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档案》 楔子 如果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其相当的话，它敢发动这样的野蛮袭击吗？在这个令亿万国人悲愤与深思的夜晚，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我的同乡，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的王淦昌院士。 我急忙打开父母一直用着的那台黑白14寸电视机，看到我驻南使馆被炸的血淋淋的场面和首都大学生们在美国驻华使馆前愤怒声讨的镜头……这一夜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个不宁静的日子。我睡不着，并且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为什么竟然在全世界面前悍然发动对我驻南使馆的野蛮轰炸？ 1999年5月8日晚上10点，当我刚从外地采访顺道回到江苏常熟老家的父母亲身边时，电话铃突然响起： 第一章 1964年10月16日，当广播电台传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后，就有人传言说王淦昌先生是中国原子弹的主要领导者和研制者。直至20世纪80年代，有关我国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的内幕不再成为“绝密”时，我和我的常熟老乡们才知道在历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名单上那位叫“王京”的人，原来就是王淦昌先生！一位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在和平时期为了国家的特殊使命，隐姓埋名18年之久，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当年参与中国“两弹”研制的一批杰出科学家中，有被人或称为“两弹元勋”或称为“两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彭桓武……那么，王淦昌在这批科学巨人中处于什么地位呢？ 还是让我们用现在已经公认的中国核武器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的钱三强的话来说：“我的学长王淦昌同志对我国原子核科学基础研究和原子能的应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淦昌同志是清华大学第一届（1929届）物理系毕业生，比我高七级，他在学校时的教授有叶企孙、吴有训等，教师有赵忠尧等。我们在学校常听老师们提到第一届学生中的王淦昌……1949年7月为了准备召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曾在北京召开过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会。在这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浙江省代表、闻名已久的王先生。王先生深厚的科学知识、开朗的性格和直率的发言，给我印象深刻。当时就想到，要发展我国原子核科学时应请他一起参加。”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立即作出了成立以原子核研究为主的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个最初设在北京东皇城根、后迁到中关村的被后人称为“中国核摇篮”的研究所，其第一任所长就是钱三强，副所长则是王淦昌和彭桓武。而身为所长的钱三强从此时起不仅是位著名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位著名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许多场合上需要出面。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我还兼任科学院计划局工作，又先后参加过几次保卫世界和平会议和有关工作，因此所内的组织领导责任就落在王先生和彭桓武同志的肩上，而王先生负了主要责任。1956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我国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其中原子能科学部分的初稿是由王先生主持拟定的。规划定稿中包括了质子加速器、电子同步加速器的建造，辐射化学的研究和同位素制备等，使得规划扩大了。所有这些，包括低能核物理、应用核物理、宇宙线、高能核物理、反应堆、加速器、放射化学、同位素制备等方面，为1958年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10月改名为物理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由第二机械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的科学技术范围勾出了初步蓝图……” 钱三强先生说的后来这个由二机部和中科院双重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自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同我国一切合作协议后，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成了后来专司负责研制中国核武器的“九院”（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也称二机部“九局”和“九所”。“九院”在六七十年代里，是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心中的“宝贝疙瘩”，在国家高级机密会议上常被念叨。 为了神秘的使命，中央将这个绝密单位有意设在首都西郊的元大都的土城墙边。那里一片荒芜，长满了灌木和杂草。住在这里的农家突然有一天发现在田间地头上耸起一座灰色的四层大楼，周围是高高的围墙，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常有各种轿车进出。于是“灰楼”便成了一个神秘禁区。一二十年后，人们这才知道，这神秘的“灰楼”是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指挥机关与核心部门。 “灰楼”现在依旧耸立在原地，周围有了无数远比它高大和宏伟的建筑。往日的“灰楼”淹没在闹市之中的海淀花园路的中央地段。当我站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望着百米之外的那座至今仍充满神秘色彩的“灰楼”时，眼前突然升腾起那光彻天地的“蘑菇云”…… “九院”院长是李觉将军，他是在聂荣臻元帅领导下直接指挥“两弹”研制的现场组织者。 三位副院长便是主管核试验研究的王淦昌、主管理论研究的彭桓武和主管设计研究的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则是王淦昌手下的研究室负责人，极富才能且十分年轻。从1961年初起，“九院”的骨干格局一直沿袭至1978年。后来李觉不再兼任院长了，由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王淦昌兼任院长，直至1982年9月。朱光亚和邓稼先、周光召等也先后升任为副院长、院长职务。 “王淦昌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不仅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第一代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而且在爆轰试验、固体炸药工艺和新型炸药、高功率脉冲技术，以及核武器试验等实验诊断方面进行了奠基性研究，指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在开展地下核试验过程中，他花费了巨大精力和时间研究与改进测试方法，使我国仅用很少次数的试验，就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测试的关键技术。”周光召同志写这评语时是1996年2月。作为一位著名的物理理论科学家和中国科学院院长，一向用词极其严谨的周光召，在评价王淦昌先生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贡献时，在仅有180个字且大部分是专业名词的评语中，重复用了两次“奠基”和两次“关键”的字眼。显然，王淦昌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中国“核弹先驱”。 “两弹”成功爆炸之后的若干年里，在“两弹”研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一批著名科学家后来都从“国家特级机密”的帷幕后走到了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前台，成了众所周知的人物。而王淦昌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一直没有走出神秘帷幕的“两弹”研制工作的大科学家之一。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央决定王淦昌参与“两弹”研制领导和组织工作时他已55岁了，是所有直接参与研制工作中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科学家。1980年2月，在邓小平主持下的全国科学工作大会上，“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被确定，长期得不到应有政治待遇的“臭老九”们第一次有了走向政治舞台的机会。王淦昌此时已是73岁高龄了，他说，当国家领导人是要有管全面工作的大才的。我老了，有生之年再为中国核能事业做些业务工作便是最大欣慰。因而当与他并肩战斗十几个春秋的“后生”们如钱三强、朱光亚、周光召等都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或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长时，他则继续埋头在中国核能工作的第一线上，虽然那时他也有全国人大常委、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但他依然是位不被公众所知的神秘人物。二是研制“两弹”是中国的最高机密，所有参与者即使是工地炊事员也得“三代贫雇农”出身，政治审查是最严格的，凡与“两弹”研制工作沾点边的几十万参与者中，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但王淦昌不是，而且是核心领导层中为数不多的非中共党员决策者。王淦昌当时被推荐为“九院”副院长，直接负责“两弹”研制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批准的。从1961年4月走进那座“灰楼”起，他经历了长达18年之久的隐姓埋名。他不仅是参与“两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中隐姓埋名时间最长的一个，即使是可以公开身份之后的七八年中仍严格按照组织规定，极少露面，更不太用自己的真姓真名。 1979年10月20日，王淦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正好72岁。介绍他入党的是与他并肩战斗几十年的另一位我国杰出的核工业领导者李毅同志和著名核化工专家、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姜圣阶同志。王淦昌何以在“大功告成”且年逾古稀的时候要求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他的入党申请书里，我看到了这位为民族作出卓越贡献的老科学家发自肺腑的一段话：“我亲身体会到，在帝国主义蹂躏下，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是一个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大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不可能的。经过了十年动乱的曲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更加深信中国共产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拨正航向，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因此，我决心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李毅同志，在王淦昌先生80寿辰时说过一段很感人的话：“淦昌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学家，是我国核物理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原子能科学研究机构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里，他为核科学在中国生根，为培养一代又一代核科学研究人才，为我国核科学做出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呕心沥血；为自力更生，突破原子弹、氢弹科学技术关，发扬国威，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功勋……他生活艰苦朴素，胸襟坦荡，敢于说真话，敢于开展批评，也能听取别人的批评和不同意见，他富于民主精神，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发挥众人的才干；他热情宽厚，平等待人，从不妒贤嫉能，从不凭个人好恶嫌弃人才；他在研究工作时惯于亲临科研第一线，亲自动手，对年轻人耐心培养；他对党政干部、后勤人员也平等相待，一视同仁，从不以权威科学家自居，不盛气凌人，不鄙视别人的劳动。他确实树立了知识分子、科学家与党政干部、后勤人员同志式团结合作的典范。”1997年一个夏日，我终于在北京木樨地的“部长楼”里见到了我久仰的“老乡”。 “啊，老乡来了！坐坐。”90高龄的王淦昌老先生一口纯正的“常熟土话”，使我心头敬畏之感荡然散去。初次见面，我就惊喜地发现：这位像泰山一般的丰碑人物没有半点架子，身子骨之硬朗程度令人难以想象。他刚拉着我的手坐下，就有电话打来。坐在沙发里的他竟无半点拖沓之感，站起来直奔电话机，说话的声音也格外清朗洪亮。我当时就想：老先生活100岁不成任何问题。 王淦昌思维的活跃和惊人的记忆力，使我消除了采访的疑虑，于是给他留下了一长串问题，并另约其他时间长谈。他爽朗地答应了，告别时他在我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希望你将来成为大文豪”的题词。 不久，正当我忙着为采访作准备时，突然有一天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惊人的消息： 一位九旬高龄的科学家在家门前的马路边散步时，被一个年轻的骑车人撞倒。那人见老人倒地后竟扬长而去。后来是过路人将他送到了医院。这立刻使我想到了王淦昌。我当即打电话给他家，他的家人向我证实，被撞倒的正是王淦昌老先生！“现在王老先生怎么样啦？” “股骨骨折，一条腿不能动弹，医生说至少得住院三个月……”该死的骑车人！你知不知道，王老先生一旦有个好歹，将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假如这一撞发生在30多年前，那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就可能晚不知多少时候爆炸！据说王老先生被撞的消息在报界披露后，引起国内外震惊，他所住的北京医院病房里每天都有社会各界送来的鲜花，连整个走廊都堆得满满的。然而那个撞车人一直未露面，至今王淦昌老先生已经离世，那人仍逍遥在道德法庭之外。真是天理不容！王淦昌老先生住院期间仍没有忘却接受我采访的事，终因伤势严重被医生劝阻。这是我深感极大遗憾的。因为后来没过多长时间，我国一代核科学大师王淦昌先生就带着他的未竟事业离我们而去了。在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 第二章 1999年5月9日，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第二天清晨，一夜未眠的我，忍不住再次来到30年前曾经拜谒过的王淦昌故居，缅怀我心中的大师。当我默默地向王淦昌出生的农舍鞠躬时，枫塘湾的村民都围拢过来，他们都在谈论一个话题：北约欺人太甚，假如王淦昌活着，再造几样厉害的武器，看还敢不敢侵犯我们中国的尊严！三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中国人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苏常熟水乡的支塘镇枫塘湾村。父亲是当地颇有名气的“郎中”（中医师）。王淦昌13岁时父母双亲都离开了人世，主要靠大哥和外祖母抚养。小时候的王淦昌就读过两所有名的学校，小学是在太仓的沙溪学校上的，那是个非常开明的学堂。五四运动席卷全国，沙溪小镇也破天荒地举行了大游行。70多年后，王淦昌与家人谈起这件往事仍非常激动：“那是我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当时虽然年纪很小，可心头觉得能为国家兴亡出点力是很光荣的事。啥叫国家的尊严，从那时就深深地扎根在我心中。”然而封建的农村风俗习惯使得王淦昌过早地承受了包办婚姻的负担。在家人操办下，刚小学毕业才14虚岁的王淦昌在暑假里娶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小媳妇。当时他不懂什么叫家庭与婚姻，家里有个既是媳妇又像姐姐的女人帮他干这做那，他似乎很开心。当了一个多月“新郎官”后，王淦昌被表哥带到上海浦东，进了浦东中学。这是王淦昌第一次从乡下到“十里洋场”，是他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浦东中学第一任校长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黄炎培先生，当时国内就有“南浦东，北南开”之说。在黄炎培先生的栽培下，该校毕业生几乎百分之百考上著名大学，如革命家闻一多、科学家钱昌照、教育家夏坚白、史学家范文澜、文学家胡也频，以及蒋经国、蒋纬国等许多名人。严谨的学风，使王淦昌对数学萌发了浓厚兴趣。1925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当这位前程辉煌的18岁学子，兴冲冲地拿着入学通知书向家人报喜时，他的“姐姐”却抱来一个娃儿对他说：“快看，我们的囡囡长得多标致。”王淦昌的脸一下红到脖子根，竟然不知所措地躲得老远…… 值得重重写一笔的是，在这之后的70多年里，王淦昌从一名乡下学子，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而他的夫人一直就是那位比他大三岁的结发妻子吴月琴，大科学家与她共生了三女二儿，孩子相继出生时，几乎都是在王淦昌读大学或在国外留学期间。王淦昌一生从事科学事业和肩负国家的特殊使命，从来没有管过一天家里的事。正是这位文化不高的夫人带大了三女二儿，并让孩子们一个个读上大学，当上了科技工作者、人民教师和国家干部。在王淦昌家做客时，当我第一次见到这对身份悬殊的老夫妻竟能和睦亲爱地结合了近八十个春秋时，心头不由升起一股深深的敬意。94岁高龄的吴月琴老太太身子骨依旧硬朗，说话走路麻利干脆，全然不显半点迟钝，她的家人告诉我，老太太现在还坚持抢着上厨房为“老头子”做饭，我听后忍不住大为惊叹…… 王淦昌于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他是第一届清华物理系学生，班上的同学连他只有4个人。后来4人中的3人都成就卓著。王淦昌成为清华大学的第一届物理系毕业生，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第一代物理学家的位置。当时引导他走上物理学之路的是中国物理学的开拓者叶企孙和吴有训先生。初进清华大学时，王淦昌对化学课十分感兴趣，后来听了叶企孙先生的物理课才立志毕生献身于物理科学事业。1926年3月8日，王淦昌经历了一场终身难忘的生死考验。那天，清华大学学生会集会，声讨日、美、英等国借口所谓的“大沽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荒唐行径。后来集会变成了大游行，清华、北大、师大、女师大等高校的学生都加入了游行队伍。在游行队伍向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政府前的广场进发途中，全副武装的军警突然向学生开枪。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王淦昌看见身边一位同学倒在了血泊之中，他惊诧地抬头时，又见女师大的两位同学也惨叫一声倒下了……王淦昌被乱了阵的人群挤到了墙角边，才免于一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当时共死了47人，伤150多人，王淦昌的一位同班同学也牺牲在这次惨案之中。 当晚，王淦昌来到叶企孙教授家，诉说了白天的惨景。叶企孙听后，满腔义愤：“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数十年后，王淦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神态非常严峻地说：“叶先生的话，当时深深地烙在我心中，可以说从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几十年来，我无论走到哪儿，都始终不忘为了实现‘祖国需要更加强大’这个愿望，并甘心情愿为之奋斗。”如果说叶企孙在悲愤时说的话使王淦昌树立了毕生的奋斗目标，那么另一位教授吴有训则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科学的不懈追求，激励了王淦昌在科学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可以说，中国的近代物理科学没有吴有训教授将不知要落后多少年。 这位著名的中国物理学奠基人在早年留学美国时就与他的导师康普顿一起研究X射线散射谱效应，后来他的导师在192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很大一部分功劳来自吴有训的实验，因为康普顿进行的X射线散射谱研究当时受到了另一位著名X射线专家杜安的攻击，正是吴有训证明了自己导师的研究具有普遍性，并以实验驳斥了杜安的错误，所以国际上有人称康普顿获得的诺贝尔奖的X射线散射效应为“康普顿—吴效应”。王淦昌在晚年曾这样比喻自己的恩师：“中国能够拥有后来的原子弹的天地，如果没有吴有训先生当年手把手地教我们从拧螺丝钉开始进行实验性的艰苦工作，那么我们这些承担国家核试验的科学家至少可能晚十年八年才能把中国的原子弹送上天。” 王淦昌先生与我谈起中国原子弹成功爆炸时感慨道：“物理科学上任何一种发现或通过物理现象进行的任何一种核试验，没有百次千次甚至上万次实验，那是天方夜谭！”王淦昌在物理学界的权威正是他从吴有训先生那儿学到的实验能力，他在科学实验上的专心致志与心灵手巧的天才本领，连吴有训都极为称道。 1929年夏，王淦昌从清华大学毕业，吴有训邀他留校当助教，并给了他一个独立完成的实验任务：测量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这种测量，德国物理学家曾在世纪初的20年代就做过，但中国在王淦昌开始进行这项实验前谁都没有重视过。半年时间里，王淦昌严格按照吴有训先生的要求，利用最简单的器材，出色地完成了实验，并写出了北平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份大气中物理放射性现象研究的科学论文（事实上在中国也是首次）。吴有训对他的成果非常满意，亲自将论文译成英文，以《大气中的放射性和北平天气》为题，发表在清华大学的首期论文集上。1930年，在叶企孙、吴有训的关心下，王淦昌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研究生，派遣到德国柏林大学…… “淦昌，快来抱抱你的囡囡！”行前，王淦昌回到常熟老家，一进门，大哥兴高采烈地抱出襁褓中的婴儿塞在他的怀里。王淦昌看了一眼，大惊：“怎么是男囡？” “当然是男囡嘛！要不，我们全家非得让你回来看一趟？！”大哥冲着满身书生气的王淦昌边笑边说。 “我多了个儿子？！”他把肩上的书包一扔，抱着新生婴儿在原地转起圈来，“哈哈哈，真有趣，真有趣，我有儿子啦！”这一年，王淦昌24岁，其实他自己也还是个满身孩子气的人呢。有趣的是他在清华大学时第一个暑假回到家，当听说自己有了一个女儿时，每天红着脸不敢多看家人一眼，家人让他给女儿起名，他更是躲着不出声，最后还是大哥圆场给侄女起了名。这实在难怪王淦昌，当时他才刚18岁。 1930年秋天，景色迷人的柏林迎来了一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中国青年。 王淦昌踏上欧洲这块美丽的土地时，就有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强烈冲动。因为此时正是以德国为中心的世界物理科学的黄金岁月。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海特勒、盖革、迈特内等一批顶尖科学家相继发现了影响20世纪后来几十年整个人类政治、军事与经济的伟大科学成果，镭的发现、铀的提炼、相对论的提出，使每一位科学家热血燃烧。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大有来不及取舍当年度的科学家们所发现的惊天动地的成果。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各工业强国从自身利益发出，纷纷开始重视起科技革命，并将推进科技革命与本国社会发展紧紧联在一起。于是大量国家资本投入科研工作，使得本来就比较活跃的欧美物理学研究呈现“热火朝天”的景象。当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后，人们很快发现了射线的医疗作用，于是X光广泛被运用并使其在今天依然成为了解和战胜疾病的重要手段。随着人工放射性元素的制成，很快就有人制成了标记原子，用来研究磷在植物枝叶中的分布，进而发生了一场肥料革命。最突出的例子要数原子能的运用了。1938年，物理学家刚发现中子会引起铀核裂变，在不到4年时间里，第一个反应堆便建成，美国人又用了不足7年时间便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使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力一下骤增，并一发而不可止。 科学家为自己热爱的事业而发狂，政治家们则利用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而疯狂称王称霸。王淦昌从20世纪30年代初在柏林大学留学的日子里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这决定了他后来一辈子献身自己民族的科学强国实践。 王淦昌在漫长的一生中完成了数项影响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科学研究，但在90岁高龄时与我这位小他半个世纪的科学门外汉谈话时，说他一生中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年轻时没有坚持一次重要的实验活动：“如果那一次我坚持了，别说我王淦昌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王淦昌，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分量也可能大不一样！”那天他是用自嘲的口气说这番话的，但后来当我了解真情后则实实在在地相信了这确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牢记的一个非常惋惜的事件——王淦昌到柏林大学后，有一个杰出的导师——著名的女物理学家、柏林大学第一位女教授迈特内。迈特内的个人能力确实不容忽视，连爱因斯坦都评价她说是“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我们的居里夫人’”。王淦昌是她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在迈特内手下当研究生的日子，王淦昌是终身难忘的，女导师对科学研究的超人能力使他从井底探出头颅看天下。 王淦昌两次听到德国物理学家博特与他学生贝克用钋的粒子轰击轻元素硼和铍的实验，结果发现有一种穿透能力极强的射线放射出来，这射线能穿透10厘米厚的铅板却自身的强度减弱得很少，博特师生俩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波长极短的电磁波——R射线。自从发现质子后，科学家们纷纷开始向剖析质子组成的方向研究，所以博特他们的新发现立即引起诸多科学家的追踪研究，包括居里夫妇也着手抓紧实验，以争取新的发现。居里夫妇用他们强大的射线源研究博特首先发现的奇异射线，这对著名的物理学家夫妇用的是电离室测量射线的强度，以石蜡做屏蔽层，放置在铍源与测量装置之间进行观察，结果发现计算器的数字大大增加。但遗憾的是居里夫妇没有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射线的物理现象包含着新的一种特殊物质，简单认为那R辐射能量极大的现象只是R的射线效应，仅仅将自己的实验结果写了个简单的报告发表便完事了。然而就在居里夫妇把一项重大发现束之高阁时，年轻的迈特内助手、中国的王淦昌则特别地关注着博特师徒俩的那根神秘的射线以及他们没有能解释得清的未知结果…… “尊敬的迈特内教授，我知道您早在1922年就对R辐射与元素衰变的关系进行过实验研究，并对其性质也作过一系列研究。最近我听了科斯特斯教授关于博特先生的有关R辐射具有那么强大的穿透力的介绍，我非常怀疑……” “嗯！什么怀疑？我听着呢，你说吧，密斯特王。”迈特内侧了一下头，继续做着她的实验。 王淦昌大胆向导师陈述道：“我以为实验用的是电离探测器，那样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如果改用云室作探测器，然后对博特教授的实验进行不断的重复实验，结果可能大不一样。我是这样想的，尊敬的迈特内教授。”迈特内放下实验，思忖片刻，摇摇头说：“不可能，这将是个永远徒劳的实验，让我们换一个话题吧，密斯特王。” 王淦昌知道迈特内是公认的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某种具有科学价值的现象都不会轻易放过的科学家，怎么偏偏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毫无兴趣呢？他认定博特的实验坏就坏在计算器计数上，如果改用云室作实验，其结果必然两样。“尊敬的迈特内教授，我还是想着云室可能解决博特教授未解释清楚的问题，所以能否请允许我借用一下我的师兄朋友菲利普先生的云室对博特教授的实验进行重新研究？” “密斯特王，我已经说过了，我们还有很多课题需要研究，博特先生的事还是让别人去完成吧。”迈特内的回答让王淦昌感到十分意外。两次要求都遭到拒绝，使王淦昌无法再就自己认定的预见得以在实验中加以证实。 就在王淦昌的建议被导师无情拒绝，居里夫妇同样钻了牛角尖的一个多月后，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查德威克先生像王淦昌一样，怀疑博特和居里夫妇认定的R辐射效应，他认为R辐射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能量，便像王淦昌设想的利用云室，采用线性放大器质子所产生的脉冲进行一个一个测量，并将其与电子所产生的脉冲分解，结果发现质子的数量奇多，与当时物理学界普遍认为的R射线的理论不符。查德威克认为从铍源放射出的是一种新的物质组成的辐射，于是他连续奋战数日，终于证实了这种粒子是一种质量与质子相近的中性粒子，即被后人称为的中子。查德威克同时还认为这种粒子是原子核的主要组成部分。 中子的发现，轰动了整个物理界，也轰动了世界。那些更企盼搞清原子核构成的政治家们早已等不及了。因为这太重要了，它紧接着就可以制造后来证明确实可以征服全人类的原子弹！1935年，查德威克因发现中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柏林大学校园内一个绿荫覆盖的小道上，迈特内教授十分歉意地拍拍王淦昌的肩膀：“很对不起，密斯特王，我没能支持你的建议。不过，这是个运气问题。”女科学家朝自己的学生耸耸肩，又回到了自己的实验室……王淦昌对天长长地叹了一声。他有自己的见地，他认为科学就是科学，与运气是两回事，科学是实实在在的事。王淦昌和后来了解此事的其他人，都肯定地认为，倘若迈特内听了他的建议，加上迈特内本人具有别人难以相比的实验能力，中子的发现非她的学生王淦昌莫属！然而犹太血统的大科学家迈特内教授太把王淦昌当做科学娃娃看待了。几十年后，有人曾问王淦昌是否就此事抱怨过他的导师？王淦昌断然摇头道：“不不，我不仅不会有丝毫的抱怨，反而终身感恩迈特内女士，是她的卓越智慧和研究精神为我日后能在物理科学上有所建树作出了榜样。至于说到中子的发现这件事，这不全怪迈特内教授。假如当初我能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也可能获得迈特内的有力支持，并最终可能获得成功嘛！所以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一直把这次自己犯的错误当教训牢牢记在心头。” 王淦昌在柏林大学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至今仍被中国物理学界认为是极其可惜的事件，但王淦昌跟随迈特内教授在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实验室过的难忘岁月，使他领略和接受了许多国际物理科学的前沿知识与技术。1933年底，王淦昌在完成他的毕业论文之后，走访了欧洲几个著名实验室，有幸见到了卢瑟神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他所敬仰的物理学大师，大开眼界，为日后从事独立的科学实验工作拓展了思路。1934年4月，他带着“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到了祖国，然而此时的中国正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 经恩师叶企孙介绍，王淦昌先是在山东大学任教。由于当时山东是处于日本侵略者眼皮底下的一块“东亚肥肉”，局势动荡，根本无法很好地在那里进行教学与实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盛邀他去浙江大学当物理教授。浙江大学离王淦昌的老家近，且又是一所名校，当时已在政界、教育界和学术界久负盛名的陈独秀、邵飘萍、陈布雷等都是浙大毕业生。浙江大学的朴实和浓厚的学术风气，是王淦昌所渴求的。于是，1936年暑假，王淦昌来到了浙江大学物理系，那年王淦昌不到而立之年，是浙大最年轻的教授。由于他长相细嫩且说话时易脸红，所以浙大的师生们都亲昵地称他是“娃娃教授”。 关于中子和中微子这些物理学专用名词，过去我们普通人对它太陌生，但自从有了原子弹等核武器后，我们才多多少少知道了一点有关它们的肤浅知识，那就是中子和中微子都是原子核的基本粒子，谁“捕获”了这些只有瞬间生命但却威力无比的小东西，谁就可以主宰世界。因而探求中子和中微子存在，几乎是全世界物理学家在20世纪上中叶竞争最激烈和最热门的课题，因为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科学本身，而且关系到全球政治、经济与军事格局。科学家没有那些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野心与功利，他们只有一颗探求自然界奥秘的赤诚之心。王淦昌毫不例外。当他在柏林大学的迈特内手下痛失获得中子的发现权后，又重新投入了另一个基本粒子——中微子的实验与探索。 正如杨振宁博士指出的那样，自从1930年12月著名物理学家泡利先生为解释衰变能谱的连续性提出中微子假说后，第二年6月又预言β射线连续谱应有明晰上限后，泡利在纽约的一家中国餐馆里对他的朋友拉比聊天时这样说：“我以为，原子核的发现，仅仅是我们对自然界基本粒子的刚刚开始，在那个原子的家庭里，除质子和电子外还有更英俊的‘小子’存在，我认为它比先出世的所有原子家族里的小子们都了不起！”半年之后，正在柏林大学读书的王淦昌用CM计数器精确地测定出RAE的β谱上限，有力地支持了泡利的“狂想”。1934年，大物理学家费米以泡利和王淦昌对中微子假说为基础，建立了著名的β衰变理论，费米的论文寄至英国《自然》周刊，结果被一句“它具有太多的空想，远离了读者所感兴趣的实在”的评语而“枪毙”，幸亏费米后来把论文寄到德国另一家杂志得以刊出，才使一项震惊世界的科学理论正式被承认。 自泡利和费米对中微子的假说肯定之后，一时间，全世界的科学家几乎都盯着中微子这个未出世的“金色小子”，并拼命想抢占最先的发现权。居里夫妇、维克、贝特、派尔斯、阿尔圭雷兹等都先后上阵一试，但都没能抱住中微子这个“金色小子”，其原因都是因为没有掌握俘获的正确办法。 大科学家感到非常困惑和失望，但又束手无策。 这时的王淦昌感到该是自己出击的时候了。他认为“不能用中微子的电离效应来探测它的存在。测量放射性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是能够获得中微子存在出证据的唯一希望”。因此他建议用K电子俘获的办法探测中微子的存在，指出“当一个β+类的放射元素，不放射一个正电子，而是俘获一个K层电子时，反应后的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仅仅依赖于所放射的中微子……只要测量反应后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就容易找到放射出的中微子的质量和能量”，“由于没有连续的β射线被射出来，这种反冲效应对所有的元素都是相同的”。 用K电子俘获“金色小子”中微子！王淦昌以其天才物理学家独特而敏锐的见解，开启了20世纪一项伟大发现的大门。 当王淦昌的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于1942年1月在美国《物理学评论》上发表后，立即引起美国著名物理学家阿伦的注意，他随即按照王淦昌的建议进行实验，并一举获得成功。这就是有名的“王淦昌—阿伦实验”。10年后，阿伦与另一位物理学家戴维斯一起正式确定了俘获中微子的完整实验。又过了近40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95年将当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颁发给了当年进行成功实验的美国科学家。王淦昌对此没有半点遗憾，相反他得悉消息后很为美国同行感到高兴。他说：“物理学的成就还是应由实验证实的，荣誉也应该给予那些最后做出结果的科学家。”可见王淦昌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的宽阔胸怀。 中微子的发现，使诺贝尔奖又一次与王淦昌擦肩而过。对此，他有如下见解：“由此看来，诺贝尔奖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获得此奖项。一是要选准课题，确有重大理论或实用价值；二是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夫。”王淦昌生前留下的这段话，值得中国科学家们认真地品味和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以苏联红军出兵和美国人在广岛扔下两颗原子弹而告终。就在日本举起白旗投降时，王淦昌应浙江大学学生的要求，作了一次题为《关于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同学们的浓厚兴趣。后来成为中国核武器试制中坚的程开甲等一批当年的浙江大学学生，大多是受了导师王淦昌的这堂课的影响而将一生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然而王淦昌本人当时并不清楚自己竟然要亲自动手研制中国的原子弹。在浙江大学同学为王淦昌庆贺40岁生日不久，中国的这位风华正茂的物理学家和著名学者受浙江大学所派，前往大洋彼岸的加州大学作访问。一年之后，正在国内的吴有训先生兴奋地告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出了一本百年科学大事记，中国能列入其中的人只有王淦昌和另一位物理学家彭桓武（也是后来中国的原子弹主要研制者）。 “中国的希望，淦昌也。”竺可桢抖着小胡子，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起来。 此时的王淦昌无可非议地成了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科学家。1950年，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邀王淦昌赴京主持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组建工作，并全面启动新中国的核物理科研。王淦昌感到内心无比舒坦，尽管当时条件并不比解放前好多少，但完全可以按照物理学的本身规律进行理论与实验工作了，这对历经了十几年战乱的王淦昌来说是太宝贵了。因为或许不是那十几年的战乱影响，他早已把诺贝尔奖牢牢揣在了怀内。 90高龄时的王淦昌回忆起解放初期的工作情景时，两眼闪着光芒：“那时我们整天觉得有使不完的力量，有干不完的活。”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当时的核物理学向着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4个基础领域的方向挺进。通过对宇宙线的观测，发现新粒子并研究其性质，是王淦昌多年的夙愿。1954年，他和助手们在海拔3185米的云南落雪山成功地建造了我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第二年就利用自制的设备，完成了一批科研成果，论文《一个中性重介子的衰变》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宇宙线物理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各国同行强烈反响。 当时与王淦昌同时开展宇宙线研究的两位苏联院士在帕米尔高原上也建了一个宇宙线实验站。这两位苏联专家好大喜功，用自己设计的一套电子系统操作，不久就声称已发现一种叫“变子”的新粒子，因此在苏联走红，获得斯大林奖金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王淦昌对苏联同行的“成果”表示怀疑，便重新实验，结果他认为“仅凭一个电子信号就断言有什么发现实在太草率了”，并当即在公开场合表示“苏联人的发现靠不住”。这是什么年代，王淦昌竟敢对已经获得斯大林奖金的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成果说三道四？但后来许多科学家都证实了王淦昌的判断是对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变子”。 几十年后，物理学家、院士何祚庥说：“这件事当时在我心灵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我一是惊讶苏联人居然也有不成功的事情；二是从心底里佩服王老敏锐的科学洞察力。在那时的政治背景下，王老对苏联科学家的直言批评，充分体现了他追求真理、崇尚实践的政治勇气和科学精神。这件事给我的启迪是，对科学问题的评价不能政治化，不能用政治观点去评价科学发现。这个原则我们应该永远牢记。”王淦昌的行为和何院士的话发人深省。 1956年9月，王淦昌在莫斯科出席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成立大会后，中国政府给他下达了一项特殊使命：留在这个研究所，与苏联同志一起利用这儿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能加速器进行更好的科学研制工作，新中国也迫切需要核物理科研成果，说不定以后我们还要搞更重要的核科学工作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有你就没有我的冷战状态，必然造成两大阵营之间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激烈攀比与斗争。特别是以原子弹为标志的核武器的诞生，使与核武器密切相关的核物理实验研究变得更加抢手。为了对付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苏联政府制定了帮助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核物理基础研究的计划，杜布纳研究所的成立便是实施这一计划的首要部署。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选派了最具发展潜力的核物理学家到此进行“充电”，除了王淦昌外，还有周光召和丁大钊、胡宁等。此时，王淦昌的学生李政道和另一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先生一起在美国留学期间，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揭示了弱相互作用的性质，从而获得这一年的诺贝尔奖。王淦昌既为自己的学生高兴，同时也憋着一股劲：努力工作；争取为国家早日拿出成果！ 从1956年9月到1960年12月24日离开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4年多时间里，王淦昌认为这是他一生从事科学实验工作最得心应手的好时光，不仅因为这儿的生活条件很好，比在柏林大学留学和在浙江大学工作时不知要好多少倍，更重要的是这儿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能加速器。美国人在1955年有了第一台6.4GeV级高能质子加速器，但苏联这台高能加速器是10GeV级的，超过“老美”的级别。有了高能加速器就意味着可以在研究反粒子领域获得最快捷的途径，美国科学家张伯伦和塞格雷仅在美国高能加速器建成几个月，就利用它发现了反质子，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苏联高能加速器是最高能量的加速器，在当时，世界物理学界谁拥有了高能加速器，谁就可以去拥抱诺贝尔奖，谁就能主宰东西方世界。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建立，就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希望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与西方世界在尖端科技领域搏一搏。在刚到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时，苏联朋友在用伏尔加葡萄酒招待中国客人时就流露出了这种强烈的愿望。 “美国的张伯伦和塞格雷算什么？比起我们的‘北极熊’，他们的高能加速器只能算小毛驴。小毛驴怎么能与我们雄健的北极熊较量？哈哈哈……”苏联朋友自豪地拍打着自己造的10GeV高能加速器，用猩红的眼睛盯着王淦昌等中国朋友，半醒半醉地说道：“我们一起……一起把美国佬赶到大西洋里，喂……喂鲨鱼去！密斯特王，知道你是了不起的科学家，我们全看你的了。啊，来来，为我们的苏维埃，为我们的斯大林同志干杯！”王淦昌不会喝酒，尤其是苏联的那种烈性酒，他一生中最多能喝几口常熟老家的那种米酒，但在苏联朋友的盛情邀请下，没喝酒心却快醉了！那天，中国专家第一次来到莫斯科郊外，王淦昌和周光召、丁大钊等漫步在四周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的伏尔加河、杜布纳河边，顿觉心旷神怡。之后，他们再没有时间进行如此悠闲地散步了，每天必须有十几小时甚至近20小时站在那台庞大的高能加速器旁，或连续几天在见不着一丝光亮的云室内……王淦昌开始是作为课题组长指挥中国助手们的，后来担任了联合研究所副所长，手下不仅有中国科学家，还有苏联、越南、民主德国、波兰等国的几十名学者。王淦昌成了整个研究所的一名指挥官，一名向世界科学技术最前沿冲锋的指挥官。 在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那段历史，现今是共和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淦昌当年得力助手之一的周光召也有着难忘的感受。他说：“我和王先生在苏联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时，他已经近50岁了，我们对当时迅速发展的高能物理都没有经验。王老作为中国组的组长，为了维护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荣誉，组织大家从头学起。每天晚上在中国同志内部开展互帮互学，王老自己毫不例外，与大家一起学习，以能者为师，不耻下问。很快，王老领导一个小组建成了苏联当时第一个大型丙烷气泡室，并开展实验工作……我们都知道，一个年近50岁的科学家要转向新的学科领域，学习新的知识，是何等的困难。但王老以他高超的智慧、超人的精力和艰苦的学习战胜了困难，不仅完成了这个转变，而且很快就成了新领域中出色的专家。” 王淦昌心里清楚，他作为中国组的组长和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身后不仅有一批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更有斯大林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看着他工作！当然，作为对手，美国人也在死死地盯着他。从当时的物理科学领域看，竞争也处在白热化状态。特别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基础科学中的物理基本粒子研究成了最热门的前沿课题，加上政治家们狂热的叫喊，对基本粒子与原子核之间相互作用及其转化规律性的认识，成了当时著名科学家最醉心的研究项目。王淦昌执掌的又是最大能量的加速器，不抢先研究出成果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王淦昌和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首要任务是如何选择研究方向，这好比决战前的指挥方案，制定得好，就胜利了一半，反之就可能断送整个战役。由王乃彦院士审校，李瑞芝、孙晓光、常甲辰编著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中记述了当年王淦昌领导中国科学家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们，利用苏联高能加速器进行一系列实验探索和完成了一项世界性影响的科学发现的过程。 王淦昌到联合研究所工作时，正是国际上利用高能加速器进行基本粒子研究的第一代工作时期。他以准确的科学判断力，根据当时面临的各种前沿课题，结合联合高能加速器的特点，提出了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寻找粒子（包括发现各种超子反粒子）；二是系统地研究高能核作用下各种基本粒子的产生规律。科学家发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理论预言的实验，这种发现是有既定方向的，只要选好技术路线，一般来说会有所发现；另一种是带有偶然性的，就是在众多的实验结果中察觉到异常点，并进行确认，这种工作对实验工作人员的要求就相对的更高一些。而且前者的科学发现，其价值一般比不上后者。王淦昌在设计研究课题时，对这两种工作都给予重视：新粒子的发现有一定偶然性，而利用人类所掌握的实验资料研究基本粒子相互作用则必然会有结果。利用高能量加速器打击核靶，既可以产生新的粒子，也可以对研究基本粒子在核作用过程中的产生规律提供许多新的信息。王淦昌选择的两个研究方向，正好发挥了联合研究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的能量优势。如果把科研工作比做一首交响曲的话，那么，按照王淦昌的编排，乐曲的展开，都是以由他亲自负责的寻找新粒子课题为主旋律，并辅以两个平等出现的旋律——研究在高能核作用下奇异粒子的产生规律（由丁大钊和另一位苏联同志负责）和介子与质子相互作用的研究（由王祝翔负责，后来把其中非弹性作用的一部分分析工作划给另一个由苏联工作人员为主的研究组）。当然，研究组的主攻方向是寻找新粒子。这是具有挑战性的课题，难度自不待言，可以说具有一定的风险。因为联合所高能加速器建成后，人们都期望能尽快利用它做出突破性的成果。王淦昌要求不论谁分配在哪个课题组，在观察原始实验资料时，都要为这个主攻方向积累资料。 “大家过来一下，看看这张‘蜘蛛网’奇特吗？它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反超子！”一天，王淦昌突然惊呼他的助手们，让他们都过去仔细看一下气泡室里出现的一个奇迹。 “对对，看到了！真的像蜘蛛网呀！”助手们顿时欢呼起来，围着王淦昌让他给这个新奇的粒子起个名字，因为这新奇的粒子一旦向外宣布，将震惊整个世界。 “它是反西格马负超子，当然应该叫反西格马负超子嘛！嘿嘿，真有趣！”王淦昌自言自语道。 “中国朋友发现新奇粒子啦！” “乌拉，伟大的苏维埃高能加速器万岁！” “斯大林——毛泽东万岁！”王淦昌领导下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例反超子，其意义不亚于一项单纯的诺贝尔奖，因为它使当时的基础科学又向纵深大大地跨越了一步。正如丁大钊院士所言：王淦昌对“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正是因为有许多这样的学者的探索、研究，才使基本粒子研究从50年代认为是‘基本’而发展到60年代认为‘不基本’，使人们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发展到更深入的层次。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归功于这些活跃科学思想的学者的创造性劳动”。 “为了让美帝国主义看看社会主义科学成就”，苏联《真理报》和中国的《人民日报》都为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专门作了重要报道。苏联的科学权威刊物《自然》杂志还指出：“实际上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是在微观世界的体系上消灭了一个空白点。”25年后的中国政府在那个难忘的“科学春天”里，特别向王淦昌等当年参与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科学家颁发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物理学家获得的第一个最高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第三章 1975年，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回到中国，一次谈起苏联当年的杜布纳研究所时，对周恩来总理说：“杜布纳唯一的成就便是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当杜布纳科学城的科学家们欢呼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伟大科学成果时，中国政府突然给正在莫斯科郊外的中国科学家王淦昌发来一份绝密电报：放弃手头工作，立即回国接受新的任务。 什么新任务这么急呀？王淦昌一生不善政治，但他知道自己从事的核事业与政治太密不可分了。不用说，祖国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在决定离开杜布纳的那一夜，他静静地思索了一下各种可能。他已经好久没顾上看看报纸了，可当他拿起一份中国的《人民日报》和一份苏联的《真理报》时，不由内心一阵隐痛：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已经骂得不可开交了！“太糟糕啦！”王淦昌从不对政治时势发表评语，然而他内心明白：中国要与苏联彻底分手了，中国的科学发展也将同时要与苏联“老大哥”们断绝交往了。作为一名科学家，王淦昌知道新中国才成立不久，一切科学实验条件尚不具备，相对而言，苏联要强大得多先进得多。“我能为祖国做些什么呢？”那一夜王淦昌睡不着。第二天，他把在留苏期间积省下来的14万卢布以买设备的名义全部交给了国家。 “今天我把大家招来，想开最后一次会议。大家知道，我已经接到回国的命令。”离开杜布纳的前一天，王淦昌把在联合研究所的中国部下全都召集在一起，以少有的沉重口气对大家说道。助手们这才想起应该给王淦昌开个欢送会，准备点水果茶点什么的。“汪容，你们别去忙乎，坐下，都坐下。我有话对大家说。”汪容等年轻人只好折回，坐到原来的位置，静等一向严格要求的王淦昌“训话”。 “我给大家出一个题目：今后的高能物理实验方向应该如何选择？这是顶顶重要的。我比你们先离开联合所，你们也要做好马上回国的准备。回去后我们的条件比这儿差了，但新中国的物理科学实验不能停止！怎么办呢？我们心里必须有数。这是我离开杜布纳留给大家的最后一道题，你们回答好，我心里就踏实了。这比给我开个隆重的欢送会要开心得多！”王淦昌说完自个儿又乐起来，“真有意思！”弟子们一下也跟着乐了，像往常一样，又你一言我一语地“开起仗”来了……“要我看，王先生的方法也不是最理想的。”有人当着王淦昌的面在黑板上划拉着，而这样的事在杜布纳联合所是常有的事。导师与学生进行角色的交换，在王淦昌的身上不算是新鲜事儿。这不，已经打好领带准备回国的王淦昌，还是以一颗平常心坐在台下听自己的学生发表高论。 这时，坐在一旁的汪容被人轻轻用胳膊捅了一下：“快看，王先生干吗了。”汪容转头一瞅，差点笑出声。原来，聚精会神的王淦昌竟然不知什么时候从沙发上“出溜”了下来，蹲坐在地毯上竟毫无察觉。“先生，您还是坐起来舒服些。”汪容将他扶起，王淦昌似乎仍然没有感觉似的两眼直盯着黑板…… 这一幕，几十年后汪容一直没有忘记过。他说：“王淦昌先生对科学的真诚与专注，教育了中国物理学界几代人，并且永远是后人的榜样。”王淦昌回国没多久，被通知到二机部部长办公室。 什么事这么急呀？王淦昌走进部长刘杰的办公室时，见老朋友、好搭档钱三强教授也在。钱三强此时是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王淦昌内心的紧张似乎减少了一半。 “王先生，今天请您来，想让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请您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刘杰部长开门见山，“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有人想卡我们，我们就要争口气！”我们中国也要造原子弹？！王淦昌一阵激动，他看看钱三强。钱三强朝他重重地点点头。 这是真的了！王淦昌只觉自己的手心热得很。 “毛主席给原子弹研制工程定的代号是‘596工程’，是国家最高机密，从现在起必须长期隐姓埋名，不得跟任何人透露你的工作，即便是家人。还要断绝一切海外关系。”知识分子出身的王淦昌，像刚入伍的战士，站起身来，毕恭毕敬地向刘杰部长保证：“行，我能做到！”刘杰和钱三强顿时对视着笑了，请王淦昌坐下。 “为了工作需要，不用真名可也得有个化名吧？总不能叫我们王先生阿狗阿猫呀！”刘杰的一句话，使气氛异常的办公室里响出了一阵笑声。 王淦昌又噌地站立起来。他眨了眨眼睛，说：“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怎么样？” “好呀，王京同志！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研制出原子弹吧！”刘杰高兴地上前握住王淦昌的手，一旁的钱三强也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 从这天起外国科学界发现，即将要拥抱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者王淦昌一下子“消失”了。 造原子弹1997年的那个夏日，我问过王淦昌先生：“你当时真的没预感到国家高层领导有朝一日让你去研制原子弹？”90岁的王淦昌准确地回答我：“怎么没有预感到呢？我是搞核物理的，当然知道先进的国家都在把物理科学技术运用于国防和军事上，核武器是我们核物理科学工作成果在四五十年代的最终体现。我们新中国从成立开始就注意这个问题，从钱三强教授把我从浙江大学调到北京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那天起，我们就制定了新中国物理科学的前沿课题，其中之一就是核物理研究。当然真的要搞原子弹，还是我从苏联回国接受命令后才知道的。”中国搞原子弹是被逼出来的。代号“596工程”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政府针锋相对时上马的。 当美国人于1945年7月15日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爆炸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之前，德国的哈特克博士就曾向德国陆军部建议研制核炸弹，他在信中这样对德国的陆军将领们说：“我冒昧地请你们注意在核物理方面的最新发展。我们认为这些发展将使人们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比现在的炸弹大许多倍的炸弹……显然，如果我上述所说的可能性得以实现，这肯定是在可能范围内的——那么，首先利用这种炸弹的国家就具有一种超过其他国家的无比优势性。尊敬的将军们，相信科学家们的见解吧！”然而自高自大的德国陆军将军们并没有把哈特克博士的建议放在眼里。后来也有人曾经把一些研制核武器的资料送到希特勒手中，不过幸亏没有被希特勒重视，否则今天人类可能是另一种状况了。与德国人相反，美国人对原子弹的兴趣远超过德国人。在二战后期，著名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也用同样的方法写了一封建议造原子弹的信，不过他的信是直接写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的。他在信中说：“利用大量铀进行核裂变链式反应已成为可能，这样将产生巨大的能量和生成类似镭的新元素……这一现象将导致制造炸弹。虽然还不能肯定，但可以设想制造出一种威力无比巨大的新型炸弹……只要一枚这样的炸弹，就足可以毁灭一个海港及附近地区……”爱因斯坦以他个人的巨大影响力，使瘫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总统心头为之一动：“造一个给希特勒看一看无妨。”于是经过两年准备，一项名为“曼哈顿工程”的研制原子弹计划正式启动。担任此项工程的组织指挥者是格罗夫斯将军，技术负责人是著名物理学家，后来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罗斯福本来是准备把原子弹用在打德国法西斯的，但希特勒投降了，只有日本还在东方战场挣扎。罗斯福觉得应该让全世界知道一下未来“世界第一强”的美国是个什么样子，于是就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两天，连续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一枚代号为“男孩”和一枚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亡。悲剧发生后，全球震惊，弄得当时写信给罗斯福总统的爱因斯坦后悔莫及，痛苦不堪地发表声明呼吁停止核试验，但此时的爱因斯坦已无能为力，因为核物理科学成就已被政治家们紧紧地握在手中，成为用来向别人撒威风的武器了。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原子弹虽然不能再随便扔了，可它在苏联人的眼里却是一件必须对付并且一定要超过的东西。苏联专家们全力以赴，在1948年8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原子弹核试验。从此，美苏的核竞争开始了。美国至1967年时，库存核弹头曾多达32000个，苏联也不甘示弱，光这两个核大国的核武器数量足可以将整个世界轰炸数遍。 “我们希望也有点那个东西。”那一年，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在一起游泳，毛泽东向他伸出一个小手指。 “你指的是什么？”赫鲁晓夫从水中露出一颗硕大的光脑壳，装作不懂毛泽东的意思。 “当然是你们可以用来吓唬美国人的原子弹嘛！” “什么？你们也要搞它？”赫鲁晓夫先是一愣，随即直晃脑袋，“不行不行，那东西要花很多很多钱。你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至于军事上，有我们给你们张着核保护伞，兄弟的中国人民和毛泽东同志你就只管放心。”毛泽东再也没有理会对方，独自躺在游泳池旁的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熊猫烟”…… “主席说得很清楚，世界上两个强国现在都有了原子弹，我们也应该搞一点嘛！这‘一点’的意思就是从我们中国的实际出发，一点不搞是会受人欺负的，搞多了呢，不利于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这‘一点’是必须要搞的，主席是铁了心要搞一点自己的原子弹！”军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向出席会议的老帅们和将军们讲述着毛泽东主席“要搞一点原子弹”的指示。 “第一步我们先搞一点原子弹，下一步就再搞一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10年工夫完全可能。这话我在几年前就说过了，大家还一定记得吧？”坐在正中央的毛泽东开口道。 “各位老帅和将军们都听到了吧？主席又一次下命令了：我们不仅要搞原子弹，也还要搞一点氢弹、洲际导弹。今后世界强国有的武器，我们也都得有一点。”周恩来炯炯有神的目光环视了一圈，口气往上一提，“10年，主席给我们下达的是10年时间先要搞出原子弹、氢弹来，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有！”会上顿时响起一片欢呼。 周恩来和毛泽东会心地笑了。“哟，主席，我要先走了。那头我还有些急事去安排。”周恩来看看表，急忙跟毛泽东和诸位老帅与将军们打了声招呼，驱车回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说的急事，就是根据中央指示，尽快把王淦昌等一批中国物理学家接回来，以防不测。事后，秘密从苏联撤回中国物理学家的行动便开始了。王淦昌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他借口回国汇报工作，从此离开了杜布纳。 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从苏联回来的中国物理学家，关切地问王淦昌：“在杜布纳的几年还好吗？我们的人都从那边撤回来了吗？” “按照中央部署，大部分人已经撤回来了。大家现在都已经到各自的岗位报到，情绪十分高涨。” “这很好。你们在杜布纳联合所的一批同志都是我们国家核物理的骨干力量，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巨大希望。主席今天还特别指出，第一步，我们要用五六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再用四五年把氢弹、洲陆导弹搞出来。你认为可能性大不大？”周恩来将询问的目光投向物理学专家。 “我看是可以实现的。”王淦昌认真地点点头。 “好。有你这位专家的话，我心里就踏实多啦。”周恩来站起身，感慨道，“难怪格鲁谢林带领苏联专家撤出时对我说，‘你们有王淦昌，还怕造不出原子弹！’你还记得几年前我们一起会见过他吗？” “记得，总理，那次参加会见的还有苏方的阿尔齐莫维奇和我们郭沫若院长以及宋任穷部长。” “你的记性不错。那时是我们与苏联合作核科学的开端，仅仅几年，形势就变化得那么大。今天一切得靠我们自己动手，你和同志们的担子不轻啊！”周恩来说得语重心长。 “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50多岁的王淦昌像一名刚上战场的年轻战士，站起身子，脚又用力一拢。 “嗯，有点像当兵的样。”周恩来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听说你化名了？叫——” “王京，北京的京。” “好王京同志，老规矩，今晚还是请你从物理学的角度给我介绍介绍原子弹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基础准备……”据王淦昌的随身司机介绍，那些年里，他时不时需要在节假日或晚上，送王淦昌到中南海西花厅的总理办公处。在那儿，王淦昌或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或是周恩来请他上一节“原子弹知识课”。“王先生常常一进西花厅就是好几个小时，几乎每次从西花厅出来后，他不是先回家，而是让我把车开到他的办公室。他总说总理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我必须尽快找到正确答案。所以我常常见王先生为此而开夜车，有时一开就是一个通宵……”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岁月，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来说，国际国内的种种压力仿佛每时每刻都会像“阵阵黑云”袭来，王淦昌从总理的急切之中感受到了所肩负的重任。 从后来那些撤密的档案资料上我们知道，毛泽东、党中央为了实现我国独立自主地“搞点原子弹”，在王淦昌回国之前就抓紧开始投入了“596工程”的建设。当时兵分两路，一路是由李觉将军带领万名官兵开赴青藏高原的“死亡之地”进行未来原子弹试制基地的建设；另一路就是在北京西郊的那个“灰楼”里开展技术研制工作。后者由钱三强领头，下面是技术负责“三巨头”的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分别担任物理实验、总体设计和理论计算的领导组织工作。 然而原子弹到底怎样才能研制出来？当时中国虽然有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著名物理学家和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等中坚力量，但毕竟过去谁都没有直接接触过原子弹以及研制工作，从何着手呢？ “原子弹研制就像要进行一场战争，需要多方面全力配合协作，还要有巨大的物质条件保障。”一次，毛泽东找来钱三强，认认真真地听了钱教授的一番话后，大手一挥，对钱三强说：“放心，这件事中央会通盘考虑。只要研制工作需要，其他部门必须全力支持。”由中央出面，人、财、物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关键的关键还是原子弹的研制技术。而技术工作的核心部门就在李觉将军担任院长、王淦昌担任第一副院长，及彭桓武、郭永怀领导的二机部（核工业部）的“九院”等三大部门。 “我从不迷信。既然外国人能造出原子弹来，我们中国人并不笨，也一定行，问题的关键，是要我们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求实的工作作风，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王淦昌经常这样向他的那些“技术将领”和研制工作者灌输。由于研制原子弹涉及的知识与理论太多，好多新参与进来的同志都得加强理论基础学习，技术骨干也同样存在再学习和打基础的必要，因此在研制初期，王淦昌不仅一方面要抓紧时间完成好毛泽东和党中央交给的在“五六年时间内搞出原子弹”的艰巨任务，同时还得利用一切时间为参与研制工作的同志们“开小灶充电”。 “王先生在工作中是最讲效率的，谁拖延工作就得挨他训。有一次他让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完成一项计划，邓晚了一天，被王淦昌狠狠地批了一通。”朱光亚同志曾提到当年“王老批‘娃娃博士’的趣闻。”邓稼先后来在研制两弹中起了重要作用，堪称“两弹元勋”之一。那时邓稼先和周光召等都是王淦昌手下的干将，所以王淦昌对他们的要求自然格外严格。 “你们想想看：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投的原子弹，为什么几乎所有重要的建筑物都倒了，而一些烟囱却好端端地挺立在那儿？想一想，这是很有趣也很有学问的事。”中国的原子弹研制离不开对国外原子弹研制过程的研究与比照。王淦昌常常把自己已经弄清楚或尚没弄清楚的问题交给大家讨论，而每一次讨论就是对研制原子弹工作的推进。 原子弹的核爆炸过程之巨大，可以摧毁一个城市与区域。在这复杂而巨大的爆炸过程中，王淦昌需要回答一切必须回答的问题，同时还要与实验的结果相符。为了弄清这些高难度的问题，王淦昌会几天甚至几个月不能静下心来。 “走，今天太累了，你带我到王府井转转。”王淦昌往车里一坐。许久，司机毫无反应。他火了，“怎么回事？我的话没听到？” “王先生，对不起。你的话我都听到了，但我不能带你去。”司机一脸委屈。 “为什么？”王淦昌一脸茫然。 “这是中央给您定的纪律。王府井那儿有不少日本人，您一露面，说不准有人认出您来，所以我们不能去……” “哟，我把这事给忘了。”王淦昌回过神来，连忙给司机作揖，“对不起，对不起。”说完，他无奈地瞅瞅四周，独自往“灰楼”旁边那块荒地走去…… 核武器爆炸过程，实际是物理作用的过程。掌握它，还得回到核反应前的爆炸压缩过程。怎样掌握这个过程呢？ 王淦昌的脚下突然被荆棘绊了一下，脑子里闪出一个伴他几十年科学实验的“宝贝玩艺”——云室。没错，用云室照相可以获得X光照相的效果。 “小伙子们，今天请你们到我家去一趟。”第二天，王淦昌让后勤要来一辆车，然后叫上两名年轻同志跟他上了车。两个小伙子一听乐了，心想王先生是否又要请他们尝尝他家乡的阳澄湖大闸蟹。到了王家，这两个小伙子知道“上当了”：原来，王淦昌让他们从床底下拉出一大堆“古董”来。 “小心小心，这是从美国带回来的。是我的心肝宝贝呀！”看着王淦昌轻手轻脚，小伙子们也只好卖力起来。 “嘿嘿，下回我一定请你们吃大闸蟹，正宗阳澄湖的。”大科学家一说起家乡的事，就仿佛年轻了好几十岁。 王淦昌一头扎在他利用云室拍摄R射线的艰苦工作中。那时我们的许多基础技术非常落后，整个原子弹研制工作中只有几台很低级的计算机，而且包括像王淦昌这样的大科学家也大多不会使用计算机技术。因此那台被中科院负责人张劲夫同志称为“有了”的计算机分给了核物理学理论家周光召他们。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于1958年，当时是电子管的，一秒钟才运算几十次。后来为了给研制核武器用，又在1959年生产了第二台计算机，晶体管的，比起第一台计算机不知强了多少倍，但即使这样一台计算机，在今天连小学生都会嫌它水平太低，因为它的运算能力到不了“286”水平。我们的前辈太了不起了，他们用最低级的技术条件进行着最尖端的科学研制。 王淦昌是个“计算机糊涂”——他一辈子就没入计算机的门，所有最繁杂的计算都是靠笔头功夫。当时利用云室进行R射线的拍摄就更不可能用计算机技术了，只能靠手工一张张地拍摄，那云室本来就屁股那么大一点点地方，黑咕隆咚地整天钻在里面能不难受吗？再加上R射线拍摄的不是普通的照相，R射线本身就是有放射性的。一天，一位年轻同志干着干着就没个姿势了，王淦昌一看就来火了：“像你这样怎么能照上什么东西吗？胆小鬼，走开！”说着，他自己动手，一干一整天。当他完成一批拍摄任务后走出云室时，才似乎发现了“一个不小的问题”：“嗯，小青年跑哪儿去了？哟，是我把他训跑的。得，赶紧向他赔礼道歉去！” “囡囡同志，对不起哟，昨天是我的错，脾气太大、太急，向你道歉。”王淦昌找到那个年轻人，毕恭毕敬地说。王淦昌是原子弹研制中资格最老的大科学家，能如此平易近人，谁还能计较什么？年轻人臊得无地自容：“王先生您千万别这样，是我的错。是我工作不认真……”王淦昌欣慰地笑了，拍着小青年的肩膀，语重心长道：“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当年在苏联杜布纳工作时怎么发现负超子的吗？其实没什么秘密，就是靠我们几位同志不辞辛苦日以继夜地拍摄片子，然而再夜以继日地一张张检查片子，中间不能有一点点差错。最后我们真的成功了。科学工作就是这样，要有不怕苦坚持到底的作风，才能出成果。” “我一定听您的，王先生。”在世界核武器史上，几乎每一次成功的研制就像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当年美国人在进行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时，动员了75万人参与。苏联的原子弹研制工程一直由30万—40万人组成的一支“秘密部队”和同样人数的几十个特殊部门参与，并且坚持了近20年时间。中国有多少人参与了原子弹试验？我从已经“透秘”的几本书中看到有6位数以上的人参加。其实这仅仅还只是在第一线的人马，至于那些配合“596工程”的后备军就不知其数了。王淦昌和钱三强、彭桓武、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是整个核研制的总导演，不仅要统领全盘棋，更重要的是要攻克技术难关。1960年至1964年，中国什么样？三年自然灾害，共和国除了精神富有，其余都陷入了困难的境地。这段岁月对王淦昌等埋头攀登科学尖端技术的科学家来说，实在是最艰难的岁月，不可能有机会获得外界的先进技术资料与信息。 美帝国主义国家早已封锁了我们陆上和空间的所有通道，我国连一些稍稍先进的技术与资料都不可能从正常渠道获得。 有一次王淦昌与周总理见面，他就直撞撞地请求道：“总理，我真想请求能以我的真名出国访问。那样的话，我可以从不少朋友那里带回一些在他们看来是根本用不着的‘垃圾资料’和‘垃圾设备’。”周恩来听后笑了：“王先生，你只要一出去，即使捡垃圾，人家情报部门照样会把你抓起来。知道吗？自从你们几位著名科学家突然从日常生活中‘消失’后，好几次有外宾问我是怎么回事？问我们是不是也在进行‘曼哈顿工程’？我只能用外交辞令告诉他们，‘王淦昌等先生做着他们所一直从事的专业，很忙，所以不大露面嘛。’你要是往国外一跑，那帝国主义的情报机构可是巴不得呢！”关于中国科学家怎样在完全被人封锁的条件下研制出了原子弹等核武器一事的秘密，几十年来一直是西方世界为之不解的一个谜团，也是西方敌对分子经常攻击我们的一大“嚼舌头根”的事。直到今天，当北约野蛮轰炸南斯拉夫，悍然袭击我驻南使馆事件发生后，美国人一方面狡辩，一方面又无中生有地炮制了一个《考克斯报告》。 这个报告谎称我国在六十年代就“窃取”了他们的核情报，并且煞有介事地说到了我们的“情报部门”特别窃取了他们的“激光模拟核爆炸”技术。这种毫无根据的捏造，立即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反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5月31日针对美国的谎言，在记者招待会上严正指出：“《考克斯报告》荒唐可笑。我这里顺便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考克斯报告》中提到的激光模拟核爆炸，本来依据的是中国科学家王淦昌先生1964年得出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思想，中国从来没说其他国家使用这一思想是窃取。中国核武器是独立自主开始研制的……”这段话很明确地表达了一个事实：中国的核武器研制理论与技术，都是由我国科学家自己研究出来的，而且有些技术如王淦昌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不仅是我们中国自己研究核武器技术的宝贵财富，同时还被外国核试验广为运用。 第四章 1982年，美国海军实验室粒子束聚变研究室负责人库珀斯坦博士在中国参观了中国同行的实验室，在听取了王淦昌先生等中国科学家在加速器的物理和工程设计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在实验现场观看了中国电子束打靶的结果后，称赞中国的加速器物理设计考虑得比较周到细致，把计算机的模拟计算方法也用于了加速器的设计。库珀斯坦特别说，美国虽然也建造了许多台比中国规模大的加速器，但在物理设计方面所做的分析和计算不如中国全面和深刻。 王淦昌对自己在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方面的科学成就也情有独钟。 1992年5月3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上，王淦昌的学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在他的导师发言之前问道：“王老师，在您所从事的众多科学研究中，您认为哪项是您最为满意的？”获得世界上最高科学奖的学生向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老师问这么个问题，顿时引起了全场的关注。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王淦昌。其实会场上很多人心里帮着他们尊敬的王淦昌先生回答了：“还用问，成功地研制了中国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呗！”但是错了。 只见王淦昌的脸上习惯地露了一下那孩童般的笑容，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道：“我自己对我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较满意，因为这在当时是个全新的概念，而且这种想法引出了后来成为惯性约束核聚变的重要科研题目，一旦这个科研题目得到实现，这将使人类彻底解决能源问题。”话音刚落，李政道等科学大师们带头热烈鼓掌。是的，因为大家心里清楚，王淦昌作为中国“两弹元勋”，他的一生中最辉煌的和对中国作出特别贡献的，无疑是领导和参与了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研制；而作为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早年在柏林大学提出的发现中子的建议、在抗日战争时的浙江大学里提出了中微子实验方案，以及在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里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都可以归为“满意”的科学研究工作。 1998年夏季的一天，王淦昌曾经说过，我一生重要的科学工作并没什么，对一名科学家来说，追求新的发明创造与新的发现才是真本事。王淦昌毕竟是位真正意义上的大科学家，他把人类研制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武器及几项有可能获得最高科学奖的发现和发明并没有放在“最满意”的工作成就之列。仅此，我们也足可以见到一位科学大师的宽阔、深远与慈善胸怀。 王淦昌自己讲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最早源于1934年世界上第一台加速器投入使用后不久便实现了氘的聚变反应，四年之后人类又实现了铀的裂变。尽管人类在裂变能源的发展方面超乎寻常的顺利，但裂变能源的探索却格外艰辛与曲折。就像一个彩色的谜，它既令许多有功利思想的科学家们想入非非，又使得那些脚踏实地的科学家们无所适从。因为这一课题太伟大了，正如王淦昌说的，一旦被攻克，人类的能源问题将彻底被解决。这个贡献绝对比任何一项诺贝尔奖和任何一种核爆炸更荣耀、威力更大。 1952年，世界上第一例利用惯性约束的方式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但之后的科学家们试图用受控热核聚变来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努力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是世界上激光诞生的黄金岁月。而这段时间的王淦昌正在苏联杜布纳研究所，后来回国后又投身到了秘密的原子弹研制工作中去。 有一日，上海复旦大学的谢希德教授见到了王淦昌：“王先生，您最近关注过激光吗？听说这种东西在国际科学界成了热门话题。”王淦昌先是一愣，然后又异常敏感地反问道：“激光？我怎么不清楚？”谢教授这一问，使正在专注研制原子弹的王淦昌意外地萌发了一个想法，“激光不是具有强度特别大、方向性好、单色性和相干性好的四大特点吗，尤其是前两种，如果把它引用到核物理实验中，不就可以创造出更神奇的效果来吗！”于是不久，王淦昌便想出了激光打击氘化铀靶产生中子的想法，而这实际上就是用激光打靶实现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科学概念的雏形。 王淦昌的这一“奇想”是在1964年初，也正是前方原子弹研制的最紧要关头，手头的要紧事太多，关于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事不得不放一下。1964年12月，当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王淦昌等有功人员纷纷被毛泽东请到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有一天小组讨论，王淦昌回单位取资料，说巧也巧，中科院上海光机研究所的邓锡铭副研究员瞅见了匆匆而过的王淦昌，便一声“王老师”把他叫住了。 “哎，小邓呀！你最近在做什么？”王淦昌到过中科院上海光机研究所几次，知道邓锡铭这位年轻有为的光机专家。 “我们刚刚进行了一次钕玻璃激光器试验，发现在激光束的聚焦点上，空气被击穿后光轴上出现了一连串火球。我们不知道那是种什么现象，正想请您帮着解释呢？” “真的？”王淦昌一听惊讶地叫起来，“这是个新奇问题。太有趣了！来来，我们坐下来谈。”王淦昌随手把手中的一份报纸往旁边的一个石阶上一放，自己先往上一坐，随即招呼小邓：“你知道嘛，我最近正在设想用激光束打击靶子的实验方法，如果这个方法在实验中成功，热核聚变问题将得到解决，那将又是一大科学贡献！” “王老师，请您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们一定按照您的要求完成好。”邓锡铭听后特别激动。 王淦昌看了看他，信任地点点头：“你晚上到我办公室，我把已经写好的一份论文稿给你看，它会帮助你指导实验的。”当晚，邓锡铭从王淦昌手中拿到了一份20页的论文稿。几天后，邓锡铭把王淦昌的建议直接向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同志作了汇报。 “王淦昌先生的建议可是件大事呀，咱们得抓紧办！”张劲夫同志当即表示赞同。中国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工作便迅速得到了重视和开展，而此时的美、英、法、德、日等国还没有想到此事呢！ 次年，邓锡铭等人在王淦昌的指导下，利用一个四级平面波放大钕玻璃激光系统产生的激光束照射平面靶获得成功。这可以说在世界上完完全全的第一例实验成果。 “王老师，我们的实验有结果了！我给您带实验报告来了！”这天，正在“灰楼”进行核弹紧张测试工作的王淦昌突然接到邓锡铭的电话。他忍不住丢下手中的急活，说：“今晚你在宾馆等我，啊，什么地方都不要去。”邓锡铭想说一声“还是我去见您”，王淦昌电话已经挂了。“那是个异常寒冷的冬日。当时王淦昌先生已经年近花甲，但他蹬着自行车从中关村来到友谊宾馆。外面下着雪，他进门时浑身上下都被雪水淋湿了。让我好感动。”邓锡铭在几十年后回忆与王淦昌共同战斗的岁月，历历在目。“我们在王淦昌先生的指导下，利用我出差住的友谊宾馆为基地，召集了当时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几位研究人员，开了几天专业座谈会。白天王淦昌先生很忙，我们只能凑他晚上时间。那段时间也怪，天天下雪下雨，特别寒冷。但王先生天天晚上自个儿蹬着自行车跑到宾馆来，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教育极深。根据王先生的建议和意见，我们很快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打靶试验不断由实验性转向运用性方向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可喜的进步。”然而由于体制上的分离，上海光机所的激光打靶实验受技术与条件设备的影响，王淦昌得知后立即提出与他所在的二机部九院（核武器研究院）进行合作，并一针见血指出“合则成，分则败”，“中国的科学研究条件达不到西方世界，因此我们就要学瞎子背瘸子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激光聚变方面的实验也是这样，我们可能将来不及人家的多和快，但技术上我们要超过人家，特别是牌子上我们要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中国牌！’”而在这之前的漫长岁月里，王淦昌一边埋头于祖国的秘密核试验研究，一边始终不放松激光打靶的前沿科研。 1980年，在他和另一位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的推动下，中国第一台大功率激光装置成功，并又经3年的运行调试和打靶实验，于1987年获得国家级鉴定，正式命名这个在国防和现代科研技术上有广泛用途的装置为“神光”。 当时主管国防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得知此事大喜，特意挥笔写信给王淦昌和王大珩：“在建军六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感谢你们又告诉我一个喜讯，激光核聚变实验装置已经建成。这对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很值得祝贺。所有整个工程体现了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的原则，更值得赞扬。你们和许多同志多年来为祖国的科技事业的发展，为国防力量的增强，精勤不息贡献殊多。现在又在高技术领域带头拼搏，喜讯频传，令人高兴。请转达我对同志们的敬意和祝贺！”王淦昌在激光核聚变上的研究一直到他去世前从未间断过。在他的建议下，这项工作还列入了“中国863计划”的前沿项目之中，全国上下有1000多名科研人员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与实验工作。这些都是后话。 让我们还是回到当年王淦昌他们进行原子弹等核武器研制的惊心动魄的秘密历程吧。 “咚——！” “咚咚——！”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在河北怀来县的燕山脚下，周围的百姓突然每天都能听到这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随着隆隆爆炸声，总有一条“火龙”带着长长的尾巴蹿出古长城，直刺天际……直到八十年代，这里的百姓才知道，原来当年一声声奇怪的爆炸和一条条“火龙”，都是科学家们为了进行原子弹试验的“小爆实验”。燕山脚下的这块当年的神秘爆炸地就是中国核试验历史上有名的“十七号工地”。 王淦昌和他的手下曾在这里前后进行了数年的几千次核“小爆试验”。今天当我们从历史的镜头中看到原子弹那巨大杀伤力时，很难想象得出最初的核爆炸竟与“囡囡玩爆竹”（王淦昌语）没什么两样。但研究原子弹的专家们知道，要成功进行杀伤力巨大的核爆炸之前，这种不装核材料的“冷爆炸”是必不可少，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在神秘的“十七号工地”上，王淦昌指挥着中国核试验前的一系列土法“冷爆炸”。“我们开始什么都不懂，就知道按王淦昌先生他们提出的方案在沙丘上一次次地刨坑、装炸药，然后引爆……粗看看不出那是什么伟大的核试验，就跟我们打日本鬼子、跟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干仗差不了多少。”一位参加引爆工程的老战士这么说道。其实，这些看起来很土的爆炸试验，科学家们心里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时，负责核心技术的科学家们进行着两大系统方面的决战：一是原子弹的整体理论设计；二是王淦昌他们的实际爆炸试验。“十七号工地”是完成后一任务。统率这支“爆炸队伍”的除王淦昌外，还有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和苏耀光等人，都是实验物理学、炸药学、爆轰学、电子学方面的权威人物。在他们手下，有方正之、钱晋、任益民、陈党宜、刘长禄、林传骝、孙维昌等数十位有专长的年轻人，组成两个小组进行操作性的爆炸工作。工作条件的艰苦程度难以想象。大家都吃住在帐篷里，工地又正好在风沙口上，有时一顿饭会逢上几次刮沙，一碗饭里半碗是沙。可小伙子们谁都没怨言。为啥？一方面他们知道这是在为国家从事一项最光荣和了不起的事业，一方面像王淦昌这样的大科学家与他们同吃同住，甚至有时比他们过得还要艰苦，还说什么？ 然而核试验毕竟不是“囡囡玩爆竹”，特别是原子弹爆炸实验中一个关键性的技术就是怎么实现炸药的内爆问题，即如何使外层高能炸药爆轰后所产生的冲击波符合内爆的要求。这中间会涉及流体动力学等其他学科，王淦昌是实验物理的高手，但流体动力学等毕竟不是专长。作为总技术负责人，他必须对每一门所涉及的技术有足够的熟悉和运用能力。 “王先生，今天我们的爆炸试验比前几次有了大的进步，但似乎仍不能达到特别的效果，我以为由于内爆的时间差的要求极高，必须制造出一种平面波和曲面波发生器，这样才可能使内爆的时间差得到相应控制和把握。”王淦昌对助手们提出的问题认真地思索着，这个问题使他整整几天没有停止过一刻的分析和思考。“啊，有了，我们可以采用‘炸药透镜法’，即高低爆速法。简单地说，就是用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把发散的球面爆轰波高速为平面波，再使爆轰波从平面变成曲面。你们看……”王淦昌拿过一支笔，随手就在一张纸上画了起来。 “哎，圆乎乎的，正像个‘胖子’。”不知谁说了一句，惹得大伙都把头凑到王淦昌笔下，“这不，还真像个胖子哩！” “嘿嘿。有趣，是有点像。”王淦昌又一次露出天真的笑容，说：“那就叫它‘胖子’吧！”其实，像这样在一个个实验中创立的新技术、新方法，后来连王淦昌自己都记不清到底有多少了。原子弹太复杂，从孩子那样捏泥团团到将几十吨的庞然大物送入高空成功爆炸，王淦昌和无数科学家所付出的艰辛和探索不计其数。 “王先生，十七号的实验进展如何？能不能跟上前方需要？”1963年初的一天，王淦昌再次被周恩来请进西花厅。 “报告总理，我们刚刚完成一次微缩原子弹模型爆炸试验。一切正常。”王淦昌习惯地拍拍身上的尘埃，用科学家的准确语言向周恩来报告。 “好，太好了。看来我们有希望按照毛主席要求的时间完成原子弹的成功试验嘛！”周恩来兴奋地握住王淦昌的手，“下一步王先生看来又得让你更辛苦了。中央已经正式决定，你们在‘十七号工地’上的试验要搬到西边去了……”王淦昌听了很激动，他明白周恩来所说的“西边”，就是原子弹的引爆地——他和千千万万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们向往的地方——罗布泊。 大爆炸“老太婆，快帮我把衣服准备好，要带些棉的。”王淦昌回到家里，便冲着正在为孩子们准备饭菜的夫人嚷嚷道。 “天都热了，你要带棉的干啥呀！”夫人一边忙着自己手头的活，一边不解地回头问王淦昌。 “这次我要去西边。那儿天凉嘛！” “西边！西边是啥地方？大姑娘、二姑娘和遵明都说今年要回家看看，你不是说好，在家等他们吗？怎么说话老不算数？没见几个囡都对你意见大着呢！”夫人吴月琴心里有气这是自然的。因为在她的生活中，她这一辈子似乎嫁给了一个只知道在外跑而连家都极少呆得住的丈夫。刚进王家门那几年，当时仅17岁的她，稀里糊涂地嫁给了还是“学生囡囡”的王淦昌，一守就是好几年空房。先是他上清华大学，后又到德国留学，这一晃前后就是六七年，可她却在这期间由一名小媳妇变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叫吴月琴哭笑不得的是，她的有博士文凭的丈夫留洋回家一看到自己的孩子抢着叫他“爸爸”时，竟然躲在一边满脸的不好意思！吴月琴出生在乡下一个医生家庭，与其他农家姑娘没有啥不同，不折不扣地按照旧式家庭的要求做着一个贤惠妻子应该做的一切。与别人家小媳妇不同的是，她的丈夫是个有大学问的教授，而且定期给她和孩子们寄钱。这使得她心里感到有种超越于别的女人的优势。她因此也就任劳任怨地把家里所有的活全包在了身上。都说南方的女人能干，可吴月琴不干行吗？ 丈夫一年四季没几天在家，即使回家也等于多了个连喝茶端碗都得伺候的“少爷公子”。后来孩子大了，对他们的妈说：“爸的毛病都是你给惯出来的，你要不给他泡茶看他渴了怎么办？”吴月琴偷着笑了，心想你们知道啥？你们爸是有学问的人，在外面教书做事都是用脑，回家还不让他静静心。 “你到底去什么地方呀？”吴月琴有些急了。 王淦昌随口说：“西安。到西安去。”其实这是王淦昌瞎编的，因为铁的纪律不允许他把实情告诉家人，多少年来王淦昌一直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守口如瓶，就连在夫人吴月琴及子女面前他也从没透过一个字。 这是纪律，铁一般的纪律。 临出家门时王淦昌像往常一样，觉得自己欠了妻子和孩子很多，可他又似乎习惯了，而且把这个“欠”字看得一点也不重（他子女的话）。 王淦昌女儿说：“年长后的父亲有时坐下来在我们几个儿女面前叹气说，咱们家的后代没出一个杰出的人。他一说这话就立即受到了我们几个子女的反击。我们告诉他，我们家也不像别人家那样有一个像你这样的父亲呀！老爷子一听，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告诉他，就是说你也没有一点像做父亲的样。父亲一生是个天真的人，他听了我们的话愣了半晌，很不服气地说，我怎么不像父亲嘛？我一直做得很不错嘛，虽然我知道在外面时间呆得长，可那是工作，是国家交给我的极其重要的工作呀。我们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在为国家做重要工作，可你还是个父亲，还要对家庭和子女负责！你这方面做好了吗？老爷子听了后就沉默不言了。有时对我们的话还特别生气。不过隔了几天后他见了我们又露出一副很天真的口吻说：‘嘿嘿，真有趣，看来我在家里对物理现象的对称性实验做得太差了，实在太差了！’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一个把一生心思全部扑在事业和国家利益上的科学家。”在王淦昌子女印象中，父亲不是出国就是出差，一年到头没几天能在家里见得上他的影子。 王淦昌女儿说：“他还挺厉害，我们小的时候，他动不动就打。我们见了他很害怕。其实我们知道父亲很忙，但毕竟我们那时并不知道父亲是在为国家搞原子弹等核武器，就知道父亲平时很忙，可在我们上学读书等问题上关心甚少呀。我们的母亲是个旧式妇女，文化不高，怎么可能帮助我们的学业呢。父亲不是大学问家吗，怎么就不能像别的家长一样抽点时间辅导辅导我们呢？特别是在考大学等关键时刻，我们多么渴望父亲能在身边帮我们一把，哪怕是站在我们身边鼓鼓劲也是好的，可父亲没有那么做。 “他不是几年不着家门，就是进了家门也是一个人关在屋里忙他自己的事。而且一回家我们还得跟着母亲为他准备这准备那的！最让我们接受不了的是，在我们5个兄弟姐妹结婚时，当父亲的他竟然没有一次在我们的婚礼上出现过，我们能对他没有意见吗？唉，我们的父亲真是一生从不知家是个什么概念！其实这也不能怪他，因为在我的大哥大姐出生以后，父亲其实还是个孩子，还是个学生。 “家的概念和当父亲包括当丈夫是怎么回事，他自己都不清楚。从德国留学回来后紧接着是八年抗战，那段时间是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生活得最长的日子，可那是战乱，我们跟着父亲随浙江大学迁移了多少次，国难当头时的父亲一方面为了帮助学校坚持上课，一方面以极大精力投入了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科研工作……解放后，父亲上调中科院工作的前几年，我们全家还在杭州，等全家后来搬到北京没多少日子他又经常出国访问。1956年他又受中央派遣到了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一去又是4年。1960年回国后，父亲马上投身到原子弹研制中，那几年别说一年见不了他几次回家，国家让他隐姓埋名，连真名都不能用，本来就不管家的父亲还能对家和我们几个子女做些什么呢？唉，父亲就这样度过了他的六七十年。等‘两弹’上天后，他老人家仍然又十多年承担着原子能研究的领导工作，当他在80多岁时退居二线，有时间真正回家与我们一起生活时，他发现他不仅当上了爷爷，而且还当上太爷爷了……父亲曾感慨地说，这辈子他真没有体味到当一个完整的父亲和完整的丈夫是个什么样。他说他一辈子都献给了教育别人的后代和国家的科学事业了。” 王淦昌的女儿其实并不太了解他的为人，在核试验的千军万马中，他是一个最有人缘的大科学家，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都说：“王老先生是个大好人。”几乎在王淦昌手下当过学生和助手的人都能回忆起几件难忘的事，无论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和同样排在中国“两弹元勋”之列的朱光亚、周光召、邓稼先这样的杰出科学家，还是曾经担任过王淦昌秘书、司机一类的普通工作人员，许多人异口同声地告诉我：“王先生对我们的帮助，绝对不仅仅在事业和学术上，他平常对大家的体贴关心的程度胜过对他自己。”曾经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与原子弹打交道的人，每天都在与死神拥抱。”这是说由于核物质很多是属于放射性的，做实验和研究的工作人员确实难免会患上各种恶性疾病，比如从事过核工作的人患癌症的比例就相当高。英年早逝的邓稼先便是一例。 其实为了祖国的核事业而献身的，又何止邓稼先一个？在中国核研制工作中与邓稼先齐名的丁大钊院士，也由于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工作劳累导致了肾功能严重衰退。王淦昌得知后比丁大钊还着急，那时王淦昌自己快80高龄了，为了丁大钊的病东奔西走，亲自给彭真、张爱萍写信求助，还特意找到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同志，直到盯着中央决定批准给丁大钊进行换肾手术。事后有人说丁大钊的命是导师王淦昌给争来的，王淦昌听后说：“我和祖国已经失去邓稼先这样的好同志，不能再让另一位杰出科学家英年早逝了。”跟随王淦昌进行核科研的同志们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当年王淦昌先生在进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时，认识了上海光机研究所从事X光光谱工作的助理研究员小卢。那年小卢不幸也患了肝癌，而且是晚期。王淦昌闻讯后及时与上海光机所的领导通话，要求一定要想法全力抢救小卢。他后来出差到上海，办完事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小卢住的医院。生命垂危的小卢情绪波动很大，但他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王淦昌竟然亲自跑到医院来看望他。 “王先生，您能到我的病榻前站一站，我就感到自己这年轻轻的一生献身给祖国的核科学工作没吃亏……”小卢拉着大名鼎鼎的王淦昌的手，泪流满面地说道。 王淦昌一面安慰小卢，一面找到医院领导，希望他们尽力抢救年轻科学工作者的生命。为了让小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感受到中国核物理同行们的关怀之情，王淦昌特意多留一些时间在医院，陪着他聊天，给他剥香蕉……在场的医生和护士都深为感动。几天后，小卢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他特意让家人拿来录音机，向他尊敬的王淦昌先生录了一段充满深情的告别话。王淦昌后来听了小卢用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说的话，长长地叹了声：“为了中国的强大，多少人在他们不该离别人世的时间走了，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可怨言的呢？努力吧！”努力吧，这就是王淦昌一生的座右铭。 虽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距今已30多年了，但只要一提起“王老头”，当年参加核试验的官兵和科研人员，可谓无人不晓。当时赴青海戈壁滩原子弹试验基地工作的数万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年轻力壮的部队官兵。上年岁的都是些科技人员，数千人的科技队伍中，王淦昌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王淦昌57岁，彭桓武、郭永怀50刚出头，王淦昌的部下邓稼先、周光召才40来岁。当第一次在实验场上听到有人叫他“王老头”时，王淦昌抹抹自己微秃的后脑勺，不无惊诧地叫了一声：“呀，我真的老了！”为了纪念自己为中国原子弹试验而献身的沧桑岁月，他拔下一根银丝，悄悄地藏在试验场的一道石窟里，然后逢人便说：“嘿嘿，真有趣，我都成老老头了！” “老老头”就是常熟话“老头”的意思，王淦昌的骨子里减不掉好多小时候的习惯，比如他的乡音。 其实在王淦昌的性格里，似乎很难找到他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浪漫情调。书本、图纸、公式、实验，是他全部的生命内容和兴趣所在。从不张扬自己，从不挑剔别人，从不计较组织，在无形的生活空间正正规规地要求着自己，在枯燥乏味的公式里寻求和丰富着自己人生的乐趣，以及在奥妙无穷的科学世界里不断探求未知与发现新奇，这是他生命的全部特征。王淦昌一生活了91岁，组织上和他的学生多次为他祝过寿，但在所有的祝寿中，都没有比得上他在80寿辰时那个热烈而隆重的场面。 第五章 那是1987年的事。王淦昌80大寿的庆典筹备由中国科协、中科院和中国原子能研究院的一批中国资深科学家，以及参与“两弹”研制工作的王淦昌的好友与学生们一致主张和发起。但像王淦昌这样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有着如此巨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大师，没有“国家级”组织出面贺寿，似乎实在过意不去。 “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给王老办个漂漂亮亮，热热闹闹的祝寿会？” “还用问？早等你老兄这句话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工业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核学会的几位领导电话一商量，一场“私办”的祝寿会变成了“官方”的。最后，私方、官方意见统一。 5月28日，北京的科学会堂里春意浓浓，笑语盈盈。一群群中外知名的科学界泰斗和学者，三三两两地兴冲冲步入会场。“寿星”王淦昌这天特意着一身浅灰色西服，系一条紫红色领带，鼻梁上架着黑边眼镜，使得他神采奕奕，根本不像一个80老翁。我是从后来的照片上看到当时“老寿星”形象的。那次参加贺寿会的大多是王淦昌从事科学工作时的学长、同事和挚友，他们是严济慈、周培源、赵忠尧、钱学森、钱三强、朱光亚、周光召和国防科委、二机部、核工业部的领导刘杰、蒋心雄、伍绍祖等，还有一位特别人士，他便是从美国专门赶来的王淦昌的学生李政道教授。 在由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主持祝寿贺辞前，王淦昌收到了几份异常珍贵和特别的礼物，其中有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的亲笔贺诗：“草原戈壁苦战斗，首次核弹凯歌奏。科技园丁勤耕耘，装点山河添锦绣。”王淦昌的家属告诉我，他生前特别欣赏这首贺诗，它常使王淦昌想起为国家和民族隐姓埋名的那些难忘岁月。 “无私奉献，以身许国。核弹先驱，后人楷模。”张劲夫同志也写了一副贺辞，这16个字恰如其分地评价了王淦昌一生的科学追求精神与辉煌事业。据说当时一听中国“两弹元勋”王淦昌要过80寿辰，北京新闻界着实“疯”了一阵，科学会堂一下拥去了不少记者，他们特别想看一看“露出水面”的大科学家的“生日”到底怎么个过法——此前，这些国家级“绝密人物”很少被允许对外宣传。但是，记者一进去便发现：这哪是什么热热闹闹的庆贺，科学会堂内，一片肃静，座无虚席的台下，所有目光直盯着讲台——“各位师长、领导、同事和朋友们，先生们，女士们：刚才听了大家的讲话，我内心感到非常惭愧。其实我的缺点很多。就学术上讲，我做事、研究都不深不透，其次是理论学得太少，远不如我的学生。我不熟悉电子学，更不懂计算机。这对我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个很大的障碍。对‘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句古话，现在我体会更深。希望年轻人以我为借鉴，要比我做更多的工作，比我做得更好……”如果不是事先有人指点台上讲话的人正是王淦昌先生，记者们不会相信一位名盛天下的科学大师竟然会在80高寿的庆典上如此坦诚地在大庭广众前剖析自己的不足！“下面，我向大家汇报最近一个时期，我和一些同志开展准分子激光研究工作的情况。我报告的题目是《准分子KEF和XEP强激光》……”记者们见此情景恍然大悟：原来科学大师们过“生日”竟这么独特！科学会堂的学术报告会结束后，以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学生为主，一个专为王淦昌先生80寿辰举行的冷餐会在北京理工大学进行。几乎在京的40年代的浙江大学物理、化学系的毕业生全部到齐。李政道要求做当晚的司仪，他的开场白使许多人掉下了泪，在场许多学业有成的科学家，当年就是在王淦昌导师的敬业精神影响下才坚定地走了“科学救国，科学兴华”的道路，并在后来取得了卓越成就。 “最后我提议：我们这些在座的王淦昌先生的学生，应当像王先生一样，勤奋工作到老！”李政道端起杯子，第一个将酒一饮而尽。 “向王先生学习，多为国家作贡献！”已经是院士或在学术领域大名鼎鼎的王淦昌的学生们，齐声高喊。 “有趣有趣！让我一下想起了当年在贵州湄潭的日子……”这一夜，王淦昌满脸笑容，开心得像个老顽童。他给自己的学生们讲了一段“最最危险的事情”。 “……1952年春，有一天中科院党组副书记丁瓒同志把我叫去了。那时我是近代物理所副所长，三强同志是所长。丁瓒同志说，根据赴朝志愿军方面消息，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一种炮，威力特别大。志愿军同志怀疑是不是美国人用了原子炮？因此上级命令中科院派人去战场实地调查。院里决定派我去……我一口答应了，一方面是内心被朝鲜战场吸引，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我很想真正看一看是不是美国人真的用了原子武器。我首要的任务是到战场测试原子弹所产生的放射性，也就是了解原子弹对战争特别是对我方军队的影响。当时国内没有测试仪器，只能自己动手，做了一个便携式测试器，连现在几十块钱就能买到的‘随身听’都不如。 “同去的有同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员小林，还有日坛医院的桓兴教授和一名部队同志……我们后来经过实地测试，没有发现任何原子武器的散裂物。志愿军同志们反映的杀伤力很大的炮可能是一种‘气浪弹’新型火炮，但绝对不是原子炮什么的。其实那时我们对原子武器的知识很贫乏，现在看起来十分幼稚。因为即使当量很小的原子弹，由于其爆炸后温度很高，不可能留下块状的弹片。我们的同志为什么怀疑美国人可能使用了原子武器呢？这是有原因的。自二战时美国人在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后，特别是朝鲜战争开始后，美国人多次扬言要动用原子弹来轰炸朝鲜和中国重要城市。事隔几十年后，据美国五角大楼透露，当年美国确实曾多次把原子弹轰炸朝鲜和中国的计划拿出来过，只是害怕发生新的世界大战而搁置了。但美国人掌握原子弹后流露出的那种霸权主义的嘴脸是越来越清楚了。朝鲜战争的亲历，使我也多少明白了中国要有自己的核武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遵照中央的指示，王淦昌和同事们几年来日日夜夜盼望成功的原子弹爆炸试验就要进入最后阶段了。啊，罗布泊，“死亡之海”！在王淦昌心目中，罗布泊却是个“希望之海”、“生命之海”。为了让自己亲手研究的“小太阳”在罗布泊诞生和燃烧，习惯用数字来演奏生命进行曲的王淦昌，时不时哼出几声“罗布泊，罗布泊，你是心中的太阳，梦中的维纳斯……”为什么要选择罗布泊那样的“死亡之海”进行举世瞩目的原子弹试验？王淦昌对我近似天真的问话只是淡淡一笑，说那儿没人，炸起来不会伤着什么。说来也巧，世界上第一个成功试验原子弹的美国人，当年选择的试验地也是“死亡之海”。王淦昌对美国人搞的那个“曼哈顿工程”心里是清楚的，美国将军格罗夫斯为了让自己的国家在二战后成为称霸世界的头号国家，要求奥本海默领导的数十万研制人类第一个核武器的勇士们最先完成的就是能吃得起和经受得起“死亡之海”的苦。 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科学家给研制核武器的决策者一个信息，即原子弹的威力有可能使某个地区在瞬间彻底毁灭，因而不可能在任何有人类生存与集结的地方进行试验。当然，把一种新的威力无比的科学实验放在一个保密的状态下进行也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美国人当年研制原子弹时并没有告诉外人，他们在他们的“死亡之海”——阿拉默果尔地区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发了一份公报，谎称是“一座装有大量烈性炸药和烟火的军火仓库发生了爆炸”，直到20天后的8月6日广岛十几万人葬身火海，阿拉默果尔的原子弹试验场才不再成为是被封锁的绝密地方。 中国同样不例外。罗布泊的选择与保密是中国政府的最高机密，即使这样，美国还是先后派出了U2侦察机通过台湾机场入侵我领空，特别是对我原子弹研制基地罗布泊地区进行侦察与骚扰。“把老美的‘黑猫小姐’给我打下来！”毛泽东火了，命令刚刚组建的导弹营干掉美国的U2侦察机。那时中国的空军防空力量太薄弱了，庞大的领空只有一个导弹营，怎么打？ 中国人的拿手好戏是“游击战”，果不其然，1964年9月9日，这个时间离原子弹正式试验的时间很近了，再不能让美国人操纵的侦察机在我“绝密地区”的上空横冲直撞了！空军导弹营营长岳振华在这一天立了大功，他和战友们一起“锁住”了再次潜入我领空的U2飞机，以三发导弹击中了它。为此，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这位英雄的导弹营营长和导弹营全体官兵，在人民大会堂还召开了万人庆祝大会。 王淦昌离开夫人之后的心情非同寻常，因为他知道，中国的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时间不会太久了！在之前不久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国的原子弹试验将要加快速度，因为东西方核武器威胁的气焰越来越浓，毛泽东受不了这口窝囊气。全会开完第二天，王淦昌被中南海的一个电话叫了去。 “王先生，主席的精神已经给你传达了。看来国际形势需要我们把‘596工程’计划往前赶。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担子就更重了。但这就是政治。政治是常常不依我们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今天请你来，一方面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一方面我们共同想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总理说这话时，有意把自己的椅子往前挪动了一下。王淦昌顿时感到职责的神圣。 “请总理和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努力加快研制进度！”王淦昌知道作为一个科学家，必须服从国家的最高利益。 王淦昌就差没有急出毛病来。因为当时原子弹的爆试已经基本完成，但对核爆的一些理论问题还有待认真的计算核证，然而事情恰恰在这方面进展极其缓慢。王淦昌是研究所三位副所长中主持全面工作的一位，因所长钱三强忙于国务工作，所以，他肩膀上的担子比谁都重。 “这个事情不能老拖我们的后腿了！”王淦昌把彭桓武、郭永怀副所长和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叫在一起，“五巨头”共同研究主攻方向。 “老彭、老郭你们看看怎么办？”王淦昌问他的老伙计。 “初步结果我们已经有了，下一步的关键是论证。”“娃娃博士”邓稼先说。 彭桓武是直性子，说这是我们科学方面的事，就是上面不说什么，我们也要努力加速进展。 郭永怀表示完全同意。 “那么剩下的就看你们了！”王淦昌用期待的目光看了看他两位得力的助手邓稼先和周光召。 不用说，邓稼先和周光召本来就是研究所的超级数学天才，工作的认真和卖力自然不用多说。有一天，邓稼先刚从办公室出来，便遇上了王淦昌。“娃娃博士”是有名的技术尖子，平时研究所里的人对他恭敬三分，但“娃娃博士”唯独害怕比他年纪大一截、在学术上有世界影响的王淦昌。 “王先生，我又做错了什么呀？”邓稼先一见王淦昌两眼目不斜视地盯着他，心里发毛起来。 同行的彭桓武也被王淦昌的怪模怪样搞糊涂了。 “头！为什么我们三个人的头都不一样呢？”王淦昌突然摸摸自己已显“光天化日”的脑袋问邓稼先和彭桓武。 邓稼先一愣，马上哈哈大笑起来：“王先生，您有大智若愚、大悟大彻的头，我等小辈怎能与您相提并论？”王淦昌还在独自思索，嘿嘿自嘲：“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说完，他才转入正题，“论证怎么样了？”邓稼先顿了顿，说：“同志们夜以继日，估计能在预定的时间里完成，但大家已经感到有些顶不住了，好几个人的腿都出现了浮肿……” “别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你看王先生的腿也早已出现浮肿了。这不，他上午还在忙着跟中央联系，希望帮助解决所里工作人员的生活问题。”彭桓武正要为王淦昌提裤腿给邓稼先看，被王淦昌挡住了：“你老彭也好不了哪儿去。”王淦昌告诉邓稼先：“中央对我们这儿的事很关心，听说还开了专门会议。告诉同志们，国家困难是明摆着的事，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为的就是支持我们造出争气弹，我们大家要体谅中央，用实际行动把工作做好。” “是，我们一定要用实际行动把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做好！”邓稼先发誓似的向王淦昌和彭桓武保证。 事隔两日，研究所里突然开来一辆轿车，车门一开，走出两位身材魁梧的人。原来这两位不是别人，正是王淦昌、邓稼先等他们熟悉的大元帅聂荣臻和陈毅。 “哈哈哈，王先生啊，这次你先不要带我到实验室去，我要先看看你们的‘弹药库’。”陈毅一边说一边就拉着聂荣臻往研究所的大食堂走。 “啊哈，将军同志你在这儿干啥子事哟？”陈毅一进食堂就瞅见了李觉将军也在里面。 李觉还是军人作风，“啪”的一个立正：“报告陈老总，我在给科学家们点馒头！” “新闻新闻，将军给科学家点馒头！”陈毅一听就兴致勃勃，“你点一下，够我们科学家同志一人几个馒头？” “这……”李觉为难地低下头。 “说嘛。”陈毅催他回答，并说，“我和聂帅今天来此，是受中央委托，查的就是你们的‘弹药库’！” “报告陈老总，每人不足一个半。” “这是什么军情吗？很紧急的军情呀！”陈毅大手一挥，指着李觉吼起来，“你是院长，你还是军委和中共中央派来保护我们这些‘国宝’的！让科学家吃不饱肚子，怎么能造得出争气弹吗？你得写检查！” “是！陈老总。”李觉又毕恭毕敬的一个立正。 “陈老总，别为难他了。你看看，稀饭都稀到这个程度。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我们有愧王先生他们这些科学家了。”聂荣臻用铁勺搅了搅大木桶里的稀粥，不无心疼地说道。 陈毅的脸顿时也沉了下来：“是嘛，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吗。”陈毅一手叉在腰里，另一只手在空中划了一道旋风，“聂老总和我知道你们在这儿干的是国家最重要的工作，而且生活如此艰苦。其实你们的这些情况毛主席和党中央也都知道。现在全国人民的日子都不好过，毛主席都不吃肉哪！但是国家再穷，我们不能不搞国防，不进行争气弹试验！所以，你们的肚子要先吃饱，吃饱了才能造争气弹。我先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你们的老部长、现在刚刚到东北局任书记的宋任穷上将想着你们，一下从东北给你们调了5万斤大豆来！大豆是好营养品哟！王先生，你们先享用着如何？” 王淦昌连忙代表全所科技人员谢过陈老总和聂老总：“太感谢中央和两位老总的关怀，还有宋任穷部长。” 陈毅哈哈大笑之后，一把拉过王淦昌的手，轻声道：“你那个……搞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可以响起来？我都等不及了！” “现在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数据论证，应该不会很长时间了！”王淦昌回答得非常肯定。 “好好。”陈毅紧握王淦昌的手，“有你这句话，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以后跟外国人谈判就硬气多了！”聂荣臻元帅走过来，弯下腰，轻轻扯起王淦昌的裤腿，用手指按了按王淦昌的腿，心疼地说：“看看，连王先生这样的大科学家的腿都浮肿了！”王淦昌心头一阵激动，忙说：“算不了什么，大伙比我还严重得多！我们能克服。”陈毅元帅又一次紧握王淦昌的手，这回他一个字都没说，只有晶莹的泪珠在眼眶内滚动…… 两天后，中南海又传来电话，要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和邓稼先等几个主要负责人到总理办公室。电话里没有说什么事，只说不用带任何文件资料。王淦昌感到有些奇怪，因为每次周总理邀他们去，大多是听汇报和征求意见一类，所以他提前总会得到一些通知，或准备一些材料什么的。 “说不定总理请我们吃一顿好饭呢！”邓稼先最年轻，想的也最活跃。 彭桓武斜了邓稼先一眼，说：“总理那么忙还忘不了请你吃饭？想得美！”邓稼先在三位尊师面前伸了伸舌头，不再敢胡言了。 一到中南海，王淦昌才发现，除了他们所里的几个负责人外，钱三强所长也被叫来了，还有钱学森。 “三强，学森，今天总理叫我们都到这儿研究什么大事情？”王淦昌忍不住问。 钱三强虽是研究所所长，但论资格比王淦昌“嫩”一点，故平时总称呼王淦昌为“王先生”。于是他说：“王先生，这回我跟您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学森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正在几位科学家疑惑不解时，掌声突然响起。王淦昌他们只见侧门间走出周总理和陈毅、聂荣臻元帅。 “坐坐，大家都围着饭桌坐下。”周总理一边跟科学家一一握手，一边招呼大家坐下。钱三强和钱学森坐在总理的左右手，王淦昌在聂荣臻元帅的边上，与周总理面对面。 周恩来总理开始说话：“今天请大家来，只有一个任务，吃肉！算做我和两位老总的一份感谢之心。” “嘻嘻……”总理的话刚落音，坐在王淦昌另一侧的邓稼先突然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们的‘娃娃博士’有什么新闻？”总理问。 “报告总理，”邓稼先的脸一下就红了起来，“我、我是兴奋的，毛主席和您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勒紧裤腰带不吃肉，可您和两位老总请我们来吃肉，这……我们过意不去。” “你这个‘娃娃博士’说得不错。国家目前有一定困难，主席带头不吃肉，但你们不一样。主席和我，还有聂老总、陈老总都希望你们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把我们的那个‘争气弹’研制出来。在两位老总的建议下，今天请你们来吃顿肉，一是向诸位致歉，二是表示对你们的感谢。来，动筷动筷……”王淦昌事后说，这是他有生以来吃的一顿最香的饭。“肉过去不是没吃过，但总理和老帅亲自出面请我们吃肉，这是少有的事，而且是在全国人民连毛主席都不吃肉的岁月里，能吃一顿肉，这是一生中不会重复的事。”中国的原子弹要进行实弹试验了，科学家们都做好了“西行”的准备，只等中央一声号令。 “同志们，你们谁能背诵唐代大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时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将军在科学家“西行”前的动员大会上，上来就给大家出了一道题。 “我来！”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应声而出，“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好，记忆不错！”张爱萍热烈鼓掌后说，“今天这个动员会我想把它改为‘诗歌研讨会’。刚才那首诗，我看有个字可以改一下。现在请诸位不吝赐教！谁先来？”方才还很紧张的会场一下活跃了起来。 “我说把那‘无’字改成‘有’字为好。”有人说。 “妙妙！”张爱萍大声叫好，“王维那个时代的西域一片苍茫，别说找不到人烟，就是找到了人烟，你也不可能与其共饮和友善得起来。那时民族矛盾厉害哟！现在不同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各族人民情如手足，你就是陌生一人走天涯，照样像在自己的故乡一样……而今，我们的科技大军又要出征西域，去进行伟大的事业，那正是‘春风已度玉门关’啊！”“诗人将军”的一片激情，激活了在场所有科学家的情绪。于是台上台下相互呼应：“张总长，我看这句话也该改一改，叫做‘春风已度玉门关’……”张爱萍将军高兴得指着台下的那位科学家，说你站起来让我瞅一眼，又说你可以带学生了。 “对啊，刚才这位同志改得好啊。”张爱萍将军突然端起一只水杯，“今天让我以茶代酒，为诸位话别。我没有发言稿，只有两首诗送给大家。第一首是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在场的诸位是当今的龙城飞将。当然，那‘胡马’就是一直用核武器威胁我们的核霸主。有你们这些龙城飞将，我中华民族就不怕几个‘胡马’了！第二首我要送给大家的也是王昌龄的，叫《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最后一句是全场所有科学家们齐声朗诵的，场面真是地动山摇。“太感人了！我都流出眼泪了！”王淦昌一生研究了数项世界级顶尖科学技术，在语言表达上仅能用有限的几个“太”字，然而这正是他那颗纯真心灵最真实和坦荡的写照。没有虚夸，没有掩饰，只有直截了当的炽热与坦率，以及对科学事业的执著追求。 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在现场这样评价过王淦昌，说像王淦昌这样只知干活不知回报不计名利的大科学家，在世界上也是极少极少的。我们用王淦昌，就像用自然界的水和空气一样，好像根本没有想过一分钱的成本。 王淦昌就是上帝赐予中国科学事业的“空气”与“水”。 到达戈壁滩后王淦昌发现，这儿的一切远比王昌龄写的诗要苍凉和可怕得多。先说睡的地方，根本找不到一间房子——几万人集结的一个地方竟然没有一间房屋。然而，在我们这位老科学家的眼里，新中国和毛主席太了不起，一声号令，把整个“困着的”戈壁滩给“弄醒了”，而且到处“蛮开心”。王淦昌那腔常熟话细细听来很叫人解乏。在当时“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只有我英雄战士”的试验基础上，任何一样东西都可能引起大家的一阵不小的欢乐。 “王老，你得住进‘高间’。”一到高原，基地司令和先前到那儿的李觉将军就把王淦昌接进被基地同志们叫做“高干房间”的石头房子里。所谓的“高间”实际上是战士们用小石头垒起的一明两暗的3间10平方米的掩蔽建筑，这是专门为军委领导准备的。 王淦昌说什么都不愿住进去。“我同大家一样，不搞特殊，帐篷很好。大家能住我为什么不能？”王淦昌说啥也要搬到帐篷里跟他的“娃娃博士”和朱光亚这些年轻人住在一起，而且还加了一条理由，“我们可以随时研究问题”。 战士们背后都叫王淦昌是“王老头”，王淦昌并不在乎，反倒经常跟那些小战士们开玩笑： “你们得好好谢我这个老头，这不，我一来你们的伙食就改善了！”原来，根据基地张蕴钰司令和李觉将军的指示，对王淦昌等科学家的待遇要像对待基地最高首长一样。因此王淦昌每到一地检查工作，有关单位的领导就把平时不舍得吃的好东西都拿出来招待，战士们趁机也能改善一下，故而大家特别盼着“王老头”出现。还有，“王老头”自己根本吃不了几口，好吃的都留给大家。 大家喜欢王淦昌的主要原因还不在这里，基地的上下都清楚，中国的原子弹什么时候真的开始爆炸试验，这只要看“王老头”的工作情况就明白了。别说是根本不掌握高级机密的普通士兵，就是基地司令也得看王淦昌他们的工作进展才能判断什么时候“争气弹”该耸立于长空了。 有人说：“基地机密虽多，但有‘王老头’这个活晴雨表，我们不比司令员知道得少。”这话多少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王淦昌到基地一线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的事。“你不去我不放心。”周恩来对王淦昌有过这样的交代。仅凭这么一句话，王淦昌肩头的担子便可知其分量。 当时他的主要工作是抓缩小尺寸的局部聚合爆炸实验。由于戈壁滩基地特殊的环境所决定，各种车间、工号、实验场相距都十分远，常常为办一件事情，得清晨出发，晚上才能赶到。 远望戈壁滩似乎一展如平海，可当你坐在吉普车上飞速行进时，屁股就像坐在搓板上一样难受。年近花甲的王淦昌几乎每天都得在千里宽阔的戈壁滩上来来回回奔波。 第六章 1963年11月20日，这在中国原子弹试验史上是应该记住的一天。这一天，虽说不是正式核爆炸，但却有着与核爆炸相似的重要。当时参加这项缩小尺寸的整体模型爆炸试验的人不多，可从技术角度而言，王淦昌心里明白：成功与否，意味着中国原子弹正式爆炸日的到来。王淦昌在获得中南海直接批准后，便与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等进入了紧张的实验实战。在那些日子里，王淦昌一天光跑研究室、车间和实验场就得好几个来回……终于有一天病倒了，血压一下高了起来，这可把基地上上下下吓坏了。 “你们怎么搞的？要是王先生有一丝闪失，我就枪毙你们！”基地的人还没见张蕴钰司令这么严厉地训斥过部下。 “张司令，不能怪医生，我是上了年纪，有些高原反应罢了，不要紧的。”王淦昌赶快出来打圆场，为了不让大家担心，他有病也不说，甚至当着众人的面连药都不吃。 “轰——”成功啦！成功啦！缩小尺寸的实验性爆炸获得了绝对成功。王淦昌像年轻人一样，高兴得跳了起来：“好极了！我太高兴了！中国的原子弹可以正式进入爆炸准备了！”1964年2月，中央一道命令，原二机部九所改为第九研究院，王淦昌被任命为副院长，继续主抓原子弹研制的生产与技术工作。4月，王淦昌和几位主要技术人员被北京派来的飞机突然接去。原来，周恩来总理亲自给他们下达了一项最机密的命令：“596工程”采取塔爆方式，于9月10日前做好试验前的一切准备，随时听从中央下达的正式爆炸的命令，要万无一失地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 “当时我们听了中央的这一精神，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多年的梦就要实现了，紧张的是假如爆炸试验中出一点差错，怎么对得起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呢！”王淦昌在事后的几十年，还这样感慨。 谁都企盼成功，但谁都不可能在没有失败的经历中获得成功。王淦昌曾经对自己的弟子说过这样的话：“我从不惧怕失败。正是一次次的失败使我激发了对下一次实验的兴趣。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真理。”然而这一次没有失败，这一次不允许失败。虽然这对科学来说是有违规律的，但它必须是这种结果。你不管有什么理由，你一定得成功。这就是全中国、全民族给王淦昌等科学家的全部任务。 王淦昌不像美国的奥本海默那么轻松，因为奥本海默是第一个试验原子弹的人，即使不成功也还可以进行第二、第三次试验，反正别人拿他没办法。王淦昌也不可能像苏联的科学家那么幸运，因为斯大林给苏联科学家的任务是“必须超过美国人的，不超过的我不想要”！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被隔海的美国人天天在用原子弹威胁，而“北极熊”更是张着大嘴巴要你好看呢！王淦昌没有退路。 然而，就在各个系统按照中央确定的日子，全力准备在预定时间爆炸原子弹时，问题真的出来了！气泡！报告王院长，×××的三次模拟试验中出现了气泡！这一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基地本来对科学家们作出特殊安排：五一放假两天。但王淦昌没有休息，也无法休息。 他刚从设在酒泉的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工艺车间回到基地，一个紧急电话就跟到了他的屁股后面。 “我马上就来！”没有顾得上喝口水，王淦昌便带着卫兵和两名助手，又赶往酒泉。 “气泡事件”对当时整个原子弹爆炸试验前带来不大不小的紧张气氛。基地上上下下都知道了要在当年的“国庆”进行原子弹实验核爆试验，这一严重的技术问题如果处理不掉，势必影响整个试验的时间表。能不急吗？基地司令员急，几万名将士急，聂荣臻、张爱萍等军委领导急，毛泽东和周恩来急。 自然，在一线负责技术和生产的王淦昌就更急了！根据当时酒泉工艺车间负责人祝麟芳回忆：自一批浓铀235在兰州气体扩散厂生产出来后，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第一套合格的铀235部件正式在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工艺车间开始组合。这个铀235部件是原子弹的“心脏”。原子弹是个比人的生命体更为复杂的特殊“生命体”，其“心脏”出现“气泡”就意味着爆炸试验彻底“泡汤”。不用多说，“气泡”问题已经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了。王淦昌赶到酒泉时，负责铀芯技术的物理学家姜圣阶总工程师早已忙得不可开交，并正在发动技术与生产骨干找问题找原因。大家一致的意见是：继续重复试验！说来容易，做起来就比较艰巨和困难，当时我们国内即使是生产最精密的高新技术产品，用的却是最原始的设备。酒泉厂消灭“气泡”的整个战斗就是这个状况。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志们无法上马，靠着真正意义上的自力更生精神，一炉一炉地重复着试验，一丝不苟地查找问题，终于在大家的努力下，彻底消灭了“气泡”这个幽灵。 五一节清晨，原子弹的“心脏”——铀芯正式安装完毕，而且经王淦昌等科学家检测合格。 至此，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诞生。 “全体集合！准备行动！”此时，从中南海传来一声号令。这句暗语告诉所有参与原子弹试验与生产的部门，原子弹安装开始！各路兵马向罗布泊集中…… “我一定要去，不去心里不踏实。”在指挥部会议上，王淦昌第一个提出要亲自去西安和兰州等原子弹重要部件的安装与生产地护送“宝贝儿子”到罗布泊来。 “王老，你年岁大了，有我各路精兵强将在，你还有什么不放心？”司令员张蕴钰和李觉院长劝王淦昌不要担当累差。但王淦昌说什么也不听：“如今最后一步了，而且部件运送的安全与否，责任重大，我是总管技术和生产的，不去，出了问题怎么向总理交代？不行，我一定得去！” “好吧。王老要去，警卫部队的同志听着，你们要像保护原子弹部件一样一丝不苟保护好王院长，出了一点问题，军纪严处！”张司令员吩咐手下的一名师长。 这是真正的战斗。在五一节之后的那些日子里，王淦昌像“接新娘似的”从郑州、从西安、从兰州等生产原子弹部件的地方，率千军万马，将原子弹部件一个个护送到罗布泊基地……那都是一列列警卫森严的绝密专列，其警卫的级别与中央领导出访等同。每到一个站，全部清一色一级警卫，就连车站的负责人甚至当地的最高领导都不知专列上装的是什么东西。有一次回忆中王淦昌这样描述过当时参与护送原子弹部件的情景：“我们都像天上掉下的神秘人物，不能跟车站或当地的领导同志说话，对方也不敢问我们一声是干什么的。有意思的是，那些警卫我的战士，只要我一行动，他们就左右前后地簇拥着，我真当了回大干部。太有趣了！” 大爆炸就在眼前。 6月26日，一座102米高的钢铁巨人在罗布泊湖边高高地耸立。这座由人民解放军124团5000余名官兵苦战数月竖起的铁塔，是原子弹试验的最后地点。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原子弹爆炸试验已经进入倒计时。 9月中旬，王淦昌等基地技术与行政负责人全部被北京叫了去。 这无疑是党中央对基地最高领导层做最后的一次检查和动员，但爆炸时间却没有确定。“听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临结束时对在场的这些早已按捺不住的将军们和科学家们这样说，“在正式命令下达之前的时间里，我们不能有任何松懈，无论从技术还是从官兵的战斗情绪上，一定要一切从零做起……”王淦昌和将军们如期回到罗布泊。基地所有人都明白，凭经验，中国的许多重要事件，一般都发生在元旦、五一、七一这样的喜庆日子。这回中央让9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这等于告诉大家：国庆前将进行原子弹正式爆炸试验！9月15日，9月20日，9月30日……国庆快到了，怎么中央还没有下达爆炸试验命令？王淦昌也同大家想的一样，该是国庆前的一天正式爆炸呀！可一直到国庆节那天，北京仍然没有命令。 “王先生，张爱萍将军明天要带你们去古楼兰！”像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一样，王淦昌也焦急地等待着北京下达爆炸命令。当听部下有人这样通知他时，不免奇怪地反问：“张将军让我们到古楼兰干什么？” “听说是带你们去散散心，那儿有很多鱼螺化石呢！” “什么什么？去拾鱼螺化石？”王淦昌火冒三丈，“我不去不去！都什么时候了，谁有那份闲心呀，不去！” “是王先生说不去呀？哈哈哈……”正在说着话时，帐篷外传来熟悉的声音。 “张副总长来啦！”工作人员赶紧趁机溜走，免得挨克。 “王先生，我是来向您转达周总理话的。”张爱萍说着在王淦昌的铺上坐下，郑重其事地说，“总理指示说，我们的‘小太阳’要等国庆过后，让那些来参加我们15周年庆典的外国朋友都送走后再爆。为了稳定军心，我和基地司令员同志作出了新安排，一方面让大家进行预防、预想查漏补缺，增加演练，以确保万无一失。另一方面怕大家在临战时大意紧张带来急躁情绪而影响我们的‘万无一失’，我准备组织同志们到古楼兰散心来调整一下情绪，您看如何？”王淦昌这才恍然大悟：“张副总长，你们到底是打仗出身的，考虑战斗艺术真有一套。行，我看大家的情绪现在波动很大，太需要调整了。包括我在内，都有些等不及了。好，明天我也跟你到古楼兰去拾鱼螺化石！” “王先生，由您一带头，我的工作就好做了几倍！”张爱萍握住王淦昌的手，动情地说，“王先生，你那么大年岁整天跟大家没日没夜地工作，千万要注意身体。否则我无法向总理交代啊！” “谢谢。谢谢总理和你的关心。”第二天，王淦昌随张爱萍一行到了古楼兰一带，那实在是个值得一看的戈壁滩上的独特景致。古河道虽然干涸了，却留下了深深的河床和随手可拾的鱼螺化石。加上左右追逐的、摇动着小尾巴和眼睛光亮溜圆的黄羊群，使整个“死亡之海”呈现少见的生命画卷。不用说，“诗人将军”的这一招，让随行人员简直乐开了怀。但唯独只有一个人既不拾鱼螺化石，又无半句笑语，他就是王淦昌。 “王先生，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张爱萍关切地问道。 “没没，我在想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或者哪个环节上有质量问题，我想回去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先要看看那些线路接头安装得牢不牢。一想到这些，我就没了其他心思啊，张将军！”张爱萍把科学家的双手放在自己胸前，对天长叹一声：“国宝，我终于明白总理为什么这样珍重您这样的国宝啊！” “现在我下令：根据中央命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为1964年10月16日。从现在开始的48小时内，全体人员进入战斗状态……”10月14日下午，张爱萍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石头房”里向基地高级将领和王淦昌等技术领导者下达正式命令。 “‘小太阳’终于要闪光了！”王淦昌内心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动。而作为现场的技术主要负责人，王淦昌又无法平静。在过去的几十天里，他和朱光亚、邓稼先、程开甲等已经不知多少次检查过每一个可能出现问题的接头、线路或者装置，但毕竟这是第一次大爆炸，第一次真正的大爆炸，久经沙场的大科学家王淦昌心头紧张得直冒虚汗——他相信自己和同事们的能力，但他又担心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因为这毕竟是件太大的事了，只要有半点问题，就可能影响整个大爆炸，或者可能出现难以料想的可怕后果！啊，实在太可怕了！那绝对是不能想象的事！可又不能不朝那方面想一想。万一……那可怎么办呢？不，不能有这种“万一”，绝对不能有！可谁又能保证没有这种“万一”呢？ 事后有人说那两天里的“王老头”真的像个老头，不管见什么人，都要不停地问你这儿到底怎么样了？那儿到底有没有问题？当别人清楚地告诉他什么问题都没有时，他反倒又朝你瞪眼睛： “你怎么就敢保证没有问题？”训完，他又自己蹲下身子重新检查，直到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才罢手，可等临要离开时，又在唠叨：“再一起想想，看到底有没有问题呀！”他心头的压力实在太大了！14日傍晚7点20分原子弹放到铁塔，当那个巨大的圆锥体“家伙”傲然挺拔地耸立时，所有的人都紧张得有些不能自控，包括我们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 第七章 15日的一天是在检查再检查中度过的。大爆炸前的十几个小时是怎么度过的，我问过数位参加原子弹试验的人，他们都用了极其简单的“太紧张”或“稀里糊涂”这样的字眼来形容。 好在我看到了张蕴钰司令员写的一篇题为《中国一日》的文章，他在文中细述了原子弹爆炸前那扣人心弦的情景——……在10月15日那天晚上，我不知道在整个试验场区有多少人没有睡觉，至少在那个晚上没有人能像以往睡得踏实。多少年后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月相：上弦月，呈半圆形，从顺时针方向看，右边发亮。试验场上几处强烈的灯光在朦胧的月色下却有些显得暗淡昏黄。我们住的帐篷内非常安静，听不见以往熟悉的呼噜声。在躺下之前我们都互相催促过，但能否真正睡着却又是另一回事。 第二天，我们的激动和不安似乎都已经稳定下来。按照张爱萍总指挥的指示，李觉、朱卿云和我在上午10点分乘两辆吉普车向铁塔驰去，很显然，铁塔上任何一项工作都不需要我们，更不要说伸手去干。对塔上操作的技术专家我们也没有丝毫的担心。但是过去我们总是怕它不响，现在却又担心假如在万一不受控的情况下“响”了怎么办。这种担心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我们这时来的目的，也正是在这里。在我们党内和军内有这个传统，就是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领导和同志们必须在一起。如果真的“响”了，我们和塔上的同志一起来个“太空葬”，那真是一种灿烂辉煌的荣耀，那时我们会成为最早庆祝我国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的人…… 车到铁塔前，我们在警戒线外下车，简单地问候了值班的哨兵。李觉将军对上塔的同志说，张司令和朱主任都在下面，等一会儿再上去。我向操作吊车的卷扬机手致意。然后我们围着铁塔小步地来回走着，像在清闲地散步。不一会儿，李觉又钻进了铁塔旁的一间小砖房。这里安装着引爆电缆的电闸和一部与塔上通话的电话机。按程序，塔上正在进行接插雷管的工作。我在离小屋不远的地方席地而坐。太阳很好，碧空如洗，地面上有轻微的风。对试验来说这真是一个顶好的天气。塔上缓慢地放下吊篮，几个操作手走下来，李觉将军从小砖房出来在铁塔下迎接他们。接着我和他登上吊篮，朱卿云主任留在塔下。 吊篮徐徐往上升，把我们送入了塔上的工具间内，为我们消除了身上的静电后，我们又登上了几级台阶才进入爆室。九院试验部副主任方正知和他的助手正在做最后的检查，他简单地对我们说：“就完了。”然后又继续埋头检查。 这个核装置在安装时我已看过，现在再看忽然觉得它已经具有了活的灵魂，庄严、纯正，令人肃然起敬。检查完后，方正知在塔上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合上启爆电缆的电闸。我把墙上贴着的那张操作规程顺手取了下来，即时在上面签了字： “1964年10月16日。张蕴钰。”从塔上向四周眺望，极目所见的效应物都是静静地展开地在地面上，整个情景就像是大战前的战场。 我突然摸了摸装在我口袋中的那把能够启爆这个核装置的钥匙。 在向下降落的吊篮里，我和方正知教授并肩站立，我们身材的高矮差不多相同，体态和面色也类似，只是他比我少一脸络腮胡子，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工作起来精力充沛，作风严谨，他的气质使他更像一个高级熟练工人，他的名字应该记在功臣榜上，使更多人记住他。 我们3人走下吊篮之后，李觉将军又特地嘱咐卷扬机手：“请把毛主席像降下来，忘记了就是政治事故。”我们对面而立彼此相看着。这些日子在共同的工作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不久他又回到他的青海大草原去。“苦命”的将军，一生戎马倥偬，从西藏到青海，从青海到罗布泊，在这里他才能够呼吸到充足的空气。他喜欢考古，一个念念不忘的心愿就是到周口店去考察那里的北京猿人遗址…… 方正知教授又合上了小砖房内的电闸。从铁塔上的核装置到主控站的启爆电缆这时已经全部接通了，我又一次摸了摸那把钥匙，它还是那样紧贴在我的衬衣口袋里。 我们一起离开了铁塔，我的车是最后离开的。走出几百米，我又让车停下来，向塔看了最后一眼。这座铁塔在核爆炸后已经不再是本来面目，它的上部在那个惊天动地的瞬间化成了气体，塔身残骸扭曲着倒在地上，像一具巨大的恐龙骨架，更像一座造型奇特的纪念碑。22年后，这里竖起了一个爆心纪念碑。其实，真正的纪念碑还是这座铁塔。 在返回途中我先到了主控制站，在主控站的领导同志还有基地的邓易飞副政委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程开甲教授。程开甲教授是1950年从英国归来的学者和技术负责人，是一位真正的老师。在试验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它不能不响。”他薄薄的嘴唇颤抖着，那样子像是在对原子弹诅咒和祈祷。爆炸后我又见到他——这个试验方案的制订者，并对他说：“这一回，你是张飞的胡子——满脸。”在主控站，我将启动控制台的钥匙交给了在那里负责指挥的张震寰同志。 即将工作的启动控制系统是可靠的。主控站的门口堆放着许多沙袋，这些都是用来堵塞门洞的，以防止冲击波的压力。在上甘岭作战中我们也使用过米袋和面袋来构筑工事，今天这一方法又派上了用场。事实证明没有比这种办法更经济和更有利于争取时间了。 在主控站担任指令长的是忻贤杰同志。他学术一流，功底深厚，与人共事平易近人，是个很有声誉的研究室主任。今天，他带领这些科技人员将用自己的一双手去撞击这个世界。他1988年冬逝世时，我曾沉痛地向他遗体告别。 我来到白云岗指挥部的时候，张爱萍将军说“K1”指令已经发出。这时炊事人员送来包子，老远就闻到了香味，但吃到嘴里却一点也感觉不出来。吴际霖和我站在一起，这位核武器研制的领导者，我始终忘不了当时他的那种复杂表情，与平时的和颜悦色判若两人。 “K2”指令发出，我回到自己的位置。 “K3”指令发出后，仪器设备进入自动化程序。9、8、7、6……读秒的声音让我感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和紧张。我屏住了呼吸，我们面对着爆心的方向，戴着深度黑色的防护眼镜，头朝下低着，等待着最后时刻的降临…… 王淦昌这个时候在哪里？ 在张蕴钰的视野里没有见到他的身影，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王淦昌仍在布置一项项比司令员启动大爆炸似乎还重要的工作，那便是大爆炸后的科学数据的测试与采样——这是验证原子弹爆炸必须和最重要的事。将军和士兵们可以看到“蘑菇云”就算完成任务了，可对科学家来说，大爆炸仅仅是表象，获得各项数据和采集到各种样本才是根本的。王淦昌在忙着大爆炸前必须交代完的几十项细微的事。但毕竟眼前的大爆炸是最辉煌的，作为核武器的主要技术领导者，王淦昌比所有参加试验的官兵和将士们更期待亲眼看到自己研制的“小太阳”闪出万丈光芒！一切安排就绪，但这并不意味就没有什么事做了。从决定16日爆炸试验倒计时48小时开始，所有技术问题已经全部准确无误地完成了。然而这不能按捺得住王淦昌那颗悬在嗓门口的心。 我与王淦昌先生本来有约，请他细说一下在原子弹爆炸24小时内的每一个细微的工作与他的心情。因他后来突然离开人世而未能实现。我从郭光甄、苏方学著的《娃娃博士邓稼先》一书中见到了有关王淦昌和他弟子邓稼先在大爆炸前的一段描写，可以一窥这位大科学家当时的情景： 当原子弹试验进入48小时准备程序之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紧张得几乎晕厥，其中最甚者数王淦昌教授和邓稼先。王教授总是不时地问身旁的人，某某测量仪器某个焊点牢不牢。他忽然于静思中惊叫一声，拉住人问，你看见那条导线按程序插进去了吗？你确实看清楚了？没有丝毫差错吧？他甚至还要求打开已经贴上封条的工号大门，再进去检查线路，总担心有人不慎碰了哪条线路引起脱焊…… 可以看出，大爆炸前王淦昌那根紧张得不得不绷紧的心弦是何等颤动！是啊，在庞大而无比复杂的原子弹工程试验中哪怕是一个焊接头、一个线路、一只螺帽的任何一点点的松动，便有可能使整个试验陷入可怕的后果！这样的问题，谁都不敢设想。可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谁该负责？又有谁负得起这种责任？不管什么责任，不管负得起还是负不起，作为生产和技术总负责人的王淦昌第一个跑不掉！大爆炸前，他无疑是最最紧张和压力最最大的一个人。都说上了年岁的人不易激动，都说大科学家最沉得住气，但这回王淦昌比那些一二十岁的士兵更沉不住气了——“5、4、3……”读秒声使王淦昌的血压直线上升，似乎连心跳都停止了…… 第八章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王淦昌在黑色防护镜下看到距他23公里远的爆心点突然闪了一道强光，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随即大地开始剧烈地颤抖……在他前方有一颗硕大的火球轰鸣着、怒吼着，以雷霆万钧之势，携着百米高的沙尘，迅速托起一个蘑菇状烟云…… “成功啦！”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于是所有躲在掩体里的千军万马齐声高呼：“成功啦！” “我们成功啦！”那情景，王淦昌一辈子也忘不了：士兵们纷纷摘下自己头上的帽子往空中扔去，将军们互相捶拳，科学家们抱成一团……他们喊呀叫呀甚至骂呀，连王淦昌这样年纪的“老头儿”都兴奋得跟着年轻人在地上乱蹦乱跳。王淦昌突然感觉两眼模糊，用手抹一抹，原来是泪水，是激动的泪水！“王院长，我们成功啦！” “王先生，我们终于胜利啦！”邓稼先、程开甲等科学家们一齐围过来，一个劲儿地向王淦昌祝贺。 “真有趣！太令人高兴了！嘿嘿，太有趣了！”王淦昌的弟子们见他们的恩师说的仍然是那类“太有趣”、“太高兴”的话，忍俊不禁地更加放声大笑起来。 当天傍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内。 毛泽东笑呵呵地示意周恩来：“你说，你来向大家报告好消息吧。”在毛泽东面前，早已站满了被接见的《东方红》剧组的几千名工作人员。 周恩来一边笑着，一边退后毛泽东半步：“主席，还是你来讲吧。”这下可乐坏了在场被接见的艺术工作者们，他们看到了一幕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亲密谦让。 毛泽东又笑了，对着话筒朝周恩来说：“今天应当由你讲，今天一定由你讲。”周恩来顿时露出灿烂的笑容。他走近话筒，用目光扫了一眼全场，说：“请同志们坐下。因为我们的合影架子还要接待很多人，我怕你们一高兴把它跺塌了！”全场一片哄堂大笑。 “同志们，我向大家报告两个好消息：第一，赫鲁晓夫下台了！”周恩来伸出一个手指。他的声音刚落，全场齐声欢呼。 “第二，今天下午3点，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恩来伸出另一个手指，并把臂膀举得高高的。 “万岁！毛主席万岁！” “万岁！共产党万岁！” “万岁！中国万岁！” 人民大会堂内的欢呼声，飞向天空，飞向神州大地…… 劫难中的秘密历程罗布泊的一声巨响，惊醒了西方世界的霸权主义者。美国《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隔日便开始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最使西方政要和情报部门想不明白的是，到底是谁主持和领导了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一篇篇臆测文章带着情报部门和政要们的恐慌心理，不断抛出。 “K.C.ang！” “一个曾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的K.C.ang领导和主持了毛泽东的东方大国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 “K.C.ang——中国的奥本海默！” 一时间，美国《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大量地刊载着一篇又一篇有关K.C.ang的“传奇”、“轶事”，K.C.ang成为公众议论的东方神秘人物。 K.C.ang就是王淦昌的英文名字。西方人推测王淦昌是“中国的奥本海默”是有足够理由的。这位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迈特纳手下曾与中子的发现擦肩而过，后来又在40年代提出微中子实验建议，50年代末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无疑是此次东方核爆炸的“领头马”。 在20多年后的80年代中期，当中西方世界开始出现某些和解时，王淦昌作为中国核能代表团团长出现在美利坚合众国，引起了大西洋彼岸不小的轰动。 “原来中国的‘奥本海默’是那么慈祥，而并不是几十年来盛传的恶魔呀！”美国公众发现政府和情报部门又将他们捉弄了几十年。 西方世界知道王淦昌的名字的比中国人还多，这正是极有意思的一件事。那是因为西方传媒在当局霸权主义思想引导下，对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每一点发展都感到紧张和不舒服，特别是那些可以影响世界和象征一个国家实力的核武器与尖端科学领域里所出现的任何一点事，西方当局和情报部门都要大肆渲染一番。 美国的霸权主义者害怕“中国奥本海默”，除上述原因外，他们感到格外恐惧的是：自1964年10月16日那次大爆炸后，中国的核试验就像下凡的仙女在浪漫地散花，仿佛要把整个罗布泊的四季照个通体透亮。美国情报部门连续不断地派了高空侦察机和无人驾驶间谍飞机飞越那块令霸权主义者惊恐的“死亡之海”，而且得到的情报是：中国核试验的研制速度、技术水平，太快太神，实在是不可思议！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塔绑式铀球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的西方国家为了掩饰恐慌心理，恶意说中国的铀球原子弹只是具有实验性质的核试验，从这一步到实用核爆炸至少还要5年。 结果仅仅时过半载，1965年5月14日，罗布泊上空又一声巨响——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飞行员于福海在几千米高空将原子弹准确无误地投下，后据雷达测得：空爆原子弹与靶心目标仅40米偏差！这一次西方政要们哑了。 第九章 1966年10月27日，当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还在忙于派高空间谍飞机采集中国空爆样品时，新华社又传出了一则惊人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闻公报：中国在本国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它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又一次震撼天地的巨响！听听傲慢的美国人这回还能说什么。多么不容易啊！美国人在沉默了24小时后，开始装出一副阿Q嘴脸，说中国的导弹核试验“是在预见的时间之内进行的”。嘿，这真是极其难受的“大度”！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试验场地的上空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圆柱体——它在湛蓝的天空中被高速飞行的飞机抛出，犹如蔚蓝色海洋中一个浮沉着的深水炸弹。它使劲地拽着降落伞，摇晃，飘飞，寻觅，滑行……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白点，一个只能凭感觉而不能凭视觉捕捉的白点。突然——白光！白光，无所不在的白光，亮彻天宇的白光！就在人们因强烈的震撼稍稍眯了眯眼的刹那间，白光中现出了金色，犹如一个新生的更为壮观的太阳，将另一个太阳挤向一边，那个在大自然中具有永恒意义的太阳竟然被挤成了一个小小的无光彩的弹丸。一片夺目的晕眩。茫然之中是灿烂的光海。核火，在这一刻超越了太阳。崇拜太阳的人在这一刻意识到了人类自身的力量的燃烧。一切都按照预先的轨迹运行。火球的上方渐渐出现了草帽形的白色云团，云团悠悠地旋着，旋着，变成了一朵白色蘑菇云。在这数10公里高10公里宽的蘑菇云顶部，是黑墨色的穹庐……许久许久，人们的耳鼓中留有两声惊心的巨响。一声来自前方的巨响是巨大的火球的爆裂，而另一声更为惊心的巨响，是来自背后的绵绵无尽的天山山脉的回响……（摘自彭继超《东方巨响》） 当天23时30分，仅11岁的我和亿万中国人半夜起床听到了这样一则“重要新闻”——一则经毛泽东亲自圈阅的重要新闻：“我们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毛主席的这一英明预言和伟大号召已经实现了，在两年8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氢弹比原子弹厉害好几倍，是一种杀伤力巨大的核武器。中国的此次氢弹当量为300万吨。 “上帝，毛泽东想干什么？难道他手中有100个奥本海默？”白宫一片惊恐。在他们看来，中国倘若没有100个奥本海默，就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将美国、苏联用了十几年才走完的那条艰巨复杂而曲折漫长的“核历程”，仅用短短两年时间就全都走完了！可怕！可怕的中国人！可怕！可怕的“中国奥本海默”们！其实西方世界应当清楚，中国具有几千年历史，又是个“四大发明”之国，华人的聪明与智慧是超人的，一旦获得可以充分发挥的机会，任何人间奇迹都会创造出来。 “中国奥本海默”就是这样一群非凡的创造者。 作为核武器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1964年王淦昌和并肩战斗的同事们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了褒奖这些杰出的功勋人物，将他们接回北京。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罗布泊的那一声巨响之后隆重召开，这对刚刚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被“左”、右倾挤压了数年的中国领导人和我们的人民一下变得扬眉吐气！在选举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一次会议上，一个从未在中国政坛上出现过的名字——王京，被代表们一致选举为新一届人大常委。 王淦昌看到人大公报上有自己的名字，心头涌起的一股激动是旁人无法理解的，因为他根本不曾想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加入到了国家政坛人物的行列，而且是以化名的身份出现。 自进入“灰楼”或后来到青海高原的罗布泊基地，王淦昌虽然工作中再不用“王淦昌”这3个字记录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但化名后的“王京”其实也没有几个人这么叫他。无论从国家的总理到共和国的元帅，还是整天厮守在一起的同事，甚至那些“娃娃兵”们，全都叫他“老王”、“王先生”、“王老头”，这是他听得最多也最熟悉的呼唤。 “嘻嘻，我是王京，王京就是我。”这位平时天真得像孩童般的科学斗士，手拿人大会议新闻公报，唠叨着。回到家，他拿着报纸有趣地对自家的孩子说：“这个‘王京’就是我！”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王淦昌当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直至1987年第七届人大。而在这20多年间，王淦昌始终在中国核武器试验及核能科学工作的最前沿领导着中国核试验的秘密工作。 我们常把王淦昌等著名科学家誉为“两弹先驱”，这两弹指的就是原子弹和氢弹。 出于时局与形势的考虑，罗布泊第一次大爆炸之后，中南海随即决定搞氢弹战略决策。就在王淦昌参加人大会议之时，他和并肩战斗在核武器试验一线的核专家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又一道命令：“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早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最高决策者已经把视线触及了“别人有我们也应该有的”氢弹上。而这个“蛋”的威力远比那个“蛋”要大得多，且其相关的技术当时也仅有美苏英3国能够掌握。从来就好胜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当时曾发誓要成为氢弹“老四”。这时，王淦昌、钱三强等中国顶级核物理学家对氢弹方面的技术一无所知。 毛泽东的命令发出后，二机部部长刘杰召集部下迅速写出了“3年到5年能爆炸氢弹”的报告，送到总理办公桌上，周恩来马上告诉刘杰：“3年才能爆炸氢弹，太慢了，要快！”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对发展核武器的心情太迫切了。 我们今天应当怀着崇高的敬意，说一声：“感谢钱三强。”因为正是这位有远见的中国核武器研制战略家，在王淦昌他们全力进行原子弹研制的同时，悄悄开始布置另一个“核战略”——氢弹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 已经解密的史料告诉我们，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的能量点燃氘和氚等氢核的自持聚变反应，并在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一个原子弹的威力可能是几百至几万吨梯恩梯当量，但氢弹的当量则要大至几千万吨梯恩梯。可是并不是所有核武器都能在短时间内让众多科学家所能掌握的。美国人从原子弹试验中得到启示开始氢弹探索，他们的第一颗氢弹爆炸用了10年时间，苏联用了更长时间。中国总理对部下“用3年时间”爆炸氢弹的计划很不满意，可想中国的科学家又将面临更紧张更艰巨的秘密历程！“小黄，有一天我们要搞氢弹试验，所以组织上决定把你的那个研究小组的专业研究内容作重大调整，进行轻核理论研究。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可要注意保密啊！”一天，钱三强把30来岁的黄祖洽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叮嘱道。正是钱三强的这着棋，使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为中国科学家们开始进入氢弹正式研制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后来，被称为“中国核武器国产一号”的青年物理学家于敏同志也加入了黄祖洽他们的轻核理论研究行列，并且因此使中国这方面的科学理论得到了迅速突破。 一日，钱三强带着于敏和黄祖洽等一批轻核理论研究人员来到核武器研究院，对主持工作的副院长王淦昌说：“王先生，我把最后的兵将都调来了，现在就看大家的了！”王淦昌瞅着于敏、黄祖洽等年轻人，喜上眉梢。经研究，于敏被派到核研究院的理论部，而这时的理论部真是兵强马壮：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这么一批才华横溢、思维敏捷的年轻科学家，给全面主持生产与技术工作的王淦昌犹如送来了千军万马。 “其他的我不用说，大家也与我一样清楚，周总理说的‘3年拿下氢弹’，这是道死命令。虽说我们把原子弹搞出来了，可是对氢弹我们谁都不懂，它的一些基本原理，我没碰过，三强同志没碰过，钱学森同志没碰过，你们也都没碰过，但我们必须用别人七八年、十几年搞出来的东西，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它搞出来。难在什么地方？难就难在第一步要搞清它的基本原理。不知我说得对不对？请大家一起思考这个问题。俗话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有趣，我们这儿可以有好几个诸葛亮！”一次会上，王淦昌点着理论部的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人说。 “王先生说得对，要说氢弹可比原子弹复杂得多。苏联人撤走后，我们还有王先生、三强院长，他们都是在西方留学或者搞实验时，不同程度地接触过原子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就连我们几位年轻同志也知道原子方面的不少基本原理。可氢弹就不一样了，谁都是门外汉。现在上面给的研制时间又这么紧，但我想也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事。攻下原理这一关，我们就可以突破。”“娃娃博士”邓稼先平常就有一股诗人气质，容易激动。他的话就像给理论部的年轻科学家们打了一针兴奋剂。 “邓主任和王先生说得对，第一步我们就要抓原理研究，我想只要方向对头，应该是可以突破的。”于敏充满信心地说。 “稼先和于敏兄在这方面是行家，有他们的理论功底，再加上我们这些人配合，应该不成问题。”周光召说。 “就是。我们敢向中央保证，一定在预定的时间内把我们自己的氢弹爆炸成功。”像以往的每一次会议一样，王淦昌觉得他手下的这批年轻人太有希望了。 “好，我们向中央报告，以求尽快投入原理研究。同时也把实验迅速开展起来，同步进行，一旦有突破，合二为一，时间就能抢住了。”王淦昌说。 “听说法国的戴高乐要当‘氢弹老四’，我想我们绝不能当‘老五’，争取把戴高乐比下去！”邓稼先的话又引起了一片欢欣鼓舞。 王淦昌每每在临睡前都要向理论部方向望上一眼，每一次他看到的都是通明的灯火……“太晚了，大家要注意身体。”好几次他实在不忍心，进屋动员年轻的科学家们早点休息，但每一次都被“赶”了出来：“王院长，你都快60岁的人了，还常年待在戈壁滩吃沙泡夜睡帐篷床，我们加点班开个夜工，还不是受您老影响？什么时候戈壁滩上见不着您的身影了，我们才敢偷懒呀！”有这些好小伙，中国还愁干不成上天入地的事？王淦昌常常被这些聪明绝顶而又可爱的小伙子们所感动。但是科学毕竟不是“小儿的玩意儿”，核科学更不用说了，它是一门新科学，根据当时的实际，中国的战略家们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指挥与组织下，采取了“龙头三次方”合成作战的战略步骤。 当时王淦昌他们有两种考虑：一是热核聚变，如美国的氢弹试验装置用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固定体，进行热核聚变就算完成了氢弹试验，这对王淦昌来说比较熟悉，他在研制原子弹时就成功探索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其本身就包含着这方面的突破；还有一种意见就是直接研制出能装上导弹头的氢弹。后来周恩来总理综合各方面意见，提出了氢弹试验也要像原子弹那样小型化的见解，因此，王淦昌、朱光亚（时任副院长）和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统一了研制方向，即不求大而求“爆”的战略决策。 当时碰到的第一个难点是关于氢弹爆炸的热核聚变的核数据掌握不了，因为没有核数据的理论探索就等于大海捞针。为此女物理学家何泽慧率30多位科技人员，在王淦昌的另一位弟子丁大钊教授等曾进行过的轻核反应研究基础上，苦战半年，成功获得了相应的核数据。同年9月于敏率领的一支小分队在上海计算机所不分昼夜，战斗100天，发现了氢弹的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等方面的关键性原理，为整个氢弹试验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于敏兄，太感谢你了！你为我们整个氢弹试验找到了一扇可以通向胜利终点的大门，哈哈哈，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邓稼先得知消息后，专程飞抵于敏处，当他见到于敏后拥抱住这位好搭档，兴奋得像个大孩子。 “哎，稼先啊，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你这个样，我们都会吓出毛病来呀！”后来邓稼先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此次氢弹原理研究成功时，由于太兴奋与紧张，竟然脸色苍白，连手都在发抖，害得周总理赶紧给他解围。 “我能不激动吗？数据和原理这一关过了，就等于我们可以大踏步向实验的方向前进了！我又可以为不远的将来的胜利而干它个大醉！”事后，邓稼先在王淦昌面前分辩道。 王淦昌特别欣赏自己的这位得力助手，他本人不善言谈，可邓稼先是位豪情喷涌的科学家，所以他从心眼里喜欢邓稼先。“于敏他们给我们整个研究工作带来一种喜人的突破，这个开头好。你和光召同志要抓紧从另一条路子入手，对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计算论证，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攻克热核聚变原理。”王淦昌不愧是个站得高看得远的大科学家，他要求邓稼先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使中国在热核聚变理论的研究领域超越西方国家的老路子，从而为中国以后的核武器研究工作摆脱许多被动局面。 邓稼先不负众望，很快另辟蹊径，并和于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著名的“邓—于理论方案”。 “直接进行多级热核试验。”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王淦昌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氢弹试验。 由子氢弹的原理比原子弹复杂得多，虽然邓稼先、于敏他们把热核聚变原理的研究完成了，但从原理到实验、到核爆炸成功，这过程又是极其艰难和漫长的。王淦昌是实验高手，但氢弹试验却让他费尽心思。首先是那个核装置本身就够他动足脑筋的。“假如能用不带核反应的冷试验解决问题，都用冷试验解决，这样来提高热试验的成功率，尽可能减少热试验的次数。”这是他日夜思考的问题。王淦昌多次从周恩来总理的口中得知：为了进行核武器试验，政府和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王淦昌懂得，在试验中多动用一个核反应堆装置，等于把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口粮剥夺了，因而他比别人想得更多。 搞核试验的人都清楚，冷试验的10次效果可能就只抵一次热试验。为此王淦昌带领大家付出了比原先多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艰辛。正是在一次次冷试验中，王淦昌他们很快解决了引爆设计中的许多关键技术。当实验中得到的技术再到邓稼先他们的理论研究之中进行“回炉”后，整个氢弹研究工作便进入了实质性的研制程序。 氢弹试验实在太复杂，从热核材料的部件研制到产品设计、爆炸实验，再到物理测试，每一个环节都得王淦昌操心几阵子的。他早出晚归，奔波在几千里基地上，从细微的一个计算题到顶天立地的一个钢铁装置，他都要过问。 当年与王淦昌并肩战斗在罗布泊的同志告诉我，“王老头”除了工作和技术，其他什么都不在乎。穿的也是绿军装，住的也是帐篷，睡的也是木板床。虽然中央有指示，他的待遇应当跟基地司令级首长一样，但见过王淦昌的人，实际上谁都不会相信他有那么高的“待遇”。 王淦昌是以一名忠于职守的科学家的态度在对待每一件生产和技术上的事，而在庞大的氢弹试验的系统工程中，他又承担着统率千军万马跨越各种艰难险阻的重任。然而，王淦昌没有而且不可能想到的事发生了。 “报告王院长：北京城里全乱了，到处都是大字报，我们的‘灰楼’也被包围得水泄不通。” “周光召主任的家都被抄了……”有人把这些消息偷偷地告诉王淦昌。 “谁敢包围我们的‘灰楼’？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说过的国家绝密地方呀！为什么要抄光召的家呀？他又没做什么坏事！我要到北京给他作证！”王淦昌是一个从来不知政治奥妙的老知识分子，他根本想不到别人告诉他的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我们是什么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怎么为国家造原子弹嘛！瞎胡闹。我要找聂元帅问问清楚！”王淦昌从来没有这样气愤过。 第十章 1966年12月27日，王淦昌想找的人来了。当聂荣臻元帅从飞机上下来，来到指挥部帐篷时，王淦昌劈头就问：“聂老总，周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话，那我这个当老师的又是什么呢？你得给我说说清楚。”聂荣臻一愣，继而笑开了：“王先生，你当然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哩！” “什么？我、我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我怎么会是呢？”王淦昌瞅着大家，又瞅着自己草绿色的军装，一脸茫然。 “哈哈哈……”聂荣臻大笑，然后打趣地说，“王先生，你相信我是‘大军阀’吗？他们骂我是‘大军阀’，还要‘火烧’我，‘万炮齐轰’我，可我并不怕他们呀！我告诉他们，毛主席让我指挥原子弹等核武器试验，你们谁敢来‘火烧’和‘炮轰’我？那我就让谁尝尝‘蘑菇蛋’是什么滋味！你跟我一样，是毛主席和周总理让你来搞原子弹的，谁要说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就告诉他，你是革命的学术权威，那就来罗布泊造造原子弹呀！”王淦昌被逗笑了，自言自语道：“怪了，政治怎么就比我搞原子弹还复杂？”聂帅的到来，使基地重新恢复了紧张而专一的试验工作，王淦昌的心头暂时消除了一丝掠过的疑云。爆炸之前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使得他无暇顾及北京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千里戈壁滩上的核试验基地上有的只是一片神秘而紧张的战斗情景。 经请示中央，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在聂荣臻到来后的第二天进行。 王淦昌和邓稼先等科学家们感觉这一次试验似乎比两年前进行原子弹试验时还要紧张，原因是这一次大家心里都没多少底。“我到罗布泊不下10次，每次做这种试验，心都提到嗓子眼上……记得有一次试验，当量知道了，第二天才能知道物理试验的具体结果。会不会没有结果呢？那一夜睡不着，翻腾得厉害，真担心啊！心慌、心跳、紧张、不安，非常之难受！我躺在床上，不敢动，也不好意思叫人，强忍着，现在想起来真后怕，那时我是40多岁，如果是晚几年，心脏就会受不了，就会死在那儿了……知道成功了，五脏六腑和浑身的毛孔全都舒服极了……”于敏在十几年后对作家彭继超谈起当年的心情时，充满了真切感。 1966年12月28日，曾经让全世界震惊的中国西部罗布泊又腾起一团直冲云霄的蘑菇云…… 这便是让王淦昌终身感到自豪的“大太阳”——氢弹爆炸成功了！“王院长，你感觉怎么样？”在“大太阳”徐徐升起的一刻，聂荣臻元帅握住王淦昌的手，关切地问。 王淦昌吐出了一句真言：“不轻松，太不轻松了！”聂帅听后，默默地点点头，因为这仅仅是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氢弹大爆炸还有太多的路要走。可此时此刻的聂帅心头不由涌起了难以形容的忧郁：唉，罗布泊的“大太阳”虽然升起，可当量级的热核聚变还有很长的距离。但聂帅最担心的不仅是这些，他担心的是一场已经开始袭击神州大地的劫难…… “‘文化大革命’？” “知识分子被叫做‘臭老九’？” “有功之臣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聂帅望着身披绿军大衣、脑门已呈光溜的王淦昌的背影，心头一阵痛楚：这么好的老科学家，忠心耿耿为祖国，凭什么把他们推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之列？我能保得住他们吗？一个被别人“火烧”、“炮轰”的人？ 聂荣臻对天长叹：“唉，老天啊，能多给我几年时间，中国的核武器就可以在世界强国之林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国人也可以不再总受人欺压了。”然而突发的政治风云，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历程开始陷入可怕的命运——1967年初，当中央决定大当量的氢弹“实弹”试验正式下达后，一些重要部门和生产基地却像断了齿的轮子转不动。那个试验必须用的铁塔制作任务交给了华北某金属结构厂加工，可人家根本不动手。 “张震寰，你去用3天时间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并指派大将。 作为氢弹试验的基地总指挥，张震寰后来因为忙不开身，周恩来又重新派遣另一位大将到这个金属结构厂，他整整用了12个白天和黑夜总算动员职工到车间干活了。 至于王淦昌他们急需要的一些部件，更是催张三张三说要“革命”没时间，催李四李四讲“批判”还没完。“这样还能干事吗？勿来事勿来事！”王淦昌一着急就冒出几句别人半懂半不懂的常熟话来。 “啥都可以马虎，科学实验是马虎不得的。这样搞法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更大的核试验嘛！”王淦昌向周恩来总理和元帅们发起牢骚来。 于是一封以中央军委名义的“特别公函”产生了。 “毛主席号召做的事绝不能耽误！”“特别公函”所到之处，全都“坚决拥护”。 “为试验发展中国核武器作贡献是顶顶光荣的事”，成了千军万马的战斗号角。然而，被“革命”和“造反”弄得神魂颠倒的中国人已经难以控制自己的狂热，就连国家一级机密单位的人也跟着发疯与发高烧。 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后的第二、第三天，聂荣臻元帅在基地的“马兰招待所”主持了一次核武器试验高层会议，基地指挥方面的负责人有张震寰、张蕴钰、李觉、胡若嘏等，技术负责人有特意从北京赶来的钱学森和一直在基地工作的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程开甲、郭会英、于敏、周光召等。聂帅给大家出的议题很清楚：总结此次核爆经验，来年进行百万吨当量的空投氢弹核试验。 “大家谈的时候不要过于慎重，随便些。”聂帅的话，使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特别听说来年就要搞大当量级的空投氢弹试验，将军们和科学家们精神振奋。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眼下到处都在贴大字报、抄家，可这样的风我绝不允许它刮到基地来，也不允许它对准在我们这儿辛辛苦苦工作的科学家们。我们这儿是什么地方？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是毛主席、党中央亲自领导指挥的最高机密单位呀，乱冲乱批还了得！大家放心，有我在，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谁要想动你们或者想在基地上打主意，我和几位老帅都说了，那就拿我们的命一起抵上！”王淦昌他们听完聂荣臻的这番话，内心泛起无比感激的巨澜。尤其是周光召，这位已经被冲击得不轻的科学家，身体又有病，在聂帅亲自过问和保护下，才使他摆脱了造反派们的无理纠缠，来到基地重新参加激动人心的核试验。 就在这时，一向被外界视为“苍蝇也飞不进”的罗布泊也发生了一连串荒唐的事。 有一天，一辆全副武装的吉普车横冲直撞地开进基地禁区，警卫人员想拦住，结果反被对方缴械。谁敢这么胆大妄为？原来一打听，是那个通天人物毛远新。 “谁敢冲核试验基地，就给我统统逮起来，一个也不放！”聂帅火了。一道命令下达，那个“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要员毛远新被官兵们押进一间小黑屋。 “谁干的？给我马上放人！”康生冲着聂帅高嚷。聂帅义正词严地回答：“放人可以，但得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核基地是国家保密地方，难道你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连最起码的知识都没有？”下面的一件事更叫人听后心惊肉跳。 第十一章 1967年6月17日，中央决定首次空投氢弹爆炸试验。聂荣臻亲自在基地坐镇。空投爆炸时间定在上午7点。一切准备就绪。聂帅和王淦昌等都进入了指挥室，等待空军飞行员驾着载有300万吨当量的热核装置起飞。 “嘶——”飞行员徐克江驾驶着726号“轰—6”飞机准时从马兰机场起飞。聂帅和王淦昌等基地指挥员与科学家们始终盯着战鹰，并且不时指指点点。8点整，徐克江的飞机进入空投区。地面指挥立即发出“10、9、8、7、6、……2、1——起爆！”的命令。 10秒、20秒、30秒过去了，飞机竟然还在平稳地飞行，聂帅和王淦昌他们期待的大爆炸迟迟不见。 怎么回事？聂帅不安地看看王淦昌，王淦昌则用更加不解的目光看看聂帅，目光分明在说： 这是飞行员的问题。 是吗？聂帅又把头转向穿越于白云间的“轰—6”战机：嗯，好高嘛。它还在天空中转悠，好你个家伙！“快给我接通飞行员，问清到底是怎么回事。马上！”聂帅发脾气了。 “报告聂老总：飞行机长徐克江说他因为背毛主席语录而一时忘了按自动投掷器！” “扯淡！”聂帅脸色发青，看得出他是强忍着不让自己的口中吐出脏字。 “报告聂帅：北京来电。” “不接！” “是总理的。”聂帅这才接过话筒：“是总理啊，我没有完成好您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呀。” “怎么回事呢？是技术故障？人员有没有伤亡？”这是总理关切而焦急的声音，“……好，没有伤亡就好。告诉徐克江同志，请沉着冷静，不要紧张。”总理和聂帅的指示传到了白云间的战机上。机长徐克江定了定神，将拇指贴向自动投掷器，然后用力一按…… 顿时，他看到被自己抛出的一个白色圆柱体，飞速地坠下，瞬间，一顶猛然张开的降落伞使劲地想拽住坠下的圆柱体，只见白色圆柱体在与地面即将撞击的瞬间，一个巨大的“太阳”闪着强烈的光芒，亮彻天宇与大地之间…… 王淦昌直流泪水…… 空中投掷氢弹爆炸成功后，王淦昌接到周恩来的指示：着手研究地下核试验。 进入60年代，自从美国奥本海默完成“曼哈顿计划”，苏联的库尔恰托夫院士也在斯大林元帅的紧逼下相继完成多次原子弹试验后，当时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一方面为抑制对方的核试验，一方面想使自己永远保持在全世界的核霸地位，签订了限制在空中和地面核试验条约。虽然这一条约对第三国并不存在约束力，然而毕竟核武器由于它所具有的巨大毁灭性后果，只要继续不停地试验，就会对自己的国土家园带来环境与自然条件的严重破坏。地下核试验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被提了出来。中国总理是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想在了所有中国领导人的前面。王淦昌在接受这一新命令后立即开始布置。10月，他与自己的学生、后来也成为杰出物理学家的程开甲教授（时任西北技术研究所所长），组织召开了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讲座。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争取在一两年内将地面核试验多数转入地下。在这之后，王淦昌作为我国地下核试验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全面担起理论与设计的重任。繁重的工作使他不得不奔波于罗布泊和北京之间。然而这位年已6旬的老科学家不曾想到在他从事如此机密和重要的工作时，一场他根本弄不懂的劫难洪水猛兽般地向他袭来…… “那一天王先生从青海回到北京，我开着他的伏尔加专车去接他上班。在他将要钻进车内时，王先生突然站住了，然后绕到车子后面，站在那儿半天一动不动。我急了，以为出了什么事。过去一看，原来后车的玻璃上又被造反派贴了张标语，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几个大字。我看到王先生的脸色气得发白，嘴唇微微颤抖着。‘这帮狗日的！’我心里骂了句，因为在王先生回来之前就有人已经贴过同样的标语，可每次都给我撕了。我没有想到今天又有人贴上了。为此我曾向李觉副部长反映过，他也很生气，说王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宝’，怎么能不负责任地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李将军指示我不要让王先生知道这样的事，以免刺激王先生。可是那天我还是没有‘把好关’。”时隔近20年，我采访跟随了王淦昌十几年的司机大邵同志，这位中原大汉仍然怀有几分内疚。大邵全名邵春桂，现已退休在家，这位经历朝鲜战场洗礼的老战士，自1960年起就来到核研究所（院），之后成了王淦昌的专职司机，同时又兼王淦昌的“随身警卫”。 王淦昌平时是个“好老头”，从不跟别人计较什么，埋头业务工作，把国家和人民交给的任务视为生命去实现，这是他最大的乐趣和追求。他的女儿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父亲从来不知道向单位和上面要点什么，所以单位的人一说起我父亲就是‘王先生那里不会有什么事的’。他就是这样的人，倒是我们这些儿女和家人被他常常弄得一肚子气。”但王淦昌的大智大慧又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别人想嘲弄就嘲弄、想污辱就污辱的人。“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人可以参加国家最机密的核试验？天下哪有你们这样的‘革命者’？‘造反派’？”王淦昌平时本来就不善言辞，有话常常心里说。 这回他火了，一连几天在心里骂人。 好啊，你们说我“反动学术权威”，那我就“反动”吧。王淦昌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不再坐专车，改乘公共汽车。 王淦昌住在中关村，工作在花园路的“灰楼”，其间有相当一段路程。原先每天都是大邵车接车送——这也是中央规定给王淦昌等大科学家的待遇，一方面是出于照顾，另一方面是为了保密。自隐姓埋名后，王淦昌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自由出没在公共场合。这回老先生不坐专车，可把大邵急坏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或者失密了怎么办？ “王先生，您快上车吧！您越这样，人家越会注意您的。”“伏尔加”里的大邵一边把车挡和油门开得最低，一边急红了脸跟在王淦昌的后面不停地叫唤。 王淦昌只管自己走，不理那一套，既然昨晚决定不坐车就永远不坐车了！他从家门出来后直奔开往花园路的331路公共汽车站。他上了车，把大邵害苦了，开着“伏尔加”不快不慢地跟在公共汽车后面，一路上被后面大大小小的其他车子骂得狗血喷头。331路车到站了，王淦昌从公共汽车下来后照样步行，任凭大邵大呼小喊。 一连数日，王淦昌和大邵天天这样“对峙”。结果吃不消的不是60多岁的王淦昌，而是身强力壮的大邵。组织上让他为王淦昌开车时就说得明明白白：“王淦昌先生是我们国家杰出的科学家，要像保护高级首长一样保护他，不得出任何差错。这是一项极重要的革命工作。”虽然大邵并不太清楚王淦昌到底是在从事什么工作，但王淦昌经常进出中南海，去见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可知他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伏尔加”像只蜗牛似的跟着王淦昌一步一步地慢行着……望着性格耿直的“老头儿”，大邵突然灵机一动：“王先生你是不是爱国的？”大邵把“伏尔加”贴近王淦昌，然后伸出半个头冲王淦昌这么说。 王淦昌一愣。停下步子，两眼直盯着驾驶座上的大邵：“我怎么会不爱国？”大邵心里偷偷一笑，“老头儿”上钩了！随即装出一副特别认真的样子：“我看你不爱国。” “我怎么不爱国？我不爱国怎么去……”王淦昌想说“去为国家造原子弹、氢弹”的话，但一想到纪律，便改说，“我不爱国为啥当初从德国回来到浙江大学去教书，后来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我看你不仅不爱国，而且你还里通外国……”大邵有意气他。 对人情世故一点不沾边的王淦昌哪能清楚大邵的“阴谋”，“我怎么会里通外国？胡说八道！” “真的？真的是胡说？” “当然，绝对是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会里通外国嘛！”王淦昌挺着脖子，分辩道。 “那——你为什么不坐专车？” “人家骂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可我不是！笑话，我怎么会成‘反动’？成为坏人？”王淦昌一提起“反动学术权威”，气不打一处来。 大邵哈哈大笑起来：“王先生既然你坚持自己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不是‘里通外国’，那就证明人家确实是在胡说八道。既然您认定人家是在胡说八道，干吗还理他们？生他们的气呀？值得吗？您生了气，影响了工作，您说谁高兴？还不是那些想整倒你的人高兴嘛！所以你犯得着吗？”这劈头盖脸的“反击”，真把王淦昌给拨开了：是啊，我凭什么跟那些无知又鲁莽的人计较呀？他们哪能理解我们这些连自己真实身份都要隐藏起来的人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呢？真糟糕，我干吗自己生自己的气？想到这里，王淦昌止住了步子。 “上吧，再不上后面的车就要顶我们的屁股了。”就这样，王淦昌重新坐进了“伏尔加”。 第十二章 1969年，党中央正式决定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并任命王淦昌为此次核试验的总指挥。同以往核试验一样，当中央的重大决策下定，所有相关的制造与参加试验的数百家工厂、数十家研究单位、数万人将要投入紧张的运转。 可是人呢？人都到哪儿去了？王淦昌从北京飞抵罗布泊时，昔日人声鼎沸的战场，怎么就见不着几个人了？ “老院长您总算来了，我们的人都被拉去开批判会了，这儿已有一两个月没正经搞生产了！”有人走过来悄悄告诉王淦昌。 一两个月没工作？这还是不是核试验基地了？王淦昌心头之怒不由直冲脑门。他找到上面派来“支左”的头目、人称“恶二赵”的两个人（两人后被镇压），责问道：“中央的命令可以不执行吗？”“恶二赵”见中央有文，自知不好正面与王淦昌较量，便悄悄避到一边去。然而没有人干活怎么行呢？地下核试验可不是往地里种萝卜，缺一个方面的人马，就会使整个系统无法正常开展工作。身为地下核试验的总指挥，王淦昌心急如焚。他又一次找到“军管会”头目“恶二赵”，要他们赶快停止把大队人马整天拉出去搞运动。 “那怎么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群众运动，广大群众不参加还叫什么运动，谁都别想破坏这场伟大运动的开展！”“恶二赵”气势汹汹，根本没把王淦昌这个“总指挥”放在眼里。王淦昌是个忠于职守的人，想不到碰了如此一鼻子灰！当天，他用机密电话向北京汇报了基地的情况。 “胡闹！地下核试验是毛主席、党中央作出的决定，怎么能耽误呢？一定要恢复生产和科研工作，该上班的同志都得回到第一线！这是中央的命令，必须执行！”周恩来得知后，直接向基地打来电话。 “恶二赵”无可奈何地硬着头皮开会传达，然而基地的广大干部群众和指战员恨透了这两个人，没有人理他们。这一下，“恶二赵”反倒紧张起来了。他们明白，“文革”重要，可核试验也不是件小事，每次核试验执行的都是铁的纪律和铁的命令，跟打仗没有两样，谁真要耽误了，或者在试验过程中出了什么事故，那可是天塌下来的事，谁顶得住呀？“恶二赵”只得极不情愿地张罗人开工，但已经陷入混乱的基地竟然到了想动也动不了的地步。 无奈，“恶二赵”找到了王淦昌：“王总，这可怎么好，找不到人上班呀！我们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可还是不见效，是不是由你向中央把这里的情况汇报汇报？”王淦昌不傻，知道对方想把皮球踢到他这边来。思忖片刻，他说：“既然这样，就用我这张老脸去做做工作吧。在中央对地下核试验定下的时间内，我们一定要按时完成，否则就是对不起毛主席。你们说呢？”危难之际，王淦昌心头比谁都着急。其实基地广大干部群众、科技人员和指战员都很关心地下核试验，只是大家恨透了“恶二赵”破坏生产和整人的那一套，一些胆小的人甚至惧怕他们的疯狂行径，所以宁可少找点麻烦，让“造反”就去“造反”，让参加“批判会”就去参加“批判会”，啥生产啥试验，才不管呢！面对如此一盘散沙，王淦昌怎能不急？ “同志们，我们干的这个事业与西方世界有一大段距离，不能再耽误了呀！大家应该清楚，科学试验花的时间是很多的，我们本来就有很多事情要做，再因为运动和整天开会，生产和科研就没有了保障，这就完不成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地下核试验意义重大，它可以丰富我们过去的地面和空中试验，能掌握许多新的数据。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全力投入工作，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试验这一关！”王淦昌一个科研室、一个生产车间地跑，一遍又一遍地跟大家讲道理。当时的科研人员连看业务书都被禁止了，只能在自己的家里偷偷看。王淦昌就利用就餐时间，挨家挨户去请出科研人员带着业务书上研究室学习、研究。 生产部件的车间里不见一个人，王淦昌拖着自己有病的身躯，到处寻找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告诉他：“王总啊，我们都已经给人家夺权了，再出面也没有人理我们啦。再说，大伙真的来上班，连食堂里的饭都吃不上啊。大师傅们也都回家的回家了，闹革命的闹革命去了，不好办呀。”看着车间主任为难的样子，王淦昌急得直搓手，他是个科学家，能独自运算和设计无数错综复杂的中子、原子一类的顶尖难题，也能作为一名核武器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导与组织者指挥和处理各种千头万绪的业务工作，但他却从来没有做过行政工作。面对车间主任和下面提出的类似难题，不知如何是好。深思之后，他突然对车间主任说：“能不能把同志们的家属发动起来，让她们给大家做饭？” “这……”车间主任想了想说，“倒是个好办法。可谁给她们开工资呀？我们职工的钱都是上面按人头拨下来的，家属们干了工作也不能从财务那儿拿得到钱呀！” “这个问题我能解决。”王淦昌不假任何思索地回答，“可以由我来给她们发工资嘛！”车间主任不由捧腹大笑起来：“王总您有多少钱可以给大家发工资？再说您真给大家发了，人家造反派会说您是在雇工干活，是‘剥削阶级’的行为嘛！”王淦昌一下愣住了，心想对呀，这倒是个难题。于是嘀咕道：“那还是我去动员那些烧饭的大师傅吧。”也许正是基地的干部群众和科技人员们看在他们老院长这么认真和天真的分上，再加上王淦昌本来威望就高，所以大多数部门和机构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然而，被“恶二赵”人为搞成的两派只要一发生冲突，基地上的生产和科研就会受影响，甚至停工停产。派别斗争已经严重到拿枪拿重武器的地步，为了让双方停止武斗，回到生产和科研上来，王淦昌不止一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跑到两派的“司令部”劝说。 “你们都清醒地想一想，现在是啥时候了？按照中央规定的时间我们已经紧得不能再紧了，你们大家都不能再情绪化了。搞地下核试验是国家大事，大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否则将来就会变成历史的罪人！”但由于派别斗争和管理上的混乱，一些原先就回北京休假或者办事的人借机都没有回到基地，使得基地不少岗位的人手异常紧缺。从青海到北京，来去需要坐好几天火车的工夫。王淦昌利用自己经常回北京汇报工作的机会，抽出时间走访那些留在家里的同志，劝说他们返回基地。 “九院”家属大院中不少老同志感慨地对我说：“那阵子王院长天天串东家走西家地找人，碰见一个就盯住一个不放，一直到人家同意回基地为止。好多同志回到基地，就是冲着老院长的面子才离开北京的。没有他呀，我国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还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不是王淦昌上上下下动员，如果不是凭着他崇高的威望，被“恶二赵”把持大权的基地在那几年是绝不可能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试验工作的。基地的人们还记得，当时从乌鲁木齐通往基地关口的要道，都被两派的造反派重兵把着，别说物资不易运送，就是行人也常常都要被扣下。 一次，王淦昌和随行几个要员刚到乌鲁木齐机场就听到激烈的枪声，通往基地试验场的通道被造反派们死死地把守着。“怎么办？我们带的都是机密资料，可不能被坏人抢走啊！”王淦昌着急得在原地转圈。 有人建议绕道而行。“不行，一旦途中发生情况，资料丢了怎么交代呀？得重新想办法。”王淦昌急中生智，连夜给有关部门打长途电话，于是很快来了一架飞机将王淦昌一行安全送抵了核试验基地马兰。 今天很多中国人为自己国家拥有强大的核武器而无比自豪，谁能想到当年王淦昌他们所进行的试验工作是那样的艰难！不说国家的物质经济条件差，不说西方世界对我国技术与情报的封锁，我们自己给自己却造成了那么多的难题！中国的地下核试验，实际上是在一个人工挖掘的山洞里进行的，这个洞长达一公里。在这样深的洞穴里装配原子弹，其难度要比在地面上大好多，特别是几百根各式各样的线路，每一根都要拉几公里长，接头与接头之间、线路与线路之间，稍稍有一点点问题，都有可能酿成大难。 为了确保所有地下装置与线路不出任何问题，王淦昌一面向各个环节与系统提出要求，同时亲自深入洞内指挥和监督每道工序的操作和检验。 一次，探测器突然发出“啪啪啪”的响声，王淦昌立即赶到现场，询问是不是产品本身有放射性物质泄漏了，是不是山体本身有贫铀矿存在？为了查清真相，王淦昌一连几十小时钻在幽暗潮湿的山洞内，那时的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呢？经过反复测试，终于查明是一种叫氡气的东西在作怪。氡气是一种放射性有害气体，对人的呼吸系统有很大损害作用。王淦昌得知真相后，看到在洞内工作的解放军小战士们根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便一个个告诫他们：“小同志们，大家在干完工作和吃饭时尽量不要待在洞内，那样会很危险的。在工作时，一定要戴上防护口罩。千万千万记住我的话，人的生命宝贵啊！” “他这不是宣扬活命哲学吗？” “这是扰乱军心！”王淦昌没有想到早已想治他的“恶二赵”一帮人，竟然把他关心战士们的话当做“反动言论”，公然在大会上指名道姓地拿出来让“革命群众”批判。 “王院长，他们把大字报都贴出来了，您还是先躲几天吧。”几位好心人过来劝王淦昌。 王淦昌两只眼睛一下瞪得老大：“我躲什么呀？周总理交代的任务谁来完成？氡气就是有毒嘛，他们懂什么？同志们长期在洞内，不注意防护就是要伤身体的嘛！我叫大家注意点有什么错？他们这样批判我，我要向总理汇报，看看我到底有没有错！”老科学家较起劲来谁都拉不住他，“什么叫‘活命哲学’？我们是搞科学的，科学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嘛！”正是老科学家的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影响了全基地参加地下核试验的将士与科技人员。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试验准备工作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然而，地面上的大批判一浪比一浪高。当“恶二赵”赤裸裸地批判王淦昌是“反动学术权威”、“笑嘻嘻地腐蚀青年人”时，一位同志实在看不下去，便责问造反派：“像王淦昌这样好的专家，你们都要批判，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人！”就这么一句话，这位同志竟然被“恶二赵”一伙抓了起来，并戴上了手铐，拉到刑场进行惨无人道的“假枪毙”。 王淦昌得知此事后，潸然泪下。他愤怒地对天长嚎：“我们辛辛苦苦干工作错在什么地方？”他终于倒下了，血压骤然升高。但是他知道核试验远比自己生命重要得多，于是不顾大家的劝告，连续3天3夜在场指挥把最后的核装置和干燥剂放进洞穴。当工兵用最后一块水泥封死洞口时，指挥系统传来紧急状况：控制台的电压几乎全没了！没有电源怎么引爆地底下几千米的原子弹呢！“把洞口重新打开，我要进去检查！”王淦昌立即命令。 “不行，王院长你不能进去，里面已经有了核物质装置，太危险了！你绝不能进去！”战士和现场的同志们组成一道人墙，把王淦昌拦在外面。 “你们都给我闪开，技术方面的问题，我有权负责处理。谁也别想挡得住我，走开，让我进去！”王淦昌扒开人墙，指挥工兵迅速拆除封口，猫着身子钻进深深的山洞之中…… 后来终于查出事故原因：一个地方的电线“脱壳”！这一事故，使王淦昌下决心发动基地人员重新从头到尾对已经装置好的整个核爆系统进行全面检查。 1969年9月23日，王淦昌和参加试验的上万人在几十公里外的山巅上，亲眼看到了在天山支脉的一个山体上扬起滚滚尘埃。从千米地下发出的阵阵闷雷，回荡在天山南北…… 我国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了！“老院长，我们成功啦！我们终于完成任务啦！”在大家兴高采烈地向王淦昌祝贺时，这位“两弹元勋”的脸上只露出了一丝十分凝重的微笑…… 王淦昌带着地下核试验成功的喜讯回到北京，然而当他回到那个熟悉的“灰楼”时，一切都突然变得陌生了。 “王淦昌先生，根据‘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我们决定把在北京的九院所有机构，迁至四川绵阳一带，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大迁移工作，组织决定你也一起迁至那儿。”二机部“军管委”正式通知王淦昌。 “我一个人去，还是家属都迁去？”王淦昌问。 “当然是全家都去。而且，你们要做好长期工作、生活在那里的准备！” “好的，我回去马上做迁移准备。”王淦昌丝毫没有想过其他什么问题。在他看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本来就是高度机密的，几年前自己连名字都改了，这很正常。只是这一次是大迁移，所以他想到了家的问题。回到家里，王淦昌对老伴和子女只说了几句话，就把全家离开北京的事全都定了下来。王淦昌当然不明白中央作出这项决定的大背景。 就在王淦昌忙于在罗布泊组织地下核试验时，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苏联的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短暂会面。这次会面，中苏两个大国敌对了近10年后双方都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某些意图。但是那时的两国政治家们实在太不相信对方了，所以作出的一些判断现在看来都很偏激。在柯西金走后的一个多月，也就是在王淦昌报告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消息后的第22天，中南海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主题只有一个：研究当前国际形势和苏联战略动向。不知哪儿来的一份情报显示，苏联内部有人主张乘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尚不够充分的时候，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毁灭性打击，这使得中国领导人怀疑“老苏”真的想对我们中国突然发动核袭击。会议经毛泽东批准，政治局作出决定：在全国立即开展一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全民战备动员。 为防患于未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管有无问题，一律紧急撤离北京。根据这一精神，毛泽东随即到了武汉，“林副主席”到了苏州，只有周恩来留在北京“守家”。 据后来了解，“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共有5条内容：一是苏联谈判代表团于10月20日来北京会谈，对此要提高警惕；二是为防止苏联利用谈判做烟幕对我军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将重武器和重要目标隐藏起来；三是通信联络要保持通畅；四是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五是导弹部队要随时做好发射的准备。 王淦昌老两口带着外孙女三人很快到了目的地——四川绵阳（而今的长虹集团便是当年王淦昌他们的九院子属单位）。司机大邵一家跟着王淦昌“荣幸”地一起到了绵阳那片山沟沟里，并且这一去就是近20年。下面是大邵回忆跟着一起到四川后的有关王淦昌的一些情况——开始部里说了，凡是重要的领导和院长们都要迁到那里，可等我们一到那儿住下后，发现院级领导中就王先生一家搬去了。其他的院长都没有去，房子留着却是常年空空的。我对王先生发过牢骚，说你看人家多精，根本就没打算来。我们倒好，一下把全家的户口都迁到了这儿，现在想回去都没有门儿了。王先生说，别人我不管，可我们来这儿没有错，九院把主要人员和技术设备都搬来了，今后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机构，我们不跟着工作的地方还能干什么？ 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心目中，从来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私事，只要他认为是上面交给的任务，不管在哪里，不管是干什么，他都要全身心地投入，直到完美地把它做好为止。那时绵阳的条件极其困难，连孩子吃的食糖都得从北京带过去。而我们的九院工作区为了适合战备需要，整个工区和生产厂区铺得特别大，共占6个县的地面，近的相互间距离三四十公里路，远的达100多公里。整个绵阳地区实际上成为中国核武器试验的大本营。那时王先生已经是近70岁的人了，但他是生产和技术的总负责，所以几乎每天都要在几百公里的工区里奔波。当时我们所在区域还有不少国民党残留部队，敌情很复杂。每次跟王先生出门，我必须带上武器，随时准备应付不测。由于“文革”影响，许多工厂停停干干，这给王先生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他既要安排科研工作，还要做人的工作，那几年真是难为他了。绵阳地区又是地震多发区，我和王先生多次出门碰上地震，由于担心出事，我不让他往下面的工区跑，他哪儿肯听！地震一来，夜里我把他拖到汽车上睡，他就是不让，说怕什么？我是搞原子弹的，震波多大，对人类危害多大，我心里都清楚。他照常睡在屋里。有一次我问他，王先生你真的不怕地震砸死人啊？他嘿嘿一乐，说死谁都怕，只是你心里装其他事多了，死的事就给让路了。我相信他的话，因为他心里装了那么多工作，哪儿能顾及自己生死？但就是这样一个兢兢业业为国家作贡献的老科学家，“四人帮”一伙仍没有放过他。青海基地的“恶二赵”派人把王先生抓到罗布泊，说是“工作需要”，实是为了批斗他。而在后方的绵阳，他们则进行大抄家。我知道王先生家里的东西都是国家核武器试验的重要资料和文件，所以我坚决不让造反派动一动。为此，造反派也给我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司机”帽子。 但这也并没有使我在抄家问题上屈服。我一直死死地把着王先生家的门，就是不让造反派进王先生住的房子。后来总算达成了一个“协议”：把房子封存起来。我心想这一招也行，既保护了王先生的东西，又可以过抄家这一关。但造反派头头警告我，说：“你以后不准再照顾王淦昌了，就是他从青海回来也不能去车接。”不几日，王先生真的从青海回到绵阳，我偷偷开车去接了他。王先生见了还特别高兴地对我说：“还是绵阳这儿好，这儿我就不是受批判的坏人了。”他哪里知道这儿的斗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许多好心人一直全力在保着我们这位可敬的老先生而已…… 第十三章 1975年，因“文革”中断数年的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又重新被列入议事日程，时已68岁的王淦昌仍然以技术总负责人的身份，与小伙子们一起，从吐鲁番到戈壁滩，乘着汽车，整整颠簸了11个小时，到达爆炸地。 “让我再进洞看一遍。”同每一次核试验之前一样，王淦昌坚持要在最后时刻亲自检查一下装置和线路。当在场的人看到老先生吃力地弯着腰在低矮的“猫耳洞”里钻进钻出时，谁都会感动。 大爆炸仍然在王淦昌的注视下获得预期的成功。 这一年，正是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的年份。 这一年，王淦昌的名字又出现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名单上。 1976年，70虚岁的王淦昌再赴风雪迷漫的青海高原，在一望无际的“死亡之海”的腹部又一次成功进行了我国第3次地下核试验。经过代号为“21—29”、“21—92”、“21—93”三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我国的空中、地面和地下核试验基本走完了所有历程。王淦昌带着让全国人民引以为豪的核试验成果，回到了北京。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最最敬爱的人——周总理离开了人世。 “你们看，上次我向总理汇报工作时，他向我提了5个问题，当时我只回答了3个。现在剩下的两个问题我也想出来了，可他已经走了……”王淦昌坐在椅子上悲痛欲绝地向人诉说着。 几个月后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悼念人民总理的活动。王淦昌不顾人多车挤、年高体弱，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悼念队伍。 10月，沉闷了许久的中国响起一声春雷。王淦昌无比激动，他说：“这是更大当量的‘核爆炸’！我要继续努力为国家作贡献。” 1978年，王淦昌奉命从绵阳调回北京，任二机部副部长，并兼任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在这之前的3个月，他再次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9年10月20日，72岁的王淦昌实现了他毕生的追求，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0年2月，他被推选为新成立的中国核学会理事长，同时还被选为中国科协副主席。这一年，他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同志作了题为《核能——当代重要能源之一》的报告，从此致力于中国核电站和其他核能科研的领导与组织工作。 1982年，75岁的王淦昌主动辞去二机部副部长等职，仍兼任原子能研究所名誉所长。 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他再次当选常委委员。 1984年，王淦昌亲自主持和指导秦山核电站及北京的强流电子直线感应加速器论证等。 1986年，他与王大珩等著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跟踪国外高新技术发展的建议，即著名的“中国863计划”。 1987年，王淦昌主持国家“神光”激光装置鉴定会，并在80寿辰时发表有关中国激光研究的重要论文。 1988年，他与王大珩、于敏等物理学家向国务院提出将“激光核聚变”列入“863计划”，并获得批准。 1989年，王淦昌赴苏联杜布纳访问，被莫斯科大学授予名誉博士。 1990年2月，他与钱三强、李觉、姜圣阶联名写信给江泽民、李鹏同志，就中国发展核电站提了建议，由他领导的氟化氪准分子激光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1991年，王淦昌接受国家对“863计划”作出贡献的奖励。 1994年，王淦昌向“863计划”提出五点新建议，受到国家重视。 1995年，他与钱学森，黄汲清（大庆油田发现者）和王大珩一起获得李鹏总理颁授的“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 1996年，他捐款设立“王淦昌基础教育奖励基金会”。 1997年夏，他被无名氏（至今仍未查悉）骑车人突然撞倒致重伤，住北京医院数月。 1998年12月，王淦昌逝世。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和中外科学界著名人士、社会学界、教育界近千人送了花圈。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王淦昌等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原子能出版社，作者：李球芝 孙晓光 常甲辰 《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科学出版社，作者：胡济民、许良英。 1.“老恶霸”的“变天账”竟然是学雷锋的诗赋 那天夜里我们大约在十点来钟开始站岗放哨。其实是很简单的过程：几个人在头儿的带领下，拿着一杆没有子弹的步枪，便顺着几个生产队瞎跑，走到哪儿就算哪儿，通常是先上生产队的仓库场看一看有没有堆放在外的东西。这算是重要任务。之后就是到各个自然村落巡逻，这中间的突出任务是检査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家庭的敌情。我知道在对敌斗争严重的时候，基干民兵每夜都要派人守在这些牛鬼蛇神宅基边静观阶级斗争动向。我曾听说临近—个生产大队的基干民兵值夜班时，有个民兵是光棍，他主动要求到生产队的一户富农家守夜班，那富农家有个小媳妇的丈夫大概因为长期受压抑，没有什么性功能，妻子要闹着跟他离婚。那年月，牛鬼蛇神家庭想找门亲事实在太不易，富农的儿子哪敢撒手？可又一时想不出什么法子。有一天夜里欲火烧身的妻子将他从被窝里一脚踢出了家门。那躲在暗处的值班的光棍民兵发现了这一阶级斗争动向，赶紧冲过去用没装子弹的枪将富农的儿子逼到篱笆边，问是怎么回事。那富农儿子拉腔就哭诉起来。 我常在想，曾经匆匆而过的二十世纪里，什么人什么事最值得我怀念？什么事什么人最令我难忘？ “老地主”还是一腔斯文地回答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问话：“岂敢岂敢，我仅作了几首未成品的小诗……” 那天月光很亮，只是有些秋夜特有的寒意与惨淡。那天夜里生产大队基干民兵值班，只有13岁的我也加人了站夜岗的行列。那时年岁小，外加我天生的胆小，然而为了显示“革命小将”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我勇敢地报了值夜岗的名。 正是春耕生产热，广播高唱学雷锋。（《学雷锋》） 不知是有意的落后，还是“老地主”祖上专挑“阴暗角落”钻，陈月盘的家很偏僻，在大队最东的一个自然村，我和他虽然一个大队，但却是一东一西相隔三四华里的两个自然宅基村落。因为年岁小，所以在这之前，我根本就没有去过和见过陈月盘那个生产队和他本人。多半是好奇使我加入了民兵查夜的行列。 “咚咚！咚——！”副营长突然用拳头猛砸破屋下的木门，而且嘴里一边大声喊着：“开门，开门！” “有。” 等有人“嚓”地划亮一根火柴，我已经好奇地钻到了民兵副营长的胳膊前第一个看清了“老地主”递过来的那个小本本。油腻腻的，上面密密麻麻不知写了些什么东西，我正想顺着民兵副营长翻页的手细看时，火柴灭了。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乱七八糟，正是变天账！”又是民兵副营长的声音：“好了，你老实回屋去，等天亮我们看看你的这些小史……” “陈月盘，这几天你在干什么？快交待！”民兵副营长压着嗓门像训斥三孙子似地问起话来。 虽然月色下谁也看不到谁的脸色，但我一下感觉空气顿时凝固了起来。 陈月盘是我所在生产大队的惟一的一位地主分子。在这之前，“地主分子”在我的印象中极其清晰：就是那些像刘文彩家中的水牢、狗腿子、任意强奸民女的恶霸，要不就是在风雨交加的农历大年三十夜晚上门逼债并抢走白毛女的黄世仁那样的坏蛋。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天生的“阶级仇恨”，一提起“老地主”，我和所有贫下中农都有同样的心情，并从心底里憎恨刘文彩和黄世仁这样的恶霸。 没有走出多久，民兵副营长又叫人划亮火柴看了看老地主的那个小本本：“什么竖一行横一行的，我看不懂狗日的诗，反正老地主的嘴里唱不出好歌腔来！见他妈的鬼！”只见他顺手将那个小本本扔进沟里。 “快交待呀！”威严的民兵副营长的声音一下高出几分贝，我对自己心头刚刚萌发的一点点想法而紧张不已：这不行，这不是同情“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吗？13岁的我，第一次感到了政治的压力。那一瞬间对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的一份怜悯之情，使我不由得全身直冒冷汗。 那一夜我久久不能平静和理解。于是等第二天天亮后，悄悄独自到冬天没有水的渠道里捡起了那本被民兵副营长扔下的那个恶霸地主所写的“变天账”。当我打开那个小本本、翻阅里面写的那些小诗时，我的脑海里如同天劈雷打——“恶霸地主”写的竟然都是些“学雷锋诗抄”： 老地主的“小诗集”写得密密码码，足有上百首。在我似懂非懂的年代里，当我看完这个“大恶霸”所写的学雷锋诗篇后，留在我记忆中的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团…… “恶霸地主”怎么会是这样的？我自己幼小心灵里的“阶级立场”开始出现了不可抗拒的动摇。 “少啰嗦！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快开门！”我见民兵副营长有些不耐烦了，“咚咚咚”又是一阵砸门。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特殊的夜晚。 “恶霸地主”还作诗？我太惊叹了。然而这回惊叹的不只是我，连我们的民兵副营长都感到紧张异常：“啥？你还作小史？不会是当年的剥削史吧？快交出来，快快！” 阴次睛冷暖无穷，月未西沉日又东； 应该是有的，有很多事很多人。 他叫陈月盘，江苏常熟何市乡人氏。于北伐革命前三年大学毕业。二三十年代曾以“阿迹子”的笔名在上海、南京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攻击蒋介石而颇负盛名。最辉煌的岁月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被日本人误认为中共江南最大头目而到处遭到追捕。革命了，可又失败了。于是又回到了革命的对立面的剥削阶级分子行列。这一回，他受尽了人间苦情与孤情。耀眼辉煌的前半生和五六十年与泥土为伍的后半生构成了一个小人物的百年孤独史。 “有火柴吗？” 那光棍民兵一听，说这有啥愁的？我帮你解决。说着把身上的枪往富农儿子肩上一挎，便大步进了屋。半个多小时后他拎着裤子出来了，对富农的儿子说，你进去睡吧，她不会再欺负你了。第二天，那富农的儿子在地里干活时找到那个光棍基干民兵，悄悄说道，大阿哥，你真有办法，我娘子今天早晨起床开始就对我格外的好，看来还是你能救我。喂，我们俩说好了，你每天夜里到我家那儿值班。如果我娘子敢对我不好，我就让你进去治她，你看咋样？那光棍乐得心花怒放，还有比这更好的？于是说行啊，不过你得给点吃的，否则我值夜班也很累嘛。那富农儿子连连点头，说这自然这自然。就这么着，那个光棍基干民兵就一连在那户农家的宅基值了一冬的夜班。第二年开春，民兵营开始换班，可是这位被公社评为值班模范的光棍基干民兵就是不肯换班，还说他要坚守阶级斗争最前沿。当时公社武装部还为此特意发出通报，号召全公社民兵团的基干民兵们向他学习呢。有趣的事还在后头，一天公社武装部长为了让其他生产大队民兵营的干部向这位思想觉悟高，敌情观念强的值班模范民兵学习，特意带了三个大队的民兵干部一行二十人夜访这个模范的岗哨。武装部长到那儿一查，发现拿枪站岗的不是他的民兵，而是那位本该受看守的富农分子的儿子。武装部长气得问模范到哪儿去？对方吓得只好如实说来。武装部长就差没有当场昏倒。这这……这是什么事嘛？！后来听说因为这个教训的原因，故大队基干民兵值夜班再不采取单个守哨了，而是集体流动着巡逻放哨。 呵，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三十年前，当我还是一名纯真的儿童时，在见他的第一眼后，我从此一直做噩梦，那噩梦伴随我度过了数十载春秋……三十年后，当我早已成为铁杆男子汉且又见到他后，我发誓该为他写一部传世之作为一个小人物所经历的一百年的大事情写传。 “少他妈的斯文腔！”民兵副营长的话使我在黑暗中第一次感受到的一点文明马上变成了野蛮味与火药味。“你交待交待，最近写没写变天账？” “是小诗。”老地主陈月盘胆怯地轻声纠正道。 梅花桃花春更好，千枝万朵泼新红。（《春更好》） “噢噢，别敲了，我马上开门……”听得出，里面的人在忙碌着起床穿着衣衫。 入夜拖拉机响急，插秧就趁黄梅节； 我就是在这夜认识老地主陈月盘的。 但奇怪的是，此时此刻，我惟独想在结束永远不可能再来的二十世纪之际，为他记录我的世纪绝笔。 老地主，恶霸？说话斯斯文文的，能写一手好诗的一个干瘪老头！ 这回轮到“老地主”紧张起来，他一听这赶紧返身进屋，一会儿，干瘪的老地主哆嗦着身子从里面又走了出来。“都在这儿。”说着，他伸出双手向民兵副营长交上一个小本本。 不知什么缘故，当我和天下所有的人即将告别二十世纪的时刻，内心突然滋长起无比的惆怅…… “我？我这些日子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呀。天天都在生产队耕耘劳作，别无他事可求。”黑暗中，老地主的话竞然如此文绉绉，这对大跃进年代出生的我来说，又是一件惊诧不已的事。也许那一份以后一直留存在我内心几十年的同情和好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萌生和深扎在心头的。 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 他算什么人？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反革命？一个土得从里到外掉泥渣的土农民？还是满腹经纶的大知识分子？是一个坏得每个皮毛孔都流恶水的坏蛋？还是一个好得谁见谁都愿为他烧一把香的阿弥陀佛？ 什么，原来这个干瘪老头就是“恶霸地主”？那一瞬间在我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地主形象一下发生了动摇。这么个干瘪老头怎么可能是刘文彩、黄世仁式的恶霸呢？当时有一句话我一直不敢说出来，那就是我觉得这个戴眼镜的干瘪老头太可怜了，丝毫没有一点让人心颤和畏惧，更谈不上可憎…… 大约几分钟后，门“吱嘎”一声开了。里面探出一个上身披着一件破棉袄，下身用草绳系着裤子，一边咳嗽一边在哆嗦的干瘪老头，令我惊诧的是这个干瘪老头鼻梁上竟然还架着一副眼镜！ 2.“大恶霸”原来还是“左联”时期的老作家 虽然文革的十年正是我不懂事的少儿时代，虽然我家庭也因为父亲是个小走资派和爷爷曾在解放前当过一阵小贩子而牵连不少，但我检点自己时常常因为上面的那一夜曾经发生过的一幕（参与将“老恶霸”的诗集扔在渠道里）而充满了内疚与负罪感。 事过二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早已在京城像模像样生活了十几年后大有一副衣锦还乡之状的我，回老家探望父母双亲。一日，与父亲从小镇返家途中，一位颇有些面熟的老人与我父亲打招呼后擦肩而过，我问父亲此人是谁。 “他就是陈月盘，以前我们大队的老地主。”父亲说得很随便，我听后却大为吃惊。 “怎么他还活着？” “活得好好的，现今他还是市政协委员呢！” 我扳扳手指，也该快三十年了，当年我看到的老地主也至少有六十来岁了，怎么可能三十多年后他还活着？！ 那天傍晚，我缠住父亲，希望他说说他所了解的有关陈月盘的事。 “提起来就叫人气愤。” “想不到父亲的内心竟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怎么不？你知道我为什么在文革初期就被人赶下台？最重要的—件事就是说我阶级阵线不清，对老地主陈月盘过于亲近关照。他们那些人哪里知道剥削阶级的分了中也有对我们共产党、对我们革命作出过很大贡献的人呀。我们应当实事求是，不能太不人道。就说陈月盘，他在刚解放时就申明自己曾为共产党做过有益的事，那时我是生产大队长，对他自己说的事作过调査，问过上年纪的人，也当面询问过当年与陈月盘一起从事敌后斗争工作的县委某领导同志，得到的结论是，陈月盘确实在解放前为革命作过很大贡献。在大跃进时期，我们全县动员大战太湖流域的望虞河水利工程，他当时已年过半百，却跟着我们年轻小伙子一起挑灯夜战，还为提高工效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就因为我是生产大队长，曾在社员大会上多次表扬过这么个老地主。‘四清’运动和‘文革’运动中，有人就说我为剥削阶级唱赞歌，不分阶级阵线就把我打倒批臭。再后面的事你自己也经历了。总之世道对有些人太不公平了！” 父亲一生刚烈自信，但自被造反派们打倒后，就再也没有了这种秉性，变得对什么事都没有了信心。然而最令我震惊的是我自己后来遇到诸多不幸的命运竟然会与老地主陈月盘连在一起！如果不是父亲这一说，我恐怕这一辈子都不知其缘故呢。 陈月盘自然不清楚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很多与他毫不相干的人的命运跟他的沉浮有关。 “爸，我很想见见老地主。”我刚说完，又自觉再称谓陈月盘为老地主似乎不太合适了。因为早在八十年代初，党的决定就已经取消了阶级成分，地富反坏右便永远成了历史。于是我问父亲：“现在你们叫陈月盘都怎么个叫法呀？” “还是叫老地主呗。”父亲解释说：“陈月盘这个老头子很开朗，他自己说过去别人叫他老地主心里就有气，现在如果别人叫他大名反而觉得不舒服。他说当了一辈子老地主，如今别人不再叫他老地主，心里就有一种失落感。因为现在改革开放后，在农村真正当地主的人都是些先富起来的人，他陈月盘说我戴地主高帽子时穷得饭都吃不饱，而今那些富得流油的人却轻轻松松不费一点皮肉之苦就要把老地主的帽子拿过去，我心里不平衡。你说他这个人……唉，也只有他才能经得起如此折腾。”父亲的话里隐含着几分敬佩之情。 一定是个性格独特的乐观主义者。我决意找到陈月盘，以了结我的一桩心愿。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父亲却把陈月盘接到了我家来。 “作家，哈哈……，想不到快七十多年过去了，我又同作家打起交道来了！”一个穿着老棉袄、虽然手持拐棍但身子骨依然十分硬朗的老人稳稳地走过来与我握手。 “呀，小何同志，我早听说你在北京当作家，了不起。我一生梦想当个大作家，可就是命运不佳，偏偏当了个真正的‘作家——在家做活的人’，哈哈好……”这是我第一次与老地主对话，而且令我惊叹不已的是老地主竟然如此幽默开朗！ 他旁若无人只管自己说着：“我们这一带的人，只知道我是个地主，或者只知道我是个为共产党干革命的地主。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在二三十年代还是江南一带颇有名气的文人墨客哩！不信你们可以翻翻当年上海的《申报》，那个曾经跟鲁迅先生同块版面上撰文的‘阿迹子’就是我陈某人的笔名呀！他们都不知道呀，小何。”老人抚摸着银色的山羊胡须，很是得意地指着站在我身边的父亲，连声对我说：“你爸他们都不知道，都不知道的。” “左联，你小何同志肯定知道左联吧？那时我在上海用笔名写文章攻击蒋介石国民党后，上海左联的同志几次找我谈话让我加入左联，后来要不是常熟一带的抗日救亡运动急着要我到乡下来进行地下工作，我肯定也是左联的一分子了。那样的话，小何你们的中国作家协会是不是也可以吸收我为中国作协会员了？唉，时间过得真快哟，不知现在作家队伍中还有没有当年左联的同志……”老人抬起一双眼皮耷拉但仍有几分光泽的眼睛看着我，期待着一个久远的回答。 “有，但已经极少极少了。”我这样回答老人，其实我根本不知道现在我们中国作协到底还有没有当年左联的老同志了。 这回是我主动站起身握过他的手——我知道我握过的是一双文坛前辈也是一位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的世纪老人的手。 “我想知道您的一切，并且能早一日把它写进我的作品之中……”我怀着敬仰之情看着他。 “有价值吗？我仅仅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了，而且还是个老地主呀！”他的眼里半信半疑，随即是几分期待。 我坚定地朝他点点头，肯定地回答他：“我要为走过二十世纪的普通人立传，您老是最合适的一位。” 他激动地站起那具比我整整年长半个多世纪的身躯，颤抖着双唇，说：“那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3.惊天奇闻：没有他，就可能没有“沙家浜”革命传奇 老人一张口就告诉了我一个让我吃惊的秘密：“共产党在江南抗战时，如果没有了我，可能就没有了后来那出曾经轰动一时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 “这是怎么回事？”我着实吃了一大惊，因为几乎像我一样三四十岁以上年龄的人都太熟悉“沙家浜”这出戏了。就是在今天，每当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氏时，我都会自豪而又简单地说一句“沙家浜”就是我的家。这是一句戏中的台词，但它确实清楚简明地吿诉我的友人我是哪一方人氏。“沙家浜”几乎是共产党人在江南革命抗日战争的写照，它作为历史的真实再现，早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然而一名老地主怎么可能与这样一出具有代表意义的革命历史戏连在一起呢？ 陈月盘淡淡一笑，弄了弄那撮花白的山羊胡须，说：“这得从我祖上说起。” 从老人的口中我才知道了陈家的地主来历。早在乾隆年间，陈家在江南的第一代人就在常熟东乡一带靠勤劳致富成了当地的富裕人家。到第二代时，便成了小地主。第三、第四代时已经是相当富裕的大地主了。仅他们陈家的土地，就占了当地土地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陈月盘的曾祖父陈若渔是陈氏家族在江南常熟东乡的第五代，也是陈氏家族中最勤劳、聪明的一位，所以到他这一代，就财产而言，是顶峰阶段。陈月盘告诉我，中国的早期地主阶级许多人在没有成为剥削阶级时，或者即使成了剥削阶级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大都是些很勤俭勤劳的佃农，相反有不少穷汉之所以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如那些剥削阶级会勤俭持家。这种现象即使到了解放前后也还不算少。陈月盘的“阿太”曾祖父在当时便是当地有权势的人了，但因为几代人都靠种田起家的，祖上没有官位，到了陈阿太那一代也是一介平民。那时有钱人家死了后都要建大坟、树石碑圆寂。为了升天能得福造化，陈月盘的曾祖父就出钱托好友——上海俞平伯的父亲俞翰林从朝中买了个官。俞翰林做过曾国藩的秘书，这事自然很容易办成。后来阿太陈若渔死后真的入穴了有石碑的大坟。当然这一形式对陈家来说，更重要的是从此象征着不仅家有万亩良田，还有了一冠红顶官帽。陈若渔有个女儿嫁给了邻近的支塘乡的一个名医，这位名医的小儿子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研制的主要功勋人物、我国杰出的物理学家王涂昌先生。陈月盘比王淦昌大一岁，但辈分却小了一辈，因为王淦昌的母亲与陈月盘的祖父是亲兄妹。1997年我在北京见到中国核武器之父王淦昌时，说起了陈月盘的事，这位科学大师还清楚地记得外婆家有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陈才子”亲戚。陈家到陈月盘的祖父那一代开始便走了下坡路。不过陈老爷子虽然抽大烟，但却喜欢读上海的申报一类的思想进步的报纸。由于受家庭影响，陈月盘小时候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有一次他看到一本白居易的诗书，那里面田园式的诗情意境太让幼年的陈月盘着迷。陈月盘自己说，他后来一辈子没有离开农村，就是因为受了白居易诗中那种刻骨铭心的意境的影响。正可谓一日入诗意，终身不改当诗圣。 陈月盘的父亲也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地主。他送儿子上学却不让他读四书五经，而是选学国文的学校。陈月盘读了七年国文后考上了太仓师范。母亲一听每年要花400块大洋学费，就不同意儿子再上学了。可儿子说啥也要去上学。也巧，陈月盘初出远门念书不足半年因吃生栗子闹了一场大病，母亲借机说你就别上学了。儿子一听哪肯！后来他考上了南京的江苏省立师范，这是所公立学校，不要学费，于是家人就不再反对他上学了。五年大学生涯，陈月盘见到了大世面。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常熟何市乡当了一名乡村小学的代理校长。可第二年北伐战争就爆发了，受新潮思想的影响，陈月盘从此开始了他那二十多年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涯。他借上新华艺大之名，离开家乡，先到苏州，后到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他在南京的公开身份是新街口小学教书匠。这日后的五年多时间里，陈月盘作为一名具有鲜明斗争立场的革命知识分子，用“阿迹子”这个笔名，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展开了无情的斗争，并曾风流一时。他公开骂蒋介石是“你赶走了野猫，你还要吃我”一类的民族败类。特务分子对这位“阿迹子”警惕起来，到处想追捕他。无奈，陈月盘逃回了乡下的老家。此时恰逢老父亲去世，他便挑起了陈家的重担，当起了地主豪绅……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江南大地沦为小日本的天地。充满爱国热情的陈月盘不甘当亡国奴，他利用其特殊身份，积极组织民众起来进行抗日斗争。后来新四军著名将领叶飞同志带领部队来到了苏南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成立了著名的江南抗日游击纵队。陈月盘是当地有势力的头面人物，又是思想进步的爱国者，叶飞自然先找到了他。 “陈先生，我们是一家人，应该携起手跟小鬼子干！”叶飞第一次见到文质彬彬的陈月盘时，就高兴地拥抱起这位江南才子加財主的陈月盘，显得异常兴奋。那时叶飞才26岁，又对当地情况不熟悉，于是把陈月盘当做十分可靠而亲密的战友看待，地方上和场面上的事，少不了交陈月盘去办。当时武装斗争的条件十分艰苦，有许多困难是部队上无法克服得了的。江抗纵队的经费便是一大难题，而叶飞的部队初来乍到，谁都不认他们。 “这是500块大洋，你们先用着。”一日，叶飞正在愁眉不展时，陈月盘将自己家的存货送到了部队上。 “老陈同志。”叶飞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而他的一声同志使陈月盘这位地主出身的革命分子从此把自己的那颗火热之心也交了出去。 白色恐怖下的苏南一带，革命武装斗争十分艰难，常常要爾生命危险。许多胆小的人几次下来就再不敢投身革命了。而作为当地有名的财主陈月盘则一如既往地参加了江抗的革命斗争。正当敌我势力不相上下之时，叶飞率领的江抗部队奉命转移到了江北。陈月盘本来是要随部队北上的，可就在此时，新四军的一批伤病员从前线秘密转移到了常熟的阳澄湖来了。 “老陈，你是最合适给新四军伤病员提供帮助的人士，革命需要你留在江南。”叶飞深情地揉住陈月盘的手，带着无限期望之情。 就这样，陈月盘告别了亲爱的战友，继续留在常熟地带。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沙家浜”这一出戏。 于是也有了“沙家浜”这出名戏的很多不完整的地方——一切皆因为陈月盘是个“老地主”的缘故。 这儿有必要向年轻的朋友交待一下“沙家浜”这出戏的一些背景：此戏取材于当时发生在常熟一带一队在当地养病的新四军伤病员的一段真实故事。 话说1939年5月，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特殊年份，我新四军在党中央指挥下，东进江南，横渡方圆千里碧波荡漾的阳澄湖，几百条大木船浩浩荡荡在明澈如镜的湖面上劈波斩浪，气势磅礴。叶飞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插日本侵略者的心脏。“东进！东进！”战士们高唱斗敌战歌，威震江南大地。当年9月，叶飞的部队奉命西撒，在常熟境内的阳澄湖横泾（后来改为沙家浜乡）一带的村庄留下了一个后方医院和100多名新四军伤病员。盘踞在阳澄湖的当地土匪头子胡肇汉即《沙家浜》戏中的“草包司令”；胡传魁，投靠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与日寇勾结，多次袭击新四军后方医院，沙家浜地区的军民团结起来，奋勇抗敌，于是就有了后来崔左夫写的纪实文学作品《血染的姓名——三十六个新四军伤病员斗争纪实》，于是就有了上海人民沪剧团在1958年根据崔左夫作品改编成的沪剧《芦荡火种》，于是也就有了由江青亲自抓的、由著名老作家汪曾祺根据《芦荡火种》改编成的京剧“革命板戏”《沙家浜》这部名戏。 “沙家浜的戏如果在当初排演和编剧时能听我讲讲当年的实情，可能更会千古不朽。”陈月盘说到这出名噪一时的经典京戏时，竟然直言此话，着实令人吃惊。 “沙家浜对普通观众而言，是一部戏，可对我们这些当年直接参与同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斗争的当事人来说，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和回忆。”陈月盘抖动着每一根白须，就像梳理和扯动着深埋心头的一团带血的旧纱……他以当事人的亲历细说起构成千古名戏的那段真实往事： 常熟是有阳澄湖的，但常熟过去并没有“沙家浜”这个地名。常熟过去虽然没有“沙家浜”这个地名，但阳澄湖边有许许多多“沙家浜”一样的村庄。郭建光是沙家浜里的戏中人物，可新四军队伍里却有一个真实的“郭建光”，他的真名叫夏光。新四军里的夏光有名有姓，系湖南人氏，1909年出生于湖南武冈。在北伐时参加革命，1927年进人毛泽东主持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入党。抗日战争爆发，夏光参加新四军，首任陈毅领导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第三支队第六团作战参谋。1939年5月随叶飞到了江南苏常一带。同年8月，我新四军在江阴与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展开激战，夏光时任江抗第五路军参谋长。由于连续作战，时势紧张，夏光体力不支而病倒。在江抗部队奉命西撤时，叶飞令他留在敌后治病。夏光随即将所有作战文书交给参谋处，化装成便衣，只带一名通讯员，通过土匪头目胡司令控制区深入到敌后，与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率领的后方医院的三十多位伤病员会合后，从此开始了演绎沙家浜之戏的原型生活。1940年，叶飞率部队西撤后，党中央又派谭震林同志来到苏南开展敌后斗争，夏光已时任江抗纵队司令，后又改任新四军苏中军区一分区参谋长、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参谋长等职。解放战争斯间，夏光任华中、华东军区参谋处长，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重要战役，其战功卓著，智谋过人。解放后担任过几所海军军校的负责人。可惜因1955年错误处理，从此离开部队，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平反昭雪，后一直任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负责人。 “文革”中在“沙家浜”大红大紫的时候，这位戏中高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的英雄人物的原型，却被造反派关在牛棚里连听戏的资格都没有。 说起“沙家浜”里的另一位主角人物“阿庆嫂”，我看到陈月盘那双混沌的目光里顿时流露出一丝亮泽的光芒。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他说：“你知道我跟‘阿庆嫂’什么关系吗？” “什么关系？”我问，带着现代年轻人对男女之间所有的那种好奇心问。 “呵呵，这要你们当作家的去想象了！”不想90有余的陈月盘依然留存几分浪漫。“那真是不一般的关系哟——”他意味深长地留下一个破折号让别人去回味，而给我讲述的却是生活中真实的那个“陈庆嫂”。“真‘阿庆嫂’叫陈二妹。我们当年都叫她二妹。陈二妹的家其实也远离阳澄湖，不过她家确实开茶馆，却不叫‘春来茶馆’，叫‘涵芬阁’。在常熟董浜镇上。那二妹开的‘涵芬阁’茶馆确实是地下交通站。二妹家的男人是地下党员，但二妹开始一直不知道自己丈夫的真实身份。二妹家的茶馆前门挨着街，后门通着一条河，那河上长满了芦苇，所以新四军和接任叶飞来苏南指挥抗日救国的谭震林将军经常在那儿开会碰头。我和二妹及她男人陈关林都是乡里乡亲的熟人，有一次我到‘涵芬阁’给谭震林他们送一笔枪支弹药款，碰上二妹在茶馆铺面做生意，就向她打听新四军和林俊(谭震林的化名)什么时候到她那儿，二妹吓得双腿直哆嗦，说你们别瞎嚷嚷，我这儿哪有啥新四军和那林俊什么的。二妹只知我是当地有名的开明地主，却不知我一直是在为新四军做事的，所以弄出了这样的笑话。后来当她看到谭震林将军跟我手拉手的情景才知道我是自己人。二妹确实像戏里的‘阿庆嫂’一样聪明机智，多次为了掩护新四军伤病员和地下党开会，与敌人展开了机智的斗争。1941年的一天，她的男人陈关林突然被驻地日军抓走了，敌人用残酷的毒刑逼陈关林招认新四军伤病员的下落，陈关林宁死不屈就是不招。无奈，日本鬼子换了一种招数，先让他吃下三大碗饭，然后又挑来一担水让陈关林喝下去奋当陈关林喝得肚胀如鼓时，鬼子就将他按在地上叫人踩在他肚子上。陈关林宁死不屈。后来恼羞成怒的鬼子就把他和62名新四军伤病员一起押到苏州虎丘山，然后装进麻袋，再用刺刀活活刺死后又用镪水灭尸于荒野之中……丈夫的牺牲对二妹刺激极大，中共常熟地下党县委决定将陈二妹送到江北暂避敌人的追杀。3个月后，二妹又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悄悄从江北回到了常熟。但茶馆是不能再开了。党组织便给了二妹200块大洋，希望她做点小生意度日。二妹因为还要带身边的两个小孩，所以生意也没做成，便从小镇搬到了乡下，一住就是几十年，直到1997年她83岁时去世。” “《沙家浜》的戏出名后，常熟一下冒出了好几个‘阿庆嫂’，在‘文革’时还弄出了不少笑话：当地一个演阿庆嫂的女演员竟然也自称自己是真正的阿庆嫂传人，说她娘当年就是开茶馆的，也掩护过新四军伤病员。真真假假那时谁也搞不清，只要谁在台上红，谁就是真阿庆嫂了。结果那个女演员还真被军管会捧到了天上，可惜她不自重，跟几个军管会头头睡觉，最后被弄死。而真阿庆嫂陈二妹则被造反派挂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在田头挨斗挨批。唉，‘文革’呀，什么事都给颠倒了。”陈月盘对天长叹道。 “生活中的胡传魁真的那么草包一个？”我对戏中几个主角原型特别关注。 “那可不是！”陈月盘的两只眼睛立即睁得好大好大，连连摇头说，“那是戏。戏里的土匪司令胡传魁长得肥头大耳，是个真草包，但‘沙家浜’历史上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司令是个比刁德一还狡猾的家伙。胡司令真名叫胡肇汉，说来也巧，他跟郭建光的原型夏光都是湖南人。胡肇汉兵痞出身，1926年起担任国民党‘保安特务团’团长。日本人占领上海后，胡肇汉的部队溃不成军，作鸟兽散。胡肇汉后来便带领一批手下败兵流窜到阳澄湖一带避风。那时苏常地区正属政治真空，各种土匪势力蜂起，胡肇汉便被一保长收留，雇佣为地方治安队长。日久天长，带兵出身的胡肇汉在跟当地的野土匪的交手中屡获胜利，于是其名声大振，成了当地方圆几十里的一股重要势力。加上胡肇汉生性暴戾恣睢，又同国民党勾结，后来出任三青团京沪行动总队司令。1939年春，新四军东进江南，袭击虹桥机场，炸毁敌机数十架，威震四方。善用心计的胡肇汉一看形势有变，便脚踩两条船，忙与新四军搞联合，接受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收编。但胡也有没想到的事，1939年，叶飞的部队奉命西撤，结果胡肇汉的队伍被一下拉走了。胡气得天天大骂新四军使他上了大当，并推脱有病留在江南没有西撤。叶飞带部队走后，胡肇汉便坐不住了，开始收罗一些地方残匪，重新组成了一支四五十人的小队伍，自任司令，主要流窜于阳澄湖一带。不久，夏光任‘江抗’东路部队司令的新四军队伍来到常熟后，为了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争取胡肇汉继续抗日，决定让胡肇汉出任新四军东路军副司令。但这回胡肇汉变得更狡猾了，他心想你们新四军共产党不就想要我的队伍嘛，好吧，我就偏偏不让你们收编，什么副司令我也不要。就这样，夏光多次给他写信，胡就是不理不睬。正在夏光他们犯难时，有一天我知道了胡肇汉的下落后，便向夏光作了报告。我从一个朋友那儿知道胡肇汉在阳澄湖北岸的车渡娶了个小老婆，所以他常常到那儿去。共产党为了达成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急需同胡肇汉当面做工作，所以对我提供的情报异常重视，夏光同志当即带部队移驻到车渡。部队刚到车渡，夏光与副司令杨浩庐便到湖边瞭望，见到一只非常漂亮的篷船正向岸边驶来。村上的老乡便说这就是胡肇汉的船。夏光一听很高兴，可谓无巧不成书，船上正是胡肇汉。听夏光后来说，夏光未等船靠岸，就先喊了声‘副司令’，胡肇汉还不知是怎么回事时，就无可奈何地当上了‘江抗’东路部队的‘副司令’。胡肇汉心里有算盘，所以对这个‘副司令’实在有说不出的几个不情愿，但那时抗日是全民大事，谁敢公开说我不愿抗日？碍于这层理由，他胡肇汉无奈装出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接受了新四军江抗指挥部关于统编部队一致抗日的指令。出于对统一战线和抗日的大局考虑，夏光提出第二天由他带领的新四军和胡肇汉的部队举行一次联欢。次日，阳澄湖畔喜气洋洋，一片欢声笑语。新四军特意给胡肇汉的队伍送来了两头猪和其他慰劳物品。胡肇汉一看夏光他们如此抬举自己，心头洋洋得意，摆出一副副司令的架势，大有与新四军共产党平起平坐之势。可与戏中的草包司令不一样的是这个‘忠义救国军’的胡司令十分狡猾，在1940年后当抗日形势于中国共产党人极不利的时候，他便又开始投靠国民党，不断袭击新四军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同年夏天，胡肇汉勾结日本鬼子，在吴县陆巷村，向我新四军发起突然袭击，造成夏光部队110余名新四军战士伤亡，活埋新四军伤员十余名，继而又在阳澄湖边烧杀抢数日，枪杀进步抗日青年和渔民36人，犯下了血腥的罪行。从此胡肇汉在阳澄湖一带就有了‘杀人魔鬼’之称。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大军南下，胡肇汉像丧家犬似的到处逃窜，最后避到了阳澄湖千里芦苇荡之中。他凭借着水中优势，几次侥幸逃脱了解放军的水上追捕。江南解放了，可大土匪胡肇汉却一直没有落入人民的手中，并且仍不断地对百姓和新政权造成危害。新中国刚成立，吴县湘成公安分局的干警接受了追捕胡肇汉残部的特殊任务，由局长包振家亲自率领该局7名精干的同志化装成渔民，开始了千里追捕胡肇汉的行动。那时刚解放，胡肇汉的势力还不小，他手下有几个土匪大队，行踪诡秘。后来包局长他们从一位曾在胡肇汉手下当过一大队大队长的土匪头目那儿知道胡肇汉有个小老婆与胡仍有来往，于是迅速采取措施找到了那女人，果不然那小老婆交代了胡的行踪，说胡在上海浦东有一家布店是他的秘密交通站。而这个浦东秘密交通站，正是《沙家浜》戏中刁德一的原型王群给胡肇汉安排的。当时的上海浦东，就像一片谁都不会注意的野荒滩地，恰好被胡肇汉他们一帮国民党残渣余孽给利用上了。但胡肇汉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的公安干警这么快就追到了他自认为‘绝对安全’的浦东。据说追捕胡肇汉的场面特别惊险，公安部门组织了两个梯队进行攻击。结果措手不及的胡肇汉及残部被一网打尽。1950年11月28日苏州行政区人民法院宣判了胡肇汉和他的参谋长正群的死刑，并当场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看来历史上的胡司令要比戏中的草包司令更具戏剧效果嘛！”我不由感叹起来。 “野鸥忽啼春雾绿，澄波倒影远舟遂。平生只爱水乡居，到处芦湾风与月。”不想9载老翁独自吟起诗来，当我问此诗出自谁作时，陈月盘捋着他的山羊胡子呵呵笑起来：“老生也。”他说这是他在30多年前特意为生产队的一名叫洪生的渔民老弟所作，可惜比他年少20多岁的“洪生弟”已在前年去世了。人生就如一场戏，而且有时候比戏更具戏剧性。陈月盘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打新四军进入常熟和阳澄湖一带后，日本鬼子与国民党投降派队伍对当地民众进行残酷镇压，特别是对新四军等抗日进步力量进行的血腥镇压尤其严重。夏光领导的“江抗”部队不能公开活动，只得整天东躲西藏和进行有限的抗击斗争。由于敌人的封锁，新四军和伤病员的弹药和药品也很难搞到手。谭震林和夏光便多次找到陈月盘，请他出面帮助解决上述问题。于是陈月盘不得不整天在敌后抛头露面，几乎过几日就要到“阿庆嫂”的茶馆里跟地下交通站的共产党员接头，送购得的弹药和医疗用品。有意思的是共产党内的许多同志还以为陈月盘这位大地主也是一名党的重要领导呢。可一细打听陈连党员都不是，便觉得十分奇怪。为此陈月盘先后找到叶飞和谭震林都谈过此事，希望自己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可叶飞和谭震林都希望他留在党外，说那样更容易出面为革命工作。“你的情况我们党组织非常清楚，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入不入党都一样的。但眼下革命形势非常复杂，你不参加组织，更能为革命做事，所以不要有什么顾虑。”谭震林的话说得更明白。还有什么说的，陈月盘从此就一直按照党内的同志标准要求自己，所以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不是革命队伍的一员，相反以更高的要求将自己放在严酷斗争的最前沿忘我地工作着。 然而正是他这种忘我的投入，敌人很快注意到他。日本鬼子和伪军们经过一段秘密追踪，误认为陈月盘就是他们梦寐以求想抓到的江南共产党头目。无奈，陈月盘不得不暂逃上海。在十里洋场上，陈月盘既有不少往日的文友，也有已经执掌着不小权力又时下在日本人统治下无所作为整日闲得只知“搓麻”的同窗显贵。可陈月盘与无论是文友还是同窗的那些人不一样，他心里一直装的是芦苇荡里的那些新四军和伤病员同志。于是在上海待了不到半年时间，他便急着要求回到了常熟老家。这回他带回了一个同窗学友，即后来成为国民党驻上海的实力派人物熊剑东。此人行伍出身，生性暴烈。日本人占领上海后，熊剑东在上海滩待不下去了，便跟着陈月盘避到乡下。可他见到日本人就血性上来了，一连几回把在常熟做生意的日本商人给拖到野地里杀了。 “你恨日本人，这一点我同你一样，可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手段，那太残忍了！”陈月盘说。 熊剑东便哈哈哈大笑起来，“月盘啊月盘，生性文文绉绉，只能一生做个被人奴役的月盘呀。” “五六十年前，我对同窗学友的话并没有理会，不想后来还真被他言中了。唉，人哪，本来父母给你起个名字完全是一时的一种念头或灵感而已，可多人却真的因为一个名字的缘故而命定终身。我就是。一个月字一个盘，命里似乎注定永远掌握在别人的手里……”陈月盘说起往事，不由感慨万千。熊剑东如此杀人不眨眼，没多久也无法在乡下待下去了，陈月盘只好送他回上海，劝他另想出路，后来又帮助熊与国民党方面取得了联，使这位“野马”有了比较好的归宿。经过一段时间敌我之间的拉锯战，我“江抗”队伍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新四军的敌后斗争形势出现了相持状态。这时，根据中共江南特委的批示，常熟地区准备成立自己的政府组织。江南特委在研究常熟县长人选时，首先想到了陈月盘。 “老陈有开明地主的公开身份，文化程度又高，又是当地有影响的人物，非他莫属。”江南特委的负责同志这样评价说。 “在当前敌我斗争十分复杂的条件下，陈月盘这样的人出面当我们自己的政府负责人是合适的。”特委同志意见一致。 可江南特委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决定传到常熟地下党组织，当组织向陈月盘本人征求意见时，他自己却首先否定了：“不行不行，我连一个共产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共产党的县长呢？不行，你们一定要找位坚强的‘江抗’领导同志担当此任。” 由于陈月盘的再三推辞，中共江南特委最后只得另选了“民抗”司令，在常熟一带声威显赫的民族抗日英雄任天石出任常熟县长。说起任天石，陈月盘禁不住老泪纵横，这是我没有想到的。“50多年了，可就像是昨天的事呀。”陈月盘用那双颤抖的手，抹了抹眼角边淌出的泪水，说：“任天石在我们常熟近代革命史上是位最了不起的英雄。他就是是后来《沙家浜》戏中的那个以中医身份到‘春来茶馆’送情报的县委书记‘陈天民’。我听写《沙家浜》的作者说过，戏中的‘陈天民’就是照任天石的名字搬过来的，陈和任音相近，中间的天字没动，陈天民的‘民’却隐含任天石‘民抗’司令的‘民’字。任天石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常熟梅里塘桥人。1913年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初中毕业后，任天石回家学医。九一八后，思想进步的他，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从那时起，我们这些激进人士经常在一起碰头。1932年任天石考上了上海的中国中医学院。3年后他完成学业后回到家乡，在常熟城里开了一个诊所。这时他认识了常熟的地下党负责人李建模，从李建模那儿看到了不少马列主义进步书籍，任天石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7年初，任天石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常熟人民抗日救国武装自卫会。1937年常熟沦陷后，任天石就开始职业革命生涯，与敌人展开地下武装斗争。次年原红军团长赵伯华回到常熟，任天石便与赵一起举办了革命武装军事骨干训练班，不久便成立了常熟地区第一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武装队伍，简称‘民抗’，任天石任负责人。1939年叶飞率领的新四军‘江抗’来到苏南后，任天石的‘民抗’与‘江抗’会合，两支革命武装队伍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任天石的名声也在当地响了起来，成了人人皆知的英雄。1940年任天石已是中共常熟县委书记了，由于我坚决不出任常熟县长之职，结果任天石又兼任了常熟县长之职。在他的领导下，常熟人民在阳澄湖一带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夏光他们的新四军伤病员队伍，既要养病，又要打仗，难得很哪，要不是任天石和我们坚定有力的配合，新四军伤病员这支队伍是无法坚持到革命胜利时刻的。” “老地主”的这段回忆，便我对《沙家浜》的戏有了很多联想：“陈--天--民，这个我党的地下领导者形象，可以是任天石的，但我倒有另一种联想，作者当时是不是也考虑到您在常熟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就将地下工作领导者的名字前面用了您的陈氏姓？” 陈月盘一听惊骇不浅，连连摆手说：“不会不会。从早先写的《芦荡火种》，到后来的京剧《沙家浜》时，我早已是戴帽地主和当了一二十年的‘牛鬼蛇神’了，怎么可能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为一个地主恶霸树碑立传？” 听了老人的解释，我只得嘿嘿自乐，心想这是肯定的。但我仍然希望自己的猜测可能有一些是对的，因为我了解一些中国文人的独特写作心理。汪曾祺在世时，我就曾问过他《沙家浜》里的人物姓名是怎么出来的，他说大部分是根据你们常熟抗战时期那些民族英雄组合起来的，有时用张三的姓，有时用李四的名，总之别看什么阿庆嫂、郭建光啥的，知道内情的都明白那是写谁的。 据后来我回老家采访了解到，在抗日战争时期，陈月盘在常熟的影响同任天石不相上下，陈是公众熟知的人物，任是百姓心里的英雄人物，两人都为当地抗日斗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问题是由于后来的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因而这两个人物在当地被完全地拉开了距离。任天石后来在抗战结束后便改任为京沪路中心县委书记，1946年9月，他又任华东十地委常委兼社会部部长。1947年十地委机关迁至上海。任天石刚到上海市区，就被人告密，被国民党逮捕了。在狱中的任天石宁死不屈，同国民党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新中国黎明前的1948年，任天石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可是活着的陈月盘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在抗日战争最激烈的岁月里，陈月盘以自己独特的身份，进行着同任天石他们同等重要的斗争。他多次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解救了数十名新四军伤病员和党的地下工作者。陈月盘最引以为豪的是他为后来成戏的在“沙家浜”养病的36个伤病员及后方医院的新四军们送枪买药的许多事。陈月盘说“郭建光”(夏光)第一次找他时，开口就问“你是不是有枪”？他便告诉“郭建光”，“你应该间，‘常熟是不是有枪’？因为常熟有了枪才能动员百姓起来打东洋人，保卫自己的国家”。陈说从那次见面后，“郭建光”(夏光)就经常找他，只要伤病员有什么困难，就来找陈月盘帮忙。为此陈月盘说，他祖上留给他的1000多亩佃田，最后到解放时仅剩了300多亩，那几百亩佃田大半是为帮助新四军伤病员买枪买药和营救地下党员卖掉了。 《沙家浜》戏中的新四军伤病员队伍经历的是与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的严酷斗争，演绎的是一曲军民鱼水情深斗顽敌的战斗凯歌。历史上的阳澄湖地区的那支新四军伤病员队伍确实有过比戏中更残酷的艰苦斗争，特别是队伍初来“沙家浜”时，人生地不熟，伤病员多数是闽南人，他们中间还有好几位是红军战士。叶飞和谭震林领导的“江抗”正规部队西撒后，夏光率领的这支连医务人员在内的100多人的队伍，既缺少必要的武器装备，又对当地情况极不熟悉，所以曾屡次受到敌人的袭击，先后有几十名同志英勇牺牲。 “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身经百战的夏光同志十分清楚这一点，于是在他的主持下，养病的后方医院很快组织起了一个特务连。一方面负有保护后方医院申的重病号责任，一方面利用丰富的作战经验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先后与日本鬼子和胡肇汉的“忠义救国军”多次交战，取得了“沙家浜大捷”、“阳沟桥战斗”和“八字桥围歼”等战斗的胜利，使新四军威震四方。尤其是新四军队伍与当地老百姓紧密配合，利用阳澄湖一带水面自然优势，狠狠打击了敌人，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赞歌，为日后《沙家浜》戏的产生留下了动人的历史生活原型。 8年抗战，新四军在阳澄湖一带的后方医院，创造了我军抗战史的辉煌一曲。而对一个爱国主义的革命者来说，陈月盘一直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岁月。那8年间，他陈月盘由一名握笔杆子的激进文人，变成了“半职业革命者”，成为当地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他为此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赢得了党的信任和人民的拥戴。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陈月盘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日本人举手投降的日子里，中共江南特委和新四军队伍为了遵照党中央关于防止内战的指示，纷纷撤到了长江以北的解放区，苏南又成了国民党的天下。本来陈月盘是准备随大军北撤的，但当时一位姓仲的地下党负责人找到了陈月盘。这位姓仲的地下党负责人曾是陈月盘的学生，他的恳切要求使陈月盘放弃了跟共产党大部队北上的心愿。历史就是这样无情，陈月盘的这一走一留，使得他这辈子的命运完全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写法。 “如今，蒋家王朝已奄奄一息，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借助长江天险，从而想拖延我们解放全中国的伟大目标。所以党指示我们要做好敌后革命工作，准备迎接解放军渡江。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我们敌后工作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敌人内部的策反工作。陈先生您是位有身份的人，以前的同窗学友不少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大官，听说上海的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派人物熊剑东就是您的同窗好友是吗？”姓仲的地下党负责人又找到了陈月盘。 “是，我同熊剑东不仅是同窗学友，而且我还在日本人手下救过他一命呢。”陈月盘说。 “太好了。这您就更容易去熊部为我党进行策反工作。怎么样，有困难吗？” “没有。只要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一定努力去完成。” 就这样，在进大解放战争之后，陈月盘又满腔热情地投大了为我党我军展开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 陈月盘再次来到了上海。 “好啊月盘兄，你来了正好，奶奶的这日子简直不知怎样打发了。你来简直太好了，可以帮我出出主意，日奶奶的国民党政府越来越不行了，往后我们这些人的后路不知怎么个弄法。唉！”熊剑东见老朋友投他而来，真是喜出望外。稍假思索，便叫来副官做记录道：“从今起，这位陈先生就是我的私人秘书，他可以参与我部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决策，要把陈先生，不，现在应该是陈秘书的生活和工作安排好，不得怠慢。” “是。”副官毕恭毕敬。 不用说，凭着熊剑东在上海的势力和往日的生死之交，陈月盘在熊部的工作非常顺利。加上由于我军各个战场的频频大捷，熊剑东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焦虑，不时与陈月盘倾心相谈。陈月盘借机不时向熊灌输共产党的政策和中国未来的前途认识。然而就在陈月盘不断以自己的好友身份向熊做工作的同时，身在南京的蒋介石也一直没有放松对熊剑东的拉拢。有一次熊从南京回来，陈月盘发现他一反常态，默默地一个人跟谁都不说话，尤其让陈月盘担忧的是以往熊大小事都会主动同陈月盘吐露，可这一次一丝不透。陈月盘思忖着情况可能有变。果不其然，不出多久他知道了内情，原来蒋介石为了达到拉拢熊剑东的目的，承诺要让熊当浙江省省长，并且暗地里给了熊个人不少钱。鬼迷心窍的熊剑东从此很难再听得进陈月盘的话。有一天，陈月盘刚刚躺下，就被一位陈月盘策反成功的军官来向他报信，说熊剑东要在下半夜带着部队开往江边准备迎战解放军。陈月盘听后心如火焚，当即去敲熊剑东的门。熊剑东就是不开门，并令警卫拉走陈月盘。熊剑东不听同窗好友的劝告，结果出师便大败，一向好胜的熊剑东自知无脸在主子蒋介石面前交代，便一枪自尽了。 消息传来，陈月盘自责自己既没有完成好共产党交给的任务，又没规劝好同窗，使其最后落得尸骨遗野的下场，心头顿时极其沮丧，一气之下，回到了老家，从此再也不愿抛头露面。 “我自知没多大本事，但自尊心却极强。干什么事都希望能有个圆满的结果，可天不助我。策反熊剑东没有成功后，我总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革命事业，所以一气之下，再也不想折腾了。从此了断了一二十年的革命生涯，因为策反熊剑东工作的失败对我刺激确实太大。本来我自认为是完全有把握的，另一方面我个人也有打算，一旦策反成功，我准备正式参加共产党，并且己经同在革命队伍中做相当级领导的学友商量好了，准备上北京去见我一向敬佩的周恩来同志。但熊剑东一事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打击，觉得自己再也无脸见共产党了。所以横下一条心，回家种地当农民。”时近百岁的老人陈月盘回想起当年这彻底改变他后半生命运的“一气”，真是颇多感慨。他说：“人哪，有时就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要是我当时能想开一点，照样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或者同中共华东地下党组织说清楚，自己也许照常可以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做些有益的事。可我没有那样做，一气之下的后果，便是我永远与革命事业脱离了。但令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我本人也曾经为之出力流汗的革命事业在胜利之后，竟然使我这样一个无私的革命者在解放后成了革命的敌人，并且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弹压几十年……” 陈月盘讲到此处，那双早己失去光泽的眸子闪着泪光。 很久，我没有向他问话，因为我们面对面地坐着时，我便能感受到此时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内心世界的那份痛楚。 4.为新中国成立而策反未成回家当了“恶霸地主”…… 有时人生的一闪念，便是对天堂与地狱的选择。我品味着陈月盘的一生，似乎更相信哲人金言。 “老地主”陈月盘的命运就是这样！ “人的一生中有许多事可能真是命里注定的。”陈月盘突然冒出一句宿命的观点，但马上他又作了自我否定，“其实我这个人是最不相信命的，只是有时碰到那些无法理解的事后绕不过弯时，不得不这么去想，想一下似乎心头就能少一份沉重。” 自策反熊剑东失败后，陈月盘回到老家常熟何市小镇的陈家宅子。这时，除了那座标志主人曾经是位财主的大房子还留在那儿外，实际上陈家己经沦为破落户。革命几十载后的陈月盘从父亲手里接过多少佃田他至今都记不得，只知道有那么千把亩吧。后来在他手里就没有哪一年正经收过全额的佣租，所以陈月盘自己都搞不清自己的家底到底有多少。陈月盘自家门里有位叔伯，在陈月盘教书和参加革命时期，家里的事都由这位叔伯代管。那时不少陈家的佃农到年底时经常不交租，陈月盘的叔伯就愁心得很，问侄子怎么办，陈月盘便大话一放：“够我们陈家大小吃的用的了吗？如果够了，就别为难佃农了，都是乡里乡亲的，大家都不易，免得伤和气损财嘛。”他这么一大手大脚，渐渐陈家不收租像是成了当地佃农的习惯似的，所以后来新四军断药缺粮，“郭建光”向陈月盘求援时，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卖地。到底经陈月盘自己手卖了多少地，他都搞不清。总之自打从熊剑东那儿回到老家，当陈月盘自己真想“以农为生”时，一盘点自己的家底：仅剩490亩田产，再就是一幢空荡荡的大房子。 “月盘、你跟共产党干了几十年革命，最后落得什么好处？一点也没有听说共产党搞什么社会主义，镇压有钱人。你大小也是个地主，留下来肯定好不了，还不如和我们一起到台湾去发财。”就在国共和谈破裂前夕，曾在开滦煤矿当老板的同乡学友王崇植，在赴台湾之前回到老家见到了陈月盘便动员他说道。 陈月盘听后笑着摇摇头，说：“我骂了蒋介石几十年，到台湾能有好日子？” 王崇植拍着胸脯对老同学说：“这个你只管放心，老蒋这人就讲老乡观念，他对江浙人有天然好感，你只要愿意听他话，不会吃亏的。” 陈月盘说：“我既然跟共产党干了几十年革命，就不想把后半生交给国民党了。至于说到跟着蒋家王朝发财，我看还不如回家种田。谢谢老同学的好意。” 王崇植后来到了台湾还真发了财，并且官至蒋介石的“社会局”局长。可他却没有劝动陈月盘一起赴台。没几日，陈月盘的嫡亲表兄也要搬往台湾去。 月盘的这家嫡亲表兄不是别人，正是前面讲过的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大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王涂昌的堂伯侄。王涂昌的母亲便是陈月盘的祖姑妈。陈月盘虽比王涂昌辈分小，年龄却大几岁。王涂昌在我采访他时亲口说过这样的话：“月盘是好人，我们小时候就很要好，那年我背着家人报考了学校想走德国留学，家人极力反对，他听说后便跑到我们家来做工作，我对这事印象很深。”陈月盘对比自己年龄小几岁的“阿伯”王涂昌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也十分推崇。而今亲戚家的表兄要到台湾做生意去，这是时势变化的结果，陈月盘不好多加阻挠。但他心头异常沉重，因为他清楚此次一别，便是天各一方。王家的这位表兄也是位知识分子出身，后来靠了陈月盘在上海与熊剑东的关系，才开始把生意做大的。自然这位表兄十分希望此时很“背时”的陈月盘跟他一起到台湾，意在回报陈的往日恩情。陈月盘面对表兄的好意又一次回绝了。只是这一次惜别对陈月盘心灵上刺激很深。那天他从上海回到偏僻的乡下老家，当他走在自幼熟踏的那条村头小路时，举目村头路边，袅袅炊烟，忍不住勾起心头万般情结。当晚，他写下了一首： 瓦灶石台绳凳，纸窗竹径泥墙； 风微日暖豆花香，沽得南邻新酿。 再不关怀世事，从此老死家乡； 芒鞋箬笠立斜阳，呼鸭绿蒲塘上。 陈月盘告诉我，他此时年值四十有三。后来9个月里，他这位革命出身的“地主分子”第一次正式当起种田的农民，学会了锄田，学会了牵牛犁地。“一句‘再不关怀世事，从此老死家乡’，是不是对以往自己的革命生涯有些懊悔之感或者说看破红尘的意思？”我吟着陈月盘50多年前的诗句，总感觉当时他的心态很灰暗。 陈月盘老先生听完我的话后，不屑一顾，说：“错了错了。如果说当时我一点也没有伤感之情，那不客观。但从那时起，我确实发誓‘再不关怀世事’和‘从此老死家乡’。因为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发觉自己可能本来就不能成为革命和时代中那些力挽狂澜者，所以干脆就省了那份心思，老老实实当个靠自己双手自食其力者。这不是赌气。我从小爱读古人的诗作，尤其是欣赏陶渊明笔下的那种田园生活。可我觉得陶渊明还不是一个纯粹的乐农派。我可以说比他要更多一层对田野和土地的情感。因为我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对这儿的一草一木，我觉得太恬静太美丽太符合我这个人了。故当轰轰烈烈的大事情做不成后，当不能实现个人理想中的那种大成功后，我的心一下又回到了原始的那种田园式的理想境界之中。因此我觉得自己比陶渊明更少了几分知识分子的清高，多了几分对泥土的亲近。与其说对泥土的亲近，还不如说我对家乡的那份抹不去的眷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那么如果给他五石米呢？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但我不一样，当我立志后半生与土为伍时，我心头极其坦荡自然，绝没有一点为难自己的地方，否则之后50多年里经历的事特别是解放之后一直当‘老地主’的非人经历，我就早已挺不住了，不知死过多少回了。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我只有点头的份儿。因为我只能相信这样一个简直有点怪的老头的话，我扪心自问：“假如我像他经历的几十年多舛命运，能像他那样挺得过来吗？挺得如此乐观自如？还挺得如此延年益寿？我想我肯定做不到，我想不是我一个人做不到，而是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陈月盘的人生魅力就在于此。这便是一个小人物的不一般之处。 芸芸众生，命运各不相同，有些事是无法比较的。也许找不出第二个与陈月盘的命运相同的人。 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使当年的革命功臣蒙受的不白之冤非常人所能想象。而让陈月盘最寒心的也并非在土改时被评为地主成分，恰恰是这过程他所感受到的那种切肤透骨的世态炎凉。 新中国还没成立的时候，由于陈月盘自己早已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影响，当他着手接管家产后，便开始整理以前租上留下的佃田，加上他的思想深处就根本清除了剥削阶级意识，因此在短短的时间里，他把绝大部分的佃田该卖的卖掉了，该送给那些贫苦乡邻的就送出去了，最后只剩下百十来亩地作为自己生活和耕作留在名下。解放了，土改运动便在全国展开，第一件事就是按地划成分。轮到陈月盘时，土改干部不知如何执行政策了，因为按政策，他当时的地大概就够个富农。但是谁都知道他陈家是历代富裕大户，那些政府准备划在地主成分线以内的地主分子就向土改工作队施压，甚至放言说你们要把我们划为地主，那他陈月盘就应该是第一个划地主成分的人。如果他漏划了，证明你们共产党有偏心眼，就是看在陈月盘曾经为你们共产党办过事。要是那样的话，既然在陈月盘问题上你们共产党可以不按政策办，那凭什么非要我们执行你们的政策呢？ 当时执管陈月盘所在地区的区委领导正晕当年陈教过的姓仲的那个学生。于是仲来找陈月盘，说你看大家都盯着你，不好办呀，再为革命事业贡献一次吧。 陈月盘想得太简单了，心想划地主成分也是劳动种地，不划地主成分也是劳动种地，不都一样嘛！还谈什么贡献不贡献？评，就评吧，谁让我是个名声在外的开明地主嘛！ 就这样，陈月盘怀着“再为革命事业贡献二次”的纯真心愿，被“光荣”地划入了地主阶级。当时他并没有在乎这个“地主”成分到底对他后半生命运有什么利害关系，而且他心头明了的是，反正共产党了解我，再说我自己的学生不就在管我的地方上当干部嘛，他出来说一句，我这个“地主”自然就同别的地主不一样了。 然而陈月盘大错特错了。在无产阶级的眼里，所有被划归为剥削阶级的地主是一样的罪恶累累。 一顶“恶霸地主”帽子让这位为新中国革命作出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饱受了屈耻的人生…… 5.他靠雷锋精神支撑了几十年的非人命运 “老地主，今天生产队有只粪缸破了，你下去修一修！” 第一次有人叫他地主，陈月盘说，“我有名字嘛”，人家愣了一下，说“你就是地主，有什么不能叫的？快去把活干了吧！” 陈月盘心里闷了一口气，可干完活，累了个半死，就忘了这口气，反倒乐滋滋地自我总结道：“我又在做农民的长征路上迈出了一步。” “老地主，今天是元旦，社员们放假了，生产队的母猪要生崽，没有人管，你搬到猪棚去管一管吧！”生产队长说此话时连商量的口气都没有，完全是一副命令式的。陈月盘话到嘴边，想说一声自己也希望能在元旦假期里去儿子那儿看看孙儿，可他刚刚开口说话时，对方早已人影都没了。 “老地主，最近上面有话，你们‘四类分子’以后出门要请假，另外你也不要每天到镇上上早市了。”又有人通知说。 陈月盘站在原地想说又不知说什么，因为他越来越感到只有别人在不断地向他下达各种命令、各种限制，而自己想表达意见的机会都没有了，即使能吐半句话，人家也根本不听不回答。 地主？我真的是地主？为什么地主就得受这么多限制？凭什么对我也这么限制？ “凭什么？就凭你是大地主一个，你说凭什么？笑话。”总有一天陈月盘可以说话了，可人家就这么回答他。 这回陈月盘真生气了，他回家就抄起笔给那位当过自己学生又一起在抗战时期干过地下工作的已经当上常熟县委领导的学生写信，他想问个究竟。 一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陈月盘始终没有盼到那位当了县官的回信。有次陈月盘听说那个姓仲的学生到大队来检查工作，陈月盘瞅机会跑到检查队伍前面，想亲自当面问一声自己的学生，可人家远远看到“老地主”向他走来时，就问身边的公社武装部长：“你们这儿对‘四类分子’(即地富反坏作者注)怎么管的？”随行的公社武装部长随后便气势汹汹地跑过来用手指戳着陈月盘的鼻子骂开了：“你这个老地主怎么贼心就不死？回去给我罚三天苦力！” 悲愤之中的陈月盘又给他当年一起革命和抗日的如今都在政府和军队里当领导的熟人、同学、战友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他想：过去与自己一起战斗的那么多人中总有那么几个人是了解我陈月盘的吧，总该出来为我说几何公道话吧？于是他等啊等，突然有一天，大队民兵营长找到了他，手里拿着一大叠信件，毫不客气地朝陈月盘一扔，板着脸说：“以后你给外人写信先交我们，然后再由我们看是不是该发出去。” 那天，陈月盘听这话后，半天没有从惊呆中回过神：怎么，我连写信的权利都没有了？ 从此，他再也不给任何一位过去曾经与他并肩参加革命或被他救过命的同事、战友、同窗写一封求助信。他心里说：你们眼高，我陈某心高。 此后，明细人情世故的陈月盘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老婆和孩子们，你们以后再也不要同我来往了，我一个人过，你们都过你们自己的，不要管我这个“地主分子”！ 陈月盘有3儿3女，大儿子也是地下党出身，其他几位读书的读书。参加革命的做革命工作，本来就远离他，这回他向孩子们发出一道“家规”叫他们不得“犯规”，否则就不是陈姓。 最让陈月盘难作决定的是与自己往日相依为命、相懦以沫的妻子。自己已经50多岁的人了，还恋什么儿女情长嘛：“你的路长着呢，该怎么走就往下走。”他对妻子说了绝情话。可是真当妻子挥泪向他告别时，陈月盘这回可忍不住眼泪哗哗而下……俗话说，50出头，病魔纠缠。人生悲剧，莫过于在年迈的日子里孤独度苍生呀。可一个“老地主”，还有什么值得别人费心思的呢？陈月盘望着贤妻的背影，往事顿时浮现在眼前—— 妻名玉彩，是位贤惠女性。比陈小4岁。当时两人的婚姻是大人们包办的，结婚时陈月盘只有17岁，还在苏州上学。由于受新思潮的影响，陈月盘当初有想逃婚的念头。结婚前3天他还在上海徘徊，后来因为想到自己9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很不容易才把自己拉扯大的，如果当了新郎就想逃婚，母亲准会跳河自尽，为了这份孝顺，陈月盘勉强接受了这桩婚姻，可就在入洞房的那天晚土，陈月盘以颇带赌气的口气责怪小娘子为什么接受包办婚姻？他要她离开他另去寻找幸福。后来新娘子哭了。陈又哄着说：“我给你想个法子：等我上学去了，你就偷偷跑出我们陈家，只要留个条子便可。那样我就可以把一半嫁妆送到你娘家。”14岁的新娘子玉彩听着“小官人”的一番话，反觉他和蔼可亲，所以等陈上学去了，她不仅没有走，而且正正经经当起了陈家儿媳妇。半年后，陈月盘从苏州念书毕业回家一看，婚姻既已成不可改变之势，也就死了那份心。从此他教妻子认字。陈月盘在乡下当小学校长时，妻子也成了学校的一名老师。之后，陈月盘一直在外参加革命工作，妻子便带着孩子、照顾婆婆，一直留在家乡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教书。就是在陈月盘策反熊剑东失败后从上海回到乡下的日子里，妻子带着孩子一直住在了镇上，只是一到假期就搬来与陈一起住。那些日子对陈月盘是温馨的，然而现在一切都得改变，并且是永远的改变…… 陈月盘感到揪心的痛。可又有什么办法，因为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让人仇视的地主分子！ 别了，一切儿女情长，一切世态炎凉，皆随我这头顶上的这顶“地主分平”的帽字而去兮。秋风萧瑟，陈月盘肚子蹲在长满草、两边蛙声震耳的田埂上，对着悬空的一弯冷月，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恫怅。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无数他永远想象不出的一个又一个严寒与一场又一场风暴。 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连陈月盘自己都不明白，一向以革命者和“开明地主”自居的他，竟然变得再也找不到以前那自我的感觉了。 那是个异常寒冷的岁月。广播喇叭里整天喊着“坚决镇压阶级敌人”！“彻底粉碎蒋介石反攻大陆阴谋”一类的口号。陈月盘从刺耳的广播中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盘踞在台湾的老蒋鬼子白日做梦想反攻大陆呢！哼，这个“蒋该死”，还不死心呀！ 一天，陈月盘找到生产队长，说：“我对国民党太了解了，对蒋介石的脾气也略知一二。他嚷嚷反攻大陆，那是说说而已，绝对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信他。” 谁知生产队长瞪大了眼珠，反问道：“你怎么知道老蒋不反攻大陆？” 不几日，陈月盘被叫到全大队社员会议上。他被两位民兵押到前台，然令他把头低下来。 陈月盘不明白，反问为什么让我低头？ 民兵二话没说，上前一步，用力狠狠地将其头往下一按：“你这个狗日的老地主，叫你低头你就老老实实低嘛！” 后来干部和社员代表纷纷上台发言后，陈月盘才明白过来：自己已经成了“麻痹群众斗志，企图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牛鬼蛇神”了！ 那一天，陈月盘感觉是自己最耻辱的一天。他心头好冤啊，面对苍天，陈月盘大喊道：“老天你作证，我自20年代开始就与蒋介石为敌，同他视如仇家，我怎么会跟他同流合污呢？老天啊，你要为我作证！啊，你说话呀！一一” 老天无声。 陈月盘悲痛欲绝地跪在田埂上，久久起不了身…… “后来是‘四清运动’，我又成了腐蚀干部的阶级敌人典型。”陈月盘指指我的父亲，说：“这段日子你爸最有体会的。” 我转头问在四清运动中被揪下台的父亲。 父亲抽着烟，苦笑着对我说：“当时我的一条主要‘罪状’是阶级阵线划得不清。说我们重用老地主，也就是重用陈老先生。” “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说，要不我当了你好儿年‘下台干部’的子女也白受冤屈了。”我半真半假地追问坐在一边的父亲。 “其实就是一点点屁事”，看得出，父亲内心的气还堵在胸口，“当时县里号召各公社都要写地方志小史。我们大队接受任务后，觉得应该找了解历史和有些文化的人来干这事。一排队，觉得生产大队里只有陈月盘先生是既知道我们这儿的历史，又是大队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于是就决定让他来写地方志小史。后来小史就成稿出版了。‘四清运动’开始后，这件事就成了阶级斗争大事了，说我这个当大队长的根本没有阶级斗争观念，让地主分子有了空子写变天账，还说小史实际上变成了陈月盘他们这批阶级敌人为自己树碑立传。于是我便被打倒了，理由是我阶级立场不稳，有严重政治问题。” 陈月盘接过话说：“天地良心，我为了写那份小史，费了不知多少心思查阅资料，然后逐个年代逐个人物进行校对，完全是站在史学这个角度写的，哪知反被当做我自己想‘变天’的东西，还害了你爸和公社的几位主要干部。正是有理说不清。唉，哀哉哀哉也。” 往后的日子就不用说了，陈月盘成了彻头彻尾的阶级敌人了，而且是个“非常危险的敌人”。 他完全失去了做人的自由与尊严。 “那个时候，我仿佛觉得活得像个僵尸一样……”老人痛苦地低下头。许久，他抬起头，脸上恢复了正常表情，说：“那一年我被广播里学雷锋的事感动了，我一遍又一遍听雷锋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小雷锋小同志了不得！他虽然只会做点好事，可能像他不计较任何得失为他人做好事，而且是从心底里甘心情愿为别人做好事。这太不容易！我就想，我是一名老地主，过去为了新中国我做了些贡献、做了些好事。现在被人当坏人，可我只要自己的心底没有把自己当坏人、当恶霸，我还可以为这个社会做点好事。能做好事就是一种幸福！之后我就平静下来了，生产队让我干啥，我就去干啥。农活干完了，我就帮邻居和生产队的一些缺少劳动力的人去干活。时间一长，人家也就把我当好人了！我当了好人，人家就不会把我再当恶霸了……新的日子就这样开始的。”可是陈月盘并没有想到，他想当好人也非易事。 紧接着是急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陈月盘作为生产大队唯一的一位地主分子，首当其冲地成了各种大批判和游街的对象。下面的这些镜头是我作为“红小兵”的一员所亲眼看到的—— 镜头之一：大队仓库场上，身穿黑色棉袄的陈月盘站在批斗台上，胸前挂着那块打“X”的“恶霸地主”牌子；被人“飞机式”押着跪在地上，嘴里时不时地自己喊着“打倒恶霸地主陈月盘”；“永远不得翻身的地主分子陈月盘”等等口号，直到最后又被一群造反派押着游村…… 镜头之二：清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各生产大队的“地富反坏”们被排在了“走资派”们的后面，每人手抱一一个用纸糊的比自己高大出一倍的牛、鬼、蛇、神。陈月盘是我所在生产大队的唯一的地主分子，因此他每次都是游街对象，本来陈的个子就小，加上戴着一副眼镜，又怀抱一只跟社会主义扭着劲的“野牛”，所以看上去又滑稽又好笑。根据游街需要，每到一个热闹的街心和十字路口，“走资派”和陈月盘等这些“牛鬼蛇神”们都要高高地喊几声打倒自己的口号，然后相互抱拢一下，以示“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是一伙的坏人。照理，我父亲作为“走资派”也是要被列入游街对象的，由于他那时年轻，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游街这类事没有轮到他。可是与我父亲并肩当了十几年大队支部书记的瑞康伯伯就惨了，听说他在解放前当过保长，所以被一次又一次地拉出去同陈月盘他们那些“牛鬼蛇神”一起游街换批斗。我亲眼看到造反派硬要瑞康伯伯与陈月盘搂抱在一起，哪知这两位同是落难人；抱在一起后竟死死地不能分开，他们面对面地号陶痛哭起来。这还了得！造反派便“通过活生生的现实”，从月盘和瑞康伯伯的身上“看到了走资派和地主阶级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人民公敌”，陈月盘和瑞康伯伯后来都成了“文化大革命”中重点看管和批斗对象，受尽折磨与迫害。 老先生情不自禁地用那双布满皱纹的手轻轻地贴在胸口，然后顺时针地按摩起来，我看在眼里，体味着老人仿佛是在抚摸那依旧流血的伤口…… “可是您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比别人活得更健康长寿！”我有意转换气氛道。 即将步人百岁高龄的陈月盘听到此话后，脸色顿露笑容：“可不，我差不多活了整个2O世纪的百年岁月，也经历了20世纪所有风风雨雨，但我活得好好的，现在还耳不聋眼不花。不信你们瞧瞧。”说着，他跨出我家的门槛，在院子里蹦了几下，又活脱脱地转了几圈，然后连声问我：“看看我死不了吧？” “肯定肯定！”我高兴地和父亲连忙将陈老先生扶进屋里重新坐下。在给他端上一杯茶水之际，我由衷请教老人：“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为什么还如此健康长寿？莫非真的有祖传养生秘方？” “哈哈哈”……“有，有，自然有啰！”陈老先生捋着胡须，开怀大笑。然后他很神秘地告诉我：“就是我祖上传给我的‘地主分子’！” 我、父亲和“老地主”顿时一起开怀大笑。想不到如今的陈月盘是个乐天派哩！ 说到这里，陈老先生将手伸向口袋，从中拿出两本薄薄的小本本，“这是我的诗集，知道你在京城当作家，是特意带给你斧正的。我先找那首小诗，再把本本给你啊。” 老人认认真真地翻着，然后又有滋有味地给我念了起来：“此为五律诗，题为《来游》，你听：来游皆是客，相遇即为亲；小步高松路，闲听野鸟音。岚光殊寂寞，溪影亦纷纭；分手桥边立，潺潺水下津……” “好好，充满诗情画意。”我一边叫好一边忍不住抢过陈老先生的诗集。 “这200 多首诗大多是在我戴‘地主分子’帽子期间写的。很可惜啊，若不是‘文革’中给造反派抄走，我会留下近2000首诗作哪，这是我可能唯一留在世上的东西了。”陈月盘突然涌发出的那种只有文化人才有的忧郁情感，深深地感染了我。一个名噪一时的文化名人，在经过民族解放运动的大革命后，没有当上革命的功臣却反被戴了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几十年。而命运偏偏使他又在饱受摧残折磨后顽强地活满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忠诚革命者，在当了几十年的“坏人”和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时，该是怎样一种人生心态，难道不是太值得探究了吗？ 一定很精彩，也一定很神秘。 当我打开记述这位“老地主”人生轨迹的两本油印小诗集时，我完全证实了自己的这份好奇心。 陈老先生的两本诗集分别题名为《骑牛集》和《野蓼集》。编著时正值他90岁生日，我并非全部理解他的两本诗集的书名，但看过《后记》后，方知这位“老地主”的内心世界竟同明镜一般透亮宽阔。 诗集的《后记》这样写道： ……参加革命后回到老家时，已年至43岁。我自信能学会种田，不怕寒风烈日，成为一个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我早要“力耕”，像陶渊明那样，吟出可爱的田园诗；也早认为新中国一定会诞生，那时谁也不像陶渊明“瓶无储粟”而乞食。 我特别注意到陈月盘的《后记》最后落款是用的“阿迹子”，这个伴他走过近百年的笔名，使我重新把当了近半个世纪的“恶霸地主”，归位为一名文化人。 20世纪是怎样一个百年？20世纪是人类拥有灿烂文化的百年。文化人创造了这个人类史上最辉煌的世纪，可20世纪又是中国文化人沦为最痛苦的一群孤独者的百年。也许陈月盘是无数文化人中沦为最痛苦、最孤独的典型代表吧。 我这样苦思的时候，他又拄着拐棍来到我的面前：“在家孤单了几十年，再也待不住了，我想在生命的有限时间里，重温一下当一个文化人的感受。噢，真是太久远了！” 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我对当了几十年“老地主”的陈月盘老先生如何能面对厄运、坦然人生的博大胸怀和明镜般的心境，异常敬佩，甚至感到很不可思议。从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到80年代初，再往前五六年，陈月盘从策反熊剑东失败后解甲归田，当了四五十年农民和三十多年的无产阶级镇压对象的地主分子，可是在这漫长的失意岁月里，身为一介文人出身的他，竟然能写了一大堆歌颂新社会和新生活的诗篇，而且不少是如何向雷锋学习做好事的诗作…… 读了他的那些诗，你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写出来的诗篇，因为只有从心底里涌发对新生活充满向往和热忱的人才能有这种激情，而陈月盘在写这些诗时又是什么样的境况呢？ 我们沉默着。我心头不由一阵冷寂，因为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参加过抄他家的那一个夜晚，对此我不敢当面对老人坦白真情……然而我感到极度自责。 好在老先生自己先把话题转开了：“其实我作的诗大多是对家乡田园生活的描绘与抒情。我们江南水乡的景色太美了，劳动也是美的呀，这种自然美与劳动美，是我诗作的生活源泉，也可以说是我能够活下来并得以长寿的生命之源，你信不信？” 我当然信。否则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力量可以让这样一位蒙受屈辱、备受摧残、命运跌宕的世纪老人坦然人生，长寿百岁。 陈月盘共有7个子女，其中第四个在他参加革命工作时过继他人后不久夭折。剩下3儿3女都非常有出息，不是共产党干部，就是在大学教书。然而正是这种身份，使他(她)们在父亲当“恶霸地主”的几十年里不能正常地照顾老人甚至连走动的可能都几乎全被剥夺了。 陈月盘的妻子年轻又漂亮，但这样的“地主婆”是不允许存在的。“文革”中被造反派折腾得死去活来，最后不得不寻了短见，与老伴没打一声招呼便永远离他而去…… “有情不若无情好，越是恩深翻是恼。终会生离成死别，更怜孤寂天涯老。”陈月盘为亡妻作了这首《无情》诗。他说他知道妻子早晚会寻短见死的，因为像“文革”那样的运动，怎么可以让一个好端端的女人死守着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地主”呢？再说，在那些“革命者”眼里，一个“老地主”要什么感情和要什么寄托？ “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地主是牛鬼蛇神，是牛鬼蛇神就不是人，不是人还要什么七情六欲？那年月，地主分子的我，完全丧失了应有的人性，只像一个孤独的木偶，一个尚有生命的孤独的木偶而已。”陈月盘自己说。 “从一个革命者到被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的敌人，从一个知识分子到一个纯粹的农民，这一生你真不感到有许多后悔与心底的仇恨？”我向老人提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 他开怀大笑。然后清清楚楚地说：“说来你可能有些不信，我没有半点后悔，更没有半点仇恨，有的只是一点点可惜。可惜什么呢？可惜那些曾经把我错当阶级敌人并最起劲整我的人死得太早，如果他们活到今天能看看现在的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政策就好了。古人云：仁最寿。虽然我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整个20世纪，而且命运坎坷，但我能成为百岁寿星，最重要的是我心甘情愿地在后半生的近60年间当了靠劳动自足自乐的一个农民。人生什么最快乐？劳动，人生什么能最长寿？把心放平——什么最充实？古人云：善最美。这善，就是为人要像雷锋那样，心里永远想着别人、无私为他人做好事，做了好事不计较任何回报，每做一件好事就是一种积德，积德多了，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善良人。雷锋精神可以使天下的恶霸和坏人都能变成好人！” 这一天，我父亲是准备好了要请陈老先生在我家吃顿饭的，但客人怎么也不肯。“在我读书和参加革命工作时，我家是地主富豪，别人请不起我；解放后我当了地主分子后，再也没人敢请我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摘了帽，那时已经80多岁了，别人也不敢轻易请我去吃，所以我一辈子一直是自己管自己。你们别客气。我得赶紧回家，早晨淘的米还在竹篮里呢！”陈月盘老先生站起身子就走，任凭拉扯也没用。我早听人说他至今仍然不要任何人关照，连子女孙辈接他到城里过也不愿意，每天依旧黎明即起，打扫庭院，刷锅起炊，手脚麻利得很，村上人无不称奇；对这样一个已经习惯于独立生活近百年的人来说，我知道怎么挽留也是没有用的，于是我对父亲说，放行“老地主”吧。 晚霞下，那条通向远处的长满青草的长长田埂上，老人的步履像一个移动的影子。然而我感觉那条田埂是他踩出来的，因为那条田埂是中国的，是中国的20世纪的田埂。是一个小人物走过的中国的20世纪的田埂…… 陈月盘老先生是前些年去世的，他活了近百岁（93岁）。一个除我之外没有外界关注的小人物。然而在这样一个小人物身上，我似乎看到了雷锋精神的巨大力量和光芒。我因此常在想：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学一点雷锋精神，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的话，那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不知会好多少！也许就不会有好人坏人之分了，世界或许太平得多！ 第一章 周恩来总理在二届四次全国人大会上（1963年）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而作为发现大庆油田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黄汲清，此时连话都不敢说，其实是不能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科学史上，真正称得上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有两大事件。一是“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一是大庆油田的发现。前者的功臣，我们可以清晰地列出聂荣臻、钱学森、王涂昌、邓稼先等一串英名，这些都是我们熟识而又无可争辩的人物。但是关于大庆油田的发现，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过去只知道一个李四光。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谬误。从1959年9月26日，地质队员和石油工人在松辽盆地松基3号打出第一口自喷工业油井至今，给共和国命脉输送了源源不断血液的大庆油田，它一直以骄傲和响亮的名字，在世间光耀了整整三十五个年头。然而，那个真正用自己的科学理论和亲手在松辽盆地布下那决定性的普査与勘探钻井任务的科学大师，却被历史与人为的因素而淹没了三十五年，直到临终前的八十天，他才被中外新闻界和科技界，将那顶中国石油之父的桂冠戴在了头上。 1995年1月12日，当他与两弹之父钱学森、王淦昌和光学大师王大珩一起，从李鹏总理手中接过那份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证书和一百万港币奖金时，我正在与新闻界和文学界的朋友开一个会，当时有好几个人听说我与大师是在同一个部门，便惊诧而好竒地问我那第一个上台领奖的瘦老头是干什么的。 我如实回答：“他是大庆油田的主要发现者。” “他？不对吧！是李四光发现的嘛！”朋友们都这样冲着我说。 当时我没有反驳，因为关于这件事要讲的话太多太多了。用一句话或一个简单的结论来推倒在人们心目中树立了几十年的一座丰碑是很不容易的。也许就是在那一瞬间，我发誓要把新中国科学史上一次旷日持久的，也是最大的一次名利之争的内幕和盘托出，让人们了解谁是大庆油田的真正发现者和头号功臣！历史已被扭曲了三十多年，现在该到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都说名利场上的纷争，充满了险恶与你死我活的残酷。那么，在中国科技界的最高层是否也概莫能外的惊心动魄呢？ 通过大师的助手，我与他相约在1995年的春暖花开季节，就此话题进行长谈。 可是就在我拥抱春风，期待去揭示一代科学大师们面对名利所表现出种种人生世态时，91岁高龄的中共优秀党员，我国一代科学宗师，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院士，于1995年3月22日21时55分猝然与世长辞。 大师给我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而今，痛别这位仙逝的大师，我只得去寻求那沉重的历史并与之对话。 第二章 1963年12月3日，周恩来总理在二届四次全国人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而作为发现大庆油田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黄汲清，此时连话都不敢说！其实是不能说！ 历史的错误便从此而开始。 中南海。丰泽园。 毛泽东敞着外衣，大步走出菊香书屋，朝正在值班的卫士长招手：“银桥，今晚弄碗红烧肉，好久没吃了，我有点馋了呐！” 卫士长一听蹦了起来。哈，主席要开荤了！这三年多来，老人家为了给全党作榜样，第一个在中央高级干部中提出不吃肉和减工资。那是因为国家遇上了天灾人祸的年头。眼下，老人家要开荤就意味着国家已经从困难中走出！这可是天大的喜讯呀！卫士长想到这里，立马兴奋地向毛泽东行礼立正：“是，我马上就去办！” 是的，我们中国人终于可以自己走路了！毛泽东将头颅微傲仰起，那双横扫千秋的目光投向了万里无云的晴空。 就在方才，他在周恩来总理送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批示，可以把中国人摆脱困境的一个重要秘密公布于世了。 十天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站在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向来自各族的人民代表透露了一个振奋人心的秘密——我们中国人依靠自力更生，在东北松辽平原发现了一个世界级的大油田！与此同时，他自豪地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可以自给，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使用洋油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 这是何等激奋人心的喜讯！当时参加人代会的代表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周恩来的话音刚落，整个人民大会堂都沸腾起来。许多人激动得不停地擦着热泪。 打这天起，二届四次人代会几乎成为议论大庆油田的会。代表们在会上议论，会下议论，不少人就连梦中都在不停地喊大庆、大庆。 先前的议程不得不被打乱了。大会主席团应广大代表的要求，特别请了石油部负责人作了关于大庆油田的专场报告。 于是，人们第一次知道了大庆油田是怎样在石油工人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下从地底下钻出石油的；于是，铁人王进喜的事迹开始涌进了领袖毛泽东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心中。 于是，石油人和王进喜在毛泽东与人民代表的掌声中成了万众瞩目的功臣。 或许就在毛泽东向石油部负责人投去一次又一次充满赞誉的目光时，我们的领袖和人民代表谁也没有注意到台下的另一些人，此刻心头却是酸溜溜的。 他们就是来自地质战线的人大代表和官员。这中间包括人大代表、当时任地质部地质科学院副院长的黄汲清学部委员，他是1956年中科院第一届学部委员、这这……我们辛辛苦苦发现的油田，咋功劳没我们的份呢？这不公平！ 地质部的人急了。可又没谁敢跑到主席台，跑到毛泽东面前说一声：大庆油田是我们发现的！这不是在党的面前抢功吗，不行不行，这是万万不能做的。可不说心里又窝得透不过气呀！ 有人跑到黄汲清的房间，气不打一处来地说：“老黄呀，大庆油田怎么发现的，你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你最清楚，得出来说个明白。咱们干了那么多工作，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可不能连个名都不沾呀！你得出来说！” 一向视名利淡如水的黄汲清对来者的一番话很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惊讶。他抬抬鼻梁上的眼镜，轻描淡写道：“用不着嘛，只要说明大庆油田是咱中国人自力更生发现的，我看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 “哼，真是个老右！”来者一听话不投机，扔下一句不轻不重的话便走了。 黄汲清淡淡一笑，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他万没想到，中午吃饭时他所在的四川小组组长廖苏华把他盯住了：“老黄啊，你是搞油的地质专家，大伙都想听听你们是怎样发现大庆油田的，呆一会儿你好好讲讲。龟儿子，咱们中国人再用不着怕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封锁了！”廖苏华临别时，重重地在老乡黄汲清的肩膀上拍了一掌，脸上堆满了中国人的自康感。 这可咋办？黄汲清急坏了。让我讲大庆油田怎么发现的？直说，说是我们地质部布置的普查工作？说是我们地质队员先在松辽平原上找到油田，打出油井的？这一讲，不是跟石油部唱对台戏，不是在毛主席面前跟别人抢功吗？可要是不讲，咱地质部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科技工作者辛辛苦苦白干了？ 黄汲清坐不住了。凭他的性格，他是个科学界出了名的敢说实话的人，可打1957年的那场反右斗争以后，他这位候补右派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说话的权利了尽管他还是一个人大代表。谢家荣黄的好友，当时的地质部总工程师是全国政协常委，还不照样被打成大右派嘛！黄汲清这么想着，心里就越发没了主意。 这顿午饭他没吃好。饭碗一搁，就一个人从会议住处溜了出来，直奔部机关，找到了老部下，当时的地质部石油局副局长李奔是大庆油田发现初期的一线组织者。 这件事可不好办。话说不好，不仅会影响两个部的关系，而且会让中央感到我们地质部有抢功之嫌呐！一向办事精明的李奔此时也没了主意。 “得快拿主意，下午人大小组会上我是推不掉的呀！”黄汲清急得直搓手。 李奔想了想，说：“我们去找何老头，他在中央呆的时间长，处理上面的事，一定有经验。” 何老头即当时的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何长工。“此事非他莫属。走，我们一起去找他。”黄汲清不客气地拉着李奔就走。 何长工，读过一点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老革命家。在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时期，他就是红军军长和军政大学政委，后来当上党中央副主席的林彪，那时在何长工部下还只是个小营长。中国共产党革命低潮时，朱毛井冈山的会师，使整个革命斗争运动从死亡线上找到了出路。何长工是此次朱毛井冈山会师的牵线人。仅凭这一点，何长工敢在大庭广众之中直呼毛泽东为老毛，并且一叫就是几十年，这在所有中央高级干部中是独一无二的。不过，这位中国革命的元老、毛泽东的同乡，却在中央红军到达延安之后一直没有得到过重用，尤其是解放后，毛泽东开始让他当重工业部部长，后来改任地质部副部长。据说不了解内情的人经常为何长工抱不平，说你何老几十年为毛泽东打天下跑前跑后的，怎么官位越当越小呀！何长工心里有苦不好说呀！那年长征路上，张国焘这家伙蒙蔽了一大批人，我老何也给蒙了，竞然给姓张的投了一票。后来事情当然过去了，可毛泽东心里一直记着呀！好你个何长工，当年连名字都是我给你改的（何长工原名叫何坤可），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你就不跟我毛泽东走呀！为这件事何长工懊悔了一辈子，可早已既成的事实，懊悔也没用。老毛始终没放他一马呀！ 老革命家就是这么一个原因，所以一直官运不佳。好在毛泽东身边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国革命的元老和有功之臣，再加上许多人还是他的老部下，所以，何长工到地质部后虽说是个副部长，但论资格中央上下没几个可与他相比的。他老人家到中南海走一趟，只要开口，就是那些副总理什么的也都会买他三分账。地质部的许多老同志至今对何长工十分怀念，重要的原因是何长工为地质部的早期建设所出的力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比如现在的地矿部部机关地址在闹市西四，你稍稍注意一下，现在有几个中央部委的办公地方可与地质部那么好的部址相比？再有，北边的地质大学校址，那么大的一块地盘，当年也都是何长工手指一戳就定下的。 五六十年代，地质部在社会上有那么大的声誉，当与何长工在位密不可分。 黄汲清拉着李奔去见何长工，抱的就是这么一种心情：别人在中央面前办不到或者不好办的事，何老头子出面没有办不成的。可他们偏偏忽视了何长工的一个弱点，那就是什么事都不要跟老毛撞车。 什么，大庆油田？哎哟！何长工一听这就懵头了。大庆油田是老毛睡觉也在抓的事，如今油田找到了，石油部的领导成了毛泽东的红人，你们要我到老毛面前说大庆是我们地质部找的，这要让老毛对我何长工怎么看呢？ “唉，老黄呀，你看怎么说好呢？” 黄汲清朝李奔瞥了一眼，又瞅瞅何长工，心想你大部长都觉得不知咋办，我就更没辙了。 临别时，何长工支着拐杖，拖着那双跛腿出来送客（那是井冈山游击战时给这位老战士留下的终身纪念）。1952年8月的一天，身为共和国重工业部部长的何长工，被主管经济工作的薄一波副总理叫了去。薄说：“组织上决定调你到即将成立的地质部去工作。”这事来得太突然，何长工不禁拍拍这双革命战争留下的残腿，大声嚷了起来：“让我这个跛子去爬山越岭？不成。一波同志你知道，我一辈子对组织分配工作没有讲过价，这次可不可讲个价，让我到机械部什么的去干？” “变不了啦，今天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要讨论通过。”薄一波又说：“你这次调动，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提的，主席已经点头了。”又是老毛，何长工不说话了。 这件事，黄汲清和地质部的许多人后来都听说过。望着这位跛腿老将军那阴沉的脸，此时的黄汲清心头不禁涌起一丝怜惜。不过，他更多的还是对这位老革命家的一层特殊的崇敬之情。 有一桩事，黄汲清一辈子没有忘却。 第三章 那是1957年，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第一次大劫难的年份。当时黄汲清身兼两大要职：国家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和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第一副所长（所长由一名副部长兼任）。4月，全国第一次区域地质调査会结束后，黄汲清带着一批青年工作者赴广东野外进行实地传帮带。当时的苏联专家已经渗透到了各个工业部门，地质部也不例外。可是，早在四十年代就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地质学家的黄汲清发现，那些在他面前指手画脚的所谓苏联专家，竟是些在苏联本国把他那本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名著捧为经典学习的刚从大学门走出的学生。黄汲清很有些看法，并且直言不讳地向专家组组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其实作为大师他也有足够的资格在这些俄罗斯娃娃面前说说话，可是黄汲清错了。 初秋，他回到了北京。地质部的反右斗争已经进入了高度的具体阶段，他和另外三名高级工程师被点名批判，那时的点名实际上已是内定右派了。除了黄以外，那三名受批判者有当时的地质部总工程师谢家荣和著名地质学家李春昱。他和黄汲清一样，都是当时中国地质事业的顶梁柱。谢、李的罪责难逃，特别是谢，他的罪责有两大条：一是反苏联专家。谢的观点跟黄汲清一样，他对苏联的毛孩子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意见大着呢。更何况谢当时是堂堂共和国地质部总工程师，一国之地质最高技术权威，听你俄罗斯毛孩子瞎指挥算什么事呀。二是反党。天知道何为反党，如果他多一点官场上的涵养，也不至于后来被打成大右派，也不至于文革开始没多长时间被逼得含冤自尽，他的妻子在他死后几天也自杀辞世。 黄汲清和谢家荣作为当时发现大庆油田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他们在反右斗争中的命运，对后来直至今天有关这一中国科技界第一大悬案的结果，有着直接与至关的渊源。 从此，他嘴里的话不再属于他自己了。 从何长工家出来，黄汲清回到人大会议上，四川组的代表们早已在那里等着听他讲大庆油田的发现秘闻了。 黄汲清找到自己的座位后，摘下眼镜，抹了一下额上的汗珠，心头异常紧张。他知道弄不好会捅娄子，可今天再不讲已是不行了。于是他只好这样不着边际地讲道： …… “嗯，这么说吧，像我们的四川大盆地一样，东北松辽地区就是现在的大庆，那儿也是一个大盆地，这大盆地是可以含油的，陆相地层大盆地更可以含油，那些厚度很大的有机质、丰富的灰黑色页岩就更可以生石油。咱们的大庆油田呢，是政府1955年开始布置人力最很强的地质队和物探队，经过大约五年时间，后来在松基3号井位打了一口深井，一钻下去，油气就喷出来，好大好大的油气，这就是我们的大庆油田！” 黄汲清就这样一边谨慎地一个字一个字琢磨着，一边自感十分生硬地讲着。人大代表们可像是在听说戏人讲三国、水浒，一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黄汲清，仿佛他的嘴里蹺出的每一个字都是最最精彩的传奇故事。 “黄先生，你说说，过去有没有人在大庆那儿找过油呀？”有人站起来问。 黄汲清说：“有啊，日本人在那儿找了整整三十年呢！可他们没有找到！” “听说日本人找油技术比我们先进得多，为什么他们没有发现，而我们才用了五年就发现了大庆油田呀？” 黄汲清一听这，眼睛立马亮了起来，嗓门也高了，话语也溜了：“小日本为什么没找着呢？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陆相地层可以生油。在我们大庆油田发现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大地质学家都认为只有海相地层才可能生油，而把陆相地层视为贫油区，咱们中国搞地质的人不信那一套，早在四十年代，就提出陆相生油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根据这一理论，我们果然没用多少年就找到了大庆油田！” “要得嘛！咱中国人就是不比洋人差嘛！” “这提出那个叫啥子陆相地层生油的人可是了不起呀！” 代表们越听情绪越高涨，有人站起来拉着嗓门问道：“黄先生，你知道是谁提出陆相地层生油的吗？” 黄汲清一听，心里格登了一下，额头顿时直冒虚汗。他知道由于自己太投入话题而说漏了嘴，于是赶忙改口：“这都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胜利，我们中国人民找到了一个大庆，明天还会找到第二个、第三个大庆！” “对对，为第二个、第三个大庆欢呼吧！”代表们完全沉浸在激情澎湃之中。 险乎！黄汲清躲过欢呼的浪潮，掏出手绢，轻轻地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他无意间抬起眼神，一下愣了：他看到了另一位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侯德封。侯先生是中国地质开山纪元的十八罗汉之一，与谢家荣是同学。解放前，黄汲清任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时，侯当过比自己小一截年齡的（黄汲清的）部下，不过他们彼此都是有几十年交情的好友。方才黄汲清讲话时，并没有想到身边还有位认识他的大地质学家。否则恐怕连上面有关大庆油田发现的那番含糊其词的话都不会讲的。 黄汲清偷偷抬起眼皮，又瞅了一眼对方，只见侯德封十分滑稽地朝他点点头，又摇摇头，之后是长叹一声。 怎么，我哪儿说错了？黄汲清顿时惊恐起来，他想上前问个究竟，可中间有几位代表的座位隔着不好动弹。七上八下的心，使黄汲清长叹了一声，他的心头涌起一个念头：以后我再也不说发现大庆油田的事了！ 事实上，后来的十几年间，他别说想谈大庆油田发现的事，就是最基本的工作和搞科研的权利也都被剥夺了。那些铺天盖地的千篇一律的有关发现大庆油田的宣传，根本不容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出现。特别是黄汲清的声音。 需要申明的一点是，后来关于大庆油田发现的非真实宣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那就是在黄汲清发誓闭嘴不谈时，全国人大会议内外哄起来的大庆热，使作为第一个在松辽平原插足，并第一个在那儿发现油砂和打出第一口油井的地质部领导越来越感到失落，原因是在上面以及公众印象中，大庆油田的功劳几乎一边倒地倾向石油部及王铁人为代表的石油工人。 对这样的不公，身为当时地质部的几位领导自然首先感到紧张，因为不把这件事向中央和全国人民说个明白，下面几十万地质大军是不会答应的；另一方面也难免有一天哪位中央领导站出来冲着你地质部的部长们说：哎，石油部找了个大庆油田，你们地质部怎么回事，光向国家伸手要钱撑饱肚子，就不会生崽子呀！不行，决不能让举国上下的宣传一边倒。 对这件事最着急的应该数地质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何长工了。那天听黄汲清回来一汇报，他心里就开始七上八下。当年毛泽东点名让他到地质部来，就曾这样说过，地质部长虽然是李四光，可他是搞技术的，你是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平时地质部的日常工作主要靠你。是啊，地质部的好坏，别人或许眼瞪着李四光部长，可老毛却盯着我何长工呢！说不着急是假，可说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几十年，从不计个人得失的何长工此时一点不为名利也是假。 外人不知道，何长工心里清楚呀。打1955年黄汲清等人提出松辽平原列入石油普査计划之后，从1959年开始大庆会战以来，地质部和石油部两家的合作是从不分彼此的，那时只要一遇到重大问题，何长工就会下道军令，余秋里、康世恩等石油部的小将们马上就会像走亲戚似地往他家跑。 “喂，诸位部长小将们，最近在松辽有没有发现敌人的团长、师长呀？”每次，何长工不等客人坐下，就摆起龙门阵来。他爱把发现新的油田与矿山按其大小，称之为班长、排长，大的就叫连长、营长，等等。 “报告老将军，这次我们抓住了一个军长！”余秋里啪的一个立正，庄严地抬起他的那只右手（战争使余秋里失去了左胳膊）。“好样的，我就爱听抓大家伙的！” 何长工听后，兴奋得一跛一拐地走过来，双手紧抱住余秋里，然后大声说道：“毛主席让我们两个断腿少胳餺的人追赶美帝国主义的火箭卫星，谁说不成！” “成！”这时，屋子里的人全都兴奋地欢呼起来，只有一个人躲在一旁捧着一碗面条在狼吞虎咽着。 “好你个康世恩，每次来你都得消灭我一斤白面。怎么样，又该罚你头个发言了！”何长工拎着大庆油田会战总指挥的耳朵，嚷着。康世恩则像顽童似地一手捂住耳朵，一边连声抗议：“这事你老可无权干涉，是尹大姐对我特殊关照！” “是这样吗？”何长工转头问老伴。 “你这个死老头，先把手给我放下！”老伴尹清平站出来说话了：“人家世恩在冰天雪地里吃捧子面，难得回来一趟，总给你抓来作舌头坦白交待，还不许让人家吃饱一顿？” 康世恩听了这话，乐得像个大孩子似地手舞足蹈起来：“还是大姐好，大姐心疼我哟！” 此时，何长工的家里便会响起一阵欢快的朗朗笑声。 那是多么难忘的时光呀！何长工想着过去左右上下为了大庆油田通盘合力的一幕幕情景，再看看眼下打出油后谁都想在毛主席老人家面前和全国人民面前摆功举旗的局面，心里真不是滋味。 老将军生来不为名利所动，可在大庆油田这个问题上他不能等闲视之了，因为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是全地质部几十万人的名誉问题，也关系到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地质部的看法问题。 何长工的看法和意见得到了一班人的赞同，自然也得到部长李四光的肯定。于是，向中央写份关于发现大庆油田若干问题的报告的动议，便在地质部上层集体形成。 怎么写？写什么？这又是一个难题。 按照历史实事求是地把发现大庆油田的每一个细节陈述一遍，那就得首先把黄汲清、谢家荣他们在普委第一个制定出对松辽平原进行石油普査的建议和计划的功劳写进去。或者更远些，那就得从黄汲清在1942年秋至1943年夏，受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派遗到新疆考察时第一个在世界上提出陆相生油论和多期生油论算起。后者显然不能提及，因为那样会冒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唱赞歌之嫌。可前者似乎又缺乏新中国阳光下的共产党人光彩。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那个普委全称为地质部全国矿产普査委员会，执权的三位大员黄汲清、谢家荣、刘毅都是臭名昭著的大右派或漏划右派。普委主任名誉上由李四光兼任，实际工作则平时全由黄、谢、刘三位常委领导与决策。刘毅是三人领导组的行政长官，兼普委党委书记，打成右派后被押至东北一个农场。据说，这位党的九级高干死得很惨。大庆油田，如此一个在毛泽东光辉思想照耀下取得的社会主义臣大成就，怎么可以与这些右派分子们的功劳联系在一起呢？ 李奔当时石油局副局长他们代表业务部门为党组起草的初稿上列举了黄汲清、谢家荣等技术人员的名字，但被删掉了。报吿中的提法后来改成了李四光的名字，改成了李四光用他的地质力学首先肯定松辽平原有油并后来得到了证实的文字。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部长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他举世闻名的地质力学理论，实现了大庆油田的重大发现……地质部如此向党中央向毛泽东报告道。应该说，这一报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为地质部以及几十万地质工作者挽回了面子。 —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当事人这样对我说，这个提法是出于何长工的考虑：中央当时对余秋里和石油部十分赏识。如果泛泛地说地质部在大庆油田上也有功劳，不足以压住别人。而李四光是大地质学家，世界公认，说他用自己的理论指导发现大庆油田，谁都没话反驳。承认这一点，地质部就是在大庆问题上立头功了，因为李四光是地质部部长呀！后来果真印证了何长工的判断。在这之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们在各种公开场合谈起发现大庆油田的功劳时，不再只表扬石油部和石油工人了，而是多了一个李四光。 李四光的名字从此响彻云宵，名垂史册，并且至今余晖昭昭。 毛泽东对李四光说：“你的太极拳打得好哇。” 黄汲清感到纳闷：为什么自己亲自布下的松辽平源石油普査计划被无情地赖掉了？ 第四章 历史上如此的玩笑：—个世界级大油田差点被人一笔勾销。 时间：1964年底，三届人大会议期间。 地点：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一位工作人员对李四光说，请你到北京厅去一下。李四光拉开门跨进北京厅时，发现毛主席在那里。李四光以为是通知错了，就说：“主席，对不起，我走错了门。”正想转身出门。 这时，毛主席走过来，握着李四光的手说：“你没有走错，就是我找你的。李老，你的太极拳打得好哇！” 李四光暗自诧异，心想：太极拳我刚刚学，主席怎么一下就知道了呢？于是回答说：“我的身体不好，刚学会一点，太极拳打得还不好。” 毛主席温和地笑开了：“我说的是你的地质力学这个太极拳。李先生，你这一拳，给我们新中国打出了一个大油田，打得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发抖呦！” 这是一个人们非常熟悉的故事情节，它不仅在黄钢的报告文学亚洲大陆的新崛起中有，电影李四光中有，许多中小学教科书和科学家传记中也有。 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和三届一次会议相距仅一年，从上面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央对发现大庆油田者，可不是一般的看待，那绝对视为座上宾。 我不能肯定这样的变化是否应当全部归功于地质部的那份报告。事实上，我至今一直末见到这份报告。地质部档案室的老同志都说印象中是有的，可他们费了很大力也没能帮我找到它。但有—点是可以肯定的，李四光以及他的地质力学理论从此开始走向科学与政治的神坛。 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刚结束的1964年初，毛泽东奋然挥笔，向全国工业战线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于是，大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面红旗，开始高高飘扬在共和国的历史舞台上。地质部也得到了相应的嘉奖，当年4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家经委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报告，报告中正式首次肯定了地质工作与发现大庆油田的关系，原文这样说：解放以来，地质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探明了大量矿产储量，发现和勘探了一批对我国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矿产地，如大庆油田…… 毛泽东的话更使地质部的人像掉进了蜜罐里似的那么甜滋滋的。老人家说：地质部应是地下情况的侦察与情报部门，地质工作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中央会议上告诫所有人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要好好看看徐霞客游记，要学习地质部的人，踏踏实实走下去，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发现宝藏。 跛子部长何长工的腰杆在这当儿也硬了起来，他双手叉在腰际，当着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们说：“我们（指地质部一笔者注）搞石油是从1955年开始的，现在已经有八年多的过程了。地质部是为石油部作情报员的，是为石油工业部直接服务的。我们和石油部是有分工的，我们走第一步，他们走第二步……”这话外人听了不是很明白吗：“喔，弄了半天，你们地质部的人，才是新中国找石油的第一人呀！” “哎哎，我可没这么说啊！”何长工立马板起了脸。明白人笑了：“你这跛子是只老狐狸，装腔作势做得蛮是那么回事。” 不管怎么说，能在毛泽东和全国人民面前讨个公道，何长工觉得自己算又为地质部做了件好事。可他并没有料想到另一层意思，即科学上的任何发现创造，就同科学本身一样，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否则会铸成大错。 当毛泽东刚刚褒奖石油工人亲手树起大庆这面旗帜后，他没有忘记寄予厚望的老朋友李四光。由于大庆油田的发现，毛泽东对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对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 “老朋友，你的地质力学能找到大庆油田那样的大油田，了不得哟。你能给我上一课吗？”一天，毛泽东把李四光请到中南海，兴致勃勃地问道。 “不敢，不敢。主席，您是全国人民的导师，我要好好学习您的著作才是。”李四光显得诚惶诚恐。 “我搞了几十年阶级斗争，打仗、搞土改还成。可讲自然科学，先生，还是你哟！”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用夹着香烟的手指指坐在一旁的周恩来，对李四光说：“恩来已经在你的身上学不少了。” 李四光很是诧异：“是吗？总理？” 周恩来站起来：“主席说得对。李先生，我知道你的地质力学不仅是门国际闻名的先进科学，而且又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科学。在地质学界独树一帜嘛。恩格斯讲，英国的赖尔第一次把理性带进了地质学，但是批评不讲运动，不讲发展。李先生您的地质力学则第一次把运动，把辩证法带进了地质学，这是个很大页献！” “好、好、好！”不知是寻觅到了哲学观念上的知音，还是出于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致，毛泽东听到这儿一连称了三个好。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激荡情绪，那只曾指挥千军万马推翻蒋家王朝的大手在空中有力地一画，然后目光炯炯地对李四光说：“看来，世界上一切进步的事业，都离不开运动这个规律。运动可以推动社会，可以改变社会，可以使过去孤立和失败的事成为今天得道多助与成功的现实。你说呢，李先生？” 李四光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尽管他对这位大哲人的话尚不能全部领会，但有一点令他备受鼓舞，那是自己的地质力学理论，在毛泽东这儿得到了巨大的支持与力量。 然而，可悲的是毛泽东到死都不清楚大庆油田的历史真相。历史愚弄了一个时代，也愚弄了一代伟人。 作为中共非党人士和漏划右派分子的黄汲清，自受人大会上的那次惊吓之后，他又回到原单位埋头在他的资料与图表之中，当然对上面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尚不清楚。他只奇怪的是，打这以后，原来与自己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的李奔，似乎也变了个样，常常有意无意地躲着他。 这个李奔搞啥子名堂呀！黄汲清生来最怕身边的老熟人跟他闹隔阂。一次开业务会，他一把将李奔拉到一边，问：“直说，我哪处做得对不住你？” 李奔慌了：“先生千万别误会，是我觉得对不住您老！” 黄汲清不解，又催着问。 无奈，李奔只好背着人偷偷把部党组写给中央的那份报吿抄件让黄汲清看。 开始，是有您和谢先生等人名字的，可……后来给划了。李奔指着至关重要的那段话，非常歉意地说道。 黄汲清对此倒很理解，阿！当看到大庆油田发现是在李四光部长的直接领导下，运用地质力学所取得的伟大成果一类字样处，他蓦然震惊和愤慨了。 “这不是事实，也不符合科学！”他的身子在发抖，双手抓住李奔的胳膊：“你也是当事人，该清楚是怎么回事！” 李奔懊丧地低着头，默默收起报告：“当然，可、可不是为了需要嘛！” 需要？为什么当初有人把松辽的普查计划差点给毙了呢？提起此事，黄汲清气不打一处来。他始终觉得，当初有人背着他在这个问题上搞鬼，就像现在有人睁着眼睛瞎说大庆油田是根据地质力学理论指导下发现的一样，是别有用心，说到底也还是为了争名夺利！龟儿子！遇到不平处，大师也会用浓重的四川话骂上一句。玩笑时，他也会这么说。龟儿子是四川人最爱说的一句口头禅。 在发现大庆油田的最初期，确实发生了一件差点把如此一个世界级大油田给一笔勾销的怪事。 这件怪事之谜，使大师熬了近四十年时光才把它解开。他生前虽然在各种科学会议和学术著作中公开过这件事，但社会上并不知道，大师也还没有来得及站出来对自己的人民就此事说个明白，便猝然离开了人世。现在我只能借助本篇文学作品首次披露给广大读者。其实它本应在某部注重的科学史书里十分严肃地得到阐述。 第五章 1949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长期的斗争，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获得了自由解放，并诞生了新中国。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年间，中国这位东方帝国的臣人到此时已变得一穷二白。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在收拾这个烂摊子后，最紧迫与最难的问题是如何使国家从贫穷中走出来，工业革命无疑是惟一的根本出路，而石油工业则是整个工业革命的重中之重。 作为精通战略的毛泽东对这一问题极为看重。在他刚刚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后的第十八天，便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签发了成立燃料工业部的命令，并亲自提名资深工业革命家陈郁为部长。新成立的燃料工业部在第二年就设立石油管理局的专门机构。著名地质学家、我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玉门油田的开拓者与发现者孙健初先生被聘为石油管理局勘探处处长。当时的中国石油工业处于茫茫大地，何处找油的状况，其战略方向十分模糊，惟一可依靠的是孙健初在四十年代初发现的一个玉门油田和日本人侵略东北时留下的几个人造石油厂。中央据此确定了加强西北石油勘探工作和发动力量恢复东北人造石油的两大目标。西北石油勘探工作的重担交给了孙健初，并于1950年8月6日，成立了西北石油管理局和玉门矿务局。一代石油先驱孙健初在得到中国共产党如此厚爱下，奋然全身心投入工作，可是就在他欲为新中国石油工业作出贡献的时刻，1952年11月10日深夜，他不幸煤气中毒，与世长辞，终年56岁。孙健初的猝然长逝，使中国石油勘探业曾一度陷入空白。最高决策层把眼睛不得不放在了成本极高，产出极低的东北人造石油上，并在短时间内恢复了抚顺东制油厂后为石油二厂、锦西石油五厂、抚顺西制油厂后为石油一厂、桦甸页岩油厂后为石油九厂和锦州煤气合成厂后为石油六厂等几个人造石油厂的生产。所谓的人造石油，是以一种叫页岩的岩石，通过大量复杂的干馏等工序，从中提炼出与天然石油成分相近的人造石油来，其成本为天然石油的十几倍。无奈，许多工业建设需要石油，不这样做就会使得诸多产业无法进行。毛泽东等决策者是咬着牙关，勒紧裤腰带从石头中挤这生命油的。到1952年人造石油产量达24万吨，占当时全国原油总产置的55%，中国人就是靠了这么一点点人造石油在支撑着新中国建设，特别是朝鲜战场上的大部分急用之油。 太可怜了，又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毛泽东为此忧心忡忡。一个庞大的国家，而且还处在一边建设一边需要满足战争的供给，仅靠四十来万吨石油，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严重的是中国石油资源尚处在被国际科学权威们判定为贫油国的无期徒刑状态。 找，得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底下摸个清楚。1952年8月，毛泽东又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这块牌子刚挂起来，毛泽东就把派去当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的何长工叫到身边。 “长工啊，你在地质部听技术人员说了没有，中国到底有没有石油啊？”毛泽东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就这么问道。 这……何长工急得后背一身冷汗，他瞅瞅一旁坐着的彭真，不知如何回答越来越令他胆怯的老毛。要说有吧，这牛皮吹出来可就不得了啦！要说没有吧，老毛肯定不爱听。 何长工支吾了半天没说出几个字。 “唉！油啊油，真是油忧人啊！”毛泽东懊丧地朝何长工、彭真挥挥手，示意他们走吧，他需要独自对此想一想。两人走后不多日，毛泽东通知秘书：让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来一下，还有总理。 老人家愁的还是石油。 毛泽东与一位民主人士见面，可比召见老部下何长工要客气得多。 “李四光同志今年多大年纪？”毛泽东满脸微笑。 李四光：“66岁。” 毛泽东有些惊异地噢了一声，说：“比我大四岁，又是著名科学家，那就是我的先生？！” 李四光受宠若惊：“不敢，不敢，我在地质界是少数派。” 毛泽东不紧不慢地：“当少数派不要紧，我，恩来同志，从前也是少数派，不止一次被排挤，可是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 李四光很激动地点点头。 毛泽东收敛笑容，转到正题：“先生知道，我们共产党人推倒了三座大山，现在要建设新中国。可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眼下我们每天坐车，烧的都是洋油。自己没有油，想爱国，也爱不那么痛快喔！” 李四光十分内疚地：“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毛泽东摇摇头：“这笔账不能算在你的头上，中国贫油又不是你李四光说的！” “李四光同志，我们知道你对石油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主席想听听你的意见。”周恩来插话道，“你认为我国天然石油的储量究竞怎样？如果真是不大好，我们要早一点考虑走人造油的路。国家各项建设上得很快，时间耽误不起呀！” 李四光听了这话，连忙说：“不不，我们目前还用不着作这种选择。主席，总理，根据地壳运动的规律，我认为生油是一回事，储油又是一回事，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地下构造的规律，找出储存石油的构造来。有的地方，地面上虽没有任何油气现象的显示，而地下却很可能是个大的含油地区……” “这么说，我们的地底下也有可能有大的含油地方？”毛泽东的眉头一挑，问。 “是这样。”李四光肯定地说：“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地质构造又十分丰富，不应当排斥富油地层的存在！” 毛泽东高兴了：“先生的观点，符合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强调绝对就不是马列主义了！” 周恩来从座位上站起来，爽朗地笑道：“我们地质部长很乐观，也很有气魄！李四光同志，你说中国有石油，我拥护你！” 毛泽东听后也站了起来：“好，我也投先生一票。” 李四光情绪激荡。当时他只感到的是肩头的担子。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像李四光这样的科学知识分子，得到毛泽东这般十全十美推崇与赞赏的人几乎没有。 离开中南海，李四光回到办公室，脑子里一直在思忖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他感到开展全国性石油地质普査与勘探工作已迫在眉睫。然而作为一个新组建的政府职能部门，国家建设所需的矿产资源太多了，有造飞机、大炮的钢铁，有试验核武器的铀矿，有供给人民生活的铜锡矿，还有准备建长江大桥的工程勘察任务，当然，石油是这些矿产资源等任务中的重中之重。地质部是一个行政部门，矿产普査工作千头万绪单靠一个行政部门难以进行有效工作，必须建立一个专业部门全力投入才是。 李四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何长工等几位副部长，并且迅速形成集体意见。于是，1954年初，一个专门担负计划与指导全国性的各种矿产普査勘探任务的特别机构——地质部矿产普査委员会宣布成立。李四光和何长工商量，这个实质机构必须有国内地学界最有威望和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士唱主角。经过再三选择，部党组调来三位大员，他们是西南地质局局长黄汲清、地质部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谢家荣和地质部办公厅负责人刘毅。三人分别被任命为普委常委，主持日常工作。地质部把如此重任交给黄、谢、刘三人，是有一番苦心的。刘是位资深老革命者，九级干部，他到普委另有一个职务是党委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是实际上的行政最高长官。谢是著名的矿床学家，在矿产勘探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权威。另一位黄汲清是从大西南调来，完全是出于对他的两方面优势考虑，一方面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另一方面他还是中国数一数二的从事石油地质科学的专家。他和谢家荣实际上是普委的技术总负责，加上刘毅这位行政领导，如此三人班子应该说是最佳搭配。 普委除上面几个大员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李奔。这位少壮派到普委之前已是东北地质局副局长了。在普委他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是实际上的大管家。李奔在新中国石油工业建设史上是位重要而又传奇的人物。他是位小八路出身的共产党人。1945年，他所在部队越过陇海公路时，日本人投降了，年轻的他被派到家乡任化县当了县委书记。解放后，当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办公厅主任的袁宝华将他召到地矿行业。这位年轻、干练的党员干部深得黄汲清、谢家荣的看重与赏识。中国大庆油田的发现过程，如果没有李奔从中奔波、周旋，或许还要晚几年。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当年与康世恩在大庆会战中并肩战斗的老石油，从解放初期任局级之后的几十年间从未升迁过，在他辛苦、劳累，并且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数十年后退休时，他依然还是位局长。拿黄汲清的话说，像他李奔这样能干的人，在石油部早就是部级领导了。可叹的是，兴许地质部的人才太多，要不然像李奔这样的功臣在官场上永无出头之日的恐怕也不只他一个人。 除李奔的行政办公室外，普委下设一个地质科，这是主要的业务部门。著名地质学家王曰伦、朱夏、关士聪等也在其中。而更多的是像张瑞祥、邓克刚、苏云山、丁正言、余飞、朱聚善、敖玉、冯福闾、胡定恒、刘政琨、孙人一、陈继贤、宁宗善、周志武、任纪舜、王光等一批刚走出大学门的年轻人，如今这些人大多成了我国地质业的栋梁支柱。1954年12月，国务院为了加速石油工业事业，决定将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和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的力量集中起来作战，并分工地质部与中科院担任油气普查和科学研究任务。康世恩任局长的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担任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第二年，该局撤销，并改为独立的石油工业部。黄汲清他们的普委任务也由综合矿产普查任务改为全国性的石油、天然气普査勘探。这一消息，对毕生致力于中国油气业建设的黄汲清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或许是近几十年来李四光的名字太响和太光耀的原因，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地质科学界的其他人物知晓得甚少。其实，二十世纪的中国地质科学较之其他科学界更值得我们中国人自豪。而中国的地质学界所涌现的一大批跻身于国际地学界之林的世界级大师，又何止李四光一个人！ 黄汲清便是可以与李四光并驾齐驱的其中一位、而且是中国地学界难有几位科学大师可以冠之为中国石油之父的其中一位。 第六章 二十世纪初的1904年，中国天府之国的四川诞生了两位了不起的人物，一位叫黄德淦，即后来的黄汲清；一位叫邓先贤，即我们的邓小平主席。黄徳淦比邓先贤早出生140天，少年时的这两个四川娃子没多少区别，他们都被大人送致私塾诵习四书五经。不过，那时的邓先贤据说对算术特感兴趣，而黄徳淦则对梁启超的中国魂如痴如醉。 邓先贤14岁被称作好学生考入县中，黄德淦13岁就进了成都市，成为知名的省立第一中学学生。 中学毕业后，黄德淦考进了天津北洋大学，在义和团的发样地，这位四川娃子对政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致。1924年初，北洋大学发生了反对校长冯熙远取缔学生集会的运动。黄是这次运动的骨干，他因此而被校方开除。 这时的邓先贤已改名为邓小平，并且在中学尚未毕业就被明贤的父亲先是送到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后来又乘法商的一艘吉利号轮船到达上海，改搭法国邮船特莱蓬号到丁马赛，从此开始了他那伟大的革命生涯。 黄德淦也在此时改名为黄汲清，不过此时的黄汲清对前途充满了担忧。由于吃了北洋大学的亏，黄一度想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想弃学从军以报冯熙远一箭之仇。 就凭你那么点个儿也想扛枪？ 黄汲清听了这话，好不灰心，从此打消了从军念头。本世纪中国因此少了—位战将，而多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 津门与京城相距咫尺，黄汲清一横心，一步跨进了京华皇家学府北京大学，专修地质系本科。这年是1924年。 “地质”两字在那时可不像现在那么不值钱，那么叫人听来陌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许多立志科学报国的知识靑年都选择了可以为国找得矿产资源的地质专业。你或许不能相信，中国近代的第一部地质科学专著《中国地质略论》竞出自大文学家鲁迅先生之手。可想而知“地质”两字在二十世纪初的科学启蒙力量。 美国当代知名历史学家肖艾尔佛雷德.埃克斯曾这样断言：构成二十世纪国际关系之基础者，乃是全球性的矿物资源争夺。这位学者的话虽没有成为人们口头传扬的经典式真理，但却真实反映了二十世纪世界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 当二十世纪即将来临时，在我们的地球上，到处呈现着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那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各个发达国家的经济空前高涨，因而对原有的地盘皆嫌不够，于是都急于扩展市场，多占原料产地，开辟新的投资场所，寻找向外殖民地。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又十分落后的国家，自然成了列强们垂涎三尺的大蛋糕。这个大蛋糕上的奶油，便是我们丰富的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的开发必须依靠地质科学工作。因此在当时受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许多有识之士无不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大力发展地质科学，再通过地质科学革命，促进全面的矿产资源开采，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生产，达到拯救和振兴中华民族之目的。这一道理在旧中国视为真理，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时还是这样，要不毛泽东为什么称地质工作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只是在现代化迅猛进程的今天，我们的社会竞差不多把地质与矿业工作抛在远远的一边，这实在是一种可悲和危害无比的现象。 有一个例子还可以说明当时社会对地质工作的重视。在黄汲清进入北大地质系的第二年，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去世，巨星陨落，万民悲绝。按照国民政府的决定，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将转移到南京埋葬。1923年3月的一天，国父的水晶棺要抬出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当时抬棺的六个人，均是国民政府亲自挑选的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及在辛亥革命中有卓越贡献并被称为对当时社会发展有重大推进作用的人士。六人中有一位是地质学家，他站在抬棺的左前方第一位，那位地质学家便是李四光。当时他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授，黄汲清的老师之一。 国父孙中山生前也积极主张发展中国地质学科。早在东瀛的—次同盟会集会上，他就这样对盟友们呐喊道：要救国不学地质、不搞开采矿业是不能成功的。一代地质名家李四光早先学的是造船业，他就是在孙中山的教导与影响下，后来才到英国改学地质的。 当时还有一种情况是：被鲁迅骂作外族强盗的对中国宝贵矿产资源的野蛮掠夺，激起了一批爱国志士们的极大愤慨与不平，激发了他们发愤开拓中国地质科学的宿愿。 在云南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位法国传教士在某山区发现一处锡矿，便雇用当地人开采，不出三年，这位传教士就发了大财。凭着富有，他任意压迫和剥削中国百姓，并且把教堂当作一座供他淫乐的温床，每晚都要雇一帮人到四周抢得一位美貌绝伦的中国民女陪他睡觉，第二天就派人把她扔进百米矿井里活活闷死。其残忍和肆意掠夺我中华民族财富的兽行，终于激起了一场焚毁教堂、杀死传教士的民运。那传教士死后，当地一批百姓便自发组织起来开矿，结果由于不懂地质与开采技术，锡矿没开成，一次因矿洞凿漏造成地下水倒灌，上山参与开矿的三百多位民工全部通难，最小的不足9岁，最大的74岁……噩耗传出，举国哭泣。 如此这般的事，在旧中国屡见不鲜。中国人不懂科学，只能眼看着强盗从自己的家门口抢走财宝，弄不好还要搭上自己的性命。这样的悲剧是没法看下去了，而当时我们的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刺激还远不止这些。 第七章 1895年，日本人抢占台湾后，在某地开采洋油。有一次，一位日本人见一群台湾百姓好奇地围观在出油井房，便对同伴说他要看中国人点天灯。 何谓点天灯？ 只见这位日本人用铁勺盛了满满一勺油，让一个台湾老乡张开嘴，猛地把洋油灌进其口中，然后划着一根洋火，那台湾老乡便活活地被当作天灯点燃烧死，一群日本人则在一旁狂欢取乐！ 二十世纪初，一队美国人组成一个亚洲考察团要穿越腾格里沙漠。他们在中国的版图上举着星条旗，却不让中国科学家同行参加考察。 你们中国人的屁股后面长着尾巴（辫子：笔者注）只能作这样干活。考察团的一位美国人骑在雇来的一个中国向导背上，像赶马似地这般说道。 中国同行纵然恨得把牙根咬裂，却依旧被无理地排斥在考察团之外。 考察团在千里无人烟的浩瀚大漠途中，断了水。洋人竟为了自己活命，杀了驼队又杀了中国向导，用驼血和人血帮助他们越过大漠。 在国际地质大会上，美国人还将此作为壮举向世人大加吹嘘。 —个国家没有科学，也就没有了基本的尊严。 这种民族的耻辱，深深刺伤了一名晚清秀才的心。在黄汲清大师刚刚出生那一年，这位晚清秀才东渡日本，毅然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并拜日本地质学界开山祖师山藤文兴郎门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选学地质专业的留学生。 他叫章鸿钊，中国地质学界称他为中国地学的开山之父。黄汲清叫他先生的时候，章已是开创中国地质事业的元勋了。 1911年6月，章鸿钊怀着一腔赤子之心回到祖国。此时，正值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后，章鸿钊即应邀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筹备事宜。 次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大总统孙中山亲自批文在政府实业部下面成立矿务司地质科，并任命章鸿钊为科长。 “地质”两字，至此在中国有官府政权的几千年历史以来首次正式出现。 章氏科长作为中国第一位地质长官，他对国人如此大声疾呼道：谋国者宜尽地利以民財。欲尽地利，则舍调査地质蘯未由已！并说：亡羊补牢，或犹未晚，失此不图，而尚谈窗强也，则吾未之知也！ 先师的切肤之言，对年轻的黄汲清影响极大，为他后来毕生献身于地质事业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1928年，黄汲清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大地质本科毕业。同班毕业生还有李春昱、朱森和杨曾威，前两位后来都成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著名地质学家。只有杨曾威因家境困难而从商去了。其实黄汲清的那届地质系毕业生全部加起来也就他们四人。 二十世纪前，中国的地质科学是零。到黄汲清毕业时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仍然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在打天下，然而这少数的几个人却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迅速崛起，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功不可没。这里所说的几个人，除了章鸿钊外，便是丁文江与翁文灝。 章、丁、翁三人都是留洋回国的中国第一代地质大师。他们共同创造了我国第一个专门培养地质人才的高等学府——地质研究班，即后来闻名于世的中央地质调査所。这个所成立于1913年，第一批招收的学员仅为30名。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十分严格，并且对学员实行淘汰制。三年后这批学员毕业时，只有18人拿到了文凭，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地质十八罗汉。他们中有已介绍过的谢家荣、有成为著名教育家的叶良辅和发现首钢供料矿山井陉铁矿的朱庭佑、山西大同煤矿发现者王竹泉、北京周口店集人发掘人裴文中等一批科学大师。地质调查所后来没有招过学员，成了国民政府农商部下属的一个工作实体，第一批学员都被收编为该所地质调査员。由于它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惟一的地质工作部门，故之后全国各大学包括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优秀生都被吸收到该所从事地质科学专业，这种状况一直延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 由于章、丁、翁这三位大师自身的学术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加之不断吸收各路精英，地质调査所发展到四十年代时，已是人才济济，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著名科学研究机构，它的总体学术水平与研究人员都是一流的，在国内也有中国地质科学黄埔军校之称。后来新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发现了那么多大矿、大油田以及氢弹、原子弹所用的铀质矿物，是与这个调查所的基本人马在解放前全部保留下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主述的关于在大庆油田发现的问题上以及后来所出现的一连串事件，追其渊源，都与这个所的历史不无关系。因为李四光不曾属于过地质调査所，而除他之外的新中国地质事业包括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几乎都出自这个所。 世上所有的恩恩怨怨总是与历史的诸多因素搅和在一起，在大庆油田的问题上也不例外。 黄汲清不属于章、丁、翁、李（四光）等第一代中国大师，他也不是十八罗汉之一，但他以其自身的天才和勤奋，迅速在地质科学界成为大家。 跨出校门，黄汲清像当时所有优秀青年地质学家一样，被聘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当调查员。那时的所长由翁文灝担任，丁文江是技术总负责。翁、丁两人是好友，调查所第一任所长由丁担任，后丁一度驰骋政坛当了上海市督办（相当于市长）之后又出任北票煤矿总经理，其间让位于翁。今天50岁以下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丁文江这个名字，可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丁文江可谓大名鼎鼎。我看过湖南科技出版社1974年翻译出版的由一位名叫夏绿蒂.弗思的美国学者撰写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令我对丁文江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科学大师肃然起敬。弗思在哈佛大学出版的原著中这样评价丁文江：……他是中国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提倡科学、促进新文化发展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是第一位这样做的中国人，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西方的科学，他认为根据科学的思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丁文江所发挥的这种作用（科学家作为文化的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是前无古人的……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与政治领袖，对黄汲清的事业与人生都有过重大影响。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是一种机遇。就在年轻的黄汲清刚刚踏入社会，立志用教室里学到的知识为挽救苦难的民族作贡献的时刻，正处于精力与事业巔峰期的丁文江大师，在地质调査所策划了中国现代地质科学史上一次壮举——中国西南边疆地质大调查。他选择了两条线路，一条由重庆至贵州境内，另―条由四川叙州至云南方向。丁文江除自己亲率一支队伍外，还派了两名得力助手组成另一支队伍，他们便是黄汲清和当时在地质学界享有声誉的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 我是从照片上认识赵亚曾的，他身材高大，一副学者风度。相比之下，矮小的黄汲清则显得一副憨相。那张照片摄于1929年赵亚曾与黄汲清在翻越秦岭途中的褒城鸡头关。这次远征野外考察，给黄汲清留下了一生都刻骨铭心的印象。 为了获得尽可能多一些的野外资料，黄汲清和赵亚曾时而并肩问路，时而各辟路线，孤身进入荒蛮的原始森林与少数民族山区。在我们今天看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考察似乎很浪漫。可是在那个年代，野外考察就是一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探险。11月，当黄汲清正在四川叙永的途中，云南昭通方面传来一个他怎么也无法接受的噩耗——他的好友、同伴赵亚曾慘遭土匪杀害。赵亚曾死得突然，也死得惨烈。这位出生于北方的青年科学家，不懂得如何对付南方土匪的恶行。这天，在他下榻的一家竹楼小客栈，突然来了一群持枪的土匪。本地人都有经验，只要遇到这种时候，就主动敞门掀柜，任其自然。赵亚曾哪知道，当他一听土匪来了，拼命地使劲将门死死顶住。 土匪嚎叫着让他开门，他越是顶住不开，甚至把身体一起貼在门上。土匪急了，掏枪就是一梭子……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就这样倒在血泊之中。 噩耗传出，举国震惊。黄汲清更是悲痛欲绝，然而这并未能阻止他继续奋勇前进。他擦干泪痕，埋葬了好友的尸体后，又只身翻山越岭进入荒无人烟的贵州原始山川，直至1930年6月与丁文江等人会合。此次野外考察历时一年零三个月，黄汲清孤身行程达一万余里，创造了中国地质史上一次单程考察的最长线路纪录。当丁文江为痛失高徒赵亚曾悲痛之时，黄汲清的敬业精神使这位大师得到了莫大宽慰。明日之中国地质希望，非徳淦莫属！丁文江在翁文灝和当时的新文化旗手胡适面前如此赞扬道。事后证明，丁大师的预言没有错。在大量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1930年至1932年间，黄汲清埋头耕耘在科学研究领域，连续发表了秦岭山及四川地质之研究、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珊瑚化石等六部专著。其中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地层总结，奠定了为地质找矿有直接指导意义的中国二叠纪地层划分的基础。他的专著一发表，立即轰动中外地学界。黄汲清从此在科技界也有了黄二曼的美名。 第八章 1932年里，黄汲清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选派，赴瑞士留学先人伯尔尼大学，后转入浓霞台大学专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著名的大地构造学家之—。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国靑年科学家此时才得以在欧洲大地熔炼深造。1935年，他的那篇用法文写的对阿尔卑斯地区地质研究的博士论文，在四十多年后国际地科主席只.如过叫教授访华时仍称其至今依然有重要价值。 或许是当年在北洋大学那份从政之心尚未涙灭，或许是在从事地质科学工作十年后，黄汲清更理智地从科学的高度认识到了一个国家的兴衰与能源工业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1935年秋，他以东方人特有的聪明才智获得理学博士后，毅然把自己的科研目标拨向了石油地质领域。为此，黄汲清不惜冒贫困潦倒流落异乡之睑，带着在瑞士省吃俭用留下的几个钱，远涉重洋，抵达美利坚合众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石油工业与石油地质考察。这是中国科学界第一个也是惟一个由自己掏钱选择当时已在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蓬勃崛起的以石油为主导的工业革命浪潮为研究对象的东方科学家。 美国先进的石油地质科学技术，使黄汲清大开眼界，他像海绵似地汲取着这里的石油地质知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美国地质学界老前辈舒各特教授的推荐与介绍，黄汲清得以在海湾石油公司、联邦地质调查所和俄克拉荷马城油田等一大批知名石油公司、油田及石油研究机构作全面、详尽的考察、取经与交流。这段经历，使黄汲清领略到了西方石油业的先进水平，同时也深深感到科学无国界在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度里的真实体现。几十年后，每每谈及此事，大师总对舒各特等美国科学家的无私与坦诚深表敬意。 1936年1月，当黄汲清回到祖国，他供职的那个地质调査所，已在日本侵略军的枪炮声中，从北京搬到了南京珠江路942号，并改称中央地质调査所，所长仍由翁文灝兼任。而黄汲清的另一位恩师、中国地学界第一代开元宗师丁文江大师却在査勘湘潭煤矿途中，不幸煤气中毒，猝然长逝，年仅49岁。 丁文江之死，使中国科学界和政界痛失一颗光芒耀眼的星星。当时的地学界领袖人物翁文灝在痛不欲生之余，更担忧自己与丁文江一手创办起来的地质调査所及中国地质业的前程。在这之前，翁虽名义上仍挂地质调査所所长之职，实际已基本不管事，翁此时已升任为蒋介石的行政院秘书长，所以平时地质调查所的事都由总地质师丁文江负责。丁文江死于1月5日，死前他对地质调査所谁来接任问题曾对好友翁文灝和胡适有交待，丁推荐黄汲清，翁对此也十分赞成。因此黄汲清一回国，已是中央政府高官的翁文願便找他谈话。 “德淦，丁先生突然去了，我在政府里又腾不出身。地质调査所的担子就交给你了！” 年仅32岁的黄汲清一听，忙惊恐地连声推辞：“不可不可，所里有谢家荣、王恒升等一批大才大智者，德淦我年轻才浅，实不敢担此重任。先生还是请别人吧！” 翁文灝语调深重地说：“如今日本人已经侵占我东三省和华北地区，中华民族处于危急之中，但要重振我山河，离不开矿业发展，而在这个当口，丁先生走了，你我自当勇挑重任。再说，这不仅是我的意见，也是丁先生生前的遗愿。他流着泪拿出丁文江给胡适与他的信件。” 黄汲清听到此处，早已泣不成声。 “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将先生的未竟事业进行到底！”黄汲清如此发誓。 黄汲清断然没有想到，他的这一誓言，三十年后的一场革命风暴差点把他打入地狱。道理很简单：造反派认为，这是黄汲清效忠国民党政府的铁证。而地质调査所实际上就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情报部门。黄被看中当这个情报部门的头目，不言而喻，肯定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如此三岁小孩也会明白的推断，不打倒你黄汲清还打倒谁嘛！你黄汲清还有什么资格沾发现大庆油田的光？这是后话。 轮到黄汲清出任总地质师和所长时的1937年，翁文灝辞去所长之职，黄正式任所长，此时中央地质调查所已完成北京周口店猿人和焦作、山西大同等一大批矿山资源与考古的重大发现，成为跻身于国际科学界的知名地学研究机构。当时根据日寇侵华、我国民族工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外来援助被全面封锁的情况，黄汲清把在本土上寻找矿产资源作为地质调査所的工作重点。 石油无疑是他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 他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査浙江长兴县的油苗发现。长兴油苗是在1934年一个煤山矿井中发现的。当时有位叫陆贯一的工程师对此进行初略研究后，便在报纸上大吹特吹，说是中国发现了大油田。翁文灝闻讯后，高兴得不得了，调来车辆前去考察，结果差点把命都送了——中途他的轿车撞在树上，造成头部重伤。惊樽好友丁文江忙不迭地在独立评论上写了篇悼念文章——我所知道的翁泳霓翁的字号为泳霓。长兴是否真有油，黄汲清对此极为关心。翁文願与他谈话过后没几日，他便约了盛莘夫、崔克信两位地质学家专程前往。经过几天调查研究，黄汲清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虚假的喜讯。因为像长兴这样的煤炭地层，不可能有大的或较多的石油储藏。 长兴石油虽然扫了国人的兴，但黄汲清对西方人断定的中国贫油之说则更加置疑。他认为中国的许多地质构造，特别是盆地构造，与美国的几个油田十分接近。难道真是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吗？黄汲清不信。 第九章 1937年，在33岁的黄汲清正式成为中国地质工作领导人的这一年，中国石油史上发生了一桩了不起的大事，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要油田——玉门油田的发现。这是个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共和国诞生初期为中华民族立过大功的油田，今天在油田驻地还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纪念碑。这个纪念碑上刻着人们熟悉的名字，他就是油田的发现者、地质学家孙健初先生。然而，我们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除了孙健初先生外，实际上玉门油田的发现，还有一位起关键作用的功臣，他就是黄汲清大师。他当时是玉门油田发现与开发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展开，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日本天皇的关东军占领我东北地区，造成中国能源供应的极度紧缺。为了缓解这一大难题，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顾维钧先生以顾少川的名义，串联财界巨头周作民，组织起一个中国煤油勘探公司，以求得一线希望。顾维钧的公司虽然不乏财力，但缺少技术，于是就求助于中央地质调査所。所长黄汲清接到指令后，深感在中国大后方大规模开发石油资源非同小可，即与政府实业部国煤救济委员会委员、勘探队长史悠明商议。 “先生是专家，你认为我们的国土上真的找不着像样的油田吗？”史悠明问。 黄汲清摇摇头，随手铺开一张地图，说：“依据大地构造学理论，我认为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带都有可能储油。但目前东北、华北两地已被日寇占领，无法开展工作。西南地区虽发现油气苗头，但地理偏僻，交通运输不便。因此开展以陕、甘、青三省为重点的西北部的石油、天然气普査勘探为当务之急。” “那就干吧！”史悠明迫不及待地说，“过去你和我想干也干不成，现在财神爷把钱拨了，时不再来呀！” 黄、史商定，组织一个以中国煤油勘探公司为一方、地质调查所为另一方的混合普査勘探队，立即着手西北油气普査勘探工作。 这是中国石油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策划、并具规模的石油普査勘探，身为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黄汲清倾注了巨大精力和热忱。派谁去担当技术负责人呢？对，应当让孙健初去！黄汲清扳着手指将所里的几位大员轮番排了下队，决定由对甘肃河西走廊及祁连山一带做过地质工作的孙胖子孙健初担此重任。为了慎重起见，黄汲清要求孙健初等先组成一个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免得把中国石油之希望这锤子扎在大戈壁上拔不出来让世人笑话。他的这一战术得到了翁文灝等人的赞同。 就这样，孙健初带着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一行数人从兰州南行，顺洮河西进，过黄河而至青海。归途中经玉门老君庙，在这里发现了干油泉源头。由于当时包括孙健初在内的试探队员对石油地质科学均缺乏一定实战经验，以为此类干油泉无多少价值，便草草作了希望不大的结论后匆匆东返。 当孙健初带着远征队伍，垂头丧气地回来将以上情况向所里汇报时，富有石油专业地质理论与经验的黄汲清听后，高兴地抡起拳头，打在了孙健初的肩上：“孙胖子，老君庙油田有望啊！” “怎么个有望？”孙健初很不明白。 “你不是说那儿是背斜构造吗？” “那又怎么着？” “嘿，那可是不一样哟！”黄汲清来情绪了。“胖子你不知道，美国的大峡谷油田也是在背斜构造地带。论构造，论油苗相差无异，我们的老君庙肯定也能打出工业油！” “中，只要有希望，我们再远征一次也不亏！”这位河南汉子孙健初，此刻也兴奋了起来。 次年11月，孙健初再次带上队伍来到老君庙。此次他们吸取上次的教训，放下铺盖，搭起帐篷，在此安营扎寨。经过六个月在冰天雪地里的艰苦踏勘普査，全面彻底地摸清了这一带的生油层地质情况。剩下的就是打钻见油了！当孙健初写完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时，猛然发现自己仍是在纸上谈兵，说找油找油，可连台钻机都没有呀！ 这事也难住了黄汲清。地质调査所的家底他最清楚，论人才、论技术可称世界一流，可论装备却是一个叫花子，穷得连最起码的―台千米钻机都没有呀！他把玉门的踏勘结果和缺钻机的情况一并报告了老上司、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瀬，以求得帮助。 老蒋的家底你不是不知道，时下又临全面抗战，哪来钻机可调？ 翁的话使黄汲清大失所望。“对了，有一个地方有钻机！”黄汲清突然拍着脑袋，说道：“听说延安那边也在打油井，他们那里有钻机，不妨借来用一下！” 翁文灝点点头，说：“是听说过。不过共产党肯不肯借又是一回事！” 黄汲清来了急脾气：“试试总不妨嘛！再说，眼下不是国共合作吗？玉门要是打出了油，对整个抗日是大贡献呀！” “那我去试一试。”翁文灝说。 这件事后来真办成了。翁文灝通过关系，找到了正在南京梅园村住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将此事电吿了延安方面。经毛泽东同意，由林伯渠亲自出面从油矿调来两台钻机和几名钻井工人，连人带钻机一起长途跋涉到了老君庙。当时具体负责延安油矿钻井的队长就是后来成为共和国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思。那时他还是个共产党的连级干部，可也是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位石油干部。中国石油业从无到有，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已成为中国现代史的组成部分。 黄汲清作为一名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他本对党派之间的事无多大兴趣，但玉门调钻机的这件事，使他对共产党有了第一次的深刻认识。当时他对部下同僚这么说：“共产党人胸怀坦荡，以全局为重，很讲义气，我佩服！” 四十五年后的1982年，当黄汲清在自己成为这个党的一名成员时，他又谈起了这件令他终身难忘的事。 有了钻机，玉门油田的钻井工作马上开始。第一口井在钻到130米深时便见油层，日产石油20余桶。孙健初将这一喜讯报到南京。黄汲清高兴得立即复电：继续布井，直至黑龙升天！ 于是，第二口、第三口……直至第七口井，井井见油。更可喜的是在1941年4月21日打第8号井时，黑龙在巨大的地压下，果真猛烈地蹿出地面，挟着惊天动地的呼啸，像长虹一般向天际升腾而起！ 中国的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就是这样诞生的。它在抗战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它仍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着。 玉门找油的成功，给黄汲清以极大的鼓舞。此时，他不仅是政府的地质工作实业部门领导人，而且也是当时中国地学界的最高领导者。1938年，他当选为第15届中国地质学会会长，时年34岁。如果论年龄，论才干，论实绩，论在学术界的地位，黄汲清此时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他的前辈翁文瀬和李四光。翁此时已从政，无暇顾及专业；而李四光则因不得志带着他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远在偏僻的桂林小城，闭门研究他的第四系冰川，特别是在几年后黄汲清发表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专著和首次提出的多旋回构造运动理论，使他跻身于国际科学大师之列。他的这部专著至今仍被世界地学界视为经典。否则，在1946年中央研究院国民政府第一届院士选举中，他不可能成为最年轻的院士。 在科学的长河里，任何一种正确的预见和伟大发现，常常需要经历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才能得以证实。关于中国是否有石油的问题，早在我们尚无自己的地质学家时西方的诸多权威就不止一次咬定中国贫油。1915年至1917年，享有盛名的美孚石油公司为了探个究竟，出资300万美元，在当时认为中国惟一可能有油田的陕北一连打了七口井，结果才沾了一点油腥儿。美孚石油公司总栽得知后，大发雷霆，发誓绝不再踏进太平洋东岸一步。300万美元在当时可不算是个小数，洋老板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换回一肚子气，他自然不愿做这等赔本买卖。 玉门虽然打出了油，但中国到底是否真有大油田，是否真需要将极为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大海捞针般的石油地质普査中去，当时地学界和社会上对此分歧严重，有人甚至称在中国找油是玩儿戏，说什么大敌当前，玩此等儿戏，误国殃民。作为大地构造学理论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黄汲清则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和坚不可破的科学理论为依据，指出：世界上重要油田的地理分布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一是东半球的古地中海区域，大体是东西方向延展；二是西半球的太平洋山地区域，大体是南北方向延展。两者油田的生成都在白垩纪和第三纪时期，而以第三纪为主……则吾国石油前途，虽不及美、苏，但亦可达到自给自足之境地！这一番话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平。然而读者应当特别注意，黄汲清说此番话的时间是半个世纪以前的1942年（见国民政府国防研究院煤与石油）其意义就非同小可了！它的意义在于不仅否定了西方权威们的悲观论调，而且从战略上为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崛起指出了影响社会国民发展的石油工业革命方向。我将它引于本文，其目的是想说明，把中国石油之父的桂冠安在黄汲清头上是当之无愧的，以及它与后来发生在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名利之争有其一定程度上的内在联系。 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谁在起主导和权威的作用，绝不是长官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需要坚不可摧的理论依据和十次、百次的成功或失败的实践。在可以把扼杀了几十年不能说的真话说出来的科学春天里，在政治的以及包括科学在内的神坛可以被推倒的实事求是的开放年代，黄汲清勇敢而坦荡地站出来说大庆油田是他和谢家荣等一批科学家用大地构造理论发现的话时，我之所以坚信，其原因也在于此。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中国，正值日本法西斯残酷奴役中国人民的最艰苦岁月。黄汲清出于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对石油地质科学的至诚至爱，克服重重困难，致力于研究与实践。1937年10月，抗日的战火已燃烧到华东地区，黄汲清不得不丢下手中的罗盘与锤子，组织地质调査所员工，将图书、仪器、设备全部迁往长沙。刚落脚不久，日寇逼近武汉，地质调査所又一次大搬迁，先是在陪都重庆，最后落脚北碚小镇。当前方战火纷飞时，后方的黄汲清则在他的那块熟悉的故土上大举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地质调査和矿产普查工作。其中突出的重大发现有闻名于世的陆丰自贡恐龙动物群发现，威西大盐矿和渡口宝鼎山大铁矿即现在的攀钢的发现。除此之外，还有一项令黄汲清一直引以为自豪的重大发现，那就是威远气田。 黄汲清在威远这一中国第一个大型天然气田发现上有着无可争辩的功劳。为了实现天然气在中国的首次重大突破，早在1938年，他就曾带队在威远勘探，获得了气田的详尽地质资料。六十年代，石油工业部四川石油勘探局从黄汲清处借得这份宝贵地质资料，并大举进行了钻探和开发工作，后建成了我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天然气工业基地。目前以该气田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天然气田已发展到七十多个，年产量达六十多亿立方米。国家配合这些天然气田，铺设了五千多公里的输气管道和输气管线。如今不仅四川省的大部分城镇和工业企业得益于天然气，邻近的云南、贵州省也因此获得巨大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的改善。1995年3月31日，我参加了黄汲清的遗体告别，我看到在林海一般的花圈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川、滇、贵地区的官员和百姓送来的。我特意记下了一个落款为成都市民的挽联，那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大师当年一指定气田，百姓今日万家用明电。 威远气田发现之后，黄汲清对中国的石油地质科学研究与实践已趋成熟。 第十章 1940年至1943年，他的目光转向了西域新疆。并且在这之后的半个世纪里，黄汲清始终如一地把自己相当一部分热情倾注到了天山南北那块美丽而又神秘的地方。 1942年临近冬季，黄汲清带着五名大员开始了新疆油田地质调査，这是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远征考察。他自任队长。队员是：杨钟键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程裕淇著名矿床学家、周宗浚地形学家、卞美年地质学家和翁文波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这是一个强大的阵营，他们中除个别早逝外，其余后来都成了中科院院士和国际知名科学大师。在此次为期197天的野外考察中，黄汲清一行不仅完成了对天山独子山油田的地质调查与油田规模圈定的重大贡献，而且通过大同详尽细致的实地考察，黄汲清独具慧眼，第一个在世界上提出了陆相生油论和多期生油论两大科学理论观点。他在1943年英文版新疆石油地质调査报告专著中，针对国际地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海相地层才有大油田生存的理论，明确指出：陆相沉积地层同样具备生存大油田的可能。中国新疆的独子山、塔里木盆地等地方，以及其他中国的陆相沉积地层下，完全有可能找到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油田、苏联的巴库油田相媲美的大油田。 这是何等的气魄！这是何等的远见！它仿佛在国际地学界权威们的头上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响雷，而且给中华民族的石油工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带来振奋人心的喜讯。在之后的几十年间，黄汲清的这一理论，无一例外地被得到证实。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大港油田、胜利油田，任丘油田……以至八十年代发现的塔里木油田等一大批知名油田，也不无例外地都在陆相地层上。其中，最突出的自然是大庆油，黄汲清的陆相生油理论是实现大庆油田发现的重大突破的最基本和惟一可信的理论依据。我们今天这样庄严地认为，绝不是受了某种情感的支配而胡说八道。这好比当年大庆的第一口喷油井打了三千六百多米才见滚滚奔涌的黑色金子一样，一个伟大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理论，如果不是建立在漫长深厚与艰苦的研究基础上，它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而且永远不可能产生！ 我之所以让读者跟着我一起跨越了几十年的历史时空，目的依旧是为了关于发现大庆油田的那场争执。 1954年12月的一天，鹅毛大雪在北京城上空纷纷扬扬地。 百万庄，中国地质科学院宿舍楼。共和国第一个石油作战指挥部普委的办公地址就设在这里。 “老黄、老谢你们来一下。”党委书记刘毅招呼隔壁的黄汲清、谢家荣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会。 “根据中央的指示，部党组决定在明年元月20日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刘毅不等黄、谢坐稳，便开始传达上面的指示：“何长工同志要求我们普委就明年全国的石油普査方向与任务拟出个计划。这任务很重，它不仅是我们普委向上级和全国人民交的第一份卷，而且直接关系到我国今后石油工业的方向性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们恐怕得少睡几个安稳觉了！我想听听你们二位的意见。” 黄汲清生性心直口快，他瞥了一眼谢家荣，便说：“如此一个大的战略计划，我们少睡几觉倒没什么关系，问题是国家目前财力还有限，而另一方面各项建设对石油的需求又十分紧迫，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布置任务时尽可能地做到方向上和技术上的准确性。你说呢？老谢？” 年长六岁的谢家荣，其性格与好友黄汲清差异很大，平时他很少说话，或者像有人说的不善言语。但生活与工作中他绝对是个好老头——黄汲清的小儿子、现为美国某公司高级工程技术员的黄渝生这样对我说。“德淦说得对，我们需要对每一个具体项目作详尽的讨论和研究。”谢家荣说。 “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不过，技术问题又很复杂，我们需要有一致的意见。”刘毅顿了顿，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后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如出现大的意见分歧时，由老黄作最后决定，你们看怎样？他把目光投向谢家荣。” “我没意见，德淦对石油比我熟悉。我们又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不会闹翻的。”谢家荣笑笑。 这个情节是从黄汲清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摘下的。据黄自己讲：这是三人君子协定，没有向群众公布。我以为可信，原因是：正如前面所言，当时普委这三巨头，刘毅是行政干部出身，技术上无疑靠黄汲清、谢家荣做主。而谢家荣虽然以前也从事过石油地质工作，但他毕竟是位矿床学家，专长主要在探矿上。黄汲清则不一样，他一方面是位研究大地构造的基础地质学家，同时又亲自组织与领导了几个油气田的普査勘探工作，是名副其实的石油地质行家。 黄、谢接受指令后，便开始了紧张而又繁忙的决策工作。 苍茫大地，何处是油田？ 要回答这个问埋实在是太难了，谁也不敢口出狂言。 一年前，地质部长李四光在被毛泽东召见时，也曾对中国的石油资源远景作过描绘，但这毕竟是泛泛而论。黄汲清他们现在要做的是十分具体而带有决定性的战略部署，即必须指出：哪个地方已经显示了生存油田的条件，可以把勘探队伍拉上去；哪个地方可能是个大油田，应当列入普査勘探项目；而哪个地方虽然目前还无任何迹象表明有油田的生存可能，但一旦突破就是个伟大发现，因此也该下得决心投入力量。 现在，黄汲清和谢家荣要做的就是这些。 “四川盆地和鄂尔多斯陕甘宁盆地两块布置普査任务应当不成问题吧？”黄汲清征求谢家荣。 “没问题。”谢家荣点头赞同。 “新疆的一块和靑海的柴达木盆地，也应当列入吧？” “应当。过去我们这些地方已经做过一些工作，现在再加把劲是极有可能找出大油田的！”谢家荣补充说。 黄汲清铺开墙面一样的大地图，用红笔在上面圈上儿个红圈：“加上你我一致肯定的华北这一块，还有一块是我最想做的！”他将红笔往桌上一扔，一边在屋里踱步一边说道，情绪十分激动。 “哪一块？” “这里！”黄汲清转身俯在地图上，将手指向雄鸡的头部。 “你是说松辽平原？” “对。”黄汲清的胳膊有力地在地图上勾出一个弧形，然后充满激情地：“从地形图上看，我们的东部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大兴安岭、太行山脉和河南西部包括伏牛山在内的地区，形成一片北北东南南西走向的高原山区。在它们的东西则出现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而这两个平原又几乎可以通过渤海湾和下辽河平原连接起来，组成一片连续不断的平原和浅海沉积带。早先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给这一大型地貌特征起了个名字，叫兴安构造线。你还记得否，我们的葛利普教授（美国著名地质学家，北大早期教授笔者注）对此也十分注意，他认为上述沉积带是地壳上正在开始形成的地墙沉积带……” “李四光将它说成是新华夏地槽。”谢家荣插话道。 “是的，过去我也同意他们的观点，可自从我提出大型陆相沉积盆地可以生油而且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气田观点后，对大型盆地我可是异常感兴趣了，特别是中、新生代的陆相盆地。” “你是说松辽平原有可能也是陆相含油盆地？” “没错。”黄汲清问谢家荣：“你还记得四十年代末我一直在研究中国东部地质资料吗？有一次还上你府上要了一大捆呢！” 谢家荣笑了：“有那么回事。你嫂子还非让你留下一麻袋钞票。”黄汲清哈哈大笑起来：“那时候老蒋的一麻袋钞票能买几斤小米呀？！嫂子亏大了！” “言归正传。”黄汲清继续阐述：“有一天，在看地质资料时，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为什么不把中国东部的大型沉降带作为石油、天然气生存的研究对象呀！这一点你与我一样清楚，松辽盆地的南缘零星分布着白垩系砂页岩地层。这里的陆相地层是很有可能存在于盆地中间，虽然我们至今仍无明显的发现，但我想它只是被第四系掩盖罢了。还有一点可以证明，华北平原两侧曾出现了第三系磨拉斯型构造，即河北的长辛店系和山东的官庄系：它们廷伸到平原中部就相变为砂泥质湖积层。从这些事实推断，我们有理由相信，松辽盆地与华北盆地一样，都可能是陆相含油盆地！” “说完了？” “说完了。” —番滔滔不绝之后，黄汲清为自己倒了一杯茶水，然后静坐在一边等待谢家荣发表见解。 谢、黄两人虽然年岁不一，但却是同出章、丁、翁、葛利普四位大师门下，并且都是三四十年代中国地质的顶梁柱。两人都先后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又同服务于中央地质调査所数十年。新中国石油地质业又使两位大师并肩走在一条战壕。谢家荣性格偏于内向，显得老练稳重。黄汲清则心直口快，给人印象是位充满激情与活力的人。无论是生活或工作中，黄汲清视谢家荣为自己的兄长。此刻，当他将心中孕育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宏大设想吐露出来后，是多么想听听这位兄长的意见。在黄汲清看来，谢家荣的态度太重要了，因为他了解谢家荣对科学从来不会说半句违心的话，另一方面谢是普委中惟一一位与他黄汲清一样可以影响左右的技术决策人物。 “你……不赞成？”黄汲清看着谢家荣半天不说话，心里很是着急。 “我？问我？嘿，我举双手赞成！”谢家荣难得有笑，这回笑了：“松辽这一块我们不仅要列入计划，而且一定得派队伍去做！这个观点，我在去年就提出过，与你不谋而合。” “太好了！”黄汲清想听的就是这句话。他迅速拿起红笔，在雄鸡状地图的鸡头处画了一个十分醒目的红圈。 第十一章 1955年1月20日，地质部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石油普査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200人，列席代表116人，除地质部直属单位的负责人外，国家石油管理总局、中科院和国务院、国家计委也派了代表参加。准备参加石油普查队工作的主要干部及技术人员也应邀出席。此次会议，可谓是新中国石油事业的第一次战前总动员、总部署，因此引起了各方面关注。李四光部长致开幕词。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副部长许杰作的《关于1955年石油天然气普査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中的计划与任务部分实标上是根据黄汲清、谢家荣一手制定出的。可是，当报告人念完最后一个字时，黄汲清疑惑不已：怎么没有松辽盆地呀！再看看会议代表，西北、西南、华北、新疆几个大局的负责人都来了，惟独东北地质局没来人！真是奇事！ 黄汲清急了，他赶紧找到会议的具体负责人李奔追问此事。 “因为没有他们的项目，所以没通知他们来人。到底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被会务拖得团团转的李奔这么说。 作为普委的技术总负责，黄汲清对此不仅感到愤怒，而且十分不理解。按常理，他谢家荣制定的这份计划后由刘毅执笔改成了副部长的那份报告，作为会议主报告的基本内容，如果属于项目与技术上的问题，即使送上去后有重大变动的话，也应当征求他和谢家荣的意见嘛。可现在倒好，他俩都被蒙在鼓里。要知道，黄汲清在自己列出的所有项目中，松辽盆地是他最倾注激情的一个梦。相比之下，其他盆地能否发现油田已是稳操胜券的事，而松辽却不一样，它和华北盆地一样，是中国人能否实现陆相地区找出大油田的突破性工作，其意义非同一般。 还没等黄汲清将撤掉松辽盆地普査项目一事追根刨底，部务会通知他去汇报。 这是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于是，黄汲清以普委技术总负责的身份，在部务会上再次明确和强调了要把松辽盆地开展石油普査列入计划的意见和建议。 于是又出现一个令黄汲清感到奇怪的结果：部务会上，包括部长李四光，还有那个作撤掉松辽盆地普查计划报告的许杰副部长，均对他的建议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松辽盆地石油普査项目就这样重新列入年度任务之列。 黄汲清可算松了一口气。全国石油普査工作会议结束时，东北局的代表、地矿处处长胡科也赶到了北京。“你局准备派哪一位技术负责人带队呀？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査很重要啦！”一见面黄汲清就迫不及待地问胡科处长。 对方说：“还没有来得及跟局里汇报，回去商定后再吿知。” “一定要抓紧。让局里挑一名强一点的技术干部。” “是。” 黄汲清叮嘱完最后一句话后，心头暂且安顿一些。 松辽普査，一波三折。 大师力挽狂澜，亨着石油歌。儿子突然哭诉道：求求你！爸，我听不得这个字…… 1955年，对黄汲清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 1955年，对中国石油工业来说，同样是个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正式成立石油工业部。将军李聚奎出任部长，康世恩任部长助理。 这一年，新中国的第一个油田克拉玛依油田被发现。 这一年，作为发现大庆油田最重要的前期工作松辽盆地石油地质普査全面开始。 虽然不能与当年毛泽东在东北、华北等地摆开同蒋介石反动军队进行大决战的架势相比，但作为关系到新中国大工业革命能否顺利向前推进的全国性石油普査勘探工作，其规模、其意义，在身为这一艰巨任务的总工程师黄汲清看来，或许差不了多少。 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査工作会议结束，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和华北、松辽地区的普査任务，已被批准确定和实施。这之后，黄汲清他们的普委开始进入具体操作阶段，队伍的布置，技术力量的分配，一份又一份项目设计任务书，都需要细致的过问和敲定。黄汲清忙得连几百米近的家有时都一连几天无暇回去。那时，他身边除了刘毅和年近花甲的谢家荣外，便是清一色年轻人。他们可以几天几夜连轴转，谁都不会发一句牢骚。每逢此时，惟一得到奖赏的是敲一次黄总的竹杠。那时黄汲清拿的是一级教授的工资，三百多块，可以抵十个大学生的钱，年轻人觉得不敲他亏得很。黄汲清乐了，说请客可以，不过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必须上四川馆子，上水煮牛肉！开始，几位东北籍的年轻人还真被黄汲清的这一招给治。那四川菜，尤其是水煮牛肉里辣子又多又辣，好几个人败下阵。哈哈哈……看你们还敲不敲我的竹杠了，黄汲清瞧着弟子们的狼狈相，开怀大笑。若干年后，他的弟子全都练就一口辣劲：一两碗水煮牛肉根本不在话下。弟子齐呼：这样下去，先生可要吃不消了！黄汲清摆摆手，笑道：没得事，没得事，你们能沾上辣，我高兴。搞地质的人，终年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辣椒是既可食又防寒的好东西，你们能常吃它，证明就可以多上野外，多为国家找矿找油嘛！弟子们听后大悟：好你个先生，原来请客是为了操练我们哪！ 那是一段充满欢快和热情的时光。 黄汲清去世时，距他91周岁生日差8天。人生七十古来稀，像大师这样高龄的人，尽管在生活条件十分优越的现代社会，也是不多见的。不少对寿星健康原因的调査证明，心胸开朗和舒畅与人的寿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黄汲清活着的时候，自言一生中有三段时间活得最愜意。 第一段是他走出大学校门后在丁文江、翁文灝手下当地质调査所调査员，到1935年他留洋回国前的七八年。这一阶段，是他学业成就后在事业上学术上迅速掘起的青春闪光期。 第二段是打重庆解放到他亲自组织领导大庆油田等一批国家重要油田和矿产地发现与开采的六七年，这是黄汲清一生中最有成就的黄金时期。 第三段起自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开创的科学的春天，一直到黄汲清去世前的十四五年间。 三个阶段加起来大约三十年时间，如此好时光，对—般人来说或许不算少了，但对大师这样高寿的人来说，似乎并不算多。他的一生中，压抑与痛苦的时光远多于他舒杨与快活的日子。 美好的时光总是难忘的，黄汲清感慨最多的正是组织与领导大庆油田前后的那段时光。论时间，正好是他一生的中间部分。那是他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获得新生的重要转折时期。 在二十世纪的中叶，中国发生了一场震惊人类的大事。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展开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决战。广大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一次选择。此时此刻的黄汲清正在西方国家进行石油科学考察与学术交流的途中。他是1948年夏作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而后，为了发展中国石油工业，他赴瑞典、丹麦、瑞士，最后到达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和地质旅行。在美国近半年时间内，他几乎走遍得克萨斯、科罗拉多、加利福尼亚等州的几个重要含油冈，并与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等十几所著名大学和美国联邦各州的地质调査机构进行了学术交流。由于在本土的几年实践，加之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与理论，此时的黄汲清巳经由著名地质大师变成为石油通了。他渴望自己也能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找到苏联巴库和美国加利福尼亚那样的大油田！ 第十二章 1949年6月，黄汲清满怀壮志地由旧金山飞达香港，准备回国。可是，就在他下榻香港的一家饭店时，一位在台湾工作的旧友匆匆找上门来，并当面向他转交了一封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的电函。傅斯年是黄汲清非常熟悉而且可以说曾是一度崇拜的人物之一，傅与丁文江、胡适都是好友，黄汲清做了丁文江的得意门生，傅自然对黄也格外看重。此次，傅斯年是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出面邀请黄汲清到台湾大学主持地质系工作的。傅的电文中语气之恳切动情，真让黄汲清激动了一番。可黄汲清有些不明白，为什么要到那弹丸之地台湾呢！包括傅先生他自己在内？往内地一打电话，黄汲清才恍然大悟：原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正在大撤退，把大陆各界名流拉拢到台湾是蒋介石大撤退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不去！搞地质的，就得爬大山，跑大川，台湾那么一块小地方有啥地质可搞呀！黄汲清把傅的电函一扔，毫不含糊地对旧友这样说。那时的香港乱得一团糟，而蒋介石的特务到处都是。黄汲清怕出意外，决定立即抽身回国。 回哪儿去呢？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这是他出国前的从职单位，理当回那儿，可听说南京已被共产党解放，地质调査所也被收管。作为曾在旧政府中任过职的知名人士，当时黄汲清心里顾虑很大，毕竞他对共产党不了解。尤其令他担忧的他那位任国民党行政院长的恩师翁文灝，听说还被共产党列入重要战犯之一而逃之夭夭了。外界的传闻当时也很多，尤其是蒋介石派特务在高层知识分子中放的谣言就更多。有人说共产党来了，凡在国民党政府中当过官、委过号的，不是杀头就得坐牢。黄汲清心想，自己官也当过地质调査所所长、号也有中央研究院院士，这可怎么办？最后，他心一横：管他那个，老子搞地质搞科学是一生变不了的事，任杀任砍听天由命吧。当时他最挂念的还是妻子和三个孩子。有人吿诉他，在南京混乱时，他的家人搬到了重庆北碚住。黄汲清再也没有犹豫了，在大陆的人们潮水般向南奔命时，他一手挎一个皮包，顶着硝烟与尘埃，回到了山城。北碚是个距重庆十几里外的小镇，抗战时黄汲清曾作为所长带着中央地质调査所全班人马在此安营扎寨过几年。此时的小镇已是一片凄凉萧条。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坐镇山城还想在此作最后的挣扎。黄汲清记得，那天他正担心在人慌马乱一片狼藉之中家人会不会走失时，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站在他面前傻笑着。儿子？儿子！黄汲清喜出望外，他放下皮包，张开双臂上前抱住大儿子浩生。 全家团聚在战乱的硝烟之中。那时的黄汲清什么都不想，只要一家五口人平安无事就阿弥陀佛。可偏偏有人要找他麻烦。一天，有两位持枪的宪兵上门了。 “黄先生，我们奉命请你与我们一起走。”宪兵显然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大科学家，说话还算客气。 “上哪儿？”黄汲清问。 “南边，或者台湾。” “我不去。回去告诉你们的上司，我还是那句话：搞地质的，就得有自己的地盘，台湾那么一块小地方，没法干。” 宪兵冷冷地看了黄汲清片刻，没有说话就走了。 没过几天，又来了几个当兵的，而且还开了一辆吉普车，惟一不同的是军装变了样。 “这回你得跟我们走一趟。”一位当官模样的人说。 黄汲清看了一眼妻子和孩子，只好跟着上了车。 吉普车一溜烟走了，家人的心却吊到了嗓门口。夜色朦胧时，吉普车又回来了。黄汲清跳下车，拉着妻了和孩子就往屋里走，情不自禁地连声说道：“我放心了！我放心了！” “怎么回事？”妻子问。 “我见到了共产党！”黄汲清滔滔不绝道：“他们都是好人，完全不像国民党说的那样。有几个当官的叫……对，一个叫刘岱峰，还有段君毅、万里、李文彩什么的，他们对我特别客气，对我以前当过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都知道。说让我把散处在西南几省的地质人员找来一起为新中国服务，后天还要让我见一位重要人物……噢，我穿什么衣服去见合适呀？好像共产党干部都没有穿西服的，对，你想法给我买一套中山装。” 妻子乐了：“行，看你高兴的。” “怎么不高兴？谁让我搞科学、搞地质，我就高兴！”黄汲清一本正经地说。他的那双充满智慧的眼里，流露出固有的天真。 后来会见他的那位重要人物便是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政委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两位同龄的四川老乡，一见如故。“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用枪杆子赶跑了蒋介石国民党，可是要收拾这个烂摊子再靠枪杆子是不行喽，得靠工人、农民和黄先生这样的科学家了！”邓小平带着浓重的四川乡音，亲切地说道。“中央令我和刘伯承同志一方面率领部队解放蒋匪残留的地方，另一方面是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尽快恢复和建设好大西南。搞建设特别是工业生产建设就离不开地质工作。咱们四川老家和云贵康（旧省份西康笔者注），可是块宝地，有很多矿产资源吧？所以我今天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请黄先生出山配合政府领导和组织好西南地区的地质工作。你看这工作应该怎么做？” 聆听了邓小平的一番话，黄汲清很受鼓舞，说：“应该先把机构搭起来。川、滇、黔、康原来都有地质调查所，是否可以考虑在这基础上组成西南地质调査所”。 “可以”。邓小平当即拍板，并说：“黄先生可马上着手与这些省份的地质人员联系。需要政府出面的随时找我无妨”。 1950年7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黄汲清被选为委员。事隔不到两个月，西南地质调査所又宣布成立，黄汲清任所长，另两位地质学家乐森埒、常隆庆任副所长。成立那日，邓小平亲自设宴招待黄汲清等三人。席后，邓小平单独留下黄汲清。那时重庆市刚刚成立，这个昔日的战时首都，是大西南最重要的工业城市，邓小平对该市的工业发展十分关注。当他听黄汲清介绍说重庆附近不少煤、铁矿和天然气资源因缺乏钻探设备而一时无法开发时，便立即命令调来六台金刚石钻机。 “国家大规模建设需要人才，黄先生是知名人士，在国外也一定有不少地质界专家朋友，是否有人愿意回国呀？”邓小平问道。 黄汲清想了一想，说：“有”。他告诉邓小平，有个名叫赵景徳的青年专家，是地质学博士，学识丰宫，愿回国参加建设。 “那就你去请他回来，一切旅费我们负责。你写个报告，我批！”邓小平非常干脆。 遵照邓小平的意见，黄汲清即刻向西南军政委员会写了一份报告。不几日，邓小平当即批准3000美元拨款作为黄汲清寄给赵景徳回国的旅费。遗憾的是，赵收到旅费正准备回国时，美国当局下令禁止中国专家学者离境，因此赵不得成行。然而，通过这件事，邓小平等共产党领导人那种平易近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给黄汲清留下深刻印象。无疑，这一切都给了黄汲清以极大的精神力量。在这之后的三四年里，黄汲清以前所未有的工作干劲，带领西南地质调査所的科技人员，跑遍了西南云、贵、川及西康一些地区的山山水水，出色完成了中梁山煤田、泰江铁矿、彭县铜矿、遵义锰矿、水城观音山铁矿、东川铜矿和江油海棠铺、简阳石经寺气油田等重要矿产地的发现与勘探工作，为西南各省的大工业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如中梁山煤田，几十年来一直是重庆市的主要能源供给地。 第十三章 1954年，黄汲清奉命北调，赴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工作，从而开始了他为新中国石油事业建树卓越功勋的光辉篇章。 黄汲清不曾想到，凭他的性格与为人也不会想到，松辽普杳这样—个已经大会补充研究、部委会集体同意的重要项目，竟然被人不当那么回事地搁在一边晾起来。 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是1955年2月11日闭幕的，形成文件式的会议报告是3月份才印制出来。可至今令人感到是个谜的是：在这份正式报告中所开列的普査项目中依然没有松辽平原。黄汲清当时不知道这些，他是在这年4月底5月初与谢家荣、刘毅等普委成员准备对所下达布置任务的地方去检查时，才发觉东北地质局的胡科处长一直不见回音，不由着急起来。电话一问，东北局根本没有行动。黄汲清火了，他找到普委地质科技术员苏云山，说立即以普委的名义，草拟一份松辽平原石油普査设计任务书，然后直接给东北局送去。后来苏云山在黄的授意下，很快将任务书拟出，再经黄汲清修改后正式打印出来。黄在此份任务上特别指出：普査队应沿松花江进行路线调査，以便发现基岩露头……5月13日，普委办公室负责人李奔将任务书呈刘毅阅示。5月22日，黄汲清等普委人马离开北京，到西北检查工作。6月11日，在家处理日常事务的李奔正式向东北局签发了这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松辽平原石油普查设计任务书。 几十年后，我们回头再看这一历史事件时，有些细节确实令人费解。当时黄汲清向东北局发火、生气，其实是冤枉了东北局，原因是东北局在接到部里发的那份关于第一次石油普査工作会议的报告文件里根本没有提到他们的石油普査任务。上级没有下达松辽找油的任务，东北局怎么可以随便拉上队伍出去呢！五十年代时期，地质队实行的是半军事化，不接到上面命令，擅自行动是要受纪律处分的。再说，计划经济时，上面不给项目，下面也没有钱去干呀！ 黄汲清是在大庆油田已经发现了二十多年后才在档案室査到当年的那份报告。这份报告是谁起草的？为什么又把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査项目给抹掉了？其目的是什么？报告在正式形成之前是否向部长们报告了？或者是向更高一层的领导人报告了？据档案室的当事人说，黄汲清在翻阅这份沉睡了几十年的报告时，连说了几个怎么搞的，因为上面的一连串疑问，他始终弄不明白。 我想，倘若李四光、何长工、许杰还有刘毅这些领导还在世的话，黄汲清肯定要拄着拐杖去问个究竟。可惜，这些人都已一一仙逝了。虽然大庆油田后来还是被发现了，但作为科学家，黄汲清对这份报告以及在报告上决定删去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的那一位领导，他绝不原谅！ 要是大庆晚发现五年、十年，国家建设会放慢多少？！黄汲清在临终时，还忿忿不平地对前来探望的弟子这样念叨。 我和我们今天的共和国感到庆幸的是，经黄汲清大师亲自授意并制定的那份向东北地质局发出的关于松辽平原石油普査设计任务书，给历史弥补了一个几乎铸成大错特错的机会。 1955年8月底，东北地质局在接到任务书后的两个月，终于开始向松辽平原行动了。并且成立了一个由5名年轻人组成的踏勘小分队，小分队的队长叫韩景行，28岁，他的队友比他还小一截。对东北局迟迟不动和让一个二十几岁的小青年带队，黄汲清当初听说后很是有气。大师对工作从来不含糊，这是他一生的作风。自然他不会原谅东北局的这种拖拉和不慎重行为。不过关于后一点，大师倒是错了。因为那个资历浅显的技术负责人韩景行虽年轻，但后来却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 1955年9月8日，吉林市第二松花江哈达湾码头。 “你们谁搞过石油？”一位身材高大足有一米八三、满脸胡茬儿的青年汉子，在临上船时，向前来报到的四位络腮处没长毛的小伙子问道。 小伙子们你瞅我，我瞅你，然后一起笑道：“嘿嘿，可能只有你队长老人家喽！” “扯淡！”被叫做队长的青年汉子，脸一虎，像是对人说又似对自己说，谁都没干过，还找个什么球油！ “呀，队长你老也没搞过石油呀？”小伙子们顿觉惊慌，继而又哄笑起来：“这倒好，咱们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喽！哈哈哈……” “住口！”队长真火了。只见他从地质包里取出捆书，一本一本地分给了大家，然后纵身跃上了船：“带上书，上船！”他回头向自己的属下，下达了第一道命令。 小伙子们捧书一看，嗬，尽是石油地质学、沉积岩石学什么的。太棒了！在一片欢呼声中，木船栽着五位年轻人一起一伏地顺着松花江水游向远方…… 这就是发现大庆油田的第一队先行者：地质部东北地质局石油踏勘小分队。他们的名字是：韩景行队长、束庆成、王胜、陈本善、赵福洪。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当时，这几位新中国最大油田的普査勘探先行者们，并没有意识到历史将有一天会把他们的名字永恒地记载下来。他们只是根据黄汲清的设计任务书和上级的要求，沿松花江河床进行地质观测，以推断松辽平原地下是否有成油储油的条件。“啥叫有油，啥叫没有油，当时我们根本不懂。”当回忆起往日那段不平凡的野外战斗经历时，如今都已银丝满头的这几位老地质队员自我解嘲道。 小分队在水上整整走了半个来月，后来到了吉林北部的陶赖昭，便弃船登岸，继续沿沈哈铁路向辽西方向挺进，最后于当年12月底在阜新盆地结束了此次长达三个月之久的踏勘。我在这里仅用了几十个字便把韩景行他们迈向松辽大地的伟大壮举草草了结了，其实这三个月中小分队所经历的一幕幕艰辛险阻，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韩景行一行回到长春驻地时，一个个已经疲乏不堪。 你们都先别回家！小赵突然伸开双手拦住同伙们，然后有气无力地说道：“在陶赖昭时，队长许过愿等完成任务后，他请我们吃红烧肉、大肥肠，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同伴们顿时活跃起来，拉住韩景行就往大街边上的一家饭店走。 “大伙慢点、慢点吃！”饭店内，韩景行看着自己的兵恨不得一口就把大碗红烧肉、大肥肠吞下肚子的情景，泪水禁不住在眼眶里打转：整整三个多月了，五个人没尝过一口油腥味儿的东西。想到这，他掏钱又让饭店掌柜上了两碗肉。随后，韩景行招呼同伙慢点吃，他独自站起身，走进了附近的一家邮局，向邮局工作人员递上一个发往北京普委黄汲清、李奔收的大信封…… 像是通好了气，正值韩景行的踏勘小分队在长春再一次进饭店大吃红烧肉和肥肠时，北京以湘味著称的曲园饭店中也进行着一次石油地质工作者的聚餐。做东的是黄汲清、谢家荣、刘毅和吕华等四位普委头儿。这几人也是刚从大西北检査石油普査工作归来，在野外奔波了整整一个夏天。那时地质队出野外的津貼很高，所以黄汲清等一回北京，普委一帮年轻人串通一气要敲善请客的黄汲清竹杠。刘毅主动出面挡驾，说这次我们几个出野外的人口袋里都余下一些钱，别让黄先生一人请。年轻人一听更髙兴了，哗啦一大帮人，还把当时任中科院地质所所长的侯德封和尹赞勋两位著名老地质学家一起请了来。 正当新老地质学家们觥筹交错之际，李奔兴冲冲地挟着一个大信封走了进来。“诸位，喜汛喜讯！韩景行他们在松辽一带大有收获！” “真的！”黄汲清一听，抢过信封便看起来。“太好了，太好了！我早说松辽有希望嘛！” 谢家荣、刘毅等人也坐不住了，纷纷埋首传阅起韩景行寄来的松辽踏勘报告。 “韩景行的报告中说，他们采集的泥页岩中的荧光反应和泥页岩中浓重的油味，说明松辽盆地的含油性是无疑了！”谢家荣说道。 “我建议让他们送些含油泥页岩样品到京作进一步研究。真像韩景行所说的！那整个松辽平原就是一个有巨厚沉积且具有含油大构造的盆地！”黄汲清神采飞扬地接过话。 “李奔，你立即向东北局发报！”刘毅也来了情绪。 “刚才大家议论，说西北地区人烟稀少，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而东部地区工业稠密，却没有相应的石油工业与之配套。老夫认为，如果松辽能断定有大油田，那么国家的石油战略应当东移。”侯徳封不甘示弱地站起来争先说道。 “我赞同侯先生的意见！”高嗓门的尹赞勋大步跑到刘毅面前，说：“书记同志，应当把今天的意见向部里、向中央反映。对对，应该向中央、向毛主席反映！” 曲园饭店的师傅们见这边一浪高过一浪的说话声，以为有人喝酒过了量，慌忙来人劝阻。于是又引来一片欢笑声。 “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我们确实应该多喝一杯”黄汲清举起酒杯，对在座的人说，我提议：“为我们普委制定的松辽普査计划没有落空，为韩景行他们的踏勘成功，为中国未来的巴库，干杯！” “干杯！”地质学家们具有天生的诗人气质，他们一杯又一杯地痛饮起来。那流进心田的是甜滋滋、清爽爽的又夹着几分香浓浓的甘露…… “喂，你是地质部普委吗？请问黄汲清总工程师在吗？” 第十四章 1956年元旦刚过，正在办公室忙事的黄汲清突然接到国办的电话，要他到中南海一趟，并告知陈云副总理有要事找他。 第二天上午，黄汲清如期赴约。 “呵，你就是二十年前组织发现玉门油田的黄汲清词志？好好，我们的石油专家！”陈云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似地给黄倒茶让座。 黄汲清当时有些诚惶诚恐，因为他跟这位主管工业的副总理还是第一次单独见面，为什么对方对自己的过去这么了解，他有些不明白。 陈云见黄汲清一脸狐疑，笑了：“我不仅知道你在解放前当过赫赫有名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还知道新中国成立后你在西南地区找到了好几个对我们非常有用的大矿哩！这一点，小平同志可是常夸你哟！” 原来如此，黄汲清的心头豁然明朗。 “毛主席在讨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要求我们用三个五年计划，打好基础，争取在十个五年计划之内，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化强国。”主人开始了正题，他的目光盯着黄汲清，却又像在问自己：可人们都说中国贫油，但石油又是工业的血液，没有石油，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怎么个建设法呀？我这个管工业管经济的副总理又怎么个向毛主席、向全国人民交待呢？ 上中南海前，黄汲清并不知道陈云找他要谈些什么。当他听到这位国家领导人如此焦虑的话后，作为一名地质和石油战线的技术负责人，黄汲清的内心受到强烈震动。“副总理同志我向你检讨，主要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不不，我今天找你来谈不是这个意思。应该说，在中国石油发展方面，你和地质部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不仅不应检讨，而且应当表扬，尤其听说你对圈划出的几个大盆地生油前景很有信心，这是值得鼓励的。”陈云又亲切地说。片刻，他向黄汲清凑近了一下身子，说：“你是搞科学的，我是搞经济的，我们都不可能像有些人那样说些不负责任的话，所以今天请你来是想听听你对中国石油的前录到底抱什么态度。你是专家，我相信你的话。” 黄汲清本来就是急性子，当他正要开口时，却被陈云的最后一句话给噔住了。心想：不错，论中国石油的状况，应该说我是有发言权的，可正因为我的话会对国家领导人决策产生影响，所以更要惧重。如果我是个投机政客，此时此刻的机会多好！何妨拍拍胸膛这样说：副总理同志，中国的石油资源丰富得很，只要你给我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我保证在十年八年之内找到一批大油田。可我是名科学工作者，绝对不能这样说些不负责任的话，那样会祸国殃民呀！陈云见黄汲清沉默不言，以为对方不愿将不乐观的石油前景直言相告，便说：“其实我和中央眼下最关心的不是别的，而是希望我们在作出某个重大战略部署前，对中国石油的未来前景心中有数。因为石油太重要，没有它其他事办不成。还是一句老话：一种是有丰窗富的石油，那固然很好；一种是真的贫油，那我们不得不走人造石油的道路。” 透过陈云副总理的这番话，黄汲清心里清楚，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石油的前景是何等的关注。其实，就在黄汲清来到副总理的办公室时，何长工此时正在菊香书屋，为同一问题被毛泽东考得冷汗一身。 “陈副总理，我是否可以这样回答你？”黄汲清站了起来。 “坐下，坐下说。”陈云忙招手。 黄汲清坐说：“据我对中国石油的二十多年研究与实践，特别是甘肃玉门、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及四川威远气田的勘探开发，我认为我们对中国石油的自给自足前景应当充满信心。尤其是去年一年来对几个大盆地的普查勘探情况来看，石油远景是很大的，我和同事对这一点比较乐观。顺便提前告诉副总理一个可能是吉兆的好消息。” “快说，我听听。” “不久前，我们向东北松辽平原派去了一个小分队，发现有一片……”黄汲清见副总理如此认真，于是从头到尾将松辽盆地的普査与踏勘情况作了详细汇报。 “好，你们抓得对，松辽这块一定要牢牢抓住不放，直到弄个彻底明白为止。”难得有笑脸的陈云此时此刻也满脸粲然。 受到鼓励的黄汲清也像一个打开了的话匣，说：“我还有个建议。目前国家向西北投入的石油工业力量很大，而国家真正作为工业资源消耗98%以上的却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如果我们加大对东部石油勘探的投入，并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找到几个大油田。那时，东部就可以形成工业基地与资源基地比翼双飞的局面。” 陈云高兴地抓住黄汲清的手：“你的建议非常重要，我一定向中央报告。” 不久，党中央就石油工业作出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东移的部署。我们今天在许多有关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史书和文件中，都可以看到战略东移这四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字眼。其实，作为促成石油工业战略东移的当事人，黄汲清本人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他的理由是，这样容易使人产生为了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开发，我们放弃了西北等其他地方的工作；或者让人产生在发现大庆油田之前，国家对其他地方的石油普査勘探工作是否忽视或放松等误会。实际上，所谓的战略东移，是因为根据黄汲清他们认为的松辽盆地有可能发现一个特大型油田的判断，国家有意识地加强了对东部石油普查勘探在人力物力上的倾斜而已。即便在数十万人参与大庆油田大会战的时刻，西北、西南、华北、江汉等地方的石油与天然气普査勘探工作从没有停止或削弱过。 然而，自1958年起，以松辽平原为主要战场的我国石油工业确实开始轰轰烈烈起来。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宏大战役。其投入、其规模，较之玉门、克拉玛依油田以及五六十年代所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要大得多！ 最先开进松辽平原的两支正规部队依然是地质部的。 此刻的韩景行已不再是只有几个兵的小分队队长了。他的小分队不久便被命名为中央地质部东北局157地质队，后来又因为各路人马集结而来，一下扩大到一千二百多人，再度改名为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査大队。 第二支队伍却是根据黄汲清、谢家荣的主张而成立的。石油普査离不开物探。所谓物探其全称即是地球物理勘探，它属高科技领域，跨多学科。它的手段有重力、磁力、电法和人工地震，如今又多了航磁、航测和卫星遥感等。加强物探工作，可以避免打许多冤枉井。我们都知道，在沙漠、在海上等复杂地区打一口石油井，少则几十万、几百万，多则几千万、几个亿。因此，物探在石油勘探工作中是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为此，根据黄汲清等人的建议，地质部从西北调来两支当时最好的物探骨干队伍，它们是中匈技术合作队和205物探队，加上由四川东征到松辽的403物探队和原已在松辽的112物探队，合并组成了地质部长春物探队。 第十五章 1958年，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局宣告成立。此外，中科院的研究人员也成群结队地北上松辽，将科学的触角伸向这片荒蛮之地。 至此，中国石油地质的各路将士们开始了在这块26万平方公里冻土上的全面决战。 有人戏称这一阵势是“三国（地质部、石油部、中科院）四方（普查、物探、勘探、科研）”时代。 然而无论是哪一方，他们的口号都是共同的：三年攻下松辽！ 这是个诱人的口号。 可惜我没有听到，母亲在以后才让我呱呱落地。但我的父辈们却对这样的口号充满了激情。这种对新中国建设和社会主义未来充满憧憬与幸福的激情，只有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才会有。 “你们说，地质勘探工作是个什么工作啊？” 中南海，1957年5月17日晚。新中国的第二号人物，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以难得一见的激昂，这样高声问肴着一屋子围聚在他身边的地质学院中业生。这些毕业生中有不少行将奔赴松辽石油勘探战场。 “让我打个比喻吧！”国家主席重重地吸了一口烟，习惯地踱起步来。“就像我们过去打游击，扛着枪，钻山洞，穿森林，长年在野外，吃饭、穿衣……都有很大困难。今天的地质勘探工作和这差不多，也要跋山涉水，吃不好饭，睡不上觉，吃很多很多的苦……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吃苦呢？” 没有回音，只有一双双聚精会神的眼睛和沙沙作响的笔记声。 “过去，我们那一代人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吃苦，为的是打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你们去吃苦，是为了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奇同志拍了拍坐在一边的何长工，把声音提离高了一倍。“打游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们副部长的跛腿就是打游击留下的残疾。现在轮到你们打游击了，你们怕吗？怕吃苦吗？怕献出生命吗？” “不怕！”同学们齐声回答。 “对，不要怕嘛，因为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 哗一一！那雷鸣般的掌声，持久不息。在场的年轻大学生们以这特殊方式回报领袖对自己的崇高褒奖与希望。 “过几天，同学们要奔赴四面八方，为祖国找宝，打游击去。我很想送给你们一件礼物。”少奇的话使肃穆、庄严的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 “刘伯伯，您给我们讲了三个小时，就是最好的礼物了！”有同学站了起来。 “不！礼物是一定要送的，否则有人会哭鼻子的！”少奇诙谐的话，引来一阵哈哈欢笑。“对，我把伏罗希洛夫同志给我的猎枪送给你们。当年我在打游击时很想得到一支枪，但没有。现在你们打游击了，应该有支枪，有枪就不怕危险了！” “可以赶跑野外的老虎和狼嘛！”何长工的插话又让同学们捧腹大笑。 那是多么幸福与难忘的时刻。在我采访的那些当年参加过大庆油田会战的老一代地质工作者中，他们当中许多人就是被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的一个题词、一支猎枪或一次握手而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艰苦的地质事业。他们中有些人后来在工作中或壮烈地牺牲了，或默默地病死了，而更多的是那些至今仍在戈壁、沙漠、荒原上默默地从事着找矿的科学工作。当我问起他们是否因年轻时的一时冲动去当地质队员而后悔终身时，竞没有一个人是点头的。他们坦率地告诉我，搞地质的现在看起来确实比不上其他行业与工种吃香，可在五六十年代它是一个非常值得自豪和荣耀的职业，尽管许多人跑了几十年山、几十年水，今天仍然四海为家，但他们对当初的选择丝亳没有悔意。 这种崇高的职业精神，我想绝非仅祺领袖的一句话、一件礼物就能产生力童源泉的。那么，它到底出自何源呢？答案无疑应当从共和国那蒸蒸日上的一座座矿山与油田垒起的丰碑上去寻找！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 当松辽平原的石油会战刚刚拉开帷幕，许多大学生和军队的青年官兵就是唱着这首歌，或者是被这充满浪漫色彩的歌所感染而来到北国大地，成为一名新中国的石油地质战士。但是他们很快发现，现实的工作环境与条件，远没有歌词中形容的那样浪漫。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乏味与枯燥。干普査的每天刨冰趟水，爬坡走丘；打钻的，每天一身水一身泥，不论冬天与夏天；搞物探的，就像纤夫一样从不离开长长的线圈……没有家，也不可能有家，然而成千成万个家却在不断地往这儿拥来。普査小分队夜宿大车店，老乡告知早已客满。费尽口舌，店主才很不情愿地腾出自睡的一条小炕。组长李恒让拿出钢卷尺一量，人均0.8米。有言在先，每人躺下后不得弯腰曲腿，否则开除睡籍！如此军纪，队员们方得一宿安眠。当时的钻工服与当地劳改犯人的囚服出自同一服装厂的同一产品，惟一区别处在于前者胸前印有安全生产，而后者胸前印的是弃旧图新字样。日久天长，字迹褪去，钻工服便与囚犯服无异。为此，那些外出办事的钻工常常被当作逃犯而拘留讯问。好在也有因祸得福者。某日，一位钻工在火车上被当作逃犯抓到餐车受审，当乘警从证件上得知对方是石油勘探工人后，顿时肃然起敬，立即又是饭来又是茶的招待，更有几位标致的服务员左右顾盼，好让旁人羡慕哟！ 苦与乐，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建设者们的交响曲。 一切为了找油！一个简洁的口号，凝集了千军万马的信念。多少人盼油盼出了笑话，找油找错了门户。 副井队长梁宏图下夜班归来时，估摸着自家的方位上炕，他脱完衣服上炕后细听鼻息声感到十分陌生。坏了，上错炕了！他慌忙跳下炕，在黑暗中来回摸了半宿却不知所措，直到自家的儿子被尿憋醒大哭，梁宏图方才循声上了自家的炕。 北京地质学院女毕业生王晓君是拖着身孕来到松辽的，她没想到向己的食欲异常增大，而这里的副食品却奇缺。饿哟！无奈，她几次趁夜晚摸进老乡的马棚，从马嘴边抢得几块豆饼就往自己的嘴里塞……女大学生双手贴在微微隆起的肚子上，自嘲不已：未来的小地质，你可是偷吃豆饼长大的啊！ 这个小地质出世的那天，正是松辽石油勘探迎来第一个曙光之日：1958年4月17日，在吉林前郭旗大力巴村施工的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査大队501号钻机打出油砂！ 油砂被送到大队部时，技术负责人韩景行高兴得落下了泪。他立刻向北京和当地的前郭旗报告了消息。前郭旗旗委书记得到喜讯，其欢欣之情并不亚于地质队员，当场派人给韩景行他们送去两头肥猪，以示慰劳。宰！肥猪运回大队，马上开宰。当晚，松辽石油普査大队整个队部喝得人仰马翻，醉成一团。 懂行的人都知道，油砂的发现是油田发现的前奏曲。这一曲要是一响，后来的戏就热闹了。 果不其然。进入第二季度的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査大队又有几口浅井见了油砂，其中最著名的是南14孔。此井位于吉林怀徳县境内的王家窝棚，从井深三百米处开始见油砂，一直到井深一千多米的变质岩裂缝中还见着稠油，全井共见含油砂岩二十余层达六十米之厚！好兆头！正在北京的黄汲清得知后，兴奋不已，立即写信告知长春物探大队技术负责人：南17孔、南14孔等均见油砂，预示松辽有望出现大面积生油层。务请抓紧物探工作，以迅速探明生油层分布状况…… 石油勘探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这一系统工程可以概括为：普査先行，物探定论，钻井出油。 在韩景行他们的英雄普査大队正组织一支支小分队向松辽盆地周边进行大规模的摸底普查时，地质部长春物探大队的科技人员开始走向前台，并很快为松辽平原的石油分布与储存情况作出了准确的科学定论：松辽盆地是一个面积约二十六万平方公里的新生代沉积盆地。盆地基底的最深部位在中西部，可深达五千米以上，所划范围之内均有较好的生油层和储油层。 至此，松辽有油已成定论。下一步就是如何打出油了！ 这是决定松辽命运的关键一步，是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关键一步！也是验证黄汲清、韩景行等一大批地质科学工作者的理论与几年来普査结果的关键一步！ 茫茫松辽大地，何处一钻出油？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科学问题。布孔打钻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但孔布在何处，钻怎名个打法，学问却大着呢！它首先需要来自地质普査的野外资料，包括钻探所取得的解释地质情况的岩心实物，以及电法、地溪、化探等一系列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再经过研究分析，得出最终的布孔打钻方案，这就是地质科学在找矿工作中所占有的先期的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没有这一步，就不可能有矿山有油田的发现，谁否定了这一步谁就否定了科学的存在。遗憾的是，在现实社会里，这种不该忘却与否定的事太多太多了。要不然眼下我国百万地质大军的生存环境就不至于恶化到连工资都发不出的地步！辛勤的地质队员在荒山野地里发现了矿山和油田后，便把采摘丰收果实的机会让给了别人，当别人通过挖矿、采油，换来了富裕，建起了家园时，我们的地质队员却又从旧日的荒凉迈向新的荒凉。几十年过去了，地质大军们猛然发现，在祖国大地几乎没有荒凉可供他们再去奋斗之时，他们那带着斑斑伤痕的躯体连同终身的职业信念，一起被时代所淡忘，成了一群无人光顾的历史老人院。 然而在那时，在大庆油田发现的前前后后，他们丝毫不会有今天这样难言的感叹。那时他们的心中只有革命的激情与干劲；为了石油，可以去拼，可以去死；可以去悲，可以去歌；可以几天不吃一口饭，可以一夜喝掉1瓶老白干！ 这就是当年；这就是王铁人的年代；这就是毛泽东十分赞赏的大庆精神。 当松辽石油勘探又一次处在关键时刻，历史的担子也又一次落在了黄汲清等一批科学工作者身上。 在这节骨眼上，黄汲清再一次显示了大师的远见卓识和宽阔胸怀。 物探，还是物探！前线派人向他索求灵丹妙方时，大师毫不含糊地指出：要把最过硬的物探队伍调上去，重力、磁力、电法、人工地震等都得用上，就学科而言，黄汲清的专长是大地构造学。所谓大地构造学用通俗的话说，就像今天我们使用X光把人体的各个部位、脉络弄得一清二楚似的。大地构造理论的作用，目的在于把我们无法目视的几万年、几亿年、几十亿年的地层构造情况摸个明白，回过头来再确定哪个地方生油，哪个地方生金，哪个地方生铜……大地构造学是地质学中最基础也是最深奥的理论。而黄汲清是中国的大地构造理论创始人与奠基人，他运用大地构造学这架X光，不仅为中国找到和指出了诸多地下宝藏，間同时为生物、考占、自然、环境、农业等领域，征服和改造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三十年代以来，为了开拓和发展中国的石油事业，黄汲清将自己的X光武器运用到石油勘探中去，取得了神话般的奇效。 第十六章 1995年3月20日，大师去世前两天香港文汇报用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石油功臣黄汲清的文章。该文开头的一段话这样说： 洋人曾断中国贫油，然而1959年，冒出了个大庆油田。接着，大港油田、胜利油田、任丘油田、长庆油田、四川盆地的天然气田等等竞相问世，全面开花。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钻井平台座座耸立，黑色金子滚滚涌流。 贫油论不攻自破。在这场石油工业翻身仗中，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今年91岁高龄的中国地盾科学院名誉院长黄汲清院士，是位特等功臣人们一定还记得，1957年，黄汲清展示出一幅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他分别在图上的松辽平原、华北平原、鄂尔多斯、四川盆地、江汉盆地、塔里木盆地等处画了几个圈，论断：应该在这些地方找油。话音刚落，从第二年起，便捷报频传。 该文的笔者称黄汲清有一对火眼金睛，能看穿几千米地底下的情况，能辨别几十亿年的地层变化。当助手把这份报道拿到病榻前捧给他看时，大师淡淡一笑，说：我这个人哪，第一不迷信，第二不固守，第三靠实践。黄汲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不迷信、不固守、靠实践九个字，精辟地概括了自己一生的学术作风。我以为，他之所以在七十年来漫长的科学生涯中能不断进取，成为一代科学宗师，是与这种学风分不开的。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星期天。 几十年如一日操持家务的妻子，像每一个节假日一样，等到把饭菜摆上桌后，再到书房里轻轻叫起埋头看书或工作的丈夫。 黄汲清在家里是百分之百的大老爷：不干家务，不管钱财，不问儿女事。这天他坐上桌，却不像以往那样端起饭碗就吃，他一没动筷，二没动碗，嘴里突然冒出一句话：对，该请他了！ 妻子一愣，哟，今天老爷子发什么善心了，连忙转身叫出正在复习功课、明年准备考大学的大儿子：“浩生，快吃饭，你爸等你呢！”大儿子浩生受宠若惊，心想爸爸可从来没这样关心过自己呀。他哎了一声，兴冲冲地在桌边坐下。 “去，给顾功叙叔叔打个电话，请他到家里来一趟！” 大儿子和妻子白欢喜广了一场，原来老头子还想着他的工作！ 下午，顾功叙来了，黄汲清把小门一关，两人一谈就没了时间。顾功叙比黄汲清小四岁，这位见人便一脸眯眯笑的浙江人，是中国地球物理事业的开拓者，也是把地球物理科学引入中国勘探业的主要奠基者。1936年，顾功叙毕业亍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地球物理勘探专业，同年，转入加利福尼亚工学院，从事专业研究。抗日战争爆发，怀着报效祖国的心愿，他中断了在美的研究，毅然回国。从此成为在我国地质找矿业中运用和推广物探技术的先驱者，也开始了他与地质大师黄汲清一生的交情。这种交情，使得两位大师在探索地球科学奥秘的工作中取得了卓越成就。 “我是机枪手，你是重机枪。”黄汲清总喜欢这样比喻他的地质科学技术与顾功叙的地球物理技术。“打胜仗得靠枪手，枪手没好枪就啥子没得用。有了你这重机枪，我们打胜仗就容易多了！” 顾功叙笑眯眯地默认这种比喻，因为他们曾一起在鞍山、包头、大冶铁矿等黑色矿山和白银厂、铜官山等有色矿山的发现与开发中互相配合，屡次打过胜仗，还有玉门、鄂尔多斯等油田。 现在是松辽未来的大庆油田。 “松辽盆地的面积和地层情况比我们过去工作过的几个盆地要大得多和复杂得多，第一阶段的普査与勘探工作现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就是确定基准井了。关系可大呀！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黄汲清说。 顾功叙自然明由，所谓的基准井，就是以获取整个油田有代表意义的数据为目的的探油井。基准井井位的确定必须慎之又慎，一钻下去，能否出油，不仅影响到整个松辽战役千军万马的士气，而且对油田未来的命运有着直接关系。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一口基准井只要一开钻就是数百万人民币，还是五十年代的货币价值！打出油还好，打不出油，一口井下去，就等于让数万人饿一年肚子。1957年开始，新中国每年已经有几百万人逃荒要饭了。这一切，顾功叙和黄汲清一样清楚。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科学家们的肩上，大多承担着两副担子：一副是要搞出赶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成就，一副是用最少的钱干出最大的事业。中国的科学家比起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科学家都可敬。然而几年之后，文革浩劫又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可悲的科学家。此为题外话，暂停！打住。 “还是老话一句：事不出三！”顾功叙依然眯眯笑地回答黄汲清。 “行！在松辽这个大蛋糕上能三口咬出金娃娃，你这笑眯佛可真是又给全中国人民立大功了！”黄汲清十分高兴，他知道顾功叙说的事不出三，就是打三口基准井来完成出油这一壮举。这种胆识如果没有高超的科学技术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在几万甚至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匕，捅那么几个水桶口大的井并保证让其见油，这与大海捞针的难度不相上下，顾功叙的能耐大就大在这个地方。 不过这一次他补充了一句话：“听说石油部也在松辽上马了，能同他们配合起来一起干，效果可以更好些，至少可以为毛主席省一大笔钱。” “这个工作我来做，明天我把翁文波叫来商量商量。”黄汲清蛮有把握。 “那么，过几天我去趟松辽，长春石油物探大队的朱大绶、王茂基他们干得很出色。如果他们在基准井布孔时，再把握好两个原则：第一，打在沉积岩厚度最大，预测生油条件较好，含油气记录最好的区域；第二，争取打在局部构造上，因为邻近油源区的构造可起到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作用，这样的构造很可能储集油气。我想这两点注意了，事不出三的牛皮不会吹破！”顾功叙说着呵呵呵地自笑起来。 “老弟，祝你再次成功！”黄汲清朝顾功叙的肩膀重重拍了一掌。内松辽盆地石油普査的战幕拉开以来，黄汲清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前方的每一个战略部署的走向和具体的战术运用。虽然这段时间他个人的职务一直在不停地变动，有些变动连他自己都感到突然和无奈，但松辽盆地就像一个未出生的胎儿一样一直装在他肚里，他不管别人怎么来回地摆动他，捉弄他，甚至是摧残他（1957年的反右就是一例），可黄汲清从来没有放弃对松辽石油寄予的厚望和倾注的全身心的热情。 因为关系到中国石油和黄汲清自身命运，有必要向读者介绍这样的一些历史背景：1956年秋，根据中央的指示，地质部的机构作了重大调整。原来的各大区地质局等被撤销，而改为几个总局如东北地质总局、南方地质总局等，原普委被撤销，改组成石油地质局，黄汲清任该局总工程师。普委的其他几位领导，刘毅升任地质部办公厅主任，谢家荣任地质研究所第二副所长，第一副所长由黄汲清兼任之后，谢再也不管石油工作了。李奔留在石油局，当副局长。身为总工的黄汲清实际上是当时全国石油地质工作惟一的技术总负责。因为那时石油工业部还没有成立，康世恩领导的石油管理总局的主要技术顾问也是黄汲清。此间，黄汲清经历了几件大事。一件是他亲自主持和领导了新中国的第一张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这份图对之后的中国石油工业起到广重大的指导作用，今天我国的许多石油勘探设计仍出自于该图。第二件事是他利用总工的身份，建立起了国家第一支最具实力的石油技术骨干队伍，如朱莨、关土聪等技术专家调进了石油局，后来这些人都在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中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经历的第三件事是反右斗争，这次运动差点使这颗巨星坠落，何长工在此立了一功。此事前面有述，在此不复。政治冲击尚未结束，1957年冬至1958年1月，黄汲清又一次受到冲击，不过这次是岗位的选择。一天，还在医院治病的黄汲清问前来探望的副部长宋应，说：“我现在兼任两个职务（石油局总工和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前身地质矿产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宋应是所长，副所长还有谢家荣、孙云铸几位著名地质学家笔者注），部长您认为石油地质局重要还是地质矿产研究所重要？” 黄汲清当时一心希望能够集中精力搞石油，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希望领导能帮他摆脱一下研究所副所长的事务。谁知宋应副部长脱口而出，当然是研究所重要了，而且根本没有向黄汲清询问一句：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事后，黄汲清十分澳悔自己嘴快。这样一来，反把自己搁在骑虎难下的位置上。黄汲清当时面临的两种选择：如果想继续专心搞石油，那么只有离开地质部到康世恩那里去，要不就去当那个地质矿产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了。黄汲清心里清楚，在地质部领导的眼里，石油仅仅是一个方面，而中央賦予地质部的职能是全国各种矿产的地质工作，谁重谁轻自然不用说。黄汲清骂自己自作聪明，结果反倒误了事。不过后来他躺在病榻又一想：建立石油工业虽然首先要普查勘探打头，但最重要的部分还是系统勘探和开发。作为一名石油地质专家，除了地质知识外，还应当对深井钻探、泥浆选择、各种测井和试油方法等技术熟悉，而领导一个地质矿产研究机构是可以很快获得以上这些技术的。这么一想，黄汲清反倒平静地接受了现实的选择。不久，他辞去了石油地质局总工的职务并得到批准。没几日黄汲清才大悟：部党组已经决定连石油地质局也要撤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呀？后来他才打听到，中央考虑即将正式成立石油工业部，地质部如果再有个石油局会造成技术力量等问题上的分散与重复。这个决策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尽人意。后来地质部和石油部两个行业部门的实际工作证明，作为石油地质与石油勘探开发，它们在诸方面是交叉的和难以分割的科学技术工作。石油工业部要勘探开发油田，没有地质工作等于摸瞎子。而地质部门要进行石油地质调査，没有自己的勘探与开发队伍，又不可能完全准确地判断摸清地下石油情况。因此，自有石油工业开始或者说自有地质部和石油部之后，这两个部门又是亲兄弟又是老冤家。石油勘探的系统科学技术，使这两个部门注定要成为需要上相配合的亲密兄弟，而在一个油田成功后谁是功臣？谁该在功劳薄上坐第一把交椅时，地质部和石油部很难不成为冤家对头。扯不断，割不清，爱不够，恨不尽……地质部和石油部风风雨雨并肩战斗几十年间，总是处在这种状态之中。是谁的过错？ 谁也不是。当年地质部的何长工和石油部的余秋里好得比亲哥俩还亲，他们都是毛泽东的老部下，哪分你的我的？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到哪里，就是脑壳落了地，咋想过一会名和利？何长工和余秋里都在毛泽东和全国人民面前拍着胸脯说过这样的话，可当他们回到各自的办公室时，面对自己部下几百万人的队伍，他们已经很难做到一点也不考虑牵涉自身部门的名声与利益了。亲兄弟吵架，最后还得由老头子来平息。像发现大庆油田这样的事，毛泽东也不是没有看到或听到关于地质部与石油部之间有意或者无意的名利争执，最后老人家也只好时不时地在一些公开场合，拉上两个部的部长们说一声你们两家都有功劳一类的话。这样的话能安抚一阵子，但却很难持久。原因是一些客观存在无法让下面的职工平静。臂如，同样在找矿开矿或者找油采油上出力流汗，有的行业能通过矿、通过油，建起了自己的家园，住进了现代化都市，并且在矿上和油田垒起开拓者之类让子孙后代永远敬仰的丰碑。而地质行业的职工就不行，一旦把矿或油田找到之后，宝藏连同那块曾经为此流血流汗的宝地，不再属于他们。 那座让子孙后代永远敬仰的开拓者丰碑上更不会有他们的名字。如果他们要搬进这里的城市，那么城市就会大口一张：先把钱交来！他们没有钱，连工资和正常的地勘费都到不了位，哪来巨额的入城安置费呢？于是城市就拒绝他们。于是地质职工和地质部门上上下下便大呼其社会不公，大呼其政府和历史应当重新给予他们应有的名誉和待遇！如果说这样的名利与不公是职业的分工和时代造成的话，那么下面的这种情况就无法理解和容忍了：同是在荒蛮的塔里木大沙漠里找油打井，一边的职工奖金连工资加野外补贴一个月一两千元，而且住的是有专职服务员打扫卫生叠被子的移动式宾馆。另一边的职工连头带脑乱七八糟加起来一个月拿不到七八百元，并且只能睡干打垒。两个方阵的惟一的区别是，一边是石油部的职工，一边是地质部的职工。在这种情况下，地质部的职工不骂自己的部长，部长不向上面诉苦才怪呢！如果问题能解决得快解决得好还行，可是这样的问题几乎从来就没有根本解决过。地质部的找油职工与石油部的找油职工在待遇上的这种差异，至今依旧。社会总是同情弱者，因为笔者本身也是弱者的一分子。我丝毫无意对石油部的工人大哥们说三道四，是他们开凿了一口又一口支撑着共和国工业大厦和繁荣人民生活的油井，他们有权利得到相应的问报和待遇，更何况，在那没有人烟没有绿色没有节奏的大沙漠里战天斗地，就是一个月给七八千元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肯去的。问题是，同在阳光下出力流汗的另一群找油人，为什么得不到同样的而且本不算高的物质与精神待遇呢？我想：只要这种不平等存在，就可能产生激烈的名利之争。而要消除这种不公，其最终点应在于改革和完善政府对行业部门之间的科学分工与协调，并从体制上进行大手术。否则这样的矛盾冲突将永远难以消解。 好了，让这些问题留给专门研究产业分工和机构改革的政治管理家吧！ 黄汲清很快找来石油部的翁文波先生。这俩人是啥关系？用现在的时髦话，叫做铁，绝对的铁哥们。翁文波晚年搞预测学出了大名，其实在这之前他一直是中国地球物理学界的权威人士，是与顾功叙一样的石油物探宗师。翁文波与黄汲清的交情可以逆至翁文波的堂兄翁文灝。浙江宁波翁氏家族在20世纪出了两位杰出的地质科学家。翁文波比他堂兄小23岁，但俩人很亲近。1991年，我曾当面问过翁文波大师，他说他从小就由翁文灝的母亲抚养长大，后来，从事上了地球物理研究，也是受了当时已是中国地质学界领袖人物的堂兄影响。1936年，翁文波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在面临下一步学什么做什么时，已任中央地质调査所代所长的黄汲清曾向翁文灝建议道：中国地质事业要在找矿方面赶上和领先世界水平，就得培养具有世界水平的地球物理学家，翁文灝听后点点头，并说：我有个堂弟是学物理的，我给他出出主意，送他到国外专修地球物理专业！后来翁文波真的考了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地球物理探矿专业，并且从此走上了报效于祖国的物探找矿事业。黄汲清对这位老弟一向看重的原因，还在于俩人在玉门油田的发现与开发中，就有了亲密无间且卓有成效的合作。 当时，翁文波是新成立的石油工业部勘探司总工程师，是实际上的石油部地质工作主要带头人。 黄、翁二位大师本出一家师门均为翁文灝弟子，加上黄汲清又一直担任石油部的技术顾问，平日里你来我往，更是不在话下。如今，松辽盆地的石油勘探处在节骨眼上，翁文波一听，便向黄汲清保证：我马上报告余部长和康世恩同志，让我们的松辽石油勘探局，尽快与你们的长春物探队取得联系，共同研究确定好基准井位孔的布局。 虽然后来地质部与石油部在一些具体成果上出现名利争执的起因始于大庆油田，但两个部在大庆油田勘探开发中的合作与配合，可堪称典范。 第十七章 1959年农历大年初四，北京市民仍沉浸在春节的欢乐中，来往拜年的人川流不息，喜庆的鞭炮接连不断。 这天早晨，一行人叩开何长工的家门。邻居们注意到，几天来，一群又一群的人给老将军拜年，总是呆了几分钟，就得让给新一批拜年者。而今天拜年的却很蹊跷，一阵兴高采烈的贺年声过后就再也没有人来，且老将军的门也给紧紧关闭…… 多年后，这一秘密被揭开：此次的拜年者均是地质、石油两部的部长、副部长、局长和总工们。他们是余秋里、康世恩、旷伏兆、孟继声、顾功叙、沈展、张文昭…… 这是事先招呼好的拜年会。拿老将军的话说是关于松辽找油的又一次重要的国家会议。国家的事情在家里谈，何长工称其为国家会议，并且是何长工提议召开的当时鉴于松辽的地质情况已清楚，故地质、石油两部有必要携手为出油的突破作部署。 “余部长，你们在毛主席面前的牛已经吹出去了，今年再不打出油老人家可是要打你屁股了！”何长工上来就将了余秋里一军。 余秋里大腿一横，回敬说：“我说老将军，你的牛可吹得不比我们小啊。你当着毛主席和全体中央委员的面说我们可以找到中国的巴库！” 两位部长的开场白逗得大伙哈哈大笑。大家都知道地质、石油两部领导在中央吹牛的秘闻： 也就是几个月前的事。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隆重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这次会议在新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从现在起，必须集中更大的力量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同时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来出现的全国性的砸锅炼铁和放亩产超万斤卫星的大跃进就是在此次会议后达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 这可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热闹非凡的党的会议。虽然与会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战士，但这些不再穿军装的老战士们在当时举国上下的形势和毛泽东等领袖们的鼓动下，革命的战斗激情一点不比战争时代弱。那时社会上放卫星摆擂台的事已屡见不鲜，没想到这股风也上了党的最高会议。 先是地方的代表发言。这些代表一上台就以慷慨激昂的发言，把自己也把中央委员的情绪鼓得飘飘离地。 紧接着是工业部门发言。毛泽东笑眯眯地带头给冶金部部长鼓掌。 冶金部领导敁然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上台就是一副元帅气派：今年我们全国的钢产量坚决达到八百五十万吨！争取七年赶上英国，第八年最多十年赶上美国！ 好！好！这些元帅的话可把几位大元帅给乐坏了！林彪是站起来鼓掌的。毛泽东也被会场的情绪所感染，一边髙兴地热烈鼓掌，一边满脸堆笑地和几位大元帅叫好！不过老人家的眼里闪过一丝不快，因为他看到有位大元帅不仅没鼓掌，反而直朝冶金部负责人在瞥眼。他就是彭德怀。 下一个发言的是石油工业部代表。 余秋里因为自己到石油部上任时间不长，他让自己的副部长李人俊打了头阵。 这个李人俊其貌不扬，却身板硬棒棒的，浑身上下满是精神。他走到主席台的麦克风前面说了声主席、各位代表之后，突然用手朝台下一指，指向冶金部领导，嗓门超过了扩音机的声音：“我们和你们冶金部打擂！你们冶金部产一吨钢，我们石油部坚决产一吨油！” 不知谁在寂静的台下惊叫了一声我的妈呀！但随即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淹没。这掌声到底持续了多长时间，当时谁也没看表，只有麦克风前的李人俊清楚，因为他几次想接着讲下去，然而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阻止了他。后来掌声终于停了下来。但主席台正中央的一个湖南人的声音抢在了前头：“你们行吗？” 李人俊回头一看，是毛泽东带着几分微笑在问话。 “行！” 这次是毛泽东带头鼓掌。会场又一次给予石油部以最热烈的掌声，此时的地质部代表何长工很是坐不住了。他心头的两个何长工打起架了：一个何长工说你是瑞金井冈山过来的人可不能跟年轻人比冲动；另一个何长工说都啥年代了，瞧人家的气概，你地质部再顾虑这顾虑那就是右了！ 下面由地质部代表何长工发言！ 正在思忖的何长工一抬起头，发觉四周的人都众目睽睽地看着他。怎么回事？他再往主席台一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正向他示意道：何长工同志，请到主席台来！噢，轮到我了！何长工赶忙站起来，他那双本来就有点跛的腿此刻就更跛了。场上轻轻地响了一阵窃窃笑语那是友善的笑语。无论是几位大元帅还是余秋里、李人俊这样的小元帅，他们都对老将军十分尊敬。 “长工，你有什么卫星可放？” 刚刚走到麦克风前的何长工还未来得及镇静一下情绪，主席台正中央那个湖南人的声音又不紧不慢地响起了。是老毛喔！不用像李人俊那样回头看，何长工对这个声音太熟悉了：从1918年在长辛店的第一次见面算起也有四十年了吧！ “报告主席：卫星我不敢放，但我代表地质部几十万职工可以在这里向主席和全体代表报告一个喜讯……”何长工毕竟是快六十岁的老将军了，他不能像前面发言的几位年轻代表那样冲动，但却有震撼山河的那种力量。 “好嘛，说说你的喜汛。”毛泽东今天特别高兴。 “是这样。”何长工把秘书准备的发言稿搁在一边，顺着老毛和整个会场的情绪，这样说道：“经过我们地质工作者几年艰苦努力，我们已经对全国的地下敌人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不仅抓到了敌人的一批团长师长，而旦且还抓到好几个军长、司令！” 这样的比喻，很对台下大多数老战士的口味，于是何长工说到这里博得一阵热烈掌声。 …… “对了，我们没有石油，国家就强大不了。找不到石油是我们的耻辱！找不到石油我们得通通滚蛋！”老将军说到这里，特意回头看了一眼主席台上坐着的人。会场，顿时出奇的静，与方才那种热烈的气氛形成了强烈反差。台下几个年轻一点的代表听到这里为何长工老将军捏了一把汗：这老何头说通通滚蛋，通通是指谁，除了你何长工还包括谁？好，把余秋里他们石油部的人算上，可也不能称上通通呀？那还有谁呀？台下的目光转向了主席台。 毛泽东的脸上无任何表情，他的目光投向正在发言的何长工。 “是的，过去洋人都说我们中国贫油。到底贫不贫呢？我们的科学家不相信。我们的广大职工不相信，毛主席也不相信！”这次何长工没有回头看看他的老乡老毛。老将军的底气真是不减当年，他把嗓门往上一提：“在我国的东西南北邻境都有油田，难道惟独伟大的中国没有油田？这岂不怪哉！我们不信这一点！绝对不信！我在这里可以负责地向大家透露：我们中国不仅能够有油田，而且能找到大油田，找到中国的巴库！” “巴库？”毛泽东听到这里，侧身向旁边的周恩来轻轻一声耳语。 “是苏联的大油田。”周恩来说道。 “好，为长工他们能找到中国的巴库鼓掌！”毛泽东这一声说得很响，而且带头鼓掌。于是，整个会场顿时掌声齐鸣。 何长工从主席台走下的时候，眼里溢着一丝不易觉察的泪花：好多年老毛没给自己这样鼓掌了！ “老将军，想啥子事啦？快看这个总体设计行不？”余秋里用胳膊轻轻地捅捅依然沉浸在往事中的何长工。 “噢噢，还是开我们的国家会议。”老将军自感有些失态，便忙接过方才地质、石油两部领导共同研究制定的1959年松辽盆地勘探总体设计，认真看了起来了。“很好。设计中把两个部的协调与分工写得比较明确。下一步就看我们能不能早日获得工业性油流了！”何长工肯定道。 “那春节一过，我就让人以我们两个部的名义把这份总体报告向松辽方面发了！”余秋里说。 “可以。” “我还有个问题要请示，老将军！”这时，康世恩装腔作势地凑到何长工的耳边。 何长工开始一愣，继而抬起左手，朝康世恩的后脑勺用力一巴掌。“你的请示不用说，我明白。” 旁边人不知怎么回事。 “老伴，上饺子噢——！”只见老将军朝厨房一挥手，大声吆喝道。 “啊——知我者何老将军也！”康世恩乐坏了，他从何长工的老伴尹清平大姐手中抢过一大碗白面饺子就神速“战斗”起来。 “好兄弟，慢点儿。瞧，饺子里的油都流到外面喽！” 何长工一把拉过老伴说：“你甭管他，今天他爱流多少流多少。明儿要是他不给我在松辽弄出油来，我罚他这饿狼！” “报告老将军，我接受您的挑战。”康世恩頑皮地拿起筷子向何长工敬了礼，稍后又可怜巴巴地抬起手中的空碗，谢谢您老再给来一碗！ “哈哈哈……”余秋里等人乐得前仰后合。老将军夫妇俩更是一脸开心。 黄汲清是带着此次国家会议精神，于正月初六离开北京到（原书缺页） 有了前面两口基准井的失败，松基三井在整个松辽找油人心头的分量太重了！重得它不能有丝毫的闪失。可偏偏它又如此不争气！ 怎么办？下步到底该怎么办？ 北京，深夜12点，石油部余秋里部长被叫醒。 北京，凌晨2点，地质部何长工家的电话铃响了。 “老黄，碰到了这种情况该如何办？” “黄总，能不能死马当作活马治？” 这一天从凌晨4点一直到第二天下午，黄汲清的家里和办公室就没有断过电话。 “我要了解现场的情况才能作出决定。”黄汲清让总机话务员挂长春长途。“喂，小韩工程师吗？你把岩心的情况给我说说。越详细越好” …… “老黄，怎么样？”何长工又来电话了。 “我看可以提前试油！”黄汲清回答。 “那好，我跟余秋里同志联系一下。” 就在何长工与余秋里联系时，康世恩副部长已经抵达松基三井现场。 “部长，井反正打不下去了。我们试油吧！”垂头丧气了好几天的钻工们一见自己的领导来了，纷纷请求道。 “不不！现在试油万万不能！”陪同康世恩一起前来的苏联石油部总地质师米尔钦柯又是摇头又是摆手，按照规范，基准井必须按照设计要求打到底，直到终孔后才能自下而上地开始试油。 “现在孔偏很大，无法再钻怎么办呢？”康世恩问米尔钦柯。 “那就在旁边再打个孔。” 康世恩没有反驳苏联专家的意见，却一甩军大衣，跑到工人中间，悄悄说道：“我一会儿带专家离开这儿。如果你们认为自己的想法对，你们完全可以大胆地干！” “行！”有部长这句话，工人们还有啥担心的！ 9月13日，工地上的钻工们就开始在松基三井完成钻探的地下1357米至1382.4米之间的三个油层进行射孔。此间，渗水的原油从孔内渐渐涌出……经过二十天如此来回的提捞，孔内涌出的水越来越少，油却越来越多。 至9月26日，终于人们期待的黑色原油如巨龙一般从千米地下滚滚地喷涌而出，在大平原上蔚成奇观！ 松辽大地沸腾了！ 北京的地质部机关、石油部机关沸腾了！ 还有中南海，“油油！出油啦！”这天，黄汲清下班回家，脚刚跨进门槛就冲着厨房里正在忙碌的老伴嚷嚷起来。 老伴吓了一跳，围着灶台左右前后瞅来瞅去，很是奇怪地：“哪儿出油呀？” “松辽！松辽出油啦！”黄汲清一边乐一边将老伴一把从厨房里拉出来，然后从包里取出一张地图铺在饭桌上：“喏，这儿出油啦！” 老伴这才恍然大悟：“就是前些年你说有油的东北那块地方？” “没错没错。可过去我一直是预测，现在油真的从地底下冒出来了！龟儿子哟，听说那油冒得老高老高喔！”黄汲清手舞足蹈，嘴里不停地嚷着：“有油了！这下我们不缺油啦！噢，油浪滚滚哟。” “爸爸，你别嚷嚷了好不好！”大儿子突然从自己的房间冲出来，双手捂住耳朵叫了一声，然后又转身把房门砰的一声狠狠地关上了。“油，油，油，我听到这个字就烦！”里屋，儿子又愤怒地喊了一句。 “这个小子，他发啥子神经啦！”黄汲清不知咋回事，方才的兴头一下没了。 老伴顿时捂着脸，低声抽泣起来。 “出什么事了？快说呀！”黄汲清急了。 “大学没录取他，学校说他思想右。把他分配到京郊昌平的一个山沟沟。”老伴长叹一声，指指旁边两个已经打好包的行李，说：“这不，明儿一早他就得去那儿报到。” “说他思想右？他才几岁呀！”黄汲清火了。前年反右时他就因为说实话吃够了苦头，有人差点给他戴上一頂永世不得翻身的右派帽子。后来虽然何长工挺身相助，可如今漏划大右派的阴云仍无时无刻不在头顶上晃悠。儿子才一个中学生，怎么可能思想右嘛！不可思议。 黄汲清有三个子女，一女二子。老大是女儿，叫洁生，老二是儿子起名为浩生，最小的也是儿子叫渝生。三个孩子都生在重庆，当时国家正处于危急与动荡年代，黄汲清用浩劫余生四个字给儿女起名，意在让后代记住这段不寻常的岁月。要说命，大儿子浩生算是最不好的了。当年生他的时候，黄汲清夫妇刚从南京迁移到重庆北碚，日本人的炸弹成为小浩生的催生婆。半岁时，一场肺炎差点使小浩生夭折。幸亏父亲到一位留洋回国的医师那儿要回了一个药讶。小浩生丹幼聪明，十二三岁就给大科学家的父亲装了台小收音机。 黄汲清一生关心时事政治，斯大林去世的消息就是通过儿子装的那台小收音机知道的。1954年全家搬到了北京。正在上初中的浩生听说北京四中好，一考便被录进了四中高中班。他的目标是成为未来的清华大学生。浩生继承了父亲的血统，学习成绩好，说话办事直爽，是班上的学习课代表，共靑团员。后来反右斗争的风暴也刮进了学校。团组织让每个团员写交心材料。浩生对当时两件事看不惯，一件是学校操场上摆满了小锅炉，让学生上课时间去炼钢；一件是有位教课很好的物理老师被打成了右派。他把对这两件事的看法写进了交心材料，并交了上去。1959年元月，髙考开始，浩生充满信心地报了清华无线电专业，并且考了很不错的分数数学得了100分，这个分数黄浩生本人当时不知道可是录取榜上却没有他的名，而一些分数比他低的却榜上有名。浩生急了，问班主任是怎么回事。班主任瞥了他一眼，说了一声你也想进大学呀，就再没理他。后来母亲得知后找到了学校。班主任很诡秘地说：你这孩子，就凭他的思想，哼，好在学校没在高中生中划右……母亲听后吓了一跳，这言外之意是，倘若上面发话对中学生也可以划右派，那黄浩生肯定是头一个。就这样，漏划大右派的右派倾向儿子，最后被分配到京郊昌平当了一名山区老师。 “噢，他们让年轻人说实话，可说又整他们，这是什么玩艺儿！”黄汲清又要骂人了。然而，我们的这位可以弄清楚几千米地下奥秘的科学大师，除了骂一声什么玩艺儿之外，他对当时的政治气候不仅十分的无可奈何，而且内心深处充满了恐惧。从那起，大师的心中一直是十分的痛苦和忧郁。他很少说话，事实上别人也不怎么让他有说话的地方和空间了。 第十八章 1960年6月1日，当第一列满载大庆油田原油的火车，从萨尔图站驶出松辽大地，宣告这个新发现的中国最大的世界级油田开始为共和国腾飞正式出力时，黄汲清这位油田的发现者，此刻却拖着瘦弱的病体，从附近的一家小粮店背回一小口袋面粉，准备为他正在山沟里挨饿的儿子寄去…… 儿子，爸爸很对不起你。从小到大，爸爸从没有管过你的学习、生活，可万没有想到，爸爸却把右的思想带给了你……黄汲清一直到临终，仍感到自己这一辈子惟一做了一件对不起儿女的事，就是自己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右的思想传染给了大儿子，害得大儿子上不了大学，几十年一直呆在山坳坳里。 大师在自身的心灵受到严重摧残时，还不止一次怀着这样的负疚感，给大儿子浩生写信念叨着自己的不是。 采写此处时，我很想知道大师这位大儿子的后来情况。黄汲清的家人告诉我，他们家的大公子脾气有点那个，前几年从昌平山村返城后住在父亲家，后来因拥挤又搬了出去独住着。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来到离紫禁城仅百米之远的南池子一个破旧不堪的四合院的最靠左侧的耳房里，找到了黄浩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一代中国名院士后代的家两间平均不足十米，顶棚散落着厚厚烟尘的小屋，除了两张床和两个供浩生备课、儿子写作业用的桌子外，中间便是一条人对行需要侧身的窄道。黄浩生现在是北京某中学的髙中数学老师。他的右腿已残，只能靠支着拐杖走路。我问他怎么得的病。他也说不清，说是二十多年前在昌平山沟里教书时就慢慢患上了，近几年更重些。1983年落实政策回城，因为不能上楼房，故这所中学成了他惟一选择，因为全北京市只有这所中学全是平房，他的桷拐杖支撑不了那些有楼房的教室。 黄浩生老师吿诉我，他在京郊昌平的一所山村中学呆了二十四年。那时他才18岁，天真、烂漫，对未来充满幻想，这是一个人学习、深造的黄金岁月，但他被剥夺了这种权利，从大都市的高楼深院中，突然被抛至遍地石头、土路和靑草的山坳里。难道这就是我今后永远生活、工作的地方？刚去时，他悲观、失望过，时常在夜色苍茫的傍晚，独自在村外的一棵大树下面对着夕阳晚霞静静流泪……他埋怨命运为什么这样不公正？采访时，他抬起一只手给我看，那上面是一道深深的疤痕。那时黄浩生所在的学校不通电，每天晚上备课只能用煤油灯。他手掌上的疤痕，就是当年擦灯罩时划破的。 也许是与父亲的血缘关系和父亲在困难面前那种乐观精神的影响吧，黄浩生在命运的巨大打击下并没有沉沦。当他站在讲台前面对穿着破烂但充满稚气、渴求知识的上百个农家娃儿的天真的眼睛时，他感到心灵在升华，感到有责任把科学知识教授给他们，带领他们在欧几里得的数学天地里畅游，这时他重新感到了生活的意义尽管有时是痛苦的，但却异常珍贵。 1978年，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四中党支部给黄浩生纠正了毕业时的政治结论。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有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他以数学100分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电大数学专科。1985年，44岁的他又通过自学考上了北师大本科函授班。每逢星期日，他一早就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肩上挎着书包，书包里装着书本、讲义和一只印有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搪瓷杯瓷杯用处很大，既可作喝水用，又可在中午泡方便面吃，他和一些与他儿子同龄的年轻人一起听课、做作业、考试……47岁时，他终于圆了自己的梦，当一名大学生。这个梦，对他来说，整整迟了三十年。也许是血管里流的毕竟是书香门第的血液吧。他说，他渴望学习，要不是当时已到47岁，又有家庭的繁重负担，他还想去考研究生、博士。如今，黄汲清的这位大儿子还是每天拖着残腿坚持到校上课，他已是这所中学的教学骨干，像他父亲一样对事业异常执着。 我问他对自己的父亲怎么看？有没有因为父亲的原因在山沟里呆了几十年而记恨过父亲？黄浩生直率地说：如果说我继承了父亲耿直不阿的秉性倒是真的。父亲18岁在北洋大学上学时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也真奇怪，18岁的我在四中上学时如果当时对政治不那么敏感、关心的话，也不会在后来遭此厄运了。而那时的我却偏偏什么都想问个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有后来的遭遇也就是必然了。对这些，父亲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责任。相反，我倒感谢他，是他把刚强的性格、面对任何困难都不屈服的乐观向上的精神，以及探求真理、勤奋好学的家风影响和遗传给了我，使我在茫茫大海中没被淹没，并努力像父亲一样，追求自己执着的事业…… 是的，在这方面或许儿子永远无法与父亲相比。黄汲清是大海，是高山。当大海和髙山被无情地填塞和淹没后，那种灵魂的摧残与肉体的折磨，只有高山大海自己清楚。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只因阶级斗争为纲，一夜间，友人反目成敌人……历史自有公论：中国地学的丰碑本不属一个人。 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題为《大庆精神大庆人》的长篇文章。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外界公开大庆油田。在这之前，大庆油田一直属于保密范围。 我们的最高当局选择了这样一个年份向世人透露一个伟大的发现，无疑是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这个意义正如毛泽东当时接见一位阿尔及利亚客人时说的：帝国主义分子前不久还叫嚣中国政府要垮台，现在不做声了，因为还没有垮，而且更硬气了。（见美特里尔毛泽东传364页）在毛泽东眼里，当时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分子是邻国的苏联。 在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的六七年间，中国这个诞生不久的共和国，在人为和自然因素的交叉袭击下，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身后，是六万万人民的饥荒与贫困；在前面，是东南西北全方位的反华包围圈。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兴奋的事件之―。1964年的这一年中，中国还发生了另一件令毛泽东欢欣鼓舞的事，即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 大庆油田和原子弹，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解除了来自前后的沉重压力，共和国由此在国际舞台上开始以新的形象出现。 如果说原子弹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一切反华反共势力进行较量的砝码，那么，大庆油田则可以比做社会主义共和国奔向现代化强国的列车轨道。 毛泽东看重大庆油田是站在政治家的政治角度。他褒奖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开发的有功之臣，绝非亚于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共和国开国元勋们。在石油系统，毛泽东褒奖了余秋里、康世恩和铁人王进喜。在地质系统，李四光成了他的红人。应该说，毛泽东对石油部、地质部这两个亲兄弟的褒奖是公平的。但是，由于后来的历史走向，出现了激烈的政治运动，这种公平则随之也暴露出了严重的不公平隐患。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开始，毛泽东的威望到了巔峰状态。他的一句好话、一个褒奖，总是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这种政治色彩即是他老人家一贯所奉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最后也导致了后来关于在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旷日持久的名利之争。 大庆油田发现与开发的开始几年里，正如前面所言，石油部和地质部其实从未因谁功劳大谁功劳小出现过公开或者背地里的摩擦。这种名利之争，在科技工作者里面，也不曾出现，至少黄汲清等一批大师从没想过什么个人的名与利。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是五六十年代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心愿和崇高情操。只是后来的政治势态发展，迫使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起来捍卫自己应有的尊严而已。 人来到这个世上，谁都有维护和捍卫自己尊严的权利。然而，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为了维护和捍卫自己的尊严，却付出了不堪回首的代价。 文化大革命是他们经历的最漫长、最黑暗的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得不到保证的岁月。那年月，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当作发霉的垃圾推进垃圾筒，或者干跪挖个政治的坑给埋起来。 说毛泽东的晚年是一个悲剧，是因为他老人家的头脑中有过多的敌人。他在国际事务中把帝国主义的概念无限度的延伸，造成了中国的极度孤立；在国内，老人家的敌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那些本质上就反动的知识分子。 黄汲清被划归为那些本质上就反动的知识分子一类。 反动的知识分子是相对于革命的知识分子而被归类出来的。在地学界，不用说，黄汲清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路线的的反动的知识分子。 1964年，黄汲清60岁。文革开始，黄汲清62岁。黄汲清压根儿就没想到，在他古来稀的年岁，历史竟会将他与他所一直尊敬的人物对立起来。 历史在捉弄黄汲清，同时也在捉弄当时的那个时代。这一切在客观上是可以归功于毛泽东及他老人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1964年，毛泽东向全国工交系统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大庆从此成为一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旗。这面红旗高髙飘扬了几十年。就广义而言，毛泽东的这个口号并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地方。在这个口号的后面还有两个号召，即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在文革之后，社会上曾经对学大寨提出了许多质疑，其中最根本的是认为大寨并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模式，还有便是陈永贵、郭凤莲那样的典型人物被拔得太离谱了。其实，毛泽东提出这号召，其基本出发点没有多少错。只是后来的有一些典型由于被吹、拔得太离地。一离地就变得虚假，一虚假别人反倒不信了。陈永贵晚年的悲剧与毛泽东一样。郭凤莲现在正是吸取她的前辈的教训，因而又重新受到人民的尊敬。 我们一向尊敬的大科学家李四光先生或许连他本人都没有意识到，他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十几年间，在某种程度上也陷入了与陈永贵相同的悲剧命运。不过，在公众的记忆和印象中，李四光的运气要比陈永贵式的一批历史上的风云人物要好得多，至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几个人说他坏话——笔者的本篇文章里其实也丝毫不是在说他坏话。特此叙述一个情节：在写此文中间，有一天笔者和杂志社的同行路过李四光的塑像时，提议道：来，我们一起站在这位卓越的科学大师面前照个相，让大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张照片后来一直压在笔者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只是历史已经把我们推到了一个新的世纪，而在这新世纪即将到来之前，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向世人、向子孙们说个明白，以免再将这个世纪的一些误会、一些误解带给后人。中国在二十世纪有太多的痛苦，每一个正直的中国公民都希望自己的祖国在新的世纪不再出现痛苦，至少是不属于人为造成的痛苦。 为了明天不痛苦，有时不得不去揭一下昨天的伤疤。于是，这就会使个别人感到痛苦起来。如果个别人的暂时痛苦，能换取更多的人在明天不再痛苦，我想这个别人的痛苦也算是一种奉献。我真诚希望以往那些将李四光视为神的个别人能拿出这种奉献精神和大度来。 第十九章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我因为写一部警卫领袖风云录而采访过不少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自1964年以后，直至1976年去世前的十几年间，毛泽东实际上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居生活。除了一些重要的外事活动外，连总理周恩来和四人帮中的江青等人也都不太容易受到这位政治圣人的接见了。至于知识界、科技界的人物要想与毛泽东会面，机会那就更希罕了。然而，李四光除外。有史料记栽，仅1964年一年中，毛泽东就两次单独会见过李四光，而且都是朋友式的。一次是两人笑谈太极拳，另一次是请李四光到中南海怀仁堂看豫剧朝阳沟。之后的若干年间，毛泽东见李四光必夸他发现大庆油田的功劳，在谈大庆油田时，毛泽东必提及李四光。历史使李四光成为科技界一面红旗。 文革开始前，大庆已经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文革后，大庆更是一面鲜红的战旗，像王进喜那样打钻的钻工也当上了拥有几十万人队伍的大庆油田革委会副主任。大庆离不开李四光，李四光随大庆宣传的升温而升温。 人到了圣坛会变成使人惧怕的鬼神。 科学到了圣坛会变成一派荒诞。 在地学界，以黄汲清、谢家荣为代表的一大批正直的科学家，之所以不服宣传上的某些做法和提法，原因只有一个：科学必须尊重客观事实，科学不能一家之言。 黄、谢两位科学大师在他们身后还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太天真了，他们以为在暴风骤雨的政治斗争面前，也可以采用像搞科学一样的诚实态度去对待。大师们彻底地想错了。当他们还来不及发现自己的想法错在何处时，革命风暴已经把他们从万众敬仰的科学大师座椅上拉到了以鼠为伍的地下狱室。在棍棒和飞机式面前，身材魁梧的谢家荣奉行的是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训，因而最终以自杀方式结束了其辉煌的一生。黄汲清太瘦小，瘦小得他想在那间暗无天日的地下狱室里将自己的身子撞击水泥地的力气都没有……这位当时不足80市斤体重的大师，在谢家荣去世之后，以地学界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身份，遭受到惨无人道的灵魂与肉体的摧残。 文革初期，黄汲清当时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在这个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科研圣殿里，少数几个以打砸抢为嗜好的造反派分子掌握了科学院生杀大权。在文革开始的并不长的时间里，他们逼死了谢家荣，又逼死了另一位著名地质矿床学家孟宪民，他是我国最著名的锡都云南个旧锡矿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还是世界上第一块新矿种香花石矿的发现者。孟宪民在地科院的一批失去了基本人性的造反派的淫威下，从办公大楼的三楼窗户跳楼而死。目击者对这位大师死状至今一说起来仍会浑身发抖。他的脑袋倒插在双肩中央，地上白花花的红殷殷的一大摊……，目击者告诉我，那白的是脑浆，那红的是鲜血。孟宪民死的时候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当时，黄汲清不是没有过像谢家荣、孟宪民两位好友一样了结此生而万事大吉的念头，但他没有这种机会。造反派们不允许地学界失去批判和打击的一个最大的对象。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在不停地升级的飞机式与批判大会上，才能体验到那种革命的快乐感和胜利感。如果失去了批判与打击的对象，这种斗争就没劲！就不过瘾！ 黄汲清被关进了一间特设的地下狱室，从此开始了长达一百八十多天的长时间逼供审讯…… —次又一次的提审，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使打晕批昏了的黄汲清反倒越来越清醒起来：干吗要死？我没有错！我的学术有什么问题？没有呀！大庆油田是个例证！毛主席不是提倡要学大庆吗？相信党和人民不会把功臣当罪人的！ 一位每天接受几小时逼供、见不着太阳见不到光线，只能吃一个慢头或两个窝窝头的老人，在半年后竟然还活着从几十级台阶下走出来，真是一个奇迹！ 黄汲清从地下狱室出来的时候，家里给他称了一次体重：78市斤。在这之前的四十多年里，黄汲清说自己的体重没有少过一百三十斤。 这不是失去人性的摧残是什么？我不知道当年参与迫害大师的那些革命者现在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他们应当为做过这样的事而每天到教堂在耶稣的十字架面前忏悔一千次，否则天地不容！如今有人一说文革就把所有的错误与罪过统统地归到林彪、“四人帮”身上，我以为似乎太过于简单化了！ “莫哭，莫哭，出来就好了嘛！”黄汲清回到家，妻子陈传骏抚摸着瘦得像个孩子似的丈夫，整宿地痛哭不停。连抬眼力气都没有的黄汲清反倒安慰起妻子来。他哪里知道这半年中妻子是怎么过来的。我到中国地质科学院采访，当向有关人士问起那一段事时，他们的面部表情一下冷峻起来：啊哟，那个时候，我们在楼上办公，每天从早到晚只要往窗外的楼底下看，就会看到陈老太太（黄夫人笔者注）的身影。她老在楼底下来回地走动，想有机会看一眼关在地下室的黄先生，我们告诉她说是不会见到的，可她不信，照常还是每天来，不管刮风下雨。那样子实在太可怜了，后来我们都不敢朝窗外张望，怕看到她…… 陈传骏就是这样一位至诚至爱的妻子。 黄汲清在生前不止一次这样对子女说过，他的一生如果没有爱妻的关心体贴，就可能没有事业上的如此成就，也不可能活到91岁高龄。我采访黄汲清的子女，他们跟我说的一样：没有母亲，就没有父亲的辉煌一生！ 大师一生中若有最庆幸的事，应当是找了陈传骏这位贤妻。 他们相识于1936年，也就是黄汲清从瑞士获博士学位回国时。黄汲清那时刚过而立之年，正值大展雄才的年华。由于卓著的才华和恩师丁文江、翁文灝的厚爱，回国不久便升任了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相当于总工程师和代所长之职，如此一位璀璨的科学新星，他的婚姻大事自然引起诸多人士的关注。那时候在普通家庭里十分讲究门当户对，而在高层知识分子界，郎才女貌则更为流行。大才子黄汲清理所当然地成了京城知识界引人注目的对象。旧北京时，才女们最集中的数闻名的北京女师大，这里可以说集中了当时中国最有才貌的显贵达官家的闺房小姐。说来很有趣，女师大当时有两位人称校花的学生，她们一位叫吴镜侬，一位叫陈传骏。前者比后者大几岁，两人都出身于名门贵族，都是人见人爱的娇花淑女。1922年，吴镜侬嫁给了黄汲清的终身好友谢家荣。十几年后，陈传骏嫁给了谢家荣的终身好友黄汲清。谢家荣和吴镜侬是一对恩爱夫妻，可怜没有白头到老。黄汲清和陈传骏则更是一对如影随形天下难寻的恩爱夫妻。谢、吴夫妇两人的性格都属内向，而黄、陈两人则都是爱说、爱笑，性情活泼的外向型性格。他们的恋爱，充满了罗曼蒂克。当他们的子女也有五六十岁时，子女们给我谈起了他们的父母在年轻时第一次约会的趣事：黄提出到郊外的香山玩。好啊，明天就去！陈传骏欢呼起来。第二天，一对恋人搭车前往香山。一路上，陈传骏小姐欢快得像只小鸟，啷唧喳喳说个不停。到了到了。车至目的地，小姐一溜烟眺了下去，回头一看，锖人不见了。左盼右顾，还是没人影。回车上一看，你道怎么回事？嘿，这黄大才子呼呼地正酣睡着呢！哎哎，你在做什么美梦呢？陈传骏推醒黄汲清，气不打一处来。嘿嘿，对不起，我刚才正好梦见了在德国黑森林与好友约会的事。黄汲清不好意思地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好你个黄汲清，你交待，你在外国留学期间跟哪个洋妞约会过？说！陈传骏小姐气喘吁吁地一把将黄汲清拖下车，非要他说个清楚。黄汲清一见此情，也急。不是的，不是的，龟儿子才约会嘛！那你刚才不是说在德国什么黑森林白森林约会的，一定很浪漫吧？黄汲清笑了：嗨，那倒是约会，可是我们几个地质学友约会呀！陈传骏这下把沉下的脸浮了上来，将一只纤柔的手伸进黄汲清的胳脾弯，撒娇地说：那……你给我说说那次约会的事。一提起这，黄汲清就来劲了。那次约会是在1934年冬，正在瑞士浓縝台大学主攻阿尔卑斯山脉区域地质与大地构造研究的黄汲清，接到了正在德国留学的老同学李春昱来信，约他寒假去德国南部的黑森林地相聚。一生爱旅行的黄汲清见信后欣喜若狂，在异国能与久别的好友相会本身就是件值得庆幸的事。1935年2月，正值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之际，黄汲清践约赴会。到那儿后，又见到另两位北大地质系的高班学生，同在德国、瑞士留学的王恒升、乐森埒。四位青年学者，相会在异域的冰天雪地，耿耿童心，油然勃发，情不自禁地抓起雪块互相对掷起来。雪仗越打越激烈，乐、王俩人竟然抱成一团，翻滚在厚厚的雪地之中。那场面有太多的童趣、学子趣，爱摄影的黄汲清忙不迭地举起相机，连连几声咔嚓，记录下了这难忘的黑林雪仗图。那照片还有吗？陈传骏被这充满情趣的故事深深吸引了。黄汲清很得意，有啊，你回去就到我宿舍去，保证给你看！去你的，谁跟你到宿舍呀！陈传骏的脸一红，羞道。后来这对才子佳人好上了。当时北京知识界还纳闷：怎么女师大的大美人都给穷酸穷酸的地质调査所的小子们拐跑了！ 黄汲清与陈传骏是在患难中结的婚。1937年6月，黄汲清赴莫斯科出席第十七届国际地质会议，之后在苏联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地质考察与学术夂流。当年10月回到南京，这时，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了上海，黄汲清作为中央地质调査所所长，他率幸所员工，辗转到长沙。在长沙他与陈传骏正式结为夫妻。嫁给地质郎的陈传骏，从此也跟着过上了到处颠沛流离的地质之家的特殊生活。从结婚到1949年解放前的几年里，黄汲清不是出国就是天南海北出野外工作。陈传骏除了那无时无刻挂念外，就是携带三个幼小的孩子，再者便是随丈夫的单位与工作的变动而无休止的搬家。在结婚的头十年里，陈传骏带着孩子，绕着南京——重庆——北京来回搬家也不下十次。常言道，一次搬家就矮半截命。带着孩子的陈传骏已经记不得自己的青春少妇是怎么过的。这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在解放初的那次从南京逃回老家四川的一路上，为了孩子能有一口饭吃，有一个不被天上飞机轰炸的栖身处，她竟屡次拉下脸皮，像乞丐似的流着泪向别人苦苦哀求。 解放后，调到北京中央地质部工作的黄汲清当时身兼数职，一天忙到晚。陈传骏为了能让丈夫一心扑在为国家找矿的事业上，她毅然放弃了自己心爱的教授职业，当起了一名家庭主妇，专门服侍夫君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平日里，她为夫君的喜而喜，为夫君的愁而愁。更神奇的是，每当黄汲清心宽体胖时，她也跟着心宽体胖。若是丈夫日渐消瘦，她也即刻骨瘦如柴。三个儿女无不称他们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文革开始，黄汲清作为地质系统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外加特字号国民党大特务被揪出来后，一向很注意营养的黄汲清黄胖子的全家断了高薪。他从300多元的一级教授待遇，变成了只有每月15元生活费的牛鬼蛇神。他和老伴两人的30元生活费要养活一家几口人咋个活法？经济的困境和精神上的打击，使陈传骏遭受了并不比大师轻松多少的严重摧残。丈夫在地下室关押的日子里，已近花甲之年的她每天支撑着弱不禁风的身子焦虑地到地下室附近的地方一小时、两小时、甚至半天、一天地等着，那时的她，多么期待能瞅一眼几十年相依为命的老头子，然而她始终未能如愿以偿…… 陈传骏还没来得及用那微弱的身子为瘦得肋骨根根凸起的丈夫偎暖，1969年九大后，林彪的一号令又把京城搅着天翻地覆，鬼哭人嚎。大工賊刘少奇等走资派被遗送走了，国民党大特务黄汲清也没有逃过这场台风。名曰琉疏散，可对那些被疏散对象与他们的家人来说，都知道这是一次生离死别。黄汲清的一女两子得知后，挽着那瘦得皮包骨的父亲，哭得好是凄慘。一向爱流泪的妻子此次一反常情，她不掉泪，也不说话，只是那双满含哀怨的眼神久久地发呆着。儿女们吓坏了，商量着如何瞒着她悄悄送走父亲。谁知，临上火车前，陈传骏卷起行李，对儿女们说：家交给你们了，我跟你们爸一起到江西干校去！就这样，她用那颗伟大的仁爱之心，伴随丈夫度过了一千多天喂猪生涯。1972年，黄汲清被落实政策回京，时年68岁。那时，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老人了。黄汲清摇摇晃晃回到家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对儿女们说的：没有你们的妈，今天你们接回的该是我的骨灰盒了。 夫人比黄汲清小三岁。我第一次到她家采访，黄汲清大师已经去世半个多月了。家人都不敢告诉她这不幸的噩耗，他们知道告诉她这噩耗就等于终结她的生命。我望着这已经耳聋、眼花的耄耋老人，心里好难过。不过，我从心底与她全家人一样，希望一直给她带去欢笑和老头子还在医院，挺好的消息。 女性的伟大常常使自认为了不起的男子们感到无地自容。我为大师这样的妻子而感叹！ 在中国的学术界和科技界，或许大家还没有听过哪个学科与门派之间的斗争超过地学界的。 地学界的学科与门派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具体在围绕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名利之争，而更多的是已经上升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潘云唐副教授等人给我讲了地学领域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使我深深地为地学领域所特有的那些斗争史而震惊。因为一旦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深入到一个科学领域，这种结果的残酷程度丝毫不亚于毁灭一个政党更令人痛心。科学就是科学，本不该有那么多的政治性，而一旦政治加入科学领域，科学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其实，科学问题上的争论本来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以及学科本身的正常争鸣，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基本动力。然而由于从事各种学科的人的胸怀、动机、品行等等诸多因素，致使一些正常范围的学术争鸣，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狭隘之争，甚至发展到你荣我耻，你死我活的门户之争、政治之争。 历史是无法割断的。 第二十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确，新中国的成立，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曙光。但是从客观的历史分析，我们应当承认，中国人民之所以能站起来，应该说是经历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虎门销烟、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以及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斗争北伐战争、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等一直没有停顿过的各种斗争后才站起来的。无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是最波澜壮阔的和彻底的一次革命斗争。那么，中国新政府的成立，特别是新政府能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运转，也不是共产党人靠几个口号发发文令就能成得了的。新政府如果没有几千年来祖先遗留下的巨大物质与自然财富，也不去接管当时旧政府诸多的尽管是腐朽与落后得不成其样的烂摊子，那么我们的共和国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强大的地步。 地质科学事业便是一个突出例子。 从本世纪初鲁迅先生著的第一本地质学术著作，到1912年章鸿钊在孙中山的国民临时政府主持第一个政府地质部门，到1913年丁文江、翁文灏开设第一个地质调査科研机构开始，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四十多年里，以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灝也包括李四光在内，还有黄汲清、谢家荣、李春昱等一大批地质事业的先驱者和大师们，已经在中国建立起了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地质科学。尽管在旧政府统治时，他们找到的真正可以用来支撑民族工业发展的矿山与矿产地并不算多，但在学术上，在科学的找矿理论与方向上，不仅成熟，而且已经走在了国际同行们的领先地位。解放后，我们开发的鞍山、大同、淮北、包头、攀枝花、玉门、大庆等等一大批著名的钢铁与能源基地，有几个不是在解放前就已被地质学家们发现或者指出了的！包括八十年代后期才进入开发的塔里木油田，黄汲清在1942年就这样明确指出过：这里油田的未来远景是令人鼓舞的。这里有圈闭很好的构造，以及足够大规模生产的油田，此外，在深处还可望有更好的油层。包括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最初始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他的那部地质力学奠基之作，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发表于1945年。李四光的另一个著名发现中国第四系冰川则比此更要早十来年。 几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在二十世纪的形成与发展，在前半个世纪已经基本完成了它的研究与探索阶段的艰巨使命，而在后半个世纪则是我们共和国很好地团结并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并在他们成熟的科学思想指导下，完成一个又一个矿产资源基地的开发与实践过程。 不计前人的功劳，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忘却历史的作用，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在地学人才与地质学科研机构方面，新中国政府几乎是将旧政府的那班人马全盘接收过来的。在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从事地质科学工作的总人数不足两百人。研究机构主要是一个中央地质调査所和下属十几个省级地质调査所，加上李四光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 这二百来个人和几个科研机构，在国民党反动派逃往台湾的历史转折关头，几乎全部留在了大陆，后来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一个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及再后来成立的地质部，其主要技术骨干与主要领导人都是这一批人。 这二百来位地质科学工作者，为了完好地保存机构，迎接新中国成立，当年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曾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黄汲清的好友、当时任所长的李春昱教授等人为保护中央地质调査所的斗争史诗。 1948年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兵临南京城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惊恐万状，勒令各机关迅速撤离。所长李春昱，因为经常秘密收听共产党的电台广播，所以有心不想随蒋介石的旧政府撤离。但是在国民党总统府鼻子底下，要把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完整的科研机构的全套人马留下来可不是件简单的事。这需要勇气，更需要胆略。李春昱找到了尹赞勋、侯德封、谢家荣等几位调査所元老秘密商童。大家的意见一致：坚决留下，不跟蒋介石走。黄汲清当时在国外考察，李舂昱无法与其联系。时间一天比一天紧，国民党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来催促，到后来中统、军统的特务也渗到了调查所驻地作耳目。面对如此形势，李春昱等人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当时要把机构留下来，连职工家属几百号人不能露出任何蛛丝马迹外，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必须保证在混乱与经费断绝的情况下，维持员工及家属生活，困难实在不小。后来，李春昱向担任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会员的老友孙越琦借了两卡车8000斤大米，又发动大家储备了油、盐、咸菜等物，首先安定了人心。可在国民政府机构大批撤离之际，惟独地质调査所不撤显然太扎眼了。怎么办？此时，孙科任院长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已迁往广州，主管地质调査所的经济部部长三天两头打电话派人来催李春昱搬迁。再要想瞒天过海賴着不走是不可能的，而且李春昱清楚，他的上司还有两位政府大员对地质调査所内情是太熟悉了，如果他们不支持或到蒋介石面前说一句不三不四的话，那么整个计划就会成泡影。这两个人就是孙越琦和翁文灝。孙不久就任经济部长，直接主管地质调查所。翁文灝则是孙科的前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又是与丁文江把地质调查所一手创建起来的太师爷，对所里的控制力远在李春昱之上。李春昱知道，要把地质调査所留下来，先得越过这两位神仙。李找到孙，孙先是一笑，然后将他拉进里屋，说：“不瞒老弟，我也在作留大陆的准备。”孙越琦后来确实留了下来，并一直服务于新中国。李春昱从孙家出来，已见半天明媚。后来他又到行将离开南京的翁文灝府上。当时，翁文灝十分感慨道：“我被共产党列入战犯，名列第五位。不暂时避一避是不行了。”李问：“难道先生要随蒋到台湾？”翁摇摇头，很灰心地：“我在蒋手下干了那么多年，要说有点成就的话，也只有地质开矿，其他的事就不值得一谈，做官我也不是那块料。到那边一块小地方又没啥地质开矿的事干，其他的我已不感兴趣了。顺其自然吧！” “先生，假若我们把调査所留下你有什么看法？”李与黄汲清一样，是翁文灝的得意门生和老部下，他认为在决定地质调査所前途与命运的此时此刻，征求这位导师和创始人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过李春昱心里也一直打鼓，万一老先生不同意咋办？翁文灝似乎看出了学生的心思，便十分明确地告诉他：“你们不走是对的，做科学工作的，共产党来了不会杀头的！”李春昱是含着热泪离开翁府的。 在人民解放军开进南京城的前夜，李春昱一面组织几位心腹到长沙租了几间房子并挂起了中央地质调査所临时办公处的牌子以掩耳目，一面组织本所职工在南京昼夜巡逻，以防不测。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旧政府的中央地质调査所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地质机构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1949年8月19日，尚未正式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发出财经工字第一号令，将这个地质调査所划归财经委计划局领导。 1950年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中国第一个地质工作机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黄汲清、李春昱等原中央地质调査所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1948年就出国，后一直留在英国，于1950年上半年回国不久的李四光坐上了该委员会的第一把交椅。副主任是尹赞勋和谢家荣。73岁的中国地质界元老章鸿钊被聘为顾问。 被列入战犯名单的翁文灝此刻流亡隐居在法国。半年后他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回到祖国。因为翁在国民党政府的特殊地位，故在他回国之后再没有重新回到他心爱的地质事业。黄汲清曾向中央建议让翁当地质图书馆馆长之职，但没有得到同意。后翁一直从事统战工作，1954年12月，当选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任民革中央常务委员。1971年1月27日，病故北京，终年81岁。 第二十一章 1952年，地质部宣告成立。翁文灝的一大批弟子及他与章鸿钊、丁文江创建的地质调查所，都成了这个部的重要领导人和主要科研机构。不知何故，后来从英国回来的并成了这个机构主帅的李四光，在领导指挥由丁文江、翁文灝、黄汲清等精心培育下发展起来的，由李春昱、尹赞勋等经过惊心动魄的斗争保存下来的原中央地质调査所这批人马时，中国地学界从此常常出现格格不入，甚至几度分道扬镰的局面。 据说某人让在保护中国地质力量的斗争中建立卓越功勋的李春昱去东北当地质矿产调査队队长时，这位一生容不得别人在他眼里掺沙子的著名科学家，当着领导的面把聘书扔在地上。这样的人在政治运动到来时，自然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在反右时，李春昱也戴了顶右派帽子。文革中，他被发配到陕西白水县本从图公社劳动改造。老先生很天真，以为要终老田畴了，便把夫妇俩补发的6300元钱一分不剩地捐给了公家。有人问起他何以出此义举时，他据实相告：到地里干活，要那么多钱有啥用。放在身上也不安全嘛！瞧，一个书卷气十足的老头儿。 书卷气十足的不仅仅是李春昱一个人。黄汲清是，老夫子章鸿钊是，被迫害致死的谢家荣、孟宪民是，还有我在本文中提到或没有提到的其他诸多科学大师，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充满了旧时代的那种书卷气。其集中表现在，他们为人处世上的坦诚，追求事业上的执著，对待自我的严律，以及生活上的简朴廉洁。如果我们有机会走进这些大师中间，你就不难发现他们在这些方面所体现的道徳风尚和人格力量，有太多催人泪下的故事，和太多让你肃然起敬的地方。 我第一次踏进黄汲清大师的家采访，他的儿子将我领到里面的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屋子。屋子里有一张高低床，床的左边是一个七十年代流行的那种黄里发红的三门柜，右边是一张普通的三屉写字桌。除此，还有放在床的下端贴墙处一个五十年代流行的旧五屉柜和斜支在旮旯的一个放着不少书箱与资料的书架。开始我以为这是大师家一间闲置着的佣人小卧室，后来主人告诉我这就是大师的起居室。当时我很惊讶。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一位部长级待遇的大科学家、院士、全国政协常委住的地方。平日里我所看到的一般普通工人、干部的房间里都绝不会有这种蹩脚的家具呀！ 后来大师的小儿子讲了另一些家常事更使我吃惊。他说，他父亲90岁生日（1994年）时，来了一些亲朋好友，老头子很要面子，想找家烤鸭店请一顿饭。可老伴半天不吱声。黄汲清急了，问怎么回事？老伴告诉他手头就剩二百多块钱，上一次馆子还不得千把块！黄汲清再也没有吱声。后来还是女儿和大儿子回来解了围：自己动手，在家里弄了一桌饭。大师的小儿子告诉我，他在美国工作还算可以，姐姐和哥哥家的生活并不算宽裕。父亲身边除老伴，还有一个孙子和保姆，平时家里来来往往的人也不少，而所有的开支全得靠当院士的父亲那份一千二百来元的工资。在八十年代初，父亲的工资六百来元，后来是八百来元，那时还能对付。到九十年代后，他的工作加院士补贴长到一千二百元，可抠着花还是月月空。黄汲清有不少弟子，过去几十年里，只要到他家，就甭客气，逢吃饭就坐下吃，吃了就抹抹嘴走人。可越到后来特别是近几年，他的弟子心里越不好受：留下吃一顿就等于添恩师一份愁呀！这几年社会上流行名目繁多的各种评审会、研讨会等等，黄汲清是国内外有名的大科学家，所以请他当什么评委、名誉主席的多的是。明白人都清楚，这些都不是白当的，只要去会场上坐一下，露个面，或者根本不用去，电话里应一声，别人就会送上少则二三百元，多则几千元！听说个别院士现在就靠这个发财，因而被人戏称评审院士。黄汲清不干，他找来助手，说：给我在报纸上发个声明，凡是这一类东西，我一律不参加！助手告诉他说这样的声明报上不好发。他就说：那你就告诉所有来函来电的邀请者，我黄汲清绝不当评审院士。助手照办了。可经常到大师家的助手，知道大师家的生活窘境，有时想说服他适当地参加一些不是蒙人的评审会。大师一听就摇头摆手，说我也不是反对专家去参加评审工作，可是一拿人家的钱物，你心气就短了，心气一短你说话谈意见就会受影响，最后评审出来的东西就会不真实，就会误人误事误国家呀！从此助手再也不提了，而大师的生活依旧那样清贫窘困，八十年代，在大学教授和有名声的专家中流行当博导博士研究生导师。这博导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而且还根据你所带的人数给予待遇呢！于是有人一下就带几个、甚至十几个的。论黄汲清的资格，当博导的博导都不成问题。本来嘛，他的许多学生此时早就是博导了。可大师就是不愿带，他说：过去师傅带徒弟都是单传，最多带两个，这才能严师出高徒。一下子让那么多年轻人到你身边，你一个星期上不了两堂课，这是不负责任嘛。我不干。再说我现在年纪大了，跑不了野外，哪能光用书本上的东西教学生呢？在大师去世前两个多月的1995年1月12日，他要出席在中南海隆重举行的颁奖会。这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奖，颁奖者是李鹏总理。临出家门时，大师有些发愁，因为他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后来，全中国和全世界人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第一位走向领奖台的黄汲清，穿的是一件黄里发白的旧羽绒大衣。这是儿媳在好几年前给他买的。一百万港币的奖金拿到手时，何梁何利奖出资人中的一位女士悄悄走过来对黄汲清说：这钱不算多，老先生您拿着它享享福吧！大师当时一笑，没有说话。转头回到单位，就把这一百万元奖金拿了出来，设了一个黄汲清地质学奖励基金。在我为大师，这样为国家、为世界科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依然生活贫苦而不平与惊叹时，我更为他及他好友的那种书卷气感到由衷的崇敬。在我们今天的芸芸众生中，这种很可爱其实也很珍贵的书卷气已经太少了！人与人之间发展到除了金钱便一切换取不回的时候，是否也昭示着社会的基本人伦与民族美德开始进入沦丧的危险境地！ 我没有像黄汲清等大师那样熟读四书五经，也没有像黄汲清等大师那样沿着四书五经所规范的道德与哲学去开创自己的人生。不过，有一点我似乎已从他们的身上悟出：凡是太多书卷气的人，凭着他们刚正不阿和天真的性格，一旦遇上小人和政治的时代，吃亏便是他们无可逃避的现实。 怀着对新社会和对共产党的那种渴望与敬佩的心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崭新时代的黄汲清等一批科学知识分子，他们对一些过去未曾经历的新事物，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不安和恐惧，那就是政治和阶级斗争。 李春昱、谢家荣……还可以列出一批知名人物，他们凭着自己的性格，敢说敢做，最后必然导致了自己不堪回首的命运。要我看来是他们都太不懂得政治。 政治是什么？词典里有两种解释：一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二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任何阶级的政治都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和取得统治地位为目的。 我想，大师们都是从蒋介石反动政治统治下走过来的人，不会不明白这两种随手可以在词典中翻到的名词解释。不过，很明白他们对后面的任何阶级的政治都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和取得统治地位为目的那句话缺乏深刻理会。要不然也不至于最后导致在政治斗争中需要指出的是：有时并非是政治缘故，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比政治隐晦得多的原因毁灭自己或毁灭自己的学术思想。 在解放后的一场政治斗争中，地学界的大师们真正尝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黄汲清、谢家荣，还有李春昱等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被划入右的一类，纷纷从政坛和科坛上落马。 之后，围绕谁是大庆油田真正发现者的名利之争开始。紧接着，便是资产阶级反动阵营和无产阶级革命阵营你死我活交锋的文革运动开始了。那时，地学界的革命学术权威，在发现大庆油田的卓越功绩下，如同太阳一样光芒四射。而革命学术权威的对立面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此时已老的老，死的死，溃不成军。黄汲清在此时此刻便被光荣地推举为这一阵营的统帅人物。他的地位，他的名望，尤其是他的大地构造理论，正好是从苏联引进的修正主义加资产阶级的洋货。他当这个角色在革命派看来，是再合适不过了。黄汲清的运气从此来了，他还没有来得及从大庆油田是谁发现的一团疑云中抬起头来，那轰头砸脑的天庭巨雷，如鼓点般地向他袭来…… 他被打倒了，批臭了，扔进了地下狱室。后来又被一脚踢出北京，遗送到江西峡江的一个农场。他不仅被剥夺了工作与科研的权利，而且连做人的基本尊严都不给。 那时大师已经65岁，精神和肉体的严重摧残，使他瘦得不像人样。为了保证夫君能有勇气活下去而同往农场的老伴，一次偷偷从农家买得一只鸡，想给大师补一补。谁知被人发现。造反派派去的管教干部指着大师的鼻尖骂：你这个老资产阶级腐朽，怎么，想补好身了——跟我们无产阶级作斗争？哼，看我给你补。那人把煮好的一盆鸡踢倒在地，一把揪住黄汲清的后背，直拖到批斗会上……一只不用力气就可以推倒的死老虎。数月后，北京来了一位造反派头头，他跑到农场猪棚，看见连提起来个水桶都费劲的黄汲清，以胜利者的姿态，哈哈大笑起来。 以黄汲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技术人员，不是被打倒，就是被清理出地质队伍。 黄汲清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几乎全部被下放劳动。他的大地构造研究室等一批机构被撤销。 更严重的是，几代人苦心经营起来的中国地质教育单位由于设立和培养的都是黄汲清资产阶级式的专业课程而被停课、下放、撤销。现在的中国地质大学有两个校址，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武汉，就是在文革时，上面一声令下，把学校的教师、器材、研究机构统统赶出北京，先迁至湖南石门，后又移至湖北江陵，最后才迁到武汉市。一个拥有上万人的名牌大学，经得如此折腾，真可谓文革一大奇观。代表红色革命势力的人要的就是这样，不然黄汲清他们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徒子徒孙们的阴魂散不掉。 地质队的状况更荒谬了。不管你过去和现在是干什么的，你都必须学习和反复学习地质力学。江西有个物探队的技术干部说：我从事电测工作学地质力学干吗用？上面的人回答他：地质力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地质领域的具体化，你不想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工作，还想用黄汲清那一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啊！更为可笑的，有人竟将什么地质工程师布钻孔，孔孔落空；老贫农布孔，孔孔见煤一类话编成经验，在报刊上大吹特吹……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时光已经移至1971年。 这一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鼓动了数栽四海翻腾云水怒的毛泽东，显得异常疲劳。他的最亲密战友野心家林彪一直在盘算如何（解决了林立果谋反分子对毛泽东的代称笔者注）登上国家上席宝座。几个月后，林彪彻底背叛，最后摔死在蒙古乌兰巴托以东的沙漠里。 毛泽东万分沮丧地低下头颅。他自然顾不及他那亲自树起的大庆、大寨等红旗，此刻他最关心的是如何抓好林彪一直控制的人民解放军部队。 第二十二章 1971年4月29日，北京医院急救手术室一位虚弱的老人在被胸部剧烈的疼痛折磨中，缓缓抬起眼皮，想说什么，又没有说什么就闭上了双眼……一代名流李四光，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在痛苦的手术台上度过的。 李四光是在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刻，突然病逝的。当时，外界人特别是地学界谁都没有猜想到，连他本人也自称至少还能活六七年。 但他死了，死得很突然，也很平静。 然而，在当时的外界社会里依然不平静，地学界的学术与政治上的斗争依然充满着火药味。 至于对李四光的个人评价，在地学界后来众说纷纭。在李四光去世十二年后，另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著名地质学家尹赞勋，在已知自己生命行将结束时，回首地学界往事，写下了一首无题七律旧体诗，很让人回味！ 章丁翁李四大家，今后地质遗响大。 万人敬仰章夫子，戡乱战犯脚下踏。 一分为二是规律，评人不要简单化。 四人评价不定案，妄想地质向前跨。 名列第四李四光，建国前后不一样。 前尊后敬我有变，不知同行怎样讲？ 地质创业第一人，遍查历史无与伦。 丁翁地阀两头目，莫惜笔墨赶著文。 尹赞勋也算是除章、丁、翁、李之后中国地学界元老了。建国后，李四光为官的第一个副手就是他，当时尹赞勋出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来他当过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常委，北京地质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等职。老先生一生耿直，从不这个派那个派，因而他对李四光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 正本清源，两度上书邓小平；黄汲清一石掷海，激起千层波澜。科学大会上，群英座序，一纸定终音…… 黄汲清并没有想到自已能活着从江西五七干校的喂猪场回来。他戏说要感谢林彪，因为如林副统帅不死，他的那把老骨头就可能埋在峡江土地了。 1972年春，当了四年猪馆的著名科学大师黄汲清回到北京。他与老伴在子女们搀扶下，摇摇晃晃地走出车站时，大师眯着双眼，嘴里不住地说肴含糊不清的话语。 “爸爸，您老活着回来是幸事，就别再念叨以前了。啊，身体第一……”子女们一边抹着泪一边在旁边不停地劝说。 “嗯？我没事，我是在唱歌呢！”大师猛地驻足，一把将老伴拉到身边：“不信问你们妈。” “真的呀？”子女们喜出望外。 老伴陈传骏苦笑地点点头。 “来，我们一起唱。”这回大师的发音很清楚： 锤子右手囊在背，前行前行复前行。 越大山，爬峻岭，打完了石头唱个歌儿听。 大家同打又同唱，响不尽的鍾声和歌声。 前行前行复前行，莫辜负了少年好光！ “妈妈你怎么也会唱呀？”女儿洁生简直开心坏了，搂着母亲直问。 母亲长叹一声，脸上泛出一丝久违的微笑：“三十年了，那时你爸常哼这首自编的歌，来哄你弟呢！” 是啊，整整三十年了。大师举目当下遍地狼藉的大字报、红海洋，回首年轻时代的往事，心头不由凄怆起来。那个时候，就知道科学救国，啥政治不政治的。只要锤子一拿，行装一背，就投入到大自然里了。1942年8月的一天，黄汲清和地质调査所的同事李陶、曾鼎乾，登上家称天府名岳的华訾山考察。晚上他们住在老乡家，一大早啃几个熟红薯，喝一碗汤就往山上走。登至1500米的山峰时，正值中午。三人拿出饭盒野餐起来。这时，耳边忽闻一阵又一阵高亢、悠扬的歌声。原来，是半山腰一群躬耕的农民在唱山歌，那歌声深深地吸引了生性好动的黄汲清。伙计们，我回去编一首顺口溜，明儿个也像老乡们一样唱出来怎么样？李、曾一听黄汲清的话，拍手叫好。当晚，黄汲清便在昏暗的櫚油灯下，整理完一天的野外资料后，就左吟一句右哼一句把这首自命为靑年地质学家的山歌给编了出来。后来，三人坐在床头，模仿着四川山歌小调，你一声我一腔地唱开了。黄汲清的这首杰作后来还真在年轻地质队里流行了一时。 大自然是浪漫的，然而现实却是十分的晦涩。 黄汲清回到北京的第一个窘境是，他连最起码的一个栖身地几乎都没有。1969年离京时，他家尚有四间房子。可此次回京，只给安排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看来虽然猪倌不当了，但还是属于牛鬼蛇神一类。更使他不能容忍的是，他苦心经营并为中国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大地构造研究室也被无情地撤销了。 那段时间里，黄汲清一直处在极度的悲痛与忧郁之中。他觉得自己真正的老了，快死了。当年的恩师们都死了，当年一起跋山涉水周游世界的地质调查所的好友们也死的死，老的老，没几个中用了。自己是研究地球科学的，而现在虽然猪倌不当了，可依然要职务没职务，要工作没工作，要助手没助手……唉，人活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意义呢？有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是啊，我也七十了，该去天堂见章、丁、翁还有李先生了。不算少了，比起谢家荣几位好友，自己还不是白拣了这七八年嘛！ 大师绝望了，麻木了。一天清晨，他没有跟谁打招呼，独自拄着拐杖走向玉渊潭湖——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长篇评述文章，题目是《独立自主，高歌猛进评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马路旁的高音喇叭里，正在播出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有什么听的，每天都是假大空！大师过去一向有听新闻的习惯，可今天他不想听，没用，听了也没用。他加快了步子，力图想摆脱追到耳边的喇叭声。可是见鬼，他越想摆脱就越摆脱不了…… 在我国科学技术战线上，常常听到用争气、争光给科研成果命名。每一个这样的名字，都有一段不平常的来历，都包含着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科学技术的雄心壮志。 在我国地下找到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件事，也是和这样的争气、争光分不开的…… 嗯？说找石油的事呢！听听，听听他们怎么说的。大师的双脚一下停住了。 多少年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一直在散布中国贫油论。他们的专家、权威论断说，已知的油田大都在海相地层中，而中国大部分是陆相地层，因此不可能储藏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石油。按照这个论断，中国就只有永远靠洋油过日子。我国卓越的科学家李四光和年轻的地质科学工作者却不相信这一套。他们满怀信心地说：石油就像一个浪子，在地底下到处跑。虽然不好找，但总是有规律可以探索。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它找出来！李四光根据我国地质构造的特点，运用地质力学方法，研究地壳运动规律，认为在我国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有着良好的生油和储油条件。他根据这一全新的理论尖锐地指出，说中国贫油，那是形而上学，结论未免下得太早了…… 听听，又是万能的地质力学！大师对天长叹：我们都形而上学哪！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地质工作者决心跑步前进，为祖国开发石油当好侦察兵。几年之中，他们转战南北，根据李四光提出的理论，在辽阔的国土上作了大量地球物理勘探的工作，一口气钻了几千口井，展开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査工作，发现了不少储油的远景地区，初步证实我国有着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但是，找油的道路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有一个地区，处在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按理说，应该找到石油。由于中国贫油论的影响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还没有完全肃清，这一带无油的洋框框也就打不破，所以开头几年，找来找去，没有收获。有的同志泄气了，甚至提出放弃这个地区，结果使这个地区的石油普査工作在几年里几次上马又下马。但是，石油普査的工人们却相信自己的地质科学，他们坚决主张打回老家去再找。工人们的意见得到了李四光的热情支持。他说，工人同志说得很对，我们要打回老家去，这个口号很有意义。早在八百多年前，宋朝科学家沈括就在我国发现了石油，并且说：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穹。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条件这样优越，一定要下决心啃这个硬骨头。随后，他根据大量野外观察资料，如数家珍谈了这个地区的山山水水，每块髙地、每条沟谷的地质构造，并且指出应该在哪里打钻。普査队按照新的部署打回老家去，结果短短一年时间，就找到了一个大油田。 各路普查队的侦察兵们，接二连三地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喜：发现大庆油田了，发现大港油田了，发现胜利田了——一个又一个的新油田被发现了……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他们又在说谎话！说得无边无际了！大师愤怒地用拐杖在水泥地上猛地戳击。不行，我得把大庆、还有大港、胜利等等油田的发现真相给全国人民说个明白，不然，这事就会沉怨千古了！刘毅被整死了！谢家荣自杀了！当年普委的负责人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再不把真相说出来，还有谁说得清楚呀！我不能死！我不能这样让全国人民、让子孙万代，还有毛主席他老人家蒙在鼓里听谎话。我要说，即使有一口气也要把大庆油田发现的真相给说个明白！这不是我个人的事，这是历史，这是一代找油人用生命和心血凝成的历史。我不说就是有罪，就对不起像谢家荣等许多巳经死去的科学家和同事好友们！ 大师愤然折回身，步子变得异常有力。他要活下去，直到可以痛痛快快彻彻底底把大庆油田的事说个明白为止！ 他活了下来，活到了一声春雷平地起的粉碎四人帮的十月。 他活了下来，活到了拨乱反正，科学和知识得到尊重的春天。 “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小平同志终于出来！” “是吗？拿来我看看！快！” 黄汲清从儿子手中抢过报纸，他看着看着，热泪顿时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泄不止……多少年的委屈，多少年的积忧，此刻一齐涌上心头。 这一夜，大师翻来覆去睡不着。凌晨两点，他干脆爬了起来。他推开窗户，遥望明月当空的天际，心潮澎湃。他想了很多很多，是啊，国家遭受了那么多年的浩劫，百业待兴。可是中华要振兴，科技和知识最重要，而十多年来，在林彪、四人帮淫威下，科技界、知识界的一家独言，假大空现象太严重了；党的双百方针得不到恢复，广大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应拨乱反正。 黄汲清想着想着，忍不住铺开一叠稿纸，向他尊敬和熟悉的老上级邓小平敞开了一位爱国科学家的心扉…… 小儿子黄渝生告诉我，他父亲的这封信发出后，邓小平很快作了重要批示，特别强调了科技界包括文化艺术界一定要执行双百方针。这个批示尽管没有给黄本人传达，但后来在科技、文化、教育等知识界出现的万千新景象，特别是之后不久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是多少与黄汲清的这封信有着关系的。 值得一提的是，黄汲清本人的问题，也在当时的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孙大光（总局即后改为地质部，孙大光任部长）的亲自过问下，得到了彻底平反，并恢复了他在十几年前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之职，他的大地构造研究室也重新组建了起来。大师的一家老小终于结束鸡笼式的拥挤生活，搬进了三里河部长楼。 当时在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关心、过问下，全国性的拨乱反正，使得文革和历史上遗留的许多重大问题得以正本清源。 黄汲清是个急性子，他想到那么多年来关于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冤冤屈屈，是是非非，该到了向党和全国人民说个明白的时候了。于是就在1978年1月11日，再度向邓小平（因此信请方毅转交邓，故方也是收信人之一）发出一封信。这封信是我在行将完成此文时才得到的，又是大师生前的一极其重要的珍贵文献，他在里面不仅阐述了大庆油田发现的问题，而且牵涉到对李四光及其地质力学理论的看法。在地学界至今仍盛传李四光和黄汲清是老对头的一类说法，为防讹传，故我在这里将黄给邓小平、方毅的信全文抄录下来，以供读者了解得更清楚些。特此说明一点：由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信中有四处写到“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字样，我把它略去了，其余的全文如下： 我在去年6月14日曾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了地质系统长期以来不能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实际情况，党的十一大之后不久就听说邓副主席对我的信作了重要批示，强调总而言之一定要执行双百方针。尽管邓副主席的批示至今没有向我传达，但是当我听到这一消息后，心情异常激动和兴奋，因为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信件的批示，而是代表了党对我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巨大关怀和支持。此后不久，我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有了改善，大地构造研究室正在着手恢复。我衷心感谢党、感讲邓副主席，只有打倒四人帮才能出现这种大好局面，我国地质科学事业才大有希望。我决不辜负党中央的殷切期望，我要为繁荣和发展我国地质科学事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我晚年的全部精力。 但是，在给邓副主席的信中，我当时没有反映存在于地质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东部的大油田包括大庆、胜利、大港、长庆等油田到底是怎么发现的。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个问題直接牵涉到我个人的历史作用，而我不想为个人争荣誉，只希望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地质界能够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出现一个生气勃勃的局面，各地质学派能在平等的自由讨论中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以利于地质科学的迅速发展。然而现在看来，不把这个问题反映出来，不说清楚，在地质界真正落实党的双百方针，充分调动地质战线广大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有很大困难的。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一再号召我们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反对务虚作假、见风使陀、投机取巧；反对华而不实和任何虚夸；提倡实事求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我深感有责任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有责任把地质界的这个重大问題反映给你们。 我国东部几大油田普查工作是1955年初在当时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简称普委会的直接主持下开始进行的，当时我作为普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提出了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即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普委会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普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很快作了部署，开展了工作。我的建议是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这一理论是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教授和我在四十年代初期分别提出和发展起来的，我的大地构造观点是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实践而提出的。这一历史事实是普委会广大干部、技术人员都知道的。在此之后，我又编制了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把上述四大地区用橙红色明确圈出，并于1957年3月8日在全国石油普查会议上，配合这张大型挂图，作了题为《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学术报告。普委会及下属松辽普查大队经过1955、1956、1957年三年的工作，初步证实松辽平原存在有利于含油的地质构造。1958年4月17日在松辽平原达里巴村的南17井钻出油砂。之后在三十余口井见到油气显示，从而完全证实了松辽平原的含油远景。华北平原和其他地区在以后几年也相继被证实有含油远景！不久前我查阅了1955年至1960年期间所有有关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工作报告和资料，谁知他们都采用了我的地质构造理论和学派术语，而并无地质力学的逻论和术语。这是无可争辨的事实。我谈这些并不是宣杨我个人，而是因为这一科学历史事实被篡改了。如果要谈功劳和贡献的话，那应该完全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普委会广大干部、职工的辛勤劳动。我个人只是完成了我应尽的责任。 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有讹传，说什么我国东部油田是根据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而发现的。197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独立自主，高歌猛进》一文，首次错误地报道了这一讹传。以后几年，这种错误报道就多次出现！考虑到这是作为我国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加以报导的，为坚持科学的严肃性和正确性，我当时曾向有关科学部门负责同志反映了我的意见，但那时正值四人帮横行，我的反映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打倒四人帮，人民大解放，科技大解放。去年9月18日党中央正式发布了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为迎接全国科学大会，上级要求上报建国以来的重要科学成果。我考虑到我国石油工作的发展是我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办工业办科学的一个典型，是建国以来我国最重大的科学成果之一，是为中国人民争光，为社会主义祖国争气的极好事例，因此我把我在1957年作的学术报告《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等材料上报给地质总局的科学大会筹备小组。对于我国寻找石油的真实经过也向地质总局的负责同志及有关科技部门的负责同志作了当面汇报。 但是长期以来在地质系统就有少数领导同志不执行百家争鸣方针，压制不同学术现点，在我国东部油田的发现上甚至弄虚作假，不頋事实地胡乱吹嘘。如果说这在四人帮猖橛的日子里还算情有可原，那么在四人帮已被粉碎一年多的今天再继续这样做就是犯罪。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最近在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4日和红旗杂志1977年第一期上分别刊登的以国家地质总局理论组名义发表的两篇文章：《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向地球开战》和《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在这两篇文章中除了继续坚持所谓用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到大庆等油田的不符事实的说法之外，又进一步制造了李四光同志亲自指导这项工作的谎言。我不知道他们这样说、这样做，到底拿得出什么样的证据。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我的心情自然是沉重的。我现在已是身患疾病年过七旬的人了，痛感精力有限，何况还有其他很多工作等待我去做。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我只有坚持科学真理的义务，而没有容忍说假的权利。每当我重溫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每当我看到我国地质科学要发展要前进，每当我想到战斗在高山深谷的广大地质战士对自己的期望时，这种责任感就更加强烈，这种义务就不容推辞。因此今天我决心給你们写这封信！ 对于地质界的这一重大问题，我的态度是： 第一，已故李四光同志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在蒋匪帮执政期间他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蒋匪的利诱；建国以来，他拥护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和爱护。在地质科研中他持续不断地进行了五十余年的努力，有不少发明和创造，形成一家之言。在他担任地质部长期间，我国地质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地质部进行了大量的石油普查，为我国东部几大油田的勘探和开发铺平了道路。把李四光同志作为科学技术界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来树立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尽管我对李四光同志倡导的地质力学在某些观点和方法上有不同看法，尽管他的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并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我仍然认为地质力学作为一个中国人独创的学派和其他学派一样都应当积极发展。这种发展应该是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提倡的双百方针为指导，在自由讨论中辨明是非并在实残中加以检验，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那种把一种学派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是辨证唯物主义的；而把其他学派说成是绝对错误的，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做法本身就是违反辨证法的，是非常错误的。 第三，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这是事实。在这个问題上弄虚作假，对党的事业不利，对李四光同志本人也不利。据我所知，李四光同志本人生前并没有说过大庆油田是根椐地质力学理论布置普查而发现的。敬爱的周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在第三届人大期间的报告中并没有把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理论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余秋里副总理在去年7月13日国家地质总局学大庆会议上，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中把大庆油田的发现和树立李四光同志作为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非常明确地加以区分，这才是科学的正确态度。 最后我真切地希望党中央派人对我反映的上述问题进行全面的和客覌的调查，做出公正的结论。我希信在党中央领导下，这一问题一定会真相大白的。 信很快转到了邓小平手中。从日期看，中途除了必要的程序外，几乎是一步登天。黄汲清于1月11日把信写好后，当日让小儿了渝生抄写签上自己的名字，第二天又由儿子陪着亲自送到国家科委请有关人士呈送方毅。15日方毅圈阅后，转呈邓办。18日，邓小平就见到了信，并作了重要批示：如有可能，最好把问题了解和澄清一下。 邓的这个批示是批给当时主管计委和石油工业的余秋里、康世恩二位副总理。 余秋里又将批示转批给袁宝华、孙大光等。 因为是地质部门的事，所以最后还是落到了当时的囯家地质总局头上。孙大光对此极为重视，并责成有关方面按照邓小平的批示组织力量迅速调查了解。 最后这件事落实到了地质总局的石油组即石油局。 第二十三章 三个月之后的1978年5月27日，由石油组完成的一份《关于黄汲清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所反映问题的调査报告》，以国家地质总局名义，呈送给邓小平及有关领导。 我从地矿部档案室査阅了这份文件。上面的签发人不是孙大光。 这份出自石油组的调査报告，用黄汲清自己的话说是批判了我的信件的某些内容，也就是说是有针对地对黄给邓小平的信进行了反驳。 我看后的感觉是，不管当时的地质总局领导还是石油组的人，对办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但其指导思想至少在情绪上多少是与黄的信有一定程度的对立。臂如，黄给邓的信中，一开头就提及了曾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了地质系统长期以来不能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实际情况，这顶大帽子戴在谁的头上都是不好受的，尤其是在地质总局的领导人看来。因此，调查报告对黄的这一类问题上的看法作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说了在地质部门的石油地质工作中，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尊重各派学术观点，发扬技术民主，提倡百家争鸣，吸取各家之长，指导实际工作。基层的同志叫做多路探索，殊途同归一类的话。其实，黄汲清向邓的信中指出的地质系统在学术上的那种不正常现象，是指的文革以来的状况，这是事实。 还有一个例子能说明一些问题。1969年，周恩来接见地质部的代表时问北京地质学院的张振国，说：“你们教的是哪一套东西？”张回答说：“是黄汲清那一套。”周问：“黄汲清是哪一套？”张回答说：“是苏联那一套。”周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教李四光同志那一套？”周恩来与毛泽东一样，对李四光是很看重和尊敬的（我理解他说这话的意思是李四光同志是有创造性的周原话笔者注），作为中国的地质教育机构，应该好好学习和继承。周在这里提倡教李四光的那一套，并没有说不能教黄汲清的那一套，但下面的人听了就不是这个意思了。之后，地学界便出现了全面否定黄汲清的那一套，而抬出李四光那一套。这种风气一直延至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受到左的影响，文革开始后，黄汲清的那一套便当作了苏联那一套。文革时以批修正主义为核心，黄汲清是苏联那―套，这等于宣布了他的学术及他政治上的死刑。显然这已不是所谓的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了。其实，黄汲清的那一套除了他继承传统的地质理论外，更多的是他把这种优秀的传统地质理论，运用到了中国的地学实际情况的科学产物。据我所知，他的那部被中国乃至国际地学界几十年来一直视为经典之作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就是突出的例子。对此，另一名著名地质学家尹赞勋有过比较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尹在八十多岁高龄时曾感慨说：“每每想起1945年黄汲清拿来当时西方构造地质的精神，处处融合国内实际的杰作，不禁感愧交加，感的是他拿来宝物用于中国，有发展，有创见；愧的是我未能步其后尘，缺乏结合中国实际的创见（见尹回忆录往事漫忆第126页）。任何一门科学学说，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与发扬才创立的。如果黄汲清的那一套就是因为继承了外国的优秀东西而要被讨伐，被当作修正主义的黑货全盘否定，那么继承外国先进的马列主义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又该怎样处理呢？” 文革之后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地学系统的非百家争鸣局面不是没有，而是非常严重，这是毋庸争辩的历史事实。 调查报告的另一个突出点是，尽可能地说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与找石油、与大庆油田发现是有关系的，同时也指出了李与黄作为不同的学术观点，所担任的不同职务，因而在其中所起着不同的作用。对黄的评价也是贬多于褒。有一点还算客观，那就是这个报告里也明确指出了在我国的石油普査工作中，黄汲清是有贡献的。不过，李四光的这面旗帜显然不能倒！ 实事求是地讲，能在1978年全国拨乱反正尚未结束，十几年来左的思潮在一些部门、一些领导人的头脑中还相当严重的年代，国家地质总局的这份调查报告已是比较进步的了。然而，它并没有完成邓小平要澄清的指示精神，大庆油田的发现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开的谜。地学界的左和神的影响仍很严重。 75岁高龄的黄汲清于1978年再度当选第32届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又一次成为中国地学界领袖人物。如果说四十年前，年仅35岁的黄汲清被地学界推举为第15届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是因为他的卓越才华的话，那么四十年后的今天，当他再度当选这个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则是对他从反右到文革以来的二十多年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给予历史的纠正。像黄汲清这样在相隔近半个世纪的两个时代，两度获得如此殊荣，在中国科学界绝无仅有。同年，他又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秀。10月份，他代表中国地学界赴纽约出席美国联邦地调局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会。在同国内外地学界同事的交流与接触中，他越来越感到中国科技界知识界受左的影响太深太深，如果一些因文革而树起来的科学事业上的神话与旗帜得不到正确的解决，中国的科技事业就不能向前很好地推进。于是，这年11月14日，他在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的激励下，在全国科协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围绕双百方针和大庆油田发现问题，首次在公开场合扔了一颗震动当时整个科技界的原子弹——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今天原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想讲四个現代化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双百方针的问题。因为下面发言很多，不愿意多占同志们的宝责时间，想集中时间讲第二个问題，那就是关于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題。这是文艺界的问題。我是学地质并搞地质工作的，我们地质部门从前叫做地质部，现在改为国家地质总局。在学术方面一向有两种不用的学派，一个是以前部长，已故的李四光同志为代表，他所创立的地质力学派；另一派是我们所提出的大地构造派。之所以称两个学派，主要是由于李四光同志著了一本中国地质的书，翻译成俄文。我写了一本中国的大地构造一书，也翻译成俄文，这在苏联专家中有相当的影响。我们大地构造学派，理论基础也不过是欧洲的，没有什么新的基础。不过，1945年特别在解放以后，总结了中国的和国外的大地构造特点，提出来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多旋回构造运动的概念。所以我们这个学派也叫做多旋回学派。去年人民日报上面有一篇小文幸也谈到这个问题。 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张文佑同志吸收了地质力学中的新内容，増加了力学分析范围概况，提出了断块构造这个概念。中国矿业学院的陈国达教授，又把苏联早先提出的地质活化学说发展一步，提出了地洼说这个概念。在七十年代初，由于我们中科院的尹赞助同志首先给我们介绍外国的所谓板块学说，于是乎板块学说在我们国家流行起来啦。所以，我们地质界出现了四个、五个，至少三个不同的学派，这是一件好事。不是毛本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出现不同学派，正是毛主席百家争鸣的基础。 李四光同志生前自己也认为他的地质力学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还应该进一步得到发展，在他很多的讲话里也都谈到了。李四光同志在哲学上是进步的，在学术上成就是非常大的，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把他作为又红又专的旗帜来树立，我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在他去世以后，特别是1974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独立自主，高歌猛进》，这篇文幸把地质力学吹捧得天花乱坠。从那以后，许多报刊杂志就不断地对地质力学大吹大捧，把它捧到吓人的高度，好像这个学派、这个学说不仅可以解决地质矿藏上的重大问题，似乎很多问题都解决。就这样用行政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地质力学。比方简单说一个例子：让各省、市、自治区的地质队写报告的时候，都必须用地质力学观点来写，否則，就不予验收。还让各大区地质研究所都成立一个地质力学研究室，并在各省开办了地质力学讲习班、训练班等等，每次都有好几百人参加。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利用行政命令压制不同学派。例如有一个地质学的老专家，他多年搞板块构造的研究，并且也列入了计划，所里领导支持他，派了六个年轻干部和他一起工作，这是个好事嘛。但不久，就被停止活动，这六个人就给送走了，解散啦，就不搞板块构造了，他本人的项目就給取消了。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主持一个大地构造的研究室有二十多个人员参加工作，但是，在1972年以后，研究室就取消啦，撤销啦。人分到其他地方去了，有一部分合并到地质力学所啦。我自己成了光杆司令了！ 会场上一片哄笑声。 我在1974年，提出一个研究题目，叫做中国东部的构造岩浆情况的研究，着眼在找铁矿、铜矿。题目1974年提出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落实下来，最近才有一个人来参加这个工作，工作一直搞不上去。甚至有人把不同学派的争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看，说地质力学是土生土长的，是辨证唯物主义的，是最适合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学派是洋框框、洋教条，或者是唯心主义的。更有甚者，有的人在某些场合称，推行不推行地质力学，不是学术问题，是立场问题。这种把科学和哲学，把科学和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做法，已经搞了相当的时间了。 据我了解，下面基层的地质干部，地质部门有好几万，引起了很多的反响。但是，因为他们年轻，对地质力学从来不敢说一个不字，这样大胆地做这些事情，明目张胆地违背双百方针，原因是有的人认为地质力学解决了许多重大的矿产的问题、找矿的实际问题，认为许多矿产是用地质力学的观点、方法找到的，就是说，地质力学这个学说已经完全在实践中证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地质力学已经检验过了，不成问题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说，地质力学的理论对中国找石油起了作用，大庆油田、大港油田找到了，都是利用地质力学的观点方法找到的，这就是地质力学最突出的优点。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事实。 黄汲清端起茶杯，喝水。会场一片寂静。因而他在放下茶杯时的声音从麦克风中传出后显得特别大。 我对这个问题从1974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以后，进行了四年的调查研究，这个研究是秘密进行的，不敢也不能公开进行。松辽平原就是大庆了；华北平原，就是后来的大港、胜利油田，它的石油普查工作是怎么来的呢？是过去的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在1955年春天布置下来的，当时普查委员会的技术负责人是已故的陈家荣先生同我本人，如果松辽平原的大庆、华北平原的大港、胜利油田的普查布置是地质力学理论方法布罝的，为什么我们这个技术负责人却一点也不知道呢？所以发表的文章念了以后，我就很奇怪了，大吃一惊，所以就进行了调查。四年的调查内容很多，在这里不能一样一样地说了，要说一个钟头也说不完，只把主要的几点说一说。 第一点，我曾经到地质部资料馆（全国的地质矿产资料集中在资枓馆）查阅石油普查的报告、案卷。1955、1956、1957、1958、1959、1960年，这些年终报告、总结报告，我都把它详细地阅读了一遍，其中哪个报告也没有提到一句地质力学的问题。我们知道地质力学有它特殊的名词，华夏系啊、新华夏系啊、东西复杂结构带啊、全线构造啊、山字形等等，外国是没有的。如果他们采用了地质力学的理论，怎么一句话都没有提呢？再看看对松辽平原进行了很多的物探、地球物理探矿吧，航空磁测、重力啊，还有地质剖面等等的报告，我也看了，也没有一句提到地质力学的方法和运用的问题，这是一点。 第二点，华北平原、大港油田加上胜利油田吧，它的普查报告我也是一年一年的都看了都阅读了，1955、1956、1957、1958、1959、1960年的报告，我同样详细阅读了，也找不到一句提到地质力学的琛论或者方法，同样华北平原的物探资料、航空磁測、重力，我也大部分都阅读了，也没有一个报告提出地质力学是他们主持工作的基础，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过去作石油普查以后，在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大队的技术负责人名字叫韩景行，工程师，这个人现在新乡工作，我曾经当面问他：你搞的那点普查，你曾经用地质力学的观点、方法没有啊？他说，没有。 还有第四点，我也问过华北大队的石油普查的技术负责人叫孙万全，此人现在南京，问他主持普查的时候是不是用了地质力学的观点、方法等等？他说，没有。 从刚才举的人证物证来看，可以得出结论说，大庆、大港、胜利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完全无关！这恐怕是铁的事实！ 会场上，有人热烈鼓掌。 地质力学有些同志提出一个问题，说李四光同志在1954年春天在北京作过大报告，报告里面指出，松辽平原、华北平原要进行石油普查、勘探，我对这个事情进行了调查，他所指的是什么呢？那是1954年二三月份吧，李四光同志应当时石油部的苏联专家组组长塔拉非木克（音译）的邀请，在石油部作了一个地质报告。会议的主持人，是现在的副总理康世恩同志。苏联专家与李四光同志座谈对中国石油勘探的看法。的确，他作了一个报告，好像差不多用了一个上午，因为他要有翻译嘛。这个报告是在石油部作的，当时地质部门的技术人员没有去，我自己那个时候还在重庆工作，还没到北京来。这个报告发表在石油部1954年出版的石油地质一书中，这可以查。这本书我看过了，他那个书，一万多字的报告啊，最后一章，不到三百字，两百字吧。谈到找石油的问题。我看了多少遍，也看不出李四光同志怎么样用地质力学的现点、方法指出找石油的问题，没有。不过有人说，他的报告虽然是发表了，但是是很简略的了，当初的报告是很长的，还有速记做记录，这个情况你不知道了。这个事情恐怕是石油部的同志最了解情况，就是到底李四光同志除发表在石油地质的文章之外啊，还有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地质部门，特别是我不知道，或者石油部的同志知道。我们在座的有石油部的同志吧，这个事情可以进一步查明，是不是地质力学在石油部，在找油、探油上起了重大的作用。这我不敢说了，应当由石油部的同志来说。 “四人帮”橫行期间，弄虚作假的作风，弄虚作假的歪风，是十分盛行的了。否定一切与肯定一切的作风也很盛行。我们地质部门看来受到这个歪风的影响，这个歪风的袭击，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党中央、邓副主席多次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办事，真就是真，假就是假，把三老四严这样的精神贯彻下去，特别是在地质科学方面，更不用说了。科学就是求真理嘛！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我们是一天也不可缺少的。一定要把弄虚作假这个歪风压下去。 又一次热烈鼓掌。主席台上科协代主席周培元的鼓掌尤为引人注目。黄汲清直了直身子，继续发言： 现在我在这儿提出我的希望，也就是两个意见吧。第一，今后是不是不要在报纸或杂志上面吹嘘地质力学的理论发现了中国东部的大油田，不要再这么吹嘘了。第二，今后，地质力学这是一个学派了，应该让它发展，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其他的学派、理论是要和地质力学一样，同样有机会发展，这样提要求是合理的。 我刚才谈的问題，不光是地质界的问题，也不光是双百方针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的地质科学如何能够更好地成长和发展的问题，广大地质工作人员如何把自己的才力和潜力完全发挥出来，更好地为地质工作服务的问题，带动整个科技界的双百方针的问题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个大问题，是个重大问题，不是一个小问超，决不是一个两个人的斗争问题。 我诚恳地希望，全国科协能够组织一个调查小组，把我上面讲的问题，切实调查一下，认真地调查一下，搞个水落石出，是比较合适的，恐怕还是必要的。我今天的发言，自己认为胆子是相当大了，恐怕错误是很多的，请同志们批评！ 黄汲清离开讲台时，全场的掌声持续了几十秒。 不过，也确实有一部分人没有鼓掌。他们是谁，黄汲清清楚，代表们也清楚。 读者看到此处，一定会有些烦（我引用大师的原文、原话太多了）。不过我认为没有加进任何色素的原汁原料，比我用文学语言来叙述要好得多。因为这是历史的真实，而复杂的历史是不应该去着意雕琢和加工的。十五六年后的今天，我们再看黄汲清的这个发言，似乎并不觉得有火药味，然而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8年、1979年时，他在科技界尤其是在地学界所产生的反响简直难以用语言来表述。 正面的反应是：中国的科技界、知识界要彻底打破左的思潮的干扰与束缚，就得像黄汲清这样敢于站出来说真话。 另一方面的反应是：毛泽东的遗体未凉，大右派又开始反攻了！李四光和地质力学理论，是毛泽东在世时充分肯定的，否定李四光和反地质力学，就是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 有人甚至扬言，要把黄汲清从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的位子上拉下马，将他拉到李四光的墓前向自己的老师磕头！ 不过，后来好在两个凡是的风刮过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党风原则，使黄汲清幸运地摆脱了来自各方的重重压力和抨击。 1981年，新时期中国科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此次会议既是对文革十几年来的拨乱反正，又是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被提到振兴民族、实现四化的这一划时代的高度。会议之后，国家科委作出了对建国以来科技领域的重大发明、发现、成果进行表彰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科技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广大科技人员接受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成果进行一次意义深远的大检阅。 为了做好此次牵涉面大、非同凡响的表彰活动，组织者根据邓小平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坚持一定要使表彰有实质性，即谁搞的就是谁的，不能搞像以往那些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之类无头无脑，与发明人、发现人不着边际的结果。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评比，功名在此一举。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活着的和死去的人都有份，谁都不要亏了谁，谁都别想压谁。中央最高领导层对此次大评比一再这样强调。 说说容易，可具体操作起来就难了。要不然科委也不会让大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来具体主持这项工作！钱三强很快发现，这项工作并不比他与同事搞导弹、原子弹轻松多少。 大庆油田的发现就让他挠头。 第二十四章 根据科委发出的通知精神，凡是参与发现、发明成果的人都可以申报。这一申报就搅成了一锅粥。为啥？因为地球科学不像其他搞原子弹、氢弹等发明创造人，张三李四干的一清二楚。地球科学常常是一种理论，一种预见，一种从一块标本、一张图纸再转化为学术报告的玄学。谁是发现大庆油田的功臣，惟一可依据的无非是两种人，一种是提出找油的理论，一种是在实地工作的。第二种人好确定，像韩景行那样。而第一种人就太复杂了，过去几十年一直说的是李四光用他的地质力学找到了大庆油田，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钱三强有些招架不住了，因为在关于谁是第一个或者谁在发现大庆油田的地质科学上起到关键与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上，他收到的申请报告就有几十份。这中间自然有听惯了的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也有谢家荣、翁文波等大名和许多过去或现在都不曾听说过的人名。 黄汲清开始并没有申报，后来听说这种情况后，他觉得自己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发现大庆油田的早期地质普査勘探工作主要组织者，非常有必要站出来把事情澄清。于是他在同事们的鼓励下，向科委呈上了自己的申请报告。 好在发现大庆油田时的许多当事人还健在，对某些人的抢功行为很快得出了结论。最后的焦点又一次集中在李四光及他的地质力学问题上。 地质力学对发现大庆油田到底有没有关系？钱三强亲自上门征求黄汲清的意见。 黄汲清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无关。他拿出几年来为查清这件事而与李奔、呂华等几位重要当事人的谈话与书信材料，结论仍然是：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毫无关系。 为了慎重起见，科委相继召集各方有关人士，先后进行了四五次座谈会，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和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到最后，支持黄汲清的意见占了多数。 紧接着就是一个根本问题——李四光在发现大庆油田上到底有没有功劳？有人说，既然他的地质力学理论与发现油田无关，那么他就不该列名上榜！ 大家的目光集中到厂黄汲清身上。这是因为，一是黄汲清是坚持认为地质力学与发现大庆油田无关的代表者。其二黄汲清是惟一还健在的当时决策对松辽平原布置普査任务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三是他是地学界最高权威人士。他的意见无疑起决定因素。 钱三强再次上门走访黄汲清，同时也请他到评审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黄汲清终于发言了，他的发言大出人们所料：“过去我在不同场合，都不止一次说到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与发现大庆油田无关，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历史事实。但今天我们评议的是哪一位科学家对某一项发明、发现成果上作出的贡献。如果论贡献，李四光同志作为一名科学家，同时又作为当时主持地质部工作的领导者，他对发现和开发大庆油田上的贡献，是卓著和巨大的。我们谁都不能而且也是无法抹杀的！” “鼓掌，鼓掌啊！”钱三强激动地站起来对大家说，然后他走到黄汲清面前，紧紧地握住大师的手不放：“谢谢！谢谢您。”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结局。这是一个让人心服口服的结局。 很快，国家科委对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学工作这—项目中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进行了排名。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单排序，这是人民和历史给予在二十世纪中国科技界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大庆油田中那些作出贡献让子孙万代永远铭记的科学家的名字，他们是：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韩景行、朱大绶、吕华、王懋基、朱夏、关士聪（地质矿产部）、张文昭、杨继良、钟其权、翁文波、余伯良、邱中键、田在艺、胡朝元、赵声振、李德生（石油工业部）、张文佑、侯德封、顾功叙、顾知微（中国科学院）。 1982年7月，国家科委举行降重的颁奖仪式，黄汲清大师作为这个项目的一等奖获得者代表，走上主席台，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金光闪耀的证书还有每人50万元奖金。 许多人从大师的眼里看到那隐隐欲出的晶莹的滚动…… 是啊，这场中国科技史上最大、旷日持久的争议总算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果。过去的一切恩恩怨怨都该结束了！ 是的，过去的该结束了！明天，还有新的油田，新的伟大事业在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