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领袖·曼德拉传》 译序 在人类历史已经跨入20世纪80、90年代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非洲大陆最南部国家——南非仍然存在法律所认可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我们尽管不能说今天的世界已完全实现了种族和民族的平等，但至少这种种族、民族的不公平不会在法律尤其是在国家宪法上明确标示出来。由于历史上众所周知的原因，南非的黑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在各种各样的种族歧视的法律法规的束缚下，政治上完全没有公民权，经济上倍受贫困的煎熬，在社会生活中更是处处碰壁，低人几等，正像他们的领袖曼德拉所感受到的那样，他在南非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自由人，自由的感觉是他第一次离开南非后才觉察到的。 存在剥夺和压迫的地方，就存在为打破这种剥夺和压迫而进行的斗争。纳尔逊·曼德拉正是为结束这种种族歧视而带来剥夺与压迫而进行英勇斗争的杰出的黑人领袖。 纳尔逊·曼德拉在1918年诞生于乌姆塔塔附近的库努村。他出身于滕布人王族，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在黑尔堡大学期间，因参与学生罢课而被停学，在抗拒指定婚姻时逃走并开始走上了反抗南非盛行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道路。在重振非洲人国民大会之后，逐步成长为非国大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非洲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斗争。在斗争之初，非洲人国民大会奉行了传统的非暴力斗争的策略。在国内白人统治政府屡屡以暴力对付非暴力的和平示威、游行运动之后，特别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宣布为非法并被取缔之后，斗争走向地下，不久，曼德拉在领导地下斗争并在创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力量——“民族之矛”后不久被捕。在审判中，他不仅全面揭露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给全体非洲黑人所带来的深重苦难，也进一步阐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种族和解和种族平等以建立新的民主南非国家的设想。尽管曼德拉的发言赢得了人们的阵阵掌声，却没有赢得审判的胜利，他被判终身监禁。 在狱中，曼德拉继续斗争，为改善生活条件，为争取人的基本权利，并坚持自己组织所奉行的政治主张。广大人民群众也为曼德拉的被释而进行了长期斗争，但在很长的时间内，南非白人继续坚持其顽固立场。 文中所没有记述的是纳尔逊·曼德拉在1990年2月11日重获自由，出狱后，他继续为南非成为一个自主与民主的国家而努力，并在第一次真正的全民自由选举中成为南非第一任民选总统，在继续为南非的繁荣，为全体公民的自由而努力着。 在此，我们译出这本传记以使人们重温南非人民和其杰出领袖曼德拉所领导的解放事业，重忆当年人们为平等、自由而进行的艰难争斗。 译者 1999.9.22 序言 1985年10月的一天，我去开普敦的一个抗议集会上讲话。在几天前，警察藏在一个破旧的卡车里引诱青年人向他们的车投石头，他们的计划得逞了，至少有两个年轻人被打死。通往波尔斯摩尔监狱的大道被关闭了，正是在那里监禁着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人。 会场上，人们怀着一种可以理解的愤怒；然而奇怪的是，听众仍然能发出美妙的笑声。听众中不同种族的人都有。这似乎很不寻常，因为这个笑的智慧是包含在如此深重的痛苦之中。或许象有时看到的那样，我们笑只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我们就会哭个不停；因为有那么多苦难拨动着我们的心弦。我还惊奇地发现，在这个会上，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都充满了善意；可我们的统治者却把这个感情撕成碎片，毫不负责地用愚蠢而残忍的手段对付他们罪恶政策的受害者。在经历了很长时间被冷淡、被剥削、被压迫、非正义，且被剥夺了参加有实质意义的决策权利之后，黑人还和白人对话，这的确是个奇迹。最后一记耳光是1984年宪法。它令人震惊地剥夺了南非73% 的公民决定他们想怎样生活的权利。可是令人感到耻辱的是这个怪物、这个极大的骗局，竟然得到很多方面的喝彩，说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称赞它是改革的一部分，好象全世界都在策划宣布可以牺牲黑人。面对所有这些背叛，在这块被种族狂热困扰的土地上，简直可以说是奇迹般地出现了一个叫作“联合民主阵线”的组织，美国人称它为“彩虹联盟”。 当在集会后飞离开普敦，想着警察的那次诱杀行动时，我读到了这本书的手稿。只读了几页，泪水就涌出眼眶。我知道我是一个容易笑也容易哭的人。但是，当你读到我们领导者是怎样从遥远的年代就以最负责任、最合情理的方式向我们的统治者大声疾呼，使人民的困境得到注意，使他们的条件得到微小改善；当你发现，几十年之后，你和其他被抛到领导者地位的人，竟然还在重复着许多同样的要求，而且用着几乎相同的语言时，你的心就会充满深深的沮丧；如果你是一个人，你就会哭。我哭了，难以继续读下去。 玛丽·本森所记述的历史，不是故作伤感。实际上，她尽量心平气和地描绘这个人斗争中所体现的人民斗争。她愿让事实本身说话，她克制的笔调使故事读来更具有震憾人心的力量。她讲的是曼德拉的故事，她这样做时，对这个戏剧中的其他角色的描写并非淡淡几笔，而同样是有血有肉。她完全有资格这样做，因为她也为南非的正义与和平的斗争付出过代价。她是南非白人(我们这里的又一个怪事)，她曾经被施以禁令，在住所被软禁。她所记述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使我们感到自豪，她在联合国委员会中就种族隔离所作的证词，同样使我们骄傲。 她讲述了一个杰出人物的故事。为什么在24年之后，曼德拉仍然是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心目中的英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他被判终身监禁时还没有出生。根据这个国家的法律，连他的照片都不能公布，更谈不上他的言论。除非有选择地公布，象P··博塔总统1985年8月15日在他的所谓“卢比孔”讲话中所做的那样。这个讲话众人盼望了许久，但结果却非常令人失望。 纳尔逊·曼德拉之所以如此有力量，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对此毫无疑问。我们的悲剧在于他不能在我们身边帮助扑灭正在毁坏我们家园的烈火。很明显，他是一个巨人，有超人的智慧。我只见过他一次。当时我是一个实习教师。我们从比勒陀利亚学院到约翰内斯堡与霍夫迈尔社会福利学校进行辩论时，由曼德拉担任评判员。当你和他在一起时，你毫不怀疑，他具有我们语言所称的“魔力”——人格和风度。 他为他的信仰付出极多，人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不仅仅是他本人的牺牲，而且还有他非常迷人的从不屈服的妻子——温妮，以及他们孩子的奉献。 上帝是仁慈的。这个人以及那些和他一起坐牢的人现在该是痛苦和绝望的人，但是他们熟悉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会对监狱外面人们的安危送去关切。(不可思议!当曼德拉听到有些人企图闯入我的住宅时，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更令人深刻印象的是他那无可争辩的演说才能。他能把群众的感情用雄辩的、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当你读他的法庭陈述时，你就会为你也是一个黑人而感到骄傲。 这个国家需要曼德拉和其他那些在狱中或流亡在外的人们。如果国际社会希望南非出现和平与安定，就必须敦促释放他们，敦促进行真正的对话。 玛丽·本森应该为她的杰出工作而受到嘉奖。我希望很多人会读这个迷人的故事——从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中观察到一个民族斗争的故事。 约翰内斯堡英国圣公会主教 德斯蒙德·图图 1985年11月 第一章 一个理智的人 一个被监禁了23年多的人(南非的新闻媒介一直不许引述他的话)，却成为那个国家解放斗争的化身和新社会的重要象征，这是怎么回事呢？ 和他一起坐牢的人，特别是那些并非他事业上的同事而是对抗团体成员的人，在罗本岛的每日生活中有什么体验使得他们津津乐道曼德拉引人“尊敬”之处？ 已经解散的南非自由党成员埃迪·丹尼尔斯的证词很说明问题：“曼德拉先生是一位善良的人。他能和国王一起散步，也能和叫化子一起散步。我要告诉博塔，他如果与纳尔逊·曼德拉讲话，他就是与一位通情达理的人而不是与一个狂暴的人讲话——他是最和蔼、最诚实、最爱和平的人士之一。曼德拉先生从事暴力，正如我从事暴力，不是因为他想要如此，而是这个国家的法律逼出来的。” 菲基利·班姆(律师和“团结运动”成员)说过：“一旦你把一个人‘终身’囚禁起来，你对他就再也无可奈何——当然，除非把他杀掉。他自身就是力量。曼德拉在监狱里关得越久，他就越成为我们大家所期望的事态中心。他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来不怕进行谈判。如果政府不和他谈判，那是自找危险，而不幸的是，这也会给全体南非人带来危险。” 以上就是南非人的看法。但是以整个世界来说，为什么曼德拉成了时代的传奇人物呢？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大量荣誉都落到他和他的妻子诺姆扎莫·温妮头上。虽然从1982年8月他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他却得到了罗马市、格拉斯哥市、奥林匹亚市和阿伯丁市所授予的荣誉市民称号。在格勒诺布尔有一个曼德拉广场，而伦敦的卡姆登市区有一条曼德拉大街。在他65岁生日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授予他国际友谊明星奖以示祝贺。从莱索托到纽约，远隔重洋的各地大学纷纷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因他对自由和民主的贡献，在委内瑞拉，他和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起被光荣授予西蒙·玻利瓦尔奖章。当波尔多律师协会授予他第一次国际人权奖时，他的名字与德雷福斯的名字联系起来，后者以莫须有的“叛国罪”，也曾经被监禁在一个小岛——魔岛上。 温妮·曼德拉自从1962年以来一直遭到迫害，她始终不渝地坚决回击。在谈到她的丈夫和一起被监禁的人们时，她说：“曼德拉的精神丝毫没有被触动。所有那些人也丝毫没有被触动。如此彻底地忘我奉献。如此彻底地投身于战争。灵魂没有丝毫的腐蚀。因此他们是彻底解放的。当时是一个被流放的政府。” 第二章 非洲民族的骄傲 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在特兰斯凯起伏的群山中间的一个肥沃河谷度过了他的童年。他家族的村庄中有一座座粉刷雪白的茅屋，距姆巴谢河不远，河流经一些玉米地和一个金合欢树种植园，经过一片片放牧牛群的草地，然后继续向东流到印度洋。 在这个环境中，曼德拉对祖国与人民的爱扎下了根。他于1918年7月18日诞生在乌姆塔塔附近的库努。乌姆塔塔村镇是特兰斯凯“保留地”的首府。他出身于滕布人王族，受到传统教育，在他身上培养出一种责任感。他的父亲亨利·加德拉·曼德拉是他们亲族滕布人大酋长的首席顾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随大酋长参加南非军队在西南非洲和德国人作战。亨利·曼德拉还是特兰斯凯地区总参议会的一员，这个总参议会叫做班加，是一个由非洲人和欧洲人组成的机构，负责就地方问题向比勒陀利亚政府提出建议。亨利·曼德拉有四个妻子。纳尔逊的母亲楠卡普希(通常称作诺塞凯妮)是一个性格坚强、端庄体面的人。纳尔逊双亲都没有受过西方意义的教育，他们儿子的名子却反映了一定的殖民地影响——一位近亲凯泽·马坦齐马的名字是这种风尚的又一例子。纳尔逊的科萨语名字罗利赫拉赫拉意思是“惹是生非”。 在库努的村庄里生活受到庇护。纳尔逊和他的姐姐们也做一些工作，诸如牧牛、放羊，他还帮着犁地。但是他渴望着冒险的生活。夜里，部落长老，那些蓄着胡须的老人们聚在熊熊篝火周围，讲起“白人到来之前的旧日好时光”，他听得入神。他喜欢回忆那些情景，认为那是他政治上发展的背景： 美丽国土的一切资源。我们建立并执掌自己的政府，我们管理自己的军队，我们组织自己的贸易和商业。 最后通牒，放弃罢课以便继续上学。要不是意外情况发生使他免于妥协，他大概会服从命令，那就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如他后来所说：“我的保护人感到是让我结婚的时候了。他非常爱我，对我精心照料就像我父亲一样。但是他没有民主作风，他认为娶亲的事不值得和我商量。他挑选一个丰腴端庄的女子，下了聘礼，并为婚礼进行了各项安排。” 在教会学校，纳尔逊被带进另外一个世界。他大吃一惊，发现历史书籍只承认白人英雄，把黑人说成是野蛮人和偷牛贼，并且将科萨人和英国人之间的战争称为“卡非尔”战争。 许多年以后他的姐姐梅布尔回忆说，他只能穿他父亲不穿的衣服，把袖子和裤腿改短；他不在乎被人笑话，他非常爱学习。 在家里他也听到了历史课没讲的年代较近的事件：听到在1921年，总理史末资将军如何派一支军队，在邻近的东开普境内布尔赫克屠杀了163名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是一个犹太人教派成员，在这之前他们拒绝迁出在那里宿营的“公用”地。还听到不久后史末资的飞机如何在西南非洲托管地轰炸邦德尔斯瓦特族人民，因为他们拒绝交纳他们负担不起的一种狗税；被杀死的有100多人。“布尔赫克”和“邦德尔斯瓦特人”这些名称痛苦地留在他的记忆中，就象它们曾留在广大的非洲人记忆中那样。 1930年，亨利·曼德拉病重。他意识到自己快死了，派人请大酋长来并把儿子托付给他，对他说：“我把这个仆人罗利赫拉赫拉交给您，这是我唯一的儿子。从他和姐妹们和朋友们的言谈中我可以知晓他的志向是做有益于民族的事。我希望您按您的愿望来培养他；让他受教育，他会学习您的榜样的。”纳尔逊这时12岁，大卫·达林戴波成为他的监护人。父亲死后，他搬到大酋长的住地姆克凯兹韦尼。梅布尔回忆说：“大酋长给他买了衣服，我兄弟有了人样。”16岁时，纳尔逊接受割礼。他和同龄的青年男子一道在山里过了几周。他们脸上敷着白粉，身上围着草裙，部落长老领着他们进行成年仪式，训练他们准备好过成年人生活和参加各种部落会议。这时纳尔逊正在克拉克伯里一家邻近的师范学校读书。 30年代中期，在纳尔逊准备去希尔德敦一家卫理公会中学上学时，学生们心目中首要的事是政治而不再是考试：影响着整个南非人民的一场危机对开普地区的非洲人打击特别严重。 曼德拉开始学习这场冲突的历史，这时他知道了内战留下来的后果是多么悲惨。他也知道，不管这两个白人集团彼此多么敌对，一旦他们面临“土著人问题”，面临“黑人威胁”，他们就联合起来，如1910年时那样。那时英国人对非洲人领袖以及教会人员和自由派人士的广泛抗议不屑一顾，把南非黑人交给少数白人进行统治。对此提出警告的不乏其人。最令人感动的或许是作家和女权运动者奥利弗·施赖纳的警告。他预测到南非前途的多难：在这个国家里，白人“被眼前利益蒙蔽了眼睛”；他们夺去非洲人的土地并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迫使他们流落到我国各城市的郊区土著人住地、矿工住区和贫民窟，成为廉价的劳动力。”① 现在再看1936年。尽管在“全非洲人大会”领导下，非洲人的政治、社会、宗教和其他团体的联合反抗运动高涨，但是通往公民身份的大门最后被公然砰地一声关上了。开普敦的全白人议会以169票对11票通过将黑人选举人从共同名册上除名。于是居住在开普省的非洲人(整个南非仅有的有公民权的黑人)，被剥夺了公民权。他们被列入另外的名册，只能对3名“土著人代表”(全是白人)和参议院的4个席位(全是白人)投票。他们还可以拥有一个“土著人代表委员会”和各种城市委员会，但这些都纯属咨询的机构。 在开普省，后来还实行通行证法，就象在德兰土瓦、纳塔尔和奥兰治自由邦那样。1910年以来制定了36项歧视有色人种的法律，这些法律都遭到所谓的非欧洲人居民的抗议。这些法律中最为人们痛恨的是通行证制度，它控制着非洲人的行动和日常生活。非洲人必须有才能找工作，才能旅行，才能在宵禁以后外出。查验时拿不出通行证就要被罚款或处以监禁。教士、律师、医生和其他非洲中产阶级的人只能部分豁免，因为他们必须携带证件证明他们的豁免权。对通行证制度愤怒憎恨的情绪，因警察行为的残暴更加火上添油。 赫尔佐格总理(一个阿非里卡人国民党员)在其旧日敌人史末资将军支持下，于1936年通过的各种“种族隔离”法案，被前高等法院院长詹姆斯·罗斯—英尼斯爵士称为有“道地的法西斯味道”。 全国范围的骚乱唤醒了学生。纳尔逊·曼德拉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主义意识在黑尔堡大学进一步受到激发，当时他正在那里读文学士学位。黑尔堡大学位于开普省东部的阿莉斯村，创办于1916年，有值得骄傲的历史。这里培育出许多未来的领袖人物，不但有南非的还有东非的和中非的。 一位成为纳尔逊密友的同学叫做奥利弗·坦博。他年长1岁，也出生于特兰斯凯，但来自旁多兰地区的比扎纳，在滕布兰的东北方。奥利弗出身于小农家庭，在家乡就读于一个圣公会教会学校，后来在约翰内斯堡的圣彼得学校读书，成绩优秀。圣彼得学校是耶稣复活会办的中学，有“非洲伊顿公学”之称。1938年他以优异考试成绩被特兰斯凯地区总参议会授予奖学金到黑尔堡大学上学，此时他读理科学位。 奥利弗注意到，纳尔逊虽然对于侮辱或傲慢很敏感，会迅速作出反应，但他性情善良、平易近人。他们的友谊因纳尔逊突然离校而中断。当时纳尔逊是学生代表委员会成员，由于学校削减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力，他参加了抗议举行罢课，于是也在停学之列。 1854年后，东开普地区(包括特兰斯凯和西斯凯) 某些有财产的非洲人名列共同的选举人名册。这是传教士们自由化影响的结果；他们传播西方教育，于是大量非洲人都受到教育；许多人在多种族学校上学。曼德拉的曾祖父恩古本格库卡也曾捐地给一所教会中学。非洲人受到鼓励，相信通过教育他们可以获得公民权利。但1867年在英国统治的金伯利发现金刚石，而1886年在德兰士瓦的布尔共和国又发现了金矿；这个国家一下子进入工业革命。随着欧洲资本和移民的拥入，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简直没有止境。于是因殖民者的入侵而失去土地的非洲人发现，自己的处境是被迫租税去矿上做工。黑人的无产阶级正在形成。为黑人保留的土地如特兰斯凯和西斯凯等，成了流动工人的贮储所。为废奴运动所激怒的布尔人(荷兰人、胡格诺派教徒和德国人的后裔)曾在19世纪30年代集体大迁徙，以摆脱英国人在开普地区的统治。此时他们又感到英国人侵略的新威胁，于是1899年爆发了所谓的布尔战争。 纳尔逊决定逃走。他拒绝这种指定的婚姻意味着一种更深刻的拒绝，因为此时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是在被培养成酋长，而他已经下定决心绝不做统治被压迫民族的事。22岁时，他动身去约翰内斯堡。 <hr /> 注释： 非洲人的唯一安全来源——土地，也根据1913年“土著人土地法”被大量掠夺。这样，800万非洲人能够得到的土地只占12.7%，87% 的土地留给200万白人。 第三章 重振非洲人国民大会 高尔·拉代贝也是这家事务所的一个办事员，小个子，比较高傲，政治上激进。曼德拉告诉他新杯子的事时，他的回答说：“你瞧我的，就照我做的干。”茶一到来，拉代贝避开新杯子，故意挑一个旧杯子。曼德拉不想和他争吵，也不想和打字员争吵，装着不想喝茶。 1941年，曼德拉——一个引人注目，有着自然威严风度、身强体壮的年轻人，成了成千上万拥向约翰内斯堡人群中的一员。两年前，南非在史末资将军领导下加入英国及其盟国一方，对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意大利进行战争。战时工业对劳工有大量需求。 计划安排在1950年6月26日举行全国性抗议示威游行。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印度人大会以及共产党共同参加一个协调委员会，开始工作时彼此怀有戒心。摩西·科塔尼从开普敦来到约翰内斯堡担任共产党的书记，他驱散了那种不舒服的气氛。曼德拉开始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很快他们成了朋友。 他从童年起所受的训练是过体面、有地位和受保护的生活，而现在他被投进城市生存的熔炉。第一件事是找一个工作，而最好的希望在矿上。许多年后他很有趣地回忆这段往事：他被录用在皇冠矿当一名警察，答应不久将提升他当办事员。他带着圆头棍和口哨，守在通往黑人矿工住区的大门旁。可没几天大酋长的一个代表跟踪而来，于是他再次逃跑。 他在亚历山大找了一间房。亚历山大是约翰内斯堡东北边缘一个杂乱的市镇。有个熟人建议他去见“一个叫沃尔特·西苏鲁的人”，说可以给他出好主意。西苏鲁比他年长几岁，也来自特兰斯凯，受过严格的宗教教育。他非常了解被列为“土著人”意味着什么：在矿上他曾经拿着尖锄、铁锨在地面下1英里处干活；他在一个白人家里当过“厨工”；他在一系列的工厂里工作过，同不公道的老板发生冲突。与此同时，通过函授他读完了初级证书课程。他和母亲住一起，她为白人家庭干洗衣活。曼德拉与他见面时，他正在城里开一家地产介绍所，经营尚能为黑人使用的享有自由保有权的土地。他立刻给这位年轻的新来者一个工作，每月2镑外加佣金。 曼德拉诉说他早年想学法律的志向，于是西苏鲁提供经济援助，使他能够通过函授课程取得文学士学位。西苏鲁还借给他一笔钱买一套漂亮的新衣服参加毕业典礼，后又把他介绍给一家白人律师事务所。于是他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读法律，一面继续当学徒。 在这里，曼德拉第一次直接同“欧洲人”打交道——当时人们都这样称呼白人。在特兰斯凯，白人是地方长官、商人和教师；现在曼德拉为他们工作，和他们在一起。他一到办公室，那位资深的打字员就向他说明：“你看，纳尔逊，我们这里没有种族歧视。佣人送茶时，你就从盘上取你自己的茶。我们已为你和高尔买了两个新杯子。你们必须用它，告诉高尔一下。注意点，他影响不好。” 尽管如此，当时的气氛还是充满乐观主义的，因为经过纳粹失败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非洲人和有色人发挥了作用)，变革肯定不可避免。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组织合作，在1945年5月举行胜利游行。游行规模之大，在约翰内斯堡前所未见。20万非洲人和一些其他种族的人跟在铜管乐队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绿、金黄三色旗帜之后，口号是“让我们消灭这种勾当！”但是，由于战争使这个国家向更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外国投资开放，它使白人增添了财富、也加强了权力。 他带着幽默感讲述着这类小事。当白人的偏见和愚昧指向他本人时，他的反应总带着这种幽默感；当指向不能自卫的人民时他就极为愤怒。 “青年联盟”还没有组织好在1950年“五·一”节举行“全国罢工”，由共产党人、印度人大会和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组成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号召同一天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罢工，以抗议对科塔尼、马克斯和达杜实施禁令。曼德拉和其他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大发雷霆，和那些组织者冲突起来，驱散会场，并在自己的杂志上措词激烈地攻击共产党。这篇文章说，由于工人是非洲人，他们受压迫首先由于他们是黑人，第二位的原因才因他们是工人；很清楚，共产主义这个“外来的植物”不可能在非洲土壤长得茂盛。曼德拉脾气暴躁的名声无疑是从这些冲突中留下的。 但曼德拉无法这样束缚自己。他越来越认为自己是一位非洲民族主义者，而不仅是一个滕布人；他被非洲人国民大会所吸引。沃尔特·西苏鲁已是一名成员，他还鼓励坦博和曼德拉投身于黑人政治团体中这个历史最久和坚定不移的组织。可在1942年，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时衰落失去许多会员，他们分裂出去组织非洲民主党。这三个朋友(坦博后来这样称呼他们)认为这样是错误的，他们自己的职责应是留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来推进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从那以后，他们和其他青年人一起工作使国民大会活跃起来，并证明了他们是历史上有成就的一班人。 非洲人国民大会(原来叫作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创立于1912年1月8日，在阿非里卡人建立国民党的前两年。四名青年律师在波克斯利·卡·伊扎卡·塞梅领导下在布隆方丹镇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塞梅本人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和英国法学协会学习回来。他们的目标是团结自己的民族。塞梅认为，部族倾轧是歪门邪道，是造成一切灾难、落后和愚昧的原因。他坚持，“我们必须着眼于更大的政治，因为我们是一个民族”。 酋长们和他们的部下、各政治团体的领导人、牧师、教师、记者和律师们走到一起，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事件。他们从南非各地以及英属贝亚纳、巴苏托兰和斯威士兰走到了一起，克服了部族和语言的差异，克服了农村和城市背景的隔阂。教育家约翰·杜贝被选为全国主席，塞梅当了司库，自学成才的报社编辑和小说家索尔·t·普拉吉被任命为总书记。这个组织以美国国会为原型，也含有英国议会的结构和程序因素，例如有一位议长和一个由酋长组成上议院。他们的宗旨是鼓吹在议会、教育、工业和行政方面废除种族歧视。一位代表在半个世纪后回忆说：“我们当时梦想着有一天出现变革，非洲人坐在议会里并且能够自由购买土地。” 当莫罗卡博士、西苏鲁、坦博和印度人领袖们到各省中心地点争取支援时，曼德拉负责协调这种活动。司法部长在议会“胆战心惊地”说：“共产党人领导下……土著人中间有一个秘密组织”，它将“对人民的饮水下毒”并且“教人民如何去杀人”。 那场第一次庄严的集会还念了祈祷文，唱了一首由科萨族作曲家伊诺克·索通加写的赞美诗《上帝赐福非洲》。这首歌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歌和南非黑人的国歌(60年代它也被一些独立的非洲国家采用为国歌)。1925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有了一面旗帜：黑色代表人民，绿色代表土地，金黄色代表资源。 这是一个人心骚动的时刻：工业发展带来了外国的投资迅速增长，而外国投资靠着廉价劳动力获得高额利润。给黑人的工资通常低于最低生活水平，各种非洲人工会正在变得更富有战斗性。可是，当工人们向这种制度挑战时，雇主和国家联合起来施加压力：1942年发生的一系列罢工遭到史末资的“战时措施第145号”的反击，这个法令宣布非洲人举行的一切罢工都是非法的。尽管如此，罢工继续进行。在亚历山大，人们罢乘以反对公共汽车票价上涨，他们太穷了，付不起昂贵的车费。在高地疏林草原地带，在凛烈的寒冬里，数以千计的男女上工来回步行10英里。10天后，公共汽车公司投降了。1年后的1944年，车票再次涨价，抵制重新开始。这次人们步行7个星期直到赢得胜利。 反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促进了自由和自决的思想。阿非里卡极端主义者也许亲纳粹，但南非的非洲人领袖感到自己是一个更大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亚洲和非洲遭受殖民统治的各民族，都在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在克苏马和马修斯领导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一项《非洲人的要求》文件，要求“在所有国家里彻底摧毁一切形式的种族统治”和积极推动“殖民地人民享受自治”。除废除通行证法和对产业工人的种族歧视，以及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要求之外，他们还要求完全的公民权，当然包括选举权。 所有这些事件和影响，以及政府并未实现改革的诺言，激起了曼德拉和其他青年民族主义者心中新的对抗情绪。奥利弗·坦博在谈到那些日子时说过，“我们从来没有年轻活泼的样子”。“我们不跳舞，也难得看一场电影，尽是开会、讨论问题，每夜如此，每个周末也如此。”(可是曼德拉注意锻炼身体，他成了很好的拳击手。)他们在彼此的家里或办公室里集会，畅谈自己的政治哲学。 博学的、富有吸引力的安东·穆齐瓦克海·伦贝迪，极其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他是祖鲁族农场工人的儿子。这些工人穷得披着麻袋当衣服，可是他们决心要使这个孩子上学，设法凑够上小学的费用。然后他靠着自己努力成为一名教师，后来又成为一名律师。伦贝迪和A·P·姆达(也是一名教师，后来成了律师)与曼德拉、西苏鲁、坦博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起组织了“青年联盟”。他们着手使非洲人国民大会“振作”起来。他们认识到，非洲人国民大会是“非洲人意愿的象征和化身，要有一个联合的阵线来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但是在组织上它一直很软弱，“把自己看作是双手光洁的绅士们的团体”。“青年联盟”向那些非难者保证“他们父辈的斗争和牺牲”并非徒劳；它必会成为“非洲民族精神的智囊团和发电站”，必然唤醒民众的政治觉悟。“外国人领导”和“大规模输入外国思想”，都被坚决地拒斥；尽管这些思想如果有用可以借鉴。 伦贝迪、西苏鲁、曼德拉和坦博同克苏马博士洽谈，后者小心翼翼地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将“青年联盟”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部分。他的谨慎是对的；他们的“振作行动”将根本改造这个组织。 1944年4月，伦贝迪被选为青年联盟主席，坦博被选为书记。曼德拉也参加了由姆达起草的一个基本政策文件的审订工作，他说他们感到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从不注意让国民大会组织群众运动。他们的宗旨是，通过“青年联盟”促进一场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非洲民族主义将是它的信条。他们的目标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为达到这个目的，“青年联盟”将为废除种族歧视法律和非洲人能取得“完全的公民权”而斗争，以便非洲人“在议会有自己的代表”。土地将按人数比例在各民族的农场主和农民之间重新分配。工会权利将不受阻挠；免费的儿童义务教育之外还要加上大众成人教育；非洲文化将吸收欧洲和其他文化的精华。他们要求创造条件使非洲“对人类的进步和幸福作出自己的贡献”。 与此同时，克苏马博士和共产党以及南非印度人大会组成联合阵线，开展反对通行证法运动(共产党创立于1921年；印度人大会于1894年由圣雄甘地创立)。政府拒绝议会要求撤消通行证法的一项法案，并下令大批逮捕违反通行证法的人，于是反对通行证法的运动急剧发展起来。抗议浪潮席卷全国；一位圣公会主教宣称通行证法是“在一个所谓民主国家里的希特勒式的作法”。但是游行、请愿和派代表团——一切能做到的合乎宪法的抗议方法——都无济于事。 1946年发生的事件，清楚地提醒人们不仅仅是非洲人受压迫：印度人走到斗争的前列，曼德拉在威特斯法律学院的两位同学(伊斯梅尔·米尔和J·N·辛格)起了领导作用。这时德兰士瓦和纳塔尔两地的印度人大会展开消极抵抗运动，反对史末资的“集团住区法”，这个法案打算将印度人永远限制在某些地区。虽然实际的抵抗活动发生在德班，许多组织工作却是在约翰内斯堡进行的。 曼德拉时常和米尔待在一起。坐落在市场大街胡勒瓦德大厦里米尔的单元房，家具寥寥无几，是一个人们聚会场所。在这里朋友们、学生们和积极分子们聚集在一起，热烈地讨论和辩论直至深夜。其中有迈克尔·斯科特牧师和鲁恩·弗斯特等人。前者是一个圣公会的教士，后来参加了消极抵抗；后者是一个年仅18岁英气焕发的女青年，她的父母，象许多来自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犹太人移民那样，属于共产党中最勇敢的活动家之列。 曼德拉很有兴趣地向米尔请教关于南非的印度人和他们的斗争。米尔的家庭是穆斯林。英国人在1860年将印度人带到纳塔尔，在甘蔗园做工。甘地作为一名青年律师居住在德班。面对一再发生的不公正行为，他在1907年发起了消极抵抗运动——不合作主义或道义行动。这时的资深领袖是两位30多岁的医生：纳塔尔的蒙蒂·奈克尔，一个甘地主义者；和德兰士瓦的优素福·达杜，一个共产党员。印度政府给予了强有力的道义上和外交上的支持，印度当时在走向独立的潮流中居于亚洲的领先地位。 “青年联盟”认为这种合作将破坏他们的斗争；而且，白人共产党员把他们的民族主义视为“沙文主义”。此外，共产党强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分，这使得团结一切非洲人这个主要问题变得模糊不清。伦贝迪、曼德拉、西苏鲁和坦博试图迫使非洲人退出共产党，如果他们想留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话。他们在一次年度大会上提出大体如此的一项提议。但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受人尊重和最积极的成员中，有共产党员J·B·马克斯·摩西·科塔尼和高尔·拉代贝；温和派挫败了“青年联盟” 曼德拉强烈反共，不仅由于他深受传统环境的影响，而且还由于他幼年的宗教信仰教导他共产党是反耶稣基督的。“青年联盟”的大部分成员和他都有这种敌意，所以当鲁思·弗斯特作为“进步青年委员会”的书记和他们洽谈，邀请他们进行联合的时候，他们的答复是坚决拒绝。 布拉姆·费舍尔，阿非里卡人，是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律师，他曾帮助克苏马为非洲人国民大会起草一部比较民主的章程。他发现曼德拉和西苏鲁(他称他们为“青年土耳其党”)不但反共而且也反对与白人合作。后来他曾在两次历史上著名的审判中为他们辩护。 此后是漫长的抗议岁月，反对一次又一次的不公平行为。抗议表现为示威游行和集会，表现为派代表团和请愿。这种非暴力抗议得到的唯一答复是加紧镇压和更多的暴力。到30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衰落了，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说，成为一个清谈的场所。此时有一位来自东开普省克拉多克的圣公会牧师詹姆斯·卡拉塔，不顾严重的疾病和贫困，开始顽强地复活这个组织。此前，他已被任命为总书记。A·B·克苏马博士充实进来担任新的全国主席，保证了那场复活运动。游历广泛、经验丰富的克苏马在约翰内斯堡开业行医，生意兴隆。他和其他有名望的知识界人士往来，其中有Z·K·马修斯，他是黑尔堡大学教授“社会人类学”和“土著法与政府”的讲师，在这之前已在海外教育界博得声名。1936年，马修斯在政治上被赫尔佐格的种族隔离法案所震惊，此后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他开始起重要作用，就象曼德拉和坦博这些能干的青年人一样。后者在黑尔堡卷入了学生运动，此时也正在崭露头角。 的动议。 关于“联盟”对待白人总的态度，曼德拉说，许多争论集中在以下建议：“联盟”的目的之一应是“把白人赶下海去”。他和起草他们的“基本方针”的同事曾在多次会议上讨论这个建议，最后一致认为他们必须考虑南非的具体情况，并且“认识到不同种族集团”已经在南非扎根。他们还说，“但是我们坚持，实现种族间的和平和进步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是放弃白人统治和改变南非社会结构，使那些滋生剥削和人类痛苦的各种关系消失。因此我们的目标是，为非洲人民赢得民族自由，创立一个人民的自由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压迫和迫害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曼德拉属于新选进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列，和温和派、共产党员及其他“青年联盟”代表在一起。他们宣誓要大力执行年度大会所通过的“行动纲领”。 但是，到行动时，曼德拉和“联盟”里的其他青年知识分子还没有准备好。流动工人向那种制度的挑战使他们大吃一惊。1946年，非洲人矿工举行罢工。他们的领导人马克斯和拉代贝长时间一直在警告矿业协会不安情况日益增长。30.8万名黑人矿工的情况世人皆知：他们是国内最重要的工人，也是受剥削最深的人。他们的平均现金收入是每月3镑11先令8便士，这源于这样的假设：他们是流动工人，估计每月2镑10先令的农民收入可作为工资的补助。但是在特兰斯凯和西斯凯，他们的家庭生活赤贫；营养不良和疾病到处流行。他们罢工是要求每天10先令的最低工资，“以符合我国政府在联合国组织签字同意的新的世界原则所提出的得到承认的生活标准”。 7万人举行罢工。警察开始用步枪、刺刀和警棍驱赶他们回去工作。 不到一周，罢工被瓦解，不仅由于国家及其批准的警察暴行而受到挫折，而且由于矿业协会破坏了非洲人矿工工会，并在加强各矿的警察力量之后，将矿工按他们的部族分成许多圈有围墙的矿工住区。至少有9名矿工被杀害，1248名受伤。 当时，史末资总理(在海外是颇受尊敬的年长的政治家)在出席联合国会议。一年前，他曾协助起草联合国宪章的序言：重申“对于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克苏马博士正在联合国进行游说，他说：“在我们要求面包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枪棒。” 史末资的副手简·霍夫迈尔是南非最豁达大度的白人政治家和有才华的学者，他经手处理“土著人代表委员会”的抗议。他对于他称之为他们的“激烈夸张”的言论表示惊讶，他知道政府促进“土著人”进步的善意和愿望。史末资和霍夫迈尔是温和派的、以讲英语的白人为主的统一党的领袖。对于曼德拉和广大黑人而言，这两个主要政党的政策方针是一丘之貉，那并不足为怪的。 在一次发言稿里，曼德拉写道： 而且，作为一个政党，只有它提出种族平等。 年复一年，他们对非洲人难熬的贫困、低廉的工资、土地的奇缺、非人的剥削和整个的白人统治发出了强烈的谴责。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自由。相反，却是镇压的增长和加剧。 在非洲其他地方，殖民地、保护国或托管地的目标是独立。可是南非已经是个独立国家，是一个主权国家，却由盘踞在当地执政的少数白人进行组织和控制。经过许多世代的殖民侵入他们积累起权力，他们得到欧洲的资本、武器和技术的支持。曼得拉所谓的“庞大的暴力和压迫机器”，即用来压制多数黑人的行政和经济管理的复杂体制逐步建立起来了。 1948年，白人统治和种族歧视被系统化为法律体制：种族隔离制度。阿非里卡人国民党以微弱多数上台，开始实施种族隔离政策。当他们自封为反对“赤色威胁”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堡垒”时，故意轻描淡写他们的亲纳粹和反犹太人的倾向。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挑选出来进行统治的，这种幻想使他们悍然不顾外面的世界以及自由、平等和正义这类信念。不但政府，而且他们的荷兰归正会、大学、警察、军队和文职人员不久都渗透进一个秘密会社——“兄弟会”。没有几年，尽管白人选民也大力抗议，兄弟会仍然骑在宪法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废除了一些牢固树立的条款，以保证自己不会被立宪手段所挫败。 种族隔离——这个被曼德拉称为“疯狂的政策”——与一切人权概念完全背道而驰。除了希特勒的犹太人政策，还从来没有过这种“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恰恰是为了反对这种理论而战的。在未来年月中，英美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一再表示痛恨这种种族歧视政策，它们却增加了在。10多万名非洲人如今拥挤在约翰内斯堡周围的城镇和棚户区。强制搬迁、警察逮捕、失业和其他不平事件不断地引起骚动。但最严重的爆发性事件于1949年1月在德班发生。当时一个祖鲁青年与一个印度人发生激烈争吵，激怒了一群非洲人。多年的压迫和贫困，使祖鲁人怒火中烧。他们将愤怒转向最近的目标——商人和“外国人”，即他们痛恨的“剥削者”。发生了纵火、杀人、抢劫等事件，被杀害的147人中，53名是印度人，87名是非洲人(主要死于警察的行动)，1名是白人。奥利弗·坦博和其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和奈克尔博士、伊斯梅尔·米尔和J·N·辛格一起赶到受难地区安抚人民，寻找他们深藏的不满。 曼德拉后来回忆这次非洲人和印度人领袖彼此合作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经验。同时，他和“青年联盟”其他成员仍然反对和印度人大会联合的思想。当克苏马、达杜和奈克尔达成“君子协定”，让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印度人大会一起努力争取完全的公民权时，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们却下定决心要“自己干”。在建立非洲人自信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姆达是“联盟”的新主席，坦博是副主席。安东·伦贝德已在1947年因病去世，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他的思想在未来岁月中一直鼓舞着他的同事和拥护者，也使他们发生了分歧。曼德拉被选为书记；他的政治活动越来越多，于是法律学习日渐荒废。 “联盟”制订了一个“行动纲领”，准备向克苏马博士提出，他们对他谨慎的领导感到不满。虽然如此，他们不得不承认，由于他的组织能力和为人正直，非洲人国民大会如今有会员数千名，银行存款有3千英镑。曼德拉虽然参予批评，但他对克苏马个人十分尊重。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年度大会之前不久，他与坦博和西苏鲁被委派去拜访克苏马。这是一次困难的会见：克苏马决心继续控制，而他们却越发深信人民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此外，矿工罢工的教训证实了他们的信念，没有工人——“群众”——政治行动不可能奏效。他们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克苏马拒绝支持他们的“行动纲领”，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全国主席选举中将不再支持他。克苏马对他们等闲视之。 在最后时刻，他们选了莫罗卡博士，他曾表示赞成“行动纲领”。保守派几乎人人投票选克苏马，青年人则选莫罗卡。这时“青年联盟”获得了多数支持——他们的“政变”成功了。 沃尔特·西斯鲁被任命为总书记，他以一票之多当选，此事很有意义：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有专职书记，他将领取薪金——每周5镑——并有一间办公室。办公室当然很简陋，但位于约翰内斯堡的商业区，位置很好。西斯鲁的妻子阿伯蒂娜将用当护士的收入支持他们。 另一个打字员在没事做的时候常向他要工作。有一天当他正向她口述信稿时，一位白人顾客走进办公室。这个女孩子显然很窘。为了表示曼德拉不是她的上级，她从钱包里取出6便士命令说：“纳尔逊，请给我到化学商品店买点香波。” 这个“纲领”成了斗争的分水岭。它的宗旨是实现“民族自由”和民族自决权，反对出于白人统治思想动机的种族隔离政策和白人领导地位。必须使用新的“武器”：抵制、罢工、非暴力抵抗、不合作以及其他可以实现目标的手段。但是，首先必须组织一次全国性罢工，一天的抗议，反对政府的现行政策。 因此，非洲人国民大会投身于一项以群众行动为基础的全新战略。曼德拉指出：过去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采取的行动“显然希望，通过为自己的事业求情可以使当局改变心肠，把他们所要求的一切权利让予他们”。但是他认识到，如同他在“青年联盟”的《北极星》杂志上所写的，保持“与群众有充分的生气蓬勃的联系”是一个大问题。他还说，“我们有强大的思想能够抓住群众的想象力”，“我们现在的责任是把那个思想充分地传播给他们。” 尽管“青年联盟”反对约翰内斯堡的抗议行动，加上政府禁止游行以及“五·一节”那天在那个地区部署了2000名警察，这次罢工还是相当成功，有一半以上的工人没再待在家里。但是由于警察袭击集会，那天的结局却是悲剧；组织者们和“工贼们”吵成一片，警察开枪引起骚乱。曼德拉和西苏鲁在奥兰多匆忙奔跑，设法使人们平静下来，催促他们疏散躲藏。18名非洲人被杀害，受伤的有30多人，包括3名儿童。 对包括“青年联盟”内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这次罢工所受到的基层群众的支持，使他们大开眼界并感到惊奇。曼德拉说：“那一天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既通过亲身的体验了解到警察的冷酷无情，又为非洲工人给予“五·一节”号召的支持所深深感动。” 组织者们艰苦工作的情形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和西苏鲁见到两个年轻的印度人，一个是工厂工人保罗·约瑟夫，一个是学生艾哈迈德·卡塔拉答，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工作，到晚上又出去散发传单。这时候他们大家一起握手，保罗和卡西发觉自己受到这两位“青年联盟”人物的祝贺——这是后来发展成终身友谊的最初表示。 旨在把人民隔离开来的种族隔离法正在把人们聚集到一起来：“人口登记法”把每个人按种族分类，引起巨大的痛苦；“集团住区法”在城乡各地把住区按种族和部族分开，特别是剥夺了印度商人的土地和宣告对一切“非欧洲人”实行大规模强制搬迁——非洲人现在要被称为班图人，并且要根据“班图人权力法”重新部落化。 “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的政治影响极其严重，它针对的目标远远大于2000个共产党人：其中非洲人1600个，印度人250个，白人150个。在40年代，共产党人曾被选为“土著人代表”参加议会和充任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两个市参议会的成员。此时冷战蔓延；麦卡锡正在使美国舞台凉气飕飕；而在南非，司法部长C·R·沃斯特宣布，他与英国特工机构首脑珀西·西利托爵士一起调查了共产主义在非洲的发展(非洲人认为这是英国政府与阿非里卡国民党的进一步勾结行为，此际英国在联合国就西南非洲托管地问题进行辩论时一贯投票支持南非)。 这个新“条例”有着南非独有的怪癖：正如非洲人国民大会高级官员所指出的，它“主要针对着非洲人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 所谓“共产主义”包括所有旨在“通过倡导骚动和混乱，非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律责任，或威胁要采取非法或懈怠行为，从而导致在联邦内部发生任何政治、工业、社会或经济的变动”。司法部长有权“指名”任何人为共产党人并把他们逐出所在的团体。对被取缔的组织“推行其宗旨”者，可被处以高达10年的监禁。 在当学生的时候，曼德拉就和伊弗林·恩托科·梅思结婚。她是一位漂亮说话温柔的护士，在市立深矿医院工作。他们在奥兰多安家。奥兰多是正在扩展的市镇之一，一片不毛之地上挤满了火柴盒式的房子，在约翰内斯堡的西南大约10英里(这一带后来名叫索韦托，那是“西南部市镇”这几个字字头的缩写)。西苏鲁和他的妻子阿伯蒂娜住在附近，她也是一位护士。奥利弗·坦博这时也已来到约翰内斯堡，在圣彼得学校教自然科学和物理课。 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向人民号召“不去工作”，是城市人民和政府对抗的开始。“青年联盟”在号召人们支持时宣称，“这次抗议对我们来说是1652年4月6日以来非洲人民为表达不满而进行神圣运动的集中表现”；在历史上那个日期，扬·范里贝克抵达好望角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一个基地。曼德拉聆听部落长老讲述故事的记忆在这个声明里显然可见，因为它接着说：“这个运动在整个所谓‘卡菲尔战争’时期，在整个丁冈时代，在整个莫舒舒时代，在整个塞库库尼时代……在整个1910年白人联邦协定时期，一直在继续进行。”政府受到警告：“世界上任何物质力量也粉碎不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非洲人发誓一定要解放南非，包括“黑人、白人和黄种人”。 这时，在黑人被剥夺选举权时设置的咨询机构“土著人代表委员会”正在比勒陀利亚开会。Z·K·马修斯是委员会的主席，一名新选的委员是来自纳塔尔的艾伯特·卢图利酋长。由于矿上伤亡人数的增加，委员们向政府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但毫无作用。詹姆斯·莫罗卡博士，一位备受尊敬的医生声称：“他们把我们当作小孩子”。另一位委员对政府说：“你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你们可以枪杀我们，逮捕我们，监禁我们，但是你们破坏不了我们的精神。”他们要求亲自去看矿上发生的事；他们理应代表800万非洲人，就他们的利益向政府提出建议。一位委员说，这个委员会不过是“一部玩具电话机”。 6月26日，在伊丽莎白港、德班、亚历山大市以及其他一两个地区发生全面罢工；在约翰内斯堡，在开普敦和一些小的中心地点发生部分罢工。但是在德兰士瓦的一些地方反应很冷淡，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认当地工作人员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印度人给予巨大的支持，特别是在德班，那里的人受害最深：1000名工人被解雇，但得到了组织者们提供的生活补助。 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印度人的组织工作经验和他们的筹款能力中受到启发，而印度人大会则通过与非洲人大多数更密切合作得到明显的好处。印度人还在联合国争取外交支持，当时在联合国54名成员国中亚非国家只占14名。 1950年年末，曼德拉当选为青年联盟全国主席，他同沃尔特·西苏鲁讨论了贯彻“行动纲领”的下一步行动，进行非暴力抵抗。采取什么方式呢？曼德拉想起1946年印度人志愿队出发去德班时纪律良好的热情气氛，于是提出“消极抵抗”。西苏鲁要求它“典型的南非式并富有战斗精神”。他们可以回忆起非洲人国民大会历史上举行抗议活动时自发地运用消极抵抗的情况。1913年在奥兰治自由邦，黑人妇女曾抗议通行证法。她们把好多袋通行证堆在市政府办公楼前，然后成千上万的人宁可坐牢也不交罚款。一个村又一个村的妇女被投进警察牢房。结果当地政府把通行证强加给妇女的企图却失败了，从这次活动中产生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妇女小组。后来在191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曾在约翰内斯堡和威特沃特斯兰德组织大规模的非暴力游行反对通行证法。尽管有来自警察和白人市民的暴力袭击，抗议行动仍然持续了好几个星期，结果成立了一个部级委员会建议废除通行证法(它们并没有废除)。 这时西苏鲁认为应该欢迎各种族的人参加这个运动，不论曼德拉仍然害怕非洲人可能会受到其他种族的控制。曼德拉回想“五·一节”的示威游行，当时“人民”支持了他自己曾反对的某些东西。逐渐地他让步了。检讨了自己的立场以后，他心甘情愿地接受和其他种族的合作。对共产党人也是如此。他现在明白，非洲人“自己单干”反映了在政治上幼稚，不够成熟。 曼德拉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业余课程很艰巨；而且他缺乏适当的学习设备，还有长途火车旅行和夜里11点钟的宵禁。他跟着当学徒的这家事务所里的一位波兰犹太人，对他很好，使他永远感激。那位同事给他种种鼓励，催促他一心一意做一名好律师，从而“赢得各界居民的尊敬”，还要他躲开政治。 西苏鲁、曼德拉和“青年联盟”其他成员继续他们的热烈争论：消极抵抗对人民没有什么号召力；但是非暴力是反抗一个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残暴政府的唯一可行的方法。那么，怎样约束那些平时遭受那种暴力的人民呢？灌输纪律的关键是，用非暴力方法训练他们，告诉志愿者非暴力常常比公然的进攻行动需要更多的勇气和决心。 1951年12月，他们的建议被提交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度大会：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庆祝统治300周年时举行群众抗议活动；应告诉政府，除非将特别不公正的六项法律予以撤销，否则全国将举行非暴力的蔑视那些法律的运动。大会大声表示赞成这一提议。莫罗卡博士向大会致敬并呼喊口号“我的祖国！”群众回答“非洲！”代表们起来高唱《上帝赐福非洲》。 海外报纸注意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强调他们的斗争不是指向某个种族，而是指向不公正的法律，“这些法律使各界广大居民永远处在被统治和苦难的地位上”；非洲人在为改造环境，为把“人类尊严、平等和自由交给所有的南非人”而战斗；而且，他们的谨慎意图是保持非暴力。 在南非，政府在取缔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对批评政府者撤销护照，并准备取消“有色人”在选民册上的“特权”地位。白人自由主义者和圣雄甘地的儿子马尼拉尔(他住在纳塔尔)对非洲人是否能够保持非暴力表示怀疑；当威特沃特斯兰德一带守法的黑人和歹徒之间以及各部族集团之间发生骚乱时，他们为自己的疑虑找到证据。当时有41人死亡，数以百计的人受伤。 政府正在大力镇压。非洲人国民大会能吸引足够的志愿者吗？它能够领导进行一场持久的非暴力斗争运动吗？ <hr /> 注释： 第四章 自愿进牢门 “大会意识到，”曼德拉声明说，“这些措施造成了一个新局面……我们必须分析面临的危险，制定克服这些危险的计划和政治斗争的新方案……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保护我们的组织，聚集我们的力量，以再次发动新的进攻。” 同时，卢图利酋长收到一项最后通谍：或者退出非国大，或者放弃祖鲁格劳特维尔地区酋长职位。他的答复则是到非国大大会上发表演说。在那里，他听到人们对他的热烈欢呼声。 西苏鲁立即赶到现场调查。非国大谴责这种暴力行为，并要求进行司法调查。然而政府的反应却是将警察的镇压行为进一步升级，在整个开普省禁止集会并更加严格地实施通行证法。在一次非国大举行抗议罢工后，雇主竟解雇了上千名工人。在金伯利和东伦敦还发生了暴乱，至少有25名非洲人被警察打死，更多的人受了伤。在东伦敦，人们一见白人就打。他们先看到了一位跑来救护受伤者的修女和一位保险业业务员，两者均被打死。 莫罗卡和西苏鲁回答说：非国大从没有将土著事务部视为“正当渠道”。他们又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生物学”，而在于“公民权”。“只要涉及到种族尊严，非洲人民不会向任何人让步。”恰恰出于这一原因，他们正在为获取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的基本人权而进行抗争。他们最后说，人们已没有其它选择，只有发动群众运动。“我们愿意强调声明：我们旨在和平地开展这场运动。无论什么动乱，即使发生，也不会是我们所为。” 4月6日，当白人们庆祝荷兰人在开普登陆300周年时，非洲人也聚集到各个中心：在东开普，数万人聚集在一起为自由祈祷；在约翰内斯堡，莫罗卡博士面对着自由广场上的群众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庄严宣誓：我们要把我们头脑中、身体中和心灵中的全部力量聚集在一起，一定要让我们的恶劣生活环境不再持续。他号召组成蔑视法律的万人志愿者队伍。 曼德拉和卡恰利亚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开始招募志愿者。曼德拉在服装工人工会礼堂对大约200名非洲人和印度人以及一些“有色人”发表讲话，对他们进行指导并出主意。他指出：当局会试图恐吓人们，并且会对首批志愿者特别残暴。但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挑衅，他们都绝不能还手。最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遵守纪律。绝不能乱吵乱闹或出现任何酗酒现象。志愿者必须保持尊严，昂首挺胸，提高警惕，并且要干净整洁。一位印度人说，曼德拉与志愿者们很快就建立了亲密友情，他自己也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 曼德拉来到开普敦。一个对这个国家种族歧视现象早已熟视无睹的南非白人是这样描绘他：“我发现人们都转过身去盯着马路的另一边看，我看到了这个人的雄姿。他仪表堂堂。不光是黑人，连白人、包括白人妇女也都转过身去崇敬地望着他。” 在德班的一个“志愿者日”，曼德拉面对成千上万人发表演说。不仅是非洲人，印度人也在誓言上签名。曼德拉发表了对他个人亦有重大意义的声明：“我们能够说，这个国家的非欧洲人民的大团结已经成为现实。” 非国大的纳塔尔主席是卢图利酋长。他较晚担任大会领导职务。他和奈克尔博士全身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之中。意义深远的历史新篇章将在这里揭开。印度人特别为他们加入到非洲人的自由歌声中这一新经历而感动。这些歌声伴随着每一名前来的志愿者。 政府的第一次报复行为是以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为依据列出500名男女名单。这样，这些人组织集会或发表演说就成了非法行为。马克斯、科塔尼和达杜召集起群众集合以示抗议，但立即遭到逮捕并被关押了几个星期。 6月26日是非国大1950年号召全国大罢工的周年纪念日。运动就从这一天开始。在冬天的早晨，一群斗志旺盛的志愿者，有男人也有妇女，从新布赖顿镇出发步行去伊丽莎白港。他们戴着非国大的臂章，高呼他们欢呼着前进，穿过标有“只准欧洲人进入”的火车站入口，在那里遭到严阵以待警察们的逮捕。他们被带到车站的另一侧，令他们高兴的是还要通过一座“只准欧洲人进入”的桥梁。一整车厢的非洲人发出喝彩声。这群人中的领头人被判30天徒刑，其余的人被判15天的监禁。 在750英里以外的德兰士瓦，一位老资格的甘地主义者纳纳·西塔和西苏鲁一道带领着52名蔑视运动参加者进入了一块非当地居民未经许可不得进入的地段，所有人都遭到逮捕。 这天晚上，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会议。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1点：此时正是宵禁时间，非洲人须有特别准许才可外出。他本想躲避逮捕以继续组织群众，但是这时他发现自己也被警察抓住。警察已经逮走了志愿人员，志愿者高唱着他们自己的国歌登上警察捕人的车，被送往监狱。 从总理秘书那里传出来的是干巴巴的回答。他指责西苏鲁不去与土著事务部部长进行交涉，并对他代表非国大讲话提出质疑。他说：班图人应被视为与欧洲人无差异的说法自相矛盾，“特别是当考虑到这些区别是永久性的，而且不是人为的。”政府无意取消那些法律，因无论怎么说这些法律都不是压迫性和卑劣的。它们属于“防范性”的。如果非国大按其声明一意孤行，政府将充分运用手中掌握的工具制止任何动乱，并会“恰当处置那些发动颠覆活动的人”。 名领导人和组织者实施的终身禁令，使蔑视运动停止了。在征召的1万名志愿者当中有8577人做出响应，但是没有一条法律被废除。事实上，政府还无情地扩大了种族隔离制度。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认在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缺陷：管理和筹款工作中有漏洞，并且缺少一份非国大办的报纸。然而，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受到了政治洗礼。非洲人国民大会估计其成员人数从7千人猛增到10万人。 曼德拉获释后，他看到这场运动象“野火般”地传播开来。工厂和办公室的工人、医生、律师、教师、学生和牧师都起来蔑视种族隔离制度。老一辈蔑视运动的参加者们回忆起早年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那时他们的目标只是证明他们自己是有责任感的公民。现在他们抱着发动一场根本性变革的期望面对着白人当局，精神倍加振奋。自由之歌成了这场运动的象征。有一首歌这样唱道：“我们非洲人！我们非洲人！我们为我们的土地哭泣。他们夺走了它，他们夺走了它，他们是欧洲人。他们必须让我们国家自由……”另外一首：“嘿，马兰！打开牢门，我们要进去，我们志愿者……” 1952年12月，艾伯特·卢图利酋长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全国主席，曼德拉为他的副手。卢图利原是一位教师，他当过17年的酋长，与他的人民亲密无间。他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当选主席后的第一次活动是去访问伊丽莎白港。在那里他受到3万5千人的欢迎。当他抵达奥兰治自由邦——一个急需接受政治教育的地区时，他遇到了对他宣布禁令的警察。 7月30日，警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袭击住房和办公室，并逮捕了莫罗卡、曼德拉、西苏鲁、达杜和卡恰利亚以及其他30人，指控他们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此案虽然停审，但警察的逮捕反而激起了人们参加运动的热情。到了10月初，又有几千名志愿者被投入监狱。 4个月后，运动的最后一幕将要开始：发出全体人民共同参加蔑视运动的号召。曼德拉相信，只要能做到这一步，政府将无法实施某些法律。当然它不会轻易认输，只有继续增加巨大的压力才能实现这一步。非洲人已经行动起来，只有一种办法能使他们放弃行动：这就是暴力。 当沃尔特·西苏鲁被带上法庭时，他为在7月参加蔑视运动的1500人辩护说：“只要我在我的人民当中享有威望，只要在我身上还有一点点生命力和能量，我就会抱定取消种族歧视法律和争取南非非洲人自由的信念，勇敢地战斗。”他是那些宁愿在牢房里被关上一星期也不肯交罚金人们中的一个。 10月18日在新布赖顿火车站，一个白人警察向两个据称偷了一罐油漆并拒捕的非洲人开枪。随后的一场混战中，这个警察开了不止20枪，然后溜之大吉。留下一群愤怒的群众，他们向火车站发动攻击，开始了一场暴乱。7个非洲人和4个欧洲人(无1人是警察)被打死，27人受伤。 他的公开讲话能够被禁止，但是和大多数受禁令管制的人们一样，他仍在继续秘密地发挥着作用。 政府一再拒绝按非国大多次提出的要求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并且将混乱的罪责加在蔑视运动身上。这一作法使人们更相信，新布赖顿和金伯利的暴乱是奸细蓄意煽动的，用以借口镇压蔑视运动。一位学术界观察家利奥·库珀教授的结论是：“没有任何证据能把抵抗运动和动乱联系在一起。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哪一次暴力事件是由抵抗者挑起的。”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件，运动还在继续进行着。10月份的被捕人数已达2354人。志愿者的纪律性和他们的幽默感得到了来自国外的赞誉。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种族隔离现状。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正式表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这对于非国大及其同盟者来说，无疑是新的鼓舞和鞭策。在南非，白人自由派人士，包括刚刚来到这里的约翰内斯堡主教安布罗斯·里弗斯，呼吁给“所有有教养的人以平等权利”，而只有很少数白人参加了蔑视运动，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遭到监禁。 注释： 曼德拉被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以代替刚刚被宣布禁令的J·B·马克斯。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人们对他的领导抱有极大的期望。他的朋友坦博注意到，他并不是雄心勃勃想当什么官，而是克己奉公，只满足于做队伍中的一员。但他却具有群众领袖的天赋，能自然而然地将人们吸引到他的周围。他称颂那些为蔑视运动做出牺牲的人们：丢掉职业的工人、被逐出校园的教师、荒疏了业务的专业人员。蔑视运动已经向人们表明人民大众怎样才能发挥政治作用，它还为人们表达对政府的愤怒提供一个有力的手段。它激励和唤醒了人民，把他们从“被征服、被奴役的顺民改造成一个勇于战斗、毫不妥协、同心协力的集体。” 事后他曾指出：这场运动直接导致产生了民主人士大会(一个激进白人组织)，也促使自由派人士建立起一个多种族成员参加的自由党。而它对政府所产生的影响，就是开始谈论对班图斯坦的非洲人实行“自治”，而不再继续叫嚷“巴斯卡普”(主子统治)了。他说，这当然是欺世盗名，可也说明了这场运动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已被承认。 曼德拉也同样受禁令的管制，非洲人国民大会、印度人大会和工会的100多名领导人和组织者都有同样遭遇。 南非政府依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对个人施行禁令的作法是别出心裁的镇压手段：早期只有一、两页限制条文，后来增加到8到10页。无需指控，无需证据，不许上诉：只要司法部长认为禁令实施对象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他就可以宣布禁令。违反禁令者可被处以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曼德拉被禁止在6个月内参加集会，也不得离开约翰内斯堡。“之所以对我施行禁令，”他说道，“不是法院审判的结果，也不是因为犯罪，而是出于偏见，或许是政府内部幕后进行的‘星法院’诉讼程序所产生的。” 另外还增加了几项严酷的法律：对任何人“以抗议方式或支持某项运动的方式反对法律”的犯罪行为，将处以3年监禁、300英镑的罚款、10下鞭挞，或是三者中的两项并用。对于那些用言行鼓励他人触犯法律以示抗议的人，增加200英镑罚款或2年监禁。 11月末，莫罗卡、曼德拉和西苏鲁及其他领导人被送上法庭。政府附带提出的指控为蔑视运动歌曲和妇女们的鸣叫声是暴力的预兆。这一说法被一位著名的音乐研究专家休·特雷塞教授所否定。他指出，鸣叫是非洲人欢乐和悲哀的典型表达方式。随后的判决给政府舆论宣传以莫大的打击：鲁姆普夫法官宣布：这些领导人只犯有“法定共产主义”罪，这“与人们所熟知的共产主义毫不相干”。他们曾设想过一系列的行动，从“公开拒不守法”到类似“叛国罪”那样的行为。然而法官承认了这样的事实：即他们不断劝告其追随者保持“和平的行动方针并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他们只被判9个月监禁，缓期2年执行，条件是他们不再再犯同样的罪行。 <hr /> 纳尔逊·曼德拉当选为蔑视运动全国志愿者总指挥，他的副手是毛尔雅·卡恰利亚。后者的父亲曾是1907年与甘地齐名的最勇敢的抵抗者之一。曼德拉走访开普、纳塔尔和德兰士瓦，在城镇里走家串户，讲解他们的计划，有时一讲就是一夜。他的任务是鼓起人们的勇气，用非暴力手段向政府挑战，以达到推翻压迫的目的。有时奥利弗·坦博和他一同出访。和往常一样，在小城镇和专为白人建立的村庄里，黑人总会遇到麻烦。唯一乘得上的火车也许深夜才能到达，没有供黑人使用的旅馆和出租车。城镇黑人人家也没有电话。这就意味着要走好几英里才能抵达目的地，敲开看来象可靠人家的门。有时他们受到热情的陌生人的欢迎，也有时被胆小的人拒之门外。 第五章 思索者生涯 曼德拉有律师资格。1952年他开始与坦博搭伙。后者是从教书改行干法律的。在约翰内斯堡靠近地方法院的一座叫作“大法官邸”的楼房内，他们的办公室设在第二层。门上的铜牌上写着“曼德拉和坦博”。这座属于印度人的不起眼的楼房是少有的几座可让非洲人租用的房子。 尽管他被禁止参加德兰士瓦的非国大年度会议，他还是能够与他的人民进行交流。为了做到这一点，德兰士瓦的执行主席宣读了他的主席发言。在发言中，曼德拉回顾了最近产生的能让政府“为镇压我们的运动使用最残暴、最无情的手段而制造条件”的立法。他还讲述了“全国行动委员会”所拟定的一项计划。这项计划制定出了新的斗争方式，以后称之为“M”计划。M即曼德拉名字的头一个字母。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层和第二层，然后是第三层领导均遭禁令的迫害。但非洲人国民大会仍在继续战斗。它坦率地承认一些失败，如没能阻止西部地区的迁移：说得过多，而认真的计划和组织行动少。由于会员费随着人民的普遍贫困程度加深而做了调整，大会从未得到足够的资金来维持它的自身组织，更不用说组织抗议和罢工了。 有些宗旨产生于日常生活，如“私人住宅不受警察的骚扰并受法律的保护。”及“人人都可以自由旅游不受任何规定限制。”还有一些是典型的社会福利国家的宗旨，如“国家抚养老人、孤儿、残疾人。”有些则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如“矿产资源……银行和垄断工业改为全体人民所有。”人群对每一个章节都报以热烈掌声和欢呼声：“阿非利加！”“马伊布耶！”(非洲，我的祖国！) 最能鼓舞人心的领导人因禁令管制而没在现场。英斯特韦兰德沃奖章——一项象征非洲社会最高荣誉的奖励被授予卢图利酋长、达杜博士和赫德尔斯顿。在他们之中只有最后一位亲自出席并听到了人民的欢呼声。 “这位部长，”曼德拉评价道，“把目标解释得一清二楚……教育我们的孩子说非洲人比欧洲人低劣。”这一政策意味着“在一个巴斯卡普(主子统治)的社会里永久地奴役人民。”非洲人教育将要被从那些传授黑白人平等的人(教会人员)手中夺走。维沃尔德宣称教会和教会人员将被驱逐出去，因为“他们在土著人的思想中灌输了不该有的希望。” 一大批组织和白人政党收到了参加大会的邀请。统一党对此不屑作出答复。自由党和工党同意派观察员参加大会。一些独立的基督教徒也欣然接受邀请。他们当中有赫德尔斯顿神父。出乎预料的是，尽管当局给会议的举行制造了诸多障碍，如不准公共汽车送离会场较远的代表参加会议，但是并没有禁止举行会议。 既然在街道和其它公共场所举行会议变得越来越困难——大会必须得到准许才能在城镇和市区召开——曼德拉设计出建立基层组织的方法：在城镇里挨家挨户发动群众，动员人们在工厂、火车、公共汽车和家里集会。他告诫人们提防告密者和伪装的煽动分子，甚至混入大会成员中的警察，并且宣告：“在南非，和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一样，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中。彻底粉碎压迫者的镣铐，是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决心和迫切要求。”他引用尼赫鲁的话作为结束语：“你们能够看得到，‘自由之路无坦途’……” 1955年，全国大会运动正式开展。好几个组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一起建立了人民大会联盟。除印度人大会、南非工会大会外，还有新成立的有色人组织及民主人士大会。民主人士大会由几百人组成，他们代表南非一些白人的信仰，正如曼德拉对他们评价的那样：“他们准备把非洲人当作人并且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为了在社会上得到政治权利和利益，他们准备与我们吃在一起、谈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南非工会大会是由8个非洲人工会、3个有色人工会及1个白人工会组成。在当局严格限制非洲人工会之后，南非工会大会的成立标志着非洲人工会的再次崛起。 律师与他的人民一道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这丝毫不失体面，即使他的行为触犯国家法律。法庭的判决站在曼德拉一边，法律协会被判罚赔偿金。 1955年10月，2000名来自各地的妇女聚集一处，向比勒陀利亚政府发出抗议。一年之后又有2万妇女来到这里。由于政府下令禁止在街上游行，她们三三两两地走向总理办公室。有些妇女穿着印有非洲人国民大会字样的上衣，有的穿着莎丽，有的妇女背着孩子或是提着装食品的篮子。她们喊完抗议口号后静静地站在联邦大厦的阶梯会场里。随着利莲·恩戈伊的一个手势，大家唱起为这次游行填上新词的《勇士之歌》：“斯揣敦，你碰一碰女人之际，是你撞在石上之时。”临解散之前，她们又高唱起《上帝赐福非洲》。 曼德拉和坦博聘请过的律师中还有乔·斯洛沃和哈罗德·沃尔佩，二人都是曼德拉就读过的威特斯法学院的同学。他们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很活跃。(沃尔佩年轻时觉得曼德拉对人友好但不亲近，“一个心肠挺好的人”。)当曼德拉在低级法院出庭为他的委托人辩护时，如果他与执法官或警察直接发生对抗，他变得锋芒毕露。但他也不缺少幽默，一次他给一位被指控偷了“太太”衣服的非洲佣人辩护，他扫了一眼摆在那里作证据的衣服，拣起一双长统袜来当众展示，然后问那位“太太”：“这是你的吗？”“不是。”那女人回答。她实在是没脸承认是她的。这个案子也就由此告终。 “足够”的工资、条件好些的住房和食品也是人们普遍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被收集上来后，一个委员会起草了自由宪章。大会开会前曼德拉、西苏鲁等受禁令管制的成员都审阅了自由宪章的草案。 在曼德拉受禁令管制的那些年月里，他的活动中包括为左翼刊物《解放》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他还是《战斗言论》的编委，该杂志是由鲁思·弗斯特主编的政治及文学月刊。他表达了对他的人民为生存而奋斗的日常细节的了解。他在1953年写道： 曼德拉和坦博在法律上如同在政治上一样，性格各有所长，互为补充。曼德拉热情奔放，对生活有着执着的追求。坦博则深思熟虑，不慌不忙。两人同样疾恶如仇，只是曼德拉感情更加外露。 对曼德拉的禁令在1955年底到期。正好在这时特别支队闯进他的办公室，对他宣布新的禁令——这次是为期五年。他的朋友注意到：政治活动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对他的婚姻产生了不利影响。一段时间内，伊弗林离开家到纳塔尔学习接生。他们的关系终于破裂。他尽可能地照顾他的三个孩子。 大会在凯旋般的气氛中继续进行。大会结束时全体起立高唱《上帝赐福非洲》。当夜幕降临时，代表们开始退场。非洲人国民大会乐队演奏着自由之歌。 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显赫学术成就的非洲青年就不会是国家的荣誉，而是对掌权者的严重威胁。因为他们可能不喜欢下到地壳深处、咳得死去活来，为的不过是养肥矿业大老板。他们也不会情愿为得到配给的猪狗食而到农场去挖土豆。”③ 特别支队的侦探和武装警察在发言人和与会者之中进行搜查，连标语口号也被没收了。其中包括两张食品摊上的招贴：“荤汤”和“素汤”。警察宣告：这里有“叛国行为”嫌疑。 Z·K·马修斯教授刚刚结束了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在纽约联盟神学院的工作。他在1953年开普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发言提出建立“人民大会”的主张：“我想，现在是否应由非洲人国民大会考虑举行一次由不分种族、肤色的全国人民代表参加的全国大会，起草一个未来民主南非的自由宪章。”卢图利认为这是1909年全国大会想做而没有做的事。这是一个创造性地设想国家未来、更加明确地阐述解放运动的目的和手段。 新总理J·G·斯揣敦正在谋求利用刑事诉讼和证据修正案、土著人管理修正案、土著城区修正案及集团住区再次修正案来扩张其警察国家。新法案象征着一个庞大官僚机构的低下效率，必须年复一年地修正立法，才能纠正错误和弥补漏洞。向边远地区放逐成了惩罚抵抗者的又一个新花招。 相隔绝，与那些象我一样思考和行动的人相隔绝。我发现自己不论在何处都会受到警方保安支队人员的尾随。总之，我发现自己被当作罪犯——一个无罪的罪犯。我不能选择伙伴，不能陪伴别人，不能参加他们的活动，不能参加他们的组织……法律把我变成罪犯，不是因为我的所做所为，而是因为我的立场、我的思想和我的良知。 注释： 1953年9月，又一次宣布禁令：曼德拉不仅在两年之内不得参加集会和不能离开约翰内斯堡，而且还被迫退出非国大和所有与其有联系的组织。这次同样不经过审讯，也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他本人不得不退出正在进行中的抗议西部地区迁移的活动，虽然作为律师他仍能为抵抗警方行动而出谋划策。 那些受禁令管制的人们被迫以隐蔽的方式进行工作。坦博注意到他们的不安，若被判刑会很重的。然而曼德拉镇定自若，他的智慧和勇气赶走了恐惧。“人民，”他说道，“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不分种族、党派、宗教信仰和思想意识的全体民主力量团结极具必要性。” 1955年他论述了有关“流入控制”法律和迁移劳工制度。后者对于家庭和农村地区都产生了影响： 在城镇、农村和非洲人居住区，到处都在散发传单向人们发问：“如果你能制定法律的话……你将怎么办？你怎样着手把南非变成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种族人民的乐园？”吕斯腾堡跨部落农民协会的回答很具有代表性：他们谴责班图教育、通行证法及班图权力法，要求提供更多的种植和蓄牧设施、在议会中有更直接的代表权以及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 他写道： 西苏鲁路过以色列和伦敦之后，又访问了中国和苏联。此时他正在特兰斯凯和西斯凯地区发动群众，以争取他们对人民大会联盟的支持。 我们号召保留地和托管地的农民们！ “多年来我们并肩工作，”坦博在的前言当中写道： 维沃尔德也是班图教育的设计人。他宣称：非洲人“两脚都应站在保留地里！”他们的教育应该扎根在“班图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之中。”由此而言，他们主要用本族语言来接受初等教育。 特兰斯凯就要被宣布为一个班图斯坦，或是称作“家园”，尽管政府委派的汤姆林森委员会的调查说，这里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只能养活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曼德拉以自己的丰富知识描写这一地区是“这个国家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贮存地”。 代表们聆听了先后用英语、索托语和科萨语宣读的自由宪章。自由宪章一开始这样写道：“我们南非人民向我国各地和世界各地宣告：南非属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全体人民，无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没有任何政府能宣称具有正当的权力，除非它建立在人民意愿的基础上。 在人民大会联盟运动之后，警察搞了1000多次袭击，搜走了数不清的材料。这些材料中自然也包括曼德拉的撰稿。1956年12月5日凌晨，住在奥兰多的曼德拉被敲门声惊醒。全国各地很多男人和19名妇女也这样被敲醒。他们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的白人地域里，300万白人将统治600万非洲人、150万有色人和50万印度人。大约500万非洲人将被限制在另外13% 面积土地上的260个狭小和彼此隔离的农村贫民区里。在那里他们的权利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50年代，白人学生的教育经费是每人44英镑。亚洲人和有色人学生每人19英镑，而非洲人学生每人不到8英镑。班图教育被强制实行，尽管遭到国内外的强烈抗议。这些抗议主要来自著名的专家学者。然而，非国大让家长们不送孩子们上学的号召遇到了问题：“我们要是抵制的话，你们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出路呢？我们知道班图教育将影响我们子女的心灵，但是能让他们满街乱跑吗？”在教会人士中，约翰内斯堡主教安布罗斯·里弗斯和赫德尔斯顿神父以及他的复兴社团采取行动关闭了学校，他们不愿让政府接收这些学校。 星期天的下午，场外传来了行军的脚步声。警察们手提轻机枪朝着会场上就座的代表走过来。一声枪响，人群站了起来，按照非洲人国民敬礼的方式举起手。大会主席请人群肃静，人们就着“克莱门坦”的曲调唱起“马伊布耶！” 的奠基石。“从来没有一个文件或会议让南非民主运动如此广泛的讨论和拥护。宪章不仅仅列举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政策，也是一个革命性的文件。这正因为不结束南非现存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所设想的变革就不可能实现。” 实：作为辩护律师我们常与那些专业能力和成绩不比我们更高、但其优越地位却受到其白皮肤保护的官员们打交道。 咱们谈谈赋税，谈谈牲畜，谈谈饥荒。 与此同时，非国大的工作继续进行。曼德拉不顾禁令的约束，在城镇里给学习小组讲课。到了1953年禁令期满的那一时刻，他和西苏鲁加入了特里弗·赫德尔斯顿神父的行列，在一家大电影院里发表演说，抗议强行驱逐索菲亚镇的居民。5万8千人在集团住区法的执行当中被从这个黑人郊区迁移。而这个地区是稀少的一个允许非洲人自由拥有土地的地区，他们在这里能购买土地。这是一个重要的社区。尽管这里有些部分拥挤不堪，并形成贫民窟，可这里不像别的城镇那样单调和死气沉沉。附近的白人郊区正向这里扩展，他们想夺走这块土地。 <hr /> 1955年6月25日，星期六，大约3000多人响应这一“号召”聚集在克里普敦的一块草地上。它在约翰内斯堡西南几英里，是一个居住着非洲人、有色人及印度人的村庄。旗手们高呼着的口号是：“要在我们有生之年获得自由，斗争万岁！”这里成为南非社会的一个缩影：可以看到非洲人、印度人、有色人及白人。很多人穿着民族服装。还可以看到医生、农民、工人、牧师、家庭妇女、佣女、工会活动分子及律师。他们都是一群兴奋异常、情绪高昂、满怀希望的人。会场四周围着铁丝网，入口处站着身着便服的彪形大汉：这些人都是(警察)特别支队的成员，象往常一样无处不在，到处拍照，特别是拍下来白人代表。象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绿和金黄色构成会场的主要色调。 索菲亚镇的毁灭是骇人听闻的强迫迁移中的第一次。迁移带来了许多年过后仍无穷尽的深重灾难。在这片废墟上修建的白人郊区所起的名字“特莱欧弗”，包含了这样的意思。 三个月后，南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警察搜查在凌晨开始了。大约1000多名警察搜查了几百人的住家和办公室，搜集所能被当作叛国罪、煽动共产主义罪或是触犯暴乱性集会法的证据的东西。 宪章的宗旨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各民族集团享有同样权利，人民共同享有国家财富。精心耕耘的人共同分享土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平等的人权。人们有工作和安全保障。求知和文化的大门将被打开，人们将有住房、有安全保障、过舒适的生活。人们将拥有和平与友谊。” 班图教育很快就扩展到高等学府。“非欧洲人在种族混合的大学里上学，”曼德拉说，“被视为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灾星。这里的人们追求友谊和种族和睦……从而构成对种族隔离的直接威胁……”部落学院将被政府用来强化它的政治观念。他们所提供的教育为的不是“开发人民的创造潜力，而是要培养他们永久地做白人奴仆的大脑和心灵。”⑤ 第六章 是叛国罪吗？ 他和温妮驱车到一片开阔的田野里散步。温妮记得那次谈话是请她帮助叛国罪审判辩护基金会募捐。或许是广阔的南非草原和空旷的天空，唤醒了他们对少年时代的回忆。曼德拉和温妮少儿时代都放过牛、羊，热爱特兰斯凯的土地。温妮的父亲哥伦布·马迪基泽拉曾担任过学校校长。温妮9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温妮在去寄宿学校读书前一直照顾弟妹。她的名字诺姆扎莫的意思是“经受考验、勇于奋斗的人”，那时候名副其实，此后也一直名副其实。 此时温妮的第一个女儿泽纳妮出生了。她的丈夫的大部分时间被迫浪费在叛国罪审判庭上，他们只有很短的时间在一起。曼德拉一大早跑步锻炼，回来喝一杯温妮给他准备的鲜桔汁，早饭一吃完，他就要踏上赶往比勒陀利亚的长途行车路程，司法部长声称：“不惜花几百万镑”也一定让审判进行下去。“花时间算得了什么？”他问道。这时审判已经进入第3个年头。 审判千篇一律，没完没了。大部分被告都远离家乡，倍受折磨，他们的家属得到了辩护基金会的资助。曼德拉、坦博是少数能住在家里并能有部分时间继续工作的人。大批被查封材料成为指控中的证据，这里边包括有“荤汤”和“素汤”的标记。 在国际事务中，非洲舆论能产生深远影响的就是联合国。曼德拉指出，苏联、印度及其它几个国家“一如既往地、无条件地支持被压迫人民的自由解放斗争”，美国则往往“与那些主张奴役他人的国家为伍”。 顽固的阿非里卡人赞同政府“面临险境”时所具有的警惕性。而美国学者格温多伦·卡特教授和汤姆斯·卡里斯认为非洲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与那道貌岸然的“叛国指控”程度之严重不分伯仲。但两星期之后的1956年12月19日，预审开始时的气氛却热闹非凡而并非庄严肃穆。很多人唱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歌聚集在德里尔厅四周的街道上，审判将在德里尔厅进行。囚车里面的犯人也在高唱歌曲。大厅是一个四处通风的昔日殖民者的遗物，惊惶失措的警察与被告人、观众及记者挤成一团。开庭了，156名被告一排排地坐下，俨然是参加大会的代表团。法官刚一开口讲话，便发现麦克风出了毛病，什么也听不到。法官只得在一阵笑声之中宣布休庭。 在曼德拉、西苏鲁、坦博被警察押送到约翰内斯堡古老的福特监狱的同时，南非的军用飞机还从全国各地运来不同种族的男人和妇女，把他们也监禁在这座监狱里。这些被监禁的人当中有来自纳塔尔的卢图利酋长、奈克尔博士和伊斯梅尔·米尔，还有来自东开普的马修斯教授。除了少数领导人之外，156名被告中大部分人是司机、职员、工厂工人、劳工、教员和家庭妇女。 由于一些被告被保释出来，每天曼德拉都要开车把他们的几个同伴从镇里接到德里尔大厅来。他们在政府提交的指控书中和风马牛不相及的证人供词中找到不少笑话。检察官讲，他要证实被告是民族解放运动成员，该组织发言人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有关社会和国家的论述，青年联盟的行动纲领及曼德拉的演讲和文字材料是指控人拿出的主要材料。政府还要证实自由宪章设想了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步骤，并将成为一场革命的序幕。辩护律师驳回了这一指控，明确宣布大会联盟宪章所表达的宗旨。他辩解道：不只是156人在受审判，“而且他们以及成千上万生活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人所公开信奉和表达的思想也在受审判。” 按习俗，婚礼应在两家分别举行。但时间已不允许他们去纳尔逊在库努的家了。从传统的意义上说，他们的婚礼并不完整的。为了这个原因，温妮留下了结婚蛋糕的一部分(她现在还留着这块蛋糕，等着她的丈夫从监狱里出来的那一天)。 午休时候，东开普合唱队在大厅后面唱起了卡尔塔的《自由之歌》。与此同时，德兰士瓦的领导人正在和亚历山大镇抵制公共汽车的组织者紧急磋商。40年代汽车票价的上涨激怒了老百姓，大约5万多男女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长途步行上下班，取得了稀有的胜利。政府不仅通过了提高雇员交通费补贴的法律，而且票价又回落到抵制前的水平。 卢图利和其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为了检验一下在审判期间受到影响的组织力量，在1957年6月26日发出了待在家里的号召。在南非工会大会发出的每日1英镑最低工资号召的支持下，罢工取得了巨大胜利，尤其是在约翰内斯堡和伊丽莎白港地区。曼德拉解释了“待在家里”一词的意义。由于罢工需要纠察队来阻止工厂的工人上班，而纠察队又容易招致警察的暴行，大会便决定使用这一方法。 不久，人民群众对强行设置班图政权的不满以及通行证法所带来的无处不见的痛苦遭遇，在德兰士瓦各地引起了暴力反抗。政府的反应是将武装警察派往这些地区。与坦博一起受理有关案件的曼德拉无法到出事现场查访。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仍然坚持开业。每天很早开始工作，白天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熬过烦人的一天后，晚上回到办公室。周末，曼德拉还在奥兰多开办了一个法律“诊所”。坦博原来想成为一名英国圣公会教士。1956年里弗斯主教已经接受坦博为圣职候选人，然而，当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时，他放弃了这一希望。 曼德拉和其他受禁令管制、被分别限制在各自地区的人们，现在被集中到两间大牢房里，能面对面地交谈。按卢图利的话说，是“无限期地”交谈。保尔·约瑟夫是在学生时代第一次见到曼德拉的，现在进一步了解了他，并对他的谦虚态度留下深刻印象。曼德拉讲话从来不伤人的自尊心。和他在一起不仅感到快乐，还会有一种安全感。他好象先从人们那里汲取力量，再将无穷的力量送还给人们。 曼德拉意识到他们的“独往独来”的民族主义有其号召力，正和他和西苏鲁及其他人在40年代的所作所为一样。但曼德拉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研究过南非的“具体情况”：他们打击的是制度本身，而不是这个制度中的白人。尽管有人想要煽动起非洲人对非非洲人的反感，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选择的是教育民众接受一个更为明智的斗争观念。 当审判还在进行中。曼德拉给温妮打电话，请她吃午饭。刚20岁出头的温妮十分敬畏这位有崇高威望的人和他的朋友们，但她接受了邀请。这是一个星期日，曼德拉放下手中的律师工作，带她到一家普通的印度餐馆吃饭。他满怀柔情，开心地看着温妮第一次尝到热辣辣的咖喱时那副不自在的样子。就是在吃午饭时，他也躲不过那些向他请教或打招呼的人。尽管他的一些同志觉得他孤傲，但他却非常平易近人，毫不吝惜地给别人以时间和知识。 几个月后，温妮一家也卷进庞多兰地区不断加剧的冲突中，这让温妮十分伤心。南非政府强行建立班图政权——这是为建立班图斯坦所玩弄的第一个花招。庞多兰抵抗领导人悄悄来到曼德拉家征求他的意见。然而温妮的父亲却支持政府政策。当他所在的地区的冲突转化为一场小规模内战时，温妮的父亲被当作通敌分子而受到攻击。事情发生很久后温妮讲到：“看到这种怒火，看到而且感觉到人民的怒火，我父亲试图以他自己的曲折方式为他们做出巨大牺牲。父亲和我在政治上不能取得一致，这真让人痛心。它在我心中留下了可怕的伤痕。” 温妮从曼德拉的气质中确信她的选择是对的。曼德拉给人以信任、忠诚和无比的勇气。她知道他爱她，但她也意识到：当你投身于事业时，你就不能从个人角度来思考问题。曼德拉离不开人民，离不开斗争。在很久以后，温妮才满怀渴望地谈起她从未经历过的“新婚少妇生活”。 预审在9月份中止了很长一段时间。被告们正为能回家而兴奋异常，约翰内斯堡城镇发生暴乱的消息又使他们转喜为忧。40多名非洲人被杀，很多人受伤。同过去一样，政府拒绝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此事。市政会成立的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是：暴乱的原因中包括种族隔离制度、流动劳工制度、贫困、缺少教育、缺少职业训练、缺少娱乐设施以及“极不舒适”的火车——非洲人上、下班途中乘坐的火车车厢拥挤不堪。司法部长将这些调查结果斥为毫无实际价值。 1958年6月，他们在温妮的庞多兰家里结婚，曼德拉原有不准离开约翰内斯堡的法院判决，这次他得到了4天特许假期。利莲·恩戈伊是陪伴他非国大领导人中的一个。当哥伦布·马迪基泽拉对他的女儿宣讲父亲的“智者真言”时告诉她；她必须记住，她嫁给了斗争事业，而不是那个男人。当她把这样一个男人带到他这里做女婿时，她就把非洲人国民大会带到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地方。 与此同时，按照集团住区法，曼德拉和坦博被迫关闭他们在约翰内斯堡的律师事务所。他们只能在黑人城镇开业，按照曼德拉的说法在一个“哪也够不到的旮旯里开业”，“这其实就是让我们关门，不再为我们的人民服务。而我们多少年所受的训练正是为了此目的，没有一位称得上律师的人会轻易答应。”他们不顾受指控和驱逐的危险，公然违抗这项法令。在周末或夜间，只要可能，曼德拉和他的伙伴就继续开业。 审判这个案子的法官有3名。检察官是奥斯瓦德·皮罗(王室法律顾问)，他曾在30年代领导过“在字旗下”运动，在1929年他还是一位特别凶恶的司法部长。辩护工作由一队精明的律师所领导，其中有伊斯雷尔·梅塞尔斯、布拉姆·费舍尔(王室法律顾问)和西德尼·肯特里吉。对于被告人而言，来自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的观察员在场旁听，为这次审判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起引人瞩目的联系。这些观察员中的一位说道：自从德国国会审判之后，除了纽伦堡审判之外再没有这样举世瞩目的了。 叛国罪的审判于1958年8月1日在比勒陀利亚一座曾是犹太教堂的建筑物里开庭，当时辩护工作只取得了部分胜利：对卢图利、坦博和另外59人的指控被撤销。曼德拉和西苏鲁在91名被正式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人们行列之中，另一项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所提出的指控被法院一笔勾销了。 1959年期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自信大大增强：不只是持不同政见的非洲主义者另立门户而使该组织的团结更加巩固，而且卢图利和坦博也从禁令当中解放出来。 被捕者中还有过去一直忠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如创作了很多自由歌曲的作曲家坎农·詹姆斯·卡拉塔，德兰士瓦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报纸《新纪元》的编辑鲁思·弗斯特及她的律师丈夫乔·斯洛沃，还有利莲·恩戈伊和海伦·约瑟夫。这些囚犯来自南非社会的各个阶层：105名非洲人，23名白人，21名印度人，7名有色人。他们一来到监狱就被按“欧洲人”和“非欧洲人”隔离起来。 与此同时，温妮·曼德拉也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妇女联盟及多种族南非妇女联合会，不久，她成为这两个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和阿伯蒂娜·西苏鲁一道，温妮参加了数百人反对政府强行对妇女实施通行证法的游行。很多妇女背着孩子参加示威游行。海外报刊幽默地报道了这些令人敬畏的妇女。她们被捕后，兴高采烈地爬进囚车，有些还大声喊道：“告诉我们的太太们，明天我们不能上班了！”她们被判在福特监狱监禁1个月。这是温妮第一次尝到进监狱的滋味，尝到铺在地上的麻垫子、床上脏毯子的滋味。温妮已有身孕。她知道她的违法行为会让她丢掉在巴拉瓜尼医院里的工作，然而她必须要冒这个险。她以及其她妇女意识到，她们的抗议游行有可能推迟这个法律的通过，但并不能达到她们的最终目标。曼德拉特别为温妮感到骄傲，尽管他们很少谈论政治问题。沃尔特·西苏鲁和他的夫人，以及利莲·恩戈伊，是对她产生影响和鼓舞人们当中的几个。 温妮的父亲为女儿能嫁给一位如此重要而又令人爱戴的人而感到骄傲。但是他也有深深的不安：在特兰斯凯，即使是城镇里，离婚也被人另眼相看。王族家庭的离婚更是如此，他们必须要为人师表。温妮能承受得住指责吗？这种指责无法避免地会有一部分针对她。还有纳尔逊3个孩子的问题，尽管这3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住在一起，但他们自然会来看望父亲和继母，而她是这样的年轻。更何况，曼德拉还在接受叛国罪审判。 当南非政府扶持曼德拉的亲戚凯泽·马坦齐马酋长统治特兰斯凯班图斯坦时，温妮的父亲成为土地和农业部部长。父女之间的冲突更加激烈了。直到父亲临终前，他们才言归于好。 “从政治上来说，在保留地建立自治政府的言论是一个骗局，”曼德拉1959年5月在一篇极有预见的文章里警告说，“从经济上来说，这也是荒谬绝伦的。”这将意味着人们被迫背井离乡，数百万人将从城市迁到已经拥挤不堪的班图斯坦地区。 实行种族隔离的企图一次又一次遭到抵制，而这些抵制又时常演变为暴力抵抗。曼德拉指出：“一个酋长又一个酋长，因为抵制‘班图政权’而被废黜或被驱逐出家园。班图斯坦并不会表达非洲人民的意愿，而是征服人民的工具。” 正是通过坦博和亚德莱蒂·楚库杜——他即将要娶的那位护士，曼德拉结识了温妮·诺姆扎莫·马迪基泽拉。还是在以叛国罪遭逮捕之前的一天，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一个食品店买东西，这时坦博和未婚妻开车过来，和他们在一起的是一位美貌超群、活泼可爱的年轻姑娘。纳尔逊肯定知道她，奥利弗说，当她被任命为巴拉瓜尼医院的第一个黑人卫生工作者时，杂志上还刊登过她的照片。他接着说，她和他是同乡，他称呼她为“来自比扎那村的温妮”。 转天又有了新花招，被告们被关在铁丝网笼子里。杰出的被告辩护律师们拒绝为遭到“野生动物一般待遇”的人们辩护。铁笼子被撤走了。但外面却传来了枪声：德里尔大厅外面的警察恐慌之际朝情绪尚平静的人群开了枪。22人被打伤。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刻，约翰内斯堡主教和亚历克斯·赫普尔两位身材矮小的人走进气愤的人群中，让人们冷静一下。同时警察上校也愤怒地训斥他的部下。 白人自由派人士对非洲主义者的反共路线发生了兴趣。然而，曼德拉指出，白人共产主义者为非洲人的自由而作出了牺牲，他们的奋斗推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多年来所执行的政策，即彻底地抵制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的种族主义。许多非洲人对共产主义危险的警告持怀疑态度，正是因为政府把所有的反对派都贴上“共产党”的标签。 政府在叛国罪审判中援引反对帝国主义的演讲作为指控曼德拉和其他人的证据，曼德拉在《解放》杂志上这样写道：帝国主义者掠夺矿产、农业财富既不考虑人民的意愿也不给予应有的报酬；破坏当地人民的经济能力；低额工资和长久的工作时间；最为严重的是剥夺政治权力，让人民永远生活在外国人统治之中。 在老牌欧洲列强迅速衰败后，曼德拉将美帝国主义视为对刚独立的亚非人民的威胁： 回约翰内斯堡后，她开始将奥兰多那座门牌为8115号的小房子进行改造。加盖了两间屋子，室内的色调和式样也更新了，在破破烂烂的房子前的一小块地里种上了花草。坑坑洼洼的土路对面是座秃山。滕比、马克加图和马卡基韦有时来和他们的父亲和温妮共度周末。 曼德拉的沉着、镇定和幽默感众所周知，然而所有这些男女都情绪高昂，实在令人难以相信这次审判将要决定他们的终身。海伦·约瑟夫想起她与曼德拉及其他3人从约翰内斯堡驱车到比勒陀利亚去的情景。两地相隔40英里。一路上，他们谈起审判，谈起他们的辩护律师和与他们一起被指控的朋友们。他们谈笑风生，回忆童年时代的光景，还有时停在路旁，买桃子吃。每天午餐时，常常有很多人聚集在邻近牧师家的花园里吃印度社区给他们送的午饭，这情景象花园聚会。曼德拉及其他人在参加审判的同时，还在进行各种组织活动，对他们而言，这是商讨重要事情和给有直接牵连的人提供建议的机会。 卢图利作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讲演旅行。这次旅行从开普省的人山人海的多种族集会上开始。对南非政府来讲，卢图利比其他极端主义分子还危险，他给白人留下的印象远远超过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任何其他黑人领袖，在他动身去德兰士瓦之前，镇压开始了。这次的禁令和流放期是5年。全国副主席坦博也再次被禁止在5年内参加集会。但是南非政府却没有对正在全国各地活动的泛非主义大会领导人采取任何行动。 1959年1月19日辩护律师们又一次取得胜利，61人的指控书被撤销。156名被告人中只有30人还在受审，利莲·恩戈伊，海伦·约瑟夫，沃尔特·西苏鲁及纳尔逊·曼德拉是这些人中的最后几个。 尽管如此，1958年的联合国大会上，美国第一次支持一项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决议。这一转变虽然是温和的，但仍比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谴责都更使南非政府不安。而英国仍继续弃权。 第七章 决不首先使用暴力 在沙佩维尔大屠杀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南部开普敦郊区兰加大约有1万名示威群众在“单身汉”区聚集，那里是几千名男工的临时居所。当时，只有少数人听见警察要求在3分钟之内离开现场的命令。随后，旧戏重演：警察用警棍驱赶人群，群众向警察投掷石头，警方下令开枪。2名非洲人被打死，49人受伤。群众怒不可遏。 1960年的“非洲年”以及非洲许多国家的赢得独立，有力地推进了南非的斗争。人们感到危机四伏。在纳塔尔，2000名群众被捕，黑人警察被杀，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大型集会要求“采取行动”。在特兰斯凯、庞多兰起义蓬勃发展，政府为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西南非洲，温得和克群众抗议政府强迫当地居民迁出首都，遭到警察枪击，死亡11人，受伤44人。在开普敦，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2月3日发表的“改革之风”正吹遍非洲的讲话，使得南非政府及其支持者大为震惊。 曼德拉在力挫原告锐气的时候，他胸有成竹地感到自己是“法庭的官员”。 在暴力问题上，原告向他提出一个问题：非国大是否认为政府对非国大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他说是的。“但是就我们而言，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保证暴力不会首先来自我们方面”。假如非国大的力量增加怎么办？政府采取暴力的可能性是否也会增加？“是的，我们体会到，政府为了恐吓非洲人停止反对它所奉行的反动政策，会毫不迟疑地屠杀数以百计的非洲人。” 上述事件的发生，使沙佩维尔、兰加等地名迅速传遍世界。人们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积恨以及南非政府先镇压非国大长期的非暴力活动，后又镇压泛非主义者大会刚刚举行的示威活动，在各地激起巨大反响。随着骚乱席卷全国，政府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那么，一党制政体呢？”一位法官问道。 与此同时，南非白人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抛售股票的浪潮冲击着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司法部长呼吁全国平静，财政部长号召向南非移民，土著人事务部长称种族隔离是全球的模式。还有1名白人企图谋杀时任总理维的沃尔德。 “对我们来说毫不相干。”曼德拉回答说，“在南非我们使用非暴力，对于他们采取什么方法，应当由他们决定，这与我们无关。” 在叛国罪审判案中，Z·K·马修斯教授代表被告最后一个出庭作证。律师提问时说，政府声称大部分“非欧洲人”“在非法的煽动下”很可能作出“更迅速、更不负责和更激烈”的行为，“而不象文明程度较高的少数人。” 经过四年多的时间，叛国罪审判接近终结。当局在1961年3月结束了争论。被告一方开始了他们的辩护。他们否认策划一场“带有敌意的阴谋”，并驳斥当局所说的在投票箱和叛国行为之间没有中间道路的观点。辩护还有几周才能结束，突然，资历最老的法官宣布休庭一周，具有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身份的布拉姆·费舍尔律师被迫中断辩护。这是否意味着法庭已确信被告确实有罪？ 比勒陀利亚监狱的条件让人不堪忍受：一间6英尺宽、12英尺长的牢房住着5名非洲人被告，厕所是一个有盖的便桶，旁边就是饮水桶；毛毯和草席上虱子肆虐；饭菜是玉米和玉米粥，偶尔有几片肉。10天可以洗一次澡，每天去院子里“放风”10分钟。曼德拉被选为监狱犯人的发言人。一次，他向一个特别挑剔的看守提出监狱条件恶劣，看守立即威胁要按紧急条例对他进行惩罚。曼德拉引用监狱条令予以反驳。看守大声嚷道：“撒谎！”“政府法令没有要求犯人读书！”这一回曼德拉发了脾气，他怒视看守，要求会见监狱高级官员。在法庭受审时，他也向审判长提出意见：“阁下，出于礼貌，用最婉转和最不夸张的语言来讲，监狱给我们提供的饭菜根本不适合于人类食用。”不久，监狱总监走访了被拘留者，随后，监狱条件有了些改善。 4月8日，政府取缔了非国大和泛非主义者大会。议会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以128票对16票(投反对票者包括4名“土著人”代表和新建的进步党议员)宣布这两个组织为非法组织，并规定继续从事该组织活动的人将被判处10年以下的徒刑(从此，报纸称那些被指控为非国大和泛非大会成员而受审的人为“赤色分子”)。非国大最后一次“合法”行动是呼吁召开“国民大会”，以便为建立一个全体南非人民的新联盟奠定基础。奥利弗·坦博当时已离开南非，前往英国和坦桑尼亚等国筹建非国大驻国外的办事处。 审讯到最后仍一无所获，当局只好求助于能说明非国大奉行暴力政策的证据。但是这一企图也没能得逞。于是它又后退一步，想证明被告事先就预见到他们的行动会导致与政府的暴力冲突和进一步的颠覆活动。 卢图利曾被长期拘留，在烧毁通行证被捕后，他积劳成疾。法庭在审讯中向他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解放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分子策划阴谋的一部分，旨在推翻那些不给人民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政府。卢图利说，当说到“东方”或“西方”的问题时，非国大倾向于根据各国在联合国会议对待种族隔离的态度来作出判断。 1960年8月初，曼德拉出庭辩护。他作为主要辩护人所作的发言以及后来的询问和答辩，记录了411页长的官方档案。温妮也在法庭旁听。 四年前叛国罪审判刚开始时，曼德拉给一些观察家留下的印象是：精明能干的律师和讨人喜欢的人物。如今，他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起来。正如一位被告律师所说的那样，他的辩护词论据清楚，一针见血。从更深刻的原因来分析，他是在挑战中成长起来的，他的能力反映出非国大高层领导人的水平。 “这不是体制问题，而是民主问题。”曼德拉回答说，“如果一党制能够充分实现民主，我将非常仔细地考虑一党制建议。但如果多党制能够充分实现民主，我也会仔细地研究多党制建议。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实行的是多党制，但是就非欧洲人而言，这是迄今为止最邪恶的专制主义。” “我们不反对白人，”他答辩说，“我们反对的是白人至上，在这一斗争中，我们也得到了某些欧洲人的支持……不言而喻，非国大一直主张种族和睦政策，谁要宣传种族主义，我们就加以谴责。” 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干预南非事务，它以9票对0票通过了1项决议，英国和法国弃权。决议谴责南非政府制造屠杀。迄今为止，共有83名非洲人平民和3名非洲人警察被杀；白人无一死亡，有60人受伤。 曼德拉一直想念温妮和刚出世的女儿泽纳妮。但他并未因此而影响斗争决心，他还经常鼓励同伴们振作精神、坚持下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非国大成员应当局邀请每天在法庭上介绍该组织的原则和活动。毫不夸张地说，这等于是“在继续从事”被禁组织的“活动”。 在约翰内斯堡，西苏鲁、曼德拉、杜马·诺克韦(非国大总书记)和乔·斯洛沃整夜开会，研究非国大对政治危机的对策。3月26日，诺克韦向在比勒陀利亚等候作证的卢图利酋长传达了他们的紧急建议。卢图利同意这一建议，在当晚当众烧毁了通行证，并号召其他人采取同样行动。非常巧合的是，这时政府暂停实施通行证法。随后卢图利又发出第二个呼吁，号召举行全国哀悼活动。这一活动后来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德班取得成功。由于罢工、群众性葬礼、示威游行和骚乱此起彼伏，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警察在兰加的野蛮行径，激起3万非洲人举行反对开普敦警察的大规模抗议游行。但是，悄悄进入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层的年轻组织者菲利普·科萨纳被1名高级警官所欺骗，他暗中驱散了游行示威群众，但他本人后来却被逮捕和监禁。 8月9日，曼德拉结束了在法庭上的辩护。 原告不时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非国大在文件里提到其他国家的斗争时，并不对他们使用暴力进行谴责。曼德拉解释说：“让我们看看肯尼亚吧！我们知道那里发生了一场殖民主义战争。我们谴责这场战争，认为英国是侵略者。我们从来没听说过基库尤人侵略英国，没有听说他们在英国轰炸城市，掠夺土地，摧毁政治组织，使成千上万的人家破人亡。而这恰恰是英国人在肯尼亚的行为。我们关心的是，英国人必须撤出肯尼亚，我们不关心基库尤人使用什么方法。” 被告律师继续提问，为什么他早期敌视共产党人，想把他们开除出非国大，而在1950年又与他们进行合作？是不是他们看上去能够信守非国大的政策？“是的，”曼德拉回答说。 罪。 8月底，政府取消了紧急状态，释放了被拘留者。全国各地很快又出现了非国大的口号和传单。曼德拉原可以回家探望亲人，但由于被告辩护律师要为审判案最后几个阶段作准备，他时常在比勒陀利亚和被告商谈到深夜。他的妻子描述了在这种不正常的生活条件下，他为什么常常顾不上吃饭。他刚要出发，电话铃响了，有人要他去警察局保释某人，或要他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当时，温妮已经怀孕。曼德拉多年后在罗本岛监狱里回忆说，温妮的忍耐精神很强，她“每天对他说爱恋不舍的话”，她对“许多令人恼怒的事”总“视而不见”，“要是换成另一个女人，这些事足以使她万念俱灰”。他为自己不能帮温妮而感到内疚。他说：“当时唯一让我自慰的是，我生活中几乎连思考的时间也没有。” 被告律师就帝国主义的问题提问，曼德拉说：“根据我的亲身经历，今天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在世界上征服掠夺，胡作非为，使千百万人陷入苦难的深渊。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我们想知道我们是否应当支持和维护这个带来了深重灾难的体制。 他们都站在车库外的车道上。曼德拉让一个孩子来叫我。我来到他面前，他只简单地对我说：“亲爱的，帮我把衣服和梳洗用具装在箱子里。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你别着急，我的朋友们会照顾你。他们会随时把我的消息告诉你。好好照顾孩子。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有力量和勇气这样做，我知道你现在就有能力这样做。” 当局主要针对曼德拉的讲话和文章向他发问。三位法官不时打断他的辩护。曼德拉叙述了青年联盟成立的过程和奉行的政策：“我们当时感到，非国大考虑采取更有战斗性的政治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他还介绍了蔑视运动取得的成绩。 当问到他在文章中阐述的“人民民主”能否在“统治阶级”作出一系列让步后实现时，他说，非国大还没坐下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求实行成人普选权，为此，我们准备施加经济压力；我们将发动蔑视运动和待在家里运动——或者是单个行动，或者是集体行动——直到政府说：‘先生们，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蔑视法律的事情和待在家里运动造成的整个局面。让我们谈判吧。’我个人认为，我会说，好吧，让我们谈判吧。” “如果他只顾自己的利益怎么办？”法官问。 仅有一次，曼德拉勃然大怒。审判长就普选权的意义提问：实现普选难道不危险吗？曼德拉回答说，人人都应该享有投票权。审判长又问，但“无知的人”参政，这有什么意义？难道他们不会“象孩子一样”受竞选领导人的影响吗？ 在圣诞节休庭期间，他得以回家与亲人团聚。马克加图在特兰斯凯患病，曼德拉不顾警方对他的禁令，火速赶去探望孩子。此时他第二个女儿津姬娃出世了，他又立即回到约翰内斯堡，在一家医院的“非欧洲人”住院部找到了母女二人，她们显然没有得到妥当的照顾。他很生气，把温妮和孩子从医院接回家，以便使母女二人得到妥善安排。他们一家人在一起正常的生活时间实在太短了。 “不会。”曼德拉说，“说句实在的话，一个人只有找到能表明他观点的人，才会投票选举这个人。” 在监狱里，曼德拉和其他领导人开始制订新的斗争方式。他后来透露说：“我和同事们经过仔细的考虑，决定不听从禁止非国大活动的禁令。”非国大将根据M计划——M计划即曼德拉关于基层组织建设计划——采取新行动，要整顿组织，使其转入地下。他们成立了“看守委员会”。“我们相信，保存这个组织是我们的职责，因为它是经过近50年的不懈努力而建设起来的。” 当局还指控被告有时“故意制造爆炸性局势”，马修斯对此反驳说，爆炸性局势是由当局一手造成的，“可以说”，这个局势“自从1910年南非建立后就一直存在。” 休息的时间多，他们就从事学习。曼德拉认为他应当学习阿非利堪语，西苏鲁学习速记，诺克韦学习法语。有时候，他们也在一起做拼字游戏。 “你的自由难道没有对欧洲人形成威胁吗？”一个法官问道。 紧急状态法实施后，曼德拉和叛国罪审判案的29名被告、以及卢图利和其他被告证人都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他们见不到自己的同志，也无法在最关键的时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紧急状态下，共有2000名积极分子被拘留，几千名所谓“无业游民”被逮捕。 在回答一位法官的询问时，马修斯承认非国大争取普选权的目标是结束白人至上。他还说，人们认识到白人至上主义者不会轻易进行让步，但他们对政治和经济压力也不会无动于衷。迄今为止，非国大的运动规模既不够大，持续的时间也不够长。但是如果非国大力量更强大，白人至上主义者就会被迫谈判。 当时，曼德拉准备建议政府在议会给非洲人60个席位。他认为如能实现上述要求就是一个胜利，就是向普选权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接着他们将在双方商定的时间内暂停抗议活动，同时教育白人选民“认识到变革是能够实现的……各种族之间相互谅解与和睦相处是可以做到的。”他又说，当然，他们决不会放弃普选权的要求，最后，他们将实现“人民民主”的目标。 “你是否被无阶级社会的思想所吸引？” 多旁观者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记者称示威群众态度“和善”，但警察说“咄咄逼人”。75名警察向人群开了700多枪，打死69名非洲人，打伤至少180人，其中有妇女儿童，大多数后背中枪。 她对即将来临的危险生活和极大痛苦没有察觉，她只注意到近几周他似乎在考虑一项重大计划。有几次她跟他说话，他都没有听到。她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什么也没有。但是他预付了6个月的房租，这很不寻常。直到她从报纸上看到他已到了数百英里以外纳塔尔省的彼得马里茨堡，她才知道他的禁令已经到期，当局对他还没有采取新的限制。 3月29日，曼德拉回到比勒陀利亚，和其他被告一起听候宣判。公众席和记者席上坐满了人。法庭内气氛紧张，高级法官贾斯蒂斯·朗夫宣布“调查结果”： 几周后，曼德拉因为受到新的妨碍又向法庭提出正式抗议。根据规定，他和诺克韦有权会见其他被告和将代表被告出庭作证的Z·K·马修斯教授。但当他们会面时，监狱管理机构提供的是一间小牢房，里面没有一把椅子，只有一个装满了脏物的马桶。 4月7日，政府宣布重新实施通行证法。已经飞往伦敦和纽约的大资本家又恢复了对南非的投资。 他们带着胜利的喜悦走出法庭，同时也把他们的首席辩护律师梅塞尔和费舍尔高高举过肩头。迎接他们的群众欢呼雀跃，载歌载舞，有的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一起高唱《上帝赐福非洲》。 第八章 能继续呼吁和平吗? 示威活动采取了从5月29日起3天待在家里的形式。5月下旬，警方开始大规模搜捕，这一次仍然没有抓到曼德拉。警方不仅逮捕了领导人和组织者，还以违反通行证法为由拘留了数千名群众。正如曼德拉指出的，他们都是无辜的群众。全国各地集会被禁止，印刷所遭到搜查，罢工传单被没收。 1961年5月29日，星期一，成千上万的非洲人不顾失去工作和住房的威胁，响应了曼德拉的号召。在德班，印度人工人加入了罢工；在开普敦，有色人工人也首次加入这一活动。这同警方的宣传大相径庭。被警方控制的南非广播公司大清早就宣布说，各地的工人没有听从“待在家里”的号召。当天晚些时候，该公司广播说一切都“正常”，第二天广播又说一切“恢复了正常”。在伊丽莎白港，第二天有75%的人参加罢工，在另外几个地区，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了示威(警方最后承认在约翰内斯堡参加罢工的占60%)。 他十分清楚其中的含义：其他组织者为了免遭警察迫害，身份一直保密。只有他在党转入地下后，必要时还得公开露面组织群众活动。他必须牺牲家庭生活(本来就没多少)，还要放弃律师职业。正如他1962年对法庭所说的那样：他不得不过一种长期被警察跟踪的生活，不能与亲人团聚，随时可能被拘留逮捕。他说这比坐牢还要难受。一个理智正常的人绝不会选择这种生活。“但是，这样的时刻有时会到来，就象我的生活已遇到的那样，一个人被剥夺了过正常生活的权利，他只能过着被放逐的生活，因为政府决定用法律把非法状态强加给他。”他强调说，没有妻子的激励、支持和鼓舞，他根本不能象现在这样行动。 但是无可置疑，全国范围的反响却令人失望。第二天，曼德拉宣布取消罢工。那天早上，伦敦记者在约翰内斯堡市郊白人居住区一幢陈设简陋的住所里采访了他。曼德拉身穿条纹运动衫，看上去一点也不象一个密谋者，在欢迎记者时，他还发出爽朗的笑声。一位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罢工已经失败？ 随着外国记者纷纷拥入约翰内斯堡，报纸刊登了题为“新闻记者抵达约市报道最新动乱”的头版文章，预示着又一个沙佩维尔事件即将发生。伦敦《观察家报》记者对当时背景作了如下报道： 正如一位代表所说，曼德拉在被迫沉默10年后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令人“十分振奋”。代表们不分昼夜地讨论政府政策所导致的严峻政治形势。有一位代表特别使曼德拉感动。他曾反对班图地方政府，他发现当决定的时刻到来时，人民被其信赖的他方政府领导人抛弃了。他说，在这次大会上他感到精神振奋，信心十足：“我们最后一定会胜利。”曼德拉从他身上感觉到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 他不断躲避警察，因而被报界称为“黑人平珀诺”。“平珀诺”是一部小说中的人物，他英勇无畏，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成功地躲避了警察追捕。曼德拉遇到过种种困难，其中一件就是他在约翰内斯堡化装成司机所驾驶的唯一一辆汽车经常抛锚。 曼德拉与沃尔特·西苏鲁在工作中密切合作。西苏鲁博学多才，精明能干，平易近人，且擅长决策和组织。多年来曼德拉从他身上以及从他的经历中学到很多东西。曼德拉学会了如何与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打交道，他在会见白人报纸编辑和不赞成“待在家里”运动的自由党领导人时，强调共同点并说服大家联合起来。他秘密会见他们，向他们解释自己的主张，听取他们的意见，再阐释自己的看法。如果碰到对方的批评，他从不记恨在心；他总是富有幽默感。 一家荷兰裔白人报纸载文警告说，南非的“敌人”正在使南非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曼德拉还把传单寄给黑人学生，介绍彼得马里茨堡大会发出的“振奋人心的行动号召”，指出班图教育的“奴役”性质。他说，最近的入学考试成绩鲜明的证明了这一政策的恶果，如果不把国民党人赶下台，更悲惨的后果将接踵而来。后来学生们响应号召，在示威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知道他的人民没有兴趣辩论南非究竟应当与君主制的英国继续结合还是建立布尔人自己的共和国。但是，这是采取行动的适当时机，能把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吸引到黑人的要求上来。他说：“我们赞成建立一个根除种族歧视、使全体南非人民享有公民权的民主共和国”，不赞成那种已使南非在全世界无地自容和声名狼藉的白人至上制度。 召开国民大会的呼吁在不同种族的自由派、宗教界和学术界中得到赞成。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必须避免发生再次沙佩维尔事件。4月24日，曼德拉代表全国行动委员会致函南非总理，声称白人共和国一旦建立，这个“因其令人憎恨的政策而臭名昭著”的政府，“将对非洲人的权利和生活现状继续发动更加野蛮的进攻”，对此他深表担忧。认为只有召开“拥有最高权力的国民大会”，才能避免出现危险局面。 他介绍了准备进行的示威活动。接着他说：“我们对你的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不抱任何幻想”，“最近一年来，我们经历了严酷的独裁统治”。然而，“我们却没有被武力和暴力的威胁所吓倒”。 鉴于过去和政府发生的对抗，他对非洲人的条件能否得到满足不抱希望。南非总理并没有答复，只在议会承认他收到了曼德拉的信，并称这封信带有“威胁”口吻，态度“狂妄”。 大会选举了以曼德拉为首的“全国行动委员会”，负责向政府转达上述要求。如果政府不召集国民大会，全国就举行示威活动——待在家里3天，日期定在5月底，恰好在白人南非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日子。曼德拉离开大会向卢图利汇报，然后又回到比勒陀利亚听取最后判决。从唯一一部有关判决的电影上可以看到，他身穿深色西服，身材魁梧，精神抖擞。离开法庭后，他转入地下工作。对于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尤其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要伪装乔扮是很不容易的。正当他在全国各地秘密活动时，当局发布了通缉令。他仍四处奔波，指导工作。当警察追踪太紧时，他就隐蔽消失一段时间。在一个警察进行恐吓和收买已延续好几代人的国家，告密者无所不在。曼德拉发现在非国大领导人因禁令而失去联系的农村和开普敦穆斯林群众中，组织动员工作尚有很大潜力，他说，那真是令人难忘的经历，“除非你真正同人民生活在一起，否则你无法体会。”他喜爱乡村生活，但在被当局限制活动的年月里，他几乎忘记了这种生活。他到各个黑人城镇活动。在索韦托，他在晚上会见下班回来的工人。他还到各大城市活动，会见工厂工人和一批批印度人。在伊丽莎白港，他住在谢尔大街诗人本尼斯·布鲁特斯夫妇的寓所里；当他在新布赖顿召集开完会议会，就回来教诗人的小儿子打拳。回到约翰内斯堡，他只在深夜回家探望家人。他处处小心谨慎，尽量不累及他人。有好几次他逢凶化吉，死里逃生。一次为了迅速逃离，他不得不在一所住宅的二层楼上系绳子跑掉。 统一党以白人中产阶级为基础，在矿业、商业和工业中势力较大，但这个党行将就木，它的领导人没有答复。 当他对温妮说完那些令人悲痛的话——“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后，便驱车前往彼得马里茨堡。大部分来自祖鲁兰和庞多兰地区、代表着政治、宗教、体育和文化组织的1400名代表聚集一堂，在1961年3月25日召开了“全非洲人大会”。 他回答说：“按照政府采取的镇压步骤来看，罢工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他介绍了工人在罢工中蔑视警察、军队和雇主的勇敢行为。政府一心想杀人。人民已经绝望，绝望的人最后会采取报复行动。 维沃尔德总理发出严厉警告，斥责“煽动者”、“普通群众”中的“知识分子”、“假知识分子”和“某些报纸”鼓吹召开国民大会的行为是在“玩火”。谁支持召开国民大会，谁就要为进行共产主义活动负责。 尽管曼德拉断然否认有这样一个计划，《兰德每日邮报》还是刊登了一个纯系内奸捏造的所谓煽动非欧洲人侵占城市的“秘密计划”。 曼德拉走访工业区，散发紧急传单，再次呼吁“待在家里”： 南非人民！ 抗议仍在进行， 逮捕不能阻拦我们…… 全民有选举权， 全体工人有合理工资， 废除通行证法， 结束少数白人的统治， 我们不要怕维沃尔特， 我们决不动摇待在家里的决心…… 不要被吓倒…… 在我们生命终结之前去争得自由…… 南非政府确信，非洲人的抗议斗争已因非国大和伐非大会的被取缔和紧急状态下的大搜捕而被镇压下去。但是在叛国罪审判案对被告的限制结束之前，曼德拉、西苏鲁和狱中的其他领导人已在一起拟定了新的计划。根据卢图利的批准以及根据该案件被告将被宣判无罪的推测，曼德拉被推选出来在危难之际承担领导责任。 5月上旬，曼德拉致函议会主要反对党——统一党的领导人，指出支持召开国民大会的运动正在蓬勃兴起。他直率地说：“必须作出抉择，或者通过谈判消除分歧，诉诸武力解决问题”。他呼吁说：“现在还不算太晚，”“你们发出召开国民大会的呼吁很可能成为我国历史的转折点，它将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它将孤立国民党政府，并将显露出它是一个少数人的政府。” 他考虑过人们对非国大时常提出的一个批评：这次罢工没有涉及到面包黄油。他不同意这个看法。要求召开国民大会毕竟是指“一人一票，这是关系到我们前途的关键”。然后他又回到非暴力问题上：“全国上下不断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当我们面对的政府采取野蛮行径给非洲人带来无数痛苦和灾难时，继续呼吁和平与非暴力，在政治上是否正确？” 曼德拉赞扬了这一“伟大的响应”，称赞这是组织者和积极分子们兢兢业业、忘我工作和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结果。他们“不顾当局最严厉的恐吓，不怕警察特别分队的追踪，坚持在警察经常巡逻和特务与告密者时常活动的地区开会和活动”。他说，吸引各国新闻媒介关注的不是南非白人共和国的庆典，而是广大群众拒绝白人共和国的“振奋人心的运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征兵动员中，各大城镇组织了几十个公民自卫队和突击队。在战略要地设立了营地；载有装备给养的重型车队沿着缓缓行驶，直升飞机在非洲人居住区上空来回盘旋，用探照灯对房屋、庭院、土地和无灯区进行搜索。数百名白人宣誓担任临时警察。几百名白人妇女在周末练习打靶。枪支商店的左轮手枪和弹药已被抢购一空。各地取消了警察休假。发电站和其他基本服务设施配备了武装警卫人员。萨拉森装甲车和运兵车在各个黑人城镇巡逻。警车也四处巡查，电台广播着，参加罢工的非洲人将被解雇和勒令迁出城镇。 他严肃地补充说：“如果政府的反应是用赤裸裸的武力来镇压我们的非暴力斗争，我们会重新考虑我们的策略。在我的头脑里，非暴力政策一章正在结束。”那天晚些时候，他在接受伦敦一个电视摄制小组的采访(后录制成唯一保存下来的关于曼德拉的新闻片)时，也发出了同样严肃的声明。 他和同志们一起分析这次罢工的得失。他们认识到，失败的原因之一是领导人缺乏地下斗争的经验。非国大被取缔仅仅14个月，它仍然在整顿组织，对习惯于公开活动的干部们进行训练。你既要从事秘密活动，又声明你实际上是在秘密活动——那将导致被捕，怎么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南非历史上的新纪元将要开始。 他在心里回答了这个问题。在1961年6月26日“自由节”这一天，他发表了一项声明，提出了新的斗争方式。当时，他能具体说明的只有“不合作”。非洲人民将要求国外的千百万朋友利用外交、经济及其他种种方式抵制与南非的来往，并进一步孤立南非政府。他自己将继续从事地下斗争。 他向他的人民保证：“我将与你们肩并肩地和政府进行斗争，”“直到取得胜利。你们准备做什么？是加入到我们的行列，还是与政府合作，帮助它来压制你们同胞的要求和愿望？……或是在关系到我的同胞、我们的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保持沉默和中立？就我自己来说，我已作出抉择。我不离开南非，也绝不投降。” 甚至连自由派的英文报纸也不再客观报道，而警告人们不要响应曼德拉的号召。他们也拒绝刊登曼德拉的声明，而在这篇声明中，曼德拉抗议警方逮捕数千人，并对警方捕人的“文明”方式表示“敬意”。他说，警察在示威活动之前抓人是想先发制人。他本人通过了警察设置的路障，但他的人民却被逮捕。难道全国没有必要知道他对如此重大事件的态度吗？ <hr /> 注释： 第九章 破坏战略 在约翰内斯堡，他向“民族之矛”全国最高指挥部报告了出访情况。有些同事认为培训新兵条件尚未成熟，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大家同意可以按这个计划执行，因为建立一支以受训战士为核心、足以开展游击战的队伍需要花费多年的时间。他所经历的一切仍然令他振奋，他去纳塔尔，为德班地区指挥部做报告。剧场指挥塞西尔·威廉斯准备了一辆车，供他自由支配。他们乘车去的时候，曼德拉扮作司机，威廉斯坐车。 在结束语中他强调指出，团结“犹如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重要，要不惜代价地维护它”。他相信，在以后的决定性斗争中，南非解放运动将得到非洲领导人和全世界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的全力支持。 卢图利还提了一个长期困扰他的问题：关于1961年12月“民族之矛”宣布终止其非暴力政策的问题。卢图利了解曼德拉的作用，他对没有与他和非国大“基层组织”商量提出批评，他认为他们的名誉受到了损害。曼德拉对此表示歉意，但他说他认为从战术上讲这一行动是正确的。此外，他们是想保护卢图利和非国大，使他们免于卷入政策的急剧变化之中。 事先并未宣布最高指挥部关于即将采取的战略和战术的命令，但是他补充说：“领导如果犹豫不决，不去磨快已不再锋利的政治武器的话，那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在这以前的10个月里，他的足迹遍及南非各地，“他在农村同农民、在城市同工人谈话，同学生和专业人员谈话，”他已十分清楚地感到，形势已变得极具爆炸性。 的任务。 在利里斯利夫农场，“民族之矛”的谋士和他们的非国大的顾问能高效率地工作。与过去政策不同的一个主要变化是民族之矛计划接收所有种族的人，尽管它的主要干部都是非洲人。在极端孤立的环境下，患难与共产生了深厚的同志感情。他们在制定计划时激动不已。 曼德拉会见“民族之矛”之后，与他的一位老朋友M·B·英瓦联系，此人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纳塔尔省负责人之一。这位朋友见到一个自称“大卫”的高个儿司机让他带路去见“酋长”时，简直又惊又喜。卢图利酋长德高望重，深受人们的爱戴。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的同志们为他坚持要见卢图利很担心，但在他固执地坚持的情况下也就让步了。他说：“出去之前我答应过酋长去看他，因此我必须去。”车向北经甘蔗种植园去斯坦格村，一路上曼德拉讲着他旅行的故事。英瓦很高兴，第二天星期六，在一位朋友家里卢图利来到他们中间。 回国的时候到了。在动身前，他见到了第一批招募的战士。他们是从南非偷渡出来到埃塞俄比亚接受军事训练的。曼德拉越境时很危险但没有出事，他又回到南非。一位印度人朋友把车停在漆黑的乡村路旁，等着曼德拉，一夜驱车几乎没有说话，取道偏僻的公路，最后到达约翰内斯堡。曼德拉住在一位不明他身份的人家里，对面是警察局，他的同志认为这是最安全的地方。他急于汇报，急于与温妮在一起，他日夜兼程。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他能够从国外给温妮写信，现在两人又可以在朋友家相会了，然而见面的时间太短暂。 之所以作出限制暴力的决定，还由于白人与黑人走向内战的警钟已经敲响。如果消除布尔人与英国人战争的伤痕需要半个多世纪的话，那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消除种族之间内战的伤痕呢？ 可能采取的暴力形式有四种：破坏活动、游击战、恐怖活动和公开革命。他们决定采取破坏战略，这是与他们的政治背景相一致的符合逻辑的选择。曼德拉后来强调说，“进行破坏不会丧失生命”，“破坏战略给未来的种族关系带来了希望”。痛苦将保持在最低限度，如果这项政策奏效，民主政府将变成现实。 我们——“民族之矛”一直寻求通过不流血、不发生民众冲突而取得解放，就象解放运动一直在做的那样。即使到现在，我们仍然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唤醒每一个人，使人们认识到国民党的政策正在引向灾难。我们希望政府和它的支持者们恢复理智，现在还为时不晚，在事情尚未发展到爆发内战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之前，就更换政府并改变其政策……每个民族都会面临只剩两种选择的时刻，屈服或战斗。现在南非正面临这种选择。我们不屈服，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尽我们的一切力量进行反击，以保卫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自由。 手段将会受到更大的摧毁性的压力。 但是我们认为，以为外部压力会使我们从内部对敌人斗争变得不重要，这样的幻想对我们会有致命的危险。在南非实行自由和民主的斗争，其中心和基础应在南非国内……在过去的10年中，非洲人民进行了许多争取自由的斗争。包括各种形式的非暴力反抗、罢工、抗议游行、抵制和示威。在所有这些战斗中我们一再强调纪律、和平和非暴力的重要性。我们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我们感到存在进行和平斗争的机会，并愿真诚地为争取和平变革而努力。其次我们不想让人民陷干这样一种境地，即成为南非警察乱开枪的现成靶子。但形势现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回答说没有，但他可能在一、两天内出庭。 在这次简短的会面后，英瓦把车开到德班的街上，曼德拉与他告别。 ”。经严格挑选的少数人(非国大成员和共产党员)开始组织起来。 分手时，他们为未来互致热情美好的祝愿。下午晚些时候，英瓦驾车将曼德拉送回德班，他一路上并非没有紧张感，担心他的乘客在行驶速度缓慢的城市里被人认出来。安全抵达后曼德拉请英瓦帮个忙：带他见一下温妮在结核病所当护士的姐姐。 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南非依靠外国资本和贸易，他们希望“有计划地破坏发电厂、干扰铁路和电话通讯”将“吓跑外资”，并“使工业区的货物更难于按时抵达海港”。从长远考虑，国家经济生活所承受的沉重负担一定会迫使选民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 10月份之后，曼德拉过上了一点家庭生活。一个名为利里斯利夫的小农场出租给了“民族之矛”。这个农场位于约翰内斯堡郊区的利沃尼亚，在附设的住房中有一套房间很适合这位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居住，在此之前他只能化装后才敢外出。温妮带着泽妮和津姬换乘几次车到那里，温妮数月来第一次亲手为纳尔逊做饭，曼德拉同孩子们一起在花园里散步。泽妮离去时带着这样的梦想：父亲住的这所凌乱的房子是他们的家。 注释： 至于对实际目标的破坏，重要设施都把守得很严。再者个人还要冒极大的风险，并且有被判处死刑的可能。 第二天早晨，温妮·曼德拉离开儿童福利会办公室，正走在去索韦托探访的路上，突然她丈夫的一位同志出现在她面前，看上去衣着不整很紧张，她立即感到有不祥之兆。她问道，是不是曼德拉受伤了？ 他后来说道，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受到的自由就是摆脱掉了“白人压迫，愚蠢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警察的骚扰，羞辱和无礼”。他补充说，“在所到之处，我都被当作人来看待。”他和坦博乘飞机到伦敦，在那里见到了工党及自由党领袖休·盖茨克尔和乔·格雷蒙德。他强调南非斗争的目标很多，他选择了武装斗争，但尊重卢图利致力于非暴力。每一个反对种族隔离的人都必须在他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内进行斗争。1962年6月17日是星期日，他休息了一天，游览了威斯敏斯特教堂。 曼德拉被关押在约翰内斯堡福特监狱。 他解释说，他已宣布在转入地下活动后将不会离开南非。“我说话算数，并认为这样做很荣幸。但当我的组织接受邀请参加这次大会时，决定让我设法出来，向诸位非洲领导人——我们大陆有影响的人介绍南非形势的最新进展。” 英瓦回忆说，卢图利和曼德拉拥抱，就象领袖与司令员见面一样，两人对再次重逢分外高兴。曼德拉坦率而详细地介绍了他的旅程情况。他谈到许多非洲领导人对非国大与白人和印度人结盟表示忧虑，实际上有些人是共产主义者。正如英瓦回忆那次谈话一样，卢图利在坚持非国大立场上比曼德拉更坚定：人们必须理解这是经过一段时间最后形成的、经大会确定的非国大政策。 他们面临着极大的困难。面对庞大而实力雄厚的警察力量，他们必须使整个组织齐心协力，建立起大体与民族之矛计划设想一致的行动小组。每个人应该知道多少情况？如何才能确保机密？以往非洲人一直开展公开斗争，有些人往往把保守机密视为胆小。对非洲人来说，往来于各地总是很困难，电话又被窃听，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相距数百英里的各个中心之间进行联系呢？即使他们化了装，也有根据通行证法被任意拘留的危险。 传单宣布：“民族之矛”将以新的方式继续进行斗争。宣言继续写道： 的确，国际上对南非政策的谴责相当强烈，对南非政府实行有效制裁的动议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在加纳、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的积极倡议和通力协作下，南非被驱逐出英联邦。“国际上不断增长的对南非的压力极大削弱了南非的国际地位，并且也极大地促进了南非国内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hr /> 他赞扬了与葡萄牙人镇压进行斗争的勇敢的莫桑比克人和安哥拉人，并接着说： 当曼德拉在白人中产阶级居住区的一间公寓里小住时，房间的主人沃尔菲·科迪什发现曼德拉潜心研究关于战争的书：有毛泽东、格瓦拉、科德尔·哈特的著作，还有里茨的《突击队》，读得最多的是克劳塞维茨，他在读经典著作时精力特别集中，许多章节下面都画着杠。问题出现了：如何向房主雇的打扫房间的祖鲁人解释，一个黑人作为这套公寓的客人一直住在这里，白天从不出门？他们商定让科迪什告诉打扫房间的人，“大卫”是一位准备出国的学生，在一切安排妥当之前在公寓里准备功课。科迪什离家上班，中午回家吃饭时，发现曼德拉正与那个祖鲁人在一起谈笑风生。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发现曼德拉很容易和佣人相处了，因为在另一家，厨师也非常喜欢为这位“大卫”跑腿。科迪什早上5点醒来，发现这位神秘的客人身穿田径服正在房间里原地跑步。当曼德拉不能到外面慢跑时，他每天早晨在室内锻炼2小时。 从冬季到春季一直都在制定计划。曼德拉十分想念温妮和他的女儿们。令同志们惊奇的是，他会从不同的隐匿处溜出来去见她的妻子。温妮在约翰内斯堡儿童福利会工作，经常探访郊区城镇的孩子，并出席少年法庭。曼德拉的乔装打扮虽不很地道却已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他曾装扮过擦窗户的清洁工、听差和司机。一次温妮的汽车有了毛病，她在办公室接到口信，让她把车开到指定的地方，在那里一位穿一身蓝工作服的高个男子上了她的车，请她从驾驶座位上让开，他驾车将温妮带到一个停车场，在那儿给她买了辆新车，然后又开车把她送回市中心。他把车停在站牌边，说声再见，走下车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起初温妮居然没有认出他来。 与此同时，曼德拉的地下活动起到了鼓舞人民的作用，密布的警察网还没有抓住他。但是他继续冒险简直是蛮干。11月份，他巡视纳塔尔和开普敦时险些出事：他穿戴着司机的外套和帽子，在约翰内斯堡街头等车，预定接他的车没能按时赶到，突然他看到一位黑人保安警察向他走过来，当那位警察盯着他的眼睛认出他来，他想这下全完了；然而警察并没有停下来，从他身边走过，边走边使眼色，以非国大的方式拇指向上向他致敬。 星期日，曼德拉和塞西尔·威廉斯出发到约翰内斯堡。车开到靠近霍威克瀑布的地方被3车警察截住。威廉斯后来说，警察似乎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搜捕哪个人，好象只得知车上可能有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样曼德拉就于1962年8月5日被捕。他转入地下活动共17个月。 然后他回到非洲。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陆军总司令布迈丁上校(后为总统)邀请他视察部队。正如曼德拉讲的，我看到“阿尔及利亚青年的精英，他们曾与法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以他们的勇敢换来了他们国家的自由和幸福”。在阿尔及利亚，他选修了爆破、使用武器和迫击炮等课程，并在陆军最高指挥部听讲座。他想在一旦需要时，能够而且已经准备好与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战斗。 经过半个世纪的公开斗争、搜捕和关押，警察已经给多数政治活跃分子(即使不是全体)建起令人生畏的档案。黑人警察几乎与白人警察一样多，全国到处都有告密的人。一个告密者可得130英镑赏金，“先报者重赏”，那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十章 对人民意愿的审判 地方法院的走廊里站满了警察。在下面的单人牢房，代理人哈罗德·沃尔佩和辩护律师乔·斯洛沃看到从福特监狱走到这里的曼德拉。他面带笑容，充满信心，并和以前一样完全能控制自己。一位记者写道，“这位维沃尔德的头号通缉犯戏剧般缓慢出现了，他拾级而上走向法庭，就象一位准备复仇的平静的巨人。”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法庭会说：“你们应该向政府提出正式抗议。”我确信，这个法庭既不会这样说，也不会这样做。 在结束申诉时，曼德拉表示相信法官不会轻视他的意见，把它看得无足轻重。他的讲话坦率、诚恳，因为他所谈及的不公正，包含着带来极其危险形势的种子。 曼德拉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一座殖民时期留下来的设有炮塔的红砖监狱里开始服刑。他穿着褴褛的短衣短裤狱服，脚穿拖鞋。一间水泥地小牢房里有草垫、马桶、瓷碟和杯子。曼德拉天不亮就被闹钟叫醒，在领班阿非里卡语的喊叫声中，他仍每天严格坚持锻炼。基本食品是玉米粥，午饭在上午10点45分，晚饭在下午3点。他每天靠缝邮包打发日子。 他告诉地方法官：“我希望能够申明，这个案子是对非洲人民意愿的审判，有鉴于此，我想自己辩护是恰当的。” 他引用了“自由宪章”的话，它是南非“有史以来所发表的最民主的政治原则纲领”，这些原则不仅被非洲人而且被印度人、有色人和白人的组织所采纳，他们都支持一人一票的要求。 他毫无悔罪之意，却似乎对他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他旗帜鲜明地宣布不管判什么刑，他都将继续他的活动。“我们在不正常和难堪的环境下生活，”法官补充说，“如果不能维持‘法律与秩序’，无政府主义就会盛行：法庭不关心政治，只关心维护法律与秩序。” 他在进一步陈述他的观点时指出，南非白人认为合理而公正的政策，已经引起人类良心和整个文明世界中诚实正直的人们的义愤。 “对那两项指控，对所有的指控，我申明无罪。” “我极其强烈地仇恨种族歧视，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从正在进行的对法律挑战中自始至终听得出他带着强烈的感情。他接着说：“我毕生与它斗争，现在与它斗争，并将继续与它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你还有话要说吗？”法官问。 原告提出曼德拉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法官表示赞同，驳回了要求。他问曼德拉：“你现在是否对你的指控进行申诉？” 出庭作证的有警察、城镇地方官员、记者和印刷商，他们多数只提供技术证据，证明曼德拉给1961年5月全国罢工进行了准备工作。 证人中还有南非总理维沃尔德博士的私人秘书。曼德拉的质问集中在他在1961年4月24日寄给总理的信。这位秘书记得这封信，并承认总理没有复信。他不情愿地勉强承认，这封信提出了对非洲人民至关重要的自由与公民权问题。 案件中，南非法庭曾维护过非洲人民争取民主变革的权利，司法官员甚至还公开批判过种族歧视政策。 对方解释道：“由于整个信的调子。” 全国大会将挽救国家经济的混乱与衰败、内乱和苦难。他在1961年6月26日写给维沃尔德的另一封信中提到这一点。总理的秘书再次承认没有答复此信。 在“待在家中”罢工期间曾到处宣传罢工完全失败的警察又作证罢工取得了胜利。原告拿出报纸证明曼德拉2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同时证明他并没有持有效旅行证件去。 另一方面，我们把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和对自由幸福的追求视为全人类的最高理想。从以往痛苦的经验中，我们学会了把白人看成是一种粗暴和残忍的人，他们对我们权利的轻视，对我们利益的冷漠态度，使得他们做出的保证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虚伪之极。 曼德拉申明：“阁下，我认为我是无罪的。” “这就是你要说的所有的话吗？” 10月25日曼德拉被判犯有两项罪行。 也许法庭会说，他们至少应该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行事。然而，是政府，是它对法律的实施，使法律受到如此蔑视，而且声名狼籍。曼德拉从他未经审判而定罪和一再被宣布为非法人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有谁怀疑这样一个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人，应准备去过一种被放逐的生活呢？就象法庭证词所说的我所度过的那几个月一样。对此难道还会有什么怀疑吗？” 他对种族歧视表达了强烈的憎恨：憎恨向儿童们灌输种族偏见的制度，憎恨种族傲慢意识，它认为应当把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留给少数白人，而把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降到卑微的附庸地位，并保持他们没有选举权，使他们成为占统治地位少数人任意驱使的奴隶。 11月7日，曼德拉被判处5年监禁和苦役：因“煽动”罢工判3年，未持旅行证件离开南非判2年。 话题转到他的律师生涯上，他讲到因为他是一名黑人而加给他的困难以及司法制度中肤色壁垒的影响： 诉讼以原告要求法庭判处他犯有两项罪名而告终。根据第一条罪状，“被煽动”参加抗议者分为三类：“重要机构的雇员，他们不允许罢工，非洲人矿工，他们没有正当理由放弃或擅自离开就职岗位即为不合法；除农业劳动者外的一般服务人员，擅自离开他们主人的处所为非法。” 但是这些例外并不影响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荒唐的司法制度的存在。这些现象不是由于这个制度而产生。这些例外却提供了另一个证据，甚至在这个国家的白人中间也有正直人，他们有公正与正义感，反对他们的白人兄弟们对我们人民的残忍犯罪……不管怎样，一个指挥官如果把胜利寄希望于敌人营垒中同情他事业的几个士兵，那他将毫无用途。一个称职的将军把他取胜的信心寄托在自己指挥下打击力量的优势和事业的正义之上，他必须为这个事业毫不妥协地奋斗到底。 非国大55年来一直在寻求和平地解决国家的不幸和问题的方法，但得到的结果仅仅是冷遇，并发现他们的抗议不被理睬。 曼德拉接着清楚地讲述了政府在粉碎非暴力罢工中的所作所为，他替所有的政治犯说话，替未经审判继续遭关押、在审讯者任意摆布下孤独地被囚禁着的人们说话。 被捕之后，出现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很多使我感到骄傲和亲切，但不少是错误的、不妥当的。他们认为运动的进展，人民意志的表达以及他们取得的胜利，他们在这里和国外所赢得的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的工作。我必须公开宣布，我只是人民的一员，一切胜利和成就都应归功于人民。 他谈到历届政府使用暴力的情况，谈到1921年在布尔霍克的大屠杀和1924年在西南非洲邦德尔斯瓦特的大屠杀。他说，“政府的暴力只起到一个作用，那就是引起暴力反抗。我们一再发出警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争论将在暴力冲突和武力对抗中告终。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迹象。” 曼德拉接下去说：“信的调子是要求召开全国大会”，“所有南非人的大会，难道这类事情你的总理都不能给予答复吗？”没有任何明确的回答。曼德拉继续说：“我要告诉你，对这样一封信不做答复，你的总理就不够资格担任这个职务。” 在回答第二条指控时，他简短地谈了他的非洲之行。 他的妻子不久就被宣布为非法的人，并受到迫害，温妮听他往下讲： 警察监视、骚扰和逮捕已成为家常便饭。由于反对关押曼德拉的抗议越来越强烈，司法部长禁止在审讯曼德拉期间在任何地方举行任何支持他的集会。10月22日，拥挤的人群聚集在比勒陀利亚古老的犹太教堂外面等候曼德拉的到来。在教堂里面，法庭上挤满了警察和旁听者，其中有身着滕布人民族服装的温妮·曼德拉。就在19个月以前，曼德拉曾与其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人一起站在这里，听法官宣判他们所有的人无罪。现在，当身穿着人民赠送的豺皮袍的曼德拉进入法庭时，旁听者和记者们都站了起来。他举拳高呼“权力！”人们以“属于人民！”的呼声响应。 “尊敬的阁下，”他回答说，“如果我还有话要说的话，我会说的。” 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清楚地反映了他们增长着的不安。这不安是由于认识到他们的政府没有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而我们却得到了这种支持。很明显，政府企图用恐怖的统治来反对我们强大的运动。 也是一个白人卫兵呢？谁能诚实而严肃地说，在这种气氛下正义的天平会不偏不倚呢？我对这个法庭四处潜伏着的白人占据控制地位的气氛感到压抑。这种气氛使我不由得想起在法庭之外，因同样的白人统治正使我的人民遭受着不人道的屈辱。 8月8日，起诉仅持续了几分钟。曼德拉回答了他的姓名，面无表情地听取了对他的指控：煽动非洲工人罢工、未持有效旅行证件出国。不管提出什么可能的疑点，政府显然并没有掌握他与“民族之矛”关系的证据。曼德拉手戴镣铐，被带回牢房。他的夫人从公众席看着把他带走。城镇的墙壁上写着要求释放曼德拉的口号。国外开始呼吁释放他。伦敦《观察家》报刊登了这位“抵抗战士”的简历。曼德拉被转移到比勒陀利亚监狱，他收到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罗伯特·索布克韦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索布克韦因为组织反通行证法示威在1960年被判处3年徒刑。 在人们期待着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公审时，一个越狱计划出台了，按计划他可以逃离南非。后来由于宣布审判改到比勒陀利亚计划被破坏了。他开始着手制定对付审判的策略。曼德拉决定向法庭挑战，他告诉沃尔佩和斯洛沃他将自己辩护。 曼德拉从被告席上发表政治声明。前面他已经“控诉了白人统治”，现在准备讲他在号召罢工中的作用： 不说话，不对非正义进行反对，不对压迫表示抗议，不为他们所认为的美好社会和美好生活而奋斗。这个国家的人们也不会这样做。” 他说，“我毫不怀疑子孙后代将宣告我无罪。应当被带到这个法庭上的罪人，是维沃尔德政府的成员们。” 在离开法庭时，他三次高呼“权力！”并得到三次“属于人民！”震耳欲聋呼声的响应。他被警车带走。拥挤的人群无视不许示威的禁令，沿着马路行进，载歌载舞，高唱“曼德拉继续斗争。” 温妮·曼德拉面带笑容，与法庭内其他旁听者一道高唱“上帝赐福非洲！”接着，她向《新时代》(左翼报纸，不久后被查禁)发表谈话，“我将继续进行这一斗争，就象我过去竭尽全力所做的那样。”她说，泽妮和津姬年龄太小，还不懂事：“所有成年人都知道她们的爸爸是被警察带走的……未来的岁月对于我肯定极其严酷，然而这种生活已经成为我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1958年我与纳尔逊结婚，那时他就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我知道他甚至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人民给予铁窗之内人的最高荣誉，是保持自由之火燃烧，是继续斗争。我丈夫说得对，在监狱中受煎熬与在监狱外相比算不了什么。我们的人民在监狱内外正在受难。但是只受苦还不够，我们必须斗争。” 为了让法庭了解，他讲述了从童年时期起他个人政治发展的背景。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听部落老人们讲他们的先辈为保卫祖国而奋战的故事，当时的土地归整个部落所有，没有阶级，所有部落的成员都参与管理。这对他和他的同事的斗争都是一个鼓舞，即使现在也是如此。 第十一章 利沃尼亚 他简单谈到1912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立，以及在长期斗争中所奉行的非暴力政策。 我们的斗争是反对真正的、而非假想的苦难，或者象政府原告所说的“所谓的苦难”。我们的斗争主要是反对标志着南非非洲人生活的两种明显特征——贫困和没有人之尊严。这两个特征由法律得到确认，是我们努力消除的东西。我们并不需要共产党人或者所谓的“煽动者”教给我们这些。 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一直劝说他们避免暴力而采取和平手段。当我们的一些人在1961年5月和6月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否认，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非种族主义国家的政策一无所获。我们的追随者开始对这个政策失去信心，正在产生采取恐怖主义行动的想法。 沃尔特·西苏鲁不断地被骚扰。1962年他被捕6次，后来又被判6年监禁，理由是推进达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目标的活动和鼓动1961年的“待在家里”罢工。他被交保释放，等待上诉。1963年4月20日，他转入地下。两个月后，他的妻子阿伯蒂娜按90天拘留法被捕。 <hr /> 曾说过，“谁能否认，30年来我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温和地、有节制地叩打一个关闭的、紧锁的门？温和态度的结果是什么呢？过去30年来人们看到的，是大量的用来限制我们的权利和发展的法律，致使我们今天处于几乎无权的地步。” 他最后说：“证据清楚地表明，没有警察的行动，南非今天就会卷入了一场血腥的、野蛮的内战。公众应该给予警察很大的感谢。” 6个被捕的白人中，有两个从拘留所逃跑，另一个在压力之下同意出庭作证，后来逃离南非。第4个因证据不足，很快被释放。剩下的两个人中，一个是莱昂内尔·伯恩斯坦，他是一个设计师，是叛国罪审判的被告之一。另一个是丹尼斯·戈德伯格，工程师，来自开普敦。 曼德拉和另外6个人对有些指控给予承认，卡塔拉答，伯恩斯坦和姆拉巴则否认了所有指控。这就面临着两个问题，对否认所有指控的怎样判决？对承认有些指控的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会不会判死刑？ 布拉姆·费舍尔告诉曼德拉等人，他们必须成功地证明对游击战问题从来没有作出决定，确定的政策一直是在破坏行动中不得伤害性命。他补充说，“我必须坦率地说，即使我们成功了，法官也可能强加给死刑。”乔夫知道费舍尔多么不愿意谈论这个可能性。莫莉·费舍尔曾经告诉乔夫，她夜里怎样一次又一次听到她丈夫在睡梦中呼喊，“我们必须救他们！”乔夫也梦见过他们走上断头台，醒后惊出一身冷汗。 这就是公诉人对整个案件所提出的线索。虽然政府证人作证民族之矛的领导人曾指示其成员不要威胁人员的生命，尤塔仍然在谈论杀人和企图杀人。这引起辩护团的愤怒。起诉中没提出任何有证据的断言。法官承认除民族之矛外，其他组织也从事破坏活动，并承认在所提出的193起事件中，无一件造成人员死亡，而且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可被证明是民族之矛的责任。 这种家庭生活破裂和赤贫导致社会生活的严重破坏和黑人城镇所独有的种种暴力事件。监禁和死刑也没有能医治这种脓疮。 实际上，政府诉讼的中心问题是破坏活动。除事件的数字之外，对此不仅不可能辩驳，而且被告也不打算否认。 “那么就这样定了。”费舍尔说，并递给曼德拉一个条子。比佐斯传给其他被告同样的条子。上面写着：“如果曼德拉想按自己的方式发表一个响亮而明确的政治声明，唯一的办法是从被告席上。他写的答复是，他想接受法庭盘问。他感到很难忍受尤塔嘲讽非洲人民“所谓的”苦难，以及把非洲人国民大会污蔑为受到共产党的控制。但是其他人同意辩护团的意见：曼德拉应当从被告席上强有力地陈述他们的立场，然后其他被告将对付法庭辩论。经过多次条子争论，曼德拉勉强同意。 清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之矛的不同。姆贝基、卡塔拉答和伯恩斯坦讲他们长期忠于共产党。所有的被告都坚决否认制定过游击战计划。 对付那些被怀疑参加非法组织者的紧急措施增加了：对宣扬“以暴力或强力”手段变革社会的人、对参加训练或得到情报用于实现共产主义或者某一非法组织的目的者，判处5年监禁直至死刑。(几个月前沃斯特列出的所谓共产主义者名单中共有208个“非白人”和129个白人。) 曼德拉接着叙述了1952年的“蔑视运动”，所通过的更加苛刻的法律没能阻止抗议，在叛国罪审判中他们的所有罪名都被一一推翻了，“其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企图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的罪名。” 辩护团在曼德拉和其他人是否应该作证问题上发生分歧。乔夫特别反对他们在法庭上受盘问——他一向敬仰和崇拜这些人，不能让尤塔那样的人讥讽他们。但是乔治·比佐斯坚持，除非他们能提供证词并使法官相信，他们从未决定进行游击战，否则将是死刑。另外，他感觉，法官在听到他们在证人席上的发言后，就更难把他们送上绞刑架。费舍尔不否定任何一方的意见，他要问被告的态度。 1963年10月9日，比勒陀利亚正义宫法庭周围布满了武装警察，法庭内他们也无处不在。保安警察和新闻记者们超过了到法庭旁听的白人。但是“非白人”公众席挤满了被告的家属和支持者。法庭的另一边坐着外交官和其他贵宾。 “这一点要否认吗？”法官问。 曼德拉接着谈到来自国外的资金援助，这些钱用来补足他们在国内的筹款。在叛国罪审判时，这类援助来自西方国家的同情者和组织，当时他们并没有感到有必要寻求其他资金来源。但是在民族之矛成立后，考虑到资金的缺乏会影响到他们的活动规模，于是他提出从非洲国家募集资金。在与非洲国家的政治运动领导人交谈时，他发现他们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接受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的援助。一些著名的非共产党、甚至反共的非洲国家，也接受同样的援助。回南非后，他向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建议，他们不应仅限于到非洲和西方国家寻求帮助，也应设法从社会主义国家筹集资金。 曼德拉慢慢站起来，整了整他的眼镜，然后平静地、不慌不忙地开始宣读： 造成非洲人没有人之尊严的直接原因是白人至上的政策。白人至上就意味着黑人低下。种种为保护白人特权的立法使这种观念更为牢固。在南非，卑下的工作总由非洲人干。每当要搬什么，要打扫什么，白人就要找一个非洲人来干，不管这个非洲人是否受雇于他。因为这种态度，白人往往把非洲人看作异类。他们没有把非洲人看成是有自己的家庭的人，不认为他们也有感情——他们也象白人一样相爱，他们也想和白人一样和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一起，他们也努力挣足够的钱使他们的家庭能愉快地生活，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哪一个“家庭仆人”、“庭园仆人”或劳工没有这样的希望？ 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布拉姆·费舍尔主持辩护：承认政府证词中一些部分，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有些部分要否认。他说，最重要的是，在承认民族之矛策划了破坏活动的同时，辩护人将否认制定过一个开展游击战的计划。 尤塔博士准备代表政府作最后发言。他把几大厚本交给法官，然后开始从第一本讲起。他再一次宣称游击战争不仅获得了同意，而且确定了开始日期。法官打断他，要求他承认，他没有提供证据来推翻辩护人所坚持的没有进行游击战的决定。尤塔放弃了，“如果阁下愿意这样认为的话”。尤塔的发言持续四天，既不试图作分析，也不对证据进行评价。 他坐下。旁听席传出深深的叹息声。接着又是一片沉寂。然后法官对布拉姆·费舍尔说：“你可以叫你的下一个证人。” 《泰晤士报》预言：“历史将作出判决，最终的罪人将是当权的政府——而这也是世界舆论的判决。” 在1963年炎热的夏季之后，政府的诉讼逐步展开，尤塔提到在利沃尼亚查获的几百份文件，包括标有警察局、班图政府办公处、发电站、铁路线和非洲人警察住址记号的地图。尤塔经常引用的一个文件叫做“马伊布耶行动”计划。它概述了游击战和外国干预问题。布拉姆·费舍尔把它描绘成“一个完全不现实的、出自一些幼稚和冒险的想象的计划。”它在曼德拉被捕后出现，因此曼德拉对此一无所知。但有关曼德拉访问旅程中日记却在利沃尼亚被查获。他以为已经被毁掉，实际却没有。这是典型的忽视安全。 曼德拉讲到这儿停下来。法庭非常安静。他抬起头看着法官，当他重新说话时，声音低沉： 确实，象我已经说明的，我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很多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如此。象甘地、尼赫鲁、恩克鲁玛和纳赛尔这些不同的人物都承认这个事实。我们都以为有必要实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以让我们的人民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摆脱历史所遗留下来极端贫困的状况。但是，这并不说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监狱里，所有的人都按种族关在各自隔离区内，但每晚都有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狱卒的喊叫在傍晚停下来之后，歌声开始在牢房中回荡，非洲人高唱起传统的民歌和自由之歌。在熄灯前歌声逐渐消失。在寂静中，有人高喊一声“权力”——曼德拉的声音？可能吗？一个白人被拘留者惊讶地想。四周立即响起了应答：“属于人民！” 7月12日，保安警察进行了一次最惊人的突然袭击：西苏鲁和另外8个人在约翰内斯堡郊外利沃尼亚一所房子里被捕。曼德拉在从事地下活动期间曾住过这所房子。据说，警察曾威逼和收买一个按90天拘留法被关押的人，是他提供的情报。但是可以肯定，利沃尼亚这个政治集体中的某些人对他们的安全过于自信，在隐蔽时，他们在一个不现实的“地下”世界中活动。尽管总把政府称为“法西斯”，但他们没有以应有的警惕对待它，这个失误将继续削弱解放运动。一大批可以作为罪证的文件被警察发现。后来又有3人被逮捕。 在黑人城镇，人们冒着极大危险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大力支持利沃尼亚案的人们。同时，在国外出现了抗议示威浪潮和祈祷仪式。在宣判前，气氛极其紧张。联合国也发出呼吁，要求无条件释放利沃尼亚案涉及的人以及南非所有的政治犯。这个决议有106票赞成，只有南非一票反对。报纸社论反映了人们的情绪。保守的《星期日电讯》评论道：“南非悲剧的实质是，象曼德拉这样的人发现他们处于法律的对立面。”《纽约时报》的评论是：“对全世界大多数人而言，这些人是英雄和自由战士。他们是南非的乔治·华盛顿和本·富兰克林。” 在第一批破坏行动以后，白人没有作出变革的反应。他们退回到之中，这是南非白人的特点。 他虚构说曼德拉是共产党员。乔夫这样描述曼德拉的对策： 这些人的举止很坚毅，但在几个月的单独禁闭之后，他们看上去很憔悴。布拉姆·费舍尔对他们所受的待遇提出抗议，并且要求法庭休庭并改善被告的监禁条件。他的争辩获得成功。 把自由宪章看作实现纲领的起点，而不是它的最终目的。 西苏鲁说他们当然不害怕尤塔的盘问，姆贝基认为他们的论辩是强有力的。曼德拉对乔夫说，“我想，乔尔，作为一个律师我能理解你的观点。你关心的是拯救我们的生命，对此我们也很关心，但这是第二位的考虑。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奉行我们的政治信仰。我们在为自由和尊严进行斗争，象以前我们曾说过的，重要的是怎样做在政治上正确。终究，我们必须讲明真理。”他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他们也一致赞同。 一个非洲人男子不曾因为通行证而与警察有过接触。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因为“通行证法”而被关进监狱。更糟糕的是“通行证法”使丈夫和妻子不能生活在一起，而导致家庭生活的破裂。 他提醒法庭记住，暴力已成为南非政治舞台上的特征：“在城镇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小组，他们自发地制定计划进行暴力形式的政治斗争。如果不加以适当的引导，会面临这样一种危险，这些小组可能对非洲人采取恐怖行动，也会对白人这样做。”特别引起不安的是农村地区出现的那种暴力，“这种暴力越来越成为他们内部的冲突并不是和政府的斗争。虽然和政府的斗争是引起暴力的原因。这种内部冲突，除了造成伤亡和仇恨之外，别无所获。” 对姆托罗的证词中一些部分进行反驳以后，他谈到政府的另一个论断，即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有共同的宗旨和目标。 他引用了约翰内斯堡这个最繁荣地区，一般非洲人家庭中46% 的家庭入不敷出。伴随着贫困的是营养不佳和疾病盛行。南非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非洲人抱怨的不仅是贫困。白人制定法律却是为了保持这种状况。“因摆脱贫困有两条路。第一通过正规教育；第二工人在工作中提高技术以提高工资。就非洲人而言，这两条道路都通过立法被有意识地剥夺了。” 他说到几十名非洲人由于种族冲突而丧生。这个国家还能承受多少次沙佩维尔惨案不使暴力和恐怖主义提上议事日程呢？ 每当辩护人推翻一个证人的证词，警察就向被告的家属报复。西苏鲁的儿子，虽然不到16岁，也按通行证法被抓了起来。埃利亚斯·莫索莱迪的妻子卡罗琳，按90天拘留法被抓，丢下7个孩子，而辩护律师却无力帮助她。法官认为这个事件与此案无关；她被关了113天。 根据南非官员的说法，对政治犯来说，终身监禁将是不折不扣的。 曼德拉说，既然民族之矛在接受审判，既然他是它的领导人，他不愿通过法律的细微差别而解脱自己。如果宣判他无罪，而他的同志们和追随者被判有罪，他将深感不安。他在道义上不感到有罪，因除了诉诸暴力外没有别的选择。他唯一感到后悔的是他们的计划遭受夭折。 1964年6月的一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曼德拉在狱中完成伦敦大学法律考试的论文(他后来通过了)。在星期四，6月11日，法庭再次开庭。温妮·曼德拉和她的婆婆及泽妮、津姬一起到庭。曼德拉的两个女儿，一个5岁，一个4岁。因不准孩子们进入法庭，只得和朋友们一起留在外面。 他接着阐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之矛的关系，纠正了官方的证词并描绘了政府所施行的暴力。政府的暴力最终导致1961年决定以暴力回答暴力。“但是我们采取的暴力行动并非恐怖主义。我们这些组成民族之矛的人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们都有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暴力的传统，把谈判视为解决政治争端的手段。” 12月3日上午重新审判。曼德拉带领他的同志们进入被告席，然后又是法庭起立，法官入座。宣读经过修改的起诉书：训练招募人员从事破坏活动和进行游击战，以暴力革命为目的；在外国军队进攻共和国时阴谋进行援助，以便推动共产主义；为实现这些目的，从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突尼斯和其他地方寻求并接受款项。 温妮·曼德拉没能出席。从1962年1月28日起两年她受禁令的限制，使她不能离开约翰内斯堡。她提出出席审判的要求被拒绝了。 当局对此不满意，又找来公然撒谎的证人。在173个证人中，尤塔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这样介绍的：这个人作证时不准旁听，因为他面临“生命的危险”。尤塔补充说，他不反对新闻界在场，只要他们不辨认这个人，只称他为“X先生”。 曼德拉被转移到罗本岛最高治安监狱，关押在单人牢房内。这是与开普敦隔海相望的一个监禁地。 利沃尼亚案被拘留者的家属请了律师，盼望到时候能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布拉姆·费舍尔(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和沃农·伯朗基率领这个律师团，他们曾在叛国罪审判的辩护中起了重要作用。另外还有两名年轻律师——阿瑟·查斯卡尔森和乔治·比佐斯，他们后来为很多政治审判进行辩护。乔尔·乔夫担任被告代理人。 一向彬彬有礼的费舍尔对法官表示赞赏。他告诉尤塔：“我们和我们的委托人都知道刑法的条款。”然后继续说，“我请纳尔逊·曼德拉发言。” 乔夫开始不断往监狱里送标明给曼德拉的一本本文件和书籍。这些书包括经济学论文集和托尔斯泰的，曼德拉很想看这本书。监狱当局把这本小说退给乔夫，并说明上司不许把共产主义的书籍送进监狱，有关战争的共产主义书籍，绝不能送。 曼德拉突然从罗本岛转回到比勒陀利亚监狱。没法得知外界的任何消息，他只能猜测将会发生的事情。 从一开始，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就对他们的辩护人明确表示，他们对这个审判的法律方面不感兴趣，而要将它作为一场政治斗争。他们决心骄傲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敌人面前表现轻蔑。他们准备承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使政府倒台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他们不同程度地了解或参与了军事和半军事性行动。如破坏活动的准备工作。他们都欢迎有这样的机会，利用法庭作讲坛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澄清他们对南非的主要政治问题所持的立场。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泄露有关他们组织的情况，也不会透露有可能危及他人的情况。 在磋商的过程中。乔夫发现曼德拉自然成为他们当中的领导者，然而他从不下命令。他总是平静地商讨、争论，最后听取他同事们的意见。他的气度甚至感染了监狱工作人员，他们对待他虽说不上尊敬，但好象认识到他是一个“大人物”。这并没有减少他们对他主张的仇恨，但包含着对这个的一种畏惧。有一次，当他向一个白人看守提出抱怨时，得到的反驳是：“你们当政时，对我们也会这样。” 曼德拉谈到自己的立场问题。“我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非洲爱国主义者”。接着他介绍了他在特兰斯凯的滕布兰地区代理大酋长监护下的成长过程。现在他被无产阶级的理想所吸引，这部分是因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部分也来自他对早期非洲人社会结构和组织的赞赏。那时南非的土地属于部落所有，也不存在剥削。 因此，在1961年6月初，他和其他同事开始筹划成立民族之矛。 白人报纸发表文章说从事破坏活动会被处以死刑。如果这样，怎么能使非洲人避免恐怖主义的行动呢？ 里装着催泪弹守卫在门口。尽管有保安警察的恐吓，旁听席仍挤满了人。旁听者的姓名和住址被记录下来，他们在离开法庭时还被拍照。 至于我本身，我认为，对共产党在当前特定阶段的政治斗争中是否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还可以讨论。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消除种族歧视，按照自由宪章获取民主权利。只要那个党推进这项工作，我就欢迎它的帮助。我认为这是各种族的人参予我们的斗争的一种方式。 只有莱昂内尔·伯恩斯坦被宣判无罪，但当即又遭斯旺波尔逮捕。罪名是过去某时曾违反对他的禁令。 法庭外面的大街上，温妮带着女儿泽妮和津姬等着最后看她丈夫一眼。但是人群太拥挤。当曼德拉等人的囚车走过时，口号声响成一片——“权力！属于人民！”美国广播公司“全景图”电视节目记者鲁宾·戴找到温妮进行了采访，她发表了强有力和勇敢的声明。然后，她钻进自己的汽车，一面向人们致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敬礼，一面开车离去。当她回到奥兰多家里时，让孩子们睡下以后，她再也忍耐不住而痛哭起来。 他还举例说明共产党人参加了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如在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都未成为共产党国家。他还说过去共产党人能够而且确实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其中有摩西·科塔尼和J·B·马克斯。他回忆说，年轻时，他在青年联盟成员中曾经主张把共产党人开除出非洲人国民大会。但这个提议遭到失败。反对者包括保守主义者。其理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开始就应将自己建成一个涵盖各种政治主张的非洲人民的议会，而不是仅包括一个派别的政党。他最后接受了这种观点。 他申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之矛有区别，前者永远保持群众政治组织的性质。至于民族之矛，它的创建者感到，这个国家正在陷入黑人和白人相互斗争的内战，在制定计划时必须考虑这种前景。“我们需要一个灵活的、能根据形势的需要而随相应变的计划。首先是，这个计划必须承认内战是最后一着，把对这个问题的决定放到将来。我们不想被投入内战，如果内战变得不可避免，我们打算做好准备。”在四种可能的暴力斗争形式中，选择了破坏，并在作出其他决定之前要尽量采取这种方式。 但是在他们作出反应之前，斯旺波尔中尉——一个最臭名昭著的警察，已经在敲击着他们的后背宣布：“我以破坏罪名逮捕你们！”他们又被粗暴地送到牢房。 丹尼斯·戈德伯格，作为被告中唯一的白人，被送回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曼德拉、西苏鲁、姆贝基、姆拉巴、莫索莱迪、姆兰盖尼和卡特拉答被飞机送往罗本岛。他们拒绝对判决提出上诉。 法官下令拆掉那个麦克风。尤塔开始发言。他宣称民族之矛的活动是企图造成“混乱、暴力起义和叛乱，随后在恰当的时候使外国军事力量侵入这个国家。”他还补充说：“在混乱、骚动和无秩序的状态中，企图建立一个过渡性的革命政府以接管行政部门并控制这个国家”。 他谈到人民的情绪，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谈论暴力反抗，谈论有一天他们会与白人战斗夺回自己的祖国。 经验告诉我们，起义会给政府提供机会对我们的人民进行无限制的随意杀戮。可是，正好由于南非的土地已经渗透了无辜的非洲人的鲜血，因此，我们感到有责任为使用武力进行长期斗争做好准备，可以在武力面前保护我们自己。假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希望战争对我们人民最有利的条件进行。而我们的前景最有利的是游击战争。它对双方人员伤亡的危险最少。因此，我们决定，在我们为未来所做的准备时，要为也许发生的游击战争做好准备。 曼德拉声明： 第十二章 祈求上帝 在采石场，脚镣被打开，犯人们用尖镐和铁锹先挖出石灰石，然后将石灰石板装上卡车。在炎炎烈日之下，他们被赶进的大坑好象一个火炉，石灰反射着刺眼的阳光，他们从下到上都被炙烤着，而看守们却逼迫他们加紧干，喊着，“干活，嗨，干活！”他们一小时一小时地挖掘、装车，四肢和腰背酸痛，脚踝和手都磨起了泡，眼睛里是沙子，疼痛难忍。到下午他们一瘸一拐地回去，浑身都是石灰末。他们直接去冲澡，然后筋疲力尽地倒在牢房的垫子上。每晚看守一下班，透过牢房的墙壁传出犯人们一起祈祷，一起唱自由歌曲的声音。 多年后她这样说那些折磨人的日子对家庭的影响： 是这样。政治犯只得知事情的梗概，详细情况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安丁巴·贾·托伊沃被押到监狱后才清楚的。托伊沃关在“隔离区”，服20年徒刑。非洲解放斗争不断出现新局面：安哥拉、莫桑比克以及纳米比亚的斗争都在扩展。 她从一个腼腆的姑娘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少妇，她有一种象她丈夫的意气风发的活力。孤独和各种负担已经令人难以忍受，而孤独又加重了她对人轻信的弱点。几年后，两个她认为值得信赖的朋友都是警察的告密者。当保安警察散布她本人是一个告密者的谣言时，她极为痛苦，受到一些政治上朋友的排斥。当局总会让在罗本岛的曼德拉听到这种闲言碎语；可是他设法捎出口信，要求在这样困难的时期帮助他的妻子。 一起，每人有二三名看守陪着，彼此只能透过小窗模糊地互相注视；通过看守控制的电话听对方讲话。以这种不自然的方式，他们尽情分享着彼此的生活。那时泽妮6岁，津姬4岁半，他们谈论女儿的发展和需要。津姬刚刚去幼儿园，但她不愿待在那里，她要象姐姐一样去上“正式”学校，曼德拉同意了温妮的意见，说她可以这样做。看守喊了一声“时间到了！”半小时的会见便突然结束了。 最初温妮被关在一间小牢房里。她后来叙述说： 年复一年，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一直在做苦役。不挖石灰石或不砸石头时，他们就得修路。一次他身体不舒服举不动沉重的大石头扔卡车上。总监狱长正和狱长一起视察，看到了曼德拉没执行命令。他被控诉为偷懒和不服从合法的指挥，受到罗本岛司法官的审讯，被判罚6天的单独监禁，吃节约餐。单独监禁的牢房冰冷，而节约餐就是煮过米的汤水。 在流放中，奥利弗·坦博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在坦桑尼亚他还会见了非洲统一组织、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等组织的代表，他们保证会全力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争取自由的斗争。沃斯特、史密斯和葡萄牙卡埃塔诺的“邪恶同盟”遇到了各国解放运动所组成的同盟。 温妮后来说：“正是那段经历，使我认识到阿非里卡人害怕黑人的程度。也是那个时候我发现了自己以前从未有过的那种仇恨。” 枪武装起来的警察列队集结在外面。他们根据“恐怖主义法”被拘留，现在他们却发现在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被指控：给非洲人国民大会输送人员，为破坏活动寻找目标，散发违禁文件和利用葬礼来推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治目的，以及和游击队有联系以及助长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敌对行动。 在几个月里，纳尔逊·曼德拉无法得到关于妻子的准确消息。在拘留中她不准写信给他。她被捕两个月后，狱长把曼德拉叫到办公室。通知他，他们的儿子滕比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曼德拉回到自己牢房，一直待在那里。最后沃尔特·西苏鲁问出了什么事；曼德拉对他说了，两人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 ，纳米比亚人来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被关进津克监狱。罗伯特·索布克韦被监禁在白人看守住处附近的一座房子里，由卫兵看管。 后来她知道遭到拘留的还有其他21人：4名妇女中有一个诗人和一个工会会员；17个男人中，有一人年已73岁。他们大部分都曾和温妮一起组织过对政治犯家属的帮助；警察派一个告密者打入这一群人里面。温妮和其他人被单独监禁，不准和外界接触。根据新法律，他们可以无限期被拘留。被拘留者当中，一人当夜死亡，另一人19天后死去。 每天从早到晚都能听到看守们高声喊叫的声音，命令他们待在自己的牢房里，命令他们不要出声，他们处于隔离“状态”。 曼德拉的答复是：“不，在我们的人民赢得自由之前是不会放弃的。” 温妮·曼德拉被指控从她在罗本岛囚禁的丈夫那儿接受“指示”。总之，罪状在说他们在约翰内斯堡、东开普和纳塔尔恢复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总有80名证人，证人中大部分是在监禁之中。令温妮感到特别痛苦的是她最小的妹妹诺尼亚尼索“公主”遭到监禁。在她们的母亲去世后，她曾象母亲一样照顾这个小姑娘，背在背上，领着她走很远的路。 禁令也停止了温妮在儿童福利部的工作。警察对雇主们的威胁增加了她谋生的困难：从城里一家家具店到一家干洗店，然后又去修鞋店。 《纽约时报》1970年2月25日发表评论说，起诉的战略看来很清楚，它根据“恐怖主义法”将被告关押，直到以其他方法能得到或捏造更多的“证据”，这种野蛮方式已成为南非“司法公正”的一个特点。 温妮给伦敦一位朋友写信说：“在整个考验中，最令人宽慰的是知道在争取人类尊严的斗争中我们并不是孤立的。这的确是对一个人理想坚定与否的一次残酷考验……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免于我们所遭到的不公平待遇，我们就要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斗争。” 在罗本岛，曼德拉草拟过一份请愿书，由他和其他21人签名，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请愿书指出，亲德的阿非里卡人民党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背叛国家——造成数以千计的伤亡——在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时再度如此，可他们服刑几年就被释放。曼德拉和其他签名者要求也享受同样待遇，并且指出他们一直得到不同待遇，就因为他们是黑人造反者。 第二年一些民族之矛成员被送到岛上服长期监禁，他们是被罗得西亚军队俘获后交给南非警察的。他们和乔舒亚·恩科莫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合一起，组织了一支游击部队，打算在赞比亚与南非之间建立根据地。这个设想欠考虑的方案要穿过大片野生动物保护区和茫茫的灌木丛生地带，而且缺乏设备和经验，结果是一场灾难。 小时结束学习。如果有人被发现在规定的时间之后读书，那就要被罚禁食三顿。菲基利·班姆在判刑前是一个学法律的学生，他称赞这样的场面：曼德拉把题目告诉大家，接着主持政治讨论，以此来考验自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犯人间也不断进行交流，彼此学习。最糟糕的处罚是减少学习时间。 J·B·沃斯特接替维沃尔德博士担任了总理，后者于1966年9月在白人议院中被一个精神错乱的白人信差所刺杀。 当滕比到约翰内斯堡时，他帮助照顾孩子们。她们非常喜欢他，后来开始认识到他是多么酷似她们的父亲。泽妮常常回忆那些年母亲唱着科萨摇篮曲的情形。 在仲夏，曼德拉和隔离区的同志们出去到石灰矿劳动，他们每两人一对，脚踝锁在一起，每天蹒跚地走到岛的中部。当另一队作业小队走近时，后者被命令停止前行，背过身子，等着这些人走过去。不许交谈，不许交换眼色互相鼓励。可是当局不能阻止他们观赏岛上开满黄花的灌木和桉树，偶然会有一只小鹿或一只鸵鸟。而在东南远方，隔着波光闪烁的海面，是桌山上的一片朦胧景色，隐约闪现在开普敦的上空。 1970年2月16日，法官告诉他们：“我判定你们无罪，你们被释放了。”温妮和她的同伴们还没有来得及与家属和朋友相聚庆贺，公众就被命令离开法庭，这22人重新被拘留。这次还是根据“恐怖主义法”，他们又被带回监狱单独关押，准备接受下一步的“审讯”。 丹尼斯·布鲁特斯是个学校校长、诗人和体育抵制行动的组织者，因违反禁令，也在服短期徒刑。他还记得一种游戏：每天有一个犯人提出问题，在小组里互传，这常常是一人在牢房时苦思冥想的结果。曼德拉问过“费边”的来源是什么，“费边”就是G·B·肖伯纳和h·G·韦尔斯均为其成员的英国社会主义团体的名字。布鲁特斯回答说：来源于罗马大将费边·马克西姆斯，他的战术逐渐让汉尼拔的军队精疲力竭；因此象征性地用这个名字指逐渐引进和传播社会主义。 这种生活日复一日地进行着，直到在发牢骚时间曼德拉提出抗议。脚镣去掉了，但他们希望做有益的工作未得到同意，他们继续在那个历代犯人挖的大坑里劳动。罗本岛最早居住着海豹(荷兰语叫做罗贝)以及企鹅和蛇，直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早一批在好望角建立基地的欧洲人认识到它适合作监狱：大海不仅使犯人难以逃走，而且可以阻止不受欢迎的访问者。罗本岛成为黑人反抗帝国主义历史的一部分。1658年，一个科伊族反抗者奥特舒马约——荷兰人称他赫里——第一个被流放到这里。他也是少数几个逃走的人之一。荷兰人还把爪哇和摩鹿加群岛的造反的酋长、王公和君主流放到这里。在19世纪英国占领好望角，将曼德拉从孩童时代就一直崇敬的那些英雄中的某些人物放逐到罗本岛。马卡纳在1819年，马科马在19世纪50年代都被关到该岛，他们是被殖民者的优势兵力所击败的阿马科萨人伟大勇武的酋长们。马卡纳逃出去时被淹死了，一些犯人称这个岛为马卡纳岛。英国也将各种族的慢性病人、精神病人和穷汉送到岛上，其中有麻风病人。很多人死在那里，他们的遗骨与那些被判无期徒刑的黑人囚犯和放逐者的骨头混在一起。1959年，南非司法部长沃斯特宣布，罗本岛是一个用于“非白人犯人”的有最大程度安全措施的监狱。由于不允许任何船只驶进1英里以内，而且海面上冲荡着湍急的海流，据说该岛固若金汤。 与此同时，曼德拉和其他允许探望的人也得到同样的警告，还命令他们不许谈监狱的情况。 第十三章 斗争的基础 她到德班去，那里有一位老朋友法蒂玛·米尔，是纳塔尔大学的社会学讲师。由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的各个团体组成的“黑人妇女联合会”在那里正日益壮大。温妮在一次对“妇女联合会”的讲话中说：“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的妇女象在这个国家里那样惨遭剥削。”“黑人妇女必须忍受各种法令。面临这种情况，一点地位也没有……丈夫的死亡意味着家庭的自动丧失。没有任何权利，就和一个孩子一样。” 在一系列讲话和对新闻界的谈话中，温妮谈到黑人青年愤怒方兴未艾的问题。她警告说，他们遭受拘留和单独监禁的野蛮行为，将对这个国家产生“痛苦后果”；而“班图教育法”坚持让黑人儿童学阿非利堪语，并不能实现它“逐步灌输主仆关系”的意图。她还说：“非洲人有句谚语，大意是说，垂死的马爱踢。这个国家在垂死的阿非里卡人国民党这匹马最后挣扎时，还将会遭受痛苦。”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新成员重返南非后不久就遭到逮捕，根据“恐怖主义法”被拘留受审的人当中有所罗门·马兰古。他本人没有枪杀任何人，却被判处死刑。尽管有西方各国政府，有东方、甚至有在他所涉及的事件中被杀的白人遗孀在为此呼吁或提出抗议，他仍然被绞死。另一个才20多岁的新会员莫西马·塞克斯瓦莱和一些曾在罗本岛服过刑的老会员一起受审，被判18年监禁。他说他甘心为他的理想而牺牲，他毫不怀疑这些理想的胜利。 但是政府给温妮·曼德拉预备了一种更残酷的非常特殊的处罚方式。1977年5月16日一大早，20名穿着迷彩服的警察来到她在索韦托的住所，命令她收拾东西。她将被流放7年，政府害怕她对学生的影响。此外，她和曼德拉知道，这次粗暴而专横地把她从唯一的家赶走，是发生在安德鲁·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准备访问索韦托之前仅仅1个星期。 由于曼德拉最初在1962年判刑，他得到许可攻读伦敦大学法学学位，但在政治犯大批到来后狱规进行了更改，及时得到最新书籍以完成课程变成不可能了。接着，当局又禁止政治犯修习研究生课程，这严重剥夺了求知的要求。曼德拉转而学习经济学，并且因不许学法文和德文，就改学高年级的阿非利堪语。 到70年代初，他们顽强地表达的不满再加之国际上的压力，赢得了虽不大却有意义的改进：牢房里有了一张桌子、一个板凳，冬季有“权”在读书时用条毯子围在身上；有热水洗澡；院子里有了一个排球场，它后来改成一个网球场。他们要求踢足球但被拒绝，因为这意味着走出隔离区。在室内，他们有乒乓球和国际象棋，每月有一场电影，每天晚上放录音音乐。但是吹口哨仍要受惩罚的。更重要的是，接触新闻的要求一再被严辞拒绝，从事木工和编篮子之类创造性活动的要求也遭到拒绝。 曼德拉常常说服看守们让探视继续进行。“他和他们说话好象他们是小孩子：‘你们肯定听得出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我有相当长时间没见到我的家属了；不管怎样我想继续下去，你们继续听吧，那是你们分内的事。’” 1976年6月16日，从一大早开始，大群情绪激昂的中小学生在索韦托集会，抗议强迫用阿非里堪语授课。警察来阻挡他们，开枪打死赫克托·彼得森(13岁)和其他男女学生。当孩子们用棍子和石块还击时，警察乱开枪，使伤亡数字迅速增加。两个白人被石块打死。有作战装备的警察和军队大批开进黑人城镇。 津姬的书在第一个年度雅努什·科尔恰克文学比赛中获得1000美元奖金，是奖给描写作为无私和人类尊严典范的儿童书籍的。她被拒发护照，于是马古巴内在纽约代表她接受奖金。这项奖金是为纪念一位犹太波兰人小儿科医生，他拒绝离开华沙犹太人住区的孩子们，最后和他们一起在纳粹的特雷布林卡毒气室遇难。 1973年12月，监狱部长吉米·克鲁格到罗本岛视察，这反映了政府急于兜售它班图斯坦“独立”的政策。他向曼德拉和由一名难友麦克·马哈拉吉率领的代表团指出，如果他们承认特兰斯凯，愿意住在那里，他们的刑期就能赦免。答复是“分别发展的政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一点绝不会妥协。”（尽管如此，政府后来仍几次向曼德拉重提此事，他的回答还是“不”。）有讽刺意义的是，小酋长凯泽·马坦齐马因南非政府的支持，领导特兰斯凯走向“独立”，按滕布人风俗，他是曼德拉的侄子。总理沃斯特也向温妮·曼德拉提出过，给她自由的条件让她承认特兰斯凯是她的“家园”。她的回答是：“厚颜无耻！要是有人应该离开南非的话，那是殖民者的政府。” 在罗本岛，被《泰晤士报》称为“南非民族主义巨人”者，是466/64号囚犯，他每天在海滩上采集海藻制作肥料。那是极累人的劳动，而且走在南大西洋冰冷海水冲刷的沙地上更加不舒服。在远处，船舶驶进驶出开普敦港。 在每次半小时的探视时间里，温妮和她的丈夫达到了真正的交流，每人从对方得到鼓舞，获得力量。回到彼此的斗争环境后，曼德拉以谨慎的方式，不分派别地帮助同志们解决他们的问题；温妮则不顾种种限制，参加索韦托社区的斗争。索韦托是一个超过100万人的黑人居住区，在那儿，“黑人觉醒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在她看来，这“使得人民更能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更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它培养了更多的自力精神”。黑人变得更为自己的肤色而骄傲。 在为全体黑人事业的斗争中，妇女们起到杰出的作用；人们希望她们建设这个国家，可她们处于“最绝望的处境中，在一个充满种族仇恨的社会中养育儿女。” 1978年7月曼德拉的60岁生日之际，国际社会都庆祝这一时刻。《纽约时报》说这个人将来可能在南非领导一个黑人政府。伦敦下议院举行集会为他祝寿。由于曼德拉本人不许收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生日贺卡，这些卡片就都寄到布兰德福特镇门牌802号。全家人聚集在那里为所有的政治犯祷告。 南非报纸禁止引述遭禁令者的言论。但是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让她谈出自己的看法。她说：“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真是疯了。我是说在其他哪个国家会把鸡的价钱当作证据？”经过上诉，原判予以驳回，温妮被判无罪。 津姬发现写诗是一种发泄的方式，她在沃特福德学校时就以写诗见长。通常她把写的东西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里，而她的母亲善于将这样的诗句拾起来，于是1978年出版了一本诗集，里面还有这个家庭的老朋友彼得·马古巴内拍的一些相片。津姬把这本书题献给她的父母，开头一首诗是写她的父亲： 注释： 津姬回信让他放心，说布兰德福特“毕竟是个好地方”。他回信说： 出乎意料，温妮·曼德拉的禁令到期了，却没有再延长。12年中她第一次能自由离开约翰内斯堡去参加集会，并在会上讲话。她和人们一起要求释放那被捕的77人，并向人们述说她自己前几年在“恐怖主义法”的罪名之下所遭受的苦难。她说，这“意味着彻底摧毁一切形式的对这个极权国家的反对，一种为了摧毁一切个人自由精神的打击方法，一种野蛮的心理学的方法使那些敢于和这场斗争站到一起的人们失去个性。” 1969年，斯蒂夫·比科和巴尼·皮特亚纳领导黑人学生从多种族的“南非学生全国联盟”分裂出来，成立黑人自己的“南非学生组织”，并在1972年成立了“黑人大会”。虽然受到美国“黑人权力”运动和弗朗茨·法农激进著作的影响，但“黑人觉醒运动”的发展还是对白人种族主义作出的反应，它的宗旨是心理解放，使黑人摆脱对白人的依赖并使全体黑人团结起来：印度人和“有色人”第一次认为自己属于“黑人”而和非洲人站在一起。黑人觉醒运动包括宗教、文化、教育以及政治方面。通过这个运动青年中产生出一种新的坚定和自信。 她再次被控违反对她的禁令，1974年期间在克龙斯塔德监狱被监禁6个月。她说，这是一次收获颇丰的经历。她感到在那里更加解放，肉体上觉得和自己的信仰接近起来，比用言语来表达它更能令人满足。而且，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关押黑人的监狱。但对她的家庭而言，她的监禁引起了不安。津姬听到这个判决时哭了。她母亲告诉她：“你永远不要哭，你哭他们就高兴。”泽妮回忆在学校放假的日子，星期日她和津姬被她们的监护人哈里大叔(恩塔托·莫特拉纳医生)带着探视她们的母亲：透过玻璃隔板她们和她谈话半个小时，谈关于学校，关于零用钱以及她们是跟谁在一起。温妮看上去总是很好。但是孩子们开始发觉朋友们害怕到家里看望她们，因为保安警察可能把他们带走审问。 她不但被限制待在布兰德福特，而且夜里被禁止外出，整个周末和公共假日也是如此。禁止接见来客；离家外出时，禁止每次和一个以上的人在一起。普林斯卢军士，一个脸色阴沉的人，一直在外面警戒，坐在汽车里监视着，温妮外出时就跟踪她。如他所说，“执行我的任务”；按一个美国观察家所说，是“献身于搅乱她的生活”。 70年代初，罢工浪潮席卷纳塔尔，也发生在德兰士瓦的工矿企业。新的战斗精神传播起来，一个重要的进步是工人们懂得了组织者们是多么容易受逮捕。因此这些罢工找不到谁是领导人。 在审讯被拘留者时，酷刑和杀害已司空见惯，这在斯蒂夫·比科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中暴露无遗。他在伊丽莎白港警察总部经3周的审讯后，赤身露体几乎不省人事地被装上一辆越野汽车，行驶700英里送到比勒陀利亚监狱，第二天(1977年9月12日)他在那里去世。他的亲密朋友马佩特拉·莫哈皮也是在拘留中死去，而一个印度人青年艾哈迈德·蒂莫尔在约翰内斯堡从保安警察总部10层楼跌下摔死。南非警察和国家安全局也在国外对付反对势力。一名“南非学生组织”的领导人亚伯拉罕·蒂罗是被邮包炸弹炸死的几名积极分子的第一个，他当时在博茨瓦纳。 青年忍受奴役状态的制度。 虽然这个运动在哲学方面和泛非主义者大会更为接近，但这些年轻的领袖们首先受到被流放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高级官员的赞许，称赞他们“以勇敢的精神和严明的纪律”把斗争推向前进；并以其行动表明保证革命的主要动力——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团结。非洲人国民大会机关刊物“塞查巴”说，用“黑人”称呼所有被政府列为“非白种人”者，是一个新事物。 温妮·曼德拉一再受到的逮捕、指控、判罪、申诉、缓刑和监禁，关于这些方面的详情难以掌握。在她而言，长时间的反抗是对成千上万男女身受其害制度的揭露。在和警察的遭遇战中她无所畏惧，对他们的粗暴侵扰，她大胆地予以还击。可是一系列的阴险袭击，使她身体受到攻击，她的住宅被扔进汽油弹，她毫无办法也得不到任何保护。津姬曾向联合国呼吁要求南非政府保证她母亲的安全。她说，“我们相信这些攻击行为出于政治动机。” 温妮把那3个水泥房子叫做“我的牢房”：没有天花板，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一个屋外厕所是摆便桶的。这个房子是一个与其他所有人一样的住处，除了她的住处满是瓦砾。她被命令从家里带来的家具无法通过狭窄的房门，只好又送回奥兰多。 一位从特兰斯凯来的亲戚在葬礼之后到罗本岛探视，他说到曼德拉对于那些操办葬礼的人是如何的感谢：“他一直问，某某人来了吗？某某人呢？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的消息如此灵通。他让我对所有那些参加葬礼的人表示问候和感谢。” 这两个孩子长到十几岁，被允许去探视她们的父亲。温妮不无担忧：她们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垮下来吗？会因为这个经历而坚强起来，以这个囚犯为荣吗？ 有一次曼德拉说：“南非的监狱想使我们放弃战斗，使我们再也没有力量和勇气去追求我们的理想。”但实际上，这些人不仅被当作犯人，而是也被当作黑人对待，这样结果适得其反，因为它加强了他们的反抗。 到1977年10月，尚未被捕的“黑人觉醒运动”的所有领导人和组织者实际都已被拘留。所有的团体，包括文化、工会和自助组织都被取缔，一起被取缔的还有两家黑人办的报纸。同时遭到软禁的也有白人同情者，如基督教协会阿非里卡人会长拜尔斯·诺迪牧师。 这两个女孩子被埃莉诺·伯利从女修道院的不快乐生活中拯救出来。埃莉塔当时住在约翰内斯堡，她的丈夫罗伯特·伯利爵士——伊顿公学过去的校长——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教育学客座教授。伯利夫人安排她们去沃特福德，那是斯威士兰的多种族寄宿学校。 曼德拉后来写信给温妮：“如果没有你的探视，你的出色的信和你的爱，我好多年前就崩溃了。”在早些时候的一封信中他告诉过她，每天早晨他都会小心翼翼地掸去她相片上的灰尘；现在他继续说，“我在这里停一下，喝点咖啡，喝过之后我掸去书架上相片的尘土。从泽妮的相片开始，它在最外边，然后是津姬的，最后是你的……”⑥ 温妮觉得很可笑，政府会为这种案件花费这么多力气和金钱，而令她惊讶的是人们如此气量偏狭和感觉迟钝。但是使她深为愤怒的是这些对津姬的影响。当她有机会与丈夫谈起这种忧虑时，他表示了同样的愤怒。普林斯卢不断暗中监视，他把从索韦托来看津姬的朋友逮捕了，加之布兰德福特生活的压力和困苦，使津姬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在最严重的时候，她去看精神病医生，不得不放弃学业。只有在她父亲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高法院之后，她接见来客的权利才被承认。温妮不能提出这个申请，因为根据南非法律，黑人妇女没有这种权利。 对友谊的回忆和对他们被捕前事情的回忆，是每天生活的重要部分。人们缅怀往事，彼此互相提醒，他们分享着自己信件中的新闻；他们有时悲悼亡友。好几个40年代以来的朋友去世了：优素福·达杜和迈克尔·斯科特，布拉姆·费舍尔和莉莲·恩戈伊。费舍尔被判无期徒刑，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服第10年刑期时，在1975年5月死于癌症。葬礼之后当局仍要求把他的骨灰送到牢房。“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人罗伯特·索布克韦也死于癌症，刚刚50岁出头。经过多年的监禁，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有歧见的索布克韦已经与曼德拉和解。从罗本岛释放以后，他住在金伯利，但一直遭受软禁。 不久，她又回到法院，被控接待来访者。这时，一次曼德拉写信说：“我会想着你的，特别是当你被带到被告席上时，当你听着政府证词中种种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说法时。我坚决支持你，我深知，你经受磨难是因你对孩子们和我以及对我们大家庭的热爱和忠诚。这是不断增长的爱和忠诚……”② 真难以置信。妈妈几乎失去了所有东西；她在那里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除非做佣人或到农场作帮工，或洗衣工；她只能在贫困中度日。她已经说了你们现在必须住那种建筑，和你们必须使用的那种厕所或供水设施…… 他的探视者当中有马克加图、马卡基韦和他的姐姐梅布尔·诺坦库·恩提马克韦。他的母亲也曾远途跋涉渡海来到罗本岛。相聚之后，当看着她离开时，他感到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不久后，他接到姐姐的来信说母亲已经去世。温妮和孩子们在特兰斯凯参加了葬礼。 因参加这次暴动而被定罪的学生，不久就在罗本岛上占据了一个公用区。就象纳米比亚人和根据“恐怖主义法”判刑的人那样，对他们必须进行隔离，以免受到曼德拉、西苏鲁和其他公认的领导人的影响。至少有9名学生年纪不到18岁。 曼德拉已经有了5个孙子孙女：马卡基韦的一个女儿，滕比的两个女儿和马克加图的两个儿子。现在他给这个婴儿命名为扎基韦(希望)。两周以后在布隆方丹的圣公会大教堂举行了受洗仪式。温妮得到许可从布兰德福特跋涉30英里前去，条件是在中午之前返回住处。教父是91岁的莫罗卡博士，他曾是“蔑视运动”时期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主席；教母是海伦·约瑟夫，她是曼德拉一家亲密的朋友。温妮提起这位妇女时说，“我们尊敬她”，她长期以来成功地反抗警察的种种迫害，她的经历是“我们历史的真面目”。教父与教母因禁令的限制，除彼此相视一笑之外不能做别的。73岁高龄的约瑟夫夫人，刚刚坐完两周的监狱，因为她拒绝向警察提供关于她在布兰德福特探望温妮的情况。 当女孩子们下一次探视时，她们单独前往。开车送她们到开普敦码头的那个朋友，看着她们和一队穿着橄榄绿制服的看守上了渡船：他认为这是令人伤心的场面，这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和那些唱着他们阿非里卡人歌曲的男人在一起。 被称为主要道路的“福尔特雷克大街”把供2000名白人使用的各项生活福利设施连结起来：教堂、一家标准银行、一家巴克莱银行、一家邮局、两个旅馆、一个超级市场、一家报纸杂志商店和一个加油站、一个火车站和一个阿非利堪语学校。一条崎岖的小路，路旁是班图人管理处，通往名叫“帕塔卡勒”的黑人居住区，“帕塔卡勒”是“小心对付”的意思，一个记者说，它特别适于新来者。在这里，供3000名黑人使用的生活福利设施是一家班图人商店和一个啤酒馆——足够供被仅称为“劳力单位”的黑人维持生活的了。 很久以后，曼德拉回忆起他当时的情感，他给妻子写信说：“虽然我总是努力摆出一副勇敢的样子，可是我实在不能适应你也被关到监狱。”“很少有什么事情象这种特殊的痛苦那样搅乱我的整个生活。这种苦难似乎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困扰我们。我绝不会忘记1969年5月至1970年9月期间，以及你在克龙斯塔德度过的6个月期间，我们所遭受的令人极为痛苦的经历。”① <hr /> 但是无处不在的普林斯卢军士不久把她带到布隆方丹法院。温妮曾去一个邻居那里打听到什么地方买煤。这时，有个男人从那里经过带着一只刚买的鸡。温妮又询问鸡的价钱。检举人在起诉中称这构成3人“集会”，因此违反了对她的禁令，并进而斥责她炫耀非洲人国民大会旗帜：她穿一件黑、绿、黄三色的衣服。温妮反驳说：“在留给我的有限的自由中，我还有选择穿服装的权利。”地方法官判她有罪，给她缓期服刑的判决。在法院外面，人们向她欢呼。 索韦托的10人委员会主席莫特拉纳博士的被拘留，进一步证实政府绝不容忍真正的非洲人组织者或领导人。这个委员会代表了当时城镇黑人所作最积极的努力，对政府政策和政府委派人员提出变通的建议。那些雇用人员为人们所不齿，无论在城市地区还是在班图斯坦都被视为走狗和傀儡。莫特拉纳最初是在黑尔堡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积极分子，并参加了1952年的“蔑视运动”，后来他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社区代言人。政府把煽动1976年6月暴动的罪名加到他和温妮·曼德拉身上，当然这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在随后的审判中，他和温妮不但反驳了政府的证据，还打赢了这场6000兰特的诽谤罪官司。 他突然又遭到一次沉重打击：曼德拉被剥夺一切学习权利4年。监狱的官员称发现有“回忆录”藏在牢房里，而政治犯禁止保存日记或个人笔记。纸张受到严格限制，仅够用于学习和写被允许的每月一封500字的家信。他要求“拿出回忆录给我看看”，他们却从来没有出示过。 经过在石灰矿坑多年劳动，他不是唯一视力减弱的人。由于他患高血压而且腰部不好，狱方做了一些让步：给他一张床，板凳换成椅子，并给予无盐伙食。象利沃尼亚案其他人员那样，他从D类升到C类，然后又升到B类，他被允许有更多的探视，但还是限于每次半小时。 学生们向黑人家长联合会紧急呼吁帮助失去亲人的家庭。温妮·曼德拉是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受人尊敬的神学家马纳斯·布特莱齐博士、基督教青年会主席帕卡西夫人和一位索韦托社区领袖恩塔托·莫特拉纳也是它的领导人。他们找来医生帮助莫特拉纳辨认尸体，找殡仪馆的人捐赠棺材，找出租汽车送人参加追悼会。黑人家长联合会不但成为索韦托社区心情纷乱的家长们的代言人，也成为学生的代言人。这些学生们虽然完全可以替自己讲话，却不想和当局见面。 一棵树被砍倒了， 果实散落一地。 我哭泣， 因为我失去一个家庭。 那树干，我的父亲， 那枝桠，全靠着它的支持。 那果实，就是妻子和孩子， 他们对他珍贵无比。 他们该是多么甜美， 多么可爱， 可是都落在地上了， 有些离他很远。 在土里那树根，意味着幸福 被切断了和他的联系。④ 使曼德拉高兴的是，津姬正在成为一个作家，她的一篇文章被发表了。他称赞她：“你已收到你的第一张支票。在你这样的年纪，这确是不小的成绩。”他又说些忠告的话，“写作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职业，它把人推上世界的中心。而为保持在高峰之上，就必须努力工作，目的是有一个好的、新颖的主题，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准确地使用词汇。” 每到探视时，温妮都必须办理同样的手续：首先通过地方长官从司法部和警察那里取得书面许可，然后在出发和返回时都向警察报告。不再允许她坐火车或小汽车，而必须乘飞机去开普敦，这样就要承担更多的旅费。国内外朋友们慷慨地捐助。很难记得住对谈话的种种限制。当问到什么样的话题可能引起看守们掐断她同她丈夫的对话时，温妮说：“当他问到鲁斯·弗斯特或鲁斯·马索奥阿内(他过去的秘书)或奥利弗·坦博的情况时；当他谈论特兰斯凯的情况包括他的家庭——马坦齐马兄弟们时；以及说到正在写一本有关他的书时谈话就被打断。” 在罗本岛，犯人可以议论这件事，但仍然禁止在探视或写信时提到这些。这时候曼德拉写信给他的妻子，叙说有一棵番茄，他在园子里不当心给弄伤了，现在特别照料着。他描述这株植物多么漂亮，它是怎样长了又长，他是如何喜欢它，而当它死后，他怎样从土里把它拔出来，把根洗干净，回想那生命在过去是什么样子。温妮理解这是比喻一个儿童在南非环境里成长的情形——做为父母，你把一切能给的都给了他，把那个生命养育成少年，然后他却被杀害了——他的感情与那些家长在千百个儿童遭到扫射时感情一样。她解释说，“如果他照直说那件事，我就收不到那封信了。” 从过去的照片中泽妮看到曼德拉“非常高大，很胖”，此时泽妮几乎认不出他了。但是使她感受最深的是她父亲的幽默感，如果当时或在她后来的探视中他曾有忧虑，那忧虑也丝毫没有显露出来。 16个月中有记录的死亡数字约为600人，但据说，实际将近1000人——除2人外都是黑人，而大部分是被警察枪杀的中小学生。约有4000人受伤；成千上万的人突然被拘留起来，有的在单独监禁中度过5年，有的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们的家长。千百人设法越过边境去北方，寻求军事训练或期望得到真正的教育。 延续了500多年的葡萄牙殖民主义垮台了，这对南非黑人是莫大的鼓舞。莫桑比克在1975年6月25日独立时，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人萨莫拉·马谢尔主席欢迎奥利弗·坦博，称他为同志和战友。津巴布韦的解放斗争也得到很大推动，因为莫桑比克能为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游击队提供基地。 警察开车送她和17岁的津姬向西南行驶300英里，来到位于奥兰治自由邦低湿平地的名为布兰德福特的小乡村，把母女二人放在灰尘弥漫的802号门牌的房前。这是政府能找到的对她最生疏的环境：这里有阿非里卡人政治和文化的精髓。曼德拉一家却对当地语言一窍不通。 数万名黑人学生罢课，教师们辞职，家长们也加入待在家中抗议的罢工行动中，暴动仍在继续。正如政府一个调查委员会所说，那是一次“炮火的洗礼”，青年们失去了对暴力的恐惧。这个1000页的调查报告等于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严重指控，因为它引起对白人的“仇恨”，它记录了人们对分别发展、集体居住、特别是流入控制和通行证法的强烈谴责。 政治犯不可能知道民族之矛在与警察和军队交锋，但他们一点一滴地把情况拼凑起来，知道斗争在推进。在1977年，根据保安法令进行了95次审判，提出的指控是关于为军事训练补充人员，组织活动小组，私运武器和炸药，以及从事破坏或游击队活动的。 在罗本岛，6月16日气候恶劣，又湿又冷。曼德拉和其他采海藻的人，强烈反对在这种环境里工作。看守们指控他们不认真工作。那天下午，他们又冷又脏地采海藻回来时，发现淋浴的热水已没有了。他们猜想外面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但只是到后来他们才知道，索韦托的孩子们已经和温妮·曼德拉所说，“起来为他们的长辈而进行战斗”。 镇上她的邻居们得到警告，不许和这个“危险的共产党”交往，但是他们逐渐有了勇气；他们不能长期抵制她的热情和慷慨。看到他们被剥夺得精光——贫穷、挨饿和卑躬屈膝——她感到震惊，开始想用什么办法帮助他们。 “阿扎尼亚”是“黑人觉醒运动”给这个国家起的名称。它是60年代从泛非主义者大会那里继承来的，渊源不大清楚。它是古老英国地图上一个野蛮人的国度呢，还是给东非一个奴隶国家起的名字？伊夫林·沃在《黑色恶作剧》一书中，把想象中的非洲国家叫做阿扎尼亚。非洲人国民大会拒绝这个名称。 此时，泽妮和斯威士兰国王索布查的儿子图姆布穆齐·德拉米尼王子结了婚。他们享有外交特权，可以对曼德拉进行“接触性”探视：这将是他被监禁以来第一次和自己的家属有正常的人类接触。1978年6月，他们带着1岁大的婴儿从姆巴巴内到罗本岛。当他们一齐到探视室时，泽妮想她父亲可能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当她向他跑过去时，几乎把孩子扔了，但她丈夫抓住了小女孩，泽妮和她父亲紧紧拥抱在一起。接着，曼德拉抱过婴儿。当他们坐下谈话时，泽妮看到他完全知道自己怎么做，尽管自从她自己很小的时候以来他从没有抱过孩子。“他注意到什么时候婴儿该换尿布了，甚至知道让她打嗝；然后他和她玩，她睡着了。”⑤ 温妮·曼德拉在一个公众抗议大会上说：“我们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珍视自己追求的目标。我们不会请求得到多数人统治；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它。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很艰难，但是我们将为正义战斗到底。”不出几周，许多男人、女人和学生根据“国内安全条例”，即改头换面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被拘留，温妮也在其中。他们被拘留在约翰内斯堡福特监狱5个月。 第十四章 释放曼德拉？ 在那3年中，正象国内外一些记者所了解到的，温妮·曼德拉在布兰德福特完全改换了自己的生活。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采访她，谈论新禁令的影响。她从不自哀自怜，只有欢乐响亮的笑声，特别是当她谈到普林斯卢的献身精神时：一天晚上，她9时30分出去倒洗澡水时，他仍呆在那儿，从车中监视着她。她说过，在这个城镇的白人社会中，有3个人和她很友好；大多数人则视她为“某种可怕的威胁——阿非里卡人对自己灭亡的恐惧”。同时是旅馆和酒店主人的市长，对一位记者坦白说，“是的，当她刚到这儿时，人们都不高兴，但我们已经习惯和她相处了。我们现在接受了她。她正直而勇敢。她常来这儿买东西：香槟、新加诺酒，诸如此类的小物品。我和她说过话，她很有教养。” 放曼德拉！”标语的旗帜，宣布由黑人报纸《星期日邮报》发起的“释放曼德拉”运动开始了。 温妮创办了托儿所，为儿童准备午餐，为老年人提供热汤，还办起诊所和使妇女通过出售学生制服而赚钱的缝纫组——这都是西方国家使馆援助的。既然温妮不能外出，外面世界的代表就来这里会见她。 回忆起约翰内斯堡的学生时代，第一次阅读尼赫鲁的《印度的统一》一书之后，曼德拉谈论青年联盟的“强烈而狭隘的民族主义”： 释放曼德拉运动主张释放所有政治犯。政治犯们现在能够了解到它的进展。16年来他们为获取外界消息而进行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1980年5月13日，监狱部长路易斯·勒·格兰治宣布，政治犯们可以阅读一份英文日报和一份阿非里卡文报纸；他们可以用自己在菜园劳动挣来的钱，从监狱的售货亭购买食品和卫生纸。做苦力的日子已经结束，至少对特殊区域的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来说是这样。 黑人发言人提出了他们的看法。珀西·科布扎(1977年当报被取缔时，他也被监禁)作为《星期日邮报》的编辑，是这样评论的——如果种族隔离已经死亡，则必须安排紧急葬礼，因为“尸体仍在，而且还散发着难闻的臭味”。恩塔托·莫特拉纳先生说他无法相信黑人的斗争会因为这种“信任骗局”而减弱。西方出版物的大字标题对南非政府毫无安慰之意：南非的恶梦提前；南非时机已逝；比勒陀利亚无望得救；通行证制度和对南非黑人一如既往的剥夺。 声明接着说： 大的了。 1981年3月，他接受了与英国安妮公主和杰克·琼斯竞选伦敦大学名誉校长的建议。他在给温妮的信中说： “总体攻势”是政府的新名词，它取代了在此之前所用的“黑色威胁”、“共产主义”、“病态人道主义”等一系列的蹩脚定义。 时间教育了我们，正如尼赫鲁所说的那样：“民族主义有它特殊的优点，但却是一个不可信的朋友和惹麻烦的历史家。它使我们盲目地面对许多事件，有时甚至歪曲真理，特别是当它涉及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时。” 有如此，才能开始“有意义的事关国家前途的谈判”。 每次探望曼德拉回来，温妮·曼德拉都要谈到他的“感人精神”，“我们的总理在度假”。她告诫人们“不要相信阿非里卡人国民党刊物上关于他蹒跚迈步、老态龙钟的那些杜撰。他仍然象被捕时那样硬朗、乐观。”接着她又补充说，曼德拉还比过去更充满信心。 她说：“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推翻一个少数人政府、一个殖民者政府。”接着她指出，南非政府正自行毁灭：“如果你剥夺人们的各项权利，你只能促使他们组织成为一支必须对付的力量。政府实际上正在为我们发动群众。”南非政府对暴力活动的升级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他们引发了一场革命，却反过来指责我们。”温妮解释说，黑人有权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援助，其中包括苏联集团的援助，借以促进黑人实现自身的解放。美国如果不结束对白人少数统治者支持，至少应该中断与南非当局的所有贸易关系和体育、外交上的联系。 “全印度大会”是殖民世界最早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一。象它一样，我们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估计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我们很快领会了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和导师的告诫，即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民，在其他地区的兄弟们仍处于外国统治之下，都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 人民的结论是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失败了。监禁中的黑人政治犯继续号召“黑人联合起来”。这是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现在不是奢谈分裂和不团结的时候。在所有层次和所有方面，我们的队伍都必须紧密团结，消除差别，以达到唯一的目标——彻底粉碎种族隔离和种族统治。”他们自信地宣布“世界站在我们一边……胜利是必然的。” 关于国内黑人的团结问题，黑人觉醒运动的拥护者和夸祖鲁黑人家园首席部长加查·布特莱齐酋长——亦是祖鲁民族主义运动因卡塔的首领，在相互指责；争论波及国外，其中尤以布特莱齐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争论更为激烈。他也用非洲人国民大会旗帜的颜色，并宣称领导着最大的黑人民族主义组织，但是因卡塔丝毫没有反对政府的迹象。 政府的上述政策，目的是促进城市黑人分化成特权阶层和贫困阶层，其核心是把黑人贫民从被宣布为“白人区”的南非87% 的土地上赶走，他们按契约充当短期劳工时除外。自从种族隔离实施以来，被强行安置在10个“黑人家园”的非洲人有200万。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比喻说他们“象一袋袋土豆那样被扔掉”。1979年，政府根据两项新法律，又要将数百万人赶出白人区。 当然，政府也准备给予租住城镇房屋的黑人99年的租期。然而，如果租用人失业或违犯法律，则租约失效。仅在索韦托就有2.5万个家庭正等着租住房。 简而言之，政府拒绝释放曼德拉。在斯泰伦博斯大学，当持不同意见的阿非里卡人学生就政府宣布不会释放“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分子”而起哄、斥责时，总理曾勃然大怒。法院判决了曼德拉，他必须终身服刑。 作为新宣传运动的一部分，种族隔离果然被披上一层伪装：土著事务部被称为“多元关系部”而后又改成“合作与发展部”。新部长皮特·库恩霍夫1979年6月在美国曾说，种族隔离“正在逐渐消失或已经死亡”。博塔总理很快予以严厉反驳，他声称他更喜欢用“好睦邻”而不是用“种族隔离”这样的词。 从全国看，黑人失业者占四分之一，并继续在增长。这意味着等待就业的黑人工人接近200万，其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学校毕业生流入社会。而在白人那里，却有成千上万个工作空搁着，白人移民受到总统欢迎并称赞他们成为南非公民，保证他们及其后代享有“和平、幸福与繁荣”。 P··博塔总统上台伊始就慌忙推行他的计划：一方面，打着改革的幌子，企图消除不断加强的国际制裁，另一方面，强化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尤其是阿非里卡人国民党的统治。从中，曼德拉发现了很多矛盾之处。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阿非里卡人都必须生存。 看着我，就象它们的主人那样，令人感到寒伧、失意。在酒吧，他们从开门喝到晚8点钟停业，直到将自己灌得烂醉如泥；孩子们放学归来在家找不到食物充饥时，便会立即加入他们父母亲的行列。 他接着说，圣雄甘地对印度和南非的历史“具有重要影响”，“事实上，正是在南非土地上，圣雄创立并信奉了‘非暴力不抵抗不合作’的思想”。曼德拉对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给予高度评价。她在50年代任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曾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予以声援。 马兰将军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政府不可能坚持与同情游击队的85% 的人口对抗到底，因此，根本的防卫战略不能仅仅靠军事实力，而必须利用经济、政治上的优势。 了这个声明。 今天的世界，科技突飞猛进，通讯缩短了以前无法逾越的空间距离，过时的信仰及人们间想象中的差别在迅速消失，排外主义正被合作与相互依存所取代。我们也认识到应抛弃狭隘的观念，适应新的现实。 监狱生活中的强制与束缚迫使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静观事态发展”，服刑12年的马哈拉吉证实了这点。在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仅看到世界的一个角落。在结束一天的忙碌工作之后，他们才有机会看看世界变化、发展的总趋势。每当收集到来自外界的消息，曼德拉都要仔细加以研究，力图从中找出南非当局所做所为的自相矛盾，分析黑人解放运动如何才能运用并扩大这些矛盾，从而削弱白人政权的统治基础。 第十五章 将要实现的理想 温妮·曼德拉坚信她的丈夫有朝一日会走出罗本岛，这一希望已经应验，但并非是她所想的那样——即并非获得了自由。1982年4月的一天晚上，曼德拉、西苏鲁，以及其他3名属于利沃尼亚案的政治犯——卡特拉答、马拉巴、姆兰盖尼被命令收拾行李并被匆忙运到大陆。翌日早晨，他们在罗本岛的同志们一觉醒来，发现他们5个床位空了。西苏鲁早就成为他们的知己，而曼德拉成为他们的父亲。 那时，图图主教正在美国，奥斯陆已宣布他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3年前，卢图利酋长曾获得过诺贝尔桂冠，其后他号召国际上对南非政府及其种族隔离政策进行制裁。多年来，虽然对美国国会进行的游说持续不断，但在实现卢图利酋长的上述主张方面却进展不大。但是正象维克多·雨果所写的：“一种能够胜过千军万马的思想就要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时机，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已经来到。 贝塞尔后来评论说，问题并非监狱条件多么严酷，“问题是关押曼德拉和他的朋友们这件事本身。曼德拉、西苏鲁、卡特拉答已在罗本岛度过了18年，而在波尔斯摩尔监狱也关了3年，他们的罪行都不会比破坏财产罪更重。”他们所受惩罚远远超过了违法本身，姑且不论他们有权使用暴力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这一点。种族隔离制度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他们无权参加竞选，甚至也不能居住在他们愿意居住的地方。”曼德拉曾经说过：“武装斗争是政府强加给我们的，现在如果要求我们放弃它，球却在他们一边。他们必须给我们合法的地位，象对待一个政党那样对待我们，并和我们谈判。在他们这样做之前，我们将不得不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仅仅在口头上说是没有用的，政府已经将螺丝拧得太紧了。” 一辆密封的军车载着曼德拉等5人从开普敦港行驶近一个小时到达托凯白人郊区的波尔斯摩尔监狱，一路上他们都站着。曼德拉等人根本不会看到外部的景色——那作为南非美景之一的桌山和监狱后面的丘陵间的河谷，那里是一望无际的葡萄园和小松树林。这仅仅是残酷剥夺的开始，犯人们被禁锢在监狱的高墙内，与外界完全隔绝。正如曼德拉后来告诉来访者的那样，在这里，他才懂得英国诗人奥斯卡·王尔德所写的“犯人们将蓝色的小帐篷称为天空”是什么意思。 极度的穷困、经济衰退以及持续的干旱使得居住在贫瘠的班图斯坦和城镇里的黑人绝望了。在瓦尔三角区(由约翰内斯堡到韦雷尼京)人们拒绝大幅度增加房租，人们根本也交不起租；黑人城镇西博肯被7000军队包围，警察挨家挨户搜查并逮捕敢于冒犯的住户。黑人们常说：“我们处于战争状态。”温妮·曼德拉在谈论西博肯时，也这么说。她还补充说：“派军队去包围黑人城镇是因为人们为反对加租而举行抗议示威——但在所有民主国家，人们都有抗议的权利——那么，(南非的)政治形势肯定已经恶化到了极点。” 正如温妮第一次到这里所发现的那样：接待室还算舒适，探视室窗上有一块很大的玻璃隔板，使她能看到丈夫的上半身，特制麦克风取代了过去的电话机，使她20年来第一次清楚听到丈夫的声音。从外表和声音看他似乎很好。不久，监狱的看守宣布“探视时间到！”然则，警官格雷戈里说：“曼德拉太太，你还有5分钟。”泽妮谈到格雷戈里时说：“他倒是个好人。”他在罗本岛认识了曼德拉和他的同志，随着对他们的了解，格雷戈里变了，他又陪同曼德拉等人转到波尔斯摩尔监狱。对忍受了多年粗暴待遇和艰辛经历的曼德拉夫妇来说，上述这些轻微的改进都很珍贵。 曼德拉告诉贝塞尔关于在罗本岛“环境最恶劣的几年”，监狱里的殴打和心理上迫害，以及1974年前后的显著改进。他补充说：“现在，只有废除整个南非的制度，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一场抗议的风暴发生了：黑人，以及许多有色人和印度人，把参与这个咨询议会的有色人和印度人当成是支持阿非里卡人的压迫政策，并力图向全世界证明种族隔离制度正在被放弃。西方一些不很老练的批评家缓和了对南非的态度。玛格丽特·撒切尔不顾激烈批评和抗议接待了博塔总统。博塔是自从史末资将军时期以来正式访问英国的第一个南非领导人。此后，博塔又受到教皇的接待。在法国政府拒绝会见博塔之后，曼德拉借其女儿泽妮代表他接受波尔多律师协会嘉奖之机，向法国人民表达了敬意。 ，作为人权小组副主席的贝塞尔勋爵向欧洲的外交部长们提议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以释放曼德拉，他又在保守党的《星期日邮报》上著文报道他自己对波尔斯摩尔的访问。文章还配有了一篇铿锵有力的社论。社论一开始就说：“星期日邮报今天自豪地公布纳尔逊·曼德拉先生的谈话，他是南非黑人无可争辩的领袖。”社论承认曼德拉相信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推翻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是有道理的。社论还说：“然而巨大的暴力把曼德拉关在牢中……巨大的暴力强加给他的人民，与此同时却否认他们无需置疑的政治权利。”社论最后说：“现在，星期日邮报毫不犹豫地与全世界那些要求释放曼德拉的人们站在一起，而不问他们有什么样的政治信仰。” 然而，正如奥利弗·坦博告诉英国国际事务评论家安东尼·萨姆普森的那样，人们不明白为什么非洲人国民大会会结束它所坚持的袭击高压线桥塔的政策——这些目标第二天就会修复，但你如果被抓住，即使仅仅有此意图而破坏未成，也要被判无期徒刑或绞刑。马普托的屠杀十分邪恶，而马塞卢屠杀则更邪恶。在这次袭击后举行的白人民意测验中，居然有68% 的白人对此感到高兴。坦博肯定，100% 的黑人为此而悲痛并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失去耐心。这就是1983年5月“民族之予”第一次在白人汽车中偷放炸弹的背景，这次袭击原以比勒陀利亚的空军总部为目标。坦博说：“当时并没有想袭击平民，而是想在大屠杀之后干点什么。”然而在这次汽车爆炸中，19人被杀，200人受伤，其中包括平民及黑人。 象往常一样，曼德拉早上3时半起床，进行两个小时他称之为“出一身大汗”的锻炼，白天看书及学习。 达什问曼德拉对南非政府准备废除所谓不道德法和禁止不同种族通婚法有什么评价。曼德拉指出，这些改革只影响那些“令人烦恼的小事”。他从没有过要娶一个白人妇女的奢望，核心的问题是政治平等。当谈到很多白人恐怕如果实现这样的平等就会要屈从于饱含怨恨的多数黑人时，曼德拉申明：“南非的白人属于这里，这是他们的家。我们希望他们和我们在这里一起生活并与我们分享权力。”这是在重申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自由宪章中所表述过的政策。他再次领着(上面说过的)这支队伍上楼参观他的狱室，打开一扇又一扇铁门，并且开玩笑说，他逃跑的希望不大。 1984年7月，坦博强烈批评那些原想杀死一个武装护卫队却误杀5个黑人平民者。坦博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干部们事先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但是，坦博说：“讨论的起点不应是这次爆炸，要讨论的是迫使人们进行爆炸的东西，包括炸军事人员。种族隔离制度应对此负责。”在纳塔尔，当一个南非军官死于意外事故时，坦博认为这是“罪有应得”，曼德拉肯定也会赞成这一观点的。现在，南非保安部队对游击队的政策是射杀而非逮捕。民族之矛战士被迫开枪自卫，杀死一个陆军中尉，却有几名游击战士牺牲。 姆曾格之死仅仅是那些反对南非当局的活动家惨遭杀害的一个例子。曼德拉对他们的朋友鲁思·弗斯特之死深感悲痛，弗斯特于1982年8月在莫桑比克大学工作时被信封炸弹所杀害。温妮写道：“她是如此窈窕，如此漂亮，如此精力充沛，怎么能这么残酷地扼杀这样美丽的生命？” 尼古拉斯·贝塞尔是这样描述会见时的情景的： 1984年5月12日，当温妮·曼德拉和泽妮及她的小儿子一起来到波尔斯摩尔监狱时，她被格雷戈里警官叫到办公室。温妮起初认为她丈夫生病了，但格雷戈里转述了监狱当局的口信，说：“此后探视曼德拉时可以接触了。”泽妮这样描述当时会见的情景：经过了22年的分离，她的父母亲长时间地亲吻并拥抱在一起。 读到这次死人的消息，曼德拉感到深深的遗憾，正如他后来对某探视者所说的：“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意外事件……我们袭击的目标是建筑物和不动产，也许在战斗中或在战场上都会有人被杀，但我们并不相信暗杀。” 1984年冬天似乎是P··博塔洋洋得意的日子。在西方，人们欢呼恩科马蒂条约，把它作为博塔改革政策的第一步迹象；与此同时，他已击败了阿非里卡人的右翼反对派，赢得了白人选民对新宪法的全力支持。在他的主持下，设立了3院制议会。在议会中，350万有色人和印度人将和460万白人一样派有代表，但他们的权力仍受制于白人的否决权；而2100万非洲人的“权利”仍限于班图斯坦家园和城镇委员会内。 南非的白人给博塔以英雄般的欢迎，但在3院制议会选举时却触发了更愤怒的抗议示威。80% 以上有选举权的选民抵制这次选举，到9月份新议会开张时，整个国家陷入种族动乱之中。 长候选人一事表示高兴，他说：“我是一个政治家，我自然希望在竞选中获胜；但这是一个充满友好之情的表示，能否当选我确实不介意。” 波尔斯摩尔，这个黄砖砌成的长长的现代化建筑群中，分别关押着数千名各种族的犯人。在一幢“孤立”建筑物的4楼，曼德拉和他的4位战友被关在一个大的单间里，这里可以通往一个由“L”形高墙围成的院子。和他们关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名叫帕特里克·马奎比拉的年轻人，被判处20年监禁。 沃尔特·西苏鲁在牢房庆祝他的70寿辰，与此同时，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大厅挤满了人，为他的生日举行集会，人们长时间地给他热烈鼓掌。 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是上述这些运动的一个领导人，他又能在国会施加压力对南非实行制裁。1985年1月，肯尼迪到南非，在布兰德福特温妮的寓所里访问了温妮，他还要求会见曼德拉，但被拒绝。相反，数天后，英国保守党人、欧洲议会议员贝塞尔勋爵获准进入波尔斯摩尔监狱。虽然整整22年来不许曼德拉和他的家人谈论监狱里的情况，也不允许讨论政治，因来探视的是个外国人，就破例地允许曼德拉这么做了。 温妮先从报纸上获悉这一迁移，继而又从电视上听到这一消息。最后她收到了来自监狱部门的信，通知她说她丈夫已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最高治安监狱，没有说明转移的理由。她推测这也许是为了阻止曼德拉在狱中已承担的领导工作：如为年轻的难友筹集学习资金等。或许是白人政府企图驱散“曼德拉在罗本岛”的观念，因为这一观念正象神话似的在黑人当中传播开。 南非当局还在邻国制造不稳定，特别是入侵作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基地的安哥拉。在莫桑比克，它支持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的叛乱分子，妄想推翻萨莫拉·马谢尔政府。这使得这两个原来为推翻葡萄牙统治进行了多年战斗已变得一贫如洗的国家再度遭到深重苦难。1984年3月，博塔总统突然提出和马谢尔总统签订“睦邻友好”条约，他答应如果马谢尔赶走从莫桑比克活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南非就不再支持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马谢尔很快就履行了协议中有关莫桑比克方面的内容——这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个沉重打击——但南非政府却一直秘密支持莫桑比克全国抵抗活动。一直到1985年南非违约的事才曝光。 关系？你希望舒尔茨—葛罗米柯会谈解决什么问题？英国的自由党是否最终能在英国政治中有所突破？撒切尔夫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英国工党当今领导人是谁？等等。” 最后的一扇门被打开了，让人得知曼德拉被关在4楼的一间大房子里，房子里有六张床，有大量的书，有洗漱及卫生设备。因后面的正门锁着，曼德拉领着贝塞尔穿过屋里的一扇门来到那条长长的形院子里，这个院子被白色的高墙包围着。院子里，曼德拉把几个油桶变成菜园，在油桶里种着西红柿、花椰菜、大豆、黄瓜和杨梅。他不无骄傲地将这些蔬菜指给贝塞尔看，俨然是一个农场的主人。他说，他来自农村，因而酷爱植物。在向贝塞尔介绍他的战友们之后，曼德拉将墙上潮湿的地方指给客人看。然后，象警官似的打开外面的大铁门，随后同贝塞尔握手说：“我只能走到这里，我必须在这儿和你道别了。” 他证实他身体健康，外面一直流传着所谓他身患癌症的谣言是靠不住的，传说他截断脚趾也是假的。但是他说，他仍然抱怨监狱里的恶劣条件：“墙上有一块潮湿的地方，在修建这个房子的过程中一定有什么差错。将我们6个人和其他囚犯隔离开来也是错误的，我们喜欢有更多的战友。”他渴望有更幽静的环境进行学习。他继续说：“事实上，在1969年我们已经提出关于政治地位的基本要求，例如，犯人应有记日记的权利以及家属探视的权利，我指的是非洲人的家庭观念，而不仅仅包括妻子、兄弟和孩子，那种欧洲人的家庭概念。” 坦博理解曼德拉的上述感慨，因为南非的宣传机器在大肆渲染平民的伤亡，在掩饰被袭击的的确一直是军事目标这一真相。据《纽约时报》报道，城镇里的人们却感到，非洲人国民大会至少已经学会了袭击真正的而非象征性的目标。 注释： 被暗杀的男女中还有乔·格卡比，他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驻津巴布韦代表，熟识曼德拉和西苏鲁，他也曾在罗本岛长期服刑。在南非国防军从50万扩充到62.6万人的同时，南非对所谓非洲人国民大会在邻国的基地的袭击也随之加剧。1981年，马普托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办公室被袭击，13名男女被杀害；1年后，又成为袭击目标，黎明前几个小时，人们在酣睡中被惨杀——被杀的42人中有5个妇女和孩子以及12个巴苏陀人。作为报复，10天之后，民族之矛炸毁了开普敦附近的库伯格核电厂的一部分，这是继两年前袭击萨索尔炼油厂后最引人注目的一次破坏行动。与此同时，对铁路线以及诸如黑人乡镇委员会办公室等种族隔离建筑物的破坏活动也升级了。 和这5个利沃尼亚案犯关押在一起的帕特里克·马奎比拉是一个年轻的律师，因参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违法活动被判处20年重刑。以前的“镇压共产党人条例”中所说的“为某非法组织贯彻其目的”的罪行现在被指控为谋反，就可以判处重得多的刑罚。马奎比拉始终被指控参与辩护律师格里菲斯·姆曾格的活动。姆曾格曾为那些死在关押之中和那些当南非军队袭击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莫桑比克的住所时被杀害的人出庭辩护。姆曾格在东开普和德班两地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一直是“争取释放曼德拉委员会”的司库。1981年11月20日，在靠近德班的一个运动场上，人们发现了姆曾格被严重残害的尸体。 图图的作用和威望，他的力量、热情和充满理智的呼吁，和要求改变美国对南非政策的其他重要因素结合在一起。里根总统的“建设性接触”证明完全失败，它只能使南非政府更肆无忌惮。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杰西·杰克逊的竞选引起了美国公众对南非问题的关注；同时美国国会内的黑人核心小组与自由派成员在以兰德尔·鲁宾逊为首的泛非组织的有力支持下不断地作出努力。每天电视都在报道阿非里卡人的顽固、南非警察及国防军的暴行、黑人的大无畏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经南非政府批准紧接着来到的美国访问者发表的报道与上述倾向完全不同。其中极右者之一是来自《华盛顿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另一位是杰里·法尔韦尔牧师的合伙人，该牧师是“道义上的多数”协会的领导人。在“曼德拉极力主张暴力革命”的标题下，他们将曼德拉描绘成一个“恐怖分子和革命家”，说他以为除暴力革命之外别无选择，并认为在南非不存在和平斗争的余地。接着还有一个报道说，曼德拉在短暂的会见过程中的确说过，因为南非的情况如果不是变得更坏的话，就与他被捕时一样，因此除了拿起武器之外别无选择。 曼德拉对贝塞尔勋爵谈到他曾经说过要作一个社会主义者和无阶级社会的信徒，他补充说：“目前，我认为没有理由参加任何政党，商人或农民，黑人或白人，谁都可以参加我们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如果将参加运动的人为范围缩小，这会是一个大错误。”他对苏联表示赞赏，因为它长期以来谴责种族主义并支持解放运动；但并非意味着他赞同苏联的对内政策。他还一直对1962年在埃塞俄比亚接见他的海尔·塞拉西皇帝表示感谢，塞拉西虽然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但也支持过非洲人国民大会。 曼德拉告诉这个《华盛顿时报》的专栏作家，他自己肯定不是共产党人，他不过是受无阶级社会思想影响的非洲民族主义者。说他是基督教徒，一个卫理公会教徒。当问到使用暴力的问题时，曼德拉指出，不少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也曾为反对形形色色的非正义而战斗。当提到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战略时，他回答说，南非的状况完全不同于美国：在美国，民主确立在宪法中，那里的白人团体中有更多的自由主义者，而且政府的权力受法律约束；而在南非，却存在着两个世界，对白人来说这是民主世界，而对黑人来说，这是一个靠中世纪的拐杖爬行的殖民政权。 谈论从南非撤出投资和经济制裁，曼德拉对这一战略表示热情支持。这一战略会使南非政府惶惶不安。至于一些人说如果实行经济制裁，黑人将最受损害，曼德拉说：“我们会勒紧裤带，必须为解放作出牺牲。” 他补充说：“当然，如果出现按这种方针进行谈判的机会，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宣布停战……但此刻我们仍被迫进行武装斗争，虽然这仅在一定限度内进行的。”其目的是袭击军事设施和种族隔离制度的象征物，而不是想暗杀什么人。“我不希望我们的人进行暗杀，例如，我不希望暗杀这里的弗里茨·范·西特德中尉。”西特德中尉是负责看管曼德拉及其5名同志的人。他负责监督探视者，但不去检查，只保证贝塞尔和曼德拉之间不要传送文件及其他东西。曼德拉继续说：“我仅仅认为：处死那些危害我们生命的告密者是正当的。” <hr /> 一年后，在1983年3月的一次探视中，曼德拉冲破了不许谈论监狱情况的规定。温妮后来说，曼德拉告诉那些监督探视的狱吏们说，他获准和家人谈论有关他的健康问题：“由于这里的状况，我不得不谈论这个问题，这是我的权利。”当曼德拉告诉她监狱里的条件大大恶化，他的难友们认为应该将这种状况通知她，以便“转告有关的人及新闻界，”温妮写信给在伦敦的一个朋友说，曼德拉第一次发出失望的语调。 贝塞尔访问后不久，一位美国教授——塞缪尔·达什带着妻子和曼德拉进行了类似上述的将近两个小时的谈话。达什报道说，曼德拉看上去远不到66岁。他冷静、自信而有尊严。这个美国人感到站在他面前的并非是游击战士，也不是激进的理论家，俨然是国家元首。令达什教授更感惊奇的是，曼德拉竟然也知道他曾任美国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的法律顾问，也对在南非召开的有关刑事犯罪判决问题的会议非常了解，达什教授曾在该会上发言。 第十六章 我们的自由 2月8日，温妮·曼德拉在家庭律师伊斯梅尔·阿约布陪同下访问了她的丈夫，为的是得到他对博塔上述建议的答复。曼德拉希望对人民公开表明他的观点。当他在会见中开始口授声明的内容时，监督会见的狱吏阻止他这样做。曼德拉义正词严地说，选择什么样方式回答博塔，是他的权利。当这个狱吏离开探视室时，他继续口授。然后，一个高级官员来了，又命令他停止。曼德拉坚定地向狱方建议，要求他们给博塔打电话。然后他继续完成他的口授。 也不废除；按种族建立学校也要坚持下去。博塔堂而皇之地说：“如果其他居民集团有权要求人道主义待遇的话，那么，白人也有资格要求得到公平对待”。可事实呢？按人口平均计算，1983—1984年花在每个白人孩子身上的教育经费达1964兰特；而花在每个黑人孩子身上才234兰特。 将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成员，直到我离开人世为止。奥利弗·坦博对我而言简直比兄弟还亲，他是我近50年来的挚友和战友。如果你们中有人珍惜我的自由的话，奥利弗·坦博比你们更为珍惜。而且我知道，为了我获得自由，他宁肯献出生命，我和他的观点完全一致。” “让博塔表明他不同于马兰、斯揣敦、维沃尔德；让他宣布放弃暴力；让他说他将取消种族隔离；让他使人民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合法化；让他给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监禁、流放和被迫流亡国外的人以自由；让他保证政治活动的自由，以便让人民来决定谁来管理自己。” 我们似乎离“自由”只有一发之差，但事实上从宣布之日起，这就是一架不能启动的车。当我说我不是英雄的材料造就时，我并不想表现假谦虚。确实我没有度过任何不眠之夜便作出抉择，因为这是精心设计羞辱我们的意图，除拒绝之外我们别无他择。 我父亲说：“对政府强加给我的条件我感到吃惊，我不是一个残暴的人，我的同事们和我在1952年就写信给马兰，要求召开圆桌会议去寻求我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他并没有理睬。” 激于义愤，抗议者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暴力，而且越来越自觉——从扔石头到纵火——摧毁种族隔离的象征。7月22日，南非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将许多黑人城镇封锁起来并给军警以杀人不受惩罚的特权，这些倒行逆施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和国外的愤怒。 你的爱与支持……你给予这个家庭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你所赢得的众多朋友、再次享受爱和温暖的渴望，所有这些都是我的生命和幸福的源泉。 南非国内外的批评家们要求博塔“释放曼德拉并与他进行谈判”，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现在的暴力循环才能停止并且不会再导致新的暴力，经济才能复苏。由政府资助的人文科学研究会建议与各个种族领导人进行会谈，从而建立对所有南非人开放的民主制度；该建议还强调指出，66% 的黑人赞成借助暴力进行改革，拖延改革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这个研究会说，治安法授予军警的过分权力“威胁着国家安全”。 “在人民的组织仍然被禁时，给我的会是什么自由？在我随时可能因为违反通行证法而被捕时，给我的会是什么样的自由？当我亲爱的妻子仍被流放在布兰德福特时，我的家庭生活会得到什么自由？在须经准许后才能在城镇地区居住的情况下，我会有什么自由？在我必须持有盖上印章的通行证才能找工作的情况下，我会得到的是什么自由？在我的南非公民身份不被尊重的情况下，我会得到的又是什么自由？ 当草拟“告人民书”时——这是60年代初以来他第一次有机会向人民表达自己的观点——曼德拉已经获悉温妮的姐姐尼吉韦·克萨巴死于意外事故，又得知她家里最近又有3人先后身亡。意识到温妮的极度痛苦，曼德拉的担忧和悲痛与日俱增，他给温妮写信说： 样毅然作出抉择，但将会比24年前心里存有更多的内疚和踌躇。 军警甚至攻击葬礼的参加者。死亡的数字与日俱增：在21个月内近900人被杀。图图主教说：“象打死苍蝇似的，我们的人民被轻易地杀害，杀人后他们甚至不透露死者的姓名。”与此同时，军警也广泛使用严刑拷打来折磨人们。据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开普敦大学犯罪学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受采访过的被拘留者中有83% 的人说曾遭到过肉体折磨，肉体折磨在黑人中和在东开普省更普遍。在那里，保安警察的行为与他们的坏名声相符。于克拉多克葬礼后逮捕的一个13岁男孩，因头部受伤而死。来自斯蒂夫·比科家乡金斯伯格的3个人，被捕后几小时内就死去了。据一个地区的外科医生温迪·奥尔博士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证明材料，这些被拘留者曾遭受过“蓄意的殴打和摧残”，此事导致最高法院下令约束东开普地区的警察行动。此后，奥尔博士很快被调走监护老年人家庭。 温妮曾经说过：“当曼德拉获释时，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全国各地去看望他的人民，并且，他将仰望群山呼吸新鲜空气。” 10月份，在拿骚召开的49国参加的英联邦会议上，撒切尔夫人顽固拒绝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的做法威胁着英联邦本身的存在。但是，尼赫鲁的外孙拉吉夫·甘地、卡翁达博士、罗伯特·穆加贝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的总理们，在英联邦秘书长索尼·拉姆法尔爵士的帮助下，最后达成了统一的、虽然是有限的协议。协议呼吁南非政府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取消紧急状态，无条件释放曼德拉及其他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关押的人，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政党的禁令并给人民以政治自由。如果这样，暴力就会因此中止，探索建立非种族且有代表性政府的对话过程就会开始。若因压力不够，在6个月内上述目标如不能达到，就将采取更加严厉的经济限制措施。 沃尔特·西苏鲁、卡特拉答、姆贝基和其他关在波尔斯摩尔和关在罗本岛的利沃尼亚案犯一致拒绝博塔总统的释放条件。卡特拉答在给他伦敦的一位朋友写信说： 我的父亲说：“在我和人民没有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不能、也不愿作出任何承诺，因你们的自由和我的自由不可分，我将回到你们中间。” 谴责上述袭击并表示同情的消息从国外传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谈到此事时说：“面对磨难，她表现得如此勇敢。”华盛顿14名参议员也给温妮赠礼，为的是帮助她重新购买屋里和药房里的东西。 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期望首先对你们——广大人民发表他的声明，同时他们十分明白，他们有义务对你们说明，而且他们只有对人民说明的义务。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必须直接听到他们的观点而不是通过转达的方式。 仅仅数月之前博塔还吉星高照，现在，由于大旱和严重的经济衰退，他和他的政策一起被吞没了。1984年的恩科马蒂条约，旨在消灭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莫桑比克的基地，却使得斗争向南非国内深入；虽然博塔答应实行改革，但改革极不充分，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必须废弃种族隔离制度的因素。 南非警察部队的所作所为，使得博塔许诺改革的漏洞暴露无遗。在东开普，警察部队臭名昭著、为所欲为，在沙佩维尔和兰加惨案的25周年之际，他们更是如此。3月21日，就象在兰加镇开枪一样，警察在靠近尤腾里格的城镇开枪。20名男女被枪杀，其中17人是被从背后射来的子弹打死的。 由于没有电视机，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在波尔斯摩尔只能从报上看到这些消息并从中推测形势的发展：军警入侵城镇并从装甲车里对老百姓和孩子们开枪，好象他们正在狩猎一样。黑人或白人警察鞭打无论是黑皮肤还是白皮肤的抗议者；警察兜捕数以千计的人——社区的领导人、宗教界人士、工会活动分子、学生——他们被关进监狱的隔离室。群龙无首的民众从用石头打警察到烧死那些政府的“合作者”——其中包括黑人警察、市长、地方官员和通风报信的嫌疑人——人们对这些人的憎恨比对白人压迫者更甚。白人显得无动于衷，因为和黑人城镇隔离的白人郊区有重兵保护，对白人的保护不仅在身体方面，还有精神方面，播放电视须经审查，因而在电视中看不到警察鞭打白人学生而仅是看到黑人烧黑人的场面。 3000人出席的葬礼，2万、3万人出席的葬礼，在尘土飞扬的黑人城镇和小村里不时举行，而每一次对牺牲者的悼念都会触发新的起义。在一个穷得可怜而又文化落后的小村子中，村民们正在悼念被警察杀死的13岁男孩和一个20岁的年轻人。一个女人说：“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这些屠杀永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是他们迫使我们这些素来不喜欢暴力的善良人使用暴力。” 为了安抚那些在激愤中想蛮干的年轻人，图图主教在葬礼上念了特里弗·赫德尔斯顿所写的祈祷文：“上帝保佑非洲人，保护她的孩子，保护她的领导人并给她以和平。” 1985年1月31日，博塔总统在南非议会宣布： <hr /> 博塔的挑衅，因为他的政策以及他顽固拒绝取消紧急状态所引起的破坏性的后果，对国际上反对南非的制裁运动都是强烈的刺激。美国人已经开始收回投资，蔡斯·曼哈顿银行已停止对南非贷款，在美国议会中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严肃地讨论关于制裁的事，所有这一切都损害了南非的经济。英国则远远地落在后面，曼德拉通过他的女婿——图姆布穆齐·德拉米尼王子接受苏格兰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所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证书时，向那些“有关怀之心的人们”发表讲话，对英国不少人受“物质享受和巨额利润诱惑”，极少关心道德问题这种状况表示痛心。他说，外国投资保护了种族隔离。 但是，一个月之后，8月15日博塔总统在国民党某省的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类似宣言的颇受重视的讲话。正如一个评论家所说的，在这个难得的机会面前，他把大门关死了。一份反映约翰内斯堡商人观点的《商业日报》评论说：“由于全世界都在盯着，博塔的举动象一个土头土脑的政客”。博塔警告国际社会说：“不要将我们推得太远”。讲话后不久，南非货币兰特立即贬值到最低点。 在这次讲话及此后几次在国民党大会的讲话中，博塔试图取悦阿非里卡人的右翼，他号召南非人团结起来反对“要求外国援助以摧残祖国的黑暗势力”。他说，在一个单一的体制中实行一人一票原则“将会导致一个(种族集团)去支配其他种族集团，这样将导致混乱。”这真是犬儒主义的、可悲的滑稽戏，过去南非之所以混乱正因为一个种族集团支配另一个种族集团，因而在黑人城镇才会一片混乱。他宣布说，他的政府反对“由白人支配其他所有少数集团”，问题是白人少数和其他别的少数集团怎样分享权力。刹那间，荷兰、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白人，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法国的后裔都变成同宗同种的人；而黑人则被方便地划分成科萨、祖鲁、巴苏陀、博茨瓦纳和其他许多部族血统。正和《纽约时报》1985年10月2日评论的那样，博塔是一个“语义学的骗子，他先是一个劲地描述南非的黑人起源出于不同的部族和文化，继而又称之为单一的将要支配白人少数的集团”。 撒切尔夫人和她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先生能否顶得住要求他们和坦博及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谈的日益增长的压力呢？特里弗·赫德尔斯顿主教曾热情地为执行一个更开明的政策进行游说。但是，当撒切尔政府号召释放纳尔逊·曼德拉时，又表示将不与曼德拉所领导的组织打交道。对此，英国《秦晤士报》外交记者尼古拉斯·阿什福特评论说，这样的政策会损害英国在南非长远的利益。民意测验——这是唯一能知晓南非黑人见解的手段，因为黑人没有选举权——表明曼德拉享有众多的支持。阿什福特指出：“英国的殖民史上到处都是必须与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人们进行谈判的实例，”他提到肯雅塔和马卡里奥斯等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或者更早一些，有南非自己的史末资将军，他的雕像正盯着议会广场哩。”③ 撒切尔夫人和她的部长们很关心投资问题，因南非是英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他们重申不合逻辑的主张，即宣称制裁并没有作用，又说黑人将会是制裁最大的受害者；而认为对话——《卫报》称之为“正在枯萎的胡萝卜”——比大棒要有效得多。撒切尔夫人始终对加查·布特莱齐酋长印象深刻。布特莱齐经常访问西欧和美国，主张不要制裁南非。他说，制裁将会伤害给予他权力的夸祖鲁人民。《金融时报》的迈克尔·霍尔曼评伦说：布特莱齐的立场和联合民主阵线、阿扎尼亚人民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立场大不相同。甚至连赞成他的战略(即从内部反对种族隔离)的人也对他本人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似乎很难与其他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找到实际的共同点，何况他“不能容忍批评”。 尽管南非的黑人有许多失业者，但他们却反对上述说法。阿兰·博萨克说：“代价是高的，但时间不长了。”据在南非进行类似盖洛普的民意测验中，77% 的黑人支持制裁，其后的统计为73%。并且，在东开普省黑人开始成功地进行消费抵制，但却照顾那些对黑人事业表示同情的白人。与此同时，南非警察在拘留因这种抵制而得到好处的黑人商人以示惩罚。 另一个战场是前线国家——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他们不顾牺牲和冒险，要求对比勒陀利亚施加更强大的经济压力，迫使它结束种族隔离。博茨瓦纳是新近南非越境进行恐怖主义袭击的牺牲品：1个孩子、3个妇女、8个男人被杀，许多人受伤，这些死伤者来自几个不同的国家。 6月份，在《自由宪章》发表30周年之际，在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了全国协商会议。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国外主要有两个政治工作基地，在这次大会上，一些以前只能应邀列席非洲人国民大会执委会的非黑人，被正式选入全国执行委员会。乔·斯洛沃就是其中之一，还有麦克·马哈拉吉和另一个印度人，以及两个有色人。大会还重申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立场：当该组织的领导人仍关在监狱里的情况下，不和南非政府讨论谈判解决的问题；任何谈判必须讨论将权力转交给民主多数；建立统一的、民主的和不分种族的国家问题是不允许谈判的。 曼德拉和他关在波尔斯摩尔监狱的战友们给出席大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250名代表带去一份祝词：尽管铁窗高墙将被关押者和以前的同志们分隔多年，又“缺乏有效的联系途径”，但这两部分人都属于一个严密的组织。祝词强调说，团结，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建立的基础。多年来团结的原则始终指引着他们在探索中前进，“现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已将群众的政治觉悟提到空前的高度”。祝词最后说：“越过千里关山，我们紧握你们的手。” 1961年6月26号“自由日”，曼德拉从他的藏身之所向人民发出信息：“只有通过艰难、牺牲和战斗的行动才能赢得自由，斗争是我的生命，我将继续为自由而战斗到最后一息。” “维沃尔德当政时，我们要求召开代表南非全体人民的国民大会来决定自己的前途。但是，这一次又是徒劳。” 2月份，奥利弗·坦博号召人民“使南非无法统治”，果然人们就自发地在城镇中这样做。克服了过去多年不现实的宣传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充满信心地宣布：“南非的前途将由我们来支配……迅速推进革命的条件渐渐成熟。” 人们问及奥利弗·坦博对此有什么看法，坦博说，英国政府了解自1912年以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全部历史，“如果他们仍然觉得我们不是一个有价值的组织的话，我只能认为这是他们要和种族隔离政权站在一起的借口。” 在10月的一个早晨，温妮和波琳·莫洛伊西来到比勒陀利亚监狱的墙外。南非政府不顾全世界的呼吁，刚刚将莫洛伊西太太的儿子本杰明处以绞刑。本杰明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28岁的成员，也是一个诗人，他与一个警察的被杀案有牵连。据那些长时间通过法律程序想拯救他生命的人所提供的证明，本杰明并没有真正参与谋杀。在执行绞刑的前夕，他的母亲和朋友们在索韦托的家为他守夜，警察竟往屋里扔催泪瓦斯驱散他们祷告仪式。翌日黎明时分，当她来到监狱，希望同儿子诀别，这一请求也被拒绝。莫洛伊西太太说：“这个政府是残忍的、真真正正地惨无人道。” 在约翰内斯堡，当人们为本杰明·莫洛伊西举行悼念仪式之后，就被大批警察包围，他们被激怒了，于是就在“白人”城市街道上闹起事来；在远离约翰内斯堡的开普敦，数千名学生发誓要为本杰明复仇；在卢萨卡，非洲人国民大会威胁说“要在我们土地上的每一角落”进行报复。 中被杀的，他们的尸体被“暗杀队”残忍地肢解了。在从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和伊丽莎白港赶来参加追悼会的众多人中有阿兰·博萨克和南非教会理事会的领导人拜尔斯·诺迪。诺迪是一个阿非里卡人，曾是一个狂热的阿非里卡民族主义者和秘密团体兄弟会会员，后来他经历了理智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变化。参加葬礼的还有莫莉·布莱克伯恩，她是“黑绶带”组织和进步联邦党的成员，又是开普省议会议员，她是死去的4个年轻黑人的朋友，她参加追悼会代表了和黑人站在一起的白人。 下一周，温妮的房子和卫生所被汽油弹击中，化为一片灰烬。当时，温妮、津姬和阿约布跑开了，回来后，只见到处是打碎的药瓶和设备的残渣，曼德拉的奖状和奖品被毁了，还有好多个人用品也被损坏了，连家里可爱的小猫也没有幸免。长期来，温妮想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中心，包括诸如编织、制陶，甚至提供法律援助等。对温妮来说，这个卫生所是实现计划的第一步。在描述她的计划时，她说：“好在目前还没有禁止人们空想的法律。” 温妮一边估计破坏的程度，一边思索这到底是谁干的？她说：“我看我不知道是谁，这是政府通过他们的保安警察干的。”温妮不顾南非政府对她流放和禁令，毅然回到索韦托奥兰多的家。她说：“当政府给我重建起牢房并让它能够居住之后”，她将回到布兰德福特。 自从1980年起，“释放曼德拉”的运动一直在开展。早期，《世界报》的编辑珀西·科布扎主张：正像沃斯特总理明智地劝说罗得西亚和黑人领导人进行谈判那样，他应该释放诸如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人并同他们和谈。 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市长、政党领导人、工会活动分子以及宗教领导人都成为这个运动的支持者。在南非，曾经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谈判过的商人和白人团体领导人也强烈要求无条件释放曼德拉。 对曼德拉的访问者当中包括基督教卫理公会部长达德利·穆尔牧师，他曾在波尔斯摩尔的犯人中间工作。他在《每周邮报》上发表了一封信，谈及这段不可比拟的经历。他说，因为“我认为南非人民应该认识这个人，我所写的不是道听途说的东西而是根据我自己亲自对纳尔逊·曼德拉的了解。”他定期为曼德拉主持圣餐礼。他说：“前天，我为他举行圣餐礼。在仪式上，他花了些时间沉思，思索当年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发现，得知自己即将被捕和被杀的紧张心情。” 强武装斗争这一点，进步联邦党有异议，然而双方都认为必须先释放纳尔逊·曼德拉。 美国众院议员斯蒂芬·索拉兹访问南非并与博塔会晤后感到“极为悲观”。他说，博塔总统把继续监禁曼德拉和监禁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等量齐观。温妮说，曼德拉被这样的比较激怒了，他认为博塔四肢发达但智力低下。 博塔总统和他的军警们日复一日地为所欲为，既增加了国际社会的愤怒，也加剧了南非国民的反抗。连开普敦的不少有色人也加入到起义的行列。南非政府一再将这些全国范围的动乱归咎于非洲人国民大会。10月份，阿非里卡语报纸《报道》报援引某“权威”的话说，如果新闻界不那么容易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当，动乱早就终止了。此时，警察在开普敦杀死了3个穆斯林青年，保守的马来人团体也来参加规模巨大的葬礼，基督教徒也参加了葬礼。在葬礼上，人们第一次高呼“权力！”这强烈的呼声同伊斯兰教徒对真主的赞颂夹杂在一起。 温妮继续代表她的丈夫发表意见。8月21日，在约翰内斯堡她律师的办公室里挤满了人，她不顾政府对她的禁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发表谈话，宣称博塔是“傲慢而感觉迟钝的人”。看来这番话会招来“灾难性后果”。实际上联合民主阵线所有的领导人或以谋反罪受审、或被拘留。温妮对此评论说：“如果政府坚持奉行这样的政策：只要有谁要求召开国民大会，就把他们的领导人关押起来，那么南非人民唯一能与执政的阿非里卡人讨论的只能是要求他们交权。” “我非常珍惜自己的自由，但是我更加关心你们的自由。自从我坐牢以来，死去的人太多，因为热爱自由而遭受苦难的人也太多。我向那些为他们哀悼和哭泣的寡妇、孤儿以及他们的父母致意。在那漫长的、孤寂的和白白流失的岁月里，我并不是唯一的受难者。我不比任何人缺少对生活的爱，但是我不能出卖我生来就有的权利，也不会出卖人民与生俱来的争取自由的权利。我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作为已被取缔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坐牢的。 在我们的整个斗争过程中，无论在南非国内和国外一些自诩为代表你们讲话的种族主义傀儡们已经表示了他们的主张，但他们的努力毫无结果。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不会象他们那样。 制裁的威胁加上南非内部动乱引起了外国银行家们“在资金流入方面的犹豫”，从而使南非兰特暴跌。法国率先支持对南非进行一定程度的制裁，美国众议院也以380∶48票通过决议对南非进行制裁，里根总统命令采取一系列措施，虽然这些制裁措施比国会的建议和缓得多。即使这样，里根的命令也造成巨大的心理影响，正如南非外交部副部长路易斯·内尔所害怕的那样，担心他们会通过游说使世界各国都制裁南非。在西欧国家部长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后，英国政府仍不同意对南非实行有限制裁。撒切尔夫人和她的外交大臣一直说，他们之所以反对对南非施加真正的压力，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因为他们想保护那些将受制裁伤害的黑人。 1985年间，他的健康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9月份，体检发现他的前列腺增大，当局允许他的妻子和女儿探视他。这是自从1962年他被监禁以来全家人的首次团聚。准备去开普敦大学攻读法律的津姬成为这个家庭的政治代表；而泽妮和她的丈夫图姆布穆齐则是“外交家”，他们代表父母亲出国接受荣誉证书和奖品。 两个月后，这家人再次团聚，但这次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沃尔克斯医院。在那里，曼德拉做了前列腺切除手术。温妮再次冒犯警方让她回到布兰德福特的命令，逗留在医院附近的旅馆里。她获准探视被严密监视并正在康复中的丈夫，每天45分钟。一个为曼德拉体检过的专家说，曼德拉的体格象一个50岁的人一般；另一个专家说，他还能健康地生活20年。 在索韦托，一条醒目的标语写在墙上： 曼德拉先生如果作出保证，以后不再为政治目的而策划、鼓动或从事暴力活动，政府将考虑释放他。但是，如果他再采取这样的行动，他将会再次被捕……因此，现在不是要由南非政府来决定曼德拉先生的自由，而是由他自己来决定自己的自由，由他作出选择。现在要求他的是无条件地放弃将暴力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这毕竟是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所遵守的准则。 注释： 对阿伯蒂娜·西苏鲁来说，这种必然的拒绝就是克服艰难和折磨人的漫长故事里的又一次插曲。她用她微薄的当护士的工资将5个孩子抚养并教育成人，这些日子里他们一直处于饥馑和靠邻居周济度日状态。她的第二个儿子兹韦拉希是一个记者兼新闻工作者工会的领导人，已被拘留了几个月；她的大女儿曾被严刑拷打；自从60年代以来她本人一直被宣布为非法的人并处于半软禁状态。最近，由于在葬礼上唱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歌，她被判刑4年，在保释上诉后又再次被捕，作为联合民主阵线领导人之一被指控为谋反。她的丈夫可能在报上得知这次审判，因为犯人们在牢房里只能从报纸上才能得知每日发生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