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团大战·利剑划破囚笼》


 滇缅路封闭，中国外援断绝

    1940年7月17日，屈服于日本法西斯的压力，英国政府与日本签订自7月18日下午6时起关闭滇缅路3个月的协议。这对于抗战本来就极为困难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滇缅公路起于昆明，经禄丰、楚雄、南华、祥云、下关、漾濞、永平、保山、芒市到畹町。它跨漾濞江、澜沧江、怒江，越云岭、怒山、高黎贡山等横断山脉及滇西纵谷，至畹町与缅甸公路相连。滇缅公路是维系整个抗战的生命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滇缅公路，就没有1945年抗战的胜利。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北方的京津地区，南方包括广东、汉口、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在内的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中国主要的大城市、95%的工业、50%的人口均落入日寇铁蹄之下。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沿海几乎所有的港口都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武汉会战以后，中日双方进入战争的相持阶段。战争变成了消耗战。对于中国来说，物资供应问题此时显得异常严峻起来。

    旅居海外的华侨得知祖国遭到日本侵略后，纷纷捐款捐物，筹集了大批国内急需的药品、棉纱、汽车等物资。迫于抗日救亡的严峻形势，政府还拿出极为珍贵的外汇从西方购买了大量的汽车、石油、军火等。这些物资需要紧急运回国内。中国急需一条安全的国际运输通道。

    早在1935年，蒋介石就预见到，一旦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将不可能守得住东部沿海地区和内地平原地区的城市，最终国民政府必将退守西部。

    中国政府正是考虑到有可能出现的危机，于1938年开始修建滇缅公路。公路与缅甸的中央铁路连接，直接贯通缅甸首都仰光港。

    滇缅公路修建之难，难在公路经过的80%的路段是崇山峻岭。由于抗战形势的日益紧迫，滇缅公路的很多路段只好边勘测边施工。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战前就十分缺乏，抗战开始后，这个问题就更加尖锐了。况且滇缅公路将要从云南边境地区流行“瘴气”的地区经过，就更成了招募工程技术人员的一个大问题。

    滇缅公路总工程处对流落到昆明的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进行培训，在短时间内学习地理和地质方面的知识，学习如何加快公路工程进度、用沙砾平整路面、把一条曲线慢慢拉成一条直线、减少急弯和陡坡、改良排水系统，以及如何修建载重量不能小于10吨的桥梁等等一系列课程。这种速成式的培训，是令人惊讶的。但在那个刻不容缓的年代，抗战激情高涨的年轻人都产生了惊人的学习效率，他们在滇缅公路建设中磨炼成了技术骨干，创造出滇缅路上的奇迹。一批批技术人员穿越敌占区，冒险越过日军封锁线，长途跋涉于湖南、贵州、云南那些重峦叠嶂的山区来到昆明。很多人行到半路就已盘缠用光，一路靠典当随身行李和衣物才来到昆明；有些人因劳累体弱，就死在了旅途之中。

    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难题是缺乏机械设备，这使工程更加依赖于数以万计的劳工的手工操作。因为时间紧迫和战局恶化，最初的建设工程不得不用最原始的方法。在几乎所有的路段上，劳工们都是用自己家里带来的背篓来搬运泥土和石块的。在长达959.4公里的路段上，大都用这种蚂蚁搬家似的方法运作。

    1937年底，滇缅公路沿线近30个县的劳工约20万人被征集来到公路上。这些人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因青壮年大都应征入伍了。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支筑路大军，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穿着用蓝色土布制作的衣服，其中只有很少的男人是壮劳力，孩子们则带着自家饲养的狗、鸡和长尾巴的小鹦鹉。在傣族地区，那些跟着大人来做工的孩子还带着猴子。

    由于施工任务紧急，国民政府提出滇缅公路“先求通、后求好”的方针。严令公路沿线应征各县必须在1937年底以前开工建设，限期三个月之内先建成一条可以勉强通车的简易公路。1938年8月底，经过20万人的艰苦努力，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瞩目的滇缅公路终于通车了。

    9月2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滇缅公路修完了》。当时，国统区内的几乎所有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极其鼓舞人心的消息，它也震惊了全世界。美国驻华大使在途经滇缅公路赴重庆后曾说：此次中国政府能于短期内完成此艰巨工程，此种果敢毅力与精神，实令人钦佩。且修筑滇缅路，物资条件异常缺乏，第一缺机器，第二纯系人力开辟。全靠沿途人民的艰苦耐劳精神，这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学者王黎说：

    在滇西修筑滇缅公路的过程当中，广大的劳工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抛妻别子，自带干粮工具，然而在整个滇缅公路上，没有一座纪念这些劳工的纪念碑。在我们调查当中，据说在松山曾经有过一块纪念劳工的纪念碑。这个碑上说的就是，我们在记住这些官员、工程技术人员的功绩的同时，不应该忘记那些匹夫的贡献。

    滇缅公路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当时与国外相通的交通线主要有三条：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线，以法属印支的海防港为转运港的西南线，经甘肃、新疆连接的西北线。但前两条线都濒临中国南海，易被日军截断。因此，国民党政府决定加速修建从云南通往缅甸仰光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当前两线被日本截断后，只剩下滇缅公路一条通往国际的交通线了。由于国内物资大多依赖进口，这条通道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滇缅公路原本是为了抢运中国政府在国外购买的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而紧急修建的，随着日军进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竣工不久就成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惟一的运输通道。抗战初期，几百万军队所需要的武器装备，维持经济运转所需要的各种物资，无数内迁到大后方的人们所需要的基本消费品，总之，当时维持整个抗战所需要的、中国不能生产的所有物资，都依赖这条生命线运进大后方。

    从1939年到1942年的三年中，滇缅公路共抢运约50吨军需物资，15000多辆汽车，以及其他无法统计的各类物资。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滇缅公路，就没有抗战的物资保障。滇缅公路还有一个无形的作用——它改变了战争的进程。日军原来是要在正面打败中国军，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但由于有了包括滇缅公路在内的对外通道，使得日本军放弃了原来的计划，改为从沿海越南、西北和缅甸封锁中国的对外通道。这样给疲惫的中国军民有了喘息的机会。

    但是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滇缅路遭到了封闭，使得中国外援断绝。众所周知，英国是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十分自高自大。它向来惯用两面手法控制欧洲大陆。挑拨战争，从中渔利，这是它的拿手好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英国为了同法国争夺欧洲霸权，就逐渐支持德国法西斯主义，并妄图怂恿希特勒进攻苏联。正是玩火者必自焚，希特勒并未完全依照张伯伦的意图首先进攻苏联，相反的是在并吞了一系列小国之后，于1940年先对法国下手。5月10日张伯伦内阁垮台，6月4日英法军在敦刻尔克丢盔弃甲大撤退，伦敦一时张皇失措。可是英国并未接受这一教训，对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的疯狂侵略提高警惕，积极在缅甸布防。反而幻想仍用两面手法敷衍日本，以保全它在远东殖民地的大后方。

    从一开始，日本人就处心积虑地要把滇缅公路切断。切断了这条国际交通线，就可以断绝中国的物资供应，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为达到封锁中国的目的，日军还专门成立了“滇缅路封锁委员会”。

    1940年6月英法军队在西欧战场惨败，法国沦陷，英国本土也面临着德军进攻的威胁。值此危难之际，日本在东方趁火打劫。6月下旬，日本军方和外务省先后向英方提出了关闭滇缅路等要求。日本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土桥勇逸声称，如果英国拒绝这些要求，日本军方将坚决要求对英国宣战。与这一威胁相配合，日军在邻近英九龙租界的边界地区集结了一支5000人的部队。日本外务省则明确提出了要求禁运的物资种类，如武器弹药、燃料、卡车及铁路器材等。1940年7月17日，屈服于日本法西斯的压力，英国政府宣布自7月18日下午6时起关闭滇缅路3个月。在中国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英国人封闭了滇缅路，使得本来就已经很严峻的形势更加恶化，外援基本断绝，中国的抗战举步维艰。

    但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并未因英国的示好而停止它独霸亚洲的野心，相反的正是利用这一协议看破英国的弱点，于9月间侵入越南，并与泰国签订友好条约，直接威胁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英国殖民地。

 多田骏扎起“囚笼”，我军以破袭战应对

    这一天（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签发了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署名的《关于破袭正太路战役的预备会》。正太路是日军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脉，对正太路发动破袭战，将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重大决定。

    八路军为什么要发动一次重大的战役？这还得从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统治占领区的新思维——“囚笼”说起。

    多田骏是日本军官的摇篮——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学员，比冈村宁次还早一期，于1903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于1913年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早年在参谋本部任职，伪满洲国成立后，任关东军军事顾问团的最高顾问，后在1935年接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之后不久改任第11师团中将师团长。七七事变后，他主张对华战争不应无限扩大，成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与日军主流意见相左，被调回国，出任参谋本部次长。1939年，蛰伏两年的多田骏重回中国，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

    多田骏上任伊始就耍弄新的花招，主张日本军以强化交通为手段，对晋冀豫根据地进行分割和封锁，企图达到扼杀和摧毁根据地的目的即所谓的“囚笼政策”。1940年初，敌人的这个阴谋开始全面实行，他们加紧修筑铁路、公路，从内外两个方向压迫根据地，周边严密包围，腹地步步楔入。在冀南平原，依托平汉路向东扩张，相继筑成石家庄至南宫、内丘至巨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及许多支线，把冀南分割成许多小块。敌人还计划修筑德石和邯济两条铁路，以联结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动脉。在太行、太岳山区，抢修白晋铁路，准备修筑临（汾）邯（郸）铁路，以便把太行、太岳两区分割成四块。同时在平汉路两侧积极增筑据点和公路，封锁太行与冀南之间的交通。

    在这些地方，敌人广拉民夫，搜罗筑路材料，从山海关外等占领区源源运来铁轨和筑路机械，集中人力、物力赶修铁路、公路。

    事实证明，多田骏的“囚笼政策”很快见到成效。1939年秋，华北抗日根据地有近百个县城，而到1940年夏，只剩下几个山区偏僻的小县城。八路军活动困难，物资匮乏，形势顿显紧张。

    面对多田骏扎起的“囚笼”，刘伯承、邓小平等八路军领导人一连几天进行着深入地思考和研究，准备拿出一个有效的对策。

    一天，他们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量对付敌人强化交通的办法。

    刘伯承首先透彻地分析了交通斗争对敌我双方的意义。他认为：日军全面强化交通，是企图解决对华战争地宽兵少矛盾的必然方针，但这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斗争课题。交通斗争，本来就是我们对敌作战的一种主要形式。由于我们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特点是灵动、秘密、突然，日军无论是袭击我军或是增援它被我军袭击的部队，都非有飞快灵敏的交通工具，适时调集相当兵力不可，这就需要处心积虑地维护和整备它的铁路和公路。而我军为了迟滞和牵制敌人的行动，创造敌人的弱点，就要千方百计破坏它的铁路和公路，这是敌我交通斗争的主要内容。敌人原来占据的铁路、公路，不论它由点线而带面地进展，都在我们广大抗战根据地的包围与打击中，它现在反而企图对我们大块根据地，用据点、铁路、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缠绕起来。打一个比喻来说，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来造成一个囚笼，想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他的这个“囚笼政策”，确实是够阴险毒辣的，需要我们认真对付。

    其次，刘伯承又全面地分析了日军交通战的战略目的，他阐述道：敌人目前推行的“囚笼政策”，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的。带有“国家总力战”的性质，其企图不仅在军事上，而且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政治上，敌人防共治安政策也依靠交通，无交通即无治安，也无法防共。经济上，敌人对占领区域先施以怀柔政策，继而实行最残酷的剥削，对根据地给以经济上的最大摧残。敌人以铁路为大血管，公路为小血管，以中国的骨榨中国的油。文化上，敌人依靠交通运送报纸、课本及神像等，来麻醉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铁路起着大毒素管的作用，公路是小毒素管，据点则是打毒针。总而言之，就是它要造成交通的囚笼依托，来展开它的总力战，也就是依托交通网来实现转移重兵与反复“扫荡”的武力战，镇压与离间的政治战，榨取、封锁与摧毁的经济战，麻醉、奴化的宣传战和思想战。

    接着，刘伯承胸有成竹地指出了抗战军民开展交通斗争的方针和策略，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八路军要积极开展交通斗争的总力战，来对付日寇的“囚笼政策”。这就必须强化全面的、全力的、一元化的斗争，以军事为核心，以政治进攻为主，结合党政军民的力量，正确执行政策，将日寇孤立起来。这里面的关键是把群众充分动员起来，只要抗战军民人人都能深刻地认识到交通斗争的重要性，就能坚决、彻底地破毁敌人的铁路、公路，也就能使它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而直到困死。

    等刘伯承说完，邓小平接着发言。他神情严肃，一字一顿地说：

    形势虽然是严重的，但只要我们根据地军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日寇的“囚笼政策”是完全能够挫败的。从现在起，我们提出一个口号：面向交通线。主力军、地方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重点破击与全面破击、大破击与经常性的小破击相结合，广泛、深入地展开交通斗争，反击日寇的“囚笼政策”。

    在1940年春夏的交通斗争中，日军边遭打击边竭力恢复，强化铁路、公路和据点，继续推行“囚笼政策”。他们加强了平汉、正太两条铁路的守备，沿线严密封锁，割断了太行山区与冀南平原、晋察冀战略区之间的联系。在冀南，修复和扩展了公路网，增设了据点，造成根据地军民“出门走公路，抬头见碉堡”的状况。

    刘伯承觉得要根本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光靠晋冀豫根据地本身的力量还不够，最好有一次由华北各大战略区共同组织的破击作战，对正太、平汉、同蒲、津浦各铁路干线进行全面、彻底地破毁，使日军陷入战略上的被动。

    白晋战役结束后，聂荣臻率晋察冀挺进支队北返。行前，彭德怀、左权在总部设便宴为聂荣臻送行。刘伯承与邓小平、李达、陈赓、陈锡联等出席作陪。吃饭时，大家谈起华北战局和两区的配合作战，认为横贯在两区间的正太路是日军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脉，也是阻隔两区联系的重大障碍。要是切断正太路，既可使日军在山西的运输补给失去可靠的保障，又有利于两区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互相支持和帮助。于是，大家一致认为，应在适当时机对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的破袭。

    这以后，日军积极准备实行南进政策，在正面战场集结兵力，扬言向重庆、昆明、西安发动进攻，企图用军事压迫和政治诱降的双重手段，促使国民党政府投降，以便抽出兵力加入太平洋战场作战。6月15日，日军攻占宜昌，扼据入川的咽喉，接着又大举轰炸重庆；同时通过所谓“谋略工作”秘密向蒋介石展开“和谈”活动，并利用已降日的汪精卫集团在国民党阵营内进行宣传和策反。国民党在这种形势面前，更加动摇，妥协投降的危险空前严重。

    蒋介石指使胡宗南、阎锡山、朱怀冰、石友三等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国民党顽固派大肆造谣，胡说什么“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本”，等等，使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对八路军产生了怀疑。

    同时就山西敌情来说，守备正太路的日军以一部派往华中地区，参加宜昌作战，其守备力量有所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跟左权研究决定，为了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克服国民党投降的危险，有必要向华北敌占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

    7月中旬，左权来到第一二九师师部，传达彭德怀的上述设想。他对刘伯承、邓小平说，为了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振奋、坚定敌后根据地和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制止国民党的投降活动，牵制日军的南进和西犯，彭副总司令准备组织发动一次破袭日军交通干线和据点的进攻战役，主要目标定在正太路，由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共同负责实施；平汉、同蒲、白晋、平绥、津浦、北宁各线配合行动。第一二零师和各铁路沿线的部队都参加作战。刘伯承、邓小平欣然表示赞。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关于破袭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出台了。随后，八路军总部正式召开军事会议，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参加，会议正式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

 周恩来飞回延安，商议《中央提示案》

    同一天，还是7月22日，远在重庆的周恩来飞抵延安，他带来了国民政府的《中央提示案》——一份限共、反共的文件。

    所谓《中央提示案》，是指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的所谓《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区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

    随着局势的发展，国民党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国民党中央推动各地及各党政军机关拟具防共办法，不可避免地使本来就已经充满摩擦的国共紧张关系更趋白热化了，并且迅速开始发展到军事冲突的地步。在国民党占据军事优势的地区，国民党防共限共的办法自然容易奏效，共产党方面难免要遭受损失。如在平江和确山两地的新四军留守机关人数寥寥，受到国民党地方势力围攻，不免死伤惨重。在双方力量势均力敌的地区，对抗的结果却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妥协解决。如在陕甘宁边区陇东方面的镇原和宁县，原本就是个双重政权的地区，国民党任命的镇原专员公署依照上级指令“自动恢复权力”，“绝对强硬不稍退让”，指使保安队“到处搜捕捣乱分子”，捕去八路军三八五旅工作人员6名，意图逼走八路军，结果引起三八五旅的报复。双方你捕我的人，我捕你的人，终于引发军事冲突，国民党镇原县长、专员及保安大队均被赶出镇原县城。与此同时，邻近之宁县亦发生相同情况。毛泽东据此曾明确提出“采取强硬态度”，坚持镇原、宁县、庆阳等5县“全归边区管辖”，但由于国民党方面调来一六五师武装介入，形成军事对峙，最终双方也还是只能相互妥协，承认一切恢复原状了事。

    周恩来1939年6月3日曾致函蒋介石称：近来各地摩擦日益加剧，“考其原因，地方幼稚，举动失常，固为肇事近因，但自国民党五中全会后，中央发有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之通告，实予地方上以极大之刺激。因是，各地磨擦渐趋普遍，武装冲突者有之，中共党员被暗杀者有之，被捕者有之，被骂为汉奸者有之，其所出版之书报多被查禁，其所参加之团体多被封闭，其所来往之友朋多被怀疑，其所从事之工作多受限制。盖以为如是，可以防制共党之活动，可以缩小边区之范围。殊不知愈恃压力，愈不足以服人之心，愈难收预期之效果。”

    1940年初，国民党高层干部上书蒋，明白提出，倭寇、汪逆、中共三者，已均为我之敌人，“倭汪为我绝对之敌，中共则横陈于敌我之间，其所处形势，比倭汪尤难对付……假定中共势力继续膨胀，各地冲突继续发生，尤以中共活动范围漫无限制，我既不能消灭之，又不能调整运用之，徒加以不生效果之防止，即所谓以磨擦对磨擦，则久而久之，到处滋漫，对消我之抗战武力，扰乱我之社会秩序，动摇我之政治基础，不特为敌伪造机会，且将引起国际误会，而陷外交于僵局。”鉴于当前局势，似应本各个击破之法，划清国共两军作战界线，即将冀察战区给予中共，任命朱彭为总副司令，而将黄河以南以及长江流域所有中共部队强制调赴北方，并示意只准向东四省发展，不准向南进出，在黄河以南尤其是长江流域，任何地方不容丝毫客气，雷厉风行，禁绝并剿灭中共一切活动分子，确保国民党之统制态势，则情势转变，可望发生如下之效果：免去中共部队与国军杂处之状态，并坚固自己阵容；使中共转向其锋，与倭寇及伪组织直接冲突；肃清华中华南之中共势力；抗战胜利后，我可根据华北人民之请求，单独处置中共，并可乘东四省之极度骚乱，相机收复全部失地。据此，他们提出：目前应“先成立一肃清黄河以南中共势力之计划案”，以八路军及新四军完全调赴该战区为条件，任命朱彭为冀察战区总副司令和冀察两省省府主席，“其不服调动者，即认为贼匪，一律剿灭之”。

    进入1940年之后，国共两党的军事摩擦已经白热化起来。中共中央通过将近一年的反摩擦斗争，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晋西北顽固势力已全部肃清，（河北）石（友三）、高（树勋）已溃败，残部退山东之菏泽，朱怀冰一个师大部被消灭，鹿（钟麟）、朱（怀冰）退（河南）辉县”，“在华北特别在汾离公路、白屯公路、长治、磁县、大名之线以北，我们已占绝对优势，山东境内我顽两方尚在对峙中，惟我有政权之县份已达四十县”。因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新的发展目标，要“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且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里能够达到扩军百万的目标。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党仍然要努力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争取200万友军反对“剿共”，至少对“剿共”消极。

    国民党内要求军事反共的呼声日高，蒋介石显然也跃跃欲试。他在日记中表明自信，由于日军攻势已停，自己已经具备了“抗倭剿共，尽可双管齐下”的实力。当然，他了解，对共产党在这个时候还“不宜全盘破裂”，只宜“先取守势”和“局部斗争”。因此，蒋不同意展开大规模的“剿共”战争，而是倾向于各个击破的战法。考虑到华北八路军已经占据相当优势地位，国民党在敌后难有作为，蒋这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华中地区。他对中共军队进入山东，并开始向华中敌后转进的情况高度警觉。得知新四军有化整为零，“迅速完成各地游击根据地，江北以潜山青苔关一带，豫鲁皖边区以永城夏邑一带，江南以茅山并以一部相机占领天目山以为浙西之根据地”的计划，即严令下属：对“第三战区内之新四军以及其他共党之行动，应严密注意防范，如其有越规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而对军令部拟具《关于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南异党军队的指导方案》，他只是不同意调动李品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以李仙洲军（附骑兵一师）与韩德勤之一部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将该地区内之中共军队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的做法，称“用此种正式作战，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再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之小部队，如此进剿方能有效也”。蒋介石的意见是稳扎稳打，各个击破，力求局部剿肃成功。因此，他一面要求第三战区逼迫新四军江北部队退回江南，一面密令李品仙、韩德勤等选编精干部队肃清淮南路两侧及蒙（城）、涡（阳）、宿（县）、永（城）各附近地区之中共军队及其各级组织，尔后相机迅速进出于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协力将中共军队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

    1940年5月以后，国民党高层就如何根本解决国共摩擦冲突问题逐渐达成共识，划界谈判的工作开始提上日程。按照国民党方面拟定的方案，八路军和新四军应“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以北（指自山西介休、平遥、太谷、长治，河北邯郸、馆陶，到山东齐河以北）之冀察两省和晋东北及冀鲁交界地区”。7月16日，经蒋批准后，国民党谈判代表正式拟就《中央提示案》，并于21日送达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手中。

    这天，何应钦双手捧着一份文件对周恩来说：“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召开之后，我中央就国共问题提出了一个《中央提示案》，请周先生阅后我们再进行谈判。”周恩来接过文件，严肃地问：“是必须执行的命令，还是有可商榷的提示？”何应钦答曰：“我认为基本上是属于前者。”周恩来于是说：“那就等我审阅过贵党的《中央提示案》后，报告我中央并有了明确指示后再举行会谈吧！”周恩来收好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遂蹙着眉头微微地合上双眼，进入最为深沉的凝思。他深知，共产党不仅要和日本人进行殊死搏斗，还要面对国民党的打压。面对国民党的提案，周恩来非常的谨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事实告诉他，与国民党合作，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中共中央并不反对军事划界的办法，但却无法接受冀察两省的狭小区域，提出必须以华北5省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区域。蒋介石对此根本拒绝，甚至周恩来提出只增加山东及绥远之一部为中共战区范围，各地游击部队仍留原地作战的建议，蒋亦表示毫无通融的余地。他声称：“如果八路军、新四军不能开至黄河北岸，则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

    在国民党人看来，“共党三年来由三万扩大到五十万，再一两年定不止一百万，那时还有国民党活路？”特别是随着共产党1940年在华中地区的兵力不断增加，10月间，苏北最主要的国民党军韩德勤部竟在黄桥镇被陈毅的新四军一举击溃，华中国共两党军事优劣的对比明显易手，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和多数国民党将领更加坐卧不安了。

 八路军下达战前预备令

    （一）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路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似此，一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振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

    同时，各部还召开了作战会议，传达了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分析了当前敌情，并设立了前方指挥所和前方联络所。第一二九师还提出了战役的纲领，刘伯承指出：

    廿二日辰

    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亲自策划的这一恶毒阴谋，自然引起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的警惕。为粉碎日本侵略者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克服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八路军总部决心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

    己布置之。

    1939年12月，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

    （四）定于“八一三”以前（约八月十号左右）为开始战斗期限。

    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目前青沙〔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太路。

    寿阳段为最中心，对石家庄南北之平汉线，阳曲南北之间同蒲线、北晋线、平昔和辽县亦应同时进行侦查”。侦查着重点是：敌伪兵力其分布情形；敌伪据点分布位置及其构筑法与坚固程度；车站、水塔、隧道、桥梁，对准备破坏者，应特别侦查；铁道内的情形及隐蔽程度；居民情况，汉奸伪组织情况；粮食情况；火车每日行驶次数与时间；敌寇资料集结地。

    （四）出动部队之调动与休整。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副主任陆定一联名于8月5日向各参战部队发出了关于《正太线战役政治工作指示》，就战役意义、战场纪律、政策规定和注意事项等，作了说明。

    朱、彭、左

    榆次段的铁路和建筑物，进行连日的彻底破坏，特别对于桑掌至晓庄和马首至芦家庄两段铁路的技术工物，要着重破坏。第二，各破击队为了保障铁路确实破袭，应兼用专门的便衣队或有力部队，突然潜入铁路线上的必要据点，破坏其要害，烧夷其建筑物。对于路侧远伸的据点，只用少数部队监视，不要强攻，也不要被其抑留。第三，当片山部队由阳泉、平辽公路向我右侧背迂回时，就将其各个消灭之，保障我破路顺利进行，造成收复辽县、榆社的基本条件。对榆次来之敌则进行牵制。

    关于侦查的注意事项，命令作出如下强调：保持极端秘密；分遣多数便衣组，配以技术人员做对于水塔、隧道、桥梁之破坏应能计算需要药量作业等；一般的应派干部进行之；注意寻找沿线居民中同情分子，作详细调查。

    电报发到延安，立即被抄送毛泽东、王稼祥、朱德、洛甫、王明、康生、陈云、邓子恢、任弼时、谭启龙和军委作战局。

    （一）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

    此后，晋察冀军区、第一二零师、第一二九师抓紧时间，充分进行了战前的准备工作，相继发出了作战命令和战役部署命令等，规定部队战斗编组，明确区分作战任务，要求“进行侦查及粮食准备”；组织好民兵；赶制大批宣传材料；“加强地方戒严工作，派人放哨检查”；“炸药开始运输”；部队“主要休养体力，加强军事的应用教育”；对兵员“求得相当的充实”；发挥兵站作用，安排好伤病员和物质资料的运送办法；分配好爆破器材和技术人员；规定了通讯联络的标准和侦查暗号。

    命令详尽地筹划了战役发起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它的文字虽然不长，却凝聚着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总部领导人和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贺龙、关向应等部队领导人近4个月反复切磋筹划的心血。

 近卫再次组阁，战争扩大势在必行

    近卫文（1891-1945），少年继其父为公爵。1916-1936年，历任贵族院议员、副议长和议长，开始接近军部。1937年6月出任首相，7月7日发动七七事变，挑起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1938年1月发表诱胁国民党政府投降的“近卫声明”；同年4月颁布《国家总动员法》，11月发布“建设东亚新秩序”宣言；12月发表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谈话，进一步向蒋介石、汪精卫诱降，并企图使日本对中国东北等地区的占领合法化。1939年1月被迫辞职，任枢密院议长。1940年6月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极力推进法西斯“新体制运动”。

    1940年7月，近卫文第二次组阁。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结成日、德、意三国同盟，11月同汪伪政权缔结《日华基本条约》，1941年4月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妄图强化轴心国，压迫蒋介石投降，并向南方扩张，但与美国的对立激化。为疏通日美关系，谋求与苏联接近并防止美国参战，近卫决策日本政府开始同美国谈判。因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主张配合德苏战争对苏宣战，反对对美让步，日美交涉毫无进展。1941年7月，近卫内阁总辞职。

    近卫文第二次组阁后，1940年7月22日，近卫内阁发布了《基本国策要纲》，其根本方针为：“皇国的国是为八一宇（日本皇道思想中天下一统的思想，后成为军国主义海外扩张的观念依据），基于建国之精神，奠定世界和平。以此为本，应首先以皇国为核心，巩固日、满、华之结合，以作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根干。”1940年8月1日，松冈洋右发表“皇道外交宣言”，声称：“要根据我们皇道的伟大精神，首先建立以日、满、华三国为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然后宣布强有力的皇道，以贡献于公正的世界和平的树立。”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明确使用“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说法。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的野心疯狂膨胀。“大东亚共荣圈”的阴影不仅将朝鲜、中国等东北亚国家包括在内，而且笼罩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日军甚至还开始觊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以“文明”的日本为“盟主”，治理“非文明的支那”乃至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以日本为殖民者的亚洲新殖民大帝国。亚洲各国将成为日本政治上之附庸、经济上之原料供应地、文化上之仆从。“亚洲盟主”这样一种东方式的“集体权威人格”，以“文明扩展”为充足理由，经过一系列思想畸变，最终被凝固化和体制化。

    从此，日本更是自认为有“义务”、更有“权利”“解放”亚洲的“落后民众”，并不惜以战争或者其他暴力形式给予推进，这成为日本政界主流的意识，并通过广泛的国民教育和舆论宣传，为日本广大民众所接受。在“大东亚共荣圈”的信念之下，许多国民都坚信，日本人才能使中国建设好。

    许多日本士兵从军前或许从未想过要去杀人，但在“国家主义”、“种族优越”、“解放亚洲”等“崇高”的名义之下，他们绝不会因执行任何暴虐的杀人行为而寝食不安。他们认为这是在为国家、为伟大的职责而工作，他们把对邻国的仇恨与做炮灰捐躯的快感完美地统一起来，把民族的前景与对“东亚病夫”中国的征服以及对欧美国家的打击联系起来。

    1940年9月，日本、德国、意大利三个法西斯国家在德国首都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表示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两国在“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德意两国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凡此种种情况都表明，中国的抗战已经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

 八路军总部下达《战争行动命令》

    继7月22日发布《战役预备命令》后，8月8日，朱德、彭德怀和左权向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战役行动命令》，作出了战役部署：

    1.聂集团（即晋察冀军区）主力约10个团破坏平定（平定县不含）东至石家庄段正太路线，破坏重点应在娘子关平定段。对北宁线、德州以北之津蒲线、德石路、沧石路、沧保路，特别是元氏以北至卢沟桥段平汉线，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破坏袭击之，阻击可能向正太线增援之敌，相机收复某些据点，对西北两面之敌以适当兵力监视之，另以有力部队向孟县南北积极活动，相机收复某些据点。

    2.刘邓集团以主力八个团附总部炮兵团一个营，破击平定（含）至榆次段正太路。破坏重点，阳泉张净镇段。对元氏以南至安阳段平汉线、德石路、邯大路、榆次至临汾段、同蒲线平遥至壶关段、白晋城、临屯公路，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破袭，阻敌向正太路增援，相机收复某些据点。对辽平公路应派有力部队积极活动，相机收复某些沿线据点。另以一个团之主力位于潞城至襄垣间地区。

    3.贺关集团破袭平遥以北同蒲线及汾离公路。破坏同蒲线部署，应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阻敌向正太路线增援。该集团原拟一个团在阳曲以南配合作战，兵力较小，应加强之。如汾河可能徒涉时，该集团阳曲以南配合作战部队，应力求以约两个团之兵力进至榆次南北地区，直接加入刘邓集团作战，并归刘邓直接指挥之。对晋西北腹地内各个敌之据点与交通路，应分派部队积极破袭，相机收复若干据点。

    4.总部特务团主力集结于下良、西营地区。

    《战役行动命令》还规定：“上列各集团及总部特务团统由总部直接指挥之。”同时，“限于八月二十号开始战斗”。

    1940年秋，日本华北方面军拥有9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另配属大量伪军，是中国关内战场上最大的重兵集团。但是，与其所担负的任务相比，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兵力难称雄厚，尤其在对付河北、山西八路军方面其兵力可以说是“捉襟见肘”：第一军的第三十六、四十一、三十七这三个师团长期被第一战区卫立煌部牵制在晋南；驻汾阳的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主要用于对付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和第八战区第九十军李文部；在归绥、包头的骑兵集团与伪蒙军主力则必须时刻提防着第八战区傅作义部的进攻，动弹不得；由于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何柱国的骑二军、于学忠的苏鲁战区，以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和第四纵队等部的牵制，日军在山东的第十二军、豫东的第三十五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伪军张岚峰部等均无法抽调。因此，华北日军可用于防御八路军主力进攻的兵力仅2个师团又9个独立混成旅团。加之，这年五六月间日本中国派遣军从第九和第四独立混成旅团抽调6个步兵大队和1个山炮大队参加由第十一军组织的宜昌作战。日军对我军的防线可谓漏洞百出，在正太线如此重要的交通线上将第八、第九和第四三个残缺不全的独立混成旅团（仅3600余人）摆成首尾不能相顾的一字长蛇阵，给了八路军可乘之机。

    踞守华北后方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正太线从河北正定到山西太原，全长230公里，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也是截断我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战区的重要封锁线。在这条铁路上，分布着天险娘子关、阳泉煤矿、井陉煤矿等重要关隘和煤炭基地，如果将这条运输线摧毁，日军的战备物资供应将发生极大的困难。

    按照八路军总部的战役部署，第一二九师在石拐镇召开军事会议。此前，师部指定的参加正太路破击战的部队，均已秘密在指定地点集结，各项准备工作亦大致就绪。作战会议上，刘伯承传达了总部的命令，根据对破击地段内敌片山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兵力、布防等情况的分析，提出了战役纲领。接着邓小平也强调了贯彻总部命令、打好正太路破击战的重大意义。他说：这一丈必须打好，坚决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和经济封锁，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锻炼和提高八路军的战斗力。特别重要的是，这一战役打好了，不仅对推动我国抗战，提高有志人士坚持抗战的信心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也会有重大影响。

    会议最后制定了分三路破击正太线平定至榆次段的作战计划：左翼队以三八六旅十六团、决死一纵队二十五团、三十七团组成，占领寿阳、榆次间各据点，破坏该段铁路；右翼队以新十旅二十八团、三十团组成，占领阳泉、寿阳间据点，破坏该段铁路；以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十四团、三八六旅七七二团组成中央纵队，开进平定以西的苇池村、天华池一带，以一部主要兵力控制阳泉西南之狮垴山，牵制阳泉之敌并阻击由平辽公路北援的敌人，保证师主力作战的顺利进行。同时，为保证侧翼安全，以新十旅二十九团、三八五旅十三团及平（定）、辽（县）、榆（社）的地方武装破击平辽、榆辽公路，配合中央纵队阻击该线之敌；另以二十八个团和地方部队分别在白晋、同蒲、平汉诸线进行广泛的破袭战，以策应正太作战。

    一二零师师部收到总部《战役行动命令》，经研究后，作出如下部署：三五八旅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线和忻（县）静（乐）公路，并协同独一旅七一五团相机逼退岚县及东村敌据点，收复岚县、寨子、普明；独二旅破击宁武至朔县间同蒲线；暂一师破击神池至五寨间公路，并保障独二旅的侧后安全及后方交通；独一旅二团以两个营破坏峪口至圪洞公路并打击沿线之敌，一个营进至三交打击寺圪塔、石门焉之敌。决死第二、第四纵队和工卫旅、师特务团破击太（原）汾（阳）公路和汾（阳）离（石）公路；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东渡黄河，出击离石、军渡间。

    晋察冀军区部队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指挥下，集中八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又两个骑兵营、三个炮兵连、一个工兵连、五个游击支队，分别组成中央纵队、左纵队、右纵队、钳制部队、总预备队，破击正太路至阳泉段及平汉铁路北平卢沟桥至元氏段，津蒲铁路至德州段、北宁铁路至山海关段、沧（州）石（家庄）公路等。

    8月中旬，彭德怀和左权逐一检查了各部队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副主任陆定一，也对战役政治保证计划的落实情况作了检查。一切都基本上是按照总部的部署进行的，敌情也没有大的变化。于是，8月17日，总部发出了左权签发的电令：所有参战部队“一律在8月20日20时开始攻击”。已经秘密进入华北各主要交通线附近的八路军指战员，紧握钢枪，屏气息声，都在等待着统一发起攻击时间的到来！

 张啸林被刺身死

    8月14日，一声枪响惊动了上海滩乃至整个中国，第二天，它成为《申报》等大小报纸竞相报道的热点。这声枪响并不与抗日直接相关，但却与抗日的大形势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

    张啸林被刺身亡。

    张啸林（1877-1940），浙江慈溪人，原名小林，后更名寅。原为杭州地痞无赖。1912年随青帮流氓季云卿至沪，拜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成为青帮“通”字辈成员。

    他先做鸭子卖补药，后凭技巧投靠“麻皮金荣”，广收门徒，成为法租界青帮头目之一，与黄金荣、杜月笙并称“上海三大亨”。

    1920年，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3人依靠帮会势力、军阀和租界当局合伙搞鸦片联运。张啸林倚仗封建军阀、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的人马把鸦片由吴淞口运到十六铺，杜月笙派小八股党包运到法租界，在法租界内由黄金荣包揽一切，3人成为上海赫赫有名的贩毒集团首脑，大发横财。

    1937年，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至10月下旬，战局恶化，蒋介石度势不敌，准备放弃上海。为防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这“三大亨”被日伪利用，蒋电告杜月笙，要杜与黄金荣、张啸林离沪南去香港。

    杜月笙把将的意思转告了张啸林。张啸林阴阳怪气地说：“蒋委员长也太累了，这是我们的私家事，管那么多干吗？”

    “三大亨”地位的排列，原本是黄、张、杜，20世纪30年代中变成了杜、黄、张。张啸林出道的时间比杜月笙早，在青帮中的资格也比杜高一辈，他还曾救过杜的命，对杜的当仁不让做老大，心中大大的不服。

    张啸林不但妒忌杜月笙，也对蒋介石心生不满。日本人拿下上海已成定局，蒋介石部署撤退之时，张啸林心中却暗喜，打起如意算盘：上海华洋杂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日本人攻占容易统治难，必然要拉拢利用帮会头目等闻人。而今举足轻重的三个大亨中，黄金荣已表明不会出头为日本人做事，杜月笙去了港岛，正给了他独霸上海滩的绝好机会。

    果然，11月上旬，上海沦陷。日军上海派遣陆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施以华制华伎俩，物色汉奸为其服务，派人去请名在莫干山“秋游”实则等待时机的张啸林，说是有要事相商，请他尽快回沪。

    张啸林回上海后，日方代表土肥原贤二、永野修身登门法租界华格臬路张宅拜访。经一阵密谈，肮脏交易达成……

    张啸林公开投敌后，立即布置其门徒，软硬兼施胁逼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捕杀爱国志士；又以“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的名义，派人去外地为日军收购粮食、棉花、煤炭、药品，强行压价甚至武装劫夺。他还趁此机会招兵买马，广收门徒，扩展实力。

    蒋介石见张啸林甘心事敌当汉奸，指示军统局长戴笠予以制裁。戴笠于是向潜伏在沪上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陈恭澍制定了锄奸计划，派定了行动组。行动组长陈默，曾受训于中央军校高教班，抗战前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组长。他领受任务后，经一段时间侦查，摸清了张啸林的生活起居规律，乃至外出时车上的惯坐位置。

    一而再，再而三地遭暗杀，张啸林吓破了胆，感到还是躲在家里最太平。他向日本人要来了一个宪兵班长驻宅上，又在大门口派定内外双岗，凡有人来访未经他同意一律不得入内。

    由于张啸林的行踪诡秘莫测，军统锄奸任务不能完成，戴笠深为不满，严词诘责，催促加紧进行。区长陈恭澍与行动组长陈默决定改变方法，动用内线，由张啸林的保镖林怀部执行之。

    早在第一次暗杀张啸林未成、张啸林严加防范后，陈默就已开始了另一手准备，设法策反林怀部。

    林怀部，山东人，时年25岁，其父曾任北洋政府旅长，与张啸林有些交往。后因父亲亡故家道中落，他便来上海考入法租界巡捕房，补了个华捕的缺额。一次在处理交通肇事中，他认识了张啸林的座车司机阿四，并拜阿四为“老头子”。不久，由阿四推荐，林怀部跳槽进入张宅，当了一名门卫。后为张啸林物色保镖时，阿四再助林一臂之力，说林怀部枪法超群，能在数十步外打中扑克牌上爱司的红心。张啸林将信将疑，要林怀部当众一试。林怀部连发三枪，枪枪从红心中穿过，又一枪把飞过的一只麻雀射下，引来一片喝彩声。张啸林着实夸赞了几句，聘他为保镖。

    陈默以民族大义及5万块银元，成功地争取了林怀部，约定林怀部作为内线留在张啸林身边，听候指令执行各项任务。

    1940年8月上旬，陈恭澍与陈默一道约见林怀部，指示他在近日内制裁张啸林，得手以后军统总部自会设法疏通，绝无生命之忧，将安排其为法租界巡捕房捕办。

    8月14日，林怀部没有被外派，他准备就在这天寻机下手。下午1时许，一辆轿车进了张宅，是张啸林的门生、锡箔局局长吴静观来谈生意，被管家引上二楼客厅。林怀部决定待张啸林送客下楼时动手。

    不一会儿，管家下楼来了，说是去四马路翠芳楼叫局。林怀部一听，暗暗叫苦。所谓叫局，就是去妓院请妓女出堂，前来侍酒陪赌，赌局饭局交替则能到深夜。如此，岂非又没有机会下手了？

    不能再拖了，一定要设法在今天除奸。林怀部见师父阿四在院子里擦拭汽车，计上心来，凑过去说：“有些私事，请师父去楼上向张先生讲一声，准我5天假。”阿四摇摇头：“张先生有规矩，会客时不许下人打扰，你又不是不知道。”

    林怀部本是没事寻事，有意刺激他：“哼，你平时常说张先生如何如何地看得起你，看来和我没什么两样，吹牛！”

    在林意料之中，阿四果然火了，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吵起来。

    阿四的自尊心大挫，把手中抹布一丢，捋袖握拳：“忘恩负义的臭瘪三，敢再说一句？”殊不料林怀部的声音更响：“你才是臭瘪三，老子怕你不成？不识相要你好看！”

    终于引得蛇出洞了。“吵什么？”楼上传来了张啸林的声音，他听到下面吵骂不休，扰乱了与客人的谈话，忍不住站起身来，跨步窗前厉声喝问。

    张啸林恨林怀部不听话，大庭广众之下扫了他的面子，不禁怒火中烧，手指口斥：“你这灰孙子，吃饱了不干事还吵架，老子多叫一个东洋兵来，用不着你了！”

    林怀部毫不示弱：“一个月只40块薪水，养家糊口都不够，我早就不想再为你做牛做马了！”

    张啸林气冲斗牛，探身窗外怒吼：“阿四，把这灰孙子的枪卸下来，让他滚蛋！”

    “用不着赶，老子自己走！”林怀部伸手去腰间拔枪。

    围观者都以为林怀部真要交了枪走人，不料他对着张啸林一甩手，砰然枪响。果然有百步穿杨之功，这一枪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当场毙命。据当时报载，张中弹后还连说了两声“好，好”，随即倒地。

    林怀部年轻力壮，身手更是矫捷，枪声响时他还在破口大骂，与此同时，他身子已经溜进客厅，三步并做两步，一转眼便爬上了两层楼梯，他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冲进张啸林尸身所在的房间。当时，吴静观正在拨电话喊日本宪兵，才拨完号码，还不曾来得及通话，林怀部便扬手一枪击中吴静观的后脑，红的是鲜血，白的是脑浆，恰似开了一朵大花。两名汉奸，一师一徒，一步路走错，终于不得善终，死于非命。“扑”地一声巨响，吴静观的身躯扑倒在桌子上。

    林怀部轻而易举，打死了两名汉奸，他面露笑容，不怯不惧，从三层楼一路欢呼跑下来，他从容自在走过28名带枪的保镖，夺门而往华格臬路冲去，一面奔跑一面还在大叫：

    “我杀了大汉奸！我杀了大汉奸！”

    没有人上去抓他，林怀部的保镖同事只是说：“老林，好汉做事好汉当！”

    “当然，”林怀部傲然地一拍胸说，“我绝对不逃。”然后，他握枪在手，跑到华格臬路上，等安南巡捕一来，他一语不发，将枪交出，束手就缚。

    次日，《申报》等沪上大小报纸，刊登了张啸林的死讯：昨华格臬路血案，张啸林遭枪杀，凶手即张保镖，定16日下午3时在寓所入殓……？

    消息传到香港时，杜月笙正在茶座闲坐。他一时悲从中来，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哭起来。他边哭边说道：“张先生要当汉奸，他之死当然是罪有应得，不过，我心里明白，这一定是陈默他们交代林怀部干的。由我的徒弟杀了我老兄，论江湖义气，我实在站不住道理！”

    有人劝道：“论江湖义气，张先生就更不该去当汉奸，做那出卖国家、欺压同胞的勾当，而且，杜先生一再劝他拦他，他都不理。”

    “是呀，”杜月笙伸手揩揩泪水，“我几次三番地拉他，他就几次三番地大骂我，我倒不是怕挨他的骂，实在是骂过了之后，他还是不肯出来。”

    张啸林坚决拒绝杜月笙的说服，结果是大官没有当成，反而白送了性命。

    作为黑社会老大，被刺而亡也不奇怪。但张啸林的特殊身份及与日本人的肮脏勾结，从而使他的死也因时代而生出其他的意义来，全民抗战的浪潮便不可避免地波及感染到黑社会内部的忠义之士。

 日军开始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

    为促使国民政府尽快崩溃，日本军队也加紧了军事上的行动。他们力图在心理上摧垮中国人民的斗志。

    重庆大轰炸既是日本帝国主义调整对华侵略方针的必然产物，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战略地位提升的必然反应。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迷信自身武力的强大，推行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妄图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以便腾出手来执行其扩大侵略的“北进”、“南进”政策。从1937年7月发动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广州，日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侵占了中国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共13个省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40座城市，但这些胜利并没有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日本的军力、国力已难堪重负。到1938年底，日本已在中国战场投入了近100万人的庞大兵力，付出了45万人伤亡的代价，军事力量严重削弱；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本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在占领地区只能局限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战争使日本军费开支急剧增加，严重妨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行，极大地加重了日本人民的负担，致使人民生活日益恶化，反战情绪不断高涨；战争的长期化也破坏了日本在世界的战略，使其“北进”、“南进”的扩张战略无法实施；在国际上，苏联继续援助中国抗战，美、英等国因不满日本侵略威胁其在华利益，对中国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并借助国联理事会对日本进行制裁，日本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同时，中国方面虽然在战争初期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抗日力量仍在不断生长。

    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日军占领武汉后，在绥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一线约4000公里的正面战场，仍面临着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国民政府以西南、西北地区为根据地仍在继续抗战。而在日本占领区的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严重威胁着日本对占领区的统治，并同正面战场遥相呼应。中日战争必将长期化。军力国力的制约、外交上的孤立和战争的长期化，使日本当局感到“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如果再扩大战区或增添兵力，无疑要大量消耗国力”。因此，在占领武汉、广州后，日本一改以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被迫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确立了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方针。随着日本侵华新方针的确立，其军事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强调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要以坚强的军国为背景进行政略和谋略工作，将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日本看来，“对被压缩中之中国政府若放任不顾，则仍为重大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因此，在将军事打击的重心转向敌后战场的同时，企图通过非军事的政略工作并辅之以军事打击，动摇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意志，迫使其放弃抗战的立场，实行对日妥协。而对重庆的大轰炸，就是适应这一军事战略的具体迫降行动。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襟带双江，控驭南北，素有“天险”之称。公元前11世纪，巴国曾建都于此，秦时设巴郡，隋唐时称渝州，南宋始称重庆。近代以后，1891年开埠，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建市。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曾经营西北地区，以之作为未来对外战争的后方基地。1935年，随着西南各省的统一问题逐渐解决，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由于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具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地形险要，三面环山，具有绝佳的天然屏障，在战争中易守难攻；且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一旦东部沿海地区遭敌封锁，仍能对外交通联络。因此，1937年10月29日，在凇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的驻地。11月16日，最高国防会议批准了迁都的决定，当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舰西上，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迁都宣言。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办公。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正式在重庆办公。1938年6月开始，由于武汉岌岌可危，驻武汉的国民党党政机关又奉命撤退移驻重庆。12月，蒋介石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要机关抵达重庆，国民政府西迁工作结束。重庆成了战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1939年5月，重庆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重庆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的工矿企业相继迁入重庆。据国民政府经济部1940年统计，内迁民营工厂共计448家，其中迁入重庆的有243家，占内迁厂数的54%。迁入工厂不仅数量多、门类较齐，而且规模大、设备先进、技术水平高。同时，兵工署第1、第2、第10、第21、第25、第30、第40、第50等工厂也相继迁入重庆，到1940年底，在兵工署直辖的17家兵工企业中，驻扎重庆的就有11家，重庆已成为战时中国的兵器工业中心。随着迁渝工厂的相继复工，重庆很快就建成了以兵工、机械、钢铁、煤炭、纺织、化工、电力等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加上新兴工厂的建立，重庆成了战时中国工业部门最齐全、工业种类最多、工业最大的惟一的综合性工业基地。此外，重庆的金融、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和对外交往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迅速成为战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对外交往中心。战略地位的提高，使重庆开始成为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

    1938年2月18日，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郊。10月4日，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区。12月初，日本天皇发布命令，命令对中国内地实行战略轰炸，强调要“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捕捉、消灭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坚决实施战略、政略航空战，挫败敌继续作战的意志”。十分明显，日军轰炸重庆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动摇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最终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

    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本法西斯为摧毁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陆海军航空部队遵照天皇和最高本部指令，联合对当时中国的首都重庆进行“航空进攻作战”，开始了长达五年半惨绝人寰的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五年多的时间里，日军总计实施轰炸218次，出动飞机9500余架次，投放了包括细菌弹在内的各类炸弹21593枚，炸死炸伤市民24万多人。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国家战事性质的战略轰炸，第一次依靠空军实施战略轰炸，第一次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与和平居民界线的“无区别轰炸”。重庆大轰炸历史之长、为害之烈、贻祸之深，世所罕见。

    1938年12月26日，日军第六十、第九十八两个轰炸机队从汉口出发轰炸重庆，这是连续大轰炸重庆的开始。到1939年1月10日，通过三次试探性轰炸后，日军清楚地看出“重庆的防空态势尚未完备”，于是便开始大规模的轰炸。

    1939年5月3日下午，日机20多架由东北方飞入市区，大量投掷重磅炸弹和燃烧弹，重庆最繁华的陕西路和商业场小什字一带的21条街中，有19条几乎被炸成废墟，房屋店铺熊熊燃烧，市民残缺的尸体到处都是。小什字岗亭的一个交通警正在指挥车辆，一颗炸弹落下，把他炸得粉身碎骨。太平桥下堆满了妇女儿童的尸首。中山公园的电杆上、树枝上挂着断肢残肉，楼亭残壁上溅满了斑斑血迹。长江沿岸二里长的贫民窟木板房，被炸起火，火借风势向南延烧。南区繁盛路一带落下无数枚燃烧弹，火舌吞噬着一个接一个的商店和民房，被炸断手炸破头的市民，在血泊火海中挣扎惨叫，令人目不忍视。

    1939年5月4日下午5时左右，日机又来轰炸，而且比前一天的轰炸更为惨烈。从通远门到都邮街一带，许多高楼大厦变成瓦砾一堆，37家私人银行，有24家被毁，无数家铺面和民房烈焰冲天，烟尘蔽日。市民的伤亡惨重，从砖石堆中挖掘出来的死难同胞，有的头颅被压扁，有的四肢被炸断。晚上，重庆全市断水断电，在漆黑的夜幕下，除了受灾地区的火光烈焰以外，许多街巷的瓦砾堆边都闪烁着祭悼亡灵的香头烛光。&lt;strike&gt;ｈｔtｐ://rike&gt;

    在这两天的大轰炸中，重庆总计有1/3的房屋被毁，大火燃烧了整整三天，仅5月4日一次轰炸，死伤人数就达数千人。

    1940年5月20日，日军70架飞机侵入重庆市上空，开始空前野蛮、大规模的轰炸，炸弹和燃烧弹雨点般地落下。霎时间，整个市区被黑烟烈焰所笼罩，成了一片火海。市内自来水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使救火工作无法进行。大火蔓延，连续烧了七八天。经过这次轰炸，半个山城被毁灭。这次轰炸后的第八天，日机又集中轰炸重庆的文教机构，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被炸，教务长孙寒冰等九名师生被炸死；沙坪坝的重庆大学中弹50余枚，大部分校舍被炸毁；法国人开办的直元堂圣母院及其附设的难民收容所也遭到轰炸，被炸死烧死的难民达100多人。

    1940年8月19日，日军开始对重庆进行不间断的疲劳轰炸，力图在心理上摧垮中国人民的斗志。到月底，对重庆市区的轰炸就达37次之多，出动飞机2023架次，投下炸弹10021枚、计1405吨。

 八路军大闹正太路

    8月20日，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武乡县王家峪浓云密布，气压很低，闷热异常，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20时整，各兵团按总部统一规定的时间发起攻击。随着彭德怀一声令下，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刹那间，在5000里长的敌后战场上八路军全线出击，向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开始了战役的总破击。这是一个永载史册的时刻。

    亲自参加过战役指挥的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说：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时刻的情景，真是壮观得很啊！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指挥所几个年轻参谋激动地对我说，他们参军以来，还没有见过这样红火的战斗场面。

    由于事先成功的保密及佯动，正太路日军一点没有觉察这么大的战役行动。战斗一打响，沿线各据点同时被攻，日军猝不及防，处处被打，到处响起枪声和爆炸声，敌人的无数据点，同时发出了求援的电报和信号。石家庄、太原、阳泉各旅团司令部的日军指挥官，一时手足无措，不知从何处调兵，又往哪里增援。当日军清醒过来后，便开始组织顽强的抵抗，破击部队的攻击也更加猛烈，战斗十分激烈。

    如同在前线激烈战斗的指战员一样，彭德怀在这一夜也是彻夜未眠。他的心情相当激动。这次行动是敌后抗战的第一次大的攻势行动，动员了八路军整个华北地区所有的力量，它将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给那些认为八路军“游而不击”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对全国的抗日形势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想到这里，彭德怀便心潮澎湃。他与左权坐在一起，沉思不语，任凭思绪像大海一样奔涌。

    难熬的夜晚终于过去，源源不断的捷报随着曙光一道来到紧张而又安静的八路军总部。

    聂荣臻所在晋察冀军区战报：杨成武部向正太路娘子关段及井陉以北各据点之敌突然发动猛攻，至今日获得序战胜利，连克乏驴岭、北峪、地都等据点，守敌共200余人被完全消灭，乏驴岭至地都段铁路及桥梁、碉堡、电线等悉被破坏。一部攻占井陉北贾庄镇、东王会，守敌百余人亦被消灭殆尽，并完全占领井陉煤矿，解放工人2300余人，所有矿井、机器全部炸毁，缴获正在清查中。郭天民部正向娘子关猛烈进攻中，双方枪炮声猛烈。

    刘伯承第一二九师战报：在正太路西段破击的第一二九师左翼破击队陈赓旅，攻击了寿阳西南之芦家庄，生俘日军3名，连克碉堡4座，守敌被消灭净尽，完全占领芦家庄车站。芦家庄以西10里以内铁路桥梁完全被破坏。

    贺龙第一二零师及冀南军区都发来了战报。八路军总部驻地一片欢腾。战役序战胜利，完全按照设想进展。作为战役的直接指挥者，彭德怀轻舒了一口气。

    从21日到22日，八路军总部忙得不亦乐乎。刘伯承、聂荣臻等不断地报告正太路各袭击兵团破袭情况，其他配合破袭正太路战役的部队也纷纷传来捷报，同蒲路、平汉路、北宁路、津蒲路、德石路、白晋路等都战果辉煌，实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

    平常不苟言笑的彭德怀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他问作战科长王政柱：

    “我们参战兵力一共有多少个团？”

    “正太线30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津蒲线天津至德州段4个团，德石线4个团，白晋线6个团，北宁线2个团，平绥线2个团，汾阳至军渡公路线6个团，沧县至石家庄路线4个团，北平至大同公路线6个团，邯郸至济南公路3个团，代县至蔚县公路线4个团，辽县至平定公路线3个团，宁武、岢岚、静乐公路线4个团，一共105个团。”

    王政柱话音刚落，左权说：“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要仔细查对确数。”彭德怀听罢，接过话头说：“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从此，正太战役改称为百团大战。

    此时，前线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

    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负责破袭正太路东段。此段有敌坚固设防的天险娘子关和重要燃料基地井陉煤矿。

    娘子关是长城的第九座雄关，晋东的重要门户，是由冀入晋的咽喉要道。相传唐高祖的女儿平阳公主，曾率娘子军在此助父征战，故得名娘子关。早在三年前，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就曾配合国民党军进行娘子关保卫战。娘子关在失陷前构有国防工事，日军占领后又依据险峻的山崖加修四个大堡垒，使该关防御能力进一步增强，可谓易守难攻。

    20日20时，担任主攻任务的晋察冀军区右纵队第五团首先潜入娘子关村，解决了村里的伪军，然后依托村庄，仰攻日军堡垒。在日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下，攻关部队前仆后继，云梯被打断了，就搭人梯上，将绑腿带联结在一起搭上悬崖向上攀登。但占据有利地形的日军，凭借其优势装备，对进攻的八路军战士发起反扑，八路军正面攻击一时受挫。正当此时，由娘子关侧后迂回的部队，正好接近到日军堡垒群附近，由侧后向日军发起不停顿的攻击。日军被突如其来的攻击打乱，正面攻击部队乘胜登上陡峭的山崖。经过三小时反复冲杀，日军的堡垒最终被全部攻破，黎明时分，胜利的旗帜插上了被日军盘踞三年之久的娘子关。这是正太线最早攻克的重要战略据点。攻占娘子关后，第五团的勇士乘胜破坏了娘子关东面的铁路桥，并收割了敌人的大批电线。与此同时，右纵队第十九团对移粮、巨城、乱流和上、下盘石等日军据点发起猛烈攻击，歼灭了大量的敌人。

    21日，日军得知八路军攻下娘子关，大为震惊，急忙抽调大批增援部队直扑娘子关，企图歼灭我攻占娘子关部队。聂荣臻早有所料，指示部队破坏敌堡垒后，主动撤离娘子关。当日军赶到时，已不见八路军的踪影，只好对着化为焦土废墟的娘子关发呆。

    在井陉煤矿，中央纵队在年仅26岁的杨成武的指挥下，也取得了重大胜利。进攻部队在矿区工人的帮助配合下，切断矿区电源，靠夜幕掩护，向守敌展开猛烈进攻。经过一夜激战，到21日黎明，将敌人全部歼灭，并占领了东王舍新矿，对厂房、矿井进行了彻底破坏。14套开矿机器，10个锅炉，3台鼓风机，2个储水池，2个烟囱，1个绞车房，1个机电房，1个火车站，5座铁桥，以及矿区表面建筑全部炸毁。

    正当晋察冀军区部队在聂荣臻指挥下，连克娘子关、井陉、贾元等车站的据点，破击正太路东段和日军的公路网时，负责破袭正太路西段的第一二九师，与日军展开了更激烈的战斗。

    正太路西段，有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煤矿基地阳泉，还有榆次方面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的策应。针对这一敌情，熟谙兵法的刘伯承，经过缜密计算，认为敌指挥官第四旅团长片山骄横暴戾，器小易盈，战役发起之后，必会抽集大部兵力，进击八路军右侧背。为此，第一二九师把主要打击力量预伏在狮垴山一线，以防敌人侧背攻击，掩护破袭部队的破击行动。狮垴山虎踞阳泉大门，离城有八里之遥，控制着整个正太路的咽喉，地势虽不十分险峻，但位置重要。从石家庄往西直到阳泉，地形较为平缓，偶有高山。一过阳泉，则山势连绵，正太铁路从这里进入山区，狮垴山正是其进入山区的咽喉。

    20日晚，战斗打响之后，第一二九师在全线投入40多个团的兵力，10倍于敌，造成了八路军占绝对优势的局面。敌人在八路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战斗进行非常顺利，主动权一直掌握在八路军手中。经过一夜激战，第一二九师连续攻克芦家庄、和尚足、马首、桑掌等车站、据点，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破路和进一步扩大战果扫清了障碍。到8月25日，正太路西段除寿阳等少数据点外，均为第一二九师所控制。刘伯承、邓小平利用这一机会，下令部队抓紧破路，提出“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个碉堡，不留一座桥梁，不留一根电杆”，动员组织民众，争取铁路员工，采取搬拆、爆破、火烧、水淹等方法，大力破坏铁路、车站及其附属设施。一条被日军视为命脉的“钢铁封锁线”就这样瘫痪了。

    正太路全线大破袭的消息传到阳泉日军第四混成旅团司令部，片山省太郎旅团长惊得目瞪口呆。他慌忙把阳泉600名日军全部集中起来，并将500名侨民也武装起来，强迫他们投入战斗。不出刘伯承所料，日军倾其所有力量，动用了1500人，从21日起向狮垴山发起了猖狂进攻，企图夺取这一关系战役成败的要点，阻挠八路军战役计划的进行。

    担任守卫狮垴山任务的是陈锡联的第七六九团。这个团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的第10师，作战历来有狠、硬、快、猛、活的作风。据当时任第一二九师参谋长的李达回忆，第七六九团发扬勇敢战斗的作风，凭险阻击，顽强战斗，仅21日，敌人就伤亡百余，遗尸40余具。22日晨，敌200余人又向狮垴山东北高地进攻，激战终日，仍无进展。眼见伤亡不断增加，而狮垴山阵地却久攻不下，片山恼羞成怒，于次日以优势的地面炮火对我阵地狂轰滥炸，并大肆施放毒气。午后，敌机20余架，又轮番低空轰炸、扫射，然而狮垴山阵地仍是岿然不动。就这样，狮垴山争夺战，整整坚持了六昼夜，有力地保障了左翼部队的行动，大煞了“赫赫皇军”的威风。左翼部队连日在高平、道坪、红凹、卷峪沟地区作战，全歼从太谷出犯之敌第三十六师团永野大队400余人后，安全转移。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整体部署，贺龙第一二零师的任务是配合正太线的破袭作战，破袭同蒲线大同至阳曲段、汾（阳）离（石）公路和忻（县）静（乐）公路，重点在阳曲南北，阻敌增援正太线。

    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决定投入20个团发起破袭战。第一二零师发起破袭战役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是收复康家会。

    忻静公路远远地伸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腹地，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构成了极大威胁。康家会则是忻静公路上日军最大的据点，紧挨着据点是一个大粮站，由日军第九独立混成旅团第三十九大队一部50余名日、伪军守卫。康家会西侧利润村驻有10余日军，东侧石神树驻有30余名日军。如果能趁此次交通大破袭战，狠狠地收拾一下康家会据点的日军，就会把日军变成缩头乌龟，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21日夜，攻击康家会的战斗开始了。鬼子的掷弹筒和机关枪，像骤雨加冰雹一样，从碉堡里向外射出来。而战士们投出的手榴弹，也在小碉堡旁边爆炸了。突然听见“轰”的一声，鬼子的机枪像哑了似的，不再出声了。西边六连的一个战士，从房顶上掷下一颗手榴弹，在敌人的掷弹筒旁边开了花，掷弹筒也收起了它的鸣叫。此时，嘹亮的军号声响起，划破广漠的夜空，战士们一个个像猛虎一样，从临时挖掘的工事坑里跳出来，向前冲去。康家会的日军被全部歼灭。

    空前规模的大破袭战，自正太线首先发起，尔后迅速扩展到除山东以外的整个华北地区和主要交通线。其中包括：冀察全境、晋绥大部和热河南部地区；正太、平古铁路全线，安阳以北的平汉铁路，德州以北的津蒲铁路，临汾以北的同蒲铁路，归绥以东的平绥铁路，北宁铁路的山海关至北平段，白晋铁路的平遥至壶关段，以及正在修筑的德石铁路、沧石公路等。

    在5000里敌后抗日战场上，105个团，20余万人一起奋战，构成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宏伟景观。

 激战同蒲路

    按照八路军总部确定的战役方针和部署，第一二零师在贺龙、关向应的指挥下，自1940年8月20日开始，以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和忻（县）静（乐）公路为重点，向日伪军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袭行动。

    8月20日至21日，第一二零师切断了忻静公路；破袭了同蒲铁路宁武至原平段10余公里，毁桥7座，收电线2500余公斤；袭击了忻县以西潘村据点，毙日军10余名，砍断电线杆100余根，收电线75公斤；袭击了千索据点，毙日军10余人，俘伪军4人，并破袭厮索至奇村公路1公里，毁木桥1座，收电线50余公斤；袭击了峪盟、南熟、北贾村据点，毙日军30余人；进袭了五寨城，打退了日军200余人的增援，在城西北石俘头地区设伏，击毙日军40余人，并破袭五寨至宁武公路15公里；在尖神头附近，打退了由离石东吴城镇南犯的300余日军，毙日军30余人；在800余名群众配合下，破袭大武至离石公路20公里，收割大武至峪庭电线5公里多。第一二零师伤团长1人，另伤亡50余人。

    日本战史写道：担任同蒲铁路北段及其以西地区警备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从20日半夜，虽击退前来急袭的八路军第一二零师主力，但铁路遭到严重破坏”。其“独立步兵第三十九大队担任忻县至静乐道路地区的警备，自20日半夜遭到优势共军的攻击而连续激战。但因是山地，据点相互呼应和增援极为困难，静乐地区的一部分暂时被共军占领”。

    从8月23日起，晋绥地区日伪军开始反扑。第一二零师在天王塔和鱼春屹打退了宁武西南宁化堡1000余日军的进犯，毙敌70余人；在陶林附近击溃日军100余人，毙敌50余人，缴步枪30余枝、战马20余匹。第一二零师伤亡127人。24日，破袭同蒲铁路忻县至平社段1公里，袭击日军火车1列，炸毁火车头1节，毙日军30余人，缴获各种枪7枝，并中断铁路交通；攻克静乐以南羊勉村据点，并两次打退在数架飞机掩护下由静乐增援之日军，毙敌100余人，缴枪20余枝；一部一度攻入五寨南关，破坏五寨至宁武公路5公里，毙日军100余人，缴手枪1枝；在察素齐以北古城附近伏击日军，毙敌60余人，俘伪军11人，缴获长短枪20枝。第一二零师伤亡150余人。25日，暂编第一师主动袭击了三井镇东南阉家平据点，毙日军20余人，并在五寨附近收电线500余公斤、铁丝网250余公斤。

    8月26日，八路军总部在调整战役部署的指示中要求：“贺集团应以适当兵力乘胜拔除根据地腹地之若干据点；另应以九个团之兵力继续开展忻县、太原段同蒲线及太原交城地区工作，打通与边区与晋东南之交通路。”

    此后，第一二零师在以一部继续破袭同蒲路北段的同时，大力主动出击位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内及周围的日伪军据点。该师一部在1000余名群众的配合下，破袭了交城至开栅间公路约15公里及高白至东社公路，烧毁桥梁1座、汽车2辆，收电线150公斤，毙日军20余名；1个团在700余群众的配合下，继续破袭同蒲路北段宁武至轩岗间6公里，破坏铁轨400余根，烧毁枕木2000余根。27日，该部击溃由宁武的东寨镇出发修路的日伪军200余人，毙日军10余人，俘伪军3人，解放修路工人40余名。29日，暂编第一师一部在群众1000余人的配合下，彻底破袭了五寨至岢岚公路，收电线150公斤。30日夜，雁北支队袭击了冲桥，毙日军30余人，并破坏界河口公路1公里，收电线100余公斤；独立第一旅一部袭击了岢岚以南寨子村和普明镇据点，毙日军50余人。该旅伤亡排长以下22人。

    从9月起，第一二零师向正面日伪军连续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势。自9月1日至6日，决死第四纵队先后破袭了清源至寰丰村、交城至开栅、文水至仁岩公路20余公里，破坏木桥、石桥7座，砍电线杆200余根，收电线300余公斤，缴步枪5枝，毙伤日军110余人。该纵队伤亡连长、指导员以下20余人。工卫旅于9月2日在马丁村西北地区包围了由汾阳东北仁岩村进犯的日军150余人，毙敌50余人，缴获汽车1辆、山炮1门、炮弹50余发。独立第一旅一部于9月3日收回岚县南杞村至寨子、普明电线500余公斤。第三五八旅一部击溃由五寨北八角堡进犯石山村的日军200余人，毙其30余人，该旅伤连长以下10余人。大青山支队一部于9月5日在归绥东南中段伏击日军由旗下营的运粮车50余辆，毁车2辆，毙日军30余人。9月6日晚，破坏、收割毕克齐至察素齐电线250公斤。第三五九旅一部于9月8日在柳家庄与向柳林进犯的日军1000余人激战竟日，毙伤日军100余人，该旅伤亡20余人。独立第一旅第二团于9月9日在岚县南七马铺与日军300余人遭遇，激战5小时，毙日军110余人，该团伤亡连指导员以下60余人；9月10日，破袭岚县至偿子村公路5公里，收电线200余公斤。暂编第一师也破袭了神池以西义井至八角堡公路，击溃进犯日军100余人，毙其10余人，收电线200余公斤。

    至此，第一二零师破袭了同蒲铁路宁武至原平，忻县至平社段和五寨至宁武、岢岚，忻（口）静（乐），大武至离石，交城至开栅，文水至仁岩，神池义井至八角堡等公路，一度中断了这些铁路和公路的运输，加上电话等通讯联络失灵，晋绥地区的日伪军陷于混乱。

 两个日本小女孩的故事

    日本宫崎县都城市中日友好协会通过当地有关部门找到当时的战场东王舍村。在李明秀家，70多岁的来住新平见到了李明岗（李明秀的大哥）保存的加藤清利的遗物：一个喝水杯和一个用过的药品盒。座谈中，李明秀书写条幅“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请日本友人转赠美穗子夫妇。

    行着战争，只好就地掩埋，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造变迁，只能记得车站的大致方位。

    聂荣臻见此情景，不由得一阵心酸，流下了一串热泪。他派警卫员到附近村庄请来一位大嫂，千叮咛万嘱咐，要她好好照料孩子，又让炊事员给孩子做美味可口的饭菜，还找来饼干和梨。

    美穗子及其全家1980年来我国探望的时候，聂荣臻元帅接见了她们，美穗子很激动，热泪盈眶，一再表示感谢。据美穗子说，当年参加过正太铁路作战的日本旧军人再三向她表示，他们对不起中国人民，非常抱歉。聂元帅回答说，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吧。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

    这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时时在想：两个孤苦伶仃的孤儿，被送回日本军营以后，她们的遭遇会怎样呢？这弱小的生命，能不能在兵荒马乱中幸存下来？战后，她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吗？在中日两国人民关系日益密切的今天，这个想法更加深切。……

    聂荣臻等与美穗子的这段在百团大战中的故事，40年后，成了中日人民友好的佳话。

    子回到日本亲人的身边。

    ，仅以一步之差未到东王舍村，李明秀老人至今引以为憾，这一晃又是20多年。这次，得知来住先生是受美穗子女士的委托而来的，李明秀老人非常高兴，老人有一个愿望，能够亲手把遗物交给一别60多年的美穗子。

    找到美穗子后，姚远方心情难以平静，他再次写了《祝福你，美穗子！》的文章，文章写到：“她也许记得中国北方的山川草木，记得太行山峡谷的潺潺流水，记得浮沉在小溪里的鱼群，八路军叔叔曾领着她在溪边摸过鱼；她还记得冰凌凌的雪花和她坐过的中国藤篮；尤其难以忘怀的是给她生存的伯伯——聂司令。”

    从那时到现在，经历了四十年的变迁。两个日本小姑娘，你现在在哪里？那时节，你们一个五岁，一个才几个月，如今都是四十开外的人了。我望着你们童年的照片，在日本地图上寻觅你们的踪影：也许在大阪的一家制造厂里劳动，还是在波浪滔滔的宗谷海峡进行海上捕鱼作业？也许你们正在东京某研究所里聚精会神地进行工作。在这明媚的春天，你们也许携儿带女在上野观赏樱花。我也这样幻想：在成百成千来中国的日本旅游者中间会有你们的身影。

    杨成武用电话向聂荣臻报告了这件事。聂荣臻要杨成武立即派人把两个小姑娘送到军区指挥所。一天以后，三个战士把小姑娘送到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一只手抱过小的女孩，另一只手抚摸大孩子的头发，把糖果送到她们嘴里。孩子吃着糖，望着这位慈父般的伯伯，露出了天真的笑靥。她们很快就熟悉了这些伯伯叔叔们，哇哩哇啦说个不停。经敌工干部与孩子们对话，了解到大孩子叫美穗子，小一点的叫溜美子，井陉车站爆炸时，一房屋倒塌，战士们听到屋内有呼救声和小孩子的哭叫声，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救出了孩子和她们的父母亲。她们的父亲加藤清利及母亲被炸成重伤，因抢救无效，死在三团包扎所，懂事的美穗子断断续续地说了事情的经过，最后还说了一声“谢谢”，深深向聂荣臻和敌工干部鞠了一个躬。

    人民日报刊登姚远方文章的第二天，日本《读卖新闻》记者就作了《战火里救出孤儿，聂将军四十年后呼唤兴子》的报道。经过认真仔细地查找，在九州找到了那个大一点的小姑娘——美穗子。现在她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与丈夫一起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她那受伤的妹妹，因伤病死在石家庄的日本医院里。

    ………

    我不就是将军寻找的“兴子”吗？那时我才五岁，妹妹一岁，当时情况已记不得了，我父亲是河北省井陉县煤矿铁路井陉站职员，昭和十五年（一九四零）八月二十一日战死，母亲被炮弹炸死。

    美穗子得知40年后聂荣臻仍惦念和呼唤着她，立即怀着激动的心情给聂荣臻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诉说着思念和感激之情：

    在进行井陉战斗的过程中，杨成武在指挥所正忙得不可开交，请示的电话一个接一个。他刚放下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这是团长邱蔚打来的，他说：“一营打扫战场，发现井陉火车站日本副站长加藤清利夫妇被炸死，遗留下一对女儿，大的五六岁，小的还不会走路，杨司令，你看怎么办？”

 国民政府明令重庆为陪都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命令中说：“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渝。树抗战之基，赞建国之大业。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恢闳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

    如同一个人一样，一座城市总有自己的外貌和性格，在它所有的传奇中，总有一个故事贯穿始终；如同每个生命都有一颗专属于他的星辰在遥遥对应一样，总有一种命运在冥冥之中让一座城市神秘而荣耀。

    60多年前，费正清从昆明飞临重庆上空，这座中国战时首都在瞬间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极为不幸的人类居住地。这里连一块平地都没有，一切东西都似乎蒙上了1/4英寸厚的灰尘。”这名年轻的哈佛大学教授，却正是靠着在重庆度过的15个月，感受到中国的精神和力量，奠定了日后成为美国头号中国学权威的地位。类似的例子还有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美国水利专家萨凡奇、《时代》周刊发行人卢斯、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欧内斯特·海明威、以《亚洲内幕》名扬世界的美国作家约翰·根室、在专著《天下一家》中盛赞中国的美国总统特使、作家温台尔·威尔基……确实，重庆云横雾纵，山重水复，蕴藏了难以言表的历史玄机，诸多偶然的人物和偶然的事件在这里偶然际遇，从此星流云散。这座天涵地负的山城，却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沧桑嬗演中，秉承造化旨意，深谙世事奥妙，因缘巧遘，得天独厚。重庆的命运是独一无二的，它注定要在一个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去担负天下兴亡。如果没有造化所钟、天意垂顾，重庆至今不过是一片封闭平庸的农产品集散码头、被历史沧浪遗弃的一潭死水。

    1935年，随着四川统一和西南各省的统一问题渐趋解决，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由西北转向西南。特别是重庆，为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以四川天险作为屏障，以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一旦东部沿海遭到敌人封锁，仍能对外交通联络。同时四川人民众多，物产丰富，能从人力、物力、财力上长期坚持。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由汉口飞抵重庆；4月，他在总理纪念周讲演时第一次指出：“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同年7月，蒋介石面对即将来临的中日战争，再次指出：“对倭寇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同年10月6日，蒋介石在成都出席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扩大纪念周讲演时又指出：“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种种迹象表明，在中央势力进入四川，川政统一之后，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将建设重心由西北转向西南，开始考虑对日抗战时的后方根据地，即蒋介石所称的“民族复兴根据地”的建设问题。

    随着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国内抗日民主势力的发展，国民政府开始进一步走向抗日的立场。1935年9月，蒋介石在《经济往来》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对日本的妥协让步，毕竟有一定限度。”这是蒋介石首次对日本侵略者所表示的强硬态度。接着，蒋又要驻日大使蒋作宾告诉日本政府：如果中国政府“被逼到无法忍耐的时候，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与侵略者作战”。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五大和五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对日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

    国民党五大后，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蒋介石取代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大部分部长为亲英美派所担任。与对日政策变化相适应，国民党在行动上也开始着手准备抗战，制定了三年国防计划，其主要内容为：争取国际支援，特别是争取苏联的支援；实行币制改革，为战争准备财源；在京、沪、杭等战略要地修建国防工事；在交通方面，迅速修通粤汉、浙赣铁路，延伸陇海铁路，新建桂越、甘新、川康等战略公路；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兵役法征集新兵；准备撤退沿海地区的大学，保护和转移北平等地的重点文物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举进攻中国，8月13日，上海战事发生，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付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展开了顽强的抵抗。随后，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民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的驻地。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宣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的生存之目的”。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这时，国民政府的军事指挥中心仍在武汉，行政院主要部、会也留在武汉。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留在武汉的机构也迁到重庆。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教育中心。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是中国近代史和重庆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抗日战争和重庆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国家机关、工矿企业、各类学校、文化机构、金融机构的内迁，重庆从一个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跃而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从一个古老的商业城市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近代工业基础的中心城市；从僻处四川东部的一座普通中等城市上升为一座国际名城。

    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后，国民政府及各院、部、会陆续迁至重庆，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但是，重庆原是四川省政府管辖之普通市（省辖市），市政府经1932年紧缩改组后，仅设警察局和总务、财政、工务、教育四处，财政收入完全上交，然后由四川省政府拨款，这种状况同重庆当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与正常职能的发挥，已经严重的不相适应。

    1938年10月下旬，参政员胡景伊等21人建议国民政府改重庆为特别市，直隶中央政府，并提交行政院第384次会议讨论研究。1938年初，刘湘在武汉病逝后，蒋介石任命其心腹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遭到刘湘在川部属王陵基等人的激烈反对，因此改由刘湘系军长王瓒绪代理省主席一职。在此情况下，如果重庆再直隶中央，将会过多触犯四川实力派的利益，所以行政院最后决定采取过渡措施，重庆市在隶属关系上仍然照旧，属四川省政府管辖，但其市政府组织暂准沿照中央直辖市的规模，提高市长和所属各局行政首长待遇；在财政上，除营业税外，其他收入均归市财政，另由中央政府政府酌予补助，会计独立；重庆市政府在必要时可以直接函通行政院，同时呈报四川省政府，为将来时机成熟，直隶国民政府行政院作了准备。

    1939年5月3、4两日，日本空军连续轰炸重庆，造成市民伤亡数千人，中外震惊。5月5日，国民政府为加强领导，明令重庆市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任命贺国光为重庆市长。同时拨款100万元救济灾民，集中车辆船舶，积极疏散离开灾区等措施，迅速稳定了重庆局势。

    随着国民政府迁驻重庆，大量的军政、文化、教育单位和工矿企业迁渝，各迁渝单位或租赁房屋或新建房棚，城市迅速膨胀。政府对工厂、单位迁渝采取了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下令对迁渝工厂的征地实行优待办法，对工厂企事业的迁渝重建，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重庆的有关单位和人士也积极配合，主动租、售房屋或地产给内迁单位、企业。旧城区、新市区的旧有空地和化龙桥、土弯、小龙坎、沙坪坝、海棠溪、龙门浩、玄坛庙、弹子石以及江北老城、溉澜溪、陈家馆、香国寺、猫儿石一带，各种简易房屋和厂房、工棚很快地就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市区也因此扩展至上清寺、两路口，郊区扩展至磁器口、歌乐山一带。到1938年底，城市建成区面积已经扩大到近30平方公里，全市人口统计已达50万人，加上流动人口共60余万。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升重庆为行政院直辖市，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提高了重庆的地位，稳定了大后方的民心，有利于抗日战争的大局。国民政府也在暗示日本人，我们已经决心长久相持。

 八路军总部下达第二阶段作战令

    9月16日，八路军总部发布第二阶段作战命令：

    1.一二零师以切断同蒲路之交通目的，集结主力破击宁武、轩岗段同蒲路而彻底破坏之。

    2.冀中、冀南部队以打击敌修筑沧石路、石德路、邯清路之目的，应集结主力毁灭各路之修复修成之部分及前线路基。

    3.晋察冀军区以开展边区西北方面工作之目的，应集结主力破袭涞灵公路及夺取该两城，并以有力一部在同蒲路东侧积极配合一二零师之作战。

    4.一二九师以收复榆社、辽县之目的，开展辽榆地区斗争，并以有力一部不断破击同蒲路北段。

    5.晋察冀军区与一二九师原留在正太线行动之部队不变，并积极袭扰敌修复铁路。

    6.挺进军应以有力部队在平汉路北段、平绥路及北平城郊积极活动；冀中应以有力一部在北宁路及津浦路北段积极活动，不断破路倾车，扩大影响，阻敌增援。

    7.其余各大小交通线之配属作战部队，由各战略区自行配置之。……

    百团大战发动后，从华北敌后到大后方的报刊都大力传播胜利的消息，祝捷电文、信件从四面八方飞向延安，飞向八路军总部，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土气。

    连日来，延安一片热气腾腾，人们争先恐后传阅着每份《百团大战要报》，大街小巷贴满了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的标语。9月20日，延安全城放假，召开纪念“九一八事变九周年和庆贺八路军百团大战胜利”的大会。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西北局与陕甘宁政府机关人员，各大中小学的师生和各界群众，踏着《八路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排着整齐的队伍前来参加大会。毛泽东、朱德、洛甫、王稼祥、陈云、任弼时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大会。

    大会开始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饱含激情地致开幕词。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发表了演讲。朱德总司令代表党中央讲了话，他向在百团大战中光荣牺牲的4000余将士，表示至高无上的敬意，向光荣负伤和中毒的4000余将士，表示最热烈的慰问。他希望八路军继续发扬视死如归、勇往直前的精神，再接再厉，进一步扩大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成果。

    在这一欢乐的气氛中，毛泽东也受到了强烈的感染。这位有着强烈诗人气质的领袖，用这样一封电报表达了他喜悦的心情：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再组织一两次？

    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宣布结束、各参战部队转入休整的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两个重要文件：《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和《中央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郑重指出：“中央七七宣言及七七决定，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与我党政策的指示，经过两个月国内外事态的发展，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目前国际国内的政治情况，正处在剧烈变化的前夜，我党对于这种变化，必须在精神上有所准备。”

    根据对国际国内政治情况正处在剧烈变化前夜的这一科学分析，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中明确指出：

    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敌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的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并在山东与华中方面继续扩大我军之数量，而给予二百万友军及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百万人民以良好之影响，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计划以延缓的作用。

    八路军总部领导人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在七七宣言和七七决定发布两个月后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所作的估计，完全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军事行动的指示。还在对正太路破击正酣的时候，彭德怀、左权等就按照毛泽东来电提出的“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的希望，开始考虑“在正太路不能继续坚持作战或已彻底完成正太战役任务之情况下，我军之行动方针”问题，曾经提出“乘胜开展正太线两侧之战斗，去收复敌深入各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的设想，要求晋察冀军区组织涞（源）灵（丘）战役，打开边区北部之局面；第一二九师在榆社辽县公路组织以收复榆社、辽县为目的的榆辽战役。

    9月12日，总部领导召开作战会议，总结第一阶段经验，布置第二阶段作战任务。彭德怀说：“同志们，这次战役部队确实打得顽强，打出了水平。可是，我们也付出了代价，没死的也累得走不动路了，许多部队十几天来没吃一顿饱饭，没睡过一宿好觉，不少战士眼睛熬得血红，累得倒头便睡。我们要通知各部队抓紧时间休整，改善伙食，吃饱了、睡足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要作好充分的准备，准备第二阶段打得更漂亮。”然后，他站起身，走近地图说：“第一阶段正太路破坏得比较彻底，平汉、北宁、津浦、同蒲、白晋及其他公路，都已截断，第二阶段的目标是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在继续破路的同时，继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说罢，便向各部队下达作战任务：晋察冀军区发起涞源灵丘战役，力争夺取涞源和灵丘两城，破坏涞灵公路，派少量部队破坏同蒲铁路；一二零师破击同蒲路，将宁武至轩岗段彻底摧毁；一二九师发起榆辽战役，力争夺取榆庄、辽县城，并派一部兵力破坏白晋路；冀中吕正操部、冀南陈再道部重点破坏沧石、德石、道济路，攻克沿路据点。

    四天后，八路军总部正式下达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

    接到命令，八路军各部迅速行动起来。晋察冀军区以8个团、3个游击支队、2个独立营组成左、右翼队和预备队，于9月22日发起涞（源）灵（丘）战役，对该地区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和第二十六师及伪军各一部发动进攻。右翼队重点攻击涞源县城，由于缺乏攻坚器材，日军顽强抵抗，经通宵激战，未能得手。23日，转为攻击涞源外围日军据点。至26日，相继攻占叁甲村、东团堡等10余处据点。28日，由张家口增援的日军3000余人进抵涞源城，右翼队遂转移兵力于灵丘、浑源方向，协同左翼队先后攻占了南坡头、抢风岭、青磁窑等日军据点。10月9日，又有大同日军1000余人来援。晋察冀军区遂决定结束涞灵战役。此役共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

    第一二九师以第三八六旅和决死队第一纵队两个团组成左翼队，以第三八五旅（附第三十二团）组成右翼队，于9月23日发起榆（社）辽（县）战役，向守备榆辽公路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展开攻击。至30日，左翼队经过艰苦奋战，攻占榆社县城，歼日军400余人。右翼队攻占榆辽公路上的小岭底、石匣等日军据点后，准备协同新编第十旅进攻辽县时，和顺、武乡的日军同时出援，第一二九师遂决定停止攻城，转移兵力于红崖头、关帝垴地区伏击由武乡出援的日军。第三八五旅在向伏击地域开进途中，与日军援兵600余人遭遇，经15小时激战，日军虽被消灭过半，但余部依托有利地形进行顽抗，双方形成对峙。同时，由和顺出援的日军突破新编第十旅狼牙山阻击部队阵地。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二九师遂撤出战斗，榆社复为日军占领。榆辽战役共歼日军近1000人。10月14日，第一二九师一部在和（顺）辽（县）公路上的弓家沟设伏，歼灭日军一支运输队，击毁汽车40余辆。

    第一二零师为配合涞灵、榆辽地区的作战，对同蒲铁路北段进行了新的破击，再度切断了该线交通。第一二九师所属冀南军区以12个团的兵力，对日军正在修筑的德石铁路和邯（郸）济（南）铁路以及一些重要公路线，均进行了破击，共歼日伪军1700余人。晋察冀军区所属冀中军区部队于10月1-12日，举行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攻克据点20余处，歼日伪军1500余人，破坏公路150公里。

 涞灵战役和榆辽战役

    涞灵战役、榆辽战役是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中两个极为重大的战役，在整个百团大战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涞灵战役是晋察冀军区于9月22日发动的，其主要目标是破坏涞（源）灵（丘）公路。当时，日军驻蒙军控制的涞源、灵丘地区深入晋察冀根据地西北部，是日军打入该根据地的一个钉子。9月中旬，由于驻蒙军主力西移绥西，在该地区的日军仅为第二独立混成旅团和二十六师团各一部，约1500余人，另有伪军1000余人。为了拔掉这个钉子，晋察冀军区主力奉总部命令，乘日军主力西调尚未完全返防之机于22日22时发动了涞灵战役。具体部署为：以第一、二、三、五、二十五5个团及游击第一、三支队、第一军分区特务营、军区骑兵团一个营，共约1.5万人组成右翼队，战役初期夺取涞源及附近据点，打击增援之敌，尔后转移攻势于灵丘外围，夺取灵丘；以第六团、二十六团及察绥游击支队，共5000余人组成左翼队，主要活动于灵丘、蔚县地区，在战役初期阻敌增援，配合右翼队作战（其中六团暂归右翼队指挥），尔后协同右翼队攻取灵丘及其附近据点。此外，以冀热察挺进军平西军分区九团袭击桃花堡及其附近据点，打击敌向蔚县、涞源之增援；以第二军分区四团活动于五台地区，钳制向灵丘增援之敌。同时，命令冀中军区除以主力一部配合冀南军区破击沧石、石德铁路，另一部袭击北宁、津浦铁路外，组织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钳制驻冀中日军。

    战役开始后，由杨成武指挥的右翼队首先向涞源及其附近据点进攻。经一夜激战，攻占涞源东、西、南关及附近几个据点，日军退入城内固守。但是，由于日军防守严密，攻击部队兵力分散，我军伤亡很大，被迫于次日退出城关。23日，右翼队改变部署，先集中主力扫清城外据点，再行攻城。当夜，第二团在第一团一个营及炮兵配合下攻克涞源以东10公里的重要据点三甲村，将守敌大部歼灭。同时，第三团猛攻城东北之东团堡。该处守敌第二独立混成旅团士官教导队130余人顽强抵抗，我军屡攻不克。25日，东团堡残敌20余人弹尽粮绝，投火自焚。到26日，右翼队及平西军分区九团还相继攻克了金家井、北石佛、桃花堡等13个据点，歼敌数百人。然而，由于插箭岭、涞源县城等关键据点未能攻克，战局仍处于胶着状态。但与此同时，由于我军阻击不力，23日由张家口出动救援涞源之日伪军推进迅速。28日中午，该路日伪军3000余人即到达涞源城。再战不利，我右翼队奉命放弃攻击，向南撤退。29日，日军“扫荡”了涞源周围，并进到长城线。

    10月2日，军区下达涞灵战役第二期作战命令：由邓华率左翼队及右翼队之一团、二团进攻灵丘，攻击日期定于8日。但是我军调动没有躲过灵丘守敌的眼睛。7日，守备涞源、灵丘的敌二十六师团独立步兵十二联队联队长坂吉太郎获得“（共军）独立第一师及其他中共军大部队，由涞源方面西进，……正在窥视涞源、灵丘间之新设汽车路及各地守备队袭击之机会”的情报。

    坂吉命令驻抢风岭、南坡头等地的二大队向东出击，寻歼八路军主力。8日午后，日军讨伐队在大安岭附近捕捉到我二团，并将其击退后于当夜在该地附近宿营。但就在当晚，我一团一营和六团一营趁抢风岭、南坡头空虚，突袭该两地，歼留守之敌大部并占领之。同时，二十六团曾一度攻入灵丘、广灵间的黄台寺。9日，坂吉迅速组织部队向抢风岭、南坡头反击，又将其夺了回去。当晚，六团三营袭击金峰店，未果。10日，晋察冀军区根据涞源、广灵日军1300余人南援和灵丘方面战况不利等情况，认为不宜再战，决定中止涞灵战役，部队撤回根据地准备反“扫荡”。

    在八路军撤退时，敌独立步兵十二联队主力向涞源、灵丘公路西侧追击，到12日亦未捕捉到八路军主力，遂撤回。

    涞灵战役持续20天，双方伤亡均重。八路军战报称，此战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俘日军49人，伪军237人，八路军伤亡1419人。据日军第一军的战报统计，仅在战役的第一期涞灵战斗中，八路军即遗尸1199人，运走之尸体727人，俘虏6人；日军阵亡133人，失踪31人。

    为策应涞灵战役，冀中军区在沧石、德石、北宁、津浦各大铁路线破击的同时，于10月1日至20日进行了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毙伤日军805人，伪军322人，俘日军3人，伪军326人，攻克据点29处，胜利完成了钳制冀中日军的任务。

    第一二九师发起榆辽战役比涞灵战役晚一天，是在9月23日夜开始的。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第一二九师的任务是收复榆社、辽县。驻榆辽地区的日军为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一个大队，该大队的主要任务是守备榆辽公路。榆辽公路由阳泉经平定、和顺、辽县到榆社，是日军深入太行根据地最远的一条公路。日军还企图将这条公路由榆社再向西南地区延伸，经过武乡与白晋铁路相连，达到分割太北根据地的目的。榆社是日军自正太路经过平辽公路、辽榆大道向白晋公路各据点输送补给的主要枢纽之一。日军为了牢牢掌握这条公路的主动权，将榆社变成一个大堡垒，尤其是修筑了以东门外榆社中学为核心据点的堡垒群，密布大小碉堡，并将周围修成绝壁，设置以数道铁丝网，火力配置十分严密。

    刘伯承将攻击榆社的任务交给了陈赓的三八六旅。陈赓这位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这年刚满37岁，打起仗来从来都不怕死。大革命时期曾在火线上冒死救过蒋介石的命，蒋介石在得知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曾多次想说服他投向国民党，但都被陈赓拒绝。1935年，长征到达陕北后，陈赓任红一军团五师师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任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百团大战开始后，他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屡立战功。现在他又担负起对榆社城的主攻任务。

    根据事前侦查的情况，陈赓与参谋长周希汉商定乘夜近敌作战。入夜，攻击部队按部署朝榆社城方向运动，起初一切顺利，但就在主力接近西关城外的房屋时，不知从哪个角落里窜出一条狗，朝隐蔽前进的队伍狂吠不止。狗吠声惊动了城头上的日军，几颗曳光弹射向夜空，爆出耀眼的亮光，攻击部队来不及隐蔽，完全暴露在亮光之下。日军开枪了，盲目地狂扫乱射，在城四周布成了一个火力网。

    这一意外，使攻击部队近敌作战计划流产。各路攻击部队只好冒着敌人的炮火攻击前进，但收效不大。天亮后，部队失去了黑夜的屏障，第一次攻击失利。怎么办？周希汉心急如火，在听取大家的意见之后，决定组织火力压制敌人的火力点，发动第二次强攻。

    下午4点，强攻开始了。八路军各种武器的火力构成一道道火力网，集中压制日军的火力，掩护攻击部队发起一次又一次有力的攻击。这一着果然有效，经过一夜激战，部队攻克了被日军视为所谓固若金汤的核心阵地西北角和西关碉堡，并顺势占领了西关。

    但是，日军还占据着以榆社中学为中心的核心阵地。在这个阵地周围，修筑有大小八个碉堡，形成了相互支援的交叉火力网。同时，碉堡外是人工所筑的高10至30多米的陡壁，陡壁下面又有纵横交错的铁丝网。很显然，如果硬冲过去，部队伤亡肯定很大，而且不一定奏效。

    见到这一情景，陈赓亲自来到前线指挥部。他给攻打榆社的部队带来了令人惊喜的消息：敌沿华、王景两个据点已被三八六旅收复。这大大鼓舞了攻城部队。经过精心组织，下午陈赓下令发起第二次攻击。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突击部队在火力掩护下，用剪刀剪开五道铁丝网，然后架起用数条梯子接起的云梯，爬上30多米高的峭壁，用浸水的棉被塞住日军碉堡的射孔，攻占碉堡群。

    被八路军的猛烈攻势所吓倒的日军，被压缩到榆社中学，依托中学里的一个高大碉堡和四周的围墙，在四架飞机的掩护下，做最后的拼死抵抗。他们凭借优势火力，并灭绝人性地大量施放毒气，使榆社城内到处都是毒气。处在下风指挥所的陈赓和七七二团三营指战员全部中毒，一个个头昏眼花，边流鼻涕边咳嗽。

    为了陈赓的安全，参谋长周希汉坚持要他到后方指挥所去。陈赓想起师长刘伯承战前的电报，三八六旅务必在两天之内歼灭榆社日军，并夺取榆社县城，他果断地说：“我要看到你们打下榆社才走。”

    陈赓与周希汉一起召集了各团干部会议。敌人是很凶残的，从正面进攻，只能付出重大代价。经冷静分析形势，陈赓决定采取坑道作业，把坑道挖到敌人核心阵地内，用棺材装上炸药实行爆破，让敌人尝尝坐上飞机的滋味。

    方案定下后，各团立即分头行动。最紧张的是坑道作业，坑道从西北角的峭壁要一直挖到中学里的碉堡下面，工程量非常大。已经连续战斗了两天两夜的战士们顾不得疲劳，一寸一寸地朝敌碉堡掘进。挖了将近一个昼夜，到25日历时45分，终于完成了坑道作业。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炸药在地下爆炸。爆炸声像闷雷滚过低空，又像发生了强烈地震一样。

    爆炸的余音尚在回响，突击部队就冲入了敌人阵地。经过一阵激烈的白刃格斗，残敌全部被歼灭。当黄昏来临时，三天激烈战斗终于胜利结束。三八六旅在这一仗中共毙伤日寇400余人。

    榆辽战役左集团是由陈锡联指挥的。

    陈锡联对辽县十分熟悉。自1937年三八五旅奇袭阳明堡飞机场震惊军内外后，三八五旅进驻辽县，一直以辽县为根据地。在战前动员会上，陈锡联动情地说：这一场战斗我们是在辽县的土地上进行，我们三八五旅的指战员要明白辽县也是我们这个旅的家，是我们的根据地，打不好，无脸见辽县的父老乡亲。

    为了打好这一仗，陈锡联根据刘伯承的安排，先扫清了榆辽公路上的两个据点——管头和石匣。至9月30日，见时机成熟，便将师主力转用于攻击辽县。然而，正在这时，由于和顺、武乡日军分别向辽县增援，八路军总部命令停止进攻辽县，以一部钳制和顺南下之敌，主力转移至红崖头、关帝垴地区，准备歼灭武乡东援之敌。

    30日9时，当三八六旅赶到预伏地区时，三八五旅因管头战事耽误了时间，没有赶到预伏地区，日军600多援兵通过了设伏地区向东而去，恰遇正急急赶路的三八五旅，双方遂展开了一场遭遇战。三八六旅乘机从侧后展开攻击，对日军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四面被围的日军狗急跳墙，在八架飞机的掩护下，占领高地负隅顽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天一夜，双方伤亡惨重，八路军连续发动了十次冲锋，仍不能全歼顽敌。

    10月1日，部队再对日军发动攻击，双方激战终日，从清晨5时一直杀到日落。黄昏时分，从辽县紧急出动西援的400多日军又蜂拥而来，突破了三八五旅的阻击，逼近三八六旅指挥所附近。

    同时，从阳泉南援的日军1000余人也已抵达辽县以北的寒王镇。情况更加复杂、多变，在判断已经不能全歼被围日军之后，八路军总部下令部队撤出阵地。历时九天的榆辽战役结束。

 蒋介石左右逢源，决心反共

    这一天，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在柏林签订军事协定，主要内容为：（一）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在建立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二）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三）签字国之一若被目前尚未参加中日争议之国家所攻击时，彼此在政治、经济及军事上以各种方法互相协助。（四）三国立即组织联合技术委员会，委员由德、意、日三国政府各处指派。（五）三签字国之任何一国与苏联间现存之政治地位，并不发生任何之影响。协议有效期为10年。

    研究二战史的专家认为，以此协定为标志，以德、日、意为轴心的协约国集团正式形成。

    对于世界而言，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个好消息。可消息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他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他要等的就是这一天。想想九年来在几乎失去所有国际援助的情况下，在国际暧昧不明的态度中，中国独自对日作战苦撑待变，一股强烈的辛酸意涌上心头，不过，它恰似一枚有分量的夯子，倒把心中的踏实感夯得更实在了。

    两天后，蒋介石还专门致电国民党各高级将领，为他们分析三国轴心形成后的形势，宣称这一事件“于我抗战，则为绝对有利，此后英、美、苏合作，为极自然之趋势，而我国则敌友分明，应付简单，更易收得道多助之效”，他还希望全军将士“提高斗志，日夜整训，一致奋发，……共竟革命之成功”。

    在轴心国集团形成的大形势下，蒋介石是怎样的左右逢源的？

    我们先来看日本。这时的日本对华政策，显然显得步调有些乱。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已打了九年，“速亡中国”的论调早已成为痴人说梦，在战略上向来平庸的日本军部，从来也没有拿出过清晰、有效的对华作战战略，由于军队和政府之间的相互掣肘，日本的对华政策也总是让国民政府琢磨不定。在1940年最后的三个月中，一方面日本把它对国民政府的政策调整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还通过“桐工作”等暗的一手，对蒋介石进行诱降；可另一方面，却在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开承认了南京汪精卫政权，并公布了汪和日本驻汪政府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的《日满华共同宣言》。汪政权班子虽只搭起7个来月，然而却是以“正统”面目出现的，它的政府主席名义上也是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这一事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日政府不准备再和蒋介石交涉“和平”了。如果蒋仍降日，他就成了汪政权下面的二等政权。蒋介石当然不能接受这一结果。这样，日本对蒋介石的政策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它在客观上的效果，只能是把蒋推向英、美一方。

    我们再来看美国。从骨子里看，蒋介石是军事上的“德国派”，经济上的“美国派”。他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美国的综合国力，他也明白打仗实际上打的是钢铁、钞票的道理，所以，随抗日战争的进行，他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美国最终站在哪一边，可能哪一边就会是最终的胜利者。可是美国却有自身的历史惯性和思考逻辑。这个独立大陆上的人们具有孤立主义传统，即便是当它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它的政治领袖们也想日益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大的作为并最终成为领导者时，也不得不面对这一历史惯性——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简单而符合常理——我们为什么要去管别人家的事？可是罗斯福绝对不是一个人云亦云、向懒惰的历史惯性妥协的总统，他看到了法西斯的真正野心和威胁，也对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憧憬不已。所以美国虽还未参战，罗斯福却用他亲切而明晰的“炉边谈话”，说服了美国人通过租借法案，并对德、日、意进行明里暗里的经济封锁。9月27日，罗斯福宣布，美国自本年10月16日起禁止所有废钢铁输至西半球以外的各国，仅英国一国例外，日本也在禁运的范围之内。人们很难设想这一决定是单纯的孤立事件。蒋介石看得很清楚，现在缺的就是一个突发事件，把美国这台优质的、价格不菲的现代化机器推进战争中来。而三国协约，显然是大大地推了美国一把。在蒋介石看来，美国一旦加入反法西斯阵营，战争其实就结束了，而自己必然是胜利的一方；而那个把自己打得很疼，又时不时地招一小手却又暧昧味十足的日本，当然就不在考虑之列了。所以他才强调“敌友分明”。

    第三再来看苏联。本来，自从德国军事顾问撤走之后，中国获得的最大援助来自于苏联，尽管数量也很有限。1937年8月21日，双方代表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共四条，主要内容是两点：一是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家，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二是两国有一国受到其他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采取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中国还从苏联获得了一些援助。除以贷款方式为主的经济援助外，苏联还进行了军事援华。在中国的要求下，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和空军志愿队来华帮助中国抗战。从1937年11月开始，苏联先后派数千名军事顾问和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最多时总人数达到3600人。他们不但担当军事顾问和训练中国空军，甚至直接参加了战斗。当武汉会战由于苏联空军人员的直接参战而使中方战斗力陡增时，日军莫名惊诧。从1937年至1941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各型飞机1250架，先后在中国战斗的航空志愿人员2000余人，其中飞行员700余人。他们与中国飞行员并肩作战，共击毁日机1049架。1940年9月29日，同样是在轴心国集团形成两天之后，蒋介石接受中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的建议而致电斯大林，向他征询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意见，希望中苏两国能采取共同的外交方针，示好之意甚明。10月16日，斯大林复电称：“依余意见，中国主要任务在于保持及加强中国人民的军队，……只须中国人民的军队坚固强壮，则中国必胜。”虽然斯大林的回电没有表现出蒋介石所希望的热情，多是些场面话，但还是有些价值的——斯大林希望蒋介石排除“对日议和及和平之可能性”。这句话透露出的信息，给蒋介石的决策以很大的信心，于是他于22日就复电斯大林说：“日本无论如何，必为中苏两国共同之敌人。”

    总之，轴心国集团形成后，蒋介石有些左右逢源的余地了，比苦撑待变时强得多。

    蒋介石会因此加大对日作战的力度吗？对此，毛泽东说蒋是“待价而沽”。周恩来进一步分析道：

    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故蒋于日军退出南宁、斯大林复电之后，立往成都，此行决非偶然……蒋现在处于三个阵营争夺之中，他认为以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马尔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科）、冯（玉祥）亲苏，让何（应钦）、白（崇禧）反共，以便他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

    周恩来的可谓条分缕析，入骨三分。

    正是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蒋介石认为时机对他有利。可能从这一刻起，“安内”重于“攘外”的念头又一次爬上他的心际。与日本不得不打的几次会战，的确也让他元气大伤；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在他看来大势已定，那还有什么必要把老本折在对一个“必败”的日本的作战上呢？毕竟，在他看来真正威胁自己的还是共产党。于是乎，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念头，渐渐地在他的头脑中酝酿成熟！

    接着所发生的事件，就将证明这一点。

 王宠惠声明反对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

    这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就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发表谈话，指出对于一切以“新秩序”为借口，而实行侵略破坏世界合法秩序之行为，我们予以坚决反对。我们决不承认“大东亚新秩序”，尤不能承认日本所谓大东亚之领导地位。

    日本帝国主义攻占武汉广州后，深感“期望早日达到解决的希望是不大的，因为内外都出现长期持久的趋势”，决定首先“确保占领区，促其安定”，暂不向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这是由于随着日军侵略的深入，战线延长，战区扩大，正面战场仍在继续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此时已经开辟了敌后战场，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迫使日军兵力越来越分散，遇到的抵抗越来越持久深入。日本兵源不足，资源有限，早在1938年3月5日《朝日新闻》就指出：“自七七以来，对华军费之支出，较日俄战费之总额，超过七倍。”战争消耗使日本国内人民厌战情绪也在增长。此外，当时欧洲局势紧张，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日本还企图保留一部分兵力以应付局势变化，从事更大的冒险。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停止战略进攻，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随着相持局面的出现，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侵略方针。为了贯彻这一侵略方针，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它的侵华策略，从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日本大本营认为“武汉攻略战后……仅以进攻作战决难解决事变，今后应重视政略的进攻，培植并加强新政权，使民国政府趋于没落，始克有效。”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简短声明。同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又发表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广播讲话，称“此番日本未曾动用过多军力，即获斯赫赫战果，尚保持充裕国力足以防止任何外来干涉”。近卫宣扬中、日、“满”应紧密团结，共同承担“保卫”东亚的任务。日本“渴望看到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日本决心根除隐藏在蒋政权‘长期抗战’后面之共产主义影响”。“至于国民政府，只要它恢复真正的中国精神，放弃其以往的政策，改造它的组成人员，作为一个彻底新生的政权愿望参加这项工作，吾人亦将不予拒绝。”这是近卫在中日战争时期发表的第二次声明。这就说明日本政府已放弃了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态度，但仍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

    1938年12月22日，根据高宗武、梅思平与西义显、今井武夫等人的事先约定，近卫又发表了第三次声明，也就是国民党副总裁汉奸汪精卫通电响应的那个声明。声明诡称日本所要求于中国者既非领土，亦非赔款，仅为中国参加“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日本不仅“尊重中国主权”，而且“准备考虑放弃领事裁判权和归还租界”。声明并提出“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三项原则为基本条件向国民党当局诱降。近卫所谓的“中日亲善”，是中、日、“满”结成一体，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所谓“共同防共”，是要中国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在协定有效期间日本得在中国指定地点驻军，并以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所谓“经济合作”，是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特别是在华北和内蒙，应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向日本提供便利。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卫第三次声明中并未公开提到要蒋介石下野。同月26日，蒋介石发表讲话驳斥近卫声明，指出“他这种打算，像世人都没有明白他的所谓‘东亚新秩序’的真谛，以为随便可受其迷惑。”蒋介石指出“东亚新秩序”的真谛是“灭亡中国独霸东亚”。他拒绝了日本所提出的投降条件，认为“这和以前广田的三原则相比，不知要广泛毒辣到多少倍，敌人还妄想劝诱中国接受”。日本今日“所缺者只待中国受其欺蒙，受其威胁，而向其屈服，上其圈套罢了”。

    蒋介石之所以拒绝日方条件，是因为他深知如果接受日本的“东亚新秩序”，就是要关闭中国门户，打破九国公约，与英美决裂。另一方面，接受“共同防共”就是要废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样，中国在国际上将完全陷于孤立。但是尽管蒋介石言之凿凿，日本对蒋仍未“绝望”，日本政府对蒋介石的诱降也未停止。1939年1月，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在议会中演说，明白宣布日本政府已放弃要蒋介石下野的条件，他说：“倘蒋政权幡然悔悟，接受我方建议之方针，亦无再加敌视之必要。”为了配合“以华制华”，在经济方面，日本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英、美、法与日本的矛盾也日益加深。1938年11月，英、美、法三国政府对日本封锁长江同时提出抗议。同年12月30日，美国政府针对近卫声明提出异议，强调任何国家无权单方面废除条约，意即不能承认以“东亚新秩序”代替“门户开放”原则。1939年1月14日，英国政府也照会日本称：英国政府难以理解近卫关于尊重中国主权的保证如何能与日本政府以武力强迫中国受其控制的意图相协调。同月17日，法国政府亦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据统计，自1937年7月至1939年12月，日军侵犯美国在华利益事件共达382起，平均不到三天即有一起事件发生，而日本政府作答的仅179起。

    为了使重庆政府能继续抗战，消耗日本，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英、美在适当时机也提供给国民政府一定援助。在蒋介石方面，自抗战开始他就对英美援助寄予很大希望。早在1938年1月30日蒋介石就致函罗斯福请求援助，信中说：“其希望美国之援助尤属势所必然。……吾人急迫之愿望，在美国即于此时在经济上及物资上予中国以援助，俾得继续抗战……”美国方面的答复，是援华办法正在研究中，“稍待时机成熟再行采行”。为了争取美援，重庆国民政府于1938年9月任命素称美国之友的胡适为驻美大使，同时另派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所信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赴美请求借款。10月15日，蒋介石再次致函罗斯福请求援助，信中并说：“如予以相当巨额之贷款，……则吾人抵抗日方之攻击亦必获有更大之实力与效果。”此电发出未久，广州、武汉相继失守。美方表现犹豫不定，并有退缩迹象。陈光甫向重庆报告称：摩根索向罗斯福汇报贷款事时说：“在最近三四日中，先为广州失陷，今日则为汉口，并有关于蒋介石之谣言。坦白言之，余不知余应否进行此事，因余不知将与中国何一政府交易。”罗斯福决定暂行等待，视蒋介石动向如何再定。10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重申抗战决心，宣扬宁为玉碎，不求瓦全。11月1日，蒋介石又致电罗斯福，列举告国民书要点，以满足罗斯福所提出的条件。美方始表示两千万美元的桐油贷款可在原则上确定。经过努力，桐油贷款终于12月15日由美国总统批准。而在此之前，11月3日，日本政府已发表自命为“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企图以“东亚新秩序”代替“门户开放”原则。由于美国国务院坚决反对采取政府间贷款的方式，因此中美双方协议，由美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的世界贸易公司（由中国复兴商业公司在美国筹建）出面，美国给予中国2500万美元的商业贷款，用以购买美国商品，但不得购买军火及飞机、汽油等重要工矿产品，中国则以22万吨桐油分5年运美出售，以售款偿还本息。年息四厘半，每半年偿付一次。1939年2月8日，双方正式签订了协定。1939年11月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说：“我在五中全会说明‘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若以整个国际为范围来论断中日战争的归趋，就一定要坚持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才是真正的解决”。“欧洲战事业已发生……我们已经获得一个中国问题将随世界问题之解决而解决的基础”。这表明他对抗战与外援的根本认识，将中国抗战的前途完全寄托在外部的力量上。及至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蒋介石大喜过望，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当时德意日的行动方向不明，德军西攻还是东攻，日军南进还是北进，皆在未知中，但无论如何，中国能否拖住日本大量兵力，减少对其他方面的压力，则为英、美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蒋介石开始重新拟定他的“国际战略”。他认为日军无论南进还是北进，都再无力西进，重庆可保无恙，故“中倭媾和为‘下策’，……参加英美战线为‘中策’”，因为英、美、苏之间尚存龃龉，倘贸然从事，“遭俄国忌恨，更促其对我断绝关系”。“……独以倭寇为敌而对英美、对德意皆采中立政策，以待俄国表明态度，……我乃决定取舍。……乃为目前惟一之上策也”。蒋介石还认为中日战争，“势必为世界战争之一环”，但现在美、苏尚未参战不必急于表态。日本一旦南进，则可自保实力，“以待美倭海战之结果”，“如果实力再损，则俄必助中共组织中国苏维埃人民政府，……只要我能维持既有实力，则俄亦不能积极为害于我”。但是重庆国民政府的实际外交活动表明，除保存实力，消极抗日一点始终未变外，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他们交替或同时运用蒋介石所提出的上中下三策。

    正如1940年11月1日周恩来所指出，蒋介石认为“自己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科）、冯（玉祥）亲苏”。

    蒋介石认为：由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在总体上与德、意两国的对外扩张政策是一致的，这就势必损害美、英等国的利益。因此，他坚信中国的孤军奋战状况，定有转机。

    1939年10月底，在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曾向他的将军们鼓劲打气。他说，自德、意两国在欧洲发动侵略战争起，东方和西方的战争就紧紧连在一起了，因此，中国的抗战就决不是孤立无援的。蒋介石心中有数：日本人要打败中国不可能，中国人要单独将日本军队打出中国去，至少在短期内也是不大可能的。因此，他在会上提出，中国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世界问题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解决，必将得到世界民主国家的支持和援助。我国我军今后的任务就是坚决抗战，决不和谈，决不妥协，力争取得最后胜利。

    1940年，是世界局势急剧动荡的一年，日本政局不稳定。希特勒在欧洲战场的“赫赫战功”，使日本军部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法西斯魔头，垂涎欲滴，一心想拿到东南亚的资源。

    在近卫文第二次组阁的第四天，就通过了一项新的国策。这项国策的基本目的是实现日本的霸权，也就是说，建立在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新秩序”。为此，对内实行全国动员，加紧扩军备战，实行军事计划经济；对外，要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条约，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要设法与美保持“和解”；对华加强诱降，促进蒋、汪合流，争取尽早解决中国问题。

    总之，日本要趁欧战之机，侵入东南亚或更远的地方，攫取战略物资，掠夺英、美的殖民地。

 黄桥一役，新四军扬威

    9月间，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向驻重庆的周恩来发电，让周以如下方针与国民党交涉：“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这里的“韩”，指的是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陈”是指陈毅，“黄”是指黄克诚。原来，此时蒋介石又掀反共高潮，韩德勤部欲拿兵力较单薄的新四军下手。针对于此，八路军第五纵队在黄克诚的率领下，驰援新四军。在这种形势下，才有了上述中共中央的电报。

    10月4日，敌第三十三师经分界向黄桥东北进攻。第一一七师在野屋基、何家塘一线进攻黄桥，独立第六旅也从高桥北面进攻黄桥。枪声一响，苏北各种势力都密切注视着黄桥决战的胜负。

    苏北，地处上海、南京、蚌埠、徐州侧背，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质，也是日本侵略军华中和华北两个战略集团的接合部。在苏北坚持敌后游击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黄桥决战是惊心动魄的。

    11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

    敌人的力量显然比新四军强大。但是陈毅看到，韩德勤虽然有15万多军队，但派系繁多，各部队之间矛盾很深，难以统一行动。这些军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黄桥一战，陈毅指挥新四军歼敌11000多人，乘胜连克海安、东台。14日，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在东台县白驹镇与陈毅、粟裕指挥的新四军部队胜利会师，从而基本完成了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

    红旗十月满天飞。

    陈毅和粟裕决定利用这些部队之间的矛盾，打开苏北抗战的有利局面。

    一部分是第八十九军，该军辖第三十三师、第一一七师、独立第六旅、江苏省常备第一至第十保安旅。这一部分军队是韩德勤的“嫡系”。第二部分是苏鲁皖边游击军，下辖第一至第十一纵队，共约3万人，部署在泰州及其附近地区。李明杨为游击军总指挥，李长江为副总指挥。他们属于地方实力派。第三部分是由国民党财政部税警总团改编的游击第八军，由陈泰运指挥，名义上隶属于李明扬和李长江，实际是宋子文系统的力量。

    9月3日，韩顽兵分两路南犯。新四军在首战营溪击退韩顽进攻，进而攻取姜堰后，仍向韩顽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韩德勤乘机提出，以新四军退出姜堰为条件实现停战，陈毅当即同意。30日，新四军撤出姜堰，由李明扬、陈泰运接防。新四军忍让求全，顾全抗战大局的态度，博得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进一步争取了李明扬、李长江和陈泰运，使韩德勤更加孤立。

    韩德勤凭借自己的军队优势，时时都想兼并“二李一陈”。“二李一陈”虽然隶属韩德勤指挥，但对韩德勤的排挤非常不满，他们暗中联合，反对韩德勤。因此，这些军队之间各怀叵测，明争暗斗。

    几十年后，一些新四军老战士在北京聚会，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叶飞兴奋地说：“章枚，唱《黄桥烧饼歌》！”章枚起立，用带有广东乡音的普通话和苍劲的声音引吭高歌：“黄桥烧饼黄又黄”，老战士们击拍唱和：“黄黄烧饼慰劳忙……”歌声把他们带回到青年时期血与火的黄桥战场。

    为了贯彻“向东发展”的方针，陈毅、粟裕决心东进黄桥。8月，八路军第五纵队东进淮海地区，从而形成南北配合，打开苏北抗战局面的有利态势。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为保持苏北反共阵地，企图先消灭立足未稳的新四军，再歼击南下的八路军，于是调集重兵进犯黄桥。

    黄桥，位于泰县、泰兴、靖江、如皋等县的中心。以黄桥为中枢建立根据地，东可向南通、海门敌占区挺进，北可以与八路军接应。黄桥周围数县物产丰富，人口稠密，对新四军坚持敌后游击战十分有利。

    10月3日，韩德勤的部队进抵黄桥外围。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率领纵队主力驰援黄桥作战，开始南下阜宁、盐城。

    独六旅是韩德勤的主力。当其先头部队接近黄桥时，后尾脱离高桥，3000多人形成一路长蛇阵。前线指挥员粟裕根据陈毅的决断，采取“黄鼠狼吃蛇”的办法，指挥部队激战3小时，全歼该旅3000多人，中将旅长翁达被迫自杀。接着，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将敌第三三师和第八十九军军部包围于黄桥以北地区。这路敌人人多武器好，战斗很激烈。陈毅向党中央和叶挺、项英报告的电报中说到，黄桥“空前恶战”，“攀登屋顶顽固抵抗拼刺刀七八次”，“我一、二、三、四、九各团进攻凶猛，刺死敌官兵在千名左右，敌胆始寒”。

    苏北指挥部在陈毅、粟裕正副指挥的率领下，面对韩顽重兵来犯的局势，坚持有理有礼有节的自卫原则，决心集中兵力，坚决粉碎韩顽的进攻。新四军利用顽军内部矛盾，灵活运用斗争策略，成功地争取了驻泰县（今泰州）的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部和驻曲塘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保持中立。

    江淮河汉今谁属？

    又见同侪并马归。

    黄桥决战大捷，陈毅欣喜地赋诗一首：

    中将在逃跑时被敌兵拥入河中淹死。韩德勤见大势已去，率残部千余人逃回兴化。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更不敢轻举妄动。

    韩德勤自恃兵多粮足，倾其主力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共1.5万余人，分三路从海安、曲塘一线南犯，并以李明扬、陈泰运部及五个保安旅分置左右两翼配合作战，妄图聚歼黄桥地区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鉴于决战不可避免，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决心集中兵力，采取积极防御，诱其深入，于运动中歼灭韩顽的战法。以第三纵队坚守黄桥，以第一、第二纵队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的顾高庄、横巷桥一带，待机出击。

    黄桥决战期间，地方党政机关动员群众支前参战，组织担架队抢运伤员；千家万户赶做当地特产“黄桥烧饼”，车推担挑从四面八方送往前线，对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战地服务团的戏剧主任李增援、作曲家章枚、党支部书记林琳（女）和编剧王于耕（女）在黄桥镇上一个小饭店吃烧饼、喝豆浆，见群众如火如荼的拥军支前热潮，十分感动。李增援拿起一块烧饼说：“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烧饼慰劳忙。”林琳、王于耕接着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烧饼要用热火烧”，“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同志们呀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餐毕，王于耕、林琳嘱李增援将歌词完稿（共6段）交章枚谱曲。《黄桥烧饼歌》很快就问世了，在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中传唱，和黄桥战役胜利的喜讯一起传向四面八方。当年，陈、粟首长也都很爱唱这首歌。

    陈毅分析了全局情况，决定先从独六旅下手，迅速歼灭敌人。

 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停止

    其实，就蒋介石方面来说，之所以要和谈，也是外交的需要。当时的英、美两国，对中国的抗战抱着一种矛盾的心态。他们既想让中国继续抗战，拖住日本，但同时又想置身事外，不愿意给中国提供援助。为了给英、美施加压力，蒋介石就做出和谈的姿态，这一招屡试不爽，每当形势紧急之时，美国就要宣布增加对华援助，所以，秘密的与日和谈也成为给英、美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除此之外，也是为了推迟汪精卫伪政权成立的时间。蒋介石明白，日本人既想扶植汪政权，但又对其没有信心，所以，重庆方面就以和谈为诱饵，不断地让日本人推迟汪伪政府的建立时间。同时，当时的世界局势瞬息万变，蒋介石与日本保持接触，也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静观时变。在双方各怀目的的情况下，所谓的“桐工作”就应运而生。

    1939年，在世界上最值得关注的事情莫过于当年9月1日德军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拉开了序幕，接着，德军又横扫欧洲，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占据了欧洲大片的领土。

    散会后，铃木离开澳门返回香港，今井和臼井乘“云阳丸”到达广州，在这里改乘飞机返回东京汇报。可是由于气候恶劣，在太刀洗被迫降落。两天后今井送臼井回东京，他自己则返回了南京，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和其他首脑，汇报了会谈的情况。

    第二次中日双方委员的预备会议，因为日方的翻译坂田和矢仓两位特派员在香港的日本旅馆松原饭店正和洪帮的人员接头，突然被香港的民政厅警察包围逮捕，曾被投进监狱，为了保持会谈的秘密，他们决定将会议的地点改在澳门。

    验证完了，宋子良先站起身解释他此次改名宋子杰的意思是因为日本驻上海的和知鹰二曾向新闻界披露了今井来港密谈的任务，深恐在香港引起对宋氏兄弟的人身安全问题。追踪过宋子良真假的今井武夫这时只淡然笑一笑，表示对改名之事予以充分谅解。于是会议便就双方带来的停战协定草案，逐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气氛是和谐的，完全不像两个正在交战的国家。会上，当谈判到“和平实现”后如何配合讨伐共产党的问题时，国民政府代表陈超霖才变得那么痛心疾首和慷慨激昂。

    1940年6月4日的午后，大雨滂沱，于一片白茫茫的雨雾笼罩中，那艘“白银丸”在澳门港口靠了岸。熟悉这一带地理的铃木卓尔，带着今井武夫、臼井大佐和新从总司令部调拨的翻译内之宫中尉，一行四人下了船。为了躲避外间的注意，他们一上岸便装作不认识而分别住宿。今井和臼井住进贝拉比斯塔旅馆；铃木住在三和公司；内之宫在利贝拉旅馆下榻。另外，陆军总司令部还派来专驻澳门熟悉地理风俗习惯的片山参谋，担任联络官，专门负责这次会谈的联络事宜。

    “桐工作”，也称“宋子良工作”，日本人从1939年11月就开始着手进行此项工作，其目的就是尽快使国民政府投降，结束对华战事。在战争初期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日本人为何现在又要对蒋介石进行诱降呢？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回头看看1939年的世界与中国。

    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阁下。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任务是解决事变第一，作战第二，这就意味着武力不再是解决中国事变的惟一方式。于是，曾在对汪精卫诱降过程中起过关键作用的今井武夫大佐，主动要求调到总派遣军司令部工作，就任主管情报及政务的第二课兼第四课课长，决心施展他在诱降方面的才干，进行新的对重庆的“和平”工作。

    会谈一直到午夜三时方散。回到旅馆后，今井打开了当天的报纸，见报端以赫然醒目的标题发表了“宋美龄来港就医，治疗牙疾”的消息，他对同室的臼井大佐说：

    “是啊，你想想看，一旦召开日中的巨头会议，近卫、板垣和蒋介石会谈，不管成功与否，都会给共产党和强硬派造成反蒋运动的口实，而可能发展成为内战。这一点是洞若观火。所以，巨头会议召开之日，必定是签订协定之时，而且必须准备好‘剿共’的部署才行。蒋本人是很注意这一点的，所以才如此保密。惟恐走漏半点消息为共方抓住把柄。”

    双方代表刚一就座，第一件事就是相互出示正规的委任状，查验个人身份证明。今井武夫作为日本的首席代表，出示了担任闲院宫载仁亲王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的“大陆指令第676号”指示，其内容是：

    ，证明该人为当年假冒的宋子良。今井武夫还曾为此人说情，说他过去是重庆的谈判代表，可以放他，让他继续充当联络，正在此时，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该人立刻以战胜军的身份恢复了自由，今井则因战败而失去了自由。

    “看，蒋介石的心腹来了，宋美龄显然是到此督阵，亲临指导喽，足见蒋本人是很重视这次会谈的啊！”

    今井所住的贝拉比斯塔旅馆，是一处粗糙的木结构建筑，他觉得这里特别像西欧三流国家偏僻的农村房舍，在小小的院落里，可以看见房舍后面房顶上高高悬挂的十字架，朝夕传来教堂的钟声，徒然使他的内心有一种落魄的感觉。

    这次会谈一共进行了三天，白天躲在旅馆睡觉，照例是晚上9时开，午夜三时散。会议的最后，在三个议题上发生了分歧，一是满洲问题；二是驻兵问题；三是关于汪精卫问题。会议以国民党对日本的“觉书”陈述了以上不同三点意见为结束，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10月8日，日本军部代表今井武夫突然接到日本大本营的指令，马上结束对蒋介石诱降的“桐工作”，另寻与蒋政权接触的渠道。一年多来一直负责此项工作的今井不禁有点木然，望着窗外略为阴沉的天气，他沮丧地一屁股倒在沙发上，长叹了一口气。要知道，如果“桐工作”就此结束，也就意味着他一年多来的辛苦工作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作为日本军界著名的中国通，被人誉为诱降专家的他，如果就这样结束“桐工作”的话，这让他的脸面怎能挂的住呢？但他没料到的是，让他更难堪的事情其实还在后面呢。

    当晚就举行了首次会议。那时是晚9时整，还在下着时大时小的雨，淅淅沥沥，颇有一些凄凉的秋意。为了极端的保密，会场选在了远在荒郊海滩的一处阴森森的空房里，好像一处闹鬼的凶宅。汽车没有开到门前，下车后一片漆黑，他们小心地跟在一位帽子压住前额的向导后面，左拐右转地走了好一阵，才来到有暗岗的门口。接应的人立刻把他们四位代表引进光线暗淡的地下室。空空荡荡的屋子中央摆了一张长桌，桌子上间隔均匀地燃点着四支大蜡烛，火苗恍恍惚惚地颤抖着。中日双方的代表，在桌旁的椅子上相对而坐。重庆的正式代表是三人：章友三、陈超霖和自称是宋子良的那位，另有一位帮办是牵线人张治平。房子周围由安排这次会场的中方保镖张汉年担任监视警戒。今井注意到偌大的院落房间空寂无声，一切都锁在带有几分恐怖的寂静之中。

    还附上西尾寿造总司令的正式委任状。中国方面出示的委任状，是用军事委员会的信笺，上面有蒋介石以军事委员长的署名，盖有官方大印和蒋中正的个人小印。上写着：“兹派陈超霖、宋子杰、章友三代表研究解决中日两国事宜。此令。中华民国三十九年六月二日。蒋中正。”今井武夫这是第一次在正式谈判场合看见重庆政府的正式信函和正规的委任状，他把那格式深深地印在了脑中。

    散会的那天，又是凄风苦雨，这更增加了今井武夫的忧郁情绪。他站在贝拉比斯塔旅馆破败的阁楼上，听着后面教堂传来的沉闷钟声，不由得回想起第一次在香港秘密会谈时的情景。那时他应宋子良的邀请，两人一同跑到香港岛南岸的仔芦山酒家共进晚餐。饭后，他们在离岸稍远的海面上划着小艇进行了会谈。那时，正是湾内风光明媚的5月，十三四的初升月亮是金色的，随后变成了光辉四射的银色，又圆又大，映照得港湾内金波银波荡漾起伏，从山头又传来有若松籁的吹吟。那时他感到谈判的前途非常光明，心情也异常的愉快开朗，现在他觉得在满洲国的问题方面陷入僵局，前途很可能是黯淡的，这个鬼地方是如此的黑暗，阴森恐怖，他的心情充满了凄凉悲哀，两次相比是何等的不同啊！他深深地为他帝国的前途而担忧。

    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材料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比他们预料的提前了三年，所以使得日本有点措手不及。但德国在欧洲的胜利，还是助长了日本法西斯的气焰。9月4日，日本新任首相阿部信行就急忙发表声明，宣称当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日本并不想介入，只想尽快解决中国事变。日本其实是想尽快把陷在中国的泥脚拔出来，这样才能实现南进或北进的企图，在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和德国的“建设欧洲新秩序”相呼应。所以，为了适应突然出现的新形势，日本军部决定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帅在华全部陆军部队。9月23日，军部下达了中国派遣军的战斗序列，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前陆相板垣征四郎中将为参谋长，并发布了大陆命第363号，规定了大本营准备迅速处理中国事变的各项任务，10月1日零时起生效。

 新四军和皖南部队移动指示

    12月9日，蒋介石亲自下了手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1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1939年9月，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进皖东。蒋介石得到这个消息，即令第四支队回撤，理由是不能擅自移防驻地。四支队不听，蒋介石密令皖东程汝怀部对进入皖东的新四军“按匪论剿”。然而，到1940年初，皖东新四军仍有较大发展。

    这时，新四军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驻在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挥部。

    对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当时有两种不同意见。负责指导华中工作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主张大力发展苏北，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则主张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举行书记处会议，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电告项英、叶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根据这个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刻抓紧向皖东敌后发展，到3月间就从原来的5000人发展到15000人，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

    蒋介石一看势头不对，下令在长江下游及淮河西域的新四军统统撤回皖南。

    3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刘少奇：“对蒋的撤离命令一概置之不理。”

    蒋介石见命令失灵，立刻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第三十一集团军总指挥汤恩伯、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军进攻。

    面对严峻局势，毛泽东立即发出“摩擦中心将移至华中”的警告，并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4万至5万兵力，在3个月中到达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新四军江北部队击退了苏北方面韩德勤的进攻，以劝告和争取的态度暂时制止了其他国民党军的东进。

    4月初，顾祝同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与此同时，蒋介石也邀请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

    这时，蒋介石已打算将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他说：“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因此，顾祝同在谈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意在切断新四军和八路军会合的可能，并使他们集中到苏南狭小地区后再加以消灭。

    毛泽东及时察觉了蒋介石的企图。他于4月20日致电项英：“蒋、顾阴谋是想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全部掐死在苏南敌后狭小区域，以求隔绝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以求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皖北、皖东……是消解国民党消灭新四军之阴谋的重要斗争地区……现在和将来，江北部队均不能南调，这些部队南调，不会对江南部队有帮助，而只使江南部队更孤立更困难，故目前对顾祝同可用各种办法借口延搁之。”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因为停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北面是受到日本军舰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有国民党的重兵，随时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他致电项英，询问：“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过了几天又致电项英，明确指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

    形势日渐恶化，项英却犹豫不决。5月4日，毛泽东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随后，陈毅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打算消灭苏南地区新四军的图谋。但项英仍固执己见，没有东出苏南同陈毅部会合，丧失了转移的时机，对可能遭受的突然袭击也仍然不做准备，从而使皖南新四军军部陷入愈来愈危险的境地。

    黄桥一战，韩德勤元气大伤，退守兴化、曹甸等水网地区，不敢轻举妄动，颇为恼火。

    然而，最为恼火的人物要数蒋介石。

    黄桥战役后第九天，即1940年10月9日，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面谕，同何应钦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皓电”，命令八路军、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六问题所规定之作战境地内”，即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中央及时洞察了国民党的意图，于是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就新四军和皖南部队移动方向问题发出指示：

    “……皓电发表后，反共高潮上升，我们在军事上必须第一步以移动为名，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以便于我军集结应战。

    “希夷（即叶挺）及一部分工作人员必须过江，指挥江北的大部队。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上，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如留皖南，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望考虑。”

    黄桥战役前，毛泽东、王稼祥即有电报称：“韩德勤部是顾祝同惟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顾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

    黄桥战役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叶、项：“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介石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们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因此，军部应乘此时迅速过江，绝对不要再延迟。”

    11月21日，毛泽东专电叶挺、项英，让他们认真准备北移。隔了三天，再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叶率一部分立即出发；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

    几小时后，又电叶、项：“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

    如此紧催慢催，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料到蒋介石肯定会对皖南痛下杀手。

    27日，项英以他和叶挺的名义电告毛泽东、朱德，说他们经多方研究考虑，决定移皖北，不移苏南，问他和叶挺谁先走，谁后走。

    29日，毛泽东、朱德表示同意项英的设想，但明确指出叶挺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的行动另电告之。

    12月18日，毛泽东感到形势严峻，致电叶挺、项英：“你们的机密文件电报须一律烧毁，切勿保留片纸只字，以免在通过封锁线时落入敌人手中，你们的密码须由负责人带在自己身上。”两天后又电叶、项：“叶挺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速与胡服（刘少奇）、云逸联系在对岸作准备。”

    12月26日，毛泽东给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拟写一电：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要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或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作为老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项英，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曾有过不俗的表现，作出过重要贡献，而这时却变得如此优柔寡断，毫无定见，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毛泽东的这份电报，透出悲愤，也透出焦虑。

    1941年1月1日，毛泽东终于收到了项英下了最后决心后的电报：“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

    隔了一天，毛泽东、朱德复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1月4日晚，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主力部队6个团共9000余人，在《别了，三年的皖南》的悲壮歌声中，冒雨由云岭启程北移。他们怎能想到，前面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血雨腥风。

 滇缅公路重新开放

    滇缅公路重新开放有着极为复杂的背景，整个谈判过程是很艰辛的。

    其实，尚在欧战爆发前，1939年4月，蒋介石就提出一个中、英、法合作方案，其内容为：

    （一）中、英、法三国对于远东之军事及经济合作，应于适当时期，邀请苏俄参预，并通知美国，请其作平行行动。（二）不单独对敌媾和。（三）中国以兵力人力物力，他国以海空军作战。（四）各国经济合作，共同对日制裁。训令驻各有关国大使积极促其实现。蒋介石在4月间并亲自召见《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田伯烈，要他把中英法三国合作的可取性告知美国政府。田伯烈说：蒋认为不久欧战必然来临，英、法两国在远东的属地肯定会遭到日本进攻，“在这方面，中国愿意帮助他们……中国援助英、法，不仅可以派军队保卫香港和印度支那，甚至可以保卫新加坡”。蒋的意图是中英法签订一个互助条约。众所周知，蒋介石此时已是泥牛过河，自身难保，还奢言救人，自难令人信服。5月2日，胡适得到英国政府的口头答复，大意是“英国政府对于蒋提到的与其他国家合作及采取平行行动的态度已在白宫和国务院发表的各项文件中表明，而且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大使馆应已注意到这些文件的内容”，给予这位大使一顿奚落。同月，蒋介石在会见新任英国大使卡尔时又提出，如果欧战爆发，他可向英国提供20万兵力，并“很乐意交出这些人听从你们任意使用。”但卡尔在会见之前已经表示，“当前欧洲局势如此，英国恐难安排此事”。曾任蒋介石参谋长的驻苏大使杨杰更为此事来到巴黎交涉，但也无结果。

    不久，欧战爆发，蒋介石在联合英、美、法的建议遭到拒绝后，一气之下，竟转向德国。10月5日，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参赞丁文国奉命向德国外交部请求“调停”，该参赞称：“蒋介石完全不是反日的，他系被迫违反本意而与日本作战。”

    蒋介石提出的议和条件为：1.承认伪满洲国。2.华北经济合作的特殊权利。3.“中日亲善”。4.日军仅自长江流域撤退，华北可以驻兵等。该参赞并称，这些条件如由国民政府向日本提出必遭拒绝，必须由第三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结束后，日本即可向南洋发展，配合德国对英作战。又称，德国的“调停”将给德国带来在华经济中的“优越地位”。因为“蒋介石一直是亲德的”，“准备与德、日一起实行反英政策”。意即参加欧战。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并“保证对德供给原料50年”，甚至允许将预定供给英国的钨、锑、锡矿石转给德国。但是蒋介石、孔祥熙等人此时提出由德国“调停”并进而联德的建议，时机不对，由于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日德关系进入低潮。日本政府已声明不介入欧战。中德交涉未获结果。

    至1940年7月，德军横扫欧洲，近卫第二次组阁，松冈洋右出任外相。这时蒋介石又加强了联德外交。他认为，陈介、丁文国等办事不够得力，8月加派前德械师师长桂永清为驻德武官，桂永清深受德国垂青。此时日蒋正在秘密谋和，日汪亦在进行缔约谈判，松冈也曾提请德国出面调停。据桂永清回忆录称，9月他曾受到德国帝国元帅戈林两次召见，戈林说由于中国工业落后和政治上不统一，没有胜利希望，应接受日本和平条款，德国可任和约的保证人。

    桂永清回答说：除非日本全面撤兵，中日才能缔约。桂永清将与戈林谈话报告蒋介石后，蒋指示今后对德会谈，应使用温和言语。据美国外交部文件记载，11月中，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召见中国驻德大使陈介，面告德国已赢得整个欧洲，一俟德统一全欧后，战争即将于年内结束。现在是中国与日本谋和的“最后机会”，否则日、德、意即将承认汪精卫政权。里宾特洛甫又说：他希望中国能与日本议和，并望“中国加入轴心”。德国将保证日本对“和平条款”的履行。11月14日，陈介致电重庆外交部称：里宾特洛甫约见时告他德国甚愿与中国友好。希望中国“如大势所趋，惟强是重，不得不侧重亲日。”否则日本若承认汪政权，德、意必随之，此“于中德关系亦略起影响”，为维持友好计，万望贵方考虑和解可能，“以免误此最后时机。”11月30日，日汪基本条约签订，德国认为对华调停“时机已晚。”但仍劝中方直接“与日谈判和平，日必无过分要求，实为最好机会。”桂永清一直和一位化名为雅克的特务头目保持联系，雅克每周两次在深夜与桂永清会谈。雅克告知桂永清德国攻苏的日期并说准备在打败苏联后，就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尔后中德合作反对日本。这种会谈延至1941年7月1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希望日本攻苏，承认了汪伪政权，中国政府宣布与德断交。

    事实上，自1940年9月三国同盟成立后，英、美对日态度转为强硬，10月2日，美国政府决定对日方针：“应以明确的行动，表示不因日本之恫吓而后退一步的坚强决心。”10月12日，罗斯福声明：“美国援助被侵略者，无意屈于胁迫，威吓而走向独裁者们所开示的道路。”蒋介石于10月17日分别召见英美驻华大使商谈三国合作问题。他对英国大使卡尔说，英、美素以殖民地看待中国，实为最大错误。中国拥有大量陆军，可补充英美在远东陆军的不足。中国有资格与英美“平等合作”。他又说，日军入越南攻云南的可能性小，且中国已有准备。而南下新加坡的可能性则大，英国难挫其锋，故中英合作抗日，理所当然。蒋介石提出：“拟应陈请英政府考虑下列五点：（一）今日是否已至英政府考量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对英有何何贡献之时。（二）倘中国不能继续抗战，英国所受之影响若何。（三）英不援华，于英何益。（四）英不援华空军，中国何以阻敌。（五）中国停止抗战，是否有利日军南进。”卡尔答称：依他个人推测，英国尚未确知美国对日态度如何。所以不便采取行动。中国抗战，实际为英国而战。英国视中国为第一道防线，英国自应以全力相助中国。但是英国究竟有没有与中国合作抗日之意，卡尔并未置答。

    在与美国大使詹森的谈话中，蒋介石称：现在外国援助无从运入，中共活动日盛，政府危机日重。中国迫切期望于美国，用飞机与经济援助。切盼二三月内，能得到美国装制齐备之飞机500架，以济眉急。此实美国惟一替代对日作战之良策。如果美国空军志愿飞行人员能来华助战则更佳。在中美英合作中，“中国当随美国之领导，自无待言”。如美国肯与合作，则自然不必忧虑中共。倘若中国抗战失败，则不惟日本独霸东亚为可虑，共党之患亦必足忧。美大使詹森答称：美国定将尽力援华，当将此事电告华盛顿。11月9日，蒋介石又分别约见英、美驻华大使面交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方案首先列举三项原则“一、坚持九国公约之门户开放与维护中国主权、领土、行政完整原则。二、反对日本之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或‘大东亚新秩序’。三、认定中国之独立自由为远东之和平基础，亦即太平洋整个秩序建立之基础。”继之提出“相互协助之具体项目”四点：（一）合作宣言发表后，贷款2亿至3亿美元给中国。（二）“由美国海军每年以信用贷款方式售给中国战斗机500架至1000架”，本年（1940）内运华200架至300架。此外其他武器的数量及种类，另行商定。（三）“英美派遣军事与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关。”代表团团员“由中国政府聘为顾问。”（四）英美两国或英美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时，“中国陆军全部参战，中国全国空军场所，联军亦可使用。”可是美总统罗斯福却表示，美国并不要和日本开战，美国也不能与他国结盟，或作军事上之承诺，对中英同盟，亦不便于促成。但是为了让中国继续抗日，不走亲德路线，英美对华援助较前有所增加。

    三国轴心同盟签订后，德国已成为中国的敌对国家，日本则成为英国的敌对国家。在滇缅路问题上，英国的态度较前自是不同。1940年9月间英方即表示：“缅路重开，为英所愿望”。

    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奉命即于10月3日向英首相丘吉尔正式提出重开滇缅路的要求，并要求就改善滇缅路运输状况，扩大运输量、修筑滇缅铁路等问题举行磋商。丘吉尔答称：滇缅路重开，已无问题。至于其他问题，英方亦愿与中国协商解决。10月8日英方正式宣布不延长封闭期限。10月17日，滇缅路重新开放。滇缅公路开放后，英缅当局即派代表来华，商谈改进运输。英方提议设立中缅混合委员会，聘美国专家为主席，管理中缅境内之一切运输。蒋介石立即表示同意。蒋介石自己还向美国提出派遣美专家来华，襄助管理滇缅路，得到美方应允。美方要求中国整顿滇缅路的管理机构。蒋介石即下令成立滇缅路运输工程监理委员会，并亲自莅临致训，又下令由军委会运输统制局接管全国公路运输管理各机关，集中全力统筹调度。路面改造工程亦同时加紧进行。由于多方努力，特别是广大员工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克服了重重困难，滇缅路的运量大为提高。从1941年元月的4000吨增至同年11月的1.5万吨，全年总运量为13.2万余吨。至于滇缅铁路的谈判，中方亦一再催促英方早日着手进行。英国方面以工程大、工期长、费用浩繁，一时难以承担为由，决定只拨款建筑腊戍至中缅边境一段。中国境内路段，则要中方自行筹款，或利用英、美信贷建筑。中国转商于美国，美国拟贷1500万美元用于筑路，并同意向中国提供旧钢轨、机车及筑路设备。中国拟在美国出售滇缅铁路金公债券，亦得美方应允。可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缅甸失守，滇缅铁路无从着手，遂告终寝。

 国民党发出“皓电”

    所谓“皓电”，便是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发给朱德、彭德怀和叶挺的一份电报。因后来发生了皖南事变，使这份“皓电”变得名闻遐迩。

    电报历数自8月以来中共军队的种种“劣迹”：

    最近，十八集团军徐向前部，于8月11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进攻。沈（鸿烈）主席以遵令避免冲突后撤。14日，徐部遂陷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政府及所属部队，损失甚大，经统帅部严令撤退，并令于学忠总司令查报……

    此外，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7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击袭韩主席所属陈泰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坝等地，又于黄桥及秦县之姜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严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复于10月4日向苏北韩主席部开始猛攻，韩部独立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5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掳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体以下官兵数十人。5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陆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同时，北面十八集团军彭明治部，复自10月6日起，由北向南夹击。查苏北鲁省皆非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竟越境进攻，似此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对商定后提示之案则延宕不理，面以非法越轨视为常事，此不特为袍泽寒心，且直为敌寇张目也。

    在详述八路军、新四军在鲁、苏打击沈鸿烈、韩德勤两个省府主席的“罪行”后，“皓电”露出杀机：

    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钢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摩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之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除苏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实遵照外，兹奉谢将前经会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

    接到何、白“皓电”的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告刘少奇，要新四军不能再攻韩德勤现驻地兴化，停止射阳以北地区的行动，让刘速告黄克诚、陈毅。同时，让朱德、彭德怀以叶挺口吻发给蒋介石一份报告。为了先稳住蒋介石，再谋对策，这份报告没有急于反击，只是对国民党的指责逐一解释辩白。电报说：

    职以内部相残，虽胜不武，为再三忍让计，迭令所部南撤，乃我节节退让、被节节进攻，5日直迫黄桥域外。职部伤亡累累，军心激愤，不可遏止。职亦以南滨大江，无地可退，为自卫计，始忍痛还击，战至6辰，将韩军击退……8日以来，韩氏所派代表及各县绅商代表纷集职部，要求和解，职以求仁得仁，立即答允。当事急时，曾请八路军彭明治部南下救援，现令所有职部及八路军部队一律停止，以待和解……职部但求生存抗日，毫无他望，对韩氏出此亲痛仇快行为，实深遗憾，惟有恳请转呈上峰，速令韩氏停止进攻，和平解决，以利抗日。

    10月24日，身在国民党心脏的周恩来电告毛泽东：

    蒋之宴会，何之报告，白之反共，汤恩伯、李铁军与马鸿逵等纷纷来渝，江南北部队亦在调动，对于华北进步报章之限制，对舆论反共之动员，对凡有共党左倾嫌疑者之加紧监视和逮捕，均证明反共高潮是正在节节上升。何、白19日电是表示了国方的决心。

    10月25日，毛泽东一天两次急电周恩来，交换看法，商讨对策。

    11月1日，周恩来一天两次致电毛泽东，同意毛泽东的分析，断言“反共局部战争会开始”，建议“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何、白”。电报反映了各方意见：“大家一致望我们拿出办法来，并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并转达了冯玉祥的建议：“要软硬两用，表面让步，实际自干。”

    11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周的来电，决定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的态度，宣言暂时不发。毛泽东同日致电周恩来：

    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但各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不迟。现距何、白皓电限期尚有20天，拟日内拟好复电，待10号左右拍发，不必复得太早。对时局宣言，虽已有基本估计，并已拟好决定，但尚须看一看日苏谈判与美国大选后形势，看一看日蒋关系的发展，才能决定发表。

    第二天，毛泽东再电周恩来：

    望即刻开始作紧急布置，博古、凯丰即回；我们的炸弹宣言，已决定缓发，并先得你的同意，待时机成熟时发；复何白电内容决定取缓和态度，在彼方没有动兵以前，一切对外表示，均取缓和态度，不必着忙；军事方面正在部署。中央的政策是：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这样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

    11月9日，毛泽东起草的以朱、彭、叶、项名义复何、白的“佳电”经过字斟句酌后终于定稿发出。此时，距何、白“皓电”限令新四军北上开至黄河以北的最后期限只有10天。此电洋洋两千余言，态度郑重而坚决，措辞委婉而恳切。首先叙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四年以来在抗战中取得的战绩，特别提到仍在进行之中的百团大战。接着，痛陈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之困苦艰难，“以十五万之众，领四万五千人之饷，虽有巧妇难以为炊”，但仍屡给敌以重创，“职军已十四个月未蒙发给颗弹片药，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然后就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团结抗战之大计这六个方面，对“皓电”的指责作出明确答复。

    阵地问题是何、白“皓电”的中心内容，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限期北移。“佳电”则对华中敌后各部请求免调的理由，列举了四点：一、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二、华中敌后各部在现在防地坚持抗战，符合蒋介石庐山谈话和告沦陷区同志书的精神。三、华中敌后各部调离后，其家属及留守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甚惧平江惨案、确山惨案之重演。四、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该地军民以树叶为粮，实难容纳其他之部队。因此，“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

    接着表示，在不得已情况下，准备对江南和江北的部队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但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毛泽东在当天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

    然后，“佳电”又写了一段恳切陈词、柔中带刚的话：“目前正届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协调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佳电”最后写道：

    德等转战疆场，不惜肝脑涂地，苟利于国，万死不辞，所祈求者惟在国内团结不能破裂，继续抗战不变国策，故于钧座所示各节勉力进行，而对部属弱点，则加紧克服。亦求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复望改良政治，肃清贪污，调整民生，实行主义，侮抗战重心，置于自力更生基础之上，此皆国家民族成败之所关，万世于孙生存之所系。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转呈委座，采择施行，无任屏营待命之至。

    “佳电”发出后，在社会各界，特别是中间势力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得到广泛的同情。

    12月1日，毛泽东亲自为周恩来、叶剑英起草了12条和蒋介石谈判的条件，答应皖南部队北上，但要对方保证道路安全，并要求给八路军发放弹药，否则只能渡河南下。

    8日，何应钦、白崇禧针对上月朱、彭、叶、项的“佳电”，再发一份长达4000余言的“齐电”。此电不知出自谁手，写得汪洋恣肆，颇具文采，虽是“战书”，却把狰狰杀机深藏在奇言妙语之后。

    来电不云乎？该军所有部队，莫不遵照国策，服从命令，坚持抗战，为唯一任务；倘事实恂如所言，是乃统帅之殷切期勉，举国之所共同仰望。然而兄等部队之实际行动，果为何者？第十八集团军，自抗战之始，即列入第二战区之战斗序列，新四军自成立之初，即列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均各有指定之作战目标与作战地境。乃对此命令规定之范围，迄未始终遵守，以求达成任务，始则自由侵入冀察，继则自由分兵鲁省，终则阴移新四军渡江而北；明派扰鲁部队，伺隙而南，俘鼓响应，夹击苏北；似此擅离规定之战区，夹击苏北之友军，究系遵何命令？而且所到之处，凡属友军，莫不视若仇敌，遍施袭击，苟非意存兼并，宁至一无例外；此种任意相残之战争，又系遵何命令？其尤可痛者：各该省区，原有各军，受命抗敌，对于兄等部队之突然袭击，事前既略无猜疑防范之心，临时更力避冲突为志；因之当受不意之夹击，竟由忍让而被创；及至事后又须格遭中央严禁阋墙之旨，未敢稍存报复之心，只有纷向中央呼号哀诉，佥谓：苦斗前方，不败于当面凶悍敌寇，而将之于并肩作战之袍泽。应钦、崇禧每览前方此类报告，既不胜一一上闻，更无词何以相慰，经经揽电踟蹰，咨嗟累日。

    河北方面，自鹿、高、朱、孙等部，因兄等横施攻击，奉令调开以后，我军实力通行薄弱；敌遂得舒其喘息，部署军事，发展交通；故一面兄等部队方庆握手苏北暨正渲染宣传百团大战之时，一面敌人横断河北之德石铁路，自本年6月中旬动工，未受丝毫障碍，竟得迅速完成者，且于11月15日大事铺张，举行开车典礼。此即兄等排除友军，自残手足，养寇资敌，所谓团结抗战中实际行动之表现也。

    “齐电”罗列了共产党在“政治方面”的“劣行”之后，接着说：

    夫统帅部对于各军任务分配，均视其军队之素质与敌寇之情况，而规定作战之地区与作战任务。第十八集团军原在晋北作战，新四军原在江南作战，其性质装备，皆与规定地区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兹兄等所称人数，若未奉核准，而擅作毫无限度之扩编，恐再阅几时，势必号称百万。中央安有如许财力，地方安有如许民力，供给此核定数目以外无限制之兵源？

    电报似乎抓住了把柄，颇有几分得意地反问：

    兄等来电竟谓：十四个月未发颗弹片药，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倘果如所言，则此十四个月来，该军在河北连续攻击鹿钟麟、朱怀冰、高树勋、孙良诚各部，在山东连续攻击沈鸿烈等部，在苏北连续攻击韩德勤等部，以及其他各地攻击友军之一切行为，其弹药从何而来？

    “奇文共欣赏”，何、白发此奇文，当然不是供人们“欣赏”，而是作为最后通牒和战书发给对手。因此，电文以不容申辩的口气要求“迅速遵令：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并且杀气腾腾地声称：“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否则，“中央亦难遏其悲愤”，“深惟覆巢完卵之戒，切悟焚箕煮豆之非”，“时机不容再误，遵令乃见公忠”！

    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和“齐电”，成为蒋介石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

 八路军总部发出反“扫荡”作战令

    日军华北方面军及伪军，连续遭到八路军主力部队的两个阶段打击后，深感对其威胁的严重性，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指出：“共军的机动游击战法极为巧妙、顽强，成为我治安上最大的祸患。他们回避与日军直接战斗，采取乘日军配备空虚，搜索我小队进行袭击等方针。但最近在8月20日以后放弃了以往的方针，对山西、河北的全部及蒙疆的一部分地区，果敢地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的、有组织的出击。破坏铁路、公路、通信线路以及袭击日军的小部队。要考虑共军此种企图，在今后长时期内是否还会断然进行，或者根据兵力的扩大而采取某种新的作战方式。”又说：“国内外形势虽然对华北共产势力未必有利，但以之作为肃正对象予以剿灭，不消说，则是确保治安的中心课题。尤其是共军移驻华北更加直接影响华北治安，因此要特别注意其动向。”

    为稳定华北局势，巩固其占领区，日军华北方面军从10月6日起，先后对太行、晋察冀、太岳和晋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性“扫荡”。所到之处，见人即杀，见粮即抢，见女即奸，“企图变我根据地为焦土”，“民众伤害极大”。

    针对日伪军的报复“扫荡”，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10月19日向晋察冀军区、第一二零师、第一二九师发出了反“扫荡”的作战命令。指出：日伪军抽集各地兵力向我山岳地带大肆“扫荡”，片山旅团长亲自指挥五六千人向太北“扫荡”，与我一二九师主力作战周余，现已分头退返原地。平西正处在紧张的“扫荡”与反“扫荡”作战中；同时，敌寇对晋察冀边区周围亦在集结兵力，估计敌对平西“扫荡”。太北敌一部气菔旅团三个连队返回正太路后，均可能向边区转进，开始“扫荡”晋察冀边区。要求平西反“扫荡”作战，应以进行坚决的游击战为展开方针，消耗疲劳敌人，求得部分地消灭敌人，但不值（宜）作较大的决战；“晋察冀边区应立即准备粉碎敌之‘扫荡’之作战，党政军民应切实配合，进行深入之战斗动员，虽（部队）应集结适当位置，妥为休养，准备坚决地消灭一两路进犯之敌”。“为配合晋察冀边区反‘扫荡’作战，一二九师应即以不少于三个团之兵力逼近并破袭正太路，一二零师以四个团之兵力破袭雁门关南北之同蒲路，冀中区应以有力部队破袭平汉线，平西区应以有力部队向南配合作战。各该区均应注意与摄取最密切之联络。”

    11月11日，彭德怀又发出了《动员起来，作坚决的反“扫荡”》的指示，指出：“目前敌向我们抗日根据地之‘扫荡’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严重，这不仅是企图抢夺华北，而且是以积极反共毒计诱蒋投降。我们必须足够的估计此次大‘扫荡’之严重性、残酷性。长期的反复‘扫荡’，哪怕是反‘扫荡’，亦有可能遭到敌之烧杀。动员引起党政军民深切注意，全体动员起来，保卫根据地，保卫家乡，坚决打击敌人的疯狂的大‘扫荡’。”又指出“此次敌‘扫荡’实行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以及见一切牲畜粮食均全部烧完”的政策，要求“空舍清野的工作党员认真检查”。要求“广泛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消灭敌人，分散部队，使敌不敢放手分散烧屋杀人。集中主力在有利情况下歼灭敌人一两个大队”，“为保持长期继续反扫荡胜利，必须准备预备兵不断的补充主力”。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和指示精神，第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第一二零师部队，在太行、太岳、晋察冀、晋西北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发扬连续作战和不怕牺牲的作风，自1940年10月6日至1941年1月24日，展开了英勇的反“扫荡”作战。

    10月6日，武安日军800余人，出犯阳邑、黄泽关一带。11日，日军第四独立混成旅团一部由辽县附近出发，第三十六师团一部自潞城附近出发，共3000余人，南北呼应，“扫荡”辽县、潞城、涉县、武乡之间地区，以图合围肃清榆辽公路以南，武乡、蟠龙以北地区。面对日军的攻势，第一二九师措手不及，除新十旅及时转至外线外，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决死一纵队被日军包围在了合击圈内。师部被迫以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决死一纵队在内线节节抵抗，新十旅于外线寻机歼敌。11日，日军三十六师团一部千余人击破决死一纵队，攻占黎城西之上连镇，并东渡漳河，进陷狼庄。12日，武乡日军千余人击退三八五旅与三八六旅各一部之阻击，攻陷蟠龙。14日，日军自洪水、蟠龙、西营一线东犯东田、左会，与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激战，我军伤亡惨重。15日上午，新十旅两个团在和辽公路弓家沟伏击日军运输队，毁汽车40余辆，歼敌百余人。16日，我三八五旅与三八六旅分向进犯东田、左会之敌夹击，敌分路向洪水、襄垣、潞城撤退。17日，该敌退回出发地。

    从11月17日起，日军三十七师团、第十六独立混成旅团、四十一师团各一部由沁县、平遥、介休、霍县、洪洞等地出发，约7000人“扫荡”太岳区。第一二九师所属太岳军区将主力编成沁（源）东、沁（源）西两个支队，在游击队和民兵的配合下，活动于沁河两岸，寻机打击日军，至27日，歼日军近300人，迫使其于12月5日撤退。

    从10月13日起，日伪军以万余人“扫荡”平西（今北京以西）抗日根据地，11月9日，日军一一零师团等部及伪军1.4万人，向一军分区“扫荡”。保定、满城日伪军由东向西，易县、大龙华、王安镇、涞源、插箭岭之敌由北向南，相互配合，企图压迫我军于狭小地区内进行决战。

    10日，晋察冀军区下达反“扫荡”作战方针，要求各部在敌进攻的头一阶段，避敌锋芒，坚壁清野，以积极的游击战，最大限度地疲惫与消耗敌人，主力兵团于机动位置，准备于适当时机打击敌人，歼灭敌之一路或两路，以扭转战局，粉碎敌之“扫荡”；一切后方机关均须适当编组，独立自主分散于适当地区转旋隐蔽。12日，针对日军的烧杀与破坏行动，又指示：主力仍可分散一部（不超过三分之一的兵力）坚决打击烧杀之敌。

    11月9日，日伪军6000余人从涞源、保定、易县出发，连续合击管头、银坊、黄土岭、神头等地，与我一军分区部队激战。12日，一军分区各部相继撤出战斗，日军在烧杀一番后也分路撤退。14日，敌之一路800余人由吴家庄向苑岗撤退途中遭一军分区一团和二十五团截击，敌在飞机掩护下突破我军阻击线退回满城。

    12日，日军2700余人由完县、唐县、定县、正定、行唐出动进犯三军分区所属地区。14日，定襄、东冶、五台日伪军约2600人分两路出犯阜平及其西南地区。日军东西两线策应，在击破我第三和第五军分区部队的阻击后，于16日合击阜平以北之台峪。在此之前，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及第三、第五军分区指挥机关和二团、三团、六团等部已适时跳出了敌之合围圈，转至外线。而担负掩护任务的游击军却损失惨重，司令员王溥、政治部副主任郝玉民以下100余人英勇战死。18日晚，该敌击退三军分区部队之阻击后，进占阜平。19日，由祖培堡出犯之敌1200人于20日攻占吴王技。

    就在军区主力于根据地内节节抗击进犯之敌的同时，各游击部队也于外线不断破路袭敌，扰乱敌之后方。21日夜，二团选派30余人潜入党城，以手榴弹袭击日军宿舍，使日军惊慌失措，枪声彻夜不息。25日，日军在摧毁了设施后开始撤退。26日，一军分区便衣四名，以手榴弹袭击保定日军正在举行会议的会场，引起日军惶恐万状。至12月3日，日军除留驻1000余人阜平、王快、党城、曲阳一线继续“扫荡”外，其余均退出根据地。

    10月25日至11月上旬，日军第十六独立混成旅团4000人，“扫荡”晋西北八军分区和三军分区米峪、娄烦一带，未捕捉到一二零师主力，遂撤走。12月14日，日军出动三十七师团、四十一师团、二十六师团，第三、第九、第十六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再度“扫荡”晋西北。至23日止，日军相继占领了晋西北除河曲、保德外的所有县城被大部分集镇和黄河渡口。随后，日军反复扫荡，寻歼一二零师主力，破坏根据地内各种设施，给根据地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针对日军的扫荡，一二零师各部避开日军大部队转移至外线，打击敌人：四军分区先后袭击了方山、峪口、信义等据点，并四次袭击临县；师教导团等部袭入兴县东关，并在兴县以南伏击日军；三八五旅及工卫旅对“扫荡”米峪之敌进行多次袭击和阻击；独一旅和决死四纵队不断袭击大武以北日军据点。

    到27日，一二零师共作战100余次，打击了日军的“清剿”，并切断了太汾、忻岚、神岢等日军主要交通线。此时，敌发现并未捕捉到一二零师主力，遂改“清剿”为修筑公路，设立据点，试图长期驻守。

    为粉碎日军这一阴谋，一二零师组织群众，对兴县至岚县、方山至大武、三交至大武等公路交通线进行了破袭。同时，内、外线各部积极行动，打击敌据点，捣毁维持会，使敌在根据地内难以立足。但是，这些行动没能动摇敌围歼我军指挥机关的决心。12月28日，兴县之敌一部北进，直扑晋西北军区机关所在地魏家岔。我领导机关即刻转移到兴县以南的白草沟地区，该敌扑空后，即由界河口退往岚县。29日，留守兴县之敌火烧县城后，撤退界河口，30日又退到大蛇头。我教导团与兴县公安局各一部见敌撤走，即跟进收复兴县城。可他们万万没料到，日伪军的撤退是诈。1月1日夜，退到大蛇头日军突然西返，次日拂晓突袭兴县。我军措手不及，损失相当惨重。3日，该敌又向兴县西南山地“扫荡”。当日中午在小善畔附近捕捉到我领导机关。我警卫部队四个连依据有利地形，顽强阻击，以重大的牺牲掩护了我党政军领导机关转移，使敌合击计划又告落空。

    1941年1月6日，由于运输线连遭攻击，补给日趋紧张，日伪军在根据地内无法立足，被迫开始后撤。我一二零师各部分别展开追击作战。但战果不大，仅有决死二纵队五团、六团于汾阳以北的麻峪口和文水以北的石沙庄设伏，歼灭日军大队长以下300余人。

    至1月25日，日伪军全部退回原据点，战役结束。

 731部队在宁波上空撒播鼠疫菌

    这一天，宁波、金华上空落下谷物。这些谷物像一粒粒罪恶的种子，把致命的细菌播向大地。这是日本细菌部队731部队的又一次“杰作”。

    731部队的来历起源于“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邮政信箱队号是“满洲第七三一部队”，这是根据天皇命令设立的细菌部队。它盘踞在哈尔滨市东南20公里当时叫平房的一个小镇。

    1927年以后，日本统治者侵华野心越发暴露。他们要实现这种野心，但人力、武力、财力都不够；特别是工业资源、工业原料都先天不足，工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离满足对外扩张的疯狂要求还远得很。为解决这种矛盾，他们竟不择手段，置国际公法、人道主义原则于不顾，使用细菌作为侵略屠杀的手段。因为细菌既不同于钢铁、稀有金属，也用不着汽油，是一种廉价的武器。

    日本统治者培植出一批能满足帝国主义侵略需要的“科学家”。当时在军医学校任“军阵防疫学”教官的石井四郎军医少佐，就是这种“科学家”的代表。他生于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加茂的地主家庭，以陆军派遣学生的资格在京都大学医学部毕业，当了军医。他是一个性情执拗，富于机诈，野心十足而无半点良心的人。他曾对军医学校学生叫嚣过：“跟我一道干的有没有？能为我死的有没有？”以此来搜罗给自己当爪牙的部下。他还依靠其岳父京都大学校长荒木寅三郎（专门研究生化学）为靠山，选拔“京大派”中的“能手”，参加犯罪的研究。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开始侵略中国东北，转眼之间，东北沦陷。石井便利用宪兵警察逮捕中国的爱国人士当作实验的“材料”，以研究细菌战的方法，这是吃人魔王石井最得意的一手。他要求庞大的经费，在东北设立大规模的秘密研究所，制造细菌武器，以供肆行侵略之用。石井的要求，立即得到允许。因此，在曾经洋溢着春耕秋收愉快歌声的背荫河畔（五常县三岔口）的肥沃的土地上，农民被逐出了家门，流离失所。就在这里，出现了实现细菌战阴谋的秘密部队。这是731部队的前身，所谓“加茂部队”（1933年建）。

    石井化名车乡少佐，当了部队长。他的心腹部下有川岛清军医少佐、太田澄军医大尉（化名伊达大尉）、碇常重军医大尉、早川清军医中尉、江口丰洁军医中尉、增田义穗药剂中尉（航空员，石井四郎的女婿）等。此外，还纠合二木、石光、笠原、八木泽、田中技师之类的“科学家”。石井利用自己同乡关系，找来自己的家属、亲友和佃户充当雇佣人员，如石井猛男（化名为细谷嘱托，石井四郎的胞兄）在当时专管焚烧因供实验而死去的死者尸体。他们一齐为侵略中国的罪恶计划服务。在当时部队有百名左右的人员。在背荫河，有络绎不断的蓝色小汽车，利用暗夜，把抗日救国人士运到加茂部队里的秘密监狱。

    陷落后东北义勇军在优秀的领导者、抗日联军第十一路军军长杨靖宇将军的指挥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其中有几位被押在731部队的抗日救国勇士利用1934年夏季某日的暴雨，打倒看守，逃出了虎口，平安地回到杨靖宇将军那里。自从这事发生以后，石井因害怕泄露秘密和遭到中国人民的攻击，立即准备迁移。他诈称背荫河部队失火，其实是自己放的火。转而在哈尔滨市郊南岗庙，修建数栋房屋，作为医院的一部分，继续进行罪恶活动。这个所谓的“医院南栋”，实质上就是731部队在平房镇大兴土木，正式迁移的一个开端。

    1934年，他们制造了细菌武器最重要的工具，大量生产培养罐，更以夺取松风滤水机制造公司的特许专卖权为基础，造出了细菌战必不可少的“卫生滤水机”。不久，又和部下胜矢技师设计了放毒工作中的必需器材——“毒性测量机”。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入中国的关内。这时，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分子越发感到侵略中苏两国必须以细菌武器为有力武器的必要。于是，石井就强占以平房车站以北约4公里正黄旗屯为中心的2平方公里的耕地为建造兵营的工地，并在关东军军需部的指导下，奴役几千名中国劳动人民，大规模地修建了“细菌制造厂”。外围工程在1937年完成，1938年进入内部工程的阶段。石井为防止部队秘密外泄，特使他的同乡亲戚土木建筑业者铃木茂包办一切，所用的500多名服务人员，也是从故乡千叶县招募而来的。以活人作实验的“第七栋”、“第八栋”包括有大约120间独身监房，还有特殊试验室（冻伤研究室和供研究航空卫生用的减压试验室）、实验室、尸体解剖室、标本室以及种种杀人设备。“第三栋”、“第五栋”是培育细菌室，“第四栋”、“第六栋”是细菌孵化室。以上工程及设备陆续建成。

    1938年6月到1939年3月，731部队全部迁到平房镇。在所谓“南栋”（哈尔滨南岗）那里，只留下部队的“第三部”和“诊疗部”的基干，即检查病源、测验毒性、检查水质的各班和细菌制造班，滤过管制造班以及诊疗传染病的部分。在平房的这个部队，是拥有月产霍乱、伤寒等肠内细菌各500公斤、鼠疫菌250公斤、炭疽菌200公斤能力的皮带传送式生产设备，包含监狱的杀人实验所和研究初步细菌战争的机关，以及研究细菌的使用方法的机关等等在内的综合组织体。

    以该部队为中心，方圆八公里为半径的范围以内，划为特别地区。以“国境地带取缔法”和“军机保护法”为护符，从该处通往外部的各街道，即在双城街道、拉林街道、平房街道、阿城街道等各街道上，经常有伪警和宪兵严密监视。在这片土地内的23个村，1.2万农民都变成了731部队的奴隶。有440个贫、雇农被撵出村庄，集体关在该队北方附近的“劳工村”，在该队附近的“自养农场”内受奴役。对于其他的农民，则是每天强制出200名劳工和80辆大车以供差役。农民在打骂之下替他们耕种和从事土木工程以及搬运等繁重劳动，生活异常悲惨。

    731部队的“血清马”（供采取血清的马）吃燕麦，农民则以吃橡子来苟延残喘。小孩子不断饿死。有个青年因上山拾柴遇到宪兵，说他无许可证，致被打成半死，精神错乱。

    1939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因侵犯苏联哈桑湖边界，挑起哈桑湖事件。原想进窥苏联领土，不料遭到英勇还击，打了败仗。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曾派司令部第一课的参谋竹田东宫借查看的名义来到731部队，协商怎样进行细菌战以挽救战局。石井就派遣“碇部队”开往哈桑湖前线，将约有22公斤的伤寒、霍乱、副伤寒、赤痢菌撒布到哈尔哈河及其他水源、地上。当时虽然在日本侵略军中早作出预防的处置，尚且出现大量病人，至于在苏联、蒙古的军队里，在附近的居民中，有多少人受害，这是不难想像的事情。这次散播细菌，是731部队初次大规模的活动。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不讲人道的细菌战争，就是这样开始出现的。可以说，731部队是以哈桑湖军事挑衅为转折点，从研究细菌战的准备阶段，进入了实行的阶段。在1944年，石井四郎因从事细菌战争的研究工作，得到日本陆军的最高技术有功奖。

    731部队的人员，也在1939到1940年之间骤然增加。哈桑湖事件以前，人数约500名。石井为防止秘密泄露，一向借军医学校的师生关系、亲戚关系和封建隶属关系来维持部队内的团结，掩盖罪恶活动。自从事件发生之后，更招募所谓“青年队”，组成了“子弟兵”，加强他的独裁力量（例如曾招募千叶县不满18岁的青年约70名）。此外，更致力从复员军人以及私人关系中寻求所谓可靠的人。到1942年，部队人员已达2000余名。另一方面，在1938年以后，更把731部队的基干人员，置于中国关内各地的沦陷区内。如设立华北防疫给水部、华中防疫给水部、华南防疫给水部等。东北地区是由1940年起，在牡丹江、林口、孙吴、海拉尔共设立四个支部。1941年，又把大连卫生研究所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手中，兼并到731部队的管辖下。于是在中国各地，组成了一张细菌战的网，到1940年7月，遂对中国大陆开始了细菌战。

    1940年8月，日军731部队根据日军参谋总部、陆军省关于在浙赣沿线城市进行细菌攻击的决定，联合组成了细菌战行动部队——“奈良部队”，以杭州笕桥的原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为基地，对浙江等地实施了细菌攻击。井本日记记载：这次攻击的目标有宁波、衢州、金华、玉山、温州、台州、丽水，到10月7日为止共进行了六次细菌攻击，输送细菌26次；温州采用的细菌空投方法是合适的，但须使用降落伞，台州的空投方法不合适；霍乱菌看来不太成功，鼠疫也许是成功的。当时中国地方军政当局明确报告了衢州、宁波和金华受日军细菌战攻击的情况，并进行了防疫工作。日军飞机于10月4日，在衢州县城空投了谷物和鼠疫跳蚤，10月27日又在宁波城区空投了谷物和鼠疫跳蚤，11月27日在金华空投了鼠疫菌液。衢州和宁波相继爆发了鼠疫流行。衢州城乡死亡约2000人以上，并传染到50公里以外的义乌县城，又造成数百人的死亡。宁波城区开明街一带爆发鼠疫流行，虽立即进行了防疫工作，但仍造成106人死亡。金华当时未出现鼠疫流行，表明日军直接空投鼠疫菌液效果不理想，证明了以跳蚤为媒介物是理想的。温州等地可能是空投了霍乱菌，被认为效果不明显。但是，除井本日记所载的飞机空投外，“奈良部队”还多次乘车外出，在河流和水井中撒布细菌。

 彭德怀上了倔劲

    谈起彭德怀这个名字，无数人会从心中升腾起敬佩和感叹。战争年代，毛泽东曾为他赋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在党内和军内，彭德怀都是一个有性格的人。这一天，彭总大发脾气，枪毙了一个没守住阵地的八路军连长。

    1940年10月下旬，日军第四独立混成冈崎大队之600余人窜犯黄崖洞。黄崖洞是八路军的一个军事重地，八路军总部的后水腰兵工厂就设在黄崖洞山谷之中。后水腰兵工厂建在洞口西部山洼地带，往外有一公里峡谷，两山对峙，中贯一河，敌人一旦入谷，兵工厂就无路可退。在大山环抱中有十里地的山洼。1939年冬天，经朱德、彭德怀和左权亲自选址，在这里建造了八路军第一座兵工厂。在左权亲自领导下，经半年多的艰苦奋战，造出了八路军有史以来第一批步枪。每月造枪400余支，每年产枪可装备一个师的部队。

    因此，彭德怀视兵工厂如八路军的生命线。当听到冈崎大队窜入兵工厂破坏，彭德怀的心一下子炸了：“哪个部队守卫黄崖洞口？”左权道：“特务团二营把守洞口，四连执行任务。”彭总气恼地问：“为什么让冈崎大队窜入洞内？连长哪里去了？”左权报告说：“他们没打就撤了！”彭总大吼一声：“擅离职守，将连长枪毙！”总部特务团执法队立即将没有抵抗的连长正法。

    彭德怀在山顶亲自指挥特务团阻击蜂拥而来冈崎大队的日军，冈崎大队还没有全部深入洞内，两山悬崖上的火炮、机枪就封锁住了冈崎大队的退路，范子侠的第十旅接电报后马上从麻田调大部队接应。经过三天两夜激战和阻击，冈崎大队在我军打击下，狼狈窜逃。

    10月28日，冈崎大队在三八六旅一部的打击下，招架不住，企图取道武乡回沁县老巢，在蟠龙关家垴附近驻扎下来。正在这时，进攻麻田的日军崛田大队因遭到三八五旅一部的袭击，惟恐遭覆灭之灾，也改道西撤，并与已在关家垴之敌会合。

    10月29日下午，彭德怀看到冈崎大队将经过的村庄焚烧成一片瓦砾，异常愤怒，大声说：“杀人放火，这还了得！坚决消灭冈崎大队！”当天晚上，彭德怀发出歼敌命令：“我命令：一二九师部队30日晨4时发动总攻击，一个日本鬼子也不能叫他跑掉！谁放走敌人，以军法论处！”

    彭德怀怀着要坚决消灭这股来犯之敌的决心，从黎城指挥所到蟠龙镇的石门村，召集正在此地休整的一二九师师、旅干部开会，口述了总部的战斗命令，要求一二九师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坚决拿下关家垴。

    关家垴位于太行区的中心。距砖壁村只有13里地，再往南是黎城，西南是王家峪，西边是武乡县，西北是榆社，北边是辽县。这一带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关家垴下面有一条很深的山沟，北面背靠更高的柳树垴，断崖峭壁，只有南坡比较平缓，适于进攻。山坡上有一个小村子，50多户人家早已人走室空。日军眼见被围，急忙抢占了关家垴山头，在上面依险构筑了工事，并派约200名士兵抢占了北面柳树垴制高点。日军的目的是要在关家垴固守待援。

    一场恶战就要开始了。

    离总攻只有5个小时了。左权召集总部特务团营以上干部开会，他考虑到进攻路线狭窄，大部队展不开，决定总部特务团于凌晨3时提前发起攻击，以三营插入关家垴和柳树垴中间地带，将敌人拦腰截断，柳树垴的敌人留给决死第一纵队去消灭。部署完毕，左权又特别解释说：“我们之所以要在3时前发起攻击，是因为敌人在我们的围困下已经疲惫不堪，特别是这两股敌人刚刚构筑完工事，现在是最疲劳的时候，我们就趁敌人酣睡的时候来个偷袭。”

    凌晨3时，总部特务团到达预定位置。二营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摸上了关家垴山顶。他们在干掉了两个哨兵后，一阵手榴弹将垴顶的日军机枪阵地轰掉了。

    爆炸声就是信号。特务团长欧致富一声令下，埋伏在山下的部队迅速向各自的目标冲去。战斗进展相当顺利，特务团很快就占领了一排窑洞。但就在这时，左侧一间窑洞中日军3挺机枪吐出凶狠的火舌，密集的火力犹如一道封锁线，把特务团压得无法展开。

    原来，日军以窑洞为依托在这里构筑了完整的工事体系。每孔窑洞既可以独自构成一个火力点，又可以与其他窑洞互相掩护，互相支援，形成交叉火力网。窑洞前还挖有防弹壕，如果手榴弹没扔到位，掉到防弹壕里，就难以对日军构成威胁。日军还将相连的窑洞凿通，形成了网状的工事体系。

    特务团与日军逐洞争夺，每攻下一洞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在特务团艰难地攻下数排窑洞后，停止了攻击。

    此时，其他几路也同样遇到了占据着有利地形的日军的有力阻击。战事呈胶着状态。

    得知战事进展不利，彭德怀甚为焦急。他带上警卫员亲自来到了前沿部队。早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就形成了他自己的作战指挥风格：骁勇、火暴，喜欢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特别擅长打攻坚战、硬仗。在长征路上，娄山关一战最能体现他的这种风格。尽管国民党军队依仗娄山关凭险阻击，但毛泽东让彭德怀全权指挥一、三军团，硬是将娄山关给攻了下来。

    仗打到要紧处，彭德怀就来到一线部队，亲自调动兵力，部署进攻。天亮了，彭德怀出现在七六九团战士的面前。

    彭德怀问769团团长郑国仲：“部队情况怎么样？伤亡大不大？”

    “部队伤亡不小，主要是地形对我不利。现在部队正准备发动新的进攻。”郑国仲答道。

    “一定要在敌人增援部队到达之前，把这股敌人消灭掉。你们的任务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高地拿下来。”

    听到七六九团战士信心十足的回答，彭德怀满意地离开了阵地，向别处走去。

    攻击柳树垴的部队是决死第一纵队。30日凌晨2时，部队就到达了指定位置。在决死第一纵队的三十八团和二十五团调整部署时，早已占领制高点的一股日军突然发起攻击，夺占了阵地，并直接威胁从南坡进攻关家垴的部队。

    负责指挥决死第一纵队的陈赓，深知柳树垴阵地的分量。柳树垴的海拔高度比关家垴还要高，从柳树垴上可以用火力控制通往关家垴的小路。敌人凭险阻击，非常不利于进攻。陈赓连续组织了四次冲锋，但没有成功，相反部队的损失非常之大。

    就在这种胶着状态中，天亮了。参战的各部队，马上投入全部力量发动全面攻击。不过，白天攻击比夜晚更要困难。白天战斗，日军有飞机配合，八路军的攻击部队一面要和正面的日军作战，一面还要防备天上飞机的轰炸和扫射。战斗进展得异常缓慢。

    彭德怀坐不住了，他来到距关家垴垴顶500米处做近距离观察。只见他置硝烟炮火于不顾，足抵壕沿，镇静自若地手握望远镜凝神观察：日军的机枪疯狂地吐着火舌，八路军官兵冒着猛烈的炮火向上猛攻，但有不少人在日军的猛烈火力中栽倒在地。年轻的战士前仆后继，令彭德怀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正在这时，刘伯承给彭德怀打来电话说，鉴于部队损失很大，建议部队暂时撤围，另寻战机。彭德怀一听，按捺不住往上直窜的火气，在电话中对他一向敬重的战友发起了脾气：“拿不下关家垴，就撤掉一二九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彭德怀的犟脾气上了劲，弄得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几个人进退两难。刘伯承知道彭老总的脾气谁也扭不过。正在为难之时，邓小平政委转了一下脑筋说：“彭总，你别急，我们一二九师派侦察员再侦察一下垴顶情况，用别的办法进攻……”“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不消灭冈崎大队我决不答应！”

    艰苦的战斗又进行了一天。至5日，情况已有所进展，同时，辽县、黎城方向2000多增援日军正向关家垴开来的消息也传到了阵地，彭德怀着看手表，下达命令：“下午4点，发动总攻。”

    总攻开始后，七七二团、七六九团、三十八团、二十五团各以一个营，协同三八五旅一部，向关家垴上的敌人连续攻击18次，肉搏多次，终于攻上了关家垴山顶。敌大部被歼，仅余残敌60多人退守在一个狭小地域，固守待援。

    10月31日中午，关家垴攻坚战斗接近结束时，敌人1500余人分两路来救援，敌15架飞机又轮番对我主攻部队轰炸。为了消灭这帮野蛮的敌人，彭德怀亲临离关家垴500多米处，作近距离观察。十几架敌机在头顶盘旋扫射，警卫排长怕首长安全受到威胁，请彭总隐蔽，彭德怀不为所动，警卫人员架起机枪对空射击，其中一架敌机着火后翻着筋斗栽入山中爆炸。彭德怀在山上足抵壕沿，手捧望远镜观察敌我冲锋阵地时，战地记者徐肖冰从侧面拍下了彭老总的身影。

    11月1日，日军从辽县、黎城、武乡等出动大批部队，在10余架飞机的支援下，分五路援助关家垴残余日军。彭德怀看到关家垴被围之敌基本歼灭，来援之敌又过大，为保持主动，再寻有利战机，便下令部队撤出战斗。

    经关家垴一战，日军遭到沉重打击，其在太行区的“扫荡”便草草收场。

 蒋介石电贺罗斯福第三次当选总统

    这一天（1940年11月5日），罗斯福连续第三次当选为美国总统，蒋介石忙不迭地发出了贺电。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出生于纽约。父亲詹姆斯·罗斯福是一个百万富翁。母亲萨拉·德拉诺比父亲小26岁。罗斯福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0年任纽约州参议员。1913年任海军部副部长。1921年因患脊髓灰质炎致残。1928年任纽约州长。1932年竞选总统获胜。执政后，以“新政”对付经济危机，颇有成效，故获得1936年、1940年、1944年大选连任。罗斯福一直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是20世纪美国最孚众望和受爱戴的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惟一连任四届总统的人，任职长达12年。曾赢得美国民众长达七周的高支持率，创下历史记录。

    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国缔结同盟条约，承诺互相“承认并尊重”在欧洲和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保证“缔约国中之一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中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这样，东西方的三个法西斯侵略国家为谋求世界霸权正式建立了军事同盟。这个法西斯军事阵营的成立，是全世界人民的灾难。可是，蒋介石对此却感到高兴。他说：“德、意、倭三国同盟，果已实现，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这一判断的确是对的，是有战略眼光的。

    蒋介石当时向各战区将领宣示了一份手令，认为《柏林协定》是“抗战最后胜利惟一的转机”，“只有等候国际局势的转变，期待美、英、苏的合作，造成最后胜利”。蒋介石这种“保全实力，坐视成败”的消极抗战思想极大地瓦解了国民党军队的斗志。

    1940年11月，罗斯福以民主党候选人，第三次当选为美国第34届总统。这可是史无前例的事情，自从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坚决不当第三任总统后，只能连任两届总统已经成为美国历史的惯例，而罗斯福却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创造了新的历史。

    1940年9月28日，即在日、德、意三国缔结同盟条约的第二天，罗斯福召集国务卿和军方首脑会商。与会者认为，三国同盟是针对美国的枪，但“这杆枪没有上子弹”，日本已被中日战争拖得疲惫不堪，它要与美国的海、空军力量作战是太不自量力了。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一致同意，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来自欧洲，西方文明的主要敌人是希特勒，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另一方面，美国对太平洋的威胁也不让步，因此，美国的东亚政策应是：既不允许日本的进一步扩张，又尽量避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根据这一方针，美国政策中援助中国和制裁日本的倾向进一步增强，但这种援助与制裁又以不导致对日战争为限。用赫尔的话说，要让日本意识到，“美国在太平洋上是强大的，并在不断增强”，还不能让日本得到美国不会使用武力的印象；又要保持克制，避免与日本闹翻。美国不想表现出对三国盟约的过分注重，赫尔在条约宣布的当天经总统同意发表声明，轻描淡写地说，美国认为三国盟约“没有对几年来业已存在的形势带来实质性的改变”，美国政府早已知道要签订这样的条约，早已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

    三国盟约的订立使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双方阵线更趋明朗，这显然是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抗日的方向的一种发展。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欣喜地认为，“今日本已正式加入轴心，中、英、美之共同立场利益，均益明显……抗战以来，国际情势之好转未有如今日者。”

    胡适在10月12日致蒋介石、孔祥熙的一份长电中指出，三年来他“苦撑待变”。所特别希望的是“太平洋海战与日本海军之毁灭”，这一个月来的事态发展，“使人有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感”，“世界大势已极分明”。

    国民政府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外交攻势，试图以中、美、英三国结盟来对抗日本。10月14、16日，蒋介石两次接见英国大使卡尔，严厉批评“英、美素以半殖民地国家估计中国，且以为中国自卫尚无充实力量”，他要求英、美改变这种态度。关于具体的军事合作问题，他指出，“专恃英、美海、空军以求远东之长治久安，实感不足，必须有陆军之协助”，日本南下太平洋的可能性比进攻云南更大，日本进攻云南，英国可以新加坡的空军助华，日本如进攻新加坡，中国将以陆军截击日军后路。蒋介石还要卡尔把这些话转达给美国大使詹森，卡尔表示，“英国国策今已改变，目前形势已使讨论中英两国合作问题，定可得有效之结果。”

    10月18日，蒋介石约见詹森，他的态度比对卡尔和蔼多了。蒋要求美国在3个月内提供500架飞机，并派遣志愿人员不定期来华助战，并称“此实美国惟一替代对日作战之方策”。他还要求美国以后对华贷款“能化零为整，一次贷我以巨款”，并保证，“在中、英、美之合作中，我人当随美国之领导”。

    美国对国民政府的结盟提议和要求并不热心。10月24日，赫尔指示詹森口头答复蒋介石说，美国在过去几年中已经给了中国种种援助，1937年7月以来，中国从美国购买飞机279架，合2200万美元，还有大量飞机正准备运华；新的对华贷款正在积极考虑之中。关于日本南进问题，赫尔认为“这还不是迫在眉睫的危险”；谈到中、英、美三国合作问题，赫尔表示，“美国的传统政策是避免加入任何同盟，除非是在战争之中”，但他保证，美国在远东问题上，在保卫美国利益的同时，将不损害中国利益。

    尽管美国拒绝与中、英结盟，蒋介石却不甘罢休。11月上旬，他进一步拟订了三国合作的大致方案。这种合作的原则是：坚持《九国公约》、门户开放与维护中国主权、领土、行政完整之原则，反对日本的“大东亚新秩序论”，强调中国的独立自由是远东和平与太平洋的秩序的基础。具体做法是：中、英、美三国（或英、美两国）就上述原则发表共同宣言；中英结盟，要求美国参加，或与美国达成君子协定而不形诸文字；英、美两国向中国提供2至3亿美元贷款；美国每年售给中国战斗机500至1000架，两国并向中国提供其他武器；两国派军事、经济、交通代表来华；两国或其中之一与日本开战，中国陆、空军予以援助，等等。

    蒋介石让宋子文、胡适、郭泰祺在美、英两国积极活动，推动三国结盟，他自己则分别向两国驻华大使提出该方案。他在11月9日接见詹森时特别补充说，战后中国将致力于建设一支海军，为此需要英、美帮助，中国将与两国分别订立协定，使英、美海军可以在10至20年内使用从日本手中收复的港口。

    蒋的用意是明显的。美国在战争中援助中国，中国将在战后给以报偿，打垮日本后，美国将能大大增强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的势力，中国将在这一方面为美国提供方便条件。

    美国仍然拒绝结盟，副国务卿韦尔斯在11月18日给詹森的电报中，赫尔在26日与宋子文、胡适的谈话中一再重申这一立场。除了美国传统外交政策和“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外，罗斯福在刚刚过去的第三次竞选中所作的保证也是美国采取这一立场的一个原因。

    在竞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把他自己说成是和平的保障，把罗斯福描绘成战争贩子，并称，如果罗斯福再次当选，那么1941年4月美国就会卷入战争。民主党领袖罗斯福对此作出直接回应。罗斯福决定对维护和平作出绝对保证。10月30日，他在波士顿的一次演说中干脆宣称：“这些话我早已经说过，不过我不妨再说一遍、两遍、三遍，你们的孩子们不会被送去参加任何外国的战争。”11月2日，他在布法罗再次宣布：“你们的总统说，这个国家不会参战。”

    不论这些保证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出于竞选的需要，但他既然刚刚信誓旦旦地作过保证，自然不会同意中、英、美三国合作的建议，因为这种合作就意味着美国对日作战。

    但同时，美国政府在积极考虑对中国的新贷款和对日本的新制裁。在大选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原则上通过了新的援华决定：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500架飞机和其他物资。宋子文在把这个消息密告蒋介石时说：“原则虽已通过，而手续繁多，稽延时日”，他要蒋在接见美国大使时“重申我方之急需”。

    蒋介石很清楚，英、美为了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是需要中国牵制日本，而不能让中国与日本单独媾和的，中国在要求美援方面处于比以往更有利的地位。蒋介石为了求得更多的美援，屡屡以单独对日媾和要挟美国，而且居然屡试不爽。

    罗斯福担心，“日蒋之间正在进行一些活动”，如果美国不给援助，蒋介石简直就打不下去了。他决定采取紧急措施。11月22日，罗斯福给韦尔斯写了个便条：“我总感到，关于对华贷款，要么不给，要给就得快点，因为我确实担心，如果我们不赶紧做点什么，自由中国的国内状况将会迅速恶化。”11月29日，罗斯福告诉摩根索，他要在24小时内宣布对华贷款1亿美元的消息，指示摩根索一天之内立即办妥5000万美元平准基金贷款的有关事宜；他同时指示琼斯，由进出口银行提供一笔5000万美元的商业贷款。

    罗斯福果真赶在30日，即日汪签订《基本关系条约》，并发表《中日满共同宣言》的当天，发表了财政援华的声明。消息传来，国民政府其情自不待言。蒋介石在12月1日给罗斯福的感谢电中说：“当此日本承认伪组织与日伪签订条约，正在敝国危急之秋，幸蒙贵大总统适于此时宣布贷与我国以币制与信用之巨款，所以增强敝国对侵略者抗战力量，提高我军民自信心理与安定社会经济基础者，裨益实无限量。”

    从1940年11月开始，美国政府在酝酿制订一项以后在大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法令，这就是租借法。租借法允许总统在向事实上的盟国提供大量军援方面有广泛的处置权限，从而使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有了彻底的改变，是导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大决策之一。

 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中国事变处理纲要》

    近卫、东条等人执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南进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和新内阁的施政纲领。

    由于准备南进和将侵华战争转入所谓“长期作战体制”的战略需要，当时在华日军的整个部署和作战重心，已开始向华北、华中地区的“治安战”转移。自八路军百团大战震撼了日军大本营之后，日军的“治安战”就集中针对中共，其目的就是要消灭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并摧毁其抗日根据地。

    第二届近卫内阁1940年7月26日决定的《基本国策纲要》认为：“当兹世界历史性的大转变之际，创建以数个国家群的生成和发展为基调之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为皇国有史以来面临的重大考验。”立足于德国在欧洲扩张的“良机”，日本的基本国策由原来的“建立东亚新秩序”，更进一步提出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其根本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日本统治集团的考虑是：要尽量以最小的负担在中国进行“持久战”，并逐渐缩减在华兵力。

    这个基本国策以积极准备南进为基调，已改变了将解决中国问题作为南进前提条件的立场，提出即使中日战争不能结束，只要形势有利，也要南进。松冈和东条认为“解决南方，实际上就是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新内阁还确定：外交方面要加强日、德、意三国轴心，排除英、美对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阻挠，调整日苏关系；内政方面，要完成“国防国家”的体制，“建立坚强的新政治体制，以谋求一切国政的集中统一”，即加强法西斯专政。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其方针为三条：一是继续对中国行使武力打击；二是封锁海、陆、空路线，严加杜绝美、英援助中国抗战的行为；三是调整日苏邦交，使用一切政治与军事手段，削弱重庆政权之抗战意志，使之迅速屈服。纲要把对华政策与对美英政策统一考虑，争取于1940年底以前，以政战两略“削弱重庆政权抗战意志，使之迅速屈服”，若不能实现，则不论形势如何，“断然向长期战方略转移，务期重庆政权之屈服”。

    日本中国派遣军对《中国事变处理纲要》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应继续以必要的兵力投入中国方面，“力图压缩、削弱敌后方之敌对政权及其领域，情况允许时，相机予以摧毁”。

    1940年11月28日，中国派遣军高级参谋真田穰一郎大佐奉派返回东京向参谋本部报告了对《中国事变处理纲要》不满的意见。真田大佐在报告中提出：“整理收缩兵力为作战带来严重障碍。”“当前我在华兵力：华北25万，华中29万6千，华南16万6千。此外，定员外有1万6千，总共72万8千，航空部队共20个中队（其中，华北8个中队，华中6个中队，华南6个中队。而中国派遣军主张：包括华南方面军在内，1941年维持72万8千人的现状，1942年为68万，1943年仍为68万，1944年为60万。”他还提出：“主要占领区的治安现状，其安定程度的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以华北为最差。”中国派遣军打算，“1941年度为巩固华北，由华中向华北抽调约两个师团，以便进行彻底‘扫荡’；对武汉方面要整理收缩江南地区”。“如情况允许，则打通京汉线，使华中与华北联接起来，估计可能于1944年度以后进行”。

    1940年11月30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课高级部员服部卓四郎中佐将中央主管人员的意见告知真田，大意是：认为需要考虑在华兵力将陆续递减。如果决心于1941年指向南方，势必推迟对华问题的解决。如果形势好转，则须加强对中国的压力，以结束战争。在1941年不进行南方作战的情况下，仍尽力对中国施加压力。关于此事，服部卓四郎中佐曾有如下回忆：“总之，对华作战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过由于在华兵力必须于1941年内缩减到平均65万，因此，考虑世界局势，乘目前仍有72万的兵力，先施加一次压力，打好基础。待1941年夏秋之后，仍不见转机时，便只好收缩兵力转入持久态势。”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参谋本部已显露出一种倾向，即认为，趁削减兵力计划实施之前，应全力以赴地在中国战场奋力一战，把所谓的“持久战”战略推迟到1941年夏秋之后，而在中国战场上的军事压力重点在于华北。

    在逐渐形成这种对华作战指导思想的过程中，1940年12月26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与参谋总长杉山元举行会谈，确定了以下的基本方针：“（一）必须使中国事变尽快获得解决，为此，不仅要考虑南方，尚须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二）近来对解决事变问题，有偏重政治谋略的倾向，但无甚效果，今后极需集中精力于直接有助于解决事变的政治谋略及作战谋略。”东条和杉山还共同决定：“当前对华作战纲要的内容是，彻底肃正华北治安、空军进攻作战、对华集中作战谋略，加强封锁以及扶植中国武装的治安警察力量。”

    东条英机和杉山元还商议了如何困死蒋介石政权的问题。两人取得一致意见，认为：日军陆海军必须加强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从地面、海面及空中断绝中国与美、英西方世界的联系，切断法属印支路线，破坏滇缅公路，兼以海军封锁海面，陆军封锁海港，加强对华经济压迫。

    在此之前的10月3日，日本新组建的印度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和海军航空部队进驻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河内，切断了经河内进入中国云南和广西的国际路线，并作为日本海军轰炸中国内地的航空基地。日军“和平”进驻河内四天之后，海军航空部队就起飞轰炸了重庆政府的“后院”昆明市。

 毛泽东指示，坚决回击蒋介石

    稍后，蒋介石又秘密批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严令执行。

    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报告。他说：

    不管怎么说，国民党五中全会可以说是蒋介石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正如周恩来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分析的：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开始走“向下发展的道路”，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眼光由看前线转向看共产党的根据地，开始着眼于“如何限制共党，防备共党，乃至反对共党，如何消灭同情共党的影响及其分子，如何消灭国共以外的中间分子，以冀造成国民党独霸的局面。于是思想复古，摩擦丛生，一切抗战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自由，极受限制。对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对八路军、新四军，乃发生许多苛刻之要求，无限之限制，不平之待遇，以至杀人、捕人、武装冲突”。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秘密批准了一系列反共方案。并密令鹿钟麟训示各县禁止八路军招兵买马，取消冀中、冀南两行政公署。还向各战区下令：禁止未奉军委会命令擅自开往它区，各战区不得兼管行政。

    蒋介石因为在华北丧失了进行大规模武装摩擦的力量，难以再有大的作为，便把反共重心转向华中，伺机进攻新四军。新四军在苏北的胜利，促使蒋介石更急切地要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采取报复行动。成为这次反共高潮起点的，是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

    毛泽东话锋一转，直指蒋介石：

    与此同时，河北的张荫梧和山东的秦启荣等部，到处袭击八路军，制造流血事件。他们公开叫喊：“宁亡于日，不亡于共。”“八路军一定要交出政权！”

    在《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中，在军事方面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之军政军令必须统一于中央，不得脱离驻地，不得要求划给区域，不准扩充武力；党务方面要求共产党服从三民主义，服从领袖，遵守抗战建国纲领，不得在各地有任何秘密或公开之组织，停止宣传共产主义，不得单独设立机关报与杂志及印刷各种宣传品；行政方面，要求共产党取消地方政权，共产党所办教育与训练机关或停办，或由中央接收等。

    早在国民党五中全会时，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和巩固党基》的报告，声称：“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好像民国十五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根据这种“与中共作积极之斗争”的精神，全会决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确定成立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激进分子的言行。

    11月14日，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制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解决江南新四军案》，散发着油墨香气，就等蒋介石签字了。两日后，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的20万人已接到攻击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预备令。顾祝同已开始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

    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指示提出，军事指挥，叶挺未到江北前，统一于陈毅、刘少奇指挥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指挥下。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

    共产党不再让步，来了个针锋相对。中共中央电示朱、彭：一、要求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撤换鹿钟麟，以朱德兼河北省主席；二、冀、察、鲁三省战略位置重要，八路军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三、晋察冀边区、冀中、冀南现行政权不仅不能取消，而且山东及其他地区也应照此办理；四、政府发饷少，八路军及游击队要吃饭，停止征粮实难从命；五、对于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易让步。

    这时，蒋介石仍主张继续对日抗战，严厉谴责汪精卫的投降活动，他的防共反共的全盘打算主要是在内部酝酿和布置的，并没有完全公开出来。

    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

    毛泽东曾经说过以下这段话，可以为他坚决回击蒋介石反共政策的最佳注脚：

    因为顽固分子他死顽固，他磨擦来，你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不磨去，他会愈磨愈凶起来。你磨了去，好比在他的头上打了一下，使他的头不敢再钻进来。他就想一想，还是不磨吧，讲亲爱。这个时候我们也同他讲亲爱，请他喝茶，大家讲和平。所以磨擦是对付顽固分子，结果还是讲亲爱。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不要先打人，人家打来了，我也打过去。磨擦的最后目的是讲和，磨擦是讲和的最好办法。但是不是要磨擦下去，像从前十年内战一样呢？那我们也不赞成那样搞的。……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这种互消对方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1940年秋，由于英、美的积极支持，使得蒋介石认为，抗战的胜利只是迟早的事情，而自己的心腹大患，则要尽快解决。正是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蒋介石认为时机对他有利，觉得有恃无恐、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既而，在抗战形势刚刚好转的时候，攻击共产党的计划就要出炉了。

 八路军揭露日军在华北的“三光”政策

    9月16日八路军总部通电全国，揭露日军在华北“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其野蛮暴行令人发指，呼吁各界救华北同胞。

    面对八路军成功的游击战，在华北“扫荡”的日军一次一次无功而返。这些恼羞成怒的禽兽们开始了在根据地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根据地军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20世纪30年代的华北地区包括晋、冀、鲁、察、绥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总面积约10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11；有耕地3.16亿亩，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人口7620余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6，超过日本全国总人口。

    华北地区物产丰富。小麦产量占全国1/3，棉花产量约占全国的1/2，煤产量约为全国的45%，盐产量约占全国的1/5。工厂企业也较多，其中纺织厂约占全国的1/5，面粉厂约占全国的2/5。交通条件也较好，铁路总长度约占全国的一半，公路长度约占全国的1/6。此外，还有享誉世界的天津、青岛、秦皇岛、烟台、威海等天然良港。

    在中国的经济中，华北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在夺取东北之后，日本立即从经济资源着眼向华北进行扩张与掠夺。

    山西是日本侵略的一个重要目标，那里既有重要的战略物资，又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为了巩固对山西的占领，日军在山西制造了一系列恐怖的流血惨案。

    日军在城内见房即烧，见物就抢，大批民房店铺成了废墟，财物被劫一空。1940年7月9日，在沁水县城的日军第四十一师团有岗部五名日本兵在汉奸带领下，来到西山村，将近百名村民驱入一座院内的各个房间，然后自己带上预先准备好的防毒面具，向各个房间施放毒气弹，院内群众全部中毒而死。

    1940年9月13日，日军在平定县马家庄用刺刀将村民140余人逼至下街张庆深家圈房内，把门锁住，在周围堆满木器家具和柴禾，最后泼上汽油，点火燃烧，圈房内群众在熊熊烈火中被烧成焦炭。

    1940年10月2日，日军在昔阳县南北都界河，把抓住的75名抗日军民全部用麻绳捆住，活活埋进事先在县城边西河挖好的土坑里。

    1940年农历11月19日，一名日军在和顺县白云村想强暴一名农妇，他嫌农妇抱着的一名四五岁女童碍事，竟然夺过该女，抓住她的脚踝，拎起后猛摔在台阶上。女童一声未吭，就七窍流血地死去了，他的母亲也未能逃脱魔爪。

    1940年12月23日，日军血洗兴县城乡，在西关桥郭家沟村要把一群妇女赶进屋里强奸。有个七八岁的女孩死死拉住其妈妈不放，却被一个日军抓住她的脑袋，猛地撞向身旁的石墩，当即脑浆混合着鲜血流了一地。

    1940年10月25日，日军烧毁定襄县兰村的房屋2000多间。抗战八年间，日军对许多村庄反复“扫荡”，仅兰村一地就遭日军的“扫荡”达13次，该村房屋财产也先后被烧13次。

    1940年12月31日，几名日军在岚县草子寨抓住年仅4岁的女孩，竟然丧心病狂地打赌，看谁力气大，能将女童撕成两半。当即一名日军上前按倒女童，用两脚踩住其左腿，用双手提起其右腿，任凭女童惨叫凄厉，在同伴的叫好声中，就像撕鸡一样，硬是将她活活撕裂，然后像肉店那样，把碎尸搭挂在墙头上。同日，在岚县踞子寨，日军在奸杀了一名青年妇女后，又将其趴在尸体上哇哇哭着要吃奶的婴孩穿在刺刀上，然后走到大街上，让同伴欣赏婴孩在刺刀上手脚乱动的惨状。

    1940年冬，日本华北派遣军指挥机关向山西中部“扫荡”的日军下达“三光命令”：

    这次作战目的，与过去完全不同，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水井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

    河北省藁城县南部有个梅花镇，日军曾在梅花镇烧杀淫掠持续了四天三夜。据统计，共有1547人被杀，占全镇人口的60%，有46户被斩尽杀绝。很多人被挖眼、割耳、割舌、剁脚、砍臂，尸体残缺不全，惨不忍睹。有600余间房屋被烧毁，抢掠牲畜、粮食等财物无数。

    地处丰润县城60里的潘家峪村，处燕山山脉的腰带山东麓，这里曾是冀东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活动基地，经常给前来“扫荡”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为此，日军对当地人民恨之入骨，必欲灭之而后快。在一次血腥“扫荡”中，共有1237人被烧死、炸死和枪杀，其中一半以上是妇女儿童，很多人家被斩尽杀绝。全村房屋被烧毁1100多间，财物不是被掠去就是被烧毁。

    日军为了“确保满洲”，便将在东北实行的“归屯、并户”措施搬到长城线上。他们修筑了大量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并焚毁很多村庄，残酷地制造了许多“无人区”、“无人村”，搞所谓的“民匪分离”。

    冀东长城线两侧“700里无人区”，是当时日军制造的最大“无人区”。1941年8月上旬，日军华北方面军新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北平召集了兵团长会议，决定在冀东建造“无人区”。其范围西起古北口，东止山海关，共长350公里，南北宽约30公里，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广及滦平、承德、兴隆、平泉、凌源、青龙、密云、遵化、迁安九个县。

    为了制造“无人区”，日军疯狂地推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除了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围剿”外，还专门组成快速部队，血腥屠杀无辜群众。

    冈村宁次的华北方面军在制造“700里无人区”的过程中，用暴力、刺刀逼迫老百姓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迁入变相的集中营——“集团部落”。对于那些不进和延误期限迟进“集团部落”的人，日军见一个杀一个。还把他们规定的“无人区”里的房屋烧光，财物抢光，甚至树木也要烧光，造成一块开阔地，使人无法藏身。“无人区”方圆几十里内，见不到一个人影，见不到一丝炊烟，听不见一声鸡鸣犬吠。田野里长满蒿草，村村镇镇只见残垣断壁。乌鸦在空中盘旋，饿狼在草丛中穿行。在“集团部落”里，日军用各种法西斯恐怖手段，把老百姓像牛羊一样圈起来，并对他们横加奴役迫害。人们愤怒地把这种“部落”称为“人圈”。

    “人圈”四周是高墙，墙上架满电网，围墙四周和大门顶上筑有碉堡，由日军严加把守，限制出入。“人圈”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日军规定由各户自建住房。老百姓被赶进“人圈”时，财物已被搜掠一空，哪有力量盖房？只好搭个马架子窝铺。冬天风雪袭来，四面通风的窝铺冰冷彻骨，很多人被冻伤冻死。仅兴隆一县，几年中就冻死1000余人。到了夏天，遍地污水粪便，泥泞发臭。苍蝇、蚊子、老鼠、臭虫、虱子恣意肆虐，鼠疫、伤寒、霍乱、痢疾广为流行。遵化县新立村一个“人圈”，因传染病而死亡者达530余人。那时节，家家停尸，户户嚎哭，十分悲惨。当时“人圈”中流行着一首凄惨的歌谣：“三间马架房，四面没有墙，冬夏都难熬，人人愁断肠。”被赶进“人圈”的老百姓，生活没有着落。由于“人圈”周围被划定允许耕作的土地少得可怜，其中还有相当部分被占用来挖封锁沟，筑封锁墙，因此真正能租到或借用的土地微乎其微。农民失去土地，就等于失去了生活来源。老百姓只能靠极少的收成过日子，连橡子面、谷糠也不能吃饱，许多人被活活饿死。

    兴隆县大水泉的“人圈”一年内就饿死200多人，占全“圈”人口的20%。厂沟的“人圈”两年内饿死265人，占全“圈”人口的38%。日军对“人圈”控制极严。“人圈”内实行“保甲”制度，30户为一保，10户为一甲，有些地方甲下还设有牌，分别设保长、甲长、牌长，有一人出事，就互相牵连。还要老百姓参加“自卫队”、“协和会”、“道德会”之类的组织。成年男子发给“良民证”，规定要服劳役，包括修公路、筑碉堡、开矿、挖封锁沟、上“圈”墙守夜。许多人不堪重负，劳累致死。日军在“人圈”内实行“大检举”制度，经常有人被加上“政治犯”、“思想犯”、“经济犯”、“偷运犯”、“可疑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有时“大检举”后就进行集体屠杀。日军在对“人圈”内男性老百姓大肆屠杀的同时，对妇女则百般凌辱，奸淫妇女竟成了公开合法的事。日军勒令人们必须“门户开放，夜间也不得关闭”，以便他们任何时候都可到老百姓住宅去奸淫妇女，如稍有不从，就会被扣上“通匪犯”的罪名遭到杀害。妇女因不堪侮辱而自杀或因抗拒侮辱被杀的事，屡屡发生。据一个“人圈”的统计，十之八九的妇女遭到过侮辱，有很多人无数次地遭兽兵奸淫。在被侮辱的妇女中，患性病者高达30%。

    为了镇压中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确实用尽了一切最残酷的手段。

 汪精卫粉墨登场及日汪基本关系条约

    这一天（1941年11月30日），汪精卫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并发表通电称：中日条约（指汪日《日本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为两国之百年大计，并将重庆方面视为此百年大计之最大障碍：“惟重庆现在仍倡言继续抗战，言念前途，阻碍尚多”。

    8月28日，汪精卫集团在上海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预计有300人出席“六大”会议，但总也凑不足这个数字，于是他们便以假货充数，拉拢非国民党员冒填党籍当代表。有的非国民党员不仅参加了代表大会，还被指定为两个省市的“代表”；也有的人出席会议后，竟不清楚自己代表哪个省，尽管是随意指派、乱点鸳鸯谱，代表人数仍凑不足，于是便采取威胁，甚至绑架手段，将人绑进会场充当代表。就这样，“出席”汪记国民党“六大”的代表，也只有240人。

    汪记国民党“六大”，主席团由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组成，汪自任主席，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此案否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总裁的职务，使汪精卫获得了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合法”地位。会议还通过了《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等等，为汪精卫及其同伙“合法”登台，贴上一张张标签。

    汪记“六大”草草结束后，汪精卫急于同“临时”、“维新”伪政府头目谈判，于9月18日偕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去南京，同王克敏、梁鸿志会谈。汪开门见山地要求王、梁等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并告诉他们计划于10月9日在南京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到时希望能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汪精卫拿出《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令大纲》两个文件来，要“临时”、“维新”政府谅解。

    王克敏、梁鸿志看后很不高兴，王克敏表示不愿参加中央政治会议。

    9月20日，日本特务影佐等人参加了会谈，影佐当众宣布日本内阁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汪听了满心喜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汪精卫集团同王克敏、梁鸿志勉强达成了一纸《决定事项》。

    次日，汪精卫发表声明，宣称他承“六大”授予的权力，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相会于南京，披沥诚意，对于收拾时局具体办法，已得切实了解与热烈之赞同。汪精卫在出逃前曾经口沫四溅地大骂王、梁是汉奸卖国贼，可现在，他却称赞王、梁说：“王克敏、梁鸿志诸先生挺身乱离之余，得所喘息，苦心孤诣，世所共见。”表示和他们“消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理所当然”。

    王克敏、梁鸿志也相继发表声明，说汪精卫“挺身任之，收拾时局，同人等本救国之初衷，声应气求，未敢稍后，愿以全力协助汪精卫先生成立中央政府”。

    汪精卫为了使日本尽快地兑现成立汪记伪中央政权的许诺，便加紧了同日寇进行缔结密约的谈判，但日本政府一直延迟密约的签字日期。直到12月30日，日本政府才通知“梅机关”头目影佐，同汪精卫签订《日汪密约》、《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其中规定：

    （1）承认“满洲帝国”。华北、蒙疆为日华间紧密的合作地带，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并在财政经济、人事权等方面，均有自主权。蒙疆在防共军事上及政治上，有其特殊地位，有广泛的自治权，作为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长江下游地域，为经济上实现日华间的紧密合作的地带，在华南沿岸特定岛屿，须实现军事上的紧密合作。

    （2）日本须把必要的军队驻扎于蒙疆的华北一定地域，以便日华合作实行防共。中国对于日军驻扎地域和与此有关地域的铁路、航空、通讯，主要港口和水路，须适应日本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在治安确立两年内，撤完约定地域以外的日本军队。

    （3）华北和蒙疆的特定资源及其他地域内的有关国防的特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对日本提供“特别的、必要的便利”。对中国的财政、金融、交通、通讯等，日方将作必要的援助。

    （4）日华合作事项，须聘请日本顾问和职员，中国中央政府和最高军事机关，可以聘请日本顾问。但第三国的军事顾问不得参与日华军事合作事项。

    由上观之，日汪密约的内容之广泛，条件之苛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之二十一条凶恶十倍，淋漓尽致地显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活现出汪精卫那种急于登台，甘当儿皇帝的猴急相。

    双方规定：这一密约“永不公布”。但不到一个月，高宗武、陶希圣叛汪而去，这一见不得人的密约，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原来汪精卫集团会集的是一批唯利是图、权迷心窍之徒，他们无时不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一有利害冲突，就非闹翻不可。高宗武自恃有“开国”之殊勋，一定能平地飞升，可他却被汪内定为外交部次长，内心极为不满。陶希圣原想当实业部长，但这一肥缺汪精卫先已许给梅思平。陶又与周佛海、梅思平、罗君强等所谓的CC派有矛盾，互相攻讦，甚至当面开仗。CC派人多势众，陶一时只好忍气吞声。

    汪精卫为尽速组织伪中央政治会议，令周佛海等人邀请“各合法政党领袖和社会上负重望之人”，举行上海会议，被邀请的人有中国社会党创建人江亢虎。是时，江亢虎一身之外无长物，住在“落上落下”的阁楼上，天天找人借钱。他以社会党党魁的身份向汪精卫靠，但他连一个党员也没有，只好以一个光棍党的“领袖”加入汪的“和平运动”。另一个是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诸青来。再一个是中国青年党第二流角色的赵毓松。汪精卫每月拨给他们二三万元“活动费”，要他们为其吹喇叭，抬轿子，为伪中央政治会议“多党政治”装饰门面。“无党无派”人士有袁世凯的女婿杨毓，另一个曾为孙传芳办过教育的赵正平。

    汪精卫集团网罗的就是这批封建余孽、无行文人、洋场恶少、党棍政客，来拼凑他们的伪中央政治会议的班底。

    但是，日本人背着汪精卫从1940年3月初开始，加紧了跟重庆直接谈判的所谓“桐工作”。日本人由于与蒋介石的谈判没有进展，不得不把注意力又稍偏在汪精卫身上，于是，日本人通知汪精卫，“政府”成立的日子定在4月1日。汪精卫大喜，找来周佛海，要他即作准备。周佛海听了，思忖一下，道：“4月1日，这日子不好，不吉利！”

    汪精卫吃了一惊：“怎么不吉利？”

    周佛海慢悠悠地道：“4月1日是外国人的‘愚人节’，选择这样的一个日子，显然有嘲弄的意味！”

    汪精卫顿时脸面通红，但敢怒不敢言。他通过日本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一再交涉，才把组府的日期改为3月30日。

    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11人，“临时”、“维新”政府各5人，所谓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贤达8人。会议通过了伪中央政府的机构和长官人选，同时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之指导机关”，该会设有6名正式委员，4名列席委员，19名指定委员，11名招聘委员。

    3月30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还都”的名义，在南京粉墨登场。按照伪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各项人选提案，汪精卫以下汉奸文武官员衣冠趋跄，宣誓就职。他们是：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长兼海军部长汪精卫，立法院长兼政训部长陈公博，司法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长王揖唐，内政部长陈群，外交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周佛海，军政部代部长鲍文樾，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教育部长赵正平，工商部长梅思平，铁道部长傅式说，宣传部长林柏生，农矿部长赵毓松，社会部长丁默村，交通部长诸青来，赈务委员长岑德广，边疆委员长罗君强，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铨叙部长江亢虎，参谋本部代部长杨揆一，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兼军事参议院长任援道，开封绥靖主任刘郁芬，武汉绥靖主任叶逢，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等。

    汪精卫把伪国民政府主席一职让给远在重庆的林森，自己任代理主席，他的目的是要重庆国民政府也对日实行“和平”，宁渝合流，可谓煞费苦心。

    当天晚上，第一号汉奸头目汪精卫发表对日广播讲话，信誓旦旦地说：“经过深心反省之后，痛下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第二号汉奸头目陈公博也发表广播讲话说：“要认识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

    不料，在汪精卫等宣誓就职时，日本政府并没有立即予以承认。汪、陈、周等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方提出，为顾全汪政权的面子，日本方面必须派出常驻大使，日仍未理睬。原来，日本参谋本部的代表此时还与重庆政府代表之间进行“和平谈判”。

    日本给汪精卫脖子上套的绳索越勒越紧。根据日汪密约，在汪伪国民政府内设有“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汪伪政府的“太上皇”。而伪政府各部也都分别由专门负责的顾问对口控制，他们的权力都比同级官吏大得多。汪伪政府中大小官员都唯日本顾问马首是瞻，一举一动都得看他们的眼色行事，汪精卫一伙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

    到11月中旬，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公开承认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推举汪精卫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去掉了“代理”两字。汪精卫也急忙发表通电，就任伪府主席。

    接着，德国、意大利以及它们的仆从国罗马尼亚、西班牙、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等也相继承认了汪伪政府。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傀儡政权，终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下建立起来。

    随着11月中旬日本政府御前会议的召开，日本政府公开承认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后，11月30日，阿部信行同汪精卫正式签订了《日本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及附属秘密协约。

    日汪基本关系条约及附属秘密协约认为：大日本帝国政府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希望两国互相尊重其本来的“特质”，在以“道义”为基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共同理想下，互为善邻，紧密合作，以确立东亚的永久和平，并希望以此为核心，而“贡献”于全世界的和平。

    为此订立规定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协定如下：

    第一条：两国政府为永久维持两国间善邻友好的关系，应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讲求互相敦睦的措施。

    两国政府相约，互相消除政治、外交、教育、宣传、贸易等各方面足以破坏两国间友谊的措施及原因，并在将来亦应加以杜绝。

    第二条：两国政府关于文化的融合、创造及发展，应紧密协作。

    第三条：两国政府相约，对于足以危害两国安宁及福利的一切共产主义的破坏活动，共同负防卫之责。

    两国政府为完成前项目的起见，应各在其领域内，铲除共产分子及其组织，并对防共有关的情报、宣传等，紧密配合。

    日本国为实行两国共同防共起见，在必要期间内，根据两国另行协议决定，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

    第四条：两国政府相约，派遣于中华民国的日本国军依据另项规定，在撤兵尚未完了之前，对共同的治安维持予以紧密协作。

    在必须维持共同治安的期间内，有关日本国军队的驻扎地区以及其他事项，两国另行协议决定之。

    第五条：中华民国政府承认日本国基于以往的惯例，或为确保两国的共同利益，在必要期间内，依据两国间另行协议决定，得驻泊其舰艇部队于中华民国领域内的特定地区。

    第六条：两国政府基于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原则，并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应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

    关于华北及蒙疆的特定资源，尤其是国防上必要的资源，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两国紧密合作，加以开发；关于其他地区内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的开发，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国及日本国臣民应提供必要的便利。

    关于前项资源的利用，应考虑中华民国的需要，而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国及日本国臣民应积极提供充分的便利。

    两国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为发展一般通商以及便利，而合理地供给两国间的物资。两国政府对于增进长江下游地区的通商贸易，及日本国与华北及蒙疆地区间合理供给物资方面，尤应紧密合作。

    日本国政府对于中华民国的产业、金融、交通、通讯等的复兴与发展，应依据两国间的协议，对中华民国作必要的援助甚至共同协作。

    第七条：随本条约所规定的日、华新关系的发展，日本国政府应撤销其在中华民国所有的治外法权，并交还其租界；而中华民国政府为日本国臣民的居住和营业，应开放其本国领土。

    第八条：两国政府关于为完成本条约的目的所必要的具体事项，另行订约。

    第九条：本条约自签字之日起实施之。

    这是一个赤裸裸的不顾中华民族利益的卖国求荣的条约。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利欲熏心，必然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唾弃！他们也将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百团大战结束，秘而不宣

    蒋介石立即分电各战区注意当面日军行动，牵制其转兵北上。又令驻守于晋南中条山的卫立煌部队派出部队，破坏铁路公路，协同百团大战。

    蒋介石和重庆统帅部的那帮子高参们，也感到些许欣慰，共产党与国民党毕竟是在共同对同一个敌人作战，当国民党长江方面战场遭到重大打击，陪都重庆正处在危急之时，突然来了这样一场百团大战，从背后狠狠捅了日本人一刀子，大大减轻了长江方面的压力。可见，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在抗日统一战线大旗下奋勇对敌作战确属言行一致。

    日军从中央统帅部到侵华日军上上下下，对八路军发动的这场突然袭击，尽皆大惊失色。日军中央陆军部竟怪异地惊呼：“……中共军竟于8月20日夜，在华北断然发动了号称‘百团大战’的大反攻，”“给予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

    （二）为打击敌人企图，配合晋南及华中各友军作战，保卫西北，打破敌消灭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这一政策的毒计，职部决以组织百团兵力，对正太线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战。限期截断该线，彻底毁灭铁路交通及主要公路线，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截断其交通，以彻底粉碎敌寇进犯西北之企图，争取整个战局之好转。百团大战已经历一月之准备，但恐电报机密不密，恐有泄漏，故未早报，特此申明。

    （一）奉委座迭次电称：敌在太原集中两师团之兵力，渐增强晋南，准备进攻潼洛。又据职部各兵团迭次报称：关外之敌向关内增加，津浦及冀中、冀南敌陆续南移，向陇海东段集中，似有进攻潼洛犯我西北，断我西北国际交通线企图。

    委员长蒋钧鉴：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久久地震荡在当时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上空，国内民气为之一振。1940年9月25日，朱德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刊文论述了百团大战的意义，指出它牵制了敌人进攻我大西北后方及进攻西南的企图，打破了敌人对付我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以战养战”的阴谋。

    抗战以来，骄横无忌的日军从未把人民的抗战力量放在眼里，认为华北已是他们的占领区，是他们的天下了，是他们安全的“后院”。截止1940年10月，日军的兵力部署情况是：“如以当时华北兵力的密度为1，则武汉地区及长江下游三角地带为3.5，华南为3.9。”

    （一）陈团部晚乘大雨攻击漳源（沁县北），三层铁丝网冲破，当攻入街内，敌四百余退守民房顽抗，经我强攻歼敌过半。翌晨，正肃清残敌之际，敌复由沁县来援百余向我猛攻，恶战四小时之久，将敌击退，敌伤亡甚重，刻我军大肆破坏中，是役，共毙伤敌四百余，缴获正清查中。我副团长吴隆身先士卒，受伤，因流血过多于今晨逝世，以下伤亡官兵二百余名。陈团另一部，今晨攻击故城（武乡西北），经数次强攻未遂，敌施放大量毒气，我中毒官兵百余，伤亡五十余，敌死伤尤重。现漳源至石壁南段铁路完全破坏，不能通车。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独立发动的规模最大、参战兵力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战果也最为辉煌的一次全面进攻性战役。在长达近三个半月的战役中，华北敌后战场数十万军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是中国共产党对夺取中国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最大贡献之一。

    职朱德、彭德怀。养。

    第八号要报，8月24日。

    这样，自8月20日起到12月5日止，历时3个月又15天的百团大战，以我敌后军民的伟大胜利、敌人的惨重失败而告终。中共中央决定，战役停止，但为了迷惑敌人，对外保密。1940年12月22日，正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布结束。”

    百团大战对日军的打击是沉重的，连日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日军，从各地的兵团直到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

    蒋介石拿着那份电报，狐疑了老久，好半天回不过神来，不敢相信这事实。八路军何时发展壮大到这种程度？不可思议！

    。”

    陈赓旅陈正洪团，配合决死队马晚突向白晋路南关、沁县段攻击，战报如下：

    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中记载：盘踞华北一带的共军，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谓“百团大战”，于1940年8月20日夜，一齐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为矿山）进行奇袭。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在袭击石太路及同蒲路北段警备队时，并炸毁和破坏铁路、桥梁及通信设施，使井阱煤矿等处设备，遭到彻底破坏。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期和巨款才能恢复。

    百团大战的发动，打得整个华北的日军措手不及，惊呼“日军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完全出乎日军意料”。中国派遣军总部急忙从武汉第十一军抽调第三十三师团，从上海地区第十三军抽调第十七师团，转属华北方面军，对“过去一直潜伏地下的八路军”进行反扑。

    邓小平指挥之。

    大战已于8月20号20时开始，战斗序战胜利，已全部取得正大全线交通截断。大战正在发展中，战况请见战报。请分电各战区，各友军部队，抑制当前之敌，以利大战之进展。谨电奉闻。

    源铁路全破坏，收电线八百余斤。沁县襄垣段破坏部队结果待报。等情。谨闻。

    大战结束，蒋介石马上发出通电，“嘉奖”朱德、彭德怀和所有参战将士：“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此嘉奖。”

    正当长江前线、西南后方皆被日军进攻、轰炸得一塌糊涂，日本人进而在盘算端重庆老窝之时，蒋介石突然收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打来的电报。蒋介石见电，顿时感到又惊又喜又疑，只见电文上白纸黑字写着：

    《大公报》1940年9月6日载文报道：自上月20日以来，我军在北方发动了大规模的运动战，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同时发动反攻，铁路到处被破坏……这个攻势，方在发动，已凌厉无前，收获佳果；而三军用命，人人奋勇，攻势正猛，战果必仍将扩大。北方的胜利方在开始，而在全局上的意义尤其重大。

    这是一次完全成功的大兵团奇袭作战，其成功的奥妙远远超过战果本身。

 《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出炉

    随着局势的发展，形势对于蒋介石来说是相对有利的。对于美、英、日苏等国的争相拉拢，让蒋介石终于得以在日本军队的步步进逼之下看到了战争胜利的希望，也终于有了“闲暇”的时间来“冷静”地思考一下目前正不断壮大中的共产党势力对自己所产生的威胁。1940年前后，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太弱不足以依靠，认为还得和国民党势力搞好关系，才能保障苏联的战略利益，决定向国民党提供包括15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300门大炮和500辆汽车的军事援助，要求蒋介石排除对日议和的可能。10月16日，蒋介石接到斯大林援助的电报，摸清了苏联的底细，10月19日发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与此同时，蒋介石密令汤恩伯、李品仙等部30万大军及顾祝同所部，准备向华中新四军大举进攻。又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增至20万之众。中共为了顾全团结抗日大局，同意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

    12月7日，蒋介石批准下达《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并密令各部执行。计划第一步，以顾祝同部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转用兵力“肃清”苏北新四军。第二步，以李宗仁所部于2月28日前“肃清”黄河以南八路军。按照蒋介石的密令，顾祝同在皖南集结了7个师约8万人的兵力，准备“围歼”新四军。并通过广播电台向日伪通报“新四军要渡江北上”，使日伪军封锁长江，焚毁渡船，每日派军舰在江上游弋。

    12月8日，国民政府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电令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令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北移。

    12月9日，蒋介石发出手令，命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北移：“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限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期。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遵照何白正副参谋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恪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蒋中正。”

    1940年12月10日，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了特急电报：

    （一）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行规定路线亦可。

    （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顾祝同接到蒋介石的特急电报后，立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拟定“进剿”计划。他限期赶修重庆至上饶长途载波电话，积极调兵遣将，并决定由上官云相担任前线总指挥。

    同时，白崇禧指挥李品仙在江北沿江布防，焚烧渡船，控制渡口，积极策应顾祝同部。

    12月的皖南，寒风呼啸，一派肃杀。皖南上空，阴霾密布，雷声滚滚，腥风在前，血雨在即……

    皖南的新四军，终于作出了向南撤退的决定。1941年1月4日，清晨，下雨了，蒙蒙细雨中，成千上万的人从罗里、云岭、新村、白果树等地涌向新四军驻地，皖南人民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来为新四军送行。群众杀鸡宰猪，家家摆开大小宴席，为即将离去的新四军战士饯行。一位老汉流着泪水对阻拦他杀猪的战士们说道：“孩子们，你们走后，国民党军队就要来抢粮抢猪，不如把它杀了，表表我们的心意……”老汉哽咽了，泪水与雨水一同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向下流淌。

    战士们再也抑制不住，风雨中，任凭泪水挥洒。战士拥着群众，群众拥着战士，千叮咛万嘱托，说不完的道别话，流不尽的离别泪，叙不完的军民情。

    皖南风雨骤，山川同一哭……

    下午6时许，皖南新四军部队告别了云岭的父老乡亲，低吟着“别了，三年的皖南”，散发着《告皖南同胞书》，在风雨中踏上了征程。

    军部将9000人马编成3个纵队，分三路进发：第一纵队为左路，辖原新一支队老一团和新一团，约3000人。傅秋涛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赵凌波任副司令员，王槐生任参谋长，赵希仲任副参谋长，江渭清任政治部主任，由土塘到大康王集中，通过求岭向榔桥行动。

    第二纵队为中路，辖原新二支队老三团和新三团，约2000人。周桂生任司令员，黄火星任政治委员，冯达正任副司令员，谢忠良任参谋长，钟德胜任政治部主任。由贡里到凤村集中，经高坦向星潭行动。

    第三纵队为右路，辖原第三支队之第五团和军部特务团，约2000人。张正坤任司令员，胡荣任政治委员，黄序周任参谋长，吴溪如任政治部主任。纵路部率第五团达章村、溪口和茂林附近地区集中，其特务团到铜山地区集中，准备控制樵山岭、大麻岭，佯攻太平，掩护大部队前进。

    军直属队及教导总队约1000余人跟随第二纵队行进。跟随军部机关一起行动的，还有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

    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天地浑然一体，漆黑一片。部队在泥泞的道路上前进。抵达章家渡时，一向平静的青弋江却奔腾咆哮、浊浪滔滔，猛涨的江水使预先架设的浮桥变短了。万不得已，先头部队奋力加长了浮桥。然而，不同建制的部队拥挤在桥头，叫喊声、器械碰撞声伴着风声雨声乱成一片。刚刚通过千把人，浮桥便断了。战士们徒步过河，在寒风中战栗，在冰水中发抖。

    经过一夜艰难跋涉，战士们又冷又饿，极度疲劳，40公里竟走了8个小时。天明后，新四军军部抵达茂林以南的潘村，第一纵队抵达大康王，第二纵队的老三团和新三团到达凤村，第三纵队的特务团到达铜山，第五团到达章村、溪口和茂林附近。

    项英望着疲惫的部队，脸上布满阴云，军部北移第一天就碰上如此恶劣的天气，出师不利。

    于是他决定在茂林附近地区休整一天。

    茂林是个大集镇，这里的人民对新四军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当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的遗骨就安葬在这里。1938年5月，陈毅率领一支队去苏南路过此地，为寻淮洲修墓立碑。今天，当新四军拖着疲惫的步履来到茂林清晨时，镇子被唤醒了，顿时热闹起来。人民为新四军的到来而忙碌着，街两旁的皖南小吃发出了诱人的香味：咸煮的花生、油炸糍粑、糖炒板栗、五香鸡蛋……应有尽有。

    皖南新四军被茂林的热情融化了。军部决定晚上举行军民联欢会，一扫前一天的沮丧情绪，鼓舞士气，以便迎接以后的艰苦日夜。战士们走上街头，散发着《告皖南同胞书》，为乡亲们担水、挑柴。文化工作队的同志们将一张张宣传抗日的红绿标语贴满街头。

    晚上，军民联欢会在茂林祠堂举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演出了精彩的节目。会场内外掌声、口号声、欢呼声浑然一片。茂林圣公会会长陆绍泉老人致欢迎词。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代表新四军致告别词：乡亲们，我们新四军以民族利益为重，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离开皖南，进军敌后，在前进的道路上，纵有千难万险，我们也誓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斗争。乡亲们别难过，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热烈的气氛中渗透着几分悲壮。

    与此同时，国民党7个整师、8万余人，遵照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前线总指挥上官云相的命令，正日夜兼程向新四军皖南部队进逼。

    皖南新四军在茂林地区休整了一天，消除了疲劳。然而却给国民党“进剿”部队赢得了紧缩包围圈的时间……

    1941年1月6日开始，顾祝同所属上官云相等部8万多人包围伏击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经七昼夜殊死的战斗只有2000余人突围。

    蒋介石干了这桩血腥勾当之后，竟于1月17日，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出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已将“其全部解散”，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

 八路军总部报告百团大战战绩

    为了振奋全国人民的精神，激发抗日斗志，1940年12月10日，八路军总部向全国通报百团大战的战绩，从而也使得国民党方面散布的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不攻自破。

    英勇卓绝的百团大战，自8月20日开始发动以来，至12月5日止，连续作战，整整三月又十五天。这一大会战，是以华北八路军主力一部，及决死队在本部统一号令下，在华北广大地域内，向各个交通沿线及各个大小据点的敌伪英勇积极自主进攻的大会战。

    按大战原定作战计划预定步骤及大战发展的情况，百团大战可分为下列不同的三个作战阶段。第一阶段，自8月20日20时大战爆发时起，至9月10日止，20天的时间，完成第一个月的预定作战任务。这阶段的作战中心任务，为交通总破击战，破坏与截断华北敌军全部交通，粉碎敌寇当时进攻昆明、重庆及西安的企图，而作战重点则以毁灭正太路为主要目的。第二阶段自9月20日开始，至10月下旬止。这阶段作战的中心任务，为继续扩大第一阶段的效果，继续破击交通线，而重点则在歼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我各根据地中的敌寇据点，并分由晋东南的辽榆战役，晋察冀边区的涞灵战役，晋西北的同蒲路宁武南北段破击战役，冀中的河任战役，冀南区之破击德石路邯济路战役等所组成。第三阶段自10月6日开始，至12月5日止，由于我第一、二阶段的胜利，给敌寇当时进攻重庆昆明西安企图严重打击，使敌对“堡垒主义”、“囚笼政策”丧失信心。

    在国际形势巨变之下，敌为准备南进而不得不暂时放弃对昆明、重庆、西安的进攻，转向华北我各根据地进行兼程的大“扫荡”，以其“扫荡”华北八路军的军事行动，配合诱降劝降之巨大阴谋，引诱亲日派和反共派发动内战，实现投降，以达成其解决“中国事件”，遂得以南进的目的。因此，反“扫荡”便成为我方第三阶段作战的中心任务。但因各地区具体情况不同，反“扫荡”的发起及终结时间亦各不一致，包括在晋东南太北区自10月6日至11月12日止的一、二、三次的反“扫荡”，平西区自10月10日至10月28日的反扫荡，晋西北自10月27日至11月初间的反“扫荡”，雁门区十一月七日至同月中旬的反“扫荡”，晋察冀边区自11月下旬至12月5日的连续反“扫荡”，太岳区自11月18日至同月底的反“扫荡”，12月1日太南区开始的反“扫荡”战，以及向德石路、沧石路、邯济路的继续破击，与冀中冀南大青山的反复局部反“扫荡”等。

    自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发起后，我苏鲁皖豫境内的八路军，为配合百团大战，亦各自向当前之敌作积极活动，计有我一一五师向津浦路天津德州段之破击战，济南至徐州段之破击战，鲁南鲁西北消灭敌据点之作战，我山东纵队在胶济路之破击战，胶东胶北之消灭敌据点之作战，我二纵队在冀豫边袭敌据点及反“扫荡”之作战，第三第四第五各纵队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之破击战。在陇海东段之破击战，及在淮河运河沿岸之拔除敌据点之作战。

    百团大战作战地区包括冀察全境，晋绥的绝大部分领域，以及热河以南地区。按交通线说，则包括彰德以北的平汉路，德州以北的津浦路，临汾以北的同蒲正太全线，平绥路归绥以东段，北宁全线，平古全线，沧石路，德石路全线，邯济路邯郸聊城段，以及全部公路线。若加上配合作战部队的作战地区，则又包括鲁省全境，皖东、豫东、苏北广大地区和津浦全线、胶济全线，自开封以东的陇海路东段，以及这些地域中的公路马路等。

    在百团大战中，先后参加与我作战的敌人，计有日军第一一零师团及二十五师团全部，二十六师团、三十六师团、四十一师团各二个联队，三十七师团及三十五师团各一个联队，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第九混成旅团全部，第六第十五等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此外还有伪治安军、伪蒙军、伪满洲军、伪警备队、伪警察、伪宪兵及日寇特务机关等。其中遭我打击最大者，则为第四混成旅团，计已消灭殆尽，第二、第三混成旅团消灭过半，第三十六师团及一一零师团二十七师团均遭严重损失，第八、第九、第十六等混成旅团均各损失一个大队，及第五、第十等混成旅团全部。

    在整个的三个月又十五天的过程中，我所有参战兵团，差不多有4/5是几乎一时一刻都环绕着紧张战况；又以地瘠贫寒，交通阻塞，一切补给极感困难，有不少部队竟数日而不得一饱，不少部队旬日不曾休息，其苦况可想而知。但全军将士均能万众一心，发挥最高度的战斗热情，战胜一切困难，以再接再厉之精神，英勇杀敌，为争取完成大战预定目标而奋斗。在整个大战过程中，除配合作战部队外，总计进行了大小战斗1824次，我军虽付了较大代价，不少优秀的八路军决死队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战斗员，不少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牺盟会会员，流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但我获得的战果亦极为惊人。

    兹将几次主要战果列举如下。

    （一）消灭敌伪有生力量，计毙伤日军20645人（内有大队长以上军官18人），毙伤伪军5155人，毙伤敌伪骡马1922匹。

    （二）俘虏日军281人（内有副大队长山西绥清，中队长田木石野和小队长木岛等8人），俘虏伪军18407人，俘日寇武装移民56人，俘骡马1510匹。

    （三）消灭了敌伪据点共2993个，其中最大最险要者，计有正太路上之娘子关、磨河滩、莒家庄、马首、狼峪、乏驴岭、北峪乱柳；晋东南之榆社、箭头、石岭，平西北之龙门所，冀东之蓟县、官屯，晋察冀边区之上社、拘兴、西烟、东团堡、三甲村，冀中之于乐镇、白洋桥、东西安，晋西北之杨方口、塑口镇、轩岗、康家会，冀南之隆平、大城村等。这些据点虽有若干据点得而复失，但最多数仍在我控制之中，并缩小了敌占区，扩大了我占区。

    （四）缴获了大批武器：步马枪5437枝，手枪281枝，轻机枪179挺，重机枪四五挺，重炮（八八式野炮）3门（其中两门被捣毁），大炮16门，平射炮8门，迫击炮26门，信号枪41支，军刀191把，瓦斯筒234个，各种炮弹816枚，机枪弹367005粒，手榴弹4934颗，掷弹筒弹3073发，焚毁飞机6架，毁装甲汽车13辆，毁坦克车5辆。

    （五）缴获与破坏交通器材：汽车98辆，大车1148辆，自行车591辆，救火车34列，火车头34个，车厢449辆，获无线电台30架，袖珍无线电台7架，无线电话8架，有线电话机246架，收音机2架，探照灯1架，降落伞29个，木船61只，汽艇25只。

    （六）破坏交通的成绩：破坏铁路948里，公路3004里（内中以冀中冀南区为最厉害），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铁轨217040根，枕木1549177根，电线杆109002根，收电话线849923斤。

    （七）缴获大批军用品：防毒面具1051个，工作器具11944件，地雷992个，军毯15900床，大衣5700件，皮鞋9831双，皮靴29双，军帽5801顶，钢盔2157顶，军用地图53幅，日伪军旗250面，文件百余箱，军用粮秣及其他食品无数。

    （八）破坏煤矿五所，其中以井陉新矿为最厉害，该矿损失一亿日元，破坏仓库11所。

    （九）伪军反正者计14次，共1845人，日军自动携械来投诚者47人。

    这一伟大而艰巨之大会战，以其兵力之大，地区之广，积极自主向敌进攻战术艺术之指导与组织，以及总结所获战绩之大等方面说来，百团大战实为抗战以来空前未有之大创举！敌后方游击战争空前未有之大创举！百团大战进行的过程，正值国际形势发生大变化，我国抗战进入空前困难，国内投降妥协危机与分裂、反共逆流又形高涨的时候，大战以胜利的事实无情的打击了一切诱降劝降的阴谋毒计，揭穿了一切投降妥协分子的鬼脸，振奋了广大抗日军民，坚定了他们抗战胜利的信心，争取了时局好转。因此百团大战的意义，不仅取得军事上的伟大胜利，亦更取得政治上的伟大胜利。它是抗战史中最光荣的一页！

 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

    在华盛顿的罗斯福广场，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塑像：一个穿着平常服装的平民，坐在房间一角，侧着脑袋，正全神贯注地听着什么，原来他是在听罗斯福的“炉边谈话”。

    “炉边谈话”是罗斯福当选总统后一种联系群众的广播方式。1933年3月12日即罗斯福就职总统后的第八天，他在总统府楼下外宾接待室的壁炉前接受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的录音采访，工作人员在壁炉旁装置扩音器。总统说：希望这次讲话亲切些，免去官场那一套排场，就像坐在自己的家里，双方随意交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经理哈里·布彻说：既然如此，那就叫“炉边谈话”吧，于是就此定名。罗斯福在其12年总统任期内，共做了30次“炉边谈话”，每当美国面临重大事件之时，总统都用这种方式与美国人民沟通。在罗斯福上任后雷厉风行地推动第一次新政时，这种方法的作用表现得最为突出。

    1940年11月，在一片刀枪交响和大炮轰鸣声中，在我们面前浮现一件另外一种决定世界命运的大事。美国于11月5日举行总统选举。尽管这四年一度的竞选你争我夺，激烈进行，尽管两个大党在国内问题上有着重大的分歧，但是，共和与民主两党的领袖人物都一样，非常重视这“崇高的事业”。11月2日，罗斯福先生在克利夫兰说：“我们的政策，是向那些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对面仍在抵抗侵略的国家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质援助。”同一天，他的竞选对手温得尔·威尔基先生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宣称：“我们大家——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独立党人——都赞成支援英勇的英国人民。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我国的工业产品。”没有任何一个新上台的人能够具有或在短期内取得罗斯福那样的知识和经验，谁也没有他那样的指挥才能。他从默默沉思中得到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决策。总统的问题绝对不是他不知道他应该作什么。他的问题是：如何使他的国家跟着他走，如何说服国会听从他的引导。

    总统在12月16日从加勒比海归来，翌日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了他的计划。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的邻人的家宅着了火，而在四五百英尺以外我有一截浇园用的水管子。如果他能够把我的浇园水管接到他的自来水龙头上，我就可以帮助他把火灭掉。那么，我怎么做呢？我不会先对他说，‘邻居，我的浇园水管是十五美元买的；你得付给我十五美元来买它。’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我不想要十五美元——我想在灭火后要回浇园水管。好！如果经过灭火的过程，这段水管完好如初，毫未损伤，邻人把它还给我，对我十分感谢。”“换句话说，如果你借出一定数量的军火，在战后得到归还，如果这军火是完好如初的——没有损坏——你就不吃亏；如果它们损坏了，或者陈旧了，或者完全丢掉了，而如果你借给的人照样赔上，在我看来，你就没有吃亏。”这一番浅显易懂的话，却使四座皆惊，支持罗斯福的人听后击节赞赏，认为是个高招；孤立派则目瞪口呆，满腹狐疑。曾经表示要与孤立主义告别而实际上还紧紧拥抱着孤立主义舍不得松手的范登堡嘟嘟囔囔地说：“出借武器就像出借口香糖一样，你就甭想再收回来！”

    1940年12月30日，总统通过广播发表了“炉边谈话”，劝告他的国人拥护他的政策。罗斯福在这次讲话中，一反常态，对鼓吹姑息的人痛骂一番，对纳粹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他说：“我们不能用缩进被窝、蒙头大睡的办法去回避危险或对危险的害怕。任何想通过谈判来取得和平的尝试都是极其愚蠢的。”“一个国家要想同纳粹和平相处，只能以全面投降作为代价。”罗斯福进一步指出，“这种受人支配的和平，决不是什么和平。它只能是又一次休战，会导致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军备竞赛，最富有破坏性的贸易战争。”“我们南北美洲各国所有的人，可能就要在纳粹的枪杆子威胁下过日子——这支枪装着爆炸性子弹，不但是军事方面的子弹，而且还有经济方面的子弹。”这就是罗斯福坚定的信念，这就是他制定的全部战时政策中的精髓。

    他说：“今天晚上，面对着一场世界性危机，我脑中回想到八年前的一场国内危机中的一个晚上。那时，美国工业的轮子正戛然欲止，我国整个银行体系已经停止活动。我清楚地记得，我坐在白宫的书房里，准备对合众国人民讲话时，我眼前出现了听我讲话的那所有美国人的形象。我看到工厂矿山里的工人，柜台后边的女售货员，小店主，正在进行春耕的农场主，寡妇和为自己一生积蓄发愁的老头。我试图向广大的美国人民群众说明银行危机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在美国面临这一新的危机时，我还是要对广大的美国人民群众说明这次危机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

    罗斯福指出，“自从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礁石一直到现在，我们美国文明还从来没有遭逢过这样的危险。因为，1940年9月27日，三个强国——两个欧洲的和一个亚洲的——在柏林签订协定，联合起来发出威胁说，如果美利坚合众国干预或阻挠它们三国的扩张计划——旨在统治世界的计划——它们就要联合起来对合众国采取最后的行动。”总统说：“由于这一无可否认的威胁的性质，我们可以有理由明确断言：合众国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鼓励谈论和平，除非有一天侵略国一方清楚地表明打算放弃征服或支配世界的一切想法。”“过去两年的经验已经无可怀疑地证明，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姑息纳粹。任何人都不能靠抚摸来把老虎驯服成小猫。不能姑息残忍的行为。对于燃烧弹是不能讲道理的。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只有以彻底投降为代价才能同纳粹有和平。”罗斯福进一步强调说。

    总统对国内的孤立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美国爱姑息的人不顾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法国的命运所提供的警告。他们对你们说，轴心国家反正是要取胜的；世界原可以避免这一场流血牺牲；合众国还不如施加自己的影响去促进强制的和平，来争取我们所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结果。他们把这叫‘谈判和平’，完全是胡说！如果一伙亡命徒把你们的居民点包围起来，以杀光相威胁，迫使你们交纳钱物以赎一死，这算得上谈判和平吗？！”“考虑到今天和明天，我向美国人民直截了当地声明，”罗斯福说，“如果我们现在竭尽全力支援保卫自己，反对轴心国进攻的国家，或者默认他们失败、驯服地屈从于轴心国的胜利，等待在以后另一次战争中自己挨打，两相对比，在前一种情况下合众国卷入战争的机会要少得多。”因此，总统呼吁工厂的老板、经理和工人们，政府的职员们，都要急速地、毫不吝惜地把每一份力量投入生产这些军火上。“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对我们来讲，这是同战争本身一样严重的紧急状况。我们必须以同样的决心，同样的紧迫感，同样的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来致力于我们的任务，就好像我们处在战争中会表现的那样。”

    作为合众国的总统，罗斯福号召全国人民作出这种努力。他说：“我以我们热爱和引以为荣的、为之服务而感到光荣自豪的国家的名义发出这个号召。我带着我们共同事业必将大胜的绝对信心向我们的人民发出这个号召。”

    随着战争和军火生产的加紧进行，“新政”面临的许多难题都开始解决。工厂不再担心开工不足，就业也不再是一个爆炸性的问题。整个美国的工业实际上已向“兵工厂”过渡。罗斯福及其政府的注意力已由国内问题转到国际事务上去了。后来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新政大夫”用特别的药方来医治内部的严重无秩序的失调状态。当它复原以后，病人遭到一次很糟糕的意外事件——珍珠港事件严重的打击，“新政大夫”对此就无能为力了。他不擅长于治腿、臂的毛病，他就请他的同伴来治，这是一名外科整形大夫——“打胜战争大夫”。新政从此宣布“光荣退役”。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积极支援战争，打败法西斯已成为当务之急了。

    历史证明，罗斯福总统的预言并不是空穴来风。而这次“炉边谈话”，也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