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抗战英杰·救亡先驱录》 001、长城内外建伟业——记中共热河省工委书记陈镜湖 陈镜湖，字印潭，号小秋，化名李铁然，曾用名陈龙川、陈士秋。1901年出生于热河省建平县（今属辽宁省）哈巴沁南井村一户农民家庭。8岁开始在本村私塾读书，后入建平县高等小学。他勤奋好学，记忆力强，于191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 当时，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大大小小的军阀，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支配下，长期割据争斗，互相抢权夺地，造成军阀连年混战的局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19年，爆发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五四运动后，陈镜湖参加了直隶一中的“学生救国团”，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参加了向省公署请愿、示威游行和街头宣传讲演等活动，是“南下宣传团”的骨干。同年9月，他同韩麟符组织了与“觉悟社”齐名的“新生社”。 1920年秋，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新生社”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陈镜湖的觉悟有了显著提高，一边刻苦地学习，一边参加了平民小学的义务教学，每天授课两小时，帮助解决贫苦家庭出身子女读书的困难。 1922年8月，陈镜湖考入天津南开大学文科班，攻读政治和外语。1923年初，陈镜湖等南开同学成立“向明学会”，学习社会主义新思想，同时创办了《天津向明学会半月刊》，对当时爱国民主运动的深入开展起了推动作用。这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全国工人运动兴起，特别是“二七”大罢工发生后，孙中山决定实行与共产党全面合作，借以提高国民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鉴此，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陈镜湖又在这年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1924年1月，陈镜湖被选为直隶省代表，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被派往内蒙古地区开展党的工作，并在冯玉祥西北军宋哲元部任支队长。他先后到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开展工作，向当地蒙、汉族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唤起他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王公贵族的压迫，并在党的刊物《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王公贵族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侵略中国和压榨蒙汉人民的罪恶行径。 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率部发动“北京政变”（亦称“首都起义”）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参加国民革命，将所部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军”（简称国民军），宣布脱离直系军阀系统。陈镜湖先后任国民军热河民军司令、骑兵旅旅长。为了扩大民军队伍，陈镜湖带人回到家乡，组织武装力量。当他回建平时路经叶柏寺，离家只有十几里，却没有顾得上回家看望父老和妻室儿女。他又从建平到围场、多伦等地扩充民军，为消灭封建军阀而辛勤奔走。他尤其注意严肃军纪，经常教育士兵“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同时，严格约束自己，和士兵同甘共苦，吃一样的饭菜，照规定付饭费。因此，他受到群众和士兵的欢迎和爱戴。 同年12月30日，孙中山扶病到达北京后，李大钊召开会议，讨论了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的问题。陈镜湖等人受中共北方区委的指派，作为孙中山的北上特派宣传员，赴热河积极开展工作。孙中山于3月12日在北京病逝时，陈镜湖代表热河省参加祭奠，并出席了国民议会促进会代表大会。 1925年初，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在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等地建立四个党的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以加强党对内蒙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陈镜湖被派任中共热河工委负责人，同时以热河省国民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参加热河省国民党党部的工作。在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在承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在承德市中、小学和师范近千名学生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6周年大会上，陈镜湖登台讲演，痛斥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罪行，大呼“猛醒吧，睡狮！觉悟吧，中国！”声泪俱下，全场群情激昂。 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在张家口召开工农代表大会，成立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组成同盟中央委员会，李大钊当选为书记，赵世炎、韩麟符为副书记，陈镜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时，由中共领导编成“内蒙古特别民军”，陈镜湖任第二骑兵纵队司令。不久，该纵队改编为骑兵旅，随军加入国民军，在热河同张作霖奉军作战。 1926年8月，内蒙古特别民军退入包头；9月17日，参加了冯玉祥“五原誓师”，部队改称“国民军联军”。冯玉祥采取李大钊“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行动方针，命陈镜湖率部随宋哲元部西进援陕，经甘肃、宁夏、陕西等地，攻打反动的“讨赤”联军。后出任陕西蒲城县长。期间，他体恤民瘼，将群众担负的粮税减少三分之二，受到群众的欢迎。 1927年4月，陈镜湖作为内蒙古代表，出席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当全国革命在南方和北方胜利发展的时候，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反革命大屠杀，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在这样情势下，陈镜湖被迫辞去县长职务，离开陕西，只身回到北京，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从这年4月李大钊被捕牺牲后，北方各级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陈镜湖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他和刘刚（原内蒙特委领导成员）一起，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苏联，找到共产国际，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不久，陈镜湖回国，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恢复、整顿内蒙特委，于同年9月组成新的特委，他担任书记，改名为李铁然，继续组织和发动蒙、汉各族人民开展革命斗争。一年多中，他向中共中央写了《内蒙党报告》、《内蒙特委致中央的信》、《内蒙特委书记李铁然报告》、《内蒙古一般政治状况分析》等十余份材料，为中共中央指导内蒙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31年7月，日寇在我国东北制造“万宝山惨案”，杀害无辜农民，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热河等地人民纷纷组织了“惨案后援会”进行声援。陈镜湖亲自到围场县，具体指导“后援会”的工作。同年发生“九？一八”事变后，他立即以内蒙特委的名义，向蒙汉各族人民发出了“团结全国各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号召，并将“惨案后援会”改称“民众抗日后援会”，一面尽力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一面注意分析形势，不失时机地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斗争。 1932年末，陈镜湖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回来后，在北平主持召开了内蒙特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决定成立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组织抗日武装打击日寇，并发表了《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宣言》。会后，他到各地发动群众，组织武装，为后来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33年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等准备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陈镜湖根据党的指示，迅速带领一部分同志从围场奔赴张家口，协同冯玉祥组织长城内外各旗县武装民团参加抗日同盟军，并出任同盟军总司令部参议。5月12日，陈镜湖带领参谋、警卫员从张家口乘汽车到张北点验抗日武装队伍，途中遭到反动民团的袭击。在战斗中，陈镜湖不幸中弹牺牲，时年仅33岁。 （根据刘景恩、李久荣《陈镜湖烈士传略》整理） 002、林海雪原写春秋——记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伟大的民族英雄杨靖宇 20世纪30年代，在东北抗日战场上，活跃着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声名显赫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他的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就是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又名顺清，字骥生。因革命工作需要，他曾用张贯一、乃超、周敏等化名。“杨靖宇”这个化名，是1932年他赴南满工作后开始使用的。1905年农历正月初十，杨靖宇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他7岁进本村私塾读书，13岁时考入确山县高等小学，19岁时考入河南省开封纺染工业学校。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杨靖宇参加了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正义斗争。秋天，他参加了河南青年团的外围组织青年协社，翌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10月，杨靖宇受党的指示，回到家乡确山县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1927年2月15日，他当选为县农民协会会长。 这年4月4日清晨，杨靖宇等根据中共确山县特别支部关于组织农民暴动、攻占县城、声援北伐的决定，带领万余名手持大刀、长矛、锄头、鸟枪的农民武装，向确山县城发起猛烈攻击，经过4昼夜浴血奋战，歼敌200多人，活捉伪县长，暴动成功了！ 5月5日，杨靖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参加了11月1日的豫南暴动。起义武装正式编为工农革命军确山支队，杨靖宇任总指挥。11月22日，他与党代表李鸣歧等指挥工农革命军突袭明港，歼灭了民团；次日在明港击溃地主武装。 1928年春，杨靖宇率部队转战到大别山区的四望山，与其他农民起义军会合，共同创立了四望山革命根据地。 1929年春杨靖宇奉党中央指示，化名张贯一，到东北工作。曾任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1932年4月任中共满洲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军委代理书记。这年冬天，他乘坐一列火车，来到南满烟墩山车站，进入密林。 1933年初春，磐石县抗日“工农义勇军”领导人李红光带两名战士赶到约定的地点，迎接杨靖宇到达部队。 杨靖宇经过了解情况，将磐石义勇军与其他抗日武装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他任政治委员。李红光任教导队政委。 接着，杨靖宇去海龙县巡视工作，将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不久，他听说磐石游击队受到损失，回到磐石整训部队，重振军威。磐石游击队从成立到1933年5月，经历大小战斗60余次，消灭日伪军130多人，建立了以红石砬子为中心，包括磐石、伊通、双阳、桦甸、吉林七区在内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杨靖宇积极贯彻中共中央1933年1月26日发出的《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指示精神。他6月间参加了省委的会议后，在南满认真宣传中共关于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还以磐石游击队名义印发了告工人、农民、义勇军、反日山林队士兵等传单，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 1933年7月，杨靖宇邀请在磐石北部的“毛团”、“马团”、“赵旅”、“韩团”、“三江好”、“四季好”、“常占”、“许团”等部义勇军和山林队首领举行会议，共同协议组成“联合参谋处”，推选毛作彬（毛团首领）为总指挥，杨靖宇为政治委员长，李红光为参谋长。这种武装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对团结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经过杨靖宇以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伪军营垒也发生了变化，有的甚至整连整排地哗变，加入抗日队伍，使游击队的阵容更加壮大，战斗力也不断提高。在“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决定，磐石游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红光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 1933年10月下旬，杨靖宇率独立师主力渡过辉发江南下，挺进到敌后的江（后改靖宇县）、辉南、金川（今辉南县金川镇附近地区）、柳河、抚松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先后进行了金川县旱龙湾碱水顶子战斗、柳河县三源浦战斗，既沉重打击了敌人，也扩大了党的影响，鼓舞并争取了一些抗日军的首领。不到半年时间，在党的联合抗日的旗帜下，杨靖宇又团结了20余支抗日武装，共约4000多人。1934年2月21日，独立师和各路抗日军首领在江县城墙砬子协商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杨靖宇被推选为总指挥。 1934年11月5日，中共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临江县四道江二岔召开，11月7日，大会根据杨靖宇的提议，宣布将独立师正式组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朴宗翰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李红光、曹国安分别任第一师和第二师师长兼政委。一军成立后，杨靖宇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指挥部队粉碎敌人的秋季“讨伐”，先后打下16个大小城镇，把游击区扩大到25个县。 1936年7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仍任军长兼政委。7月初，杨靖宇和魏拯民主持召开了东满、南满特委及第一、第二军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即“河里会议”），决定将抗联第一军、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并成立总司令部，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总政治部主任。面对逐步发展起来的抗联第一路军这支抗日劲旅，杨靖宇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军歌》：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杀敌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 正确的革命信条应遵守，官长士兵待遇都是平等。铁般的军纪风纪要服从，锻炼成无敌的革命铁军。 亲爱的同志们团结起，从敌人精锐的枪刀下，夺回来失去的我国土，解放亡国奴的牛马生活！ 英勇的同志们前进呀！赶走日寇推翻“满洲国”。这一次的民族革命战争，要完成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 高悬在我们的天空中，普照着胜利军旗的红光。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 1936年6月，杨靖宇以第一师远征辽西、热河、内蒙古地区，以打通与关内红军及党中央的联系，扩大游击区，自己率军部从河里出发，向南转战。在南进途中，部队于通化大荒沟成功地伏击了日军守备队，歼敌200余人；紧接着又在辑安县（今集安）二道崴子打了一个痛快的歼灭战，毙敌10余名，俘敌10名。联军接连取得的重大胜利，使敌人恼羞成怒，他们调集大批部队向东扑来，其中紧紧跟在后边的敌人，正是抗日联军的死对头——伪满军东边道司令邵本良。杨靖宇多次和他交手，屡战屡胜。 1936年6月底，邵本良自以为由南满日军司令三木任指挥，又有日军第十师团、奉天野炮营和空军配合，定能报仇。 杨靖宇决定利用邵本良急于决战心理，采取牵牛鼻子的战术，同敌人周旋，伺机歼敌。杨靖宇率队牵着邵本良在通化、新宾、桓仁、宽甸等县兜起了圈子。一路上，杨靖宇让战士们故意丢掉一些衣食物品，迷惑敌人。邵本良果然中计，穷追不舍。 7月下旬，邵本良被牵到本溪以东的赛马集山区。杨靖宇见战机已成熟，便集合部队进行战斗动员。他说： “我老早给大家说过，咱们有‘四不打’。”他伸出右手示意说，“第一，地形不利不打；第二，不击中敌人要害，不能缴获武器不打；第三，要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不打；第四，对当地人民损害太大不打。现在是山高路隘，居民不多，敌人疲惫，打的时机成熟了！” 接着，杨靖宇详细部署了兵力兵器，规定了协同信号等具体事项。各部立即按规定的时间在敌人必经的梨树甸子四周埋伏下来。第二天清晨，邵本良得意洋洋地带着一个主力团和炮兵中队追了上来，很快进入了伏击圈。杨靖宇双手扬起驳壳枪，“叭！叭！”两声将敌军队伍中的两个骑兵击毙。杨靖宇的双枪一响，战士们跟着开了火，剧烈的枪弹声如山呼海啸般响彻梨树甸子，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经过近4个小时的激战，敌人惨遭失败。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杨靖宇立即组织部队在桓仁、新宾、清原、宽甸、辑安、通化等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全力牵制日军兵力，配合关内抗战。 1938年初，杨靖宇率领军部和教导团，由桓仁进入辑安县境内的老岭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回头沟一战，全歼伪宪兵三团；3月13日，奇袭老岭隧道工地，使敌损失20万元以上；4月，在高立河桥一举歼灭伪奉天骑兵教导队60多人；6月19日，在通（化）辑（安）铁路土口子隧道袭击了日军守备队，生俘日本顾问小林、竹内，烧毁了工地设施、值班室及施工设备材料…… 接连遭到打击的日本侵略者，十分惊慌，重新调兵遣将，还把伪军索旅调来对付杨靖宇。索旅是一个混成旅，班长以上头目全部由日本人担任。旅长索玉山是个杀人成性的刽子手。 8月2日，杨靖宇带领部队刚刚从八宝沟出发，侦察员来报告：索旅从辑安县城出发后，沿公路向热闹街方向进发，由于天气炎热，山高坡陡，现在走不动了，正在长岗的埋财沟南部休息！ 在茂密的树木中，杨靖宇从望远镜里看到索旅骑兵四十二团、步兵三十二团官兵，一个个敞胸露怀，有的干脆躺在树阴下，用树枝驱蚊蠓。他一边观察一边自言自语：“敌疲我打，眼下正是好时机！” 按照杨靖宇的部署，部队在一个小时内即赶到伏击地域。下午3时，当索旅300余名士兵疲惫不堪地走进伏击圈时，杨靖宇一声令下，暴雨般的枪弹倾泻过去。敌人顿时乱了营，有的往树丛里钻，有的丢弃枪支朝沟底方向抱头鼠窜。抗联战士们端着刺刀冲下山冈，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这一仗，索旅几乎全军覆没，日本步兵上尉高冈武浩和骑兵中尉西田重隆也被击毙。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在杨靖宇的正确指挥下，犹如一股铁流，在东南满的大地上滚动。他们的声威震敌胆，他们的功勋为人民所铭记。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七大”准备委员会，指定杨靖宇为委员。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曾致电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向在冰天雪地里与敌人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的东北抗日军队，致最崇高的民族革命敬礼！ 1938年入秋后，由于敌人加紧“讨伐”，斗争环境不断恶化，杨靖宇领导的抗联部队被迫进入长白山一带的深山丛林。他们经历了1938年冰雪严冬，又度过了1939年夏的风雨酷暑，接连不断地与日伪军作战，克服了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 1939年底，杨靖宇同魏拯民等在桦甸县红石砬子附近召开党的紧急会议，决定以小部队分散活动。会后杨靖宇率军部警卫旅迂回转战于桦甸、辉南、江、抚松、通化等地，吸引正面敌人，以利分兵作战。 这时，敌人纠集75万多人，对抗联部队开始了联合“讨伐”。敌军采用“踩蹈战术”，“篦梳战术”，“狗蚊子战术”，进行“铁壁合围”。还专门组织“富森工作队”、“程挺进队”、“唐挺进队”妄图暗害杨靖宇。 1940年1月，日军对东北抗日联军又加紧实施“治安肃正”计划，使已经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东北抗日联军处境更为艰难。1月底，抗联部队在马屁股山同大股敌人作战失利，杨靖宇同部队失去联络，身边只剩下60余人。2月1日，为减少牺牲，保存实力，决定分散突围，不想特卫排长借机携带枪支、一万元现款和机密文件叛变投敌，一部分战士逃散；2月2日，杨靖宇身边只剩20余人；2月10日只剩下12人。杨靖宇的处境更加险恶。他们既要忍受着极度饥饿和疲乏，抵御着砭人肌骨的寒风，又要在敌兵重重包围中穿梭苦战，人员不断伤亡。 2月15日清晨，杨靖宇同身边战士聂东华、朱忠范冲破数股敌人的堵截围击，来到江县大北山东部的林中高地。他们稍事休息后，杨靖宇让两名战士去附近村屯搞点吃的，并约好了会合地点。他们离开以后，叛徒崔胄峰带着敌人追上来了。身患重感冒的杨靖宇抢占山头，双手持枪猛打，把敌人压在山坡下。日本军官伊藤见硬攻不成，喊道：“你的，跑不了啦，快投降吧！”杨靖宇引诱他站起身来。立即射出三颗子弹，当即将伊藤击毙。随手将叛徒击毙。他趁敌人混乱之际，借着昏暗的天色撤向密林深处。 2月18日，朱忠范和聂东华在寻找食物途中，也不幸牺牲。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杨靖宇的印章后，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此时，杨靖宇孤身一人，身体已极度虚弱。他渴了，抓一把雪；饿了，吞树皮、草根或棉絮…… 2月23日下午4点多钟，当杨靖宇艰难辗转到江县保安村西南的三道崴子时，被跟踪而至的上百名敌人层层包围，距离只有20多米。杨靖宇以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倚着大树双手射击，迫近之敌被毙伤20余人。敌人为了抓活的请功领赏，又拿出劝降的伎俩狂喊：“放下武器，保留生命，还能富贵！”杨靖宇轻蔑地大笑，挺身高呼：“最后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同时，他一边将机密文件烧毁，一边向偷摸上来的敌人射击。日本侵略者见劝降无效，就猛烈扫射，杨靖宇身中数弹，终于倒下了，殷红的热血洒落在江河畔…… 伟大的人民英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以后，灭绝人性的敌人割下他的头颅，剖开了他的腹部“示众”。但敌人惊骇了。原来，拖着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周旋了数月之久的杨靖宇，胃里除了尚未消化的树皮、草根和棉絮外，竟然没有一粒粮食！这是何等坚强不屈的英雄啊！ 全国解放后，为了纪念杨靖宇，党和政府决定将江县改为靖宇县，并在通化市建起了雄伟肃穆的靖宇陵园。1958年2月23日，在杨靖宇殉国18周年之际，举行了有9000多人参加的公祭安葬大会。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同志送了花圈。当年杨靖宇壮烈殉国的地方竖立起纪念塔，塔上镌刻着朱德苍劲有力的亲笔题词： 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 （沈阳军区政治部组稿胡维仁、季民文、曹荣光撰写） 003、抗战我何惜此头——记民族英雄吉鸿昌 吉鸿昌，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民族英雄。他在总结自己的经历时说过：“我能够毁家纾难，舍身报国，拒绝利诱，见危受命，这样来抗日救国，这正是党给我的感召。” 1913年8月，西北军冯玉祥部到河南郾城招兵。一个宽脸庞，大眼睛，体格魁梧的青年，跟在一行青年的后面，挨个接受体格检验，一下就被选中，当了一名士兵。他就是吉鸿昌，当年18岁。 吉鸿昌，幼名恒立，字世五，1895年出生于河南扶沟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曾入私塾读书，后在杂货行当过学徒。他性格刚强，能吃苦耐劳，当兵后打仗勇敢机智。1915年秋，冯玉祥部回驻长安（今西安），每日早晨操练前，冯玉祥总要坐在司令台上问：“弟兄们，我们是谁的军队？”士兵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有一天早晨，冯玉祥又这样问士兵。话音刚落，只听得吉鸿昌大声喊：“我们是洋人的军队！”顿时，全场骇然。冯玉祥很震惊，命卫兵将他带到台前，问道：“你为什么说我们是洋人的军队？”吉鸿昌答道：“听洋人的话，替洋人打仗，信洋教，为啥不是洋人军队？”冯玉祥又问：“你这个小伙子，难道不怕洋人吗？”吉鸿昌理直气壮地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干吗要怕洋人？”冯玉祥很赞赏，问其姓名，即令释去。次日，部队取消神甫制，又挑选精壮士兵数十人，成立学兵连，让吉鸿昌到该连学习。 1917年，冯玉祥成立手枪队，吉鸿昌被提拔为手枪队的连长。1921年提升为营长。1924年9月，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奉军15万，进兵山海关，直系军阀吴佩孚命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率部迎战张作霖，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面对前唯死路，后无生计的绝境，倒戈回师，于10月22日发动北京政变（亦称“首都起义”），23日在北苑决定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宣布脱离直系军阀系统，转向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的道路，“誓将为国为民效用”。1925年春，冯玉祥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职务。同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都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长。当时，冯玉祥在张家口国民军总部和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取名新村）大院开办了营以上军官轮训班，学习三民主义。吉鸿昌在这里结识了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宣侠父、陶新畲等，开始接受革命道理。 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后，重振军威，组织国民军联军，并于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时任五旅旅长的吉鸿昌率部为西北军先锋，从兰州出发，首先赶到西安外围，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于11月27日打败刘镇华镇嵩军，终于解除西安之围。五旅编为第十九师，吉鸿昌任师长。 1927年4月，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出师潼关，数路东征，同南方北伐军呼应，夹击奉军。吉鸿昌率部取洛阳，克巩县，强渡黄河，占领新乡，一路打了许多胜仗，十九师被誉为“铁军”，吉鸿昌成为西北军有名的闯将。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吉鸿昌由于在同共产党人的交往中，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在十九师暗中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因而十九师番号被撤销，吉鸿昌被调到北平陆军大学特训班学习。1928年秋任三十师师长，奉命赴甘肃。 1929年夏，吉鸿昌率部进入宁夏，任宁夏省主席。蒋介石想拉拢吉鸿昌，用飞机给他空投了“第九路军总指挥”的委任状。吉鸿昌气愤地撕毁委任状，说：“蒋介石和我们算是哪一门子亲戚？”他在自己的相片上写道：“公正纯洁，为做事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政治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民众需要。”他整顿军队，把原佟麟阁第十一师和门致中第七师合编为第十军，自任军长。他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口号，自任开发西北总指挥，决心为民兴利除弊。这年年底到1930年初，第十军缩编，恢复第十一师，吉鸿昌重任师长。 从1930年4月起，阎锡山、冯玉祥同蒋介石在河南、山东交战，十一师被调往前线作战，打破了吉鸿昌开发西北的梦想。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利下野，其部队被蒋介石改编成二十二路军，吉鸿昌被任命为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三十师师长，调往河南信阳。 这年底，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派遣吉鸿昌率部移驻潢川，进攻光山、商城一带的红军。吉鸿昌对于“剿共”很反感。在与红军作战中，部队遭到挫败，这引起了他的深思：红军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他化装秘密进入苏区调查，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回部队后，以种种托词按兵不动。蒋介石派特务冷欣任二十二路军高级参议，督促、监视吉鸿昌的行动。吉鸿昌采取虚张声势的办法，在苏区周围绕圈子，编造假捷报，上报蒋介石。蒋介石接到冷欣的密报，急调陈诚等十几个师的兵力逼近吉部。吉部决定在潢川马上起事。但遭到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等人的反对，起义计划失败。1931年8月，吉鸿昌被解除兵权，令其“出国考察”。他将要启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吉鸿昌请缨杀敌，却遭到蒋介石的拒绝。9月23日，吉鸿昌怀着“满腔热血无处可洒”的悲愤心情，含泪登船，离开上海。 吉鸿昌先后到日本、欧美十多个国家进行考察，写成了《环球考察记》。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吉鸿昌闻讯后，即乘船回国。于2月28日到达上海。在上海找到中共组织，按照党的指示，他北上天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8月，他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打算收集旧部，倒戈投奔红军。但不料原旧部大部分已被蒋介石或收买，或改编。他冒着生命危险，带领三十师一个团奔向苏区。但在中途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义失败，只有吉鸿昌和少数人突围，进入苏区。在黄安县（今红安县）长冲，他们受到沈泽民、徐海东等人的热情接待。不久，吉鸿昌经上海秘密回到天津，组织抗日军队。他毁家纾难，拿出6万元购买武器弹药，同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通电全国，主张动员全国一切力量武装抗日。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就任同盟军总司令，吉鸿昌任第二军军长兼察哈尔省警备司令和公安局长，以及北路前敌总指挥。6月22日，吉鸿昌率部出张家口大境门，到达张北县，于当日午后3时克复康保县城，缴获日伪军大批马匹及军用品。是时，日伪军主力盘踞沽源、宝昌，严密布防。吉鸿昌奉命率部冒连绵阴雨，忍饥挨饿，长途跋涉，向宝昌推进，于7月1日同伪军展开激战。吉鸿昌命令部队在合围宝昌之敌的同时，对伪军展开政治攻势，晓以大义，许多伪军士兵携械来归。薄暮时分，3000名伪军弃城北退多伦，同盟军一举收复宝昌、沽源，俘获甚众。 吉鸿昌在给总部的电报中表示：“誓以一腔热血，努力迈进。与其怕死偷生而生也痛，孰若赴义以就死其死也荣。”7月5日，他在沽源附近的大柳树村召集同盟军前线主要将领会议，决定分三路进击多伦日军。7日，各路同盟军直捣日伪在热察的军事重镇——多伦。面对敌人的飞机、大炮，他吟诗抒怀：“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然而多伦城池坚固，敌人火力猛烈，同盟军进攻受阻。吉鸿昌赤裸膀臂，手提大刀、盒子枪，亲率敢死队匍匐前进，爬城3次。10日夜，吉鸿昌暗遣副官及精兵40余人，扮作客商，分批潜入城内，其中大部分扮成回民，分住城内五所清真寺中。12日子夜，同盟军乘天色黑暗，敌机敛迹之际，全线猛攻。吉鸿昌袒臂大呼，率部勇猛冲锋，喊杀声惊天动地。潜入城内的士兵鸣枪响应，内外夹攻，与敌军巷战肉搏3小时，终于收复了沦陷72天的多伦城。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首次攻克日军据点，因而中外震惊，举国欢腾。至此，同盟军收复察东4县，自己阵亡312人，击毙日伪军千余人。全国各爱国抗日团体，以及朱正桥、蔡廷锴、李烈钧、程潜、蒋光鼐、李济深等力主抗日的知名人士，纷纷致电函贺多伦的收复，并踊跃捐助慰劳。 然而，在南京政府的高压逼迫下，抗日同盟军处境已相当困难，冯玉祥被迫于8月4日下野。 9月底，抗日同盟军在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夹击下遭到失败。吉鸿昌在押往北平途中逃脱，辗转回到天津，继续从事抗日反蒋活动。1934年初，吉鸿昌由宣侠父陪同，秘密赴上海，王世英代表中共临时中央和吉鸿昌谈话，秘密举行了吉鸿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仪式。同年5月，吉鸿昌出面在天津组织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建立有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任应歧等反蒋抗日力量代表在内的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吉鸿昌任中央委员及“大同盟”内中共党团领导成员。他在天津法租界霞飞路40号的住宅，成为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不久，这里的活动被特务发现，他又在国民饭店开了房间，做为联络点。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国民饭店以打牌为掩护，同广西李宗仁的代表秘密会谈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枪击，臂部受伤，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11月14日，他被引渡到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关进五十一军陆军监狱。中共组织多方营救吉鸿昌，他的旧部一些官兵准备在吉鸿昌押往北平途中劫持囚车。吉鸿昌得知后，要求组织停止营救行动，以避免无谓的牺牲。11月22日，他被秘密地押解到北平。 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组织“军法会审”时，吉鸿昌大义凛然，把法庭变成了宣传抗日的讲堂。何应钦问：“你为什么搞抗日活动？”吉鸿昌义正辞严地答道：“抗日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事情，有什么秘密？”当问到“为何加入共党，危害国民时”，他坦然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为我们党的主义和政纲而奋斗。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劳动群众、为全人类的正义进步而斗争的阵营里，这正是我的光荣。你们说我们党是‘危害民国’，试问你们又干了些什么？你们当政七年来，掀起了无数次的内战，酿成了空前水旱浩劫，断送了东北，断送了热河，又快要断送华北各地。你们的所作所为，哪一样不曾危害民国？哪一样不是危害民国？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不避牺牲，不辞艰苦，正是为了保护民国。” 11月24日，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走上刑场。就义前，他在刑场上用树枝作笔，在地上写下了气壮千古的诗句：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写毕，他喝令敌人：“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椅子来，我得坐着死！”他冲着执刑的刽子手说：“我为抗日死，死的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的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着你们怎样打死我。”他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吉鸿昌被定为全党褒扬的革命烈士。1984年，在纪念烈士牺牲50周年前夕，河南扶沟人民在烈士陵园吉鸿昌事迹陈列馆前，为烈士塑了铜像。 004、太行浩气传千古——记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 1942年5月，朱德为悼念左权将军，写下这壮烈诗篇，引人深切怀念。左权生前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是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杰出将领，是全军公认的军事家。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他南征北战，驰骋沙场，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诸方面，建树辉煌，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立下卓越的功勋。 左权，乳名自林，学名纪权，号叔仁。1905年3月15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黄茅岭村一户佃农家庭。他7岁入塾启蒙，1914年考进黄茅岭第八中学。1921年夏又考入县立渌江中学，曾与同学蔡升熙、宋时轮等组织“社会问题研究社”，勤奋阅读《马克思主义浅说》、《新青年》、《向导》、《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积极从事反帝、反军阀的爱国学生运动。 1924年3月，左权考入广州孙中山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学堂。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大队学习。1925年2月，由陈赓、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后来在《左权同志精神不死》一文中写道：“讲武堂中多三湘七泽间子弟，以湖南的革命前辈，训练湖南的革命青年于革命的策源地广东，真所谓相得益彰。左权同志的革命信念便由此起。” 左权在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教导团，曾任排长、连长等职，先后参加过讨伐陈炯明，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1925年11月，他被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8月，又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6月奉调回国后，即被中共中央派往闽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闽西分校）教育长。同年底，担任红军新十二军军长。1931年6月，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所属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红一方面军和中共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办事机关兼）参谋处代理处长。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后，左权任该军团第十五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32年初，率红十五军先后参加攻打赣州和漳州的战斗。1933年1月，调任中央军委总部作战局作战参谋，曾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制定出在黄陂设伏全歼进犯之敌的方案。同年12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参谋长，并投入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参与指挥乾昌桥、凤翔峰等战役。 1934年10月，左权与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作为前锋部队，开始长征。1936年5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大会师，曾率部在甘肃东部的曲子镇、马岭歼敌2000余人，并一举攻克会宁县城，实现了三军大会师。接着，在11月21日指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各一部，在甘肃环县以北的山城堡，采用“拦头、堵尾、冲腰”等战术，歼灭前来进犯的胡宗南部第一军的一个旅另两个团。此役，被刘伯承称之为“布置作战，细致周密”的一个范例。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一方面军总部改组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1937年3月，左权任总指挥部参谋长。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将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左权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从此，他协助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八路军部队，深入敌后，转战华北。 9月间，左权路过山西洪洞县时，给久别的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于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山西的民众，整个华北的民众，对我军极表好感，他们都唤着‘八路军是我们的救星’。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我们改编为国民军后，当局对我们仍然是苛刻，但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草，准备还吃草。” 9月23日，八路军总部到达五台县南茹村。总部机关刚安顿好，左权立即组织司令部展开工作，了解华北敌我态势。左权根据侦察获悉，日寇第五师团正由广灵、灵丘向平型关进发，进而攻占太原。他立即将敌情报告朱德、彭德怀，定下在平型关伏击日寇的决心，遂令一二零师驰援雁门关；一一五师于24日冒雨向平型关急进，做好伏击准备。25日凌晨，平型关战斗打响，一举歼敌1000多人，击毁敌汽车100余辆，缴获大量军用物资。这一仗，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11月，八路军总部转移到山西省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各部队领导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遵照朱德、彭德怀的意图，具体完成了部队进行战略展开，开展游击战争的部署。会后，在左权主持下，以八路军总部名义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作战、训练、建设太行等训令。 1938年2月，八路军总部由朱德和左权率领，向太行山挺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此时，日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分三路进犯山西临汾地区。2月25日，八路军总部行至山西省安泽县（府城）与进犯的日军遭遇。当时，朱德和左权正在府城左侧山上观察地形，左权立即指挥身边仅有的两个连阻击。在敌众我寡的严重时刻，左权命令部属将朱德护送到20里外的安全地带，而他自己不顾安危，亲临前沿指挥战斗。当他察清敌情后，指挥部队从侧面出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左权与敌周旋两天，争取了八路军在临汾的军需物资转移的时间，并掩护45个村庄的群众脱险，八路军总部顺利到达安泽县刘垣。罗瑞卿曾说：“在这次临汾遭遇战中，左权参谋长躬身前哨侦察，侧击致胜，迄今军中称道不已。” 4月，日军万余兵力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分进合击”，企图消灭八路军主力，摧毁太行山根据地。朱德和左权详细研究了敌情，制定了作战计划，决定主力跳出敌人合围圈，转移至外线作战，并以一部兵力和游击队在内线开展游击战。左权亲临前线，指挥部队反“围攻”作战。4月16日，敌1500余人钻进了八路军在武乡、长乐地区布下的口袋，将敌分割在河滩里，激战一天，全歼该敌。其他各路敌人纷纷回窜，八路军乘胜追击，连续收复武乡、沁源、安泽、壶关、长治等19座县城，把日寇赶出了晋东南，彻底粉碎了敌“九路围攻”，为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转移到武乡县砖壁村。左权住在一座破庙里，只有一张旧方桌，用门板支撑的小床铺，墙上挂满了用红蓝箭头标记的军用地图。他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终日思考着如何粉碎日寇对晋察冀根据地的进犯。10月，日军集中2万余人，对北岳区进行冬季大“扫荡”，左权日夜注视着敌人的行动，指挥部队运用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和第一二零师一部，将日军主力一部包围于黄土岭，歼敌900余人，击毙敌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敌人悲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日军屡遭打击后，被迫于12月全部撤出晋察冀根据地。左权写了《从打死阿部中将说到敌寇这一次围攻晋察冀地区》一文，总结了八路军冬季反“扫荡”取得胜利的经验。 1940年2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太北地区成立八路军第二纵队，左权兼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3月初，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来到武乡县王家峪村八路军总部，说什么要向八路军“收复失地”。朱德和左权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向他陈述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日的一贯主张，劝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但朱怀冰仍顽固不化，回去后，又奉蒋介石的命令，进犯太行山区。左权率第二纵队南下反顽，在太南山区歼灭朱怀冰九十七军军部和两个整师及其他杂牌武装万余人，控制了武、涉公路以南，临淇以北的广大地区，从军事上粉碎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8月至1941年1月，左权协助彭副总司令（这时朱总司令回延安）指挥著名的“百团大战”。他每天端着蜡烛，面对地图，分析敌情，考虑这次战役的部署。参加这次战役的有105个团，他对每个团的战斗任务都作了周密的划分，而且要求在同一个时间向敌人发起进攻。这次战役从8月20日开始，至1941年1月下旬止，经历了三个阶段，历时5个多月。仅前三个半月，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俘日伪4万余人，严重地破坏了正太路，使敌交通线瘫痪一个月之久。“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左权及时总结作战经验，发表了《论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 1941年11月，日军三十六师团和独立第一、第四、第九混成旅团，从山西黎城疯狂地向黄崖洞、水腰地区袭击，企图一举摧毁八路军兵工厂。为保卫兵工厂的安全，左权亲自指挥黄崖洞保卫战。当敌人进至我防御前沿时，他命令总部警卫团抗击敌人，用“咬牛筋”的战法把敌顶住，并指示部队“要不骄不躁，不惶不恐，以守为攻，以静制动，杀敌致胜”。他指挥部队先在山口处顶两天，煞住敌人进攻势头；又在第二道防线顶两天，不断杀伤敌人；最后再上高山，待增援部队赶到，对敌来个反包围。经过8昼夜激战，八路军1500余人的部队抗击5000多敌人的进攻，歼敌1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黄崖洞保卫战的辉煌胜利。中央军委在《一九四一年战役综合研究》中指出：“黄崖洞保卫战应作为我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左权不仅有着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而且有着深厚的军事理论功底。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戎马倥偬中，抓住战争间隙，潜心研究，孜孜不倦，广收博采，著书立说，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诸方面都有许多建树。周恩来评价左权“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 左权极为重视发展中国的军事科学，他在《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一文中明确提出：“军事是一种科学，要创造我们中国光辉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正是凭着对中国军事理论的刻苦研究和顽强的毅力，他在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发表了40多篇军事文章。他的《战术问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等许多篇论文，成为宝贵的军事思想财富。他提出：“要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创立一条正确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事情，并号召广大指战员不断研究敌人的战术，求得不断的进步，改善充实自己的战术。他认为，战术和其他许多事物一样，是根据具体的社会环境而决定的，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条件，依据我军历史的传统和军事任务的性质作出规定，对此，他特别推崇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原则。他在《论军事思想原则》一文中写道：“在中日战争中，我们有防御中的进攻，有持久中的速决，有外线中的内线的多种斗争方法，这一切确是辩证法在实际战争中的运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便是把辩证法应用到中日战争中的成熟的天才佳品。” 左权长期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直接领导司令部工作，对司令部建设有着重要的建树。1938年3月，他在八路军将领会议上提出，司令部工作是复杂和负责的工作，是指挥员指挥军队的机关，建立健全司令部工作的各项制度至关重要。同年冬天，他主持召开了晋东南参谋长会议，总结司令部工作经验，从当时的部队实际出发，制定了第一个司令部工作条例，即《八路军各级司令部暂时工作条例》，健全了司令部门的机构，确定了工作职责，使司令部工作有了比较正规的章程。 1942年5月，日寇纠集2。5万余人，分四路向太行腹地进行奔袭式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军事指挥中枢——八路军总部。在这紧急时刻，彭德怀、左权立即召开会议。左权坚定地对大家说：“目前，我们的处境是相当艰苦的。北方局、前方总部、党校和整个后方机关在我们周围，保护几千同志生命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我们一定要掩护他们安全转移，跳出敌人的合围。太行山压顶也决不动摇，誓死保卫总部的安全！”当天晚上，各机关乘夜暗转移到南艾铺（原属黎城县，后划偏城县，现归涉县）地区。25日，部队正在十字岭吃早饭，敌人突然从两翼包抄上来，以飞机大炮漫山轰击。左权站在山峰上，双手举着望远镜仔细地观察敌情，指挥部队坚决阻击两翼敌人。因机关人员多，目标太大，行动不便，彭德怀、左权决定分头突围：左权亲率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沿清漳河东侧向北突围，罗瑞卿主任率政治部向东南青塔方向突围，杨立三部长率后勤部向东北羊角方向突围。左权同时派作战科长王政柱率警卫排护送彭德怀到安全地带，而彭总坚持要同机关一块突围。左权对彭德怀说：“事关重大，你安全突围出去就是胜利，我直接指挥机关突围就行了。”他让警卫员硬把彭总扶上马。时近中午，左权亲自指挥部队连续打退敌人几次冲锋，阻止了敌人前进，为机关突围争取了时间。当太阳偏西时，终于掩护各机关人员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这时，警卫连连长唐万成要求左权离开十字岭，他始终不肯离开，决心率领部队最后冲出敌人重围。他在检查队伍时，发现担文件箱的人还没有上来，为保护党的机密，立即命令警卫员转回去找。当他带部队冲到敌人最后一个封锁点时，一颗炮弹落在他身旁，他不幸以身殉国，时年37岁。 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山西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全国解放后，在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建有左权墓和左权纪念馆。 （总参谋部政治部组稿李宝春撰写） 005、江南一叶留英名——记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 叶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是著名的军事家。周恩来在悼念“四八”烈士的文章中说：“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这些话，准确地概括了叶挺将军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战斗的一生。 叶挺，原名叶为询，字希夷，1896年9月10日出生在广东省归善县（今惠阳县）会水楼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在这毗邻港澳的沿海山村，叶挺目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欺凌，立志“强兵富国”，走军事救国的道路。1912年入黄埔岛广东陆军小学。1914年12月，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即武汉南湖陆军中学）。1916年底，以优等生资格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攻读工兵科。这时候的叶挺，已有了自觉探求革命真理，救国救民的迫切愿望。他曾给进步刊物《新青年》写了一封长信，力陈“欲振污世，起衰溺”，关键在“自身先有觉悟之机”。1919年元旦，他在保定军校第六期工兵科毕业后，奔赴福建漳州，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粤军，任一支队少校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8月，随粤军回师广东，在攻打桂系军阀莫荣新的黄皮径一役中，他率部一举击溃四倍于己之敌，威名大震。10月，粤军攻克广州后，任粤军第一师司令部少校参谋，后又任师直属工兵营副营长。1921年，任总统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 1922年4月，孙中山准备北伐时，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亲信叶举、洪兆麟等部阴谋叛乱，叶挺及时向警卫团长作了汇报，使孙中山转移到永丰舰避难。6月16日，叛军围攻总统府，叶挺率部英勇击退叛军的3次冲锋，掩护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突围脱险。 1923年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组成称为“大元帅府”的革命政府。不久，国民党改组，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革命主张，使叶挺深受鼓舞。但他目睹革命阵线内军阀政客尔虞我诈，明争暗夺，部队军纪败坏，军心涣散，因而甚感痛心，遂萌发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思想。1924年7月，他决然辞去军中职务，奔赴苏联，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12月，由中共旅莫支部接收为中共候补党员。1925年2月，他又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他在后来回忆往事时说：“我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和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方法，才能成功地创造一个人民的革命运动，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1925年9月中旬，叶挺回到广州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战役。11月，被调到肇庆市，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的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次年1月，改称第四军独立团，亦称叶挺独立团），并任团长。团建立了党支部干事会（支委会）。叶挺亲自主持制定了干部训练和新兵训练计划，对部队实行严格的“四操”、“三讲”制度。在他带领下，独立团经常向群众宣传国民革命的意义，参加当地各项社会活动，支持工农运动，协助维持社会治安，打击反动势力。 1926年，在广东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全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高潮的形势下，北方的吴佩孚、孙传芳等封建军阀势力加紧联合起来，向革命力量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建议和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并命令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军先遣团，先期入湘，粉碎吴佩孚的南犯计划。 这年5月1日，独立团从肇庆、新会出发，向湖南前线挺进。5月20日，独立团进入湖南汝城县城，与投靠吴佩孚的粤军谢文炳部前卫部千余人发生激战。叶挺指挥部队彻夜冒雨拼杀，毙伤俘敌200余人，打响了北伐战争的前哨战。6月4日，援助拥护国民政府的唐生智第八军，在黄茅铺将直系军阀击溃，旋即趁胜追击，于翌日攻占攸县县城，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攻醴陵，占浏阳，8月，克平江后，东进北上，在农民群众的支援下，攻占鄂南通向武汉的要冲汀泗桥和贺胜桥，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被歼灭。10月10日，胜利占领了武昌，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叶挺被人民群众称誉为“北伐名将”。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叶挺先后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兼武昌卫戍司令、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晋升为少将军衔。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叶挺率部在东进讨蒋途中，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于7月25日前往南昌。 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叶挺指挥所属部队按既定计划发起攻击。随后，他与周恩来一起，在战斗最激烈的松柏巷指挥部队，消灭了驻守巷内天主教堂的国民党第六军第五十七团。其余各部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起义获得成功。这次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胜利后，叶挺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参谋团（军委会）委员，代理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并兼第二十四师师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后失利。 1927年12月11日，我党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事先，中共广东省委已预定由叶挺担任起义军军事总指挥。鉴于他是国民党反动派搜捕的重要人物，省委为了保护他，仍暂留香港。直到起义前几小时——12月10日晚才赶到广州，了解情况，协同张太雷等指挥部队作战，很快占领广州。13日，反革命军队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向广州城起义军疯狂反扑，形势十分险恶。叶挺建议将起义部队撤出广州，或向北与朱德领导的部队会合，或向东转移到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部队会合。但这一正确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起义军遂陷入敌之重围。叶挺和聂荣臻观察战斗情况后，即组织部队撤退。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乘船到达香港。广东省委召开会议，检查广州起义问题时，指责叶挺对起义“消极”、“动摇”，给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这种做法，不久即被中共中央否决，但已产生恶劣影响。为使组织上能正确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叶挺于1928年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写了书面报告。但共产国际中国部负责人抱着对中国革命失败的不满成见，对叶挺的意见置之不理。叶挺投诉无门，独自离开莫斯科，先后到德国、奥地利、法国、新加坡、澳门等地，度过了10年流亡生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正式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0月，国共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边界十多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统一改编成为一支抗日部队，请叶挺出任这支队伍改编后的军事领导工作。叶挺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明知道有很多困难，而为了促进团结，想对于国内团结与抗战，尽自己的力量”，毅然接受了这一使命。10月，他到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组建新四军的事宜。他在毛泽东主持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938年春夏间，叶挺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副军长项英（实际是政治委员）等，在皖南岩寺（今黄山市南）完成对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整编工作。全军编为4个支队，共9个团。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新四军委员会，共同处理一切军政问题。 他根据当时沪、宁一带城市与交通要道已被日军占领，广大农村日寇尚无力顾及的情况，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积极支持各支队向敌后发展。为统一和加强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领导，叶挺于1939年4月末同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穿越日军封锁线，北渡长江，5月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将第四支队扩编为第四、第五两个支队，分途开赴皖东敌后，建立津浦路西和路东游击根据地；同时沟通与活动于皖北的新四军游击队的联系，筹划将其编为第六支队。叶挺这些活动，都是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制订的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打开新的局面。 在叶挺等人指挥下，3年中，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4000余次，歼灭敌人10万余人，创建了苏南、苏北、皖中、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淮海等大片抗日根据地。 1940年10月2日，日军步骑炮兵5000余人在空军配合下，进攻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叶挺提出：鉴于敌军大队人马沿公路拥进，我军应在敌人前进路中设纵深阵地，以层层堵截、相机反击的积极防御战法，消耗、疲劳、战胜敌人。经项英同意，叶挺亲赴前线，全权指挥作战。 部队出发前，叶挺在动员大会上讲话。他操着浓重的客家乡音，先向到会的指战员发了几问。一问：“今天开的是什么会？”引来一声“战斗动员大会”的回应。二问：“我们开会做什么？”又引来一声“准备打鬼子”的响亮回答。三问：“打鬼子要流血牺牲，你们怕不怕？”再引来一声“不怕”的吼喊。接着叶挺高声提议：“不怕死的举起手来！”随着叶挺的举手动作，全体官兵齐刷刷地把手举了起来。“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是我们为人民流血牺牲的时候了，只要我们不怕死，就能打败敌人的进攻！” 叶挺驱马赶赴前线，亲自检查指点加修掩体，配置火力，指导部队埋设地雷。日军企图凭借其飞机大炮和精锐骑兵的优势，直扑新四军军部云岭，妄图速战速决。叶挺则指挥部队据险设伏，节节抵抗。他派出轻便小分队，夜以继日地阻击、袭扰敌人，使日军装备、兵力上的优势无法发挥出来，在不到20里的路途中整整走了6昼夜。 10月7日，敌人竭尽全力冲进我军主动让出的汀潭，已经伤亡惨重，疲劳不堪。他们在汀潭呆了几小时，叶挺便于8日凌晨指挥部队发动猛烈攻击，把敌人赶了出去。此地离云岭虽只10余里，但敌人可望而不可及，便且战且走退住泾县。叶挺立即命令部队猛烈追击。追到泾县南门和西门，便发起攻城。敌人奔出北门，向东北方向逃跑了。泾县战役，显示叶挺用兵的巧妙果断。叶挺在战斗中，一边指挥部队作战，一边拍摄记录敌军罪行的镜头，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使指战员受到极大鼓舞。 1940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叶挺担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北上就职之前，由陈毅代行其职权。 叶挺在新四军任职的3年中，针对国民党在兵员、防区、装备、给养等方面限制新四军发展的反动政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涉和斗争。他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向爱国人士、海外华侨、国际人士和国民党内的朋友等，募集物资枪支款项，并动员一批学者、故旧、亲属参加新四军，壮大抗日力量。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发“皓电”，诬蔑坚持华中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限令在1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11月9日，中共中央回电驳斥这一恶意诬蔑和荒谬要求，但同时表示，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愿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撤到长江以北。由于蒋介石调集大军阴谋消灭新四军，中共中央多次指示皖南部队迅速北撤。但项英犹豫不决，贻误了北移时机。1941年1月4日晚，叶挺率领新四军军部和教导团及第三支队共9000余人从泾县云岭出发转移。次日，行经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顽固派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陷入困境。叶挺向中共中央发电，表示“上下一致，决心打到最后一人一枪”。他动员部队分散突围，说：“革命的烈火是永远扑不灭的，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这样，新四军在7昼夜浴血奋战之后，终因寡不敌众，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牺牲和被俘。叶挺受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委托，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被国民党顽固派非法扣押。正如周恩来所说的：“在皖南事变时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 此后，他被押往上饶、重庆、恩施、桂林等地囚禁达5年零2个月。蒋介石、陈诚、顾祝同多次对他劝降，要他发表反共声明，就任国民党高级军职，都被叶挺拒绝了。在上饶李村牢房的墙壁上，他写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名句。他还给蒋介石寄了一份快邮代电，提出三项要求：“（一）无条件释放我军全体官兵，因部下听我指挥，责任在我，与任何人无关；（二）组织军事法庭，澄清事变真相，惩办首恶，公布全国；（三）经法庭判决，如责任攸归罪有应得，情愿坐穿牢底，著书写作以度余年。义无反顾，临电泰然。” 由于叶挺不听蒋介石的劝降，被关进重庆军统局中美合作所的黑暗囚室里。1942年11月21日，他在这里吟成《囚歌》以明志： 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中共中央在两党和平谈判中坚决斗争，失去自由长达5年的叶挺于1946年3月4日获释出狱，回到重庆中共代表团驻地。出狱的第二天，他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他的终生志愿：“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3月7日，中共中央给他发了由毛泽东亲笔润色的回电：“亲爱的叶挺同志：5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叶挺回到党的怀抱之后，即要求党给他分配工作。党中央派他跟随周恩来作为共产党军队代表，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3人军事会议，并内定他为“国民政府委员会”的中共军事代表。4月8日，他和王若飞、邓发、博古（秦邦宪）等领导人，同乘专机赴延安述职，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叶挺的殉职是我党我军的巨大损失。毛泽东发表悼念文章，赞扬叶挺等“四八”烈士数十年间“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其长诗《哭叶军长希夷同志》中写道：“……沉默寡立，深沉不露，令我忆君之丰采。勇迈绝伦，倜傥不群，令我忆君之将才。胸无城府，光风霁月，令我忆君之天真有如提孩。我佩君忠贞不屈，服务人民，不愧革命家气概。” （广州军区政治部组稿段雨生、赵酬、李杞华撰写） 006、开拓政工新途径——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袁国平从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经历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长征。1938年1月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1年1月牺牲于皖南事变中。他是中国共产党有才华的、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人。 袁国平，原名袁幻成，后改名袁裕，字醉涵，笔名最寒。1906年5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宝庆县袁家台村（今属邵东县）一户手工业工人家庭，家境贫寒。1920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后，在徐特立、田汉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湖南省学联执行委员。从一师毕业后，应田汉之邀赴上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三队学习，同年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袁国平任第四军左翼宣传队第四队队长，随周逸群到贺龙部司令部，帮助贺龙改造和整顿军队，提高部队战斗力。这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袁国平被调到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政治部工作。1927年5月，他随军进军鄂西，参加了平定杨森、夏斗寅部叛乱的战斗。后调任第四军五十二师七十四团一营三连指导员，率连队随十一军军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11月，袁国平奉命到广州，负责接待各地前来准备广州起义的共产党员。12月11日举行广州起义时，他任教导团参谋，带领主攻部队攻占广州市公安局。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余部在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称红四师），袁国平任党代表，到海陆丰同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会师，坚持武装割据的斗争。1928年10月，辗转到达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宣传部长。他把红军政治工作的方法运用到根据地的群众政治工作中，开展了丰富多采的宣传教育活动。 1929年11月，袁国平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1930年6月，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同年7月下旬，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袁国平领导军团政治部接管了伪国民报馆，出版了《红军日报》，宣传党的主张和红军各项政策。1933年1月后，袁国平先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曾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理主任。他先后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作<u>ｈｔｔｐ://ｗwｗ?９9ｌiｂ.neｔ</u>战，两次入闽作战。特别是在东方军入闽作战中，领导军团政治部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红军在装备低劣、物资匮乏、敌众我寡的条件下，战胜优势敌人，恢复和扩展了大片苏区。陈毅曾赞扬说：“袁国平是一个好的宣传鼓动者，有才干。”1934年2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8月25日，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保卫驿前、石城战斗后，写了《高虎脑战斗的政治工作》一文，着重总结了战时政治工作不间断的特点，如：使“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的口号普遍深入人心；战时政治工作，不仅政治人员努力做，许多指挥员也自动去做；战斗中指挥员伤亡时，党团员自动出来代理；当放弃或撤出阵地时，政治部预先派人到部队中做解释工作；战斗激烈时，鼓动与组织给养员抬伤员下火线来；党团员或支部负责人伤亡时，在火线上自行进行调整与补充；战斗中政治部派人到作战部队迅速收集资料，按时出火线小报；在火线阵地上撒宣传品，对敌喊话，瓦解敌军。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袁国平曾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是中央军委）后方办事处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任红军大学下属的红军学校政治委员。同年12月，任抗日红军大学第二分校（后改步兵学校）政治委员。1937年8月，任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陇办事处主任。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成立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938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中央决定派袁国平为四军政治部主任。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邓子恢可为副主任。” 新四军刚刚建立不久，政治工作还处于初创阶段。为加强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建设，1938年5月间，项英、袁国平派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率领演出队去茂林，进行抗日宣传，并代表军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6月17日至19日，他主持在岩寺召开新四军第一届政治工作会议。在会上指出，自新四军成立以来，全军政治工作已建立了初步基础，但还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远远不能满足本军任务的要求。为创造铁的新四军，他提出了关于政治工作的四条基本任务：健全党的工作，提高党支部在连队中的作用；正确执行干部政策，充分发挥干部的聪明才智；深入政治教育工作，使干部、战士具有伟大的政治思想和为理想奋斗到底的决心；确立政工制度和健全政治工作系统。在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上，他要求建立政治工作从上而下的集中指导，以保证政治工作方针与路线的一致；政治工作的重心要放在连队；战时政治工作要特别注意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具体指导；政治工作要具备经常的紧张性和机动性，保证政治工作不间断地进行和适应情况变化的需要。 第一届政工会议后，袁国平到南京、江宁、镇江、丹阳、芜湖一带敌后战场视察，到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他通过在前线约两个月时间的视察，对坚持敌后抗战取得抗日胜利更充满信心。他在写给亲属的信中说：“敌愈深入愈困难，兵力分散，交通延长，后方空虚，地形不利，而我则前有正规军顽抗，后有游击队积极行动，前后夹击，必使敌人之泥足越陷越深。中国抗战前途很好，最后定可战胜日本，只不过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 1938年8月，新四军军部移到泾县云岭。2月7日至16日，新四军召开第二次政工会议。这次会议是在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执行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总方针下召开的。会上，袁国平作了题为《新四军一年来政治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 江南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和它所具有的各种特点，给政治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袁国平重视研究政治工作如何适应部队在新的历史时期执行新的任务所带来的新情况，及时总结政治工作适应新情况的新鲜经验。1939年2月15日，袁国平在《抗敌》创刊号上发表题为《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一文。在文章中，他具体分析江南敌后环境的特点，根据在江南敌后作战8个月的经验，论述了在新的条件下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政治工作所需完成的任务。他指出：江南水乡，地势平坦，河流交错，游击战争十分困难；江南又是有名的“温柔乡”，对军队有极大的腐蚀作用；军队分散游击在敌后，最易脱离上级掌握，助长流寇主义。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军队没有政治工作，要坚持江南敌后抗战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强调要把政治工作作为军队的生命线，依靠坚强的政治工作战胜困难，争取胜利。为加强军队在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政治工作，他提出：首先，要确立与健全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在部队中设党代表或政治委员，团以上设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政治机关，提高政治部主任的权力。其次，要加强政治宣传教育，使部队具有高度政治觉悟、战斗热忱和严肃的纪律。第三，要加强民众运动。第四要加强敌伪工作。第五，要做好战斗中的政治工作。他在论述每一项政治工作任务时，都具体分析了它的现状和着重解决的问题，以及如何去做的具体方法。他这篇文章，是对敌后游击战争中新四军政治工作经验初步总结。 1939年12月2日，新四军政治部召开宣传教育工作会议。袁国平在题为《过去宣教工作的总结及今后宣教工作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说建军必须建人，建人必须建脑。如何建脑？就是宣传教育，把头脑武装起来。我们要把党的政治主张变成一种实际的物质力量，就要依靠宣传教育，把党的主张变成人民自己的主张。”还指出：“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即理论和实践的一致。”为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他提出了下列教学原则：（1）集体学习、研究，互相帮助；（2）中国化，通俗化；（3）因材施教，因地施教，因时施教；（4）教、学、做的完全一致；（5）启发重于注入，理解重于记忆；（6）由具体到原则，由原则到具体；（7）循循善诱，循序渐进；（8）批判精神，科学态度；（9）基本教育与宣传鼓动相联系；（10）计划切实，检查深入；（11）博而又约，约而又博；（12）形成学习空气。 1941年元月，新四军军部及皖南新四军奉命北移，开赴抗日前线。行至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有预谋的重兵围歼。 在优势顽军的强大攻击下，袁国平率领直属纵队奋起自卫，多次打退潮水般涌来的敌军。 突围中，大部人员牺牲，小部人员随袁国平从重围中杀开一条血路，冲了出来。此时，他身负重伤，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待苏醒过来后，他对守卫在身边的卫士连战士们说：“你们走你们的，赶快突围出去，不要管我了！” 战士们在副连长李甫的带领下，轮流背着他，连夜继续突围。天大亮时，他们赶到章家渡口。大家跳进冰冷的河水里，用手托头顶，抬着他渡河。这时，被敌人发现，敌军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好几个战士中弹倒在河水里，剩下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抬着他过了河。 上岸后，他们在一座古庙前休息。袁国平因流血过多，脸色苍白，眼神凝滞。他吃力地挣开眼睛，看了看围在身边的战士，用极度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你们走你们的……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向组织上……替我……汇……报……”此时，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已摸出别在腰部的勃郎宁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响了扳机。他安详地躺在地上，眼睛定定地眺望着连绵起伏的群山和喷薄而出的红日。 1955年6月，袁国平烈士的遗骸被安葬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广州军区政治部、湖南省军区政治部组稿贺兆瑞、田华洲、魏蒲撰写） 007、神秘使者传佳音——记中共中央联络局副局长张子华 1985年5月，宁夏银川市八里桥革命公墓。 在一阵阵悲壮的哀乐声中，张子华烈士遗像安放仪式隆重举行。人们在凄切中缅怀过去，挥泪祭奠这位当年曾冒着风险，深入虎穴，传递信息，协助周恩来副主席处理复杂问题，为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突出贡献的神秘使者。 张子华，原名王绪祥，1914年4月21日出生在宁夏中宁县恩和乡一个地主家庭。在大革命时期，他接受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教育，参加过农民抗交“鸦片税”、打土豪贪官的斗争。1930年，在北平汇文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姓名为张子华。 他入党后，在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领导下工作。曾到门头沟煤矿背过煤，组织工人斗争。调任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秘书后，参加了天津码头、纱厂工人运动和唐山五矿工人罢工的斗争。1934年5月，在天津部署纪念“五卅”运动9周年活动时，被捕入狱。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他坚贞不屈。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营救出狱，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同年9月，受中共中央北方代表陈铁铮（孔原）的委托，化名黄汉，赴陕北游击区巡视工作，说服那里两个根据地领导人消除误会，加强团结，将陕北根据地的3个游击大队扩充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1935年初，他被调到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任秘书，5月又派往豫鄂陕游击队任特派员，公开身份是国民革命军四十四师一三二旅旅部参谋。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又将其魔爪伸进了华北大地。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首先向国民党发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吁，这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先声，它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同时也受到了国民党以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的欢迎，他们同意停止内战，和中共举行和谈。 1936年1月，国共两党首次秘密和平谈判在上海举行。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张子华（化名黄汉）以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名义，同陈立夫的亲信、南京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接触，谈判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在这次极不寻常的会谈中，谌小岑首先向张子华介绍了国民党方面准备抗日的措施，表示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意愿。张子华向中共上海党组织汇报后商定，鉴于国民党政府还有些和谈的诚意，建议国民党派代表和他一起到陕北苏区直接同中共中央面谈并汇报情况。国民党政府表示赞成，同意派出董健吾为国民党方面代表，赴陕北谈判。董健吾曾是宋子文在美留学时的同窗好友，又是宋庆龄的朋友，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董健吾竟是中共地下党员。张子华遂同董健吾结伴而行。张子华担负起这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艰巨使命的时候，年仅21岁。 由于有党组织的周密安排，有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和国民党政府要员宋子文的帮助，董健吾又持有宋子文亲笔签发的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张、董二人顺利到达了古城西安。 西安距离延安几百里地，但由于国民党重兵把守，关卡如林，使得张子华与董健吾寸步难行。为了完成此程重任，他俩冒着危险，亲自去找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将军借路。张学良是东北军的统帅，集国难家仇于一身，强烈要求抗日，早已考虑与共产党、红军联合抗日的问题。他看到董健吾的委任状后，对南京的意图心领神会，决定提供方便，促成好事。2月19日，张学良和陕北电台联系好后，亲自派出自己的飞机，把董健吾和张子华送到延安。他俩于2月27日到达瓦窑堡。当天，中央组织部部长博古（秦邦宪）就亲切地接见了张子华。接着，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又听取了他的详细汇报。中央决定继续和国民党联络，派遣张子华去南京，进一步了解国民党的动向。董健吾也带着博古给宋庆龄女士的关于我党和平谈判的五条原则的密信，及时返回上海。 4月16日，张子华受命离开瓦窑堡，途经西安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向张学良将军通报了国共两党联系的情况，并和张将军交上了朋友。张子华于4月底到达南京，很快和曾养甫取得了联系。他向曾养甫坦诚说明此行两项任务：一是要详细了解南京政府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二是希望南京政府派人到陕北去，和中央领导人直接谈判。这时，陈立夫已接替宋子文主持国共两党的联络工作，向曾养甫口授了国民党政府的4条答复：1国方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2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3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国民党中央采择；4共方可选择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曾养甫当即找来谌小岑，要他抄写一份，马上交给张子华并及时报告中共中央。令人惋惜的是，这样重要的答复，谌小岑在交给张子华时却没有说明这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明确答复，而说成是他本人根据国方意见归纳的，仅供中共参考。后来，曾养甫知道谌小岑办错了此事，拖延了时间，造成了误会，深表遗憾。为了弥补过失，消除误会，在国民党一时选不出合适的人员去陕北的情况下，曾养甫要张子华再回陕北给中共中央送口信，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来南京会谈。于是，张子华便以国共双方使者的身份，冒着极大的危险，常年奔波在南京与瓦窑堡之间。 1936年5月中旬，正是陕北高原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美好季节。张子华从南京回到了这片温暖的土地，不顾旅途劳顿，当即向周恩来汇报情况。周恩来听完汇报后，十分高兴，闪着一双兴奋的剑眉，当即给谌小岑写信：希望谌小岑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还约请曾养甫、谌小岑来陕北晤面。周恩来还给张伯岑、时子周等爱国人士写信，陈述中共的主张。 张子华携带着周恩来的亲笔信，再次秘密地来到南京。因为这次国共谈判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激烈，随时可能翻脸。张子华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旦有个闪失，就会有杀头的危险。果然不出所料，张子华到南京后，要求谌小岑给找一个住处，以中共代表身份在南京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公开活动。国民党当局却深怕国共两党谈判的机密被泄露出去引起内乱，竟把张子华投入监牢。谌小岑劝曾养甫说：“‘两方相争，不斩来使’，何况我们正在讲和呢！”曾养甫这才同意释放张子华，由谌小岑陪同到上海。 到上海后，张子华熟练地编了一份电报密码，要求谌小岑给一个南京电台呼号，以便两党通过电台进行联系。曾养甫害怕由南京电台联系影响太大，便给了一个汉口电台的呼号。同时，曾养甫还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张子华带着密码及信件，不顾疲劳，跋涉千里，于8月27日赶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这是张子华为早日促成国共合作的第3次陕北之行。 中共中央对张子华带回的情况十分重视，在认真研究分析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央对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的讲话之后，不失时机地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并且指出：“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之中。”周恩来于8月31日给曾养甫复信，邀请陈立夫、曾养甫到苏区或陕西华阴会晤。9月1日，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希望他们向蒋介石“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信中还表示：中国共产党“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 9月20日，张子华携带着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的信件，又风尘仆仆地南下广州。当时，南京政府刚刚解决了两广事变，曾养甫已调任广州市长，陈立夫也到广东视察。张子华将周恩来致二陈和曾养甫的信交给了谌小岑。27日和曾养甫会晤，曾养甫向他口授了国民党政府的4项条件：1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2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同国军；3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4立即派人具体谈判。并提出邀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见面，还把为周恩来准备好的护照交给张子华，请他速回陕北报告。 第二天，张子华就发电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曾养甫邀请周恩来谈判的意见，并于10月4日返回西安，详细电告了国民党的4条谈判条件。10月8日，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但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并大举进攻陕北根据地，两党高级人员的谈判时机仍不成熟。中共中央于10月14日决定：周恩来暂不去广州，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作为代表，同国民党作初步谈判。10月17日，中央得知蒋介石飞到西安，即电令张子华交涉派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谈判。但终因蒋介石坚持要消灭红军，致使这次交涉未获得任何结果。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在抗日目标下逼蒋抗日。张子华也于11月中旬返回保安。党中央充分肯定了他的工作成绩，尽管国共两党领导人员的直接面谈未能实现，但他在沟通关系、传递信息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因而被任命中共中央联络局副局长。 1936年12月12日，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了促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行抗日救国，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并立刻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张子华又奉命随周副主席于15日离开保安，前往西安。他16日来到延安。17日，同周恩来乘张学良的专机到西安。从此，他便以周恩来的秘书、红军总部参谋的身份在西安进行统战工作。他同宁夏驻西安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主动拜访了宁夏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柴成霖，会见了来西安的宁夏党政要员，还介绍了一批进步青年到延安抗大学习。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向宁夏军阀马鸿逵再次提出谈判，并委派张子华以八路军总部参谋的身份，到银川商谈成立统一战线和释放红军被俘人员等问题。 1937年8月，张子华踏上了养育他的家乡大地。他连家都顾不上回，就直奔银川，同马鸿逵谈判了两次。马鸿逵老奸巨猾，不解决实际问题，还阴谋扣押张子华，使谈判不欢而散。虽然谈判没有成功，张子华却利用这段时间，帮助恢复和建立了中共宁夏地下党，秘密建立了宁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小组。张子华发现马鸿逵企图扣押他的阴谋后，便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银川。 1938年1月，张子华再次南下武汉，在中共代表团民运部担任文化组主任。2月又被调回延安，4月到抗日军政大学担任政治教员。 就在张子华专心为党的事业勤奋工作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无情的灾难竟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1939年9月，有人竟突然提出：张子华在天津被捕有叛变嫌疑，到宁夏谈判有通敌嫌疑。组织上决定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不幸的是，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距离遥远，无法派人到天津、银川等地调查，问题一时难以澄清。 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张子华始终坚信组织。他对前途始终充满希望。令人痛心的是，他被隔离不久就身染肺病，于1942年去世，年仅28岁。 1983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张子华的历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承认其党籍。1985年5月，中共宁夏自治区党委和银川市委召开会议，为张子华烈士恢复名誉，在八里桥革命公墓安放了他的遗像。 （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稿李学军撰写） 008、剖腹明志醒国人——记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卓越爱国者续范亭 1935年冬，在南京中山陵发生了一位爱国志士为抗日救国而剖腹明志的悲壮行动。 这位志士，就是参加过辛亥革命、驱逐北洋军阀，坚决抗日救国，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续范亭。 1893年11月27日，续范亭出生在山西省崞县西社村。高小毕业后，考入太原陆军学校。当他还是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时，便开始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秘密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策划革命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他担任忻（州）代（州）宁（武）公团镇远队队长，率部参加占领雁北军事重镇大同的战役，驱逐了清朝统治者。可是，辛亥革命果实落到窃国大盗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手里，山西封建军阀阎锡山也背叛革命，投靠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续范亭坚持革命，奋起反对袁世凯和阎锡山的反动统治。他遭到通缉后，到陕西参加了著名的“华山聚义”、护国军及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是北方民主革命武装——国民军的组织者之一。他曾担任国民联军第三军第六混成旅旅长及国民军联军政治学校校长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奉行“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一面积极反共，“围剿”红军，镇压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一面对日妥协退让。续范亭应杨虎城邀请，协助邓宝珊成立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筹建新编第一军，开拓西北，可是被蒋介石免去行署参谋长职务。他忧国忧民，愤恨不已，于1935年冬前往南京呼吁团结抗日。他到南京时，国民党正在召开五全大会。续范亭愤于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反共内战、对日妥协投降，身为军将，报国无门，誓以一死震醒国人，到中山陵前用匕首剖腹明志。他在《哭陵》一诗中写道：“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 续范亭的这一悲壮行动，在全国产生了很大政治影响。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新闻，但一些报纸还是冲破禁令，发表了这一震动全国的新闻，并刊登了续范亭躺在病床上的照片和五首绝命诗的手迹。许多人到医院看望他、慰问他，全国各地纷纷发来慰问函电。 续范亭在疗养创伤期间，念念不忘的不是个人今后的依归，而是“何时擒海寇，献捷祭灵台”；“东海狂潮响霹雳，而今谁是岳家军”；“倭寇由来多猖獗，何人继起振家邦”。 在养病的日子里，他阅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 1936年11月底，续范亭应杨虎城邀请，从南方回到西安。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中，他积极帮助张学良、杨虎城出谋献策。这时，他的好友南汉宸来到西安，看望了他。南汉宸和续范亭同是山西人，早年相识，交往甚密。这次会面，南汉宸向他解答了为什么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且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不记前仇、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还给他带来了毛泽东著作和延安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不久，续范亭在南汉宸陪同下会见了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交谈。他十分敬佩共产党主张国共合作，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伟大。这使他相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有前途。他决心把平生的理想同共产党的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 1937年春，续范亭以杨虎城将军代表的身份，回到故乡山西，宣传团结抗日和共产党的主张，同阎锡山及其将领、政客、官僚们周旋，尽力争取他们做一些抗日的事情，以扩大和发展抗日力量。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太原向阎锡山提出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地总会）的建议，取得阎锡山的同意。 战动总会成立时，续范亭被推举为主任委员。中国共产党派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等参加领导战动总会工作。各群众团体、抗日武装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加入战动总会。 太原沦陷后，续范亭率领战动总会工作人员和一部分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扩大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当中，晋西北各县都成立了战动总会，发展了1万多人的抗日部队。续范亭指挥战动总会所属武装部队和敌人英勇作战，配合八路军，粉碎了日寇对晋西北的围攻。 后来，续范亭当选为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在此期间，他积极组织和团结晋绥军民，进行抗日战争。 1941年夏，续范亭积劳成疾，卧床不起，中共中央安排他到延安治疗、休养。他在延安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和尊重。续范亭在病中十分关心民族解放战争的形势，观注着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政治变化。他热情地支持和歌颂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辉煌战绩。他坚信：“真正中国之命运是胜利的、光明的、民主自由的，因为我们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有中国劳苦群众先进人士的支持，有毛泽东政策路线的指导。”1945年抗战胜利，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主任，续范亭和林伯渠、邢肇棠、李鼎铭当选为副主任。 续范亭在病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延安整风学习。他通过对整风文件的学习和研究，回顾和检查了自己走过的道路。他在《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中感慨地说：“十年前，我还是个颇信佛学的人，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我多少读了些，认为世界任何的坏人都能感化而转变的。我的陵园自杀和又回到山西的做事，满想拿我区区的个人影响你们。我现在才知道我这个观念是错了，不但收效甚微，而且自苦太甚。”他还诚恳地对同志们说：“如果我早找到共产党，早认识马列主义，也就不会去破腹了。”续范亭开始并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是经过不断地探索和追求真理，经过长期的奋斗之后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 续范亭还写了许多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诗篇和文章。他的诗文充满了战斗精神，具有强烈的人民性，政治立场非常鲜明。几乎每一篇政论、每一首诗都有金石之音，义正词严，给人们以勇气和希望。 1947年9月12日，续范亭在山西省临县病逝，终年54岁。他在临终前遗书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批准追认续范亭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毛泽东悼念续范亭的挽联写道：“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南新宙、高向明撰写） 009、天地能知忠烈心——记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涂正坤 1939年8月1日，延安党政军民各界万余人，在中共中央机关礼堂悼念在平江惨案中殉难的涂正坤等烈士。会场正中悬挂着中共中央送的挽联： 在国难中惹起内讧，江河不先古今憾； 于身危时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等党和军队领导人都送了挽联、挽诗。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 涂正坤，原名正生，1897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嘉义镇谢江乡贫苦缝工家庭。1925年，他参加罗纳川在平江嘉义地区开办的平民夜校，并以缝纫为掩护，发动纸业工人和农民群众同地主豪绅作斗争。这年5月，他由罗纳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秋，涂正坤率领平江农民暴动队，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后历任中共平江县委书记、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兼作战分区政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长期坚持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他与湘鄂赣省委、省军区领导人傅秋涛、邓洪等人领导和指挥了多次反“清剿”的斗争，至1937年“七？七”事变时，湘鄂赣根据地仍保存下来近500名党员干部、390多名红军战士。 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采取“北和南剿”的策略，一面与中共中央谈判合作抗日，一面密令国民党军队继续“清剿”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湘鄂赣省傅秋涛、涂正坤等领导人，密切注意形势的变化，研究党的政策，一方面向群众和国民党人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政策，一方面积极做好与国民党谈判的准备。 1937年2月，涂正坤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他多次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决定一面派人请示党中央，一面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停战。这年5月10日，正式成立了以傅秋涛为主席，涂正坤、邓洪、刘玉堂、钟期光、谢乾、谭启龙、江渭清、明安楼为委员的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湘鄂赣抗日红军游击队。 谈判开始前，国民党地方当局企图利用叛徒孔荷宠等前来“招抚”收编。涂正坤和傅秋涛等严厉警告他们：叛徒来“招抚”，我们就杀。给其以有力的回击。7月18日，湘鄂赣省委派傅秋涛、涂正坤、刘玉堂、钟期光等，与国民党第五十师一名旅长、一名团长、一名副团长、平江县县长、县党部书记长等人，在平江嘉义镇关帝庙进行了谈判。谈判中，傅秋涛、涂正坤等严正驳斥了国民党方面所宣扬的“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主义（三民主义）”的谬论，解决了一般性的问题。正在这时，党中央派赖传珠、李涛来湘鄂赣省委，传达了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7月20日，傅秋涛、涂正坤等到浏阳，与国民党五师师长岳森进行正式谈判。当谈到释放政治犯和集中红军游击队等实质性问题时，岳森提出提交名单等条件，企图事先杀掉中共方面的人员，并趁红军部队集中之际聚而歼之。涂正坤和傅秋涛洞察其奸，严词拒绝其无理要求，机智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双方商定：①释放在押的政治犯；②在浏阳建立红军游击支队的办事处；③红军部队集中，番号改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划定特区，驻扎部队。改编后红军游击支队的经费问题，尚待武汉行营谈判解决。8月20日前后，湘鄂赣省委刘玉堂、黄耀南等人到武汉行营谈判。8月29日，在中共代表董必武的支持下，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成功，湘鄂赣边区终于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湘鄂赣边区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由支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傅秋涛率领，于1938年2月从平江嘉义出发，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底，根据党中央指示，湘鄂赣省委改为特委，涂正坤任书记，留在后方坚持斗争，公开身份是新四军上校参议、新四军驻平江嘉义留守通讯处主任。他同罗梓铭、黄耀南等人领导特委和通讯处，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湘鄂赣边区的抗日救亡斗争。他们一面迅速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发展党员，教育党员在抗日救亡斗争中发挥模范作用，一面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建立和健全抗日群众团体，在平江县城组织“救亡剧团”，开设“大众书店”，创办“老百姓壁报”，广泛动员青年参军参战。涂正坤把自己的独生女儿涂丰云送去皖南抗日前线，英勇杀敌（后来在芜湖战役中壮烈牺牲）。涂正坤带头节衣缩食，筹集资金和药物，为留在嘉义的100多名伤病员治疗，使70多名伤病员伤愈康复，组成补充连开赴前线。 涂正坤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军第九战区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调防平江。他们强占民房，抢夺财物，乱摊捐税，群众来到通讯处控告他们的暴行，要求制裁“遭殃军”。涂正坤除了向杨森总部提出要严肃军纪外，还耐心地劝导乡亲们以抗日大局为重。他说：“打日本鬼子是目前的头等大事，杨森部队虽坏，只要他们不公开投敌，我们还是要耐心争取它。万一日本鬼子侵占了平江，共产党决不离开平江人民，一定要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组织起来打游击，抗日保家。”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5月30日，由蒋介石亲自签署密令，发往驻长沙第七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处。密令中说：“据报：中共在平江嘉义岭一带大肆活动，其负责人为黄耀南、涂正坤，以游击为号召……且密藏多量军火……专以平江为根据地……影响殊非浅鲜，请设法制止，以免滋蔓。事关后方军事秘密活动，相应函请查核办理。” 薛岳、杨森立即行动。嘉义国民党驻军一个营控制了对面两个山头的制高点。杨森部特务营20多人借加速破路为名，赶到嘉义，改着便装，散在通讯处附近。涂正坤觉察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上述活动后，立即召开特委和通讯处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了应急措施：将通讯处人员精减了十几人；凡已公开身份的党员干部转移到新四军中或其他地方隐蔽；特委和通讯处分开；改变了特委与各县同志的接头地点；机要文件等转移到谢江一带崖洞里。但对通讯处机关的安全未采取防范措施，没有估计到会发生公开的惨案。 1939年6月12日下午3时，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派兵秘密包围了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杨森所部中尉侦察员张绍奇，以请涂正坤参议去嘉义区公所商议抗日紧急事宜为名，将涂正坤引到离通讯处30多米的巷口。预先埋伏在巷口的几个刽子手，对准涂正坤猛烈扫射。鲜血从涂正坤的胸口涌出。他忍着疼痛，硬撑着身躯往回走，朝通讯处方向呼喊：“杨森下毒手了，同志们，快走！”他牺牲时仅42岁。 枪响后，杨森部特务连冲进通讯处，将财物抢劫一空，并将通讯处秘书主任吴渊枪杀。是夜，又将特委和通讯处干部罗梓铭、曾金声、吴贺全、赵绿吟等4人，押往嘉义镇旁的虎形岭活埋。 涂正坤烈士的家乡，听到涂正坤被害的消息，当晚有十多名老赤卫队员，冒着被捕杀的危险，将涂正坤的遗体运回河包洲，含着悲痛，安葬了自己的亲人。 （广州军区政治部、湖南省军区政治部组稿凌辉撰写） 010、“猛子”威震平型关——记八路军一一五师英雄连长曾贤生 曾贤生，地道的庄稼汉出身。在闽西革命根据地打游击那当儿，他就是游击队长刘亚楼的警卫员；后来参加了名震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首战平型关的大战，他腰插驳壳枪，身带大刀片，是伏击部队——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五连连长，外号“猛子”！ 那年夏天，卢沟桥战事爆发。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等战略城市和雁北13县，时间不长就被日寇占领了。日本侵略军气势汹汹，一面沿津浦、平汉两条铁路南下，一面重兵进犯山西。 这时，由中国工农红军部队改编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指战员背负着人民的希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9月中旬，开入晋北五台山区。 沿途逃难的老百姓站住了。大家自动组织起来，聚集在车站、村头和路边，烧茶送水，慰问上前线杀鬼子的部队。 一群东北流亡学生走过来，听说曾贤生是一连之长，拉着他的衣袖就哭诉起日寇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的暴行来。有个学生泣不成声地说：“求求大家，一定要为惨死的爹娘报仇雪恨呀！” 目睹河山破碎、难胞流离失所的惨况，曾贤生持枪举臂，领着全连庄严宣誓说： “请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放心！我们八路军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为同胞手足报恨雪仇，不消灭日寇决不罢休！” 9月23日上午，一一五师师部在上寨村小学的土坪上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会上，师首长讲话说：根据侦察，日本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已经占领灵丘，正企图西窜，会同大同南下之敌夺取太原。各种迹象表明，鬼子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一线移动。从地形上看，自平型关口到灵丘的东河南镇，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狭窄山沟，长约二三十里。敌人一旦进来就很难出去。我们师的任务就是要利用这一天险，在这一带地区，埋伏一支神兵，布置一条口袋，给日寇一个打击。等这条毒蛇全部钻进夹山公路的葫芦套以后，出其不意，从侧后袭击，截头，断尾，打伏击，全部、干净彻底消灭这股敌人！ 曾贤生兴奋极了。大会刚散，他便同指导员一起召开党支部大会，代表全连向营、团党委递交请战书，坚决要求上级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五连。为了表示决心和意志，他咬破中指，用鲜血写下铿锵的誓言：“血战平型关，誓叫鬼子有来无还！” 当晚，连队随主力奔赴相距平型关只有30多里的冉庄，进行战前准备。这时，上级党委决定曾贤生所在的团为全师伏击部队的第一梯队，曾贤生的五连为断绝鬼子退路的后卫连。 副团长亲切地拍着他的肩头说：“猛子啊！如果说我们伏击部队是把尖刀的话，那么，你们后卫连就应该是这把尖刀上的刀尖。” 战前，曾贤生把20多个五大三粗、勇武超群的战士组织起来，每人发一把大刀，几颗手榴弹，编成一支敢于冲锋陷阵的大刀队。他搬来石头，同他们一起磨刀，一起研讨战斗方案。 24日深夜，师部下达了秘密进入白岩台一线埋伏的命令。曾贤生接到通知，立即率连队随团队紧急出动。天空乌云密布，大地一片漆黑，荒凉冷清的秋夜死一般沉寂，只听战士们沙沙的脚步声在快速流动。突然，迎面吹来冷嗖嗖的山风。一道闪电劈过，头顶响起隆隆的雷声。立时，滂沱大雨倾泻而下。更为糟糕的是，在此秋末时分，山西北部常常雨后成雪，气温骤降。尤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山区雨量过大过急，险恶的山洪竟猛然爆发，眨眼之间，泥沙乱石随着洪水汹涌咆哮而下。曾贤生当机立断：“全连注意！把枪支子弹袋挂在脖子上，以班为单位，手拉手快速通过激流！” 军情紧急，命令如山。战士们胳膊挽着胳膊，你挽着我，我扶着你，互相拉着拽着冲过洪流。鞋冲丢了，脚碰伤了，人们仍奋勇争先。经过大半宿艰苦跋涉，全连于25日凌晨到达指定地段，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隐蔽阵地，抢修好了战斗工事。 这时，全师主力也在平型关到东河南镇十余里沟道东南侧的山地一线埋伏完毕。指挥部又派出一支部队占领了东河南镇以北一个高地，以便断敌后路，造成两面夹击之势。 天边微微露出曙光，秋雨悄然而止。拂晓，日军8架飞机低空掠过。上午，远处山沟里渐渐传来汽车的马达声。曾贤生和战友们立刻警觉起来。往下看，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辎重部队和后卫部队，在日本旗引导下，分乘100余辆4轮大卡车和载重汽车，直奔狭谷而来。200多辆装载军用物资的大车，驮着九二式步兵炮的骡马群，在一队骑兵的护送下，也尾随其后进入八路军伏击地域。远远望去，车水马龙黑压压、密麻麻连成一片，挤满了10多里长的狭窄山谷。 敌人越来越近了。俯瞰下去，日军旗子上的“武运长久”几个黑字已清晰可辨。汽车里和马背上的日本兵，个个头戴钢盔，身穿黄大衣，脚蹬大皮鞋，有的手执三八大盖枪，有的斜背枪支，脸上一副骄傲狂妄神态。 曾贤生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他吐了口唾沫：“呸，先别神气，好戏还在后头哩！” 薄雾散去，天色渐朗，云影山光笼罩着战地上空。进犯的4000余名日寇已全部钻进八路军预伏部队的口袋阵内。这时，团通信员利用沟沟坎坎的掩护跑来，说：“团首长命令你们，收紧口袋底，不许日寇一兵一卒逃出伏击圈。” “是！” 师指挥所发出总攻命令！曾贤生高举驳壳枪，一跃而起：“目标——干河滩敌人后卫车队，冲啊！” 截头，断尾，打伏击的战斗开始了！五连战士犹如猛虎捕食扑下山去。机枪弹、手榴弹雨点般飞向敌群。伏击部队所有轻重武器这时也一齐开火。长蛇似的敌阵，一下被切成若干小段。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山炮的轰鸣声，英雄健儿们的呐喊声，惊天动地震撼山谷。但见硝烟弥漫，火光冲天，10多里长沟，瞬息间成了一条烈焰熊熊的火龙。汽车上的鬼子，猝不及防，一个个连滚带爬地跌下车来，逃的逃，躲的躲，哭的哭，嚎的嚎。 一小队鬼子见势不妙，妄图夺路而逃。他们凭借山沟以北有利地形，集中机枪火力将五连压住，冲到最前头的一些战士不幸倒下了，曾贤生的右小臂也突然中弹挂彩，鲜血浸湿了他的衣袖。日军指挥官张牙舞爪，又督促士兵向五连发起反冲锋。曾贤生顾不得伤痛，命令一班从左侧坡地迂回上去，封锁住敌人退路。一阵手榴弹爆炸后，敌人的机枪哑巴了，两次反扑都被五连英雄们击退。 这时，曾贤生眼瞅敌人20多辆卡车连在一起，几百名鬼子挤成一堆，其中还有将级军官，正是集中火力歼敌的大好战机。他一声怒吼：“机枪——手榴弹打！” 一阵巨响，敌人被炸得车仰马翻，尸横遍野。但见人挤人，车碰车，马踏马，炮撞炮，日本兵挤成一堆，乱糟糟拥作一团。敌人阵势就像被烈火烧着了的野蜂窝，被沸水浇着了的蚂蚁群，闹哄哄，乱腾腾。日本兵们丢盔卸甲，狼狈不堪。 可是，几十名受过武士道精神熏染的敌人，拼命负隅顽抗。几个官佐也舞动指挥刀在后边督战。鬼子们端着刺刀，组成一列人墙，咿哩哇啦地吼叫着，向五连勇士们挤压过来。 面对残敌的拼命气焰，曾贤生手举枪响，首先撂倒了挥舞日本旗的一名少佐；又倏地把驳壳枪往腰间一插从背后拔出大刀。 一声长啸：“大刀队——上！” 勇士们听见口令，剑眉倒竖，虎眼圆睁，人人用足了力气，个个抡圆了臂膀。一霎时，刀飞、影闪、杀声雷鸣，削铁如泥的大刀片，纷纷对准鬼子们的脖颈和后脑勺猛砍下去。手端步枪的健儿们龙腾虎跃，同敌人展开了刺刀见红的殊死搏斗。一场恶战，只杀得鬼子兵鲜血喷溅，人头落地。 曾贤生夺过一把三八大盖枪，同敌人厮杀在一起。几个鬼子围着他团团乱转，哇哇怪叫。曾贤生虎威大震，左右刺杀，一气劈倒了近前的几个鬼子。 不料，这时后面又上来3个敌人。三把带血的刺刀同时伸向曾贤生前胸。曾贤生横眉冷对，铛铛两下拨开两把刺刀，猛一个有力的突刺，左边的鬼子应声倒下了。说时迟，那时快，曾贤生回身一刺，右边的鬼子也被刺中心脏，嚎叫了一声瘫倒在他脚下。第三个鬼子慌忙跳到曾贤生背后；曾贤生一见急忙猫腰，缩小形体转身迎敌，不想脚下闪失，鬼子的刺刀穿进了他的小腹。他强忍巨痛，身躯用力往前一挺，不等对方拔出刺刀便“杀——”地一声咆哮，抡起枪托，瞧准鬼子脑门儿狠狠砸去。当下，鬼子脑浆迸裂，血花飞溅，呜呼哀哉了。伏击战进入白热阶段，拼杀越来越激烈。勇士们刺刀卷刃了，便用枪托狠砸日寇头颅；枪杆劈断了，便拳打脚踢，用牙撕咬，死死缠着敌人，严惩敌人。仅仅20多分钟，河滩里的几百名日本官兵全被五连勇士们消灭。然而，五连也死伤惨重，牺牲过半。 平型关大捷的捷报传向四面八方。此役共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枝，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余辆。这是全国抗战取得的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 打扫战场的时候，人们望见曾贤生一手紧握枪杆，一手捂着小腹，虽已气绝身亡，仍然怒目灼灼，死盯着惨死在他刀下的鬼子。战友们还发现：在他那军衣口袋里，那张用手指蘸着鲜血题写的决心书中尚紧紧地包裹着没来得及交给组织的最后一次党费。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何畏撰写） 011、神兵伏击雁门关——记八路军一二零师英雄指导员胡觉三 胡觉三是湖北省洪湖地区人。他的家境不算富裕，但还过得去。他在少年时代只读过几年书。 从1928年起，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同志领导湘鄂西的工农群众，开始了创建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武装斗争。洪湖苏区就是其中的根据地之一。胡觉三从贺龙和红军的身上看到了力量和希望，于1931年报名当上红军战士。1932年，由于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以及我党内部“左”倾错误，致使蓬蓬勃勃的洪湖苏区垮了，胡觉三跟着红军部队仓促离开家乡和亲人，转战到了湘鄂边。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家。 胡觉三参加红军后，在短短的三四年里，逐步学会了打仗，学会了带兵，学会了做群众工作。艰苦的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殊死的斗争使他迅速成长起来。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从湘西出发长征时，胡觉三已经是红六师的连队政治指导员了。 “七七”事变爆发后，红军将士请缨出征，部队进行了改编。胡觉三担任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三营十一连政治指导员。1937年9月3日，部队从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出发，从陕晋交界的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进入山西后，一二零师改乘火车向北开进。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疯狂进攻下丢了雁北地区，退至宁武关、雁门关、平型关一线的内长城设防，以求凭借长城关隘和国防工事挡住日军。阎锡山在代县雁门关以南10公里的地方设立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营。但是，不论是古代的长城还是现代的工事，都没能发挥其应有的效力，阎锡山在日军的威逼下，于10月上旬，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忻口东西一线阵地。当一二零师赶到宁武一带时，这里已经成了敌后，一二零师遂担负起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策应忻口会战的任务。 10月的一天，七一六团开进被日军劫过的宁武县城。站在古城楼下，胡觉三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街头、树上到处是同胞的尸体，有的身首分离，有的肠子被掏出；女人大都赤身裸体，有的被剜去乳房，有的被剖出胎儿；最惨的是小孩子，有的被摔得脑浆迸流，有的被撕成了两半。 胡觉三带着全连，小心翼翼地从死人缝中穿过，走进居民院内，看到的又是一番惨景：有的老头、老太太跑不出去，双双缢在屋梁下，有的一家人躲进贮存秋菜的地窑里，结果被活活埋在里面。炊事班要烧水做饭，发现每一口水井都填满了被刺刀挑死的男人、小孩和奸污后遭杀害的女人们的尸体。好端端的一座古城，几乎被残暴的日军斩尽杀绝，变成了一座血城、死城。 胡觉三一边领着战士们帮助宁武城的老百姓掩埋亲人的尸体，一边组织大家控诉日军的暴行，激发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各班排纷纷求战，战士们发誓说：“要叫我碰上日本鬼子，非亲手杀死他几个，讨还这笔血债不可！” 不久，一二零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向七一六团下达了在雁门关地区袭扰、切断日军交通运输线的任务。团部即率第三营整装出发，向雁门关疾进。 雁门关坐落在山西省代县西北的雁门山上，自古以来就是内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塞。这里北临大同，南抵太原，西接宁武、偏关，东连紫荆关、倒马关，可直达北平及华北平原，有“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抵三关，咽喉全晋，势控中原”之说。历史上，雁门关总是来敌必犯之地。1937年10月，攻入山西的日军正在凭借山脚下的一条公路继续南侵。 经过两天急行军，七一六团插到雁门关西南10多里的老窝村驻下，侦察情况，寻找战机。在群众帮助下，七一六团很快查明了日军汽车过往的规律：自从忻口战役打响后，几乎每天都有日军车队经雁门关地区南来北往，少则几十辆，多则几百辆，从大同向忻口运送兵员和弹药，从忻口向大同拉回伤兵和尸体。据此，团里计划在雁门关南山脚下的黑石头沟伏击日军的汽车队。 为了打好抗日第一仗，团部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进行研究和动员。团长贺炳炎简要地介绍了敌情。从兵力上看，这次伏击作战，团部只带来了第三营和团属特务连、迫击炮连，人数不占优势；从装备上看，我军略差一些；从士气上看，日军长驱而入，气焰正盛，而我军指战员也早就憋足了劲要同日军较量较量。因此，我们面临的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恶战。 团政治委员廖汉生询问了各连的请战情况后，指示说：要把日军血洗宁武的罪行，作为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的材料，掀起一个杀敌复仇的热潮。 听了政委的话，胡觉三腾地站起来，脸色铁青地说：“我代表全连同志，请求把艰巨的任务交给十一连！我们一定把雁门关变成日本侵略军的鬼门关！” 翌日拂晓，团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带着干部去黑石头沟勘察了地形，把各连任务布置下来。 回到连里，胡觉三和连长宋发富传达了上级指示和战斗方案，作了战前动员，提出战斗口号：“打好抗日第一仗，为宁武同胞报仇！” 10月18日凌晨，部队披着星光从老窝村出发，沿着羊肠小道隐蔽地进入黑石头沟。此沟北高南低，沟底净是被山洪冲积的乱石，沟南端是一座石拱桥，公路顺沟穿过。部队埋伏在沟西的山上，十一连靠近石拱桥，负责扼住“咽喉”部位，断敌退路。 胡觉三和连长宋发富安排好各班排的伏击位置，把全连的轻机关枪集中摆在山头，而后下到各班排逐个地检查战斗准备情况。胡觉三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战士们：“这是对日作战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出威风来！”战士们的情绪都很高，手榴弹揭开了盖，子弹压进了枪膛，刺刀拔出了鞘，许多同志还把当红军时用的大刀背了来。在阵地后面埋锅做饭的炊事员们也全部上了阵地，他们说：“打鬼子，人人有责。这是第一次同日军交手，不参加，心里不好受！老大哥部队在平型关战斗中让鬼子吃了大苦头，这回也叫鬼子尝尝咱们的厉害！”看到战士们斗志这么高，胡觉三放心了。按照以往打仗的习惯，胡觉三主动向连长宋发富提出：“你来指挥全连，我下到突击排去。”说罢，他背起大刀，拎着手枪，到了担任突击任务的第三排阵地。 上午10时左右，北面公路上腾起尘土，隐隐约约传来汽车的马达声。据山顶观察哨报告，约有百十辆汽车像长蛇一样从南边开来。过了一会儿，日军车队拐过石拱桥，缓缓地爬上陡坡，进入我军伏击地段。这些车是从忻口前线来的，车上载着不少伤兵和死尸，还有一些担任护卫的武装士兵，车头上架着机枪，日军士兵哇啦哇啦地叫着，如入无人之境。 胡觉三看到敌人狂妄的样子，怒火中烧。身边的战士们也都是怒目圆睁，摩拳擦掌。胡觉三示意大家沉住气，等待统一号令。 “打！”随着贺炳炎团长一声怒吼，山上我军阵地各种火器一齐开火，喷射着密集的火网。骄横的日军万万没有想到在其“后方”会突然遭到猛烈的打击，汽车有的被打着了火，有的一头栽进沟底的乱石滩，开车的司机丢了方向盘，车上的伤兵不顾死活地往下滚。 胡觉三把手枪一挥：“同志们，跟我来！”带领突击排首先跃出山头阵地，如猛虎一般顺着山势扑了下去，上了公路，一下子把日军压在沟里的汽车底下。日军在一阵混乱之后，很快清醒过来，伏在车底下用机枪向山上扫射，我军冲锋队伍中不时有人被打倒，滚下山坡，但这丝毫不能挡住冲锋的势头。胡觉三带领着战士们，一边投掷手榴弹，一边冲到汽车前，同敌人展开白刃战。日军又从车下钻出来，一个个眼睛瞪得血红，嘴里呀呀地嚎叫着，端着刺刀作拼死的抵抗，胡觉三见到敌人那副狰狞的面孔，复仇的热血一下子涌上来，迎着敌人的刀锋冲上去。战士们有的用大刀砍，有的用枪托砸，还有的抱住敌兵肉搏。车前车后，敌我双方杀作一团。 战斗中，胡觉三发现本连三排的一个战士被3名日本兵围住，3把刺刀把他逼得无处可退，防不胜防，处境十分危险。胡觉三手提大刀冲过去，乘敌不备，从后面劈倒一个，接着刀光一闪，又砍翻了另一个，剩下的一个日本兵也被那个战士刺死了。胡觉三勉励了那个战士一番，转身跑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大部分日军被消灭了，只剩下少数还在顽抗。胡觉三扫视了一下战场，忽然看到一个日本兵龟缩在车下，他大喊了一声：“缴枪不杀！”迈步上前正要抓活的，被那家伙一枪打中了胸膛。 胡觉三身子一歪，栽倒了。身旁的战士立刻击毙了那个日本兵。 连长宋发富赶来扶住胡觉三，一遍一遍地呼唤着：“指导员，醒醒！” 胡觉三抬起头，吃力地说：“坚决地打！为宁武老乡们报仇！”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指导员的死，更加激怒了十一连的全体同志们，大家扑向残敌。 战斗将要结束时，又从北沟口驶来一队运送兵员、弹药的汽车。领头的十几辆车又遭到我警戒分队一顿猛揍，后面的敌军匆忙弃车，登上左侧山头，向在沟里出击的我军冲过来，使我军伤亡骤然增多。团首长原定伏击目的已经达到，遂令部队上山，边打边撤。伤员们都被背了出来，胡觉三等牺牲同志的遗体没能抢运出来，留在了浓烟滚滚的黑石头沟里…… 这一仗，我军击毁敌军车20多辆，毙伤敌300余名，切断了敌人从大同至忻口的公路交通运输线。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李迎选撰写） 012、飞兵夜袭阳明堡——记八路军一二九师英雄营长赵崇德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史册里，记载着一次震惊中外的特殊战斗和一位智勇兼备的民族英雄，这就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出征抗日第一仗——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的战斗和执行这次作战任务的指挥员——七六九团三营营长赵崇德。 赵崇德是河南商城余子店人。1914年4月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的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他带的部队善于奔袭夜战，常取得以智克敌、以少胜多的战果，上级曾授予他们“以一胜百”的锦旗。 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赵崇德担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三营营长，9月誓师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10月16日，七六九团急行军进抵山西省原平县东北、阳明堡以南滹沱河东岸的苏龙口、刘家庄地区，以战斗姿态展开，寻机对日军作战。 陈锡联团长遵照刘伯承师长在行军途中的指示精神，部队部署就绪之后，各级领导分头进行敌情侦察、社会调查以及走访后撤国民党军的活动。在部队进行备战的同时，广泛开展群众工作。 从滹沱河顺河南下百里便是忻口。敌机不断在忻口方向飞来飞去。经过调查证实，去苏龙口以北10多里的滹沱河以西阳明堡西南有座飞机场。此机场是阎锡山1935年开始筹建，1937年9月建成的，土质跑道，设备简陋。飞机的燃料和弹药，均贮存在机场附近的下班政村。被日军占领后经过抢修扩建，作为向崞县、原平、忻口和太原出击的临时机场，是日军后方基地和空中转运站。 10月19日早饭后，陈锡联团长以及各营的指挥员，都化装成老百姓，从驻地出发，沿着滹沱河的山沟向机场方向隐蔽前进，实施现地侦察。他们登上山顶，从望远镜里，将阳明堡机场内飞机的位置、四周的地形、工事的构筑、进出的道路、守军的营房，及每一个目标，都侦察得清清楚楚，一一记在本子里，标在地图上。此外，还从一位从机场逃出的劳工口里，了解到有关阳明堡机场内外的许多重要情况。 中午，陈团长召开作战会议，经研究决定当机立断，抓住战机，出其不意，夜袭阳明堡机场，打它个稀巴烂！拔掉这个“钉子”！夜袭阳明堡机场的任务，由三营担任，赵崇德营长具体指挥。 接着，他又布置一营配合三营行动，破坏崞县至阳明堡之间的公路、桥梁，阻击增援之敌。二营（欠七连）为团预备队，随团指挥所行动，并以八连破坏王董堡方向之公路、桥梁，确保三营侧后安全。团属迫击炮连、机枪连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随时准备支援三营战斗。团指挥所和团预备队，配置在苏龙口北侧地区。 与会同志一致同意上述作战方案。随后，陈团长下达了夜袭阳明堡机场的作战命令。 下午，汪乃贵副团长带领三营的营连干部，化装成机场民工，对机场内外情况进行了详细侦察。进一步查明：24架飞机分三排，每排8架，停放在机场东南侧停机坪上，前两排飞机体积小，估计是战斗机，后一排体积大，可能是轰炸机或运输机。机场的防御工事，均为土木结构。敌守卫部队大部集结在机场西北侧防区。在停机坪的东侧有几间简易房，时有飞行员进出，估计是值勤飞行员休息的地方。机场的四周和停机坪附近均设有固定哨位，进出飞机场通道的哨卡筑有简易工事，警戒很严。 三营各连的军事民主会上，战士们发言踊跃。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是两个字：一个是“烧”，一个是“炸”。最后，决定采用把几颗手榴弹捆在一起，放进飞机驾驶舱里爆炸的办法，并进行了模拟试验，效果良好。 10月19日，夜深人静，月色朦胧。陈团长一声令下，全团所属部队分别向预定目标开进。三营十连、十一连的战士们都装备了自己捆绑好的集束手榴弹，紧随赵营长快速前进。部队顺利渡过滹沱河后，成战斗队形展开，悄悄地抵近飞机场。 先头部队剪开铁丝网，巧妙地干掉了哨兵，摸进了机场。机枪连按预定方案，迅速抢占了有利位置。十连的一、三排以迅猛动作向机场西北角扑去，消灭掩蔽部里的敌人。赵营长率领十连二排和十一连，直奔机场东南侧的机群，炸毁飞机。 十一连二排的战士们最先接近机群，在黑暗中隐约可见长长的三大排飞机停在那里。各爆破组正向机群运动时，突然从西北方向传来日军哇啦哇啦的喊叫声，紧接着响起一连串枪声。原来是十连一、三排与敌人遭遇了。就在这一瞬间，赵营长率领的爆破部队向机群发起猛烈攻击，冲向机群，杀向敌兵！顿时，整个机场枪声大作，爆炸声轰鸣，硝烟弥漫，火光冲天！ 赵营长面对这场特殊战斗，沉着冷静，一边指挥爆炸飞机，一边指挥消灭敌人。 爆破部队与守卫机群的日寇绕着飞机拼杀起来。八路军采取分割战术，将敌各个击毙。被惊醒的在机场值勤的驾驶员拼命冲向机群，有的被击毙，有的爬上飞机，盲目开火。固定在飞机上的机枪不但发挥不了威力，反而打中了前排的飞机。而隐蔽在飞机下的战士，可以左右射击机舱里的敌人。在消灭了守卫机群和舱里的敌人之后，各个爆破组敏捷地跃上了飞机，迅速地砸碎驾驶舱玻璃，准确地将一捆捆手榴弹扔进一架架飞机舱里。战士们愈战愈勇，边打边喊：“这一架算我的！”“我再报销它一架！”十一连机枪班长老李，轻伤不下火线，攀上一架飞机，端起机枪向驾驶舱猛扫。打了一阵子，他放下机枪，举起小铁锹狠砸机翼。战前他说过，要砍一块飞机尾巴给老乡们见识见识。正砸得起劲，赵崇德跑来高喊：“老李，砸什么？快爆炸！” 接着他大声喊着：“同志们，狠狠地炸！全部、彻底炸它个稀巴烂！”接连不断的爆炸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全部飞机被炸毁起火。火乘风势，风助火威，熊熊烈火映红了机场四周，滚滚浓烟弥漫了机场上空。 爆破组对飞机进行爆炸的时刻，一群敌人嚎叫着从隐蔽部冲出来。八路军战士面对凶残的日军，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白刃格斗，杀退了敌人的几次反扑，保证了爆破敌机任务的顺利完成。激战一小时，24架飞机全部炸毁，机场地面设施全部摧垮，歼灭机场守卫日军100余人。至此，三营胜利完成了预定的作战任务，赵崇德命令部队迅速撤出战斗，向指定地区转移。就在他指挥部队后撤时，残敌仍不断地向八路军射击。同志们为了营长的安全，再三劝他先行撤离，他坚持不肯先走。就在这时，他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倒在地上，大家把他扶起来，准备抬上担架，他用尽力气说：“不要管我，同志们快撤，快……”话没说完就合上了眼睛…… 日军驻阳明堡的香月师团出动装甲部队紧急增援机场，在途中遭我打援部队的猛烈阻击。当增援的敌人在其炮火掩护下赶到机场时，八路军早已胜利撤出战斗。摆在侵略者面前的是被焚毁的24架飞机的残骸、百十个日军的尸体和缺胳膊少腿的伤兵！ 后人写诗传颂：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李巴夫撰写） 013、身先士卒一虎将——记八路军一二九师英雄团长叶成焕 1938年4月18日，朱德总司令专程从八路军总部赶到山西省榆社县郝北村，向一位烈士的遗体告别。这天，八路军一二九师为这位烈士举行隆重的入葬仪式。烈士的灵柩缓缓地放入墓穴后，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手握铁锹，铲起第一锹黄土，覆盖在灵柩上。接着，副师长徐向前、政委邓小平、旅长陈赓和干部战士代表，依次铲土，垒起了一座新坟。 这位烈士，就是叶成焕。 叶成焕是河南省新县郭家河乡吴河村人，1914年10月19日生，1929年15岁时参加革命，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在红军中历任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师政委，多次率领部队打硬仗，打苦仗，立战功，是四方面军里一员著名战将。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协议，把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仍沿用八路军番号）。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奉命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当时23岁的叶成焕由师政委改任团长。 从红军改为国民党军队序列，叶成焕感情上总觉得别扭。他禁不住常从怀里把那顶破旧的八角帽摸出来，深情地抚摸着…… 叶成焕是一位党性观念很强的人，他很快地理解了国共合作抗日的伟大意义，于同年9月20日，按照党中央关于在太行山一带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带领七七二团随旅部向太行山地区挺进。 10月19日，叶成焕率七七二团到达平定县城以东的石门口。当时，日寇第二十师团、一零九师团正在猛攻晋东著名关隘娘子关，并已占领娘子关东南旧关等重要阵地；其主力一部经九龙关、测鱼镇等处，向正太路南侧山地西犯。该线国民党曾万钟军一部和武士敏第一六九师已被日军围困在旧关以南山地，娘子关告急，晋东前线形势十分危急。三八六旅陈赓旅长命令叶成焕带七七二团隐蔽集结于井陉南15里之于家沟，伺机而动。 21日夜，天黑得像涂了墨。在红军时就常使用夜战的叶成焕，考虑与敌初战，决定抓住这个好时机，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他派副团长王近山带领第三营，进入地形复杂的长生口设伏。由井陉西犯的日军约一个中队，一进入长生口，就被猛烈的手榴弹炸得人仰马翻，失去了还手之力。这一仗，经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毙敌四五十人，打胜了奔赴抗日前线的头一仗。 经过几次交锋后，叶成焕对日本鬼子活动的特点有了了解，利用其骄狂麻痹的心理，又率部于10月26日至28日三天内，在河北省井陉县测鱼镇通往平定的七亘村连续两次设伏，出奇制胜，以小的代价取得了歼敌250余人的战绩。 11月2日，敌十二师团一三五联队经黄岩底向昔阳进犯。叶成焕按照陈赓旅长的命令，率七七二团占领巩家庄以东高地，准备伏击敌人。当日下午，敌人在三八六旅七七一团扼守的凤居阵地前受挫，向黄岩底河滩一带溃逃。 在敌人翼侧高地的叶成焕，观察到敌人队形不整，人员密集，后退慌张，便果断地放弃原来伏击计划，命令部队集中火力，向后退之敌实施火力突袭。霎时，枪声骤起，打得敌人东躲西藏。鬼子军官驱赶士兵冲击，然而，日本兵的武士道精神终究抵不住子弹的袭击，不一会儿工夫，日军官兵约有300人倒地毙命。 七七二团初上太行山，在叶成焕指挥下，接连打了长生口、七亘村、黄岩底几个漂亮仗，打出了“老二团”的威风。 刘伯承、邓小平继长生口诱伏战之后，于1938年3月，安排了一个更大的打击敌人的计划：以“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令三八五旅的七六九团为左翼队，袭击黎城，引诱潞城的敌人来援；以三八六旅为右翼，在潞城与潞河村之间的神头岭地区设伏，歼灭由潞城向黎城增援之敌。 根据勘察，陈赓旅长在神头岭地区给日军布置了一个“口袋”：以七七二团埋伏于邯（郸）长（治）公路以北、神头以东高地及安南岭西北高地，实施主要突击；由辽县、黎城、涉县一带的游击队和民兵组成的补充团设伏于对面的鞋底村一带。 3月15日，天发亮了。叶成焕从望远镜里看到公路上尘土飞扬，敌人快要接近埋伏区。他立即向设伏部队发出命令：“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战士们设伏在距大路仅20多公尺远的工事里。9时许，日军第十六师团部队并带第一零八师团尾部队一个辎重队，前来救援黎城，前后是步骑兵，大车队居中拉了几里长。敌先头部队进至神头村集结休息，派出骑兵搜索分队向七七二团一营埋伏地点搜索。眼看敌人骑兵就要踩到战士头上了…… 部队伪装严密，敌人对眼前不远的工事根本没有发现。 不一会儿，敌人的大队人马终于大摇大摆地钻进了八路军布好的口袋里。 这时的叶成焕，喊了声：“开始攻击！”顷刻间，战士们从工事里、草丛里跳出来，把一排排手榴弹朝公路上的鬼子砸去。随着震天撼地的爆炸声，神头岭区周围硝烟腾空而起，黄土裹着弹片四面横飞。日本军的队形一下子变成了一条狂跳的火龙。 “冲啊！”“杀呀！”战士们端起明晃晃刺刀，漫山遍野地扑向鬼子。 就在敌我双方杀得难分难解之时，一阵喊杀声从天而降，埋伏在申家山的七七二团二营冲过来，将敌人切成数段。失去指挥的鬼子四处奔逃，被八路军战士一一围歼。这时，有一股残敌约300多人窜入神头村。 叶成焕见状，立即按旅长的命令先派一个排向敌人出击，随后他亲率一个连扑向神头村。于是，叶成焕指挥八连同约300个鬼子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拉锯战。 在神头村，残敌顶不住八路军战士的猛打猛冲，被全部消灭了。 神头岭伏击战，八路军一二九师共歼日军1500余人。对于这一战，日军一零八师团一个伍长在《阵中日记》里描述了日军失败的惨状：“……一零八师团这样的损害是从来没有的。……潞安到黎城的道上，鲜血这边那边流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直觉难过。” 1938年4月15日黄昏，陈赓旅长命令七七二团以一部兵力攻袭武乡城。 占领武乡的3000多日本鬼子，在城里被八路军的游击战扰得惶惶不安。他们在八路军攻击前，仓皇弃城沿武（乡）襄（垣）大道向长乐村逃窜。 陈赓旅长将部队分为左右两路：七七二团、六八九团在左，七六九团和预备队，尾左路之后，沿浊漳河北岸与南岸的山地追击日军。叶成焕依照陈赓旅长的命令，指挥七七二团先行。 途中，侦察员跑来报告说：敌人先头部队已过长乐村，其辎重尚在白草延附近，马庄只有少数后卫部队。此时，七七二团已到达白草延对岸的郑峪村、张庄以北高地，与七七一团两岸平行。叶成焕心想：这是急袭敌人的有利战机，若等敌人过了长乐村再打就晚了。叶成焕与随团行动的陈赓旅长研究后决定：不待后续部队赶到，两团相对突击，将敌拦腰斩断。 16日拂晓时分，战斗在长乐村周围展开了。日军的辎重人马被压制在长乐村以西的型村、李庄、白草延、马庄一线的狭窄的河滩小路上，无法展开。敌人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向七七二团发起了轮番冲击，企图占领要点，威胁八路军部队的侧后。叶成焕命令特务连抢先占领要点，集中火力对爬上半山腰的鬼子猛扫，打垮了鬼子的冲锋。 战至中午，敌一零五联队3000余人由辽县经蟠龙赶来增援，向我主阵地实施反击。炮火十分猛烈，阵地笼罩在浓密的烟尘之中。这时，叶成焕来到最前沿指挥战士们消灭敌人。 激战两个小时以后，辽县的敌人又派出千余人来增援。 一二九师首长认为眼下要全部消灭这股敌人没有多大把握，为巩固已得的胜利，决定以七六九团和六八九团各一部兵力在前线布成游击网，阻击和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撤出战斗。 叶成焕按照师、旅首长的命令，及时组织部队撤离战斗，而自己却跟着撤在最后的一个排。他边往后撤，边用望远镜观察敌情。 敌人的援兵冲到沟下了，通信员提醒他说：“团长，你站在高坡上危险，赶快走吧！” “等一等再走，我在这儿看得清楚。”叶成焕没有动。 一颗敌弹“嗖”的从他衣袖穿过，他没有在意，嘴里骂了一句。第二颗子弹带着尖叫声飞过来，打中了他的头部，他倒下了…… 师长刘伯承得知叶成焕负伤后，来到担架前，俯身抱着叶成焕的头，连声喊着：“成焕，成焕哪……”但是叶成焕再也不能回答他敬爱的师长的呼唤了。刘伯承悲痛的眼泪，滴在了叶成焕苍白的脸上…… 4月18日凌晨1时30分，叶成焕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年仅24岁。 长乐村战斗，歼日军2200余人，是一二九师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这次战斗，使日军一零八师团遭到沉重打击，不到半个月，各路敌军纷纷溃退，八路军乘胜追击，将敌人全部赶出晋东南地区。 全国解放后，叶成焕烈士的遗骨被迁到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安葬。 （成都军区政治部组稿王树林、尹龙玉撰写） 014、英雄血洒西周村——记八路军一二九师新一团团长丁思林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编印了一本《烈士传》，刘伯承师长在序言中写道：“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周年。在这三年里，我们一二九师经过了3156次大小战斗……消灭与击伤的日伪军有134678名……这些成绩是由我们共产党人和非党布尔什维克的血和生命换来的。如我们的丁思林同志……等，他们都是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一切。这种精神只有伟大的革命者才有的，有了它可以战胜一切……” 丁思林1915年4月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丁家岗。他1932年5月参加工农红军，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历任战士、班排连长，团参谋长、团长。他善于指挥打夜战，打了很多胜仗，先后六次负伤，总是不下火线。 1937年8月，我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将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丁思林所在的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一营，他由团长改任一营营长。在抗日前线，无论是神头岭、响堂铺，还是长乐村等著名的战斗中，都留下了他闪光的足迹。 1938年8月1日，三八六旅组建新一团。9月3日，丁思林就任新一团团长。 1939年2月上旬，日寇占据了束鹿、钜鹿、广宗、威县、临清、武邑等城镇，并继续向冀县、南宫、枣强地区合击。刚刚建立的冀南根据地处于两面夹击之中。 为粉碎敌人的大“扫荡”，在陈赓旅长指挥下，三八六旅乘敌立足未稳，多次向广平、肥乡、曲周、鸡泽、威县等据点进行袭击。 在袭扰曲周驻敌时，丁思林巧妙地施行“隐身术”、“化装术”，组织新一团官兵混在出城种地的农民中，进入城内。等到夜深人静，便炸毁敌人的弹药库，烧掉敌人的给养，向敌司令部大院投掷手榴弹。每次行动时，丁思林都嘱咐战士们：“带上布告，贴到小日本的鼻子底下，让他们吃不香，睡不着。”对此，鬼子们惶惶不可终日，连做梦都在想布告上的字：八路军将在不日攻城。 新一团绝大部分干部战士是冀南人，对本地地形、风土人情都很熟，混入群众中，敌人哪里发现得了？丁思林根据这一特点，连续三夜发动战士组织周围群众，造声势，架起土枪土炮、“地地嘣”等，佯装攻城。开始，城里的敌人一直认为是八路军的小股部队，不予理睬。结果上城一看，四面是枪声，便连夜调遣邱城、肥乡两县之敌，火速增援。敌来我走，新一团又化整为零，变成了周围各村群众。这样，搞得日寇动不能动，睡不能睡，有时连饭也吃不成。恼羞成怒的日本鬼子，要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 陈赓旅长想：敌人有出城报复的特点，现在诱敌于伏击阵地歼灭的时机已成熟。于是，就拟定了布置圈套、引狼就范于曲周县香城固的伏击战方案，并下达到了各团。 2月初，根据旅的统一部署，丁思林带领新一团，连续袭击威县、曲周等城，以短促火力杀伤敌人，千方百计诱敌出笼。 2月10日，被激怒了的威县之敌果然中计，抽调第十师团四十联队一部，派出汽车9辆，运载一个加强步兵中队，向威县以南进犯。12时许，这股敌人进至南草厂附近，遭到预先埋伏在那里的骑兵连的突然袭击。骑兵连随即向后撤退，敌人紧追不舍，其汽车一辆接一辆地钻进了“口袋”。 当日军9辆汽车全部到达香城固村北街口伏击圈时，埋伏在那里的六八八团立即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击毁了头一辆汽车。日军安田中队长拿起望远镜一看，发现东、西、北三面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有正南面在阻击，就命令部队突围。这时，新一团和南、东三面各参战部队一齐开火，猛烈堵击、侧击敌人。敌人掉头向威县逃窜。 这一面正是伏击圈的入口，地势低，无法预先构筑隐蔽工事，也无法事先设伏。旅部命令新一团立即向北运动，扎住这个袋口。丁思林把手一挥，喊道：“同志们，我们一定堵住敌人，不让一个跑掉！” 全团勇士冒着密集的子弹，如一只只猛虎，从西北冲上坡冈，向敌人猛烈射击，截断了敌人的惟一退路，将其围在凹形洼地。敌人成了“瓮中之鳖”。 鬼子的汽车大部分陷入沙窝，车轮空转，越陷越深，前进不得；几辆开得动的汽车，也被丁思林指挥部队用集束手榴弹炸坏。日军安田中队长组织兵力向新一团阵地冲击。丁思林勉励大家：“沉住气，人在胜利在！坚决消灭敌人！” 新一团的子弹不多了。这时数百名日寇端着刺刀冲了上来。丁思林命令战士们上刺刀，大声喊道：“拿出一点杀气来，打出新一团的威风！大家拼啊！”硬是迫使敌人丢下20多具尸体，退了下去。 从16时30分左右到傍晚，敌人发起4次冲锋，都未能前进一步。日军向新一团阵地投毒瓦斯弹，很多人中毒。丁思林团长立即组织战士们将集束手榴弹投向毒瓦斯，炸散了毒气，打退了敌人又一次进攻，牢牢地守住了阵地。 这时，敌人在“口袋”内乱蹦乱跳。聚歼的时机成熟了。指挥所的冲锋号一响，丁思林率先跃出阵地，端着刺刀，冲向敌人。沙滩上，到处是鬼子的尸体和绝望的嚎叫，一辆辆被毁的汽车，燃烧着烈火。到深夜12时，安田中队和四十联队补充大队被全部歼灭，共打死安田中队长以下官兵250余名，生俘8名，毁掉汽车9辆，缴获各种火炮3门，长短枪百余枝，弹药一批。从而粉碎了敌寇东西夹击南宫，破坏冀南根据地的阴谋。 在这次战斗中，新一团被朱德同志赞誉为“模范青年团”，后又被八路军前方总部授予“朱德青年团”的光荣称号。 1939年7月初，敌抽调5万余人，对晋冀豫区进行大“扫荡”。为了粉碎敌人分割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企图，丁思林率新一团对山西省太谷至分水岭一带敌军进行了连续的袭击。 太谷县黄挂村是驻太原敌寇后方交通的总枢纽也是训练伪军高等顾问的所在地。敌人用三道铁丝网和三道交通沟紧紧地把自己缠裹在小村子里。7月4日午夜，鬼子们已经沉沉入睡。丁思林悄声对战士们说：“我们要把黄挂村的敌人都消灭，用我们的胜利来纪念‘七？七’抗日战争两周年！”他指挥突击队先打死敌人的哨兵，尔后敏捷地越过三道铁丝网，跳过三道交通沟，抢先夺占了敌人的两个高楼庭院。 丁思林向后续部队一挥手：“上！”突然，枪声大作，手榴弹在黑屋里爆炸。在浓密的枪声和爆炸声里，鬼子们赤脚四处鼠窜。 战斗干净利索地结束了。仅缴获的文件就整理四五天。丁思林兴奋地说：“让敌人认识认识八路军的厉害！”实际上，深入敌占区去袭击敌人，是丁思林和新一团的拿手戏，夜袭黄挂，不过是其中的一次。 1939年7月5日，敌一零九师团一零七联队3000多人，由南关分水岭、来远镇分路来犯，当晚该敌会合于石盘镇，6日进至榆社云簇镇。 为了给敌人以沉重打击，7月6日，丁思林和新一团的勇士们夜袭云簇。当夜23时发起战斗。 敌遭袭击后全力反扑，7日与新一团在云簇附近的新庄、高庄、桃阳、乔家沟一带激战。 8日上午8点至12点，丁思林带新一团在西周村的高山上，同敌人激战。杀伤敌人上百名。战斗快要结束了，大家请求：“团长，这次你先撤，我们掩护！”丁思林瞥了一眼：“老规矩，你们先下去，我和一连一班留下掩护。” 正在这时，日军猛攻了上来。他从战士手中夺过机枪，一边射击一边说：“狠狠地打，不要让小鬼子占半点便宜！” 敌人被雨点般的子弹压退了。丁思林高大的身子立起来。就在这时，敌人集中轻机枪扫射过来，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年轻的丁思林倒在了血泊中…… 为表达对丁思林的哀思，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同志写了《悼丁思林同志》一文。 （成都军区政治部组稿李阳撰写） 015、青春热血铸丰碑——记八路军一二零师独一旅参谋长郭征 他的一生仅度过了25个春秋，便在烽火弥漫的抗日战场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他是八路军第一二零师独立第一旅参谋长。在他壮烈牺牲的河北省行唐县秦台乡秦台村西南黄土地上，竖立着一块汉白玉墓碑，正面用正楷镌刻着“民族英雄郭辉勉之墓”9个耀眼的大字。 郭征，又名郭辉勉，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泰和县冠朝乡楼居村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代参加儿童团，1930年7月参加红军，这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在红军历任传令兵、侦察通信科参谋和科长，长征中几经苦战恶战，立了大功。 1937年1月，郭征被选送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成为第二期学员。在抗大学校，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人民战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郭征肩负着党给予的重任，来到八路军第一二零师任司令部作战科长。9月3日，第一二零师主力由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挥师东渡黄河，向冀察晋绥四省交界的恒山地区挺进，开赴抗日前线。随后第一二零师转至晋西北，创建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这一带有滔滔黄河水，高高黄土坡，到处是沉甸甸的红高粱，低矮的窑洞。这里正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疯狂的践踏，无数父老乡亲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郭征和许多来自南方的抗日将士悲愤交加。在晋西北，他随师部组织的地方工作团在五寨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建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年冬，一二零师主力部队的指战员踏着冰雪，向冀中挺进。次年1月25日，到达冀中河间西北惠伯口，同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会师。2月，郭征等7名干部奉令到冀中地方武装高士一的五路军参加改编。临行前，他兴奋地说：“伙计们，我们都是长征过来的，这次组织上派我到五路军去改编，又要进行新长征了，要前进，我就干脆改名为郭征吧。”站在一旁的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听后高兴地说：“好！有勇气，我赞成，下令行文时就把他郭辉勉改为郭征。” 高士一的五路军改编为独立四支队后，郭征任第二团团长。1939年4月，独立第四支队和七一五团合编为一二零师独立第一旅，郭征任参谋长。年仅24岁的郭征，血气方刚，身材高大，魁梧健壮，四方脸膛，眉宇间给人以乐观而又坚毅的印象。 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第五次反围攻的战斗中，郭征与旅的其他领导人率领部队与友邻部队密切配合，以“盘旋式的打圈子”战术，使敌人连连扑空，粉碎了日军的围攻。 1939年4月22日，第一二零师在河间东北的大朱村召开庆祝反五次围攻胜利大会，贺龙师长正在台上讲话，侦察人员报告说，河间县城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第二大队800余人，伪军约600余人正向我开进。贺师长听后笑着说：“好吧，敌人送上门来，我们就打。”接着，庆祝会变成了战前动员大会。 23日上午9时许，日军开始炮击河间县齐会村，随后步兵发起进攻，将八路军第七一六团第三营包围在村内。郭征亲临前线，指挥所辖七一五团一部突入齐会村，与外面担负反包围任务的部队一起，对敌人实施夹击。日军遭受沉重的打击，并不甘心失败，疯狂地向大、小朱村发射毒气弹，企图向南突围。八路军英勇地向敌反击。翌日拂晓，日军退至南留路、找子营之间的树林坟地中，继续负隅顽抗，等待援兵。郭征率领所属部队与友邻部队协同作战，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25日，在我军沉重的打击下，日军大部被歼，只有80余人乘着黄昏夜暗、风沙骤起之机逃回河间县城。是役，歼敌700余人，取得齐会村战斗的重大胜利，创造了平原歼灭战的成功范例。战后，贺龙师长对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说：“要给郭征这个江西伢子记功。” 郭征在冀中参加指挥和直接指挥大小战斗116次，每打一场胜仗，总喜欢用口琴吹上几首乐曲，表达内心的欢乐。 1939年8月上旬，第一二零师主力由冀中向晋察冀边区北岳山区转移。9月，主力进至河北省行唐县西北口头镇、程家庄等地整训待命。25日上午，驻石家庄和正太铁路沿线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第三十一大队，以及灵寿、正定等4县伪军共1500余人，由灵寿出动，采取“牛刀子战术”奔袭晋察冀边区重镇陈庄，企图趁八路军立足未稳，与八路军主力决战。晋察冀军区和一二零师首长决心以少数兵力牵制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运动之敌。27日，敌军占领陈庄。郭征和独立第一旅政委朱辉照、副旅长王尚荣等，带领旅主力部队隐蔽集结于冯沟里地段。28日，敌焚毁陈庄后向东撤退，全部进至冯沟里、破门口等八路军待机地域，向独立第二团阵地猛烈进攻。郭征在旅前沿指挥所里指挥第二团顽强坚守阵地，打退了敌人6次攻击，有效地迟滞了敌人的行动，使友邻各部队完成了对敌人的四面包围。黄昏时分，八路军各部队开始对敌人发起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将敌军分割包围于冯沟里、破门口两个村内。夜里，敌残部如困兽犹斗，抢占了鲁柏山两侧的高地，企图拼死突围，但在八路军强大的攻势下，终未得逞。 战斗进行到29日黄昏，被围困的敌人大部被歼灭。独立第一旅正面，只剩下被敌200余人占据的最后一个高地。为了迅速解决战斗，郭征站在仅距敌300多米的前沿阵地上，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最后的猛烈进攻。他拿起挂在胸前的望远镜不断地观察着前方情况，脸上渐渐露出了胜利的笑容。他激动地朝冲击的战士们大声喊道：“我们就要胜利了，同志们，冲啊！”然而就在这即将胜利的时刻，从敌军阵地打来一排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和头部，战士们把他抬下阵地。战斗到30日下午，共歼敌1100余人，取得了八路军山区歼灭战的伟大胜利，保卫和巩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郭征被抬到前方包扎所，由于伤势过重，不幸牺牲。 战后，第一二零师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和独立第一旅的广大指战员们，在行唐县秦台乡秦台村西南山坡上，为郭征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战友们给他穿上一套崭新的军服，将他平时心爱的口琴、钢笔等遗物放在棺木内遗体旁。 1983年9月，郭征烈士的骨灰迁回江西省泰和县安葬。 （南京军区政治部、江西省军区政治部组稿张小乐撰写） 016、百团大战首告捷——记八路军一二九师十六团团长谢家庆 抗日战争初期，在冀南活跃着一支游击队，他们破铁路、炸水塔、摸敌营，搅得日军胆战心惊，日夜不得安宁。这支游击队的领导人，就是在1940年8月开始的百团大战中英勇战斗的谢家庆。 谢家庆，1912年出生在河南省光山县，念了5年书。1927年到1930年间，大别山区相继爆发黄麻、商城、霍山起义。在革命洪流的激发下，谢家庆于1931年参加鄂豫皖红四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历任交通班长、排长、交通队队长、交通团团长。抗战爆发后，原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谢家庆任一二九师教导团的教官。 1937年底，为了深入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开辟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派胥光义、孙继先、谢家庆等人，带领一二九师教导团30多名干部秘密进入冀南平汉路以东地区，开展敌后工作，谢家庆担任磁县工作团团长，在磁县中心县委书记王维刚的协助下，组建了一支游击队，谢家庆任队长。 1938年12月，谢家庆任一二九师抗日先遣支队三大队大队长。1940年5月，他调任三八六旅十六团团长。这年8月上旬，八路军总部下达了关于以破击正太铁路为中心的《战役行动命令》。这一大规模的战役行动，被称为“百团大战”。一二九师的8个团及总部炮兵团一个营，受命破击正太铁路阳泉至榆次段。十六团的任务是攻击芦家庄车站。 谢家庆从旅部受领任务回来，召集干部传达上级指示，分析敌情，研究打法。谢家庆对大家说：“上级决心是坚决摧毁寿阳、榆次间铁路，因此，我们非打下芦家庄车站不可！”据侦察员报告：车站内除了油库、兵站外，在东北高地上有7个堡垒，四道铁丝网缠绕于堡垒和车站之间，西头是芦家庄铁桥，南面是条小河。守敌是原田大队吉冈中队100余人，有曲射炮、重机枪、掷弹筒各一个分队。经过研究，攻击部署是：三营的一个连牵制冀家垴之敌，一个连牵制榆次、长凝之敌，两个连配合自卫队、工兵破路；集中一、二营的主力，用两个连攻击堡垒群，一个排打一个堡垒，另外两个连直入芦家庄车站，采取夜间偷袭。 这次战役，八路军总部规定全线进攻的时间统一为8月20日20时。这天晚上19时左右，谢家庆带领一营走在前面，队伍从铁桥附近偷偷过去。 “轰隆隆，轰隆隆……”突然，远处驶来一列日军火车。勇士们举起了枪。可是不到规定的统一作战时间。谢家庆命令指战员隐蔽好。 谢家庆放过这列日军火车，黑夜恢复了宁静。月光下，十六团的队伍沿着河流和山谷，拉成一个黑圈，紧密地包围了驻守车站的敌人。 二营的战士拔掉第一道铁丝网的木桩，悄悄地通过了铁丝网，敌人未发觉；接着拉倒第二道铁丝网的木桩，敌人也未发觉；当拉倒第四道铁丝网时，敌哨兵被惊醒了，枪声打破了夜间的沉寂。“投手榴弹！”谢家庆见偷袭不奏效，即命令强攻。手榴弹不断在堡垒群中爆炸，战士们越过铁丝网冲了上去。 百团大战在芦家庄打响战斗不到半小时，7个堡垒全部被十六团攻占。敌人开始向西逃窜，三营向东打过去，敌人向北逃窜，二营向南给敌人迎头痛击。最后敌人被迫猬集在东站的房屋内，被十六团团团围住。 敌人犹作困兽斗。八九十个敌人分成五六个小队，嚎叫着，实行反冲锋。战士们端着刺刀迎上去，刀光闪闪，杀声震天，敌人连冲了五六次，都被十六团杀了回去！ 谢家庆立即命令用缴获的烧夷弹、曲射炮对敌攻击。烧夷弹向敌人飞去，敌人惨叫着倒在火光下。汽油库、火药库，都被十六团的曲射炮弹击中，各种爆炸声汇成巨大的声响，火光映红了芦家庄的天空。 战斗结束了，十六团在战斗中歼灭日军80余人，缴获枪50余枝。控制了芦家庄车站后，有效地阻止了阳泉、榆次、太谷之敌东援，为全线部队打好“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战役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1940年8月下旬，正太铁路沿线的日军进行疯狂反扑，攻击正太铁路南侧安丰、马坊地区的我一二九师部队。我军部队遭到榆次、寿阳、阳泉、和顺、辽县等守敌8000余人的5路合击，被迫向外线转移。 9月2日6时许，十六团转移途中，在窑儿里的羊儿岭1547高地附近，与日军一个大队500余人遭遇。 “打！”谢家庆命令开火。在突如其来的一阵急骤的弹雨下，前面的鬼子呼喇喇倒下一片，后面的鬼子被迫后退。 敌人密集的炮弹落在十六团的阵地上。阵地被炮火的烟雾笼罩，鬼子们头戴钢盔，手端刺刀，嗷嗷地乱叫着冲来。 “快甩手榴弹！”谢家庆大声吼道。战士们立即将手榴弹一次两个、三个地甩向敌群，顿时，阵地前沿响起了一连串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第二次进攻又被打退了。 谢家庆指挥战士们又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由于敌众我寡，1547高地失守了。 按照上级命令，谢家庆带领十六团组织强攻，夺回1547高地。突上高地后，他率领战士与敌展开了白刃格斗。阵地上杀声、喊声、刺刀撞击声交织在一起。喊杀声中，不时传来日本鬼子绝命前的嚎叫。 十六团在两个多小时里，与日军反复争夺13次，终于夺回了窑儿里和1547高地两个山头主阵地。这次战斗从9月2日6时30分打响，直到21时30分结束，激战持续15小时，毙敌3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争取了时间，掩护指挥机关、刘邓首长及右翼部队安全转移。 从1940年9月22日开始，八路军进行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一二九师于9月23日发起以收复榆社、辽县（现名左权县）为目的的榆辽战役。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指挥七七二团、十六团主攻榆社县城。当日晚上发起进攻。由于敌人工事坚固，经一夜激战未将榆社城攻下。24日，谢家庆召开十六团作战会议，研究出新的打法。下午4时，他组织全团用钢炮、机枪和步枪，层层压住敌人火力。指挥部队强攻，仍未奏效。他立即组织士兵挖地道，进行坑道爆破。 9月25日下午17时，爆破敌堡成功。谢家庆率第二营冲入敌人核心工事。日寇为挽救其失败，无耻地使用毒气。攻击部队的干部战士不少人中毒。谢家庆也中毒，但他没有倒下，高喊：“利用炸开的坑洞作掩护，消灭敌人！”十六团在他指挥下，经过40多分钟激战，终于将榆社城攻下。守敌除20余人逃窜外，其余被十六团和七七二团全歼，缴各种炮12门，轻重机枪17挺，步枪200余枝。 1940年10月30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冈崎大队在运动途中，被我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和新十旅主力，以及决死队第一纵队两个团包围于武乡以东关家垴、柳树垴一带。敌在关家垴抢修工事，企图固守，以待援兵。 为了在敌援兵到来之前，歼灭该敌，十六团奉命在当天下午6时前，夺占关家垴东侧无名高地，断敌退路。 下午4时，全线攻击开始。八路军炮兵以准确的火力，摧毁了敌前沿防御工事。趁敌混乱之际，谢家庆立即命令：“突击队向无名高地冲击，吹冲锋号！” 突击队的勇士们，随着雄壮的冲锋号，趁着弥漫的硝烟，高喊着“冲啊！杀呀！”如猛虎般扑向无名高地。敌人利用残存的工事，负隅顽抗，双方伤亡很大。 下午5时40分，谢家庆亲率突击队再次发动攻击。迫击炮弹在敌人阵地上不断开花，手榴弹连续在敌人工事里爆炸。敌人的火器被八路军全部压制。谢家庆肩挎轻机枪，一边射击，一边领头向无名高地冲击！战士们看到团长率先打头，勇气倍增，端着刺刀，跃出战壕，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敌人。谢家庆端着机枪，对着被炮火炸开的阵地缺口一阵猛扫，随即率先突破敌前沿阵地，战士们紧随谢家庆之后，将敌压缩于狭小地带，展开白刃格斗。敌人被打得血肉横飞，嚎声四起，尸体横七竖八地扔在阵地上。十六团终于夺占了无名高地。 10月31日下午4时左右，日军1500多人从黄烟洞方向赶来。 谢家庆立即命令：“通知各营坚守阵地，一定要顶住敌人的冲击！”然后他带着侦察人员跑出指挥所，靠在一块大石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 突然，一发流弹飞来，正中谢家庆前额。 谢家庆光荣牺牲了，但他仍背靠在那块大石上，胸前挂着望远镜，像一棵屹立于山崖边的青松。 （成都军区政治部组稿宋勇撰写） 017、转战太行建功勋——记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 周建屏1892年8月26日出生于云南省宣威县倘圹村。18岁时参加云南新军，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起义，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10多年的戎马生涯，出滇入川，战桂征粤。一次次民主革命的失败，使他对军阀间混战厌恶和不满。1923年9月他离开滇军，返回原籍江西省金溪县双圹镇左源村。1925年他到赣州的杨如轩师任辎重营营长，后任师部少校参谋。北伐军进入湖南，周建屏备受鼓舞，决然离开赣州，投奔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随军攻克南昌。 这时候，共产党员朱德任南昌公安局长和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早在滇军中，周建屏就在朱德部下任职，听说朱德来到南昌，他立即去拜见老上级。久别重逢，一席长谈，朱德给周建屏指明了方向。一天，他向朱德倾吐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1927年春季，经朱德介绍，周建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8月1日，他参加了南昌起义。随部队南下至广东潮汕地区遭敌人围攻失利，他辗转到达上海找到中共中央。 1929年，党中央派他到赣东北地区去。那里方志敏领导的弋（阳）横（峰）苏区缺少军事指挥员。他化名改装前往，途经江西省都昌县时，与中共都昌县委取得了联系，参加领导8月23日的汪家墩武装起义，创造了赣东北红军第一大队。10月，周建屏任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团长。 1930年6月，方志敏、邵式平、周建屏等在弋阳县芳家墩以红一团为主扩建成立红军独立师，随后发展为红十军。周建屏任军长，邵式平任政委。红十军转战闽赣广大地区，参加了历次反围剿斗争。 红军主力长征后，周建屏任主力红军二十四师师长，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斗争，指挥部队取得了会昌湾塘岗战斗歼敌半旅的胜利。1935年1月，红二十四师在突围中伤亡惨重，3月上旬，在安远山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三团100余人会合，随后又与广东兴宁特委联合成立军政委员会，周建屏担任副主席。 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周建屏率领部队爬山穿林，昼伏夜行，与敌人周旋，尽量减少部队的损失。由于环境恶劣，身体虚弱，周建屏终于病倒了。这年5月，他与陈正人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潜往上海治疗。病愈后，他在党组织安排下，于1936年到达延安，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二科科长、陕北省委军事部部长。 1937年8月下旬的一天，陕西三原县云阳镇的山坡上，阳光灿烂，红军抗日出征誓师大会正在举行。刚换上新军装的红军战士，慷慨激昂，引吭高歌： 亡国的条件，我们绝不能接受， 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 就在这次誓师大会后，中央军委任命陈光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旅长，周建屏为副旅长，率领部队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这年11月，周建屏和刘道生到滹沱河两岸开辟晋察冀的平山、盂县地区，周建屏任四军分区司令员。刚参加了平型关战役，他就来到太行山东麓。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周建屏带来了一个教导营，开进平山县的洪子店。在这里，教导营组成若干个工作队，深入敌后各个村庄去发动、组织群众。周建屏亲自带一个工作队，自称“班长”。没过几天，周围不少村庄相继组织起抗日自卫队。周建屏决定奔袭王田村，打击敌人，给鬼子一个下马威。他派人通知附近的几个工作队，马上集中起来合成一个排，同时挑选了30名胆大体壮的自卫队员协同作战。同志们都劝司令员留在岭上指挥，谁知他却来到村前。这是他的老习惯，常在战斗部署完了以后，便到前沿去指挥，和战士们一起战斗。 第二天，鬼子援兵赶来时，除了30多具尸体和一些断腿缺胳膊的伤员，别的什么也没有看见，八路军和游击队早无踪影。从此，八路军转战太行的消息在晋察冀传开了。 12月11日，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在洪子店正式成立，同时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会。鬼子听到这个消息，立即由石太线调来1000多人，企图袭击洪子店，一举消灭四分区机关。周建屏立即请示上级，调来三四四旅两个团，由他统一指挥，埋伏在辛庄西的西凉山上；教导营也趁着黑夜，悄悄地开上了辛庄东山。 骄横的鬼子挺着胸脯，扛着枪，朝辛庄扑来。当日军全部进入两山之间的一个谷地时，周建屏一声令下，霎时，响起急风暴雨般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打得鬼子人仰马翻，鬼哭狼嚎。1000多鬼子除小部分逃跑外，其余被消灭。胜利的捷报传开，太行山区的军民个个扬眉吐气。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在四分区管辖的范围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群众抗日的热情十分高涨，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加八路军，很快就成立起3个区队，到处打击敌人。各村的自卫队、儿童团也很活跃，站岗放哨，骚扰敌人。进犯洪子店的日军，连遭八路军的袭击，日夜提心吊胆，没几天就撤回了平山城。 分区的发展促进了抗日力量的大联合。一个有3个营兵力的地方武装——联庄会，在周建屏的耐心教育下，与分区3个区队进行合编，统一归四分区领导。抗日力量在敌后的太行山区，滹沱河两岸，得到迅猛发展。 30年戎马生涯，周建屏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身上留下7处枪伤。在敌后的艰苦环境中，为创建抗日根据地，他日夜操劳，积劳成疾，除了伤病复发，还染上了脊髓炎。可他仍然照常走家串户，号召民兵参军参战，动员妇女积极支前，有空还为孩子们讲革命故事。有时腰脊疼得厉害，他就咬咬牙，挺一会儿，又继续工作。 1938年3月，周建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第四军分区只有一个医疗队，药品很缺乏，分区不惜代价想方设法从敌占区购进药品。晋察冀军区还派来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专门为他医治，但病情不见好转。6月13日下午3时，周建屏溘然长逝。临终前，他对守候在身旁的分区政委刘道生、专员邵式平等生死与共的战友说：“我参加过打3个皇帝（宣统、袁世凯、张勋）的斗争，直到我加入共产党，才算走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我虽然没有看到全中国解放，但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到那时候请代我向根据地的人民问候！” （南京军区政治部、江西省军区政治部组稿赵水泉撰写） 018、回民支队垂青史——记八路军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 河北省献县东辛庄是冀中平原上一个有700多户回族农民聚居的村庄。马本斋1902年出生在这里。他上了两年多的私塾，在张家口一家饭馆当了3年学徒，以后又到内蒙多伦替牧主放马。1921年流落到东北，参加了东北军。先当了3年兵，后被送进东北“讲武堂”学习，期满后任排长，随奉军入关，相继提升为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他目睹日寇在关外的暴行，目睹东北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亡国奴”生活惨景，愤然要求率部抗日，遭到上司“攘外必先安内”的训令的拒绝。马本斋感慨良多，夜不能眠。1932年10月，他毅然弃官离队，回到久别的故乡。回家后，他奋笔疾书： 风云多变山河愁，雁叫霜天又一秋。 男儿空有凌云志，不尽苍江付东流。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间，日寇的铁蹄踏到了马本斋的家乡。一天，日军在东辛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马本斋眼看着被敌人践踏的村庄，心如刀绞。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唤他： “二哥，出事啦！”这是三弟马进坡的声音。 “怎么啦！”他猛然怔住。 “咱大哥和许多乡亲，让鬼子当活靶子打死啦！” 马本斋撒腿向村东跑去。面对倒在血泊中的一具具亲人的尸体，他望着大伙，斩钉截铁地喊道：“血债要用血来还！” 1937年8月30日上午，东辛庄的清真寺里，锣鼓喧天，笙笛齐奏，男女老少，蜂拥而来。马本斋走上大殿台阶。阳光下，他浓眉亮眼，高鼻梁，厚嘴唇，脸膛枣红；身穿粗布裤褂，头罩羊肚子手巾，袖挽过肘。他挥动两只粗壮有力的大手，高声说道：“乡亲们！日本鬼子想消灭咱们中华民族，他们灭绝人性，无恶不作。咱们要活下去，要抱起团儿跟鬼子干！愿意跟我马本斋拉队伍、打日本的，到那边报名去！”他手指着东墙边。顺着他指的方向，东墙根呼啦啦站起了一溜青壮汉子：“我报名！”“我参加！”“我愿同本斋哥一起打鬼子！”喊声、叫声在清真寺里回荡。 接着，马本斋把他从东北军带回来的一把匣子枪亮出来。报名的小伙子们，也把家中珍藏多年的长矛、单刀、拐子、流星、火枪拿出来了。马本斋集合队伍宣布：“咱们按回族的规矩，向真主宣誓！”众人“哗”地一声跪倒在地，齐声宣誓：“国难当头，日寇杀我父老，穆斯林大义大勇，为国为民，讨还血债，报仇雪恨，死而无怨！”由70名回族兄弟组成的回民义勇队从此成立了，马本斋是带头人。 一次，日军驻河间的三本联队，有一辆军用卡车，第二天拂晓要往沧州方向开。马本斋听到消息高兴极了。第二天早晨，当敌人汽车拐入两边长满灌木林的路面时，埋伏好的回民义勇队员们一跃而出，向汽车冲去，用大刀长矛狠砍猛扎，一举消灭了车上的6名敌人，缴获“三八”大盖18枝，盒子枪5枝，子弹几百发，手榴弹几十枚。 马本斋又带领队员们将前清时期淹没在子牙河里的一口千斤大钟打捞起来，造了16枝火枪，20门“大抬杆儿”（土炮）。这种“大抬杆儿”，在日寇的《东亚圣战》报上被称为“扫地炮”。炮长一丈多，炮口如大茶杯，里面装满火药、铁砂子、碎铁片。点火后，铁砂、铁片随火舌喷出，硝烟弥漫，声震如雷，覆盖一片，在近距离有很大杀伤力。 一天，驻在东辛庄下游20里沙河镇的日军、汉奸50多人乘汽艇向东辛庄开来。马本斋盯着鬼子进入伏击火力网内，喊声“打”！“大抬杆儿”一齐轰鸣，敌人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消灭了。 日军联队长山本气得哇哇直叫，意欲报复。1938年春，日寇一万余众向冀中平原进行残酷“扫荡”。马本斋率回民义勇军守卫村庄，浴血苦战，抗击200多日寇的进攻。但由于人少力单，被围困在苇塘中，陷入绝境，多亏八路军某团政治处主任郭陆顺率部来援，才得以脱险。他想，今后要展开更大规模的抗日斗争，靠单枪匹马恐怕不行，眼下，在冀中声名最响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跟他们走是正道。他派出人员去寻找八路军。 1938年4月，中国共产党冀中回民抗日建国会主任刘文正来到东辛庄，马本斋拍手欢迎。接着，他率部开到河间县城，正式参加了八路军，改称回民教导队，马本斋被任命为队长，全队200多人。7月，又与安平县的另一支回民教导队合编为回民干部教导总队，马本斋被任命为总队长，全总队500余人。 马本斋带领这支回民武装，活动在河间、献县、青县、沧州一带，在3个月中，作战30多次，打死打伤日伪军500多人；破路战斗70余次，颠覆鬼子军车20余列。回民弟兄闻讯响应，队伍迅速壮大，很快发展到1500多人。1938年10月，马本斋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7月，党中央决定将回民干部教导总队改名为八路军三纵队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郭陆顺任政治委员。马本斋与郭陆顺亲密合作，带领回民支队，开辟了无极、藁城抗日根据地，收复了白洋淀周围大片失地，打遍了整个冀中平原。1940年春，他又奉命打入深县南部。 深南地区南面是沧（州）石（家庄）公路，西面是平汉铁路，成为联结冀、晋、鲁、豫广大地区的枢纽，是日寇侵华战争的战略要地。原在此地区活动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南下执行任务去了，驻此地区的日寇猖獗起来。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回民支队这支劲旅，以闪电之势，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到了深南地区。 一天早上7点钟，敌人发现衡水与安家村的电话线被掐断，估计康庄一带有八路军部队活动，派出100多日本鬼子和200多伪军，向康庄方向进行拉网“扫荡”。 敌人冲到距康庄200米远时，突然，鬼子的战马惨叫起来，纷纷四蹄腾空，乱蹦乱跳，倒在地上断了气儿。一看马肚子，不知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个血洞。鬼子目瞪口呆，惊慌失措，还没见到八路军人影，不少鬼子已被摔伤，或被惊马踩死，一下子乱了营。 这是马司令的计中计。他预先布置三中队4个班，上好刺刀，埋伏在交通沟里，敌人马队一过，便给马肚子来个刺刀见红。 马本斋趁敌人惊魂未定，把手一挥：“上！”军号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回民支队健儿们迅速将敌人团团围住。刀光闪闪，短兵相接，肉搏战才几个回合，敌人横七竖八地躺倒了一大片。100多鬼子，只有一个活着逃了出去。 1941年夏，回民支队奉命东进，再次回到子牙河两岸。他们有时出入于青纱帐里伏击敌人；有时又展开地道战、地雷战、破击战，出其不意地送鬼子回“老家”；有时则大摆迷魂阵、推磨阵、麻雀阵，搞得敌人晕头转向，到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他们围景和，拿佛庄，打泊镇，攻大城，作战27次，再次歼敌500余人。敌人曾集结4000多人，对子牙河三角地带反复“扫荡”，回民支队战斗一个半月，把敌人弄得精疲力竭，最后不得不乖乖地撤回去。 日本联队长山本不服输，气急败坏地给马本斋写了恫吓信：“有你马本斋就没有我山本；有我山本就没有你马本斋……”马本斋针锋相对，回敬他一封信说：“有你山本就没我马本斋；有我马本斋，就没你山本……” 狡黠的敌人用武力不能战胜马本斋，便抓马本斋亲属作人质，逼降马本斋。他们派出一批批特务，到东辛庄侦察马本斋母亲及爱人、孩子的行踪。 1941年农历七月初五的早晨，东方初露曙光，日军和伪军500多人，从河间、献县、沙河镇出发，分三路包围了东辛庄。一部分群众来不及转移，被围在村里。敌人一进村，就直奔马本斋家，屋内空无一人。敌军把来不及转移的乡亲赶到清真寺里。然后通过汉奸传话，说是特来请马老太太进城，要大家说出马老太太在什么地方，“金票子大大的有”。乡亲们个个横眉冷对，缄口不言。 日本鬼子残忍地把一个一个乡亲拉出来拷问，当场拷问打死了3名群众。马老太太不顾个人安危生死，挺身而出，保护了群众。敌人将马老太太拉到河间城，威逼她写信给本斋劝降，马老太太严词痛斥日寇，后绝食7日而牺牲。 1942年初夏，日本鬼子对冀中地区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跳出包围圈，奉命转移到范（县）观（城）濮（阳）地区，战斗在鲁西抗日根据地，配合山东根据地军民，取得了1943年夏季战役的重大胜利。这年秋天，回民支队又参加了冀鲁豫军区为粉碎敌人“蚕食”政策而发起的八公桥战斗。 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所向披靡，屡建奇功。不幸，1944年春天他脖子后面长毒疮，手术无效，病情恶化，随部队转移到山东莘县张鲁集，与世长辞了…… 1944年3月17日，党中央在延安隆重召开马本斋烈士追悼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大会，叶剑英参谋长致悼词。 毛泽东主席挥笔疾书： “马本斋同志不死！” 周恩来副主席郑重题词： “民族英雄，吾党战士！” 朱德总司令挥泪撰挽联： “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刘贤齐撰写） 019、回民支队好政委——记八路军回民支队政委郭陆顺 1939年9月的一天，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司令部的干部战士纷纷相告：“上级给咱们派来了政委，还是个老红军呢！”“在东辛庄为援救咱支队负伤的那个郭主任，要给咱们当政委了！”部队列队集合在树林里，这位新来的政委在马本斋司令员的陪同下，同大家见了面，并讲了话。 这位干部，就是马本斋通过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从八路军一二零师请来的红军干部、回民支队第一任政治委员郭陆顺。 回民支队的前身，是马本斋1937年8月组织的一支回族抗日武装——回民义勇队，1938年4月参加八路军，被命名为回民教导队（后称教导总队），1939年7月在河北无极、藁城、新乐县一带开辟新根据地时，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 郭陆顺把红军的优良传统和政治工作经验，带到了回民支队。他进一步健全基层党支部，健全支部生活制度，举办党员训练班，经常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组织纪律教育，发挥他们的模范作用。对部队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统一战线政策教育、日伪军工作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帮助一些干部克服军阀作风残余和游击习气。 回民支队的大部分成员是回族。由于日伪军不断“扫荡”，回民支队战斗频繁，时有减员。只靠回族群众补充兵员，使支队的发展颇受限制。1939年初，经冀中军区批准，回民支队吸收了许多汉族青年。为了加强民族团结，保持回民抗日武装的旗帜及其在回族、汉族群众中的政治影响，郭陆顺与支队政治部研究规定：部队每个成员，不论回族、汉族一律按照回民的风俗习惯生活，不准吃猪肉。郭陆顺是汉族，带头执行这个规定。他和马本斋每次到冀中军区机关参加会议，吕正操司令员、程子华政委总是热情招待。有的同志劝郭陆顺：“吃顿猪肉，解解馋吧。”郭陆顺回答说：“我是回民支队政委，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遵守回民支队的纪律。我还是和本斋同志一起吃吧！” 说起打仗，回民支队的干部战士佩服郭陆顺。有件事，他们记忆犹新：1939年清明节后一天，日伪军200余人，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向回民支队驻地献县东辛庄“扫荡”。马本斋率领部队英勇抗击，但由于人少力单，被围在苇塘里。就在这时，郭陆顺率八路军部队赶来救援，将敌人打退，而郭陆顺自己却在战斗中负了重伤。从此，郭陆顺的名声在回民支队里传扬开来，所以欢迎他到回民支队当政委。 1941年初，冀中平原仍是冰天雪地，寒气袭人，回民支队奉命到深（县）南衡（水）北地区活动。4至8月，为了打破敌人点、碉、路、沟、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马本斋、郭陆顺率领回民支队，采取忽东忽西、忽南忽北的“麻雀战术”，先后在南花盆、鲁科庄、小羊集、张骞寺、土路口、康庄、城东村、杨台、潘家庄、大张村、大安村、程家村、贡家台、榆科等地连续作战30余次，攻克敌据点两处，毙伤日伪军500余人。 5月29日的康庄战斗，是回民支队出色的围点打援伏击战。其部署是：回民支队一大队一中队和衡水县大队一部，佯攻安家村据点，吸引衡水之敌出援；政委郭陆顺、参谋长冯克、政治部主任丁铁石等，率回民支队五、六中队和衡水县大队主力，埋伏在康庄公路两侧麦田里，伏击衡水出援之敌；马本斋司令员带一大队隐蔽在离康庄一里多的邢家村，准备截击康庄溃逃之敌，阻击衡水可能再次出援之敌。烈日当头时，衡水日军中队长高田率两个日军小队和一个伪军小队，共80余人，向安家村驰援，进入伏击圈。郭陆顺一声令下，回民支队和县大队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马本斋一看来敌数量不多，决定速战速决，率一大队压向康庄。敌人乱成一团，慌不择路，纷纷跳进路旁丈把深的护路沟里。支队战士们居高临下，不住地往沟里甩手榴弹，激战40分钟，将敌全歼。这次战斗，支队无一伤亡，击毙高田中队长以下日军70余人，俘伪军5人，缴获加农炮1门，轻重机枪4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赞扬回民支队“能征善战”。战士们翘起大拇指说：“嘿，别看咱郭政委人瘦小，打仗真有两下子呢！” 1941年，马本斋、郭陆顺率领回民支队进入（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区抗日根据地，在大清河两岸配合冀中十分区军民开展交通破击战。这年3月，日伪军数千人向回民支队活动区域“扫荡”。马本斋、郭陆顺为避敌锋芒，保存自己，运用“推磨战术”，带领部队围着容城县打圈子，然后在夜幕掩护下，急行军20公里，插到雄县西槐树庄隐蔽起来，拂晓前分乘200多条渔船，从流通镇潜入白洋淀中，甩掉了尾追之敌。欲寻回民支队决战的日伪军，面对茫茫芦苇荡，无可奈何。 6月间，“麦子剃了头，高粱没了牛”，冀中原野的青纱帐起来了。敌2万余兵力，对平津保三角区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梳篦拉网”，反复“清剿”。7月，日军调集2000余兵力，又进行报复性“扫荡”。敌人进村，回民支队战士与敌短兵相接。敌众我寡，回民支队且战且退，敌人紧追不舍。郭陆顺和马本斋决定以一个排的兵力吸引敌人，而主力则隐蔽在大屯村外一条道沟中。摆脱敌人后，他们出敌不意地越过崔尔庄——王会头公路，插入敌占区，展开宣传攻势，搅得守敌坐卧不安。 郭陆顺与回民支队指战员亲如手足，经常谈心。大家渐渐知道了他的一些经历：他生于1914年，是湖南省浏阳县人，家里是种地的。他参加过农民协会，当过儿童团长。1927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过乡的共青团支部书记。1929年，他参加红军浏阳第一支队，后编入湘鄂赣独立第一师，再后编入红六军团，叫干啥就干啥，先后当过司号员、通讯员、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政委，1935年调到红二军团，参加长征北上，参加战斗上百次，负伤11次。卢沟桥事变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他在一二零师三五九旅任团政治处主任，跟着贺龙参加了晋西北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39年1月，八路军一二零师挺进冀中后，马本斋相中了八路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那种生龙活虎的劲头，总想“咱回民支队也跟八路军一样才好”，把郭陆顺请来当了政委。 1942年，华北日伪军加紧了“治安强化运动”，到处壕沟纵横，公路如网，寨墙林立，三里一碉堡，五里一岗楼，给回民支队活动造成了严重困难。这年4月，回民支队到交河县活动，接连打退敌人几次进犯。一大队在陈庄宿营，马本斋、郭陆顺率司令部机关驻在西高屯。27日拂晓，交河、泊镇之敌千余人袭击陈庄。郭陆顺与马本斋商量，要到陈庄去指挥战斗。马本斋劝他不要去，郭陆顺开玩笑说：“这批鬼子的武器好，是送上门来的肥肉，可不能让他跑掉！”说罢，便赶到陈庄，详细询问了战斗情况，指示一大队尽快把敌人丢弃的枪支抢过来。他来到阵地前沿的一个土墩上，拿起望远镜观察敌人动向。当时枪声不断，流弹横飞，警卫员和特派员刘世昌考虑到郭政委的安全，都催他赶快下去隐蔽。郭陆顺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抗日第一，个人安危第二嘛！”话音刚落，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头部，血流如注。马本斋闻讯赶来，见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友生命垂危，悲痛地说：“陆顺同志是咱们的好政委，他为咱们回民支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我最尊敬的人啊！” 郭陆顺牺牲了。人们悲痛地悼念好政委。 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在一次会议上说：“回民支队不仅是党团结回民抗日的旗帜，也是回汉团结抗日的旗帜。郭陆顺同志是模范政治委员。” （总政治部组织部组稿石魁撰写） 020、黄土岭聚歼阿部——记黄土岭歼灭战众英雄 1939年11月，日本东京有家报纸辟专栏，哀悼日本侵华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在察南黄土岭战役中被打死。其中一篇题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悼文里，如泣如怨地写道： “自从皇军成立以来，对中将级将官牺牲，是没有这个例子的。这次阿部规秀中将的隆重牺牲，我们知道，将士们一定是很奋力作战的，战斗力已超过了阶级的区分。” 阿部规秀中将是日本的名战术家，对日本的“霸业”“赤胆忠心，战功卓著”，因而取得了日本军阀给予的“名将之花”的称号。然而，法西斯将军中的“名花”，毕竟经不起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的风暴的冲击，终于“花落瓣碎”，被击毙在太行山上。 黄土岭之战，已是18年前的事了，但是，中国人民的名将——八路军猎取这朵“名将之花”的英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雁宿岩歼灭战 1939年10月30日，我在冀西阜平参加晋察冀分局召集的工作会议。当晚，接到了我军分区司令部的报告：坐镇张家口的阿部规秀中将派出村大佐，率领1000多日伪军进驻涞源，分兵三路，有向我分区的银坊镇、走马驿、灰堡地区“扫荡”的迹象。其主力两个步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及一部伪军600余人，由村大佐亲自指挥，经龙虎村、白石口、鼻子岭向我银坊镇地区逼进，企图消灭在银坊一带活动之我军。 敌人的这一行动，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涞源地区是敌我必争之地。我们可从涞源两侧经察南挥戈北上，直捣阿部规秀的老窝——张家口。在敌人方面，则把张家口——涞源一线的据点，看成是插进我晋察冀军区的一把“尖刀”，企图用这把“尖刀”，把我平西、察南、雁北根据地割裂，以阻挡我向张家口进击，巩固其察南占领区，因而在涞源常驻重兵，并以此为基点，不断向我“扫荡”。9月底，敌人已从南线开始秋季“扫荡”的尝试，出动日、伪军共1000多人进犯我四军分区之陈庄，但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现在，敌人又在北线开始其报复性的“扫荡”了。 对于粉碎敌人的秋季“扫荡”，我们已做了充分的准备。部队已经过整训，特别是陈庄全歼敌人的胜利，强烈地鼓舞着我军分区的部队，纷纷提出：“向陈庄作战的兄弟部队学习，我们也要来个歼灭战”，“用粉碎敌人秋季‘扫荡’的胜利庆祝晋察冀军区建立二周年”。面对这块送上门来的“肥肉”，我们的指战员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同时，在这一带作战，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 涞源是我八路军进入敌后最先解放的第一个县城，有坚强的党组织，经受过1937年敌寇十三路的残酷“扫荡”和1938年秋季大进攻的考验。群众斗争情绪高涨，斗争经验丰富。1938年秋末县城被敌人进占以后，周围的乡村政权仍完全在我控制当中，就是在城里，我们也有隐蔽的组织及情报网，因此敌人一有动静，我们便能立即掌握。这些有利的群众条件，形成对敌斗争的“无形长城”，使我们有了“千里眼”、“顺风耳”，陷敌人于被动挨打的窘境。 从地形上看，这一带是古战场。东连紫荆关，西接平型关、雁门关，南面，雄伟的内长城横跨过白石山，纪念古代英雄杨六郎的六郎峰、六郎庙就屹立在白石山脉内长城边的插箭岭上。从涞源到银坊只有一条道，一过内长城，是光秃陡立的石山。从白石口到雁宿岩一段，两面是高插入云的大山，中间是一条宽仅四五十米的河套，这是一个天然的口袋。如果把部队埋伏在两边，再把白石口的口子堵住，管叫敌人进得来，出不去，插翅难逃，只有束手就歼。 根据这些条件，经研究后，我们拟定了一个基本作战方案。决定采用伏击的战术手段，集中兵力歼灭向白石口——银坊一线进犯之敌，伏击点选择在雁宿岩附近，并立即请示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 聂司令员批准了我们的作战方案，为了确有把握消灭敌人，决定以主力一、二、三团参战，并命令我立即回分区组织指挥这个战斗。 11月1日，我从阜平赶回军分区司令部——管头。途经银坊，与驻在银坊的三团团长纪亭榭、政委袁升平同志进一步研究作战方案，并指示各团按方案行动。在从银坊回管头的路上，雁宿岩的主峰强烈地吸引住我的视线。这山峰，在我们的眼前显得无限秀丽，然而她在民族敌人的面前却会喷射出万道烈火，把他们烧成灰烬。 次日，我们在军分区司令部召开了干部会议，具体研究怎样打击敌人。我们决定以部分主力和地方游击队牵制堵击插箭岭、灰堡之敌，第二团由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率领，第三团由团长纪亭榭、政委袁升平率领，分别埋伏于雁宿岩东、西两面，以一部游击队在白石口诱敌深入，待敌进至伏击圈后，一团由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率领，从东北插至白石口截住敌人的退路。会后，干部分头察看地形，部队立即进入战斗位置。 11月3日清晨，晴空万里，朝霞映红了群峰，太行山显得格外壮丽。7时许，我军同三路敌人先后打响。白石口之敌在我游击队诱击下，疯狂地向三岔口前进。当敌进至雁宿岩时，我二、三团突然从东、西两面漫山遍野地压下来，一团则从敌人背后杀出，200多挺轻重机枪一齐向山下的敌人开火。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震得山岳颤抖。敌人遭此猝然打击，显得惊慌失措，但仍占领河套附近的小高地顽强抵抗，并以机枪大炮掩护，向我三团阵地组织五次反扑。三团的指战员们以手榴弹、刺刀奋勇迎击，一、二团从敌人侧后猛烈扫射，打得敌人纷纷滚落山坡。接着我们展开了全面攻击，至下午4时，敌人已被杀伤大半，被压缩在上、下庄子附近和雁宿岩西北的一个高地上。 黄昏前，上、下庄子之敌被我消灭干净，只剩下西北高地上的敌人。这时，我各路部队集结高地下面，把敌人围得水泄不通。数千把雪亮的刺刀，在落日余辉的映照下，闪射出万道金光。山顶上的敌炮兵，疯狂地向我轰击，发出临死前的哀鸣，群峰被蓝烟笼罩着。 三团一营担任对这个山头的主攻，营长赖庆尧在最前沿指挥。冲锋号一响，三连的支部书记脱下棉衣棉裤，高举驳壳枪，呐喊一声，领着全连一股疾风似的刮上山头，把敌人压下去。突然，一排六零炮弹飞来，山头成了火海，敌人反扑上来，三连的勇士们被压下山腰。不一会儿，山腰上杀声冲天，三连又冲上去了，控制了整个山头。垂死挣扎的敌人，倾全力再次反扑上来，山头上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支部书记身负数伤，浑身是血，仍挥动着染满鲜血的驳壳枪，指挥部队同敌人搏斗。但因后续部队没及时赶到，勇士们又被压下山来。 夕阳已西沉，山头一片朦胧。难道还能让残存的敌人继续疯狂挣扎么？第三次冲击立即开始。绰号“病号排”的曹葆全排也投入了战斗。冲锋号震荡山谷，枪弹像骤雨一样浇落在敌人阵地上。神枪手孟宪荣的机枪指处，敌人纷纷倒下。站在他旁边指挥的纪亭榭团长大声喝彩：“好呀，神枪手狠狠地揍呀！”紧接着他振臂一呼：“同志们冲呀！”随着团长的喊声，曹葆全排长领着全排像猛虎一样冲在队伍的头里，刹那间就冲上了山顶，大队如狂潮一样涌上去了。敌人被压下沟底，手榴弹像冰雹似的倾泻在沟里，敌人被浓烟烈火吞噬了。600多名日伪军除生俘13名外，全部被消灭在河套里。 打扫战场时，在敌尸堆中找到了负重伤的村大佐。他还要保持“皇军”的“体面”，不让我们的医务人员为他包扎、急救。后来因伤势过重，死在雁宿岩上。其余两路的敌人，慑于我军威力，仓皇溃退，缩回涞源城去了。 阿部规秀“饮弹”黄土岭 雁宿岩歼灭战，使得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恼羞成怒，于11月4日，倾张家口之兵力1000余人，亲自率领，出动数百辆卡车急驰涞源，沿着村大佐的旧路，向我进行报复性的“扫荡”。企图再让我在雁宿岩伏击，以优势兵力反击我们，消灭我们的主力，然后扑银坊，再西取走马驿或东进黄土岭、寨坨一带实行“三光”，以挽回“皇军”的“体面”，巩固其察南占领区。我立即将这一情况在电话上向聂司令员报告。 聂司令员决心让这个“名战术家”领略领略毛主席革命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给他一个下马威。指示我们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敌军引向银坊，让他们扑空，然后隐蔽起来，迷惑敌人。尔后以游击队一部在银坊北出击，诱敌东进，待敌进至黄土岭一带有利地形，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除以一、二、三、二十五团和炮兵营等参战外，并命令一二零师特务团从神南北上，归我们指挥，参加这次战斗。 部队立即进行再战动员。“给阿部规秀中将一个下马威”，“再来一个歼灭战”的战斗口号，强烈地扣动着指战员的心弦。 11月5日，1000多敌人从龙虎村向白石口前进，曾雍雅同志指挥的游击支队，在白石口与敌打响。以忽而坚堵，忽而大踏步后退的巧妙战术，紧紧缠住敌人，使敌人求战不能，追又追不上，气得暴跳如雷，到达银坊后，敌人以“三光”泄愤。当时，银坊一带，熊熊大火，彻夜不熄。 阿部规秀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次日即挥师东进。我们则放长线钓大鱼，丝毫不惊动他们，让他们“平安”地在黄土岭、司各庄一带宿营。这时，我一团和二十五团在寨坨、煤斗店一带集结，卡住了敌人的去路，三团、特务团从大安出动，占领了黄土岭及上庄子以南高山，二团则绕至黄土岭西北，尾随敌后前进，形成了对敌人的包围形势。 是夜，黄土岭上暗然无光，寂如坟墓。从太行山上吹来的寒风发出嗖嗖的声响，好像为法西斯匪徒敲起了丧钟。 7日，黄土岭上阴雨绵绵，群峰被白雾覆盖着。拂晓，敌人继续东进，12时进到上庄子，先头部队已到达寨坨附近，15时，其尾巴才离开黄土岭。这时，我一团、二十五团拦头杀出，三团、特务团及二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把敌人团团围住，压缩在上庄子附近约2公里长，宽仅百十米的山沟里。数百挺轻重机枪喷射出的子弹像暴风骤雨一样倾泻在敌人头上，炮兵部队也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沟底密集的敌人。只打得黄土岭上火光闪闪，硝烟蔽天。 敌人依仗其雄厚兵力，向我寨坨阵地冲击，企图跳出我包围圈；遭到我军坚决反击后，乃掉头向黄土岭突围，企图回窜涞源。我三团、特务团和二团把口袋口紧紧扎住，逼使敌人步步后撤。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部队因连日奋战，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伤员也逐渐增多。一、三分区的群众全部动员起来，协助我军作战。民兵悉数出动，替我们放哨，警戒，侦察敌情。青壮年组成担架队到火线抢运伤员。妇女挑着热气腾腾的窝窝头、开水，送给我前线作战部队。群众参战的热潮，大大鼓舞着我军歼敌的决心和信心。 战地医院也紧张地进行着对伤员的急救、包扎。白求恩大夫出现在哪里，哪里的伤员就感受到无比的温暖。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党员，长期地和我们并肩战斗，以他对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的赤诚，以他精湛的医术，治愈了我们的许多同志。在雁宿岩战斗前夜，他带领着手术队从军区赶来参战，深夜了，他还要我向他介绍作战计划，研究战地抢救伤员的工作，并立即赶赴战地，夜以继日地为我重伤员动手术。当他处理完雁宿岩战斗的伤员时，黄土岭上已传来了炮声，他立即带着手术队赶赴干河净分区医院。刚要动身，忽然发现一个头部负伤的伤员感染丹毒，如不立即动手术，便有生命危险。为了抢救这个伤员，他立即卸下已绑在牲口上的手术器械，为这个伤员施行手术。经过抢救，这位伤员安全脱险了，而他却因此使自己原来手上的伤口，受到致命的传染，虽然用尽各种方法医治，终于光荣牺牲。这消息立刻传遍整个战地，白求恩大夫对法西斯敌人的深刻仇恨，忘我地为阶级战友服务的崇高精神，感召着我们的指战员。 部队在群众的热情支援和白求恩大夫的精神的鼓舞下，向敌人展开全面的激烈攻击。经过反复冲杀，把他们压缩在上庄子附近的山沟里。这是发挥我炮兵威力的大好时机，炮兵营长杨九秤立即命令炮群向沟里集中射击。只震得群山抖动，轰得沟底的敌人鬼哭狼嚎。阿部规秀中将这朵“名将之花”，就在我们神勇的迫击炮兵的排炮下“花落瓣碎”了，他的绣着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和金把钢质的指挥刀，也成了我们的战利品。这朵“名将之花”被打死的经过情形，东京那家报上的那篇悼文里也有详细的叙述： “皇军被敌人逼退到上庄子，中将仍很果敢地到第一线观察地形、敌情。忽然，飞来了敌人的迫击炮弹，距中将数步的地方爆炸，破片打中了中将的左腹及两腿等数处，中了致命的伤，等到下午九时五十分遂与世长辞了。” 阿部中将被击毙后，敌人恐慌异常，8日晨飞来了5架飞机，投下几个指挥官维持黄土岭的残局。我围攻至8日下午，消灭了900多敌人主力之后，正在围歼残敌之际，敌人以重兵从灵丘、涞源、唐县、完县、易县、满城分五路向黄土岭合击，均进至距黄土岭30里左右，企图围歼我们，来个大规模的报复“扫荡”。我们遵照军区的指示，主动撤离黄土岭，跃出外线，转入积极的反“扫荡”斗争，不断从敌人侧背打击他们。至11月底，敌人终于经不起我们的打击，垂头丧气地全线溃退，我们取得了反“扫荡”的彻底胜利。 经过了近一个月反“扫荡”斗争洗礼的太行山，此刻显得格外威武。“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了，但是中国人民英勇、智慧之花——八路军，却以更鲜艳多彩的姿态盛开在太行山上，开遍敌后战场。 敌警备司令的哀鸣 经过雁宿岩、黄土岭两次致命打击，阿部规秀中将和村大佐相继被击毙以后，平时如狼似虎，咆哮惯了的日寇，却换成了一副狐狸的狡猾脸孔，发出嘤嘤哀鸣之声。黄土岭战后不几天，敌警备司令小柴，突然给我一信，里面写道： “杨师长麾下：中、日之战是中、日两国政府之事，麾下与鄙人同是人类一分子，没有私仇，参加战争仅是为了吃饭。国家之争论与我们无关，别因此影响我们的友谊。麾下之部队武运亨通，长胜不败，鄙人极为钦佩。现鄙人有两件事情求教：一是请通知鄙人在黄土岭、雁宿岩被麾下部队生俘的皇军官兵的数目、军职、姓名及他们的生活近况；二是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否埋葬，埋在何处，可否准予取回骨灰，以慰英灵？” 我们立即回他一信，首先揭穿其所谓“国家之争论与我们无关”的胡说，指出他自己就是日本法西斯侵华的工具，是全中华民族的死敌。并告诉他：八路军一向优待俘虏，对于已放下武器的敌人，一律宽大处理。他们生活得很好，已开始认识侵华罪行，表示反对侵华战争；对于作了你们的“炮灰”，蒙受你们给予的灾难的战死者，我们已妥为埋葬，并立有石碑，以资标志…… 法西斯匪徒的嘤嘤哀鸣之声，当然丝毫牵动不起我们的怜悯之情。我们以更积极的战斗行动打击日寇，太行山上燃起了更加炽烈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火。让万恶的侵略者永远在英雄的太行山面前发抖吧！ （选自《星火燎原》杨成武将军回忆录原题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021、豪侠易帜战太行——记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十旅旅长范子侠 范子侠是江苏丰县人。从小学徒，长大当兵。从天津东北军随营学校毕业后，在军阀部队当军官，直至团长。1931年蒋介石逼迫范子侠所在部队到江西“剿匪”。9月的一天，士兵散出传单，上写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屠杀了我们十几万同胞。许多年轻军官也大声斥责日本的侵略行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范子侠连续上书提出抗日主张，不得应允。他愤然辞去军职，在安徽蚌埠市当公安局长。1933年春，他听说冯玉祥、吉鸿昌等人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当即辞职北上参加抗日同盟军任团长，在前线杀敌。 1934年，范子侠率一营官兵冲入蒙伪李守信部金宪章旅旅部，强迫金宪章及全旅通电反正抗日，将日本山滨大佐等20余人全部处死，并将驻大庙的穆克登伪军全部解决。此次行动，对抗日军民收复百灵庙、取得红格尔图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中共中央曾贺电：百灵庙大捷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 红格尔图大捷后，国民党当局却以思想左倾、另有图谋之名将范子侠抓捕入狱。 1937年“七·七”事变后，范子侠出狱，任国民党军二十九军团副，带着部分官兵在河北省新乐、行唐一带与日寇周旋，更名为抗日义勇军。 一天，义勇军驻藁城南北龙宫村，日伪军突然扑来。日军山原大佐大叫：“范子侠小小的……”敌军距村50米远时，范子侠喊一声“打”！枪弹飞向敌人，山原大佐被打死，日伪军拖着几十具尸体逃跑了。 范子侠带义勇军在八路军帮助下，又打了不少胜仗。后率部到太行山南部，与八路军协同作战。 1939年11月20日，在八路军总部首长和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亲切关怀下，范子侠率部队3000多人毅然易帜，投入八路军队伍，改为“平汉抗日游击纵队”。不久，经王维纲、王铁二人介绍，范子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半年后，平汉纵队于1940年5月27日在山西榆社接受刘伯承、邓小平检阅，与八路军一部分合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十旅，范子侠被任命为旅长。 正太铁路横跨太行山，全长231公里，连接着平汉、同蒲两干线，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1940年夏秋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加紧破坏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在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下，八路军105个团在华北敌后全线出击，展开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 8月20日晚8时整，一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正太铁路沿线100多公里响起激烈的枪炮声。日军出动20余万人，飞机150架，伪军15万人，与八路军对战。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从东南的井陉、娘子关，到西面的寿阳、榆次，不时传来胜利的捷报。然而，新十旅与日军的桑掌车站争夺战仍然处于胶着状态。 敌军飞机不停地狂轰滥炸，与地面4座暗堡、6座明堡和地雷区形成坚固防线。战士们冲锋不下十几次都未成功。 深夜3时，范子侠焦急地从司令部来到前沿阵地，仔细观察前面的地形。只见漆黑的夜幕里，锃亮的铁轨在月光下泛着寒光，照明弹不时升向天空划出一片白光。铁丝网层层密布，几座敌堡宛如张着大口的怪兽。前方堆积着敌人横七竖八的尸体。 范子侠悄声给两个团长布置了一番。不一会儿，一队身穿日军黄军服，头戴猪耳瓜帽、打着日本旗的“日本人”大摇大摆向碉堡走去，在距碉堡六七十米处突然停下。呼啸的炮弹铺天盖地般地射向前方，敌人据点飞上了天。 埋伏在两侧的八路军战士猛虎般扑向敌人。原来这是范子侠带领尖刀排化装奇袭，导演的一幕“活剧”。翌日黎明，攻占了桑掌，全歼守敌800多人。 百团大战进入反“扫荡”阶段，在歼灭日寇崎崎大队的黄崖洞（位于山西省黎城县北，是八路军总部兵工厂驻地）保卫战中，范子侠身先士卒，沉着指挥。总攻命令下达后，他第一个冲向山顶。忽然手臂发麻，双枪差点掉下，他知道挂彩了，仍咬紧牙关，坚持到战斗结束。 明媚阳光从窗户一角斜射而进，撒在范子侠微笑的脸上。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对《新华日报》记者林火同志，风趣地说：“我感到无限欣慰，算是为祖国流了一点血。” 百团大战中遭到重创的日本侵略军不甘心，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发动“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时间是1942年2月。 10日，范子侠接到一二九师师部紧急文件，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下达作战命令。会后，部队要行动，政委朱穆之劝他这次留下，他笑着说：“我是不能死在床上的，要不被敌人打死，要不被汉奸打死。”这时，民兵耿栓仓跑来说，几百名日伪军占领了赵庄，那边浓烟滚滚。 范子侠率部翻山越岭，抄近路赶到村口，所见景象惨不忍睹。他向乡亲们发誓：要记住这民族的深仇大恨，团结起来，坚决同万恶的侵略者血战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12日下午，新十旅与日军骑兵在沙河柴关展开激战。不料一发敌弹击中范子侠，卫生员赶忙替他撕开衣领，见左肩下大动脉血流不止，赶紧包扎好送上担架。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 刘伯承、邓小平撰写纪念文章，称范子侠是模范的布尔什维克，是最忠实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战士。晋冀边区召开大会悼念这位抗日英雄。 现在，“范子侠同志之墓”在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内。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李冰撰写） 022、军号声声破敌胆——记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代司令员孔庆同 1937年盛夏，河北省丰润县腰带山一带的潘家峪、东高庄、苏庄、大岭沟等偏僻山村，一位年轻人走村串巷，沿街叫卖：“卖篦子喽！卖篦子喽！” 吆喝声引来许多村民。他边卖边说笑，讲《三国》、说《水浒》，进而向人们讲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话到深处，他就向人们谈起日寇侵华民族危亡的事情来。他还会拉二胡，时常拉起民间流行乐曲，当老乡们听得兴起，转而拉起抗日曲调，什么《黄河怒》、《黄河愤》、《九？一八》、《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有时，卖篦子的青年打开包袱，拿出一把系着红绸布，闪耀发亮的小军号，吹将起来。他究竟是谁？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八成是共产党吧？ 不错，这位年轻人正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到冀东从事抗日武装大暴动准备工作的共产党员孔庆同。他1912年出生在河南省光山县农民家庭。1927年春，光山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贫苦农民拿起大刀长矛，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年仅15岁的孔庆同参加了农民赤卫队。时隔不久，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农民武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他当了司号员。部队领导人把染过烈士鲜血的一把小军号交给他，他总是把它擦得锃光闪亮。每当战斗中发起冲锋，战士们一听到那激越的号音，立刻精神大振，勇气倍增，像下山的猛虎扑向敌人。每次战斗结束，同志们都为他请功。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遵照中央指示，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抵达陕北。此时，孔庆同已经成长为红军营长了。但那把小军号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还提出在日伪统治比较严密的冀东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决策。中共中央北方局即时选派一大批军政经验丰富的干部前往冀东。孔庆同作为年轻军事指挥员，离开延安，到了天津中共中央北方局，然后化装成为卖篦子的商人，跑遍冀东各县所有的联络点，宣传抗日道理，组织开展敌后游击战，培训军事干部，着手做抗日武装大暴动的准备工作。那把小军号随他到了冀东，在燕山、滦河地区奏起抗日的号角。 孔庆同到达冀东4个月后，中共冀热边特委在滦县多余屯召开冀东10县抗日人民代表大会。会上，党的负责人李运昌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冀东举行抗日武装大暴动，建立冀东抗日联军的指示。会后，孔庆同连夜赶回丰润县腰带山区，调集党员和农民自卫会骨干300多人，集中于遵化、丰润、迁安3县交界处的茅山诸乐寺，举行誓师大会，最先组成了冀东第一支抗日武装队伍。随后，中共冀热边特委负责人来到诸乐寺，宣布这支队伍为冀东抗日联军第一支队，孔庆同任支队长，史贞为支队政委，周志国和魏春波为支队特派员。 支队组建以后，武器和弹药的来源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孔庆同与支队领导人商量后，决定消灭茅山镇反动民团，夺取武器。尔后，他亲自带两名侦察员趁茅山镇集日，化装进入镇内摸清敌情，连夜带队伍包围民团局。孔庆同吹起小军号，指挥战士攻入敌巢，又经喊话，团丁们放下武器当了俘虏。 不久，孔庆同与周志国、魏春波带领一支队攻入兴隆县药王庙据点，歼灭日军一个小队。 1938年7月上旬，冀东抗日大暴动全面展开，第一支队扩编为冀东抗日联军第四总队，孔庆同任总队长，下辖3个大队，共有1000多人。 一天夜间，孔庆同率领四总队，一举攻占了敌人长期盘踞的铁厂镇。丰润、遵化两县伪骑兵保安队和伪警察2300多人，在日本顾问督促下，妄图夺回铁厂镇据点，凌晨时分，分南北两路向铁厂镇扑来。 孔庆同和总队其他领导人研究后，由他率领部队捷足先登，赶到铁厂镇北的玉皇庙山路两旁埋伏下来。敌人的大队人马刚到庙前，山坡后面突然响起调动部队的号音，一会儿指令，一会儿应和，一会儿在东，一会儿在西，神秘莫测，变化无常。敌人一听号音，好像进了迷魂阵，停在原地，东张西望，惊慌失措。日本顾问以为进了抗日联军的包围圈，命令撤退。孔庆同见敌人开始撤退，又吹起了冲锋号。抗联战士们跃出战壕，居高临下，扑向敌人。激战两个小时，敌人狼狈而逃。共俘敌80多人，缴获枪支200多枝，战马35匹，大大鼓舞了冀东抗日军民的士气。 这年深秋。孔庆同带部队东渡滦河，与节振国领导的工人特务大队会合。两支队伍团结协作，在迁安白杨峪村歼灭了伪满洲军一个营和日军一个小队，缴获的战利品装上骡马驮子，足有一公里长。 1939年秋后，孔庆同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第二年春天，他从党校学习毕业，到冀中第八军分区任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之职，在保定一带坚持平原游击战。那把军号也一直随身携带。从山区游击区转到平原游击区指挥作战，这对孔庆同来说是一个新的考验。由于他作风民主，团结同志，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很快就适应了平原游击区的环境，率领部队和当地民兵，同敌人展开了驰名中外的地道战、地雷战，打得敌人闻风丧胆，草木皆兵。 1942年秋，一个雾霭弥漫的清晨，白洋淀上，水波粼粼，芦荡漫漫，几只小船穿梭般地向淀中心的芦苇茂密之处驶去。八分区党委紧急会议就在芦苇荡中召开了。孔庆同向党委成员们传达了彭德怀关于“以武装斗争为主，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组织大家共同分析形势，指出了抗日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还研究确定了下一步的斗争方式。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夜幕降临在白洋淀，趁着朦胧的月色，几只小船离开淀心，向四处疾驰而去。为了尽快把会议精神贯彻到各个县的游击大队，小船靠岸后，孔庆同率领分区手枪班连夜前往河间县。午夜时分，赶到了河间县左庄，与县大队政委杨捷率领的县游击大队会合。孔庆同连夜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了上级指示和会议精神。会后，同杨捷共同分析当地斗争形势并作了重要指示，直至深夜。 次日拂晓，村外突然枪声大作。由于当地汉奸走狗通风报信，数倍于我的敌人连夜扑来，把左庄包围得水泄不通。情况十分危急，孔庆同和杨捷指挥分区手枪班和县大队向村西突围。手枪、步枪、机枪一齐向敌人扫射，继而发起冲击，杀开了一条血路。没料到刚奔出村口几百米，前面又响起了重机枪声，原来敌人设置了第二道包围圈。这时，后面的敌人又追过来，县大队腹背受敌，许多战士中弹倒下。 孔庆同果断命令：向北突围！经过激烈战斗，县大队冲杀到柏桐村南，又遇上日本鬼子骑兵部队的截击，情况越来越严重！孔庆同把手枪插在腰带上，一把抓过县大队机枪射手手中的机枪，向敌人骑兵猛烈扫射。日本鬼子纷纷落马，被压在一道大土坎后面。接着他拔出随身携带的军号，叫上机枪手和警卫员向东面的一道土坎奔去，在土坎后面吹响了冲锋的号音。号音一响，立即吸引了敌人的兵力和火力。 孔庆同向杨捷发出命令：“快！率领大队继续北撤！抓紧时机！”杨捷翻身跃起，带领队伍边打边冲，勇猛拼杀，眼看冲出重围。 敌人把所有火力集中到孔庆同所在的土坎部位。一排排子弹像雨点呼啸而来，机枪手中弹牺牲，孔庆同也身中数弹！警卫员奔上来背他，中弹牺牲了，倒在孔庆同身旁。杨捷带领四五名战士冲杀回来抢救，孔庆同高喊道：“别过来！快带同志们撤走！” 杨捷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向孔庆同靠拢：“孔司令员，我们不能丢下你！” “少废话！快撤！服从命令。”孔庆同一边喊着，一边摘下警卫员的两颗手榴弹掖在腰里，抱着机枪继续向敌人扫射。他的身后，留下一道浓浓的血迹，染红了棵棵青草！ 敌人从四面包抄过来，孔庆同的机枪不停地吼叫，阵地前留下了日寇几十具尸体。突然，机枪声停止了，子弹全部打光。孔庆同回头一看，见杨捷已率县大队突围远去，从容地拔出那两颗手榴弹，拧去环扣，放在身旁，又摘下腰带上那把跟随他多年的军号，静静地等待临近的敌人。 好半天，敌人见土坎后面没有动静，才畏畏缩缩地围了过来。在距离十几米的时候，孔庆同翻身跃起，甩出一颗手榴弹，随着浓烟炸起，敌人又丢下几具尸体，其余的敌人趴在地上不敢动了。 孔庆同一手叉腰，一手举起那把军号，吹起冲锋的号角，那嘹亮不息的号声，在大平原上回荡，体现着中华民族凛然不可侵犯的浩然正气！ 敌人惊呆了，纷纷退步。日本指挥官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快！夺下那把军号，抓活的！” 当敌人像疯狗一样扑到土坎前面时，孔庆同拉响了第二颗手榴弹。他和他那把闪光的军号，与敌人同归于尽。 战斗过后，白洋淀军民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发现在孔庆同身旁的血泊里有一堆纸屑，那是他忍着剧痛，把身上携带的所有文件全部烧毁了。在烈士献身的地方，指战员们捡起军号的一块块碎片。手捧着这些带有血迹的碎片，大家不禁热泪盈眶，仿佛听到了孔司令员吹起的嘹亮不息的冲锋号声……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阎贵明撰写） 023、“药王”誉满晋察冀——记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杜伯华 杜伯华，原名维汉，字华昌，1904年生于一个中医世家。幼年随父从河北省逃荒到吉林省榆树县夏宝屯落户，其父杜万贵靠行医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杜伯华从小读书勤奋好学，但因家境清贫，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便辍学，随父外出采药，串乡行医。天长日久，学会了识别草药，掌握了采药、制药技术和摸脉看病。1931年，到榆树县城开办了建中医社，次年，改办华昌药房。这时，他不仅继续钻研中医，还自修西医，医术不断精进，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 1932年8月，杜伯华在前来榆树县开展抗日宣传的姑表内弟李向之的影响下，决心参加革命活动。1933年，李向之在华昌药房建立了中共榆树县地下交通联络站，杜伯华被任命为联络站负责人，以行医为掩护，接送过往干部，搜集日伪情报，筹集和转送抗日物资。他将药房盈利的绝大部分捐献给了东北义勇军作抗日斗争的经费，或者直接购买胶鞋、棉衣、枪弹、药品等物资，转送义勇军官兵。1935年春，他还巧妙地掩护遭伪警察通缉的抗日联军五团副团长李士英出城脱险。当他得知敌人将要逮捕他，查封华昌药房时，他及时转告了党的地下组织，并变卖了药房，辗转到了北平，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不久，由李向之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夏秋之间，他由党的组织派到陕西西安，参加了张学良东北军，在孙铭久旅下辖的学兵队任连指导员。西安事变时，他参加了活捉蒋介石的军事行动。1937年初，杜伯华根据党的指示，带一些学兵队队员返回北平，在西城粉子胡同25号煤铺（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下属的社会支部所在地）秘密开展地下工作。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炮轰卢沟桥，中日战争全面展开，不久平津相继陷落。党决定杜伯华带领一部分学兵队员参加“平西游击队”。 当时，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南撤，北平城内人心惶惶，一片混乱。北平地下党认为这是营救抗日战友、扩大抗日武装的极好机会，指示游击队做好准备，攻打德胜门外河北省第二模范监狱，解救难友，缴获枪支弹药。杜伯华利用为管理人员看病之机，进入监狱侦察，摸清这个监狱共关押近600人，其中20多人是共产党员，监狱有30多名看守警察，监舍的布局和通道走向等情况也熟记于心。通过数次接触，杜伯华还和一位看守狱门的老头交上了朋友。8月28日深夜，游击队员来到狱门前“叭、叭、叭”三声联络信号枪声响起，狱门大开，游击队员蜂拥而入。这时，看守人员列队站在院中，身上未带任何武器，正准备迎接日军派来的接收大员，却乖乖地当了游击队员的俘虏。游击队一枪未放，劫狱成功，缴获3挺机枪、数十条步枪及弹药，犯人全部得以解放，其中一半人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力量壮大后，被正式命名为平西抗日救国军，全军编为3个总队，杜伯华任医务处长、军政委员会委员，后任二总队主任（即政治委员），率部在青白口、雁翅、门头沟以东地区活动。11月中旬，抗日救国军在阜平整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杜伯华仍任二总队主任，率部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 1938年4月，杜伯华等带领部队参加了二道河子伏击战，歼灭日伪军近百人，并击落敌机一架。4月下旬，杜伯华调任房（山）良（乡）联合县县长。5月8日，联合县政府正式成立后，他迅速开展抗日宣传，加强县、区、村抗日政权建设，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组织青年参军参战，使全县工作出现了新局面。1939年3月，他升任冀西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为巩固和扩大平西抗日根据地倾注了很多心血。 杜伯华是一个出色的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即使是从军从政时期，也挤出时间为军民群众看病，拯救过无数伤病员的生命。 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有个小战士的腿被打成粉碎性骨折，军医要给他截肢。这个小战士流着眼泪说：“我刚16岁，没有腿怎么打鬼子呀！给我留下这条腿吧！”军医说：“已打成这个样子，我是没有办法了，你找杜专员吧，兴许他有办法。” 恰好，杜伯华来这个部队探望伤病员，他听说这个小战士的情况后，反复检查这个战士的伤情，抚摸着他的头说：“小同志不要难过，让我再想想办法。”杜伯华立即抽出时间，亲自上山采药，配制成治伤药。让战士内服汤药，外敷膏药。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小战士的腿奇迹般地保住了，伤也治好了。当他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流着激动的泪水，深情地向杜伯华敬了一个军礼…… 一次，五支队教导员史进前得了瘟疫伤寒病，高烧昏迷，生命垂危。杜伯华看到与自己一同做地下工作，一同砸监狱，又一同在平西打游击的战友病成这个样子，既心疼又着急，立即上山采药熬好，一口一口地给教导员喂下。在他精心治疗护理下，教导员的病情有了好转。他万分欣喜地说：“哈！你死不了啦，终于把你从死神那里抢回来啦。告诉你，大家把你的墓地都准备好了。我这些日子里常常想，你不该死啊，这样年轻，才21岁……”杜伯华一边说着，一边深情地抚摸着战友那双干瘦的手。为了巩固疗效，杜伯华又派人化装进城买来治瘟疫、伤寒的特效药，使教导员的病情完全得到控制，迅速恢复了健康。对这件事，史进前非常感激，至今念念不忘杜伯华的救命之恩。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对晋察冀边区的大“扫荡”特别残酷和频繁。边区军民生活极为艰苦，尤其是药品十分缺乏。1940年，晋察冀地区瘟疫流行，疾病丛生，严重损害了边区人民的健康和部队的战斗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十分关心边区军民的疾苦，把制药行医出身的杜伯华调来军区卫生部任副部长，主管制药工作，并指示卫生部部长游胜华说：“伯华同志到卫生部工作，你们应充分发挥他的特长，特别是把制药工作搞上去，以粉碎日寇对我之经济封锁。” 杜伯华到任后，到军区各医院看望伤病员，询问病情，详细了解缺医少药的情况，决定自力更生，就地取材，亲自设计药碾和干燥器等制药的关键设备与工具，并带领边区军民上山采药；还从机关抽调几名骨干及战士办起了制药厂。在研制各种药品的过程中，他每研制一种新药，总是首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观察服后痛苦大小，有无副作用，以掌握第一手资料，绝对安全后，才给伤病员服用。为此，他身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胃里也痛得火烧火燎，浑身冒汗。有一次，他喝下自己配制的汤药后，开始喉咙干燥，胃往下坠，接着昏迷了4个多小时，幸亏被同志们及时发现，才抢救过来。以后，在大家的督促下，他每次试服新药，都事先准备好解药，并有卫生员在旁守护，防止出事。制药厂经过他一次又一次地试验，改进配方，终于研制出解热、利尿、防腐、健胃、镇咳化痰、镇痛、止疟等几十种药品。药厂在生产片剂的过程中缺乏片剂粘合剂，他就发动大家采集桃树胶来加工生产。他亲自研制手摇式压片机和石印机，改善了制片生产和包装的条件。缺少注射用的安瓶，他又领着大家建起了玻璃车间，生产安瓶。只要伤病员和医疗单位需要，药厂就千方百计地从中药代用品中提炼制成各种片、散、丹、膏。不仅克服了严重的西药来源困难，也便于野战部队携带和使用。这些药品虽然外观不够精致，但很有疗效，拯救了无数伤病员的生命，解除了他们在伤病过程中的痛苦。晋察冀边区的药品，除满足自己的需要外，还销往平津、晋冀鲁豫、晋西北等地，甚至还从敌占区换取了伪钞，购进了各种西药和医疗器械，解决了边区医疗用品的困难，对粉碎敌人的封锁起了重要作用。 1941年2月20日，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签发的《关于自制代用药品问题的训令》中指出：“自敌对经济封锁加紧后，西药之购买与输入日益困难，而我们边区土产原料炮制之各种药品……虽因技术设置所限，提炼尚不纯良，外观不如舶来西药之精致，但所采用之原料亦多含有西药成分之原料，或按中医验方所配成，屡次试验均极有效。”聂司令员肯定的这些成绩，与杜伯华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1941年的环境虽然非常艰苦，但共产党人对抗日胜利和祖国的未来始终充满信心。194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的纪念日。杜伯华准备在这一天，和他亲密的革命情侣松伟结为伉俪。可是对革命和人生充满乐观的杜伯华，生命的指针却永远停在了6月30日这一天。这天，他因试服606药物中毒而倒下，永远离开了他眷恋着的革命事业和亲爱的战友。当时他年仅37岁。 杜伯华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遗体安葬在河北省唐县神仙山麓，与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葬在一起。 （总后政治部编研室组稿任征、滕利娜撰写） 024、刀劈日寇显威风——记冀东民族英雄节振国 1910年10月9日，节振国出生于山东省武城县刘堂村（今属河北省故城县）。那里是义和团的发源地之一。节振国从小就耳濡目染父辈们除清灭洋、扶弱抗暴的义和团精神。他10岁那年，随全家闯关东。在旅顺，听到不少关于日军在甲午战争时血腥屠城的罪行，仇恨的种子深深植入他的心底。几经辗转，一家人来到冀东开滦赵各庄矿落了户，他不到20岁就成了井下工人。矿上为防工人往家带煤，下班出矿都要搜身，节振国偏偏用手托着一块亮闪闪的煤块，大摇大摆走出矿门，然后顺手搁在随便一家工人的锅灶边。他武功精，武德好，在工人中威信高，矿警一般不敢惹他。 当时，开滦煤矿是全国最大的煤矿，自从八国联军侵华后，就一直被英国资本家霸占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向关内蚕食，拼凑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矿区周围又逐渐飘起日本旗。英国人的剥削和日伪政权的奴役，使开滦工人备感亡国奴之苦。 开滦共有唐山、林西、赵各庄、唐家庄、马家沟五个煤矿。1938年3月22日，节振国在赵各庄矿领先举行大罢工。林西矿和马家沟工人起而响应。唐家庄矿却组织起几百人的反动护矿队，不准工人罢工。节振国带领赵各庄和林西矿的工人，三打唐家庄，和唐家庄矿工人里应外合，用斧子、镐把打垮了弹压工人的矿警护矿队。 在中共唐山工委书记周文彬的直接领导下，大罢工持续到4月中旬。一天晚上，节振国把工人纠察队拉到东煤场四周布置妥当，数千工人和家属一拥而上，开始抢煤。矿警队赶来镇压，见纠察队严阵以待，未敢造次，朝天放了几枪后回去交差。大罢工一直坚持到5月4日，迫使英国资本家接受了工人的全部条件。 开滦大罢工沉重打击了英国资本家，也直接影响了日本侵略军在华北的军事行动。罢工结束的第二天，日本人撕下“中立”的伪装，与英矿当局联手对工人领袖进行逮捕和屠杀。 5月6日早晨，一伙日本宪兵带着翻译和伪矿警，包围了离工人俱乐部不远的节振国家。节振国正在外边，有人告诉他：“鬼子宪兵抓你，把你哥捆上了！”节振国听说这话，拔腿就往家跑。 大门口已经让拿枪的鬼子宪兵和伪警挡上了。节振国把礼帽一摘，大步穿过院子进屋了。 家里被捣弄得乱七八糟。哥哥被绑着，斜倚在墙上。妻子刘玉兰的嘴角上挂着血迹。孩子吓得缩在炕角。节振国想和日本人拼命，怕连累亲人，就大声说：“住手！我是节振国，要绑就绑我吧！” 屋里的敌人一愣。他们看到一个个儿不高、挺结实的年轻人，敞着怀，拧眉立目，紧握着两只拳伸给他们。那个叫高野的矮瘦的日本军官将战刀抽出一段，上下打量英气逼人的节振国，嘴里叽哩咕噜一阵，旁边的两个鬼子上来就要用绳子捆节振国。 “振国！”节振德身子一挺站起来，“没想到你这么孬种！”节振德在矿上是个工头，但他毕竟是个中国人。 听大哥这么一叫，节振国再也忍不住了。只见他一个“马步分掌”，将两边的两个日本鬼子击倒，又往前一纵，夺过高野的战刀。高野慌乱中双手握住刀刃同节振国抢夺；节振国抖腕一抹，高野的手掌立时血流如注。这个日本军官还没来得及嚎叫出声，节振国的战刀已经旋风般向他劈将下来。刀光随着节振国的身影上下左右飞闪，三五个死的伤的鬼子和矿警，躺了一地。剩下的敌人逃出院外。节振国用刀挑断哥哥身上的绳子：“大哥，快跑！”说罢冲出后门，纵身跃上丈把高的院墙。节振德由于被打伤无法翻墙，一跑出院门，就被敌人乱枪打死在门外。节振国刚想去救，有一枪打在他左腿上，他顺势滚下墙头，含恨出走。 1938年6月，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开辟抗日根据地。7月间，狂飙漫卷京东22县，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风起云涌，义旗下聚集起10万武装民众。节振国联络起30多名矿工弟兄，在滦县韩家哨结盟起事，到榛子镇警察所夺到枪枝，拉上队伍，投奔冀东抗日联军。节振国见到李运昌司令员第一句话就是：“我叫节振国，要抗日报仇，你们收不收？”李运昌对这位刀劈鬼子宪兵的英雄正是求之不得，当即把他的队伍收编为司令部直辖工人特务大队，任命节振国为大队长。7月18日，节振国奉命攻打赵各庄，配合周文彬发动开滦工人抗日暴动。他们夜袭警察所，两克赵各庄，攻占唐家庄，3000多名矿工参加了抗日队伍，节振国的工人特务大队壮大到500多人。 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震动了中国大地。日寇急忙调集兵力进行扫荡。暴动部队仓促西撤，在潮白河畔受敌堵击，又遭日寇几路合击，受到很大损失。节振国带领的工人特务大队经过几场恶战，回到丰润北部。他召集失散人员，找到了一度失掉联系的上级组织。这支产业工人抗日队伍，重又活跃在冀东游击战场上。 1939年秋，经中共冀东地委书记周文彬介绍，节振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天，公路上出现了两辆大车。第一辆车上坐着一个蒙红布的姑娘，围着一群有说有笑的老乡。看样子像是送新娘的。新城子日寇据点的一伙鬼子见车上有“花姑娘”，就跑上前来将大车团团围住。突然，大车上的“新娘”揭开红布，甩开双枪，前边的几个鬼子应声倒地。还没轮上人人开火，十几个鬼子就“报销”了。“新娘”原来是节振国装扮的。他跳下车，命令队员们炸毁了碉堡，拔除了这个据点。 从1938年秋到1939年冬，节振国在丰润、滦县、唐山和开滦矿区，神出鬼没，几十次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他们将丰润桥警察所连窝端掉，袭击双鹤岭警备队，伏击上五岭警察队，他带领工人特务大队，既打过同日寇血战一整天的下水路恶战，又打过巧设伏击，毙伤敌人十几名的李家沟战斗。他还打过杨家峪歼灭战，与孔庆同带领的队伍一起歼敌300多。 节振国在冀东一带很快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以至于特务汉奸们打赌吵架时常常这么发誓：“明天叫你碰上节振国！” 1940年夏天。在延安杨家岭一孔窑洞里，毛泽东听人向他汇报河北人民抗日斗争情况。来人讲到节振国当罢工纠察队长，刀劈鬼子，老百姓叫他“节青天”，鬼子叫他“白脸狼”时，毛泽东从长椅上坐直身子，问这个节振国多大岁数了。当他听说节振国刚30岁，打仗勇敢，会武术，总是往前冲时，说：“这是个民族英雄式的人物。”沉吟片刻，毛泽东又似乎有所虑地说：“要好好地培养他，保护他，不然他会遭不测。” 这年7月，节振国从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校学习结业后返回冀东。半年多没捞着仗打，他早就憋坏了。他找到李运昌，软磨硬泡争取到了随十二团一起行动的机会。7月31日，在团长陈群指挥下，节振国率部夜袭赵各庄弹药库，带着战利品撤至滦县尤各庄整休。8月1日下午2时，哨兵跑来报告，他们被敌人包围了。哨兵说：“鬼子来得多，大队长，咱们先撤吧。”节振国一听就火了：“怕死别来抗日！一见鬼子就跑，不嫌丢脸！”他马上指挥部队就地与敌人展开激战，相持了一阵，陈群率部压了过来，敌人仓皇溃逃。节振国带人迂回，准备断敌后路；突然，被左侧敌人机枪阵地的猛烈火力压住了。冲了几次都没拿下来，眼见自己的战友倒下了20多人，节振国心如刀绞。 敌人机枪阵地西边是一块高地，还有两棵大树。节振国蹿进高粱地，兜到树后，一排盒子枪，把敌人机枪打哑了。冲进敌机枪阵地的节振国，早已杀红了眼，抡开双枪挨个点名。不料，一个敌人端枪冲节振国扣动了扳机，一粒子弹贯通了节振国的左胸。 他倒下了，身下是百里煤海，是储藏着火焰的精灵……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金辉撰写） 025、为国捐躯女英雄——记晋绥军区女英雄李林 1940年4月，晋绥边区洪涛山抗日根据地郭家窑村庄里，边区的领导同志和数千名抗日战士，以及驻地群众，为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烈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乡亲们从老远挑来清水，为烈士擦洗遗体，寄托自己的哀思；四村八邻的乡亲们赶来，拿出蒸馍、红枣，堆放在烈士面前，祭奠英灵。 中共中央妇委会从延安发来唁电。唁电里说：“20余岁之青年李林同志自1937年夏起，即在前方英勇杀敌，不仅是我们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而且是全国同胞所敬爱的女英雄。今竟英年战死，实我中华民族——特别是我国妇女界一严重损失，中共中央妇委对死者表示沉痛哀悼。特此号召全体女共产党员同志和全国妇女同胞更加奋起抗战，为完成李林同志的未竟事业而奋斗，为李林同志及一切抗敌殉国的烈士们复仇而奋斗！” 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的唁电也送来了：“李林同志，性情刚毅，行动敏捷，每当临阵杀敌时，骁勇异常，贺龙将军及晋绥各地抗日军民，均甚钦佩，咸称之为民族女英雄。” 李林1916年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一个华侨商人家庭。她4岁那年随经商的父亲到南洋爪哇岛，开始海外游子生活。当时爪哇正被荷兰殖民主义者占领，帝国主义分子对印尼人和华侨百般奴役掠夺。李林从懂事起，看到这人压迫人的世道，甚感不平。 她14岁那年，在母亲陪同下回归久别的祖国，考进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福建厦门集美中学学习。第二年，“九·一八”日寇侵华的炮声打碎了她宁静的学习生活。她到上海进入上海爱国女子中学学习，“一·二八”淞沪抗战，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因孤立无援而失败，上海随处可见日本旗，侵略者横行霸道。李林在作文中写下“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誓言。她参加上海学联组织的暑期抗日宣传团，沿淞沪杭线到各县城和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后来她考进北平私立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结识了女共产党员吕光，不久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她在吕光领导和帮助下，进步很快，在1936年12月12日北平学联组织的声援“七君子”的游行活动中，她担当旗手，高举红旗，昂首挺胸，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反动军警镇压游行队伍，李林头上负伤，仍高举红旗前进。这次示威游行后，吕光通知她，党组织接收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6年底，李林根据党的指示，和许多平津的进步学生一起，奔赴已经成为国防前线的山西，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李林到了太原，中共山西工委的负责同志通知她，马上参加党领导下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举办的军政训练班。从此，李林穿上军装，成为一名战士。在训练班里，李林担任党的临时组织——特委的宣传委员，兼任女兵连党支部书记。 半年的训练生活结束了。李林被分配到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战爆发，李林热血沸腾，坚决要求到前线去。党组织派李林到临近沦陷区大同牺盟中心区工作，担任牺盟中心区委会宣传委员，同时参加党的雁北工委的工作。 1937年11月，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特委派李林等人建立抗日游击队。消息一传出，远近山庄、煤窑、作坊的青年纷纷报名参加队伍。不久，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经过李林等人的艰苦努力，在偏关诞生了，王零余任支队长，李林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八支队在横贯左云、右玉、平鲁等县的洪涛山区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建立了一块抗日根据地。李林在战场上学到了许多军事知识，练就了一身骑马、打枪的硬本领。 1938年5月，八支队奉命越过长城，挺进到绥远的丰镇、凉城、厂汉营一带，开辟绥南抗日根据地。李林和王零余各带一部分战士，分两路开展活动。 一天，李林带领战士来到一个叫田成村子的附近。经过侦察，得知村口有个土碉堡，后面的大院中，住着伪军的一个中队，还有50多匹马。李林高兴地对战士们说：“送上嘴的肉，我们一定吃掉它！我们早就想建立骑兵，正缺少马匹，不能失掉这个机会！我们要打得勇猛，打得漂亮！” 入夜，李林带领队伍来到村外，干掉了敌人的哨兵。她指挥部队向敌人碉堡发起进攻。顿时，子弹、手榴弹雨点般地倾泻到碉堡上、大院里。伪军从梦中惊醒，个个吓得魂飞魄散，来不及穿衣服就向外逃。 李林一挥手中的枪，大喊：“冲啊！”战士们勇猛地冲向院内。伪军们争先恐后地向村后逃去，院子里横七竖八留下十几具尸体。 战斗胜利结束。战士们骑着骏马，背着缴获的枪支，唱着战歌，迎接新的战斗。 1938年6月，八支队奉命改编为八路军一二零师雁北第六支队骑兵营，王零余任营长，李林任教导员。 此时，日本侵略者正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绥南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雁北特委决定，抽调干部组成工作团，北上绥南，恢复绥南的工作，命令骑兵营护送工作团北上绥南，确保工作团完成任务后返回右玉县南山区。 行动之前，李林和王零余研究了一个“声东击西”的行动计划。 李林和王零余率领骑兵营掩护工作团，经过一天行军，突破敌人封锁线，把工作团送到了二十边村。接着，他们连夜向东开进，朝日军据点长流水飞奔。午夜，长流水据点里，日本鬼子们还在饮酒作乐。骑兵营战士突然而至，向房内的鬼子猛烈开火。鬼子仓促应战，负隅顽抗。鬼子的一个小队长提着枪夺门而出，向后院逃跑。李林抬手一枪，日军小队长应声倒在地上。经过半小时激战，据点里的鬼子全部被歼灭。李林和王零余又率骑兵营向二十边村开去。 由于骑兵营的英勇作战，绥南的工作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不久，骑兵营护送工作团向右玉县南山区返回。 在返回的途中，李林和王零余率骑兵营顺便袭击平绥线上的红砂坝车站，把鬼子的一个小队打得落花流水。 八支队和李林在雁北打了许多胜仗。李林名声越来越大，敌人到处张贴布告悬赏巨款捉拿她。 上级领导对李林这位女英雄十分信任和关怀。1938年9月，一二零师政治委员关向应提议调她到中共晋绥边区特别委员会工作。李林是多么不愿离开部队，离开自己亲自参加创建的骑兵营啊。可是，她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到特委担任宣传部长，兼管地方武装。 1940年1月，晋绥边区第十一专署成立，李林担任专署秘书主任。不久，她受雁北人民的委托，到兴县参加晋西北人民代表大会。会上，她当选为边区行政公署的行政委员会委员。在兴县，李林见到了闻名中外的贺龙将军。贺龙满面笑容地说：“欢迎你，我们的女英雄！听说鬼子听了你的名字都怕呢。了不起！”他亲切地询问了李林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最后，他对李林说：“晋西北行署想把你留下来，搞妇女工作。你意见如何？” 李林说：“怎样都可以，我服从组织的决定。但从我个人的愿望说，愿意再返前线。” 贺龙听了发出爽朗的笑声：“好啊，我支持你！”这样，李林又回到了雁北。 1940年春，敌人纠集12000多人，分三个方向，对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扫荡”。4月下旬，日伪4000多人向雁北专署机关和相随的六支队二、三营及专署警卫连驻地扑来，情况十分危急。专署指挥部决定，向平鲁方向突围转移，六支队在前，机关居中，李林率警卫连断后。 午夜时分，突围开始了。大队人马刚翻过一道山梁，突然前面响起了枪声，六支队和敌人接上了火。经过一场激烈战斗，六支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后面的队伍没有跟上，被敌人团团围住。 李林对地委武装部姜部长说：“我带骑兵排往东大沟里冲，掩护大部队向南突围！”说完，飞身上马，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率骑兵排向东大沟冲去。 一时间，杀声震天，几十匹战马掀起冲天的尘土。敌人误以为他们是主力部队，慌忙调集南北山上的日伪军全力向东增援，四面八方的敌人向东扑来。姜部长利用这个时机，指挥机关迅速向南突了出去。 东面山上，敌人发觉上了当，恼羞成怒，围住骑兵排，紧紧咬住不放。面对这极其险恶的情况，李林大声对战士们说：“敌人已把我们团团围住。我们是党和人民的战士，宁死也不投降！决不能玷辱抗日战士这个伟大的称号！” 李林率领战士们边还击边撤退，被敌人的机枪火力压在沟沿下面，抬不起头。李林感到形势险恶，难以突围出去，她从身上取下文件包，塞进岩石的裂缝里面，用土严严实实地埋住。接着，她对通信员二和子说：“你年龄小，敌人不会注意，快沿着这条沟出去。只要碰到老乡，他们会掩护你。”她嘱咐二和子记住埋文件的地方，等战斗结束后取出来转交给地委。 二和子冲出去后，敌人猛扑了上来。李林向战士们喊道：“准备突围！”她跨上战马，率领战士们向沟口冲去。敌人像潮水一样涌来，李林一边挥着手中的枪，一边高声喊道：“冲啊！冲出沟口就是胜利！”几十人马在她的带领下，接连冲过了两道包围圈。这时，密集的子弹又从沟前土崖上射了过来。突然，李林的坐骑中弹倒地，李林被重重地摔下马来，她的胳膊和腿上也几处负伤。战士们要下马来扶她，她厉声喝道：“干什么？快！冲出去！” 李林忍着巨痛，扑在一个土堆旁，一手拿驳壳枪，一手拿一支小手枪，向敌人射击，掩护战士们突围。不一会儿，驳壳枪的子弹打光了，敌人从四面扑上来，嚎叫着“抓活的”。李林迅速拆开驳壳枪，把零件扔进周围的草丛里。 敌人狂叫着，扑向李林。 李林忽地站起来，举起那支小手枪，将最后一颗子弹从容地射向自己的头部。 面对这壮烈的情景，法西斯侵略者惊呆了，迟迟不敢靠前。 这一天，是1940年4月26日。年仅24岁的民族女英雄李林，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稿雷雨撰写） 026、天福威海举义旗——记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 1937年12月15日夜。文登县沟于家村里，中共胶东特委扩大会议热烈进行。油灯下，大家兴奋异常。特委书记理琪向大家传达了省委关于在胶东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的指示。大家争相发言，展开认真讨论，经一番酝酿，最后决定以1936年“一一四”昆嵛山暴动后保存下来的一支游击队为基本力量，12月24日在天福山举行起义。 天福山，位于文（登）、荣（成）、威（海）三边地区，周围群山环抱，方圆几十里。这里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好，是我党联络文、荣、威三县革命力量的枢纽，是发动起义的理想地方。 做出起义的决定后，理琪便同特委其他同志一起，迅速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在隆冬的夜晚走这村跑那村，一边发动群众，一边检查准备情况，进行具体指导。一天夜里，风雪交加，大雪埋没了道路，返回沟于家村的时候，他不小心掉进深沟的雪窝里，爬上来挣扎着回到住处，冻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理琪原名游建铎。1908年出生于河南省太康县，1925年入党。1937年12月24日，他带领胶东特委和领导起义的几位负责同志，踏着寒霜，在黎明前登上了天福山。不久，保存下来的昆嵛山游击队赶来了，其他各地参加起义的队伍也冒着寒风赶到了，胶东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庄严时刻到来了。 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给雄伟美丽的天福山披上了万道金光。山顶庙前的旗杆上，绣着“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字样的火红大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理琪站立红旗下代表胶东特委讲话。他讲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讲了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和山东省委指示，号召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奋起抗战。他郑重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人们欢呼雀跃。“团结起来，武装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在深山峡谷震荡。 天福山起义后，特委将起义队伍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第一大队，令其以武装宣传队的名义立即深入到各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天福山起义如春雷惊醒了胶东大地。各地群众相继揭竿而起，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在莱阳，中共县委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为骨干，组成抗日武装，编为三军第九大队；在即墨，共产党员袁超以少先队为基础，吸收留散在县内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员举行起义，编为三军第七大队；蓬莱拉起的队伍编为三军二路；黄县组建的队伍编为三军四路。胶东到处燃起抗日的烈火。 在胶东具有战略地位的威海，历史上多次受帝国主义入侵，那里的人民有着反侵略的革命传统，著名的甲午海战就发生在那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威海人民早已群情激奋，纷纷要求抗日。天福山等地武装起义的消息传来，人民群众要求抗日的情绪更似待燃干柴。理琪和特委的同志们分析了威海的形势，认为发动威海起义的条件基本成熟，遂决定在威海举行起义。随之，理琪带领特委的同志们火速赶赴威海。 一到威海，理琪便投入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中。他找起义骨干谈心，抓紧各种准备。之后，又深入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上层，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给国民党海军教导队作了“团结抗日”的报告，亲自同国民党专员孙风玺进行谈判，晓以民族大义和利害，终于使孙风玺答应，在我们保护他安全离开威海的条件下，暗中给我们以枪械支援。 1938年1月15日，以党组织的一部分力量为基础，加上进步师生，联合市郊农民，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配合下，举行了威海起义。起义人员打开专员公署的军械库，取出大批枪械弹药。起义部队迅速占领威海，逮捕了勾结日寇的亲日分子。 威海起义后，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部和军政委员会，理琪任第三军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主席。 随后，第三军西进牟平抗日前线。 1938年2月，日军3000多人自青岛北侵，占领了烟台，接着又占领了牟平城，在牟平建立了伪政权。这时，理琪带领第三军到达了文登、牟平交界的崔家口村。理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趁敌立足未稳，迅速攻打牟平城。 经过一夜急行军，2月13日拂晓部队抵达牟平城外。理琪已先派便衣侦察进到城里，在里面设置了内线接应。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军会如此迅速袭击他们，所以城里毫无戒备。理琪带干部们观察了地形，作了战斗部署；部队分成三路，一路主攻南门，一路进攻东门，另一路到西门外担负烟台方面的警戒任务。 一声令下，南路队伍猛打城门，占领了城楼，随即沿大街两侧直逼伪县政府。东路队伍攻到东关，驻守那里的40名伪军未经接战即后撤，战士紧追不舍，将其人枪全部俘获。两路攻城队伍在伪县政府门前汇合，理琪亲率战士们冲进伪县政府，把伪县长及一批伪官员拖了出来。接着，又分兵直扑伪县公安局和商会。经一小时战斗，牟平城被我军收复，共俘敌100余人，缴枪近百枝。 上午10时许，第三军部队撤出牟平城，理琪和几个负责同志带领20余人到城南三里远的雷神庙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牟平离烟台30公里，有公路相通。烟台的日军得知我军攻下牟平，出动陆军及海军陆战队，还以空军相配合，迅速向牟平增援。由于三军刚成立，缺乏作战经验，担任后卫警戒的部队没能及时发出警报和有效地阻止敌人，结果，天刚过午，敌人包围了雷神庙。 雷神庙是一座四合院，有正殿、东西厢和南侧厅，四周是砖石围墙。庙外三面为开阔地，北面为一村庄，村后便是通向牟平的大道，敌人就是从村后向雷神庙包围的。午后，会议刚刚做出转移的决定，在庙外站岗的战士发现敌人已接近庙门，当即鸣枪报警。在南侧厅开会的领导人迅速冲出庙外，庙宇周围已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在这危急时刻，理琪迅速指派人据守庙房，封锁大门、夹道，沉着地指挥部队抵抗。他冒着弹雨来回奔走，一面指挥还击，一面号召全体同志坚守阵地，节约子弹，保存力量，坚持到黄昏。在他的指挥下，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下午3点左右，敌人发起了更猖狂的进攻。由于敌人数倍于我，火力强，我军伤亡渐重。理琪腹部连中三弹，肠子流出体外，倒在血泊中。几个同志赶来照顾他，他咬紧牙关忍着疼痛，命令大家不要分散精力，赶快对付敌人。直到生命垂危，他还竭尽全力，断断续续地对大家说：“要……节省……子弹……坚持到……黄……昏。” 天渐渐黑了。敌人放火烧了南侧厅，我守卫在南侧厅的同志，迅速转移到东、西两厢。火越烧越大，形成一道火墙，一时间，熊熊的大火倒成了抗日健儿们一道坚固的防线。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南侧厅墙倒屋塌。正在这时，从东北方向传来了我增援部队的枪声，突围的时机到了。 “同志们，援军到了，冲啊！”不知是谁一声大喊。随着一阵激烈射击，同志们背着理琪突围了。 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抗击日军的第一枪。这次战斗从午后一直打到晚上八九点钟，毙伤日寇5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大大鼓舞了胶东人民的抗日斗志。在这次战斗中，理琪因伤势过重，献出了生命，时年30岁。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张清训撰写） 027、胶东抗日领导人——记胶东区行政公署主任王文 在山东省栖霞县桃村火车站西北10多里处，有一座环抱山。山上佳木葱茏，绿草葳蕤；山后翠岗苍岭，逶迤绵延。英灵山革命烈士陵园（原称胶东抗日烈士陵园）就坐落在这座山上。 从山脚拾阶而上，转向东北再上一程，松柏簇拥的山梁上露出一座高耸的、白石砌就的塔碑，正中镌刻着这样几个字：“先烈胶东区行政公署主任王文同志之墓”。这里安息的是胶东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王文同志。他是从延安奔赴山东抗战前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与800万军民一起同日寇浴血奋战，积劳成疾而病逝的。 王文，原名王学善，化名老井、罗文，1912年10月出生在陕西省绥德县耿家山村。 1927年春，王文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西北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革命教育家李子洲主办的学校，是陕北党组织的阵地和陕北革命活动的中心。王文被浓厚的革命气氛所吸引，学习马列主义，接受革命思想，参加学校党组织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初，王文经李景林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为了开展革命活动，组建党团组织，他到介首村开办一所小学，李景林任校长，王文当老师，以此为掩护，继续宣传革命，开展革命活动，在黄河沿岸村庄发展了一批党员。 1933年至1935年，王文先后担任绥（德）清（涧）中心县委所属的黄河沿岸特区书记，绥德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1936年担任陕北省东地区工委书记兼吴堡县委书记，在敌人“围剿”残酷环境中，设法保存了一批革命力量。 1937年，王文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段时间。次年春节刚过，郭洪涛带领王文等50多位同志，携带两部电台奔赴山东抗日前线。临行前，毛泽东亲自和他们谈话。毛主席强调，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大量地组织武装，在各县各区普遍成立游击队，以发展分散的游击战争，并选择较好的游击队逐渐培养成为主力。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山东根据地，使山东成为八路军在华北的一个战略据点。毛泽东的指示，使每一个到敌后工作的同志有了明确的战斗目标。 经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调派，王文于1938年5月接替牺牲不久的理琪同志的职务，担任中共胶东特委书记。 胶东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党的领导下，于1933年成立了中共胶东特委，1935年发动了“一一·四”暴动，1937年12月举行了天福山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王文到职时，群众的抗日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着。 根据抗战形势的迫切需要，王文首先抓了军队建设。他到第三军和三支队宣讲抗日方针，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培训，在这个基础上，于1938年9月18日在掖县沙河镇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五支队，下辖5个基干团，成为一支能独立作战的部队。与此同时，他还狠抓了地方民兵、游击队的组建、整顿，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力量。经过以王文为首的胶东特委的努力，胶东抗日武装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建立了以蓬（莱）、黄（县）、掖3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为基础的胶东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创建了北海银行。胶东抗日斗争形势空前大好。 1938年12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分局决定将原胶东特委改为中共胶东区党委，王文被任命为区党委书记和胶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统一领导胶东军民的抗日斗争。 1939年4月，王文召开了有胶东各地委、县委书记，工委书记参加的党的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共第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清算了王明右倾路线在胶东的影响，统一了党内思想认识，加强了党对抗战工作的领导，使胶东区抗日斗争进入新阶段。9月，八路军山东第三军区（后改为胶东军区）成立，王彬任司令员，王文任政治委员，仲曦东任政治部主任。军区成立后，在短时间内组建了两个基干团，广泛建立了地方武装，开辟了北海、西海、东海地区，向南发展。 1939年夏到1941年春，胶东军民在王文等同志的领导下，经过仰望顶、灵山、良蒙山、葛门口等战斗，粉碎了日军3次千人以上的“扫荡”。 1940年6月，王文到平度县大田一带开辟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区的大泽山根据地。他认真听取了4个县委的汇报，实地考察了大泽山周围的地形，深入调查了社会情况。他先后派出200多人的工作团，把这一地区开辟成为胶东半岛西部比较稳固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9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对所属各部队进行整编，将胶东五支队改编为山东纵队第五旅；11月，将山东第三军区（胶东军区）所属的3个基干团和东海、北海两个指挥部改编为新的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王彬任司令员，王文任政委兼区党委副书记。 1942年底，胶东行政公署成立，王文调任主任。同时成立了统一领导五旅、五支队和各地方武装的胶东军区，区党委书记林浩兼政委，王文兼副政委，许世友任司令员。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日寇对胶东军区进行多次“拉网扫荡”，同时还采取“铁壁合围”、“分进合击”、“对角清剿”等战术，实行“三光政策”，使胶东大地处于日伪军的疯狂洗劫中。面对残酷的斗争现实，王文同区党委、军区的领导同志一起，领导胶东800万军民开展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他深入各地，广泛地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拆桥破路，开展麻雀战、地雷战，短时间内取得了歼敌3000余人的重大胜利。“村自为战”，“人自为战”等战术驰名中外，在胶东抗战史上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1943年春，区党委书记林浩赴山东分局党校学习，领导胶东党政军的重担落在王文身上。这时候，他已身患疾病，仍坚持不懈、忘我地为党工作。他在领导胶东军民扩大抗日成果的同时，狠抓了经济建设，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粉碎了敌军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他还创办了多种抗日报刊和刊物，组织了各种文艺团体，胶东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打开了局面。他领导胶东军民艰苦奋斗，浴血奋战，直到1943年底，终于闯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保卫了胶东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卓越的贡献。 残酷的战争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沉重的革命担子，以及拼命的工作精神，使王文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43年春节刚过，王文突然大量吐血而昏迷过去，医生检查后，要他绝对卧床休息。区党委、行署和军区领导都十分关心他的病情，派了一个警卫班和一个炊事员，负责王文的安全和生活，规定除医生和主要负责同志外，不许任何人见他。王文在昏迷中静静休息了两天，刚一清醒就躺不住了。他念念不忘的是党的工作，见没人找上门，就写条子要警卫员找来干部谈工作。同志们急得没法，就把他的鞋藏起来，不准他下床，但仍无法中止他工作。 王文重病在身，仍与警卫班和炊事员一起吃饭。他反复强调：不准买副食品，不准超伙食费，并要建立流水账，随时送他审阅。医生和同志们都知道他的病是操劳过度、营养欠缺引起的。炊事员偷偷买来鸡，炖鸡汤给他喝。他马上追问：“这是从哪里搞来的？”同志们被逼得没法，只好撒谎说：“司令部送来的慰劳品。” 在同志们的亲切关怀和精心护理下，两个月后，王文的病情稍有好转，就又投身到工作中去。当时，林浩被调回山东分局，王文全盘负责胶东党政军的领导工作。他俨然像一个健康的人一样，不分昼夜地召开会议，了解情况，批阅文件，布置工作和战斗任务。时间不久，他渐渐地支持不住了，高烧、低烧持续不断，但仍不听同志的劝告，咬着牙，忍着病痛，坚持工作。 令人痛心的是，1943年11月16日，胶东军民尊敬的王文同志，终因肠穿孔而逝世，时年31岁。 （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稿王树才撰写） 028、忠勇为党炳千秋——记山东滨海军区政委符竹庭 江苏省赣榆县境内，巍峨的抗日山（原名马鞍山）烈士陵园内，有一座六角形烈士墓令人注目。墓碑前挺立的铜质烈士头像，气宇轩昂，光彩照人。他就是抗日战争中光荣殉国的原滨海区党委书记兼滨海军区政治委员符竹庭烈士。 符竹庭，原名符宗仔，1910年出生于江西省广昌县头陂镇边界村。家境贫寒，父母去世，靠祖母帮人做针线活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1924年秋，符竹庭便进了一家布店当学徒。1927年秋，参加了游击队，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参加了工农红军，在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任交通员，因作战勇敢，多次获得嘉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担任江西红军独立二团大队政治委员。1930年10月，调任红三军特务团政治委员，1931年，先后任红三军七师十九团政治委员、二十一团政治委员。1933年6月，任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他十分重视对共产党员进行党性教育。他常说：“没有坚强的党性，就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他所带领的部队中的共产党员都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带动整个部队能攻善守，敢打硬仗。在第五次反“围剿”雪山嶂、猫嘴峰守备战中，符竹庭率一师一团，打退了数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敌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该团“顽强守备”的荣誉称号。1934年2月，他亲自率领部队在黎川县三岬嶂与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师激战3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1934年8月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在授奖事由中写道：“在五次战役中，一团担负着数次的重大守备任务，该员有时虽在病中，但受领任务时能以身作则，不怕艰难困苦地亲临阵地，坚决领导全体战士完成其任务……” 1934年9月，符竹庭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主任。长征途中，红二师是先头部队之一。符竹庭同其他领导人一起率领部队，风餐露宿，斩关夺隘，屡建战功。1936年底，入陕北瓦窑堡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高干科学习。1937年5月，任红四军政治部副主任。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符竹庭担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政治处主任。8月间，一一五师奉命从陕西三原出发，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部队由太原经原平到达冉庄。上级命令抓紧平型关之战的各项准备。为了打好这一仗，符竹庭在全团大会上作了令人鼓舞的战斗动员：“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人民的子弟兵，要有中国人的骨气。要消灭日本法西斯，打出八路军的威风，为中华民族雪耻，为受苦受难的同胞报仇！” 9月25日，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战打响了。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和六八五团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设下伏击圈，主攻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指战员们浴血奋战，一举歼灭了日军辎重部队1000多人，击毁敌汽车百余辆，彻底揭穿了“皇军不可战胜”的谎言，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 1938年9月下旬，奉命东征的三四三旅部分部队，在冀鲁边区乐陵县城与地方部队会师，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许世友任副司令员，邓克明任参谋长，符竹庭任政治部主任。符竹庭率纵队政治部和部分队伍，活动在阳信、惠民、商河一带，运用游击战术，毁公路，拔据点，声东击西，搞得日伪军惶惶不安。 1941年春，升任第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政治委员的符竹庭，奉命率部挥戈东向，进入滨海区。这时的赣榆、郯城、海州（今东海县）等县，土匪猖獗，伪军横行，局势混乱不堪。为了打击这帮伪军，是年3月，符竹庭率领二旅，在山东纵队二旅的配合下，在赣榆发起了青口战役。鏖战4日，歼敌千余，拔除了海头、兴庄、朱都集等8处日伪据点，收复了从青口至柘汪大片沿海地区，并沟通了与华中、胶东等地的联系。 1943年初春，为了配合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军民反“扫荡”，粉碎敌人封锁滨海区的企图，教导二旅奉命攻克防守坚固的郯城日伪据点。 1月19日晚，枪炮齐鸣，杀声震天，总攻开始了。符竹庭同旅长曾国华率二旅指战员和地方武装，穿过稠密的敌伪哨卡，直扑郯城南关。南关设有两道城门，城墙高约两丈，壕宽丈余，工事复杂坚固。他们观察了战地情况，感到强攻不利，决定从敌人火力薄弱的城东南角大炮楼中间地段打开缺口。于是，组织突击队员们用梯子架起浮桥，冒着弹雨炸开了第一道城门。这时，敌人以密集的火力疯狂封锁，致使二旅进攻受阻，部队伤亡加重。下半夜时，凶残的敌人竟施放了毒气，部队只得暂时停止攻击。 在城外一间小屋里，旅部召开紧急会议。有的同志主张撤退，以免遭敌人内外夹击。一阵沉默后，符竹庭站起来，对大家说：“撤，当然保险，但攻城计划就会全部落空。我们已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现在只有集中全部轻重武器，背水一战，突进城去，夺取胜利！”他手一扬，激昂地说：“我的意见，坚决打！”关键时刻，符竹庭的意见被采纳了。 黎明时分，一道命令传到各团。刹那间，所有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海潮般地呼啸起来，密集的弹雨刮风似地倾向敌人城头，只见突击队员乘着弥漫的烟雾，竖起云梯，爬上了城头。接着，后续部队冲进城里。敌人见势不妙，急求伪县政府增兵解围。符竹庭立即命令爆破组炸开了伪县政府的院墙，伪军和伪政府人员惊恐万状，哭爹喊娘，纷纷举起双手缴械投降。此战，创造了我军在敌占区以攻坚战夺取城池的辉煌战例。攻克敌据点18处，共毙、伤日伪军400余名，俘敌伪军600余名、日军7名，缴获大批枪械弹药和生活用品。暗无天日的郯城，回到了人民手中。 1943年3月18日，到处洋溢着春的气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作出决定，各区党委、地委实行“一元化”领导，统一军事指挥。4月下旬，中共滨海地委改称中共滨海区委，由原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一部、教导五旅和山东纵队二旅一部合编为滨海军区，撤销教导二旅番号。符竹庭被任命为中共滨海区委书记兼滨海军区政治委员。这年11月20日，他同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率领部队解放了赣榆县城，歼灭伪“和平建国军”七十一旅和伪保安队等2000余人，粉碎了日军打通海（州）青（岛）公路，“蚕食”滨海根据地的计划。11月22日，滨海军区部队为避敌锋芒，主动撤离赣榆县城，转移到黑林区旦头乡一带。 11月26日，敌人援兵赶到，分兵合击滨海军区机关。符竹庭率部队奋勇反击敌人。突围时，不幸受伤落马。经抢救无效，光荣殉国。 符竹庭牺牲后，滨海军民遵照烈士生前遗愿，将他安葬在巍峨挺峻的抗日山上。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赞扬他是一名军事上、政治上都比较强，有能力的优秀干部。1944年冬，赣榆人民为纪念符竹庭烈士，曾将该县改名为“竹庭县”。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刘洪连、赵良撰写） 029、勇士殉难小沙东——记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彭雄 在赣榆西部夹谷山的南端，有一座不显眼的马鞍山，自山上建立抗日烈士纪念塔后，这座小山就由此而获盛名——抗日山。陵园中有一座巨大的烈士公墓，其中安葬着在“小沙东海战”中殉难的16位烈士，墓前竖立长碑，上题：“小沙东海战烈士冢”，背面镌刻着原滨海军区政治部撰写的《纪念小沙东海战烈士文》。每当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徐徐地走到小沙东海战烈士墓前凭吊时，彭雄那光辉战斗的一生，就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 彭雄原名彭文灿，1915年2月出生在江西永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9年跑到井冈山参加了工农红军，在红八军第六师司令部当通讯员。由于他身材魁伟，有力气，很勇敢，在战斗中遇有比较艰苦的传达任务，领导往往派他去完成。1930年，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任师部通讯排长，1932年6月，任红三军团连长，1934年任营长。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他先后参加了著名的湘江战役，娄山关战斗。1935年5月初抢渡金沙江，他是渡江勇士之一。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他任红一军团第四师参谋长。1936年11月，彭雄参加了山城堡战役。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彭雄任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参谋长。他随部队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9月上旬，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策应武汉作战和围攻晋察冀边区作战，以第一零八师团一部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先后占领离石、柳林，进逼军渡、碛口，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9月14日拂晓，以杨勇为团长、彭雄为参谋长的六八六团，由南北偏城出发，进到离石县东南、与汾阳县交界处的薛公岭，伏击日军汽车运输队。薛公岭是太（原）绥（德）公路交通要隘，山岭上长满刺密灌木及幼林，不便敌军观察，利于我军隐蔽。六八六团遂以主力在公路南侧设伏，一部埋伏于公路北侧。当日10时许，敌汽车20余辆载步兵200余人进入我伏击地域。杨勇、彭雄等即命令用八二迫击炮轰击敌人，尔后南北伏兵勇猛冲杀，经一小时战斗，全歼该敌，缴获汽车20辆。 敌遭打击后，特别是汾离公路补给线被切断，被迫于19日开始，由离石向东撤退。八路军一一五师遂令六八六团、六八五团一部及补充团于薛公岭东南的五家池附近公路两侧，利用有利地形设伏。六八六团团长杨勇、参谋长彭雄察看地形，精心部署，将二营埋伏在公路南侧铁剪沟附近。20日拂晓部队进入伏击地域。上午9时许，敌先头部队800余人，左顾右盼地进入我伏击地区。六八六团及兄弟部队突然对敌展开猛烈攻击。经过一小时激战，全歼该敌，击毙日军一零八师团师团长山口少将以下800余人，缴获军马百余匹，各种枪400余枝。 我军在汾离公路三战三捷，粉碎了敌进攻黄河河防威胁陕甘宁边区的企图，开辟了吕梁山区抗日根据地。 1939年3月，一一五师师部及三四三旅到达鲁西，彭雄率领补充团进入鲁西地区，7月初与一一五师特务营、六八六团三营合编为一一五师独立旅，彭雄任副旅长。 1940年2月，由一一五师独立旅第一团、第二团与鲁西游击第八支队合并，编为黄河支队，彭雄任支队长。同年6月，支队奉命进入湖西地区（当时称苏鲁豫边区），很快打开了抗日局面。 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根据中共中央统一整编新四军的指示，挺进淮海、盐阜地区的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雄任参谋长。当时，盘踞江苏省涟水县郑潭口的是伪军“挺进支队”。这股伪军多次和日寇一起对盐阜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扫荡”。 郑潭口位于涟水县城东北30公里，是盐阜、淮海两抗日根据地的通道，也是日伪五港、大新集、新安镇各据点互相联络的纽带。新四军三师首长决定，由彭雄指挥八旅二十二团去拔掉这颗钉子。 彭雄率领二十二团，对郑潭口周围的地形进行了详尽的观察，对敌我双方的兵力态势作了周密的分析，他和该团团长张天云研究：“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要从精神上压倒敌人，在战术上还要打得灵活，打得迅速。火力要集中，以猛制胜。” 9月20日凌晨2时，彭雄带领部队披着星光，向被日伪称为“模范工事”的郑潭口据点插去，5时到达一帆河东岸。隔河望去，郑潭口的炮楼隐约可见。二营、三营从五路庄、木王庄两侧通过一帆河，进到敌据点附近，一营和团特务连也前进到嵇锅甄和大陈庄一带的阻击位置，形成了对郑潭口的包围。涟水县大队也赶到汪庄一线阻击援敌。 晚上7点整，总攻开始了。部队像箭离弦冲向敌阵。霎时，枪炮声、喊杀声响彻夜空。敌人抵挡不往，退缩在夹壁墙里继续顽抗。 这时，彭雄将团里几位领导召集起来，调整部署，命令二梯队投入战斗，采取两头打、逐段攻击的办法，消灭夹壁墙内的顽抗之敌。 次日凌晨，侦察参谋报告：佐滕小队长带领40多名日军，纠集涟水城伪保安队两个连，坐着汽车和马车，正向我西面一线阻击阵地急进。彭雄沉思片刻后，紧握拳头捶着桌子，坚定地说：“一定要把郑潭口端掉！马上通知一营和涟水县大队，要坚决顶住增援的敌人。”他与二十二团领导人共同研究确定了攻打敌炮楼的具体方案：留足兵力，巩固阵地，不让敌人突围；其他部队退到适当位置隐蔽起来；选勇敢精悍人员组成奋勇队，突击中心炮楼。 下午1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彭雄发出了“最后摧毁敌巢，争取彻底胜利”的攻击命令。火力队同时开火，压制敌人火力。战士们扑向敌中心炮楼。彭雄也登上屋顶，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 这时，奋勇队从地道里直冲敌炮楼下层，出现在敌人背后。同时，一部分战士登上炮楼顶层，向敌军射击。 在二十二团的夹击下，敌人像无头的蚂蚁，到处乱窜乱蹦。伪军大队长王士珍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枪。少数敌人仍在巢穴中顽抗，彭雄让部队把洒了汽油的棉絮点燃，扔进敌困守的巢穴，到下午3时，敌人经不住火烧烟熏，缴械投降了。 郑潭口战斗，我军共打死打伤日伪军300余人，全歼伪军孙礼涛、王士珍部，俘500余人，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3挺，各种步枪800多枝，手枪30余枝，拔除了日伪插入淮海、盐阜区之间的一颗钉子，把盐阜、淮海两地区联成了一片。 1943年3月16日，一只化装的木制“商船”从盐河口（即新黄河口）出发，高大的桅杆鼓起篷帆，乘风破浪，向北驶去。 船上载有新四军三师兼苏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兼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张池明、八旅供给部部长伍瑞卿、师部科长席庶民、盐阜军分区政治部保安处长黄国山、涟东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吴毅等50多名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团以上干部及部分家属（军队干部）。他们在彭雄的带领下，计划沿黄海北去，绕过日本鬼子的封锁区连云港，在赣榆县的柘汪口上岸，再经山东赴延安。 大木船航行了一夜。17日黎明时分，风渐渐地小了，船也驶得慢了。水手小张急忙跑进舱里报告： “彭参谋长，风停了！” 彭雄举着望远镜，边观察海面，边问船老大：“到了什么地方？” “那边就是奶奶山（秦山岛），到柘汪口还有七八十海里。” 彭雄镇静地说：“同志们，不要紧，周围渔船很多，敌人不一定会发现我们。” 东方泛白，海水闪着亮光。一会儿，在茫茫海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而且越来越近了，掌舵的老大不禁大声呼叫：“那是敌人的巡逻艇，糟糕！” 彭雄迅速到各舱里布置：“把子弹推上膛，准备好手榴弹，敌人不上来，我们不开枪，敌人要上船，听我的命令。” 砰！对方传来一声枪响，随即又是一枪，都是向天空放的。 船老大和水手们都知道这是敌人订下的海上航行“规矩”，马上把篷帆降下来。 嗡嗡的马哒声越来越响，敌艇来了，甲板上站着几个鬼子，蛮横地端着枪。巡逻艇颠簸着，靠近了木船，碰得船摇晃起来。站在前面的那个鬼子让翻译官问道：“你们上哪里去？干什么的？” 老大回答：“从上海来，到青岛去做买卖。” “船上有什么东西？统统的登记！”鬼子带着翻译官意欲登船。 “打！”彭雄发出了战斗命令。顿时，手榴弹、二十响驳壳枪打得不少鬼子倒在甲板上，有的跌入海里。敌艇掉头开到400米以外停下来。不一会儿，又开足马力，用机枪向木帆船扫射。卧在船上面的同志，有的中弹负伤，有的牺牲了。坐在舱里的人，有几个倒在舱板上。 彭雄的腿部中弹。警卫员把他扶回舱里，大家给他包扎伤口。他焦急地说：“别围着我，快去抵抗敌人，快去！” 下午1时许，敌人看木船上枪声停止，第三次向木船扑来。彭雄坚定地说：“同志们，我们绝不投降，绝不做俘虏，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打下去！”阵阵驳壳枪弹，射向敌艇。敌人的机枪也不断向木船射击，彭雄胸口又中弹，倒在前舱。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起风了，木船上又扯起帆篷，向西北驶去！ 船行不到半小时，从连云港方向驶来了一艘巡逻艇，追赶木船。八旅旅长田守尧改变了决心，靠岸，从陆地上到山东根据地去。彭雄听说要上岸，在昏迷的状态中说：“对，上岸去！上岸找一一五师师部。” 船行驶到小沙东附近，同志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把彭雄抬上岸，找来医生给他止血、包扎，但彭雄因流血过多，停止了呼吸。这年，他才29岁。 （沈阳军区政治部组稿尹和平撰写） 030、国际主义誉全球——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 1938年4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委托来华援助抗日的白求恩。毛主席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向他作了详细的介绍，挽留他在延安卫生学校和后方医院工作。可他争辩说：“最能发挥作用的办法，是组织战地医疗队。这可使伤员的生存率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听到他的侃侃话语，毛主席高兴地同意他去抗日前线。 6月17日，白求恩到达八路军抗日前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见到聂荣臻司令，第一句话就是：“司令员同志，我的战斗岗位在哪里？”聂司令员握着他的手，笑眯眯地说：“白求恩同志，你可真是个急性子！”一句话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当晚，聂司令员向他全面介绍了前线的战况。白求恩心情很不平静，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我是在这个战争的中心的中心，现在我能真正体味这个惊天动地的斗争，奇异而崇高的精神。” 白求恩第一周为松岩口、河西村、河北村3所医院520名伤员进行了检查，第二周为147名伤员作了手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跑遍五台山方圆六十里3个医院的每个病房。他蹲在炕头上为伤员查伤、换药，还用鼻子闻带脓血的纱布。医护人员不解，上来劝阻他，他风趣地说：“我的鼻子是个化验室，凭多年经验，我能从脓血的气味辨别出伤势的程度和治疗的效果。” 一次查完病房，刚洗了手要去吃饭，听到有个伤员叫护士，他连忙走了过去：“小鬼！不舒服吗？”“不是。”“想喝水吗？”“不是。”那位战士不好意思地转过了头。白求恩蹲下，轻轻掀开被窝，摸了摸他的腹部，默然一笑，随手拿来小便器为他接尿。然后，盖好被子，温馨地说：“同志，你以后不要客气，特别不应该拒绝我为你服务。”看着白求恩离去的背影，战士感动得流出了热泪。是啊！一个世界著名的外科专家，全军区的卫生顾问，竟然为自己端尿，他怎不思潮起伏，激动不已呢！ 这年9月下旬，日本侵略军调集3个师团和3个独立混成旅团，对晋察冀军区腹地实行秋季大扫荡。为避敌人锐气，军区决定，暂时放弃五台山，向河北平山县转移。白求恩问卫生部长叶青山：“我们不是有大部队吗？为什么不打呢？”叶部长说：“打是要打的，要选个时机。”他又问：“那伤员怎么办？”叶部长说：“咱们依靠群众，一切困难都可克服。”转移伤员的行动开始了！白求恩随着担架队行军，每到一处，他看到农民们仍在田间劳动，10多岁的儿童也拿着红缨枪在山岗放哨，每个村口都集满群众箪食壶浆慰劳伤员，对董翻译说：“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 到达目的地后，老百姓纷纷把热炕让给伤员，自己打地铺，许多伤员还住进了刚刚粉刷的房子，白求恩不无感慨地说：“嗬！真是村村是医院，家家是病房，人人是护士啊！” 过了几天，白求恩特意去见聂司令员，司令员对白求恩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白求恩皱着眉头正在盘算问题。聂司令员看他有心事，问道：“白求恩同志，你有什么想法？”白求恩说：“是的，司令员同志，我要求到前线去做手术。”聂司令员不由得笑了起来，说：“整个边区都是前线，你还到哪里去呢？”白求恩着急了，嘴里不断嘀咕。董翻译忙解释说：“白大夫的意思是到火线去，要在听见枪声的地方做手术。”司令员摇摇头：“那太危险了……”白求恩争辩起来：“打仗哪有安全的地方，我们的责任是争分夺秒地抢救重伤员。”聂司令员只好同意了他的意见。 11月初的冀西地区，已经天寒地冻。白求恩和卫生部游副部长、王大夫带领战地医疗队到雁北三五九旅执行任务。一出阜平就遇上了大风雪，他们顶风冒雪走了10个钟头，才到达三五九旅卫生部。白求恩身穿缴获的航空服，头戴一顶皮帽子。王大夫看了看他满身积雪笑了笑。白求恩会意地说：“你是否看我像个圣诞老人呢？”正说话间，三五九旅卫生部顾部长、卫生主任潘世征跑了过来。白求恩一见面就拉住顾部长的手要先到病房去。顾部长只好陪同白求恩登上村东20多米的高坡。在一个不大的庙屋里躺着20多个伤员。白求恩逐个进行检查。查完伤员，已是晚上12点钟。当听到5里之外还有一所同样的病房，他坚持要去。后经解释，说那里已有救护人员，他才同意结束这天的工作。 11月27日，白求恩在这里已连续工作了3天，刚刚做完第42个大手术，躺在行军床上睡着了。这时，一匹战马带着前线给白求恩的紧急信件飞驰而来。原来，三五九旅要在广灵——灵邱公路打一场伏击战。要军区野战流动手术队参加战地救护。董翻译拿到信件，立即请示游副部长：“现在是否马上把他叫醒？”“不行！绝对不行，他现在已十分疲劳。”游副部长说。董翻译难为情地说：“他醒来，又要大发脾气了。”游副部长说：“发脾气也比影响他的休息好。”说着，接过信件一看，是王震旅长的亲笔信，忙转口指示董翻译：“马上告诉他。这是十万火急的大事啊！”白求恩醒来看完译好的信件，激动地说：“太好了，到火线抢救伤员，这是我在延安时，向毛主席的保证，好！立刻出发！” 经过一昼夜的强行军，29日拂晓，白求恩带领的野战流动手术队已在广灵——灵邱公路附近一座小庙里展开。30日战斗打响，一批批伤员陆续送来，手术室里笼罩着严肃紧张的气氛，器械的碰撞声，人们急促的呼吸声，似乎压住了外面隆隆炮声。白求恩身系围裙，偻背弯腰，一双苍劲灵巧的手忙碌着。人们从他眉宇的一皱一展和头上沁出的颗颗汗珠可看出他那爱与憎交织的心情。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伤员一个个地抬进抬出，日夜的交替是那样的短，过度的紧张使他忘记了饥渴。中午时刻，战斗更加激烈。“轰隆”一声巨响，一发炮弹把小庙的后墙震塌了一块。白求恩迅速扫了一眼，仍继续镇静地做着手术。突然，董翻译报告：“麻醉药用完了！”人们震惊地抬起头来，注视着白大夫。白求恩看了看接连不断送来的重伤员，焦虑地问游副部长：“怎么办？”游副部长迟疑了一下说：“现在只能施行无麻醉手术了。过去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使用过这种办法。” 无麻醉手术，对白求恩大夫说来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他手持刀柄，在心爱的战士伤口处晃了几晃，不忍下刀。伤员看到白求恩的痛苦表情，恳求说：“白大夫！你大胆地做吧，我顶得住。”白求恩语声颤抖地说：“好同志！记住，这是日本法西斯给我们带来的痛苦。”一连三例手术，尽管白求恩小心翼翼，下刀又准又快，他那不断抽搐的脸上却依然冒着滚滚汗珠。直到王震旅长派人送来麻醉药，他焦急紧张的心才缓解下来。 30日下午，王旅长下达了总攻命令，个个战士像下山猛虎，向龟缩在公路上的敌人冲去。他们高喊着：“冲啊！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不到两个小时，战斗胜利结束。可白求恩这时已整整40个小时没有合眼，连续做了71个大手术。他两耳嗡嗡，眼冒金星，不得不在助手搀扶下，拖着僵直的腿下了手术台。王震旅长听说，赶来看望他。他踉跄着扑上前去，紧紧抱着对方说：“王！我们胜利啦！”王旅长笑着对他说：“白求恩同志！我们现在又有一个新战斗口号，‘冲啊！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听到这充满信任的话语，白求恩打趣道：“我很荣幸！但愿敌人在更多的战线听到这个口号。” 回到后方医院，白求恩对71例大手术进行了详细的复查。奇迹出现了！只有一人死亡，生存率大大超过75％。这是当时野战外科史上的一个创举啊！ 晋察冀军区独立四团副团长田同春在反“扫荡”中，带领部队掩护三分区机关转移时，右臂负了重伤。由于环境险恶，未能及时治疗，伤口严重感染，医生决定要给他做截肢手术。一听要截肢，田同春大声嚷道：“千万不能锯胳膊，锯掉了，我还怎样指挥部队打仗呀？”在场的大夫无可奈何，只好等待军区前线手术队的到来。黄昏时分，白求恩赶来了，细查了一遍，也深深吐了一口气，摇摇头说：“太糟了！”田同春恳切地要求道：“白大夫，人称你是在世华佗，你一定要保住我的胳膊呀！”白求恩说：“右臂有可能保住，不过你要有你们中国关公刮骨疗毒的精神。”田同春说：“我从小练气功，能顶住。”手术开始了，当白求恩看到刮下的腐肉中有许多蛆虫时，也心痛地落下了泪。经过白大夫一个多月精心的治疗，田同春伤愈重返前线，以后他参加了黄土岭战役、百团大战以及解放战争中的保定和石家庄战役，成为驰骋疆场，屡立战功的一员虎将。全国解放后还被任命为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至今，一提起往事，他常对人讲：“没有白求恩大夫，甭说胳膊，连命都难保啊！” 1939年2月，白求恩带领东征医疗队来到冀中一二零师师部驻地。这时，日伪军开始对冀中八路军报复性围攻。4月23日7时，敌人进入齐会村附近，白求恩带领流动医院早已在温家屯展开。同志们不解地问：“白大夫，为什么手术室摆在离火线这样近的地方？”白求恩说：“越靠前，抢救越及时呀！”上午9时，敌人发起猛攻，八路军一二零师一个营英勇反击，打退了敌人14次攻击。两小时后，伤员送到手术室。敌人的榴霰弹片扑哒扑哒地落在手术室周围。白求恩不停地进行着手术。突然一个弹片穿破篷布落到手术台上，白求恩毫不在意地用手术刀柄把它拨在地上。这时，一二零师卫生部曾部长焦急地说：“白大夫！这里太危险了，我们得马上转移。”白求恩看了他一眼，应声问道：“你说什么？曾！八路军的卫生顾问，在离阵地7里的地方怕危险，我以后怎样给将士们解释呢？”说话间，抬进来第46个伤员，他就是一二零师战斗英雄徐连长。白求恩低头一看，啊！下腹部张开一个10多公分长的伤口，一段沾满泥土的肠子还袒露在外面，伤员已处于昏迷状态。白求恩说：“真不可思议，我们的青年指挥员所能忍受的痛苦，在科学上是无法找到解释的。一定要救活这位英雄。”他迅速用盐水冲洗了肠上的泥垢，把九处裂隙和穿孔一一缝合。手术后，白求恩多次看望徐连长，给他做饭。在他的精心治疗下，徐连长18天就能下床走路。临别时，徐连长抱着白求恩的脖子哭着说：“白大夫，你是我的再生父母，我回前线一定要多杀敌人来报答您。” 齐会战斗，继续了3昼夜，白求恩连续工作了69个小时，他带领的手术队共做手术115例。极度疲劳，使他两眼布满了血丝，贺龙师长要他休息，他执意要跟着去打扫战场。正在大家忙着装战利品的时候，白求恩掂着两枝步枪，高兴地唱了起来：“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大家一听，也跟着他放开了歌喉。 白求恩和他的助手们在冀中转战4个月，行程1040华里，做手术315例。他创造的活动医院成了人们传颂的佳话。 10月20日，回到冀西完县神北村的白求恩，经总部和军区聂司令员同意，预定回国去募集医药经费再来援华抗日。可是，敌人又开始了冬季大“扫荡”。白求恩当即决定参加反“扫荡”作战，推迟回国。叶青山部长劝他按时启程，白求恩执拗不从：“我是战士，大敌当前，只能前进，如果敌人得胜了，我募集10万、20万美金又有何用？”10月28日，他毅然带领流动医院在涞源县黄土岭附近展开救护。战斗十分激烈，3个手术台同时工作仍处理不完送下来的伤员。当他做完最后一例手术时，200多敌人已距离他只有300来米远。枪弹从他头顶啾啾地飞过，不得不紧急撤离。“真糟！”这时，他的左手中指不慎被手术刀划破，大家关切地围上来。他镇静地把受伤的指头浸到碘酒瓶中说：“别管我，快撤！” 北风呼啸，飞雪扑面，白求恩高烧摄氏38度，患了重感冒；伤指红肿得像个小红萝卜，不得不用绷带吊着小臂。11月1日，医院发现一个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病人。本来林大夫可以做这样的手术，白求恩考虑到手术难度，非要亲自主刀不可。谁知手术后才发现左手套破裂，中指再次受到严重感染。第二天体温高达39度。同志们劝他停止工作，他总是说：“我很感谢同志们的关怀。眼看着这么多伤员我怎能闲得住呢？”11月10日下午3时，白求恩病势忽然沉重，上级立即派人紧急护送他去后方医院治疗。不料，白求恩又从马上晕倒下来，同志们找来担架轮番抬着他赶路。白求恩两眼出神地望着蓝天，对林大夫说：“我十二分忧虑的是前方流血的战士，假使我还有一点支持力量，我一定留在前方。”说罢，遗憾地闭上双眼。赶了大段路，白求恩对林大夫说：“我的血液中毒了，停在这里，让我抓紧时间完成我的书信和报告吧！”这样，护送队只得在唐县黄石口村邸俊星家把他安顿下来。 11日深夜，白求恩病情进一步恶化。人们竭尽全力，好不容易才把他抢救过来。白求恩安详地望了望大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对身边的同志说：“你们先出去一下，我要安静一会儿。”医护人员只好惴惴不安地相继离去。白求恩颤抖着戴上眼镜，拿来身边的纸，开始写信。 我今天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 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惟一的希望是能够多作贡献…… 写着写着，满头汗珠顺着额角、脸颊落下来，他不得不喘息着仰在靠背上休息了一会儿，又挣扎着书写下去：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500磅铁剂，专为患疟疾的病者和极大多数贫血者。千万别再往保、平、津一带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写到这里，手中的笔突然掉到炕下。白求恩又昏迷过去了！站在门口负责看护的同志，急忙跑进屋里小心地扶他慢慢躺下，注射了急救药。少顷，他又缓缓醒过来，抓住林大夫的手说：“你马上组织一支医疗队，接近火线，收容银坊战斗的伤员。”听到这儿，身边的同志忍不住哭泣着说：“白求恩同志！我们都做了安排，你休息吧！”白求恩这才欣慰地闭上了眼睛，可干裂的嘴唇依然微动着：“谢谢，我多么希望继续……和你们……一起工作啊！”此刻，他面色憔悴，眼窝塌陷，满含无限眷恋的微笑，断断续续地说：“中国人民一定……能得到……他们所需的一切，同志们，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1939年11月12日清晨5点钟，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这样平静地给我们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毛主席闻讯写下了《学习白求恩》光辉篇章（后改题《纪念白求恩》）。 这年寒冬，在唐县军城南关万人殡葬典礼大会上，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和冲锋剧社的同志，高唱悲烈挽歌，悼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郭义臣撰写） 031、印度援华好大夫——记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医院院长柯棣华 1938年6月，全印度支援中国人民抗日的运动方兴未艾。医务工作者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援华医疗队。6月29日这天，一个体形消瘦，皮肤黧黑，憨厚谦恭的青年人，匆匆赶到援华委员会，递上一封要求参加援华医疗队的恳请信。他名叫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能否如愿？他心里没有底。因为医疗队只从全印度选拔5名优秀外科医生，可他还只是一个毕业才两年的普通住院大夫，更何况申请人数已多达700余人呢。 印度援华委员会经过认真挑选，确定由5位医生组成援华医疗队，德瓦卡纳特如愿以偿。 1940年6月，德瓦卡纳特辗转来到抗日前线晋察冀边区。为了纪念这段人生历程，他在自己的姓——柯棣后面加了“华”字，变成了崭新的名字——“柯棣华”。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切地会见了柯棣华大夫。先让他到边区各地去参观并指导医疗工作，然后分配他去白求恩卫生学校和附属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 1941年1月，柯棣华被军区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首任院长。当卫生学校校长江一真传达这一任命时，柯棣华惊诧地问：“我行吗？” “你行。聂司令员希望你成为第二个白求恩。”经过几个月的相处，江一真相信柯棣华对中国人民抗日军队的忠诚和领导医院的能力。 柯棣华临战受命，走马上任了。这时，正值抗战最残酷，最艰难的岁月。柯棣华决心和共产党八路军一起并肩战斗。他在一次军民誓师大会上，用汉语庄严宣誓道：“不管敌人‘扫荡’还是‘蚕食’，搞‘三光’政策还是搞可笑的‘自首’方针，这都动摇不了我们的决心，我发誓和你们并肩战斗，直到打败日本法西斯！”说着，他满怀一腔义愤，高唱起他最喜爱的那支歌来： 由于敌人频繁“扫荡”，柯棣华和同志们不得不一次次忍痛离开医院驻地——唐县葛公村。一次，行军一夜，他写了两个小时教案，正要讲课，敌人来了，只好再次转移。身乏眼困，刚一打盹，便失足向山涧滑去，幸亏警卫员手疾眼快一把拉住，低头一看，双膝和腕部已皮破血流，柯棣华微微一笑，又朝前走去。 一天，刚住进一个村子，敌人突然将他们包围。当时警卫排只能掩护一部分老弱病残和女同志转移，江一真要柯棣华先走。柯棣华却说：“我是院长，应当和你一起指挥部队！”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一些人负伤、牺牲了，柯棣华依然坚定自若，和江一真一起指挥部队。幸好三分区一个团赶来救援，他们才脱离险境。可是敌人并不甘心，仍穷追不舍。当他们跑到大召村时，敌人的飞机又来了，一阵轰炸，又牺牲了许多人。面对敌机狂轰滥炸，柯棣华不躲不藏，跑来跑去抢救伤员。 一个多月来，医院在唐县、曲阳、广灵、阜平四县境内一面与敌周旋，一面坚持教学，终于赢来了1941年2月军医一、二、三期学员的毕业。即将分别的师生们依依难舍。学员们争着要老师题词。柯棣华想了想，工整地写下4个汉字：抗战必胜。 一次，日寇进山来“扫荡”，医院应该转移，可是院长柯棣华去军区参加紧急会议还没有回来。医院全体人员只好整装出发。原来，柯棣华和警卫员赶回医院的路上，在唐县娘子神村见一个孕妇躺在炕上翻滚惨叫。 “大嫂！”柯棣华轻声喊，“你怎么啦？” 孕妇一惊，结结巴巴地问：“你，你是谁？” “这是咱们国际和平医院的柯院长。”警卫员赶忙介绍说。 “柯院长！”孕妇又惊又喜。 警卫员把柯棣华拉到一边说：“院长，咱们可不能再拖了，是不是先将这位大嫂隐蔽起来，等我把你送回医院，再带医生来接她？” “来不及了。”柯棣华摇摇头，“咱们得设法把大嫂带走。” “带走？”警卫员惊讶了：“情况紧张咋带？” 柯棣华语调平和地反问道：“小鬼，要是白求恩今天遇到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办呢？快，快上山找人……”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枪声，惊醒了孕妇。她面色煞白，着急地说：“柯院长，你走吧！” “大嫂，别这样说。”柯棣华安慰着她。 又是一阵枪声，产妇急了，当下起来推着柯棣华：“柯院长，你快走吧，咱们能活一个算一个，你比我有用处！” “大嫂，不用再说了，我是八路军，不会离开你。”说着，柯棣华将她扶到门板做的担架上，又喂了几口水。 一阵急促杂乱的脚步声传来。警卫员领着六七个民兵和孕妇的丈夫赶回。 在转移途中的一个临时手术室里，柯棣华为孕妇接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婴。随着婴儿第一声啼哭，手术室内外的人全都笑了。一些人在喊：“这是一朵军民友谊之花！”“这是一朵中印友谊之花！”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岁月，柯棣华同卫生学校的女教师郭庆兰由相识到相爱，终成眷属。小郭送给他亲手织的毛背心，他将临离家时母亲送给自己的银杯回赠小郭。两人相亲相爱。可是有一件事，小郭为他非常担心。就是和柯棣华相识不久，她发现他偷喝石榴皮水。再三追问，他才说自己在途经冀中时因吃了有绦虫卵的猪肉，患了绦虫病。喝石榴皮水是从老乡那里打听到的偏方。当时，他俩定下君子协定：她替他保密，而他要听她的话，保重身体。不料半年后绦虫病发展成了癫痫病，柯棣华怕小郭和别人知道，每当感到病情快发作时，赶紧躲到无人的角落，等那撕心裂肺的痛苦折磨过去之后再回来。然而，这一秘密还是被她发现了。他求她保密，她却不得不报告领导。从此，校长、政委、协理员只得限制柯棣华的工作时间，并把“严管”的任务交给了小郭。开始她信心挺足，不让他随便离开自己，以减轻他的工作量，有时甚至不惜假装和他吵闹。 可是，柯棣华却有办法对付她，让她吵不起来。一天早上，卫生部来人，说中央分局有位叫任远的干部在“扫荡”中右脚负伤，肿得发红发紫，卫生部的几位医生检查后认为必须赶快截肢，不然生命万难保住。游副部长想请柯棣华去看看，柯棣华把小郭叫到一边，故意问道：“你说去不去？”她只得催促：“快去！快去！” 过了几天，柯棣华回来了，小郭忙问：“那伤员的脚保住了吗？”柯棣华说：“保住了。要不是你同意我去，那位干部就残废了。看，这功劳应归你！” 工作需要柯棣华，柯棣华渴望工作。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这天他刚给伤员做完手术，听说有个伤员发脾气，把饭碗也摔碎了，便急忙赶到病房。发怒的伤员是一位通信参谋，半年前在行唐战斗中负伤，昏迷了3天才清醒。当他得知一块弹片嵌在自己腰部，神经受到损害，下肢可能瘫痪，竟失去了控制能力。没想到，柯棣华却笑容满面地对他说：“我们哪位小同志惹你生气了？我来替他向你做检查，请你批评。” 听到这么诚恳的话语，伤员不由得慌了，连声说：“不，是我的不对。” 柯棣华还是笑眯眯地说：“你心里很烦，是不是？这心情我能体会出来，这不，前些天我被确诊为癫痫。” “你！有羊角风？”伤员惊讶起来。万万想不到，这位整天乐哈哈的院长竟会患有这种病。 柯棣华接着说：“我也烦过，后来想到一个人，心情就开朗了。那是1939年7月，我在延安八路军医院工作。一天，我和另外两位大夫接到通知，去给一位中央领导看病。这位领导从马上摔下来，把右臂摔断了。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满脸淌汗，正伏案用左手拿笔批改文件。你知道吗？骨折是非常痛的，当我们给他脱下衣服检查，他的内衣早被鲜血染红了，湿透了。想到他，我为自己病后产生的悲观情绪羞愧极了……” “他是谁？” “周恩来——周副主席！” 伤员陷入沉思。好大一阵，柯棣华才说：“怎么样，吃点东西吧？” “嗯！”伤员咬着嘴唇说。 柯棣华亲自把饭菜端来，一口一口地喂他。 经过了几天的充分准备，柯棣华为通信参谋做了第二次手术，取出压迫马尾神经的弹片。经过一段治疗，伤情很快好转，通信参谋终于重返前线。 艰苦的生活，超负荷的工作，长期的奔波劳累，使柯棣华的癫痫病发作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沉重了…… 1942年6月的一次大发作，把同志们抢救时给他垫在牙齿间的毛巾都咬破了。校长江一真来了，向他传达了聂司令员的三点建议：一、到延安去休养一段时间；二、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到附近城市住院；三、到香港或印度去治疗。 江一真走了，屋里只剩下夫妇二人。小郭一边替他擦拭已经流到面颊上的泪水，一边用期待的目光望着他。柯棣华思索良久说：“病当然要治，能治愈就更好了。要知道，全世界还没有找到根治的办法啊！再说，目前形势……”他抬起头来，继续说：“这里是抗战的桥头堡哇！我还是留在这里吧。”过了一会儿，他拉住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说：“如果不参加八路军，得这个病，我会悲观的；现在我却满怀信心，因为只要和边区人民在一起，我也会像希腊神话故事里的安泰那样获得力量。”稍停，他又笑笑说：“当然，我也许会死，也许会残废，但为了全世界人民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我即使死，印度人民也会高兴。你和我，还有我们即将出生的孩子也会高兴的。因为，我已将我的生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 连日来，司令员以及各级领导纷纷前来劝柯棣华外出治疗，都被他一一谢绝了。 柯棣华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必须拼命多做工作。使他着急的是，领导交给编写一部外科教材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他不敢放松。 1942年7月7日这天，经党组织批准，柯棣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鲜红的党旗下，他庄严地举起右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我要将一切，包括我的生命献给这壮丽的事业。” 夏日炎炎，再加上这年雨水多，蚊虫也特别多。柯棣华用纱布作了个纱罩，罩在头上继续写书。闷热难熬，大汗如雨，他仍全神贯注地在微弱的灯光下，一节一节地写下去……《外科总论》编写完了，他没有停顿，又开始了《外科各类》的编写。 1942年12月8日晚8时45分，他在稿纸的边角上填上了新的一页编码：173。笔在飞驰，汗在滴洒，血在沸腾，一排排整齐的汉字，像一队队整齐的士兵，跑步进入队列……突然，颤抖的笔掉在纸上，划了一个长长的横道，柯棣华的身子猛地朝后一仰，重重地摔倒在地。3分钟后，他苏醒过来，睁开眼睛，望见小郭拿着一具推空了的注射器。他笑着，向她伸出一只手。小郭明白了他的意思，含着眼泪重新扶他坐到椅子上，帮他整理好方才弄乱的一叠稿纸，将笔递给他，又给他倒了一杯水。柯棣华盯着临行前老母亲送给他的那个银杯，精神抖擞起来。镇定地调动着笔…… 9点、10点，他又一次摔倒在地上，艰难地吐出十几个字：“谢谢大家，这不算什么！同志们，工作去吧，伤员在等你们……”再次昏厥过去。 在当时条件下，一切可能救治的办法都试过了，一切可以缓解的药品都用过了。但他的疾病仍频繁发作，难以遏制。凌晨6点15分，柯棣华最后朝战友、妻子和儿子深情地看了一眼，垂下了眼帘……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陈根喜撰写） 032、殚精竭诚为中华 ——记国际主义记者汉斯·希伯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的爆发，触发了中华民族全国抗战的狂涛怒涌。正在柏林工作的德国共产党员、世界知名记者、政论家汉斯·希伯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得难以自持。他急匆匆地赶到家里，对妻子秋迪女士说，我所热爱的中国在英勇地战斗，我要回到我的第二故乡——中国，同4万万同胞一起并肩战斗，用我手中的笔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呼吁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秋迪女士深知汉斯·希伯一直在眷恋着中国，便娇嗔地一笑：“我知道留不住你，好吧，你先走，我随后就去……” 于是，汉斯·希伯踏上了征程。这是汉斯·希伯第6次到中国来。 这位1897年6月出生于克拉科夫的德国著名记者，从他的青年时代起就关注着中国的革命斗争。我国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他便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于1925年来到上海，以后又到广州，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在1925年至1927年汹涌澎湃的中国大革命中，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处的工作，向世界揭露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阴谋。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义愤填膺，公开声明：已经不能把国民党的观点和自己的信念统一起来了。于是辞退工作，不久回到欧洲。 1928年2月，他在柏林以“亚细亚人”为笔名，用德文出版《从广州到上海》一书，倾注他对中国革命的热切关注。 1931年，日寇侵略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后，希伯夜以继日地为英国《曼彻斯特导报》和美国《太平洋》、《亚细亚》等报刊撰稿，发表他关于远东中国问题的报道和论文。在那许多作品中，他以深远的目光，锐利的笔锋，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狂妄野心，控诉法西斯的罪行，唤起人类的正义感，以图推进国际和平局面的早日实现。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希伯看到中国国内再次实现国共合作，结成统一战线，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深受鼓舞。他作为一位忠诚的国际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寄托着无限的希望，急切要求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用自己手中的笔，讴歌抗日根据地军民在艰苦的环境中英勇抗战的动人篇章。 1938年，希伯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协助下，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见到了他所仰慕的毛泽东，参观了很多单位，访问了许多干部和群众。延安蓬勃的革命生机以及从领袖到群众坚定的抗战决心，使希伯深受感动。他在一篇文章中满怀深情地写道：在这里我看不到任何悲观消极的情绪，而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派为夺取抗战胜利而紧张工作、战斗的景象。 1939年初春，希伯来到新四军军部——皖南泾县云岭采访。在这里，他受到了周恩来和叶挺的热情接待。在向叶挺军长采访中，他了解到新四军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抗战的动人情景，于是不顾连日劳累，夜以继日地为《美亚评论》撰写了《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系统地记述了新四军成长、发展的历史，高度赞扬“这支军队忠诚于抗日统一战线，具有老红军那种独有的在战斗中英勇献身的精神，老红军的丰富战斗经验和游击战术”，指出“新四军在日本占领区作战，使人民中的失望情绪得以克服。新四军尽力做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使广大人民树立争取最后胜利，解放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信心。” 1941年1月，蒋介石一手策划“皖南事变”，并对叶挺和新四军大肆进行攻击诬蔑。希伯对蒋介石的行径，极为愤慨。他为了向全世界揭露事变的真相，立即在《美亚评论》上发表了《叶挺将军传》。在这篇传记中，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概括了叶挺将军光辉战斗的一生，指出叶挺将军的生活经历“完全不是一个中华民族自由事业和孙中山博士的三民主义的背叛者的经历，而是一个现代中国军事家为反对日本侵略、保卫祖国而进行斗争的经历。”他大声疾呼：“立即释放叶挺和停止对新四军和八路军的一切进攻，是继续抗日和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首要条件。” 不久，希伯听到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的消息，便与不久前来华的夫人秋迪女士一起，由上海乘船，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在苏北，他会见了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粟裕，考察了盐城、阜宁等新四军活动的地区。苏北抗日军民的抗战热忱，使他激动不已，他整天紧张地工作着，访问、出席集会、演说、整理材料、撰写文章。在苏北仅仅两个月，就赶写出了一部约8万字的书《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专题报道《重访新四军占领区》、《在日本战线后面的新四军》。他在这些文章中多次申明：敌后的抗战，对敌人来说是既摆脱不掉更消灭不了的。在新四军那里，看到了新中国的基本精神与初步规模。 当时，山东抗日战场的形势还没有被世界各国所了解。为了向世界人民报道八路军在山东敌后英勇抗战的事迹，希伯在苏北的考察结束后，于1941年9月匆匆赶到山东滨海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驻地采访。 艰苦抗战的山东军民，对国际友人希伯的来访给予了盛情的欢迎。9月25日《大众日报》以《德籍作家希伯到鲁南，各界筹备欢迎》为题发表了消息，指出，“在抗战后，外国记者来鲁南，还是以希伯先生为第一。”10月4日，山东的党政军民各界，召开盛大茶话会，欢迎这位心热意诚，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吃苦耐劳的国际友人。在欢迎会上，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等领导人同希伯亲切交谈，对他的山东之行表示热情欢迎和谢意。 会上，希伯激动地说：“这一次到中国敌后方来，是我生平最好的一次旅行……一定要把亲身经历的一切事情，真实地报道给全世界的人们，特别是关心中国的新闻记者们。我要告诉他们，谁要想真正地了解今天的中国，真正地了解中国人民是怎样地英勇地和他们的敌人坚持搏斗，谁就一定要亲身到中国的敌后方来！” 希伯与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1941年11月初，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俊六坐镇临沂，纠集5万多名日军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实行大“扫荡”。当时，领导上曾确定把希伯暂时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区去。但希伯恳切地说：“这正是需要我的时候，我要和战士们一起，并把这一斗争的神圣事迹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民。” 为了赢得反“扫荡”的胜利，八路军一一五师领导机关决定从滨海区北上，跳出敌人的包围圈。11月6日深夜，希伯跟着一一五师出发了。一路上冒着寒风，过沂河、沭河，突破了敌人严密封锁的沂沭平原，于次日清晨到达了逶迤起伏的蒙山脚下。指战员们向希伯讲起昨夜在敌人缝隙中突围出来的一些情况，他听了高兴得跳了起来，兴奋地说：“这一夜，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起在西方参加的任何一次最愉快的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留恋。” 一一五师继续与日军周旋。连日的紧张行军，希伯一天天消瘦下来，一双碧蓝的眼睛充满了血丝。但他仍然牢记着自己的使命，一有机会就拿起笔来，记下每一个难忘的时刻；每到宿营地，他的住处便立刻响起人们早已熟悉的打字机声。 反“扫荡”战斗日益激烈。在这血与火的战斗中，希伯表现得更加坚强。他从一位握笔的战士，很快地成为一名能打仗的战士。11月29日，希伯随山东省“战工会”（战时工作委员会）转入沂南县西梭庄。30日清晨，在大青山与敌人遭遇。敌人以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将转移人员层层包围，密集的炮火一齐向我阵地倾泻，而转移人员只有一个特务连的兵力保卫。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为了掩护机关人员转移，战士们同敌人展开了决死战斗。希伯和机关人员一起，也投入了激烈的抗击战。 敌人的进攻，一次又一次被打退，转移人员的伤亡也在逐渐增大。 最后，敌人孤注一掷，从四面八方向山头阵地压来。希伯从牺牲的战士身边抄起枪来，猛烈地射击敌人。突然，一发子弹击中他的臀部，血顺着大腿流下来。他顾不得包扎，咬紧牙关，坚持战斗。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在敌人的密集炮火中，希伯壮烈牺牲在大青山阵地上。 突围战斗胜利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和当地群众，纷纷赶到希伯牺牲的地方，向这位忠诚的国际主义战士致以敬意。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文金宽撰写） 033、山东抗日三司令——记山东纵队马耀南、马晓云、马天民三兄弟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首民谣。它流传于山东省长山县的村村镇镇，妇孺皆知，老幼同唱。 民谣中歌唱的三司令，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支队长马耀南、渤海军区第六军分区副司令员马晓云和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二师一支队支队长马天民。三人一母同胞，分别于1902年7月10日、1906年9月4日、1910年2月16日，出生于山东省长山县三区（现淄博市周村区）北旺庄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里。马耀南为大哥，马晓云居中，马天民是小弟。兄弟三人有志，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战争爆发后，揭竿而起，在齐鲁大地上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活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惊了整个中华民族。那些天，在长山中学任校长的耀南忧心忡忡，深恨自己“空有一腔报国志，手中没有杀贼的刀”。忽地，他想起了二弟马晓云。晓云高小毕业后曾在家帮助伯父操持家务，18岁那年到东北军当了兵。“九？一八”事变后离开东北军回到家乡，为抗日奔走。这几年，二弟除发动乡亲声援东北人民抗日外，还筹集枪支，在乡里组织了联庄会，一来看村护院，二来准备在形势有变时，报国抗日。马耀南想到此，心里亮堂了：大敌当前，别无出路，必须拿起武器。 恰在这时，马耀南的老相识林一山来到长山。林一山曾在长山中学附小任过教员，是共产党员。“七七事变”后，中共山东省委制订起义计划时，决定在鲁东建立一个起义点，林一山向省委介绍了马耀南的情况，建议将起义点设在长山中学，省委一致同意林一山的建议，遂派他到长山中学会见马耀南。 战友重逢，分外亲热。马耀南和林一山多次促膝长谈，还深入探讨武装抗日的具体途径。两人志同道合，分外投机。林一山建议马耀南在学校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拉起抗日队伍。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马耀南已知林一山的身份，一口应承，建立起“民先队”组织。自己也经林一山的介绍加入了“民先队”。他还恳请上级派有武装斗争经验的人来长山指导。 不久，山东省委先后派共产党员姚仲明，从延安来的红军干部廖容标和原在鲁北工作的赵明新，来到长山中学，建立起党的组织。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以长山中学为中心的抗日起义的准备工作迅速展开。 1937年12月，日军渡过黄河，分两路大举南侵，一路进攻济南，一路直逼周村。24日，两架日本飞机疯狂地袭击了长山城。 长山中学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行动。起义地点确定在远离长山县境的黑铁山。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三人先行一步，带领经过挑选的60多名中学生，奔赴黑铁山下的太平庄安营扎寨。约定马耀南负责联络各地人员和各方队伍，然后到太平庄会合。 当天，马耀南回到家中，吩咐弟弟马晓云和马天民，先把全家分散到亲戚家，然后各自去联络准备起义人员。第二天他又到长山八区，找到马函三和刘元卿、马进先等亲友，动员他们拉队伍进山，并为起义武装筹枪弄款。不到一星期，马耀南带着3枝短枪、7枝长枪和几百块钱，风尘仆仆地奔向黑铁山。 12月27日晚，繁星满天。在太平庄学校的大院里，汇集起一队队抗日的队伍，姚仲明慷慨激昂地宣布武装起义，部队番号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 雄伟挺拔的黑铁山上，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红旗高高竖起，迎风飘扬，它召唤着各方抗日救国的优秀儿女。不久，由高光宇带领的铁路工人队伍从张店洪沟来了；由张冲凌带领的农民队伍从尚庄来了；淄川、益都的农民队伍，也闻讯远道赶来了。马晓云带领500人马，马天民率领5个中队，也赶来了。就连张景南、高竹筠等靠国民党起家的人物，为形势所迫，也带领人马投入了抗日的行列。 1939年5月的一天，周村东边小周家庄据点里送来情报：当晚伪军全部外出执行任务，炮楼里只有一个日本小队驻守。马晓云当即决定拔掉这个据点。 小周家庄据点，距胶济铁路不到百米，离日寇盘踞的周村只有六七里路，东边又有涯庄据点，处在敌人的心腹地区。拔掉这个据点，犹如虎口拔牙。但马晓云胸有成竹，他亲自带领部分战士连夜赶到小周家庄，按照情报员提供的情况和路线，悄悄地摸进据点，干净利落地消灭了敌人。接着烧毁据点，带着战利品迅速撤离。 第二天晚上，马晓云又化装成一个日本军官，带领7名化装成日本兵的战士，大摇大摆地进入涯庄车站，乘敌不备，突然袭击，把驻车站的日军全部歼灭。 马晓云带领部队在胶济路沿线频频出击，各据点的敌人告急求援的电报电话传入敌军司令部：黑铁山铁矿的炸药库被盗；湖田火车站遭袭击；张店站内火车头相撞；马尚铁路桥被毁；王村站外列车出轨，物资被劫；普集站外装甲车被炸，增援的日军被伏击…… 这期间，马天民率领一支队活动于长山、邹平、桓台、章丘一带，他们攻据点，破铁路，除奸反霸，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迫使敌伪一度撤出邹平、长山县城。 与此同时，马耀南在清河平原抗击日寇，也接连获胜。先后在小李家套、爱贤村、司家庄，连战皆捷，打得鬼子晕头转向，惶惶不安。 1938年6月，独立二师整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马耀南为司令员。不久，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三支队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马耀南仍任司令员，省委还委派富有武装斗争经验的杨国夫为副司令。这年10月，马耀南经郭洪涛、霍士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初夏，马耀南接到山东省委关于开展章（丘）齐（东）地区工作，打通与冀鲁边根据地联系的指示，遂与杨国夫带领三支队，进驻邹平城西北的刘家井子一带。八路军刚刚驻定，日本少将松本便集中惠民、九户、青城、齐东、魏家桥据点的2500名日军和伪军，从西北面向三支队发起了进攻。战斗开始不久，松本又从张店、周村、邹平等地调来3500名日伪军，由东而南，向三支队包围。敌我力量悬殊，情况十分严重。 6月6日中午，村北面的敌人向刘家井子阵地发起进攻，一队队脱去上衣的日军端着刺刀冲来。马耀南指挥军民用五子炮和土炮猛轰日军，一连打退敌人3次进攻。下午两点左右。村东面的敌人在山炮的掩护下，向刘家井子冲锋，战士们猛烈还击，很快将敌人击退。这时，村东南的墓田，又被日军选作冲锋点。敌人兵力尚未展开，就遭到八路军三面夹击，尸横遍野。 天近黄昏，日军又一次发起冲击。激战中突然大风骤起，尘土蔽日。杨国夫抓住战机组织反攻，把敌人打了下去，随即带部队胜利转移。 刘家井子这一仗，三支队共消灭敌人800多，其中日军400余人。三支队的名声大振！ 马氏三兄弟带领部队驰骋清河平原，使日伪顽胆颤心寒。日伪四处贴出告示，悬重赏捉拿马氏兄弟，并派重兵围追剿杀。 1939年7月22日，马耀南和杨国夫带领部队移防桓台牛王庄，准备挥师东进临淄，与另一支部队汇合，集中兵力打击敌人。 恼羞成怒的日军，寻机报复来了。他们尾追着三支队到了牛王庄。上午9时左右，敌疯狂地向三支队阵地扑来，三支队展开猛烈反击。战斗到下午两点多钟，马耀南和杨国夫认为转移的时机已到，决定撤出阵地。 杨国夫请马耀南率领司令部机关先撤，马耀南望着杨国夫，扶牢眼镜，然后和随行人员上了马，朝牛王庄东南约一里路的大寨村奔驰而去。不料，刚进大寨村，埋伏在街东头柴禾垛后的敌人突然向他开了火，一串子弹穿透了马耀南的胸膛。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光荣地献出了生命。 消息传来，马天民悲愤至极。10月13日黄昏，马天民带上两个警卫员，进大辛庄侦察敌情。次日拂晓，马天民在一位朋友家刚要起床，突然枪声大作，敌人向大辛庄包围过来。原来马天民已被叛徒出卖。马天民和两个警卫员一边射击，一边撤退，撤到村庄西南的一片墓地时，敌人对他们形成了三面合围。日军和汉奸向马天民步步逼近，马天民咬紧牙关沉着射击，日军汉奸在他的枪口下一个个倒下去。敌人发疯了，用机枪、步枪朝着天民猛烈射击，马天民身中数弹，倒在血泊里。 大哥马耀南和三弟马天民相继牺牲的消息，强烈地震撼着马晓云。清河特委宣传部长赵明新代表党组织来看他，他强忍着悲痛说：“不要说了，我都知道了，感谢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关心，我不会躺倒。他们活着的时候，对我教育很大，比比他们，我做得还很不够。”稍停了停，他又说：“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大哥和三弟为抗日献出了生命，我这个活着的，怎样才能更好地继承他们的未竟之志呢！”他望着赵明新，恳切地说：“你是党的负责同志，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好，晓云同志。”赵明新一把抓住马晓云的手：“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在党组织和赵明新的帮助下，马晓云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马晓云通过侦察得知，三支队所以连续被敌人跟踪袭击，都是铁杆汉奸段书云通风报的信。他和战友们设计，迅速除掉了这个狗汉奸。 1939年底，党组织抽调马晓云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2年夏初，他学习期满，回到山东，被分配到清西（清河西部）军分区任副司令员。晓云率部队与日寇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先后攻克司家庄、花沟等据点，袭击了湖田炸药仓库，使清西地区打开了抗日新局面。 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特别是苏联红军对德军作战取得巨大胜利。在中国敌后战场，八路军向日军展开了局部反攻。三支队审时度势，扩大了益都、寿光、临淄、广饶之间的四边地区，秋季又连克乐陵、临邑、南皮三县。抗日战争胜利在望。 在这种形势下，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指示，原清西军分区改为渤海军区第六分区，马晓云仍任副司令员。为了进一步发展胜利，部队分路行动。一路由许云轩司令员带领，到清河以南作战；另一路由李曼村政委和马晓云带领，有六个主力连队及地方部队共800人，去拔除王家庄据点。 8月10日，王家庄战斗打响了。王家庄据点是敌人企图固守的堡垒，工事修得十分坚固。经过几次攻击，据点内的四个炮楼已攻下三个，残余的日伪军龟缩到西南角的一个炮楼中负隅顽抗。马晓云决定用大型炸药包炸毁它。 这天，马晓云从指挥所出来，准备检查一下炸药的质量。就在这时，一颗炮弹落在炸药包上，随着轰隆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马晓云壮烈牺牲在阵地上。 战士们奋勇冲杀，很快炸毁了炮楼，全歼了顽抗的守敌。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张清训撰写） 034、三兄弟精忠报国——记新四军六支队三英雄谢继书、谢继祥、谢继良 抗日战争时期，在彭雪枫将军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里，涌现出众多的英雄人物。其中杀敌英雄三兄弟——谢继书、谢继祥、谢继良的事迹曾被广泛传颂。英雄的父母受到广大军民的敬仰，成为抗日根据地人民拥军抗日的楷模。 谢家三兄弟的故乡是安徽省涡阳县丹城集谢庄。谢继书出生于1901年春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在冯玉祥军队骑兵连当过连长的他，回家乡找到涡阳县朱国衡县长说：“日本鬼子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我看会很快打到咱安徽。为了保家卫国，我看在涡阳成立骑兵中队，准备和鬼子干！”朱国衡赞成，派他招兵买马，制作马刀、马鞍等物。经过半年筹办，涡阳县骑兵中队成立，谢继书任中队长，领导军事训练。 1938年夏季，日军侵占了豫皖苏的大片土地，到处杀人放火。这时，骑兵中队扩充为抗日游击队，同日伪军作战。一天，谢继书正在带领游击队员们训练，一个老乡来报告：“七八十个黑狗（着黑色制服的伪军）和日本鬼子，正在柳桥村抓人抢粮！村长派我来请你们去打哩！” 谢继书立即率领游击队，骑着战马飞速向柳桥村奔去。他们老远就看见一群日伪军牵着牛羊，赶着载粮的大车，正要返回据点。谢继书怒火万丈，指挥骑兵们分三路包围敌人。敌人听见马蹄声，扔下抢来的东西，跑进一片坟地里向游击队射击。谢继书带着一路骑兵，冒着弹雨，首先冲进敌群。他挥刀劈下日军小队长的头，接着又把一个伪军排长的胳膊砍掉。这时，另外两路骑兵也冲了上来，在敌群中砍来劈去，杀得日伪军缺胳膊少腿。不到10分钟，战斗胜利结束。日伪军除了被打死的以外，还有21人当了俘虏。谢继书指挥游击队打扫完战场，把敌人抢来的衣物、粮食和牛羊还给群众，群众非常感激。 1939年9月，彭雪枫司令员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进驻河南永城、安徽涡阳之间的新兴集。1940年2月，游击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谢继书通过耳闻目睹，认清了只有新四军，才是真正人民的队伍。于是，他带领游击队来参加新四军六支队。彭雪枫司令员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继书同志，你胸怀大志，爱国忧民，抗日心切，我们欢迎你率部参加新四军。”不久，涡阳抗日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一总队第三营，谢继书任副营长。他多次率领三营在肖县一带，重创日伪军，荣立战功。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谢继书回家与父母亲商量，动员二弟谢继祥、三弟谢继良也参加了新四军。 谢继书带领三营在肖县地区活动时，一天接到探报：日伪军约一个营的兵力，要对肖县附近村庄进行一次“讨伐”。谢继书和鲁雨亭总队长研究后，决定打一次伏击战。谢继书命令排长刘学文化装成老百姓，前往日伪据点侦察，摸清敌人行动的时间和行军路线。 深夜，谢继书带领三营埋伏在距离肖县5里外的一条壕沟两边的树林里。一直等到天亮，还不见敌人的动静。有的战士急了，说：“我们这一次扑空啦！”谢继书命令道：“别说话，隐蔽好，敌人肯定要钻我们的‘口袋’！” 上午10时左右，敌人终于出现在远处，很快就进入了三营的埋伏圈。谢继书一声令下，指战员们集中火力猛打。敌人毫无戒备，顿时大乱，竞相逃命。谢继书让司号员吹响冲锋号，随着号音，战士们将敌人团团围住。一颗颗手榴弹在敌群里爆炸，敌人死伤一大片。日军的一名小队长举着指挥刀，嘴里叽哩哇啦地喊叫，指挥日军顽抗。谢继书举枪对准日军小队长，随着枪响，这个家伙一命呜呼。接着，他指挥战士们端着雪亮的刺刀冲入敌群，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一场拼搏后，鬼子除了几个自杀外，其余的全部被打死，170多名伪军大都当了俘虏。三营打了大胜仗，指战员万分高兴。 1940年4月15日，谢继书到新兴集汇报工作，次日返回驻地途中遭敌袭击牺牲。 谢继书的二弟谢继祥参军后，在新四军第六支队一总队三营当战士。组织上选送谢继祥到抗大四分校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一总队警卫营当班长，不久提升为排长。警卫营在永城附近驻扎，县北三座楼驻守的日伪军经常到农村抢粮抢物，杀人放火。为消灭三座楼的敌人，谢继祥奉命化装侦察敌情，任务完成的很好。营里当夜决定攻打三座楼据点。 深夜，月明星繁。警卫营兵分三路冲进三座楼，向敌人猛烈攻击，打得伪军东窜西躲，死伤不少，剩下的伪军躲在房子里、炮楼上、围墙下负隅顽抗。 这时，日本小队长板木什平带领鬼子冲杀过来。谢继祥带领警卫排的勇士们奋力抗击。阵地上，新四军与鬼子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白刃战。 谢继祥像一只猛虎，端着刺刀在敌群里东拼西杀。一个高个子鬼子端着刺刀扑向谢继祥。谢继祥一个侧身，枪尖一挑，拨开鬼子枪杆，大喊一声“杀”，刺刀已穿透鬼子前胸，给了敌人一个透心凉。接着，4个鬼子一起向谢继祥扑来，他毫不畏惧，挥舞刺刀在敌群中左遮右挡，猛然一枪刺死了右边一个鬼子，又飞速转身，把刺刀刺进左边一个鬼子的胸膛，很快摆脱了敌人的四面夹击。另外两个鬼子咿呀叫着，向他刺来，他身子一闪，鬼子刺空了。谢继祥猛跳起来，一刺刀穿透了一个鬼子的后背。另一个鬼子想趁谢继祥拔刺刀之际偷刺，只见他机敏地低头一躲，鬼子刺刀擦腰而过。他迅速拔出刺刀，瞅准一道墙跟，猛跳上去，对着鬼子来了个猛虎扑食，将鬼子刺死。 激烈的血战，使谢继祥精疲力尽。这时，鬼子队长板木什平挥舞洋刀，喊叫着向谢继祥劈来。谢继祥振作起精神，与板木什平展开拼杀。一阵拼搏后，谢继祥一枪托把这个家伙砸倒在地，把他活捉了。 第二天清晨，三座楼战斗结束。谢继祥和战友们押着日军少尉板木什平和日伪军俘虏踏上了归途。 彭雪枫司令员得知谢继书二弟谢继祥活捉了日军小队长板木什平，十分高兴，下令嘉奖他，并提升他为一总队警卫连连长。不久，谢继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6月1日，新四军第六支队在驻地涡阳县新兴集举行“五卅惨案”纪念大会并检阅部队。突然，侦察兵报告：宿县、永城等地的日伪军1000余人，汽车20余辆，分四路合击新兴集。彭雪枫司令员立即在大会会场部署各总队迅速展开，迎击敌人。 谢继祥所在的一总队，奉命歼灭由南路向新兴集进犯的敌人。这时，敌人的炮火已开始向新兴集猛烈地轰击。一总队政委孔石泉命令三营、警卫营跑步占领岭子沟。指战员们冒着炮火占领了岭子沟，猛烈地向敌人射击。这时，谢继祥发现日伪军的10辆汽车正向桥口靠近，急忙带领警卫连抢占了桥口。谢继祥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把一颗颗手榴弹甩到敌人汽车上，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活着的敌人跳下汽车，向警卫连猛烈还击。谢继祥和18名战士被敌人包围在战壕之中。 谢继祥一看情况紧急，猛地从机枪手手中抓过机枪，喊道：“同志们，我掩护你们突围出去！”这时，发疯似的敌人向他们猛烈射击。谢继祥猛然跳出战壕，一连向敌人投去5颗手榴弹，又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敌人死伤10多人。 18名战士刷地一声上好刺刀，在谢继祥的掩护下突围出去了。 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的谢继祥，身上已多处中弹，他咬着牙把身上最后的一颗手榴弹甩进敌群。不料，敌人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头部，他壮烈牺牲，时年24岁。 谢继书的三弟谢继良参军以后，分配到新四军新六支队一总队通信班当战士。 一天，谢继良正在训练场上练刺杀，总队长鲁雨亭走来问道：“继良，练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谢继良笑着说：“总队长，请你放心，我有决心练好！” 鲁雨亭鼓励他练好本领。他刻苦训练，成绩突出，很快被提升为通信班长。 1939年11月3日，鲁雨亭率领一总队夜袭袁楼伪军据点。 袁楼，坐落在河南省夏邑县以北。伪军日夜威逼老百姓抢修工事，并在四周设置铁丝网，挖了4米深的壕沟，构筑了明碉暗堡。伪军的指挥所设在袁楼中心炮楼内。 午夜时分，鲁雨亭总队长一声令下，指战员从四面朝袁楼猛烈开火。由于敌人在暗堡里向外射击，战士们难以射中敌人，一连四次冲锋都未能成功。 鲁雨亭眼睛都气红了。如不及时将中心炮楼炸毁，将直接影响战斗的胜利。谢继良急切地对鲁雨亭说：“总队长，让我带领两个战士去炸炮楼吧！” “好！我先派人点燃袁楼四周的柴草，然后你们在炮火和浓烟的掩护下完成任务！”鲁雨亭说罢，立即调整火力，压制和吸引敌人，并火速派人点燃了柴草。霎时，浓烟滚滚，袁楼笼罩在浓烟之中。 谢继良带领两个战士，三个人的身上插着手榴弹，抱着两包炸药，扛着一挺轻机枪出发了。他们冲过壕沟，眼看就要接近中心炮楼时，突然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谢继良的左腿，顿时鲜血直流。他顾不上包扎，让两个战士把炸药放在炮楼下准备爆破。这时，他一看中心炮楼高大，带来的炸药包太小，很难把炮楼炸掉，就对两个战士说：“现在取炸药包已经来不及了，你们两人守在炮楼门口，我摸进去干掉他们！” 两个战士焦急地说：“班长，炮楼里敌人多，你一人进去有危险，干脆我们一起冲进去干掉敌人！” “为了战斗的胜利，你们不要管我！”说完，他身子一闪，冲进了敌人的炮楼。 这时，炮楼里的伪军摸不清外边的情况，一个个胆战心惊。谢继良双手举着手榴弹，大吼一声：“赶快放下武器，新四军宽待俘虏！”伪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懵了，不知来了多少新四军战士。 谢继良接着喊：“伪军兄弟们，你们放下武器才是惟一的出路，不然我就要扔手榴弹了！我们在炮楼下放了炸药，很快就要炸掉炮楼！” 这时，伪军军官举枪瞄准谢继良。谢继良眼明手快，用手榴弹朝伪军官的脑壳砸去。伪军官哼了一声，就呜呼哀哉了。 伪军们害怕炸药爆炸，一个个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走出炮楼。外边守卫的两个战士清点人数，共俘虏68人。 谢继良一把抓住伪军头目王朴臣，枪口对准他的脑袋，逼他向明碉暗堡里的伪军下达投降的命令。袁楼伪军400余人统统当了俘虏。 战后，谢继良被第六支队评为“三等战斗英雄”。 1940年春天，鲁雨亭率领一总队指战员配合兄弟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夜袭张大屯，围攻王白楼，血战阎井、蒋庄、丁楼，击毙日军指挥官野联队长、北山大尉等以下数百人。 敌人多次惨败，恼羞成怒，伺机报复。当时，敌人纠集亳县、砀山等县日伪军3000余人，配属汽车30余辆，分4路向芒砀山下的山城集一带围攻，企图在永城李黑楼歼灭鲁雨亭部。 鲁雨亭总队长、孔石泉政委将部队化整为零，占领僖山、陶山等山头，与敌人展开激战。当时，谢继良和通信班的战士们，冒着弹雨，把鲁雨亭、孔石泉的命令传达到各营。之后，他们又把一颗颗手榴弹甩进敌群，炸得鬼子成片地倒在阵地前。激战到下午，鲁雨亭带领部队杀开一条血路，占领了李黑楼，指挥部队多次打退敌人的冲锋。谢继良看到鲁雨亭身上负了伤，苦求道：“总队长，你快到指挥所去吧！” “这里就是我的指挥所！”鲁雨亭说毕，一边举起驳壳枪向敌人射击，一边呼喊：“同志们，我们要死守李黑楼，誓与阵地共存亡！” 这时，敌人冲上来了。谢继良带领通信班同特务连的指战员一起向敌人射击，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他们连续打退了敌人6次冲锋。子弹打光了。他们挥舞大刀，端着刺刀，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搏斗。 阵地上，刀光闪闪，杀声震天。谢继良紧了紧腰带，“咔嚓”一声上好刺刀，纵身跳出工事，飞奔着刺倒了一个高个子鬼子。这时，4个鬼子端着带血的刺刀向他刺过来。他使尽全身力气，来了一个快速横扫。霎时，两个鬼子胳膊上鲜血直流，疼得大喊大叫。另外两个鬼子端着刺刀，一左一右地向他刺来。他挡开了左边鬼子的刺刀，不幸右边鬼子刺中了他的腰部，鲜血喷涌出来。谢继良全然不顾，“霍”地一跃而起，一刺刀捅进了左边鬼子的胸膛。右边的鬼子又凶狠地向他刺来。谢继良虚晃一枪，接着跟上一个打压刺，一枪刺进了鬼子的后心窝。就在这时，远处一个鬼子向他开了枪。只见他身子一晃，倒在地上，流尽最后一滴血，年仅19岁。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谢继书、谢继祥、谢继良三兄弟先后壮烈牺牲。 彭雪枫将军得知噩耗，极为难过。为了慰问谢老太太，表彰老人家的爱国举动和深明大义的品德，他亲笔给谢老太太写了一封信，并派新四军第六支队政治部干事游历前往谢家慰问哀悼。 彭雪枫将军在信中写道： 你的三个儿子为了抗日救国英勇牺牲，满门忠烈，留下无尚的光荣，全国军民莫不钦敬。他们能够如此深明大义，为国牺牲，都是由于老太太平日教育之功。从前岳母教育岳飞精忠报国，几千年后还被人人赞美，老太太教子三人英勇杀敌，也足以媲美岳母而被人所赞美了。 谢老太太激动地对游历说：“你回去告诉彭司令，就说继书、继祥、继良是为国而死的，死的值得！我老了，不能为国尽忠了，但我和儿媳要把四个孙子培养成人，让他们长大后精忠报国！” （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稿晓音撰写） 035、活跃在冀中平原——记冀中军区六军分区司令员王先臣 1945年7月1日，八路军冀中军区部队围歼河北赵县前大章守敌的战斗打响后，赵县之敌慌忙赶来增援。当敌人行至大吕村时，担负阻击任务的部队，在一位消瘦精干的年轻指挥员率领下，英勇奋战，猛打猛冲，击溃了多于我军5倍的敌援兵。在肃清残敌时，这位年轻指挥员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 这位指挥员是八路军冀中军区第六分区司令员王先臣。 王先臣，又名顺成，1914年11月15日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永阳镇江南里陂村。他15岁时经本村苏维埃主席王启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王先臣参加红军当司号员。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年底，在湘赣军区红军学校四分校学习，任司号队指导员。1934年他随红六军团长征，任十八师五十三团共青团总支书记。抗日战争开始几年，他先后任八路军第一二零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组织股长、教导员，旅特务团政委，冀中民众抗日自卫军第一纵队政委，冀中军区警备旅一团政委。 1940年8月，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他率部参加破袭德（州）石（家庄）铁路的战斗。战前，他将部队组织成若干战斗小组，反复进行卸钢轨夹板、螺帽、道钉等技术训练，并准备了大批扳子、手榴弹、土炸药等武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或者亲率爆破组、拔钉队行动，或者指挥机枪手掩护同志们破路桥和炸毁涵洞。一次，王先臣在夜幕下率拔钉队来到铁路上，刚开始拔道钉，敌人运军火的列车轰轰隆隆飞驰而来。他迅速喊道：“打！”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开火。“轰隆”一声巨响，列车出轨了，车头撞到崖壁上，后边的车厢，好似秋天的豆虫，弓腰摔倒，鬼子有的被撞死，有的被摔死。炸药点着了，几声巨响，浓烟滚滚，车上的弹药箱也炸开了。王先臣指挥战士迅速撤出战斗，胜利回到驻地。就这样，王先臣等率领全团，破坏敌人铁路40余公里，使这段铁路经常断“线”。 王先臣不仅会用兵打仗，而且率先垂范，善于带兵。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尤其是这年夏季灾荒发生后，部队供给十分困难，一团经常搞不到饭吃。这时，王先臣更加关心战士的疾苦，他与战士席地同餐，一样的糠菜，一样的稀粥。行军时，他有马不骑，或给伤病员，或用来驮枪弹、伙食担子；他还给体弱的战士扛枪、背背包。他善于同干部战士谈心，了解到谁有困难，总是尽可能地设法解决。干部战士有了缺点和错误，他从不动肝火，总是耐心地教育和引导，让他们心悦诚服，知错就改。每到深夜，他都起来查铺查哨，多少个行军后的子夜，多少个战斗后的黎明，王先臣总是这样关怀体贴着战士。这年的上半年大旱歉收，下半年大雨连绵成灾，群众食衣无着。一次，一团战斗下来，群众送来了菜团子、菜饼子，王先臣见有的战士面有难色，便先拿起一个变馊的菜团，大口地吃起来。还饶有风趣地说：“吃掉菜团子就是胜利，大家要坚决彻底地消灭掉！” 积极、主动、灵活地捕捉战机，把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放在第一位，是王先臣指挥作战的一个特点。1942年11月，王先臣任冀中六军分区司令员。这时，六军分区的主力部队早已转移到外线，只留下第三十一和四十四两个区队及各县、区武装。特别是整个六军分区还被德石铁路和沧石公路所分割，而西部的赵（县）、藁（城）、栾（城）等县紧靠日军巢穴石门市（石家庄）。由于六军分区的战略地位很重要，日伪军的据点、炮楼如林，公路、封锁沟如网，日伪军经常出来“扫荡”，游击队和部队活动很困难。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王先臣率第三十一、四十四两个区队和各县、区武装，同日伪军展开游击战。他将部队化整为零，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自己带着20余人的精干指挥机关和不满100人的特务连，指挥各部队穿插活跃在敌人堡垒群之间。在作战中，他曾数次负伤，但始终坚持在前线指挥，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 1943年初春，王先臣亲率三十一区队，伏击晋县城里押民夫去石德路南挖河的十几名鬼子和100名伪军。那天，太阳东升的时候，押着民夫的日伪军刚进入伏击圈，王先臣指挥数名射手集中射击鬼子，用机枪火力扫射伪军。顿时，几百名民夫队伍大乱，甩掉工具四处逃散，日伪军全部暴露在公路上，王先臣率部一阵猛冲猛打。经半小时激战，打死日伪军30余名，俘获40余名，有力地打击了晋县敌人。 这年冬的一天，100多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位于赵县小吕村的一个区小队。王先臣正在附近村庄，他马上指挥三大队两个排，兵分两路，突然猛扑上去，将敌人包围。他们和区小队内外夹击，敌人措手不及，被打死20多名，活捉10多名，余敌狼狈逃回老窝。此役，创造了小部队袭击战中以少胜多的战例。这一年，王先臣率领六分区军民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战斗，打开了在平原坚持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1945年上半年，冀中日伪军迫于形势，开始向各县城和铁路、公路沿线龟缩，城外据点逐渐减少。王先臣抓紧大好时机，从6月初开始，向敌人发动猛烈攻势，扫清县城外围据点，然后围城打援，以免造成敌人集结兵力，守城顽抗的不利局面。在宁晋地区攻克艾辛庄、效河口、东汪等据点的战斗中，王先臣亲临阵地，指挥部队堵街口、筑工事、设障碍以及部署兵力、火力。当敌人动摇时，他亲自带领部队出击。这几次战斗，共消灭日伪军300余人，解放了宁晋东南广大地区，从而和冀南的新河县连成一片。6月底，王先臣又率部转战赵北。他号召部队：“以新的战斗胜利，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四周年。”接着，指挥部带领特务连驻赵北的大吕村，包围赵北的前大章据点。命令四十四区队以挖坑道办法，爆破岗楼消灭敌人；三十一区队带宁晋、赵县两县大队打援。7月1日，前大章据点内的敌人告急，赵县守敌不得不沿公路出动增援。上午11时左右，增援前大章之敌行至大吕村时，特务连在截断的公路上突然猛烈开火，敌人惊慌失措，企图回逃。这时，埋伏在公路附近北何家庄、小吕村的打援部队趁敌人乱作一团，出其不意地从侧翼和后尾勇猛出击，一下子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四处逃窜，将携带的迫击炮等重武器都扔在附近村庄的井里。鬼子刚出城没几里，见势不妙，又缩回赵县。而在大吕村附近的五六十名伪军，在后退无路，前进无望的情况下，绕过我正面阻击部队，顺着一条自然道沟，溜进了大吕村我阵地北沿，占领了村落的一所高房，隐伏在院落里。这时，王先臣一面紧急抽调打援部队，一面组织侦察、监视敌人。为摸清敌情，及时围歼这股残敌，王先臣亲自带几名警通人员，到一所院落侦察，不幸被潜伏之敌击中胸部。在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王先臣为民族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南京军区政治部、江西省军区政治部组稿陈齐枢撰写） 036、铁骨铮铮英雄志——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 赵尚志，辽宁省朝阳县人，1908年10月26日生，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年5月回到哈尔滨参加建党工作。1931年底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3年10月在北满珠河县组织抗日游击队任队长，后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历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素有“南杨（靖宇）北赵（尚志）”之称。1942年2月12日壮烈牺牲，时年33岁。 赵尚志的幼年是苦难的。他的老家朝阳县地瘠民贫，11岁那年，他父亲因聚众抗捐失败，带领全家流亡哈尔滨。他1925年2月考入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读书，勤奋学习，追求进步。同年夏积极参加响应上海学生爱国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受命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1926年夏，赵尚志受党的派遣，返回东北投入反帝反军阀斗争，参与成立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担任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1927年3月赵尚志在长春被奉系军阀宪兵队逮捕。在狱中以赤色嫌疑分子一再遭受严刑拷问，但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1930年4月，赵尚志再次被捕。这一次由于叛徒出卖，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暴露了。尽管敌人软硬兼施，始终无法使他屈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尚志在党组织营救下出狱，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6月，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党组织决定将工作的重点移到农村去。赵尚志化名李育才被派到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任参谋长，当时人称李先生。 张甲洲，大地主家庭出身，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派遣返回巴彦老家拉起一支约200人的抗日队伍。赵尚志看到部队成份很复杂，便劝张甲洲整顿队伍，并成立了教导队培养骨干。这些措施虽对这支部队的建设起了良好作用，但引起了一些人的猜疑。不久，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吴福海来传达“北方会议”“左”的指导思想。要求部队打土豪、分田地、改编为红军。赵尚志认为条件不成熟，提出不同看法。但因吴福海坚持意见，将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部队改编后转战于呼兰、绥化一带，所到之处打土豪，分田地，转移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目标，部队内部也发生了分歧，又不断遭受日伪和地主武装的袭击，部队终于瓦解。在战斗中赵尚志的左眼受重伤。 巴彦游击队的失败明明是“左”倾的结果，但省委领导人却认为主要责任是赵尚志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要他作出深刻检讨。赵尚志据理力争，以致许多领导人不愿照他的面；他一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且听说被“开除党籍”了。 赵尚志一度十分苦恼。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风吹麦波千层浪，雁送征人一段愁，披靡无术，被屏逐于千里之外。”但是他很快振作起精神，毅然更名赵三，投到哈东一带反日义勇军孙朝阳部队当了一名马夫。他对朋友们说：“只要抗日，做什么都行。” 1933年秋天一个夜晚，赵尚志、李启东、姜熙善、李根植等7人，骑着7匹快马，奔驰在北满珠河一带的崇山峻岭中。他们是从义勇军孙朝阳部队拉出来去找中共珠河县委。这时赵尚志年仅25岁。 9月间，赵尚志、李启东等7人在珠河县三股流长万屯找到了中共珠河中心县委。赵尚志向县委书记关化新谈了组建游击队的想法。关化新非常支持，请省委巡视员张寿（即李兆麟）向他们传达了中央“一？二六”指示精神，介绍了杨靖宇组织游击队的经验。 10月10日，一支13人的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在珠河县三股流长万屯后山诞生。赵尚志为游击队队长，李福林任政治指导员。游击队在三股流一带接连打了十多个胜仗，名声越来越大。人员武器都有了发展。小股日军和伪军不敢轻易进犯，又没有苛捐杂税，哈东地区老百姓称之为“红地盘”。 在珠河地区，当时除了游击队，还有数十支反日山林队和义勇军。赵尚志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1934年3月在珠河县秋皮屯召开“爱民”“青林”等十多个队头的联合会议。经过充分协商，各队头领同意在“不投敌，不卖国，反日到底”等条件下联合起来，而且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公推赵尚志为总司令。队伍扩大到500人，接连攻克侯林乡、黑龙宫日伪据点，使珠河县铁道南、北的游击区连成了一片。 同年6月，部队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员。他率支队攻打宾州城，奇袭五常堡，酣战三岔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与日伪军大小战斗上百次，抗日联军越战越强，游击根据地从珠河县的铁南、铁北扩展到宾县、方正、延寿、五常、双城、阿城等六县的广阔地区，抗日组织纷纷建立，拥有反日会员1万余人。 1935年1月12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恢复赵尚志党籍的决定，承认“开除赵尚志党籍是由于当时省委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是错误的”。这年1月28日，哈东支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冯仲云任军政治部主任。 第三军的壮大和珠河游击根据地的扩展，使日本侵略者犹如前胸挨刀、后院失火，疼之入骨。日寇在哈尔滨召开六省“治安肃正”会议，策划消灭抗联第三军，“毁灭赵尚志的根据地”。敌人在帽儿山设立“六县”办事处，日军大佐野崎任主任，以日军讨伐队为主，集中3000兵力向哈东进行“讨伐”。敌军所到之处，强迫群众搬到指定地点，妄想把抗联战士困死在深山密林之中。 日伪军对珠河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讨伐”的时候，抗联三军除留一部分继续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外，赵尚志率领主力经方正、延寿、依兰，出敌意外地北渡松花江进入汤原县境，与夏云杰领导的游击队汇合。 1936年1月，赵尚志协助夏云杰将汤原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为军长。1936年1月，在汤原附近召开北满抗日部队领导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尚志、李延禄、夏云杰、张寿、冯治纲等，协商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随后部队统一序列，赵尚志仍兼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 赵尚志以总司令的名义，命令亮子河矿警队和伪军连全部缴械，又命令戴洪滨、张寿不惜一切代价，占领汤旺河，拿下老钱柜，为建立巩固的抗日后方基地扫除了障碍。在根据地内，建起了兵工厂、被服厂、仓库、医院以及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赵尚志亲自兼任校长。抗联三、六、九、十一军的团级干部和地方主要负责干部，大部分都在该校参加过学习和训练。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在全国爆发。东北日军进一步加紧了对抗日联军的“围攻讨伐”。日本关东军司令植田谨吉、参谋长东条英机纠集日军1个师团、伪军4个混成旅，加上靖安军、兴安军等共3万余人，妄图在3年里消灭一切抗日力量。军事镇压由吉东地区转移到三江地区，主要对象是赵尚志领导的以三军为主的抗联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北满抗日联军在赵尚志的指挥下多次击败敌人的围攻，保住了汤原游击区。可是有人无粮、有枪无弹的局面越来越严重，许多重大问题急需请示党中央作出决定。身为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主席的赵尚志多次派代表去找党中央，但都毫无音信。 转眼间寒冬降临了，大雪又纷纷扬扬地飘荡起来，部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敌人妄想把缺衣少吃的抗联指战员冻死在荒山野林。这时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张寿带着六军军长戴洪滨和六军一师代理师长陈绍宾来找赵尚志。刚从苏联回来的陈绍宾说：“苏联远东军区司令海洛将军，让我捎个信给抗联总部，叫咱们派一个重要的领导人过去和他们共同商量抗日大事！他说，他们可以武装咱们部队……” 对这件重大事情，在依兰县杨家沟召开北满省委临时会议讨论。陈绍宾在会上介绍了事情经过，与会者都觉得这个“口信”很重要，如真能达成协议，就很可能成为东北抗日战争的转折点。一定要派一位重要领导人去完成。经认真研究讨论，会议一致同意派赵尚志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代表，去苏联谈判。 赵尚志肩负着重要使命启程上路了。护送赵尚志出国境线的省委领导人有张兰生，有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张寿、六军军长戴洪斌等人。在路上，赵尚志忧心忡忡地对张兰生、张寿说：“如果过境后对方不承认怎么办？”张兰生说：“对方会承认的。” 1938年1月，旧历正月初五，赵尚志在戴洪斌的护送下，带着一个班的警卫人员从萝北县名山东部过境，走上对岸的苏联国土。 不幸的事件终于发生了，赵尚志过境后，首先被解除了武装。接着对方又通报说：“海洛将军没有邀请任何中国抗联的代表来谈判的事，他不可能来见你。”这使赵尚志非常吃惊和迷惑，他感到受骗了，立即要求回国。对方说：无权答应。他绝食了，数天滴水不进，他的抗议、请求、绝食、意见，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境遇更加恶化。他被丢进了一间牢房似的地下室，长达一年半之久。 1939年6月，苏方才向赵尚志解释说，把他关押审查是个误会。同时向他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任命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立即组织了一支100余人的精干部队，于同年7月回到东北，投入战斗。但由于奸细造谣挑拨，他未能行使总司令职权。12月又接苏方电报，让他与北满、吉东两省委负责人到伯力开会；于是年底，他再次率队过界去苏联。 1940年由于叛徒造谣说赵尚志要“捕杀省委”，北满省委不经调查就作出了“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3月，赵尚志被调到东北抗联第二路军任副总指挥。1941年初，又被调去莫斯科学习，再次受到批判。但他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一面写下了长长的意见书，准备向党中央申诉，一面坚决要求重返抗日战场。 1941年秋，苏方允许他带5个人的侦察小组回国。他说，他要重新组织队伍与日寇干，他死也要死在东北战场，他还想骑马到延安去汇报。 1941年冬，赵尚志等人到达汤原鹤立一带活动。敌特机关得悉赵尚志突然复出，立即搜山7天，但未发现踪迹。日寇派特务刘德山伪装猎人进山侦察，与赵尚志小分队相遇。起初赵尚志把他的枪下了，姜立新（三军警卫团团长）认识此人，便将其留在小分队内。 1942年2月12日晚11时，赵尚志在刘德山的预谋引诱下，去袭击梧桐河警察所，走到吕家菜园时，刘德山突然从背后向赵尚志开枪，赵尚志腹部中弹；但他忍着剧痛回手一枪将刘德山当场击毙，他也由于伤重而牺牲。 40多年的光阴流逝了，人们不知道遗忘、淡漠、疏远、冷落了多少事，但对赵尚志，人们没有遗忘他；相反，对他的怀念、敬仰、钦佩的感情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真诚。 1985年，黑龙江萝北县宝泉岭（烈士牺牲地）农管局的青年团员自愿集资修建了赵尚志烈士纪念碑。1988年5月，黑龙江省尚志县和宝泉两处的赵尚志烈士纪念馆同时开馆。 （沈阳军区政治部、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组稿原子明、咸宽兴撰写） 037、镜泊湖畔一青松——记东北抗联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 1940年12月8日，黑龙江省镜泊湖岸边小弯弯沟老密营地，1000多名日伪军将抗联第一路军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所率领的一支20余人的小部队团团围住。 “陈翰章，投降吧，过来给你大官做！”敌人呼叫着。 “死也不当亡国奴！”只见圆脸、浓眉、锐眼的陈翰章从硝烟里站出来，一扬右手，匣枪一抖，那喊话的汉奸应声倒地。 镜泊湖畔的老一辈人这样唱着：“镜泊湖水清亮亮，一棵青松立湖旁。喝口湖水想起英雄汉，看见青松忘不了将军陈翰章。” 陈翰章，满族，出生于1913年6月10日，老家在吉林省敦化县半截河屯。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攻占沈阳北大营的炮声，揭开了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序幕。不久，敦化县城被日军占领。当时，正在县立民众教育馆担任讲演员的陈翰章，把教育馆当成抗日的阵地，宣传民众，秘密组织青年参加反日会，散发抗日传单。 1933年夏天，共产党员周保中到了宁安。他以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农抗日义务队为核心，联合救国军柴世荣（后任抗联五军军长）旅等部队，广泛团结各抗日山林队，建立了吉东反日同盟军。加入了共产党的陈翰章被委任为救国军前方总司令部秘书长。 1935年2月10日，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同时组成了军部和党委会，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张健东任参谋长，下辖第一、第二师，陈翰章任第一师政治部主任。不久，调任第二师参谋长兼师党委书记。 1936年2月下旬，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陈翰章任该军二师参谋长。同年3月上旬，吉东安图迷魂阵会议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师，陈翰章任二师参谋长，因师长史忠恒患病，陈翰章代理师长。行军，作战，做思想工作，抓党的建设，没日没夜的辛劳，使他圆润的脸庞变得细长。战友们劝他要多注意点身体。他总是笑着说：“等打走了鬼子，咱们共同在热炕上睡3天，吃几大碗肉，不就行了吗？” 这年3月，二师四团在代师长陈翰章、团长侯国忠指挥下，在宁安县团山子同伪军百余人发生战斗，毙伤敌40余人。3月23日，二师五团袭击了图佳铁路三岔口车站。5月18日，该师四团与五军二师在宁安镜泊湖南部与日军佐藤部激战，击毙佐藤留次郎以下官兵10余名。部队还夜袭林口龙爪沟，巧战庙岭，智击刁翎、三道通，打得敌人防不胜防，伪军不断发生哗变，参加抗联的队伍。 1936年秋，万余名日伪军在飞机的掩护侦察下，以南湖头、东京城西南、宁安南部地区为中心目标，疯狂搜索进攻抗日联军，史称绥宁地区秋季“大讨伐”，10月，第五师师长史忠恒率部在图佳线老松岭伏击日伪军列车，战斗十分激烈。史忠恒中弹负重伤牺牲后，陈翰章接任五师师长。 1937年12月，陈翰章、侯国忠率领二军五师，与五军密切配合，活动在中东路道南镜泊湖沿岸。他们突入汪清、珲春，进出宁安、敦化，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域，经常袭击日伪据点，颠覆军车，破坏敌人铁路、桥梁、隧道、机场、仓库等军事设施，扰乱敌之后方。仅敦化县沙河沿一战，消灭日伪军数百名。 1938年6月，二军五师在陈翰章率领下，在敦化、额穆、宁安一带坚持游击活动。7月初，根据中共吉东省委决定，陈翰章率抗联二军五师等部，开始西征作战，由牡丹江地区南下。横道河子战斗中，面对数倍的日军“讨伐队”，陈翰章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冲过去！战士们从林中，从山里齐向“讨伐队”开火，鬼子匆匆撤到林外。当夜，陈翰章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乘胜袭击日本侵略者经营的镜泊湖瀑布水电站工程指挥部。第二天拂晓，宁安县东京城西的镜泊湖北湖头建筑工地，枪声大作，火光闪闪，日军水电站守备队从睡梦中惊起，慌忙应战，混乱一片，丢下十几具尸体逃窜。抗日联军将日军工程事务所烧个精光，解放了大批劳工，还缴获大批粮食、被服与枪械弹药。 1939年春，第二军五师部队与五军二师在延吉、敦化一带活动，曾在敦化大蒲柴河苇塘沟与日伪军400余人激战，缴获步枪40枝，子弹7000发。在宁安、敦化一带群众中到处传扬着这样一句话：“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翰章。” 1939年7月末，抗联一路军四师、五师，根据老岭二次会议的决定，在政治委员魏拯民的主持下，在敦化汉阳沟合编为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陈翰章任方面军指挥（司令），侯国忠任副指挥（副司令），下设第十三团、十四团、十五团，共计600多人，成为当时抗联一路军中人数最多的方面军。 1939年下半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以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为目的的大“围剿”。抗联部队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这年8月下旬，魏拯民、陈翰章和侯国忠统率三方面军全部、二方面军九团、五军陶净非部等共计900多人的主力部队，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在安图县打响了著名的大沙河战斗。陈翰章受命率军主攻，战斗定于黎明时分打响。 大沙河是日伪修建的一个“集团部落”，四周筑有土墙，各角均设有炮台，内有伪警30多人，伪军约一个中队，日军一个小队，火力较强，防守严密。由于日军一士兵外出意外发现了设伏准备巧袭城门的抗联战士，迫使抗联进攻提前进行，变偷袭为强攻。陈翰章身先士卒，第一个冒着机枪弹雨，向城门口冲去。随着猛烈的爆炸声，土城门被炸开了一个大口子。借着浓烟的掩护，陈翰章指挥部队如虎下山扑进城去。敌人逃进建有两座炮台的警察署，凭借炮台的机枪火力作垂死挣扎。部队几次进攻失利，不少战士负伤或牺牲。陈翰章见此情景，怒睁双眼，提过一挺机枪就要上房。警卫员明基立即夺过机枪，爬上伪警察署附近的一家店铺房顶，从侧面向敌炮台实施压制射击。敢死队员趁此机会，迅速爬近敌炮台下，将一捆集束手榴弹扔进敌机枪工事内。一阵巨响后，敌人乱纷纷向外跑，均被抗联战士击倒。警察署内的敌人见炮台失守，遂向抗联战士举手投降。陈翰章攻占大沙河之后，带队急奔小沙河助战。此时，由安图开来的日军援兵已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攻占了小沙河山岭的有利地形。抗联第三方面军副总指挥侯国忠牺牲。就在这时，陈翰章率队赶来，大家冒着弹雨冲上山头，将敌人赶下山，毙伤敌联队长以下官兵50多名。 大沙河连环战斗胜利后，陈翰章率军连夜向敦化寒葱岭进发。9月初，在行军中设伏歼灭蒲柴河伪军十团一个连。20天后，又在寒葱岭南坡公路旁密林中设伏，歼灭日军少将部队长松岛以下官兵80余名，击毁汽车9辆，缴获步枪100余枝。 进入1940年后，东北形势更加严峻。陈翰章率三方面军直属部队，在镜泊湖地区坚持武装斗争。3月，部队在敦化牛心顶子遭到日伪军2000余人的包围。抗联部队苦战一天，伤亡70余人，陈翰章腿部负重伤，深夜率军突出重围。当陈翰章带领战士们奔至牛心顶子深处的几处密营时，发现后方已被日伪军破坏。三方面军服装厂留守的女战士经过激烈抵抗，全部被杀害，缝纫机及多年储存的粮食、蔬菜等被敌洗劫一空。面对严酷的现实，陈翰章召集共产党员开会，用杨靖宇司令的英雄事迹（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壮烈殉国）教育大家。他说：“杨司令是战死了，他的死是最伟大的，全中国的老百姓都不会忘记他。我们就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一定要夺取胜利，这才不愧是杨司令的部下、战友、同志。”他带领全体战士宣誓：与敌人血战到底，决不回头。这支英雄的部队，从1940年5月至9月，连续作战10余次，歼敌100多名，穿梭于吉林、黑龙江两省边界，给日伪统治以狠狠的打击。这年10月，为解决部队冬季作战的给养，部队党委决定三方面军主力100余人向三江省方向突围，陈翰章亲率60余人的小支队留在镜泊湖地区牵制敌人。12月6日夜，陈翰章带领20余人的小分队，顺着鹰膀子山向镜泊湖东南方的小弯弯沟密营前进。8日，部队进至密营后，即被叛徒引来的敌人包围。陈翰章指挥战士们分散隐蔽在大树后，石砬子里，圆木边，与敌人展开血战。 激战两个小时，打退敌人四五次进攻，陈翰章身边的战士多数牺牲。敌人不惜代价，拼命地冲上来。陈翰章以火力掩护几名战士刚刚突上山坡，不料他的胸部中弹，倒在雪地上，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沈阳军区政治部组稿荆南进撰写） 038、转战东北献忠心——记中共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 魏拯民，原名关有维，字伯张。1909年2月出生于山西省屯留县王村。13岁考入县立高小，16岁考入太原第一中学，1928年夏考入北平私立宏达学院。他是1928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组织要求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号召东北军民坚决抗日，收复失地，救国自救。同时选派一批优秀党员到东北工作，魏拯民是其中一员。 魏拯民先在辽宁民众自卫军工作，后到哈尔滨任市委组织部长，道外区委书记和哈尔滨市委书记。两年后的腊月受命去东满游击区担任领导工作。 东满，当时指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和安图等县，是朝鲜族集居地，党的基础较好，是党在东北最早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之一。魏拯民到了东满，按照党中央制订的方针政策，团结各族群众，发展党组织，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满抗日斗争掀起新高潮。1935年5月，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为东满特委书记兼军政委。1935年5月，他去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次年2月回国。 1936年6月下旬，魏拯民在金川县河里惠家沟与一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会师。杨靖宇和魏拯民共同主持召开了一、二军和东、南满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即河里会议。根据一、二军活动区域已经连成一片的实际情况，决定将一、二军合编为抗联第一路军，东满、南满党组织合组一个中共南满省委，统一指挥和领导一、二军及东南满地区党的工作。杨靖宇任一路军总司令，王德泰任副司令，魏拯民任省委书记。抗联一、二军两大主力合编后，声威大震，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得到空前发展。 魏拯民为配合杨靖宇南进和一军的西征，与王德泰一起指挥二军四、六师（原一、三师）和一军二师部队，在长白山地区猛烈打击敌人。8月，攻打抚松县城，歼敌百余人；9月，在小汤河歼灭伪靖安军150余人；10月，在敦化东清沟全歼100余名日军。并在抚松、长白等县建立了县委和各种抗日群众组织，部队数量迅速增加，仅二军就增加了三个团的兵力。 1936年冬，二军军长王德泰牺牲，二军军政领导任务都落在魏拯民肩上。他率领二、四、六师部队，转战于抚松、江、辉南、磐石、桦甸、敦化、安图、临江、长白各县，攻打城镇、据点，伏击“讨伐队”，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937年3月下旬，在抚松县西岗杨木顶子密营，魏拯民主持召开了二、四、六师领导干部会议，确定了1937年部队的活动方向，提出要拔掉日伪军在1936年冬季“讨伐”中设在庙岭的据点。 庙岭是扼抚松、临江、江3县的交通要冲，伪军一个营长期驻守，对抗日部队活动威胁极大。魏拯民从战士中选两名打入敌人据点作内应。这两名战士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通过“拜把子”等方式，争取了10多名爱国官兵。6月上旬，魏拯民率教导团将敌人包围，在派去的内应配合下，经过短暂的战斗，将伪军营长以下150余名官兵全部缴械，共缴获迫击炮1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步枪120余枝，短枪10余枝，子弹数万发和大批军需给养，彻底摧毁了敌人这个据点。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战爆发。东北抗联发表了魏拯民起草的《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号召东北人民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为钳制日军兵力，配合全国抗战，魏拯民指挥抗联二军部队在江、桦甸、临江等地向日军发动了猛烈攻击。攻打辉南县城的战斗是重要一仗。 辉南县城是日军的重要补给基地。10月18日深夜，魏拯民指挥部队隐蔽地接近城门，以偷袭方式解除了南门敌哨兵的武装，给城内敌人以突然袭击。日伪军仓促应战，当时就被打死20余名，其余被压在营房内出不来。这时，魏拯民指挥部队迅速打开仓库，运出大批物资，并散发了《告农民书》和《告伪军书》，然后，胜利撤出城。 1938年5月11日至6月1日，在魏拯民和杨靖宇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即老岭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了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在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中，保存实力，粉碎敌人的进攻，以配合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魏拯民兼任第一路军副司令和政治部主任。 老岭会议结束后，魏拯民配合杨靖宇指挥部队，全歼伪军索旅32团两个连140余人。随后，他率部进入安图县，巧施“调虎离山”计，攻下大沙河镇，引出安图县城与明月沟两处之敌，在大酱缸以北山沟里，一举歼灭了明月沟来援的宫本“讨伐队”。接着，在大酱缸以南5公里处，再次伏击歼灭从安图出来的150余名日军。是役共毙、伤、俘敌500余名，击毁车辆10余辆，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余枝。9月，魏拯民与陈翰章率部在敦化县寒葱岭伏击战中，又击毁敌人汽车11辆，打死日寇驻敦化“讨伐队”司令松岛少将以下1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等大批武器、物资。这些胜利，壮大了抗联的声威，使敌军胆战心惊。 杨靖宇1940年2月牺牲后，担子全落在了魏拯民的肩上。他长期艰苦生活、战斗，身体受到很大的损害，胃病日益严重，又患心脏病，加上部队缺食少药，病情更加恶化。看到他日渐衰弱的身体，同志们为他做了担架，他不肯坐；大家把缴获的马给他骑，他也常常让给伤病员骑，自己拄着木棍走在队伍中间。 1940年冬，魏拯民的病情更严重了，已经不能率队出征，只好留在密营中，但他仍勤奋工作。警卫员和其他同志有时把他的纸和笔藏起来，他诚恳地对大家说：“时间对于我太宝贵了，请把纸和笔给我吧，我不能停止工作。”由于敌人的封锁，送粮的人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进山，同志们只好煮树皮给魏拯民吃，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密营附近的树皮都被扒光了，魏拯民的病情也每况愈下，可山下仍无人来，期望变成了失望，同志们焦急不安。魏拯民冷静地分析了情况，对大家说：“敌人对山区的封锁越来越紧，地方的同志一定遇到了极大困难。只要有一点办法，他们是不会忘记我们的。” 原来住在夹皮沟的抗日老人陈德寿一直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为魏拯民送去粮食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带去敌人动向的情报。1941年初，陈德寿带粮刚要出屯被敌人抓住，老人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拒不承认与抗联的关系。老人避开敌人的监视，从围墙下的水洞里爬出来，冒着鹅毛大雪送来苞米、小米、火柴。老人见魏拯民病得站不起来，见锅里煮的是树皮，伤心地说：“副司令，这些日子让你们受苦了。”魏拯民安慰老人说：“不要难过，革命就是艰苦的，我们吃这点苦不算什么。别看敌人闹得凶，我们坚持斗争，总有一天会把他们赶出中国的……” 1941年3月8日晨，魏拯民从昏迷中醒来。他感到自己能走的路不长了，艰难地把文件包交给警卫员，吃力地说：“千万把这些文件转交给党中央。”过了一会儿，他望着射进来的阳光，又看看围在身边的战友，说：“你们都很年轻，革命就靠你们了！……不要难过，革命是艰苦的，要打倒敌人，就要流血牺牲。但我们的血不会白流，天快亮了，同志们要坚持斗争……”说完，魏拯民停止了呼吸。 （沈阳军区政治部组稿徐学新撰写） 039、艰难百战牡丹江——记东北抗联第四军副军长王光宇 王光宇，又名王兴，吉林省德惠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王光宇正在哈尔滨第一中学读书。一中的地下党、团组织较活跃，王光宇入校不久即加入了共青团，全力投入各种抗日救亡活动。1933年6月，王光宇经组织批准，和同窗挚友陈明亚（陶净非）参加了中共宁安县委领导的一支游击队——宁安工农义务队，当了一名战士。 宁安县委派共产党员于洪仁到该队工作，逐步建立了党、团组织，将抗日坚决的队长李荆璞吸收入党。中共宁安县委为建设这支抗日武装，派王光宇、陶净非在队里配合党、团组织，向士兵们宣传抗日形势，教唱抗日歌曲，帮助青年士兵学文化，代年长战士写家信，因而赢得了士兵们的信任和尊重。由于他工作出色，于1933年底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5年2月，以宁安工农义务队为基础，组成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王光宇任五军一师一团政治委员。1936年2月，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王光宇任五军二师政治部主任，率领二师一部活动于依兰、桦川、富锦一带。 1936年春，王光宇任五军二师师长时，率二师四、五团游击于穆棱、林口一带。此时，牡丹江至林口段铁路已建成通车，敌人开始利用它运输兵员、物资。王光宇决定在铁路上搞一次行动。 5月20日清晨，王光宇带领部队到林口附近的五河林北面的朱家、仙洞一带。这里是山区，铁路在山腰间蜿蜒穿过，是个伏击敌人火车的理想地段。王光宇下令扒掉几十米铁轨，然后将部队隐蔽于两侧。半晌午，敌人一列货车开过来了，司机发现铁路被扒后紧急刹车。这时，抗联的战士们有的向机车扔手榴弹，有的集中扫射押车日军，只用了几分钟就结束战斗，击毙日军士兵16名，缴获两挺机枪和许多子弹、大米。5月25日，王光宇又率部在三道河子颠覆敌火车一列，打死日军少佐、上尉以下6人。当敌人调来大部队沿铁路线“扫荡”时，王光宇率部转向密山、勃利一带活动了。一个月后，王光宇又率部出现在依兰刁翎，成功地伏击了二道河子伪军的运输队，击毁敌人汽车4辆，全歼押车伪军30余人，缴获步枪30枝、机枪1挺和一大批棉布、粮食和其他日用品。 1937年2月21日，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参加在方正县洼洪河第九军军部召开的会议。会议议定集中抗联第三、四、五、八、九军，于3月间联合攻打依兰县城，以阻止日本侵略者在方正、依兰、富锦、勃利各地推行“集团部落”、“坚壁清野”、“经济封锁”的政策，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夺取军械、弹药。3月19日，攻打依兰县城的战斗打响后，遇到敌兵顽抗，攻城部队转入伏击日军援兵的战斗。21日，双河镇400余名敌兵出援依兰，当行至新卡伦附近，第五军二师师长王光宇指挥的第五、第八军打援部队进行伏击，击毙敌兵220余名，缴获迫击炮3门，轻机枪7挺，步枪136枝，弹药甚多。 7月，王光宇率二师为骨干组成的“下江远征队”，由依兰东进宝清，与抗联第三军四师、第六军一师、第四军、第七军部队相互配合，取得许多胜利。8月，王光宇率第五军警卫旅向宝清运动，途中在太平川伪装成日军“讨伐队”，打进反动地主李家大院。群众称赞五军二师是“神武救国救民之师”。 11月30日，王光宇被抗联二路军总指挥部调到抗联四军任副军长后，率领四、五军各一部，共百余人，游击于富锦、宝清一带。一天，他们在宝清活动时，突然被数百名日军骑兵“讨伐队”包围。王光宇沉着指挥，终于突破敌围，还毙伤敌40余人。12月28日，王光宇又指挥第四军及第五军二师一部共百余人，袭击桦川县聚宝山伪警察署和伪警备队。王光宇一面部署兵力，佯作强攻姿态，一面利用内线提供的情况展开政治攻势，很快瓦解了敌人，顺利地解除了全部伪警察的武装，缴获步枪143枝，手枪6枝，轻机枪1挺，子弹万余发，此外还有军马、服装粮食等物资。不少伪警自愿参加了抗联部队，后来成为五军二师游击团的骨干力量。 由于敌人的层层封锁，密营里的粮秣供应十分困难。王光宇看到伤员和大家一样喝土豆汤，吃干菜窝窝，心里很着急，便带领几个战士到山沟里摸蛤蟆，给伤员煮着吃。王光宇的手被冰碴划得满是血痕，十个指头冻得像胡萝卜。 一天晚上，王光宇找来12名战士，商量出山搞粮食的事，几乎一夜未睡。次日一早，他就带队出山了。天正下着大雪，他们走了100多里才弄到一些粮，每人背着30来斤粮食往回走。这时大雪已经封山，王光宇背着粮食在最前面为大家踏雪开路。他开玩笑地说：“我要是掉进雪窟窿，你们可得把粮食给我背回去！”半路上，大家坐下休息，衣衫单薄，又冷又饿，但谁也没提出做点饭吃。背粮队伍中，密营的伙食长老孙头年纪较大，身体较弱，休息时睡着了，这一睡再也没有醒来。王光宇亲自掩埋了老孙头，坚持把他背的粮食背在自己身上，仍在队前踏雪回到密营。伤员们都激动地哭了，说：“有王副军长这样的好带头人，什么困难也难不倒我们。” 1938年，在黑龙江东部三江地区活动的东北抗日联军各部，进入了异常艰苦的斗争阶段。敌人调集6万余正规部队，对三江地区实行分割包围，重点“讨伐”，企图将抗联部队“聚而歼之”。 这年5月27日，王光宇和四军军长李延平率四军西征部队踏上征途。经过一个多月边筹粮、边战斗的艰苦行军，到达牡丹江岸与五军西征主力会合。经过混合编组休整后，穿越300里无人烟的高山密林，7月8日突然出现在苇河县楼山镇。 在攻打楼山镇战斗中，王光宇率奋勇队负责穿插突破。镇内驻有一个伪军守备中队，一个铁道守备中队和数十名伪警察。7月12日拂晓，王光宇率奋勇队出敌不意地攻入镇内，将敌人分割包围。激战中，几个敌人挥刀扑向王光宇。王光宇临危不乱，闪身躲过刀锋，反手一枪，子弹穿过敌人队长胸膛，又打进他身后另一个敌人的脑袋。“王副军长一枪打死俩家伙！”成为西征途中的美谈。 部队自楼山向珠河西进途中，几乎天天作战，断粮断炊，王光宇始终坚定地率部队按照原定计划向五常进军。 12月末，王光宇到达五常县九十五顶子山，和抗联十军某部会合后不久，在一次与日伪军遭遇战中受重伤，未能突出敌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6岁。 （沈阳军区政治部组稿龚惠撰写） 040、宁死不屈中华魂——记鲁西北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 1937年11月，日军进逼黄河北岸。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匆匆南逃，曾两次命令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撤退到黄河以南。范筑先经过再三考虑，拒绝南撤。在聊城专署召开的军政联席会议上，他朗读了通告全国的电文：“……筑先忝督是区，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和武装民众，与日寇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所不辞。”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这一通电，各界爱国人士对范筑先坚持鲁西抗日给予极大的声援。 范筑先，原名金标，字竹仙，河北省馆陶县南彦寺人，1881年出生在一户贫农家庭。青年时代，经常奔波贩粮于临清、朝城一带，以吃苦耐劳、憨厚倔强名闻乡里。后因家乡遭水灾，无法生活，遂离家从军，于1904年在天津马厂北洋军陆军第四镇当一名备补兵，后当副兵、正目。由于他勤学苦练，被送到天津北洋陆军讲武堂炮兵科深造，毕业后回原部队任哨官。他深感民族危机严重，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遂逐渐萌发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立志富国强兵，建立民国，拥护孙中山发动的推翻满清统治的辛亥革命。1912年，他加入国民党后，在中央陆军第四师当连长。1913年随部移驻沪杭线一带，曾任炮兵营长、补充团团长、师参谋长、第八旅旅长等职务。 那时，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和奉系，大大小小的军阀在各帝国主义支配下，长期割据争斗，互相抢权夺地。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4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1924年9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范筑先厌恶军阀混战，于1925年抛弃高官厚禄，退居上海，改名“竹仙”。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范筑先毅然复出，投入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更名为筑先，被任命为高级参议、汉中镇守使署参赞。1930年，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中，任冯玉祥部第一路军参谋长。冯部失败后，范筑先返回山东，从事地方政务，任韩复榘第三路军少将参议。1933年，调任山东省沂水县县长、临沂县县长。在任期间，生活俭朴，关心民众，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他被调离临沂时，老百姓夹道欢送，说他做官清如水，明如镜。1936年底，范筑先升任山东省第六区（鲁西北聊城）行政督察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聊城县县长。 范筑先在旧军政界多年，但一直保持着正直廉洁、爱国爱民的好作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影响下，他认识到只有团结抗日，中华民族才有希望。 1937年4月，周恩来委派彭雪枫到山东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范筑先几次要求中共山东省委派干部到聊城协助工作。省委派共产党员姚第鸿到聊城，被范筑先任命为专署秘书。 10月初，日军占领德州、临清至高唐一线，聊城告急。范筑先临危受命，担任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长官，肩负起鲁西北抗日斗争的重任。但韩复榘在日军强攻下，为保存实力，急令范筑先率第六区军政人员撤退到黄河北岸的齐河渡口待命。 范筑先退到齐河渡口，仍时刻惦念着聊城方面的情况。在共产党员姚第鸿、张维翰等人的建议下，他在齐河官庄召开部属紧急会议，讨论是留守还是撤退问题。有人主张立即渡河南撤，也有人主张暂驻齐河，坐观形势。姚第鸿、张维翰则力主回师聊城，发动鲁西北人民抗战，并说：“鲁西北人民是不愿作亡国奴的，只要我们回去抗战，老百姓会拥护的。”此言正合范筑先抗日救国之心。他说：“大敌当前，我们守土有责。不抵抗就走，何颜对全国父老。我决心留在黄河以北守土抗战，愿随我回去的就留下，不愿回去的就渡河南退，决不勉强。”于是，他立即派人回聊城作坚持抗战的宣传动员，安定民心，并亲自给韩复榘打电话，表示他坚决留在黄河以北抗战。 一个月之后，日军进逼黄河北岸。韩复榘第二次命令范筑先率部队撤退到黄河以南。范筑先与中共山东省委驻部代表张霖之促膝交谈，共同分析鲁西北的形势和前途。张霖之一再向范筑先表明中共愿与他合作抗战到底的诚意。范筑先连连点头说：“我是鲁西北人，往哪里退呢？一定要依靠共产党，发动群众，坚持鲁西北抗战。”当夜，他写了“裂眦北视，决不南渡”的通电，发向全国。 12月，济南沦陷，鲁西北国民党的各级政权相继解体，政府官员纷纷南撤。范筑先按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行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依靠共产党人和进步爱国青年，很快建立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首先重新建立了县一级的政府机构，其中有聊城，莘县、范县、寿张、冠县等20多个抗日政府，任命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县长。在范筑先的支持下，各县都建立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抗日群众团体，出版了《先锋》、《战地》、《山东人》、《抗战日报》等抗战报刊。“落后的、黑暗的鲁西北变成了先进的、光明的鲁西北”。 当时，鲁西北有土匪和地方民团20余股力量，有的百余人，有的数千人。筑寨据守，扰乱社会。范筑先说：“我们是全民族抗战，应当协力救亡。有血气的中国人都不愿当亡国奴，我们要用抗日的道理说服他们，使他们成为抗日的力量。”他骑着自行车，走南闯北，说服、收编了一股股杂牌武装。仅半年光景，就收编和成立了35个支队、3路民军，约6万余人。 范筑先要求这些部队按八路军方法建军，每个支队都派政治工作人员，普遍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还经常派人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所在地南宫，进行参观学习。为了培养抗日干部，坚持持久抗战，范筑先亲自主持举办了军事干部训练班；又成立了政治干部学校，由范筑先兼任校长，由许多共产党员担任教员和政治指导员。学员经过抗日军政大学式的短期训练后，大多数被充实到各级抗日政权和游击部队中，成为鲁西北抗战的骨干力量。 范筑先多年戎马倥偬，身经百战，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9月，他亲自指挥过大小战斗近百次，沉重地打击了日军，使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1937年11月，日军一个骑兵侦察队窜入堂邑一带活动。范筑先立即派部队截击，并亲自带几十个人赶到聊城梁水镇埋伏，全歼了入侵的日军。 在收复范县的战斗中，年近花甲的范筑先曾率部两次攻入日军据守的县城。1938年3月，在第一次攻占县城后，敌调兵增援，架炮向抗日部队阵地轰击，范筑先率部在一座小庙前与敌对峙，炮弹落在他面前，溅了满身的泥土，他面不改色，一动也不动；又一发炮弹将屋顶掀起，他仍站在庙前沉着指挥，组织反击，再次攻入县城，歼灭许多日军。 1938年5月，千余名日军由济南猛攻濮阳，范筑先率部还击，毙敌百余名，缴获一大批战利品。7月，他又率部在东阿县黄庄设伏阻击日军运输队，击毁敌汽车30余辆，毙敌数十名，缴获满载大米的汽车13辆。 1938年，徐州会战期间，范筑先率部阻击了增援的日军土肥原师团。为了牵制济南的日军增援武汉，范筑先又组织了济南战役，一度占领济南西郊之张庄兵营，逼近济南商埠的纬七路。就在这次战斗中，他的次子、青年挺进大队长范树民壮烈殉国。噩耗传来，范筑先仍镇定地慰问部队，鼓励挺进大队的队员们继续战斗。他说：“抗日是长期的，不流血牺牲怎能换来胜利呢？”他又命20岁的二女儿范树琨继任挺进大队长。他劝慰夫人武治国说：“树民为国牺牲，是咱范家的光荣。不然，别人怎么会知道你有这样一个好儿子呢？”不久，他又将长子、长女、三女都送到延安抗大学习，表现了他忠于民族解放事业，誓死抗日救国的爱国精神。 范筑先曾派人到武汉，与中共中央在武汉的领导人取得联系，希望派人到鲁西北工作。中央很快派原红军师长袁仲贤等军事干部到鲁西北。范筑先高兴地说：“现在武有袁仲贤，文有张郁光，写文章有齐燕铭，再像八路军那样在部队里做政治工作，发动民众，我们定能坚持鲁西北抗战。”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和八路军派往山东的同志，由延安去鲁南，途经聊城时，向范筑先交了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信中对范筑先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坚持敌后抗战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赞扬。范看信后，紧握黎玉的双手，连声说：“你们这些人，都是人格极高尚的人。感谢共产党的关怀，感谢毛先生的关怀。”这年10月，他亲自主持召开了鲁西北军政联席会议，通过了《鲁西北抗战行动纲领》、《战时经济政策》和《整军方案》等文件，作为鲁西北地区的施政准则。会议还决定将30多个支队整编为4个纵队，范筑先兼任第四纵队司令。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占领武汉后，即对华北敌后根据地进行“扫荡”。调集大批部队，在飞机、装甲车等现代化武器的配合下，自济南经东阿进攻鲁西北根据地的首府——聊城。范筑先立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战斗任务，准备运用包围战术，歼灭敌人。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干扰和破坏，使这一计划落空了。 1938年11月4日，日军将范筑先部600余包围在聊城。范筑先率部应战，打退日军多次进攻。15日，日军在得到大批增援部队后，强行攻城。范筑先站在东城门楼亲自督战，双方血战多时，范筑先左臂负伤裹伤再战，又被敌机枪打断左腿。在敌众我寡情况下，城门被日军攻破。范筑先以民族大义为重，不愿被敌人俘虏，举起手枪自戕殉国，时年58岁。 1938年11月20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为范筑先举行了追悼大会。1953年清明节时，聊城党政军民举行隆重的移灵仪式，将范筑先及其次子范树民的遗骸移葬于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041、业绩铭刻“雨亭祠”——记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一总队总队长鲁雨亭 在豫东平原的芒砀山下，曾出了一位抗日英雄，他就是由旧县长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鲁雨亭。 1899年旧历三月的一天，鲁雨亭诞生于芒砀山下的河南省永城县山城集。 鲁雨亭7岁入学，12岁高小毕业，16岁时考入河南政法学堂。1919年，为御外侮、雪国耻，他弃文学武，考入河南军事学校。后来历任河南第二混成旅掌旗官，建国豫军军法处长、河北武安县县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担任河北省保安处秘书处长的鲁雨亭，积极响应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与保安处高处长一起组织八个团的民众参加抗日。不久，他接受李宗仁和河南省政府委托，回永城县任县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日寇侵占了永城，他转入乡下。 鲁雨亭看到祖国的大片河山被日军占领和蹂躏，忧心如焚。他找到王卓然和陈觉民等人，商量组织抗日游击队。他提出：芒砀山遍布树木，周围有保安山、夫子山、铁脚山、僖山环绕，山峰下能藏兵养马，传说秦朝末年刘邦起兵前，就隐于芒砀山泽间，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完全可以以芒砀山为据点，竖起抗日大旗，大干一番！鲁雨亭的话，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接着，他们又研究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决定从瓦解和争取“忽隆队”（即杂匪）和“红枪会”入手，组织抗日队伍。他们采取“争取、分化、孤立”的方针，积极开展工作。鲁雨亭身穿农民衫，身背大粪筐，走村串乡，深入到这两个组织中间做说服教育工作，争取好的，孤立坏的，分化瓦解其组织，使“忽隆队”和“红枪会”的许多人参加了抗日救亡斗争。 1938年10月12日，永城县抗日游击小组成立了。24日这一天，游击小组在永城县山城集召开庆祝大会。会上，鲁雨亭宣布公审大汉奸赵春元，并根据群众的要求，宣布将赵春元处决。老百姓欢欣鼓舞，都说永城县又见到晴天了。游击小组在鲁雨亭的领导下，打击日寇，消灭汉奸，取得了20多次战斗的胜利，队伍在斗争中发展到900多人。 鲁雨亭的游击队没有正常的供给渠道，生活和军事补给十分困难。他想到自己家里还有200亩土地，便毫不犹豫地将其变卖，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但仍无法解决游击队的活动经费。他派人向国民党商丘专员宋克宾求援。哪知宋克宾听说他要借钱，竟说：“鲁雨亭已经红了半截了，我的钱再多，也不能救济他。”鲁雨亭听了这话，对部下说：“我鲁雨亭红半截干啥！我干脆红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共产党的人了！愿意跟我走的就给我出来！不想走的就回家去！”这样，他彻底丢掉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决心投奔共产党。后来，国民党虽再三派人和他联系，企图用高官厚禄收买他，都被他断然拒绝。 1938年底，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进驻永城一带。鲁雨亭闻知，立即派助手陈建平前往游击支队，联系共同抗日作战问题。彭雪枫马上派人到鲁雨亭部开展工作，还派参谋长张震前去和鲁雨亭深谈，研究鲁雨亭游击队加入新四军的具体方案。鲁雨亭交给张震一份《雨亭自述》，恳切地说：“我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请党接收我吧！”他选派部分抗日青年到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学习。游击支队首长也派一位叫杨斐的同志到他的部队里讲授政治和军事课程。接着，游击队又为鲁雨亭办了3期干部训练班，培训了300多名干部，还发展了数十名共产党员。在党的直接教育下，鲁雨亭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 1939年8月7日中午时分，鲁雨亭一行来到蒋庄，见村外大槐树下不少新四军指战员正在等候他们。鲁雨亭快步走上去。张震参谋长迎上来，紧紧地握住鲁雨亭的手说：“欢迎你，我代表游击支队的全体同志热烈地欢迎你！”鲁雨亭的眼睛湿润了，激动地说：“谢谢，谢谢你们！” 8月29日，鲁雨亭所部被正式改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总队。他任总队长，孔石泉任政委。同时，他的入党申请也被批准了。那天晚上，他激动得一夜没有合眼，伏在油灯下给远方的父亲写信：“今与共产党同志一体抗战，数年志愿今日得遂，父训无违，儿心甚快。今上有彭司令热诚领导，又有吴（芝圃）副司令循循善诱，为儿精确导师，更有肖（望东）、张（震）两同志之多方指示，良师益友，共事共处，事业前途，希望甚多……今参加共产党，得入正途，定要专心致志，努力工作……” 1939年10月2日，第一总队经过整训后，以崭新的姿态，投入了开辟永（城）北、夏（邑）东、砀（山）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一总队犹如一只铁拳，狠狠地打击了日军，清除了阻碍抗日、鱼肉人民的反动势力，开辟了夏、永、砀抗日根据地，直接威胁徐州之敌。 鲁雨亭的名气越来越大。日本侵略军把一总队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多次策划，要吃掉这支抗日武装。 1940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日伪军两次集中兵力，在芒砀山地区对一总队进行“围剿”。鲁雨亭指挥部队，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敌人非但没有消灭一总队，反而损兵折将，一个叫佐野的联队长和60余名日军，数百名伪军被毙俘。 4月1日早晨，数千名日、伪军在炮兵的配合下，分四路突然向一总队驻地发起报复性攻击。鲁雨亭从望远镜中看到那黑压压的敌人，意识到了形势非常严峻。他和孔石泉政委分析了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决定化整为零，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鲁雨亭率领特务连迅速抢占了位于交通要道的李黑楼，掩护部队转移。 敌人集中兵力，向李黑楼扑过来。霎时间，枪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鲁雨亭指挥部队向敌人猛烈开火，敌人倒下一大片。这时，敌人的炮弹落在我军阵地上，有些战士被炸死炸伤。鲁雨亭发现身边的一个机枪手牺牲了，急忙抓起机枪，向敌人猛扫。一个战士见状，急忙跑过来，对他说：“总队长，这儿危险，我来打！”鲁雨亭哪听战士劝阻，继续向敌人扫射。这时，一颗流弹飞来，擦伤了鲁雨亭的鼻子，鲜血一下子染红了他那长满络腮胡子的脸庞。他用袖子擦了擦血，继续指挥战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他对大家说：“我们要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死守李黑楼！”战士们齐声高喊：“我们和总队长共生死！” 残酷的战斗，在你争我夺中一直打到了傍晚。敌人仍然没有夺下李黑楼。阵地前，躺满了敌人的尸体。敌人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反扑。就在这时，鲁雨亭不幸中弹躺在血泊里…… 为了纪念这位抗日英雄，人们把他的家乡山城集改为“雨亭集”，抗大四分校图书馆命名为“雨亭图书馆”，一总队的报纸命名为《雨亭报》。永城人民还在芒砀山南麓为他立了“雨亭祠”。50多年来，每逢清明节，人们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祭奠他。 （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稿苏鲁撰写） 042、沂蒙山“传奇司令”——记八路军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 刘海涛是山东省东阿县张集村人。20岁那年迫于生计到东北打工。自小练得一手好拳脚，为人仗义疏财，很快在松花江沿岸结交了一帮绿林好汉，他们偷袭县警察局，夺得十几条枪，占山为王，打富济贫。东北“九·一八”事变后，他带领百十号人，十几条枪同日本侵略者对战。这时，中共满洲省委军委派共产党员赵尚志到哈尔滨东郊地区做团结抗日工作。刘海涛跟随赵尚志活动。193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多久，党组织决定他带一队人马随赵尚志到珠河。刘海涛先后担任哈东支队一大队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团团长等职。 1936年，刘海涛被派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8年回到延安。这年5月，刘海涛和部分即将奔赴山东抗日前线的同志，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毛泽东走到刘海涛面前，亲切地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刘海涛。”刘海涛立正回答。 “你是什么地方人？” “山东东阿人。” “好，这次要回你的老家去了，你一定要掀起个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海涛啊！”说着，右手向前一挥，爽朗地笑了，在座的同志们也笑了。 毛泽东对大家说，山东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区，你们到那里去，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现在，中国国土上到处布满了焚烧日本帝国主义这头“野牛”的堆堆干柴。你们这些同志就是革命火种，到那里去要点燃抗日的烽火，把那些“野牛”全部烧光。 在山东，刘海涛先后被任命为山东纵队第九支队支队长、第二旅副旅长、鲁中军区司令员等职，指挥部队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 1940年春，驻临沂的日、伪军3000多人占领了蒙阴城，妄图以此为依托，对蒙阴山区进行全面“扫荡”，切断沂蒙山根据地与滨海根据地的联系。上级命令刘海涛率九支队围歼这股敌人。刘海涛接到命令后，连夜带领部队从新泰山区赶到蒙阴城下。在一个小山坡上，刘海涛主持召开了作战会议。经过一番研究，刘海涛下定了战斗决心，胸有成竹地对大家说：“现在，蒙阴之敌尚未站稳脚跟，我们必须抓住有利战机，一举拿下蒙阴城。根据侦察，守南门的敌人是伪六团的一个营，北门是日军的一个中队。我们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由一队佯攻北门，其余部队攻打南门，凌晨1点发起攻击。” 凌晨，一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蒙阴城北门首先响起了清脆的枪声。这时，城内的几千名日、伪军还在酣睡呢。经过5个小时的战斗，我军收复了蒙阴城。 刘海涛绕城巡视一周，发现蒙阴城易攻难守。为了减少部队损失，他果断地命令部队撤出了蒙阴城。果然不出所料，中午12点，数千名日、伪军又杀气腾腾地杀回来。但这时的蒙阴城已是空城一座。 在蒙阴城外，刘海涛采取了“小股出击，经常袭扰”的作战方针，连续3天派出几十股小分队与敌人周旋，把敌人拖得十分疲惫。敌人急切地想找我军主力决战。 刘海涛召开作战会议，认真分析了敌情，决定利用敌人急于决战的心理，由一大队从南门诱敌出城，然后二、三、四大队在城外伏击，吃掉敌人出城的部队。刘海涛对一大队王队长说：“这次要你打败仗，但开始攻城时必须用最强的火力，显示出自己是主力，然后佯败后退。如果引不出敌人，我找你王胡子算账！” 这一招果然奏效。战斗只打了3个小时，就消灭了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两个中队。接着，刘海涛率部第3次攻打蒙阴，一举收复了蒙阴城。日、伪军不得不龟缩临沂。 “刘司令三打蒙阴城”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沂蒙山区。人民群众编歌谣颂道： 1941年秋，日寇纠集数万人马，向鲁中抗日根据地突然发动了多路、多梯队的“铁壁合围”，妄想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消灭鲁中军区部队，摧毁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10月21日，刘海涛率部行军至青驼寺时，日军突然从四面包围上来。情况万分紧急。刘海涛命令部队迅速占领青驼寺四周的山头和隘口。 10月22日中午，刘海涛登上山巅举目远眺，只见大路、小路，山谷、田野，到处都是日本兵，他们在飞机的掩护下，向我步步进逼。刘海涛让通讯员铺开地图，然后将各大队领导人叫到面前。他对大家说：“做好准备，天黑后向南突围！” “向南突围！”这个决定实在太出人意料了。青驼寺的南面，正是敌占区临沂腹地，怎么能自投罗网呢？ 望着大家惊异的神色，刘司令员笑了。他说：“向南突围，这是上级根据当前敌人的态势定下的决心。”他手指着地图对大家说：“你们看，我们的东面是沂河、沐河和台潍公路，这里被敌人严密封锁着，并布下了一个口袋阵。我们若向东去，正中敌人之计。北面之敌正气势汹汹地向南压来，上北定会受日、伪夹击。西有津浦铁路，敌碉堡、据点林立，戒备森严，不易通过。”讲到这里，他提高了嗓门说：“敌人正集中兵力向我中心区合围，后方必定空虚。我们趁机插到他的大本营临沂，就能变被动为主动，彻底粉碎敌人的合围！”大家看到司令员决心大，信心足，神态自若的样子，一颗颗紧张的心慢慢松弛下来。 夜幕降临，雾霭弥漫。青驼寺周围的山头上，日军燃起冲天大火，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枪声、炮声、马嘶声和日军的嚎叫声，不断传来。 晚上7点多钟，部队出发了。千余人的队伍，一个紧跟着一个，静悄悄地从仅一里多宽的空隙中向南插去。 接近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张庄时，只见大小山头上一溜火堆，犹如一条蜿蜒的火龙。前面传来刘司令员的命令：“三路纵队，跑步绕道从西面的小山坡上通过，随时作好战斗准备！”战士们一手提着上了刺刀、压满子弹的步枪，一手握着揭开盖的手榴弹，迅速绕过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安全地通过了。 下半夜，部队到了高里附近，向前看去，大小山头上，又是火堆连着火堆。火堆旁，时隐时现地闪动着敌人巡逻兵的身影，而且每隔10分钟便飞起许多绿色的信号弹。刘海涛派出几名侦察员，干掉了敌人的流动哨，然后脱下他们的黄呢大衣穿在身上，并且按照敌人的做法按时发射着信号弹。部队又顺利地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三星垂西，部队折转向西，越过临蒙公路。正像刘司令员分析的那样，敌人后方空虚，戒备不严。次日凌晨5点多钟，部队便胜利地到达目的地——王沟附近。就这样，刘海涛带领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破了敌人的重围。 日军“合围”扑空了。就在敌人犹豫不决的时候，刘海涛又果断地投下了反“扫荡”的第二步棋子。10月23日，他率领部队夜袭临沂城，烧毁了敌人的油库和粮仓；10月24日，在临沂城北消灭了回援临沂的两个日军小队和三个中队的伪军；10月25日，在俄庄、方城一带又拦截了敌人回运临沂的牲口、物资。 为了把敌人从中心根据地调出来，月底，刘海涛又奉命打了一次伏击战。这天，根据上级提供的情报，刘司令决定在石岚庄伏击敌人。石岚，是临沂北部的一个小山村，两面高山耸立。只要占领两侧的山头，居高临下，把南北山口一卡，进来的敌人就插翅难飞。 为了迷惑敌人，刘海涛决定把大部分司号员都集中起来，又把轻重机枪调集在一起，组成了严密的交叉火力网，只等敌人前来钻口袋。 10月27日，细雨纷纷，秋风习习。战士们趴在冰凉的岩石上，忍受着寒冷的侵袭，等了将近一天，仍不见敌人的踪影。黄昏时分，雨停了。正当大家等得心焦的时候，忽然从北面山口传来了马蹄声，接着又出现了影影绰绰的人影。日军根本没有料到八路军会埋伏在这里，因此毫无戒备。当他们全部进入伏击圈时，一发信号弹腾空而起。立时，密集的轻重机枪射击声，掷弹筒、手榴弹爆炸声，呐喊声、军号声响彻山谷。 敌人遭到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一时不知所措，顷刻乱了阵势。战士们趁机从两侧山头上直扑敌群。经过半小时的激战，歼敌300多名。 这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把进攻我中心根据地的敌人调了出来，实现了我主力挺进沂蒙中心区的作战意图。 11月底，刘海涛率部在芦山一带与日寇展开激战，战斗中不幸头部中弹。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优秀指挥员壮烈牺牲在沂蒙山区，时年34岁。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孙运洪撰写） 043、“教授司令”战冀东——记冀热察军区副司令洪麟阁 洪麟阁，人称“洪大胡子”、“洪铁嘴”。因他蓄须长达胸襟，飘逸潇洒，人又英俊，且知识渊博，出口成章，素以美须公和能言善辩而著称。他于1902年出生在河北省遵化县地北头村的一个满族家庭，1917年考入丰润县车轴山中学，后来考入天津直隶法政专科学校，与同学连芬亭同在商科九班。两个人政治见解投契，经常在一起阅读革命书刊，探索救国救民之路。1921年冬天，洪麟阁得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便和连芬亭每星期日乘火车从天津赶到北大图书馆，聆听李大钊的教诲。特别是听了李大钊著名的演讲《庶民的胜利》后，他们开始接近工农大众，走向社会，经常借学校停课和节假日之机，深入到工人农民中间进行社会调查，结交了一大批工人、学生、农村青年和一些政、文教界的爱国人士。 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洪麟阁配合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并随同盟军进击日寇，勇敢作战，收复失地。后由张家口回唐山担任唐山市工商日报总编辑，利用报纸，继续宣传抗日。不久到天津在河北工学院任教，晋升为教授。他利用大学讲坛，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力主抗日。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共河北省委为贯彻中央关于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要求，选派了一批军政领导人深入冀东第一线，洪麟阁是其中一员。 冀东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它北踞长城，南濒渤海，海陆交通十分便利，是华北连接东北的咽喉要道。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统治相当严酷，日军和日商到处横行霸道，汉奸特务飞扬跋扈，白色恐怖已达极点。 洪麟阁回到家乡，以本村地北头为大本营，着手组建抗日联军队伍。他在遵化、丰润、玉田等县方圆三四百里范围内宣传发动群众，鼓励青年参军，改编当地民团。他还变卖家产，充作军用。 青松翠柏，巨石林立。丰润县田家湾子村后一个隐蔽的山坡上，环境清幽，地形复杂，遵化、迁安、滦县三路抗日联军的负责人在此举行联席会议。 鉴于抗日大暴动准备工作的进展和条件的成熟，会议研究决定，正式建立冀东抗日联军，由高志远任总司令员，洪麟阁、李运昌任副总司令员，下面组成三路军，洪麟阁兼任第一路军司令员。自此，联军指战员们亲切称洪麟阁“教授司令”或“大胡子”司令。 会议决定：7月16日在遵化、丰润、迁安、滦县等6个县内同时举行抗日起义大暴动。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共河北省委特派李楚离仍在第一路军指导工作。洪、李二人连夜赶回地北头村，共同研究部署起义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就在大暴动一天天迫近的时刻，情况突变。由于叛徒告密，7月4日拂晓，丰润、玉田、遵化3县的2000多名伪警备队突然包围了地北头村。因为抗联战士在暴动之前都已分散隐蔽，村内只留下第一路军指挥部和一个警卫连，洪麟阁立即率领大家奋起应战，同时派人通知隐蔽在村北山沟二郎庙的第一总队火速来援。 手榴弹、机枪、步枪一齐吼叫起来。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庄稼一样，纷纷倒地。但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危急时刻，敌人背后突然响起一片喊杀声，第一总队长赵振威带领1000多人，由二郎庙赶来增援。霎时，烟尘滚滚，刀光闪闪。洪麟阁率领指挥部和警卫连同时发起冲击，与第一总队内外配合，里外夹攻，从搏斗到拼刺，从远距离到近距离射击，打得敌人死伤无数，伪警备队大队长被当场击毙，敌人不敢恋战，狼狈溃退。 硝烟未散，洪麟阁与李楚离等指挥部成员立即开会研究决定：抗日大暴动时间，由7月16日提前到7月8日，先攻占遵化县城。8日拂晓，第一路联军的三个总队同时行动，洪麟阁与赵振威率领第一总队；李楚离与杨十三各率第二、第三总队，兵分三路，向遵化县城猛进…… 日寇闻讯，慌乱不堪。唐山市伪政府的日本顾问亲自出马，调集玉田、丰润的日军600多人，伪警备队2000多人，从侧翼拉网包抄，企图在玉田、遵化两县交界处的小狼山，把洪麟阁率领的第一路抗日联军吞噬。天近黄昏，洪麟阁率领第一总队正向遵化县城飞速前进，突然发现敌情！来不及通知其他两个总队，洪麟阁和赵振威率领第一总队捷足先登，迅速占领了小狼山口。 敌人黑糊糊的一片，朝山上拥来，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为了节约子弹，洪麟阁在战前规定了各种枪支的射击距离。敌人嚎叫着往上冲来。“打！”随着洪麟阁的一声枪响，赵振威的机枪便吼叫起来，手榴弹、步枪也一齐打响了，敌人倒下一片。督战的日本指挥官暴跳如雷，任鬼子怎样威逼，伪军也不敢起身。 洪麟阁见状，命令联军战士喊话：“伪军弟兄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要枪口对外！”“做为一个中国人，你们甘心当亡国奴吗？”瓦解工作立即奏效了，敌军内部一片混乱，日本鬼子无可奈何，当夜停火退到山下。 洪麟阁见敌众我寡，便组织部队趁夜黑突围南撤，把敌人甩在小狼山，在鲁家峪与李楚离、杨十三率领的第二、三总队会合。几位领导人研究决定：改变原进攻遵化县城的计划，趁敌人出来“围剿”，玉田县城兵力空虚，打它个措手不及，先攻占玉田县城。 凌晨开始攻城。洪麟阁命令第一总队主攻东门，二总队攻西门，三总队攻南门。由于敌人主力全被调往小狼山，守敌武器虽强，但人数只有几百人。洪麟阁身先士卒，和第一总队长赵振威率先冲到东城脚下，带头竖梯登城，敌人惊逃四散，联军战士们喊杀声冲天，大开城门，鱼贯而入。以内应为向导，从伪县政府的卧室内抓到了伪县长郎惠和，并火速占领了全城。守敌除少数逃窜外，大部分被俘。在城内的一座古庙的香案下，搜出了日本顾问石本。民众拍手称快，欢呼雀跃！ 洪麟阁命令在全城各处贴安民告示，开监释放“政治犯”和群众。紧接着召开了军民大会。 攻下玉田县城，大大增加了广大军民抗日必胜的信心，各县、乡踊跃参加抗日联军的人数与日俱增，第一路军由2500多人猛增到6000多人。 攻下玉田县城的同时，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全面展开。北起长城口，南到渤海湾，西始潮白河，东抵山海关，10万义军驰骋山野。仅两个月，连克卢龙、迁安、玉田、乐亭、蓟县、平谷等20多个县城，摧垮了敌人除铁路沿线以外的大部分城镇据点和遍布在农村的伪政权，人民群众扬眉吐气。日伪军惶惶不可终日，不得不调遣重兵来应付冀东。 1938年8月2日夜，李楚离披星戴月地从联军总部赶到玉田县城，向洪麟阁转达我党和军方负责人宋时轮、邓华的建议：联军队伍再回原地，配合八路军共同作战。洪麟阁立即率领部队赶往遵化县铁厂镇，与由平西挺进到冀东的八路军第四纵队会合，同增兵冀东的日寇进行了几次战斗。敌人死伤惨重。抗日联军由于刚刚组建，武器装备不足，也减员很大。 8月27日，由邓华主持，八路军第四纵队党委、冀热边特委以及第四纵队和冀东抗日联军各路指挥员在铁厂镇举行联席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几次来电关于在冀东立即建军、建政、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并决定成立冀热察军区，宋时轮任军区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李运昌、洪麟阁、高志远任副司令员，统一领导和指挥各路抗日队伍。 冀东大部分是平原地区。秋后青纱帐去后，队伍难以隐蔽作战；敌人从天津地区、东北三省再次调遣大批兵力，准备对冀东发起大规模的冬季攻势。抗日联军怎样整顿？斗争如何开展？冀东党组织和八路军四纵队负责人，于10月上旬聚会于丰润县九间房村，再次讨论下一步的斗争方案。部分领导同志认为，冬季在冀东建立根据地难以站稳脚跟，提出先将抗日联军主力撤出冀东，开往平西进行冬季整训后，明年春再返回冀东。 洪麟阁、高志远、李运昌等一部分领导同志提出异议。洪麟阁毫无保留地把个人意见摆到桌面上：“当前敌人攻势虽狂，但他们战线拉得长，到处受到我们的打击，已遭到重创，立足不稳，暂时无力组织全面进攻。我们可以把抗日联军主力隐蔽到遵化、兴隆、迁安一带山区……守土抗战。……巩固和发展我们的抗日根据地。”由于主要领导人坚持西撤观点，洪麟阁保留意见，但行动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部队西撤途中，中共中央、北方局、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以及八路军前方总部几次拦阻抗联队伍西撤。指出“部队西撤是很不妥的计划，危险极大，应尽可能克服一切困难，着手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西撤。”主张西撤的部分领导人，把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认为已到“万不得已”时刻，继续率军西撤。果然，中央电报指出的严重情况发生了！部队一字长蛇阵进入狭长山路，遭日伪军重兵阻击。洪麟阁见部队损失重大，毅然请命率部队断后。在遵化县台头村，西撤部队遭为数众多的日伪军围攻截击，洪麟阁主动要求为大部队打开通路。血战半日，大部队撤出后，敌人仍紧追不舍。洪麟阁再次率部断后，在公路两旁设伏，拦阻尾随之敌。 敌人来势汹汹，前面是汽车，后面是骑兵，步兵紧跟其后。为了拖住敌人，洪麟阁命令部队采取游击战术，设法避其锋芒，打它的薄弱环节。不料在部队行动中因警卫连调号声响，暴露了指挥部的阵地目标，日寇的骑兵分南北东三个方向疯狂包围过来。洪麟阁立即命令设伏在山头的几挺机枪，向敌人轮番扫射，阻击敌人的进攻。敌人的骑兵纷纷落马，乱了阵脚，只好退却。敌人转而改用炮火轰击，炮弹在阵地接连爆炸，浓烟冲天，土石横飞。突然，一颗炮弹在指挥部附近爆炸，洪麟阁为了掩护机枪射手，猛扑过去，头部和腿部受了重伤，浑身上下起了火，长须和头发全部烧光。他在地上滚了几滚，压灭了身上的火苗，翻身而起，继续指挥战斗！ 警卫员要背他下去包扎，被他一手推开：“不要管我，我和机枪手留下，其他同志全部撤走！快！” 他指挥机枪手扫射冲上来的骑兵。当敌人快到阵地前沿时，他跃身投出一颗手榴弹，几个鬼子骑兵被炸得血肉横飞！突然，一排排子弹射来，洪麟阁和机枪手身中数弹，前胸和腿部的衣服都被打成了碎片，鲜血染红了阵地上的山石和劲草…… 11月25日，中共中央，毛泽东、王稼祥、杨尚昆等同志再次来电，指示冀东抗日联军一定要坚持冀东游击战争，严厉批判了大部队西撤的错误主张，中央严肃指出：“未能尽可能保持和发展冀东大暴动的伟大胜利，没有很好团结地方党和军队，没有能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和群众武装遭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时隔不久，杨十三、连以农等领导同志，历尽艰辛，到达延安，代表冀东抗联向党中央汇报冀东大暴动的全面情况。朱德心情沉重，无限感慨地说：“决定抗联西撤是错误的思想路线，洪麟阁同志在错误路线面前坚持真理，顾全大局，这是值得我们党内每个领导同志应当学习的高贵品质……”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闫贵明撰写） 044、徂徕山英雄师长——记山东抗日联军独一师师长洪涛 当年，这首歌谣像一股春风，吹拂在徂徕山区，汶河之畔，激励着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拿起刀枪，奔赴抗日战场。歌谣中的洪涛，是山东徂徕山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的创建人，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师长。他16岁参加红军，转战闽赣边，长征二万五千里，血战徂徕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战功。1938年5月25日，年仅26岁的洪涛，因伤病复发，不幸去世。然而，他的英勇业绩和他的名字与巍峨的徂徕山同在。 1912年4月3日，洪涛出生于江西省横峰县青板桥乡。14岁给地主放牛。他16岁那年，告别妈妈，参加了赣东北工农武装。在信江军政学校学习后，被分配在红十军为排长、连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洪涛作战勇敢，升任营长、副团长，后任红九军团第三师第七团团长。他经常率部出击，长征途中又英勇善战，先后3次负伤，最后一次负伤时，子弹穿进了他的肺部，弹头残留在体内无法取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洪涛受命前往山东组织抗日武装，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与廖容标一身商人打扮，穿过日军封锁线，跨过平汉线、津浦路，和中共山东省委取得联系。这年12月，山东省委撤出泰安城，转移到篦子店，开紧急会议确定了组织徂徕山武装起义的时间和地点。31日晚上，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和各地游击武装相继到达徂徕山光华寺。洪涛当时率领的十余名同志，只有两枝匣子枪和一枝汉阳造步枪。洪涛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是两枝半枪闹起义。” 1938年1月1日，是山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中共山东省委在徂徕山光华寺举行隆重的武装起义誓师大会，“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成立了，洪涛任司令员，黎玉兼任政委，赵杰任副司令员，林浩任政治部主任，支队下辖3个中队，共160人。 1月中旬，四支队经过短期军事训练后，即挥师北上，开赴抗日战场。26日，四支队在宁阳县东北部的寺岭伏击从汶口去新泰的日军告捷。这是四支队出征打的第一仗，首战获胜，鼓舞了部队的士气。2月初，部队进驻新泰县的刘杜镇。在这里山东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兵分南北两路：洪涛、林浩率由第一、三、四中队组成的第一大队北上莱芜，向淄川、博山发展，并向胶济铁路以北的鲁中地区的费县、蒙阴、沂水，开展游击战争。这时四支队已发展到7个中队，400余人。18日，四支队在新泰西北的四槐树再次伏击日军，共炸毁日军汽车4辆，毙敌40余人（其中有一名大佐）。四支队的声威不断扩大，“洪司令”的名字也像插了翅膀，在泰莱山区和汶河两岸传扬。山区的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军，四支队队伍不断壮大。 四槐树伏击战后，四支队在新泰分兵，洪涛率领第一大队北上，在莱芜、新泰交界之天井峪，一举消灭当地一股勾结日本的地主武装，随即进占莱芜县城。部队进城后，许多爱国进步人士组织的抗日武装纷纷慕名前来投奔，陆续编入第一大队。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各界人士团结抗日，四支队在莱芜设立了八路军驻莱芜办事处，负责与各界人士正面交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洪涛率领第一大队继续北上，向淄川、博山挺进。 莱芜位于山东省中部、西临泰安，北依济南，东南与淄博、临沂接壤，素有鲁中“钢城煤都”之称。洪涛率领部队经过莱芜北部的苗山时，许杰、张明寿等领导的当地抗日武装参加了第一大队。4月中旬，第一大队到达淄川的马棚村，进行短暂休整。这时，由廖荣标领导的黑铁山起义部队第三支队一部，南越胶济铁路，来到马棚，与第一大队会师。同时，原国民党临沂地区独立营400余人，在共产党员汪洋、张岗、谢辉等人带领下，毅然来到马棚投奔。洪涛重新整编四支队，改编为3个团，共2000余人。 1938年4月，在洪涛统一指挥下，第一、二大队回师智取莱芜县城，活捉伪军3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救出了我方的被捕人员。当即成立抗日人民政权莱芜县行政委员会，四支队改为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洪涛任师长，林浩任政委，下辖3个团。 5月初，暗通日本的别动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纠集大批兵力，在莱芜以南地区向独立第一师进攻。洪涛率部主动撤出莱芜县城，转移到25公里以外的寨里一带。敌人尾追过来，洪涛指挥部队主力向牛泉方向反击。此时洪涛已经病得站不起来了，只能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面对独立一师的强大攻势，秦启荣慌了手脚，急以重金组织敢死队，孤注一掷地向第一师指挥部进攻。洪涛得知这一情况后，从担架上一跃而起，手提二十响匣子枪，亲自率师部特务队出击，把敌人打了回去。经过3昼夜的激烈战斗，独立第一师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5月25日，部队行进到泰安县境内的劝礼村。这时，洪涛的病情更严重了。组织上想尽一切办法，好不容易从济南买来一点好药给他治病。可他舍不得吃，全部送给了其他有病的战友。指战员们用担架抬着他，转移到徂徕山圈里村。 25日，高高的徂徕山被暮色笼罩着，四野寂静。洪师长感到自己即将与部队诀别了，就断断续续地对战友们说：“看起来，我的身体不行了，重担就放在你们肩上了，一师有了初步规模，是支好部队，要爱惜，大有前途……”讲到这里，他的嘴仍在吃力地动着，但已发不出声音。他焦急地摆着手，从身旁的战友手上接过笔和纸，用紧握着的笔颤抖地写了他最后的话语：“要加强内部团结，抓紧训练，创建抗日根据地。”写完，他慢慢地闭上了双眼…… 噩耗传来，部队的干部战士和当地的群众悲痛欲绝，放声恸哭。在泰安县上庄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徂徕山区3000多军民潸然泪下，久久不愿离开。洪涛的遗体被安葬在劝礼村北的山上。 （南京军区政治部、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张小乐、朱训国撰写） 045、“他为国家尽了忠”——记八路军一二零师独二旅旅长魏大光 魏大光，原名魏纪青，曾用名魏占瀛。1911年9月1日出生于河北省霸县大韩家堡村一户贫农家里。幼年只上过两年私塾，虽然学习成绩突出，但因家庭贫寒，不得不辍学在家放猪、干农活。日寇侵华，他投身抗日斗争，曾任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二十七支队司令员，冀中军区独立第五支队司令员，八路军一二零师独立第二旅旅长等职。1939年，在战斗中英勇献身。 1937年8月，魏大光在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指导下，联合杨弟之、杨作山等10多名热血青年，拿起武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9月下旬，他们在大韩家堡村，找到村长郝兰，说明了组织抗日队伍的打算和武装抗日的道理，郝兰当即赞成，带头拿出了自家的大枪，还动员出全村10余枝枪，于28日晚打起抗日的旗帜。他们提出“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好男儿上战场，打鬼子保家乡”的口号。于是，一支志愿的抗日游击队，在堂二里一带诞生了，到年底队伍扩大到500余人。1938年初，魏大光率领游击队到永清县傅家场一带扩大武装，发展到一千多人。 中国共产党天津党组织的负责人李楚离、王仲华和张致祥喜闻津西有魏大光等10多股抗日武装，及时派出安玉树、大老郭（女）、王同安、李公侠等地下工作人员，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名义，帮助魏大光工作。魏大光主动出面联络各方，经过反复地做工作，1938年3月下旬，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二十七支队正式成立，不久，改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独立第五支队，共有4000余人。魏大光任司令员，荣振华任副司令员，王同安任党代表，李公侠任政治部主任。 1938年12月，党中央命令贺龙和关向应率领一二零师挺进冀中。为粉碎日军“扫荡”，八路军急需扩大。1939年4月下旬，在贺龙师长的亲自主持下，在河间县城西大团丁村将冀中军区独立第五支队两个大队与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大部分是老红军）合编为一二零师独立第二旅，魏大光任旅长，廖汉生任副政委，王同安任政委，赵振国任参谋长，李公侠任政治部主任。下设第四团、第五团和一个特务连。 魏大光以作战勇敢，指挥有方，胆大心细，屡建战功而著称。关于他的许多传奇式的英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贺龙师长第一次与魏大光见面就问：“听说你打日本鬼子很有办法，在霸县打死多少鬼子？”他谦虚地说：“我不会打仗，碰死了不少。”贺龙高兴地笑了。 人们还清楚地记着魏大光第一次打败日军的动人故事。 那是1938年2月27日的傍晚，魏大光与王庭文率领游击队200多人转移到永清县吴家场村，驻在3户地主大院内。由于汉奸报密，28日拂晓游击队被日军包围。敌人攻势很猛，包围圈越来越小。在这紧急关头，魏大光一面派王庭文挖地道突围，外求援兵，一面亲自指挥战斗，及时调整阵容，打退了日军数次强攻。日军仍不死心，加强炮击，游击队伤亡不少。魏大光站在房顶上发现了日军的炮兵阵地，当即命令机枪排长王海轩用机枪击中目标，同时引起炮弹自爆，10余名日军当即炮毁人亡。游击队员士气大振，越战越勇。不一会儿又发现了村南敌炮阵地，魏大光当即命令炮手轰击，炮发弹落，一个班的日军顿时被炸得血肉横飞。游击队员一阵欢呼，士气更加高昂。日军气急败坏，他们抓住大批老百姓，逼着老乡们怀里抱着柴禾，手里提着煤油桶走在前面，给他们当掩护，妄想烧死游击队。魏大光看穿了日军的罪恶阴谋，他针锋相对选出好射手对付日军，避开老百姓专打敌人，连续击中20余个敌人。直到下午5点左右，日军援军赶来，又开始了疯狂的反扑，情况十分险恶。就在这紧急关头，张广太率领游击队数十人从北面支援，徐立树带队伍从东面杀过来，王庭文从辛章调来援兵从南面增援，并把准备好的鞭炮，在煤油桶内点燃，一时，“枪声大作”，号声阵阵，喊杀声、枪炮声响成一片。日军摸不清头脑，慌忙拉着40多具死尸、20多名伤兵狼狈逃去。这是魏大光带领游击队第一次和日军打硬仗，就刹了敌人的威风，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当地人民都称赞魏大光是“好样的”。 1938年6月28日，日军一支精锐部队500余人，从天津沿津保公路烧杀西进。敌人分两路进攻胜芳，企图消灭驻守在胜芳的人民自卫军第五路第三团一、二营，占领胜芳镇，以便控制津西，进而向冀中腹地进攻。 大清河下游的胜芳镇（现属霸县），是有万余户人口的商业重镇，这里东距天津90里，交通便利，水产丰富，商业繁荣，素有“北国江南”之称。魏大光摸清敌人的意图之后，决定抄敌人的后路，支援驻胜芳河北自卫军第五路高士一部。经过周密的部署，他亲自带领一、三总队从北面急行军，占领了于家坟一带高地，向攻打北门的日军发起了攻击，并命令徐立树率四总队在胜芳东西辛章一线攻击。敌人腹背遭到夹击，见势不妙，把部队撤了下来，绕道信安镇逃回天津。 这次战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支援了友军，保卫了胜芳，还缴获了不少战利品，活捉了3名日本兵。 二十七支队的出现，不仅使日伪军不敢轻易地向津西进犯，而且使天津市的日军也受到威胁。二十七支队常派人化装进入天津市，夜间在大街上贴出“抗日救国、反对投降、严惩汉奸”的大标语，落款是“二十七支队”。他们在法国租界地印了署名二十七支队的“抗日救亡”传单，在天津市区到处散发，并随时袭击市内日伪机关。一次，魏大光派人带上炸药，神出鬼没，夜间将市警察局附近的输电线路炸断，造成一片漆黑，并在墙上贴出告示：“魏大光炸”。 1938年11月16日，日军集结重兵，对津西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为了避敌锋芒，保存实力，魏大光率队向大清河南转移，部队驻守在王庄子一带。18日拂晓，日军200余人乘8辆汽车，配合伪军300余人，沿田家口下九号堤向王庄子追击。魏大光高兴地说：“这是消灭日寇的天赐良机，不可放过。”当时大堤两侧遍地是水，只有这一条旱路，他挑选出几名优秀机枪射手，埋伏在两堤交界的中亭堤东西一线，对准敌人的来路。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只见魏大光一声枪响，机枪、步枪响成一片，敌人无处躲藏，死伤数十人，退了下去。日军连续发动几次强攻，都告失败。于是敌人改变了战术，一面钳制我军，一面绕道煎茶铺，想抢占王庄子村西闸口。双方展开了争夺战，激战一昼夜，二十七支队歼敌110余人，残敌狼狈窜逃。 1938年11月，二十七支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五支队。有一天，魏大光获得情报，日军运输车队当天要经过臧桥，他亲自带领1个排在臧桥埋伏下来，设下路障，等候敌人。等敌人的军车进入埋伏圈后，魏司令的指挥枪一响，战士们像猛虎一样，扑向了日军的军车，仅用几分钟时间就结束了战斗，活捉7名日本兵，缴获7辆汽车、300条军毯和满车的弹药，还有歪把子机枪内筒10多个。 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五支队改编为一二零师独立第二旅以后，在贺龙师长的直接指挥下，部队更加英勇善战。1939年4月23日，独二旅配合七一五团、七一六团和独立一旅在河间县齐会痛击日军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的吉田大队，毙敌700多人，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威震敌胆，名扬全国。 魏大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忠诚的革命战士，不愧为抗日的民族英雄。 1939年5月，魏大光接受了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交给的收编群众抗日武装、扩大部队的任务。一二零师党委决定派老红军干部戴文彬协助魏大光工作，副政委廖汉生派自己的警卫员何娃保卫魏旅长，还选拔出30多名优秀的干部战士，随从魏大光。这支精干的武装工作队，昼夜兼程到达霸县堂二里一带。魏大光不辞劳苦，不分昼夜地活动在武清、安次、永清、霸县之间，分别和各股群众抗日武装的头目接触。魏大光是大家心目中的抗日英雄，因而头目们都很佩服他，都愿意跟他一起抗日，加之他又善于做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说服了很多年轻人。8月间，他就将霸县、安次、永清县的黄锡标、李子刚、李桂清等十几股地方抗日武装收拢来，发了军装，戴上了“八路军”的臂章。上千人的队伍在永清县刘靳各庄一带集中，由三支队负责整训。然后在永定河套地区行军演练，向群众展示军容，又吸引了一部分热血青年报名参军。 1939年8月26日，魏大光扩充部队的重任即将完成，只剩出发前的扫尾工作了。魏大光准备去霸县黄庄子村黄锡标处召开会议。由于大清河口决口，洪水成灾，他们只好从永清县的刘靳各庄分乘3只船去。两只大船一前一后，魏大光乘坐的指挥船，行在中间。当船行至津保公路北侧时，突然发现有日军新的电线，魏旅长当即下令砍断，于是指挥船划到最前方。刚穿过公路，行至大宁口村北时，不巧和日军汽船相遇。日军两挺机枪一齐向小船扫射，火力十分凶猛，魏大光奋力用短枪还击。敌我船只越靠越近，在这紧急关头，魏大光带头跳入水中，敌人更加疯狂，拼命射击，魏旅长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同船的12名干部、警卫和船员也无一幸免，光荣殉国。 噩耗传来，指战员悲痛不已。八路军叶剑英参谋长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悼八路军魏旅长大光光荣殉国》的文章，高度赞扬魏大光光辉的一生。 （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稿王志才撰写） 046、血洒溧阳战凶顽——记新四军第十六旅旅长罗忠毅 1937年仲夏，闽西山区水声淙淙，绿草青青。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在这里将坚持斗争在闽西南的1200多名红军游击队整编为“闽西南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由罗忠毅任参谋长。1938年2月上旬，闽西、闽赣边、闽粤边及浙南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罗忠毅任参谋长。 1938年3月，二支队誓师北上抗日。罗忠毅和二支队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率司、政机关和三团、四团，于7月到达苏南横山地区，与先期到达的副司令员粟裕会合，开创横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横山地区，既是皖南新四军军部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又是插向日军心脏——南京城的一把锋利的尖刀。罗忠毅协助张鼎丞和粟裕，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方针，在地方上发展党员，培训抗日骨干，很快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先后成立了江宁、溧水和当涂县委。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等群会组织相继建立。还建立了3个连队的地方武装。在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斗争的同时，罗忠毅重视团结争取抗日的力量，收编了自发组织起来的朱昌鲁、刘一鸿等地方武装，引导他们参加抗日。 1938年冬，日军联队长横山大佐指挥2000余人的日、伪步骑兵（其中骑兵200多名），分路奔袭合围横山，妄图一口吞掉初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二支队，摧毁根据地。敌人以三路会攻横山，一路袭占博望，断我后路，企图迫使二支队主力退缩于秦淮河、姑溪河、石臼湖之间的博望平原而予以聚歼。罗忠毅派两个连和侦察分队，在横山的351高地与敌周旋，破坏通向横山地区的所有桥梁。然后，趁黑夜亲率一个营，由独山李家村经华府，绕道到博望与下望塘之间设伏。翌日上午8时许，当日军进入预伏地域——下圭塘一线的土公路时，罗忠毅下达攻击令，并亲自指挥6挺轻重机枪，首先拦腰狠打日军。激战半小时，毙敌200余人，并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 1939年1月上旬，粟裕和罗忠毅决定奇袭官陡门。官陡门位于日军战略基点——芜湖机场附近。这个小镇四周是水网稻田。敌据点设三层铁丝网，筑起了碉堡和隐蔽战壕，由300名伪军据守着。1月18日晨，淅淅沥沥地下着毛毛细雨，罗忠毅率部冒着风雨出发了。为了麻痹敌人，他指挥主力沿西岸北进，天黑后由芜湖向东打回来；一部兵力沿东岸北进，配合主力作战；侦察分队化装成赶集农民，分别潜伏在镇内。19日清晨2时，两路部队进入官陡门附近的王石桥。拂晓前发起冲击，河东北进的部队迅速冲破敌人铁丝网，与向东打回来的部队一齐夹击敌人。与敌激烈战斗的同时，化装潜入的侦察分队趁机打进敌人的司令部。从开始攻击到解决战斗仅半小时，我军仅伤战士2人，全歼守敌300多名，缴获敌一部电台和全部枪械物资。 官陡门伪军被歼，日、伪驻南京的指挥部急忙抽调外出“扫荡”的日伪部队开往官陡门。罗忠毅又成功地指挥了水阳伏击战。高淳至水阳的横溪地域，是日伪军往芜湖、官陡门的必经之地。罗忠毅要求三团一营和二营的两个连队，趁夜暗赶到横溪和小丹阳附近。他用3个连的兵力伪装成日伪军，其余部队从敌人的结合部突击。半夜里，3个连分两路，一路向驻小丹阳的日军袭击，待日军还击时，这一路便向横溪方向且战且退，引敌追击；另一路则向横溪驻地日伪军袭击，将其引向小丹阳方向。当两路敌人快相遇时，罗忠毅指挥部队一阵猛击后，不声不响地向溧水的孔镇撤走。两路敌军战至天明，敌指挥官大喊上当。 1939年11月，新四军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奉命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任正副总指挥，罗忠毅任参谋长。1940年初，罗忠毅同第二支队政治部主任罗化成率领二支队司政机关，进入苏南句容北部地区活动，并成立句北地区军政委员会，罗忠毅任书记。2月，以原二支队机关为基础，组成新二支队部，罗忠毅任司令员，廖海涛任副司令员。 二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后，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罗忠毅任师参谋长兼第十六旅旅长，廖海涛任旅政治委员。 1940年五六月间，罗忠毅率部反击顽固军的围攻，三战三捷，共歼敌4个营，击溃7个营，毙伤敌人400多名，生俘500多名，缴获机枪、步枪800多枝，还有18门炮及10余万发子弹。新四军仅伤亡40人。这一大捷，扭转了皖南事变后茅山地区的危急局面，为后来迅速恢复溧阳地区，并以此为基地，西返溧水，北返茅山，恢复原有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罗忠毅奉命率二支队四团部分人员，到镇江至龙潭长江边一带驻守，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北渡作准备，并掩护部队过江。在准备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是摸清日军的巡江规律。这个任务可以派人通过江边观察来完成，但仅凭一两天的观察推测是不保险的，必须派人打进敌人内部，掌握切实可靠的情报。派谁去呢？这时，他想到了在丹北作民运工作的柳肇珍。柳肇珍是镇江人，熟悉镇江情况，遂把打入敌人内部的事告诉了她。不料，柳肇珍“毛遂自荐”：“我是在镇江长大的，又是女性，城里同学、熟人多，容易混进城弄到情报。”果然，柳肇珍进镇江半个月，就完成了任务，为罗忠毅指挥四团掩护江南主力胜利北渡起了重要作用。这年初夏的一天傍晚，罗忠毅邀柳肇珍一同散步，终于向她吐露了爱慕之情。他像小孩背书似地谈起了自己的身世：我1910年4月生于湖北襄阳县二郎庙街一个贫民家里。小学毕业后，到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当兵。1931年冯部被调到江西，这年12月我在江西宁都参加暴动，不久加入共产党。党组织送我到瑞金中央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担任过排、连、营、团长，1933年夏由宁化、清流、归化地方武装编成福建军区第三军分区时，还担任过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35年4月，留在龙岩、连城、宁化地区活动的红九团第三营和明光独立营成立第一作战分区，我担任司令员，在龙岩北部地区开辟游击根据地。从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至今天，一直忙于打仗，已经30岁了，还从未谈过恋爱呢！柳肇珍听到这里，噗哧一笑，轻声地说：“你不要说了，我都听你的。”这年10月，他们在丹北战场上结成秦晋之好。 1941年深秋，苏南地区细雨霏霏，天气阴冷。11月28日拂晓，日军南浦兵团的步骑炮兵3000余人，伪军800多人，分3路包围了溧阳县西北的塘马村一带。当时，在塘马附近的十几个村庄，驻着十六旅旅部和苏南党政机关，共约有1000多人。而十六旅的主力部队远在溧水一带，远水救不了近火。塘马一带的兵力总共不足300人，与敌兵力悬殊太大。罗忠毅同廖海涛当即决定，由四十八团二营和旅部特务连在两侧顶住敌人，由参谋长王胜和政治部副主任王直率党政机关1000余人突围。 王胜、王直带着突围人员边走边打，出了塘马村，经戴家桥到达黄金山，在群众帮助下脱险。 罗忠毅、廖海涛指挥部队，同近4000名日伪军血战，打退了敌人8次冲锋。打到中午时分，罗忠毅说：“老廖，你赶快带一部分人先突出去，这里由我顶着。” 廖海涛回答说：“应该你先走，这里由我顶着！” 他俩都是红军老战士，经历过数百次战斗，对于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推来推去，谁也不肯走。他们考虑的是：1000多人的机关队伍虽然转移出去了，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后面可能有日伪军尾追，我们在这里能多拖住敌人一分钟，就会给突围的同志增添一分钟的安全。 上午10时左右，敌人集中火力猛攻，炮弹把一个个高坡、土坎夷平了，步枪、机枪打得像刮风，村庄的围墙被打成马蜂窝。 罗忠毅虽然患着喉炎，但仍像往常一样的沉着，香烟衔在嘴边，吐出一团团烟雾。战士们都知道他又在考虑新的战法。 突然，罗忠毅的脸变得严肃起来，命令机枪手：“把机枪架到村外去！”接着对大家说：“我们的子弹完了，手榴弹也光了，我们要用刺刀，用拳头，用枪托子打击敌人。”警卫员请求罗忠毅快随部队往南冲，罗忠毅却命令：“你快冲，我来掩护，向南出击！”语音未落，一颗子弹击中罗忠毅的头部，他身躯慢慢倒下了，殷殷热血染红了身旁的泥土。 罗忠毅牺牲后，新四军通电全军悼念他。 这首深沉悲壮，情真意切的挽歌，至今还回荡在英雄牺牲的土地的上空。 （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潘仕华撰写） 047、勇猛顽强震茅山——记新四军第十六旅政委廖海涛 艰苦卓绝的江南3年游击战争过去了。 1938年1月，共产党员廖海涛领导的闽西上杭县双髻山红军游击队，被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他任政治处主任。同年夏天任第四团政治委员。1940年2月，以原二支队机关为基础，组建新二支队，廖海涛任副司令员。 早春，苏南茅山地区菜花黄，麦儿秀，柳树青，桃花红，犹如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图画。廖海涛率领新四军第二支队的抗日健儿，活动于以茅山为中心的江（宁）句（容）和两溧（溧水、溧阳）地区，直逼侵华日军的统治中心——南京。 5月间，廖海涛率部奇袭南京麒麟门，再攻雨花台、中华门，震撼了日伪军。 6月1日清晨，日军南浦旅团江本联队吉田中队，从南京近郊的湖熟镇据点出来，企图到山岔一带“扫荡”。这时，新二支队刚移到赤山，第四团第三营驻田头庄，支队司令部和特务连驻山脚下的戴家边。廖海涛闻讯立即登上赤山一座小山坡。从望远镜中望去，有100多名日军正朝赤山方向走来。“完全可以把他们吃掉！”廖海涛果断地下达命令：“各部队立即进入阵地，准备战斗！” 日军放炮进行火力侦察没有发现情况，便向赤山方向奔来。待日军来到赤山脚下时，廖海涛一声令下，三营七连、特务连机枪一起开火，日军倒下30多个。但日军倚仗着手中的大炮，向特务连阵地打了十来发炮弹，一小股日军在中队长吉田带领下，躲在拱桥下顽抗。 廖海涛指挥各连用手榴弹，消灭蛰伏在桥下的日军。他鼓励战士：“打，狠狠地打，把他们消灭干净，让南京来的日军收尸吧！” 战斗从上午10点一直打到下午1点多钟。结果，毙伤日军100多名，两名受伤的被我俘虏。那两门崭新的九二式步兵炮，也成了新四军的战利品，外加3挺机关枪和几十枝三八式步枪。 廖海涛派人把大炮拉到戴家边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几十里外的群众跑来观看，赞扬新四军打得好。 3天之后，日军纠集3000多名日伪军，在几十辆装甲车和200多名骑兵的配合下，分成十几路，气势汹汹地向郭庄庙、邱山为中心的茅山抗日根据地扑来，妄图一举摧毁苏南根据地。 那天上午11点钟。廖海涛率领一支部队隐蔽在溧水城外14公里的周家棚子，有一路日军正好朝周家棚子搜索过来。他带领部队马上向叶家棚子转移，被一路日军骑兵咬住——100多个骑兵跟踪而来。廖海涛当机立断，将部队迅速带进一片茂密的森林，沉着地与日军骑兵周旋。日军骑兵为争头功，冲进森林中搜索。廖海涛兴奋地鼓励战士说：“骑兵在森林中作战，不能发挥作用，只是死路一条。同志们，瞄准好，进来一个打一个！”日军骑兵刚闯进森林，就被战士们一阵猛烈的射击，打掉了40多个。这时，日军骑兵才发觉上了圈套，慌慌张张地退出了森林。 战斗到夜幕降临。忽然，四周被一阵信号弹照得如同白昼。紧接着，敌军炮弹、子弹呼啸着向密林深处飞来。日军从四面八方摸进密林。廖海涛凝神谛听，终于找到了两个突破口。他命令四团三营营长黄玉庭、教导员范钦洪和机关的科长，各带领一部分部队，分两路向溧水西北方向突围。借着夜色的掩护，部队悄悄地溜出重围，迅速安全地到达郑村。 战士们一觉醒来，叶家棚子的森林里依然枪声大作。原来在廖海涛突围后，日军同伪军“首都警备部队”对打起来，而新四军早已不见踪影。至于这“掉包”魔术是怎么变成的，日军始终莫名其妙。捷报传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高兴地向第二支队发来嘉奖电报。廖海涛为《火线报》写了一首诗，记述这次战斗： 坚持江南抗敌军，义师所向寇寒心。 赤山之战缴敌炮，茅山烽火震南京。 1940年7月上旬，陈毅、粟裕率江南指挥部主力渡江北上之后，原二支队机关和直属部队在安中里村成立了新的江南指挥部。罗忠毅任指挥，廖海涛任副指挥兼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新三团、新四团及长抗日自卫团、宜（兴）武（进）锡（无锡）抗日义勇总队等地方武装约2000余人。同时，以邓仲铭、罗忠毅、廖海涛三人组成苏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苏南敌后抗日斗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处境也很险恶。从1月下旬至2月底，日军出动5000多人，汪精卫也派出1万多伪军，增设据点80多个，对根据地展开了轮番“扫荡”。为避开日伪军锋芒，廖海涛率领部队撤出茅山，转移到太（湖）（湖）地区活动。3月，新四军江南第二支队编为第六师第十六旅，廖海涛任旅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并兼苏南抗日根据地军政委员会主任，下辖第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及独立第一、第二团。他率领四十六团一个营返回茅山地区，5月间接连打下蒲干、西、包巷等日伪大据点；争取了高庙、延陵的伪军向我投诚；又挤走了丁庄、墓东、殷桥东、北镇街等地的伪军。不久，指挥四十七团，打开了丹（阳）金（坛）武（进）地区的抗日局面，恢复了两溧（溧阳、溧水）地区。从此，茅山抗日根据地又回到新四军手里。 11月28日清晨，雾霭笼罩着沉睡的大地，住在溧阳塘马村的廖海涛，像平日一样，早早起来查哨。他刚到村口，哨兵跑来报告：日军步骑炮兵3000余人，伪军800余人，从东北、西北、西南悄悄逼进塘马。廖海涛立即命令特务连和旅直属队，抢占村前、村侧有利地形阻击日军，日军的炮弹接连地在村中爆炸。廖海涛指定旅参谋长王胜和政治部副主任王直负责率旅部及苏南党政机关转移；抽调第四十八团二营六连，掩护机关撤退。他留下指挥部队，阻击敌人骑兵。 当时，塘马正在召开苏南抗日根据地各县党政军负责干部会议，第十六旅所辖的第四十六团、四十七团远离塘马，党政军虽有1000多人，但兵力不足300人，情势岌岌可危。 廖海涛清醒地看到，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能否安全转移，直接关系到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能否坚持的问题，也将对华中战局产生重大影响。他果断地命令部队，“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 9时许，打退敌人几次进攻后，部队收拢到王家庄一线。10时左右，日军各种炮弹向王家庄倾泻下来，日军开始轮番冲来。这时，旅长罗忠毅中弹牺牲。指挥作战的重担压在廖海涛肩上。他镇定、沉着，指挥特务连掩护部队转移；而且自己左肩挎着两枝步枪，右肩扛着机枪，边打边率领战士向东冲杀。冲杀到茅棚村时，警卫员发现廖海涛的衣裤已被鲜血染红了，喊卫生员快来抢救。卫生员一看，廖海涛小腹被打穿。但是廖海涛推开卫生员的手说：“日军上来了，不要管我，大家去战斗！”说着，他用手捂着伤口，继续指挥部队边打边撤，鲜血顺着手指缝汩汩地流下来，他流血过多，呼吸急促，便使出全身的力气，喃喃地说：“战场上流血不流泪，你们要同日军拼！一定不要辜负党对我们的希望……”他让警卫员把二营营长王来弟喊来，忍着剧痛对王营长当面交待：“部队由……由你指挥，保证……领导机关安全……转移。天黑……突……找四十六团。”说完，他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谢辉撰写） 048、“江南老虎”震沪杭——记新四军“江抗”副总指挥吴克刚 1933年冬的一个晚上，四川军阀杨森部下的一个连长，吩咐连部小号兵在第二天拂晓前将在押的一个红军战士拉出去枪毙。小号兵思来想去作出了决定：就是自己舍命，也要搭救这个红军战士。夜深人静，小号兵带着一套士兵服装，悄悄来到关押红军战士的地方，支开了哨兵，让红军战士换上川军军服。然后，两人大摇大摆地走出警戒线，奔向红军活动的山区。 小号兵是谁？他为什么要搭救这位红军战士？ 小号兵叫吴，原名吴克刚，就是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威震敌胆的“江南吴老虎”。他投奔红军之前的那段崎岖的人生道路，促使他坚定地走向革命。 1910年5月，吴出生在四川省万县的一个雇农家庭。父母兄弟在地主的残酷欺压下先后去世，孤苦伶仃的吴，被迫当了地主家的放牛娃。他忍受不了非人的生活，跑出来投了川军。收留吴的小头目升了连长，吴成了连里的号兵。 这时，由王维舟领导的红军川东游击军正在梁山、达县地区活动，常与川军较量。在战斗中，红军也有不幸被俘的，被川军抓来之后不是关，就是杀。吴在连部颇得连长欢心，这使他有机会与被俘的红军战士接触，听他们讲述红军战士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他为之感动，产生了搭救红军，投奔红军的想法。 吴跟着他搭救出来的红军战士，翻山越岭，夜行晓宿，在宣汉找到了中共川东特委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接待的同志得知吴熟悉号谱，还带了一支精致的军号，就留他在团部当号兵。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红军中，吴战斗时总是提着手榴弹，冲在最前头，吹响嘹亮的军号，将指挥员的意图及时传达给部队；还用手榴弹杀伤敌人，赢得了指战员的赞誉。不久，部队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1934年3月，他提升为营部号目，后来又由号目越级提升为营长，在一次战斗后，升任为团参谋长。 1936年6月3日，吴所在的部队与进入四川甘孜地区的红六军团会师。吴被调任红六军团十六师四十六团参谋长。同年冬，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升任第十七师五十二团团长，安源矿工出身的刘先胜是这个团的政委。 1937年初，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年底，组织分配他到新四军去工作。经过长途跋涉，他于次年2月到达南昌。新四军叶挺军长任命他为三支队六团副团长。六团是由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师改编的，团长就是原来的师长叶飞。他有了吴这个助手，真是如虎添翼。 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回电项英、陈毅：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六团奉命由皖南东进苏南的茅山地区。2月下旬，插入白兔、宝埝一带，伺机歼敌。宝埝，是句容县的一个大镇，为苏南日军的据点。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六团决定派几个人化装去袭击一下。这次袭击任务由吴负责组织。 3月上旬，部队从当地老乡那里获悉，宝埝据点的日军小队长常独自到镇上理发店刮脸，吴决定首先从这个日军小队长开刀。于是，把曾当过侦察员的四连连长黄明新找来，向他具体交代了任务。行动前，吴再三向黄明新叮嘱：“我们是头一次和鬼子打交道，要沉着勇敢。执行任务时胆子要像天那么大，但心应像针那么细。” 经过吴周密策划，一天，黄明新带领7名侦察人员，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宝埝镇，在镇中心的理发店附近隐藏起来。9时许，日军小队长果然进了理发店。等他在理发椅上坐定后，黄明新便进去和他并排坐着理发。当理发师的剃刀遮住日军小队长视线的时候，黄明新“呼”地站起，用手枪对准了他的脑袋。等他醒过神来，意欲反抗时，黄明新果断扣动了扳机，那家伙应声倒地。黄明新拾起他的手枪和皮包，与其他几名队员飞速撤到镇外。 新四军打死日军小队长的消息不胫而走，鼓舞了苏南人民，也震惊了宁沪线上的日军。紧接着，六团又在金坛、句容、溧阳境内，连续进行了白兔、北山、南塘等战斗，迫使日军龟缩据点，不敢轻举妄动。 4月底，叶飞与吴率领六团向苏（州）、常（州）、太（仓），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挺进。5月5日，在武进县南戴溪桥与我党领导的梅光迪、何克希抗日游击队“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简称“江抗”三路）会合，两支部队奉命统一整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六团编为“江抗”二路，梅、何游击队编为三路。“江抗”总指挥部由6人组成，梅光迪为总指挥，叶飞、吴、何克希为副总指挥，乔信民为参谋长，刘飞为政治部主任。 部队整编后，吴率“江抗”二路二支队廖政国部继续东进，直插常熟阳澄湖。到达那里后，又与当地的“民众抗日义勇军”（简称“民抗”）会合。5月31日拂晓，部队到达江阴县的黄土塘。黄土塘是一个大镇，一条大河把街道隔成两半。河上有座高大的石洞桥，两边是陡峭的土堤，镇外是一片稻田。吴随二路五连行动。他们进入街内时，突然传来一阵异样的声音，吴压低嗓子命令部队：“占领房屋！”话音刚落，侦察员赶来报告：“发现鬼子！”吴急问：“多少？”侦察员答：“约有五六百，分三路来的。”原来当面之敌是日军下乡“扫荡”部队，几乎与我军同时到达黄土塘，一场艰苦的遭遇战不可避免。吴立即命令五连，用猛烈的火力掩护部队抢占石洞桥。霎时，机枪、步骑枪的射击声，掷弹筒、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炽烈的战斗在镇内外同时展开。 激战竟日，镇外稻田里日军死尸一片，但他们仍不甘心失败。大路上，奔腾着挥动战刀的骑兵。突然，河堤上响起吴的吼声：“冲啊！”他那身先士卒的行动，激励着部队，连续打垮敌人的多次冲锋，迅速改变了三面受敌的局面。 黄土塘枪声一停，部队继续前进。在甘露镇附近，从“江抗”二路调出部分干部、战士，与“民抗”合编，组建了“江抗”第四路、第五路。而后，兵分两路：由吴、何克希率二路二支队和五路继续东进；另一路由叶飞亲自指挥，转战在沪宁线上。 两路部队，分头并进。叶飞指挥的一路首战吴县西北、京杭运河与浒光运河交汇处的浒墅关，全歼守敌，迫使沪宁线停车三天，江南日军为此胆颤心惊。 吴、何克希率领的部队，穿越日寇据点，也取得了一连串胜利。7月下旬的一天黎明前，他们来到一条大江边，吴估摸着这儿离上海不会太远，便命令部队作好战斗准备，隐蔽待命。 8时左右，哨兵报告：“附近几个大镇的碉堡上飘着太阳旗。公路上有满载日军的卡车向北边大镇奔驰。”显然，这是日军的战斗行动。吴的表情显得惊人的严峻。少顷，参谋报告：前面就是吴淞江，江上原来每天都有不少船只来往，唯独今日不见一条。 “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吴考虑到敌我兵力悬殊，果断决定抢渡吴淞江，甩掉敌人。忽然，一阵马达声由远而近，又有十几辆满载日军的卡车从公路上开过；江上也有几条汽艇从下游驶来；空中同时出现了两架飞机。面对这个情况，吴反而平静下来，笑着对身旁的支队长廖政国说：“鬼子摆出这副架势，是想吃掉我们，至少也想把我们撵回西边去。嘿！我们偏要向东，偏要渡过江去，直抵上海市郊。” 中午，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5条木船。吴命令二支队掩护五路先渡。这是在日军重兵压境下的战斗行动，时间就是胜利！吴沉着指挥，使部队顺利渡过了吴淞江，于第二天插到青浦县观音堂一线。途中，伪军出来拦阻，吴指挥部队激战一下午，打得伪军狼狈逃窜。当晚，他和廖政国分左右两路进行追歼。右路一鼓作气，追出60余里，打掉几个敌伪据点，抵近虹桥镇，在廖政国周密组织下，不费一枪一弹，突入虹桥飞机场，火烧敌机4架。这就是抗战史上有名的“夜袭虹桥飞机场”战斗。左路，接连端掉5个敌据点，与右路在虹桥附近会合，直捣伪军老巢——黄渡北张角，全歼残敌。次日，上海租界出版的《华美夜报》、《大美晚报》等都用特大字体，报道了“新四军进抵上海邻近”、“夜袭虹桥飞机场”的新闻，把新四军描述得如同神兵天将，使驻扎在上海及其周围的日军，惊恐万分。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范执中撰写） 049、铁骑兵征战晋绥——记八路军一二零师独六支队政委胡一新 1939年金秋，在辽阔的晋绥大地上，到处摆开了抗日杀敌的战场。一次，在炮火硝烟之中，只见八路军一支英雄的骑兵部队，在一位年轻威武的指挥员的率领下，高举着一把把闪着粼粼寒光的战刀，伴着呐喊，冲进敌群。刹那间，刀光剑影，杀声震天，马踩刀劈，直杀得日寇人仰马翻，心惊胆战。这一仗打得漂亮、过瘾、解恨，为死难的同胞报了仇，为受辱的国人出了气。 这位令人敬佩的英雄指挥员，就是八路军一二零师独立第六支队政治委员胡一新。 1907年，胡一新出生在美丽富饶的草原之乡内蒙古丰镇县大庄科村一户富裕的农民家庭。兄妹5人，他排行老三。 胡一新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15年，他入本村小学就读，1923年，考入山西大同省立第三中学。192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燕京大学。他在大学期间，受进步师生的影响，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接受了新思想的教育，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1929年他因交不起学费辍学，后听说冯玉祥在山西汾阳开办军校，即于1931年考入，并积极参加士兵委员会活动。1932年秋，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组建抗日同盟军。汾阳军校奉命北上抗日，在张家口编为同盟军第二师，胡一新任二团一个连队的指导员。这年5月，他与共产党员张民权、郑汉前往雁北、绥东一带扩军，招募许多青年参军抗日。6月下旬，第二师在吉鸿昌将军指挥下征战察北。胡一新在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县的战斗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受到好评。特别是在收复察北重镇多伦的战斗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堪称表率。 抗日同盟军后遭整编。胡一新几经周折，于1937年10月，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与张学年、石青山一起组建了清水河县党委员会，并担任县委书记，创建清水河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7月，雁北地区抗日烽火愈烧愈旺，经常活跃在这一带的抗日队伍编为八路军120师独立第六支队，胡一新被任命为支队政治委员。 这一年，正值抗日战争的最初时期，日寇的侵略气焰十分嚣张，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晋绥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更是异常残酷。兵员少，武器差，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面对这种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胡一新反复对部队进行教育，认真组织官兵们学习毛泽东刚刚发表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使官兵们明确地认识到，眼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抗日战争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他处处以身作则，模范带头，每当战斗的紧要关头，他总是冲杀在前，带领部队，奋勇杀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对干部战士亲如兄弟，情同手足，和同志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他出色的政治工作和模范的带头作用，使六支队的军政素质显著提高，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英雄部队，特别是他亲自率领的六支队的骑兵营，方圆百里，享有威名。 胡一新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工作者，而且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为了适应山区游击战争的特点，他带领部队刻苦进行骑射训练，同战士们一起整天摸爬滚打在训练场上。他练骑术，每次被摔下来，再爬上去，直到练到不管多么性烈的战马，即使无鞍镫也能驾驭，他心里才踏实；他练射击，一丝不苟，坚持不懈，终于成为全队有名的神枪手；他练拼杀，一直练到把草人一个个刺倒在地时，他才跳下马来，收刀入鞘。就凭着这一身过硬的杀敌本领和过去戎马生涯积累的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与支队长刘华香一起，率领六支队转战在西雁北和绥南大地，先后参加了长流水、小破堡、厂汉营（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凉城县南）、杀虎口（在今山西省右玉县北）等多次战斗，均获全胜。特别是夜袭杀虎口一战，打得更是漂亮，竟使当年参战的老同志至今难以忘怀，津津乐道。 那是1939年的秋天，日寇并不甘心他们的数次失败，又兵分几路向晋绥根据地恶狠狠地扑来，企图消灭六支队于长城脚下。为了彻底挫败敌人这次“铁壁合围”，保卫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六支队决定：由政委胡一新亲自率领骑兵营，避实打虚，袭击临时驻扎在右玉县杀虎口镇的伪军李守信部的骑兵连。杀虎口，是长城要口之一，明代嘉靖年间筑杀虎堡城，一向为山西省至内蒙古自治区的交通要冲。10月16日夜，战斗准时打响了。胡一新亲自带领一连一排战士，以手榴弹爆炸后的烟幕作掩护，冲进了敌人的指挥所——晋泰店大院，与敌展开了白刃战。店内的20余名伪军多数被歼，其余全被活捉。仅仅用了五六分钟时间，就结束了战斗。晋泰店内的胜利，打乱了敌人的阵脚。骑兵营抓住战机，一鼓作气，又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彻底、干净地歼灭了敌骑兵连。战斗中，胡一新扬刀催马，一路当先，奋勇冲杀，在左腿膝关节受伤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不下火线，忍痛指挥部队打敌援兵，又击毁汽车1辆，毙敌20余名，大获全胜。 杀虎口战斗，在干部战士胜利的欢呼声中结束了。 胡一新带着胜利者的欢笑，拖着一条伤腿，自豪地走下了战场。他负伤的消息传出后，晋绥边特委立即委派县委书记李登瀛，速将胡一新转移到朔县五区枪风岭隐蔽治疗，由于药物奇缺，环境险恶，半个月过去了，胡一新的伤口仍不见好转，又被转送到陕西省神府县贺家川一二零师卫生部继续治疗。 1940年11月28日，医院为了抢救胡一新的生命，采取了最后措施，当即实施手术。尽管手术很成功，但由于胡一新体质太差，抵抗力过弱，手术刚刚结束，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经多方抢救无效，不幸逝世，时年33岁。 （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稿李学军撰写） 050、老盐河呼唤英雄——记冀中军区八军分区交河大队长黄立荣 黄立荣1918年5月出生于河北省交河县（现泊头镇辖区）黄官屯村。在家边劳动边练武功，还用土造撅枪打兔子练出一手好枪法。 1938年日军在交河县富镇安了据点，隔三岔五到周围村庄烧杀抢掠。立荣立志抗日救亡打日本鬼子。正巧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派老红军战士宋云波到黄官屯一带动员群众组织抗日队伍。他找到黄立荣，对他说：“你的情况和要求，地下党组织已经告诉我。县委决定由你在第六区组成离土不离乡的游击小队。”黄立荣兴奋不已，找到表姐夫秦润芳，用一支撅枪拉起了17个人、一枝汉阳造步枪、三枝撅枪的游击小队，他当队长。 当天晚上，游击小队就出动了，在交富公路上袭击了3个巡路的伪军，当场打死一个，另外两个趁夜色逃脱。游击小队缴获了一枝三八大杆枪和20多发子弹，大家高高兴兴地唱着《游击队之歌》返回驻地。 这年年底，黄立荣调到第五区，负责组建五区游击小队。他扩大人马，组织训练，很快就把区小队建起来。可是，小队里只有四五枝短枪，没有长枪，怎么办？驻地附近的红寺是个集市贸易点儿，鬼子、伪军三三两两常来赶集，带着长枪、子弹，对老百姓进行敲诈勒索。他想：这不是缴获武器的好机会吗！ 隔天，正逢红寺大集，黄立荣和几个游击战士出发了。他们一律的庄户人家打扮，手里还拎着准备在集上出售的老母鸡、鲜鲤鱼什么的。将近中午，一胖一瘦两个伪军背着枪，到集市上捞“外快”。他们一眼瞅见黄立荣手中拎着的老母鸡，上前要抢。说时迟，那时快，黄立荣掏出手枪：“别动，让它慰劳慰劳你们！” 两个伪军吓傻了：“你是……” “我是八路军游击队！” 这两个家伙刚想抄枪，游击队员的手枪早已顶在了他们的后腰眼上。这样，没费一枪一弹，游击小队收缴了两枝长枪。在以后的几次集市上，他们也连连得手，用长枪装备了两个班。 1939年1月，黄立荣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五区的日子里，黄立荣率领游击小队经常出击敌人，由对付一两个伪军，到对付上百个鬼子；由零散游击到集中兵力端敌人的老窝，越战越勇，越打越精。慢慢地，他发现了一个规律：敌人在哪个村子里遭到伏击，就到哪个村子里进行报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的村子竟被全部烧光，夷为平地。长此以往，部队打胜仗，群众则吃大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和游击队员们开动脑筋，想出了几个对付敌人的“战术”。 “两面政策”。在摸清敌情后，卡住时间，派“白皮红心”的村长或维持会会长到附近敌人据点报告。可是，等敌人赶来增援时，村里的小股敌人已被消灭，游击队员已撤走。这样，据点的敌人就没有报复的口实了。 “张嘴等食”。尽量避开村落战，到公路上打伏击。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迎面埋伏的游击队员首先开火，逼敌后窜；埋伏在后面的专门打截击，收缴枪支抓俘虏，两三分钟就结束战斗。 “卡头战”。当突遇敌人来袭时，集中火力朝敌人一个方面猛烈射击，趁敌混乱、散开、卧倒时，游击队员们从另一方面迅速转移。 “羊拉屎”。在敌人穷追不舍的情况下，每跑过一个村子，就留下一些游击队员隐蔽起来，待敌人朝前面继续追去的时候，突然向敌背后射击，使敌人穷于两面应付。 “倒封锁”。一旦被敌人堵在村子里，尽量把队伍集中到靠村边的房子里，隐蔽待敌。少数敌人来搜房，就缴了他们的枪。如果暴露目标，就径直朝敌人在村外的岗哨跑，这样容易引起敌人错觉。待敌哨兵醒悟过来，已经当了俘虏，从而使小队顺利转移。 “惩罚战”。一旦有战士负伤或牺牲，一般不出三五天，就会使敌人得到加倍地惩罚。敌人尝够了这种战术的苦头。 “黄鼠狼拉鸡”。在内线关系的配合下，趁夜色掩护，拔除敌人据点，或抓几个俘虏。 靠这些机动灵活的战术，黄立荣率领五小队打了许多“无本万利”的胜仗。 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开始后，日军实行“三光”政策，斗争环境变得异常残酷。黄立荣告诉大家，为了避免被敌人摸着行踪，晚上小分队进村不能生火；要躲开树上有乌鸦的地方走；遇到养狗的住户，要动员群众把“二汉奸”（指狗）打死。这样，五小队虽然每天在敌人鼻子底下转来转去，敌人却无办法。他们虽然被敌人包围过几次，也都巧妙地转移出来，从未受到什么损失。大家说：“跟着黄队长打游击，心里头踏实。” 黄立荣在交河县第五区小队当队长两年多，五小队的主要战绩是：缴获机枪4挺，步枪500余枝，自行车100辆，短枪和子弹等无计其数。由于五小队战斗力强，他们不断向县大队和兄弟小队输送队员。到1943年初，五小队共向外输送战斗骨干40余人。五小队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名声，战士们编了顺口溜称赞黄立荣： 敌人想逞能，偏遇黄立荣。 伪军会缴枪，鬼子送了命。 提起黄立荣，敌人就头疼。 1943年春天，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召开大会，庆祝反“扫荡”的胜利，黄立荣被选为大会代表。会上，他被授予冀中军区一等（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同时奖给他“五？一”纪念奖章1枚，派克金笔1支。会后，黄立荣被提升为献县、交河县游击大队的副大队长，不久又提升为大队长。 1943年6月，黄立荣到县大队任职不久，被敌人包围在三区的安庄。县大队连续几天行军作战，没吃过一顿囫囵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大家疲惫。这时，天色放亮，鬼子、伪军密密麻麻地压了上来。黄立荣集合队伍，放开嗓音说：“根据情报，来犯的敌人大部分是富镇据点的。富镇的敌人倾巢出动，内部一定空虚。我命令，队伍从村头上路突围，直插富镇方向！” 队伍在黎明前的薄雾中，悄悄地摸上村头大路。前面就是无边的麦海，只要一冲出村外，敌人再凶也就无可奈何了。不料，一名战士走了火。敌人听到枪声，层层包抄上来。 “快！”黄立荣指挥大家朝麦地跑去，斜插里突然冲出十几个鬼子，黄立荣抬手一枪，撂倒一个，战士们和其余的鬼子展开肉搏。 太阳升起一杆子高的时候，黄立荣终于带着队伍转移到安全地带，但县大队牺牲了七八个战士，惟一的一挺机枪也丢弃了。 安庄战斗失利，黄立荣3昼夜吃不下，睡不着。他流着眼泪对大家说：“宋云波大队长单枪匹马搞起来的这个家业，一上来就让我糟蹋了！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我怎么向组织上交待！” 几天后，富镇据点有一队伪军出发到交河去。黄立荣得到情报后，迅速把队伍埋伏在离富镇只有一里多的尚庄村南道沟里。敌人进入包围圈后，黄立荣领先一枪，将领头的伪军击毙。游击队员喊着：“缴枪不杀！”“为死去的同志报仇！”冲出道沟，突入敌群。这一仗，歼灭伪军70多人，缴获枪支百余枝。 1944年4月的一天，黄立荣带领县大队去攻打西辛村据点。午夜时分，队伍悄悄过了封锁沟，在一个“堡垒户”家里隐蔽起来。 天亮后，敌人的号音响了。100多伪军走过吊桥出操。这时，经过化装的几个游击队员大摇大摆朝岗楼走去。吊桥旁的敌哨兵大声喝问：“哪一部分的？”化装战士也不搭话，箭一般向里冲去，将哨兵和岗楼里边的4名伪军当场活捉。与此同时，黄立荣率领县大队朝着出操的敌人猛扑过去，伪军们没顾上拿起手中的枪，就全部当了俘虏。整个战斗，只用了十几分钟。战士们卷起席筒烧了炮楼，扛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和物资，凯旋而归。 1944年10月4日，是献县、交河县抗日军民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 这一天，天气晴朗，老盐河上吹过来的风，呼溜溜地刮起一阵阵沙土。县大队和地区四十一支队正驻在四区阎五门村休整，忽然收到情报：鬼子50余人、伪军260余人，带着80辆大车，到马村、豆庄屯一带抢粮食。于是，两支部队决定一同到正东鲁官屯敌人归路上打埋伏，让过敌人的前部，中间开火截下粮车。 队伍出发了，刚走到鲁官屯村南，恰和返回来的敌人遭遇。双方占据地形，互相猛烈射击。游击队员们发起一次又一次冲击，都被不停吼叫的鬼子机枪压在道沟里，冲不上去。黄立荣的脸涨得通红，喝道： “集中火力，让鬼子的机枪变成哑巴！” 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团。趁敌人机枪停顿的瞬间，黄立荣跃出道沟，手枪一挥：“同志们，上啊！”率先向敌人阵地冲去。刚刚冲出几十米，敌人的机枪又响起来，一排急骤袭来的子弹斜着从黄立荣前胸和头部穿过。黄立荣最后望一眼如潮水般冲上敌阵的战友们，望一眼已经丢下粮车、狼狈逃窜的敌人，无声地倒了下去。鲜血如泉，浸红了脚下盐碱斑斑的土地。 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员和当地乡亲们流着眼泪把烈士葬在阎五门村，后又迁到烈士家乡黄官屯村。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高国庆撰写） 051、救国灭寇愿舍生——记一二九师十七团副团长吴隆煮 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纪念馆内，珍藏着一张发黄的3人照片，照片底端写着：“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与学友万德坤陈仁常延安留影。”照片中间那位脸庞宽阔，嘴唇丰厚，浓眉大眼，身材魁梧的年轻人，就是吴隆煮烈士。 吴隆煮，1914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曹门湾的一个贫苦农家，1930年参加红军，随红四方面军转战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参加了长征，先后担任过班长、排长、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等职。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8月，吴隆煮告别延安，日夜兼程，直奔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就任三营特派员。他所在的团，是一支敢打硬仗的队伍，他所在的营原是红四方面军的二七九团，以善于追击而闻名，是有名的“飞毛腿营”。 9月30日，吴隆煮所部从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到达正太路南侧地区，阻击由石家庄侵入山西的日军。10月下旬，平汉线日军由石家庄沿正太路猛攻娘子关，配合同蒲路日军会攻太原。晋东形势危急。 10月25日，三八六旅旅长陈赓亲率七七二团进至川口、孔氏村、王德寨一线，准备侧击沿正太路西犯之敌。26日，七七二团副团长王近山奉命率三营，乘夜暗进入平定县七亘村设伏。 这是七七二团开赴抗日前线的第一仗，也是吴隆煮参加抗战的第一仗。 天渐渐放亮了，趴在草丛中的战士们因初次与日军作战，神情有些紧张。细心的吴隆煮注意到这一切，便轻声向大家鼓动：“战斗中，只要出击时又快又猛，就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 上午8时，从测鱼镇方向传来阵阵马啸声，敌辎重部队在100余名步兵护送下，由东向西开进。当敌先头部队通过设伏区，后尾部队尚在东门口村，中间的辎重部队300多人和驮运物资的骡马，正进入伏击区时，三营即向敌辎重部队发起猛烈的攻击。紧接着吴隆煮率战士同敌展开激烈搏斗。经过两小时激战，毙敌300余人，缴获了大批骡马及一批军用物资。 三营执行上级命令，再接再厉，又于28日上午再次在七亘村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毙敌百余人。 首战的胜利，大挫日军的锐气，鼓舞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志。 七亘村伏击战后，吴隆煮被任命为七七二团三营教导员。不久，又调任该团一营教导员。从1937年底到1938年4月，部队转战到晋东南地区，吴隆煮带领一营参加了长生口诱伏战、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伏击战、长乐村追歼战等著名战斗。 1938年5月29日，三八六旅旅部机关及所属七七二团部队，到达磁县彭城镇。吴隆煮率一营在清除日伪残敌后，担负彭城镇南面的警戒任务。 彭城镇东临冀西平原，西靠太行山，被称为磁县第一镇。昔日，此镇商业繁盛，经日寇与土匪的蹂躏，今已变得冷冷清清，一片萧条景象。当晚，陈赓旅长率旅部机关及部队进驻此镇。三营安排好了警戒与防卫方案。 次日，天刚蒙蒙亮，彭城镇被大雾笼罩，街市上行人稀少。突然，在城西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吴隆煮率营部人员直奔南山头前沿观察所，仔细观察敌之动向。 雾渐渐消散，彭城镇西面的枪声越来越紧，在一营正面隐蔽的敌人却一动不动。敌人在玩弄声东击西的花招。 吴隆煮一面向团报告，一面组织部队伪装隐蔽，将计就计。 这股敌人，果然是驻水冶镇的日军一个大队和驻漳河桥的日军，共约800人。鬼子得知八路军到达彭城镇后，即倾巢出动，黑夜越过清漳河，企图在佯攻西山头时，调动南面的八路军防御兵力，待天亮雾散后，再突破南山头阵地，袭击三八六旅旅部机关。 鬼子枉费心机。在西山头担任警戒任务的特务连迅速将突袭的40余名敌人全部歼灭。 随着枪声逐渐稀疏，隐蔽在一营阵地前方的鬼子，丢掉伪装，在炮火的掩护下，形成正面宽200米，纵深500米的3个梯队，往山头上爬。 吴隆煮蹲在一连的掩体内，命令通信员：“快通知二连，沉住气，听我的指挥，统一出击。” 鬼子爬到离一营阵地只有200米时，八路军战士仍一枪未发。 在山下督战的日军指挥官，以为八路军中了调虎离山计，发出一阵狂笑声。爬在前头的鬼子背着枪，加快上爬速度，逼近山头。等鬼子爬近我阵地时，吴隆煮一声令下：“打！”机枪弹、手榴弹铺天盖地般向敌群倾泻。鬼子受到这突然的打击，顿时乱作一团，丢下几十具尸体，仓惶逃命。 鬼子并不甘心失败，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突破二连阵地，逼近街市。 情况十分危急。吴隆煮亲率三连、四连增援，同鬼子展开肉搏战。经过1小时激战，又重新夺回了阵地。 到上午10时，一营已打退了鬼子的6次进攻，守住了阵地。此时，七七二团二营、三营已出现在敌东西两翼，对敌形成夹击之势。 10时20分，在团统一指挥下，反击战打响了。吴隆煮这位身材魁梧的粗壮大汉，挽起衣袖，右手提着长枪，背一把大刀，跃出战壕，率先冲入敌阵。刺杀是吴隆煮的拿手好戏。他在鄂豫皖苏区时就是有名的刺杀能手，一有恶仗，必带大刀和步枪上阵。这时，只见他冲入敌群，挥舞大刀，左劈右刺，接连砍倒了4个鬼子。当他又往前冲时，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腹部，他一个踉跄跌倒了。 当吴隆煮醒来时，通信员已为他包扎好伤口。吴隆煮提起大刀，艰难地站起来： “莫管我，赶快冲！”吴隆煮命令道。他脸色苍白，鲜血从捂着腹部伤口的手指间流出来…… 经过一天激战，鬼子丢下200多具尸体，仓皇逃回据点。 陈赓旅长在日记中写道：这一仗，“沉重打击了敌人进攻彭城的企图，胜利地保卫了彭城”。 战士们把昏迷的吴隆煮抬回营地，日夜轮流守候在他身旁。 已经3天了，吴隆煮仍未苏醒过来。战士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买了一口柏木棺材，准备安葬吴隆煮。腮部负伤的四连指导员冉光普，抱着这位同乡战友，泪如泉涌，大声呼喊：“隆煮，隆煮，你不能走啊！” 在冉光普的使劲摇晃和大声呼喊下，吴隆煮长嘘了一口气，慢慢地睁开了双眼。他急切地问营长：“仗打得怎么样，部队伤亡大不大？”营长说：“把鬼子赶回去了，部队有些伤亡，二连伤亡大一些。”他又问冉光普：“你们连呢？”冉光普答：“牺牲了7个同志。”停了一会儿，吴隆煮心情沉重地说；“革命总会有牺牲的，我们要多打胜仗，为战友报仇！我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哇！我怎么能这么早就去呢？我还要和战友们一起去战斗，赶走日本鬼子呢！” 1939年11月，吴隆煮任三八六旅补充团政治委员。1940年，补充团改称三八六旅十七团，吴隆煮改任该团副团长。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百团大战开始。留守在太岳区的十七团与决死一纵队五十七团，担负权店至漳源段铁路破袭任务。 夜幕降临，晚风轻拂。吴隆煮率十七团一营、三营和民工共1000余人，借着月光，从沁源县郭家山出发，穿过青纱帐，按时集结在铁路线上，配合五十七团展开破袭战。 与此同时，为确保3000名破路大军的安全，上级命令十七团一营一连，担负在铁路和公路交叉的咽喉要道龙珠寺的警戒任务，切断通向漳源、新店的公路和铁路，阻止敌人向北增援。 晚10时，吴隆煮指挥一营部队包围敌据点，掩护部队和民工破路。 吴隆煮往返于4公里长的铁路线，指挥军民拔道钉，掀铁轨，毁路基，烧枕木。经过一夜奋战，铁路被拦腰斩断。 天刚蒙蒙亮，破路大军扛着钢轨正在顺利撤退时，突然团部通信员骑战马奔来，向吴隆煮报告：“副团长，据侦察，驻左城、西塘日军230余人，在日军第四混成旅团板津大队长指挥下，正向龙珠寺方向急进，敌企图3路合击漳源，团长令一营一连在龙珠寺阻击敌人，坚持到明天早晨。” 吴隆煮眉头紧锁：龙珠寺一仗，事关我3000破路大军安全，一连虽然久经战火考验，但敌我力量悬殊，且连队指导员尚缺，我得亲至龙珠寺，一定要守住这道口子。他即刻召集几名干部作布置后，不顾一夜奋战后的饥饿与疲劳，急奔龙珠寺。 吴隆煮对战士们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昨晚，我团和五十七团将权店到漳源的铁路全给掀翻了！鬼子不甘心失败，从西塘、左城两个方向扑来。如果他们跨过龙珠寺，就会直奔漳源，我3000破路大军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我们必须像钢钉一样，钉在龙珠寺！” “誓死守住阵地！”战士们群情振奋，斗志昂扬。 21日上午9时，在龙珠寺西边的公路上，日军板津大队分两路，拉着小山炮向龙珠寺开来。三排战士给敌以迎头痛击。板津一看情势不妙，遂令队伍停止进攻。 吴隆煮站在一堵断墙后面，仔细观察后，对张连长说：“快修整工事，收集弹药，恶仗还在后头！” 不一会儿，敌人的炮弹像雨点般落在高地上。吴隆煮站在一、二排的结合部，观察敌人的活动。张连长急切地说：“吴副团长，这样太危险！”吴隆煮若无其事地说：“不要紧，烟雾大，站着才看得更清楚。”他再次叮嘱张连长：“快准备集束手榴弹！” 炮声一停，吴隆煮把手一挥“打！”二排的机枪即向接近前沿的敌群扫去，集束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敌接连组织进攻，都被我二排打退。这时，坚守在村南高地的一排与敌人展开了血战。一排伤亡较大。看到敌人攻势猛烈，吴隆煮觉察到敌人是把主要兵力放在进攻村南高地上，马上命令三排从西侧夹击敌人。随后，冒着密集的炮火，向二排阵地跑去。 一群群的敌人沿着铁路路基，呈扇形队形围上来，吴隆煮摘下钢盔，脱掉外衣，拔出刺刀按在枪上，向战士们喊了一声“上刺刀！”遂率领20余名战士，跃出战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 敌人机枪扫来，吴隆煮一把将身边的通信员推倒。敌人子弹扫过之后，通信员从地上爬起来，眼前的情景使他大吃一惊：吴隆煮扑倒在工事边上，头部鲜血直流，被血水染成暗红色的白布衬衣沾在背上，手里还紧紧地握着望远镜。 21日下午3时，躺在龙珠寺祠堂断墙后面的吴隆煮再次醒来，当张连长告诉他阵地还在我们手中时，他挣扎着坐起来，默默地看着张连长和战士们，断断续续地说：“一定要……守住阵地……” （成都军区政治部组稿金正全撰写） 052、拒马河畔出奇兵——记晋察冀军区炮兵营政委宋培文 拒马河畔出奇兵，炮声怒吼寇胆惊。 不幸噩耗传遐迩，太行山麓堕丹星。 为党捐躯忠义重，千万健儿悼英灵。 勇士未洗征衣血，留下壮志后人循。 这是1942年12月11日刊登在晋察冀军区《子弟兵》报上的一首悼念诗，记载了千万抗日健儿沉痛哀悼一位烈士的悲壮情景，讴歌了烈士喋血沙场、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不朽业绩。这位烈士，就是晋察冀军区炮兵营政治委员宋培文。 宋培文，祖籍河北邯郸，于1911年12月在山西省太原出生。他7岁开始上学，在太原先后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193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当时阎锡山创办的学兵团，在那里学了一年多的炮兵技术，又在炮兵团干了几个月的“差遣”。宋培文多次给在北大上学的哥哥宋劭文（当时已是地下党员）写信，表明自己要求进步的思想，从而不断得到哥哥的引导和帮助。特别是后来他阅读了哥哥带回的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论》和日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党的“一大”代表李达的《社会发展史大纲》等革命书籍，思想产生了较大的飞跃。1935年10月，经地下党员刘子超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便离开家人，离开有病的妻子和年仅3岁的儿子葆恒，投入革命斗争。1936年，他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宋培文1937年春在抗大学习到8月，被分配在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山炮连任连长。为了壮大人民炮兵，八路军总部决定以山炮连为基础组建总部炮兵团，要求他们由晋东北的五台县开赴晋西南的临汾。 1938年4月，炮兵团奉命转至陕北洛川，进行为期4个月的军政整训。这时，宋培文已由炮兵连调到团司令部担任参谋，分管训练工作。由于他过去学过炮兵技术，业务熟练，整训期间，他精心制订训练计划，主动承担授课任务，并经常深入连队指导，成为团首长领导军事训练的得力助手。 1939年7月，日军集中主力向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这时，在团里担任作战参谋的宋培文，奉命跟随四连配属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到晋冀一带执行作战任务。这里地处太行山区，山高坡陡，沟壑纵横。每到夏季暴雨，山洪爆发，道路险阻；到了冬季，大雪盖地，将山道封住。这对炮兵行动很不利。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宋培文随该连艰苦转战，处处为连队作表率。为了保证部队安全，宋培文与连长姜彩斌、指导员丁本淳商定，每次行军，都由他们分别走在最前边。一次行至漳河，正遇下大雨，发大水，他不顾个人安危，带领通讯员率先过河，为连队探察水情。又一次夜间行军，由于山高坡陡路滑，一匹骡子摔到山下了。为了保证其他人马的安全，宋培文与指导员丁本淳手拉手地在前边探路。他们从山上摸到山下，整整走了一夜，终于把部队安全带到了宿营地。 1939年11月1日，四连配属七六九团到昔阳县，拔除日军在东冶头镇外围的王家山据点。这天，天刚蒙蒙亮，宋培文即随连队从皋落出发，急行军50多里，到达预定位置后，立即带领观测人员进行测地，精确地准备了火炮射击诸元；战斗中，他又协助连长指挥射击。发射3发炮弹，全部命中目标，支援步兵迅速拔除了王家山据点，为攻取东冶头镇扫清了道路。 1940年春，晋察冀军区决定组建炮兵营。当时，炮兵干部比较缺乏。司令员聂荣臻到总部向彭德怀副总司令汇报这一问题时，彭德怀当即确定从总部炮兵团抽调一些干部，并点名推荐了宋培文。彭德怀说：“据炮兵领导反映，宋培文熟悉炮兵，脑子灵活，有政治头脑。”于是，宋培文带着总部首长的重托和期望，来到晋察冀军区，同张志毅等人一起，开始了炮兵营的筹建工作。 筹建炮兵营，当务之急是解决人员和筹集火炮的问题。宋培文、张志毅和筹备组的10多名同志一起，分赴各分区，商调干部，收集火炮、器材。经过半年筹备，晋察冀炮兵营于10月份在河北曲阳宣告成立。张志毅、宋培文分别被任命为（团职）炮兵营长和政治委员。 宋培文做政治工作，很注意从实际出发，解决带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炮兵营成立初期，人员有原来干过炮兵的，也有由步兵改行的；有早期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战士，也有从国民党阎锡山部队过来的旧军人。针对这种情况，宋培文利用集会、谈心等形式，经常对部队进行团结的教育，要求大家同心协力，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他还利用各种机会教育部队，搞好与兄弟部队之间及军民之间的团结。配合步兵作战时，他组织干部向步兵学习，主动搞好与步兵的协同。部队疏散到山村后，他带领大家帮助群众修理被日军毁坏的房屋，积极开展群众工作。 1941年秋至1942年，日军为把华北变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加紧了对边区的“扫荡”、“蚕食”和全面进攻。不少青壮年被敌人抓走，大量牲畜、农具遭到破坏，许多土地荒芜，加上罕见的特大旱灾，根据地军民的战斗、生活进入空前紧张和困难时期。形势的严峻，岁月的艰苦，使巩固部队、保存战斗力成为政治工作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面对这种情况，宋培文注意从根本上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他根据党中央和军区关于巩固部队的有关指示，组织和领导各支部在全营大力开展了各项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他多次亲自给部队上时事政治课，讲形势，讲传统，讲艰苦奋斗，讲人生理想，特别是对《中共中央抗战五周年宣言》等几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在部队进行了反复深入的教育。为了使各项教育生动活泼、深入人心，宋培文还利用“七一”、“八一”纪念日，亲自带领干部战士把时事教育材料编成话剧、大鼓、快板等文艺脚本，组织演唱并到街头表演。有时自己还带头演唱，鼓励大家抗战必胜的信心。 宋培文做政治工作，还特别强调抓好党支部和干部这两个中心环节，他要求各个支部、各级干部要改善管理教育方式，执行官兵一致原则，把这个问题作为巩固部队的一件大事来抓。当时有位连长管理方法简单，连队战士意见较大。他及时找这位连长谈心，既严肃批评又耐心教育，使其心悦诚服，纠正了自以为是的缺点，密切了同战士的关系。还有一位副指导员，为了培养战士的紧张作风，别出心裁地搞了一次吃饭比赛，结果有的战士闹了肚子。宋培文发现后，对这位副指导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指出：我们八路军干部对战士如同亲兄弟，做每一件事都要关心爱护部属，决不能做有损大家身心健康的事。 宋培文关心部属，还表现在关心和改善部队的物质、文化生活上。那时连队生活十分艰苦，油、盐缺乏，粮食不足，每天吃两顿饭，常以黑豆、麦麸充饥，伤寒、痢疾、疟疾、夜盲症等疾病在部队时有发生。为了保持部队战斗力，也为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炮兵营积极开展了各项农副业生产活动。宋培文亲自带领干部战士上山打柴、割草、种山药蛋，并做了许多具体切实的工作。他想方设法改善部队伙食，让炊事班磨黑豆，做豆腐；或用黑豆面和红枣做窝窝头。他组织大家开展各项文体活动，没有足球，就教战士用旧棉花捆成团，代替足球。每当出现病号时，就亲自看望和组织大家开展慰问活动。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军区首长的表扬和赞誉。他总结的开展政治工作巩固部队的经验，被刊登在军区《子弟兵》报上。 宋培文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也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经常与营长张志毅分别带领连队执行作战任务，1941年至1942年，全营参加战斗20余次，每次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日本侵略军从1940年以来，就着手建造割裂晋察冀根据地的两条封锁沟。其中一条南北走向，从易县经满城，过完县（今顺平县）、唐县、曲阳、行唐，向南直到灵寿，敌人想以此把冀西山区根据地与冀中平原根据地割裂开来。敌人还建据点，筑堡垒，疯狂地进行“蚕食”活动，对边区威胁很大。 1941年10月，宋培文率二连配合第四军分区五团拔除河北灵寿县南寨日军据点。那是一次夜间战斗，夜色朦胧，炮连在距敌堡300米处抵近射击。当时打了几发炮弹，未见敌堡被毁。为了弄清原因，第二天清早，宋培文亲自带领人员对火炮和可能影响射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反复检查，最后判断敌堡未毁，很可能与九四式火炮初速大而又使用了延期引信有关。于是在当日黄昏第二次发动攻击时，将山炮移置在距敌堡1000米处，并改用了瞬发引信，结果只打两发炮弹，就摧毁了敌堡，步兵团长肖锋带头高呼：“炮兵万岁！”此次战斗，步炮密切协同，全歼守敌一个中队，而我军无一伤亡。战后，宋培文带领干部查看射击效果，证明了他们的判断和改变是正确的。为此，他与营长张志毅商定，对各连不同初速的火炮作了调整，使其配备更加合理。 1942年11月20日，宋培文又率二连配合第一军分区参加河北满城韩庄战斗。战前，他认真传达了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的指示，与连长窦金波一起勘察阵地；战斗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敌炮还击的危险，在硝烟弥漫的战地上时而观测，时而鼓动，时而协助连长指挥射击。不幸的是，敌一发炮弹打来，弹片击伤他的左脑。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于25日光荣殉职，时年31岁。 宋培文的牺牲，使全营指战员万分悲痛，也在全区部队引起震动。部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肖克专此发通令指出：培文同志是经过斗争考验的布尔什维克，他在敌后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点滴地建设炮兵，培养干部，发扬了政治工作的威力，打下了党政工作的坚强基础。他作战勇敢，工作积极负责，对革命竭尽忠诚。他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通令号召：“每个干部，每个党员，应当学习与发扬培文同志英勇作战、忠于职务的精神；特别是技术兵种的指战员，更应以培文同志作模范，创造出许许多多的宋培文，为党的技术兵团建设而斗争！”军区直政部主任张平凯和炮兵营全体指战员，还分别以《我只有把热泪变成热血》和《你的革命品质将为我们的模范》为题，在军区《子弟兵》报上发表了悼念文章。本文开头引用的诗句，就是张平凯在悼念文章中抒发真挚情感的部分内容。 （总参政治部编研室组稿郭伴虎撰写） 053、抗日战场勇无敌——记晋察冀军区战斗英雄邓世军 邓世军，又名邓仕钧，四川省苍溪人。他1916年出生，1932年参加当地红军，193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他随115师到抗日前线，参加了平型关大战。不久，留在晋察冀军区，编在四分区第五团。 1938年，邓世军当了排长。那正是日本侵略军九路围攻晋察冀的一年。当时，日寇以3万余人的兵力，从几面压过来，分区学兵营被优势的敌人压迫后退，情况异常紧急。邓世军所在的连队奉命驰援，他们越过白兰镇，占领陈家庄，与据守在千佛寺及南坡村高地的敌人形成对峙。南坡村是一个制高点，敌人派一个小队附一挺重机枪和一挺轻机枪扼守着。不攻占这个高地，部队的处境是很危险的。 上级命令他们连，在当天晚上一定要夺取南坡村高地。连长接受任务的当天下午，带领连排干部察看了地形。从陈家庄下沟仰攻南坡村高地，山势非常峻峭，找不到一条可以冲锋的道路。连长主张宁可连夜迂回50里地，拂晓以前赶到高地的正面，再从那里发动进攻。邓世军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认为时间不容许我们作这样远距离的迂回，况且长途奔袭，部队体力消耗很大，再对以逸待劳的敌人发起进攻，取胜的把握不大。他主张从悬崖陡壁上攀援上去，给敌人以突然袭击，可以取胜。他自告奋勇地提出：“我带一排人在前面开路。”连长经过一番考虑，接受了他的建议。 黑漆漆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邓世军带着一条准备好的长绳子，率领一排人出发了。开始攀登时，他叫战士们把枪背到身后，自己走在最前面，用圆锹挖出踏脚窝开路，大家一个紧跟一个往上爬。不一会儿，来到一个三丈多高的大坎下。那坎子几乎是笔直的，也是当晚攀登最艰难的一段。邓世军叫部队暂时停止前进，自己放下圆锹，拔出刺刀，小心而又机灵地爬上去。大约花了半个钟头，他才攀到土坎子上面。土坎上长着一棵大树，那是他白天就看好了的。他迅速把绳子的一头拴在大树上，另一头放下坎去，让战士们拉着绳子往上攀。过了土坎，大家又继续用原先的方式，踩着圆锹挖出的脚窝爬了一阵，全排终于到达了南坡村高地顶头。这时，据守山头的敌人，依仗险要地形，警戒疏忽。邓世军一直进到敌人的战壕前边，敌人还没有发觉。好似神兵从天而降，一阵猛烈的手榴弹和白刃格斗，便把一个小队的敌人全部消灭在战壕里。这一战，我们总共才消耗了36枚手榴弹。 占领了南坡村高地，我们的火力完全压住了千佛寺的敌人。第二天拂晓，大部队顺利地发起进攻，敌人仓皇退却，被我们消灭了三四百人。 1940年“百团大战”时，五团攻占了山西娘子关，日寇的铁甲车被困在隧道内。这时，邓世军的一连又接受了“攻夺磨河滩”的艰巨任务。磨河滩旁临着深阔的冶河，敌人修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经常驻有几百人防守。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邓世军——那时已担任一连连长，率领经过挑选的50多名精壮战士，偷渡冶河，逼近车站。这里驻扎着500多名敌人。9时许，战斗打响了。邓世军指挥战士们猛冲，鬼子在睡梦中被惊醒，仓皇应战。敌人死伤几十人之后，凭借重火器优势组织反扑。在激烈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雷雨声中，一场恶战足足打了两个多小时。突然山洪爆发，河水猛涨，他们和其他部队前进的道路被截断，使一连处于三面受敌，一面临水的危险境地。邓世军沉着冷静地判明敌情后，发出了坚决打退敌人，巩固阵地，以待时机的命令。在邓世军的鼓舞下，大家勇气百倍，又杀伤了一批敌人。天渐渐亮了，邓世军率队撤退到村边固守，依托房屋作工事，顽强地抗击敌人。凌晨，敌人组织了100多人来冲锋，遭我们密集的火力扫射，溃退回去。阵地前沿堆积了越来越多的敌人尸体，我们的伤亡也不断增加。邓世军及时调整了战斗部署，指挥大家从敌人尸体上搜集充实了武器弹药，准备对付敌人新的进攻。果然，中午时分，敌人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敌人先用大炮机枪摧毁我们防守的房屋工事，然后从三面包围过来，而且施放了烟幕弹。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邓世军让大家把文件等东西焚毁掉，并鼓动说：“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人，也要和敌人血战到底！”西面的敌人冲上了阵地前沿，只见邓世军带着几名战士赶过去增援，他们端起刺刀与敌人拼搏。战士们激昂的呼号声，敌人尖厉的嚎叫声和刺刀的撞击声响成一片。经过20多分钟的厮杀，敌人终于丢下10多具尸体，又退了下去。后来，还有的敌人爬上了房顶，从房上挖开洞，把手榴弹扔下来，战士们立刻捡起，又把它扔出去。他们就是这样，临危不惧，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与日寇反复搏斗，硬是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下午，从阳泉又增援来一批敌人。他们用五六门大炮向一连阵地轰击，把房子全都摧毁。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又包围上来。面对敌众我寡，兵力悬殊，弹药将尽的情况，邓世军果断决定迅速撤出重围。队伍在黄昏时分，分四批开始渡河，邓世军亲自担任后卫。在渡河时，他左腿负了伤，仍然坚持着泅过了没顶的冶河，胜利地率领连队归回主力部队。战斗结束后，一连荣获“血战磨河滩英雄连”的光荣称号，连长邓世军被授为晋察冀边区“特等战斗英雄”，机枪班赵小三、司号员李琐子、卫生员王全友也分别获得了战斗英雄的称号。 1941年，日寇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其中有一个联队以王陈庄为中心进行“驻剿”。一次，邓世军奉命侦察王陈庄的敌情。清晨，他带着一个班来到村西边，隐蔽在离村四五百米的小坡上观察村里的动静。好久敌人也不出来，无法查明情况。于是他叫战士朝村里打枪，进行火力侦察。敌人也许把他们当作游击小组，仅仅向西山坡发射了几发炮弹和一些机枪子弹，就不理睬了。怎么办呢？不能老等呀！邓世军想了一会儿，便叫副班长带一名战士留在西山坡，还扎了一个草人作疑兵，不时地向村里打冷枪，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他自己则带领其余人绕到村东头，继续观察敌人。谁知过了半天，还是不见敌人有动静，邓世军心里有点着急。他又带了一个战士跑到离村300米的地方观察，发现大部分鬼子都在村东一个大场院里睡觉，连哨兵也没有。他觉得此时，尽管我们人少，但出其不意地冲进去，快打快撤，准能捞一把。于是他立即带领战士们赶到村口，手榴弹一齐往场院里扔，敌人惊慌失措，慌乱地往村西跑。他们缴了7枝枪，便迅速撤出村外。鬼子受到突如其来的袭击，以为八路军的主力部队来了，联队长下令马上撤退：“皇军扫荡以来还没受过袭击，这个地方对皇军大大的不利！”这次战斗，敌人伤亡四五十人，邓世军却取得了意外的胜利。 1943年4月，为了反对日寇的“蚕食”政策，五团决定攻下南甸堡垒，拔掉敌人这个据点。在担任主攻中，一连则攻打了最难打的西南面。军分区邓华司令员亲自对邓世军说：“你是长征干部，五团最老的连长，今晚一定要把堡垒拿下来。” “决不辜负首长的期望，坚决完成任务！”邓世军响亮地回答。 当他率领队伍冲破两道铁丝网、鹿砦和壕沟后，发现敌人放了毒气，虽然连冲两次，却始终未能接近碉堡。团政委在后面大叫起来：“邓世军努力冲啊！”第三次终于冲上去了。子弹擦破了他脸部，他全然不顾，拿着两颗大手榴弹，第一个闯进碉堡。冷不防被敌人一颗子弹打伤了右肩，血流不止，他忍着巨痛，举枪打死了敌人。在收拾残敌时，在地板底下发现了一个敌人，他扑上去和敌人扭打起来，一个同志急忙赶来，共同打死了这个敌人。邓世军的一连又一次胜利完成了战斗任务。 1943年敌人发动空前残酷的秋季“扫荡”，邓世军率领他的一连，在甘石沟和北岳沟两地活动，先后两次取得战斗胜利。 第一次，邓世军奉命率部到塞北王家湾、两界峰一带开展斗争。他们走到甘石沟时，正值半夜，地形又不熟，村里只有三两户人家，他们只好在村外露宿。 黎明时分，哨兵枪响了。邓世军一面派一个班占领村后高坡阵地，阻击前进的敌人；一面了解敌情。原来敌人的目的是要围歼五团的主力，但侦察失误，错把一连当成主力。只见1500多名敌人分作七路，拼命包围过来。一排在后山和300多敌人拼开了手榴弹，敌人被打退了。邓世军赶紧组织部队，准备跳出包围圈。转眼间，敌人又冲上来，把一连团团围住。邓世军亲自带领一个排，奋勇当先，冲出了一个口子。全连刚刚转移出来，敌人又组织了一个新的包围圈，他们又冲了出来。就这样反复三次突围，杀伤敌人30多名，冲出了三层包围圈，粉碎了敌人的毒辣企图，保存了自己的力量。 另一次，是在反“扫荡”的末期，一连随团主力转移到北岳沟。半夜，敌人向我发起突然袭击。邓世军立即查明情况：2000多名敌军向北岳沟蜂拥围来，而团主力部队正停在北岳沟里做饭、休息。敌情真是紧张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只见敌方指挥官把小旗一摆，十几挺机枪一齐向北岳沟射击。团长命令邓世军率一连迅速占领北边高地掩护。邓世军立即带领部队爬上北山。此时，敌人也正向北山制高点爬去。当一连登上顶峰时，敌人就差五六步也要到山顶了。经过一场激烈地白刃拼搏，敌人暂时被迫退下，一连夺取了北山主峰。不一会儿，日本鬼子挥舞着洋刀，组成密集队形，嚎叫着向一连阵地冲来。邓连长命令战士们：“离远了不打，瞄不准不打，等鬼子靠近了再打，听我的命令！”当敌人离山顶四五十米时，邓世军大叫一声“打！”全连的机枪、步枪一齐扫射，手榴弹像雨点一样飞去，刚冲上来的敌人又被打退了。从凌晨到下午，敌人的冲锋一次接一次，连续冲了7次，但是，他们除了在一连阵地前东歪西倒地躺下一批又一批的尸体外，别的什么也没捞着。后来敌人竟调来4架飞机助战，还投下一些硫磺弹，然而，一连的勇士们仍然坚守住阵地，控制着制高点。激战到黄昏时，团主力已经分三路突围出去，团部通信员送来一连撤退的命令。邓世军带领5名战士掩护撤退，并把两个地雷从山上滚下去，炸死了十来个鬼子。接着，他们从山顶撤下来，迅速跟上了部队。 1944年的早春，杨柳树刚刚冒芽，八路军晋察冀边区召开战斗英雄代表大会。邓世军光荣地出席了这次会议，受到了人们高度的尊敬和热爱。会上，晋察冀军区程子华副政委代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边区行政委员会宣布了一项联合决定：授予邓世军同志“晋察冀边区子弟兵战斗英雄”称号，并赠给他一枚一等英雄奖章和5000元的望远镜代金。 当人们问邓世军：“回去以后，有什么新的计划？” 他诚挚地说：“我的计划很简单，坚决执行命令，更多地打胜仗；坚决执行拥政爱民政策，特别是在生产上要加油干。党和边区人民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决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 054、雁翎队中一英豪——记冀中白洋淀雁翎队排长邸芝科 邸芝科，1922年生，河北省安新县邸庄人。邸庄位于白洋淀中，人们世世代代以捕鱼捉虾，挖藕采菱，割苇编席为生。1940年春，邸芝科捕鱼回来，刚下船就听说八路军来招兵抗日，他跑去报名。招兵的排长喜欢这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问他：“你为什么要当八路军？” “为啥？就为端村、郭里口、寨南的孤儿寡妇报仇！”邸芝科吼道：“腊月鬼子血染端村、郭里口、寨南三个村，杀了咱中国300多口人，这仇咋能不报？” 邸芝科参军到了晋察冀军区第九军分区二十四团。他在八路军里学政治、学文化，一年多参加了十几次战斗。1940年底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1月，队伍在任丘县夜行军，和日军打了个遭遇战。连长一声令下，邸芝科像小老虎一样向前冲去。打了一会儿，主力安全转移，连长命令撤退。邸芝科跟着大家猫腰向西南方向跑去，漆黑中，他一脚踩空，只觉“嗡”的一声，失去了知觉。他醒过来，找到自己的马步枪，追赶部队。跑了好多路，没见到部队影子，便回邸庄家里隐蔽，一边养伤，一边请村党支部帮助找部队。 村党支部书记经过同区委联系，告诉他：“二十四团已转移到铁路西的山区，一时半时联系不上。区委决定，让你先去雁翎队，以后和二十四团联系上再说。” 邸芝科听说雁翎队只是用大抬杆（大型土枪）、土炮和火枪同敌人做斗争的水上游击队，心里不顺；可现在回不了部队，也只能这样了。他说：“我先去雁翎队，以后你们要把我送回二十四团。” 白洋淀，史称西淀、白羊淀，是华北最大的淡水湖泊，总面积为366平方公里，90％以上的水面在冀中平原安新县境内，其他分属任丘、雄县、容城、高阳等县，上承九河，下通津门。它是由143个淀泊和3700多条壕沟组成，大的淀泊烟波浩淼，水天一色；小的淀泊绿苇环抱，恬逸幽静，几十个水上村庄点缀其中，十几万亩苇田星罗棋布。苇田、岛庄、堤防、碧波、渔舟、飞禽、沉鱼，构成了白洋淀特有的景色。自从侵华日军在白洋淀畔的赵北口、同口等大村镇安上了据点，敌人的汽艇在淀上横冲直撞，由大沙河、潴龙河、拒马河、唐河经白洋淀、大清河，一直通向天津的千里堤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邸芝科到了雁翎队驻地淀头村，受到队长郑少臣和队员们的热烈欢迎。郑少臣还给他讲了许多打鬼子的战斗故事。比如：前年秋天，雁翎队刚成立时，只有20多个战士，十几条大抬杆和20只小船。一天，侦察员送来情报，说汉奸张德清带着鬼子、伪军乘坐汽船，到新安据点开会，老队长陈万率领雁翎队埋伏在王家寨和季庄子村之间的苇塘里。下午，敌人的汽船从新安回来，进入埋伏圈，一声令下，大抬杆、火枪一齐开火，这一仗就消灭日伪军20多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20多枝，还打坏了一只汽船。据点里鬼子官们被吓坏了，连连说：“扫帚炮的厉害……” 邸芝科想：这支水上游击队，活跃在芦苇塘中，打鬼子，抢运输船，端敌人炮楼，除汉奸特务，袭击日伪军据点，斗争也同样光荣、艰难。从此，他投入雁翎队里，主动担任教员，教大家练习射击和战术动作。 1941年的夏天到了。日伪军六路“扫荡”冀中地区。千里堤上日本鬼子杀人放火，大淀里日军汽艇横冲直撞。雁翎队员纷纷请战。一天，侦察员驾小船来报告：昨天上午，有10多个鬼子、20多伪军，乘两只汽艇去淀东赵北口，下午3点多返回。区委书记张希平要我们雁翎队和三区小队合着打个伏击，挫挫敌人的锐气…… 第二天中午，王家寨和大张庄一带的芦苇丛像往常一样寂静，谁也看不出雁翎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荷花叶下，芦苇丛中。 下午3点多钟，敌人的汽船冒着黑烟，从远处驶来，渐渐进入队员的射程之内。郑少臣喝一声“打！”邸芝科手中的马步枪响了，“砰”的一声，扶舵的敌人倒在舵旁。紧接着，20多条大抬杆以及火枪、步枪同时天崩地裂般吼叫起来，火光映红了淀水。敌人被打得鬼哭狼嚎，汽船在水里直打转。30多个敌人被打死打伤20多人，剩下的几个敌人拼命操纵船只企图逃跑。 汽船上一个负伤的鬼子拼命开起破船，向新安镇方向逃去。邸芝科大吼一声：“追！”率先划着小船，向汽船追去。追出不远，郑队长喊道：“东边有汽船声，鬼子增援的汽艇来了，撤！”邸芝科侧耳一听，果然汽船声越来越近，他一挥手：“往莲花淀里转移！”这时，敌人船头上的两挺机枪怪叫着，子弹像雨点般打来。邸芝科和几个队员迅速将小船划入荷叶丛中，用脚把船蹬翻，将枪和船沉入水底，然后每人头顶一片大荷叶，踩水向远处游去，钻进茂密的苇丛中。 敌人用火力将这一带封锁，又从新安、赵北口调来几十只船，将这里包围、搜查，结果什么也没找到。日军头目龟本奇怪地说：“这些八路上天钻地了不成？” 1942年“五一”，敌人对冀中举行大“扫荡”，白洋淀军民处于最艰难的时期。鬼子、伪军大举增兵，几乎天天对白洋淀“清剿”“蚕食”，大部分村庄都建起炮楼，抗日力量受到很大损失，雁翎队又由百十人减到十几个人。因为环境恶劣，有时在芦苇丛中一躲好几天，全靠老乡送吃的，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风声很紧时，群众出不来，队员们还要靠吃藕块、嚼苇根过日子。睡的是船板，没有被子，要铺地盖天枕苇把子，日子非常难捱。可邸芝科照样高高兴兴，对大家说：“咱们咬着牙，也要坚持下去，小鬼子是秋后的蚂蚱闹腾不了多长时间。” 11月的一天，雁翎队秘密转移到了安新李庄，在那里悄悄驻下来。第二天上午，邸芝科正和队员们擦枪，忽听不远处“砰、砰、砰”响了几枪，原来郑队长带两个队员在村公所堵住两个特务，正在对打。邸芝科一挥手：“快去支援！” 雁翎队员包围了村公所，打死了两个特务。这时，村边炮楼上鸣了几枪，这表明伪军要下来抓人。郑少臣叫邸芝科带几个人去阻击。 邸芝科带着两个队员，迅速向炮楼方向跑去。刚跑进一个胡同，不料迎面遇见伪军的自行车队，大概有十几个人，邸芝科伸手一枪，一个伪军应声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另一个队员也开枪打倒一个伪军。其他伪军一看情况不妙，吓得掉转车把往回鼠窜。 这时，郑队长那边已结束战斗，邸芝科带着缴获的两辆自行车与他们会合一起，划着小船，迅速离开了安新李庄。待日伪军纠集大批人马来包围时，他们早已消失在天水一色的远方。 1943年春天，抗日军民开始在各个战场进行反攻。盘踞在白洋淀地区的日伪军，在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下，不得不缩进新安、赵北口等据点。邸芝科和雁翎队的战友们一面加紧政治攻势，发动伪军家属和亲友给伪军写信，劝他们反正到八路军来；一面加紧武装活动，先后除掉了群众称之为“三害”的伪军中队长韩恩荣等伪军头子。袭击了赵北口伪合作社……雁翎队神出鬼没，威震八方，伪军官兵胆颤心惊，而白洋淀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不少青年人积极要求参军。夏天，雁翎队发展到100余人，编为3个排，邸芝科任二排长。 八月间，雁翎队按县委指示，去攻打大淀头据点。那是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他们驾着十几只小船在大淀头村靠了岸。然后兵分两路，摸进敌人占据的朱家大院。抓了哨兵，打开大门，按计划分头歼敌。邸芝科带着两个班20多人直扑东厢房，三排长李贵带人奔北房，赵波、李向其、张牛等人到西厢房去收拾伪中队长胡风才。几乎是同时，伪军的房门被踹开，枪口对准了从睡梦中惊醒的伪军。有的伪军在被窝里就举起了手。胡风才也赶忙举起双手：“我不动，我缴枪。” 天没亮，战斗结束，俘伪军150多人，缴获长枪140多枝，手枪2枝，子弹20多箱。此后，邸芝科和雁翎队的战友们，又一起先后拔掉30多个炮楼据点，有力地改变了白洋淀地区的敌我态势。 1943年9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为了加紧对太行抗日根据地“扫荡”，除了加强平汉线的运输外，天津至保定的水路运输也开始了。 9月19日，天津日军租了100多只货船，组成包运队，满载军火沿大清河运到白洋淀赵北口码头，准备再由安新日伪军护航到保定，用以支援同八路军正规部队作战的日军。 上级指示：一定要截住敌人的军火。雁翎队接到命令，立刻派出侦察员侦察，发动“内线”获取情报。很快，敌情搞清了：敌人9月21日凌晨出发，沿大清河去保定。押包运船的是伪军河防大队120多人和日军17人，分乘3条船押送，第一条船上有一挺轻机枪…… 雁翎队立刻召集排以上干部进行了研究。邸芝科主动请缨，要求打第一条船。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半夜，雁翎队的船队飞驶，五更时分进入伏击水域——王家寨东的横埝苇塘。 天放亮，敌人船队开过来了。前面是100多条包运船，接着是3只押运船。敌人第一只船刚一转弯，郑队长对准船桅上筐里的哨兵，“叭”地一枪，敌哨兵栽下来。枪声就是命令，邸芝科和全排一齐向第一条船开火。其他排的同志分别向第二条、第三条船开了火。 敌人被打懵了，有的掉进淀里，有的往舱里钻，有的企图抵抗……邸芝科大吼一声：“不能让敌船跑掉！”冲出苇地，一个猛子向敌船扎去。其他队员也纷纷脖子上挂着手榴弹，叼着大刀，扎猛子朝敌船游去。 邸芝科潜到离敌船十几米时浮出水面，睁眼一看，船帮上有一个伪军正架机枪。他眼尖手快，从脖下的兜里掏出手榴弹，一扬手就扔了出去，“轰”的一声，敌机枪手被掀了个跟头。他泅到敌船边，抓住船帮一纵上去半个身子，伸手就要抓敌机枪；这时，敌人第三条船上的重机枪响了，一颗子弹打中邸芝科头部，他用力往前伸伸手，想抓住机枪，但再也没有力量了，身子一滑，溜到淀里…… 后面的同志托住他送上岸。经过一小时战斗，全部消灭了敌人，缴获了所有物资。而大家亲爱的邸芝科排长，安详地躺在白洋淀千里堤上……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李金明撰写） 055、敢打敢拼硬骨头——记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战斗英雄郑酉年 郑酉年1921年3月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西坡村。1937年10月八路军开到五台。第二年他参军分配在晋察冀军区二军分区五台基干队当战士，当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在二军分区十九团一营当排长。这年夏季的反“扫荡”战斗中，郑酉年所在的晋察冀军区二军分区十九团一营，在山西省盂县上社以北的樊家会、下社一带，和五六百个日本鬼子连续周旋了两天三夜，已经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里，敌人开始撤退。这时，团首长决心利用有利时机，追击日本鬼子，消灭敌人一部分有生力量。 一营在这次追击战斗中担任先头部队，郑酉年领导的排是营的尖兵，他带着全排一直冲在最前面，追击着100多个溃不成军的日本鬼子。这已经战斗了两天三夜了。他们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又饥又饿，实在疲劳。在雨水中，战士们湿透的衣服紧紧裹在身上；在追击途中，沟坎交错，路又滑又泥泞，每跑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 郑酉年想到日寇侵华的血腥罪行，喊道：“同志们，为被害的父老弟兄报仇的时候到了！”“追上去！多消灭几个鬼子！”他一直冲在最前面，拼命地追赶着。 拂晓时，日寇被我军追到樊家会附近的龙华河边。由于河水猛涨，有七八个敌人被阻后正设法渡河，并且“哇啦哇啦”地怪叫着。郑酉年端着刺刀，怒吼道“缴枪不杀！”“抓活的啦！”战士们喊着冲了上去！敌人死不投降，端起刺刀，转身“叽哩哇啦”叫喊着，扑了过来，和郑酉年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肉搏战。 郑酉年在军区专门学过刺杀，还兼任全营的刺杀教员，这次与敌人拼刺，他一直占居上风，连续刺伤了几个敌人，有几个敌人见势不妙，逃跑了。另一个狡猾的家伙见刺不过郑酉年，突然“砰”的一声开了枪，打中了郑酉年的左臂。当时郑酉年正全神贯注地拼杀，虽然感到自己左臂震动了一下，但手劲丝毫未减，他大吼一声“杀”！猛向敌人胸口刺去，鬼子招架不住，连连后退。郑酉年紧紧逼上，将刺刀捅进了这个鬼子的胸膛。 这次追击战，全排共消灭8个鬼子，缴获数枝三八枪。 郑酉年左臂负伤，血流不止，进行简单包扎后，被送到分区医院治疗。军分区表彰他为模范干部，不久，调他到四连任副连长。 1943年秋，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阶段。日本鬼子对我晋察冀边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搞什么“铁壁合围，”“步步为营”，反复“扫荡”。敌人所到之处，房屋被烧光，东西被抢光，人被杀光，实行“三光”政策，十分凶恶地摧残我抗日根据地的人民。 当时，郑酉年正在晋察冀军区抗大二分校陆军中学四队学习。在敌人大“扫荡”时，二分校随后方机关向河北省阜平县转移。 9月7日，二分校刚刚到达阜平县上白岔沟的南口，敌人便从最北面的上白岔沟压了过来。这里是一条地形复杂的山沟，往北十几里是上白岔沟，往南十几里是下白岔沟，沟的两边都是高山。 为了掩护机关和群众转移，上级决定在白岔沟两侧布置兵力，占领有利地形打伏击。 夜幕笼罩着河川田野。郑酉年所在的中队，由李中奇队长带着三个区队的兵力，摸黑奔向三十里外的下白岔沟占领制高点，准备伏击。 9月8日拂晓，他们爬上制高点，由李队长带着区队干部观察地形，分配任务。在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展开的时候，警戒哨发现有成群的鬼子从下白岔沟南面，三面包围上来了，足有六七百人。 李队长率领的三个区队有100多人，配有一挺机枪和几十枝缺少零件供训练用的步枪，其中还有一部分枪支打不响。敌人有六七百人，装配有迫击炮，轻重机枪，火力很强。李队长是位很有战斗经验的老红军，他预感到有被敌人包围歼灭的危险，为了保存这批战斗骨干，便决定部队立即转移，留下三区队做掩护。当时，三区队又决定留下九班做掩护，依层次撤退。郑酉年所在的九班，就扼守前沿的一个山头，封锁敌人上山的道路。 敌人的迫击炮、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劈劈啪啪”、“轰轰隆隆”地向我方阵地打来，顿时硝烟滚滚，满山遍地都是火光。鬼子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端着刺刀从山腰向山头包抄上来了。郑酉年等人沉着、顽强地阻击着。为了节省有限的子弹、手榴弹，敌人不到50米内他们不打，要使每一枪、每一弹都让敌人留下一具尸体。由于敌人火力很猛，部队伤亡很大，到了中午，九班只剩下郑酉年和副班长等3个同志了，由他们3人继续担负着最后的掩护撤退任务。 当敌人越逼越近，处境十分危险的时候，郑酉年决心自己一人掩护，而让两个战友赶快撤出战斗。他一边掀开身上仅有的一棵手榴弹盖，拉开引线，一边喊着：“鬼子，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勇猛地向敌群冲去！ 冲在前面的几个鬼子被吓呆了，就在这时，郑酉年身上的手榴弹炸响了。在硝烟弥漫的刹那间，郑酉年和3个鬼子一起倒在血泊中…… 傍晚，郑酉年慢慢地苏醒过来，他吃力地睁开眼睛，一看四周一片寂静，前面躺着3个鬼子的尸体。他开始感到自己的左臀部特别疼痛，伸手一摸，才知道左臀部被炸烂了，血糊糊的。他为了不让自己落入敌人手中，忍着刀割火燎般的疼痛，拖着身边的步枪，用两只胳膊向山坡下的玉米地里爬去。1米，2米……他艰难地爬着，刚钻进玉米地里，郑酉年便昏过去了…… 半夜里，抗大二分校陆军中学的同志摸回山头来打扫战场，掩埋烈士的遗体，这时，在玉米地里找到了郑酉年。同志们连夜把他抬到晋察冀军区医院。因伤势很重，在医院整整治疗了一年多时间。 部队在战评中，评选郑酉年为一等战斗英雄，晋察冀边区的报纸详细报道了他的英雄事迹。后来，军区授予他“一等战斗英雄”光荣称号，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还给他颁发了一枚一等战斗英雄奖章。 056、侦察英雄震敌胆——记八路军胶东军区便衣队长王树峰 王树峰，1908年生于山东昆嵛山地区下徐家村。1939年6月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当民兵时一次又一次地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送信；加入八路军后，他当过侦察员、便衣班长、侦察参谋，在同敌人作斗争中，勇敢机智，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他巧妙地化装成农民、富家子弟、日本军官，一次又一次地钻入敌人“心脏”捉“舌头”，搞情报，锄汉奸。1944年7月，胶东军区授予他“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那是1939年冬天，严寒笼罩着胶东大地。这一年，是日伪军加紧勾结、疯狂“扫荡”的一年，也是我父老乡亲惨遭杀害的一年。盘踞在山东昆嵛县城的日军中队长茨村一郎，隔三差五地带着日伪军下乡“扫荡”。铁杆汉奸王兴仁狗仗人势，跟在日本鬼子屁股后面，疯狂残杀抗日干部和群众。 这一年的腊月，投降派王兴仁手下的一个伪连长带着十几个士兵扑向徐家村。敌人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场院里，威逼群众交出共产党员、八路军伤员。人们识破了鬼子和伪军的阴谋，个个怒目而视，义愤填膺。 伪连长高举着寒光闪闪的马刀，伸长脖子，像一头生病的瘦驴，嚎叫着。敌人不得逞，架起油锅，要杀害群众。 半小时以后，王树峰骑着一匹大马，从东北方向朝场院急奔而来。他头戴呢子礼帽，身穿黑色大夹袍，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很像一个富家子弟。来到场院，对伪连长自我介绍道：“本人是本县县长的外甥，姓张名青，近年留学日本，刚刚归来。今奉舅父之命，请您到寒舍一叙，有要事相商。” 伪连长与昆嵛县伪县长早就穿一条连裆裤。县长看中了伪连长手中的枪，把他当作自己的看家狗；伪连长看中了县长袋子里的钱，把他当作自己的摇钱树。伪连长得过县长不少好处，所以对他的传令不敢怠慢。伪县长曾对伪连长讲过，有一个外甥在日本留学，但两人一直未见过面。 伪连长听说县长找他赴宴，满口应承。王树峰将事先准备好的酒菜送上。迅即打开酒瓶盖，然后举起酒瓶，在伪军们面前转了一圈，大声地说：“弟兄们辛苦了！慰劳慰劳你们。” 一瓶酒喝光了。伪连长醉熏熏的，被王树峰缴了他的枪。然后王树峰端着酒，靠近机枪手，冷不防飞起一脚将伪军机枪手踢翻在地，操起机枪，对准伪军们：“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他又高喊一声：“乡亲们，上！”愤怒的群众夺过敌人手中的武器，用枪托砸，用拳头打，伪连长和他带领的十几名士兵当场被全部解决。 乡亲们把缴获到的13匹战马，十几枝步枪，一挺机枪，送给了八路军。 这样，一首赞颂王树峰的歌谣在昆嵛县流传开来： 王树峰设宴杀敌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昆嵛山区。驻昆嵛县鬼子中队长茨村一郎拍着桌子嚎叫：“王树峰大大的坏，我的要剜他的眼，挖他的心！”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抓捕王树峰，但他们除留下一具又一具的尸体外，毫无所获。 敌人为抓捕王树峰又施展了新的花招，在昆嵛县贴出告示，抓捕王树峰。昆嵛县的父老乡亲把王树峰当作自己的贴心人，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王树峰躲过敌人的搜捕。 1940年春，王树峰加入了八路军文登县大队，很快当上了便衣班长。敌人派汉奸伪装成“武工队”四处侦探。 这年冬，王树峰带领三名侦察员在昆嵛山一带执行侦察任务。一个汉奸发现了王树峰的行踪，立即跑到县城报告给茨村一郎。茨村一郎喜出望外，亲自带领一部分鬼子、伪军，拉上迫击炮和土炮，将王树峰他们潜伏的昆嵛山团团围住。茨村一郎命令迫击炮、土炮一齐向山顶轰击。并妄想在炮火掩护下，冲上山顶，抓住王树峰。王树峰从昆嵛山顶朝山下一看，一大群敌人正向山顶爬来，立即把3名队友召集到一起，商议道：“敌人已经包围了我们，硬拼是不行的，突围也来不及了。我们要利用有利地形同敌人周旋。”说罢，王树峰安排3名队友占领有利地势，并吩咐他们将手榴弹盖拧开，又搬来一些大石块摆放在身边，准备打击敌人。敌人凭借炮威，拼命地向山上爬。一名伪军指挥官正在吆喝：“给我抓活的！”“砰”的一声，王树峰一枪击毙了伪军指挥官。紧接着，3名队友一起开火，手榴弹掷向敌群，大石块也飞向敌人，霎时，好几个伪军脑袋开了花。心惊胆颤的敌人搞不清山上有多少八路军，趴在山坡上不敢前进。天黑狼狈地撤退了。 吃了败仗的茨村一郎，当晚命令一部分日伪军在昆嵛山周围布下层层岗哨，封锁通向山下的所有道路，企图待天亮后再攻昆嵛山。他吩嘱另一部分日伪军分别驻进山脚下的吴家屯、十八湾和香河庄。 夜，黑沉沉的。王树峰召集来3名队友，说：“敌人白天吃了败仗，不会甘心，明天肯定会再度反扑。我们如果死守在山头，天亮后的处境会更加困难。我看不如趁天黑离开昆嵛山。万一暴露，就突围出去。”王树峰带上3名侦察员，巧妙地穿过了敌人的封锁线。走近吴家屯，王树峰发现村中驻有敌人，在睡大觉，忽生一计：偷袭敌人。于是，他们4个人兵分两组，一组接近吴家屯，一组直奔十八湾。趁着敌人混乱之际，王树峰大喊一声：“弟兄们，快起来！八路军从这边打来了！” 此时，袭击十八湾的两名侦察员也向敌群中扔了手榴弹，并大声喊道：“不好了！八路军从那边打来了！”吓昏了头的敌人，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听到王树峰和侦察员们的喊声，这边的敌人向那边开了火，那边的敌人向这边射击。顿时，敌人的机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乘着敌人自相打得火热的机会，王树峰和3名侦察员缴获了敌人两门迫击炮、一门土炮、10多枝步枪、一挺轻机枪和两枝冲锋枪。 王树峰就是这样，凭着机智勇敢，与敌周旋，不断地打击敌人。1941年冬，他带领两名同志，潜入文登县南关，一枪未放，捉回伪军11名，缴获步枪15枝，子弹1800余发。 1942年，抗日战争处在相持阶段。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推动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阶段转化，我胶东军区决定在昆嵛地区打几个歼灭战。 昆嵛地区有鬼子经营多年的不少据点。他们村村修碉堡，寨寨建岗楼，仅昆嵛城就矗立着20多个岗楼。要打这里的敌人，首先要摸清敌情，必须选派一个沉着老练的侦察员深入虎穴，智取情报。 王树峰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昆嵛县城是敌人的老窝，那里驻了一个中队的鬼子和一个大队的伪军，平日戒备森严，岗哨林立，还有捉拿自己的布告张贴在大街小巷，要取得情报，就要冒大的风险。王树峰把队里的侦察能手召集在一起商量侦察方案，大家七嘴八舌，提出了进城侦察的十几种方案。最后确定，先设法抓到一个“舌头”盘问一下内部情况，再详细制订下一步行动的计划。 6月的一天，天气闷热。王树峰带两名侦察员，悄悄地潜伏在昆嵛城外的高粱地里。他们等了一天多未见敌人踪影。第二天，远处传来了马蹄声。王树峰抬头一看，只见3匹大马急奔而来，走在前面的是一个日本军官。机不可失。王树峰给两名侦察员使了个眼色，说：“准备动手。”王树峰纵身一跃跨过公路，迅速拉紧早已准备好的大麻绳。敌人骑马来到了跟前，只听“咕咚”一声，跑在前面的两匹马跌倒在地，骑在马上面的鬼子被摔出老远，仰面朝天。跟在后面的一个敌人见势不好，欲调转马头逃窜。王树峰一个箭步冲上去，用绳索紧紧地套住敌人，使劲一拽，敌人翻倒在地，两名侦察员用驳壳枪对准敌人，喝令道：“不许动！缴枪不杀！”3个敌人跌得鼻青脸肿，乖乖地当了俘虏。 当晚，他们把3个敌人押送到八路军驻地。经审问，他们供出：为首的是烟台日军司令部近路官，被派往昆嵛县城了解防务情况。两个随从，一个是翻译，一个是卫兵。 次日拂晓，东方露出了鱼肚白。王树峰装扮成日本近路官，一名侦察员装扮卫兵，胶东军区还特意选派了一名翻译随同前往。3个人骑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扬地来到了城门口。站岗的伪军见有人来便向前盘查，随同的一个侦察员翻身下马，冲上前去就是两个耳光，厉声骂道：“你的，眼睛瞎了瞎了的，长官的不认识！”两个伪军见王树峰穿着日本军官服，威风凛凛，怒目而视，吓得连忙向他敬礼，并慌忙打开道杈。王树峰他们大摇大摆进了城。 进城后，他们穿大街，过小巷，机智地避开了一个又一个便衣特务，顺利来到了伪保安大队队部。两个站岗的伪军见是日本军官，当然不敢阻挡，赶紧跑步进去向保安大队长马希同报告。 马希同是个铁杆汉奸，连五六岁的孩子都骂他是大坏蛋。卫兵报告时，马希同还懒洋洋地睡在被窝里。卫兵闯进门向马希同报告：“长官，皇军来了3个大官，要找你。”他听说来了日本军官，慌忙迎出，点头哈腰地请王树峰到屋里坐。 王树峰长期做侦察工作，同日本鬼子常打交道，日语也能说上几句。他学着日本人的腔调，叽哩哇啦地胡骂一通。马希同一句也没听清。翻译对马希同说：“他是从烟台来的近路官，是来检查你们防务的，你还不快点向长官报告。” 马希同连声称“是”。然后，他拿出昆嵛地区防务图，把日本鬼子和伪军的兵力部署、火器配备、工事设施以及在八路军进攻时他们准备采取的措施，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王树峰全神贯注，把伪大队长介绍的情况全部记在了脑子里。王树峰用半通不通的日语说：“你的防务的好，皇军的有赏，我要亲自看一看现场。” 马希同不敢怠慢，吩咐卫兵牵来自己的大白马。四个人骑上马向各据点走去。王树峰在马希同的指引下，看完了暗堡的火力配置，又看碉堡的兵力部署；看完工事的构筑，又看了弹药库。马希同还怕近路官不满意，又把昆嵛县城的布防情况，一一详尽地作了介绍。王树峰一边定神看，用心记，一边盘算着下一步行动。4个人来到城门口，时值当午，太阳灼人。城门口只有两个持枪站岗的伪军。他们看到日本军官巡查，笔挺地立在那里一动不敢动。王树峰敏捷地向另外两名侦察员使了个眼色，示意准备动手。他俩机警地靠近站岗的伪军，迅速用匕首刺死了两个伪军。马希同正欲喊叫，王树峰一个掏心拳将马希同打了个脸朝天。一名侦察员上去用毛巾塞住了马希同的嘴巴。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像捆死猪一样，把马希同绑起来。3个人翻身上马，把马希同驮在马背上，向八路军驻地奔去。 1942年7月，我胶东军区根据王树峰他们提供的重要情报，部署了昆嵛城战斗。我八路军在当地民兵和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下，仅用3天时间，一举全歼了盘踞在昆嵛县城的日伪军。从此，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初照昆嵛城。 057、围困沁源称猛将——记八路军太岳军区三十八团团长蔡爱卿 蔡爱卿，1913年出生于湖南省岳阳市郊红光村。刚三岁父死娘改嫁成了孤儿，靠婶娘抚养。曾给地主放过牛。1930年6月，红军到了他家乡，他“赖”着参加红军，破例被批准当了一名通讯员。由于他勤学苦练，作战勇敢，1930年冬参加共青团，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一至五次反“围剿”战斗，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6年冬，日寇开始向绥远东部进犯，晋绥地区便成了抗日前线。1937年8月，阎锡山招集大批爱国青年和学生，组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党中央根据当时形势，决定与阎锡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参加决死队，以推动这支武装力量共同抗日。此时，担任红四师十一团参谋长的蔡爱卿，受党派遣到决死队工作。蔡爱卿为打破一些人的亡国论调，决定以战争胜利的实际行动予以批驳。经请示党的领导人薄一波同意，他于1937年12月，率七队部分人员到达平遥、祁县地区寻找机会打击敌人。经过侦察，摸清了敌人活动的规律。城里驻有一支日军的骑兵部队，经常早上出城干坏事。于是，第四天凌晨在祁县城南五里村设伏。蔡爱卿他们占领有利地形，采取突然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当即击毙敌骑兵小队长等十余人。乘胜进城后又消灭了一批敌人，当天占领平遥城，大大鼓舞了士气。不久，决死队进行整编，与游击二团合编为三十八团，蔡爱卿被任命为该团第一任团长。 1940年8月，蔡爱卿率三十八团参加震撼世界的“百团大战”，薄一波同志亲自向部队作战斗动员，士气十分高涨。他们相继参加了拔除马首、上湖、和尚足车站等敌据点的战斗，随后，全面投入破坏铁路的斗争。经过十三昼夜的奋战，将马首以西，段廷以东的铁路、桥梁、隧道及其建筑物捣毁，致使日寇运输中断。接着，蔡爱卿又率部参加榆（社）辽（县）攻坚作战和占领候家脑战斗，均胜利完成了任务，受到一二九师领导的赞扬。 1941年，日军集中百分之七十五的在华兵力和全部伪军，疯狂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敌人对我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大规模的“扫荡”，都遭到惨重失败。 1942年10月间，日寇指挥官冈村宁次调集日军三十六师团和三十九师团的3个大队以及20多个县的伪军共1万多人，突然袭击并占领了我太岳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所在地沁源县，妄图通过推行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进行分区“清剿”，进而摧毁我太岳抗日根据地。 为了粉碎日寇的阴谋，太岳军区党委决定，由蔡爱卿、胡荣贵率领的三十八团和二十五团一部，与中共沁源县委联合组成围困日寇的指挥部。任命蔡爱卿为指挥长，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为政委，对敌实行围困战。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召见了蔡爱卿，详细说明这次反占领战的重大意义。陈司令员说：“太岳、太行、晋察冀等山区根据地，都是插在华北敌寇心脏中的尖刀，敌人为了消灭山区根据地，要在沁源搞实验，总结出经验再到其他山区根据地推行。日军以沁源为中心，对我太岳区采取中心突破，逐渐向四周扩张，以达到蚕食我太岳区之目的。我们沁源决不能让他们如意，我们要千方百计把他们赶走。当然，也不能硬打，要用围困的办法把它赶走。”最后，陈司令员还说：“派你们去发动群众，带领民兵，开展一场全民战争，对占领之敌进行围困。” 这一席话，使蔡爱卿对围困战的精神有了初步理解，但如何实施，则是学习人民战争中的一个新课题。 蔡爱卿很快和县委书记刘开基见了面，并根据区党委指示，成立了指挥部。会上分析了沁源的当前形势，认为关键的问题是争取群众，于是决定：一、搞一次空室清野，发动群众大转移。以城关为中心，北至交口、郭道，东至霍登，西至中峪，西北至李元，把距这些据点30里以内的村庄全部撤空，让这块100多里周围内的群众全部转移到深山安家。二、把全县划分为11个战区，以三十八团和二十五团一部分为骨干，结合县大队、民兵编成三结合武装，分片保护群众，打击进山搜捕群众的敌人。 沁源不愧是老革命根据地，沁源人民不愧是受党教育多年，觉悟很高的人民。在县指挥部动员令下达后，凡属空室清野范围内的人，马上扔掉自家的坛坛罐罐，由部队协同地方机关在几天内，将沁源城关和交通要道上的23个村庄的1.5万多名群众，全部转移到山沟里安了“家”，日寇占领的只是一座空城，全部供给都得从外地运来。蔡爱卿将部队化整为零，深入农村，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武装全县8万多人民群众，并由部队、县、区基干队和民兵组成38个游击集团，配合全县13个战区的群众，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开始时，最大的问题是进山的上万群众的粮食住宿问题。当时正处寒冬，大雪纷飞，给缺衣少食的群众带来严重的威胁。蔡爱卿一面向上级反映，请求政府调来1000多担粮食和一批衣物；一方面号召部队指战员发扬和沁源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每人每天节约二两口粮，捐出部分衣物，支援群众渡过难关。还帮助群众挖了5000多个窑洞，开荒抢种一批庄稼，使群众情绪暂时稳定下来。接着，蔡爱卿和指挥部同志经调查研究，决定号召群众广泛展开向敌夺粮运动，并调动部队和民兵白天和上半夜轮番袭扰敌人，使敌人无法休息，等到下半夜鬼子和伪军疲困时，再掩护大批群众进城抢粮。后来，又将抢粮运动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劫敌运动，在部队的掩护下，民兵和群众摸进敌人据点抢物资，搬用具，有时还将敌人的枪支弹药也抢出来。在围困沁源的两年半中，共抢出粮食3万多担，牲畜2000多头，大车140多辆和大批用具以及武器弹药等。从而，改善了人民生活，袭扰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自从游击小组成立后，他们对敌人展开了持久的日夜不息的袭扰活动。 1943年春末的一个夜晚，蔡爱卿带领一个游击小组到城外的山头上观察城内敌人炮楼的活动情况。敌人已经入睡，除几处昏黄的亮光外，全城一片黑暗，在星光下只能看到炮楼上的哨兵在晃动。蔡爱卿命令神枪手对敌哨兵射击。枪声划破夜空，敌哨兵倒下了。城内的敌人立刻像开了锅一样，哨声、枪声、叫骂声乱成一团，炮楼上的机枪也盲目地扫射起来。战士们说，用了一颗子弹，换来了敌人成千上万发子弹，太合算了。蔡爱卿风趣地说：“就是不能让敌人安安稳稳睡大觉。我们留几个人当引子，其他同志回去睡觉。”后来，蔡爱卿把各游击小组编为轮战队，轮流担负袭扰敌人的任务，搞得敌人夜夜不得安宁。时间久了，敌人知道是扰闹，任凭怎么引诱也不还击了。这时，他们又想出青蛙战术。战士和民兵捕捉了大量青蛙，把花椒塞进青蛙嘴里，而后在夜间偷偷送到敌人炮楼下和据点附近。青蛙经花椒刺激后，整夜叫个不停，闹得敌人不得安宁。还有的战士和民兵把大量红辣椒扔在火里烧，火势顺风直扑敌人据点，把敌人熏得不但睡不好觉，还咳嗽流眼泪。 为了不断消耗敌人有生力量，蔡爱卿和指挥部的同志分工负责，带领部队和民兵在各个交通要道，大打“麻雀战”、“冷枪战”和伏击战，大量杀伤敌人，切断敌人的补给来源。1942年冬，民兵们在元驿以西黑虎岭公路的陡坡转弯处泼水冻冰，使敌人的汽车从山上摔入深渊，迫使敌人不得不改用骡马运输。次年春天，三十八团六连在周仑岭伏击敌人运输队，歼敌60余人，缴获骡马48匹及其他许多物资。 同时，蔡爱卿还指挥部队自制土地雷，为部队和民兵培训了一批技术骨干，很快在全县掀起了人人造雷，大摆地雷阵的群众运动。他们在大路上埋下“子母雷”、“连环雷”，在河里埋“水雷”，在树上挂“半空雷”，在箱子里大柜内和坛坛罐罐中安上“看家雷”，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懵头转向。 1945年春，针对日伪兵力减少的情况，蔡爱卿建议，经指挥部决定，组织沁源军民向日寇发起最后攻击。群众用4000多颗地雷把敌人困守的几个据点进行严密封锁，并在沁源城边的山头上插起红旗，从城关镇到交口镇的公路沿线布满了干柴，白天吹号鸣鼓，晚上烧起一堆堆大火，搞得敌人胆颤心惊，最后迫使敌人不得不于1945年4月11日逃出沁源县城。此时，蔡爱卿部署部队和民兵设置了几十里长的阻击战，广大群众举起大刀、长矛、锄头、棍棒从四面八方追击溃逃之敌。 长达两年多的沁源围困敌人的斗争结束了。其间，我军作战2730多次，实施地雷爆炸580多次，歼灭日伪军4200多人，解放被捕群众1745人，彻底粉碎了日寇“山岳剿共实验区”的罪恶计划，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赞扬。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赞：“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薄一波同志称蔡爱卿是坚持沁源围困斗争的猛将。在1946年太岳军区四纵队召开的英模会上，蔡爱卿被授予“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并荣获特等奖章一枚。 解放战争期间，蔡爱卿先后任过太岳军区四纵十一旅副旅长、中原豫西军区二军分区司令员、河南军区警二旅旅长等职，曾率部参加上党、平汉战役和官崔、伏牛山等战斗。 建国以后，蔡爱卿历任中南军区高射炮兵一师师长、华南军区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员、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3年离职休养，1978年3月3日在北京病逝，终年65岁。 058、胶东英魂照灵山——记山东军区十四团政委张咨明 1938年春节过后，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队伍，向莱阳城开进。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一位小个子青年，白白的脸庞露着书生气。他就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九大队政委张咨明。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嘹亮的抗战歌声，把沉寂的莱阳城惊动了。张咨明带着战士们，举着火把，呼着号令，唱着歌曲，迈着整齐的步伐，在大街上行进。老百姓闻声拥向街头，观看这支抗日的队伍。 队伍走到十字街口，张咨明跳上一截矮墙，向围拢上来的群众大声说：“乡亲们，我们是抗日队伍。日本鬼子侵占了我国东北，驻进了青岛，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大家再不行动起来，就会当亡国奴啦！” 接着，张咨明又指挥战士唱：“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抗日的歌声响彻了莱阳城，不少人就在这歌声中回家拿起木棒或刀叉，参加了抗日队伍。 一天在夏格庄，张咨明正宣传抗日，乡农学校校长万子明跑来向他报告：“有一辆日本小汽车沿公路开来了。”张咨明挥动拳头，说：“打！抓几个日本鬼子，这是最好的宣传！”万子明见九大队出村准备战斗，也组织乡校教官王海俊带20多乡校官兵奔出村南助战。 张咨明先让乡校官兵隐蔽在公路附近的一个草垛后头，然后对老百姓说：“乡亲们，过会儿有一辆鬼子的小汽车要开过来，大家不要怕，都站到路边，装做欢迎的样子，保证你们没危险，我们一定能把他们抓住的。” 10点多钟，一辆挂着日本旗的小汽车果然从南面开过来。车上的鬼子看到路旁有许多老百姓手拿小旗朝他们摇晃，就慢慢停了下来。汽车刚刚停稳，只见张咨明一个箭步冲上去，打开车门，一把将司机拽了出来。与此同时，庄国瑞和隐蔽在草垛后面的乡校官兵也一拥而上，迅速缴了车上6个日本兵的枪，押回村子。 这时，愤怒的老百姓围了过来，吼叫着，把鬼子的汽车掀翻，一把火点着了。 原来，日本驻青岛海军机关长丰田和他的同伙金堂、松冈等6人，要到莱阳等地进行阴谋活动。他们被九大队抓住的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莱阳的各个角落。人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 1938年3月16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平度县东部重镇古岘，向莱阳进犯，企图打通青（岛）烟（台）公路。张咨明奉命带领九大队一个班，深入莱（阳）平（度）地区花园头一带，协同“民先”（我党领导的抗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九区队队长王子阳，动员群众，做好战前准备，督促国民党左派、花园头小学校长王保忱和武备、岗峰、店埠等乡校人员一起参战，共同阻击日军东犯。 次日，天刚蒙蒙亮，日本侵略军山泽部队300余人，40多辆汽车，沿莱（阳）平（度）公路开来。敌军至朱村河口，发现桥已被毁，便纷纷下车，端着枪过河。张咨明在掩体里紧盯着走下河堤的敌人，直到敌人过了河心，才突然一声令下，“打！”随着一阵猛烈的射击，“二人抬”土炮也轰轰地响起来。鬼子遭到突然打击，乱作一团，丢下几具尸体，逃回西岸。敌人没再立即向花园头村进攻。张咨明深知，一场更残酷的战斗很快会发生。他组织军民做好恶战准备。 第三天上午，日本鬼子果然向花园头村扑来。张咨明和王保忱等人带领军民，同敌人展开了一场血战。弹药打光了，就抡起刀叉；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又冲上去。鬼子兵冲进村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没来得及转移的老人和孩子也惨遭杀害。奋战中，王保忱等100多名军民英勇牺牲。剩下的在张咨明的率领下仍浴血拼杀，使鬼子兵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得不趁着夜色，拖着60多具尸体窜回了青岛。日军头目哀叹：莱阳城无法攻占。 张咨明，又叫张铭通，1915年出生在山东莱西县（原属莱阳县）西张家寨子村。小学毕业后考进掖县（今莱州市）省立第九中学。在中学里，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波及掖县时，他立即参加了学联。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张咨明考入北平弘达学院高中部。不久，参加了“民先”组织，开始奔波于街头、乡村，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张咨明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从北平回到家乡，在共产党员吴青光的领导下，组建了“莱阳民先”和莱阳民先武装宣传队，广泛发动群众，为党在莱阳发动抗日起义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一年，张咨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严格要求自己，忘我工作，打鬼子，除汉奸，勇敢地站在抗战的最前列。 1939年冬季，漫天大雪纷纷扬扬，覆盖了大地。张咨明调到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第十四团担任政治委员。他知道十四团正担负着艰巨的作战任务，自己要和他们一起浴血奋战了。 1940年6月1日，日本侵略军少将指挥官秋山调集5000多日伪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为了彻底粉碎敌人所谓的“铁壁合围”阴谋，张咨明和团长宋子良，率领部队在灵山摆开阵势，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战斗。 当时，灵山周围有我党的胶东党政首脑机关、北海银行、行署干校、青联青训班、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等单位。这些单位大都缺少自卫能力，处境是很危险的。张咨明和宋子良留下特务连和一营两个半连扼守灵山，命令团机关和二营由参谋长李培芝带领，转移到灵山东侧，三营转移到薄石山，以便根据情况突围出去。 6月6日这天，日军大岛、池田两个大队，在秋山亲自指挥下，果然直扑灵山，企图先把十四团围住，吃掉，然后再长驱直入。他们凭借优势装备，首先对灵山十四团阵地一阵狂轰滥炸，紧接着在炮火的掩护下，成群成队的鬼子张牙舞爪，蜂拥而上。 敌人的第一次进攻被张咨明他们打下去了。第二次冲锋又被打下去了……但是，十四团灵山阵地上人员也减了大半，团长宋子良英勇牺牲。更为严峻的是子弹就要打光了。这时张咨明也已浑身是伤，满面焦土。他说：“同志们，为掩护成千上万的同胞安全转移，豁出去吧！” “人在阵地在！”围在张咨明身边的战士们同声呼喊。 日寇遭到了八路军的顽强打击。秋山气极败坏，组织更猛烈的火力，向灵山阵地发起攻击。张咨明虽已负伤，但他大喊一声，率先纵身跳出阵地，端着刺刀直向敌群冲去。后面的战士都打红了眼，也纷纷端起刺刀，跟随政委扑向敌人。一个鬼子被刺倒，马上就有三四个鬼子扑过来。混战中，张咨明眼见乱石中一个战士倒在敌人的刺刀下，他便猛冲过去，一刀穿透了那个鬼子的胸膛。这时候，一个鬼子的刺刀扎进张咨明的大腿，张咨明愤怒地又连续捅开了两个敌人的肚子，最后滚下山岗，昏过去了。 他再次睁开眼睛时，就见山上山下到处都是鬼子兵，战友们的身影却不见了。他扶着一棵松树站起来，摘下肩上挎手枪的皮带，挂在树杈上，毅然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北京军区政治部、51002部队政治部组稿赵胜刚撰写） 059、冀北战场“鬼见愁”——记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三区队区队长高桥 在内蒙古宁城县天义镇北的一片松林里，枝叶蔚然的青松簇拥着一块石碑，碑的正面镌刻着“冀东军分区三区队队长高桥烈士之墓”，碑的背面镌刻的一行行小楷，记载着高桥率部痛打日伪军的战斗功绩。 1940年冬，在一个漫天飞雪的日子里，一支队伍来到河北省玉田县杨家板桥村。知情的村民们都在私下议论着： “八路军进村了，又有仗打了！” “听说是高桥的部队来了！” “八路军一来，够鬼子汉奸瞧的！” 他们猜对了，这支队伍就是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第十三团一营，营长正是高桥。 高桥原名苏然，又名高明海、徐文良，1915年生于黑龙江省密山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随难胞逃亡到关内。不久，被亲朋送往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学习军事。1935年毕业后，到唐山伪冀东海关充当职员。不久，他接触了中共地下党员李楚离、朱欣陶等。1938年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7月，他由地下党组织介绍，离开海关，参加了抗日队伍。 这次高桥奉命带领一营到玉田县对日伪进行游击战，发展游击区。到了杨家板桥后，他同营教导员郑紫明，党总支书记李满堂、副营长薛辉荣经过周密研究布置，在当地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埋伏战那天下午，日本侵略军三辆大汽车从玉田方面开过来，车上架着机枪，几十个钢盔在太阳下闪光。敌人汽车刚到杨家板桥村桥头，高桥一声令下：“打！” 一连的机枪开了火，二连投掷了一阵手榴弹，第一辆汽车被炸得底朝天，横在桥头，堵住了道路；第二辆汽车仓皇掉头，开进了大水泡的污泥中；第三辆的车头被打着了火，鬼子跳下车，边射击，边逃跑。三连战士冲下去，用刺刀解决了正在逃命的几个鬼子。 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清点战果：打死敌人60名，缴获机枪3挺，手枪6枝，步枪51枝。 1942年秋，高桥调任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十一团参谋长，率部配合主力部队在承德、平泉、宁城一带连打胜仗，挫败了日伪的多次“讨伐”，大片隐蔽的游击区变成了公开的抗日根据地。日伪称高桥是“鬼见愁”。 1943年，冀东党委指示，建立承（德）、平（泉）、宁（城）联合县，任命杨雨民为县委书记兼区队政治委员，周治国为办事处主任（即县长），高桥为冀东军分区三区队队长。军分区下设6个区，每个区还有自己的区小队，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敌人为了扑灭抗日烈火，切断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从长城口往东，沿锦州承德铁路以北，东西长约700里，南北宽约250里，总面积约达17万平方里，制造一个“无人区”。“集家并村”的群众，被赶入四面筑起高大围墙的村落，即所谓“人圈”，过着牢狱般的生活。在三区队活动的地区，群众流传着歌谣： “‘人圈’杀戮惨，百姓哭皇天；盼来八路军，拆圈杀汉奸。” 为了解除人民的苦难，粉碎敌人的阴谋，根据党的指示，高桥将部队化整为零，发动山区分散居民开展抵制“集家并村”的斗争，在群众骨干中发展党的新生力量。 1944年2月，高桥率领部队准备攻打宁城。经过侦察，根据城内只有伪警察署60多人，没有日军的敌情，下达了命令：“只打县公署、县警察局，不得骚扰民宅，不得抢掠小商小贩，要保护喇嘛，保护寺庙、文物、古迹，保护商会、教育会、医院。” 攻宁城这天夜间，高桥已经派部分人员化装混进城内，大部队在四个寺庙里潜伏。高桥会日语化装成日本军官，侦察员王广生扮成翻译，趁夜暗从伪警察署跳进大院，摸进伪署长齐子珍的屋。 齐子珍面如土色。高桥喊他： “快穿衣服，把你的队伍集合起来，就说新来的日本参事官要训话。” 齐子珍集合起他的60名警察。高桥、王广生往队前一站，煞是威严。高桥身穿日本军服，王广生身穿灰色料子西服上衣，青呢子裤。高桥用日语哇拉哇拉说了一阵，王广生给他翻译：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叫半泽四郎，日军西南边境防卫司令部总司令岸谷，满洲热河军管会会长，派我们来贵县任职，今后望各位大力协助。现在，我传达岸谷司令夜间发来的电报命令：‘令宁城警察署全体跑步增援王爷府，不得有误，那里被八路军三区队包围了。’” 警察们在“不敢捣鬼”的齐子珍带领下，跑步向王爷府进发。八路军乘虚而入，占了火药库等处从里面弄了20驮子东西，300名八路军每人又背了一大包布匹、粮食、药品等。 高桥把这些东西分给了老百姓，留下一小部分做为部队给养。 八路军打宁城，震动了日伪热河军管会会长姜全我，日军西南防卫司令部总司令岸谷，热河省警务厅长武腾。敌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增派“讨伐队”，“围剿”高桥游击队。 1944年3月初，承德调来“讨伐队”2万人，高桥游击队这时只有300多人，敌众我寡，斗争是残酷的。 日伪刘其“讨伐队”，是伪满热河军管会、日军西南边防司令部的一支装备最好的部队，主要是骑兵，并有飞机、坦克、大炮配合。此时，刘其“讨伐队”跟踪“追剿”高桥部队。 1944年3月29日，高桥带领侦察班和一个排的战士，从北台子转移到老西沟，伪军刘其率队顺着雪地上的脚印，也跟踪到了老西沟。 哨兵因多日行军作战疲劳过度，睡在山顶树下，以致敌人摸到村边，他们才发觉。高桥挥着手下了命令：“坚决突围，决不当俘虏！” 高桥带领战士，冒着弹雨，踏着没膝的大雪，向齐家大洼山坡奔去。他想控制制高点向敌人射击，掩护同志撤退。走在积雪很厚的山坡上，步步艰难。敌人先于高桥占领了山头。机枪、步枪从四面射击，7名战士牺牲，通讯员王汉三腿负了伤，高桥背着他翻过山梁，顺着雪坡往下滑，滑到一半，老局子沟门又拥上黑压压一片敌人。流血过多的王汉三说：“高队长，我不行了，你别管我，你赶紧跑……”话没说完，就停止了呼吸。高桥含泪安置好王汉三的尸体，怀着无比仇恨举起二号手枪，又打死了一个冲上来的敌人，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血，染红了石头、白雪，染红了晚霞…… （沈阳军区政治部组稿书一、方存海撰写） 060、战场上的硬汉子——记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独四团团长许佩坚 1908年1月，许佩坚诞生于河北省饶阳县寺岗村。殷实的家庭经济条件，使他顺利地读完了小学、中学。他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行侠仗义、济善惩恶的英雄好汉。他帮助过穷人，也曾把欺负老百姓的国民党警察打得跪地求饶，但终究改变不了旧社会的黑暗。20岁那年，他毅然离家出走，只身到北平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那里，他当过小工，做过脚行，受尽了苦难。 1930年，许佩坚在北平结识了中共保属特委负责人张化鲁、曹承宗。从此，许佩坚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并于第二年由黄敬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按照党的指示，回到家乡饶阳宣传抗日，发展党的组织。他和党员田同春一起，利用各种关系，组织了一支“饶阳人民抗日自卫军”。一支名义上是民团、实际上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抗日武装，在冀中大地上诞生了。 1937年秋天，红军团长孟庆山奉毛主席、周副主席之命，从陕北辗转来到冀中组织抗日武装。许佩坚闻讯，立即请当地党组织与孟庆山取得联系，并于9月份到高阳县会见了孟庆山。老孟详细询问了饶阳人民抗日自卫军的作战、训练和管理情况，感到十分满意，当即决定，将这支部队编入党领导的河北抗日游击军，改称游击军第一路军，任命许佩坚为第一路军总指挥，田同春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1938年1月，日寇占领河间县城。孟庆山传来命令，要河北游击军第一路军开到河间，一定要把河间县城夺回来，刹刹小鬼子的威风。 部队到达河间的那天傍晚，许佩坚带着各团指挥员去观察地形。河间县城城门紧闭，月光下，城墙上闪着鬼子刺刀的寒光。 看完地形，在一条沟里，许佩坚小声问：“大家都说说，城墙这么高，怎么能攻进去？”不少同志都面露难色，有的说没有大炮恐怕不好办。许佩坚听了以后不仅没泄气，反而受了启发。他对参谋长田同春说：“老田，家乡过年放的‘起火’（一种点燃后能飞出很远的大爆竹）能不能用上？” 田同春一拍大腿：“行，把我们缴获的炸药绑在‘起火’头上，顺风打上城，即使炸不死多少人，也可以迷惑敌人。”“行，就这么办！”许佩坚连夜组织老百姓赶制大“起火”，在肃宁进行模拟试验，效果果然很好。 攻城前夕，人民自卫军吕正操司令员又支援了两门大炮，更使许佩坚如虎添翼。战斗开始后，随着两声炮响，上万支“起火”嗖嗖地飞上城墙，各种土枪土炮齐轰城门，烟雾弥漫，铁砂横飞，一下子压住了敌人的火力。乘敌人慌乱之机，部队破城而上，日寇狼狈南逃，许佩坚又率部紧追，一直把敌人追回泊镇。 这次战斗，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用“土炮”换取了敌人的真炮，大长了冀中抗日军民的志气。 1938年5月，许佩坚指挥的河北游击军第一路军改编为冀中军区四军分区独立第四团，许佩坚任团长。改编后，虽然人数少了，但更精悍，战斗力更强了。 不久，许佩坚得到情报，说有一辆日军的铁甲运兵车，满载武器弹药，正从徐水车站沿平汉铁路往南开。这天深夜，他率部队埋伏在铁道两旁。不多时，道轨上传来“隆隆”的声音，接着两道灯光射过来，鬼子装甲车正向这里驶来。许佩坚低声命令：“注意隐蔽，做好战斗准备！” 待鬼子装甲车驶近伏击圈，突然，不知什么缘故，铁道前方亮起了停车信号。鬼子只好停车，正好停在伏击圈内。这真是大好机会，许佩坚大声命令：“上！”他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带头冲向鬼子的装甲车头。一个鬼子军官跳下车来，刚想问问是怎么回事，许佩坚的刺刀已捅进他的心口窝。后面的几十个战士接着冲上来，将装甲车团团围住，不一会便将押车敌人全部消灭。然后人背驴驮，把一车武器弹药抢运干净。 1938年5月13日，驻防高阳县西演镇的独四团接到上级敌情通报，说一支500多人的日军快速部队，企图渡过西演附近的潴龙河，袭击驻在肃宁县的四分区机关，上级要求独四团在潴龙河阻击敌人。一听说有仗打，许佩坚浑身是劲儿。他立即传令：迅速炸掉潴龙河上的木桥；二营进入河对岸大堤防御阵地；一、三营在敌人到达河边时从左右两翼侧击，不给敌人下水机会。 上午10时，日军队伍浩浩荡荡向潴龙河进发。然而狡猾的敌人未到河边就停止前进，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河对岸，同时迅速向两翼散开，拉开一个宽正面。 敌情有变，仗该怎么打？许佩坚的眉头顿时拧成了疙瘩。 敌变我变。经过一番苦思，许佩坚重新调整兵力部署：一、三营迅速向日军后侧迂回，断敌退路，逼敌渡河，对岸二营隐蔽不动，待敌人到达河中心时，再发起攻击。 日军炮轰一阵，见无动静，便开始靠近河边，小心翼翼地下了水。正在这时，许佩坚发出“叭叭叭”三声清脆的枪响，部队似神兵天降，机枪、步枪子弹如雨点般射向敌人，手榴弹在敌群中频频开花，打得日军晕头转向，仓皇向河对岸游去。刚到河中心，对岸大堤上早已恭候多时的条条火舌扑面而来。这一下，日军乱了阵脚，赶紧收拢残兵败将，夺路而逃。 这一仗，打死打伤日军200余人，独四团仅伤亡二十几人，以较小的代价赢得了较大的胜利。冀中的广大群众称赞独四团是“钢铁独四团”。 不久，晋察冀军区抽调独四团进入北岳区，担负保卫边区的任务。 1938年10月，独立第四团进入北岳抗日根据地。经过短期整顿和山地作战训练，便开始投入反“扫荡”的斗争。 许佩坚积极寻找战机，接连进行了老姑村、十八盘、百花山、和家庄、宁家峪等30余次战斗，毙伤日伪军几百人。1938年12月初，独四团进抵灵山、野北一带，担任三分区警戒任务。在这期间，驻在党城等据点的日军曾20余次向野北进攻，付出伤亡400余人的代价，未能得逞。分区机关的同志和广大群众都说：“有独四团在这儿，咱能睡个安稳觉。” 1939年1月，上级考虑独四团连续作战，人困马乏，决定派另一个团来接替独四团的任务。旧历腊月初七，许佩坚立刻召集营以上干部传达了命令，并做了布置：一是抓紧进行换防准备；二是做好群众工作；三是注意保密。 由于部队人多，住处分散，许多物资下午就上了驮子，平时借用老百姓的东西也还了。还东西的战士悄悄向房东老乡告别。这样一来，消息就露出去了。 1月27日入夜，许佩坚又到附近的连队看了看，提醒部队注意提高警惕，因为离这里不远即是鬼子的据点，稍不留神就会吃亏。回到团部，他又派出侦察排到附近侦察，防止敌人偷袭，保证部队安全转移。看到侦察参谋带侦察排出了门，他才回到屋里。由于连日战斗，工作劳累，把手枪往枕头下一塞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哗啦”一声，门被推开，跌跌撞撞地进来一个人，许佩坚一骨碌坐起来，抓起手枪大喝道：“谁？”看不清来人模样，只听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说话全变了声：“团……团长……敌人……鬼子……”许佩坚听得出来，这是那个侦察参谋。听他声调，不用多问，就知道出了大事。许佩坚冷静地说：“别着急，慢慢说，敌人来了多少？” 不等侦察参谋回答，敌人的机枪响了，一梭子弹打在窗户上，窗棂被打得粉碎。 原来，这个侦察参谋带领侦察排走到灵山镇，见没有异常情况，就在小酒馆里喝酒御寒。就在这时，两三千敌人将野北包围。 趁着警卫连在屋外阻击敌人，许佩坚和到职不久的政委金钟、参谋长田同春在炕沿下召开了紧急会议。许佩坚说：“现在分头突围，金政委带一个连和机关往西突围，田参谋长带一个连保护宣传队向北撤出，我带警卫连在这里顶一段时间，给你们减轻一点压力。” 许佩坚率警卫连掩护一段时间，听到村内枪声由密渐稀，估计机关和宣传队已经出村，便组织警卫连勇猛冲杀，打开一条血路，顺山沟往东撤退。 敌人布下几层包围，妄图置独四团于死地。许佩坚带领警卫连冲到灵山以东。为了保证金政委、田参谋长突围更顺利一些，他在带领部队占领一个制高点以后，立刻以猛烈火力打击敌人，以吸引敌人注意力。这一着果然生效，周围的敌人纷纷包围过来。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打退敌人数次冲锋，敌人丢下的尸体漫山遍野，警卫连伤亡也很大，许佩坚多处负伤。 乘鬼子收拢残敌的机会，许佩坚环顾了一下四周，当他确认机关和宣传队已经转移，而警卫连大多数干部战士已经牺牲时，他坚定地对身边的七八个战士说：“掩护任务已经完成，你们立即向后山转移，这里留我一人就行了。”战士们要背他走，他瞪眼睛说：“这是命令，谁也不准违抗！”战士们只好一步一回头地撤离战场。 敌人的又一次冲锋开始了。许佩坚选隐蔽地形，把所有的手榴弹集中到一起，端着刺刀，怒视着逼近的敌人。当鬼子像蝗虫一般冲到跟前时，许佩坚大吼一声，跃身而起，同百倍于他的敌人展开了一场厮杀…… 增援部队赶来打垮了敌人，战士们找到静静躺在血泊之中的团长。他两只拳头紧紧地攥着，手榴弹环挂满了手指，手枪子弹打光了，大枪折断了，全身十几处中弹，9处刺刀伤。在他的周围，横七竖八地摆着敌人的尸体，离他最近的两个鬼子脑浆迸出。 整个灵山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战士们迎着刺骨的寒风，围拢在团长身旁，举着拳头宣誓：团长啊，你是真正的硬汉子，我们要像你一样，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石宝华撰写） 061、保卫岱崮壮山河——记八路军山东军区守崮英雄连 距兹阳420米和240米的两个崮顶，在敌人十个军山田参谋长和三十二师团石井师团长亲手指挥下，用3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中队、一个空军中队和一个伪军团，一直疯狂进攻了半月，炸弹炮弹花费了40万磅以上，还狠毒地使用了白热的烧夷弹和两种以上的瓦斯弹，而它的抗击者和坚持者——八路军的指战员，只有93个人。除了共产党的军队，历史上再也找不出这样光辉的战斗，再也找不出这样英勇的军队。 1943年11月13日，敌人占领了芦崮，上午11时过10分，对岱崮开始带有试探性的进攻，400多敌人傲然地整队前进，从四障一直扑向光崖来，等他们走近光崖百多米的预定火网区以后，在三四丈高的崮顶上的守卫者，发出响亮的射击口令，排枪像烈火般的喷进敌人的行列，敌人来不及还枪便溃逃下山。敌人一个机枪组逃到西北方向的小山去，想实行火力“掩护”，但机枪腿刚刚着地，小山头猛烈的震撼了一下，一颗重磅的地雷爆发了，机枪和他的3个机枪手一齐随着黑烟被抛到老远的山边。 崮顶特等射手不断准确地射击着拉尸体的敌人，敌人无能地放起烟幕，退入沟底。 于是五架轰炸机在崮顶盘旋了。沉重的马达在山谷回响，炸弹狂暴地向崮顶倾下来，全崮被浓臭的烟味和厚重的尘土笼罩，战士们躲进防空洞，从枪眼里透过烟雾监视着崮的边缘。 敌人进攻在下午4时半结束，轰炸机不响了，敌人抬着十几具尸体退回范家峪。接连4天的进攻和轰炸，敌人的收获只有死亡、溃退和弹药的消耗。我们的战士们白天不断地在战斗的空隙里修补着盖沟，夜间下山掩护着挑水，他们尽量不用崮上保存着的水。作战停止时，战士们都悠闲地回忆一下飞机低飞时的形状，议论着机身的号数和颜色；当轰炸和大炮在崮上崮下轰鸣着的时候，他们无所忧虑地坐在工事里，数着炸弹和炮弹的数目，有的甚至有趣地说：“炸一炸地松了，明年好开荒。”他们每人每天只喝两茶缸水，无形中建立了一个自觉的纪律：不论自身感到或遭到任何艰苦、危险，只有忍耐，没有叫苦。 17日，敌人再也不敢轻视他的对手了。黎明，敌人占领了范干峪、郭家庄以及岱崮周围所有的大村庄，成千的鬼子，五六百伪军，夹杂着骑兵、炮队，团团包围了南北两崮。在山凹里，他们布置了整齐的阵地，安设了炮位，地上铺上联络空军的大旗，然后在空军配合下，开始整日的火力轰击。崮上的工事部分地被毁了，伤亡也逐渐发生了，然而，守卫的战士们丝毫也不气馁，他们在炮火里一面修复着工事，一面沉着地还击崖跟的敌人。 从这一天起，敌人开始对岱崮昼夜围困，然而显然地，敌人面对了这样据险顽抗的对手，对自己的胜利抱极大的怀疑。他们白天全靠飞机的轮番轰炸和大炮的轰击，晚上只有蹲在崮下，迎着寒风叹息。我们只需一个班的兵力，就能下崮在距敌人阵地五六十米的地方掩护挑水。有一夜，我们甚至留了极少一部分兵力守崮，其余的完全下崮活动，一直袭击到敌人纵深的东莞村。 和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样，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面前，敌人又一次显露出他的无能。于是新的阴谋出现了，接连好几天都有被抓去的老人、女人、小孩，被强迫上来送信、喊话。有一次战士们亲眼看到山下的敌兵用枝条抽打一个老人的胸背之后，3个端刺刀的敌人一直逼他到山腰。战士们恼怒地瞄准了那3个敌人，放了一个排枪，敌人像兔子似的窜下山，老人沿着一条小沟脱身溜掉了。 敌人白天把崮团团紧围，夜间有所用意的闪开很小一条路，不放哨，也不打枪。起初几天，他们在下面用不伦不类的中国话喊：“你们下来投降，投降优待的。”后来他们喊：“你们走。你们走了，我们也走的。”最后他们凶恶地叫着：“八路的坏坏的，叫你走你不走，捉住剥皮。……”战士再也忍不住了，他们响亮而愤怒地高喊：“要打打个痛快，有种的步兵冲锋吧！”敌人沉默，炮弹又恼羞成怒地在崮上疯狂爆裂…… 这几日，我们的外围部队，一直没有断过对崮上的援助和配合。他们3次袭击了范干峪、郭家庄，两次打了大张庄一带的伪四师在容沟区的中队。民兵更配合主力对敌人围攻岱崮的运输队，打了一次埋伏。我军的一个团的政委亲率所属，几次冲过敌人的重重围困，往山上送水、送肉，带来军分区首长对英雄们的慰问信。大崮区逃出的难胞以及附近地区的群众，天天登高远望，祝福着守崮英雄们的安全。有几个老大娘甚至每晚对崮焚香。 这一切给了守崮英雄们以无限的勇敢和快慰，他们有信心像军分区首长慰问信上说的：“坚持7天到10天就是胜利。”他们更紧张地修补着工事，更准确地射击敌人。 终于更紧迫的日子到来了。 23日，敌三十二师团的参谋长羞恼地从朱低坐汽车赶到岱崮前线。他把进攻的部队完全撤换成三十二师团的精锐，飞机增加到八架，炮队换了最老练的炮手，并且调来了一门8个骡子驮的重炮，只炮弹在土门屯集了42辆汽车。他命令昼夜轰击，昼夜进攻，飞机每天至少要炸3次，炮队要用排炮集中轰击岱崮的南门，步兵要以近迫作业，步步接近崮顶。于是壮烈的攻防战开始了。 从24日开始，南北岱崮陷入狂暴的钢铁的爆烈和厚重的烟火之中，敌人的重炮连续地轰击，流霰弹的碎片满山凄厉地呼啸，烧夷弹在崮的每个角落里燃烧；8架飞机整日地轮番轰炸，炸弹的磅数由每架飞机载6个至8个，增加到每架只载两个，丢的技术由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命中目标，到二分之一以上命中目标。三丈多高、周围八九米粗的峨圹被拦腰炸碎，有着一丈三四宽的工事外壁被炸成两人多深的大坑，交通壕开始炸平了，掩体被炸烂了，蓄水洞里的水缸开始震裂了，个别防空洞的门口塌陷了，战士们在充满硝烟尘土的防空洞里被震得抛离地面，帽子掉到地上，个别身体虚弱的被震得口鼻流血，然而他们的意志还是钢铁一般的坚定。成为轰炸和炮击主要目标的南崮南门，共产党员二排副曹兴鲁，他带领着他的第六班，一直坚守着。他们的口号是：“门是我们的，至死没有退缩。” 当炮弹正在门的周围疯狂冒着钢铁的火烟穿过的时候，战士刘贵祥绕进门上的碉堡监视敌人，一颗炮弹打去了碉堡的一半，火烟熏坏了他的眼睛，随着倾塌的石块滚进壕沟；战士李永斗立刻钻进轰毁的碉堡接替他的位置。又一颗炮弹，碉堡又轰去了一角，李永斗头破血流地倒下来，于是第三个又英勇地钻上去。八架轰炸机在门的上空轰鸣了不到一分钟，八颗重磅的炸弹连续地倾下来，黑烟遮天蔽日地升起了。碎石和弹片满天飞舞，碾砣大的石块从光崖崩裂，工事完全翻腾起来。 飞机还没飞走，二排副带着3个还能行动的战士从废墟里钻过来，冒着炮火，监视山下的敌人。张善才受重伤，别人问他的时候，他狠狠地指着被摧毁的工事说：“不要问，监视敌人重要，我牺牲事小，敌人爬上来事大。”徐洪彬被木材把腰压坏了，可是他刚刚喘息了一下，立刻举起几十斤重的大石头赶着修工事；被制止了以后，他从碎石里拖出被砸坏的步枪，装上刺刀，带着突击组一拐一拐地去巡逻。有着三丈多高的悬崖的南门虽然被炸成一个60度的斜坡，但有着二排副和第六班的3个战士，敌人一直没法冲上来。 崮的形势一天天地紧迫了，与外围的联系完全断绝了，即便两崮之间也不能通信。水缸在洞里逐渐破碎殆尽，锅作完了饭，要立刻埋进土里，不然就会被炸弹震得粉碎。工事的缺口在一小时一小时地扩大，伤员也较前增加了，从前每人每天可以休息七八小时，现在连吃饭也换不下班了；从前每人每天可以喝两茶缸水，后来减为一茶缸，现在减为半茶缸也难以保持几天了。在如此恶劣的情势下，敌人更残酷的手段出现了，他们不断地从飞机上投下大批的毒烟罐，炮弹里大量地用着瓦斯。黄烟扑到洞口来，每个人的嗓子里像塞上了棉球，流着眼泪，打着喷嚏，吐着黄水，甚至晕眩过去；幸亏事前还准备了一些蒜瓣肥皂，战士们每人把手巾浸湿涂上肥皂放在茶缸里，一发现毒气，立刻用手巾把口鼻掩起；毒气过了，再把茶缸子揣进裤腰里，恐天气冷结冻。 不管情势如何，这一切只有增加战士对敌人更深的仇恨以及牺牲的决心。支部发出最响亮的号召：“每一个党员不仅要在任何情势下掌握自己，而且要分工掌握群众。”于是在昼夜炮火、饥寒的交迫下英雄们板着铁青的面孔，在废墟里与敌人坚持每一分钟的斗争。他们为了发挥更大的杀伤力，不使手榴弹从光崖下去的半空就爆炸，把一堆堆的手榴弹所有的拉火线拴在一条极长的绳子上，等手榴弹滚入进攻到光崖底下的敌人堆里时再拉线。他们甚至更巧妙地把重磅的地雷也用这样方法滚进敌人堆里去爆炸。他们不断瞄准射击所有进攻的敌人。一排副曾在19枪中接连打死7个，打伤两个敌人（其中有一个机枪手，两个小队指挥者），把一个30余人的集团进攻，用一条枪打退了。二排副曹兴鲁也曾在10枪中打死4个鬼子，其中有两个指挥官。他们不仅打击着敌人的陆军，也连续地打击着敌人的空军，一架黑色的轰炸机是战士们最恨的，它每次轰炸来得最早，走得最晚，飞得最低，丢得也最准，于是战士有计划地组织了对它的打击。在一次轰炸开始，黑色飞机被战士打了一次排枪后，炸弹还没来得及丢就冒着黑烟溜走了，以后再也没有看见它。 敌人的进攻，一小时比一小时加强，敌步兵在距光崖六七十米以内挖了工事；轰击也一次比一次地疯狂，崮顶差不多被炸得每一块土地都变了样。 情况万分紧迫了。27日夜，守崮的英雄们召开了紧急的干部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局势，最后通过的决议是坚决突围，保持实力。理由：第一、坚守半月，已完成预定任务；第二、外援及水源断绝，弹药、人员逐渐消耗；第三、面对优势的敌军时，不宜绝对死守某一阵地，坚持一个相当时间就是胜利。 于是分别在每个阵地里进行了动员，坚持到黄昏以后，突围开始了。内部余粮扬下，光崖仅有的水缸连同锅碗水罐……全部捣碎，破枪破刺刀巧妙地装成地雷的拉火线，牺牲者深深地掩埋；然后干部及党员分别领导群众，帮助所有的伤员，规定了突围的方向，集合的地点。 12点10分，敌人前半夜的大进攻结束了。天下着蒙蒙的细雨。战士们束紧了行装，留3个人在其他方向打手榴弹迷惑敌人，其余的，斜背了枪，沿着一条大皮绳，一个个的从崖顶上滑下来，然后在黑暗里屏着呼吸，扶着伤员，一直摸下山来。四面是架着大炮机枪的1600敌人，当中是三四丈悬崖的崮顶，只要被发觉，随时都有被围困的可能。他们屏息前进，从火圈的空隙里钻出，从炮兵阵地旁边爬过，接着又穿过几道敌人的步兵宿营线，最后越过成堆的丢着敌尸的山坡，冲出了敌人四五里路所有的包围。 南北岱崮光辉的保卫战结束了，英雄们得到了崇高的荣誉。敌人半月进攻的代价，除了百余伤员及无数的消耗，只有一座空空的破毁无余的残崮，那上面的断垣残墟，永远辉耀着共产党八路军的光荣和中华民族的光荣。 （载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七日延安《解放日报》作者冠西原题为《光辉的南北岱崮保卫战》） 062、英勇顽强的斗士——记山东军区特级战斗英雄李志业 1940年，李志业离家当了八路军战士。他打仗勇敢，学习努力，尊敬上级，1943年秋天当了班长，还入了党。随后几次战斗，他都打得呱呱叫。尤其牛王庄反击战那次，排长负了伤，而他们三排担任突击任务，处于夺取全局胜利的关键岗位。紧急时刻，连长指定李志业负责三排的指挥。李志业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巧妙地展开三个班的兵力，充分发挥我军火力，打了一个漂亮仗。 这次战斗后不久，上级研究决定，提升李志业担任排长。连指导员宋家烈找他谈话，小伙子仍是那副憨实劲，不声不响，听领导说明意思后，却直摆手，红着脸推辞道：“不不，指导员，我连一个班都没带好，咋能当排长！” 宋指导员知道小伙子是怕当领导没经验，弄不好丢人现眼，给部队造成损失，就鼓励他说：“你行，聪明能干，会打仗，当个排长没问题。牛王庄反击战你指挥得很好嘛！拿出革命勇气和信心，为革命事业努力干！” 转眼间，到了1944年8月。一天晚上，云低夜暗，阴雨绵绵。部队刚打下牛王集据点，又奉命开往80里外的道旭据点，奔袭那里的日伪军。李志业和战友们于是又马不停蹄，连夜向目的地进发。 队伍中最忙的人可算李志业了。他身背沉重的弹药及行囊，不时地前后巡行，督促检查队伍，搀扶、关怀身有伤病或疲惫过度的战士。然而，李志业考虑最多的还是在即将进行的战斗中，如何夺取战斗的胜利。 天亮之前，他所在的一营终于赶到道旭。战斗，即刻打响了。 按部署，先是爆破组打开通道，随后突击队冲进据点消灭敌人。李志业的排负责突击。在组织突击队时，李志业把迟吉福、王玉祥接纳进来了。在壕堑里待命时，李志业还一再叮嘱这两位新战士；“你们俩要沉着，动作要快，看着我怎么行动。” 一阵激烈的对射后，我方压倒了敌人的火力，爆破组趁势冲了上去，“轰”的一声巨响，日军据点的圩墙豁开了一条大口子。冲锋号一响，李志业和突击队闪电般地跃了上去。鬼子着了急，轻重机枪一齐开火，组成一道火墙，封锁住了突破口。冲到缺口上的突击队员，有的中弹牺牲了，有的退到墙外的壕沟里。只有李志业和迟吉福、王玉祥没退下来，3人连翻带滚进了突破口，紧贴圩墙，转到了北面。李志业叫了声“打”！三颗手榴弹一齐投向敌人，炸得鬼子哇啦哇啦直叫唤。敌人不知虚实，只是盲目地乱打枪，紧守住突破口。李志业果断地说：“快，跟我上圩墙！”他拿定主意，利用敌人懵懂不清的时机，上到圩墙上，近战歼敌。说话间，他已率先攀住圩墙，往上爬了起来。敌人做梦也难以想到这个地方会上来人。李志业见此地无人，先观察一下敌我双方的态势。借着闪烁的炸弹火光，李志业看清楚了一切，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子里升起：何不趁此绕到西北角去打敌人，来个调虎离山计，出奇制胜呢？主意一定，李志业就向迟吉福、王玉祥说一声，拽起两人就跑，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正面溜到圩墙西北，3枝枪一齐开火，一面还“冲呀！杀呀！”地喊叫着，鬼子们一下子全懵了，还以为八路军从后门进了城。李志业见敌人一片混乱，索性放开嗓门，大声喊话：“投降吧，你们全被包围了！”迟吉福、王玉祥也同时高喊劝降，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双管齐下。 惶恐的敌人连忙将全部火力转向李志业他们。李志业趁势又扔出两颗手榴弹，打了一阵枪。日本鬼子仍蒙在鼓里，所有的火力继续向西北角射击，而放松了正面的守卫。突破口的威胁得以解除，我们的突击队不失时机，一声呐喊，冲杀进据点，一阵短促的搏斗，歼灭全部守敌，占领了据点。 李志业英勇无畏的战斗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术，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部队首长通令表扬了他和迟吉福、王玉祥3位同志。 李志业带领着三排，不到一年时间，连续打了20多次胜仗，以自己的小米加步枪，对付日伪军的优势武器设备，杀伤和俘虏了数百名敌人，缴获的武器弹药，可以装备一个营的兵力。 然而，就在战争节节胜利，李志业充分显示智勇和才华的时候，他却身遭不测，将最后一滴血洒在了战场上。 那是1945年大反攻前夕，在惊心动魄的济阳血战中，他率领突击排和强大守敌展开了血战。 济阳地处济南市的东北角，是重镇济南的一道门户，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为迎接对日军的全面反攻，彻底孤立、包围以至最后夺取济南市，上级党委作出了攻占济阳的决定。李志业所在营奉命参加了这次战斗。 济阳城，共有三四千名守敌。我军很快扫清了敌人外围，继而打下了南、北、西三关。然而，敌人居高临下，据险固守，阻止我军攻进城去。双方一时形成僵局。 天渐渐亮了，大白天对我更为不利。这时，李志业的营由牵制改为主攻，拉到了前沿阵地。爆破组的战士，一鼓作气炸开了敌人东门。李志业率突击排冲上去全歼了守敌。他站在城门楼上，察看到北侧的一个院落敌人火力极猛，就当机立断，令九班长崔华和八名战士在此坚守，自己和其余战士去消灭那里的敌人。与此同时，营长宋家烈也带领一排人冲上来，占领了南边的一个院落。两支队伍汇合一处，势如奔马，一阵猛打，连续攻占了敌人北侧、西北侧的两个院落。 敌人恐慌万状，死守东门，用炮火封锁住我军后继部队，同时组织一千多人，以炮火、重机枪掩护，三面合围，向宋家烈、李志业他们压来，妄图一口吞掉我军的突击队。 一时间，枪炮齐鸣，喊杀连天，全城一片火海。李志业指挥着三班迎击冲上来的敌人，一阵手榴弹和雨点般的子弹，把敌人压了下去。可是，子弹打光了，三班长为此十分焦急，李志业却灵机一动，想起北侧院落里被击毙的敌人身上就有弹药。于是他令其他人在此坚守，自己便和三班长去取子弹。两人连翻三道院墙，敏捷地来到北院，一阵搜寻，从敌人死尸和伤员身上找到了3枝步枪、一枝手枪、一挺轻机枪和400多发子弹。两人扛起缴获品原路赶了回来。李志业边发枪边叮嘱战士：“同志们，要节省子弹，子弹打没了，就到那些死猪身上找。一定把敌人堵回去！”随即，他重新组织了火力，安排好街口的阻击班，就去西院找宋营长。没想到，营长的处境更糟，院落已丢失掉了一半，敌人还在发动进攻。宋家烈告诉他，敌人火力太猛，我们伤亡过大，南院已被他们占领，这西院看样子也难保住了。 李志业呆住了，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在冲击着他的心，他几乎是恳求地对营长说：“营长，我们得马上把南院夺回来，不然，我们的地盘越来越小，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 宋营长点点头，这个问题他也想到过，只是弹药已光，一筹莫展，他一摊双手，着急地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子弹，子弹哪里有呀！” “找敌人的弹药库！”李志业转身就跑了出去，抓到一名俘虏。从审问中，得知前面第三个院子便是他要找的弹药库，那里存放着大量的弹药。李志业立即率领3名战士，携带着小包炸药，穿墙越屋，向敌人库房杀去。 守护弹药库的敌人有3个火力点，3处的敌人同时发现李志业他们，机、步枪一齐向他们开火。细心的李志业发现，敌人两边的火力点位置较高，中间的一个较低，离他们较近，打得也最猛。李志业瞬间又想出一个点子，令小苗去吸引敌方火力，小刘负责消灭敌人两边的火力点，他自己手提炸药包敏捷地向中间那个火力点冲击。敌人疯狂地阻挡他接近，子弹在李志业身边吱吱飞过，手榴弹炸起股股浓烟。李志业时而卧倒，时而跃起，奋不顾身地靠近敌火力。他“嗖”地蹿上房顶，将一包炸药猛塞了进去，随着一声轰响，机枪变哑了。随后他又用另一包炸药炸塌了房子，他人没来得及跑，被震下房顶，摔昏在地上…… 就这样，他们占领了弹药库，获得了其中的武器弹药。充实了子弹，也充足了信心和力量。李志业清醒后带领战士，一个猛攻，不仅拿回了南院和西院，还占领了北边的另一处院子。敌人见我们火力猛烈，勇敢顽强，只好保守阵地，不敢轻举妄动了。 中午，敌人派出九架飞机，对一营突击队占领的阵地疯狂地进行轰炸。敌人的炮兵也齐向东门内这片阵地实施射击。随后，敌人的几十挺轻重机枪，掩护着大群的队伍，乱轰轰地硬往上攻。宋营长和李志业指挥战士们打出成排手榴弹，奋勇阻挡来犯之敌。敌人仗着火力优势，人数众多，一排一排地直往上拥，前面的倒下，后面的又补上，终于又攻占了两所院落。一营突击排的地盘越来越缩小，到最后，只剩下南北两院和一所城楼尚能控制着。 在这危急时刻，宋营长鼓励大家：“同志们，只要我们人在，阵地就在！我们要顽强地战斗下去，兄弟部队很快会来增援的，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李志业也情绪激昂，开展火线政治工作，激发战士们的参战士气。 大家深受鼓舞，齐声呼喊：“坚决把敌人消灭掉！”“是英雄，是好汉，现在就比比看！” 李志业见军心大振，就率领十几位战士，分兵把口，相互照应。突然，机枪手李文达身负重伤，晕过去了。被压在东西大街的敌人，复又抬起头来向我方猛烈扫射，反将我们增援西院的几位战士困守在街心处。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志业抱住机枪跳上房顶，对准敌人的机枪就是一阵猛扫，射杀了敌人的射手，把敌人打了个落花流水、狼狈不堪。李志业叫战士们救下李文达，又吩咐他们把两筐手榴弹送至跟前。为节省子弹，近处的敌人，他采用手榴弹炸，远处炸不着，便用机枪点射。他咬紧牙，瞪大眼，手中的机枪如一把铁扫帚，不停顿地向敌群扫射。枪筒打红了，手被烫伤了，他全然不顾，越扫越起劲。敌人明白了威胁之所在，于是组织火力，集中向李志业射击，子弹飞蝗般地在他身边呼啸而过，他似乎并未觉察，一味地闷头操纵着机枪，全副身心沉浸在战斗的激情里。 宋营长见势不妙，忙从旁提醒他，大声地喊道：“志业，注意，西北面的敌人向你开枪啦！”但，已经来不及了，一颗子弹穿过李志业的胸膛，他倒下了。 宋营长飞快地跑上去，抱起李志业走下房子。李志业睁开眼，轻声说道：“营长，我为人民战斗到底了！”然后，双眼一闭，停止了呼吸。 阵地上的怒吼声响成一片，我们的战士个个拼死冲杀，一直战斗到援军打进城来，全歼该城守敌，把胜利的旗帜插上济阳城楼。 在追悼大会上，山东军区追认李志业为“特级战斗英雄”。 063、拼杀日寇英雄汉——记晋察冀军区战斗英雄高振虎 河北省定县境内的振虎村，原不叫这名字。原名叫甄村。它是为了纪念一位抗日英雄——高振虎而得名的。 高振虎是河北藁城县大中郎村人。1923年出生，家中一贫如洗。父亲被迫无奈悬梁自尽，母亲抱着两岁的振虎四处乞讨，苦熬了8年。母亲望着年仅10岁的小振虎，不得不送到地主家扛小活。1938年，八路军到了他家乡，15岁的高振虎毅然参军，分配在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二十三团当战士。他吃苦耐劳，作战勇敢，1942年春升为排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在日寇残酷的大“扫荡”中，为阻击日寇的进犯，二十三团于三角村同日寇展开了战斗。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战士们同数倍于己的日军展开英勇拼杀。而人多势众、装备精良的日寇，不停地发起进攻，枪声震慑人心，烟尘腾空翻卷。二十三团的战士们始终坚守在阵地上，顽强地打退了敌人6次进攻。 阵地上，战士们的弹药越来越少，然而，日军却一股股增援而来。为了阻止敌人的增援，高振虎率领全排冲进敌群，同敌人展开肉搏战。他攥紧上着刺刀的步枪，威风凛凛，在敌群中左冲右杀，一连捅死了3名鬼子。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时分才结束。 在这次战斗中，高振虎的胳膊被刺成重伤。战斗结束后部队向平汉路西转移时，他被留在家乡养伤。临别时，团政委特地找他说：“振虎同志，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养伤，养好伤就是胜利。”他告别朝夕相处的部队，在组织的安排下回到了家中，在母亲的照顾下，心绪不安地养着伤。 日寇借“扫荡”之机，在冀中平原上修起了据点，沟墙、公路、碉堡、炮楼布满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到处有横行的日寇，人民又陷入灾难之中。在家养伤的高振虎，一个多月来，耳闻目睹日寇的暴行，气得他再也在家呆不住了。他找到区委书记，要求给他一枝枪。区委书记笑了笑说：“振虎同志，不要着急，养好伤再说。”他急忙挽起袖子说：“我的伤早已好了！”区委书记只好将建立区小队的任务交给了他。 “能给我们一些武器吗？”高振虎问。区委书记笑了笑说：“有的是，在敌人那里。你忘了吗？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嘛！”高振虎领会了区委书记的难处与意思，立刻果断地说：“好！我自己想办法吧！” 他带着上级交给的任务回到村里，四处奔波，秘密发动，在1943年农历三月里，区小队便成立了。一群不甘忍受日寇宰割的青年农民，在高振虎的领导下，寻找杀敌夺枪武装自己的机会。一天，高振虎在筐子里藏着手榴弹，装作割草的模样，一个人在公路上溜达。不一会儿，有两个伪军骑着自行车，不紧不慢地奔向这里。高振虎躲进麦田里。两个伪军越走越近，不一会儿到了侧前方。突然，“轰！”“轰！”两声巨响，公路上掀起了两股浓烈的烟尘，两名伪军一个倒栽葱栽倒在地。随即，高振虎一声高喊：“一班向左，二班向右，冲！”他一跃冲上公路，朝着一名颤颤抖抖的伪军喊道：“缴枪不杀！”伪军连忙跪倒在地，高高举起了双手。高振虎大步上前，共缴两条枪。 区小队有了武器，一天天壮大起来，活动也越来越频繁。随着队伍的名声大振，他们正式合编为七分区四十五区队，高振虎在区队一连当排长，经常在博野县一带打击敌人。 附近的杨村，有日寇设立的一个伪军据点。这里兵力较多，防守严密，一道两丈多宽的壕沟环护炮楼，一个窄小的吊桥是炮楼进出的惟一通道。炮楼里，30多名伪军行凶作恶，使周围的乡亲们不得安宁。 6月25日夜里，部队在黑暗的掩护下，悄悄来到了据点外围。 天，蒙蒙亮了。伪军们集合队伍出早操。吊桥“吱，吱”地落地了，猛然间，一阵激烈射击，把出操的伪军打得蒙头转向。敌人还没来得及判明情况，高振虎率领着突击队向吊桥扑去。他一马当先，冲上吊桥，不顾一切地闯了过去。慌乱的敌人急忙摇动吊索，吊桥擦着高振虎的脚跟，急速升上半空，突击队员们被隔在沟外。 突击队员们开始射击，他们以密集的火力，全力掩护着高振虎。高振虎趁敌慌乱，紧咬在敌人的身后，一个人冲进炮楼，将敌人赶到了楼上。 炮楼一层被占领了，楼上的敌人一片骚乱。伪军小队长弄不清冲进来多少八路军，他扒着楼梯，伸出脑袋想看个究竟，高振虎举枪“叭”的一声，伪小队长一头栽了下来。 敌人的头头被击毙，楼上的伪军更加慌乱了。高振虎乘机高声喊道：“缴枪不杀！不缴枪就点火啦！” 伪军们吓坏了，一个伪军颤抖着声音说：“不要烧，不要烧，我们缴枪！” 一枝枝枪扔了下来。在高振虎的厉声喝令下，沟边的吊桥也放下了。30多名伪军和一大批武器弹药，全部成了战利品。战后，高振虎被评为晋察冀边区战斗英雄，升为第三连的副连长。 1944年5月，连队接受了截击敌人汽车运输队的任务。他们首先弄清了敌人车队的活动规律，便分头做着战斗准备。 清晨3点，四周一片漆黑，高振虎率领部队踏着高低不平的田埂小路，来到了定县小辛庄北边的公路旁，指挥战士们分头隐蔽在麦田里。眼前的这段公路，是从定县到安国的必经之路，敌人的车队近日来常常在此通过。下午两点，随着一阵由远而近的隆隆马达声，两辆满载军用物资的大卡车开了过来。高振虎像个等待已久的猎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汽车。随着汽车驶进伏击圈，高振虎一声喊“打！”麦田里骤然间似卷起一阵旋风，密集的子弹从公路两侧，向敌人射去，3名鬼子立时毙命，汽车也被迫停住了。战士们一声呐喊，从四下里一齐冲上公路，20余名伪军顿时做了俘虏。但是，有两名鬼子却拒不投降，一个占据着汽车，用一挺机枪不停地射击，一个卧伏在路旁的小沟里，用掷弹筒“轰轰”地发射着。高振虎从一旁接近汽车，一个箭步飞身上去，揪住鬼子狠命一摔，把他掀翻在地。但这个鬼子却顺势一滚，从腰里抽出了“王八盒子”，高振虎见状未等鬼子将枪拿稳，便上前一步手起枪响，这名鬼子便踢蹬了几下不动了。 这时，高振虎跃身下车，悄悄地接近了沟里的鬼子。他出其不意地来到鬼子身旁，飞起一脚，将正准备射击的鬼子踢了个仰面朝天，随即又一个老鹰扑食，扑到鬼子身上，同鬼子厮打起来。战士们赶过来，一齐动手将这名鬼子活捉了。 战斗胜利结束了，高振虎升为第三连连长。 随着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日寇不得不紧缩战线，集中兵力据守交通要道和重要城镇。1944年冬，冀中的日伪军被迫撤守在几处城镇里。为了尽快赶走日本侵略者，上级决定，对城里的日伪军进行打击。11月3日，高振虎率领的第三连，接受了打击和围困安国县城的任务。 这天黄昏，一队“伪军”从安国县城外急急忙忙地跑向南关据点，当他们来到据点门口，站岗的伪军急忙举枪行礼时，带队的队长用手枪抵住了哨兵的胸膛，缴了哨兵的枪。 这支“伪军”队伍，便是高振虎的连队化装的，队长就是高振虎。他们搞掉敌人的岗哨后，立即开进敌人的据点，一阵猛打猛冲打得敌人猝不及防，仅仅几分钟，50多名敌人便做了俘虏。战士们押着长长的俘虏队伍，带着大批的武器弹药，胜利地撤出了城南关。 1945年3月，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已临近全线胜利。小日本日子不长了。高振虎从区队召开的形势报告会回来后，等待痛击日寇的命令。几天之后，区队命令他们给邢邑据点的鬼子一次打击。高振虎立刻命令部队加紧准备，派出人员去了解鬼子的动静。正巧，鬼子要到甄村去“扫荡”。高振虎当机立断，决定从半路上给鬼子一次痛击。 部队悄悄在甄村附近分头埋伏下来。鬼子果然“扫荡”过来了。当他们全部进入伏击圈时，高振虎手起枪响，“叭”的一声，一名打旗子的鬼子，一头栽倒。顿时，村边上枪声大作，鬼子的队形被打乱了。高振虎抓住时机，立刻率领战士们冲进敌群，同鬼子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战斗。 战场上刀枪相击，血肉横飞。 高振虎在散乱的敌群中，正奋力拼杀，猛然间，一把刺刀“嗖”地一下从侧后刺来，锋利的刀刃一下把他的手掌刺伤了。他忍着剧痛，就势举起枪托，狠狠向鬼子砸去，把这名鬼子的脑壳砸得稀烂。他收回枪支，急转身又投入激烈的搏斗…… 战斗胜利结束了。“扫荡”的鬼子被打得丢下一片尸体慌张地逃回了城里。可是，我们的英雄高振虎，在这场肉搏战中壮烈牺牲了。 连队人员挥动拳头，集体列队宣誓：不打走日本鬼子决不罢休！为了纪念英雄高振虎，当地人民政府将甄村改名为“振虎村”。 064、火线不卷刃钢刀——记山东军区一级战斗英雄任常伦 1938年初，美丽富饶的胶东半岛，遭到了日本侵略军的蹂躏。不久，日军一个中队在任常伦的家乡——黄县孙胡庄附近的石良集建立了据点。当时17岁的任常伦，目睹日本强盗烧杀掳掠的暴行，牙齿咬得格格响。他愤恨地说：“俺要是有一条枪，把你们揍个稀巴烂！” 他参加了村里的民兵自卫团，争着站岗、放哨、保卫村庄；经常随队外出活动；破公路、割电线、袭扰敌人。 1939年秋，八路军部队来到孙胡庄。任常伦要求参加八路军。他到山东纵队十四团五连，当了一名战士。可是连部只发给他一把大刀。他去连部找指导员要枪。指导员告诉他，参军的人多，武器不够分配。要枪，得从敌人手里去夺！这样他下决心在战场夺敌人一枝枪。 这年底，五连接受攻打郭家店日寇据点的任务。战前，班长对任常伦说：“小任，这次参战的连队较多，你动作可要快点，要夺枪，就得往前冲，动作慢了，枪可就叫人家夺去了。” “班长你放心，打起仗来俺一定往头里跑，碰上鬼子，不管怎么着，我也要夺一枝枪！”常伦满有信心地说。 攻打据点的战斗打响了。任常伦冲在连队最前面。随着一声轰响，敌人的炮楼被炸开了一个大口子。敌人拼命反抗。一伙日军从炮楼撤下来边打边向村外逃窜。在一片喊杀声中，敌人被打散了。常伦不顾枪林弹雨，盯上一个日本兵就冲了过去。 那个日本兵见后面有人追赶，一溜烟钻进一个巷子，利用墙角向常伦射击。常伦机警地躲过敌人的射线，趁敌人上子弹的时机，飞快追了上去。当离敌人五六十米时，他用力投去一枚手榴弹。那日本兵当即被炸倒。常伦冲到他面前，举起大刀向他头上砍去，顺手夺下了他手中的三八大盖枪。 战斗胜利结束。全连集合时，班长发现任常伦还没有回来。正要派人去找他，只见他背着一枝三八枪，兴高采烈地来到队前：“报告连长、指导员，我夺了一枝三八枪，就把它留给俺使用吧！”连长、指导员当即批准了他的要求。 在连队党支部的培养教育下，任常伦懂得了为谁当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道理。他对同志们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解放，该流血咱就流血，该牺牲咱就牺牲。”因此，每次打仗，他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哪里危险就往哪里冲。 1941年夏，任常伦所在部队接受了攻打发城的任务。该城由伪军据守，城四周碉堡林立，敌人防守严密。 五连奉命攻打城北的碉堡，为后续部队开辟通路。连队组织了青年突击队。突击队分为砍鹿砦组、架梯组、爬梯组和预备组。任常伦要求先去砍鹿砦，再去爬梯组抓敌人。班长点头表示同意。这样，夜幕中，常伦同几位战友一起，肩背枪，手持大铡刀，钻进了用桌子和湿棉被自制的“土坦克”。 “土坦克”在枪林弹雨中前进。接近敌人设置的鹿砦时，常伦第一个钻出“土坦克”摸了上去。敌人发现了突击队的行动，密集的子弹在“土坦克”前扬起一片烟尘。任常伦正要举枪还击，发现“土坦克”的左侧枪声稀疏，便灵机一动，来了个声东击西。他和几位战友将“土坦克”往右侧移了移，向敌方猛射了一阵，将敌人火力引了过来。然后招呼全组战友来到左侧选定了突破口，朝着鹿砦一阵猛砍，为部队打开了一条通路。 接着，任常伦又随架梯组冲了上去。架梯组冲破敌人的火力封锁，迅速冲到一座大碉堡下。刚把梯子靠到碉堡上，任常伦就攀了上去。快要接近枪眼处，梯子被碉堡内的敌人推开了。常伦身子一闪，摔倒在地上。这时敌人投下的一颗手榴弹在梯子旁边爆炸，他的肩部和腿部负了伤。 连长、指导员决定分两组继续强攻，一组在碉堡门口用火烧，消灭碉堡底层的敌人；二组从正面架梯向上攻，消灭碉堡上层的敌人。 “指导员，我在哪个组？”常伦急切地问身旁的指导员。 “你负伤了，就不要上去了。”指导员关切地劝他。 “不，擦破点皮算啥，不拿下这碉堡我决不下去！” 指导员看他那恳切的样子，只得让他随二组上去。 一组用火烧毁了碉堡底层的木门，下面的敌人慌乱地退到碉堡上层。 二组乘机把梯子又一次竖立起来靠上碉堡。任常伦紧紧按住梯子。战士小李背着一捆手榴弹爬了上去，他刚爬到碉堡的二层，就被里面伸出的手枪打伤胳膊摔了下来。班长急得亲自爬了上去，眼看就要接近枪眼，突然敌人向他泼来一盆滚烫的开水，他也摔了下来。这时，常伦忘记了身上的伤痛，他向身旁的战友喊道：“扶稳梯子，我上！” 他拖着负伤的身体，背起一捆手榴弹，奋力向上攀登。突然，砖头瓦块从碉堡内向他倾泻下来，砸得他头晕目眩，两眼直冒金花。 “任常伦，挺住，敌人没有弹药了，快往碉堡内扔手榴弹！”战友们向他呼喊着。 顽强的意志，使他抖起了精神，他咬紧牙关，把身子紧紧贴在梯子上，一步一步地向上登攀。接近了碉堡枪眼，他用全力把一束包有石灰和辣椒面的手榴弹塞进了碉堡。他再也支持不住了，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碉堡内的敌人大都被炸死炸伤。战士们呐喊着冲进碉堡，坚固的堡垒终于被攻克了。 “多么坚强的战士啊！”指导员心中赞叹。任常伦入伍以来几次战斗中的表现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在常伦入伍不久的一次战斗里，他的左胳膊负了伤，但他仍握着手榴弹往前冲。班长几次让他下去休息，他始终不下火线； 猴子沟战斗，任常伦冒着敌人的炮火，最先跳上日军的汽车与敌人拼杀，腿部几处挂花，仍与敌人搏斗…… 任常伦在战火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1941年6月，连队党支部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任常伦对战友一片深情。平时同志们工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他主动帮助；作战中遇到危险，他更是舍命相救。因此，谁思想上有什么想法，都愿意找他交谈；战斗中编组，大家都愿意和他分在一起。任常伦凭借手中那枝枪，不知救过多少战友的生命。 194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五连奉命攻打小栾村日伪军据点。战斗进行了一个小时后，因为敌情有变，上级命令他们撤出战斗。连队在清点人数时，发现三班长史德明还没有撤回来，指导员让一排立即派人去找。任常伦自告奋勇“我去找”！他随一排长匍匐前进去寻找史德明。一排长负了伤，他单独又爬到突破口，小声喊着“三班长，三班长……”终于在土崖旁找到负重伤的史德明。任常伦给史德明包扎好伤口，用裹腿带系在史德明腰上，拖过敌人火网；尔后趁机背起他，一鼓作气赶上了转移的连队。 1942年秋，任常伦被提升为班长。在艰苦的抗日岁月里，他带领全班转战胶东、鲁南，参加战斗120余次，消灭了数不清的敌人，他一人缴获的枪支弹药，一个排也背不了。他成了全团有名的杀敌英雄。 1944年8月，他光荣地出席了山东军区召开的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会上，他被授予一等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任常伦返回部队时，全团正准备反击进攻牙山抗日根据地的敌人。团首长考虑到他已9次挂彩，伤痕十几处，肩膀里还有一块弹片没有取出来，身体比较虚弱，便决定让他一边休息，一边做向部队传达英雄代表大会精神的准备。 任常伦向团首长恳求说：“这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团结战斗，早日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作为大会代表，俺应该带头贯彻会议精神，狠狠打击敌人。不让俺参加战斗，俺会憋出毛病的。” 团首长终于批准他参加战斗，并提升他为副排长。 这年11月中旬，日军大岛部队出动600余人，企图对莱阳地区进行扫荡。常伦所在的十四团，奉命围歼这股敌人。 在敌人必经之烟（台）青（岛）公路一侧的长沙堡西山，团首长布下了口袋阵。任常伦带领五连三排九班13名战士，在阵地前沿的一个小高地担任阻击任务。 战斗打响了。三营首先从正面阵地发起了攻击。日军凭借精良的武器，拼命进行抵抗。一队日军在指挥官威逼下嚎叫着向五连九班占领的小高地冲来。 “各组占领防御位置，等敌人靠近了再打！”常伦叮嘱战士们。 300米、200米、100米……敌人越来越近了。战士们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等候射击命令。敌人距离高地六七十米时，常伦大喊一声：“打！”密集的子弹像雨点般射向敌群。常伦端起三八枪，一下子打倒了敌人的指挥官。敌人失掉了指挥，顿时乱作一团，扔下十几具尸体退了回去。 常伦一面命令战士们抓紧抢修工事，一面密切注视着山岗下敌人的行动。他举目远眺，发现山岗下敌人的火炮正在向山坡上移动。为了防敌炮击，他决定留下一名战士和自己一起观察敌情，其他同志到山岗背面隐蔽。 敌人果然发起了炮击，高地上被炸得乱石横飞，硝烟弥漫。炮火停止以后，敌人又向高地发起了第二次冲锋。 一群敌人气喘吁吁地冲到了半山腰。常伦指挥机枪手对准敌群猛扫。接着组织大家向敌人投出了一排手榴弹。敌人经不住八路军居高临下的攻击，又一次败下阵去。 这时，通信员来阵地向常伦传达连长的命令：“一定要坚持到天黑，坚决守住阵地，保证全团围歼计划的完成。” 常伦面对通信员毅然表示：“请连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做到人在阵地在，坚持到最后胜利！” 此刻，离天黑大约还有一两个钟头，可九班剩下的子弹不多了。常伦提醒大家：“要等敌人靠近再打，注意节省子弹！” 敌人又一次向高地发起了冲锋。任常伦亲自掌握着高地上惟一的一挺机枪。他一会儿连击，一会儿点射，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可毕竟子弹不多了，不一会儿机枪便卡了壳。他只好又拿起自己的三八枪。他瞅准机会，用枪中仅剩的一颗子弹，又一次干掉了敌指挥官。敌人一时吓得龟缩在山腰里。任常伦扫视了一下阵地，连自己在内还有6个人，弹药已经用光了。他回头望了望连长、指导员坚守的阵地，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 任常伦望了一眼即将冲上来的敌人，猛地端起上了刺刀的三八枪，向战士们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是刺杀模范排的战士，今天要与阵地共存亡，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和敌人血战到底，拼啊！”战士们纷纷端起上了刺刀的枪。 任常伦两眼喷射着愤怒的火焰，大喊一声：“杀！”对准一个敌人刺了过去。常伦刺倒第5个敌人的时候，连长派来增援的五班冲上了高地。激战中，突然飞来一发敌弹击中了常伦的头部，他顿时血流如注。苏醒过来时，他抖动着嘴唇喃喃地对身旁的同志说：“一定要守住阵地，消灭敌人……” 阵地守住了，这次战斗全歼了来犯的日军。战斗英雄任常伦却离开了我们。 为了缅怀这位抗日英雄，胶东人民在他安身的英灵山，修建了英雄亭，树立了英雄碑，塑造了英雄铜像，并将英雄的家乡孙胡庄，更名为“常伦庄”。同时，上级将英雄生前所在连队，命名为“任常伦连”。任常伦生前使用过的那枝三八大盖枪，展放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刘善义撰写） 065、连续爆破炸敌堡——记胶东军区“爆破大王”王克山 王克山家住山东寿光县牛头镇。1940年秋，他死缠硬磨，才被八路军部队吸收当了战士。一上阵，他显示了出奇的神勇。他参加的第三仗是1941年3月打牙山的敌人。 牙山又名锯齿牙，峰峦耸立，雄伟险峻，屹立于胶东半岛的中心地带。连长作战前动员时，向全连说道，牙山是胶东的磨子心，我们夺取了牙山，就可居高临下，四面出击，打通东、西两块根据地，控制胶东的心脏地区。为打好这一仗，上级部署主力部队由东、西对进，出敌不意，合击牙山。他号召全连，要勇猛地打上牙山，消灭敌人。 王克山听着连长的动员，两只拳头攥得紧紧的。他瞪着两只大眼，要求去完成最艰巨的任务。 1941年3月16日拂晓，王克山所在的十三团从中路出击牙山西麓大杨家的敌人。王克山所在的四连作为二营的前梯队，一直冲杀在前面。敌人从构筑的工事里射来一连串子弹，阻止了部队的前进。二班领受了摧毁敌人前沿工事的任务。但是，连续前往爆破的战士，都在半路上倒下了，难以逾越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 正在这时，王克山爬到连长身边。“连长，你让我上去炸掉这些乌龟王八！” 连长扫了王克山一眼，眉头皱了一下，但转而厉声喊：“好，王克山你上！敌人正面封锁得很紧，你从侧面插过去！” 其实，王克山早已看出这个门道了。他抱起一包炸药，一溜烟地从侧面冲了上去，很快就靠近了敌军工事。敌人的机枪还在疯狂地向正面扫射着，“轰隆”一声巨响，工事里的敌人全被报销。后续部队蜂拥而上，敌人一个营被歼灭。 1944年春，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夜，王克山在莱阳河源西沟的攻坚战斗中，又大展爆破碉堡的雄风。那是2月18日，是农历正月二十五，年还没完，河源西沟的敌人唱大戏至深夜。就在这天夜晚，十三团乘浓重的夜幕，直插河源西沟。四连借演戏的锣鼓喧闹声作掩护，仅用15分钟就突破两道壕沟和两道围墙，王克山迅即将一包炸药靠在村北的一座大碉堡上。巨大的爆炸声响过后，四连首先攻占了围墙上的一座碉堡。三营突入街区后，将看戏之敌悉数歼灭。天亮前后，被压缩到村西、村北两座碉堡内外的残敌，向四连猛烈射击；二营长张慕韩几次组织爆破均未成功。 团长聂凤智下令，坚决炸掉敌堡。 王克山挺身而出，说：“把爆破的任务交给我吧！” “王克山，你打算怎么个炸法？” “营长，我早就瞅准了，敌人碉堡下有一个死角，只要有一挺机枪掩护，我就能顺着这个方向接近碉堡。”王克山指了指他打算向前运动的路线。 攻击开始了。轻、重机枪一齐开火，道道火舌，从几个方向直飞碉堡，敌人的火力被压倒了。此时，王克山抱着一大包炸药，向着碉堡，一溜烟似的飞奔而去。他靠在碉堡死角的一边，将炸药靠在碉堡的半腰，又轻轻地摇动了一下竖起的炸药。他认为已稳当之后，迅即拉着了导火索，飞速地滚离而去。随着一声震天撼地的巨响，一个巨大的烟柱冲天而起。 敌军大碉堡，被削了一半。 王克山跑来又抱起一包炸药，站在营长的面前：“营长，趁热打铁，让我再去把那个也炸掉！” 还没等营长回答，王克山又是一溜烟地跑上去了。他趁敌人惊魂未定，正一片惶恐混乱之际，把最后一个敌堡也送上了天…… 王克山用他的神勇和智慧，为十三团的战史写下了白天连续爆破成功的光辉战例。 对河源西沟筑垒攻坚战的胜利，胶东军区首长和山东军区首长都给予很高评价，通令嘉奖十三团，四连获得“河源西沟第一连”的光荣称号，王克山被评为胶东军区“爆破大王”。 1944年3月，王克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而，正当他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反“蚕食”战斗时，却洒下了殷红的鲜血，奏出了他年轻生命的最后一支歌。 那是4月的一天，部队进驻莱西王家夼。第二天凌晨，四连的战士还在睡梦中，突然村外响起激烈的枪声。营部通信员飞跑前来传达营长的命令，要四连马上向村东南方向突击，打开一个缺口，然后迂回到来偷袭之敌的侧后，与兄弟连队内外夹击，消灭敌人。 连长立即授命王克山率二班头前开路，担当打开缺口、吸引敌人的首要任务。 王克山率领二班飞速前进。他们行至村东的河边，见黑压压一群敌人正躬腰向村子合进包围。“冲，冲向敌群，打乱敌人的阵容，先给敌人一个下马威！”王克山把手一抬，低声喊道。 他第一个冲在前面，全班战士紧跟其后。敌人被一阵排枪，一阵手榴弹打乱了，仓皇后退。于是，二班迅速抢占了有利地形，将敌人截为两段。 王克山带二班突然冲击，立刻吸引和调动了敌人。四面八方的敌人都迅速向这里集中，一次又一次地冲上来。二班一次又一次将敌人打了回去。眼看敌人又要冲上来时，王克山站起身，接连扔出两颗手榴弹。就在第二颗手榴弹刚在冲上来的敌群中炸响时，他被敌人打来的子弹击中了。他摇晃了两下身子，摔倒在地。他甚至连一句话也没来得及向身边的战友说，只是翕动了一下干裂的嘴唇，就闭上了双眼。 由于王克山的勇猛出击调动了敌人，赢得了时间，使我主力得以乘机迂回敌后，掌握主动权，最终将敌人的偷袭击溃。 王克山参军3年多的短暂征途中，身经50余战，5次负伤，全身留下9处“光荣疤”。 1944年7月，在胶东军区召开的首届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上，人们以无限崇敬的心情，缅怀烈士，追认王克山为“胶东军区战斗英雄”。 （北京军区政治部、51002部队政治部组稿望阳撰写） 066、单臂爆破多成功——记八路军太行军区工兵排长柴学久 柴学久1921年出生在河北省邢台县西峙村。“七·七”事变后，八路军冀西游击队在西峙村一带活动，17岁的柴学久参加了游击队。经过两年战斗锻炼，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他从抗大学员班毕业，领导上又送他入太行军区工炮大队学习爆破专业技术。1943年3月他参加林南战役，被上级授予“爆破英雄”称号。这年10月，他给赞皇民兵讲手榴弹构造和性能时，被手榴弹炸伤六七处，失去了右臂。 1945年春，抗日战争处在战略反攻阶段，日寇疯狂封锁我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日寇对我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此时，柴学久已是太行八分区工兵连排长。上级命令柴学久率领他的工兵排，配合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道清铁路焦作至武修间的九里山、卧龙岗、白庄、李河一带，进行飞行爆炸，毁坏敌人的铁路。由于这段铁路所处的地位重要，日寇沿线驻有重兵，每隔200米就筑有一个碉堡，碉堡周围的村庄又驻有汉奸“维持会”的伪军，防守严密。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柴学久他们采用小股快速出击的战术，三五个人一组，大都于晚间活动。当夜幕降临时，几个人带上爆破工具，悄悄地从营地出发。敌人虽有严密的封锁，可阻挡不了这些“飞毛腿”，他们总能巧妙地闯过关卡，然后把炸药安放到敌人铁路的路基、轨道，或者桥梁这些咽喉地区，一夜之间，敌人的铁路被炸得一段一段的，肢残体缺通不了车。而柴学久他们，不等天亮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营地。过十天半月，等敌人刚修复好，他们又出击了，闹得敌人心神不安。有一次，他们在伏龙岗瞅准敌人一辆机车，把自造的自发雷安放了上去，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好好的机车顿时变成一堆破钢碎铁。由于他们的有力打击，敌人的机车再不像过去那样横行无忌了，以致于逼得敌人把车头放后、车厢在前，倒推着走，象老牛一样缓缓爬行。有时还数月不能通车，到最后，无可奈何的敌人只好把这段路轨拆掉，放弃了原定的战役计划。 这年4月，我军在安阳与日寇交战，敌人在曲沟建有一个砖墙碉堡，此碉堡坚固严密，为敌重点据守之地，造成了对我军的较大威胁。柴学久奉命率领工兵班前往参战，出色地爆破了敌人的碉堡，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为此，太岳军区通令表扬工兵班，太行八分区授予柴学久“独臂爆破英雄”的光荣称号。 1945年8月，豫北平原霜露初降，我军举行的全面大反攻开始了。太行部队昼夜兼程向豫北进发，柴学久受命随主力前进，此时他已升任连长。我军一路横扫敌人，步步逼近豫北，很快攻入敌人重点防御地区清化县城，取得了歼灭伪军1300人的重大胜利。然而此时，城内西北角敌人的一个大碉堡，却怎么也拿不下来，影响了全局战斗的进展。此堡驻有日寇的一个中队，共有守敌120多人。敌人堡高壁坚，我又没有火炮，只靠步兵攻击，碉堡明摆在20米外，我军攻击了一天一夜仍然效果不大，敌人反而更为嚣张，不断地向我反扑。正当情况紧急之时，柴学久率领爆破班赶来了。只见他们接近敌堡，安上炸药，点火起爆，但没想到，只在堡壁上炸开一个小窟窿，里边的鬼子不仅未伤着，还哇哇地狞笑呢！见此情景，柴学久气得脸色煞白，满腔怒火顿时涌上心头。“非把他们的凶焰打下去不可！”他弄了一捆10公斤重的炸药，抱起来就往上冲。敌人把机枪瞄准他，子弹雨点般地射来。他毫不畏缩，几弯几闪便接近了碉堡。他把炸药靠在碉堡上点着火，“轰隆”一声，敌堡开了一条大口子，敌人慌得直往里面龟缩。但日寇仍然开枪抵抗。柴学久很快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拿来一些手榴弹，把一层包有炸药的布包在手榴弹外面，用细绳捆牢，然后爬上临近敌堡的房顶上，从缺口里把这种特制的手榴弹甩进去，同时将柴禾丢到敌堡出口处，用火点燃，又继续往碉堡里甩手榴弹。手榴弹爆炸了，又引起炸药爆炸，噼噼啪啪，敌人万没料到，这叫不上名来的“新式武器”威力竟这样大。结果，他们活活地被困在里面烧死了。战斗胜利后，上级特地打来电报，对他们胜利解放清化表示祝贺。《新华日报》还以“斩断道清线，解放清化城”为标题，向全国人民报道这一胜利的消息。 清化解放后，我军马不停蹄地乘胜向焦作挺进。 日寇在这里拥有当时最先进的防御系统，从外到内，共有四道防线：最外是密集的碉堡，第二道是电网，第三道是外壕，第四道是外墙。电网外面，还布满地雷，外墙上每百公尺设有一探照灯，环环相扣，层层勾连，一有情况，敌人马上就会发出信号，采取防范措施。而这时，我军刚由游击战争转入攻坚战，不光武器落后，而且大部分战士连城都很少进过，没见过电灯，对电网、探照灯等方面的知识更是一无所知，甚至见到那鬼眨眼似的电灯光都免不了有些紧张呢。但部队要攻进城去，首当其冲必须搞掉敌人的电网，怎么办好？ 柴学久是个敢想敢干、勇于创造的人。当时，他正得疟疾，身体感到精疲力尽，但他带病坚持到刚刚解放的大西井工厂，研究试验爆破电网的办法，他绞尽脑汁想了许多主意。最后终于创造了一种爆破法，就是将一个洋油筒，里面装满炸药与破钢碎铁，做成一种威力很大的爆破筒。同时他还创造了刁把钩探雷器，用以对付敌电网外围的地雷。然后他带着发明的武器，为部队作演习，给指战员作讲解示范，增强战士们胜利的信心。 攻城开始了，柴学久首先去爆破电网。时值初秋，遍地是一人多高的高粱、玉米。柴学久带上通讯员和一个战士，在青纱帐里匍匐前进。敌人耀眼的探照灯光把他们照得睁不开眼，他们坚持着向前爬去。终于他们把炸药安埋好。正要起爆，敌人发现了他们，机枪齐射，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他们迅速地拉过来电发火的长长的引火线，拔腿朝回跑，荫蔽在一个土坎后面，等待着攻击的信号。按原来预定，第一个信号是准备，第二个信号是发火爆炸，第三个信号是火力齐射，步兵冲锋。突然，第一个信号发出了，柴学久心里嘣嘣直跳，焦急地等待着。 第二个信号发出了，他听令发火，随着强光一闪，只听天崩地裂似的一声巨响，电网豁开了一条大口子，长长的足有几十尺宽，敌人震惊了。我们的炮火一齐迸射，冲锋开始了。柴学久随同突击队潮水般地涌了上去…… 战斗结束后，他再度受到太行八分区的通令表扬。 焦作战斗胜利后，部队抵进沁阳。沁阳是豫北门户，进可攻，退可守，可作为进攻太行山的跳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人采用了各种防卫手段，企图死守。 沁阳城高约三丈，有一道铁丝网和一道外壕。敌人为防御和抵挡我军攻击，把全城的铁壶都搜集起来，装上炸药，摆在城墙上作武器；又把伪军组织成“奋勇队”，允许他们用3天时间在城内吃喝嫖赌，然后使这些亡命徒手提大刀上城防守。攻城一开始，我军用敌前爆破和突击队攻城，四天四夜未能奏效，反而伤亡了不少工兵。这时上级命令：采用坑道作业，接近爆破。可是，这一带地质多是沙土，入地一尺就是水，坑道作业困难重重。独臂的柴学久挖起坑道来困难更大。柴学久亲自带领战士们选择地形，指挥挖掘。为防止偏向，他们用指南针辨别方位，终于把坑道挖到了外壕下面。这时，碰到了敌人的环城战壕，与敌人猝然相遇了。因为洞窄，双方展开了肉搏战，相互在一起扭打。这样，与敌人一直打到天黑。 挖的地道既已暴露，再用是不可能了。不仅几天的劳动白费，而且人还被打伤。战士们被激怒了。一条坑道毁了，再挖一条，甚至再挖二条、三条，不分昼夜地挖，不顾一切地挖，挖得脚肿，手起血泡，他们仍然不停止。几天后，又在城西北角挖成一条坑道。但仍然不顺利，在通过外壕的水面时，被敌人发觉。柴学久和战士们奋勇地抱起200公斤黄色炸药，硬往敌人城墙角冲。但没等他们接近，敌人就从城墙上推下一些爆炸的铁壶，连同他们所抱的炸药一起爆炸了。坑道当即被炸垮，把两个班的人埋在了里面，柴学久自己也身负重伤，人事不省，在我方机枪的掩护下才被救了回来。 柴学久一醒过来，关心的首先是炸药。战士们的伤亡，使他极度悲愤。他的脸肿得像紫茄子，腿也难以行走。但他一刻也呆不住，执意要通讯员背着他去看地形，指示方向，指挥战士们继续挖沟。终于，一条坑道又挖成了。 半月后，总攻开始了。号令一发出，我军分几处同时对敌人发起攻击。通过坑道的敌前爆破与突击攻城，这一下把敌人弄懵了，不知我们的主攻点究竟在何处。伤口未愈的柴学久也亲自参加了战斗。他选择好一个地方，和工兵们硬把炸药安放上去，等我们的突击队接近城墙时，柴学久就点燃了引线。只见火光一闪，炸开了一条四五丈宽的大口子。后续部队一跃而起，沿着这炸开的道路，蜂拥地向城内冲去。4000多名日伪军在我军迅猛的打击下，死的死，伤的伤，乖乖地放下了手里的枪。沁阳终于攻克了。 067、英雄团长战胶东——记山东纵队五支队十三团团长李绍桥 1940年3月的沂蒙大地，光秃的山崮耸立，春寒料峭。抗大一分校三支队第六营营长李绍桥，昨天才接到调任山东纵队五支队第十三团首任团长的命令，今天上午就接到新任五支队司令员吴克华的通知，要他立即赶到目前正在沂蒙地区的十三团三营去，以便指挥第三营投入一次重大战斗。 十三团三营，是3月初作为交通营，为迎接一批由山东纵队派往胶东的红军干部而专程来到沂蒙地区的。他们在这里已住了10多天。就在他们行将返回胶东的前几天，营长于得水接到山东纵队司令部的紧急通知：据侦察，沂水、朱位、东里店等5个据点的敌人，要出动400余鬼子兵，向我山东纵队领导机关驻地岱庄、孙祖地区进击。徐向前总指挥决定，调山纵二支队和十三团三营（交通营）在孙祖地区布阵，消灭这股敌人。三营的任务是，在九子峰设伏，截击敌人，并坚决守住九子峰。团长李绍桥一上任就直接去指挥三营作战。 李绍桥，河南省商城县人，1910年生于一个贫农家庭。1930年入党，1931年参加红四方面军，历任班、排、连、营、团长等职，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调到红军大学第三科。翌年，西安事变后，曾在红军教导师二团任副团长。1939年春，又调抗大一分校三支队任第六营营长。1940年1月，抗大一分校从晋东南长治一带东迁山东沂蒙地区，李绍桥来到了齐鲁大地，而且到了火线上。 16日上午，战斗打响了。400多名日本鬼子集中向孙祖、铁峪一带山区进攻，当即遭到二支队的猛烈回击，并堵住其后路。近中午，正当李绍桥举起望远镜循着九子峰的山麓来回扫视时，突然镜头里出现一群鬼子兵，直向九子峰主峰冲击。敌人在靠近山顶之时，九连甩出一排排手榴弹，筑起了一道巨大的烟雾和弹片的墙壁，迫击炮也一发接一发地在敌群中炸裂。敌人的冲击被打垮了。中午以后，战斗尤为激烈，九子峰上烧起一片片大火，但守在主峰上的九连岿然不动。 “动员部队一定要坚守到下午五六点钟，准备晚上配合二支队用白刃格斗消灭敌人！”李绍桥放下望远镜，将设想告诉营长于得水。 至下午6时，三营已打垮敌人连续九次冲锋，把敌人堵截在孙祖镇。进入夜晚指挥部来令，调三营一个连插入孙祖镇，配合二支队消灭敌人。作为二梯队的七连和兄弟部队一起杀进了孙祖，鏖战至拂晓，毙伤日军百余名。三营赢得了徐向前总指挥的表彰和奖励。 1940年秋季一个深夜。昏暗的灯光下，李绍桥专心翻阅着政委苏晓风从旅部开会带回的文件，思索着上级首长给十三团布置的任务。 “为了配合‘百团大战’，为了开辟莱（莱阳）北抗日根据地，要求十三团打一个胜仗！”李绍桥的目光凝视着这几个像是在跳跃着的大字。他炯炯的目光又落到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地图上的三个地点划了三个粗粗的红圈。他用铅笔轻轻地敲着当中的一个红圈，目光滞留在红圈上。 政委苏晓风推门而进，瞥见军用地图上三个粗粗的红圈圈，再仔细一看，红圈里的三个地点写着“招远城”、“半壁店”、“道头”。 李绍桥指着中间一个红圈对政委说：“这是半壁店，它离招远城和道头各15华里，居两地之间。如果派兵攻打道头据点，招远城的鬼子兵会怎样呢？”苏晓风说道：“道头的日寇是一个小队，兵力少，我攻道头，招远城之敌决不会袖手旁观，定会派兵经半壁店向道头增援。”李绍桥会意地笑着说：“对，咱俩想在一起了。我们就在半壁店附近设下埋伏，打他一个‘围点打援’。” 几天后，上级首长批准了他们“围点打援”的作战方案。李绍桥当即向各营作了传达部署。9月9日午夜，各营同时出发，进入阵地。李绍桥亲率三营和临时划归十三团指挥的青年营直抵半壁店，当即察看地形，选定了埋伏地点。八连一排长单忠福带着战士从村中借来两张铁耙，铁刺向上，埋在公路上，撒上牛粪尘土，作好伪装。战士们都静静地趴在青纱帐里，不怕蚊子叮，虫子咬，严阵以待。 一营长官俊亭率一营午夜抵道头后，即将道头围住，于拂晓开始了攻击。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他们摆出了真正攻击的架势。隐蔽在豆地里、沟壑里的战士焦急地等待着援敌的到来，直到天亮，又等到中午12时以后，才把敌人“盼”来了。先是从北面公路上传来汽车的马达声。不一会儿，只见两部汽车上插着日本旗，载着30多个头戴钢盔的日本兵，由北向半壁店开来。汽车安然地过了半壁店，以为没有什么情况，就加大油门，直向八路军的伏击圈驶来。汽车正在急速行进，忽听“噗噗”两声，车身打了个趔趄，停了下来。车上的鬼子兵大惊，有3个鬼子慌忙跳下车，见地皮上竖着一排锋利的耙齿，直刺入车胎。 鬼子兵慌作一团。李绍桥一声令下，战士们立时对准敌人射击。三营各连战士，从隐蔽处一跃而起，直向敌人冲去，杀声震天。 短短的时间里，30多个日本兵大部被击毙，还生俘4个。3个鬼子逃跑了。打扫战场时，七连六班长王殿元和战士王文礼，在车上发现一个不像枪不像炮，还有三条腿支撑的家伙。他们把它抬下汽车，来到李绍桥跟前。李绍桥一看，就惊喜地高叫：“这是一挺九二式重机枪！” 进入9月底以后，胶东战云密布。同日伪军几乎天天打仗。12月下旬，郭家店战后，李绍桥奉命率部向掖县以东的上庄地区转移。同时又得到日寇要进行报复“扫荡”和伺机偷袭的情报。 上庄地区乃游击区，离道头据点很近。部队抵达后，李绍桥即作出相应部署：团部率二营驻上庄，一营驻下庄，三营驻台上。部队严密封锁消息，加强岗哨，特务连还在上庄北面高地派出军事哨，规定了发生情况后部队的集结位置。 21日拂晓，天空飘着雪花，气候骤然变冷。突然，村北头传来枪声。随后，歪把机枪“突突”地狂叫。李绍桥和政委苏晓风几乎同时走出大门口，指挥部队战斗。 经查明，是道头据点日军渡边小队100多人，加伪军200多，于拂晓前撇开大路，专走山间小路，并绕过三营驻地，径直奔向上庄，企图偷袭团部。敌军到了上庄北山，先摸掉了岗哨，然后分成两路隐蔽地从山上杀来：一路阻击二营，一路直取团部。 此时，天色朦胧，隐约可见人影。李绍桥影影绰绰地看到一群日本兵端着刺刀冲了过来。敌人的机枪也像是有目的地封锁了团部住的房子。 “这是鬼子的出奇偷袭！”李绍桥镇定地说道：“政委，你赶快带一支部队，过沙河，到南山控制制高点，我到二营去组织抵抗。” 二营和特务连的部队，因受敌军猛烈火力扫射不能还击，再加敌情不明，分散向村南的南沙河撤退。部队一时出现了混乱。李绍桥急得在部队的后面高喊：“站住！站住！就地抵抗！” 天已大亮，天空还飘着雪花。地上已铺满一层白雪。李绍桥只身从一条小巷子出来，走近河堤试图组织抵抗。就在这时，一股敌人从东边小河堤的内侧插入南大河堤，离李绍桥不到20米。他迅速离开河堤，没走出20米，一阵密集的机枪子弹向他射来，几发掷弹筒炮弹也在他身边爆炸。李绍桥连连中弹，应声倒地，壮烈牺牲在胶东大地上。 （北京军区政治部、51002部队政治部组稿望阳撰写） 068、微山湖畔好儿男——记山东微山湖抗日英雄褚雅青 鲁南微山县塘湖乡李张阿村，是个美丽富饶的小村，东临津浦路，西濒微山湖。村西的沟渠边有一座坟茔，坟茔旁生长着一棵高大的槐树。每年清明节前后，树上开满一串串洁白的槐花。人们在此劳作时，总要往坟上添几锨土，以致使这座坟茔逐渐大起来，在平坦如砥的湖滨平原上，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人们知道，坟茔中安葬着微山湖人民的优秀儿子——抗日英雄褚雅青烈士。 褚雅青1902年出生在山东省微山县李张阿村一户农家。7岁读私塾。曾投军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考进徐州基督医院，学了些医术。回家乡在工人聚集的枣庄煤矿开办学校，还在金庄办“广仁医院”。中共枣庄矿区工委书记郭子化正以“同春堂药店”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由于业务上的交往，褚雅青在郭子化引导和教育下，于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2月，为了做好微山湖东、湖西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工作，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别工作委员会在枣庄成立，郭子化任书记。特委派褚雅青在微山湖东畔开辟新区。褚雅青仍以行医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先后在临城县（今薛城县）周围的沙沟、张阿、郗山、黄庄等地，帮助建立党的支部。 鲁南地区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使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与苏北、鲁西南等地的联系逐渐频繁起来。为了避开敌特的注意，苏鲁临时特委决定将褚雅青开办的广仁医院作为临时特委机关的地下联络站，并在大北庄和高桥开设了两个中药铺，作为联络站的分站。褚雅青负责来往同志的接待工作。他行医的收入，除维持开业所需的资金外，大都用于解决来往同志的膳食费、路费等。 1937年2月，中共苏鲁临时特委改为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划归河南省委领导。这年11月，特委派褚雅青到运河两岸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枣庄沦陷后，褚雅青、郭致远、邱焕文3人将从枣庄撤出的工人组织起来，于1938年3月在大北庄建立了抗日武装。不久，特委指示朱道南、刘景镇率领的抗日自卫团和大北庄抗日武装合编为抗日义勇队第三大队，褚雅青任第三大队第三中队队长，丛衍瑞任指导员。 为抢救战斗中负伤的战士，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决定由褚雅青在西集大庙建立医院。在医务人员、药品和医疗器械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褚雅青从地方动员来几个乡村土医生，整理好由枣庄带来的医疗器械，又投入到救护伤员的工作。 1939年12月，山东纵队第一军区运河支队成立。翌年6月，褚雅青被调往运河支队任作战参谋。10月11日拂晓，日军驻徐州的三十三师团2000余众，在师团长田中的指挥下，分两路向驻库山的苏鲁支队三营和运河支队二大队发起攻击。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黄昏。为了减少伤亡，褚雅青协助支队长孙伯龙率领支队机关特务队和四中队准备突围，然而数倍的日军早已把他们驻守的朱洋沟村团团围住。 12日晨4时，朱洋沟村周围响起了炮声，顿时村内墙倒屋塌，火光冲天。孙伯龙、褚雅青冒着炮火和硝烟，命令战士们以弹坑为掩护，坚守阵地，打击敌人。褚雅青不断更换指挥位置，鼓励同志们英勇杀敌，打退了敌人十几次进攻，后终在一大队的支援下趁着夜幕胜利突围，并连夜急行军赶到津浦铁路以西的郗山。为防止敌人再次合围郗山，我军又东越津浦铁路进入运河地区。使日军妄图消灭运河支队的阴谋落了空。 1940年11月初，鲁南军区决定让运河支队大部进入抱犊崮山区休整。朱道南、褚雅青等率小部队继续在运河西岸坚持斗争。11月8日，部队在湾槐树村被敌人包围。褚雅青身先士卒，协助朱道南指挥部队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以百余人的兵力，粉碎了千余日军的合围突击。槐树湾战斗是运河支队抗日战史上大量歼灭敌人保卫自己的著名战例。战斗中，褚雅青再次负伤，被送往鲁南军区医院治疗休养。伤愈后，他被派往微山湖区去领导地方武装杀敌。 山东微山县南的微山湖，面积663平方公里，同南阳、独山、昭阳等湖合称“四湖”，是北国有名的鱼米之乡。湖中心的微山岛，东西长6公里，南北宽3.5公里，相传商代末年国势颓败，微子数谏纣王，被拒见疑，逃来此地隐居，死后葬于山顶，因而得名微山。1941年春，褚雅青奉命去微山湖一带开展工作。他一回到微山湖边的家乡李张阿村，便与地下党临沙区委的褚思沛、刘茂坦取得了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发动，很快建立起一支精干的抗日武装。他率领这支小部队，在沿湖一带锄汉奸、杀日特，打击了日军的气焰，扩大了党的影响，鼓舞了沿湖群众的抗日斗志。同年4月，这支武装已发展到四五十人，番号“参谋处”。后来指挥部迁至微山岛东端的杨村，驻在岛上的还有邵子真所率运河支队四中队，杜季伟所率铁道大队和张新华所率的微湖大队等几支抗日武装。他们用莲藕、乍草（即金鱼藻，藻类植物）窝窝头充饥，坚持游击战，打击敌人。 6月初，临城据点的日、伪军出动300余人，进占微山岛，在岛上安设了据点，肆意残害百姓，整个微山岛沉浸在腥风血雨之中。群众翘首盼望游击队打回微山岛，救他们出水火。 6月22日，铁道大队、微山湖游击队、运河支队负责人在小袁庄召开会议，决定收复微山岛，并推举褚雅青为作战总指挥。6月23日晚，各路武装分乘十几只帆船向微山岛进发。褚雅青带领3个加强班，主攻杨村东部的伪军团部。褚雅青派部分队员在伪军团部西面组织佯攻，将火力吸引过来。他则亲自率敢死队从东面迅速逼近伪团部北墙，在上掏洞安上4枝鸭枪，向大院里的敌人猛攻。敌人死伤惨重，惊恐万状，于黎明时分推倒东北角的院墙，拼命向微山湖中溃逃，误入渔民为捕鱼而布置的鱼钩阵里，乖乖地当了俘虏。这次战斗，歼灭驻岛伪军200余人，活捉伪团副苏海如，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微山岛又回到人民手中。 同年12月，褚雅青率领的抗日武装已发展到140余人。峄县（旧治今为枣庄市峄城区）县委遂决定成立峄县县大队，县长朱道南兼大队长，李明和、褚雅青任副大队长，花如景任教导员。 1942年春，是山东抗日军民对敌斗争最艰苦的时期。日军实行野蛮残忍的“三光”政策，用频繁的“扫荡”、大规模的“蚕食”和严密的封锁相结合的手段，妄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鲁南则是日军重点“扫荡”的地区之一。峄县县委为保存抗日力量，决定把县大队调到运河南岸。褚雅青按照县委指示，把县大队整编为一个连，并命令其中2个排先转移到运河南岸待命。4月20日得到情报：临城、沙沟、塘湖、韩庄、夏镇的日伪军正在集结，准备大举进攻微山岛。当天晚上，驻岛地方武装及峄县驻微山湖办事处负责人，在运河支队一大队驻地吕蒙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坚守微山岛，并推选运河支队一大队大队长邵子真任总指挥，铁道大队副大队长王志胜、峄县大队副大队长褚雅青、微湖大队长张新华、水上区区长黄克俭为副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吕蒙村，邵子真和教导员唐绍钦率运河支队一大队四中队100余人驻守；铁道大队30余人，滕沛大队30余人分守大、小官庄；微湖大队100余人守墓前村；褚雅青率峄县大队和运河支队一大队二中队守微山岛门户杨村渡口；水上区中队和微山湖办事处负责指挥群众转移。 22日凌晨，日伪军2000余人分乘十几只汽船、几十只帆船在机枪、大炮的掩护下，向杨村渡口扑来，褚雅青率领队员严阵以待。待敌人靠近时，即集中火力猛烈射击，敌伤亡惨重，退回船上。 敌人连续三次进攻均被我打退，湖滩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具具敌人的尸体。敌人正面进攻失利，遂改变策略，一面继续佯攻杨村，一面集中兵力攻打指挥部所在地吕蒙。因敌众我寡，指挥部命令各路武装撤离该岛。由于敌炮火封锁严密，褚雅青未能接到指挥部的命令。上午9时，敌占领该岛西部的山头，架起机枪向杨村阵地猛烈扫射，湖面上的敌人也趁机向岛上扑来。褚雅青将队员分成两个小组，分头抗击敌人。因兵力悬殊，到10时许，褚雅青所率领的部队仅剩几名队员。他本人也身负重伤。他命令幸存的几个战士立即突围，战士们看着受重伤的褚雅青不肯离去，纷纷说：“大队长，我们不能离开你，背，也要把你背出去！”褚雅青着急地说：“不行！我的伤很重，背着我，都出不去。”战士们仍然不走，要同大队长一块与敌人血战到底。褚雅青严肃地说：“同志们，请服从我最后一次命令吧，敌人要上来了，快走！”几位战士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突围出去了。 战士们突围以后，褚雅青强支受伤的身子，烧掉文件，砸毁长枪，又把仅剩的几颗手枪子弹压进枪膛。这时，敌人又攻上来了，还叽哩哇啦嗷嗷乱叫“要捉活的”。褚雅青打倒了几个日军，然后饮弹自尽，壮烈殉国，时年40岁。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李金陵撰写） 069、铁道游击队政委——记鲁南军区铁道大队政委张鸿仪 鲁南人民记得：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这里曾经活跃着一支神出鬼没、使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部队——铁道游击队。 鲁南人民记得：在铁道游击队里，有一位多才多艺、军政兼优、深受指战员爱戴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张鸿仪政委。 张鸿仪1912年出生于山东省郯城县码头镇一个回民家庭。他1935年考入枣庄中兴公司举办的职业中学，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8月，经枣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李微冬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鸿仪在中共鲁南中心县委领导下，与梁度世、李作森、方奕生一起创办了“抗敌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并组织募捐，将募来的钱物支援抗日前线。这年11月，他参加滕县的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任宣传队长。 1938年3月，枣庄沦陷。5月下旬，在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领导下，沛、滕、峄三县抗日武装合编，成立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张鸿仪任第三大队三中队指导员。同年7月，张鸿仪任第三大队副教导员，10月任教导员。尔后，第三大队改编为三营，他任营教导员。 1942年3月，张鸿仪升任鲁南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3年秋又调任鲁南独立支队政委兼沛滕中心县委书记。 当时，在敌占区里，日伪据点星罗棋布，封锁工事纵横交错，抗日游击队进行活动极为不便。张鸿仪坚决执行党组织的指示，积极对日伪军开展宣传攻势，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他常常亲自带领“日本人反战同盟”的人员，晚上把电话单机接到敌人的军用电话线上，点名找日军军官通话，进行反战宣传，搞得日军惶惶不安。对汉奸中的顽固分子，坚决予以镇压。微山湖畔的西苑村，有个名叫张固分的汉奸，猖狂反共，做了很多坏事。张鸿仪曾多次对他进行劝告，但这个死硬的家伙就是不听，遂布置武装人员将其处决，拔掉了这个钉子。张鸿仪还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教育说服了一些伪军政人员和我们建立了关系，使其为我服务。这样，我游击部队能够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往来自如，使当地的抗日游击战争打开了新局面。 1944年10月，张鸿仪被派到铁道游击队任政治委员。 铁道游击队正式名称为鲁南铁道大队。1940年2月在煤城枣庄正式成立，是由一个小情报站发展起来的。开始隶属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后改编为苏鲁支队）领导，不久归鲁南军区建制。这支部队一成立，便在津浦铁路兖（州）徐（州）段和峄（县）枣（庄）、临（城）枣（庄）支线以及微山湖附近进行游击活动，截火车，破铁路，搞情报，捉汉奸，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搞得日寇惶惶不安，当地群众亲昵地称之为铁道游击队。1943年春，鲁南军区决定组建鲁南独立三支队，铁道大队被改编为独立支队二大队。1944年10月，独立支队撤销，二大队恢复铁道大队番号。这时，铁道大队的大部分人员已升级到正规部队，留下的只有20余人。人数少，装备也比较差。在这种情况下，上级调张鸿仪到铁道大队来任政治委员，是为了加强领导，发展力量，重振铁道游击队的凛凛雄风。 张鸿仪来到铁道游击队后，首先想方设法扩大队伍，壮大力量。他与队里的其他领导一起研究扩大队伍的途径和办法。当时他们活动在敌占区，不可能像在根据地那样，动员青年参军。根据敌占区游击活动的特点，张鸿仪提出：在开展游击斗争中发展力量，“走一个村，带一个兵”。这样，不到半年的时间，铁道游击队便重新扩大到300多人。 队伍扩大以后，张鸿仪又及时着手整顿部队的纪律。 铁道游击队本来游击习气比较浓厚，特别是新成分骤然增加以后，又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小农意识比较强，讲究吃得好，玩得痛快，不乐意做群众工作，不注意群众影响，纪律比较松弛。张鸿仪看到，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克服，势必削弱部队的战斗力。于是他就对部队进行我军优良传统的教育，并首先从干部抓起，纠正干部中的一些不良风气。 张鸿仪很注意部队的群众纪律。他常说：“部队好比鱼，群众就是水。鱼离开水活不了，部队离开了群众的支持就不能生存。”他要求部队每驻一村，都要街光、院净、水缸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每次离开村子前，都组织检查小组进行检查。 有时，铁道游击队开到一个新的地区，群众一开始对他们不大了解，看他们穿戴洋里洋气的，以为是国民党的游击队，就说这是一伙二流子。张鸿仪对部队说：“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来解除群众对我们的误解。”一天半夜，天气阴沉，雷鸣电闪，一场暴雨即将来临。当时正值麦收季节，各家各户割下的麦子都摊在场上。张鸿仪和大队长刘金山，立即集合队伍，分头把各家的麦子在下雨之前垛起来，盖好。这件事使村里群众很受感动，都说：“这伙子游击队有老八路的作风。” 张鸿仪很注意对部队进行政治、文化教育，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 铁道游击队从干部到战士，多是文盲，张鸿仪来了以后，就帮助大家学文化。没有课本，他自己编，缺乏纸笔，他就让大家利用空闲时间，在地上、墙上、门板上、手掌上学练写字。他要求每人每天要学会5个字。副大队长王志胜对学文化有畏难情绪，整天叫喊记不住，学不了。张鸿仪对他说：“老王啊，你一定得好好学，现在我们钻山沟，将来胜利了我们还要接管政权！没有文化能行吗？”在他的启发下，大家学文化的热情越来越高，有些同志围着他提问题，他总是耐心地一一解答。彼此之间那么亲热，那么和谐。干部、战士风趣地说：“张政委来这里以后，咱们铁道游击队变成了一所学校。” 张鸿仪还结合文化课给大家讲一些革命道理。有一次他在门板上写了“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几个字，同志们不懂它的含义。张鸿仪就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通俗地进行讲解，使大家明白了：打仗闹革命，不仅是为了自己摆脱压迫，也不仅是为了赶走日本鬼子，更重要的是消灭一切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势力，解放普天下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富强文明的国家。这样一讲，使大家开阔了眼界，更坚定了革命的信念，进一步明确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目标。 张鸿仪能写会画，精通几种乐器，演戏可以扮演几种角色，而且能自编节目。他利用自己的这些特长，把部队的文化生活搞得很活跃。有时部队生活很艰苦，有些同志情绪低沉，他便为大家演奏乐曲，振奋士气。 自从张鸿仪来到铁道游击队，虽然时间不长，但由于他深入扎实、细致入微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提高很快，打汉奸冯子固，打沛县城支庙，打茶棚，打塘湖，打岱王庙，接连取得胜利。在那段时间里，鲁南地区、微山湖畔的抗日游击战争，有声有色、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 1945年5月，铁道大队在滕县北楼、大官庄一带宿营，突然遭日伪军包围。张鸿仪与大队长刘金山，一面命令一连往河西阻击敌人，一面组织部队掩护区政府人员撤退。当撤至龙山头时，发现东西南北方向都有敌人在运动。据侦察人员报告：日寇数千人从临城、官桥、枣庄等据点同时出动，分兵合击，企图围歼我区政府和铁道游击队。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鸿仪毅然提出：由他带领少量人员留下来掩护，刘大队长率领部队突围。刘大队长坚决不同意。正在争执不下时，发现敌人已从南面发起猛烈攻击。这时如果立即突围，我将腹背受敌，会加大伤亡。他俩审时度势，决定先打退南攻之敌，然后寻机突围。于是，他和大队长组织部队，集中火力，一阵猛烈还击，把南攻的敌人压了下去。这时，惟独东北方向枪声稀落，其他几面枪声都比较密集。他们分析东北方向有敌人的羊庄据点，敌人可能以为铁道游击队兵力薄弱，不敢向这个方向突围。遂决定，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就向东北方向突围。经过一番激烈战斗，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为迅速摆脱敌人追击，部队疾速前进。 突然，从背后村庄里又传来密集的枪声。张鸿仪担心后面还有区政府的人员和游击队的战士，就让刘大队长带领部队先走，他带着警卫员郑君伦和战士徐广海、梁传德、孟庄银、刘开喜等返转回去，了解后面的情况。 他们几人重新翻上山头。张鸿仪站在高处，正向枪声激烈的村子瞭望，突然，敌人一颗子弹穿进他的右胸。张鸿仪翻身倒地，昏了过去。警卫员郑君伦立即扑上前去背起张鸿仪，他们边打边撤。 他们刚跑进一个果园，敌人就边打枪边吆喝着追上来了。几个战士迅速把张鸿仪隐蔽起来，并分别隐藏在茂密的树后。只听到敌人喊着“抓活的”追了过去。就这样他们躲过了敌人。 张鸿仪被战士们用担架送到费县金山寺鲁南军区医院。军区领导人专门给医院孟政委发来电报，指示必须全力抢救。在当时药品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军区张光中司令员派人送来三支葡萄糖针剂。但张鸿仪不让用，他说：“我已经不行了，别浪费了，还是留给其他重伤员用吧。”医院孟政委说：“你现在是伤员，要服从医院的治疗。”这才把葡萄糖分三次给他打了。 张鸿仪感到自己已经不行了。一天，他把警卫员郑君伦叫到身边说：“我委托你一件事，我家里还有年迈的老母亲，以后你见到她老人家时对她说，我尽忠不能尽孝，我对不住她老人家。”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我有一双球鞋，一直没舍得穿，送给你作个纪念吧。我还有一块光洋也送给你吧。”这块光洋，郑君伦至今还珍藏着，作为对老政委的怀念。 最后，他说：“我要对军区和铁道游击队的领导和同志们说几句话，你记下来。”郑君伦一字一泪地记下了张鸿仪的遗嘱： “敬告张司令员及鲁南军区党委，尽快给铁道游击队指定人接替我的工作。告诉刘大队长及其他领导同志，形势很好，日寇必定要失败，不要为我悲伤，继续带好部队，努力作战。祝革命早日取得胜利。”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于广益撰写） 070、宋庄血战歼日寇——记冀中军区两个英雄连队 宋庄战斗，我们以两个连少数的兵力，在平原上依据一座孤立的村落，对抗着2500拥有精良装备绝对优势的敌人。就在这种兵力众寡和装备优劣异常悬殊的对比情况下，我们无比英勇、坚决、顽强、果敢的冀中子弟兵，杀伤敌寇坂本旅团长以下官兵1100人之多，而自己只伤亡73人。战斗从白天到黑夜，整整坚持了十四个钟头，最后胜利突围而出。 这是1942年冀中空前激烈反“扫荡”中一个惊天动地的模范战斗。这是人类的智慧和勇敢在残酷战争中一种神奇的创造。在平原游击战争的历史上，在整个革命战争的梯阶上，它都将居于特殊崇高的地位，而永远闪耀其不灭的光辉。当我提笔来写它的时候，我抑不住自己的心灵的感动，我谨向宋庄战斗光荣的英雄们致以无限热烈的敬意。同时，还须请他们和读者一同原谅我的，就是用一枝像我这样生硬的笔，来复写出血肉所创造的如此雄奇壮伟的场面，是难以圆满传达出它本身的完美性和生动性的。我只有忠于自己的责任，用最大的努力来反映它的真实。 队伍开到宋庄 6月8日午夜12时，我们这两个连，在七级村外沉黑夜的广场上吃了早饭。不久便出发了，经过几里地的行军，队伍转移到深泽东北十五里的宋庄。这时天刚明，是6月9日了。 打仗，随时随地都会到来，我们的战斗准备是经常的。每个人都带了几个手榴弹，密密地挂满着一腰围。到了宿营地，第一个任务就是做工事。我们的口号是：“谁多挖一锄头，谁就少挨一炸弹皮！”因此，不管如何疲劳，人们总是首先马上挖工事。在宋庄周围，从村外到村里，一共做了四道工事。 宋庄是一座有400多户人家的中等村落，分为南北两部，两者相距约30米远。我们两个连住在村北，还有两小队的民兵游击队住在一起。在村的南部，住有一个临时组成的混合连——实际上只是半个连的兵力，68个人。 队伍从七级村转移，是因为有许多显著的征象，说明敌人将向七级一带合击。因此，我们主动地跳出他的圈套进至靠近敌方的地区，从侧后打击敌人。到达宋庄后，周围的情况已经异常紧张，四外密密层层的敌据点，都控制着相当大的兵力，而且已有出动的模样。估计我们难以平静地度过这个白天，免不了会有战斗，而且战斗一打响，就必须坚持到天黑。因此队伍进村不久，即动员老百姓出村。只有一对青年男女和一个中年瞎子自己定要留在村里。此外，还有8头黑色的山羊，用铁链锁在羊栏里。 完成了充分的作战装备，我们的部队便休息了，可是哪有时间来休息呵，战斗就在前面等候着。 坂本旅团长之死 几天以前，在宋庄东南的白庄曾打了一个激烈的战斗，结果敌人吃了不小的亏，死伤约计400人，还打死他一个晋藤联队长。就任不久的冀渤特区司令官坂本旅团长，他对白庄战斗的惨败感到很大的伤心。他是一个“勇于负责”的将军，因此，虽然在6月9日早上，他在西固罗开了一个忙碌的会，却打定主意还要亲自去白庄一行，追究那次战斗败的地理上的原因。 9点左右，坂本旅团长带着一个由3个日本人所组成的参观团，由宋庄北面的冶庄头出发了。从冶庄头去白庄，须得经过宋庄的东边。敌人不知道在自己的鼻梁上就隐藏着八路军，在他们心里，这里也是属于所谓“碉堡区”的。 旅团长出巡，仪仗十分煊赫，前面是三十几个手执军刀威武的骑兵，后面是两个中队约300多人的步兵卫戍队。他们看不见我们；我们呢？当他们一出冶庄头的时候，担任警戒的战士，就已经作过“北面发现敌情”的报告。因之每个指战员枪弹都已上膛，取着瞄准待放的姿态了。 九点一刻，坂本旅团长的大驾，到了宋庄东北离我们阵地前沿约30米远的地方。我们发觉了这是“皇军”的高级官员，便在指挥员的命令下，一致开火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的一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马上同时集中火力，瞄准自己的目标射击。掷弹筒打得特别准，一颗炸弹落在坂本旅团长跟前，便把他的脑壳炸碎了。他的骑兵随从和参观团的武士们，也在我们强烈的火力下消灭了。 这边的枪声一响，走到村北的300名卫队，立时就分两路从东、北两面直扑我们的阵地。这是一支不同凡响的精悍的卫队呵，他们的钢盔、制服全是新的，武器装备也全是新的，战斗精神也颇顽强。他们以班为单位，端着轻机枪举行集团冲锋，可是一冲近我们第一道阵地跟前，就被手榴弹打垮了。这些武士道们，一班完了，一班又上来。在末了，这群旅团长优秀的卫队，至多只剩下50余人。 一枝笔不能同时写几方面的事情。当我们的战士跟卫队群举行激烈战斗的时候，附近各据点的敌人已陆续增援上来。宋庄东、西、北三面都有枪炮声，都有敌人的冲锋和我们手榴弹的炸响。 战斗已经如此凶猛展开，东南面的深泽、高庙、大执要一线也有敌人的重兵封锁，一打就走是完全不可能呵。我们坚强的指挥员，一切都了然如胸，决心是敏捷而坚定的，部署是沉着而周密的，我们决定在第一、二道工事周旋8小时，第三道工事坚持到天黑。这就是说，不管敌人的兵力将达到如何强大的程度，我们这两个连，是必须顽强地坚韧地进行一整天的村落战。但我们是进行游击战争的，对于村庄的坚持，只是为了把它作为战术上的凭依，以便于达到一个这样的战略目的——即是在消灭敌人中来保存自己。因此我们的指挥艺术和战术动作，是主动而机灵的。 两种射击 起先，我们依据着村外菜园土墙边的第一道工事，杀伤猛扑而来的敌人。敌人几次的冲锋都被压下去了。 敌人冲锋，“呀！呀！”地狂号，我们的战士默不做声地予以迎击。我们的机关枪和步枪，一点也不乱打，敌人一进入我火力圈内，便猛投手榴弹，大大发扬了近战火器的威力。子弹是宝贵的，我们的口号是：“谁能节省子弹，谁就能坚持到胜利！”战士们都奉守着这个信条，不瞄准便不射击。 在东边，我们一连七班长李清齐同志，这个特等射手，他在土墙下用跪射的姿势接连地打了7枪，由北往南运动着的敌人，不多不少地被他放倒了7个。可是他兴奋得忘记了敌人正用狂蜂一样的枪弹对付他，他立起来招呼邻近的同志说：“瞧，我要再来一个！”头部暴露，不幸，法西斯的枪弹夺去了他勇敢的生命。 在村西庙台上，发现敌人安起一架电台，同时有3挺轻机枪在那边扫射。二连副连长廖治国同志，选择了敌方的一挺机枪射手和弹药手正在接运子弹的时候，打了一枪，一下把两个敌人都打翻了。这架机关枪也就停止了叫嚣。 二连机枪射手边廷杰同志，这个在汉阳兵工厂干了9年的技术工人，他用一梭子子弹，打死了27个敌人。后来为了节省子弹，他让机关枪休息着，却拿起步枪跟敌人战斗。他两枪打倒了4个敌人，第三枪打空了他就不再放，握起了自己的手榴弹。 敌人的冲锋是继续着的。在一门三八野炮和两挺九二式重机枪的掩护下，一群敌人，每十个端着一架轻机枪向着我们村的东口冲击。冲锋的武士道们，离我们已经不很远了，我们的手榴弹正准备着拉火，可是敌人掩护冲锋的炮弹直飞过来，却落在冲锋者的人群中，炸了。接着又是一炮，两炮，全落在这一带。3个炮弹替我们省下了一些手榴弹，敌人躺倒了三十几个，剩下的不得已回去算账去了。 敌人把机关枪、步枪扔在死尸的旁边，离菜园墙外也不过丈多远。可是我们不能出去拿，因为敌人的火力很强烈。但敌人也不敢过来取，因为我们的手榴弹也是怪厉害的。通讯员鲁文才同志，他用一根长竿伸出去，机关枪倒没有捞到，却把两枝三八式钩过来了。 最险恶的两小时 战斗继续进行。 我们的部队坚守宋庄村，不仅打垮了坂本的卫队以及附近各小据点出来的敌人，而且打了深泽、无极、定县、饶阳、旧城、安平远近各大据点增援来的敌人。统计敌人参加宋庄一战的兵力，不下2500人。他们用了各种口径的大炮五六门，掷弹筒三四十个和众多的轻重机枪及瓦斯筒，炮烟飞绕着村庄。 12点的时候，宋庄南面我们那个混合连也跟敌人打上了。这68个指战员，差不多打完了仅有的一点子弹，苦战了3小时，在下午3点，他们突围出来了。这以后，战斗是围绕着村庄北部进行，情势是很严重的。 3点至5点，是敌人最疯狂的两小时，它的突击兵力最大，火力最猛，冲锋最凶。也就是这个时候，敌人举行总攻，我们第一、二两道工事，差不多全被炮火毁平，个个独当一面的战士，这时按照计划完全退到了第三道防线，在村边房角工事里，战斗已经坚持了8小时以上了。 总支书记来回地走着，他向战士喊：“谁能沉着应战，谁就能坚持到底！”“谁能去危险地方，谁就能得到安全！” 这些鼓动口号都起了实际的作用。 民兵同志们防堵着西南角，敌人不断朝这个地方射击。战斗的场面是如此凶猛，民兵们直嚷着要三八大盖。于是二连五班长陈文如同志跑过去，把自己的枪交给他们，并说道：“我跟你们在一起打！”民兵都沉着不慌了。 二连四班的战士们，差不多伤亡了大半，可是班长张文生仍然单独坚守了一个房角与三方面的敌人作战。打了两个钟头，他用手榴弹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战士王子仁，卧倒在街上一座厕所旁边射击，突然一颗炮弹飞过来把厕所完全打翻。他从土堆里爬起来，依然坚持自己的岗位。 这都是随便举的几个例子呵。 后来，村西南角被敌冲进，有15个敌人带着一架轻机枪上了房；二连副连长廖治国急了，领着一个民兵通讯员，悄悄跑进这个院里，他们每人手里握住两个手榴弹，同时往房上掷去，把那爬上房的敌人全打掉了。但敌人继续上房，决心要站住个最初的立脚据点，而我们也加上两个民兵前来继续投弹。敌人连上三次，我们连打三次。4个人打了四十几个手榴弹，敌人在房顶上伤亡便有四十多名。 新战士赵端生，在西南的另一处朝房顶上打手榴弹，打死了两个敌人，自己也受了伤。 战斗更加紧张剧烈，而天是快黑了。我们又适时提出这样的口号：“再坚持半点钟，我们的天下已经来了！”“再熬过半点钟，我们完全胜利！” 在一连二连的接合部，村的东南角上，敌人拼死连续四次冲锋都没冲上，碎身和重伤的敌人摆了满地。我们眼见敌人一个小队长完全失去了再冲的勇气和信心，他迟疑不前，却被他的上级指挥官在阵前枪决了。 天黑以前，敌人的进攻不下30次，可是冲进街打出街，冲进村打出村。我们的战士，在指挥员机动灵妙的指挥下，发挥了充分的火力，粉碎敌人一切攻击的计划。敌人曾一度施放喷嚏性的毒气，但我们事前有备，没有遭受丝毫损害。敌人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呵！ 我们的天下 夏天的黑夜，迟迟降临。近9点时，夜幕终于完全拉下来了。这时候，敌人的伤亡已经过半，一天恶战，到现在面对着可怖的尸场的暗夜，不得不停止了进攻。但是疲倦极了的残余敌人，仍然封锁包围着村庄。它在零散的枪声中杂以浓密的鞭爆，借以迷惑我们，同时在村外道沟旁边点起了一堆堆大柴火，这样来防止我们不意的突击。 敌人还企图能够把我们围住，等待他们期望的新的援兵到来，为他们的旅团长和横躺竖卧的死鬼们找什么补偿，可是现在我们的天下已经来了。 一连二排向东北角突进，走到道沟旁边，敌人还没发觉。因为他们守在火光后面，反而看不清前方；而且精疲力尽的武士们，一大部分已在死尸旁边沉沉地睡觉了。我们的战士从死尸身上踏过，也从睡了的敌人身上踏过。“嗯……嗯……”敌人在地上发出梦呓似的叫唤。我们一个战士好奇地去摸一个躺着的敌人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却被敌人咬了一口。当敌人的哨兵开枪后，我们便投了几颗手榴弹，扔在敌人躺着的地方。接着我们便跟敌人拼起凶恶的刺刀，有的战士把刺刀都刺弯了，就用枪托去打；勇敢的贾满圈曾使枪托打裂了一个敌人的脑壳。 一连战士吴吉彬在突围当中用刺刀杀死敌人的机枪射手，夺了一挺歪把子出来。还有一个战士在敌人睡着的地方背出一架机关枪。 昏迷的敌人被我们一冲便慌乱了。有一个突然惊醒的敌人，竟跟着我们突围的部队跑，后来我们发觉了这顶钢盔，吓得他又猛力往回逃，结果被我们打死了。 我们的部队，就这样突了出来。有的是静悄悄地突击，有的是拼刺刀冲出来的。在突围当中，我们有14个同志受伤，9个同志阵亡。 可是敌人却不知道我们已经全部突围走了。这也难怪，他们怎会相信跟自己打了整天的对手就是这么一点点人呢！他们以为我们是一支庞大的兵团呵，因之区区两连人突围出去，他们并不以为是我们作战部队的全部。他们仍旧围住村庄，不断用零散的枪声，唬着他们心理上的村中的八路军，使得空村的深夜继续不能安静。 据说第二天，天一明敌人就举行冲锋了，他们冲进村没有发现半个人影，觉得十分奇怪。后来一股敌人冲至圈羊的院外，武士们的叫嚣，把吊住了的羊群惊得乱跳，铁链铛铛作响。敌人在朦胧中以为遇见了八路军的伏兵，便劈劈啪啪响起枪来，村外的机枪大炮也轰鸣起来。这时候，保定的敌人800余，已经开来增援，可是现在他们只能把8只山羊歼灭，我们八路军是早已游在平原的大海里去了。 尾声 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到这里，宣告结束了。 现在，我们应该列出几个数目字来表示双方的消耗。 日军被打死的：计有坂本旅团长一员，以下官兵600余名；被打伤的：有官兵300余名。伪军被打死和被打伤的：有官兵200余名。合计敌方伤亡约1200余名。 我们方面呢？阵亡32名，负伤41名，共计73名，其中有连级干部4员。 不久敌人开了坂本旅团长的追悼会，也被迫宣布：宋庄一战他自己伤亡了960名，而我们被歼3000。这当然很难得的，因为他说出了接近真实的自己的伤亡数字。但我们在宋庄却只有两连人，既然造谣是3000，就更证明敌人受创的惨重。它愈掩饰，就愈显出啼笑皆非的苦相。关于敌人的故事，还有几点值得一说： 饶阳出来的敌人300多，回去的只残余九十几个。马垒出来的敌人有100多，回去的却只有28名——其中有一个中队长幸得生还，可是他太悲哀了，自己用手枪打死了自己，有7个兵士也在向东方膜拜之后，一起上吊死了。几个残余的敌人回去没处出气，互相埋怨，竟然自打起来，打了一个多钟头。 传说参加宋庄作战的日军主力，曾有一部分从南洋战场调回来不久。他们叹气地说：“在南洋作战也没打过这样苦的仗，一个村庄的争夺，皇军牺牲了这么多人，真不值得！” （摘编自冀中军区著名记者周游所写《冀中宋庄之战》） 071、求踪访迹觅忠魂——记八路军滨海支队拼刺英雄重布山 我的故乡是个小山村，村东四五里就是诸（城）胶（县）公路。路旁约200米处，有个草绿松翠，野花盛开的岭岗。小时候，我常到这里割草、拾柴。岗上成片的坟头中，有一棵小水桶粗的马尾松，树干上像是刻着什么字。直到五年级时，学校在清明节组织扫墓，我才知道这座大坟中安息着一位不知名的英雄。他是在日本鬼子快投降时，在这山坡上与鬼子拼刺刀战死的，那时我就立下志愿，把烈士的姓名和事迹弄清楚，让他的英名万世传颂。 光阴荏苒，不觉十多年过去，我成了人民军队中的一员，可是长眠在故乡山岭上的英雄的详情却一点儿也没有得到。 1977年秋天，我被抽调参加整理本部队历史资料的工作，这才知道，我们这支部队，正是抗战时期威震滨海的八路军滨海支队二十六团，那么诸胶公路旁牺牲的英雄，极可能是这支部队的。我兴奋极了，连续查阅好几天，终于从成堆的资料中找到了一份字迹模糊的材料，三四页纸，已经发黄变脆。上面记载着1945年7月25日诸胶公路阻击战中二十六团六连一排副排长重布山的战斗事迹。这可是30多年前留下的资料啊！一口气将材料看了五六遍，眼前出现一幕威武的壮剧： 那天夜晚，二十六团六连悄悄地埋伏在这深草密林中，路两侧的山坡上，还有一、三、四连和机枪连。他们的任务是阻击诸城出援之敌，保证八路军攻克埠头、昌城两个据点。在这两个据点里，固守着诸城伪保安团长吕孝先的600余人。敲掉这两颗毒牙，对于我军5月在滨北发起的战役的最后胜利，有着重要意义。重布山抱着一挺机枪，和一、二排的同志，隐蔽在岭岗的前沿，紧盯着诸胶公路。 突然，东北方向连续的爆炸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紧接着，枪炮声此起彼伏。重布山对二排副排长董平田说：“是埠头方向！没错，主力部队与吕孝先干上了！这个跟着日本鬼子吸尽滨海人民血汗的家伙覆灭的时候到了！”公路边的潜伏哨仍没发出敌人到来的信号。“别着急，天不亮，诸城的鬼子恐怕不肯露头。他们吃咱们夜战的苦头还少吗？”董平田像是劝重布山，又像是安慰自己。 太阳三竿子高时，鬼子还是没来。来的是一场倾盆大雨，把同志们浑身上下浇得精湿。连长赵勇看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便命令在前沿的一、二排只留重布山带一个班警戒，其余上坟地去躲雨，队伍还没下去完，赵勇突然发现岭岗和公路之间似乎有敌人在运动，忙命令大家返回，没等人回到前沿，重布山的机枪就对着只有几十米远的敌人开了火。 原来这是日伪增援部队的几个尖兵。他们看到路旁这座岭岗是个制高点，便想抢占，没想到撞在了重布山和战友们的枪口上。 急骤的枪声拉开了阻击战的序幕。鬼子一边用小炮朝岭岗猛轰，一边迅速调队伍。小炮一停，30多个鬼子和伪军顺着高粱棵子往上冲。雷声催促着大雨一个劲地往下泼。重布山任雨水顺着头往下流，眯缝着眼，瞄着鬼子群又扣响了机枪。鬼子倒下几个，其余的退了回去。这时重布山扭头一看，一、二排准备躲雨的同志又都各就原位，心里更踏实了。 二十六团其他4个连队也相继投入战斗。敌人成了瓮中之鳖，妄想抢占岭岗，又接连发起3次冲锋。但是得到的是一次比一次惨重的失败。鬼子集中了所有的机枪、小炮，向重布山打来，恨不得把这片坟地削平，把机枪炸碎。刹那间，岭岗上树枝乱飞，泥土四溅，烟雾腾腾。炮击未停，60多个鬼子和伪军又向阵地扑来。重布山端起机枪，一梭子弹撂倒几个。然后抱着机枪在堑壕和坟头之间来回变换位置，打得敌人防不胜防，弄不清坟地里八路军究竟有多少兵力，不敢轻举妄动。 董平田边向敌人投手榴弹，边叫道：“打得好！”正打得起劲时，重布山的机枪突然不响了，一群鬼子趁机爬起来，从这个方向拥上来。七九式步枪和手榴弹的火力太单薄，怎么也压不住敌人。董平田吃了一惊，边向敌群甩着手榴弹，边向重布山那里跃进。没等到跟前，只见重布山抱着机枪，从坟头后猛地站起来，头上的鲜血还在顺着脖子流。他双眼圆睁，叉开双腿在那里就像一尊威严的金刚。小鬼子一下愣住了，重布山趁机射出一串子弹，最前面的六七个鬼子被打得东倒西歪。他对准后面的鬼子，又抠动了扳机。糟糕，子弹完了。他正想隐蔽起来，突然晃了晃，差点儿倒下。说话间，三四个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上来了，他急中生智，举起枪朝头一个鬼子砸去。鬼子大叫一声，倒在了泥泞里，其他几个鬼子不敢再过来。重布山就端着机枪与他们对峙着。董平田见势不好，“叭叭”几枪打倒了几个鬼子。然后跑到重布山跟前，架着他往草深处跑。 雨势已经小了，但密密的雨丝仍然不停地飘下来。重布山的两处伤口被雨水一浸，痛得直钻心。董平田从衣服上撕下两条布，把重布山的伤口裹了一下，刚裹好，一群鬼子就冲进了坟地。战士们叮叮当当地和鬼子拼上了刺刀。这时，作为机动力量的三排也上来了，他们使用清一色爬管式步枪，枪身和刺刀都比较短，格斗起来显得更加灵活。董平田一看，忙说：“老重，你先别动，我去助他们一臂之力。”说完，拣起一枝三八大盖，冲进敌群。 董平田绰号“猴子”，眨眼功夫就收拾了两三个鬼子，看着战友们在激烈地拼杀，重布山不顾重伤，也拿起一枝三八大盖投入了格斗。他刺死一个鬼子后，有个留着八字胡的鬼子突然扑来，一刀刺中他的腹部，肠子都流了出来，他咬紧牙关，强忍剧痛，将八字胡刺死。然后将肠子塞进肚子，紧了紧腰带。这时重布山满身的血、汗、泥水搅在一起，使他成了个血人、泥人。一个骑高头大马的鬼子看重布山动作迟缓，便呀呀地怪叫着逼了上来，直刺他的前胸。他一闪身，鬼子扑了空，一个踉跄，差点摔倒。等他艰难地转过身时，鬼子也转身扑了上来。重布山移动着沉重的脚步，吃力地同鬼子周旋着。 董平田正和3个鬼子厮杀，忽然发现重布山打着趔趄，力不能支了，便迅速摆脱鬼子的纠缠，向隔着3个坟头的重布山跑去。他刚越过第二个坟头，一个壮烈的场面出现了：鬼子刺向重布山，重布山拨开敌枪，顺势向鬼子头上砸了一枪管，接着用尽最后的力气挺枪向鬼子刺去。鬼子也刺了过来。两把刺刀同时刺中了对方的胸膛。 董平田看到这壮烈的搏斗，失声叫道：“老重！”忙跃到重布山身边。重布山那魁梧的身躯重重地倒在马尾松下的草丛里。他手中紧紧地握着三八大盖，双眼圆睁，仿佛在为没能看到日本强盗的投降而遗憾。 我有幸见到了安徽省军区六安军分区副司令员董平田。这位和重布山生死与共的老革命者，给我详详细细谈了英雄重布山的事迹。他又把我带到了重布山英勇牺牲的前一个多月，也就是1945年6月4日的重罗山战斗中。 那天，泊儿镇日寇200余人，在汉奸李永平300余人配合下进犯我军，滨海支队在重罗山一带与敌激战。傍晚时分，山南阵地仅剩几人，而鬼子又纠集百余人冲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敌群中响起密集的枪声，鬼子不战自乱。原来，是重布山带领六连尖刀班将敌群拦腰截断了。六连本来在重罗山东北方40余里的藏马区石门村活动，听到枪炮声机动增援，赶到重罗山下时天色已晚，便直插过来。重布山带尖刀班赶到东南山脚时，发现鬼子正在进攻，便带领全班隐蔽接敌，突然开火，捅乱了鬼子的蚂蜂窝。阵地上的同志们趁机反冲击，两下夹攻，鬼子首尾不能相顾，死伤十几个。待了一会儿，鬼子慌忙组织反扑。重布山对准一个挥舞着指挥刀的鬼子就是一枪。这鬼子脑袋一歪，只听“唉哟”一声，身后一个伪军上了西天，鬼子哇哇地叫喊几声，挺着刺刀冲来。尖兵班也不示弱，冲入敌群展开了白刃战。 重布山刚刺死一个鬼子兵，使指挥刀的鬼子便扑到了他跟前，正斗得难分难解时，又上来一个伪军。重布山毫不畏惧，力斗二敌。突然，指挥刀虚晃一下，伪军的刺刀向重布山捅过来。重布山用枪管朝伪军拦腰打去。伪军被打倒在指挥刀下，作了替死鬼，重布山更加勇猛，端着闪寒光的刺刀直逼鬼子。鬼子精疲力尽，臂上挨了一刺刀，慌忙逃走。重布山哪肯放过，刺刀直插鬼子后背。这时岭岗上杀声震天，六连主力赶到了。鬼子急忙扔下30余具尸体，从南边夺路而逃。正好董平田带领的火力组在山北边消灭一股敌人后赶来，架起小炮，“轰！轰！”几声响，又有十几个鬼子被炸得血肉横飞。 夜幕四合，战斗进入了尾声。重布山带尖兵班仔细搜寻着每棵树，每块石头。突然，他发现山西边乱嘈嘈地过来一群人，便怀疑是溃散的敌人，忙令全班埋伏起来。果然，两个鬼子和30多个伪军慌不择路，向埋伏圈跑来。伪军已成惊弓之鸟，在战士的刺刀下乖乖地举手投降。鬼子想挣扎，也被战士们迅速缴了械，捆起手来，不料两个鬼子叽哩咕噜地叫着，扑上来乱咬人。重布山让战士们在工事里找了两块门板，将鬼子捆在门板上，抬下山去。 董副司令员说：“这一仗，仅重布山的尖兵班就打死鬼子30余人，活捉伪军30余人、鬼子2人，缴获长短枪40余枝。六连主动参战，为战斗胜利增强了突击力量，受到支队的通令嘉奖。由于这一仗是改编后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支队部在驻地岭西召开祝捷大会。重布山就是那次授予战斗英雄称号的。” “英雄的家乡在哪儿？他入伍前后有些什么经历？”我一心想刨根问底。董副司令却说：“那时战斗频繁，这些事情当时谈得都不多，现在想不起来了……” 我只能告诉读者，关于重布山的简历，陆军第××军的《英雄模范集》第一集中这样记载：重布山，男，汉族，1925年1月生，1942年8月入伍，1944年7月入党，出身贫农，成份农民，文盲，山东省莒南县人。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赵国峰撰写） 072、便衣队长战太行——记冀鲁豫军区昔东独立营便衣队长师富昌 1938年秋的一天，山西省昔阳县楼坪村，突然遭到日本鬼子的袭击。这伙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强盗，烧、杀、掠、抢，炸坏了村里的窑洞，烧毁了村里的房屋，奸淫妇女，宰杀牲畜。一些没有来得及转移的群众被他们用刺刀活活捅死，吊在村头的大树上。鬼子走后，乡亲们返回村里，看到劫后惨景，都失声痛哭起来。人群中有位个子不高，黑脸庞，大眼睛，长得墩墩实实，20多岁的青年，攥紧拳手，牙齿咬得“咯咯”响。一会儿，他跑回家，翻出一把斧子，在一块大条石上“嚓嚓”地磨了又磨。就在这天夜里，离村十多里的鬼子据点的哨兵被人砍了十多斧，头颅挂在一棵树桩上。这件事一下子在村里传开了，乡亲们说：“这一定是师富昌干的，这小子有种！” 师富昌1917年出生，父母早亡，是吃村子“百家饭”长大的，从小养成了坚强、无畏、疾恶如仇的性格。日军逼进山西，家乡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师富昌1938年参加了民兵，后来当上昔东独立营便衣队队长。由于他机智灵活，作战勇敢，功绩卓著，于1944年被选举出席了冀鲁豫边区召开的英雄大会，荣获太行山区杀敌英雄的称号。 这是一个初冬的傍晚，一抹晚霞映在光秃秃的山上，寒风吹过使人发抖。在通往鬼子据点的路上，3个日本兵从附近村子里抢东西回来，一路斜背着枪，大摇大摆，一边走，一边叽哩哇啦地说着什么。师富昌带着便衣队的几个队员，悄悄跟在后面，来到一处有利地形，喊了声：“打！”队员们一齐向鬼子开火，鬼子一伤一亡，剩下的一个撒腿就跑，师富昌和战士们紧追不舍，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鬼子据点，师富昌急叫开枪。但是连打三枪，因射程太远，眼睁睁地让这个鬼子逃走了。原来，他们手中用的都是鸟枪。师富昌心想，打鬼子没有枪不行，想要枪就到鬼子、伪军手里夺。 1940年秋季，高粱红了，师富昌侦察到，日军一个小分队要从冶头镇往昔阳送粮。师富昌带领全队摸到鬼子的必经之路——西固壁埋伏下了。 中午时分，日军打着太阳旗，押着运粮车进入伏击区，师富昌发出信号，战士们手中的鸟枪、土炮一齐喷出火焰。鬼子摸不清虚实，便丢弃粮车，一古脑儿地向前突围。师富昌单枪匹马地追去。追击中，他发现有两个日本兵左顾右盼落在了后边，便从高粱地里悄悄地插到鬼子前面，待鬼子到来，“砰、砰”两枪，两个鬼子被撂倒。鬼子立即展开，向师富昌开火。师富昌高喊：“一班向左，二班向右冲啊！”战士们冲上去，一顿手榴弹，炸得鬼子狼狈逃窜。大家摸摸刚缴获的“三八式”枪，盼望多夺些鬼子的武器。 不久，师富昌带领便衣队袭击敌人的据点。战斗一打响，据点内外的敌人一起向他们开火。他发现一挺轻机枪吐着火舌，便灵机一动，机警地向敌人机枪位置运动。敌机枪阵地在一座小桥上，副射手还正在装压子弹。师富昌将手榴弹扔过去，炸死副射手，趁着硝烟弥漫，飞身跃到桥下，抓住鬼子手中的机枪，已被炸伤的鬼子机枪手死死抱住不放。师富昌飞起一脚，踢到鬼子头上，鬼子顿时毙命。师富昌顺手架起机枪向敌据点扫射，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 经过几次战斗，便衣队先后从日寇手中夺得了10多枝（挺）“歪把子”、“三八式”。 1943年夏，日寇纠集1000多人，合击昔东抗日根据地。鬼子每“扫荡”一地，除抢夺财物外，还要捕捉抗日群众和干部，叫他们挖战壕，修碉堡。 一日，日军押解在南川一地捕捉的抗日干部、家属及群众近百人，企图经过赵壁、丰居，回昔阳城。上级命令师富昌带领便衣队在赵壁与县城之间设伏，营救群众。师富昌带领侦察员经过侦察，弄清了鬼子序列：一个小分队押解群众在前面，后面是大队人马。他和战士们一块研究了作战方案。他带两名战士奇袭，解求群众，其他人员负责佯攻，吸引敌人。太阳已经偏西，鬼子出现在大路上。负责佯攻的战士突然向鬼子开火，师富昌借机带领两名战士，利用青纱帐掩护，向前面的鬼子摸去，击毙两个敌人。鬼子发现他们人少，围了上来。师富昌按原计划，边跑边射击，吸引鬼子追击，同时高声大喊：“乡亲们，快往路两边跑啊！”鬼子小队长挥着洋刀，带着二十几个鬼子兵，向他们扑来，看样子想捉活的。师富昌命令一个战士快去组织群众转移，自己留下掩护。鬼子兵一步步逼近师富昌，师富昌满腔怒火凝聚在两枝手枪上，举起双手，左右开弓，撂倒几个鬼子。狡猾的敌人见只他一个人，仍然不顾一切地向师富昌冲去。这时，师富昌的子弹打完了，情况越来越急。他急中生智，从腰间拔出两颗手榴弹，高高举起，作出与鬼子同归于尽的架式。 那些平时标榜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兵，面对如此突然的情况，顿时吓得大乱。他们相互挤撞，有的跑，有的卧倒。就在这一瞬间，师富昌跃起，三蹦两跳，冲出合围圈，又回头将手榴弹甩向敌人。等到鬼子清醒过来，他已经消失在一片高粱地里。 被鬼子抓走的群众得救了。师富昌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他的事迹在群众中传颂。乡亲们说得神奇活现。 日军驻昔阳的特务机关像魔鬼一样，四处活动，八路军敌工站联络员王福田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营救的任务落在了师富昌肩上。为了搞清王福田被捕后的情况，师富昌装扮成给鬼子送柴的民夫，混进冶头镇，通过内线了解到王福田就关在伪警察署内。他和战友们对敌情作了认真分析。驻冶头镇的伪警察署，是日寇驻昔阳城特务机关的派遣单位，这个特务机关的头目清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在昔阳县亲手制造了五大惨案，杀害群众数以千计；驻冶头镇的伪警察署是这个刽子手纠集地痞流氓组成的，其头目刘锁元是作恶多端的铁杆汉奸，是清水的忠实走狗。估计他会瞒着驻冶头镇的鬼子，把王福田直接送到清水手里，以讨好主子，很可能在一两日内把王福田从冶头镇押送至县城。为了保证王福田的安全，师富昌决定智取：化装成行人，在公路上与敌相遇，狭路相逢，短兵相接，抢先下手，毙敌救友。 翌日清晨，3个挑运粮食的农民，由西至东，大步行走在公路上。不一会儿，发现敌情：前面一匹马，一头毛驴，骑马的是刘锁元，得意忘形地抽着烟。王福田被捆在毛驴上，后面跟着一个班的伪警察。师富昌悄悄对两个队员说：“我来对付那个骑马的，你们搞伪警察。”他飕飕几步跑到刘锁元侧面。这家伙很警觉，问道：“干什么的，快走开！”说话的同时，手摸驳壳枪。师富昌眼疾手快，突然抡起扁担，用尽平生力气，一下把刘锁元打下马来，一脚踏在刘锁元的背上，枪口抵着他的脑壳，“砰”的一枪结果了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与此同时，两名队员突然举枪，大吼一声：“不准动，你们被包围了，快放下武器。”失魂落魄的伪警察听到吼声，个个磕头求饶，举手缴械。 战斗结束了，昔东抗日根据地人民编了一个顺口溜，颂扬师富昌： 杀敌英雄师富昌，机智勇敢巧化装， 活捉了伪警察，缴获了伪警的枪。 （成都军区政治部组稿张汉昌曹军撰写） 073、智勇双全赛“诸葛”——记冀东十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 在天津市蓟县县城西北12公里处，有一座风景秀丽的名山——盘山。它是燕山余脉，平均海拔500米，主峰864米，历史上誉为“京东第一山”。山上亭台寺庙，奇泉怪石，美不胜收；山下烈士陵园，鲜花拥簇，松柏环绕，一座高达30米左右的革命纪念塔，拔地而起，雄伟壮观。塔上镌刻着聂荣臻元帅的亲笔题词，在骄阳之下闪闪发光。位于塔前墓碑主位的坟茔，就是当年创建盘山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冀东十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烈士的陵墓。 他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胆大心细，长于谋略，被誉为盘山抗战一“诸葛”，在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舞台上，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动人心魄的活剧。 包森，原名赵宝森，又名赵寒，1911年7月21日出生在陕西蒲城县三合镇义龙乡赵家村的一户农家。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在泾阳、三原一带领导农民游击战争，在“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从事政治工作，数次被捕入狱。西安事变后获释，入西北军杨虎城部任特务营二连指导员，1937年3月，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秋，在抗大毕业后，被派往敌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独立第一师地方工作队，在河北省唐县、定县等地工作。不久，又随军挺进（北）平西，任邓华部三十三大队党总支书记。他身穿灰军装，头戴一顶红军帽，带领部队奋勇战斗在抗日最前线。 1938年7月底，八路军第四纵队主力即将入长城，包森奉命率一个连40多人，留在兴隆县河川一带活动。他率部首先歼灭佛爷来村伪警察局，开仓放粮；又设伏于罗文峪口外之药王庙，伏击自佛爷来村返回遵化之敌，俘伪军70多名。包森又向南到长城沿线洪山口一带活动，缴了尤山口金矿矿警的武装。所到之处，张贴布告，宣传抗战，筹粮筹衣。仅两月时间，包森所部就扩大到200多人，开辟了兴隆东南、遵化东北游击区。10月，八路军第四纵队撤向平西整训，留下八路军3个支队在冀东坚持活动，包森部为二支队。 在一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包森率领二支队英勇作战，先后以奇袭、奔袭、强攻等灵活战术，共歼灭日伪军数百人。其中以活捉日本天皇表弟、宪兵大佐赤本最为有名。 那是1939年初春，日军派天皇表弟、宪兵大佐赤本坐镇遵化城，向冀东游击区大举进攻。包森率领二支队化装成老百姓，开展地下斗争。赤本以为游击队败退了，就忘乎所以，竟想亲手活捉包森。4月26日，他仅带2名翻译和1名被俘的游击队员出犯，把日军守备队远远甩在后面，进入遵化东北之孟子院村时，恰与二支队侦察员相遇。被俘队员与他们相识，急忙暗示侦察员扑上去，将赤本生擒。当后面的日军赶到时，游击队已将赤本处决，及时转移他乡。赤本被处决，日本朝野为之震惊。 1940年1月，冀热察挺进军决定重新开辟盘山抗日根据地，并决定派副司令员包森到盘山，主持西部军事工作。 盘山屹立在冀东蓟县境内，山势雄伟险峻。 1940年6月10日深夜，包森带领通信班16人，在进军盘山途中，宿营于城东南的黄台村。由于敌探告密，翌日午前敌人突然分三路包围而来，南面之敌首先到达。包森留数人在村内掩护，率8人向东北转移，未能冲出，又向西突围，也被日军堵击。包森临危不惧，带领部队左冲右突，终于从黄台口子冲出重围。 黄台突围之后，包森率领近200人的队伍，披星戴月，从遵化南部向盘山挺进。拂晓前，部队到达田各庄。蓟县的日伪军全部出动，还从北平调来飞机助战，包围了田各庄。包森认真分析敌情，作出正确判断：敌人既然发觉我们要西进盘山的意图，就不只是堵截，还会在路上设置埋伏，若按原定路线前进，将会凶多吉少。他下定决心，趁敌不备，挥兵西进，夺占盘山。 夕阳西沉，夜幕初降。未等敌人包围合拢，包森带领部队从南面悄悄地撤出，渡过果河，向西南挺进，摆脱了围困之敌，到达玉田县的小王庄。这里远离县城，部队休息了一天。晚上出发，又折回向西北行进，几天之后，终于胜利地到达盘山。 包森为了巩固盘山这块根据地，及时整顿了当地的游击队，剿灭了几股土匪，处决了大恶霸田秀，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并加强了瓦解伪军的工作。成立了盘山地区八路军政治处，还建立了小规模的随营学校，训练军政干部，使盘山地区的抗战局面迅速改观。 6月下旬，日军一个骑兵中队窜入盘山。包森指挥第十三支队一部，在盘山百草洼设伏，全歼日军武岛骑兵中队70余人，首创冀东八路军全歼整个中队日军的战例。 这年7月，撤销第十三支队建制，成立冀东军分区，李运昌任司令员，李楚离任政治委员，包森任副司令员，曾克林任参谋长，刘诚光任政治部主任。是年秋，十三团宣告成立，包森兼任团长。包森率领十三团，在盘山南苦战经年，战斗百余次，终于打开了局面。游击区扩大到蓟县、平谷全境，南至玉田、宝坻、宁河边界，北至兴隆、密云长城沿线。冀东全区游击队达7000多人，根据地人口200余万人，成立了7个县政府，为把冀东地区建成强大的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包森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在当地群众中盛传包副司令员会神算，赛过当年的诸葛亮。 1940年8月的一天下午，包森带领部队开到王庄子。他带领几名干部，察看公路的西端的地形后说：“今天非和敌人打一仗不可！” “为什么？”一个干部不解地问。 “我有这个感觉。”包森神秘地笑着说。 果然，不一会儿，侦察员来报告：“敌人有两个团兵力向这里扑来，离这里只有十几里了。” “好，准备战斗！”包森一声令下。天快黑时，战斗开始，由于十三团早有准备，结果打得敌人狼狈而逃。有的干部请教包森：“你怎么知道敌人非来不可呢？”包森说：“你们没有观察到公路的西端有长长的一道烟尘吗？兵书讲：远方烟尘弥漫，必有大队人马行动。眼下敌强我弱，咱们的大部队不会在白天行动，那不是敌人才怪呢？！我就是根据这一点判断的。”部队官兵心服口服，伸出大拇指说：“神了，太神了！” 在遵化县与蓟县交界的大稻地村，驻着日军一个骑兵中队，十分骄狂。包森决心消灭这支骄兵，给八路军、游击队长志气，显威风。 这年夏季的一天，包森带一、三营向盘山西部果香峪一带活动，二营留守营地。敌骑兵中队得知后，以为有机可乘，便骑着大洋马，闯进盘山根据地。二营巧妙地将敌人诱进一条山沟，部队埋伏在东面山头上，准备给以沉重打击。这时，包森恰好带部队返回路经此地，也发现了这股进入山沟的敌人，遂将计就计，将部队埋伏在西山上，用军号和二营取得联系，并派出一队精兵将山口堵住，把日寇全部围在山沟，关起门来打狗！包森带领部队居高临下，两面夹击，直打得敌军人仰马翻，鬼哭狼嚎。仅仅用了4个多小时，除两名敌骑兵逃跑之外，其余全部被歼，又一次创造了冀东部队全歼日军整个中队的战例。 1941年12月上旬，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驻守盘山地区的日军被调走，交给伪军驻防，实施“以华治华”的毒计。11月初，伪“治安军”以“清剿剔抉”的手段，向冀东根据地“扫荡”，实施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共冀东分委、冀东军分区研究决定，乘敌立足未稳之际，给敌以迎头痛击，并在实战中提高部队战斗力，补充武器装备。 遵化城东之东双城的“治安军”，是伪第三集团第五团的一个加强营，共200余人，工事完整，能攻能守，对八路军威胁很大。包森奉命率领十三团特务连、三营和遵化游击队拔掉这个据点。 11月26日凌晨，包森带领部队发动进攻。初战开始，“治安军”倚恃坚固的工事和精良装备，拼命还击，将包森指挥的后续部队压制在村外的小河边，无法前进。包森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态势之后，认为：白天利敌不利我，先拖住敌人，晚上利我不利敌，再狠狠地打。 夜幕降临了，“治安军”一个个变成了睁眼瞎，恐慌地乱射击。包森率领的这些“夜老虎”们大显神通，不一会儿就冲破了“治安军”的一道道防线，冲进据点，逐屋争夺。打了多半夜，将“治安军”团团围住。不多时，大部分“治安军”被毙俘，少数“治安军”连同日军顾问，钻进了村西北角的炮楼里继续顽抗，被我冲上去的几名队员，一把火给烧了个净光。一个加强营的“治安军”，就这样被消灭了。 1942年1月12日，包森得到一个重要情报：驻防玉田县城的“治安军”第二天要进燕山口，到头道山北平安城“扫荡”。燕山口是头道山的一个山口，这里南北5里，东西10里，没有人烟，是消灭“治安军”的好战场。于是当机立断，率7个连的兵力，星夜行军15公里，于午夜时分，赶到平安城西南10公里的果河北岸的蔡老庄一带设伏。 当包森在果河北岸连夜布阵时，玉田县“治安军”第一集团军司令部和两个团上千人也倾巢北犯。它的先头连很快闯进了包森十三团四连阵地，被迎头碰回。大批“治安军”聚集在果河南岸，一面打枪，一面叫骂：“天亮就消灭你们！” 包森发觉“治安军”无意在天亮前进攻，又不见有包抄的迹象，遂及时调兵遣将，死死地将敌人装进了“口袋”。 13日拂晓，“治安军”第四团便全部暴露在包森部队的火力之下。七连首先从敌人前沿部队的右后方开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治安军”阵脚大乱。包森命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刹那间，各路神兵直扑敌营，前后夹击，左右堵截，“治安军”机炮连200余人被十三团俘虏，其余的“治安军”早被吓破了胆，哪儿还敢恋战，丢弃4门迫击炮和4挺重机枪，狼狈地逃回燕各庄。这500多名“治安军”刚到村头，就听到“缴枪不杀”的喊声。“治安军”一个个目瞪口呆，都乖乖地举起了双手缴枪投降。 还有200多名“治安军”，在几名日军教官的带领下，退到山上的别古寺里，凭借着山势天险，株守待援。 这时，包森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全部兵力，决定在敌援兵赶到之前，乘胜追击，全歼敌人。 包森来到担任主攻任务的三营阵地亲自指挥。由于山高路险，强攻几次，均未成功，营长耿玉辉有点儿犹豫了。包森早就摸透了这位老战友的脾气，故意大声问： “老耿，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50岁了。”耿营长如实地回答。 “老了！”包森故意地叹了一口长气。 这激将法果然有效。耿营长最不服气人家说他“老了”。只见他甩掉皮夹克，拔出手枪，一马当先冲了上去。“治安军”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哪有招架之力？便打死日军教官，举起白旗，向八路军投降。 围歼“治安军”第四团的战斗刚刚结束，战士们正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敌第二集团司令部和“治安军”第三团又向燕各庄进犯。包森命令三营迎头痛击，让特务连在果河南岸高地上架起机枪，向增援的“治安军”猛烈射击。敌人听到“治安军”第四团已被全歼，便丢下山炮溃逃。果河沿战斗全部胜利结束。 果河沿战斗是以少胜多的一个突出的战例，是在包森副司令员兼十三团团长的亲自指挥下取得的，它体现了包森的勇敢精神和超人的谋略。包森以7个连的兵力，实际参战的仅有5个连，就全歼了“治安军”一个团，击溃敌集团司令部和另一个团，毙俘“治安军”官兵近千人，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4门，重机枪4挺，轻机枪23挺，长短枪700余枝，弹药10万发以及电台、骡马等众多的战利品。 1942年2月27日，包森带领部队驻在遵化县西北20里的野户山村时，不幸遭到日军和伪“满洲队”的突然袭击。包森带领部队迅速转移到北山上，敌人穷追不舍。包森在山上用望远镜一面观察敌情，一边布阵设防，准备痛击入侵之敌。不料一股穷凶极恶的日军，从包森还未来得及设防的一条山沟里凶猛地冲上来，拼命射击。包森带领部队，将这股日军击退。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了包森的胸膛，血如泉涌。包森自知伤势严重，立即指定代理人继续指挥战斗。当战士们含着泪水，要把他抬下战场时，包森这位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战将，壮烈地牺牲了，时年32岁。 （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稿李敏杰、李学军撰写） 074、血沃幽燕“小白龙”——记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团长白乙化 “革命是我们的权利，牺牲是我们的义务！” 这是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英雄、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团长、平北根据地创建者之一白乙化生前的豪语。他身体魁梧，络腮胡须，行走如飞，打起仗来，总是亲临火线，身先士卒，人们常叫他“小白龙”、“白大胡子”。1941年2月，他为保卫平北根据地牺牲在密云县境内的绛蓬山。 白乙化，满族，1911年6月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石场圩村。他天资聪颖，且勤奋好学，少年上私塾就读时，既能够书写一手好字，也会写旧体诗，以“白才子”名闻乡间。1924年，白乙化在亲友们的资助下，考入了辽阳县立中学。 1928年，立志武装救国的白乙化，考入沈阳东北军教导队，后又升入东北讲武堂步兵科学习军事，成为东北军的一位初级军官。1929年秋，他考入北平中国大学预科攻读政治经济学，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战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白乙化义愤满腔，夜不成眠，向中国大学当局提出抗战杀敌的申请书，写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吾当先去杀敌，再来求学。如能战死在抗战杀敌的战场上，余愿得偿矣！” 1932年，白乙化返回故乡——辽阳石场圩，以教书为名，联系四方志士，宣传抗日救亡，秘密积蓄力量。次年，他便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东北抗日义勇救国军，转战于热北、辽西，连战连捷。从此，“平东洋”成了这支队伍的司令——白乙化的绰号，也成了这支队伍的称号。人民群众和爱国志士，纷纷挥戈而从，义勇军队伍发展到3000余人。到1933年春，该义勇军粮弹不继，退入关内时，国民党三十二军以援助为名，将他们骗到冷口，缴械遣散。白乙化悲愤地又回到北平中国大学学习。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企图使华北政权特殊化，进而灭亡中国。国民党蒋介石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命令军队“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民族危急日益加深，因而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白乙化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爱国学生抗日救亡示威游行，被称为运动中的“虎将”。 1936年夏，白乙化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以东北流亡学生的身份，到东北义勇军绥西垦区（绥远省西部河套地区和硕公中垦区）工作，先后任中共绥西特委委员、垦区工委书记、垦区特委书记等职。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纷纷投入抗战之中。白乙化为核心的绥西垦区特委审时度势，决定举行武装起义。遂以抗日先锋队的名义，夺取了垦区的全部枪械，组成了一支抗日武装队伍。 这年年底，抗日先锋队决定开赴抗日前线。渡过黄河后，这支队伍在晋西北河曲的煤窑沟打了第一个大胜仗。部队在河曲经过整编和严格训练，成为一支军政素质较好的队伍，白乙化担任了抗日先锋队总队长，配合八路军第一二零师三五九旅，粉碎了日伪对雁北抗日根据地的围攻。 1939年4月，抗日先锋队由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的王震介绍，挺进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同冀东人民抗日联军合编为华北抗日联军，王仲华（董毓华）任司令，白乙化任副司令。不久，改编为八路军挺进军第十团，白乙化任团长。 平西是晋察冀根据地北面的屏障，又是八路军向冀东和平北发展的前进阵地。1939年夏，十团在白乙化的领导和指挥下，初战雁翅（北平门头沟西部、永定河北岸）告捷。夏秋之交，十团在平西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沿河城猪窝（珠窝）战斗，首创一次歼敌一个中队的战例。 1939年11月，中共冀热察区委员会和冀热察挺进军军政委员会提出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这样三位一体的战略部署，并确定对平北采取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 同月，平西部队进行整编，组成冀热察挺进军第六、七、九、十、十二、十三团，白乙化任第十团团长。1940年3月，余寒犹厉，敌人从北平近郊各据点及张家口调集了9000余名日伪军，分10路向平西地区发动大“扫荡”，企图围歼挺进军于永定河南岸。3月9日，平西军民反“扫荡”战斗打响，十团首先同永定河北岸一股约6000人的敌军展开激战，在门头沟地区给敌重大杀伤；又在青白口、碣石两处伏击和截击敌人，毙伤日伪军100余人，迟滞了敌人行动。 4月底，正是平北山区杨柳吐鹅黄，粉白的杏花、丹霞般的桃花、洁白如霜的梨花竞相开放，争奇斗妍的时节。白乙化奉命率十团赴平北，创建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这里地处北平郊区，潮河、白河两岸，其中长城要隘白马关、古北口，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白乙化深知，此时，冀热察区党委派钟辉琨所率领的20多名党政干部和第九团八连，已在昌平、延庆、怀柔、赤城、龙关之间的广大地区发展，基本站住了脚，但丰滦密地区是伪满洲国、伪蒙疆政府统治较久，并建成一套较严密的统治机构的地区，又紧靠伪华北政府统治中心北平及日军的重要战略基地张家口、承德，而且抗战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敌人增强了对后方的统治。白乙化认识到要开辟平北，不仅要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还要采取正确的战略方针。他根据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确定的采取波浪式的发展，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和以小部队多点渗透，发动群众，隐蔽开辟，站稳一点，再找一个新点，逐次展开的战术，制定了“梯次进兵”的方案，由团参谋长才山、政治处主任吴涛、三营营长翟飞、教导员王波率领三营及团部部分工作人员作为先遣队，直捣敌后方心腹地区古北口、白马关一带。5月20日，白乙化率团直属队和一营，突破以“锁钥北门天设险，壮哉峻岭走长龙”著称的长城名塞居庸关，闪电般穿过平绥路，在昌平县沙塘沟对来犯的伪满洲军第三十五团第二营进行猛烈反击，毙伤敌营长以下40余人；又于南天门全歼伪满洲军1个排，并攻克密云县境的玻璃庙据点，俘伪警察40余人。5月底，十团1000余人都进入密云县境内，展开了丰滦密地区的游击战争。 密云县境，是燕山的主脉，群峰环峙，山势陡峭，明长城盘旋在崇山峻岭之中，白河从山谷中蜿蜒奔流，地形险要。全团在密云赶河厂会合后，白乙化对敌情、民情和地理环境作了细致的调查，把林深草密，沟壑纵横，东临平原，横跨长城内外的云蒙山区定为根据地中心区；依据当地政治、经济状况，提出“集中主力于外线打破敌人，掩护内线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策略。他从团的机关和连队抽调了40余名干部，与上级党委的工作组一道，分头发动群众，建立和巩固县、区抗日政权，组织地方游击队。还把群众中的抗日救国积极分子集中起来，举办了干部训练班。这些抗日骨干走上新的岗位后，采取“母鸡下蛋”的办法，将丰滦密山区和平原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建立起8个行政区，各区都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白河、白马关、古北口、四海等地游击队也发展起来，一部分成为十团主力部队（如二营）。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形成了。 从1940年夏以来，白乙化紧紧抓住武装斗争这个中心环节，率十团主力北出长城，向敌伪展开游击战争。为了吸引敌人，减轻内线压力，白乙化率领部队忽南忽北，声东击西，牵着敌人鼻子团团转。有一次，他们甩掉了前来追击的300多名日伪军，一举捣毁五道营据点，旋即东进小白旗，重创敌军，然后挥戈南下袭破司营子据点，继而北上攻克滦平县西虎什哈据点。当敌人觉得十团销声匿迹时，他们又突袭大草坪，歼敌1个营。 1940年7月，白乙化率十团主力返回长城内。 怀柔火车站是当时平北敌人战备物资聚集地，从东北经平古铁路运来的军火，堆积在怀柔火车站至吊台之间，有的装车随时准备运出。白乙化等领导同志决定，抢在敌人运出之前，将这批军火物资炸毁，命令七连执行此项任务。白乙化率十团一部，在怀柔县城西北的四海冶、渤海所等敌伪据点附近加强活动，以调动敌人，转移敌之注意力。敌守备队长山本，果然从怀柔抽调兵力增援。就在此时，十团七连隐蔽在怀柔城北于家坟，晚9时直奔火车站。站内铁路工人即把火车上的炸药点燃，投入敌军火库。当山本听到大爆炸的巨响后，领着一队日军奔赴车站时，即遭到十团七连的痛击。这一胜利喜讯，很快传遍华北各地，抗日军民无不拍手称快。 1940年9月23日，日伪调集4000余兵力，对丰滦密地区进行了长达78天的大“扫荡”。白乙化等制定了“敌进我进，到外线去打击敌人，开辟新地区”的反“扫荡”方针。命令三营留守根据地，在内线分散游击，集中歼敌；自己则率一营到外线，在长城外潮河以东打击敌人，在大峪、土门全歼日军1个小队。当敌人将要结束“扫荡”时，十团一营返回内线，于冯家峪南弯子设伏，给撤退的日军“常胜部队”哲田中队以歼灭性打击，使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 反“扫荡”斗争胜利后，已是秋风劲吹，黄叶翻飞的时节，天气逐渐寒冷起来。敌人到处散布谣言：“树叶落，八路军走！”但是，白乙化对过冬御寒已有准备。他让部队拿出棉花，动员根据地的妇女昼夜赶制棉军衣；同时又通过地下工作人员，从北平买来毡帽盔。他高大的身躯站在战士队列前，自豪地说：“我们，棉衣穿上了，新式‘钢盔’戴上了！敌人靠‘扫荡’不能赶走我们，靠老天爷更休想赶走我们！” 冬去春来，1941年春，白乙化在马营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把以云蒙山为基地的丰滦密根据地向伪满统治区扩展，北向云雾山区发展，把战争推向敌占区。会议刚结束，2月4日，伪满滦平县警务科长关直雄指挥“讨伐”大队，向白河十团防地马营偷袭。十团在白乙化的指挥下，布下口袋阵，在马营西山与敌展开激战。战斗从上午10时持续到下午3时许，毙俘敌117人。残敌龟缩在鹿皮关烽火台里负隅顽抗，妄图待夜幕降临后突围。 下午4时，白乙化站在绛蓬山上，手持指挥旗，命令一营营长王元：“一营冲锋！”话音刚落，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白乙化的头部。他倒下了，时年仅29岁。 同月20日，十团指战员、丰滦密联合县政府及人民群众、爱国僧侣300余人，在北后城村召开追悼白乙化烈士大会。1944年，丰滦密联合县和冀东第五地区队，为白乙化烈士建立了镌刻有“民族英雄”4个大字的纪念碑。1984年，密云县人民政府重建了白乙化烈士纪念碑，当年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的肖克将军手书碑文：“血沃幽燕，名垂千古”。白乙化所创建的业绩和他的革命精神，将与巍巍燕山共千秋！ （总政治部组织部组稿石魁撰写） 075、南满抗日先驱者——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参谋长李红光 1932年春，在通往吉林省呼兰镇的崎岖山路上，出现了7个骑马人。他们走出一道山口时，最前面的那匹黄骠马，一声长嘶，减慢了速度。李红光就骑在这匹马上，他勒住马缰，眺望远处山脚下呼兰镇内上升的炊烟，招呼6名战士：“目的地快到了，就在这里换换打扮吧。” 他个头不高，面庞清瘦，眸子很亮，那线条分明的嘴角，为他平添了一分早熟和刚毅。他于1910年出生在朝鲜京畿道龙任郡丹洞的一个贫农家庭里，1918年，正在读书的李红光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随着父母来到中国吉林省伊通县。李红光咀嚼着受奴役受压迫的苦味渐渐长大了，对家人说：“我们朝鲜祖国沦陷了，第二故乡中国也受日本鬼子凌辱，此仇不报我愧对这两个祖国啊！”1930年，李红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斗争。“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奉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组成磐石县第一支抗日武装——由他任队长的7人“打狗队”。 看看日头快要落山了，李红光换上一件羊皮袄，又拿了顶旧毡帽往脑门上一扣，袖着手吆喝道：“狗皮牛皮黄狼子皮，好皮色卖个好价钱，家有存货别耽搁，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 李红光牵着马，带着几个伙计打扮的战士，朝山下走去。他们要去的呼兰镇，是吉林省中南部半山区磐石县的一个重镇。日伪军在那里建立了一些所谓“保民会”，扶植当地的汉奸恶霸在村屯中筑土堡，设路障，公开杀害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群众骂他们是“二鬼子”、“日本人的狗”。李红光组织的这支“打狗队”，就是专门对付这些“狗”的。这天夜间，他们把呼兰镇几条“狗”捉住了。 李红光就这样常带着战士，以收皮货为掩护，走村串户动员群众抗日，同时伺机出击掏“狗窝”。打狗队在不长时间里消灭了50多个汉奸走狗。 1932年4月3日，李红光等同志经过广泛发动群众，在磐石县蛤蟆河子地区召开上千人的反日群众大会。李红光站在土台上，高声说道：“今天公审，是群众对汉奸的公审，是正义对邪恶的公审。乡亲们说，对这些家伙咋处理？” 黑压压的会场里响起了一阵炸雷般的怒吼声、痛骂声，还夹杂着呜呜的哭泣声。经过公审，处决了那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狗”。 会后，李红光趁热打铁，率领群众举着红旗，拿着棍棒，扛着锹镐，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鬼子赶出中国去！”的口号，示威游行。而后把吉海铁路老爷岭一段的铁轨，全翻到了河里，还烧掉了枕木和沿线的电杆、电线，破坏了桥梁。 轰动整个东北的哈蟆河子暴动后，李红光的“打狗队”队员大增，武器也多了。1932年5月，经中共磐石县委批准，“打狗队”改名为“磐石工农义勇军”。这支游击队成了南满抗日的革命火种。 1932年11月，一场大雪过后，李红光和两名战士从密营出发，乘马爬犁接来了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人之一、抗日名将杨靖宇。 杨靖宇是他的上级，也是他的兄长和密友。杨靖宇到来，着手将磐石义勇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杨靖宇任政治委员。李红光任教导队政委。他随杨靖宇在南满各地点燃抗日烽火。 有一次，日军的一个中队带着两个连的伪军向游击队根据地“讨伐”。李红光说：“敌人比我们多几倍，武器又好，我们不能拿鸡蛋往石头上碰。我们不在正面同敌人硬拼，而是待敌人疲劳时，进行骚扰，伺机歼灭它。”这一作战方针得到杨靖宇和队员们的赞成。 敌人来到游击队的住地后，一连两天都没有看到游击队的影子；然而到了晚上，游击队十几个战斗小组轮流在鬼子宿营地周围放冷枪，使得敌人日夜不得安宁。 到了第三天午夜，接到反日会员报告：敌人已经出发，伪军在两头，日军在中间。 李红光在左右山头各埋伏一部分队员，主要是喊话攻心。中间山头部署主力，他亲自指挥，集中力量消灭日军。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李红光鸣枪为号，两边山上一齐向日伪军开了火。两头的伪军乱成一团。当中日军嚎叫着往山上攻，被游击队打死不少。等日军攻上山头，游击队早已无影无踪了。游击队这样不断打击日伪军，在胜利中壮大到300多人。 1933年9月，磐石游击队与几支抗日武装汇合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红光任师参谋长。独立师成立大会开得很热闹，李红光指挥大家唱起了歌： 1935年5月，金达莱一簇簇一团团绽开了。一天，李红光按杨靖宇的指示，率领第一师师部少年连和五团共200多人向西出征，准备去本溪、桓仁等地扩建骑兵队。队伍行至兴京县橙厂东面的老岭，突然遇到从橙厂方向开来的200多名日伪军。双方不期而遇，激战了4个多小时，各有伤亡。正当李红光举着望远镜指挥战斗时，敌人的机枪子弹射中了他的胸膛。他沉重地倒下了……战斗结束后，战士们把李红光的遗体抬到宿营地。 李红光牺牲时年仅25岁。毛泽东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在长白山密林里，杨靖宇悲痛地说：“李红光是难得的将才，他的死是我军的重大损失！”南满人民为了纪念他，以他的名字成立了“李红光支队”。这支队伍继承李红光的革命精神，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沈阳军区政治部组稿梁平、陈伟力撰写） 076、碧血映日天地红——记东北抗联民族英雄赵一曼 蜀中巾帼富英雄，石柱犹存良玉踪。 四海今歌赵一曼，万民永忆女先锋。 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 东北西南齐仰首，珠河亿载漾东风。 这是郭沫若在1962年4月9日为纪念和歌颂赵一曼，所题写的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章。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字淑宁，又名一超，赵一曼是到黑龙江省珠河抗日游击区工作时的化名。她1905年10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村。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2月进入宜宾城里女子中学，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参加领导宜宾地区学生运动，先后当选宜宾学联常委、宜宾妇委主席、宜宾学联妇协党团书记。这年底，经党组织同意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入伍生总队政治女生大队。1927年9月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同学陈达邦结婚。1928年冬回国，先后在上海、江西从事地下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派赵一曼等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1932年秋天，她到哈尔滨担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以后又兼哈尔滨市总工会代理书记。1933年4月2日晚上，她领导电车公司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她的文学素养也很好，为启发工人、妇女们觉悟，她常创作一些文学作品，在总工会办的刊物《工人事情》上发表。 1934年春天，哈尔滨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满洲总工会党团书记老曹在去一个秘密地点开会时不幸被捕，牺牲在狱中。赵一曼的处境也很危险。满洲省委决定，让她去哈尔滨东南山区的珠河县（今尚志县）赵尚志所在的抗日游击区工作。 7月间，赵一曼化装成农村妇女，由派往游击区的工人老魏和医生张险涛陪同，一起去珠河。 当时抗日游击队缺少武器弹药，地方党组织通过关系，从伪军手里买了十几枝手枪和一些子弹，但由于盘查紧，运不出来，县委的同志们都很着急。这时，担任县委委员、妇女会负责人的赵一曼主动要求去完成这一艰险的任务。她带着一姓沙的姑娘，化装成走亲戚的样子，进了珠河城。接上关系后，赵一曼到街上转了一圈，观察情况，想着对策。这时有一辆拉大粪的车慢慢悠悠地走过来，她猛然心一动，眼睛也亮了，暗自在心里说：“有办法了！”她赶忙回到住处，与地下党的同志进行研究。他们把武器弹药用油纸油布包好，找了一辆大粪车，把东西放在粪厢里。赵一曼和沙姑娘与粪车相距几十步跟着，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城门。 赵一曼还想方设法去缴敌人手里的枪。当时在通往帽儿山车站的公路线上，每隔五六里路就有一个警察哨所，每个哨所有五六个警察，有一部电话互相联系，赵一曼带着几个人一夜之间就机智地解决了几个哨所，缴枪20多枝。 1935年1月，哈东抗日游击支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赵一曼随第三军一部分队伍来到滨绥铁路北侯林乡一带做群众工作，不久她担任铁北区委书记。她动员铁北区青壮年农民组织起一支20多人的武装自卫队，打击日伪军。 一天，日军一个小队到铁北区的关门嘴子来“讨伐”。赵一曼把自卫队埋伏在敌人必经的山路旁。中午，日军从珠河县城向铁北区奔来。她等敌人走进伏击圈，大喊一声“打！”自卫队的快枪、土枪一齐开火，日军官从马上摔下来，敌兵大乱。她挥动驳壳枪，带领队员猛扑上去，把敌人杀了个落花流水。这一仗消灭十多个鬼子兵，缴枪20多枝。 赵一曼在铁北区创建的这支游击队，常配合第三军的主力部队作战。有一次，三军一师二团被两个营的伪军包围，激战了半天也突不出去。赵一曼得到消息后，带领游击队赶到，从敌人背后发起猛攻，打乱了敌人，二团立即组织反击，胜利突围。 这年秋天，赵一曼按县委决定，把游击队编入第三军新二团，自己兼任二团政治委员，王惠桐为团长。 1935年11月14日，她与团长带50名战士在珠河西安山屯一带与敌周旋。不料被坏分子向敌告密。15日晨，他们被日伪军包围。赵一曼发现两个日军军官在指挥进攻，便喊另一个战士：“瞄准那两个举刀的家伙。你打右边的，我打左边的！”“啪！啪！”两个鬼子官身子一仰，滚下山去。 夜色降临，赵一曼和王团长组织部队突围。她先掩护王团长带大部队突出去了。尔后，她带几个战士战斗到最后才决定转移。赵一曼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借爆炸烟雾，趁势滚下山谷……这场血战，二团共击毙日军古谷清一大尉等日伪军30多名。二团损失也很大。赵一曼左手腕负伤滚下山谷后，与铁北区委宣传部长周伯学、战士老于、妇女会员杨桂兰和交通员刘福生等5人会合，到小西北沟一个窝棚里养伤。6天后，他们的行踪被特务发现。11月22日晨，伪珠河县警务科指导官远间重太郎带30名警察偷偷摸到小西北沟来。他们来不及转移，立即射杀敌人。战斗持续两个小时，赵一曼左大腿骨被敌弹打中，不幸被捕。 敌人千方百计、软硬兼施，要赵一曼屈服。她忍受敌人折磨和伤痛，至死不屈，亦不暴露姓名和身份。 敌人为了得到重要“口供”，于12月13日夜里，把赵一曼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第一病房（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部旧楼），并派南岗警察署管内邮政街派出所警士董宪勋、范迪民等，进行监视治疗。 经过爱国医生张柏岩三个多月的治疗，赵一曼的腿伤好转，已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步。敌人见她伤好，为了便于审讯，于1936年4月上旬，把赵一曼从人多的大病室换到单人的第6病房第2号室。赵一曼感到这个环境很有利，她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争取同情者。 赵一曼经过精心挑选和深入的说服教育工作，争取到看守警察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的支持。 为早日脱离虎口，赵一曼和小董、小韩在病室里进行了多次密议，进行了必要的准备。由于赵一曼腿伤未好不能行走，市内出租汽车又不去外县，董宪勋特到轿房定做了一顶轻便小轿。 6月28日午后，韩勇义交给董宪勋一部分钱雇车、雇轿。当晚9时，他俩把赵一曼背出医院后门，坐上雇来的小汽车，开到郊区文庙附近。赵一曼又坐上了已经等在那里的小轿子，由5名轿夫抬着，在大风雨中向东奔去。途中冒着被洪水冲走的危险，过了阿什河，于第二天早晨来到阿城县境内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董无策家里。由董无策帮助，当夜他们又坐上该村爱国群众魏玉恒的马车，奔往游击区，寻找地方组织。 6月29日晨，敌人发现赵一曼不见了，伪哈尔滨警察厅立即撒开人马四处搜查。他们知道赵一曼腿伤未好不能行走，必定得坐车，于是对汽车、马车加紧盘查。折腾了一天，找到了载过赵一曼的白俄司机，接着又查到小轿铺子的轿夫，知道了赵一曼的去向，于是连夜追捕。 6月30日晨，赵一曼她们走到离游击区只有20多里地的李家屯附近，不幸被敌人追上，赵一曼又落入敌人魔掌。 她被带回哈尔滨后，关进警察厅的拘留所里（今东北烈士纪念馆院内）。警察厅特务科的日本大特务、特高股长、警佐林宽重（外号林大头）亲自出马审讯赵一曼。凶手们施用了各种酷刑，赵一曼始终坚贞不屈。董宪勋受刑过重死于狱中；韩勇义在被审讯期间同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敌人对赵一曼进行了一个月的审讯和调查，什么也没得到。7月末，伪滨江省警务厅决定把赵一曼送回她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示众”。8月2日凌晨，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心情反而更加平静。 珠河城里站在街道两旁的群众，被赵一曼沿路高唱《国际歌》、《红旗歌》的英雄气概感动得流下热泪，心中燃烧着对日寇的怒火。马车来到小北门的刑场，两个特务来架她，她推开了。她移动因伤痛而艰难的脚步，迎着灿烂的阳光向前走去。她举起右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一阵杂乱的枪声中，党的忠诚女儿、杰出的爱国者、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英勇就义了。她以31岁的年轻生命和壮烈的战斗历程，谱写了一曲光辉的生命之歌！ （沈阳军区政治部、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组稿温野撰写） 077、神枪纵横敌胆寒——记东北抗联李海峰等十二烈士 翻阅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军1938年3月的军中日记，看到他为悼念和赞颂五军三师八团一连李海峰等十二烈士诗一首，那酷烈血战的情景，那神勇无畏的英雄形象，又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蓝棒山顶云雾垂，宝石河边雪花飞。 寇贼凶焰犹未尽，十二烈士陷重围。 神枪纵横扫射处，倭奴伪狗血肉堆。 竟日鏖战惊天地，胆壮气豪动神鬼。 不惜捐躯为革命，但愿失土早归回。 他年民族全解放，指点沙场吊忠魂。 十二烈士为首者，名叫李海峰。1900年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延吉岗。他从小丧母，跟随父亲艰难度日，每到冬季农闲时，就同父亲进山打猎。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穿林爬山如履平地，一杆钢枪弹无虚发。他左眼失明，那只右眼练得如神鹰般锐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海峰和弟弟李芳邻串联几个知己好友，组织起一支抗日义勇军，号称“双侠”队，转战东满各地，到处打击敌人，在群众中影响很大。1935年秋天，李海峰的队伍遭敌包围，因寡不敌众，队伍被打散。他一个人凭着手中的两枝德国造大镜面匣子枪，杀出一条血路，冲出重围，隐蔽起来。不久，驻守在牡丹江左岸三道河子的伪宁安县森林警察大队招收“炮手”，李海峰探知警察大队队长李文彬原是东北军十八旅的一位连长，曾参加吉林自卫军进行过抗日斗争，现在又招收“炮手”，显然是有所打算。他前去报名，被编入第一小队当兵。当李文彬知道李海峰就是“双侠”队首领时，对他也很器重。他们心照不宣，都明白彼此的心意。 正如李海峰所料，李文彬早有起义念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第五军，也派党员干部、一师参谋长张镇华通过朋友关系，多次去做李文彬的工作，争取他起义反正。经过近一年的时间，做了大多数官兵和家属的工作，李文彬的抗日思想也更加坚定，定于1937年7月12日夜里行动。李海峰负责枪击日本军官。 12日晚11时，李文彬派人先切断电话线，撤掉了岗哨和巡逻兵，在院内布置了两挺机枪。接着下令全体官兵到院内集合，李文彬作了简短的讲话：“弟兄们，今夜咱们要收拾日本人，都要按我的命令行动，这个时候谁要替日本人卖命，就别想活着！”李文彬说完，立即命令：“包围日本军官住宅！” 日本教官加藤直秋听见动静，以为是抗日联军来了，慌忙爬起来，光着膀子，右手提着手枪跑出屋，边跑边喊：“李……李大队长，抗日联军来了，快……”没等他喊完，李海峰“叭”的一枪，这家伙就倒在了门外。另一个教官营野勋刚跑出来，被地上的死尸绊倒，李海峰又是一枪，击碎了他的脑袋。第三个跑出来的是无线电通讯员影山清六，他见门外死了两个人，便掉头往屋里跑，李海峰的枪又响了，他倒在门坎上。还在屋里的兴业采木公司监理员常木，爬上窗台，刚要往外跳，神枪手的第四颗子弹又出膛了，他一头栽到了窗外。 起义官兵将8个日本人全部消灭，缴了伪军50多人的武装，烧毁了日本军官住宅和营房等设施。 起义成功了，林警大队150名官兵连同家属500多人全部拉出，在抗联五军一师部队的接应下，开到抗联五军驻地——三道通村。7月15日，在三道通举行誓师大会，宣布正式参加抗联第五军。 起义部队改编为抗联第五军警卫旅，李文彬任旅长。李海峰参加起义积极勇敢，被任命为警卫旅一团一连连长。他这个连的战士大部分是神枪手，由李海峰这位“神枪之王”任该连连长，可以说是非常合适的。 林警大队起义后，日伪决定调集重兵进行镇压。抗联五军党委会议决定，由军长周保中亲自率领警卫旅迅速离开牡丹江地区，向依兰东部转移，相机开展活动。7月下旬到达依东地区，曾与日伪军进行3次激战，毙敌70余名。9月间，警卫旅进入宝清县境内，继续与敌人战斗。在行军和转移战斗中，李海峰都表现得英勇顽强，把连队管理得很好。同年11月，警卫旅扩编为抗联第二路军所属第五军第三师，第一团改编为第八团，李海峰仍任八团一连连长。 根据二路军总指挥部的决定，在宝清县西部山区头道蓝棒山北麓、大尖山子南侧建立起总部和五军后方密营，有秘书处、医院和被服厂。为了保卫后方基地，在距离密营30多里外的大尖山子西北坡漫岗拐弯处一个旧炭窑地方，设置了头道卡子房。这里是进山的道口，是通往密营的咽喉要地，也是阻止敌人破坏我后方密营的第一道防线。由于保卫任务非常重要，三师八团团长费广兆特将李海峰带领的全师闻名的“炮手连”派到头道卡子房驻守。他们使用的全是杀伤力很强的连珠步枪，还配备一挺捷克式轻机枪。李海峰深感责任重大，和全连战友日夜高度警惕，防备敌人偷袭密营。 1938年初，敌人调集3万多日伪军，开始在整个伪三江省地区对抗联部队进行疯狂的大“讨伐”。3月中旬，日军和伪“兴安军”开始向蓝棒山区出扰。伪“兴安军”全是骑兵，剽悍粗野，装备精良，每个士兵都配有马枪、马刀、手枪和套马杆，冬季还带着滑雪板，在山林里马不能奔驰的地方，就踏上滑雪板穿行。这股敌人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 在敌人出动的时候，八团一连的大部分战士正在密营中进行整训学习，留在头道卡子房的只有连长李海峰、指导员班路遗等14人，还有临时住在这里的总指挥部交通副官张凤春和陈学山。3月18日凌晨，大雪纷飞，站岗的小王黑子（王发）听见远处有马嘶和大队骑兵踏雪的马蹄声，立即报告李海峰连长。李海峰走出小草屋听了一阵，断定是日军和伪“兴安军”上来了。卡子房处不适于战斗，又不能后撤，以免暴露我密营。于是，李海峰决定向东南移动，将敌人引开进行阻击。一连小队冒雪前进，敌人200多名骑兵速度快，没过多久就追了上来，对他们采取包围之势。李海峰和指导员班路遗等简单研究了对策后，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只有战斗，阻止敌人进山！大家赶快跑步抢占左前方的小孤山，准备战斗！” 伪“兴安军”远远发现一连小队，立即策马狂奔，企图从前面堵截，把一连小队包围在谷地里歼灭。当他们发现小队已占领小孤山时，即纵马鸣枪，向小孤山猛扑过来。 然而，小孤山上却是一片沉寂。李海峰和班指导员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被包围了，大家要节省子弹，坚决打到底，就是剩一人一弹，也不做敌人的俘虏！” “放心吧，连长！我们手里的家伙从来不吃素！”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一连小队16名勇士，双眼紧盯着冲上来的敌人。当敌骑冲到半山腰时，李海峰大喊一声：“打！”霎时，山顶上机枪、步枪同时开火，敌军人仰马翻，留下十几具尸体，败退下去。 敌人一看硬攻不成，就在东面谷地上架起迫击炮，不断地向小山上轰击；在北坡连接的小山上，敌人的七八挺轻重机枪也疯狂地扫射着。顷刻间，小孤山上硝烟弥漫，积雪飞溅，岩石崩裂，树木折断，把小队的战士压得抬不起头来。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有的乘马，有的爬行，又发起了第二次冲锋。 李海峰仍然沉着地指挥战斗，敌人不靠近，他不准开枪。他的驳壳枪上了把子，像一挺小型机枪，敌骑不断中弹倒下。西北面敌人的机枪火力很猛，战士王发从雪垒枪眼里发现几个弃马爬行的敌人已快到陡坡处，即一边向李海峰报告：“连长，敌人上来了。”一边向敌群投去手榴弹，敌人被炸死了两个，但王发在敌人炮弹的爆炸声中壮烈牺牲。李海峰把王发的尸体用雪掩埋一下，然后抓起王发的连珠步枪，发挥他“神枪之王”的威力，瞄准伪“兴安军”机枪阵地上的一个射手的脑袋扣动了扳机，只一枪，这家伙头一歪不动了。接着他又连续击毙敌两名机枪射手，敌机枪赶忙转移阵地。敌人暂时退了下去。 这时，战斗已进行了3个多小时。伪“兴安军”指挥官见乘马和徒步都冲不上去，就下令换滑雪板。百十人的踏板队，从西北面山坡上滑下来，乘势向小山上冲去。滑雪板确实比马快，一部分敌人居然冲上了山头。 班指导员是30多岁的老抗联，久经战阵，毫不慌乱，他大声鼓动着：“同志们，狠狠地打呀！”敌人不断地向上扔手榴弹，不等爆炸，班指导员和战士陈凤山、夏魁武，就拣起来又投回敌群，炸得敌人血肉横飞。突然，敌人的又一颗手榴弹扔过来，落到班指导员的身旁，战士杨德才一眼看见，喊了声：“指导员，手榴弹！”班指导员刚要抬脚去踢，手榴弹爆炸了，班指导员壮烈地倒在雪地上，鲜血染红了白雪。 在东南角上，排长朱雨亭紧挨着40多岁的老战士魏希林。魏希林在一连的指战员中年龄最大，他也是宁安县一带出名的“炮手”，战士们都尊敬地称他为“老魏炮”。朱排长发现前边棱线上草丛在晃动，就喊了声：“前边有敌人！”“老魏炮”就对准草丛开了一枪，一下子就打中了。朱雨亭大声喊着：“同志们注意，敌人钻在雪里！”张全富警惕起来，开枪消灭了藏在雪里的敌人。但不料几颗炮弹飞来，朱排长、“老魏炮”和张全富3人相继牺牲。 敌人又开始炮击，炮弹接连在山头上爆炸。正在射击的王仁志牺牲了，李海峰叫李福胜接过机枪，这时子弹已不多了。敌人又发起新的冲锋，李福胜刚打了几发，一颗炮弹在他背后的雪地上爆炸，把他掀起一丈多高，又落到地上。他觉得两腿麻木，以为负了伤，但雪堆帮了忙，他竟没有负伤，活动活动就好了，于是又端起机枪射击。李海峰腿部虽已负伤，仍坚定地指挥战斗和准确地射击，他一枪一个地歼灭着趴在雪窝里的敌人，连续击毙了十几个。 一向以装备精良和狂暴凶猛自诩的伪“兴安军”，在一连小队十几名战士的打击下，竟不能前进一步，这使日本指挥官大为恼火。在太阳落山时，再一次发起更猛烈的进攻。日军军官举着战刀在后边督战，谁不往前冲就砍死谁。敌军又恶狼似地扑了上来。在激战中，李芳邻、杨德才、夏魁武等相继牺牲。 这时李海峰的双腿又被炮弹炸伤。他已不顾伤腿的剧痛，命令张凤春和陈学山：“我不能动了，你们抬着我打！”他从李福胜手里要过机枪，抱着机枪狠狠地射击冲上来的敌人。可是子弹很快就打光了，李海峰叫李福胜把机枪拆卸开来扔到雪里，张凤春、陈凤山也把牺牲了的同志的枪支砸坏扔掉，不让敌人得到我军一件完整的武器。步枪子弹也打光了，勇士们就从敌人的尸体堆里找来枪支弹药，继续战斗。 夜幕四合，敌人趁势蜂拥而上。此时一连小队只剩下5个人。李海峰和张凤春、陈凤山、李福胜、李天丰5人还在战斗，直到子弹全部打光。李海峰命令张凤春副官带着负伤的3名同志，趁着夜色赶快找空隙突围出去，向上级报告情况，他两腿动不了，留下掩护。 面对着成群的敌人，李海峰坐在雪堆上，瞪着双眼，手握着步枪向围上来的敌人大声吼着：“你们敢过来，我就给你们一下子！”敌人吓得直哆嗦，慌忙地扔出了几颗手榴弹。在一阵爆炸声中，李海峰壮烈地牺牲了。 张凤春等4人，借着爆炸的硝烟雪雾和混乱之机，抱着空枪从西山坡滑下去，在山脚下扒开雪洞隐蔽起来。 敌人找不到一个活着的抗联战士，就毁坏了我牺牲同志的遗体，然后慌乱地撤走了。这场血战，我16名同志共击毙日伪军48人、伤30余人，打死敌军马90多匹。我一连小队12名同志英勇牺牲。 交通副官张凤春奇迹般地没有负伤。他在敌人撤走后，安置了3名被冻伤的同志，找到五军三师部队，汇报了小孤山血战的情况。 三师部队举行追悼大会，向英雄的李海峰、班路遗、朱雨亭、王仁志、李芳邻、魏希林、陈凤山、夏魁武、张全富、杨德才、王发、李才等12位烈士脱帽致敬。师政治部主任王效明宣布：师党委决定将这座无名小山命名为“烈士山”。追认李海峰为中共正式党员。王效明还在3月22日给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写了此次战斗的简要经过。4月27日，五军二师政治部主任季青根据周保中的指示，写了《宝清烈士山十二烈士苦战记》一文，印发全军学习。 （沈阳军区政治部、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组稿温野撰写） 078、毙日将星饶河滩——记东北抗联第七军一师副师长姜克智 在著名的黑龙江省三江平原的黑土里，安葬着无数东北抗日联军指战员的忠骨。其中有一位击毙日军少将日野武雄的年轻指挥员。他就是抗联第七军第一师副师长姜克智。 那是1938年9月下旬的一天，姜克智带着19名警卫战士，从同江一带返回饶河小西山抗联七军军部汇报工作。代理军长崔石泉一见到姜克智，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原来军部刚刚收到一份从抚远县城来的情报，近日伪满洲国军政部的日本高级官员日野武雄（少将军衔）一行到抚远视察，将于9月27日乘船到饶河县小佳河参观“模范集团部落”。这真是一次歼敌的好机会，可是这时七军主力部队都远在同江、富锦一带，军部只有少数警卫部队和一支刚组建起来的全是十四五岁少年的少年连。 姜克智了解情况后想了想，提出在半路伏击的方案，经过和崔石泉反复研究，决定以七军一师警卫战士为主，吸收部分少年连成员，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连夜急行军赶往饶河。崔石泉授命姜克智具体指挥这次伏击战。 1938年9月27日，天还没有亮，姜克智带着小部队下了山。崔石泉代军长也跟随小部队一起行动。秋天的大平原上，一丛丛芦苇，一片片庄稼，正好掩护了小部队的行踪。当天下午，部队赶到了预定的伏击地点——饶力河边的西风咀子。姜克智派出哨兵封锁了河边的渔亮子，然后选择一块河湾边的高地，命战士们迅速构筑掩体隐蔽起来，不准说话，不准抽烟，不准活动。 9月28日清晨，河面上传来隆隆的机器声，“小鬼子的汽艇过来了”！战士们霎时来了精神，人人瞪大了眼睛，手指抠上扳机。姜克智传下口令，“听我的枪声为令，不准擅自开枪！” 汽艇上果真是日军少将日野武雄一行。汽艇甲板上堆着沙袋，两挺机枪指向两岸，准备随时射击。他们一路平安到达小佳河，在小佳河渡过了平静的一夜后，便相信这一带已是“治安肃整的模范地区”。从小佳河返程时，日野武雄一行便放松了警惕。甚至有几个人悠闲地在甲板上观赏两岸的景色。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河面上的薄雾开始消失，汽艇越来越近，甲板上日军的嬉笑声可闻。汽艇通过第一道埋伏点后，姜克智一声枪响，河面上立即响起密集的枪声，汽艇甲板上的几名敌人当即毙命，其他的鬼子在汽艇内顽抗。汽艇想夺路逃走，怎奈河湾急，河道窄，汽艇左突右闯，不久便搁浅了。战士们高喊“缴枪不杀”！“快投降”！只见从船舱里出来一个高举双手的中国人，他说自己是船工，并向战士们暗示舱里还有敌人。两个小战士跳上甲板，向舱里连扔两枚手榴弹。爆炸声过后，一切归于平静。这次战斗只用了十几分钟，全歼船上日军39人，日军少将日野武雄被击毙。姜克智所率的小部队无一伤亡，还缴获敌人短枪27枝、轻机枪一挺和许多子弹。战斗一结束，姜克智带队迅速撤离现场，绕道返回军部密营。当敌人闻讯赶到时，留给他们的仅仅是一艘冒着烟的破船和39具尸体。 1938年10月12日，伪满《大同报》刊载消息，哀叹“满洲国国防将星殒落一颗”。日本侵略当局决不会想到，这个摘取他们“国防将星”的人几年前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 姜克智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少年时跟父母逃荒“闯关东”，来到黑龙江唐林县（当时属吉林省）杨岗定居务农。“九？一八”事变后，姜克智积极为当地驻防的抗日自卫军送粮，送草，打杂工。1933年1月，他组织一伙青年，建立了一支抗日武装，与日伪军作战。1934年2月，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创建的饶河反日游击大队成立，姜克智率队汇入了这支大队。1935年9月，中共吉东特委将一些抗日武装合编为人民革命军第四军，饶河大队为该军第四团。这年姜克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3月以后，四团发展为四军的二师，同年成立抗联第七军。姜克智在七军先后任排长、连长、团长、副师长。他参加和直接指挥战斗几十次，歼敌200余人，屡立战功。 1938年10月，日军对三江地区抗日联军进行“讨伐”。姜克智率七军一师在同江、富锦地区打击敌人。一天，日军400多人偷偷向一师逼近，姜克智带领部分队伍先敌抢占了卧虎山西面唐家油坊附近的五顶山。 五顶山海拔不高，但山势陡峭，除一侧与卧虎山相连外，三面是水草甸子，易守难攻。姜克智决定利用五顶山吸引这股敌人，以保护师部密营。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成群结队地向抗联战士的阵地进行轮番攻击。战斗从上午10时开始，直到傍晚，敌人还未能攻上山头，阵地前留下了不少死尸和来不及运走的重伤兵。 夜幕降临。姜克智率部队从山西面草甸子安全转移。不料转移途中，一颗流弹击中他头部，壮烈牺牲。 （沈阳军区政治部、黑龙江军区政治部组稿龚惠撰写） 079、东北抗联小英雄——记东北抗联二路军小分队队长姜墨林 1940年深秋的一天，在黑龙江省东宁县以西100多里的二十八道河子，一场酣战突然停止了。河道两旁的枯木被火舌舔得吱吱作响，硝烟弥漫着天际，一群日伪军簇拥在河谷周围。 河谷中心，一个年轻的关东汉子，手端烧红了枪管的机枪，面对拥来的敌人，巍然屹立。敌人看他没有开枪，喊叫起来：“上啊，他没有子弹了，抓活的！……”他两眼扫了一下敌人，用力将机枪甩到河里，然后抽出腰里的盒子枪，“砰，砰，砰”，前面几个鬼子倒下来，然后他顶上最后一颗子弹，对准了自己。这位英雄的抗联战士，宁死不屈，壮烈殉国。 一个日本军官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连声说：“厉害，厉害！中国人不怕死！”敌人在这位战士的衣兜里翻来翻去，企图发现一点秘密。结果，只翻到一张纸条。日本军官急忙打开，只见上面用红铅笔写着23个汉字： 鬼子恼羞成怒，把字条撕得粉碎，将这位英雄的抗联战士的遗体举起，残暴地投入了二十八道河的激流之中。 河水载着烈士的遗体滚滚东去。然而，英雄战士的形象依然活在关东父老的心中。他，就是抗联五军的小英雄姜墨林。 姜墨林，192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红土墙子一个贫苦农家。1932年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组织共产主义儿童团。他聪明、机智、勇敢，经常接受任务到日军占领区东京城、马莲河、宁安镇等地侦察敌情和联络组织。无论任务多么艰巨，情况多么危险，他都能巧妙地摆脱敌人的盘查追问，闯过险关完成任务。在接触群众的地方，他抓住时机进行广泛的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不久，党组织把他调入由党直接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当了战士。有的战士见他年纪小，常与他开玩笑。他攥紧拳头，暗下决心：“战场上比比看！” 姜墨林很快掌握了各种武器的射击要领。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就学会了1300多个字，能写便条和一般书信。一天，同盟军与日军在镜泊湖北面的杨胖子沟一带开了火。战斗一打响，他就像小老虎一样活跃在战场上。他趴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用枪瞄准一个日本兵，100米、50米……日本兵越来越近了，他才屏住呼吸，不慌不忙地稳扣扳机。日本兵应声倒下，后面那个日本军官喊叫着冲过来，姜墨林眼疾手快，一颗手榴弹砸过去，一声爆炸，敌军官也随着烟雾完蛋了…… 战后的评功会上，战士们争先恐后地嚷起来：“姜墨林功劳大！”“人如枪高，胆比象大！”有个领导干部抚摸着他的头说：“小伙子，真了不起，应该表扬！”姜墨林开心地笑了。 过了些日子，姜墨林被调到反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在周保中将军亲自领导下做通讯侦察工作。他乔装成学堂里的学生、百姓家的穷孩子、到处流浪的讨饭娃，经常混过敌人的关卡盘查，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使军队与地方在白色恐怖时期保持联系。 1935年，姜墨林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还调到军部直属教导大队。12月下旬，日本侵略军集结大批兵力，向抗联游击根据地“讨伐”。敌情严重，部队党组织研究决定，由五军军部直属队和二军一部分队伍组成一个行动部队，突袭双河镇，以此转移敌人的视线，减轻根据地的压力。 这时的宁安，冰天雪地。姜墨林随教导大队，从距宁安县约百余公里的平岗密营地出发，昼夜兼行。翻过冰雪覆盖的老松岭，来到双河镇附近。双河镇当时驻守日伪军400多人，镇外筑墙挖沟，设置连环据点。其中东关据点最大，是敌人戒备森严、地势险要的核心据点。能否攻下它，是这次战斗胜败的关键。领导经过研究作出了组织突击队攻克东关据点的决定。姜墨林经过再三请求，领导上同意他参加突击队。他们迅速翻过一条一丈多宽的壕沟，靠近敌人的铁丝网。一名战士刚刚剪断了铁丝网，敌人发现了他们。照明弹接二连三地腾空飞起，十几名突击队员暴露在旷野中，碉堡里的机枪、步枪一齐向战士们袭来。情况危急，撤下去，攻城计划就要失败；哪怕是再犹豫下去，十几名队员就有可能全部牺牲。怎么办？姜墨林果断地对大家说，借助积雪，就势从不同方向挖雪挑沟，匍匐前进。战友们会意地挖了起来，雪成了天然掩体，雪沟一米一米地延长，一米一米地靠近敌人的碉堡。突然，姜墨林一个鲤鱼打挺，跃出雪沟，将事先捆好的集束手榴弹猛塞进敌人的机枪眼，“轰”的一声，敌人的机枪哑巴了，队员们都冲了上来，日伪军乱作一团。姜墨林冲着敌人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军闻声动摇，有的举手投降，有的弃枪逃跑，只剩下30多名日本鬼子负隅顽抗。这时后续部队冲上来，很快歼灭了残敌，占领了核心据点。 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歼灭了100多名日伪军，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敌人调集大批兵力反扑双河镇。然而，反日同盟军早已胜利转移了。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调动数万大军向抗联游击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讨伐”，切断了抗联二路军指挥部和在外地作战的部分部队的联系，以及中共吉林省委机关与上下党组织的联系。眼看大雪就要封山了，可在山里的总指挥部和省委机关人员越冬的粮食和棉衣还没有着落，解决军需物资迫在眉睫。 派谁去最合适呢？经过研究，指挥部决定派姜墨林率领一支小部队，突破敌人的封锁，去寻找地下党组织和抗日救国会。并告诫他们，如果地方党组织有困难解决不了军需物资，就想方设法自己动手购买。姜墨林凭着跑交通、搞侦察的经验，率领指挥部组成的最精干的轻骑队踏上了征途。他们穿密林，跨雪岭，躲过敌人的明碉暗堡，来到距依兰县城七八里路的一个低洼草地。姜墨林看到这里地势复杂，便于隐蔽和作战，就把战士们安顿下来，自己换上一身破旧的便服，背着一条又脏又破的黄豆口袋，藏好钱款，只身奔向依兰县城。 姜墨林大模大样地在守城门的日伪军岗哨和巡逻兵身边混进了县城，很快找到了地下党组织。从途中的情况看，购买大批军需物品是不可能的，仅出县城这一关就无法闯过。经姜墨林和地下党组织同志商议，决定采取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国会会员以零凑整的办法，从四面八方购买所需物品。然后，发动老人、妇女、儿童，把这些东西零零散散地带出城外，送到指定地点。一天后，这一“庞大的运输队”，把一斤一斤的棉花，一块一块的棉布，一双一双的、胶鞋，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悄悄地送到子弟兵的手中。不到一星期，就集中了100多匹棉布，500公斤棉花。姜墨林立即指挥战士们把物资装上爬犁，沿着松花江向驻地火速前进。 小分队行至距依兰县城45公里处，接到抗日群众的紧急报告，日军正从后面追来。姜墨林观察了周围的地形，此地位于牡丹江东岸的土城子附近，地势起伏较大，对打伏击战比较有利。于是，他命令小分队一分为二，一部分队员变为运输队马上出发，把军需品运回驻地；然后，命令剩下的一部分队员把马藏在灌木丛中，占据有利地形，埋伏起来。他对战士们说：“我们一定要拖住敌人，哪怕我们全部牺牲了，也要让运输队安全返回驻地。” 午后两点多，敌人追兵到了。敌人骑在马上，耀武扬威地拼命往前赶，没想到已走入抗联战士的埋伏圈。姜墨林大喊一声：“打！”随即手榴弹在敌人队伍中开了花。日伪军被打得人仰马翻、晕头转向，日本军官哇哇怪叫，也指挥不灵了。姜墨林他们利用有利地形，沉着射击。战斗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北方的冬夜来得早，夜幕很快降了下来，枪声逐渐稀落了。姜墨林看出敌人不敢在黑夜中恋战，乘机率领战士们迅速上马，撤离了战斗。他们摆脱敌人后，连夜赶上运输队。第二天下午，他们又击败了另一股敌人，与前来接应的部队会合，顺利地回到了大森林中的营地。总部领导人握着姜墨林的手，看着一路风尘的战士们，高兴地说：“你们全胜归来，真是一个奇迹！” 1938年8月，为了适应新环境下的斗争需要，党组织派姜墨林去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回国后，他奉命率领小部队，活动在牡丹江中东铁路沿线一带，也时常到宁安、敦化等地活动。 1940年深秋，根据斗争需要，姜墨林率领小部队转移到绥芬河大青山一带活动。他们从牡丹江以西出发，一直向东挺进，来到乜河镇附近。乜河镇是一个军事要地，驻守着大批日伪军。镇南有一个敌人据点，驻有日军20余人。姜墨林率队路过这个据点时，发现敌人没有防御准备，未设岗哨。于是，他们乘机消灭了敌人，摧毁了这个据点。然后，又继续向东方前进。 乜河镇的敌人，听到据点被端的消息，立即纠集骑兵、步兵几百名，向姜墨林的部队追来。姜墨林发现敌人追击，立即改变方向，从东北转向东南，直奔东宁县南部山区。部队到达东宁以西的二十八道河子，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姜墨林所率的部队已被日伪军包围在河谷里。姜墨林指挥战士们突围，由于敌众我寡，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敌人反而从四面八方重重包围上来。姜墨林烧毁文件，砸碎电台，准备决一死战。黑压压的敌人在优势火力的掩护下向小分队扑来，战士一个个壮烈牺牲，最后只剩姜墨林等四名勇士了。姜墨林把牺牲的战友的机枪、手榴弹集中到自己身边，命令其他三名战士说：“我一个人顶着，你们立刻突围！一定要活着回去，报告总指挥。”三名战士不肯离去，姜墨林厉声命令：“你们快走！”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姜墨林的腿，他趔趄了一下，不顾伤口的疼痛，端起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又侧过头来喊道：“执行命令！”战士们含着眼泪顺着水沟突围了。姜墨林向敌人扫射，直到打光了所有的子弹…… （沈阳军区政治部、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组稿张敏杰撰写） 080、八女英魂照千秋——记东北抗联妇女团指导员冷云等八位女英雄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1938年11月4日在深山密林中写的日记里，确切地记录了发生在当时、后来名闻中外的抗联“八女投江”的史实。 这八位女英雄是：冷云、杨贵珍、安顺福（朝鲜族）、胡秀芝、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朝鲜族）。带头人是共产党员、抗联妇女团政治指导员冷云。 冷云原名郑致民、郑香芝。1915年生于黑龙江省桦川县，1931年至1935年在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加入抗联第五军。 可歌可泣的“八女投江”的壮举，发生在1938年10月下旬的一天。当时，中共吉东省委和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决定：为了冲破敌人企图将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部队“聚而歼之”的阴谋，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所属部队四、五军向黑龙江省西南的五常地区进行远征，以便和在吉林地区活动的抗联第一路军及第二路军所属的第十军打通联系，开辟新的游击区。 5月间，二路军所属的第四军、第五军开始集结行动，由于不断遭到敌人的阻击，直到6月下旬才克服重重困难，到达远征集结地牡丹江下游刁翎地区。五军妇女团也奉命参加此次远征。 7月2日，西征军袭击了牡丹江岸的三道通小镇，缴获了一部分给养和武器弹药。接着由四道河子向西进，经过300多里荒无人烟的高山密林地带，越过老爷岭，于7月上旬进入苇河县境。冷云和妇女团的女同志与男战士一样，跋山涉水，战胜许多困难。7月12日，妇女团参加了攻打楼山镇战斗，之后，随五军一师西征。 8月间，西征部队进入苇河、五常县境后，遭到敌人重兵围追堵截，空中有飞机侦察、扫射轰炸，地面有3000多日伪军进行围攻，我军伤亡很大。在这种险恶形势下，五军一师剩下的100多人，决定返回牡丹江下游刁翎地区寻找军部。这时原有30余人的妇女团，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大部分牺牲了，只剩下指导员冷云、王惠民和李凤善等8名同志，最大的23岁，最小的才13岁。她们跟随部队，穿行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衣服和鞋子早破烂不堪了，没有粮食吃，就以野菜、野果、树皮和河沟里的鱼虾、蛤蟆等充饥。 10月下旬的一天夜里，这支队伍露宿在刁翎县境（今林口县）内三家子屯附近乌斯浑河西岸柞木岗山下的河滩上。准备从这里过河，再绕道去克斯克山里，寻找五军军部。深秋季节，冷风阵阵，寒气逼人，有些水坑已结成薄冰。为了取暖，分散地燃起了十几堆篝火，围着取暖休息。长期的饥饿行军和战斗，人们极度衰弱、疲乏，一躺下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冷云等8名女同志围着靠近河边的火堆休息，大家互相偎依着用体温取暖，有的抓紧时间缝补衣裳。13岁的小战士王惠民，身体瘦弱，经不住这寒夜的冰冷，蜷曲着身子，瑟瑟发抖，冷云怜惜地把她搂在怀里。这个小战士的父亲参加抗联第五军在军部任军需副官，家里房屋被日军烧毁，她和弟弟妹妹跟着母亲到处躲避日伪汉奸的追捕，1937年她12岁就参加了五军妇女团。她参军不久，她爸爸在战斗中牺牲了，她更加仇恨敌人，也更加坚强了。她经常给伤病员和群众唱歌，进行宣传。她最爱唱的一支歌是“日出东方分外红，曙光照满城，大家快觉醒，看看鬼子多奸凶，国家人民全叫它坑。”那个长得很秀气的杨贵珍，当时才18岁，她是刁翎东柳树河子人。1936年冬天，抗联五军妇女团活动到柳树河子时，她参加了部队。她在家时没有名字，参军后，大家认为她参军不易，很宝贵，给她起了个名字叫贵珍，在部队里她进步很快，1937年秋天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冷云她们围火休息的时候，日本密探、大特务葛海禄从附近的样子沟下屯到上屯去找情妇作乐，他在岗梁上望见西山河滩有几簇火光在闪动。凭着他为敌人当走狗的反动嗅觉，判定这火光必定是露营的抗联队伍，跑回下样子沟向日本守备队报告。驻刁翎日军司令熊谷大佐当即命令所属各部和伪军赫团，约计千余人，连夜向我抗联五军一师的露营地扑来。 第二天拂晓，抗联队伍整装待发。关师长命令会泅水的师部参谋金世峰带领8名女同志先行渡河。他们走到河边，见乌斯浑河在涨水，河中波滚浪涌，发出哗哗的吼声。 洪水已吞没了原先渡河道口，金参谋先下河试探深浅往前游，让冷云带领7名战士随在后边。冷云她们正要下河，突然枪声大作，潜伏的日伪军见抗联队伍启程，发动攻击，战斗异常激烈。我军在河滩上，仓促应战，地形很不利，于是边还击边向西边密林地带转移，而冷云等8名女战士却被隔在了河边。 冷云见大队突围西走，为了掩护大队快些撤走，便让战友们隐蔽在柳条丛后边，说：“向敌人射击！把敌人火力引过来，让大队冲出去！” “是，让大队冲出去！我们牺牲了也值得！”7名女战士异口同声地回答。八枝长短枪一齐向敌人开火。她们从侧面一打，敌人顿时慌乱起来，怕腹背受击，一部分敌人立即转过身来向河边还击。敌人火力分散了，我大队趁势冲了出去，进入了密林。 已突围的大队领导人，发现冷云等8名女战士为掩护大队突围，仍据守在河边，牵制敌人的火力，处境非常危险，于是李团长又率队折转回来，向敌人进行反击，想杀开一条血路，把冷云等8名女同志接出去，但已失去战机。敌人用凶猛的炮火控制住山口，反击队伍伤亡很大。这时冷云她们对着远处齐声高喊：“不要管我们！保住手中枪，抗日要紧！” 敌人集中火力向冷云她们据守的河岸阵地猛扑过来，步步逼近，企图活捉她们。敌人的算盘打错了，冷云等8位女战士，虽然人少力单，使用的又都是轻武器，弹药也不足，但她们却有着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沉着地向敌人还击，杀伤了十多个日伪军。 敌人一时摸不清柳条丛里的底细，没敢再发动冲锋，只趴在地上继续射击，子弹在八女的头上呼啸着飞过。 天亮了。冷云抬起头，向四周扫视。她们所在的地势很不利，河岸上光秃秃的，她们隐身的柳条丛也被敌人的机枪子弹削平了，那些能够遮身的荒草，有几处被炮火烧着，冒着浓烟向四处蔓延；身后是百多米宽的大河，卷着巨浪，向北奔腾流去；河对岸是大、小关门嘴子山，山上经霜的柞叶，在晨曦的照射下红彤彤的，像无数面血染的战旗。 敌人连连用迫击炮向河边射击，河边的荒草燃烧得更炽烈了。这时敌人又发起了冲锋。冷云大喊一声：“打！狠狠地打！”她们一边向冲上来的敌人猛射，一边又投出几颗手榴弹。敌人又退却了，暂时停止了进攻。 冷云看看战友们，见黄桂清、郭桂琴负了伤，急忙撕下自己的衣襟，和杨贵珍一起给她俩包扎。安顺福、胡秀芝、李凤善、王惠民正脱下自己的衣服扑打着烧向身边的大火。冷云命令架起负伤的战友，借着荒草燃烧的浓烟，迅速地撤到河边土坎下。 她们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只剩下两颗，战友有的负了伤，怎么办？前面是凶恶的敌人，背后是汹涌奔腾的大河，她们8个人都不会泅水，摆在她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被俘或战死。 冷云对大家说：“咱们是共产党员、抗联战士，宁死也不做俘虏！现在只有趟水过河。能过去，就找到军部继续抗日，战斗到底；过不去，就跟乌斯浑河水永生吧！” “指导员说得对！咱们宁可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过河！”安顺福大姐坚决地响应。 “对！过河！”同志们齐声回答。这时，敌人发现河边只有几个抗联战士，恶狼似地冲了上来，不住地嚎叫着：“你们跑不了啦，赶快投降！”“捉活的！捉活的！” “下河！”冷云站起来，把空匣枪插进腰里，她和杨贵珍把最后两颗手榴弹奋力扔向冲上来的敌人。战友们互相搀扶着下到河里。突然，从对面远处飞来一串机枪子弹，王惠民身子一歪倒下了，冷云刚要去抱她，一颗子弹打中了她的肩头，胡秀芝赶忙把她扶住。安顺福抱起小王朝前走。原来河东岸小关门嘴子山头被日军抢占，他们用机枪封锁江面。 冷云用手捂着伤口说：“走！”胡秀芝搀扶着冷云，杨贵珍和李凤善背起负伤的小黄和小郭，大家手挽着手，高唱着《国际歌》，向河心走去。“……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水深浪急，寒流刺骨，悲壮的歌声回荡在乌斯浑河的上空。日军看见只是几个女兵，把他们上千的人马拖在河边三四个小时，还打死了十数名日伪兵，真是气得心肝肺疼。日军乔本队长狂叫：“打！统统地死了死了的有！” 子弹呼啸着从女战士们的头上、身边飞过，她们忽而倒在水里，忽而又挣扎起来。这时敌人的一颗迫击炮弹在她们的身边爆炸，掀起一股巨浪，水面上再也看不见女英雄们的身影，再也听不见悲壮的歌声，只有奔腾的浪花，汹涌的波涛，向远处的牡丹江流去，流去…… 日军熊谷大佐摇晃着大脑袋哀叹：“中国，连女人死都不怕，中国的灭亡的不了！……” 1982年，中共林口县委、县政府在乌斯浑河东岸的小关门嘴子山坡上，建立起雄伟的烈士纪念碑，上面镌刻着抗联老战士、黑龙江省省长陈雷的亲笔颂词：“八女英魂，光照千秋。” （沈阳军区政治部组稿温野撰写） 081、狼牙山上壮高风——记晋察冀军区马宝玉等五壮士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葛振林、宋学义，在屹立华北易水河畔的狼牙山上谱写了一曲惊天动地的壮歌。他们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与日寇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最后弹尽路绝而舍身跳崖，用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1942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为修建在山上棋盘坨的壮士纪念碑题词： 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 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 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手录邓拓诗，作为题词： 抗日从军投八路 七连指导员蔡展鹏刚上任，连长刘福山借点名的机会，让他同全连指战员见面。 蔡展鹏在上任前就听说过，六班长马宝玉脾气好，不太爱说话，有“大姑娘”的绰号。这回见面，着实地打量了一番：马宝玉，中等个头（身高约1.7米），白皙的椭圆脸，单眼皮，小眼睛，厚嘴唇。他那老成持重的神态，使人感到是一个经历过风霜的年轻人。 马宝玉，1916年10月出生在河北省蔚县陈家洼乡下元皂村。全家三代8口人，住在一间低窄破旧的茅屋里，以租种地主的田地为生。每年，打下的粮食绝大部分进了地主的粮仓，自家只留点杂粮，拌着野菜过日子。他14岁那年，洪水泛滥，爷爷和母亲得了水肿病，无钱医治，爷爷、父亲和母亲相继离开了人世。两个姐姐和年幼的妹妹被地主拉去抵债，继而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家破人亡的马宝玉，带着弟弟离开家园，过着流浪的生活。没几天，弟弟也被饿死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华北，焚掠他的家乡。马宝玉发誓：“我要是有枪，非杀了这帮狗东西不可！”当年11月，他听说有一支叫“八路”的队伍为穷人翻身解放而战斗，打日本也坚决，便四处寻找。不久，聂荣臻率领八路军一部挺进雁北，马宝玉的愿望实现了。他参军后，分配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七连，走上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 胡德林，说话“大舌头”，还有点结巴。蔡展鹏留神望望他，总觉得不怎么顺眼。长脸、尖腮，五官还算端正，个子和马宝玉差不多一样高。只是站在队列里，双腿靠不拢，还有点驼背。当然，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胡德林说话含糊，打仗却不含糊，平时也挺幽默。春节时，连队扭秧歌迎新春，他硬给马宝玉套上一件花褂子，扮作一对“夫妻”，扭了好一阵子，乐得大家合不拢嘴。他于1918年出生在河北省容城县一个贫苦农家，从小失去父母，12岁就给地主扛长工。他的驼背和罗圈腿，就是长期负重和推磨留下的印记。18岁那年，他实在忍受不了地主的皮鞭和辱骂，把地主绑起来痛揍一顿，开始了流浪生活。 胡福才也是容城县人，个子比较矮（约1.6米），双眼皮，大眼睛，圆圆的脸蛋红扑扑的，就像熟透了的苹果。胡德林给他取个外号，叫“小胖墩”。他从小流离失所，行乞度日，无法记清自己的身世。胡德林在流浪中遇见了他，把他带在身边作伴。当时的胡福才，连个姓名都没有，胡德林待他像亲兄弟一样，给他取名叫胡发财。 1938年秋，一团攻打冀中腹地——容城之前，他和胡德林3天未进食，饿昏在路旁的沟里。是一团一位战士把自己的一袋干粮送给他俩，拯救了两条苦难的命。部队打仗时，他俩帮助部队送弹药、抬伤员。战斗结束后，他俩跟在队伍后面走了7里多路，坚决要求参军。部队首长把他们分配到七连，还给胡发财改名为胡福才。 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入伍后，先后参加了攻打容城、保卫阜平、激战大龙华、转攻雁宿崖、黄土岭等多次战斗，作战非常勇敢。阜平战斗中，日本鬼子施放瓦斯毒气，胡德林、胡福才都中毒昏迷，担架队把他们送下火线。但是他们苏醒后，又投入了战斗。黄土岭战斗中，马宝玉负了重伤，仍然坚持战斗，不下火线。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他们懂得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革命道理，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杀敌本领。1939年冬，马宝玉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六班班长。从此，马宝玉和胡德林、胡福才、葛振林成了朝夕相处的战友。 1940年上半年，一团七连六班随连队南下，参加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部的战斗，在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冲锋陷阵。宋学义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参加八路军的。同年秋，他们在平汉路东运粮战斗中负责架设桥梁，为部队和民兵运粮队伍开辟了通路。后随连队参加了著名的八路军百团大战，在涞源一带痛歼日寇。 危难挺身担重任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7万余兵力，对晋察冀军区北岳、平西根据地实行大“扫荡”。进攻狼牙山的敌人是日军旅团长高见指挥的部队。一军分区一团在狼牙山麓、易水河畔同敌人周旋，瞅准机会，狠狠打一下就走。日伪军在狼牙山一带“扫荡”一个多月，毫无所获。高见又怒又躁，驱赶日军和伪军，步步向狼牙山逼近。 狼牙山因其峰峦状似狼牙而得名。它是晋察冀边区东线的大门，有5坨36峰，面积约225平方公里，主峰莲花瓣海拔1105米。远远望去，群峰突兀连绵，壁若刀劈斧凿，大沟深壑，怪石林立，宛如一群雄狮猛兽俯卧在易县西南部（距县城45公里）。它不仅在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是抗日根据地的“宝库”，山上存放着我们很多弹药、被装和粮食，是敌人进攻的重点。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一军分区及时将一团主力部队调到边区领导机关周围担任警卫任务。狼牙山地区只留下一团七连和部分民兵坚持斗争，掩护群众秋收，破坏敌人交通，牵制敌人进攻边区的兵力。 分区领导人考虑到七连的任务比较重，留下司令部侦察科长，携带电台，指挥狼牙山地区军民反“扫荡”，并随时报告敌情变化情况。 9月23日，团长邱蔚获悉敌人要大举进攻狼牙山的情报，当即通知驻在林泉的七连连长刘福山上山，将牵制敌人、掩护群众安全转移的任务交给他。 在敌人“扫荡”期间，易县、涞源、徐水、满城等县的抗日政府机关和数万群众，都相继转移到狼牙山地区。七连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困难很大。刘福山回来后，与指导员蔡展鹏决定立即召开党支部大会进行研究。 会上，大家认真分析了敌我态势。认为敌人在兵力、装备上都占有优势，我们不能硬拼，必须发扬我们熟悉地形之长，以少胜多。 一场大战即将来临，七连指战员隐蔽在山梁上严阵以待。9月24日拂晓，敌人开始行动了。整个狼牙山地区，熊熊的火龙狂舔着灰白色的云块，浓黑的烟雾腾向苍穹。扶老携幼的乡亲们，有的挑着担子，有的背着行李，汇成一股长长的队伍，在民兵和政府干部的组织下，沿着蜿蜒的山沟，缓缓地向远处走去。 七连在掩护主力部队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后，在山上顽强地阻击敌人，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9月25日天亮后，蔡展鹏带领连队向老君堂方向突围转移，留下六班掩护连队转移，阻击向棋盘坨运动的敌人。 血肉谱写悲壮歌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走！”马宝玉率领全班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冲击后，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他一会儿望望主力转移的方向，一会儿望望棋盘坨。眼前有两条岔路：往右的路可通往老君堂，但敌人就在身后，我们走到哪，敌人就会跟到哪，这样主力部队和转移的群众就暴露了；往左通往棋盘坨，上了棋盘坨，便无路可退，但可保证主力和乡亲们的安全。马宝玉思索片刻，迅速拿定了主意：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把敌人引向绝路！他提起枪，刚毅地说：“走，上棋盘坨！” 棋盘坨（因顶端一块大岩石上刻有围棋盘得名）陡峭险峻，两面悬崖绝壁。另外两面，一面连接主峰莲花瓣，上了莲花瓣，到处绝壁深渊；一面是陡坡，坡上有一条崎岖的小路。路两旁巨石半悬，令人毛骨悚然。 马宝玉带领全班沿着崎岖小路，向棋盘坨攀去。 “我们先在草丛里隐蔽起来，敌人上来，我们就打，敌人不上来，咱别理它！”葛振林说。 “对！咱们把手榴弹、子弹清一清，尽量节约，把能搬动的石头都搬到路口上来！”马宝玉吩咐完，又小声对葛振林说：“只有我俩是党员，你带宋学义守左边，我带胡德林、胡福才守右边……” 不一会，六七十个敌人顺着山路爬上来。距离顶峰还有200米左右时，敌人停了下来。几个伪军喊道：“八路赶快缴枪，皇军优待俘虏！”敌人叫了一阵，不见动静，指挥官把刀一挥，几十个敌人哇哇地叫着往上爬。 待敌人到了跟前，马宝玉拿着一枚手榴弹说：“来吧，我用手榴弹优待你！”随即投向了敌群。大家都先后投出了手榴弹，炸得敌人直往下滚。 激烈的战斗，使棋盘坨灰秃秃的山包弹痕累累，被打断的松枝躺倒在破碎的石块上，冒着缕缕青烟。敌人不甘心失败，在火力掩护下，再次组织进攻。 马宝玉他们都没子弹了。只有胡福才偶然在地上找到了一枚手榴弹，他刚要往下扔，马宝玉抢前一步夺了过来，别在腰里，沉着地说：“用石头砸！” “好啊！砸呀！”胡福才高兴得叫起来。大家一个劲地把石头推下山坡。只见成串的坚石一蹦三蹿地顺着陡峭的山势，越滚越快，刹那间，鬼子夹杂着石头，哗哗啦啦向山谷里滚去…… 敌人步步逼近，五壮士没有丝毫畏惧。马宝玉转过身对大家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革命战士宁死不投降！” 宁死不投降！这是五壮士共同的心愿。他们渴求着壮丽的一生，绝不活着当俘虏。 马宝玉举起那枝从敌人手中夺来的三八枪说：“同志们，砸吧，不能把武器留给敌人！” 砸了枪，马宝玉和葛振林交谈了几句，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放在膝盖上匆匆写着。写好后，向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招了招手。3人都围了过去。 “同志们！”马宝玉用激动的声音说：“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以前我们俩对你们帮助不够，没有培养你们入党。这次战斗证明，你们3个人都具备了党员的条件。以后同志们如能找到我的尸体，就会在我的衣袋里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3人入党的信。现在，我们都用实际行动，表示我们对党的忠诚吧！”说完，把小本装进口袋，大步向悬崖走去。葛振林、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也昂首挺胸，紧跟在他的后面。 敌人爬上来了。他们见五壮士无路可走，立在悬崖上，便端起刺刀喊着：“抓活的，抓活的！”扑了上来。 马宝玉像每次发起冲锋一样，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第一个纵身跳下深谷。胡德林、胡福才、葛振林、宋学义也相继跳了下去。巍巍狼牙山谷中回荡着他们气壮山河的声音：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如血的夕阳坠入了远处的山谷，落日余晖在棋盘坨上映出五壮士的身影。敌人费了一天的时间跟踪追击，付出了伤亡百余人的代价，终于占领了这块土地，但看到的只是5名八路军战士舍身跳崖的壮举。 微风吹散了硝烟，暮色笼罩了苍茫大地。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永远地睡去了。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崖畔的松树托住，身负重伤，被老乡们救起。 晋察冀军区为表彰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决定在烈士牺牲的地点建立纪念碑，命名为“狼牙山三烈士碑”（1942年1月修建，1943年被日寇用炮炸毁）；授予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烈士为一团“模范荣誉战士”，部队每逢纪念日点名，首先从这3名荣誉战士点起。通令嘉奖葛振林、宋学义，各赠“模范青年”奖章一枚。 1959年，党和政府为纪念英烈，教育人民，在狼牙山棋盘坨重建了纪念塔，塔身正面是聂荣臻元帅手书的“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几个大字。1986年又重建增修。 （广州军区政治部、53200部队政治部组稿胡支援撰写） 082、马石山上十勇士——记胶东军区十三团英雄班长王殿元等十勇士 往返破敌“网”，血路开复关。 1942年11月，胶东大地渐渐换上了冬装。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日伪军两万多人，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开始空前残酷的大“扫荡”。11月21日，各路敌人一齐出动，采用“铁壁合围”、“分进合击”、“对角清剿”等战术，严密搜索，梳篦式进犯。白天，他们以密集的队形平推并进，步步紧逼，无山不搜，无村不梳，烧草堆，挖新坟，掘地堰，清山洞，连荒庵山寺也不漏过；夜晚，他们野地宿营，燃起一堆堆篝火，岗哨密布，把山口、要道全都控制起来。敌人将这称作“拉网大扫荡”。被“网”进来的，有来自莱阳、海阳、文登、牟平、栖霞、福山等地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人们看到漫山遍野的日伪军，慌不择路，乱纷纷地向马石山逃命。 马石山，位于乳山县西，因有石似马而得名，东西走向，绵亘十几公里，主峰海拔467米，山岭蜿蜒曲折，松树、柞树等林木茂密，地势险要。这里正是敌人“拉网扫荡”的“收网”处，敌人企图在马石山把抗日军民一网打尽。 被围困在山前坡的群众约有2000多人。当人们听到四面敌人密集的枪声越来越近时，惊慌地乱成一片，有的往山沟里跑，有的往树丛中钻，也有的坐在地上不知所措。 正当人们走投无路，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忽听西面传来一阵喊声：“八路军来了，咱们的八路军来了！”大家循声望去，只见10位八路军战士，头戴钢盔，腿裹绑带，身着灰色棉军衣，大都肩扛三八大盖枪，正向群众走来。这是胶东军区五旅十三团七连二排六班的10位战士。几天前，这个班去东海军分区执行一项任务，完成任务归队途中路过这里，也被兜在“网”内。他们见这里有这么多老乡被围，决定留下来带领乡亲们突围。他们已分批带领许多老乡冲了出去，现在又返回来，准备把困在马石山前的乡亲们也救出去。 人们看到亲人八路军来到面前，感到大难中有了希望，一下子把10位战士围了起来用期待的目光望着他们，争着向他们诉说周围的情况。 战士们听着乡亲们的诉说，一个个紧握双拳，抱定了誓死掩护群众突围的决心。这时，只见一位二十四五岁的战士，拨开人群，一个箭步跨上梯田的石墙。他个子不高，但长得虎头虎脑，墩实健壮，紫铜色脸，两道粗黑的浓眉下忽闪着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显得格外精神，他的皮带上拴着一个搪磁碗，碗套上还绣着鲜红的五角星。他就是六班班长王殿元。他用亲切的目光望着乡亲们，亮开嗓子说：“乡亲们不要怕，咱们地熟、路熟，还愁冲不出去吗？乡亲们尽管放心，我们带领你们往外冲，有我们在，就有大家在……” 王殿元的话刚讲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拉着两个孩子挤到他面前，焦急地说：“这两个孩子的爹妈，都是为打鬼子牺牲的，上级把他俩寄养在俺家里，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再落到鬼子手里，俺这把年纪了，死了没什么，你们想法把孩子带出去，让他们长大了给爹娘报仇吧！” 战士们个个心如刀绞。一大个子战士大步走到大娘跟前，用坚定的口气对老人说：“你老人家就把这两个孩子交给我吧，只要有我大老赵在，就一定能把这两个孩子带出去！”这个大个子战士名叫赵亭茂，是六班的机枪射手，他和王殿元都是十三团七连的老兵。几年来，他俩参加了上百次大小战斗，在战火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六班的战斗骨干。 这时，班长王殿元再次招呼大家说：“各位父老乡亲放心，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是共产党、毛主席教导出来的革命战士，生死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一定把大家带出去！” 夜幕降临，马石山隐没在苍莽的夜幕中。敌人在马石山四周燃起一堆堆篝火，端着大枪的日军士兵来回走动。王殿元同几个党员一起分析了敌情，一致认为，敌人很可能天亮后在马石山“收网”，对抗日军民进行大屠杀。决定连夜带领群众突围出去。午夜前，1000多名群众在战士们的带领下，沿着3里多长的山沟开始转移。当快接近沟口时，王殿元带领李贵等3名战士，分别爬上沟两侧的山脊，向不远处山包上的两个火堆摸去，他们杀了巡逻的哨兵，接着又扑灭了路旁正在燃烧的火堆。沟口处，焦急等待了半夜的人们，在战士们的带领下，立即像潮水一般向外涌。送走了第一批突围出去的乡亲，王殿元又带领9位战士返回。 困倦的敌人一时还没有发现这个缺口，第二批群众又顺利地从这里突围出去。可是，当这批突出去的人员刚刚爬上前面的土岭时，被敌人察觉了。一小队日军咿哩哇啦地叫着追上去，机枪、步枪一齐向突围的人群扫射。 王殿元一看情势危急，立即喊道：“机关枪吸引敌人火力，其他人跟我来，坚决顶住敌人！”六班立刻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一些群众趁此机会，拼命向土岭下奔跑。 激战中，十几个日军向王殿元带领的几位战士包抄过来。不一会儿，几十个黑影混在一起，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白刃战以六班的胜利而告终，但六班也付出了血的代价：战士王文礼英勇牺牲，班长王殿元等几人负伤。 当六班的勇士们护送完沟内最后一批群众冲出沟口，准备转移的时候，忽然一位十几岁的小姑娘跑到大个子战士赵亭茂跟前，哭着说：“同志啊，俺全家都没出来，还在西南面那条沟里！” 原来，那里还有尚未突围的另一部分群众。 这时，东方已现出鱼肚白，天快要大亮了。王殿元明白，再返回去肯定是凶多吉少。可是作为人民子弟兵，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敌人杀害吗？不能！于是，他以坚定的口气对战士们说：“同志们，走，咱们再冲回去！” 六班9名战士又来到马石山西侧的一条山沟里。这里，周围响起了时起时落的枪炮声，漫山遍野布满了搜山的日伪军。敌人开始“收网”了。 “乡亲们，快跟我们冲出去！”班长王殿元大声地招呼躲在沟内的群众。 晨曦中，只见六班9名战士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向敌群发起了猛烈攻击。没等敌人还击，他们端着刺刀，冲进了敌群。战斗中，又有两位年轻的战士倒下了。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被围困的群众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口子撕开了，快跑呀！”激战中，不知是哪位战士喊了一句。受惊的群众听到喊声，一齐向突破口跑去。 就在群众顺着这个口子蜂拥突围的时候，日军两个小分队分别从东西两面围过来。王殿元当机立断，命令全班：“牵制住敌人，把鬼子引到山上去！”战士们将敌人火力吸引过来后，拔腿往山上跑。日军一看八路军跑了，丢下群众追上来。战士们边打边退，一直把敌人引到半山腰。班长估计突围的群众大都跑了出去，便指挥战士们东躲西藏，登崖攀壁，上了马石山主峰。 初冬的早晨，寒气袭人。战斗了一夜的战士们，又累，又困，又饿，又冷，不停地打着寒颤。然而，没有一人叫苦。 马石山峰顶南北约40米宽，东西不足半里长。峰北是悬崖峭壁，东西两面坡陡，不易攀登。南面坡度较缓，但山路险阻。主峰上遍布嶙峋突兀的岩石，只有山顶中央有一块平坦的草地，周围被断断续续的石墙围着。石墙里面，一株苍劲挺拔的平顶松，傲然屹立在山巅。 上午8时许，敌机又一次飞临马石山上空盘旋，投弹轰炸。接着，山南坡的敌人摆开一条长蛇阵，密密麻麻地向山顶扑来。当第一批敌人爬到离山顶只有五六十米的时候，王殿元一声令下，大个子战士赵亭茂的机枪首先开火。接着，大家的步枪也一齐向敌群射击。敌人的第一次冲锋被打下去。 当敌人发起第二次冲锋时，六班的子弹已经打光了。“同志们，节省子弹，用石头砸！”随着王殿元的命令，一块块大石头从山顶滚滚而下，直砸得敌人东躲、西藏，哇哇直叫。撤到马石山的地方工作人员，民兵和群众，也纷纷以树棍、石头，与日军拼杀，宁死不屈。敌人又一次被打下去。 六班现存的7名战士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凭借有利地形，利用山上的石块，与数十倍的敌人拼搏了5个多小时。王殿元看了看身旁的战士，活着的只有赵亭茂和李贵二人了，而且都负了重伤。他检查了全班的弹药，只剩下两枚手榴弹了。 中午，日军调集大量兵力，从马石山南面和东西两侧，又一次向山顶发起猖狂的进攻。王殿元把两位战士召集在一起，神情严肃地说：“今天我们完成了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我们全班10个同志，同地方干部、民兵一道，往返数次冲破敌人的火网，护送出大批群众，打死了七八十个鬼子，我们没有辜负党的培养和人民的期望。现在，我们冲出去是不可能了，反合围，只剩下这两颗手榴弹，大家看该怎么办？” 战士李贵坚定地说：“我们是革命战士、共产党员，活不当俘虏，死不交枪支，咱们先把枪砸了吧！” “砸枪？”赵亭茂感到惊讶。 “对！”王殿元接上说：“革命的武器，决不留给敌人！” 王殿元说着，先把自己的枪砸了，接着又同李贵把烈士们的枪支找来…… 赵亭茂紧紧地抱着机枪，抚摸着那乌黑的枪筒，一句话也不说。这挺机枪，是九子峰战斗胜利后，团长亲自发给他的。几年来，他扛着这挺机枪，艰苦转战，消灭过无数的敌人，可是现在要把它毁掉，心里多么难受啊！但想到眼前的处境，他也只好狠狠心，将机枪零件小心翼翼地拆下来…… 此刻，王殿元把两颗手榴弹紧紧握在手里。敌人嚎叫着向山顶冲来。王殿元用尽全力，把一颗手榴弹扔向敌群。 英雄的六班班长王殿元、战士赵亭茂、李贵，在敌人即将冲到跟前时，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日军攻占马石山后，将抓捕到的500多名群众全部杀害，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马石山惨案”。 日军撤离马石山后，人们来到烈士浴血奋战的主峰，找到了王殿元、赵亭茂、李贵的遗体，只见他们怒目圆睁，躺在平顶松下。 由于诸多原因，六班10位勇士没能给后人留下一份完整的名单。人们虽然不全知道他们的名字，但“马石山十勇士”作为一个英雄群体，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乡亲们把他们安葬在山顶那棵平顶松附近，并为他们和所有在马石山牺牲的烈士竖立了纪念碑。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刘善义撰写） 083、刘老庄连谱壮歌——记新四军七旅十九团四连白思才、李云鹏等烈士 1943年3月18日，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四连，在江苏淮阴刘老庄，与装备精良的日军3000多人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全连82名同志，为掩护淮海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当地人民群众安全转移，同敌人整整搏斗了12个小时，最后弹尽粮绝，端起刺刀与敌人展开殊死肉搏，全部壮烈殉国。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称：“全连82人全部殉国的淮北刘老庄战斗……是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四连连长白思才原是团作战参谋，16岁投入红军，从他的家乡江西长征到陕北，又渡河东征，北上抗日，曾参加过举世闻名的平型关大战，是一个英勇善战、沉着机智的指挥员。指导员叫李云鹏，江苏沛县人，原是个青年学生，师范毕业后，当过两年小学教员。1936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参加了“民先”组织，后到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八路军一一五师，担任连队文化教员、政治指导员，是一位优秀政工干部。副连长石学富、一排长尉庆忠、二排长蒋元连、三排长刘登甫都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有的还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连队的战士大都是1939年入伍的，思想基础较好，党员、团员占三分之一以上。这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并成长起来的英雄连队，在白思才和李云鹏带领下，在刘老庄战斗中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的壮烈战歌。 那是1943年3月17日，淮海敌占区所有城镇据点除留部分伪军看守外，日军全部星夜出动，开始对华中抗日根据地淮海地区展开大规模的“扫荡”。敌人妄图首先合围六塘河一带的我党政军领导机关。灌云、东海之敌于当日晚上进入淮海区的腹地高沟、扬口秘密隐蔽，又乘着夜暗继续向中心区移动；泗阳（众兴）的敌人连夜赶到后庄圩子，继续向钱集方向进犯；涟水之敌已从对岸的码头偷渡盐河；守备在徐州战略要地的敌人也偷偷出来增援沐阳守军，连夜沿淮沭公路南下。同时，从淮阴城窜出一大股敌人，这是侵华日军的主力之一——六十五师团，也是他们这次“铁壁合围”的指挥中心。师团长川岛纠集3000多人马，携带大量的轻重机枪和100多门火炮，杀气腾腾向六塘河逼近。敌人洋洋得意，眼看就要占领盐河南岸的古寨镇和大槐树渡口时，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四连披星戴月，急行军赶在敌人的前面，到达了川岛部队北犯的必经之路——刘老庄。 刘老庄是苏北平原上一个普通村庄，人不足百户，地不足百亩，距淮阴城50多华里，离六塘河约20华里，紧靠淮沭公路右侧，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敌人大举进犯的形势下，上级决定以一个连的兵力，在刘老庄一线阻击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打乱敌人的部署，掩护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十九团四连担当的就是这样艰险而重要的任务。 3月18日，敌人渐渐出现在全连指战员的眼前。冲在最前面的是尖兵部队，后面跟着大股的人马，其中夹杂着三四十个骑着高头大马、身挎东洋刀的家伙，看得出是敌指挥官。当敌人逼进至离四连阵地只有五六十米时，白思才率先用重机枪开了火，接着全连的火力一起猛扫。敌人尖兵应声倒地，后续部队半天回不过神来，丢下几十具尸体，仓皇后撤。四连无一伤亡。 川岛挨了当头一棒，指挥各路人马从四面向刘老庄迂回，形成包围圈。白思才和李云鹏经过商讨，为了钳制敌人的重兵，同时不使刘老庄群众受大损失，果断地将连队撤出庄子，在村北一片开阔地带利用“抗日沟”固守，而且新修了一些工事。 日军第一次冲锋被打垮后，日军又一个中队向四连发起猛攻。当日军距四连阵地尚有百米远时，四连的枪榴弹集中打向敌人机枪火力点，使其变成哑巴。进攻的敌人失去火力掩护，白连长趁势组织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乱作一团，伤亡一片。往回逃的敌人又被四连的神枪手当作活靶子，“报销”了一些。有二十几个日本兵冒死爬到四连阵地前沿，白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跃出战壕，端起刺刀杀向敌人，不到10分钟，这些敌人全部被刺死。 四连的弹药所剩无几。李云鹏看到阵地前敌人尸体旁都有枪和子弹，便决定“武装验收”。一排长尉庆忠对指导员说：“我在团部当过军需干事，验收弹药是我的老本行，让我去吧。”指导员批准了他的请求。尉排长带着突击小组，匍匐接近敌人的尸体。敌人发觉了他们，集中火力封锁。突击小组冒着弹雨，硬是将数千发子弹抢了回来，还陆续运回二三十枝崭新的三八式步枪。但四连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掩护战友，老红军战士、一排长尉庆忠在返回途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中午，敌人又连续发起3次冲击。投入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火力一次比一次猛，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英雄的四连接连打退了敌人5次冲锋，杀伤了大量敌人。 下午2时，敌人暂时停止了冲击。四连党支部抓住空隙召开支委会，作出决议：一定要坚持战斗到天黑，待领导机关安全转移后，再组织突围。同时向全连发出号召：英勇杀敌，争取反“扫荡”的彻底胜利！支委会议精神传达后，全连群情高涨。从营里调到四连来帮助工作的青年干事孙尊明，教战士们唱起自编的歌曲：“枪榴弹，威力大，火力点，开了花；曲射炮，不虚发，打得鬼子喊爹妈。轰啊！轰啊！……”有的战士在战壕里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党支部根据这些战士的志愿和战斗表现，接收了一批战士火线入党。新党员们在阵地上庄严宣誓：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坚决与敌人血战到底，誓与阵地共存亡！ 敌人付出惨重代价，没能前进一步。日军指挥官集中上百门大炮，从中午到黄昏，接连向四连阵地轰击了6个小时。四连凭借防御的一条宽5尺、深4尺的壕沟，几乎被敌人炮火摧平了，伤亡不断增加。但勇士们硬是凭着比钢铁还要硬的革命意志，死死地坚持在阵地上。敌炮击中，白思才被一发炮弹夺去了左手，这是他参加革命后第九次负伤。李云鹏也多处负伤，血迹满身。他俩忍着伤痛，坚持指挥，四连阵地始终屹立不动，像一堵炸不烂的铜墙铁壁，横在敌人前进的道路上。 傍晚时分，敌人停止了炮击。这时，全连只剩下30余人，而且大部分负了伤，子弹和手榴弹几乎打光。大家一天滴水未进，个个嘴唇干裂得出血。白思才和李云鹏估计领导机关已经安全转移，便决定把剩余的子弹集中起来给机枪使用，拆毁多余的武器，埋掉拆下来的零件。这时，李云鹏向全连作了最后一次动员：“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我们要和敌人作殊死的搏斗，争取杀伤更多的敌人，坚决不作敌人的俘虏！”随即，响起“坚决战斗到底，绝不当俘虏，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 天渐渐黑下来了。敌人借着夜幕掩护汹涌而来。当敌人逼近四连阵地时，四连仅剩的两挺机枪又喷吐出火舌，打倒一批批敌人。不一会儿，子弹打完了，手榴弹也投光了，敌人从四面包围上来。白思才猛地跃出战壕，大喊一声：“同志们，杀！”李云鹏边冲边喊：“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和敌人拼啦！”在一片壮烈的喊杀声中，战士们冲出战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全部壮烈牺牲。 蜂拥而来的敌人提心吊胆地走进四连战壕，不但没有抓到一个俘虏，而且连一枝完整的枪也找不到。川岛这时才发现，与他的3000精兵殊死搏斗了一天多的仅是新四军的一个连队。而就是这个连队，打退了日军5次冲锋，顶住了6个小时的炮轰，死死拖了他12个小时，打死打伤日军官兵近600人。 如今，这个连队仍在解放军序列之中，这就是济南军区某部四连。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王胜文撰写） 084、宁死不屈女军工——记东北抗联缝纫队长、女英雄安顺花 1937年3月下旬的一天中午，黑龙江省宁安县附近一带的山峦和树林里，一位年轻的朝鲜妇女，在蜿蜒的山道上踏着厚厚的积雪“咔、咔、咔”地赶路。她，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独立师四团缝纫队队长安顺花。 冰封的山道，行走困难。寒冷的天气，给人增添了阴郁的气氛。安顺花的耳畔又响起了团政委送行时说的一段话：“战争将越来越严峻而残酷。根据‘分散扎营，保存力量’的原则，部队将向南转移，进入原始森林。团党委考虑到缝纫队都是女同志，没有作出统一转移的要求。你到队上可以动员大家先回家，等情况好转再回来。如果队员们决意随队转移，一定要做好转移的准备工作……” “回家？我的家在哪里？”安顺花一阵寒颤，脚步也放慢了。此刻，她平生第一次认真地想起自己的家来了…… 她1909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南道瑞川郡农家。15岁时，父亲将她嫁给李凤珠为妻。婆家也一贫如洗，她和丈夫一家离乡背井，从朝鲜来到中国吉林省，当了珲春县东炮台的佃农。然而，日本侵略者也在蹂躏着中国东北大地，她们暂时的栖身之地也不安宁。 1930年10月，安顺花和丈夫一起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反日会”，组织上让夫妻俩担负通信联络工作。次年1月，她成了中国共产党一名朝鲜籍女党员。1932年4月，安顺花的丈夫李凤珠被党组织调到金区党委工作。敌人加紧了对她及其一家的监视，处境很危险，组织上决定她到烟区游击队去。她毅然带着公婆和两个孩子投奔了游击队。 1934年4月，安顺花带领的缝纫队跟随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四团，开始了艰辛的军工生活。从珲春到汪清，从金仓到宁安，频繁的转移，紧张的生产，历尽千辛万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次，只有8位缝工的缝纫队接受了两天内赶制几十套军装的任务。又赶上敌人的大扫荡，只好把缝纫机搬进芦苇荡里。她带领大家泡在一尺多深的冰冷的水中争分夺秒地战斗，忘记了寒冷，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带在身边正在发烧的不到一岁半的小儿子。突然，苏醒过来的小儿子大声地啼哭起来。糟糕！日本鬼子在芦苇荡外巡逻，暴露了目标就什么都完了。她为了缝纫队的安全，立即拿块破布把孩子的嘴堵起来，低声地说：“你要把日本鬼子喊来呀！”后被同伴金贞善发现，把破布掏了出来，但孩子终因疾病和堵塞过久，离开了人世…… 她是一个富有感情的女性，爱丈夫，疼孩子，孝顺老人。但强烈的军工责任感，使她坚强地压制着悲痛的感情。那是烟区大捷的日子里，部队人员大增，上级要她们缝纫队一周内完成500多套军衣。虽然缝纫队也增加了不少工人，但要按时完成任务困难很大。正在这时，家中捎信说公公病重，二儿子因没有鞋子穿冻伤了脚。同伴们劝她做双鞋，顺便回去看看，可她说：“新入伍的抗联战士等着衣服穿，我怎能回家呢？”她照样投入了紧张的生产。一连几天几夜没合眼，走东家，串西家，发动老百姓协助缝纫队赶制军装，还动员了不少男战士帮助缝扣眼。结果，任务按期完成了，可家中的噩耗也传来了：在一次大“扫荡”中，公公、婆婆和二儿子都被敌人杀害了，她在中国的家也不复存在了！ 想到这里，安顺花的眼睛模糊了，连出现在眼前的缝纫队驻地几乎辨不清了。 “安姐回来了！安姐回来了！”姐妹们像往常一样，向她们的队长问个不停。她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团党委关于随主力向原始森林转移的命令。 “安姐！没有缝纫队，抗联战士穿什么？光着屁股冻死啊？你还是带着我们随部队一块走吧！再苦也吓不倒我们……” “安姐！你这个朝鲜人为中国的解放事业什么都不怕，难道我们中国人有脸当怕死鬼吗？你就放心地带着我们走吧……” 安顺花望着姐妹们，所有的担忧与悲伤全没有了。她含着热泪激动地说：“感谢你们！我的好姐妹，让我们拧成一股绳，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吧！我相信胜利是一定会来到的。” 明天就启程了，姐妹们劝安顺花去团卫生队，向她在卫生队担负领导工作的丈夫李凤珠告别。当晚，夫妻见面，安顺花从丈夫口内得知了大儿子李柱浩和收养他的大娘，昨天被日寇杀害了。安顺花如雷轰顶，头晕目眩，两腿发软。半晌，才不顾一切地扑向丈夫怀中，叹息自己不幸的命运…… 她结婚15年了，经历了四次分娩的痛苦。可两年内四个儿女就都在抗日的艰苦环境中被日本侵略者害死了（小女儿也是在一次反“讨伐”中死去的）…… 安顺花心疼儿女，痛恨日本强盗；默默悼念儿女，决心抗日到底。 她把明天随部队向原始森林转移的事告诉了丈夫。丈夫安慰她，鼓励她，捡了一些药物包好，递给她。她向丈夫默默地点点头，忍痛含泪而别。 回到缝纫队，军工姐妹们已进入出发前短暂而宝贵的梦境。安顺花再次仔细地检查了一捆捆布匹和缝纫工具，便在昏暗的烛光下摊开那张印制粗糙而发黄的地图，用手指仔细地在上面缓缓移动，用哭干了泪水的红肿眼睛认真地辨别着上面的山岗、森林、村落和敌人的据点…… 清晨，天还没有怎么亮，山峦和丛林仍然被浓厚的雾霭笼罩着。一支由几十名女军工组成的缝纫队，踏着冰霜出发了。走在这支队伍前面的正是队长安顺花。缝纫队小心翼翼地前进。夜幕降临了，山野变得异常寂静。安顺花率领的缝纫队同严寒、饥饿、疲劳搏斗了整整一天后，终于在宁安县头道沟安营扎寨。 此时，是她们安全工作的时机。她们不顾疲劳地布置了生产场地。半个小时之后，缝纫机开始转动，裁剪员在平坦的石板上开始剪裁，染整员架起了铁锅开始染布。安顺花是个多面手，处处都有她忙碌的身影。论剪裁，她是队里当之无愧的技术权威。无论男女战士，无论体型是否特殊，只要在她跟前一站，就可裁一套合体的衣装。 由于她工作出色，她的名字被列入东北抗联的军工史册，她领导的缝纫队被誉为“出色的缝纫队”。 1937年3月26日清晨，哨兵跑来向安顺花报告：敌人来了。她立即组织大家把粮食、布匹、弹药和缝纫工具，埋藏在两米多深的山涧积雪下面，然后向山顶撤退。 大约9点钟，天飘起雪来。大雪给她们行军带来困难。敌人的喊叫声越来越大，枪弹打在树干上，枝条乱飞。安顺花完全了解眼前的处境，要想摆脱敌人的追踪已是十分困难了。在这万分紧急之时，她毅然决定引开敌人，保存缝纫队。 安顺花命令大家继续向山顶撤退，自己向另一个小山坡的一片丛林跑去。队员们不愿丢下自己的队长。尽管她严厉命令她们快撤走，裁剪员金贞善还是决意留在她身边。她俩故意露一点目标吸引敌人，来到丛林一片洼地向敌人开了枪。随后跑向另一片丛林深处。日寇终于都朝她俩追来了。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金贞善。安顺花拖着金贞善奋力向前爬行，在一棵“美人松”下将她掩埋在一个小坑里。 安顺花继续和鬼子周旋。当她看见几个鬼子在不远的空地上嚎叫时，扣动了扳机。可是，枪膛里的子弹已经打完了。她把枪埋进雪地后，直奔东南方的一座岩洞。 没跑多远，敌弹打中了她的双腿。她来不及包扎，使出全身力气朝前爬行，鲜血染红了雪地。 呼呼的寒风，像一把软钳子似地夹住了安顺花的双腿，她实在无力动弹了，躺在刺骨的雪地上昏了过去。 “把这个活共产党带走！”一阵野兽般的喊叫和狞笑声，使安顺花清醒过来。她睁开眼睛一看，周围是一群张牙舞爪的敌人。一个汉奸拿张画像对着日寇比划着说：“她就是缝纫队队长安顺花。” 敌人把安顺花带到缝纫队的营棚前，进行轮番地惨无人道的审讯。 “衣服埋在哪里？只要你说出来，保你一条命。”汉奸们吼叫。 “你们是中国人的败类，活着还不如一条狗！”安顺花怒斥道。 日本军官乱吼几声，几个鬼子和伪军把安顺花的头发使劲撕扯。那波浪一样卷曲的头发一把把散落在雪地上…… 日寇见安顺花只字不吐，恶狼般撕掉她的上衣，残忍地砍掉了她的双手——这双为人民革命军战士做过无数件军装的灵巧的手，迸溅着鲜血，落在雪地上…… 安顺花再次苏醒过来时，残忍的日本军官吼叫：“军衣埋在哪里？”安顺花面无惧色，两眼冒出愤怒的火星。日寇疯狂地叫起来：“钉木楔子，送她上西天！” 刽子手们挥舞着削好的木楔子，扑向安顺花。一根，两根，三根，四根……直钉向安顺花的胸部和腹部。 一棵青青的挺拔的长白山美人松折断了，倒在冰封的雪地里。 两天后，安顺花的同伴们来到了她的身边。她们不忍看被强盗糟踏后的惨状：她苍白的脸像大理石，双眉由于极度痛苦而紧紧地皱着，冰霜染白了她的眉睫，几缕轻柔的卷发在寒风中抖动，四根木楔子竖在她僵硬的腹部……她仰卧雪地，仿佛沉睡在梦中，两眼直直地盯着南方那片高高的天空。在那个方向，有她的亲人…… 同伴们给安顺花穿上新装，盖上了一面缝纫队的队旗，缓缓地把她抬到埋过缝纫机和军装的土坑里，默默地安葬了她们永生难忘的领头人。这位年仅29岁的朝鲜籍抗联战士，从此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30年后的一个春天，朝鲜劳动党抗日战绩考察团来到中国。在深情地寻找安顺花踪迹的人群中，有一位鬓发斑白的将军。他就是考察团团长、安顺花的丈夫李凤珠。 这位老将军步履沉重地来到安顺花英勇就义的丛林里，伫立良久，沉浸在深长久远的追忆寻觅之中，仿佛又看见那张蜡黄消瘦的瓜子脸，那血迹斑斑的躯体；又听见了那温婉而沙哑的声音，那轻微而沉静的呼吸…… 安顺花的名字载入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史册，成为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情谊的见证！ （总后勤部政治部组稿李来梓撰写） 085、全心全意为人民——记中央警卫团内卫班战士张思德 1944年9月8日，是延安金秋季节一个普通而又很不平常的日子。这天清晨，枣园后沟的西山脚下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共中央社会部在这里为一个普通士兵——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与会者有枣园机关的干部、学校学员和警卫团的指战员。 简朴庄重的追悼大会开始了。毛泽东主席缓步登上会场的土墩，作了的著名演讲，作为对张思德同志的纪念和哀悼：“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一位普通战士，为何得到党的高度赞扬，成为亿万军民学习的楷模？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脚步回溯，看看他成长的足迹吧！ 1915年农历三月初六这天，是谷雨节。四川仪陇县六合乡韩家湾的佃农张行品家，一个男婴呱呱坠地。妈妈望着这个瘦弱孩子，给他取名“谷娃子”。 1933年中秋，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开到了六合场，带领乡亲们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了六合乡苏维埃政府。六合场的青年后生们纷纷报名参加红军。平时在村头路口站岗放哨、查奸防特的少先队副队长谷娃子，头一回向红军干部说出自己的大名———张思德。从此，在红四方面军的队伍中，增添了一名忠诚的革命战士。 张思德入伍后，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明白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心胸开阔了，斗志更旺了。不久，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1933年至1934年粉碎国民党军对川陕根据地的两次大规模围攻的战斗中，张思德英勇杀敌，屡立战功，被战友们称赞为“小老虎”。在攻打关口梁的战斗中，他参加尖刀班，冒着弹雨枪林，和战友搭成人梯，攀上寨顶，炸开寨门，为部队打开了通路。接着，他带领6个战友，扼守一个山包，粉碎了蒋军两个排的多次进攻。在另一次战斗中，他迎着道道火光，冒着子弹飞鸣，跑进深谷，攀崖绕行，插入敌后，接近敌阵，扔出手榴弹，炸死了敌人，趁着浓烟，扑上高坡，夺来了机枪一挺，然后，他端起机枪，向另外一群敌人猛烈扫射，打得敌人倒地丧魂，又夺来了一挺机枪，他接着高呼一声：“冲啊！”战友们一齐冲上去，歼灭了敌人。他虽负了伤，却满脸笑容。在又一次战斗中，他迎着浓烟烈火，在水田、小丘、深沟里，持续与敌拼搏。子弹打光了，敌人扑上来，他就用手榴弹炸死敌人。后面敌人又上来了，他在田坎上同敌人白刃格斗。一个敌人举枪向他刺来，他猛挥大刀，将枪拔开，一脚把敌人踢进水田里，再在敌人脖子上连砍两刀。接着，又有两个敌人向他扑过来，他用脚猛击田水，使敌人的头上溅满了水，两眼都迷住了。当敌人急着摇头擦眼时，他用全力扑上去，举起大刀，把他们劈死了。这时，飞来一颗子弹，打伤他的右臂，连长叫他下火线，他倔强地说：“不，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战斗！” 全国抗战爆发后，张思德所在部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部队中的老弱病残人员被留下来，编成一个警卫连，负责警卫关中云阳八路军留守处和残废军人医院（即荣誉军人学校）。当时，张思德身体患病，被编入警卫连，任一排三班副班长。 警卫连刚成立那阵，班里好几位同志病重，卧床休息。张思德端吃端喝，像亲兄弟一样侍候患病的同志。晚上站岗，他经常连站两班，让患病的同志多休息一会。他是副班长，负责班里的内务卫生，可他很少命令其他同志做这做那，而是自己动手，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大家。班里的水用完了，他就去打水；地脏了，他就去扫地。他的手巧，补衣服、打草鞋都很在行，一有空就帮同志们缝缝补补，一天到晚总是闲不住。在班务会上，大家表扬他时，他却说：“我的病轻，多干点没啥。” 1939年春天，云阳的国民党军队背信弃义，开始制造摩擦事件。为了顾全大局，留守处和残废军人医院于秋初开始长途行军，向旬邑土桥一带转移。 有一天行军时，张思德在路边发现了一片马兰草，就用刺刀割下来，捆成一捆，背在身后。晚上宿营后，他就赶着打草鞋，等他一口气打完3双草鞋，已是鸡叫头遍了。第二天，他把这3双草鞋送给鞋子最烂的3位同志穿。留守处和残废军人医院的同志到达土桥之后，天气开始变冷了。为了解决冬季取暖问题，上级决定烧木炭3个月。张思德懂得烧炭技术，于是他和班长带领战士们上山烧木炭。每次炭窑点火后，张思德就守在窑边，累了打一会儿盹，再接着干。等到窑烧好，他的眼睛也熬红了，人也累瘦了。烧炭结束后，他被评为劳动模范，留守处奖给他一条毛巾和一个笔记本。 1940年春天，张思德随警卫连回到了延安。不久，他被分配到中央军委警卫营担任通信班长。在通信班期间，他去南泥湾开过荒，种过地，也进山烧过木炭，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2年秋，军委警卫营和中央教导大队合并，成立中央警卫团，吴烈任团长兼政治委员。当时，上级决定张思德由班长改当战士，张思德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到一连二排四班当了战士。四班的班长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年龄也比张思德小，可是张思德很尊重班长，积极完成班长交给的工作，维护班长的威信，帮助班长抓好班上的工作。为此，他受到领导的表扬。 1943年初春，组织选派张思德到毛泽东身边的内卫班当警卫战士。 枣园位于延安城西北，距城有十多里。那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毛泽东工作十分繁忙，常常要去延安城里开会。毛泽东每次外出，内卫班便跟着他前往。 毛泽东乘坐的黑色轿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赠送的。车身宽大，可以乘坐10个人。车后有一个专供警卫人员站立的踏板。 站在车后担任警戒，要比坐在车里辛苦得多。夏天，车后尘土飞扬，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冬天，车后寒风凛冽，冻得人手脚发麻。但是大家都把站在车后值勤看成是一种光荣，争着担任警戒。张思德到内卫班后，每逢毛泽东外出，汽车刚一发动，他就站在车后，抢占警戒位置。几乎每次都如此。大家要换换他，可无论怎么说，他都不肯，说：“我喜欢冷风吹。”大家对他没有办法。 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军大举“扫荡”，我根据地日益缩小，陕甘宁边区也财政拮据，粮弹匮乏，形势十分严峻。中共中央、毛主席号召一切机关、学校和部队，必须在战争条件下实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大搞生产运动，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胜利地度过抗日战争的难关。 1944年夏天，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中央警卫团为了保证中央机关和部队度过严冬，决定派一支小分队到延安北部的安塞去烧木炭。大家都急着要去，领导知道张思德烧过木炭，就指派他带领4位同志去执行这项艰苦的任务。 7月的一天，张思德带领警卫战士背着行李，带着锯子、斧头到达安塞石峡峪村。这里傍山依林，只有百十户人家。进山五六里地，就有青冈树林。山中林区的景色美丽，初升的阳光洒在苍翠的青冈林上，泛起绿色的光晕，一簇簇山丹花红得像一团团火。张思德他们扛着镢头跑上跑下，根据山势和青冈林的大小，选择烧炭窑的地点。 为了加快烧炭进度，张思德把同志们分成两组：一组负责挖炭窑，一组砍伐青冈树备料。他说：“你们进山后，家里的同志可就忙了。我们要加油干，争取多烧木炭，早日完成任务，向毛主席报喜。” 烧窑是个技术活儿，火要烧得均匀，压火要恰到好处。压火早了，烧出来的是“生头”，劳而无功；压火迟了，木炭会变成灰烬，前功尽弃。为了掌握火候，张思德吃住都在窑边，晚上也要起来几次，爬上窑顶观察烟色，判断火候。当时，没有照明工具，他就在山林里采来一种叫做“牛条条梗”的小灌木，放在窑里烘干，晚上用它来照明。 当地群众烧一窑木炭，一般要10天左右。为了抢时间多烧几窑，张思德和大家就在压火后木炭尚未完全冷却时出窑，把烧炭周期缩短为7天。出窑时窑内温度很高，有的木炭上还有火星儿，烤得人脸皮发痛，大汗淋漓。每次出窑，张思德就双手包上破布，站到窑的最里边拣木炭。在他的带动下，同志们废寝忘食，日夜苦战，一个多月就烧了5万多斤木炭，超额完成任务。 木炭烧好后，张思德又带领大伙，用榆树条把木炭打成一个一个捆，背到石峡峪村。5万多斤炭放在村头，像一座小山。张思德到安塞打电话给领导汇报了情况，领导指示张思德暂时留在石峡峪村看守木炭，等候马车前来装运，其他同志回枣园执勤。 张思德住在村头一位老大娘家里。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给老大娘担水，扫院，还上山打了几捆柴。后来，他想起山上烧炭的地方还留有一些砍伐的青冈，便想赶在马车来运炭之前再烧一些木炭。他和大娘商量说：“大娘，我整天坐着看木炭，也闷得慌。你和孩子替我照看一下，我进山再烧一些，晚上回来时我给你捎一捆柴火，你也就有烧的了。”这样，张思德每天早晨带着干粮进山，一人伐木，装窑，起火。每天晚上回来，总要给大娘背一捆柴火。老大娘天天都做好晚饭等他回来，晚上又给他准备好第二天进山吃的干粮。 9月5日，天还没亮，张思德又进山了。他走时告诉大娘，晚上回来给她背一些碎木炭，以备冬天取暖。可是到了晚上，大娘把晚饭先后热了几次，仍不见张思德回来，鸡叫了头遍，也没见张思德的影子。 当村长带人进山来到张思德烧炭的地方时，只见窑前整齐地堆放着木炭，炭窑已经坍塌。 坍塌的焦土挖开了，只见张思德站立着，右手紧紧地握着一截青冈木，脚下有一堆青冈木。看样子，他正在装窑时，炭窑忽然坍塌，将他埋住了…… 张思德不幸牺牲的消息，由警卫团团长吴烈、政治委员张廷桢向中央社会部负责人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当即向住在枣园的毛主席反映了情况。毛主席说，张思德为我站过岗，你们要在枣园机关里为他举行一个追悼会，我要去参加。 毛主席的的讲话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并由新华社转发到各解放区报纸和国民党统治区重庆的《新华日报》，成为教育、培养一代又一代革命者的不朽名篇。 （兰州军区、北京军区、成都军区组稿陈绪生、刘洪、刘孚珍撰写） 086、名将领泽被长淮——记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 首战长沙城，八角亭光荣负伤； 1944年9月11日，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在率部收复河南省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英勇殉国。继任该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的张爱萍，所作的《彭雪枫同志挽歌》，概括了优秀军事家和政治家彭雪枫一生的英雄功业和高尚品质。 彭雪枫，原名彭修道，1907年9月9日诞生于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一户贫苦农民之家。1918年至1925年，先后在镇平县高等小学、天津南开中学、冯玉祥创办的陆军第十六混战旅军官子弟学校、北京育德中学就读。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被推举为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1926年夏，彭雪枫入北京汇文中学读书，10月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往来于北平、天津、烟台、开封、上海等地，秘密从事学运、兵运、农运工作。 1930年5月，彭雪枫奉中共中央军委之命，到达鄂东南，参加工农红军，先后担任红五军第五纵队三大队政治委员、红八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红八军第六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四师政治委员、江西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红军大学（亦称郝西史大学）政治委员、中革军委作战局第一局局长、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十三团团长，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等职。 1935年2月18日至28日，红军在长征中二渡赤水、强攻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彭雪枫指挥的红三军团第十三团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打硬仗的先锋团之一。 1936年11月下旬，任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局联络局书记的彭雪枫抵太原，与阎锡山晤谈商定：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站。为便于工作，彭雪枫化名彭玉峰，公开身份为上海某公司的副经理。 在西安事变期间，彭雪枫向阎锡山转交了毛泽东关于希望阎在“宁军（指国民党中央军）攻陕甚急时，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的信件，并针对阎力求自保的心理，建议他以民族利益为重，同意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主张。由于中共的努力争取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阎锡山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保持中立立场，对红军准备迎击亲日派何应钦进攻的行动不予干预，使红军在三原、西安等地顺利集结。 1937年8月，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红军驻晋秘密联络站正式改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彭雪枫任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向阎锡山及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有关方面交涉、协商了八路军出师入晋的路线、渡河日期、地点、船只、粮食、运输列车等事宜。党中央同意按彭雪枫所提意见行动。从8月31日开始，八路军主力由陕西韩城县芝川镇渡过黄河，陆续开赴山西，顺利到达指定地点。彭雪枫被誉为八路军的“先行官”、“好参谋”。 1938年2月，中共驻武汉代表、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赋予彭雪枫新的任务：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积蓄力量，训练干部，组建部队，发展与扩大党的力量。彭雪枫在党内担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对外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名义开展统战工作。他到达竹沟后，为组建抗日武装与开展地方党的工作，日夜忙碌。 1938年9月2日，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叶剑英致电彭雪枫：“把你们的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创造苏鲁皖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活动部队（徐向前、陈再道）联系起来”。9月27日，彭雪枫等将在竹沟创建的两个新兵连，编为第二大队，加上由延安派来的一批干部，共373人，装备4挺机枪，190枝短枪，组成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 10月27日，游击支队东渡新黄河，且战且进，在淮阳东北的窦楼镇击退日军第十四师团骑兵百余人的进攻，击毙日军骑兵少尉林津。1939年1月10日晨，攻击占领亳县东北芦家庙的伪军一部。 游击支队东进9个月，进行较大的战斗30次，毙敌700余人，俘敌1165人，支队由进入豫东皖北时的3个大队，发展成为拥有3个团和一个随营学校的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抗日武装。1940年2月，新四军军部命令游击支队正式改番号为新四军第六支队。 1940年6月，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缺六八七团）及新二旅共5个团到达涡阳县北新兴集，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率部活动在豫皖苏（包括睢杞太）地区。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重建军部后，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 淮北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这年11月，建立中共淮北区委、淮北军区，邓子恢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彭雪枫任区党委常委兼军区司令员，共同担负华中敌后一个独立战略区的领导工作。 11月14日，驻徐州日军第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各一部及伪军第十五、二十八师等部共6000余人，由泗县、宿迁、淮阴、盱眙、五河等地出动，向淮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彭雪枫等指挥根据地机关分别转移，跳出敌之包围圈；地方党政干部带领群众坚壁清野，领导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主力大部在外线向敌伪侧翼和后方进攻，袭击、调动敌人，先后三打青阳镇，四打马公店，袭击金锁镇、归仁集、屠园圩、老韩围子等据点。12月9日，驻宿迁南朱家岗的四师九旅二十六团，同日军精锐平林第十七师团清水旅团千余人激战，经反复肉搏，将敌击溃。四师即乘胜扩大战果，拔敌据点，收复失地。至此，粉碎了日伪军历时33天的大“扫荡”计划。 1944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发河南，控制中原的指示，彭雪枫、吴芝圃、张震等率四师主力5个团进军津浦路西，恢复了萧县、永城县、宿西县和15个区的民主政权，发展了千余地方武装，初步打开了抗日局面。 9月2日，顽军汤恩伯调动34个团的兵力，分4路对四师西进部队进行围攻。9月6日，新四军军部决定：路东路西部队统一归彭雪枫指挥。11日凌晨2时，四师主力继续西进，于夏邑县东八里庄包围了顽、伪、匪三位一体的第二十八纵队二支队李光明部1000余人，拂晓时分，向大围子发起攻击，残顽突围逃窜时，被四师骑兵团拦截砍杀，死伤甚众。该部第三营500人自动反正，俘顽军支队长李光明、副支队长李良玉等以下官兵500余人。当彭雪枫登上大围子南门围墙，居高临下，直接指挥这场即将胜利结束的战斗时，不幸胸部中弹，以身殉国。时年仅37岁。 淮北殉名将，中原丧栋梁。1945年2月2日，淮北军民7000余人前往洪泽湖畔，恭迎彭雪枫灵柩；沿途群众，设案致祭。2月7日上午，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彭雪枫追悼大会，中共中央挽联云： 为民族，为群众，二十年奋斗出生入死，功垂祖国； 打日寇，打汉奸，千百万同胞自由平等，泽被长淮。 （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稿石魁、晓音撰写） 087、打仗生产双英模——记八路军三五九旅英雄团长陈宗尧 当年，八路军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创造了我军建军史上的奇迹，也涌现了众多英雄人物。其中一位突出的代表就是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亲切地接见了这位屯垦英雄，赞誉他“打仗是英雄，生产是模范”。 从1939年至1941年，肩负着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重任的三五九旅指战员，于1941年3月，由绥德开赴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 开荒的战斗打响了。战士们唱着：“南泥湾好风光，红红的太阳照山岗。革命战士不怕苦，扛起镢头去开荒。”陈宗尧扛着镢头，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初春的陕北高原，一早一晚仍是寒风刺骨，开荒的健儿们布满了南泥湾的山头田野。起伏的丘陵上长满了荆棘，还有不少碗口粗的树木。在这里开荒困难很大。但指战员们在陈团长的带动下，个个斗志昂扬，呈现出“春天里来春风吹，满山遍野镢头挥”的动人景象。 陈宗尧号召全团开展大竞赛。他规定，每人每天开荒一亩，任何人不得例外。他还把团部的参谋长、通信员、警卫员、司号员等8个人组成一个开荒小组，由他任组长。每天，陈宗尧起早贪黑，到各营连布置、检查工作。他镢头不离手，走到哪个连，就在哪个连边干边了解情况。其他时间，他就带着他的开荒小组，抡起镢头，弯腰挥汗，不停地挖。树枝戳破了他的手，狼牙刺划破了他的脸，手上磨出了一个个血泡，他只在双手上缠上纱布，毫不在乎，越干越猛。有时，大家都休息了，他还在一个劲地挖地。战士们从他手里夺过镢头，劝他休息一会儿。他却笑了笑说：“同志，你没有看这是什么时候？毛主席在杨家岭种地，周副主席还亲手纺线，朱总司令还挑着筐子拾粪，我休息得下吗？” 大片的荒坡，变成了耕地，种子很快播进了泥土。1941年，三五九旅共开垦荒地1.1万亩，平均每人种地5亩。他们种植了粮食、棉花和蔬菜，供应了自己的需要，节约了公家的开支，减轻了群众的负担。1942年，该旅开荒2.5万多亩，种植了粮、棉、麻和蔬菜，收细粮5451石，蔬菜10万斤，南瓜5万个，养猪1819头，还有一大群鸡鸭，每连都备下大量的过冬木炭和柴禾。部队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每人每月吃到2斤多肉，每天1斤半菜，会餐时常吃到鸡鸭、大米。全旅战士穿上新衣服和鞋袜。陈宗尧带领全团指战员，年年超额完成开荒、生产任务。到1944年，他们做到全部自给，而且粮食可以积余一年，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保卫陕甘宁边区做出了贡献。七一八团被评为“生产练兵模范团”，陈宗尧被评为边区生产劳动英雄。 陈宗尧的名字，在三五九旅是人们很熟悉的。说起这名字，还有一段来历呢。 他出生在湖南省茶陵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父亲给他取名冬苟。他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后给地主当长工。1927年秋，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土地革命斗争在湖南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茶陵县委书记谭思聪等人在茶陵拉起了工农赤卫队，搞武装斗争。这年，18岁的冬苟在尧水参加了游击队。 冬苟在游击队表现很突出，打了几次仗，都很勇敢。他在斗争的烈火中很快成长起来。这年冬，谭思聪要介绍他入党，并任命他当班长。填表时，冬苟问谭思聪：“我这苟字，怎么解释？”谭思聪说：“这要看怎么用：苟且，是妥协，没有斗志；苟延，是拖……”冬苟沉思一阵后，便将“苟”字改成了“尧”字。他说：“我是冬天在尧水加入赤卫队的，取‘冬尧’是为了作个纪念。”从此，他的名字就成了陈冬尧（后为陈宗尧）。 陈宗尧入党后，1932年担任独立营政治委员。1933年6月后，先后担任湘赣红军独立第三师第七团政治处主任、红八军二十四师某团政治处主任、红六军团十七师五十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参加了巩固和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斗争。1935年11月，他随部参加长征，先后任红六军团四十九团团长、政治委员，红六军团模范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到达陕北后，1936年10月，被选送到保安（今志丹县）红军大学第二期第六队学习。 全国抗战爆发后，红六军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陈宗尧任七一七团副团长，奉命率领少数部队和干部，到华北平汉路西侧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陈宗尧到华北后，依靠地方党组织，很快组建了一支抗日队伍——三五九旅平山独立团，他任团长。陈宗尧率领平山团，活跃在滹沱河畔、井陉矿场、平山以东的平原上，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这一带的男女老幼都知道陈宗尧的名字，一提起他，谁都说：“他打仗真勇敢，是个了不起的英雄！” 1938年1月，平山独立团改编为三五九旅新七一八团，陈宗尧仍任团长。这时，日本侵略军正沿同蒲铁路南下，妄图消灭抗日力量。七一八团奉命在原平县田庄一带寻机歼敌。一天早晨，陈宗尧和团里其他领导及各营干部正在开会研究作战计划时，作战参谋刘仁跑来向他报告：“鬼子一个中队，拂晓前乘车向崞县（今原平县）开进。进到田家庄附近时，下车搜索，没有前进，三营正监视着敌人……” 陈宗尧一听，立即作了战斗部署，并下令：“出发！揍他狗养的！” 部队立刻开始行动。陈宗尧背上望远镜，跨上战马，向敌人的方向飞奔。他的身后跟着刘参谋和政治处李主任等几个人。当他们奔上一个小山头时，只见三营的一个连已经同敌人接火。 “打得正好，要把敌人抓住不放！”陈宗尧大声地说道，回头命令刘参谋：“快去告诉三营，再加一个连上去！”刘仁知道，三营新兵多，许多人还没有枪，便提醒陈宗尧：“他们的枪少……” “上去，上去！新兵靠在战斗中锻炼。没有枪，到敌人手里去夺！”陈宗尧说。 刘仁正要走，李主任叫住他说：“我去三营，你跟陈团长在这里。”陈宗尧说：“那好，刘仁去二营，叫他们抄敌人的后路，让八连从定凤庄南面插到忻崞公路上去，把敌人尾巴斩断。”陈宗尧很了解自己的部队：八连是个老连队，连长顾英洲是个勇猛善战的指挥员，这任务他们保证能完成。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陈宗尧的指挥所又前移了，离三营阵地只隔一条山沟。这时，敌人把炮也搬来了，三营阵地上硝烟弥漫，枪炮声震耳欲聋，子弹嗖嗖地从陈宗尧的头顶飞过，山坡上的土块被打得飞溅。 陈宗尧观察着战场的情况，胸有成竹地说：“敌人跑不掉了！”遂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叫司号长吹号，命令三营后撤。 不一会儿，二营方向的忻崞公路上响起了枪声，三营方向的枪声也由稀疏转为密集。陈宗尧猛地站起来：“司号长，快吹号，全线出击！” 随着冲锋号声，全团指战员猛向敌人扑过去。日军受到前后夹攻，死的死，伤的伤。战斗很快就胜利结束。旅政治部的捷报上写着：“八团首战田家庄，歼灭日寇一个中队，缴九二式重机枪4挺，轻机枪3挺，步枪120余枝，短枪12枝，其他胜利品一大批。” 1944年10月，党中央决定在南泥湾的三五九旅挺进湖南，开辟以五岭山脉为中心的华南敌后根据地。三五九旅奉命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王震任支队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七一八团3个营组成支队第二大队，陈宗尧任大队长，罗章任政治委员。 部队一路斩关夺隘，突破敌军的重重封锁线，于1945年3月在大幕山、大源镇歼灭顽固军一部，解放了湘北重镇平江。部队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陈宗尧任该部第二支队支队长。 就在这时，蒋介石却调集6万人马，企图在平（江）浏（阳）地区夹击南下支队。6月7日黄昏，部队集结在岳阳相似山中准备夜行军，二支队为全军的前卫。天刚黑，即遭到敌人的猛烈进攻，陷入包围之中。前卫连边战斗，边向跟随前卫连行动的陈宗尧和罗章请示。陈宗尧紧握拳头，用力一挥：“打过去！”他亲自指挥部队，在黑夜为部队打开了一条通路。第二天拂晓，部队冲出了包围。 天亮了，敌人又尾追上来。这时，二支队由前卫变成了后卫。陈宗尧指挥二支队抗击敌人，掩护全军行进。他带领部队抢占了一座小桥，接着又占领了一个小山头，向敌人猛烈开火。敌人集中火力向小山头射击，密集的弹雨打得人抬不起头。敌人还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妄图夺下山头。部队趁机迅速摆脱了敌人。 陈宗尧指挥部队打垮了敌人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冲锋之后，突然一颗子弹从他的腹部穿过。他被抬进一片竹林中的一个小院，还未来得及做手术，敌人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大家抬起担架进入一个村庄。陈宗尧呕吐不止，伤势恶化，生命垂危。这时，王震司令员赶来了。 “宗尧！”王震急切地呼唤着，“你伤重了，有什么话，就给我说……” “王司令，”陈宗尧吃力地说：“请你告诉毛主席，说我再不能为革命继续奋斗了……”话未说完，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死得慷慨！”王震泪流满面，大声说：“宗尧同志，你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而我们，将永远活在你的事业中！” （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稿赵长寿、李敏杰撰写） 088、情报战线立奇功——记中共江苏省委情报员郑文道 1986年3月11日，一场春雨过后，上海市烈士陵园内，松柏浓郁翠绿，陵园显得分外庄严肃穆。一辆流线型黑色轿车，沿着林荫道缓慢地驶到烈士事迹陈列馆门口，陵园主任立即迎上前去。从车内走出一位满头银发、脸庞清瘦端庄，身材适中，穿和服的日本老太太，由老干部钱明和一位年轻的中国女翻译陪同，进入陈列馆。 她就是已故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的遗孀中西芳子。她为实现丈夫的遗愿，特地飞越重洋，来到中国上海祭奠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中国战友郑文道。 中西芳子祭奠毕，无限感慨地说：“不同的国籍，隔不断用鲜血凝成的国际主义友谊。今天，我终于实现了我丈夫中西功的遗愿，亲眼看到了丈夫和我多年铭记在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典型——郑文道的遗像。” 中西功，日本藤泽市人，早年是日本进步的新闻工作者，他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他的3个弟弟先后参加日本反战同盟。1938年他来到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日本情报机关“满铁上海事务所”主持工作。在他的掩护下，和我党派入“满铁”的郑文道保持专线联系，从事情报活动，为我党我军提供了大量重要战略情报。他们在共同战斗中，用鲜血和生命结成了革命友谊。 1942年，中西功被捕，1945年在日本投降后获释，1972年病故。他在生前所著的《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一书里，披露了我党情报战线上的忠诚战士郑文道屡建奇功的事迹。 郑文道，曾化名程和生、丁振东，1914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父亲是船上水手，长期在海上漂泊，很少回家。他从小跟随哥、嫂到山东省烟台，以后定居青岛，在青岛礼贤中学读书。193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上海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机械科。在该校有机会接触进步同学，阅读进步书刊，与同学景智德（钱明）、郑香山等秘密组织了共产主义研究小组。这个小组对外称“读书会”，主要学习和研究苏联革命文学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后来回青岛做了些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1月秘密回上海，找到中共上海地下情报组织的景智德。经介绍，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一个月以后，中共江苏省委派刘大明、郑文道（化名丁振东）与何克希等以“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名义，到江阴县西石桥去做组织抗日的工作。这年七月，郑文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何克希派郑文道返上海，向江苏省委汇报江阴组织武装游击队工作情况，适逢日本“满铁上海事务所”（表面经营南满铁路和重工业，实为日本侵略军设在中国的高层情报机关）正公开招考研究员和雇员。党组织安排郑文道（化名程和生）前去应考，被录取。日“满铁上海事务所”下辖“时事研究室”和“满铁特别调查班”两个附属机构，对外统由名叫中西功的日本人出面负责，内部事务实际上为郑文道所掌握。中西功是日籍中共党员，先郑文道在这里作情报工作。郑文道充分利用合法身份，同中西功紧密合作，将获取的日本侵略军在上海以及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情报，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渠道，不断地传送到延安八路军总部。 郑文道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为求工作上的绝对保密，数年如一日，与父母兄弟割断了关系，和女友约定几年内中止来往，暂不结婚。他工作谨慎，作风踏实，生活朴素。他常穿一件很旧的衣服，实在看不下去了，还是中西功为他做好一套西装，以应付场面时穿。他将积攒的钱或是交党费，或者接济生活困难的革命同志。郑文道身居魔窟，夜以继日地工作，默默无闻地为抗日救国作贡献。经他同中西功合作，获取的重要情报，先后转送延安的内容有：“满铁上海事务所”每月向日本政府上报的情报，日本政府对南京汪伪政府的照会文件，日本政府对华“兴亚院”的工作指示，华中日军分布，东北日军改编“满洲”关东军兵力，华中军特务部以至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和日本侵华大本营会议内容等等。由于他和党在上海秘密工作同志的努力，敌人最上层的一部分战略情报，为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掌握，为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打击日本侵略军，保卫敌后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日伪军拟向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大规模“扫荡”时，根据地军民由于及时得到了郑文道送出的情报，迅速作出相应对策。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根据郑文道转出的一份情报，得知日军拟袭击从山西根据地往河北敌后去的100多名干部。八路军立即改变行军路线，加强了护送措施，并在敌必经途中设下埋伏。结果，日军不仅扑空，而且遭到八路军的伏击，干部队安全到达河北敌后。八路军总部一位负责干部说：“应该为及时传送这一情报的同志记一大功。” 1940年春，郑文道从中西功处获悉关于日军伙同顽军，将对新四军进行春季大“扫荡”的预告；关于日军高级特务机关在中国的分布及其任务和活动的情况等情报，及时转送到延安和新四军军部，为新四军做好反“扫荡”准备，与取得反“扫荡”的彻底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这年年底，在日本的一次御前会议上，陆、海军头目就日本今后在亚洲的军事动向，是北进还是南进？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果，海军的南进主张获胜。于是日本侵华大本营作出如下决策：在德军深入苏联境内后，日军将不是从中国北面进攻苏联去援助德军，而是全力南下掠取英美在西南太平洋的广大资源地区，称霸东南亚。此时，延安已两次来电向上海党的情报组织询问：“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如何？”经在上海的中西功和在南京的日本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证实，日本确已采取了南进的部署。郑文道迅速送出了这个情报，从而为党中央及早准确判断当时日本侵略军的世界战略意图，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周恩来说：“这个情报是国宝。”此情报转去苏联后，为苏联从西伯利亚抽调兵力投入战场，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郑文道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在“满铁”工作的同时，还负责接收和转送中共南京情报组织从汪伪政府和日军华中最高指挥部获取的上层重要情报。这个工作艰苦又冒险，凡了解他的同志，常常为他的安危担心。但他临危不惧，经常出入于南京情报组专门与他单线联系的张明达在上海的住处，或在事先约定的公园等处取情报。在开展工作中，他认真负责，胆大心细，从不耽误时间。他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从不打听与本身任务无关的其他工作情况。在近三年的时间里，经郑文道亲手接收和转送的重要情报近百余件，从未发生过丝毫的差错，堪称情报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1941年10月，日本东京警视厅侦破了“左尔格——尾崎秀实第三国际间谍案”（又称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案情牵涉面既广且深，日本当局为此大为震惊，决定对驻国内外的情报机构进行一次全面审查。随着案情的发展，逐渐牵连到日本在中国的“满铁大连总机关”和“满铁上海事务所”的人员。中西功得到消息后，认为事态的发展必然牵涉到自己和其他日本同志及中国的郑文道。于是，他将此危急情况立即告知郑文道，要他迅速应变，尽快脱离。郑文道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仍保持了镇静。他紧锁双眉，反复思考，觉得自己如果突然离去，会引起敌人的怀疑，还可能危及打入“满铁”的其他同志。为了保护同志，保全这条重要的情报渠道，他横下一条心，即使天塌下来也由我一人顶着。于是，他郑重地对中西功说：“我清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明白自己从事的工作的危险性，我知道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如果你被抓去，也许我也会被抓，但我可以为你掩护到底；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那么，为了保卫组织，我将一死了之。”遂将此危急情况迅速汇报给上海地下党组织，并对自己住所作了认真检查，不留任何可能被怀疑的片纸只字。不久，中西功被捕。 1942年7月29日清晨，上海阴云满天。从东京来上海的警视厅特务和日本宪兵窜进拉都路敦和里28号三楼，逮捕了郑文道。敌人仔细搜查了郑文道的房间、箱柜，像梳篦似地检查了每本书籍和每个角落，却没有发现任何“罪证”。为了急于了解郑文道和哪些日本人有来往，便迫不及待地对他刑讯逼供。郑文道一口咬定与日本人仅是职业上的关系，无其他来往，并愤怒地反问敌人：“本人在满铁工作，从无过失，却无辜受此刑讯，这是为什么？你们太不讲理了！”日本特务被问得无言可答，只好将他押上敞篷吉普车，送往四川北路的日军宪兵司令部。 郑文道利用闹市区的人群熙攘，乘敌不备，突然纵身跳出了车厢。终因车速太快，脚未落地，头部先撞在马路边水泥地上，撞开了一个裂口，血流如注，腿部也受了重伤倒在路上，不能动弹。敌人怕再发生意外，慌忙将郑文道抬上车，向四川北路驰去。 到了日军宪兵司令部，郑文道由于流血过多，神志昏迷，处于休克状态。日本特务怕失去活口，把他送到四楼医务室抢救。 在郑文道治伤期间，敌人多次对他刑讯逼供。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头目却常来查看伤势，询问病情，劝进饮食，以示“关怀”，企图套取口供。他们红脸、白脸，软硬兼施。但郑文道沉着应付，装作头昏乏力，低头不语，不吐露任何情况。他已为迎接即将面临的一场更为严酷的考验，作好了准备。 半个月以后，郑文道的伤势初见好转，能稍进饮食。敌人认定他已无生命危险，便急不可待地审讯。他咬住老口供，死不松口，叫敌人无懈可击。 郑文道的身体依然很虚弱，行动困难。他利用进厕所的机会，低声对一起被捕的难友倪之璞说：“我不行了，你要好好地生活下去，坚持下去，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由我承担。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好的，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 在审讯室，日本特务初则对他百般利诱，郑不为所动；继则凶相毕露，对郑施以酷刑，郑坚贞不屈，咬定老口供再不开口。日本特务们个个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一筹莫展，只得将郑文道押回病房，准备改日再审。就在郑文道被押回四楼病房时，他抓住敌人疏忽的瞬间，从窗口跳楼而壮烈牺牲，用他宝贵而年轻的生命，彻底粉碎了日本特务的罪恶企图，有效地保全了党的地下情报组织，保护了同志。他牺牲时，年仅28岁。 郑文道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英勇献身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198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根据他生前的战友钱明、方知达等同志的报告，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同他一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异国战友中西功，在回忆录《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一书里，称颂郑文道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典型”。他还写道：“我直到今天，只要周围无人，就会浮想起郑文道那亲切热情的双目。这是一对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的眼睛，是一对永远慷慨就义的明珠。” （南京军区政治部、上海警备区政治部组稿章德澄撰写） 089、永不消逝的电波——记地下电台英雄的工作者李白 1985年5月，在上海人民隆重庆祝上海解放三十六周年的日子里，李白烈士的铜质浮雕落成揭幕了。 浮雕座落在上海市黄渡路一零七弄十五号李白的故居，它以电波和宝塔山为背景，突出地表现了李白烈士的光辉形象。 李白，1909年生，湖南省浏阳县人，因为家庭贫困，9岁那年就到染房去做小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曾参加毛主席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来在当地农会工作。1930年红军进攻长沙战役中，他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后来他到了瑞金，被调到中央军委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李白被调到红五军团无线电分队当政治委员。在历尽艰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他们这个无线电分队没有一部机器掉过队，没有一部机器停止过工作，始终保持联络畅通，经常受到军团首长的表扬。这除了全队同志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外，和李白政委这个好带头人是分不开的。 长征胜利结束了。李白到了延安。1938年，党决定派李白到上海担任地下电台的工作。 李白一到上海，首先和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为了便于掩护，组织上安排了一位可靠的同志来协助他工作。那是一位绸厂的女工，名叫裘慧英。当时小裘二十挂零，稍高的个子，长圆形的脸，眉清目秀，非常精明能干。 市委副书记老马对她说：“有个男同志需要有个家庭作掩护，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和他扮做假夫妻。” 李白精通技术，熟悉各种电信器材，能修理和安装收音机，不久还学会了修钟表。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两人开了一个修理店。李白当老板，小裘便是老板娘。白天他们招揽生意，修理收音机和钟表；晚上李白和延安总部电台通报联络，小裘便负责望风警戒。 他们这个“家”，陈设很简单，一张写字台，一张床。晚上李白睡帆布床，有时怕麻烦，他就睡在地板上。小裘住在这里，心里实在闷得慌。有一天清早，她悄悄地跑出去遛遛。李白知道以后，严肃地批评说：“这怎么行？装什么就得像什么，这一带住的都是有钱人家，谁这么早就去遛马路呢？”接着他缓了缓口气又说：“你整天在家无事可做，我来教你发电报吧！”于是每天下午，李白抽出两个钟头来教小裘学发报。小裘觉得电报这东西，比绸厂开机器难学，嘀嘀答答，总也弄不清楚，有时不耐烦起来，就把耳机扔了。李白又帮她重新戴上，耐心地帮助她：“应该有些毅力，这也是个考验哩！” 李白工作不分白天黑夜。晚上收发电报，白天要把电报译出来，还要送出去。工作的地点是在住家的小阁楼上，又闷又热，由于是秘密收发报，还得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收发报的时间定在夜间零点到四点，每天都要坚持好几个小时。夏季里，每当小裘进去帮助他收拾东西时，常常发现阁楼的地板上有他滴下的许多汗水，但是李白愉快地说：“只要工作顺利，我的心就很凉爽，天热也就忘掉了。”电报多的时候，工作要延长到天亮，他在暗室里常常觉察不到，延安总部电台的战友亲切地告诉他：“李白同志，天已微明，再见！” 随着工作的顺利进行，李白和裘慧英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了。不久，组织上批准他俩结了婚。从此，他俩既是亲密的夫妻，又是秘密的革命同志。他们在敌人的心脏里建立了地下电台，把延安和上海紧紧地联在一起。他一方面及时地向延安总部汇报上海地下党组织活动的情况和收集到的日伪情报；同时又迅速地接受党中央的指示，有时还要向其他敌占区的地下党组织转达党中央的声音。既是传达我党方针政策的工具，又是侦察敌情的耳目。多少个日日夜夜，李白在小裘的协助和掩护下，完成了党交给的各种任务，也一次又一次地接受了严峻的考验。 因为敌人的活动情况很快传到延安，党中央的指示又迅速传到上海，敌人觉察到了这一情况，日伪紧密配合，加紧破坏我地下党组织，而电台则是敌人首先破坏的目标。他们为了搞掉我们的通信联络线，派出了很多特务，采用一切手段，日日夜夜搜查我们的电台。特别是在李白给延安发报时，敌人追查得更紧。 一天凌晨2点左右，敌人在邻居“查户口”，小裘立即给李白报了信。李白马上把收发报机收拾起来，临走时告诉小裘，如果敌人追问，就说他揽生意去了。 不一会儿，敌人来到李白的修理店“查户口”，发现李白不在家，产生怀疑，搜查了一通之后，暗中留下密探监视。天亮后，小裘发现对面店铺楼上有人在盯住这边修理店。她想：如果李白提着收发报机回来，一定会被敌人查获。于是小裘立即装着上街买东西，想通知联络点。可是敌人盯梢很紧，无法通知。她只好赶紧买了几样东西，回到家，把洗衣盆搬到门外来洗衣服（这是她和李白事先商量好有情况的暗号）。不料，这时李白提着个皮包回来了。小裘心里万分焦急，狠狠瞪了他一眼：“你没看见我正在洗衣服吗？”“看见了。”李白若无其事地说着。刚说完，敌人的暗探跟踪而至，假心假意地寒暄一番之后，要看看李白揽了什么“生意”。小裘暗吃一惊：那皮包里不是装着收发报机吗？暗探打开一看，见装着两部收音机，检查了一阵，没有找出什么破绽，又寒暄几句走了。小裘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李白，他哈哈大笑说：“我料到他们要来这一手，早准备啦！这里不能久呆，要搬家了！” 他们东搬一处，西搬一处。李白有时化装成老板，有时化装成店员，有时又扮成技术工人，巧妙地避开了敌人，每天都同延安通报。由于敌人用灵敏度很高的无线电测向仪侦察李白电台的方位，他们不得不经常转移。 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从延安总部拍发后，不几天李白就报告党中央，说上海党组织将纲领散发到了全上海。 1942年中秋节前夕，李白和小裘上街买了两个小月饼，准备过中秋节。晚上，李白又上楼工作了，他和往常一样，关好阁楼的窗户，戴上耳机，开始集中精力向延安总部发报。 夜里3点左右，日本宪兵队的警车突然风驰电掣般而来，迅速包围了李白的住所，并且“咯咯咯”地开始砸大门了。显然敌人发现了李白电台的位置。李白感到情况非常严重，便向对方拍了“PSEQRX”（英语缩语，意即：我这有情况，请你等等）。 敌人踢开了大门，十几个日本宪兵向阁楼冲来。李白见拆电台转移已经来不及了，便索性坐下来，从容地发完了电报。最后，连续向延安总部电台拍了七八次“PSEGB”（再见），后面一声，时间拖得特别长。李白边拍“再见”，边把电报稿纸塞进了嘴里。 当敌人冲进密室，把刺刀对准李白的时候，他已经把电报稿纸咽了下去，心情十分平静，眼里射出了轻蔑的目光…… 李白和小裘一起被捕了。他们被押到四川路桥北面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分别关在六楼的两个房间。有一次，裘慧英遭到一顿毒打之后，被拖进了李白的房间。她看到：李白被绑在老虎凳上，人昏死了过去。凶恶的敌人用冷水将他浇醒，逼着问：给谁干的？领导人在什么地方？有多少同党？ 李白咬牙切齿地回答敌人：“没有什么好讲的！” 日本特务又问：“你是新四军还是八路军？” 李白眼一闭，不作一声。 特务们又当着小裘的面对他用刑，李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好几次，可始终是那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没有什么可讲的！”他那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给了小裘巨大的鼓舞。 敌人又想用电刑来折磨他的意志。他们把电线绕在李白的手腕上，然后通电。这时，李白的身体已经被摧残得不能动弹了，话也讲不出来，当电流通过时，嘴里就禁不住发出一阵嘶叫。 小裘在一旁看着，心都快要炸了，跳起来叫道：“你们要他死，一枪打死他好了，为什么要让他这样活受罪呢？” 敌人却冷笑着说：“你舍得，我们还舍不得哩！他死了，谁招口供？” 就这样，敌人把李白折磨了一个多月，始终没有得到什么口供，只好先把裘慧英放了。 党组织想了很多办法，多方营救李白同志。1943年6月，李白总算出狱了。他一到家，就问： “领导同志什么时候来？我希望早一点见到他们，好早一点恢复电台。” 小裘说：“你伤这么重，怎么工作呢？” “慧英啊！你只看到我的骨头被打断了，皮被打裂了，但革命意志是打不掉的！敌人的残暴只能使我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李白接着又说：“我们亲身经历过敌人的残酷迫害，难道能允许敌人继续残害老百姓？不能！我们只有积极斗争，勤奋工作，才能早日赶走敌人，让老百姓有好日子过。”在李白的多次恳切要求下，党组织又给他分配了工作。 上海是不能呆了，李白他们就暂时到了浙江淳安。不幸，李白第二次被捕，多亏同志们营救得快，才脱出虎口，后来便转移到江西等地继续从事秘密工作。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党组织又把他们调回上海从事地下电台工作，重新战斗在“上海——延安”的空中通信线上。 由于没有社会职业，容易引起敌人注意，李白就在渔船上找到了一个修理收发报机的工作做掩护。白天去上班，晚上回来自己收发电报，前后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每天睡眠时间都很少。小裘怕他身体吃不消，劝他注意休息，可是李白却说：“一个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没有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工作得顺利，就是最大的快乐。”他又说：“长征时，部队行军，我们也行军；部队休息，我们还要发报，报发完了，又开始行军。现在比起长征时的情况，要好多了。” 1948年12月29日晚上，李白正在发一个非常重要的电报，敌人又包围了他的住所。李白镇静地发出了紧急信号，处理了电报稿纸。刚把电台隐藏好，几十个敌人便闯进屋来，翻箱倒柜，挖起地板，撬开隔墙，把电台搜出来了。李白当场被捕，被押到了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第二大队。 在那里，他再一次受尽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上老虎凳、灌辣椒水，还把很长的针戳进他的手指甲里……但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问和利诱，李白始终软硬不吃，没有吐露出半句真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敌人决定秘密处死李白。李白高呼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在敌人的枪声中倒下了…… 解放后，上海人民久久怀念这位为人民而献身的英雄。上海拍了一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影响很大，虽然影片经过艺术加工，但是人们一见到电影里的主人公李侠，自然而然地就想起了李白的光辉形象和他那战斗的地下电台——“永不消逝的电波”！ 090、铁道游击逞英豪——记鲁南铁道游击大队长洪振海 抗日战争时期，在鲁南的枣庄、临城一带，活跃着一支铁道游击队。这群机智勇敢的游击健儿，在纵横数百里的铁路干线上，与日军斗智斗勇，创造了一个个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而这些故事，大都与他们的大队长——洪振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1939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日军占领下的煤城枣庄，一位中等身材的健壮汉子，穿过行人稀疏的小巷，大步流星地来到火车站西的小陈庄。这汉子便是洪振海。他在鲁南抗日义勇总队三连任排长，现在与王志胜一起，被总队首长派来枣庄，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站。王志胜在日本人开办的“国际洋行”当搬运工，一天，他在车站帮日军装卸物资时，发现有十几个大小不等的稻草捆，放在站台上。他偷偷扒开一摸，是枪支弹药。下午装车时，便有意识地把这几个稻草捆放在车厢门旁便于搬运的地方，同时，在车皮上做了记号。他对洪振海说：“总部要求咱们搞武器，现在有武器了！” “在哪里？”洪振海兴奋地问。王志胜把下午在车站装车遇到的情况告诉了洪振海。 “搞！”洪振海斩钉截铁地说。他1910年出生于山东滕县大北塘村，自幼随父在枣庄谋生，跟着车站附近的小伙伴学会了一手飞登火车的本领。后因生活所迫，不得已干上了吃“两条线”（扒火车上的煤炭等）的行当。长期的流浪生活，使他形成了敢想敢干、见义勇为的豪爽性格，只要他认准的事，非干成不可。 晚8点左右，洪振海带上手枪，将一把虎头钳子挂在腰间，带着曹得泉，来到枣庄火车站西的树丛里隐蔽起来。 晚9点左右，随着一声汽笛长鸣，载着军火的那列火车缓缓开出了枣庄站。 洪振海来到铁路线上，盯着飞驰而来的列车。一节、二节、三节……，眼看后面只有两节车厢了，他闪过最后一节客车车厢的首部，当车厢尾部弓形的上车把手到达身边时，他一个鱼跃扑上去紧紧抓住，身子像矫健的猴子般挂了上去。他像壁虎一样贴在车帮上向车门移动。车帮上的铁棱只有寸把宽，手抓不牢，脚踏不稳，洪振海全身重量实际都集中在十个手指上。速度不断加快的列车带起的急风像铁扫帚一样扫着他，只要手一松，就有被卷进车底或甩出去的危险。他用全力死死扒着，向前挪动，终于靠近车门，握住了门把手。 他从腰间取下钳子，“咔嚓”一下剪断了拧在铁鼻上的粗铁丝，用力将车门推向一边，低下身子钻了进去。放在车厢门口的稻草捆险些将他绊倒，他用手一摸是机枪，便迅速抓起从车门甩了出去。接着又摸到第二个稻草捆掷了出去。当他抓起第三捆时，突然听到汽笛声响了。他知道快到王沟车站了，便急忙又掀下两个稻草捆，关好车门，旋风似地跳下车。 列车开走以后，王志胜赶来了。他们迅速将扔下的枪支弹药收集在一起。数了数，一共2挺机枪，12枝三八式大盖步枪和两箱子弹。 1939年初冬，洪振海和王志胜根据上级要他们抓紧扩大人员，在适当时机武装起来的要求，经过一番筹措，义合炭厂很快办起来了，由洪振海任经理，王志胜任副经理。他们吸收曹万青、李云生、徐广田、梁传德、曹德清等8名同志“入股”，以烧焦炭为掩护，积极展开收集情报工作。 1940年初，洪振海认为建立抗日武装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与王志胜商量，向苏鲁支队（山东纵队直辖第4团改编）写了关于成立鲁南铁道队的报告，并请求上级派领导骨干来。支队批准了他们的报告，任命洪振海为铁道队队长，杜季伟为政委，王志胜为副队长。 这年秋，日军对鲁南山区进行“扫荡”，上级指示铁道游击队积极活动，拖敌人后腿，配合山区部队反“扫荡”。游击队领导人经过研究，打敌军的票车好处多：第一，票车上有乘客，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搞一下能扩大宣传；第二，票车后挂有货车，可以搞到枪和其他物资支援山里部队；第三，车上只有少量押车的敌兵，对付得了，比较容易成功。他们的具体计划是：挑选12名精明强干的队员作为先遣队，先混到列车上，盯住敌人；洪振海与当过火车司机的队员曹德清负责干掉司机，掌握火车头；王志胜带12名会登车的短枪队员事先在预定地点设伏，伺机配合车上行动；其他队员由杜季伟带领，埋伏在一个四孔桥附近接应。 星期六这天，是连云港驶向济南的票车过枣庄。傍晚，12名队员化装成工人、农民、商人等，分别从泥沟、峄城、枣庄站上了车。晚饭时间到了，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烟、酒、烧鸡、点心等，主动凑到押车的日军士兵身旁，请他们“共进晚餐”。日本兵以为这些乘客热情“慰劳太君”，毫无戒备，与铁道队员一起大吃大喝起来。 列车行至枣庄站西的时候，隐蔽在道旁树丛中的洪振海和曹德清，分别从两侧敏捷地跃上了车头。洪振海用短枪打死日军司机，捆了司炉（中国人），曹德清驾驶着列车，加快速度向前开进。快到四孔桥了，车速放慢了。早已埋伏在这里的12名队员，在王志胜指挥下，熟练地跃上了列车。 洪振海看到王志胜带领的队员都上来了，便令曹德清猛然拉响汽笛。潜伏在各车箱的队员，听到信号，亮出武器，像猛虎一样扑向敌人。经过一阵短兵相接的战斗，车上20多个日军官兵全被消灭。 这次战斗，缴获8万多块钱，短枪8枝，长枪12枝，手炮一门，机枪一挺。铁道队除留3枝短枪外，其余都上缴给了支队。 八路军袭击票车的消息很快传到津浦线上的徐州、济南等地。枣庄之敌急向进至山区“扫荡”的长官呼救。两天之后，进到山区“扫荡”的敌人仓皇地撤回部分兵力。 在枣庄火车站南侧，有一个日军开设的国际公司，当地群众都叫它“洋行”。这个洋行名义上是经营日货的商行，实际上是搞情报的特务机关。除掉它，就等于挖掉敌人的眼睛。打完票车之后，洪振海与杜季伟、王志胜商量，决定乘胜奇袭国际洋行。 一年前，洪振海与王志胜为了搞枪，曾经偷袭过一次洋行，打死、打伤洋行的3名日本“掌柜”。从那以后，敌人增兵加哨，并在洋行四周院墙上架了电网，不准中国老百姓随便进去。 1940年8月，一天夜里10点多钟，洪振海带领30多名队员，分四个战斗小组，悄悄向洋行摸去。乍起的狂风把满地的煤尘卷到半空，使灰暗的夜色变得更加朦胧。铁路北日本大兵营的探照灯，不时照向阴森森的洋行大门。门口哨兵，背枪来回走动着。 洪振海摸到大门旁，一个箭步冲上去，手起刀落，将日本哨兵砍倒。队员们将铁钎子用麻袋片包起来挖开院墙，从洞口鱼贯钻入洋行。洪振海在院内跺脚为号，四个战斗小组按预定方案各自奔向自己的目标。大家一齐动手，直杀得敌人鬼哭狼嚎，血肉飞溅。不到10分钟，东屋、西屋及南屋的日军被全部干掉。这时，王志胜见梁传德那个组还未出来，他急忙跑到北屋，见一名日军光着膀子，正手持棍子与梁传德搏斗，便用手枪一点，结果了那家伙的性命。 就在这时，洪振海发现敌人的探照灯不时朝这里扫描。日军巡逻队向洋行包抄过来。洪振海命令队员用铁斧将洋行大门的锁砍落，带着胜利品撤了出来。 1940年秋，铁道队奉命与活跃在临城南北的另外两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游击大队，洪振海被任命为大队长。他同大队政委杜季伟、副大队长王志胜密切配合，指挥游击健儿同日伪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斗争。 位于津浦线与临枣线连接点的临城火车站，是日军的铁甲列车大队和铁道警备大队活动的重要据点。伪军阎成田团的两个营和特务队也驻在临城附近的古井村。日伪军对铁道游击大队活动地区接连进行“扫荡”和“清剿”。铁道游击大队决定给敌人点厉害尝尝，教训他们一下。 10月的一个夜晚，洪振海、杜季伟带领化装成伪军巡逻队的20多名队员，大摇大摆地来到临城火车站。在内线接应下，他们顺利地越过封锁沟，进入站内。 站台上的伪军哨兵以为是自己的巡逻队来了，向走在前头的“长官”敬礼。洪振海用匕首刺死敌哨兵，指挥队员迅速封锁道口，密切注视车站东侧日军兵营及碉堡内敌人的动静。 王志胜、刘金山摸进站房，击毙日本特务队长高岗。这时，车站东侧的日本兵营内，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这是洪振海为策应车站杀敌而采取的迷惑敌人的行动。王志胜、刘金山等干掉站房内的敌人后，扛起室内的两挺机枪和20多枝步枪，安全撤出站外。在撤出车站的途中，队员曹德清按照队长的吩咐，把一顶印有伪军阎成田团番号的帽子丢在路旁。 高岗被除掉，日军如丧考妣。第二天上午，从济南来了一位日军少将验尸，勘察现场。他们在车站戒严3天，全面搜查，结果除了铁道游击大队丢下的伪军帽子外，什么线索也没查到。那个少将大发雷霆，认为此地外人难以进入，肯定是内部搞的。于是，便以那顶伪军帽子为据，一怒之下收缴了阎团和伪警务段人员的枪支，把团长阎成田及副团长、参谋长等人，捆在电线杆上用刺刀活活捅死，并将他们手下的300多名伪军押解下了矿井。 半月之后，日军的一个头目从八路军的宣传中得知，高岗是铁道游击大队杀掉的，气得暴跳如雷，顿足大骂“飞虎队（指铁道游击大队）狡猾。” 在日军“扫荡”的枪炮声中，1941年的冬天降临到草木凋零的鲁南大地上。 正在微山湖组织铁道游击大队休整的洪振海与杜季伟，接受一项事关重大的紧急任务。这天，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对他俩说：“今年鬼子对山区的秋季‘扫荡’很残酷。前几天，咱们军区的被服厂突然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大部分冬服被鬼子抢走或烧毁，纺纱车、织布机也被砸烂烧焦。现在已进入冬季，希望你们从鬼子那里搞一部分布匹，以解燃眉之急。” 不几日，铁道游击队通过内线得到情报，说有一列从青岛开出的票车挂有两节装布匹的车厢，当天要路过沙沟站继续南运，但到站时间是白天。 白天截车目标太大，洪振海让王志胜找车务段内线人员张云骥商量，想办法把列车到达沙沟站的时间推迟到晚上。张云骥按照铁道游击大队的意图，赶到沙沟站北段的滕县，将沙子放进列车的油壶里，车开出不久，轴瓦起火，不得不在临城停修，直到晚上10点多钟才修好。 这天晚上，由杜季伟组织动员的近千名群众，集中到沙沟站以南的黄庄一带。当列车运行到姬庄以西拐弯处时，张云骥同曹德清准时拔掉了风管和插销，使两节装布的车厢脱钩，在沙沟站以南的塘湖附近停了下来。敌人毫无察觉，列车继续向前运行。 还没等装布车厢停稳，洪振海、王志胜便指挥队员撬开车厢门，将大捆大捆的布匹撂下来。杜季伟带领群众跟上来，大家争分夺秒，有的背，有的扛，有的抬，有的推，霎那间，从黄庄到微山湖畔，形成了一条运布的长龙。这时，由微山湖大队及区委动员来的上百只渔船在湖边，等待布匹上船。 快要卸完布匹时，突然从南面开来一列载有日本兵的军车。洪振海立即指挥队员埋伏好，没待列车靠近，手榴弹便在车头开了花，接着，机枪、步枪一齐射向敌人。司机好像被打懵了，列车开得更快，等发现前面的运布车厢时，已来不及刹闸。车头与装布车厢相撞脱轨，列车上的日军死的死，伤的伤，顿时乱作一团。 沙沟站的日军得知丢失两节装布匹的车厢，也向机枪声响处包抄过来。 枪声越来越近，但布搬不完谁也不忍心离去，因为这是广大指战员的过冬棉装呀！说来也巧，这时突然大雾弥漫，几步之隔即看不清对面，真是“天公相助”！洪振海利用大雾这个天然屏障，故意虚张声势。他组织长短枪一齐打，造成主力部队出山的阵势。日军果真被唬住了，不敢轻易冒进。铁道游击大队掩护群众边打边撤。 这次截布战斗，共获细布1.8万余匹，日军军服800多套，还有毛毯、棉被及药品等。解决了一个军区、三个军分区和一个教导旅的冬装问题。 在敌人严密控制的铁路干线上，洪振海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带领队员们扒铁轨、炸桥梁、撞车头、截物资，像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在敌人的动脉血管上，搞得日伪军晕头转向，不得安宁。敌人对他们既恨又怕，发誓要“一网打尽”。 1942年4月的一天晚上，由于叛徒告密，1000多名日伪军分两路突然包围了铁道游击大队驻地黄埠庄。在敌众我寡的紧急关头，洪振海奋不顾身，掩护部队突围，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队员们挥泪掩埋了自己心爱的队长。他们在新任队长刘金山和政委杜季伟的带领下，继续同日伪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刘善义撰写） 091、潴龙河上留忠魂——记三纵队兼冀中军区九军分区三十大队大队长刘亦珂 卢沟桥事变的炮声震撼了冀中大地。1937年8月的一天深夜，白洋淀南端的北冯村一间农舍里还亮着灯，窗户纸上，映出一个来回走动的人影。他，就是冀中老党员、年方24岁的刘亦珂。两年前，冀中党组织因叛徒出卖，遭到了严重破坏，除了被捕牺牲的同志，其他党员有的外出投亲靠友，有的暂时停止了活动。最近一段时间，党组织正在开始恢复，但力量单薄的活动与突然爆发的抗战危急形势又是多么不适应啊……正在这时，窗棂上发出轻微的“嘭、嘭”敲击声，刘亦珂压低声音：“谁？” “是我。”窗外传来一句熟悉的答话。 中共保东特委军委负责人侯玉田来了。他还领来老红军战士孟庆山同志。孟庆山原是红一方面军教导四团团长、红一军团补充第一师三团团长，从延安派来冀中组织河北游击军，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今天晚上找到刘亦珂家来了。 刘亦珂是河北省安新县北冯村人，1913年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在本村读书时，受地下党员王志影响，1930年秋加入了共产党，进行秘密工作。他与王文波、王宪周几位党员曾领导白洋淀渔民和农民抗捐抗税，大闹安新县城。 孟庆山来后，刘亦珂几乎白天黑夜都和孟庆山在一起，商量组织河北游击军的事。经孟庆山提议，在当地党组织配合下，北冯、孟仲峰、东刘各庄、关城等基础好的村子办起了抗日干部游击战争短期训练班。孟庆山吃、住在刘亦珂家，每天由刘亦珂骑着自行车驮着孟庆山去各村讲课。训练班首先训练了1932年9月参加过高（阳）蠡（县）农民暴动的老党员，作为河北游击军的营、连、排干部，接着又训练了3期，共培训了几百名党员骨干，这些骨干从训练班出来，即奔赴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和做组织队伍的工作。刘亦珂白天跟着孟庆山四处去上课，晚上则积极组织北冯村一带抗日基本力量，很快拉起了四五十人的队伍。 1937年10月，按照上级指示，成立中共保属特委，统一领导冀中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孟庆山任军事委员。此时，各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如蠡县的华北抗日自卫军第一大队，定县的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八支队等。这时孟庆山盯住了驻扎在高阳县城的保安队，这支200多人的队伍随国民党政府南撤时到了高阳县城就没有再走，打起抗日旗号，自称“暂编第一师第一团”，该团团长尹松山想当“高阳王”，发“国难财”。根据这种情况，孟庆山、侯玉田、刘亦珂通过关系，首先争取这个队伍的二营长王春芳真心抗日，尔后派人进高阳城同尹松山谈判抗日之事。谈判破裂，便在吕正操同志领导的军队配合下，将尹松山部队强行整编，占领了高阳城，成立了河北游击军，逐步建立了司、政、后机关。 刘亦珂带领队伍，进驻保属特委活动的中心地区高阳城后，在孟庆山的指挥下整顿了队伍，扩充了兵员。11月初，根据形势发展，孟庆山任命刘亦珂为河北游击军新安游击师师长。 一天，有人报告：今天早上有两辆日军的汽车驶到新安镇，车上共5个日本人，为首的一个叫铃布五郎，是什么指导官。刘亦珂和大家分析，这5个日本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敢孤立闯入冀中腹地，正为我们提供了歼敌的机会。经周密计划，趁中午日本人喝酒时，刘亦珂率队伍一拥而上，缴了日本人的枪，将其捆绑起来。这一事件，在新安引起了很大震动，很多有抗日思想的青年农民、学生纷纷前来报名参军，队伍很快发展到了3000多人。 1937年12月底，河北游击军发展到下辖十二路军另3个游击师、3个独立团。刘亦珂担任河北游击军第八路军总指挥，群众喜称“小八路”。 日寇妄想扑灭冀中抗日火焰。抽调部分日军和伪军向抗日军队进犯。1938年初日伪军5000多人刚从新城、雄县进攻到白河，就遭到刘亦珂、刘可忠率领的游击军第八路军的阻击。当时天寒地冻，游击军给养不足，对面的敌人从数量到装备都强于我军。为了给河北游击军主力北调争取时间，刘亦珂率部利用白沟河作屏障，爬在冰凉的河堤上用汉阳造、独撅、火枪等简陋武器向敌人射击，阻止敌人过河。与此同时，孟庆山率河北游击军6个团1万余人，从左、右两翼迂回而上将敌人包围，立刻发起总攻。在白沟河一带经过近一天的战斗，打死敌人300余名，俘虏500余名，击溃大部，打垮了敌人的北路进犯。 从南面进攻的敌人有日军1000多，伪军2000多，还有飞机、坦克配合，气焰非常嚣张，河北游击军第二师在藏家桥进行阻击，只守了一天，防线就被敌人突破，敌军长驱直入，我党政机关所在地河间城直接受到威胁。 河北游击军主力于次日凌晨陆续赶到河间。刘亦珂指挥的第八路军较早进入了八里桥阵地。前面是一道刚刚化冰的小河，徒步涉水困难，刘亦珂立即指挥部队找来几只小船，船上放上引火物，放在桥下将桥燃着，阻止敌人过河。 上午10点多，敌人开始进攻，先是用猛烈的炮火向我阵地轰击。刘亦珂指挥战士接连打退敌人进攻。敌人几辆坦克冲到河边，因为没有了桥，空打转转。 下午，敌人4架飞机在我阵地上狂轰滥炸。刘亦珂领导战士边隐蔽边阻击，坚持到下午五时。河间城里我党政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了，刘亦珂才指挥部队带着杀伤日伪军300多人的胜利转移。 河北游击军乘敌人在河间城立足未稳，组织部队围攻河间城。3月初的一个深夜，1.5万人的攻城部队到了进攻出发地。午夜1点，四面八方土炮齐鸣，全城立即变成一片火海，打得敌人懵头转向，弄不清是什么武器。枪炮声、喊声震得大地发颤，敌人被吓破了胆，有的趴在地上，有的钻入民房。随着冲锋号的响声，刘亦珂首先指挥该部利用云梯攻上北城墙。其他几面的城墙上，也被兄弟部队攻占，接着展开激战。敌人见大势已去，只得打开南门，用坦克开路，仓皇逃走。这一仗，又毙敌人300多，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刘亦珂和他指挥的第八路游击军因作战勇敢、灵活，受到河北游击军司令部的通令表彰。 1938年4月21日至5月初，中共冀中组织在安平县召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由北方局派黄敬来主持，讨论了统一战线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及建军工作。会议决定，将吕正操同志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和孟庆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辖第七、八、九、十支队（分别兼一、二、三、四军分区）。之后，部队开始整编，由于是由大编小，很多师长当团长，各路军总指挥编成了团长或大队长。合编中，刘亦珂所在的第八路编为三十大队，他被任命为大队长，归三纵队兼冀中军区九军分区领导。刘亦珂愉快服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打了好几次胜仗。 1939年6月，日本鬼子在高阳县旧城镇设了据点，8月6日，刘亦珂奉命率部去攻打旧城镇据点。当夜12点，刘亦珂率四营开始正面进攻，一、二、三营从三面攻打。清晨，800多敌军溃败，弃城而逃。追击途中，为将逃跑之敌截住，刘亦珂率部分部队急忙找来船只渡潴龙河，在船上他大声招呼大家：“同志们，快点，抄近道堵住敌人！”这时，没料到从高阳城赶来支援的日军已到了河边，他们看到船上我八路军队伍，架上机枪疯狂扫射。刘亦珂也发现了敌人，命令：“掉转船头撤退！”话未说完，几颗子弹打中他前胸，血水染红了小船，溶入清清的潴龙河。刘亦珂说：“赶紧撤退，以后再收拾他们！”说罢，停止了呼吸。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李金明撰写） 092、上天入地歼敌寇——记晋察冀军区民兵战斗英雄刘傻子 刘傻子其实是很机灵的小伙子。但他爹妈叫他“傻子”，辈数大的叫他“傻子侄儿”，同辈的称他“傻子哥”，辈数小的喊他“傻子叔”。“傻子”成了他名副其实的大号。 刘傻子出生在河北省正定县高平村。这里往西离灵寿县城15里地，往东离正定县城有30多里地，往南离正灵公路只有5里。 刘傻子从1916年9月27日呱呱落地，就没离开过高平这块土地。他像他的祖辈一样，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从事着“土里刨食”的营生。除了到韩家楼赶赶集，到正灵公路上拾点粪，也曾到正定城，买了7尺花布，给妻子娇娇做花衣裳。 1937年秋，村里人们都在吵吵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东洋鬼子要侵占中国的地盘。转眼间杨树叶落，地里落霜，小鬼子跟二鬼子一起，在高平西的韩家楼、同下村，西北的后塔底，东南的上曲阳，东北傅家村，接连建起了据点和炮楼。南面的正灵公路成了鬼子的重要交通补给线。小鬼子杀中国人像割高粱茬子一样随便。十里八村断炊烟，三家五户起新坟，那日子像黄连一般苦。乡亲们心里都窝着复仇的火。刘傻子不言不语，天天霍霍地磨镰刀。 正在这时，共产党员褚凤阁回来了。他走家串户，建立基层党组织，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冀中区正定县三区区长张新永就住在刘傻子家。正是冬闲季节，傻子不是坐在炕头上听老张、老褚拉家常，就是跟着他们四处跑，动员大伙儿“减租减息”，动员男女老少参军支前。傻子心里豁亮多了，明白了一条道理：光磨亮一把镰刀不行，得大伙儿都拿起刀把子，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才能过上好日子。他几次报名参军，老张都拒绝了，说：“你家里有两个孩子，你做地方工作也是抗日，也一样做贡献。” 当村里组织游击小组时，刘傻子头一个报名，还动员、串联村里几个青年一起干。大家赞赏他劲头足，佩服他胆子大，便推选他当游击小组长。 高平成了当时冀中有名的抗日模范村，晋察冀边区和冀中区党政军领导人员往来，都要在这里落脚，刘傻子家成了地道的“堡垒户”。 游击小组出手不凡，连“游”带“击”，刘傻子这个小组长算是当活了。 先说割电线。1940年秋，为配合八路军百团大战，游击小组领受了切断敌人通讯联络的任务。白日里，傻子把粪筐子一背，粪叉子一拿，到正（定）灵（寿）公路上溜一圈儿，心里就有了底数。天傍黑儿，他带着游击小组上公路，见杆就砍，见线就割。鬼子派兵“扫荡”到北，南面电线被割；“扫荡”到南，北面又断线。 挖“陷坑”，也是刘傻子的拿手活儿。坑挖得不深不浅，不大不小，不离车辙印，还要伪装好，这还真有学问哩！正灵公路上，有好几次满载鬼子战略物资的大汽车，一头栽到陷坑里，成了“大趴窝”。后来，上级又下发一些地雷，他们就用地雷炸。前前后后破坏鬼子的汽车6辆，马车70多辆，正灵公路成了名副其实的“鬼见愁”。 炸铁路，扒铁轨，刘傻子也常干。平汉铁路这条南北大动脉贯穿正定，鬼子的军列、货车每天来来往往不下百十次。一天夜间，傻子率领30多名队员，潜入正定新安站附近，扒了12条铁轨，又炸毁一孔桥梁，这条铁路因此瘫痪了几天。 到1941年3月，村里的青壮年差不多都发动起来了，高平村游击小组扩大为游击中队，刘傻子改任中队长。1942年2月，刘傻子由村里的党员褚凤阁、孙文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6月，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腰，平原上一片金黄。鬼子为了保障对华北“铁壁合围”大“扫荡”的后勤供给，盯上了冀中这个华北的粮仓。刘傻子和大伙儿商定了对付日伪军抢粮的几个办法： ——在敌人抢粮前，先“堵鳖窝”。“麦熟一晌”的时候，头天夜里，刘傻子一面动员乡亲们快收快打，一面把游击队员们分别派往周围日军炮楼去埋地雷。 ——当敌人抢到粮食后，就“敲狗腿儿”。万一“堵鳖窝”堵不住，就伏击日伪军，把粮食夺回来。 ——当敌人把粮食运到炮楼时，就“拔钉子”。 从1942年到1944年三次夏收，敌人没能从三区一带抢走一粒麦子，高平村每年还向抗日民主政府交支前粮17万斤。到1944年冬，刘傻子已立了3次战功，先后被评为正定县第三区民兵战斗英雄，正定县民兵战斗英雄，冀中四分区特等（级）战斗英雄，出席了在河北阜平召开的晋察冀边区群英大会。会后，刘傻子还领回来奖给他的毛驴1头，撅枪1枝。 高平出了名儿的是地道，刘傻子最拿手的是打地道战。 地道的雏形是“蛤蟆蹲”。开头，刘傻子和村里几个骨干，先在离村庄道路较远的野外，利用坡坎挖地坑存身，或在自己家里挖几个藏身洞，俗称“蛤蟆蹲”。可是这样的小洞子，只能藏身，不能打鬼子。有一年，鬼子闯进高平，从“蛤蟆蹲”里抓走了20多名干部和群众。刘傻子为这件事，几天几夜没吃好、睡好，苦苦思索着改造“蛤蟆蹲”的事。后来大伙儿集思广益琢磨出挖通“蛤蟆蹲”，开展地道战的新办法。从1942年冬天起，刘傻子带大家开始扩挖地道，一个冬天就挖了3条通往村外的干线。干线和各家各户的支线相连通，总长约30里。地道口的伪装多种多样。村内的地道口，有的藏在锅灶底，有的设在碾盘下，有的设在牲口槽下，有的隐在水井中、炕头上。村外的洞口，利用坡坎，沟渠、树丛、井壁、坟墓，或做成假坟堆。各个地道口还有“三防”（防烟、防毒气、防水）设备，采用翻口，安装了“特号道口雷”。随后，他们又把地道和地面上的房屋、街巷、墙壁、树木、庙宇相接通，挖了排气孔、瞭望孔、拉雷孔、射击孔。一旦需要，天上地下可以一齐开火，如同布下了天罗地网。 鬼子早把高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想荡平高平村。从1943年初到1945年5月，他们向高平发动了多次进攻。其中200人以上的2次，300人以上的1次，500人以上的1次，1000人以上的1次，都被刘傻子的游击中队利用地道彻底粉碎。 1945年5月4日，鬼子调集正定、灵寿、新乐、行唐4个县的兵力1500多人，在半夜里突然把高平围了个水泄不通。 听到凄厉的枪声，惯于在战火中生存的乡亲们快速地转移到地道里。游击队员们各就各位，做好了战斗准备。 当敌人发动进攻时，刘傻子和支书孙文喜、游击队员刘三、孙货子、刘歪尿等人守在村北口。他们站在屋顶上，用集束手榴弹砸向鬼子，接连打退了四五次进攻，傻子的母亲房秀姐（一个思想开朗、不信神鬼的人）也带着一帮妇女，帮着送地雷，递手榴弹。 当鬼子退到村北口地雷区时，下到地道里的刘傻子猛然拉响了“线雷”，只听“轰轰轰”几声爆炸，炸死炸伤七八个鬼子。鬼子趴在麦地里好半天不敢动弹。刘傻子借机转移到别的村口指挥战斗。 在东南村口，刘傻子从地道瞭望孔里看见伪军中队长肖秋来正指手划脚地吆喝伪军向前冲，就从地道口爬出来，绕到孙末河家茅房里，甩出3颗手榴弹，把肖秋来炸死。 在西北村口，枪炮声响成一团，鬼子的火炮轰塌了十几间房屋。刘傻子带领大伙撤下高房工事，钻入地道，从墙壁射孔里朝鬼子射击。他还故意留下一个未加封闭的地道口，诱敌上钩。鬼子发现了地道口，果然下令伪军去挖。刚挖了3锹，一声巨响，“看洞雷”突然爆炸，炸得这帮家伙心惊胆颤，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近前。闯进村的鬼子发疯似地抢东西，可窜到东家，一推门，门上吊的手榴弹炸响了；闯到西家，一翻簸箩，“发火雷”炸响了。鬼子步步受阻，处处挨打，又见不到人影，气得嗷嗷乱叫，只好放火烧村以泄愤。这时，许香、塔底、韩家楼等村的游击队也在村外配合战斗，切断了鬼子的后路，迫使鬼子不得不后撤。战斗从凌晨直打到下午3点，鬼子不但没捞到一点便宜，还抬回几十具日伪军尸体和100多伤兵，垂头丧气地撤到村外。 鬼子一走，刘傻子第一个走出地道。整整一天，滴水粒米没进的刘傻子嘶哑着嗓子大声喊着：“乡亲们，小鬼子让我们打跑了，快出来救火呀！” 他脱下身上的汗衫，光着脊梁，扑打火焰，村里的男女老少一齐动手，抬水，压火，搬东西，很快压住了火势。 跑到正灵公路上的鬼子，回头一瞅村里的大火已熄灭，恼羞成怒，又不敢回村报复，就接连向村里发射了几十发山炮弹。 一发炮弹带着尖厉的啸声向村中飞来。正在给伤员们绑担架的刘傻子听弹道声从头顶掠过，没加理会。可这发炮弹撞在一棵大树上爆响，刘傻子的腹部被炸伤多处，血流不止，重重摔倒在地。 两个小伙子要用担架抬他，他一把拦住：“我没事，你们先抬重伤员吧！”说着，他吃力地迈动脚步，随着担架队朝村外走去。这时，天色已近黄昏。 出村不远，大家见他脸色蜡黄，脑门淌着冷汗，马上把他扶上担架。刚刚躺上担架，刘傻子就喘息着大声说：“中国人死不绝！告诉孩子们，长大了替他爹打鬼子……”话没说完，他骤然停止了呼吸。这一年，刘傻子才29岁。 经区、县领导批准，高平人民集资，在村的十字街头建起了一座高大的革命烈士纪念塔，刘傻子以及同他一起牺牲的16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塔上。多少年过去了，人们依然传颂着傻子的故事。一些老干部回村去扫墓，望着烈士塔，情不自禁地哼起刘傻子游击中队当年自编的队歌：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高国庆撰写） 093、“爆破大王”威名扬——记山东军区特等爆破英雄马立训 翻开《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辞海》、《中国革命史辞典》、《中外军事人物辞典》等史传文著，便清楚地看到马立训这个名字，同古今中外诸多的著名人物排列在一起。这位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成长起来的英雄，善于爆破，先后革新和创造了偷爆、巧爆和强爆技术，直接炸死侵华日军和伪军500多人。为此，山东军民叫他“爆破大王”。1944年7月，八路军山东军区授予他“特等爆破英雄”称号。 马立训，1920年生于山东省淄川县（现淄博市淄川区）一个矿工家庭。他从小失去母亲，在煤窑里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父亲，也在一次塌方事故中惨死。为求生计，他被迫下煤窑做童工。18岁那年，一位姓郝的大叔帮他逃出煤窑。1940年4月，他参加了八路军，被编入山东纵队四支队十二连。 马立训勤学苦练，终于练出一手好功夫：投弹、射击、刺杀门门通，样样会。后来，领导上选派他学了半年多的工兵技术，为他以后全面掌握和熟练地运用爆破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打山东莱芜吴家洼敌人据点，他和两名战友一起实施爆破成功，使30多名日伪军在两丈多高的黄土坯炮楼下进了坟墓。 1942年春，马立训所在的连队整编为山东纵队一旅三团一连。夏初，第三团重返鲁南，担负坚持天宝山、尼山地区抗日斗争的任务。当时鲁南抗日根据地被分割为几小块，日伪军时常进行“扫荡”、“清剿”。为粉碎敌人的碉堡政策，三团指战员许多人学会了爆破技术。自1941年底起，多次采用爆破攻克敌据点，积累了攻坚作战经验。马立训使用炸药爆破的技术，在全团最好，在多次战斗中，他创造了屡爆屡胜的“神炮”奇迹。 这年8月8日，三团和尼山支队奉令奔袭孙徐据点，歼灭伪军张显荣部。孙徐是泗水县城南较大的村落，分南北两个围寨，北孙徐围墙四角有突出的炮楼，村中有中心炮楼。这天傍晚，马立训身背50多斤重的几个炸药包，跟随部队走在前卫排的行列中。突击连绕村避店，选择小道，长途奔袭50余里，悄悄地摸到北孙徐庄外。这时，马立训挟着一个炸药包，巧妙地由一个草垛进到另一草垛，摸到敌人的围墙脚，迅速放好炸药包，点燃了导火索。他回到原处，炸药包“轰”的一声响了，顿时，敌人枪声大作。突击连连长指挥两挺机枪和步枪火力掩护，马立训又背起一包约30斤重的炸药，急速跃进到第一次爆破处，把炸药包稳稳当当地放在刚炸出的坑里，进行彻底摧毁敌围墙和炮楼的爆破。他刚返回出发地，“轰隆”一声震天响，敌人围墙的东南角被撕开两丈多宽的一个口子，炮楼被震垮。在突击连迅速冲入围寨时，三营也从围墙的西北角突了进去，对敌人形成了夹攻，很快歼灭和俘虏了一部分敌人。可是，敌人仍在中心碉堡顽抗。为了全歼守敌，马立训在一个断墙犄角处仔细观察，发现敌中心碉堡西南背面是个死角。马立训在指导员指挥火力掩护下，立刻把两个炸药包送到中心碉堡，点燃了导火索。在巨大的轰响声中，碉堡变成了一堆破砖烂土。在碉堡底层的敌人被埋葬在里边，碉堡上层的敌人被炸得骨飞肉散，60余名敌人全报销了。此役，由于马立训及时准确的爆破，八路军以负伤二人的代价，取得毙俘40余名敌人的胜利。 打下孙徐后，三团又以爆破突击手段，先后攻克费县西高村，滕县的马山头、王庄，邹县的后五村等日伪军据点多处。八路军使用的炸药包赛过“神炮”，老三团有一个“爆破大王”马立训的传说，使敌人闻风丧胆。在1943年11月进行的柱子村战斗中，马立训又一次显示了神威。 费县城南40里的柱子村及其周围据点，为日伪军刘桂棠部所盘踞。1943年11月15日攻打东柱子的这天夜间，马立训的爆破组随突击连经过50里长途疾进，在东柱村外围一片洼地里停下来。不一会儿，通信员跑来，传达王吉文团长发起战斗的命令。连长立刻对马立训说：“开始！”马立训扛起炸药包，“嗖”地跃出掩体，箭似地向前冲去。 朦胧的月光下，正在接敌运动的马立训，被内墙炮楼里的敌人发现，密集的火力压得他不能抬头。连长令机枪掩护。但封住了敌人这个枪眼，敌人另一个枪眼又打开了。这时，马立训心里十分焦急，暗暗下定决心：就是俺牺牲，也要想办法炸开围墙，为突击部队打开通路！正巧，身边有一条小水沟，他一个滚翻到了沟里，绕过小土堆往前爬到副手刘炳坤跟前。他俩正商量如何把敌人的火力引开，突然，一发子弹从他帽子上擦过。他心里一亮，忙脱下帽子，把白帽里翻在外面，用树枝顶上，插到右边几十步的地方，晃了几下，然后迅速离开。这一招果然见效，敌人的步枪、机枪一起朝着这顶帽子打来。一霎时，马立训已冲到围墙根，把绑缚炸药包的木棒往地下一插，迅速点燃导火索。他顺左墙根刚跑了几十步，“轰隆”一声，一团火光夹杂着敌人的尸体飞上半空，炮楼不见了。紧接着一声巨响，内墙又被掀掉一个缺口。连续爆破成功，主攻部队冲进围寨内，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敌人企图抢占和封锁突破口，马立训率爆破组，一齐把特制的炸药包、手榴弹掷过去；一包炸药投入了马棚，成群的战马受惊，挣脱缰绳狂奔嘶叫，敌人的企图被打破。进攻部队如潮水一般涌进东柱村，枪声、喊声交织在一起，敌人迅速瓦解，纷纷缴枪投降。此役，共毙敌224名，俘敌1000名，缴获各种枪支1000多，战马70余匹，军用物资一大批。 1944年春，山东八路军发起了拔除平邑至城后公路上的庞庄据点的战斗。马立训这时已升任排长，他带一名侦察员化装潜入庞庄，事先对敌人工事情况作了侦察。 庞庄有伪军180余人据守，一道围墙，墙外挖了一道护城壕，壕内全是水，壕外有铁丝网、鹿砦，形成天然屏障，只有一条向南的道路，在护城壕上面架了座吊桥。 马立训将侦察到的情况与爆破方法经过一番研究以后，带领爆破组在一片坟地里进行战前演练。他们在炸药包里放上铁砂，增强爆破厚围墙的爆炸力。他们演练了爆破过程的时间如何缩短，还试验了燃烧完五寸、一尺、一尺半、二尺长的导火索的时间。马立训说：“庞庄敌人工事由一层变成了几层，必须连续强爆。”他想出“快送快炸”的打法，用爆破掩护爆破，连续炸开几层敌人工事。经过演练，爆破组员有了底。 1944年5月24日夜间，马立训和爆破组战士们随着先头小分队，疾速而隐蔽地接近庞庄南门，按预订方案开始战斗。先由一名爆破手把一包炸药塞入鹿砦，点燃导火索，迅速离开。马立训见敌人吊桥未收起，听到“轰”地一声响，不等上级命令，趁浓浓烟雾将第二个炸药包送到围门上返回。连长下令爆门时，靠在围门上的炸药包已经响了。 轰隆隆的爆破声惊醒了敌人。据点里的伪军们心惊肉跳，乱喊乱叫。“铁打的庞庄”顿时变成了烂豆腐。敌人有的被震死，有的被埋在土里，有的被炸得魂飞魄散。勇士们冲进去迅速消灭了敌人。第二天，由城后据点来援的日军一个小队，也被打援的二、三连消灭，俘日军2名，击毙20余人。 马立训经过血与火的锤炼，于1944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秋天，他出席八路军山东军区召开的战斗英雄代表大会，被授予“特等爆破英雄”的称号。山东军区还发出开展向马立训学习的决定。之后，在鲁南八路军攻打东湖、泗水城等战斗中，马立训参与执行爆破任务，不断为战斗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不幸的是1945年8月5日，在攻打滕县阎村战斗中，马立训胸部中弹而壮烈牺牲。 为纪念这位人民英雄，八路军鲁南军区命名他所在的排为“马立训排”，阎村被命名为“马立训村”。 （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魏学诚、罗明寿撰写） 094、英雄血染大泉山——记山东滨海军区战斗英雄何万祥 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革命根据地，广为流传着《我们的连长何万祥》这样一首歌曲： 何万祥，1931年出生于甘肃省东部宁县。他16岁时投奔陕甘边的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年二月，何万祥所在部队东渡黄河东征。他参加突击队，抢渡黄河成功了。上级赞扬突击队的勇敢精神，称赞何万祥是“渡河英雄”。 全国抗战爆发后，何万祥所在部队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队伍很快到达晋西南抗日战场。一天，何万祥所在连队同敌人争夺山头。眼看山头就要被敌人占领，情势十分危急！上级要求立即对敌人发起攻击。只见何万祥带领一班战士跳出阵地，迅速向山顶冲击。敌人被何万祥他们一阵手榴弹打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何万祥带领战友冲上山头，紧接着又是一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敌人遭到致命的一击，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八路军很快占领了山头。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何万祥立了大功！”大家看何万祥时，只见他手中有一大束手榴弹弦。 1940年11月，何万祥在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六团二连当连长。这年12月，何万祥随部队来到山东滨海根据地。这一带，人民经常遭受日伪军的抢掠，生活非常艰难，部队天天吃地瓜干。眼看春节就要到了，侦察员跑来报告：日本鬼子抢了大批肥猪，在乔町集中了五六百头，准备明天从阿湖车站装火车运走。乔町，是陇海路北的一个小庄子，驻有一个翻译官和20多个伪军。庄子当中十字街口有一个三层楼高的大炮楼，伪军们据守在炮楼里。团首长决定何万祥带领二连去打掉炮楼，把肥猪抢回来给老乡过个好年。夜黑得很，何万祥带连队赶到乔町。战士们靠据点围墙搭人梯跳了进去。突然一颗照明弹打上天空，这是伪军给阿湖据点的日军发出的求援信号。何万祥一面布置火力压制炮楼上的敌人，一边组织战士登木梯爬到炮楼两个枪眼之间利用死角喊话。 炮楼里的伪军负隅顽抗，拖延时间，像是等阿湖鬼子赶来增援。何万祥火了，拔出腰间的手榴弹，顺枪眼向炮楼里接连塞进几颗。翻译官被炸死，几个伪军被炸伤，其余的敌人乖乖地缴枪投降。 何万祥带领战士们冲进去，收缴了敌人的武器，赶着500多头肥猪、押着俘虏的伪军向根据地撤去。前后不到20分钟，便结束了这场战斗。阿湖的鬼子赶到乔町时，何万祥他们早已离去。鬼子胡乱地放了一阵枪，悻悻离去。 1943年1月16日，一一五师决定由何万祥所在的教导二旅趁敌人倾巢出犯，后方空虚之机，远距离奔袭郯城，歼灭守城敌人。19日深夜，部队经过40公里急行军，突破敌人封锁线，直逼郯城。六团先机抢占南关，猛扑到南关城门下。20日上午，南城门之敌向城里败退，北城墙也被八路军突破。城内日军龟缩在两座炮楼内顽抗。这时，驻守在离郯城9公里的马头镇的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400余人，向郯城扑来，企图解围。 何万祥接受了阻击敌人援兵的任务后，带领全连战士跑步出城，选择有利地形，构筑阵地，严阵以待。他对战士们说：“城里只剩下炮楼了，我们要死守住这里，不让敌人靠近郯城一步，保证兄弟部队全歼城里敌人！” 敌人离他们只有几十米远时，何万祥大喊一声：“打！”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敌人队形大乱，狼狈地退了回去。过了一会儿，敌人再次组织冲锋，先是用炮轰一阵，接着“哇哇”叫着冲了上来。何万祥率领几十名战士，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沉着应战，从早到晚，敌人组织了4次冲锋，始终不能靠前一步。直到郯城内的炮楼被炸毁，城楼上日本旗没了踪影，敌人援兵才气急败坏地退回马头镇。 石沟崖是莒县与日照县之间的一个山庄。这个庄子坐落在一片山凹里，地势十分险要。鬼子在这里设了据点，构筑了坚固工事。 1944年1月底，八路军滨海军区指挥部决定拔掉石沟崖这个钉子。任务下达后，几个连队先后攻击都未能得手。第三天，何万祥接受了由东南角突入围子的命令。他带领连队迅速赶到了冲锋出发地。 双方炮火在不到50米宽的地带展开了轰击，迫击炮、掷弹筒、重机枪、轻机枪一齐开火。几个战士利用烟雾作掩护，刚冲到外壕前，就被一阵枪弹打倒。 过了几分钟，又有几个战士跳进去了，还是不见爬上沟沿。何万祥一看急红了眼，身体往上一跃，冲进了壕内。八班的战士们紧跟着连长跳进了壕沟。何万祥跳进壕底站定，看清了壕沿。突然一枚冒着白烟的手榴弹落到他的脚边。他用力一脚，踢出十几米远。他紧紧贴在两个掩体工事当中的积土上，躲开敌人的射击。八班战士照他的样子也做好了准备。这时，何万祥敏捷地举起驳壳枪，看准掩体枪眼就是一枪，紧接着又甩进去一枚手榴弹。掩体内传出一声惨叫，没了动静。何万祥带领战士，往敌人一个个掩体里投弹，一口气占领了几个掩体工事。 敌人坚固的防线被突破了。我后续部队不断地攻入，消灭了敌人。何万祥连在这次攻坚战中贡献很大，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颁发命令，正式批准何万祥为军区战斗英雄，授予甲等奖品。 1944年3月，鲁中军区决定歼灭伪军吴化文部。一营担任歼灭驻在大泉山（今万祥山）吴伪军一个营的任务。伪军在山顶上修有两米高的围墙，内有三层高的炮楼，外有暗堡，铁丝网。3月25日夜里，开始攻夺大泉山。三连担任主攻，何万祥带领二连在阵地上待命。 战斗打得很残酷。三连迟迟不能攻下敌人据守的围寨。营长命令二连，坚决攻进山顶围寨。何万祥一接到命令，立即带领三排向大泉山上奔去。在炮火掩护下，何万祥带领部队突到围寨跟前，搭起人梯向围墙上爬去。高排长上去了，何万祥也上去了，跟着上去的是连通信员王进东。3人刚从围墙上落地，敌人的重机枪就从地堡里扫射过来，突破口被封锁了。 高排长第一个冲上去，想炸掉敌人的重机枪，在离敌人只有5米时，突然中弹倒地。何万祥提起两颗手榴弹，从侧面绕过去直奔地堡，刚跑出几步，从北面炮楼上射来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喉部，他倒在地上。通信员王进东一看连长倒下了，猛喊：“为连长报仇！”全连战士喊着：“消灭敌人！”一鼓作气，拿下了大泉山主峰。敌人除少数逃脱，全部被歼。 为了表彰和纪念何万祥这位英勇善战的连长，山东军区把大泉山缴来的重机枪命名为“何万祥重机枪”，把他生前带领的连队命名为“何万祥连”。 （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稿雷德虎、姚仁隽撰写） 095、潜龙出海战东江——记东江纵队短枪队长刘黑仔 1942年2月，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陆续派出武装小分队进入香港、九龙地区，组成港九大队，紧密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就在日本占领军的眼皮下，曾涌现出一支威震港九，使日寇及汉奸、特务闻风丧胆的短枪队（或称手枪队），这就是刘黑仔率领的广东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短枪队。 刘黑仔，原名刘锦进，1919年农历八月三十日诞生于广东省宝安县大鹏东北的一个农民家庭。1934年，在本村小学毕业后，在堂兄开办的药店帮工。 1935年，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爱国学生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这一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南海之滨大鹏湾、大亚湾沿岸地区的爱国知识青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支持下，也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青年刘黑仔积极投入到救国的洪流之中。他参加海湾爱国知识青年组成的“海岸流动剧团”，经常流动演出宣传抗日爱国话剧，揭露日本侵略军的野蛮残暴，汉奸走狗的卑鄙无耻；歌颂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和普通百姓的爱国热情，借以唤起当地群众的民族自尊和奋起斗争的意识。他身材壮实，皮肤偏黑，两眼闪光，聪明伶俐，人们因此亲切地称呼他“刘黑仔”。他平时喜爱武术，是乡间武打队的活跃分子，参加剧团后，成为出色的演员，经常在舞台上扮演智勇双全、克敌制胜的游击队长。谁也没料到，他后来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成为大灭日寇威风，大长人民志气的抗日英雄！ 1938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大亚湾登陆，东江沿海一带沦为敌占区。刘黑仔积极地从事地下的抗日救亡斗争。1939年上半年，他由中共大鹏城支部书记赖仲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经组织批准，他到惠阳坪山（今属深圳）参加了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游击大队（简称新编大队）。后来回到家乡，跟随赖仲元（时任惠阳县葵涌区竞新小学校长、中共区委书记）开展地下斗争，收集日军情报，打击汉奸走狗，保护群众利益。他曾亲手处决了卖国求荣、作恶多端的王母乡维持会会长袁德和其他两名汉奸，大快民心。1940年9月，新编大队和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游击大队（简称第二大队）的骨干队伍重返东莞、宝安敌后，整顿扩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再次燃起抗日武装斗争的烈火。1941年，刘黑仔被调回部队，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惠阳大队短枪队小组长，活动于龙岗、坪山、葵涌一带，主要任务是保证部队供给，侦察敌情，打击汉奸特务，有时也汇合主力，完成突袭任务。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发起对香港英国驻军的进攻，至25日完全占领了香港。这期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先后派出几支小型武工队，包括以队长黄冠芳、副队长刘黑仔带领的短枪队，最早开赴新界，当控制了各条路线之后，进入香港九龙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日本占领香港初期，其野战部队和宪兵部队驻扎在市区和交通要点，对于新界无暇顾及。黄、刘率领的短枪队共10多人，进入九龙西贡地区后，首先是保护群众，创建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 1942年元旦后，刘黑仔等遵照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指示，参加了营救被困在香港的著名文化人士工作。营救有多条路线。在东江游击队保护范围内的，主要有两条秘密交通线护送出来，一条是蔡国梁负责，由黄冠芳、刘黑仔、肖华奎、黄青控制的经西贡坐船，到大小梅沙、上洞，入坪山、淡水、惠阳的路线；一条是黄高扬负责，由曾鸿文、江水、林冲等开辟的由元朗到宝安沙鱼涌的路线。从1月至3月，经他们营救的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共有七八百人。这次营救行动，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历史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2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扩编为游击总队（后称东江纵队），立即组建港九大队，统一领导港九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大队下属短枪队和几个区中队，刘黑仔先后任短枪队副队长、队长。他带领短枪队犹如潜龙出海，忽东忽西，时隐时现，机智地袭击日本军营，摸掉日军岗哨；还曾率队员扮成敌探，闯进九龙金棠酒家，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肖九如；化装成日军小分队，生擒日军特务东条正之大佐；送假情报，引诱敌军6名密探进入山洞，然后用手榴弹把他们炸死。短枪队在刘黑仔的组织指挥下，就是这样巧妙地袭扰日军，惩办汉奸，掩护和支持大队的行动。因此，刘黑仔的名字使日军汉奸闻之丧胆，几次重金悬赏，欲取他的人头。 1944年2月11日，盟军美国中尉飞行员克尔在袭击香港启德机场时，座机被日军炮火击中，被迫跳伞，经港九大队援救脱险。日军出动一个多团兵力，陆海空军配合，对港九大队游击基地——西贡、沙田地区进行“扫荡”，企图将大队主力一网打尽。港九大队为粉碎日军的“扫荡”，留下西贡中队在内线坚持山地麻雀战，军民协同，巧妙地与敌周旋；派出短枪队潜入九龙市区开展外线作战，以牵制“扫荡”的日军。短枪队在市区广撒传单，张贴标语，袭击日军巡逻艇，炸毁日军军火库，更从虎口拔牙，智除日本宪兵司令部汉奸陆通译（翻译）。那天深夜，刘黑仔率几名队员，化装成日本军官和士兵，直奔陆通译居住的洋楼，佯称宪兵司令部有急事会商，将陆“护送”到偏僻处，刘黑仔摘下黑眼镜突然宣布：“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处决你这个民族败类！”连击三枪，将陆当场枪毙。日军因此惊慌地在市区加强岗哨，实行宵禁。但“扫荡”西贡、沙田的日军主力仍未动摇、撤回。短枪队决心进一步袭击日军要害——启德机场。刘黑仔率短枪队，利用细雨迷蒙的夜晚，摸进机场，先由两名队员隐蔽地接近并突然地撂倒守门哨兵，然后换上敌装，负责掩护，再由刘黑仔带领两名队员潜入机场深处，刺杀了看守飞机场的一名日军，分别在机库和油库放置两颗定时炸弹。短枪队安全撤离后，接连两声巨响，机场顿成火海，日军损失惨重。与此同时，市区中队也成功地爆炸了九龙窝打志街四号铁路桥。围攻游击队基地的日军主力终于被迫撤回九龙市区，“扫荡”遂告失败。 1944年秋，刘黑仔回到东江抗日根据地，参加东江军政干校学习。12月，东江纵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组成西北支队和北江支队向北挺进，准备与南下的八路军王震、王首道支队会师。刘黑仔被抽调到西北支队任支队部参谋兼短枪队队长。1945年2月，西北支队西渡北江，开辟以清远县大罗山文洞为中心的抗日基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东江纵队命令西北支队向粤北挺进。 8月24日，东江纵队粤北指挥部进抵南雄，统一指挥北上各部队。短枪队直属指挥部领导，刘黑仔任队长，苏光任政治委员，下设3个小分队，共30多人，在南雄、始兴一带活动。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止军事冲突协定，颁发停战令。根据两党协议，东江纵队准备北撤山东解放区。但国民党反动派表面接受停战，暗地发动内战。广东国民党军事当局也千方百计地破坏东江纵队的北撤计划。5月1日，刘黑仔队长和苏光政委带领10多名短枪队员到达南雄与江西交界的界址圩，突遭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一个加强连的围攻。当时，刘黑仔、苏光等正在圩内一间屋里开会，苏光和另一队员从屋内冲出时牺牲，刘黑仔带领其他队员突围时右大腿中弹负伤，回撤途中因染上破伤风菌，经抢救无效，于5月3日牺牲。一代抗日英雄，竟遭国民党军队的暗算而告别人间。东江纵队的同志把他的遗体埋葬在江西省全南县正和乡鹤子坑村，用红砖刻了一块墓碑，上写“东江纵队英雄刘黑仔烈士之墓”。1990年，宝安县人民政府派专人将其遗骨迁回刘黑仔的家乡大鹏镇烈士陵园安葬，并立碑永志，上写着“抗日英雄刘黑仔”五个大字，供后代瞻仰。 （广州军区政治部、广东省军区政治部组稿孙志彦整理） 096、地雷威震平汉线——记冀中军区民兵爆炸英雄李混子 抗日战争的火焰，锤炼了无数英雄，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的李混子，就是其中的一个。 1924年4月25日，混子出生在河北省新乐县北李家庄一个贫农家庭里，全家4口人，依靠自家一亩瘠薄坟地和租种地为生。 “七·七”事变，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岳、冀中地区成了抗日前线。还不到成年的李混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站岗放哨，捉拿奸细，学习文化，宣传抗日。他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了村青年抗日先锋队指导员，和队长李文祥组织领导着百多名青年抗日队伍。在战斗中，他们先锋队员用“土撅”、“自拉火”对付洋枪、洋炮的鬼子。可是“自拉火”只能伤人不能致死，“土撅”没膛线，打不远，打不准。他开始对地雷发生了兴趣，雷埋暗处，敌人看不见，能够杀敌。于是他开始摸索试制地雷，找旧酒瓶做雷体，买纸炮剥开作火药，改造“自拉火”机关作发火器，利用“小枪炸膛”的原理将瓶口塞紧，经过几次试炸，果然成功了。青年抗日队员们得知后，情绪高涨，都积极要求参加制雷活动。李混子和队长李文祥选了几个手巧的队员，组织了制雷班，到邻近村找做炮铳的火药，请小炉匠化废铁做雷壳，没用上两个月，就制出了七个土地雷。 深秋的夜里，星星亮晶晶，空气湿漉漉，微风凉嗖嗖，蛐蛐儿，蝈蝈儿，蛄……用不同音响在演奏交响乐。李混子带着青年队员们设雷伏击下乡催粮的伪军，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了。混子估摸着：伪军回城关镇，该路过这里了。 “驾！驾！喔！喔！”吆喝牲口声传来了。 “大伙注意！拉雷时看着，别伤了老乡。”混子小声叮嘱。 十多辆拉粮车，由伪军押着。混子见车队后边的伪军多，就将前边的放过，等后边的伪军走进雷区。 “拉！”一声令下。 “轰！轰！轰！” “打！”又一声令。 “砰！砰！砰！”一阵枪响。 顿时，牛马的嘶叫声，伪军的嘶喊声，混成一团。接着，噼里啪啦，枪声阵起，伪军开始向路两旁乱打。只听一片庄稼叶子响，抗日队员们退出了战斗。 这一仗，炸伤了几个伪军，受到区长的表扬。混子却不满意：地雷在敌群里爆炸，怎么就炸不死？他发现一个雷只能炸成三两片，有个雷还未炸。琢磨来琢磨去，终于找到了症结：雷壳厚，药力小，炸不开。于是他找铁匠王大爷商量，改进造雷。 随着日寇入侵的深入，抗日战线再延伸，战场再扩大，斗争更加尖锐残酷。军分区为了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作战，阻止日军入侵和“扫荡”，组织当地民兵破坏敌人的运输线。平汉铁路线大沙河地段是重点，北李家庄位于铁路上的城关镇东北十来里，自然要担负炸路任务。1943年，上级指示县委组织爆炸培训班，袭击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李混子造雷已小有名气，被县里选调参加了训练班。混子经过训练，不仅学到了更多的造地雷、炸弹的技术，更知道了不少炸药、炸弹的性能、作用等，杀敌本事又大了。 混子回村后，日军头子黄井指挥五六万日伪军，开始“扫荡”冀中地区。日寇为了保证运输安全，强化铁路沿线治安，建岗楼，修碉堡，挖护路沟；对村庄实行大“清乡”，烧杀抢掠，折腾得人们没法活。而铁路上一列列火车南运北调，拉走了人民用血汗换来的物资，运来了杀害人民的军火。县里批准李混子为北李家庄敌工委员，要充实扩大爆炸组，集中力量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李混子、李文祥和党支部一班人开会研究，制定了行动计划，分头准备。有造炸火车地雷的，有到铁路沿线了解敌情的，有组织队员准备袭扰掩护的。 因为有了造雷经验，没用十几天，混子就在原来的基础上，造了两颗炸火车的雷。 一天晚上，混子来到利于隐蔽的地段来埋设雷。他用手扒开路基石子，放进雷再埋上；还未等雷全埋好，听得轰隆轰隆的响声越来越近，一束灯光射过来，他们知道是火车来了，赶紧扯起绳子，滚到路边。混子握着拉绳，屏住呼吸，趴在地上，缓缓收紧拉绳。没等绳收紧，火车就到了，他使劲儿把绳子向后一拉，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抬头一看，火车从腾起的浓烟中蹿跑了。 火车没炸成，大家又恨又泄气。混子闷着不吭气，围着大家转来转去，低头琢磨问题。半天才粗声粗气地对大家说：“头一次不成就泄气！火车还炸不炸？鬼子还打不打？哪像抗日队员。”混子这一诈唬还真灵，队员们的话匣子炸开了。有的说：“用炸人的雷炸火车力量小。”有的提议：“轨太牢不好炸。” 李混子总结了三条：一是雷的药力小，要换炸药；二是要松动道钉，增大炸力；三是控制雷的炸点，要对准火车头蒸汽机。 混子知道黄色炸药比黑炮药炸力大，遂找来敌人丢弃的两枚未炸的炮弹，冒着生命危险，将它卸开，取出黄色炸药，装成了两个大地雷。一个雾气，对面不见人的夜晚，他带着爆炸组队员们，摸到铁路线，将两个地雷埋在枕木中间，靠近一根铁轨的内侧，用石子伪装好，并用铁杆将枕木两头的道钉撬开。设好雷后他们隐蔽在路旁。 一会儿，朦胧的车灯渐渐明亮起来，轰隆轰隆的车轮声越来越近。队员们你看我，我瞧你，只有混子瞪着两眼，紧握拉绳，等敌火车驶近。当车头驶至地雷跟前时，他猛一拉绳，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车头炸开花，车身像条砸碎头的巨蛇，翻滚了两滚，躺倒不动了，几个押车鬼子哇哇叫了两声，也都一命归天。 炸车成功，区里、县里都更加重视，从铁路支队拨给了几箱黄色炸药，带来一些制式雷壳、雷管、导火索等。混子乐的合不上嘴，真像个得胜的将军。 火车被炸，引起敌人的恐慌，特别是1944年以后八路军反“扫荡”接连取得胜利，迫使敌人把兵力集中到重要城镇和铁路线上。敌人对铁路运输又加强了控制，路两边挖了护路沟，设护路岗楼，哨兵不停地巡查，装甲车来回巡逻，混子他们感到用拉线雷炸车很难了，有两次被敌人发现，差点出危险。 敌变我变。混子针对敌人变化的新情况，又研究制造出几种新雷。一种叫“硫酸雷”，用一个小瓶，装满硫酸安装在雷壳的导火口，当雷受震颠簸成歪斜，硫酸溢进火药里雷就爆炸。爆炸组用这种新雷炸火车，炸鬼子。一种雷叫“弹簧雷”。混子利用打弹子和鸟夹的道理，用钢丝缠成簧，簧的两端系上线，一头拴在铁轨上，另一头拴在小木棍上，木棍再系一截线，系在雷导火索上，线将弹簧拉开，棍固定住；当木棍被挂倒时，弹簧一紧把雷拉响。这个法很巧妙，敌人又不易发现。有一次炸火车，巡逻兵检查了几遍也未发现，一列满载军用物资的货车被炸翻了。 李混子的爆炸组，就是用这些“新雷”，接连得手，炸毁3个火车头，十七八节车皮，炸死炸伤日、伪军73名，使敌人的铁路运输受到了很大破坏和损失，震动了平汉线。1945年8月，冀中军区在第七军分区召开的爆炸展览会上，李混子被评选为爆炸英雄，军区领导给他戴红花，奖给一面大锦旗。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平汉线上的解放区不断遭到侵犯。李混子他们的民兵爆炸组，以雷战为主，以枪战为辅，以枪战配合雷战，协同主力部队和县区队作战。在四五个月的时间里，又连续炸翻机车头7个，车厢29节，使国民党军的这段运输线经常中断。人们为北李家庄编了一首歌： 1946年12月8日，李混子在检查民兵备战情况时，不慎棉袍衣角挂住雷的导火线爆炸，腹部受重伤，12月10日牺牲。1947年初，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通令授予李混子“民兵爆炸英雄”的荣誉称号。新中国成立后，他的遗骸转迁到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李玉长撰写） 097、勇士舍身炸碉堡——记清河军区直属团爆破队长侯登山 济南军区已故副司令员杨国夫将军，在他1983年撰写的回忆录——《战斗在清河平原》一书中，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清河军区攻打三里庄这段历史时，热情赞扬了一位舍身炸敌堡的英雄。这位英雄，就是当年清河军区直属团爆破队队长侯登山。 侯登山是山东博兴县人，1919年生，1940年参加八路军，在清河军区直属团当战士。入伍一年后，他当了班长，被选送到军区爆破训练队接受培训。由于他学习用功，训练刻苦，很快掌握了爆破技术，成为一名合格的爆破手。在结业后的几次战斗中，他以敏捷的动作和熟练的技术实施爆破，摧毁了敌人多个火力点。团首长见他精明强干，作战勇敢，爆破技术熟练，提升他担任团爆破队队长。 1943年5月下旬，清河军区在反敌“蚕食”、保卫麦收的斗争中，首先发起了攻打敌人三里庄据点的战斗。 三里庄位于垦利、广饶、博兴、蒲台（后并入博兴县，部分地区改划归广饶县）4县交界处，是进出垦区根据地的咽喉要地，是靠近根据地最近、威胁最大的敌人据点。早在1941年，与日军勾结的当地伪军成建基，赶走庄里的老百姓，在这里筑工事，修据点，扩充实力，队伍聚集了800多人。这里工事较为坚固，兵力较多，设防严密。在庄子周围挖了两道深5米、宽3米的壕沟，并架了两道铁丝网，后又修了高6米、宽3米的双屋围墙。围墙上修了走廊形双层夹道，道内暗堡密布，围墙四周各修有炮楼，配有机枪，形成交叉火力。成建基到处吹嘘三里庄是铜墙铁壁，固若金汤。他与日军一起，经常袭扰抗日根据地，残酷杀害抗日军民。一年前，八路军驻鲁北部队曾三次攻打这个据点，均未得手。这年5月，日伪又以三里庄据点为基地，向根据地后方“蚕食”。清河军区首长决心拔掉这颗钉子。 这次战斗，集中了军区直属团全部及特务营一部担任主攻，加上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打援，兵力占绝对优势。部队进行了爆破、登城、巷战等战术技术训练，作了充分的战前准备。直属团二营营长张冲波和教导员韩万煜，到三里庄作了战地勘察。突破口选在三里庄东侧，由二营担任主攻，要求他们采用尖刀战术，连续进行爆破，并注意巩固突破口。直属团一营以史家口为依托，从三里庄南边攻击；直属团三营在三里庄西边和北边展开，随时准备歼灭突围之敌，阻击西边许家据点日军的增援。直属团团长郑大林和政治委员孙正下到连队，检查战斗准备情况，根据该据点工事坚固的特点，决定加强爆破力量。 “首长，这次攻打成建基这条地头蛇的老窝，任务非同寻常，让我跟随突击队行动吧！”爆破队长侯登山向团长郑大林主动请缨。 团长叮嘱侯登山：“一定要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突击队当好参谋，指导他们搞好爆破。” 战前，侯登山来到担任突击任务的二营五连，与连队爆破组一起，展开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5月28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晚9时，战斗打响。开始，直属团从四面八方一齐向据点进攻，霎时，三里庄如同点燃的炸药库，枪炮轰鸣，火光冲天。 五连在连长王子玉的率领下冒着枪林弹雨，首先砍断敌人的铁丝网，扫清据点外围敌人的两道障碍。正当爆破组向围墙接近，准备实施爆破的时候，敌人发现了直属团的主攻方向，立即加强了对三里庄东围墙的火力。爆破组遇到了敌人的疯狂阻击，实施爆破的两位队员还没有接近围墙，就相继牺牲了。 在弥漫的硝烟中，身负重伤的五连副连长徐纪温带着爆破组躲避着敌人的火力，翻滚腾跃，艰难地向围墙接近，实施第二次爆破。令人遗憾的是，这次爆破威力太小，围墙未能炸开，徐纪温英勇牺牲。 时间在枪声中流逝。已是29日凌晨3点多钟了，围墙仍然没有炸开缺口，主攻部队焦急地等待着冲击的时机。 这时，团长派通信员来二营，向张营长传达了军区杨国夫司令员的指示：如天亮前攻不下据点，必须暂时撤出战斗。张营长心里清楚，如果不迅速攻克三里庄据点，天亮后西边许家据点的日军便会出兵前来增援，将会使直属团陷于被前后夹击的不利局面。时间刻不容缓。于是，张营长命令五连：“无论如何，也要在黎明前炸开围墙！” 五连连长王子玉和指导员程武志接到命令，心急如焚。危急时刻，他俩一齐把目光集中到爆破队队长侯登山身上。 侯登山望了王连长和程指导员一眼说：“据我观察刚才爆破，主要是支撑杆不够长，炸药包放的位置太低。因为围墙的底部最厚实，所以一包炸药不会起很大的作用。下次爆破，我们应该用两包炸药，尽量提高放置高度。”对他的分析，大家一致表示赞同。 这时，五连仅有两包炸药了，又来不及找到较长的支撑杆子，形势极为严峻。此刻，侯登山深知这两包炸药能否发挥威力关系重大。他坚定地表示：“王连长，程指导员，这次爆破，由我去完成吧！” 侯登山说罢，抱起最后两包炸药，跃出阵地，去实施那关键的一次爆破。 五连长把全连的火力组织起来，掩护侯登山向三里庄东边一段单层围墙接近。 围墙上的棉絮还在燃烧着，照得四处通亮。敌人的子弹、手榴弹狂风暴雨般地从围墙上往下倾泻。经五连一阵猛打，正面敌人的火力总算被压下去了，但两侧敌人的火力还在交叉射来。侯登山夹着两包四五十斤重的炸药，在枪林弹雨中匍匐前进。子弹在他身旁“啾啾”乱叫，每前进一步，都受到敌交叉火力的拦阻。只见他利用地形，一会儿卧倒，一会儿翻滚，一步一步地向围墙抵近。 侯登山终于接近了围墙，接着一跃冲到墙脚下，进入了敌人的射击死角。这时，只见他敏捷地从身上拔出刀子，开始在墙壁上挖窝。然后踏着挖出的脚窝，夹着炸药包，身子贴着墙面，奋力向上攀登。围墙越往上越陡，炸药包又重，如果扒不住，就有摔下去的危险。当他爬到3米多高的时候，侧面的敌人大概发现了他，机枪交叉火力向他射来，但立即又被五连的火力压了下去。敌人向他射击后，几分钟未见他动作，同志们以为他受伤了，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目不转睛地望着，捏着一把汗。一会儿，看到他的右手又慢慢挥动起来，想在墙上挖个小洞，将炸药放在里面。可惜围墙土质坚硬，挖了一阵，还是放不下炸药包。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前沿的同志们在焦急地等待着。这时，只见侯登山把炸药包放到胸前，用胸膛紧紧抵在围墙上，尔后一只手死死抠住挖出的洞壁，一只手用力拉着了导火索。火花在他胸前咝咝冒着。只听他高声喊道：“同志们，冲啊！”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围墙被炸开了一个3米多宽的大豁口。敌人吹嘘的“铜墙铁壁”，终于被英勇的八路军战士打破了，爆破英雄侯登山，英勇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广大指战员沿着侯登山用自己身躯开辟的通路，奋勇冲进了三里庄据点，经过一番血战，解放了三里庄。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刘善义撰写） 098、地道战中显身手——记河北清苑县冉庄民兵英雄张森林 在冀中平原，有一个叫冉庄的小村，它像冀中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村庄一样，农舍鳞次栉比，老槐树影婆娑；村外是一望无际的庄稼，野花盛开。这个村虽小，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战却出了名。冉庄的老人们时常向后代讲传统，讲地道战，首先提起的就是张森林。 1921年，张森林出生在冉庄一个贫农家里。他在幼年时，只上了一年私塾，后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张森林从小爱听故事，什么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文天祥慷慨就义等，这些历史故事深深印在他脑海中。“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占领了冀中，冉庄西边40里是平汉铁路，东边是保（定）蠡（县）公路，敌人在铁路、公路上都建立了据点，经常出来袭扰。张森林怀着满腔怒火，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春，张森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冉庄的第一名党员。不久，担任了村支部书记，即着手秘密发展党员，建立民兵连，抵制日伪军在本村成立伪村公所和派粮派款，抓夫抓丁。秋天，本村高振福因负伤从部队上复员回来，张森林立即请他当民兵连长，自己兼任指导员。过年前夕，张森林对高振福说：“鬼子不让咱过好年，咱也不能让他们痛快，得整治他一下。” 高振福一挥粗大的拳头：“行，你说咋办吧？” “扒铁路，不让鬼子运兵、运物资。” “行！” 两人组织了十几个民兵，连夜出发，午夜赶到平汉路，棍子橇，大镐刨，将铁轨扒下两根来，扔到河里。此后，张森林和高振福又带着民兵去破坏张（登）保（定）公路，剪割孙庄公路两侧的电话线，弄得敌人不得安宁。黑风口据点的日伪军十分恼怒，几次到冉庄、孙庄、白团等村偷袭，搜查捕人。有一天清晨，敌人包围冉庄抓他，因他外出开会，幸免于难。张森林回来后听家人一说，便寻思：要是让敌人堵在院里怎么办？凭着自己手里这支独撅枪突围是不容易的……想来想去，灵机一动：挖藏身洞。说干就干，他立刻揭开炕席，打开土坯炕挖洞。挖出的土趁夜暗垫进猪圈里，或打成土坯垒墙。干了七八天，藏身洞挖好了，一伪装还真看不出来。 说也凑巧，藏身洞刚挖好，就有了敌情。张森林便躲入藏身洞，家人赶紧盖上盖，铺上谷秸、炕席，又扔上些被褥。敌人来了，屋里屋外翻了个底朝天，哪里会想到炕席下有个洞，洞里藏着人。敌人没抓住人，打了张森林父母亲几枪托，骂骂咧咧地走了。张森林躲在又黑又暗的洞里，恨得牙齿咬得“格格”响，但想到自己武器简陋，地势不利，只得强压怒火，捱到敌人离去。 敌人走后，张森林找到民兵连长高振福，商量说：“咱大平原一望无际，咱村子又是个小村，敌人一来，咱们就没法跑，躲都没法躲。依我看，得发动民兵们挖些藏身洞。” 两人商量定，黑夜悄悄地把民兵和党员们召集起来开了个会，布置了挖洞任务，并规定：各家的洞口各自保密，互相之间，不许问，不许说。不久，挖藏身洞逐渐发展到一些基本群众家里。到了1940年秋，全村已挖藏身洞100多个，有的把洞口挖在了水井一侧，有的挖在牲口槽下。这些藏身洞，曾有效地应付敌人的“扫荡”和偷袭，保存了抗日力量。 1942年的一天，冉庄逢大集，驻耿庄炮楼的日伪军30多人到冉庄抢东西。晌午时，日伪军准备把抢来的东西带回炮楼。民兵李恒木找到张森林说：“咱们准备过年的东西被鬼子抢了，能让他们痛痛快快地走吗？”正说着，被派出去了解情况的民兵回来了，报告了敌人的人数和装备情况。张森林立即率民兵分两路追击刚要出村的敌人。敌人万万没想到屁股后面突然响起枪声和爆炸声，慌忙扔下抢到手的东西逃命。这次追击，击伤敌人4名。被抢的东西送归原主，全村一片欢腾。 这次战斗，揭开了冉庄人民利用村落武装对抗日伪军的序幕。冉庄抗日武装正式向外宣布：冉庄不成立维持会，不交粮交款，不为日伪军派夫。10月，本县任王力村发生了一起事件：任王力村也挖了不少藏身洞。一天，敌人在特务带领下包围了村子，从隐藏洞里抓走了县委书记苏冀、二区区委书记苏丙川、区长刘起等9人。这段时间，各村都有藏身洞的事儿被敌人发现。张森林经过思考，和党支部其他成员商量后，挖双口洞的活动，很快在民兵和群众中秘密展开。经过一段时间，很多单口洞改成了双口洞，还有的洞口直通村边，道沟，河岸。这样，形成了地道的雏形。 到1942年11月，地里的庄稼都放倒了，抗日军民的活动范围愈发缩小。敌人加紧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张森林感到，现在的地道只能防，不能打，躲来躲去，迟早要吃亏。他同村干部和民兵连干部商定，由村政权出面，发动全村老少修筑能藏能打的地道，开展地道战，坚决粉碎敌人的“蚕食”进攻。 在张森林、村干部和民兵连的带动下，冉庄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修筑地道的群众运动。全村群众不顾天寒地冻，昼夜不停，在沟通原有隐蔽洞的基础上，完成了主要干线四五里长的地道。由于宣传组织工作做得好，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发动起来了，还互相展开了竞赛，看谁挖得快，质量高。妇救会主任李桂芬动员青年妇女20多人参加挖地道，她们和男人一样猫着腰，钻进洞里干，从李银虎家胡同一直挖到大街上的双庙工事。儿童团员们也上了阵，用小筐提土，在外面放哨。主要干线完成后，根据作战需要，借助过去的地道做基础，进行沟通、扩展，又顺东西街方向延伸支线11条，这些支线西通东孙庄，东北通姜庄的联村地道，向东通隋家坟，向西通河坡，全长约30里。 “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大家集思广益，又在地道内设立油灯和指挥路牌；在十字街总指挥部北边三岔口设了陷阱，把中间带有活动圆轴的反板盖住井口，如敌人贸然下洞走到上边，立刻翻下去。地道与附近水井沟通，既可作气眼，又可以取水；总指挥部附近有储粮室、休息室、厨房、厕所等。而地道的出口，则设在不易被敌人发觉的隐蔽处，如屋内墙根壁、牲口槽、风箱下、炕面、锅台处。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全村重要路口先后修起了工事、地堡、观察点、暗室及墙角枪眼，各工事都与地道相通，既能观察敌情，又能冷枪杀敌。工事周围还埋有地雷，引线通入地道，拉雷非常方便。这样一来，冉庄的工事就具备了三通（高房、院墙、地道相通）、三交叉（高房、地堡、墙壁火力交叉）、四好（好打、好钻、好藏、好跑）的优点，使村落战、地道战、地雷战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地上地下一齐打”的战斗网。为搞好冉庄地道，张森林经常几天几夜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他带着几个“能人”挨个对地道进行检查，帮助核对方向，设计伪装；对工事则一一规划，和大家一起干。他说：“别看四处都是鬼子的炮楼，咱冉庄的红旗不能倒，咱的红旗不倒，这方圆几十里的乡亲就有抗日信心。” 张森林的心血没有白费。 不久，白团据点从保定增兵500多人，企图袭击冉庄。冉庄民兵和群众进行了积极的战前准备。这天清晨，敌人气势汹汹地包围了冉庄。枪声一响，村民们从容地钻入地道，老弱病残者在村干部和民兵的指挥下向外村转移，民兵们则纷纷进入战斗位置。民兵刘大雨和李恒标从十字街进入地道，向东急进，进入村头的五道庙地堡。从枪眼里一看，只见一股敌人已经扒着堵塞东街口的墙头向村内张望。敌人见没有动静，胆子大起来，有个戴钢盔的鬼子开始爬墙头，刘大雨瞄准戴钢盔的鬼子开了一枪，鬼子应声掉到墙外。敌人向地堡猛烈扫射。刘大雨和李恒标见火力很猛，很快返回地道，敌人对着地堡又是射击，又是扔手榴弹，折腾了好一会儿，见地堡没动静，估计里面的人八成是打死了，鬼子命令几个伪军去刨地堡。伪军正在刨，刘大雨和李恒标又悄悄钻回来，从枪眼向外一看，见穿黄裤子的腿走来走去，赶紧找着地雷绳，用力一拉，“轰隆”一声，地雷爆炸了，敌人扔下几个死尸和伤兵，慌乱地跑开了。 当敌人从村北口、村西口闯进村内时，梁连恒、赵金刚在十字街东北角工事内拉响了地雷，正在老槐树下东张西望的敌人当时就被炸倒三四个；与此同时，民兵李明贵在村十字街西南角拉雷炸死敌人2名；民兵高连水在村南大车店门口柜台下拉响地雷炸伤敌人3名。敌人本想中午在村里抢些东西做午饭，这时都吓得龟缩在一起不敢动了。午后，张森林率领区小队和附近的民兵前来助战，在村外打冷枪，放鞭炮，呐喊，使村里的敌人胆战心惊，再不敢待下去了，拖着死尸，抬着伤兵，逃出冉庄。 3个月后，伪绥靖军集团司令齐靖宇伙同伪县长丛殿墀，率领伪绥靖军十六团和一部分日军又来报复。这时，冉庄的地道、工事愈加完善，面对1000多敌人和30多挺机枪、两门大炮，冉庄民兵充分发挥了地道的优势，将敌人放进村后再打。敌人只见地雷炸，只听子弹飞，不见一个人影。到了下午，敌人越打越怕，终于狼狈逃窜。 张森林领导创建的冉庄地道战，为这一带抗日村民树立了光辉范例，附近很多村子也都开始挖地道；小股敌人再也不敢轻易到冉庄附近活动。他们对张森林恨之入骨，意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1943年秋末，上级来了命令，调张森林任清苑县大队政治委员。临上任前，张森林听说耿庄的敌军工作出了点问题，决定到耿庄，和有关人员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傍晚，张森林正在耿庄一个“堡垒户”家吃饭时，不料被义和庄、段庄、耿庄三个炮楼的敌人包围。当他突围时，腿部负重伤被俘，被活埋在段庄村南。 冉庄人民凭借地道，同敌人不断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较量，用一串串消灭敌人的数字告慰张森林的忠魂。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李金明撰写） 099、爆炸声声镇渤海——记山东渤海地区民兵英雄陈宝凤 这是当年流传在鲁北清西区抗日根据地的一首民谣。歌中赞颂的陈宝凤，乳名大安子，是山东省高青县寨子乡丁家村人。1925年生，1941年冬参加革命，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丁家村民兵飞行爆炸组组长。1944年1月在保卫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中牺牲，是远近闻名的民兵英雄。 1941年腊月的一个晚上，陈宝凤的伙伴陈孝敬来找他，神秘地低声说：“哎，咱老百姓的队伍过来了，第三旅派二团常驻在咱们这一带，领头的政委叫李曼村，参谋长叫韩子衡。他们说要在这里组织民兵联防，要建立广北至邹（平）长（山）的交通线，叫‘红色走廊’。咱们苑三区是这条交通线上的咽喉。李政委他们夜里常常到咱村北的寨子村去。” “咱也去！”宝凤高兴地拉着孝敬就要走。 “别慌！”孝敬说：“你愿意当民兵就行，不一定要到队伍上去。” “那咋打鬼子？”宝凤急切地问。 孝敬说：“咱三区已建立了三中队，马指导员找过我，让我在咱村组织民兵队，你算一个还不行？” 宝凤明白了：“中，你是当头的，咱听你的。” 陈宝凤被选派到三旅二团去学习爆破。他在鲁南，在胶东，学习各种地雷的特点、埋法，地形、地物的利用，就连各种不同地雷的重量，他都记得烂熟。正是收麦子的时候，他又回到了家乡。 “以丁家民兵为主，咱也成立爆炸组，你任组长。”二团政治委员李曼村听了陈宝凤到外地学习的汇报后，郑重地对他说：“眼下敌人搞‘蚕食’，妄图卡断我们的交通线，使我断绝联系。你们三区南北只有七八里长的根据地，又处在交通线要点，正是我们‘红色走廊’交通线上咽喉之地。敌人要在魏家堡安据点、修炮楼，这给我们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你们爆炸组要设法牵制敌人，使魏家堡的炮楼晚修，慢修，修不成。如果修起来，也要炸掉它，确保我们的交通线畅通无阻。” 宝凤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他坚决地表示：“李政委，我明白了，你放心，有我大安子在，魏家堡炮楼修不成，咱们的交通线断不了！” 陈宝凤带上地雷，回到丁家村，找到陈孝敬，把民兵叫齐，传达上级的指示。大家都很高兴，决定连夜埋雷，炸掉日军的运粮汽车，打响头一仗。 天刚破晓，宝凤的爆炸组已经在高城通往魏家堡的碎石公路上挖了条一人多深、五尺多宽的沟，埋了6个地雷。当太阳一竿子高时，从南边驶来一辆运料的汽车，车上坐着日军、伪军各3人，载着满满的一车木头。汽车来到魏家堡北，刚要往东拐，司机突然发现公路上挖了条大沟，急忙刹车到沟边观察，“轰隆”一声巨响，尸体飞上了天。母雷一响，汽车跟前的子雷也响了。轰隆隆连声爆炸，日军和伪军随着木料车飞了起来，又重重地甩在路旁的深沟里，汽车和木料着了火，押车的6个敌人当场死了4人，剩下的两个往高城跑去。 胜利和成功，鼓舞了爆炸组的全体民兵。陈宝凤说：“这次鬼子吃了亏，会来报复。我们要针对敌人活动的规律，再狠狠地给他一下子！”大伙一合计，当天夜里又在公路两侧的一个破窑埋下了子母连环雷。 第二天上午，敌人果然出动了。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两个小队，从高城沿着公路往魏家堡扑来。伪军在前，日军在后，扑到破窑前。日军小队长跳下洋马，走上窑顶，举起望远镜四下搜寻可疑的目标。两个伪军小队长也跟着上了破窑。日军小队长正在四下观望时，突然“轰隆”一声响，不知谁踩响了母雷，紧跟着窑上的子雷也响了，日军小队长和一个伪军小队长都被炸飞了，23个敌人死伤近半，剩下的残敌慌忙抬着尸体往高城逃去。 陈宝凤和战友们又研究了下一步的计划。他们分析，敌人连吃两次亏，当天不会出来活动。于是便在当天夜里带着地雷，来到魏家堡修炮楼用的木料场前。 快到半夜了，天黑得像锅底一般，村里除了时而传出狗叫声外，没有一点动静。木料场由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小队看守。敌人用层层铁丝网把木料场封住，又在旁边盖了岗棚，认为“万无一失”，放松警戒，在屋里呼呼地睡大觉。 大家在木料场外观察了一会儿，宝凤便带上嘉吉、嘉兴，悄悄摸到木料堆下，挖了坑，埋了3个雷，又往木头上浇些煤油，划了根火柴一扔，大火着起来，守护木料的值班敌人，从睡梦中被惊醒，赶忙鸣枪报警。其他敌人提着水来救火，慌手慌脚地一拥，“轰”地一声响，3个日军倒下了，剩下的再也不敢往前凑，眼睁睁地看着木料被烧光。 眼看着魏家堡的炮楼一天天高起来，陈宝凤焦急得火烧火燎。夜里，他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不吸烟的人，也拿起了旱烟袋，刚抽一口，便呛得直咳嗽。他几夜没睡好觉。眼睛布满了血丝，眼皮也有点红肿了。这天中午，娘喊他吃饭，他心不在焉地往凳子上一坐，一下子坐歪了，摔了个跟头。他从地上爬起来，猛然悟出了一点道理，顺手拿起筷子，在碗沿上压来压去…… 一种试制挟子二起雷炸敌人的方案，考虑成熟了。他找来了皮条和竹子，很快制成了二起雷，在高城据点的敌人出来抢粮前，在公路上埋了这种地雷。 日军队长龟田鬼得很。第二天，他用5头牲口拖着碌碡和平整土地用的一种农具，呼呼隆隆从南往北扫来。敌人见一路没有地雷爆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突然二起雷爆炸了，几个日伪军肚子开了花，脑袋搬了家。敌人四处狂奔，牲口、车辆横冲直撞，又触发了沟边、路旁的连环雷，刹那间雷声四起，把敌人炸得稀里哗啦。龟田捂着炸伤的左眼，猛踢马肚，带着几个残兵往据点逃去。这以后，敌人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扫荡”了。 “鬼子不出门，咱把他请出来！”宝凤向战友们提出了自己的新打算。这天擦黑，嘉兴、孝敬二人拿着枪，提着桶，悄悄走到离魏家堡不远的抗日沟里隐蔽起来。天黑了，两人朝炮楼里“叭叭”打了几枪。炮楼还未修完，却已驻上了敌人。敌人听到枪声，便用机枪扫射。嘉兴、孝敬照宝凤的意见，又转到炮楼西面、南面，点着鞭炮放在铁筒里劈里啪啦一个劲儿地响，敌人以为被八路军主力包围了，机枪、小炮闹腾了一夜。 这时，宝凤和嘉兴，已经带爆炸组摸到十六里堡村西头的汉奸办公处前。这里离高城7里，离魏家堡8里，敌人路过这里时总要休息休息。办公处里的汉奸白天在这里值班，夜里都回家。宝凤和嘉吉跳墙进院里，见此屋门上挂着一把牛鼻子锁，嘉吉搬起石头刚要砸，宝凤忙说：“慢，咱不能留下痕迹。”他轻轻一推门，门扇错开，把手伸进门缝里，使劲往上一端，把一扇门卸下来。进屋后，宝凤打量了一下屋里的陈设，便把两个地雷埋在办公室椅子的跟前。 魏家堡的敌人打了一夜枪炮，弹药差不多打光了。第二天一大早，高城据点里两个小队的日军赶忙扛着子弹箱往魏家堡送去。他们来到十六里堡，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便进汉奸办公处的屋里休息。两个日军小队长走到椅子的跟前，霎时，两个地雷一起响，子弹箱也跟着爆炸，连屋顶都炸飞了，20多个日军死伤大半。 转眼到了1944年1月。陈宝凤经过几次大的飞行爆炸，搞得敌人坐卧不宁，心神不安。敌人挖空心思，四处侦察搜捕陈宝凤。 陈宝凤得知这个消息后说：“我每天要埋雷三到五处，一定叫他们有来无回！”可是，连续一个月艰苦紧张的战斗、劳累，病魔向这个铁汉子袭来。 这天晚上，宝凤和区中队驻在谢家庄。连续高烧5天的陈宝凤在夜深人静时对陈嘉兴、陈孝敬说：“走，到魏家堡去，给敌人送点礼。”嘉兴、孝敬劝他：“你的病还没好，待一两天再去吧。”宝凤一拍大腿说：“咱又不是泥捏的，能顶得住，走！” 到了魏家堡炮楼下，宝凤对嘉兴、孝敬说：“我看咱把‘西瓜’埋到吊桥头上，等明早敌人一出来，给他个窝里炸。”说罢，提起地雷便要走。嘉兴、孝敬拦住他：“不，这次你光看着我们就行了。”宝凤说：“我是党员，还是我去，你们做好警戒。”说完，迅速摸到敌人吊桥边，放下“万宝囊”，取出小锨开始挖坑。寒冬腊月，地冻得棒硬，在敌人眼皮底下埋雷，又不能弄出响声。他吃力地一下一下地挖着，终于挖好了坑，放上雷，盖上土……突然他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眼前直冒金屋，猛地歪倒在地。就在这同时，地雷爆炸了，年仅18岁的陈宝凤，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陈宝凤牺牲后，渤海地区领导机关授予他“民兵英雄”、“特等爆炸大王”荣誉称号；他所领导的爆炸队被命名为“大安子爆炸队”。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明科、春禄撰写） 100、热血铸文报国家——记新四军鲁艺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邱东平 沉沉的夜幕，笼罩在苏北大地上。 这是1941年7月23日的午夜。在盐（城）阜（宁）地区一片河网地带，行进着新四军的一支队伍。根据军部的命令，这支由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戏剧系、音乐系、文学系部分师生和普通班组成的队伍，于当日傍晚撤离驻地——盐城兜率寺，前往盐城县建阳五区，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狭窄的田埂像蛇似地游动在河汊与河汊之间，仅容单人通行，加上雨后泥泞，又无灯火，队伍只能借夜空微弱的星光摸黑前进，时有人不慎滑落水田。 “心莫慌，脚要放平！” “一个紧跟一个，莫掉队……” 队伍里，不时响着一个人的叮嘱声。那浓厚的广东话语是大家所熟悉的。说话的人身材瘦小，但精神抖擞，一枝手枪和一只褐色皮包交叉斜背在腰际，看上去，威武精干。他就是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邱东平。 邱东平（原名丘谭月，字席珍），1910年5月16日（农历庚戌年四月八日）生于广东省海丰县梅陇镇马福兰村的一个小康之家。1925年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海丰特支”（当时名为“海丰学校支部”）秘书，同时，热情协助海丰总农会、农民自卫队誊写、油印、制作标语等。1926年，16岁的邱东平担任共青团海陆丰地委秘书长，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邱东平和五兄邱汝珍（共产党员）先后参加海陆丰人民第一次武装起义、海丰人民武装起义和海陆丰人民第二次武装起义；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海陆丰人民政府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威胁的时候，他和同志们一起为保卫红色政权而英勇地战斗。在此期间，他曾担任过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主席彭湃的秘书。1928年2月底，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失败，他留在海丰坚持斗争。后来由于形势不断恶化，他在亲人的帮助下，被迫流亡香港、九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邱东平经二哥邱国珍介绍，赴南昌任十九路军156旅旅长翁照垣的秘书。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爱国官兵奋力还击日军的进攻，邱东平和五哥邱汝珍等四兄弟参加了保卫大上海的战斗，并在战地合影留念，后随军撤往福建，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的组建工作。他受十九路军的委托，专程从福州到上海找到党的组织，把十九路军反蒋、抗日、联共的意图及其计划及时转报中共中央。此后一个时期，他在香港和上海积极从事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的宣传工作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多次拜会暂居香港、上海的叶挺将军；在去日本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参加了“左联”的工作，并拜会郭沫若。“七·七”事变爆发后，邱东平又亲历了淞沪“八·一三”抗战。 抗战的炮火，激发了邱东平强烈的革命热忱，也打开他创作欲望的闸门。他一手拿枪，一手握笔，从上海北上济南，西下汉口，参加抗战活动。在济南，他写下了《暴风雨的一天》；在南京，他写了《叶挺将军印象记》和《善于构筑防御工事的翁照垣》；在武汉，他写了《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作品，又与欧阳山、草明、邵子南、于逢合作中篇小说《给予者》。这部“代表抗战意志出现”的作品，由他执笔完成。在南昌，他写了《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他成为抗战时期描写抗战斗争生活很有影响的作家。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报告文学，都贯穿着一条鲜明、耀眼的爱国主义红线。 1937年10月新四军筹备处在武汉成立，邱东平参加了筹备工作，并随叶挺搬到了汉口太和街28号新四军筹备处，同时，赶写抗战题材的小说和报告文学。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在南昌成立，他于当月下旬离武汉赴南昌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做宣传工作。不久，随叶挺挺进皖西。4月，新四军军部决定组建先遣支队，深入苏南敌后，实施战略侦察，开展游击战，为主力部队开路，他要求参加。先遣支队司令员粟裕开始不同意，他去找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未见到便留下一封信，信中恳切地写道：“说明我的志愿，我正式地辩明我是一个通讯员，我负有‘重要’任务，有伟大的历史使命的先遣支队的出动，及它以后如何在敌人的前后左右进行工作的情形，我非常迫切要求了解。”又提出他懂得一点日语，可以做一点对敌军的宣传工作。尔后他见到了陈毅，陈司令笑着说：“不错，你这个通讯员实在非跟着走不可。”他终于如愿，作为新四军先遣支队的一名战士，随粟裕直插敌后，与敌刀兵相见于苏南战场。7月下旬，陈毅率领的新四军一支队和张鼎丞率领的二支队先后挺进苏南敌后，先遣支队与一支队合并，他调到一支队政治部任敌工科长兼陈毅司令的对外秘书，随陈毅开辟茅山抗日根据地。 在新四军一支队，他先后参加了丹阳、延陵、珥陵和黄桥战役。作为新四军的一员，他战斗在抗日战场上，英勇顽强、不畏牺牲。同时，他以火一样的战斗热情，用笔反映了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人民与日伪军的斗争。比如：他在距离火线仅70公里的地方写了《向敌人的腹背进军》；他写的报告文学《截击》，及时向中国人民报告了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对日寇第一次作战所取得的辉煌胜利。他亲自参加了拔掉京杭要道上的日军强固据点东湾的战斗，并很快根据战斗实况写了报告文学《东湾——日军据点的毁灭》。他的出色表现，他的出色工作，受到党的重视，得到人民和战士的肯定。陈毅司令在给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电报中肯定了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他的报告文学集《向敌人的腹背进军》收集了他随新四军深入江南敌后所写的作品，由新四军军部出版后受到前方战士和后方人民的欢迎，称他为“人民的作家，一位正视现实的武装的战士”。 1940年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在盐城筹办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邱东平为筹备委员之一。他为筹办鲁艺华中分院积极地工作。1941年2月初的一个雪后初晴的下午，鲁艺华中分院在盐城贫儿院旧址召开了成立大会，会上，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代军长陈毅讲了话，他报告了筹备经过。院长由刘少奇兼任，他被任命为教导主任。分院设在盐城贫儿院旧址和附近的兜率寺，学员来自四面八方，除从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的，还有跋涉千里，通过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国统区以及海外投奔来的热血青年。这里生活艰苦、条件简陋，教学器材和师资力量不足，邱东平和师生们一起，整理环境，挑土修路，堆垒舞台，同大家一起吃玉米糊糊和红高粱，一起睡地铺，他还亲自给文学系讲课。学校师生们边教边学，边创作边实践，经常深入到部队、农村和学校中去演出，作宣传。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创作和演出了《皖南一家》、《重庆交响乐》等许多剧目，除戏剧演出外，学音乐的学员常到连队或学生中去教歌，学美术的走上街头画墙头画和在街头开办抗战画展，学文学的写报道，出墙报，写街头诗。在苏北抗日根据地，鲁艺华中分院不仅是一所为革命培育文艺干部的学院，而且是一支很有战斗性的抗日宣传队伍。 邱东平担负繁重的教务和教学工作，并没有停止创作。他开始创作一部以新四军开辟茅山抗日根据地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军长陈毅还批准他创作假赶写。陈军长对他说，我读过你的文章，老实说，成百上千的战士好找，要想找你邱东平这样的作家，很不易啊！当他告诉陈毅军长，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取名《茅山下》时，陈毅赞赏说，好，茅山傲然不屈的峰峦，正象征着我们新四军健儿伟岸的英姿。他要求东平赶快写，陆续送给他看…… 抗战中，情况瞬息万变。1941年7月20日开始，日寇集中第十五、十七师团各一部，独立十二旅团全部，约1.7万余人，并纠集伪军，企图一举消灭新四军军部和第3师。敌人的如意算盘是合击盐城，北犯阜宁。在军部召开的疏散大会上，陈毅讲道：“我指挥机关和主力，必须一开始就得及时跳出敌人的合击圈，于外线抄袭敌人背后，形成强有力的反包围形势，这是惟一的选择。面临这一严重的形势，华中局决定，将鲁艺分院化整为零，将师生们派往盐阜区各级抗日地方政权和部队中去参加斗争。” 散会时，军长一把拉住邱东平：“同志哥，看样子，你的《茅山下》不得不搁置了。” “当然要服从战争。”邱东平回答得干脆。 现在，邱东平和他的战友们在苏北大地上突围进军。河汊网络般纵横交错，远近高低的蛙鸣声，衬托出夜的寂寥。 这支由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音乐系教授孟波（兼分院教务科长）、邱东平和戏剧系教授许晴负责的队伍，继续艰难地向前行进。突然，由远及近传来一阵敌人的汽艇声。紧接着，一道白晃晃的光柱，斜刺里向这支队伍扫来，在他们头顶一尺多高的地方倏然而过。 “下稻田，快蹲下！”随着孟波一声命令，所有的人连跳带滑下了稻田。邱东平将手枪提在手上，几步跨到孟波身旁，许晴也来到。三人分析了敌情，商量了对策，下达紧急转移突出敌人包围圈的命令。 鸡叫二遍时，队伍离开北秦庄。带着战斗班走在前面的许晴隐约看到正前方有一群人在走动。许晴略停片刻，以为前面可能是自己的部队，又继续向东走。走不多远，突然，枪声骤响。是敌人！敌人放着枪，发出“唧哩哇啦”的嗥叫，从东、南、西面向他们包抄过来。许晴临危不惧，带着战斗班的几名同志，凭借一堵土墙阻击敌人，掩护队伍突围，不幸英勇牺牲。 北面，横着一条四、五米宽的河，上面的一座木桥是惟一的通道。狡猾的日寇已在木桥南端布下一道火力网，用机枪的交叉火力封锁了桥头，显然是想在此将这支新四军的队伍一网打尽。 突围开始了！ 邱东平伏在桥旁一块隆起的田埂后面，边阻击敌人，边指挥撤下来的同志们冲过桥去，向西北方向的张庄转移。 他在阵地上左奔右突，率领着一批师生，冲破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网过了河。但回头一望，见桥南面还有一部分师生，他旋即又火速返回。突然，一颗子弹向他射来，打在腰际背着的搪瓷缸上，擦身而过，他不屑一顾，瞄准一个敌人，扣动扳机，日军军官应声倒下。日寇一阵慌乱。他抓住这个时机，奋不顾身地带着几个学员第二次冲过了河。 “邱主任，快跟我们一道转移吧！”有几个学员喊道。 “不，你们快撤，我掩护！”他继续沉着地指挥没有冲出敌人包围的同志们过河。 同志们在危难中，按照他的指引，有的泅水渡河，有的在桥上匍匐通过。大批的同志脱险了，邱东平却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敌人走后，同志们在离张庄不远的桥边，发现了邱东平的遗体，折成环形的黄油布雨衣和褐色皮包还斜背在身上。同志们轻轻地打开那只褐色皮包，惟有一叠厚厚的稿纸，正是《茅山下》手稿，第一页上，签着流畅的笔迹：邱东平。 为了悼念邱东平，延安文艺界于当年12月14日，在延安文化俱乐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新四军陈毅军长在所作《本军抗战殉国将校题名录书端》一文中深情地写道：又如邱东平、许晴同志……擅长文艺，其抗战著作，驰誉海外；……其宣传动员，风靡四方。年事青青，前途讵可限量，而一朝殉国陨身，人才之损失，何能弥补。言念及此，伤痛曷极！ 1953年，《东平选集》出版，陈毅亲笔书写“东平选集”四字。 东平的作品是辉煌的。但更辉煌是他的战斗生活和他为人民解放而献身战斗的精神！ （总政直工部组稿马福德撰写） 101、能文亦武双英才——记晋察冀军区青年诗人陈辉 在河北省涿县楼桑庙村的北侧，高高耸立着一座抗日英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6个大字：“陈辉烈士之墓”。这位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年轻抗日英雄的事迹，在房山、涞水、涿县和晋察冀边区人民群众中间广为流传。 陈辉，原名吴盛晖，湖南常德县双桥坪乡牟家桥村人，1920年9月出生。 1927年春，正当常德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时，盛晖进小学读书。1932年秋考入省立常德中学初中部。1935年冬，北平爆发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大大激发了盛晖的爱国热忱。他善诗能文，开始向报刊投寄文章。第二年春，他撰写题为《向前》的文章说：作为青年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应该唤起人们挺胸向前，救亡图存。他还用笔名“成辉”，发表了一些新体诗。 1938年1月，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帅孟奇到常德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建立了中共常德特别支部。不久，经周文雄、向光源介绍，吴盛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辉”成了他的化名。陈辉入党后，积极发动青年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同时，他几次向党组织请求到华北抗日前线去杀敌。 一天凌晨2时，他背上小行李包，带着大姐为他筹措的20块银元，将党组织写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缝在衣角里，启程了。 这年夏天，陈辉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年的紧张生活，使他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1939年5月，陈辉在抗大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担任新华通讯社记者。同时，他与田间、邵子南、魏巍等同志都是晋察冀诗会会员。晋察冀边区领导人原想将他留在《晋察冀日报》编辑部，但他坚决要求到炮火连天的前线去。领导上同意了他的请求，他星夜奔赴北平西部地区。他目睹遭日寇烧杀的情景，满腔的怒火在燃烧，发誓要“举起诗的枪刺，同敌人拼死搏斗”。在平西前线，他写下一篇又一篇的八路军英勇杀敌的报道，创作出100多首感人肺腑的新诗。 1940年冬，中共中央北方分局调陈辉到房（山）涞（水）涿（州）3县联合政府工作，担任青年救国会的负责人。 房涞涿位于平西地区和冀中地区之间，东临北平，南接保定，平汉铁路从中贯穿，是日寇的所谓“强化治安区”，并以此作为它控制北平乃至华北的重要据点，是敌我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方。陈辉接受任务后，来到日伪军经常骚扰的拒马河西岸，仍然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发动和武装青年投入抗日救国的战斗。在两个多月里，他深入到几十个村庄，发动青年千余名，组成若干个“青年抗日救国先锋队”，白天从事农业生产，夜间进行军事操练，并带领群众挖掘地道，抗粮抗夫，处决汉奸走狗，搞得日伪军惶恐不安。 1941年夏，他在县委的领导下，举办了两期青年干部训练班，为发展抗日青年工作培养了一批骨干。 为动员全民抗日，陈辉创作了十多首抗日歌曲，《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歌中写道：“日本鬼子像一只狗，狗来啃中国人的骨，八路军就是打狗的大石头。老乡们啊，咱们要跟着共产党向前走。” 1941年秋，日寇调动大批兵力，准备对平西地区进行大“扫荡”。石亭是涿西北连接山区的重镇，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共300多人枪，筑有炮楼，阻碍着八路军和游击队的通道。为保存实力，房涞涿联县政府决定提前转移。陈辉主动承担牵制石亭守敌，配合八路军主力反“扫荡”的任务。他指挥由60余名青救会骨干组成的游击队，在青纱帐的掩护下同石亭的敌人周旋。 一天，陈辉带领这支队伍，穿过青纱帐，闯入石亭附近的山坡诱敌。果然200多名日伪军向他们扑过来。他指挥截击，且战且退，时而分散同敌人捉迷藏，时而集中猛击敌人一翼，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边转了5天。敌人被拖得精疲力竭，还丢下30多具尸体。黄昏时刻，陈辉带着一个小分队，神速地绕过敌群，闯进石亭，同留守炮楼的几十名日伪军展开激战。忽然“轰隆”一声巨响，十几颗手榴弹同时开花，敌炮楼炸塌了！回防的日伪军反扑过来时，游击队早已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中了。 1942年冬，日寇在平西和冀中地区实行的“拉网式扫荡”刚刚过去，又到处抓人挖沟修路，扩建据点，“强化治安”。中共房涞涿县委派陈辉、肖炳林等干部战士，组成一支武装工作队，陈辉任武工队政治委员，深入涞涿平原，打击敌人。武工队在敌后的敌后，神出鬼没，打击日伪军，处决汉奸，使涞涿平原成了抗日游击区。 1943年春，陈辉被选为中共房涞涿联县县委执行委员（常委），兼第四区区委书记和新组建的敌后武工队政委。四区位于平汉铁路以西的涞涿平原，这是敌我犬牙交错的地方，敌伪军的炮楼岗哨星罗棋布，而且涿县县城有敌军重兵把守，松林店车站驻有一支200多人的日本特务队。在这里同敌人展开战斗，时刻都有牺牲的可能。陈辉时刻准备为祖国、为人民献出一切，他在《为祖国而歌》的诗篇中写道： 而我也将以我的血肉守卫着您。 在敌人的屠刀下我不会滴一滴眼泪。 你的守卫者的生命，给你留下了一首 他和队长陈琳带领武工队，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拒马河下游，白天隐藏在地道或山洞里，发动群众，组建游击小队；晚上出没在敌军炮楼哨所间，除特锄奸，筹集军粮，劝说伪军倒戈反正。他和陈琳还率武工队，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摧毁敌人据点，先后拔掉孙庄、横歧和常村等3处敌军炮楼，消灭敌军70余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使得城里的日伪军不敢轻易踏进拒马河西岸。尽管日军出动大批人马，到处搜索，清查户口，结果连武工队的影子也没有发现。当地群众称他们是“神八路”。 离拒马河下游四五公里的宁岗，驻有一支300多人的伪军队伍，头目是当地大恶霸曾汉章。陈辉决意用“引蛇出洞”战术除掉他。寒冬一个夜晚，陈辉和陈琳带5名神枪手，埋伏在宁岗镇外，尔后通过内部关系诱骗曾汉章带一个中队到镇上客栈捉拿“二陈”。曾汉章被骗到客栈，陈辉和陈琳从大门两侧跃出，左右开弓，撂倒了曾汉章和几个伪军士兵后，越窗飞走了。埋伏在镇口的队员向敌人炮楼一阵扫射，闪身钻进树林与陈辉会合。只听见炮楼里面的敌人向镇里开枪，镇里的敌人以为武工队围了炮楼，向炮楼四周开枪射击。敌人相互对打了一阵后才知道中了陈辉的计谋。武工队夜闯宁岗处决大汉奸曾汉章，像神话在晋察冀边区流传。 1944年冬，大雪裹住了平西房涞涿大地，冰层封住了拒马河面。联县县委集中全县军政干部进山整训，部署解冻后的对敌斗争。各区只留下少数干部坚守工作岗位。 11月11日，数百名日伪军乘虚而入，由汉奸张得祥和王治仁引路，将四区区长陈琳和几十名武装人员围困在马踏营河套。经过一天的激战，陈琳、张文雅等30多名干部战士英勇牺牲，许多老百姓也惨遭杀害，大片房屋被烧成灰烬。 陈辉得知这一消息，立即从山区赶到马踏营，望着烈士的遗体，悲愤地写下壮烈的《祭诗》： 他在山区再也待不下去了，向县委请缨，要求率武工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敌占区去，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县委了解陈辉的倔强性格，便批准由他带领一个小分队深入敌后，并向他交代任务：把铁路线以东的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开展锄奸活动，搅乱敌人的阵脚。 一天晚上，陈辉带着一支30多人的武工队，踩着残雪，穿过平汉铁路，来到日本特务中队和伪军王凤岗的“联防地带”。 1945年7月，陈辉到各村布置工作，准备反攻敌人。他和通讯员小王来到范庄、韩村一带，不料被叛徒告密。8日凌晨，松林店车站的日本特务队倾巢出动，包围了韩村。 陈辉带通讯员小王7日到韩村堡垒户王德成家，突然腹泻不止，没有及时转移。被日伪军包围在村中，而且被特务堵住了屋门。他拿起手枪“叭叭”打死两个特务，关上了大门。日本特务队长荒谷川见大门关闭，率队疯狂地发起攻击，步枪、机枪、手榴弹同时开火。陈辉和小王各守一端，英勇还击，不让敌人前进一步。忽然，敌人的一颗手榴弹从窗户飞进，陈辉的左眼挂了花。 战斗持续约半小时，敌人越来越多。陈辉对小王说：“我们不能被动挨打，冲出去，越过墙头就是树林。”小王随手扔出两颗手榴弹，掀起浓浓硝烟，两人冲出西屋，来到院子里，怎奈敌人两挺机关枪封锁墙头，只得又返回屋子，力求多打死几个敌人。小王从窗口射出一梭子弹，打死几个敌人，自己却中弹牺牲。 敌人想活捉陈辉，掀开屋顶，扔进燃着的高粱秆子，想把他逼出屋来。陈辉自知为国捐躯的时刻到了，便握着最后一颗手榴弹，拖着一条滴血的腿，从屋里走出来，两眼冒出仇恨的火花。十几个敌人看到他，连忙跑了过来。当他们来到跟前时，陈辉拉响了手榴弹，好几个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人民的忠诚战士、富有才华的革命诗人，就这样英勇地与敌人同归于尽，倒在硝烟血泊之中了…… 新中国成立后，作家出版社从陈辉的战友戈枫等同志手中，收集到陈辉的上万行诗的遗作，出版了一本诗集，题为《十月的歌》。著名诗人田间为这本诗集写了序言，热烈地赞扬说：“陈辉是‘十月革命的孩子’，他手上拿的是枪、手榴弹和诗。他年轻的一生，完全投入了战斗，为人民、为祖国、为世界写下了一首崇高的赞美词。” （广州军区政治部、湖南省军区政治部组稿彭正湘撰写） 102、抗敌剧社好社员——记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模范社员方璧 1940年隆冬，太行山脉，白雪皑皑。在山西省平定县西南一个小村里，抗日军民把打谷场上的积雪铲除得干干净净。12月22日傍晚，数千名边区军民聚集在场上，观看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演出剧作家曹禺的话剧。 在临时塔起的简易舞台上，悬吊着六盏汽灯，把整个舞台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演员们那逼真的形象和精彩的表演，叩动着军民的心弦。那位扮演剧中“小东西”的演员，当演到戏里的“小东西”被资本家骗卖、遭毒打、受凌辱，拿着绳子上吊的那一刹那，台下的几位老大娘，竟然老泪纵横地高声喊道：“闺女，不能往那条路上走啊！” 这位“小东西”的扮演者，就是被晋察冀军区授予“模范社员”的文艺战士方璧。 方璧，又名方彩琳，1914年7月出生于安徽省黄山南麓歙县北岸乡五渡村，幼年随父母迁居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她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爱国女子中学，在校酷爱文艺，是学校业余“文明戏社”的骨干分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后回到歙县劳动。1935年春，又随母亲来到上海，在她姐姐方彩秀家居住。方彩秀于1934年参加了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使方璧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1936年秋，方璧到上海虹口旭东小学当教员，不久，进入上海袜厂当记账员。在这里，她同在上海中国普及教育社工作的吴赞唐结婚，并生下一子。夫妇俩都投入了抗日救国的洪流中。 1938年春节后，方璧在家乡结识了进步女作家胡兰畦。胡兰畦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武汉军校学习，以后又到德国留学，很受人尊敬，年轻一点的同志都称呼她“老大姐”。胡兰畦从上海带来18名女工，组成一个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女工，见方璧长的很秀气，能讲演，会唱歌，好写作，称她是“黄山一支花”，互相间很快成为血肉相连的战友。胡兰畦很欣赏方璧的刚毅、豪爽、正直的性格，经常给她以关怀和鼓励。5月石榴花喷红流彩，胡兰畦介绍方璧赴延安学习。 方璧将孩子托给因革命工作留在家乡的丈夫，辗转到达延安。她被派到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学习，同时在校文工团从事文艺创作和演出。她在日记里写道：“我到了延安后，一切都感到从未有过的振奋，仿若漫漫长夜的尽头，初见黎明的曙光，万物充满着希望的萌芽！我坚信，驱逐日人，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只能由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担当！我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艰难寻求的崇高事业，并立志沿着这条道，走完生命之旅。” 1939年7月，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到抗大二分校选调文艺战士。当时，晋察冀前线的斗争形势复杂，战斗频繁，生活十分艰苦。方璧是女性，又是尚未过语言关的南方人，未被入选。然而，方璧找到领导人，再三要求到前线去。领导上终于批准了她的请求。 那时，抗敌剧社分成戏剧、歌舞、音乐、美术4个队，是综合性的部队文艺团体，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战斗环境中进行的：在硝烟弥漫的阵地上搞创作，在枪炮声隆隆的行军路上背台词，在宿营地排练演出。演出往往是从黄昏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经常是舞台演出结束，收拾完服装道具，闭上眼打个盹，天就亮了，接着又踏上行军的路程。在部队演出的空隙，方璧帮助炊事员淘米，切菜，洗衣服；主动要求为放哨、执勤的官兵唱歌，表演小节目；或者帮助饲养员拔草，煮料豆。同志的衣服破了，她找来缝补；用组织上发的每月一块钱的零用钱给同志们买来纸笔，练习本子。她总是这样不声不响地做着她认为应该做的每一件事。大家称她为“闲不住的黄山姑娘”。是年冬，方璧经过群众评选，被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授予“模范社员”的光荣称号。 1940年，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战胜日寇封锁。抗敌剧社配合大生产运动，夜以继日地编排各种形式的“生产大活报”剧，在边区各地巡回演出，增强边区军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方璧同过去一样，前台上戏，后台写剧作，做舞台工作，几副担子一肩挑，人累瘦了，眼睛熬红了，剧组的同志心疼地说：“方璧真要把命搭上去了。”方璧面对赞誉，只是淡然一笑。 1941年除夕，抗敌剧社随军区机关，驻在平山县陈家院，晚上大家正凑在灯光下包饺子，庆祝边区粉碎敌人大“扫荡”的胜利，剧社社长汪洋召集全队开会，布置紧急任务。他说军区正在召开军事会议，聂荣臻司令员觉得与会的各分区领导常年战斗在前线，生活紧张激烈，需要在开会时松弛一下脑子，请他们演出曹禺的话剧。剧中，方璧饰演受尽凌辱的“小东西”。为准确地把握人物形象，让受摧残受迫害而走投无路的“小东西”震撼官兵的心，她反复揣摩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过去在上海做女工时的生活中吸取养分，选择恰当的表演形式。她谦虚认真地听取导演的启发和同志们的帮助。为了一句台词，一个动作，她可以饭不吃，觉不睡，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练习，直到自己和大家都满意为止。正月初三那天晚上，在村头一片宽敞的空地上搭起“帐篷舞台”正式演出时，附近的乡亲冒着数九寒天赶来了，机关的干部战士列队来了，边区的党政军首长也兴致勃勃地来了。剧情一幕一幕地展开，剧中人一个一个地讲述着悲惨的故事，资本家被一层一层地剥去伪装。台上的方璧按剧情要求穿着单衣，为苦难童年的“小东西”而流泪了，台下传来了抽泣的声音，空气沉重地凝固了！方璧成功了！戏演完后，边区的领导赞誉方璧道：“你演得有感情，活灵活现。”还有一次，剧社演出《送郎当八路》一戏，方璧扮演一位动员丈夫参军的青年农妇，表演得逼真动人，给军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抗敌剧社里，方璧的文艺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她先后创作了小说《小玲子》、戏剧《街头小景》、《一块去》等宣传抗日救国的文艺作品，深受边区军民的欢迎。 1942年春，山西五台山区，细雨忽停忽落，把空气洗得清凉凉的。树木嫩叶儿虽然还很小，可处处有些绿意。为配合边区军民春季反“扫荡”战斗，八路军开展了“政治攻势”。抗敌剧社分成三个组，每组10余人，分别参加晋察冀军区西线的三个武工队，在五台、盂县一带外线活动。为适应野战的要求，方璧剪去浓密乌黑的长发，装扮得像个男兵，请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组织上便派她随定襄基干游击队，在山阴、代县、崞县（今原平县）地区活动。她和剧社同志一道，跟随部队从一个村庄演出后，又转到另一个村庄，有时一夜连续在几个村庄演出。一次，正在演出间，枪响了，敌人打来了。方璧还未卸装，先拿起枪，掖上手榴弹，投入紧张激烈的战斗。打退敌人后，接着演那场没有演完的戏。4月12日晚上，方璧和武工队一起转移到崞县神岗头村。 第二天清晨，由于汉奸告密，从宏道镇出来200多名日军包围了村庄，八路军处境十分险恶。武工队在前面打，掩护剧社的同志突围，方璧和杜峰一起冲出村来，一直向北山上跑去。两人冒着枪林弹雨，绕过梨树林，互相搀扶着走，走过一块梯田，由于路窄，杜峰一脚踏空，跌进了几丈深的沟里。忽然几十个鬼子端着刺刀，汉奸们挤眉弄眼地吼叫：“投降吧，女八路！”向方璧逼近。当敌人离她只有20余步时，她沉着果敢地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把几个日本兵炸成了肉泥，然后，借着爆炸的烟幕突围。没走多远，日军又追了上来，堵住她的去路。汉奸们龇牙瞪眼地向她走近。她面对敌人白晃晃的刀丛，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的几把刺刀一齐捅向她的身驱。 部队和民兵打退了敌人后，赶到方璧牺牲的地方，噙着热泪将她埋葬在梨花树下。 乡亲们听到方璧英勇牺牲的噩耗，无不失声痛哭。剧社在悼念方璧的挽歌中写道： （南京军区政治部、安徽省军区政治部组稿吴家斌撰写） 103、屡建奇功好党员——记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参谋主任曾仁文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几个党员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展的？曾仁文，这个在江西山乡长大的贫农的儿子、红军的普通干部，就得到了这份殊荣。 那是1931年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在东固山区痛歼敌49师的战斗中，身任连长的曾仁文率全连猛打猛冲，抓了不少俘虏，还缴了49师师长王金钰的“百宝箱”。 战斗结束后，在一片松树坡上，曾仁文被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说，那只小皮箱是王金钰的“百宝箱”，里面装有敌人电台用的密码本和金条、伪币。毛泽东表扬了他作战勇敢，并询问了他的个人情况。 曾仁文告诉毛泽东，他原名叫曾永丰，1906年12月生于江西省吉水县八都乡一个贫农家庭。江西掀起农民运动时，他在学校、家乡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1927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领导了吉水县仁寿区暴动，担任过仁寿区团委书记，负责游击队工作。这次到红军来，是为了学习打仗本领的。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说：“你打得不错嘛，是个好样的青年。” 过了十多天，毛泽东召开调查研究会，指名要他参加。会上，曾仁文建议党加强对共青团的领导，注意发挥团组织的作用，深受毛泽东的重视。散会后，当毛泽东了解到他还是个团员，没有转党时，十分关切，经毛泽东介绍，他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他返回家乡，先后担任仁寿区党委书记、公略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1933年独立团并入红军部队后，他先后任独立第七师政委，赣江游击队政委等职。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已经走上保卫工作岗位的曾仁文，先后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科长、野战军后勤部特派员及援西军保卫部长等职。 全国抗战爆发不久，为了加强兵站的保卫工作，曾仁文被总兵站站长兼政委杨立三点名要去。先任太原办事处保卫科长，后调任垣曲第二办事处主任兼政委，领导从河南渑池至晋陕边境壶关8个兵站。500里长的地下交通线，是内地联接延安最重要的一条秘密通路。担负着护送过往的中央领导人、八路军干部，去延安的伤员、大学生，转送军用物资，包括枪械弹药，以及向延安转运黄金白银等任务。经过曾仁文的艰苦努力，形成了由兵站、地方党组织和基本群众形成的秘密护送网。朱德同志称赞这是一条“大动脉”，要求务必小心，千万不要发生问题。 曾仁文经常化装成商人，到8个兵站去检查、指导工作。有一次，刘少奇同志从延安去华中，他亲自由蒲城护送到渑池。一路上晓休夜行，严密监视敌人动静，终于安全抵达目的地，敌人毫无察觉。还有一次，向延安运送一批银元。他组织一支运煤小车队，把一包包银元藏在煤堆里。每个推小车的小伙子都是身手不凡的武工队员。小车队，有时白天大模大样闯关过隘，有时趁黑夜在山路上疾行，就这样，从敌人眼皮底下顺利通过。等敌人得到情报时，银元早已送到延安。更艰难的是运送枪支，有时把一挺挺机枪藏在棺材里，装成出殡模样，送进深山。有时则装扮成敌人军队，公然抬着机枪、背着长枪，从敌人鼻子底下钻进深山密林，一直到达目的地。 这年冬天，成立晋中支队（即同蒲兵站）。党中央派他去担任支队长兼政委。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斗争的需要，他把兵站人员培养成一支能打善战、又会做群众工作的特殊队伍。这支队伍，多次掩护刘少奇、陈毅、彭德怀等领导同志过往。陈毅同志称赞他们是一支行动安全，联络畅通，吃住方便，安排周密的好队伍。他们还多次组织小分队出击，援救友邻部队。在日伪军大“扫荡”的日子里，这支坚持在敌后的特殊队伍，一面护送人员和物资，一面与敌人作战。有时也组织小分队，在夜色掩护下，去消灭汉奸或日军小头目。在桃家岭战斗中，他指挥队伍，掩护卫生队带领伤员安全转移，而自己险些陷入重围。在西沟战斗中，他指挥不足百人的队伍，牵制住数倍于己的敌人，打出了威风。后来，敌人慑于他们的威力，一听说是同蒲兵站通过，便佯装不知道。有时他们组织上百头毛驴运送弹药，敌人也不敢轻举妄动，象征性地向空中打响数枪，“欢送”过境。直到现在，“同蒲兵站”的传奇故事，仍在晋中流传。 1942年春天，曾仁文调任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参谋主任，成了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的好助手。当时环境恶劣，日军经常进山扫荡，筹措后勤物资十分困难，而且，如何使储存的物资不被敌人搜去，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他走遍驻地附近每条山沟，勘察地形，选择洞库地址，然后组织战士夜间施工，再加以伪装。后来，日军多次进山搜寻，甚至掘地三尺，都一无所获。彭总开玩笑说：“你藏得这么巧，不要连自己也找不到了！” 1943年，敌人对太行山区进行“大扫荡”，日军调集重兵加上伪军汹涌而来。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找到八路军总部。 敌人采取“合围”手段，从四面向太行腹地扑来，一路上用所谓“篦式战术”，对每个山头、每条深沟、每座树林甚至墓群都不放过。总部化整为零，兵分数路和日军周旋。一天，后勤部机关来到和顺县北地墩一带。不料，后勤部电台发电报被日军发现踪迹。他们误认为找到了总部指挥机关的踪影，纠集上千名日伪军包围过来。一时间，枪声四起，日军飞机也狂轰滥炸。 在一片小树林里，杨立三命令曾仁文率部队立即转移。但是，曾仁文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坚持自己带警卫连留下阻击敌人，掩护杨立三和后勤机关转移。最后，杨立三被说服了，紧紧握住曾仁文双手，说：“仁文，我们下山后你们立即跟上来，不可恋战。”曾仁文庄重地点点头。他明白，疯狂的日军岂肯轻易放过他们？他有好多话要说，但是一阵紧一阵的枪声不容他多说，他只是深情地望着杨立三部长，说了一句“您多保重”，便回头指挥部队进入阵地。 上千名日本兵和伪军，在上有飞机掩护，下有举着马刀“呀呀”吼叫着的指挥官的督战下，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但是都被曾仁文他们打退了。日军越攻不下，越认为包围住了八路军总部，包围圈也缩得越紧。 后勤机关安全转移了，杨立三派通讯员来传达命令，让他们撤出战斗。但是，黄昏时分，敌人不断增加，把他们围在山上。他们且战且退，原想撤到山顶再设法从后沟下去，甩开敌人。岂知，后山是壁立直耸的悬崖。 天黑了，周围群山一片漆黑。鬼子怕他们突围，漫山烧起了熊熊的篝火。曾仁文几次派战斗小组突围都未成功，只得退回来。 情况严峻，险恶。曾仁文明白，只有一死，别无选择。他望望夜色中黑黝黝的群山，看看山下周围鬼子点的无数堆篝火，向仅剩下的20多位战士说明了情况。他说：“我们拖住了大批敌人。只要我们紧紧咬住敌人，后勤机关的同志和总部首长的安全，就会有保障。”二十几个年轻人，有的是党员，多数还未入党。但是此刻没有一个人悲伤，都像这山上的岩石一样坚强，像这苍翠的青松一样挺拔。他们说，我们用生命换来总部的安全，换来总部首长的安全，虽死犹荣。 夜里，20多个人轮流休息，采些野果充饥，准备第二天再战。 天刚拂晓，敌人便集中炮火和飞机对山头狂轰滥炸，阵地上顿时硝烟弥漫，碎石乱飞。 炮火过后，上千名敌人黑压压地扑了上来。“打！”曾仁文一声令下，战士们英勇抗击。敌人虽然被打退了，但他们的子弹也打光了。战士们又收集石块，准备迎接最后的战斗。 敌人又一次蜂拥而来，决一死战的时刻到了。战士们用石头砸，用枪托打，最后，曾仁文高喊一声：“同志们，宁死不当俘虏，跳崖啊！”第一个飞身跳下悬崖。战士们视死如归，有的抱着鬼子一同跳下悬崖，有的背着重伤员、扶着轻伤员抱枪跳下悬崖…… （总后勤部政治部组稿穆静、郭富远撰写） 104、他为边币呕心血——记冀南银行行长兼政委高捷成 1943年5月14日下午1时许，枪声骤然在冀西南内丘县白鹿角村头响起。敌人来了，从杂乱的脚步声和村口四周小山上奔跑着的人影中，可猜测出敌人出动了不少兵力。敌人从百里外奔袭这个小山村的目的就是将奔走于冀南和晋东南边缘区的边区银行干部一网打尽。敌人已成合围态势，情况万分危急。 冀南银行行长高捷成放下刚刚端起的饭碗，抽出驳壳枪，沉着地组织大家朝村外突围。雨仍在不停地下着，雨水和雾气使十米开外辨不清地形物貌，只有子弹呼啸着，在身前身后乱飞乱迸。因为雾气较大，情况不明，银行的同志们朝枪声稀疏的村西冲去。 “高行长，您快撤退！我们掩护您！”货币检查组的同志们喊道。 “我的同志，少罗嗦，快撤！”高捷成说着，挥起驳壳枪，朝远处的敌人开了火。他高高的个子，在泥泞的山道上前后奔跑，招呼大家不要掉队，雨水和汗水浸湿了他素日整洁的八路军军服。 冲出村后，高捷成发现警卫员小戴没有跟上来，急忙返回村，想把他救出来。不料，两颗子弹飞来，射中他的腰部和大腿。他仆倒在地上。 电话员周正云跑到他身边，背起他就往山上跑。小周身上还背着部电话机，行走格外吃力。高捷成喊道：“快……快放下我，你自己先走！” 小周就是不撒手。高捷成猛一用劲儿，从小周身上挣脱下来，跌落在地。他摘下身上的挎包，吩咐：“小周，这包里有党的重要文件和新的边币票样，千万不能落到敌人手里。还有，我的枪你也带着……” 小周哭了：“行长，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高捷成喝道：“幼稚啊幼稚！周正云，我命令你，马上突围，把挎包交到总部！” 鬼子蜂拥而上，嗷嗷地怪叫着，十几把闪着寒光的刺刀一齐朝高捷成刺去。高捷成双拳紧握，怒目圆睁，倒在血泊中。 高捷成1909年9月7日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城。1928年入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后在其宗叔经营的“百川银庄”当出纳员。红军攻克漳州时，他随林伯渠和红一军团到达江西瑞金。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高捷成曾帮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拟制经济计划，筹划银行工作，曾任科长、处长等职。1935年10月，他随党中央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很快投入抗日洪流中。他随八路军一二九师到冀南抗日根据地，曾先后担任冀南地区税务总局局长，晋冀鲁豫办事处财经处长。1939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在深山沟的涉县索堡镇正式办公，下辖晋东南、冀西、漳（河）西、漳（河）北等分行。经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亲自举荐，高捷成任总经理。不久，又兼任银行政治委员。 银行成立之初，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印制边区货币。当时，随着银行的建立，也同时找到了一部分印过钞票的工人师傅和石印机器，建了两个印钞所。但是，由于敌人的封锁和包围，印钞所或者缺油少墨，或者纸张不过关。冀南票印不出来，直接影响到边区军民度荒和部队的经费给养保障，甚至威胁着根据地的坚持与发展。 高捷成上任伊始，先抓印票子。他的方法是“取之于敌，虎穴取材”。在刘伯承、邓小平的亲自过问和支持下，银行和一二九师敌工部派出大批人员，去采购了印钞纸张和印刷器材。 夜已深沉，冀西南山沟里几间破草棚子里，亮起一盏盏明晃晃的马灯，印钞所在加班加点赶印冀南票。手摇式印刷机嘎隆嘎隆滚动着，石刻板在工人手中传递着，一张张五彩的10元、2元票面的冀南票流程到托盘里。大批蚊虫云集灯光下，工人们全然不顾，仍挥汗如雨地忙着手中的活儿。高捷成挽起袖口，和工人们一起点票子、打号码、记账、拨算盘，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印钞所的干部、工人，看他眼睛熬得通红，都劝他回去休息。高捷成笑道： “你们在这里哗啦啦点票子，让我睡觉，我才不办这傻事哩！” 有个工人提议：“高行长的字写得好，您就为我们写几个大字吧！” 高捷成点头：“这个主意好！”他找来纸笔，沉思片刻，十个隶书大字跃然纸上：“一切为了保证战争胜利”。 在涉县赤岸村，八路军一二九师总部，邓小平和高捷成一起漫步在清漳河边。小平政委远眺苍茫的群山，掐掉手中的烟蒂，沉思着说： “钞票印出来了，这只是初步的胜利。冀南票投放市场后，能否站住脚根，打开局面，这可是个大问题哟！” “对！”高捷成回答：“目前市场上有法币、有旧山西票、河北票和各种流通兑换券，甚至还有伪钞泛滥，我们边币投放后如何稳定物价，如何把比价提上去，这是我们应当首要解决的大问题。请邓政委放心，我们银行有决心打好开业第一仗。” “好！”邓小平笑笑：“你在金融方面是专家，你要多想些法子哟！另外，你们有什么困难，需要上面解决的尽管说，我们全力支持银行的工作。” 高捷成开门见山提出自己的意见：我考虑，最好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对货币进行一番整顿，在全边区，要由边币占领市场。整顿方法应该是，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建立以边币为基本货币的统一市场。 1940年初，边区政府正式宣布：冀南银行票是晋冀鲁豫边区的本位币。今后边区内一切公私交易，均须一律使用边币。冀南银行是边区人民自己的银行，边币是边区人民自己的票子，人人要爱护它，使用它。要坚决打击伪钞，肃清汉奸鬼子票。同时宣布：一、边币发行时，如有故意破坏者，以汉奸论处；二、公营商店、私人商店，要改用边币记账，用边币交易；三、银行委托各地政府，发放一部分救灾贷款和生产贷款。 冀南票一开始只流通于冀南地区，由于货币信誉较高，逐步扩大到太行（山西晋东南地区）、冀鲁豫（包括河南、山西一部分）及黄河以南等地区，计有4个行署22个专区，将近200个县市，人口近4千万，成为晋冀鲁豫边区辖境内的法定通用货币，是解放区中流通区域最为广泛的一种货币。 当时，冀南银行对外称“八路军工作团”，总行只有三个部（科）、一个政治部和一个警卫连，经常活动在山西黎城、河北邢台和涉县等深山沟里。敌人来“扫荡”，高捷成就和总行、印币厂的干部、工人一起，将边币票子、机器、纸张、版型等，分开驮在几十头骡子上，在深山沟中和敌人周旋。就这样，在1940年、1942年敌人残酷的大“扫荡”中，银行业务始终没有停顿。 一天，警卫员小戴早早备了大青骡子，把高行长日常用具收拾停当，放到银行的大马车上，然后坐在门口等行长写完信出发。刚才，专门负责银行警卫的部队首长张贤约送来情报说，鬼子再次出动重兵，向冀西南一带扫荡，其先头部队已到达十几里外的山头。可几次催行长，他就是不动身。 终于，高捷成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把信纸装入一个信封，认真写好封皮，然后把纸墨收拾在挎包里，大步走出房门：“警卫员，备马！” 小戴说：“早就备好了，就等你！” 高捷成跨上大青骡子，跟上银行队伍一同朝深山里转移。战争年代，这种突然转移已成了家常便饭，大家习惯了，没有那种大战临头的紧张感。 现在，队伍走了两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山坳里休息。高捷成跳下大青骡子，开玩笑说：“今天，该打牙祭喽！我还没吃早饭，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早饭依然是一把炒干豆子，两根咸菜条，缺少的是一碗小米稀粥——因怕点火熬粥暴露目标。 就是这时候，发生了本文开头所说的事情…… 1943年6月，又一个细雨的日子，河北省涉县索堡镇举行了隆重的高捷成烈士追悼大会，到会人员无不落泪。邓小平也含着眼泪说：“捷成同志牺牲了，这是我们一个多么大的损失！” 追悼会后，高捷成烈士遗体被安葬在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的墓旁。解放后，烈士遗骨移葬于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高国庆撰写） 105、白衣战士留美名 ——记冀中军区卫生学校医生崔健吾 1950年8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主办的全国医药展览，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其中，一幅绘画吸引了众多观众：画面上是一位头包羊肚手巾、戴着眼镜的纤弱女子，面对恶狼般围逼过来的日寇，毫无惧色，大义凛然，手举石块，奋力击敌，巍然如一棵挺拔的青松。这位女子，就是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模范卫生工作者崔健吾烈士。她在负责护送50余名伤员转移时，不幸被敌人包围。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她为了掩护伤员，赤手空拳与敌人英勇搏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又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的隆隆炮声，把中国人民的心撕碎了。正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文学系学习的崔健吾（原名崔秀梅），响应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号召，回到童年离别的故乡——河北省望都县建安村，叫弟弟崔静宜跑到建安村北二里的贾村，找到中共满（城）望（都）特区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去要求参加抗日工作。特区党的负责人胡振堂异常兴奋地对崔静宜说：“现在正需要干部，快让你姐姐来筹备妇救会！”几天后，崔健吾便到了贾村。从此，姐弟二人一起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 满望特区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募捐，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组织抗日武装。崔健吾文化高、文笔好，在满望特区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和满望抗日政府主办的《民运》报担任主编，许多通俗易懂、笔锋犀利的文章都是出自她之手。这张报虽小，但它揭露了日寇烧杀掳掠的罪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抗敌前线的战绩，而且出得及时，散发很广，很受大家欢迎。 身为妇救会负责人的崔健吾，除了编辑报纸外，另一项工作就是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斗争。1938年春节，满望特区抗日政府成立，崔健吾正式担任特区政府的妇救会主任。3月间，她出席了在冀中任邱县召开的冀中区妇女代表大会。1938年4月，崔健吾姐弟二人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敌后斗争形势复杂。1939年农历二月，县委通知崔健吾和另一名妇女王慧敏去参加冀中军区民抗军。在民抗军政治部，崔健吾负责《民抗报》的编辑工作。这个小报经常刊登国内外时事，报上的时事评论大多是崔健吾写的，那犀利的笔锋，流畅的语言，很受战士们的欢迎。此后，民抗军在八路军一二零师的帮助下，进行了整编，正式编入八路军序列。为了提高冀中部队人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冀中军区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到延安学习。于是，崔健吾和弟弟崔静宜以及王慧敏等，踏上西去的道路。 崔健吾一行从冀中出发，越过数道封锁线，到达晋察冀军区。这时他们才得知，抗大二分校到了晋察冀军区，组织决定，他们留在分校学习，不必去延安了。于是，他们又辗转到达灵寿县陈庄的抗大二分校。遗憾的是，抗大二分校没有女生队，崔健吾和王慧敏只好由晋察冀军区另行分配工作。崔健吾被分配到阜平县任妇救会副主任，王慧敏到唐县史家庄抗日民族第四中学学习。 1939年10月，随着抗日根据地的逐步扩大和抗日武装力量的急剧增长，部队卫生人员奇缺。为加强卫生工作，培训医护人才，晋察冀军区决定成立卫生学校（即后来的白求恩卫生学校）。三分区指名调崔健吾去卫校学习。按照她的知识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妇女活动家或党的优秀文艺工作者，学医并非她的志愿和专长，但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她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分配。1941年初，崔健吾从卫校毕业，被分配到冀中军区卫生学校任教员兼校医。 1941年8月，日伪军集中7万多人，在飞机的配合下，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清剿”等战术，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大“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尸横遍野，火光冲天。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展开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 9月上旬，崔健吾带领50多名伤病员，疏散到易县西马王村一带山区。 9月12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一阵阵尖厉枪声从远处传来。崔健吾得悉“扫荡”的日寇正朝着他们所在的方向扑来，便果断地决定带领伤病员上山隐蔽。 伤员行动不便，速度迟缓，刚刚爬到半山腰，敌人已尾随而至。那白色的膏药旗在绿树丛中忽隐忽现，刺耳的枪声响在耳边，连日本鬼子头上钢盔都看得清清楚楚。跑是跑不动了，崔健吾沉着机智地先将一部分重伤员隐蔽好，自己带着其余的同志，沿着隐蔽的山洼，向西南方向移动。 谁知西南方向的一股敌人，正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快速地包抄上来。在这生命攸关的危急关头，她沉着地对同志们说：“现在跑已经不是上策了，大家就地分散隐蔽。这里山高林密，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只要行动机警，敌人是不会发现我们的。” 伤员们在崔健吾的催促下，分散开来，分头找岩洞、树丛，伪装隐蔽。 崔健吾见大家都已安置好，便跑到山口，躲在一棵大树下，机警地观察敌情。眼看着一队日伪军越走越近，明晃晃的刺刀在阳光下折射出一道冷森森的寒光。崔健吾清楚地意识到敌人每往前走动一步，伤病员的危险就增加一分。 “不能再迟疑了！”崔健吾突然跃起身，拼命朝南面山坡奔跑。她故意弄得山石滚落，树丛摇动，把敌人吸引过来。 敌人发现了目标，急忙掉过头，朝崔健吾追来。密集的子弹嗖嗖地从她头顶飞过，但她毫不畏惧，继续飞快地奔跑，尖利的石头扎破了脚，她好像没有察觉似的。她只有一念头：把敌人引开，离伤员隐蔽地越远越好。 突然，一颗子弹打在她的腿上，她趔趄着，扑倒在地，喷涌的鲜血立刻染红了打着绑腿的裤子。 她忍着剧痛，挣扎着撑起上半身，迅速把随身带的伤员名册等文件撕毁扔掉。然后咬着牙，拖着伤腿，艰难地爬来爬去，把周围的一块块石头捡来堆在身边，准备同敌人决一死战。 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恶狼般的嗥叫声，敌人围逼过来，崔健吾怒目圆睁，奋力举起石头，拼命向敌人砸去。 包围圈越缩越小。这时，敌人才发现眼前仅是一个受了伤的孤身女子。停止了射击，一把把雪亮的刺刀直逼崔健吾的胸膛。其中一个军官模样的日本鬼子，将崔健吾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望着她鼻梁上的深度镜片，望着她肩头的红十字挎包，仿佛突然间醒悟了什么。他阴险地笑笑，操着生硬的汉语：“伤员的有？说出来，皇军大大地有赏，不说，死啦死啦的！” 崔健吾轻蔑地扫视了日本军官一眼，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强盗，滚开！”随即将手里的最后一块石头向日本军官掷去。 日本军官恼羞成怒，依哩哇啦地乱叫了一通。一把雪亮的刺刀凶残地朝着崔健吾的左胸扎去。 英雄的白衣战士崔健吾英勇地倒在血泊中，殷红的热血静静地渗进大地。 在崔健吾舍身掩护下，50多名伤员中绝大部分安全脱险。他们含泪诉说着崔健吾慷慨就义的情景，对这位年仅28岁，富有才华的战友寄予深深的怀念。 反“扫荡”结束后，冀中军区后勤部党委追认崔健吾为“模范共产党员”。 崔健吾，这个八路军女英雄的名字，在晋察冀军民中传颂着。 （后勤部政治部组稿李葆定、冯彩章撰写） 106、火线救护情谊深——记八路军胶东军区模范卫生员张挺 1944年7月6日，天气分外晴朗。胶东军区在抗日根据地埠西头召开庆功大会。抗日军民欢聚一堂。许世友司令员将一件印着“战斗英雄——胶东军区奖”字样的白洋布衬衣，发给一个高个儿青年战士，夸奖说：“好小伙子，干得不错！” 这个战士就是西海军分区二营五连卫生员张挺。 张挺1940年在家乡——山东张掖县参加八路军当卫生员，当时才14岁。1941年初，那时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的许世友，率部要挺进胶东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伤员留下治疗。而且上级决定将伤员送往敌占区，那里搞药品比较方便，但要冒很大的风险。带领几十个伤员到敌占区隐蔽起来，既要完成治疗任务，又要巧妙地同敌人作斗争，确保伤员的安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时，张挺在旅卫生处当卫生员，只有15岁，他听说这件事情后，便找卫生处长要求任务。处长说：“这次是单独执行任务，在敌占区里敌人更猖狂，危险更多、更大，你知道吗？” “我知道。”张挺坚定地说，“只要能治好伤员，到敌占区我也不怕！处长，就叫我去吧。我一定要去！”他终于将这次任务抢到手。 1941年腊月的一天夜里，北风呼啸，寒气袭人，张挺带领37名伤员，秘密地赶往招远县山区。到了那里，按照地方党组织的安排，将伤员分散在东沟、松里和后里村3个村子。伤势轻的暂时放在老百姓家里，遇到情况就组织他们向山区转移；伤势重的就把他们隐藏在山沟里的自然山洞里。 八路军大部队开走后，招远县的敌伪军活动顿时猖獗起来，他们三五天就出来一次，到村子里抢东西、抓人，尽做坏事。伤员刚住下3天，敌人就来了，隐蔽在村子里的伤员在群众的掩护下迅速进了山。有3个伤员因伤势恶化走不了，张挺就留下来照顾，他们被后里村党支部书记杨孝书掩藏在地瓜窖里，才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敌人走后，张挺想到，既然村里的地瓜窖里能躲藏伤员，那么在山里挖些隐蔽的洞子把伤员藏进去不是更保险吗？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连长（连长因腰部负伤也在这里治疗）。连长跟杨孝书商量后，分头开了群众和伤员的两个党员会，决定在山里秘密挖洞子。 这项工作做得很保密，挖洞子只让党员和抗日骨干参加，洞口在什么地方知道的人更少。他们秘密挖了七八天就挖了10个洞子。这些洞子都分散在山地里，洞口开在地边的石坝处，进出后再用石头堵上，很难看出破绽。 伤员们藏在洞子里，吃饭、喝水、用东西都得靠群众往山里送。白天怕人看见，他们就在夜里送。需要什么东西，伤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也在夜里由张挺悄悄到村子里告诉给杨孝书。群众生活艰苦，但他们仍想办法保证伤员的需要。对伤员的护理，由村妇联组织可靠的姑娘、媳妇们担任。她们每天夜里钻进山洞，为伤员擦洗换药，喂饭灌水。没有纱布棉花，她们就把家里的被子拆掉，洗净后撕成绷带，团成棉球。杨孝书把家里的蚊帐剪成了碎布条，洗净当纱布用。后里村有个18岁的新媳妇杨秀，人们叫她秀子，她把自己结婚用的新被子也拆了，做了绷带和药棉。 最困难的还是药品奇缺。村里的党员悄悄到敌人控制的毕郭镇和招远县城去搞，常常扑空。张挺经常装扮成老百姓跟他们一起去弄药。一天上午，他跟随杨孝书和秀子，装成赶集的进城买药。碰上敌人搜查，他们巧计骗敌，将药弄回来。 经过无数次同敌人的巧妙斗争，张挺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保护和帮助，他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终于治好了37名战友的伤痛，一批又一批地送他们重返抗日战场。不久，张挺调到西海军分区二营五连。 1943年3月10日，二营决定攻打盘踞在大田的敌据点，五连奉命担负主攻任务。这个据点里驻着鬼子的一个中队和200多名伪军。夜9点，战斗正式打响。敌人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和密集火力，据点前又是一片开阔地，五连4次发起强攻，都没有奏效。战斗持续到夜里一点，双方都有不少伤亡。但从地形和战斗的发展看，利敌而不利我，上级决定撤出战斗，等待有利时机。 队伍撤出四五里，清点人数时发现三班副班长王新年不在了。牺牲的同志和撤下来的伤员中都没有他。他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有的同志判断他可能牺牲了。 张挺对战斗中牺牲的同志都作了统计，大部分牺牲的同志他都亲自察看伤情，从不放过救治的可能。 “连长，让我去找吧！三班长会活着的，他手榴弹扔得远，刺刀也拼得好，敌人都怕他，咱们连不能没有他。我一定把他救回来！”张挺在恳求着，惟恐连长不让他去。 “好！去吧。”连长答应了。张挺听出连长的声音里充满了极其复杂的感情。连长又深情地嘱咐他：“记住我的话，你们一定要活着回来！” 张挺从卫生包里取出一团纱布，用毛巾包好掖在腰里，又从肩上取下卫生包郑重地交给连长。他想，万一自己牺牲了，珍贵的卫生包可不能丢给敌人！ 张挺一口气跑了五里地，来到了一小时前那枪林弹雨、血火相映的战场。现在，这块土地死一般地沉寂，什么都听不到。张挺为了不暴露目标，他趴在地上，两只手摸索着。来来回回摸索个遍，用了两个小时，也没有找到王新年。他又爬到土坎下的一块坡地摸索寻找，终于在一块石头后面的土坑里找到了昏过去的王新年。他负了重伤，肚皮被掷弹筒弹皮划开一道半尺长的口子，肠子流出来一堆，沾满了泥土。 张挺爬到王新年的身边，轻轻推醒了他。摸着黑用毛巾擦去沾在肠子上的泥土，又把肠子塞进他的肚里。这里不能久留，他简单地用纱布裹住王新年的伤口，不让肠子再流出来，就要背他回去。这时突然听到炮楼上的敌人大声吆喝：“喂！什么人在那儿动弹！” 张挺赶紧趴到王新年的身上用身子护住他，接着就听到几声枪响。张挺顿时觉得左脚脖子一阵热辣辣的，左脚脖被敌人的冷枪打伤了。 王新年失血太多，他用微弱的声音对张挺说：“别管……我了，你赶快……走吧，连里……需要你……” 怎么能把战友扔下不管呢？为了打鬼子，王新年撇下两位老人和结婚不久的媳妇，于1939年参加了八路军。在连里他是一名勇士，打仗时总是冲在前头，有几次负伤都不下火线。这次战斗他积极要求参加爆破，抱上炸药包带着小组就冲上去了。这样的战斗骨干是抗日战争的宝贵财富，一定得把他救回去。想到这里，张挺附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三班长，副连长牺牲了，同志们都撤退了。连长叫我来接你，同志们都在等着你哩。” 王新年执拗地说：“我实在……不行了，别……连累你，连里……” 张挺把嘴贴着他的耳朵，低声而又坚决地说：“三班长，现在你得听我的。为了抗日，咱都要活着回去！”王新年不再争了。 张挺活动一下左脚，还能动弹，伤得不重。他移过王新年的身子，一条胳膊托着他的上身，一条腿托着他的下身，匍匐着离开了阵地。王新年的腹部伤口太大，肠子又总往外流，如果背着，他疼痛难忍。张挺就用一条胳膊和一条腿托着他，一步一步地往回爬，爬一节就换到另一条胳膊和另一条腿上。3月的胶东之夜，寒风刺骨，但张挺的棉衣棉裤却被汗水浸得透湿，肚子也饿得咕咕直叫，他越来越没有力气了。他咬着牙，胳膊紧紧地揽着王新年那沉重的躯体，艰难地往前爬着。袖子和裤腿的棉花都磨破了，肘部和膝盖上的肉也都磨破了，他身上的血和王新年身上的血融在一起，洒在他们爬过的地方。那点点血迹像一条扯不断的红带子，一直拖了三里长！ 靠着顽强的斗志和毅力，靠着和战友在战斗中结下的深情厚谊，天亮的时候，张挺终于把王新年从死亡线上救了下来。后来，治好了他的伤，保存了一颗抗日火种。 1944年4月8日，五连去傅家桥村执行一项任务。张挺这时仍在五连当卫生员，他背着卫生包，右手紧紧握着一颗手榴弹，一步不离地跟在连长徐官的身后。连长右手提着驳壳枪，带着尖刀班走到村里一个十字巷口时，突然和敌人的队伍相遇。这是一场遭遇战，谁也来不及准备和躲闪，双方就接了火。因为离得太近，双方搅和在一起，展开了刺刀见红的白刃战。战士尹占云一连刺倒3个敌人，也就当他刺中第三个鬼子刺刀还没拔出来时，一个鬼子又刺中了他的腹部。连长一看尹占云被敌人刺倒，手起枪响，一枪撩倒了那个鬼子。 张挺盯着一个抱着机枪的鬼子，琢磨怎样得到那挺机枪。这个鬼子突然朝旁边的房顶爬去。张挺猛地扑上去，躲过敌人扫过来的一串子弹。右手举起手榴弹就朝鬼子的脑壳砸去。“叭”的一声，鬼子的脑袋开了花。张挺夺过机枪，对着街巷里的敌人猛烈地扫射…… 这次战斗，由于张挺夺得敌人的一挺机枪，短短的几分钟内，扭转了战斗的局势。五连只有两名同志牺牲，而敌人却伤亡三十多人，并有四名被五连俘虏。 战士们跳跃着，欢呼着，传看着那挺“歪把儿”机枪，沉浸在战斗胜利后的喜悦里…… 107、通信战线的舵手——记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通信科长海凤阁 清明时节，几位老战士来到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怀着深深的敬意，凭吊我军通信战线上的一位英雄。 近半个世纪以前，在日寇发动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中，他率领电台大队的勇士们突围，把热血洒在了太行山的峻岭上。 他，就是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通信科长——海凤阁。 海凤阁出生于1909年2月8日。回族人。曾在山西运城一个教会中学深造，回乡后当了教书先生。1928年考入冯玉祥开办的无线电专业技术学校，攻学无线电技术。1928年底考试时，他以优异成绩名列第一大队榜首，随即分配到冯玉祥西北军鹿钟麟部当了电台报务员，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失利，海凤阁所在的电台被编入国民党的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1931年12月14日夜间，二十六路军官兵在江西宁都暴动，海凤阁和40多名无线电通信人员携带8部电台投奔了红军。红军从江西向陕甘宁长征途中，他担任红一军团无线电队大队长，与政委杜平密切合作，完成了各项任务。1936年1月，在陕北甘泉，由杜平和曹丹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后，卢沟桥的枪声燃起了中华民族全国抗战的烈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挽救华北危局，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统率下，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海凤阁任总部通信科长兼通信营长和无线电大队长。 1937年9月，八路军总部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时，通信科下辖有1个电话连、1个通信连、1个无线电大队，还有1个新闻台设在政治部。1938年组建了通信队（骑传为主），还增加了1部50瓦电台，负责与延安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等单位的联络。以后，又增加了1个战报台。无线电队最多时达6个分队。1940年以后，战争形成相持局面。“扫荡”与反“扫荡”斗争越来越激烈。时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处第三科科长的海凤阁经常彻夜不眠，精心部署前线的通信联络，频繁地组织行军转移。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他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由于工作需要，他享受技术津贴，有条件的时候还发些肉蛋白面，但他从不自己享用，总是分给病号和同志们一起吃。同志们提起他，总是亲热地称呼“我们的海科长”。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部队越来越扩大，前线急需无线电技术人员。前方总部通信科在晋东南屯昌、潞城一带开办了无线电训练班，学员都是由各部队选送的十五六岁到20岁的有一定文化的青年士兵。太行山下，清漳河边，庙宇堂屋作教场，搭起门板当桌子，从河滩搬些石头作凳子，自制振荡器、电键，练习收发报。海凤阁和通信科及电台干部亲自兼课，采取速成训练方法，从1937年至1942年共举办五期训练班和教导队，先后培训出政治坚定、技术精明、具有良好操作技能的180多名通信技术人才，从这里奔赴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这些同志，在后来我军通信工作的建设中，都成了骨干力量。 1940年秋百团大战以后，日寇加强了在华北的兵力，对抗日根据地疯狂地进行“扫荡”、“蚕食”，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1941年11月上旬，敌三十六师团5000余人分数路向黎城之北的黄崖洞修械所突然发动围攻。这个修械所是八路军的弹药供应和枪械检修基地，负责守卫的特务团、修械所员工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正当战斗激烈的时候，特务团电台出了故障，接连几天和前方总部失去了联系。彭总十分焦急，下命令限时与黄崖洞取得联系。情况危急，时不我待。海科长对电台技术员熊元绪说：“现决定派你摸进去，看看电台出了什么故障，想尽一切办法迅速恢复联系。”当晚，天黑得像锅底，又下着瓢泼大雨，海科长送熊元绪上路，并派两名骑兵警卫员护送。临分手时，他两眼噙着泪，谆谆嘱咐：“任务艰巨，一路保重！”熊元绪去了不久，电台故障被排除了，与前方总部恢复了联络。在前方总部指挥下，特务团和修械所员工800多人，与敌血战8昼夜，歼敌近千人，最后奉命撤出。敌人冲进黄崖洞时，地雷四处爆炸，鬼子魂飞胆丧，加之我外围部队四面迫击，不到3天就弃洞逃跑。途中又遇一二九师主力的伏击，伤亡惨重。我军取得了黄崖洞保卫战的胜利。 1942年5月，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25万余兵力，分4路对太行山北部地区进行大“扫荡”。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在南艾铺遭敌合围。八路军前方总部后方机关的一些人员，被压缩在一条又长又窄的土山沟里。海凤阁带领通信科和电台人员，奉命紧急转移疏散。由于连日战斗，收发报，转移，没有饭吃，没有睡觉，海凤阁深陷的眼窝里布满了血丝，两鬓长起密密麻麻的络腮胡子。警卫员从山村里找来几个土豆捧到他的面前。 “哪里弄来的？” “跟老乡买的。” “给我留一个就行了，其他的分给别人吃。” 警卫员望着海科长，带有几分央求的口气说：“你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大家都一个样。”海凤阁说着，坚持只留下一个，随即双手一捂，在土豆上拧了一个圈儿，像吃雪花梨似地大口吃起来。随着他的咀嚼，一股浓烈的生淀粉味散发出来。身边一位同志惊奇地问：“怎么不把它弄熟了再吃呢？” 海凤阁笑了笑，打趣地说：“等它熟了，咱们还不知道又行军到哪里去了呢！” 果然不出所料，他刚把土豆咽下去，便接到报告：“前方总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带一个排和一挺机枪经过这里。”海凤阁命令电台二队台长黄达将刚埋藏好的机器挖出来，随罗主任行动。罗主任离开时，指示他们迅速分散突围。 当时，部队很乱，人多，骡马多，目标很大，有的分散隐蔽在沟岔的灌木丛中。海凤阁看到这种情况心如火焚，便挺身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把手一挥：“同志们注意，大家听我指挥！” 人们精神为之一振，马上靠拢过来。人员越聚越多，汇成一支200多人的队伍。海凤阁没顾得多说，就指挥大家准备撤退。敌人发现了目标，集中火力向人群轰击。在这么多缺乏实战经验的机关人员面前，指挥撤退是有很大困难的。海凤阁猫着腰跑前跑后，喊破喉咙，带领大家向一个山头突围。敌人的迫击炮弹不断在队伍前后左右爆炸，忽然听到一发炮弹向附近袭来，海凤阁大呼一声：“卧倒！”随即把身边的同志摁在地上……“轰隆”一声巨响，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海凤阁当即被弹片击中，倒在血泊里。 同志们赶忙围过来救护，只见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裤，腹部被打穿，伤口露出了肠子。同志们流着泪说：“海科长，我们抬着你走！” 海凤阁前额冒出豆大的汗珠，咬紧牙关，左手使劲捂着肚子，右手慢慢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凝视着大家吃力地说：“不要抬我……你们快，快撤……把这本子交给党组织……同志们，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我不行了，你们赶快突围，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身边的同志双手接过一看，是一个电报密码本。这时，海凤阁慢慢闭上了眼睛…… 海凤阁牺牲后，八路军前方总部在山西麻田的上南汇举行追悼会，总部机关和各界群众1000多人参加，悼念这位优秀的通信战士。不久，《新华日报》华北版刊载了悼念海凤阁的文章，赞扬他是“华北通信战线上的舵手”。 （总参谋部政治部组稿林玉华撰写） 108、“荣军旗帜”分外红——记晋察冀军区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张树义 张树义的家在河北省灵寿县西岔头村。生于1906年7月。年轻时给地主扛了十多年长工。1937年10月，他在以长工身份作掩护的共产党员李有江帮助、指引下，奔五台山参加了聂荣臻将军领导的八路军一一五师部队，分配在四团机枪连当战士。11月晋察冀军区成立，不久，他由战士升任排长，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个晴朗的日子，张树义正在指挥着一个排的战士进行训练，突然“砰砰”响起了枪声。张树义喊道：“鬼子向我们偷袭了，我们要勇敢、沉着，准备打击敌人！” 鬼子包围圈迅速缩小，情况紧急，必须立即突围。张树义唰地上好刺刀，喊道：“老战士跟我来，其余的跟上！”20名老战士立即上好刺刀，跟着张树义像猛虎下山般朝敌人冲去。 密集的炮火向他们倾泻而来，烟尘漫天。枪弹也“啾啾”地叫着从头上掠过。发了疯似的鬼子妄图把这一小股八路军消灭。张树义带领战士们毫不畏惧。一阵风似地冲进了敌群。鬼子恼火了，端着刺刀嚎叫着包围过来。张树义和战士们斗志高昂，以凛然正气，英勇地同成群的鬼子展开肉搏。刺刀翻飞，杀声震天，一个个鬼子像麻袋包一样倒在战士们的脚下。鬼子害怕了，急忙调集兵力，成群结队一窝蜂地围了过来。 “不能耽搁，必须尽快突围！”张树义这样想。他手疾眼快，从腰中抽出手榴弹，急令战士们也操弹在手，一声猛喝：“打！”20颗手榴弹像20发炮弹，在密集的敌群中开了花。烟雾弥漫，鬼子懵了。就在鬼子不知所措的顷刻，张树义率领战士们趁着烟雾，顺着炸开的缺口，飞速突围而去。 鬼子的包围失败了，但不甘心失败，又调兵遣将，向我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扫荡”，我军决定转移。张树义所在的机枪连担负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的任务。 大部队很快转移了，机枪连却被鬼子缠住，几次撤不下来，部队首长十分焦急。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张树义计上心来，忽地站起，跑到阵地的一个高坡上，虚张声势地又是射击又是投弹，鬼子的火力一下被吸引过去，火网露出了一道缺口，机枪连立即趁机撤出了阵地。当鬼子发觉中计发疯似地冲上来时，张树义已机智地回到了部队。这次战斗后，他被评为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的战斗英雄。 1939年晚秋，张树义部队在五台山下的一个小镇上休整。一天，突然从村外传来清脆的枪声。战士们立即武装起来，待命战斗。张树义扛着一挺轻机枪，威严地站在前面，准备痛击偷袭的鬼子。 命令很快下来了，迅速组织突围。张树义率领全排的战士和四挺轻机枪，跑在队伍的最前头，准备用机枪杀出一条血路，掩护大部队突围。这时，村外的鬼子正在向前蠕动，包围圈在逐渐缩小，已看得清鬼子的面孔。 连长忽地站起来，猛一挥手：“打！”张树义的机枪怒吼了。手榴弹声骤然而起。鬼子被打得血肉横飞，包围圈立时被突破了一道口子，部队迅速冲了出去。但带着12门大炮的炮兵，因行动不便，未能突出去。张树义几次组织掩护，还是突不出去。 战士们的弹药不多了，鬼子又疯狂地组织进攻。此时，张树义只有一个念头：坚决保住大炮，掩护炮兵突围。他默默地卧在地上，准备用最后一梭子弹，再结果几个鬼子。 鬼子近了，更近了。张树义扣动扳机，鬼子的尸体倒在他的面前。这时，一名鬼子军官大嚷大叫地逼着再次冲锋，张树义瞄准他，一扣扳机，可惜没有子弹了。战士们的子弹也打完了，情况紧急。张树义沉着地望着留下掩护的战友，坚定地挥着拳头说：“同志们，难道我们能等着当俘虏吗？难道能白白地把大炮送给敌人吗？不！坚决不能！为了让炮兵安全转移，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要战斗下去！”他站起来，甩掉身上的棉衣，挥动拳头喊道：“跟我来，从敌人手里夺刺刀拼刺刀！” 阵地上，展开了紧张、激烈的白刃战。 张树义犹如一只猛虎，端着从鬼子手里夺来的一枝装有刺刀的步枪，在敌群里东刺西杀，两个鬼子先后被他挑死在脚下。顿时，几个鬼子一齐向他围拢上来，企图夹击。张树义毫不畏惧，沉着应战。一把刺刀在敌群中左遮右挡，上下飞舞。他瞅准机会，一枪刺死了右边的一个，又飞速转身，把刺刀狠狠刺进另一个鬼子的胸膛。他刚摆脱敌人的夹击，猛见一个高大的鬼子正端着刺刀追赶着我们一名瘦小的战士，眼看鬼子的刺刀就要刺到这个战士的身上，张树义一个箭步猛蹿过去，一刺刀穿透了这个鬼子的后背。他正要拔出刺刀，猛听见背后有动静，他机敏地把头一低，一把刺刀带着风声擦头而过。他急忙用力拔出刺刀，瞅准了一个有利地形，一个鱼跃，跳到一道墙根旁，背倚墙根，瞪圆双眼，将刺刀指向鬼子。鬼子一见地形于己不利，刚一犹豫，张树义一个猛虎扑食，刺死了鬼子。另一个鬼子一下慌了神，没头没脑地刺了过来，张树义沉着地闪过，顺势用力一拨，翻手一枪，又刺倒了这个鬼子。 激烈的格斗，高度的紧张，大量的消耗，使张树义精疲力尽。他只觉得天旋地转，站立不稳，但掩护炮兵突围的责任感，革命战士的钢铁意志，使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就在这时，他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鬼子，从对面向他冲来。他振作精神，以毅力和意志同这个鬼子展开了拼杀。两个回合后，鬼子见张树义呼呼直喘，力不从心，便狠狠地一枪刺来，企图一下子刺死他。张树义急忙一闪身，刺刀忽地一下从他胳肢窝下穿了过去，扎进背后的墙里。鬼子慌忙连拔带晃往外拔刺刀，张树义抓紧时机，飞身跃到鬼子背后，一咬牙，把鬼子刺了个透心凉。此时，我军接应的部队冲了上来，战斗胜利结束了。 这次战斗，张树义一人刺死了8个日本鬼子，缴获了八枝枪和1500发子弹。他的英雄事迹传遍全团，战士们编成快板赞颂他： 打竹板，响连声，八路军里出英雄。 英雄就是张树义，赤胆忠心为和平。 张树义，真英勇，鬼子见了头发懵。 刺刀翻飞刀光闪，一个一个归阴城。 胜利号角遍地鸣，树义浑身血染红。 身上扛着胜利品，保国杀敌立战功。 三天后，在庆功大会上，张树义被评为一等战斗英雄。 1940年8月，我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日寇恼羞成怒，对我疯狂进攻。10月，阜平县龙泉关战斗打响了。张树义带着17挺机枪，守卫在前哨山头桃花山阵地。数千名鬼子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桃花山也被炸成一片焦土。张树义和战士们以最大的努力，英勇战斗，在阵地上顽强抗击了3天。眼下，阵地上战士越来越少了，粮食和水也没有了。他把战士们召集在一起说：“同志们，能否守住桃花山阵地关系着整个战斗的胜败，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们向党宣誓：我们要和阵地共存亡，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坚决守住阵地！” 几次反冲击过去了，最后，阵地上只剩下张树义一个人。他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以无比的勇敢，用一挺机枪顽强地阻击着成群的鬼子。正在他拼命扫射的时候，一架敌机呼啸着从他头上俯冲下来，丢下一串呼呼作响的炸弹。他急忙抱着机枪向旁边一个弹坑滚去，在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他失去了知觉。恰好此时，我军的增援部队火速赶来，接守了阵地。 张树义躺在军区医院的病床上，昏迷不醒。两只胳膊被绑在一块木板上，葡萄糖液一滴一滴地流进他的身体。 两天过去了，他仍在昏迷中。团长、政委、营长、教导员万分焦急，多次来看望他。医生和护士想尽办法，全力抢救。他终于慢慢苏醒过来，但是被炸断的两条腿的伤口却溃烂发炎了，而且一直向上蔓延。为挽救他的生命，上级再三考虑，决定锯掉他的双腿。张树义难过地哭了。但是，他毕竟是个经过战争磨炼的革命战士，毕竟是个共产党员。他咬紧牙关，忍受着剧痛，接受手术…… 部队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需要化整为零，医院也不得不分散隐蔽。1941年4月，他带着伤残和荣誉回到了家乡。母亲难过地抚摸着他的头，说：“树义，你可回来了，可你的腿……” 如果在过去，他会和母亲一样，娘俩儿抱头痛哭一场。可现在不同了，他是位经过党的教育和战争考验的共产党员。微笑着对母亲说：“娘，不要紧，不要难过，我虽然没了两条腿，但我还能工作，还能生活。你放心吧，总有一天，咱们会过上好日子的。” 村党支部书记来看他，他拉着支书的手激动地说：“支书，村里的工作这么多，我却躺在炕上，让别人养活。请你给我任务吧，只要我活着，我这半截身体仍是党和人民的。打仗不行啦，生产还是老行家，我要出来工作，绝不躺着让大家养活。” 他毕竟是个失去双腿的残废人。站不起，走不了，怎么能参加工作呢！张树义决心攻下走路这一关。用手拄着地，以手当脚一点一点艰难地向前挪动。由一次爬一步，到一次爬两步……两条断腿的伤口磨破了又愈合，愈合了又磨破。终于有一天，他爬到了离家三十多步远的菜园里…… 日本鬼子一次又一次地向我抗日根据地“扫荡”，企图消灭我抗日武装。为了粉碎日寇的进攻，上级号召支前参军，壮大队伍，打击敌人。村党支部书记响应号召，率领着几名青年参军走了。支书的重担落在了张树义的肩上。当时天大旱。送走了支书，他立即召集几名党员开会，商量如何抗旱保苗。经过一番讨论，决定立即组织群众，迅速起来抗旱，夺取丰收，支援前线。张树义想到：自己是党支部书记，必须带头做个样子，用事实鼓励群众。他找来两只水桶，把水桶挂在脖子上试了试，虽然有些晃荡，但觉得坚持一下还是可以的。他高兴得笑了起来。 他挂着水桶，立即爬到河边。他跪着把水桶装满水，按照试验的办法挂在脖子上，坚持向前爬，终于爬到地边，将第一桶水浇在了干渴的禾苗上。 第二桶又浇在田里了。第三桶，第四桶……他不停地来回爬着，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劳累，忘记了伤痛。村长见了，万分感动，赶忙劝阻说：“树义同志，你快休息，让我来吧！” 张树义深情地说：“村长，‘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我这样做，是想给大家作个样子。可光一两个人行动起来还是不行，我们应该把党员和一切积极分子都动员起来，做出样子，给群众看，事情就好办了。” 群众闻讯赶来，被张树义的行动感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旱热潮掀起来了。秋天，人们捧着收获的粮食，心里都想到了张树义，踊跃交公粮送前线。 1942年11月，日寇开始“扫荡”张树义的家乡，县城里的鬼子增多了，随时都会出来骚扰。张树义按照上级的指示，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后，便迅速让乡亲们转移。为了掌握鬼子的情况，及时和游击队保持联系，同时，也为了不给乡亲们增加困难，他再三说服乡亲让他自己留下来执行任务。 村子里的人走光了，空荡荡的。张树义隐藏在一个地窖里，密切注视着情况的变化。没想到，鬼子竟在村头修起了炮楼，作为据点，准备长期盘踞。炮楼里的鬼子经常四处骚扰，村子里不安全。张树义果断决定，向鬼子对面的山上转移。他找来了一双破鞋底，做成垫子捆在断腿的下端，背上剩下的一点干粮，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爬上了山。在半山腰，他找到了一个被茅草掩盖着的山洞，这是个既能隐蔽又便于观察敌情的好地方。 他迅速安排好了住处，就接连几天拖着伤残的身体爬来爬去地观察敌情，终于数清了鬼子的人数。可怎么向游击队报告呢？游击队又在哪儿呢？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在山上爬来爬去到处寻找，但都落空了。 带来的粮食已经没有了，仍不见游击队派人来。他决定作长期坚持的准备。深夜，趁敌人熟睡之机，悄悄地爬回村里，找到一只破铁锅带回山洞，以石取火，煮着山上的干野菜充饥。 严寒的冬季熬过去了，春天来到了。一天夜里，他终于和多次来找他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他激动地向游击队报告了敌情，又接受了新的任务：侦察敌人的增援部队和武器情况。 他带着新的任务，出没在山顶、沟谷，常常深更半夜爬进敌营，给游击队侦察敌情。为了能有粮吃，他又开始了新的生活。白天，他怕鬼子发现，就用野草把衣服擦成绿色，跪在山坡上，艰难地开起荒来；夜晚，摸黑刨挖。一小块一小块的梯田被他开垦出来了，山坡上长满了绿油油的禾苗。收获的季节到了，竟收了七石多粮食。就这样，他一个人像当年守山头一样在山洞里边斗争，边生产，坚持了将近三年。 1944年，下乡“扫荡”的鬼子在抗日军民的打击下，被迫撤回到城里。久久不归的乡亲们陆续回来了。张树义把自己住了近三年的山洞收拾了一下，背上他的小铁锅，匆匆下了山。 乡亲们见了，又惊又喜，一个个向他围拢过来，询问着、诉说着。人们激动地喊道：“张树义这半截人真成神啦！” 1946年1月，在晋察冀边区冀晋区生产大会上，他被选为劳动英雄。晋察冀军区所属冀晋军区授予他“荣军旗帜”称号，并赠给他一面绣着“荣军旗帜”金字的奖旗。1950年9月，张树义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列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此后多年，数次被评为模范，毛泽东主席曾五次接见他。 109、子弟兵模范母亲——记晋察冀边区拥军模范戎冠秀 戎冠秀又名戎肉妮，1896年出生在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大山区的杨树壕小山庄里。父亲戎怀玉是一个雇农，因为家境极贫困，九吊铜钱就把九岁的戎冠秀卖到沙坪村李有家做童养媳，15岁就结了婚。在婆家她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七·七”事变不久，八路军到了平山县。中共平山县委地下党迅速发动群众，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平山县成了抗日革命根据地，下盘村的人民民主政权，工、青、农、妇等抗日人民团体很快地成立起来。戎冠秀在党的教育和丈夫李有的影响下（李有在八路军进村后入了党，担任支部宣传委员），立即投入抗战的宣传工作，走家串户，宣讲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穷人抗日救国、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动员妇女做军鞋、军衣，支援抗日的八路军。在1938年2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当选为村妇救会主任。当时她已42岁，人们亲切地称她为“老会长”。 在八年全国抗战中，戎冠秀从不顾个人安危得失，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当时妇救会的任务十分繁重，她认真做好发动妇女的工作，使之成为一支巨大的抗日力量和劳动大军。在动员青壮年参军入伍时，她挨家挨户动员妇女不拖后腿，带头为她两个儿子报了名，带动全村青壮年纷纷报名入伍。男子上了前线，妇女就挑起后方的一切重担。她们村每年要交一百多双军鞋，双双都够一斤二两（说明底厚帮实）。她动员妇女们说：“高街鞋，不平常，双双缉鞋口，对对斤二两，前五趟，后四趟，腰里密密纳三趟。底大帮子小，穿上可脚打胜仗。”她们交的军鞋，在区上质量数第一。做棉军衣时，她要求严格，首先自己做出了一套样子，每套军衣她都要过秤，还要对着太阳照，看有无用旧棉换新棉，并且总是和颜悦色地开导那些不注意质量的妇女。 下盘松是一个兵站，运输通讯转运站，戎冠秀担任站长。凡经过兵站的伤病员，她都亲自热情地护理，喂水、喂饭，接屎接尿，她把自己家做为兵站，接待伤病员。只要伤病员有所求，她都尽量地满足。有两个伤员到兵站后，想吃萝卜，她赶紧从家里拿了八个大梨塞在担架上伤病员的胳膊下。百团大战时，战斗紧张，村里男人都去前线支前了，来了伤病员无人抬，她动员妇女抬担架。青年妇女六人一抬，她因为是中年又缠过足，与同年龄妇女八人一抬。山路崎岖，爬山越岭，艰难地把伤病员抬到安全的后方医院。 1943年秋季，日军集中了日伪军7万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3个月的大“扫荡”，用所谓“梳篦战术”、“三光”政策，企图置我根据地人民于死地。柏叶沟离下盘松只有十里，这一带为我后方供给部和医院所在地，敌人曾四次包围、偷袭，企图摧毁我后方供给机关。八路军一个团在此阻击敌人，激战了六天六夜，敌人伤亡惨重，我方伤亡也不小。乡亲们好几天在山沟中露宿，不能回村，戎冠秀为了乡亲们的安全，引导群众躲在大坟沟的一个山沟中，自己日夜监视敌人的活动，同时还不断照顾从战场上转移到兵站的伤员。 一次，天刚拂晓，她躲在一块大岩石后边，瞭望敌人动静。只见敌人分三路包围了这一带，眼看黑压压的敌人向各条山沟涌来，这时从山背后南华门（后方医院所在地）传来了激烈的枪声，戎冠秀心里十分焦急，担心伤病员是否转移出去。突然她看到南华门方向的盘山道上跌跌撞撞地走着一个人，她看清楚是一个八路军的伤员，立即跑过去搀扶住，发现这位八路军战士左胳膊受伤，又正患疟疾，发高烧。山路崎岖陡峭，情况又很紧急，伤员哆哆嗦嗦地老走不动。戎冠秀怕他不小心滑到坡下，提出要背他走，但伤员摇摇头说：“不能，你这么大年纪了，我自己能走。”她便把伤员的一支胳膊搭在自己肩上，用膀子使劲扛着伤员，蹒跚地往半山腰攀去，这里有她专门隐藏伤病员的一个秘密暗洞。洞口有一块大卧牛石，挡住了洞口，卧牛石光滑无可攀之处，伤员怎么也上不去，踩在她的腿上还是上不去。附近的枪声越来越紧，戎冠秀急中生智，全身蹲下，硬让伤员蹬上她的双肩，她再站起来，两手紧紧攥住伤员的两只脚，牙一咬，使尽全身力气，两支胳膊猛地使劲往上一托，伤员伸手攀住了洞口的石棱，爬进了洞里。这时四面枪声更近了。戎冠秀嘱咐伤员说：“你在里边好好休息，外边发生什么情况你也别动，我负责掩护你。”然后，老会长才跑到对面山梁上，隐藏起来瞭望敌人的活动。敌人一天搜山，无所收获，到傍晚，八路军从敌人背后袭击，敌人措手不及，慌慌张张地撤退了。戎冠秀先招呼乡亲们从隐蔽处出来做饭吃，然后到暗洞里把伤员扶出来，她要留伤员在此养伤，伤员感激地抓住她的手说：“老大娘，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恩情。我养好了伤，早日回到前线，狠狠地打击日本强盗，给中国人民报仇。我现在得回后方医院去，要不，同志们得惦念我。”戎冠秀看天黑了，路不好走，要送他回医院，伤员硬是不让她送，自己走了。戎冠秀后来在群英会上又见到了这个伤员，原来他就是边区的战斗英雄邓世军连长。 敌人包围了柏叶沟（离下盘松仅十里地），八路军和日军激战六天六夜，群众日夜隐蔽在山沟里。忽然听说从柏叶沟战场上抬下来一个重伤员，已送到下盘松兵站。她丢下手中活儿，急忙跑去看这名重伤员。只见他躺在担架上，不省人事，全身上下都是血迹，头部有六处刺刀戳的伤口，头肿得像个提水柳罐，鞋袜都没有了，脚冻得青紫，露在棉被外边。她过去轻轻地把伤员的脚移入被中，俯身喊：“同志！同志……”伤员毫无反应，摸了摸鼻孔，还有一点气，戎冠秀明白，这一定是和敌人拼过刺刀的。由于不见护送的人来，担架暂时停在站上，这时已到了深夜，戎冠秀尽管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但她想，不能眼看着让伤员死去。就赶忙把担架抬到她家里，放在炕头上，老会长亲自一勺一勺地往伤员口中喂开水，伤员咽不下去，水从嘴角流下来，她抱起伤员的头，又一勺一勺地往嘴里喂水，水开始流下喉咙，发出轻微的“咕噜”声。慢慢地把半碗水喂完了，戎冠秀低下头轻声问：“同志，还喝吗？”只见伤员嘴唇稍微动了一动，戎冠秀欣喜地知道伤员还活着，她又慢慢地给伤员喂了一碗温水。突然她想到柏叶沟的战斗打了六天六夜，伤员一定没吃东西，光喂水不行，于是她轻轻地放下伤员，到宋洪洪家要了一碗热豆浆给伤员喂了下去。伤员慢慢睁开了眼，苏醒过来了，戎冠秀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又轻轻地问伤员还喝不喝，伤员已经能够说话，他说：“喝，就是想喝水。”戎冠秀就又喂了他一碗水，她扶着伤员，慢慢地问他是哪一部分的，从哪里来，伤员用很微弱的声音说出自己是五团一连的，已经四五天水米未进了，戎冠秀又给伤员喝了一碗豆腐脑，伤员慢慢地安静入睡了。戎冠秀心里想，已经四五天没吃东西了，光喝水不行，于是跑去给伤员做了一碗面片来，又喂他吃了。吃完后，她见伤员还想吃，又给伤员烤了半个窝窝头，告诉伤员一点一点地吃，吃快吃多了不行。 夜深了，天气十分寒冷，她怕伤员冷，又点起了火盆放在伤员脚下。她见伤员满脸血迹，就用热水从脸到脖子擦得干干净净，伤员的脚冻得发青紫，她便把它们抱在自己棉袄大襟里，揣在怀中暖着，伤员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天大亮后，戎冠秀不顾自己又一夜未合眼的劳累，也顾不上吃饭，首先给伤员准备了小米粥和面条，让伤员吃饱。这时，伤员体力已经有些恢复，精神也好了，吃完饭，他抓住戎冠秀的手说：“老大娘，不是你我就没了，你比我的亲娘还亲，叫我怎样感谢你呢？”伤员救活了，准备赶快转移到后方医院去，戎冠秀抱来一捆软草，铺在担架上，再铺上被子，又用干草扎了一个枕头，扶伤员上了担架，盖好被子。她见伤员的脚还光着，怕一路上冻坏，可是又没有棉花，一眼看见站在一旁的女儿荣花，上前扯开荣花棉袄的前大襟，掏出一块棉花给伤员包住了脚。伤员见此情景，眼泪刷地淌了出来，攥住戎冠秀的手，哽咽着说：“我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你的救命恩情。”戎冠秀亲切地说：“爱护伤病员是我们的责任，咱们是一家人，用不着感激。你下次过我这下盘松村时，千万要到我家坐坐……，你如果记不住我的名字，就问老会长家在哪里就行啦。”老会长一直目送担架出村。 在每次反“扫荡”中，她都不顾个人安危，帮助乡亲们和烈军属坚壁清野，及时转移。韩存志在八路军里当连长，家里只有媳妇和一个七岁的儿子增英。反“扫荡”时，老会长处处照顾这母子俩。每次坚壁清野，都让老汉李有或儿子兰金帮他家隐蔽东西。在一次转移时，增英母子长了疥疮，怕传染给别人，不便和大家挤在一个地方隐蔽，找到了老会长。老会长让他们母子二人和自己一家人藏在一起，一起吃住，也不知吃了老会长家多少粮食，可从来也不提起。在反扫荡的繁忙中，老会长仍抽空为他母子二人用土法制黑豆油、烤甘草，终于治好了他们的疥疮。增英娘十分感激老会长，对儿子说：“你长大以后，可不能忘了老会长对咱们的帮助和照顾。” 她在村里组织二十几个妇女，成立了代耕团，自认团长，为无劳力的烈军属代耕。老会长还经常教育儿童团要爱护八路军，并做慰问袋、写慰问信，鼓励子弟兵抗战的热情。还要求儿童团站好岗，放好哨，细细盘问坏人，见了“鸡毛信”（即不能停留的急信）不能耽误。 下盘松又是一个信件连接站。来往信件不能停误。一次在群众转移出村以后，来了一封“鸡毛信”没有人送，戎冠秀亲自送出了这封“鸡毛信”。她是旧社会缠过足的妇女，但不避艰难，绕开敌人，爬山、走沟、淌水，不停歇地把“鸡毛信”火速送到指定地点。 她还带头办冬学，群众推她当校长，命名为戎冠秀冬学。她自己带头学，还带动妇女学，改变山区妇女目不识丁的状况，使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所提高。戎冠秀的光荣事迹，在群众之中传遍了，歌唱边区子弟兵母亲的歌传遍了太行山：“说拥军，道拥军，拥军模范在下盘村。下盘村有一个戎冠秀，她是拥军第一名。戎冠秀，真是强，爱护子弟兵胜亲娘。平时工作积极干，打起仗来她更忙……”区、县、专区都选她为拥军模范。1944年2月，晋察冀边区在阜平县史家寨召开群英大会，戎冠秀被选进主席团。边区党、政、军、民联合决定，赠予戎冠秀“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称号，并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及全体指战员的名义，授给戎冠秀大红锦旗一面，上面绣着戎冠秀的头像，中间绣有“子弟兵的母亲”六个字（锦旗现存历史博物馆）；还有奖章一枚、白布两匹、枣红大骡子一头。大会号召边区人民向戎冠秀同志学习，进一步开展拥军运动。 110、文精武壮女中魁——记新四军优秀女干部孙晓梅 孙晓梅，又名小蛮，肖蔓，1914年生于浙江省杭州以西的富阳县龙门村一个贫民家里。龙门号称富阳第一大村，人杰地灵，出过许多风流人物，聚居着孙氏家族的后裔5000余人。孙晓梅是一个健壮的姑娘，从小性格倔强，豪爽，泼辣，干练，做起事来，像男子汉。村里人称她“快嘴老”，“真心人”。她幼年随母亲识字读书，到大革命时期才有机会上学读了二年高小，毕业时考了第一名。 1938年10月间，孙晓梅收到在新四军工作的堂弟孙成修来信，要她动员家乡青年参加新四军。孙晓梅喜出望外，参加新四军投身到抗日烽火中去是她长久的心愿。她立即说服了母亲，带领弟弟孙承焘和本族的进步青年孙国纪、孙承熙、孙秉夫一行5人，化装成投亲的难民，踏上参加新四军的路程。 孙晓梅参军后，先在新四军教导总队第八队（女兵队）学习。她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学习政治理论，苦练军事技术。因为她对自己要求严，所以进步快，不久被选为学习组长。 1939年10月，学习结业后，孙晓梅被分配在军政治部所属的农村经济调查研究组（组长薛暮桥）工作。在薛暮桥的指导下，她随小组辗转泾县的章家渡、南陵县的三里店等地，密切联系群众，主动搜集材料，晚上回来后，在小油灯下整理成文。她作风俭朴，下乡调查时穿着一双草鞋，一身褪色的灰布军装。她热心照顾战友，天冷了，把自己毛衣让给别人穿；天热了，把通风的床位让给别人睡；外出时，给体弱的同志背背包和枪支。调查组的同志亲切地称她孙大姐。同时，她还采访抗日军民中的先进事迹，为报纸和内部刊物写稿。1939年11月，繁昌战斗中，当地妇女支援新四军打日寇的事迹很感人，她就写下了一篇战地通讯。现收集在《孙晓梅烈士遗墨》一书里的有：《繁昌战斗中的妇女们》、《一个家庭的访问记》等文章。 1940年夏，孙晓梅奉命离开皖南，随新四军工作队奔赴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被分配在澄西（今江阴市）夏港一带做民运工作。7月的一天，她在吴桥附近做群众工作时，突然与日军遭遇，被敌人抓住。晓梅遇变不惊，她冷静观察日军的行动，判断这股敌人只是下乡抢掠，并非针对新四军而来的。她利用敌人的疏忽，乘机逃离虎口，返回驻地。她的这一机智勇敢的行动，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传为美谈。同年9月，孙晓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翌年初，晓梅奉调担任中共镇（江）丹（阳）县委妇女部长。这时，正值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镇江东乡一带斗争形势紧张。日伪势力较强，党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组织上决定晓梅兼管大港区的工作，她欣然挑起了这副重担。她紧紧依靠党员、干部和群众中的骨干分子，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并且在胡烙村等地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全区工作很快打开局面。不久，新区委书记到职，孙晓梅即转到新桥、大成桥、殷家桥等地开展工作。她经常往返于日伪据点附近村落，发动和组织群众，多次冒着风险闯进伪乡长、伪保长家里，宣传我党我军团结抗日的方针，交待政策，布置任务，团结和争取他们暗中为抗日救国出力。由于她的努力，使这些地区抗日工作顺利展开。 1941年7月，日伪军对苏南的东路地区进行“清乡”，新四军十八旅和大批地方干部陆续撤回西路，孙晓梅奉命调往东路开辟工作，担任中共武进县委妇女部长。该县的二区和四区，距顽军张少华部的活动中心魏村很近，敌伪顽活动频繁，情况复杂，环境险恶。她不畏艰难，经常在晚上深入到群众家做工作，白天睡在庄稼地里，有时遇到敌情，即钻进江河湖泊边的芦苇丛中，或在高粱、玉米地里避险。 为了打通长江南北往来的通道，她在日伪占领区的江苏省东起丹阳西至南京一线区域内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41年10月，上级决定在这里建立中共长江工作委员会。孙晓梅担任委员。当时，长江工委的活动中心在和尚洲，领导上给她的任务，是以与和尚洲隔江相望的孩溪村为基点，负责工委与路北特委之间的政治交通工作。这一带是日军重点驻防地域，两岸碉堡林立，敌舰艇不分昼夜在江中巡逻，敌特宪警像苍蝇到处乱窜，工作艰巨，处境险恶。孙晓梅渡江后到达孩溪村，又增设苦竹村为基点。在那里，她一个个地物色抗日积极分子，发展地下党员，并教育争取伪军政人员暗中为我工作，逐渐站稳了脚跟。为了保护自己，迷惑敌人，她时而化装成渔家嫂子，出没于船舱小舟，帮助贫苦渔民捕鱼；时而扮成农村妇女，下地割麦，下田插秧；时而化装成小商贩，手提香烟、杂货到日伪军驻地、哨所叫卖；时而化装成满身珠光宝气的阔太太，乘着轿子出入伪县衙、区乡政府，拜访上层名流。就这样，她穿越封锁线进出在敌占区，奔波在大江南北，传递党的文件指示，传递情报，护送干部，运输物资，每次都能机智出色地完成任务。她担任政治交通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为护送谭震林、汪大铭、抗大九分校师生等大批军政干部安全过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孙晓梅为巩固和尚洲这块重要阵地，她曾只身深入虎穴，严惩顽敌。1942年6月3日深夜，一直支持和掩护长江工委开辟工作的和尚洲自卫团团长陈安义突遭杀害。工委书记刘炎从暗中与我联络的伪乡保长口中得知，此事是特务陈小洪、涂小二干的，便连夜在镇江焦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严惩凶手。次日傍晚，孙晓梅化装成阔夫人，由彭炎、赵小和驾船直驶和尚洲，船到洲头，晓梅只身上岸，在地下党员王大中的配合下，将陈小洪诱出，押到焦山，经审讯后就地正法。接着她又带领几位同志，于当天深夜再次返回和尚洲，捕获了另一凶手徐小二，处决于陈安义坟前。孙晓梅在斗争中表现出的无畏气概和泼辣果断的作风，深受人们的钦佩，和她一块工作过的同志，都赞扬她是抗日烽火中的女英雄。40年后，中共茅山地委书记汪大铭，在纪念孙晓梅的诗中写道：朝挥风去夜领航，龙潭虎穴任纵横；死生场前一身胆，是非行里满书香。 1943年3月，日军对苏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清乡”，对长江沿岸的封锁更加严密，在下蜀、龙潭、南京的铁路旁，除增加了关卡哨所外，布设层层铁丝网，在三江口一带筑起了竹枪围墙，在沿途村庄要道处潜伏大批日伪特务，真可谓是虎穴狼窝。但敌人的封锁，环境的险恶，只能激起孙晓梅胸中的抗日怒火。她经常化名和改换装束，依旧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经常出没于下蜀、龙潭一带，联络工作，了解大江南北交通情况，为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日夜奔忙。 4月27日，孙晓梅接受了护送新四军干部姚耐等北渡长江的任务。5月初的一天，在送他们通过敌人封锁线，顺利到达长江北岸后，于当天午夜返回途中，独自行至营防镇附近的一条土路上，不幸落入日军宪兵队特务的魔掌，当即被绑押到龙潭镇宪兵队队部。当时她的身份已经暴露，本木队长闻讯赶到，企图对她进行诱降，即下令松绑，不多久，又设下丰盛的宴席。孙晓梅识破敌人阴谋诡计，她冷笑一声，拍案而起，大骂鬼子，愤然地掀翻酒席。本木一见诱降不成，顿时恼羞成怒，咆哮着将她押到龙潭镇老虎山，残酷地杀害了她。 孙晓梅年仅29岁，为了民族解放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是党的好女儿，新四军的优秀干部，她的光辉事迹，至今依然在美丽富饶的富春江畔，锦绣的长江两岸传颂着。1984年春，薛暮桥到战斗过的地方搞经济调查时，在赞扬孙晓梅烈士的诗里写道： 二十年华运幄帷，文精武壮女中魁。 昔日洒下一腔血，今朝腾起千支梅。 （南京军区政治部、浙江省军区政治部组稿徐士剑、张志坚撰写） 111、抗日前线女县长——记晋察冀边区唐县县长陈舜玉 1940年7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正式委令年轻的女大学生陈舜玉任唐县县长。为此，边区《抗敌报》发特讯报道。消息传出，边区广大妇女兴高采烈，竞相传告。她们把妇女当县长，视为边区妇女的光荣和骄傲。 陈舜玉同志是福建闽侯人。1915年4月生于福州一个职员家庭。1931年她进福建学院攻读法律。当时，日军猖獗，军阀混战，山河破碎。1936年6月，陈舜玉大学毕业后，应上届同学——共产党员林琼之约，到上海投身抗日斗争。1937年2月12日她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她一生难忘的日子。从此，她把一切交给了党。同年7月，经党批准，她到山西太原参加了薄一波领导的牺盟会与决死队，她是最早的女决死队员之一。在开赴五台山区的路上，因病留在盂县。后参加了八路军办事处领导的县工作团。1938年春，在盂县参加县委，担任秘书。在此期间，她在县委领导下，组建了县妇救会。1939年4月，调晋察冀边区妇救会，任副主任兼宣传部长和边区区党委妇委书记，1939年秋边区妇救会选拔妇女干部参政，准备让陈舜玉担任唐县县长。当时三地委和专署领导人考虑陈舜玉对政权工作不熟悉，决定让她先留在第三专署担任秘书主任。当时抗日政权是“三三制”，专署又成立不久，共产党员很少，陈舜玉任秘书主任初期，某些参政的国民党员多方挑拨刁难。开始她对业务不太熟悉，有一次她批错了文件的承办部门，被下属冷言讥笑。这件事使她认识到，不熟悉本职业务就做不好工作，于是便深入了解各部门的工作，很快熟悉了业务，并积极支持各县工作。有的县长感到在她的支持下，工作比过去顺利多了。她还经常到唐县蹲点协助进行拥军、村选等工作。不久日寇“扫荡”，她根据军分区的部署，带领干部转移，要与军分区在指定地点会合，少数干部风闻敌人向这方向运动就慌乱起来，吵吵嚷嚷，有的想自己行动。年轻的陈舜玉厉声说道：“这是军分区的部署，同意的跟我走，自由行动的自己负责！”说着，昂首前行。人们见她临危不乱，才都跟了上来，终于安全到达目的地，这样，她在工作中逐步建立了威信。后来党委派来几个老党员任科长，她的工作就更加顺利了。 1940年7月，陈舜玉奉命接任唐县县长，8月她参加了民主选举试点区——六区北店头的选举。她的竞选条件是：一、不怕牺牲，坚持抗战到底；二、积极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三、实行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生产，救济灾区；四、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反对买卖婚姻和虐待妇女，为妇女彻底求解放。经过民主选举，舜玉同志以全票当选。唐县妇女界还产生一名副议长、四名女议员、一名女区长，几百名正副村长、村委员会委员与村代表。 唐县民主选举的胜利和陈舜玉同志当选为县长，使全县和全边区妇女受鼓舞。9月1日召开了全县隆重的庆祝大会。边区妇救会和唐县各区均派代表前来庆祝。有三位代表登台向陈舜玉献礼：一位捧着一个钢球，希望新县长把人民团结得像钢球一样坚强牢固；一位拿着一根针、一团线，希望新县长为各阶层穿针引线，团结抗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位拿着一面镜子，希望新县长办事像镜子一样廉洁清正。会上许多妇女代表将陈舜玉同志围起来，抱起来，陈舜玉同志非常激动，她向大家表示，决不辜负人民对她的信任，要掌好权，用好权，为抗日贡献自己的一切。 陈舜玉同志被选为县长后，肩上的担子很重。唐县有20万人口，11个行政区。三分之二是山区和丘陵，人民生活困苦。东南是平川，都是敌占区、游击区，因而战斗频繁。县府离日伪军据点只有十三里，同志们经常头枕背包，合衣而卧，以便有了情况，可以立即行动。唐县又是晋察冀边区的门户，军区部分机关、工厂、学校和三分区党政军机关及骑兵团约有七八千人住在县里，供应任务很重。每年要提供粮、草、菜各三百万斤以上，军鞋五万多双，还要供应军衣、被服等等，特别是反“扫荡”前紧张繁重的支前工作，保护后方的任务，都是县长面前的重要课题。县政府有六科、一局、一室，除了公安局，只有十几个干部和三四个勤杂人员。由于陈舜玉注意发挥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因而大家都能以战斗姿态，投入紧张的工作。县政府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县务会每月一次，研究确定当月的中心工作，然后召开区长会议，布置下达。各科分工到基层了解情况，督促检查，指挥斗争，半月回县汇报一次，有什么问题，通过电话和信件，给予指导。她作风民主，能虚心听取意见，关心干部的思想、生活。她和群众同吃同住，亲如一家。因而干部、群众对她都很尊重，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为了保证人民生活和军队需要，必须组织好群众生产，这是最基本的一条。1939年7月，罕见的特大水灾，使唐河两岸三十多万亩良田被水冲毁。水灾以后，又是虫害瘟疫，加之日军1939、1940年两次进山“扫荡”，烧杀抢掠，使人民生活陷于极端困苦之中。正是在这个时候，她当了县长，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动员和领导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她与机关干部共同节衣缩食，每天节约二两米，支援灾区。并在平原地区募捐，一次募捐了粮食2358石（一石折老秤270斤）、款5800元，县政府除及时把粮、钱分到受灾村庄外，还请来三名医生到灾区巡回医疗。此外，县妇救会和其他群众团体还捐献棉衣5000多件。陈舜玉亲自到三区下庄村参加分配救济粮的讨论。她与村干部一道，逐户研究重点救济对象，并连夜把钱、粮送到各家各户。有些村干部生活也很困难，但在讨论中对自己的困难只字不提，陈舜玉看到这种情况，提议给困难多的村干部也分一份救济粮，这对灾区安定，恢复生产，起了重要作用。她处处关心群众，注意工作方法。一次在检查救灾工作时，发现有的村干部存在单纯的任务观点，有的庄稼已经成熟，未组织群众去收割，而让群众继续完成采集树叶的任务。她立即通知区政府，要及时收割庄稼，然后再采集树叶。灾区一些群众由于长期饥饿，不等新粮成熟，就开始啃青。陈舜玉发现后，立即给各区打电话，教育群众不要啃青，并动员余粮户借粮给缺粮户，新粮下来就归还。这一措施得到群众普遍拥护。她还发现灾区个别群众，见新粮下来饱餐一顿，以致撑病，她就派区公所干部急速下去，说服群众，慢慢增加食量，逐渐恢复体质。灾区群众得知县长这样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感动地说：“陈县长真是我们的贴心人。” 1940年秋，收成并不好，原布置征粮一个月完成，可是10天就完成了。陈舜玉下乡作调查，问大家交公粮后，生活怎么办？群众都说：“八路军在前方打鬼子，不吃饱怎么能打仗？我们把粮食交了，收拾起糠糠菜菜就能顶半年粮。你放心，我们能对付过去。”陈舜玉听了不禁流出感激的眼泪。 陈舜玉热情又坚强。无论抗敌、支前、生产，样样工作都能抓起来。为了保证全县军民进行工作和生产，为晋察冀边区守好大门，必须随时准备战斗，对付敌人的“扫荡”和破坏。在频繁的战斗中，陈舜玉镇定自若地带领同志们和敌人周旋。1940年，她刚接任县长就参加百团大战，县委分配她配合游击军，破坏平汉线交通。陈舜玉兼任民兵大队长。她和武装部组织股长娄尚武带领二百多民兵到清风店火车站东北的南子附近破坏敌人的交通。到铁路后，娄尚武同志领着民兵越过铁路，先锯倒电线杆，割断电线，然后扒铁道。敌人出动铁甲车，边喊边打枪。陈舜玉和游击军政委赵国泰、参谋长边复兴等七八人距铁道只有一二百米。赵国泰虚张声势，自己吹起冲锋号，一面大声命令一、二、三中队出击；一面令警卫员、通讯员、司号员鸣枪射击，把敌人吓跑了。当铁甲车载来更多的敌人，他们迅速安然地越过坑洼不平的原野，来到指挥部和县委会合。这时敌人的机枪掷弹筒响作一团，疲劳的她却躺在地上酣然入睡。醒来还说：“这支催眠曲倒是不错。”说得大家都笑了。此后，她又参加了平毁敌人的封锁沟和组织群众从冀中向根据地运粮等工作。 1940年10月，陈舜玉同志到阜平参加边区县长联席会。会后，有人知道她已怀孕，劝她留下和第三专署专员张冲（她爱人）同行。可是她考虑到秋收与准备反扫荡，任务紧迫，硬是怀着六个月胎儿，和定北县长一路快马加鞭，颠簸一百多里，赶回县里，造成流产。流产后第三天，她就到县政府布置工作，10天后又投入了反“扫荡”的紧张战斗，爬山过河，始终没有把自己的身体放在心上。 1942年“五一”反“扫荡”时，陈舜玉同志刚产后两个月，在白合村主持召开村长、中心校长会议，研究生产、教育和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会议正在进行中，得悉敌人大批兵力出动的消息，接着六架敌机从白合村上空掠过，日军开始了春季的残酷大“扫荡”。县委考虑陈舜玉体弱，让她转移到马耳山区干沟一带。没料到这里正是七八千敌人“围剿”的中心。敌人占领制高点后，每天逐沟逐壑搜索，战斗非常残酷。她与警卫员韩云峰辗转到了完、唐交界处，与完县县长宋致和，冀中行署主任安志诚同志相遇，他们三人立即形成领导核心，收集情报，分析敌情，领导大家与敌人周旋。因水源被敌控制，三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她仍坚持带领冀中三位同志打了两天游击，第三天由村向导带他们隐藏在山巅一个大山缝里。在夜幕降临时，敌人的嚎叫声、马靴声越来越近，他们以为敌人来搜洞。于是，将手榴弹、手枪紧紧握在手里，准备与敌人作最后的生死拼搏。后来听不到敌人的动静，他们才回到集合地点与宋致和、安志诚等同志会合。他们分析、研究了敌情，决定将十多人分成三个小组，突出敌人的“铁壁合围圈”，陈舜玉带领冀中三位同志，一夜走了四十多里。 天刚发白，就到了唐县显口附近。谁知显口已住满了敌人。他们又辗转到西峒。村干部将他们掩藏在地洞里三天三夜。妇救会郑贵娥等同志为他们的安全、饮食作了周密的安排，群众表示，宁愿自己牺牲，也不暴露陈县长。陈舜玉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总是感慨地说：“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同群众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我们能幸存到今天，全靠群众舍生忘死保护我们啊！”这次反“扫荡”，山区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地雷战，主力部队绕到城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才被迫撤退。但是我根据地也遭受了巨大损失。劫后的山村，房屋被烧毁，耕畜被拉走，农具遭到破坏。陈舜玉亲自巡视灾区，组织群众掩埋尸体，到各户慰问受害群众，抚恤死难烈属，帮助群众重建家园。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对陈舜玉说：我们没有眼泪，只有对日军的仇恨。因而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每次扩军时，任务一下达，各村积极响应，立即掀起“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广大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川里区一个16岁的男孩子，也要求参军。陈舜玉见他年龄小，耐心地劝他回家，等长大些再参军。不几天他又来了，陈舜玉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他的精神终于感动了陈县长，就请八路军破例接收他入伍，当了通讯员。 陈舜玉很重视宣传教育工作，经常在群众大会上讲抗战形势、讲妇女解放、讲抗战胜利前景，使大家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她还同区长黄光、张旃等同志，深入敌人眼皮底下的城关召开群众大会。她到敌占区，一进村，首先派人封锁村口，然后集合群众开会。向群众讲抗日斗争形势，讲民族气节，动员大家团结起来，战胜困难，消灭敌人。她讲话简明扼要，讲半个钟头就散会。在敌人蹂躏下的群众，能亲自听到抗日政府的女县长讲话，非常高兴，抗日情绪很高涨。 陈舜玉同志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农村的生活，她任唐县县长三年（1940至1943年）中，和其他干部一样吃糠咽菜，坚持工作。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劳累过度，使她身体越来越虚弱，但她仍情绪饱满，从不叫苦。她与唐县20万人民一起，在自然灾害不断，日军“扫荡”频繁，抗战任务艰巨的环境中，战胜种种困难，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交给她的各项任务。她没有辜负敌后抗日的唐县人民对她的期望，真正实现了她被选为县长时，向群众许下的诺言！ 112、英勇不屈女主任——记晋察冀边区女英雄王桂仙 1943年5月，日军集中3万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青虚山地区，进行空前残酷的春季“扫荡”，妄想摧毁这个山区腹地的我军兵工厂、被服厂和粮库，同时破坏春耕生产。然而在抗日军民的抗击下，敌人一无所获，最后恼羞成怒，于5月7日在完县（现顺平县）野场东沟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野场惨案。 这个山区的人民，在这次反“扫荡”中，同仇敌忾，英勇不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完县李家庄妇救会主任、共产党员王桂仙就是众多英雄中的一个。 王桂仙1915年出生在野场村一个贫农家庭，从小过着吃糠咽菜的日子。抗战开始后，八路军来了，建立了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王桂仙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做军鞋，纺线织布支援前线，她样样都干在前头。当时这个地区的妇女都不参加田间劳动，她带头下地，耕耩锄耪，样样拿得起来。上山打柴、割白草更是一把好手，因此深得群众的称赞敬佩。1940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了村妇救会主任。此后被选为劳动模范，多次出席区、县劳模会议。 1943年春季反“扫荡”开始，她积极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带领群众转移，不幸于5月6日在老母堂沟被捕。当时与她一同被捕的有北大悲、野场、惠家沟、李家庄等几个村庄的群众，大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共六十人。其中就有第二天在野场惨案中痛斥敌人、英勇牺牲的英雄母子张竹子和王璞二人。敌人把这批人带到李家庄李东周家的院中开始拷问：“八路军兵工厂、被服厂的机器藏在哪里？公粮藏在何处？医院伤兵哪里去了……”一连拷问了几个老汉，没有结果。这时从北屋出来一个汉奸，向王桂仙她们走来问道： “你们是哪个村子的？” “李家庄的。”农会主任妻子回答。 “你俩谁是村干部？” “我们村子小，没有干部。” 汉奸冷笑了一声，指着王桂仙说：“你出来。” 王桂仙知道被敌人出卖了。她用手拢了拢头发，从容地被带到屋中，一个日本军官操着熟练的中国话问她： “你叫王桂仙？” “……” “你是干部？” “我不是干部。” 日本军官哈哈大笑说：“你的李家庄妇女主任是不是？” “知道你还问什么？” “你说，八路军兵工厂的机器藏在哪里？” “不知道！” 日本鬼子狞笑着走过来，抓住她的领襟：“你的不老实。” 王桂仙气得发抖，她本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劳动妇女，只见她用力一推，把敌人推了个趔趄。日本鬼子顿时火冒三丈，抬起穿着皮靴的脚，狠狠地向王桂仙腰部踢来。王桂仙一闪身，伸手抄住了日本鬼子的脚，用力一推，把这个鬼子推了个仰面朝天。这时，几个敌人扑上来，抓住她的头发，拧住她的胳膊，先是拳打脚踢，然后用皮鞭猛抽。王桂仙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感到仇恨之火燃烧胸膛。当她披头散发、遍体鳞伤地被押出屋外时，院中的群众都不认识她了。 大概敌人想从她嘴里掏出东西，没有杀她。黄昏时，押着她和十几个老汉，向清醒村走去。到达北大悲道场地沟口时，她乘敌人不备，借着苍茫的暮色，滚到一段梯田阶下。半夜时，忍着剧烈的伤痛回到了李家庄。村子遭到洗劫，有的房子还在燃烧。她家的房子虽没被烧，但藏粮的地窖被刨开了，门窗被拆烧了，水缸、锅碗瓢盆被砸碎，满地狼藉。王桂仙忍着伤痛在村中察看了一遍，安慰回来的群众，动员他们天亮前离开村子。由于敌人白天搜剿了老母堂沟，很多乡亲改变方向奔向野场东沟去躲避。王桂仙估计敌人已搜剿了老母堂沟，可能不再来了，便带着14岁的堂弟李存存，仍然回到了老母堂沟，藏进了一个叫狼窝的小山洞，没有想到第二天敌人又来老母堂沟进行了更仔细的搜剿。王桂仙和堂弟再次被捕。真是冤家路窄，还是昨天毒打她的日本鬼子和汉奸。 “哈哈，王桂仙！”汉奸认出了她，“这次你跑不了啦。” “你的说，八路军兵工厂的机器藏在哪里？” 王桂仙怒目而视，闭口不答。 “你的说！” “不知道！”王桂仙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的，良心大大地坏，死了死了的。”日本军官像恶狼一般咆哮着，向一个日本兵下了命令。这个日本兵把王桂仙推到梯田地阶边，拔出刺刀上在枪上。王桂仙视死如归，面无惧色，怒视着敌人。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王桂仙一句口号喊完，敌人的刺刀从她右侧腹部捅进去，贯穿腹部，刀尖从左侧腹部冒出来。当敌人一脚把她踢下梯田地阶，拔出刺刀后，一个汉奸还跑到地阶下面看了看，见她血流如注，一动不动，便喊道：“死了。”其实她没有死，她头脑很清楚。事后她说，如果她动一动，敌人还会再给她一刀，或者补一枪。 就在王桂仙被刺躺在地阶下时，南面野场东沟的敌人把藏在这条沟里的118名群众，集中在一个地埝上，开始了血腥的屠杀。 王桂仙同志没有死，我军医疗队在野场惨案的第二天，赶到这个地区，医治好了她和很多被害群众的伤。 王桂仙伤好后，她工作更加积极，带头组织广大妇女生产支前，取得了显著成绩。1944年初，这位被称赞为视死如归、英勇不屈的村妇救会主任出席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群英大会，受到表彰和奖励。 113、地雷阵大显神威——记晋察冀边区爆炸英雄李勇 反“扫荡”斗争越激烈，关于李勇的传说也就越多。被敌人抓去逃散的民夫，更把李勇和他的游击小组描画成天将神兵。据民夫们说：他们亲眼看见大队的日本兵挨炸了，山头上就出现了李勇在喊话：“炸得好不好？”日本队伍的翻译官吓得蹑手蹑脚地连忙答道：“好！”山头上的李勇又喊道：“好，就再来一个。”喊声未完，一个地雷从翻译官的脚下滚起，把他炸死了。还有传说敌人在（河北阜平县）五丈湾驻扎时，李勇扮装成民夫，混进敌人的厨房里，把大锅的大米饭拿走了，还说：“这些大米是我们边区的，不能让鬼子吃。”敌人曾宣布要以牺牲100个“皇军”的代价活捉李勇，但是怎能捉得住他呢？据说相距一个小山头，敌人追一节，李勇就退一节埋下雷，敌人追上就炸了，连追3个山头，都被地雷炸得没办法。许多村庄的游击组员们，也都争着打听李勇的消息，他们把李勇当成一面光辉的大旗，都向李勇学习，并要和他竞赛。 去年（1943年）9月底的一天早饭后，村东蔡家坡的岭坡上敌人出发才露了头，李勇提着小枪追上蔡家坡，在坡上连打数枪，打伤了两个敌人。其余的敌人狼狈地向两旁躲避，地雷忽然爆炸了，使敌人惊慌失措，机枪密集地向山头扫射，有五颗小炮弹落到李勇背后的山沟里。但李勇迅速转移到了另一个山头。 第二天，王林口大队的敌人顺河下来，到了庙南村下，前头的大旗突然倒了，霹雳一声，一长列日本兵倒的倒跑的跑。这时出现了李勇，他兴奋地推着张金珠说：“炸得好不好？”张金珠点头说：“好！”于是李勇大声地喊着：“好就再来一个！”果然，西村敌人在大路上挨炸了。敌人沿路旁走，不提防路旁的地雷又炸了。敌人到村里拿门板抬伤兵，门上的地雷又炸了。这一天，光听见地雷的爆炸声和敌人的哭叫声，2000敌人被炸得死伤累累。当敌人退却时，李勇带着游击组下去检查，得了敌人一面佛旗，上面写着“祈武运长久”5个大字，旗旁是日本士兵的肉骨灰、布片、皮带的破段、皮鞋的破块…… 李勇和游击组员们，不错过一个杀伤敌人的机会，敌人在这条线上来往，每次都得挨炸。同时都是一些出奇的地方，在狭窄的道口敌人注意的地方，他们弄了一些虚虚实实的地雷阵，而在敌人不注意的不伪装的地方，他们却要大大地招呼敌人一下。每次敌人经过，他都要迅速检查一下地雷的埋设，如果踏翻没有响，就把地雷起了（敌人不敢起李勇的雷）。如果没有踏着，就研究敌人走路的规律是拐弯是改道，就重新埋设。有一次，大路左旁埋了一个雷，并在地上划好几个圆圈，圈里还用脚弄了些可疑的痕迹，敌人左不敢走，右不敢走，结果却中了雷。敌人开始是走村旁的大路，后来慢慢地移到村南的荒地里、稻田里、水渠里，后来一直移到沙河的岸边，差不多已经走出了10步路。可是怎样走也不行，躲不开李勇“活动地雷”的追击。有一大队的日本兵，从王快上来，正走到滩上放心地休息，以为这里不会有地雷，民夫们也在河旁“饮牲口”，李勇和游击队员们在山头了望着。半个钟头以后，当敌人开始集合，一个军官刚骑上马的时候，就看见在人堆中冒起一股巨大的蓝烟，地雷爆炸了，军官和马飞上了空中。…… 敌人不断地来合击“清剿”他们，李勇给爆炸组长张连同志一个任务，要他炸剿山的敌人，不许损伤一个老乡。李勇自己就带着游击组员们下山在河滩里检查地雷，这时情况已很紧急，河南岸山头上的民兵就喊着：“不行，北山垛上有敌人了，快走罢！”李勇回头看，果然从他下来的山坡上已经有敌人了，他立在河旁了望着。河南岸的民兵又喊着：“不行，快过河来，四面有敌人了。”他们渡过大河回头一看，果然就离他过河不远的地方有三十几个日本兵在田道上坐着，因为隔着一堆高粱没有碰上。可是这时候北面山坡上“轰”的一声地雷炸了，雷声离敌人上去的山梁边有一段路，李勇很担心会炸到转移的老乡。敌人退走后找到张连，才知道是另一股敌人追击张连，在山头上挨炸了，炸伤了3个鬼子。 在敌人连续“清剿”五丈湾北山的时候，李勇同志因为连日来过度的疲劳不幸病了，病得很厉害，一粒米一滴水都进不了口，高度的发烧像是恶性疟疾，游击组员们用门板抬着他在山头上和敌人打游击。在这里周围数十里地都有敌人，他不能向外转移，但是游击组员非常爱戴他，用全力保护他。在病中，他常常问地雷爆炸的情形，鬼子活动的规律，村里有没有受损失，他没有一时一刻忘记了自己的工作。 敌人开始抢沙河滩里的稻子，汽车路已经从五丈湾的村旁修过。李勇听到这个消息，就带病从门板上爬起来，领导着游击组每夜担任警戒，在冰冻的沙河里水掩护民众抢收，人们不敢去或不愿去的地方，他就走在前头，很快地把五丈湾的稻子全收了，成为沙河北岸抢收最好的典范。为了爆炸汽车，他曾冒了很大的危险，有一次他带领张连、张金珠、甄作仁到汽车路上埋雷，雷坑打好了，警戒不小心，敌人的汽车走近了才发觉，张连他们急忙抱着很重的大号雷跳下很深的石阶，没有损失了地雷。李勇病还是刚好，心里一急，两眼发花，沙滩、汽车路、玉茭、山野在他眼前旋转起来，他向沙滩跑了一阵，就扑倒在地上，可是汽车过后他们又坚持着把雷埋设了。第二天敌人的汽车又上来，李勇和他的组员们在山头上看见敌人的汽车被炸了。几十辆汽车全停着不动。头一辆上下来3个人，恰好踏响了路旁的地雷炸死了，又下来一批日本兵围着汽车转，有两个卧倒在路上钻进汽车底。…… 前两天在齐家坟附近，又炸了一辆汽车，这是李勇和张连他们下去埋的。刚埋完上了山岗，从王林口下来了30辆汽车，载满着日本兵，第二辆炸坏了，后面的汽车马上停住，几百个敌人一下车便把路旁的一片苇子地包围起来。他们怀疑地雷边埋伏有游击小组，并大声吆喝着：“捉活的！游击小组。”可是没有一个敢进苇丛。闹了半天，才乘车离去。李勇在山坡上和他的伙伴说：“这次只坏了一辆，便宜了鬼子，下次再看吧！” 在反“扫荡”里，爆炸英雄李勇的旗帜，始终招展着。截至去年（1943年）11月1日，李勇领导的游击小组总共爆炸了37个地雷，炸死敌人90人，炸伤敌人47人，死或伤的80人，总共炸死炸伤敌人190多人（内有队长一名），炸伤汽车2辆，牲口3头。这些数字是他开了一个组员大会，挨次的以自己亲眼看见的或逃出民夫报告的数字为根据而统计出来的，有几个地雷爆炸成绩不明，没有计算在内。 在李勇的模范行为影响之下，全区出现了许多新的英雄爆炸手。李勇没有对他已得的成绩表示任何的骄傲或自满，同时也不表示丝毫的疲劳。 他常常笑着对他的组员说：“听见人家都要和咱们竞赛，咱们得努力努力呀！大家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大家想法克服，有新的战术也可以提出研究，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我们的雷不响啊！” “我们的雷就一定响！”游击组员们都非常自信地回答。 （【新华社晋察冀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四日电】作者：仓夷，原题为《反“扫荡”中的李勇》） 114、北岳山区神枪手——记晋察冀边区战斗英雄李殿冰 1913年12月，李殿冰出生在曲阳县尖地角村，从小给地主放牛、放羊、打短工，挑着豆腐和红薯，沿街串乡叫卖。有时也背着土枪，跟有经验的猎人到深山里打猎。多年的深山磨练，使他练就了一手百发百中的枪法，并以猎人特有的机智勇敢，与狼虫虎豹搏斗在高山峻岭之中。16岁那年，被迫到北京门头沟下井挖煤做苦工。1937年7月，日军的铁蹄踏入北京近郊，李殿冰被迫还乡。 1938年，八路军来到他村搞减租减息，他积极投入运动，在这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曲阳县的抗日动员会。 尖地角村是一个镶嵌在北岳恒山东麓的只有49户人家的小山庄，抗日战争时期隶属武家湾区。这一带是曲阳建党最早的地区之一，群众的政治思想基础较好。1938年日军再次侵占曲阳城后，县委、县政府等领导机关曾先后迁驻这一带，领导全县的人民进行抗日斗争。1939年晋察冀军区的领导机关及所属部队，也经常驻扎这一带。从1939到1944年间，日军先后以重兵对该地区进行了9次残酷的大“扫荡”。曲阳、灵山据点的敌人也经常来突袭和“包剿”，致使这一带的斗争环境倍加残酷。 李殿冰和他带领的村游击组，巧妙地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原则，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他们创造并开展了山地“麻雀战”，经常三三两两，相互策应，出没于深山密林、青纱帐里、道路两旁，好像麻雀啄食一样，忽聚忽散，瞅空打击敌人。当敌人反扑过来时，游击组员早已“飞去”，无影无踪；敌人退却时，他们又呼啸而至，予以痛击，使敌人攻无目标，战无对阵，疲于奔命，狼狈不堪，损兵折将。 1941年8月的一天上午，1200多名日、伪军进山“扫荡”。敌人行进到尖地角村老母庙附近的沟底时，李殿冰带领游击组在北山上突然开枪，几个敌人应声倒下。敌人大队人马吼叫着扑上北山顶，游击组早已踪影不见了。敌人正在纳闷，突然背后南山梁又射出一阵子弹，又有几个日军中弹丧命。敌人连打带嚎地又扑上南山梁，游击组又是不翼而飞。日、伪军几经折腾，个个口干舌燥，到老母庙附近的大树下的清水洼里抢水喝，挤作一团。李殿冰干脆利索，架好大抬杆，瞄准清水洼，“轰”地一声，30多个日、伪军连死带伤，躺倒一片。 反“扫荡”结束以后，冀西三军分区召开表彰大会，奖给李殿冰一头毛驴，并请他介绍了“麻雀战”经验。从此，“麻雀战”这个名词和李殿冰的名字一起，传遍了整个边区。 1943年中秋，日伪军七万（其中日军六万），在飞机的配合下，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边区抗日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9月16日，李殿冰按区委指示，带游击组员监视敌人。这天晚上，乌云笼罩群山，四野茫茫。李殿冰到竹林村去找八路军二团侦察员老郭了解情况，刚走到老母庙附近，突遇敌人大队。他钻入敌人队伍里，摸清敌人奔向武家湾，便找到游击组员董长庆、董墨连和董四儿。原来，他们也发现一股敌人，从尖地角村北边顺着蝎子沟往东去了。李殿冰分析敌情后，认为敌人是分兵两路夜袭二团。于是，带着游击组员攀着悬崖峭壁，翻过山梁，赶到了武家湾。原来二团事先得到情报，已经转移了。李殿冰心想：敌人兵分两路，何不将计就计……于是他和董四儿埋伏在村北口，董长庆和董墨连等在村南口，等待敌人来上钩。功夫不大，两路敌人几乎同时到达。董长庆和董墨连各打一枪，李殿冰和董四儿则以手榴弹扔向敌群。两路敌人向村里冲去。都认为和八路军主力接上了火。顿时，整个山村枪声、炮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然而，游击组的同志们撤到村北的山头上，观起阵来。 这时，月光透过云层，照着群山，照着武家湾两路敌人对打的“狗咬狗”热闹场面。李殿冰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敌人一定要进行报复，便带上游击组迅速回到村里，准备对付敌人。 果然不出所料。9月17日，1000多名日、伪军从武家湾出发，到尖地角进行报复。日军大队长在东坡上，用望远境四下窥望。这时，正隐蔽在峭石后面等待敌人的李殿冰，悄悄伸出枪口，“叭！”一声，击中他的左臂，望远镜落在地上摔碎，他右手一捂伤口，然后猛地抽出指挥刀，怪叫着：“土八路的有，扫平尖地角！”敌人分三路扑了过来。待敌人进入布雷区时，李殿冰立即下达射击命令。顿时，枪声大作，只见日、伪军乱窜乱撞。“轰”、“轰”，连环雷、子母雷接连爆炸，敌人躺倒一片。气急败坏的敌人，冲进村里。三四个日军衣服被烧着，跑到井台上打水灭火，一提水桶，地雷炸了，这几个日军仰面朝天倒了下去。另一群敌人进户抓人抢东西，一推门，门框上的挂雷又响了，几个日军脑浆四溅。有几个伪军跑到董长庆家的大门口推门，推不开，发现门边靠着一把大镐，企图用镐砸门，一提大镐，“轰”的一声，这几个敌人倒在一滩污血之中。敌人处处挨炸，在村里放完火，一窝蜂似的扑向西山，妄想包围游击组。此时，李殿冰他们早已转移到东岭上监视敌人了。 日军大队长负了伤，中队长山佐带着残兵败将，沿着西山坡往寺儿沟撤去。李殿冰带着游击组早已抢先占领了寺儿沟东岭制高点等待敌人，这是通往中佐村的必经之路。当一大队敌人出现在西山半坡的窄路上时，游击组一阵枪声，18名敌人倒下。其余敌人慌忙逃进黑沟，企图甩掉游击组，而游击组却紧紧咬住不放。半路上，李殿冰命董长庆、董墨连回村指挥灭火，看守地雷，他和董四儿追击敌人。这时，敌人大队已撤回中佐村，山沟里只留下30多个后卫。他俩迅速逼近，连放数枪，又毙敌9名。后来，敌人发现游击组只有两个人，一个伪军才大着胆子，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喊：“好家伙，你们两个土八路就打死我们好些人，迟早逮住你们，非吃了你们的肉不可！”李殿冰回答：“想吃我们的肉？今天叫你小子也见识见识。”说罢“”的一枪，伪军头上的帽子被打飞，敌人大惊，不顾一切地逃回中佐村。 当晚，500多名援敌从范家庄出发，分别宿营张家峪、口头、石门上、东石门、中佐等村，对尖地角形成一个钳形合击圈，准备进袭尖地角。李殿冰却带着游击组，用毛驴驮着缴获的战利品，到爪地沟寻找正隐蔽在那里的群众去了。 尖地角村干部连夜开会，分析敌情。李殿冰说：“今天敌人吃了大亏，一定要来报复，我们要早做准备。”会上制定了三条保证措施：一、敌人不走，情况会更加严重，要防止敌人进行报复，一定要保证群众分散转移。二、增强民族气节，保证誓死不向敌人屈服。三、坚决保守秘密，保证被捕也不说实话，不向敌人报告村干部姓名和抗日物资埋藏地点。李殿冰在群众会上说：“乡亲们，敌人跟我们，不是他杀死我们，就是我们消灭他们，当中没有路。我们中国人就是死也得有我们自己的民族骨气。”乡亲们回答：“我们一定要按三条保证去做！”李殿冰又说：“好！今夜我们要去袭扰敌人，让他们觉也睡不安宁。” 9月18日清晨，敌人开始清剿。在爪地沟抓住了16名妇女和小孩。李殿冰的妻子和7岁的儿子也在里边。敌人强迫他们赤身裸体在谷茬地里走，在尖石上爬。回到村里，一个个进行拷打审问。孩子们哭喊着，大人们都咬牙闭口。一个日军凶狠地抓住李殿冰妻子的散发问：“八路的粮食、武器在哪里？李殿冰的哪里去了？说了衣服的穿上，不说死了死了的有！”一把明晃晃的刺刀对准了她的胸膛。她始终不开口。鬼子把她一顿暴打，仍然无声。敌人当场放火烧着了乡亲们的房子。 游击组员们在鸡冠寨顶峰，望着村里的大火和乡亲们的惨景，心如刀绞，仇恨的怒火驱使他们一次次端起枪想冲过去，但又怕伤了群众。他们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利用有利地形，迅速逼近敌人。李殿冰凭他的枪法，将一个伪军击毙。敌人见游击队出现，撇下群众，疯狂地扑向鸡冠寨。 当天夜里，李殿冰率全组下山，把妇孺全部救上鸡冠寨。游击组员们把外衣脱下来，让妇女们穿上。李殿冰的妻子扑在他的怀里，泣不成声。李殿冰望着妻子脸上、身上的泥土和血迹，又看看幼小的孩子和乡亲们，愤怒得半天说不出话。 激烈的战斗进行了四夜三天。敌人在尖地角一带尝到了民兵游击组的厉害。三十日清晨，1000多敌人集合撤退。李殿冰知道后，带上游击组一路急急赶去，一小时翻过八道山梁，在计都石村南，碰上该村民兵中队长刘二金，从他那里知道敌人已经抄小路向范家庄撤退。他们决定在抗尔沟伏击敌人，这是敌必经之路。他们赶到后，敌人正排成一队撅着屁股往北山上爬。游击组迅速一线散开，逼近敌人。日军大队长和一个翻译官，正在抗尔沟的一个土岗子上指挥撤退。李殿冰凭他练就的好枪法，一枪把日军大队长打下土岗子。又一枪，将那名翻译官击毙。游击组员一齐开火，朝敌人射击。敌人折回头嚎叫着向游击组冲锋。李殿冰他们一阵手榴弹，前边20多个敌人倒下。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不宜恋战，游击组员们迅速隐进山坎下边长满蒿草的石缝中。敌人在三挺机枪的掩护下，冲到硝烟未散的山顶上，却一个人也没有。敌人惊叹：“土八路真厉害，还会飞檐走壁哪！” 战斗断断续续，时紧时松地进行着。入了冬，野草枯死，树叶凋零。日军在北岳区“扫荡”以来，损失惨重。而我边区抗日武装，却在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根据区委指示，尖地角周围六个村子的民兵，成立了联村民兵中队，李殿冰任中队长。 一天上午，民兵中队正在河滩里进行军事训练，通讯员小王骑快马送来一封信，要求李殿冰马上带民兵阻击一股撤退之敌。民兵们兴奋异常，许多群众也纷纷要求参战。下午3点，100余敌人进入中佐西沟，民兵英勇阻击，主力部队及时赶到，全歼逃敌。 李殿冰和他的游击队，在历时三个月的反“扫荡”中，单独与敌作战27次，毙伤敌267名，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反“扫荡”胜利后，第三军分区召开第一届群英会，李殿冰受奖并做了射击表演。1944年2月10日，他光荣出席了晋察冀边区首届群英会，边区政府授予他“神枪手”和“二等战斗英雄”称号。本届大会提出战斗英雄要变成劳动英雄的号召，李殿冰率先带头，一面战斗，一面积极生产，并帮助群众成立互助组织，群众富了，有力支持了边区根据地的巩固与建设。为此，李殿冰又被县评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1944年12月20日，李殿冰又出席边区第二届群英会，并被命名为“三全齐美”的英雄。 115、军工战线“炮弹王”——记晋冀鲁豫边区一等劳动模范甄荣典 1945年的延安《解放日报》上，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一则报道：“太行甄荣典生产优异当选为新劳动者旗手”。 在太行山腹地的涉县温村，晋冀鲁豫边区总工会主持召开的“新劳动者旗手竞选和表彰大会”隆重举行。与会代表深深地为八路军兵工厂制弹手甄荣典的模范事迹所感动。在大家一致推举和评议委员会的评定下，甄荣典光荣地当选为第一名选手，被评为晋冀鲁豫军区“新劳动者旗手”。甄荣典这个名字，伴随着报纸和电波，飞向整个晋冀鲁豫解放区，飞向开展抗日斗争的前线和后方，成为鼓舞广大革命者和人民群众的榜样。然而，这更使日本鬼子愤恨和恐惧，因为他们正为找不到我们敌后抗战的兵工厂而焦急不安。 太行山巍巍耸立，纵贯千里。在太行山南麓西侧的武乡、黎城、左权三县交界的深山处，有一片开阔的谷地。这里群山环抱，巨峰参天，地势十分险要。谷地东南面的山峰叫水腰山，在水腰山的峭壁上有一山洞，名叫黄崖洞。在抗日战争时期，威震敌胆的黄崖洞兵工厂就设在这里。一整套设备，约有40多部机器，其中还有一部能够制造精密量具的美国产的高级车床。这里还有整齐的职工宿舍、小卖部、俱乐部，并且装有电灯、电话。全厂共有七八百名工人，技术力量也相当雄厚。更重要的是，这些干部和工人都有高度的思想觉悟，有抗击日寇的坚强决心。 甄荣典籍贯为河北唐县，生于1917年，1940年5月入党。两个月后，他加入革命队伍，随同抗大三团的学员，从晋察冀地区去延安。当时，“百团大战”正在激烈进行。他们行至途中改变了计划，转道武乡来到设在石门寨的八路军总部。在总部军工部的统一安排下，一部分文化高的同志进了工业学校，而从未上过学的甄荣典便和其他一些文化低的同志，被分配到这深山峡谷中的八路军兵工厂工作。 工厂里有机工间、钳工间，有蒸气锅炉、发动机、铣车等。甄荣典到了装配间，看到那满地一件件崭新透亮的产品以后，那激动的心要逃出胸膛似的。他差一点扑上去抱住所有的器械。那些枪、那些弹药简直太惹人爱了！厂里的同志告诉说，他们每月要生产七九步枪300余枝，掷弹筒100多具，五零炮弹30余发。同时，还能生产不少的刺刀、地雷、马尾弹等其他武器。总起来年产量大约可装备16个团。“呀！16个团得多少人啊！”甄荣典不禁吐吐舌头，惊呼了起来。没出几天，甄荣典就熟悉了这里的情况，觉得不是说的那样苦，但也不像想像中的那般美。伙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大多是黑豆、高粱、玉茭之类粗粮，菜很少能吃到，有咸菜和盐巴下饭就不错了。宿舍全是石头垒建，虽有电，可主要满足生产，因为能源奇缺，下班回来，就只好摸黑休息和睡觉了。生产不用说是紧张的，一天干下来确实有些累。但甄荣典一点不觉得艰苦，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只恨自己学得不快，干得太差。 正当甄荣典他们很快适应了工作，决心为抗战胜利贡献才智的时候，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日寇集中全力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进攻。他们调集重兵，大搞野蛮的“三光”政策，进行疯狂的“扫荡”。处于后方的兵工厂陡然间变成了前线，直接跟敌人在这黄崖洞一带的山山岭岭之间交战。 1940年10月，狡猾的敌人不知怎么得到了情报，向黄崖洞扑来。原来设在榆社韩庄的八路军修械所迁往水腰山的黄崖洞下。一年多前，敌人就企图毁灭的这个修械所，它非但没有被打垮，反而增制了机器设备，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足以制造多种武器弹药的兵工厂。于是，敌人便把打击的重点目标对准了兵工厂。这年的11月底，狂妄的日寇悍然调动其精锐部队坂垣师团7000余人分为5路，直扑我黄崖洞兵工厂。 战斗在瓮圪廓一线激烈展开了，我军虽有1000人，但不及敌人的七分之一。然而，战士们英勇顽强，凭险固守，一直到第六天，我军仍坚如磐石，敌人寸步难行，只是丢下了一大片尸体。正面难以进攻，敌人就绕道西山沟，翻越崇山峻岭，终于占领了我军控制的制高点，居高临下，对我黄崖洞兵工厂造成严重的威胁。 炮弹从20多里以外的西井镇飞出，在水腰山一带闷雷似地轰响着。敌人越逼越近了，形势非常紧急。然而，黄崖洞下的兵工厂却秩序井然，工人们临危不惧。他们惟一的信念，就是要和敌人抢时间，因为多坚持一分一秒的时间，就意味着多生产一枪一弹，就意味着多消灭一个敌人。和同志们一样，甄荣典怀着满腔怒火，更加起劲地操纵着机器，决心用自己的行动，迎接已经到来的严峻考验。 这时候，军工部的领导来到了工厂，他们带来了上级首长的命令，决定立即坚壁好全部机器设备，然后转移。厂领导根据首长指示，迅速地作了布置安排。很快，一场转运机器设备的战斗便在全厂开始了。 时间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天色晦暗，毛毛细雨夹着片片雪花，纷纷扬扬，浸湿了人们身上的衣服，淋湿了山间崎岖狭窄的道路。搬运工作必须连夜进行，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铣床、牛头刨、发动机、八尺车床这样一些大设备，一件就有上千斤重，滑窄的路又容不下更多的人来推拉，最多是4个人抬着，一步一停地慢慢向前移动，弄得不好，随时都有摔下山沟，人亡机毁的危险。24岁的甄荣典显得特别活跃，他以自己年轻体壮为理由，主动揽下了抬运大机件的活儿。他和刘发、秦世超、李清秀三位同志，踏着整齐的步伐，哼着劳动号子，一步一颤，颤颤悠悠，抬了一件又一件，终于把几部机器都分散到附近一带山谷里，逐一掩埋了起来。这时，天已临近拂晓，雪花覆盖了足迹和机器掩埋地点。大家刚想换换衣裳去吃点饭，轰隆隆的炮声陡然间变得密集起来，不少炮弹就在他们身边的山谷里爆炸了。时间刻不容缓，大家迅速拿起临时发给的步枪和两盘子弹，集合出发了。他们刚从左迥山下去撤到武乡的大井，敌人就进入了兵工厂内。敌人见扑了空，就气急败坏地放火烧毁了厂房，然后，向着工人们撤退的方向扑来。当时工人们穿的是一种黑色工作服，鬼子们见了穿黑衣服的就追，宣称要把“黑八路”全抓回来。在战斗中，负责掩护的部队与厂部工人失去了联系。1000多职工在军工部刘副部长的指挥下，辗转在黎城、武乡和辽县三县交界的大山中，与敌人巧妙周旋了三天三夜。他们忍饥抗寒，临阵不乱，最后跑步前进30多里，冲出了重围，把敌人远远地抛在后面，赢得了这次斗争的胜利。 敌人刚刚撤退，甄荣典他们就又返回到黄崖洞。还好，机器全保住了。从厂领导到每一个工人，立即投入了恢复生产的斗争。上级限期40天内开工，他们只用18天就准备就绪，提前让机器运转起来。 当时要改产掷弹筒，遇到了大困难。首先是没有材料，惟有的钢材只是军民们从铁路上拔来的轨道。其次是缺少加工设备。要使铁轨变形，只有用头，一锤一锤，凭力气锻，使其成为10公分粗、50公分长的钢锭，然后，再由旋床旋出5公分的内径。经过一番试验和努力，1941年上半年，终于陆续造出一批产品。 随即，工厂又转向五零炮弹的生产。虽有现成毛坯，但被敌人封锁无法运入，他们只好依靠自己炼生铁和从农村收购废铁，通过土办法炼毛坯，又以焖火炉减少其硬度，使之柔韧，便于车刀加工。靠群策群力，造出了炮弹。 随着前方战局的发展和日寇对华北根据地的“三光政策”的加剧，黄崖洞兵工厂面临的困难和考验更加艰巨。就在1941年的12月底，日寇再次调集重兵，空中和地面同时出动，把黄崖洞兵工厂作为重点摧毁目标。结果，兵工厂埋藏在防空洞内的机器，被炸得七零八碎，没有留下几部完整的。迫使工厂化整为零，一分为三。甄荣典到了一分厂，地点设在左权县的苏公村。 6部机床被破坏，只有一部车床尚未破损。甄荣典他们的回答是：破的也行，接受过来，不信没有办法！果然，他们先将炸碎的零头拼凑对接上，拿来两条通轨，给它上下一夹持，再用螺丝一拧紧，机器就修补成了。没有床脚，木板凳代替；车床头没法修，就用塔轮、皮带轮安上轴顶替。最大的困难是缺动力，可解决的办法他们也想的最绝：在大磨盘当中打个四方眼，眼里穿铁轴把，安摇把，每方二人，四方共8个人摇动摇把，通过皮带带动车床运转。这样虽能顶替，但占人手太多，他们就把工房搬到不远处的漳河边，修上水车，利用天然资源，免除了人工的笨重体力劳动。一个困难刚被解决，另一个困难又来了，摆在甄荣典他们面前的障碍一个接一个。有了动力，可皮带磨损了怎么办？砂轮、刀具用废后哪来新的？然而，困难岂能难住英雄汉？！不是皮带不够吗？他们就搓麻绳，再抹松香或淋水使绳索涩而不滑。山上有种砂石可制土砂轮，在道轨钢上焊上指甲大小的一块锋钢便成刀具。 1943年，反“扫荡”斗争更加激烈了。为多生产炮弹，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区工会和上级领导的倡导下，太行山地区的所在厂矿及其单位，开展了支援前线的新劳动者运动。甄荣典以更大的革命热情，积极投入了这一生产竞赛中。他首先提出挑战，20天完成一个月的任务。他和一起工作的3个同伴，制订了具体的计划及措施，结果提高了工效，由原来的一天只生产五六十发炮弹上升到100发。当别人赶上他，也生产100发时，他又发展到三百四百，最后创造了1分15秒造一发炮弹，一天生产480发的最高纪录。工人群众送给他“飞机”、“老模范”、“炮弹王”等美誉。厂长赞叹说：“我们工厂如果没有这‘炮弹王’，这‘老模范’，我们的生产突击任务，就难以完成。” 前线对炮弹的需求量在激增，生产必须及时跟上。他来到六厂工作时，嫌水利带动运转慢，就利用饭后午休的50分钟车床空着的时机，一个人悄悄开飞车加班。车床上一个刀具太慢，他就开动脑筋，自己又在上面增加一个刀具。改进工具和增加工作时间同时并举，真是如虎添翼，一下子就创造出日平均率135发炮弹的全新纪录。 工人们钦佩甄荣典，学习甄荣典，同时又关心爱护他，劝他注意身体。但甄荣典仍然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突击生产任务。有一次，他为救一个工人被皮带擦伤，自己的左脚趾骨被卡盘砸折。按理他应该休息几天，但他强忍着疼痛，找来一个炮弹箱，将红肿的脚蹬在上面，硬是不歇工。正是这种革命第一、他人第一的高尚精神，使他赢得了战友们的信任，他来六厂没多久，工人们就推选他当了该厂的工会主席。 1944年，甄荣典光荣地出席晋冀鲁豫边区召开的群英大会，被评为一等劳动英雄。 116、归国侨胞上前线——记东江纵队某连指导员沈尔七 1938年3月底，福建省晋江县南郊清村侨属杨足娘，突然接到从安徽省泾县寄来的一封信。她请邻人读信时，才知道是长子沈尔七寄给她的。沈尔七在信上告诉母亲：他已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并说明回国参战的道理。沈尔七离家往马尼拉谋生已8年了，母亲很惦念他，复信时催促他回家团聚。 5月下旬，杨足娘又接到儿子从新四军政治部寄来的回信。信中写道： 儿为了革命——抗日救国，多年不寄分文到家，致母亲生活更苦，心殊不安。惟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家中甚然困苦”，不言可知。望母亲能以儿为光明事业努力，勿怪儿之不肖…… 这封充满革命激情的家书，是沈尔七为抗日救国而奋斗的革命精神的真实写照。 沈尔七，原名沈庆炬，1914年生。父亲沈日乞早年去菲律宾谋生。1930年春，他远离家门到马尼拉跟父亲干活。 30年代，菲律宾华侨也和国内一样积极展开抗日救亡活动。沈尔七参加了马尼拉普智夜校进步学生为抗日组织出版《族声》文艺刊物的活动。 1936年初，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由宋庆龄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的，简称民武会）决定在菲律宾建立分会，由高剑峰、郑显玉、郑炎火、沈尔七等人负责筹备。于是沈尔七重返马尼拉市区，参与筹建分会工作。民武会菲分会成立时，各界侨胞参加者达数百人，沈尔七被选为分会主要负责人之一。 “七·七”事变后，民武会菲律宾分会发动会员和各界侨胞献钱献物，慰问祖国抗日将士。10月，又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许多华侨青年报名要求回国参战。11月初，民武分会从报名青年中挑选了身强力壮的沈尔七、戴血民、许振文、郑显玉、余志坚、杨血映、陈友节、庄玉英、张光等28位，组成救国义勇队，由戴血民、沈尔七带领，于1938年2月，途经厦门、漳州、龙岩到达皖南，编入新四军二支队，改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任命沈尔七为团长，戴血民为副团长，俞炳辉为教导员。他们成了第一支归国华侨抗日的队伍。 为了向旅菲侨胞传播祖国抗战的真实消息，以加深侨胞对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了解，继续动员爱国青年回国参战，同时筹募医药品支援前线，新四军领导决定派沈尔七、许振文等人重返菲律宾，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叶挺军长还提出可以组织华侨营（或团）的主张。 沈尔七等人于1939年春回到马尼拉，受到菲律宾各爱国侨团的欢迎，“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大力支持他们开展工作。沈尔七利用各种机会，向各界侨胞介绍祖国抗战的形势，阐述只有团结抗日，持久作战，才能夺取最后胜利的道理；发动华侨捐献财物，支援前方将士；号召爱国青年回国参战，打击日本侵略者。他们的宣传激发了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促进了筹募工作的开展。 劳联会以“慰劳前方抗日将士”的名义，公开发动劝募，同时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劳团”，动员爱国华侨青年报名参加回国劳军活动。在各界侨胞的赞助下，劳联会筹购了一批军需品和一套铜管乐器，又从报名的青年中挑选了23人，组成慰劳团的乐队，聘请洪光学校音乐教员周东君任乐队教练，演奏抗日歌曲。 劳联会回国慰劳团由王西雄为团长，沈尔七为政治指导员，曾心平负责宣慰，王爱奎负责管理，郭汐江负责文书，张匡时负责财务，于1939年6月离开马尼拉到香港。当时广州已被日寇占据，慰劳团根据廖承志同志的指示，绕道越南，入广西至桂林。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派了两名营级干部护送慰劳团员们，经湖南衡阳，转赴江西上饶。 行军路上，沈尔七以自己前一次到新四军前线的亲身经历，坚定团员们的意志，并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来鼓舞大家。1939年7月底，慰劳团克服了种种困难，到达上饶。当时正在上饶的叶挺军长，立即接见慰劳团全体成员，并和大家照了相；随后派专车将他们送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慰劳团员们在军部稍事休整后，就出发到前线去，代表菲律宾各界华侨和爱国华侨团体慰劳抗日将士。两个多月的慰劳宣传活动结束后，沈尔七留在军政治部工作。其他同志除另有安排外，都参加新四军教导队第三期学习班学习。慰劳团带回的铜管乐器，交给军文工团使用，周东君和蔡紫茵直接参加了军文工团。 1939年10月底，沈尔七调到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九队（参加者为营级以上干部）学习。据当时任第九队党支部书记的王直同志回忆：沈尔七在学习中积极勤奋，刻苦钻研，不怕劳累，进步很快，曾受到党支部的表扬。1940年4月，因前方急需大量干部，他和第九队大部分学员分配到江南前线。在从皖南到苏南的行军路上，他不畏艰险，热情帮助同志，表现很好，受到陈毅、粟裕的赞扬。 在苏南前线，沈尔七参加了西塔山战斗。他英勇作战，战斗中还帮助抢救伤员，积极地做宣传鼓动工作。8月间又参加了保卫镇保公路的战斗，他跟着伏击队做宣传工作，随部队勇敢冲杀。由于他作战勇敢积极，战斗结束后，被提升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政治部任副科长。 1940年10月，江南指挥部成立了江南四县（句容、溧水、镇江、丹阳）总会，沈尔七被调到总会政治部工作。同年年底，遵照江南指挥部的指示，他经由上海、香港，再次返回马尼拉，继续动员旅菲侨胞以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新四军抗日杀敌。 1941年11月间，他第三次离开马尼拉，回国杀敌。当他在香港停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太平洋战争，占据了香港。于是沈尔七与其他一些原在香港工作的革命同志，以及一些文化界民主人士，在地下工作人员的掩护下，先后撤入广东省东江抗日游击区。 到了东江游击区后，沈尔七被安排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五大队的一个战斗连任指导员。在一次对敌作战时他负了伤，加之他原先就患有肺病，组织上送他到阳台山区后方医院住院治疗，并兼任医院政治指导员工作。 从1942年2月起，东江游击区展开了对敌战斗，沈尔七带病参加斗争。5月间，伪军袭击后方医院时，他带病组织掩护伤员撤退工作。同年12月，他参加宝山县尖岗山战斗时，不幸中弹牺牲，为抗日救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28岁。 沈尔七在菲律宾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时就加入了共产党，第一次回国参战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英名永远载入菲律宾华侨工人运动的史册，写进祖国革命烈士英名录。他与其他在东江地区牺牲的烈士们，被称为“东江英烈”。东江纵队副司令王作尧在回忆录《东纵一叶》中，曾提到沈尔七的斗争事迹。宝安县龙华区和平湖区的烈士纪念碑上，都刻有“沈尔七”的名字。1982年6月，由中共福建省委编印的《福建革命史画集》中，把沈尔七列入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烈士名谱。1985年中共泉州市党史工作委员会和泉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合编的《泉州英烈》中，也收录了沈尔七烈士的传略。 （南京军区政治部、福建省军区政治部组稿沈玉水撰写） 117、游击队的好妈妈——记东江纵队交通情报员李淑桓 李淑桓，出生于广东省鹤山县古劳维墩乡一个清朝贡生之家。幼年随父亲在广州办私塾，她旁听，从而熟读四书五经，得知中国历史上众多爱国人物。她1913年与同窗郭福荣结婚，36岁时已是7个子女的妈妈。由于丈夫失业，淑桓带儿女飘泊到了香港，在九龙租房开办时修学校，很关心国内外大事。尤其对日本不断侵占祖国的国土，她痛恨不已，在课程中加入抗日救国的内容，并写了一首《哀国难》词。 1938年的元旦刚过，失业在家的长子显承，向她提出去延安陕北公学读书的要求。淑桓一时感到突然，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读书呢？儿子说，这不是一般学校，它是共产党为有志抗日救国的青年办的。淑桓的心动了。儿子出发那天，她兴冲冲地带着显承的弟妹们到尖沙咀火车站送行，一再叮咛：“今日远去，望你有志而成。” 这一天，她结识了同来送行的香港惠阳青年会总务长刘宣。刘宣是共产党员，跟曾生一起在香港做地下工作。这次会面，是她政治思想走上新途的开端。 淑桓认识刘宣后，经常被约请到“惠阳青年会”（简称“惠青”）参加各项活动，工友们尊称她“郭太”。最令她难忘的一次是听著名革命家何香凝关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抗战必胜”的演说。何香凝论述了抗战必胜的许多有利条件，指出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取得胜利。这使她备受鼓舞。 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香港掀起了抗日救国热潮。中共香港市委在各社团中动员、组织男女青年回内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李淑桓得知“惠青”组织第三批救亡工作队回东江时，立即跑去代女儿云裳报了名。 原来，云裳参加了“惠青”和“晨钟社”抗日救亡活动，曾多次提出要上前线做救护工作，淑桓都没有答应。她只有一个女儿，想让女儿留在身边继承她的教育事业。但随着她爱国抗日的觉悟不断提高，她的想法有了改变。女儿临出发那天晚上，她边收拾行装，边说：“你既有志抗日救国，就应像雄鹰一样翱翔，你的名字应改一改，就叫云翔吧。”女儿接受了妈妈的教诲，改名云翔，并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不论遭遇什么挫折，都没有向困难低头。 淑桓的六子显怡（现名郭际），1938年就读于海华学校（校长曾振声，即曾生）。这年12月，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成立，曾生出任总队长，立即挥师解放淡水镇，云翔也从工作队转到游击队来。此时，海华学校动员青年学生回惠阳参加游击队。显怡很想当个“红小鬼”，找妈妈答应让他去。淑桓沉思片刻，问道：“你才13岁，人家接收你吗？” “老师说，游击队里有许多十二三岁的红小鬼，我去正合适呢。” 淑桓笑了：“你年纪还小啊！你去能干什么？”显怡说：“游击队队长是我们校长。游击队除打日本鬼子外，平时要学文化、学革命道理，要做宣传工作，要帮助老百姓劳动。姐姐她参加了，她会照顾我，你就放心吧。”淑桓终于同意了。 她翻开箱柜找出一块块碎布，给显怡缝了一件夹背心。显怡出发那天，寒风飒飒，他穿上这件暖着心窝的夹背心同几位小战友离开香港，奔赴淡水。自显承、云翔、显怡走后，留在身边的4个儿子，不久也先后被送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 那是1939年5月，李淑桓第二次应邀参加慰劳团到惠阳坪山慰问惠宝抗日游击队。临走时，她带上自己从各处募捐到的一百双胶鞋和一批毛巾、肥皂、洗衣刷，把16岁的显和、显乐和年仅9岁的显隆也一起带上了。 到坪山的第二天，她领着儿女们，由部队同志陪同到连队参观。听战士们上政治课，观看他们军事操练，找战士们谈心。她试探着问随行的显和三兄弟，“怎么样？想不想跟姐姐和显怡一样也参加游击队？”显和三兄弟连连点头说，“想呀！”淑桓高兴了，亲昵地说“这就对了，你们要做个有志气的青年，拿起枪杆子，抗日保国家。” 显怡说：“显隆才9岁，参加部队太小了点吧？” “先给报个名嘛。” 部队在坪山圩召开欢迎慰问团群众大会，部队首长请淑桓上台讲话。她健步走上主席台，又把5个子女也叫了上去，对台下的战士和群众说，“我的儿子显承已在陕北参加了八路军，三儿子显绪在香港宝安青年会搞抗日救亡工作。其余的统统在这里，我现在把他们都交给部队。最小的这个才只有9岁，先报个名，待他长大一些再送来。抗日人人有责，我没别的本事，就尽我这份责任吧。” 她的话，引发了台上台下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慰劳团把此情此景拍了电影，在香港和南洋各地播放。战士们亲昵地称她为“游击队妈妈”。 1941年国内风云突变，继震惊国内外的“皖南事变”之后，广东也发生了“三？八”坪山事变。国民党调集大批军队悍然向坚守在惠（阳）东（莞）宝（安）抗日前线的曾生部队和王作尧部队发动进攻，曾、王部队被迫向海（丰）、陆（丰）地区转移。香港的抗日进步团体也相继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淑桓此时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宝安青年会，当了执行委员。 她和小儿子显隆的生活费主要靠夫妻二人微薄的工资来维持，常常因一时接济不上而断炊。在这困难时刻，又增添了新的负担。东移到海陆丰地区的部队，在战斗中有许多失散的同志。他们回到香港来淑桓家找联系，她家一时成了联络站和收容所。淑桓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付重担。有家在香港的，她先去对其家人做好工作，送回家去暂住。在香港没有亲友的，则帮助他们去余闲乐社、“惠青”联系安排。这些同志虽是临时食宿在她家里，但给已闹过断炊的淑桓经济上带来很大压力。然而这位游击战士的母亲却坦然地对他们说：“你们的难也是我的难，我有的吃，绝不会饿着你们。” 她想方设法安排他们生活。仅有的12平方米的房间里，她自己睡的大床加块床板，再不够则打地铺；人多实在睡不下时，就叫他（她）们轮流坐睡。米不足，煮饭时她就多放点水煮粥，不让同志饿肚子。 淑桓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为了她的安全，把她母子接到设在九龙的一个秘密交通站。她总觉得自己还能为抗日、为部队多做些工作，便不顾丈夫刚病故留给她的痛苦，向党组织提出到游击队工作。经批准，1941年4月，她带着仅11岁的显隆投奔东莞大岭山游击区，参加了曾生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她在游击队的医院里教文化，大家称她“郭妈”。 不久，曾生总队长专门派干部安排李淑桓到大塘村联络站，接替党员徐幽明，担任东江纵队交通情报员工作。至此，淑桓老妈妈一家八口人，都在抗日前线，成为人民军队中的光荣一家。 （广州军区政治部、广东省军区政治部组稿王曼撰写） 118、琼崖抗战歌声高——记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 广州沦陷了！武汉失守了！ 日寇的铁蹄践踏着祖国的大地，也践踏着广大海外华侨的心。寄居异国、饱受欺凌的侨胞，怎能坐视国土片片沦亡、同胞惨遭戮辱，谁不想为挽救祖国的危亡而贡献一份力量？从抗战开始，海外侨胞便节衣缩食，募捐款项和物资，不断送回祖国，支援抗战；无数抱着必死决心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从南洋各地回到香港。 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华侨非常关怀，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就是力量！”在党的号召下，南洋各地琼籍侨胞和侨团联合组织的“琼侨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了；在总会的积极支持下，琼籍爱国青年早已酝酿组织的“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也得以正式建成。第一批团员共32人，都是爱国工人、学生、小商人或自由职业者，其中还有连我在内的七个中共党员。我们组织起来后，便加紧学习抗日战争理论、党中央的战略思想、坚持长期抗战的方针以及战地救护工作，积极作好回国为抗战服务的准备。 1939年2月10日，日寇的魔爪伸上了我们可爱的家乡——海南岛，海口市当天便陷入敌手。消息传来，团员们怒火燃胸，再也不能等待，纷纷要求立即返琼，直接投入救国保家的斗争。 渡海返琼并非容易，要准备与鬼子作生死的斗争。 1939年4月，由我率领的第一批团员，到达雷州湾外的州岛。为了做好返琼的渡海准备，我们在这儿住了几天。这时，日寇已占领了海南岛的沿海城镇，并基本完成了海陆封锁部署。不堪敌人蹂躏的海南同胞，一批又一批地冒死偷渡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向大陆逃难。从海南岛东北部逃出来的同胞，第一个落脚站便是州岛。他们带来的消息有骇人听闻的日寇暴行，也有敌舰经常在“急水门”海面巡逻的情况。逃难的同胞，不知多少人在“急水门”丧失了生命。这些消息并未吓住我们，反而更加促进了我们迅速返琼的决心，并毅然把渡海航线选向必须经过的“急水门”。 4月15日傍晚，我们凭着一只木船，载着侨胞募捐的部分药物，向海南岛驶去。我们的武器是每人一包胡椒粉、一把尖刀，准备一旦遇上敌舰，就向跳上船来的鬼子脸上撒胡椒粉，动刀子拼命。这晚的东北风很大，木船在大海中飘摇是极其危险的；然而，也只有这样大的顺风，才是我们偷渡的有利时机。 海浪滔滔，夜色茫茫，我们在海上泛航。任狂暴的波涛咆哮、翻腾，哪管木船剧烈地颠簸，我们在风吹浪打中扶慰着呕吐的同志，勇敢地破浪前进。果然在“急水门”外我们望见了鬼子巡逻艇上的点点火光，我们落帆静候了片刻，待它巡逻过去，便乘机扬帆，飞快地划进“急水门”。不料继续航行不久，突然碰上旋风。风帆被扭着，船身跟着打旋。我们未及落帆，船桅便被打断了，幸喜木船未被卷覆。接着又来了骤雨，雨水直往船舱里流。我们一面攉水，一面奋力划行。好艰难的航程啊！终于在天亮时我们在冯家坡港登陆了。 服务团先后继续渡海返琼的有：由陈琴同志率领的星洲团、由符建平同志率领的泰国团和由符克同志率领的越南团，还有一些侨胞从南洋各地零星回到海南加入服务团，总共有276人。他们在途中也各自遇到了不少困难。 服务团一到海南，便与党的琼崖特委接上关系。特委派王伯伦同志接见我们，向我们介绍了海南的抗日斗争情况。早在抗战爆发之初，坚持在海南的红军游击队便根据党中央团结抗战的主张，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了谈判，并于1938年12月5日，在特委领导下成立了“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现在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抓紧有利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 有了党的领导，有了独立大队的支持，服务团的工作便立即开展起来。我们不避艰险，深入敌后，积极发动群众。当时日寇为了巩固其占领区的据点，天天到处“扫荡”、洗劫。在鬼子惨绝人寰的烧杀下，许多村镇变成了一片废墟，病伤群众比比皆是。在香港的时候，服务团的同志都受过一段战地救护和医疗训练，我们便从医疗工作入手。一面行医，一面宣传，逐渐把活动地区从琼山、文昌扩大到琼东（今琼海）、定安、乐会（今琼海）和万宁等侨眷最多的县份。 尽管我们的医术并不十分高明，但凭着一片爱国热忱，我们不计报酬、任劳任怨地为贫苦的群众诊治、护理，甚至帮助病人料理家务，克服了许多困难，仍然取得了较高的疗效。记得文昌县龙马乡上宛村有位年轻的媳妇邢采花，身被日本兵刺了十八刀，伤势垂危，终于被我们救活了。抱罗乡翁家村有位名叫林树义的，在鬼子“扫荡”时两腿中弹，鬼子还没退走，我们的团员冒险将他抢救出来，并将他治好。凡牛乡大满村一位老伯伯，全身患了20多年的顽癣，也被我们治好了。琼山县甲子圩一次遭敌机轰炸，炸伤数十人，由于我们及时赶去抢救，结果无一死亡……无数件医疗成绩，无数个令人感动的故事，群众把我们誉为“神医”，我们每到一地，群众就奔走相告：“神医来了！”他们把我们当作亲人，供给我们粮食，掩护我们住宿。因此，我们得以在日寇、汉奸的到处觅捕下长期生存和活动在人民中间。 在进行医疗工作的同时，我们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我们的宣传，像火把投向干柴，使人民的抗日热情炽烈地燃烧起来。我们相继协助群众组织了“青年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同志会”等群众团体，组织青年站岗、放哨、侦察敌情。几个月的功夫，我们经常活动的村庄便到处飞扬起抗日的歌声。 1939年9月，海南人民的子弟兵——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的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第三大队（1939年3月独立队改为独立总队），以十二昼夜的血战，攻克了西路重镇那大市，全歼日伪军一个中队。这是日寇进占海南以来我军首次收复的城市。捷报传来，群众大为振奋。为了庆祝胜利和动员群众参军、支前，我们趁着墟日，在文昌县昌洒乡演出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剧中的卖唱女儿、老头和青年工人，分别由何秀英、曾英儒、朱明同志扮演。锣鼓声和歌声吸引着赶集的人们，人群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何秀英同志以悲愤的歌声控诉着日寇的滔天罪行，动人心弦地道出了亡国的痛苦。场子里鸦雀无声，人们的心被剧情紧紧地扣住了。当剧情发展到“女儿”饿得唱不下去，“老头”拿着鞭子、含着泪<kbd>ｈttｐ://ｗｗｗ.９9ｌｉｂ.ｎｅt</kbd>水、追着要打她时，观众大声呵斥起来：“住手！不要打她！”朱明立即跑出人群，抢上去制止“老头”，厉声呵斥说：“放下你的鞭子！”并与他“争执”起来。当“老头”讲出了他们“父女逃难”的“真情”后，观众纷纷发出同情的议论。戏演不下去了……此时，我便跳上桌子向观众讲话，从抗战形势、党的方针讲到那大市的胜利，讲到保家救国、参军支前的重要……群众相互点首称是。 1941年12月，日寇发起了太平洋战争，东南亚的广大地区和人民也遭受到了日寇的摧残，华侨服务团从此与海外侨胞失去了联系。然而我们的斗争并未因此停止。华侨服务团的全体同志，于1942年春接受中共琼崖特委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分配，走上新的岗位，继续同日寇展开坚决的斗争。 （摘编自《星火燎原》符思之写的回忆录） 119、太行深处编报人——记华北《新华日报》领导人何云 何云，原名朱世翘，1904年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县朱巷乡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曾上小学，杭州师范学校，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还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何云和一些爱国青年回到上海，投入抗日救国行列。 何云在上海曾任“抗日武装自卫会”秘书，“国民御侮自救会”的宣传部长。1932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中国论坛》在上海出版，何云当了编辑，协助宋庆龄、何香凝等人领导的“民族解放大同盟”工作，白天上街演讲，晚上深入工人中宣传抗日救国。1933年6月，他不幸被捕，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 何云被捕后在狱中的斗争，高贵的革命气节，陶铸同志在1942年9月1日《延安日报》发表的《沉痛的哀悼》一文中，有一段很感人的记述： “我与何云同志的认识，是在1933年夏，我被捕解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时，他与我同号。在长期患难相共的监狱生活中，我们之间建立了很亲切的同志友谊。南京宪兵司令部里的空气极坏，那儿充满了惨无人道的事情，人与人的关系在那儿是不存在的。什么正义、道德、文明、情爱，在那儿看不到影子。有的是惨毒的刑罚，有的是疯狂地屠杀，有的是死的威胁，利的诱惑，制造寡廉鲜耻，出卖灵魂的勾当。许多人经不起这种考验，落入那罪恶的深渊。何云同志当时还是一个新党员，他一进到司令部后，虽然看到一些自命为最革命的人，结果成为无耻的叛徒，不无感慨，有点失望，但他与我们在一起，是始终站在党的立场上而战斗，不管敌人如何威胁、利诱，他毫不为之动摇，反之，他以很老练的姿态，积极参加反叛徒的斗争与帮助一些意志薄弱的同志的稳定。我当时很惊奇，他这种革命品质，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环境中，那是如何难能可贵呀！使我历历如在目前的是一个黄昏的时候，拘留所当局找我去谈话，同志们以为我第二天清晨一定要到雨花台去了（那是枪决犯人的地方）…… “当我谈完话，回号子时，许多同志都面带愁容迎接我，何云同志更热烈地握着我的手，几乎说不出话来。同时，他还张罗，为我弄了一坛‘饯行酒’来，劝我多喝点，他以极热烈的感情表现于他的每句话来鼓励与安慰我，并教育当时同号的许多同志，我真是感动极了。我暗暗发誓，明早要到雨花台，一定要死得很壮烈，这才对得起这些同志。夜深了，我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何云同志这时突然爬到我的身边，很激动地对我说：‘我是一个新党员，看见一些老党员经不起考验，动摇叛变很难过，看到许多同志作艰苦卓绝毫不妥协的斗争，甚至以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党和革命，很感动，对我坚决革命帮助很大。’他安慰我：‘明天万一你有不幸，我与同志们一定坚持到底，你放心，你的家庭我也要设法通知和救济。’接着，又谈了许多其他问题，一直到天亮都陪着我。 “后来，我并未被‘打靶’，而是被判处无期徒刑，马上要送监……我去监狱后，不久他也进来了。因为在宪兵司令部表现太倔强，斗争活动太强烈，也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很高兴与我们在一起。我因他身体瘦弱，是没有吃过苦的文弱书生，恐怕长期的监狱生活会吃不消而非常担心，但他却不在乎。当时，有些被判五年、八年的人很悲观，何云劝他们：‘我被判处无期徒刑还不难过哩，判五年、八年有什么！我们早晚会一起出去的。’在狱中，何云还刻苦学习德文，学马列主义原著。他在4年多的生活里，完全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很坚定地度过了4年多的监狱生活，干净地进去，干净地出来……” 何云蹲了4年多的监狱，身体很瘦弱，但他看到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潮，心情异常激动，一出狱，没有回家去看看母亲、妹妹，就到南京《金陵日报》工作，宣传抗日救国。1938年初，周恩来、董必武同志在南京筹备出版《金陵日报》，何云参加了报社工作。不久，《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何云任国际新闻栏的主编。国际新闻办得精彩动人，博得广大读者的好评。 1938年10月，由于日寇很快占领了武汉，我驻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于武汉失守前一起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四川重庆。何云奉党的指示，带领一部分职工由武汉出发到西安创办《新华日报》西北版。谁知出版工作筹备就绪，正要出版时，国民党当局从中阻挠，不同意办《新华日报》西北版。这时，朱德总司令经西安去延安参加六中全会，何云向朱总司令采访，写了《朱德总指挥谈三期抗战与争取华北抗战胜利》的文章。采访中，何云向朱总司令谈了西安国民党当局不让办报的事，朱老总很风趣地说：“如果他们不欢迎你们，华北军民欢迎你们。在偌大的太行山区，只有一两张油印、石印小报，字体又小又模糊，还得戴老花眼镜看，真费劲！”时隔不久，彭德怀副总司令路过西安去延安开会，找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说：“他们不让出西北版，人员和机器就都给我，到太行去出报。”后中央决定：何云去太行负责筹办《新华日报》（华北版）。何云兴奋异常，于是，穿着八路军的军装，腰挎手枪，带领工人和记者，10月初离开西安，渡过黄河，北上太行山。 山路崎岖，记者董谦看到何云走路有点带撇，问他的腿有什么毛病。何云告诉他：“这是在南京坐牢时受‘老虎凳’、‘压杠子’等严刑拷打造成的。”他拉起裤管，用手指着自己的小腿幽默地说：“你看，我的小腿已变成了罗圈腿，这就是敌人给我留下的难忘的纪念。” 谈到这次到华北敌后办报的抱负时，何云精神十分振奋，情绪很活跃。他对董谦说：“有机会到敌后办报，就如同军队开赴前线对日作战一样，报纸好比一架机关枪，铅字好比子弹，笔杆就是枪杆。办报也是战斗。” 到华北敌后办报，只有何云、董谦和8个印刷工人，一架老掉牙的印刷机。 “光靠我们这几个人，怎么办好报纸呢？”董谦不无忧虑地问何云。何云满怀信心地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什么事，要靠人去开拓。” 开拓这条路，何云真可说是费尽心血。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领导共同成立了一个党报委员会，成员有总部的彭德怀、左权、傅钟、陆定一和北方局的杨尚昆、李大章。何云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在办报委员会的领导和支持下，何云大抓新闻干部的培训工作，办起了100多人的记者训练班，从延安抗大、鲁艺等学校派来一批文字和美术工作者，组成了《新华日报》华北分馆的基本队伍。何云率领这支队伍，带着这些设备，于1938年11月底到沁县后沟，克服重重困难，不到一个月，工厂初具规模，于12月20日即出版了《新华日报》华北版试刊，隔日一期。 何云经常告诉报社同志：“一个铅字等于一颗子弹，在敌后办报就是无形的战斗。”他的这几句话，形象地反映了《新华日报》华北版火线办报的情况。何云在亲自写的《发刊词》中提出：“本报愿在这困难阶段，为鼓励前进的号角，愿与华北文化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将华北全体文化战士紧紧团结在本报周围，为开展敌后的文化运动而与敌寇共战到底。” 在激烈的反“扫荡”中，报社没有固定的地址，经常转移。在何云的周密安排下，组织北京师大毕业、精通理工的王显周，偕同印刷厂厂长周永生和工人韩晋升、张建功等同志，制造了小型轻便的活动铅字架和小型脚踏机、轧墨机、浇版机，连同电台、纸张、油墨，只需3匹骡子即可驮走，何云称此为“背起报馆打游击”。他将工人和编辑人员组成连队，荷枪实弹，一面跟鬼子周旋，一面设法出报。尽管环境恶劣，炮火连天，华北《新华日报》从未中断，及时把国内外重大新闻刊印出来，飞驰各地，提供党政军领导参阅。报社电务科在何云精心培育和电台同志不断创新努力下，发展成为华北敌后惟一强大的新闻台，能收到延安新华社、重庆中央社和世界各大通讯社的电讯，打破了国民党中央社的垄断和封锁。遇到战斗紧张时，何云便在吃饭、休息的间隙，命令报务员架起电台，收听延安新华总社的新闻；不能铅印，就出油印战报。1939年，敌人“扫荡”时，他将报馆人员化整为零，出版了东线版、西线版、南线版、北线版。“百团大战”时，他带领部分记者，携带油印机，跟着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和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日夜战斗在火线上。华北版《新华日报》不仅受到国内抗日军民的信赖和珍爱、支持，还得到国外的关注。美国纽约的《今日中国》杂志，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员会都长期订阅，它成为抗战最有力的新闻媒介。朱德总司令曾这样评论：“一张华北版新华日报，顶一颗炮弹，而且天天和日寇作战。”华北版《新华日报》创办一周年时，刘伯承同志专门题词，赞扬它是“华北抗战的向导”。朱德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尚昆、陆定一、李大章同志亲临大会讲话或是撰文，表示祝贺。 在艰苦的敌后斗争中，《新华日报》华北版在何云的组织领导和“惨淡经营”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为敌后华北惟一规模宏大的机构。1940年，增加了史纪言、魏克明、安岗、刘江等十多位编辑、记者，报社（包括印刷厂）最初只有几十人，这时发展到700多人，报纸也改为日刊，还建立了强大的通讯网，联系和培养了许多优秀编采人员，帮助各地方开展工作，晋东南各地创办了数十种抗日报刊。 由于华北版《新华日报》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日寇千方百计要消灭它，每次“扫荡”都把摧毁《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敌后办报，完全是百分之百的战斗。报馆邻近敌军驻地，有时30里，有时不到20里，不但经常听到隆隆炮声，敌我双方接触的枪声有时也声声入耳。有一次何云与陆诒杯酒谈天，何云称这种场面为“杯酒论英豪”，他告诉陆诒：“你们在后方办报，只是笔杆抗战而已，可是在此地，则是铅字和子弹共用，笔杆与枪杆齐挥！” 何云常说，新闻不仅是反映，更重要的是指导。他很重视总结工作，每年工作总结，他都亲自动手写，并做许多自我批评，采编方针，内容和版面、发稿、看大样，每道工序都讲得很细很透，承担自己的责任，教育大家，启发大家。 何云亲手编报，亲手写评论。他为华北版《新华日报》写了很多真知灼见的国际评论。仅1939年，他写的专论就有《论德波关系》、《成为欧洲局势之焦点的波罗的海沿岸》、《新时期的敌寇困难》等9篇之多。 在敌后办报，印刷设备和技术都十分落后，铅字标题只有头号宋、楷、黑三种字体，根本没有特大号的字体，报纸版面显得十分呆板单调。何云常为这事忧心，下工厂和排字工人研究。排字房的同志说，可以用木条制版代替。何云一听，高兴地一拍大腿：“对呀！还是大家办法多，人民战争嘛，克服困难还得同志们共同努力。”说干就干，何云用毛笔写好了字，工人拿起刻字刀，不一会儿，一块木刻题目就做好了，刷上油墨在纸上一印，醒目的标题就出现了。何云看后，连连说：“很好！”每期报纸要用毛笔写好几条标题，何云都是自告奋勇地承担起来，他在少年读私塾时曾练就一手仿欧字，清秀洒脱，刚劲有力，字型结构美观。 1942年春，日寇为了摆脱太行军民的抗日斗争的胜利威胁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困境，2月3日，调集1万多人对我太行山区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奔袭。我军与敌鏖战月余，将敌全部驱回城里。5月19日，敌又从同蒲、石太、平汉等铁路线据点，纠集了两个师团和大批伪军共3万多兵力，出动飞机多架，向太行山北侧后和太行山南侧地区进行所谓“铁壁合围”、“篦梳式”的疯狂大“扫荡”，妄图摧毁八路军前方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首脑机关。这次“扫荡”之周密，手段之毒辣，超过任何一次。太行山区硝烟弥漫，炮火连天。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灭绝人性！ 何云看到形势险恶，一面利用报纸及时将敌动态、暴行，告诉人民，大声疾呼：“提高警惕！紧急战备！”“太行敌军续增，扫荡企图愈明”。并将报纸改出战时小报；一面组织报社的同志备战，轻装，做好炒面装入米袋，将不便携带的物资及不便转移的女同志、病号、小孩，疏散隐蔽到离山庄20多里的庄子岭。庄子岭地形险要，自然山洞多，山上有树木，是八路军总部的后方隐蔽基地。 5月24日，日寇开始向辽县、武安、偏城袭击合围，来势凶猛。25日，日寇以6000多兵力从西、北、南三面向艾铺合围，配合飞机多架，轮番轰炸。为了适应打游击和出报，何云将报社人员临时编成两个连队，由报社秘书长史纪言、印刷厂厂长周永生分别担任连长，总称是八路军教导队，他任队长，上过抗大的林火任指导员。25日凌晨，八路军总部从麻田、大林口出发，何云奉命带领200多人的队伍，在一个警卫排的掩护下，从山庄出发，与总部一起向游击根据地附近的庄子岭、寺子沟转移。队伍撤离山庄时，已听到枪声，经过南艾铺，机关、学校、部队很快被敌人发现，更加紧合围。我军在十字岭方向跟敌交战的枪炮声不绝于耳。这时，总部的队伍还没有过来，何云让报社同志休息，等待总部的消息，待命行动。 等到过了中午，几架飞机隆隆而来，左盘右旋，向下俯冲，投弹，扫射，响起震天动地的爆炸声。何云急忙把人马疏散到沟谷、山洞和树丛中隐蔽。驮铅字、印刷器材的3头骡子被炸死，翻倒在山沟里，铅字撒满了山坡。 等到黄昏时分，突然发现西山山梁的路上，隐隐绰绰有人影。去人联络，是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带着突围的同志在那里休息。何云像遇到救星一样兴奋，急忙集合队伍，连走带跑地带上山岭和总部会合。何云一到山上，就去见罗主任。罗主任向他们介绍了总部几天来的情况。 原来，昨天拂晓，总部司、政大队人马从驻地出发，准备向冀西方向转移，计划跳出敌人包围圈，到外线去打游击。谁料，出村不远就遭到辽县、武乡、榆社等地南北几路敌人的突击奔袭，将总部紧紧包围，总部警卫团向敌人展开顽强的战斗，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遇上刚从外线向西的一二九师主力七七一团在附近路过，闻讯立即赶来解救，经过一场生死搏斗，击退了敌人。总部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向西突围，另一路在七七一团的掩护下，由罗瑞卿主任率领宣传、民运、敌工部等机关向东南突围，现在刚刚来到十字岭，部队经过两天一夜的行军、战斗，疲惫不堪，正在就地休息。这时夜幕四合，罗主任指示何云，让教导队也在山梁上休息，听令行动。休息中，何云从团长马忠全那里听到一个沉痛的消息：左权副参谋长在指挥部队掩护总部作战中，不幸牺牲！何云痛如刀绞，悲愤得差点失声痛哭。 第二天拂晓，罗主任率野政和大队人马沿着高山狭路，向东南方向转移，走了3个多小时，发现前面山下有许多敌人。罗主任当机立断，命令全体人马兵分几路，分段行动，分头向西转移。何云指挥教导队到了武安县馆陶川，爬上西边高山，突然南山头传来机枪声，青年木刻家赵在青被机枪打中，摔下山沟，壮烈牺牲。何云怀着悲痛带着队伍来到坡底深谷旁边，又与野政大队人马汇合在一起。罗主任等各分队汇合后，立即集合队伍，宣布：“同志们！我们身边的主力部队另有作战任务，我们不能拖住他们。我们要‘放虎归山’，让他们担负起粉碎日寇‘扫荡’的战斗任务。我们要独立行动，一定要胜利冲到外线去打游击！” 罗主任讲完后，各单位火速召开小型会议，讨论如何行军突围。报社经过讨论，决定分成三路：一路由何云率领少数编辑、电务、印刷工人组成轻装小分队，随罗主任突围转移到冀北继续出油印报；另一路随一团突围，到太南采访；最后余下人员由史纪言带领就地分散隐蔽和老乡们一起打游击。何云将此计划向罗主任作了汇报，得到允准后，立即分头行动。 何云带着准备出油印报的小分队突围，由于敌人封锁很严，突了几次都遇到困难，只好退回到庄子岭西山沟里树下隐蔽。天黑时，敌机投掷燃烧弹，山坡上的枯草都燃烧起来，部队一边灭火，一边继续突围，到次日天亮前，大部分同志突出了包围圈，何云与部分同志还是没有冲出重围。 天亮后，敌人以所谓“篦梳战术”开始搜山，晚上搭起帐篷在山头宿营，包围圈里还有汉奸活动，何云和十几个同志寸步难行，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这时跟野政、右邻已完全失去联系，不清楚敌人在哪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找上级。何云果断作出两条措施：一是一起设法转移到庄子岭上去隐蔽，跟上级取得联系后再出油印报；二是由电文科副科长文绶同志带着电务科五六个人从另一方向去庄子岭，约定太阳落山后在庄子岭集合。为了减少目标，文绶带着电务科同志先走。 何云带着四五个人隐蔽突围，到辽县东南大小羊角村附近时，被山上的敌人发现，遭到敌疯狂的射击。何云的腿行动本来就很困难，不幸又被敌人打中，重伤昏倒在地。医生上来抢救，何云用力睁开眼睛对他说：“我的伤不重，快去抢救倒在前面的同志。” 谁知等医生检查完了其他伤病员，返回看望何云时，他已流尽最后一滴血。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戈基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