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1934—1936)》 开篇 我们为什么要重新想象红军？ 周年是中国人对于某种事物追根溯源的开始。回忆传统几乎同样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既使某人死于三千年前也不必担心他被忘记。这种对于历史的温习正在成为运动。西方人常惊讶于中国人集体回忆的姿态。当然，2006年是长征七十年。一支部队经过25000里的艰苦行军，到达延安。而这是缔造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开始。国家正在发动人民记忆这一重要往事。 尽管这场长征更多的属于党，但这个奇迹其实早就开始被纪念了，只是时间座标发生了变化。纪念的队伍里出现新的声音，如同仍然活着参加那次长征的长寿的士兵们，喜欢穿着当年的军装，现在的年青人，他们的后代，被电视与流行风格混搭而成的一代，他们对于那场长征的认识，有着与他们一样的好奇。但却有着不一样的方式。 在领袖发表国家级的演讲来重新要人民记忆的时候，年青人是用好奇与神秘的思维来想象那段故事的。他们臆想中的长征，显然是用自己喜欢的自我折磨以及正在流行的小资方式，徒步行走来比对、定义。这条路显然挺长。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女孩子，她是个徒步爱好者，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自己沿着红军路线行走的全过程。她一路上感受到的只是这段路途竟然有一半是人类的秘境，从未被污染，景色美得惊人。她认为，自己的爷爷，他曾是红军，比她要浪漫。她不再认为，那段历史像爷爷所说的艰难困苦，吃青稞算什么，那种味道美极了。新的一代，当然，我们还曾在八十年代，被崔健的小号与红绷带迷惑。他嘶声呐喊着《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以及粗嗓音的《南泥湾》。革命被音乐给弄得更加浪漫。既使八十年代后的一代人认识的长征。但崔健们显然落后了。民间自发的对于那支军队的兴趣与爱好，正在成为一个潮流。在许多的网页上，以及更多的幼小的孩子们的留言以及思考中，长征正在被形式化。红军也成为某种先锋名词的代表。一个八零后试图将自 己的乐队命名为红军，遭到官方的反对。因为他认为这个名字太酷了。有个作服装设计的女孩，则放大了一张当年的红军战士穿着短裤的服装，那种服装类似今天的七分裤。这张照片放在她的店里，与奢侈品们放在一起 ，酷得要死。 更酷的是，有一个人花更多的时间，去拍了将近一千多名，当年流散在各地的红军战士画像，结集出版。并把这当成一种纪录历史的方式。在北京的798工厂，先锋、爱波普的艺术家们，更是长征以及红军的爱好者，他们放一支当年的大刀，在自己的画展上。有个艺术家甚至在专门卖真假古董而闻名的潘家园市场找到了一批古老的描写这支红军的古老版本，合成了一张《潘家园的长征》。 红军在七十年后的今天，在官方与民间，在时尚与传统、在亲历者与想象者们中间，成为了一个有趣的纪念版式。他们各自写着对一支遥远军队的定义，甚至互相印证。 七十岁，六十岁，五十岁；六十岁，四十岁，三十岁，二十岁，十岁。这样一个年令的纵深与横切面。如同今天的中国一样，传统与现代共存，丰富杂乱，单纯而且充满朝气与活力。这其实是一个神秘的命题。如此不同的人群为什么会如此地怀念一个逝去的时代。他们如何找到集体共存的密码或者找到方法？ 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国与二零零六年间的中国，最大的相同点很快出现了。 许多西方来的目光敏锐的智者们，以记者的好奇审视着中国。他们从一开始就对中国的一切产生兴趣。他们的西方身份，并不妨碍他们提前出现的由于科技与智识带来的变化：全球化这一背景。 中国早在可以用波音飞机来到达的时候，时间与空间一下子缩小了。中国的历史很快被这部分人目击，甚至描述。纽约与北京，华盛顿与南京，纽约与延安、伦敦与上海，打开三十年代享利先生的《时代》杂志以及更多的书刊，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是如此眼花缭乱，如此丰富。甚至在今天看去，只不过是中国作为全球化背景记述中的一环，一个部落。而这个部落的历史，因为西方的观点以及立场而变得张力十足。甚至你找不到这个曲线的根本变化。历史仍然在延续，如果有一部分历史是另外一部分历史的开头的时候，你发现，真正描述这一段历史的仍然是西方人，这些提前感受到全球化背景与拥有对世界好奇的心智的冒险家，找到了对于中国的认识方法，甚至帮助中国认识世界，以及自身的历史。 在今天，如果接近某部分历史，最好的资料与观点往往由外国人提供，这甚至已成为中国的传统。事实上 ，中国的革命包括领袖的传记正在由外国人重新撰写。以至于我们相信他们所说的更加真实，不是吗？中国几位伟大人物的传记基本上传统性的由外国人来讲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等。中国的避讳传统并不习惯于记述当代。历史均由后人盖棺。现在轮到了外国人。中国真正的历史一般有两个版本，一部由官方审定，一部由外国人记录。两本书适合结合阅读。这种传统某些时候，反而使历史充满真正的完整性。三十年代，那场巨大的青春赤色革命，如果被真正发现与重新纪录，那么真正的纪录者其实是斯诺。 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辗转来到延安——在当时比去西藏更艰难，在这里，他似乎发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地方，“没有抽鸦片、卖淫，贪污腐化，溺婴或虐待儿童，也没有失业者和乞丐，这些现象都是西方人认为在中国比比皆是的罪恶，甚至看不到紧张的战场，到处是自由和谐，平等民主，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生活。斯诺的‘发现’，在西方引起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震动。西方人像读乌托邦小说一样读他的《红星照耀中国》。感动人的不仅是那个未知的地域的‘奇迹’，还有创造奇迹的人。斯诺笔下的毛泽东，令人想起白晋笔下的康熙（白晋是法国传教士、康熙的老师，曾著《康熙帝传》），完美无缺，既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又是一个政治军事领袖。” 埃德加·斯诺的旅行，是随后一系列西方人到红色中国“朝圣”的开端。这些“朝圣者”从记者、作家到军人、政客，在1936-1945年间访问中国红色革命区。在他们的笔下，位于陕北的革命区几乎具有共同的特征，就像是一个政治乌托邦，犹如霍尔多·汉森（上世纪30年代美联社驻中国记者）所说的，“一个柏拉图理想国的复制品”。但真正描述红军那段长征史，则成为这个奇迹的某个重要组成部分。 “优秀的西方学者笔下的中国历史引人入胜，是因为他们将中国放在一个变化的全球图景中来看待。”而长征作为一个新式传奇显然充满着让西方人无法理解的传奇及神秘之处。这些故事从一开始就代表了西方对于中国最深的怀疑与好奇？ 那个时代的传说中的让西方恐怖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 斯诺称“在世界各国中，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 在斯诺看到的那些红军，是这样一些既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充满先进性的军队。在一九二七年之前，共产党员是允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却遭到了委员长的清除。这是为什么？热情的斯诺是带着无数的疑问走进苏区的 。这些问题包括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么娱乐、怎么恋爱、怎么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吗？这些至少有上万个疑问，成为重要的理由，促使斯诺发誓要亲自去看看 。 而对于历史来说，一切的质疑不过是回到常识的开始。 这本回答这些单纯问题的书出版后，《时代》杂志在一九三八年，长征结束两年，红军的名称彻底消失，被称为八路军的时候，用了几个版面，大方地夸奖了这个红色的政权。因为国共即将要开展他们的合作，狠狠打击越来越全球化的国际战争的敌人——日本。 歌德曾称历史为上帝的神秘作坊，在这个作坊里发生的磨盘转动的声音正在改变着我们的认识。任何伟大的故事的开端总是因为有着优异的敌人或者对手，有着众所周知的恩怨、党争、伐异、立场、主义、兄弟或者江山。 历史总是由两个人结成同盟，上演各种不同的戏剧。这两个人分别被对方称之为敌人，或者对手。毛泽东的敌人当然是当时强大的蒋介石，这也使这场戏剧的一开始显得有些非常不对等。一支流亡的部队，仍然没有形成的核心，处在边缘立场，多灾多病，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的毛朱们。一九三五年的委员长兵强马壮，良将无数 ，精兵在手，拥有人民，政府还有亲政府的媒体。但故事的开始与结束总需要时间来给予点评，如果蒋从清党的开始，到一九四九年的结束，到离开这块他曾是主人的土地的过程就知道结果的话，蒋还会发动清党，杀害共产党人，拒绝无数次试图和解的共产党员们吗？如果是另外的写法，长征的结束与开始也就显得无足轻重，历史可能会以另一行诗句开头。 但这行诗的写法显然属于毛泽东的格律。 在这场从一开始没有开头，也不知道目的地与结束的时间，甚至不知道自己所进行的就是将是一次漫长的长征的时候，毛就在对手的帮助下，一步步地走到了我们可以瞩目的顶点…… 茨威格在陈述他为何要写《人类群星闪耀时》的理由时称，“……在艺术上一旦有一位天才产生就会流芳百世一样，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旦发生，就将决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进程。就象避雷针集中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一样，那些数不胜数的事件也都往往挤在最短的进间内发生。那些平时慢悠悠顺序发生的事件也都往往压缩在这最短的时刻发生。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这段决定性的准确的话语定义得好极了。还需要补充的是，历史总是以悖论作为演讲的中心词。委员长帮助毛泽东成功地实现了在红军中的核心地位，他打败了一个个曾是毛的领导的人。然后把毛赶到了延安，一块遥远的边地。毛又用了八年时间，与大家静候日军投降，又用了三年时间，将委员长赶到遥远的小岛上。 这场博弈只能用历史的结果来评论。 毛曾很喜欢他的对手们。既使在蒋先于毛去世的时候，毛心中显然并没有忘记这位老对手。 据称他曾经静默半晌，无语。领袖的孤独感永远存在。其实许多人一直想知道这位委员长对于毛的看法。客观上，是他打磨甚至制造了毛的奇迹。历史其实只是一种猜测。蒋终生无法相信这个事实。他在台湾制造了一个经济奇迹，用忏悔之心。毛则用浪漫，又重新打造了一个新国家。 它真的在改变着民族与人类的命运。 一切的发生都在无意甚至被迫中。李德与他的助手决定进行长征。一切都在神秘中进行。毛泽东最初基本上是一个局外人，这场毛的好戏其实差一点并不是以他为主角。 那条路，一直在无意中决定着路线。在这条寻找生存之路上，毛与他的队伍们，一直在修整着自己的方向 ，仅仅两年，虽然付出了十多万人的生命，才决定了这条路的终点，或者起点，但决定了毛在历史中的方向。 如同西方人的历史观，他们只在寻找历史的方向感，而长征何尝不是三十年代一批隐在角落的人，正在发光的过程，正在寻找历史的方向感的过程。 而这个时代，西方人曾称之为中国的“黄金年代”。 20世纪的三十年代中期，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角色均已陆续登场，并且在文化上创造了一次繁荣。站在历史的某个部分看去，中国史上的黄金时代正在三十年代开端。文化奇迹，政治变迁、战乱、西方常识、英雄、汉奸、国难，上海、日本人的威胁，这一切如此令人目不暇接，奇迹与失败的声音如此交替，光荣与梦想，至少在那个时代令人恍如茨威格所描述的群星闪耀。这个奥地利人所宣称的“……我想从极其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回顾那些群星闪耀的某些时刻——我这样称呼那些时刻，是因为它们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黑夜。”那些星辰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在闪现。 不是吗？ 鲁迅，这个生气的医生。据称这时候给红军发了一封贺文。 胡适，国宝。他在创造着新的哲学。 梅兰芳在访问苏联。 李叔同（弘一法师）在弘扬佛法。 沈从文刚刚成名。 顾颉刚就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 傅斯年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视察殷墟最大一次的发掘。 邹韬奋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这本杂志发行量达20万份，打破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纪录。 陶行知主编《小先生丛书》。 徐悲鸿在苏联巡展。 丰子恺在杭州租了别寓。 阮玲玉主演了和《神女》，被认为是中国无声片时期表演艺术的高峰。 曹禺完成了他的三部重要作品《雷雨》、和《原野》…… 梁漱溟、张元济、黄炎培、林徽因、梁思成、林语堂、冯友兰、齐白石、钱钟书、杨绛、巴金、吴清源、俞平伯、费孝通、陈独秀、傅抱石、张爱玲……………… 仅列出这份漫长的名单就可以对那个三十年代鞠躬了。 没有任何人敢说自己已到过未来，如同那个鲁莽的美国人，他把去苏联当成人类的未来。三十年代的风尚中，纽约的知识分子处在对于莫斯科的集体想象中。而在中国，正在呈现思想的两个局面，一群人集体倾向纽约，另一群人，则视莫斯科为圣地。 这种传统使三十年代充满了矛盾与活力。纽约的思想与莫斯科的思想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未来的两种选择。 这种选择同样成为国家三十年代思想界与军事家们的主流生活。 但被斯诺称为“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在严密的新闻封锁中而与世隔绝。”但这支行进在路上的穷人们，却在寻找着中国的“历史的方向感”。 苏联来的顾问们显然不是这个方向的制定者。但美元也显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当然，也许有胆子大到对于历史乐观的人，会把去当时的先进的圣地莫斯科参观后所下的定义“我已去过未来。”在今天来看，也令人觉出历史的无情，当年的苏联现在化为乌有。但在当时的中国，前进的方向以及鼓舞民众与军队甚至在党的信心的支持中，也把这当成惟一的模板。 这些也许就是我们试图看清楚的三十年代。 那里面有红军。有他们进行的长征，也有中华民国。租借地。纽约来的投机者。苏联人。共产党正被国民党追击。一个放在统一的一张中国地图上的三十年代往事。虽然事实上，中国在三十年代被分裂了。红军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许多省并不在国民政府的管辖中。这个国家有苏联的社会主义者，也有德国纳粹的军事专家在帮助委员长。当然也有美国这个庞大身影。 西方开始进入这块即将也必将要发生巨变的中国的时代。只是历史还没有确认谁是中国历史真正的主笔。 过程永远都是谜语。 三十年代的描述如此。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每一代执笔者都更是如此 。被重复过千万次的真理称，历史就是当代史。每一代人都在按自己的需要完成历史，观照现实困境。七十年 ，几乎是下一个百年的倒计时，再三十年后，这些曾发生的事实，还会被记录或者被如何记录吗？ 在所谓的“历史方向感”里，在所谓的全球化语境中，这条三十年代的行进路线，一支军队的红色色素，在历史地图中，我们仍然在努力确认它们的方位与经度。并且试图只是回到常识。 第一章 红军说明书 （红军普通士兵的标准像：一男性红军士兵形象，一女性红军士兵形象） 配图的红军士兵装备说明词： *军帽为缀有红色五角星的八角式列宁帽。红四方面军的军帽比红一方面军的稍大。因此在两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的人被叫作“大脑袋”，红一方面军的人被叫作“小脑袋”。 *平行四边形的红色领章 *灰色棉上衣。秋冬衣服后来成为紧缺物品，例如途中有些部队棉上衣不够，战士们只好轮流穿。 *皮带 *子弹袋 *干粮袋 *利于行军的绑腿 *腰上大搪瓷杯子（里面塞着牙刷和毛巾） *10天的干粮 *2-3双布草鞋 *出发时红军战士平均每人携带100发子弹，1枝步枪，1把刺刀，2-4个手榴弹 1934年开始长征的红军经过国民党部队连续5次的围剿，已经元气大伤。新补充的农民出身的战士占了绝大部分。这些战士的内心或许充满了仇恨和革命的浪漫情怀，但他们走在一起，从外形上看，却并不像一支正规部队。 英国籍传教士R·A·勃沙特在贵州境内曾经路遇长征中的红军。他这样描绘第一眼遭遇到红军的场景：“这些人都戴着相同的帽子和佩戴着红色标志。帽子的顶很大，有点像西方赛马骑师帽。他们穿的衣服则很杂乱，简直一个人一个样。他们来自乡下的小村，衣服是随手弄来的而又根本不注意布料颜色，其中有蓝、灰、紫 、绿、黄、黑色等等。”这些红军是用江西方言和勃沙特交流的。 此时的红军在之前已经经历过了无数磨难，几乎不成形状。人员伤亡，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这是一支军事史上也堪称奇特的部队。从出发前到最后建立新的根据地，红军的人数、打扮、装备在行进途中不断发生变化。 一份拼接而成的红军档案：长征之前 长征出发时的红军战士，大多数在17至30岁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青少年组成，约54%的战士都在24岁以下，而将领的平均年龄也不超过30岁，非常年轻。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士兵大部分为江西籍贯。此外福建和浙江籍贯的红军也占较大比例。在长征期间沿途“扩红”（招收新兵），湖南籍、四川籍、贵州籍的红军不断增多。 参加红军的人的身份有雇农、工人、中学生、小商贩等等，绝大多数是农民。参加红军的许多人是因为生活艰难、没吃没穿，不愿受压迫。当然也有一些逃婚以及讨厌了在古老的农村生活的一些乡绅，只有极少数的人相信他们是为了寻找革命真理。那时候，马克思、列宁只是少数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生活的革命党人以及精英们的圣经。遥远的俄罗斯那时候还叫作苏联。是一个更遥远而神秘的地方。 红军主要是步兵，只有少量的骑兵、炮兵、工兵及通信兵分队。当时的组织体制和编制也不统一，通常是按方面军、军团、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的序列和“三三制”进行编组。武器装备则主要取之于敌，使用缴获的步枪、机枪、轻型火炮和自制的长矛、大刀等古老兵器同敌人作战。在建军之初，红军废除了封建雇佣军队的管理方法，实行人民军队官兵平等、经济公开的民主管理制度。 据1934年春季的一次统计，红军第一方面军的阶级构成是工人占30%，农民占68%，其中农民中的大多数（不少于77%）来源于苏区当地，而国民党的逃兵和叛兵不超过4%。创建于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之时的最初的红军由前国民党官兵、游民、贫苦农民等组成。 上世纪30年代初，红军的发展令人惊异，每年的数量翻倍递增。《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记载下几组关于红军的数字：“根据各种估计，1930年，红军总数约有5万人，1931年增加到10万人以上，1932年增至20万人，1933年增至50万人。” 在1934年，红军的政治身份比例是这样的：中共党员和非党员的比例为28%比70%。而按照毛泽东当时认为的最佳比率应该是25%比75%。 参加长征的红军中绝大多数为男性红军，其中在中央红军只有30名女性红军干部以及少数的女护士和女勤务兵，而红四方面军则另有一个妇女独立师，兵力近3000人（长征后减员至2000左右缩编为妇女独立团）。按照这样的数字，长征期间的红军男女比例为90：1。 参加长征的红军中，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3：1（据李德的回忆）。 <span class="center">表格一 参加长征的红军前后数量变化 <tr><td>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td><td>37000余人（经西路军损失后余14000余人）</td></tr><td>3400余人（是唯一不少反增的长征部队）</td></tr></table> 谁命名红军 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时，武装部队沿用了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这一番号。“八七”会议后秋收起义的部队始称为工农革命军。而同年11月在湖北黄麻的起义，部队则称为农民自卫军。 12月，广州起义的部队出现了工农红军的旗帜。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民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了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工农武装，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而红军的正式名字，则在一个月后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的《军事工作大纲》明确做了“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命名为红军”的规定。毛泽东、朱德正式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是最早的一支正式命名为红军的队伍。“工农”两字具体显示了中国红军战士的主要政治成分。接着，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先后奉命改称为红军。 多数观点认为“红军”的称呼乃是从苏联红军沿袭而来。亦有人考证出“红军”最早的说法是来自一幅对联：“痛恨绿林，假称白日青天，黑夜沉沉埋赤子；光复黄安，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这幅对联是1927年11月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攻克黄安县城，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黄安县农民政府时，由当地著名书法家吴兰阶所创作的，首次用“红军”两字来形容这支部队。这个说法一定程度上混乱了中国红军与苏联红军称呼上的延续关系。 中国红军与苏联红军具有密切的联系。1918年1月列宁和托洛茨基缔造了苏联工农红军，当时的组成是工人 、农民和沙俄旧军队中觉醒的革命士兵。10年后，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武装力量也称为工农红军，当时的组成也是工人、农民和国民革命军的士兵。在井冈山的中国红军高级将领不少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如苏联红军大学就专门开设有中国班，而红军也同样学习托洛茨基在苏联红军设置的从连一级到总司令的各级政治工作制度 ，政治委员主要由中国共产党党员骨干担任。 苏联风的红军造型 红军创建时期，并无统一军装。当时的红军士兵具有代表性的服装是灰色粗布的中式便衣裤，上衣不另接袖，有两大两小无袋盖的口袋，也有的是对襟两个或3个口袋，5个扣子，用布结或用布包铜钱、麻团做扣子。裤子是没有插手口袋的直筒长裤（红四方面军曾穿短裤绑腿）。也有的战士穿列宁式和中山式服装。 红军的帽子也不尽相同，有的部队戴八角帽，有的戴六角帽，还有的戴学生帽（红四方面军的帽沿比较大），但都是缀红布做的五角星（象征着工、农、兵、学、商团结一心向革命），衣领配两块红布领章（象征红旗普照全国）。这是当时从衣服上识别红军的唯一标志。 当时红军军服的用布，主要是窄幅粗布、细棉布，颜色有灰色、青色和兰色。 红军到1931年底才有自己的统一军装。是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专门培养红军指挥员的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也建立起来，但当时红军的着装很不统一，有穿工农装的；有穿从战利品中获得的白军服装的；也有的穿打土豪分来的各色服装；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头戴列宁帽、身穿灰布红军服装。时任中央红军学校任俱乐部主任赵品三接受刘伯承的命令开始设计新军装，刘当时从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新服装设计出来后，首先是红军学校里的学员每人一套，并逐渐扩散到全军。 红军的军装一开始是仿照前苏联红军军服样式设计的，上衣是紧口套头的，前苏联大部分地区与我国南方气候有差别，这个设计很不适合南方的气候，于是改为开襟敞口的，并缀上红领章；军帽仍用大八角式列宁帽 ，后来发现帽角太大，不适合中国人的脸型，就又把军帽改为“小八角”，帽中央缀一颗红五角星。考虑到红军经常要在山地行军作战，选用了不容易暴露目标的灰布衣服。 如英国籍传教士R·A·勃沙特所描绘的，长征期间的红军并不是一支衣装统一的队伍。受条件所限，以及沿途不断吸收各地的新兵，红军实际上依然是一只衣装杂乱的队伍。 红军第一次统一发的军装。 红四方面军的军帽，帽檐比较大。 周恩来所戴的标准红军帽和耿飚所带的红军帽，两张头像并列比较。 苏联红军的标准制服像。 图为红军长征期间的旗帜式样。红军的旗帜从秋收起义打出第一面红旗后历经变化，直到1934年1月，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国徽、国旗、军旗的决定》，才正式规定军旗的样式为：“军旗为红色底子 ，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中为黄色的交叉镰刀锤子，右角上为黄色的五角星，旗柄为白色。”这是一面深受前苏联国旗影响的军旗。 如果要为长征的红军战士画一幅标准像的话，江西省兴国人或许可以作为形象代表。在红军苏区时期，兴国全县23万人，参军参战的就达8万多人，占青壮年的80%，为国捐躯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23179名，居中国各县烈士之首，占中国烈士总数的六十分之一，其中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兴国烈士就达12038名，几乎每一公里就有一名兴国籍将士倒下，在会师时也是因为听到对方有人哼起兴国山歌才发现原来是红军并接上头的。 兴国也是中央红军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战场。毛泽东曾在兴国做过《兴国调查》、《 长冈乡调查》，办过“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陈毅曾兼任过中共兴国中心县委书记；兴国先后创办了中央兵工厂、中央造币厂、中央红军总医院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参加长征的12个主力师有7个师是从兴国出发的，其中“少共国际师”、“工人师”、“模范师”三个师均是兴国子弟。兴国从苏区时期的“模范县”到建国后中国的第二大“将军县”，这里共有长征老干部500余人，省军级以上干部106人，开国将军54名。 江西省的另一个县瑞金，当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全县有49000人参加红军，其中参加长征的有31000余人，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有12000余人，其余大部离队失散。 （井冈）山上的情况，因来了这样多的军队，变得十分恶劣了，军队没有冬季制服，食粮也极度稀少。有几个月，我们简直靠南瓜过日子，士兵们喊出一个他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尽南瓜！”——因为在士兵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 在一般的发展苏维埃区域，红军是偏于一种“波浪式”的发展的，而非常不平衡地前进，即以“跳跃”获得的前进，并不巩固所占领的土地。这种政策是切乎实际的，是从多年的、集体的、军事政治的经验而来的。 红军的威信在农民中天天增高了，而且竟达到我的家乡湘潭。因为我听说，当地农民都相信我不久就要回转家乡，并有一天，一架飞机飞过时，他们断定这就是我。他们警告耕种我的土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的旧田庄，看看有没有树木被砍倒。假若砍倒的话，他们说，我要向蒋介石索偿。 红军初期自己绘制的连环画，内容是“发扬阶级友爱，为巩固部队而斗争”。 1934年3月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星画报》封面是“苏联红军中之图书室”。这些细节表明，政治学习、 宣传对于红军的部队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绘画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局部） 那些忧郁的青春一代 按照中国的一句古话“成王败寇”，那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的勇士们早就已经被视为国家的英雄。长征比起黄埔军校，是中国培养高级将领的最好的流动的军事学校。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首次授衔仪式，245个中将以上军衔的将军中有222人曾经参加过长征。 而如果以长征开始时计算他们的平均年龄，则更让人惊叹：9位元帅为36.5岁，8位大将为31.7岁，48位上将为25.9岁，157位中将为23.8岁。 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长征时只有18岁，同样是18岁的还有肖华，其他著名的将领如杨得志24岁，李先念25岁，王震26岁，杨尚昆27岁，罗瑞卿28岁，许世友29岁，陈云29岁。这样年轻的将领行列，在世界战争史上都令人震惊，找不到可类比的历史以及曾经发生过的史事。这些当初还只是血气方刚、衣裳不整的少年军官，后来都渐渐成为了国家领导人，如此的年轻资本使得他们那一代人即使在革命胜利50多年后，仍然能够领导着中国政治的航船。而当年的他们，则是满怀忧患意识的左翼青年，他们或许并没有想到，才仅仅十年多的时间，他们就亲手建立了新中国的红色政权。 胡耀邦/肖克/杨德志/李先念/王震/杨尚昆/罗瑞/许世友/陈云/邓小平等年青时的英俊表情，头像拼图。 图/授军衔时合影图片 部分红军将领长征时的职位及年龄 一、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 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委员、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27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34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41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司令：朱德48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周恩来36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29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28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36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28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28岁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42岁 1、军委纵队 司令员：叶剑英37岁；政委：陈云29岁 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27岁 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34岁 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武亭29岁（后为李维汉38岁） 第四梯队司令员：陈赓31岁；政委：宋任穷25岁 2、红一军团 军团长：林彪28岁；政委：聂荣臻35岁；政治部主任：罗荣桓32岁；参谋长：左权29岁；保卫局局长：罗瑞卿28岁 第1师师长：李聚奎30岁；政治部主任：谭政27岁 第1团团长：杨得志24岁；第2团政委：邓发24岁 第二师政委：刘亚楼23岁 第4团团长：耿飙24岁，政委：杨成武20岁；第5团政委：赖传珠24岁 第15师（原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28岁；政委肖华18岁 3、红三军团 军团长：彭德怀36岁；政委：杨尚昆27岁，李富春34岁；参谋长：邓萍26岁 第4师师长：张宗逊26岁；政委：黄克诚32岁 第5师师长：李天佑20岁；政委：钟赤兵20岁 第10团政委：杨勇22岁；第11团政委：张爱萍24岁，政治处主任：王平27岁；第12团政委：苏振华22岁 4、红五军团 军团长：董振堂39岁；政委：李卓然35岁；参谋长：陈伯钧24岁 第13师政委：朱良才34岁 5、红八军团 中央代表：刘少奇36岁；军团长：周昆32岁；政委：黄苏26岁；参谋长：张云逸42岁 6、红九军团 军团长：罗炳辉31岁；政委：蔡树藩29岁；参谋长：郭天民29岁 二、红二方面军 总指挥：贺龙38岁，副总指挥：肖克26岁；总政委：任弼时30岁，副总政委：关向应32岁；参谋长：李达29岁 7、红二军团 政治部主任：甘泗淇31岁 第5师师长：贺炳炎21岁 第6师政委：廖汉生23岁 第18团政委：余秋里20岁 8、红六军团 军团长：肖克26岁；政委：王震26岁；参谋长：谭家述25岁 三、红四方面军 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37岁；总指挥：徐向前33岁，副总指挥：王树声29岁；政委：陈昌浩28岁；政治部副主任：傅钟34岁 9、红4军 军长：王宏坤25岁，副军长：许世友29岁；政委：周纯全29岁 第11师师长：陈再道25岁 第12师师长：张才千23岁 10、红30军 军长：程世才22岁；政委：李先念25岁；政治部主任：李天焕22岁 11、红31军 军长：王树声（兼）29岁 12、红9军 政委：詹才芳27岁；政治部主任：王新亭26岁 13、红33军 军长：王维舟47岁 四、红25军 军长：程子华29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政委：吴焕先27岁 注：红军时期，这里专指1933年6月全军整编后的各部队里，将领中有几个职务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包括军事正职、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供给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参谋长一职相对略有偏弱，但也很重要。军事副职和副政治委员也有，但不是很多，倒是一般兼、代军政正职的情况较为普遍。这是根据当时的战争条件和红军的具体实际情况而定的。 统一的红军 1930年1月以前，红军没有统一编制的计划。那时的最高领导机构认为：“目前中国，只有朱毛及彭德怀的部队可以称为红军，其余如贺龙等都不能叫做红军”，只能算作游击队（《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政治问题报告记录》1929年6月25日）。因此，各地红军的编制及番号也就各行其是。 1930年1月，中央军事部决定统一全国红军的番号和编制，将几部较大的红军编为一至八军。这是红军史上的第一次统一规划。4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全国红军按地城组成军团，这是红军首次由军组成军团的计划，后来调整组成了4个军团。1930年8月23日，红军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随即组成了红军第一方面军， 当时中央并没有指示其组成红一方面军；而以鄂豫境地区的红军为基础组成的红四方面军也是自行成立的。与红一方面军成立时的情况一样，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也是因为军事指挥的需要，当时红四军和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合攻黄安县城，为便于统一指挥而成立了红四方面军。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遵照中央指示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而第三方面军只好缺编。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经长征后全部会师陕北，1937年8月，这三支主力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至此红三方面军也就没有必要再编了。 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的5个领导人在湖南澧县合影，他们分别是贺龙、李达、关向应、任弼时（从左到右），坐在地上的是王震。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穿着军装，看上去都像读书人或者生意人。两个月后，他们奉命率队从桑植县开始长征，是出发时间最后的一支红军队伍。 1935年11月27日，长征开始第8天，红六军团攻克了湖南新化城，前排左起第三人是王震，第四人夏曦，第五人萧克。肖克和王震都是年仅26岁的年轻将领，由于两人密切合作和果断指挥，突围战斗打得机动灵活，所向披靡，大家心里都很高兴，于是利用在县城“老屋陈家”难得的休整空隙，师团以上22个指挥员和一名警卫员，聚集在空坪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据记载，三大主力红军在长征途中留下红军高级将领集体照片，这是仅有的一次。集体留影后，团政治部主任夏曦等人就英勇牺牲了。这张照片的幸存者，建国后萧克、王震被授予上将军衔，周仁杰等8人被授予中将、少将等军衔。照片的摄影师是当时新化一名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胡永康。他从一位牧师那里学会了照相，五四运动后回家乡开了一家照相馆。建国后这张照片的发现帮助摄影师洗脱了落后的罪名，并成为新化县被国家认定为革命老区的重要物证。 反“围剿”中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三个战士严肃地站在树叶搭盖的掩体边，把象征工农革命的红旗放在显眼的地方，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反“围剿”的战争最后将要失败，而自己也将踏上万里征程。这幅图片中所显示的战士们的气质以及寻个年代的风尚，在今天看来，恍似某种仪式重现。 支援反“围剿”的苏区少年先锋队。 这些战士多数是出身乡村农民家庭的青少年，意气风发，他们接受了中国式的马列主义的启蒙，革命对于他们类似于正在发生青春中很有意义的一部分。作为精神上的某种象征，他们显然有着与他们同代的少年不同的气质。 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后来都走上了长征之路。并完成了他们成为革命者的想象力。 在反“围剿”中行军的工农红军，他们戴着各种样式的草帽、绅士帽，有的甚至把毛巾盖在头上，他们的衣服和武器也是五花八门，但斗志却依然高昂。在经历了四次围剿与反围剿战争之后，国共双方的精神状态都进入比较亢奋的状态，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第四次围剿总体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清除了中国共产党3个主要根据地中的两个（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击溃了3支主要红军中的两支，并且总结出必须改变军事战略对付红军。但在共产党的角度来看，第四次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胜利让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们似乎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只要坚持按照老路走下去，就可以继续取得坚持下去。 第四次反“围剿”后，朱德在红军机枪训练班毕业典礼上讲话。此时的朱德已经完全没有一个曾经旅法留学的旧派军官的形象，他剃着光头，腿上绑着绷带。 朱德在许多西方人的书写里，是一个很有味道的男人与指挥家。他的温和其实很令人难以想像他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有着留洋以及旧军官的经历，然后成为红军的杰出领导者以及缔造者之一。他似乎永远都沉默着，四川式的方言、方正的脸、毛泽东的战友……这些词如此集中的被安放在中国的某部分历史里。 1933年12月15日，被国民党部队俘虏的红军士兵，其中相当部份是农民的孩子。三十年代的国民党，更多的对这支“叛军”，并且自立政府的军队，采取了严历的打击。委员长蒋介石相信德国人的战术，围杀着这些装备极差，领导力处于不断的变换以及仍在寻找真正的革命方向的军队。委员长的收获非常多，从红军不断的壮大以及最后流失的数字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的军队的胜利究竟有多大，而对于一支流浪与被追杀的军队来说，是多么的耻辱以及难以忘记。这些被俘虏的战友们，他们在前进的路上失散了。 中国红军是产生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从游击队开始。不但处在中国的反动时期，而且处在世界上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比较稳定的时期。 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 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这个特点和前一个特点是尖锐的对比。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 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第二章 红色国家大搬迁 长征之前有好几个月里，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蔓延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每个人都有一种感觉：担心要出事，却又不知道是什么事。在红色首都瑞金，更是看到各种人在办公楼里神秘地进进出出，气氛日益紧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新型国家，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次预演。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的称呼自此始，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位置；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们都归中共中央总书记领导。1931年11月7日宣布成立的临时苏维埃中央政府有军事、外交、财政、劳动、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国家政治保卫局等机构，颁布了宪法大纲，有自己的银行、货币、邮票。中央苏区大体上有300万人口，其中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10万多人。而由于还没设计出来国旗，红军的军旗被暂时用来做替代品。 红色首都瑞金经常开大会的祠堂，叶坪谢家祠堂，也是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旧址。如果没有说错，这里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大会堂。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里，中国共产党努力让工人、农民阶级当家作主，图为瑞金军民集会庆祝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时候的场景。 1931年11月1日，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在坐在长板凳上开会，这是中国工农民主政府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在场的有博古、徐特立、朱德、任弼时、邓发的，中间站立讲话的人就是毛泽东。这个如同农闲期间瓜前李下的场景，实际上他们谈的却是让人热血沸腾的革命事业。 长征前夕，来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对红军拥有实际指挥权力，他住在瑞金的一个四周都是池塘的“独立小屋”里。本来池塘都保持有四五十只鸭子，李德差不多一天要吃一只，负责养鸭子的农民每当池塘里少了一只鸭子就会按照惯例赶紧买一只补上。可是从1934年的9月份开始，附近的老百姓发现池塘里的鸭子越来越少，最后变成一只不剩，于是猜测红军总部马上一定会有大的行动。红军长征，最早正是李德的建议。不过在当时叫“突围”、“战略转移”。 由于苏区的广昌等地失守，李德认为红军打破国民党“围剿”已不可能，于是向博古——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建议红军应退出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别的地方去。虽然李德实际上并没有把握能到什么地方去，但这个建议在博古的支持下亦得到了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1934年10月10日，伍修权还记得，他当时是李德的翻译，他们一起把最后一只鸭子做成了美味的香酥鸭块 。然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就跟随大部队正式转移。 这一天，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双十节”。当日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社论的主题是讨论当前国家面临的问题。它警告人们：天灾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共匪趁机作乱，人们应崇尚仁义道德，戒酒禁舞，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同时社论又希望读者相信，乱世中之大幸是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他们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绳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士崩瓦解已指日可待”。 此一日，48岁的蒋介石，亦在距离红军前线的最大城市江西南昌亲身督战。 此一日，毛泽东40岁，他身在于都，并被排斥出了核心的领导层，蒋也还没有把毛当成他最重要的对手。 这三个人，秘密决定了红军转移的时间、准备等重大事项，他们组成的“三人团”，是中央红军最高领导机构，其中博古和李德负责制定政治、军事方面的重大事项，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这个三人组合，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均有海外背景。 博古（秦邦宪）在红军长征出发时仅27岁，却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名义上的领袖，在这一年1月他被选为中共的总书记。博古身材中等，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很有学生活泼气。他是江苏无锡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学习了四年，或许是因为表情总是在严肃中，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曾经称他为奇形怪状的黑面木偶。“博古主席”在苏区曾是很有力量的称呼。 戴着红军八角帽的周恩来，他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更早则在莫斯科学过军事，并在血雨腥风的上海和南昌起义中进行了实践。据说周恩来蓄须明志是为了抓住蒋介石。他有丰富的军事经历，1934年他已经36岁，是“三人团”中最年长者，也是脾性最好的人。周恩来还在法国和德国呆过多年。因此他和李德在沟通上问题也不大。 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此时34岁。红军长征之初，李德仍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举例时可以引用恺撒、塔西陀、拿破仑、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果断粗暴。李德从来没能意识到做一名中国人是什么滋味。他还经常喝咖啡、抽雪茄（只要能搞到这些东西的话）。他吃面包而不吃米饭，尽管有时不得不自己烤制面包。李德在中国最喜欢的娱乐是打扑克，长征期间的许多长夜他都是和博古以及两个翻译靠打扑克打发过去的。 青年时期的李德参加过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德国中部的工人起义，1926年被捕，1928年越狱成功逃往苏联。1932年，实际部队经验只为伍长的李德作为共产国际派遣的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来到中国。1934年5月进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让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就是他指挥的。 在苏联遥控红军长征的王明。红军长征出发的第二个月，1934年11月30日，王明在苏联莫斯科作《中国现状与中国革命》报告。之前他的左倾冒险主义使红军在苏区遭受到了严重的伤亡。长征结束后的第二年，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这个总是提出错误思想的“28个 半布尔什维克”的首席代表，却因为主张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使他领导地区的革命事业又受到严重损失。 1938年长江局撤销，王明的书记职务也被免去。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他受到了严厉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王明主要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他参与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这或许是他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 1956年王明到苏联治病，从此拒不回国。上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先后撰写、发表了《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等书，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攻击毛泽东，攻击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 长征前夕的红军 事后刘伯承回忆长征出发，用的是“猝然决定”。而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史料披露，中央红军确实是将长征的时间提前了。 10月7日，红军从绝密情报中获悉了蒋介石将于10月下旬对中央红军实施铁桶计划。 这要归功于来自国民党内部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为了送这个关系到红军生死的情报，他化装成一个乞丐 ，敲掉自己的四颗牙，蓬头垢面，历尽艰辛才得以进入苏区，将从蒋介石庐山会议得来的情报送到周恩来处。获得情报的人是莫雄，他是一个对中国共产党友好的老同盟会会员。 在这个铁桶计划中，国民党将配备1000辆军用十轮卡车，快速运送作战部队，在瑞金四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30道封锁线，形成以瑞金为中心、半径150公里的包围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红军几乎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李德立刻下达在10月10日出发的命令。李德最初给中央红军定下的出发目标是“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在当时是一个最实际的目标。 但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红军的普通将士们，根本不知道部队要开往何处去。李德和博古把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以至于许多红军将领都是在出发前才知道这一决定，这个充满了普鲁士军事色彩的决议，深深地伤害了红军，没有人告诉战士，他们究竟要去哪里，去多久，去做什么，这使红军的士气受到影响。这种方法后来被批评为“军事神秘主义”。 唯一明确的消息，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洛甫（张闻天）9月29日在苏区最大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的一篇社论，在文章中他隐约透露了中央红军将采取“新战略”：为了保卫苏区、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密布，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 在这个紧张的气氛里，每天都是传来“作好准备，明天行动”的命令，红军战士们都默默而焦急地准备着。杨成武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四团，用了一个星期来研究部队战士补充及装备的补充问题。他们还按照命令招收了不少新兵。每个干部战士都发了一件崭新的灰色棉上衣，把枪支弹药、草鞋和粮食装备好，为了防空袭，背包上还插了一束树枝当伪装。就这样整装待命了好几天。 红军长征虽然是一次被动的而且目标随时改变的战略突围，但却并不完全是一个仓促的决定，在出发之前，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在做准备。1934年5月14日，各地红军纷纷接到通知，要求在5至7月招收新红军5万名。幸好当地农民对参加红军非常踊跃，到6月底为止，实际完成的人数达62269名，短短时间就超出了原定的任务，在9月份又接到新的命令，要求全苏区在9月间紧急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这次却太仓促了，到9月27日止，实际只完成了18204名。这些新兵后来被分到各师团，进行紧急军事训练。 这是一次如此巨大的转移，除了战备，还有各种物资，最高领导似乎要把这次转移视为一次大搬家。把整个红色苏维埃搬到安全的下一站。其中有一支部队叫中央教导师，是专门负责转移期间中央机关的保卫和重要物质的运输任务的，另外还从农村征调了5千名挑伕组成运输队，准备随军行动。这几千名挑伕将要挑起苏维埃共和国的大量财物——印刷机、纸币镌版、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X光机、满载文件资料的箱子，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入等等——这些东西里大件后来都在湘江和赤水河边扔掉了，并没有顺利带到陕北。 红军在路上要吃的粮食，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6月2日和27日曾有两次紧急指示，要求无论如何要在7月15日前完成24万担“借谷计划”。7月22日，又决定发动借谷60万担的运动。这些数字如果平摊给8万红军，平均每人都有10担。 地方对红军的支持几乎是全民动员。1934年9月8日《红色中华》报道：“福建胜利完成了借谷运动，完成75000余担。”以福建的长汀、汀东、兆征三个县为例，当时就完成借谷任务67717担，比原计划的59000担超额完成8000余担；为了保证红军出发时每人携带10天的口粮，把秋收时收获的粮食首先供应红军。 这是一次充满危险的转移，因此还需装备大量的武器弹药。为了满足需要，苏区政府临时扩大生产，并动员人们将留存的或拾到的子弹、弹壳、铜、铁等金属作价卖给政府，以做武器生产的原料。这些收购都有数据：从6月到8月的三个月间，共收到铜8.2万斤，子弹壳1.82万斤，子弹14万发。 此外，还发动苏区群众收集被毯2万床，棉花8.6万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以上统统运往兵工厂加工，而所有红军的各兵工厂和军服厂都在加班突击生产。 还有药品，中央外贸总局两个月内突击采购了价值10万元的中西药品。中央财政部突击筹款150万元，还将过去保存的“秘密金库”的储备金全部取出，以备军用。 不管是仓促还是准备充足，这都是一次把整个苏维埃共和国挑在肩上的大搬迁。毛泽东后来嘲讽地形容：“就像大搬家一样。”而埃德加·斯诺则浪漫地称之为“整个国家走上征途”。 资料：先后出发长征的四支红军队伍 由于分别处在敌军的分割、包围之中，四支红军部队在举行长征时，起始的时间、地点各不相同，行程亦大相径庭。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旗县），行程达2万5千里，历时1年，经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省 。 第二支是红25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向西策应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1万余里，历时近1年半，曾三过草地，转战川、康、甘3省。 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至宁夏的兴隆镇、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2万余里，历时11个月，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宁、陕共10省。） 1934年，集结于湖南的国民党一部出发前的情景。红军转移湘西时，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司令， 指挥薛岳、周浑元两部负责“追剿”，又命陈济棠、白崇禧等部进入粤、湘、桂边堵截。 1935年，追击红军的国民党部队穿越湖南城镇，大批群众围观。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行动调集了顾祝同、陈济棠、何健等百万大军，配置了新购置的空中武力，分北、南、西三路，实行碉堡战术与经济封锁，同时向中央苏区和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三个地方发起总进攻。 1935年，国民党在临川至南丰的要道上设立碉堡。根据德国军事顾问团研究红军的战略战术，针对红军人民战争的特性所做的建议，国民党在作战区主要要道上广设碉堡，严格管制物资与人员的进出，目的在于切断红军利用农村群众组织进行补给，并步步为营，逐渐缩小包围圈，造成红军后勤与行动的困难。碉堡常筑于汽 车路之两旁、重要路口及路旁之山巅。用石及砖造成，有方形或六角形不等；大小不一，有排堡、连堡及营堡 。平日守军居于堡内，有步枪、机关枪枪洞，可以向外射击。出入碉堡只有一小门，遇有红军进攻，守碉兵士即闭门固守，向外射击。此种碉堡对红军军事行动妨害甚大，故红军在冲破国民党军的每一道碉堡线都会拆毁它们，而守碉兵士平日扰民甚深，红军一到，当地民众也纷纷群起而拆毁之。 带有疑点的长征出发地和时间 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和地点，中共党史界有多种不同的看法。目前看来最科学的一种说法则是从军事出征的共性特征入手，从队伍集结开始计算，得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确切时间和地点： 1934年10月7日开始，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分别从江西的兴国、石城和福建的长汀撤出防御阵地向于都河（即贡江）北岸集结。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从瑞金的梅坑、田心、九堡等地向集结地开进。至15日，各部队在于都河北岸集结完毕，并进行了时间不等的休整和人员、粮食、物资、武器、弹药的补充。10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各军团和军委直属部队8.7万余人渡过于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通常都认为1934年10月10日是红军总部长征的出发时间，但经核实史料，10月10日晚，红军主力还在兴国、石城、宁都等县，瑞金、于都境内根本没有红军主力，最早到达集结地的红一军团也是在10月11日晚到达于都的段屋、宽田地域。10月10日晚是党中央、中革军委所在队伍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向集结地于都河北岸开进的时间，而不是长征出发的时间。 实际上，长征出发地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整个中央根据地 （范围包括于都、瑞金的全部，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的一部分以及赣县、安远同于都的交界地区）都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但对于整个红一方面军，总的主要的出发地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总的集中地——于都。红军主力在出发前集结在于都河北岸，较之于集结在瑞金附近显然更有利于隐蔽，不易被敌军发现。而且，当时红军已和粤军首领陈济棠秘密谈判借道，于都正处在粤军让路的位置。 1936年编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有一篇《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首页一开始就是10月16日长征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里程也是从于都开始计算的。 1934年10月16日晚上，中央红军主力夜渡于都河的时候，于都县城的居民，包括周围的老百姓，都自动赶来送行。于都河两岸，站满了送行的老百姓，这是真正的骨肉分离，10万人的红军，大多数均来自赣南。 时为红军前二医务所卫生班长的钟明回忆说，“人太多了，我们当夜抵达，排到凌晨才过河。一长溜一长溜的队伍，全都不认识。”在夜幕下，605米宽的于都河面七八十艘小船搭起一座浮桥，挤挤挨挨的人影一个接一个往前走，静得悄无声息。 这是一次严格保密的军事行动，老百姓们不知道部队要到哪里，只知道自己的亲人要出发到远方打仗去了。因为是夜晚渡河，行军部队都打着火把，送行的人也打着火把，依依不舍地唱着《十送红军》。 《十送红军》，这是一首当时广为流行的江西民歌，后人都以为它是专门为红军长征撰写出来的，而实际上它歌唱的是1929年底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下的红四军在第三次围剿中撤离井冈山时的情景。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军委、红军总部撤出瑞金的标准时间是1934年10月10日的傍晚5点。当时离开瑞金的地点有五个：马道口、梅坑、田心、洋溪、九堡。 尽管是整个苏区核心机构的转移，但出发的时候并没有办法讲究形式，非常低调。第一个行军方向的箭头 是在“马道口”用白石灰画下的；其他几个出发的地点当时都没有吹号，只有“梅坑”出发时吹过三次号：第一次是“准备”；第二次是“集合”；第三次是“出发”。 中共党政军领导干部的走留 名单由博古负责；中央各部门走留人员名单，由各部门党政负责人决定后报“三人团”或者中央书记处审批。但博古等人在确定中央高级干部的去留名单时，带有很强烈的宗派倾向。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将一些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认为有“右倾”错误的人给留了下来。起初他们连毛泽东也不想带走，在周恩来的力争下才没有实现。 因为工作需要而留下来的人员主要有：项英，梁柏台，刘伯坚等人；有些是因为患病或负伤而留下来的：如陈毅，陈正人等。当时受命留下来的陈丕显后来回忆，留下来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幸存。 瞿秋白，这个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之一、理论家、著名的文化人，当时正担任苏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长及《红色中华》报社长兼主编，已患有严重肺病，曾请求随军，他受到其他领导人的排挤，没有得到批准。瞿秋白于是把战马送给了年岁已高的徐特立，把自己的长衫送给了冯雪峰。5个月后他在长汀梅径岭被捕，终被杀害。 毛泽东比中央迟出发了两天。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和他的警卫从瑞金附近的于都出发。他为长征准备的行李是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他被安排与洛甫（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与第二野战纵队随行。毛泽东此时正身患疟疾，出发时身体还处在半恢复状态，面带菜色，精力很差，情绪也很低沉。 这是一次静悄悄的行动。这是一支蜿蜒而行、前后长达六十英里的庞大而杂乱的队伍。国民党当局并不具体掌握这次战略转移，在1934年的中华民国里，也许只有江西瑞金的相关民众知道这个行动，外部社会上基本无从知晓。 当时整个世界对中国时局的了解也是恍若隔世。例如在美国报纸《纽约时报》1934年10月整整一个月的新闻中，就没有一则中国新闻，没有一处提到蒋介石，更没有一处说到红军。直到11月9日，《纽约时报》才在一篇不起眼的报道中说，有四万共产党军队撤离了被封锁数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时正在西行途中。“他们沿着粤汉铁路两边的湖南边界行进，在一个一百英里长、十二英里宽的地区大肆抢劫。”全文仅4行，登在第6版。 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知道长征已经开始。 这时期（指第五次“围剿”），我们铸成了两个大错。第一是在1933年“闽变”时，未曾与蔡廷锴的军队密切联合；第二是采取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放弃以前用计诱敌的策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想与占优势的军队作阵地战，在这方面，无论在技术上或精神上，红军都非所长。 因了这些错误和结果和新策略，加以在数量上、技术上远胜于红军的军队，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企图改变它在江西的生存条件，因为它很快地恶化起来了，而当时民族政治的情势也影响了我们到西北活动的决议。 在日本侵略满洲和上海之后，苏维埃政府早在1932年2月就和日本正式宣战了。自然，这种宣战，在当时是不能发生效力的。……在1933年，苏维埃政府就宣布它情愿根据三个条件和任何军队合作，这三个条件是：停止内战和对苏维埃及红军的攻击；保障群众结社、集会、言论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武装人民对日作战。 第三章 在路上 红一方面军长征路上一共368天，有235天用在白天行军上，18天用于夜行军。途中红军只休息44天，平均走365里才休整一次，日平均行军74里。一共翻越了18座山脉，其中5座终年积雪，渡过了24条河流，经过11个省，占领过大小62个城市，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的封锁包围，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从瑞金出发到陕北平均每行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死亡，大约每12人中只有1人到达陕北。 长征一开始，多数是夜行军。为了防止国军飞机的袭击，队伍出发后一连数日晓宿夜行。杨成武在《忆长征》里有一段很有文学色彩的描写：“队伍隐在山影里，看不到一点行迹。偶尔能听到草鞋踩在石子路面上的‘悉悉唆唆’的响声，风从林稍上吹过，发出像大海接近平潮时那种节奏缓慢的低喧。远处，瀑布‘哗哗’飞溅，四野秋虫唧唧，时而闪亮一丝光，那是伏在草丛里的萤火虫又飞起来了。‘啪啦’一声，不用问，又是谁跌倒了。” 这可是一支长达几十里的队伍，在现在的人看来，这样的行旅似乎很有浪漫气息，事实上并不如此。因为人数庞大的队伍背负着同样繁重的行李，走走停停，遇到隘路、小桥等等都要减慢速度甚至停下来等待，羁旅沉重，大队伍走得并不顺利。 日夜颠倒，有的战士睡眠不足，甚至走着走着就靠在山道边睡过去了，而后面的战士也机械地跟着打起盹来，把队伍拉下一大截，直到有清醒的战士发现了，才又匆忙地追赶大队伍。 “当月亮被云遮住，部队就要燃起火把行军。这种火把通常是一束劈开后又捆扎起来的竹子。有时还用松枝，还有盛满了煤油的竹筒。这时，无论是从山脚下仰视，还是从山崖俯视这条忽隐忽现、逶迤盘旋的火龙，那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但是，行军并不都是那么轻松美妙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战士们有时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条子，好让后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来。有时在危险的小山路上夜行军，后面的同志要将双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离那条狭窄的小道。这些小道经常是很滑的，如果一个人摔倒了，后面跟着的一班人也会摔倒，搞不好，有时还会从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自己的著作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样描述。 虽然红军还不知道要去向何方，但因为长征初期部队还行军在苏区的范围内，心情都还平静，特别是夜间行军倒也并不枯燥。一位红军干部后来曾告诉美国记者史沫莱特：“如果皓月当空，轻风拂面，夜行军也是很惬意的事，要是附近没有敌军，各个连队之间还要拉歌呢。”那时红军们唱的内容大概是“神圣的自由土地谁人敢侵？红色政权哪个敢蹂躏？啊！铁拳等着法西斯底国民党，我们是红色的战士。拼！直到最后一个人！”歌声在山谷中回荡，红军离苏区越来越远了。 1934-1935年间的中国，似乎特别多雨。红军沿途都是在大雨泥泞中的山路上艰难前进，经常摔跤。肖锋在日记里就写到，“战士们摔得像泥鳅似的。”童小鹏则记载：“整天在泥巴里过活的两只脚，洗也洗不干净（也没时间洗），已成了褐黄的颜色。”这种情况在进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省内就更经常碰到了。 草鞋问题 红军出发时每个战士都带备了2双草鞋左右，但长途跋涉，路途上草鞋磨损消耗也很大，很快就有战士都没有鞋穿了，只好赤着脚行军。针对这种情况，《红星》报第2期发表了《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评论，要求把解决部队中的草鞋提到减少病员和巩固红军战斗力的重要位置，保证落实，做到没有一个战士打赤脚，并提出了解决草鞋的具体办法： 供给机关有计划地收买草鞋，尽可能做到发草鞋不发草鞋费； 将没收土豪的烂衣裤分发给战斗员和运输员打草鞋； 发动会打草鞋的同志帮助不会打的同志打草鞋。 “跟着前面的人走就行” 长征初期，除了少数的红军将领，大多数红军战士都对长征的道路和目的地一无所知。许多红军包括邓小平在后来回忆时，都说自己的想法就是“跟着前面的人走就行”。 随着时间推移，战士们对漫长的行军养成习惯，在路上日渐成为常态，这时红军的军旅生活也形成了规律 。戴正启15岁的时候参加长征，先是一个宣传员，不久就改作了卫生员，作为一名普通战士，他对红军生活的每一步每一个细节都记忆清晰。1984年据他对《红星照耀中国》作者斯诺这样回忆：正常情况下，红军每天的生活伴随着清晨哨音一响而开始：一般是早上6点吹哨，但也常常5点或4点吹哨。起床后用15分钟时间整理行装 ，归还从农民那里借来搭床铺的木板、门板和稻草，再用15分钟洗脸、刷牙——当然并非所有的战士都刷牙、吃早饭（4两米饭，有时是红薯）、领干粮、整队。有时先头部队领完干粮，米桶就见底了，其他人什么也领不到了。行军中平均每人负重约25斤。早晨出发前会通知当天的路程。白天休息两次：上午休息一次10分钟，午饭时间20分钟。没有午睡。如果遇到敌机空袭，大家就都可以乘机休息一下。趴在路边，等候哨音再一次吹响 。 红军还组织一边行军一边识字的活动，以具体的形象来教那些完全是文盲的农民战士，例如让站岗的战士背着写有“站好岗”几个字的识字牌。这个被称之为“看后背”的学文化的办法是由张闻天（洛甫）为扫除红军文盲而发明出来的。很多战士最先学会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 当时在红一军团担任测绘员的顾松龄回忆，规定要求每人每天要学会三个字，到晚上点名的时候，谁没有学会，就得挨批评。一边走，一边学习，除了学习文化，还学习政治。在勃沙特的回忆录里，他以传教士的眼光观察到红军似乎也有宗教般的虔诚行为：“红军只要在某个地方住得久一些，都要设置‘列宁室’，宿营的地方没有合适房子时，他们就紧张地建造一个。它结构简单，埋8根立柱，上面用席和草搭顶，周围用绿竹枝围成墙，然后在绿墙上装饰纸花和红旗，面对入口的墙则一定要挂上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 然而并非所有红军在整个长征路上都能够保持激扬的状态。13师师长陈伯均就曾抱怨：“连日山地行军疲劳已甚，部队除个别落伍的有增无减外，就整排、整班甚至整连落伍的均有。”他认为这是一些红军干部缺乏信心的缘故，他们因为只顾着自己的疲劳而放弃了给战士们做鼓励的思想工作。 长征路上的负面情况，除了思想问题，也有经济问题。也有战士反映有的连队司务长好几个月不份伙食尾子，想吸点烟都没钱。不过，说到钱，在长征路上，钱有时也并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因为可以买的东西选择实在太少，除非受伤了要被留在老百姓家休养，就可以每人发8个银元。 在过草地时，红军战士曾少东嫌身上的几个银元太重，随手抛弃，他的战友帮他拣起来，结果过了草地才发现没有银元就买不到粮食。战友们当然把银元再还给了曾少东。这让他在几十年过后依然记得这个细节。 最让人惋惜的还是技术人员的流失。1935年2月10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李富春签发了《关于优待技术人员问题的指示》，这是针对红军进入四川后，因为山高路险，给养困难，常有技术人员离队的情况。胡耀邦在遵义受伤被一名专业的军医治好后，就感慨“红军的政策是争取技术人员，尤其是争取报务员、医务人员和会使重机枪的人。”这正从侧面说明了长征路上红军最紧缺的几样东西：信息、健康和安全。 过了几天，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里面这样写道：“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如同毛泽东的其他论著一样，这些通告总是使用最通俗的汉字表达其思想，以便即使是文盲在听过一遍后也能理解。这些宣传，为毛泽东以后几个月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指挥提供了思想保证。 打土豪即是表明红军对于剥削阶级的武力态度，事实证明打土豪的手段在争取当地贫苦民众的支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贫民的怨愁得到发泄并从此更加的拥护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打土豪同时也是红军沿途补充给养的重要手段。如萧锋的《长征日记》1935年11月20日就记载：“（在湖南蓝山县城）没收15家地主财物，筹款3万多元，筹衣、被1200件，备粮很多，这下红军供给又有了本钱。”红军每到达一座城市，都会对当地社会阶层进行详细的调查，举一例子，当萧锋的队伍进入贵州境内的余庆城时，他在日记里写到：“我团和师部进驻城内，由师部民运科统一领导打土豪，该城有800多户人家，3200多人，城里有商店45家，其中地主经商的25家 ，另有小商贩近百户，官僚地主8户。”红军打土豪有严格的纪律：不乱打，也不私打，而且打土豪所得除了分派给穷人外，全部充公。 面临战争减员以及为了发展革命的有生力量，在沿路宣传红军的政策的时候，每支红军部队也仍有扩红的任务，而且这个任务每天都有专门的人在进行。来报名参加红军的多数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人，其中多数是没吃没穿的穷人，也有的是为了逃婚，或者为了吃饱饭来到这里。 根据勃沙特的回忆录里描写了一段关于“扩红”的细节：“每天都有很多人到这里（编者注：连长的房子 ）报名参军，他们大部分是农村娃子。红军要先问他们姓名、年龄，有无疾病和是否抽大烟？然后问：‘为什么参加红军？’回答几乎异口同声：‘我们没吃没穿。’当红军允诺能有吃的，甚至还会有穿的时，这对那些想参加红军的人来说就已足够了。这时那些人马上会提出一个要求：如果他们欠有别人的债，参加红军后是否 可以就此罢了（勃沙特自注：他们几乎都存在这一问题）？答复是肯定的。这之后，红军将再提问：‘愿参加反对地主的战斗或提供情报，并为天下穷人谋解放吗？’对此，那些人表示毫无疑义。” 沿途的红色宣传也是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另一个战场。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曾向各部队专门发布 了一道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编写标语，瓦解白军争取广大白军士兵”的命令。命令下达后，红军标语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红军每到一处不仅干部带头写、宣传人员专门写，一般战士也要写。《红星》报就曾作过这样的报道：“赤”（红军某部代号）直属队两天内共写对白军士兵的标语600余条，团机关到宿营地天黑了，还点了火把写标语，“山西”两天内共写了14800条标语，其中干部写10000条…… 长征沿途的红军标语形式多样，多姿多彩。除总政治部统一下达的标语外还就地取材，编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标语。有简洁有力的口号式标语，也有琅琅上口的顺口溜式标语，还有许多富有浪漫情趣的民谣式、童谣式、说唱式标语。红军在路上创作的最大的标语，当属四川省内通江县境内的“赤化全川”四个字，单字高5.9 米，宽4.9米，整副字面积为300平方米，离地面15米，为摩崖石刻，远隔数十里，字迹一目了然。在当地百姓的保护下，该标语至今仍存。 在长征中，行军速度有时就代表着军事胜利。红军以简陋的装备，大多数战士穿的是草鞋，为了抢在敌人前面，在崎岖的山道上，却做到了平均日行70多里路的行军速度。而速度太慢则可能被国民党的部队追上，就要发生战斗，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前提下红军就不免要付出牺牲。红军战士必须以极快的速度行军。炎热的5月，红军每天在西南地形复杂的山区走60到100公里的路程，常常走到脱水，这还不包括打仗的时间。 在长征初期的湘江附近，红军还没有快速行军的概念，整整4天才走了144里路，平均每天36里，结果贻误战机，伤亡重大。随着毛泽东掌握了战争指挥权后，运动战的思想得到贯彻，红军积累了非常多的快速作战成功个案，例如飞夺泸定桥战役中，杨成武属下的红军部队在1天时间内，除了打仗、架桥外飞速前进赶了240里路，这应该是红军在长征中走得最快的一天。 红军标语墙 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 欢迎白军弟兄拖枪过来当红军北上抗日去！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打倒屠杀民众的王家烈！ 赤化贵州全省！ 不打抗日红军，哗变拖枪当红军打日本！ 打倒蒋介石！ 工农暴动起来组织抗捐军，实行不交捐不还债！ 工人增加工钱！ 反对强迫群众修碉楼！ 谁是世界上的创造者，唯有我们劳苦工农！ 红军不拉伕！ 红军公买公卖的！ 红军不拿群众一点东西！ 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打倒卖国贼汉奸的国民党！ 红军绝对保护工农利益！ 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 工人有罢工自由！反对老板打骂工人！ 武装起来，行动起来，要打倒土豪分田地！ 实行耕者有其田！ 白军是帮助土豪劣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 学湖南打土豪，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打倒国民党！ 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共产青年团！ 红军是抗日反帝的生力军！ 白军弟兄联合起来同红军北上抗日！ 农民组织游击队，夺取地主武装！ 反对区乡公民派款派军来！ 勇敢冲锋，坚决消灭敌人！ 要创造新苏区，首先就要打大胜仗消灭敌人！ 把红军运动战的特点高度发扬起来！ 加入红军消灭卖国贼蒋介石派来帮助王家烈的白军！ 红军是打倒帝国主义的！白军是帮助帝国主义的！ “长征”二字起源考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突围转移时并未使用“长征”一词，当时的说法是“转移”、“突围”、“西征”。“长征”一词，首次出现于1935年5月，当时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地，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上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此六字“骈文”，乃是当时总政治部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陆定一的手笔。红军“长征”的最早说法自此始有。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自称“西征军万里长征”。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吴起镇召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的长征任务已经完成”。11月，先后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两个宣言中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为北上抗日，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险阻，胜利到达中国西北地区”。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完整地论述了长征的意义。“长征”一词始成为具有特定内涵的历史语汇而广泛流传开来。 “长征”里程之争 2002年10月16日至2003年11月3日，两个英国年轻人李爱德和马普安用了384天重走了长征路，并且出了一本书《两个人的长征》。他们用GPS做了精确测量后提出一个引起争论的观点，李爱德和马普安认为长征并没有过去说的25000里那么长，而是只走了不到6000公里。 那么，长征到底有多长？在刚刚结束长征之后的几个月里，红军内部的文件里都是不同的表述。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西征军万里长征”。8月，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一方面军的一万八千里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9月，中央俄界会议上出现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余里的长征”之语。这时长征并没有完全结束。 二万五千里最早是毛泽东说出来的，并成为最被广泛流传的说法。毛泽东1935年10月23日在吴起镇、11月5日在甘泉县象鼻子湾的两次发表讲话中说道：根据（红）一军团的统计，（长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远征！” “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数字引起了中外各界人士的广泛重视，而中共中央对这种说法也给予充分的肯定 。11月13日，中共中央首先明确地宣布了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结论；11月28日，又在《抗日救国宣言》 再次明确指出：“……曾经派遣了自己的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 老红军李中权曾经回忆，1937年他在抗大学习时，亲自听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过他对长征长度的计算方法，他是从1934年10月出发到1935年10月结束，以每天走70里这样计算出共25550里，略为二万五千里的。 按照1937年2月编成的《二万五千里》一书附录《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的说明：“（一军团直属队）除休息外，行军作战时间，1934年10月12天，11月24天，12月24天，1935年1月22天，2月26天，3月24天，4月30天，5月27天，6月23天，7月10天，8月14天，9月16天，10月19天。”作战的时间加起来共271天。如果以每天红军行军70里，271天应走18900里。毛泽东在计算里数时，没有扣除休息的天数是因为作战部队除行军外还要打仗，打仗要占领有利的地形，更多地消灭敌人，就要不断奔袭、迂回。这样他们走的路往往不能按单程计算。 事实上，先后举行长征的红军部队共有4支，第一支是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到陕西吴起镇，行程是二万五千里；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到陕西延川永坪镇，行程近万里；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从川 陕苏区到甘肃会宁，行程一万余里，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到甘肃会宁以东的将台堡， 行程两万余里。这4支长征队伍的总行程约六万五千里，而“二万五千里”只是其中的中央红军基本行程。 在四渡赤水的时候，在路上出现了很有趣的、匪夷所思的场景。由于红军和国民党部队都被调动得晕头转向，赤水河地区一片乱糟糟，两边的军队有时甚至走在同一条路上，战士们交织在一起，却并没有交火，成为长征中国共军队最和谐的一幕。时任红三军团11团政治部主任王平在回忆录中描述：“（红军里）有的部队穿着国民党军队的衣服，在国民党军队中来回穿插，有些掉队伤员还到国民党军队里上药。”“司号员赵国泰是个小机灵鬼，他弄了一顶国民党军的帽子戴上，混过敌人耳目，到敌人炊事部门打饭吃。” 在四川境内，红军走过了最难走的山路。例如翻越大相岭往天全的那一段，日记一向写得简单的童小鹏，用了很多笔墨来形容“蜀道难”，他说这天翻越高四十里的竹山，上山还好，下山就难极了：见遍山丛林，阴森森的连鸟声也听不到。路简直不能说是路，是在树的空间中闯出的，极小而难走，红军相当于在树根上跨过 ，高高低低，弯弯转转。走到半山天就黑了，完全看不到路，只好在大雨中蹲着等到天亮才继续出发。这次他们将一生中要走的悬崖峭壁、荆棘蓬笼集中一次走完了。 长征中有几个特殊的老人，他们是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董必武等，他们都在中央休养连，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老红军当时也都只穿一身破旧棉袄，背个破挎包，装着几本书、放咸盐的破纸烟盒和碗筷；林伯渠 在行军中手里总提着个马灯，以备夜间宿营时用；他们当中谢觉哉最喜欢给红军战士讲历史故事，例如“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诸葛亮过大渡河，清朝“大金川战役”等等，鼓舞士气。 红军女战士危秀英回忆，董必武和蔼可亲，沉着稳健。长征之初某日黄昏，他们头戴一束束树枝作为伪装，集合在山坡上开会，董必武正在讲话。一架国民党飞机飞过来，扔一炸弹，落于附近大约六米以外的地方，没有声响。人皆惊慌而董则走向弹坑看看，又抬头看看，然后对大家说：“马克思在捉弄敌人，炸弹没有爆炸 。”接着，又泰然自若地继续讲话。 而在长征中年纪最大的徐特立，这一年已经58岁，他曾经是毛泽东的老师。作为教书先生，穿惯了长袍，长征途中仍不改此穿着。只是他的长袍经过一年的磨损，补丁又增加了不说，加上头顶一个缝制粗糙的军帽，手拄一杆红缨枪，真有点文不文，武不武，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徐特立还发明了拉着马尾巴走路的办法，解决了老红军和体弱的战士行军困难的问题。 （黄镇漫画，草地宿营） 在路上，红军的住处质量也是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住过大军阀的洋楼，西藏贵族住的豪宅、住过普通民宅，也曾睡倒在屋檐和树荫下等等，有条件的红军或许能把自己的油布毛毯铺在地上或盖在顶上，没条件的就只好露天了。 在红军的回忆中，提及到自己搭建的临时帐篷比较集中地出现在过草地的时候。“每人用棍子往地上一插，靠小树搭块油布遮雨，大家背靠背挤在一起宿营。”“（红军）燃起了火堆，漫山遍野的篝火映照着简陋的布棚，显得五光十色，顿时使无人烟的草地充满了生气。”这样的场景让萧锋一天的疲劳消除了大半。 红军在行进中也做起了评比模范的活动，例如在群众家借宿后，能否“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保持厕所清洁，不随便屙屎，宿营时掘厕所”成为评判标准，红军还要求战士们进出要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在许多细节去塑造文明之师的形象，以获得沿途老百姓的支持与欢迎。上面所说到的门板、禾草和地面都是红军跟百姓借宿的临时睡床。 中央红军长征的大致路线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开始渡江西的于都河。 1934年10月21日，在江西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西行。 1934年11月15日，突破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25日--12月1日，从广西兴安县至全州县间，以极其惨烈的代价渡过湘江。 1934年12月上旬，从广西老山界翻越了越城岭。 1934年12月14日，占领贵州黎平县，打开通向贵州的门户。 1935年1月1日--1月3日，强渡乌江。 1935年1月7日，占领贵州遵义市。 1935年1月15--17日，遵义会议。 1935年1月28日--2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贵州土城与川军郭勋祺等部队激战，双方损失惨重，一渡赤水。 1935年2月28日，再占遵义城。 1935年3月21日，由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四渡赤水）。 1935年3月29--31日，南渡乌江。 1935年4月25日，进入云南，分三路西进。 1935年5月9日，在云南皎平渡渡过金沙江。 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先遣队自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强行渡过大渡河。 1935年5月29日，占领四川泸定县泸定桥。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四川夹金山。 1935年6月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第二座大雪山（四川梦笔山）。 1935年7月2日，翻越第三座大雪山（四川亚克夏雪山）。 1935年7月6日，翻越第四座大雪山（四川昌德山）。 1935年7月7日，翻越第五座大雪山（四川打古山）。 1935年8月7日--14日，过草地（四川松藩草地） 1935年8月29-31日，全歼堵击红军北上的胡宗南部第49师，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 1935年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今陕西吴旗县），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红军在路上的联络方式 1、在军团与军团之间，使用无线电台。 2、在军团和下级部队之间使用有线电话或通讯员人工传递。通讯兵往往要背着大捆的电话线在司令部前面选点架线。 3、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共有3架电台，其中有一架是专门侦察敌台。当时红军在侦听和破译国民党内部的电讯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往往国民党自己的部队还没接到电文，红军却已得到了。而红军的密码却经常变化，根据红军自己掌握的情报，国民党军队从未截获过红军的电文。 国画大师吴作人创作的爬雪山。 爬雪山 红一方面军曾经一共翻越了四座雪山。其中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是第一座，让红军战士记忆深刻。爬雪山的1935年6月正值盛夏季节，红军的衣着都还比较单薄，也无法找到更多更厚的衣裳。而翻越这座雪山的时间 必须控制在上午9点到下午3点以前，因为早上和下午夜晚都是非常恶劣的天气，一般人根本无法忍受。 红军们计划准备烈酒、辣椒来御寒，可是条件所限无法买到。能找的只是每人一根棍子。6月12日，杨成武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登山之前的隆重时刻：“（此时）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有的小心翼翼地夹在腋下， 有的兴致勃勃地上下挥舞，随着‘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的口号声中，无数根木棍一齐指向天空，像呼地竖起的一片无叶的树林。” 在飞雪弥漫、空气稀薄的亘古冰山上，来自温暖南方的红军战士被难以忍受的寒冷和窒息所包围。越往上走气温越低，脚下的路冻得梆梆硬，木棍着地发出“咯咯”的声音。待走到半山腰，又有新的危险，如果不小心滑下雪岩，在松软的雪中就会越陷越深。在雪山上，不但要抵御寒冷，还要面临因空气稀薄呼吸困难的痛苦 。红军战士头晕腿软，一步一停，一步一喘。但是并不敢真的歇下来，因为一旦坐下去就永远起不来。 这是一次以人体向恶劣的大自然环境挑战，与战争的残酷性相差不了多少。红军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在爬雪山中再次发挥作用。事先已经有人编好了爬雪山注意事项的口诀：“夹金山，高又高，注意事项要记牢；裹脚要用布和棕，不紧不松好好包。到了山顶莫停留，坚持一下就胜利。病人走不起，帮他背东西，大家互相想办法，一定帮他过山去。” 而先头打前阵的战士已经用刺刀在雪上挖好了踏脚孔，后面的战士就手拉着手，踏着这些脚印谨慎地前进 。 童小鹏描绘了他爬上雪山颠峰的情景：“山上风大很冷，几乎欲发抖，故树木不植，仅一些矮草生起也表 出委靡之概。至极顶见北面一片晰白，乃是去冬积雪。以手持木棍透入，直至将木棍完全淹入才抵地面，大约有三尺余深。……此路前面曾有部队过，因冷甚，故因病掉队冻死者十余人，这确实是有生以来未有之境遇也 。” 爬雪山中伤亡人员多为后勤人员，如担架员和炊事员；当时无法看护病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送下山 ，可是谁也没有力气这么做，往往还没送到低处，就牺牲了。有些是冻死的，有些人根本就喘不过气来。林彪在夹金山顶上几次失去知觉，是靠了警卫员的帮助才翻过山去，毛泽东也走得十分吃力，警卫员想过去帮助他 ，可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困境，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几乎晕倒，是毛泽东及时把他扶住才没倒下去。患重病的邓颖超见路难走，坚决不肯躺担架，她脸色灰黄地伏在马上，却还不忘为身边的人鼓劲。 杨成武回忆说，翻越夹金山顶后举目四顾，伫见千里冰雪，银峰环立；俯视山下队伍，如灰色长龙，蜿蜒而上，将琼玉世界划成两半。最后，过完雪山，红军战士们包括毛泽东都顺着坡滑到山下，但这一次是有惊无险了。如今此处已被当地开发成旅游景点，名字就叫“红军滑雪坡”。 后人们或许并不知道这个数字：夹金山上，仅红一方面军就有400多名官兵永远地留在了冰雪之中。据权威统计，红军在长征中伤亡最多的战役是湘江战役，而行军中的减员最集中的就是雪山和草地。仅在1935年7月--1936年8月间，仅亚克夏雪山至黑水途中，红一、四方面军就有近万名战士倒下。他们的坟包很快就被雪掩埋了。 随后，在川西北以及滇西北的莽莽雪峰中，这片地理上属于横断山系的区域中，先后有十几座海拔4000米以上、人烟罕至的雪山极顶印上了红军的足迹。这些生命的禁区使得红军付出了比日常作战还要惨重的代价。 在今天科技发达，装备充足、保障到位的情况下，营养状况良好的现代人去攀登其中的任何一座雪山都堪称“探险”；而在整整70年以前，这支能够以简陋得难以想象的装备却征服一座又一座雪山的军队，这或许就是信仰的力量所至。 “红军烈士墓”位于红原县与黑水县交界处的亚克夏山北坡的桠口上，距红原县刷经寺镇约13公里。亚克夏山海拔4800米，是中国工农红军于长征途中连续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往返翻越次数最多的一座大雪山，不少红军战士在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52年，奉命前往黑水剿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线部队轻骑兵师137团进驻桠口，在其营地附近发现了十二具排列整齐的红军遗骸，于是收殓遗骸，造坟立碑，敬献花圈，举行了一个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1982年，有关部门拨款由红原县人民政府重建。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是中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 过草地：一九三五年的名词 红军过草地之艰难，也是后人难以感受到的。1935年8月7日，红军左路军先头部队红25师74团率先进入草地，自此，长征中最为悲壮的死亡行军开始了。 进入草地前，红军也是动用了一切手段筹集粮食，甚至还抢割了不少藏民的青稞，但是，原本就贫瘠的川西北即使穷尽全力也无法满足10万红军的吃饭要求。于是，中央“每人备足7天粮”的命令就不得不大打折扣，粮食不足，使红军在过草地时付出了太多的生命代价。 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 个草甸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这样，一天下来，精疲力竭。 过草地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当年的红军，往往是一个人陷进去后，另一个人伸手去拉，用力过猛也会被带着陷进去。后来有了经验才知道，要慢慢移动身子才能上得来，或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进同志的腰间才能拉得上来。经验总是因为死亡的实验而变得非常正确。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记中描述：“陷入的沼泽、藏民的敌视、骄横和对毛泽东一系列政策的不明了，使毛失去了上千名战士。”藏族首领对汉人深怀敌意，她威胁说，谁要帮助红军，就活活煮死谁。 途中的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还怕下雨：草甸本来就难走，天下着雨，脚底下更软、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进泥沼里去。草地上有不少河，有的水浅好过一点，有的河宽流急很难过，如果遇着下雨更难了。身体虚弱，挨冻受饿，禁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几乎每过一条河，即使是一米深的小河，都有战士倒下。 黄克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一次，部队正在淌水过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 不少红军战士在进草地之前来不及磨面，带的是青稞麦。只能一颗颗咬着吃，带的少，就一颗颗数着麦粒吃，尽量节省多吃一两天。咬青稞麦既吃不饱，还难于消化。一般战士准备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这时候 ，草地才过一半。 中国人数代熟知的吃草根、煮皮带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历史的部分。 一开始先头部队还有野菜、树皮充饥，到了后续部队，则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更辛苦。没有能吃的野菜，就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脱下来，还有马鞍子，煮着吃。 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吃的，就将别人屙的屎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麦，或者自己屙出来的，一粒一粒挑出来，洗了再用茶缸煮着吃。喝也是同样艰苦，有的战士，人尿、马尿都喝过。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须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为了御寒，各人穿戴五花八门：有穿着厚衣的，但更多还是穿着单衣或夹衣；有裹着毯子的，也有的披着各种兽皮；有头戴草帽斗笠的和顶着油布、打着雨伞的；有脚穿皮鞋或兽皮靴子的，仍然穿着草鞋甚至赤脚的也不少。 在草地的几天里，脚是湿的，衣服是湿的，到了宿营地，地是湿的，柴草是湿的，身上几乎没有干过，几乎能冻死人。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过草地那些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饱一顿饥一顿，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大部分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却倒下去了。” 草地净是泥泞渍水，一般很难夜宿。在草地里以露宿为多，但得注意睡着后不要跌倒或滚到深水泥沼里去，那就没命了。但是，夜晚太冷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着一些战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着背休息的战友。 在这片死亡之海，红军部队以班、排、连甚至营成建制地牺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红1军团有一个班，整整齐齐地两人一组，背靠着背，怀里抱着枪支，像熟睡了的样子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像这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是成片成堆。 据史料记载，大约有1万多名红军战士长眠于此，而原本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就因为与一方面军分分合合 ，数次翻越雪山走过草地，以至于8万精兵折损近半。 他们的敌人在沿途的风光与山色中。 红一军团直属队过草地粮食准备情况 司令部：125人，15匹牲口，有青稞不到500斤，肉干50斤。 警卫连：120多人，有青稞450斤，肉干78斤。 炮兵营：125人，10匹牲口，青稞600斤。 直属队：共1300多人，各单位筹备的粮食，够用7天。但盐巴很少，羊、牛肉干没有盐，味道很差。 过草地时，决定头牲口带粮60斤，大人带粮25斤，小孩带粮15斤。 廖承志在长征途中画的画。 1933年廖承志参加四方面军之前曾在上海担任海员工会的秘书。据说1934年，有人注意到，他的党员登记表上面写着，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代表，他的母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于是被错控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双手被绑在身后，强迫行军。 想象被改变的过程：红军的六个落脚地 红军出发长征是一次军事与政治的战略转移。但最终落脚点选择在哪里，在哪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却并非一开始就明确的。长征的落脚点乃是在行进中不断选择。 对于红军如何选择落脚点的重要问题，在中共党史和军事史的论著中亦无明确论述，并没有被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关注，因而给后人一种印象，仿佛长征一开始就是为了转移到陕北，或者遵义会议后就确定要到陕北。其实这种理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在长征途中，根据敌我情况的变化，红军不断改变落脚点的原定设想和计划，对此，沿途报道长征的《红星》报上均有记录。从以下的整理来看，红军曾经共有6次选择结束时的目的地的机会。 1、湘西 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1934年11月25日，《红星》报在《以坚决勇敢的战斗，消灭当前的敌人》的社论中指出红军“推动了赣西湘南千里地区中广大群众的斗争，调动与打击了蒋介石及湘粤桂之敌，保卫了中央苏区，配合了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反攻中的伟大胜利”。 2、遵义 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新苏区。1935年1月15日，《红星》报在《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的社论中写到“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新苏区根据地”是“最近政治工作的中心”。 3、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边界 1935年2月10日，《红星》报发表了《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的社论指出：“在我们未到达遵义以前，我们提出了创造川黔边新苏区的任务……但是四川敌人却又动员了较大的兵力来对付我们，使得我们暂时不能顺利的向川南前进。为了不致受川敌的牵制而限制了自己的机动，我们转到了云南边，最后才确定了我们赤化的目标是在云贵川边首先是在云贵边来创造我们新的苏区根据地。” 4、贵州北部 1935年3月4日，《红星》报在《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中传达了建立黔北新苏区的决定，号召全体红军继续打胜仗，以“巩固遵义桐榨完全奠定黔北新苏区的基础”，为“赤化贵州而战”。 5、川西北 1935年4月10日，《红星》报在《一切为着创造新苏区》的社论中提出“目前我们有着顺利的客观条件来创造云贵川新苏区。”5月22日《红星》报发表《迅速渡过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社论，传达了抢渡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战略决策。6月15日《红星》报在报道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夹金山会合的社论《伟大的会合》中又提出新的任务是“赤化全川”。 6、四川陕西甘肃三省 1935年7月10日，《红星》报在《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社论中指出“我们当前的任务就不是为着到达一定的地区而进行长途的行军了，我们现在是下定决心，用进攻的战斗争取与敌人决战的胜利，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还有一个计划中的落脚点不曾被《红星》报所知。在俄界会议上，毛泽东曾发言认为应打到苏联边界去。当时红军大受挫折，张国焘分裂出走，只剩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为了保存实力，当时毛泽东的观点是“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和帮助，整顿休养兵力，然后再求扩大队伍……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 红军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 1936年2月，长征途中，王震与苗族人的合影。一开始，苗族人对红军都很害怕，纷纷从家里逃到山里，躲藏起来。红军长征期间有三分之一的路程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里经过的。代表贫苦阶级的红军和地处偏僻生活艰难的少数民族之间，却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沟通。能不能顺利通过情况复杂的各少数民族地区，就成了长征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红军在长征途中极为重视民族政策，“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这些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句子在当时却是新鲜的口号。 1934年11月底，红军进入湘桂黔边境苗、瑶等族地区时，红军总政治部颁布了《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红军经过苗民地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的牛，这些措施得到苗族上层和群众的支持，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 1935年初，红军进入黔西北、滇东北及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为消除彝族人民的恐惧心理，红军针对彝族的情况印发了布告，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贫民，都是骨肉兄弟。尊重夷人风俗 ，不动一丝一粟。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也就是这份通告首次提到了“长征”两字。 朱德总司令发布的这个《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阐述红军借道北上的意图，严令部队秋毫无犯，并且“没有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在流传下来的关于红军与少数民族关系描绘的基调都是和谐的，但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则是非常紧张的，有些数量较少的先头小部队、掉队的红军在路过彝族区域时，甚至被脱光了衣服。这样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国民党的部队里。不过，红军最终采用了智慧的政策，刘伯承与彝族的头人结拜为兄弟，并提供武器给对方，以借道的方式，红军主力用了7天7夜安全通过。接下来红军就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和方式强渡天险大渡河，攻克泸定桥。 红军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在彝海边杀鸡共饮血酒结盟为兄弟的故事，史称“彝海会盟 ”，这个地方在距冕宁县城28公里之外的群山之中，是一个海拔2280米、森林环抱的高山湖泊，名为“余家海子”，现在当地立有纪念碑，中国的各界领导人包括胡耀邦、江泽民都有题词。不过由于这里路途遥远，来这里的游客并不多；就是专门走红色旅游线路的团队，很多也把大凉山视为畏途。 红色革命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在这一张照片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真实的历史，却远没有这么简单，这么纯粹，其背后蕴藏着历史多元性和复杂性的故事，也并不那 么轻松。当年红军战士陈靖在重走长征路后曾撰文说：“如果说彝民生来就和红军有骨肉之情，红军一到，作为奴隶社会的头人小叶丹就晓明大义，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天方夜谭。”（《解放军报》1987年9月12日） 而中共冕宁县委党史办公室的文章《红军长征过彝区探讨》也承认：“红军以‘统战政策’‘收编’的这支‘游击队’，就当时红军匆匆北上和彝族自身奴隶制度特点而论，这仅是一个封号而已。”据史料说，前头的一、三军团过境后，五军团的部队就常常被彝民们拦住，要钱，要东西。其中也有小叶丹沽基家支的人，而且还打着刘伯承送的那面旗，给了他们仍然不太平，五军团掉队人员就常常就遭到被抢、被扒光衣服的情况。从某个角度来说，“歃血”在当时彝族社会中是相当可靠的，但在关系到枪支问题上，“歃血”却并非绝对可靠 。因为对经常冤家械斗、对外掳掠的奴隶主来说，枪是最重要的。这些后事因为涉及到敏感的“民族政策”并不为人知。 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经过了10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 分别是苗族、瑶族、侗族、布依族、壮族、彝族、羌族、回族、裕固族、藏族 在长征中历时的13个月371天里，其中经历各民族区域的时间天数和所在百分比为： 汉族区域为246天，占66.3%； 藏族区域92天，占24.8%； 苗族区域21天，占5.66%； 彝族区域5天，占1.35%； 回族区域4天，占1.08%； 瑶族区域2天，占0.54%； 侗族区域1天，占0.27%。 过单家集 （原载1937年2月编成于延安的《红军长征记》） 单家集在甘肃省的静宁县西南，是一个较大且富有的市镇，约有四百以上居民，悉是回民。 一九三五年十月一开头，就在部队中进行着广泛深入的争取回民的宣传解释工作，最主要的是号召全体红色战士，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全体红色战士们互相劝勉说：“在回民前面不要说猪呵！”“不要住清真寺呵！”“我们明天到的单家集就是回民地区。” 五号的那一天，东方光露出鱼肚的白色……打帝打打帝，起床号频吹着，我立时爬起。虽有剌骨的寒风， 地面有狗牙式的冰霜，大家也不感觉寒冷。 未几就出发了。我等数人，受领向单家集群众进行宣传调查的任务，先行出发。刹那间便走了二三十里路 ，进入了纯粹回民的地区。夹道群众笑嘻嘻的提壶送水，迎面而来，向我们慰问说：“同志们，今日走那里来 ，辛苦了，喝开水。”“你们是帮助穷汉谋利益的，喝点开水不要钱。”“今年七月间［注：指农历］红二十五军经过这里，同你们一样好。”“我们是小教。”（即回教）我等一面走，一面谈。“这一带回民群众，对红军的认识很好，受了红二十五军经过此地纪律严明的洗礼。遵守纪律，是争取群众的一个重要前提。”—— 一个同志这样的说。 一步又一步前进三十里了，远远看见正前方房屋比栉，烟气接天，人山人海的群众，老的、少的、男的、 女的，箪食壶浆的，提茶荷水的，拥挤成群。我们越走越近，越走越起劲，看见群众的热烈越兴奋，数里路的开阔地，俄顷就走到。我叫了一声：“穆斯林（称呼回回的）吃了饭吧？你们这里是单家集吧？”群众破口大笑答道：“是的。”“我同你们来讲讲话。”观众蜂涌而来，注目倾听。我们说到借宿营地一事，众答：“前几天就知道了，红军曾经过敝地，我们自己洒扫恭候！”说道向他们采买粮食菜蔬的时候，咸称尽有尽卖。说到汉奸卖国贼马洪［鸿］宾等对他们的欺骗压迫，更是怒愤冲冠，巴不得红军把这些家伙一手生擒活捉，斩草除根。 我受一个年近耳顺的回民，邀入他的家中。他家大小鹄立熟视，长者请我上炕，幼者捧水上来，真是如兄如弟的亲热、和蔼。看着他们衣食住地的清洁，确为普通居民中罕见。没有面垢不盥，衣垢不洗的人。食物异常干净。用具条理有章。卖了两个馒头给我吃，津津乎有味。 大部队来了，满街塞巷的群众，霹雳啪啦的炮竹声，“同志们辛苦了”的慰问声，“为回民谋利益，争取回民的解放……”的回答声，连成一片。顿时间空气紧张，热闹喧天。为红军行入回民地区的热烈的第一遭， 使最富阶级友爱的红色战士们，分外兴高采烈，喜跃欢呼，连一个“聋古”（即聋子）的运输员，都发笑不已 ，挑起担子走跑步。观众见之，莫不敬爱，称赞红军之和蔼友爱。 我们的朱主任（瑞）特请来了两员“穆斯林”，身穿青衣衫，年近半百，嘴蓄着胡须，头留尿牛松，体格粗壮，精神魁伟，能说汉语，更熟回文，态度敦睦，礼节隆重。与我朱主任谈的是共产党红军对回民的政治主张，以及回民的风俗习惯。因天将黄昏，这两员穆斯林，坚要回去，照常念经。不肯在部餐宿，遂欢送而返。虽近一小时之久，其结果却甚圆满。 转瞬间，过了一晚，部队继续北进。红色战士们，照老例将借来的东西物件（如木板等）均如数奉还，地也打扫清洁，进行热烈的道谢。大家又亲爱的分别了。 *作者：翰文，全名谢翰文（1908－1942），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次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学校宣传科科长。 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从去年八月任弼时同志等率领第六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起，接着就是十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今年三月，川陕边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 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第四章 山河赤化史：从东南到西北 70年后的今天，看着地图上那些用红色箭头指示着的长征路线图，它们像蜘蛛网似的散布在中国的大半个国家，十几个省区；再想到红军在四川通江县留下的那条每个字高5.9米，宽4.9米、历时两个月才完成的巨幅石刻“赤化全川”，还有那沿途数量多到无法计算的红色标语，就可以知道，红军的力量是多么的顽固和深刻，换句话说，长征也就是一次改变中国山河颜色的红色大迁西。 长征的胜利，给共和国留下了一些经典的红色地理名词：老山界、大渡河、娄山关、赤水、金沙江、夹金山、泸定桥、腊子口、乌江、草地、雪山……这些地方发生的故事出现在共和国的中小学文科教材里，对后代进行了大好红色山河来之不易的启蒙教育。 长征是上世纪30年代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在中国地理大棋局上的一次大博奕，也是一场较量意志与判断、天时与地利、信心与计谋的棋局，胜负分际存于微妙一线。长征，既是军事斗争中的探索，也是地理发现中的探险。当毛泽东吟出那首著名的《七律·长征》，这首诗里提到了长征路上从东到西的6个地点，经过二万五千里的探索，他或许已经对这片山河有了非同一般的感情。 长征初期，红军凭着本能向他们陌生的五岭前进。他们手上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地图。70年前红军曾穿越的五岭，是一片破碎的山地，一般海拔高度在1000米以下，较高的达2000米。作为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五岭既是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也一直是湘赣两省和“岭南”两广行政区域划分的依据。整个区域东西长约640公里，南北宽约310公里，逶迤的大山，错落的河谷和盆地。 长征胜利后，毛泽东用“五岭逶迤腾细浪”的豪迈来描绘那段曾经艰苦的行军。 最终红军在五岭里左冲右突，迂回转战两个月，为了不暴露行踪，其中大部分行军是在夜间。而红军选择往五岭进军，很大程度还因为它远离了各省军阀的势力中心，直至今日，五岭山地依然是湘、赣、桂、粤四省的边缘地带。 在湘桂走廊西侧，越城岭北端湘桂交界处有一大片丹霞地貌。如果用欣赏景色的眼光来看，那里群峰林立，形状各异，色彩瑰丽。而长征时的红军也许根本来不及细看他们身边这些美景。在《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作者索尔兹伯里的眼中，这种景致有着几分肃穆，“沿岸石山林立，有如徘徊的鬼魂。”图片摄影/张小宁 红军向湘江的这块铁三角地区集中，此处酝酿着长征以来的第一场大战——湘江之战。湘江流域是广西到湖南的主要通道。桂林境内遍布圆锥形的石山和云雾，障眼的巨岩直插云霄，指向天际。湘江沿岸百山林立，都是坚硬的花岗石山峰。 越城岭与都庞岭之间的湘桂走廊，很可能是中国近70年来最惨烈的一条“走廊”。8万多红军在蒋介石约40万兵力的围攻下，德国人李德梦想以这些战士的血肉与委员长的铁军对抗，一场硬碰硬的战争开始了，双方伤亡血流成河，红军最后锐减为3万余人。 惨烈的湘江之战后，红军不得不退入深山区，翻越老山界，进入湘西南。 老山界——五岭山脉之一的越城岭，是红军出江西后第一座难行的高山，海拔1860米，前往华南第一高峰的五岭主峰猫儿山必须通过它。这里山势陡峭，群峰林立，人烟稀少，是瑶族聚集区。国民党军很难上来，饥寒交加的红军，不得不爬这座大山，来找到新的退却路线。 就像打电子游戏冲关那样，红军沿途需要不断克服更大的困难，而险峻的老山界正是湘江战役之后的再一道地理难关。在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学生们都要学的，名字就叫《老山界》，作者陆定一，讲的是红军翻越此山的惊险故事。而毛泽东也著诗感慨，“山，快马加鞭未下鞍，再回首，离天三尺三”。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了红军在后面还翻越过海拔比老山界高两倍多的雪山，也许会怀疑这些描写是否过于夸张。但当时对于红军来说，老山界是他们碰到的最难过的山峰了。 红军在西南山区的行军路线，从现代旅游的眼光来看，是一条历史、地理、人文都非常丰富的路线。有号称藏彝大通道之称的大渡河谷（1935年5月红军在此强渡大渡河）、康熙年间的泸定桥（1935年5月28日红军飞速行军抢夺该桥的控制权）、著名的茶马古道（红军的路线有不少是与之重合）、大熊猫的故乡穆坪蜂桶寨 （1935年6月红军主力从这里快速通过，没留下更多记载）……频繁的短暂的紧张的遭遇战和急速行军，使得红军无暇去欣赏身边的美丽山河。 如今这里的不少地方也逐渐被开发成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为了跨过长江进入四川，毛泽东选择的路线是：从黔北的赤水河到川西的大渡河，围绕四川盆地画了一个大大的“L”形。但在土城一战，红军伤亡巨大，损失惨重可与湘江一战相比。 土城位于黔西北，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自古就是川盐和川货入黔的主要集散地和咽喉要道。土城和赤水均位于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山脉绵延，交通困难，陆路运输以人背马驮为主，不利于红军大兵团运动。 大渡河，被后人称为“翼王悲剧地”和“红军胜利场”，这个对比似乎显示了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红色军队攻无不克。 百年来这里历史上发生过两场悲壮的战役。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这里发起了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战役，为北上打开了通道。由此上溯73年（即1863年），也是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安顺场惨遭覆灭，4万将士的鲜血染红大渡河水，石达开本人也在成都遭凌迟而死。 在众多两山夹一川或两川夹一山的险峻地形中，由大雪山和邛崃山相夹的大渡河谷最富特色，它不但是红军北上的主要通道，也是汉民族农耕文明和藏羌民族游牧文明的分界线，著名的古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与河谷走向相重叠。 自史前时代起，这里就是中华各族往返迁徙的大通道，史称“横断山民族走廊”，社会学家费孝通则明确提出命名为“藏彝大通道”。 自大渡河谷往西的若干走廊，行者主要是藏人和彝人。作为民族分界的交汇地，这里成为丰富的文化积淀带，有古老的文化渊源，复杂的人文生态。在汉民族的迁徙流动中，大渡河谷成为他们行为和心理最西的边界 ，无论是石达开还是毛泽东，莫不如此。 这里也是民族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例如在丹巴和小金，沿路都能看到成群的碉楼，清朝乾隆“十大武功”中耗资最巨、耗时最长的大小金川之战就发生在这一带，因此垆定和打箭炉（康定）自古就是军事要冲。明代的作家罗贯中和吴承恩，他们话本小说的许多故事和人物就出没在这一带，这些曾强烈地影响过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用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叙述就是：“毛发现自己进入了儿时心爱的书中所描写的场景，就好像一个英国人突然回到了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的时代一样。” 现在的喜欢奔走在这些要道上的现代游者们，则将此地与电影《指环王》中的场景来比拟。 大金川是大渡河的上游，也是红四方面军曾战斗过的地方。这里有雪域高原规模最大的雪梨产区，每当春天来临的三月，咯尔、神仙包、河西万亩梨花同时开放，绵延百余公里的大金川两岸粉装玉砌，像一条洁白的哈达，每一寸土地都淋漓尽致地展现着大金川雪域高原的壮阔与秀美。王建军摄影中国国家地理 红军强渡大渡河之后，有个小古镇可以说说。 磨西，红军主力必经之地，位于泸定县西南部“蜀山之王”贡嘎山主峰东坡，是当年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从这里往西可以抵达拉萨和尼泊尔。磨西，虽然是在藏区，这个地名却来自古羌语，意为“宝地”。古镇旁的摩岗岭上还遗存营盘大道，是清军入藏征剿准葛尔部和廓尔喀入侵的行军大路，至今仍可通行，这条路也是明代茶马古道（黎碉道）的主道。1935年5月28日，杨成武的红四团就是经这条路飞赴泸定桥的。29日，连续行军三天的毛泽东曾夜宿磨西天主教堂的神甫房。并与同事们开会确定了红军不去康定的决议，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两万红军将士冒雨经过磨西，如果有人讲过这个地方的历史背景，行军路上红军部队里的知识分子经常会给战士们讲点故事，相信听者一定会感受深刻。 据后人分析，毛泽东和他的红军此时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是从泸定沿马帮的山路直取丹巴进入藏区，这条路最近，约200多公里；二是翻二郎山走天全、穆坪（宝兴）原邛崃茶马古道北线，再翻夹金山进入藏区，这条路大约500里-700里，且不太好走；三是出雅安沿邛崃山与四川盆地边缘北上松潘。 第三条线将与国民党部队遭遇，不被考虑。可选择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路线都是中国重要的人文地理线，即汉民族与西部少数民族的分界线。其中第一条仍属大渡河谷，泸定以上已是游牧区，这不是毛泽东愿意接受的；第二条即纵贯邛崃山系的夹金山脉，几十年来，很多中国人都把夹金山理解成红军翻过的一座山峰，其实它是一条山脉，从小金县一直向南延伸到天全县，长约200公里，这一线是藏羌汉杂居区，生产业态是农耕和游牧的混合型，是国民党军事力量和地方军阀的薄弱区，成为毛泽东所能选择的最接近汉民族生活区、又能避免与敌主力遭遇的生存线。毛泽东最终选择的就是第二条路线。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邛崃山系的二郎山向天全进发。1940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和叶浅予来到二郎山绘画写生，饱赏美景，回去后广为传播。二郎山才始为世人所知。 但红军行走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路。与这条路命运相关的另一个人，并不知道十五年后，会重返此。跟随翻山的人中的红军指挥员张国华，十五年后，他后来被授予中将军衔，接受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使命，1950年4月，他率领第18军3万人马再次翻越二郎山向西藏进军。这次毛泽东给第18军的指示是“一面进军，一面修路”。 经过四年的时间，以18军为主力的筑路大军将公路修到了拉萨。1954年12月25日，康藏公路（即后来的川藏公路）通车。这条公路现名国道318线，它的建设过程堪称人类公路史上的壮举。 就像当年康熙修泸定桥使大渡河上的传统渡口从此冷落一样，川藏公路的建成，也使泸定桥的交通价值退居其次，更多地显现文物价值，茶马古道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世界上最险峻的公路，川藏线缩短了西藏与内地的距离，它联通了大陆与西藏的直接联系，使北京的指挥系统与军事直径达至西藏全境。而修建这条公路的，正是当年亲身走过这里的长征红军将士。 四川一侧的金沙江岸没有云南那样的金色沙滩。船到了对岸缓缓地靠近石滩，狭窄的石滩很陡，坡高约有6米多。有一条羊肠小道从江岸通向另一处更高的石坡。几乎找不到驻扎部队和存放给养的地方。坡面上有几代船工打出来的十一个沙石洞。洞很小，里面黑暗、阴森，洞外是条从峭壁上开出来的小路。住在洞里可以躲避 空袭，1935年5月4日过江的红军总部就设在这些洞里。毛泽东和周恩来各占了一个石洞，其他指挥员、电台报务员、警卫人员以及中央机关其他人员也都分住在沙石洞里。 1936年4月，红军二、六军团长征经过中甸，红军将领贺龙、萧克亲临松赞林寺拜访活佛、喇嘛，并题赠“兴盛番族”锦幛。松赞林寺开仓放粮为红军筹集粮草二万余斤，使饥饿的红军能够继续北上。松赞林寺，又称归化寺，位于中甸县城北面5公里的佛屏山下，是公元1679年五世达赖和清康熙皇帝敕建的著名康区“十三林”之一。它不仅是云南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还是川滇一带的黄教中心。 地广人稀，雪峰连绵的川西北高原历来为兵家活动之大忌。尽管当时毛泽东并不知道红四方面军的具体位置，但他决定率领红军翻越夹金山去汇合他们。 这里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陡然升起的过渡地带，岷山、邛崃山、大雪山等一系列山地环绕着这里的森林，岷江、大渡河、雅砻江切割着这里的土地。历史上这里南北分布的河流曾经是一条条民族迁徙的走廊，人们翻山越岭是为了逃避战败后部族的毁灭，有的在这高山峡谷中找到定居之地，有的则继续向南迁徙。而红军则要经过这里向北迁徙。 毛泽东选择了一条靠近汉族地区既不太近也不太远的边缘地带来翻越雪山。根据综合统计，各路红军一共翻越了8座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雪山：夹金山、梦笔山、亚克夏山、昌德山、达古山、虹桥山、鹧鸪山、巴朗山。 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山下是原始森林，上世纪初，曾写过《登临中国西部阿尔卑斯山》的美国地理学会教授罗林·夏柏林最后因自己未能走进这片神秘的山麓而遗憾；二战中驼峰航线向北延伸后，美国空军曾有30架飞机在川西山地坠毁，如今夹金山的大雪塘还散落着飞机残骸。 亚克夏雪山是毛泽东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也是红军往返翻越次数最多的一座大雪山。这里海拔4443米， 纪念死亡的“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就在附近。 梦笔山是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二座大雪山，它位于小金县与马尔康县交界处，海拔4470米。 红军过草地的惨烈，同样也被书写进了中小学的语文教材里，以刻骨铭心的情节来传播革命先驱者的伟大故事，以至于多少年来，每个受过基础教育的中国人只要听到“草地”这两个汉字，首先想到的仍是长征。 过草地，被形容是长征中最艰难的7个昼夜。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内数次过雪山草地，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 这片草地在地理学上说应该是高原湿地，为泥质沼泽，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 ，横宽300余里，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而红军过的草地主要是指现在的四川省西北的若尔盖地区，历史上一直被松潘县管辖，所以又称为“松潘草地”。 这片草原也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而红军也将在这里走过一条生死线。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伟大的道路》中勾画了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地带：“大草地位于康藏交界地区的高地上，一望无垠，广袤达数百英里，全是没有路的沼泽地带。走了一天又一天，极目四顾，红军所看到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没有别的东西，而野草下面则是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死草堆上又长出了大片野草，谁也说不上是不是几百年来就如此。大树小树一概没有，看不到鸟类飞翔，听不到虫声唧唧，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找不到。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夏天任凭狂风暴雨冲打，冬天任凭大雪覆盖。天空永远密布乌云，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 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 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经过草地的。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只过了一次草地，而红四方面军则是三过草地。 如今的若尔盖-松潘大草原已经很难看到沼泽，上个世纪中叶人们为“向大草原要良田”而做出的愚蠢举动破坏了高寒湿地脆弱的生态系统，目前，这块亚洲最大的自然湿地正面临着不断沙化的威胁。 在松潘有个占地20万平方米的红军长征纪念碑园，最高的红军铜像双手呈“V”字形高举，一手执步枪，一手执鲜花。据当地人称，除了国内游客外，国外来瞻仰红军金碑最多的是以色列人。 过了草地，顽强的红军胜利地从中国的西南角转移到了西北角。1935年-1936年间的中国西北角，在《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笔下，是一个经济价值甚微的地区，“比平津及沿江沿海一带，肥瘦之差，直不可以道里计 。”此时中国的西北也在日本关东军的觊觎之下。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红军在这里开拓了一个新的局面。 中央红军长征雪山草地图制图/中国国家地理 中央红军经过的雪山、草地全部位于川西北高原地区，它是青藏高原东南缘和横断山脉的一部分，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央红军要北进甘南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从成都平原西部的邛崃到都江堰，然后沿岷江河谷北上到松潘。这条线道路条件好，给养充足，但由于川军的封锁，无法通过。从大渡河峡谷沿河而上，经丹巴到小金这条线路程较短，可以不用翻越夹金山，但由于地形狭窄，补给困难，沿途遭受攻击的风险很大，因此很难通过，最后中央红军选择翻越5座大雪山的路线是一种不断修改的折中方案，虽然最终还是被迫穿越大草地，但避免了从腹心地带最长的路线通过。 长征10秘境 1、1934年红六军团和中央红军曾先后两次过九嶷山。它的知名度超出了五岭中的任何一岭，位于湖南宁远县南境60里，纵横200里。它有形态相似的九大奇峰，峰峰耸立，互不相连，挺拔俊秀。九峰之外群山莽莽，重峦叠嶂。舜陵相传在主峰舜源峰下，幸存陵碑。毛泽东在1962年仍对九嶷山的风景怀念，写下“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的诗句。摄影/何东安 2、红军在云南入川的门户桐梓开进了一个神秘的王国“仙女洞”和“天门洞”。这是一个地下的巨大石灰岩溶洞，洞身深邃，岔道横生，还没有人进去探过路。据说天门洞是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溶洞，它的主洞可以容纳几万人。仙女洞和天门洞这样的人间奇境在二次大战中出了名。当时国民党为了避开日本人的轰炸，在这个偏远而隐蔽的地方建了兵工厂和地下发电厂。1936年西安事变时劫持了蒋介石的“少帅”张学良曾被押来囚禁在这里，看守们令其在洞里不断地转圈，直到他晕得辨不出方向，才让他出来重见天日。 3、安顺场至泸定桥全程320里，这里的所谓路，有时是绝壁上硬凿出来的栈道，有路，也只是蜿蜒缠绕、忽起忽伏的羊肠小道，左边是刀劈一样高入云端的峭崖陡壁，虽是5月深春，山腰以上却堆满了银光耀眼的积雪。这里的积雪终年不化，走在中间，寒气逼人，再往右看，大渡河汹涌澎湃，它像一条宽阔的白练，盘桓在数丈深的峡谷里，闪着寒光，吐着白浪，令人心惊目眩，稍不在意，就有失足落入这万丈深渊的危险。 4、从梭磨到莫牙寺之间的白龙河的栈道。栈道往往离开水面一二十丈高，位于危崖的山边，以木桩钉于人工打好了的石孔中，上面铺以木板，仿佛像桥一般。河两岸均是石崖峭壁，河的面积，阔的地方，有数丈以至数十丈，狭的地方不及一丈，不管人马堕与其中均无挽救的可能。红军中固然有不少的人在书报里杂志上看过栈道的照片，但尝过走栈道的滋味的人尚没有，于是由惊奇变为喜悦，急于看栈道开开眼界为快。 5、莫牙寺是一所很不错的喇嘛寺，据说有喇嘛四五百，但军队则可以驻六七千人之众。寺内陈设，异常雅洁，每间喇嘛宿舍门前都有一个小花园，种植一些红白菊花、向阳、牵牛、葡萄等。红军到时，正当菊花盛开的时节，景色美艳。厨房、厕所亦非常洁净，比诸普通藏民住的房舍固胜数倍，就比诸中国内地老百姓之房舍，也优胜得多哩！红军队伍为了收容落伍人员和消除疲劳，除先头部队一军团外，其余均在莫牙寺休息一天。 6、宝兴县南部灵关，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红大学员到达这里均有豁然开朗的感觉。灵光青山绿水，地处夹金山到川西平原的最后出口，人口稠密，特产丰富。纵横的田野里，铺满青枝绿叶的小春作物。周围的山丘上，松柏繁茂，飞鸟成群。蓝幽幽的河水，泛起花纹般的微波，缓缓流过。好一幅田园风光，绝妙景色。任荣将军回忆说，长时间在雪山草地风餐露宿，突然来到这美丽如画的地方，真使人心旷神怡，就好像回到了久别重逢的家乡，感到无比亲切和喜悦，一切沉重的压力都烟消云散了。 7、白石铺溯岸北行，路尽在悬壁上，马不能行，步行也须小心，愈走愈高，仅行15里，至大石堡。大石堡在山腰上，其东边接悬崖万丈之“藏王寨”。寨由石灰岩组成，有十数里之广，高耸云际，四面皆绝壁，除二小径处，决无路可登。相传唐玄奘取经，曾驻足于此。又有传说：蜀汉刘备曾在寨上留住，但都无可信证据。寨上也有居民，也务农，并有极美之泉水，野产党参甚多，运销江油中坝。惟寨中人与外间少来往，赋得道多助捐役，所负也少。此地可当得陶渊明所理想之“桃花源”！ 8、1935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11师进驻四川茂县东南的千佛山。千佛山是川西平原，可俯视成都、绵阳，红军控制这里，敌如悬斧门上。北面是北川河谷和土门要隘，如被敌控制，红军向松潘、茂县、汶川、理县发展的西进通道就会被切断。千佛山高峭险峻，山下是夏天，山顶是冬天，雨多雾大，穿皮大衣才能耐得住高处的寒冷。山头有座小庙，建造得很有气派，因久无人迹，早已是断壁残垣。地形对红军防御很有利。11师依据险山陡崖构筑了多道防线，工事极为坚固。这一带像原始森林，野猪成群出没，红军常猎为美餐。后来的连天炮火大概是迫其迁移的原因，再少见其踪影了。 9、大雪山为鹿头山脉之一段，山以东为涪江流域，山以西为岷江流域，分水处，不过十数丈，而两河愈去愈近，涪江南入嘉陵江以出重庆，岷江南行至灌县分岷沱二江，各出滤县、宜宾，诚所谓差之毫厘，失以千里，人事分野，亦往往如此。其东南有一水成岩高峰，终年积雪不化，名“雪宝顶”，过雪山者，皆能望见。举 目四望，群山皆低，所谓“只有天在上，嶙嶙万山低”者，凡曾过雪山顶者，皆能领略此中真义矣。 10、长征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文书、译电员李布德1936年4月曾创作一首“夜过党岭山”：“红军长征举世鲜，铁流夜过党岭山；巍巍群峰银龙舞，英雄大战鬼门关；弥谩瘴雾何所惧，北上抗日志更坚……”党岭位于四川丹巴县边耳乡境内，巨大的垂直高差形成幽谷深邃、千刃壁立的高山峡谷景观。独特的地质、地貌与气候条件使党岭景区至今还保存着原始状态的自然生态系统，保存了大量第四纪以来（距今250万年）目前多数地区已绝迹的珍稀动物、植物、昆虫等活化石，成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地质历史博物馆和物种基因库。同时也是全球生物地理区域中的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党岭景区特殊的地质、地貌和各种丰富的自然资源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吸引着动植学家和探险家的目光。 第五章 1935式布尔乔亚们 红军长征的路线，自江西于都出发后，一直是小心翼翼沿着两个省份交界的边缘地带行走。只有贵州是个例外。红军在贵州呆了半年的时间，从1934年12月占领黎平开始，到1935年4月离开贵州盘县，红军的足迹几乎踏遍了这片以喀斯特地形为主的高原，而且还三度占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 或许是因为考虑到了城市的复杂性，以及红军战士的组成多数是还没到过大城市的农民。1935年1月5日，兵临遵义城外的红一军团，特意制定了《关于进入城镇执行政策的规定》，要求“城市部队不准驻商店，其余部队集结在城郊宿营；进城人员要有整齐的军容；在城市里打土豪必须经过详细调查和政治机关批准，才许可进行；严禁在城市或城郊乱解大小便和乱扔脏物。” 最后一条非常重要。对于一支一九三零年代的农民军队来讲。 在红军主力进入遵义的时候，又制定了8项注意，再次提到了“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整齐武装服装” ，并增加了“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无事不要到群众家里去”等规定。 红军的遵义生活 杨成武这样形容红军长征途中进入的最大的城市：“经过战斗洗礼的遵义城，沐浴在朝霞中，我们看到，楼房鳞次节比，街道宽阔，店铺很多，有的已经卸下门板开始营业，鲜红的桔子，松软的蛋糕，装潢华丽的云 烟和装潢古朴的茅台……真是琳琅满目，呈现出独有的景象。”大城市让整日钻在大山里打仗的红军战士倍感新鲜。 第一次进入遵义时，红军一共呆了10天。红军的最高领导人都在忙着开会，普通将士则尽情地享受这大城市的繁华。据说红军开进遵义城后，全城有3种店铺门庭若市：一是洋货铺，套鞋、面巾全被售卖一空；二是书店，遵义城有书店3家，间有上海、南京之杂志出售，此三家书店之新旧书籍、铅笔、抄簿也被售卖一空；三为酒肆，全城面馆、酒楼，都比以前赢利3倍。而遵义城中的酒肆均为川菜口味，有回锅肉、辣子鸡及各种泡菜等 ，价格便宜，非常受江西湖南籍贯的红军将士喜欢。 红军到达遵义时，每个战士都发了一、两块银元。当时在遵义，一块“大洋”可以买到五六斤猪肉，或三四斤盐巴（此地盐比肉贵），或两三丈布匹，或一斗多米。市内的一家“太平洋药房”，药品也比较齐全。 这是如此令人难忘的十天，甚至让红军干部团随军委纵队的何涤宙形容他在遵义过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 他在日记里这样描绘：“晚间坐在洋房子里，烧着白炭，靠在摇椅上，看从土豪家拿来的画报，我是布尔乔亚了。”“夜晚团部送来一件皮袍做大衣，都是打土豪来的。”“群众大会，成立遵义革命委员会，大会场在中学校的操场，很多人第一次见到朱毛的庐山真面目，‘毛泽东原来是个白面书生。’有的群众说，原来他以为朱毛一定是国民党所画的那样青面獠牙的。” “大会结束，台上宣布遵义学生与红军比赛篮球，并传知要我出席参加比赛……篮球场已挤满看客，穿着高领细袖裹身长衫的遵义学生队已一条一条如鱼一般地在场上往来练球。自然双方都是一时之选，初次比赛，谁也不肯示弱，我们还是以前在中央苏区打熟的一队，球艺彼此知道，传球连络，素质不差，银笛一响，双方遂开始正式比赛。红军打仗是百战百胜，只打得学生队只有招架之工，没有还手之力，的远射更使遵义队无法应付，·t矫捷，更使丈二和尚摸不到头绪，两场终结，十二与三十之比，红军胜利了。大概是·t在场上英文说得太多了，当我们出球场时，听得学生们纷纷的私议说：‘他们都是大学生呀！’” “晚上开同乐晚会，还有女学生跳舞，都是‘红军之友社’的学员，是遵义的摩登女子（但同画报上比比上海的摩登女子，摩登程度，至少相差十年），我们还是热烈的鼓掌，因为听说这两位，还是遵义有名的舞星 。我们大家要求肖队长来一手，莫斯科带来的高加索舞，虽然个子大些，但是舞起来竟非常轻巧，这才是艺术的跳舞，女学生算是今天开了洋晕。”…… 何涤宙的这些日记，寥寥几笔地把他在遵义的布尔乔亚生活写得很生动，让人简直忘记了红军还是在长征途中。何涤宙曾是国军52师工兵营长，黄埔2期学生，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被俘，担任瑞金红大教员，讲授苏军战斗条令。参加了长征，到陕北后，是军委任命的红军大学训练处副处长，处长刘亚楼。在长征日记显示出他的生活待遇比很多军官都高。但是此人后来就消失了，有种说法是抗战爆发后他就回乡了。他在长征突破乌江战斗中还是架桥的主要功臣。 遵义老城天主堂内景。红军的将领曾经在这里开过大会，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专门采写了红军将领在遵义的居住环境：红军的司令部设在遵义最好的房子、一个自由商贾和银行家柏辉章的家里。这是一座三十年代中国军阀的典型住所，二层柱廊式的灰砖建筑，屋檐略微突出，楼上有带顶篷的阳台，结合了中国传统建筑和少许西方建筑的风格，里面是沉重的中国古式红木家俱，中国式的屏风、轴幅和小巧的暗房。中央军委和第一方面军都在这里设了办公室。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住在二楼一间靠阳台的舒适房间里。邓颖超记得她曾站在二楼阳台上摘槐树叶子。她这时还患着肺结核，咳血。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也住在柏宅。另外还有刘伯承和其他军事指挥员，如张云逸、彭雪枫等人。彭德怀、刘少奇和李卓然也在这儿住过 。毛泽东则和王稼祥、洛甫（张闻天）黔军一位旅长易怀之的房子里。这房子是砖砌的，二层有带顶篷的阳台 。毛的妻子贺子珍和其他养病的妇女一起住在遵义第三中学。 《遵义日记》（一篇）何涤宙 我记不清那一个月那一日，只因为遵义十天的生活，是在长征的行军生活中划分出来的，所以到现在还是深刻的记忆着。这十天中没有行军的事，没有打仗的事，享受着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一年另一个月的长征生活中一段特殊生活。 进遵义因为昨天赶到团溪已经下半夜，又是住在王家烈的一个政训处长家里，吃的东西太多，大家直闹到天明才睡，团部允许我们，只要我们今天到遵义，因为第二师昨天已经进了遵义。从团溪到遵义只有四十里路 ，所以在下午一点钟我们才开始向遵义前进，到遵义已经将近黄昏了。 萧队长说：我们乘这个机会带学生逛街，省得明天学生借故请假出来逛街。谁不想看看遵义全城情形，忘记了腿酸，忘记了疲倦，整起队伍，齐着步伐，从新城到老城，从大街到小巷，将遵义走个遍。 遵义确实不坏，大街上的铺子一间挨一间，只是比较大的铺子，家家门口挂了“溃兵抢劫暂停营业”的牌子，从被刨坏的门板里，还看见柜台里凌乱狼籍的模样，似乎要我们替他向王家烈算账的神气。 进街上馆子早起无事，学生们正在拭枪洗衣服，就约同萧、苏、冯三同志去逛街，买了一些应用的东西以后，大家不约而同的找东西吃，问了老百姓，知道有川黔饭店，规模最大。到川黔饭店，因为过早未开张，同掌柜商量，掌柜很客气，让我们上楼到雅座，代我们点了他们的拿手菜辣子鸡丁，醋溜鱼，血花汤等六七个菜 ，一边同我们谈着王家烈的苛捐杂税，弄得商人没法做买卖，我们也告诉他红军的主张，不一时菜来了，一盆辣子鸡丁，堆得满出来，味道确不坏，大家都很满意，吃完算账，三元多，我们唯一的土豪S.t.同志没有来，在座几个人谁也当不了这阔“主席”，于是大家凑钱，伙计看了很诧异。 但是并非所有的红军战士都进入了遵义城，更多还是驻扎在城外郊区。撤出遵义不久，红军又来到了另一个城市桐梓城。桐梓城是地方军阀王家烈的老家，传说中夜郎自大的夜郎国最早就建都在这里，也是不少小军阀的栖身之地。1935年1月9日，红军四团占领了娄山关之后，趁胜又占领了桐梓城。根据杨成武回忆录，当时这座城市已经有2万人口，城市建筑不亚于遵义城。而且桐梓城有个特点，就是小洋楼特别多，皆因每个军阀都为自己建造了一栋小洋楼，约有数十座，式样都是第二层有个阳台，一幢幢特别讲究，知道红军要来，住在洋楼的达官贵人全都逃跑了，留下了空楼，正好成为红军的宿营地。 特别让红军感兴趣的是，小洋楼里都有电灯。红军战士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出身，从来没有见过洋房和电灯，感觉都非常新鲜，有的战士还专门跑到电厂去看发电机是什么样子。但是电厂老板说国民党抢走了他们的汽车，发电机用的煤都没了，没法发电。 于是刚刚住下的红军战士们为了能在晚上看到电灯亮起来，就组织起来突击运煤，忙了两三个小时。可是他们还没等看到电，就又立刻接到命令要再次出发。 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一共攻占了44座县城 湖南省有5个，分别是宜章、临武、道县、江华、通道； 贵州省有20个，分别是黎平、剑河、施秉、镇远、余庆、黄平、台拱（今台江）、瓮安、湄潭、遵义、桐梓、习水、广顺、定番（今惠水）、长寨（今长顺）、紫云、贞丰、安龙、兴仁、兴义； 云南有10个，分别是扎西、曲靖、马龙、马甸、嵩明、禄劝、武定、元谋、宣威、东川（今会泽）； 四川有8个，分别是德昌、冕宁、越西、芦山、宝兴（穆坪）、天全、懋功（今小金）、泸定； 甘肃有1个，为通渭。 第六章 红军食谱 麦面疙瘩汤+小馒头+羊肉烩苤蓝+野韭菜+野蒜+野芹菜 臭蒿子+牛耳大黄+豌豆苗+胡豆苗+鸡蛋汤+白糖粥 采来豌豆苗熬汤+小麦面+蘑菇汤+洋姜+蛋蛋炒米 中坝腊肉+青稞+牛皮带+枪皮带+旧牛皮鞋+茶膏+豆角 牦牛肉+茴茴草+松菌+清水煮树皮、草根+羊肉+洋芋 黄豆+酥油糌粑+蒲公英叶子+荀麻苞谷+绿豆+宣威火腿+马铃薯 青稞面馒头+红烧猪肉+鸡蛋煮挂面+糯米腊鸡+皮蛋+小米+南瓜 油鸭子+炒麦子+野菠菜+包谷糊+油泡香肠+油煎糖饼子 玉蜀黍+桐油炒狗肉+蜜糖蕨根酸梅 这是从各种回忆红军长征的记载中找出来的部分食物单子，有野菜也有上好的腊肉。长征一路上从东南行军到西北，沿途移风易俗，红军的胃口也不断在调整，而最重要的却是红军的胃口不得不一再缩减，这是由于红军是一支非政府补给的国家部队，并且长期在外行军，给养完全跟不上，所以食不果腹地行军作战，成为经常的事情。 在长征中，“吃”，毫无疑义地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包括“吃什么”和“如何吃”。几万人马，粮食自筹。在不同的地区，还得入乡随俗，适应新的饮食环境，甚至还得亲自动手收割粮食，采摘野菜。 在长征初期，红军将领肖锋听到战士们议论：在白区作战，比在苏区吃得还好一些，就是粮食无保障，老是饱几顿饿几顿。在红军的部队进入西南之后，在将士们的日记或回忆录里，关于缺粮少食的内容逐渐增多。可见食物已经越来越成为心头大事。 当时担任周恩来的警卫员顾玉平回忆说，长征中大家吃的是“包子饭”，就是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周恩来和他吃的都是同一种菜，一样的分量。长征途中只有李德有专配的炊事员，其他领导人与士兵吃的是一样。 最有意思的细节是南方的厨子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全都一筹莫展。长征中担任炊事员的大多是江西出来的老战士，到了西藏境内，他们在此之前从没见过青稞麦，也没做过玉米饭，于是只好动脑筋想办法学习新的做饭技术，于是炊事员每到宿营地，首先就忙着到处找碾子推磨。 红军自从进入黔藏地区，吃大米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在贵州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科长谢扶民在日记里写到与苗民购买糯米的事：“买到的都是糯米，有的单位不愿意要，一来因为米好花钱多，二来有人说吃了糯米腿发软，走不动路。但经过了解，原来这里只产糯米，别无它粮。大家只好说，‘好吧，就算过一个年节吧！’”籍贯来自东南地区的战士，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吃糯米。红军这段路程多以苞谷、青稞麦为主食，一直到了渭河南岸，才吃到久违的大米。 有一个用行政命令解决水土不服的故事：长征刚进到藏区时，部队里主要吃的是酥油糌粑，这是一种把青稞麦炒熟后磨成粉子，用酥油拌和，盛在木碗里用手抓着吃的食物。但一开始，来自江西湖南等外省的红军战士都吃不惯那股腥味，不愿吃，各部队政治机关只好专门发了材料，解释说藏民的这种食物其实对身体健壮是很有好处的，鼓励大家吃下去。 除了沿途打土豪接济部队之外，红军的途径还有从打败的敌人那里获取食物。有则关于食物的笑话在路上流传：红三军团在渡金沙江前缴获了一些铁桶饼干和罐头，时任11团政治部主任王平不知道罐头是何物，就随手扔掉了，被懂得一些外文的政委张爱萍拣到，辨认出是果子酱就打开来吃，而王平怕上当，还是不敢吃。 还有一个关于组织起来学习就地取食的故事：1936年四五月间，红军行军至西康炉霍县境，准备三过草地。但此地人烟稀少，连部队眼前的供应都很困难，如何筹备粮食？富有野战经验的朱德于是请来了当地的通司和老百姓，询问清楚这一带有哪些可吃的野菜，获知了许多野菜的形状和名称。朱德甚至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亲自率领一个由炊事员、警卫员共十余人组成的小组去采野菜。一个没有吃的部队，食物与打战都是将领的头等大事。 朱德的野菜小组很快就识别出了十几种野菜，装在口袋里带回到宿营地。翌日，朱德就把辨别野菜知识在直属队和附近部队推广起来。各路部队都派来了代表，带来他们所采摘出六十多种可吃的野菜。朱德派人将这些野菜整理好，用水滋养起来，整齐地排列在学校的操场上，举办了一场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野菜展览。它们有野韭菜、野蒜、野芹菜、臭蒿子、牛耳大黄等等各种奇形怪状的野菜，红军战士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参观他们未来一段时间的食物。 指挥作战的朱德对食物事必躬亲。在《红星照耀中国》作者斯诺的记述里，朱德还是一个在行军中亲自下厨的红军总司令。书中有一个情节很有趣：一个红军战士拿来一些猪下水（一个猪肝和一个猪肚子），大声地问战友：“这些东西怎么做呀？”正在和战士们讲太平军故事的朱德，他停了下来，转身答道：“切一切，等一会儿我来炒。这个我会。下次你要再搞到猪肚子，找点醋和辣椒，我帮你炒。”这些如同一个农民家庭厨房里的温馨对话，让现场的战士印象深刻。这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在长征期间，能吃到一顿好的食物，在所有将士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 1936年6月20日，在懋功胜利会师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专门为食物的问题通电各个军团，电报专门讲了如何节省及携带粮食的办法，规定了各军团的筹粮地区，以及每人每天的食量，携带干粮数量，宣传节粮、严惩浪费粮食的现象。规定每人每天食量为： 1、麦子1斤4两； 2、苞谷、什粮1斤2两； 3、牛羊猪等不作菜，应烤成肉干代替粮食，每1斤鲜肉做半斤算。 还要求部队“每天改成两餐，一稀一干。” 从爬雪山开始，粮食的情况更趋恶化。 本来在西藏，红军还是想按照在沿途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取得藏民的拥护，然后筹粮，准备北上的物资 。然而现实却令红军一筹莫展，藏民要么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的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要么不断进行骚扰，国民党的宣传更加剧了少数民族和红军之间心理上的隔阂，并对卖粮食给红军的当地人处于死刑的惩罚。红军虽然有买粮食的钱，但当地没有人卖粮，也没有粮可卖。 当时曾专门发了《总政治部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要求在征集粮食时，“严禁侵犯群众尤其是番人、回人的一点利益，绝对禁止强买粮食，买粮食不给钱，群众不在家不给钱”。 为了生存，红军被迫违犯自己的纪律。他们捣碎了寺庙里的泥菩萨，因为在这些偶像里装满了善男信女多年来贡奉的粮食，他们把这些多年陈粮麦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味同嚼蜡，但毕竟是粮食。 红军也不得不收割了藏民耕种的青裸，但他们留下了金钱或借据。杨定华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中对这段割麦经历有这样的描述：“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了少数担任勤务部队和伤病员之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都一起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 对此毛泽东在1936年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把这笔我们不得不从他们这里抢夺过来的给养偿还给苗人和番人。” 关于红军饮食的最惨一幕发生在草地。由于先头部队的战士们饮用了草地上有毒的水，大都患上腹泻和痢疾，粗糙的整颗的谷粒和麦粒通过肠道排泄出来时仍带着血污。面临着饥饿威胁的后卫部队，挑拣着这些谷粒，把谷粒洗净煮沸后就狼吞虎咽地再吃下去。 实际是青稞面疙瘩，干粮袋经雨水浸泡，早已结成一根硬棒棒。掰下一块青稞面疙瘩让周围的人看一看，再泡到野菜汤里。这样互相监督，限制干粮的消耗量，防止没走出草地就断了口粮。长征途中朱德曾亲自教战士们如何吃青涩（未成熟）的青稞：弄点火，烤一会儿，然后放在手里搓一搓，就往嘴里塞。这种方法甚至被士兵们命名为“朱德吃法”，并得到推广。 先用水泡，然后用火煮。闻起来味道还不错，烧起来有点香。只是嚼不烂，不好咽，嘴里全是黑水。 用藏族地区的茶叶熬成的“茶膏”。做法是把茶叶放入锅里，加适量的水，再加点碱或草木灰，烧上大火熬，直到茶水成糊状，再把粗的渣滓去掉，再熬干一点，搓成羊粪蛋大的茶丸晾干。泡茶喝的简陋茶具是用1尺左右长、直径两三寸，两头有节的竹子做成的水筒，在一端钻一个小洞，将茶水灌满后，用个楔子堵住洞口，到了有水的地方，一碗水泡上一颗茶丸。 产地在茅台镇。红军会喝酒的都过足了酒瘾，而不会喝的，也都装上一壶，作为洗脚活血、舒筋骨之用。 由野豌豆苗加水熬成的汤。据喝过的红军干部莫文骅描述：“既没有油，又没有盐，清汤寡水 ，一股麻痹的腥气。” 在雪山上将糖精加入冰渣后自制而成。 第七章 红军病历 红一军团13师师长陈伯均肠胃不舒服，他在日记里记了治疗的方法，由于还是长征初期，医药充足，他注射了两针的预防疟疾的药，吃了6个泻丸，还有一盒百合粉和牛乳。不过到了后来，再犯病的红军战士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艰苦的行军、频繁的战事中，红军的伤员不断增加。1934年11月3日，陈伯均在日记里记下“途中敌机两架大肆骚扰，并掷弹十余枚，我伤四人……这几日因久治不愈，而致命故不下十人。”他还提到“行军卫生太差，沿途粪便狼藉，污秽不堪，对我之健康实有很大防碍，这的确是须要即起纠正的一件大事。” 长征越是进行到后面，红军的药品、医护用品就越是匮乏：没有纱布，只好用厚纸代替，裁成窄窄的小条；仅有的绷带剪成大小方块，只够包在伤口处，外面用纸裹好；战士们、护士们腿上裹的绑腿都变成了绷带。 陈伯均的脚因为过去负过伤，到1934年12月已经不能着地了，两个月的剧烈行军，被医生诊断为骨膜炎，只能坐担架。他在担架队里遇见了聂荣臻，后者因为爬山脚被刺破感染化脓。 长征开始后三天，胡耀邦便患了疟疾，一个多月才康复。他后来回忆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应归功于担架和良好的医疗。 1935年5月，胡耀邦再在遵义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伤，被送到天主教堂的野战医院，在那里一个叫王彬的医生给他动了手术。胡耀邦认为王彬是红军中最好的外科医生，王彬曾就医国民党部队，是一位少校军医。但这样的人在红军部队里非常稀少。 长征途中红军许多高级军官都有负伤或患病的记录，除了上面的几个名字，还有罗明、钟赤兵、张云逸、张宗逊、文年生、李寿轩、白志文等等，包括长征途中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暲自己也是经常咳血、胃痛。而毛泽东、王稼样在长征一开始就带着病体出发，周恩来更是差点命丧草地。长征快要结束时，邓小平也得了很严重的伤寒。这些人因为患的病比较严重，才得以记载下来。更多的小病小痛以及因战斗负伤的则不计其数。 据在长征期间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护士的张云回忆：行军当中，医院、卫生所没有敷伤口的软膏，就只好熬开猪油代替；好多伤员伤口发炎溃烂、化脓生蛆。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限于条件，当时对病患的治疗都是简单的方法，例如患感冒就是喝辣椒汤，外伤则是用盐水清洗，得了痢疾就研点鸦片内服。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医疗条件简陋，缺乏医术熟练的外科医生和化验仪器药品，无法用输液输血的方法抢救失血过多的危重伤员。于是只好到乡村山间寻找老中医来医院治病救人，这是经常的事。 李耀宇当年曾在巴山腹地王坪的临时红军总医院参加过护士训练班，他在自己撰写的《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文章里这样描写过医院里的场景： “当时，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药治疗。有伤病员发作腹痛，浑身大汗，呼天抢地是叫唤。老中医让护士赶紧研磨墨汁，又找来一颗步枪子弹，拔去弹头，把弹壳里的火药倒进墨汁，马上给病人灌服。一会儿，闹病的伤员就从竹床上爬起来，抹一把脸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红军总医院里二百多名十多岁的小护士，身穿五颜六色的各式衣服，以瘦小的身躯，每天承担繁重的医护任务，为伤病员打水打饭，洗衣擦澡，采药制药，运柴运粮。医院里唯一的白颜色是晾晒在竹竿上的白纱布 。纱布条上的血痕斑斑点点。” “为了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缺乏的困难，红军总医院通过几种渠道开辟来源。一部分依靠白区地下党组织购买，秘密地运进根据地，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交通阻塞，数量较少；另一部分药品和器械要依靠红军在战场上的缴获，但数量也是较少；主要的来源是靠总医院医务人员自力更生，试制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最初 ，麻药奇缺，给伤员开刀时，几乎没有麻药，只能凭伤员的忍耐来强行实施手术，后来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过蒸馏制成一种麻醉剂，效果较好。红军总医院还用大烟土为原料，制成镇痛片、‘救急水’等药品。” “医院不仅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就连一般用的卫生用具也没有，没有尿壶，医务人员就用大楠竹筒做成‘夜壶’，给伤病员当尿壶。每天早晨护士们把伤病员用过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冲洗干净。……当时的医护条件很原始，医院里每天都有伤病员死亡，山坡上柏树和枫树下，天天堆起十几座土坟。” 而另一种死亡则更让人心酸。由于长征途中部队规定不能多吃，红军战士长期过着的饥饿生活，没吃没喝，胃已萎缩了，在宿营地里一下子吃硬饭，或者吃得过多，都有可能被撑死。不少红军就有因为吃多了被撑死的，疼得在地上打滚，那场面很吓人。 长征途中，有几个女同志还经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难。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性。她在江西苏区时就已怀孕，长征出发时本没有她，她是怀着身孕偷着追上红军长征队伍的。爬过老山界后，曾玉就生产了。当时没有吃的，只能喝豌豆苗熬汤。 在长征路上生产分娩的还有贺子珍、陈慧清。贺子珍产后不久即遇到了一次空袭，一颗炸弹正好落在她身边爆炸，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后来去世，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 腹泻、食物中毒、红眼病、疟疾、疥疮、腿部溃疡、雪盲症、 便秘、胃病、伤寒、咳嗽、肺病、伤口感染、高山病 重病例 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时，周恩来高烧不退，直到昏迷。由于得疟疾的人很多，一开始周恩来是按疟疾治疗的，但症状始终不消。后来才确诊为肝脓疡。在长征中，做穿刺、开刀都不具备条件，只好用冰敷。战士们跑到60里外的雪山上取来了冰块，敷在他的肝区上方，控制炎症不再发展。为了防止溃疡部位化脓穿孔引起腹膜炎，用了些口服药。 周恩来三天中粒米未进，排了半盆绿色的脓，才慢慢好起来。此时生病的邓颖超坚决要守护在周恩来身边。过草地时，周恩来还是不能动，坐担架走。邓颖超就骑马跟在他后面。 过草地的七天七夜中，周恩来又发过一次高烧，当时仅有的一支退烧针给他注射后，烧也奇迹般退了。邓颖超则在过草地的第一天遇险，因为骑的马惊了，她掉进了沼泽地。当时周恩来的担架已经走过去了，邓颖超躺在沼泽地里，直到后边来人才把她拉了出来。邓颖超此前也患了肺病，不时吐血在地，长征的大部分时间她也同样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红军的第一个红色医生——傅连暲 长征期间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暲。他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1926年读了瞿秋白所著之《新社会观》，受到影响，因此同情革命。1932年秋天，毛泽东在福音医院老古井病房疗养达4个月之久。傅与毛朝夕相处。而之前他救助过南昌起义的伤员，还为全体红军将士接种牛痘，预防天花。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最终他成为了红军的第一个红色医生。 1933年初，中央红色医院正式成立，傅连暲当院长。长征开始后，傅连暲主动申请参加，尽管此时他自己已身患肺病、胃病和痔疮。后来他被编入代号为“红章”的中央纵队。由于傅连暲不会骑马，红军特地为他准备了一顶四人抬的轿子，于是傅连暲成了惟一一个坐轿长征的人。不过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由于轿子目标太明显，山路太狭窄，队伍太拥挤，就把轿子换成了马。 在湘南的行军途中，不擅骑行的傅连暲曾连人带马跌入水流湍急的深河中，被战士救起，所幸只受了点轻伤。还有一次在过西康夹金山时因空气稀薄昏迷不省人事。 在长征途中，傅连暲拖着瘦弱的病体，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办起了医务人员培训班，自己编写讲义，自己讲课，紧急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途中药品用完后，傅连暲便利用基督徒的特殊身份，在沿途的教堂中找药，解了燃眉之急。 1936年在宁夏的同心城，傅连暲和红四方面军女战士、医务训练班学员陈真仁相爱并举行了长征途中最浪漫和热烈的婚礼。朱德等领导人以及美国马海德医生均前来祝贺。但婚礼正在进行中，突然接到总部急行军命令，部队连夜紧急出发，因为胡宗南的部队从南面追上来了。建国后傅连暲继续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看病。但到了1968年，依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第八章 二万五千里烽火 美国《时代》杂志1935年4月22日报道：蒋介石以屠杀对付共产党 在中国西南腹地贵州省，群山连绵起伏，这里有世界上大部分的汞矿，这里的人民说一种叫“苗语”的少数民族语言。上个星期，凶猛的蒋介石委员长在苗寨继续对共产党穷追猛赶，让他们无处藏身，接着成百上千地进行屠杀——尽管他是位温和儒雅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徒。 委员长的美国轰炸机所过之处，片甲不留，令贵州的当地人又新奇，又惊恐。随着屠杀速度加快，每天死亡人数都在上升，从500人、2000人到5000人，在最后4天的屠杀中，一共死了7000中国人。委员长领导的南京政府毫不在乎地指出：“歼灭人数远远少于一个省死于饥荒的人数。这是对付共产党的惟一方法。” 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 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 “小米加步枪”时期的红军 中央红军长征时的装备表 各种枪弹173万余发 手榴弹76000多个 迫击炮弹2473发 步枪29153支 轻重机枪651挺 迫击炮38门 刺刀17552把 梭镖6101支 马338匹 马刀882把 七五过山炮：这是伴随红军长征的一门山炮，是红2、6军团（1936年7月组建成红二方面军）转战在湘鄂川 黔边镜，于湖南陈家河、桃子溪战斗中缴获国民党军第58师的。现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土地革命战争馆内。 1927年（民国16年）由上海兵工厂制造，口径75毫米，重386千克，炮闩为横楔式，炮架为双轮单脚式，出厂编号587。在长征期间红军战士们对这门山炮非常珍爱，吃苦流汗，马驮人扛，必要时拆卸，过了困难地，再安装 起来，终于把这门山炮带到陕北，使之成为整个红军队伍长征带到陕北的惟一的一门山炮。 红军的另一门山炮在四川境内赤水河战役中，曾用来对付刘湘麾下的川军教导旅，仅剩的3发炮弹打完后，被朱德下令扔进赤水河，因为再没有什么用处了。 产自德国的伯克门式9MM冲锋枪：在长征途中17勇士强渡大渡河时就曾使用过这种枪，是红军专门用来装备突 击队的攻坚武器，当时俗称“花机关枪”，是红军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缴获的少量国民党军装备之一。 该枪是在德国MP-18I冲锋枪的基础改进而来的，但外型与MP-18I差别不大。 毛瑟冲锋手枪：在红军装备使用的五花八门的手枪中，数量最多的是毛瑟冲锋手枪，它还有个中国名字叫“盒子炮”。因为它们是国民党政府兵工厂统一制造的，而国民党军队正成为共产党军队武器的主要来源。据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向中国倾销的各种毛瑟冲锋手枪达40万支之多。当时在中国，不同地区，对外国武器 各有选取，唯独对有木盒托的毛瑟冲锋手枪可以说是“人人爱”，中国人对毛瑟冲锋手枪的态度可以用美国人对柯尔特左轮所表达的爱慕之情作比拟。谁要背挂一支木盒托的毛瑟，必定非常惹人注目，甚至招来忌妒。 毛瑟冲锋手枪在旧中国仿制成风。带10rds（发）固定弹匣的M1896毛瑟冲锋手枪于1921年首先由汉阳兵工厂仿造，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至少有5个规模大小不一的兵工厂仿造毛瑟冲锋手枪。中国红色根据地内也生产了不少毛瑟冲锋手枪。张国焘闹分裂，朱德、刘伯承被困在四方面军张国焘手中，生命安全几遭不测。朱德身上，一直有两支毛瑟手枪和一支小手枪与之形影不离，刘伯承则随身带了包括两支毛瑟手枪在内的五支手枪。张国焘最后没有下手。 勃朗宁手枪：西北红军的领导人刘志丹率领红军东征时，配用的是M1900式7.65mm勃朗宁手枪，刘志丹在勃朗宁手枪的握把两侧分别刻上了“抗日”、“救国”的字样，表达红军抗日的决心。 捷克式步枪：是红军部队中使用的比较先进的步枪，枪弹的口径是7.9毫米。 三八式步枪：其中红九军团三八式步枪装备最强，红九军团在红军长征中掉队本来是一次失误，但却在客观上造成了红军夹江而阵的战略态势，之后他们于贵州、云南和四川三省交界地区打了许多恶仗，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到大量三八式步枪。 三八式步枪是一种手动枪机步枪。在中国俗称三八大盖，是因其枪机上有一个拱形防尘盖而得名。枪身较长，结构简单，射击时后座力小、易于控制，具有高可靠性和高准确度。三八式步枪曾大量装备中国军队，尤其是抗日战争结束，侵华日军投降后，缴获的三八式步枪在中国国共内战期间广泛使用。朝鲜战争初期三八式步枪是中国志愿军重要步兵武器之一。 湘江战役 长征最险恶也是最惨烈的湘江战役，发生在1934年初冬的湘江枯水期，刚刚突破了三道封锁线的先头红军得以顺利涉水过江，但后续部队却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能及时抢渡，遭到湘军和桂军的围攻。 红军一再丧失良机，大部队仍按常规行军，每天平均只走30多里，足足走了四五天，才到达湘江边。这种行军速度，给了敌人以重新调整部署的时机，使红军有利的态势丧失殆尽。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红军大部队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毫无还手之力，碧绿的湘江水，转瞬之间变成一江血水。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两岸的红军战士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双方苦战了5个昼夜。 在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彪回忆：“军团指挥部完全混在了阵地之中，指挥官们带着电台，直接把命令下达到靠近的部队。译电员们往往一封来电还没有翻译出来，他们就下达了第二道命令。这些电报无不冠以‘十万火急’等词，无一不要求战士‘全力阻击’、‘保证时间’……”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国民党部队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但经过红军史上这最惨痛的一仗后，部队由8.6万多人降为3万人。 那是一幅横尸遍野的惨烈景象。萧锋所在红一军团一师三团损失过半，他在日记里写到：“炊事员挑着饭担子看到香喷喷的米饭没人吃，边走边哭。” 从1935年1月开始，红军中最重要的几名领导的身份在悄悄地转换。遵义会议形成了几乎每位将领都参与决策的风气，3月31日，林彪和聂荣臻在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问题上同毛泽东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意见，这使毛泽东感到应当缩减军事决策的程序，经过开会讨论，毛泽东和周恩来、王稼祥被任命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员，从排名上看，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前面。1935年3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与现在大家熟悉的形象有较大的区别，周恩来被一些人称作“大胡子”，而毛泽东看上去却比较文弱。而几乎同期蒋介石也亲自来到贵阳指挥战事。 昆明匪再渡赤水河，窜古蔺，企图渡河。因川军集次于叙永，我第三纵队主力由毕节兼程出赤水河经磨泥赴营盘山堵截，匪不敢迎战，复由二郎滩太平渡渡赤水河回窜黔北。现我军正在桐梓松坎鸡鸣关之线及鸡鸣关遵义间，遵义鸭溪间遵义刀把水间茅台仁怀谭厂长干山风香坝白腊坎鸭溪之线，均建筑碉楼。王纵队魏蒋两部 在茅台小河口布防。侯汉佑部仍在赤水土城之线，沿河筑碉。匪在遵桐以西赤水河以北一带地区，被四面包围中，决难漏网，现蒋委员长在贵阳驻节，部署一切，指挥统一，军心振奋，必可于短期内聚歼之。（廿六日中央社电） 从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开始，红军开始改变一味的退却战术，主动出击，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历史上通常被认为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但是在美国的历史学者杨炳章的研究中却认为：“四渡赤水”的第一次是遵义会议上中央集体决定，因为土城战役失利后放弃渡长江北上，是被迫渡赤水西退；第二次主要是毛泽东主张，但不是毛泽东直接指挥，回师黔北，获得遵义大捷；第三次再渡赤水，这次由毛泽东直接指挥，西进主动求战歼敌，但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第四次被迫再次东返，随后南下，以后一个月中央红军辛苦转战于云贵高原，并没有达到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建立新根据地两项战略目的或其中之一，从而引起党和军队上下的普遍不满，不得不渡江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此系杨氏一家说法，无损“四渡赤水”在红军军事史及展现毛泽东军事指挥才华的重要作用。 娄山关 遵义战役中的娄山关争夺战也是异常的激烈。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大娄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当时四川通往遵义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此部署了四个团的兵力。当日拂晓天降大雪，黔军最精锐的第四团对睡梦中的红军反扑过来。红三军团13团团长彭雪枫形容对手“火力之强，扑打之狠，使你不相信那是王家烈的部队。” 不夺回娄山关，遵义难保。关键时刻，红军的援军第三营赶到。“（他们）居高临下投入冲锋了。大雾弥漫，枪刀并举，便是所谓精锐的第四团吧，怎么能拦得住呢？没有流血的，只有向后跑。第一营架了机关枪， 对着背后一阵扫射，似乎并不麻烦，一起倒地了，鲜血流入马路两旁的沟里头。”亲临作战的彭雪枫的描绘胜过了任何文学作品。敌人连续组织了6次冲锋，都没有得逞。此时阵地上“死尸堆高了，小河沟变成了红流”。双方相持不下，红军的另外三个团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又赶来增援。此时红军的数量足够威猛，接下来正如彭雪枫形容的恰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红军如万马奔腾从山上冲下去，而黔军像池中的鸭子，乱杆打下去之后，只有拖泥带水，边飞边跑，走投无路的，索性缴枪投降，马路两旁恭恭敬敬地站满了投降的敌人。那个胜利的夜晚，在彭雪枫笔下是异常的热闹，“没有秩序的队伍，摆在马路上，活像发了大水似的，前呼后拥，向遵义前进，胜利的欢喜，挂在每个人的脸上，马路两旁的山谷里，回应着歌声、吼声、笑声，前前后后，绞在一起 ，成了一窝蜂。人们简直疯了。” 红军的高兴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这次战斗的胜利意味着他们已经占领了长征途中的最大城市遵义。后来毛泽东在经过娄山关时，心有所动，即兴赋词《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强渡大渡河的17个英雄 1935年5月30日出版的第186期《战士报》，上面刊有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17勇士名单，标题为《牲部（即红1军团）强渡大渡河的十七个英雄》，他们是：第2连连长熊尚林，第2排排长罗会明，第3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斗员张桂成、萧汗尧、王华停、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第4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斗员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这篇报道是这样写的： “此次担任经冕宁到大渡河的先遣团（即红一团），他们自接到任务后。不顾任何疲劳与困难，每天总以最强的速度赶路；临到河边的前一晚，更以一百二十里的急行军，进行夜袭敌人，占领了渡口。守获了船只，取得了渡河的重要条件。 “天险的大渡河，水深流急比金沙江还更厉害，同时对岸又有敌人一营兵力以上扼守，‘牲’部二连十七个同志争先恐后的自动报名过河，在模范的二连连长及支书领导之下，坚决首先强渡，他们一致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怕敌人火力猛烈，不顾水急的危险，至高的表现了他们阶级战士可敬可爱的铁一般的意志，火一般的热情，猛虎一般的勇猛，很沉着的逐着雪花一般的险恶狂涛，在敌人不断射击之下，强渡过河，刚上岸就是一个冲锋，我们这十七个英雄把敌人一营完全打垮，占领了重要阵地，取得了此次渡河第一步的伟大胜利。” 强渡大渡河胜利归来的英雄们受到了奖赏。他们每人得到了一套列宁服、一个日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这是红军战士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在当时物质的奖励似乎比金质奖章要好得多。不过，最令人遗憾的还是，声名赫赫的这17名勇士，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全部都战亡。他们没能享受到革命胜利的果实。 在大渡河战役上，还有个红军神炮手赵章成的经历非常传奇，当时他只有4发炮弹，却摧毁了敌人的3个机枪火力点，为渡江的勇士们扫清了障碍。在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说他曾在法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显然是误会了，赵章成是原国民党26路军迫击炮手，1931年加入红军，赵章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保持着佛教信仰，不愿杀生，每次作战开炮前他总要祈祷一番，说自己是奉命开炮，冤魂不要来找他。这个习惯赵章成直到长征结束后才放弃。他后来在新中国担任过炮兵副司令员。 抢渡大渡河的为红一军团红一团，团长杨得志，这个团资历辉煌。两年后，红一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作为主力团首战平型关；阿部规秀死于“红一团”炮兵连炮火中，“狼牙山五壮士”也是出自这支部队。又过了13年，由红一团骨干组建的志愿军第38军在朝鲜战场上拼杀出“万岁军”称号，作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写的就是这支部队。现驻港部队前身也是红一团。 飞夺泸定桥 这个被康熙皇帝御笔亲题桥名的“泸定桥”，在历史上曾被石达开错失战机而全军覆灭，却成为红军的奇迹。过去写泸定桥战斗的文章，多写红四团的战斗情况。实际上这是几个部队自觉地互相在战术上密切配合，是一次统一的战役，而不是少数英雄部队的殊荣。 这次战役被写进小学教材。有一个细节被误传了很久，红军被描绘为“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 ，实际上并非如此。聂荣臻的记述最为准确：突击队“冒着东岸敌人的火力封锁，在铁索桥上边铺门板边匍匐射击前进”。 据指挥这场战斗的红一军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回忆，一向稳重的刘伯承在泸定桥表现得有点失态。大部队过桥的时间为下半夜两点钟，刘伯承从桥东走向桥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的十分仔细，最后他站在桥中央，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蹬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我们胜利了！” 腊子口 腊子口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次少见的硬仗。聂荣臻回忆道：“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回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境内，是四川通往甘肃岷县的必经之路。隘口只有三十多米宽，两边是千丈悬崖峭壁，似被一把巨斧劈开，中间是水深流急的腊子沟，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此处部署了国民党军队两个营的兵力，桥头筑有碉堡，从山口往里，直到岷县，还纵深配置了3个团的兵力，不攻占腊子口，红军就无法前进。毛泽东定下了攻打腊子口的决心。攻打腊子口的任务则交给了杨成武和王开湘率领的红4团。这支部队与红1团在长征路上一直担任着开路先锋，直接归林彪和聂荣臻领导，红四团前身为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曾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暴动。在抗日战争时期，红四团所在的红二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开赴华北前线，首战平型关。解放战争中，这支英雄的团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 如今它隶属济南军区。 红四团以四个连正面攻击，两个连攀登悬崖绝壁，向敌后迂回，袭击东面山顶守敌，摧毁大碉堡。天亮时，发起总攻，完全夺取了天险腊子口。为了迎接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在腊子口战役旧址正在修建一个纪念馆。而这里也缺少了当年的险峻气势，因为修路，而炸掉了两边的一些悬崖，如今再去参观，已没有了当年的那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概。 在长征途中牺牲的红军重要将领 洪超，红三军团4师师长，1934年10月21日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牺牲。 沈述清，红三军团4师10团团长，1934年11月30日在湘江之战中牺牲。 杜中美，红三军团4师参谋长，1934年11月30日在湘江之战中牺牲。 易荡平，红一军团2师5团政委，1934年11月29日在湘江之战中牺牲。 陈树湘，红五军团34师师长，1934年12月10日在湘江之战中被俘牺牲。 邓萍，红三军团参谋长，1935年2月26日在遵义战役中牺牲。 钱壮飞，军委副秘书长，1935年4月1日在贵州金沙县梯子岩被土匪杀害。 王开湘，红一军团2师4团团长，1935年到陕北后因病昏迷，不慎开枪走火牺牲。 余天云，红四方面军30军军长，1936年4月在过四川大金川时跳江自杀。 张辉，红二方面军6师师长，1936年10月在过渭水时牺牲。 罗南辉，红四方面军5军副军长，1936年10月21日在甘肃华家岭牺牲。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实际上获得了军事指挥权，此后他似乎养成了一种习惯，即把那些打前哨开路的艰难任务都交给林彪率领的第一军团，而那些难啃的“硬骨头”都交给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从2月份开始，中央红军所打的大仗如娄山关大捷、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均由彭德怀率领第三军团完成。在灵活战术之下，中央红军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四渡赤水，而后强渡金沙江成功，跳出了薛岳指挥的数十万人形成的包围圈 。 红军战术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在攻击时集中它的主力，而随后能加以迅速地分散。这就是说，要避免阵地战，而在运动中要用尽各种方法和敌人的部队接触，并且击溃它。根据这种方策，虽然许多有经验的军人不赞成，红军发展了这种神奇的“运动战”和迅速而有力的“速战”。 在井冈山时，我们有四个口号，都是游击战术的主要方法，红军就是靠了它发展起来的。这些四个字一条的口号是：“敌进我退”，“敌停我扰”，“敌避我攻”，“敌退我追”，最初为许多人所反对，他们不主张采用这种战术，可是许多经验证明它们的正确。凡是红军脱离了这种战术的时候，普通总是失败的。红军的人数很少，较敌人少一二十倍；它的资源和军需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巧妙地把计策和游击战术联合起来，才有希望战胜有着广大富庶根据地的敌人。 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 张国焘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从两位领导人身上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国焘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疾苦之色。毛泽东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不少参加长征的人还能记得张国焘柔弱与自负的特点。李德在回忆录中说，张“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张国焘，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他还是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的成员，长征期间他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于红四方面军兵力多，超出红一方面军几万人，指挥权却不在张国焘手上，这使他的心理产生了极大不平衡。张国焘期望凭借军事实力以及在党内的资格急切执掌中央大权，最终犯下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 1937年红军到达延安后，张国焘仍被中央任命了一系列要职（军委副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等），但在1938年4月张国焘终于还是借参加一次黄帝祭礼的机会，只身从延安出走，转而投靠到他曾经与之艰苦斗争过十多年的国民党阵营中。这是张国焘一生中的最大败笔。张国焘先是被安排在戴笠的军统干特务工作，身份是空头无权的中将“设计委员”，此间他对当年红军部下的几次策反行动均无功而返。 1949年冬，张国焘携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先到台北，但很快就又离开这个让他觉得不如意的地方，来到了香港。朝鲜战争期间国际黄金市场价格上涨，对“炒金”业务一窍不通的张国焘，便也将家里仅有的5000美元干起了买卖黄金的生意，结果连老本也赔了进去，落了个一贫如洗的结局。期间张国焘曾在1953年和1958年与新中国联系过希望能回去，但最后都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 1961年，贫困潦倒的张国焘接受美国堪萨斯大学撰写回忆录的约稿。用了4年时间完成了《我的回忆》（此书在一些史实上并不客观），在写书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给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之前他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过关于中共党政领导人的情报。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一度波及到了香港。这使张国焘甚为惊慌，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和妻子远走高飞，到了加拿大。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右手右脚均瘫痪，从此卧床不起。住进了加拿大官办老人免费病院，和另一个外国老人挤在一间仅有数平方米的小屋里，终日躺在狭窄的小床上，厮混岁月。两年后，终日躺在床上的张国焘一个翻身，被子和毛毯掉到了床下，他自己无法拾起，也没有别人理会，张国焘就这样凄惨地冻死在了异国他乡。最后被安葬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一个公墓。终年82岁。 陈昌浩 陈昌浩，当年著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此人作战勇猛，为红四方面军中仅次于张国焘之下的人物。他的座下拥有一大批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的人物：国家主席李先念、元帅徐向前；20世纪50年代中国几个主要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如许世友、陈再道、程世才、洪学智等将军；以及邓小平时代中国军方的所有主要领导人，后者包括前国防部长秦基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和刘华清等等，而这些当今执掌中国军政大权的首脑人物，昔日只是陈昌浩部下的一些连排长而已。 1931年12月，即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的次月，身为总政委的陈昌浩带上手枪和手榴弹登上缴获来的飞机，逼使俘虏的飞行员飞临黄安城敌军上空，撒传单，扔炸弹，揭开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序幕。这次战争让陈昌浩声名远扬。 长征途中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副手陈昌浩是他的得力干将。由于张国焘和党中央在战略行动上的意见分歧，陈昌浩与新的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之间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他后来受命与徐向前率领西路军西渡黄河，以图夺取宁夏，接通苏联。中央军委这个部署的战略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亦作为“西安事变”中国共谈判大局中的一粒棋子，西路军受命忽西忽东，最终丧失了时机，陷入敌军的重围。西路军最终遭到惨重失败，两万多红军绝大多数死亡流散。 陈昌浩在流散途中在河西走廊幸得一位湖北同乡、草药医生仗义援救，死里逃生回到延安。从此，被解除军职，无缘效命抗战前线，而担任宣传科长兼政治教员，以“待罪”之身开始了漫长的“检讨生涯”。陈昌浩成为承担西路军失败以及党内路线斗争的责任人。 1939年8月，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经中共中央同意，陈昌浩跟随周恩来等人一起去了苏联，李德也在此次去苏联的队伍中。自此陈昌浩开始了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1941年，德国法西斯突袭苏联，陈昌浩被紧急疏散到中亚共和国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最大的一个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没有什么生产技能，只有到采石场去做苦力。1942年冬天，陈昌浩接到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为翻译的公函。他很快就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尽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责任，获“卫国战争奖章”。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经季米特洛夫提议，苏共中央把陈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人找了回来，先后安排他们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陈昌浩从此开始从事翻译工作。陈昌浩的译著《近代世界革命史》、《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政党论》《列宁文集》（两卷集）等先后在苏联出版。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工作。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始终没有收到回信。 1951年初，陈昌浩留学苏联的儿子大学毕业回国参加工作。陈昌浩嘱咐儿子替他代办申请回国的手续。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陈昌浩终得携苏联妻子回到祖国。刘少奇和朱德等人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昌浩带着“密谋杀害毛主席”的罪名饮恨自尽。直到今天，他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的墓穴里的骨灰盒依然空空如也。1980年陈昌浩的名誉得以恢复。 1935年9月19日，红军进驻哈达铺。关于延安的一个神秘的故事的出处以及经典的版本证实：一个偶然的机会，毛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那上面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 就是这份旧报纸让毛泽东找到了长征的最后目标地点。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刘志丹“是个现代侠盗罗宾汉”，“惩奸除恶的天鞭。”这位“陕西罗宾汉”的一生是坎坷的，他牺牲后，毛泽东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1934年和1935年间，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迅速扩大，1935年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26、27军在国民党五 六万人的围剿中，仍可以解放6座县城，使陕甘、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了陕甘苏维埃政府，共控制着陕甘边境22个县。 刘志丹生前生后都遭到政治厄运。1935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刘志丹此时正关押在牢房里被政治清洗，幸被毛泽东派人营救出来。1936年2月，刘志丹奉命率军东征，横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去河北和热河前线对日作战。部队在汾河流域遭到蒋介石和阎锡山部队的阻击，在战斗中牺牲，年仅32岁。他的遗体被送回陕北，葬在瓦窑堡，苏区把红色中国的一个县份改名志丹县来纪念他。 在刘志丹牺牲26年以后的1962年，一部以他的生平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刘志丹》被康生定为反党小说。《刘志丹》小说案株连之广，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时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划了进去，打了几百干部。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后来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九泉之下的刘志丹对这些自然是不可能知道了。 决定长征的会议 由于军事和政治上的各种不确定，红军在路上会议频繁，可谓是一边开会，一边行进。从下面的重要会议召开的周期就可发现，平均每个月都有两次会议。这只是被载入史册的会议，还没有计算那些沿途随时随地召开的小会议和临时会议。当时红军是集体领导制，制定一个决策需要考量诸多元素，而毛泽东则是从这些会议中逐渐崛起。最重要的当然是众所周知的遵义会议。 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改变原定去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而取西入贵州。 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8日，放弃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 猴场会议：1934年12月31日-1935年1月1日，决定在川黔边建立新的苏区。 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17日，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 鸡鸣三省会议：1935年2月4日至5日，决定反攻遵义，张闻天成为中央最高领导。 扎西会议：1935年2月6-9日，决定恢复白区工作，重新整编红军，决定回师遵义。 白沙会议：1935年2月15-16日，决定二渡赤水。 苟坝会议：1935年3月10日，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决策三人团。 会理会议：1935年5月12日，毛泽东批评部队中的“右倾情绪”。 泸定会议：1935年5月31日，决定过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并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地下党组织。 两河口会议：1935年6月26日，决定北上陕甘建立根据地，准备实行松潘战役。 黑水芦花会议：1935年7月18-22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并集中讨论了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 沙窝会议：1935年8月4-6日，增补了几位红四方面军将领进政治局。 毛儿盖会议：1935年8月20日，决定左右两路军迅速执行北上东进的发展计划。 牙弄会议：1935年9月8日，联名催促张国焘及左路军尽快北上。 巴西会议：1935年9月9日，决定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 俄界会议：1935年9月12日，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榜罗镇会议：1935年9月26日，决定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为陕北。 第九章 敌人 任何伟大的故事的开端总是因为有着优异的敌人或者对手，有着众所周知的恩怨，党争、伐异、立场，主义、兄弟或者江山。历史总是由两个人结成同盟，上演各种不同的戏剧。这两个人分别被对方称之为敌人，或者对手。毛泽东的敌人当然是当时强大的蒋介石，这也是这场戏剧的一开始显得有些非常不对等。一支流亡的部队，仍然没有形成的核心，处在边缘立场，多灾多病，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的毛朱们。一九三五年的委员长兵强马壮，良将无数，精兵在手，拥有人民，政府还有强大的力量。但故事的开始与结束总需要时间来给予点评 ，如果蒋从清党的开始，到一九四九年的结束，到离开这块他曾是主人的土地的过程就知道结果的话，蒋还会发动清党，杀害共产党人，拒绝无数次试图和解的共产党员们吗？如果是另外的写法，长征的结束与开始也就显得无足轻重，历史可能会以另一行诗句开头。 但这行诗的写法显然属于毛泽东的格律。 在这场从一开始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长征的时候，他就在对手的帮助下，一步步地走到了我们可以瞩目的顶点，历史总是以孛论作为演讲的中心词。委员长帮助毛泽东成功地实现了在红军中的核心地位，他打败了一个个曾是毛的领导的人，用巨大的实力。然后把毛赶到了延安，一个遥远的边地。毛又用了八年时间，与大家静候日军投降，又用了三年时间，将委员长赶到遥远的小岛上。 这场博弈只能用历史的结果来评论。 毛曾很喜欢他的对手们。既使在蒋先于毛去世的时候，毛心中显然并没有忘记这位老对手。 据称他曾经静默半晌，无语。 蒋介石 “攘外必先安内”，在蒋介石看来，红军长征正是他扫除异已，扩展势力范围的一次难得的机会。综观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他确实是双管齐下，既要“围剿”红军，又要收拾地方军阀；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与桂、湘 、滇、黔诸省军阀貌合神离、互相猜忌、矛盾重重。虽然在蒋介石的督战下，西南各军阀打起精神，奋力追剿红军，但暗地里却追而不打，以留下本钱与蒋介石周旋。如此“配合”之下，红军始终能在十倍兵力的对手面前找到缝隙，于重围之中先后穿越贵州、云南、四川，最终抵达陕甘苏区。 1935年9月，在结束了三期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培训工作后，蒋介石下山时心情郁闷，他在日记中写到对长征围剿失败的感慨：“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他的在台湾的反对者李敖，在狱中翻阅到这一页时，辛辣地批评说：“长征锻炼了中共铁的纪律、游击战伦理，摆脱共产国际控制，以及导致毛泽东掌握中共最高权力，若问孰令至之，岂非蒋介石欤！” 长征结束后，周恩来评价蒋介石说：“在他粉碎了19路军、迫使我们撤退以后，他就变成了长江流域的霸主，但这一切的取得，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他的内战口号已完全失去了号召力。”后人评价蒋介石的名望都毁在他自己发动的权术斗争上。 薛岳 薛岳可谓是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号敌人。因为红军一路跑，就被薛岳一路追。薛岳的仕途青云，无不与红军的命运相连。1933年以前，身为粤系一战将的薛岳不仅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且还曾经随张发奎讨蒋，张桂联军被蒋介石打败后，薛岳赋闲在家。1933年5月，蒋介石准备对红军第五次“围剿”，遂重新起用薛岳并任命其为第五军军长，后来又升任第六路军总指挥。而红军在长征中的几次失利，大多与他有关。 薛岳本名薛仰岳，意为仰慕岳飞。成年以后，他认为只是仰慕岳飞还不够，干脆把“仰”字去掉，改名薛岳，直接以岳飞自比。薛岳10岁就接受军事教育，13岁加入同盟会，其为人骄狂傲慢，人称“老虎崽”。 1934年，正是薛岳的部队直接迫使中央红军离开瑞金进行长征；红军入湘后，薛岳官为前敌总指挥。11月的湘江战役堪称红军史上的一次惨败——长征的中央红军与3倍于己的敌军大战五天五夜，原有的8万6000人打到只剩下3万人，而主攻者即是薛岳。 1935年薛岳再重创红四方面军，迫使其退入藏区，陷于绝境。是年7月，蒋介石将薛岳部北调甘陕，原驻西北的第三路军胡宗南部归薛岳指挥阻击红军北出甘肃向西北发展。红军陕北会师后，此时蒋军精锐也皆集于西北，而红军三个军团加起来才万余人，实力悬殊，对手又是薛岳，红军处境可谓非常危险。不过10月底蒋介石犯了个致命错误，他竟改命薛岳东进湖北围剿贺龙，将西北剿共军事全权交给张学良。张后来与红军妥协，一年后酿成了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当年未能灭共是军人之耻事”，据说是薛岳亲口说出的话。 在抗日战争中，薛岳功劳巨大。据说抗战中歼敌的数量来排座次的话，众多抗日名将当中，薛岳应当名列第一。抗战中薛岳先后指挥了四次长沙会战，最终在1944年日军攻势中放弃了长沙，但这四次会战消灭日军十万人，仍然是对日寇有生力量的重大打击。1946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授予薛岳一枚自由勋章，以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薛岳最后活到了102岁，在台湾去世。 陈济棠 陈济棠并不能完全算是红军长征路上的敌人，他对红军“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政策也是处于保存实力的私心，因此网开一面让红军顺利过境。但陈济棠此前在反共问题上与蒋介石是一致的，因而在四次“围剿”中均颇为卖力。陈济棠出身小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为乡间私塾先生。17岁时陈考入钦廉警察讲习所，后又考入黄埔陆军小学，并在此秘密加入同盟会。从广东陆军学校毕业后陈从排长一直做到军长，成为粤军首领。 1929年至1936年，有“南天王”之称的陈济棠统治广东，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广东的经济建设大有建树。 红军长征前夕，陈济棠派了一密使前往苏区瑞金谈判。1934年10月，红军中央机关开始突围长征，以南线作为突破口。按照双方谈判“可以互相借道”的协定，陈济棠在湘粤边境划定道路，给红军让出一条40里宽的通道，红军未经战斗即从广东边境进入湖南。1936年因陈济棠请率部北上抗日，未允，后其广州空军全体驾机投蒋，当天陈济棠逃往香港，旋赴欧考察。1937年回国后，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及战略委员会委员。1949年任海南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海南岛解放后陈济棠率部逃往台湾。4年后卒于台北。 何健 让红军损失最大的湘江战役就是在何健的地盘上打的。何键为人颇有江湖气派，见风使舵，善舞权术，因此成为民国时期督湘时间最长的一个湖南本省籍人士，自1929年至1937年，长达九年。何键出身卑微，父亲当过多年长工。1916年他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步科，从此踏入军界。几经翻云覆手之后，何健使自己成为大革命以来的一个暴发户。 何键屠杀赤化份子是极有名的，其中包括几个著名的共产党人向警予和杨开慧。1934年红军长征到湖南时，地方军阀何键已拥有一支人数在10万以上的武装力量。11月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要求何键歼灭红军于湘、漓水以东地区。在何健与薛岳两人的指挥下，湘江战役取得了让蒋介石满意的结果。但在之后何键却不愿再派兵入黔“追剿”，他只是一心想围歼湘西红军，以便保存实力和地盘。为此，在中央红军过湘境入黔时，湘系军阀收缩阵地，让开湘南，实行“送客”式的堵截。 不过在江西清剿红军的战争接近尾声时，蒋介石逼迫何键交出了全部湖南的兵权。何键不敢违抗，把湘军四个师和四架飞机都交了出去，从此自己只当文职的湖南省主席。何键在离任省主席之前，断的最后一个案子是：下令枪毙一名妇女，理由是她竟然嫁给了日本商人为妾。1937年何键往南京任内政部长，之后随中央政府撤到“陪都”重庆，渐被冷落，最后改任闲职“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九四九年后何键迁居香港，1950年到台湾，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56年病逝于台湾。 1934年11月23日，何键发给蒋介石长电： “南京南昌委员长蒋：职于元日拼命追剿，寒日进驻衡阳，本最大之决心，将所部区为五路，分任追堵。并请粤桂两军协剿。又经派刘建绪赴全州与白商妥，联防堵击，节经呈报在案。刻奉养酉电，已准桂军主力移赴恭城附近，所有灌阳兴安以北地区防务，责令职路军南移担任。闻命悚惧。缘职路兵力……刘路原以主力布置零陵以南，黄沙河之线。刻又令其延申至全县与桂军衔接，实属再无余力增任二三百里之正面防务，……刻新宁城步绥宁及其以北诸县。无兵控制。若灌兴全间，又准桂军南移，则不免门户洞开，任匪长扬而去。加之肖贺两匪，现复乘机窜扰桑永，逼近辰沅，湘西全部，机陧不定。似此情形迫切，忽予变更计划，兵力时机，两不许可。合围之局既撤，追剿之师徒劳。职受钧座付托之重，虽明知粉身碎骨，难免一篑功亏。” 白崇禧 红军进入广西境内的时候，“小诸葛”白崇禧的判断是防蒋比防共更为重要，因此“对红军只宜侧击、追击，不宜堵击。”他一眼识破了蒋介石企图利用湘江战役来削弱桂系兵力的阴谋，明确表示：“硬打，没那么蠢”。白崇禧认为红军从湘南西进是去湘黔辖界，仅是路过广西不会深入腹地。蒋介石获知桂系让路给红军过境时，即电斥白崇禧“无异放虎归山”。 白崇禧出生于回民家庭，与桂系头号人物李宗仁同乡，后考上保定军校，毕业后加入桂军并且逐渐展露军事才干。北伐战争中，白崇禧指挥了著名的汀泗桥之役。由于非黄埔军系出身，白崇禧数次支持李宗仁反蒋。抗日战争中，白崇禧指挥了最大规模的武汉会战，1946年6月他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积极追随蒋介石打内战。1949年从南宁逃往台湾。去台后，蒋一直想置他于死地，但当时同属桂系的李宗仁尚在海外，蒋介石还要利用白来牵制李，所以没有下手，但将其列为头号政治敏感人物，派保密局对他进行监视。后蒋获悉：白企图发展客家组织，再造势力。遂令毛人凤筹划暗杀，但白因副官救助幸免于难，从此深居简出。李宗仁回大陆后，白崇禧的利用价值已失。时白妻病逝，他的心灵受到重大创伤，遂终曰寻欢作乐。特务机关在知其常买补药后，便暗中命令医生给其下重剂量。白服药后，产生了返老还青春之错觉，与护士张小姐热恋。于1966年12月2日被发现身亡。 1935年5月，红军强渡金沙江，围攻会理。蒋介石偕陈布雷经贵阳到昆明督师，布置在大渡河一线围攻红军 。据此际《时代》周刊报道蒋的此次活动称，在最近一次追击中屠杀7000名共产党员后，蒋介石在其贵阳指挥所正面迎战中国苏维埃武装的反击。在新闻发布中，委员长告诉大家，“毛泽东同志”现在没有固定的总部或住所，只能随着他的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各省间“流窜”。此外，据说“中国的列宁”病得很重，只能用担架抬着。但被称为“最后的流寇”的中央红军却神奇般地飞夺泸定桥，从而确保全军免遭“石达开第二的命运”。 蒋介石将红军歼灭于大渡河的计划破灭。图为蒋在此之前与昆明方面将领合影。 王家烈 王家烈在红军相关记载中最著名的标志就是他的手下都是步枪、烟枪必备的“双枪兵”。王家烈乃贵州桐梓人氏，家贫，背盐出身，人称“王家烈背盐巴，气力大”。王家烈总是一身戎装，系宽皮带，挂手枪。吃饭爱吃碗中米饭冒尖的“冒儿头”，爱吃麻辣豆腐。 毛泽东经典的“四渡赤水”战役便是与王家烈的较量。1935年2月18日开始的遵义战役灭黔敌王家烈八个团 ，其中“娄山关战役”被誉为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遵义战役使王家烈黔军主力8个团被歼，大伤元气 。战役后，王家烈在贵州的统治由于遵义大败已经动摇。王家烈在蒋介石内外夹攻下含泪上书，表示辞去军职 。王当时说：“我愿解除兵柄，为天下倡，个人出外游历。”在3个月的时间里，接连被削权、失兵，去职，而黔军全部改编为中央直属五个师，分遣各地。从此贵州军阀割据被消灭。王家烈之后曾在军政部里挂些闲职，解放前夕他正在老家闲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他的手下败将接了出来。 1950年7月，王家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在土改中，王将贵阳的“虎门别墅”私宅卖掉，以偿还在旧社会对农民欠下的剥削债。后来他还对“大跃进”进行了批评，受到极左路线的批判。晚年撰写了大量贵州史料文章，病殁于1966年8月。 龙云 祖籍四川凉山的彝族人龙云是名副其实的“云南王”，他曾在云南开始统治了18年之久。云南在龙云的苦心经营下，提出了建设“新云南”的目标，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30年代的云南是中国建设较好、社会秩序较为安定的省区之一，而这时，龙云也建立起了自己的滇军体系。 红军过境云南时，龙云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负责在黔、滇、川边境阻击长征。但贵州王家烈被蒋削权的遭遇成为龙云前车之鉴。在矛盾面前，军阀龙云在走钢丝。他没有帮助红军，但也没有让滇军同红军作战时过分消耗。 长征对抗战中，龙云派人送给薛岳的地图被红军截获。毛泽东充分利用了这些地形图，制订了抢渡金沙江的详细计划。抗日战争期间，龙云的滇军之“台儿庄战役”，威震敌寇，享誉华夏。1937年，龙云主动向蒋介石请命修筑滇缅路，打通抗日的国际通道。8年抗战，龙云共向抗日前线派出20多万大军。这是龙云政治军事生涯中最为光彩和辉煌的一笔。不过龙云还是没有摆脱蒋介石对他的削藩阴谋。他后来被蒋带到重庆挂了个闲职 ，随后又被软禁了三年零两个月的时间。1948年12月，终在陈纳德等人帮助下，龙云化装潜出南京来到香港。从此龙云站到了反蒋反内战的行列，竭力策动云南起义，并宣布脱离国民党。1950年1月，龙云离香港北上赴京。7年后龙云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6月，因急性心肌梗塞逝世于北京，享年78岁。追悼会由他的旧日同僚、当年的四川军阀刘文辉致悼辞，悼词中说：“龙云的一生为国为民，光明磊落”。作为前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实属罕见。 刘文辉 在中国所有军阀中，蒋介石最强劲的对手不是刘文辉，但最难缠的军阀则非刘文辉莫属。红军长征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两大胜仗，胜的就是刘文辉的军队。刘文辉曾官至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1942年2月在重庆与周恩来秘密会晤，请中共派人到雅安设立电台与延安直接联络。1944年冬加入民盟，任中央委员。1949年12月9日，以西康省主席及第24军军长身份，同邓锡侯、潘文华等通电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1958年6月，四川方面开始筹建地主庄园陈列馆，7月，中央政府为了不使刘文辉为难，把他从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任上调到北京，接任中央林业部部长。据说此时刘文辉，久经磨炼，已经城府极深，晚年的他变得不苟言笑，沉默寡言，从来不向任何人谈及自己的家庭。“文革”开始后，周恩来将刘文辉秘密转移到一所部队医院“疗养”，红卫兵和造反派没能找到他。刘文辉最后于1976-6-24日因癌症在北京去世。终年82岁。 刘湘 刘湘与刘文辉乃是侄叔关系。两人在四川也发动内战，最后刘湘战胜叔父刘文辉，称霸四川。1934年，刘湘在四川境内并未认真执行围追堵截红军之命令，并在川东抵抗不力，让徐向前打得溃不成军。在川西山区只尾随红军，等于把红军从雅安一直护送到懋功，让红军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湘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加抗日，由一名封建军阀转变成为爱国将领。1937年8月，刘湘在国防会议发表“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担”的豪言壮语，接着，他亲率10多万川军开赴南京，出川抗日东征。临行前，他对部下说：“我过去打了几十年的仗，都是内战。如今大敌当前，有了抗战的机会，正好尽力报效国家，见信于国人，留名于青史。” 刘湘出川抗战之时，已抱病在身。同年11月，当日本大举向南京进攻，刘湘正在积极筹划保卫南京、抗击日寇之际，突然旧病发作，生命垂危，被迫送到汉口就医。1938年1月20日，刘湘病逝于武汉。国民党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 马步芳 70多年前在西北地区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青海王”马步芳。马步芳原是冯玉祥的部下，中原大战时叛冯投蒋，被任命为第九师师长，后被扩编为新二军。早在红军进入甘南时，马步芳即积极进行了拦截、阻击， 红军渡过黄河后，马家军鉴于其统治受到威胁，因而更加仇视红军，竭尽全力同红军作战，阻止红军北上。1936年红四方面军所组成的西路军遭马家军伏击，死伤惨重，与红军结下了血海深仇。 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后马仍率兵据西北一隅，力图顽抗，直到1948年8月始被击溃，经新疆逃往印度，1950年初，马步芳率其家小分乘欧亚公司四架包机飞抵世界伊斯兰教圣地——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城，履行穆斯林教徒们终生向往和渴求的宗教仪式。朝觐活动持续了三个月之久。期间马步芳以国民党政权官员的身份晋见了沙特国王。国王对这位流亡将军表示了他们政府的关怀，并派了几部汽车供马氏等备用，可是马步芳拒绝了这一安排，他自己买了两部车子，并在麦加城一家旅馆住宿。马步芳一行自幼生活在中国西北，突然来到这炎热的亚洲大地，生活上、气候上均很不习惯。朝觐毕便去沙特的塔乙夫避暑，然后又抵达阿拉伯著名海港准德城。 1950年5月，马步芳一家乘轮船过红海至开罗，晋见了埃及国王，获得在埃及侨居的许诺。此后他们便搬至开罗郊外的马尔地住宅区，马步芳在这里共买下二幢楼屋。马氏集团流亡国外，政治上没有出路，生活上坐吃山空，一切完全是异国风情，精神上十分苦闷。马步芳亦大有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之意，他闭门不出，专心于伊斯兰经典，每日念经。流亡国外，马步芳尽管已失去了往日的权势，但在整个集团和家庭中仍保持着独有的威严，他的生活范围十分狭小，仅限于二座楼内。马步芳自知在台湾无立足之地，后来终于出任阿拉伯大使，因其行为荒诞（据说他众多妻妾之中有一个是他的侄女），被台湾的报纸称为“流氓大使”＋“文盲大使”。1961年8月台湾宣布将马步芳免职。 马步芳最后于1975年客死麦加。 红军的敌人国民党，它的情况是怎样呢？它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 中国红军是处在这样强大的敌人的面前。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二个特点。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 第十章 她们 长征前夕，在瑞金曾有一次特殊的体检。这次体检是专门针对女性红军干部的。由于预料到未来突围转移，将面对非常艰难的战斗环境，考虑到妇女的体质问题以及精炼队伍，将100多名参加体检者刷掉一大半，只剩20多名女红军合格，加上免检的几位在中央机关和军队工作的领导夫人，中央红军最后统计有30名女红军被批准参加长征，而其中客家女性有12人。 这30名女红军中完整走下长征的人都成为了军队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比起众多的男性红军来讲，她们幸运得多，因为她们每一个都清楚地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即使是最普通的身份。 中央红军的30名女红军 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周恩来夫人） 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蔡畅（李富春夫人） 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真（与邓振询结婚） 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刘英（后为张闻天夫人） 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刘群先（博古夫人） 前线司令部指导员：康克清（朱德夫人） 军委机要秘书：贺子珍（毛泽东夫人） 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金维映（李维汉夫人） 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钱希钧（毛泽民夫人） 苏维埃中央政府艺术局局长：李伯钊（杨尚昆夫人） 福建省委妇女部长：邓六金（后与曾山结婚） 兴国县妇女主任：危秀英（后与钟赤兵结婚） 粤赣省委妇女部长：刘彩香（长征途中与毕占云结婚） 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李桂英 闽粤省委书记：陈慧清（邓发夫人） 中央党校学员：吴富莲 少共中央青妇干事：王泉媛（在遵义与王首道结婚） 军委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委：周越华（贺诚夫人） 红军大学教官：丘一涵 红军大学教官：吴仲廉 中央妇女部秘书：甘棠（又名阚士英） 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工作员：谢飞（后来成为刘少奇夫人） 少共中央巡视员：廖似光（凯丰夫人） 少共中央局干事：肖月华（李德夫人） 闽粤赣特委组织干事：谢小梅（罗明夫人） 苏维埃大学学员：钟月林（后与宋任穷结婚） 中央机关合作社主任：杨厚珍 军委二局报务员：李建华 中央政府办公厅秘书：危拱之 女红军：曾玉（未被批准随队转移，自己跟着丈夫一路到遵义） 他们是战士，而不是女战士。 当时红军中关于性别的外在区分是很不明显的。那时候女红军都穿着宽大的军服，几乎看不出女性的特征。有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女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况：1935年，红军到达甘肃小镇哈达铺，当地妇女见到长征中的女红军都万分惊奇，不敢相信眼前这些短头发、穿军装、皮带上挂手枪的人真的是女人。后来把女红军带到家里，仔细端详，摸摸她们的胸脯，跟着她们去茅房，才消除疑虑。 长征途中打仗自然是男红军的主要任务。女红军只有在遇上特殊危急的情况下，才要打仗。但她们在长征路上的各种琐碎的任务很多，看起来一点都不比男红军轻松，并且，同样也会是遇到生命危险。 女红军的身份一般是“工作队员”或“政治战士”（这个称谓在长征初期非常流行，后来却不常使用了）。女红军把自己的工作形容为“走前走后”，通常是：前一晚了解部队第二天的宿营地，然后早起提前出发，提前到达目的地，筹备好粮食，请好民夫，这就是“走前”。 但并不都是顺利的时候，例如提前到了目的地，但当地群众却躲起来，把粮食密藏，女红军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却没有完成工作任务。于是又得想办法去寻觅躲藏的群众，费尽口舌动员他们为红军当民夫，如此来回折腾，反而累得还要走在队伍的后面。这就是“走后”。 如此“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出一二十里路，加上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枉路，她们也无奈地形容自己其实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作为“政治战士”，女红军除了—路上扩军、雇请民工、民夫，跟随担架外，还要做经济工作：打土豪和筹粮筹款。粮和款是行进中红军的命根子，那么多战士要吃饭，而粮食除没收、征收土豪之外，还得用钱购买老百姓的粮食才能尽量满足要求。这种经济工作也就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女红军们把这变成了现实。她们每到驻地，在安排好伤员住下后，便要马不停蹄去完成这些神圣而紧迫的任务。而这时正是人们最累最想休息的时候，而她们却没有。 这支人数不多的红色娘子军随着大部队继续前进。她们顽强、坚毅，有着惊人的内在力量。她们给自己提出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当时红军的规定是把生病、负伤，实在走不动的红军，每个人给8块光洋，寄在百姓家里。“不得八块光洋”，就不能掉队，不能负伤，不能生病 ，这几条男红军做到都不容易，对女红军来说则更增加了难度。 中央红军的30名女红军，除了3名同志因为各种情况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27名同志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几位女红军在长征途中产生了爱情，完成了婚姻大事。甚至有3名女红军贺子珍、陈慧清 、曾玉在路上生产分娩。留下了红色后代。 草地夫妻的星期六制度 虽然红军有女性，也有少数几对夫妻，但革命的自律与艰苦的环境，在长征中并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系问题。这首先是因为，红军行军途中接触女性的机会不多，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在主力部队中也没有多少女红军。红军在男女交往方面有严格规定，而志同道合和患难与共在当时是所有红军战士的最大的精神支柱。据说当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时期，为了顾及群众影响，也很少一起散步，一次毛泽东出远门，要求贺子珍送他，但在路过红军医院时，毛就独自先走开，到前面再等贺子珍。 正是制度、无知与精神三者使长征着的这个群体对于性的意识颇为朦胧。根据傅连暲的估计，当时有百分之九十的红军未曾有过性生活经历。例如有个叫危秀英的女红军，有次她和一位年轻的男红军一起趟水过河，他看到她的大腿上流下的经血，万分惊慌，还以为她受伤了。性只在少数结婚了的红军干部们之中存在。 采访过朱德的海伦·斯诺报道说，在长征初期，确有强奸的问题，后来严明了纪律，才得到控制，强奸犯经军法审判后当场处决，从此队伍再也没有出现这类恶性问题。 女红军刘英当时尚未与洛甫（张闻天）结婚，她回忆说，长征期间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如她和张闻天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在同一张床上睡觉。但他们都不脱衣服。“敌人离得那么近，我们又是那么累。我们找不到睡觉的门板，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草堆上便睡着了。” 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其丈夫一道行军，这是红军的规定。自从井冈山时期以来，红军中夫妻之间“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一直在执行。除非是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这条特例后来在邓颖超和周恩来夫妇过草地时应用过一次。 不过长征队伍中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23岁的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过，康克清的身份除了是朱德夫人，她更是一名普通女红军、优秀的射击手，身带两枝手枪和一枝毛瑟枪。有时她肩扛三四枝步枪，帮助劳累的战友。 作为女性的本能，长征结束后女红军们的回忆不约而同都与卫生问题有关系，例如虱子。由于行军紧张，卫生条件差，经常不洗脸、不洗澡、不脱衣睡觉，住处也不定，老百姓房子、草垛、墙角、野外，什么地方都睡过，女红军的头上、身上长满了虱子。 女红军钟月林有一件旧毛衣，白天晚上穿在身上，有时睡草地，有时睡房檐，惹上了一毛衣虱子。饥饿的虱子在她身上咬烂了好几块地方，红肿刺痒。在贵州猴场休息的时候，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让她把毛衣脱下来，放进脸盆里去煮，煮了1个多小时，结果脸盆里漂起了一层白碴碴的虱子尸体。毛衣破洞里尽是一堆堆的虱子蠕动着，看了让人汗毛都要竖起来，捉了半天也捉不干净。干脆把毛衣在火堆上不断地抖，虱子“扑扑簌簌” 掉进火里，烤出一股芝麻香一般的焦味。 由于女红军身上的虱子多，休息的时候，姐妹们便围在一起互相捉头上的虱子。捉虱子遂成了一种乐趣。后来觉得捉虱子太费事，有人索性就剃成光头。邓六金学过理发，她便施展自己的技术，教会了大家理发。开会时，调皮的小伙子会搞突然袭击——一把将她们头上的“遮羞帽”掀掉，然后连声叫道：“尼姑！尼姑！” “欢迎尼姑革命”，气氛非常有趣。 长征途中的女红军，利用自己的文艺特长，载歌载舞给疲劳的战士带来许多欢乐。 农民出身的女红军王泉媛天生是个会演戏的人，她曾扮演贵州省长、军阀王家烈，戴着礼帽、墨镜，拄着文明棍，自演自唱，惟妙惟肖，很受战士欢迎。 草地婴儿 据刘英回忆：“长征开始时，贺子珍已有身孕，她生下孩子后，只得把孩子留下，没有别的办法。部队在行军。这样做很惨，但在那样一种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考虑个人的感情了。”贺子珍是在川黔交界处分娩的，一生下来就送走了。这个毛泽东的女儿，解放后曾经大规模寻找过，却一直没有找回来。 长征途中，妇女无法照料孩子。刘英说，听起来可能很残忍，但他们不得不把孩子托给别人或扔掉，这样她们觉得还好受一些。扔掉孩子就象扔掉装备一样。 长征中，遇到这种可怕困境的妇女不光是贺子珍。负责指挥红四方面军妇女团的张琴秋也有同样的遭遇。她的丈夫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她也生过一个孩子，留下来给了别人。青年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他们把孩子留在一户农民家里。起初，这家农民不愿收养，最后还是被说通了。六军团司令肖克的妻子1936年初怀孕了。当时六军团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面军会合的途中。7月初部队正过草地，专门用布为她围出一块露天空地生产婴儿。肖克回忆道：“生得还相当顺利。一两天后她又骑马行军了。”她和孩子平安地到达了延安。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婴儿”，很受大家的宠爱。 怀孕是最苦的。有些妇女说，在长征途中怀孕堪称最大的灾难。挺着不断胀大的肚子日夜行军可不是闹着玩的，骑在马背上也一样不好受。孩子生下后又得扔掉，……她们无论如何要坚持继续工作下去。 神秘的红军独立师 除了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30名女红军，在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则更令人瞩目。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是红军规模最大的女兵部队，兵力近3000人。她们除了担负着新占地区的治安、政治动员等工作，也担负向前线运输物资、救送伤员、押运俘虏的任务。在兵力不足时，她们还屡次被作为野战部队投入战斗。 在红军女战士队伍中，有一位年仅11岁的小姑娘，她因为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而把名字留入史册，她就是王新兰。王新兰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她常常身背一条线毯、腰别一把横笛，手拄一根木棍，一路歌唱、吹奏为大家鼓劲。 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有一次非常神秘而传奇的战例：1935年川军刘汉雄部偷袭苦草坝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独立师师长张琴秋带领500女兵和300伤病员，与可怕的敌人周旋。这些贫弱的女人，竟然用心而不是武器，使川军在阵前倒戈。一时间全川为之震动。当时的媒体《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都登载了“五百农妇缴一团”的奇闻。而国民党的一些报纸则把红军女将领张琴秋说成“精通五国文字”、“能文能武，不下马可以写文章”的能人。 1935年初，红军在川东北建立了历史上建制最大的妇女部队——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由她任师长。长征途中，张琴秋改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其后在西路军任组织部长。 不过这支女红军的部队命运惨重。经过长征途中的各种战役和伤病等损耗，妇女独立师的人数减少到2000人左右，于是缩编为妇女独立团，1936年10月参加了红军战争史上最为惨烈的“西路军”之战，妇女独立团最终在祁连山全军覆没。红军的西路军向新疆远征途中，张琴秋已临近分娩，但仍在担架上指挥总部机关作战。在骑兵的包围中，孩子出生在戈壁滩上，她也因产后失血过多昏迷而被俘。 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中央军委根据红军时期的经验教训，要求不再建立单独的妇女部队，红军时期的女兵作战建制单位在人民军队历史上就此成了空前绝后的篇章。 苏维埃夫妇 以下33对夫妇，有在长征时就已经是夫妻的，有的则是在后来结为伴侣。长征时期的的红军中清教徒色彩浓厚，战士未经批准不得结婚，干部和军官须得获准才能结婚，但并非轻易就可以得到批准。朱德与康克清是红军途中唯一一对住在一起的夫妻。但康克清对朱德的义务似乎主要在警卫方面，她从来没有在家庭主妇的意义上照料过朱德，因为有警卫员做这一切。 毛泽东+贺子珍 周恩来+邓颖超 朱德+康克清 任弼时+陈琮英 董必武+何莲芝 罗荣桓+林月琴 刘伯承+汪荣华 刘少奇+谢飞 张闻天+刘英 李富春+蔡畅 谢觉哉+王定国 杨尚昆+李伯钊 李维汉+金维映 宋任穷+钟月林 毛泽民+钱希钧 邓发+陈慧清 邓振洵+李坚真 徐海东+周东屏 萧克+蹇先佛 毕占运+刘彩香 周子昆+曾玉 甘泗淇+李贞 朱良才+李开芬 曾山+邓六金 罗明+谢小梅 贺诚+周越华 傅连璋+陈真仁 晏福生+马忆湘 何克全（凯丰）+廖似光 秦邦宪（博古）+刘群先 毕占云+刘彩香 王首道+王泉媛 李德+肖月华 第十一章 长征器物手册 在红军出发前，每个将士都备有2-3双草鞋。在江西南部的“草鞋”实际上是布底，上面有布片做的耳子和后跟，样式如草鞋有耳，故仍称草鞋。 产自贵州的茅台镇，1935年3月16日，红军从茅台镇附近三渡赤水，这种高度数的白酒被红军当作包治百病的万能良药，洗伤、镇痛、解毒、治伤风感冒……随军医生把酒大瓶大瓶带走，一路上当作酒精使用，还有人用来泡他们疲惫不堪的脚，被周恩来看到后制止了。当中国共产党获得革命胜利后，茅台酒被尊为国酒，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将领一辈子只喜欢这一种酒。 白色的搪瓷缸子一开始是红军长征出发时所带的饮具，后来条件艰苦，也成为煮食用的临时备用锅，很多红军将这种习惯带到抗日战场、解放战场，甚至是和平年代。 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闽西赣南地区的竹斗笠。长征时基本每个红军都备有一个，因为有资料说长征前夕在福建长汀县的斗笠厂曾赶制了20万顶斗笠，以确保红军出征时，每人都能戴一顶新斗笠。据传毛泽东曾经指示工厂将尖顶改成平顶的，这样睡觉时还可以当枕头。这个说法并无确证资料。斯诺的夫人在延安时期，就见到警卫她的红军战士当中有人仍保存着一顶经历过了长征的、对主人来说极为珍贵的旧斗笠。而此种帽子几成红军形象的重要部分。 长征中红军的伙食为“包子饭”，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红军的用餐工具都比较杂乱，每个人各自携带自己的饭盒或碗筷，图中这种饭盒为质量最好的一种，从国民党部队缴获而来。 遵义是红军长征中唯一正式发行过苏维埃币的地方。1935年1月苏维埃国家银行进入遵义。当年银行发行的红军票可以到各商店、摊位购买任何一样商品，在遵义有极高的信誉。在遵义有个关于苏维埃币的故事：为补给军需，红军只好先将一户人家的猪杀了，留下15元苏维埃币和一张买猪说明条，1949年解放后该农民用此15元苏维埃币兑换成了人民币。 红军在翻越雪山时用的防滑器，俗名称“脚码子”。长8-9厘米，宽5-6厘米，近似于椭圆形的小铁器，有4颗钉子，多为尖状，个别为方形。 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但在长征后期，却经常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未经允许取走百姓的食物。红军于是明文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留下字条、借条或钱款。这是红军留在门板上的一张字条。 从这个裂缝纵横的胶鞋底，就可一目了然红军将士的行军强度。红军在一般情况下日行70里路。最快的时候超过100里，而他们当中多数人甚至没有胶鞋穿。邓萍曾经作为红3军团参谋长的身份指挥过二渡赤水、娄山关战役、牺牲于抢占遵义老城的战场中，他也是在长征中牺牲的红军最高级指挥员。新中国成立后，遵义地方政府重新找到邓萍的遗骸，迁葬在凤凰山上，移墓时发现并保存下来的锈迹斑斑的金属衣扣和裤扣、毛衣碎片 、帆布跑鞋已磨平了的胶底等遗物，现被军事博物馆珍藏，以作永久的纪念。 风雨夜行军时，这种能够防风的灯就成为红军最需要的照明工具。除此之外，红军还发明了不少简陋的照明方法，据李富春回忆最好的就地取材的方法是把几片干竹合起来点燃，这样光亮好而且不怕风，也比较耐烧。 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 在红军长征中，粮袋的作用不比子弹袋的作用小。在缺乏粮袋的时候，红军甚至想到用裤子，他们把裤腿的两头扎起来就成为了一个新的粮袋。 红军开始长征后，红军对内宣传工具《红星》报改为手刻蜡板油印，直到遵义会议前邓小平共主持编印了70多期。到了长征后期，纸张紧缺，就印在草纸上。红军对外宣传也很重视，最经常印的就是一份《什么是红军》的传单。有一个数据说，红六军团在长征出发时携带的各类宣传品就多达160万份，光挑印刷品的担子就多达近百副。 我们现在是处在红军技术和组织的下一新阶段的前夜。我们应该准备转变到新阶段去。不作这种准备是不对的，是不利于将来的战争的。在将来，红军的技术和组织条件改变了，红军建设进到了新阶段，红军的作战方向和作战线的比较固定就出现了；阵地战增加了；战争的流动性、领土和建设的流动性，大大减少了，到最后，也就会消灭了；现在限制着我们的东西，如像优势的敌人及其据守的巩固阵地，就不能限制我们了。 长期步行的红军必备物。主要用来扎紧从脚裸到膝盖之间的裤腿，以方便行走。据杨成武回忆，绑腿解下一条一条的接起来，还可以在爬陡峭的山坡时供红军战士前后拉着走。 ×们吃了你半坛咸菜几根××××几根柴共补你黄豆六升 这是红军干部所背的皮制背包，多数是从国民党败将处缴获所得。这种皮包的款式即使是放到现在，也不嫌过时。 大多数红军战士身上都有一件这种“竹水壶”，所谓水壶其实就是竹筒而已，红军造不了金属水壶，缴获的也有限，所以竹筒“水壶”自然流行，而且起的作用相当大，尤其是在当时卫生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有自带的盛水容器就可以避免少喝不干净的凉水，减少得肠胃病的可能性。 第十二章 外国人 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毛泽东在完成长征后的延安，讲述白求恩来到中国的意义的时候，许多外国人 ，早已在长征的路上成为他的战友。 真正参加长征的外国人仅在红一方面军里有：李德、毕士悌（又名杨林） 、武亭、洪水。除李德是欧洲人外，其他三人均为亚洲人。李德的国籍是德国，毕士悌和武亭来自朝鲜，洪水 则是越南人。他们四人都在红军部队里担任高级军官的职务。李德在长征初期的地位自不待言，毕士悌长征前是红一军团参谋长，是在红军官衔最高的外籍将领，武亭则任军委纵队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洪水在长征前是“工农剧社”首任社长。 有一个未经考证的说法是，在长征开始时，红军部队里其实30余名来自朝鲜的革命者，到达陕北时只幸存毕士悌和武亭两人。 由于身份比较特殊，武亭在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上的资料出现不多。长征后武亭以朝鲜独立的名义在中国创办了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他的声望很高，在1946年被选举为北朝鲜共产党的第二号领导人。但是他也不幸成为朝鲜的政坛流星，他的故事在后面还会讲到。 而从朝鲜人武亭和越南人洪水两人的发展路程，后来他们回到各自的祖国效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分别担任了高职，则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胸怀与远见，以及与朝鲜和越南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亲密的渊源关系。 此外还有一位外国俘虏R·A·勃沙特，他是来自欧洲的英国籍基督教传教士。和他一起被俘虏的还有他的同事阿诺利斯·海曼。 <to Braun） 由于其他几位都是东方国家的，勃沙特也只走了长征的一部分路程，因此李德成为唯一走完二万五千里征途的西方人。李德，制定长征计划和长征初期指挥中央红军的“三人团”的成员之一。李德对第五次反“围剿 ”战争的失败和长征初期中央红军遭受的严重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的名字被写入遵义会议的决议，受到严厉地批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回忆录中无一例外地提到这个具有神话般传奇色彩的人物，李德被冠以“独立房子”的主人，红都的“太上皇”，“图上作业的指挥家”的雅号。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李德为“那个外国智囊”。 李德在中国工作7年，其中有6年是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分活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痕迹。 李德于1900年出生，原名Otto Braun（奥托·布劳恩），曾用名李特罗夫，在中国期间还有个名字叫华夫。 他出生于慕尼黑，于孤儿院长大。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征召入伍，但未参加战争。 许多史料披露1932年初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而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派遣来华对付日本间谍的战略情报军官。1933年，李德被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和洛甫邀请作为军事顾问派往中央苏区。之前博古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尤尔特专门发电向莫斯科请示，得到了共产国际批准。 1933年秋，李德刚到中央苏区，博古就拱手将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交给李德。实战经验并不丰富的李德在接受这个如此重要的权力时并没有谦让。一个不通中文、不了解中国也未曾有过指挥作战经验的德国人，却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官，这被后来研究历史的人总结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幼稚所致，但同时也说明那群探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年轻人对信仰的虔诚。 李德对红军宣布，运动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发展苏联式的正规战。 1934年，他以短促突击战术作指导，指挥了旷日持久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败。接下来，在长征路上，由于李德的错误指挥，使红军在突破湘江一役中，全军由8万人减少到3万人。 李德在红军的声望逐渐下跌，就连最温和的周恩来也不给他好脸色。在遵义会议后，李德彻底失去了他在红军的权力。但李德在遵义会议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仍然心中不服。红军再次出发时李德要求跟随林彪的红一军团行动，他本来以为林彪会尊重他，却没想到得到了林彪的冷漠。据李德回忆，“林彪以一种不耐烦的态度接待了我，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过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他对我也几乎毫不过问。”李德只好又回到了中央纵队。 公正地说，李德无疑是一位小有才能的军事战术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德军中就暂露头角。后来 他担任俄国红军指挥官，曾在莫斯科的一所红军学院学习过。因为他是德国人，红军将士都注意听他对德国顾问向蒋介石提出的战略战术分析。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战术分析是有几分道理的。 而李德也并非总在做错误的判断，在张国焘搞分裂的关键时刻，李德挺身而出，演出了一出“李德捉李特”的绝妙好戏，用自己尚存的领导身份，揭穿了张国焘手下红军大学教育长、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煽动分裂的举动。毛泽东、彭德怀也随后到了现场，赞赏了李德。 到延安后，李德不再被邀请参加中央的任何会议，他以学习汉语来打发时间。他被安排到延安军事学院工作，与外籍人马海德做邻居，两人经常闲谈以消磨时光。生活艰苦，失落、孤独、寂寞的情绪，使身处异域的李德感到无聊和痛苦，不想再呆在中国，想到苏联去。但直到1939年他才成行。 这一年秋天，周恩来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胳膊骨折，造成重伤。限于延安的医疗条件，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苏联疗伤。李德听说后，要求同机前往。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李德突然接到了中央通讯员送来的纸条，上面只有张闻天写的一句话：“速来机场，你飞往莫斯科。”延安机场，有不少人向李德告别，毛泽东也礼貌地祝李德一路平安。就这样，李德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军事生涯，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 在苏联，李德受到一系列的审查，但他还是比较幸运地没有遭到严重的处分。共产国际监委会与中国协商后对李德的处理结论是：有错误，免予处分。其理由为：李德仅是顾问，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做出决定，他提出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出了一些不正确的主意 ，所以李德可以免予处分。但从此共产国际不会再重用他。 此后不久，李德离开了原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的岗位，并严格遵守某些人告诫他的“对中国的经历和观察保持沉默”的规定。开始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他恢复了奥托·布劳恩的原名，被分配到苏联的外文出版社工作，参加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从德文译为俄文、将列宁、斯大林原著从俄文译为德文的工作。 苏德战争爆发后，李德被抽调到战俘营去从事战俘管理教育工作。据说李德“以渊博的知识和有说服力的、不容置疑的论据，对被俘德军的军官、将领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原来的德国战俘都很感谢布劳恩为其治好了纳粹病”。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本单位重新去做文学出版工作，并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文学作品的翻译家。他将许多著名的苏联长篇小说译成了德文，如、《茹尔宾的一家》、《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后来他还当上了东德作协的第一书记，达到了他一生当中仅次于在中国时的另一个事业巅峰。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就在这个时候，已经63岁的李德突然不再遵守他已恪守了20多年的“保持沉默”的规定，重新“顾问”起国际事务，特别是中国问题来了，开始大讲特讲关于中国的事情，尤其是许多世所罕知的属于中国党和国家乃至于共产国际机密的事情。 1964年5月27日，他在作为东德党的主要喉舌的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以谁的名义讲话》的署名文章，在其中他大肆歪曲谩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公开向中国党及其领袖以至领导政策宣战。 随后又对其长篇回忆文章《从上海到延安》作了大量补充修订，于1973年正式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纪事》，里面详细记载了长征，这本书很快在苏联等国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行，成为了当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歪曲和攻击的重要书籍。《中国纪事》出版后还不到一年，1974年8月16日，《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讣告，宣布“奥托·布劳恩同志于1974年8月15日逝世，终年73岁”。 李德在中国7年的岁月里，曾经结过两次婚。第一位夫人名叫萧月华，两人是在瑞金结婚的，由组织上安排，为了解决李德在华期间的个人生活问题。萧月华是广东大埔一个农民的女儿，当时在少共中央文书科担任文书。两人语言不同，婚姻生活很不愉快，经常吵架，两人曾经有过一个小孩。但这段“涉外婚姻”在长征后就解散了。新中国成立后，萧月华被授予大校军衔，享受正师级待遇。1983年11月因癌症病逝于广州。 李德的第二任妻子李丽莲是1937年底同江青一起从上海投奔延安的舞蹈演员，年轻漂亮，活泼开朗，文化层次高，李德对她十分倾慕。李丽莲则看中了李德特殊的身份和他在延安还算优越的生活待遇。经过一段接触，他们相爱了，1938年，李德找到了中央组织部书记陈云，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便参加党的生活；另一个是申请同李丽莲结婚。对这两个要求，陈云代表组织同意。由于李德的第二次婚姻有一定的感情基础，所以还算比较平静和幸福。但当1939年李德离华返苏提出带李丽莲走时，因为手续未全没有得到批准。李德只好和结婚不久的李丽莲挥泪告别，独自远归。谁想此一去竟成永别，两人再未谋面。 李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并没有提到萧月华这个名字，他只写及了与李丽莲的婚姻。其实李德和李丽莲相处的时间要比与萧月华的短暂。李德在来华前结过婚，他的妻子名叫奥尔加·贝纳里奥，两人曾一起被关入莫阿比监狱。 朝鲜人武亭 朝鲜人武亭，在长征出发时任第一纵队第三梯队司令员。黎平会议后，部队整编，武亭调任红三军团炮兵营营长。 武亭于1905年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在汉城长大，真名叫金武亭。1919年，14岁的他参加了著名的“三·一”反日爱国运动，这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1923年3月，为了寻求复国的途径，他渡过鸭绿江来到中国，经东北到了北平。从此一呆就是二十多年。 1924年他进入北方军官学校（一说是东北讲武堂），学习炮兵专业。由于军事才能过人，年仅22岁就成了炮兵中校。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早是参加了上海工人暴动，此后辗转回到内地，成为彭德怀的部下，他和彭当时部队里唯一会用炮的两个人。后来他还到苏联学习过炮兵技术，这点尚无更多史料证实。 1931年他担任了红军中央军委炮兵团团长，在红军时期，战功赫赫的武亭升迁很快，最后竟进入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对于一个没有政治后台的外国人来说，这的确是破格的晋升。 长征时，武亭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炮兵部队指挥官，是典型的救火队，不论是在进攻，还是在断后时，都广泛地担任了火力支援任务。不久武亭出任军委纵队第三野战梯队司令，指挥包括炮兵营、工兵营、运输第一大队和附属医院在内的技术兵种，后又改任红三军团炮兵营长。 长征开始时，红军还有30余名朝鲜革命者，但是在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了武亭和杨林（即毕士悌）两个人，而杨林也在1936年强渡黄河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因此，武亭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 武亭的一生中最传奇却还是他在长征之后的经历。 就是这个红军出身的武亭，曾经在1946年被选举为北朝鲜共产党的第二号领导人，不过他的政治地位下降得很快，他在北朝鲜的政治舞台上出现而又迅速地消失——就像一颗流星。 据武亭回忆：“杨林牺牲后，彭德怀在党委会上发言：‘太多的外国革命者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牺牲了。如果我们继续让他们在中国死去，还会剩下谁来为他们祖国的革命事业战斗呢？我们无法为那些已经死去的同志做些什么，但是我们不应该再浪费外国同志的生命了。’”在彭的呼吁下，军委给武亭下了休息命令。 武亭先是在红军大学进行战略学和党的工作研究。尔后于1938年初出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长。武亭再次由于过度疲劳，健康受到损害，司令部再次命令他休息。在康复后，他担负了新的任务，集中了为了寻求对日作战而来到延安的朝鲜青年，着手朝鲜义勇军的建军工作。 1941年8月，在山西桐峪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干部训练班，武亭担任校长，专门培训从事抗日武装斗争的军事干部。接着，又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朝鲜青年干部学校和朝鲜武装宣传队。在10月26日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武亭的画像作为外国抗日领袖之一同毛泽东并列。 后来，武亭比王震的三五九旅还早进入南泥湾，1941年1月末2月初，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团长武亭率领两个营开进南泥湾。大约用了半年时间，从榛莽丛中开出了一条6米宽的公路，这条路成为运输物品往抗日前线的要道。 武亭的传奇形象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原来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朝鲜义勇队有89%的成员从洛阳、重庆等地辗转来到太行山。1942年7月，作为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和义勇军司令的武亭辞去了炮兵团长的职务，成立了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并专心训练和指挥这支还很弱小的队伍，相信终有一天会率领他们光复自己的祖国。 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签署命令，着武亭等率领朝鲜义勇军迅速北上，配合苏联红军光复朝鲜。但是日本三天后就宣布投降，使得这支军队失去了解放自己祖国的荣誉。 1945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武亭等人乘坐一列老式的蒸汽机车回到了平壤。但他们遭到了苏联人的限制行动。他们对平壤的政治氛围一无所知、他们没有未来的计划，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军队，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就象一群过客，只能等待苏联人的安排。武亭是朝鲜人民的英雄，但是在苏联人看来，他是个讨厌的家伙。 苏联对武亭和他的义勇军非常冷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他不熟悉，而他却又享有很高的声望，苏联人比较热衷于由文人而不是军人来担任朝鲜的领导职务，即使非要选个军人不可，他们也宁愿选比较熟悉的金日成 。 在武亭回国之前，1945年10月28日，新成立的北朝鲜五道行政局选举中，武亭被选为第二号领导人——行政局副委员长（第一号领导人是民族主义者曹晚植），武亭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946年4月。1948年2月，朝鲜人民军成立，武亭正式担任炮兵总司令，中将军衔。同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武亭被任命为民族保卫省副相（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仍兼任人民军炮兵司令。 朝鲜战争爆发后，武亭的军事表现被认为是很不好，被批评为具有“个人主义”倾向，后来他被命令保卫平壤，但他手下只有两个不足万人的预备师团，武亭不甘心被围歼或当俘虏，他在政府北撤后只做了比较轻微的抵抗便率部撤走。但是轻易放弃首都的行为无疑将严重打击他的声望，他最终被调职了。1950年12月，武亭因为“战争中的严重错误”受了处分。 也许就是因为政治上和战场上的双重失意，才造成了他后来的悲剧性结局。一天，武亭带着一位受伤的军官来到医务所，他是武亭在八路军时期的部下。武亭要求正在忙碌的医生立即来照顾他的朋友，那位倒霉的军医刻板地告诉武亭：伤员很多，他的朋友必须排队等候。这一“傲慢”的态度激怒了武亭，他掏出手枪当即把医生打死。这一罪行是严重的，他立即被解除了指挥权，后来又被开除军职。 不久以后，他在长征时期的旧疾胃溃疡剧烈发作，正在朝鲜指挥中国志愿军的彭德怀立即把他送到东北最好的医院，但是已经无力回天了。武亭最后的愿望就是能够死在他的故土——朝鲜，于是，在1952年10月，他被接回朝鲜，不久以后，在一间普通的军人医院里去世。他死后，朝鲜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越南人洪水 在走完长征全程的外国人中，洪水身兼两个唯一：他既是唯一的经历了中国人民军队从建军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过程，又直接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外国人，还是在1955年中国首次授予军衔时唯一获得将军军衔 （少将）的外国人。 洪水，原名武元博、阮山，生于1908年，出身背景为越南河内的地主家庭。15岁洪水以河内师范学生到法国考察，在那认识越南后来的领袖胡志明，并成为亲密战友。1924年他追随胡志明来到中国广州，成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毕业后留校工作，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洪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见证了工农红军的建立。随后洪水跟随毛泽东的指挥，亲历了第一次反“围剿”等战斗，曾任红12军第102团政治委员等职务。1932年，洪水调入苏区担任红军学校的宣传科科长。这年秋天，多才多艺的洪水与李伯钊、赵品三等创办了红军历史上的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洪水任社长。 长征前夕洪水被左倾领导人批评，被认为是高级特务，开除了党籍。在朱德和刘伯承保护下，洪水被编入红军干部团直属队，除了作战之外他还负责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表演节目、写标语成为洪水在长征中做得最多的事情。在遵义他终于被恢复了党籍。在四渡赤水中洪水因为作战勇敢获得了奖励。 以后洪水的发展顺利，在延安和晋察冀八路军军区都从事宣传的工作，并和毛泽东、朱德都建立较好的朋友关系。1945年他被调回越南胡志明身边参加抗法战争，任越南第四、第五战区司令员，1948年他被授予越南当时最高的军衔——少将。1950年10月，洪水回到中国。1956年洪水得知自己患了肺癌，时间不多，就提出了归国的要求，当年10月，因病医治无效在越南去世。 朝鲜人毕士悌 毕士悌立下了许多战功。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在新中国应该也能踏入将军的行列。 毕士悌的朝鲜名字为金勋，来到中国后曾名杨林。1901年他生于朝鲜平安北道。1919年参与汉城反日起义后流亡中国，1924年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教。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叶挺独立团任三营营长，参加过南昌起义。 1927年毕士悌赴苏联，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到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赴上海开会后调中央苏区工作，作为周恩来后方工作的助手，主要负责训练和补充新兵，担任劳动与战争动员委员会参谋长，及红一方面军补充师师长。 1934年春，考虑到毕士悌曾三次进过国内外军校，便调他到红军大学主管教务，此时他改名毕士悌。长征时，红军大学改为干部团，毕士悌担任团参谋长。四渡赤水时红军减员太大，全由干部组成、原准备尽量保护的这支特殊队伍也参加了战斗，毕士悌又同普通战士一样亲自在火线拼杀。1935年4月末，中央决定从滇北抢渡金沙江，毕士悌等亲自带前卫连一昼夜强行军180里，在守渡口的敌军鼾睡时如神兵天降般到达，不费一枪不损一人便占领了渡口并缴到船只。为保护渡口安全，次日晨，他又率一个排迅速北上通安镇，以伤亡12人的代价便击溃敌一个团，俘敌数百。 1935年秋到陕北后，调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参谋长，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时他率一个营作为先锋首先登岸，腹部被碉堡中射来的子弹打穿，抢救无效。 “长征队伍里的局外人”：R·A·勃沙特 1934年10月初，英国籍传教士R·A·勃沙特等人在贵州黄平县旧州被转战中的红军第六军团遇见，当时红军对传教的外国人印象都不好，认为勃沙特是“间谍”，把其他人都放了，只扣留了他和同伴罗达·海曼二人 。原因是红军的行动需要保密。 勃沙特，当时他的中文名叫薄复礼，跟随红六军团一起在湖南、贵州、云南等省境内走了大约9600公里，在外宿营达300多处。他为红军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帮助带领队伍的萧克翻译了一张法文版的贵州地图。 在随军16个月的时间之后，勃沙特于1936年4月被释放，他回到了昆明。几个月后勃沙特撰写了有关这段经历的回忆录《神灵之手》（training oughton）出版。这本书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还要早一年出版发行， 是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的著作。 他在书中“自序”中写道：“许多报道，因抓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 勃沙特，1897年出生于瑞士，长征期间他38岁，已经来到中国12年。被红军释放后，他的大部分时间仍活动在中国，在昆明和贵州，只在中间回欧洲休养了两年多。1939年勃沙特再次来到中国，在贵州省盘县传教，同时也为老百姓看病和办学。他有一本英文版的草药书，常爱不释手地学习。在盘县他持续地呆了10多年的时间。从中可看出勃沙特是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他只是一个虔诚布道的宗教职业人士而已。 新中国成立后，勃沙特还到过台湾，继续他的传教活动。直到20世纪50年代应召回到英国。1966年从教会退休后一直闲居在曼彻斯特的郊区。 1985年11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作者索尔兹伯里辗转找到勃沙特并采访了他。在书里，索尔兹伯里将勃沙特称为“长征队伍里的局外人”。 1987年底，中国驻英大使馆的官员也特意前去拜访了已经年届9旬的勃沙特，并带去了当年俘虏勃沙特的红军将领萧克的信笺。萧克将军在长征途中和勃沙特有过交谈，建立了友谊，此前也几次寻找这个曾经帮过他的外国传教士。 事实上，在长征途中还有其他的几个被俘虏的外国传教士。根据勃沙特的回忆以及索尔兹伯里的记述：“在博萨哈特（注，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勃沙特被翻译成此名）被俘的同时，中国内地教会一位名叫福开森的老传教士也被俘，后来，就毫无音讯了。”1936年1月，勃沙特的同事海曼被释放以后，另外一个传教士在贵州东北的石阡被俘了。他叫海因里希·凯尔纳，是圣新会的一位德国教士。勃沙特说28岁的凯尔纳才到中国两年，他的身体不结实，适应不了长征中缺衣少食的艰苦生活。有时，他们俩有马或骡子骑，但大部分时间是步行。最后凯尔纳在勃沙特获释10天后在长征途中去世。红军没收了一个有钱地主的一口制作考究的棺材，雇佣脚夫把装有凯尔纳的棺材抬到山坡上安葬，谁知却成为了土匪和野兽的猎物。 第十三章 隔壁的中华民国 1934年11月底，湖南境内的湘江战役，是红军史上最惨痛的一仗，部队由8万多减到3万。然而这样的战乱并没有让城市的生活停止下来。 就在红军奋死突破湘江的同一天，12月1日，上海的《良友》画报举办了一次标准女性的评选。她们当中有尽心尽力孝敬长辈、帮助丈夫事业成功的古典型的贤妻良母，也有受过现代教育、多才多艺、热爱运动的时髦女性。30岁的女作家丁玲被放在了十位女性中的第一位。此时的丁玲已经以走红文坛。这位进步女性还没有对红军，或者她在其后几年内，到达的延安，有着任何预感。因为她刚看到，红军仍在流浪与被追杀的边缘。 1935年6月27日夜晚，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演，成为本城最大的新闻。第二日《民报 》登出专文，对娜拉的扮演者蓝苹（也就是后来到了延安与毛泽东结婚的江青）的表演大加赞赏。报纸的推波助澜令市民们狂热地涌进了戏院。这一年甚至被称为上海的“娜拉年”。这位其后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的女性，对于毛泽东还没有任何认识。甚至没有听到过他的夫君的名字。至少，在遥远的关于红军与匪的传言中，摩登的上海人，对于阿拉乡下们并不会有太多的关注。 同一天，1935年6月27日，长途跋涉的毛泽东和他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事们刚结束在四川小金县城两河口的会议，决定了红军北上陕甘，大批部队正在做爬雪山的准备。而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则在这一天翻越了长征的第二座雪山——梦笔山。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在当时中国人的生活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有一段时期，关于共产党的红色军事力量在中华民国逐渐退出主流话题。由于消息的闭塞，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有长征这回事，只有极少留意战事的人或许知道有股“共匪”正在逃窜。 大多数时候，红军这支漫长的队伍只是默默地在人烟稀少的山区里行进。 20世纪的三十年代中期，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角色均已陆续登场，并且在文化上创造了一次繁荣。站在历史的某个部分看去，中国史上的黄金时代正在三十年代开端。文化奇迹，政治变迁、战乱、西方常识、英雄、 汉奸、国难，这一切如此令人目不暇接，奇迹与失败的声音如此交替，光荣与梦想，至少在那个时代令人恍如茨威格所描述的群星闪耀。这个奥地利人所宣称的“……我想从极其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回顾那些群星闪耀的某些时刻——我这样称呼那些时刻，是因为它们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黑夜。”那些星辰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在闪现。 如果把眼光从长征转移，切换镜头做一个时间的蒙太奇，那么在在红军们默默地长征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其他精英人物又在忙些什么事情呢？ 胡适：1935年1月胡适应邀到香港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这是他一生所得35个名誉学位的第一个。接下来他就前往广西游历，此时红军正结束遵义会议，向赤水挺进。胡适的身份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在1935-1936年间，他也在奔走忙碌，足迹遍布南京、上海、香港、梧州、南宁、柳州、桂林、阳朔、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四处演讲和出席会议。1935年7月还专门走平绥路旅行。 梅兰芳：在莫斯科向列宁幕献花圈。1935年2月梅兰芳以国宾身份应邀去苏联演出，为期两个月，以独特魅力征服了苏联观众，并与戏剧大师斯坦尼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会面。接着再赴波兰、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等国进行戏剧考察，后经埃及、印度回国。 丁文江：1935年12月地质学家丁文江视察粤汉铁路沿线的煤矿和学校，登衡山勘测，赴谭家山勘矿，走下斜深170公尺的矿井，因煤气中毒于1936年1月5日逝世。胡适说他是“最科学化的中国人”。 李叔同（弘一法师）：已经出家多年的弘一法师抱着病躯四处宏扬佛法，他主要活动在福建的厦门、泉州 、惠安等地开讲《一梦漫言》和《律学要略》，此间仍撰写了《净宗问辩》。 沈从文：由于小说1934年在《国闻周报》开始连载，此时沈从文已在文坛受到关注。1935年5月19日 他发表反映共产党人遭屠杀的小说。第二年初他路过南京，特意到丁玲被软禁处看望，这一年他还出版了《湘行散记》。 顾颉刚：1935年初顾颉刚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7月，调查河北省古迹，编纂《北平志》； 第二年5月，当选为禹贡学会理事，不久转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傅斯年：1934年8月刚离婚的傅斯年与俞大彩在北平结婚。1935年5月，从北平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一起赴安阳视察殷墟最大一次的发掘情形。 邹韬奋：因为《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查封，流亡国外的邹韬奋在英国、苏联、美国进行社会考察，撰写了30多万字的国外通讯。1935年8月由美归国后，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由于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的爱国运动，这本杂志发行量达20万份，打破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纪录。 陶行知：1934年11月，陶行知主编《小先生丛书》。“小先生制”迅速推广到全国19个省市，这种“即知即传”的教学方式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期他还参加创立中国新文字研究会，起草中国新文字宣言。 徐悲鸿：1934年8月，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国外巡回展览的徐悲鸿从苏联回到中国。1935年春节，徐悲鸿家门口的春联上联是“中立不倚”，下联是“隐居放言”。是年为营救田汉，徐悲鸿四处奔走。此时，徐悲鸿与蒋碧微的关系也不断恶化。这一年蒋介石曾想请徐悲鸿画一幅肖像，被徐断然拒绝。 丰子恺：这两年在杭州租了别寓，经常往来于沪、杭、石门之间。 阮玲玉：1934年阮玲玉主演了和《神女》，被认为是中国无声片时期表演艺术的高峰。1935年，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公映再次轰动，还在这一年3月8日，她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服毒自杀。同月14日，上海举行出殡送葬仪式，沿途送葬者30万人之多。 曹禺：在这两年时间里，曹禺完成了他的三部重要作品《雷雨》、（获得《大公报》文艺奖）和《 原野》。 梁漱溟：1934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已经进行到第4年。1935年8月梁漱溟夫人黄靖贤在邹平因难产逝世。 张元济：1934年68岁的张元济老来丧偶，他的精力主要放在《四部丛刊续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书的出版上。1935-1936年期间，张元济还在陕西、河南、四川成都、重庆等地做了旅行。 黄炎培：黄炎培在这两年四处奔波旅行。1934年，分别旅游浙东、考察赣南，1935年，又去考察鲁、豫、陕三省政治和教育；1936年，漫游四川、飞绥慰问。 林徽因、梁思成：1934年10月，林徽因、梁思成应浙江建设厅邀请，到杭州商讨六和塔重修计划，之后又去浙南武义宣平镇和金华天宁寺做古建筑考察。1935-1936年，林徽因写了不少诗歌小说和古建筑论文，冬天林徽因经常与费氏夫妇到郊外练习骑马。1936年5月28日，林徽因再和梁思成等人去到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开封及山东历城、章邱、泰安、济宁等处作古建筑考察。 林语堂：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一书在美受赛珍珠协助出版，一举成名，自此享誉欧美文坛。1936年9月与人合办《西风》，以“译述西洋杂志菁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为发刊宗旨。 冯友兰：1934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下卷，暑假后赴英讲学，与维特根斯坦访谈。1935年冯友兰满40岁，这一年他主要访问法国、瑞士、德国、苏联，在布拉格出席国际哲学会议第8次会议，作“哲学在当代中国”讲演 。回国后介绍苏联见闻，10、11月间遭国民党当局逮捕，押往保定行营，后获释。 竺可桢：1934年与翁文灏等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35年派人设立拉萨测候所。1936年起任浙江大学校长 。一年后由于日军迫近杭州，竺可桢率领浙大西迁5000里，其行进方向，与前不久红军长征路线大体相同，途中将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共36000余册，转辗运到贵阳。这支大学队伍后人因而也有称其为“文军长征 ”。 齐白石：1934年72岁的齐白石老年得子，取名为良年。1935年携眷还乡，散财乡里，以济荒年，5月份齐白石因屋前铁栅跌伤腿骨，几个月才治愈。1936年3月应友之邀，与妻、子往成都住了半年，9月才回到北平。 钱钟书、杨绛：1934年秋尚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读书的杨绛写了一篇作业，即短篇小说《潞潞，不用愁 ！》，描写青春期少女的三角恋爱心理，受到朱自清赏识，并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此时钱钟书正在光华大学教书，1935年春他参加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以绝对优势名列榜首。同年，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府举行正式婚礼。 巴金：30岁的巴金1934年11月赴日本横滨写作，并于第二年3月起移居东京，8月回到中国，翻译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格克曼的《狱中记》，1936年开始创作，并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萧珊。 吴清源：1934年刚满20岁的吴清源升到六段，并作为“日满华围棋友好访问团”的一员从日本回到中国，被安排在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面前下了一盘棋。 俞平伯：1934年夏俞平伯邀约嘉兴曲师陈延甫来京为拍曲撅笛，是年夏在清华园蕴酿结集曲社，9月还与夫人在江浙同乡会迎新大会上偕唱昆曲助兴。1935年初“清华谷音社”成立，俞任社长，自1935年春至1936年夏谷音社共公开清唱曲集5次。 费孝通：1935年费孝通翻译《社会变迁》一书。到北平清河军营对那里的士兵进行人体测量。8月赴广西大瑶山做特种民族研究的课题。12月16日在转移调查地点途中，误踏捕虎陷阱，身负重伤，新婚妻子王同惠觅援求救途中失足落入山涧，溺水遇难。 陈独秀：国民党以“危害国民”罪，判处13年徒刑，至1935年为止，陈独秀已在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度过了3年。 傅抱石：自从大受好评的首次个展《傅抱石中国画展览》在东京银座松板屋举行后，篆刻《离骚》又夺得全日本篆刻大赛冠军，在日本留学的傅抱石可谓春风得意。 张爱玲：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就读的张爱玲1936年秋在女校的小型刊物《国光》发表了处女作，其文名很快在校园里传布开来。 闻一多：1935年初，国立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与俞平伯等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30栋新盖的西式砖房，每人一栋，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一应俱全。 何香凝：1935年，何香凝把自己的一条裙子寄给蒋介石，附上一诗《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的女服有感而咏》：“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 ，换你征衣去。” 钱穆：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兼课清华、燕京、北师大。1935年出版《先秦诸子系年》。 黄仁宇：此时正在天津南开大学就读。 田汉：1935年春田汉被国民党逮捕，是年秋经营救保释。 周作人：1935年，50岁的周作人发表《五十自寿诗》，引发了30年代左翼青年对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批判。 郁达夫：1934年12月开始在《人间世》陆续发表自传。1935年7月，在杭州官场弄般若堂边购地兴建“风雨茅庐”。 郭沫若：正在日本流亡，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 李四光：1935年李四光赴英国伦敦、剑桥、伯明翰等地的八所大学主讲《中国地质学》。同年，他撰写了《扬子江流域第四纪冰川期》。 李惠堂：1934年，李惠堂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场上，李惠堂以点球战胜了日本队，荣获 了“亚洲球王”称号。1936年初李惠堂再任队长兼运动员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 宋庆龄：1936年春，促成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之行。5-6月间，与沈均儒、邹韬奋等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冰心：1935年怀胎十月的冰心产下长女宗远（吴冰）。同年还在北新书局出版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 聂耳：在日本生活了3个月的聂耳，1935年7月17日下午在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遇难。 国民党《中央日报》长征期间关于朱德死亡的三则报道 1935年4月9日 “中央社贵阳九日路透电据被俘共匪称，朱德即共匪中三大领袖之一，已于三日前阵亡，查朱为黔省匪军总司令，近曾拟袭击贵阳，但今已事败身亡矣，向东窜走拟与湘省贺龙部下联络之共匪，已被国军截断退路。 ” 1935年4月16日 朱德阵亡渐证实“……据匪兵私谈，我们朱先生死了，既是匪魁朱德。又据探报朱匪系在茅台作战受伤，此次在猪头山作战毙命。” 1935年4月19日 “匪首朱德阵亡一事，兹复查有贵阳属水田坝乡间土民王正详因赴新场被匪捉去抬尸，确闻共匪云，朱先生此次在猪头口作战阵亡。当时有坐轿子之匪，见着朱先生死后，同时大哭，经多匪官相劝始止。” 《大公报》1935年7月对红军长征的新闻报道 有研究表明，在“第一个公开如实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范长江还没发表关于长征的报道以前，《大公报 》在1935年7月的31天中，有24天发表了关于红军的报道。 在这24天发表的有关红军的报纸报道中，有这样几种内容： 1、关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动态的。如7月2日报道：四川军阀刘文辉因防守大渡河未先事体置，“致匪越险窜入，扰害数县”，蒋委员长特严加申斥，予刘文辉“记大过一次。”又报：“徐向前日前在茂县曾受伤，现已痊愈，徐部一部分潜渡岷江西岸，谋与朱德部会合。”如7月20日报道：“共匪因所占地域物质缺乏，气候奇冷，回窜不易，故拟窜往甘青，以冀实现打通国际路线之迷梦。据报匪已退出懋功，向草地集合。”如7月x日报道：“懋功之匪已越过六千公尺之巴郎山向北进行，理番之匪亦节节北退，似进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类似报道还有许多，不再赘述。 2、关于陕北红军状况的。如7月7日报道：“共匪刘子丹辈乘机蛊盛，多方煽动，利诱威胁，成群结伙，烧杀劫掠，蛮干横施，从此陕北陷入万劫不复之境，无数生灵遭受流亡颠沛之苦矣云云。”又7月23日国内新闻版头条大字报道：“陕北赤匪愈严重化，全陕北23个县几尽赤化。其中完全赤化8个县，半赤化10余个县。全陕北赤化人民70余万，编为赤卫军者20万，赤军者2万。张学良已飞赴西安，与于学忠、杨虎城、邵力子等会商剿匪军事。” 3、关于红二方面军状况的。如7月4日报道：“肖克、贺龙两匪溃窜拜施椒园芭蕉铺一带，连日经我军迎头夹击，毙匪甚多，夺获枪支800余杆，……。” 4、关于留守苏区红军状况的。如7月7日报道：“共匪张鼎丞部窜扰平和县，焚屋数百座。后又窜大坪等乡，大肆掳勒，保安八团陈岜部已驰往兜剿。”7月24日报道：“赣闽赤匪亦近清。当时留守苏区的我党高级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不幸在长汀被俘，后被枪杀。”大公报7月5日还配发瞿秋白照片发表了千字通讯《瞿秋白毕命记》，作者的立场似乎同情瞿秋白，文笔相当生动感人。 5、关于红25军长征动态的。如7月6日报道：“陕南各县自徐匪海东由豫窜入后，往复蹂躏，洗劫一空，… …。” 6、关于红军“投城”状况的。7月4日，报道了两起福建红军“投诚”事件。 从以上《大公报》1935年7月份的报道内容看，不仅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而且还有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并还有留守苏区红军的，可以说，所有红军各个方面的动态、现状和趋向，《大公报》都给予了及时的报道，尤其是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去向，《大公报》更是特别关注，一有新动静，立马作出回应，对于当时来说，国共两党在军事方面的此消彼长，确实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新生活运动 在大肆调动兵马对红军的围剿战争同时，1934年2月中旬，蒋介石还在江西省城南昌亲自发动了“新生活运动”。有人分析说这次运动主要目标就是为了抵御共产党的思想意识的吸引力。蒋介石在一次群众集会的发言中说：“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的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军事化”。他提出要以孔孟的“四维 ”（礼义廉耻）、“八一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 “新生活运动”亦提倡简朴风俗。有激进分子热烈响应，遂组织“摩登破坏团”，标榜“爱国”传统，以“排洋兴华”、“提倡国货”为行动指针，到处手执利剪，对过往行人身上所穿西服“动刀”。最初以杭州、北平活动为频繁，后逐渐蔓延到南京。 然而即使是大知识分子胡适对新生活运动的反应却是无动于衷的，但也没什么特别仇恨。他只是很温和地评论说，这场运动很难指望能达到政府的期望；告诉人民系好上装的扣子，刷子，勿在公共场所吐痰，这都不错，但是真正的进步不应与这种使中国人培养起最低限度人的样子的努力混淆起来。相反，国家的拯救与民族的复兴，完全取决于最高水平的知识与技术。政府必须明白什么是它能做的，什么是它不能做的。这个新生活运动历时15年，到1949年以国民党失败撤退到台湾后无疾而终。 鲁迅与长征的秘密关系 图为著名画家陈逸飞创作的鲁迅给红军写信的油画，名为“祝贺长征胜利”。鲁迅手里捏着一封写给毛泽东的信。这是一个虚构的场景，取材于鲁迅给红军发贺电的事情。 鲁迅与长征的这段秘密关系，后来在宣传鲁迅的时候成为津津乐道的一段典故，不过也有人质疑其真实性。到底如何只有当事人和经手人知晓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5年年底，鲁迅的朋友史沫莱特，当时她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的特派记者，来到鲁迅家，秘密地告诉鲁迅一个消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病榻上的鲁迅于是在第二天与来访的茅盾商议联名发一份电报给红军，祝贺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最后这份电报据说是由史沫特莱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发到陕北，联名发电报的茅盾在回忆中说确有此事，但自己并未见到过鲁迅起草的电报原文。遥相呼应，毛泽东后来也把鲁迅视为文化旗手。他曾这样评价鲁迅 ，“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鲁迅与红军的渊源甚深。1932年，红军将领陈赓因伤到上海治疗。和鲁迅作过一次长时间的促膝相谈。鲁迅从陈赓处了解了红军和延安的故事，陈赓给鲁迅画了幅红军作战形势草图甚至被鲁迅收藏起来。据传鲁迅曾计划写一部《铁流》式的反映红军英勇斗争的长篇小说，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未实现。红军抗日先遗队总司令方志敏被俘入狱后，鲁迅冒着生命危险替他保存、转送了他在狱中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件和文稿。其中包括著名的《狱中纪实》、等文章。 1935年秋末，鲁迅曾作旧体诗《亥年残秋偶作》：“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此时正值毛泽东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之时。解放后有研究得出结论，该诗前半部分明写国民党军官在日军威胁下纷纷南逃，结尾暗写红军长征胜利，北上抗日。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去世。 鲁迅和茅盾发给红军的祝贺电报内文： “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第十四章 被浪漫化的流亡 参加长征的红军中文化人、知识分子主要分布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团中，其中甚至不少都有过留洋的经历，因此还会把红四方面军看成是土包子。 有几位红军中的文化人分别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长征： 如中央红军的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黄镇沿途创作了24幅写生画（如图），长征胜利后在1938年曾被带到上海结集出版《西行漫画》，一版再版。红一军团第1师参谋长耿飚随身带着照相机和冲洗设备，拍下很多珍贵的照片，并有完整的行军日记，到保安时曾借给埃德加·斯诺参考，但后来不幸遗失。红一军团第1师第3团政治委员萧锋也有著名的《萧锋日记》，从中央苏区一直记录到金门战役。长征途中还有个嗜书如命的红军将领萧华，物质条件艰苦至极，他宁可扔自己穿的、用的东西，也舍不得将书轻装掉。长征途中攻打天险腊子口时，担任师政委的萧华要身先士卒率部打冲锋，行动前，他特意嘱咐替他挑书的战友说：“你离我远点，千万保护好这些书。即使我牺牲了，不管花多大代价，你也要把它安全挑到陕北，交给党。”红军将领肖劲光能歌善舞，长征途中，他偕 一管洞萧前行，常于人困马乏之际吹奏，官兵听之恍闻仙乐。 长征开始后，中央苏区的文艺、戏剧工作者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留中央苏区，另一部分随红军主力长征，如李伯钊、胡底、钱壮飞、李克农、危拱之等，分别编入长征红军各部。创立于苏区的工农剧社分别组成 “火星”、“红旗”、“战号”等小型剧团，在枪林弹雨的反围剿战斗中穿插演出。 这些在长征途中的红军戏剧内容丰富，有街头剧、小话剧、活报剧、花灯剧等等。这些作品大多是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和适应战争流动状态的要求所即兴创作的剧目，短小精干、构思巧妙，把艺术性和战斗性融合起来 。 也有描写长征途中的生活幽默的。例如老知识分子徐特立就编过一个“捉虱舞”，这个舞蹈他在长征路上和到了瓦窑堡、延安，都亲自表演过。舞蹈动作很简单，但他表演起来却很有趣。表演时他会将羊皮袄反过来穿，羊皮露在外面，戴个破毡帽，左手—举，右腿一抬，身子一歪，摇摇扭扭地走出场来。然后两只手轮番到羊毛里搜搜，装着捏住—只虱子的样子，口里说：“虱子？”放进嘴里“哔剥”一声，又肯定地说：“是虱子！ ”就这样，手脚不断地重复这些动作，嘴里连连地说：“虱子！虱子！”“又一个，又一个！”由于他幽默的长相，幽默的神态，幽默的表演，经常逗得红军战士们大笑。 陈芨在长征中任红31军宣传队宣传员、宣传队分队队长，据他回忆，自己经常是从队前跑到队尾，再从队尾跑到队前，一遍遍地教行军的战士唱宣传队新编的快板书： 除此之外，陈芨在化妆方面也是个高手，长征中他经常为宣传队的战友当化妆师。当时他用的“化妆品”主要有三种，白色用官粉，红色是从集市上买来的胭脂，黑色则用老乡家里的锅底灰，其他颜色再想办法调。 演出时也没有什么像样的道具，全是门板、饭碗，还有老乡的洗脸盆，能用的都用上了。 随着长征接近胜利，战争的阴霾逐渐吹散，文艺活动越来越活跃。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的达维会师。联欢会上，文艺战士们演唱了由红一方面军宣传部长陆定一编写的《两大主力会师歌》 ，在现场非常激动人心。而早在苏区就享有“三大赤色跳舞明星”称号之一李伯钊（其他两位分别是刘月华和石联星，她们没有参加长征），也在联欢会上表演了《红军舞》等舞蹈。解放后第三年，1951年，李伯钊创作了歌剧《长征》，是第一个将长征搬上舞台，也是建国后首次在文艺舞台上塑造毛泽东形象的人，轰动一时。李伯钊的丈夫是杨尚昆。 红军表演的歌舞节目多数是来源于革命歌曲、苏联红军歌曲、根据地民间歌曲、歌谣、小调以及当时流行全国的著名儿童歌曲等，长征期间比较经典的剧目有《乌克兰舞》、《农民舞》（又名《村女舞》）、《高加索舞》、《八月桂花遍地开》、《送郎当红军》等等。 歌舞演出也都包含了宣传的口号，而形式则有快板、口号、唱歌、跳舞、戏剧等，这些文艺活动在严酷战争环境里已经不是单纯的娱乐，而成为战斗或统战的组成部分。 长征中每到达一个驻地便向群众进行文艺宣传。如到遵义城以后，在城乡教群众唱革命歌曲，演出街头剧、活报剧，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演出节目。如李伯钊就帮助当地进步青年团体“红军之友社”排练戏剧、歌舞在街头演出。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西康甘孜藏族地区，藏民对红军有敌对情绪。经过反复宣传，加上红军严格的军纪，才对红军的态度有了转变。4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成立红场委员会，在红场上举行了军民联欢会，李伯钊及宣传队员们教藏民跳《海军舞》、《乌克兰舞》，藏民教宣传队员们跳藏族的“锅庄”、“弦子”。红军文艺战士在藏族舞蹈的基础上，编了《雅西雅舞》，舞蹈中红军与藏民手拉手，肩并肩，以整齐划一的节奏 和步调一致的步伐共同起舞，表现红军与藏民的团结与友谊。 1936年6月27日，红军的报纸《红星》报登载了一篇题为《接二连三的晚会》的文章，这样写道：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举行干部同乐会，晚会上，有两个方面军的文艺演出，有“火线”剧社的小同志的唱歌跳舞，有“火线”剧社与“太阳”纵队名角表演的“十七个”的名剧，有“猛进”剧社的表演等，整个“会场空气盛极一时，为反攻以来的第一次”。二十三日的下午，红一方面军篮球队又同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篮球队举行了友爱的比赛，开始是分开打，以后又混合打。球艺虽不很高，但活跃的精神“处处都显示出百战百胜的红色健儿的大好身手！”红军战士最常见的体育活动是篮球，只要有条件，红军都会搞几场篮球比赛，譬如在遵义和当地学生也举行过篮球友谊赛。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红军之父朱德的一次当众跳舞表演。1936年11月，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和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到达陕西保安中央所在地，中央机关举行了欢迎会。在会上轮到朱德出节目时，大家没想到，他笑眯眯地一言不发，大步走进场子中央，将羊皮大衣一脱，翻过来往身上一披，将长袖往腰间一系，悠然自得地跳起了红军新编的藏族舞蹈《雅西雅舞》，这引起全场轰动。 过雪山草地以及整个长征途中，许多文艺工作者如胡底、钱壮飞牺牲了。红二方面军宣传队牺牲很大，其中李云安才16岁，他行军途中背上许多乐器，牺牲时还把月琴和五张唱片紧紧背在背上。经过爬雪山过草地后 ，宣传队原来的57人只剩下11人。 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七律·长征》，其他知识分子也纷纷执笔创作，如林伯渠写了《初抵吴起镇》，陆定一、贾拓夫合写出了《长征歌》，萧向荣的《长征曲》，黄镇的《红二十五军五个月斗争歌》 等诗歌。 红军到达延安以后，“红色戏剧”在这个相对平稳的时期里得到了发扬。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采访时，观看过当时新成立的“人民抗日剧社”和红一军团“战士剧社”的演出，他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观看演剧的情况：“我同一个邀我前去看红军剧社演出的年轻干部出发时，人们已经纷纷朝着那个用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奔去了。……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台上挂着一块红色的绸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还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节目有三个小时，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可以说是一种杂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两个中心主题：抗日和革命。”这是一个西方记者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红色戏剧”。 长征期间的红军大学政治教员成仿吾，当时已经是成名作家，他与郭沫若、郁达夫并称“创造社”三杰。《雪山草地行军记》作者杨定华回忆说在长征中见到他完全是士兵的装扮：破旧的棉军衣，腰束皮带，斜挎干粮袋，手持着一枝手杖。但谁也不知道他是文学家。 红色歌谣 《十送红军》原版全歌词 江西民歌原作者/佚名 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扑面寒，树树梧桐叶落完，红军几时再回山？ 二送红军大路旁，红漆桌子路边放，桌上摆着送行酒，祝愿红军打胜仗。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藏黄莲脸在笑。 四送红军过高山，山山包谷金灿灿，包谷本是红军种，撒下种子红了天。 五送红军澧水河，鸿雁阵阵空中过，鸿雁能捎书和信，捎信多把革命说。 六送红军兔儿岩，两只兔儿哭哀哀，禽兽能知人心意，血肉深情分不开。 七送红军七里湾，七里湾中一片田，凉风阵阵稻谷香，新米上市人走远。 八送红军八角山，两只八哥吐人言，红军哥哥莫走远，财主回来要倒算。 九送红军过大江，江水滔滔船儿忙，眼望江水肝肠断，穷苦百姓泪汪汪。 十送红军转回来，武陵山巅搭高台，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亲人早回来。 《十送红军》，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为反映红军长征歌曲的代表作。这首民间的山歌以一年轻女子的口吻将对那支浪浪军队的怀念之情抒发得如爱情一般令人感动。红军自诞生起，因其工农的背景，就与民间歌谣有密切的关系。在红色知识分子的改造下，各地民歌也自此有了革命的气质。 早在毛泽东主持的《古田会议决议》就有明文规定：“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搜集民歌作为红军教材，其作用红军将领们相信“可以激发 起军队和人民积极投身参加革命的热忱。” 中央红军长征时，彭雪枫率领的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就是特别擅长唱红色歌谣。红军内部还设有专业文艺宣传队、报刊等，营、连还设有专职宣传员或“山歌队”。红军山歌队或在战场上用歌声瓦解敌军，或在生产时用歌声相互鼓励，舒缓压力，或到农村用歌声感化群众，赢得支持。红军每到一处都要组织群众教唱革命歌曲 ，其创作十分活跃。这种以歌为枪的战斗方式得到了民间极大的回应。 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许多文章中反复肯定曲艺的价值与地位。瞿秋白被认为是中国革命文艺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他看来，因为当时中国大众中“识字的人极少”，所以“革命的大众文艺，大半还需要运用旧式的大众文艺的形式（说书、演义、小唱、故事等等），来表现革命的内容，表现阶级的意识。”因此他鼓励文艺工作者“一批一批地打到那些说书的、唱小曲的、卖胡琴笛子的、摆书摊的里面去，在他们中谋一个职业”，占领并改造这些“大众文艺产生的地方”，而他自己也是带头创作曲艺曲本， 如《送郎参军》、《红军打胜仗》、《消灭白狗子》、《十月革命调》等。 苏区红色歌谣多为即兴应制，难免粗糙层次低。但亦有不少经典流传。如以上的《十送红军》、《八月桂花香》等。1936年10月18日红军主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产生的歌曲《庆祝红军大会合》。这些作品歌词生动朴实，大都采用民歌、古曲或其他中外歌曲的曲调填词而成，朗朗上口，非常易于流传。其中，还有紧密结合某一战斗和军事行动的战歌，如《再占遵义歌》、《渡金沙江胜利歌》、《打骑兵歌》等等。 瑞典研究者傅正明在《七色斑斓的中国当代诗歌》中认为，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色歌谣，总的来看，“没有给整个中国文艺史留下具有较高美学价值的作品。历史是真正的检查官。文艺史的篇幅有限。历史检查官将不断把那些无价值的所谓红色歌谣统统从文艺史上删除抹去，不留一丝痕迹。”也有人研究说红色歌谣仅仅是国内革命战争中的“革命号子”，而且这种歌谣也过于血腥，其除了启蒙性的革命内容以外，甚至谈不上什么艺术性和创造性。红色中国曾经有过几次歌谣盛况，在江西时期的苏区、延安、文化大革命都爆发过。这似乎与毛泽东的政治性格有关系，他坚持知识是没有阶级之分的，工农甚至应该是知识分子的老师。这些当年的红色歌舞文化及其继承者至今仍活跃在电视舞台，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娱乐。也没有，至少在目前的中国，并没有出现傅所称的“历史检查官将不断把那些无价值的所谓红色歌谣从文艺史删节去，不留一丝痕迹的情况。” 《红星》报、毛泽东长征诗 在长征中，《红星》报是红军唯一的官方报纸。遵义会议以前，由邓小平负责编辑，遵义会议以后，由陆定一负责编辑。《红星》报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8月，共出版长征专号28期。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七律·长征》书法，作于1962年4月20日。这首诗创作于1935年10月，在红一方面军长征即将胜利结束之际。长征是毛泽东一生诗歌创作的旺盛期。短短1年多时间他写出了《菩萨蛮·大柏地》、《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3首、《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 《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诸篇诗词。这些诗词不仅意境皆佳，更难得的是暗合历史事件和革命形势 。 毛泽东三十年代书写的《七律·长征》，毛泽东长征时期写的字，是一种非常倾斜的字，决非常人所惯的四平八稳，个性化极强。对于《七律·长征》，毛泽东非常偏爱，他一生中书写过这首诗至少5遍，每次都不一样，各有风貌。但似乎每一遍都不能使对书法颇为自负的毛泽东自己感到满意。他还曾对《长征》进行多次修改，例如诗中“金沙水拍”，原作“浪拍”，因与“腾细浪”的“浪”字重复，改作“水”，却又不得不与“万水千山”之“水”重复；此句后三字原作“悬岩暖”，后来在正式发表时改作“云崖暖”。而顺数第二句中 “千山”又与倒数第二句“岷山千里雪”重复。更显眼的是首句“红军”与末句“三军”，两个“军”字放在同一位置。这些字词上的小问题让毛泽东一直不能释怀。 旁边阅读：大串连：“文化大革命”重演长征事件 在“文化大革命”重演“长征”的大串连运动，持续时间大约半年。高峰期则在1966年10月，正是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纪念之际。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并没有把大串连与长征联系起来。当时参加文化革命经验交流的主要是各地方到北京的上访人员以及去各地帮助“破四旧”的北京红卫兵，出行依赖的是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 这种串连交流革命经验的行动后来得到了国家的肯定。1966年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连活动迅速发展起来，而串连中所需车旅费、生活费全部由国家开支。 随着串连人数的增多，交通日益拥挤不堪。在无法搭乘交通工具的情况下，不少青年学生自动组织了“长征队”，以步行进行串连。由此大串连与当年红军长征的壮举联系起来。10月22日，《人民日报》更发表了《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红卫兵步行串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 这些由大中学生组成“长征队”，在行进中均非常具有形式感，有一面队旗，上书例如“XX中学延安长征队”的字样。装备则模仿解放军，一律是黄军帽黄军包，肩上背了打着井字绳的棉被，脚上穿着解放鞋，也有的赤足穿草鞋。这是当时年轻人非常时尚流行的装扮，不过只有出身好的年轻人才有资格这样穿着。 当时国家对大串联提出了几点政治要求：多参观革命胜地，多访贫问苦，多拜访英模人物，多参加社会活动，达到“三个熟悉”，即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 在大串连中，部分学生在各地建立了联络站，自称为“点革命之火，传播革命种子，保卫红色江山”。这些红卫兵每到一地便分成若干小组，冲击党政军机关，乃至农村人民公社，建立派性组织，揪斗“走资派”， 发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支持一方，反对一方，挑动群众斗群众，并大肆破坏名胜古迹。而另一部分学生则只是借免费串连的机会探亲访友，游山玩水。 这些学生的长征队，绝大多数并非是重走红军长征，他们的路线和目标地点，还是以与毛泽东密切关系的几个地方，例如江西湖南两省的井冈山和韶山冲。 由于学生“长征队”大串连引发的各种负作用，1966年11月，国家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节一律暂停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并称毛泽东支持步行串连，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为来年徒步大串连作好准备。12月1日又发出补充通知，重申暂停乘坐交通工具进行串连。12月20日前必须返回原地，从此交通不再实行免费。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连的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全国停止长途步行串连 。同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全国大串连逐渐停止。 据说《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索尔兹伯里曾在某个场合隐隐地谈道：长征有如一次无望的流窜逃亡，长征的目的性是后来的得胜方加在上面的。但这种带有目的性的长征故事向来是英雄主义的绝好材料，于是入歌入诗，不绝于戏。到了20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举国上下又浩浩荡荡地开始了一次新长征。 这次是与摇滚发生了关系。1989年2月，一个敏感的年份，28岁的崔健推出了他正式意义上的第一张唱片《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也是中国摇滚乐史上的首张专集，“红星”再次照耀中国。这支以长征地名、领袖人物、叹词数字铿铿锵锵拼出的歌词，将历史使命感化解开来，赢得了所有爱革命与不爱革命的年轻人的热烈反应。这张转辑让崔健从此奠定了在中国摇滚史上的地位。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歌词 演唱/创作：崔健 一、二、三、四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 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 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 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 想什么，做什么，是步枪和小米 道理多，总是说，是大炮轰炸机 汗也流，泪也落，心中不服气 藏一藏，躲一躲，心说别着急 噢，一、二、三、四、五、六、七 问问天，问问地，还有多少里 求求风，求求雨，快离我远去 山也多，水也多，分不清东西 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 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 怎样歌，怎样唱，这心中才得意 一边走，一边想，雪山和草地 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 噢，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 潘鹤在1956年创作的雕塑《艰苦岁月》，一幅红军长征的经典艺术作品，展示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内。一老一少两红军相偎依，衣服褴褛的老红军吹着笛子，小红军的眼神天真，长征的艰苦与浪漫高度浓缩其中，这个 造型曾经打动了许多前来参观的中国人。 然而，这个作品其实却是个历史的误会。2006年7月潘鹤在接受报纸的采访时，透露了这个作品的原型最早并非来自红军长征，而是来源于解放前在海南岛五指山上的游击战士。1960年北京成立军事博物馆的时候，《艰苦岁月》却放在“长征”部分内，潘鹤起初还提出抗议，后来才了解到当时这个作品的原型被打成了地方主义者，而本来歌颂此人、歌颂海南岛的作品就放到代表革命主流的“长征”那里去了。这个被认为是刻画红军战士的作品流传甚广，也作为插图出现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到如今，看来这个历史的误会似乎已经不需要再去更正了。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 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没有，从来没有的。 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 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 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谁使长征胜利的呢？ 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会师 在红军史上，“会师”是非常频繁出现也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会师意味着红军的力量四面八方，神出鬼没 ，最后能胜利地以小聚多，革命的势力越来越蓬勃。 从最早期的井冈山朱毛会师起，到长征途中6次大大小小的会师，红军还不能算完整的一支部队，因为在南方还有打游击的红军。这就是红军最有特色的地方，星星之火，为了同一个目标，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这些话语甚至到了新中国也一直高度流行。会师还是革命胜利前奏的最重要的仪式，以至于文革期间也有人把林彪替代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因为站在最上面握手的那个人必然是领袖人物，这个握手寒暄的场面在电影里塑造得激动人心，它与地下党员“接头”的场景，一起在伴随共和国长大的那批少年伙伴们集体游戏里反复模拟演练。 在长征期间，最重要的会师，应该有两次，第一次自然是懋功会师，由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这两支最主要的红军终于经过千山万水汇合到了一起，之前它们都经历了无数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在索尔兹伯里的著作中，对这次会师描述了几个颇有意思的镜头：“大雨倾盆而下，毛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等待着。下午五时左右，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十来名骑兵的护卫下，踏着泥路，溅着泥水过来 了……一切庆祝的表面排场都有了——旗帜、标语，大碗热气腾腾的鸡和肉，大堆的饭和菜，大锅的汤和大罐的酒，还有当地酿造的类似贵州名酒茅台的烈性白酒。” 康立泽当时是红四方面军第30军268团的战士。他回忆为了迎接这次会师，战友们纷纷腾房、打扫卫生，刷贴欢迎中央红军的标语，不少人拿出自己的布袜、手巾、瓷碗、草鞋等，准备作为慰问品赠给即将会师的战友。上级还规定了具体的任务：给每个连队、每个排、每个班、每个战士都发了一堆羊毛。羊毛上有很多羊屎， 要洗干净、撕开，撕开后学捻线。规定每名战士要织两套毛衣；一套过草地时自己用，另一套捐给红二、六军团。这种“纯粹的友谊”在经过长征的苦难之后更显得珍贵。 不过，在索尔兹伯里的笔下，红军的领导层在这次会师欢乐的表皮下面，还“流淌着另外一股潮流：怨恨、敌意、猜疑。”“双方都对对方部队的人数提出了疑问。张国焘一度曾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你们有多少人？’周天生是个外交家，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张说：‘我们有十万。’周回答说：‘我们有三万。’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有位红军战士由于见到红四方面军的马长得膘肥体壮，忍不住夸了几句。毛斥责道：‘别羡慕那些马！’”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次会师并不完美，张国焘走向了分裂，他选择了南下。毛泽东继续北上。而这时的红军已经交融在一切，例如本来和毛在一起的朱德就被分到了张的部队里了。 长征第二次最重要的会师则是会宁会师，这次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得到了最后的统一。1936年10月10日清晨，这天特别具有象征性，因为这天既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而两年前也是这一天中央红军总部撤出了瑞金，开始长征。在相关的文献中，这样描绘了这个在红军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日子：“会宁城内人头攒动，彩旗飘舞，这座偏僻的小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热闹过。放眼城中，几乎成了红军的海洋，大伙只要见了面，无论认识与否，都激动地拥抱在一起，久久不肯松开。” 尽管会宁一带自然条件恶劣，当地人的生活异常清苦，可先期到达会宁城的红一方面军还是想方设法做好接应准备，为了让红二、红四方面军能吃上一顿饱饭，他们除向老百姓购买部分粮食外，还主动将自己的每日三餐减为两餐；此外，他们还尽量节约使用窖里的水源，许多战士还自发帮助红军被服厂连夜赶制草鞋、毛衣 、袜子和手套。朱德也在这个晚上在会宁城文庙的欢庆会上，当众为红军战士表演了一个藏族舞蹈。 但在毛泽东眼里，会师只是一个休止符，并不意味着永远安宁，虽然红军会师的地方叫“会宁”。他指出 “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用中共党史和军事史的总结来说就是：“会师标志着红军战略退却的终结和战略转移的完成，为向民族革命战争实施战略转变作了准备。”红军会师后，抗日救国就成为了下一个新的任务。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的六次大会师 1.懋功会师：红一方面军转战于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经四渡赤水战役和抢渡金沙江后，于1935年6月18日到达四川懋功，同先期到达这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2.吴起镇会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继续北上，走过难以通行的栈道，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脱离了雪山草地地区，于1935年10月19日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与陕北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3.永坪会师：经湖北北部、河南西部长征，创立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为配合红军主力北上行动，挺进甘肃。1935年9月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同陕北红军在永坪会师。两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4.甘孜会师：原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活动的红二军团，和原在湘赣革命根据地活动的红六军团，在黔东印江木黄会合后，进行湘西攻势，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进行长征，转战湖南、云南广大地区，于1936年7月初到达西康甘孜（今属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甘孜会师后，红二、红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 5.将台堡胜利会师：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北上，经过连续行军作战，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6.会宁会师：1936年10月9日到达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会宁县城，与红一、二方面军会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胜利会师。 红军改编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委任了正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每师辖两个旅，每旅辖两个团。每师定员为15000人。国民党只给红军三个师的编制，而且是最小的丙种师，千方百计限制红军数量。 红军改编后，编制级别大大降低，由原来的三个方面军改为三个师，大多数红军干部不得不降级使用，许多高级将领“官降三级”，方面军总指挥当师长，军团长当旅长，军长当团长。许多连、排级干部重新当起了战士。而按照国民党军队的编制，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并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从而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 此次改编，在红军将士中引起很大震动。许多人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不能容忍红军的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在建国后出版的许多将帅回忆录中，都提到了那次“换帽子”，足见此事对红军将士的影响之大。 贺龙在誓师大会上的发言代表了当时中共领导层的思路，他这样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再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9月14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通令。但此后仍沿用八路军的番号。 红军改编后，115师、120师、129师分别在泾阳县云阳镇、富平县庄里镇、泾阳县石桥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之后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红军光荣地进军和胜利地到达陕西，第一是因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二是因为苏维埃人民基本组织的伟大的技巧、英勇坚决和几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热忱。中国的共产党在以前、现在和将来将永远忠诚于马列主义，并对每一个机会主义者作斗争。这种决心解释了它的不可克服性和它的最后胜利的必然。它的不可克服性的另一理由，就是在革命组织中的人才的特别精干、英勇和忠诚。许多许多的优秀同志，许多献身于革命的人，在一个宗旨下工作，同时也造成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那些未来的，将要达到它的最后胜利。 现在，我们正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族统一联合战线，召请真心抗日的各党、各派、各军来参加我们的民族解放的共同工作。要想和日本帝国主义搏斗及拯救自己的国家，这种战线是必需的。今后我的工作和目标与党的红军的工作及目标相同，必须向这种方向做去。 第十五章 流散的红星 这个双眼逐渐浑浊、拄着拐杖、消瘦的农民老头，曾经是大名鼎鼎的红军战士。 他曾经用机枪把国民党的飞机从天上打了下来，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一时鼓舞军心。红军不再为自己的武器而自卑。为此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徐向前特地向全军通报表彰了他。 这个红军中第一个用枪打下敌机的人，名叫赵基训。1912年出生，14岁参加红军，1930年在红一军一师三团通讯连任班长。1931年在红四军十师28团机枪连连长。 他的英勇事迹是在长征的前一年完成的，1932年，安徽苏家铺战役，拥有飞机的国民党军队带着可怕的傲慢在没有飞机和防空武器的红军的头上超低空飞行，向红军扫射、轰炸。红军机枪连连长赵基训举起一挺机枪瞄准一架敌机扣动扳机，飞机机毁人亡。并在军史中因被红军打下，而作为这支农民军队的重要故事进行传扬 。 这个打下飞机的人很快得到了提升，在长征的队伍中任红一方面军一团团长，抗日军政大学教导团团长。 1937年任八路军120师360团团长，在雁门关战役中与日军作战时，赵基训头部被子弹打了个大洞，经白求恩大夫抢救才转危为安。周恩来亲自动员他这位著名的伤员回乡养伤。 回到新县老家直到解放后，赵基训也没有暴露身份，住着祖上留下来的老土坯房，过着简朴而清淡的生活，从来没有向国家提过什么要求，以普通农民的身份平静地走完了一生。 他的战友王树生1955年被授为大将军衔。 这个著名的战士，只不过是更多的流散在民间的红军之一。 除了胜利到达陕北的红军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参加过长征的红军也应记载入史册。 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流落到民间，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曲折而苦难的故事。他们昔日的战友、下级或上级均功成名就，成为将军、部长、省长，而他们却仍在乡村过着清贫的生活。 在长征途中，他们也曾经是红军战士，也经历过一次次的冲锋杀戮、行军跋涉。由于战争的偶然因素，他们在与敌人遭遇时或被打散，或是受伤；或是因病掉队，与战友们失去了联系。他们行影单只，萍踪浪迹，在村头寨尾、野岭荒山间东躲西藏，逃过了军阀和民团的搜捕，侥幸地回到了家乡或托迹在某一处偏远的异乡，隐姓埋名，安顿和生存下来。 他们在心底里牢记着那样几条：“永不叛党。密藏证件。等全国解放，成立了联合政府，党和国家把你们接回来养起来。”他们把这些遣散证明书、党组织的介绍信和残废证密藏在米缸里、墙板的夹壁层里，牲畜槽下被填埋起来的酒瓮里。然后，他们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娶妻生子，春播秋种，与那些牵牛的、耕地的、挑担的、收割的农民并无二致。 他们当中，或许本来就是农民，但是只要有了那段或短或长的红色革命武装部队生涯之后，他们已经脱胎换骨，永远不再是那个普通的农民了。 这些红军流散人员在红色中国诞生的前夜，已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解放后，这些“掉队者”被认定为“红军流散人员”，简称“红流”。 这些人包括西路红军在河西走廊失散人员、正规红军失散人员、游击队赤卫队失散人员和地方革命人员等 。国家及省民政部门曾专门发文规定，“红流”的范围是：“凡1937年7月6日以前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及在上述时间参加我党领导的脱产游击队，其成员因伤、因病、因战斗失利离队失散，经组织动员分散隐蔽或被捕、被俘，在离队后表现较好，没有投敌叛变行为者”。 如今这些流落民间的昔日红军战士，已经极少有人能知道他们当年的故事，红色的青春激情，他们中的多数人，后半辈子都是默默地住在荒山野岭，过着清淡甚至家徒四壁的生活。 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位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苏维埃政府的区委副书记。当年，他打着绑腿，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灰布军装，站在祠堂前的桌子上，手臂忽上忽下，给乡亲们说“扩红”，说“平债分田”。年轻、精干、满腔热情，姑娘们向他投去倾慕的眼神； 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位是列宁小学的校长，他手把手地教穷人的孩子们写“田、土、屋、衣”。每天，学校窗扇后都冲出孩子们的吼唱：“什么是黑的？土中的乌金，富人的贪心！什么是红的？清晨的日，工农的血！什么是黄的？穷人的脸和身，富人的谷和金！” 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位是西路军某部的连长，在甘肃与青海的交界处被马步芳的部队堵截，负伤被俘，逃脱后，辗转于甘肃、宁夏，打长工20余年，期间几次想回家乡，可听说自己参军后国民党杀了他全家，1954年才回老家； 他们中曾经有一位是小脚姑娘，参加红军时才10来岁，加入了童子团，因为小脚走不动，跟不上部队，失散后再找到部队却发现已经没有女兵了，于是在当地嫁了人，做农民种庄稼； …… 1979年国家进行优抚大普查后，对红流人员给予定期定量补助，最初的生活补助费为每月6元，以后逐年提高。根据民政部门多次对红军流落失散人员进行普查登记，目前尚有接近8万的“红流”人员（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截止至2004年10月）。 <span class="center">近年来国家对红军失散人员生活补助表（元/人、年） </tr></table> 附录一 西方的眼镜：70年来西方关于红军长征的著述 《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辗转来到延安——在当时比去西藏更艰难，在这里，他似乎发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地方，没有抽鸦片、卖淫、贪污腐化、溺婴或虐等儿童，也没有失业者和乞丐，这些现象都是西方人认为在中国比比皆是的罪恶，甚至看不到紧张的战场，到处是自由和谐，平等民主，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生活。斯诺的“发现”，在西方引起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震动。西方人像读乌托邦小说一样读他的《红星照耀中国》。感动人的不仅是那个未知的地域的“奇迹”，还有创造奇迹的人。斯诺笔下的毛泽东，令人想起白晋笔下的康熙（白晋是法国传教士、康熙的老师，曾著《康熙帝传》），完美无缺，既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又是一个政治军事领袖。 埃德加·斯诺的旅行，是随后一系列西方人到红色中国“朝圣”的开端。这些“朝圣者”从记者、作家到军人、政客，在1936-1945年间访问中国红色革命区。在他们的笔下，位于陕北的革命区几乎具有共同的特征， 就像是一个政治乌托邦，犹如霍尔多·汉森（20世纪30年代美联社驻中国记者）所说的，“一个柏拉图理想国的复制品”。 1、《神灵之手》【英】R·A·勃沙特 这本由红军的被俘者所撰写在英国出版的有个宗教含义名字的书，是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长征的著作。作为目前发现的独一无二的由直接见证长征的外国人记述的长征著作，具有重要的价值。它真实地记录了红军的故事。它是进行红军长征史研究的重要的原始资料，对于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间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某些重大活动情况及具体时间提供了左证。 2、《红星照耀中国》（中译《西行漫记》）【美】埃德加·斯诺 1936年6月，斯诺在红军刚刚长征结束就来到了陕北，对上至革命领袖与红军将领，下到普通红军指战员，进行了广泛的第一手采访，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斯诺把长征誉为“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本书出版后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轰动的影响，被译成十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1938年2月，该书中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出版，引发轰动。毛泽东曾评价《西行漫记 》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 3、《伟大的道路》【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1937年作者亲身来到陕北，采访了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其它红军将领。在书中“长征”一章细致地描绘了红军在长征路上的故事，而且还细致地描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袖们的生活，最后认为 “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 4、《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作者对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健在者，上至党的重要领袖、高级将领，下至当年的红军战士，以及知情的一些普通老百姓等进行了采访。为了更为客观、更为详实地了解这段历史，还走访了中共党史、军史研究的有关专家，认真查阅了红军长征的档案、文献和有关书刊资料。这个美国人还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沿红军长征路线进行了采访。是众多撰写长征的作者中极少能重走长征路线的人。 5、《一九三五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英】迪克·威尔逊 1971年出版的世界上第一部研究长征的英文专著。研究者试图从历史性、传奇性和象征性三个方面对长征进行“百科式”的研读，强化关于长征是“生存的史诗”的主题，长征的故事是“革命精神”派的代表，称“长征是中国人民重要的精神财富”，还从人类精神典范的角度评说道，“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6、《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美】杨炳章 这本学术专著把“长征”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试图建立一个研究模式：用“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来解释长征途中共产党“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 7、《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美】I·G·埃德蒙兹 8、《向自由的长征》【英】杭尔德 9、《毛泽东领导的长征》【法】迪皮伊 10、《中国红军——困难与险峻的二万五千里》【日】宾户宽 11、《两个人的长征》【英】李爱德、马普安 两个来自英国的年轻人以实证精神，重走了当年红军走过的路线。这是一本日记体的形式书，生动地记载了长征路上几十年后的现状。两个外国青年以寻找和发问的形式在长征路上得到了他们的启迪。 12、《中国——长征》画册 1990年，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纽西兰等十几个国家的摄影家来到中国，沿着神秘的红军长征的路线，拍摄沿途风光，画册撰稿人、英国评论家安东尼在书中认为“长征是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是锻炼以后中国领导人的熔炉。” 附录二 红军是怎样过雪山草地的？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当年长征的真实情景到底是个什么样？笔者在重读自己所珍藏的《雪山草地行军记》时找到了答案。 这本原汁原味记载红军过雪山草地的小书不到4万字，1948年11月由东北书店初版印行1万册。该书作者杨定华是红军队伍里的第一位报务员，后调到苏维埃大本营的瑞金无线电学校任教员，还曾在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队六分队任机务主任。 红军长征前夕，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与杨定华谈话，问他是否愿意同红军一起北上抗日。杨表示同意后，周副主席就让红军总司令部管理科发给他两套新军衣。次日晚，杨定华便随红军总司令部踏上了长征之路，从江西一直走到陕西，休整数月又随红军东征到山西。这本书是杨定华于1936年春回上海治疗胃病时，偶见《巴黎救国时报》上刊有红军西行见闻录，便将长征中记忆最深的雪山草地行军的一段往事写下来给那家报纸投稿，结果很快就被刊载出来，从而为红军长征留下一份十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书中以独特的视角，记载了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过程中的各个重大事件和作者亲闻、亲历的事情。 “雪山草地”是指四川、西康、青海至甘肃之间非常广阔的三角地带，这些地方人迹罕至，有的在地图上也找不到。在红军之前没有任何一支军队经历过如此的艰难困苦。当时作者所在的部队爬雪山走了31天，踩在脚下的雪山有五、六座，山地行军约2700里；草地行程7天，约600里(每支部队的行程会有所不同)。 翻过了好几座大雪山 1935年6月初，来自南方、穿着单衣的红一方面军开始过甲(夹)金山。他们本想以酒御寒，但不到百户的当地人中已无酒可寻。所以，上山前每人喝了一碗辣椒开水御寒。甲金山每天下午前大雪纷飞，且空气稀薄，气压太低，无法快走。书中提及，红一军团长林彪因身体衰弱几次晕倒，是在大家帮助下才闯过甲金山的。当队伍旗开得胜胜利下山时，红军的歌声便震动了整个山谷，红旗满天，爆竹庆贺。毛泽东、朱德出席了当晚的联欢庆祝会，载歌载舞，各种游艺和中西乐器演凑应有尽有。 在重镇达雄，红军战士见到了十几层高的喇嘛庙，画满佛像的经堂。当地人民以青果面、包谷为主食，间以牛羊肉、牛奶牛油。镇上的店铺多达数十家，其中也有汉人在此做生意的。到了茂功，红一、四方面军部分干部以宏大的天主教堂为会场举办联欢会，红五军团的剧团表演了“烂草鞋”活报剧，剧中挖苦了敌军追兵之无能与我军之英勇，笑得全场同志肚子痛。 从两河口出发至卓克基有120里行程，其间顺利越过又一座大雪山后，却碰到当地土司率番民在一个能容纳数千人的七层土楼里阻挡红军前进。红军施放照明枪将其吓退，掉队的战士则被番民杀害。这种民族隔阂皆因川军抢其金矿、名贵药材、大行镇压与屠杀番民而令其十分仇视汉人所至。此况下，红军便通过通司(翻译)说明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红军只是借道而行，不需任何“进贡”，而且红军愿意帮助番民反对汉官压迫剥削。番民见到红军之诚意，便陆续回家，并把粮食卖给红军。这样一来，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土司相勾结实行所谓“坚壁清野”的计划终告破产。 行军途中，终年积雪过丈，河流错杂，森林茂密，难辨方向，行进十分困难。红军总司令部直属机关到达梭磨后，就在一个能容纳数千人的喇嘛庙里安营扎寨，朱德和毛泽东也临时在这里办公。此后，红军又闯过了马塘雪山，同时受到飓风、雨雪、冰雹与空气稀少的洗礼。接着，队伍又沿浪高数尺的险河挺进，另一面则是危崖绝壁，其间的羊肠小道仅容一人通过，江西出发时带来的骡马在此地跌死的甚多。 行进途中，得知再往前走粮草问题将更为严重，红军便决定就地割麦，从朱总司令到炊事员都一齐上阵，一下子备足十天的粮草，同时留下粮钱。朱老总从麦地挑五、六十斤的担子一口气能走二十里路，大家说他比青年人都能干。张闻天、康克清和年过六旬的徐特立、林伯渠也加入了割麦行列。毛泽东和周恩来因指挥部队而未能参加割麦行动。一路上，即使在行军打仗途中，红军晚上还要上政治课、识字课，召开党支部会、小组会等。 从再度山根到山顶，是行程达60里地的仓德梁子大雪山。途中泥泞路滑，人人一身泥浆。在山上，有的战士躲闪不及就被野兽吃了。接着，红军又过一座五十里地高的雪山，此山路宽，我军便呈八行纵队行进，气势壮观。在松潘地区最大的村落毛尔盖(有三四百户人家)，红军呆了20多天，这是江西出发以来最大的一次休整。大家以炒麦为干粮，收集羊毛及各种兽皮制衣，准备过草地事宜。 此间，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决定一、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的重要会议。当时红军面临的形势是：胡宗南集结4个师于松潘地区一线，川军则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及西岸一部，刘文辉占领了懋功等地。胡宗南、刘湘等判断红军或东出四川或北出甘陕，但他们没料到红军会走草地北出之险招。此时整个一、四方面军散驻于西康的绥靖丹巴直到松潘之间，纵横达1500里地的战线。从8月初起，右路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之一部、红军大学等，均以毛尔盖为中心进行集中；左路军之五军团、九军团、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军委纵部之一部，以卓克基为中心集中。8月18日，左右两路军同时北上，按预定计划，左路军从卓克基经上下阿坝出草地，再向东到班佑；右路军绕过松潘从草地到班佑会合，突出甘陕，北上抗日。 战胜了险象环生的草地 本书作者所在的右路军，是8月18日从毛尔盖北行40里来到草地边的。草地与干涸的戈壁不同，遍野是茸密的青草，水流满坑满峪，有的地方几十里地水深及膝，而且多数是毒水，人喝后会肚涨而死。皮肤若被草根刺破、毒水浸泡即溃烂不止，医愈者很少，有些人则成残废。草地表面硬、下面软，人行走于草上须十分小心，陷入泥浆则深不可测，无人帮助很难自拔。草地里一年四季几乎天天下雨，阴风霜雪，不见天日。 随行的“通司”称，只有当地游牧番民骑一种马蹄子特别大的特种马才能通过草地。红军进入草地后，即靠向导寻找番民走过的马脚印探行，而一到水多草密之处马蹄印全无，常常找不出前进的道路，绕走了很多冤枉路。为整个红军大队人马顺利通过草地，作为开路先锋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支队，立了头功。 部队进入草地的第一天就遇到大雨，所带的几斤熟青果麦或粉，经雨水一淋都成了皮胶，有的掉到毒水里没法再吃，有的粮袋被草根划破漏掉。深入草地后连烧开水的柴也拾不到，大家只能分吃几口粮食。进入草地纵深就连草根、树皮也难找到了，只有靠杀骡马驴和嚼皮带、皮包、各种毛皮来充饥。在贵州遵义时每位红军战士曾补发一套军衣，但到过草地时有完整衣服的人已经很少。可是，草地上天气奇寒，许多战士无军帽、无斗笠、无雨伞，倍受风雨雪的侵袭。有的人便披着羊皮、虎皮、驼皮、狗皮行军，有的人则将羊毛放入布毡里裹在身上行进，远远看去，这支队伍象是五光十色的逃难大军。白天行军的这种艰苦还算不得什么，难熬的是晚上宿营，在潮湿的草地上几人靠背而睡，而此时身上的衣服全是湿的，任刺骨寒风吹打。但看到身边被冻死的战友，大家并没有悲观，而是表示要继续前进，为民族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 为了战胜寒冷，战士们发明了抵御风雨的方法，即以班为单位，挖一个数尺深的土洞，把油布垫在土洞里，然后把另一块油布或被单盖在土洞上面，人坐其中，而且遇有敌人骑兵袭来便是战壕。在草地行军中，红军也多次变被动为主动，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在包座河边，敌追兵一个师几乎被我军全歼，敌师长也身受重伤。最终，红军们靠着钢铁般的政治坚定性、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和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走出了中国史地学者尚未发现和探险家未曾到过的草地。出草地后，大家吃饱饭、洗脏衣，用烂布羊毛造草鞋，以高昂的斗志迎接新战斗。 突破敌人道道封锁线 过草地后为抓住时机，北上先遣支队半夜12点从巴西出发，次日凌晨到达阿西，不顾头顶敌机轰炸，又继续突破敌人封锁线，急行军80里，晚上再遇滂沱大雨。早6时又开拔，连续强行军，目标又是80里。渡包座河时更是险象环生，一边是危崖绝壁，一边是湍流急水，此时河水突涨，路面被水淹没数尺，且天色已晚，会游泳的战士便连游带走，冰冷之极；不会水的就攀崖而过，一些失足者在此地牺牲。直到半夜，部队还未过完包座河。 从俄界到莫牙寺125里路程，则是行走河边距水面十数丈高的危崖栈道。这里遇到的封锁是红军未到之前，反动分子就欺骗和胁迫番民在栈道中途抽掉木板，扔到水里，并把木椿拔掉。红军受阻于此，只好临时传递消息，让后面砍树枝、找木料来修栈道。前后几十里长的队伍传口令，传着传着就传错了，耽搁了不少功夫。这里两岸是石崖削壁，下边的河床窄处不到一丈，水急如同雷电。红军战士一边修栈道，一边单人通过，行动十分缓慢。而此时，当地番民却一边在对面山上放冷枪，一边在靠栈道这边的山上往下滚石头，打我散兵，收我枪支。其中一次大的伏击，就杀死红军战士一百几十人。多次上山下山，又遇野兽袭击和敌人破桥阻路，天黑以后部队就走乱了。直到半夜，部队才陆续来到瓦藏寺集结。这座寺庙有五百喇嘛，寺院里处处皆净，每座房舍前还有种着各种花卉的小花园，当时有六、七千人的红军在此宿营。 突破天险腊子口，是长征后半段中的一场硬仗。敌军据险死守的腊子口，有500米高、林木深密的倒壁石山，其另一侧则是飞鸟难过的绝壁，中间横一河流，此口只宽一丈，敌人在口内设碓堡数座。敌人据险投弹，周围的树木都炸成了灰烬，没爆炸的手榴弹就达数百颗。一军团长林彪、二师长陈光指挥强攻，一天一夜未拿下，红军伤亡惨重。最后，陈师长于夜半率17勇士带着绳索，从我军左翼山下利用树木按级交替吊上去，迂回到敌军右边山上守敌据点，以手榴弹急袭，使敌军败走，口内堡垒里的敌军亦随之败退，我军终于占领了腊子口。长征中，红军积累了防空经验，无论在平地还是山上，敌机未到，部队已闻声隐蔽；敌机到来，战士们就用机枪对空射击，吓得敌机不敢低飞，所以投弹不准，对我军构不成多大威胁。有时趁躲敌机之时，红军上政治课便开讲了。如我军占领哈达铺进入回民区后，部队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借用回民器具，不得吃猪肉、猪油，要宣传民族平等。在岷山时，部队可几路并行，大家便展开了竞赛“坐飞机”。这便是电视连续剧《长征》中再现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欢庆胜利的场面。 参考文献 1、《谁最早口述长征》陈宇编著，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2、《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1月第3版 3、《中国纪事》【德】奥托·布劳恩著，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4、《老新闻（珍藏版）1931-1939》陈益民江沛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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