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大本营·延安》 长征原本是一场求生图存的大转移，然而长征的口号却是“北上抗日” 红军长征举世无双。至于长征的原因，一个懂得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那是因为中央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 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吃了败仗，才不得不悄然离开红都瑞金，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的。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说：“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一曲人类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 长征，原本是一场求生图存的大转移，然而，长征的口号却不是求生图存，而是北上抗日。 “北上抗日”这个口号是共产党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下的一道绝妙活棋。 红军长征是在国共矛盾和中日矛盾同时尖锐的形势下进行的。“日、蒋、共”三角斗争构成当时中国政局的时代内容。 “日、蒋、共”可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魏、蜀、吴”。日本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是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在内的全中国人民都不能接受的事情。“抗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及时抓住了日本入侵对中国时局和国人心理造成的新变化，果敢地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扛起抗日民族的大旗，将红军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与北上抗日的进军有机结合起来，将民族利益与党的利益巧妙地结合起来。随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深入人心，蒋介石再叫“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口号就在全国人民那里理所当然地背上了卖国贼的罪名。 “北上抗日”口号的提出，是红军长征摆脱被动的开始，摆脱挨打的开始，凝聚力量的开始。 毛泽东要“北进”，张国焘要“南下” “北上抗日”，如果说长征之初只是一个口号，一个策略的话，那么，随着华北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以及红军军事上被动挨打局面的扭转，“北上抗日”已经成为了共产党的一个方针，一个名副其实的行动方向。1935年6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华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就是一个证明。这个《宣言》不仅重申了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实际上也是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进军路线指明大方向。 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两军会合后，围绕着行动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北上、南下之争。 一、四方面军先锋部队的会师时间是1935年6月12日，地点在四川的懋功。 会师时的欢庆和喜悦只有当时的人才能形容。 为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6月初，李先念就率部攻克了大雪山北麓的懋功，并在这一带不断运动，寻找中央红军。中央红军呢？为了与四方面军会合，毅然选择翻越大雪山，而红军过雪山的艰难是世人皆知的事情。 毛泽东与中央直属纵队翻过大雪山的时间是6月14日。这天，红四方面军师长韩东山，早早迎候在路边。他知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就在这个队列之中。正当韩东山为自己一个中央首长都认不出来而焦虑不安的时候，陈赓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喊了一声“师长！”便扑了上去，两个人热情拥抱……原来，陈赓在鄂豫皖曾任红十二师师长时，韩东山是三十六团副团长。在1932年10月的新集战役中，陈赓腿负重伤，因伤势严重，组织决定他去上海就医，从此，他离开了红四方面军……韩东山后来听说，陈赓到上海后被敌人抓去杀害了，还流过好几次眼泪。想不到他还会在这种激动人心的时刻意外地见到自己的老师长，顿时泪流满面。 毕竟陈赓不是一个儿女情长的人，他知道现在不是他向部下叙述那死里逃生经历的场合，于是很快定过神来，笑骂道：“好一个韩师长，有眼不识泰山，只认识我这个师长可不行，还不去认认总司令，周副主席，还有苏维埃共和国的毛主席。” 就这样，韩东山成了红四方面军中第一个见到中央和军委领导人的代表。 当天晚上，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达维镇外喇嘛寺附近的坡地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毛泽东、朱德和韩东山都在会上讲话。毛泽东的话深入浅出，他在盛赞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时候，仍没有忘记讲一讲这次会师对“北上抗日”战略实现的意义。他说： “这次会师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红军战斗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中华苏维埃有足够战胜国民党的反动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力量体现。” 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四人联合致电住在茂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主席张国焘并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两军会合后的总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兵力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这个电文，有两个特点：一是具体化了“北上”方针的内容；二是电文还仅仅是个建议，设想，并非命令，因为电文的结尾，客气地写着如此字样：“弟等意见如此，兄意如何，乞复为盼！” 张国焘收到毛、周、朱、张四人电报后，即与陈昌浩一起进行了仔细分析，并于第二天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回电告诉了毛、周、朱、张四人，并提出了他们创造川西北根据地的建议。 毛泽东是一个有着相当洞察力的领导人，从电报的交往中，他已敏锐地察觉到张国焘的思想与中央的战略方针存有分歧。 为了进一步了解张国焘的思想，6月20日，毛等致电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国焘的懋功之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种欢迎是真诚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也实事求是地描述了当时场面： “六月的一天下午五时左右，在离抚边约三里路的地方，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在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央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 隆重的欢迎仪式之后，两个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坐到一起，开始讨论实质性话题——两军今后的军事方针。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 “我与毛泽东等在懋功初会时，双方在政治军事以及两军的关系上，就表现了针锋相对的看法。” 这种针锋相对，首先在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上表现出来。 毛泽东要北进，要到川陕甘去。 张国焘要南下，要到川甘康去。 毛泽东展示的理由是：两军会合后，总兵力已经达到了10万，战斗力大为增强，北上陕甘不仅有力量保证，而且这里接近华北抗日前线，到这一带建立革命大本营，有助于打开新的局面，发挥共产党的政治作用。 张国焘展示的理由是：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实力又薄弱，不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于通南巴，对这一带的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个地区暂时休养生息。 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北进计划”和“南下计划”所展示出的理由都有它的合理性。它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北进计划”是一个谋长远发展的计划，“南下计划”是一个求暂时生存的计划。 透过这两个计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张国焘作为两支军事队伍主帅的不同之处： 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充满着自信和气魄，而张国焘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战役家，举手投足既没有气度也没有气魄。 “北进”和“南下”泾渭分明。既不能调和，也不能折衷。对于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来说他们的发言实际上就是表个态而已。 由于“北进”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由于“北进”还有一个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原因——逐步靠近苏联，以便能寻求接应和支援。因此其他政治局委员都纷纷发言，表示了对“北进”的赞同。 博古的发言有些辛辣，他挖苦张国焘的计划是“麻雀飞进了阴沟里”，从而引起了张国焘的强烈的反感。几十年后，他在《我的回忆》中仍忿忿地觉得“这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和张闻天秦邦宪等留俄派，联合一起对付我的局面”。 周恩来自然是毛的支持者，但周恩来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平等待人，让坐在一边的张国焘听后不但挑不出毛病来，相反地，对他最后表态赞成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起到了劝说的作用。 两河口会议最终通过了一个由张闻天起草的、由中央政治局发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张国焘虽然内心主张南下，但他最终还是对两河口会议的决定投了赞成票。为了掩饰他以后出尔反尔的举动，在他的回忆录中，巧妙地将两河口会议的结局“修正”为：会议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毛泽东答应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 张国焘的话显然可信度不高。连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经过一番考证之后也得出“这大概与事实不符”的结论。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张国焘悻悻然告辞而去。 沙窝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张国焘：“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张国焘的懋功之行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收获”，至少他看到了一方面军经过长征的损耗，看到了一方面军人、枪不如四方面军的事实，看到了自己因兵肥马壮而拥有的身份。 回到杂谷脑（今四川理县）四方面军总部，张国焘信心倍增，他觉得他有资格向中央提出组织问题。 7月1日，张国焘致电朱、周、毛、王、洛甫，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顿时，北上、南下战略方针之争转变成了一场权力之争。 陈昌浩和张国焘密切配合，你帮我喊，我帮你要，互唱双簧。 7月6日，张国焘向正在四方面军中慰问的中央慰问团负责人、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第一次透露了他“组织问题”的要求，“徐（向前）为副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中央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 7月18日，陈昌浩致电朱德，赤裸裸地提出了让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的要挟，扬言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 张国焘伸手要权，要求改组军委的野心，激起了政治局绝大多数同志的义愤。相比之下，毛泽东却要宽宏大量得多：“我们在北上的原则上是决不能让步的，但是张国焘手下有四个军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抗日，对他的职务应该有一定的安排。”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举行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会上，周恩来顾全大局，主动提出愿把红军总政委一职让出，张闻天怕周恩来受委屈，争着要由自己把总书记的职位让出来。 关键时刻，毛泽东一锤定音，把总政委一职送给张国焘。 当时，许多人对毛泽东如此决策不甚理解，连张国焘也觉得战争时期红军总政委的职位要比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含金量高得多。他春风得意，以为占了便宜。后来，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另立“中央”，毛泽东将伪中央、分裂主义的帽子给他戴上之后，人们才真正体会到毛泽东此举所包含着的韬略。 彭德怀在自述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时张国焘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的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了。” 尽管这样，在“组织问题”上，中央对张国焘是作出了重大让步的。 7月18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分别为朱德、张国焘。 7月21日军委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 此时的张国焘已经拥有了红军的统率权。但我们不要忘了，红军还有一条重要的建军原则，那就是“党指挥枪”，张国焘只要一天不能控制政治局，他就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指挥了红军。 在政治局，张国焘对自己的处境是心知肚明的：“势单力孤”。 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当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行进至毛儿盖时，张国焘突然提出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应张国焘的要求，8月4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又召开了“沙窝会议”。 会上，张国焘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9人名单，都是四方面军的干部，目标是将他们增补进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一共有8个委员，任弼时不在，实际在岗的政治局委员是7人，张国焘一下就提出增补9人。目的就是改组政治局，控制政治局，使他的势力在政治局中形成多数，同老资格的毛泽东作斗争，进而修正中央“北进”计划。 一、四方面军会师一个多月来，毛泽东为了红军的内部团结，一直极力地避免着与张国焘发生正面冲突，甚至在身边的人都无法忍受张国焘趾高气扬的情况下，他也表现出了极度的忍让。但“9人方案”抛出来后，毛泽东气愤地谴责张国焘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即使这样，毛泽东为了争取和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还是说服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张国焘作了让步。会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还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此外在四方面军工作的还有一些同志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在毛泽东和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批评教育下，张国焘又一次被迫同意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突出强调了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加强党的绝对领导以及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等问题。 张国焘节外生枝 8月的毛儿盖，秋风送凉。 送走张国焘，毛泽东心事重重。沙窝会议上张国焘虽然再次表态同意了中央北上的方针，但毛泽东十分担心在行动上他会不会还像以前一样，不与中央积极配合。事实上，执行“松潘战役”时，红军就是因为吃了张国焘不积极配合的亏，才贻误战机，不得已放弃“松潘战役”，改为“夏洮战役计划”的。如果下一步张国焘继续我行我素的话，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毛泽东的忧虑，我们可以在张国焘的回忆录中找到文字的证明： “党内歧见迅即发展为全面性，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指责中央的领导不正确，中央的多数人则坚持中央的政策完全正确，不稍让步。毛儿盖会议（注：指沙窝会议）原是企图弥逢歧见，但又因中央多数过分坚持己见而宣告失败。这就使党的处境更加恶化。” 由此可见，沙窝会议上，张国焘的举手仅仅只是举手而已。张国焘与毛泽东等中央其他领导人政见和感情的裂痕并没有因为举手而弥合，相反，它在进一步加深。 “夏洮战役计划”是两军会师后第一次改变战役方针的战略计划，它的成败关系着北上红军能否找到立足点。毛泽东对此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新战役计划的要旨是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争取在洮河流域灭敌主力，以创造甘南根据地。 对于这一计划，张国焘也是赞同的，并且为实施战役目标提出了行动方案：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 以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第五、九、三十、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由朱德、张国焘负责，经查理向阿坝开进，然后北去。 以毛儿盖地区的一（中央红军的一军团）、三（中央红军的三军团）、四、三十军为右路，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一切都商量好了。毛泽东等人也很高兴，大家都觉得北进的军事行动，并未因党内歧见而停滞下来。于是，右路军的先头部队出发了……然而，中共中央万万没有想到，张国焘回到卓克基之后不久，又横生枝节。 他给中央发来电报，提出西出阿坝，北进夏河之后，变原战役计划中向东（陕西）发展为向西（青海）发展的主张。理由有二：一是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主力，二是可以打通国际路线。“北上”、“南下”之争，又演进成了“东进”、“西进”之争。 拿着电报，毛泽东的手有些微微发抖。 才华横溢的张闻天很快用“节外生枝”这个再贴切不过的词语形容了张国焘的此时此举。 博古改不了他那年轻气盛，习惯了上纲上线的莫斯科毛病，气愤地将电报往桌上一甩，“这是机会主义、逃跑主义”。 毛泽东在房间里踱了几步，提议三人一起去听听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此时正患肝炎，且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生病住在一座大喇嘛寺内，王斌、李治两位医生终日为他诊治。 听了博古的情况介绍，周恩来对张国焘的反复无常也有些迷惑不解：“北上的事，不是沙窝会议上中央政治局作过决议的嘛？才几天，他怎么又变卦了。” 张闻天插话道：“国焘这个人啦，刚解决了‘北上’和‘南下’的分歧，他又挑起个‘西进’与‘东进’的争论，你不知道他到底想的啥！” 毛泽东说：“国焘的根子是不愿北上陕甘，不管南下也好，西进也好，都是这个出发点。可是我们的红军不仅要活命，更重要的是要发展。” 对于张国焘的出尔反尔，朱德也有一个说法：“当时他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坐……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地去躲避战争。” 毛泽东和朱德的分析可谓知彼知己。 正因为这样，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就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除非张国焘放弃自己的观点，服从中央。否则，毛泽东决不会看着中国革命被张国焘带上绝路而不想办法，不用计谋。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四人紧急磋商的决定是：先以中央的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坚决制止他西出青海、新疆，如果不行，再由政治局正式会议讨论。 分歧又公开化了。 8月14，徐向前、陈昌浩收到了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部朱德名义发来的指示电报：左路军“一纵队现在陆续北进，19号可进攻阿坝”。右路军应速“经班佑向洮河左岸出动”。 8月15日，张国焘、朱德也收到了毛泽东等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来的指示电报：“无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 两个电报针锋相对，张国焘要右路军出洮河左岸，向左路军靠拢，然后西向去青、疆。毛泽东要左路军出夏河，沿右路军北进路线追踪而上，然后东向去陕甘。 迷途难返，张国焘执意要去阿坝。 于是，中央机关又不得不停了下来，8月20日举行政治局会议。这就是历史上的“毛儿盖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周恩来生病，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在左路军，叶剑英带右路军先头部队先行，彭德怀率三军团在殿后，均未参加会议。 毛泽东将“西进”和“东进”的分歧摆到桌面上，并说出了自己的东进主张。 出乎意料，大家的意见空前的一致，连陈昌浩也态度十分肯定。 毛泽东见大家的思想统一，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他说：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 毛儿盖会议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础，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在对东进方针进行肯定的同时，指出西进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由于形势的变化，毛儿盖会议在坚持北上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对先期制定的夏洮战役的具体部署进行了三个调整：一是兵力部署由分（两路）调整为合；二是行军路线由左右两路齐头北进调整为以一路纵队沿同一路线先后北进；三是红军北进主力，由主要依靠左路军调整为主要依靠右路军。 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七八月份，中央将主要的精力用在解决分歧、统一认识上，因而军事行动没有做到不失时机。与此相反，蒋介石则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完完全全摸清了红军北上的意图。他调动万大军，布置三道封锁线，堵截了毛儿盖西北方向几乎所有的要道。 蒋介石自以为他的这次计划天衣无缝，红军插翅难飞了。没想到茫茫草地帮了红军的大忙。 川西北草原又称松潘草地，纵横600里，面积约152万平方公里，实际上是一片大沼泽。草地气候极为恶劣，年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一天之内，风雹雨雪变幻无常。红军过草地时已是8月。8月的草地鲜花盛开，但鲜花下面的水草地却处处危险，像女妖一样令人恐怖，稍不留神陷入沼泽，只需几分钟就能把人吞噬。古往今来，不但人迹罕至，连鸟都少出没。 薛岳在《剿“匪”纪实》中说，红军若想走此路，“势有不能”。因而敌人在预测红军的行动路线时，把草地排除在外。 于是，毛泽东有机可乘了。 从小就喜爱跋山涉水，与自然搏击的毛泽东不相信自己的部队征服不了自然。 他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向一军团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布置任务：“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从毛泽东那里当面接受任务，对杨成武来讲，这是生平第一次。 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杨成武将毛泽东的话牢牢记在心中。 萧劲光在回忆录中说，过草地最大的威胁还不是恶劣的自然条件，而是饥饿。部队准备过草地时，虽然从藏民的地里收割了一些青稞和萝卜之类的食物，但那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后来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这笔“外债”。延安时，他就曾向斯诺谈过，“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不得不取自他们的给养”。 当时，红军中吃野菜、树皮、牛皮鞋的故事不胜枚举。红三军政治部作战处处长黄克诚的警卫员睡了一觉起来，竟然发现首长骡子屁股上的肉被人剜走了一大块，急得眼泪都掉出来了，这事倒提醒了黄克诚，下令把骡子杀了，将肉分给战士们。这条经验不胫而走，红三军团走出草地时，一匹牲口也没剩下。 在处处隐藏着死亡危险的草地，红军战士不仅要向恶劣的自然条件挑战，而且还要向人体生命的极限挑战。这是人类生存史上一幕少有的悲壮之歌。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之下，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南下”、“北上”的争论依然在进行……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不断地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并准备派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帮助他们走过草地。 然而，一封封电报，如石沉大海。 9月3日，张国焘终于有了回音。但电报的内容却让毛泽东晴空霹雳。张国焘以葛曲河水上涨为由不但不按中央的“北进”计划指挥部队北进，反而决定左路军回兵阿坝，还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要党中央和右路军也南下。 接下来的几天，双方电报不断。矛盾发展到了白热化程度。一个以中共中央名义令左路军北上，一个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令右路军南下。 张国焘见中共中央北上方针不可动摇，就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令其率右路军南下，如果不行就“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这就是直到目前为止，人们还在考证的“99密电”。 说来也巧，9月9日这个日子，同毛泽东似乎有某种渊源，秋收起义，张国焘分裂（毛称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还有去世，都在这一天。 “99密电”最先被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获悉，由于他的机警，毛泽东先于陈昌浩知道了电报的内容。 毛泽东不动声色，曾去做过陈昌浩、徐向前的争取工作，但关键时刻，陈昌浩决定听张国焘的，徐向前则不愿看到红四方面军分裂也决定暂时南下。 毛泽东知道事情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他既不愿看到红军自相残杀，又不愿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丧失殆尽。惟一的办法就是金蝉脱壳，暂时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至于谁对谁错，以后再说。 毛泽东火速赶到三军团驻地，和常委们作出紧急决定：第一、三军团凌晨2时出发。至于名义呢，毛泽东派叶剑英去告诉陈昌浩：部队要回头南下，再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的粮食，所以天一亮部队就会出去“打草”。陈昌浩没有反对。就这样毛泽东趁着夜深人静率领一、三军团出发了。等陈昌浩发觉时，毛的人马已离开了陈的“势力范围”。陈昌浩则执行了张国焘的命令。这样，右路军一分为二，愿意北上的人继续北上，不愿北上的人则南下回班佑去了。 对于这种暂时“分裂”，毛泽东说得十分潇洒，“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后来的历史印证了毛泽东的预见，不仅陈昌浩回来了，张国焘也回来了。 “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毛泽东的北上计划有了具体的目的地毛泽东金蝉脱壳之后，张国焘迅速地将“右倾逃跑主义”“机会主义”“分裂红军”的帽子扣到了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一方面军身上。 接踵而来的是相互批判。为了占据一个“理”字，将分裂的责任推给对方。双方都颇动了一番心思。 细心的历史学者注意到，9月10日以后，毛泽东等发给张国焘的电报已经在称呼上作了重要更换。 首先，对张国焘不再称“兄”，而改称“张总政委”。其次，电报署名不再用“恩来、洛甫、博古、泽东、稼祥”等字样，而改为“中央”。再次，电文中的“望”、“盼”等商榷词，改为了“指令”等命令词。 在当时，毛泽东当然知道，这些文字上的变化是不可能起到什么效果的，但不再称兄道弟，而是以上对下，堂堂正正，立此存照，为的就是占据一个“理”字。 张国焘为了把这个“分裂”的责任推给毛泽东，也在“理”字上做了文章，但他的文章做得太坏，以致弄巧成拙，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为了占“理”，张国焘除了9月中旬在阿坝召开了以“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为主题的批判大会以外，10月5日竟然在卓木碉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另立“党中央”，自封“书记”，形成决议，发布宣言，认为中央已“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12月5日，张国焘又致电中央，宣称“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张国焘这种毫无斗争策略的鲁莽行动，将事情做到了毫无回旋的余地。 如果说先期张国焘与中央“北上”“南进”之争还可归结于战略分歧之争、行军路线之争的话，那么，张国焘另立“中央”之后，他与中央分歧的性质就成为了组织问题。这对于一个将组织路线看得高于一切的政党和党员来说，张国焘的行为无疑是自绝于党，自绝于群众了。 相比之下，毛泽东要聪明得多，俄界会议上，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不但给予了否定，而且做了耐心的解释工作，他说：“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因为毛泽东知道，与张国焘的斗争，直接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 彭德怀在自述中对毛泽东此举进行了评说：“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 毛泽东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一方面向全党公布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张国焘的党籍。既占“理”，又留余地。而张国焘为了占“理”，以一个红军总政委的名义召开军内高级干部会议，然后就作出了改组党中央，开除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籍的决定，不仅打击了一大片，而且成了一个典型的“枪指挥党”的活靶子，亏了“理”。 俄界会议后，在萧瑟秋风中，毛泽东率领部队又挥师北上了。并从宣传的角度考虑，把这支部队称为“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红军先头部队到达了哈达铺。 哈达铺就像是他们的家，那里的人长得和他们一样，语言也一样。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穿过陌生的藏族区，终于回到了汉族地区，回到了汉族同胞中间。 到目前为止，毛泽东已经率领这些战士走过了二万四千里的路程。下一步要去哪？他仍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他只知道还要北上，去甘肃、去陕西，甚至去宁夏，要去打日本。但这些都只是一个笼统的方向，不是确定的目的地。长征以来，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毛泽东自己只大略知道他要去的方向，但缺乏具体的目标，此时也是如此。 毛泽东一生酷爱看书读报，这个好习惯最终帮助他解决了长征的落脚点问题。 9月19日，毛泽东终于从聂荣臻送来的一张8月份的报纸——《晋阳日报》中读到了下面的信息： “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6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5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员共20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 当然，陕北红军的实力是被阎锡山故意放大了的。阎锡山放大陕北红军的力量自有他的苦衷。由于汪、蒋不和，8月8日，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了辞去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职务的辞呈。 蒋介石有意调虎离山，让阎锡山当行政院长，而阎这个土皇帝自然不愿离开山西，于是，在报纸上虚夸陕北红军实力，意在说明他不能离开山西的理由，否则山西便有陷入刘志丹之手的危险。事实上，此时的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正被肃反搞得岌岌可危……但陕北还有红军，陕北还有苏区，陕北还有刘志丹在活动，这可是真的。 终于，毛泽东的北上计划有了一个具体的目的地。 9月22日，毛泽东集合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团以上干部，在一座关帝庙里开会。这是长征以来气氛最热烈、最轻松的一次会议。 毛泽东的讲话热情洋溢：“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战胜了无数艰难困苦，今天终于能够坐到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就是个伟大的胜利，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最后，毛泽东挥舞着拳头，鼓动道：“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700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前进阵地！” 台下掌声雷动。 冒险北上的红军柳暗花明了！ 贫寒的家 1935年10月19日中午，毛泽东的队伍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了地处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吴起。 吴起镇是一个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小镇。傍洛河，属保安县境。据说，它的得名是为纪念战国时期魏国名将吴起的缘故。 中央红军到来时，吴起已是陕北根据地的大门了。虽然地方有点荒凉破败，但这里的人们具备苏区人所具有的警惕性。见来了部队，除留下几位不怕事的老人当线人外，其余的都躲进了山沟。 战士们疑惑不解。从墙上写着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等标语口号看，这里是陕北根据地的地盘。但怎么苏区百姓会怕红军呢？ 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是语言不通的误会，当地老百姓将“红军”听成了“奉军”。 误会解除后，老人们很快找来了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找回了群众。 傍晚，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苏区人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迎进了家门。并安排他们住进了镇东北半山坡上的新窑院里。 在贫瘠的吴起，在黄土窑洞，红军找到了自己的亲人，找到了自己的家……聂荣臻在回忆录中用“太穷”两个字描绘了这个家的家境。 李德的《中国纪事》对此的笔录稍详细一些： “陕北新根据地的面积有三四万平方公里，它的范围大致是西靠甘肃边界、东濒黄河、北接长城、南临富县。但是除了瓦窑堡以外，所有城市和大部分较大的村镇都被敌人占据，从西安到延安的惟一公路也由敌人控制。放眼望去，除了几处肥沃的河谷，其余都是贫瘠的黄土地，四处见不到树林，只有深谷纵横。这里常常遭受干旱和洪水的侵袭，坚硬如石的土地，即使被开垦出来，收成也少得可怜。 “农民和部队战士每天的伙食，通常是三碗小米饭或高粱米饭和一点酸菜。只有相当干燥的大陆性气候令人有舒服之感，尽管气候变化很大，而且偶然还有从戈壁滩吹来的风沙，但这种气候对人的健康还比较适宜。不过，这里的居民多数患有结膜炎和皮肤病，甚至有时也流行天花和从蒙古蔓延过来的羊瘟。 “自古以来，这个地区就全国而言是一个最贫瘠、最落后的地区。只有城市人和大地主才能住上房子，农民毫无例外地和牲口一起都住在窑洞里，这种窑洞就像是在土坡上挖的坑道。村庄相隔很远，一般有四五户人家，比较大的村子也不超过12户。这里，不单单吃穿很差，有的地方还严重缺水。因此，这个地区虽然土地辽阔，但人烟稀少，最多也不过有50万人口。” 生存的危机是红军到“家”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国民党的报纸幸灾乐祸，他们认为在这里红军没有衣食，甚至没有补充队伍的男人。用他们的话说：“从四川到中国西北的长征无异是一个走向死亡的长征。” 红军队伍中也有人在动摇。 林彪不止一次地流露出悲观。他曾正式写信要求中央批准他带一些部队去陕南打游击。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他，聂荣臻也对他进行过耐心的劝说。在回忆录中，聂荣臻这样写道：“我说，你不要看到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个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两万五千里才找到了这几个破窑洞吗？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 林彪的情绪，直到打完直罗镇战役以后才稍稍高涨些。 除了“贫”，这个家还有两件更令人不安的事情：一是被敌所“扰”，二是为“左”所“困”。 “贫”是有目共睹，“扰”和“困”则只有高一级的领导人才心中有数。 紧急的调查了解情况之后，毛泽东很快画出了党中央给他和他的战友的工作的思路图： 党中央目前任务——“保卫与扩大陕北根据地”。 工作策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 具体分工——兵分两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领一路，负责军事。率部队迅速南下，与正在与敌作战的徐海东红十五军团会合，共同解救陕北根据地的军事之危。张闻天、博古、刘少奇、董必武为另一路，负责政治，率领中央机关先行赴瓦窑堡，从“左”倾主义者手中解救刘志丹等人。 中央红军的“进门礼” 1935年的11月，陕北高原早已是雪花飘飘，寒气袭人。 长征过来的战士，大多还衣衫单薄，草鞋覆足。 徐海东知道后，在自己仅剩的7000块现洋中拿出5000块送给中央红军。徐海东的雪中送炭，对中央红军战士解决的不仅仅是冬衣御寒的物质问题，更多的是让他们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诚挚的欢迎。 有了与张国焘会师而后又分裂的教训，毛泽东一路都在叮嘱大家，一定要同十五军团的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搞好团结，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 毛泽东的话给年轻气盛的莫斯科派人物敲了警钟。 终于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之后，合编、合心、合力，一气呵成。 原中央红军的一、三军团合编，称红一军团。原刘志丹的红二十七军与徐海东的红二十六军合编，称红十五军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合称为红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全军在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下，统一行动，统一作战。 根据李德提供的史料，两军合编后，陕北红军实有兵力约为16万至19万人。其中红一军团约5000至6000人，十五军团约7000至8000人，加上陕北地方部队和独立部队4000至00人。 至于国民党“围陕”部队，李德的记载有20万。其中，东北军的10至12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师，近10万人封锁了苏区的南部。他们的阵地向北一直延伸到包括延安在内的根据地附近，向西到甘肃南部。东部宣川地区，有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两个师把守，另外两个师在绥德镇守黄河渡口。由胡宗南指挥的八十六师，则以坚固的榆林城为据点，扼守着北部；除此之外，在甘肃还有胡宗南的4至5个师作为后备部队。另外，还有“三马”的3至4个步兵师和兵力不详的骑兵团，总计大概有5万人。他们的地盘从宁夏经甘肃一直到青海。 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慌，哀叹道：“我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天不亡毛，非人力之所及也。” 口头上说是“天不亡毛”，可蒋介石实在是太不甘心，他还要与天一搏。 在他的威胁下，东北军立即组织了五个师的兵力，向陕北根据地逼来，企图趁中央红军立足未稳，合围红军于葫芦河与洛河之间。 毛泽东望着那张挂在墙上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旧地图，圈圈点点地比划着，他要亲自指挥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漂漂亮亮地打上一仗，作为中央红军献给陕北根据地的“进门礼”。 很快地，毛泽东盯上了东北军的两支先头部队一零九师和一零六师，并将吞吃它的地点选在直罗镇。 直罗镇是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集镇，三面环山，一面是河，在此打伏击，地形对我十分有利。 毛泽东想起了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林冲先让过洪教头几招，等看出破绽后，只用了一棒就把洪教头打翻在地。 直罗镇战役，毛泽东就是要学林冲。 鉴于陕北红军前三次反围剿战争都没有给敌人以惩罚性教训，毛泽东一再说明：“这次战役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 1935年11月21日拂晓，战斗打响。林彪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早已得心应手，所以，在直罗镇战役中表现得相当出色。战斗的结果：全歼一零九师和一零六师一个团，一零九师师长牛元峰亦被击毙。俘虏敌人5300人，并缴获了大量弹药枪支。 张学良受此打击，将蒋委员长的一再训斥抛诸脑后，收兵归巢了。从此不再敢小视红军。 关于直罗镇战役的意义，毛泽东有一句权威性的发言：“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党中央在陕北的第一个“民心工程” 军事危机初步解决，毛泽东腾出手来全面处理刘志丹案件。 刘志丹，这位斯诺笔下的“现代盗侠罗宾汉”，虽然只有短暂的人生，但它却充满了坎坷和传奇……这位乱世豪杰，出生于陕西北部保安的一个富裕农家，年轻时因领导自家佃农抗交自家的租税而在穷人中一举成名。 1925年，刘志丹还是一位中学生时，就在魏野畴、李子洲等几位“共党”老师的影响和培养下，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并因此被党组织选派，成为了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 刘志丹参加革命之后的第一次死里逃生是1927年7月的一天。已追随蒋介石反共的冯玉祥下令将刘志丹、宣侠父等在其部从事政治工作的20余名共产党员装进两辆闷子车，送出武胜关，丢在湖北孝子店车站，企图借湖北军阀之手将他们杀害。没想到，刘志丹万分机警，不但躲过了敌人的暗算，而且辗转周折，通过地下关系，找到了党组织。 以刘志丹的人生来说，1929—1932年是一个万花筒。他根据党组织的决定，一会在这支部队任团总，一会又在那个部队当团副，犹如天马行空一般，先后在张廷芝、苏雨生、谭世霖等军阀部队从事着兵运活动。三年中，刘志丹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失败、挫折、冒险和死里逃生。 1932年，刘志丹和谢子长终于与军阀彻底决裂，拉起了一支自己的武装，真正属于共产党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以这支武装为发“家”基础，实力越滚越大，最终拥有了一块根据地——陕甘边苏区和两支革命力量——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 1935年9月，陕北红军又来了一次发家机会。 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由鄂豫陕到达陕北，与二十六、二十七军在延川永坪镇实现了会师。随即，三军联合组成了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就在此时，长征中的中共中央获得了陕北刘志丹红军存在的信息，正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中兴高采烈地策划着向刘志丹部靠拢的大行动。 一个月后，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达到陕北，受到了红十五军团领导和苏区人民的热烈欢迎。然而，在欢迎的人群之中，毛泽东却找不到刘志丹其人。 原来，刘志丹和陕北根据地的其他创始人此时全在狱中。 在听取当地群众和边区干部的汇报后，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陕北苏区现在正在上演早在中央苏区曾经出现过的肃反悲剧……从群众对此事的义愤填膺和对刘志丹表现出来的高度热爱和评价之中，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刘志丹案件的处理，实质上是党中央来到陕北后的第一项“民心工程”，处理好了，就能赢得民心。赢得了民心，中共中央就能在陕北群众中安身立命。 问题就这么简单，也就这么严重。 “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这是党中央初来乍到，给西北代表团、陕甘晋省委下达的第一个指令。21个字，字字千金。为给纠正“左”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保证，10月24日，中央在下寺湾召开工作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 1撤销西北代表团和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周恩来任主席，刘志丹任副主席，张云逸任参谋长；2撤销陕甘晋省委，成立中央民主政府驻西北办事处；3承认陕甘边和陕北工农民主政府；4定瓦窑堡为中共中央所在地。 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在处理刘志丹案件中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他们三人是中共先期派往瓦窑堡，负责全权处理此事的人员。他们一行三人带着1部电台和1个排的兵力，首先接管西北保卫局，控制了事态；接着调查取证，将“左”倾机会主义者强加在刘志丹头上的莫须有“罪证”一一推翻。为党中央重新审理这一陕北头号冤假错案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12月13日，毛泽东带着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大礼，来到了原陕甘晋省委，现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瓦窑堡。 从1935年11月10日，西北办事处移居瓦窑堡到1936年5月底中共中央迁至保安前，瓦窑堡这个城市，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所在地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地位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风风光光地占有了一席之地，毛泽东在这里居住了6个多月的时间，并导演了一幕幕影响历史进程的活剧。 为刘志丹案件定性、平反是毛泽东在瓦窑堡期间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 当毛泽东宣布这一结论时，陕北都沸腾了起来！王首道回忆道： “毛泽东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如果说，直罗镇一仗是在军事上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那么，正确解决刘志丹的冤案则是从政治上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苏维埃政权。 “孤家寡人”策略的转变 直罗镇战役和刘志丹案件解决后，苏区局面初步巩固下来。 毛泽东到处演说，一面阐述直罗镇战役胜利的意义，鼓励斗志，另一面号召红军再接再厉，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每一点钟时间与每一方里地区”，准备打破新的“围剿”进攻。 话虽这样说，可心底里，毛泽东在思考着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改变党的路线的问题。 就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的时候，民族危亡更加严峻了。张牙舞爪的日本侵略者除继续强化对东北侵略外，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在“华北特殊化”的口号下一步一步地变华北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然而，国民党当局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下反而采取了步步退让的政策，目的是“先安内，再攘外”。毛泽东想：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政党，自然不能看着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而坐视不管。此外，在民族敌人入侵，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愿做亡国奴的情形下，谁高举了抗日救国的大旗，谁就能赢得民心，进而赢得中国。正因为这样，长征途中，我们始终喊着“北上抗日”的口号，现在到了陕北，安营扎寨了，我们更应高举抗日大旗，号召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战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但是，面对强大的民族敌人，仅靠弱小的红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才能克敌制胜。 于是，毛泽东等人开始研究可以团结的对象。 中央红军一到陕北，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也要有上层统一战线，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都是联合的对象。 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同胞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2月17日，毛泽东住进红色政权的临时“首府”瓦窑堡才4天，可谓征尘未洗，就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转变党的路线问题。这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 12月的陕北，已是隆冬季节，呼啸的寒风夹着黄土，格外寒冷。然而，聚集在张闻天窑洞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严冬的寒冷，一个个异常激动，有时还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的确，要将自己一直以来都认为是敌人的人变为朋友，从理论到情感都存在着一个换脑筋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从共产党、红军的长远利益着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在现时的情形之下，即使不能接受但也必须接受的惟一决策。 为了促使大家从认识上转变，从情感上接受，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们，苦口婆心，讲形势，讲任务，讲策略，必要时还讲斗争。针对博古等人，引经据典宣传“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态度，毛泽东生气地说：你们老是从马克思那里找根据，难道我对老祖宗就不忠、不孝么！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张闻天、周恩来等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27日，毛泽东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根据会议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两个文件科学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当前形势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西线无战事” 建立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日力量的大联合，这是瓦窑堡会议精神的出发点和根本点。 但毛泽东也是一个务实主义者。当时他身处西北，首先考虑的是红军和陕甘苏区的安危。为使红军摆脱“四面楚歌”的境地，他决定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点首先放在陕甘根据地的四周，实现西北大联合。 1935-1936年的陕西，基本上是由共产党的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三股势力控制着。实现西北大联合，就是在联合抗日的前提下建成“三位一体”。 促成西北大联合的有功之臣，除了众所周知的毛泽东这个大谋师之外，有两个人是应该特书一笔的，那就是打通中共中央与张学良、杨虎城之间联络通道的高福源和汪锋。 高福源是1935年10月22日，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他曾担任过张学良卫队营的营长，是张学良的亲信之一。被俘之后，准备一死了之，是李克农细致的工作将他转化过来的。 时任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李克农是我们党内一位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红色老特工”。 瓦窑堡会议之后，毛泽东交给了他一个特殊任务，举办“军官学习班”。 这是一个特殊的学习班。它将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被俘的120名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集中起来进行学习，做转化工作。当地老百姓把它称作“白军军官连”。 “学习班”开办的那天，李克农进行了精心的布置。礼堂的四周贴满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不打红军”“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东北军出路是抗日，打回老家去”等醒目而又牵动情愫的标语。红军男女战士的大合唱也是精心选定的。歌名是《打回老家去》。参加演唱的有红军男女战士十几名。歌声悲壮嘹亮。歌声把在场所有人的思绪都带到了正在遭受日寇蹂躏的松花江畔，歌声刺痛了那些因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而丢掉了家乡的东北军军官们那颗倍感屈辱的心。他们被唱得垂下了头，被唱得泪水满面……经过细心观察之后，李克农一眼就选中了高福源。之后的时间里，李克农重点做了他的思想转化工作。向他宣讲党的政策，带他参观许多地方，给予他比红军还好的吃、住条件。李克农当然不会忽略东北军特有的恋乡心理，他向俘虏们提出了一个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抵抗民族大敌，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建议。民族仇恨加上红军的感化，高福源的觉悟一步一步提高了。 由原来沮丧、不言语，甚至有抵触情绪，转变到悔恨自己，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有一天，他终于向李克农坦率直言：“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我自愿回去做张副司令和其他人的工作。” 高福源被红军放回东北军后，向张学良痛哭陈词，用他刚刚从红军那里听到的民族大义来劝说张学良。 张学良与日本本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又在“九·一八”事变中为蒋介石背上了“不抵抗”的黑锅，心中早有说不出的苦楚，如今听爱将这么一说，尤其是从高福源那里得知共产党确有与他联合抗日的诚意，终于下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 张学良作出联共抗日的决断后，立即派高福源重返红军驻地，请红军派出正式代表与东北军进行商谈。高福源带着张学良的意见，重返瓦窑堡时，毛泽东亲自接待了这位“俘虏”特使，并感谢他为国为民族办了一件大好事。 汪锋曾负责过西北军中共地下组织的工作，对西北军的情况比较了解，刘志丹案件解决后，汪锋和刘志丹同时被释放。当毛泽东听说汪锋的情况后，便点名要他去西安做杨虎城的工作。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更是多次找他谈话，同他一起研究如何把杨虎城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问题。一天，毛泽东把汪锋叫到办公室，郑重其事地把自己写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他，要他带着这封信去西安找杨虎城。毛泽东对汪锋说：十七路军是地方实力派，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受蒋介石的排挤和打击，我们是有可能把他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不过，杨虎城将军虽然好，但他周围有坏人，有国民党特务，与他谈判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要决裂，要谈和；二是对杨虎城部队要作分析，多鼓励其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12月，汪锋到达西安，向杨虎城当面递交了毛泽东写给他的亲笔信。从此，中共中央与西北军进入了共商合作抗日大计的阶段。 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人在联共抗日前关系不友善，这其间既有东北军与西北军在陕西的地盘之争，也有蒋介石的挑拨离间的原因。但当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剿共的军事停下来，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之后，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穿梭于两人之间，做了许多促进他们团结的工作。在共产党的努力下，他们冰释前嫌，握手言欢了。 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了敌对状态。尽管有时也枪声不断，但实际上那是张学良、杨虎城为应付蒋介石“围剿”命令而联合红军共同打的一些“假仗”和放“空枪”。甚至连1936年5月底，中共中央撤出瓦窑堡迁至保安，都是为了让张学良向蒋介石交待“剿匪”成果而导演好的。1937年1月13日，红军之所以能开进延安，那也是经过协商，张学良主动移防的原因。 不久，“西线无战事”的奇特景观被蒋介石的特务们嗅出。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匆匆飞赴西安，亲自向张、杨宣布了他的继续大举“剿共”计划。 张、杨既下定决心不再剿共，蒋介石又不愿好好倾听自己部下的声音。终于激出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动，包括捉蒋的一切行动在内，尽管中共中央事前丝毫不知，但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却参与了很多，思考了很多。尤其是毛泽东，从长远着眼，看出了西北形势与中国革命形势的相互关系：只有西北大联合，没有全国的大联合，西北大联合必然是暂时的和不牢固的，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全国的大联合，就没有实现全民族抗战并争取胜利的基本条件。正是有了这个认识基础，中共中央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不遗余力的努力。 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等软禁12天之后，终于允诺了西安“三位一体”提出的六项条件，恢复了自由。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尽管他背信弃义囚禁了张学良，但他毕竟还是实践了自己停止剿共军事、共同抗日的承诺。正如1937年3月6日，毛泽东在给任弼时的电报中所说的“西安事变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 至此，中共中央初步实现了以西北大联合促进全国大联合的目标。 “姜”“龚”两府联姻 就在共产党转变路线，开始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积极努力的时候，一直被共产党人视为“卖国贼”的蒋介石，在日寇的步步进逼下，也认识到中日战争的“无法避免”，开始着手改变以往政策，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以期获得苏联的援助；一面“着手用政治方法来解决中共问题”，实现“和平联苏”的局面。 蒋介石最早向中共伸出联系的触角是在1935年。 1935年圣诞节，两个化名李融清、江帆南的人，从上海乘德国邮船，以新任驻德国大使程天放的随员身份，前往柏林。李融清即陈立夫，为国民党资深中央委员、组织部长。江帆南是国民党中组部要员张冲的化名。他们此行是受蒋介石指派，秘密访苏，商谈对日军事同盟问题，并寻机同中共人士对话。 为了避免外界舆论，陈立夫在国内谎称因病赴杭州休养。陈临走前还特地写好几封致亲友的信函，由家人携至杭州投寄，使人相信他在杭州，可以说是做得天衣无缝。去柏林后，陈立夫也行动神秘。但他的赴苏之行还是为日本特务获悉，并公诸报端。苏联害怕，蒋介石紧张，陈立夫被召回国。此行未能成功。 但陈立夫布置的另一条联络渠道开通。 陈立夫的亲信，时为铁道部次长的曾养甫，通过其部属谌小岑，同中共北方局取得了联系，走出了与中共接触的第一步。 1935年11月下旬，谌小岑给与北平中共地下党有联系的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写信，信中用了巧妙的暗喻： “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 “姜”、“龚”是蒋介石与共产党第一个字的谐音。吕振羽接信后，马上找常与他联系的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经北方局研究后，吕振羽、周小舟代表中共与曾养甫、谌小岑进行了几个月的谈判。 而最早把国民党欲求谈判的信息直接送给中共中央的是宋庆龄。 1935年下半年，蒋介石也要宋子文设法打通同中共的联系。宋子文即和二姐宋庆龄商量。宋庆龄决定请老朋友董健吾去陕北一趟。董当时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上海特科人员，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师，与宋家关系密切。1936年1月，宋庆龄邀董到自己的寓所，把一包要件交给他，请他送到陕北，面呈毛泽东和周恩来。宋庆龄叮嘱，这件事要办好，成功了益国非浅。 1月中旬，董健吾化名周继吾，带着宋庆龄为他办理的通行证，以“财政部调查员”的身份从上海启程。到西安时，正值连天大雪，董便去找张学良帮助解决交通问题。张学良由此察觉到国民党中央正在同中共秘密联络，派人将董送入苏区。此后，张学良更加大胆进行联共抗日的活动，遂有了洛川谈判。 2月27日，董健吾到达瓦窑堡。此时，毛泽东、张闻天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在陕北前线。留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会见了董健吾。董说明来意，“暗露蒋可同意：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戍顷（倾）蒋尚有款”。并转交了所带的一包“要件”：宋庆龄送给红军治病的一包云南白药和同她联系的电台呼号及密码。 博古即将南京来人的情况电告毛泽东、张闻天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此情况非常重视，3月4日即联名电复瓦窑堡，明确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一个谈判方案。 第二天，红色牧师董健吾携此方案返回上海，向宋庆龄复命。 由此，10年干戈对峙的国共两党终于在民族大敌当前着手联姻。 根据蒋介石姿态的变化，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 1936年1月29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中共领导的谈话，称：“倘蒋能真正抗日”，“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首次明确表示“联蒋抗日”的态度。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公开宣布把国民党包括在统一战线内。 同年8月12日，毛泽东致电朱德等《关于今后战略方针之建议》，确认“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并提出“逼蒋抗日”的问题。 8月的陕北，天气已十分炎热，但毛泽东等人的头脑并未发热。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蒋介石的变化是为形势所逼，但骨子里还想“招安”共产党，收编红军，共产党不能上当。同时，蒋介石对联合抗日仍处于动摇观望之中，只有逼蒋抗日，才能达到联蒋抗日的目的。 关于“逼蒋抗日”的政策，毛泽东有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这就好比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前面要有人拉，后面要有人推，再不走还得用鞭子抽两下，一拉二推三打，逼他抗日。 毛泽东开始实施这个策略。从1936年夏天开始，他一面全权委托周恩来负责对蒋介石统战工作，放手让周恩来继续与陈立夫等人多方联系；一面亲自做国民党上层人物及国内知名人士的工作。在大约半年时间里，毛亲自致函竟达近百次之多，鸿飞南北，对象几乎遍及国民党党政军文化界所有头面人物。信中痛陈中共对寇深祸亟的忧患，申明自相煎熬则亡，举国奋战则存的道理，希望他们共同去做蒋介石的工作，督促批判，责其更新。 这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毛泽东肝胆相照的诚恳态度，博得了普遍赞同，许多国民党人搬出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训，呼吁国共尽快合作抗日。宋庆龄、冯玉祥、何香凝等屡屡公开提出了联俄联共抗日的方案，从内部逼蒋抗日。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又率全体红军致函蒋介石本人，再次陈述共产党的愿望，态度至诚，非常感人。下面摘录几段以共飨： “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 “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亡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仍故不出此耶！” “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之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救国救民之豪杰。” “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烹察之。” 然而，长期以来凝成的坚冰，怎能在顷刻间消融。 1936年下半年，在日本的威迫下，蒋介石态度逆转，对中共态度强硬，秘密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0月下旬开始，蒋介石认为剿共只剩下最后5分钟，催促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开战，终于导致了12月12日蒋介石被囚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意义重大，正如斯诺所言，“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历史的大跳跃”。经历了西安骤变的蒋介石，知道民意不可违，民意不可侮，开始认真调整内外政策，走到谈判桌前与中共就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进行正式谈判。从1937年1月至9月，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朱德、林伯渠等先后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蒋介石、陈立夫、宋子文、康泽、邵力子等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进行了多次谈判。 谈判之初，国民党方面坚持红军只设3个师，在3个师以上设政训处，直属行营领导，而不设某路军司令部或总指挥，参谋长只能由国民党南京政府委派，且规定政训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并建议朱德、毛泽东“出洋”考察。周恩来等坚决地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 就在谈判僵持不下时，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 7月9日，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等人代表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绶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5日，中共代表将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为共赴困难，中国共产党作了重大让步，表现出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态度，在《宣言》中作出四项保证：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发表了《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讲话，声称“万一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突然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战火已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眼看家门口着火了，如不竭尽全力抵抗，覆亡就在眼前了。他迫切需要红军开赴华北前线参战，以牵制日军，减轻上海方面的压力。于是，他不得不作些让步。8月19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得以解决。共产党也作了些让步，如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师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 8月22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发布了八路军总部及所辖各个师的番号。 9月中旬，国共两党代表举行了第二次南京谈判。经过中共代表努力，蒋介石承认了陕甘宁政府的合法地位，以林柏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向全国播发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诺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认为“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认识到：“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警醒，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表示愿“开诚接纳”“国内任何派别”。 以此为标志，毛泽东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姜”“龚”两府捐弃过去成见，放弃了10年的旧仇宿怨，终于“喜结良缘”，共赴国难。 泥腿子进大城市 1937年1月13日，陕北冰天雪地，延河尚未解冻，坚冰寒川，一片苍茫。然而，延安城，此时却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一片喜庆。成千上万的人们挤在道路两旁迎接一支入城的队伍。 由陕北保安迁往延安。 走在这支队伍前头的是毛泽东。他看了看这城内的喜气，又看了看这身边的人群，他笑着对左右说：“泥腿子进大城市哦！” 众人闻声而笑。 他们怎么不笑呢？在以往的历史上，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摇大摆地，在没有付出任何牺牲的情况下入驻这样的大城市。 延安，在西安事变发生前是东北军的防区。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兵临潼关，东线告急，张学良急调在西线的东北军增援东线，向西安集中。因而撤走了延安、甘泉、鄜县三地的部队，并友好地将三地交给了红军接管。 红军在这里驻扎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10年。直到1947年，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所在地。 10年间，就如毛泽东所说，“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中心，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红色政权的“首都”。 相比吴起镇、瓦窑堡、保安，延安有许多的不同，它历来就是我国西北地区的边陲重镇。西汉董翳被项羽封为翟王，立翟国，便建都于此。后来经过历朝历代的修建，中共中央搬迁至此时，延安已是陕北一个可称得上漂亮的城市了。 所以，李德搬来后十分高兴。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延安的描述充满了感情： 外国人“延安位于一块平原上，有三个河谷在这里相接，四周黄土丘陵起伏，与保安真是有天壤之别。城的周围有坚固的城墙环抱，城墙在北面蜿蜒向上，越过一道道山梁。延安城内有几百座相当漂亮的房屋和院落，近郊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许多房屋，主要是那些最宽敞和最漂亮的，都空无一人，因为这些房屋的住户是大地主、国民党官员、高利贷者和商人，他们早已偕同家属搬走了。因此，住房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也分到了一座房子，房前有一个精致的花园。” 延安，又是一颗人文荟萃、风景优美的塞上明珠。文物景观十分丰富。“三山环抱，二水带围”。延河及其支流将延安城分割为三处。清凉山、凤凰山、宝塔山（嘉岭山）雄峙河边，俯视古城。范仲淹、杨文广、沈括、李延寿等文人名士在此留下了大量的手迹和文物遗迹。 毛泽东对这个新家十分满意。工作之余，他漫步延河边，攀登宝塔山、清凉山，以一位学识渊博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慧眼审视着延安的人、事、物，审视着延安的过去、今天和未来。毛泽东想，延安是一座有思想和文化的城市，共产党入主延安之后，决不能让这种思想和文化的火种熄灭，而应该继承它，并改造它，让这种思想和文化得到重塑和升华。 毛泽东做到了，他和他的同志们真的在这里培育出了“延安精神”。 安，受到延安军民的欢迎1937年5月29日，红都延安再一次张灯结彩，打出了“欢迎为国共合作而努力的中央考察团”的横幅，毛泽东以主人的身份亲自张罗了这次欢迎仪式。 明眼人一看便知，国共合作谈判已经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果然不出多久，围绕着共产党在延安的合法性问题双方都发布了新闻。 9月6日，中国共产党正式对外发布更名改制通电。宣布，将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正式更名改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柏渠、副主席张国焘，边区政府首府设在延安。 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第333次会议。明确宣布，陕西省的延安、安塞、保安、安定、延长、延川、栒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鄜县、米脂、绥德、葭县、清涧、吴堡和甘肃省的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共23个县，属于陕甘宁边区的辖区。此外，宁夏花马池（盐池县）及神府区、关中区部分地区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辖。整个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500公里，东西宽400公里，面积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 这两个决定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陕甘宁边区的更名改制并不是简简单单地换个名称，换个叫法而已，从陕甘革命根据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陕甘宁特区——陕甘宁边区，这每一个名字都沉淀着一段历史。 直罗镇战役之后，红军随后举行了东征、西征战役，使原陕甘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由于根据地扩大到了宁夏地区，1936年5月，中共中央正式将陕甘革命根据地改称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首先提出，只要国民党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五项条件，则中国共产党将愿意取消两种政权的对立局面，把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之指导。不久，中共中央主动将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特区。 七·七事变后，经过国共两党的谈判，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从此边区不仅有了自己在中华民国合法管辖的范围，而且有了自己区别于中华民国其他地域的议会制民主新政体。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而努力的结果，是实现由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到抗日民主政权伟大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共产党和国民党争斗10年，终于以特殊的形式在中华民国的范围内求得了一块生存和发展的土地。从此，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放开手脚，大胆地在这片土地上进行着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的各种试验。很快地，陕甘宁边区成为了中国政治上最进步的中心。 延安，也因此在全国人民的心中成为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换帽子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一片慷慨激昂的口号声在黄土高原上空回荡。一二九师斗志昂扬，冒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中国工农红军的改编，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坚决抗战的诚意。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共产党领导下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抗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要内容。国共两党军队的携手合作，有利于全面抗战的开展。 这一着非常高明。它保持了党指挥枪的传统，避免了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在联合抗日旗帜下被国民党堂而皇之地溶化掉的危险，增强了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钳制蒋介石走向反动的资本，从而保证了共产党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8月25日朱德、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向全国人民宣誓：“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他拿出一顶缀着青天白日帽徽的黄色军帽，用手指着说：“这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 有的更激愤：“蒋介石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连草鞋上的牛鼻子也吃了，这仇怎能忘！我一看到这黄狗皮、青天白日帽，心里就难受。如果一定要换，我宁可回家当农民！” 在主力红军顺利完成改编后，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原活动在湖南、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北、河南、安徽8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2月下旬，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全军编为4个支队，共103万人。4个支队的司令员分别为：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 战士们都静静地听着，望着，心里亮堂起来。 有的说：“我参军就是为了打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自己竟成了国民党，有这样革命的吗？” 第一一五师由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10月改称政治委员，下同）罗荣桓，副主任肖华。下辖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 第一二零师由原红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下辖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 9月6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陕西三原石桥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刘伯承冒着大雨给战士们讲“换帽子问题”。 他说：“共产党人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和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斗争矛头指向日本鬼子。换帽子算得了什么，那只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决不会动摇！” “换帽子！”随着师长一声令下，全体官兵摘下了有红星帽徽的红军帽，戴上了青天白日帽。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发布红军改编命令，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2日，按战时序列，又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下辖一一五师、一二零师、一二九师。 为此，各师首长以各种形式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进行形势和政势教育。 在随后开展的抗日民族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红军改编后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是，脱下他们热爱的红军帽，换上国民革命军的黄军装，戴上青天白日帽。可是，要纯朴的红军战士与搏杀了10年、结下了血海深仇的国民党军捐弃前嫌，携手高唱团结合作曲，他们在思想上、感情上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一时议论纷纷。 引言 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下辖第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 “我们就是要插杨柳，让老母鸡下蛋” 八路军出师抗日，不同于以前的国内革命战争，是与国民党军队结成同盟，对付强大的民族敌人，出师后究竟怎么办，以什么方针对日作战，急需确定。是全盘听从国民党指挥，还是独立自主？是集中兵力打运动战，还是分散打游击战？是以作战为主，还是以建立根据地为主？这些在只有一腔热血的抗日将士中都是比较模糊的。 毛泽东早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在考虑一个切合实际而又最符合党的利益、民族利益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既能保证八路军有效抗日，又能发展壮大自己。全面抗战开始后，人数达万之众的国民党军队被推上了正面战场，担负起正面抵抗的战略任务。显然人数仅三四万的共产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起不了多大作用，打正规战也不是红军的特长。因此，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与国民党方面具体商定红军改编事宜时，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红军的作战原则，认为红军必须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 8月4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准备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毛泽东等电告他们就红军参战问题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如下要求： （1）整个抗战是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应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2）“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3）依现时的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平绥路西进及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4）“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这四条补充了8月1日提出的红军作战原则，其中发动群众开展“武装自卫战”的思想对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形成后来的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内容。 8月10日，毛泽东又给驻晋的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打电报，叮嘱说：我们在同太原方面的联络中，要如实地讲，红军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宜在总的战略部署下实现独立自主的指挥。 周恩来等依据上述原则，进行谈判，最后蒋介石、何应钦同意：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 至此，毛泽东初步确定的游击战方针得到了国民党统帅的首肯，取得了指挥八路军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权力。 为了统一红军将领的认识，8月8日，张闻天致电在云阳的彭德怀和任弼时，告诉拟在红军出发前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冯家村。 洛川，当时是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管辖区交接的地方，北距延安城90公里，南距国民党辖区10多公里。选择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主要是便利正在改编的红军将领参加会议。 2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洛川举行，主要是讨论和制定中共在抗战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 在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明确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 （1）创建抗日根据地；（2）牵制与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 为了完成红军的基本任务，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只能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 毛泽东还以他特有的语言风趣地说：“我们就是要插杨柳，让老母鸡下蛋。立足自己，吃饱了饭再说。” 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包含了下列三个要素： 一是“独立自主”。这个独立自主就是在统一战线和总的战略方针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 毛泽东紧紧抓住“独立自主”问题不放松，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的。国共两党是在民族敌人入侵的形势下团结合作结成统一战线的，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是小党，国民党是大党，而且是拥有大量军队的执政党。两党在抗日立场上是朋友，但在阶级关系上仍是敌人。蒋介石念念不忘削弱和消灭共产党，他把孙中山当年的“容共”政策变成了“溶共”，图谋通过统一战线“溶化”共产党。从国共协商合作开始，在谈判中，他一会儿把谈判搞成“收编”，一会儿又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其目的是从组织上把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内。后又主张把改编后的红军归行营直接领导，请朱德、毛泽东出洋。他不愿制定国共合作的共同的政治纲领，也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说明国民党无意从根本上改善国共关系，而是希望通过统一战线来限制、削弱、溶化共产党。况且，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共突遭惨祸，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深刻教训是毛泽东忘记不了的，在统一战线中“防人之心不可无”。因此，毛泽东认为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是至关重要的，共产党必须坚持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权，能够独立自主地调动、指挥自己的军队；八路军在开赴前线时，必须根据战局发展，选择有利时机分批开进；八路军开赴前线后，要有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的自由，有组织自己军队，根据敌情，灵活机动地执行战略方针的自由。这样保持了共产党一定限度的权利，更有利于合作，有利于巩固统一战线，支持长期的抗战。 二是“山地”。毛泽东讲的这个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造根据地，依托山区开展游击战，然后再视情况向平原发展。 为什么要选择山区呢？原因是，山区地形复杂，具有自然屏障作用，有利于八路军的隐蔽与机动，却不利于日军机械化优势的发挥。在这里创造根据地，容易立足；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容易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陈毅很认同毛泽东的看法，曾作过一首气势磅礴的《过太行山书怀》，称赞太行山的山川形势的重要！ 山西在怀抱，河北置左肩。 山东收眼底，河南示鼻端。 长城大漠作后殿，提携捧负依陕甘。 更有人和胜天时，地利攻守相攸关。 创业不拔赖基地，我过太行梦魂安。 三是“游击战”。游击战是指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走，打不赢就跑。 游击战可以说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毛泽东、朱德都是游击战的专家。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余部上了井冈山。在方圆500里的井冈山，他学山大王朱聋子在崇山峻岭间跟敌人打圈子，牵着敌人鼻子翻山越岭，哪座山高翻那座山，哪条道险就走那条道，直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晕头转向，红军再寻找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靠着这个战术，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重兵围剿，红军不但未被消灭，反而不断壮大。现在八路军面临着红军初建时同样的问题：人少，武器差；而它所面对的敌人更强大，是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因而更不能与敌硬碰、拼消耗，只能利用自己的特长，利用有利地形同敌人周旋，同时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辟敌后根据地，在敌后“大闹天宫”，拔敌人的据点，切断敌人的运输线，使敌陷入灭顶之灾。 对此，毛泽东满怀信心。八路军除留下一部分保卫边区外，其他的三万多经过长征考验的红军骨干全飞到了敌后，去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用滚雪球的方法，发展抗日力量，他要把日本侵略者这头野牛，置于人民战争的火海中，把它活活烧死！ 八路军的拿手好戏 在洛川会议上，大家对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坚持在山地开展游击战，坚持红军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组织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等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对红军的作战方针认识不一致。 毛泽东的立意很清楚，红军的作战主要是游击战，虽然也提到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但主要是前者。无论是插杨柳，还是老母鸡下蛋，吃饱了饭再说，意思都是先发展了力量，才有打日军的本钱。毛泽东想得很深很远。 张闻天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不能单拼消耗，主要的是发动群众。 军事上是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中心摆在支持华北的持久战，重点争取太行山及其以东地区。作战方面主要是游击战争，总的是赚钱则干，不赚钱不干，是保存我们的力量，尽量扩大我们力量。 但当时许多人想痛痛快快上前线，轰轰烈烈打几仗，总觉得打游击战不过瘾，不像民族英雄的样子。许多人提出要打运动战，或运动游击战，或游击运动战。 任弼时主张“不失时机地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所以红军的行动方针还是“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周恩来根据他对形势的分析，认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主张“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 刘伯承也认为作战方针应是“运动游击战”。 彭德怀的看法是，“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 至于毛泽东器重的爱将林彪，据聂荣臻回忆分析，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经验上，觉得内战时期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太低。 由于战事紧张，山西形势危急，军队急于出发，来不及对作战方针进行充分的讨论，在概念上作明确界定，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就交给实践来验证和完善。 9月中旬，日军兵分两路向山西省会太原推进：一路由大同进攻雁门北关，一路由蔚县、广灵西扑平型关。后一路前锋已进逼灵丘。负责指挥第二战区的阎锡山，手忙脚乱，拟集中兵力与日寇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举行会战，命八路军一二零师进至雁门关以西的神池地区，侧击由大同南犯之敌，命一一五师急进平型关，配合友军，侧击进犯平型关之敌。 形势危急，八路军不等改编就绪，即开始出动，3万英勇健儿迅速离开陕北，宛如铁血尖刀，先后出鞘，插向敌阵，准备为民族斩魔除妖。 平型关是河北与山西交界的险关，是内长城南端的要隘。从平型关以东的山口到灵丘县东的河南镇是一条西南、东北向的狭窄谷道，中间是通往平型关的必经之路。此地地势险要，崖高数丈，陡峭如削，崖顶平缓，杂草丛生，是个伏击歼敌的理想场所。一一五师首长想利用此地阻击敌人。 师长林彪到前线后，向中央报告当前一一五师的行动计划，拟以第三四三旅集中在平型关作战，准备相机袭击敌之左侧后。 在延安的毛泽东获悉此情况，非常着急，16日，他致电林彪说：“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要动摇此方针。” 此前，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求他在山西、河北、南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 17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林彪等人，强调：“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20日左右，林彪又提出一个设想，主张暂时集中一一五师全部，利用山西有利地形，消灭前进中的日军一部，打一个胜仗，以提高共产党和红军的威信，鼓舞全国人民抗战信心。在前线的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等人也都有类似想法。 对此，毛泽东也是认可的。在9月份的一份电报中指出：“利用红军新到，壮其气，而相机改变其做法，是一极好时机。” 随后，周恩来、彭德怀与阎锡山协调了八路军的行动方案：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侧击日军，配合友军作战；第一二零师在晋西北活动，待机侧击进攻雁门关之敌。 毛泽东表达了自己对阎锡山的沙河决战的看法，认为“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之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阎也许会被迫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 在这种情形下，“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惟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这是9月21日电文，说明毛泽东是一直不同意前线指挥员要集中力量打一运动战的思路的。 但是他也尊重前方将领的意见，在电文中，他表示，你们硬要集中兵力相机打一仗，当然可以，“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9月24日，毛泽东复电周、朱、彭、任，最后决定：“林师及王震部即均使用于作战”。前后方将领在关于集中八路军一部侧击进攻平型关日军，配合友军作战的部署上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 9月22日，在日军中素以凶狠著称的板垣第五师团第九、第二十一旅团从广灵、灵丘西进，向平型关一线扑来。 9月24日晚，一一五师主力冒着滂沱大雨向预定地域出发，设伏在平型关外两侧山地上，控制着由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公路。其余部队留作预备队，准备打击援兵。 天刚亮，号称“陆军之花”的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约4000余人，以100辆汽车为前导，200多辆大车与骡马炮队居中，少数骑兵殿后押阵，大摇大摆地由东向西开过来。 这股日军进入中国以后尚未遇到实质性的抵抗，自以为天下无敌，却不知此时两边山地上中国军队已磨刀霍霍了，日军仍趾高气扬地进入了伏击圈。 清晨7时许，林彪一声令下：打！ 顷刻间，机枪、步枪、山炮一齐怒吼，一股股愤怒的火焰，居高临下地向日军倾泻。 日军遭受这突如其来的猛袭，顿时一片慌乱，车撞着车，人挤着人，大批日兵纷纷倒毙。 但板垣师团毕竟是一支训练有素、很具战斗力的部队，很快组织起来反击。 英勇的八路军战士丝毫不给敌人机会，如猛虎下山，冲上公路，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只见枪托飞舞，马刀闪光，吼叫声、爆炸声，搅成一片。 战斗中，天空中忽然出现了日机。但由于八路军正与日军短兵相接，双方混战在一起，敌机不敢投弹，只能在空中盘旋几圈，“嗡嗡”地干叫几声后，便又飞了回去。 战斗至中午时分，被堵截在山谷中的1000多名日军全部被歼灭，击毁其全部辎重车辆。板垣组织的增援部队被独立团和骑兵营阻止在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 一一五师这支未被蒋介石百万大军剿灭的共产党精英部队，首战平型关，与日军开战，就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把日军写有“武运长久”的军旗踩在脚下。在华北国民党军一溃再溃的情形下，平型关大捷是引人注目的，祝捷电报、信函如雪片似地飞向延安和在华北的八路军总部。蒋介石、何应钦等大员发来了充满溢美之词的嘉奖电报。 但是，此次战役也并非完美无缺。在战役开始前，林彪原想利用险要地形，以很小的代价创惊世之举，虽然袭击成功，但由于八路军第一次与日寇交战，没有经验，不善于作疏散队形之作战，并沿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做法，想多活捉敌人，大家拢在一起叫“老乡，缴枪！”这话日军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用枪弹回击。日军骄横异常，战斗力强，打败负伤了还顽抗到底。因此在战斗中，八路军虽消灭了敌人1000余名，但自己的伤亡也很大，亦达1000余人。在总结报告中，林彪承认：“敌人确实是有战斗力的。” 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是革命的种子，如照此拼将下去，未等日军被消灭，自己不出8个月就会把老本拼光。而且平型关地区的作战，本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署的，但他的部将有的畏敌不前，有的想保存实力，以致许多被包围之敌突围而逃，令人扼腕。而且事后阎也未加任何处罚。 这些事实将八路军将领警醒，在实战中领会到毛泽东的良苦用心。 10月，当卫立煌走马上任部署忻口会战，准备将八路军一二九师置于正面打阵地战时，周恩来、彭德怀遂到前线指挥部见卫，表示：不赞成把所有的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更不同意把一二九师调到中路的正面打阵地战，而主张让他们迁回到日军后方，展其所长，寻找战机打击敌人。 平型关大捷对毛泽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八路军出师后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伏击战即取得成功，名震中外，提高了八路军威望，毛泽东很自豪，也很振奋，对抗战中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结合有了新的认识，以后在强调游击战的同时，对于集中兵力打一些运动战给予了重视。 9月27日，即平型关战役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周、朱、彭、任：“目前长城抗战是暂时的，阎锡山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二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但须计算这仅是战役的暂时的局面，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忻口战役期间，毛泽东从当时的形势出发，对八路军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作战就表现了积极的态度。 一一五师、一二零师、一二九师连战告捷，其中，尤以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夜袭代县阳明堡机场，悉数炸毁24架飞机而威名远扬。 根据华北抗战的经验，毛泽东修改了对八路军战略方针的提法。10月25日，他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 对运动战的适当重视，是党的领袖对抗日战略方针的一个重大发展，从而使我军的战略方针演变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基本框架。 12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 而且，毛泽东认为像平型关这样的歼灭战，在游击战争条件下是可行的，是属于游击战略的范畴的。这从1938年7月16日他在八路军留守兵团的一次讲话中得到反映。他说：“有人说这样游击无大名声，不如台儿庄那样有名。要知道打得好也有平型关那样的仗。” 总之，八路军游击战略方针的完善，平型关战役是个转折点。这个战略方针的完善和科学阐述，既有毛泽东的突出贡献，又包含着八路军前线指挥员的集体智慧。正是在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无往而不胜。 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 正当八路军各部遵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积极向山西四角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之时，钦差大臣王明从天而降，下车伊始，就与延安的方针大唱反调。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王明，率康生、陈云、曾山等人乘苏联军用飞机飞抵延安。在延安举行的欢迎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王明等人的到来“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甚至把王明等比喻为是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而王明一讲话，就说“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还说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 他的讲话，连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都认为：“可以被看作是对毛的党内政策以及全国政策的十分谨慎的批评。” 闻天（前排右四）等人在延安机场迎接王明等人从苏联回来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以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会上，王明更是摆出钦差大臣的架式，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横加指责。他批评洛川会议过于强调独立自主，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赞成毛泽东曾说的在南京国民党营垒中有左、中、右三派的提法；也不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不要空喊无产阶级领导，这样会吓走同盟军。 他批评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认为“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提出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家政权，统一的国防军，军队要“真正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 12月政治局会议后，王明应蒋介石之邀赴武汉与国民党谈判。23日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12月27日，王明撰写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突出地宣扬国民党同共产党一样也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说国民党中“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蒋介石等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 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进一步发挥了他在十二月会议上的主张，提出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各抗日军队，都要“确立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并强调军队应该“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他把原来的“五统一”发展到“七统一”。这说明在如何兼顾党的利益和统一战线的需要这个问题上，王明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这些主张是束缚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绳索。 到1938年8、9月间，日军会攻武汉，王明在他控制的《新华日报》上一连发表了近10篇社论，提出：“武汉的得失关系中国继续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前途非常重大；把武汉变成牢不可破的马德里！” 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1936年2月，西班牙共产党发起、建立的人民阵线在议会选举中获胜。8月，德、意法西斯进行武装干涉。在共产国际号召下，苏联、法国、加拿大等54个国家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组成35万人的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和人民阵线一起进行了著名的马德里保卫战。1939年3月，马德里虽失陷，却写下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篇章，为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明要把武汉变成“中国的马德里”，却无视中国尚未具备长期保卫武汉的条件，在强敌的进攻下，想作孤注一掷的侥幸的尝试，对于继续长期抗战是有害的。他抛开抗战所处的阶段和我军的实力，反对党把工作重心放在敌后农村，轻视游击战，竭力主张保卫武汉，是“城市中心论”思想在作怪。而且，最重要的是，王明忘记了一个事实，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当权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当权，蒋介石当家。如果真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会正如蒋介石之愿，把共产党溶化掉，把人民军队的老本都丢掉，当蒋介石抗战胜利后翻脸的时候，共产党就会陷入被动。一切听命于国民党，已有了陈独秀的教训。而1936年的西班牙则不一样，在西共掌权执政的情形下，号召“服从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当然是正确的。因此，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备马德里的条件。”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不能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为没有它打不败日本，共产党自身难以生存；但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也决不能丢掉了独立性，混同于国民党。否则，将合作变成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自己失去可能发展的机会。 为什么王明这位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一回国就与毛泽东闹别扭呢？ 如果我们把历史镜头作些回放，就会理解王明上述表现。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出生，安徽金家寨人。他于1925年入党，在中共领导层中无疑是个小字辈。当这年他被党组织送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他的人生出现重大转机。他对俄语和列宁主义两门课狠下功夫，效果不错，以后，这个年少聪颖的小伙子就凭着流畅的俄语，对列宁、斯大林教导的谙熟程度，得到共产国际代表、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器重，并结识了斯大林。在米夫的一手扶植下，1931年1月，在此前只做过中共上海沪东区宣传干事、中宣部秘书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连跳三级成为政治局常委，并成为中共的实际领导人。不知是“士为知己者死”，还是为了站稳脚跟，总之这个经米夫选种、育苗，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除了会背一些马列词句外别无所长的王明，心甘情愿地做了“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处处标榜自己“百分之百忠于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还有一个著名口号是：“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心中一点也没有中国。因为害怕白色恐怖，王明干脆人也离开中国，躲进了苏联那个“红色保险箱”，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莫斯科直接领受共产国际精神，对国内的共产党遥控指挥，发号施令。这种情况持续到红军长征开始后中共与莫斯科电讯联系中断。 在莫斯科，王明更是以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卫道者”面目出现，以他们的意旨为意旨。 中国发生“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作为一个中共领导人，王明无视日本要吞并全中国的事实，却跟在苏联报纸后面拾人牙慧，坚持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是进攻苏联的序幕，“是进行武装进攻苏联的直接步骤”。为此，他不提抗日救国，反而强调“拥护苏联”。他还反复强调“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的先决条件”，授人以柄。不仅如此，他看不到争取中间阶级阶层的必要性，把一切资本家、地主、官僚、军阀、高利贷者统统列为“应被打倒的敌人”。 对王明的极端“左”倾的关门主义，毛泽东作过讽刺： “革命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声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惟一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令人不解的是如此“左”倾的王明，为什么在离开祖国6年后回国，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极力主张与国民党亲善。他甚至把中共领导人付出很大心血从蒋介石那里争来的权利都放弃了。 要解开王明之所以右倾的谜团，对于一个一切都听“将令”的人，我们还得从苏联对外政策及共产国际主张的转变中找答案。 会上的报告随着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战争的危险也日益加剧，苏联为了避免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急需在东方寻找一个力量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入侵。当时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弱小，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只有蒋介石和国民党才能完成这一使命。因而，苏联不仅于1935年春同南京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于1937年8月21日同南京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军事上大力援助蒋介石，而且要中共联合蒋介石一起抗日，并以国民党为中心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蒋介石、国民党多加迁就和服从，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尽量避免发生摩擦。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太了解中国情况，认为中央领导大多产生于农村，工人成分很少，要中国红军一下子领会这个政策与自己过去的死敌携手抗日，恐怕有一定难度，因此“需要很了解国际形势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而王明在1935年就起草了《八一宣言》，同年11月7日，在《救国报》上发表《答反对反帝统一战线者》一文，最早明确提出“联蒋抗日”，并且向来忠于共产国际路线，惟斯大林意旨是听，是去“援助”中共中央的最佳人选。于是，王明就踌躇满志地回到国内，根据西班牙的模式，搬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 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收缴了王明的尚方宝剑 毛泽东对王明的讲话感到震惊。 还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就提醒全党：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但也必须警惕出现右倾投降主义。 在1937年5月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本质缺乏认识，在酝酿合作的过程中上了国民党的当。如闽粤边游击队负责人何鸣率部接受国民党的改编，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近千名游击队指战员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毛泽东点名批评这种右倾投降主义的行为，将此类现象称为“何鸣危险”，提请全党特别注意。 对统一战线工作有着丰富经验的毛泽东，特别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洛川会议上，他说，做统一战线工作，就像到大海里去游泳，既要放开胆量，又要使自己不被淹死。共产党员做统一战线工作，就要像“制钱”那样，内方外圆，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由原则性决定的适应各种条件的灵活性。全党务必保持在统一战线中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相对独立性。 到11月，上海、太原相继失陷，大片国土沦丧，全国抗战形势严峻。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及时提出要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同时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争取由片面抗战转到全面抗战，搞清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问题，表现出了高度的阶级警觉性。 毛泽东话音刚落，刚回国10天的王明在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就把他那些防范国民党的策略主张都否定了。 更让毛泽东忧心忡忡的是延安共产党领导人的态度变化。 由于看风使舵的王明在1935年初以来，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跟着做了不少关于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工作，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问题，王明的一些文章还曾是中共中央研究参照的重要文件。这是王明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一段经历，也是毛泽东将他比喻为“神仙”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时，王明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现在延安，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招牌来传达指示，并引经据典，讲得颇具煽动性，而且其中的“抗日高于一切”的口号也不算错，如真能实现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对于此时弱小的共产党是一件好事。 如此，延安的多数领导人纷纷检讨过去不够策略的做法，甚至提出过去“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夸大了对右倾的危险”，认为王明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很好”。 张闻天甚至表态说：这些错误，我与毛泽东是要负责的。 王明带回的是莫斯科方面的意见，毛泽东自然不能明确抵制。对于统一战线，他表示“目前是和为贵”。但他从战争的持久性和保存军队的角度，强调了接受蒋介石统一指挥的相对性问题，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必要性问题。 后来，毛泽东说：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李维汉回忆录也作了证明：王明回国后“约半年时间内，毛泽东又处于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率中共代表团前往武汉，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对时局宣言，极力向蒋介石表示合作的诚意，却遭到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冷遇。 毛泽东曾形象地描述说，王明这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党的领导人渐渐地有些觉悟。 1938年的3月政治局会议后，作为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根据自己的主张给前线领导人发指示。 三四月间，毛泽东连续就战略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针对王明的“七统一”指出：“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之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括恶意在内”，因此，具体处置应依情况而定，但不能束缚自己的手脚。 因此，在王明回国后，右倾投降主义虽一定程度影响了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等，干扰了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影响了新四军的迅速发展壮大，但八路军敌后游击战在毛泽东正确指导下取得重大进展。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滚雪球般地扩大了，由出师时32万人发展到15万多人，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游击区域也扩大了。这说明毛泽东的方针是正确的。 但是，党的领导层出现了两个声音，引起了许多人的不安，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共的对敌斗争，毛泽东认为不能任由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但解铃还需系铃人，王明是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出现的，党内许多同志还迷信国际，要消除王明的不良影响，自己必须取得共产国际支持，至少使共产国际全面了解延安的政治路线、战略方针。 12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特意指示书记处将会议情况及决定事项及时报给共产国际书记处，表示对共产国际的尊重。 3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派遣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党内的情况和中国抗日斗争的形势。任到达莫斯科后，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斗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同时又做了详细而全面的口头汇报。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听了汇报后，肯定了中共抗战以来的策略和方针，并作了指示：“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不久，王稼祥要回国。季米特洛夫请王稼祥转告中共全体党员，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 而且还请他转告王明，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在王稼祥临走时，季米特洛夫特别嘱咐：“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 9月，回国的王稼祥如实地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这些精神。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临别赠言”收缴了王明的尚方宝剑，同时，人们从八路军、新四军的不同发展情况中逐渐认识到右倾投降主义只能帮别人的忙。因此，在9月至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的错误主张遭到了全面批判。 在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强调了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问题。他说：“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坚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否认这种事实是错误的。“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对策。 关于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就抗日战争的全体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但是，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际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自此，由王明回国带来的混乱局面结束，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开始全面指导华北、华中的人民抗日武装，在广阔的敌后战场大显神威。 毛泽东看中山西 就在王明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及政策表示异议时，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驻华武官、在美国驻华总领事馆海军武官处任参赞的埃文斯·卡尔逊，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4月底5月初去华北根据地和延安访问后，却极力推崇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和所奉行的政策。他在1940年出版的《中国的双星》一书中，大声呼吁：“如果中国要生存下去，似乎很有必要把已经证明了是如此有效的抵抗方式推广到该国的所有地方。” 在抗战的初期，在延安的毛泽东虽无力在中国的所有地方推行游击战争，但他一直在努力拓展游击战的空间。 起初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山地，首先是山西。 山西听起来像“山稀”，其实，山西的山不仅不“稀”，而且是山多。山西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山，南有王屋山，北有管涔山，东北有五台山、恒山，西南有太岳山。这些山座座重峦叠嶂，闻名遐迩。山西是华北的高原，居高临下俯瞰着一望无际的冀鲁平原。 毛泽东看中山西，一来山西是陕北的屏障，二是八路军要在强大的日军进攻下站稳脚跟，打开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必须要利用山西有利的地势，开展山地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创造一个前进的战略阵地，然后以此为依托，逐步向东向北发展。 八路军出动时，延安的党中央建议八路军全部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处。这种部署是在对日军主攻方向还不太清楚的情况下做出的。到9月中旬，日军进攻山西和华北的战略态势日渐明朗。日军由平绥、同蒲、平汉三路进攻，实行战略大迂回，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的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这也将使进入这个地区的八路军处于初动状态。 为在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侧翼，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支持华北抗战，毛泽东及时变更部署，指示八路军总部将三个师集中部署于恒山地区的计划，改变为分散配置：第一二零师转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方；第一二九师于适当时机进入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第一一五师则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山脉中。 这一部署的用意就是以八路军在山西四角展开，防止处于敌之战略进攻与包围中，向着敌占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取四面包围的态势。当日军进攻时，可以配合友军作战，从侧后牵制、打击敌人；而当国民党向南撤退时，又能依托有利地形，进行山地游击战争，坚持华北的长期抗战。毛泽东就像一个高明的棋手，眼观六路之后，从全盘的形势出发，果断地把棋子下到最重要最稳妥的位置，形成最佳布局。 八路军总部依据延安的意图，迅速实行大规模的战略展开。毛泽东指示八路军一方面要在敌之侧翼和后方积极打击与钳制日军，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和太原；一方面注意布置游击战争。 10月底，正太路要隘娘子关失守。山西抗战形势急转直下，忻口、太原相继失守。华北战场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 在太原失陷后，共产党响亮地提出：“八路军与华北共存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明确了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在山西四角散开，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 五台山分兵，是第一一五师战略展开的第一步。 10月下旬，林彪率第一一五师主力支援娘子关，后转向吕梁山，开辟了晋西南的战略支点。 聂荣臻率领剩下的仅3000人在晋东北树起了抗日的大旗，创建晋察冀根据地。 聂荣臻实际上是站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此说，是因为晋察冀位于平汉、平绥、正太和同蒲四条铁路之间，周围又有北平、天津、张家口、石家庄、太原等日军重要的屯兵据点。但聂荣臻一点也不紧张。他的“不二法门”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有了群众，就什么都不怕，一切都好办。他要求部队“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房山、宛平、涞水、涞源交界处的“野三坡”长期以来几乎与世隔绝，当年燕王扫北都没有到过这个地方，但八路军深入进去，把群众发动起来。 在晋察冀边区，军队与群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聂荣臻给部队起了个名字，叫做子弟兵。“子弟兵”三个字看似平常，却道出了军队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使人民群众真切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自己的队伍。 正是依靠这种良好的关系，一一五师不仅在晋察冀山区站稳了脚跟，而且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不断发展壮大，把根据地向平原地区扩展。“人民子弟兵”这一名字也传承下来，成为人民军队的代称。 毛泽东非常满意聂荣臻的做法。1938年3月，他在陕北公学演讲，称赞晋察冀的巨大成就： “如李白所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岂只大块地方可以做文章呢？……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现在五台山造成一个抗日根据地，在平汉、平绥之间大唱其戏。……我们要在各地建立五台山、人山，各种根据地。” 晋察冀根据地的新局面吸引了全国各地尤其是平津地区优秀分子的涌入，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友人。美国的卡尔逊，曾两次经由八路军总部来这里，他后来写道： “晋察冀在建立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秩序以增进人民的福利，增强他们抵御侵略的力量方面的发展是很杰出的。这个被隔离的区域已经成为新中国的试管……” 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柯棣华大夫都慕名来到了这块土地，并在此地以身殉职。 当然，游击战，“游”的目的是为了“击”。深入华北敌后的八路军运用“典型的游击战术”狠狠地打击敌人。仅1938年2月至3月，战斗在太行山的一二九师就三战三捷。 2月21日，一二九师在井陉西南的长生口与敌激战5个小时，炸毁敌汽车5辆，击毙日军百余人。 3月中旬，刘伯承在东阳关至潞城一线寻机歼敌，于潞城东北10公里的神头岭三面伏兵“吸打敌援”，调动潞城敌第十六师团、第一零八师的辎重部队林清队和屉尾队进入伏击圈，歼敌1500余人。 3月31日，徐向前指挥一二九师在黎城至涉县的公路上一个叫响堂铺地方，火葬日军汽车辆，消灭护车队的鬼子130余名。 40年后，徐向前回忆起这次战斗仍豪情万丈： 巍巍太行起狼烟，黎涉路隘隐弓弦。 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豕突敌胆寒。 扑灭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 由于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高度的灵活性、机动性，坚决果断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大规模破坏敌人的交通供给线，瓦解敌人的军心，分散和牵制了敌人的兵力，同时分兵发动群众，破坏敌人政权，广泛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民族解放战场，有力地配合了全局的抗日战争，初步显示了游击战的威力和作用；尤其是在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丧军失地的情况下，它已经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速决战”灭亡中国的主要障碍和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希望。 毛泽东曾把整个敌后地区分成三类： 第一种是被八路军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第二种是被日军和伪军占领和控制的敌占区；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游击区。 我军的责任就是极力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壮大人民力量，极力缩小敌占区，削弱敌人，以实现敌我力量的变化，奠定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请进“敲门者” 1938年春，毛泽东又在筹划八路军新的战略行动方向。此时华北的大部分城镇和交通线已落入日军之手，但敌人由于战线拉长，兵力更分散，敌后空隙加大，河北、山东部分平原地区，共产党员拿起三支破盒子枪就能占领一个县。据此，毛泽东看到了游击战向平原发展的机会。 1938年初，毛泽东指示晋察冀军委，要设法在平汉路和津浦路之间的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扩大民族解放的战场。 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一二九师的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等指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泛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这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对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给予了突出的强调。 随后，毛泽东致电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项英，要求他克服困难，在广阔的华中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游击根据地，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在毛泽东等多次催促下，5月中旬，新四军第一支队进入苏南；7月，第二支队进入苏皖边地区，开始进入创立游击根据地的新时期，在北起陇海铁路，南跨长江，西迄汉水，东至海滨的广大华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5月下旬，前线的指挥员徐向前在关于开展河北游击战争的文章中初步解决了如何进行平原游击战争的问题。他说：如果单从战术眼光看，游击队在平原自然较在山区活动困难，但我们不能由此就怀疑在平原发展游击战的可能性。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二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这是最重要的。徐向前提出了在平原创造“人山”的思想：“假如我们能在平原地区，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几个月后，他去了山东平原实践他的“人山”思想。 这些说明抗日游击战争已从山地走向平原，由山西推向整个华北，以至全国。于是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毛泽东既认真探讨中国近现代历史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无字天书”，又注重学习中外军事理论。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从1938年初开始，毛泽东广泛收集有关军事方面的理论著作，研究军事理论。当时，延安这类书很少。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有《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书，视之为“宝贝疙瘩”。贺子珍到萧劲光家串门，偶尔发现了那两本书，回去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第二天一早就来借。萧劲光非常不舍，但也知道毛泽东借书会派上更重要的用场，只好借给了他。几十年后，萧劲光对毛泽东只借不还仍“耿耿于怀”。 为集思广益，毛泽东还邀请当时在延安的对军事理论有所研究的萧劲光、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等到自己的窑洞里座谈，请他们谈对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认识。游击战争必须要有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的观点，就是毛泽东根据萧劲光的谈话意见总结归纳而成。<dfn></dfn> 此外毛泽东还精心研究19世纪普鲁士著名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据他的读书日记记载，是1938年3月15开始读第一篇的。他不仅自己读，还组织其他同志读，在自己住处凤凰山组织了一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每周学一个晚上。参加研究会的有萧劲光、罗瑞卿、滕代远、黄文骅、叶子龙等人。 经过充分的调查、思考、研究，为说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地位，统一党的认识，1938年月，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李家窑院办公室，请进了“敲门”者，伏案写作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在这篇著作里，毛泽东首先把抗日游击战争放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科学地揭示出它和抗战全局的必然联系，高度评价它的重大战略作用。 毛泽东指出，一般说来，游击战对于正规战争起配合、辅助作用，只是战术问题，没有战略问题，但中国是一个处于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中国抗日游击战争上升到战略高度，是由于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和战争发生的时代所决定的： 其一，敌人是小国，占地又甚广，必然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下了许多空虚之地，这就规定了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 其二，由于中国处于进步时代，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军队和广大人民支持战争，抗日游击战争必然是大规模的而不是小规模的。因此，它就产生了战略的防御与战略的进攻问题。 其三，敌强我弱，规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这就要求游击战争与根据地紧密结合，以游击战争开创根据地，以抗日根据地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其四，游击战不能最后解决战争的命运，它必须向运动战发展，游击队要逐渐地变成正规部队，最后通过正规战彻底打败敌人，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些表明了抗日游击战争不只是战术问题，而是战略问题，丝毫不能轻视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作用。 在文中，毛泽东还根据游击战争的特点，提出了6个具体的战略问题： 第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争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二，和正规战相配合；第三，建立根据地；第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第五，向运动战发展；第六，正确的指挥关系。 毛泽东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逐一阐述，指出：这是“达到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不久，毛泽东又发表了《论持久战》。 在这篇5万余字的军事名著中，还将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方针正式概括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至此，党的游击战略方针已全面走上成熟。它不仅武装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而且引起了国民党军队中一些有识之士的浓厚兴趣。 蒋委员长开设讲坛，叫共产党讲授游击战 毛泽东曾说，出个报纸，办个学校，都是组织和增大抗日力量的好办法，现在有觉悟的人还不够，共产党员不够，要燃起全国的烽火，光有全国人民做干柴还不够，还要有火与助火的风，而火与助火的风，都需要我们来制造。办报纸，总还不如人好，要把人散到各处才好。 所以办个学校是联络全国最要紧的东西，可以生新游击队，又教育人，而且会扩大。 为了制造这抗日的火与助火的风，中共中央在延安办起了抗日军政大学。在1938年至1939年间，毛泽东一共在抗大作过25次讲演，由此可见他对抗大的重视。 八路军各部也在各根据地办起了游击训练班，轮训干部。 如刘伯承从1937年11月下旬开始，在海拔2000米的“太行屋脊”辽县开办游击训练班，把学员按部队和地方分成两大部分，各有侧重授课。 部队干部侧重学习如何分散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做群众工作和协助地方政权工作；地方干部则着重学习如何组织自卫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配合正规军、游击队打击日寇，还有组织支前工作等等。 在第一期游击训练班的开学曲礼上，刘伯承师长亲自作动员报告，宣传党的游击战争思想。 他针对部队指战员的思想情况，以生动而有说服力的事例说明了游击战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他说：“毛泽东主席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在华北，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对这句话，我们的一些同志还不怎么理解。他们只想在一处打仗，而不愿意跑路。有人说： ‘游击战，脚板走出油，运动战，小米大米啖。’还有人说：‘天天讲打鬼子，为什么打了一下就把队伍拉走了？’上面这些说法是不对的。我从敌方那里介绍两个故事给你们听。日军有个叫伊藤的少将说：八路军‘行踪飘忽，出没无常，我前进则彼逃散，我停止则彼出现’，‘在广大之中国，到处流窜，不能使其作城下之盟’。大家就此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不‘出没无常’，‘到处流窜’，舍不得花力气跑路，而跟鬼子去订‘城下之盟’，那又将是怎样一种结局？ “另一个故事是：我们在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一封日军士兵的家信。他在信上画了一个圆圈，又画了一个小人站在圆圈的中央。小人代表他自己，而圆圈则代表游击战争。他很想回家，但已被八路军的游击战争所包围，走不回去，只好在圆圈中煎熬……” 在刘伯承上的第一课，谈笑风生中学员们领会了游击战争的妙处。 高明的军事家最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刘伯承结合一二九师奇袭阳明堡机场、七亘村伏击战等实战经验和教训，总结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和方法，编成训练班的教材，把打游击战的“妙方”传授给学员。 训练班边办边总结，越办越成熟。每期集训时间多则一月，少则半月。 通过集训，许多不愿打游击战的学员成了打游击战的请战者。 学完一批，派下去一批；再集训一批，再派下去……太行屋脊成了游击骨干的集散地。 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撒种子”、“滚雪球”。通过这个公式，游击战的种子撒遍了整个太行山、整个华北，而共产党的游击队则像一个不断滚动的雪球，越滚越大！ 不仅如此，共产党还要把这种做法扩大到抗日的同盟者国民党中去。 作为抗日正面战场的主力军国民党军队，其首脑人物受共产党影响对游击战也有点认识。 37年11月，蒋介石说：“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者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各地疲于奔命也。” 但是，此时蒋介石对游击战的认识谈不上深刻，正规战对国民党军队来说更得心应手，而且各战区也缺乏游击干部发动游击战。等到武汉失陷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他们发现中共在敌后猛力开展游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气焰嚣张的日军，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根据地，开创了一片抗日的新天地，才开始对游击战刮目相看。 1938年11月下旬，蒋介石在湖南南岳衡山召开军事会议，检讨第一期抗战的经验，提出第二期抗战必须是“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决定仿效中共的做法，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他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干部到南岳帮助办班。 中共早就有国共合作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想法，希望通过办训练班宣传游击战略方针，扩大中共的影响。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夕，朱德飞抵武汉面见蒋介石，正式提出国共合作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11月8日，周恩来等到南岳见蒋介石，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现在，蒋介石允诺，并邀请中共派干部去讲授游击战，毛泽东马上同意，说：“蒋委员长给我们一个讲坛，这是好事嘛。”经与中央负责同志商量，确定由叶剑英带一批得力干部去南岳。 1939年2月15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正式开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汤恩伯为游干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后又改由蒋介石兼任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 游击干训班每期3个月，第一期的学员是来自全国各战区、各部队送来的军校毕业军官，人数达1046人。 这个训练班是中共“参加训练中央军干部的创例”。中共派到南岳去的教官是：周恩来任该班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负责全盘工作，并讲授《游击原理》；薛子正讲《游击战略》；边章五和李崇负讲《游击战术》；李涛和吴奚如讲授《游击政工》等。加上工作人员和武装警卫，去南岳的共30多人。 国民党请中共人士去作教师爷，却又怕学员受其思想影响对其活动有诸多限制。如游干班严格限制学员与中共人员接触的机会，连学员找中共教员都受到限制，学员的讨论会也不让中共教官参加。 国民党有限制，但中共人员在叶剑英领导下也有对策。 首先，中共人员制订了《六大注意》：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树立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 其次是教官利用讲坛这个舞台，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及中共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思想为指导，讲好每一堂课。当时每次讲授都由教官备课，写好讲义，再集体讨论、研究。教学大纲、讲义，都由叶剑英先审改完稿，再讲授。有许多课经过试讲后才上课向学员讲授。 由于中共教官贯彻延安的军事思想，又有八路军开展游击战的丰富实践经验，现身说教，因此每堂课的讲授都让学员们大开眼界。特别是叶剑英讲课，讲得通俗生动，引人入胜，每次课堂内外挤满了人，连一些高级军官，甚至是南岳寺庙中的和尚也慕名前来听讲。他那精辟的见解，儒雅的风度，雄辩的口才，使不少听众为之倾倒。 这可以从被国民党战时新闻处查禁的一篇“新闻通讯”上了解到叶剑英讲课受欢迎的程度： “在课堂上，游击战争战略家叶剑英讲授的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最为学员所爱好。这一门课，在课程表上规定是12个小时，占军事学科1/7。每次上课两个小时中，总要发生学生提请延长时间的要求。每上一次课，都是肃穆的空气统治着课堂，游击战争的革命意义、游击队产生的客观条件、游击战的运用，每一个单字，都在每一个听众的脑子里爬过，也都在每一个听众的笔记簿上爬过，到下课的号声响了，听众还是不愿走。记满了硬铅笔写的字迹的笔记本，在他们都认为是太少了。再讲五分钟好不好？这问题常常发出来，这话语里充满了迫切的求知心与战斗的要求。” 叶剑英在第一期学员毕业之前组织指挥的一次大型军事演习，也备受赞扬。国民党军委军训部专员程兆熊在视察报告中写道：“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 国共合办游干班三期。在办完第三期后，由于国共关系逆转，中共人员于1940年3月全部撤出。国民党方面续办至第七期才结束。 中共帮助国民党办南岳游干班，宣传了党的游击战争战略方针，培训了抗战急需的游击干部，让学员增加了对中共的了解，前三期的学员分配到战斗岗位后，无疑对推动抗战，增进国共关系起了很好的作用。 不过，尽管在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军也曾努力按共产党教育的办法开展敌后游击战，但效果始终不及老师，未能青出于蓝。究其原因，恐怕是只学了游击战的战术，而偏离了人民战争这一根本所致。 游击战争的奇观 在抗日战争中，在黄土高原的毛泽东等俯瞰神州大地，很快从千里狼烟中找到了用武之地，把进军的利剑插向民族敌人的后方，形成了敌我力量犬牙交错的形势，共产党军队发挥其传统战术优势，迂回穿插，侧翼包抄，在游击战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迫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 在平原地区，虽然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自然条件不如山区，但八路军在平原与敌周旋，不断歼敌告捷。 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贺龙、关向应率领一二零师主力，自1939年1月进入冀中以来，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盘旋打圈子的作战方式，避敌锋芒，攻敌薄弱，积极主动地歼灭敌人。先后在曹家庄、大曹村、黑马张庄等战斗中，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歼灭敌人部分有生力量，取得了第三、四、五次反围攻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妄图在青纱帐起来之前消灭冀中我军的预谋。 日军大为恐慌，惊呼：“贺将军此来，对北支那之威胁更非昔比，尤其直接威胁平津，不容坐视，必须立即覆灭其势……” 1939年4月23日至26日，一二零师的七个团及冀中三分区的一个大队，又在贺龙指挥下以运动战形式，在河北省河间县齐会地区激战三昼夜，歼灭了华北日军精锐部队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吉田大队，开创了平原地区大量歼敌的光辉范例。 因参加过南京大屠杀有功，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吉田大队被歼，打击了日军的凶焰，日伪军闻风丧胆，大大提高了我军民坚持平原游击战的胜利信心。 山地游击战更是频频告捷。 1939年11月3日，一一五师在涞源的雁宿崖歼灭了从张家口前来扫荡的一路日军。 第二天，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在日本军界被捧为精通“山地战”的“名将之花”阿部规秀，披挂上阵，率1500余人，从张家口急驰涞源。聂荣臻指示杨成武设疑兵，诱敌东进，在黄土岭地区利用有利地形完成对敌包围，给敌以歼灭性打击，消灭日军900余人，击毙阿部规秀。当四面的敌人赶来解围，正对八路军形成大包围圈时，参战部队不再恋战，又很快跳到外线去了。 日军陆军省很震惊，还发表了关于阿部战死的“详报”。录之如下以便了解战况： “这个地形是华北很少见的山地，差不多是没有道路的。中将以下的将士们完全徒步，辛勤跋涉……七日向易县上庄子前进的时候，敌利用优势的地形，继续顽强的抵抗，中将果敢地到一线，观察地形敌情，飞来了敌人迫击炮弹，在距中将数步的地方爆炸，碎片打中中将的左腹及两腿等处，中了致命的伤，遂与世长辞了。” 击毙日军中将级高级指挥官，这在华北战场是第一次，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也是第一次。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哀叹：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躲在大后方的蒋介石闻之，也发来嘉奖电，称八路军取得击毙敌酋阿部之胜利，“足见我官兵杀敌英勇，殊堪奖慰”。 当然，在抗日战争中最让人振奋的战役当属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 1939年秋天起，日军乘国民党军向八路军进攻之际，大肆修路筑堡，封锁割裂抗日根据地。 深谙兵法的刘伯承称之为“囚笼”政策。敌人是企图“以铁路为柱，公路为网，据点为锁”，把华北抗日军民“囚禁”起来。正太、同蒲、平汉、津浦、平绥、北宁、胶济七条铁路干线，是敌人对根据地构筑“囚笼”的纵横支架，正太路正处在中心位置，被称为“钢铁动脉”。八路军总部副总司令彭德怀，决定从正太路入手，开展交通总破袭，把“钢铁动脉”变成一条熊熊燃烧的火龙，把敌人苦心经营的“囚笼”化成灰烬。 1940年8月20日晚8时，早已弯弓待发的八路军105个团几乎同时向正太、同蒲、平汉等交通线的指定地段出击，扑向敌人的据点、车站、桥梁、碉堡。顿时，整个华北大地响起了惊天动地的枪炮声、爆炸声、喊杀声……很快，一个个矿井被炸毁，一座座碉堡被夷为平地，一条完整的铁路变成了破烂不堪的荒地，鬼子被打得鬼哭狼嚎。 八路军发起的突袭，使华北日驻军一时间惊慌失措，陷于瘫痪。 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给彭德怀来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9月20日，八路军总部又发起第二次战役。这次是广泛突袭敌据点，被拔除的据点多达余个，一二九师攻克了榆社县城。根据地民众踊跃协助八路军作战，敌寇如野牛陷入火海，闻风丧胆。 而此时，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正对国民政府实施诱降的计划，陪都重庆迁都之说，妥协之议，如重庆的天气大雾弥天。八路军50万大军在华北前线英勇出击的消息，顿时使大后方的天空出现了亮色，气氛为之一振。重庆的《大公报》、《新蜀报》、《新民报》、《国民公报》等，竞相刊载百团大战的战绩，发表社论，赞扬八路军撑持的华北敌后的胜利。蒋介石忙发嘉奖电，何应钦应允发子弹。 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后主要是反“扫荡”。11月30日，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在关家坳对敌实行攻坚战、阵地战，激战两昼夜，将装备精良、骄横凶残的岗崎大队歼灭过半。虽我军亦遭受伤亡，但为游击战上升为攻坚战、正规战，作了一次实地练兵练勇。 百团大战连续作战3个半月，12月5日结束。总计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0人，伪军18400余人；拔除日伪据点2993个，缴获步马枪54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及其他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948里，公路3000里，桥梁、车站、隧道等260处；破坏煤矿5所。战绩辉煌，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 八路军亦付出了巨大牺牲，伤亡22000余人。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总方针。从5月开始，八路军、新四军在七大方针指引下，对日军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加紧对敌包围，同时开始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延安的中共领袖作出的游击战争战略决策，在抗战中收到了神奇的功效。抗战8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游击队，以最小的损失出色完成了自己在战略防御、相持和反攻各个阶段的任务，作战125万多次，毙、伤、俘、投诚和反正的日伪军共171万余人，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在歼敌的同时，自身的力量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壮大，到战争结束时，军队由战前的45万人，发展到120多万；民兵从无到有，发展到220余万；解放区面积由13万平方公里，发展到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2亿。 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运用游击战争这一法宝在伟大抗日战争中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消灭敌人，壮大自己。 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向着它所要包围的城市大大逼近了一步。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由于形势所迫，根据地远离大中城市；抗日根据地则来到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许多大中城市的周围。当蒋介石带领人马在西南避敌锐气时，毛泽东等把人马布置到了后来解放战争的前线，占尽了地利。这就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争思想享誉全世界。五六十年代，亚、非、拉各国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都把中国当作范例，许多国家派人到中国“取经”，学习游击战争经验，用于指导实践。西方一些国家也认为他们在印度、越南、在东方，甚至在亚洲和拉丁美洲遭受的失败，是因为不了解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他们认为越南、古巴的胜利，就是“毛泽东式”的胜利。为此，他们积极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一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说得很形象，他说：“图书馆的书架都被歌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本压弯了。”而在侵华战争中尝够了毛泽东的人民游击战争苦头的日本，战后在军校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课。 这些都是中国著名游击战争产生的余波。 毛泽东陕北读书 请看抗日时期到过延安的德国友人王安娜的描写： 李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1937年5月，他出版了《社会学大纲》，寄了一本给好朋友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全书854页，毛泽东自己说读过10遍，写了3500多字的批注。自己读了不够，他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 这种读书时尚对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对党的成长的作用是非同小可的。 毛泽东当时读过的一些哲学著作还有： 1936年10月，毛泽东给当时在西安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写信：“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仅仅是1937年写作《矛盾论》和《实践论》，毛泽东就引用过12本著作，开列如下： 《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艾思奇著）《哲学概况》（张如心著，1935年10月出版）《黑格尔哲学批判》（费尔巴哈等著，柳若冰译，1935年3月出版《历史唯物论》（布哈林著，刘伯英译，1930年8月出版）《朗格唯物论史》（李石岑、郭大力合译，1936年出版）《机械论批判》（故托里雅诺夫著，任白戈译，1932年出版）《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严群著，1933年出版）等等。 从亲历者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人们爱书的程度：“过封锁线时，同志们为了轻装，把许多日用品都扔掉了，夹被、背包里却背过来一本、两本马列主义的书籍。” 在延安出版条件差的情况下，毛泽东利用各种途径搜集马列著作及其他著作。 从近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看，从1936年8月至1941年，5年读书200多万字，并写出27000字的批注。 在1938年，毛泽东就满怀信心地预言：“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在延安城内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小城镇，到处都一样……特别引我注目的，是有许多书店。学生和红军战士们，正挤在柜台前购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普及版。国民党地区发行的杂志也可以看到，不过要晚一个月。” 列宁：（《哲学笔记》、《黑格尔〈哲学史〉第一卷〈伊利亚学派的哲学〉一书摘要》、《关于辩证法问题》、《共产主义》、《再论职工会，时局及托洛茨墓、布哈林之错误》、《做什么》、《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批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马克思：《费尔巴哈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章《辩证法·量与质》。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基础》。） 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读得最细。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先后在这本书的两个版本上用毛笔、红黑蓝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13万字的批注。书中还分别画了许多圈线。 在陕北，在延安，毛泽东读了哪些马列著作呢？ 在延安，虽然生活清贫，条件艰苦，但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学习、读书却成为一种时尚，蔚然成风。由此也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延安许多生活日用品缺乏，书店却不少。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毛泽东不仅自己发愤读书，还组织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读书，提倡党的干部都来读书。 毛泽东不仅读马列经典原著，而且广泛阅读中外学者的著作，还写下了大量的批注。 当时正在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亲眼目睹毛泽东的读书情况，在《西行漫记》中记下了这一幕： 苏联米丁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也作过几千字的批注。 正是基于对革命事业的巨大责任感和这种强烈的挑战意识，毛泽东到陕北后，就利用西北大联合后陕北局势相对平静的良好时机，阅读可以搜集到的马列原著和其他哲学著作，以极大的精力从事理论研究。 当初在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由于革命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而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学习和研究不够。这直接影响到共产党人从总体，从世界观的高度，更好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发生的许多失误与此有密切关系。因此，毛泽东自己努力学哲学外，还组织大家，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哲学。1938年9月，毛泽东倡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由理论家艾思奇、何思敬负责主持。领导人和哲学家一起研究讨论哲学问题。在新哲学会成立那天，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酒席请客，以示庆贺。 引言 1936年9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通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刘、彭，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张闻天领导成立了《资本论》小组，有王学文、王思华、何思敬等一批理论家参加。他们编写了《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研究政治经济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毛泽东曾自述10多岁才出山求学，读了几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几年资产阶级的书，到年才第一次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和红军将士又长期在山沟里打游击，接触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也不太多。因此，教条主义者进入中央苏区夺权时，就把一顶“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扣在毛泽东的头上；军事顾问李德也曾嘲笑毛泽东是“无知的乡巴佬”。甚至在遵义会议以后，对毛泽东不服气的教条主义者还在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如有的人说：“毛泽东是精通孔孟之道的人，有这方面的学问，也精通国情，善于在农村活动，所以，他只能用孔孟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国办事。”“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不够，不能成为党的领袖。” “不当鲁莽家，要做勇敢而明智的英雄” 毛泽东在陕北读书，当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深入地系统地思考中国革命问题，让他的同志们也掌握思想武器。 抗战初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郭化若曾回忆道：“有一次我去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天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 毛泽东发奋读书后产生的第一个哲学成果，就是《实践论》、《矛盾论》。 “两论”深刻地阐述了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特别出色地发挥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对立统一规律的思想，并提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要经过多次失败才能获得”，真理性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思想。 “两论”是两篇伟大的哲学著作，但它又不是纯粹的思辨哲学。在两篇著作中，毛泽东以中国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的历史经验为分析对象，从中分析哲学问题。他从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及各个阶段的革命的胜利与失败为例证，来研究事物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别性；强调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认识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原理以及关于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原理，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哲学论证。 “两论”对党内出现过的主观主义错误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毛泽东揭示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指出，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为了形象地说明，毛泽东用了比喻。他说： 历史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向前推进了，他们的认识仍停留在原阶段，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实践，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全都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至于“左”倾冒险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左”倾教条主义者则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绝对化、凝固化和公式化，把千差万别的事物看成毫无区别的绝对同一的东西，用一种固定不变的公式去解决矛盾和处理问题。这些错误倾向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毛泽东还指出“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割裂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右倾机会主义者只要联合不要斗争；“左”倾机会主义者只要斗争不要联合。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不是导致投降主义，就是关门主义。“两论”中，毛泽东正确地阐述了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并通过论述这些哲学范畴达到了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当时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提供了哲学依据。 毛泽东写作“两论”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为了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很好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中，批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同时教育全党掌握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学会在实践中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为此，毛泽东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把深奥的哲学理论跟人们关心的政治、社会、科学、生活联系起来，深入浅出地阐述，使人们容易理解。 1937年4月至抗战爆发的3个多月时间内，毛泽东花了100多个小时给抗大学员讲授《辩证唯物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其中的部分），他经常把枯燥难懂的理论讲得生动、有趣。一次，毛泽东给学员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他说：“唯物主义就是从实际出发，老老实实按实际情况办事。路是要走的，人要吃饭，炮子是可以打死人的，这是普通常识。 “可是‘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主观主义，他们就不懂得这些，好像路是不要人走就可以到的，人可以不吃饭，炮子不会打死人，搞盲目冒险。这不是革命，是葬送革命。我们有些同志，对情况不加分析研究，人家一鼓励就来劲，结果事与愿违，成了一个鲁莽家，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不要当乱撞乱碰的鲁莽家，而要作一个勇敢而明智的英雄。” 这启发了大家思考、讨论，从此，“不当鲁莽家，要做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成了学员们的座右铭。 又一次，毛泽东给抗大学员讲《矛盾论》。为了让大家了解“矛盾”这个词，毛泽东打了个比方：“矛盾就是‘打架’。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打架，你要战胜我，我要战胜你，互相斗争，这就是事物的矛盾。” 正讲着，瓦匠在房顶上开始修房，“叮叮当当”敲个不停。毛泽东望了一下，随即就说：“我们和瓦匠也在打架，我们上课需要安静的环境，他却在房顶上敲打，我们要上课，他要工作，这就发生了矛盾。” 毛泽东接着讲：“一个人脑子里有两种思想，也在经常打架……” 这样引伸开去，听课的学员即使文化水平不高，也能对这些哲学的基本问题豁然开朗，并联系实际，认识党的发展历史、经验教训，受到深刻的教育。 周恩来曾这样评价毛泽东：“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体化，实现在中国土壤上的时候，并不是定出办法来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抓主地去做”，而是“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候要经过等待的过程”，“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了力量”。 当广大的党员都掌握了真理时，那么这个党也就成熟了。此时的毛泽东就如西方神话中那个盗取圣火造福人类的宙斯，正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圣火，传播这团真理圣火。 毛泽东响亮地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全面抗战开始后，身受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中国能否胜利？能不能迅速取得胜利？如何才能胜利？战争的进程怎样？大家对这些问题感到茫然。并且，所有这些问题随着战争过程的每一次胜败、进退，不断萦绕在人们心中。特别是徐州会战以来，这些问题更显得突出和尖锐。 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路南北的广阔地域上，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即“徐州会战”。会战经过了津浦沿线的初期保卫战、台儿庄会战和徐州突围三个阶段。在会战伊始时，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到处鼓吹“亡国论”，宣扬民族失败主义，说什么“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有牺牲，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 但在会战第二阶段结束时，即1938年4月上旬，中国军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摧毁了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敌2万余人，这是国民党战场自抗战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蒋介石被这次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速胜的心理，以为只要打几个台儿庄式的胜仗，就能抵挡住日军，并无需动员广大人民进行持久战。他们宣称：台儿庄胜利后的徐州会战是“准决战”，“这一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利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似抗战的胜利指日可待。 然而，事实是残酷的。徐州会战一开始，国民党60万大军即陷入被动，分别被敌人阻拦、分割、包围，呈现败局，不得不向豫皖边突围。 5月19日，徐州沦陷。 随着“速胜论”化为泡影，“亡国论”再次抬头。炎黄子孙对抗日的前景感到迷茫。 在此前，毛泽东已写作了一系列研究中国革命战争，揭示革命战争规律的著作，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著名论断，并阐明了共产党对战争的态度：共产党人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支持和参加正义战争，并通过正义战争来消灭非正义战争。 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阐明了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中国共产党人在与敌人的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个观念：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才能建立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念；只有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才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一步一步地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延安的毛泽东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伏案9天，一气呵成指导抗战的著名的纲领性文献——《论持久战》。他揭示了抗日战争的规律，描绘了抗战全过程的完整蓝图，拨开了人们心中的迷雾，解答了人们的疑惑。 毛泽东认为，战争也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指导战争的人必须要研究战争的规律，尊重战争的客观规律，才能正确指导实践。毛泽东根据他对抗日战争规律的认识，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 为什么呢？ 毛泽东指出：因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 他分析道：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可能速胜，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亡国论者只看到不利于中国的一面，速胜论者则相反，所以两者都不正确。 毛泽东根据矛盾运动的规律，预见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日军凭借其军事优势大举进攻，占领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但由于兵力不足，中国的游击战争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此阶段时间相当长，遇到的困难最多，战争非常残酷，然而这是整个战争敌强我弱形势转换的枢纽。这个阶段的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并以运动战辅之。但游击战争能够胜利，人民将进行战略反攻，收复失地。 速胜论者不知道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起一定变化之前，就要进行战略决战是没有根据的。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如何来进行持久战，如何来取得战争的胜利呢？ 马克思主义告诉人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把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应用于革命战争，开了一个“药方”，就是“除尽量争取外援外，主要是动员全国人民，开展人民战争”。他响亮地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只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关于战争形势和前途的一系列科学分析，对于统一中国共产党乃至全国人民的战略思想，坚定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持久战》出版后，共产党以各种方式向人民宣传普及持久战思想。 时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拿到《论持久战》后，立即进行研读，撰写社论送党在武汉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发表，向大后方的人民阐释《论持久战》的思想，并在武汉多次向各界做关于《论持久战》的报告，听众场场爆满。 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时任中共驻长沙办事处主任，接到《论持久战》后，在长沙剧院给湖南人民作报告。大戏院里听众挤得水泄不通。 《论持久战》对国民党决策层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周恩来当时给国民党副参谋长白崇禧介绍了该书的基本思想，并送上了这本小册子。白阅读之后，深表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之道，复述于蒋介石。蒋介石也深表赞同。于是，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在征得周恩来同意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以此作为全国抗战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在国统区广泛地发行，国民党官兵从上至下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论持久战》在国际上的反响也十分强烈。 该书被翻译成外文出版后，世界人民争相购买，许多国际刊物予以转载、评论。《共产国际》曾发表论文评价说：“有史以来，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这些说明了《论持久战》这篇5万字的论文的强大说服力和影响力。《论持久战》成为军事名著。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揭示了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的关系。他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就是高明的导演，导演了抗日战争这场大剧，使整个战争按照他设计的程序，由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到战略反攻，最后取得了民族战争的胜利。 共产党人的“打神鞭”、“方天印”、“杏黄旗” 1939年夏，由于形势和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艺、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并全部开赴晋东南前线。 线7月9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桥儿沟为即将出征的师生们送行。毛泽东发表了即席讲话。 他谈笑风生，用中国古典小说《封神榜》里的一个故事作比喻说： 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送他杏黄旗、方天印、打神鞭等三样法宝，姜子牙用这三样法宝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今天，你们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线跟日本侵略者作战，我也赠你们三个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团结。 首先，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比作姜子牙的“打神鞭”。他说，汪精卫已叛变，统一战线中的张精卫、李精卫、赵精卫、钱精卫，也想做一出张松献地图。要去总是去，再三留不住，任他们走吧！但是，地主资产阶级不会全走，有的还要抗日，长期合作是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坚持统一战线。对同盟者，凡是可多留他一天，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 毛泽东拿起桌子上的茶壶说，团结也不是不要斗争，国民党拿棍子打我们，我们逼上梁山，就拿起茶壶反攻他一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圣人之言，那有不听之理。 统一战线是我们的法宝，掌握好这个法宝，就可以把日寇赶出中国。 接着，毛泽东讲了游击战争。 他指出，游击战争也是共产党18年来学得的法宝，为了得到这个法宝，我们不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但用口，而且要用物。没有武装的话，一切事都搞不好。你们出去，什么工作都好，不管三七二十一，要跟武装联系起来，才有出路。我们应该紧紧握住，决不放松。 毛泽东把游击战争比作姜子牙的“方天印”，认为有了这个法宝，一切妖魔鬼怪都能镇压下去。游击战配合正规战就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就可以出现。 最后，毛泽东讲了革命团结问题。 他说，革命的团结是非常要紧的，没有这个，统一战线就搞不好，游击战争就不能打。这也是我们共产党18年来很好的经验。 毛泽东指出，革命队伍的团结，也有团结与斗争的问题，但斗争不是动手动脚，而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他把革命团结比作姜子牙的“杏黄旗”，指出，我们的革命队伍里，要有这个旗。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就是因为有这个革命的中心团结，才能够对于任何困难都不怕。 “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团结”是毛泽东对三大法宝的最初表述，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水平。 1939年10月，党中央创立了一个专门的党报——《共产党人》。毛泽东在《发刊词》中完整地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出发，指出中国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包括其他各革命阶级参加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最接近的朋友。而最难处理的是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统一战线成为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 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携手北伐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由于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不能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了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结果使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所独得。 在1927年至1937年的土地革命阶段，中共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统一战线上又实行错误的“关门主义”政策，他们总要求革命力量“纯粹又纯粹”，革命道路“笔直又笔直”，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同盟者赶到敌人那边去，导致了同右倾投降主义相同的恶果。 毛泽东总结党运用统一战线法宝的历史经验教训，指出在统一战线中要注意的问题。首先要正确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明确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中国，民族压迫是最严重的，一定程度上，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但是由于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又容易动摇变节。对此，无产阶级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 其次，中国的买办性资产阶级营垒也不是铁板一块。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的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时，中国无产阶级有必要和可能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这样，无产阶级便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付最主要的敌人。 最后，毛泽东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在统一战线中，千万不能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使之变成自己的尾巴；也不能忽视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叛变革命的事实，必须同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不联合，党不能前进，力量不能扩大，革命不能发展；不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会瓦解，会在联合中失去地位，为他人做嫁衣裳，革命会失败。斗争才能团结，无原则妥协退让会断送统一战线。 共产党的第二个法宝是武装斗争。 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这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毛泽东非常赞同斯大林这一观点。 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野蛮的没有民主的半殖民地大国，武装斗争是最好的、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武装斗争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是18年来，共产党拿血换来的经验。同时，“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在中国，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这一思想起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欧洲各国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但是，即使是犯有冒险主义错误的李立三，也认识到中国与欧洲不同，指出：“柏林的暴动，可以——并且必然——使整个德国起来响应，巴黎的胜利便是整个法国胜利，但中国却没有任何的重要城市能有巴黎柏林这样的作用。” 在1928年秋，毛泽东在众多武装起义经验的基础上，在他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两篇论文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1929年3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湘鄂西前委的指示，谈到“今后的出路问题”时，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 193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工农武装割据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思想联系起来，提出以农村为中心，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把落后的农村变成先进的革命阵地，用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的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但是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实践经验，这一理论尚未成熟。 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完善和丰富了这一思想，反映在《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发表《战争和战略问题》，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列主义普遍的革命原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一概是对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执行这一原则时，要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革命道路。在资本主义各国，内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在时机成熟时进入起义和战争。 到起义和战争时，又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受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1938年10月，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从社会条件、地理条件、时代条件方面肯定回答了农村能够包围城市、战胜城市的问题，并且回答了如何包围、占领城市的问题。 他说：“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u>ｈttｐ://</u> 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了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样就使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更完善，更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 党的建设是第三大法宝。 毛泽东认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要建设这样的党，就必须使党员同志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深刻的认识，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有统一的理解。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的最有效手段。 毛泽东生动形象指出三者的关系：“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 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并指出，正确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理解了全部的中国革命。 在小说中，元始天尊送给姜子牙三件法宝，是洪荒远古时代的神话，反映了人民希冀借助神的力量来战胜人间的邪恶妖魔。毛泽东交给共产党人的三件法宝，则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其威力更是广大，依靠这三大法宝，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为新中国树起三根支柱 黄土高原的冬天特别地寒冷，北风肆虐，滚滚的延河水上覆盖着晶莹的厚厚的冰层。 1939年已迁居杨家岭的毛泽东似乎并不在意这严冬的冷酷，他很少在炕上批改文件、看书，而是没日没夜地在办公桌前思考、写作。困了就狠狠地吸上几口烟，累了在不大的窑洞里走几步，或要警卫员打一盆冷水，用湿毛巾擦一把脸，又回到办公桌前。常常是天亮了，警卫员端着洗脸水进来，煤油灯仍亮着，毛泽东伏在桌上挥笔疾书；送来的饭菜，毛泽东忘了吃，总是冷了热，热了又冷。这情景让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无奈之下，只好向组织反映了这个情况。 中央的负责同志为此专门召集有关人员和警卫员开会，告诉大家：“主席不休息不行，我们要对党和人民负责。你们必须让主席休息。” 这天晚上，见夜已深了，毛泽东仍在工作，第一位同志走进了主席的窑洞，劝道：“主席，您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党组织决定让你休息，请停笔吧！” 毛泽东微笑着说：“好，好，再有几个字，就写完这一段了。” 结果，第二个、第三个同志去劝都未奏效。后来，警卫员只好强行把油灯端走，硬逼着他上床睡觉。可是，等警卫员一转身，毛泽东又爬起来，重新开始他的工作。 这是毛泽东写作《新民主主义论》的情景，来源于当时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贺清华、王来英回忆编撰的《劝主席休息》的故事。 此时毛泽东如此拼命地思考，拼命地写作，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是有其原因的。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加强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却集中主力疯狂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据39年统计，当时日寇用于进攻敌后解放区的兵力达54万人，占其侵华兵力的64%；伪军145万人，几乎为伪军的全部。从1938年3月至1939年底，日军对陕甘宁边区河防阵地就发起了23次大小进攻，八路军与日军进行了大小78次战斗。1938年11月20—21日，日机接连轰炸首府延安，投下的炸弹达159枚。 为避免伤亡，不久，党中央机关迁至杨家岭，军委机关搬到王家坪。 延安与陕甘宁边区人民要经受的血与火的考验，不仅来自穷凶极恶的民族敌人的进攻，而且出自抗日同盟者的倒行逆施。 抗战期间，国民党蒋介石虽被迫停止内战，与共产党携手合唱反日曲，但其限制、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力量的企图从未停止。 蒋介石同王明的一次谈话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我的责任就是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这个意思是至死不变的。” 蒋也曾计划要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但是，高举着民族旗帜在敌后进行英勇战斗的游击战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却唤起了民众，力量滚雪球似地壮大，威信空前提高。这不能不让国民党集团恐慌。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又制定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此后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加紧制造事端。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更被他们视作眼中钉。在边区周围集结了重兵，进行包围、封锁、骚扰并相机进攻。 1939年初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接二连三挑起摩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其中国民党的绥德专员何绍南充当了急先锋。 绥德地区地处黄河之滨，东接山西，西连宁夏，北通内蒙，是陕甘宁边区通往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门户，还是延安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何绍南深明蒋介石意旨，到绥德后，表面上大唱团结合作的高调，背地里却大干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他编组保安队分驻各县，加强控制，还在各县组织暗杀队、石头队、棒子队，对留守部队大搞暗杀、破坏和特务活动。 1939年，何组织所谓“学联会”等，在绥德公开张贴反动标语，组织和煽动学生请愿，企图使八路军撤出绥德。 5月，他授意安定县县长指挥保安队，袭击八路军驻地杨家园子，打死打伤八路军官兵数十人。 9月，何绍南又面谕吴堡县县长黄若霖指挥暗杀队，杀害八路军一个副营长。 一次，何绍南因事路经延安。毛泽东获悉后，把他找来。当萧劲光引着何到毛泽东的住地见面时，毛泽东双手抱在胸前，怒容满面，往日的笑容不见了。他开门见山地说： “何绍南，今天我请你可没有什么好话讲给你听。你是一个破坏抗战，制造摩擦的专家！” 何绍南红着脸，悻悻地想狡辩，毛泽东声色俱厉地一一历数了何的罪状，驳得他哑口无言。 何绍南回去后仍不思悔改。几天后，他又伪造八路军臂章和一一五师通行证，冒充八路军贩卖大烟土，破坏八路军声誉。他还继续煽动地方保安队袭击八路军驻地。 在此情形下，边区政府决定驱逐何绍南等一批为非作歹的反共摩擦分子。毛泽东修改了萧劲光起草的致蒋介石等的电文，措辞强硬：“请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命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以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 蒋介石接此电报，反复掂量后，觉得此时还不能同共产党公开分裂，只好舍卒保车，把何绍南调走。 至此，坏事干尽的何绍南终于被赶出绥德。 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嫡系胡宗南部队向边区发起进攻，敌人占领了边区的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山西的阎锡山、朱怀冰也向八路军进攻，大规模地掀起反共高潮。 为了维护统一战线，中共中央采取了先礼后兵的方针，先从政治上揭露敌人，呼吁不要执迷不悟；同时也给以有节制的军事斗争，指出“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言让步”。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动员征兵以补充留守兵团和边区部队，严阵以待。 国民党不仅制造军事摩擦，而且在思想战线上对中共发起了进攻。他们开动了各种宣传机器，收买了一小撮反动政客、文人，大肆炮制和贩买各种反共“理论”，叫嚷“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主义之中”，“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宣扬“一次革命论”，要求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高喊“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些陈词滥调的反动宣传一时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引起一定反响，也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混乱。 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当时急需回答的问题。 中国该向何处去？毛泽东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已整整100年了，长夜漫漫，应尽快给苦难中的人民指明一条光明之路，让其看到新生的希望，国家的光明前途。这就是他不舍昼夜思考写作的缘由。 而此时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大风大浪，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有了充分的经验，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他已写作了一系列的论文。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都是对革命经验的总结。《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一词。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未来设计一幅蓝图已有了坚固的基石。而且此时，抗日根据地已遍布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根据地建设蒸蒸日上。这为他提供了一个从全局角度了解中国国情的机会，也为他进行理论概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经验。 经过认真的思索，站在黄土高原上的毛泽东高瞻远瞩，气势恢宏地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这个新中国就是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旧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旧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一开篇，在毛泽东的笔下，出现的是一个富有生机、红彤彤的中国的轮廓。 毛泽东设计新中国的蓝图时，非常周密，既把它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把握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是“太上皇”，中国经济、政治、文化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又把它放到世界的广阔背景中去考察，提出中国革命已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据此，毛泽东找到了当前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坐标，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此时的民主主义，既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即欧美式的资本主义，也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革命胜利后不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首先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毛泽东写道：“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的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们抛弃，变成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那么毛泽东设计的这个与众不同的新民主义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构思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 为什么无产阶级是领导者呢？ 因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尽此责任，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肩上”。 既然资产阶级不能领导民主革命，自然不能建立旧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 在半殖民地国家，由于生产力十分落后，虽然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但在一定历史时期还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虽“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形式”。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 把操纵国计民生的即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同时允许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实行“耕者有其田”。 总之，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换言之，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毛泽东为新中国树起了三根支柱，把一个全新的中国擎起来：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结尾，毛泽东满怀激情地高呼：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耕种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试验田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谬论，为中国人民勾勒出了未来社会的蓝图，为中国革命正确发展指明了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多年探索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但是，中国要建立的“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政权，是否科学，是否正确，是否是人民需要的拥护的，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事实上，毛泽东在设计中国未来的蓝图时，就开始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进行实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具体的政策。 1939年1月，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参议员由民选产生，既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也有商人和地主士绅。毛泽东到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祝辞，希望边区党组织和边区人民为加强边区的民主建设而努力。 不久，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在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即在政府组成人员中，共产党、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1/3。为了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认为，“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届一次会议的民主选举中，林伯渠、高自立分别当选为边区政府正副主席。 参议会不仅有选举权，而且当时规定，参议会有“监督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人员”，“批准关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各项计划”，“督促及检查边区各级政府执行参议会决议”等权利。这反映了抗日根据地的民主程度。 届参议会在延安举行。图为毛泽东参加这次会议在共产党的大力倡导下，边区普遍开展了民主运动。这首先表现在选举各级议员时一般的地方有80%～90%的选民参加。其中如：安塞蟠龙除看家、出外、有病的以外，差不多全数参加。 在极端紧张的战争环境下，在民主传统十分缺乏的中国广大农村，腿上沾着泥巴的普通农民，第一次有权选举“官”，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变化。 许多没有文化的农民，对选举很重视，很积极。不识字没法填写选票，就创造了“掷豆子”等方法进行选举。 在选举过程中，群众对选什么人非常关心，非常慎重。当“候选名单公布以后，每个乡村都热烈地参加讨论，有的批评某人对革命不积极，某人曾经反对过革命，某人曾经贪污过，某人曾经是流氓，某人曾吸食鸦片等等”。民主参政意识普遍得到提高。 由于民主政治的广泛实施，边区民众的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民众团体。 据统计，各业工人有95%加入了工会。农民全体加入农会。妇女70%加入了妇女救国会。青年绝大多数加入了青年救国会。商人也组织了商会。儿童组织了儿童团。 人民群众广泛参加各种民众团体，通过参加活动锻炼和学习，不仅民主意识大大增强，而且由于人的素质提高，大大提高了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 到延安访问的西方记者，看到抱着孩子的妇女居然和各县士绅、行政长官共议边区大事，惊讶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根据三三制原则，用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各级政权组织后，为保证政府的抗日、民主和廉洁，1943年5月，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要求区级以上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以下10条要求： 1.忠实施政纲领，贯彻法令、决议。 2.坚持民主集中制，严守政府纪律，服从整体利益。 3.调查研究，深入检查，总结经验。 4.积极负责，发扬创造精神。 5.公正廉洁，奉公守法。 6.互亲互助，正人正己，贯彻三三制精神。 7.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 8.爱护抗日军队，积极帮助军队。 9.提高政治警惕，严防敌探奸细。 10.努力学习。 这10条均有注释，说明具体内容和要求，对政务人员进行指导监督。如第五条的注释中规定：“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循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 关于经济，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策的决定》。决定提出了“三项基本原则”： （1）“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中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2）“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士绅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3）“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 这是我党前所未有的调整阶级关系的重大政策。毛泽东曾指出“这一决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并给予鼓励”。 文化方面，党努力构筑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框架，在文化建设方面一个重要举措是在军民中开展识字运动，提高军民的文化水平。 当时边区的文化很落后，许多农民目不识丁，革命队伍中也有相当多的人文化水平低，特别是战士、工勤人员绝大多数出身贫寒，从小未念过书，参加革命后也无暇学习，仍处于文盲状态。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大力提倡和普及文化学习，兴办各类文化学校，如民办学校夜校、半日校、冬学，还有众多的识字组，机关、部队和经济部门均配备专职文化教员，掀起业余学习文化的高潮。报刊、广播和各单位的黑板报，经常宣传报道学习文化的动态和经验。如中直机关《生活》报开辟专栏，总结工作人员文化学习的经验，介绍方法。延安办有一份《大众报》通俗易懂，专供初学识字的人学习。各文艺团体以及群众性的秧歌队，也把学习文化编排成节目演出，表彰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学习积极分子。有名的秧歌剧《夫妻识字》反映的就是延安农民文化学习的情况。各行各业制定工作计划、劳模条件、奖惩办法等，都必须包括文化学习的内容和要求。如中直机关制订的劳模评选标准和记分办法中，把“文化学习成绩突出者”列为条件之一，并规定可记15分。凡参加学习者，都必须制订出个人学习计划，如每天认几个字，全年会认、会写、会用多少字，列出具体指标，并由学习小组长定期检查。 广泛而持久的扫盲运动，对150万人口中有100多万文盲、2000个巫神的陕甘宁边区的影响是巨大的。 1944年7月，延安市开展的一项“十一运动”，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共产党延安设计的蓝图。这项运动的具体内容是： （一）每户有一年余粮；（二）每村有一架织布机；（三）每区有一处铁匠铺，每乡有一个铁匠炉；（四）每乡有一处民办学校或夜校；（五）每人识1000字；（六）每区有一处卫生合作社，每乡有一个医生，每村有一个卫生员；（七）每乡有一处义仓；（八）每乡有副货郎担；（九）每户有一牛、一猪；（十）每户种100棵树；（十一）每村有一眼水井，每户有一处厕所。 这是共产党人为改变贫困落后的陕北面貌而规划的经济文化建设近期目标，它描绘的是一幅欣欣向荣的图景。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又起了示范作用，带动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这样，全国各解放区都呈现了一种比较民主、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这一点连许多到过延安的外国人也感觉到了。 斯图尔特·施拉姆是研究毛泽东的美国学者，他在《毛泽东》一书中说： “抗日战争期间访问过延安或共产党游击区的美国新闻记者和其他旅行者，常感到在这里远比在国民党的中国要自在得多。他们被这里所见的正直、关心、进步，首先是被这里的高昂士气所吸引。” 美军观察组的成员谢伟思在参观延安后曾写道： “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 开明绅士成了边区政府副主席 在延安时期，许多人的一个深切感受是，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共产党、边区政府和党外人士、老百姓是一家人。这里介绍一下开明绅士李鼎铭的故事，我们从中就能窥其一二。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在延安隆重召开。 开幕式上，毛泽东发表了演说。他指出：“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要意义的。开参议会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因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就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 毛泽东批评了一部分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留着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 最后，他强调：“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人士合作的。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 台上毛泽东在慷慨激昂地演说，台下一位个子不高、脸颊消瘦但精神矍铄的老人在仔细地听，细细地品味着毛泽东话里的意思。 几天后，大会主席宣布他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在热烈的掌声中，他从容不迫地走上主席台，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他说： “今天选举我，我觉得很惭愧，但是即蒙选举，自当勉尽绵力。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无党无派中也有几等。一等是中立不移的，一等是倾右的，一等是倾左的。我本来是倾右，觉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对，转念又想，我们常笑人盲从，说社会主义不对，究竟从何说起呢？于是我找到了几种社会主义的书加以研究，才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在现在的世界上，无论何国，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 “中国今日强敌逼近，资源薄弱，要实行社会主义困难殊多。但是，当这生死存亡之时，必须努力进行，不过这种努力要有一个路线，我今天站在无党无派的地位，对共产党和其他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进一句忠言，那就是大家都要向一条大路前进！”“现在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就是团结二字，大家要真诚相见，惟有团结，才好办事；第二就是经济问题，所有抗战建国的工作，都离不开经济工作。”他提出“人人都应该毁家抒难，把中国救下来，再说别的事”。 这是对毛泽东演说的积极响应。 这位老人就是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 李鼎铭是陕北的名人。1903年，他曾在绥德大考中一举夺魁，被取为禀生案首。一生中他举办学校，修桥补路，筹建义仓，行医治病，造福桑梓。他曾被委任为神木县国民党县长，因不耻与国民党的腐败官场为伍，坚辞不就，继续行医济世，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李鼎铭看到共产党在外敌入侵情况下提出国内和平与一致对外的主张，认为这才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在民族危难的关头，他毅然与中共携手合作，共赴国难。 1941年8月，米脂县进行三级选举，他当选为县参议会议长。不久，又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参加了在延安举行的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第一次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 会后不久，经毛泽东提名，李鼎铭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李鼎铭是一位崇高的爱国者。在边区参议会上，他提出为救中国、克服经济困难，人人应该毁家抒难。他言出必行。1942年1月回到家乡，把家产全部交给当地政府。 在家乡绥德，他将自己在延安耳闻目睹的事实告诉大家。他说： “我在边区参议会上听到毛主席的演讲，知道了中国社会是两头尖当中大的梭形社会，任何一次革命事业，必须和人数最多的‘大肚’团结，中国共产党的三三制就是团结‘大肚’的政策。共产党人和其他人士开诚相见，不以为自己是主人，我们无党无派的人也不应采取旁观的态度。自此，我也不敢以‘外人’自居，而要站在‘主人’的地位了。” 李鼎铭以主人自居，也以主人的态度处事，操劳着边区政府的各项政务，尽心尽力，并注意维护其“主人”的地位。 一次，边区召开政务会议，讨论一个有关土地问题的政策。会议由李鼎铭副主席主持，但他一反常态一言不发。 会议将结束时，代表们征求意见。他仍说：“俺没意见。” 这引起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秘书长李维汉的注意。 一个晚上，李维汉登门拜访李鼎铭，见面即说：“鼎老，我这个秘书长不能当了，我要辞职。” “为什么？” “好多事情，你副主席不吭气，我这个秘书长怎么当？”李维汉态度诚恳地征求李鼎铭的意见。 看到李维汉态度诚恳，李鼎铭就说了心里话： “自从听了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受到感动和鼓舞，我才出来任职。可是你们党上决定了的事情，我不知道。开会事先不告诉我什么内容，只来个条子要我主持会议，这叫我怎么办？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上有党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当了，不如回家行医好！” 听了这番话后，李维汉才明白原来李老先生是因为事先没有同他商量开会的内容而怄气呢！ 李维汉接受了批评，并再次说明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宗旨，表示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改正。 矛盾解决了，李鼎铭又心情舒畅地工作了。 在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中，一些反共分子曾散布谣言，说“李副主席被撤职了”。 李老先生闻讯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严正声明，表示：我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仍然受到边区200万人民的重托，正在兴奋地继续工作着……我身为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合作两年，没有感觉到共产党的任何歧视和排斥。这足以证明共产党对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的。 李鼎铭的声明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反共分子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阴谋。 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一位英国记者带着疑问问李老先生是不是有职有权。李鼎铭作答。 事后这位记者对翻译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 让党外人士感觉像一家人，敢于坦诚直言的远不止边区一地。 1942年5月，新四军所在地盐埠地区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有的开明绅士直言：“傀儡参议会大可不必，干民主，我们要认真干。” 陈毅等领导人不仅不以此为忤，而且通过这些意见认真检查工作中的不足，总结经验教训。 在大会上陈毅曾自豪地说： “我们中国30年来能这样聚合党政军民一堂，来商量国家大事，来商量老百姓自己的事，而且可以直言无隐，可以面折庭争，既不阿谀权贵，又不压迫下层，恐怕只有今天抗日民主根据地才可以找得到。” 正因为如此，一些开明绅士都说：中国从来没有过像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这样受人民拥戴的党派和军队。 毛泽东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思路 在延安，共产党人不仅为未来中国设计了一幅美好的蓝图，而且找到了一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思路。 这得从黄炎培访问延安说起。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之邀，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由重庆飞赴延安访问。 中共中央领导人隆重地接待了他们，到机场欢迎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30来人，一一握手致意。 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 黄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 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堆听众之中有一个毛泽东。” 黄炎培盛赞毛泽东好记性。 第二天下午，他们一行6人，应约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毛泽东在大会堂后面的会客室接待客人。 会客室呈正方形，光线充足，中间是一张长桌，四周各式椅子约可容纳20人。四壁挂着几幅画。而当中有一幅画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画的，画着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壶边几只杯子。画上有黄炎培题的一首七绝： 宣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这画是1943年当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时，沈叔羊为他父亲“画以娱之”。在请黄炎培题词时，他想起传说长征中红军在茅台酒池里洗脚。针对这个谣传，题出这首七绝以讽喻。 料不到，这幅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客厅里。当黄炎培进会客室看到这幅画时，一股知遇之情暖流般地流遍全身。在三天会谈中，他完全敞开心扉，与毛泽东促膝长谈。 在交谈中，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这是黄炎培本人观察社会、观察历史的真知灼见，也包含着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期望。 日。这是毛泽东和秧歌队员的合影毛泽东想了想，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话给了黄炎培很大的启发，使他开阔了眼界，看到了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 他说： “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通过会谈，中共与黄炎培等达成了共识，即停止一党专制的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7月5日，黄炎培等离开延安返重庆。 在那个年代，国民党不让人了解延安真相，天天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把边区描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用来欺骗老百姓。而黄炎培这位著名的老教育家在延安之行后，开始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他到处作报告，讲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还在短时间内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以事实告诉大家，边区是多么自由、民主，多么温暖、光明，共产党的领袖和将领又是多么的温文尔雅。这无异于告诉人们，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未来中国的光明之路将由共产党指引。 当初，国际友人曾称聂荣臻建设的晋察冀根据地为新中国的试管，那么40年代的延安在共产党的经营下，已成为了新中国的试验田。 雷公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事情发生在1941年盛夏。 盛夏是陕北的多雨季节。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延安小礼堂举行各县县长联席会议。突然间，天空乌云密布，转瞬即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只见一道闪电穿进礼堂，紧接着一声巨响，一根木柱被劈断，柱旁坐着的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荣被击倒在地，当场身亡。 消息传出，街头巷尾、沟头塬上人们议论纷纷。有个农民气呼呼地说： “老天爷不开眼，雷劈了个县长，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诅咒毛泽东被雷劈死，这还了得？ 延安保卫部门得到报告，准备逮捕那个农民，被毛泽东知道后阻止。毛泽东认为，一个农民说出这样的话，肯定事出有因，它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着问题。 注重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对边区的情况是了解的： 边区地处黄土高原，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水土流失的面积达67%，且大多为荒山秃岭，土地贫瘠薄收，平均亩产粮食仅30斤左右；城镇只有少量简陋的作坊、店铺，1936年只有职工100人，工业年产值仅2500元。正因为如此，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既是为抗日找出路，也为解决军队供养问题，即进行了东征。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后，国民政府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每月拨军饷60万元给八路军，国内外有些捐款，如宋庆龄1938年曾汇款6万，香港汇款50万元。这些款项虽不多，但还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 但从1939年开始，日军向抗日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实行经济封锁。与之相配合，蒋介石在政治谈判和军事反共均未达到目的情况下，也动用经济手段，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妄图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困死在西北贫瘠之地。自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蒋介石耗费巨资，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河滨，修筑了绵亘数省的五道封锁线。据说第一道封锁线就筑有11000个碉堡，沿陕甘宁边区周围屯兵20余万人。到1941年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包围边区兵力已达40万人。与此同时，蒋介时还扣压了八路军的军饷。 在这种情况下，到1942年，八路军人数减少，根据地区域缩小，总人口减少，财政经济困难到了极点。边区干部和留守兵团官兵的生活异常艰苦：每人每天仅5分钱的菜金，每月只有1元钱的津贴，就是毛泽东每月也只5元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每月4元钱，而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月津贴是800元。 由于日军和蒋介石的封锁，边区的土特产不能大量出口，军工器材、医药用品也不能进入边区。朱德总司令描述八路军1941年的情形是： “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于是作战则专凭肉搏，负伤则听其自然。” 纸张也奇缺，抗大学员一张纸，往往要用4至6遍。纸张紧张的时候，连《解放日报》的印刷也成问题。 边区农民群众的具体情况怎样呢？毛泽东委托西北局派出调查组，1941年9月，李卓然率柯华、秦川、石峻、魏啸天、吴文遴等去了固临县。 两个月后，《固临调查》材料放在了毛泽东的案头上，反映的情况是脱产人员猛增，财政收入锐减，人民负担加重。映入毛泽东眼帘的是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 1937年，脱产人员14000人，征公粮14000石（每石150公斤），群众人均负担1升；1938年，脱产人员16000余人，征公粮15900石，人均负担12升；1939年，脱产人员49000余人，征公粮52000多石，人均负担4升多；1940年，脱产人员61000人，征公粮97000多石，人均7升多；1941年脱产人员达73000人，征公粮200000石，人均1斗5升，占群众年收获量的1276%。 这说明从1939年以来，群众的负担呈几何级数递增啊！况且这几年来边区的自然灾害一直未断： 保安发生雹灾，延安等地发生瘟疫，仅盘龙一区就有500多人丧生。 盐池、靖边飓风蔽日，数月不停，成千上万的房屋、牲畜以及几乎所有的庄稼毁于一旦。 看完材料，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在贫瘠的陕北，老百姓难得有一个好收成，却负担过重，难怪心里有气要骂人，这是共产党对不住边区人民啦！ 共产党是人民的主心骨、人民的救星，无权盘剥人民。那么如何减轻人民负担，又能渡过难关呢？ 共产党人的回答是：自己动手、自力更生。 早在1939年上半年，毛泽东就对他的同志们说： “我们到陕北是来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是靠我们自己的一双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我们用哪个办法呢？” 同志们回答：“我们赞成第三种办法。” 毛泽东笑了： “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的惟一出路。”“我们这里荒地很多，只要玉皇大帝降一点雨下来，就可以耕种，就可以生产，于是我们就半工半读。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人；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这就叫做工农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 “我们陕甘宁脱离生产的不过三五万人，将来动员起来，并且要扩大这生产运动，走在前头是飞机，落在后头是乌龟，我们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不能打败日本，我就不信。”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尖锐地指出： “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他用生动的语言作了动员，向人们提出了“开荒种地，渡过难关”的任务。 然而两年过去了，由于生产运动的规模不大，其收入只作为财政供给的补充，除规定生产自给少量的粮食外，主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以改善生活为原则，效果并不大。而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边区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物资极端匮乏，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财政支出扩大，人民负担不断加重。陕北的惊雷给共产党敲了警钟。 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痛感财政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积极筹谋对策，认为只有发展边区经济，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当前面临的巨大困难，避免公私交困，与民争食，达到改善民生，稳固后方，实现长期抗战的目的。因此，毛泽东再次向陕甘宁边区军民发出号召：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他指出：“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 陕甘宁边区政府拿出了一个年开荒60万亩的计划。报告送到毛泽东处，毛泽东大笔一挥，把60万亩改成100万亩。 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边区军民以生产自救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与朱德的一场特殊比赛 1941年，毛泽东根据边区实际致信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 分管边区中央局的任弼时，根据这一精神，主持作出了《关于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把广泛地开展边区经济建设当作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并要求各级党委把它当作当前最迫切的实际中心工作。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又指出：陕甘宁边区必须以发展经济为基础，从发展经济中解决财政问题，根本之计在生产。否则，“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从此，“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成为党的财经工作的总方针。 在40年代的延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单纯是一句鼓舞人心的口号，而是从党的领袖毛泽东到通讯员，从部队总司令朱德到普通战士都争先恐后身体力行的事。 朱德积极参加劳动是人人知道的。井冈山时期就流传着“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朱德身先士卒，为人表率。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组成了一个生产小组，首先在王家坪驻地开荒种了三亩菜。他常说的话是：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是革命的队伍，扛起枪来能打仗，拿起锄头能种田。我们要用自己的劳动成果解决吃穿问题，不能有依赖公家的思想，更不能靠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过日子。朱德是种菜能手，按蔬菜的不同生长期搭配，轮换种上了西红柿、洋白菜、菠菜、茄子、豆角、土豆、南瓜、苦瓜等，菜园里一年四季色彩纷呈，让人很是羡慕。 在杨家岭，毛泽东在自己住的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荒地。由于毛泽东种菜的天赋本来就不如朱德，加上又是个“夜猫子”，晚上工作，上午睡觉，当他早晨刚刚进入梦乡，朱德就已早起施肥了。头一年的收成，自然赶不上朱德，但他心里不服。 第二年，毛泽东请来杨家岭的老乡当顾问，一有空便到菜地施肥、浇水、除草，精心管理。 功夫不负有心人，毛泽东种的西红柿又密又大，而且还种出了他喜爱的红辣椒。他非常高兴，逢客人到，就拿出自己种的菜招待客人。 此外，毛泽东还与机关工作人员一起开荒种谷子，上缴公粮。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已年近花甲，但也不甘人后。为了开展好大生产运动，他不断找同志们谈话，广泛听取大家意见，研究制定各种鼓励发展生产的政策、计划，帮助群众解决各种困难。边区群众亲切地叫他“林老头”。 参加生产劳动，他也不甘落后。由于延安的党政机关、学校单位多，大家都搞生产，找块闲地还真不容易。林老就拄着拐杖，四处找地，一连几天，都没有找到。大家劝他：“您工作那么忙，年纪又大，近处又没合适的地，还是算了吧！只要我们每人多开一镢头荒，就够您那份了。” 可林老严肃地说：“我是边区政府主席，要求别人做的，我首先要做到。我不完成任务，怎么去要求别人呢？” 大家实在拗不过他，秘书小王出了个主意：“咱们在河滩上找块地种。” “河滩上种地，大水来了怎么办？”林老担心地问。 “咱们种糖萝卜，等大水下来时，糖萝卜已经收了。”小王胸有成竹地说。 于是林老带上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河滩上搬走石头，开出菜地，种上了糖萝卜，年年收成不错。 1943年底，他又制定了1944年的个人生产节约计划四条： （1）从农业生产上，完成细粮二石，交粮食局（用变工合作方法）。 （2）收集废纸交建设厅。 （3）自1944年1月1日起，戒绝吸外来纸烟。 （4）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毛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给。 林伯渠把生产节约计划在新年墙报上公布，同时还赋诗一首： 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 淡巴菰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赡。 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 发动男耕和女织，广开草菜增良田。 边区子弟多精壮，变工扎工唐将班。 彭德怀、李富春、陈云、萧劲光、罗瑞卿等领导人也都挥锨上阵。但对垦荒最有心得的是当时任西北财经委员会领导的贺龙。 人人都知道贺龙一把菜刀闹革命，屡建战功，是位赫赫有名的军事家，在华北抗日前线，把日军战斗力最强的“功勋联队”都打得鬼哭狼嚎。此时，他为当好党在西北的“总粮草官”，把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运用到农业生产中来。他说：要推陈出新，创造科学的耕作方法，例如战士们在平地开荒，采取打“包围战”的战术，大家在一块荒地周围向中心发展，使包围圈愈来愈小，大家的情绪就愈高，一直到消灭这块荒地为止。“在山地开荒，则采取‘从中突破’的战术，在山下选择一点，向山上挖去，一直挖到山顶，把荒山分割成两块，战士们仰望到大片荒地已被‘突破’，分头去消灭，就会增加信心，更有把握。” 为了既节省力气，又提高劳动效率，贺龙还总结出一套合理的开荒姿态。他介绍说：在平地开荒，两腿“前钩后箭”，就是前腿弯曲后腿伸直，这样脚跟站得稳，腰部挺得直，镢头柄要长些，可以不必扬高，免得弯腰曲背。两腿累时，前后变换位置。这样挖地，一镢顶老百姓挖三镢，因为速度快，甚至一分钟可以动作48次。在山上开荒，则面向山坡，两腿并列，镢头柄要短些，动作时一挖一拉，亦不必弯腰。 有如此好的耕作方法作指导，垦荒部队如虎添翼。1944年，贺龙号召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完成生产细粮10万石，相当于上上年5倍的增产任务。部队没让贺龙失望，在农作物受灾的情况下，仍收获粮食82万石。 部纺线而周恩来、任弼时擅长的是纺线。 1943年的一天上午，延安杨家岭大礼堂整齐地排列着几十辆纺车，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在此举行的纺线比赛就要开始了。 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出现在大礼堂，同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次，他们三人不是来观摩的，而是来参加比赛的。 9时整，随着哨声一响，全场几十辆纺车立即转动起来，发出的“嗡嗡”声在参战者和观战者的耳中都是欢快的旋律。 周恩来和任弼时不慌不忙，右手摇动纺车车把，左手把一条条的纱线抽出来，上到穗上。他们动作娴熟，抽出来的线长、匀，而且很少断线停车，不一会儿就纺出了一个像萝卜一样大的线穗。退出线穗，又迅速接上线，“嗡嗡”地纺起来。直到中午12时整，评判委员宣布比赛结束。 当天下午，比赛结果出来了，任弼时纺的线既多又好，获纺线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他们纺的线被送到边区工农业生产成就展览会上展出。 周恩来、任弼时能取得好成绩是努力学习、实践的结果。他们都曾向专人请教，从卷棉的松紧，打弦的方法，装锭的高低，摇车与抽线的配合，到摘渣、接头等全套技术无不用心领会，反复实践。当然，任弼时能得第一名，也有王震的一份功劳。他的纺车是王旅长从南泥湾送来的，质量不错，是加速型的，用起来很顺手。 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在工作之余还能纺出如此好的线，中央机关的其他同志也不想落伍。每天天未亮，就有人摇起了纺车，到了晚上，在灯光下、月光下，更是“嗡嗡”的纺车声不断。 由于领导同志的亲自动手，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克服困难的勇气，激发了军民的生产热情，边区的各机关、部队、学校迅速行动起来。一时间，白天在荒山野岭处处可见开荒的人忙碌的身影，晚上则纺车声不绝于耳。每天天刚亮，拿着铁锨，扛着镢头，挑着粪筐的人流涌向田间，整个边区的山山岭岭、村村寨寨都有热火朝天的劳动大军。 “多开一亩荒，就多增加一分革命力量”，这是人们的共识。“加紧生产，努力苦干，多打粮食也是抗战……”音乐家冼星海谱写的《生产大合唱》成为黄土高原上抗日军民最喜爱的歌曲。 三五九旅创造奇迹 使用军队和文职干部生产不是件新鲜事。1936年，埃德加·斯诺曾报道了一种“星期六突击队”的方法，“每个苏维埃干部、红色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妇女组织，以及附近的红军部队，都被动员至少干一天的农活”。 但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一种生产运动，是由部队系统首先开始的。起初，萧劲光领导下的八路军留守兵团的一部分部队在战斗之余，从事农副业生产，种菜、养猪、打柴、做鞋袜等，从而改善了部队的生活。毛泽东肯定了这一做法，要求推广到留守兵团的所有部队，让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 在大生产运动中，三五九旅是一面旗帜，并创造了著名的“南泥湾精神”。 三五九旅是1939年秋季，奉命从晋西北前线回到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光荣任务的。 1941年3月，三五九旅又奉命开进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 南泥湾是地处延安东南90华里的一处山川，方圆约100平方公里，是延安的南大门。那里从前也曾是个人烟稠密的地方，只由于近百年来兵荒马乱，导致该地区成为人迹罕至、草木丛生、荆棘遍地、鸟兽纵横的荒野。 1940年冬，朱德提出了部队实行屯田的主张，指示部队在不影响战斗、训练的情况下，实行垦荒屯田。他多次到南泥湾踏勘，认为在那里屯兵具有战略价值，而那里土质肥沃，适宜开荒种地，把它确定为部队的屯垦之地。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在“一把锄头一枝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声中，三五九旅分四批开进了南泥湾。 陕北的三四月，冰河刚刚解冻，从塞外吹来的北风仍寒意十足，而南泥湾除了遍地的荒草和茂密的山林外什么都没有。可三五九旅的英雄们一点也不畏惧，他们有的是办法： 没有房子住，他们用树枝和茅草搭成“帐篷”，挖出窑洞。 没有粮食吃，他们就翻山越岭到百里外的延川、延长去背粮；每天定量的半斤不够吃，就派人打猎，挖野菜摘野果充饥。 缺少生产工具，他们四处找来废钢铁，自己打铁，制造工具。 不懂耕作，就虚心向老农请教……三五九旅制定了边生产边训练的计划，农忙时生产，农闲时练兵，旅部领导提出了“不让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的口号。上自旅长，下至勤务员、炊事员，一律参加生产。 雄杜林森在一起王震旅长带头开荒，双手打出血泡，战士们劝他休息，他幽默地说：“轻伤不下火线！”后来一位到边区采访的记者赞叹：“他的双手也像他的部下一样，由于劳动而生满了老茧。” 七一八团的团长陈宗尧和政委左齐因表现突出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深情地说： “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背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该团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起锄头，但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上去给战士们吃，使得战士们感动得不可名状。” 这对共产党以外的军队来说，的确是不可思议的。而三五九旅正是靠着这种上下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才取得了南泥湾屯垦乃至整个大生产运动的成功。 在干部们的带动下，三五九旅官兵干劲冲天，南泥湾这块久已沉寂的荒川，到处是刀劈斧砍、镢头铲地的响声和将士们欢快的笑声、豪迈的歌声。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叫累。 部队还开展了劳动竞赛，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营与营之间展开竞赛，一时捷报频传，使开荒进展不断加快。 刚开始，陈宗尧这个团的175名劳动英雄，每人每天开荒1亩多，远远超过全旅开荒5分地的成绩。其中一位叫李位的劳动英雄创造了一天开荒367亩的记录。这些同志的经验推广后，全旅平均每人每天开荒2亩，相当于当地老百姓开荒数的4倍。而七一九团的另一位劳动英雄刘顺清以一天开荒411亩的战绩又刷新了记录。 有耕耘就有收获。全旅官兵当年镢头挥舞、泥土翻飞处达112万亩，粮食自给1个月，经费自给额78%；1942年，开荒268万亩，粮食自给达3个月，经费自给额达92%；1943年，开荒10万多亩，实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文钱”的奋斗目标，做到了粮食和经费的全部自给；到1944年，该旅开荒猛增到26万多亩，达到了“耕一余一”，不仅粮食、经费等全部实现自给，而且还向边区政府上缴公粮1万石。战士们的伙食也大为改善，1942年，每人每月吃2斤肉，每人每天平均5钱油、5钱盐，一斤半菜，会餐能吃鸡鸭、大米、白面。干部战士住上了平整、宽敞的窑洞，穿上了暖和的冬衣，盖上了厚实的军被。 经过官兵们的努力，在近4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南泥湾耕种土地35万多亩，收获粮食多石，挖窑洞1000多孔，建平房600多，置办1万多件家、农具，把昔日的荒山野草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在南泥湾，三五九旅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开垦旱地、水田外，还开展多种经营，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工业、运输业全面发展。 养猪，1942年全旅养了2000多头。 工业，创办了纺织厂、鞋厂、肥皂厂、造纸厂，有了自己的盐井、炭井、磨坊、油坊。旅供给部办的大光纺织厂能够织出闪光布、斜纹布、华达呢，品种达200多种，远销葭县、清涧、吴堡等地。办起的运输队，主要从事运盐工作。 人们说陕北有三宝：“食盐、皮毛、甜甘草。”由于日军占领了沿海各省，海盐来源被切断，中原及西北各省对盐的需求量增大。三五九旅用600头骡马组成运盐队伍。据统计，全旅在工业、商业、运输业、手工业等方面的收入，解决了部队所需经费的933%。 在大生产运动中，三五九旅堪称部队生产的模范。 1942年7月，朱德总司令到南泥湾巡视，看到南泥湾面貌焕然一新，漫山遍野是绿油油的庄稼，层层新窑如高楼大厦，兴奋地赋诗称赞：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小憩陶宝峪，清流在怀抱。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1943年9月，在南泥湾遍地金黄、丰收在望的季节，毛泽东、任弼时前来视察。 毛泽东走进刷得雪白的窑洞，看到桌子、凳子和一切家具都是战士们自己做的，微笑着说： “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花钱，同志们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 望着精神抖擞的战士们，毛泽东风趣地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拐柳病都消灭了。” 接着，他大手一挥，总结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自力更生”是大生产运动的主旋律，依靠这自力更生，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敌人的封锁，渡过了经济上的难关。 大家肯定了三五九旅的成绩。毛泽东亲自为王震题词：“有创造精神。”三五九旅被西北局誉为“发展经济的前锋”，其经验得到推广。传唱至今的《南泥湾》歌曲，是1943年贺敬之作词、马可谱曲的，真实地记载和颂扬了当年南泥湾的精神。 与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屯垦的同时，中央警卫四团在鄜县的槐树庄屯田，两年开荒23万亩，收获粮食30多万公斤。战士杜林森竟创造了一天开荒6亩3分的最高纪录，成了有名的“气死牛”。 驻扎在陇东的三八五旅，在旅长王维舟的率领下，开进了沟深林密的大、小凤川，烧荒造地。林中常有豺狼虎豹出没，战士们把打猎与练习射击结合起来。有的战士非常机智，把猎获的兔子同手榴弹一起拴在树上，豹子吃兔子时，手榴弹爆炸，就把豹子炸死了。有一次，他们把猎获的一只特大的豹子带回延安，送给朱总司令。 此外，豹子川、清泉镇等军屯区的生产也搞得热火朝天……。 褪冬衣，穿夏服——精兵简政 40年代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生了空前严重的物质困难，机构庞大、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比较突出。 当时，陕甘宁边区人口不到150万，其中脱产人员呈直线上升趋势。1939年后，主要是0年和1941年，国民党发动两次反共摩擦，用重兵包围边区，并伺机大举进攻。中共中央被迫从前线陆续调回军队，保卫边区。边区脱产人员（主要是军队）猛增：1938年仅16万人，39年增至49万人，1940年61万人，1941年达73万人。人员增加，支出随之大幅度增长。而1940年10月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军饷，同时实行断邮，外援大部断绝，财政收入锐减。 支出增加，收入减少，势必增加人民的负担。 党中央曾规定，党政军脱产人员不能超过人口总数的3%，但此时实际已达到54%。1941年征公粮20万石，已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138%，比1937年只占128%，增加了10多倍；人均负担1斗4升，比1937年负担1升，也增加了多倍。 为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中共中央除开展大生产运动，从发展经济中解决财政问题，进行“开源”外，另一个方法是节流。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是李鼎铭等人提出来的。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李鼎铭受共产党“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原则启发，联想到“汉高祖之成功，是在关中推行精兵简政”的史实，认为现在边区要渡过难关，只有开源节流，实行精兵简政。他同姬伯雄等几位参议员商议后，毅然向大会提出提案： “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 “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质胜量，提高办事效率。” 这一提案提出后，反响很大。 有的议员说：“现在正值抗日救国的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的兵力向我们进攻，这时还要我们边区精兵简政，这不是叫我们自己束手就擒吗？” 这些人认为这个提案是别有用心。 大多数议员则认为这个提案对于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很有用。因此，大会表决时，以票的多数拥护通过，并决议“交政府速办”。 精兵简政的提案送到毛泽东手里后，毛泽东极为欣赏和赞成，他反复阅读，拿起红笔把重要的段落圈起来，一字一句地抄下来，旁边还加了批注： “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变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第二天，毛泽东出席参议会，充分肯定了这一提案，并亲自找李鼎铭谈话，进一步征求他的意见。 经党中央讨论后，1941年12月13日，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了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的指示，普遍推行。 1942年9月，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指出： 要把精兵简政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 他以“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时变化”的生动事例来说明这个政策。他说：精简庞大的机构，就好比是人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作斗争。 他还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精兵简政，我们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了。” 此后，党中央把精兵简政作为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一项基本政策列入十大政策之一。 陕甘宁边区最先实行精兵简政，并把它当作政府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 1941年底，边区召开政务会议，决定设立一级编整委员会，由刘景范、高自立、周文、周兴、南汉宸等5人组成，负责边区各级行政机构的精简、裁并，拟定人员编制和编政计划。 边区政府还陆续制定了一些政府机关组织条例、管理条例、奖惩条例、公约，为简政规定了具体目标、任务和要求。 对调整出来的人员，有以下处理原则： （1）凡是有相当文化程度，有能力，能工作的干部，应该尽量往下移，以加强县、区、乡的机构；（2）凡是须继续培养，加以深造的干部，应该经过一定的系统，送学校学习；（3）凡有疾病不能工作或学习的干部，应该经过一定的系统，送学校学习；（4）凡身体强壮的杂务人员，去参加生产事业；（5）凡落后的分子，以及太老弱的杂务人员，应帮助他们回家去务农，做到人人各得其所。 从1941年底至1943年底，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到1944年初检查，已基本实现预期效果。 在政府系统，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裁减1/4，边区政府直属机关从35个减至22个，专署及县府的内部机构从8、9个减至4、5个不等，消除了头重脚轻的积弊。 人员上，边府各机关的人员都已按计划精简，办公厅、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和物资局等6个单位从原有的469人减至279人，精简40%多。各级机关总人数减至7500名，达到脱离生产的政民工作人员不超过边区居民总数1%的目标。 干部调配上，从下级提拔了一些干部到专署和边府工作，也派一些得力干部去加强区、乡政府工作。如延安县有10个县级干部调区，20个区级干部调乡，边府调入5个县长当处长。 政策、法令、命令、指示已基本统一，政出多门的现象少了，组织上加强了“一元化”。 由于精简了机构和人员，从上到下“官僚”少了，精简后加强了基层工作，工作效能提高了。如边区通讯站日平均投递量在1至4月是16661件，5至11月激增至30078件，提高效率80%以上。在政府经营的工业中，效能提高的程度更惊人。由于在简政中反对官僚主义、改善领导作风，各级机关中干实事的人民勤务员多了。加上机关、军队厉行节约，自己动手，对经济建设贡献很大，边区民力的动员也大大减少了，如延安1941年动员民力6万多个，1942年只动员民力28万个，减少一倍多。绥德1941年动员民力75万个，1942年仅900个。 与此同时，八路军留守部队贯彻实行“精兵”方针，使部队人数不超过边区居民总人数的2%。直属部队裁减的人员转到生产战线。 根据这一方针，边区留守部队第一次精简了3000人，1943年又缩减了1400人，原有自卫队指战员1000多人，都转入农村生产，由完全脱产变为不脱产。 各抗日根据地也循此进行了精兵简政。 此项政策的实施，解决了抗日根据地存在的“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矛盾，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便于克服物质上的困难；同时提高部队战斗力，改进了各级政权的行政工作，“出现了政简民便，兵精粮足的新局面”。 1944年9月，在追悼张思德大会上，毛泽东又一次肯定了精兵简政。他说： “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农民的欢喜：减租和互助合作 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政府、部队、机关、学校的公营经济；有合作社经济；有广大农民和个体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有资本主义经济，还有地主经济。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重新分配的政策，而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在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后，党注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发展经济。 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发表了一个关于土地政策的声明，这就是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政策的决定》。它强调了二个基本原则： 第一条提出要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第二条是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时中国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因素与政治力量。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和他们的生产力，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产条件之下，奖励富农生产和联合富农。 这个决议可以说是有节制的土地政策，党希望通过减租这种方式，改善农民的生活，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1942年初，边区进行了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普查，主要是了解违背和逃避土地法令的情况。 通过调查发现，许多1937年返回边区的地主非法恢复了从前被没收后分给农民的土地财产，或将公共土地据为己有。 减租运动首先在绥德进行示范，1942年推广，边区在大约10个地区开展减租运动，其中大部分是绥德和陇东新区。 在边区，佃户向地主交纳的地租高达50%。减租运动的明确目标是减租25%，确定地租的最高限额为全部收获物的375%。减租是解放农民与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动力。因为“农民在全世界都是实际主义者”，能获得大半收成的农民能提高生产热情，他们会更加勤奋地工作以增加收成；而较多的收入又使农民可以购买较好的农具、种子、肥料、耕畜，增加生产投入，从而进一步增产增收。 在运动的初期，党为争取地主自愿地支持作出了很大努力。一些著名的绅士如富有的绥德地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发表声明，呼吁在减租运动中进行合作。据报道，许多地主进行响应。 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秋收后，减租运动达到高潮。 但要在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光有减租减息政策不够，这正如1943年10月毛泽东在一个讲话里所指出的那样： “在过去，束缚边区生产力使之不能发展的是边区的封建剥削关系，一半地区经过减租减息之后，封建束缚减弱了，这样合起来，整个边区就破坏了封建剥削关系的一大半，这是第一个革命。 “但是，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这样，生产力才可以大大提高。” 组织起来，实行集体互助，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项重要政策。 关于合作社，早在十几年前，中共在江西苏区就有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有耕田队或劳动互助社、消费和运输合作社。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就建立了消费和运输类的合作社。但是这些合作社几乎全是党和政府的干部加以组织领导的，实际成为政府的机构的一部分，效果不很理想。 40年代初以来，为了筹集资金，搞活经济，党中央积极提倡举办个人入股的合作社。这种新型的合作社就改变了单靠行政命令办事的做法，实行经济管理。 这些合作社的特点是： （1）实行“群办公助”，多方吸收资金。资金的来源，主要靠吸收游资，个人入股，同时也欢迎单位投资入股。所得利润，除提取一定的积累和上缴任务外，定期按股金多少分发红利。 （2）依靠群众管理，民主选举领导人员。社章规定：“每一从事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成员及入股者均为社员。”社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大会半年一次。大会闭幕期间，由民主选举出来的管理委员会和合作社主任总理社务。 （3）扩大业务，农工商都搞。合作社承担着组织社员生产和消费、生产用品供应的双重任务。 （4）以多种方法促进个人生产，供销结合。 这样的合作社既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又增加了个人收入。 在农民中，主要是办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当时中国农村贫困落后，生产工具缺乏，多旱涝灾害，个体农民无力抵御，农民对生产合作有较强烈的愿望。 陕北农民曾有两种互助的基本形式，即“变工”和“扎工”。 “变工”，是拥有土地的农民合作劳动的形式，通常是在农忙时节，两三户农家交换劳动，甚至包括交换耕畜和工具。这依靠的是私人关系，很多时候仅限于亲属之间。 “扎工”，是有组织劳动的集体雇工。通常是由工头组织10～12个农民，一起受雇于人。 毛泽东指出，以前由上级组织的合作劳动运动效果不理想，未动员农民群众广泛参与；而“变工”和“扎工”的互助形式中一个靠私人关系、一个有剥削因素。必须取消传统的合作中的不良特点，通过组织新型的小互助组来提高劳动效率。合作经济的发展得依靠全体人民的积极参加，“有人力的出人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多出，少的少出，使人力畜力得到调剂。这样，才能做到不违农时，才能做到及时翻地，及时下种，及时锄草和及时收割”。 1943年初开始，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组织农业互助组。据政府的报告估计，1943年春耕前，当时边区30万全劳力中有15%组织了互助组。到夏季，各地有25%～40%的劳动力参加互助组。 像除草这类农活一般都是互助组干的，因为这类活没有交换耕畜那么复杂，特别容易组织。 1944年，边区农民的50%～75%参加了互助活动。 1945年，是互助组的紧缩与巩固时期，参加互助组的人员占28%～45%。 这就是说，从1943年至1945年间，边区有数以千计的农民用合作的办法来调整他们的经济生活。 为搞好农业生产互助，党进行了及时的引导，如强调劳动互助组织必须建立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防止出现任何形式的强迫命令，或“抄名单”的形式主义。指出若硬要把某些没有明白互助好处的人，勉强组织在一个“变工”或“扎工”队里，或者造了名单，以为万事大吉，那么生产效率和劳动情绪不但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 党还指出互助单位规模不要盲目扩大，像“变工”队不应以乡和以行政村为生产单位。因为组织庞大了，会浪费人力，浪费时间。 为吸引群众参加并取得好的效果，要求对于劳动互助的领导，必须经过群众慎重选择，公举出在群众中有威信、生产积极、有办法的人出来领导。 在收入分配上也摸索出一套经验。在过去劳动报酬是按劳动日计算而不考虑技术和生产能力。为鼓励拥有土地和耕畜的富农加入互助组，互助组在计算收入时根据劳动和在土地、耕畜和工具上投资的双重基础上进行核算，这样使富农和贫农都受到鼓励，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自愿互利的原则。 在此基础上形成新式的“变工”组，有了公举的领导，突破朋友和亲属关系的限制发展成员，实行人力、畜力的互补，不但在耕种和收获季节里“变工”，而且在生产的全过程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 而变换了形式的“扎工”，没有工头和雇主的剥削，常常是为自己劳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而且即使是穷人，也能从合作社或政府得到贷款，雇用“扎工”队耕作，这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总之，组织互助组，不仅调整了传统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基本经济格局，为边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为改造农村社会和农村政治创造了条件。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讲话，指出： 组织起来，就是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统统动员起来，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以从事生产。 在陕甘宁边区，集体互助的形式除农业生产合作社外，还有运输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和包括生产、消费、运输、信用相结合的综合性合作社。毛泽东说： “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贫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生产炮弹送前线 大生产运动中是以发展农业为主体，但当时对发展工业也作出了艰苦的努力。 陕甘宁边区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地瘠民贫”区域，农业落后，工业更是一片空白，除仅有的几间手工作坊、木匠、铁匠及农家纺织外，各种日用品主要靠外地输入。 1935年，建立陕北苏维埃政权时，才有一所40多名工人的修械厂。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所需要的纸张、军需品、日用品都向国统区购买。1938年，边区政府开始建立少量的公营工业，如纺织厂、造纸厂、被服厂、农具厂及八路军制药厂等。 从1939年开始的封锁，迫使边区转向自己生产必需品。由于缺少本地工业传统，而当地技术和办企业的技能不足，尽管边区政府的政策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私营工业仍有限，党主要依靠政府倡议和筹措资金兴办工业。 如棉纱和布匹以前主要由外地输入，边区被封锁后，边区决定自给自足，种植棉花，发展本地的纺织工业。毛泽东宣布，三年以后，边区需要棉花量的一半，由自己生产。政府也增加了对工业部门的总投资，1941年底，边区已有近4000名“工业工人”在工厂做工。其中有个公营工厂的1800多名工人从事布匹生产。 党在大生产中提出的方针是：“集中领导，分散经营。”这是因为敌后抗日根据地主要是在敌后广大农村，这里没有大城市，连中小城市也很少，抗日军民所需的物品大部分是农产品，而另一些也主要以农产品作原料；而且，在农村环境下，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在一个交通不发达和人口稀少的地区，把工业集中在几个中心地区无疑是不适宜的。因此，当时延安的党中央把经济计划和主要经济目标统一起来，与边区的分散生产和分散经营相联系，政府靠遍及全边区的公营、私营工厂、合作社及各家庭来完成生产任务。 当时家庭生产的发展成为分散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边区，不仅地瘠民贫，而且人口稀少，劳动力短缺。大生产运动中，动员了一切可动员的非生产者，党政干部、学生和部队都参加了经济活动。在纺织工业方面，共产党进一步挖潜、发动、训练和组织边区的人们，尤其是家庭妇女从事生产，倚重家庭织布的传统，并从这一传统出发，再加上互助组，利用这一专长发展纺织工业。 1938年，在政府兴办纺织工业以前，估计有5000名妇女从事家庭纺织，生产约5000多匹布。 到1943年底，人数上升到41540人，其产量达45万匹，大大超过了同期公营工厂生产量329万匹（当时合作社产量为06万匹，私营工厂19万匹）。 虽然以每架织机的产量来衡量，家庭织机产量低（每年产布1匹，而私营工厂为80匹、公营工厂为73匹，合作社为33匹），但是因为家庭织机利用的是以前的“非生产者”和农闲季节的其他人，而且家庭纺织没有运输和工厂的成本，所以仍是有成效的。 1943年，纺织工业生产了104万匹布，自给率达32%，这是个不错的记录。而这些布匹产量中的44%，是在家庭织机上织出的，此后这个比例还在不断上升。 家庭手工业还包括榨油、熬盐等生产。这既为边区建设作出了贡献，也使农民从中获得利润。与推广合作农业相联系，采取家庭手工业进一步使农民走上改造农村生活的道路，而且对中国农村妇女的意义尤其重大。她们大规模地参加家庭工业，大大发挥了她们的经济作用，改变着她们的地位，这有助于妇女的解放。在抗战时期，中国农村妇女走出家门，投身于中国社会的洪流中，为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生活作出了莫大的贡献。在抗战中，妇女在政治上、教育上和经济上的权利有了大大提高，而她们的贡献也是不可抹杀的。 此时，边区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军事工业，为此相应地开办了煤矿、铁矿。1941年，边区第一次开采出铁矿石和煤，冶炼出粗生铁。在缺少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和现代设备的情况下，“土高炉”生产出制造武器和工具急需的铁。 冈瑟·斯坦因曾生动地描绘过边区一个非常简陋的兵工厂： “这个330人的小兵工厂有十几间低矮的房屋和我从未见过的各种最奇怪的机器：老式的车床、刨床、钻床、滚轧机和冲床，有中国造的，还有美国、英国和德国造的，这些机器是在国民党封锁前，在西安经过两三次，或者也许10次转手才买来的；还有一些兵工厂自己制造的或边区的一个新建的机械车间造的各种简易的新机器。所有的机器都保养得很好。这些机器由一个旧卡车发动机和附加的土造烧木炭的装置带动运转的。” 兵工厂制造出子弹、迫击炮、刺刀、炸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 到1943年，边区公营工厂达82个，合作工厂200多个，拥有职工近万人，1944年职工达1万人，生产煤炭、鞋、钳炉、铁、农具、肥皂、卷烟、纸、被服、砖瓦、食品、火柴、中药等，做到了一般生活用品的自给和大部分自给。 1944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上回顾边区工业发展状况，深有感触地说： “它的数目虽小，但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大，谁要不认识这最有发展，最富有生产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混沌无知。……但是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一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陈云、林伯渠参观了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40年代延安学习经济工作，开展工业建设的结果，是保证了军民生活和工作上的基本需要，而且学到了现代的生产经营管理知识，培养了一大批生产管理和经济建设方面的干部。这为共产党人将来从城市赶跑日本人，去做经济工作做好了准备。 毛岸英拜师吴满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为了更好地推进大生产运动，中共中央决定评选出劳动英雄，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形成运动的一种新的动力。 以前，“只有勇士或政治人物是英雄，但是现在劳动者也能成为英雄”。《解放日报》社论如是说。 1943年1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高干会议上，对领导生产有卓著成绩的22位英雄予以表彰奖励，对三五九旅、延安县政府、延安县南区供销合作社三个先进单位，予以团体奖励。2月3日，毛泽东亲自为22位生产英雄题词。部分题词如下： 王震：有创造精神何维忠：切实朴素，大公无私晏福生：坚持执行屯田政策刘建章：合作社的模范范子文：机关生产的模范文年生：生产教育，两者兼顾任成玉：为群众谋福利……1943年夏天开始进一步开展劳动英雄活动，在每一个村、乡、县选出杰出的劳动者，给予表彰。各行各业还推出特等劳动英雄去延安参加劳模大会。1943年11月，边区政府召开了第一届劳模大会，以后每年都召开劳模大会，进行表彰。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在劳模大会上发表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高度赞扬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生产建设中作出的重大贡献，肯定了他们“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 党中央十分重视劳模大会，各级劳模会都开得格外隆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都佩戴大红花，由乐队迎送；会议期间出版《群英会报》，介绍他们的先进事迹；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亲临会场讲话并授奖，发给劳模奖状和边区自制的毛毯和日用品。能当上劳模，是无上光荣的。 当时在工业方面开展了学习赵占魁艰苦奋斗精神的“赵占魁运动”。 赵占魁是山西定襄人，1938年到延安后，进入抗大军工队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年7月，他被分配到农具厂当翻砂工人，在这一平凡的岗位上，他辛勤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被群众一致认为是严守纪律，积极工作，爱护工具，节省材料，质量最好，数量最多的好工人。 1942年9月，《解放日报》发表了《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掀起了工业生产的热潮。 农业方面，最有典型意义的是吴满有的故事。 吴满有是当时边区最著名的劳动英雄之一。1928年，他从横山县逃难到了延安柳林区二乡，因为贫穷，不得不忍痛卖掉了两个女儿。1935年刘志丹领导陕北人民开展了土地革命。吴满有分得了60垧荒地，从此开始了新生活。他连年开荒，改良土壤，把60垧荒地变成了熟地，获得了好收成，成了富裕的农民。他是抗日家属，不但不要政府优待，还带头交公粮，并担任优抗主任，优待别的抗日家属。 他到南泥湾去，和战士们一起劳动了28天，告诉他们怎样在山坡地上下种最好，传授给他们好的开荒办法。 一个偶然的机会，《解放日报》一名记者发现了吴满有的事迹，作了系统的报道。吴满有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 当劳模后，他不自满，继续努力工作。他和科技农场的场长一起选种、育种，然后在他自己的地里试验，再推广介绍给别的农民。 他听说毛泽东亲自下地劳动，心里很不安。他叫人捎话给毛泽东说：“我代你耕10亩地，代交5000斤粮食，你就安心办大事吧！” 在他的带动下，边区农民掀起了为中央首长代耕的热潮。 一提起这位比自己年龄稍长的劳动英雄，毛泽东总是带着敬重的口气说：“吴满有同志是对大生产运动最有贡献的人，他为边区粉碎国民党的封锁立了大功。” 1946年，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让他先去农村锻炼，接受教育，就把他交给了吴满有，拜其为师。 在大生产运动中，榜样效应产生了，他们的经验得到推广，边区兴起了大规模的赶超先进的劳动竞赛，这大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工作效率的提高。 由于边区军民的共同努力，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既保证了党政军的供给，又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 据1943年统计，全边区开荒100万亩，增产16万石，植棉15万亩，产盐60万驮，改造二流子4500人，安置移民1万人，党政军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 年，边区部队全年生产细粮（小米、玉米等）近10万多石，除粮食全部自给外，上缴边区粮食局35万石，衣食住行达到全部自给的718%；中直机关生产后做到自给656%；边区政府所属单位生产达到全部自给的51%，而且还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的“革命家务”（朱德的话，指公共资财积累）。边区农民所获的公粮1942年降为1114%，1943年降至9%。 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在“劳动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口号下，利用战争和工作的间隙从事生产劳动，取得了好成绩，做到了部分自给，实现了中央的“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要求。 共产党人的座右铭是：“与困难作斗争，其乐无穷。” 日本人和国民党顽固派原想困死、饿死共产党人，没想到共产党人竟然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仅靠自己的双手，不但走出了困境，反而描绘出了一幅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图景。从此，共产党人又多了一项能耐：会做经济工作，会搞经济建设。 毛泽东幽默地说： 蒋介石尽做坏事，但他不给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倒成了好事。我们经济上受封锁，少了几十万块饷钱，使原来对于蒋介石有点幻想的人，不再幻想了，他使我们找到了自己动手的道路。这比任何薪饷任何援助都可靠。 国民党著名将领，晋绥行署主任续范亭，在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上说： “共产党人是有三头六臂的。三头就是‘枪’头、‘锄’头和‘笔’头，六臂就是‘两只手’能打仗，‘两只手’能生产，另外‘两只手’能写文章，能学习，能抓汉奸特务分子。这样的三头六臂，对老百姓是好的，对中国是好的。” 大生产运动的意义是巨大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只要我们人人会打仗，又会生产，会做群众工作，“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而无敌于天下”！ 王明宣讲“学习毛泽东” 延安成为“红都”后，就像一块巨大磁铁，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越过艰难险阻奔向这里，几年间已达4万。为了把这些进步青年及时铸造成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延安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 在1940年莺飞草长的季节，又一个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在宝塔山下诞生。5月3日举行了开学典礼。 也许是不满意以自己的名字来给这个学校命名，也许是太忙，总之，曾出席过许多学校开学典礼的毛泽东没有到会。引人注目的是，王明出现在主席台上，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 王明声情并茂地说： “对于青干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 那么怎样学习呢？ 王明在讲演中提出了五点看法： 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代就努力于革命事业。从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同志便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便是中国革命一个优秀的领导者”。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则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领导党和红军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克服了各种困难，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艰难困苦环境中，能始终如一地忠于革命事业。” 第二，“学习毛泽东勤于学习的精神”。毛泽东没有进过任何专门学习革命理论的学校，“但毛泽东同志却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正由于毛泽东同志不断地工作，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从工作中学习马列主义，从马列主义学习中处理工作，所以他才能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所以他才不仅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着重号由撰者所加，下面亦同）。 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其理论和实践中很多新的创造”，例如在建设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上，在建设中国工农红军的事业上，在创造革命的军事战略战术问题上，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上。“‘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不仅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指南，而且是（马列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新发展）”；“‘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做过各种工作，“他能做最下层的群众工作，他也能做最上级的领导指挥工作，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放在他手里，他都能做好，只要你向他请教，他都告诉你经验和方法”。 第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 上面是王明对毛泽东生平事业和理论各方面特点的概括。他承认毛泽东学“理论”比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学得好”，是“伟大的理论家”；是“中国革命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是“公认的领袖”；毛泽东的著作是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新贡献”。字里行间似乎都表明王明已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也完全服膺了毛泽东的思想。 在1940年，就如此高度地全面地评价毛泽东，王明当属第一人。 王明真的已服膺毛泽东吗？ 王明曾提出：“中国的政治领袖只能从中大培养出来，军人充其量只能当将军，不可能成为政治领袖。”他看不起钻山沟、打游击的毛泽东，明确表示过：“毛泽东只能成为苏维埃运动的人物”，“不能成为党的领袖”。 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不高。 党的酝酿到成立，是共产国际帮助、苏联输出革命的结果，大家熟知的一句话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在很短时间内就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的重担，理论准备不够充分。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艰苦的战争环境无暇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普及工作。而在农村环境下，许多参加革命的人，是为“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这些人文化水平低，更不懂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干部甚至是负有重要责任的高级干部，理论水平并不高，理论修养不够。中央曾指出：“中国党在艰苦的工作中，深刻地感觉到干部对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认识的薄弱，因此增加中国党走向布尔什维克化的困难。” 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能上台，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他学过许多马列著作。“他在与立三斗争时，把马列主义书籍搬了一大堆放在立三面前，就把立三弄住了。”党内一部分领导人也感到：中国党理论水平差，看起来王明理论水平高，参加党中央工作，对党有利，由此接受了米夫推荐王明担任领导人的意见。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后，仍踌躇满志地想当大王。 如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他不仅在大政方针上指手画脚，而且据张国焘回忆，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事先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了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6人的名单。 去武汉后更是目无中央，与延安分庭抗礼。 例如，不经过延安同意，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各种宣言、声明，并擅自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表谈话，造成恶劣影响。 后来竟发展至挑战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权威。如王明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抗战阶段的划分，故而拒绝在武汉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同意延安先斩后奏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不是采取协商态度，而是居高临下地对书记处加以批评；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以个人名义为1938年2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做总结，并公开发表。最不能让人容忍的是，王明以武汉的政治委员数超过延安为由，提出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张闻天、毛泽东等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 毛泽东后来干脆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 但到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方针，王明受到了批评；并且季米特洛夫捎来了口信：“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明确表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而此时王明在国际的后台米夫在苏联肃反中成了阶下囚，王明在国际的地位就一落千丈。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王明见大势已去，急忙使顺风舵，在会上信誓旦旦：自己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1938年底，王明回延安后，极力赞扬、吹捧毛泽东。在王明的很多报告、演讲和文章中，他大讲毛泽东是“中共领袖”，是“我们最敬爱的同志”。有些并不重要的问题，他也主动写信向毛泽东请示。最登峰造极的是1940年5月3日的《学习毛泽东》的讲演。 王明真的已服膺毛泽东了吗？下面的事实会告诉我们答案。 1945年4月1日，王明跟任弼时说的一番话，对王明此时的行为作了诠释：“六中全会后，我觉得在外不好就想回来。回来时想搞好的，故1939年（应为1940年）青干班开学时弄好稿子，题为《学习毛泽东》。”这说明王明吹捧毛泽东的举措只是为了取得干部群众的信任，改变自己的形象，扭转自己挨批评的被动局面而作出的。 其实，在延安的王明心有不甘。他虽已做不成“公认的领袖”，但仍一心想保住大理论家名号。 据王明在延安时写的简历，从1939年至1941年10月，他担任过“中央统战部长兼南委、东委、党校委员会、妇女及女大等工作”。“南委”即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委即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此外，他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执行委员、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蒙古文化促进会理事。 在此期间，王明频繁地出席各种会议，作了很多报告和讲演，发表了很多文章，极力塑造自己“理论家”的形象。 他故伎重演，每次演讲，总要抱着一大堆马列主义的原著放在讲台上，以显示自己读的书多，理论高深。讲演中，他根本不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是按一国际，二国内，三全区，四本部的格式套；举例子，不是英格兰、法兰西，就是希腊、罗马、阿比西尼亚；引用革命导师的话，总要把卷、章、节、页、行的数字说出来，然后大段大段地往下背。许多青年人的确大开眼界，觉得王明了不起。 王明分析问题也很教条。 1939年7月7日，他在《新中华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坚持抗战国策克服投降危险》。文中说抗日战争大约只要4年左右。原因是“因为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能坚持4年以上而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或经济破产的”。 1939年底，毛泽东写完了《新民主主义》的初稿，向大家征求意见。王明看后写了一首口语体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错误》，文中说： 新民主主义论，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 苦心劝其改，怒意留于形；正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 这与他在《学习毛泽东》中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新贡献”的评价截然相反。 在几十年后，王明写回忆录《中共五十年》，说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因为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决议都没有说过革命须经过这个阶段。 由此可见王明的虚伪和教条。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王明马上给他的学员讲《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文。 这是王明的得意之作，是他为批判李立三而专门写的10多万字的小册子，原名叫《两条路线》，1931年2月在上海初版，曾被吹捧为“是中共进行两条路线上斗争的武器之一”。 应该说在这本小册子里也还是宣传了马克思、列宁的若干正确思想，如革命发展不平衡思想，革命高潮是个长过程，高潮并不等于直接革命的形势思想，以及没有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就会成为“流动机器”或“昙花一现”的思想。这在中共30年代理论匮乏的状况下不无积极意义。这也是党内一些干部能够接受王明或一时为王明所迷惑的原因。 但是其中有许多严重的错误，据专家研究有以下问题： ①他开创了一个“批判”模式：列宁或共产国际是怎样说——李立三的说法不符合——所以李立三是错误的、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它不仅以引证代替了事实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以列宁的某句话或共产国际的某些决议作为衡量一切事物正确与错误的标准。这破坏了实践是验检真理的惟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从根本上窒息了理论发展的生机。在王明的小册子中，通篇充斥着这一模式。 ②对不同意见无限上纲。只要是不同意见，无论对错，一概冠之以“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富农路线”等的大帽子。如李立三曾说过“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况”，“忠实于共产国际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是另一回事”等。这话并没错，王明一律称之为“叛徒所惯用过的词句”。 ③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解决意见分歧。如在《两条路线》的“引言”中，提出对“立三路线”要“作残酷斗争”、“坚决无情的反对”。在《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一节中，甚至提出：“在共产党自己的内部，对于右倾和‘左’的倾向——就算是很小的没有形成的倾向”，也给予“不调和的无情的斗争”。这窒息了人们的思想。 总之，《两条路线》一文践踏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它极端的教条主义，处处以“本本”作为检验实践标准的做法，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中的极坏先例，是理论运用中的不正之风，也是他不断在实际工作中犯错误的原因。 由于王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的口号，并认为这“是使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他把这本小册子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在苏联印了第二版。 1940年3月，王明把它加序再版，作为延安各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党史的参考资料。他在序言中为自己辩解：“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 他推销他的主张以迷惑不明真相的新党员： “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党员新干部，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是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央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这些表演产生了一些效果。王明教条主义思想在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在他任职的延安女子大学，甚至有人称他为“王妈妈”。许多青年人很欣赏他的长篇大论，认为这“最高级最精彩”。 1940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目的是要全党警惕两种错误路线的倾向：一是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路线；二是土地革命后期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路线。政治局讨论这个草件时，有人提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不是路线错误，只是策略的错误。 这说明直至1940年，王明的错误并未被人们完全认识，王明仍是受人爱戴的“理论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延安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引经据典蔚然成风。 毛泽东高呼打倒主观主义 毛泽东向来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早在1930年5月，他就深有感触地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书，明确认定：“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能单靠“本本”。 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反对“唯上”“唯书”，呼吁“必须洗刷”这些思想。 但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无力自由做主，一切须听将令。共产国际也不相信“山沟的马克思主义”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他们信得过的只是靠自己选种、培育的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不幸的是，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上台后，把拥有一套正确主张的毛泽东赶下台，让其先是改做了名义上的苏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即“苏区的加里宁”，最后让其连加里宁都做不成，只能去基层搞调查，却让那些只会背诵马列原著的“小伙子”掌权四载，结果，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虽批判了“左”倾领导的军事指挥错误，接受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解决了生死攸关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但是并没有肯定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政治路线。因为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曾在中央苏区得到贯彻并发生很大影响，然而就全党范围来讲，人们对毛泽东的思想了解不够，再加上“左”倾领导人在一个时期内大张旗鼓地歪曲、贬低和批判，使得人们对毛泽东的思想更模糊。遵义会议时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政治路线错误，毛泽东也没有提。相反，为避免过分震动，引起大的争论，对打仗不利，会议肯定了临时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由张闻天而不是由毛泽东来“负总责”。 红军落脚陕北后，瓦窑堡会议提出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但仍未批评以往的政治路线。 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央召开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提出报告。刘少奇根据自己在白区工作的认识、实践，第一次指出四中全会以后的党“在实际工作中部分的保存着立三路线”。 这一触动引起多数与会者的强烈不满，对“报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四中全会以后只是犯了（一些）错误，总的路线是正确的，并不是立三路线的继续。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在原则上支持刘少奇的同时，出于策略考虑，说王明时期不是总路线错误，只是若干问题上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王明回国后举行的12月政治局会议和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由“左”倾跳到右倾，否定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政策，又为党内多数人接受。 毛泽东震惊之余，认识到王明由“左”转向了右，根本原因是教条主义；人们接受王明的教条主义，根子在于是党内真正懂马列主义的人不多，必须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因此，他在自己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分析研究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的同时，发起新哲学会等学会团体，组织干部读书学习，希望他们运用马列主义改造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批评王明后，毛泽东吹响了学习的号角。他指出： “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是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斗争。所以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东西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团合影。前排左三为王稼祥，左二为毛泽东从这时起，实际上开始了整风的准备。 1939年2月，党中央成立干部学习部，把在延安的干部编班编组，规定每天学习两小时。 1939年，毛泽东的一大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特征，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著作写作完成，为整风作了理论准备。 1940年，毛泽东用约半年的时间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供干部学习之用。 正当毛泽东倾心力酝酿发动整风运动时，皖南事变发生了。毛泽东痛心疾首，指出：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他们“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 这说明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不仅影响了党的团结，影响了党的战斗力，而且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要使党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重任，使中国革命顺利发展，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良作风。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召集120多位高级干部，在延安举行整风会议。 5月19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着重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 毛泽东用一副对联为主观主义者画像，进行无情揭露： 上联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下联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在讲台上，毛泽东俯视着会场，用他那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问大家：“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会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 顿时，会场里爆发出哄然大笑。 待会场平静后，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说到这里，毛泽东大声疾呼：“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要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这一报告在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实际上这是整风运动的思想动员。从此，开始了对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教育。 为配合整风，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措施出台： 6月，《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的编辑委员会成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编好了这本书。 7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体党员加强党性锻炼，服从党的利益，克服错误倾向，加强党的团结。雕刻着毛泽东的题词“实事求是” 8月1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作了《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克服主观主义习气，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为此，中共中央设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自任主任。同时把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着重研究现状、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 鉴于中央党校在培养人才、造就干部中的重要地位，1941年底开始改组中央党校。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成立时事政策研究室，加强对现实斗争状况的研究，纠正教学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毛泽东亲笔为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的校训，期望甚殷。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风学习、教育，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在1941年9月至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党的领导干部对中国革命的许多关键性问题终于取得了一致认识。 教条主义狗屎不如 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批的青年从全国各地涌向了延安，大批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批人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是，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他们的思想水平参差不齐，且对中共历史不甚了解，这些党员“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于是，毛泽东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对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改造思想，真正达到全党的团结和统一。 1942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礼堂座无虚席，中央党校正在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作了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 开篇不久，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 “现在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呢？” 毛泽东首先肯定了抗战以来的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几十万党员在领导人民与敌人作斗争，但是，毛泽东话锋一转，说党“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 什么问题呢？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就是有几样东西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显得不大正确，不大正派。” 他解释道：“这就是说，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有主观主义的矛盾。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矛盾。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 说到这里，他停了停，望望台下正在认真倾听的人群，又望望窗外正在肆虐的北风，灵机一动，妙语如珠：“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他语音刚落，会场爆发出一片会心的笑声。 他号召大家来做“塞洞”工作：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接着，他针对延安当时流行的糊涂观念，阐明了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和实际联系等问题。 他明确指出：一个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完全不能应用的人，不能算理论家。真正的理论家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那些光有书本知识而缺乏实际的人，是不能算作真正的知识分子，最多只能算半个知识分子。 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但在我们党内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我们要克服教条主义，使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从事实际事物的研究，产生真正的理论家。我们要克服教条主义，使有经验的同志得到良好的理论修养，使他们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从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 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如何与中国革命实际联系呢？ 毛泽东用一句通俗的话来概括：“有的放矢”。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去射中国革命之靶”。 他提醒大家：“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 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把马列主义当成死的教条的做法，他说道：“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成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到了它，就可以不费力气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的蒙昧。” “有些人比猪还笨。”毛泽东毫不留情地批评“左”倾冒险主义者每逢一个纪念日都要去示威，明知敌人已有准备了，要逮捕人，还不顾一切。他说：“你们看，猪在猪圈里，哼哼着向前走，碰到墙还知道回头，可那些人明明知道要遭敌人逮捕，也不回头。这不是比猪还笨吗？” “教条主义狗屎不如。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条主义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呢？” 毛泽东对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剥下了所谓“理论家”的外衣。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毛泽东在演说中分析了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危害，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他语重心长地说：“假定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有四百五十万党员，也只占百分之一，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非党人员合作呢？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没有排斥他们的权利。” 毛泽东的话，让听众有拨开迷雾见太阳的感觉。 2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在杨家岭联合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首先作了题为《精神上物质上都不能允许党八股继续存在》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 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化界形式主义错误在党内的表现，是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语言文字上的一种表现形式。毛泽东用辛辣、生动和鲜明的语言，历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他把那种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长篇大论，比作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要求人们赶快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去。他认为党八股这个形式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非常容易窒息革命精神，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作的报告，“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的反响”。毛泽东的动员，犹如咚咚擂响了战鼓，召唤人们去战斗。于是，全党的整风运动从延安开始，向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藏污纳垢的党八股发起全面、猛烈的进攻。 调查研究的典范 毛泽东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非常有用。”这就是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因为它能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泛滥于30年代初期的教条主义者，许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谓不努力，也的确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主观想把中国革命搞好，但客观效果却是南辕北辙，事与愿违。其原因就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 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关键在于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深入、准确、全面地了解中国国情。 毛泽东是坚持调查研究的典范。这也是他比别人观察问题更敏锐，认识问题更深刻，行动更坚决的“秘密”所在。如在大革命后期，在国民党右派和地主乡绅猖狂攻击和诬蔑农民运动时，党内陈独秀等主要领导人为之动摇，也跟着喊农民运动“糟得很”。毛泽东经过在湖南的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农村为时一个多月的调查，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鲜明地表示农民运动“好得很！”认为没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不足以动摇封建势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更是认识到调查研究是他了解情况，寻找解决问题办法的钥匙。 他在宁冈、永新调查的结果，为他领导起义军能在农村山区站住脚，建立起第一个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此后，为解决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等重大问题，毛泽东又相继做了许多次调查研究，如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1930年10月的兴国调查，甚至行军打仗沿途还进行调查。 毛泽东曾说：“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功夫的”，未调查之前，对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没有全般了解”，“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如何进行土地革命，“观念是模糊的”。“做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富农的办法”，“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 正因为调查研究如此重要，毛泽东写作了《农村调查》一书，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到延安后，毛泽东不仅能在农村，而且可以在更高层次、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调查研究。 毛泽东派人在边区搞调查研究，写出了很有分量的调查报告以供参考，其中有《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绥德延家川经济调查》、《党家沟社会调查研究材料》等。 他还多次指示重庆办事处和全国各地办事处，广为收集各地的政治经济情况资料，仅1941年5月给重庆的周恩来去电，所要的资料就达十几种之多。 据统计，他还广泛订阅全国各地报刊杂志达三四十种之多，以获取信息。如《大公报》《益世报》《工商日报》《中央日报》《世界知识》《经济建设季刊》《财经评论》《中国农村》《文化杂志》《民主周刊》《四川经济参考资料》《四川农情报告》《西南实业通讯》《日本对支那经济工作》《列强军事实力》《中外经济年报》等。这说明毛泽东虽处延安一隅，却也能知天下事。 交谈毛泽东不仅注意基本情况的调查，而且十分注意对社会发展动态情况的调查。 当时的延安是一个开放的延安，国内的一些政要、各党派人士、各界社会名流、无党派民主人士、开明士绅、海外华侨及外国友好人士相继赴延安。毛泽东会见国内外各界人士，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同时也与他们广泛交谈，了解他们的情况、意见。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回忆1937年她访问毛泽东时，毛曾向她“问了成千个问题”。 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也为了克服教条主义，调查研究不应只成为少数人专利，在整风中，毛泽东决定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41年3月，毛泽东出版了他在土地革命时期撰写的《农村调查》一书，并为此书写了序言和跋。他指出：“现在我们的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 回想当年，毛泽东不无感慨，他写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他号召大家向社会作调查，要有满腔的热忱和求知的渴望，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者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图为蔡畅在延安1941年8月，毛泽东主持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中央决定各机关都设置调查研究部门，负责“收集国内外政策、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 1941年9月，由中共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奔赴陕北农村作社会调查。调查团出发时，毛泽东前来送行，并发表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演。他说：“中国需要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调查是长期的，今天需要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他还向同志们介绍了调查研究的方法，勉励大家努力做好这项工作。 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是延安受人尊敬的“五老”之一，年已过花甲，但为了深入实际，他不顾年迈体弱，冒着风雪严寒，亲自率领一个20多人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社会调查。20日，当一位手牵马缰、风尘仆仆的布衣长者率领一群人出现在甘泉县城时，当地群众得知这位白发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林伯渠，无不露出惊讶和钦佩的神色。在林伯渠的亲切询问下，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942年初，被毛泽东称为我们党的“明君”的张闻天，为了补上调查研究这一课，也率领人的调查团出发了。他在农村呆了一年零一个多月，足迹踏遍了陕北的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对几十个村庄作了认真的调查。回延安后张闻天写了《出发归来记》的报告，以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坦荡胸怀，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格解剖自己。他说，通过亲身调查，深感自己知道中国的事情太少。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党员来说，很有必要冲破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和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 张闻天的表现为纠正教条主义树立了一个榜样，带动了全党同志思想认识的提高。 在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指导下，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正是在空前规模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辉煌。有的学者说得好： “调查研究是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桥梁。毛泽东通过这座桥梁，走出了一条中国式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发展了马列主义，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 整风中的王明：“独逢乱谄不低头” 在全党上下开展以反对教条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整风运动时，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王明本人，却于1942年2月16日，在延安中央医院作了一首耐人寻味的《忆牡丹》的七绝。诗曰： 雍容傲骨岂凡流，荷菊梅兰未可俦。 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 自古道“诗言志”，王明在毛泽东提出整顿之风痛快淋漓地批判教条主义之后，立即作了咏牡丹的诗，歌颂牡丹“雍容傲骨”及“独逢乱谄不低头”的气节，他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情绪是很显然的。 在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整风后，1941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历史问题。 在会上，一些过去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张闻天第一个作了检讨，他说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他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决心补课，要求去延安附近的乡村进行实地调查。1942年1月26日，他离开延安作调查。 （《解放日报》，博古任社长）博古自从回延安后，就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常驻在宝塔山、凤凰山对面的清凉山办报，几年来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在会上他作了两次发言。他说： 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四中全会上我与稼祥、王明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在西安事变后开始感觉这个时期的错误是政治错误。到重庆后译校《联共党史》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错误有些感觉。 他表示：有勇气研究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王稼祥总结了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说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 李维汉等人也做了检查。 但王明没有作自我批评，在9月12日的发言中，他坚持说“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也不承认自己在抗战初期犯有右倾错误，相反，他揭发批判起他的中山大学同学来。他说博古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把自己在莫斯科发号施令的错误一笔勾销，把责任推到博古身上。又说李维汉自我批评态度不诚恳，想马虎过去。 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到会同志的不满。 1941年10月初，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个措辞严厉的电报，一连提出15个问题，针对“皖南事变”以来毛泽东对蒋介石不妥协的立场和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苏联求援态度冷漠而发的。问题包括：中共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在法西斯德国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能在中国战场上积极从军事上打击日本，目的是使德国在东方的盟国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并进攻苏联。 毛泽东把电报交给王明，征询他的意见，决定大家一起讨论，商量如何复电。 王明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10月7日晚，当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陈云等同志前来找他谈话时，王明进行反击，指责“中央过去的方针（指洛川会议以来的方针——引者注）是错误的”，“太左了”。并说“当现在苏联与中国异常困难的时候，需要与资产阶级把关系弄好，边区施政纲领与《新民主主义论》只要民族资产阶级，这不好，”“是一种自我孤立的政策”。 1939年以来，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到处制造摩擦事件，杀害共产党人。年初又发生皖南事变，大举进攻皖南正在转移的新四军，新四军总部近万人被歼，扣押军长叶挺，蒋介石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中共中央忍无可忍，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采取攻势，并多次劝苏联不再向国民党提供援助。但苏联一直过分看重国民党的力量，力图通过国共合作而减轻苏联的后顾之忧，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积极主张中共息事宁人，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感到失望。研究讨论后，毛泽东决定对国民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进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以分裂代替团结的罪行；而在军事上取守势，做好粉碎国民党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准备，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蒋介石在人民面前输了理，不得不表示“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毛泽东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使蒋介石“偷鸡不着反蚀把米”。这说明对大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斗争是正确的，这样才能真正维护民族统一战线。 在座的王稼祥、任弼时、陈云等也对王明进行了批评，并希望他改正错误。 对王明的指责，毛泽东立即予以反驳，他指出：“不是党的政策太左了，而是你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总是弄不好的。” 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杨家岭召开工作会议。王明在会上发言仍坚持他7日晚的谈话意见，但有些地方稍加修改了一下，他说：“我们应与国民党把关系弄好，我们有些地方政策过‘左’，是妨碍统一战线的。”他主张今后阶级斗争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 开展整风运动。图为毛泽东在延安就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与党的高级干部谈话王明发言后，与会同志立即对他进行了批评。毛泽东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上的几个错： “（1）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盲目乐观；（2）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3）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4）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有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 其他同志还提出了12月政治局会议的路线，《新华日报》拒绝刊登《论持久战》等问题。 针对这些批评，王明进行了解释和反驳，认为他“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 由于王明不承认错误，并提出中央犯有“左”的错误这样重大的问题，会议结束，毛泽东提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 王明原本知道毛泽东对他抗战初期表现不满，认为毛泽东会借机和他算总账，因此以电报为据，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以求一逞。可是王明又错误估计了形势，“聪明反被聪明误”。 会后，王明在惶惶不安中竟休克病倒了。10月12日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从此，王明在整个整风时期都没有露面。1942年2月16日写下《忆牡丹》的诗。 揭开延安医疗事件的谜底 在王明生病期间，曾发生了“中毒”事件。 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他说：“从1941年月4日起，我每天至少在他（指毛泽东）那里吃一顿饭。8日，我的胃由于大量出血而变得极不正常，头晕得厉害，心脏虚弱。医生诊断说，症状很像中毒。9日，我的病情已经很重了，……10日我就躺倒起不来了。”他还说，他病了之后，毛泽东强迫他住院，然后通过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药物毒害他，阴谋败露后，金茂岳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 但是，当中共中央档案馆派人前去访问金茂岳老人时，金医生说王明病情加重完全是“技术事故”。王明当时患有心脏病，并伴有大便秘结和卡塔性黄胆，当时的传统方法是，用甘汞外加静脉注射葡萄糖。治了两星期后，王明病情有了好转，金通知护士对王明停止服甘汞。 结果他只通知了白班护士，没有通知夜班护士，使王明用药时间长了一些，致使病情加重，发生汞中毒现象。后经李富春提议，请来李鼎铭先生，开了几剂中药，服后始有好转。 已80高龄的金茂岳老人听说王明在书中借中毒事件一口咬定是毛泽东指使的时，大骂道：“王明放屁！混蛋！没的事！”“那时候王明是教条主义者，我根本不知道！” 整风以来，主要是反对“言必称希腊”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尚无惩罚个人的想法，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在7月31日，政治局会议还决定让王明接替任弼时负责西北局和边区工作。当王明仗着共产国际的电报与毛泽东一搏时，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而且，当王稼祥和任弼时在书记处会上介绍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个人品质方面的种种批评时，毛泽东也明确提议不要扩散，包括在政治局会议上也不必再讲。这说明毛泽东没有把王明搞臭，一棍子打死，一了百了的想法。 如果说毛泽东要在食物中下毒、指使医生用药物毒害一个已完全处在下风的政治对手，似乎完全没有必要。 而且根据王明的夫人孟庆树在王明生病期间曾给中共中央写的一封信，她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王明的关心表示“十万分的热忱感谢”。她写道： “我声明，第一，我从来也未对中央对党不满；第二，我从来也未样样不满和经常不满，相反地，有时感觉到为了王明同志的病，党花了很多钱，尤其在生活方面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还常常去电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确连牢骚也未有过——在治病方面。”接着说：“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间了。将来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领导帮助下，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但是病中的王明并没有好好地反省，还在坚持他拉山头的宗派主义作风，这才使毛泽东下决心来彻底批判王明。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 细心的人也许会发现，对王明的批判升级是在1943年。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王明自己破罐破摔，两面三刀的做法引起的。 王明于1941年10月13日躺进中央医院后，陆续有中共领导人前去探望。对毛泽东、任弼时等，王明说是表示愿意接受批评，诚心检讨。而对王稼祥、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1942年底刚从外地回来的刘少奇等，王明则总是大吐苦水，或宣传他的两面战争打不得，互相牵制如何集中力量打日本援苏联那一套。对在延安的俄国人，他更是一有机会就挑拨和煽动，同时打探莫斯科有无进一步指示。 比如，他见王稼祥时说：毛泽东这个人太厉害了，睚訾必报，现在整我们，你过去也反对过他，你也跑不了。 见周恩来则说：现在整风不过刚刚开始，你我错误一样的，一定会整到你头上。 博古来了就说：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担心，那边（指莫斯科）的方式我知道，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 见张闻天后，挑拨说：这次主要是整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整你的，因为曼努伊斯基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泽东听这话大发脾气，所以就开始反对你，你的教条比我多。我自己不过是因为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犯了毛泽东的忌。 张闻天当时回答说：“我们过去确有许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 3月27日，张闻天在《出发归来记》中说： “人患无‘自知之明’，一旦自知了，他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地位，尽他的力量，来好好的工作下去吧。” 他这是有感而发的，反映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他虽犯过错误但没有沉溺于过去，而是勇于解剖自己，一心追求真理，终于在革命的烈火中获得再生。 毛泽东开始并不了解王明的两面手法。但随着1943年初王明重新开始在背地里密谋串连的情况为毛泽东所知后，毛泽东渐渐地认识到王明是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罪魁祸首，不彻底批判王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还可能死灰复燃。而此前毛泽东认为王明只在政治上组织上有许多原则性错误，在1931-1935年间的“左”倾错误主要应由博古等人负责。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这年5月，共产国际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并考虑到各国斗争情况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作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解散。这为延安进一步清算教条主义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1943年毛泽东批判“左”倾中央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已把王明视为“左”倾路线的头号罪人，也把王明抗战初期的错误上纲到“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 笔记写道：对于1931年形成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是创始与支持者，博古、洛甫等人则是发展者与执行者。 王明反对立三路线夺取中央权力以来还不到9个月，就又恢复了立三路线，可见他反对立三路线是假的，不过借反立三路线之名，行夺取党权之实。 这个笔记“喜、笑、怒、骂跃然纸上，情绪化色彩甚浓”： 2我常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 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夸自卖，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或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都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已矣！ 我们老爷是一条最可怜的小虫，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1944年2月26日，周恩来找王明谈话，系统地指出他应该反省的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 第二天，王明便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周解释两点： “（1）为什么四中全会决议及9月20日决议是路线错误？其具体内容如何？ “（2）既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是所谓王明路线？因为我总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同时，也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有错误缺点，他只“应负一个政治局委员应负的责任”。 周恩来感叹：“他还是站在个人利害上来了解问题。” 1945年春天到了，延河两岸碧草如茵，延安的山上坡上山花烂漫，延安的人们也喜气洋洋，共产党的领导人正在筹备召开中共七大，“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而住在杨家岭的王明，却郁郁寡欢。他作的一首五绝《延安春兴》反映了他此时的心境： 延河岸草绿，嘉岭山花红。 春色空依旧，人心感不同。 为了在召开七大前解决中共的历史问题，3月31日，中共中央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要求“用很好的理由与态度”细致地向代表们和犯错误的干部做思想工作，促进党的团结。 在延安城西北枣园的毛泽东、任弼时等一方面召集座谈会听取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的意见，继续修改决议稿；另一方面和王明谈话，征求他对历史决议稿的意见，希望他能向代表们表明态度。任弼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先后两次去杨家岭王明的住所谈话，王明态度逐步转变。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4月20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一天，任弼时收到了王明的一封长信，请他阅转毛泽东并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信中他表示：“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中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底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并承认“在小册子（即《两条路线》）中所提出的对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许多意见”，“是从抄袭各种决议而来的”。最后，他认为鉴于他的错误“中央应立即撤销”他在党内的一切领导职务，自己“应该作最接近广大群众的下层群众工作”，一切从头学起，“使自己成为一个好的于党有用的党员”。 这是整风以来王明对自己所犯错误作的一次最全面、系统的检查，态度似乎也很诚恳。收信的任弼时非常高兴，在大会上即表示：“我们欢迎他的态度，希望他以后行动中加以实现，不断进步。” 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说：这封信，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是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 但事实证明，王明信誓旦旦的表白，只是一张空头支票，他欺骗了毛泽东、任弼时等。 在30年后王明写作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他称这次检讨是被迫的，是考虑到共产国际已解散，再没有什么组织可以申诉意见，如果他拒绝七中全会决议，就会被开除党籍，“那时要进行斗争就更加困难了”。“从这一情况出发，我向七中全会声明，我服从中央的决议。”闹了半天，他的认错原来只是他等待时机进行翻案和反攻的韬晦之计罢了。 文中他拼命攻击整风运动，说“毛泽东开展整风运动，追求的仅仅是个人自私自利的目的，他是作为一个极端自私的野心家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进行活动的”。 抗日根据地是文艺战士的大观园 抗战时期的延安，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到来，给贫瘠、荒芜的黄土高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给延安文艺带来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丁玲，是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的著名作家。她一出国民党的牢门就来了陕北。 毛泽东曾问她打算干什么，丁玲回答说要当红军。毛泽东说：“好哇，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一仗，跟着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线去吧！”丁玲便随红军去了陇东前线。 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丁玲在延安组织成立“西北战地服务团”，用毛泽东的话说是用他们的笔，用他们的口与日本打仗。 前线）9月22日，“西战团”即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赴山西抗日前线，并转程西安进行宣传，于944年5月才胜利返回延安。 丁玲自己写过不少以人民军队将领和群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很受毛泽东器重。毛泽东曾为丁玲写了一首词：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8年3月，著名的作曲家冼星海来到延安。他和光未然合作，仅用几天时间，就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唱出了民族的抗日精神，显得大气磅礴。5月11日，首次演出，挤在人群中的毛泽东听后，连声叫好。周恩来则欣然命笔：“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后来，重庆一家报纸评论这首唱遍全国的抗日歌曲：一支大合唱，顶上十万毛瑟枪！ 一些剧社演出《亡国恨》、《铁蹄下的同胞》等节目，台上台下的哭声融成一片。 总之，延安的文艺战士创作了许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能鼓舞斗志的作品，光是影响较大的歌曲就有《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抗日战歌》、《生产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前进歌》、《大刀进行曲》等。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特别重视延安文艺队伍的建设。毛泽东认为，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需要有多种多样的战线，这有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除了要依靠拿枪的军队外，文化的军队也是必不可少的”。 1938年，由毛泽东、周恩来等发起，以已故的现代大文豪鲁迅先生的名字命名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 在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说：我们有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我们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要下去，下到人民群众中去，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到革命斗争中去，学习人民的语言。 他说，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不要学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线打仗。抗日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 鲁艺建立后，按照毛泽东指引的文艺方向培养了大批的文艺人才。 一大批文艺青年涌向延安，在促进延安文艺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这就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从亭子间到根据地，不但是两种地区，而且是两个历史时代”。“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在未和新的群众结合之前，大多数知识分子仍保留着旧的一套思想感情、生活习惯，甚至一言一行都和群众“格格不入”。 在文艺工作者如何和实际结合上，许多人还缺少这根弦。如部分院校、剧团不顾客观条件，群众需要，上演了许多大、洋、古装戏。中国戏如、《雷雨》、、《北京人》、《李秀成之死》等，外国戏有《钦差大臣》、《伪君子》、《悭吝人》、《求婚》、《蠢货》。这些戏的上演，对活跃文化生活，开阔视野，都是有益的，但是在敌后去演这些戏就不太合适。一是群众文化水平低，看不懂；二是戏的道具多，往往一台戏的道具要派许多民夫搬运，遭到敌人扫荡时，还要派部队担任保卫掩护任务，很麻烦。 文艺创作上存在一些闭门造车、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如鲁艺戏剧系第三届学员刘因写的一个名叫的多幕剧，设想了一个敌后生活故事，哪知道与实际生活相差很远，演出后，群众看了很不满意，有的人甚至骂起来。 知识分子也不太乐意与工农群众交往。鲁艺的教员周立波曾说： “鲁艺的院址是在离城十里的桥儿沟，那里是乡下，教员的宿舍，出窑洞不远，就有农民的场院。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毗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却‘老死不相往来’。整整4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里去过一次。”而且这种情况，“别的文艺团体里，也不在少数”。 当时，文艺界的宗派主义也很严重。70年代末，周扬在接受访谈时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宗派主义。”两派互不服气，打无原则的笔墨官司，不能拧成一股绳，形成一支团结统一的力量。 1941年秋至1942年春，以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为中坚力量，写作了一批“暴露黑暗”的杂文。 1942年3月7日，丁玲为《解放日报》纪念三八节连夜赶写了一文，文中把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统统发泄出来。 接着，延安中央研究院编译室的特别研究员王实味连续推出了《政治家·艺术家》和两篇文章。 王实味是个翻译家和作家，1925年考入北大，1926年入党，翌年与党失去联系，1937年重新入党，10月进延安。在前文中，他说： “旧中国仍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当前的革命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作同盟军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他们让步，这就使我们更沾染上更多的肮脏与黑暗”。正是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原因，我们“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 在一文中，一心埋头翻译马列经典、什么嗜好也没有的王实味，将延安成立俱乐部，周末唱戏、跳舞的娱乐与前方将士拼死疆场的悲壮对比，愤怒异常，指责为“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他论及延安生活中一些领导不爱群众，延安存在等级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他认为延安虽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把黑暗消减至最小限度”，在艰苦的革命岁月，反对一些“不见得必要与合理”的地方。 在文章中王实味说，上述现象“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们有镜子的作用”。 但后来国民党把这些“有偏颇、有夸张”的文章汇编成册，作为了反共宣传材料，产生了不良后果。 1942年春，这种“针对自己”“暴露”的杂文，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大量出现。而与此同时，中央青委在文化沟创办的《轻骑队》，边区美协的《讽刺画展》和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三种壁报上，都针对延安残存的某些弱点，进行严厉批评，曾轰动一时。 中央研究院为配合整风出版的壁报《矢与的》创刊，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发刊词中提出要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 整风会上，王实味言词激烈，带头反对院长李维汉提出的各级领导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的意见，主张由全院大会选举产生，赞成他的意见的占3/4，结果检委由群众民主产生。在壁报上，王实味发表署名文章，继续批评李还保留着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 这在党内和文化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前来参观的人川流不息。王震看后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在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 王震马上找毛泽东反映情况，毛连夜挑灯去看了壁报。回来的路上，他对随行人员说：“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是很好的反面教材。这样我们就有了思想斗争的对象。” 负责文化战线整风运动的毛泽东一直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一切工作都应以革命需要为第一位，因此他一再提倡文化必须是“大众的”、“民族的”、“抗日的”。此次在文艺界整风，也必须依此宗旨来解决文艺界的问题，澄清是非。 为此，毛泽东首先对《解放日报》实行彻底改版。3月31日，毛泽东和《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召集延安各部门的党内外负责人和作家就改版问题进行座谈。 毛泽东说：“我们不是站在喜马拉雅山办报，既不属于这个阶级的又不属于那个阶级的。” 我们的报纸必须起到教育人民、动员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我们今天整顿三风，必须好好地利用报纸”。 说到这里，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样的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这是对王实味的批评。 为解决延安文艺界出现的问题和不良倾向，在1942年春夏之交，在山花开满杨家岭的山洼洼的时候，毛泽东先后约请“文抗”的艾青、丁玲、罗烽、白朗、华君武、蔡若虹，中央研究院文艺室的欧阳山、草明夫妇，鲁艺的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几十位文艺界人士到杨家岭促膝交谈，并委托他们搜集意见。 经过深入的调查，毛泽东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是，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好。这些人到延安，看见了缺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最后大家商议，要开个会，让文艺工作者充分发表意见，交换思想，然后让毛泽东集中讲一讲，以便统一思想，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同意了大家的提议。 这样，延安文艺座谈会便酝酿产生了。 座谈会的同志在延安杨家岭合影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城西北面约5公里处的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召集延安文艺工作者100多人举行座谈会。会议由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主持，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表讲话，后被称为座谈会的“引言”。 毛泽东说，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地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他指指身边的朱德总司令，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毛泽东风趣的说法，引得大家都笑了。 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毛泽东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说：“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 “做文章”的文艺工作者也不客气，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表明自己的观点，讨论一直持续到晚上。 第一个发言的是萧军。他说，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党外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既然各是一家，他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颂谁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议，我就可以写出10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萧军是受毛泽东器重的一个东北作家。他性格豪爽，有才华，但固执、孤傲，看问题偏激，一度因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是毛泽东的诚恳、热情留住了他。对萧军的发言，毛泽东有时点头，有时淡淡一笑。 第二个发言的是何其芳。他诚恳地说：听了毛主席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到自己迫切需要改造”。 丁玲在发言中针对“暴露”和“歌颂”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我想对于光明的、进步的，当然应该给以热情地讴歌，但对于黑暗的阻碍的现象，我们绝不放下武器，袖手旁观，应该无情地暴露它。” 对于萧军和丁玲的观点，毛泽东在5月23日的讲话中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无论是进步的、落后的、光明的、黑暗的，我们文艺工作者暴露和讴歌都应因人而异，也就是说要有鲜明的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不是什么‘暴露人民’”。 5月16日，召开了第二次座谈会，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继续到会听取大家发言。 会上，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谈了自己的感受。 民众剧团月月年年下乡、入村、进窑洞，向农民学习，为农民演出。柯仲平写的团歌表达了该团的宗旨：“你们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 他说：别瞧不起《小放牛》，老百姓喜欢，我们演《小放牛》，剧团离村时，群众恋恋不舍，送出很远，并赠送许多慰劳品。“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米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 与会者笑了，毛泽东也笑了。不过，毛泽东接话说，如果你们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从前线回来的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呼吁文艺工作者到前线去，这样既可以满足前方战士和老百姓对文艺的需求，又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学习到很多东西。 这一天，讨论继续着，也夹杂着热烈的争论。 5月23日，是文艺座谈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由于这次到会的人太多，会议移到中共中央礼堂外的黄土坪上举行。人们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闻着嫩草的清香，思绪随着延安最高领导人的言语活动。 几天来一直坐着听大家讨论的朱德总司令发言了，他指出作家要和工农兵接近。有人喜欢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就是工农兵。 他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 关于思想的转变问题，朱德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以自身的经验来说明：“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了党。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仗打多了，为无产阶级做事久了，大家看我还干得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最后，朱总司总说：“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重庆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啊！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啊！” 朱德讲话后，乘着落日的余晖，到会的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一起合影留念，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照片。 吃过晚饭后，在广场上用三根木杆架成三角形架悬一盏煤气灯照明，毛泽东作结论。 在耀眼的灯光下，人们专注地听毛泽东讲话。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叫作“结论”。 毛泽东针对大会提出的问题，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联系“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工作中的问题，规定了革命的文艺方针政策，指明了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在结合过程中，注意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唯其如此，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感情交融，歌哭相同，真正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唯其如此，才能开掘“矿藏”，深挖“源流”，写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最后，毛泽东号召作家、艺术家到人民大众中去，到前线去，到抗日战场去！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延安文艺家们的思想引上了一个新境界。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抢着下农村，上前线，进工厂，进入敌后根据地，决心在实际斗争中改造自己。肖三、艾青、塞克赴南泥湾，陈荒煤赴延安县，萧军上山开荒，刘白羽、陈学昭下农村到连队，高原、柳青去陇东，丁玲到工厂。许多文艺团体也纷纷奔赴农村和前线。 由于文艺工作者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写出了众多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以《人民文艺丛书》为例，反映抗日、反映人民军队的作品，就占了86%。当时创作了许多鼓舞人心的作品，如戏剧方面有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秧歌剧《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民众剧团的《十二把镰刀》、中央党校秧歌队周戈的《一朵红花》、中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评剧研究院的《三打祝家庄》；小说、诗歌方面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报告文学和散文方面有马峰的《张村无故事》、周而复的《海上的遭遇》、黄钢的《关向应在病中》、周立波的《南下记》、孙犁的《荷花淀》；其他还有古元的木刻《割草》、总政电影团的《南泥湾》等，真可谓是百花争艳，五彩缤纷。 中国的新文艺运动，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话上的讲话，经胡乔木整理，于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纪念日，正式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全文发表。 著名的作家老舍在他50周岁时写的一篇纪念《讲话》的文章，最能说明《讲话》对文坛的影响。他说： 我学了《讲话》，觉得“心中爽朗，眼界开阔，好像久住在城圈儿之内，忽然出了城门，上了阳关大道，看见了绿水青山与沃野千里。毛主席所说的文艺须为工农兵服务不是缩小了文艺创作的范围，而是把它加宽了，叫我看到无边的美景，也叫我有了向来没有过的新理想。我得到从来没有得到过的鼓舞与启发，使我的创作热情增加了许多倍。” “在解放前，我只是我，孑然一身，与别人无关。我是一叶可怜的飘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随风飘荡，可能莫知所终！现在呢，我必须在群众中扎下根。我不再是个‘孤儿’，而是有千千万万朋友的人。” 总之，“我兴奋、快活，因为我得到了文艺写作的新生命！” 这也是一代文坛老将的共同心声。 康生导演的红色恐怖剧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他声色俱厉地说：“现在是紧急的军事动员时期”，“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是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的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再不要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了！……共产党是欢迎一切失足的人变为抗日救国的中国人，每一个失足者都变为改过者。 “一小孩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地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抢救，这是不说也懂得的简单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主要是靠外面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 因此，“我们号召来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最后，他说：“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抢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镇压特务，我们又有钢铁的意志，如果他们坚持，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抢救失足者》报告。窗外艳阳高照，听报告的人却意识到这是“新的恐怖信号”，心里涌上阵阵寒意。 康生讲话后，“抢救失足者运动”席卷延安和整个边区。一向生气勃勃、充满着团结互助气氛的延安城，笼罩上了混乱和不安的阴云。所有的机关、学校、团体失去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坦白大会”、“控诉大会”、“抢救大会”、“规劝会”等各种会议夜以继日，出现了“抢救”高潮，坦白或被揭露出来的“国特”、“日特”、“复兴社”、“汉奸”、“叛徒”、“红旗党”、“坏人”等多如牛毛，各单位各机关都有。一时间，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清出的“特务”等竟达15000余人。有的单位除少数人外，几乎全成了“抢救”对象。中共中央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余人，便抓了170个“特务”。关中师范参加整风的88人中，挖出62个“特务”。绥德师范挖了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延安警卫团竟然有80%以上的“国民党特务”。 特别令人不解的是，这些“特务”所坦白出来的“来历”及“罪恶活动”，离奇古怪，不可思议，有的和小说故事差不多。 绥德师范一个16岁的男孩，名叫马逢臣，在“坦白”大会上，手提一包石头上台，交待他是受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务，而且是石头队队长，专门用石头杀人。 另一名叫刘锦梅的女孩，年仅14岁，“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受特务指使，用美人计拉拢腐蚀党员干部。 ……康生是何许人也？他竟然在延安导演了一幕红色恐怖剧，把一个朝气蓬勃的红都变成人人自危的场所。 康生，原名张宗可，字少卿，山东胶南人，1925年入党，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31年赴苏参加共产国际工作，1937年11月与王明一道回国。在苏联时康生原本对王明亦步亦趋，而到延安后，他先是耍两面派，后又见风使舵，做出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与王明作斗争的样子。在延安，康生担任了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掌握了教育、审查干部的一部分权力。因此，在整风运动中，他当上了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 担任总学委的负责人后，康一心想做出点成绩，借机捞点政治资本，好向权力上层挤进。而康生惟一拥有的就是在苏联学习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经验。 在他赴苏时期，正是苏联肃反扩大化严重泛滥的年代。在斯大林“关于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就愈多”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内的大批干部被扣上“反党分子”、“特务”、“外国间谍”、接受“外国津贴”等罪名，惨遭杀害。最后，连执行肃反任务的许多“契卡”人员也未能幸免。 身在莫斯科的康生，把这些统统作为正面经验接受下来。回延安后，康生如法炮制。1938年1-2月间，他曾发表文章，信口雌黄地说陈独秀等人是“日本奸细”，说陈独秀从日本每月领取300元的津贴。 整风开始后，康生抓住王实味事件作文章。 人们都知道，延安整风的主要目标是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整顿三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党的历史，学习整风文件，统一全党认识。在1941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 整风开始后，党内发扬民主，发动大家提意见，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意见特别多。王实味在写之前，就给毛泽东上书，批评延安“衣分五色，食分三等，贫富不均，贵贱有别”等等。在延安街头出现的名叫《轻骑队》的壁报，贴在大路上，内容也是批评等级制、不民主这些问题。 当时，延安物资匮乏，对领导干部给予适当的物质照顾是合理的，作为知识分子干部应该理解；而个别不合理的地方，广大青年干部提意见也是可以的。但是，延安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当时延安的新老干部之间，根据地党组织与来自敌后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之间、工农干部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一提意见，有些老干部却产生猜疑，认为是冲着共产党来的，是反对党的领导。当时作为毛泽东的秘书的胡乔木给王实味写信，批评他“文章里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挑动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提醒他要注意提意见的立场和方法，不要走偏。 再如《解放日报》文艺栏曾登过一篇作家马加写的小说《间隔》。小说写了一个老干部、游击队长喜欢一个从城市来的女学生。但他那种简单、纯朴、粗鲁的爱使这位女学生害怕，他们中间有很大的间隔。这篇小说引起老干部的不满，编辑部作检查，在整风中一再受批评。 诸如此类都产生了矛盾。 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极端民主化和自由主义倾向，引起了中央的极大重视，并对这一倾向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歪风，影响很广，如果不首先加以端正，就不可能把整风运动纳入正路。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整风矛头首先对准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这股歪风”。 王实味写作、《政治、艺术家》等杂文，带头反对院长，主张全院大会民主选举，成为了批判的靶子。 1942年6-7月，中央研究院等单位召开揭发批判王实味大会。会上有人揭发王实味讲过“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拉狄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以怀疑的”、“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等当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话。加上过去王实味又曾与托派分子有过交往，在康生的插手下，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王实味被扣上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被开除党籍，被捕入狱。 这是把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典型范例。 最无辜的还是成全、王里夫妇和潘芳、宗铮夫妇。王里、宗铮是复旦大学的校友，在延安有来往，而王里1936年初在南京时认识王实味，王实味与宗铮夫妇是近邻，彼此有些接触而已，他们却因此和王实味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王实味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影响了党中央关于整风指导思想的变化。 1942年4月，康生向毛泽东汇报，情报显示，蒋介石正乘机而动，准备从军事进攻和内部破坏并举，搞垮中共；而且5月以来，国民党赞扬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并利用党内自由主义乘机开展特务活动。 40年代，国民党一再制造反共事件。中共中央主张：“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要反对。”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表示：在学习和检查工作中，实行干部鉴定，对干部的思想和组织观念，实行审查工作；在审查工作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 6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了王实味的托派问题，他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中直、军委、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 的确，在整风前和整风期间，陕甘宁边区发现了坏蛋——边区保卫部门破获了一些特务案件。 当时著名的特务案件有“军统局汉中特务侦察训练班”一案。戴笠于1939年底在陕西汉中县陈家营村开办的一个特务训练班，两年左右训练了几百名特务，其中派往陕甘宁边区的有40多名。其主要任务，是打入我要害部门，刺探情报，进行破坏。不久，绝大多数人被我方查了出来，或秘密做了坦白交待。 与此同时，敌占区的日本特务机关也向边区派遣了特务。 负责肃反和安全工作的康生借此大肆宣传，说边区“特务如麻”。 这个不实的情况，影响了毛泽东的认识和判断。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于是，延安的中央机关和院校在12月开始审查干部的工作和反特务斗争。各单位发动每个干部写自传，反省思想，反省历史，调查社会关系。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即有名的《四三决定》）。 在对敌情错误估计的基础上，对整风的目标作了修改。《决定》规定：“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是说，整风变为了审干和肃反，从思想洗礼变成组织清洗。 康生既然已抓出了一个王实味，当然想再揪出大批的张实味、李实味。 1942年11月，康生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制造了一个张克勤案件。 2张克勤，1936年10日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往甘肃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因被敌人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林伯渠同意调往延安。张到延安后，国民党特务抓了他的父亲和妻子，这两人都是共产党员，被捕后叛党。然后是西安三青团的报纸曾刊登过一批自首人员的名单，第一个名字便是张克勤。恰恰在整风期间，重庆的一个特务寄给张一份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康生便据此派人把张克勤抓起来，进行审讯，问他是怎样当特务的？又是怎样被派往边区进行破坏的？ 张克勤起初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审讯人员就进行“逼供信”。在经受了几天的肉体折磨和车轮战术后，19岁的张克勤承认自己是特务，并交代了所谓的特务组织系统及其他特务的名单。 康生如获至宝，得出结论：“甘肃党是红旗党”（即打着红旗反红旗之意）。并说，这个案子“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目得到了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 由此，不仅甘肃党成了“红旗党”，而且陕西四川、河南、浙江、湖北等省的地下党都是“红旗党”。来自这些省的地下党员，都有特务嫌疑，都是审查对象。 在康生的指示下，许多做过地下党工作的同志，先后被押到延安接受审查。 1942年12月6日，康生在边区高干会上作了反奸细斗争的报告。 接着，他提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三者之间是必然联系，铁的规律”。 1943年4月初，胡宗南派他的高级参谋胡公冕为首的代表团到延安和我方谈判，并派特务分子侯声（胡宗南部的副师长）同行。康生以“防止边区内部特务与胡宗南代表团交往”为由，亲自圈点了一个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嫌疑分子的名单，指令边区保安处于4月1日晚抓人。后来，他还得意地说：“4月1日晚来了个突变，一夜鸡犬不闻就捉了200多人。” 事前，保安处的干部提出证据不足，康生则说：“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了弄清问题。”这些说明审干肃反扩大化已在所难免。 《四三决定》发布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 首先，康生又让自己制造的张克勤案件派上用场，让张成为“坦白典型”，骑上高头大马，戴上大红花，先后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绥德抗大总校、绥德师范等单位去作“坦白动员报告”，进行现身说法。 大批“特务”是怎样坦白出来的呢？ 据张克勤后来回忆：“在西北公学召开的号召坦白的大会上，一个一个地盯住看，看着谁像就叫谁承认是‘特务’。承认了‘特务’就叫你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坐着的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务’。” 在当时形成了“坦白”光荣的气氛。为了鼓励“坦白”，很多单位决定，凡坦白者给点心、饼干吃，并在大会上戴大红花表彰。 别小看了点心、饼干的作用，在40年代的延安，经济异常困难，有时只能喝稀粥，能吃到饼干是一种奢侈。 在此氛围下出现了许多闹剧： 行政学院九班有一个组的同志，全部“坦白”成“叛徒”、“特务”、“反革命”。会后立即举行庆祝会，大家捐钱买花生、红枣，还邀请其他没有“坦白”的人去参加。 边区政府总务处处长是一位老干部，平时勤勤恳恳，与群众打成一片，很受同志们的欢迎，开过“坦白”动员大会后，很苦恼，因为他手下工作人员是出身贫苦、历史清白、文化程度低的勤杂人员，没有问题“坦白”。为此他弄得吃不下，睡不香。总务处的同志们看在眼里，便私下商量：为了解除老处长的苦恼，而且“坦白”了还能吃饼干、戴红花，大家一齐去“坦白”算了。于是，大家一齐“坦白”是“特务”，上上下下皆大欢喜。 这样从保安机关到一般机关，假坦白越来越多，有了7月15日康生报告中450人向党坦白悔过的数字。在这种“坦白”中已埋下冤假错案的种子。 但是，康生仍不满足，他急需扩大战果，显示他的工作成绩和能力。他耸人听闻地说：“中央驻地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下滚来滚去。” 7月15日，他又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让形势变得咄咄逼人。“坦白”的人数不够多，就逼、供、信，甚至凭主观臆断，任意指鹿为马。 康生说，到延安来的广大青年和干部，有70%～80%政治上靠不住。因而在当时社会部“将一切嫌疑分子，甚至将许多新知识分子干部，都主观肯定为特务分子，以为既有嫌疑，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域内必有组织；既有组织，必有头子；既有头子，必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中层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个嫌疑分子，或特务分子，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供出许多特务关系，然而才认为坦白彻底。” 康生常常拍着胸脯说：“看×××那个样子就像特务”。在他的言传身教下，许多离奇案件出现： 有的女同志爱打扮，就被说成：“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 一位进步女青年的亲属中有一人是汉奸，便怀疑她是“日本特务”。 一位中组部的老同志在北平上学时，跟一个牧师学过外语，被打成“意大利特务”。 更有甚者，有些青年知识分子喜欢聊天散步，谈谈云彩，说说月亮。于是被捕风捉影者诬为组织反革命组织“月亮社”、“乌云社”……还有一桩后来成为“笑柄”的事情，反映人们精神紧张的程度：有一个新婚不久的同志，一天因工作回家迟了，半夜到家，新媳妇仍独守孤灯等待他。他不仅不为之感动，反而认为她有问题，硬揪她到一位负责同志那儿交待问题。 为了得到口供，抢救运动中，对被审讯人员施刑，“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 因此，在抢救运动中，一些人上台“坦白”，下台大哭。也有的今天“坦白”，明天翻供。 还有的因经受不了不白之冤而精神失常，上吊、投井自杀。 整个延安一时陷入了混乱和不安中。 毛泽东敬礼赔不是 正当康生小试身手，还兴致勃勃推广他的“抢救经验”时，中共中央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1943年7月1日，经历过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毛泽东给康生写信，指出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是： 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严禁“逼、供、信”。但康生未执行。 任弼时通过了解情况，发现“逼、供、信”严重，及时向毛泽东反映，并提议必须立即制止事态的发展。 一直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于7月16日回到延安，目睹康生所为，郑重地说：截止1943年，国民党党员有一百几十万，其中学生党员约3万人，主要是1940年以后发展的。国民党绝不会把3万学生党员都送到延安来，何况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在1937年和1938年来的。那种认为80%的新知识分子是特务的看法应予以否定。而四川党的情况我是清楚的，从来没听说有什么“红旗党”。一定要甄别。 8月15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防奸正确路线制定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但此时，由于蒋介石正增兵包围陕甘宁边区，在黑云压城的形势下，毛泽东对边区敌情的估计还是较严重，并认为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未马上采取措施彻底扭转事态。 10月9日，毛泽东在看了绥德反奸斗争大会的材料后，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肃反方针，对扩大化的抢救运动进行紧急刹车。 1943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审查的人逐个甄别。 1944年春，边区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甄别委员会，开始对受冤屈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对运动中查出的“特务”进行调查研究，逐个甄别。此后，甄别工作从延安到绥德、关中、陇东等地，先后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 为防止今后的审讯工作出现错误，甄别工作开始后，西北局社会部制定了《审讯工作条例》，强调审讯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 经过甄别，按照康生部署所挖出的特务，有90%以上是冤假错案。毛泽东指示各单位，对什么场合“抢救”戴错了帽子的，要在原场合取下来。 信，指出在审干工作中必须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逼供信”的错误做法）审干反特的扩大化之火，终于被扑灭。 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的领袖毛泽东多次主动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 1944年元旦，领导通讯联络工作的王诤领着一批被搞错的干部向毛泽东拜年。毛泽东对他们说：“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不好，今天，我向你们敬个礼，你们回去要好好工作。”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演中谈到审查干部工作中的错误时说：“这些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我赔个不是。” 在中共党的七大会上，毛泽东对审干中的扩大化问题，再一次公开作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各个地区在肃反运动中走过弯路，我也走过弯路。这次整风审干，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他举起右手，沉重地说：“我向你们道歉！如果你们不谅解，我的手就放不下来。” 毛泽东的这种胸怀，深深感动了全场代表，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而“抢救运动”的直接责任者康生，却始终不承认错误。 一次会上，有的同志批评“抢救运动”的错误，康生还辩解说：“严格审查是完全必要的”，“苏联党就是这样搞的”。 尽管康生不认错，但他小试身手就碰了壁，这说明延安还没有他那套“左”倾政策生存的土壤。 延安经过短暂的混乱后，又恢复了它原有的朝气和生机。整风运动恢复了它原来的旋律：只整思想不整人。 “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 在整风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 这是有感而发的。在党的历史上，党内斗争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过分追究个人责任，着重组织处理，实行惩办主义，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刘少奇做过总结： “过去党内斗争传统有许多不好的，如‘八七会议’反陈独秀闹成宗派斗争，不让陈独秀参加，只许反陈的人说话，不许陈独秀方面的人发言；‘六大’以后的顺直省委变成清谈俱乐部，不做任何工作；四中全会上王明领导的党内斗争搞了许多非法活动，学了莫斯科米夫与支部局斗争的最坏的东西；四中全会后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也是不好的。只有遵义会议的斗争和延安反张国焘的斗争是很好的，缺点是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毛泽东吸取以往的教训，完全抛弃了惩办主义的错误做法，着重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 1941年5月整风开始，在延安的120多名高级干部，用4个月时间专门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党的文献，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第二阶段全党普遍整风，特色是普遍地全面地进行学习和检查。 学习，是学22个整风文件。除了毛泽东在整风中所做的报告是必学的文件，还有《六大以来》、《两条路线》，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以及列宁、斯大林《论党的纪律与民主》、《论自我批评》，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季米特洛夫的《论干部政策》等文件。 学文件时，是“逐字逐句的读，两遍三遍地读，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去读，联系党的历史、革命历史去读，一边阅读一边思考，一边讨论，并认真写笔记”。 同时个人学习和集体讨论紧密结合进行，经常提出问题，组织漫谈会、讨论会。漫谈会不拘形式、不限人数、不定内容、不拟题目，少者三五人，多者10余人，在河边、在树下、在山坡下，随处可以进行，参加者可以随来随去。遇到带有普遍性问题，就在更大范围内讨论；对讨论中的重要问题，则请中央负责同志作报告。 学习之后是检查。首先是根据文件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用当时形象的说法就是：“自己钻文件，又用文件钻自己。”“把文件中的道理当做尺码来量一量自己，当做天平来称一称自己，当做镜子来照一照自己。”在检查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肯定正确的方面，批评不正确的方面，分析错误的根源，提出改正的办法。然后，每个同志写出思想总结，经小组讨论通过。 其次是对自己所在地区和部门的工作检查。为检查一个地区工作，还召开“山头会议”，由所在地区的领导同志亲自召集，大家自由发表意见，包括给领导同志提意见。通过检查，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经验教训。 从1943年10月开始，延安整风进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在学习理论、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错误进行系统的、彻底的清算，并作出正式结论。 党中央组织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对1931年至1934年这一时期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多次讨论。还组织过去曾在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工作的同志，举行各地区、各部队的党史座谈会，如：红七军历史座谈会，湘鄂赣边区、湘赣边区、鄂豫皖边区、闽西地区、赣东北边区党史座谈会，红五军团历史座谈会等。党中央集中全党讨论的意见，并于1944年5月成立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决议。任弼时主持召集，委员会的成员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和博古。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参加了《决议》起草的全部工作。 《决议》起草后，又经过了多次反复修改，光是毛泽东就前后作了七次修改，委员会天天开会讨论。毛泽东后来曾特别提到这点：“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这说明党对待历史问题的谨慎态度。” 毛泽东决定起草委员会的灵魂。为制定《决议》，他提出了如下指导思想： “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于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的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 “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要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两样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事实上，着重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思想不仅贯彻在《决议》中，而且贯穿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始终，并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方法。如： 要“与人为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可采取鲁莽的态度”，“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必须要讲究方法，“好好说理”，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同的意见可以展开讨论，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压服只能是压而不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这样，在延安当时形成了一种空前未有的民主团结气氛，碰到问题能够畅所欲言地展开争论，而又不影响团结。 总之，着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是延安整风最有价值的历史内容，是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范例。 1945年4月20日，任弼时主持召开扩大的七中全会，这是历时11个月的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这一天，任弼时收到了王明表示承认错误、拥护这个决议的声明书。 接着，张闻天、博古等发言，拥护这个决议，诚恳地向错误路线下受打击的同志致歉，对决议所体现的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的政策，感到温暖。博古说： 这也就是纠正了党内斗争的恶劣作风。我知道这个目的是给我们留下余地，但治病救人要有效，必须病人自己有觉悟，有信心，有决心。 任弼时也联系实际作了自我批评。他坦率地说： 对毛主席的认识是在抗战以后，尤其是从莫斯科回来，由于看到《新民主义论》、《论持久战》和关于战略问题的小册子，由于季米特洛夫的嘱咐，由于“皖南事变后毛对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使我产生了佩服和信赖”。 在会上，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庭或职业团体，都是五湖四海因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从前许多同志苦于没有马恩列斯，我也是如此，凡是政治上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都要如决议所说像和睦的家庭一样，这个票子是要兑现的。 对王明的声明书，毛泽东说：这封信，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是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 这就为延安整风运动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通过整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思想深入人心；通过整风，广大党员和干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化，先要化“己”，才能“化”人，自觉改造世界观。一些同志在反省笔记中写道： “如果参加党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震动，那么这次整风运动是我生命中的第二次震动，使我政治生命中共产主义的因素提高到自觉的程度。通过它我第一次认识了自己，找到了病根及改造之途径，同时还略微获得些改造自己的武器。” 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全党上下不仅认识到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性，而且破除了对领导干部的神秘感和盲从心理，极大地提高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一再强调：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下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该提倡奴隶主义。” 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振聋发聩的，对广大党员干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巨大的作用。从1945年3月，青年干部蒋南翔向党中央提出《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一事，可以看到这种破除迷信、独立思考的思想成果。 这个长达万余言的《意见书》，不仅对身居高位的康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表示“对于抢救运动的总方针发生更深刻的怀疑”，而且对《中央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的决定》提出了意见，他在肯定九条方针的“伟大历史意义”的同时，指出：“严格检讨起来，这个决定就依然有其缺点，缺点就是它基本上批准了当时对于特务的夸大估计”，“批准了运动中的那种斗争方式”。 《意见书》还对抢救运动中的群众路线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 “轻率地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广大知识分子和马列主义结合的可能性，轻率地剥夺对于知识分子党员的信任，这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分析和处理现实问题上的具体反映”，“那种叫嚣鼓噪的空气，那种如醉如狂的情绪，那种毛手毛脚头发胡子一把抓的斗争方式，实在无法使我们能够清醒和客观地进行考察和识别内奸的工作。所谓依靠群众的力量，事实上成了依靠群众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依靠声势汹汹的态度，依靠群众来做打气加油的拉拉队！” 蒋南翔敢于向中央提出如此尖锐的意见，一方面说明他勇于思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延安有民主宽松气氛。这件事就是一个窗口，让我们窥见了经过思想洗礼后的延安的思想风貌。 当然，整风运动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如蒋南翔指出的上述抢救运动的问题；几十年后，延安整风运动的参加者回眸历史，对运动的方式也提出批评。当时目睹“王实味事件”始未的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温济泽说： “1942年对王实味问题，恰恰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的……既然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威逼的力量。” 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如此说： “整风运动，一方面很民主，一方面又很紧张。让我给整风打分，我不会打100分。因为整风很紧张，所以一下子转到审干。” 随着历史的发展，也许人们还会发现它的其他缺点。但是，那些缺点和不足都不会湮没其作为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思想史上的光辉。 整风运动在当时的实践意见也是重大的。毛泽东自己对它的估价很高，在《学习与时局》一文中，他指出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这两项工作，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个方面，立于不败之地。 的确，由于开展了这两项工作，加上其他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措施，各抗日根据地渡过了难关，根据地面积扩大了，人民革命力量上升了。这为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的坚实的基础。 “洋房子先生”挑战毛泽东 然而，毛泽东在为全党所接受后，他在全党的威信的树立还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遵义会议以后，仍然对批判“左”倾错误愤愤不平，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 正是由于许多人还不了解毛泽东，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推举的是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全党领袖。 引言 继而又向博古表示：“我不赞成现在这种变动，我认为过去的路线还是正确的……我们这个大印不能交出去！” 但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对毛泽东去当山大王及他的游击运动还是持怀疑态度。因为一方面，毛泽东建设农村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做法，与苏联主张的“城市中心论”不符，在马克思、列宁的“本本”里找不到依据；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相继犯错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自己推举的领袖失去信任，决定选拔经自己选苗栽培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等人来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背后给这些从莫斯科来的钦差大臣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洋房子先生”。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开始进入中央领导集体。此后在重要的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他对军队的指挥及重大决策，都被“负总责”的张闻天所采纳，所以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党的实际领袖。 王明等上台后，坚持在城市暴动，渴望取得“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在徒劳无功并失去立足之地后，临时中央被迫迁入农村。但此时，一些领导人虽来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心”却没有跟来，无视农村现实，用“城市中心论”指导革命，强制推行主观主义的一套。毛泽东则长期受打击排挤，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被扔到茅坑里去了，搞得很臭”。 张国焘学问大？ 1935年6月，在长征途中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又遇到了一次严峻的挑战： 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事件。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土地革命初期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后来又领导创立了全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革命根据地——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是红军中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拥有10万官兵。 如前所述，当1935年6月，历经艰险长期孤军奋战的中央红军在翻越了长征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战友相会，大伙儿欣喜若狂，热泪盈眶，以为从此战友同心携手，革命是一片坦途。 但是，张国焘与中央发生了战略分歧。 张国焘基于私心和野心，诬蔑中央“退却逃跑”，攻击中央领导人是“牛皮家”、“大炮客”、“书生”，“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香烟抽才来革命”。还人为地扩大两军矛盾，出现了四方面军有些干部战士“向一方面军挑衅、抢粮、抢枪、打人、武装包围等”。 仗着兵强马壮的资本，张国焘伸手要权。他煽动一些人向中央提出让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他本人想当军委主席。 然而这些不能满足张国焘的野心，私欲膨胀的结果是，张国焘执意南下，并命所部“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等待张率部北上已无可能，中央才不得不率一、三军团以筹粮为名，连夜转移，单独北上。 10月5日，狂妄的张国焘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并宣布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后来，张国焘也许觉得不能太过分，又致电毛泽东等人，说中央“应称党的北方局”，“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在应付这次非常事变中，中共中央表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以最大的耐心，采取恰当的方法”与张国焘斗争： 让已在张部的朱德等人做团结争取工作；让刚从共产国际回国的林育英以“国际代表”身份对张进行帮助教育。 对于原则问题则毫不含糊。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此举“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命令其“立刻取消他的伪‘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同时向全党公布35年9月12日在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在具体问题上，中央仍采取灵活变通的办法。1936年1月24日，由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提出：张可以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中央暂不直接领导四方面军。 经过大量的工作，张国焘在“南下”破产、“西进”失利的情况下，再加上二、六军团又与之会合，任弼时、贺龙、朱德、徐向前、刘伯承等共同敦促，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的“中共中央”。 7月27日，党中央在张国焘北上后，适时地批准成立中央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至此，由张国焘另立“中央”造成的分裂危机，得到圆满解决。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安下家后，在中央内部开始批判张国焘的错误。3月27日至30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系统地揭发和批判其错误。 张国焘开始抵触情绪很大，曾对张闻天说：“张国焘已被打倒了，用不着在这紧急关头，大张旗鼓斗争一番。”但会议基本上是“本宽大精神”，实事求是地对待他的功过，采取说服教育的方针，弄清思想是非。连张本人也承认会上的许多发言“立场颇袒毛泽东”，“持论还算公平”。 中共中央为了给他时间，让他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会议决定暂时不给他做组织结论。 4月6日，张国焘写了《关于我的错误》，承认“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 既然张国焘承认了错误，8月，党中央便安排张国焘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而失去军权的张国焘不甘心只作一介边区政府副主席，于1938年4月借祭黄帝陵为名叛逃，把他与党之间的矛盾推向绝境。 中央得知情况后，“为最后挽救他，故即电武汉中央同志，寻找他，劝导他，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张国焘到武汉后，王明、周恩来等亲自做工作，尽量留有挽回的余地。 在张国焘毫无悔改的情况下，周恩来代表中央又向他提出三点办法： “（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最希望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 张国焘选择了第三条办法，自绝于党。党中央宣布开除其党籍。 在这种情形下，中共中央还让住在延安的张国焘的老婆杨子烈带子女，以做张的工作为名，去武汉与张团聚。对于处理张国焘的问题，中央“真是已仁至义尽”。 如何对待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央的政策也是明确的：“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主要责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 但是由于多年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出现了简单粗暴的过火行为。 如在抗大组织的批判会上，有些人把张国焘的问题与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扯在一起，说他们“逃跑”、“搞分裂”。 这引起了许世友等人的反感。他们说：“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怎么跑了的不是搞分裂，没跑的倒是搞分裂？” 面对这些认识问题和思想情绪，当时没能采取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加以解决，而是高呼口号，说许世友等“反对中央”，是“土匪”，不准他们“胡说八道”。 情绪激动的许世友、王建安等人，决定“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在策划过程中，有人认为不妥，向组织做了报告。许世友等30多名干部被抓。许本人经军事法庭审判，被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一年。 在抗大警卫连也出了问题。 战士们在批判张国焘路线时，讨论“究竟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时发生争论，有关部门对认为“张国焘学问大”的战士进行了批判。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毛泽东着手纠正。他诙谐地说：还是张国焘学问大呀！张国焘在批判毛泽东时，没有批战士。 毛泽东指示：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不应该负责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更不能批战士。毛泽东多次探望许世友，与他促膝谈心。许世友思想通了，还与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由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处理张国焘的问题上获得了成功。张国焘虽然多年经营红四方面军，视军队如命根子，但他叛逃时，连身边的警卫员都不愿跟他走。 “明君”张闻天 刚解决好张国焘的路线问题，王明又回国了。如前所述，王明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最高机构的领导成员之一，有“援助中共中央”的使命，加上“的确想当大王，逻辑上得出的就是必然反毛”。毛泽东又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 但是此时共产国际对与各国支部的关系的观念有所转变。在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开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其中，各国有各国的特殊情况，共产国际很难再实行统一领导。 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指出：“考虑到莫斯科要在一切问题上有效地领导处于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共产国际的65个支部，是不可能的。”在1935年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会上，明确提出反对宗派主义、清谈主义、教条主义、书呆子、引证专家等倾向，要求干部做到“在复杂环境中独立把握方向”。这种思想的确定对毛泽东大大有利。 同时，1935年以后，中共加强了与国际多渠道的联系，关于毛泽东的正面信息源源不断地传递到莫斯科。如1935年5月陈云去苏联汇报红军长征初期情况和遵义会议有关情况；1935年1月回国的林育英（张浩）不断报告解决张国焘分裂主义事件的情况；1936年春共产国际派刘长胜携带电讯密码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可以及时汇报中共的重大问题；1936年底王稼祥去苏联治病，向斯大林等汇报中共及红军的情况；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去共产国际汇报抗日方针。 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根据掌握的情况，在专门讨论中共的方针政策问题时，作出了支持毛泽东的决定。这才有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批评王明错误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对此，毛泽东深有感受，他曾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自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得到全面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声望渐高。 而此时身为全党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是个从善如流、光明磊落，有着很好的民主作风的领导。 毛泽东曾诙谐地称赞说：洛甫是“明君”啊，能让大家都充分地发表意见。 遵义会议后，在常委分工上，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但较长时期内，中共中央文件多是以“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或“洛、毛”名义签发的。张闻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团结和协调中央各种力量，在重大问题上吸收毛泽东的正确战略和策略思想，对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党内不再设总书记，由洛甫、毛泽东、王明等组成书记处，张闻天不再被称为总书记，但仍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在王明争权而形成的“一山二虎”形势下，张闻天支持了毛泽东。 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召开，遵照共产国际关于“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的指示，张闻天提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应该由毛泽东来担任。 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认为目前还不是提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继续担当下去。但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实际上被确认为党的最高领袖，豁达明智的张闻天主动提出“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 1942年初，整风运动开始后，“为了不阻碍毛主席整风运动方针的贯彻，同时为了使自己多多同实际接触一番”，张闻天离开了延安，离开了“名义上的书记职务”岗位，去农村作调查。 刘少奇加盟中共中央书记处 1943年初，一位引人注目的领袖加盟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他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是中共最早的成员之一，1921年5月曾与任弼时等一同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一年后回国。在毛泽东指导下，曾和李立三一起直接指挥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 同毛泽东一样，刘少奇也喜欢独立思考，常常与中央的意见不尽相同，因而直到六届四中全会才得以补选为中央委员。虽一度进入临时中央，在五中全会上入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仍不免屡屡被“左”倾中央批评。 遵义会议后，刘少奇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到陕北后即因其白区工作经验丰富被派往天津领导北方局工作，纠正“左”倾现象，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开辟了华北的新局面。 1937年5月，在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不仅在军事上犯了错误，而且在政治上也犯有路线错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揭开了批判“左”倾政治错误的盖子。 抗战开始后，刘少奇力倡独立自主和开展华北游击战争，与毛泽东遥相呼应。调其主持华中局工作后，一度受得王明和项英影响的新四军工作亦开展得有声有色，因而让人刮目相看，深得毛泽东的赞许。 到1941年9月会议时，刘少奇已被党内的众多领导干部视为毛泽东之外中共党内惟一的一位正确路线的代表。 陈云力赞：“刘是代表了过去10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 王稼祥明确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代表了唯物辩证法。 任弼时发言中把毛、刘相提并论，说：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 会议结束不久，毛泽东起草《决议草案》时，特别点了刘少奇的名字，称赞他在白区工作时的贡献。10月3日，毛泽东即电请刘少奇来延安工作。只是因为刘少奇一行通过日军封锁线颇费周折，再加上山东根据地领导人之间出现矛盾，毛泽东令刘暂留山东帮助解决问题，所以才耽搁下来。但期间仅为刘的行止及安全问题，毛泽东就发了19个电报，可见其殷殷之情。 1942年12月30日，刘少奇回到延安，受到了热烈欢迎。 刘少奇回延安后，中央亦召回张闻天，政治局三次专门开会讨论中央机构精简调整方案。 此时书记处有7位书记，即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康生，一半以上不是在外，就是犯有路线错误，而毛泽东这时在中共中央虽已是一言九鼎，但他作为党的领袖尚无正式的手续和名分。因此，改组书记处势在必行。 1943年3月16日，一次重要而意义深远的政治局会议在延安举行。会议决定了中央领导的设置和工作职责，并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有关内容如下： “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 “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织之，泽东为主席，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决定刘少奇同志参加军委并为军委副主席之一”。 “在书记处之下另设经建材料组，由洛甫主持之”。 从此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刘少奇成为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 毛泽东成为党的第六任领袖。而第五任领袖张闻天完成了他的使命，去做他熟悉、擅长的理论工作了。 毛泽东坚持不提毛泽东主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政党，它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空前发展：到七大召开前夕，党员由原来的3万余人发展到120万；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达91万，民兵220万；根据地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人口近1亿。 在此时，党要处理远比过去复杂的党内外、国内外、敌、我、友等多方面关系，面临着繁重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为了很好地指导中国革命，党的领袖人物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撰写了一大批理论著作。其中以毛泽东最为突出。《毛泽东选集》（1—4卷）所收集的158篇文章，有112篇是这一时期写的。毛泽东的一批重要论文发表，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哲学等方面，对中国革命经验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同时，延安的其他领导者，包括曾经犯过错误、受过批评的同志，在思想理论上也十分活跃，写出了一批很有影响、很重要的著作。如朱德的《实行对日作战》（1937年7月15日）；刘少奇的《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提纲》（1937年11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等；周恩来的《怎样进行持久战》（1938年1月）、《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等；张闻天的《出发归来记》；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此外，晋察冀根据地领导人聂荣臻写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总结了抗日根据地经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撰写了《论公营商店》等研究经济政策的文章。这些都促进了党的理论繁荣，说明延安群星璀璨。 历史进入20世纪40年代前期，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感觉到，需要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以增加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怎样命名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以最杰出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毛泽东这个名字。 1941年3月，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了《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并指出毛泽东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他说：“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于中国党长期斗争丰富的经验，根据他对中国社会特质及中国革命规律性深邃的认识，在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上，都有了许多不容否认与不容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1942年7月1日，毛泽东的老战友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提出我们党已经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他说： “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 还说：“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一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这一概念。 第二天，即7月5日，王稼祥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王稼祥在为纪念党的22周年诞辰而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指出：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维主义。” 7月16日，周恩来由重庆回到延安。8月2日，中央办公厅组织隆重的欢迎会。周恩来发表演讲，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1942年7月，张闻天高度称赞了毛泽东。他说：中国革命过去的历史证明，有了毛泽东的领导，革命力量就会逐渐壮大，就会逐渐走向胜利，就会转危为安；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即不听毛泽东的意见，或反对毛泽东的领导，革命就会遭到挫折，就会转胜为败，就会从胜利走向困难。 博古也于1943年7月13日发表《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赞扬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舵手”，表示将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战斗！ 这表明毛泽东已得到全党的衷心拥护，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是一杆耀眼的红旗，代表着中国革命理论的最高水平。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由王稼祥明确提出后，逐步为党内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1944年5月，在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邓拓主持编辑出版了5个分册的《毛泽东选集》。这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套《毛泽东选集》。 对此，毛泽东表示了他的看法。1943年正值毛泽东50岁生日。延安的一些同志想为他祝寿，并同时提出宣传他的思想。凯丰把这个意见报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复信凯丰，明确反对做生日。对于宣传其思想，他诚恳地表示：“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做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毛泽东默认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但他坚持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1944年年底，英国《新闻纪事报》记者·斯坦因来访，毛泽东在接见他时说： “我也是一个小学生，一个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与和平的话，则群众的观念和经验，必须成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老百姓可以教导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的任务便是倾听他们的意见，学习他们的经验，洞悉他们的愿望和批评，把他们所要的东西的总体规定下来，并把它作为政策交给他们。” 在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言说：“《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的缺点错误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 在七大的预备会议上，他又说：“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案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说我毫无本领，一点也不懂马列，那我也不同意。说我马列主义成了堆，那也不是。” 关于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当时还有一种提法：“毛泽东主义”。 1942年2月，张如心在一篇文章中使用了“毛泽东主义”一词。 1944年7月1日，萧三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提出应用“毛泽东主义”来概括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思想方法、战略策略以及工作作风这整个体系。 1948年8月13日，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看到电报后，立即于8月15日给吴玉章写信，信中说： “未元电悉。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 “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有害无益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毛泽东坚持不提毛泽东主义，坚持不把自己同马、恩、列、斯并列，认为自己仅仅是他们的学生，反映了延安时期的毛泽东非常地谨慎、谦虚。在一片颂扬声中，毛泽东能保持冷静的头脑，表现了大家风范。 历史呼唤中共召开已期待17年的七大 1945年是很不寻常的一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法西斯分子践踏欧亚各地，把人民淹灭在硝烟、血光之中。历史的车轮进入1945年的时候，斯大林的军队不仅已打破了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而且已跨过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直捣法西斯老巢。在苏军的帮助下，北欧东南欧各国纷纷起而抗击德寇，解放了自己的祖国。英美盟军于1944年6月在诺曼底登陆后长驱直入，进抵莱茵河，向德国腹地挺进。世界及法西斯战争已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 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已经露出了胜利的曙光。中国驻印军和1944年5月出征缅北的中国远征军节节胜利，于1945年1月28日在缅甸边陲的芒友镇举行会师典礼。中印公路在被日本封锁了三年之后亦在此日恢复通车。一支满载着汽油、军火和各种大炮的汽车运输队，驶过长满杂草和小灌木的公路向中国境内进发。这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封锁，把中国的大后方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紧紧连接在一起。 这令四万万中国人雀跃欢呼！中国境内的军队也在酝酿反攻。 在延安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为中国远征军的胜利拍手称快。《新华日报》用很大篇幅赞扬、歌颂中国远征军的功绩。 胜利的喜悦鼓舞着毛泽东。1945年元旦和春节期间，他以少有的轻松同延安人民共度佳节。 他参加元旦干部晚会，出席枣园春节联欢午餐。大年初一，他又给枣园人民拜年，在乡政府的小会议室给乡亲们递纸烟，敬年酒；给孩子们抓瓜子，散花生，亲切地拉着乡亲们的手问长问短。 然而，毛泽东没有为即将到来的胜利陶醉，因为胜利的曙光不等于胜利的现实，抗战的胜利不等于共产党的胜利。他在探索着、思考着如何将可能的胜利变为现实的胜利，如何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后，将百余年来受殖民者压迫的旧中国变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在胜利的前夜，为迎接和组织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毛泽东意识到必须召开耽搁多年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六大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从1928年到1945年，时间相距17年。人们期待了17年。早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要召开七大。在1930年12月写成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中，把召开七大，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党纲和其他文件作为“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但是当时战事连绵，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境困难，中央苏区屡遭国民党围剿，生存第一，根本无法召开七大。 1937年，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共产党首脑中枢迁入延安，并有了较稳定的环境。于是月举行的政治局会议决定，1939年年内召开七大，并初步规定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成立一个以毛泽东为主席，包括王明、朱德、周恩来等25人的准备委员会。但由于严重的抗战压力，这个委员会未能进行预期的工作。 1938年9月至11月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策议》，决定加紧完成准备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召开七大，代表名额定为360人。 1939年6月、7月，中央书记处先后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两个关于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9月1日前选出代表待命。但是很快由于国民党实行反共摩擦，日寇又加紧对解放区的扫荡，形势骤变，迫使计划召开的中共七大再度延期。 后又曾提出在1942年、1943年召开七大，均因条件不成熟而未果。 整风运动，全党对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逐渐取得一致看法，为党的七大召开作了重要准备。 1944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为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发出通知说：“为着手进行七大准备工作，决定召开七中全会。决定于5月21日召开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这样，召开七大才实实在在地提上了日程。 5月21日下午2时，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正式举行。会议提出了七次大会的议程是：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和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和公开讲演；任弼时作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此外，还准备听取华北、华中、西北等几个有代表性地区的工作报告。 经过10个月的努力，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逐步就绪。中共中央于1945年3月21日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稿和党章草案。 3月21日，中共中央对七大的议程作了重要的变更，将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改为由七中全会讨论形成决议，七大的报告及有关大会发言和讨论中不再涉及历史问题。 其原因有二：一是便于使大会集中精力，同心同德地讨论当前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即走民主团结的路线，争取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二是六中全会以来的年间，特别是党的四中全会到抗战前的时期内，中央领导路线不断出现错误，使党的事业遭受惨重损失，许多同志遭受打击，许多同志牺牲生命，因此在讨论历史决议的过程中，大家气愤难平，言词激烈，有的潸然落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时全国局势正处在历史性的转折关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应该把着重点放在向前看，而不是停留在检讨历史问题上，这就必须加以引导。 朱德说：“代表们对算旧账感兴趣，要防止。” 毛泽东说：历史上的错误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那时党政治上不成熟，现在大家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如果使用大会这个武器，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中心目标，结果仍不能超过现在的草案。 鉴于改变原订议程，需要向代表们做耐心的说服工作，因此毛泽东说：要经过一个步骤取得各代表团的同意，不能勉强。 4月初，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任弼时为贯彻这个意图，“用很好的理由与态度”细致地向代表们和犯错误的干部做思想工作，促进党的团结。4月20日，在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军事工作报告。 此时还有一个棘手的难题需要解决。各地党组织选举出的七大代表陆续到达延安。由于七大的召开一再延期，代表不是一次选举的，代表的资格审查成为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任弼时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情况，并说如果不承认所谓有问题人的代表资格，要各地区重新选举代表，那么，新的代表到达延安，最远的地区代表在路上需花一年半的时间。这样做，七大就会被推迟。但这个问题不解决，又无法召开七大。希望中央研究讨论。 听了汇报后，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后，当机立断：“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 这样，一切工作已准备就绪，人们期待了17年，并受到国内外普遍关注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召开了。 《论联合政府》使蒋介石臣民尽失4月23日，苏联红军攻入德国柏林的第二天，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6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党121万党员。 毛泽东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致开幕词。他说： 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即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中国有两种命运，即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而实现这个任务的条件已经具备：即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有全国广大人民和国际人民的援助。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毛泽东讲话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和冈野进（当时的日本共产党领袖）相继发表了演说，预祝大会成功。彭真作了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全体一致通过。胡乔木担任大会记录和主席团会议的纪录。 开幕式又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4月24日，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写了一个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发给大会代表，每人一册。 这个书面报告一开篇就提出：“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我们的报告，主要就是讨论这些要求。” 毛泽东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关于中国之命运的成熟思考，它既是中共的战略方针，同时又是与国民党斗争的一个策略方针。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宣言，明确提出“立刻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机构民主化，容纳各党各派的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与政府”，“使国民政府真正成为抗日救国的国防政府”。然而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坚持一党独裁统治，拒绝民主改革，中共要求成立国防政府的主张终未实现。 尽管组织国防政府的政治主张未能实现，但共产党决心在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改革，建立联合政权，成功地创立了“三三制”的地方民主联合政权，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普遍推行。它同国民党一党专政形成鲜明对照，起着“推动全国民主化的重大的模范作用”。 当抗战进入最后阶段时，自皖南事变以来变僵的国共关系趋于缓和。1943年9月13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重庆举行。会上，蒋介石提出“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对此，毛泽东在与国民党联络参谋谈话时，表示准备坚持“拥蒋抗日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 这一年，欧洲反法西斯战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抗日战场捷报频传，但国民党军队却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这激起全国的强烈不满。河南战役的失败，成为正在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中许多参议员质询的内容。国统区的人民甚至认为“只有准备小红旗欢迎八路军了”。这表明，国民党的统治危机进一步深化，彻底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已成为人民普遍的愿望。 国民党政权的无能和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也引起了美国朝野的失望和不满。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后告诉罗斯福总统，中华民国很快就要垮台。有人甚至说，只有奇迹才能阻止中国政府的覆灭。在此形势下，美国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公开要求国民党对“共产党问题”寻求“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必须实行民主改革。 而欧洲共产党出现的参政高潮，使中共受到鼓舞，为中国共产党实现联合政府的主张提供了榜样。1944年4月，意大利的共产党首先参加了巴多里奥政府。接着，比利时、法国、丹麦、荷兰、保加利亚、捷克、罗马尼亚、挪威、奥地利和芬兰等国的共产党都先后入阁，参加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对于欧洲发生的这一新情况，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认为：“这些国家都成立了联合政府，代表广大人民阶层利益的共产党都参加政府，并在各国的政治生活中成为决定力量之一”，这是“欧洲人民民主力量的伟大胜利，无疑深刻影响世界的前途”。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的形势后，中国共产党感到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国民党政府主张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主张，立即得到国内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 9月19日，参政会结束的第二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声明，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要求。 9月24日，在重庆迁川大厦，各党各派各界著名人士共500余人集会，强烈要求改组中央政府，成立联合政府。 9月28日，美国新闻处发表广播讲话，说：“中国形势甚为严重，亟须成立联合政府。” 11月初，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飞赴延安，与毛泽东等进行三天的会谈，讨论关于联合政府方面的问题，并达成《五条协议草案》，同意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 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但是当赫尔利满怀大功告成的喜悦把这五点协议交给国民党方面时，蒋介石却告诉赫尔利： 承认这一协定，将意味着国民党的失败，最终结果将导致共产党控制政府。 赫尔利从美国利益和立场出发，以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来考虑中国问题，以为只要共产党交出军队，保证丝毫无损于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建立联合政府的妥协是可以接受的。而蒋介石把这种妥协看成“足以要其性命的陷阱”，予以拒绝，并提出三点反建议，让中共首先交出军队。美国的既定政策是：帮助国民党控制中国，以维护其在远东利益。赫尔利的态度也就发生了180°的大转弯。 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蒋介石对成立联合政府，召开党派会议等一口拒绝，蛮横地说：“统一是无条件的，国民党是唯一的革命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谈判无任何进展。 3月1日，蒋介石在宪政促进会上强调，在国民大会召开前，政府不能将政权交与各党各派组成的联合政府。这表明国民党已完全拒绝了受到各阶层人民拥护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 更火上浇油的是，1945年4月，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作出了美国政府只同蒋介石国民党合作的声明，与蒋介石一唱一和，合演双簧。 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坚决斗争。毛泽东指出如果美国要继续支持蒋介石，那是美国的权力，但不管美国做什么，蒋介石是注定失败的。 在七大会上，毛泽东以“论联合政府”为题作政治报告，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建立联合政府的真诚和执著。 中国共产党高举着建立“联合政府”的大旗，顺应人民对民主的要求，就把越来越多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论联合政府》报告发出后影响很大。大后方发行了三万份，有人通宵达旦地阅读。许多人说：“共产党说得头头是道，有办法。”而国民党蒋介石抵制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坚持一党专政的寡头政治，就孤立了自己，置自己于人民的对立面，丧失了民心，把政治上的主动权奉送给了共产党。就这样，当蒋介石执政以为天下是他的的时候，殊不知他的臣民已被共产党一部分一部分地联合过去了，其统治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 在大会上，毛泽东主要就书面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作口头报告。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关于路线问题；（二）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三）关于党的几个问题。 毛泽东提出七大的政治路线中，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组织队伍，队伍即人民大众，而人民大众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次才是其他民主分子。 他说，中国五分之四的人口是农民，就像五个指头占了四个。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100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无产阶级总司令没有了农民，就变成了“空军司令”了。要发动农民，须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毛泽东指出，壮大人民力量，必须把重点放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壮大和发展上。他说国民党叫嚷：“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完全是一个骗局，因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不仅不能把军队交给国民党，而且要尽可能壮大人民军队，不断扩大解放区，这样才能夺取抗战和全国革命的胜利。 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毛泽东认为组织队伍必须有一个指挥官，即领导者，指挥官应是无产阶级。他说： “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去争得这个领导权。 毛泽东指出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在抗战初期，有些人以为国民党很好，想依靠国民党打败日本，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打破了这些人的幻想。他幽默地说：我们请了日本法西斯和委员长两个义务教员，不要薪水，他们教好了我们的许多同志。毛泽东明察秋毫，此时已洞悉了美国垂涎中国的野心。他说，美国帮助蒋介石，是想控制中国，中国将有可能变为美国为主统治国民党的半殖民地。这实际指明了抗战胜利后，美蒋集团将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这一新变化。这为革命指明了方向。 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具体形式应是“联合政府”。 毛泽东阐述的七大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基础。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第一次从理论上作了高度的概括，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 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党的三大作风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体系的成熟。 关于政策问题，毛泽东讲了11条，最主要的是，继续发展资本主义问题；准备转变问题，即由游击战转向正规战，由乡村转变到城市，从减租减息向耕者有其田转变；还强调领导要有预见，实行民主集中制，继续给国民党洗脸的问题。 关于党的问题，毛泽东着重说明了党性与个性的关系。他指出，凡是党员所作的工作，均有党性，有个性。不能设想120万党员，变成120万块木头，我们会有什么党性？只要服从党，在此范围内就尽量发展各人的长处，不要只喜欢那些纸糊泥造的人。他认为有两种个性：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前者是党性与个性的完全统一，后者是小资产阶级性的，错误的。因此，要求把党性与个性统一起来，不可偏废。这就澄清了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认识。毛泽东还强调既要学习美国人的现实主义，还要有俄国人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夺取阵地，为争取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在七大，毛泽东用富于理论逻辑而又生动、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把以他为首的中共领导集体为中国革命设计的蓝图，演示和传输给了他的同志们。会议气氛前所未有的活跃。而就在这轻松活跃的气氛中，代表们把党的指示化为了自己的行动纲领，将在实践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思想载入七大党章 七大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成果，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以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 在七大会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朱德的军事报告科学地总结了党领导军事斗争的经验，提出我军的战略任务，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明确指出，人民军队的路线就是人民战争的路线。 “这条军事路线，正如政治路线一样，其代表人物就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5月14日、15日，刘少奇对党章的修改问题作了长达两天的报告。在报告中，刘少奇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24年的建设经验，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建党学说。他为毛泽东思想下3个准确而科学的定义：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在中国人民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和在党内同各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思想斗争中生长、发展起来的，是我们党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是被革命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和政策。 刘少奇肯定了毛泽东个人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的卓越贡献。他说：“我们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表现在毛泽东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归纳起来其内容有九个方面： 毛泽东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 “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 报告中，刘少奇向全党提出了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要求全党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行的不可抗御的力量”，从思想上准备着人民革命的胜利。 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阐述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6月11日，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章第一次正式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在党章的具体条文中规定，努力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义务。 毛泽东善待“反对者” 1945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大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开宗明义，提出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他说，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共产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切同志，要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团结起来，像决议上说的，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所以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以好的态度对待他，对于有缺点的人要团结一致。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现在我们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敌人还很强大，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 这个工作方针就为七大定下了基调：组织一个团结的队伍，去争取革命的胜利。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会。在选举中，充分体现团结的宗旨。 5月24日，毛泽东作了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指出选举的标准是：要能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个新的中央委员会既不能太小，也不要太大，要能适应目前党的情况，更要满足将来的发展和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按照这个标准，毛泽东着重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犯过路线错误的要不要选？ 毛泽东认为七次大会应接受过去的经验，对犯过错误的人不应一掌推开。只要他已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大会还可以选，要善于同犯过错误的同志合作。 第二，要不要照顾各方面？ 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有许多根据地，各地有许多军队，这是由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毛泽东的处理办法是：“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新的中央应反映这方面的情况，使我们党能够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 第三，是不是要有各方面的知识的人才能选？ 新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是包罗各种人才的，但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个方面的知识，一个人只要通晓一方面或稍微多几个方面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通晓各方面的中央委员会，即从集体求完全，而不是从个人求完全。 据此，毛泽东提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应包括这样一些同志：大批未犯错误的同志，一批犯过严重错误又改正了错误的同志；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大批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的同志。 这体现了毛泽东在用人方面任人唯贤、五湖四海的思想，尤其在怎样对待“反对者”的问题上，毛泽东作出了表率。 王明曾让毛泽东吃尽了苦头。延安整风，王明因其严重的错误成为头号批判目标，抵触情绪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一方面对他的错误进行严格的批评，耐心的帮助；另一方面对他的生活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在七大会上，毛泽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一针见血地说：“王明的错误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情却操心得太多。”但在选举时，毛泽东仍提议把王明选进中央委员会。代表投票后，大会宣布唱票，可以自由活动，毛泽东担心王明不能当选，坐在主席台上没有动，一直等到唱票快要结束，王明的选票过了半数，才起身离开座位。 博古是十年内战后期“左”倾错误的另一主要负责人，曾任临时中央总书记。遵义会议调整了领导班子，博古仍然是政治局委员。博古虽犯过严重错误，但认识错误后，积极改正错误。博古熟悉马列主义理论著作，能写一手好文章，有过办报经历，思想敏锐，才华横溢。 毛泽东用其所长，先后安排他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等职。 整风中，《解放日报》受到批评，有人对博古批评得很严厉。博古感到压力很大，表现很沉闷。 毛泽东对他说，你有错误，你就检讨嘛！ 由中央派到《解放日报》任总编的陆定一等人主动接近他、关心他，和他一起谈心。 在大家的帮助下，博古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认真省察自己过去的一切，严格剖析自己，检讨自己的错误，勇敢承担责任。博古得到了全党的谅解，在毛泽东提议后，他在七大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较早认识“左”倾错误，为开好遵义会议出过力，为党做过重要贡献的张闻天，在七大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遗憾的是王稼祥。他因在1942年后连年犯病，长时间未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由于许多代表对他缺乏了解，再加上其他原因，未能当选。 毛泽东得知后，亲自出面做工作。在6月10日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时，毛泽东站起来向代表们作动员。他说： 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同志。一次“围剿”结束，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二、三、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那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说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尖。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 毛泽东继续说：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但他是有功劳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会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说到这儿，毛泽东停了一下，说： “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 同志们考虑的结果是王稼祥成为当选的33名候补中央委员中的第二名。王稼祥在给中央的信中诚恳表示：我因连年犯病，不能参加过去的与现在的讨论，不能很好地检讨过去自己的工作，不能以新的工作补偿过去的错误，这对我是一件遗憾的事。他说，假如将来身体能够恢复健康时，再去补做这个工作吧！ 后来在长期的工作中，王稼祥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在选举中，一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人物，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提名。 他是李立三，曾是党的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因犯有“立三路线”错误，被迫到苏联作“检查”，这一“检查”就是15年！其中有一年多是在监狱中度过。1945年初，郭沫若访苏，见到李立三，毛泽东不计其在位时批评自己“右倾”的前嫌，提议李立三选为中央委员。 这次大会的选举充分让代表行使民主权利，经过自由提名、介绍、讨论、预选、正式选举，体现了党内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的生动活泼的政治生活，使党在组织上成为一个空前团结的党。 七大共选举了44名正式中央委员和33名候补中央委员。 6月11日，大会闭幕。 毛泽东作了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他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认为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去争取胜利。 他还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就是愚公，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坚持下去，不断地工作，一定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就是全国的人民大众。他坚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四年后，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变成了事实。 开了50天的七大胜利闭幕了。这是中共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六任领导集体的胜出 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召开，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班子，推举：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从此，以毛泽东为首，朱、刘、周、任参加的中央领导核心正式形成。在党的历史上，他们是第六任领袖集体，后人称之为第一代领导集体。 这源于邓小平1989年5月的一次谈话。他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 那些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领导包括： 第一任是“造反秀才”出身，被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中国的列宁”的陈独秀； 第二任是受命于危难的革命知识分子瞿秋白； 第三任是在共产国际“干部工人化”倾向下，选择了带有江湖习气、识字不多、缺乏政治常识的工人向忠发； 第四任是由共产国际育苗培植的王明、博古； 第五任是带有强烈过渡性质的“明君”张闻天。 这些领袖无疑都曾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但由于他们自身这样那样的缺点，最终都未能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重任，使党的事业遭受挫折，屡起屡仆。 第六任领袖集体大多是从山沟里冒出来，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孕育和锤炼出来的新一代领袖人物，是在党走向成熟的历史时期形成的。他们是共产党内最优秀、最有才华的人物，并且各有特点： 毛泽东善于掌握大局，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掌握什么原则，并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刘少奇尖锐鲜明，对新问题感觉灵敏，看问题常常一针见血，能独立打开工作局面；周恩来机敏灵活，善于团结大多数，由于早期在黄埔军校工作的经历，在国民党和民主人士中有广泛联系，组织能力强，对于中共打开外交局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朱德在军事领袖中的威望和在军事方面的才干也是领导集体中不可缺少的资源；任弼时与共产国际有良好的关系，而且他性格沉稳，工作细致，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许多工作都是由他来处理的。 这五个人以各自的优势，互相配合，成为党的历史上成熟稳定的领导集体。他们脱颖而出后，导演了一出出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辉煌剧目。 对日寇最后一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军把打击矛头主要指向共产党，进行疯狂的“扫荡”、“蚕食”，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虽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但由于共产党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终于渡过了难关。 根据地军民响应中央的号召，进行艰苦抗战，成为民族的脊梁。“模范的沁源”就是无数可歌可泣的敌后抗战模范典型之一。 位居太岳抗日根据地中心的山西省沁源县军民，在围困指挥部的指挥下，以麻雀战、狙击战、地雷战和伏击战，对沁源县城及周围据点的日伪军展开了群众性的长期围困战，大量消耗日伪军，迫使其两易部队，三次收缩阵地，最后被围困在城西的山头上，于1945年4月才在1000余名敌军的接应下撤退。 毛泽东时刻注视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及其中国抗战的影响。 1941年6月22日，不可一世的希特勒狂叫：“巴巴罗萨计划实现，整个世界将为之失色。” 出动190个师，500余万人，3700辆坦克，5000架飞机，47000门以上的大炮，气势汹汹地扑向苏联。毛泽东意识到中国抗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要走。 1942年8月，希特勒指挥的德军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分别留下30万具尸首后，又集中100万精锐进攻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指挥苏军进行艰苦的保卫战。 正当这次战役激战正酣时，毛泽东即已敏锐地预见到这次战役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10月12日，他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指出： “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他预计，“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决定性的胜利。这种决定性，是关系整个世界战争的。” 斯大林格勒战役果然以消灭150万德军，德军总司令鲍卢斯留在苏军战俘营里而告终。 这给毛泽东很大的鼓舞，对战争的进程作了时间估量。1943年1月5日，毛泽东致电陈毅、饶漱石，指出：整个抗战尚需准备两年。他指示陈、饶需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就是胜利。 6月1日，他又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抗战还需准备三年，我党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 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根据地军民共同努力，到1943年，各根据地渡过了严重的困难，开始恢复和再发展。而这一年举行的开罗会议，中国位列世界反法西斯的四大强国之一，这打击了日对蒋介石的诱降政策，堵塞了蒋寻求妥协之门，可能招致日军向正面战场进攻。毛泽东把握时机，迅速把战略相持转化为我军的战略反攻。 1944年春，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中央的指示，开始局部反攻。 为准备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944年8月22日，毛泽东与刘少奇、陈毅联名致电张云逸、饶漱石和赖传珠，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练兵要着重提高战斗技术，同时要加强团营级干部的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五大项的学习。 不仅如此，毛泽东深邃的目光投向了他的家乡湖南及其以南的地区。在抗战中，我军长期集中在华北和华东两地区作战，而江南一直被蒋介石视为老巢，抗战胜利后，这里将肯定成为国民党的天下，必须另辟新根据地。毛泽东经过思虑，决定派部队南下，首先在湘中创立以衡阳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尔后与广东东江纵队打通联系，并依托五岭山脉创建根据地，以便形成由华北到广东东江连接成南北的长蛇阵，筑堤挡水，先是主要对付日寇，日寇消灭后，武装制止内战，对付蒋介石。 1944年9月1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主持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从三五九旅抽调部队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即南下支队），由王震、王首道、谭余保等率领挺进华南，建立抗日根据地。 10月31日，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确定南下的区域和组织机构。 11月1日，南下支队誓师出征。在宝塔山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顶着凛冽的寒风检阅了部队。 毛泽东给即将远征的将士讲话。他说，现在日蒋眉来眼去，一唱一和，日本占领城市，蒋介石占领山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请同志们相信，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最后他祝大家身体健康，并取得远征的胜利。 11月9日，南下支队肩负着党的重托，告别延安，开始南征，像一把利剑直插南方。 3月下旬，三五九旅南下第一支队已进入湖南，改称“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在湘鄂赣边开辟敌后根据地。 安的三五九旅领导干部，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是接见时的合影，右七毛泽东，右五王震这引起蒋介石的恐慌。这些地区是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时蒋介石“自卫”不住而丢给日本人的，而当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领导湖南人民准备反攻日寇时，蒋介石却出来“自卫”了。 4月初，蒋介石命薛岳、王陵基集中四个正规军，加上两个游击纵队和地方保安团共6万兵力，企图一举歼灭抗日救国军。外侮未除，内战又起，整个4月，湘北硝烟滚滚。 5月4日，毛泽东电示王震：“顽军以六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可以采取机动作战。” 5月16日，七大主席团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增派尚在延安的三五九旅后梯队为八路军第二游击支队，延安警备旅一部为第三支队，由张启龙、刘转连和雷经天、文年生分别率领，经湘鄂边待机去湘粤桂边，在南方建立新的敌后根据地，扩大华南的新局面。为此成立了湘粤赣军政委员和中共湖南省委。 重庆谈判时，为了顺应人民的和平愿望，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共产党让出了包括湖南在内的南方八省，南下支队北返，1946年9月27日重返延安。 为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争取人民的解放，八路军各部队于1945年发动春季攻势作战，共歼敌57万余人，收复县城24座，扩大解放区8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400万。新四军发动春、夏季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38万余人，扩大解放区8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40余万，使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 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被打败。德、意法西斯的覆灭，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孤立。5月，毛泽东及时发出了“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循此对日伪军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加紧对敌占点线的包围，打通各解放区的联系，以取得作战的主动地位，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条件。 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协议，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零时10分，早已集结在中苏边境的80个师157万红军向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 为加速日寇的灭亡，8月6日、9日，山姆大叔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瞬间把这两个城市夷为平地。 而国民党主力仍在远离战场的大西南，处在抗战最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就肩负起了中国战场的反攻重任。 8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出《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吹响了大反攻的号角。 8月9日午夜零时，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第一号命令： “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交通要道之敌人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降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 “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 “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械，即应予以坚决的消灭。 “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为确保大反攻的胜利，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示各区党委：“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 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的指示，华北的八路军、华中的八路军和华南的各抗日游击队，向所在地区日伪军占领的大中城镇及交通要道发动大规模的反攻，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 一股强劲的狂飙在中国大地上刮起，席卷神州。 敌后战场的大反攻，给日伪政权以沉重打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大反攻共歼灭日伪军398700余人，缴获步枪243000余支，轻重机枪5000余挺，各种火炮1300余门，解放县级以上城市250余座，切断了北宁、平绥、津浦、平汉、同蒲、胶济、陇海、广九和正太等铁路线，把日伪军占领的大城市变成孤城。共收复国土315万多平方公里，解放同胞1800多万，使各解放区基本连成一片，对夺取全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苏联出兵东北，美国原子弹的轰炸，中国敌后战场的大反攻，宛如三支利剑直插日本帝国的咽喉。 日本焦头烂额之下，裕仁天皇含泪作出“终战圣断”，于8月15日发布《致忠良臣民书》，宣告无条件投降。 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终于结束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通过电波传遍华夏，整个中国大地沸腾了。 在延安，尽管此时中国战区受降大典在南京举行，下设15个受降区，劳苦功高的八路军、新四军没有一个，蒋介石反而下令“八路军原地驻扎待命”，想独吞胜利果实的阴影已经出现，但胜利雪耻的喜悦压倒了一切。 8月15日上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人们奔走相告，万众沸腾，欢呼声震撼山川，大街小巷，屋前窑外，红旗飘扬。 晚上，更是个狂欢之夜。不论党政军民，也不论男女老幼，纷纷涌向街头。城郊各地举行了火炬游行，延安的乐队、秧歌队全部出动，延安城内外灯火辉煌，锣鼓喧天，口号声震山河，此起彼伏。卖瓜果的小贩们欢喜得把桃呀梨呀送给过路的人，还有的抛向空中，边抛边喊：“不要钱的胜利果呀，请大家尽情吃吧！” 这一夜，延安的灯火通宵未熄，街上全是欢乐的人海。 四老之一的谢觉哉激动异常，即兴赋诗一首： 八月十五复仇节，八月十五胜利天。 尸伏流血五千里，尝胆卧薪一百年。 虎待全擒须扫穴，鱼还未得莫忘筌。 拼将福祉遗子孙，嘉岭山头看月光。 重庆、昆明、台北等地也在狂欢，世界各地的华人普天同庆。 《新华日报》的一篇社论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并进行了分析： “全中国人都欢喜得发疯了！这是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半世纪的愤怒，五十年的屈辱，在今天宣泄清刷了；八年间的死亡流徙，苦难的艰辛，在今天获得报酬了。中国人民骄傲地在战败了的日本法西斯面前，接受了他们的无条件投降。这是怎样的一个日子啊！谁说我们不该欢喜得发疯？谁说我们不该高兴得流泪呢？” 提着脑袋冒险访问延安的第一个外国记者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 根据斯诺的遗愿，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学内。这是1936年他去西北探险旅行的出发点，也是1937年他整理资料写作《西行漫记》的地方。 1936年7月，斯诺和一名美国医生马海德冲破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经过长途跋涉，冒着生命危险，来到陕北。斯诺的到来，引起了陕北的轰动，并受到了共产党高层领导真挚的欢迎。 完成这次西北之行的壮举后，斯诺悄悄回到北京，全神贯注于他那部举世惊人之作《西行漫记》的写作。借助于斯诺的手笔，一些鲜为人知的中国红军的英雄事迹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展现在世人面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光辉形象，也都栩栩如生地被描绘了出来。《西行漫记》出版后，轰动了全世界。正如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所说，“《西行漫记》这本书，‘为全世界揭开了一个帘幕，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未来的中国’”。 即使在50年代，美国国内反共最猖獗的时期，斯诺也没有停止对红色中国的正面报导。由于全面真实地报道中国共产党，他和家人在美国受到了迫害和诬蔑，但斯诺没有放弃他的事业。 正如其妻海伦·斯诺所说：“他现在发现了毛泽东，不仅为他自己，而且为中国人民发现了这个人。这是真正的没发现的新大陆。他终于面对真正的中国，认识了中国。这是中国百分之八十人民的天然领袖，是一位自己已经宣称要起这个作用的人。” 1936年，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由于国民党实行严密的军事、经济、新闻封锁，红军基本上不为人所知。 1972年2月，斯诺在瑞士患了癌症。毛泽东听到消息后，深感悲痛，立即派斯诺的老战友马海德和中国医疗小组去护理他，直至他逝世。在斯诺病重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黄华专程从纽约赶赴瑞士，守护在他的病床边。斯诺在弥留之际，用生命的最后力量，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热爱中国。” 毛泽东如此无话不谈，当然有他的考虑。他是要把想告诉世人的事情，交托给一个值得信赖的外国人，借斯诺的如椽之笔，向外部世界，宣传、介绍中国共产党、红军、苏维埃运动。 真相终究会被人报道出去的。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第一个向外界报道这个真相的人竟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美国记者，他的名字叫埃德加·斯诺。 “延安，一座不算大，像钢铁一样的山城。一条河水似的南北大街，已经修起了石路。平坦的道路上，整日价奔走着紧张的人群。南方人、北方人，外国人，多穿起灰色的军衣，汇成了一个可钦的巨人。……老百姓沉醉在欢悦和惊奇中，同穿灰军衣的人们结合着，交流着，把这座古城改造为繁华的新市，欢谈伴着欢谈，惊呼逐着惊呼，延安的空间，每日振荡起各地的方言土语，各种的声调腔音，还不时有异国人在欢笑，呼叫，畅谈。不同国度的人到这里来了！不同省县的人到这里来了！不同地方的人到这里来了！都踏上了这一块相同的土地！延安，仿佛一块巨大的吸铁石，把一切坚硬强壮勇敢如钢铁的人们吸引来了！” 与陈毅的诗歌相呼应的还有当时的一篇散文。它将小小延安城的吸引力描写得入木三分。 斯诺非常欣赏毛泽东，在他眼中，毛泽东是一个有特殊领导才能的人。他有深刻的民族主义特色，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他有林肯型的特点，工作坚决，勤奋，对知识如饥似渴，对下属随和，没有领导架子。总之，在他见到的领导人当中，毛泽东是罕见的一位。 上海的美国总领事高斯虽然认为斯诺亲共，但他相信“斯诺提供的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情况是最全面、最权威和最新的，应该引起领事馆的充分重视，也应引起美国大使馆的高度重视”。 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生性好奇，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周游全世界。大学毕业后，开始和朋友周游全世界。22岁那年，从日本来到中国，开始了记者生涯，在中国一住就是13年。这13年里，他对这个“天朝大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迷恋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对红军领袖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凭着一个记者的敏锐目光感觉到毛泽东领导的这场革命，可能即将成为历史上最不寻常、最有深远意义的震撼世界的事件之一。于是，他决定前往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和红色苏区探险。 在以后长达数月的采访中，斯诺先后采访了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一批著名的中共领导人。在斯诺眼里，这些人都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朴素的衣著掩藏不了他们那种特有的胆量、气魄、执著，他感觉到，“他们是为事业英勇奋斗的战士，心胸开阔，深谋远虑，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 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引言 于是，包括中国人在内，没有谁真正了解，红军代表什么？延安在从事什么？人们对延安的惟一认识，是从国民党的宣传报道中得知的。在人们心中，共产党是“共匪”、“赤匪”，延安是一个到处弥漫恐怖气氛的地方。 对于斯诺著作的问世，南京方面显然有些惊慌，并很不客气地给这位外国人扣上一顶“说谎骗人”的帽子。对于国民党的攻击，斯诺心平气和地进行了答辩：《西行漫记》“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一个政府的全体内阁成员的欢迎，也是第一次接受一个城市的全体居民的欢迎。在这样一个群山环抱的内地小城市，军号声冲破宁静山谷，我难以想象如此热烈的欢迎。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要我讲话，我也很难表达出我的激动心情。” 这是陈毅所作的盛赞延安的一首诗，它写出了延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斯诺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斯诺，才使除苏联以外的世界人民第一次了解了毛泽东，了解了中国延安，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西行漫记》发表后，一批又一批的人涌向红色中心延安，向全人类宣传中国革命事业。 当然，这些人来延安的目的是不完全一样的。有的是投身革命而来，有的是宣传革命而来，有的是调查事实真相而来；有的是为着收集反面宣传材料而来……然而，当他们了解延安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对延安的赞歌。 “全世界人民的眼睛”的新发现 斯诺对延安的报道，不仅引起了记者们对延安的注意，也引起了英美等国对延安的关注。 敌后抗日实力的加强，英美改变了对共产党的一贯看法。他们认为，要想战胜法西斯，就必须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于是，他们打算派人来延安及解放区，对共产党的实力加以了解。 1944年3月，英美正式向延安方面提出，要派英、美、加、澳等国的记者，组成一个记者团，到延安及敌后采访，了解共产党的真实情况。 对于这件事，在重庆和延安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 重庆方面显然有些恐惧。他们害怕外国记者冲破其新闻封锁后会揭穿他们对延安方面的种种诬蔑。但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重庆方面要公然拒绝英美等国的要求，他们还是不敢的。于是只有设置重重障碍，故意刁难拖延。刁难拖延受到责备后，他们就变换办法，以达到控制记者团行动的目的。国民党提议将外国记者团改为中外记者团，让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等记者也参加这次采访，并派特务担任团长、副团长，规定中外记者都必须在他们的领导下统一行动，以加强“领导”。 延安方面对此却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3月9日，周恩来亲自打电报给董老转外国记者团，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中央政治局还特别为此开会，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主管这一工作，并确立了接待的根本任务：“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就是说，把我党我军的具体政策、具体成绩宣传出去，揭穿国民党的谣言诬蔑，以诚恳、坦白的精神同他们交朋友，以利于开展国内国外的统一战线。 接待的具体工作，从房间的布置，到伙食的招待，甚至记者团所要问的问题，都准备得非常周全。比如，在同盟国“四大领袖”画像的挂法上，接待处想出了一种既灵活又隐蔽的方法，既不得罪国民党和同盟国，也表达了我们的立场。从左到右为斯大林、罗斯福、蒋介石、邱吉尔。按中国的习俗是以中右为大，因此看起来是把蒋介石放在第一位，罗斯福第二，邱吉尔第三，斯大林最后，使国民党方面无从挑剔。外国人习惯从左向右排列顺序，因此，看起来第一位是斯大林，蒋介石、邱吉尔排最后，使外国记者也感到满意。 1944年6月9日，记者团抵达了延安，总领队是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副总领队是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里面有著名的外国记者斯坦因、爱波斯坦、福尔曼、普金科等。成员中还有国民党中宣部人员，如负责检查外国稿件的国民党宣传处长魏景蒙及其助手陶启湘，管业务工作的张湖生，管党务工作的杨西昆等。里面还有一个特务科长化装成一般工作人员混在记者团内搞电台。从这些人员的配备上可以看出，他们的目的旨在控制中外记者的一切采访、写稿和行动自由。 尽管国民党对记者团实行官方控制，但大多数外国记者都有自己的独立立场。所以，我党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外国记者身上。如，斯坦因是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从事记者工作多年，很有政治见解和活动能力。福尔曼是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为人正直，单纯，政治上对国共两党无明显偏见，曾到过延安。普金科本人是共产党员，政治立场、观点基本上和我们一致。 10日下午5时，朱总司令设宴款待中外记者们。爱波斯坦开诚布公地说：“来到延安是件很不易的事，因此我们感到很愉快。……在同盟国家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关闭起来，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不让他们看一看，因为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关闭着的，这一次，我们打开了一个缝隙，从今以后要再强制地关闭起来是不可能的了。” 爱波斯坦这番话委婉地抨击了国民党对我边区的封锁政策，博得了会场的热烈掌声。 几天后，外国记者不顾国民党负责人的阻挠，纷纷要求单独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并如愿以偿。 6月22日，叶剑英参谋长向中外记者作了一个详细的报告，分敌、伪、友、我四方面介绍了敌后战场抗战7年的基本情况。这个全面介绍情况的报告通过记者们的手传出去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已经对国民党极度失望的美、英、法三盟国，开始关注和寄希望于共产党敌后战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再强调美国政府必需给共产党军队以与国民党军队同样多的援助。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后一个月，美军即派出观察组长驻延安，美国官方正式与中共方面打起交道来了。 谢宝樵、邓友德等看到中外记者在解放区真正得到了民主自由的采访权力后十分担忧。特别是外国记者对延安的真实情况了解越深入，对重庆方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刻，无计可施之后，他们只好以逼迫的手段把全部记者拉回重庆。 人是离开了延安，但延安对记者们留下的印象是抹不掉的。大部分中国记者们回到重庆后，都能如实地介绍在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新民报记者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就比较客观而技巧地写出了他在延安访问参观后的所得和感受。 外国记者更以翔实的笔调，宣传介绍了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的面貌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战绩。如，福尔曼的《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都在美国、英国产生强烈反响。特别突出的是爱波斯坦，他曾给《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写过不少文章，并在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后，直言不讳地告诉人们他的新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四位洋学生欢天喜地地接受了延安抗大授予的“游击博士”学位 延安燃起的抗日烈火，青年运动的热情高涨，抗大的发展壮大，也引起了世界青年学生们的密切关注。国际青联就是其中之一。 国际青联是著名的国际进步学生组织。抗战爆发后，他们成立了一个访华代表团，到中国后，他们先后访问了汉口、杭州、南昌、重庆等10多个地方。代表团由四人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柯尔曼，团员包括加拿大人雷克南、英国人傅路德、美国人雅德。 1938年6月，他们到汉口，与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并提出了到延安参观访问的请求。 国民党对这四位进步分子很不放心，他们一入中国国境，行动就受到了监视。代表团走到哪里，国民党特务就跟到哪里。对他们访问延安的要求，国民党一再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或设置各种障碍阻挠。 在代表团的努力和共产党的帮助下，他们访问延安的愿望终于得到了实现。6月29日，他们抵达延安，受到万余延安群众的热烈欢迎，欢迎的人群中，还有几百个小脚妇女。欢迎群众高呼“全世界青年团结起来！”“援助中国人民抗战！”“为和平、民主、自由而奋斗！”“欢迎世界学联指导边区青年运动！”气氛十分热烈。 代表团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向他们讲述了中国边区的作用和意义，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抗战胜利后的任务。在谈到青年运动时，毛泽东称赞国际学联的这种正义行动，并希望中国青年学生运动能融入世界潮流之中，争取受教育的机会。代表们对毛泽东的谈话十分满意，其言谈举止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表示，回去以后，要向各国真实地介绍中国的情况，把中国青年积极为民族解放斗争的精神告诉世界朋友，督促各国政府向中国提供援助。 代表团这次来延安，最主要的任务是访问抗大。7月3日，抗大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授予了他们四人“游击博士”学位称号并赠送纪念章。八路军还送给他们一套军装，一顶缀有红星的红军八角帽，一根皮带及一双草鞋，他们高兴地当场穿戴起来。对于这种荣幸，团长柯尔曼欢天喜地地说：“我活了24岁，今天是我最光荣的一天。”雅德则按西方人的习惯，高兴地说： “我愿意把我的手给我们的首长去吻。” 之后，他们还参观了鲁艺、印刷厂、报社、边区高等法院和监狱。延安在整体上给他们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就如他们自己所说：“到中国后，特别在延安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忠实执行，看到延安人民抗战热忱的高涨，真出我们的意想。在此把各党派、各阶层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真使我们与世界青年兴奋极了。我们要把在延安看到的一切不隐瞒地向全世界人民宣布，使你们的斗争取得比现在还要大几十倍的援助。” 就连陪同代表团的国民党特务宋如海也不得不承认：“代表团这次来中国访问了13个地方，印象最好的地方还是延安。” “迪克西使团”延安印象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宣告了美国“远东慕尼黑政策”的彻底破产。从此美国开始了它对华政策的转变。中国抗战之初，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只注重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没有放在眼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敌后战场的生机勃勃与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抗日武装。 何况去过延安的美国新闻工作者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都以称赞的态度报道了他们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这更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注意。 在促成美国和中共直接接触方面，两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戴维斯起了重要作用。 谢伟思、戴维斯他们都出生于中国的四川，都是美国传教士的儿子，对中文都比较熟悉。尤其是谢伟思，用英语和汉语表述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被称为“中国通”。他们富有思想，看事客观、公正。后来，他们都被吸纳到史迪威的总部工作，负责搜集中共的情况。对中共的情况收集得越多，他们的感情越是倾向于延安。 在一次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谢伟思这样说道：共产党在中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而国民党才是个腐朽、僵化的反动政权。由此他们向美国当局大胆建议，美国应该派遣军事观察团对延安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设立领事馆。戴维斯更进一步进言，应该由总统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要求。 他们的建议被采纳了，1944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真的正式向蒋介石提出了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的要求。 国民党一如既往，对派遣军事代表团前往延安的建议，千方百计阻挠拖延。 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使美国对派遣军事代表团赴延安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对蒋介石施加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蒋介石害怕与美国人闹翻，不得不同意此事。 关于代表团的名称，重庆和延安又一次出现了分歧。国民党想讨好美国，认为美国是中国抗战的领导，主张将“军事代表团”改名为“军事视察组”。反映了一种主从关系，一种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共产党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不认为美国是我军的上级领导，坚决不同意国民党的这种要求。最后，经三方协商，将名称定为“美军观察组”。 美国人喜欢给他们的行动计划取代号。他们将这次行动的代号取名为“迪克西”使团。“迪克西”是叛逆者的意思。因为在美国人眼中，共产党是蒋介石的叛逆者。 虽然被视为叛逆者，延安方面对美军派观察组的到来给予了高度重视，因为这是延安第一次接待以官方名义来延安的代表团。党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 “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对于美军观察组的来访，延安方面做了悉心准备，并明确了三项原则。第一，我们同美国的关系，不是奴才与主子的关系，而是同盟国盟友的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我们不做无原则的让步；第二，对他们的服务，既要热情周到，也不要铺张浪费；第三，任何外国人必须尊重我民族的尊严和风俗习惯，不得把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中国来，更不能搬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来。我党干部和群众要维护国格和人格，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既要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气魄，又要不卑不亢，掌握好交往的分寸。 观察组两批成员分别于1944年7月22日、8月7日抵达延安，每组9人，观察组不是由驻华使馆领导，而是归属于史迪威的军事司令部，组长是包瑞德上校，观察组中有一名侧重于收集政治情报，被称为“中国通”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他就是谢伟思。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大量听取了延安方面领导人关于敌后战场情况的介绍。叶剑英参谋长从总体上介绍了八路军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十五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彭德怀副总司令向观察组连续做了三次报告，具体讲述了华北战场的情况。陈毅和聂荣臻也分别介绍了新四军和晋察冀根据地的历史和概况。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还经常不拘形式地和他们会见、交谈。特别是毛泽东，曾和谢伟思作了多次长谈。毛泽东向他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方针、政策。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政党，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包括苏联和美国在内。并希望美国政府能对国民党施加影响，让它实行民主，放弃消灭共产党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 观察组除在延安活动外，还派出人员分赴晋绥和晋察冀根据地考察。 在和共产党的实际接触和观察过程中，观察组中的多数人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共产党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所宣传的共产党。 他们看到，八路军在前线英勇作战，战绩辉煌，绝非国民党所诬蔑的“游而不击”；他们看到，延安，包括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没有一个卫兵和警察，而不像重庆，所到之处都能见到警察和卫兵；他们看到，老百姓积极支援八路军，踊跃响应抗日民主政府的号令，从未见过被捆着去当兵的人，共产党绝非国民党所说的“共匪”；他们看到，八路军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从日寇手中缴获来的三八式步枪，和中国自制的“汉阳造”，并没有苏联的装备，发现共产党绝非苏联的附庸。 ……这些年青的美国军官，虽然不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为共产党说话，但经过亲自观察共产党区域，写了许多调查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 谢伟思，这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在延安的3个月时间里，被自己的亲眼所见震撼了，他几乎一天也没停地向他的上司写报告，介绍延安的情况。他是这样描写延安的： “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 看着延安这种新奇的景象，他分析说：“这里似乎没有蠢笨、软弱或懒惰的人。这种朝气不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是理性上的……共产主义，在我看来，尤其是在中国，主要是一种理性事业。它在中国的发展，经过了没有完全受一个或一种信条统治的时期。” 在和共产党接触的3个月时间里，共产党给他的印象是廉洁、民主、谦虚、坚强、乐观：“有人会说，共产党的有利之处在于他们有一个‘事业’。他们利用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样一些有直接吸引力的行动，唤起底层民众的共产主义，或者说，他们找到了当年推动太平天国运动或义和团运动的那种热情。事实上，从未听到有人提出过这种论点。连国民党也不屑于提出这种论点。”“得出这样的结论看来是站得住脚的：农民支援、参加共产党的军队，同他们一道作战，共产党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战，共产党使农民得到了一些明显的好处，因而，确立了这样的信念。这种好处应当是改善农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不管这种改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它应当是趋向民主的，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的。” 经过观察、分析，谢伟思得出了一个很有预见性的论断：“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而深刻的群众支持，因此要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国民党像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么它证明自己有能力夺过这种对人民的领导权，否则，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雷伊·卢登与他的四名美军同伴前往华北地区执行完观察任务后，作出这样的结论： “在华北，老百姓支持共产党的证据比比皆是，而且显而易见，使人不能相信这是为欺骗外国来访者而设置的舞台。一个统辖着这样广泛的地区，而且全是由中国人掌管的政府，能得到民众的积极支持，使民众参与发展工作，这在中国现代史上还是第一次……” 戴维斯长期收集中国共产党的资料，他对比了国共两党后说： “蒋介石的封建的中国是不能同中国北部的充满生气的现代的人民政府长期共存的，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 “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 美军观察组的延安之行，虽然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但这次行动毕竟冲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向世人揭示了延安的真相，增强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具体了解。 陈嘉庚对比重庆与延安后，得出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陈嘉庚，一代著名的华侨领袖，名扬中外的实业家和爱国的教育家。抗战爆发后，在新加坡领导组织了“南侨总会”，领导各地华侨募捐，他的所作所为成为广大华侨的光辉榜样。 1939年，蒋介石搬弄是非，捏造事实，歪曲陕甘宁边区国共摩擦的真相，引起海外华侨的不安，纷纷要求南侨总会派团回国考察。 年近70的陈先生对此事极其关注，尽管体弱多病，作为南侨总会主席，决定亲率慰问团回国考察。 到达重庆后，陈先生开诚布公地阐明此行之目的：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之意；二是考察战时国内状况，并郑重表示：“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到达，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庶不负侨胞之委托。” 陈先生的讲话令国民党当局十分不安，于是在慰问团面前施出“吹”、“拍”、“骗”三诀。一方面，大吹大擂“蒋委员长是领导抗战的伟大领袖”，国民党是如何“精诚团结”、“团结抗日”的；另一方面，则诬蔑延安方面“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游而不击”、“破坏统一”。 在国民党心中，陈先生是一位“财神爷”，在南洋具有一呼百应的威望。于是，他们对待慰劳团，又捧又拉，关怀备至，专门准备了8万元的招待费，想以此赢得陈先生的好感，并阻止他的延安之行。 虽经国民党多方阻挠，但陈先生访问延安的决心未改，于5月31日他终于抵达了延安，受到了毛泽东和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 开始，陈先生对延安方面进行的反摩擦斗争不理解，他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共产党应多做让步，以团结求团结。 对于陈先生不明真相的批评，毛泽东表现出了高度的理解。一方面他如实地在陈先生面前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一方面他耐心地向陈先生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说，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制造了多次反共摩擦，其目的是想扫除共产党，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寇。所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对他们的进攻应给以适当的还击，以维护进步势力和各抗日党派的存在。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进步势力还会遭摧残，全国将重新陷入内战之中。 谈起两党间摩擦不断，朱德气愤地对陈先生说： “这都是那些不良分子搞的鬼。他们制造摩擦，反而归罪于我们。从军备上说，三年来政府没给八路军一支枪，一颗炮弹。从1939年开始，连子弹也不发一粒了。从作战方面看，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阔的战场上抵抗了与国民党正规部队几乎相等的敌人，作战十分英勇。” “就拿山西为例，山西前年遭到日寇进攻，阎锡山的军队顶不住，向重庆要求撤退，企图西渡黄河到陕西，被白副总长驳回。白副总长说：‘你们前面有三万共产军，他们处在第一线的能坚持，你们防守在后面的十万大军为什么反而要撤？’命令阎锡山死守，这样才顶住了日寇的长驱直入。可见，当时如果没有我军在第一线英勇奋战，阎的十万大军早就跑掉了。……” 听了毛泽东、朱德的话，陈先生沉思良久，默默不语，仿佛从毛泽东的耐心解释和朱德的直言直语中读懂了什么，但许多事情他还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国民党经常诬蔑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恶魔”，在共产党的地盘上，“不但资本家没有生存的余地，而且男女混杂，人伦不讲”。陈先生原先对此半信半疑，亲眼目睹几件事情后，他的这种疑惑消除了。 几位华侨女生拜访陈先生，向他汇报学校及抗日的情况。不知不觉天色已晚，陈先生想到两个女孩要摸黑走十多里路回校，便问她们要不要派人送一送，竟没想到在场的人都笑了。 一位女生说：“陈先生放心吧，我们一个人走夜路都不怕，两个人就更没问题了。”陈先生听后，十分惊奇地说：“真想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地方，民风这样好，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看到朱总在篮球场上和学生们你争我夺，玩得热火朝天时，陈先生感叹地说：“如果不是今天亲眼看到，我是难以相信的。贵党上下平等，亲密无间能做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钦佩。” 看到边区民族工商业得到鼓励发展时，看到部队自种粮食、蔬菜时，陈先生也改变了共产党有产必共的看法。 为人正直、尊重事实的陈先生，仅仅经过八天的访问，就使他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对延安方面由最初的怀疑而转为了同情和信任。 考察回去以后，陈嘉庚从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方面把延安与重庆作了对比，发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感慨。 国民党方面则派人监视他的行动，并用高官厚禄引诱他，想以此堵住他的嘴，但陈先生坚持实事求是，走到哪里就把亲身经历延安的情况宣传到哪里。1942年，国民党当局除去了他的参政员身份，派特务追随并想谋害他。陈先生无奈，只好在爪哇隐姓埋名达10年之久。 国民党的做法不但没有使陈先生改变自己的态度，反而使他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陈先生后来长期从事统战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爱国行为成为广大华侨的光辉典范。 六参政员在延安“如坐春风” 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以此对抗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加紧准备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6月16日发表严正声明，坚决反对国民党所谓的“国民大会”，并宣布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 国共两党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引起部分民主人士深深的忧虑。他们希望通过协商，国共能重新合作，共同抗战。 蒋介石方面看到共产党不参加国民参政会，无法向美国交代，更无法向爱国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交代，所以希望也有人出来帮他游说，催促共产党人出席参政会议。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参政会七位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后王云五生病，未成行），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申述了他们访问延安的愿望。 为了进一步揭露国民党独裁、内战的政策，阐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周恩来收到了参政员的电报后，当即决定向他们发出邀请，邀请他们来延商谈国事。邀请电文是这样写的： ……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专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 从电文中看出，延安方面是发自内心地欢迎他们的到来，并希望以此换来国内和平。 这些参政员大都是旧知识分子或党派领袖，大多数年龄偏大，平均年龄高达60岁，政治上属于中间派，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广泛的联系，但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 延安对他们的迎接，准备得细致周全，每天晚上都安排了盛大的宴席招待和文艺晚会慰问，高级领导干部轮流出席作陪。 7月1日下午，7位参政员抵达延安。黄炎培后来回忆说： 2出延安城南门，到陕甘宁边区招待所，地名瓦窑湾，每人一间卧房，凡是你所想到需要的，都替你预备着。 民参政会参政员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刘少奇、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与六参政员即举行了正式的会谈。 会谈气氛坦率、自然、诚恳。双方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共商国事，十分融洽。他们谈到了来延安的目的，谈到了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谈到了对国共两党团结问题的建议等。双方虽然在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但在国民大会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当统一。当双方谈到国共有没有希望重新商谈时，毛泽东风趣地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头挡住了，这块大石头就是国民大会。引来了一阵笑声。 经过几次会谈，双方在停止国民大会进行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这两点上达成了统一意见。 延安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五点建议。五点建议既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与六参政员的共同观点，即反对国民党真独裁、假民主的国民大会，又明确申述了我党的立场，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实现民主建国的正确方向和步骤。毛泽东将它郑重地交给六参政员，并请他们带交给国民党当局。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议员们还阅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参观了延安市容、供销合作社、供应总店、信用合作社、银行、延安大学、光华农场、日本工农学校以及宝塔山等名胜古迹。 延安上下一致、同心同德的精神面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气，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的发展气势，都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共产党员并不是国民党所说的“土匪”，他们个个稳重、朴实、谦逊、诚恳，说话有见地，学识不浅，生活在他们中间，感觉到如古人所说的“如坐春风”。 访问结束后，六参政员带着不同的感想和认识，告别了延安。回去后，他们的政治思想和对延安方面的认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只有左舜生和傅斯年追随了蒋介石，成了反革命。黄炎培、章伯钧、冷遹响应我党“五一”号召，参加了新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在中央人民政府或全国政协中任过职。褚辅成死于解放前，保持了较好的晚节。 至于黄炎培先生，延安之行对于他来说，更是他人生中的转折点。 黄炎培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1917年，他赴美考察后，回国创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后来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了一个政治派别，即职教派。他虽然不满国民党一党专政，但仍然对它存有幻想，属于典型的中间派。抗战后，他任国民参政员，多次参加调停国共关系。这次他去延安，也只是抱着国共两党恢复商谈的心愿来到延安，对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也没有太多的认识。亲身经历延安后，亲眼看到了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他逐渐认识了共产党，认识了解放区。回重庆后，他写成《延安归来》一书，详细地记载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不仅使自己的思想认识发生了转变，也给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造谣诬蔑当头一棒。这本书印了十几万册，在大后方和香港、上海敌占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1945年12月，他组织成立了“民主建国会”，终于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正确道路。 邱琮和卫立煌的延安情结 延安的不同凡响也使许多国民党人士纷纷来访。抗日期间，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党人员有：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国民参政员梁漱溟，广西李、白代表刘仲容，国民党师长何基沣，知识分子邱琮，国民党行政工作考察团等。 对这些来延的国民党人士，不管他们是什么目的，有什么意图，延安方面均给以热情接待，并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亲身经历延安后，他们或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或与延安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邱琮，台湾著名抗日英雄邱逢甲的儿子，一个诚实、正直的知识分子，他虽然看不清蒋介石的本质，但对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不满，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1938年，他以广州中山大学理学院地质系教授的身份，来延安访问。在陕甘宁边区住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他从政治、经济、军队建设、文化教育、生产计划、行政领导各个方面进行了认真的考察，感觉到延安和国统区是两种不同的气氛。 在陕甘宁边区，看到的是藐视日本鬼子的标语和宣传画，听到的是激动人心的抗日歌声，使人感觉到信心和力量；在国统区看到的是《日寇暴行录》那样令人悲伤丧气的书刊，听到的是日寇如何厉害的恐惧议论，使人感到灰心丧气。 在延安，从上到下，各机关各部门，办事效率极高，上级没有官僚架子，公务从不互相推诿，与国民党的腐朽的衙门作风迥然不同。 延安领导人随和，清廉，朴素，民主，群众爱戴他们，并喜欢和他们亲近，而重庆领导人给人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 返回后，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非常诚恳地从根本策略、统一战线、教育、文化、军事、对敌军政治工作、检查行旅、招待外来人员、生产建设九个方面，提出了批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读了这封信，并在旁边作了许多的圈点勾画，连错别字都一一在旁校正。 短短的两个月，延安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对延安产生了深厚感情，曾写诗一首，表达了他对延安的无尽思念。 别了啊！延安！ 延安啊！延安！ 你的岁月几千年？ 延安水流在宝塔前！ 小米窑洞还依然。 但是精神今变了，纯是天真烂漫，忠诚勇毅一青年。 我和你相处了两个月，知道你救世的心虔，知道你抗日的心坚，把我十多年的疲倦都化作了云烟。 沙漠中得到了水草，暗室中得到了明灯。 啊！延安！今要同你别了，哪能不令我一步三回顾，一顾三流连！ 只是鬼子的飞机大炮，已轰遍了国土的四边，鬼子的奸掠焚杀，已剥尽了民族的威权。 若不南下负起重责，哪算尽了人生的本能？ 哪算对得起我这良朋？ 别了啊！延安！ 等扫净了腥膻，恢复了幅员。 再到黄陵边，握手话缠绵。 抗战爆发前，卫立煌是国民党著名的反共将领。抗战爆发后，他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二战区前敌总指挥，与共产党的接触不少。客观地讲，在对待抗日这一点上，他还是比较积极的。共产党取得平型关大捷一系列战争的胜利，使他开始重新认识共产党，并萌发出访问延安的念头。 1938年4月17日，卫将军一行抵达延安，受到部队、机关、学校和各界群众隆重的欢迎，欢迎队伍浩浩荡荡，口号声、锣鼓声、唢呐声震耳欲聋。人群中不时传出各种各样的欢呼声： “欢迎卫副司令长官！” “国共两党更亲密地团结起来！” “卫副司令长官在前方抗战有功！”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胜利万岁！” 卫将军虽然是国民党的高官，见过不少大场面，见过各种欢迎仪式，但这种真挚、热烈、隆重的场面，还是深深地感动了他及其随行。 卫将军到达延安后，延安为他安排了最好的住处，准备了延安最丰盛的饭菜。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与其促膝长谈，十分倾心。他非常诚恳地称赞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是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发扬起来。 由于受到我党真心实意的欢迎，卫将军打算多停留一天，参观抗大和其他地方。当卫将军看到抗大的学员，不管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还是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少爷”、“小姐”，都在同甘共苦、奋斗牺牲；当看到抗大以至整个延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平等、互助、团结的同志式的关系时……卫将军无不感到新鲜、敬佩。 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卫将军在抗大作了即兴演讲。他以朴素而真切的语言，以自己在山西的亲身作战经验，说明只有和八路军亲密合作才能战胜日寇。最后他表示： “今后我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决不退过黄河。反对妥协投降，反对仓皇失措，退却逃跑，收复一切失地！”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卫将军到了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倾谈，并看到延安实际情况后，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接近了共产党。 延安之行后，卫将军有了许多不同寻常的表现。 他在西安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批发给十八集团军上百万发子弹和手榴弹等军用物资，给予我党我军以有力的支援。 国民党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卫将军消极应付和拒绝。如，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曾命令卫立煌进攻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他虚张声势，假装进攻，实际并未伤八路军一兵一卒。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卫立煌却在1946年出国远游欧美。1947年，蒋介石令其回国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他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就通过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同我党中央商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卫立煌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从香港向北京发出热情洋溢的贺电：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犹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1955年3月，他在我党的周密安排下，回到了祖国。 进步青年发出由衷感慨：“不到抗大誓不休！”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1936年，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在陕北保安诞生了。这一曲激动人心的抗大校歌吸引着无数进步青年，牵动着数万人的心。 抗大的前身是中国红军大学。“红大”于1933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1934年秋，改名为干部团，参加了长征。“西安事变”后，抗大校址迁往延安。从此，“抗大”这面光辉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庄严古老的延安城。 抗大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实行“少而精”、“理论与实际联系”、“中国化、大众化”、“革命的、批判的”四项教育原则；对学员在政治上授以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及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军事上授以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各种军事技能。 广大青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冲破敌占区的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纷纷奔向延安，投考抗大。 在这些学员当中，既有知识青年、专家、教授，也有工农干部；既有年过半百的长者，也有十三四岁的青少年；既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还有来自日本的反战青年。 这里虽然没有教员，没有房子，没有教材，没有经费，但他们带着对革命的向往，对理想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汇集在一起。没有教室，就在院子里或树荫下上课；没有桌椅，就用砖头石头做凳子，用双腿做课桌；没有教员，就聘请党政军领导来兼课。 为了解决缺校舍的问题，学校动员学生自己动手，到山坡上开辟窑洞。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学员们自己种菜、喂猪、养鸡、开合作社，在经济上增加了收入，克服了经费的困难，改善了伙食。学校成立之初，在两天时间里，学员们就挖出了175孔坚固的窑洞，修筑了长达3000米的“抗大公路”，解决了近2000人的住宿问题。 毛泽东对抗大师生这种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亲自写信鼓励说“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学习，抗大学员也感到非常愉快，他们经常在一起乐观地谈到：“将来革命成功以后，住了繁华的都市可千万不要忘记了保安的石洞，那是我们锻炼的洪炉啊！” 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对抗大艰苦办学的精神十分钦佩，也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抗大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校学员数目最多时发展到3万余人。他们在抗大这座熔炉里经过锻炼以后，都被充实到抗日战场的各个角落，有的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骨干力量；有的到群众中去，到各个救亡团体里去，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战；有的留在母校，从事培养抗日干部的教育工作。可以说，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每一个战场上，抗大的学员都曾留下了足迹。正如抗大总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同志所说，“抗大，越抗越大”，它的旗帜已由陕北高原飘扬到太行山麓、江淮河汉，乃至东海黄海之滨了。 抗大之所以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在国外也有点名气？就是因为它同所有的抗日军事学校比较起来，是最革命、最进步的，最能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抗大的革命和进步，是因为他的职员、教员和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抗大决不能成为一个被国内外革命人民所称赞的学校。” 为了把革命课程讲解清楚，抗大教员非常注重教学方法，他们经常以生动的语言、丰富的材料把党的政策、重大的时事问题讲得非常透彻，学员很容易接受。如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确立了和平解决的方法，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很多学员不理解党中央的这个决定。毛泽东为了阐述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在讲课中以“毛驴上山”作比喻说，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不愿意抗战，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会踢人的，我们又要提防他，这就是又要联合又要斗争。毛泽东生动的比喻，使广大学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对党中央的这个决定也理解了。 在抗大发展的过程中，它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特点，如理论联系实际，民主集中，教员与学生一致，消灭雇佣制度等，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教育的优越性及光辉的前程。 抗大的学员经过这种全新教育后，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理论上获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在思想意识上、生活习惯上，也受到了实际的教育和锻炼，毕业后他们个个成了革命的中间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说： “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革新社会，去打倒日本。” 抗大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注意。如国民党军政要人和知名人士卫立煌、梁漱溟等，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斯坦因，进步女作家史沫莱特，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大夫柯隶华等，都曾到抗大参观，并给抗大以高度评价。世界学联代表团的四名学生到抗大参观访问后，被授予名誉学员的称号，他们感到非常的荣幸。 在进步青年的心中，抗大已成为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一个摇篮，一架桥梁。难怪许多青年发出“不到抗大誓不休”的由衷感慨！ 延安的磁场效应 人们都知道，磁石对铁、镍等物质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作为全国抗战的指导中心，宛如一个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大批爱国青年、仁人志士从各个地方，不顾日寇的炮火和空袭，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阻挠，奔赴延安。在这些人员当中，有工农群众，知识分子，社会贤达，海外人员，甚至有国民党军政人员，真是人才荟萃，济济一堂。延安方面给以他们充分的民主，让他们自由交往、自由议论，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以倾听各种不同意见。然而，在这些人员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抱定革命必胜的信念。有小部分人抱着不切合实际的美妙幻想，在生活一段时间后，不能适应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环境，而要求离开。对于这些人员，我党实行“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事实上，许多人从延安回到国统区后，经过对比，又重新回来了。我们在这里仅举两例。 1941年6月，甘肃省海原、固原和西吉一带，由于不堪忍受国民党的残酷迫害，爆发了回民起义。国民党以6个师的兵力对起义进行残酷镇压，大批回民被国民党惨无人道地抓走活埋。起义失败后，马思义率起义群众200余人投奔陕甘宁边区，受到我党的热情接待，用回民最隆重的宴席“全羊席”招待了他们。在我党领导下，起义群众成立了“回民抗日骑兵团”，马思义任团长。后来，马思义报仇心切，决定带部队杀回家乡去。毛泽东指示，马思义要走，让他走，来时如何欢迎，走时如何欢送，规格不要降低。后来，他带来的人、马、枪、弹全部带回，一样也不少。然而，马思义和骑兵团一离开陕甘宁边区，立即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再次遭受损失。经过前后对比，马思义真正认识到，要求得民族的解放，必须依靠共产党。他终于又一次率部队投奔边区。这支部队经过几次整训，成为我党领导下的骁勇善战的武装部队。 1938年8月，一对年轻夫妇不满国民党黑暗的统治，投奔到陕甘宁边区。男的是著名的肺结核病专家何穆，女的是法国文学博士陈学昭，是当时中国文坛上颇有名气的作家。 何穆被分配到边区医院任肺科主任，陈学昭分到边区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搞写作。开始，两人的积极性很高，竭力要把自己的一技之长贡献出来。然而，日子一久，何穆不适应边区简陋的医疗环境，他的许多建议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全部被采纳，便产生了处处被掣肘、不能发挥个人作用的误解，从而萌发出重回国统区私人开业的念头。何穆夫妇的执意要走，我党觉得是一大遗憾，但还是尊重他们的意愿。 针对这一件事情，毛泽东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说我们延安的窑洞好，冬暖夏凉；吃饭有食堂，穿衣不用愁；延安的空气也好。可他们说不好，不习惯，还是要回去吸国民党统治区的空气，认为那里好，你留他也没用。他们回去后，会以亲身经历来作比较，如果他们经过对比，又觉得我们解放区好，又要回来，我们再欢迎他们也不迟。决不要惋惜或看不起他们。因为经过再一次反复，他们与我们合作的信心会更足，决心会更大，也会在这里工作得更好！” 两人回去后开办了私人诊所，但随后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物价的昂贵，生计的艰难，特务的刁难，使他们感到生活的窒息。给他们打击最大的是，他们自己的小孩竟因患病不能及时医治而夭折。他们想到，连一个医生的孩子都因无钱医治而死，这样的社会又有何可取之处？随后，他们对重庆，对国统区彻底失去了信心。与此同时，我党在他们私人开业的过程中，经常与他们取得联系，并在生活上给以关心和照顾。1940年秋，何穆生病住院，周恩来派人送礼物表示慰问，许多共产党员纷纷前去探视。两个不同世界的对比，使何穆夫妇感到了共产党的温暖，从而产生了回延安的愿望。经过反复后，1940年12月，他们又重回延安，并从此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党这种“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精神，吸引了众多人才，汇集了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 延安，这块黄土地，成为当时中国最具有凝聚力，人们最向往的地方，而且它的吸引力有如磁石是恒久的。 蒋介石摆下“鸿门宴” 1945年8月10日，是日本政府正式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的日子。神州大地顿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乐场面： 延安沸腾了！ 重庆山城的爆竹放得震天响！ 台湾人民喜极而泣，大家抱头痛哭！ 然而，未等炎黄子孙宣泄尽心头快乐，就发现内战的阴云已开始密集。 在日本乞降照会发生的第二天，蒋介石就一连下了两个命令：一个给他的嫡系部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另一个给八路军、新四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 同为抗日部队，蒋介石却是两个命令，两层调儿。明眼人一看便知他心中的小九九是什么。 命令传到延安，人们立即擦干那激动的泪水，收敛起那欢乐的笑容，冷静下来，并发出了抗议的声音。 8月13日，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 “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 8月16日的电报口气更加强硬： “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 很快地，聚焦在欢庆人群中的新闻记者的视角，转到了“命令”和“电报”的争执上。 新华社的评论出来了。题目是《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评论说：“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后，马上转入内战。” 神州大地上空一片云雾迷茫。 延安高层领导人的窑洞里又透射出了彻夜不熄的灯光。为了回击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正在焦急地思考着如何才能把因参加中共七大，至今仍滞留在延安的几大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尽快地送回他们的岗位……当时，毛泽东手中没有任何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果靠骑马、走路，非但不安全，更重要的是需要几十天时间。 紧急关头，只有用紧急办法。毛泽东把叶剑英找来，要他出面，尝试一下向美国人“借”运输工具。当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有一架运输机正停在延安东关机场里。 不知是美国军人没有美国政治家那么精明，还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对延安人有了感情，反正叶剑英以轻松的口气“借”，美方人员也就以愉快的口气“应”了。 8月25日清晨，20位干部匆匆赶到延安东关机场。他们是：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 9时，飞机起飞。延安统帅部里空气极为紧张。因为这是一架破旧的道格拉斯运输机，舱门关不紧，两只螺旋桨在启动时还要靠人来推动。弄不好就有可能失事，再则，飞机飞越日军封锁线时还有被击落的危险。无论何种情况发生，后果都将不堪设想。叶剑英坐立不安，要知道这上面乘坐的都是我党我军的精英啊！好在没等多久，太行山十八集团军总部传来了“平安抵达”的消息，延安这才恢复了轻松。 半个月后，聂荣臻、肖克、刘澜涛、罗瑞卿也搭乘美国飞机返回了部队。这次聂荣臻搭乘的这架美国飞机是专程去晋察冀接在抗日战争中被我方营救的美国飞行员的。 至此，中共各大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均顺利返回了前线，他们的返回使各大战略区有了“主心骨”和“领头雁”。毛泽东心中悬着的石头落地了。 就在延安抓住时机，采取一系列措施预防不测的时候，一只绣球，经过新闻舆论的炒作，从重庆抛到了延安。 8月14日，8月20日，8月23日，蒋介石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延安作何反应？延安作何对策？延安要不要和平？ 顿时间，全国人民的视线，国际舆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延安。 8月22日，《大公报》社论开头第一句话就写道：“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醉翁之意不在酒，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共商国事，并不是真正希望和平，但他把理由说得冠冕堂皇，调儿唱得一次比一次高，言语一次比一次坦诚，舆论攻势一次比一次强劲。 原因很简单，如果毛泽东不去，他就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不要和平”的帽子扣到延安的头上。 据说，蒋介石的这个高招来自政学系头目之一，时任国民党政府文官长的吴鼎昌。据说这事儿做得很秘密，作出决定前不但未找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商量，甚至连他的秘书陈布雷也未曾预闻。 事实上，蒋介石这样做也是在窥测了延安的动静，分析了毛泽东的态度之后做出的。他们的大胆相邀、他们的穷追不舍，基本上是建立在毛泽东不会离开延安的判断上的。 他们的判断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整整8年的抗战中，毛泽东从未离开过延安，他虽是国民会议参政员，但他一次也没有到重庆出席过参政会。现在国共关系紧张，他更不会到重庆去。此外，从国民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处发出的消息看，毛泽东“似有懦怯之意”。 国民政府驻延安联络参谋是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向八路军总部派出的。按照规定，联络参谋的任务是：加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八路军的联系，了解八路军在前方作战的情况，了解八路军各部在战争中的实际损耗，并使之得到及时补充等。但是，国民政府的联络参谋基本上不干这些工作，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收集延安的各种情报，并秘密报告重庆。延安方面，当然知道这些所谓联络参谋都是国民党政府插在边区的耳目，但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仍对他们以礼相待。 8月14日，毛泽东接到蒋介石发出第一封邀请电报后，在延安接见了周励武和罗伯伦，并明确地告诉他们，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 周励武、罗伯伦自然很快将这次接见的情况告诉了重庆，并根据他们二人的主观判断给重庆提供了一个毛泽东“似有懦怯之意”的信息。 可重庆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假戏真做”，却让延安在关键时刻来了个“将计就计”。 接到蒋介石第三封邀请电的第二天，毛泽东一改初始态度，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挑战”，复电重庆：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当然，毛泽东作出这个决策之前，已经把一切工作都布置妥当了。首先，他借美国的飞机已将各大战区的主帅从延安送回了他们的岗位；再次，他将自己的党中央主席的岗位也作了安排，指定在他离开延安期间，这个岗位由刘少奇代理，同时增补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虽然毛泽东的安全已有苏联、美国作了担保，但毛泽东还是作好了自己回不来的准备。 毛泽东的“弥天大勇”，不但为共产党赢得了民心，赢得了舆论，而且为他自己日后在重庆表现个人魅力争得了关键的一分。 毛泽东生平第一次坐飞机 8月28日，延安阳光明艳，延水粼粼，宝塔山显得格外壮观雄伟。 一架美国飞机降落在简陋的延安机场上。旋即从机舱里走出了两个人，一个是美国大鼻子赫尔利，一个是国民党将军张治中。他们两人是专程来延安迎接毛泽东去重庆的。 不一会儿，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赫尔利、张治中一同出现在机场上，机场内早已有数千人在等候着为他们送行。 面对着这些为自己的安全而焦急万分的送行者，毛泽东一句话也没有说。在前一天晚上，他与刘少奇谈了整整一夜，把该说的话都说了。他说：“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配合，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不要顾虑我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在重庆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 其他人都登上了飞机的舷梯，毛泽东还在与送行的人群握手道别，此时，他的心情实在是太复杂了。 来到延安10年了，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延安，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但毛泽东一点也没有旅行者的轻松和愉快，因为他此行的责任实在太重了，一言一行都受到世人的注意，一言一行都关系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虽说过去与蒋介石在战场上有过多次较量，但两个宿敌坐下来，面对面的谈判这还是头一遭。 毛泽东离开延安，延安方面不轻松，重庆方面更紧张。 蒋介石原本以为毛泽东不会来重庆的，所以毫无顾及地把“和平绣球”从重庆抛给延安，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延安方面，现在毛泽东不但把这个球接住了，而且把球从延安抱到重庆来了。这就是说，人们的视线由延安又转向了重庆，并悬注着他自己的反应。 既然事情已经弄假成真，蒋介石心里十分明白，他作为这次和谈的始作俑者，作为国民党的领袖，身上的压力至少有三点：一是毛泽东在重庆安全的压力。他绝对不能让毛泽东在重庆有任何意外；二是毛泽东重庆之行影响的压力。他必须把毛泽东重庆之行造成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三是国民党方面毫无准备的谈判压力。他必须守住“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尤其对军事要严格统一不稍迁就”的底线。 为了解决第一个压力，蒋介石精心挑选了忠实可靠的宪兵，组成“警卫班”，专门负责保卫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并特别吩咐除“警卫班”成员外，不管哪一派、哪一“统”（指军统、中统）的特字号人物，都不许接近毛泽东。如果发现有借故捣乱的人，可以开枪打死，不负责任。因为蒋介石担心国民党内派别林立，特务系统庞杂，且有许多人极端仇视共产党，如果哪个不听命的部下擅自行动，后果将是不堪设想。为此，他专门找到戴笠，要他严格约束部下，不准胡来。 其实，蒋介石在为毛泽东的安全操心的同时，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此行的安全组长，也煞费苦心，从警卫、住处到饮食，他都一一作了精心安排。 曾在延安拍着胸脯向延安人民保证过“是我把毛主席接去的，我就要安全把他送回来”的张治中，更是主动地把自己上清寺桂园的府邸让出来，给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居住，自己全家则暂时地搬了出去。 正因为这样，在重庆期间毛泽东表现出了极度的从容。 为了解决第二个压力，蒋介石首先是压低接待规格。他向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发出指示：“有关谈判的报导，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如果我们去翻阅一下当时新闻界对于这个历史时刻的报道，就会发现一个罕见的怪事。毛泽东是应国民党之邀到重庆来谈判的，但毛泽东抵渝后，其他各报又发消息，又登社论，反应十分热烈，惟独东道主国民党中央喉舌——《中央日报》，仅采用了中央社编写的几十个字的新闻稿，用两栏的地位孤零零地排在国内要闻版的中间，气氛冷淡。 毛泽东毕竟不是一般人，尽管蒋介石煞费苦心想冷淡毛泽东一行，毛泽东还是凭着自己的博学多才，文韬武略，在山城出尽风头，以至于“毛泽东”这三个字一时成了国统区亿万百姓议论的热门话题。 蒋介石眼巴巴地看着毛泽东挖自己的墙脚，却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说起重庆谈判，许多人都会津津乐道那43天的唇枪舌战，以及它最终达成的成果：《双十协定》。但倘若我们把眼光看远点，就会发现，毛泽东重庆之行的最主要成果根本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有形的成果，这个“纸上的东西”。毛泽东重庆之行最主要的成果是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在山城赢得的民心以及他的统战活动在日后国共的较量中为中共赢得的感情投资。 长期以来，由于国民党的军事封锁以及他们宣传机器的作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在国统区一般百姓眼中的形象是被扭曲的，是“杀人放火”的“土匪”和“魔鬼”的形象。 毛泽东重庆之行的第一个收获就是改变了国统区人们对他以及他领导的中共的看法。 促使国统区人们转变看法的因素有很多，但毛泽东的个人魅力绝对是不可低估的原因。 毛泽东个人魅力的第一条就是他的“弥天大勇”以及人们从中看出的中共和平的诚意。 谁都知道，蒋介石在重庆设的是“鸿门宴”，但毛泽东为了和平与民主，不计个人安危，毅然决定深入虎穴，令国统区人们肃然起敬。所以，当时有人高度赞扬了毛泽东的“弥天大勇”以及他“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壮举。 毛泽东个人魅力的第二条就是他的“文韬武略”以及人们从中领略到的领袖应该具有的素质。 重庆谈判，是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惟一的一次领袖谈判。 领袖谈判，既是领袖之间个人能力的较量，也是领袖背后他们所拥有的实力的较量。 毛泽东自然十分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他身后的实力是无法与蒋介石匹敌的。所以，他没有太多地在谈判会场花心思，而是主动地作出了许多的让步。他要与蒋介石较量的是前者，是领袖个人的素质。 意想不到的是，在这场较量中，毛泽东在1936年所作的一首咏雪词《沁园春·雪》竟然帮了他的大忙。 8月30日，国民党元老、著名诗人柳亚子访问桂园，与毛泽东谈诗论政，即席赋诗一首，题为《赠毛润之老友》，诗曰：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归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9月6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到沙坪坝回访柳亚子，将旧作《沁园春·雪》书就赠柳，诗曰：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阙词即景抒情，融情景于一体，转接自然，技法堪称一流，境界尤为特异。柳亚子读后如获至宝。 此事不胫而走。骚人墨客转辗传抄。《新民报》重庆版晚刊《西方夜谭》，在11月14日首先登出了毛的咏雪词，并加编者按： 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词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后来各报争相转载，流传极广。 重庆知识界为之震撼，对“土匪头子”竟有如此文采！如此气势！如此深刻的思想内涵！赞语不绝，次韵相和者接踵。 普通老百姓虽然难以理解毛泽东用艺术语言表达的卓越思想，但凭着中国人特有的传统心理，他们知道相比蒋介石这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介武夫来说，毛泽东是一个了不起的学问人。 蒋介石退到台湾几十年之后，圈内人向外界透露了当时的一个绝密情况：蒋介石看到毛泽东咏雪词闹得满城风雨，曾经集合过一批御用文人，要他们仿咏雪词的韵律也写一些词，把毛泽东比下去。然后在其中挑写出最好的，用蒋介石的名义发表，以收回咏雪词在山城造成的影响。无奈，这些文人实在力不从心。蒋介石的计划泡汤，乃嘱咐此事为“绝密”，不得向外界透露。 一首词弄得蒋介石头痛莫名，毛泽东在重庆的社交活动就更是牵动着蒋介石的神经了。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除参加谈判外，大部分的时间就是遍访各界人士。用毛泽东、周恩来的话说，叫做“看望老朋友，结交新朋友”。用国民党顽固派的话说，毛泽东是在大搞统战“阴谋”。 毛泽东在重庆拜访得最多的是那些著名的左派民主人士。宋庆龄、冯玉祥、柳亚子、张澜、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等，毛泽东与他们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国民党党政军各界显要人物，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朱家骅、吴铁城等毛泽东也都一一亲自登门，他们也先后设宴，款待毛泽东。 甚至连以反共顽固派著称的陈立夫、戴季陶等人，毛泽东也去拜访。一天，毛泽东去拜访戴季陶归来，正巧与蒋介石狭路相逢。蒋介石很客气地问：“润之到哪里去了？”毛泽东坦率地告诉他：“刚去看了戴传贤。”蒋介石听罢，干笑几声：“好，见见好，见见好！” 据说，蒋介石这天回到家后，心情特别不好，把东西往桌上一甩，骂道：娘希匹，毛泽东统战居然统到我的家里来了。谁都知道，戴季陶是蒋介石的忠实谋士和“智囊”，是跟他反共最铁的哥们。 蒋介石眼巴巴地看着毛泽东挖自己的墙脚，却又不能公开反对，因为毛泽东是他自己请到重庆的，目的又是和平谈判。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所以，有人评论说，毛泽东重庆之行的真正成功，在于他以自己的行动击破了国民党散布的中共不要和平的谎言，使他和中共的威望在国统区获得了空前的提高。 这话很有道理。 刘少奇在延安的大手笔：大踏步进退 重庆的最高级谈判，并没有驱散笼罩在中国大地上内战的阴云。如果说，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个掌握着中国命运的人物会面之初，出于各自的考虑，两人都不同程度地还抱有避免内战、缔结和平的意愿的话，那么，经过这场面对面的较量，彼此之间又加深了了解，双方都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仅仅靠谈判桌是解决不了的。 于是，此时的中国政坛将两幅色彩完全不同、极不协调的画面，同时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一方面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谈笑风生，把手言欢；另一方面是双方都在加紧军事行动，试图在谈判桌上增加说服力。 所谓“台上握手，台下踢脚”。 重庆在调兵遣将。 延安也在积极进行战争准备。 重庆谈判期间，在延安代理党中央主席的是刘少奇，毛泽东临行前，多次举行政治局会议，甚至同刘少奇作过彻夜长谈，两人的思想彼此心领神会。 延安和重庆，两条战线，刘少奇和毛泽东配合得相当默契。 9月中旬，重庆谈判桌上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火药味也越来越浓。 在一次会见中，蒋介石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毛泽东可不是软骨头，次日见到蒋介石，巧妙而又毫不含糊地回击了他的进攻：“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谈判桌上有进有退。毛、蒋两人都深知此道。于是，便有了9月17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和赫尔利共进午餐，赫尔利分别约见国共两党代表，劝说双方妥协的一幕剧。 重庆的毛泽东精神疲惫。延安的刘少奇也不轻松，几天来他一直在思考着如何替毛泽东解难，让他在谈判桌上占据主动的良策。 他一遍又一遍地环视着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终于，一个全国战略大构想——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在刘少奇的脑海里愈渐清晰。 首先，刘少奇通过一系列成功的外交，疏通了同苏联的关系。 9月14日，东北苏军代表在先期进入沈阳的八路军冀热辽部队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时任沈阳卫戍区司令部曾克林陪同下到达延安与中共中央商量东北问题。苏联同意在不违背它履行同国民党所订条约的前提下，不限制共产党势力在东北的发展。 其次，从战后国共双方军队所处的位置看，北方也有利于我们的发展。 东北地区自“九·一八”事变被蒋介石丢失后，国民党在那里没有一兵一卒，它要很快控制这块地区比较困难。与此相反，共产党在华北与东北的接合部已创立了冀热辽根据地，军队开入东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另外，东北还有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他们同日本侵略者进行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在那里有着较大影响和一定的群众基础。这些都是中共争取东北的有利条件。 然而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刘少奇也仔细想过，那可是蒋介石的心腹地带，他绝对不会留有空隙。日本投降后，蒋日伪合流，大肆抢占江南战略重地，使中国共产党抗战后期“向南发展”战略受挫就是证明。 形势十分明了。东北出现了有利于共产党发展的形势，北方在向共产党招手，而南方却亮出红灯，告示你此路不通。 刘少奇将自己思考中的问题用最快的方式征求在重庆的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得此方案，紧张的精神一下子松弛了下来。 在重庆的谈判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率先作出让步。提出：关于军队数目，中共仅要求达到全国军队总数的1/7，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关于解放区问题，为了表示中共和平诚意，中共愿意让出江南8个解放区，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区8个地区的军队全部撤到苏北、皖南及陇海线以北地区。 僵持了一段时间的谈判会场因为延安方面的让步又出现了回旋的余地，又有了友好的笑声。 就在毛泽东在重庆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作出重大让步的同时，刘少奇在延安秘密向党内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胸有成竹地宣布：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证中国人民的胜利。 为实现这一“全国大战略”，刘少奇采取的办法是：大踏步进退。 首先将山东主力调往东北和冀东，其次将华东新四军主力10万再调到冀东和山东，最后将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移到江北。 这个办法，既加快了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的进程，又对南方采取防御态势，掩护了向北发展。 军事调动节节移防，环环相扣，既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又将南方的公开退却与北方的秘密进攻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至于政治上收获，则更是巨大的，它既让我们在谈判桌上争取了主动，又赢得了国际国内的赞誉和人心。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毛泽东对付蒋介石的战术历史有时是非常捉弄人的。 前面说过，重庆谈判时，毛泽东面对蒋介石的挑衅，曾不卑不亢地回复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毛泽东的话表面上看来是在说气话，或者开玩笑，但事实上，毛泽东说的是个大实话。 可惜，蒋介石当时不可一世，没有把毛泽东的话听进去，更没有加以重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争夺东北时，毛泽东真的是运用了重庆谈判时告诉过他的那套战术，并让他在这里扎扎实实地栽了一个大跟头。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平安回到延安。延安飞机场挤满了两万多名各界迎接的群众。 毛泽东回到延安之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身体状况的原因，他仍将大部分的工作甩给了刘少奇，但东北问题他却密切地关注着。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中共能控制东北，便可使东北与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摆脱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分割、包围的局面，并有一个兵源充足、物质雄厚的战略后方。正如七大上他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那样：东北四省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控制东北，对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意义一目了然。正因为这样，刘少奇才有“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大战略。 对于东北，蒋介石也并不是没有心眼的。抢占东北，“接收”东北，早就被他列入了“国民革命最重大的目标和最迫切的工作之一”。 由于抗战胜利初期，蒋介石的主力远在西南，东北无一兵一卒。为了弥补他在东北无一兵一卒劣势，他不惜忍痛割爱，在中苏谈判时，接受苏联提出的许多涉及东北主权的条件，换取苏军的许诺，撤军后将东北交还到国民党军队手里。 由于蒋介石这样想：东北，他有条约保障，把共产党完全排挤在门外，将来可以整个地从苏军手中“名正言顺”地接收过来；而江南，他凭借着自己的优势实力和美国的支持，日伪的配合，抢先占领。到那时全国的桃子统统姓“蒋”了。 他没想到共产党的思维和动作一点也没有落在他的后面，在他经略江南时，共产党的势力已经深入到了东北，并有独占东北的架势。 10月以后，国民党政府针对中共大军北上及苏军对其友好态度，采取了十分强硬的两手策略： 一是外交上美蒋联合对苏联施加压力，迫其履行中苏条约，并保证将大城市及长春铁路交给国民党。 二是军事上借助美国的军舰、飞机，从海上、空中将国民党的军队送到秦皇岛、沈阳、长春等战略要地。 形势的发展，让毛泽东预感到了东北斗争的艰巨性。经过反复的斟酌、考虑，他决定调整战略，从长计议，改“独占东北”为“建立根据地”。 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 “让开大路”就是主动撤出大城市和交通线，把点、线交给国民党。“占领两厢”就是占领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争取群众，建立根据地，巩固“面”。 一年之后，毛泽东的战术就看出成果。表面上，蒋介石的进攻得手，但由于他的战线拉得太长，被共产党抓住了弱点。共产党由于在东北建成了东满、西满、南满、北满4块巩固的根据地，将蒋介石占领的点、线来了个分割包围。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是对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与蒋介石那番话的高度概括。沈阳战役失败后，不知蒋介石是否检讨过自己当初过于忽视毛泽东而铸成的大错。 开展高树勋运动，动摇国民党军心 1945年10月13日，这是毛泽东带着《双十协定》的成果返回延安的第二天。重庆的蒋介石即向国民党各个战区发出了“剿匪”密令。 政府代表签订《会谈纪要》。这是双方代表签字的《会谈纪要》原稿与这个密令相配套，十年内战时期由蒋介石亲自拟订，抗战胜利后予以重印的《剿匪手本》也被运往国民党各个战区，一一分发到了官兵手中。 在蒋介石的严厉督责下，10月14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马法五率领第四十军、第三十军、新编第八军共7个师，45000人的兵力，采取并列重叠配套，分成左、右两路，自河南新乡沿平汉铁路交错掩护北进。蒋介石给他们下达的任务是：先占领邯郸，与沿石太线西进，先期到达石家庄的第三、第十六军会合，然后维续北进，与空运到北平的第九十三、第九十四军会师，最后达到完全控制平汉路，分割晋察冀、晋察鲁豫两大解放区的目的。 蒋介石这一招十分厉害。如果他的计划实现，将对华北两大解放区构成严重威胁，进而危及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形势。 面对挑衅，延安方面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毛泽东回到延安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立即召开会议，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商量对策。并亲自草拟了一份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 “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电报发出后，毛泽东仍放心不下，10月17日，再次致电刘邓： “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当前这一仗必须打好，如果打不好，被迫再度上山，中国革命胜利就要推迟20年！” 接到延安的电报后，刘伯承和邓小平不敢怠慢，立即组织力量，制定作战计划。这就是有名的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 10月24日，中共参战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日夜兼程陆续赶到战场，形成了对敌军的四面合围。准备于28日黄昏发起总攻击。 为了将全歼平汉路北进之敌建立在绝对把握之上，刘、邓二人根据各方面获得的信息，研究了争取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的方案。 高树勋，字建侯，河北省盐山县人，原系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1930年蒋冯大战，冯玉祥失败，西北军被蒋介石瓦解。整编后的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前线围剿红军。当时，高树勋是二十六路军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知道这是蒋介石消灭西北军的方法，所以工作不甚努力。不久，赵博生与董振堂发动宁都起义，高树勋的二十七师官兵都被他们带到了红军那里。为了躲避蒋介石要追究他擅离职守的责任，高树勋逃往天津租界躲避。 抗日战争开始后，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将高树勋请出来，任命他为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负责训练各县保安队的工作。八路军借国共合作的机会，派出了一批共产党员以高树勋老部下、老同事的身份协助他的工作，一方面使他的势力日渐发展，另一方面又推动了高树勋和他部下官兵逐渐倾向进步。 但同共产党的做法恰恰相反，即使是同仇敌忾的时候，蒋介石集团也没有改变他歧视旁系的政策，不但在供给上要比他的嫡系差几十倍，而且还要经常监视、分化和并吞他们。 1940年是高树勋与蒋介石关系最好的时期。因为他除掉了公开投敌的石友三，被蒋介石委任为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并将他的部队从沦陷区调到了国统区。高树勋对国民党产生了幻想，并在其部反动势力的推动下，把共产党员“礼送”出了他的部队。但好景不长，到国统区不久，汤恩伯就收买原石友三的六十九军军长米文和，把六十九军从三十九集团军拉了出去，归汤恩伯直接指挥。这件事如晴空霹雳，使高树勋对老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那是8月中旬的一天，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高树勋独自在办公室里收听广播，突然机要员送来蒋介石、何应钦发来的一封电报。 高树勋接过电报，上面清楚地写着：“命令你部原地驻防待命”几个字。 高树勋将电报揉成纸团，扔进纸篓，若有所思地走出窗外。这时桌上收音机里女播音员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里： “重庆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中央社消息：8月11日，蒋委员长发布命令，命令第18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日伪军擅自行动……命令国家各战区将士，努力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岂有此理，欺人太甚！”高树勋啪地一声将收音机关上，拿着电报来到了他的官兵中。 官兵们听说老蒋不让他们受降，愤怒地控诉了起来： “抗战期间，蒋介石和他的嫡系部队，躲到大后方，留下我们在前线流血卖命，现在胜利了，他们却成了抗战英雄，可以优先积极推进，抢占地盘，而命令我们现在还在最前线和部队原地待命，天理何在？” 在部下的激励下，高树勋把桌子一拍，铿锵有力地说道：“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弟兄们，我们兵出伏牛山，挥师北上，捷足先登，收编伪军，接受日军投降。” 高树勋作出决定后，率部队从驻地南召出发，冒着大雨，风雨兼程，经叶县、许昌、长葛、新郑，到达郑州，随后连夜率部队从广武一带渡过黄河，向新乡开进。 在部队向新乡开进的时候，高树勋为了向重庆的军政要员表示“尊敬”，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 高树勋原以为自己违抗命令，会遭到蒋介石的严惩，没料到，蒋介石复电：“命令你部暂驻新乡待命”。 不仅如此，9月19日，蒋介石委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在郑州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宣布，高部正式编入第十一战区序列，归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同时宣布，任命马法五、高树勋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郑州会议后，孙连仲匆忙赶往新乡，作出了打通平汉路，抢占平津战略要地的军事部署。 至此，高树勋方才看清老蒋葫芦里卖出的什么药：他要不听命令的高树勋去前线充当炮灰，同八路军作战。 从自己的坎坷经历中，高树勋深刻认识到，只有靠近共产党才有自己生存下去的空间。于是他主动派王定南跟刘伯承、邓小平接上了关系。 真可谓天助之合。邓小平见到王定南后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我们也准备作这项工作。为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使蒋介石政治上陷于孤立，必须在国民党军队中开辟新的战线，首先要争取受蒋介石排挤和歧视的非嫡系部队，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民主旗帜下来。党中央、毛主席要求在这一工作上迅速作出成绩，所以你赶快回到新乡去，做好高树勋的工作”。 为了解除高树勋的后顾之忧，邓小平一面电报中共中央将高树勋的夫人刘秀珍和其他起义军官家属接到解放区，一面派参谋长李达代表刘伯承和他本人去看望高树勋，鼓励他早下决心。 李达参谋长是原老西北军的军官，是宁都起义投奔共产党的。所以他和高树勋见面谈得很投机。谈完西北军的光荣历史后，李达对高树勋说： “如果高将军在当前中国面临内战与和平，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大搏斗的紧要关头，能高举义旗，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它将比宁都起义、五原誓师的意义更为深远”。 听了李达的一番谈话，高树勋终于下定了最后决心。 10月30日，高树勋召开总部军官会议，严肃地宣布了他率部起义的消息。 10月31日清早，刘伯承亲自偕同薄一波副政委、李达参谋长去马头镇同高树勋会面，向他祝贺。经协商，将高部改为“民主建国军”，11月1日开往西北面的老解放区武安县境内。 当高树勋率领新八军及河北民军开往武安伯延、邑城一带时，一路上受到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高树勋大受鼓舞。尤其让高树勋感动的是，中共中央于11月2日以朱德、毛泽东的名义向他发来了贺电。 11月10日，起义的新八军、河北民军正式改称为“民主建国军”，高树勋任总司令，通电反对内战，主张国内和平。消息传出，全国震动。 11月1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邓小平、薄一波介绍，高树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树勋起义对八路军取得平汉战役胜利的意义，邓小平作过高度的评价。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一文中，他写道： “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了三千人”。 高树勋是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位战场起义的高级将领。对于它的意义，毛泽东则看得更为深远，他想到了古人早就总结出的一条战胜敌人的经验：“攻心为上。”12月15日，他在党内公开发出了“开展高树勋运动”的号召。 号召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泛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立场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就在毛泽东号召在国民党军队普遍开展高树勋运动的时候，蒋介石也从高树勋事件中吸取了教训。从此之后，他更加强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严密控制和特务统治，用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可惜，蒋介石的工作没有毛泽东的号召有成效。4年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官兵起义有120起，其中师以上重大起义就有60余起，起义人数达114万（不含投诚），占蒋介石总兵力800万的1/7以上。这些起义动摇了国民党的军心，瓦解了其战斗意志，加速了蒋介石的军事崩溃和政治危机，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高树勋运动的特殊作用，由此可见。 毛泽东与斯特朗笑谈“纸老虎” 1946年7月31日，经过宋庆龄的精心安排，一位美国著名女作家、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乘坐美军视察组的飞机，从北平飞往延安。 斯特朗选择这时候到延安，是有其理由的。6月30日，蒋介石依仗着他绝对的军事优势和经济力量，在美国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支持下，悍然撕毁了国共两党达成的和平协议和停战协定，以160万的兵力向共产党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 当时的情况下，共产党的实力与蒋介石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军队只有120万，野战军仅万，同国民党军队的比例是1∶34。而且人民军队的主力还不集中，被分割在十几块根据地。装备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的水平，没有任何外援。 正因为这样，蒋介石口气很大，宣称只须3个月到6个月，他就可以取得胜利。蒋介石的总参谋长陈诚鹦鹉学舌，也说：“也许3个月，至多5个月，便能整个解决中共领导的军队。” 延安能够顶得住吗？国内一些人怀疑，党内一些人情绪低落，国际上一些友人也在为共产党暗暗担心。斯特朗就属于这种，并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延安。 在斯特朗抵达延安的第三天上午11点左右，蒋介石飞机就轰炸了延安城，给了她一个不小的震动。 延安的上空，突然出现巨大的爆炸声，作为记者的斯特朗，像条件反射一样，立即拿起照相机跑出窑洞去观察动静，工作人员和翻译劝她赶快离开院子到防空洞去，可她执意不肯。 人们只好强行把她拉入防空洞中。斯特朗站在防空洞口目睹了这次狂轰滥炸。 空袭过后，斯特朗即乘着吉普车前往被轰炸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并写出了她达到延安后的第一篇报道：《延安被炸目击记》。 信心！迅速消除积压在人们心头的恐美、恐蒋的情绪，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起打败蒋介石的信心，是摆在延安领导人毛泽东面前的重要课题，也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首先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做了鼓气的工作。7月6日，毛泽东就李富春、黄克诚关于时局的意见给他们复信： “你们分析中许多观点是合乎实际的，是好的。但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困难条件估计不足；同时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革命力量所处的地位，是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要好得多，而不是要差些。” 7月7日，毛泽东借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七七”九周年纪念会宣言》的公开发表，将可以打败蒋介石的思想进行了广泛宣传。 在修改《宣言》时，他加上几句很有分量的话： “目前中国反动派的猖獗，不是表现他们的强大和有生命力，而是表示他们的软弱和回光返照。” “中外反动派的反动企图是可以打败的。” 7月20日，毛泽东起草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再次强调：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毛泽东说，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的军事优势和美国的援助只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而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发动的是反人民反革命性质的战争，必然会遭到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爱国正义的革命战争，必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蒋介石必败、人民必胜的最基本的依据。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这是毛泽东的风格，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在延安，首先接见斯特朗的是总司令朱德。朱德除了向斯特朗介绍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计划外，给斯特朗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个形象的比喻。 朱总司令说：“国民党的军队就像一只大船，我们就如大海。大船来了，海面要掀起波浪，但是过后大海又恢复平静了。”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毛泽东捎信来，他要在杨家岭会见斯特朗。 1946年8月6日上午，斯特朗乘一辆大卡车，向泥泞的延河岸边驶去，混浊的河水下边，是高低不平的石头。汽车颠簸着过延河，从一个危险的坡度爬上去，到达彼岸的杨家岭。陪同前往的有负责延安新闻工作的陆定一，以及已在延安工作10年的美国医生马海德。 毛泽东住的窑洞背靠西北，后面矗立着一座陡峭的小山。山对面的山坡下有一块小平地，那是毛泽东菜地。工作之余，毛泽东会在那里种植辣椒、玉米、豆角、烟叶等。 毛泽东已经站在院子里等候。斯特朗在陆定一、马海德的指引下，急忙迎上前去。当斯特朗握住毛泽东那双大手时，她立即就感觉到了一种坚定和力量。 毛泽东一手牵着小女儿，一手指着早已准备好的谈话地点，示意大家一同就座。 毛泽东穿着一套深蓝色棉布制服，裤腿上缝有大块补钉，神态不慌不忙。这种沉着和友好，很快消除了斯特朗的紧张和不安。就是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毛泽东向斯特朗发表了他著名的“纸老虎”论断。 谈话是由毛泽东首先询问美国的情况开始的。 斯特朗十分惊讶，对美国的事情，毛泽东比她更了解。她写道：“这是出人意料的，因为年来，他连与世界发生关系的邮局也没有一个。” 当话题转到美苏可能进行战争和国共现在已经正在进行的战争上来时，毛泽东带着爽朗的笑声，阐述了他的“纸老虎”论断：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 了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在这里，毛泽东阐明了一个根本的战略思想，即革命人民在战略上、在全体上，必须藐视敌人，认清其纸老虎的本质，敢于同他们进行斗争，敢于去夺取胜利。 这种战略思想蕴含着一种超凡、深邃的洞察力。正如斯特朗所感受的那样：它揭示了“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 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毛泽东和斯特朗始终兴致勃勃，没有一点倦意。后来，斯特朗说，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时刻。 这次谈话之后，毛泽东发表了《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公之于众。 在反动势力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代，这个论断给中国和世界人民带来希望和力量，为他们树立起必胜的信念。 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思想武装下，延安领导解放区人民同貌似强大的蒋介石军队展开了斗争。经过4个多月80余次战斗，人民解放军歼敌414万余人，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被粉碎。 以延安换全中国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确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早在两千年前，司马迁就指出，欲取天下，必须先占领北方，然后由北向南发展。 当历史车轮滚滚驶近20世纪中叶时，神州大地再次呈现出两军对峙的态势。在山姆大叔撑腰打气下，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凭借暂时的军事优势，挑起全面内战。国民党军倾巢出动，全线进击，展开了对以延安为中心的广大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自然成为了人民领袖运筹帷幄的中心。短短8个月时间，毛泽东在这里指挥人民解放军歼敌70多万，彻底挫败了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损兵折将的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里气急败坏，用文明棍朝地图上的延安一指，发号施令：一定要拔掉这颗钉子。 2哑铃打来，延安是撤？是守？难题摆到了毛泽东的面前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变换打法，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双拳出击，直指陕北和山东。刘伯承将蒋介石这狠心的一招，比喻为“哑铃战术”——两头粗，中间细，像是哑铃。 哑铃的力量在两头。 1947年2月14日，蒋介石启用在西北高原养精蓄锐达10年之久的胡宗南部，奔取延安。 忠诚无比的得意门生胡宗南，也终于赢来了邀功请赏的天赐良机。 想当年，五尺身材的他投考黄埔军校，口试时就因体型而被淘汰。幸被爱才的军校党代表闻悉，见他从戎心切，意志坚定，准许破格参加考试，录取为黄埔一期。 谁说福不双降，胡宗南入校后，发觉自己跟堂堂校长竟同为乡梓。借此，他有了一个更好接近蒋介石的机会，同时，蒋介石也对这位勤奋刻苦，努力上进的学生加同乡甚为赏识，并有意拉拢。此后，胡宗南成为“复兴社”骨干，“十三太保”之一，为老蒋青睐。特别是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胡宗南与朱绍良联络黄埔同学，极力抗拒李宗仁、白崇禧与何应钦，拥戴蒋介石东山再起。 对于蒋介石来说，有如此卖命的学生，当然是难得。由此，便将自己的发家老本第一师交给死心塌地的胡宗南，后来又任命他当第一军军长。 抗战时，蒋介石又把胡宗南放在西北重地。胡宗南躲在八路军背后，隔岸观火，专做着摘桃子的梦想。抗战胜利后，一直在招兵买马、网罗势力的胡宗南已掌握着当时全国最大的一支战略预备队，兵多将广，装备优良，清一色美械，不可一世。 接到蒋介石的手令，“西北王”胡宗南率20来个旅直扑红都延安。 面对来势汹汹、咄咄逼人的敌军，驻守陕甘宁的西北人民解放军仅有6个旅25万人，与国民党兵力之比是10∶1，在装备上也处于绝对劣势。特别是弹药缺乏，当时平均每支步枪仅0发子弹，每挺机枪子弹不足500发，保卫延安的重要阵地南泥湾的部队，平均每支步枪不到10发子弹，炮弹更是缺乏。 形势险峻，延安是撤？是守？难题摆到了毛泽东面前……当然，经过战争的磨炼，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也与往日不可同语。 1947年2月25日，中共中央通过《解放日报》把“敌抽兵进犯关中延安”的讯息告诉了边区人民。 英勇的人民激愤了。 练射击、投弹、刺杀、战术，野战军、地方军掀起了练兵热潮，为痛击来犯之敌摩拳擦掌，厉兵秣马。 埋地雷，造武器，学破袭，边区人民按区分组成立了自卫的游击队，参军参战，严阵以待。 3月8日下午，延安各界在商会会场举行了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到会的10000多人，除了机关职工、学校师生外，绝大多数是从延安周围赶来的农民和民兵。在动员大会上，彭德怀继朱总司令之后，发表了慷慨激昂、鼓舞人心的讲话： “1935年陕北刘志丹只不过3000人，后来来了一个徐海东也不过3000人，最后中央红军开到陕北，也只是7000人，共计不超过1万5千人。敌人有多少呢？我记得是101个团，30万人。国共兵力是20∶1。可是那时候我们先在南线，再过黄河到山西，后来又回渡黄河到西线都是无往不胜。打得东北军讲了和去抗日，打得阎锡山心惊肉跳在太原坐不稳，打得马鸿逵损兵折将，打得胡宗南兵败山城堡，最后蒋介石在临潼也受到了教训。今天，胡宗南只有35个团，而我们比那时1万5千人就多得多了。” 讲到这里，彭德怀问大家：“我们能打胜吗？” 一万多群众齐声回答：“一定能打胜的！” “是的，是一定能打胜的！”彭德怀望着对胜利充满信心的延安军民，显得格外激动。他挥动双臂，大声地说“11年前我们打胜仗，现在我们打胜仗，将来还要打胜仗！”“胡宗南的35个团，有很大的可能，就被消灭在这里。” 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响彻三秦大地……布紧急动员令，号召军民保卫解放区2月28日，志在必得的蒋介石亲抵西安，召见空军副司令王叔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空军第三军区司令刘国运，部署陆、空联合进攻延安的计划。 短短的时间内，小小的西安机场，一下飞来近百架战斗机，占国民党空军飞机总数的3/5。 急于邀功的胡宗南以前所未见的速度，调回速编一师、第九十师，同时，抽调晋南、豫西万兵力，向延安周围集中。另外，宁夏的马鸿逵集团，青海的马步芳集团和榆林的邓宝珊集团，分别在西线和北线配合，妄图一举攻占延安，歼灭边区的人民解放军，摧毁我党领导中枢，以便粉饰败局，骗取美援，振奋极度低落的士气，再集中兵力夺取华北和东北。 2毛泽东摆空城计杀敌四面包围、犁庭扫穴、切实占领，这就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与敌对峙，打阵地战，决不放弃延安，这是边区军民的共同心声。 严阵以待的人民担心延安陷落等于吹灭了希望之灯，但同时，他们更相信战火中升起的“大救星”毛泽东。 他们私下议论：不知毛主席是怎样说的？ 延安总部王家坪解放军总部毛泽东办公室灯火通明，他几次召集中央会议，分析战局，部署战斗。 战斗打响后，当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问及延安是撤是守时，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微笑着说，“我们不必拦挡他们进占延安”。 他解释，“蒋介石的阿精神十足，占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 “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以一个延安换全中国。 毛泽东一锤定音，全部撤出，留空城一座。 当年诸葛亮摆空城计是为退敌，而今毛泽东摆空城计是为了杀敌。 在此生活、战斗近10年的延安军民心里难以割舍，议论纷纷……毛泽东成竹在胸地向延安人民解释：“我们是丢块骨头换块肥肉！” “不过，延安可是块硬骨头。胡宗南想啃这块骨头，是不好啃的呢！搞得不好，可是崩断他的牙齿，或是哽住他的喉咙呢！” 彭德怀强调“不要怕打烂坛坛罐罐。打烂了坛坛罐罐，我们轻装上阵，才能更好地消灭来犯敌人”。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只有我军撤离延安，诱敌深入，让敌人多占一点地方，背上包袱，我们才能轻装上阵，在运动战中寻机歼灭敌人。 主意已定，一声令下，延安大撤退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地展开。 急用的东西带走，不急用的，搬不动的东西全坚壁起来。延安大学的书，老乡的碾磨都埋了……每户人家中几千斤、上万斤的粮食都从大囤里一口袋一口袋往山上运，朝沟里藏，往地窖埋。 周恩来风趣地说，要不是有条延河，敌人连口水也休想喝上！ 美军观察组和外国记者都惊叹，眼前的延安大撤退蕴含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意味。 德国医生罗别愁目睹了这种撤退，感慨不已。他写道：我经历过希特勒进军捷克斯洛伐克时产生的混乱，但是延安撤退是任何国家首都的撤退中最有秩序的。 美军观察组塞尔斯上校撤出延安后，在会见北平的中外记者时说：“延安的撤退，其秩序非常良好，中共在延安之任何物资均经迁撤，医院及无线电设备亦皆迁至新基地。”谈及中共士气，他说：“根据我在延安五个月之经验，并未感觉中共士气有何改变。” 很快，广大军民撤退完毕。 3月11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刚撤离后7小时，国民党飞机即对延安进行了大规模的狂轰滥炸。 17日清晨，西安绥靖公署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指挥两个整编军15个旅14万人开向延安。 国民党飞机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汇集红都上空，近60吨炸弹，将延安刹时炸成一片火海。 在清晰的枪炮声中，镇定自若的毛泽东仍留在延安王家坪窑洞里，与周恩来、王震一同商讨对敌作战方针问题。 一颗重磅炸弹落在毛泽东窑洞前，气浪冲进来，震倒了桌上的热水瓶，毛泽东仍若无其事地翻阅文件。警卫战士急了，劝毛泽东早些走，毛泽东说“走这么早干什么？我还想在这里看看敌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毛泽东在安排阻击部队撤出阵地后，和周恩来、彭德怀察看了王家坪几孔窑洞，叮嘱道：“把房子打扫一下，这才是待客之道！”在彭德怀等人的力劝下，毛泽东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居住了10年的延安。走时，他望着苍茫夜色中巍然屹立的宝塔山，深情地说：“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是要回来的。” 来！ 19日上午，国民党军占领了空荡荡的延安。 胡军侵占延安以后，到处派兵烧杀劫掠，逢村掘地三尺，搜寻老百姓埋藏起来的粮食、器物。家家户户的门窗箱柜，不是被砸碎烧光，就是被掠去修工事。 胡宗南，这位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得意洋洋、趾高气扬地乘着军车进了城。他不但要亲自给“有功人员”颁奖，而且要委托延安行政督察专员。 蒋介石得悉占领延安，也在南京兴高采烈地召开庆祝会，授予得意门生胡宗南“二等大绶云麾勋章”。 得意忘形的蒋介石对前来与会的美国驻华大使夸下海口，说：“到8月底9月初，共产党不是被消灭，就是被驱往僻远的内地去。” 胡宗南虽说占领的是一座空城，但为党国名誉计，自然不能说大实话。在电报中，他吹嘘说：18日下午进抵距延安10余里处，经一度激烈战事后，今（19日）上午，已收复延安。 “……据初步统计，共军伤亡约1万余，投诚2000余。国军乃于本日上午10时，完全占领延安，刻正抚辑流亡中。” 蒋介石闻报后信以为真，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20周年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 但是，被得意门生蒙在鼓里的蒋介石很快会发现他的精锐部队已陷入毛泽东、彭德怀的蘑菇战术中，难以保全。 “昆仑”纵队在陕北悄然行动 中央首脑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后，向何处去，成了举世瞩目、关系全局的一件大事。 蒋介石的目标是一举消灭中共中央，消灭不成便赶过黄河，迫使中共中央离开陕甘宁边区，从而在政治上打击了中国共产党。 3月25日，也就是胡宗南占领延安后的一个星期，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就造谣说：毛泽东、周来恩等“已迁佳木斯，或已潜逃出国”。 其实，此时毛泽东、周恩来就在瓦窑堡附近的王家坪，和先行撤退到这里的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同志会合，初步讨论了党中央的去处和部署。 29日凌晨，中共中央的首脑们从王家坪又到了枣林沟，一下车连觉也顾不上睡又继续开会。 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光辉一页的枣林沟会议。 会议是在窑洞里举行的，没有庄严的讲台，没有松软的沙发，没有高级的麦克风，也没有式样新颖的录音设备。可是这次会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发生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围坐在炕上。 “我反复的考虑了，我们中央不能离开陕北。”毛泽东说，这是他一路上反复考虑的问题，“留在陕北，我们可牵制胡宗南的23万大军，叫蒋介石这个战略预备队失去作用”。 任弼时没有顺着毛泽东，他质问似地说：“一面濒水，三面临敌，万一让胡宗南把我们一网打尽怎么办？” 与会人员都知道，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面对现实！ 毛泽东留在陕北确实带有“冒险性”，而且后来真的两次遇到了危险。所幸两次均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会上，朱德投了任弼时的赞成票。 毛泽东又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在陕北住了12年，老百姓供养了我们，一遇险情我们就跑，对不起陕北人民啊！” “我们不能感情用事，要考虑一个万全之策。”刘少奇发言明显也有倾向性。他们都在关心毛泽东的安全。 没想到，刘少奇发言后，毛泽东的话更感情用事了，“总之，不打跨胡宗南，我是不过黄河的，要过你们过好了”。 应该指出，党中央留在陕北，毛泽东早已下了决心。还在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前，毛泽东就决定两步走：第一步，坚持保卫延安，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弃延安；第二步，如延安实在守不住，主动撤离以后党中央仍然要留在陕北。3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附近送别王震将军的时候就说过：“我和他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既然中央主席说了这种话，其他人也就无话可说了，他们都同意留下。 等大家都表态后，“不！”毛泽东突然话锋一转，“不是全集中到这里。弼时的意见有道理，万一我们叫胡宗南一网打了怎么办，因此我们也来个古书上说的，兵分三路”。 枣林沟会议最后决定，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成员一分为三，成立三套领导班子： 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由刘少奇、朱德率领去晋察冀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负责处理中央委托的工作；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后委”，由杨尚昆、叶剑英率领进驻晋西北，负责陕北战场后勤保障和安置中直、军直机关及家属的工作。 ，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李维汉等参加的中央后方委员会，在晋西北地区统筹工作。图为叶剑英在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继续留在陕北，代表中央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书记处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下。 这次会议，形成了一个文件，这就是到达横山县青阳岔发出的《1947年4月9日的党内通知》。 《通知》告诉全党和全军：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将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同陕北人民共同担负起保卫边区的任务。 枣林沟会议后，前委转入了地下，毛泽东化名“李德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仅从“得胜”和“必成”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周恩来他们面对强敌那种一往无前的气概和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心。 为统一行动，统一指挥，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按军事编制组成一个纵队，并成立一个司令部，任弼时为司令，陆定一任政委。 正当国民党特务在到处搜集情报、刺探中共中央的去向的时候，3月30日，一个代号为“昆仑”的神秘纵队在陕北出现了。这个纵队由200余人组成，司令叫“史林”（谐音），政委叫“郑位”，参谋长是叶子龙，副参谋长汪东兴。 直到失败，胡宗南也没有弄清楚这个“昆仑”纵队，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都在其中。全国各大战场上，人民解放军所接受的指示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有人认为，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党中央留在陕北是盲目的冒险行为。其实这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的决策一贯建立在对问题的科学分析之上。当时，他的分析是，陕甘宁边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的地区大，安全方面有相当大的保障。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坚持把党中央留在陕北，是他在书写自己一生历史的辉煌篇章中的“得意之笔”。 政治上，他给蒋介石、胡宗南打了重重的一记耳光。军事上，只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在陕北，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的23万大军就被牢牢的钉死在陕甘宁。 彭德怀临危请缨 两万部队，既要对付胡宗南的23万精兵，还肩负着保卫党中央、毛泽东安全的重担，谁来当这陕北战场的总指挥呢？ 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都在想这个问题。当时贺龙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有人提议贺龙。 但毛泽东想到的是：晋绥正在整党、整军、土改，贺龙正在忙那边的事，一时抽不出身来，再说，作为陕北的大后方，晋西北也需要他。 就在此时，彭德怀出现了。他说：大敌当前，现在陕北的几个旅，加上后勤人员、地方部队，也不过2万多人，应该有一个统一指挥。“在贺司令员未来延安之前，陕北的部队是否暂时由我来指挥一下”。 毛泽东用征询的目光望望朱德，望望周恩来，也望望刘少奇，似乎有几分得意。他不由得想起了长征途中自己写给彭德怀的一首六言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任弼时则更是喜形于色。把他们几个人刚才在彭德怀后面议论的老底都揭发出来：“刚才主席还让我准备一个腹稿，先国际后国内，再讲到中国命运，先马克思列宁主义，后党的组织纪律，再讲党员的责任，动员你挑起保卫延安的重担，没想到你彭大将军是主动请战。” 毛泽东站起来，动情地握着彭德怀的手：“你这是临危请缨啊，每当危难的时候，你总是把重担往自己肩上挑，很叫人佩服。”停了停，毛泽东略带歉意地说：“只是我们的家底太薄，给你这个新上任的司令官人太少了。” 彭德怀说：“人是少了一点，可当年我们红军初到陕北，人不过1万，敌人有30万，不是也打胜了吗？人少点不可怕，问题是我这司令员能不能为这两万英勇的将士作出表率！” 3月16日，中央军委宣布：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成立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 就这样，彭德怀率两万子弟兵与10倍于己的凶恶敌人摆开了擂台。在青化砭牛刀小试，即大获全胜。 青化砭在延安东北50里远的蟠龙川中，一条公路沿川北上，经蟠龙、羊马河到瓦窑堡，公路两侧是连绵起伏的山地。彭德怀视察后，决定在此布下口袋，利用胡宗南急于找我军主力决战的心理，引他上钩。 机会很快来了。3月21日晚，野战军电台截获并破译了胡宗南发给三十一旅的电报。电报中，胡宗南令三十一旅向青化砭前进，建立据点，限24日到达。 左二）、习仲勋（左三）等在青化砭战役的前沿阵地上彭德怀马上向毛泽东报告消息，调兵遣将，让留在延安西北方向的独一旅二团二营，造成一种大部队撤退的声势，把敌人主力“牵”到安塞一带，同时命令其他部队于23日前，集结于青化砭东西两侧隐蔽，准备歼灭敌人三十一旅。 23日拂晓，各主力部队进入伏击阵地。可是，指战员们伏在冰冻尚未融化的阵地上从天明等到中午，中午等到晚上，未见敌人的踪影，不禁议论纷纷： “是不是消息泄露了？” “怕是情报不准吧？” “胡宗南会不会变卦啊？” 下午6时，彭德怀命令部队撤出阵地休息。 在野战军司令部里，野战军的领导们也在热烈地议论着。彭德怀背手踱着，耐心地听了大家的意见，最后他自信地说：“老根据地的群众是不会告密的，情报也不会错，敌人一定会来的，胡宗南虽然是个草包，但他的主力部队由延安西北上安塞，需要派兵保护其侧翼安全，这一点军事常识，他还是有的，不然怎么能混一个陆军上将当呢？何况，他有大炮、坦克、汽车，又想捕捉我的主力，这陕北惟一的一条公路，他能不走吗？他一定要来。” 大家都对彭德怀的分析深表折服。 彭德怀停了一下，接着非常严厉地说：“明天照常执行伏击，认真准备，严格做好伪装保密，不要因为敌人一两次不来而松懈战斗准备，贻误战机！” 第二天凌晨4点30分，各旅重新进入阵地。 天刚麻麻亮，敌人果然来了。三十一旅先头部队进入“袋口”房家桥。两架敌机贴着树梢低空飞行侦察，绕了四圈，向东北飞去。20余名便衣和一个连的兵力在公路两侧山地上散开，搜索前进。大部队成行军纵队推进，山炮、迫击炮、重机枪穿着炮衣、枪衣捆在骡子背上，丝毫没有戒备。 一小时后，敌前锋行至青化砭，后卫过了房家桥，完全进入“口袋”。 两颗红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二纵队首先扎住了“袋口”，新四旅接着封住“袋底”，三五八旅和教导旅东西夹击，红旗飞舞，号声嘹亮，密集的火力倾泻而下。敌三十一旅被压缩在长7公里，宽230米的沟里，前不能进，后不能退，躲没处躲，藏无处藏，首尾不能相顾，上下失去指挥，乱作一团。又1小时47分后战斗结束，三十一旅直属队及九十二团2900人被全歼。旅长李纪云怔怔地望着像飞将军一样出现在他面前的解放军战士，目瞪口呆。 这次战斗打得非常快速，干脆利索，子弹消耗省，缴获多，当时被新华社称为“模范战例之一”。 战斗结束后，彭德怀兴奋地说：“敌人气势汹汹，貌似强大，可是在眼前这小小的战场上，我们以绝对优势兵力压倒了他。在具体战斗中，就得杀鸡用牛刀！” “我们应当相信人民，我们应当依靠人民。”在总结这次战斗时，彭德怀高度赞扬了边区群众的作用，他说，“古人写信，信封上写‘如瓶’两个字。边区群众对敌人真是守口如瓶啊。青化砭这一仗，要不是在陕北，是很难打的。” 用蘑菇战术牵着胡宗南“武装大游行” 4月2日，毛泽东在行军间隙起草了一份电报给彭德怀，内称： “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敌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 彭老总接到电报后，复电表示异议： “敌自青化砭战役后，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宿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隙很小……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敌人此种小米滚子式的战法，减少我各个歼敌机会，必须耐心长期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 毛泽东看了这个电报很受启发，经过缜密的思考，4月15日致电彭德怀： “我们这两万多人要消灭20多万敌人，就得有正确的作战方针。第一条，就是采用‘蘑菇’战术，靠你们作蘑心，牵敌人，蘑敌人，让敌人围着团团转，等他疲劳了，饿极了，就寻找机会歼灭它。一个月歼灭他几个团，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 一来一往的电报，毛泽东和彭德怀达成了西北战场作战方针的高度统一——“蘑菇战术”。 蘑菇，本为担子菌伞菌科的一种食用菌。人们常取其谐音，引申为故意纠缠、磨时间、促消耗。毛泽东则取其引义，把在战役战斗过程中利用良好的群众条件、有利的地形和具体的敌我态势，同敌周旋，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有把握地加以歼灭的打法，谓之“蘑菇战术”。 方针一定，彭德怀即开始实施。 青化砭战斗后，胡宗南气得七窍生烟，为了报复，他调动10万人，兵分三路，寻找我军主力决战。彭德怀则不慌不忙，以少量兵力和敌人主力“蘑菇”，而主力则移在榆林一带休整。 这样，10万敌军，在我小股部队的吸引下，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浩浩荡荡，缓慢而又艰难地进行“武装大游行”，在千山万壑间爬上爬下，几度回旋，几天里走了400多里路，却处处扑空。敌军个个精疲力竭，士气沮丧。士兵中悄悄流行一首顺口溜： “胡长官一张嘴，下面跑断腿；胡长官放个屁，下面跑断气。” 这种状况，说明消灭敌军的时机到了。彭德怀让部队在羊马河摆开战场，4月14日包围了敌一三五旅，仅两个小时全歼一三五旅4700多人，旅长麦宗禹被俘。 5月2日至4日，西北野战军又啃下了守蟠龙的敌整编一六七旅。蟠龙是胡军的一重要补给点，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是胡赏识的一名战将，号称“四大金刚”之一。本来胡宗南以为派其守蟠龙万无一失，可在彭德怀的猛攻下，三天就全军覆灭了。 这次彭德怀收获很大，缴获军衣4万多套，面粉1万多袋，骡马1000余匹，山炮6门，武器弹药也不少，大大武装了物资奇缺的西北野战军。 撤离延安后一个半月内，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彭德怀三战三捷。毛泽东笑了，老百姓有底了。 部队集结于安塞地区，彭德怀决定在这里开一个庆捷大会，庆捷大会的会场选在马王滩。 马王滩是真武洞南边的一个河滩，安塞县委早派民工在河滩上修建了主席台。 部队一早就从驻地出发，向真武洞赶来，蟠龙战役胜利，指战员们穿了新衣，剃了头，刮了脸，再加上新枪新弹，一个个容光焕发，喜气洋洋，一队队威武雄壮，气贯长虹。 群众从周围山沟里赶来，最远的有走百十里路。他们骑着毛驴、骡子、老马，拖儿带女，好像走亲戚，又像赶庙会，穿红戴绿，还带着鸡蛋、红枣、核桃、军鞋……主席台上挂着灯笼、标语和锦旗，台前陈列着慰劳品，旁边还摆着各式各样的武器，都是战利品。有山炮、迫击炮、高射机枪、捷克式机枪、马克沁机枪、司登式冲锋枪。 当王震宣布开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致完开幕词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走上主席台： “乡亲们，同志们，自从延安放弃后，我们中共中央，我们的毛主席，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在共同战斗。” 会场上立刻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和狂热的欢呼。 毛主席还在陕北，这消息是震天动地的，是振奋人心的。撤离延安后，一直传说共产党不在陕北了，毛泽东扔下养育过他的陕北人民过了黄河。这么说，这都不是真的。那么，只要共产党的中央、毛泽东主席还在陕北，这就是主心骨，就是靠山，就是对蒋介石的沉重打击。 祝捷会后，“蘑菇”在继续开花……。 毛泽东指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在蒋介石胸膛插上一刀西北战场的一连串胜利，对于毛泽东来说意义是越来越重大了。 4月18日，毛泽东在评胡军一三五旅被西北解放军全歼的新华社社论中，亲笔增加了如下两段话： “可以预计，从四月开始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外，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蒋介石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左右开弓，陕北战场，胡宗南被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牢牢地拖住了。 山东战场，毛泽东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当陕北战场形势好转之后，他就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这里。为及时掌握敌情，毛泽东电令陈毅、粟裕每天或每两天将敌情变动电告一次，特别是敌第一线各军的每日变动要以急电报告中央军委。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山东战场上，陈毅、粟裕也没有让蒋介石占到便宜，孟良崮战役，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师”——整编七十四师全部及八十三师一部共32万被歼灭，蒋的“得意门生”——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也被击毙。 1947年4月，全国各战场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毛泽东打着手势对当时的情形作了形象的比喻。 “蒋介石两个拳头（指陕北和山东）这么一伸，他的胸膛（指中原）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 毛泽东的这一刀就是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中原腹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中国历史上，谁要得到中国，谁就要夺取中原，即所谓“中原逐鹿”。如今，鹿死谁手，决定着战争的命运。 1946年6月，蒋介石要发动内战，首先要消灭的就是共产党的中原解放区。人民解放军中原突围后，毛泽东曾致电郑位三、李先念，提出中原解放军之任务，第一阶段是“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第二阶段是“我内线部队渡淮向南，与中原军会合，夺取信阳、大别山、安庆之线”。 由此可见，刘邓向中原进军早已是毛泽东战略部署的中心一环。 延安撤离前后，毛泽东抓住蒋介石的“两个拳头”，朝他的胸膛刺上一刀的构想进一步清晰。毛泽东一直在等待时机。与刘邓、陈粟的往来电报从1月讨论到6月，都是在酝酿给蒋介石这狠狠的一击。 几个月的讨论、酝酿，时机终于成熟了，毛泽东没有错过这一历史性的机缘。1947年6月日夜，刘邓大军7个纵队13万余人，乘120余只木船，开始强渡黄河。 负责河防的是国民党整编五十六师和六十八师，面对解放军的勇猛强渡，只虚张声势顽抗一下，掉头就跑，来不及逃跑的悉数被歼。蒋介石吹嘘的黄河天险等于100万大军的神话就此破灭了。 黄河南岸敌人逃走后，刘邓大军乘胜攻打郓城和鲁西南的定陶，一一得手。 刘邓大军南渡胜利的消息传入蒋介石官邸时，蒋介石正在举行宴会欢送美国大使司徒雷登。 他听到这消息，面色惨白，话也说不出来。 司徒雷登则惊叫着说：“这简直是吓人的事件，不亚于当年法国马其诺防线的被攻破！” 此时司徒雷登还不知道更让他惊恐的事还在后头： 刘邓大军的目的是进军大别山，经略中原！ 中共首脑聚首小河村 小河村是陕北靖边县的一个小村子，两条小河环抱着村子，因而得名。小河村虽不大，但小巧玲珑，一片青翠，这在黄土高原非常罕见。 但小河村后来名留史册，不是因为它的美丽，而是因为这里召开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大会。 7月21日，中共中央的首脑们聚首小河村。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外，彭德怀、陈赓、习仲勋、贺龙、杨尚昆、王震、张经武、马明方、张宗逊等都来了。 贺龙是拖着病体来的。在此之前，贺龙因工作劳累，胆囊炎再度发作，住进了晋绥军区医院，一接到中共中央电报，知道会议很重要，就不顾病痛，远道赶来。 陈赓将军也从黄河那边过来了。他是个有心人，他还随身带了马匹驮子，四匹驮着木耳、蘑菇、虾仁、白糖、香烟、茶叶之类的食品，一匹驮着无线电器材，乐得任弼时合不上嘴。 林伯渠是拄着拐杖来的。当他走进小河村时，几乎变成了一个土老汉，胡子眉毛都变粗了，而且都是黄乎乎的，连眼镜上都沾满了灰尘。他跟毛、周、任握过手后，他不忘边区主席的职责，向其他人做了个敬礼的动作：“诸位将军，我代表陕甘宁边区160万人民，向你们致敬！” 尽管来的是各路诸侯，但小河村实在太小了，让客人住下来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更找不到一个大一点的窑洞作会场。最后，还是周恩来出主意，在室外摆着一个凉棚当会场，又通风又敞亮。 征得乡亲们同意，战士们用锯子、斧子到河边砍来柳杆、柳梢，粗的当柱子，细的做椽子，选择了一块平坦的地方，搭成一座凉棚。 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战略进攻问题从7月21日至23日，前委扩大会议就在小河村的凉棚里召开了。此时，距全面内战爆发已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里，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伪军、保安队等34万人，共120万人。国民党军虽不断补充，但总兵力却由430万人下降到373万人，解放军则由120万人上升到195万人，双方兵力对比从1∶35缩小为1∶19。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已粉碎，重点进攻也严重失败。 为转变中国革命形势，加速中国革命进程，毛泽东主张： “我们不能等到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我们在数量上装备上都超过敌人再展开战略反攻，我们必须立即转入进攻，我们的主力应该立即打到外线去！” 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他对解放战争开始一年后国共力量的消长作了详细分析，对如何内线转向外线作战进行说明。他生动形象地比喻说，蒋介石的兵力重点是山东、陕北两翼，中间的黄河天险仅有少数兵力实施防御。从某种意义上说，黄河是蒋介石的“外壕”，陇海铁路是他的“铁丝网”，长江是他的“内壕”，现在应该越过外壕，跳过铁丝网，打到他的内壕去。刘邓直插大别山，已朝蒋介石的胸膛刺进一刀！陈谢兵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再砍他一刀！陈粟大军进入鲁西南，挺进豫东，再扎他一刀！这三路大军，在战略上就布成了“品”字阵势，互为犄角，协力配合，在南起长江，北起黄河，西起汉水，东到黄海的中原大地上，进攻！进攻！ 众将军群情振奋，这意味着结束长期以来人民军队在战争中所处的防御地位，揭开新的战斗序幕，放开手脚冲向蒋管区，向敌人进攻！ 共产党的战略转变就这样在小河村这个小地方完成了。毛泽东在全国战场这副大棋盘上，又走了一着具有决定意义的妙棋。 毛泽东两次遇险 毛泽东对全国战场的指挥进展顺利，但自身的处境却险象环生，让大家捏了一把汗。 中共中央前委自3月间转战陕北以来，虽然没有被蒋军发现自己的行踪，但与敌人的距离却很近，一般都相距不到百里，有时只相隔一座大山，仅有二三十里路。 彭德怀打环县后，胡宗南经过天上、地下及无线电的侦察，工夫没有白费，终于捕捉到毛泽东所在的位置，如获至宝，立即电告蒋介石请示对策。 蒋介石回电，命令全力以赴活捉毛泽东。 胡宗南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当即命令董钊由安塞北上，刘戡沿咸榆公路前进，在王家湾合围中共中央，同时也命令空军紧密配合地面作战。 轰炸持续了好几天，六七个整编旅从东边、南边向王家湾压了过来，距离只有30里地了。中央警卫部队只有300多人，且多是短武器，情势相当危急。 毛泽东镇静地判断，敌人的企图有三个：要把我们消灭在这里；要把我们赶过黄河；要把我们赶到沙漠里去饿死。但是，我们坚决不让敌人消灭，也坚决不过黄河，我们一定要在陕北坚持下去，拖也要把胡宗南拖垮。敌人往东来，我们往西走，敌人向北，我们就向南走，敌来我走，敌人走了我们就住下来。 夜幕降临了，乌云密布，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支队副参谋长汪东兴建议毛泽东早点儿动身。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慌什么嘛，还没有看到敌人呢！我走过雪山，走过草地，就是没有走过沙漠。不要着急，我们总不会按着敌人的设想行事，他想把我们赶过黄河，我们却偏偏往西走，路多得很哩！沙漠也没什么了不起。等一等看，胡宗南的兵到这里，再走也不迟！” 汪东兴在毛泽东身边待久了，很能体会他的心情。毛泽东所以不愿急着早走，一定是在考虑如何打击进犯的胡军，以便既能更好地掩护群众撤退，又使胡军摸不透自己的虚实。 于是，汪东兴主动提出：“主席，你先走吧，我替你留在这里阻击胡军，保证完成任务。” 毛泽东听汪东兴说完，果然高兴地笑了，他立即站起来说：“好！你要多少部队？” 汪东兴说：“给我留下一个排吧。”得令领兵后，他急忙声东击西去和胡宗南周旋了。 毛泽东一行人刚上路，天下起雨来，越下越大，弄得人眼睛睁不开，气也喘不过来。山沟里的水涨了，大队人马停下来慢慢地一批批地走。到了上坡的时候，路滑得更厉害，走得更慢。 毛泽东此时已年过半百，风雨中行军是心力不济了，夜间又不能骑牲口，警卫们要他坐担架，他也不肯，只好几个人扶着他走，用一床油布当雨衣给他罩在头上。 40里路走了一夜，刚来到小河村想住下，胡军又扑过来了，只好冒着大雨又上路。爬上一个山头，发现对面山沟里一片火光，肯定是尾追的敌人。司令任弼时下令，肃静行军，不许打手电，不许喧哗，也不准抽烟。 走了一段路，前面队伍停下来，随之传来“原地休息”的命令。原来带队的老乡迷了路。风雨交加，环境险恶异常，敌人随时可能冲上山来，大家的心几乎提到嗓子里。 天亮后，部队翻过一道梁，来到天赐湾。 古话说，天宫赐福，万福来朝。果然，毛泽东刚一住定，汪东兴就带一个排回来了。毛泽东让他带一个连引开敌人，自己带着少量人马去了小河村。由于无敌人骚扰，毛泽东在那个秀丽的小村一住就是40天，并想出了不等敌人的进攻完全被粉碎就进行反攻的妙棋。 第二次遇险是在8月。 小河口会议后，刘戡就率整编二十九师从瓦窑堡北上，朝大理河包抄而来，中共中央前委又处在危险中，西边没有自己的部队，南边是敌占区，北边正打仗，东面是董钊。毛泽东一行只好顺着大理河而下，向东走。 8月1日起程，翻山越岭，小路崎岖，走了一天才赶到青阳岔，8月3日半夜，又在仓促中爬上了马背，因为刘戡从后面赶了上来。 终于来到了一个叫小水沟村的地方宿营。可第二天中午，刘戡又追了上来，只好大白天赶紧上路。 队伍走后不久，乡亲们刚刚收拾了一下村中的窑舍，国民党军就跟了进来，好险！ 从小水沟走十二三里路，就到了石湾，等刘戡也走到石湾时，毛泽东已到了肖崖。刘戡在石湾住了四天，等待粮食供应，毛泽东也在肖崖休息了四天。刘戡一动身，中央机关也上路，冒雨转移到了李家崖。 很快，情报说钟松的快速纵队已渡过无定河，到了刘家嘴地方，离榆林城不足百里。 12日午后，中共中央机关又从李家崖出发，急行军60里到达绥德城西30里的黄家沟，已是三更半夜，人困马乏，正待烧火做饭，忽然来了报告，刘戡率7个半旅正猛扑绥德，如果再向绥德前进，就有遭遇国民党军的危险。怎么办？毛泽东当机立断：立刻出发，快速前进，赶过敌人！ 翌日凌晨，中共中央前委抢先赶到了绥德城，向北转移。但北面也有国民党自榆林南下，把他们夹在中间。这次胡宗南的目的，是把解放军压缩在无定河与黄河之间的狭小地区加以解决，这也是8月5日赴延安的蒋介石下的一着自以为得意的所谓“妙棋”。 为了和国民党周旋，8月13日，毛泽东一行越过无定河，沿佳芦河大踏步北上。一路上，遇到了哗哗的大雨，山路又泥泞又滑，十分不好走。 局势发展不容乐观，胡宗南和刘戡、钟松两部南北相距不过百里路，他们向东封锁黄河渡口，向西控制咸榆公路，西野主力和中央机关被挤在佳县、米脂、榆林三县中间的狭小地区，处于背靠沙漠、侧水侧敌的困难境地。 8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由米脂城东冒大雨北进到佳县乌龙铺东北的曹家庄。周恩来打电报给彭德怀，说中央不过黄河，仍留在陕北。彭德怀马上复电建议中央机关向佳县以北的安全地带转移，并派许光达率三纵到乌龙铺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转移。 17日黎明，中共中央机关到了佳芦河边。连日下雨，河水暴涨，就连支流五女河这条平时只有一丝水流、几乎是一条干河的小溪都卷起一米多高的浪头，极难涉河而过。一行人马只好沿五女河南岸西上，当天在白龙庙宿营。 17日，刘戡的部队到佳芦河畔未发现中共中央的踪迹，认为他们已从佳县过黄河，便用大炮猛轰佳县城。 18日，中共中央前委从白龙庙出发，继续沿五女河西上，突然间听到了枪声，并接到钟松先头部队已追过来的消息。情况紧急，部队赶紧设法架浮桥，安全过河，摆脱了追兵。 当晚，他们赶到了杨家园子。19日天黑，又赶到了梁家岔，这里距彭德怀的指挥部只有20里路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当然，真正摆脱险境是在8月20日。这一天，彭德怀把钟松的三十六师引进了沙家店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了它。 这从毛泽东这个名字在电话中重现可以得到说明。自从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后，毛泽东在通讯联络时，一直用“李德胜”这个代号。19日深夜，当彭德怀汇报沙家店战役大局已定，向毛泽东报告问：“你是李德胜吗？”“是的，我是毛泽东。”话筒里回答。 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名字重现，说明陕北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变化。 从延安到西柏坡 1947年，国共战场形势的变化令人瞩目： 年初，共产党“退出”张家口、延安，似乎是共产党无法支撑抵抗局面；殊不知人民解放军是在让国民党背上包袱，自己则在寻找战机，歼灭对手的有生力量。遗憾的是对手蒋介石未能看懂棋局，反而为占领共产党首府而洋洋得意。蒋介石盲人骑瞎马的结果是：全面进攻失败了，重点进攻也失败了。 1947年7月，毛泽东在小河村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出击外线，将战火引向国统区，蒋介石完全丧失主动，只有被动挨打的分了。 到年底，防御中的国民党军又被歼灭47万。毛泽东敏锐地指出：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这说明毛泽东“以一个延安换全中国”战略已初见成效。 西北战场也在实施收复延安的计划。1947年8月5日，彭德怀命西北野战军进攻榆林，以配合刘邓，策应陈谢大军。 8月17日，在沙家店歼灭钟松部，西北战场转危为安，转入进攻。 为彻底解除胡宗南部对中央的威胁，10月27日，彭德怀二打榆林，胜利地调敌北上，紧紧咬住胡宗南，从而掩护了我军主力在中原地区的战略展开。 到1948年初，西北野战军发展到75万多人，且收复了大片失地，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西北国民党军虽仍有23万多人，但已被解放军磨得疲惫不堪，战斗力大为削弱。 春节刚过，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即决定开始宜川战役，由引揭开了1948年西北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 宜川，西临洛川，东接黄河，北通延安，形成了咸榆公路上的三角地带，是战略上的要地。 胡宗南用了一个旅的兵力在此把守，总指挥为张汉初。解放军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办法，以第三纵队于2月24日迅速包围宜川，而以主力秘密集结于宜川通向洛川公路的两侧瓦子街周围地区。守军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赶快向胡宗南求援，胡宗南急令刘戡指挥整编二十七师和整编九十师，共2万余人，从黄陵、洛川东援。刘戡为保存实力，避免与解放军接触，故意行动迟缓。胡宗南非常生气，电令刘戡：“立即前进，不准停留！”刘戡无奈，只能遵令前进。2月27日，刘部到达瓦子街任家湾地区时，被解放军埋伏于此的9个旅所包围，成了瓮中之鳖。 3月1日黎明，彭德怀命令解放军向国民党军发起了强大攻势。在解放军的强烈攻击下，国民党伤亡惨重。刘戡仍接二连三地传达要团以上高级军官“不成功，便成仁”的命令，同时还传达了胡宗南指示战机的电报：“已令鲁崇义兵团星夜驰援，望兄弟激励将士，苦力支撑，以建勋猷！” “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面对负隅顽抗的守军，彭德怀向全军下达了总攻的命令。 霎时间，无数的炮弹带着呼啸声向国民党军阵地飞去。刘戡是“困兽犹斗”，拼命组织反击。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刘戡明白，这时逃跑已经晚了，只有加速死亡，又不能束手待毙。因此他给部下下了一道命令，必须守住防线，等待援军。这一天，胡宗南还派了10多架飞机助战，对解放军阵地进行低空扫射，以掩护刘戡突围。彭德怀看到这一情况后，立即下令：“二纵向西，三纵向南扩展，堵住敌人的一切退路，形成真正的天罗地网，让刘戡无路可逃。部队要进一步加强攻势，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敌人！” 延安这样，经过两昼夜的激战，国民党军全部被歼，包括其二十七师、九十师两个师部，4个旅及一部地方部队，共2万人。军长刘戡和九十师师长严明被解放军击毙。3月3日，解放军攻克宜川，全歼守军二十四旅5000多人。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获得了重大的胜利。 宜川战役，使胡宗南的机动兵力大部被歼，敌人在西北战场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改变了西北地区的形势，打开了我军向渭北，关中进军的门户。 延安守敌已成瓮中之鳖，收复红都可谓指日可待。 乘胜前进，彭德怀挥师向黄龙分区南部挺进，连续攻克10城，截断咸榆公路，完成对洛川、延安孤城的战略包围。4月17日，我强大兵团挺进泾渭间广大地区，连克7城。 4月21日，已成惊弓之鸟的延安守敌，弃城南逃。次日，我军一举收复了革命圣地延安。 被国民党军占领一年又一月零三天的延安回到人民解放军手中。 毛泽东的预言得到了证明。 34月25日，中共中央给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及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发来贺电，庆祝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向西北人民解放军，陕甘宁边区人民及延安全体人民表示慰问。 1948年3月底，当西北野战军已进入反攻，稳操胜券时，为了更好地指挥全国作战，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决定离开延安，东渡黄河，踏上进入中国革命新大本营西柏坡的征途中。并于5月17日在西柏坡与先期抵达这里的中央工委负责人刘少奇等会合。 在黄河渡口，毛泽东登上木船，感慨地说：“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 言语中透露着他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无限眷恋，更表明他在心中越来越多地思考着新中国的未来。 是啊，在战争转入反攻后，毛泽东就已豪迈地喊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中原逐鹿已占尽上风，共产党的胜利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