廊二字非常恰当，过了乌岭，一直到嘉峪关，南有祁连山，北有蒙古戈壁，中间是一条狭长的通道，共军要想越过祁连山南下，困难甚多，实在无法克复。想穿过蒙古戈壁，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惟一的一条可行之路，只有一直向西逃窜。以我的看法，对红军不宜再迎头拦截或围堵，最好的办法是尾追。我们有的是骑兵，发挥骑兵的机动特长，天天将共军的殿后部队，截去一部，从武威到嘉峪关的狭长通道上，很能截去一大部分共军的兵力，这种切尾的办法，红军只能忍痛，不可能回头护尾，所用兵力不多，收获的效果一定可观。如果红军经过长途流窜，疲惫之余占领城池顽抗，我则用主力围攻。因为骑兵沿途疲劳追击之结果，共军休整和给养都成问题，以饥饿和疲惫之军，盘踞城池，绝没有攻无不克之理。”会上各将领都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就推马元海为步骑全军总指挥，以马彪副之。总指挥直接指挥的有青海南部第2警备旅及新编第2军第100师刘德呈团，循化八工民团(由韩进忠率领)，西宁东南川民团(由马华荣率领)。马彪为骑兵第一路指挥，下属新编第二军马忠义团、陈嘉科团、青海南部边区警备1旅马元祥团、马得胜团、临夏旧洮庄民团(马霓率领)，源民团之一二三团(马永岭率领)。马朴为骑兵第二路指挥，下属100师骑兵旅，西宁鲁沙尔民团两团(由马兴泰、马贵分别率领)，西宁上五庄民团(由马宝库率领)，皇（三点水）源民团(由李增荫率领)。马禄为骑兵第三路指挥，下属骑五师马禄旅及韩起禄旅。韩起功为步兵指挥，下属第100师三百旅手枪团、西宁市民团、张掖民团，以及骑五师马呈祥、祁明山旅。第100师马步康、马全义等部，以及民和、互助、乐都、贵德、同仁等县民团为总预备队。总之，以骑兵为主，准备分三路与红军作战。 古浪一役，马家军掌握了红军最致命的弱点，同时也暴露出西路军所处的危境。仓促成立的红西路军刚刚才结束长征，又匆匆踏上新的征途，无论从装备、人数上，都远低于马家军，加之河西地区人烟稀少、物产贫瘠，西路军补充不易，前途不容乐观。而对手马家军盘踞河西多年，地形熟悉，又多为骑兵，作战机动迅速，其战斗力甚至强于国民党中央军。 从11月22日开始，马家军对西路军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攻势，如果此时西路军全军坚定地向新疆挺进，或许受到的损失不会那么大。但偏偏在此时，中革军委来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永昌、凉州、山丹一带）建立根据地。如果说西路军先期所面对的只是马家军的袭扰。而现在，二马则是倾其主力，要与红军做决一死战了。因为二马决不会坐视，在自己的地盘上出现一块由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 为摆脱困境，争取主动，徐向前于11月24日亲自起草电文，向党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电文指出： 一、马敌现虽伤亡5000人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补充，人马子弹均有，仍然继续与我拼战。 二、马敌战术系以骑兵四处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黄昏后，畏我夜战，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则集兵猛攻另一点。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则难缴获，败则无生还。 三、永凉地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无房，尽是堡寨，不便我军迂回抄击。 四、我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激战终日，即可耗尽弹药，矛刀、刺刀又少，难阻敌攻。九军现有4600人，步枪1800支，每枪子弹不足两排；五军不足4000人，枪弹更少；三十军近6000人，步枪2000余支，每枪子弹仅两三排；骑兵师人马约500，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拟壮大骑兵，但筹马困难。 五、九军激战古浪，受大损失，正在休整；三十军激战四十里铺，子弹耗尽，全靠大刀拼杀，已伤亡500余人；五军更弱，指直在永昌，大部分担任城墙守备任务，敌马彪部有三个团正在永昌城郊附近活动。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请求中革军委迅速指示下一步行动方针。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坚持，打开局面。 西路军没有任何外援，没有任何后继，本就有限的弹药越来越少，境况越来越糟，时西路军许多高级将领对中央要求西路军在甘、凉建立根据地的电令是持异议的。 西路军蹲在此地不进不退，正好给马家军以进击之机，马步芳调集重兵向永、凉地区扑过来，胡宗南的补充旅亦向凉州地区开进，一场大战已不可避免。中革军委之所以这样部属，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其主要意图是：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主要兵力扼守黄河一带，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这样一来，西路军所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不了解总部的计划，气呼呼地找到总政委陈昌浩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 陈昌浩和张国焘一样，家长作风十分严重，他板起面孔，训斥道：“你懂什么！多嘴！我们扎扎实实的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呆在这里能吃亏？” 徐向前也不知道此计划的内容，就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他和陈昌浩一度争吵起来。陈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坚持能在这里站住脚，能打开一番新局面。徐向前无奈的摇摇头，说道：“中央远在上千公里的陕北，根本不了解这里的实际情况，这里的条件从哪个方面都比不上川陕根据地。”稍停一会儿，徐向前又讲到：“我们现在处于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北面是龙首山脉和荒凉的大漠；南面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中间宽不过百里，村庄零落、人烟稀少。论气候，这里滴水成冰，我们的士兵大都是南方人，适应不了这儿的严酷气候；这里的居民大都是少数民族，有不容外族人轻视的宗教信仰；这里的地形也与我们格格不入，一马平川，即便是有山也是光秃秃的，无法落脚藏身。我们都是步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打仗？而敌人的优势就很明显，他们以骑兵为主，有御寒的冬衣，有充足的水，粮食和弹药，还有听命于他们的乡民。无论是天时、地利、人和，敌人都占尽了。前段时期的作战就充分证明这一点，敌人机动，来的快逃得也快，我们奈何不了他们。而我们只要有稍许大意，就会吃亏。单说九军吧，离开主力稍远一点，就在古浪遭敌重创。敌人的这种狼群战术将来还会重演，我们怎么办？现在全军拢共加在一起不过两万人，又经得起几回这样的折腾！？” 陈昌浩只是听着，却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徐向前再次诚恳地说道：“昌浩，这里根本就不具备创建根据地的条件，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向中央反映，我们……” 还没等话讲完，陈昌浩便生气的说道：“那就是说你反对执行中央的命令！” 徐向前与陈昌浩搭档多年，晓得他这种家长式的武断作风，便婉转的讲到：“我只是从军事角度分析我们所处的实际困境，再说，如实的向中央反映，让中央能准确了解到这里的实际情况，这不是一件坏事啊。” “那好，分析归分析，中央的命令还是要坚决执行的。”陈昌浩冷冷的丢下这句话，便扭头跨出了房门。 讲这么久等于是白讲了，徐向前瞪着陈昌浩远去的背影，显得是那么的无奈、焦躁和不安。西路军的前途与命运仿佛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得他喘不过气起来。 “怎么办？”徐向前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说服陈昌浩这位西路军的最高领导。 这时，李先念推门进来，徐向前暂时停止了内心杂乱的思考。 “报告总指挥，我军已撤到永昌城东，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徐向前干咳了一声，说道：“就地建立根据地，扩红、筹粮……” 李先念是四方面军一员猛将，又是徐向前的老部下，见房间里没有别人，便凑近小声的说道：“总指挥，这哪成呀，这一带穷的叮当响，庄稼一年才收一次，老百姓自己都不够吃，我们就是有钱也难买到啊。还有就是冬衣，这地方太冷了，再不解决，不冻死人才怪呢！” 徐向前无奈地叹道：“先克服一下，去执行吧！” 至此，西路军在东起凉州四十里铺，西至山丹，绵延三百里狭长地带上与马家军展开了残酷的拼杀。 二、山丹血战 11月23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参谋长李屏仁率两个团及妇女先锋团一部进抵永昌西部的水泉子、王信堡一带，此地均为荒凉的戈壁滩，只有几座孤零零的堡寨。部队住下后不久，敌马彪率骑兵旅和三个民团突袭过来，双方在夜里短兵相接，打得难解难分。次日清晨，敌军又来攻打，五军再次与敌激战，由于遭遇的是敌人骑兵，五军一直打得很被动。此役，虽击退了敌人，自己也伤亡不小，军参谋长李屏仁左腿胯骨中弹负伤。是日夜，该军离开水泉子，向山丹进发。时守卫山丹县城的是红三十军第267、269两个团和总部骑兵师，因战局变化，红五军偕总部直属队妇女抗日先锋团、医院、兵工厂等部相继入城，接替了三十军的防务。 11月29日，红五军三十七团奉命到大佛寺、西二十里堡一带驻防，准备阻击敌军进攻山丹。这里有三个堡寨，第十三师政委谢良（兼三十七团政委）率领一部驻扎在中间的堡子里，担任指挥；团长率部分人员驻在左边的堡子；由参谋长率领一部分守在右边的堡子。三十七团刚作好部署，敌马禄、韩起功等部就发起了进攻，我三十七团将士顽强奋战，痛歼来犯之敌，使敌人寸步难行，整个上午打退了敌两次疯狂的进攻。下午，敌人又组织了三次强攻，均被我三十七团击退。太阳偏西，敌人再次发起一轮集团冲锋，企图攻下我军阵地。战斗中，团政委谢良在指挥部队反击时腿部中弹，鲜血直流。警卫员要叫担架，谢良制止了他，说：“不要喊！那样会影响部队的作战情绪，你给我简单包扎一下就行！”谢政委忍着巨痛，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把敌人打下去，才退下火线。 11月30日，敌马彪、马朴的两个骑兵旅、韩起功的步兵旅外加两个民团、一个山炮营，气势汹汹地向山丹城东北角发起猛攻。五军严阵以待，给敌以重大杀伤，粉碎了敌数次猖狂的进攻。第二日，敌人将主力逼近城郊的南关，五军十三师即乘敌立足未稳之际进行夜袭，给敌马禄旅的旅部和所属一个团以严重一击。 12月4日，敌向五军外围阵地发起全面进攻，面对敌数次疯狂的进袭，五军全体指战员在董振堂军长的带领下，沉着应战，给敌以重大杀伤，是日夜，全军收缩防线，退入城内。为防止敌大炮对我军造成重大伤亡，董振堂下令十五师两个团防守山丹城墙，十三师则全部留在城内作预备队。 第二天一早，敌人又发起进攻，守城的十五师依靠山丹古城墙垛口，打退了敌数次进攻。中午时分，董振堂在城里观察到南门外敌步兵一部疏于戒备，立即命令十三师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从东门出击，由于该敌毫无防范，被五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漫山遍野的狼狈逃窜，战士们则乘胜追击。追击途中，三十九团政委周畅昌发现左后方烟尘滚滚，“不好！”他立时反应过来——是敌人的骑兵，便迅速登上一道山梁，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这时一颗流弹飞来，不偏不倚打中了他的腿部，周政委顿时从坡上摔了下来。团参谋长饶子健赶紧上前扶起他，并叫卫生员包扎好伤口，背下阵地。同时下令部队停止追击，就地组织起来打敌人的骑兵。由于敌骑兵动作迅速，加上先前溃退的敌步兵反扑，攻出城外的两个团陷入两面夹击，十分被动的境地，双方在城外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拼杀。 董振堂在城楼上发现了这一险情，立即命令四十五团火速出城增援。很快，增援部队绕至敌人骑兵后面，一顿狠揍，将敌人击退，随后与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一道退回山丹。这一仗虽打退敌人，但由于敌骑兵的干扰，未取得较大战果。 残酷的拉锯战就这样一直打到12月11日，五军损失很大，十三师师长李连祥同志（兼三十七团团长）在11月30日的战斗中，为掩护部队安全转移，与敌人做殊死拼杀，不幸被敌马刀砍中头部，壮烈牺牲。山丹防守战，五军孤军奋战，坚守山丹一月有余，虽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全军共伤亡600余人。 12日，突然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蒋介石被捉住了。 原来，蒋介石在西安召集陈诚、卫立煌、朱绍良等大批将领开会，亲自部署对红军的围剿。同时压迫张学良、杨虎城所部开赴陕北前线进剿红军，否则，即将东北军、西北军调离陕甘，由中央军接防完成“剿共大业”。在此情况下，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政策，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风暴，也把河西马家军推到了尴尬境地。但马步芳素有“野马”之称，与蒋介石早有默契。他对张、杨的爱国行为暴跳如雷，拒不接受西路军提出的——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也不同驻守兰州的东北军于学忠部缓和关系，而是一意孤行，要与西路军和抗日力量为敌到底。其兄马步青见西路军来信主张谈判，共同抗日，内心不无波动，但摄于马步芳的威势，加之手里又没有兵权，便迟迟不敢表态。尽管这样，双方还是暂时停止了交战。 听到消息，我军阵地上指战员一片欢腾。董振堂脸上也露出欣慰的笑容，他一贯支持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如今，老蒋被捉住了，全国的抗日呼声越来越高，也许，不久的某一天，他终能如愿以偿，率领五军将士奔赴抗日前线了。十二月二十七日，党中央发来电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据情况决定。 接电后，西路军决定撤离永昌、山丹，立即向西进发。 董振堂在出发前，特意来到西路军卫生部，看望在此养伤的参谋长李屏仁和十三师政委谢良等人，他用那洪亮的嗓音讲道：“好消息！蒋介石已被迫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了，这是件大好事！这下咱中华民族有希望了，你们安下心来，在医院好好养伤，抗日前线还需要你们呐！。” 李屏仁、谢良他们听后深受鼓舞，一致表示会遵照首长的吩咐，争取早日养好伤，回到部队。他们哪里知道，这一别竞成了永诀。 西路军失败后，李、谢二人都是身负重伤，无法随部队转移。为了不拖累大家，他们坚持留下来。在劝走身边的警卫人员后，二人在祁连山的荒山野岭中坚持了八天。时值寒冬季节，又冷又饿，加上伤口发炎引起的剧痛，万般无奈之下，李屏仁想到了死。他艰难地挪动着身体，将治腿痛的几斤烟土取出来，对谢良说道：“老伙计，我先走一步啦。” 谢良就在几米外躺着，此刻的他正发着高烧，浑身乏力，感觉死神正在向他靠近。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却又无能为力，两行热泪默默的流出来…… 烟土吞下去不久，烟毒开始发作，李屏仁口吐白沫不停地抽搐着…… 望着老战友痛苦的死去，谢良也不想活了。他强撑着爬过去，掩埋了李屏仁的遗体，又坚持着爬到一棵小树下，解开腿上的绷带，准备上吊。由于树太矮，几番折腾，都未成功。伤口的剧痛，令谢良晕死过去……。 不久，几个掉队的红军战士从此路过，将其救了下来。命虽保住了，可不久他们就被马家军俘获，马匪的军医将他受伤的脚板整个锯掉，然后投入大牢。经党组织努力，谢良历经千辛回到延安，重又回到党的怀抱。建国后，谢良曾任军委炮兵副政委，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我军著名的独脚将军之一，后曾著书《独脚将军传奇》。 三、血战高台 红五军撤离山丹后，残暴的马家军、民团卷土重来，他们挨家挨户搜捕红军，将刚建立的县苏维埃政府委员、义勇军战士和红军留在城内的100多名伤病员抓起来，用牛车押送至甘州城（今张掖市），将他们全部杀害，埋于万人坑内。同时，他们对各地失散的红军指战员进行了疯狂的搜捕和惨绝人寰的迫害，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现就将有文字记载的记述如下： 1936年12月，在东乐西屯，携带长、短枪各一支的四名红军失散指战员，在刘汉文家中讨饭吃，被地痞流氓刘生福（建国后己被处决）发现，遂以安排食、宿为名，将四人骗至刘万善家稳住，暗地里纠集土匪头子刘仁德（建国后已被处决）等11名暴徒，乘指战员疲惫不堪之际，蜂拥而上，夺走枪支，打晕捆绑，抢去随身大烟土，拉至大山坝河滩，由刘匪手持钢刀杀害。 同月，在东乐城西张庄，两名失散的红军路过此地，该村张兴智（建国后已处决）纠合本家弟兄数人，手持木棍，将2人活活打死，抢去随身包袱两个，将尸体埋于北山坡边墙下边。 1936年11月间，山丹县大恶霸、伪保安团团长王贵珍，在大黄山地沟内捕到红军侦察员一名，杀害于石坡沟里。为消灭罪证，用马将尸体驮到山里边罗圈崖子埋了。 1936年12月，伪民团军需官杨生桂，带领马家军，在大黄山搜捕到流散红军三人，一人被马家军当场枪杀，抛尸山沟中。另二名被捆绑到杨的住地甘泉子，严刑拷打，用刀砍伤后，由杨生桂和同村的杨xx、陈xx等人拉在山沟里活埋。 ……… 红军指战员的鲜血没有白流，1949年，山丹获得解放，这些残害红军的恶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山丹战斗中把鲜血和生命献给革命事业的先烈们的英名和光辉事迹，将永载史册，留芳千古！ 红五军再次踏上了西征的道路，由往日的“铁屁股”（钢铁后卫）一改而为全军的前锋。此时“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蒋介石亡共之心不死，并未放下屠刀。他命令马家军加紧进攻，彻底消灭西路军。在一片和平的气氛中，西路军一步步迈入危境。 12月27日夜，五军继续向张掖以西进军。这次随同五军行动的还有西路军供给部、卫生部、及所属辎重队、被服厂、兵工厂、总医院、妇女独立团一部，均在五军的掩护下行动。由于后勤部门人员多，又带了不少家当，尤其是总医院的几十名重伤员，由担架队抬着前进，故行进速度相当迟缓，行军队伍也拉得很长。为了抢占先机，也为了后勤队伍的安全，董振堂命令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军骑兵团为前锋；以四十三团居中，掩护后勤队伍；以主力三十七团殿后，随时阻击敌人。 12月28日，前锋三十九团在张掖东部的二十里堡，遭遇敌一00师韩起功旅及部分民团的阻拦。五军先头部队予以坚决还击，敌人很快溃退，迅速撤入甘州。30日上午，董振堂率五军攻入临泽县城，城内守敌仓惶出逃。此时，后面的辎重队伍由于行动迟缓，还远在平远堡、乌江堡一带准备渡黑河。敌韩起功部见红军大部队已过，便从后面偷袭过来。当时西路军供给部的车辆、骆驼正在过河，担任掩护的三十七团迅速展开，向敌人还击。已渡过黑河的四十三团也从南面迂回，掩杀过来，敌骑招架不住，被迫东退。五军在这次行动中，各团队配合得很好，始终未给敌以可乘之机。1937年1月2日，整个纵队进驻临泽县城。 进城后，董振堂即下令部队抓紧时间休息，随后找到军政委黄超，黄超以前曾是张国焘的秘书，是张的心腹。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董振堂一面积极完成作战任务，一面站在朱老总一边，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引起张国焘的不满。后调黄超担任五军政委，先把原五军主要干部分批调走，还处处散布谣言说董军长有军阀思想，投身革命完全是投机倒把等等，企图架空他。会宁会师后，黄超的行为有所收敛，但那副目中无人的腔调，却始终未变。依当时二人在红军中的地位，董不仅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二十三名委员之一，著名的宁都起义领导人，而且战功卓著。而黄超除了有张国焘的全力提携外，其它根本没法与比他大十多岁的董振堂比。但忠厚正直的董振堂出于对党的绝对忠诚和信赖，抛弃前嫌，不仅宽容了黄超，而且出于党的组织原则，有些事情则过份听从于政治委员黄超。<bdo>ｈｔtｐ://ｗwｗ?9９ｌｉｂ.nｅｔ</bdo> 二人经简短商议，黄超决定自己带军直外加三十七团、四十三团留驻临泽，由董振堂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骑兵团（二个连）和总部特务团总计两千八百余人于次日凌晨出发，去攻打高台县城，全军仅有的一部无线电台也按黄超之意留在了临泽。 高台县城位于甘肃省西部，是西路军通往新疆的必经之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要地。高台南面不远即是海拔5400多米、终年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脉；北面是一望无际、毫无人烟的大沙漠。 战士们拖着疲惫的步伐再次行进在冰天雪地里，呼啸的老北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打在脸上生痛，望着这支衣着单薄的队伍，董振堂内心充满愧意，他多么希望能早日打通国际线路，早日获得苏方的军援，让战士们好好的休整一次，穿好、吃好，然后精神抖擞的打回来。想到这里，董振堂咬咬牙，和战士们一同行进在广阔的雪原中。 五军于黎明前赶到高台城下，董振堂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这个倘处于朦胧睡意中的小城，然后下达战斗命令：“四十五团为左路，三十九团为右路，特务团、骑兵团居中，迅速展开，一举攻克高台城！” 战士们抬着早已准备好的云梯从各个方向扑向城墙，一部分敌人发觉了，开始顽抗阻击，而有些城头，直到攻城的战士们爬上去了，敌人才发觉。有限的抵抗已经无碍大局，五军一股作气，拿下了高台，没来得及逃走的800多民团缴械投降，伪县署官员全部被俘，五军的军旗高高飘扬在高台城头。 进城后，因电台不在身边，董军长立即令骑兵团派人飞马赶回临泽报信，希望政委黄超带五军余部迅速跟进，同时电告西路军总指挥部高台战况。执行任务的战士们走了，董振堂这才感觉到一丝倦意，他回到城内的临时指挥所（天主教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正亲自写着各类标语，忙的不亦乐乎。杨克明是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的政治委员，与五军合编后，始任五军政治部主任，和董振堂搭档配合的十分默契，是一位不仅年轻且极富才干的高级指挥员。董振堂悄悄来到杨克明身后，笑着说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好！好！好！”董振堂连说了三个好，杨克明回过头来，见是军长，笑呵呵地把笔往桌上一丢，说道：“老董，前景大好啊！现在只要部队全力西进，不久即可到达新疆。等我们拿到了苏制的武器，和各项补充物质，到那时，哼哼！……” 董振堂把腰带解下来放在桌上，说道：“鸟枪换大炮，那当然好！只是现在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二马与蒋介石不同啊，他们经营西北多年，已形成了牢固的、家族式统治的武装集团，是容不得我们的。”说到这里，董振堂久久凝视着窗外，沉重地讲道：“要时刻警惕，此地不可久留呀！” 第二天，派去临泽送信的小分队回来了，五军余部并没有跟过来。带回来的只是中革军委的一纸电令： 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 董振堂接电后大惑不解，不知中央如何又不让西进了。原来，中央考虑的是从全局出发，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了南京，立即扣押了随行的张学良，并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准备进攻西安，局势再度紧张起来。中央此时来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有静观时局，随时需要西路军东返策应陕甘的意图。 8日，军委再次电令西路军集中全力消灭尾追之敌，创造肃、甘、安根据地。徐向前、陈昌浩二人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决定停止西进，准备在临泽、高台一带迎敌。西路军各部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一带不走不退，并开始就地扩红、筹粮、创建根据地。这样一来，二马就沉不住气了，这是他们最害怕的，二马开始积极布署调集精锐，准备与西路军决一死战。 董振堂从接到命令开始便有一种不祥的征兆，但他还是不容置疑的坚决执行了。这些天来，他踏遍整个高台县城，一边抓紧时间布置防御，一边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在城内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令他稍感欣慰的是，先前俘虏的八百余名民团，大部愿意接受改编，加入红军。这几百人，用好了，可是一支不小的力量。 随同五军一同到达高台的，还有西路军妇女先锋团三营一百多名女战士。此刻，她们也在县城各处忙个不停，有的在教群众唱革命歌曲，有的在向群众宣传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有的则穿梭在大街小巷里，忙着贴、写各种标语。在红军的宣传号召下，城里的百姓踊跃向红军捐衣捐粮。一时间，整个小城沸腾起来，好不热闹。 1937年1月12日，二马主力追踪而至，狡猾的马步芳以一部兵力佯攻临泽和倪家营子，而以主力马彪、马朴、韩起禄、马禄四个骑兵旅，一个炮兵团，外加马德胜、马兆瑞等四个民团共二万余人绕过两地，一路叫嚣着“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的口号，直扑红五军驻守的高台城。当然，这里面也包含有敌人对红五军的特殊仇恨。这还要从五军的历史说起，早在1928年，董振堂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任团长时，曾率部驻守在西宁，参与了一系列平定马仲英部“河煌事变”的军事行动，董的部队里有很多老兵当年都参与过对“青马”的战斗。 敌人大兵压境，董振堂闻讯后登上城头，平静地举起望远镜，只见远处的戈壁滩上烟尘滚滚，马家骑兵一队队，一排排从四处向高台涌来，有清一色的黑马团、白马团、红马团……，扑天盖地，场面甚是壮观，更远处还有上万步兵在沙地上蠕动着。西路军分驻三地，唯高台五军实力最弱，仅三千余人。照这阵势，孤军困守前景不妙，虽然董振堂早就预料到这般下去必与二马会有一搏，但没想到会如此之快。 要是现在手头里有几门炮该多好哇，至于炮弹嘛，几发就行。他是专业炮兵出身，这点距离，由他亲自瞄准，几发炮弹砸过去，必将炸得马匪人仰马翻，彻底将敌人嚣张的气焰打下去。可现在别说炮弹，就是手榴弹也没多少啊。 他放下望远镜，回过头去找机要参谋，他想向总指挥部发电请求增援。可是他失望了，机要参谋和电台都留在了临泽，受政委黄超控制。董振堂看了看随行的同志及城头上的战士，用一贯坚定的语气讲道：“同志们！高台是咱们红军西进的战略要地，我们要坚守每一处阵地，拖住敌人，赢得时间，敌人是从后面上来的，总指挥部不会不知道，主力一定会赶过来增援我们的！” 听了董军长的喊话，战士们信心十足，纷纷磨拳擦掌，赶修着工事。 董振堂回到指挥部，立即布置全城的防守任务：以第四十五团扼守东城和南城东半部；第三十九团扼守西城和南城西半部；以特务团、骑兵团扼守北城。任务下达后，他找来敌工科长李肃，李肃是山东临清人，西北军军官学校毕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打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从事兵运工作的三人小组之一。起义后他一直在红五军团工作，曾任第十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团政治委员，军团随营学校政治委员，红五军敌工科科长等职。董振堂交给他的任务是：趁敌人还没有对高台完成合围之际，立即带领几个战士，分批化装出城，向总部报告情况，请求支援。 送信的同志们陆续出发了，他们能否顺利完成任务呢？董振堂焦灼地徘徊在城头。不多久，敌人的炮击开始了，炮火之猛烈是河西战役以来所罕见，原先已筑的工事大部被摧毁。炮火过后，马匪们在城外一字排开搞了个宣誓。敌前线指挥官骑在马上，举着大旗声嘶力竭的喊道：“韩旅长有令，攻下高台，人人有赏。放假三天，城里的财物、女人都归你们…….” 敌人的敢死队顿时齐声呐喊起来，城头上的十三师师长（兼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听着那个气啊，攥紧拳头骂道：“狗日的，来吧，老子送你到阴曹地府去领赏！” 不久，马匪们一排排扛着云梯，手持绳索、铁钩，嚎叫着向二丈高的城墙扑来。五军的干部、战士均是打阻击、坚守战的老手，并不急于开火，而是尽量地把敌人放近，然后一顿狠揍，打得马匪人仰马翻，屁滚尿流地逃回了出发地。这样一直打到第四天，敌人什么也没捞着，且死、伤无数。 马步芳穿着厚重的皮大衣，站在城外的山坡上，脸色阴沉地注视着硝烟迷漫的高台，咬牙切齿地对败下来的敢死队士兵骂道：“十比一，还打成这样，真是一帮混账！”骂完了，转念一想，也难怪，他的对手是董振堂啊，原西北军无人不晓的悍将，打防御战的顶尖高手，连老蒋的中央军都过不去的一道坎。该怎样收拾西路军打出来的这只拳头呢？马步芳一筹莫展。 入夜了，董振堂焦虑地徘徊在城头，望着城外马家军营燃起的一堆堆篝火，以及淹没在夜色中的祁连山脉，他在考虑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部队已连续坚守了四天，一直盼望的援兵却迟迟未见。也许，那边也被敌人牢牢拖住了，没有力量再增援高台。如果是这种状况，到底应该怎么办？凭这三千余人能坚守到几时，他心里实在没数。况且粮弹已严重缺乏，每次夜里派出城去搜寻敌尸首上弹药的战士们，回来均无较大收获。狡猾的马步芳令出击的士兵每人只带三、五排子弹，打完再回去补充。高台古城历经数次地震，城墙早已残缺不堪。目前，马匪十倍于我，且装备精良，我军无险可守，无援可待。照此下去，死守将意味着全军覆没。 这时，四十五团团政委张力雄夜晚查哨路过这里，见军长来了，赶紧跑过来。 董振堂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张力雄是五军少有的一位军政双全的团级干部，对于这位老部下，他曾多次在会议上表扬过。连日的征战，张力雄没有哪一晚能睡过三个小时，双眼熬的又红又肿。董振堂心痛的握住张力雄的手说道：“你们辛苦啦！” “军长，你不和我们一样吗？” 两人就近找了一处石梯坐了下来。 “四十五团今天打退了敌人多少次进攻？” 张力雄略微估算一下，回答道：“大约有二十多次吧，有两次攻上了城头，都被我们及时打下去了。敌人炮火打的越来越猛，今天我们团调整了部署，留一、二营在城头坚守，三营撤下来留作预备队，团机关人员同特务连负责维护城内的治安、筹集战斗所需物资……” 这种打法，董振堂十分满意，然后又问道：“你觉得像这样守下去，能守多久？” “这……，还真不好说。”张力雄抓着后脑勺半天回答不上来。 董振堂和蔼的看着他，继而又问道：“没啥不好说的，你把你所考虑的东西都讲出来嘛，我很想听听你的见解。” 老首长是务实求真的人，这一点张力雄很清楚，他沉思片刻后答道：“军长，我们都是你从苏区带出来的老部下，跟着你，我们爬雪山、过草地、打阻击，我们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考验。如今，在这高台坚守下去的信心那是不用说的，但是我们的粮弹急缺。我统计了一下，团里的重机枪子弹平均只有200发，轻机枪只有100发，步枪子弹每支仅10发，手榴弹每人还不到一颗。我们曾动员群众献出家里的斧子、锄头、铁耙、铁叉、杀猪刀等等，但凭这些冷兵器去和敌人的步、炮、骑兵作战，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今天出现的两次危机，就是防守点上的战士们打光了子弹，敌人蜂拥而上的结果。这两天以来的战斗尤为激烈，我们团付出的代价很大……。” 张力雄流着泪讲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 …… 回来的路上，董振堂心里开始不停地盘算。人，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极端的困境下，现场指挥员必须果断做出决定，选择突围，要设法保存住这些革命的精英，有了他们，中国的革命才有希望，才能继续。想到这里，他加快步伐来到城内的指挥部。 当晚，董振堂召集全军团以上干部开会。等大家都到齐了，董振堂没有做过多的解释，直奔主题道：“咱们五军在高台已坚守了四天，现在粮、弹已将用尽，援兵迟迟不见，我想总指部那边也被敌牢牢拖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突围。” 董振堂把突围二字讲的尤为沉重。众人听后都点头赞同这个方案。杨克明首先表态：“选择突围极为必要，死守高台小城没啥意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保留住部队，将来10座高台，100座高台都有可能夺回来。我赞成军长的意见。” “军长说的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历来就是我军的战术风格，死打硬拼，把人都给打光了，还拿什么去革命？适时突围，与主力合兵一处，敌人也啃不动啊！”十三师师长叶崇本也跟着表了态。 董振堂听后微微点了点头，然后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干部们，果断地讲道：“如果大家没有意见，就随我来！” 董振堂把大家带到地图前继续说道：“选择临泽方向突围肯定是不行的，再傻的敌人也不会轻易让我们同主力汇合，我估计敌人一定会在此摆上重兵阻截我们和援兵。东南方向也不行，这里是沙漠地带，地势开阔，宜于敌骑兵追击，跑不了多远就会被敌人全部砍光的。”董振堂喝了口开水，然后手指西北的祈连山脉说道：“只有向山里突围，只要我们进了山，骑兵就发挥不了作用，敌人就拿我们没办法。”说完他抬头看了看大家，将目光停留在骑兵团长吕仁礼身上，说道：“我决定明天半夜实施突围，由吕团长的骑兵打头，其余部队紧随其后，行动要果敢、迅速。你明天白天带人在西北的城墙上掏几个洞，留一点土，只要能过得去一两匹马的宽度，一撞即破就行。突围命令于明日下午传达，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有战斗任务。” 第二天一早，马家军一改以往的进攻方式，将矛头直指城外西关的制高点——由财神楼改建的大高堡。这处制高点十分重要，它就好比一只有力的拳头，在整个高台防御体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敌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先是以猛烈火力压制住碉堡里的红军，然后把一个个汽油桶滚到碉堡下点燃，并顺势堆上柴草。刹那间，这座碉堡淹没在熊熊大火之中，驻守在里面的是第四十五团一个加强排，战士们顽强地打完最后一粒子弹，然后手持钢刀，高呼着口号纵身跳下高堡，尽管身上还冒着火，仍追逐着马匪厮杀。渐渐地，勇士们一个接一个倒下，直至全部壮烈牺牲。董振堂站在城头，紧咬钢牙，一拳狠狠砸在城垛上，痛苦地埋下了头。与此同时，城东也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东关也有一个大碉堡，被敌人用同样的手段夺去了。 碉堡失守，两个重要的制高点被敌占据，守城的难度加大了。接着敌人又开始攻城，一排排敢死队扛着云梯，头顶罗锅，拼了命的往城头上爬。五军战士们在董振堂的带领下，用复仇的子弹打退敌一次又一次疯狂的进攻。好不容易捱到下午，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带着一个马家民团模样的人匆匆赶到军部天主教堂，来人见到董军长，立即从鞋底掏出一封信并自我介绍，是受黄超政委派遣来送信的红军战士。 董振堂冷静地看了这位战士一眼，然后接过信，信确是黄超亲笔所写，可是一看内容，董振堂的脸顿时沉了下来： 董军长：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据点，西进必经之路，总部命令必须死守到底，与高台共存亡！否则，要你董军长的头！…… 董振堂震惊了，他实在料不到总部竟会做出这种与敌人拼血本的决定，又走上了那条“左”倾冒险主义的与敌人死打硬拼的老路。作为一名久经征战的指挥员，他清楚地知道，如果部队现在不突围，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激愤之余，他又仔细看了一遍来信，希望能从中找到给他灵活处理的字眼，可内容通篇严厉，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他手扶着窗台，神情异常严峻。片刻沉默后，董振堂回过头来，对送信的战士斩钉截铁地说道：“请你回去转告黄政委，服从命令乃军人天职，我董振堂誓与高台共存亡！” 送信的战士走了，大家默默地望着他们的军长。董振堂用低沉的声音命令道：“突围计划取消，团以上干部晚上到天主教堂开会！” 大家分头走了，空荡荡的天主教堂内只剩下董振堂一个人，此刻，他再也克制不住内心的压抑，泪水夺眶而出。他无力地倒在椅子上，他太累了……。 许久，他睁开双眼，用手抹去脸上的泪痕，开始责怪着自己：董振堂啊！你这是怎么了！你流泪了，胆怯了？不！都不是，从戎二十几载，无论是亲临火线，还是率队冲锋，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何曾有过畏惧！但唯独这次不同，孤军困守危城，城破只在早晚，这支英雄的部队即将随自己一道，淹没在这茫茫大漠之中…… 想到这里，董振堂的心如刀割一般。 晚上，昏暗的天主教堂内，聚集着五军所有团以上干部。董振堂从口袋里掏出黄超的来信，然后威严地讲道：“黄政委来信，命令我军死守高台，人在城在，人亡城亡，红五军与高台共存亡！”听到这一消息，每个人都显得极为平静。董振堂望着大家，深情地说道：“同志们，你们中有随我一道参加宁都起义的，有随我在中央苏区并肩御敌的，有随我参加长征担当钢铁后卫的，还有英勇的原四方面军三十三军的同志。你们身经百战，个个都是好样的！我很荣幸能够领导你们。不过，这一次不同，你们要做好血战到底的准备！” 十三师师长叶崇本率先站了起来，大声地讲道：“没啥说的！军长，我们坚决执行总部和您的命令，我们十三师誓与高台共存亡！”其它指挥员也纷纷宣誓。董振堂备受感动，铿锵有力地说道：“同志们！现在开始连夜加高加厚城防工事，重要防御地段指挥员要亲临现场组织力量。吕团长的两连骑兵作为机动，随时处理各处发生的险情！” 半小时左右，会开完了，大家分头离开，回到各自的防区，只有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没有走。董振堂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了杨克明的手。杨克明深情地望着这位宽厚的兄长，欲言又止的说道：“军长，黄超这是怎么啦。在那边既不增援，又不……”董振堂拍了拍杨克明的肩头，打断了他的话：“现在不是讨论这个事的时候，先不管那么多，克明，抓紧时间休息吧，明天天一亮，敌人就可能进攻了。” 二人默默走出了教堂。 董振堂没有休息，他来到东门的阵地上，战士们正紧张地赶修着工事。经过多日的战斗，他们一个个已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却干劲十足。董振堂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他走上前去，和每一位战士亲切地握手。当轮到一位小个子战士时，董振堂震惊了，这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小同志，光着左脚，显然，由于赤足，脚已冻得发黑，且上面还有斑斑血迹，正一步步艰难地向他靠近。董振堂迎上去搀住他，随后从身上解开大衣，往他瘦弱的身子披上去，愧疚地说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军长对不住你们呐！” 战士们围在军长左右，小战士哽咽着说啥也不肯穿军长的衣服，董振堂握着他冰冷的小手严厉地说道：“我命令你穿上它，现在就穿。等打完了仗，你可以还给我嘛。”说到这里，董振堂径自走到高处，手指城外马家军的一片篝火，大声地讲道：“马匪以重兵围困高台，倚仗其优势兵力狂想把咱们五军一口吃掉！同志们，咱们怎么办？” 战士们在凛冽的寒风中齐声吼道：“坚决守住阵地！誓与高台共存亡！”这一句句勇士的怒吼，仿佛一把把利剑，劈向那昏暗的夜空，斩向那荒漠的戈壁。为了中华大地重放光明，为了民族的彻底解放，这支勇敢的正义之师，决心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铸造一个永不磨灭的真理。 四、无力的增援 1月20日上午，西路军总指挥部所在地倪家营子，总部三局局长宋侃夫破译了一则敌方电讯，不禁大吃一惊，立即报送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敌人集结2万余兵力正猛攻高台县城，现已破城而入，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 陈昌浩大惊失色，与徐向前一合计，决定派骑兵师火速前往高台增援，尽管二人心里都清楚，靠这几百人马，无异于杯水车薪。但又拿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因为在这广阔的荒漠中，步兵贸然出击是极具危险的，二马的主力全是精锐骑兵，搞不好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接到命令，立即整队出发。一路上，他与参谋长李彩云一直策马跑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俩都是从五军出来的，早在西北军时就是董振堂的老部下，现在高台危急，他们狠不得插上翅膀飞过去，与老首长并肩拒敌。 西路军骑兵师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骑兵师，组建于1936年4月，第一任师长是许世友，第二任师长是马良骏，董俊彦是第三任师长。该师作为一支奇兵，在渡过黄河之后，历经景泰、古浪、永昌、山丹等地战斗，虽战果辉煌，但自身的伤亡也大，且得不到补充，最后只剩下五百余骑了。 董俊彦回过头来，看了看自己的队伍。五百人马虽然少了点，在这广阔的戈壁中显得是那么单薄，但靠着出其不意，兴许能冲乱围城的马匪，或是凭着猛烈的突击，打懵敌人，减轻高台的压力。骑兵师一鼓作气赶到高台城外十五里的南华镇，董俊彦命令部队停下来休整片刻，作好战前准备，然后登上高处用望远镜观察前方动静。只见高台上空硝烟弥漫，火光冲天。 必须赶紧行动，否则来不及了。想到这里，董俊彦快速跨上战马，命令队伍全速前进。 骑兵师刚到达明水滩，左右两侧及前方就见黄尘滚滚，敌骑兵似早有准备，朝着骑兵师的方向扑过来。董俊彦不知道这次的对手，是马步芳的精锐——马步銮骑兵团和西宁鲁沙尔骑兵团，他们早早就埋伏在这里，虎视眈眈，时刻准备对付可能来援的西路军。再不能担搁了，董俊彦抽出马刀，回过头来对着他的士兵们喊道：“同志们！咱们可不能给骑兵师丢脸，让马匪瞧瞧咱骑兵师的厉害！杀呀！” 五百骑兵像一把利剑，一头扎进了马步芳的精锐骑兵中。刹那间，高台城外尘土飞扬，喊杀震天。 一阵激烈的拼杀过后，骑兵师政委秦道贤、参谋长李彩云先后被敌人砍下马来，更多勇敢的战士倒在了冲锋的道路上。冲出敌骑兵包围的只有董俊彦等了了十几个人，此时的他也已伤痕累累，浑身上下流淌着鲜血，几乎成了一个血人。他咬紧牙关继续拍马疾进，他要冲进高台城，哪怕死也要死在城内。凶悍的马匪岂能放过他们，紧紧追了上来，身后的十几个战士一个个被砍下马来。董俊彦顾不了那么多，他用战刀不断拍打着战马，然而马已跑不快了，身后疾驰而来的马匪扬起马刀朝他后脑劈过来，董俊彦本能地伸出左臂挡过去，“咔嚓！”一声，他的手臂飞向了空中，董俊彦惨叫一声从马上摔了下来。 紧接着四、五个敌人将他团团围住。董俊彦趴在雪地上，口里吐着鲜血，在马匪们的嘲笑声中，他痛苦地挪动着身体，没有子弹的手枪随同自己的左臂都被砍掉了，高台近在咫尺呀！可惜不能如愿。他挣扎着从地上站了起来，右手缓缓捡起马刀，使出最后的气力，用标准的骑兵刀式向身体两侧“刹刹”作了一个挥砍，就一头栽倒在了戈壁滩上…… 入夜了，在这条通往高台的道路上，敌我双方的尸体犬牙交错。凛冽的寒风中，一个身影缓缓站立起来。他，就是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一位本书中不得不提的人物。 李彩云，1908年出生于甘肃临洮县城关镇。曾就读于甘肃省立第一中学，在国共合作北伐时期，加入国民军。不久入国民军军官学校骑兵队学习，毕业后历任排长、骑兵副连长。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五军团连长、营长、红五军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一师师长、抗日救国军第二路司令、红西路军骑兵师参谋长等职。 此刻，他忍住伤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凭着顽强的毅力，赶回到西路军总部所在地——倪家营子。不久，总部决定再次组建骑兵师，师长是杜义德，政治委员刘庆南，伤愈后的李彩云仍担任骑兵师参谋长。不久，西路军彻底失败，他随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骑兵师长杜义德等人退入祁连山，准备穿越沙漠，东渡黄河返回陕北。却在途中被自己人击毙，理由是“李彩云有叛逃的可能。” 历史难道真是这样的吗？ 据当年李彩云的部下，时任骑兵师作战科科长的李新国同志（建国后曾任东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回忆： 当天，他和李彩云找了个避风的石崖，很快便睡着了。“砰！砰！”两声枪响，李新国从睡梦中惊醒，只见身旁的李彩云已躺在血泊之中。不远处，王树声、杜义德的手枪还提在手里。 李新国不明白怎么回事，刚要发问，王树声便抢先说道：“我们擦枪走火了，没你的事！” 李新国心里明白，也不便多说，默默地同几个战士一道，将李彩云掩埋了。 此后，他睡起觉来一直都是胆战心惊，生怕会遭到和李彩云同样的结局。因为他知道，他和李彩云都来自红五军团，对红五军高台失利，以及后来西路军的失败，两人没少在一起对张国焘发表一些怨言和看法，这些言谈又恰好被他们（王树声、杜义德）听到了，而他们又全都是张国焘的老下属，于是李彩云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去了。 1985年，杜义德同志（兰州军区司令员，中将）承认，李彩云是王树声和他错杀的。 事情终于大白，一方是共和国的元勋——开国的大将与中将；另一方是背着叛徒的罪名，被错杀且含冤四十八年的，我军早期的骑兵高级指挥员。如果没有这回事，他应该会驰骋在抗日战场上，会成为让日寇胆寒的八路军骁将，会成为能独当一面的我军高级将领；如果不牺牲的话，他也应该是一位将军。但历史没有如果二字。 能说什么呢？事实面前也许只能无奈、叹息。但至少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沉重得令人喘不过气来。又一位宁都起义的将领冤死了，他们都一样，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而得到的却是极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还遭骂名。历史往往这样叫人揪心，战争年代如此，和平时代也好不到哪里去。李彩云过早死于军队的山头主义并不奇怪，连毛主席后来也曾讲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历次运动中，被斗的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的将军还会少吗？ 1992年6月，当年的红西路军三十军政委，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同志，于去世前十几天，在病榻上亲自批示，追认李彩云同志为革命烈士，并颁发烈士证书。2001年6月，中共临洮县人民政府在岳麓山烈士陵园修建了李彩云烈士纪念碑。 五、步入辉煌 让我们再回到七十一年前，增援高台的西路军骑兵师全部牺牲在了城外，而高台城内的巷战仍在激烈进行。得知西门被敌人攻破，董振堂心急如焚，他叫来骑兵团长吕仁礼、政委温玉成，叮嘱他们道：“东门交给你们了，无论如何必须给我坚守住！” 吕仁礼内心十分清楚，自己率领的两个骑兵连是军长手里最后的一张牌，因此他焦急地问道：“军长！突围吧，现在走还来得及呀。” 董振堂横眉一皱，没有言语。 吕仁礼明白了，军长是铁了心的要与高台共存亡了。于是胸部一挺，掷地有声的回答道：“军长放心！我们一定坚决守住阵地，战至最后一个人。” 将东门的防务交给吕团长后，董振堂就匆匆带着警卫排赶往西门，因为要想收拾残局，只有重新夺回西门。没走多久，就撞见杨克明搀着浑身是血的十三师师长叶崇本过来，董振堂抢上前去，双手扶住叶师长，身负重伤的叶崇本望着军长，无力地说道：“军长，对不起，我……”话没说完，头就倒在了一边，董振堂虎眼怒睁。这时，大街对面已冲过来十数个马匪兵，警卫排战士沉着还击，打倒了冲在前面的几个，杨克明见事不宜迟，对着警卫排长喊道：“保护董军长向东门突围，我在这里拖住敌人！快！” 董振堂拔出腰间的手枪吼道：“城都丢了，还突什么围，我董振堂誓与高台共存亡！”说完就要冲上去。 杨克明流着泪一把拖住了董振堂：“军长！十三师的叶师长、朱政委他们都牺牲了，你去了也没用，敌人进来太多啦！都是那帮收编的民团分子反水，打开了城门。快走吧，五军少不了你，临泽还有一个军部呢，只要你在，五军还会发展壮大，为了五军，你也要活着冲出去呀！” 董振堂将杨克明往旁边一推，从警卫员手里抢过一把大刀喊道：“警卫排，跟我上！” 杨克明再次拦住董振堂，苦苦恳求道：“老董！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五军是你在宁都起义时带过来的，不能叫她在这里被灭了，你活着，就有希望！别耽搁了，快走吧！”说完使劲推了董振堂一把，随后冲身旁的警卫战士吼道：“你们这是怎么啦！快保护好你们的军长撤往东门，听到没有！”战士们这才架起暴跳如雷的董军长向城东方向奔去。 杨克明回过头来，抽出手枪带着身边的几个战士迎着敌人杀过去。渐渐地，退下来的红军战士越聚越多，差不多有二百来号人，再往前就碰上大队的马家骑兵。杨克明命令部队沿大街两边展开，就地阻击敌人。敌人也发现了这支队伍，于是打着呼哨骑着马冲杀过来，早已埋伏在街道两旁的战士们手持大刀冲出来，砍不着敌人就砍马，敌骑兵从马上摔下来没等爬起来，身首已经异处。战士们用抢夺过来的武器对准后面冲上来的敌人一顿狠揍，打得马匪人仰马翻，敌人暂时退却了。杨克明这才缓过一口气，他沉着地命令道：“同志们！尽量拖住敌人，越久越好，军长那边的压力就会小些，我们等到天黑再突围。” 马匪几次攻击受挫，立即改变打法，弃马徒步从四周包抄上来。几个回合过后，战士们越打越少，敌人则死伤更多。 此刻，负责防守西门的四十五团团政委张力雄被一阵急促的喊杀声惊醒，便拖着伤腿吃力的从床上爬起来。他只记得在敌人敢死队爬上城墙的时候，他正指挥着战士们用刺刀、斧头、大刀等顽强抗击。突然一颗炮弹在他身后爆炸，接着他便晕了过去。后来几个战士背着他来到设在老乡家里的团卫生所，放下他后又匆匆返回战场…… 他提着手枪，跌跌撞撞的走到院子里，老乡神色慌张的从外面赶回来，对他说：“红军同志，马匪已经进城了，正在到处搜捕红军呢，你有伤在身，暂且在我家里躲一躲吧！” 就这样，在老乡的全力掩护下，张力雄侥幸躲过了马匪的捕杀。过了几天，马家军放松了搜捕，老乡将张力雄装上了马车，在上面盖了一层厚厚的杂草和马猪粪，送他出了城。几天以后，张力雄终于脱险，返回到西路军总指挥部——倪家营子。解放后，张力雄历任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在一座大瓦房内，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战士们一直据守在这里，尽管敌人发起数次强攻，却始终没能攻克，大瓦房里里外外躺满了敌人的尸体。时间一长，敌人急了，开始采用火攻。不久，伴随着滚滚浓烟，熊熊大火燃烧起来，房屋里已经呆不住了，杨克明便率不多的几个战士爬上房顶，居高临下又打死了不少街上的敌人。面对如此顽强的对手，敌人震惊了，料定这里必有红军大官，于是又扑去大火，开始重兵围攻这里。 杨克明手持步枪精准的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一边用他那独特的四川腔调吼道：“龟儿子！来嘛！老子在这儿给你点名啰！” 打了一会儿，子弹没有了。他回过头来向身后的战士要子弹，却见身后已站满了马匪兵，战士们都牺牲了。马匪们狞笑着，好像在笑一只走投无路、束手待擒的羔羊。敌军官蹲下来将马刀架在他脖子上，杨克明怒视着这个蓝眼睛、一脸胳腮大胡的家伙，朝他脸上啐去一口带血的唾沫，马匪面色狰狞，马刀一挥。年轻的红五军政治部主任，原四方面军三十三军政委杨克明就这样悲惨地死在了马家军的屠刀下。 西门附近的抵抗逐渐减弱，马家军源源不断地开进。逐步在城内进行清剿，他们嚎叫着：“杀进高台城，活捉董振堂！”城内的抵抗渐渐集中到东门附近。东门城墙较高，宜于守卫，是五军掌握的最后一块阵地。 董振堂率领余下的战士们顽强抗击着马匪的轮番冲锋，战斗进行地悲壮、惨烈。疯狂的马家军士兵抱着尸体当盾牌，硬是往前冲，直到逼近红军阵地，才丢下尸体冲上来。战士们用石头、大刀、扁担……等，反正只要是能抵抗的任何东西当做武器，与敌人作殊死拼杀。战斗持续到傍晚，敌人仍没拿下东门。此时天已渐黑，显然，敌人急了，组织大批的敢死队嚎叫着再一次扑上来，董振堂与战士们挥刀与敌人作最后的拼杀。只见阵地上一片刀光剑影，金属的撞击声、双方的喊杀声混在一起，响成一片。就这样又抵抗了一阵，东门的阵地已全线被敌人突破，此时，董振堂身边的战士已经所剩不多。 马匪三五成群的追逐着红军战士厮杀，一伙敌人将董振堂几个人孤立起来，团团围住。董军长毫无惧色，早在西北军时，他的大刀就是响当当的。一阵左砍右杀，敌人纷纷倒在了他的大刀之下。但是，更多的敌人又围了上来，一直不离左右的警卫排长此时已浑身是血，右臂也被敌马刀齐齐砍掉，他以左臂支撑着快要倒下的身体，喘着粗气喊道：“首长！恕我不能保护你了，快走呀！”说完，便大吼一声，用自己残缺的身体向冲上来的马匪们撞过去，马匪们措不及防，一下子被撞倒了七、八个。没有倒的料定眼前必是红军大官，一步步又向前逼近。突然，从敌人侧后闪出几个被打散的警卫排战士，手中的驳壳枪“叭叭叭”不停，马匪横七竖八倒下一大片，但后面的又很快蜂拥而上。 情况万分危急，两个战士迅速护卫着董军长从东门的城墙上跳了下来，由于城墙较高，着地时董军长左腿摔断了，两个战士爬起来搀扶着军长继续奔跑。 赶到城头的匪徒们急着“吱吱呀呀！”狂叫着，就是不敢往下跳。董军长强忍着剧痛推开左右的战士，命令道：“我不行了，不要管我，你们快跑！再不走就冲不出去了！”战士们死活不忍离开他们的军长。 不久，城外敌人的骑兵追了上来，将三人团团围住。此时，天已渐黑，敌人并不急于攻击，先把马拴在一起，然后呈散兵队形从四周慢慢压了上来。 三人跃进一个大坑，一个战士将手中的驳壳枪递给董振堂，气喘吁吁地说道：“军长，你再坚持一会儿，我设法搞几匹马来。”说完便跃了出去。趁着朦胧的夜色，向敌人拴马的方向奔去。不久，随着一阵杂乱的枪声，渐渐消失了踪影。 敌人开始缩小包围圈，董振堂同警卫员沉着还击，打倒了冲在最前面的几个敌人。可就在同时，警卫员身中数弹倒在了他的身边，董军长艰难地爬过去，将他紧紧抱在怀里，悲痛地埋下了头。 如狼似虎的敌人高叫着“抓活的！”，一步步向他逼近。这时，不远处传来战马的嘶鸣声。董军长抬头望去，那个潜出去的战士已然得手，正带着几匹战马向自己这边疾驰而来。但同时，敌人也发现了他，密集的子弹扫射过去，警卫员连人带马翻倒在不远处的壕沟中，再也没能够起来。 看到这一幕，董振堂内心充满自责、愧疚和愤怒…… 敌人继续逼近，董振堂跃出弹坑，单膝跪地，双枪并举，轮番向敌人射击，直到打剩下最后一粒子弹，他冷静地扫了一眼蜂涌上来的敌人，毅然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抠响了板机…… 这位国民党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生；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率一万七千余名国民党兵，在宁都起义投向共产党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中央苏区及长征路上屡建奇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军团长、西路军第五军军长；蒋介石恨之入骨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代名将——董振堂，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