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世界哲学》 “哲学”是个舶来品 在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概念，也没有哪位思想家被称作“哲学家”。用“哲学”这个汉语词汇来表达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哲学”概念，实际上是在19世纪，从一位名叫西周的日本哲学家那里开始的。中国晚清的学者黄遵宪（1848—1905）把这一表述介绍到中国来。逐渐地，中国学术界也就开始用它来表述古今中外的哲学学说了。 西周用“哲学”这个词翻译的是英语philosophy，而英语philosophy是来自另一个拉丁词philosophia，而philosophia又是从希腊词演变而来。所以，“哲学”这个概念，我们一直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那里去。可以说，“哲学”是一个舶来品。 那么，当西方人使用“哲学”这个概念时，他们想表达什么样的含义呢？在古希腊人那里，“哲学”就是表示“爱智慧”的意思。在整个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哲学”意味着对真理的追求、对世界的叩问、对历史的把握、对人间的理解、对神灵的感悟、对知识的分析、对一切的怀疑！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哲学”的话，那么虽然它从西方而来，但它就不再仅仅是西方的东西。因为在世界各地，在各个民族中，都有一些人在进行这样的思考。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有许多种文明形态。在各个文明的发展历程中，面对浩渺无穷的宇宙、风云多变的自然、变化多彩的人生，人们都会产生种种疑问。于是，人们就期待有一些解释，能够帮助自己理解这些现象，弄清楚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和状态，也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而生活，我们又应该怎样生活？当人们停下手中的活，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哲学的思想就产生了。也就是说，哲学来自于对生活的反思。 当然，迫于生计，不可能每个人都会这样想，也不可能每个人都会喜欢这样想。因此，社会中注定了只会有一部分人，可以专门地对这些问题进行钻研。他们把对于生活的种种反思加以整理，然后系统地表达出来。这些人就是“哲学家”，他们把社会上“哲学的思想”系统化、哲学化，表述为比较完整的“哲学”。 这样看来，“哲学”这个词虽然是个舶来品，但是我们自己的中华文明，却从来不缺少“哲学的思想”，更不缺少作为一门学问的“哲学”。汉语中，“哲”字就正好是“智慧”的意思。我们国家古代有本字典叫《尔雅》，它里面就说：“哲，智也。”这门学问在中国古代曾称为“道”、“道术”、“玄学”、“道学”、“理学”等等，但说到底，它仍然是我们这个民族中的贤哲之人对于宇宙和人生进行反思的结晶。 其他文明也是如此。在古印度，哲学通常被称为“见”或“察”，前者梵文的拉丁化拼音为“dharm”，意为“见解”、“思想”、“观点”；后者梵文的拉丁化拼音为“anviksiki”，意为“探究的学问”，后来又用以专指逻辑。 所以，哲学是一门关于生活、关于思考、关于智慧的学问。它反思生活、求索智慧。 具有一定的哲学知识，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和处理自己同世界的关系，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指导。哲学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怎么样的？我们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应该如何同身边的世界打交道？我们应该怎样完善我们自己，又应该怎样改善我们的生活？ 哲学不能当饭吃 先给大家讲个故事—— 一位哲学家搭乘一个渔夫的小船过河。行船之际，这位哲学家向渔夫问道：“你懂数学吗？”渔夫回答：“不懂。”哲学家又问：“你懂得物理吗？”渔夫回答：“不懂。”哲学家再问：“你懂化学吗？”渔夫回答：“不懂。”哲学家叹道：“真遗憾！这样你就等于失去了一半的生命。”这时，水面上刮起一阵狂风，把小船掀翻了。渔夫和哲学家都掉进了水里。渔夫向哲学家喊道：“先生，你会游泳吗？”哲学家回答说：“不会。”渔夫非常遗憾地说：“那你就要失去整个生命了！” 人们常常以为，哲学家是一群很狂妄的疯子。他们总是把生活中的一切都纳入到自己的思考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书上都说，“哲学是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进行思考的学问”。哲学家不仅愿意把自己的触角伸到我们生活和知识的各个领域，而且还老是在这些领域里唠唠叨叨，评头论足。 哲学家们虽然爱说，但他们所说的，好像没什么用。既不能让庄稼长得更好一点，也不能让飞机飞得更快一些，更不能在水中救自己的命——总之，在许多人眼里，哲学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哲学不能当饭吃。 的确，哲学不能当饭吃。但是正如亚里士多德曾说的那样，像哲学这样的思考，是必须在吃饱了以后进行的事情。 我们之所以需要哲学，需要这类精神性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人”！作为“人”，我们不仅是“在活着”，而且是“愿意活着”，更加是“希望好好地活着”。所以我们就会追问生活的方式、追问生活的意义。 再给大家讲个故事—— 一个生长在孤儿院的男孩，常常悲观地问院长：“像我这样没人要的孩子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院长总笑而不答。有一天，院长交给男孩一块石头，说：“明天早上你拿这块石头到市场去卖，但不是‘真’卖，记住，不论别人出多少钱，绝对不能卖。” 第二天，男孩蹲在市场角落，意外地有好多人要向他买那块石头，而且价格越出越高。回到院里男孩兴奋地向院长报告，院长笑笑，要他明天拿到黄金市场去叫卖。在黄金市场，竟有人出比昨天高十倍的价钱要买那块石头。最后，院长叫男孩把石头拿到宝石市场上去展示。结果，石头的身价较昨天又涨了十倍。更由于男孩怎么都不卖，竟被传扬成“稀世珍宝”。 男孩兴冲冲地捧着石头回到孤儿院，将这一切禀报给院长。院长徐徐说道：“生命的价值就像这块石头一样，在不同的环境下就会有不同的意义。一块不起眼的石头，由于你的珍惜、惜售而提升了它的价值，被说成‘稀世珍宝’。你不就像这块石头一样？只要自己看重自己，自我珍惜，生命就有价值、有意义。” 其实，小男孩的困惑就是一种哲学的困惑。哲学的困惑，就来自于你对于生活意义的发问；哲学的进程，就在于你对它的思考；哲学的功能，就在于它能帮助你发现生活的意义在哪儿，而你又应当如何去实现。所以，哲学能够使你具有一种精神，而不仅仅是沉溺于物欲之中。 哲学虽然不等于实践，但它可以指导实践。是的，哲学不能当饭吃。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最基本的哲学命题，却让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的饭多得吃不完。既然哲学能有这么大的功能，那么即使它本身不能拿来当饭吃，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哲学家们想些啥？ 哲学家们喜欢想问题，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几乎成了一天到晚专门想问题的“职业选手”。但他们所考虑的，又不是“怎么解决某个实验步骤”、“怎么安排一次活动”这样的问题。那么，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英国有个哲学家叫罗素，他曾经说：“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思辩的心灵所最感到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像它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 罗素这里的“科学”就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自然科学”。科学是什么呢？科学可以回答“自然界是在怎样地运动”，但是，它没法回答像这样的一些问题——自然界为什么会这样地运动？是什么让自然界运动起来的？自然界这么运动有意义吗？ 不过先不要想得太远，让我们停一下。因为我们发现，在我们打算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之前，先得解决另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真正知道它？”也就是说，即使世界具有某种状态，那么我们是否具有某种发现这种状态的能力呢？在自然科学那里，这是前提，而不是一个问题。但在哲学家的眼中，对于人的认知能力，这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除了对“世界的本原”和“人的认知能力”的思考外，哲学家还考虑我们的社会生活，希望能够明白生活的价值，确定生活的目标。比如说——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本来是什么样子的？这种关系又应当是什么样子？有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而另一种是卑贱的呢？还是一切的生活方式全属虚幻无谓呢？假如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实现它呢？如果可以，我们又如何能够实现它呢？ 其实，生活中处处充满了哲学问题。当牛顿被苹果砸了一下时，他所想到的是：“为什么苹果不往天上飞，而是往地上落呢？”但是，当哲学家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他就会有另一种想法：“苹果砸中了牛顿，这是一次偶然的巧合，还是早就注定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呢？” 如同诗人蒲伯所感叹的—— 自然和自然律隐藏在黑夜之中， 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万物皆明。 有人说：“别搞得那么神秘化、复杂化好不好，这只是一件偶然的事，它就发生了那么一次而已。”那么我们还是会有疑问：“如果只发生一次的事情，只能算作偶然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也只有一次，那人活一辈子是不是也不过‘偶然’而已呢？如果人生只是一次偶然的事件，那我们又该怎么过呢？” 看来，哲学的问题，的确都是对事情最根本的原因、最一般的原则进行思考的问题。哲学家的思考总是这么刨根溯底，总想得到一些根本性、一般性的知识，以便为我们理解世界、理解生活提供一种基础和一种眼光。考虑这些“大”问题，正是哲学家的使命。 思考：哲学的本质 哲学是思考的艺术。 哲学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所探讨的是一些“大”问题，更在于它是用理性的方式，而不是用信仰、幻想的方式去讨论这些问题。意大利的伟大学者维科曾说：“诗人可以说是人类的感官，而哲学家就是人类的理智。诗人凭凡俗的智慧来感觉，哲学家凭玄奥的智慧去理解。” 宇宙人生也许就像一只虚无而无限膨胀的瓶子。文学家耽于幻想，他会为空瓶子贴上一张七彩的标签，以诗歌的语言来作说明语，从而赋予空瓶以美的意义。科学家们则会端出仪器，对它进行细细地打量，看看它是怎样地存在。而哲学家会凝思索想瓶子为何而存在？这样存在有什么意义？它有没有可能更好地存在？这些谜正意味着那些“终极意义”。 然而，哲学家不能一派胡言，不能自说自话，他不能说：“上帝就是这样安排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完了。”对于哲学家而言，他与宗教者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得“讲道理”。 哲学家讲出来的东西，要想称得上是“道理”，那就得是有条不紊、合乎理性的。这种“道理”要能够有力地说服别人，有效地传达给别人。 如果我们觉得一个人的说法“有点道理”，那一定有这么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我们觉得，他的有些话可以解释我们的世界和生活，而且还能把它们解释得通；另一个是我们觉得，他没有仅仅站在他一个人的立场上，而是采取了一种普遍的眼光。如果一个人所讲的东西只是他自己的主观体验，那就不能称作“道理”。我们会说：“那是你自己这样觉得，我们没法理解。” 所以，哲学家都得依靠理性，用有条理的话把种种感觉、感受、体悟讲出来，把世界和生活的意义、本原揭示出来。他不但要“讲”（不能仅仅指望“冥想”），而且还要“讲清楚”。他所讲的那些话，还得要经得起别人的理性推敲、检验和怀疑。 水是万物的本源 哲学是复杂的，哲学也是简单的。西方哲学就从一个看似简单的命题——水是万物的本源——开始，这是连黑格尔都承认的。 提出这个命题的哲学家叫泰勒斯（thales）。他也因这个命题而名正言顺地成为西方第一个哲学家。他的生卒年月已无史可考，但一般认为公元前585年是其鼎盛年，比苏格拉底早一百多年。据说他是腓尼基名门望族的后代，因家道衰落被逐到古希腊的米利都。而米利都，也因泰勒斯创立的学派而名垂千古。 泰勒斯热衷于研究哲学和自然，博学多才，被誉为“七贤”之一，与梭伦齐名。在天文学方面，他是小熊星座的发现者，他第一个预言日蚀，确立冬至和夏至，确立每月30日和每年365天；在几何学方面，他第一个在圆周里画出了直角三角形，他还观察到某一时刻我们的影子与身高等长，于是利用金字塔投下的影子测出了其高度。 自古到今，人们对于思想者总抱有很深的误解。据说有一次，一个老妇人让他去观察星象，结果他不慎掉进水沟里，他的求救声招来了老妇人这样的嘲笑：“你怎能指望知道关于天空的所有事情呢，泰勒斯，你甚至看不见就在你眼前的东西！”还有一次，人们嘲笑泰勒斯的天文学不能发财致富。为了表明变得富有是多么容易，在根据天象预见到来年会有一个橄榄丰收季节后，他租下了所有的榨油坊，结果赚了一大笔钱。 据说泰勒斯过着孤独的生活，终身未娶。他母亲曾试图逼他结婚，他回答说还太早了。而当她不久再次催他时，他说已经太迟了。梭伦曾到米利都去探望泰勒斯，问他为什么不娶妻生子。为了让梭伦明白，泰勒斯指使一个人假扮成从雅典来的客人，他给梭伦带来一个噩耗，说梭伦的儿子已经死了，这使梭伦悲痛欲绝。这时泰勒斯对梭伦说：“像你这样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也为此萎顿不已，这就是我不娶妻生子的缘故；但你不要伤心，这消息是假的。”最终，年老体迈的泰勒斯在观看一场体育比赛时死于酷暑和焦渴。他坟墓上的碑铭是：“伟大的泰勒斯躺在这座狭窄的坟墓里；然而他的智慧之名高与天齐。” 泰勒斯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他最有名的学说是：水是万物的本原。当时人们习惯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神灵或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泰勒斯却试图用物质性的“水”作为世界的本原。这一命题有三层意思。 （1）物质性的水是世界的基本构成元素； （2）世界万物是普遍联系的，他们统一于水； （3）万物来源于水最终又复归于水，万物只是水的变化形态，水自身才是永恒长存的本体。 为什么他会得出这一论断，人们的解释不一。有的说，可能他生活在海洋边，看到了水的巨大威力；有的说，也许他看到了万物都以湿的东西为养料；也有的说，可能他受古代神话的影响，因为有神话认为海神夫妇是创世的父母。 在今天看来，这个命题是很粗糙的。然而用物质性的东西来说明物质世界的本原，用流动性的东西来说明世界的变化，标志着人类摆脱了传统的神话宗教宇宙观的束缚，第一次提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宇宙观，是人类思想的一次伟大飞跃。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大概过了80年后，古希腊伊奥尼亚地区的另一座城市爱菲斯城诞生了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us)。据说他是该城世袭的祭司的后裔，但他把继位权让给了他的兄弟。后来他隐居在阿耳忒弥神庙里，跟小孩们玩游戏。旁人围观，他说：“混蛋，有什么好奇怪的？这难道不比参加你们的公民生活更好吗？”最后他变得十分厌恶他的同胞，并流浪于山间，靠吃草根树皮维持生活。结果这种生活使他在60岁那年得了水肿病，于是他返城求医。但有“晦涩哲人”之称的他临死之际还跟医生玩了个哑谜，问他们能否在大雨之后使大地变干。医生弄不懂他的意思，于是他让自己在阳光下曝晒，然而不见效。他又在一个牛棚里用牛粪把自己埋起来，希望牛粪的温度能排除体内的有毒湿气，但第二天他就去世了。更有传闻说他死后被野狗吞食了。 贵族出身的赫拉克利特自视甚高，因为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最优秀，我看就抵得上一万人。”他也敢于反对一切传统权威，就连鼎鼎有名的诗人荷马和赫西俄德，他也不放在眼里。他曾说：“应该把荷马从赛会中赶出去，并且抽他一顿鞭子。” 他写过题为《论自然》的著作，分为“论宇宙”、“论政治”和“论神灵”三部分。他把该书藏在阿耳忒弥神庙里，而且故意把书写得非常晦涩，希望只有行家才看得懂。然而该书为他获得了巨大名声。只可惜该书大多已失传，现只留存130多段残篇。 与泰勒斯的观点不同，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世界的本原。世界是“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又在一定分寸上熄灭的一团活火”。火产生一切，一切又都复归于火。 而这种产生和复归，都是基于一种“对立斗争和报复”原则的。他说：“万物都换成火，火又换成万物，正如货物换成黄金，黄金又换成货物一样。”在不断的变换中，火经由收缩变成湿气，再浓缩变成水；水凝结后又变成土。这一过程他叫做“下行之路”。反过来，土又液化变成水；水进一步稀化变成了火。这一过程他叫做“上行之路”。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过程是对立统一的。世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永恒运动的。 因此，他提出“一切皆流，无物常住”的观点；宣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认为“我们存在而又不存在”；断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我们下次踏入的河流的水已经不是上次踏入时的水了。 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渗透着浓厚的辩证法思想。作为爱菲斯学派的创立者，他也被称为古希腊辩证法思想的创始人。尽管他的辩证法是朴素的、自发的，并带有循环论的色彩，但这样的观点在遥远的古希腊是非常可贵的。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曾宣称：“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没有纳入我的逻辑学中。”列宁也曾说：“把他作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那是非常有益的。” 数的魔力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是一个极力推崇“数”的思想家。公元前582年，他生于米利都附近的萨摩斯岛。早年留学埃及，曾在巴比伦居住了12年，后移居意大利的克罗顿。 毕达哥拉斯在意大利创立了一个既有学术性又有宗教性的学派。据说他的举止非常高贵，门徒们认为他是遥远的北方下来的阿波罗。他的门徒们把他们的财物都放在一个公共棚中，实行财产公有。门徒们要5年之后经过一个考试才能进他的房间见他。该学派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把一切发明都归功于领袖，而且秘而不宣。毕达哥拉斯学派还有许多清规戒律，如不许用刀搅拌火苗，不许横跨秤杆，不许吃动物内脏，不许吃豆子，不许吃白色的公鸡，不许撕碎面包，不许捡食掉在地上的面包屑，不许在指环上面雕刻神像，不许朝太阳小便，不许养脚爪有钩的鸟等等。 毕达哥拉斯本人就死于自己制定的戒律。约公元前500年的一天，他在朋友家中聊天，房子被人纵火。门徒们用身体在大火上搭了一座人桥使他得以脱身火海。然后他和门徒们被对手追到一块豆子地旁，他们因严守戒律而不肯践踏豆子，结果被捉住割断了喉管。死后，他的学派还继续存在了9或10代人之久。他的学说和学派对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毕达哥拉斯更多还是以数学家而闻名于世的。在数学方面，他在西方最早证明并提出了又名为“勾股定理”的“毕达哥拉斯定理”；证明了三角形三内角和等于两个直角；指出了内接半圆的角为直角；发现了平面铺砌的几种正多边形；发现了5种正多面体；他还将自然数分为许多类型：奇数、偶数、素数、合数、完全数、亲和数、三角数、五角数、平方数等等；并发现了无理数。 毕达哥拉斯在天文学上也取得了不少功绩。他从球是最完美的几何体出发，认为地球是球形的，首创了地圆说；他认为地球是位于宇宙中心的一个球体，这种“地心说”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他发现了启明星和长庚星是同一颗星；他还指出月球的光是从太阳那里借来的。另外毕达哥拉斯还是音乐理论的鼻祖，他阐明了单弦的调和乐音和弦长的关系。 与泰勒斯不同，由于受其数学思想的影响，毕达拉斯非常重视“数”，因而主张宇宙的本原不是水，而是数。在他看来，每一个事物的背后都包含数，都可以用数来度量。整个宇宙是这样从数中演化出来的：一产生出二，从一和二产生出各种数目，从数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平面，从平面产生出立体，从立体产生出可感物体；这种可感物体的元素有4种(即火水土气)，这些元素以各种方式相互转化，它们结合在一起就产生出有生命、有智性和球形的宇宙。一切都是变化的，但数是永存的。数学家出身的毕达哥拉斯自然地主张美德即和谐。万物按照协调的法则构成，健康和所有其他的善以及神自身都如此。他反对任何形式的过度，无论饮酒、饮食还是性爱，都要掌握适当的度。据说毕达哥拉斯还是最早使用“哲学”这一名词的思想家。 存在者存在 与米利都学派基本同期的还有意大利南部的爱利亚学派。该学派的创始人是塞诺芬尼，而学派的重要奠基者则是他的学生巴门尼德。巴门尼德出生在爱利亚本地一个富裕且受人尊敬的家族里，他的鼎盛年在第69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公元前504—500年）。巴门尼德积极参加城邦的政治生活，为城邦的法制改革作出了很大贡献，因而他在爱利亚受到同胞的高度尊敬。他学问渊博，仪表非凡，品德高尚，当时“一种巴门尼德式的生活”被用来代表一种道德的生活。著名哲学家柏拉图曾在《巴门尼德篇》描写过巴门尼德在雅典与苏格拉底进行的对话。 他的哲学著作《论自然》是用散文诗体写成的，用神话的形式说他在年轻时乘坐女神的马车上了天，太阳神告诉了他一切真理。他也常把他的哲学学说诉诸诗歌。他的著作现已失传，仅留下一些残篇。 巴门尼德第一个提出了关于存在的学说和关于真理与意见的学说。 巴门尼德认为有3种关于存在的哲学主张。一种认为：存在者不存在，非存在者必然存在。而巴门尼德认为，既然是不存在，就没有办法认识，也就不能把它说出来，因而这纯粹是一种无稽之谈。另一种认为，存在者与非存在者既同一又不同一，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向，这是赫拉克利特的观点。而这种观点被他称作“两头彷徨的”、“无判断力的群氓的见解”。他自己的主张是：“存在者存在，不可能不存在，而非存在者则不可能存在。” 那么，这个存在者有哪些特性呢？他认为，存在者是不生不灭的，因为如果它是被产生出来的，那么它要么从存在者产生，而这就等于还是没有产生；要么从非存在者产生，可是无中不能生有。存在者还是完整的，因为它不可分割。因为如果可以分割，必定有空隙。而空隙要么是存在者，那就还是不可分；要么空隙是非存在者，可非存在者是不存在的。既然它不可分，那么它内部和外部都没有异于自己的东西，它就只能是自身和自身同一，是唯一的。由于它在时间上是不生不灭的，在空间上是不可分割的，因而它是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也就是不能运动和变化的，既没有性质的变化，也没有位置的移动。而且他进一步主张，整个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永恒的、唯一的、不动的存在，即“存在者”；而人们感觉到的变化着的万事万物并不是真实的东西而只是幻象。 巴门尼德认为认识存在者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人们所习惯的意见之路，即“以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或舌头为准绳”的感觉的道路；另一条是他自己的凭借理智认识到世界是一个不动不变的统一体“存在者”的真理之路。因此，在巴门尼德看来，可能的存在者和可能的思维和认识是同一的，这就是他的“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这一命题的含义。 总体来说，巴门尼德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的，否定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否定了运动。但他对存在的深度思考，使哲学由以前侧重于研究世界本原和派生物的关系转向侧重于研究世界的本质和现象的关系，这大大提升了人类思维的高度；他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出了存在与非存在、一与多、动与静、运动的连续性与中断性、思维与存在、感性与理性的关系等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这对于后来的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黑格尔曾称其为真正的哲学史的开端。 古希腊的百科全书 约公元前460年，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誉为“古希腊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的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在阿布德拉的一个富商家里诞生了。他大概比苏格拉底早出生一年。德谟克利特从小就专心学习，经常把自己关在花园里的一间小屋里苦读。据说有一次，他父亲牵走拴在小屋旁的一头牛去祭祀，他都没有察觉。他想像力丰富，且注意培养自己的想像力，有时他一个人呆在墓地里，以激发自己的想像。 德谟克利特经常外出旅行，结果花费了父亲给他留下的绝大部分财产。他又整天写着在他人看来“荒诞”的文章，并在花园里解剖动物的尸体，以至族中有人认为他发了疯。他的兄弟企图占有他剩余的财产，便控告他浪费祖产，对族中的事务不加理会。根据城邦的法律，犯了这种罪的人，要被剥夺一切权利并被驱逐出城，禁止在本土接受葬礼。但是，聪明且能言善辩的德谟克利特向城邦同胞诵读了他的《大宇宙》，他不仅获得了金钱的奖励，还获得了一尊属于自己的铜像。最终，活了109岁高寿的德谟克利特受到了国葬的礼遇。 德谟克利特多才多艺，他的著作涉及自然哲学、伦理学、逻辑学、认识论、心理学、物理学、数学、天文、地理、生物学、医学、政治、法律、军事、文学、修辞学、音乐、绘画、技术等许多方面，著述颇丰，遗憾的是大多数都散失或只剩下零散的残篇了。 在哲学上，他受留基伯和阿那克萨戈拉的影响，但仰慕毕达哥拉斯。他的最重要的贡献是继承和发展了留基伯的原子论。他指出，宇宙空间中除了原子和虚空之外，什么都没有。原子是一种最后的不可分的物质微粒，它无空隙，因而不能毁坏和改变，也不能被产生和被消灭。原子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在数量上是无限多的，在大小和形式上是多样的。原子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虚空就是原子的运动场所。他把原子叫做存在，而把虚空叫做非存在。并且他认为，非存在并不是不存在，只是相对于原子来说，它是没有充实性的。所以他认为“存在者并不比不存在者更实在”，这显然是在批评巴门尼德。原子的结合和分离是事物变化的原因。在原子的下落运动中，较快的和较大的撞击着较小的，产生侧向运动和旋转运动，从而形成万物，并使万物发生变化。一切物体的不同，都是由于构成它们的原子在数量、形状和排列上的不同造成的。由于一切都是由原子造成的，他不承认有什么偶然性，特别重视必然性。他认为：“找到一个原因的解释，比成为波斯人的王还好。” 德谟克利特根据原子论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他提出了他的天体演化学说，即在一部分原子由于碰撞等原因形成的原始涡漩运动中，较大的原子被挤到漩涡的中心，较小的被赶到外围。中心的大原子相互聚集形成球状结合体，即地球。较小的水、气、火原子，则在外空产生环绕地球的旋转运动。地球外面的较小的原子由于旋转而变得干燥，最后燃烧起来，变成各个天体。 德谟克利特用原子论反驳有神论。他认为，除了永恒的原子和虚空外，从来就没有不死的神灵。原始人在残酷而奇妙的自然现象面前感到恐惧，再加上知识的匮乏，是臆造出神来的原因。他甚至认为，人的灵魂也是由最活跃、最精微的原子构成的，因此它也是一种物体。原子分离，物体消灭，灵魂当然也随之消灭。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思想是古希腊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重要成果。列宁称他是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路线的代表。他的原子论后来又被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所继承，再后来被道尔顿所发展，从而形成了近代的科学原子论。 另外，德谟克利特有非常丰富的伦理思想，他是古希腊幸福论伦理思想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就是求乐避苦，而道德的标准也就是快乐和幸福。能求得快乐就是善，反之即是恶。但是，他所说的快乐并不是暂时的、低级的感官享乐，而是有节制的、精神的宁静和愉悦。他强调德行不仅是言辞，更重要的还是思想和行动，人们应该热心地按照道德行事，而不要只是空谈道德。德谟克利特按照他的幸福论原则，对智慧、勇敢、节制、正义以及义务和良心等道德范畴作了与柏拉图截然不同的解释，因而柏拉图曾想烧毁他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德谟克利特的著作。 在政治立场上他是民主主义者。他有一句名言：“在民主国家里受穷，胜于在专制国家里享福，正如自由胜于奴役一样。”这在今天仍然振聋发聩。 人是万物的尺度 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处在伯利克里的统治下，民主政治达到极盛，几乎所有自由民都有机会参加城邦的政治和文化活动。而参加这些活动需要一定的政治和讲演论辩才能，因此出现了一批以教授修辞学、雄辩术和辩证法为职业的人，他们就被统称为“智者”。而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是古希腊最著名的智者，也是第一个收取学生学费的人。 关于收学费，普罗泰戈拉曾和学生打过一场官司。他和学生欧亚塞卢事先协定，学生先付给老师一半学费，剩下的一半等学生打赢了第一场官司以后再付，而如果第一场官司打输了，则证明老师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剩下的另一半学费就可不交。 然而，欧亚塞卢毕业后并不出庭打官司，也不交剩下的学费。普罗泰戈拉等不及了，就向法院提出了诉讼，师徒对簿公堂。在法庭上，普罗泰戈拉辩论道：“如果你欧亚塞卢这次官司打赢了，那么按照合同，你应付我另一半的学费；如果你输了，那么按照法庭的裁决，你也应该付给我另一半学费。这次官司无论打赢或打输，你都得付我另一半学费。”欧亚塞卢针锋相对：“如果我打赢了这场官司，那么按照法庭裁决，我不需付你另一半学费；而如果我打输了，那么按照协定，我也不必付给你另一半学费了；不管是赢是输，我都不必付给你学费。”这就是著名的“半费之讼”。 普罗泰戈拉于公元前481年生于阿布德拉，是德谟克利特的老乡，基本上与阿那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和苏格拉底同时代，他还是伯利克里的好朋友。在他70岁时，伯利克里下台，普罗泰戈拉因《论神》一书中的著名的开篇话（“关于诸神，我无法知道他们存在或不存在。”）被政敌控告为“不敬神”，法庭当众烧毁了这本著作的大多数，这是历史上第一本被政治当局烧毁的哲学著作。而且他被逐出了雅典，在前往西西里岛的途中淹死在海里。他的著作现已大多失传，仅留下3条残简。 普罗泰戈拉深受赫拉克利特万物皆变思想的影响。他的最著名的哲学命题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非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他的这一命题是以他的感觉论为前提的。与巴门尼德相反，普罗泰戈拉认为，事物就是人们感觉到的那个样子，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来源。 例如，对于同样的风，有的人觉得冷，而有的人觉得不冷。我们对于世界的知识是以我们的感觉为尺度、为标准的。这是“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一方面的意思。对这一命题的这种理解有走向相对主义的可能，含有一定的“智者”的诡辩色彩。 但另一方面，这一命题在当时的情势下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们认为传统的风俗习惯、道德和法律等都是由“神”定的，是万古不变的。他们抬高神的地位以阻止民主派的改革。而普罗泰戈拉认为神是不可知的，风俗习惯、道德法律都是人为的，它们合理与否，也是以人的判断为尺度的。当人们觉得某法律不合理时，人们就可以进行改革。这就为改革找到了一个辩护的理由。 普罗泰戈拉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他是感觉主义的先驱和人文主义的始祖。 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 大概过了10届奥林匹亚赛会之后，在爱利亚又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芝诺（ZenoofElea）。据说他长得一表人才，能言善辩。他是巴门尼德的高足，深受老师喜爱，据说还成了老师的义子。为了报答老师的恩情，他一生的主要哲学活动就是证明巴门尼德的“存在者不动”的观点。 他的论证是从反面进行的。他专门论证了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中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就证明了存在者是不动的了。他提出了4个非常著名的论证，即“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二分法”、“飞矢不动”和“一半的时间等于一倍的时间”，其中以第一个最为著名。他的论证常常弄得自以为是的哲学家摸不着头脑。亚里士多德都称他为“辩证法的创立者”。 阿基里斯是荷马史诗中最善跑的英雄。可是芝诺认为，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 他的论证简要说来是这样的。阿基里斯要追上乌龟，首先必须到达乌龟原来的起跑点。可他跑到乌龟的起跑点需要一定时间，因而当他跑到乌龟的起跑点时，乌龟已经前进了一段路了，于是他又必须花一定的时间赶到乌龟的新的所在的点。而当他赶到乌龟新的所在的点时，乌龟又已经前进了一段路了。因而如此下去，阿基里斯永远也追不上乌龟。 这一论断虽然看起来与现实是不符的，然而他的论证似乎也有道理。以至于后来许多思想家都想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芝诺还是一个有着高尚人品和政治良知的人。他和赫拉克利特一样蔑视权贵，和梭伦一样反对僭主独裁。据说他曾因密谋推翻专制的僭主而被捕，当僭主要他供出他的同谋时，他说僭主的所有朋友都是他的同谋，预示僭主已经众叛亲离了。僭主又进一步追问他同谋还有谁，他说：“还有，我的同谋就是你自己！”还据说，他佯称有秘密要跟僭主附耳密谈，当僭主把头靠过来时，他一口就把僭主的耳朵咬下一大块。然后他对僭主的侍从们说：“你们这帮胆小鬼，看见我这样做了以后，你们还是继续当僭主的奴隶！”关于他的死，一种说法是公民们在他的激励下起义，用石头把僭主打死了，把他救了出来；而另一种说法是，芝诺被僭主抛进石臼用杵捣死了。死时大概只有60多岁。历史上还有另一位叫芝诺的哲学家，即塞浦路斯的芝诺，是斯多亚派的开创者。 希腊圣哲 苏格拉底（Socrates）是第一个受审并因被非公正地判处死刑而闻名于世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于公元前469年出生于雅典城不远的一个石匠兼雕刻匠家庭，他的母亲是接生婆。他自幼随父学艺，熟读荷马史诗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靠自学成了一名很有学问的人。他30多岁时做了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许多有钱人家和穷人家的子弟都跟他学习，向他请教。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室外度过的。他喜欢在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与各色各样的人辩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战争、政治、友谊、艺术、伦理道德等等。他曾3次参战，当过重装步兵，不止一次在战斗中救助受了伤的士兵。大约在40岁左右苏格拉底成了雅典远近闻名的人物，并进入五百人会议。 据说苏格拉底其貌不扬，但他坚持锻炼身体，身体健壮。他把吃穿都保持在最低的限度，只是专心致志地做学问。据说当他去逛市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时，总说“我不需要的东西这么多呀”！朋友曾送他很大一块地给建房子，他也因地皮太大而幽默地拒绝了。 他有非常强的意志力。他在论辩中非常激烈，结果常被对手拳打脚踢。然而，他从不还手。别人觉得很惊讶，可是他解释道：“假如有人踢了我的话，难道我应当遵守驴子的法则（反踢一脚）吗？” 苏格拉底的老婆是有名的悍妇，他的朋友都对苏格拉底能容忍她的责骂而感到不可理解。可是他解释道：“我已经习惯了，就好像已经习惯了鹅嘎嘎地叫一样。”他的朋友说：“鹅叫还能给你带来鹅蛋和小鹅呢！”苏格拉底非常宽容地说：“我老婆也是我孩子的母亲呀！”他说：“务必要结婚，娶个好女人，你会很快乐，娶个坏女人，你会成为哲学家。”“婚姻是这样一所学校：男人在此失去了学士学位，女人则获得了硕士学位。”学士（bacer）还有征服者的含义，在此他是一语双关。 他为人非常公正。“三十僭王”的头目克利提阿斯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据说有一次，克利提阿斯把苏格拉底叫去，命令他带领4个人去逮捕一个富人，要霸占他的财产。苏格拉底拒不从命，拂袖而去。他不但敢于抵制克利提阿斯的非法命令，而且公开谴责其暴行。克利提阿斯恼怒地把他叫去，警告他说：“你小心点，不要叫我们不得不再减少羊群中的一只羊。”苏格拉底对他的警告根本就不予理睬，依旧我行我素。而且据说他还曾经在自己当政的那一天宣告被诬陷的10位将军无罪。他认为服从法律是公正的基本要求，因而在他自己被误判之后，他宁愿赴死也不逃跑。 苏格拉底生前死后都有一大批崇拜者，柏拉图和色诺芬就是杰出代表。他一生没留下任何著作，我们只能通过他学生的叙述了解他。但是他对西方哲学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他的门徒在他死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派，除了著名的柏拉图外，还有3个比较有名的“小苏格拉底学派”：由欧几里德创立的以诡辩著称的麦加拉学派；由阿里斯提波在非洲创立的以快乐主义著称的昔勒尼派；由安提斯泰尼创立的以禁欲主义著称的犬儒学派。 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不仅揭露了许多人的无知，而且还经常为难哪些自视甚高的人，证明他们不过只是白痴。他曾指责诗人只是发表自己的感觉。他认为优秀的政治家是精通政治，懂得怎样管理的人，而不是那些握有权柄、以势欺人的人和那些由民众选举的人。而他又被认为是因“自知其无知”而最有智慧的，结果被一些人怀恨在心。 “三十僭王”的统治被推翻以后，民主派重掌政权。政治家阿尼图斯伙同诗人美勒托和煽动家吕孔控告他与克利提阿斯关系密切，反对民主政治，指责他不敬国家所奉的神，并且宣传其他的新神，并用邪说毒害青年，苏格拉底因此被捕入狱。然而他毫不妥协，他常把自己比作是神赐给国家的牛虻，是神让他来叮咬城邦这一头伟大高贵而动作迟缓的牲口以刺激它活跃起来的。因而他宣布自己决不放弃自己的活动，因为这是执行神的命令。他的这一态度激怒了法庭，法庭以280票对220票认定他有罪。按当时规定，处以什么惩罚，要根据原告和被告各自提出的一种刑罚来由法庭最后裁定。原告提出要判处死刑。而苏格拉底提出，按他的言行，他应该得到的是“由公家供养，住在公家的房子里”，如果一定要他认罚，他只愿意交一点点罚款。他的这种顽固的态度更加激怒了法庭，结果以超过280票的票数判处了他死刑。苏格拉底最后在辩辞中说：“雅典的公民们，分手的时刻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路更好？只有神才知道！” 在关押期间，他的朋友们买通了狱卒并制定了详细的越狱计划，劝他逃走。但他认为，服从法律是公正的基本要求，尽管自己被误判，但他宁愿赴死也不逃跑，因为这违背了自己的信仰。 公元前399年6月的一个傍晚，雅典监狱中年届7旬的苏格拉底就要被处决了。只见他衣衫褴褛，散发赤足，面容却镇定自若。他的一位朋友伤心地说：“看到你这样被不公正地处死，真让我受不了！”他回答道：“难道你愿意看到我被公正地处死？”之后，苏格拉底打发走妻子、家属后，仍与几个朋友侃侃而谈，似乎忘记了就要到来的处决。直到狱卒端了一杯毒汁进来，他才收住“话匣子”。这时，阿波罗多洛送来一件漂亮的外衣，要给他穿上，他拒绝了，说道：“什么是我自己的东西，这种东西能让我活在其中而不是死在其中吗？”然后，他接过杯子，一饮而尽。临死之前，他托付给了与他告别的朋友最后一件事，那就是他曾吃过邻人的一只公鸡，还没给钱，要他们替他偿还。说完，老人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苏格拉底死后不久，雅典人就为他们的错误选择后悔了。因为这样做等于关闭了自己精神的训练场和体操馆。于是他们处死了告苏格拉底的美勒托，并放逐了其他几个控诉者。人们还雕刻了一座铜像纪念他。 苏格拉底之死成了一个重大的哲学学案和文化事件，后来有很多思想家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解释。贤哲的死时时提醒我们，要对人性和民主保持警惕。 自知其无知 有一次，苏格拉底的朋友到德尔斐神庙去求问阿波罗神，神传下神谕，说苏格拉底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 苏格拉底对此感到非常奇怪。为了验证神谕，他走访了一批著名的“智者”，结果他发现名气最大的智者恰好是最愚蠢的。 然后，他又走访了著名的诗人，他发现诗人们不是凭借智慧，而是凭借灵感写作，而且居然对自己写的东西也一窍不通。 他还走访了一些能工巧匠，发现他们因为手艺好，就自以为在别的方面也很精通。苏格拉底认为正是这个缺点把他们的智慧给淹没了。 之后苏格拉底终于醒悟了：“阿波罗神之所以说我是最智慧的，不过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无知；别的人也同样是无知，但是他们连这一点都认识不到，总以为自己很智慧。仅凭这一点，阿波罗神就把我算作是最智慧的了！”换句话说，自知其无知是最大的智慧，不知其无知是最大的愚蠢。 后来库萨的尼古拉说过“有知识的无知”，中国先秦的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真知也”。老子说过“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这些话都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智慧体现了思想家对人之认识的有限性的自觉，是人类理性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标志。 另外，苏格拉底的“无知”不是指对个别现象的无知，而是对理念的无知。为了达到对普遍真理的真知，苏格拉底提出了他独特的达到真知的方法。 这种方法是从具体的事例出发去抽象普遍的原则，通过问答形式使对方放弃和纠正原来的错误观念并产生新观念的方法。这一方法包括四个环节。 第一，“讥讽”。首先表示自己对某个问题一无所知，让对方说出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后通过不断诘问揭露对方的矛盾，使对方否定原来坚持的看法，并承认对这个问题无知。 第二，“助产术”。即帮助对方抛弃谬见，找到本来潜藏在自己意识中的真知，帮助真知的降生问世。这一方法明显受了他母亲职业的启发。 第三，“归纳”。即从个别具体的事物中找出共同本性，通过对个别具体的思考来寻找一般普遍的规律。 第四，“定义”。即把单一的概念归到“一般的东西中”去，获得普遍的规定性。他的这些方法对西方的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思想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美德即知识 苏格拉底认为，天上和地上的事物，它们的生存和毁灭，都是神特意安排的。他举眼睛为例说：“因为眼睛是很娇嫩的，就用眼睑来保护它，好像两扇门似的，当必顺用视觉时就打开，而在睡觉时就闭上；又使睫毛长得像帘幕，免得风伤害眼睛；在眼睛上面用眉毛做一个遮檐，使头上流下的汗不会妨碍它。”在苏格拉底看来，研究自然界是渎神的，人也是没有能力研究这些问题的。 因此，他认为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你自己”，认识做人的道理，教导人们过一种有道德的幸福的生活。他本人就把精力集中在对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上。所以西赛罗曾说过，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这是西方哲学的一次重大转折。 苏格拉底认为，人总是追求幸福的。而美德归根结底会给人带来好处，邪恶则总会给人带来坏处，当然这种好处和坏处都不是指外在的金钱名声之类，而是指内在的幸福。因此，没有人是会有意去为恶的。而生活中间之所以会有人作恶，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真正的美德是什么，他们对善愚昧无知。 那么，真正的美德是什么呢？这里有一段很有名的对话。有位年轻人认为，偷盗是罪恶，不偷盗就是美德。可苏格拉底反驳道，他在当兵的时候，受指挥官的命令去敌人的营地把他们的兵力部署图偷了出来，那么，这种对敌人的东西的偷盗是罪恶还是美德呢？那位年轻人又修改了自己的看法，说偷敌人的东西不是罪恶，但偷朋友的东西就是罪恶。苏格拉底又进一步反驳道，有次他的朋友遭受了天灾人祸，买了一把刀藏在枕头下面，准备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尽。而他知道这个消息后，便在傍晚时分溜进卧室把那把刀偷了出来，使得朋友免于一死。那么，这种对朋友东西的偷盗是罪恶还是美德呢？于是那个年轻人只好承认他在美德问题上是无知的。 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德性只有一种，那就是知识；真正的邪恶也只有一种，那就是无知。古希腊人认为“勇敢”是一种美德，但苏格拉底认为，如果勇敢不是基于知识和智慧，“勇敢”到无法无天、无所畏惧，那就会变成“鲁莽”这种罪恶。因此，一种行为是善还是恶，就要看它是不是在知识的指导之下。防止作恶的只能是知识。个人有知识就是有道德，而无知识就是无道德。 总之，苏格拉底倡导知识与美德的统一性，认为正确的行为来自正确的思想，美德基于知识又源于知识，没有知识便不能为善，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因此他说：“金子和银子都不能使人好一些，而有智慧的人的思想却能使人富有美德。” 柏拉图学园 柏拉图（Plato）是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是亚里士多德的恩师。师徒三人创造了古希腊哲学的奇葩，写就了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公元前427年，柏拉图出生在雅典一个大贵族家庭，父母和近亲都是名门望族，母亲据说是梭伦的后裔。他原名叫亚里士多克勒，因为额头和肩膀很宽得了个绰号“柏拉图”（就是宽阔的意思）。柏拉图自幼便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尤其在文学上造诣颇深，这使得他的哲学著作成了传世的文学作品。他很早就接触到毕达哥拉斯派与爱利亚派的哲学，据说和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有过交往，同智者们也有交流。20岁起，柏拉图求学于苏格拉底门下，成为老师的得意弟子。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处死后，柏拉图逃出雅典，流亡埃及、波斯以及南意大利等地，4年后返回雅典。 公元前388年，柏拉图应邀去西西里岛为叙拉古王朝的国王狄奥尼修一世讲学。柏拉图因与狄奥尼修一世意见不和而悻然离去。据说在返回雅典的途中被海盗所劫，卖身为奴。幸好遇上一位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朋友花重金将其赎回。柏拉图回雅典后，他向那位朋友偿还赎金，可朋友拒收。贵族出身、对政治非常热心的柏拉图在经过老师被民主派处死、自己的政治实践失败、因政局混乱而差点变身为奴等一系列变故之后，他的理想就只剩建构一种真正的哲学了。于是，柏拉图用那笔被朋友拒收的赎金，在雅典附近的古希腊英雄阿卡德穆斯(Academus)的圣殿附近买了一块地，开办了一所学校。因此这个学园就被称作阿卡德米（Academy）。这是西欧历史上建立的第一所正规学校，也是西欧最早的学术研究机构。后来，Academy就成了一般学院或研究院的通称。 阿卡德米学院开设4门课程：数学、天文、音乐、哲学。柏拉图很重视数学，因此在他的学园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不懂几何学者免入。”柏拉图还深知学以致用的道理，在他的学园里按照他的政治哲学培养了各方面的从政人士。当时有很多著名的政治家都是柏拉图的学生，因此他的学园又被形象地称为“政治训练班”。在此，柏拉图一边教书，一边著书（柏拉图和他老师不同，写了许多对话体哲学著作），前后达41年之久，后来形成了柏拉图学派，开创了一个理性主义的哲学系统。 柏拉图80高寿时无疾而终，终身未娶的他死于别人的婚礼。柏拉图死后，他所创立的学园由门徒主持，代代相传，继续存在了9个多世纪之久。一直到公元529年，由于它推崇怀疑精神而被罗马帝国封了门。 完美的理念世界 柏拉图的学说体系庞大，丰富多彩，但“理念论”是柏拉图哲学体系的核心。 何谓“理念论”？通过理念论，柏拉图要阐述什么意思呢？ 柏拉图认为，一切感性的个别的事物都有与之相应的理念，理念是产生个别事物的原因和范型，个别事物的形成在于它有不同的理念。为了说明这一点，柏拉图在中列举了床的例子。他认为存在三种床，一种是床的理念，即规定床之所以为床而不是桌的东西；第二种是木匠依据床的理念制造出来的个别的具体的床；第三种是画家模仿个别具体的床画出来的床。正如画的床是个别具体的床的模仿一样，个别具体的床则是床的理念的模仿。正是具体的床分有了床的理念，才使之成为各种各样的床。 柏拉图认为，一切个别事物都是变动的，是不真实的，真正实在的是不变不动的理念。他说：“划在沙子上的三角形可以抹去，可是，三角形的观念，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留存下来。”因而由无数个别具体事物组成的感觉世界也是易逝的虚假的；只有由无数理念组成的理念世界是永恒的真实的。现实世界不过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 理念世界中的各种理念还有高低之分。最低级的是关于具体事物的理念，如桌、床等的理念；较高级的是关于数学和几何学的理念，如方、圆、大、小等的理念；更高级的是关于艺术和道德的理念，如美、正义等的理念；最高的理念则是关于“善”的理念。善的理念就好比太阳，一切其他的理念正是在善的理念的照耀下，才被我们所认识。柏拉图的这种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区分明显受到巴门尼德思想的影响。 由于真正存在的是理念世界，因此，在柏拉图看来，我们要想获得真正的知识，就不能通过认识易变虚假的现象来达到，而必须把握事物的理念。那么，我们能否把握事物的理念呢？如果能，又如何把握呢？ 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和理念一样是先于具体的肉体而存在的，而且是不朽的。人在降生以前，灵魂就居于理念世界之中，早已对理念世界有所认识。只是当灵魂投生并堕入肉体后，由于受欲望和激情的影响和玷污，把本来知道的东西遗忘了，才导致了我们对理念的无知。因此，要想重新获得知识就得回忆，即不朽的灵魂借助于个别事物的刺激，通过感觉的诱导，将忘记的对理念世界的知识重新回忆出来，就好像一个人通过看到朋友的肖像和他的七弦琴而想起朋友本人一样。认识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一切学习都只不过是回忆罢了”。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西方哲学的特色理论，其先验论和理性主义的特点为后来的大哲学家康德所发挥。 洞喻 在第七卷中，柏拉图通过一个洞喻来说明人类的理性的认识能力。 柏拉图虚构了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条长长的通道通向外面，可让一道亮光照进来。有些人从小就住在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被绑了起来，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像囚徒一样只能看着洞穴的后壁。 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囚徒之间有一条路。沿着路边筑有一带矮墙，就像演傀儡戏时设的屏障一样。有一些人拿着各种器物高过墙头从墙后面走过，有的还说话。这时，各种器物在火光的投射下在洞穴后壁上留下了他们的阴影。因此，洞中的囚徒天天看到的都是这些阴影而不是事物本身，然而他们却认为看到的阴影就是事物本身，除了阴影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实在。 如果有一天有一人解除了桎梏，能够走动并看到了火光，他会由于不习惯而感觉很痛苦，而且无法看见那些他原来只看见其阴影的实物，即使别人告诉他以前他看到的不过只是阴影，他也认为过去看到的阴影比现在看到的事物更真实。 如果有一天有人硬拉着他走出洞穴，见到了外面的阳光，他也会觉得眼前金星乱串，以至于无法看清任何一个真实的事物。然而经过一个适应的过程之后，他就可以就事物本身看事物了。这时他发现，太阳正是主宰可见世界一切事物的原因。 于是，他觉得即使忍受任何苦楚也不愿意再回到洞穴过囚徒生活了。即使他回去，告诉他们过去他们看到的只不过是阴影，洞穴里的人也会认为他到上面走了一趟就把眼睛弄瞎了，人们甚至会把这个说胡话的人杀掉。 这就是柏拉图的洞穴喻的主要意思。柏拉图的这个比喻看似平常，然而通过这个比喻他说出了关于人类认识的一番大道理。 （1）在洞穴里，在可见世界中，当头不能动时，人们只能对事物的阴影有所认识，这是最低级的认识，他把这种认识叫做“想像”，此时所看到的只是虚幻的东西。 （2）然后当头可以动了，在火光的照耀下看到实物，这是高一级的认识，他把这种认识叫做“信念”。然而这两阶段都是对可见世界的影像的认识，形成的只是“意见”，是不可靠的。 （3）因为柏拉图认为实物是理念的影像，因此，人们在洞上对实物的认识是通过理念的影像认识理念本身，因而已经涉及到可知世界，是一个认识的更高级的阶段，他把这一阶段的认识叫做“知性”。 （4）而最高级的认识是对最高的善理念本身（他把善理念比作太阳）的认识，他把这一最高阶段的认识叫做“理性”。这两个阶段是对可知世界的理念的认识，形成的才是可靠的“知识”。 柏拉图的“洞喻”明显有崇尚理性而贬低感性的特点，但他对两个世界和4个认识阶段的区分对后世的一些思想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理想国与哲学王 起初，贵族出身的柏拉图对政治非常热心。但当看到老师被民主派处死，看到政客们是多么的不讲原则，看到政局是多么的混乱，加之自己两次在叙拉古推行政治主张失败之后，他只好退而求其次，使他未酬的理想“哲学王”在“理想国”里去实现了。 大约于公元前386年，柏拉图专门写了这本名著来阐述其政治思想和理想。该书的副题是“国家或正义论”，也就是说，他所讲的“理想国”在现实中也许是不存在的，但它是最符合善的理念的，一定是善的而不是恶的，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是最符合城邦正义的。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除奴隶外，城邦成员分为三个等级。一是统治者或治国者阶层；二是武士或卫国者阶层；三是商人和工农业生产者阶层。柏拉图认为，在本性上，统治者是神用金子造的，卫国者是用银子造的，而工农业生产者是用铜铁造的。其实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也就是说，他们各个阶层的德性是不一样的。 统治者的德性是智慧，即统治者具有用来考虑整个国家大事和谋划的知识；而卫国者的德性是勇敢，即他们具有一种能力，即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他们都保持着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的信念；工农业生产者的德性是节制（当然，节制也是卫国者和统治者的德性）。所谓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阶层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和协调性。那么，当各个阶层都根据其德性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即统治者治理国家，卫国者保卫国家，而工农业生产者从事劳动时，这样的城邦也就是正义的城邦，也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了。 反之，不正义的城邦应该就是三个阶层之间的争斗不和、相互间管闲事和相互干涉。例如，如果一个人天生是一个手艺人或者一个生意人，但是由于有财富、或者能够控制选举、或者身强力壮、或者有其他这类的有利条件而又受到盅惑怂恿，企图爬上武士阶层，或者一个武士企图爬上他们不配的立法者和统治者阶层，或者这几种人相互交换工具和地位，或者同一个人同时执行所有这些职务，这种交换和干涉在柏拉图看来就是最大的不正义，这也意味着城邦的毁灭。 那么，理想国要如何才能实现呢？柏拉图提出过很多设想。如城邦要保持中等财富；在统治者和卫国者阶层实行财产共有，使他们全心全意为城邦效力，而不至于从牧羊犬变成侵害城邦利益的豺狼；取消家庭，实行共产共妻；儿童由城邦统一抚养教育；培养有正义德性的公民等等。但柏拉图认为，理想国的真正实现依赖于“哲学王”。他说，我们做一双鞋子还要找一个手艺好的人，生了病还要清一位良医，而治理国家这样一件大事竟交给随便什么人，这岂不是荒唐？因此，只有当哲学家成为了国王，或者国王变成了哲学家的时候，才能进行智慧的统治，“理想国”也才有实现的可能。 马克思指出，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是一种贵族政治主张。可是令柏拉图遗憾的是，他的理想国至今还没有实现，哲学家也难以当上国王！ 古希腊哲学的高峰 为什么人们会“言必称希腊”，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古希腊一位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几乎涉猎了当时的所有学科，研究过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数学、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修辞学、经济学、战略学、医学等多个领域，并在每一学科都有所建树。 他是第一个为学科分类的人，使很多学科第一次独立出来；在生物学方面，他也第一次做了生物分类，观察到了隔代遗传现象；在天文学方面，提出了“地球中心说”；在物理学方面，他对运动分了类，描述了物质机械运动的一般规律；他也是归纳逻辑的发现者等等。 在他短暂的62岁生涯中，亚里士多德创造了400多部著述。从留存下来的47部作品来看，他的著作《工具论》、、《物理学》、《尼各马科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在两千多年后仍然是精品。在今天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成就和贡献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任务！因此，马克思称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也称他是古希腊“最博学的人物”。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生于希腊北方色雷斯的斯塔吉拉城，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亚里士多德早年丧父，在他的监护人普罗克塞那抚养下长大。公元前367年，亚里士多德被他的姐姐送进了雅典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在此他一呆就是20年，直到柏拉图去世，才离开那里到小亚细亚一带讲学。老师对这个出类拔萃的学生赞誉有加，称他是“学园的精英”。 公元前343年，亚里士多德应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之邀，担任13岁王子亚历山大的老师。后来，成了国王的亚历山大虽然不能接受老师的“中等国家”的政治主张，但对老师还是十分崇敬的。他曾说过：生我的是我的父母，而使我明了如何生活才有价值的，则是我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事实上，没有亚历山大为老师的科学研究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亚里士多德要达到这样高的成就也可能是很困难的。 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东征，不需要老师了。亚里士多德于次年回到了雅典，走上了他老师柏拉图的教育之路，在雅典东郊兴办了一所叫做“吕克昂”的学园，从事教育和科研活动，执教达13年之久。这里有许多林荫道，亚里士多德经常和学生们在林荫道上边散步边讲学和讨论，所以后来被人们称为“逍遥学派”。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雅典的反马其顿派势力抬头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亚里士多德由于是亚历山大的老师，雅典人对他也用上了惯用的手法——指控其不敬神。亚里士多德为了避免让雅典人有机会再一次对哲学犯罪，把学园交给了弟子德奥弗拉斯特主持，逃到欧比亚岛上去了。第二年，亚里士多德在该岛上与世长辞。 亚里士多德在全面考察和批判总结以往哲学成就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成为古希腊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也使古希腊哲学发展到了高峰。伟大的思想家虽然远去了，但他的智慧的思想却与世长存！ 何谓“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与许多沿用至今的哲学范畴有关，“形而上学”就是最著名的一个。 “形而上学”现今有两种基本的含义：或者指一种与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者指一种研究超验的东西的哲学。 而“形而上学”最早的含义是亚里士多德的一本著作的名称，意思是“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 亚里士多德死后，遗著原稿由吕克昂学园接班人德奥弗拉斯特保存。德奥弗拉斯特死后，他把这些原稿交给了他的同学奈勒乌。奈勒乌死后，他的后代将原稿藏入地窖达150年之久，以至后来忘记了储藏地点。最后还是德奥弗拉斯特的后代几经寻找才使得它们重见天日。 公元前60—50年左右，吕克昂学园当时的主持安德罗尼柯对这些原稿进行了整理编订。安德罗尼柯在编订这些卷帙浩繁的原稿时，把那些论述超验的对象的著作安排在论述经验的有形物体的物理学之后，并取名“物理学之后”。这就是这个概念的由来。可见它的原初意义是指一种研究超验对象的哲学。 《物理学之后》这本书传入中国后，人们发现此书内容具有超验的性质，与中国魏晋时代的玄学类似，故有人将之译为《玄学》。后来，大翻译家、思想家严复根据《周易·系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分，把《物理学之后》译为。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的范围是很广的，既包括研究超验对象的形而上学，也包括研究经验对象的物理学等各门具体科学。但亚里士多德认为，研究自然界中各种经验对象的科学只是“第二哲学”，而研究“实体、质料、形式、潜能、现实、运动、神、第一推动者”等超验对象的“形而上学”，由于其研究对象是最基本的东西，是其他东西所凭借的东西，因而是“第一哲学”。 “形而上学”一词在这个意义上一直使用到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时期，他诱发出了一种新的含义。黑格尔除了在“研究超验对象的哲学”的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之外，还把一种主观抽象的、表面的、孤立的思维方法叫做“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思维方法相对。因此，恩格斯曾说过：“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亚里士多德从17岁开始入师门，跟随柏拉图达20年之久。亚里士多德对老师是很崇敬的，师徒二人也是很好的朋友。他曾写了一首诗赞美柏拉图：“在众人之中，他是唯一的，也是最初的。……这样的人啊，如今已无处寻觅！” 然而在追求真理的征程中，亚里士多德非常勇敢、坚决地批评老师的错误和缺点，在哲学思想的内容和方法上都同柏拉图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于是有些人就指责他背叛了老师，亚里士多德对此回敬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亚里士多德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老师学说的地基——“理念论”，提出了“实体说”。这简直是直捣黄龙府。 亚里士多德指出，当柏拉图用理念来解释事物的本质和运动时，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复杂。柏拉图认为，具体事物只是理念的“摹本”和“影子”，具体的个别的事物是不真实的，只有他们的理念才是真实的。要认识某一事物，就得先认识事物的理念。 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具体的个别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在我们日常看到的人和马之外，还要假定另外存在一个比人和马更真实的人和马的“理念”，是毫无用处的。他用他的师爷做例子讽刺他的老师道：不管“苏格拉底”这个理念是否存在，一个像苏格拉底的具体的人是会产生出来的。 亚里士多德看到，一般的抽象的概念性的东西不能脱离个别的具体的东西而独立存在。他说：“当然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的房屋。”独立存在的只是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如这一个人，那一匹马。他把这些个别具体的事物叫做“第一实体”。第一实体是其他一切东西的基础。当我们说“一匹白马”时，“白”这种颜色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马”之中的，“白”不能成为实体。 除了“第一实体”外，亚里士多德认为还有“第二实体”，这就是个别事物的“种”和“属”。个别的张三李四这些第一实体是包括在“人”这个属里面的，而“人”这个“属”又包括在“动物”这个“种”里面。没有一个东西是“人”或者“动物”，但“人”和“动物”也是实在的，因而也是“实体”，然而它们的实在性不能直接表现出来，而是通过个别具体的事物表现出来的，因而它们是“第二实体”。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说”纠正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将一般与个别相分离的错误，指出了一般（“第二实体”）依赖于个别（“第一实体”）而存在，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路线。但他另一方面坚持认为一般的概念也是实体，进而可以推导出一个最一般的概念也是有实在性的实体，这就为导向唯心主义留下了可能性。 四因说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研究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明事物产生和运动变化的原因，弄清楚事物的“为什么”。“人们如果还没有把握住一件事物的‘为什么’，是不会以为自己已经认识了这一事物的。”然而他在研究了前人的哲学之后遗憾地发现，他们的理论都只认识到某一种或两种原因，很不全面。因而他提出了“四因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具体的事物的产生和运动变化都是有四种原因： （1）质料因。即构成事物的原始质料，就好比造房屋的砖瓦。 （2）形式因。即构成事物的样式和原型，就好比造房屋的图纸或者建筑师头脑里的房屋原型。 （3）动力因。即推动质料变成形式的力量，就好比把砖瓦变成房屋的建筑师。 （4）目的因。即事物产生和运动变化所追求的目的，就好比建房屋是为了居住。 在这四因中，质料因是形成事物的基础。然而质料因本身是消极被动的，只有在形式因需要的一定的动力下，并根据形式因规定的目的，质料才能变成形式。这样，形式因似乎包含了动力因和目的因。因此亚里士多德又把他的四因说只归结为质料因和形式因。亚里士多德认为他的这种学说能够解释一切事物的原因，因而自诩这一学说是他自己最大的功绩。 质料和形式是任何事物不可缺少的两种因素，任何事物都是形式和质料的统一。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譬如，只有一堆砖瓦胡乱摆在一起并不构成一座房屋；反之，只有一张房屋的图纸和原型而没有砖瓦，也造不出现实的房屋来。当质料还没有获得形式的时候，质料只是事物的一种“潜能”，而当质料与形式相结合之后，它才成为现实的事物。质料是潜在的形式，而形式是实现了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结合的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一质料与形式的关系理论表现出他的自发的辩证思想。 但亚里士多德又认为，质料和形式二者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同的。质料本身不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只有在形式的推动下，并以形式为其目的，事物才能由潜能变成现实。形式才是事物存在和变化的决定性原因。 另外，形式和质料的区分是相对的。对于一所房屋来讲，砖瓦只是其质料；但对于泥土来讲，砖瓦又变成了形式。普遍地讲，低一级的事物是高一级的事物的质料；低一级的事物又是更低一级事物的形式。“更低的质料——（形式）质料——形式（质料）——更高的形式”构成了一个等级序列。那么，这样推导下去，亚里士多德就得出，有一个在序列最底层的没有形式的“纯质料”，也有一个在序列最高层的没有质料的“纯形式”。这个“纯形式”是一切事物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一个自己不动却吸引万事万物趋向自己运动的“第一推动力”。 其实，这样的“第一推动力”与柏拉图的最高理念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中世纪的思想家甚至说这个“第一推动力”就是上帝。 古希腊的中庸之道 亚里士多德不仅关心事物的原因，他也和苏格拉底一样，关注人生的幸福，“作为幸福，我们为了它本身而选取它。”在他看来，钱财、权位、外物等都不是最后的目的，只有幸福才是最后的目的，它不以其他目的为目的。因此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以人生幸福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据记载，他关于伦理学的著作就有三本：《尼各马科伦理学》、《欧德米亚伦理学》和《大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自己独到的伦理学说。他的伦理学是古希腊“德性论”伦理学的典型代表。他把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实践相关的伦理德性；一类是与理论相关的理智德性。伦理德性来自社会风习，理智德性是出自思考。 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德性的养成重在做德性的行为。我们只有做公正、勇敢、节制的行为才能成为公正、勇敢、节制的人，这就好比我们只有从事建筑活动而变成建筑师一样。然而，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建筑的技艺，那么，即使他天天在建房子，也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建筑师。同样，如果你不知道行为公正、勇敢、节制的技艺，那么，你想成为一个公正、勇敢、节制的人，也是不可能的。可见，伦理德性是后天养成的，因而道德教育对于伦理德性至关重要。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关于德性的普遍标准，那就是“中道即德性”。 亚里士多德的所谓中道，是指无过无不及的恰当适度的良好状态。德性之所以是中道，因为一方面，德性是两种恶的中点，一边是过度，一边是不及。例如，关于健康，饮食过多或过少，同样有损健康，惟有适度饮食可以保持和增进健康。另一方面，德性能够在感情和行为方面发现和选中恰当的量，即在情感和行为方面能够命中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恰当的方式、恰当的对象和恰当的目的。譬如，一个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对什么对象都畏首畏尾、退缩不前，这就是懦弱了，即在勇敢方面的不足；反之，如果一个人无论对什么都无所畏惧，敢冒一切危险，甚至冒着违背法律的风险去杀人，这就是鲁莽了，即在勇敢方面的过头。 可见，过度和不及都是恶，而德性却只有一种情况，即命中中道。因此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善的道路只有一条，作恶的道路可有许多条。”他也时常感叹：善是难的！为善需要高超的实践智慧。 像条狗一样活着 如果你有幸通过时光隧道退回到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或科林斯，你将时常看到某个赤着脚、半裸身子、胡子拉茬、模样活像个乞丐或疯子的人睡在一个泥土做的贮物桶里。 大清早，他睁开双眼，搔了搔痒，然后像狗一样在路边忙开了他的公事：在公共喷泉边抹了把脸，向路人讨了一块面包和几颗橄榄，然后蹲在地上大嚼起来，又捧起几捧泉水作饮料。他没工作，是世界上最逍遥自在的人。早餐过后，他也会在熙熙攘攘的街市上转悠一两个钟头。大家都认识他，或者听说过他。人们往往尖刻地问他一些问题，他也会尖刻地回答。如果太阳出来了，他会躺在阳光下，悠哉游哉，心满意足，自我吹嘘比波斯国王还快活。 关于他，有很多趣事。有一次在光天化日下，他打着一盏灯笼穿过市井街头，碰到谁就往谁的脸上照。人们问他何故如此，他回答道：“我想试试能否找出一个人来。” 还有一次，有人将他带进了一所豪宅，但警告他不得随地吐痰。于是他清了清喉咙，把痰吐到了那人的脸上，还说在这里吐痰找不到比那人的脸更合适的地方了。有时，他甚至在集会上行猥亵之事，别人指责他，他回答道，这和通过按摩空腹来缓解饥饿没什么两样。 而关于他的最有名的趣闻当属他和亚历山大的对话。当时年仅20岁的亚历山大在科林斯担任希腊城邦联盟的首脑，他所到之处都受到英雄般的尊崇和奉承。惟独这个“疯子”，拒不觐见这位新君主。怀着老师亚里士多德教给他的宽宏大度，亚历山大决意造访这个“疯子”。当时“疯子”正在晒太阳。亚历山大和蔼地说：“尊敬的哲学家，我能帮你什么忙吗？”“能，”他说，“请站到一边去，你挡住了我的阳光。”旁人哄然大笑。然而亚历山大却沉默不语，最后他对身边的人平静地说：“假如我不是亚历山大，我一定做第欧根尼。” 这位“疯子”就是第欧根尼（Diogenes）。第欧根尼于公元前404年出生于一个银行家的富裕之家。据说他年轻时曾造过假币，显示出了其颠覆常规的倾向。后来他师承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以身作则发扬了老师的“犬儒哲学”，试图颠覆一切传统价值。他从不介意别人称呼他为“狗”，他甚至高呼“像狗一样活着”。人们把他们的哲学叫做“犬儒主义”（Cynicism）。 为什么要像条狗一样活着呢？难道第欧根尼是个疯子吗？其实不是，因为在第欧根尼看来，狗活得自然、简单、快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而人们却被财富蒙住了眼睛，被宗教道德腐蚀了心灵，被技术掩盖了本性。因此他声称，人并不比狗高明，人类的所谓文明毫无意义，只有像条狗一样活着才是人生之真谛。 第欧根尼是一个真正的传教士，他虔诚地践行自己的“犬儒哲学”。他明确自己的生活目标，那就是“重铸货币”。拭去人类心灵里面的金银蒙尘，揭露陈规陋习的假面具，重新印上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因此他决定住在繁华的雅典或科林斯，故意在大庭广众之下那样做，目的是揭露大多数传统的标准和信条的虚伪性，向世人显示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号召人们回复简朴的自然的生活。 第欧根尼认为，人们为宽敞的房子、华贵的衣服、马匹、仆人和银行存款等煞费苦心，可事实上，当人们占有这些东西之后，这些东西反过来支配着人们，人们倒变成了它们的奴隶。为了攫取这些虚假浮华的东西，人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这一真正的无价之宝。只要是为了自由，人实在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狗睡在地上也还过着健康的生活。他甚至认为，像狗一样，人也不需要隐私。自然的行为并不可耻。我们做着同样的事情，有什么必要把它们隐藏起来呢？ 令人深思的是，像条狗一样活着的第欧根尼居然寿过八十。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据说他和伟大的亚历山大死于同一天。他的门徒们在他的坟墓上立了一尊大理石雕成的狗像，以纪念第欧根尼真正的、自由的人生！ 除了怀疑，还是怀疑 有些哲学家，没有留下任何著作，甚至根本就不写作，却照样青史留名！因为他们的哲学就是他们的人生。这样的哲学家太少了，苏格拉底和皮浪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皮浪（Pyrrho）约于公元前360年出生于希腊的爱利斯城。他早年是个贫穷的画家，在爱利斯的体育场里，至今还存有他画的接力赛运动员的画像。后来他对哲学产生了兴趣，跟随阿那克萨库游学四方。他曾去过波斯和印度，与那里的僧侣和智者交往甚多，并受到僧侣们的学说的启发，提出了自己的怀疑论。 皮浪等怀疑论者们提出过10个著名的论证： 一、对于同样的东西，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感觉。譬如，同样的葡萄藤，对于山羊来说美味可口，对于人类来说却苦涩难咽；鹌鹑在青松上活蹦乱跳，而人这样做却有生命危险。 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特性。亚历山大的管家在阴凉处感到暖和，而在阳光下却冻得发抖。 三、对同一对象，不同的感官获得不同的印象。如一个苹果，用眼睛看是浅黄色的，用嘴尝是甜的，用鼻子闻却是香的。 四、处于不同状态的人对同一对象的认识不同。如健康的人也许不认为身体很重要，而生病的人却认为没有什么比身体更重要。 五、各地的各种风俗习惯、法律道德都是不同的。如波斯人觉得跟自己的女儿结婚十分自然，而希腊人却认为这极不合法；西里西亚人乐于做海盗，希腊人却不愿意做；不同的人信奉的神都不同。 六、事物因为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而分不清楚。例如，一块在空气中要两个人才抬得起的岩石，在水中一个人就能搬动。这要么是因为岩石确实沉重，是水把它抬了起来；要么是岩石本身是轻的，而是空气增加了它的重量。 七、依据不同的位置和距离，人们对同一对象的认识不同。从远处看，大的事物显得小，方的事物也显得圆。 八、事物因适度与否而对人利害分殊。如适量饮酒可增强体质，而过度酗酒则伤害身体。 九、因习惯与否而对同一事物看法不同。对经常碰到地震的人来说，罕见的地震也变得平淡无奇。 十、事物的性质由于与对象的关系不同而不同。树相对于草来讲是大，但相对于山来讲却是小。 因此皮浪宣扬，万事万物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任何一个命题都有一个反命题，而且对立的命题都有同等的份量，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所以我们必须放弃一切认识和判断，最高的善就是不作任何判断。显然，皮浪的怀疑论过分夸张了事物的相对性。 要指出的是，皮浪并不是一个为怀疑而怀疑的怀疑论者。他对一切事物保持怀疑的态度，避免做出任何判断，是为了保持不动心状态，带来灵魂的安宁。 皮浪与其说因其学说而出名，倒不如说因其为人忠实于自己的学说而出名。 有人说，皮浪言行一致，在生活中也对一切事物抱怀疑主义态度。即使遇到前方有悬崖、水沟或荆棘，皮浪因为怀疑它们的存在也会毫不在意地冲上去。但那看来只是别人对他的讥讽。因为他说过，他也承认明明白白的事实，只是不承认事物确实就是它显现出来的样子。不然皮浪也无法活到九十岁。 可信的有这样两个故事。有一次他老师阿那克萨库掉进了泥坑，皮浪看见了也不拉他一把。别人都谴责他的冷漠，可阿那克萨库本人却赞赏这个学生真正能够做到不动心了。 还有一次，皮浪坐船在海上航行，突然遇上大风暴雨，船随时都可能倾覆。人们都惊惶失措，只有皮浪斜倚船舷若无其事地轻声哼着小曲。人们问他为何如此无畏，皮浪含笑指着船舱里一头正安安静静进食的小猪，对他们说，小猪在这种情况下是多么平静呀！智慧之人起码应该做到像小猪那样临危不惧，面对风浪毫不动心才对！ 皮浪深受母邦人们的尊敬，人们推选他为祭司长，并且由于他的缘故，人们投票通过了一个免征一切哲学家税款的法令。 快乐是最高的善 每个人都知道，人天生就是喜好快乐的动物。可要就“快乐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快乐值得追求”等问题说出一番道道来，却需要一定的哲学智慧。伊壁鸠鲁（Epicurus）是古希腊晚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哲学探讨的哲学家。 伊壁鸠鲁祖籍雅典，但于公元前341年出生于萨摩斯。他的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巫婆。伊壁鸠鲁从小就喜欢对深奥的问题寻根问底。可是许多老师都不能令小伊壁鸠鲁满意，于是他自学德谟克利特的著作。18岁时伊壁鸠鲁来到雅典服兵役，之后他在小亚细亚学习和教学。 公元前306年，36岁的伊壁鸠鲁再次来到雅典，在自己住宅的花园里开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因而被称作“伊壁鸠鲁花园”。“花园”聚集着伊壁鸠鲁的朋友，吸引了不少学生，甚至包括一些妓女。 伊壁鸠鲁生前享有崇高威望，就像毕达哥拉斯一样，他被追随者当作神圣者来崇拜。他的教导也被当作正统学说严格执行，形成了花园派独尊师长的局面。据说伊壁鸠鲁著述达300余卷，遗憾的是只有三封信和题为《格言集》和《学说要点》的残篇流传下来。 公元前269年，伊壁鸠鲁因肾结石病了整整14天。临终前，伊壁鸠鲁躺在温水浴盆里，喝了一杯醇酒，然后对身边的学生们说：“再见了朋友们，请牢记我传授给你们的真理吧！”72岁的哲学家与世长辞。 伊壁鸠鲁认为，欲望的满足即快乐，快乐是人生的最终目的，快乐是最高的善。在他看来，如果没有美味的快乐、性的快乐和音乐的快乐，人们就不知道如何去设想善了。因此有些人就说伊壁鸠鲁是荒淫无耻的享乐主义者。但伊壁鸠鲁明白指出，他所谓的快乐并不是放荡者的快乐或肉体享受的快乐，因为这不是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就是指身体无痛苦和灵魂无纷扰。 在伊壁鸠鲁看来，并不是每一种欲望都是值得满足的，而是要对之进行正确的取舍。他把人的欲望分为自然的和虚浮的两大类，在自然的欲望中又分为必要的和非必要的两类。只有必要的自然的欲望才是值得满足的。甚至当某些快乐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时，我们要放弃它们；而如果我们忍受一时的某些痛苦能带来更大的快乐时，我们就认为这样的痛苦比快乐还好。前者就如酗酒，因为影响身体健康而应当放弃；后者就如体育锻炼，因为增进身体健康而应当忍受。因此，为了身体无痛苦，伊壁鸠鲁提出要养成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习惯。他甚至说，只要有了面包和清水，他就敢和宙斯比较看谁更快乐。 其实，伊壁鸠鲁更重视灵魂无纷扰之快乐。他认为，造成人们心灵痛苦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恐惧神灵，一个是恐惧死亡。而他指出，这两类恐惧都是没必要的。 伊壁鸠鲁说，神居住在世界的缝隙之中，过着幸福的生活。神不会干涉人间的生活，不然就会扰乱自己的幸福生活。神既不因人的虔诚而赐福，也不因人的不敬而降祸。人们恐惧神灵只不过是无知的缘故。 其实，随着身体的死亡，灵魂也就消散，根本不存在不死的灵魂，也不存在什么死后受苦的事。死亡不过是原子的消散和感觉的丧失，死亡根本就与我们毫不相干。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没有来到的东西当然不值得我们害怕了；而当我们死亡后，我们自身已经不存在了，就感觉不到死亡的痛苦了。 总之，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死亡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也就不用恐惧死亡了。而且，人活着不能只考虑寿命的长短，关键是寿命的质量。短暂而快乐的一生比漫长但痛苦的一生更有价值。 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快乐主义都有发展。后人也继承发展了他的许多思想。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 顺应自然，服从命运 在古希腊晚期，除了皮浪的怀疑主义学派和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学派之外，还有一个著名的学派——斯多亚派。 斯多亚派是由塞浦路斯的芝诺（Zenon，约公元前333—261年）创立的。学派的得名来自于芝诺讲学的画廊，因为当时的画廊就叫“斯多亚”。斯多亚派流传几百年之久，代表人物颇多，除芝诺外，著名的还有阿里斯通、狄奥尼修、克律西波、尼禄皇帝的大臣塞涅卡、奴隶爱比克泰德、罗马皇帝奥勒留等等。 芝诺和他的学生们把哲学分为三个部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伦理学。他们把这三个部分的关系做了几个有趣的比喻。如果哲学是一个动物的话，逻辑学是骨骼和腱，自然哲学是血和肉，伦理学是灵魂；如果哲学是个鸡蛋的话，逻辑学是蛋壳，自然哲学是蛋黄，而伦理学是蛋白；如果哲学是一个果园的话，逻辑学是篱笆，自然哲学是土壤和果树，而伦理学是树上结的果子。可见，他们都认为伦理学是最主要的部分。他们往往把自然哲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提出了带有宿命论和禁欲主义色彩的伦理学主张：顺应自然，服从命运。下面我们将以奥勒留为代表来分析理解这一伦理学主张。 古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公元121—180年），生于罗马贵族之家。奥勒留幼年丧父，由他的母亲和祖父抚养长大，但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还在孩提时期，奥勒留就以其坦率真诚的性格得到了赫德里安皇帝的好感。在继嗣人柳希厄斯死后，赫德里安皇帝选定奥勒留的叔父（也是养父）安东尼·派厄斯为自己的继嗣，条件是派厄斯要收养奥勒留和原先继嗣人柳希厄斯的儿子科莫德斯（后名维勒斯）为继嗣人。在其叔父于161年去世时，奥勒留成为了古罗马帝国的皇帝，成了柏拉图所谓的“哲学王”。遵照赫德里安的意愿，他和维勒斯共享皇权，但后者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 马可·奥勒留在位近20年。然而，这是一个战乱不断、灾难频繁的时期，即使奥勒留以其坚定的精神和智慧，夙兴夜寐地工作，也不能阻挡古罗马帝国的颓势。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后10年，他很少呆在罗马，而是在帝国的边疆或行省的军营里度过。在这种戎马倥偬的马背生涯中，奥勒留写就了这部自己与自己的12卷对话。公元180年3月17日，奥勒留病逝于文多博纳（维也纳）。 斯多亚派把宇宙论和伦理学融为一体，奥勒留也不例外。他认为宇宙是一个美好的、有秩序的、完善的整体。世界是由原始的火演变而来的，原始的火也就是神。原始的火决定了世界的一切都是必然地发生的，这种由原始的火或者神决定的必然性也就是自然规律，或者叫做命运。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服从命运的。 人是宇宙体系的一部分，是神圣的火溅出的一个小火花，人自己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宇宙。因而人的本性与大宇宙的本性是同一的。 自然界是按照其普遍理性而必然地运动的，人世间的一切也是命运安排好了的，人的疾病与死亡就像春天开花夏天结果一样都是必然的。 因此人必须顺应本性自然地生活，服从普遍理性给我们合理安排的命运。 命运的安排是合理的，命运也是人所不能改变的。因此我们要顺应命运，注定要同我们在一起的那些事物和那些人，要欣然接纳他们并爱他们。我们能改变的是我们自己的态度，做到在一切欲望面前不动心，按照本性生活。 奥勒留反对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认为快乐不是最高的善，许多人不能做到顺应自然和服从命运恰恰是由于灵魂受欲望的纷扰。因此人必须让自己的灵魂清醒，让理性而不是欲望统率自己，这样才能得到幸福。 奥勒留的学说也带有浓厚的宿命论和禁欲主义色彩，在一定意义上是消极的。但他强调精神世界的恬淡自足，这对于身处乱世的人们起到了精神的安定作用。 痛失伊甸园 “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难呢？”这些都是一直困扰着有自觉意识的人类的问题。 5000年以前，在西亚人们中间流行7天创世的传说。约公元前三四百年，这些传说被记载在《旧约·创世记》里。该书说，天地万物起源于一位叫“耶和华”的上帝的创造。 创世之前，一片混沌，黑暗沉寂，只有无边无际的海水。上帝第一天创造了光，并分了昼夜；第二天创造了空气，并分了天地；第三天创造了陆地和地上的结种子的植物和开花结果的树木；第四天创造了日月星辰；第五天创造了水中的鱼和天上的鸟；第六天创造了牲畜、野兽、昆虫；这一切完成后，上帝抓了一把泥土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一个人，并向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上帝把亚当安置在东方的伊甸园子里。上帝叫亚当治理这个伊甸园，并赋予他食物。第七天上帝休息了一天，这就是安息日。 第八天，上帝看到亚当孤单寂寞，就使亚当沉睡后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了夏娃给他做配偶。伊甸园中有一棵智慧树和一棵生命树。上帝专门带他们到树前，吩咐他们不能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如果吃了就必定死。 后来，狡猾的老蛇怂恿夏娃，对她说，你们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就和上帝一样明善恶了，而且吃了也不一定死，只有傻瓜才信上帝的那些话呢！夏娃就信了老蛇的话，吃了老蛇给她的果子，并把吃剩的给亚当吃了。 吃了果子后，他们就发现自己是赤身裸体，就用树叶编了裙子穿了起来，并躲起来不敢见上帝了。于是上帝就知道他们吃了智慧树的果子了。上帝非常愤怒，他罚蛇用肚皮走路，使蛇的后代和女人的后代彼此为敌，人要踩蛇的头，而蛇要咬人的脚。他增加女人怀胎生子的痛楚，并使她受男人的管辖。上帝还使地里长出荆棘，使亚当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 但是，上帝还寻思，他们已经和我一样知道善恶，恐怕他们又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那就永远不死了。于是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这样上帝还不踏实，又在伊甸园的东面安设了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 后来，“创世说”和“原罪说”成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中世纪谦卑的人们相信，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所犯下的“原罪”，是人类一切苦难的源头，也是人们信仰上帝以获得拯救的充分理由。 但是，启蒙运动以后的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只要充分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人类就能够改变和决定自己的命运。人类的苦难是人类理性不够发达的缘故，能拯救人类苦难的也只有人类自己。 《旧约》与《新约》 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是三大世界性宗教。而基督教又是在全球信徒最多的。自耶稣于公元1世纪创立基督教至今，基督教本身也发生了嬗变—— 由初期的犹太教异端变成罗马帝国国教（公元392年）；由犹太民族的地方性宗教经过传教活动变成了世界性宗教；由统一的基督教发展到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公元1054年）；1517年，德国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又使新教从罗马天主教内脱颖而出，于是基督教分成了三大教派等等。 但是不变的一点是，基督教的每一个教派在每个发展阶段都奉《旧约》和《新约》为其经典，即“圣经”。 西文“圣经”（Biblia，英文Bible，法文laBible，德文dieBible）一名来源于古代腓尼基的一个城邦名“毕布勒”（Byblos）。毕布勒以从事草纸贸易而远近闻名，后来“毕布勒”就成了古希腊人“书”的同义词。当犹太教的经典被翻译为希腊文后，希腊人就用希腊文tabiblia来专指这些经典。到公元5世纪初，君士坦丁堡主教克利索斯顿将Biblia用作基督教正式经典的专称，一直流传至今。 《旧约》是基督教从犹太教继承而来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信奉的圣经。圣经为什么要叫做“约”呢？ 犹太人认为，《旧约》记载了上帝与世人所立的“契约”，如最早上帝与诺亚立约；与亚伯拉罕立约，订立“割礼”；与摩西订立“十诫”等。 基督教继承了犹太人的上帝与世人立约之说，认为救世主耶稣降世意味着上帝与世人重新立约。他们把这次立约叫做“新约”，而过去上帝与犹太人所立的约就叫做“旧约”。这就是《旧约》和《新约》的来历和含义。 《旧约》大约于公元前6—2世纪之间形成。《旧约》一共有39卷，约929章，包括自公元前11世纪末以来相传的古代犹太律法、典籍和各种文学作品，大体可分为“律法书”5卷、“先知书”21卷和“圣著”13卷三大类。 《新约》最初是用希腊文写的，约于公元1世纪下半叶至2世纪末定型，最终于4世纪初确立。《新约》共有27卷，约260章，大概可以分为“福音书”4卷、“使徒行传”、“使徒书信”21卷和“启示录”。 由于基督教文化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全球性的重大影响，使得《圣经》成了世界上读者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书之一。至今《圣经》仍在全球，特别是在西方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摩西十诫 据《旧约·出埃及记》记载，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及人类，后来亚当夏娃的子孙又在地上繁衍。亚当的第10代子孙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但犹太人却没有定居地，整个民族四处漂泊。 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犹太人对埃及法老有功，他们居住在埃及城里。但是埃及城里的人已经够多了，埃及人当犹太人是来抢自己饭碗的。犹太人做生意又比埃及人厉害许多，因此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约瑟和支持他的法老都死后，新的法老当政。虽然犹太人经常被逼去从事报酬极低的劳动，但埃及人还是不能放过他们。他们奏请国王把犹太人全部消灭掉。于是法老就采取杀掉全部犹太新生男婴的办法，企图绝掉犹太人的根。但有一个人活了下来，这就是摩西。 摩西是作为埃及公主的养子长大的，成年后，他由于看不惯一个埃及人欺负犹太人，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法老想杀摩西，摩西于是逃往了米甸，归化了犹太人。 上帝耶和华知道了犹太人在埃及受的苦难，就向摩西显灵，赋予他将犹太人领出埃及的使命。然而本来以牧羊为生、习惯于野外简朴生活的犹太人在接触了城里人豪华舒适的生活后，很快就看不起他们自己祖先的简陋帐篷了。他们都不相信摩西，也不听他的话。在上帝赐给的行神迹的能力的帮助下，摩西历尽艰难，终于使族人跟着他离开了做奴隶的埃及，踏上回归自由家园的漫漫征程。 在沙漠回归之旅中，烈日、干渴很快就驱走了当初获得自由时的喜悦，他们开始抱怨摩西，要求回埃及去。摩西坚持对唯一上帝耶和华的信仰，告诉他们说，耶和华会在急需之时帮助他们的。过了没多久，水不够了，部落的头头们又去找摩西，要求回到尼罗河边去。摩西按耶和华的指示，以神杖击岩，就流出了泉水让他们喝个够。然而，犹太人就又等候另一件可以埋怨的事，仍是吵着要回埃及去。 摩西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但他有无限的勇气、十分的耐心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当犹太人到西乃山区时，他已经很清楚，要想统一思想和行动，就必须使跟他一起来的人都承认耶和华是唯一的上帝。犹太人在多神崇拜的埃及呆得太久了，已忘了自己祖宗的唯一的神耶和华。 于是有一天，耶和华召唤摩西登上西乃山顶，向他颁布了“十诫”和一些律例法则。摩西在西乃山上一共呆了40个昼夜，百姓都以为他遭了什么不测。当摩西带着耶和华和他立约法的两块法版下山时，他发现犹太人自造了金牛犊当神像。摩西大怒，他摔裂法版，镇压了叛乱。为了给犹太人赎罪，摩西又登上了山顶，重造了法版，重新为犹太人和上帝立约。当他这次回来时，他脸上发光，两眼炯炯有神，谁都不敢看他。他向犹太人颁布了记在两块法版上的耶和华约法，这就是“摩西十诫”。 简要地讲，摩西十诫就是如下一些内容：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并跪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其他一切所有的东西。 摩西十诫“信”字当头，确立了基督教三主德之一的“信”的至高地位。十诫规范了人与上帝的关系及人和人之间的一些基本的关系，对于稳定到处迁徙的犹太人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十诫以“律法”的形式确立伦理规范，体现了古巴比伦律法对犹太人的一定影响。 救世主弥赛亚 世界上大多数宗教都是由某个人创立的，基督教也不例外，它的创立者就是耶稣基督。人们认为，如果将耶稣从基督教除去的话，基督教就将荡然无存。现今基督教能拥有最多的信徒也与具有“爱邻如己，爱仇如邻”之博大胸怀的耶稣密切相关。那么，耶稣基督到底何许人也？ 据《新约》记载，耶稣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耶稣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的一个马厩里。迫于希律王的迫害，耶稣的父母带着耶稣逃到了埃及。在公元前4年希律王死去之后，他们又带着3岁的耶稣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加利利的拿撒勒城。耶稣在拿撒勒长大成人，在30岁那年才受了约翰的洗礼并离开拿撒勒。也就是说，耶稣是拿撒勒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耶稣有一颗宽厚怜悯之心和行使神迹的大能。他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福音，又为大家医治各种各样的病症。于是人们以为耶稣就是旧约圣经中所预言的救世主基督。 然而，犹太人心目中等候的救世主，不是一个一味传道指责他们的人，而是一个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独立以色列的人，而且，耶稣以自己为神，还在安息日里医病，破坏了他们安息日的规矩，这样一些犹太祭司长和文士就无法容忍他了。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害怕大家认定耶稣是弥赛亚救世主，进而跟随他争取犹太国的独立，搞得罗马帝国派兵镇压，终究使自己失去土地和百姓。于是，大祭司该亚法提议杀了耶稣，让耶稣替全国死。于是他们向罗马政府诬告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希望罗马政府治死耶稣。虽然后来巡抚彼拉多查过耶稣没有罪，他们还是收买群众向彼拉多施加压力，结果彼拉多将耶稣交给犹太人，拉出去钉上了十字架。 据说耶稣死后留下了曾经用来包裹他尸体的一段长约4米的细麻布，即著名的“都灵圣布”，至今仍保存在意大利的都灵。1981年12月，40名美国宇宙航行局的有关专家利用最先进的成像分析技术与仪器对都灵圣布进行了长达3年的研究之后，得出一个结果：圣布曾经包裹过的基督耶稣，是一个身高1.76米，体重79公斤，年龄约为30岁，脸上长胡须的犹太男人！ 然而，据圣经记载，耶稣基督不仅是一个人，也是一个神，他是上帝耶和华的儿子，是上帝命令下凡拯救犹太人的救世主弥赛亚。“耶稣”这个名字是“救世主”的意思。“基督”是耶稣的正式称号。“基督”是从希腊字Cos来的，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这个复合称号，就是“救世主弥赛亚”。 在耶稣3年的传道生涯中，曾行过许多神迹奇事。他曾用5个饼、两条鱼使5000人吃饱；他可以在海面上行走；他可以使水变成酒；他甚至使死了4天的拉撒路复活；而他所行的最大神迹就是，他预见了自己会如何被人处死又如何复活。 圣经记载，在确定耶稣已经死后，彼拉多同意让约瑟领走了耶稣的尸体，约瑟将之葬在一座自己用石头凿成的新坟墓中。为了防止耶稣的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以宣扬耶稣复活的神迹，彼拉多派重兵把守坟墓。而且墓门口有一块巨石，巨石上有封条。然而，3天后抹大拉的马利亚最早发现石头从坟墓挪开了，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只留下细麻布和裹头巾，因此有些人就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以后，他曾向多人显现。这就证明了拿撒勒人耶稣即是旧约圣经中的救世主。耶稣以自己的死拯救了人类的罪过。 “因为荒谬，所以信仰” 罗马帝国到了晚期，这个横跨亚非欧的庞大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苦难和动荡取代了鼎盛时期的强大和繁荣。一种消极的情绪像一个幽灵在罗马公民的心中萦绕。 因此，人们对古希腊罗马传统的理性主义的乐观信仰发生了动摇，惊恐不安的人们纷纷向宗教寻求避难所。于是一种由耶稣基督创立的基督教迅速发展起来了。古希腊罗马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的信仰文化的激荡交流和互动转型就成了这段时期罗马帝国的一大文化景观。 那么，应当如何处理两种文化的关系呢？理性优先还是信仰优先呢？基督教会内部对这一问题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把信仰与理性调和起来，让理性为信仰服务；而另一种意见认为，有理性就没信仰，有信仰就无需理性，因此必须把信仰与理性彻底分开。前一派的代表有奥古斯丁，后一派的典型代表有德尔图良。德尔图良等信仰至上论者认为，信仰是不需要理性分析的，也是无需理由的。在理性的人看来荒谬的东西，往往就是他们信仰的对象。因此他们主张：“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 德尔图良（tertullianus），著名的基督教教父哲学家。他于公元160年出生于非洲北部的迦太基城。早年的德尔图良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但到了30多岁之后，被基督教徒为了信仰视死如归的壮举所感化，毅然放弃了优裕富足的生活，皈依了基督教。 这个回头浪子入教后，充分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雄辩的思维和口才，不遗余力地与各种反基督教的观点作斗争，捍卫基督教，终于成了西方拉丁教会的第一位“教父”。据说，德尔图良心高气傲，咄咄逼人，后人因此称他为“非洲铁头”。这位教父于80高寿去世。 德尔图良认为，信仰和理性是尖锐对立无法调和的。他的一句名言就是，“雅典和耶路撒冷是毫不相干的”。而且他认为不是理性高于信仰，而是信仰高于理性。理性以及代表理性的哲学是毫无价值的，只是“魔鬼的学说”，因此应把所有的哲学家送去喂野兽。 他认为，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之后就不再需要那些哲学的奇谈怪论了，有了福音书之后就不再需要任何探索和理解了。他举例说：“上帝之子死了，虽然是很荒谬的，却是完全可信的；上帝之子被埋葬后又复活了，虽然是不可能的，却是确定无疑的。”这段话被后人总结为这个著名的命题——“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也就是说，信仰是超越于理性的，在理性看来荒谬的东西（比如上帝）是无法用理性来把握的，我们只能信仰。因此德尔图良也说过：“我相信上帝，因为我无法证明他。” 回头浪子奥古斯丁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奥古斯丁（Augustine）就是一位难得的回头浪子。 公元354年11月13日，奥古斯丁出生在北非的塔加斯特城（现在阿尔及利亚的苏格艾赫拉斯）。他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父亲是罗马官员，本不是基督徒，也在临终前不久受洗入教。奥古斯丁7岁开始接受教育，他在少年时期就显露了非凡的才华，获得了有关拉丁文学的渊博知识。 据说奥古斯丁生性顽劣，不守本份，青少年时期曾干了不少坏事，诸如逃学旷课、打架斗殴、结伙偷梨等等。17岁那年，他前往迦太基深造，在此感染上了放纵享乐的习气，找到了一位情妇，并生了一个私生子。这期间，他阅读了西赛罗的著作，开始思考哲学问题。19岁时开始信仰摩尼教。但在随后的9年中，由于摩尼教不能解决他的一些疑难问题，逐渐对摩尼教失去了兴趣。然后学习了怀疑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深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383年，奥古斯丁来到罗马，不久又到了米兰，在那儿担任修辞学教授。之后，在母亲的劝说下，抛弃了同居10多年的情妇，与另一年轻女子订婚。然而未婚妻要两年之后才到结婚年龄，奥古斯丁又迷上了另一位情妇。 当时米兰的主教是圣·安布罗斯，奥古斯丁被他的布道所深深打动，加之母亲的劝导，他慢慢地倾向于基督教了。386年的一天，奥古斯丁在一个花园中猛然忏悔，得到了主的引导，经过一番剧烈而深刻的内心斗争之后，32岁的浪子毅然决然抛弃了教授职位、情人和未婚妻，皈依了基督教。次年，奥古斯丁接受安布罗斯的洗礼，投身基督教会。 然后，奥古斯丁投入了反对异教的活动当中，他的名气也随着他抨击异教的激烈程度的上升而日渐上升。虽然他体质孱弱，但是却在速记员的帮助下写出了大量的宗教著作。至今尚存的他的布道约有500篇，书信200多封，他的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三部著作是《上帝之城》、和《论三位一体》。由于才华卓越，奥古斯丁很快就成为基督教界最受尊敬的领袖之一。 公元430年8月28日，76岁高龄的奥古斯丁在被旺达尔人围困的希波城内告别了人世。几个月以后，这个野蛮部落攻克了希波城，他们几乎把全城都焚为灰烬，然而奥古斯丁图书馆和大教堂却安然无恙。 奥古斯丁有非常深的拉丁文化和希腊哲学背景，他充分利用这些哲学资源为其基督教神学服务，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上帝创世说”、“原罪说”、“救赎说”、“三位一体说”等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使信仰与理性完美结合了起来。因此，奥古斯丁既是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使基督教学说在整个中世纪基本上保持了核心的地位；也是伟大的哲学家，使希腊哲学的某些方面传入中世纪的欧洲，使古希腊罗马哲学获得了新的形式。 在反对异教和异端、维护基督教的正统地位方面，以及在基督教教会的组织机构建设方面，奥古斯丁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教之父”和最伟大的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被教会奉为仅次于耶稣基督12门徒的“圣人”和“恩典博士”。 上帝之城 奥古斯丁的一生期间，正是罗马帝国迅速衰落的时期。奥古斯丁的思想便是在罗马帝国的“伟大文明破碎之际酝酿而成的”。公元410年，就在基督教上升为国教以后不久，罗马城在艾拉瑞克所率的哥特人的攻打下沦陷了。这一事件使罗马人日益高涨的基督教情绪受到了沉重打击。异教徒们乘机大肆攻击基督教，他们说，在信奉朱比特时，罗马一直保持着强盛；但现在皇帝们都改信耶稣基督了，所以朱比特不再保护罗马人了。因此基督教要对罗马城的悲剧负责。 为了驳斥这种指责，为基督教做辩护，奥古斯丁从公元412年开始，持续花了15年时间，专门写就了他最著名的著作《上帝之城》。 奥古斯丁指出，罗马在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前，并非从未受过苦难，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前的时代甚至发生过更坏的事情。罗马从高卢人的入侵和内战中所遭受的苦难，不但与哥特人带来的苦难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说，异教徒经常把灾难归咎于基督教。可是，由于蛮族哥特人也信奉基督教，他们是尊重教会的，因此许多异教徒在罗马被劫掠期间跑进教会中去避难。 他还说，基督徒如果有德行的话，即使忍受苦难也是快乐的，康士坦丁和狄奥多西二位皇帝就相当幸福。因为对圣徒来说，丢掉了现世的东西，并不意味着丢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即使他们死后得不到埋葬，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贪婪的野兽并不能阻挠肉体的复活。基督教无需为罗马的遭劫而烦恼，尽管罗马城毁了，但另一座新城——“上帝之城”却在壮大，大公教会就是这座新城的世俗影子。 “上帝之城”的说法本来源于圣经。奥古斯丁认为，天下万国，虽宗教与风俗各异，言语、武器、衣冠不同，然而人类只有两个大团体，若照圣经上的话，我们可称之为两个城： 一个是世俗之城，由愿意依肉欲生活的人组成，他们的精神背离上帝从而为朽坏的肉欲所奴役，他们爱自己以至轻视上帝，他们注定要毁灭；而另一个是上帝之城，由愿意依精神生活的人组成，他们的精神服从上帝从而能够支配肉欲的生活，他们爱上帝以至轻看自己，他们终将成为上帝的选民而得救。可见，奥古斯丁关于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划分不是空间或地理意义上的，而是用它们代指有着不同追求的社会团体。 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来说，上帝之城在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中不是独立存在的社会实体。因为连教会也只是上帝之城的象征，而不是上帝之城本身。然而，奥古斯丁又认为，上帝之城确实曾经独立存在过，以后也还将独立存在，只不过那是尘世之外的事情，即魔鬼犯罪前的“天使之城”和末世审判后的未来天国。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之城战胜世俗之城的历史。 奥古斯丁在书中强调了教会与国家的分离，他认为，国家唯有在一切有关宗教的事务方面服从教会，才能成为上帝之城的一部分。后来的神学家们就把奥古斯丁的这一理论，解释为教会干预政治，教权高于王权。因此在整个中世纪，特别是在教会对世俗诸侯的斗争中，这部书曾产生过巨大影响。而奥古斯丁关于世俗之城与上帝之城的论说，直到今天仍然给许多人的灵魂以深沉的感召和震撼。 罗马人的国教 罗马帝国建立以后，各种宗教的作用越来越大。当时，罗马传统宗教在公众中影响极大，在众多宗教中间是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它保持着官方宗教的地位。一般说来，当时的罗马当局对大多数非官方宗教的存在并不介意，因而神秘宗教和各种各样的流行祭仪占据了罗马万神殿的每一个壁龛。基督教就是其中之一。 基督教的诞生与罗马帝国的建立几乎同步。 公元180年以前，基督教的社团相对比较弱小，不太为外人所知。它只是来自古代东方、在帝国大城市的居民中觅得栖身之所的众多祭仪之一。奥勒留皇帝曾经甚至限制基督教的发展。 然而，从180年奥勒留逝世到康士坦丁大帝支持基督教发展的这120多年里，基督教教徒数量急剧增加。而此刻的罗马帝国又开始受到内乱的困扰，苦难和动荡取代了前两个世纪的繁荣。惊恐不安的人们纷纷向宗教寻求避难所。 随着信徒的增加，基督教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以前的基督教几乎全部由贫苦阶层组成，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是农民、匠人、妇女、儿童、乞丐、奴隶。到了3世纪初，越来越多有文化教养的人士进入教会，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比如克莱门特、亚历山大里亚的奥利金、德尔图良等教父哲学家。政府官吏中也有许多加入了基督教，有些还是行省总督一类的高级官员。 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看到，当政治上的统一已经达到之后，在宗教中寻求某种统一的体系也是必然的了。而当时的宗教多数是多神教或者神秘教。虽然多神教使许多人感到满足，神秘教使许多人感到精神上的解脱，然而，只有一神论的基督教，在教父哲学家们的创造之后，更具有体系上的完备性，能更好地达到信仰的统一。因此罗马的皇帝们自觉地开始支持基督教。 罗马皇帝康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支持使基督教从秘密走向公开，从民间信仰上升为官方精神支柱。 公元313年2月，康士坦丁与利西努斯在米兰会面，以两位奥古斯都的名义颁布了所谓的“米兰敕令”。赦令对基督徒抱宽容态度，允许民众皈依基督教，归还迫害时期没收基督徒的教会财产，一些有利于基督教的重要原则在这个官方文件中确定下来了。 这个敕令虽然还没有把基督教确立为国教，但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徒已经被统治者视作一种积极的力量，皇帝们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已经发生改变了。此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基督教在帝国中的地位更加稳固了。 公元380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I，公元379—395年在位)颁布敕令，要求帝国“遵守神圣使徒彼得给罗马人的信仰”。公元391和392年，他又连续下令禁止异教崇拜，规定违者将受到与犯叛逆罪和渎神罪相同的惩罚。基督教因此终于成为了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即国教。 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国教，这是罗马帝国史和西方世界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基督教国家的开端。基督教神学征服了罗马帝国的精神世界，为西方中世纪的历史奠定了基础。 到了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前后，在教父哲学家们的努力下，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和神学体系已经成熟了。因此，一种新型基督教宗教文化与罗马帝国主流文化交流融合，共同铸就了西方文明。 唯名论和实在论 一般认为，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是属于西欧的封建社会时期。从5世纪末到14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和繁荣时期，也是基督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史称中世纪。 在这个信仰高于理性的时代，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哲学家们所能做的似乎只是一些关于基督教的教义的抽象繁琐的论证。如：“神用泥土捏成的亚当有无肚脐眼？”“亚当被造时几岁，身长若干，不吃奶吃什么？”等等。这个时期的哲学是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 教父哲学是经院哲学的前身，到9世纪初，经院哲学正式开始形成。而贯穿经院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即一般（概念）或共相是否是实在的呢？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和否定的不同答案就形成了所谓的实在论与唯名论的区分。 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问题，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许多论述。而最早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是普罗提诺的学生波斐利，但真正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却是经院哲学家们。 唯名论者们认为，真正实在的只是个别的东西，而一般不是客观存在的，它只是人们用来表示个别事物的名词或者概念。罗瑟林和阿伯拉尔是著名的唯名论者。但他们二者又有些不同。罗瑟林认为，不仅在现实中是不存在一般的东西，而且在人的思想中也没有一般的概念，一般只不过是一个名词。这种主张叫做极端唯名论。而阿伯拉尔认为，尽管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一般还是人们心中的一个用来表示事物的相似性或共同性的概念。这种主张叫做温和唯名论，也叫概念论。 举例来说，他们的理论是这样的：罗瑟林认为，只有张三李四这样个别的人是实在的，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它也不是人们思想中一个抽象的概念，“人”这个一般只不过是我们称呼个别的人的一个名词，甚至是一种声音。而阿伯拉尔认为，尽管一般的抽象的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张三李四这样的个别的人，但张三李四有一些共同性，人们对这些共同性进行抽象，就在心中形成了一个抽象一般的“人”的概念。 与唯名论者相反，实在论者们认为，一般是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客观实在。实在论的代表人物是安瑟伦和阿奎那。同样，这两人的观点也有极端和温和之分。安瑟伦认为，一般不仅是客观实在的，而且是上帝创造世界上个别事物的原型，有了原型才有了个别事物。这是一种极端实在论，其实它是柏拉图的理念论的翻版。而阿奎那认为，一般只是一种“实体形式”或者“隐蔽的质”，它既存在于上帝和人的理性之中，也存在个别事物之内，这种理论明显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与形式理论的影响。相比而言，这是一种温和实在论。 如果同样用上面的例子来说明的话，安瑟伦认为，“人”这个一般理念是先在的，张三李四这样个别的人恰好是根据“人”这个一般原型制造出来的。阿奎那则认为，“人”这个一般是第二实体的形式，是造成张三李四的隐蔽的质，它存在于上帝和人的理性中，也存在于张三李四这样个别的人之中。 其实唯名论与实在论旷日持久的争论不仅有理论上的分歧，而且有现实利益上的冲突。唯名论者主张，个别的国家高于渗透于各个国家的“大公教会”；亚当就是亚当，他犯的罪只是他个人的罪，而不是什么全人类的原罪；圣父、圣子和圣灵只能是三个不同的实体而不是“三位一体”。这些主张是代表教会的实在论者最惧怕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激烈地反对唯名论了。 上帝是怎么存在的？ 经院哲学家们同教父哲学家们一样，都是主张信仰高于理性的。但经院哲学家们不像德尔图良那样否定理性，而是充分地利用思辩和逻辑为基督教教义作辩护。 人们是不可能信仰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的，因此，论证上帝存在是支持整个基督教信仰大厦的基石。被誉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的安瑟伦（Anselmus）就是第一个系统论证上帝存在的佼佼者。 安瑟伦（1033—1109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贵族家庭，在父母的影响下，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27岁那年，因为父亲不同意安瑟伦当僧侣，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来到了诺曼底的贝克修道院。由于受到副院长兰弗朗克的赏识，安瑟伦有机会访问英国并获得了巨大的声誉。1078年安瑟伦当上了贝克修道院的院长。1093年9月，在已升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兰弗朗克去世后的第4年，安瑟伦不负恩人的期望，就任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的主要著作有《独白篇》、《宣讲篇》和《神人论》等。在《宣讲篇》中，安瑟伦提出了他著名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所谓的本体论证明。 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心中设想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的观念。因此，这个“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就明明白白存在于我们的心中，这是无须证明的。 既然存在一个“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那么，逻辑上也就还存在一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也就是说“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同样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而且“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不仅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它还存在于现实中。因为，如果“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只存在于心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中，它就和“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是同一个东西了。而且，如果这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不存在于现实中，那它就算不上是最伟大、最完善的存在者，因为最伟大、最完善的存在者是不可能不实存的。 而这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不是上帝又是什么呢？因此上帝既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也存在于现实中。 安瑟伦的这种怪怪的论证，当时就遭到一位名教高尼罗的僧侣的反驳。高尼罗认为，我们必须把观念中的东西和实在的东西区分开，观念中存在一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是一回事，而一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在现实中存在是另一回事。 例如，即使我们可以在观念中想像一个美丽到无与伦比地步的海岛，但并不能因为这个想像的海岛无与伦比就证明它是在现实中实在的。 高尼罗的反驳是有力的，安瑟伦的论证确实混淆了观念中的实在与现实的实在的关系，并犯了反复论证的逻辑错误。不过，对于认为信仰先于理解的安瑟伦来说，人们不能理解，正是由于他们不能信仰！ 安瑟伦之后，又有阿奎那、笛卡尔等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然而，上帝根本就不是一个证明的合适对象，他们想用与信仰格格不入的理性来证明信仰，恰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哲学是神学的婢女 教父哲学家们和经院哲学家们都认为神学高于哲学，哲学要为神学服务。然而第一个明确提出这一口号并为之进行论证的是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 1225年，托马斯出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一个伯爵之家。孩提时代，托马斯曾在修道院受了9年初等教育。据说小托马斯喜欢冥思苦想，看似有点呆头呆脑，外号“哑牛”。一次，同学骗他说天上飞过一头牛，他果真抬头往天上看，引起一阵哄笑。14岁时，他进入那不勒斯大学，接触到大量的科学与哲学著作。5年以后，加入了天主教组织“多明我修会”，这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1245年，托马斯前往巴黎，受教于亚里士多德专家阿尔伯特。阿尔伯特很赏识这位年轻人，断言“哑牛”之声必将闻名于世。 1257年，托马斯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其后开始在巴黎、科隆、罗马和那不勒斯等地教授神学和哲学，名气越来越大，被罗马教廷任命为神学顾问，成了教皇的智囊团成员。1274年，当托马斯前往里昂参加宗教全会时，死于路上，时年仅49岁。 托马斯终生致力于论证天主教正统教义，同各种异端思想作争辩。一生著有18部巨著，其中包括集基督教思想之大成的《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等。他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在一起，建立起了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成为西欧中世纪思想领域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学说。教会在他生前就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和极高的声誉，称他为最光荣的“天使博士”。1323年，教皇追封他为“圣徒”。1567年，他又被任命为“教义师”。1879年，教皇正式宣布他的学说是“天主教会至今唯一真实的哲学”。 为什么说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呢？在托马斯看来，这是因为： 第一，神学在题材上高于哲学。哲学只研究人的理性所能涉及的东西，而神学能够研究超越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存在。 第二，神学在确定性上高于哲学。哲学的确定性来源于人的理性的本性之光，难免犯各种错误；而神学的确定性来源于上帝的光照，是决不会犯错误的。 第三，神学的目的明显高于哲学的目的。哲学的目的再高也不过是朝向国家政治；而神学的目的则是追求永恒的幸福。因此哲学以神学为最后目的。 第四，神学在地位上也高于哲学。哲学依赖于神学，以神学为最终目的；而神学却独立于哲学之外，直接来源于上帝的启示。因此，神学可以凭借哲学来发挥，但不是非要它不可，而只是借它来把自己的义理讲得更清楚些。 总之，托马斯主张，虽然哲学和神学都可以存在，理性和信仰也可以并存，但是神学是高于哲学的，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信仰是高于理性的，理性是信仰的补充。托马斯说：“神学不是把其他科学作为它的上级长官而依赖，而是把它们看成它的下级和奴仆来使用，犹如主要科学使用附属科学、政治学使用军事学一样。” 又是一堆证明 阿奎那是如何使哲学为神学服务的呢？他是如何结合基督教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呢？在他证明上帝存在的过程中，这一点看得很清楚。 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遭到批驳之后，“天使博士”在这方面显示出了其高超的才能，一口气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5个证明。 1．不动的推动者论证。世界上有些东西是运动的，这是我们的感觉能感觉到的。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运动不外乎事物由潜能转化为现实。然而，这种转化，即这一事物的运动，是需要某一另外的事物来推动的。同样，另一事物的运动又需要别的事物的推动。依次推理，如果没有一个第一推动者或绝对的现实性，我们将永无止境地往上追溯而达不到终点。所以，一定存在一个本身不动的第一推动者。这个第一推动者只能是上帝。因此上帝存在。 2．最终因论证。世界上发生的每一结果都有其原因。这个原因又有其自己的原因。依次推理，如果不存在一个不以其他原因为原因，而以自身为原因的最终因，那么，我们在因果系列上又将被迫趋于无穷。因此，必定存在一个最终因。这个最终因就是上帝。因此上帝存在。 3．自身必然性论证。世界上有些事物是可能存在的，但必定还有些事物是必然存在的，因为可能存在的事物不凭借必然存在的事物就不会产生。然而，在必然存在的事物当中，有些事物的必然性是由于其他更必然的事物所引起的。如果没有一个不依赖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以自身为必然性的事物，那么我们将可能在与必然的系列上被迫永无止境地往上追溯。因此，必定存在一种自身具有自己的必然性的东西。这种自身必然性就是上帝。因此上帝存在。 4．绝对的完善性论证。我们之所以说世界上的事物有多善良、多真实、多高贵，是相对于另外的善良、真实、高贵的事物而说的。而另外的善良、真实、高贵的事物又是相对于一个更加善良、真实、高贵的事物来说的。因此，如果不存在一个最善良、最真实、最高贵的事物，我们将在完善性系列上被迫永无止境地往上追溯。因此必定存在一种绝对的事物。这种绝对的完善的事物就是上帝。因此上帝存在。 5．最高目的论证。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为着一个目的而运动的。如果没有一个最高的目的的指引，万事万物的运动就无法到达其目的地，就像不受射手指挥的箭无法射中靶心一样。因此，必定有一个最高的目的，一切事物都依靠它的指引而趋向自己的目的。这个最高的目的就是上帝。因此上帝存在。 托马斯·阿奎那是从借鉴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静止与运动、原因与结果、偶然与必然、相对与绝对等哲学范畴，从形而上学的高度来论证上帝存在的。比起安瑟伦来，他的论证哲学意味浓多了。 奥卡姆的剃刀 尽管教会和教皇宣称阿奎那的正统经院哲学是“天主教会至今唯一真实的哲学”，但事实上即使在教会内部，也有些唯名论者对阿奎那的学说进行了批驳，形成了反对托马斯正统经院哲学的思潮和派别。罗吉尔·培根（RogerBacon）、邓斯·司各脱（DunsScotus）、威廉·奥卡姆（illiamOckham）就是他们的代表，而其中又以“不可战胜的博士”奥卡姆最为厉害和出色。 奥卡姆(约1300—1350)出生于英国苏黎郡的奥卡姆村。奥卡姆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成绩优异，完成了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必需的所有课程，但由于在思想上与基督教正统教义相冲突，因而终身没能获得博士学位。1322年左右，奥卡姆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反对教皇专权，主张教权与王权分离，教会只应掌管宗教事务，关心“灵魂拯救”，不应干预世俗政权。于是，奥卡姆被教皇宣称为“异端”。1324年，奥卡姆被恼羞成怒的教皇拘捕，关进了亚威农教皇监狱。次年底，教会组织了6个神学家专门研究了他的著作，结果有51篇被判为“异端邪说”。 1328年初，奥卡姆在一天深夜逃出了监狱。同年6月6日，罗马教皇革除了他的教籍，下令通缉捉拿。奥卡姆逃往了意大利比萨城，晋见了反对教皇的皇帝路德维希，对皇帝说：“你若用剑保护我，我将用笔保护你！”从此，奥卡姆公开与罗马教廷断绝了关系，定居在慕尼黑，展开了对教会和阿奎那正统经院哲学的口诛笔伐。可是，20年后，路德维希皇帝去世了，奥卡姆再次遭到教廷传讯。但是教廷还来不及给奥卡姆定罪，一场黑死病在整个欧洲蔓延开了，奥卡姆也没能幸免于难。 奥卡姆是个唯名论者。他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是最终的存在，个别事物当中也没有寄居或隐藏那种“隐蔽的质”。所以，人类的知识是从个别事物开始的，例如，人们多次看到马，根据重复的相同感觉，人们的理性就产生了“马”这个一般记号。 一般不是思维的虚构或者幻想，而是起源于个别的感觉经验，是标志许多个别事物的相似性的一种记号。人类的认识是一个由感性直观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开始是直觉的直观知识，然后是抽象的普遍知识。 但是，托马斯·阿奎那却认为，存在于个别事物中的一般，是寄居在个别事物中的某种“特殊实体”。物体之间的不同特性，是由于这种“隐蔽的质”所决定的。铜之所以为铜，是因为它里面潜藏着“铜”这种特殊实体。所以，有多少种物体的特性，就有多少种“隐秘的质”。 奥卡姆认为，阿奎那的所谓隐蔽的质的学说，不但没有把事物本身说清楚，反而增加了比原有事物多一倍的东西。比如，我们用感觉就能知道铜的压延性，然而“压延性”这种“隐蔽的质”，不但没有把铜为什么能压延说清楚，反而又增加了一项任务，那就是说明“压延性”又是个什么东西。 针对托马斯之流的繁琐哲学，奥卡姆提出了一个“思维经济原则”。即“切勿浪费较多的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或者表述为“如无必要，切勿增加实体数目”。奥卡姆说，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就应该把“隐蔽的质”这类累赘的东西，用“思维经济原则”这把“剃刀”统统剃掉。这就是著名的“奥卡姆剃刀”。 宗教改革 400多年前，当高举艺术和人性旗帜的文艺复兴运动席卷整个欧洲时，有一场更为深刻和意义深远的运动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这就是宗教改革运动。 说是改革，其实就是一场革命，一场心灵深处的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段历史也就是一段心灵的历史——曾经被天主教会禁锢并扭曲的心灵，重新释放并回归真理的历史。自此以后，上帝从壁垒森严的神龛又回到人们沧桑而干渴的心灵中，成为欧洲信心与进步的内在动力，将欧洲文明带上了一条近代化之路。 韦伯在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指出，近代资本主义的最初发展便得益于宗教改革中所形成的新教伦理。可以说，若是没有宗教改革，欧洲的天空，或许还是阴暗，只有一群孤独而好斗的人文主义者，在半空中嘲讽和呐喊，而岿然不动的，依然是那千年壁垒。 而在这场运动中，最不可或缺的人物无疑是马丁·路德与约翰·加尔文，正是他们，掀起并领导了这场运动。 1517年马丁路德的《95条论纲》，1535年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1555年日内瓦神权共和国的最终确立，标志着宗教改革从开始到理论确立，再到实践的整个过程。 历史上，对两个人的评论是褒贬不一，众说纷纭的，但无论如何，他们是无愧于“宗教改革两巨人”这一称号的。 路德和加尔文，在那个时代，不但是思想的旗手，也是实践的旗手，在他们直接领导或间接影响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实践，从而确立了新教。马丁·路德就其实践来说，更多的是一个摧毁者，而加尔文则更多的是一个建造者。 路德，这个被教皇斥为“闯入葡萄园的野猪”的大力士，在教皇的领地上，横冲直撞，震撼了传统天主教会的千年根基，并引起了欧洲的连锁反应。同时，路德在德国也领导了一些宗教上的改革，如简化礼拜仪式，用德语做弥撒，将布道引入圣餐礼中，将更多的音乐赋予礼拜之中。不过，在他的一生中引起很大争议的是，反对农民起义，主张非暴力，认为这是敌对基督的。这就是路德最主要的工作，它不是十分之多，但都是开创性的，为以后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于是，路德在德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有着其特有的巨大影响，以至于被认为这400年来，再也找不到一个德国人能与之相提并论。 而加尔文的功劳也不比路德小。经过他数十年日以继夜地思考和建设，日内瓦成为了新教徒的耶路撒冷。 加尔文认为，法律和纪律应该作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准绳。在《圣经》的最高原则指导下，国家和教会需要划分出各自的独立范围。据说，这就是政治上分权的最早实践之一。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在欧洲文化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它是继古希腊罗马文化繁荣之后的欧洲文化史上的第二个文化高峰时期。这个时期从14世纪起到17世纪上半期为止，共300多年。 在这个时期，欧洲出现了希腊、罗马古典文艺和学术复兴运动，这是欧洲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一场伟大的反封建、反教会神权的思想解放斗争。它标志着封建文化的没落和资本主义文化的诞生，它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 文艺复兴运动发源于意大利，繁盛于西欧各国。当时主要的社会思潮就是“人文主义”。它的核心是：肯定人，注重人性，要求把人、人性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 人文主义在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中，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反对中世纪神学抬高神、贬低人的观点，肯定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可贵；反对中世纪神学的禁欲主义和来世观念，提倡人们现世生活的享乐；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束缚和封建等级观念，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推崇人的经验和理性，提倡认识自然，造福人生。 意大利文艺复兴最早的两位代表人物是诗人但丁和画家乔托。但丁在长诗《神曲》中描写现实生活和各色人物，抨击教会的贪婪腐化和封建统治的黑暗残暴。乔托的壁画虽然是以宗教为题材，却力求表现真实的人物形象和多彩的现实世界，因此他被人尊为近代绘画的奠基者。《哀悼基督》是乔托的名作。 意大利早期新文化的代表人物为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彼特拉克诗文并茂，热心提倡古典学术的研究，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而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揭露并讽刺了教会贵族的糜烂生活，赞扬市民群众，是一部现实主义文学巨著。 到了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进入全盛时期，出现了“美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达·芬奇多才多艺，不但是个艺术家，还是个科学家。而米开朗琪罗在建筑、雕刻、绘画、诗歌等方面都有不少杰作。他的雕像以豪放、刚健、雄伟的形体美为特征。他创作的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屋顶壁画，为世界上最宏伟的艺术作品。至于拉斐尔，他的作品秀美、典雅，如他的《西斯廷圣母》、《雅典学派》等作品，几乎达到了构图和形象完美的极致。 这一时期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还有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主张结束意大利分裂，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他的代表作《君主论》强调，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玩弄权术，不论采用什么手段。他的这一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这个蠢货想颠覆整个天文学 远古时代，人类祖先站在洪荒漠野上，抬头凝望着天上的日月星辰，产生了无穷的遐想。有人说，天是由站在地上的擎天神扛在肩上的。“盖天说”由此形成了。他们认为地是平的，天是圆的，中间隆起，四周下垂，就像盖在地上的一个半球形的大帐篷。 后来，人们在观察中发现，“盖天说”无法解释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到了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地心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是一个有限的球体，分为天地两层，地球位于宇宙中心，所以日月围绕地球运行，物体总是落向地面。而地球之外有9个天层，各个天层自己都不会运动，是上帝推动了恒星天层，才带动了所有的天层。人类居住的地球，巍然不动地居于宇宙中心。 作为古希腊的最后一位天文学家，托勒密全面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托勒密的“地心说”恰好迎合了基督教义。《圣经》上讲：宇宙和地球都是上帝耶和华创造的，地球不动位居宇宙中心，圣地耶路撒冷位居大地中央，人类是神的骄子，宇宙间的万物都是神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创造出来的。于是，托勒密的“地心说”成了圣经，天文学成了宗教的奴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哥白尼时代。 哥白尼，1473年出生在波兰托伦小城的一个商人家庭。18岁的时候，舅父把他送进了克拉科夫大学，在那里，思想敏锐的哥白尼对天文学和数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钻研了数学，并广泛涉猎古代天文学书籍，潜心研究过“地心说”，做了许多笔记和计算，并开始用仪器观测天象。 后来，哥白尼来到意大利，在学术气氛十分活跃的帕多瓦大学学习。该校的天文学教授诺法拉对“地心说”表示怀疑，认为宇宙结构可以通过更简单的图式表现出来。 在老师的思想熏陶下，哥白尼也想到，会不会是地球及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呢？回到波兰后，哥白尼继续进行长期的天象观测和研究，更进一步认定太阳是宇宙的中心。 他觉得，行星的顺行逆行，是地球和其他行星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不同造成的假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太阳在绕地球转，实际上则是地球和其他行星一起，在绕太阳旋转。这一点就像我们坐在船上，明明是船在走，但却感觉到是岸在往后移一样。 哥白尼夜以继日地观测着，计算着，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创立了以太阳为中心的“日心说”。哥白尼曾把他的“日心说”主要观点写成一篇《浅说》，抄赠给一些朋友。他的观点立即引起了欧洲各国的重视，可他不敢把它们全部写出来发表，害怕由此招致教会的迫害。 但是，哥白尼曾经说过：“人的天职在于探索真理。”在探索真理的强烈冲动下，他还是在踌躇中开始了《天体运行论》一书的写作。这部6卷本的科学巨著几经周折，终于艰难地面世了。此刻，哥白尼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在临终前一个小时才看到这本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著作，他用颤抖的手摩挲着书页，溘然长逝。 《天体运行论》明确地提出所有的行星都是以太阳为中心并绕着太阳进行圆周运动的。书中写道：“地球是动的。”“地球除了旋转外，还有某些运动，还在游荡，它其实是一颗行星。”“在所有这些行星中间，太阳傲然坐镇……太阳就这样高踞于王位之上，统治着围绕膝下的子女一样的众行星。” 《天体运行论》虽然也存在缺点，但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描绘出了太阳系结构的真实图景，揭示了地球围绕太阳转的本质，把颠倒了1000多年的日地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从而引起了中世纪宇宙观的彻底革命，沉重打击了封建教会的神权统治。基督教中的顽固分子恨恨地说：“这个蠢货想颠覆整个天文学！” 乌托邦 人类总是不会满足于现状，而是对美好未来充满期望。柏拉图曾经构想了一个“理想国”，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托马斯·莫尔则为人类设想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 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于1478年2月7日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法官家庭。1492年，14岁的莫尔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在此他学习了希腊文，阅读了大量哲学著作。其中，柏拉图的著作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那里，莫尔结识了一批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特别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对他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 但老莫尔认为儿子从事古典研究和创作没什么前途，便逼他改学法学。聪明的莫尔很快成了法律专家，并在担任律师期间主持公道，因而得到了“头等律师”的名声。1504年，26岁的莫尔被选为下议院议员。同年，因抵制亨利七世索取巨额补助费而得罪了国王，莫尔辞去公职。1509年，亨利八世继位，莫尔重返政界。1510年，莫尔担任了伦敦司法长官。1517年，他担任王室圈地调查委员会委员。1518年，莫尔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官和王室请愿法庭法官。1521年，莫尔出任副财务大臣，并受封为爵士。1523年，他当选为下议院议长。1525年，他被任命为兰卡斯特公国的首相。1529年成为英国大法官，成为英王之下最显要的人物。 然而，由于莫尔在国务活动中坚持己见，英王对他甚为不满。在处理亨利八世与宫女安娜·宝琳的婚事上，莫尔不愿违背自己的信念，于1532年5月10日辞去了大法官。然而在其后两年，亨利八世还是迫使议院通过了“继承法案”和“至尊法案”。莫尔因拒绝承认这些法案而激怒了亨利八世，被关进伦敦塔，并于1535年7月7日被送上断头台，罪名是“叛国”。在刑场上，这位大法官视死如归，在刽子手的斧头落下之前，他小心地把自己的大胡子从砧板上挪开，并带着讽刺的语气轻声说道：“这也要被砍掉，可惜啦，它可从来没有犯过叛国罪。” 莫尔的代表作是1516年出版的（ConcerningtStateofaCommonopia）。全书以游记体小说的表现形式，通过一名叫拉斐尔·希斯拉德的葡萄牙水手之口，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思考和对未来的设想。 在全书第一部分：，莫尔借拉斐尔之口对统治阶级的专权残暴、厚颜无耻予以辛辣的嘲讽，对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以及广大群众的悲惨处境予以深刻的揭露。莫尔揭露和抨击了“圈地运动”导致的“羊吃人”现象，他写道：“你们的绵羊，曾经是那样容易满足，据说现在开始变得贪婪而凶蛮，甚至要将人吃掉。”“羊吃人”现象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在批判英国弊政时，莫尔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私有制，他称，“除非彻底废除私有制，财富的平均分配才能公正，人类的生活才能真正幸福”。他在世界历史上首次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 在第二部分：，莫尔通过介绍“乌托邦”岛上的情况，描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 在经济方面，乌托邦实行财产公有，所有产品公共管理，按需分配。乌托邦人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都按计划调节。人们在这里可以享受公共食堂可口的饭菜和公共医院优质的服务。在乌托邦没有贷币，不存在商品流通，人们视金银如粪土。乌托邦人都要参加劳动。农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除从事农业外，每个乌托邦人还要学习一门手艺，选择一些如毛织、瓦工、冶炼等必要的职业。 在政治方面的基本特征是民主，除奴隶之外的全体乌托邦人，通过全岛大会和议事会选举官员，实行当家作主。在科学文化方面，乌托邦人注重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要求工作、睡眠和就餐之外的时间尽量用于学术探讨。在社会生活方面，乌托邦人采取的是一种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盛行的是一种平等、互助、融洽、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整个乌托邦国就像一个大家庭。在宗教方面，乌托邦人采取明智的宽容态度，坚持信仰自由。在对外关系方面，乌托邦人持和平友好态度。此外，莫尔还对乌托邦的人口、教育、城市规划、交通运输、乃至思想观念等方面都进行了描述。 莫尔不仅深刻地洞察和揭露了那个时代的各种矛盾，对当时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给予了当头一棒；而且还富有天才地描绘了人类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然而莫尔意识到这种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在当时只是一个“乌托邦”，即“乌有之乡”。但这并不有损于莫尔成为西欧第一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最聪明、最智慧和最卑鄙的人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年）——英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中被尊称为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马克思称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第一个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人。 培根于1561年1月22日出生于伦敦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尼古拉·培根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曾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他思想倾向进步，信奉英国国教，反对教皇干涉英国内部事物。母亲安尼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才女，她娴熟地掌握希腊文和拉丁文，是加尔文教派的信徒。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培根成熟较早，各方面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才智。12岁时，培根被送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深造。在校学习期间，他对传统的观念和信仰产生了怀疑，开始独自思考社会和人生的真谛。 在剑桥大学学习3年后，培根作为英国驻法大使埃米阿斯·鲍莱爵士的随员来到了法国，在旅居巴黎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法国，接触到不少新鲜事物，汲取了许多新的思想，这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579年，培根的父亲突然病逝，他为培根准备日后赡养之资的计划破灭，培根的生活开始陷入贫困。 在回国奔父丧之后，培根住进了葛莱法学院，一面攻读法律，一面四处谋求职位。1582年，他终于取得了律师资格，158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589年，成为法院出缺后的书记，然而这一职位竟长达20年之久没有出现空缺。他四处奔波，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职位。此时，培根在思想上更为成熟了，他决心要把脱离实际，脱离自然的一切知识加以改革，把经验观察、事实依据、实践效果引入认识论。这一伟大抱负是他的科学的“伟大复兴”的主要目标，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志向。 1602年，伊丽莎白去世，詹姆士一世继位。由于培根曾力主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受到詹姆士的大力赞赏。培根因此平步青云，扶摇直上。1602年受封为爵士，1604年被任命为詹姆士的顾问，1607年被任命为副检察长，1613年被委任为首席检察官，1616年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1617年提升为掌玺大臣，1618年晋升为英格兰的大陆官，授封为维鲁兰男爵，1621年又授封为奥尔本斯子爵。 但培根的才能和志趣并不在国务活动上，而在于对科学真理的探求上。这一时期，他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出版了多部著作。1621年，培根被国会指控贪污受贿，被高级法庭判处罚金四万磅，监禁于伦敦塔内，终生逐出宫廷，不得任议员和官职。虽然后来罚金和监禁皆被豁免，但培根却因此而身败名裂。从此培根不理政事，开始专心从事理论著述。 1626年3月底，培根坐车经过伦敦北郊。当时他正在潜心研究冷热理论及其实际应用问题。当路过一片雪地时，他突然想作一次实验，他宰了一只鸡，把雪填进鸡肚，以便观察冷冻在防腐上的作用。但由于他身体孱弱，经受不住风寒的侵袭，支气管炎复发，病情恶化，于1626年4月9日清晨病逝。培根死后，人们为怀念他，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碑，亨利·沃登爵士为他题写了墓志铭： 圣奥尔本斯子爵 如用更煊赫的头衔应称之为“科学之光”、“法律之舌”。 四假相说 培根是西欧近代哲学的开创者，唯物主义经验论一派哲学的创始人。为了给科学发展扫清道路，培根对陈旧宗教世界观的总代表经院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说。 第一种假相是“种族假相”，指的是人类总喜欢以自身为尺度，不按照思维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结果歪曲了事物的真相。 第二种是“洞穴假相”，这是指为个人所特有而非人类所共有的一种偏见，每个人由于在环境、教育、性格、职业等方面的不同，在观察事物时往往把自己的个性、偏爱渗入到事物中，歪曲了事物的真相。 第三种是“市场假相”，指的是人们在交往中由于语言使用不当而造成的思想混乱和偏见。 第四种是“剧场假相”，这是指由于盲目崇拜权威，迷信传统的哲学体系所造成的错误思想和偏见，培根提出时间是“一切权威的著作家”，“真理是时间的女儿，并不是权威的女儿。” 培根的“四假相”说对经院哲学造成的人们认识上的主观主义、片面性、抽象空洞、词不达意、教条主义、权威崇拜等逐一进行了深刻批判，对清除神学唯心主义的影响和危害起了重要作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新工具》 说出“知识就是力量”，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自信！而这句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话，就来自于培根的。 发表于1620年，这是一部在科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书中所体现的思想，完全可以居于近代自然科学方法之先驱的地位。它是一本让我们了解人类的弱点及认识归纳法的哲学巨著。 当年，培根给他的作品取这样一个名字，是有深刻含义的——他要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相抗衡，要替代亚里士多德那种探索真理的研究方法。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我们今天仍能有幸领略这一时代的风貌和作者的宏大气魄—— 大海直逼天际，波涛汹涌；昊天微茫，薄云如织；两艘三桅快船，主帆高悬，旌旗飘扬，正待起航；风好水极，扬帆致远。 整幅画面反映了这一时代人们充满信心的进取精神，也反映了作者踌躇满志，要把航船引向胜利彼岸的坚定信念。 抱着“必须给人类的理智开辟一条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道路，提供一些别的帮助，使心灵在认识事物的本性方面可以发挥它本来具有的权威作用”的动机，培根想给新的科学运动提供发展的动力和途径。 培根指出，科学在本质上是经验的，把认识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应该是科学的一个鲜明特点。他认为简单的、自流的经验是不行的，真正的经验方法是从经过适当安排和消化的经验开始，由此导出公理，进而又从公理导出新的实验，也即只有按确定程序和规则进行的实验，才能成为科学知识的可靠源泉。他一再强调“从事观察、进行试验、重视经验、从个别的东西引出普遍的规定”。 那么怎么样才能从个别的东西引出普遍的规定呢？培根提出了经验归纳的方法。他所设计的“认识罗盘”，他的“新工具”，实际上就是指归纳逻辑。 遵循从经验事实出发，逐步归纳上升为“较低公理”、“中间公理”直至“普遍公理”的步骤，培根的归纳法大致分三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广泛收集事实。 第二步，把收集到的事实分别整理在“存在表”、“差异表”和“程度表”里，即所谓的“三表法”。如探索热的形式时，首先把具有热的性质的那些事实材料放在“存在表”里；其次把不具有热的性质而又与具有热的性质的所谓相类似的那些事实材料列在“差异表”里；然后把具有不同程度热的性质的那些事实材料放在“程度表”里，以便分析、比较。 第三步，就是归纳。 培根的经验论，是指“尊重现象，承认现象，睁开眼睛看存在的东西，承认并且尊重这种直观。这就是以理性的思维态度对待自然，在自然中找出真理，对自己信任，对自然信任，因为理性和自然本来就是和谐的”（黑格尔语）。培根对科学认识之研究深入到感觉和理性认识之间的关系，他的一个著名比喻是，科学的认识应是蜜蜂采蜜式的，换而言之，就是应该对外部感性材料作理性加工，使之纯化、使之精粹的过程。 人类必须宽容 洛克出生的时候，正值英国处于“暴风雨”阶段。查理一世国王，一个傲慢、顽固和专制的国王，解散了英国国会，企图施行独裁统治。王权神圣和法权神圣的斗争已经超出了政治理论的范围。 但是，这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动乱时代。洛克的父亲是一位崇尚自由的乡村律师。他参加了反对国王的骑兵部队。最后查理一世被迫退位并被处以死刑。然而克伦威尔却以另外一种军事独裁取而代之。洛克的童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度过的。 他的学生时代是悲惨的。他受到清教教义的训练。国家的领导者是“上帝挑选的”而不是人民选举的，他们在教育上压制一切自由的天性。于是，洛克的学生生活只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阴郁沉闷的说教。在英国各地，牧师们对稍有过失的学生施以心灵的沉重鞭笞，并把自己的阴郁态度看作是对他们灵魂的拯救。全国各地到处是因教义而发生的生死搏杀。那时的制度是不宽容的。 但在家里，洛克却得到了完全的宽容。洛克的家庭，大家过着自由和平等的和睦生活。当洛克还年轻的时候，他父亲曾把他叫到书房，对他说：“我的孩子，我要向你道歉。”“为什么，爸爸？”“我想以前在我发脾气的时候曾打过你。” 洛克20岁进入牛津大学的基督学院，他在学习中并不觉得愉快。他受的正规教育不比放任自流更好。但至少培养了他对教义学的极端鄙视、轻蔑的态度，他反抗如此激烈，以致于在无意中为一个新的知识体系打下了基础。也许，这是坏的教育给一个思想家心灵造成的好的结果吧。 毕业后他被派到基督学院做希腊语教师，并对现实政治和医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在20多岁的时候他失去了整个家庭。这时年轻的哲学家十分需要他的哲学作为慰藉。 不过，他还有一个绝妙的天资，就是结交朋友的能力，友谊使他的生活成为“持久的快乐节日”。比如后来成为辉格党领导人的沙夫茨伯里勋爵就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洛克精通医术，当时一位一流的医生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洛克不仅有最伟大的判断力，而且有最熟练的技术。他甚至说，与他本人的医术相比，洛克也是当之无愧的专家。然而洛克只是自己钻研而已。 洛克兴趣广泛，热衷于参加政治活动，是一位正直的政治家。他的生活与沙夫茨伯里家族有密切的联系。沙夫茨伯里的生活里程是一次徒刑跟着一次徒刑，一会被投进伦敦塔，一会又被任命为大法官、贵族院院长；洛克的生活是从一块大陆旅行到另一块大陆。沙夫茨伯里死后，洛克也成了人们敌视的对象，因为他是其最亲密的同伴，他被看做是一个危险的激进分子。后来他被撤去牛津大学的教师职务。看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决定去一次自由主义者逃亡的天堂——荷兰。于是“他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 退隐生活对洛克是很有意义的。伟大产生于孤独。洛克现在有了一个好机会，可以像揭露英国专制政府的弊端那样来考察当时尼兰德自由政府的优点。他觉得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哲学，一个新的道德法规，一个新的宽容的宗教。人类必须宽容——这是他唯一的信条。 洛克的时代是一个朴实的、健康的时代，没有伪装，没有错觉，也没有充当圣徒或救世主的任何想法。人们说这个时代诞生了三位伟大的英国人，他们天生就具有伟大的美德，也是最亲密的朋友。第一位是给新大陆带去光明的威廉·佩恩，第二位是建立宇宙法则的牛顿，第三位则是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铺平道路的洛克。 自由是一种权利 洛克所处的英国，当时正值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期间，资产阶级是新兴的阶级，处于上升阶段。统治者对资产阶级横征暴敛，严重地损害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当时的洛克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以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说阐明了国家的起源。 1689和1690年，洛克出版了他倾注多年心血的《政府论》，使他的人权思想得以系统阐述。洛克坚决为个人的权利辩护，在他看来，每个人天生就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利，这些权利是不可剥夺和不可转让的。人们建立国家，就是为了能更好的保障这些权利。所以，国家权力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不能想干涉什么就干涉什么。它的目的是保障人权。如果政府侵犯了个人的权利，就违背了建立政府的初衷，人们就不再有服从政府的义务，也就是说，人们就有权推翻政府。 《政府论》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之作，是洛克多年政治生涯中理性思考的结晶，是政治实践和哲学探寻的统一体。 他所提倡的“自然权利”，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被发展为“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他的“分权思想”被孟德斯鸠所继承，发展为“三权分立”的国家学说，成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立国原则。 《政府论》理所当然地成为自由主义者的《圣经》。 心灵是一块白板 1671年，洛克写作了《人类理智论》。这本书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完全可以跻身于一切不朽事件之林。 在这部书中，洛克提出著名的“白板说”。 他认为，人的心灵本来如同一张白纸或一块白板，任何观念都来自经验，根本就“没有什么天赋原则”。“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经验的。”而理智通过综合、比较、抽象而形成的复杂观念，并不能反映事物的“实在本质”，只是“名义本质”和“一些标记”。 相应地，他在心理学上的主要贡献是他第一个提出了“联想”的概念，为联想主义心理学奠定了基础。洛克说，由感觉和反省得来的观念，最初都是简单观念。而我们心中有很多复杂观念，都是人的心灵用自己的力量把简单观念联合而来的。因此他很重视联想在儿童教育上的作用。 带面具的哲学家 笛卡尔这位17世纪初的重要哲学家，近代哲学的奠基人和思想家，曾发过一个奇谈怪论：“正如演员们戴面具遮羞一样，我走上世界的舞台，也戴着面具。”一个戴着面具的哲学家？一个身负揭示事物以及人类秘密重任的人，躲在面具的后面？他有什么需要隐藏的呢？ 面具至今没有被揭开。那么这位神秘的、其本人和作品都扑朔迷离的哲学家，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笛卡尔究竟是谁？ 还是让我们从一些小事入手来了解他吧。据载笛卡尔出生于1596年，他的传记写到这里似乎就要结束了，因为他出生时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几乎连医生们也放弃了希望。至于我们这个世界还有个笛卡尔，这个近代哲学的奠基人，我们应当感谢他的保姆，是她使这个孩子健康地活了下来。 笛卡尔上的学校在当时非常有名。其办学的方针古朴，具有经院哲学学院的特点。笛卡尔很快就成为模范学生：听话、有责任感、求知欲强。 但那时的他就开始戴面具了，在听话的学生的表象下隐藏着一个反叛的精神，他暗暗反抗已经不再有生命力的传统，所有摆在他面前的不言而喻的知识对他来说都值得怀疑，尤其是哲学。笛卡尔不愿意学习书本知识，而是私下里研究刚刚兴起、遭教会学校禁忌的科学以及哲学领域革命化的转变，日后他为这一转变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他后来回顾道：“一旦年龄允许，我就把自己从对老师的俯首帖耳中解放出来，我便放弃学业。我决定不再找寻其他知识，除了那在我心中和在世界这本大书中才能找到的知识。我将余下的青春都用于旅行，去宫廷和军队，与形形色色的各个阶层的人交往，积累各种各样的经验，在命运带给我的事件中考验自己，思考我在各处遇到的事情，从中得益。” 笛卡尔首先在巴黎找到了“世界之书”。如果说他在什么地方遇到了大世界，那就是巴黎。他“在几个仆人的陪伴下”来到巴黎——某个传记作家这样写到，他“陷入娱乐、骑马、击剑、误会和游玩的漩涡中”。但所有这些似乎也只是新的面具：他忽然从朋友圈子里消失了，独自生活了一段时间，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包括家人和朋友。他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以免被人认出，他就这样苦苦地钻研数学和哲学问题。 然而广阔的世界再一次诱惑他。他决定出游，并发现最好的机会是去服兵役。于是笛卡尔成了军人。为什么理想而战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既在基督教也在新教旗帜下服过役。他宁愿做“演员”而不是“观众”。在战争中他感兴趣的不是人们的自相残杀，而是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如何设计杀人武器。 就在这样一个冬季宿营地，多瑙河畔的诺伊堡，笛卡尔获得了一个重大发现，人们猜想正是这一发现成为他后来的哲学思想的萌芽。他这样写到：“我心中升起了美妙的理性之光。” 而其实这一转变却是因为他自己。他在研习了“世界这本大书”之后，开始转向对自我的思考，为此他需要绝对的安静。他回到了荷兰，为的是能“在寂寞中”专心研究人类在思想领域的发现，这是对“我迄今所坚信的观点提出的最广泛而又彻底的挑战”。这种有效的寂寞似乎只有荷兰能够带给他。 笛卡尔就在这种安宁中写下他的作品，但他时刻都要提防这安宁不要被打破。尽管竭力保护自己独处的机会，几乎没有发表出版自己的任何思想。不过，笛卡尔还是受到攻击，他被指责为无神论者，亵渎神明。连政府也在公众意见影响下起来反对他，笛卡尔最终在荷兰也呆不下去了。 他接受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邀请搬到她的王宫，但他必须从此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他以前一般要从中午才开始工作，而女王在早上5点就希望与他切磋哲学问题。这里的气氛令他很不习惯，他感慨地说，瑞典是个“熊的国家，处于岩石和冰块之间”。总之，笛卡尔在北方感觉不好。他还没有来得及离开那里就去世了，终年54岁。 笛卡尔是一个戴面具的哲学家。他把他的思想隐藏在奇怪而模糊的词义中，深埋在自己所关心的事物当中。他大胆地为哲学找到一种极端的新的根据，却又被它的极端性吓住，回到旧的思想和旧的信仰的轨道上来。可能处于转折时期的哲学家都是如此，在创新的路上总是被过去的东西所羁绊。 正是在这种对未来的使命感和对过去的责任感的矛盾中，笛卡尔体现出一种神秘的形象。笛卡尔在数学和哲学这两个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是他发明的解析几何。此外，更重要的是，他尝试将数学的精确方法运用到哲学中，使哲学像几何学一样确定和明晰，改变了因不确定性而造成的意见纷争。正如他说过的，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就是为了使哲学从掩埋它的黑暗中重见光明。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的第一条哲学原理。 他认为，我可以怀疑一切，但当我在怀疑一切时，我不能怀疑那个正在怀疑着的“我”的存在，这是清楚明白因而也是确实可靠的事实。怀疑总是一种思想活动，因而这个思想着、怀疑着的“我”是存在的。“我”的本质就在于它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只是一个心灵、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所以这个“我”并非指身心结合具有形体的“我”，而是指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我”的根本属性就是思想，即怀疑、感觉、想像、理解等，“我”是与思想共存的，有“我”存在就有思想，有思想就有“我”存在。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建立整个思想体系的第一哲学原理。他声称，这一原理既不是通过逻辑推理，也不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得出来的，而是一个通过普遍怀疑的知觉和直观的产物，它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从这一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他论证了灵魂、上帝等问题，并建立了二元论的思想体系。 笛卡尔的“我”，其实是一种自我意识。不过在那个时代，它总归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一个划时代的发现。他从“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原理出发，建立起来二元论的世界观，从而肯定了纯粹的思想主体的存在。这种思想主体与物质世界的客体相对立。我们今天一般就称为“主客二分”的世界观念。这种两极对立的世界图景，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认识的根据。 百科全书式的莱布尼兹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17世纪称为女性的时代。莱布尼兹的一生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倒不是他曾经与交际花和情妇有染，我们没有看到关于他此类放荡行为的报道。他也没有娶哪个重要的女人为妻。相反，他终生未娶，一生过着孤独的旅人生活。但他喜欢将自己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发现和他外交方面的成就，与高贵的夫人分享。 莱布尼兹是个神童。据说，在他小时候，当时没有人愿意教他拉丁文。于是他8岁时从字母开始自学。他最初接触的是利乌斯的一本书，上面饰有铜版画，他就从下面的注解中揣摩每个字的意思，然后再看文章，一字一字地读懂每句话的意义。 他15岁就进入大学学习法学，但法律并不是他惟一要学习的科目。他很快就遇到哲学问题，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再停止过思考哲学问题。 当时的哲学处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笛卡尔的哲学之间。亚里士多德以目的概念为中心，而笛卡尔则以机械的因果关系为出发点。为了在其间做出抉择，莱布尼兹常常在莱比锡玫瑰谷独自散步。不过，看起来莱布尼兹也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而且后来，莱布尼兹似乎也没有从二者之中择其一，而是将两种矛盾的观点综合了起来。 但无论如何，这个15岁的少年为他日后的哲学实践找到了关键的切入点。同时他继续他的法学学业，准备攻读博士学位。但学院尊贵的教授认为他还太年轻。另一种说法是因为系主任太太不喜欢他而从中阻挠。于是——据某位传记作家记载——他操起了“漫游的拐杖”来到纽伦堡附近的阿尔特多夫大学，以优异成绩通过考核，使那里的教授们着实吃了一惊。他立刻被授予大学教席。但他不愿意被束缚在教学岗位上，婉言谢绝了这个职位。 莱布尼兹正式的职业是在汉诺威和沃尔芬比特尔的宫廷图书馆任职，不过他是个少见的图书馆馆长。据说当有人突发奇想要去借书的话，他会很生气。 除了以上这些活动，莱布尼兹在科学领域也积极工作，其中很多的是组织工作。能够像他一样涉足如此众多领域的，除了亚里士多德，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弗里德里希大帝这样评价他说：“他为自己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学院。”他对数学、物理、力学、地理与矿物学、法学及国民经济、语言与历史科学、神学和哲学都颇有研究。他在数学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发现，那就是微分数学。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与牛顿及其追随者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争执，双方在发明的优先权上争执不下。莱布尼兹还成功地设计了计算器和潜水艇。此外，他和众多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们保持着通信往来，迄今还有1500封信被保留下来。 当然，莱布尼兹的工作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哲学方面。他发明了一种记录思想的方法，把每个概念都用一个缩写的符号来表示。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奇怪的想法吗？不！一点也不！因为这就是我们今天都知道的“形式逻辑”！因此，他成为数理逻辑和符号语义学的先驱。 不过，他的这些研究仅仅是提出了问题。在自己认为很重要的形而上学方面，他也没有完成一部综合性的著作。他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即兴作品，比如给朋友们的信件，尤其是给那些尊贵的夫人或先生某个问题的答复。只有受到与普鲁士女王索菲·夏洛特的谈话启发而写的《神正论》，才算得上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这部书和其他一些短文一起发表，为他在世时赢得一些声誉。 莱布尼兹在他70岁的时候逝世。我们或许认为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结交广泛、与王室诸侯过从甚密的人，应该得到一个豪华的葬礼，但王室没有任何表示，莱布尼兹几乎是默默无闻地走进另一个世界。 太阳明天还从东方升起吗？ 怀疑论者大卫·休谟，1711年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贵族家庭。休谟很小的时候就决定投身哲学。在一些激昂的文章影响下，16岁的他就宣称要“像个哲学家一样说话”。然而一年后，遵照家庭的意思，他开始了法学专业的大学生涯。但枯燥的学业令他厌烦，他开始认真地沉入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伟大的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是他思想上的好朋友。 步入旁门左道使他放弃了专业考试，而他却自认为走上了一条重要的哲学发现之路。“18岁时，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思考，我终于感到一个新的思想的世界在向我敞开。我不打算在这些问题上屈从于任何权威，我要去找寻一条通向真理的新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在哪里，休谟自己也无从辨认。后来他把这一时期的笔记全部付之一炬。 休谟完成的第一部作品叫《人性论》。28岁的他以为这本书会受到广泛的认可，但结果相反，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在这之后的几年中，休谟关于政治和道德的文章获得了更多的反响。于是，他打算去申请一个伦理学和政治学教授的职位，却遭到教会阶层的反对——他们谴责他的自然神论、怀疑论和无神论，同时他也缺乏哲学界朋友的支持。 接下来的几年中，休谟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却始终不能感到满意。他在一个患精神病的侯爵家里做清客，他在自传中说这是一生中做过的最可怕的事情。之后又给一位将军做秘书，因为制服不合他那硕壮的身体而常遭到嘲笑。他和将军一起奔赴战场，在军事法庭任职。后来，将军升任了公使，休谟也随着他来到了维也纳和都灵。在此期间他把自己年轻时代的作品重新加工，冠以《人类理智研究》和《道德原理研究》之名发表。 休谟在书中说，我们怎么能从过去的情况中知道“下一次”的情况呢？既然我们不能知道，那我们怎么能够断言“所有的”情况呢？比如说，在前天、昨天、今天，我们都看到太阳早上从东方升起，但是难道这样就可以保证“太阳每天早上都从东方升起”的说法是对的吗？因为，没人知道太阳明天会不会从西方升起！ 休谟的思想令很多人震惊，他们谴责休谟。不过每当谈到这样的话题时，休谟常会提起一件事。当时，他在爱丁堡法学系做图书管理员，在此期间，一位女士因为他的男友谴责休谟的行为而和他分手。 后来，休谟作为公使秘书前往巴黎，他在这里突然赢得了世界声誉。法国首府的开放社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他们十分关心我的生活状况。我得承认，我在这里吃的是人间美味，喝的是琼浆玉液，呼吸的是朝拜者的香烟，漫步在鲜花上。”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巴隆·格林说：“女士们简直就是在抢这个粗壮的苏格兰人。” 在巴黎的停留并不长。休谟很快意识到：“我心里很清楚这里并不是我应该呆的地方。我每天都会有两三次怀念我的靠背椅和蜗居。”他返回了英国，不过没有先回到他狭小的家乡的孤独中去。他在外交部任副部长，一年后辞职，退出社交界，在爱丁堡和朋友常来常往，共同探讨哲学问题。不过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写什么东西，“厨艺”倒是大长。 1776年，休谟“异常平静地”去世。尽管大家都劝告他放弃怀疑论，他却至死都在坚持自己的观点。 存在就是被感知 贝克莱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乡村绅士家庭，曾经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学习和任教，后任该院研究员。他还在北美洲等地进行过传教活动，回国后担任爱尔兰克罗因地区主教。主要著作有：《视觉新论》（1709）、《人类知识原理》（1710）等。 贝克莱是一个坚定的经验主义者。什么是经验主义？就是说，我们只能从经验中获得知识，更进一步地说，整个世界都只是我所经验到的东西。贝克莱把经验主义推到极致。他说：“对人显现着的外感经验对象，……只是人心之内的对象，我们有什么理由使它变成脱离人心的独立存在物呢？” 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感觉到一个东西，才能知道它是存在的。假如我们都不去看月亮，那么谁能够断定月亮还在那里存在呢？一个东西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是这样存在还是那样存在，都得以我们的感觉为准。哪里有独立存在的东西呢？ 然而，有的哲学家就说，有的知识是上帝让我们知道的。可是，像贝克莱这样的经验主义者，却不会承认天赋观念的学说。贝克莱比较彻底地贯彻了经验论原则，他说：“既然观念起源于感性经验，而我们从这种感性内容里，完全得不到外物独立存在的观念，则所谓物质便只是一些观念的集合，它们是脱离不了人心的。”因此，存在就是被感知。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没有看到花时，花是不存在的。当人们踢到石头并感觉到疼时，石头才是存在的。 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霍布斯（hobbes）是英国近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终身游离于政治与学术之间。 在政治学说方面，他对近代国家和政治思想做出了巨大的思想贡献。作为近代最为著名的政治学者，霍布斯是近代英国君主制以及国家政治学说的最重要的奠基人。可以这样说，没有霍布斯的国家主义，英国皇家制度就不会延续到今天。 1651年，霍布斯的名著《利维坦》（Leviathan）一书出版。当时英国国内正面临社会形势动荡，政治思潮混乱，人心思变，出现了许多煽动叛乱的革命者。因此这部主张绝对国家主义的著作一出版后，马上遭受到当时社会传媒和舆论的同声谴责。 其实，霍布斯这部著作的核心论点，是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呼吁强大的君主、强大的权威。他认为所有政治社会的权威必须集中于主权者。主权不论属于一个人或一个议会，都应当是绝对的、无限的。而且也是不可分割和不能转让的。他认为，这一原则不容置疑，无论在君主国家还是民主或贵族国家都须如此。霍布斯说，国家主权是如此之重大，它高于“人们所能想像到的一切价值和一切意义”。 霍布斯认为，无论任何体制或政体的社会，都可能面临两种危险：一为专制；一为无政府的动乱状态。但是他说，后者比前者更坏。因此他的名言是：“一个最坏的政府也胜于没有政府。”霍布斯主张国家有权根据社会安宁的需要，而加强政治权力，其主要理由就是他认为必须避免当时社会可能面临的动乱和无政府状态。 霍布斯提出了对于近代西方法学和政治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这就是“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在霍布斯看来，法有两种：实定法和自然法。凡由人所制订的法律，都是实定法。在现实中，实定法是由国家制订的。而自然法则不同，自然法来自自然秩序，它体现的是上帝的意志，是上帝为人类制定的。人类的实定法必须服从于自然法，国家的实定法必须符合于自然法。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法和秩序呢？ 霍布斯说：因为一开始每个人都是自私、邪恶的；在人的天性中，具有贪婪、好色、残忍的劣根性。大家都想自由，都想尽最大可能占有资源。所以这种自私一旦与无限的自由相结合，势必导致人类之间的互相危害与残杀，引起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战争。 然而，资源总是有限的。如果人类像这样厮杀下去，只会走向集体毁灭。所以，虽然人类生而自由，人类生而平等，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秩序，需要安宁，需要有一种权力来限制人们的自由，以保证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这就是国家诞生的理由。 被骂名包围的哲学家 如果要在哲学史上找到一位挨骂最多的哲学家，那恐怕就非斯宾诺莎莫属了。他生前就频繁遭受骂名，死后依然骂名不断。他被骂为“怕见光的写匠”、“愚蠢的恶魔”、“丧失理智的笨蛋”、“哲学无赖”等等。 一些著名的学者也毫不含糊地表达他们对斯宾诺莎和他的哲学的恐惧。伏尔泰认为他的学说是“建立在对形而上学极大的滥用上”；莱布尼兹称他的一本书是“让人无法忍受的狂妄的文字”，是一本“恐怖的”书；哈曼，康德的同时代人及朋友，则将他描绘成“一个理性和科学的强盗和杀手”。 但奇怪的是，这仇视和谩骂的大部队却忽然遭遇到一批狂热的追随者。莱辛在一次谈话中说“人们在谈论斯宾诺莎时就像是谈论一条死狗”，但“没有任何一种哲学能像斯宾诺莎的哲学一样”。赫尔德写信时这样写到“我不得不承认，他的哲学使我感到很幸福”，“我每听到这伟大哲学的一个音符时，我的心便得到升华”。而歌德说他对斯宾诺莎“曾真正狂热过、热爱过”。 那么哲学家斯宾诺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什么东西使一位崇拜者曾写下这样的句子：“这个一会被诅咒，一会被颂扬，一会被哭泣，一会又被嘲笑的斯宾诺莎？” 虽然他的思想曾掀起巨大的波澜，但在所有的哲学家中，他或许是最孤独、最内向、最谦卑、最安静的一个。他1632年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从葡萄牙移民荷兰的犹太人家庭，他名叫巴鲁赫，根据当时的习惯他的拉丁文名叫本尼迪克特。二者的意思都是：被祝福的人。 不过从生活的表面看，斯宾诺莎并没有得到祝福。他几乎还未成年就卷入了与家乡犹太宗教团体的激烈论战中，争论的原因是他对圣经传统的批评。他认为旧约全书中充满了矛盾和荒谬的看法，他不愿也不能承认上面说的全是绝对真理。 教会曾对这位思想敏锐的小伙子寄予厚望，不过渐渐地，他们感到失望并开始疏远他了。他们派人打听他的底细，贿赂他，发现这一切都不能奏效后甚至要蓄意谋杀他，最后他被驱逐出教团。 斯宾诺莎并没有选择斗争，他不喜欢为了争论而争论，他曾写到：“我让一个人随他的天性生活，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让他为了他的福祉而死去，只要允许我为真理而活。” 然而，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人们的愤怒：竟然有人可以不顾大家的想法，只在乎他个人的真理，丝毫不把自古以来的真理放在心上。斯宾诺莎非常坚定地献身于他的真理，结果，他与当时的强权势力成为了对头，搞得自己也卷入了与犹太教的斗争中。 但是，听从并且只听从真理的召唤，不管它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也不畏惧常人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宾诺莎才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斯宾诺莎在经历了多年的肺结核病痛之后，在44岁过世，死时依然孤独。而他的最重要的著作——《理智改进论》及他的代表作《伦理学》在他死后才得以发表。 这时人们才明白，是什么力量使这位思想家能面对同时代所有人的敌视和仇恨，依然忠于自我，忠于他所发现的真理，不为荣誉所诱惑，在孤独中忍耐地坚持。他在头脑中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他的内心已经走出暂存的世界，走向永恒。于是，他能够忍受这个世界给他带来的痛苦！ 斯宾诺莎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在体验现世痛苦的经验中，充满激情地拥抱永恒，并停留在热爱之中。他说这是“对上帝的精神之爱”。 后人评价他说：“斯宾诺莎是个对上帝狂热的人，”“他内心充满了崇高的世界精神，无限是他的开始和终结，宇宙是他唯一永恒的爱。他圣洁而又谦卑地在永恒的世界中映照出自我，并努力使自己成为世界最亲近的一面镜子。” 斯宾诺莎的命运在哲学史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他脱离了犹太教。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又与世界相隔绝。再没有像斯宾诺莎那样孤独的人了。然而，恰恰是在这份孤独中，斯宾诺莎发现了永恒…… 上帝在自然之外 自然神论又称为自然宗教，这是启蒙时期一种有神论的世界观。以赫伯特勋爵、约翰·洛克、马休·廷德尔等为代表人物。 这种观念认为，世界由造物主创造，被赋予规整、齐一的内在秩序。上帝完成创造后不再干预世界，他没有进一步地去注意它，而且也不需要去管它，因为宇宙自己会料理自己，就像是你出去旅行一个礼拜，先把你房里的闹钟上好发条，它自己就会嘀嘀嗒嗒地走上8天。人类可借助自身的理性力量而不需借助超自然的启示，就可认识到一些不证自明的真理，也就是认识到“宇宙有这么一位创造者”。 自然神论倡导5条基本要义：第一、相信一位至高者。第二、人有崇拜上帝的义务。第三、德行是崇拜上帝的主要方面。第四、需要为罪悔改。第五、死后有报偿和惩罚。自然神论者相信一切宗教的基础就是这五条信念。因而主张宗教宽容，反对教条主义，强调内在的理性法则。自然神论的学说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怀疑主义的兴起而衰落。 笛卡尔是自然神论的代表人物，他将宇宙比作一个巨大的钟表，是“钟表匠上帝”造就了这个钟表，并使其准确地朝着既定目标运转。 上帝即自然 泛神论也是一种有神论的世界观，以斯宾诺莎等人为代表。这些思想家们主张自然是神的体现，万物皆有神性。神就是宇宙，宇宙就是神。换句话说，创造者就是受造物，受造物也是创造主。 所以，神就不是在宇宙之外的超自然力量。宇宙中的每一事物都是神的样式或者成分。简言之，一切是神，神是一切。 从泛神论产生的历史渊源上说，泛神论是爱尔兰哲学家约翰·托兰德（Jooland，1670—1722年）在自己的一本书中首先使用的术语。那本书就叫做《泛神论》。 托兰德是在天主教的氛围中长大的，他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说：“还在摇篮中就受到了浓郁的迷信的教育。”因此，托兰德年仅15岁就脱离了罗马天主教。后来他在苏格兰和荷兰上大学。此后，他定居牛津，写了《基督教并不神秘》一书。因为此书具有无神论倾向，他遭到了批判和围攻，被弄得“臭名昭著”。 1702年他到柏林旅行，在那里他与普鲁士王后讨论神学。后来他将致王后的信件收集起来，出了一本书，叫《致塞林娜的信》。这本书显示出泛神论倾向。1705年，他使用了“泛神论者”这个词。托兰德热情洋溢地宣扬他的泛神论。不过直到1720年，《泛神论》才正式出版。 泛神论后来在欧洲影响巨大。在启蒙运动时期，泛神论可以说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思想体系。今天看来，斯宾诺莎是泛神论的集大成者。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深受其影响。甚至黑格尔也可以划入泛神论的大范畴之内。 一般说来，泛神论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泛神论，它把神溶于自然之中。另一种是具有宗教神秘主义倾向的泛神论，它把自然消解于神之中。 反对专制、盲从和残暴的勇士 启蒙运动的先驱，虔诚而清朗的伏尔泰，走过的却是杂乱无章的一生。问题从他出生时就开始了。学者们至今还没有弄清楚他何时何地出生，他的父亲是否是亲生父亲。混乱还不止如此，他的乳母以为他会活不下来，于是草草将他洗礼了事，后来又费劲周折，才给他补了一个正式的洗礼。似乎，老天爷在伏尔泰还是一个婴孩时就和他过不去，他们之间的斗争花了伏尔泰一生的时间。 伏尔泰和教士们，以及顺从教会的世俗统治阶级之间矛盾很深。他甚至很长时间没有一个安静的藏身之所。他被拒绝在巴黎居住，甚至曾经被投入巴士底狱。不过他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在监狱长那里用餐。人们中伤他，诋毁他，诅咒他，禁止和焚毁他的作品。人们指责他的作品放肆、渎神、骇人听闻，指责他恶毒、伤风败俗。人们躲避他就像躲避瘟疫一样。一位神学教授甚至抱怨上天为什么让这样一个人来到世间。 但伏尔泰却安慰自己，遭受如此厄运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他的作品还被迫匿名出版，每当作者暴露时，伏尔泰必须否认这是他的作品，但他并不感觉到良心有所顾忌，因为人们有时不得不像魔鬼一样撒谎。之后他更加小心翼翼地伪装自己的意图。有时迫于外界的压力，他也承认自己是天主教徒，甚至到教堂领圣餐。所有这些行为使他具有双重性，他本人也承认自己的弱点：我很愿意成为有信仰的人，但我不愿意成为殉道者。 伏尔泰的私人生活也是一团糟。他手中犀利的笔是他灾难的根源，他几乎在和整个世界吵架。虽然他深得普鲁士国王的欣赏，被邀请到波茨坦做客，但后来也由于深深的误会——其中不乏有他自己的过错——而不得不离开。 他身边的风流韵事也总是不断：和侯爵夫人们、女演员们、和朋友的妻子、可爱的平民姑娘、半上流社会的夫人们，甚至还有自己的侄女。对于自己的享乐生活，伏尔泰所找到的理论根据是：上帝将我们带到这世界上，就是要我们享乐的，其余的事情都只是平庸、可厌和可悲的。 当然，他没完没了的享乐生活自然需要钱。而这正是他匮乏的东西。尽管他的父亲很富有，伏尔泰还是开始靠借债度日，很长时间以后他才拥有了一些固定财产，但这些钱财的来历却值得怀疑。他晚年时很有钱，拥有一座宫殿和几处乡间别墅，160个仆人，但他的生活纷乱依旧。老年伏尔泰这样写到：我习惯了身体和心灵的无序状态。 即便就是在这样的混乱生活中，他的声望却是在日益提高，他成为欧洲大陆精神领域最著名的人，几乎一生都是欧洲思想界的领头羊。哲学家狄尔泰盛赞他是“最具有生命力”的。他与上帝和世俗世界都保持着个人和书信交往，当然与世界的交往多些，因为上帝对他而言，似乎不是可以直呼其名的对象。他共有两万封书信被保存下来，我们不必因书信和作品的数量太多，就去怀疑伏尔泰作品的质量，要知道，其中许多内容所具有的重要性和趣味性都是没有人可以媲美的。 此外，伏尔泰还创作戏剧。当然，他的戏剧作品同样受到敌视和禁止，但每次演出后在公众中都会引起强烈反响。他的小说一版再版。歌德这样评价他：凡这世上的最完美的能力和技艺，伏尔泰都具备了。因此他才能享誉全球。 伏尔泰的一生也是和教会斗争的一生。他所追求的是思想的自由，是宽容、和平、人类的幸福，是铲除一切不公正和压迫，总而言之就是一种启蒙，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行动上的。“只要可能，就让我们带一点微弱的光亮给这堕入谬误的黑暗中的世界。”尼采因此称他为“伟大的人类解放者”。 伏尔泰不知疲倦地发掘基督教义中的荒谬之处。他说，教会向我们展示的不是一个理性的上帝，而是“一只我们应当仇视的怪物”、“一幅充斥着世界的神圣谎言的图画。”上帝“创造了世界又把它溺死，不是为了创造一个更纯洁的人类，而是让地球住满强盗和暴君。他把父辈们淹死后，自己为他们的后代死去，死的没有任何价值，因对他的十字架之死的无知而折磨千千万万的人们，而这无知却是他一手造成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公正的东西的统治者，这个拥有一大堆热爱他的孩子们的父亲，这个按照他的意志创造了人的万能的主，却会让他创造的生物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带给他们的后代不幸和罪愆。” 用哲学家的眼光去看基督教教义，你就会发现它是如此恐怖。伏尔泰不仅没有使上帝成为善，而且成为了罪恶的东西，成为了罪恶本身。 法的精神与三权分立 1689年1月18日，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者孟德斯鸠，在法国波尔多附近的拉布雷特庄园诞生了。他的祖父和伯父相继担任波尔多法院院长，父亲是军人。家庭的影响，使他从小就关心国家政治事务，尤其对法律有浓厚的兴趣。经过刻苦钻研，他19岁就获法学学士学位，25岁担任波尔多法院顾问，27岁继承伯父的职务。 孟德斯鸠对法院院长的职务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热心于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他在各种社交场合里，亲眼目睹了上流社会的荒淫奢靡的生活后，对封建专制制度失去了信心，积极探求一条革新的道路。为了使自己能专心从事研究，孟德斯鸠于1726年将世袭的波尔多法院院长职位高价出卖，获得一笔巨款，迁居巴黎，并进入法兰西科学院成为院士。 1728年，孟德斯鸠花了3年时间，周游欧洲，对各国的政治法律、国家制度、民情风俗进行了深入地考察，获得了丰富的材料。1734年，他的《罗马盛衰原因论》问世，轰动了欧洲学术界，给他带来很高的声誉。但是，真正使孟德斯鸠成为举世闻名的资产阶级卓越思想家的，还是他在1748年发表的重要著作《论法的精神》。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把社会看作是各种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综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对各类社会历史现象进行精心地比较，试图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对历来西方各种封建制度进行了细致剖析和全面批判，从理论上深刻地论证了一切封建专制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社会革新势在必行。 在法国，孟德斯鸠比较具体地规划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模式和各项基本制度。这一点为以后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都提供了借鉴。 孟德斯鸠把“法”广义地解释为事物的规律、法则，他指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 人类的法就是人的理性，法就是理性和各种事物的关系，也是各种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法在各个国家，具体表现为政治、法律等各种社会制度。这些制度首先同国家政体的性质和原则有关系，同时也和国家的“自然状态”，即气候、土壤、生活方式、宗教、财富、人白、贸易、风俗习惯等因素有关系。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构成“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认为，好的国家制度应符合人类的理性，能处理好各种社会因素的关系，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他特别强调政体的性质和原则对国家的各项制度有决定性关系，恶劣的政体不可能有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必然要丧失存在的权利。于是，孟德斯鸠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入批判，说它违背理性，违背法的精神，没有良好的法制，必然要走向灭亡。 在书中他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即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分别由议会、君主、法院三家掌管，各自独立，相互牵制，彼此平衡，以维系国家的统一。他的三权分立的学说，成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时至今日，影响仍然深远。 人类生而自由 卢梭也许是哲学史上最以他自己为中心的思想家。他自称他所有关于人的知识，都是从观察自己的过程中得来的。有人说：“这位人性的画家和辩护士，如果不是以自己的心灵，又能以什么为蓝本呢？他将自己亲身体验的人性如实地记录下来。” 因此，卢梭死后才出版的，成为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这本书中他直言不讳地描写了自己成长的历程，以及他在人生之路上遇到的冒险故事和趣闻。书的开头这样写到：“我要做的事情是一件既没有先例，后人也无法仿效的事。我要将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完完全全真实地展现在大家面前。这个人就是我，仅是我……我以一样的坦率讲述我身上的善与恶，不掩饰坏的地方，也不夸大好的地方。” 卢梭1712年生于日内瓦，1778年逝世于巴黎近郊。他66年的生命，是由一连串的混乱、种种不幸、与朋友和敌人们之间激烈的辩论而组成的。他的生活富于变化，时而投入到各种狂热的活动中，时而又沉入冥想，懒散度日，或是为躲避可憎的外界而神经崩溃。 年轻时，他从自己受人尊敬的家庭里被赶出来。后来，他又当过抄写员、工匠、牧师助理、音乐教师、男仆、秘书、教育工作者、流浪乐师、土地局职员等，后来在外交部门做过秘书。 变化多端的生活方式使他的思想也具有多变性。卢梭的思想不是循序渐进地发展，他常常突发奇想，很多重要的观点都是瞬间灵感的产物。第一个使他出名的思想就是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当年，第戎科学院开展有奖征文活动，主题就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对改善社会风气有益”。在启蒙时代，正派规矩的的学者们自然期待着对文化进步的讴歌。而卢梭却断然否定这种进步。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在他看来，只意味着人类生活的倒退。这一观点使他的同时代人吃惊不小，因为卢梭的答案揭开了启蒙时代空洞的实质。他因此而获得大奖。 卢梭的这一思想，是在他到万赛讷去看望狄德罗的路上产生的。他自己说：“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的瞬间灵感，这就是那次攫住我心的东西。我眼前一下呈现出千万只灯火，使人头晕目眩。各种想法一齐强烈地涌来，使我陷入一种无以言表的不安中。我感到一阵迷惑，近于醉态。于是我坐在一棵树下，在这阵激动中呆了半个小时，起身时发现我的衣衫已被泪水濡湿而不自知。” 在世时，卢梭有两部著作给他带来世界声誉，这两部著作就是和。 卢梭尽自己的最大可能去做一个自由作家，但一直受病魔困扰。他天生的忧郁和疑心病越来越重，对世界的怀疑与日俱增。于是，他尝试用乡间生活来平息这一切，但心理与身体的状况都没有好转。他越来越封闭自己，谢绝慕名而来的访客，和启蒙思想家朋友们也几乎全都闹翻了，其中包括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他在给伏尔泰的一封信的结尾简单而又干脆地说：我恨您。 他经常怀疑自己被跟踪并深受其苦，其中许多是他臆想出来的。最终他陷入了迫害妄想狂。哲学家大卫·休谟曾请他到英国小住，但是情况也没有得到改善。卢梭最终和这位无私的朋友也因吵架而分道扬镳。 卢梭的外表也很怪，他身披一件少见的亚美尼亚长袍，头戴一顶皮帽。他在怨愤中死去，死前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就这样孤伶伶在这世上，没有兄弟，没有亲人，没有朋友，除了我自己，没有任何陪伴。人类中最可亲最合群的一位被一致摒弃于社会之外。从我身旁走过的人不和我打招呼，而是朝地上吐口水。” 然而，卢梭身后的荣誉却没有停止过。法国大革命期间他的遗骨被送进先哲祠。他之后的伟人们，不管是海尔德还是歌德、康德、尼采还是托尔斯泰，可以说，如果不是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绝不会取得如此卓著的成就。 卢梭最重要的哲学思想是他的“自由”。在中，卢梭开篇便写道：“人生而自由，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中！” 所谓“人生而自由”，是说人到了一定年龄，总可以自行判断该去做什么事情，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但是，“自由”绝不是随心所欲，否则大家都没有安全了。所以，人们就会相互之间订立契约，形成一种“公共意志”。 这种“公共意志”体现了每个人的意志，所以，当大家都来服从“公共意志”的时候，就是在服从自己的意志。所以，这才是自由，是真正的自由。 思想的陈列 从18世纪中期开始，为了传授新知识和宣传新思想，法国人狄德罗主张编写一套《百科全书》。这一主张立即得到160多位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支持。从1751年《百科全书》第一卷的出版至1772年，共出版了28卷。以后又出版了续编6卷。这部书虽然采用了百科全书的形式，但反映的主要是当时的一切科学成就。启蒙思想家们在编写的过程中，遭到反动封建势力的围攻，在斗争中，他们形成了百科全书派。在18世纪后期，百科全书派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 百科全书派的共同纲领是，崇尚科学、坚信科学，认为科学可以合理地阐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增进人类知识，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任何违反科学原理的东西，都应该予以否定。 具体地说，百科全书派的大多数启蒙思想家，都坚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原理和理性主义原则，运用近代科学的精神、原则和方法，去具体分析各种各样的社会和心理现象。 例如，他们认为“对道德和宗教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把情感和激情分析为合成它们的简单成分，其方法是把形成情感和激情的联想作用的步骤反过来进行分析。这样我们就会懂得怎样去鼓舞那些好的情感和激情，同时去制止并根除那些有害和不道德的情感和激情”。这种最早源于英国，深受洛克经验主义哲学影响的心理学理论，在法国启蒙运动高潮时期格外受到青睐。 狄德罗是百科全书派的核心人物，他的思想更能反映出百科全书派的共同纲领。狄德罗的名言是：“走向哲学的第一步就是不信神。” 他说：“只是在牛顿等人的作品中，人们才找到关于一个具有最高智慧的实体的存在的充足证据。多亏这些伟大人物的工作，世界才不再是一个神，而是一架机器，有它的齿轮、缆索、滑车、弹簧的悬摆。” 狄德罗深受蒙田和培尔的影响，他赞赏他们的怀疑主义，以至承认怀疑主义是一种方法。由怀疑趋向真理是认识过程中首要的一步。因而，狄德罗的哲学思想既是以决定论为基础的，又蕴涵着怀疑论的因素。 他崇尚科学，特别注重科学技术的价值，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思想、方法和文化价值，从这样的哲学前提出发，狄德罗否定契约论等关于社会起源的见解。他认为，社会是在人类对抗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中产生的，是需要使人进入有组织的生活形式；人在社会生活中生活，比在自然状态中美满，可以安居乐业，享受幸福。但是，现实的社会违反了大家组织社会的本来目的，于是，社会脱离正常运转的轨迹，专制暴政层出不穷。因而，我们需要借助科学启蒙唤醒人们，推翻封建专制，使社会恢复到正常轨道上来。 百科全书派的纲领也是法国唯科学主义运动的纲领，百科全书派同时也是法国唯科学主义运动的中坚。百科全书派在将法国启蒙运动推向高潮的同时，也引导了法国唯科学主义运动走向了它的顶峰。 哥尼斯堡之子 人们常常觉得，真正的哲学教授会给人一种庄严而生硬的威严感，还有一点不懂世故、不解风情的学究气。他们既让人感动又会招来嘲笑。如果想要给这种风范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恐怕不得不提到德国伟大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 这位哲学世界的天才，1724年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这座宁静的小镇，在280多年前的某一天平静地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也在这座小城中平静地度过了他的一生。他终身未婚，也从未离开过哥尼斯堡。 身处小城，并且长期有规律的生活，使得康德的生活就像时钟一样准确。 无论冬夏，他每天早上5时准时起床。5点差一刻，他的仆人兰帕会准时来到他的床边，看到主人起床后才离开。有时候康德太困了，反倒恳求兰帕让他多睡一会。但是因为他自己事先已经给兰帕下过严格的命令，所以仆人就只好强迫他起床。 起床后，康德会喝一杯茶，吸一袋烟。然后不是外出讲学，就是开始他的哲学思考和创作。午餐是他一天中最大的享受，他不愿意一个人单独用餐，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吃饭更消耗精力。所以他总是和朋友们边吃边聊，这是康德每天最开心的时候。 下午3点，康德又该出去散步了。他会从自己家里一直走到弗里德利希的炮台，然后折回来。他自己把这条路称作“哲学大道”，因为他有很多的哲学火花，就是在这条路上迸发出来的。哥尼斯堡的人们一看到康德教授又出来散步了，就知道现在是下午3点，于是他们顺便会把自己家里的时钟给对一对。 康德的行动准时，同他的朋友对他的影响有关。在哥尼斯堡有一位英国商人，叫约瑟夫·格林。有一次，他们约好第二天早上8点钟一同乘格林的马车到城外郊游。7点45分，格林便拿着表在室内踱来踱去，7点50分格林戴上帽子，7点55分拿起手杖，从楼上下来。8点钟钟声一响，格林乘上马车飞驰而去。走到桥上，正好遇到气喘吁吁的康德。哪知道格林竟不顾康德的大声叫喊，扬长而去。这件事给康德留下很深刻的影响，从那以后，康德再也没有迟到过。 格林与康德的友谊十分深厚。到了晚年，康德每天下午都要到格林家去拜访他。一天下午，康德来到格林家，看到格林正睡在安乐椅上。他不愿惊醒格林，就陪坐在一旁沉思，不知不觉地，康德也睡着了。不一会，另一位老朋友银行家鲁夫曼也来到格林的居所，他看到康德和格林睡得正香，于是不声不响地坐下来，结果自己很快也睡着了。最后，莫德尔比来了，看到这群睡梦中人，不禁大笑。于是唤醒了这个睡觉集体，大家开始聊起天来。7点钟，聚会准时解散。所以那个时候，街上的居民常说：“现在不到7点吧！因为康德教授还没有从格林先生家里出来呢！” 康德的存在，成为哥尼斯堡小城的一道风景。康德的思想，为哥尼斯堡在世界上赢得了名望。 1804年2月12日康德与世长辞。消息传出，哥尼斯堡的居民排着长队来与这个城市最伟大的儿子告别。当时天气寒冷，土地冻得无法挖掘，整整16天过去后康德的遗体才被下葬。 直到今天，康德墓前的鲜花仍是终年不断，因为哥尼斯堡的年轻人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结婚时都要带上一束花放在康德墓前。人们经常能看到，扎着鲜花的彩车载着新娘新郎，在前去教堂的路上，特地绕道来看望康德…… 钻石王老五康德 康德虽然个子不高，但眼睛炯炯有神，谈话风趣幽默，总会成为社交场合的灵魂。因而哥尼斯堡年轻女士们的眼光，也一直追逐着气度雅致的康德。 在生活稳定之后，康德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但他对女性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管女孩多么狂热地追求他，康德都不会越雷池一步。因为康德心里一直暗恋着凯塞林克伯爵夫人，而他自己则是伯爵儿子的私人教师，这位中年丧偶的伯爵夫人端庄美丽，气质洒脱。康德每天都到凯塞林伯爵夫人家去上课，以便能看一眼他心中的情人。但由于世俗的禁锢，一个伯爵夫人怎么可能下嫁一个平民？1763年，这位伯爵夫人又嫁给了另一个贵族，康德不得不悲伤地辞去了私人教师的工作。现在已无法证实他们之间是否产生过真正的爱情，但有一个事实是，伯爵夫人对康德起码有爱慕之情，在伯爵夫人的私人沙龙场所，夫人在自己的座位旁边一直为康德保留着一个空位子。在康德的心目中伯爵夫人的形象不能被任何人所取代，所以从此后康德没有再与任何女性有过接触。 对此，康德安慰自己说：“未婚的老年男人往往比已婚的男人更能保持年轻的风貌。……已婚男人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写着的不是一只负重的老牛吗？” 种种的变故，使得康德始终没有迎娶自己的新娘。不过无论对他来说，还是对后人来说，这样也挺不错的。因为这种生活令我们的康德先生在他的后半生里，没有紧张，没有疲劳，也没有悲伤，而只有他自己热衷的哲学。为哲学，他奉献了全部。 人为自然立法 康德把他自己的哲学称为“批判的哲学”。他有三本“批判性”的哲学作品。这三本书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的高峰地位。这就是“三大批判”，即、《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批判”，按照康德的原意来讲，是“分析、考察和审定”的意思。所以“三大批判”分别对人们的认识能力、道德能力和审美能力进行了分析、考察和审定。 让我们先来介绍他的“第一批判”—— 康德在读了休谟的书后，觉得有些事情的确像休谟所怀疑的那样——我们怎么能够武断地说，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因果联系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武断地说，我们发现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呢？ 但是，康德又不能接受休谟怀疑论的最后结论——也许人们所认识到的“规律”，只是心理上的习惯而已。他觉得这样来看待认识是不行的。这就好比为了避免风浪的危险，就非要把船从海里弄到岸上来，然后让它在那里腐烂掉。“至于我，却不采取这样的做法。”康德说，“我是给它一个驾驶员。这个驾驶员根据航海术的可靠原理，并且备有一张详细的航海图和罗盘针，安全地驾驶这条船，随心所欲地到任何地方去。” 那么，这些航海术、这份航海图和罗盘针又是指什么呢？它们就是“人的认识能力”。在康德看来，人的认识能力是一种理性能力。因为人都是有理性的，人依靠理性来认识世界。所谓“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要看一看，人的理性能力是如何使人获得知识的。 这是一个很玄乎的题目，康德为了表述的严密，自然就不可避免地写得很晦涩难懂。有人就质问康德：你干嘛要把简单的事情说得那么复杂呢？在你的书中，你总是努力地阐述了一大段以后，又往往把它们否定掉。据说，在写完后，康德把它拿给他的朋友、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马可·赫茨征求意见。结果，赫茨只看了一半就把手稿送了回来。赫茨说：“假如我把它看完，恐怕我就会疯掉了。” 其实在中，康德的大概意思是说，人所获得知识，是经验中的内容和心灵中的形式综合作用的结果。事物一旦进入我们的视野，比如说，当我们一看到某个东西，就已经把它放在“时间”和“空间”中来看待了。这就形成了“感性认识”。 于是，我们这时候所认识到的那个东西，就已经不是它本身了。因为我们只能在“时间”和“空间”中理解它，而想像不出不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认识到的一切，都已经打上了主观框架的烙印，都只是“现象”而不是它们本身。它们本身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只能称之为“物自体”。 认识了一个个的感性物体以后，我们会用头脑中的“范畴”，比如说表示肯定的和否定的，表示性质的和表示关系的，来整理这些感性现象，使它们成为一个有序的整体。这就形成了“知性认识”。 就像哥白尼把“地心说”扭转成为“日心说”一样，在关于人的认识方式的问题上，康德是要让“人为自然立法”，而不是让“自然之法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这就是他自己颇为得意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上帝在哪里存在？ 康德认为，我们人类的认识能力是不足以认识上帝的。因为上帝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以外，属于“物自体”的世界。我们如果想去发表一点关于“上帝”的看法，说“上帝是存在的”，那就会产生错误。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经验世界中证明它存在，你顶多只能说“我感受到它的存在”。那么这样一来，就好比说“我口袋里有一百块钱，是因为我在头脑中感到有一百块钱”，这不是很荒唐吗？ 而且，对于上帝到底存不存在，在康德看来，那可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儿。因为“相信上帝存在”和“相信上帝不存在”，似乎都可以成立，谁也没法说服谁。这就是“二律背反”。 其实，这里的关键问题出在“存在”二字上。因为“存在”这个概念，只能用在那些经验世界中的东西上面；而“上帝”根本就不是经验世界中的对象，所以当然也就谈不上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于是，表面平静甚至刻板的康德先生，居然在思想的世界中，向上帝举起了屠刀——他把上帝从自然的领域中驱逐出境！ 然而，康德虽然在理智的世界里驱除了上帝，但又在道德的世界中把上帝恭迎回朝，为上帝赢得最尊贵的位置。这项工作，就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完成的。 《实践理性批判》是康德的“第二批判”，是针对人的道德能力的批判。康德总是说，如果一个人是为了快乐、利益、幸福等目的，才去做好事，那还不能算是“道德的”。只有不计利害，仅仅因为这件事是对的，就去做了，那才是“道德的”。比如说，一个人应当诚实，这是一条道德的法则。但我遵循这条法则的动机，不是因为“诚实”能给我带来好处，我才遵循它；而是因为“诚实”本身就是对的，是可以让所有人都遵守的，所以我遵循它。 遵守这些道德法则，不能是讲条件的，而必须当作义务来履行——这就是康德所讲的“绝对命令”。康德曾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我越是思考，就越会让我增加对他们的赞叹和敬畏，那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 但是，这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哪些行动准则，可以成为一条道德的法则呢？这就要看，一个行动，它能不能被普遍化，能不能光明正大地让所有人都这样做。如果我打算对别人撒谎，那我就该问问自己：“我现在撒谎了。要是所有人都撒谎，那行不行呢？”很显然，这样不行。所以“撒谎”是不可以普遍化的行为，也就不是道德的法则。 第二个问题是，这些道德法则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当然不会从外在的世界中来。否则，我们就是为了某种别的东西才去做好事。所以，道德法则只能来自于我们的主观世界，它是我们自己给自己下的命令。 不考虑后果而去做好事，当然是很高尚的。但是，硬要把“幸福”从人生中割掉，也还是很难让人接受。于是康德只好说，不计利害地做好事，这是“德”，但要有相应的幸福与之匹配。所以“德福相配”，才是最高的善。 但要保证德福能够相配，只有上帝才能够公平地为我们做到这一点。所以，上帝的存在仍是有必要的事儿，也是很必然的事儿。上帝不能呆在自然的世界里，但他肯定呆在道德的世界中。 揭开女神的面纱 康德对待上帝的态度，令教会十分恼火。虽然康德已经在道德世界中恢复了上帝的位置，但是教会仍然无法容忍他说“上帝不能认识，只能信仰”的鬼话。结果有一些教士把康德叫做狗，另外一些则给他们的狗起个名字叫“康德”。 但是，老年的康德依然不紧不慢地喝着他的咖啡，踱着他的步子，在哥尼斯堡继续着他平静而有规律的生活。 当时的普鲁士教育大臣禁止康德的书在普鲁士出版，普鲁士的国王也威胁他说：“我们贵族都非常愤怒地看到你怎样滥用了哲学，损害了《圣经》中许多最重要的教义……如果你继续这样做，你将会得到不愉快的后果。”不过，那时，康德已经完成了他所有关于宗教的论著，所以他赶紧回复国王，说自己再也不公开发表关于宗教的意见了。 不许讲宗教，那就来讲讲政治吧！于是康德继续公开发表他的政治见解。康德对于法国大革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据说，当他听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竟含着喜悦的泪花欢呼法国大革命，甚至无限感慨地说道：“我现在终于能说——主啊，让你的仆人在和平中启程吧！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你的拯救。” 康德总愿意相信，法国大革命将带来一个和平的新纪元。据说，他曾因为看卢梭的书，居然有几天都中断了午后的散步。他相信，如果按照卢梭的思想来进行革命的话，那么每个国家的政体都能实现民主。于是这样的国家里，每个人都不会成为别人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每个人也都知道，把他人当作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是一种践踏人的尊严的不道德的行径。以这样的道德共同体为基础，世界上才会出现永久的和平。 康德终于到达了他的哲学探索的终点。本来是要寻找上帝的康德，结果落脚点仍然回到了人间。正如一个埃及的寓言所说：“人揭开了萨斯女神的面纱，但看到的却是——他自己。” 激情燃烧的费希特 费希特是一个饱含激情的人。他的一位听众曾说：“他的讲话并不动听，但他的语言掷地有声，很有分量。他恪守自己的原则，不会因人情而有丝毫的削弱。一旦受到挑衅，他会变得十分可怕。他的思想从不安分，他时刻渴望着在世上有所作为的机会。他的报告会像暴风雨的轰鸣，在每一次闪电中释放出火焰……他的幻想不像鲜花那样开放，却充满了活力与力量。他的形象并不优美，却勇敢高大。他闯入事物的最深处，在概念的王国里游刃有余。他不仅住在这片看不见的土地上，而且统治着这片土地。” 1762年，费希特出生在奥勃劳济慈的一个贫寒的农家。小时候做牧鹅童时，他就表现出非凡的聪慧。据说，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有个地主来到村里，为自己错过了布道的时间而生气。这时人们安慰他说，有个叫费希特的牧鹅童能够一字不差地重复布道的内容。果然，小费希特完全模仿牧师的语气、姿势，一字不漏地将布道的内容重复了一遍。地主非常高兴，决定出钱培养他。 费希特中学毕业以后进入耶拿大学，但是这时他的资助人去世。费希特生活陷入困境，只好靠做家教度日。无论是在苏黎世、莱比锡，还是在华沙，由于他激情叛逆的性格，费希特做家教的时间都不长。但是他在给学生做家教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康德哲学，并且为之折服。他说：“我因懊恼而将自己投入到康德的哲学中……他既使人振奋又伤脑筋。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件能充溢心灵和头脑的工作，我强烈的传播欲沉默了。那是我经历过的最最美好的时光。虽然时常有缺乏面包的尴尬，但我那时却感觉自己是这个星球上最幸福的人。” 1791年的夏天，费希特前往哥尼斯堡拜访康德。那时，费希特认为自己已经彻底掌握了康德思想，并且有能力独立地在这个领域中向前推进。于是他用仅有的一点余钱，留驻在哥尼斯堡，花了4个礼拜写成《对一切启示的批判》，呈现给康德。康德一看，发现文章表述的正是自己的看法，而且文笔流畅也正是他自己所缺少的。所以康德很高兴地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出版社出版。 哪知道，出版社出于商业考虑，故意隐去了费希特的名字，而说这本书是康德先生的新作品。因为当时，有很多人正期待着康德能对宗教的“启示”问题发表新看法。结果这样一来，这本书当然就很畅销了。但是对于康德来说，出了这种事，感觉是很不好的。于是他赶紧发表声明，说这书不是我写的，而是一个叫费希特的人写的。就这样，费希特在哲学界奠定了自己的声望。 但是费希特很快就发现，康德哲学中有他无法理解的地方。比如说关于“物自体”，康德认为它一定存在，但我们没法认识；而费希特却说我们既然不能认识，那怎么敢断定它一定存在呢？费希特进一步发挥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外在于“自我”的那些“物自体”，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的“自我”设定出来的。只有自我才是实存的，才是完全自由的。在思想中，高傲的费希特先生依然燃烧着他的激情。 但是，康德对这种说法十分反感，于1799年发表声明，说自己无法接受费希特狂妄的“自我”。于是，俩人从此分道扬镳。 谁是黑格尔 “黑格尔，一个平庸、愚钝、令人厌恶、一无所知的江湖骗子。空前刁蛮、癫狂、专事胡说八道……他败坏了整整一代人。”在叔本华眼里，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费里德里希·黑格尔的写照。叔本华把黑格尔叫做“可怜的家伙”，一个“精神上的怪物”、“蛊惑人心者”，说他的哲学是“空洞的辞藻堆砌”，是一场“哲学闹剧”，是“没有意义的疯话编织而成的东西，只有在疯人院里面才会听到”。他说，这个“长着一幅啤酒店老板模样”的人，居然能够“30年之久在德国被尊为最伟大的哲学家”，实在令人费解！ 叔本华为什么如此忌恨黑格尔呢？除了哲学思想的不同外，这或许出于个人的原因——他和黑格尔曾同在一所大学中任职。但是由于坚信自己的思想无比重要，叔本华就把自己的课安排在和著名的黑格尔教授授课的同一时间。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学生们都去选择黑格尔的课，弄得叔本华不得不在一个学期之后就中断了课程。 尽管哲学界对黑格尔的嘲讽、谩骂一直没有停息过，但黑格尔思想的卓越和严密，几乎在整个哲学史上都鲜有匹敌的对手。难怪有人说，作为哲学家，与黑格尔生在同一时代，简直就是一件悲哀的事。 严肃和板正，几乎成了黑格尔的代名词。当他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日记里就记满了对事物认真观察的心得。他关于上帝和世界、关于幸福、关于迷信、关于自然科学，甚至关于“女性性格”都有很早熟的看法。上了图宾根神学院以后，黑格尔结识了谢林与荷尔德林。这两位后来也成为了伟大的德国思想家。他们为康德的学说而激动，也为法国大革命而激动。不过，黑格尔在朋友当中最善于掩饰自己的激动——在每年的法国大革命的纪念日，他只不过安安静静地喝一瓶红葡萄酒——于是，别人送了他一个“老头”的绰号。 这位“老头”，有着极强的理性分析和思辨的能力，有着广阔的视野和雄心，有着丰富的著述和杰作。他在形而上学、美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哲学史等等几乎哲学学科的所有方面，都给出了令人惊叹的论述。更何况，他竟然能够把这一切贯通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你跟着黑格尔的思路走的话，你也许不免惊讶：“世界居然就像黑格尔安排得那样井井有条！”<dfn>ｈtｔｐ://ｗｗｗ.９９ｌｉｂ?nｅt</dfn> 恩格斯曾说：在这些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出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同时，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近代的德国古典哲学，在黑格尔这里达到了顶峰。 绝对精神 黑格尔心中有一个“世界之神”，它创造了这世界上一切东西。物质的、精神的东西都从它那里产生，最后又都返回到它那里去。 但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个“世界之神”，并不是像基督教中的上帝那样的存在物。他把“神”理解为一种“精神”。在黑格尔看来，精神具有一种神性，它是神在世间最高贵的体现。当神在人类精神中完全展现自己的时候，必定是以一种精神的形式出现。 如果神是精神，而世界又是神的产物，那么很显然，世界也就是精神的产物。但是这个“精神”，又不能等同于哪一个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独立于我们所有人的，甚至独立于所有事物的。它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以前，就存在着的一种精神性的本原。这就是“绝对精神”。 所有在我们面前展现的事物，不仅包括人的精神意识活动，也包括山川河流、动物植物，人类社会……都是“绝对精神”自己展开、自己实现的结果。也许有人说，这些东西明明是物质的嘛！但黑格尔就说了，你看到的只是“现象”，你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它们本质上都是精神的，这些现象都是“精神的现象”。 那么，绝对精神是怎样把世界万物都实现出来的呢？黑格尔回答说，这就需要精神通过正——反——合的辩证法运动，从而分阶段地把种种事物实现出来。一开始，绝对精神是在纯粹的“概念”世界里面运动（正）；然后从概念中把自己外化出来，形成了有具体物质内容的自然界（反）；经过了一番折腾后，精神扬弃了自然界，结合了前两个阶段，重新回到精神的表现形式中（合）。 在这个精神的阶段中，精神首先表现为“主观精神”（也就是个人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然后外化为“客观精神”（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到最后，“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走向结合，达到“绝对精神”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绝对精神在经历一长串的变化后，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本来面貌来展现自己了——它的具体形态就是艺术、宗教和哲学。我们在艺术中通过直观来把握绝对精神，在宗教中通过表象或想像（一个最高神）来把握绝对精神，而在哲学中，则通过逻辑的思考来完成对绝对精神的理解。 也许我们不妨这样理解，绝对精神是宇宙中一股神秘的精神力量，它按照正——反——合的规律不断地变迁，不断地生长，不断地演绎出万事万物。所以，从世界观上来看，它是一种典型客观的唯心主义立场。但是绝对精神的运动形式——辩证法，却在一定意义上揭示出了世界上事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和矛盾本质。而这一点，深深影响了马克思。 正——反——合 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三大规律：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其中，对立统一思想是黑格尔辩证法中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恩格斯曾经这样高度评价黑格尔：“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而且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顶峰。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 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有人常常以为，“用辩证法来看问题”，就好像是看一件东西，先这边看看，再跑到那边去看看，然后综合一下认识，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至少这不是黑格尔所理解的“辩证法”。 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由正题、反题与合题组成的。所谓“正题”、“反题”、“合题”，其实是绝对精神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正题必然地派生出它的对立面——反题，并且和反题构成“对立”，最终二者都被扬弃而达到“统一”的合题。所以，辩证法就是绝对精神不断流动、展开的一个历史过程，它是动态的。任何事物，都是在“正——反——合”的辩证发展的过程中存在。 那么，怎么理解“正——反——合”的意思呢？黑格尔曾经打了个比方，一颗麦粒，一开始它只是一颗麦粒（正题），但它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突破自己、否定自己的因素——这就是要长成一株麦苗。当它真的长成一株麦苗时，它就不再是一颗麦粒了，而是达到了麦粒的对立面（反题）。麦苗最后还是会成熟结种，自己死去而产生新的麦粒。新的麦粒既不是麦苗，也不同于原来作为种子的麦粒，而是两者综合的产物（合题）。 同样地，我们还可以再打一个比方。一只母鸡（正题）下了一个鸡蛋（反题）。母鸡一看，纳闷了：“这个东西不是我啊，它和我完全不一样呢！”但是孵化了十几天，小鸡破壳而出（合题）。原来，它还是一只鸡，但又不同于那只母鸡了。 到现在为止，我们或许可以大致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意思了—— 一个东西，必然蕴含并产生它的对立面（否定物）。我们在设想任何事物时不能不同时设想到它的对立面，比如“无限”是相对于“有限”而言，“永恒”是相对于“非永恒”而言。但它的对立面（否定物）仍是片面的，又会必然地再次遭到否定，最终走向两者的综合，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产生更接近于完美或真理的东西。 不过说老实话，上面的这些比喻都是很粗浅的，它们只是稍稍有助于我们理解“正题”、“反题”、“合题”之间的必然关系。各位读者要想真正弄清楚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精髓，还是应该去看看他给我们留下的那几本经典之作吧！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人们老是拿这句话来批评黑格尔，指责他保守、片面、妄自尊大。这个命题乍一看，似乎还真是在为现有的秩序作辩护，在当时，就是在为普鲁士君主国家作辩护，在替当时的专制制度和警察国家辩护。所以，当黑格尔一提出这个命题，便招来了一场风波。普鲁士政府对此无比感激，文教大臣写信给黑格尔说：“您使哲学具备了对待现实的唯一正确的态度。”但是很多人鄙视他的哲学成为了阿谀奉承的玩意儿。 然而，就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两方面的人都只是肤浅地理解了黑格尔的字面意思。其实，黑格尔的意思并不是说“凡是现在存在的东西就是好的”，甚至，他根本就没有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所讲的是：“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什么是“合乎理性的”？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源，支配着万物的存在和发展；它就是“理性”。“合乎理性”，就是说合乎绝对精神的发展脉络，合乎整个世界的发展规律。所以，这里的“理性”不是指哪一个人的精神活动；“合理的”，也不是说“有效的”、“有道理的”等意思。 什么是“现实的”呢？这里关键是要看到，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现实”和“现存”是不一样的概念。“现存”是指“现在存在的”，它不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合乎绝对精神的必然性。而“现实”可以理解为“真实”、“实现出来”的意思。“现实的东西”是符合必然性的，所以它是“真的东西”，一定会实现出来。而它之所以会成为现实的，就在于它是合乎理性、合乎规律的。 当然，合乎理性的事物都必将实现，但这不是说，凡是实现出来的（现存的）都是符合必然性的。虽然现存的东西有它一定的合乎理性的成分，但又不可能绝对地合乎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不合理的成分逐渐上升而构成此事物的本质。于是，合理的事物又发展成了不合理的事物，因而势必会被新的、更加合乎理性的事物所取代。恩格斯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一命题已经包含了另一命题，那就是“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黑格尔的确有这种意思。据说有一次，他的好朋友海涅在和黑格尔谈话时，流露出对“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这句话的不满情绪。黑格尔却怪笑起来，轻轻地对海涅说：“也可以这样说，凡是合理的必然都是现实的。”话音未落，黑格尔就惊慌地环顾左右。当他发现并无外人时，才平静下来。 在庞大而严密的理性体系之下，掩藏着黑格尔近乎浪漫而狂妄的激情。 我造上帝还是上帝造我？ “人是人的上帝”，这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一句名言，出自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本质》。简单地讲，它的意思是说，“上帝”其实是我们这些人类把自己的属性抽象出来，加以夸大和人格化，然后当作一个独立于我们，又强于我们的实体来崇拜。所以，与其说是上帝创造了我们，还不如说是我们创造了一个上帝。 “宗教就是欺骗！世界上第一个说谎者就是神学家！”费尔巴哈说。他认为人的宗教感情不是天生的，因为人没有天生的宗教器官。我们既不能用眼睛看见上帝，也不能用耳朵听到上帝，而知道上帝、信仰上帝是人在社会中慢慢被培养的结果。 那么，人是怎么造出一个上帝来的呢？更深的问题是，人为什么要造出一个上帝来呢？ 费尔巴哈说，这一方面是因为无知和恐惧。由于世界中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而人们无法理解，所以他们就会感到害怕，就会猜测——那背后是不是有某种神奇的巨大力量在操纵它。除了恐惧，人们对自然也有感恩的一面，因为自然为人提供生存的空间和资源。恐惧感和崇敬感交织在一起，就使人产生了另一种感情——依赖感。这种依赖感才是一切宗教的真正基础。人总会找到某个比它强大的东西作依靠，从依赖自然到依赖君主，从依赖社会到依赖上帝，都是这个道理。 但是，人为什么会产生依赖感呢？这是因为人有自己的需要。试想，人如果没有对外在世界的需求，他还会依赖别的东西吗？他还会崇拜别的东西吗？ 有了需要，就有了占有的欲望。欲望总是无限的，但是欲望的实现又总是有限的。这样就产生了欲望和能力、想像和实际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现实中又没办法解决，人们就只好借助于幻想和超自然的力量。人们幻想“天堂”中有无尽的资源，人们幻想“上帝”能够公平地处理世间的矛盾。 然而，所谓天堂，不正是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理想模型吗？所谓上帝，不也正是人将自己的本质异化出来，加以夸大的结果吗？别看上帝比我们聪明、善良、强大，其实，费尔巴哈说：“人怎样思维、怎样主张，他的上帝也就怎样思维和主张；人有多大的价值，他的上帝也有多大的价值，决不会再多一点。” 只有一个马克思 1999年，就谁是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千年第一学人”这一命题，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的教授进行了校内征询与推选，投票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爱因斯坦第二。随后，英国广播公司（BBC）又以同一命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询投票一个月，结果得票高居榜首者依然是德国人马克思。 人类社会过去的1000年，是波澜壮阔的1000年，是造就巨人的1000年。悠悠千载，茫茫人海，代代英豪，在可圈可点的历史画卷中，曾出现过灿若繁星般的思想大师。为什么马克思能够独占鳌头呢？马克思，何许人也？ 1818年，卡尔·马克思诞生在德国的特里尔镇。他有一个做律师的父亲，在父亲的影响下，马克思17岁时进入波恩大学攻读法律，随后又转入柏林大学，最后在耶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此后马克思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他在科隆为《莱茵报》当过一个时期的编辑，但是他那激进的政治观点，不久就给自己惹出了是非。于是马克思不得不迁居到巴黎。在那儿，他遇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同的政治观点使两人结下了真切的友谊，甘苦与共，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 在富有革命传统的法国，马克思积极参加法国工人的集会，了解工人阶级的斗争状况。不久，他就同法国工人建立了密切联系，还结识了流亡在法国的各国革命家。巴黎的斗争生活，促使马克思的思考走向科学共产主义。 像马克思这样的“危险分子”是不可能被政府容忍的。不久，他就被驱逐出法国，迁居到布鲁塞尔。1847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他发表了第一部重要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第二年，他和恩格斯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这是一部划时代的经典之作。可以说，人类的历史由此而被改写。 在同年晚些时候，马克思返回科隆，数月后又遭驱逐，之后他迁居伦敦。19世纪50年代是马克思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贫困的生活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形形色色的敌人对他攻击诽谤，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对他关上了大门。但他没有退缩，继续战斗。他成年累月地在大英博物馆研读政治经济文献，埋头从事经济学研究，为无产阶级锻造理论武器。而在他撰写政治学和经济学著作的日子里，他伟大的朋友恩格斯从经济上慷慨地支持着马克思。为了使自己的战友能创立新的伟业，恩格斯作出了最大的自我牺牲。 反动政府的迫害，贫困的物质生活，繁重的理论工作和紧张的战斗，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他晚年常被病痛折磨。1883年3月14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被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和他的夫人燕妮葬在一起。 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 1843年，由马克思担任主编的《莱茵报》被政府查封。这件事对马克思的震动很大，他认识到披在资产阶级“肩上的华丽的斗篷掉下来了”，露出的不是自由或仁爱，而是专横与暴虐。虽然黑格尔曾说，国家是人类社会中最合理的东西。但严峻的事实，使得马克思不再相信黑格尔关于国家的观点。在现实中，国家并不是那么合乎理性的，更多的只有利益的冲突。这成为了马克思写作《导言》的契机。 在此之前，马克思还写过一篇文章，叫《论犹太人问题》。在这篇文章里面，马克思说，人类的目标是“人类的解放”，而只有废除了私有制，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那么，应该由谁来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呢？他们又应该怎么样才能完成呢？在《导言》中，马克思就回答了这些问题。 马克思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而无产阶级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完成这个任务。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既要进行“武器的批判”，也要掌握“批判的武器”。 所谓“武器的批判”，就是说要运用物质的力量，真刀真枪地进行战斗。所谓“批判的武器”，就是说要借助理论的力量，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马克思在《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思想上的批判终究是思想领域中的，而拿起武器去战斗，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经之路。但是在战斗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若想成功，完成人类的解放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要有先进的“批判的武器”来指引自己前进的方向。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名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研究者用这句话来概括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 1845年，马克思遭到法国政府的驱逐，来到布鲁塞尔。在这里，他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评价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这个提纲之所以很重要，就在于它着重阐明了实践的作用和根本地位，指出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标准。而过去的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在他们眼中，人的认识不过是对客观事物的消极反映，犹如照镜子的投影一样。客观事物和我们是对立分离的，而不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这样一来，他们的哲学只需要谈谈怎么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就可以了，而不需要考虑改造世界的问题。 但是马克思就认为这样不对。他在这个提纲中说：客观世界不仅仅是呆在那里，等着我们去认识和解释的，它同时也是需要我们去改造的对象。我们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认识对象。离开了社会实践，人的认识不但不可能发生，而且它是不是正确的也没法证明。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离开了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这样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实践”的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马克思把“实践”引入了自己的哲学，又科学地说明了实践的决定作用和基础地位，而且还强调，一切理论的东西都应该付诸实践，指导实践。所以，他的哲学和以往的哲学有着十分不同的风格和气质。就像他自己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一半是天才，一半是疯子 德国法兰克福的一家公寓里住进来一位哲学家。紧靠旅馆有一家小饭馆，有位哲学家常去那里吃饭，那也是英国军事人员常去的地方。不过，饭馆的一个侍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饭前，这位哲学家总要把一枚金币放在自己面前的桌上，饭后又把金币收回自己的口袋里。有一天，这位侍从忍不住问他在干什么。这位哲学家不乏嘲讽地说：“我每天在心里与那些军官们打赌，只要他们哪一天会除了马呀、狗呀、女人呀之外还能谈点别的话题，我就把金币放进教会的施舍箱去。” 这位高傲的哲学家就是阿图尔·叔本华。 真正的哲学家大多是怪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往往和一般人不一样。而叔本华尤其古怪，即便是在哲学家的圈子里面也是“数一数二”的。他孤傲、自负，自诩为天才，但他的思想却不能被当时的人所理解，也遭到同行的嘲笑和冷遇。他老是会在周围的环境中发现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所以他和世人格格不入，一生独身，无妻无子，尤其蔑视女性，一辈子也没几个朋友。 当然，叔本华并不是不接受任何人。他虽然平素自视清高，但唯独崇敬歌德，与他有忘年之交。这得归功于他母亲的交际，歌德常常是他母亲的座上客。只要歌德出席，叔本华便显得毕恭毕敬。歌德也对这位年轻的哲学家非常器重。据说有一天，大家围着一张茶桌闲聊，唯独叔本华走到窗前，凝望夜空，肃穆沉思。几个女孩子便咯咯地笑了起来。歌德却说：“孩子们，让那个青年独自呆着吧！不要取笑他。将来有一天，他会超过我们所有的人。” 后来在1812年，叔本华进入了著名的柏林大学。他在柏林大学听费希特的讲课，但是很快就发现费希特一点也不值得他欣赏。虽然如此，但他依然来听费希特的课。只不过专门是为了找费希特的错处，以便和他争辩。他在听课笔记里所记的不是笔记，而是对费希特尖酸刻薄的批判。 1813年，叔本华从柏林大学博士毕业，此后4年，他全身心地写作了。这是一部集中了他全部智慧的作品，此后的著作都只是该书的评注而已。这部书奠定了叔本华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唯意志论的开山鼻祖。 自从苏格拉底以来，西方的思想家都认为，理性的东西才是世界的本源，我们都应该选择理性的生活。然而叔本华却把“意志”这种非理性的东西当作本源，当作生活的动力。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愿意同意他这个观点。所以直到晚年，他的思想才渐渐地为人接受。人们竞相拜访他，研究他的哲学。自此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在尼采、柏格森、詹姆士、杜威、萨特等人那里，我们都可以发现意志主义的印记。 这就是叔本华。一半是疯子，一半是天才。 因为爱欲，所以痛苦 叔本华在中认为，意志是世界上最根本的基石。而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表象的世界。但是，这个“表象”是谁的“表象”呢？黑格尔说世界是理性（绝对精神）的表象，而叔本华说：不对！它们是意志的表象！ 意志是我的意志。所以，“世界是我的表象”，太阳的存在就是像我看到它的那个样子；地球的存在也只是像我感觉到的那个样子。人生是一场梦！ 意志支配着生命。生长的意志促使植物向着阳光，生存的意志推动人们去为食物、配偶和孩子而争斗。因此，占有、争斗、敌视和破坏是生命意志的本质。意志没有界限、没有方向，它只有盲目地实现自己的愿望。每个人都得屈从于这样的意志。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意志的一个表象。意志总是冲动的，所以它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形式就是“欲望”。叔本华的逻辑是：我们具有欲望，这是生命的本性。有欲望，就证明想去得到一些现在还没有的东西。所以，欲望说明缺乏，缺乏则意味着痛苦。这种痛苦是你活着就得承受的。如果欲望得不到满足，你会痛苦；如果欲望得到了满足，你又会无聊，还是痛苦；在欲望得到满足后，又会有新的欲望产生，而新的欲望意味着新的痛苦。生命意志是无限的，而个体生命是有限的，生命意志在个体生命身上不可能得到满足…… 叔本华在人生画卷上描绘出的，是一幅悲观的画面。而他所开出的人生处方则是——认清生命的虚无，自觉否定生命的意志，放弃所有的欲望，进入类似于佛教中“涅槃”境界。 不过，别看这部书充满了悲观的情绪，在推广他的思想时，自负的叔本华却显得非常积极乐观。即使在出版后十几年里无人问津，大部分作为废纸卖出，他也一点都不悲观，反而说“一位完成了流芳百世的伟大著作的人，不会因为受到公众的冷落而心神不宁，也不会由于批评家的指责而有所动摇”，“这部书不是为了转瞬即逝的年代而是为了全人类而写的，今后会成为上百本书的源泉和根据”。 事情还真是这样。不过等人们认同他的看法时，叔本华已经是一位垂垂老者了。在他死后，关于他的哲学的讲座逐渐将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讲座排挤了出去。他一时成了德国最时髦的哲学家。到1891年，已经再版了18次。 上帝死了 有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一个诗人、一个哲学家、一个孤独的漂泊者。他杀死了上帝，但他不是传说中的那个恶魔。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是德国人尼采。 尼采出身于宗教家庭，据说他的祖先7代都是牧师。1844年，尼采出生于一个名叫洛肯的乡村。不久，尼采有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学话很慢，老爱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一切。身为牧师的父亲很喜欢这个沉静的小男孩，总是带着他一起散步。但是尼采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他7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这件事给他非常大的打击。而两年后，他的弟弟也夭折了。于是，尼采就在母亲、妹妹、祖母和两个姑姑的身边长大。幼年的尼采，缺少男性之爱，在人前显得腼腆甚至羞怯；除了埋头书本，他只有和妹妹在一起的时候才感到放松。 很难想像，在这样一个宗教家庭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居然留给世人的印象是激情甚至迷狂，日后居然会成为举世闻名的反基督教的人。 1865年的冬季，有一天，尼采偶尔在一家书店买到叔本华的巨著。立刻，他就被这位已逝6年的忧郁智者迷住了。尼采狂热地喊着：我发现了一面镜子，在这里面，我能看到世界、人生和自己的个性被描述得惊人的宏壮。尼采一下子就接受了“意志”的概念，但是他并没有染上悲观色彩，相反，他把意志改造成为积极的力量，不断生长，蓬勃向上。这就是他所说的“权力意志”。人应该在“权力意志”的支配下生活。 但是，基督教却要我们怎么生活呢？尼采问道。 “理想的基督徒的生活饱含爱和谦逊……它坚决反对自卫的权利，反对以征服他人作为自己的胜利。”在尼采眼中，基督教就是要人们甘于贫穷，服从命运，觉得自己是有罪的没用的家伙；它扼杀人的生命力量和原始冲动，扼杀人的个性，扼杀人的激情和自由；基督教不是让人们积极向上，而是要人们去怜悯、同情弱者，使人趋于柔弱、萎靡的境地。尼采说，基督教提倡的东西，其实是一种奴隶的道德，它们用平等、宽恕的道德原则来为自己卑下的地位做辩护。所以，基督教完全有悖于人性的发展。 尼采呼唤着高贵的“超人”能够出现。这种“超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生命力、创造性和权力意志。他威武刚强，充满希望。他不再是彼岸的理想，而是在现实世界就能够存在的有些有肉的人。 于是，尼采说，我们要重估一切价值，“上帝已死，我们现在希望超人诞生！”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18世纪，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哈奇逊的苏格兰——爱尔兰哲学家曾说：“最好的行为就是给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幸福。”数十年后，另一个英国人边沁把这一句格言发展成为“道德和立法的原理”。他说，一种行为的对与错完全应该根据其结果来判断，好的结果给人们带来快乐，坏的结果给人们带来痛苦；因此，正确的行为就应当是，最大限度地产生快乐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痛苦。“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就是“功利的原理”，像边沁这样的哲学家们就被称作“功利主义者”。 “功利”这个词儿在汉语里的名声是不太光彩的。我们说一个人“挺功利的”，就好像是在贬低这个人的品格。但是，在边沁先生那里，“功利”不仅不是道德的沦丧，反而是道德的伸张。一个人是不是道德的，是要看他的行动是不是赢得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除了个人的道德领域，这句话还成为社会上人们的一种共识。边沁就主张，应当在功利主义的指导下来制定法律和社会政策。它对英国的政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功利主义有三个原则： 第一，它只根据后果去判别行动的对和错。至于说你是抱着什么动机去做的，这无关紧要。所以，好心办了坏事，那就得谴责；假如本来居心不良，但歪打正着地带来了好结果，那就得表扬。 第二，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呢？边沁说，让人快乐的就是好事，让人痛苦的就是坏事。趋乐避苦，这是人的本性。 第三，一个人幸福了、快乐了，还不行。因为没有谁的幸福会比别人的幸福更有价值，所以，做事情要使得与之利益相关的大多数人都幸福了，才是符合“功利原则”的。 功利主义的产生和流行，是同当时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念结合在一起的。边沁的哲学主要是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而这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英语中，成了一句妇孺皆知的流行口号。 你挥舞拳头的自由到我的鼻子为界 一位见识独特的学者曾说，地球上有两座群岛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最大，一个是地中海沿岸的爱琴海诸岛，另一个是北大西洋中的英伦三岛。 爱琴海的希腊文明，是古典世界的智慧之峰。黑格尔说：“凡是满足我们的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而英伦三岛则是近代工业革命、自由主义与法治的故乡，现代文明的许多东西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或几个英国人。在英国悠长的文化传统中，“自由”总没有被英吉利民族所遗忘。其中，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译作“密尔”）为“自由”注入了现代的意识。 “自由”是西方思想，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思想的“关键词”。自古以来，各种各样的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层次与方面来阐释自由的含义。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自由，从2460年以前在雅典播种以来，就仅次于‘宗教’而成为‘善’的动力和‘罪恶’的常见托词。”古希腊的政治家梭伦、伯里克利也谈论过“自由”，基督教的大神学家奥古斯丁讲过“自由”，康德和黑格尔更是将“自由”当作意志的本性…… 让我们通过3个问题，来看看穆勒所说的“自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第一，“自由”是什么的“自由”？ 在穆勒这里，“自由”不是意志的自由，也不是形而上学意义的某个概念，而是在人们现代生活中所拥有的权利。所以自由是行动的自由。如果说这种自由依然有一定的哲学意味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政治与法律层面的哲学命题。 第二，“自由”是谁的“自由”？ 穆勒说，自由是“我的”自由，也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有了这种自由之后，也就有了一个私人的空间。在这个私人空间里，政府和其他人不能随便干涉别人的生活。穆勒认为，自古以来，自由就是一种对抗政府权威的力量。政府作为一种公共力量，对于维持秩序是不可或缺的，但政府往往热衷于滥用自己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自由，就是在防御统冶者的暴虐。而在这个领域，自己才是最高的主宰者，我乐意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 第三，“自由”是多大的“自由”？ “自由”的前提是“平等”。因为你和我是平等的，所以我有自由，你也有自由，而且我们的自由是一般多的。我们不受别人侵害的自由，也是平等的。因此，你尽可以在你的私人空间里面张牙舞爪，拳打脚踢，但是千万不要打着“这是我的自由”的旗号来入侵我的私人空间。请将你的自由停留在我的空间之外，也请你挥舞的拳头到我的鼻子为界。 踏踏实实做学问 人类能够进入现代社会，是因为人们把自然科学当作了最主要的认识工具。人们按照自然科学的那一套方法来认识世界。比如说，一切从经验观察出发，注重事实和数据，把得出来的结论拿到实践中去检验等等。它们可以通称为“实证的方法”。而在现代哲学史上，就有一群哲学家，主张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社会、探讨哲学。他们被人叫做“实证主义”者。 实证主义的第一代掌门人是法国人孔德（1798—1857年）。他说，原来那些宗教的、神学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虽然表面上说自己是“思辨”的，但这无非是一块遮羞布而已，其实它们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废话。所以，当代的哲学就没有必要再去讨论世界观、本体论这些东西了，而应该给人们提供实在的、有用的、确定的知识。也就是说，实证的哲学不讨论“世界为什么这样”，而只讨论“世界是个什么样”。哲学在孔德这里是一门科学，是用来发现世界一般性规律的东西。所以哲学不同于具体的自然科学，而是叫做“关于科学的科学”。 自然要用实证的态度去研究，社会也要用实证的态度去研究。孔德创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 其实，对社会的研究自古以来就有。但是在孔德之前，人们只知道有不同类型的社会，社会会随时间推移而变迁，社会的各种状况通常被认为是反映了神的意旨……而到了孔德那里，对社会的研究采用的是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他把社会当做一种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现象。关于社会的知识来自于经验观察而不是盲目信仰。 孔德留给后人的最主要著作是厚厚6卷的《实证哲学教程》。就在孔德实证主义系列的第一本书出版后一年，一位英国的自然科学家，搭乘一艘海船开始了他的科学之旅。这位科学家后来写了一部基于实证考察基础上的著作，名叫。这本书改变了人类认识自我和世界的眼光。 一个关于“综合”的梦想 赫尔伯特·斯宾塞是英国19世纪下半期最受人瞩目的人物。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哲学教育，甚至也没有研究过以前的哲学家的著作，但是他却写出了洋洋洒洒18卷的巨著。其实，斯宾塞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要创造一部“综合哲学”。在这部“综合哲学”中，能够包括所有的知识类型。今天，他留给我们的这些作品中，比较有名的是《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社会学原理》、《伦理学原理》等。 斯宾塞的父亲和叔父都是教师和社会改革家，他在童年时就从他们那里学了一些粗浅的自然科学、医学、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他也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综合的倾向”，所以他总喜欢借用理论来构建一个体系。 就拿他这部“综合哲学”来说，他就试图用进化论和实证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所有的事情，从而串起一个无所不包的实证主义体系。不过，他其实有许多方面的知识都不懂，往往借助的是二手材料。他在38岁时草拟了关于“综合哲学”的提纲，然后用了他生命中剩下的43年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 斯宾塞把他的整个思想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而且丝毫不加反思。这就导致了我们所熟知的，也是名声不好的“社会进化论”。如果说说社会是进化的，倒也罢了。但是，雄心勃勃的斯宾塞先生却要在社会理论中，把进化论进行到底。他把生物学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原理拿来套社会的发展原则。结果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一直存在着“生存竞争”，优等民族在竞争中获胜，而劣等民族就遭到淘汰。优等民族就是最适于生存规律和生存环境的民族，劣等民族应该受到优等民族的统治。 看，多么冷酷的事实，多么冷静的理论啊！ 斯宾塞的确十分冷峻和孤傲。美妙的生活到了他的嘴里，往往被“科学化”了。有一次，当他来到尼亚加拉大瀑布面前，他居然这样描写自然的壮观：“瀑布高160英尺，据测每小时流量为1亿吨，也就是说，每秒流量为2700吨。大瀑布的厚度有20英尺。……瀑布底部的侧面压力为每平方英寸15磅……也就是说，直接承受瀑布冲击的岩石每秒钟要受到2万吨的冲击力，水流以每秒100英尺的速度倾泻而下。” 对于女人，斯宾塞也以冷漠而著称，终身未娶。据说，他年轻时曾遇见一位相貌超群、体态优美的女子，朋友问他感觉如何。他说：“我不喜欢她。因为出于我的颅相学知识，她头颅的模样不好看。”还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朋友。朋友问他：“你不为你的独身主义后悔吗？”斯宾塞平静地答道：“人们应该满意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我为自己的决定感到满意。我常常这样宽慰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个女人，因为没有做我的妻子而获得了幸福。” 在颤栗中生存 索伦·克尔凯郭尔（S.Kierkegaard，1813—1855年），生于丹麦哥本哈根一户经营羊毛业的商人家里。他的父亲老克尔凯郭尔抚养他长大。在经商致富后，老克尔凯郭尔过起了赋闲的生活，把时间消磨在读书与研讨哲学等宗教问题上。克尔凯郭尔成年后还赞叹说：父亲把一种全能的想像力与一种不可抵御的辩证法绝妙地结合了起来。在克尔凯郭尔眼里，父亲是一个完美的人。 然而不久，他的生活发生了一件令他感到震撼的事件，他获知了父亲的秘密。父亲在一次酒后的醉话中，透露了自己早年在性生活方面的荒诞之举。要知道，在克尔凯郭尔心目中，父亲是如此的虔诚与圣洁，父亲就是他的上帝。现在他所崇拜的偶像一瞬间突然坍塌，克尔凯郭尔的内心不能不感到恐惧，他的心灵不能不发出绝望的呼喊。从此以后，他荒废了神学研习，开始过起纨绔子弟的浪荡生活。 接着，他又知道了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事实：父亲在小时候曾诅咒过上帝！当他再联想到母亲及兄姐接连死去的事实后，他丝毫不怀疑，这一定是上帝给他们家的惩罚。更要命的是，他进而主观地断定，上帝一定会让他死在父亲前头，死在34岁之前——那是耶稣的有生之年。对于基督教所说的“原罪”，过去他的感受并不深切，不过他现在真正感受到了。存在于世的恐惧、忧郁和颤栗，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你还活着！但你将痛苦地生活！ 1837年5月，他结识了一个年仅15岁的女学生——列琪娜·奥尔森。不久，他们订婚了，但就在订婚后第3天，不祥的预感又在克尔凯郭尔内心出现，他旧病复发，把想像当成了现实。他想起了主宰命运的“原罪”，于是，昔日的忧郁和烦恼又死死地纠缠着他。他不断向自己提出“有罪？无罪？”的问题。他觉得自己应当给未婚妻以自由，他对自己说：“扮演一个流氓，可能的话，扮做一个十恶不赦的流氓，是给她自由的唯一办法。”终于，他做出了选择，他冷静而坚决地抛弃了她。当然他也非常痛苦——“我整夜整夜地躺在床上哭泣”，“我痛苦异常，每天都想念她”……不过这些伤感和痛苦正是他自己选择的。 与列琪娜关系的破裂，是克尔凯郭尔一生中最大的事件，它又一次给他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并影响了他的整个后半生。 在忧伤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克尔凯郭尔，深深体验着生存的重负。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人的存在”这一问题。他成为了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他从自身的生活体验中提取人的概念。然而，得出的结论只是——面对世界和自我的陌生感，内心的矛盾，深刻的恐惧和彷徨…… 在恐惧中，他发现生活是由一堆可能性组成的，等着人去选择。人只有在恐惧中，才能发现自己还有一点选择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总是有限的，它并不能使我们从痛苦中走出来。在有限的自由中，我们找不到安全宁静的港湾。 于是，克尔凯郭尔最终皈依了上帝。上帝是无限的，当一个人面对上帝时，灵魂才得以安顿，颤栗才得以停止。 他就像个诗人 1914年，当欧洲的军队纷纷开赴前线，像野兽一般厮杀的时候，人们感到恐惧和迷惘：难道文明和进步竟是如此脆弱的吗？此时，法兰西学院的一位教授回答说：“你们现在是消沉的，丧失了希望。不用怕！我曾经也这样。但是后来我忽然在一瞬间认识到了生命的意义和力量！” 这位法兰西教授就是亨利·柏格森。在他一生的创作中，言辞优雅，语言敏锐，充满着丰富的想像和似水的诗情。后来他凭借哲学作品《创造的进化》而获得了192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评价他的作品说，这是“一篇震憾人心的雄伟诗篇，一个蕴含着不竭之力与驰骋天际之灵感的宇宙论”，“他亲身穿过理性主义的华盖，开辟了一条通路。由此通路，柏格森打开了大门，解放了具有无比效力的创造推进力……向理想主义敞开了广阔无边的空间领域”。 在《创造的进化》中，柏格森阐述了他最著名的一个概念——“生命力”（或译作“生命冲动”）。他说，在人的深处，有一种力量，不断地把我们从低级的形式引向更高级、更复杂的个体。这就是“生命力”。它既是每个人内在的体验，又是创造万物的宇宙意志。“生命力”向上喷发，就会产生精神性的事物，如人的自由意志、灵魂等；而“生命力”向下坠落，则产生无机界和惰性的物理事物。 而我们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生命体，就是因为我们具有“创造性的才智”。它使得我们能够认识和运用这种“生命力”，使得我们可以体验到“我们在生长，这是一个整体的流变过程”。 这种体验，只可能是一种内在的体验。它是我们的直觉！它是诗人的灵感！柏格森说，我们只有通过直觉，而不是理性，才能把握生命的整体存在，也才能洞察世界的本性——那就是“绵延”。现实不是静止的，它是一种“绵延”状态；而“绵延”是一种流动，是在时间中流动。 现在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是怎样理解时间的？我们是用数字标记时间的，如此才有了年月日；我们还用钟表的指针指示时间，如此就有了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我们还曾经用滴漏、日晷、晨钟、暮鼓等工具测量和预报过时间，如此就有了时辰昼夜、朝朝暮暮…… 但是，它们都不是真正的时间，而只是对时间的记载。而这种记载是必须在空间里面进行的，比如说一滴水的落下，一根秒针“啪嗒”滑过一个角度。所以，这是空间中的时间，是在用空间表示时间，而不是真正的时间！ 那么，真正的时间在哪里呢？柏格森说，在人的心里。我们只有通过直觉，才可以内在地体悟到它。于是他提倡“直觉主义”的方法。 他认为，分析哲学是把自己与外部世界分开，用割裂的方法去研究世界；而他们在分析自己时，也是先假定好另外一个自己，然后对这个假定的自己进行拆解。而直觉的方法不是这样，它是进入到事物的内部去，在与事物的同一里体悟事物；在分析自己时，则是在静默中进入到自身，与自身合一，从而直觉到生命那玄妙的本质。 这难道不是诗一般的境界么？ 轴心时代 1883年，马克思去世。但在同一年，德国又迎来了另一位哲人的诞生，他就是雅斯贝尔斯。 如果你不是雅斯贝尔斯的至亲好友，那么当你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一定会高高在上地坐在他的沙发椅中，就像一位亲王那样从他的宝座上慈祥地俯视着你。他会听你谈论上帝、世界和人类的知识。但是他会在亲切地赞同或反对之后，继续陈述他自己的观点。有人说，这多少有点仪式化的小把戏中的些许威严，不免让你顿生凉意。 这的确就是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写照。他年幼时得过一种怪病，使他无法进行爬山、骑马、跳舞等激烈的运动。于是，他长期过着单调的生活，显得十分孤独而又很难与别人进行沟通。除了公务，他从没有去过公共场所。而在大学教书期间，他和同事间也从来没有什么亲密的联系，更不用提他对哲学家大会的厌恶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孤独地，但又十分固执地同所有人辩论。他的这种不容分辩的说教口气，被有的人称作“雅斯贝尔斯式的表演”。 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 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新大陆的哲学 1838年7月，在哈佛神学院的一场演讲中，一位学者宣讲着个人解放和普遍宽容。他说新的世界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相互合作而组成的，人们要在人道主义的原则下去生活，去热情地生活。这个演说后来被有的人看作是美国的道德宣言。“从现在起，”一位听众评论道，“我们青年人在《圣经》中有了一部第五福音书——美国人的福音。”而这篇福音的传播者，不是约翰或马可，而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美国是一个移民者的国家。在这片新大陆上，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拓荒者。爱默生就出生在一个拓荒者的家族中。母亲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传播《圣经》福音的牧师，于是就把他送进哈佛大学。但是他的那种热情积极的气质，总不能和教会的正统思想合拍。最后，他离开讲坛，开始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爱默生首先来到欧洲，去拜访那些旧大陆上的先生们。一天晚上，他去拜访卡莱尔。卡莱尔递给年轻的美国客人一支雪茄，自己也点上一支。他们默默无言地吞云吐雾，直到深夜，他们握手道别，并祝贺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夜晚。然而，不久以后，当爱默生渐渐理解了卡莱尔的哲学后，他感到有些失望。卡莱尔的眼睛只盯着旧大陆过去的辉煌，而忽视新大陆上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色。除了卡莱尔，爱默生还发现许多欧洲的人物身上，都有这样抱残守旧的缺点。他说“千百年来，这些可怜的（欧洲）人坐在天堂的门前，张望里面的美景。如今大门敞开了，而他们却都沉睡了”。 虽然从欧洲失望而归，但爱默生却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他到底要寻找什么了。 在他的眼里，美、快乐、勇气、自由、进取，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传统重负、而又需要拓荒者们积极进取才能生存的国家，自由而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是很有必要的。这种朝气蓬勃的生活态度，就像爱默生所宣称的那样：“人的眼睛长在前面，而不是长在后面。”他说，我们美国人不要再模仿旧大陆的兄长了，不要再当追随者和学徒，而要成为开拓者和教师，创造美国式的思想和生活。 那么，什么叫美国式的呢？爱默生的回答是，承认每个人的价值，承认每个人工作的价值。比如说，铁匠写不出诗歌，但诗人也打不出马掌。相对于欧洲而言，这片没有经历过等级制的新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为自己的梦想底气十足地享受奋斗，享受失败。爱默生的哲学就是要为他们每个人的平等和伟大作出注解。拓荒者的坚强和勇敢，振奋和骄傲，成了爱默生写作的一条主线。 爱默生说，美国需要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属于新大陆的哲学；美国需要一种新的道德，一种有血有肉的道德。 有用的就是真理？ 1946年，伯兰特·罗素的名著出版，其中只有一章写了在世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就是约翰·杜威。杜威教授著作等身，我们很难说哪一本就能代表他的思想。比如说，《逻辑：探究理论》一书也许最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核心思想，但流传最广的著作却是《哲学的改造》，而影响最大的著作或许得算是《学校与社会》了。 同大多数哲学家相比，杜威是一位实干家。他在1896年建立自己的实验学校。20世纪20年代，他还来到东亚，在东京、北京和南京都作过演讲。1933年，他又在美国参与建立了流亡大学，帮助世界上来自其他国家的流亡学者。 作为一位教育家，杜威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口号——“通过做来认识！” 在杜威看来，教育的过程就是使孩子的自然潜能发挥出来的过程。然而，发挥他们的潜能是为了干什么呢？就是要让他们懂得如何去解决问题。而这只有通过亲身实践才会明白。杜威说，几百年来，人类在科学的探索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比起其他领域的知识来，科学知识更为可靠，也更有用，因为它使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方便。所以，我们有必要让所有的活动都像科学的活动那样进行。因此，他觉得教育孩子，就应该让他们学会观察，亲自动手，善于判断，并检验自己的看法。在行动的过程中获得知识。 多做少说，注重实际的效用，这大概是美国现代思想家们的一种主要的态度。它被称为“实用主义”。欧洲人常常笑话美国没有哲学，但是当“实用主义”出现以后，局面改观了许多。而对“实用主义”作出更多理论论述的人，叫威廉·詹姆士。 詹姆士的祖父是一位注重实际的爱尔兰移民，他的父亲则是一位思想自由的人。把祖父的实际精神和父亲的自由意识结合起来，再加上一点爱尔兰人的幽默和美国人的直率，这就是威廉·詹姆士的脾气。 这种脾气一直影响到他的学说。比如他认为，真理是相对的，我们中间谁也没有权利说他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因为我们都只能看到真理的一部分。当然，只要这一部分真理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处理好日常中的问题，那么这就很好了。 于是就有人批评詹姆士了，质问他：“难道有用的就是真理吗？”詹姆士回答说，实用主义只和生活打交道，不讨论这些抽象的问题。实用主义无非是要人们在各种学说当中保持中立，不那么绝对罢了。这就像一个旅馆的走廊，它通向一百个房间。在一个房间里你可以看见一个人跪着祈求他的信仰；在另一个房间有个人坐在桌旁想要消灭一切形而上学；而第三个房间是一个实验室，一个科学家正在讨求自然的奥秘。实用主义者说，这些都是生活允许的，只不过你得先从这条走廊开始你的步伐。 现代逻辑之父：弗雷格 一直到19世纪，人们一谈起“逻辑”，还是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而且对“逻辑是什么”的看法，也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变。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逻辑是思维的规则。正如叔本华所言，没有关节就不能弯曲臂膀；同样，没有逻辑作为规则，思维就不可能连贯地进行。然而，19世纪后半叶，一个名叫戈特罗伯·弗雷格（1848—1925年）的德国人提出的看法，却足以推翻这一逻辑观，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后人称他为“现代逻辑之父”。 弗雷格首先是一位数学家。他在1873年从哥廷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以后，返回耶拿大学的数学系。1879年，他成为一名数学教授，直到退休。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弗雷格是第一个把数学和逻辑紧密结合起来的哲学家。他用哲学的眼光去看待数学。简单地说他的数学哲学思想，有这么三条原则—— 第一，数学不是来自经验活动，而是先天的真理。因为在任何时间地点，一个智力正常的人不用理会经验活动，就完全可以掌握数学的运算规则。这就说明了第二点，数学真理又是普遍的、客观的。你说一就是一，我也不能把一说成是二，那样是“没道理”。还有一点就是，所有的数学最终可以划归为逻辑，数学是逻辑的一部分。 弗雷格为什么敢这么说呢？ 因为他发现，任何一个数学证明，都是从不证自明的前提出发的，按照设定的规则，推论出结论。然而问题是，这些前提真的是不证自明的吗？那些规则真的是有效的吗？没有人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因此，整座数学大厦似乎是在半空中飘荡，没有确定的基础可言。于是，弗雷格想证明，构成数学大厦的那些假设和方法，都是可以从基本的逻辑原理中推导出来的。有纯粹逻辑作为保证，数学就有了稳固的基础。 然而，逻辑怎么就能够充当这么重要的角色呢？这同弗雷格对“逻辑”的理解有关。 他说，逻辑根本不是“思维的规则”，事实上也与思维无关。逻辑关系独立于人的思维而存在。诚然，人类可以认识它们、学习它们、忽视它们、误解它们等等，但所有这些行为都不依赖于人而存在。这就意味着，逻辑命题是客观真理。我们有可能把握它们，也可能把握不了，但其存在与人的思维无关。所以，“逻辑”和“做出逻辑的判断”是两码事。“逻辑”是客观的东西，而“做出逻辑的判断”则是主观的活动，我们根据客观的“逻辑”才能够做出主观上的“逻辑判断”。 弗雷格的逻辑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他区分了“意义”（含义）和“意谓”（所指）。我们都认为，一个词指代一件东西（意谓），这就是这个词的功能。但是弗雷格说这还不够，一个词除了能指代一件东西（意谓），它还有自己特定的含义（意义）。比如说，在“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这句话里，“水星”和“离太阳最近的行星”两种说法指的是同一件东西，但它们毕竟是两种说法。说“水星”也许更多地让人联想起一些人文知识，而说“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则是一种科学知识的表达。 身为数学家，弗雷格一生都在耶拿大学数学系工作。其著作发表后，并未引起大家所注意，因为人们依然坚信，数学和逻辑是人类心灵的产物。直到多年以后，英国人伯特兰·罗素“发现”了他，才将他展现给全世界。 长寿的罗素勋爵 有人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有名的哲学家至少得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你要活得长，另一个是你要不断地发出声音。英国人伯兰特·罗素就同时做到了这两点。他活到了97岁，而且他一辈子都在满世界宣讲他的各种思想。就在逝世的前几天，他还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埃及和巴勒斯坦的难民营…… 罗素无疑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虽然英国人也注意到还有一个叫维特根斯坦的奥地利哲学家也很伟大，但是有着特别自豪感的英国人可能会对此不以为然。英国哲学家艾耶尔在一本讨论维特根斯坦的书中这样赞叹道：维特根斯坦如此伟大，以至于成为仅次于罗素的哲学家。 罗素似乎总是精力充沛，在他的一生中，在许多领域中都是积极的活跃分子。用现在的教育体制来看，罗素要文科能文科，要理科能理科。不过严格说来，作为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罗素，要比作为哲学家和文学家的罗素要重要得多。他在数学和逻辑上的成就几乎是划时代的，是数学中“逻辑派”的领袖。而罗素的文字，也是优雅流畅，机智幽默，堪称现代英语写作的典范。后来他在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据说，罗素迄今为止是不靠文学作品（小说和诗）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柏格森）。 罗素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有三个简单而强烈的热情决定了我的一生：对爱的需求，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人类苦难难以承受的同情。”这种说法还真得十分贴切。他一生结过4次婚，其中第4次婚姻时，罗素已年届八旬。而他同时是伟大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 此外，罗素还爱发表自己对于社会的看法，在敏感的时期，他总会出现在敏感的场合说一通敏感的话，做一些敏感的事。1915年，罗素因参加反战活动，被政府宣判为有罪，并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解除了教职。他甚至因批评政府而蹲了半年监狱。但是这一点也没有影响罗素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1955年，罗素争取到爱因斯坦的支持，发表了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号召东西方科学家召开一次世界性会议，共同讨论采取什么实际行动，以应付人类面临的核武器危机；1961年，89岁高龄的罗素因组织群众在空军总部和国防部门前静坐示威而被法庭判处一周的监禁…… 在学问上，罗素是语言分析学派的主要成员。他讨厌那些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形而上学的思考，而愿意讨论数学或逻辑这些比较确定的东西，在他看来，逻辑属于“那个能被思想理解，却不能被思想所创造的独立的世界”。玩数学或者玩逻辑当然需要足够聪明和清晰的大脑。而罗素活到90多岁还有清楚的头脑和不老的热情。据说，罗素在80多岁时说他的已经90多岁的老师怀特海“真是老糊涂了”，而怀特海先生反过来说罗素“还是不成熟”。怀特海是个天才，他非常年轻时就成了剑桥的教授。由于他是天才，所以很快就看出罗素也是天才。罗素在剑桥上大学时，怀特海对罗素说：“你不用学了，你都会了。”不久后他们由师生变成合作者，共同写作了划时代的著作《数学原理》。 有一个人叫维特根斯坦 有一人叫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但这个维特根斯坦却是个怪物。 他一辈子有过很多职业：士兵、机师、建筑师、小学老师、大学教授。用“多才多艺”来形容他一点都不过分。他10岁时就自己做了一台缝纫机，后来又造过飞机的发动机。艺术造诣也很高，他的单簧管水平是专业级的。他还为他的姐姐设计过一栋楼房。维特根斯坦虽然有个亿万富翁的父亲，但他却把所继承的遗产全部送给了别人。此外，维特根斯坦还是个勇敢的士兵，参加过“一战”，他的战友回忆说，有一次对方的炮火打得大家东躲西藏，只有维特根斯坦在继续干活。 但是，历史记住的维特根斯坦，仍是一位哲学家。与其说他是一位“分析哲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哲学的哲学家”。他生活得特立独行，哲学的创造性，在哲学史上难以找到第二个和他一样的人。 据说有一天他跑到罗素那里，问：“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罗素不知他为什么这样问，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我是，我就去当一个飞艇驾驶员，但如果我不是，我将成为一个哲学家。”罗素于是要他写一篇论文，只要写他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就行。维特根斯坦不久把论文拿来了。罗素刚读了第一句，就相信他是个天才，于是劝他无论如何用不着去开飞艇。 维特根斯坦的另一个老师摩尔也非常欣赏维特根斯坦，摩尔的理由是“我在讲课时他看上去很困惑，而其他人都不是这样的”。据说维特根斯坦拿他的不朽著作《逻辑哲学论》到剑桥申请博士学位，答辩主持人是罗素和摩尔。罗素问他，你一会说关于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一会又说能够有绝对真理，这不是矛盾的吗？维特根斯坦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别急，你们永远也搞不懂这一点的。”答辩就这样结束了，罗素和摩尔一致同意通过答辩。 此后，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已经从根本上成功地解决了他所关心的所有哲学问题，于是跑到奥地利南部的山村去教小学生。 在那些小学生的眼里，维特根斯坦是另一个人，他不仅敬业尽职，而且对学生们满怀关爱。他用多种方法鼓励孩子们主动投入学习，常常用富有趣味的实例来解释事物的原理。他带着孩子们组装蒸汽机，他用自己的显微镜辅导学生观察小动物的骨骼，他自己花钱领孩子们旅行、参观，在旅行中教孩子们识别各种岩石和植物，在维也纳教孩子们观察各种风格的建筑。对那些禀赋优异的孩子，维特根斯坦更是关怀备至，甚至曾提出收养其中的一个，可是那个孩子的父亲拒绝了这个“疯狂的家伙”。 后来他重返哲学界，但除了一篇小论文，再没发表过任何文著，但他的学生所记的课堂笔记却广为流传，使他成为分析哲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当然，维特根斯坦最后还是辞去了剑桥的教授职位，理由是“不堪忍受教授的生活”。 对不可说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很会给哲学史添麻烦。他在20年代的思想和在30年代的思想居然是截然不同的。于是，一个维特根斯坦就变成了两个维特根斯坦。我们现在一般称作“前期维特根斯坦”和“后期维特根斯坦”。 前期的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典型的分析哲学家。其代表作是《逻辑哲学论》。 这本书是他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完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维特根斯坦应征入伍，但还没有打仗就成了意大利人的战俘。据说被俘时，维特根斯坦正骑在炮筒上，用口哨吹着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维特根斯坦后来对自己应征入伍动机的解释是：“因为我有自杀倾向，而没有比战争更好的自杀方式。” 在这本《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所使用的逻辑语言能够反映出世界的逻辑结构，词和词之间的连接方式反映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连接方式。所以，逻辑语言的世界是事实世界的投影。我们的日常语言不太规范，所以我们得使用符合逻辑的语言才行，它们才是规范的语言。 但是，不管我们用哪种语言，总有些东西是我们没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们只能说出一些可以表达的东西。 那么，什么是“可说的”呢？ 所有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可说的。它们比较简单，因为我们能够用逻辑语言把它们说清楚。 那么，什么是“不可说的”呢？ 生命、激情、情感、伦理、价值、宗教、形而上学的本体，还有一切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它们都是不可说的。它们是如此神圣，以至于没法被我们说出来，而只能在沉默中显示。而以前的那些哲学，就是拼命想说清楚这些本来就说不清楚的东西，结果弄得越说越不清楚。 维特根斯坦认为，凡是不可说的、只能在沉默中显示的东西，永远比可说的东西重要。因为“凡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而“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在生活中说话 美国著名哲学史家考夫曼曾经说过，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标志是：他的出现为哲学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而像这样的事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一生中居然做了两次！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也就是从奥地利的乡村学校返回英国后的这段时间，他几乎完全抛弃了自己原来的思想。他不再承认逻辑语言的力量和规范性，也不再认为在结构上逻辑语言的世界和日常世界是一样的。相反，他投向了生活世界，开始用日常语言说话了。 比如说，以前他会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在于它对应着一个对象。但是现在他发现，有很多词找不到对应的东西，但它们依然有意义，而且在生活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 救命！走开！好吧！啊唷！不！ 谁能够为这些词找到它们所对应的对象呢？找不到！但它们又确实是“有意义的”。看来，在现实的生活语言中，决定语言意义的东西，倒不是它所对应的那个对象，而是它被运用的那个环境。 于是，语言就像是一场游戏。在游戏中，某个东西是有意义的，这并不是因为它和现实有什么必然联系，而是因为它在这个游戏里面。 语言的游戏是有规则的，叫做“语法”，所以一个词的意义具体是什么，还得由整个语言的语法所决定。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然而，游戏的规则又是由谁决定的呢？维特根斯坦说，肯定不是上帝啊、理性啊这些东西决定的，而只是玩游戏的人在一起商量来的结果。 于是，不同的人群在一起进行语言游戏，就会导致这场游戏会有多种玩法。甚至同一群人在一起玩，也会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玩法。那么，到底怎么玩才能称得上是“语言游戏”呢？ 维特根斯坦说，这没关系，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好了。本来也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或者本质的东西。这些游戏和它们的规则，就像在一个大家族里面的成员一样，大家彼此相似罢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家族相似”。 于是，在这个“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本不该有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出现，是哲学家误用了我们的日常语言，说了不该说的话。这是典型的庸人自扰，甚至是一种病态，是哲学家的“神志昏迷”。所以，哲学的任务就是当一个人搞哲学的时候，让他停下来，对他进行“治疗”，让他从语言的误用中回到语言的日常用法上来。这样，哲学问题就消除了，哲学家的病也就治好了。 “不要想，而要看！”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语言遭遇分析 在20世纪，“分析哲学”可谓名声显赫。它20世纪初诞生在英国的剑桥，二战以后主要在美国流传。参与到“分析哲学”圈子里面来的哲学家大多都是说英语的，其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和主要作品，也都是用英语写出来的。所以有人就说，在英语世界里，20世纪就是分析哲学的世纪。“分析哲学”几乎就是20世纪“英美哲学”的同义语。 那么，什么是“分析哲学”呢？ 其实，分析哲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种运动。分析哲学家们虽然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但是他们却具备两个共同特征—— 一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他们认为，原来的那些本体论、认识论乃至伦理学等等哲学问题，之所以是“有问题”的，就在于人们没有合理的使用语言。 二是推崇分析方法。既然不合理地使用语言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那么当然现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梳理和澄清一下，看看语言的结构到底是什么，语言在科学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中到底应该怎么用。 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是分析学家在哲学史上最显著的“商标”。他们认为，语言符号问题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可是，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往往是想都不想就说出一大段话。结果误用了“语言”，留下来一大堆谁也看不懂的话。 于是，分析哲学家就不干了。他们说这不行，你们这些老前辈们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先讨论“世界是怎么样的”（本体论）问题，后来从笛卡尔开始又转而研究“人如何认识世界”的（认识论）问题，但是你们从来就没有考虑“人用来认识世界的那个中介物——语言”的问题。 语言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分析哲学家们说，因为我们任何一种知识，都得用语言说出来，即使不说出来，在头脑里面想的时候，也是在用一种“无声的语言”进行思考。可见，一切哲学问题都是关于语言的问题。所以，当代哲学必须再来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进行第二次转向，即“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是最基本的哲学问题。 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一开始，分析哲学家的思想受科学的影响很深。在他们看来，两千多年来，科学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进步，而哲学几乎在原地循环，哲学的落后和科学的进步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里的原因就在于，科学使用的语言是精确的，是可以交流和检验的。所以，当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建立像科学语言一样的哲学语言。 不过，讨论语言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讨论语言本身的结构，这就会带来讨论“理想语言”的逻辑学。这就是罗素那拨人主张的“逻辑的分析”。另一个是讨论语言在实际生活问题中的运用，这就是摩尔等人的“日常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在前期思想中基本靠近前者，但在后期他又主张“日常语言的分析”。他自己说“我们走在没有摩擦的光滑冰上——在一定意义上的条件是理想的，但正因如此，我们不能行走。我们想走路的话，需要磨擦。所以回到粗糙的地面吧！” 维也纳学派 1924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哲学教授石里克先生，同一批志同道合的哲学家一起组成了讨论小组。每个礼拜四的晚上，石里克就邀请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关于逻辑和认识论的问题。起初，这个讨论小组上有卡尔纳普、纽拉特、克拉夫特、考夫曼、魏斯曼和费格尔等人。后来，随着影响的渐渐扩大，又有数学家哥德尔、物理学家伯格曼、弗兰克等人加入进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维也纳小组”。1929年，这个小组发表了自己的纲领——《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标志着维也纳学派的正式形成。 维也纳学派在分析哲学的浪潮中兴起，所以很厌烦黑格尔式的思辨传统，而愿意将弗列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视为“先知”。据说，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当作自己的“圣经”，在学术聚会与学术沙龙上逐字逐句地朗诵和讨论。但是高傲的维特根斯坦本人，却多次拒绝成为这个著名小组的成员。 维也纳学派也主张，要用科学的严谨来改革哲学的玄奥。而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让哲学科学化，成为一种类似于科学的哲学。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改造语言，让哲学家眯着眼睛说的那些“梦话”，变成是可以交流的、具有确定含义的“物理语言”。 这种物理语言的最终表现，就是一种逻辑的符号语言。这批雄心勃勃的维也纳哲学家，还试图以此为基础来统一科学，把所有的学科都科学化。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结构》。他说自己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直接经验中的概念上合理地重建其他“一切知识领域的概念”。 接下来，很自然的情况就是，维也纳学派的这批人都很讨厌形而上学的思辨。在他们眼里，形而上学根本就不是“知识”，而只是像诗歌、文学一样是想像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在说形而上学没有价值，而只是认为形而上学缺乏作为一门科学知识的资格。 需要强调的是，维也纳学派并不是一种思想理论统一的哲学学派，而是如英国人艾耶尔说的那样，它更应该被算作是一种掀起新的哲学思潮的运动。在这个学派的成员中，内部矛盾也是层出不穷。最显著的是石里克和纽拉特之间的矛盾、卡尔纳普和石里克之间的矛盾、费格尔和卡尔纳普之间的矛盾，最后连卡尔纳普和纽拉特之间也发生了矛盾。 1936年，石里克教授被一个纳粹分子暗杀。之后，维也纳学派的大部分成员都陆续向国外逃亡，只有克拉夫特留在维也纳大学，继续从事维也纳学派的教研工作。1938年奥地利被希特勒吞并之后，他也被撤销教授职务以及图书馆的兼职，后来只好隐居乡间。从此，哲学史上的维也纳学派再也不复存在…… 返回事情本身 “返回事情本身！”这可是20世纪最响亮的哲学口号。提出这一口号的是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现象学之父胡塞尔。在这一口号的旗帜下聚集了一大批一流哲学家：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梅洛·庞蒂、萨特、莱维纳斯等等。所以现象学形成了20世纪一场声势浩大的哲学运动。 不少其他哲学流派都是现象学运动的副产品，比如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现象学方法还被广泛地运用到其他领域，如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等等，所以不知道现象学就等于不懂20世纪的哲学！ 现象学的诞生有一个标志，那就是胡塞尔1900年发表的《逻辑研究》一书，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多年里现象学的影响已经遍及全世界，而且在不同国家形成了不同风格，德国有德国风格的现象学，法国有法国风格的现象学。 现象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所以要是泛泛地问现象学有什么特殊的理论，那就太外行了。在现象学阵营里，几乎每一个现象学家的理论都不一样。可以说从胡塞尔这个现象学之父那里产生了性格各异的子女，其中还有不少要造他的反呢。 不过虽然现象学内部有这么大差别，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他们都赞成“返回事情本身”这条基本原则。 谈了这么多，大家不禁要问：现象学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那句“返回事情本身”又是什么意思呢？ 现象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现象的学问。这就奇怪了，自古以来哲学都是研究事物的本质，把现象看成表面的、变化不定的东西，怎么研究现象的学问倒变成了哲学了呢？在现象学看来以往的哲学追求本质，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现象的简化、还原，忽视了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像古代一些哲学家们把世界万物都归结为一个本源：水、火、气、精神等等。科学也是如此，把各种现象都归结为那么几条简单的规律。既然我们的知识都是从现象中得来的，怎么能轻易的对待现象呢？所以现象学不承认那些独立于现象之外的本质，而且认为本质就在现象中，本质不是通过抽象思考得到的，而是“看”到的——这可不是一般的“看”，而是现象学地“看”！ 现象学的第一原则就是“意向性原则”，这是胡塞尔从他的老师布伦塔诺那里学来的。这条原则其实也不难，就是说我们的意识总是指向某个对象，我们的意识都是对某个对象的意识。现象学就是研究意识是如何活动，并以什么方式看到对象的。 返回到事情本身，实际上就是返回到直接的现象本身。 学会“看”！ 胡塞尔可不想使自己的哲学成为随着时代而变化的“世界观”，而是要使之成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他就是以一个科学家自居的，所以他的哲学很讲究严格性，反对那种随意遐想、“思想火花”式的哲学。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正由于欠缺明晰性和萦绕不散的怀疑而倍觉痛苦……我必须赢得明晰性，否则我就不能生活下去！”可见他对自己的哲学探索有着宗教般的虔诚。 他的所有努力都花在研究意识活动上，也就是如何现象学地“看”。要学习现象学地“看”，有一套很复杂的方法，只有专门研究的人才能掌握。他认为我们生活中的“看”掺杂了太多日常的信念，而现象学的“看”是一种纯粹的“看”，它能直接把握住呈现给我们的东西。 比如我们看一棵树，总会有这样的信念，即这棵树是存在着的。但胡塞尔要我们把这些信念存而不论，只是专注于现象本身。大家一定能联想到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观点吧，确实俩人在这一点上很相似。 据说他的学生们花了一个学期来练习怎么用现象学的眼光“看”桌子，然后对看到的纯粹现象进行描述。而受现象学影响的萨特曾花了很长时间盯着路灯“看”，差点儿没被当成神经病！ 胡塞尔总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初学者，他为他的现象学研究制定了庞大的计划，可实现出来的还不到1/100。他是个真正的哲学家，他日以继夜、不知疲劳地工作，对外在的名利毫不关心。在他1938年去世后，留下了45000页庞大的速记稿。当时正处于纳粹统治时期，他的一个朋友利用外国使馆的专用皮箱，才得以把这批宝贵的哲学财富转移到国外。现在在瑞士的卢汶，人们专门建立了一个胡塞尔档案馆，保存这些手稿。研究胡塞尔思想的人们都为可以去翻阅这些宝贵的手稿而感到荣幸。 胡塞尔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据说有一次上讨论课，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学生做出简单的回答，于是他又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一个人自言自语讲了3个小时。讨论课结束了，他兴奋地对海德格尔说：“这真是一堂热烈的讨论课！” 这实际上也构成了胡塞尔的缺点。因为他的思想基本上就是一种独白，很难突破个人思想的圈子而被广泛地理解。胡塞尔的著作很难懂，他最亲密的学生也常常误解他的思想。他也有不少亲密的助手，但他最终发现最好的助手还是他自己。 他曾把海德格尔当作自己的接班人，甚至说“现象学只有我和海德格尔而已”。可后来海德格尔发表著名的《存在与时间》后，胡塞尔才发现原来这位杰出弟子的思想和他的思想完全不是一回事。可海德格尔却认为他的书就是按照胡塞尔的思路写的，并且这本书就是献给他的。 胡塞尔没有时间使他的思想被别人理解，他勇往直前地献身于一项远超出他自己的力量，也远远超出常人能力的任务。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真正的哲学使命感。所以我们即使不赞同他的哲学，但至少他这种追求真理的热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也许对他的“误解”并不是什么坏事，正是这种“误解”才衍生出后人如此丰富的思想，才有声势浩大的现象学运动。虽然我们现在所称的“现象学”已远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了，但胡塞尔作为现象学的创始人仍然值得我们尊敬和研究。 纳粹哲学家？ 有一次海德格尔讲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开场便说：“他出生，他工作，他死了。”人的存在就是这么简单。其实海德格尔的生平也可以这么介绍，他的一生除了纳粹时期的那段经历外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对于一个思想家而言他的生平和他的思想其实就是一回事。但他的思想影响力实在太大，对于一个思考存在的人很有必要多了解一下他的存在状况。 海德格尔1889年9月26日出生于<bdo></bdo>德国巴登邦的梅斯基尔希。这是一个农村小镇。他的父亲在镇上的天主教堂任司事。后来海德格尔到离家乡50公里以外的康斯坦兹上中学，想为将来做牧师作准备。有一年暑假他回家度假，一位神父给了他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布伦塔诺的《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含义》。这本书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此存在问题就成为了他终生思索的问题，而最初他也是由于用现象学来解释亚里士多德而出名。所以一本书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这在海德格尔那里表现得最明显了。 后来他决定放弃牧师的前程而专攻哲学，并成为胡塞尔的学生。胡塞尔对海德格尔非常赞赏，把他当成自己的得意门生。海德格尔跟随胡塞尔掌握了现象学方法，并应用于存在问题研究。1927年他发表了《存在与时间》一书，一举成名，由此成为了存在主义的创始人。 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有一段很不光彩的历史。1933年纳粹政府任命海德格尔为弗莱堡大学校长，他发表了校长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里面充斥着拥护纳粹以及和纳粹宣传相似的言论。他认为德国大学的目的是“教育和训练德国人民命运的领袖和卫士”，提出要在纳粹运动中“彻底改造德国大学”，要把学院自由赶出德国大学。还说德国大学的支柱是为“劳动服务、军役服务和知识服务”。有一段话更是赤裸裸地拥护希特勒：“任何原理和理想都不是你们存在的原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元首本人才是今天与未来的德国现实及其法规。” 在纳粹倒台后这些言论成为了他拥护纳粹罪状的重要材料。海德格尔后半生一直为他的“纳粹问题”所困扰。他在各种场合为自己辩护，说那些话只不过是形势所迫，装点门面而已。他也承认当时他确实把纳粹运动看成一种新事物，还没有认清它的本质。 毕竟他是一个哲学家，对政治所知甚少。纳粹只是利用他的名望让他当校长。后来他逐渐认识到纳粹的活动和他的理想根本不是一回事，不久就辞去了校长职务，并受到纳粹的排挤和监视。1944年夏天还被送往莱茵河对岸挖战壕。 可不少人对他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耿耿于怀。还有人专门写书探讨他的思想与纳粹的关系。当然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他的存在思想与纳粹没有直接关系，他只是失足而已。不过他在纳粹时期的一些做法也实在很过分。比如他疏远了和他的老师胡塞尔的关系，因为胡塞尔是犹太人。在胡塞尔去世后也没有参加葬礼。后来他专门给胡塞尔的夫人写信，请求宽恕。 海德格尔的思想确实很深邃，特别是后期思想变得越来越神秘。他在森林里建了一座小木屋，每当空闲时就来到这里与群山密林相伴，体验存在的神秘，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在这里写成的。现在他的作品全集出了65卷之多。但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找到什么真理，只不过一直行进在途中。 存在之谜 “每个伟大的哲学家只思考一个东西”，海德格尔的这句话也适合他自己。那么海德格尔思考什么？很简单：存在。这确实是个问题，哈姆雷特不也说过嘛：“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一个问题。”但这个存在问题能当作哲学问题来思考吗？当然不行，海德格尔可不是那种专门思考要死要活的人！ 不过其他关于存在的问题也太普遍了，人类在考古时不也有古代文明的存在问题吗？人类和宇宙的起源问题不也可以说是人类和宇宙的存在问题吗？这些是不是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呢？当然不是。海德格尔既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人类学家或天文学家，他可不思考那种存在问题。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到底指什么呢？ 首先要注意，实际上前面谈到的那些存在问题还不是真正的存在问题，而是关于存在者的问题，因为那些问题问的是某个东西存在还是不存在，或者怎样存在。而海德格尔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问题就是要思考存在本身，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概念。这简直是语言游戏嘛，存在者当然就存在了！可是哲学家就要计较这个小区分，它的意义可大着呢。 海德格尔就把这个存在和存在者的区分当成哲学的第一条原则，把它称之为存在论区分，他的整个哲学就是存在论。存在论可不是什么新鲜词，在西文中它和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是一个词。这样说来整个西方哲学史都在探讨存在问题。那海德格尔的思想又有什么特别的呢？ 在他看来西方的哲学本来是探讨存在问题的，但从一开始方向就偏了，忙着去寻找存在者背后的本体。但本体还是存在者啊，存在本身倒给遗忘了。说白了就是没有注意存在论区分，没有研究存在而研究存在者去了。这可不得了，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件决定西方命运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大事，整个西方文明以及现代的科学都是因此而产生的。 那么这个不是存在者的存在到底是什么？它就是最抽象、最一般的概念。不相信？不信就试一试吧。 我们从一个人开始，假定他叫张三。我们可以说张三是男人。男人比张三抽象些吧。我们还可以说张三是人。人又比男人抽象。我们还可以说张三是动物。动物又比人抽象。更进一步：张三是生物。还有更抽象的概念说明张三吗？有：张三是事物。还有吗？张三存在。还有吗？没有了。 越抽象的概念包含的东西就越多，这在逻辑学上就叫做：内涵越小外延就越大。存在包含事物，事物包含生物，生物包含动物，动物包含人，人包含男人，男人包含张三。所以从男人到存在，这几个概念是越来越抽象，包含的范围越来越广。存在就是最抽象了，包含的东西也最广了，所有的存在者都可以用它来规定。 存在太明显了吧，我的手存在着，窗外的树存在着，山存在着，地球存在着……存在怎么就成了一个谜呢，在常人看起来未免感到可笑，存在有什么好说的！可是哲学家偏要说，偏要问你什么是存在本身？这可就难了。存在既然是最普遍、最抽象的概念了，也就没有更高的概念去规定它了。要再问它是什么，可就没法回答了。 也许我们只能感受到存在，它依托着我们，就像以前哲学说的本质、本体一样，没有它就没有万事万物。存在就像空气一样，它围绕着我们、伴随着我们，我们一刻都不能离开它，反而不能察觉它了。等到哲学家来问你存在问题，傻眼了吧，是不是觉得存在很不可思议呢？ 哲学就是要唤起这种对平常东西的惊异，越是清楚的东西就越要问个明白，结果越清楚的反而越晦涩了；要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是入了哲学的门了。 自由知识分子的典范 你知道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是谁吗？他就是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那时，大学生们的嘴边常挂着他的名字，经常引用他的格言，他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不少人效仿的榜样。 这个萨特其实跟中国很有缘，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访问过中国，赞扬中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他把自己也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声称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而自己的哲学只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在西方，他是著名的左派人物，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但他并没有加入什么党派组织。 萨特并不是什么单纯的哲学家，他还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尝试各种文学体裁的写作：小说、戏剧、文学评论、传记等等，以至于他的文学作品比他的哲学作品要多得多。<u>ｈｔｔｐ://ｗｗｗ.９9ｌiｂ.ｎet</u> 他的文学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哲理性很强，实际上他是在用文学来阐释他的哲学。因此他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这从他作品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如《恶心》、《禁闭》、《群蝇》，这些作品表达了存在主义的一些观念，如人生的荒谬、人的自由选择、羞耻、焦虑等。 他的文学的名望甚至比他哲学的名望还大，他的每一部戏剧作品的上演都会引起人们热烈的争论。很少有人同时在哲学和文学两个领域都取得如此杰出成就，而萨特就是难得的一位。 但萨特的生活比他的作品更精彩。他可不是那种整日呆在书房里读书写作的知识分子，他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比如他强烈反对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镇压，其住所还两次遭到右翼分子的炸弹袭击。当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他又站出来公开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他办过各种激进报纸，当左翼的《人民事业报》遭到政府查封时，他亲自走上街头向行人分发报纸。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他1980年逝世后，巴黎有五六万人自发地为他送葬，那场面恐怕只有18世纪的思想家伏尔泰能与之相比。 当他鼓动学生反对政府的时候，有官员建议当时的戴高乐总统“逮捕萨特”，戴高乐回答道“当年法国国王可没有逮捕伏尔泰”！确实，萨特和伏尔泰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是那种才华横溢、热爱自由、不畏权利而又勇于斗争的思想家。 人注定是自由的 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可以说就是一种自由哲学。在他看来人是自由的，人活着就是在不断地进行自由选择。 也许你马上会反驳：毕竟人也要受很多限制啊。首先自然规律限制了我们，有种种自然灾害我们无法避免，我们也不能揠苗助长，想生产多少粮食就有多少粮食；其次我们的生理结构限制了我们，鸟儿能自由飞翔，我们却不能；还有我们生活的社会也给了我们种种限制。我们常常感到活着太不自由，怎么能说人就是自由的呢？ 哲学家当然要从理论上证明人的自由。萨特理解的人可不是人的肉体而是人的意识。人是自由的，因为人的意识是自发的、无拘无束的。即使人关在监狱里，那也只是关住了他的身，关不住他的心。 而且在萨特看来事物的意义都是人所赋予的。即使感到不自由，那也是你赋予自由的意义。就像一块大石头，它可能挡住我们的去路，但我们也可以站在石头上眺望远处的风景。这两种情况下它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不同的，但这些意义都是我们赋予它的。 萨特的自由观与他的性格、他的生活经历是不可分的。萨特自幼丧父，外祖父和母亲对他宠爱有加，所以从小就具有强烈的自由感。他喜欢冒险，年轻时并不富裕，但仍把省吃俭用存下的钱用来环游各地。 萨特给人的印象很自负。读大学时总是独来独往，以超人自居。但跟别人交往时，却能平等相待。他相信自身独特的价值，又承认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价值。所以他对各种等级制度、专制制度深恶痛绝。 1964年瑞典文学院宣布萨特为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但萨特却拒绝接受这份荣誉。他说他一贯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比如1945年，他曾拒绝过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他也明确表示不愿意跻身“法兰西学院”。他之所以这么做，是考虑到作家的工作性质。他认为一个作家的职责在于奉献他的作品，外来的荣誉会给他带来负面影响。 萨特主张“介入文学”，即作家要投身到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去，对各种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表明自己的见解；认为文学作品要干预社会现实。实际上写作只是他进行社会斗争的武器。他并不想通过他的作品获得什么荣誉。 他热爱自由，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约束，对于婚姻也是如此。1929年，他在全国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并结识了一同应试、获得第二名的西蒙娜·波伏娃。此后的岁月中，波伏娃成为萨特的终身伴侣与战友。但他们并没有结婚，波伏娃对此也能够理解。 当然萨特不是那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顾后果、任性而为的人。他一方面强调人注定是自由的，能够自由选择，另一方面又强调人要自由地承担他行为的后果。你做了什么就应该为你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恰恰因为你是自由的，一切都是你自由选择的，你不能把责任推诿到其他人身上。责任是人正视自己的自由权利的表现。 存在先于本质 “存在先于本质”是萨特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这和他的自由观也有重要联系。 传统的哲学都是要寻找事物背后的本质，并且认为正是本质才决定了事物的存在。而现象学否认事物背后有什么本质，认为本质并不能独立存在，而是和存在不可分。萨特接受了这种现象学的基本立场。 1933年萨特曾赴德留学，悉心研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体系。这就是一切从人、人的意识出发来研究人和这个世界，把人的主观意识的存在看成是一切存在的根本。 在萨特看来事物首先存在着，然后人才去规定它的本质。比如某物之所以是一张桌子，就因为我可以在它上面看书、写字、吃饭；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也可能作为一堆柴禾，或一种武器。所以事物的本质都是后于它的存在，并且是人赋予它的。 人自身也是如此。人首先存在着，没有什么本质预先规定着你，因此人的存在是自由的。但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形成自己的本质。你能做出什么，你就是什么。你做出多少，你就实现多少。萨特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自己创造自己。 其实这种哲学观点就是萨特人生观的体现。他本人总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只有用工作和信念来拯救自己。他把他的全部才华和精力都放在写作上。他不知疲倦、速度惊人，有时为了提高写作速度竟然服用兴奋剂。据波伏娃回忆说，他写作的那气势、那速度，简直就像是看一场绝技表演。 晚年由于患有多种疾病，再加上眼睛失明，萨特不能写作了，这使他感到很痛苦，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了价值。但我们说他已经在有限的生命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他用他的存在创造了他作为“哲学家”和“文学家”的本质！ 人类充满性幻想？ 要列举对20世纪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真正的哲学家少得可怜。马克思——社会活动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尼采——古典语文学家，弗洛伊德——心理学家、精神分析的创始人。但他们的思想都是革命性的，对哲学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谈起弗洛伊德，现在的中国人大概不会陌生，至少也听说过他创造的一些术语：潜意识、恋母情结、精神分析。也许你知道他的学说是以“性”为中心。没错，弗洛伊德是最著名的性学大师。 人们一般对性讳莫如深。性似乎是个很丑陋、很隐蔽的东西，怎么能名目张胆地谈论它、研究它？20世纪80年代当弗洛伊德的学说传到中国时，人们还以为他讲的是“黄色”的东西呢。现在人们的思想开放了，性观念也更成熟了，已经能够坦然地接受和研究他的学说了。 性其实是人类的基础。人就分为男人和女人，具有性是人最基本的特征。正因为有性，男女之间才会产生爱情，组成家庭，繁衍后代。人类因为性才得以延续。性在人类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人们的各种苦恼也往往由性而生。 哲学上也有谈性的，比如叔本华。他的“生命意志”概念也包括性的本能冲动。有人认为弗洛伊德是受到了叔本华的影响。但弗洛伊德本人并不承认这点，他认为他的理论是独创的。 弗洛伊德一家有8个孩子。他从小就才智出众，也很用功。家里虽然不富裕，但对他的发展很关心。家里唯一的一盏油灯就专门给他用，而其他人只用蜡烛。17岁他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并获得博士学位。 开始时弗洛伊德和别人合作研究癔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歇斯底里症，并且发明了谈话疗法。这种疗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让病人躺在床上随意地谈话，把压抑在心里的东西讲出来。在电视电影中我们能经常看见这种治疗。其实不光是病人，就是我们没病，也会有不愉快、感到压抑的时候，这时向亲人朋友把心事说出来就会好受多了。 通过对癔病的研究，弗洛伊德发现性欲在病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后来他又研究梦，发现梦中出现的东西和性也很有关系。1900年他发表了《释梦》一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书中谈到，人在现实世界里被压抑的性欲，会以幻想和扭曲的形式在梦中表现出来，白日梦也是如此。他常常把自己做过的梦纪录下来，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他讲的那些理论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自己的体验。 后来弗洛伊德开了独立的诊所，一边为病人进行心理治疗，一边发展自己的理论。所以弗洛伊德的学说的重要特点就是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在这一过程中他发展出一套心理治疗的方法，前面谈到的谈话疗法就是其中一种。 一开始人们对他的理论还是采取抵制的态度，后来慢慢发现他的理论确实很有道理。于是他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后来他成立了国际性的精神分析协会，还应邀到各国讲学，宣传他的思想。 希特勒上台后对精神分析学派加以迫害，一个纳粹党徒高呼：“反对夸张性生活而毁灭灵魂，为了人类灵魂的高尚利益，把弗洛伊德的著作化为灰烬。”弗洛伊德听说他的书被烧毁后，不无讽刺地说：“我们的进步有多大！要是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烧死，今天他们只烧我的书就满足了！”真理是不能被暴力消灭的，他的学说很快就超出了单纯心理学的范围，在文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发挥了广泛影响。 后来他的一些学生反对弗洛伊德过于强调性因素在人类心理的作用，导致了精神分析学会的破裂，因此形成了各种新精神分析派别，但他们的基本思想仍来自弗洛伊德。今天精神分析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心理学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弗洛伊德这位创始人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逃避自由 萨特说过人注定是自由的。可是你注意到没有，人还有逃避自由的倾向呢。为什么会这样？弗罗姆对此进行了研究。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弗罗姆这个人。弗洛姆（1900—1980年)是德国犹太人，为逃避纳粹的迫害，逃亡美国，于1934年加入美国国籍。严格地说他不是哲学家而是心理学家，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弗洛伊德的学生。但他一开始就反对弗洛伊德对性欲的强调，而关心社会因素对人心理的影响。他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宗教、婚姻、消费等，并用心理学的观点进行精彩的分析。所以他被称为“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 此外他还是马克思的信徒，力图用心理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弗罗姆既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纯粹的弗洛伊德主义者，而是力图将这两大思想体系调和起来。 弗罗姆还是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所以和其他同事如马尔库塞、阿多诺等人的思想倾向很接近，那就是要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 是弗洛姆一本书的名字，出版后很快就成为了经典著作。其实写这部著作的动因也和他自身的经历有关。他一直为这样的问题困惑：为什么德国人会把权力让给希特勒，而心甘情愿受其统治？为什么人们会在纳粹的集体主义狂热中自我陶醉？难道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欧洲人没有认识到纳粹主义对自由的威胁吗？为什么他们不维护自己的自由，反而放弃自由呢？ 但弗罗姆的工作不只限于对纳粹主义的心理分析，而是从整个社会背景寻找原因，所以他的思想具有广泛的意义。他认为20世纪的西方生活方式有一大特点，那就是拼命消费。糟糕的是消费和人的真实需要完全脱节，人在消费中已经被物化了。广告说什么好，我们就去买什么。别人用什么，流行什么，我们也跟着买什么。人们在商品世界里完全迷失了方向。 与此相应，人也变得越来越“现实”。现代人主张及时行乐，精明地计算利害得失。但在重大的、与人生有着根本关系的问题上却显得极其无知，比如生与死、幸福和痛苦、情感和思想。 因此现代人倾向放弃自由，屈服于国家、市场、流行的统治。人们丧失了自己的个性，而成为“无名大众”的一员。人们也不怎么关心社会的自由、公正，而是变得目光短浅，只顾自己的享乐。 这种对自由的逃避还有心理的原因。那就是自由会使人觉得孤独无依，导致焦虑，因此人们希望从自由的重负下脱离出来，依赖于某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也存在大量这种逃避自由的现象。比如并不想真正成人，不想承担起社会责任，而是依赖自己的父母和家庭，或者总是希望参加一些团体组织，寻求依赖感。 逃避自由的前提是人本来就是自由的，而弗洛姆认为自由必然会带来孤独、焦虑和恐惧。他甚至认为，当人意识到自己是不同于他人的一个“我”时，孤独和焦虑就产生了。因此自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负面心理。 但弗洛姆认为逃避自由是最坏的选择。他相信人可以克服自由带来的孤独、焦虑的心理，而获得一种积极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建立在人的个性之上的，而且它的实现不能脱离社会。这需要人认识自己的人性，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发展自己的力量，从而实现自我。 单向度的人 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很热闹。当时中国在搞文化大革命，西方则兴起了“新左派”运动。一时间反殖民主义、反种族歧视、妇女争取权利、性解放等运动聚集在了一起。到1968年这场运动达到了顶峰，学生游行、工人罢工，对资本主义的现存体制的不满情绪弥漫着整个社会，不少人认为革命已经到来。 在这场运动中青年人崇拜的精神领袖有3个，被戏称为“3M”。因为他们的名字在西文中开头的第一个字母都是M，他们就是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 中国文化大革命提出“造反有理”，而这时西方激进的青年也要造资本主义世界的反。有不少人成为毛泽东的信徒，被称为毛主义者。 马尔库塞可以说是当时西方的造反领袖了。他1898年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里。很早就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岁加入社会民主党，两年后又退党以抗议它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德国革命失败后他放弃政治，转而研究哲学，并且成为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他搞哲学似乎比他搞政治更成功。后来他加入了法兰克福学派，并成为其中的主要成员。 《单向度的人》是马尔库塞最著名的作品，它的核心就是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部作品为他在60年代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被媒体称颂为“新左派之父”，成为了美国和欧洲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 单向度的人也因此成了流行术语。“向度”在英文中就是“dimension”，也可以翻译成“方面”或“维度”。什么是单向度的人呢？说白了，就是那种对社会没有批判精神，一味认同于现实的人。这样的人不会去追求更高的生活，甚至没有能力去想像更好的生活。 马尔库塞认为正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单向度的人。这样的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它压制不同意见和声音，压制了人们对现状的否定和批判。 这种观点也许会让你感到奇怪。在我们的印象里，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很民主的。那里有不同政党竞争，有新闻自由，政府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多得是，人民不满还可以上街游行示威，怎么在马尔库塞眼里就成了极权主义社会呢？ 马尔库塞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极权主义不同于以往的极权主义。以前的极权主义是采用恐怖和暴力手段，不服从政府和当权者会被投进监狱，遭受迫害，甚至被杀害。 然而，现代的极权主义社会，却正在于它有对立派别和对立意见的存在。 马尔库塞解释说，因为这种对立只不过是表面的对立，就像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虽然两派争权夺利，但他们毕竟都是资本主义政党，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又比如在西方社会，群众可以游行示威，但他们反对的只是政府的一些具体措施，并不反对社会制度。甚至旁边还有警察“保护”，以防出事。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民群众已丧失了革命性，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最好证明。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马尔库塞分析说，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得以改善，生活方式被同化的结果。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也有汽车，也能像老板一样旅游、享受各种服务。既然能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哪还有心思造反呢？ 从文化上看，当代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一些你亲我爱、花好月圆的商业文化，它们为大众提供娱乐和刺激，目的也只是赚钱而已。这些东西品质低劣，人们整天接受这些东西，那还能激起对社会的反叛，想像更高级的生活方式呢？所以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是不自由的，但却是舒舒服服的不自由！ 马尔库塞的观点点燃了不少人隐藏在内心的批判、革命的火焰。你从中是否也能获得一种批判的眼光呢？ 一个结构与符号的世界 在20世纪有4个最重要的哲学运动：现象学运动、分析哲学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结构主义运动。 你也许不会想到，发起这场哲学运动的人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语言学家。他就是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弗迪南·德·索绪尔。而他发起这场运动的著作，竟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编辑的讲课笔记。这些讲课笔记被汇集整理，就成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 先说说索绪尔这个人。索绪尔1857年出生于日内瓦，从小就对语言学感兴趣。15岁之前就已经在别人的指导下学习了法语、德语、英语、拉丁语、希腊语、梵语，表现出很高的语言天赋。后来在莱比锡大学专门学习语言学，毕业后又到法国、瑞士等国的大学教语言学。他的一生可谓平淡无奇，也没什么逸闻趣事，一辈子就是在和语言打交道。虽然在语言学界也算有些名气，可名气也不算很大。他生前哪曾想到，在他死后别人会为他编一本书，而这本书又使他成为一位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呢？！ 这本《普通语言学教程》是1916年出版的。开始它还只是对语言学有影响，可后来影响越来越大，涉及到了人类学、社会学、符号学、美学等等。到了60年代在法国形成结构主义运动，它的影响也达到了顶峰。 一本语言学著作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当然不在于它的具体内容，而在于它所包含的一系列基本思想。 首先为什么要称为结构主义呢？“结构”这个词当然不是一个什么深奥的哲学词汇。我们经常会用到它。说起来结构主义也没什么难以理解的，就是要找出复杂现象背后的基本结构。语言有语言的结构，社会有社会的结构，神话也有神话的结构。说到底结构主义和传统哲学一样，都是为了找到现象背后的本质，只是现在本质变成了结构。 在结构主义运动中诞生了现代符号学，本来语言也是一种符号嘛。但符号的范围又远不止语言，比如交通信号灯、图标都可以叫符号。后来符号的范围越来越大，只要是能传达某种意义的东西都可以成为符号，比如服装，因为服装代表了你的性格、身份，而且在不同场合要穿合适的服装，所以它又具有社会意义。 符号学的基础是索绪尔的一组基本概念：“能指—所指。” 其实很简单，“能指”就是那些符号，而“所指”就是符号所指的东西或意义。比如“树”这个“词”就是一个“能指”，而它指向的现实中的“树”就是“所指”。所以符号就是能指，符号表达的意义就是所指。 后来，结构主义者们又说，符号的意义（所指）分两层：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著名的结构主义者、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就举了个例子—— 一本杂志的封面刊登着一幅照片，一位穿着法国军服的黑人士兵向着冉冉升起的军旗敬礼，眼光露出严肃崇敬之情。 这幅照片就是一个“能指”，而刚才我们对这幅照片的描述就是它的表层意义，也就是第一级的所指。 可是别急，它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呢。照罗兰·巴特的说法，这幅照片表现了法国殖民地和法国同属一体，并且殖民地人民完全拥护法国政府，从而完全掩盖了殖民地人民反抗法国统治的斗争，因此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欺骗性。这种深层意义就构成了第二级的所指。没想到一幅小小的照片还有这么重大的政治意义吧！ 解释一下 在众多著名的哲学家中没有一位像伽达默尔如此高寿了——他出生于1900年，活过了整个20世纪，于2002年去世。伽达默尔可以说是海德格尔最杰出的学生之一，而他在哲学史上则以哲学解释学的创立者而著名。 20世纪的德国哲学有3本最著名的哲学著作，它们就是胡塞尔的《逻辑研究》（1900）、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27），还有就是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1960）。这3本著作分别标志着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哲学解释学的诞生。 有趣的是像古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胡塞尔、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也有师生关系。所以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哲学解释学之间有着继承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为什么伽达默尔的哲学要称为哲学解释学？在解释学前面加上哲学两个字不是多余吗？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谈谈解释学。 其实解释学也不是什么新学问，它在西方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解释学在英文中写作ics，它来源于赫尔默斯（hermes）。 赫尔默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是众神的信使，他的任务就是来往于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与人世的凡夫俗子之间，把神的指示和消息传达给人。在希腊神话中，赫尔默斯的双足上长着翅膀，因此也被人称为“快速之神”。为什么人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角色呢？因为神的语言和人的语言是不同的，要让人听懂神的语言就需要赫尔默斯进行翻译和解释。 解释学实际上就是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问。在古代对经典作品的解释就很流行，比如对《荷马史诗》、《圣经》的解释。这些经典可不只是一种书籍而已，它们就像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一样被奉为圣典，具有教化人心、指导人们行为的作用。这些作品内容丰富，产生年代久远，为了掌握其中说明的道理，就需要对其进行解释。 但解释可不能随意地进行，要把握这些经典的原意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方法技巧。这样就发展出解释学来。所以解释学大多是关于一些解释的原则方法。最有名的一条原则是“解释学循环”，就是说要理解整体就要理解部分，而要理解部分又要理解整体，正是在这种“部分—整体”的循环中，整体的意思和部分的意思才变得清楚起来。 可以看到以往解释学还只是技巧之学，谈不上哲学。哲学解释学使解释学成为哲学，一个关键之处就是并不把解释看成人的一种活动，而是当成人的生存状态。 哲学解释学认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在不断地对周围的世界进行理解和解释，这样才形成了我们的意识。解释就不只是当我们看不懂某段话时所进行的活动了。我们说话、读书、对社会、自我的认识，以及内心活动等等这些都是在进行理解。而且我们所有的行为也都包含着对事物的某种理解和解释，这就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这些思想其实在海德格尔那时就已经有了。伽达默尔把它们进行系统总结，并且把其中的一些原理应用到人文科学的研究中，这样就形成了哲学解释学。 对话中的真理 本来伽达默尔想把他的这本巨著叫作《哲学解释学》，可当他把书稿交给出版商时，出版商问他：“什么是哲学解释学？”鉴于哲学解释学还不为人所知，所以伽达默尔就把它改成了《真理与方法》这个朴素的名字。 要知道伽达默尔在60岁才创立了哲学解释学，真可谓是大器晚成。所幸的是他的生命很长，有足够的时间酝酿和发展他的学说。其实哲学解释学只是他思想的一部分。他还是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专家，并且是个古典语文学家。 当代思想家中他是最具有古典气质的一位。他自己说“我只读两千年前的书”。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谈。可他很多思想确实是对古代经典的解读中阐发出来的。他的研究涉及美学、历史、文学、思想史等各方面的问题，对人文科学各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他的《真理与方法》就像是人文科学的百科全书，被誉为为整个人文科学研究打下了哲学基础。 伽达默尔的父亲是个药物化学家，对文科方面的东西毫无兴趣，所以从伽达默尔的童年时代起就试图用各种方法引起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可惜伽达默尔一开始学习就表现出对文科的偏爱，以至于父亲抱怨说他的儿子长大后将与“空谈的教授们”站在一起。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他先后在德国的弗莱堡大学、马堡大学、莱比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任教。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崩溃之后还出任过莱比锡大学的校长，领导了充满艰辛的大学重建的任务。退休之后又到处讲学，参加学术会议，还多次到过美国。他和20世纪许多著名人物都有过交往，可谓交际广泛、经历丰富。 伽达默尔一生都在不断地和别人对话交流，和自己的学生、同事，和各种职业、性格的人，和不同国度、不同思想流派的人。他不仅和同时代的人交流，还在思想中和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交流。显然柏拉图笔下那个终日找别人谈话，探讨哲学问题的苏格拉底的形象影响了他。 他的哲学解释学因此非常强调对话交流，认为人们只有在自由开放的对话中才能获得真理。真理不是现成的，也不是由哪个权威掌握着，而是需要人们共同探索，在相互质疑、辩驳中慢慢发展起来的。伽达默尔本人也不断地和同时代的思想家进行争论，如解构主义的德里达、批判理论的代表哈贝马斯、客观主义解释学的代表赫施、贝蒂等等。正是在这种争论中，他不断完善和发展了哲学解释学。 当然伽达默尔追求的“真理”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理，而是人文科学的真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只有科学中才存在真理。实际上哲学本来的意思就是“爱智”，“爱智”是对智慧的追求，可不是什么科学。你对人生问题，如爱情、死亡、理想等等的看法并不是科学所能够证明的。但是不是对这些问题只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无所谓真理不真理呢？伽达默尔认为我们当然能够发现真理，只要你愿意对话。 《真理与方法》中的“方法”指的是科学技术的方法。通过方法我们可以把握事物的变化规律，并且制造出各种人工产品。 在伽达默尔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被科学技术统治的时代。我们不仅用科学技术控制自然，而且对人也采取技术化的管理。这就造成了人的异化。 但科学技术并不能解决关于我们人生的根本问题。如人类用科学方法可以制造导弹、原子弹，但不能给人类制造和平。科学技术也可以为我们带给各种物质产品——电脑、手机、汽车等，可不能带给我们幸福。 所以关于社会人生的根本问题就不能通过科学方法找到答案，而只能通过人与人之间广泛的对话达成共识。 在当代的国际政治中我们不也在强调通过对话解决各种问题吗？不仅国际政治是如此，我们个人生活也是如此。伽达默尔启示我们，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别人进行对话交流，只有在与别人的对话交流中我们才能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扩大自己的眼野、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从而寻找到真理。 科学的＝可错的 在牛顿以后200多年的时间里，“科学”成为了“真理”的代名词。绝大多数人都相信，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能告诉我们一些“真”的东西。科学家的活动，也就是一种能够获得真理的活动。 然而，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英国哲学家却扭转了人们的看法。他说，“科学”之所以是“科学”，不是因为这些知识是真的、对的，而恰恰在于它们可能会是错误的。一个有可能被否定的命题，才能称得上是“科学的命题”。这个人叫卡尔·波普。 波普生于1902年。在一战后狂暴的维也纳，他度过了他的童年。16岁时，他离开学校，到维也纳大学旁听讲座。在那段日子里，他学习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接触到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注意到，对待自己的理论，爱因斯坦总是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而弗洛伊德却不是这样。 1922年，他被维也纳大学录取，并在6年之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20年代晚期，他开始与维也纳学派有所往来。但是最终他却成为了维也纳学派“公开的反对者”。因为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科学是真的，它可以被经验所证实；知识都应该像科学的知识那样确凿，语言都应该像科学的语言那样精确。 但是波普的看法却恰恰相反。因为在他看来，“我们一无所知——这是第一点。我们应该非常谦逊——这是第二点。在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不应声称知道——这是第三点。” 他特别不同意维也纳学派那帮人说，“科学的东西，就是可以由经验所检验并且能够得到证实的东西”。波普认为，科学的东西当然得接受经验的检验，但是即使有了经验事实来证明某一个命题，也不能说这个命题就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让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当你观察到一只天鹅是白的，就能够证明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吗？不能！但是，即使你观察到很多只白天鹅，你就能够证明了吗？也不能！因为谁知道你遇到的下一只天鹅是不是白的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我们举了很多的正面证据也不能“证实”这个命题，但我们只需要一个反面的例子（一只黑天鹅）就可以“证伪”这个命题！这就是波普的“证伪主义”思想！一个命题是科学的命题，不在于它能被证实（因为它根本没法被完全证实），而在于它能被证伪。 知道自己可能会是错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反倒是那些宣称自己“不可能出错”的东西，恰恰不是“科学”而只是些“神话”。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适用于社会。波普觉得，社会的发展也是不确定的，也是可能会出错的。而像法西斯那样的极权者才会认为自己掌握了社会发展的方向，然后耀武扬威地发号施令，肆意剥夺别人的生命和权利！ 波普痛恨法西斯，因为纳粹逼迫他从1937年就离开家园，一直在异乡漂泊。他叶落归根之处，并不是维也纳，而是千里之外的伦敦。 罗尔斯：正义的制度 2002年11月24日，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约翰·罗尔斯因病不幸逝世，享年81岁。在美国，有一种传言说，自二战以来，美国产生了3位最伟大的哲学家，其中有两位是毫无疑问的：一位是逻辑学家奎因，另一位则是这位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至于第三位，对不起，一直争论不休呢！ 回头看罗尔斯的一生，似乎幸运女神一直很眷顾他—— 在他年幼时曾生过一场大病，家里人不许罗尔斯的弟弟博比进入他的房间，可博比为了陪他玩，几次还是进去了。结果不久，两人都发了高烧躺在了床上。最初，医生误诊了孩子们的病情，直到过了很长时间才确诊他们患了白喉。但这一切对博比来说太迟了。博比的死，深深震撼了约翰·罗尔斯的心灵。他的母亲就觉得，正是这件事，成为后来罗尔斯口吃的一个原因。 1943年，罗尔斯参加了“二战”。他被派往太平洋战场，当了一名通信侦察兵。有一次，当他们侦察组侦察敌军位置时，差点遭到日军伏击。只是因为敌人枪过早响了，才使他们幸免于难。战争快结束时，罗尔斯放弃了升任军官的机会，他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块当兵的料。 为了完成自己的巨著，罗尔斯带着200页打印稿，来到了斯坦福大学的高级研究中心。在那里，他不断增加替换、进行修订。但是到了1970年的4月初，研究中心主任一早给他打来一个电话，告诉了他一个可怕的消息：夜里几颗燃烧弹在研究中心爆炸，主任最后说：“你的东西全完了！” 然而，幸运再次降临到罗尔斯头上，他的办公室偏偏在那次火灾中幸存了下来，只是承受了严重的水患。尽管珍贵的打印稿全都湿透了，但字迹还是可以辨别的。也许，上苍注定要让罗尔斯来奉献出这份思想的杰作吧！ 在这本中，罗尔斯开篇就说：“正义是社会的第一美德。”一个社会的制度要成为一种正义的制度，必须符合两个原则—— 第一，这个社会在出发点上必须是自由而平等的。第二，即使我们在实际中没法做到完全平等，也必须保证这种不平等是那些弱势群体可以接受的。用罗尔斯的话来讲，就是“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1971年，出版，很快就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人们常常把这本书与洛克的《政府论》、密尔的联系起来，称作“自由民主传统的经典著作”。到今天，几乎任何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学者要讨论问题，都绕不开。 其实，罗尔斯一辈子没写几本书，但几乎每本都可以看成当代哲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在发表之后的22年时间里，罗尔斯一直在同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进行辩论，也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一些看法。终于在1993年，罗尔斯才发表了他的另一部重要的作品《政治自由主义》。 十年磨一剑，约翰·罗尔斯堪称学界典范！ 何为“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很时髦的词儿。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到处可以听到有人对“现代性”评头论足、侃侃而谈，也有人把它骂得一无是处、惨不忍睹。 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性”呢？这的确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照说，现代社会如果从工业革命算起，到今天也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了，可是对现代社会的品性，我们居然一直没有个合适而准确的说法。 其实，“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产生并不是同一天的事儿。“现代性”这个词在19世纪才出现。1863年底，法国文学评论家波德莱尔在《费加罗报》上发表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篇的小标题就是“现代性”。他当时用这个词来描述“现代生活画家”追求飘忽动感的生活态度和艺术态度。 不过除了指这种现代艺术的特征以外，“现代性”还有好几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个是社会学意义的“现代性”。它指不同于古代的“现代”社会生活。时间上从17世纪开始，地点从欧洲起源。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就是“现代社会”，我们在这个社会中的衣食住行等等一切，都和古人不同，我们管这种文化背后的特征叫“现代性”。 第二个是哲学意义的“现代性”。哲学是关注生活、关注人的学问。所以，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说的就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思考方式、行动方式、价值取向等等。 比如说，我们现代人都希望“快”！什么都希望快一点、再快一点。火车希望能够一再提速、邮包希望有“特快专递”，信息希望一下子就能知道（短信、email）…… 又比如说，我们都希望“进步”。我们都觉得“向前”总是件好事，已经没有人有闲工夫去“坐看云卷云舒”了。 再比如说，我们都认为应该有“平等”，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让我们再想像自己头上有一个“老爷”、“大人”、“皇帝”，肯定会感到别扭！所以，我们常常会说：“这是我的权利！”对！“权利”也是一个现代性的词汇。 我们都知道，自然科学在近代发生了一次革命。在近代科学的推动下，我们的社会、自然界，包括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对真理的看法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些看法，就是具有“现代性”的看法。其中有两条很关键，那就是“普遍主义”和“经验主义”。 这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普遍主义”，就是说，只有可以被普遍推广的东西才是真的、好的东西。科学所告诉我们的那些规律、规则，都是可以普遍化的。一般说来，这些知识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适用。所以科学就是真的、好的东西。同样的道理，一种行为，如果每个人都可以那样做，它才是一个好的、可以采取的行为。如果你觉得可以做的事情，并不是我觉得可以做的，那么这种不可普遍化的行为就不是好的行为，至少它不能作为通行的法则。 所谓“经验主义”，就是说任何东西都要拿到经验中来检验，看看它在经验中有没有“用”，有没有“效果”。而科学、法律这些东西在现实中的效用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些东西就形成了我们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东西。 现代的思想，从笛卡尔、洛克的时代就开始了，但是对这些现代思想家的思想进行反思和分析，然后提出“现代性”的概念，却只是近百年来的事情而已。 现代之后 20世纪的70—80年代，虽然没有战争，但却是一个人类意识到生存危机的时代。核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化工产业造成的环境污染、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拼命掠夺……这些所带来的全球生态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人类生存问题！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到：“也许地球明天就会灭亡！”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焦虑呢？是什么让我们这么焦虑呢？人们找来找去，竟然发现，这一切的根源似乎都来自科学！科学技术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造成自然和谐与秩序的丧失，造成了人性的扭曲，造成了人伦的毁灭。否定理性、否定科学成为弥漫在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一股潮流。 对科学的失望，对理性失望，也就是对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表示失望。曾几何时，西方的现代文化告诉我们，科学能够发现真理，理性能够指导我们生活得更好。但是现在呢？现在的事实是，科学给我们带来了危机，理性也没有为我们指出一条有希望的道路。 于是，哲学家们开始试图消解和否定整个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体系。它们发生在现代哲学之后，是对现代哲学和现代生活的背叛和抛弃。这种思潮就是哲学史上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一词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使用，本来是指一种抛弃普遍性、批判现代设计风格的建筑学思想。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其真正兴起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到70年代影响广泛，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才以法国为中心，开始在全世界流通了。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福柯、利奥塔等等。 法国人利奥塔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关于“真理”的梦想，觉得有一个叫“真理”的东西是存在的，而我们就是要去获得真理，并且我们可以在科学的方法中获得真理。 但是，利奥塔反问道，这是真的吗？世界上真的有“真理”吗？我们真的需要“真理”吗？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真理”对于我们人类，好像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君主，我们都在对他卑躬屈膝！另一位法国人福柯也说，真理成为了一种霸权，其他的东西都要向它看齐。 而一个叫罗蒂的美国人则说，我们总是信心百倍地要发现事物背后的“本质”，然后把这种发现当作“真理”的认识。可是，事物的背后真的就有一个“本质”吗？我们的心灵真的就具有反映本质、发现真理的能力吗？ 在近现代思想家那里，这些都是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但是在后现代思想家这里，却成了一些很大的问题！然而，后现代哲学家们却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或许他们根本就给不出，也或许他们根本就不想给。因为，即使给出了答案，谁又能保证它是“真的”呢？ 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之后，我们需要新的沉思…… 樱花之国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樱树被尊为“圣树”、“神木”，日本一些神社每年都要举行名叫“安乐祭”的民俗活动，以祈求樱花神的保佑。日本诸岛蜿蜒几千公里，到处都有樱花的足迹，每年三四月间，灿烂的樱花簇拥怒放，形成一片樱的海洋。 其实在古代日本，樱花最主要的功能还不是供人观赏，而是为了农耕的占卜。古时候，日本人站在山上远眺开在山间的樱花，然后根据樱花的状况，来估计一年稻谷的收成。如果在樱花盛开的季节播种，就可以保证水稻的丰收；如果樱花瓣纷纷落下，就意味着收成不会太好。所以古代的日本农民对樱花一直都有一种又喜又忧的复杂心情。喜的是，樱花一旦开放，就是一片繁荣似锦；忧的是，转瞬之间，不知哪夜樱花就要凋零。 到了日本平安朝的中期，樱花才渐渐取代梅花，成为日本人最主要的观赏对象，而且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也渐渐升高，被日本人寄托了众多的精神内涵。 如果只看一株樱花，那么它并不起眼——它既没有牡丹的富贵，也没有玫瑰的热烈，色彩也只有素淡的红、白两色，显得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 但是樱花的魅力与其说来自单独的一株，不如说来自群体。每一株樱花都不繁荣，但是集中到一块，却是铺天盖地、锦簇堆积、欣欣向荣的。这种集合的力量，颇为日本人所欣赏。 有人说，一个日本人是一条虫，三个日本人就变成一条龙。这话不无道理。日本画家池田满寿夫也曾说，日本是一个多能工巧匠而缺少天才的民族。的确如此，但正是这样一批勤恳的工匠们，却有着强烈的团体精神，反映到政治上，就表现为民族的种群意识。在日本人的骨子里面，集体协作的精神，对等级秩序的遵守和服从，是非常明显的。日本人愿意在一个团体中各安其分、各尽其才，以追求最大的整体效应。 樱花与武士之道 在日本，有一句民间谚语说：“花要樱花，人要武士。”就是说，樱花是花中的第一，而武士则是诸种身份中的第一。在日本人看来，樱花与武士之间有着许多相同的气质。这些气质也体现了日本民族整个的思想意蕴、价值标准和审美内涵。 在古代，身配双刀、代表着杀戮的武士，常把自己和樱花相比。这似乎很难理解。其实，这除了阴柔、平和的樱花在强硬、暴烈的武士心理上起到了一种补偿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樱花的那种转瞬即逝的凄美，同武士对生活的理解有所关联。 武士的兴起和壮大，是在日本转变为封建贵族社会的时期。从11世纪初期开始，武士已成为一个阶层广为流行。在民间，到处可见腰别长刀，头挽发髻、身着真垂的武士浪人。而分散各地的武士也会聚集在一地，统一指挥，组成武士团。武士团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执行首领的命令。他们在战场上的武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 在强蕃林立、狼争虎斗的年代，生命对于武士来讲，是危机四伏、稍纵即逝的。武士随时都有可能为自己的主子献出生命，他们的生命如同脆弱的樱花，一阵狂风就可以抹煞殆尽。 但是对于这些武士而言，从短暂的樱花生命中，他们看到的却不是同命相怜的哀愁。因为武士有自己的“武士之道”。宽泛地讲，武士道是日本武士的道德规范和生活礼仪，它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武士所具有的精神——对自己主人的忠诚和牺牲。 樱花的迅速飘逝，说明了世间没有永恒。同样地，武士也觉得，自己的生命算不了什么，肉体消灭了，只不过是返回神国的一种方式。自己的生命就像一株小小的樱花而已，相对于自己主人的利益和整个集团的利益而言，谁会在意自己渺小的生命呢？ 这样的感触固然有些悲壮，但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也给这个民族的狂热打开了后门。主人发出了命令，武士们就会拼命战斗。但是当他们在战斗的时候，可曾考虑过真正的是非曲直、正义与否呢？ 佛渡东瀛 日本也是一个佛教大国，有着很悠久的佛教传统。不过说起来，日本的佛教其实来自于朝鲜。而朝鲜的佛教当然是来自于中国。中国的佛教，在许多方面都与印度本土的佛教思想不太一样，它注入了中国人的很多思维和理解。所以，整个东亚地区的佛教，有着比较接近的气质。对于日本人来说，佛教从中国而来，经过朝鲜，到达东瀛。 早在6世纪初，佛教就传入了日本民间社会中。而6世纪中叶，也就是562年，朝鲜半岛的一个国家——百济的国王派出使节，将金铜释迦佛像和其他的一些佛教用品赠给日本。这就是佛教传入日本的开始。后来，高句丽的僧人慧慈东渡日本，成为日本圣德太子的老师。此外，还有高句丽僧人慧灌赴日开创三论宗，新罗僧人审详赴日始传华严宗等等。 然而，在6世纪晚期，日本的上层集团出现了崇佛、反佛的两大派别。以苏我马子为首的崇佛派，以武力击垮了反佛派。这样一来，佛教才得以在日本公开合法地传播。 圣德太子摄政之后，以崇佛作为刷新政治的手段，积极支持佛教发展，先颁布弘扬佛教的诏书，后来通过法律，把佛教信仰从一种个人私事转化为一种国家公务。 我们知道，在唐朝，日本有很多“遣唐使”，在这批人中就有不少求法僧人。那时，中国的佛教各宗纷纷传到日本。 8世纪中叶，中国高僧鉴真历经艰难，东渡扶桑，创立日本律宗。日本朝廷对其十分重视，赐田地，建寺院。鉴真不仅在日本弘布戒律，还与弟子们主持设计、建造了庄严精美的唐招提寺，将中国唐朝的建筑技艺传至日本，赢得日本人民“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的极高评价。 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天台、真言两宗在日本最为流行。日僧最澄来大陆求学，得到了天台宗秘传。回到日本后，他在比睿山创日本天台宗，强调众生皆有佛性，人人可修心成佛，一时间有很多人追随。 而日本真言宗（又称密宗），是日本和尚空海到长安来求法时，由中国高僧惠果传授给他的。密宗主张僧人们应该一心向佛，认认真真，才可得道。 经过长期的发展，到13世纪后，日本佛教逐渐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形成了具有一定日本特色的佛教。佛教在日本也算是真正生根发芽了。 佛是神的一种 日本列岛上，一座座造型古朴、气氛肃穆的建筑，遍布于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每逢夜幕降临，一阵阵乌鸦的聒噪声随风而来，平添几分寂静和阴森。这里出没着亡者的灵魂，这里聚散着神灵的气息，这里寄托着生者的祈求。这就是日本的神社。它是日本特有的“神道教”用来祭神的地方。就像佛教的寺庙一样。 日本的神社多如牛毛，大大小小的神社大概有13万座，也就是说，平均不到1000个日本人就拥有一座神社。但是在日本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神社和寺庙不分，佛教和神道合一。在日本人看来，佛就是神，神就是佛，它们几乎是一回事。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去寺庙烧香和去神社参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神和佛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但是这并不是说，神道和佛教在日本的地位是一样的。 神道，又叫神道教，是日本民族最普遍、最久远的一种特有的信仰。它以老百姓在民间的信仰为根基，吸收了佛教和儒家、道家的思想而形成的一种宗教。它在逐渐的系统化的过程中，构成了日本民族的一种基本的精神。 最初，神道还只是日本人自然形成的信仰。它只不过是人们对自然物和祖先的一些崇拜和祭祀，既没有什么经典教义，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宗教形式。现在我们称之为“古神道”。 古神道和东亚大陆的文化接触后，开始构造神道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世界具有三层结构：一层是“高天原”，是天神的居处；一层是苇原中津国，也就是日本；还有一层就是黄泉。 所以，日本就把自己居住的岛国想像成一个有众神守护的“神国”。在这个国度里，山川草木、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都由神所生，都由神保护。日本号称“天地神袛八百万”，无论什么事物都由相应的神在各司其职。 而在这庞大的神系中，以象征太阳的“天照大神”为中心，高居众神金字塔的顶尖，统治着整个宇宙和世界。所以，天照大神是日本民族的保护神，也是最高神，而日本人是神的子民。天皇就是天照大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于是，日本自古以来也就只有一个王朝，只有一家皇帝，天皇皇室可以千秋万代地统治国民。 所以，当佛教刚刚传到日本的时候，是被当作一种神——“蕃神”——来接受的。日本人把东传而来的佛教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变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东西。按照日本人最朴素的看法，释迦牟尼就是天道大神，无论是神还是佛，都是日本的保护神。由于这个原因，日本的寺庙和神社几乎一样的发达，两者常常同处一地。而日本人对天皇的绝对效忠，对自己民族的过分优越感，都可以在这种思想中发现缘由。 圣德太子：日本佛教的奠基者 在日本的奈良县，有一座著名的佛教古刹，它就是“法隆寺”。 现在的法隆寺，由东西两个寺院组成。西院（建于607年）有金堂和五重塔等建筑，大殿里面供奉着巧夺天工的佛像，精美雅致的绘画装饰着主殿屋檐。最特别的景物是“玉虫祭坛”，它最初是用上百万只闪光的甲虫翅膀镶嵌而成。不过遗憾的是，时间太久，它们的翅膀早已腐烂掉了。 法隆寺的东院是在西院建成100多年后修的，它以梦殿为中心。在这座高雅的八角形建筑中，有一座“隐身雕像”，和其他的神灵菩萨摆在一起，这是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年)的立像。这位在日本历史上颇受人爱戴的太子成功地统一了全国，使人民臣服于天皇的统治之下，并把佛教定为国教。在他的领导下，日本文化得到了很大发展。 因此在日本，圣德太子很受人爱戴，有许多的传说都和他有关。就拿法隆寺来说，后人之所以修建这座“梦殿”，就是为了纪念圣德太子与法隆寺的缘分。据说，建造法隆寺的缘起，是因为圣德太子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位天使出现在他面前。 关于另一座古刹——四大天王寺，也有类似的传说。相传，圣德太子曾发誓说“如果我能战胜物部氏，就造塔供奉四大天王”，后来他果然成功地消灭异族，于是就在诵佛之地建造了四大天王寺。 此外，还有人说他3岁就会诵佛经，说他是人间罕见的美男子，飘逸俊秀，肌肤如雪，并会发散香味。说他聪明绝顶，耳听八方，同时可以断10件复杂的疑案等等。 毫无疑问，圣德太子是一位饱学之士，尤其对于中国的经史更是精通。他笃敬佛教，兴建了很多寺院。除了有名的四大天王寺和法隆寺外，中宫寺、法兴寺、法轮寺、大安寺、广隆寺、阪田寺等等也都由他经手建造。为了建造这些寺院，他还从中国和朝鲜请了许多专家艺人来。对于日本的佛教文化来说，圣德太子可称得上是一位奠基者。 “太阳升起的地方” 日本，按日语发音为“NIPPON”或者“NIpun”，而荷兰人听作是“Japan”。由此演变发展，形成日本现在的英语正式国名为“Japan”。 圣德太子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君主。把自己的国家称作“太阳升起的地方”，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雄心壮志。而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圣德太子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建立了强大的隋朝的时候。圣德太子对这样的情况甚为感触，他接受了中国的尊王大一统思想，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他在603年制定了一种官僚体制，名叫“冠位十二阶”；在604年又制定了“十七条宪法”；607年派小野妹子赴隋建立邦交，努力引进东亚大陆的先进文化。 所谓“十七条宪法”，是日本最早的成文法。这部法典是用汉文写的，记述了官吏、贵族必须遵守的17条政治道德。就内容来说，这些法令深受佛教、儒教、法家思想的影响，强调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意识，成为建立律令国家的政治原则，对日本后来的法典编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谓“冠位十二阶”，是以冠（官员的帽子）的种类表明座次的制度。圣德太子将德、仁、礼、信、义、智各分大小，组成十二位阶，冠的颜色顺序为紫、青、赤、黄、白、黑，以颜色的浓淡区别大小。据说，这是日本在与隋朝交往中，为了表明同朝鲜三国的国际差别，分清席次而参考高句丽、百济的制度制定的。 在“十七条宪法”中，圣德太子要求“笃敬三宝”，也就是把“佛”、“法”、“僧”看作“三宝”，推崇佛教，把佛教定为国教。 此外，也是在圣德太子的统治时期内，造纸术被引入到了日本。610年，朝鲜和尚昙征渡海到日本，把造纸术献给日本摄政王圣德太子，圣德太子下令推广全国，后来日本人民就称他为“纸神”。 自佛教传入日本，到圣德太子去世，大约100年的时间，日本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飞鸟文化时期（当时建都于奈良盆地南部的一处叫“飞鸟”的地方）。圣德太子在这一时期对日本的社会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变革同后来的“明治维新”、二战后的重建一起，都成为导致日本迅速发展的几个主要环节。对于日本人来说，“让日本成为太阳升起的地方”，一直是他们的民族理想。 南都六宗 自圣德太子之后，日本朝廷大力提倡佛教。天武天皇（673—686）曾下令全国普建佛堂，置佛像，藏经卷，进行拜佛仪式。圣武天皇（724—749）也下令诸国兴建寺庙。有时，连万乘之君的天皇，也亲临寺庙，跪伏于大佛之前，自称“三宝之奴”，其狂热程度可想而知。日本俨然变成了一个堂堂皇皇的佛教国家。 但是在飞鸟、奈良时代（593—794），朝廷之所以提倡佛教，目的也只是让佛教的灵光能够“镇护国家”。所以，政府任命官吏，掌握着整个佛教界，僧侣不但不能自由布道，而且具有类似于官僚的身份。这样一来，佛家弟子的行动就要受到世俗法律的严厉约束。不经政府认可，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家。 而在当时，主要的佛经和中国的宗派差不多都传到了日本。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三论、法相、俱舍、成实、律、华严等六大宗派，史称“奈良六宗”，但是由于后来朝廷迁都平安(今京都)，所以又被称为南都六宗。这些所谓的“宗派”，其实是因为研究了不同的佛法教义，才相互区分开来的。 比如说，主攻三论学、兼攻成实论的集团主要集中在大安寺、兴元寺。主攻法相学(唯识论)、兼攻俱舍论的集团主要集中在药师寺、法隆寺。华严学在东大寺，关于律论的研究则在东大寺、大安寺。可以说，日本南都六宗属于一个学派，而南都七大寺则是名副其实的佛教大学。 所以，所谓的“南都六宗”，其实只是学僧们在大寺院内进行研究的书斋学问，与现实生活中的信仰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它们之间也不是在信仰上的宗派之别。同一个寺院可以有几宗杂居，混合研究，也有一个人兼学几宗的情况。 于是，这就产生了看来有些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佛教虽在日本盛行，但是一般人却并不了解佛教的真谛。他们只把各种佛当作从外国来的神而顶礼膜拜，相信佛也能施予功德，帮助人排忧解难，因而与日本的神道信仰并不发生矛盾。至于说佛教高超的教理、艰深的哲学，老百姓是完全不知道的。因为这些东西还只是在僧人们的案头出现，并没有深入到生活中去。 在日本说“禅” 禅宗传入日本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奈良时代。当时，一个名叫道璇的和尚，传入了中国的北禅宗。也就是以神秀为代表的主张渐悟的一派禅宗。后来，在嵯峨天皇弘仁年间（810—823年），唐朝和尚义空东渡日本，日本的檀林皇后修建了檀林寺供他们居住，大力倡导禅宗。这就是日本提倡禅宗的开始。 然而在当时，社会上皈依禅宗的人还很少，所以不久以后，义空回到了唐朝。直到十二、十三世纪之交的镰仓时代，日本和尚荣西将中国南禅的临济宗传入日本，弘扬其中的坐禅、顿悟原理，发展“兴禅护国”学说，才算是开创了日本禅宗。 禅宗之所以能在镰仓时代开始兴起，是因为它将佛教修行融入了具体的日常生活之中。搬运柴草是修行，挑水做饭同样是修行。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见性成佛，这些简便易行的方法，很快就赢得大众的接受。 而且，镰仓时代以及其后的南北朝室町时期，日本连年战乱，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混乱的时局中，其他教派由于空谈义理而大都衰败下去。人们也就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精神世界，而禅宗那种不假外求，以明心性的主张，正好符合当时人们的精神需要，所以才会流行于日本社会。 禅宗兴盛的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禅宗成为了武士们的宗教。日本镰仓时代有过这样一句谚语：“天台属于官家，真言属于公卿，禅宗属于武士，净土属于平民。” 在镰仓时代，武士是一个新兴的阶层。由于没有公家贵族的权势作背景，武士们想要往上爬，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奋斗。而禅宗提倡“自成佛道”的自我修炼方法，就正好激励了武士去自我拼搏。 武士们整天在刀尖上讨生活，随时都有可能面对死亡。对于武士而言，最为重要的念头，也是日日夜夜都必须考虑到的，就是“死”。而禅宗所主张的从顿悟之中解脱于生死的羁绊，也十分迎合武士的心情。 此外，武士由于其所处的地位，必须具备铁的意志和自我表现克制的能力，不能为物欲、爱欲等因素所左右，所以就得依靠刻苦严肃的生活来磨练自己。而禅僧清苦的生活方式对于武士建立刻苦、严格的生活秩序，从而磨练自己的武德，也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禅宗的无心之境，是直觉顿悟、超越分别思量的状态。日本武士高夫野义在《禅与剑术》中描绘了到达“剑我如一”境界时的剑道：“当此同一境性一旦到达之时，身为剑手的我，也就没有面对我并威胁要剌杀我的对手可见了，而他所具有的每一个念头，也就像我自己的动作和念头一样被我感到了，而我也就直觉地，甚或不知不觉地知道何时以及如何去刺他了。所有这一切，似乎均皆自然而然，毫不勉强。” 所以，武士对禅宗的修行方式十分重视，禅宗的高僧也往往得到将军和武士的尊敬与爱戴。 大化改新 622年，圣德太子病故。 当时日本的一批本来就反对变革的保守贵族，强占山林池田，相互之间连年争战。老百姓们苦不堪言，逼得很多人成了山林盗贼。在这些保守势力中，苏我是夷、苏我入鹿父子作为外戚，独揽朝纲，擅权跋扈，不可一世，甚至妄夺皇室的土地和部民。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皇室和中央大贵族中的另一批年轻有为之士，密切结交从中国归来的留学生，决心消灭苏我父子，打算模仿法制完备的大唐帝国，革新政治，对日本社会进行根本改革。 经过精心策划，他们在645年发动政变，一举剪除保守贵族的核心集团，掌握了朝廷的大权。这些改革派们推举博览中国典籍的轻皇子继承皇位，称孝德天皇，年号大化；立中大兄为皇太子，摄领政务；以中臣镰足为内大臣，高向玄理、僧旻等为国博士，参与政要，从而组成以推进改革、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为己任的强大领导核心。 大化二年（646年）元旦，改革派颁布改新诏书，各项改革措施也陆续出台，史称“大化改新”。主要内容为：1．废除一切私地私民，将土地、部民收归国有，成为公地公民；2．实行“班田收授法”，由国家将天下公田颁给公民，六年一颁；3．统一租税，实行租、庸、调制度；4．废除世袭氏姓贵族统治制度，建立中央集权体制。 此后数十年间，改革大业不断向前发展。652年，大规模的班田工作基本完成。668年，中大兄继位，为天智天皇。672年，天武天皇继位，亲临朝政，万事独断，将天皇专制集权政治推至顶峰。日本政府十分注重将取得的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668年，中臣镰足奉命将大化以来天皇之诏令编纂成日本第一部正规法典《近江令》；681年，天武天皇下令编纂成《飞鸟净御原朝廷令》；701年，又制成《大宝律令》，凡律6卷，令11卷；718年修改增删《大宝律令》，制成《养老分律令》，律、令各10卷。至此，日本已成为封建法制较完备的国家。 大化改新使日本社会得到一次深刻而全面的改造。天皇政权终于成为了日本稳定的最高权力。日本社会由此迈入了封建文明的发展时代。 朱熹的日本门徒 儒学传入日本的时间其实是很早的。284年，有位朝鲜百济国的使者来到日本，就把儒家的思想带到了日本社会的上层。第二年，这位使者推荐另一个儒生——王仁——来到日本。王仁献上了、《千字文》等儒家经典，并且成为日本皇太子的老师。6世纪初，日本天皇希望百济王能够定期地向日本派遣讲授《诗》、、《礼》、《易》、《春秋》的五经博士。 儒学进入日本后，一下子就被日本的统治集团接受了。而且在这个接受过程中，儒学日益与日本的本土文化融为了一体，成为日本人推行政策、培养人才、移风易俗的基本文化规范。圣德太子的政治改革，都以儒经为宗。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遣派留学人员，积极摄取大陆文化，使儒学成为贵族官僚的必修课。 在日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儒学，是宋朝朱熹的学说，即“朱子学”。在日本历史上，信奉推崇朱子学的学者就是日本的“朱子学派”。藤原惺窝（1561—1615年）就是日本朱子学的开山始祖。 藤原早年是个和尚，修习禅宗。后来受到别人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朝鲜朱子”李退溪的几个学生的影响，藤原惺窝逐渐地不再相信佛经上面讲的东西，而更加承认朱熹关于四书五经的一些说法。 虽然日本早就有儒学了，而且朱子的思想也传播了好一阵，但是让儒学从禅学中独立出来，从文字训诂中摆脱出来，并与日本神道相结合，这还是多亏了藤原惺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 藤原门徒众多，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名冠一时的朱子学家。德川家康统一天下后，打算用思想控制作为维持幕藩体制的重要手段。他聘请藤原惺窝讲解，录用林罗山为将军侍讲，参与政要。后世的德川将军还建了孔子圣堂。各地的藩主也都大兴儒学，聘学者，刊儒籍，设藩校。 日本朱子学派之所以受到江户幕府的重视，其实是因为他的学说强调“大义”和“名分”。说白了，就是强调社会的秩序，要求人们恪守尊卑等级，“人有四等，曰士农工商，士以上劳心，农以下劳力；劳心者在上，劳力者在下，劳心者心广志大而虑远，农以下劳力而自保而已，颠倒则天下小者不平，大者乱矣”。 像这样的理论，当然与幕藩体制和严格的身份制度极为吻合。所以，在幕府强制推崇下，日本朱子儒学能够广泛地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中，成为幕府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这就不足为怪了。 附上德川时期日本儒家读物： 1.儿童读物：《大和小学》、《本朝三字经》、《和俗童子训》及《民家童蒙解》等。 2．妇女读物：《女论语》、《女大学》、《女中庸》、《女五常训》、《女仁义物语》、《本朝烈女传》等。 3．武士读物：有《武士训》、《武教小学》、《士道要论》等。 4．农工商读物：有《大和俗训》、《民家重量记》、《商人须知》等。 扶桑心学 中国儒学，不仅仅只有朱子学，还有阳明心学也传到了日本。虽然历史上没有心学传入时间的详细记载，但是在日本兴起阳明学派，是从17世纪的中江藤树开始的。 中江藤树本来是一个朱子学者，但他渐渐地对朱子学产生了怀疑。因为他这个人的学风就是不太重视记忆和背诵，而重视体察和内省。到了37岁的时候，中江拿到了王阳明的全部作品，读了后猛地省悟过来，于是“转了专业”——从信奉朱子学转而研习阳明学了。 在学问上，中江藤树接受了阳明关于“良知”的说法，并且用阳明心学把《大学》、《中庸》和贯穿了起来。在生活中，中江是一个孝子，所以他又非常推崇孝德，甚至把“孝”当作宇宙的本体。此外，中江还把他们本国的神道同这些儒家学说结合起来，形成了神儒合一的理论。而中江的后人，比如熊泽番山、渊岗山、佐藤一斋等人也都有这个特点。 所以，日本阳明学派虽然继承了中国的阳明思想，但有着日本人自己的思维特点。像这些日本学者，大都主张应该调和朱子学和阳明学之间的矛盾，把儒学和日本神道结合。而且在“知行合一”的问题上，他们把王阳明重实行的思想，同朱熹“格物穷理”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吸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态度。这一点也可以为我们解释日本的思想界为什么能够迅速地接纳西洋的学术。 徂徕学的“归纳法” 在那些写到日本传统学问的文章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徂徕学”这种说法。所谓“徂徕学”，其实是由日本哲学家荻生徂徕开创的儒家学派，它属于日本儒学中“古学派”的一支。 朱子学派成为日本官方所提倡的儒家哲学之后，有许多思想家都对它里面的学说进行批评。在反对派中，阳明学派是一家，而古学派则是另外一家。 古学派的开山之人是一个名叫山鹿素行的人。他小时候是学习朱子学的，但是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渐渐对朱子学变得不满意了。因为他觉得程朱理学讲究“持敬工夫”，这样容易埋没人才、窒息社会，很难对社会风气起到什么挽救的作用。而且，从儒家一代一代的传承历史来看，原始儒家的圣人之学，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以，山鹿素行就主张要回到周公、孔子的思想那里去。 在他看来，这种回归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日本古时候虽然没有哪一个叫“儒家”，但是古代的统治者用来治理国家的手段，却一直依靠的是儒家的内在精神。 后来，有一个叫伊藤仁斋的学者，也大力提倡这样的古学思想。他把排作世界第一，《孟子》排成世界第二。在他眼里，只有孔孟的书才值得一读再读，而且应该弄清楚其中原来的本义。至于像编在一起的“四书”，其实已经加入了很多朱子等宋朝儒家的思想，所以脱离了孔孟的本意。 伊藤仁斋的这些思想，荻生徂徕明白了以后，十分钦佩。而且，他还给伊藤仁斋寄书过去，以表示自己的敬慕之情。 但是在学问上，特别是在做研究的方法上，荻生徂徕和伊藤的思想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荻生有两部代表作——《辨道》和《辨名》。在这两部书里面，荻生搜集了许多古语的例子，然后通过归纳整理，弄清楚这一个字、一个词在古语中到底是什么意思。所谓“徂徕学”，最大的特点其实就在于他的这种方法，也就是说，通过归纳法来解释古语古词的本来含义。 像徂徕学这样的方法，在中国的清朝也有。当时的考据学家王念孙、王引之就是采用类似的方法，来判断在、《孟子》等先秦文献中字句的真实含义。其实，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这属于“训诂学”的一种方法。 “徂徕学”虽然和伊藤仁斋的研究方法不同，但在思想上他们都是反对朱子学派的。别看这些古学家叫“古学家”，其实他们的思想竟然也是日本启蒙思想的一条脉络。荻生徂徕区分了天道和人道，肯定了人们生而具有的欲望、情感。所以，在日本启蒙思潮的发展过程中，“徂徕学”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正是“徂徕学”的出现，从东方思想的内部，拉开了日本启蒙历史的帷幕。 “兰学”入侵 日本是一个极为善于学习的民族。当他们看到中华文明比他们的优秀时，他们就学习中国的文化。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力量的入侵，他们又发现了西方文明的优越之处，于是又开始了一段学习西方知识的历史，直到今天也都还是这样。 在16世纪，日本就同西方文化开始了接触。那时候，跟他们打交道的主要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由于欧洲国家的人基本上都是从南方海上到达日本的，所以日本人一开始把欧洲人叫做“南蛮人”，把他们带来的枪炮等技术叫做“南蛮学”或者“蛮学”。这些“蛮学”主要是借助葡萄牙语来研究的。然而，还有另外一些西方的学问，基本上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主要是荷兰人传过来的，因而主要是通过荷兰语进行研究的。日本人就把这种学问称为“兰学”（把荷兰人所传授的西方医学称为“兰医”）。它是日本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人所知道的西方科学的总称。 在“蛮学”和“兰学”进入日本的过程中，基督教的思想也跟着登上了日本诸岛。但是这样一来，德川幕府的将军们就不高兴了。于是，他们开始禁止基督教的传播，后来慢慢地发展为禁止西方文化的传播。从1633到1639年，幕府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限制日本与外国的一切往来，只剩下长崎这一个地方与中国及荷兰维持着微弱的联系。但是兰学的传播，已经使日本人开始意识到汉学的不足之处，也开始认识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进之处。 果不其然，到了1720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终于解除了“不准许输入荷兰书籍”的禁令。于是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又重新出现了“兰学热”。兰学主要在医学、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中发展起来，日本人通过荷兰语，也了解到了西方近代的地理、博物、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 1838年，著名兰学家绪方洪庵（1810—1863年）在大阪设塾“适斋”，传授兰学。24年间，有30000学者慕名登门就学。在他的门生及其后继者中，有很多人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如福泽谕言、桥本佐内、大村益次郎、吉田松阴、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 所以，对于日本人而言，“兰学”不仅仅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它还包含着许多近代的启蒙思想。一是对传统文化的鄙陋之处进行批判。二是讲究技术的实用，也就是经世的思想。三是兰学的大部分是近代科学，它所包含的实证精神必然给日本的思想界带来巨大的冲击。 难怪有人说，在日本启蒙思想史上，有两条明显的发展主线。一条主线是以“徂徕学”为开端的东方儒学的人道主义思想。而以“兰学”为开端的西方科学文化，则是它的另一条主线。 “哲学”之父 在日本近代的启蒙哲学家中，西周（1829—1897年）是一个我们没法忽略的人物。因为正是在他的笔下，西方的philosophy终于获得了一个成熟的中文名字——“哲学”。 1862年，西周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把philosophy译做“西洋性理之学”。他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呢？因为他觉得philosophy这套学问所讲的东西，既包括了对于世界本源的讨论，又包括了对于人生的讨论，这跟中国宋代学者“性理之学”的提法有极为相似共通之处。所以他就在“性理之学”前面加上“西洋”二字，以指代从西方传过来的这种关于性理的学问。 西周是一个中西贯通的学者。他出身于士族家庭，小时候就饱读《四书》，22岁前接受儒学教育，25岁学习荷兰文和英文。1857年，西周进入幕府的翻译机构。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5年后，幕府派遣西周留学荷兰，使他更深切地体会到了西方的人文智慧，特别是当时流行在荷兰的法国人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英国密尔的功利主义。所以，当他一开始考虑philosophy这个词的译法时，很自然地就试图在他所接触到的东方文化传统中，特别是在儒家文化中找到它的对应物。 但是，petsugaku。 1874年，西周在《百一新论》中公开提出：“把论明天道、人道，兼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此外，“主观”、“客观”、“理性”、“悟性”、“现象”、“实在”、“归纳”、“演绎”等等这些用汉字所表达的哲学术语，也都是西周苦心精译的成果。对于用汉语来思考西方哲学问题的人来说，西周的这些贡献功不可没。 而且，在介绍、移植西方哲学时，西周涉及到了哲学学科的各个方面。他将哲学分为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美学、本体论和哲学史。虽然他没有创造哲学这门学问，但他却创造了“哲学”这个妙不可言的智慧之词，真可谓是“哲学”之父啊！ 人生有三宝 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理论不可能跳跃出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 西周，作为日本的近代思想家，同样也是在整个西方学术入侵，传统理念崩溃的背景下进行他的思想创造的。所以，他所提出的“人世三宝说”，充满了近代的功利主义思想，这一点也不奇怪。 所谓“人世三宝”，就是说人这一辈子，有三样东西是最宝贵的，第一是健康，第二是知识，第三是财富。获得了这三宝，人生就获得了最大的幸福。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生活态度，强调人生在世的拥有，强调此岸世界的快乐，强调趋利避害。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些都是挺“俗”的。 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处境中看，这种想法又是十分必然的。因为西周提出这些观点，本来就是要伸张人欲，批判封建的制度和道德标准，肯定每个人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他认为，儒家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只会把人逼到穷苦贫寒之中，实际上是最不道德的。 所以一个人要想成为“道德的人”，就得积极去争取自己的健康、知识和财富。但是这样还不够，“道德的人”还必须帮助别人获得幸福、知识和财富。阻碍自己获得三宝的东西——疾病、愚昧和贫困——叫做“三祸鬼”，而阻碍别人获得三宝的东西——凶贼、诈伪和盗窃——叫做“三恶魔”。人的道德责任就在于既要追逐三宝，又要消灭“三祸鬼”和“三恶魔”。 西周的“人世三宝说”还包含了自由平等的思想。因为人人都有权享有三宝，获得幸福。你的三宝和我的三宝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所拥有的和所追求的，不管内容是什么，除了那些不好的“三祸鬼”和“三恶魔”的行为以外，在价值上都一样。 启蒙者：福泽谕吉 庆应义垫大学（通称庆应大学）是日本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现在它的主校区位于日本的三田。如果从1871年迁至三田现址算起，庆应大学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座古老而美丽的校园中，有一幢红砖建材搭配尖顶的西式建筑相当醒目。在它的正门入口处有一座铜人像，这便是被誉为“日本启蒙之父”的福泽谕吉。 作为一个启蒙者，福泽从来就不承认人居然还会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他眼里，人人都具有相同的自然权利，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而自由的。于是，作为一位思想者的福泽，在实际生活中，也没有嫌贫爱富、巴结政要的谄媚之骨。 1880年，谕吉47岁，正值壮年期，他以日本一介平民的身份，活跃于各界，指导日本迈向文明。但他却说：“我最厌恶变化莫测的政治！” 政府多次邀请谕吉出面当部长，都被他婉拒了，可是他的影响力却凌驾于每位大臣之上，是位一言九鼎的人物。 当时，三田的福泽公馆经常车水马龙、高朋满座。前来拜访的人里既有显赫的部长级官员，也有骑着骏马登门造访的大将军或是大公司的董事长，还有高挽袖子的平民。 而一向平民作风的谕吉，对他们都一视同仁。 有一次，仆人通告说：“外交部长光临了。” 谕吉回答道：“哦，是吗？请他稍等一下。” 外交部长并没有受到特别的礼遇，谕吉仍很亲切地和刚刚上门来拜托觅职的学生交谈着。 到了用餐时间，不论对方是部长或学生，他都一视同仁地把他们请到木造的餐厅去。就是对方是一掷千金的豪富，他也泰然自若地端出地瓜之类的粗茶淡饭待客，丝毫无窘迫之色，而接受招待的宾客深知谕吉的脾气，所以也都是吃得津津有味。 “独立自尊”，这就是谕吉秉持的信念。 福泽谕吉常常提醒世人，求文明、求富强，不仅仅是一件有了物质的东西就足够了的事情。 他说：“英国拥有千艘军舰，因此如果日本也能和英国一样有上千艘军舰，那就能一跃而成居世界之首的海军国家，可能有不少人持有此种错误的想法。 事实上，英国拥有上千艘军舰的基础，是建立在拥有一万艘商船和十万名航海人员上，不但如此，英国还具备了学问、艺术、政治、实业以及一切发达的文明，而且各种人才能在自己岗位上充分发挥力量，才能够操纵这一千艘军舰。 如果日本人以为只要军备齐全就能成为强国，那就好像看到西洋人抽雪茄，也以为自己假使依样画葫芦，就能改头换面成为西洋人一样地愚蠢。目前日本应先发展商业，使文明蓬勃旺盛起来。” 所以，在福泽看来，“文明”更加意味着一种精神，一种向前向上、不知疲倦的独立精神和进取心。追求自己的理想，发挥自己的才干，德智双修，才是一个进步的人。 有一次，一位学生前来造访，谕吉开门见山地问道：“你家是做什么的？” “我家是卖酒的。” “那我问你，一升酒中米和水的比例是多少？” “这我不太清楚……”学生讪讪地回答不出来。 “连自己家所经营的生意都不太清楚，像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怎能求学呢？你可以回去了！” 听到这番话，学生不但不认错反而抗议道：“老师！” “什么事？” “不错，我们家是经营酒生意的，但是我认为自己没有经商的才能，可能走求学这条道路将来较有出息，所以才入庆应义塾的。戏法人人会变，只是巧妙各有不同罢了，在自由平等的社会中，一个人有权朝自己的理想勇往迈进，我记得老师曾经如此训勉过我们。” 谕吉莞尔一笑，从此特别器重这个学生。 人送称呼“东洋卢梭” 法国的卢梭是启蒙运动中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主张一个政府应该是大家共同意愿的表达，国家的行为需要体现“公意”。而在东方，同样也有这么一位思想家，对卢梭的观点甚为信服，翻译了（当时翻作《民约译解》），积极地传播着卢梭的民权思想。他就是明治时期最杰出的日本思想家之一，人送称号“东洋卢梭”的中江兆民。 中江兆民说，“自主”的“主”字，就是要在“王”的头上钉一颗钉子，从而把“王”的权威给压下去，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宰者，因为人们如果不依靠自己，就没有政治家是可以依靠的。 要靠自己，要焕发自己生命的力量！中江兆民不仅用自己的思想来表达这样的态度，也用自己的生命来实践这样的态度。 中江兆民的晚年不幸患了癌症，在医生宣告他的剩余时间只有一年半后，他并没有为此而恐慌忧伤。他以惊人的毅力，把自己深刻、丰富的思想写在书中。他这样做，只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理念告诉更多的后人—— “假使沿袭古人的思想，也就是如果在古人的田地里面播种收获，那就是剽窃。生在古人之后，就要在古人开拓的田地之外另行播种，另行收获。” “赶快从根本上改革教育，努力培养活跃的人民而不是死板的学者。” “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的区别，不是由于疆土的大小，而是由于他们的气质、胸襟的大小。” 做一个豪迈的、坚强的人，这是两个世纪之前一位患了癌症、被医生判定只有一年半生命期限的日本伟大哲学家中江兆民的毕生理想，他说：“大丈夫一旦诞生在这个地球上，就一定应该在这里留下一个巨大的脚印！” 秋水先生 1911年1月24日清晨，一个30多岁的读书人，在刽子手的监视下，昂首阔步地走上绞刑架。他，就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革命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和组织者之一——幸德秋水。 幸德秋水本名传次郎，秋水是他的号，日本四国高知县幡多郡中村町人，生于1871年。幸德秋水自幼聪明好学，幼年时就以才华出众闻名乡里。1887年9月，他到东京投在原自由党活动家林有造门下充书僮。12月自由民权运动进入最高潮，伊藤博文政府猝然采取镇压措施。刚满16岁的幸德秋水也遭到迫害。他回到家乡，受到亲友冷落和斥责。 1888年，幸德秋水到大阪，在亲友帮助下做了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中江兆民的学仆。中江兆民对他的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不仅指导他读中国的儒家著作，还教授他英语，送他入国民美学会深造。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他成了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幸德秋水对中江也是终身敬重，秋水这个号就是中江所赠，幸德延用终身。中江死后，幸德写了《兆民先生》，以血泪文字追慕中江，成为日本传记文学中的不朽之作。 甲午中日战争后，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登上日本历史舞台，幸德秋水也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历程。他发表《现今的政治与社会主义》等著作，宣传社会主义；并和人合作，第一次把《共产党宣言》译成日文；还和片山潜等积极为创建日本社会主义政党而努力。1910年5月，日本桂太郎内阁为扼杀日本的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虚构假案“大逆事件”，将幸德秋水等革命者逮捕并判以极刑。 幸德秋水在遇害前留下绝笔： “区区成败且休论，千秋唯应意气存，如是而生如是死，罪人又觉布衣尊。” 日本哲学的原创 在日本京都的银阁寺旁，有一条非常普通的小路，两旁种满了樱树与枫树，中间有一条干净的小水沟。蓝绿浅波中，偶尔会出现几段碧绿的水草，幽幽流动，光景翩翩。这就是那条有名的“哲学之道”。 哲学之道约是1891年修筑琵琶湖之时疏水道而成的。人们都说，这条路的得名，是因为京都大学的哲学教授西田几多郎常常在这里散步的缘故。一条道因为一个人而得名，好像只有康德在哥尼斯堡的那条路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吧！ 西田几多郎的哲学，在日本哲学界被公认为“独创的哲学”，所以有人甚至说西田就是“日本近代哲学的宗师”。他的代表作，也是他的处女作《善的研究》的问世，标志着西田哲学思想的诞生和日本最初的“独创哲学”的形成。 西田的哲学，是把东方的佛教思想、阳明思想和西方的哲学思想结合起来的一种哲学。年轻时候的西田，饱受人生的艰辛。明治政府在政治上的保守、专制和反动，使他的精神非常苦恼。为了让心灵有所解脱和寄托，西田关心“参禅”，希望能够通过参禅，在精神上确认“真正的自我”。长达数十年的参禅体验与自我反省，对他的思想、他的人生都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明治维新后，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在日本开始广泛传播，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尤其是詹姆士的纯粹经验说，带给西田很大的触动。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纯粹经验说”。 西田认为当我们去认识一件东西的时候，我们常常夹扎着某种思想，总愿意抱有某种期待，然后我们才说“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感受到了什么”。但是他想提出的是，其实这不是最原初的经验。真正的经验应该是，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就已经感受得到的东西。比如说，当我在看到一种颜色或听到一种声音的那个瞬息之间，我不仅还没有来得及考虑“是它在作用于我”，还是“我在感觉着它”，而且也没有来得及判断“它是什么”，这个时候的经验，才是最纯粹的经验。 这种最纯粹的经验，是一种内心的体验。它发生在任何杂念入侵到我们的心灵里面之前。这和禅宗、阳明心学追求内心的安宁和精神的自由都是相通的。 期待心灵的平静、抹去尘世的烦忧，难怪西田需要一条宁静的小道来陪伴他的冥冥沉思呢！想起来，也只有在这样空灵优雅的环境里，最纯粹的东西才会从哲人的心灵深处涌现出来吧！ 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曾创作过一首优美别致的和歌，描写的就是这位日本著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 在镰仓， 一条幽深的山谷里， 一个人正在沉思着。 京都学派 京都是一座古都。古都自有古都的韵味。在京都，有亘古的青翠和长流的清水，圣护院边上偶尔旁倚斜出的老梅，西田几多郎走出来的哲学小道树荫浓密，暗得让人怀古的寺门和静得听见几声木屐的深巷，总叫人忘掉时间却想起历史。京都总让人产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受；难怪当年王国维离开京都之后，还给老朋友内藤湖南写信说“每想东山山色，如在目前，况重以友朋之乐，讲论之益”。 如此优雅的去处，当然是一块做学问的风水宝地。 如今的京都大学，被人誉为“科学家的摇篮”。对于京都大学的人来说，特别使他们引以自豪的是，在1949—1987年的39年中，日本获诺贝尔奖的7名得主中京大就占4名：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福井谦一、利根川进。“京都学派”的名声在战后又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其实，所谓的“京都学派”，最早是由京都大学文学部著名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以及他的弟子田边元、三木清等人倡导发起的，原意是指他们对日本哲学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后来日本学术界把这一称呼用来指那些京都大学所塑造的“不问实际，只管求知”的一群爱智者。正是他们的这种“兴趣”和“执着”，才使京都大学能够作为一派，在世界诸多大学中立足。 田边元是一位与西田几多郎同时在京都大学执教的哲学家，他早期深受西田哲学的影响，因而和西田有许多相似的看法。他们不遗余力地根据自己对东方传统哲学的教养，来阐释西方的现代哲学。在当时京都大学的哲学讲坛上，思想者们抱着不同的倾向，围绕着历史与存在、社会与个人等问题，展开各自的独立思考和热烈的争论。 一时间，京都一地思想活跃，东西会通，这便形成了日本学术史上的“京都学派”。 随着历史的演进，京都大学逐步发展为有着诸多学科的综合大学，“京都学派”的内涵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哲学的思想论坛了，但是“京都学派”的精神依然体现着思想者的一份执著，依然为人所津津乐道。 人们曾这样形容京都学派：京都大学的学者教授们十分执着于理论研究，即使在常人看来芝麻一样的小事，京大教授仍会饶有兴趣，只要合乎学术道理的，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正是他们的兴趣和执着，才使京都大学形成了闻名遐迩的“京都学派”。 三国时代话佛祖 朝鲜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当佛教传入朝鲜半岛的时候，朝鲜还处于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国鼎立的时代。其中，高句丽是最早接触到佛教的国家。 公元372年，中国前秦皇帝符坚派遣一个叫顺道的僧人出使高句丽，带去了一些佛像和经文。两年后，另一位僧人阿道也前往高句丽。高句丽的国王——小兽林王——就建造了肖门寺和伊弗兰寺，让顺道、阿道两位高僧住在寺中，广传佛法。20多年后，东晋朝的一个和尚，叫昙始，他带了佛经、律文几十部，前往高句丽去宣教。顺道、阿道和昙始，成为朝鲜半岛高句丽王国在佛教刚刚萌芽阶段的三位著名的传教僧。 而百济国，则是在枕流王元年(384)迎来了来自中国东晋的一位印度高僧，名叫摩罗难陀。第二年，百济在汉山州创建佛寺，有十多个老百姓跟随这位高僧，入了佛门。 至于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佛教的传播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在新罗，佛教是在公元5世纪上半叶，从高句丽的佛教徒那里传过来的。但是，当时新罗国以自己的民族神为唯一的最高神，它有着不可动摇的权威性，所以，一开始佛教是受到抵制的，并没有得到国家的承认。进入6世纪后，佛教才渐渐地在民间传播开来。 但是，有一些贵族老爷们却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其中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显赫地位是新罗的民族神赋予的。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感受到了佛教对于人的心灵的教化和震撼力量，也看到了佛教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和现实。所以，在贵族中，就出现了崇佛与排佛的争执。 在527年，也就是新罗国的法兴王14年，法兴王打算提倡佛教，有许多大臣不愿意，纷纷表示反对。但是另有一位叫异次顿的大臣，却坚决支持国王弘传佛教，而且他最终自请斩首，以定众议。在异次顿为了佛教而殉教后，法兴王终于在528年正式宣布佛教为新罗国的正式宗教。 到了6世纪，佛教就在朝鲜半岛广为流传开来。当时的三国封建政权都积极扶持佛教，也派了很多僧人到中国求法，其中有许多人还赴印度求法，影响很大。 金刚山：朝鲜佛教的圣地 金刚山奇峰峻岭，连绵不绝，号称有山峰1万2千有余。山上石峰璀璨生辉，犹如金刚石闪闪发光，故称金刚山。 金刚山其实有多个名字。夏天，彩云朵朵，飘浮在绝岩陡壁上，而地上到处绿树芳草，野鸟鸣啭，人们宛如置身仙境，故名蓬莱山。秋天，漫山枫叶好似铺上艳丽的锦绣，夕照里湖亭相映，山水交辉，所以有人又把它称之为“枫岳山”。冬天，奇岩怪石，树枝桠杈，银光闪闪，形成一副美妙如画的景色，所以也被叫做“皆骨山”。 金刚山划分为外金刚、内金刚、海金刚三个地区，又细分为22个区。外金刚有万物相、集仙峰等山岳与无数瀑布和峡谷，景色雄伟壮丽，代表着男性美。内金刚则有万瀑洞等柔和秀丽的溪谷，代表着女性美。海金刚碧波荡漾的海景湖色别具一格，使人流连忘返。 金刚山这句话原来是佛教中的话。金刚是梵语的Vajra用汉字意译的。钻石也叫金刚石，金刚意味着菩萨的牢固而不朽，坚韧不变之心。 唐代的和尚澄观说，离东海不远处有一个叫金刚山的山。因为上下左右四方的山之间的流水和砂子中有金子，所以在远处看就像金山。 在朝鲜佛教中，人们认为金刚山是担武葛菩萨（有时翻译成法气菩萨）和他的一万两千个眷属一起停留的地方。正因为有这样的传说，金刚山就成为了朝鲜佛教的一块圣地。 带着茶香的佛经 公元4世纪末，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在中朝两国华严宗、天台宗禅师的往来过程中，茶叶也被带到了朝鲜半岛。 公元12世纪时，朝鲜松应寺、宝林寺和宝庆伽寺等著名寺院都提倡饮用茶叶。不久，饮茶的风俗也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 中国茶叶虽早在汉代就已传入日本，但一直到了唐宋时期，由于僧人们的传播提倡，饮茶才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习俗。唐代时，日本的最澄禅师和空海禅师到中国留学，回国时将茶种和制茶工具带回日本，在寺院附近栽种，得到嵯峨天皇的称赞。在宋代，日本荣西禅师从中国引进了寺院的饮茶方法，制定了饮茶仪式，写了《吃茶养生记》。这是日本的第一部茶书。在元代，中国的“点茶法”和“斗茶”的习俗也由圣一禅师传到了日本。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也是整个东亚佛教的主要源流。佛教的传播，一直是一段伴着茶香的旅程。中国佛教不仅在茶叶的种植、饮用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茶叶向海外传播的一座桥梁。 佛陀也得考试 佛教因为宣扬护国护王思想，君王们当然就更加喜欢这种宗教了。《十训要》就是高丽王朝始祖的施政纲领，里面就说：“我国家大业，必资请佛护卫之力。” 在这种背景下，高丽政府就开始设置僧侣的考试制度。一般称此为“僧科”。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选拔高级僧人指导传教和管理僧尼事务，成为“僧官”。其实，新罗时期已设立了僧官，高丽王朝就把它继承了下来，然后自己又有所发展。高丽王朝设立“左右街僧录司”统管所有的僧人，主管佛教的一切事务。 高丽王朝在宣宗时（1084—1094），“僧科”这种考试制度已经很完备了。其实，僧科是以进士的科举考试作为模拟对象的，每三年选一次，每次的考试内容都是佛教的经或论。 到高丽末年以至李朝时期，禅宗僧人的考试内容是《景德传灯录》及《禅门拈颂集》；而教宗僧人的考试范围就在《华严经》及《十地经论》里面。通过僧科考试，僧人可以得到不同的阶位。禅宗的法阶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教宗的法阶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全国最高的僧官是“王师”和“国师”，相当于君王的顾问，常常直接参与政事，权势很大。 修禅定慧的曹溪宗 高丽王朝的僧科考试，实际上使得僧人们可以走上一条享有富贵和名利的僧官之路。但是，在有些僧人看来，这也正是令佛教沾染俗尘之气，日益腐坏的原因。 当时有一个叫知讷的和尚，在他25岁时，也就是1182年，于王都普济禅寺举办的“谈禅法会”（即僧科考试）上一举成名。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完全可以一路走下去，名利双收。但是知讷却选择了另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在普济禅寺的“谈禅法会”上，有一天，他与十多个一起学习的人相互约定：“法会结束以后，我们就不再谈论名利，要到山里面去隐居起来。在那里，我们可以结成一个社团，静下心来读佛经，开拓自己的佛性和智慧。至于说其他的事情，大家就自己看着办吧！总之呢，我们顺其自然，滋养自己的性情，如果这样可以让我们更洒脱一些，那岂不就会令我们更快乐吗？” 明昌元年（高丽明宗二十年，1190年），在老朋友的盛情相邀下，知讷由下柯山普门寺移至公山居祖寺居住。在那几年里，知讷习定均慧，日夜不怠。在居祖寺，他和其他禅侣们一起结社行道，共同创立了在朝鲜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定慧社”。在这个佛学派别中，知讷主张“自修佛心，自成佛道”，认为只有内心自悟，才是得到解脱的根本途径。 此后，知讷居住在江南松广山的吉祥寺。这样一来，整个“定慧社”的活动就移到吉祥寺这边来了。熙宗即位后，也就是1205年，下了一道圣旨，把吉祥寺改名为“曹溪山修禅社”。其中，“曹溪”之名，取自中国禅宗南宗创始人慧能传禅之地“曹溪山”。所以，现在我们又把知讷一派称作“曹溪宗”。 儒学出口朝鲜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大约在l世纪初，、《春秋》等中国儒学典籍就已经传到朝鲜去了。 当时，朝鲜半岛开始进入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的三国时代。在三个国家里面，高句丽离中国最近，所以也是接触儒学最早的朝鲜国家。公元372年，高句丽的小兽林王设立“太学”。太学是高句丽的最高学府，其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所授内容是贯穿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经学、史学和文学等等。太学属于“官办学校”，而在民间，到处有一些私立学校。它们也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教材，把儒学的经典思想教授给那些平民子弟。 百济建国之初，儒学就传到了百济。到4世纪前后，百济的儒学教育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了。而且百济的教育状况和规模，都不比高句丽的差。甚至在儒学的历史上，百济的儒学有着更重要的地位——因为日本的儒学就是从百济传过去的。284年，百济使者阿歧直访问日本。第二年，在阿歧直的推荐下，王仁来到日本，献上了、《千字文》等儒家经典，并且成为日本皇太子的老师。6世纪初，日本天皇还希望百济王能够定期地向日本遣派讲授《诗》、、《礼》、《易》、《春秋》的五经博士。 至于新罗，则与儒家思想更加密切。据说“新罗”这个国名，就与儒学有关：“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王罗四方之义。”到了6世纪，儒学在新罗盛极一时。在中国的唐高宗年间，新罗的真德女王还写了一首汉语诗献给唐高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给唐高宗拍拍马屁。唐高宗看了这首诗，当然很高兴了，奖赏了新罗很多优惠待遇。自此，新罗采用中国式的帝王年号纪年，模仿唐朝的科举制，不断派出留学生到唐朝来留学……这些都促进了新罗儒学的发展。其中出现了薛聪、崔致远等有名的儒家学者。 到了高丽王朝的时代，朝鲜地区对儒学的尊崇和前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仅大量输入儒学经典、遣派留学生、建学校、兴科举，而且还仿中国之风，建文庙、塑金像，尊孔子为百王之师，还大力奖励和表彰朝鲜名儒。1021年，高丽王朝追封薛聪和崔致远分别为“弘儒侯”和“文昌侯”，称誉在朝鲜首创私学“九斋学堂”的崔冲为“海东孔子”，从而刺激了私学的发展。 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宋朝使者徐兢说：“高丽虽然地方不大，但是人也算是很多的，在各行各业中，大家普遍认为学儒学、做儒生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国家，人们把不懂得儒家学说当作了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 十三、十四世纪之交，朱子理学传至朝鲜，受到高丽君王与达官显贵们的重视。在他们看来，朱熹真正地把圣人之学发扬光大了，同时又把“禅佛之学”挤到了一边，所以朱熹的功劳是很大的，就像孔老夫子一样大。其实，他们看中朱子学，也是为了自己的一些现实目的——他们纷纷将朱子理学的伦理观念拿过来，是为了证明自己统治这个国家是合理的。 再后来，朝鲜建立了李朝，专制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文化上，李朝抑佛扬儒，批判佛教，主张王道政治，积极提倡程朱理学。到了十五、十六世纪之交，又有权近、郑汝昌、李滉等朱子学大家出现。他们将程朱理学奉为天下第一。这就进一步巩固了李朝统治天下的精神支柱和官方思想。 “存人欲”的朱子学 朝鲜高丽王朝的末年，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儒学学者，被尊称为“东方性理学宗祖”，他就是郑梦周。 郑梦周生活的年代，正是高丽王朝走向衰败的时期。为了振作社会风气，他提倡儒家学说，反对佛教。 他曾经说，儒学所讲的那些道理，其实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人人都有一定的欲求，人人都得吃饭喝水，这些生活中的道理是很平常，也是很自然的东西。即使像尧舜那种圣人之道，也无非是要求人们把生活中的这些事情做得好一些，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像佛教那些东西，却不是这个样子。佛教命令你不再理会亲人，禁止你有正常的生理需求，要你穿着草衣，吃着素食，自个儿打座，忘掉世界中一切东西。这哪里是日常生活告诉我们的道理呢？ 儒学是一门积极入世的学问。也许，郑梦周所提倡的东西，就是想让人们在那个令人失望的年代里，还能够保存着一份关注生活、直面生活的态度吧！在真实的生活中间，我们才有可能发现那些“性理”生动活泼的源泉。 郑梦周是这么说的，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在生活中堪称一位刚毅的君子。他的忠义节烈，也是他被尊为东方理学宗祖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人对他的评论都是“道学”与“节义”并提。有人甚至说，在高丽朝的四位大儒（薛聪、崔致远、安珦、郑梦周）中，只有郑梦周是真正合格的。因为郑梦周不仅学问做得有儒家底蕴，而且他的为人也具有真正的儒家风范。 在高丽朝末年，李氏家族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有一天，一位和郑梦周交往多年的僧人劝郑梦周识时务、顺大势，归向李氏。既然人心已向李氏，自己又何必那么固执呢？对于郑梦周来说，他并非不知道高丽朝大势已去，但他却说：“我在高丽朝受人社稷之托，怎么能有二心呢！” 又有一次，李朝太宗试探他，看他是不是有改变立场的可能。结果郑梦周以歌明志，他写道： 此身死了死了，一百番更死了。 白骨为尘土，魂魄有也无。 向主一片丹心，宁有改理也欤！ 郑梦周平日讲求程朱理学，把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放在第一位，在实践中也是以履行忠孝为人道之根本。这样一来，他才在关键时刻能够从容不迫。 这么倔强的知识分子，取代高丽王朝的李氏贵族对之当然不欣赏。终于，在1392年，李氏贵族派出刺客，在京城善竹桥刺杀了这位有着极高声望的儒学大师。 人虽然杀了，但是当李氏一登上宝座之后，他们又开始提倡郑梦周的忠烈和他的伦理学说。因为郑梦周的学说和人格，又变得有利于巩固李朝的政权。 郑梦周的这种性理之学和忠烈节义的传统，能够继续获得它的生命力，政治原因是一方面，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能够一直得到朝鲜人民的敬仰和认同。朝鲜民族是一个十分顽强的民族，他们有自主独立的精神，这些气质都与他们的儒学传统是密切相关的。 一场架，吵了一百年 在朝鲜的哲学史上，曾经发生过一场著名的大辩论。前前后后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几代哲学家都在这场辩论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朝鲜的“四七论辩”。 “四七论辩”是什么意思呢？“四”就是儒家所说的“四端”，也就是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性中好的东西；“七”就是儒家所说的“七情”，也就是一般的诸种情感，它们是世俗之人都具有的。 “四端”也好，“七情”也好，都是儒学中的基本概念。它们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人性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的善恶和人的本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关于这场大辩论，可以从一个名叫权近的朝鲜哲学家那里说起。 权近生活在14世纪，也是朱子学的大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入学图说》中，对四端和七情曾经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四端是人的本性的出发点，所以完全就是善的；但是七情呢，却是从人的心里流出来的，所以有的善、有的恶。”权近认为，人的四端来自于“理”（宇宙的本质、规律），而人的七情来自于“气”（构成世界的物质性的基本材料）。如果七情能够合乎人性的法则，那当然就是非常好的，符合人的道德本性的。但是情感表现出来后，如果并不合乎道德本性，那当然就是不好的。 权近的论述还只是个“引子”，真正掀起这场辩论的人，还得要数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李退溪（1501—1570年）。 李退溪根据《朱子语类》，认为“四端”是通过“理”派生出来的，而“七情”是由“气”派生出来的。但是这个观点却遭到了他的一个学生的质疑。这个学生名叫奇大升。于是，他们师徒二人就以书信的方式相互展开辩论。 奇大升对他的老师说，人的四端和人的七情，都是理和气共同作用的结构；理和气是不会分离的，所以“四端”和“七情”也没有那么绝对的区别，没有必要非得说什么属于“理”，什么属于“气”，它们都是人的各种性情罢了。 但是李退溪却不同意，他回信说：四端和七情虽然都要经过“理”和“气”的相互作用，但毕竟是两个东西，还是有所侧重的：像仁、义、礼、智这些东西，都是人的道德品性，它们体现了宇宙的正道，必然要以“理”为主，“气”为辅；而“七情”，是人的一般情感，尚且谈不上是否符合“天理”，所以当然可以以“气”为主，“理”为辅。 除了这师徒二人进行争论以外，还有许多儒家学者参与了这场大辩论。比如说有一个叫李珥（1536—1584年）的人，他比李退溪要小30多岁，就比较同意奇大升的观点。他不仅反对李退溪把“四端”和“七情”分开，而且反对他对“理”的偏爱。李珥说，“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气”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气”是物质性的东西，人所有的性情都是从“气”里面生出来的，其中甚至也包括了“四端”之类的道德品性。 后来，李珥的学生——宋时烈（1607—1689年）也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不过他基本上还是同意他的老师的见解。宋时烈固执地认为，朱熹的思想是不会错的，要是有错也是后人给弄错了。于是，宋时烈的思想非常迎合朝廷的口味，最终成了李朝后期的正统思想。这样一来，从16世纪到17世纪，朝鲜哲学史上的“四七论辩”才终于告一段落。 “实学”的勃兴 当我们知道“四七论辩”是怎么回事以后，肯定会觉得，这些朱子学的学者谈论的东西，似乎和实际生活不太相干。可以说，他们是在“空谈性理”。 脱离了生活的哲学，注定要被生活所抛弃。 其实，在17世纪的朝鲜，封建社会已经进入了它的衰落期。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的20—30年代，日本人的侵略、女真人的侵略，使得李朝元气大伤，封建的中央政权就没有以前厉害了。另一方面，朝鲜的商品经济、对外贸易发展越来越快，所以弄得封建的自然经济也越来越萎靡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朝鲜半岛上反对朱子学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实学”开始在思想开明的士大夫中兴起了。所谓“实学”，就是倡导自然科学技术，认为思想学术应该对社会起到积极的实际作用的一派儒家学说。实学家们希望能够通过认识朝鲜民族的历史传统，来改革当时的社会。实学家们强调事实经验，更强调实用价值。虽然他们也谈论一些比较抽象的哲学问题，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讲究实际的。他们想借“实学”来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 在这群实学家里面，有许多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比如像柳馨远，他就能够通晓天文、地理、数学、音乐、医学、军事等西方学术。还有一个叫李翼的人，对儒学、天文、地理、历史、制度、风俗、文学等都有研究，而且他还了解西方自然科学和天主教方面的知识。 由于具有这些自然科学的背景，实学家基本上都是唯物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所以他们在“理”和“气”的关系上，当然就认为世界中的一切，都是从“气”里面来的，而“理”是事物的“道理”、“规律”，是在事物内部的东西。 实学家不仅认为自然是“实在的”，而且他们追求实干的态度也很鲜明。在他们所思考的那些问题中，也都和实际生活有关。比如说，他们极力建议改良工业和农业，主张大刀阔斧地对土地分配制度、税收制度、教育制度、人才选拔制度进行改革。 实事求是，讲究实效的哲学思想，在当时是一种时代要求。 东学：正宗的朝鲜货 所谓“东学”，就是“东方的朝鲜之学”的意思。 东学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其实是一种宗教性的思想，是相对于西方的天主教思想而言的。朝鲜人又把它称为“东道教”、“天道教”。 东学的创始人叫崔济愚。当时，他对正在没落的朝鲜社会感到很不满意，所以立志要改造社会。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他结合朝鲜本身的思想情况，杂合儒释道，创立了属于朝鲜的一种宗教哲学。而崔济愚之所以要提出这么一种思想，其本意是要对抗西教（基督教），于是，他便自号“东学”。 崔济愚的东学思想，既像宗教又不太像宗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说，支配万物鬼神的是一种叫“至气”的东西，而不是像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中那样，有一个上帝或者真主。但是他又说，这种“至气”就是“天主”，每个人心里都有“天主”，所以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此外，他还把自己封为“教主”。 这样一来，东学就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成为一个组织了。这就是“东学党”。在崔济愚当教主的时候，虽然东学思想已经开始传播了，但东学党还不太明显。直到东学党的第二任教主，一个叫崔时亨的人出来替天行道时，东学党才开始盛行朝鲜。 崔时亨是朝鲜全罗道人，自号“纬大夫”。他从《老子》、佛经里面摘选出断章片句，自成一家，到处传授。渐渐地，跟随他的信徒一天比一天多。饥饿的老百姓们听了东学党的号召，都愿意揭竿相从，公然和朝廷作对。而在那个时候，朝鲜政治腐乱，财政困难，粮饷不发，军队当然也就没心思替王室作战。于是，在1894年，崔时亨率领东学党乘机起义，占领了全罗道，气势很盛。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东学党起义”。 至于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就很熟悉了—— 朝鲜朝廷向中国清政府和日本政府请求出兵平定叛乱。6月，清军1.5万人在牙山登陆。日本以清军赴朝为借口，7月派1万人在仁川登陆，占领汉城，策动政变，建立了一个亲日的政府。后来，日本又同该政府签订两个条约，规定朝鲜必须按日本的指示进行“改革”，给日本以特权。1894年7月25日，日本乘势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历史文献——《吠陀》 吠陀，是梵文Veda的音译，是智识的意思。《翻译名义集》说：韦陀，又名吠陀，此云智识，由此生智。雅利安人称此为七戢所作，是天启的圣典。黎俱吠陀的完成，大约以西元前1200年为中心。此后的一两百年间，又有沙摩吠陀、夜柔吠陀的编集，最后又有阿达婆吠陀的出现。阿达婆吠陀，是在该地土著达罗毗荼人中间流传的降福、攘灾或咀咒仇敌的咒语，为雅利安人吸收采用到祭典中，而取得第四吠陀的地位，四吠陀的完成，大约是西元前800年间的事。 四吠陀的内容，如下所述： (一)黎俱吠陀。四吠陀中，黎俱吠陀是最原始的一种，这是雅利安人居住在五河地区的时候，诗人歌颂大自然的诗句，及招请诸神至祭祀场所的赞歌。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下来，最后编集而成的，这是世界最古老的诗篇，由1017首诗组成，计10580颂，分为10卷。这是在祭祀的时候，献给诸神的赞唱。 (二)沙摩吠陀。这是苏摩祭时所用的赞歌，由1549颂所组成，分为两卷。其中多是预祝丰年的赞歌。 (三)夜柔吠陀。这也是纯为祭祀用的赞歌，它的出世较晚，约是雅利安人离开五河，移居阎牟那河拘罗地方的作品，它是由韵文与散文混合而成的。 (四)阿达婆吠陀。阿达婆吠陀与前三者不同，前者是公认的圣典，而此则全是个人招福攘灾、咀咒仇敌的咒法，古代印度称前三吠陀为“三明”，视为三位一体，阿达婆吠陀则是后来附加的。 四种姓 四种姓的产生是和婆罗门教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婆罗门Brahmana，梵文的原意，是“神学的掌握者”，亦有净行、静志的意思。而婆罗门教，则是由五河时代的吠陀教演变而成的。雅利安人侵入五河地区，征服土著，当时就有了种姓的分别。不过当时只是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间的差别。原来种姓梵语“Varna”，它原来的字义是颜色或品质的意思。本来，雅利安的梵语Aryan，就含有神圣的或高贵的意思，因此，他们认为白肤色的雅利安人是品质高贵的人，而深肤色的达罗毗荼族和其他土著，都是品质低贱的种族；这就有了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的分别。换句话说，前者是白肤色的征服者雅利安人，后者是被征服的黑肤土著，即所谓的非雅利安人。后来因为祭祀的仪式愈来愈繁琐，非专业者不能胜任，于是有了专业司祭者的出现，而司祭者又演变成为世袭，这就形成了婆罗门阶级；另一方面，雅利安人不断地发动战争，于是有了专业战士的一个阶层，即所谓的刹帝利阶级；而从事农工商业的人民，被称为吠舍族，原来被征服的土著，就成了首陀族。首陀罗种姓中，也有农人、牧人，但大部分是仆役及奴隶。各种姓的职业都是世袭的，种姓之间不许通婚，尤其禁止首陀罗和其他种姓通婚。如果首陀罗男子和其他种姓女子生下了混血种，在法律上订有一种特别名称，称为旃陀罗，又称为不可触者——即不可接触之人。这种人一生只能从事最微贱的职业，如屠夫、刽子手、扛死尸者等。印度现在有七千万“不可触者种姓”的人，他们常游行请愿以争取自己的权利。 四姓阶级渐次形成，界限愈来愈森严。婆罗门阶级高高在上，专司祭祀，有解释经典的权利。刹帝利阶级主管军国大事，和婆罗门同为统治阶级。吠舍族是一般人民，受上两种姓的统治及压迫。而首陀罗族的地位愈来愈低下，成为贱民、奴隶，受上三种姓的奴役。并且，上三种姓是“再生族”，都是婆罗门教的信徒，首陀罗是“一生族”，没有信奉宗教的权利，死后没有来生。婆罗门教形成之后，四吠陀成为天启的圣典。建立了所谓“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的三纲领。婆罗门高高在上的地位更为巩固。这以后，印度文化进入梵书时代。梵书时代大约是公元前八至七百年间。如果把四吠陀视同佛教的经，梵书就是根据经所造的论。详细一点说，四吠陀本典，全是祭祀时的圣歌，而梵书是在适用上——即祭祀上加以明白的解说。 正统派与非正统派 印度宗教与哲学中，所谓正统派一般指属于婆罗门教系统的哲学流派，所谓非正统派一般指非婆罗门教系统的哲学流派。或者，也把是否承认婆罗门圣典吠陀具有最高权威作为区分的标准，承认的是正统派，不承认的则是非正统派。 具体来讲，正统派指“六派哲学”，即婆罗门教系统中的数论、瑜伽派、胜论派、正理派、弥曼差派、吠檀多派，常称为“正统六派”。非正统指佛教、蓍那教、顺世论，常称为“异流三派”。另外，印度哲学中的文法哲学派由于理论的某些成分接近婆罗门教的正统思想，因此也可以称为正统派，邪命外道（生活派）则由于产生于沙门思潮，不承认婆罗门教的思想权威，因而也可以称为非正统派。 印度之所以把婆罗门教系统的哲学流派称为正统派，而其他流派称为非正统派，是因为在印度历史上，婆罗门教不仅产生早，而且通常是在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教派。在印度的过去和现在，它影响的范围最大，拥有的信徒最多。而佛教、蓍那教等宗教流派，虽然也曾经在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多次成为印度历史上一些统治王朝的主要宗教信仰，但它们从未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在印度社会中的影响无论如何不能与婆罗门教（或印度教）相比。这样，婆罗门教（或印度教）自然就被看成是正统，而其他非婆罗门教的派别则被看作是“非正统”或“异流”了。 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是印度古老的哲学派别。它的形成与印度最早的文明——印度河文明——（约公元前2500—公元前1700年左右）有一定联系。但其真正成为一个有明确信仰或完整教义的派别，则是在吠陀时期（约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900年左右）。 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印度已流行对母神、动物以及男女生殖器的崇拜。这些崇拜虽然不能说标志着婆罗门教的产生，但是，却可以肯定婆罗门教在产生时吸取了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印度后世流行的婆罗门教崇拜有不少成分是由印度河文明时期已经存在的宗教崇拜演化过来的。 随着雅利安人的到来，印度历史上出现了新的文明（新文明在产生时当然也吸收了印度河文明的成分），新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吠陀文献的出现。吠陀文献被印度历代的婆罗门教教徒奉为经典。 吠陀时期，印度逐渐进入阶级社会。古印度阶级区分的基本形式就是种姓制度。最主要的种姓有四个，即婆罗门（祭司、负责主持宗教祭祀之人）、刹帝利（武士、王室贵族）吠舍（农民、商人或手工业者）、首陀罗（奴隶）。在四种姓中，婆罗门占据最高地位（如吠陀赞歌中的“原人歌”谈到婆罗门是原人的嘴，刹帝利是原人的双臂，吠舍是原人的双腿，首陀罗则由原人的两足生出）。婆罗门教的演变和发展始终伴随着印度种姓制度的演变和发展。这一宗教主要反映了印度四种姓制度中婆罗门的利益和意识形态。 在吠陀时期的最初阶段，印度宗教主要是多神崇拜。而在这一时期的较后阶段，多神崇拜已经出现了向主神崇拜或一神崇拜发展的趋向。婆罗门教崇拜的主要神（如梵天、毗湿奴等）都是由吠陀宗教崇拜的诸神逐渐发展而来的。 吠陀从广义上说也包括梵书和奥义书。梵书集中论述了各种祭祀；奥义书则主要论述了婆罗门教的哲理方面，使婆罗门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在理论上得到整理、提高。 在吠陀末期（或奥义书时期），印度婆罗门教已经完全形成，无论是崇拜对象、祭祀礼仪，还是教义哲理都已经确立或系统化。它在印度古代社会中，在思想界的一般主导地位已经确立，构成了印度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婆罗门教的产生在印度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婆罗门六派 公元前2世纪—公元4世纪前后约600年间，印度婆罗门教哲学经过吠陀时期和史诗时期的历史演变，最终形成了6个重要的哲学派别，六派形成的重要标志是各派根本经典的确立。此六派被认为是属婆罗门教系统的哲学流派，是“正统派”；与之相对的非正统的佛教、耆那教、顺世论则被视为“异流三派”。 数论派是印度古老的哲学派别之一，约创立于公元前4世纪，创始人为迦毗罗，理论之定型与集大成者则为“自在黑”（约公元4世纪的人物）。除《数论颂》为该派根本经典外，《金七十论》、《六十科论》、《明谛论》、《数论经》亦为重要之论书。主要学说有：“二元二十五谛说”（是一种转变说理论）、“因中有果论”、“三德说”、“三分法量论”及“解脱论”。 瑜伽派“瑜伽”，本意是“对心作用的抑制”，又名“等至”、“止息”、“静虑”等。创立于公元前2世纪左右，创始人为钵颠奢利，《瑜伽经》为此派根本经典。此派具有特色的学说或理论为“心作用”、“三昧”、“八支行法”、“神通力”等。 胜论派音译为“吠世师迦”、“卫世师”、“毗世师”等，创始人传为迦那陀，约为公元前2世纪人物，此派根本经典有《胜论经》、《摄句义法论》、《胜宗十句义论》。主要学说或理论是关于“句义”的解释，在认识论上的基本理论集中表现在对“现量”、“比量”的论述。此外，尚有“极微说”、“因中无果论”等。它的学说和思想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不仅对中国古代思想界产生了影响，还受到中国近代一些思想家的重视。 正理派音译为“尼夜耶”，创始人相传为“乔达摩”，约公元1世纪人物。此派最早的经典是《正理经》，基本学说为“十六谛义”，在逻辑学方面的重要建树是确立了“五支论式”的推论方法。 弥曼差派音译为“弥息伽”，创始人相传为“奢弥尼”，约公元前2世纪人物。著述为《弥曼差经》，主要理论有“声常住论”、“量论”，此派还以反有神论著称。这里的“声”，指语言、观念或知识，特别是关于吠陀方面的言语知识。他们认为“声”是先天本有的、常住不灭的，并且是绝对正确的。 吠檀多派为六派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学派，其理论或学说在古印度思想史上占有统治地位。创始人为跋达罗衍那（约1世纪人），著作《梵经》为该派最早之经典，主要理论为“梵我同一说”。商羯罗是此派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印度史上最负盛名的重要人物之一。 沙门思潮 沙门（Samana），意为勤息、息心、净志，是对非婆罗门教的宗教教派和思想流派的总称。沙门思潮兴起于列国时代，是与婆罗门教相对立的思想流派，其哲学思想为印度哲学的重要内容。 沙门思潮的兴起是有深刻原因的。从宗教方面来说，古代印度长期流行的婆罗门教，在宗教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但婆罗门教自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教义也越来越不为人们所信服。婆罗门教宣扬吠陀天启，可是，《吠陀》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并不能使人们满意。它鼓吹祭祀万能，要求人们履行名目繁多的祭仪，结果是祭司捞取了大量钱财，而广大人民的经济负担则越来越沉重。 婆罗门教强调婆罗门地位至高无上，与列国时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也不相适应。在列国时代，王权在战争中不断加强，国王成为强大的统治者，然而国王属于刹帝利种姓，居于婆罗门种姓之下。他们对自己的地位当然是不满意的。另一方面，属于吠舍种姓的商人，不少通过经商、放高利贷而致富，拥有大量的财富。他们对婆罗门的特权地位也表示强烈的不满，力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声称，财富是决定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沙门思潮诸派兴起后，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国王和大商人的支持。 沙门思潮最初兴起于恒河中下游地区。传统说法认为，婆罗门教在这一地区已经走向衰落，从而为反婆罗门教各流派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沙门思潮兴起时，婆罗门教在这一地区虽然已经流传，但还没有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更不存在衰落的问题。当时婆罗门教的中心地区是在位于喜玛瓦特山与文底耶山之间的维那舍那以东和钵锣耶迦以西的地区，即《摩奴法典》中所说的“婆罗门中国”。在恒河中下游地区，土著文化仍然有很大的势力。婆罗门教传入后，对土著文化及其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也受到土著文化的强烈抵制，从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激烈的震荡，促使了思想文化上争鸣局面的出现。所以，沙门思潮的兴起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且也反映了雅利安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冲突与进一步融合。 根据文献记载，沙门思潮的派别达64派之多。它们的学说重点不一，具体内容有异，但也有共同的特点，即反对婆罗门教，猛烈抨击婆罗门教的纲领。当时的印度思想界十分活跃，出现了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 沙门思潮有“六师”，其中主要的有顺世论、佛教、蓍那教和生活派（“邪命外道”）。顺世论是印度甚至东方最大的唯物主义派别，这派认为世界的基础是物质，物质由“四大”（地、水、火、风）构成。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均由“四大”结合而成，死后还归“四大”；因此，它否定灵魂的存在，认为灵魂和肉体不可分，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在社会观方面，顺世论主张种姓平等，反对祭祀和业报等。佛教是最大的沙门思潮派别。 印度教 印度教是印度影响最大的传统宗教。它由婆罗门教发展、演变而来，因而又称为“新婆罗门教”。 就印度教的宗教崇拜和思想观念的渊源来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吠陀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印度存在的较早的宗教信仰，这些信仰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对多种与人们生活关系较大的自然事物的崇拜。他们把这些事物都看作是神。吠陀宗教后来经历了由多神崇拜向主神崇拜的发展过程，并在印度出现种姓制度的基础上演变为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崇拜的神已经相对集中，而且这一宗教除了敬神之外，还创立了名目繁多的祭祀礼仪和哲学学说。在教义上则明确提出所谓“三大纲领”（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婆罗门教的祭祀仪式有些与敬神直接相关，有些则属于巫术（即祭祀者认为祭祀动作本身即可产生奇异的力量，使人免灾趋福，而不是通过取悦于神来获得好的果报）。婆罗门教的哲学思想往往与神学观念结合在一起，哲学上的最高本体往往也就是造世的最高神。婆罗门教哲学后来分化为几个主要派别（六派哲学）。这些派别有的仍然坚持该教最初所制定的基本哲学学说，或为祭祀的功效作理论论证，有的虽然有婆罗门教哲学之名，但学说偏离该教宗旨较远。 婆罗门教产生之后，虽然一般来说在印度思想界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佛教、蓍那教等印度宗教出现之后，它在历史上也有受到排挤的现象。如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和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对佛教都极为推崇。婆罗门教在这些时期发展的相对缓慢，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但到公元4世纪时，婆罗门教又开始兴盛。此时统治次大陆的是笈多王朝。笈多王朝的君王（尤其是初期的）大力支持婆罗门教，一方面修建婆罗门教的寺庙，举行婆罗门教祭祀典礼，另一方面为婆罗门教的传播提供条件。在此时，婆罗门教的一些法规（如《摩奴法典》等）和两大史诗（《摩可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已经基本定型，婆罗门教哲学（六派哲学）的原典也都做了详细的注释，各派哲学趋于系统化。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婆罗门教又进一步吸取了印度民间的各种偶像崇拜成分和其他派别的宗教思想（包括佛教和蓍那教的），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演化为印度教（新婆罗门教）。 印度教虽由婆罗门教演化而来，以婆罗门教的旧有学说为教义核心，但它已经不再是一种单一宗教了。它已经成为一种混合物，即印度古代多种宗教体系和精神文化要素的复合体。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说的：“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加（男性生殖器，是湿婆的象征）崇拜的宗教，又是札各纳特（印度教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 印度教形成后，它主要分成3个基本流派，即毗湿奴派、湿婆派和性力派。这些派别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比其他宗教派别多得多的信徒。 公元8世纪左右，印度正统派哲学中出了枯马立拉和商羯罗两位著名的思想家。他们对印度教的宗教与哲学作了较大的完善和改造（有人认为婆罗门教在此时才完成了向印度教的转变）。枯马立拉进一步强调了祭祀的功效，使吠陀典籍在印度教中牢固确立了其神圣性。商羯罗则对奥义书以来婆罗门教的核心哲学思想作了新的阐释和发展，为印度教的宗教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伊斯兰教侵入次大陆后，印度教虽然也受到了一些打击，但却没有像佛教那样被毁灭，而是一方面在某些区域保持着很大势力，另一方面与伊斯兰教的思想有所交融。 12世纪后，印度教的主要派别中又分化出一些新的派别，如毗湿奴派中分化出虔诚派，后又分化出罗摩派（16世纪形成）、黑天派；湿婆派中又分化出三相神湿婆教派；性力派也分化出右道和左道两派。这些派别虽还属于印度教，但其中的不少人却提出了反对婆罗门教教义的主张（如主张各种姓在神面前的平等，反对歧视妇女，反对吠陀权威等）。 在近代印度，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印度教中掀起了范围广泛的宗教改革运动，出现了许多鼓吹宗教和社会改革的团体和组织，如梵社、雅利安社等。这些团体的创建者和参与者一般反对古代印度教中存在的偶像崇拜、烦琐宗教仪式、种姓不平等等愚昧现象。 目前印度教仍是印度最有影响的宗教，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印度人中绝大多数都信奉此教。80年代初，印度总人口的近83%的人为印度教教徒。 印度教在印度国外也有一定影响，它传播到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斯里兰卡、尼泊尔、缅甸、泰国、马来西亚、阿富汗、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国都有印度教流传。印度教的哲学也曾经为西方近代的一些哲学家或思想流派所重视和吸收。 孔雀王朝 孔雀王朝是印度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大帝国。 公元前327年，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率军队越过兴都库什山侵入西印度，所到之处都建立了据点。亚历山大试图征服恒河平原，取道坦叉始罗和拉瓦尔品第，向南部和东部推进，但遭到当地力量的抵抗。当时恒河平原最强大的势力是摩揭陀国，处在难陀王的统治之下。大约在公元前317年，该国一名出身刹帝利贵族、叫旃陀罗笈多的青年，在他的足智多谋的顾问考底利耶的协助下，率军击败了西北印度的马其顿人的部队，并宣布了印度的自由。之后他进抵摩揭陀国的首都华氏城，推翻了难陀王的统治，掌握了政权，建立了孔雀王朝。他又吞并周边若干邻国，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到了旃陀罗笈多的孙子阿育王时代，孔雀王朝达到鼎盛。他即位8年后，征服了东南海岸的羯陵伽国，此时帝国的版图几乎包括除泰米尔地区的整个印度和阿富汗的相当大一部分。 孔雀王朝以其空前强大的国家权力，完成了多项重要的事业。例如，旃陀罗笈多在全印度修建了发达的道路系统。道路设有驿站，每隔半里建一立柱作标记。阿育王时代又在各条道路两旁植树，隔约3里挖一口井，设立行人休息的处所。在主干道的交叉点附近，设立国家粮仓和仓库，供紧急时使用。此外，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帝国还在各地修建了运河和蓄水池，建立了较完善的灌溉体系。为了向民众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在所统治范围内各地树起许多石柱，刻上诏文，表明自己的决心，希望获得人民的支持。这些诏文是用多种文字写成的，被称为“阿育王诏敕”。这些诏文在西北印度、阿富汗以及东南海岸各地都有发现。有的诏文是刻在磨平的崖岩上的。 阿育王与佛教 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大力提倡和保护佛教，社会上流传着他与佛教的一些故事。据说，在他当君王的早期，用暴力和酷刑治理国家。在首都华氏城北部有一个监狱，人们称它为“阿育王监狱”。在监狱里，使用各种刑具严刑拷打犯人。国王曾下令，任何人只要进了这座监狱，就别想活着出去。 一天，一位佛教的圣者毫无原因地被关了进去，狱吏将他投入热水锅里，水竟无法烧沸。狱吏将此事报告给阿育王，他感到很奇怪，便对佛教开始感兴趣。后来他下令取消了那座监狱，并修正刑法，对犯人从宽发落。 这时，他的军队恰好平息了羯陵伽地区的叛乱，杀戳了成千上万的叛乱者，并俘虏了许多人。阿育王良心受到责备，产生了悔恨和悲悯之情。他下令将所有俘虏释放，并发布了一封表示忏悔的文书，之后穿上僧袍，皈依了佛教。他下令禁止打猎，并亲自食素，献身于实施“大法”（道德与虔诚）统治。这导致了孔雀王朝内外政策的重大变化。阿育王放弃了以屠杀和放逐人民为手段的军事征服，释放了战争俘虏，对民众采用“虔诚感化”的政策。 同印度许多传说一样，这个故事很难说到底有多少真实成份，它很可能是佛教徙为宣传佛教的威力而编造出来的。 不过，阿育王推崇佛教，倒是可由他发布的多个诏敕来证明。在这些诏敕里，他赞扬佛教，劝告人们皈依佛教，并将佛教精神体现到日常生活中。他明令禁止滥杀动物，并设立人与动物医院，向穷人施舍。他还在印度各地兴建佛寺、佛塔，亲自巡拜。佛教徒称他为“转轮圣王”。他虽是热心的佛教徙，但也不排斥其他宗教。耆那教、婆罗门教等也受到同样的保护。 他的仁慈的统治必然会产生良好的结果。由于他的善德善行，印度人民至今还怀念这位国王。 佛祖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佛，俗世人称“佛祖”，其实在佛教徒眼中，他是现世教化众生的佛陀。佛教的教义，全赖释迦牟尼佛传播于世。 释迦牟尼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他的生活年代大体与中国的孔子同时。释迦是一个部落的名称，牟尼是能仁，能寂，合起来可理解为“释迦族的圣人”。他原名叫乔达摩悉达多，释迦佛的另一个称呼“如来佛”，如来的意思是指从如实(绝对真理)之道而来，开示真理的人。 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66年出生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迦毗罹王国，其父为该国净饭王。一天其母摩耶夫人梦见一头白象伴随道白光从空中降下投入她的右肋，从而有了身孕。 农历腊月初八这一天，摩耶夫人遵照习惯回娘家，走到蓝毗尼花园，手攀无忧树枝坐下休息，一阵和风吹过，乔达摩·悉达多从摩耶夫人右肋诞生。这时天空出现了两条龙，一条吐凉水，一条吐温水，为其沐浴。乔达摩·悉达多沐浴后即站起来向前走了7步，步步生莲。接着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环顾四方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时全身出现金黄色，双颊丰满如雄狮，毛发均向上生长，其母生他7天即逝世了。姨母波波提夫人担负抚育之责。 他看到社会残酷无情，人们受着生老病死种种苦难。毅然抛弃舒适生活，出家修行。先随婆罗门教苦修，日食一麻一麦，瘦得皮包骨，却一无所获，于是用尼连禅河水洗去6年的污垢，爬上了岸。这时牧羊女见他可怜，端来一碗乳糜，他吃后才恢复了体力，这就是衍化出的“腊八粥”。以后，他走到伽耶的一棵菩提树下静坐沉思，49天恒出一条正道：“人有了我”，而“产生欲念，这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只有达到“涅槃”，才能脱离痛苦”，摆脱轮回，要想达到就要修道。他所创立的理论被称作“佛教”。从此乔达摩·悉达多成了“佛陀”，简称为“佛”，世人尊其为释迦牟尼。 公元前486年，释迦牟尼80高龄，传教已45年，佛教已被南亚大多数人所接受，各地均建立了寺庙，出家的和在家的信徒倍增。这时，释迦牟尼背疾复发，自知将要谢世，便来到拘尸那伽的跋提河边。在两棵婆树间弟子阿难系好绳床，释迦牟尼头朝北，面朝西，侧卧于绳床上，他的右手支着头，左手放在身，双足并拢，进入“涅槃”，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一天是农历2月15日。 菩萨 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的略称。“菩提”意是觉悟，“萨埵”义是有情，凡是求觉悟的有情的都可以称为菩萨。在佛教中一般习惯对印度的弘扬佛法、建教立宗的大德法师都称为菩萨，如马鸣菩萨、龙树菩萨、护法菩萨等。因为这些菩萨是印度佛教历史上的具体人物，所以这些菩萨的画像都属于高僧像之类。这里所说的菩萨像是指佛经中所提出的，与佛同时共弘教化的菩萨的画像。 为什么拜菩萨？因为在佛教看来： 一、弥勒菩萨：包容、欢喜。弥勒菩萨塑造的是布袋和尚的形象。他代表什么意思呢？布袋和尚肚皮很大，满面笑容，他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具备什么资格才可以入佛门：第一要有肚量，要能包容；第二要慈悲，要以欢喜心接待一切众生。所以弥勒菩萨代表的是生平等心，呈喜悦相。佛教认为以清净平等的心对待一切众生，以满面笑容接待一切大众，这是入佛门必备的条件。 二、地藏菩萨：孝顺、恭敬。地藏菩萨所表示的是孝亲尊师，一部《地藏经》就是佛门的《孝经》。无论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都是从孝亲尊师做起。 三、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观音菩萨表示大慈大悲，慈是使他人快乐，悲是帮助他人解脱烦恼和痛苦。慈悲一切、怜悯一切、救护一切众生，就是大慈大悲。佛教认为的拜菩萨，就是以菩萨为榜样，常养自己的慈悲心，利益他人，造福社会。 四、文殊菩萨：智慧、善巧。文殊师利菩萨，代表的是大智慧，圆满的智慧，绝对不是迷惑颠倒，感情用事。 五、普贤菩萨：应用、实践。普贤菩萨代表实践，把孝敬、慈悲、智慧，应用和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四大天王 佛教中的四大天王有其特殊的所指，我们经常在西游记中见到他们的身影： 一、东方持国天王。“持”是保持；“国”是国家。持国里面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负责尽分”。我们修身、齐家，也就是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负责；自己是什么身份，就负担起什么样的职责。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对自己的工作尽心尽力，每一个人在他自己岗位上都能尽忠职守，负责尽职，这才能护持国家。持国天王手上拿的是琵琶（乐器），它也是表示佛法的。代表什么呢？它代表负责尽职要做得恰到好处，不能超过，也不能不及，这就是中庸之道。儒家讲中庸，佛家讲中道。就像弦一样，要是太紧了，它就会断掉；太松了，就弹不响了，一定要调得恰到好处；这就是说，我们对人、对事、对物都要守分寸，都要做得恰到好处。 二、南方增长天王。“增长”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求进步；与时俱进，不进则退。德行要进步，智慧要增长，技能要进步，才艺也要进步，乃至于我们的生活品质也要天天往上提升。增长天王手上拿的是宝剑，这个剑是表示佛法的，代表智慧之剑，能断烦恼。烦恼像丝、像乱麻一样，所以快刀斩乱麻，唯有智慧才能够把所有的烦杂事情，统统都解决掉。 三、西方广目天王。其右手拿的是一条龙，或者有的时候造像造的是蛇。龙跟蛇代表什么呢？代表变化莫测。这是讲人心、社会、世界，非常非常复杂，常常在变化，你有智慧才能控制得住，才能掌握局势，才能游刃有余。 四、北方多闻天王。北方多闻天王，他手上拿的是伞盖。伞代表什么呢？伞是遮盖，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环保，遮盖灰尘，既要多看、多听，又要保护自己身心的清净，不被诱惑，不受污染。 罗汉 罗汉是梵语“阿罗汉”的略称，含有三意：一不生、二杀贼、三应供。就是依小乘佛教修持的方法进修而得到破除烦恼、解脱生死轮回而决定得入涅槃的果证的出家弟子。我们经常在神话电影里看到有关五百罗汉的说法。 罗汉称谓，由来已久，按北凉道泰《入大乘论》所载，16罗汉（尊者）在佛涅槃后，常住世间，护持佛法；西晋竺法护《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舍利弗问经》中均有五百罗汉结集法藏、重兴圣教的记载。而作为崇拜对象的罗汉形象则出现较晚，一般认为是玄奘法师译出《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之后才被世人所供奉。《法住记》记录了16罗汉名称、住地，并扼要地称其皆具“三明六通八解脱等无量功德，离三界染，诵持三藏，博通外典，承佛敕故，以神通力延自寿量，乃至世尊正法应住常随护持，乃与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报。……时此16大阿罗汉及诸眷属随其所应，分散往趋，现种种形，蔽隐圣仪，同常凡众密受供具，令诸施主得胜果报。” 由于佛经中并无罗汉形象的具体描述，只是说修得罗汉果位的就是罗汉，因此罗汉造像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民间信仰性质。在一定意义上，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尽现人间世态悲欢的罗汉形象是隋唐以后，佛教在中国进一步世俗化和本土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何谓“大乘”？何谓“小乘”？ 乘指载人用的车子。佛教用车子载人来比喻佛法能够使人超脱生死轮回，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小乘佛教偏重于个人解脱，认为佛只有一个即释迦牟尼佛，修佛的目的是“灰身灭志”，以获得阿罗汉为最高追求。与小乘佛教相比，大乘佛教宣扬普渡众生，致力于一切众生的解脱。大乘佛教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修佛以成就佛果为目标。成佛的理想不在于灭除生死，而在于达到众生平等、物我融会的涅槃境界。 本来，在佛的时代，并没有分什么大乘和小乘，佛法是一味的，只是由于说法的对象不同，所说的内容和境界也有不同罢了。佛对根器浅薄的听众，说做人的根本道理，持五戒，修十善，称为人天乘；对于厌世观念很浓的人，便说解脱生死的方法，称为声闻的小乘；对于根器深厚而有悲愿化世的听众，便是菩萨的大乘。 事实上，佛法共分五乘：人乘、天乘、声闻乘、独觉乘、菩萨乘。修上品五戒十善的生天，中品五戒十善的生人，综合五戒十善，称人天道；声闻是由于听法修行而解脱生死的，独觉是不由听法无师自觉而解脱生死的，综合声闻独觉，称为解脱道；菩萨道是既求取解脱道而又不舍人天行的一种法门，所以大乘的菩萨道是解脱道与人天道的综合。 仅在人天道中修持五戒十善的人，尚是凡夫。证了解脱道，不再受生死的人才是圣人，因他们只顾自己乘着佛法而得解脱，不愿回头过来救度其他的众生，所以称为小乘。菩萨是上求无上佛道而自己解脱生死，下化无量众生而同离生死苦海，所以称为大乘。 四大皆空 “四大皆空”，空去哪四个大呢？不懂佛法的人，他会脱口而出地告诉你：“空了酒、色、财、气，就是四大皆空嘛！”其实，这与佛教所说的四大皆空，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佛教所讲的四大，是指“地、水、火、风”的四大物质因素。 四大的观念，也不是佛教发明的，它是人类对于宇宙本体的初期探索而得的结果，在东西方的哲学思想史上，几乎有着同样的趋势。比如中国书经所记的“水、火、金、木、土”五行；印度古吠陀本集所说的世界形成，是基于“地、水、风、火、空”的五种自然因素；希腊古哲学家恩比多克里斯（Empedocles），也曾提出“气、水、土、火”为宇宙间不变的四大元素。 总之，不论五行也好，五大也好，四大也好，都是指的物理界的基本元素，如果仅限于此而胶着于此，那么，发展的结果，便是唯物论者。所以，这些思想，也是唯物论的先驱。 佛教讲四大皆空，是沿用着印度固有的思想而再加以深刻化及佛教化的，因为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是宇宙物理的，比如山岳土地属于地大，海洋河川属于水大，阳光炎热属于火大，空间气流属于风大。如把它们化为人体生理的，比如毛发骨肉属于地大，血液分泌属于水大，体温属于火大，呼吸属于风大；若从四大的物性上说，坚硬属于地大，湿润属于水大，温暖属于火大，流动属于风大。但是，不论如何地分析四大，四大终属于物质界而无法概括精神界的。所以唯物论者以四大为宇宙的根源，佛教则绝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佛教所讲的四大，也有小乘与大乘的不同。从大体上说，小乘佛教所说的四大，是指造成物质现象的基本因缘，称为四大种，意思是说，地、水、火、风，是形成一切物质现象的种子，一切的物象，都是由于四大的调和分配完成；四大和谐，便会欣欣向荣，四大矛盾，便会归于毁灭，物理现象是如此，生理现象也是如此，所以佛教徒把病人生病，称为“四大违和”。小乘佛教观察四大种的目的，是在使人看空我们这个由四大假合而成的色身，不以色身为实在的我，不因执取色身为我而造种种生死之业；一旦把我看空，便会进入小乘的涅槃境界，不再轮回生死了。 大乘佛教所说的四大，不是指的根本元素，而是指的物态的现象，是假非实，是幻非实。对于物象的形成而言，仅是增上缘而非根本法，虽也承认四大为物象的种子，但不以为四大是物象的真实面貌；小乘佛教因为只空我而不空法，所以虽把物象看空，仍以为四大的极微质——“法”是实有的。不过，小乘佛教不是唯物论，而是多元论，因为佛教的空不仅空去四大，乃要空去五蕴；四大，只是五蕴中的一蕴而已。 大千世界 佛教认为：宇宙，从时间上看，无始无终；从空间上看，无边无际。这无边无际的含义包括：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边无际。再小的东西也还可以再分析下去，此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坐微尘里转大法轮，芥子可纳须弥山是也。佛教认为，地球只是宇宙中的一个点而已，定义宇宙为三千大千世界。认为宇宙空间本来就如此存在。虽然，佛陀对宇宙进行了分析，但是，他反对人们把过多的时间投入这方面的讨论之中。佛陀认为：了解这些问题，不是当务之急，作为修行者，当务之急，是修行是解脱。他比喻说：一个人被毒箭射中，不是先去了解箭从什么地方来，谁射的，而是要先拔箭，先治伤、消毒，如果先追究箭的来源，那么，来源尚未查清，人已死了。佛教把宇宙即三千大千世界作了区分：一方面是凡夫世界，如我们的地球；另一方面，是圣者的世界，如西方极乐净土。当然，凡夫的世界，同样可以产生圣者，居住圣者，而且，西方世界中的圣者无一不是由凡夫世界而来。 由世俗世界和佛国世界构成的佛教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围绕它排列着山河大地、日月星辰。 一千个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完整世界为一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一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为一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又称为三千大千世界，谓其包含了小、中、大三种千。三个大千世界为一佛土，宇宙就是由无数个三千大千世界无限组成的无限空间。 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这名词出于佛经。许多大乘佛经叙述佛向诸菩萨、比丘等说法时，常有天龙八部参与听法。如《法华经·提婆达多品》：“天龙八部，人与非人，皆遥见彼龙女成佛。”“非人”，包括八种神道怪物，因为以“天”及“龙”为首，所以称为。八部罗，七归那罗，八摩听罗迦。 “天”是指天神。在佛教中，天神的地位并非至高无上，只不过比人能享受到更大、更长久的福报而已。佛教认为一切事物无常，天神的寿命终了之后，也是要死的。天神临死之前有五种症状：衣裳垢腻、头上花萎、身体臭秽、腋下汗出、不乐本座（第五个症状或说是“玉子离散”），这就是所谓“天人五衰”，是天神最大的悲哀。帝释是众天神的领袖。 “龙”是指神。佛经中的龙，和我国传说中的龙大致差不多，不过没有脚，有的大蟒蛇也称为龙。事实上，中国人对龙和龙王的观念，主要是从佛经中来的。佛经中有五龙王、七龙王、八龙王等等名称。古印度人对龙很是尊敬，认为水中动物以龙的力气最大，因此对德行崇高的人尊称为“龙象”，如“西来龙象”，便是指从西方来的高僧。古印度人以为下雨是龙从天海中取水而洒下人间。中国人也接受这种说法，历书上注明几龙取水，表示今年雨量的多寡。龙王之中，有一位叫做沙竭罗的龙王，他的幼女8岁时到释迦牟尼所说法的灵鹫山前，转为男身，现佛之相。她成佛之时，为天龙八部所见。 “夜叉”是佛经中的一种鬼神，有“夜叉八大将”、“十六大夜叉将”等名词。“夜叉”的本意是能吃鬼的神，又有敏捷、勇健、轻灵、秘密等意思。《维摩经》注：“什曰：‘夜叉有三种：一、在地，二、在空虚，三、天夜叉也。’”现在我们说到“夜叉”都是指恶鬼。但在佛经中，有很多夜叉是好的，夜叉八大将的任务是“维护众生界”。 “乾达婆”是一种不吃酒肉、只寻香气作为滋养的神，是服侍帝释的乐神之一，身上发出浓烈的香气，“乾达婆”在梵语中又是“变幻莫测”的意思，魔术师也叫“乾达婆”，海市蜃楼叫做“乾达婆城”。香气和音乐都是缥缈隐约，难以捉摸。 “阿修罗”这种神道非常特别，男的极丑陋，而女的极美丽。阿修罗王常常率部和帝释战斗，因为阿修罗有美女而无美好食物，帝释有美食而无美女，互相妒忌抢夺，每有恶战，总是打得天翻地覆。我们常称惨遭轰炸、尸横遍地的大战场为“修罗场”，就是由此而来。大战的结果，阿修罗王被打败。有一次他大败之后，上天下地，无处可逃，于是化身潜入藕的丝孔之中。阿修罗王性子暴躁、执拗而善妒。释迦牟尼说法，说“四念处”，阿修罗王也说法，说“五念处”；释迦牟尼说法“37道品”，阿修罗王偏又多一品，“说38道品”。佛经中的神话故事大都是譬喻。阿修罗王权力很大，能力很大，就是爱搞“老子不信邪”、“天下大乱，越乱越好”的事。阿修罗又疑心病很重，“大智度论卷三十五”：“阿修罗其心不端故，常疑于佛，谓佛助天。佛为说‘五众’，谓有六众，不为说一；若说‘四谛’，谓有五谛，不说一事。”“五众”即五蕴，四谛是佛法中的基本观念。阿修罗听佛说法，疑心佛偏袒帝释，故意少说了一样。 “迦楼罗”是一种大鸟，翅有种种庄严宝色，头上有一个大瘤，是如意珠，此鸟鸣声悲苦，以龙为食。旧小说中说岳飞是“大鹏金翅鸟”投胎转世；迦楼罗就是大鹏金翅鸟，它每天要吃一条大龙及500条小龙。到它命终时，诸龙吐毒，无法再吃，于是上下翻飞7次，飞到金刚轮山顶上命终。因为它一生以龙（大毒蛇）为食物，体内积蓄毒气极多，临死时毒发自焚。肉身烧去后只余一心，作纯青琉璃色。 “紧那罗”在梵语中为“人非人”之意。他形状和人一样，但头上生一只角，所以称为“人非人”，善于歌舞，是帝释的乐神。 “摩呼罗迦”是大蟒神，人身而蛇头。 无间道 电影《无间道》估计很多人都看过。但是，“无间道”指的是什么意思？出于何处呢？追根溯源“无间道”来源于《地藏经》。 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至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侵损常住，玷污僧尼，或伽蓝内恣行淫欲，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欺诳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偷窃常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与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 无间狱，处于此地的罪人极为悲惨，其所遭受的酷刑主要有三种： （1）火焰从东方扑面而来，罪人站于铁地之上，其余三方之火依次而来，四维上下只有熊熊大火及火中传出的惨叫之声； （2）在铁箕中装满烧热的铁炭，将罪人放入一起簸颠，再置于热铁地上，令其登热铁山，上下反复不休； （3）将罪人之舌拔出，以铁钉绷于铁板之上，又用铁钳撬开其口，将热铁丸置入，并灌以熔化的铁水，从口、喉、五脏至下身流出，所经之处无不溃烂。 跳出三界外 佛教的理论将世界划分为世俗世界和佛国世界两大部分。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时间上按成、住、坏、空“四劫”循环往复无始无终。 佛教所划定的世俗世界由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构成。欲界居住着深受欲望支配和煎熬的六类生命，即天、人、阿修罗、畜生、鬼、地狱等“六道”。地狱即阴间，是鬼的居住处，畜生住在地面和水中，在须弥山低处和轮围山一带住着阿修罗，人的居住处处于南赡部洲的地面上。高于人类的上界的生类就是“天”，天分为六等，称为“六俗天”，顺次上排为：四天王天、仍利天、夜摩天、兜率天、乐变化天、他化白在天。 欲界之上就是色界。在这里居住的生类仍具形体，但已没有粗俗的欲望。有所居的宫殿和国土，也就是还有佛教所说的“色”。色界分为四禅17天。初禅3天，梵从天、梵辅天、大梵天。二禅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三禅三天：少净天十无量净天、遍净天。四禅人天：无云天、福生天、广果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观天、善见天、色究竟天。 三界中最高的一界是无色界，居住在这里的生类已没有“色”形体了，也没有具体的处所。物质性的东西不存在了，故名无色界，无色界共有4种：空无边处(天)，识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 在世俗世界中，佛教又区分出有情世间和器世间两种。有情世间又称为“众生世间”，是有情识的众生体的领域。有情出生有四种状态：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器世间亦称“国土世间”，指大地山河、日月光明、房屋器具等没有情识的事物。这是有情众生依止的生存环境。 相对世俗世界这一“秽土”、“秽国”，佛国世界又称为“净土”、“净国”。在佛国世界，主要有弥陀净土和华藏世界。弥陀净土就是著名的西方极乐世界，在这里居住的众生没有任何痛苦，无限欢乐地生活着，国土上铺着黄金，一切器具都用无量杂宝和百千种香共同合成，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莲花香洁，仙乐悠扬。这里的主持是阿弥陀佛。在中国佛教中，这是最有影响的一片神圣净土，中国佛教最大的汞派棗净土宗，就是以专念“阿弥陀佛”，死后往生弥陀净土为目的的。 华藏世界，又称莲花藏世界，认为世界是毗卢舍那佛的显现。中国佛教华严宗就是以尊奉毗卢舍那佛为教主的。莲花藏世界由须弥山无数风轮所持，最下面风轮能持上面的一切宝焰，最上风轮能持香水海，海中有大莲花，金刚轮山围绕四周。莲花藏世界有无数香水海，因而有无数大莲花，每一莲花中包藏无数世界，所以称莲花藏世界。莲花藏世界重重叠叠，依次布列，其中第十三重为婆婆世界，为人类所居住。华藏世界光明灿烂，婆婆世界里的人类人人皆有佛性，因此，人人都可以成佛。 须弥山 在佛教宇宙观中，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时间上按成、住、坏、空“四劫”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由世俗世界和佛国世界构成的佛教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围绕它排列着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须弥山由金、银、琉璃、玻璃四宝组成，山高8万4千仞，山顶上为帝释天，四面山腰为因天王天。周围是七香海和七金山，七金山内的七香海，山外为由铁围山围绕成的威海。威海中分布着四大洲、大中洲和无数小洲。四大洲为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贺洲、北俱卢洲。每一洲形成一个世界，有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星。 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园 蓝毗尼位于尼泊尔狭长领土中间位置的最南端，距离尼泊尔重要边境城市白尔瓦约21公里，离尼印边境最近处仅7、8公里。蓝毗尼在尼泊尔特莱平原上，属恒河平原的一部分，海拔30—70米。这里属热带气候，最高气温可达47摄氏度，6至9月为雨季。蓝毗尼在古代属于北印度，相传为古印度拘利国天臂城主善觉王为其夫人蓝毗尼建造的花园。蓝毗尼园位于古印度拘利国与迦毗罗卫国之间。 根据佛传记载，公元前565年（佛陀诞生年代诸说之一），迦毗罗卫国王后摩耶夫人(善觉王之女)从迦毗罗卫国王宫出发(约在蓝毗尼以西27公里处)，回娘家(约在蓝毗尼东北80公里处，在今尼泊尔布多尔市东）生产。途经蓝毗尼花园时，摩耶夫人下车沐浴。当她上岸后用右手攀住一棵无忧树的树枝略作休息时，释迦太子降生了。 公元前251年，也就是佛陀涅槃200多年后，古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阿育王与其戒师优婆掘多等来蓝毗尼巡拜佛迹，并于公元前245年建石柱纪念。石柱上刻有阿育王的敕文，内容是：“天爱喜见王（即阿育王）于灌顶即位的第20年，亲自来蓝毗尼恭敬礼拜。证实此处为佛陀诞生之地后，敕令于此雕凿竖立巨大石柱，并用石栏围护。因为无上正遍知出生于此，特谕减免蓝毗尼村税赋，仅缴收入的1/8。”据考古研究，最初建成的阿育王石柱总高约13米，埋入地下2米多，柱顶近3米，中间柱身7米多，周长2米多。柱顶由3部分组成，最下部与柱身连接处为圆柱体，四周雕有条状花瓣；中间为正方体，四周也雕有花纹；顶部雕有一匹马。 公元636年，中国高僧玄奘法师来到蓝毗尼圣地。他当时在蓝毗尼见过无忧树和摩耶夫人沐浴过的水池，更重要的是他还见过阿育王石柱以及石柱上所刻文字，只是石柱的顶部断了一部分。《大唐西域记》第六卷记载道：“至腊伐尼林，有释种浴池，清澄皎镜，杂华弥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无忧花树，今已枯悴，菩萨诞灵之处。” 六道轮回 佛教典籍中，六道有特殊的含义，具体为： 最底层是地狱道。出于残酷的动机伤害其他众生，便造下经历地狱苦的业。导致我们转生在地狱里若干主要的不善业，包括打斗、杀戮与强奸等。地狱道不是极冷就是极热，而转生在地狱里，通常都要停留一段难以置信的漫长时间。 其次的恶道就是饿鬼道，飘荡的饿鬼忍受着极度饥渴的苦恼。我们受到强烈的贪婪、色欲与吝啬的妄念影响而做出的事情，会使我们受到饿鬼道的折磨。饿鬼不但受到饥渴之苦，并且受到热、冷、疲劳与恐惧的苦，尤有甚者，饿鬼永远遭受着无法满足的极度欲望折磨。 第三是畜生道。降生在畜生道里大部分是因为盲从无理性的本能，思想行为又顽固而闭塞。如果我们生为动物，根本没有机会利益自己。我们不自觉地不停制造恶业，陷入更多的痛苦之中。如果有一位善人想要教导我们一句足以消除许多业障的有力咒语，我们却因为太无知而只会向他乞求食物，也不知如何利用这句咒语。 以上被称为三恶道。除此之外，还有三个“幸运”道，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幸运”，因为在其中有娑婆世界不同程度的享乐。我们也可以生在人道、阿修罗道，或是天道，就是神或女神。一般而言，降生在这些善趣中是行善的果报。但是，因为行善时还是受到无明的影响，动机也不纯净，仍然在业与烦恼的力量下，不由自主地投入轮回之中。我们在三善道中经历到的痛苦，可能比在三个不幸的道中轻，但是这些痛苦还是足以使我们觉得不满足。 天道是六道中的最高层，它有几乎像梦境般的快乐。这些骄傲的众生住在有珠宝的宫殿，耽溺在各种声色的享乐中，然而，因为他们被这些欢悦分心得太厉害了，不再努力造更多善业，而把前生所累积的善报用光了。当他们死亡的时候，只剩下恶业。因此，大部分的天人都立刻掉落入恶道。 阿修罗道与天道相似，而且两方永远交战不休。阿修罗嫉妒比他们优越的天道中丰富的财宝。其实阿修罗根本不可能杀害天人，自己反而很容易被敌方伤害或屠杀。嫉妒心使阿修罗无法享受自己的财富，而他想要获取更多财富的企图经常受挫。 最后是人道。我们已经讲述过生、老、病、死的痛苦，以及与所爱的人别离，与所怨憎的人相遇，挫折和不满足等苦恼。而且，其他五道中可以经历到的悲惨，在人道中都有份。 瑜伽 印度把气功和练气功的师傅统称为瑜伽。一个训练有素的瑜伽，可以连续多天不吃、不喝，使心跳加速或减慢等等。神奇的瑜伽之谜，一直吸引着世界各国科学家们的注意。 瑜伽在印度极为盛行，宗教化瑜伽留下的烙印很深。目前印度除了宗教瑜伽之外，还有大量的世俗瑜伽。后者抛弃了宗教学说的神秘色彩，以修身养性为目的，作为健康身心、防治疾病、延年益寿的手段。在印度有许多瑜伽学校，专门传授瑜伽术，还有不少瑜伽师飘洋过海赴欧美传徒授艺。 瑜伽，又作瑜珈；原为梵文，yoga之中文音译，本意是合一、连接；即中国人所说的“天人合一”。古时东西方文化都有大我（天、宇宙万物之母）与小我（人、真我、小宇宙）要“合一”的概念。这是通过修行而达至的境界。故瑜伽一词指的是梵我合一的境界，是身、心、灵三者的升华，而非什么动作。这境界是无数求道者所渴望的，通往解脱之门。所谓明心见性，人在宁静中容易领悟真我与实相，静坐冥想固然是重要课题。唐玄奘法师所译的《瑜伽师地论》，指的正是瑜伽师（修行者）禅定时渐次发展的境界。我们只要翻查稍为大本的辞书，都会找到瑜伽一词的本意，实与今人所听闻的相去甚远。瑜伽哲学及其实践方法，对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都影响深远。 瑜伽（yoga）一词，本出自梵文“Yuj”，原是指用轭连起，即服牛驾马之义。而后来引申为接连、同一、统一之意，有和谐、等同的含意。有趣的是，英文‘Yoke’一词，正也是“轭”，其拉丁文字原也是连合、结合之意。古代印度的重要经典，如奥义书、吠陀经等一再提及瑜伽，指的都是“个体的灵”（小我）与“宇宙大灵”（大我）的和合归一，即中国人所说万化归一、天人合一的状态。这与佛教和印度教所指的三摩地（三昧）、觉醒、觉者、解脱、涅槃一脉相承。 到公元前2世纪，帕坦加利总结各门瑜伽修行功夫而作《瑜伽经》(YogaSutra)，因而有著名的“瑜伽八支行法”，即8个修持方面：（1）禁制(持戒)、（2）劝制(精进)（3）坐法（4）调息(呼吸)（5）制感（6）执持(专注)（7）禅定(入静)（8）三摩地。在印度修行传统之中，这“小我”被喻为“宇宙大我”的能量反映（也就是基督教所称人是照上帝的形相而造的），所以两者是由方法重新合而为一的。这个“反映”(能量)是以3圈半的形式卷曲，沉睡在人体脊柱最底部的三角骨之中。在合适的条件之下，这个潜藏而沉睡的能量，便会被唤醒而上升，直至穿越头顶（顶轮），令人得到觉醒与开悟，即是所谓Self—Realization(自觉──自性真我的觉醒)。身、心、灵的状态得到升进。瑜伽就是这个状态。 另一有趣的现象出现在现代医学名词：Sacrum（荐骨）的古希腊文原意是神圣（Sacred）；而相对于顶轮，即头盖骨的脑囟位置，英文是fontanelle其拉丁文原意竟是喷（fountain）。这与印度古代诗人、圣者哲贤所记述的完全吻合。再者，三脉七轮的位置和花瓣数目，都与现代解剖学相符。这是否意味着古人向内寻索，则不同文化都有相同的理解呢？ 四谛 谛，satya，是“实在”或“真理”的意思，是印度哲学中一般通用的哲学概念和方法。四谛就是苦、集、灭、道。苦谛是现实生存的种种痛苦现象，所谓“一切皆苦”。苦有八种：生苦（出生是痛苦）、老苦（老年是苦）、病苦（疾病是痛苦）、死苦（死亡是痛苦）、怨憎会苦（和不可爱的东西会合是痛苦）、爱别离苦（和可爱的东西分开是痛苦）、求不得苦（得不到所想要的东西是痛苦）、五蕴盛苦（一切身心俱苦）；集谛表示造成痛苦的各项理由或根据；灭道表示作为佛教最后理想的无苦涅槃；道谛则是说为实现佛教理想所应该遵循的手段和方法。而“道”有八种，被称为八正道，即正见（正确的见解）、正思维（正确的意志）、正语（正确的言语）、正业（正确的行为）、正命（正确的生活）、正精进（正确的努力）、正念（正确的思想）、正定（正确的精神统一）。 涅槃，意思为圆寂、灭度等等。它的原意是指火的熄灭或风的吹散。印度也有采用这个术语作为最高的理想。 五蕴：色蕴，相当于物质现象，它包括四大（地、水、风、火）和由四大所组成的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以及感觉的对象（色、声、香、味、触）。受蕴相当于感觉，即对外界感受所引起的感觉内容。佛陀把它分为苦、乐、不苦不乐三种。想蕴相当于知觉或表象作用。它是一种“抽象的思考作用”，是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具有共同特征的“标证”，例如使人知道这是青色、绿色、白色、蓝色、圆的、长的，就是想蕴。行蕴相当于意志，它是“先于行动的心的努力”，也就是有目的行动的意志。识蕴相当于意识，即统一各种心理作用的根本意识。 因缘而起 缘起说是佛教的独创理论，用以解释世间人生和世间现象之所以发生和变化的原因，它构成早期佛学的重要部分。这一理论到大乘佛教时还有更充分的发展，衍生出许多不同的宗教哲学体系来。 缘起说的基本命题是：“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也可以反面表述：“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意思是说，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孤立存在的现象；任何现象都处在生灭变化中，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这些联系和变化，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引起。这就叫“缘起”，缘就是条件。所谓“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此中的“因”，指诸缘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些条件。离开因缘，就没有世间的一切。在早期佛教学说中，“缘起”和“法”（佛法）是同位的格：所谓“若见缘起便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缘起”说等于佛法的本质规定。 早期佛教的这一学说，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最普遍的存在状态，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但一旦具体运用于它的宗教观和人生观，立即显示出严重的缺陷来。首先，它把缘起说最终地归结为因果铁律：一切缘起现象都是因果关系，因而世上所有联系，唯有因果一种。这样，世界的一切事物，特别是人，统统被铸结到了一条因果链条上，几乎没有偶然和自由的任何可能。其次，是按照宗教的要求，臆造和杜撰，往往把两件毫无联系或只是偶然事件，强说成是因果关系，从而把因果律主观化、神秘化，最终导致业报轮回的教义，这就是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说 十二因缘是用“缘起”说解释人生本质及其流转过程的，后人称为“业感缘起”。因为是由十二个概念构成一个前后相续的因果链条，所以也叫做“十二支缘起”。 “老死”：“老死”是人生的终结，原因是有“生”，有“生”才有“老死”。故曰“生是老死缘”。 “生”：“生”是人生的开端，原因是“有”。这里的“有”，是个有特定含义的宗教概念，指那些能够决定来世果报的思想行为之总和。所谓“有是生缘”，意即彼生的全部思想行为（业），就是今世得生（果）的原因。 “有”：“有”的本质，是积聚并能引生后世的“业力”；“有”之因是“取”。“取”指对人生和物欲的热切追求，由此造成必得后报的各种业行，是谓“取是有缘”。 “取”：“取”之因是“爱”。“爱”主要指性爱和食欲，引申为一切贪欲。爱欲是促使人生炽烈追求的直接动因，叫做“爱是取缘”。 “爱”：“爱”之因是“受”。“受”谓苦乐感受，可泛指人的生理和心理获得的各种享受。“爱”的起因是为了满足个人的享受，故曰“受是爱缘”。 “受”：“受”之因是“触”。“触”指肉体、精神与外界的直接接触，如果人不具备触觉能力，或者不接触外界对象，就无从感受，故曰“触是受缘”。 “触”：“触”之因是“六入”。“六入”指眼耳鼻舌身意等六种感觉和认识机能。没有这种机能，就没有触受外界的可能，故曰“六入是触缘”。 “六入”：“六入”之因是“名色”，指肉体与精神的统一，即有意识活动的人体。感知机能来自人的生命体，是谓“名色是六入缘”。 “名色”：“名色”来自“识”，早期佛教对此“识”的解释较杂，或谓“淫识”，或谓投生一刹那的精神体；早期汉译亦作“识伸”，有灵魂的意思。人的生命体托识而成，此谓“识是名色缘”。 “识”：“识”之因谓“行”。这里的“行”，也是含特定意义的宗教概念，指过去诸业和推动诸业趋向果报的过程或力量。“识”是由过去业行引发的，谓“行是识缘”。 “行”：“行”之因是“痴”。痴亦译作“无明”，即愚昧无知，后来特指不明佛理。业力活动是愚昧的结果，故曰“痴是行缘”。 “痴”：“痴”是人生和世俗世界的最后本原。 在这十二支中，对人生和社会起最重要作用的是“生”、“爱”与“痴”。“爱”及其先后的“触”、“受”、“取”等诸支，构成了相当完整的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的理论体系，可以说是近现代以精神或心理分析解释人生活动和社会活动原因的鼻祖；但早期佛教把人生和社会看作桎梏，“爱”等作为制造这一桎梏的原因，所以禁欲主义就成了必然的结论。作为人和社会最后本原的“痴”，是宣布人的全部正常认识为“颠倒”，社会人生是谬误的产物。据此，他们否定正常的思维活动和认识路线，从根本上动摇人们由正常的认识渠道获得真理的可能性，使人失去自我判断和独立生活的信心。 业报轮回与三世二重因果 “十二因缘”是“业报轮回”的理论基础；业报轮回是早期佛教的宗教核心。 按照后来佛教比较普遍的说法，“十二因缘”是涉列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的因果链条，现世的果必然有过去世的因，现世的因必将引出未来世的果。十二支在三世因果中的循环运行就是这样的。 这就叫做三世二重因果。这里的“世”，指有情的一生。过去的一生行为，决定今世一生的状况；今世一生的行为，决定来世一生的状况，这就是因果报应。 作为能够导致果报之因的行为，叫做“业”。“业”是梵文的意译，音译“羯磨”，意思是“造作”。业分身（行动）、口（言话）、意（思想）三类，也就是人的一切身心活动。任何思想行为，都会给行为者本人带来一定的后果，这后果叫做“报应”或“果报”。业有一种不导致报应决不消失的神秘力量，叫做“业力”，“业力不失”是联结因果报应的纽带。作什么性质的业，得什么性质的报，这是铁的法则。所谓善有福报，恶有罪报，是其主要内容。报有迟早，有“此世报”，也有“它世报”。报是必然的，不可逆转。按照善恶罪福的业报法则，有情流转在“三界五道”中。“三界”是佛教根据禅修的程度和想象，对世俗世界的划分，所谓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五道”则是按照经验和宗教传说对世间“有情”类的划分，所谓天（神）、人、畜牲、地狱、饿鬼。也有讲六道的，即另增“阿修罗”一道。“阿修罗”是一类专与天神战斗的恶魔，来自古印度神话。作善业的生于天、人二“善道”，作恶业的堕于畜牲等“三恶道”。善恶有程度不同，即使生于同一“道”中，也千差万别。人的贫富寿夭，就是这种业报造成的。这“道”既包括“有情”自身，也包括不同“有情”所处的周围环境。这样，“业报”的宗教理论，就成了早期佛教的创世说，也成了解释人生差别和社会不平等起源的学说。 业报轮回的思想不是佛教的独创，在佛陀活动时期，似已普遍流行。佛教不同于婆罗门教的地方，在于佛教不承认有梵天那样的创世主，不承认四种姓是梵天的意志，更不承认以婆罗门种姓为最优胜。业报面前，人人平等，四种姓“名虽不同，体无贵贱”。业报不失，也不会因偶像崇拜和巫术咒语而有所改变，祭祀决不能去罪得福，婆罗门不享有不受恶报的特权。早期佛教主张自作业自受报；自己的思想行为创造自身和周围环境，一切责任和后果都由个人承担。这类思想，有时相当激烈，把对婆罗门教的批判推到极端。这一理论要点，在近现代的西方一些思潮中还能发现。 “五阴”、“十二因缘”和“业报轮回”的思想，在理论上可以概括为“无常”和“无我”。“无常”指法无常体，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事物；“无我”指人无独立永恒存在的实体。这无常、无我之说，构成早期佛教“空”观的主要内容，也被视作“苦”的本质所在，是世间人生的真谛。 早期佛教的这些说法，反映了客观事物的部分真理，即发展变化和普遍联系的方面，含有相当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它否认相对稳定，否认整体有不同于部分的质，特别是否认人在改造物质世界上的能动作用，使这种辩证法导向屈从和悲观，是一种消极辩证法。 哲学理论上的“无我”说，与宗教教义上需要有一个轮回的承担者，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无我”说可以使人对自己的行为完全不负责任，“业报”说则教人对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对这些矛盾，佛教内部进行过多种调解，但始终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 话说《金刚经》 俗称《金刚经》。金刚喻坚固不可摧毁；般若即为智慧；波罗蜜意为到达彼岸。此名意为此经是能修成金刚不坏之身，修得悟透佛道精髓智慧，能脱离三界而到达苦海彼岸的经典。 《金刚经》对于中国文化，是影响非常大的一部佛经。千余年来，据说佛门不知道有多少人研究金刚经，念诵金刚经，并因金刚经而得到感应，因金刚经而悟道成道。《金刚经》是佛经典中很特殊的一部，它最伟大之处，是超越了一切宗教性，但也包含了一切宗教性。它并不局限于佛教的范围。《金刚经》有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就是说，佛认为古往今来一切圣贤，一切宗教成就的教主，都是得道成道的；只因个人程度深浅不同，因时、地的不同，所传化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金刚经》的这一个重点，彻底破除了一切宗教的界限，它与佛教另一部大经──《华严经》的宗旨一样，承认一个真理、一个至道，并不认为一切宗教的教化仅限于劝人为善而已。很显然，《金刚经》的这种精神对于它在现代社会的传播是非常有利的，它可以吸引有着各类信仰的修道者。 中的“般若”智慧，并不是指普通的智慧，它是指能够了解道、悟道、修证、解脱生死、超凡入圣的智慧，是属于道体上根本的智慧。所谓根本的智慧，是指能了解到形而上生命的本源、本性的智慧，这不是单单用思想能得到的，它需要身心两方面整个的投入求证。它能观世间一切变换无常而不住空相，知佛法为非空非有、中道不著两边见之法。佛有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就是众生与佛同体，大地含灵众生皆具如来性，此所谓佛法中的般若智。在《金刚经》中，般若包含五种，即所谓的五般若：实相般若、境界般若、文字般若、方便般若、眷属般若。五种般若的内涵才为金刚般若。 天竺四日 天竺四日：马鸣、童受、龙树、圣天。根据我国佛教传说，马鸣是经量部的创始人之一。童受和马鸣都是经量部有名的论师，二人都学识渊博，名高当世。二人的著作都是文辞优美，议论宏富——玄奘称童受“高论清举，无难不酬”，称马鸣是“妙辩纵横，高论清远”。 龙树是大乘佛教的奠基人，被称为“千部论师”。“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的“八不中道”就来自于他的发挥创造。龙树的思想由鸠摩罗什传到中国，立即受到当时的佛教和非佛教的哲学家的欢迎，掀起了一个学习龙树哲学理论的热潮。此后中国佛教哲学家发展了龙树哲学，并创立了以此为理论依据的几个重要的佛教哲学流派，如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提婆（圣天）是龙树的大弟子，关于他有很多的传说，说他在生命最后关头还感化他人，其慈悲精神长期以来一直是佛教徒心中的楷模。他是印度中世纪著名的佛教哲学家和因明学家，他的思想对后期佛教，尤其是对西藏佛教的影响极其深远。他在印度哲学史上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中国先秦哲学家荀况。 四众、居士与早期佛教僧团 佛教信徒人数很多。释伽牟尼最早的信徒是两位商人，即著名的提谓居士和波利居士（居士为未出家的信徒）。据说，佛陀在菩提树下得道时，恰好有两个商人途经此地，听他讲人生的真理后信仰了佛教。最早的出家信徒是曾经跟随佛陀修行的乔陈如等五人。他们在佛陀放弃苦行之后，曾离他而去。佛陀得道后找到他们，宣讲佛理。他们听后大受感动，皈依了佛门。此次说法，在佛教史上称为“初转法轮”。 佛教信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出家的信徒。男的称为比丘，女的称为比丘尼。未成年的出家者，男的称沙弥，女的称沙弥尼。这四种称为佛教“四众”。佛陀最初不收女弟子。据说，其继母多次要求进入佛门，均被拒绝。后来还是佛陀的大弟子阿难说情，才得入教。她是佛教第一位出家女信徒。后来释伽牟尼的妻子也出家了。另一类是居家的信徒，男的称优婆塞，女的称优婆夷，合称居士。 佛陀弟子中最有名的有10人，即所谓十大弟子。迦叶名列第一。迦叶是王舍城人，出身于婆罗门种姓。他曾率领500人在韦提山修习头陀苦行，有“头陀第一”之号。迦叶天资极高。据说佛陀一次布道，弟子提出问题时，他笑而不答，拈花示众。他人不解其意，只有迦叶独得心传。佛陀逝世后，迦叶成为佛教首领。列第二位的是阿难。他是佛陀的堂弟，25岁出家，侍奉佛陀25年。阿难博闻强识，知识渊博，号称“多闻第一”。 佛教的第一次结集由迦叶主持，阿难背诵经文。他们是佛陀最亲近的弟子。现今寺庙大殿中，佛陀雕像的旁边有两个人，左边的是迦叶尊者，右边的是阿难尊者。其他八位弟子是舍利佛、目毽连、阿那律、须菩提、富楼那、迦旖延、优婆离等。此十大弟子成为佛教组织的核心人物。 佛教组织称为僧团。在生活方面，最小的有4人，最大的有几百甚至上千人。在生活方面，佛陀要求教徒遵守“四依住”的方式，即粪扫衣、常乞食、腐烂药、林间住。 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统治阶层的人物和富人皈依佛教，佛教僧侣逐渐放弃了“四依住”的方式，而去教徒家中赴斋，接受布施的衣服，住进信徒捐赠的精舍。佛教规定，僧侣的财产房屋、园林等属于公共财产，各地的僧团无权处置。衣物、食品等则为个人所有。僧团内部比较民主，议事依多数人的意见而定。 僧团成员不分种姓之高低，以入教先后为长幼之序。佛教制定了很多戒律，作为平时的行为准则，比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圣哲奥罗宾多·高士 奥罗宾多·高士是现代印度最著名的哲学家、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他的精神进化论哲学，在印度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印度他被称为圣哲或精神大师，他的名字与圣雄甘地、诗圣泰戈尔并列，合称为“三圣”。1872年8月15日，奥罗宾多·高士出生于加尔各答市近郊的一个小镇，他的家庭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祖父是近代印度教改革社团“梵会”的会员，外祖父是知名的吠檀多学者，印度民族主义的先驱。父亲是有名的医生，早年留学英国，曾获得医学博士。 奥罗宾多·高士的父亲是个英国化的知识分子，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印度传统教育。所以奥罗宾多·高士很小的时候就接受英国文化教育，并随父母来到英国。他18岁考上剑桥大学英王学院。在校期间，曾因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成绩优异，而获得高级古典文学奖学金。1892年，他在父亲的要求下参加了印度文官考试，各科成绩都是优秀，但最终没有被录取。据说，是因为他拒绝参加骑术，其实真正原因是英国当局注意到他参加了革命活动。这件事情使他亲身感受到英国人对印度人的歧视，进一步增强了民族主义情绪。在离开英国之前，他在伦敦加入了一个由印度爱国学生组成的秘密组织——莲花剑社，宣誓要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一切力量。 1893年，他回到苦难的祖国，积极参加反英的革命活动，后来被捕入狱。1910年他为了躲避英国当局的搜捕，便移居于印度东南海滨的法属殖民地。在这里他隐居40年，一面修习瑜伽，一面著书立说，宣扬精神进化，直到1950年病逝。 他的哲学体系被称为“精神进化论”。其根本特点是，一方面继承印度教传统哲学，另一方面又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近代科学的内容，将东西方哲学、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宗教和科学调和在一起。但实质上，仍然属于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学说。 圣雄甘地 甘地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于1869年诞生在印度西部的一个半岛上，他的家庭世代经商，属于班尼亚种姓（吠舍种姓的一个分支）。甘地年轻的时候忠厚老实，但并不是十分聪明。据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学算术的乘法非常吃力。小学毕业后，受当时流行的童婚习俗影响，他就在父母的要求下和一个与他同龄的女子卡丝杜蓓结婚了。婚后，他的学业受到影响，有的功课跟不上班，不得不留级一年。甘地虽然深受童婚之苦，但是他的妻子卡丝杜蓓对他十分忠诚，成为他的终身伴侣，对他后来的斗争事业帮助很大。 中学时代，甘地曾经结识了一个主张“革新”的朋友，他身材魁梧，他告诉甘地，吃肉大有好处，英国人之所以体强力壮，就是因为吃肉的结果。如果印度人都吃肉的话，将来可以打败英国。具有革新思想的甘地在他的感染下也开始吃肉。过了一段时间后，甘地内心里感到非常内疚，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父母都是印度教虔诚的素食主义者，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养成吃肉的恶习。他在自传中回忆到：“吃肉是必要的，可事后欺骗父母比不吃肉更坏。所以当他们活着的时候，绝对不能再吃肉了。”此后，他便戒掉了肉食。在这个问题上，甘地表现出诚实坚毅的德行和极强的自我克制能力。 后来甘地去了英国，在那里发奋读书，结识了很多英国朋友。以后他顺利地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回到孟买，可出师不利，第一次出庭作律师就失败了。正当他在苦闷时，在南非的一家印度商行邀请他去南非协助办理一件大案。于是他欣然接受，决意去南非。他在南非度过了21个春秋。正是在这里他形成了“非暴力抵抗”和“坚持真理”的学说，并取得了初步实践的经验。21年后，甘地又回到了孟买，通过考察，他深知祖国人民的苦难和殖民当局的残酷，立志献身于民族独立事业，把广大民众从苦难中解放出来。为了给将来的斗争积蓄力量，1915年他创立了第一个非暴力抵抗的基地——“真理学院”。学院的目的是培养非暴力抵抗的骨干，民主独立运动的战士，因此，他要求每个学员都必须遵守11项誓言：非暴力、忠诚、禁欲、贞洁、不偷盗、不贪占、参加劳动、自产、无畏、容忍和敬神。 后来甘地领导了3次印度全国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造成了极大的声势，动摇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基础，最终在1947年迫使英国退出印度，承认印度独立。 甘地的一生对印度人民来说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被人们称为圣雄。 诗人泰戈尔 泰戈尔是当代印度伟大的诗人和哲学家。泰戈尔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祖父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除了拥有大片庄园外，还经营糖、茶和硝石等矿业，并积极资助兴办教育和文化事业，曾为创立加尔各答国立图书馆、加尔各答大学和第一医学院等筹资出力。泰戈尔的父亲曾长期从事印度哲学和宗教文献的研究，并积极致力于宗教改革，曾创立“通梵协会”，后来和“梵社”合并。泰戈尔的父亲曾继任“梵社”的领导人，并创办哲学杂志，开展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活动。 泰戈尔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自由、民主，爱好文学、艺术，又与印度古老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家庭里。后来，他按照父亲的意思来到英国学习法律，但是他对法律不感兴趣，不久就转到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和西方音乐。3个月后，他终止正规大学的学习而进入“社会”大学，广泛接触群众，了解社会民情。1880年回国，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05年孟加拉爆发了反英运动。泰戈尔积极投入这一运动，他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抨击英国政府对印度权力的无视和侵犯；后来由于宗教纠纷，他退出运动回到农村，继续从事写作和教育改革、农业改革等活动。 由于泰戈尔退出运动，受到人们的责难；也由于妻子去世后，二女儿、父亲和小儿子也相继因病去世，给泰戈尔以沉重打击。为此泰戈尔心情十分消沉，感到十分痛苦和孤寂，于是在1910年发表了献给神的诗，1912年又亲自将部分诗篇翻译成英文。同年5月，他去伦敦访问著名诗人叶芝。10月出访美国，在美国各地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说，1913年以《人生的亲证》为题汇编出版。该书是泰戈尔世界观、人生观和伦理观的代表作。同年他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为此加尔各答大学于12月26日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英国政府封他为爵士。1920到1921年，他再次出访英国等国家，并创办国际大学，他希望在东方的地平线上，通过国与国的交往与合作，建立一个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理想国”。在此期间他还发表了《人格》一书，进一步阐明了他的人生哲学，并对哲学基本范畴，如运动与静止、有限和无限、时间和空间、感觉和理性，本质和现象做了概括性的说明。 泰戈尔是多产的作家，他在一生中发表50多本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100余篇短篇小说，20余种剧本，2000首歌曲，2500幅绘画和大量的论文集、讲演集、回忆录等。泰戈尔不仅是一位诗人、文学家和艺术家，也是一位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同样深刻地反映出他的宇宙观、人生观、宗教观、真理观、认识论以及社会政治和伦理理想。他的哲学思想是通过美学风味的文学来表达的，这是诗哲的特点之一。 尼赫鲁与哲学 印度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不仅表现在专业哲学家和宗教改革家的学说之中，而且还表现在一些著名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著述中。在现代印度政治家中，尼赫鲁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尼赫鲁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国大党领袖，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他与哲学有密切的关系。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即哲学观点在现代印度哲学发展中也占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尼赫鲁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他不仅受到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奥义书、吠檀多和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熏陶，而且受到西方理性主义、自然科学和民主思想的深刻影响。此外，他还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辨证唯物主义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故而，尼赫鲁哲学思想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兼容性和调和性。这种兼容性和调和性表现在对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的调和、印度传统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和民主观的调和、科学与宗教的调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调和。 大话“东正教” 东正教是与天主教、新教并立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亦称正教。又因为它由流行于罗马帝国东部希腊语地区的教会发展而来，故亦称希腊正教。1453年拜占廷帝国灭亡后，俄罗斯等一些斯拉夫语系国家相继脱离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的直接管辖，建立自主教会，逐渐形成使用斯拉夫语的俄罗斯正教（希腊正教目前则主要指使用拜占廷礼仪的东正教会）。 325年尼西亚公会议后，东西派教会间的矛盾日益尖锐。330年君士坦丁一世迁都君士坦丁堡后，两派在谁居教会首席问题上争斗愈烈。到1054年，终于酿成东西教会大分裂。自9世纪起，东派教会已逐渐向保加利亚、基辅罗斯等国发展。1054年后，拜占廷帝国日益衰落。1096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组织十字军东征，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牧首区被迫迁往尼西亚。15世纪30年代，奥斯曼土尔其帝国进攻拜占廷，君士坦丁堡向西方求救。罗马教皇尤金四世乘机于1438年召开佛罗伦萨公会议，旨在使东派教会屈服，要求东西教派合一，从而确立教皇的首脑位置。 由于东正教会的让步，次年7月会议签署通过东西教会合一的决议，确认教皇为“基督在世代表”，具有全权地位，史称佛罗伦萨合一。但由于东派教会内反对派的抵制，合一未果。1453年，拜占廷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苏丹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东正教会采取宽容政策。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国教是伊斯兰教，所以君士坦丁堡牧首实际上处于被征服地位。 16世纪之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正教会相继成立自主教会，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实际权威性已丧失殆尽。自主教会是指在法规和行政方面享有全部独立权，并可自选大主教和主教的教会；有时也指不依附于教郡都主教管辖的个别地区。1589年，俄罗斯正教会取得自主地位，建立牧首区。以后，使用俄罗斯正教礼仪的教会，常通称为俄罗斯正教。 在教义方面，东正教与天主教有一些区别： 第一，东正教信守前七次公会议信条，不承认以后天主教所举行的历次公会议。在“和子句”问题上，东正教继承东派教会的观点，认为此乃对《尼西亚信经》的篡改。 第二，东正教注重道成肉身，认为人之得救，在于把必死之人通过与道成肉身的基督神秘联合而变成属于神的，不死的生命。东正教神学中很少有涉及人性本原败坏的内容，因此不十分强调赎罪论。关于恩典和原罪论，东正教的观点和奥古斯丁的预定论有所不同。东正教认为每一个人都在亚当的罪中犯了罪，拯救既要依靠自身，也要依靠天主。首要的是自身必须择善，天主才能帮助他们。善功只是条件，并不具有得救的效用，只有依靠天主的恩典才能获得重生和得救。圣事中基督的血所生的救赎作用，是给予一切人的，凡愿意接受信仰和洗礼的，都可以得救；凡是愿意敬奉天主的，都可以得到报偿。 第三，东正教特别重视对圣母的崇拜。三一论确立后，对圣母的崇拜，反映了信仰者需要一个可靠的“中保”思想，童贞女玛利亚就成了最理想的对象。 俄罗斯多神教 10世纪前，罗斯人信奉多神教。他们相信神灵无所不在，种种自然现象都被奉为神明，受到顶礼膜拜。 罗斯人信奉的主要神祗包括：太阳神达日博格、天火之神斯瓦罗格、地火之神斯瓦罗日奇、雷神彼伦、风神斯特里博格、畜神维列斯、丰收女神莫科什、生命始祖罗德、家庭庇护女神罗莎尼采、春之神亚里洛、善良神灵贝列格尼、邪恶神灵乌佩利、带翅膀的狗西马尔格。此外，森林里有林神、鸟神，水里有水怪和人鱼，家里有家神。罗斯人为各神建造神殿，供祈祷和祭祀之用。 罗斯人也有类似中国的祖先崇拜，相信灵魂的存在。罗斯人认为，氏族的始祖能够保佑他的子孙后代。每逢有难，他们就祈祷祖先保佑。祭祖之日，他们以薄饼、肉、蜂蜜、克瓦斯（一种自制饮料）等为祭品，供奉于祖先墓前。 作为原始图腾崇拜的残留，罗斯人还崇拜一些动物。譬如，老马被视为能力过人的象征，而雄山羊则被认为可以驱走恶鬼，帮助谷类生长。收获季节，人们把最后收来的稻穗辫在山羊的胡子上，将新烤的面包供奉在它的面前，以示感谢。在俄国有些乡下地方，至今青年们还会穿起山羊皮，带着雄山羊当吉神，在田间巡游，边走边唱：“山羊所过，百谷齐生。” 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980—1015年）曾尝试对多神教进行改革，在众多的神祗中选定了庇隆、达日博格、霍罗斯、司特利博格、西马尔格、莫科什等6位，在王宫附近的小丘上为其建庙塑像，订立祈祷和祭祀的仪式，想以此来统一罗斯人民的思想，树立权威，从而加强罗斯的统一以及基辅在全罗斯的地位。然而改革并没能带来预期的效果，弗拉基米尔最终放弃了多神教，于988年另选基督教为国教。 罗斯受洗 斯拉夫民族是欧洲最大的民族之一，分为东西南三支，其中东斯拉夫人人数最多，他们住在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流域直至黑海沿岸以及更东一些地区。后来，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几个公国：基辅公国、诺夫哥罗德公国等等。 公元10世纪初，诺夫哥罗德公国的王公奥列格征服了基辅公国和周围的几个小公国。由于基辅城各方面条件比较好，奥列格王公把首都从诺夫哥罗德迁移到这里。此后，在他的统治下，第聂伯河流域的大小公国都被统一了起来。统一之后的国家称为罗斯。 “罗斯”这个词最初出现在公元6世纪，它源于东斯拉夫人所居住的南方地区，是当地居民的称谓。因首都基辅是罗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人们称这个统一的国家为基辅罗斯公国。 在988年罗斯受洗之前，基督教在罗斯境内已有一定的影响。基督教（东正教）的传入同罗斯与拜占廷帝国的广泛接触和密切交流相关。早在9世纪时，就已有了关于罗斯显贵接受基督教的记载。拜占廷皇帝曾派遣主教到罗斯为一些王公及其侍从施行洗礼。 45年，基辅大公伊戈尔进攻拜占廷失败，被迫签订了媾和及通商条约，除割让克里米亚等条款外，还包括允许基督教在罗斯传播的内容。 奥尔加是第一个接受基督教的基辅大公。975年，她曾前往君士坦丁堡拜访拜占廷皇帝。据《往年纪事》记载，拜占廷皇帝对其一见倾心，提议与她共同治理帝国。奥尔加回答说，她还是一个异教徒，如果皇帝亲自为她施洗的话，她愿意接受基督教。于是拜占廷皇帝和牧首一起为奥尔加施了洗礼。此后，皇帝重提婚事，奥尔加却说：“你既然亲自为我施洗礼并称我为你的女儿，怎么可以娶我呢？你肯定知道，这是不符合基督教教规的。”皇帝大呼上当。由此也可见奥尔加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对其已经相当了解。 奥尔加之子弗拉基米尔大公深知宗教对加强思想统治的作用，曾经改革多神教，从中选中雷神佩伦等7名主要神灵作为崇拜的对象，想借此加强人民思想的统一。他执政时曾派使团去考察信奉不同宗教的国家，得出的结论是：伊斯兰教徒不准喝酒，但喝酒是罗斯人的乐趣，没有酒他们就活不下去；犹太教的神不够强大，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子民留在耶路撒冷；罗马天主教教徒中看不到荣耀；而在拜占廷的东正教教堂里，能见到人间罕见的光辉壮丽，使人不知是置身于天堂还是尘世。弗拉基米尔大公最终决定选择东正教。 987年拜占廷发生变乱，向基辅大公求援，双方缔结同盟。拜占廷皇帝将妹妹安娜公主嫁给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则接受基督教。988年，他到君士坦丁堡接受洗礼后，带新婚妻子和一批拜占廷神父及圣像和法器返回基辅，下令把多神教的神像统统烧掉或扔进河里，强令全体基辅臣民跳入第聂伯河中，让神父用河水为他们施洗。弗拉基米尔在罗斯建立起大主教区，大量兴修教堂和修道院，并捐赠了大片土地给教会。 传自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属基督教的东派（其时基督教会尚未正式分裂）。这个教派做礼拜时不必使用拉丁语，允许用民族语言，因而更易于传播。在罗斯做礼拜用的是斯拉夫语。由西里尔和美多德（梅季福）兄弟用斯拉夫文字译成的圣经广泛流传起来。 罗斯受洗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立即取代多神教，多神教的观念在罗斯根深蒂固。罗斯集体受洗，缺乏宗教教育，其基督教化经历了数百年与多神教的传统斗争与融合的漫长过程。俄罗斯东正教在宗教仪式、圣徒崇拜和圣物崇拜等各方面都融合有多神教传统的痕迹。 “第三罗马”以及“救世革命” 近年来出版的俄国哲学史方面的作品（包括有关“俄罗斯思想”的作品），大都是从谈论“莫斯科即第三罗马”、俄罗斯负有“救世使命”这样一些命题开始的。“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提法来源于普斯科夫修道院菲洛费伊修道士致莫斯科大公瓦西里的一封信（大约在1530年），信中说：“所有的基督教王国都统归于您的一个王国，两个罗马已经消失，而第三罗马却正屹立不动，至于第四罗马则将不会再有。因为第三罗马无限忠诚于东正教，所以它是万古长存的。” 公元4世纪，罗马奴隶制发生危机，罗马帝国开始走向崩溃。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把首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廷，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历史上称它为“第二罗马”。 “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论点虽然出现在16世纪，而且出自教徒，但它却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固有心愿和理想。它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觉醒。这个命题包含着这样一些含义：俄罗斯民族是上帝优选的民族，它将代表上帝在地上行使“救世使命”，它负有重新恢复基督教世界统一和使俄罗斯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政治中心的重任。换句话说，即俄罗斯民族是“天将降大任于斯”的民族。“莫斯科即第三罗马”这一观念为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时期的救世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可以有把握地把它看成是俄罗斯历史哲学的独特开端”。 俄罗斯后来出现的“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从实质上说都与上面的这个论点有关。其所追求的目的都在于使俄罗斯强盛，从而能够实现“救世使命”。有人甚至把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和后来的苏联实行的“世界革命”的方针都看做是“救世观念”变相起作用的表现。 俄罗斯学者到今天还特别热衷于谈论“莫斯科即第三罗马”这个距今有460多年的命题，这表明他们绝不甘心被排除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之外，仍想以世界强国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 飞翔的双头鹰 现在的俄罗斯国徽，是一面红色盾形徽，红色盾面上有一只红色翘起的双头鹰，鹰头上装饰着彼得大帝的三顶皇冠；两只鹰左抓权杖，右握金球；鹰的胸前有一个小的红色盾牌，盾的中间有一个骑白马的勇士——圣·乔治屠蛇的画面。凡是看到这一国徽的人，都会被那展翅傲立的双头鹰所吸引；它的两头分别雄视东西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两眼圆睁，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各自的视野所及。 俄罗斯双头鹰国徽起源于15世纪的大公伊凡三世，由于他同拜占廷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索非娅结婚，帝国王权的象征物——原本产生于古代东方亚述王国的双头鹰便随之带到了俄罗斯，并雕刻在大公的玉玺上，从而表达了俄罗斯大公要做拜占廷帝国继承人的强烈愿望。15世纪末，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起来的俄罗斯国家，为了突出自己是继拜占廷之后的第三罗马帝国的地位，最高统治者除了自封沙皇（古罗马帝国王者恺撒的俄语音译）以外，还在玉玺上面增加了圣·乔治屠蛇的白马勇士像——历代拜占廷皇帝奉若神明的庇护者。17世纪中叶的俄罗斯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正式将这一图徽定为俄罗斯国徽，并在翘起双翅的鹰头上戴上三顶皇冠，鹰爪抓着权杖和金球。彼得大帝时则完全按照西方标准规范化。除了苏联时期以外，这一国徽一直是俄罗斯国家的象征。 双头鹰头上的两顶小皇冠象征着俄罗斯东、西部的各个公国分享着统治的权力，凌驾于其上的大皇冠则象征着各公国统一于沙皇的最高权力之下；鹰爪上的金球和权杖则是沙皇专制王权的标志；乔治屠蛇，寓意着光明必然战胜邪恶。俄罗斯国徽的中心意旨正如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赫尔岑所说的那样：我们望着不同的方向，与此同时，却有颗共同的心脏在跳动。 双头鹰国徽是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俄罗斯精神的象征；它蕴涵着俄罗斯国家兼有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反映着这个民族丰富的、矛盾的品格。俄罗斯精神曾经是一个难解之谜，过去和现在有多少人著书立说都没有能够完全把握它的内涵。但只有立刻承认俄罗斯的悖论性，它那骇人的矛盾性，才有可能揭开隐藏在俄罗斯灵魂深处的那个秘密。双头鹰象征了俄罗斯精神的这种“悖论性”、“矛盾性”，既它的民族精神的双重性，它可以将无限的深邃和非凡的崇高与低贱、粗鄙、自卑、奴性混杂在一起，也可以将对人类的无限热爱与对人类的仇恨结合在一起，它还可以使绝对自由与奴性的驯服和平共处在一起。 俄罗斯思想 “俄罗斯思想”是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具有本质意义的思想观念及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俄罗斯思想渗透在俄苏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上，无疑也在当今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所表现。既是当今俄罗斯总统普京治国纲领的思想源泉，也是解读俄国社会和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一把钥匙。 俄罗斯思想包容着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意思加以界定。归纳起来，俄罗斯思想可作以下几方面的概括： 第一，东西方结合部文明。俄罗斯广义的国土横跨欧亚大陆，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加上蒙古人西征，土耳其人的北扩，与西部的冲突，造成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在此处碰撞、杂居、结合和共存。这种文明的特征是，非东非西，既东又西。东西方结合部文明，表现为俄罗斯思想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思想就其内容而言，是在斯拉夫文化的基础上，广为吸收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乃至远东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宗教形态来说，东正教这一最有俄罗斯特色的基督教，成了维系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纽带。在俄国历史上这种结合部文明，曾导致国内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分野和持续不断的争论。 第二，王权与专制主义。崇尚权威，特别是在以沙皇为代表的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面前，表现出十足的奴性。俄罗斯人的国家观念和集权意识，是在历史上反抗外敌入侵、争取国家统一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随着东正教的传入，所谓“第三罗马”理论的出现，君主专制的思想就广为流传。这种思想为沙皇制度的形成和巩固起了催化作用，对沙皇的盲目崇拜，对皇权的敬畏依赖，构成了俄罗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恰达耶夫说：“在俄国人民中，有一种注定恒静止，有一种无望的恒定，这就是人民对统治他们的权力之性质完完全全地漠不关心……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历代君王，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再到腐朽昏庸的尼古拉二世，都是人们心目中的救世主。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盛行，就其认识根源而言，同样是出于对领袖权威的盲从和迷信。俄罗斯独立后，叶利钦为所欲为，任意扩张权力，要当所谓的“超级总统”，也是传统思想的顽固表现。即使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普京总统，仍然具有中央王权为核心的统治特征。 第三，“强国”意识。在莫斯科公国统一罗斯、建立起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对外扩张，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军事强国的思想是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懈的信念和追求。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为了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拥有出海口的强国，他穷兵黩武，多次发动对外战争，终于越过涅瓦河，打开了通向波罗的海的通道，并在涅瓦河口建立了未来的首都圣彼得堡。虽然俄国历史上充满了曲折和苦难，但这种对外扩张的“强国意识”始终是维系全民族的精神支柱。 第四，村社精神。村社（又称农村公社）是俄国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在村社内部，土地公有，定期重分，人与人之间由于土地公有和相当程度上共同耕作而保存一种俄国式的集体主义传统。这些思想的长期积淀，成为俄国民粹主义、社会主义滋生的最好土壤。民粹主义者认定俄国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农村公社是避开资本主义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好途径。自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尽管俄国资本主义已经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但村社精神仍然是俄罗斯人的重要精神支柱，正如20世纪初沙俄内阁大臣谢·维特所说：“公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从19世纪80年代起，尽管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思想家们展开了持续不断的论争，但民粹主义仍然在俄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常常可以看到它那抹不掉的印痕。 1995年出版的《哲学（小百科辞典）》对“俄罗斯思想”的解释是：俄罗斯思想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概念。从该词的最广义上说，它指的是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精神在全部历史过程中所固有的各种独特特点的总和；从较为狭义上来说，它指的是在历史的每个特定时期民族自我意识所达到的水平；从更为狭义上（即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它指的是俄国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发展中各种旧的和新的成分存在的方式。 斯拉夫主义 “斯拉夫主义”通常被看作是俄国19世纪中叶宗教哲学中的主要思潮之一，历史哲学和俄罗斯史观是其最主要的课题。在哲学领域里，它赋予信仰以主要作用。信仰不是被理解为理性直觉或超感觉的感知，而是被理解为把意志、感性和悟性这样一些人类理智的诸成分和力量联合在一起的本原。惟有“信仰”才能克服个体理性的局限性。 其代表人物——A·C·霍米雅科夫在他的《西方主义关于全世界历史》中，认为人类原初是一元的和统一的，自从人类发生了历史性的堕落后，它才开始了分化，人类文明出现了以片面性为特征的多种文化。 基督教的出现给人类带来历史性转折，但它在西方由于受罗马文化的影响而发生蜕变，物和政治动机在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惟有在东正教世界（首先是在俄罗斯）中，基督教才恢复了其纯正性。历史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在东正教基础上恢复了人类兄弟般的统一。俄罗斯作为东正教的主要支柱，担负着伟大而超级的任务：不仅要在真正的基督教原则上改造本国的生活，而且要在爱的原则的基础上把自由联合的思想提高到“四海（世界）皆兄弟”的高度。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聚议性”这个纯俄语，成了斯拉夫主义的核心术语（实际上也成为俄罗斯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术语），它所蕴涵的正是俄罗斯宗教和哲学的内在特点，灭迹强调“个别”在不失掉自己特性的条件下统一成“一般”（一般与个别的有机统一）。在它们那里“统一”的形成是以牺牲“个别”自身的特点为前提的。俄罗斯思想独有的这种“特点”就成为俄罗斯思想界极力强调的东西。 西方主义 最早使用“西方派”这个术语的人是果戈理。创立“西方主义”性质的历史哲学观点的人则是恰达耶夫。 当然，恰达耶夫的观点与19世纪40年代广泛流传的经典性的“西方主义”并不完全相同。“西方主义”的公认领袖是别林斯基，而赫尔岑则在这一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 恰达耶夫在他的《哲学书信》中，对俄罗斯落后于西方的状况感到激愤，他用激烈的言语来描述俄罗斯，说它“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既没有前者的传统，也没有后者的传统，它仿佛置身于时间之外”。“奇怪的命运使我们孤立于人类全球进程化之外，我们也没有从人类的代代相袭的思想中接受到任何东西。”“我们的回忆不会超出昨天，可以说连自己都感到陌生。我们在时间中如此奇怪地运动着，以致于我们每前进一步，过去的一瞬便会无可挽回地消失。这是一种完全以借用和模仿为基础的文化之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完全没有内在的发展，没有自然而然的进步；每一新思想都不留痕迹地挤走了旧的思想，因为每个新思想都不是从旧思想中派生出来的，而是从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冒到我们这里来的。” “传统”在他那里与其整个哲学体系联系在一起，具有本体论性质。作为其基础的是“万物统一思想”，而“传统”则是这种“统一”的时间显示。恰达耶夫的历史传统思想旨在反对把过去的东西理想化，反对浪漫的复古主义。他认为不应到过去中，而应该到此时此刻的现实中去寻找俄国未来的根据。 欧亚主义 20世纪20年代，流亡在国外的一些知识分子出版了《走向东方、预感与实现、欧亚主义者的主张》（1912，索非亚），从而掀起了一股“欧亚主义运动”。今天在俄罗斯，“欧亚主义”重新又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欧亚主义的基本含义：从地理环境来说，俄罗斯介于欧洲和亚洲、东方和西方之间，它既不同于欧洲，也与亚洲有所区别，它可以被称之为“欧亚洲”；从历史和文化上来说，它既受过欧洲文明的影响，也受过亚洲东方文明的熏陶，形成一种有着两种文明交汇而成并保有俄罗斯文化特点的“欧亚文化”类型。从民族来说，俄罗斯民族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亚洲人”。至于有关俄罗斯担负特殊使命的观念，则是用俄罗斯具有特殊“地点发展”的学说来论证的。 巴纳林主编的《历史哲学》中对欧亚主义作了如下概括：俄罗斯发展的欧亚模式依据的是四个思想：1、确认作为欧亚洲的俄罗斯，其发展走的是一条特殊的道路；2、把文化看成是一种和谐的个性的观点；3、在东正教信仰的基础上对理想进行论证；4、关于理想国家的学说。其主要动力是这样一个思想，即俄罗斯及在其国土上居住的人民，其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是预先规定好了的，其特殊历史道路和自己的使命也是预先规定好了的。 “欧亚主义”在1927年的“欧亚主义派”的一份重要文件中被表述为：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命运，从根本和最重要的方面说，既不同于处于在它西边（欧洲）的诸国的命运，也不同于处在它南边和东边（亚洲）的诸国的命运。这个特殊的世界应该被称为欧亚洲。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疆域内的民族和人们善于达到相互理解和兄弟般的合作，但在对待欧洲和亚洲民族的关系方面，却很难达到这种境界。 欧亚主义者坚决反对西方主义，同时也反对它的对立面——斯拉夫主义，它宣扬中间立场：俄罗斯文化既不是欧洲文化，也不是亚洲文化中的一种，也不是二者的成分的结合或机械的组合，它是一种与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对立的中间性质的欧亚文化。 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出现的一种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40—50年代，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处于深刻的思想矛盾之中。一方面，沙皇俄国已经腐朽不堪，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西欧资本主义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内在矛盾。民粹派的思想先驱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寻找俄国的出路的，他们实际上提出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到60—70年代，民粹主义思潮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形成了大气候。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特别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其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批判后，民粹主义思潮已成强弩之末。<bdo>htｔｐ://ｗｗw?9９ｌｉｂ.ｎｅｔ</bdo> 民粹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奥尔洛夫、杜勃留波夫以及拉甫罗夫、巴枯宁、特卡乔夫、克鲁泡特金和所谓的自由派米哈伊洛夫斯基、尤沙柯夫、沃龙佐夫、丹尼尔逊等人。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把俄国存在的村社制度和农民理想化，认为俄罗斯农民的某种共产主义天性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理想是一致的，因此俄罗斯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且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相比它更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 民粹主义主要活跃于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从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初，民粹主义理论已经最终形成并一度占据统治地位。从广义上讲，它包括从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直到20世纪初这段重要时期，并且它和后来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存在着某种理论上的内在关联性，这和20世纪前半叶中国知识界对走俄国人的路的方向认同是基本一致的；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曾经是民粹主义者，这又为民粹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某种便利。 民粹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推崇俄国的传统农村的村社制度，试图让俄国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因此他们在城乡之间有着明显的对立和褒贬倾向，他们美化俄国的农村公社和农民的生活，对城市里的资本主义深恶痛绝，视为和美好的农村相对立的罪恶的渊薮。他们的基本口号是“到民间去”，这个“民间”是有着确定含义的，不是泛指民间，主要是指俄国的广大农村。赫尔岑“相信俄国农民起码尚未感染欧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那些扭曲人性的都市恶习”。俄国民粹主义者“坚决地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土地那里去，到农夫那里去！农夫需要知识分子……俄罗斯需要有知识的人组成的农村。那些走向土地的知识分子将为自己找到幸福和宁静！” 一个疯子的辩护 恰达耶夫被称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在他发表了《哲学书信》（该书反对现存秩序）之后，他被宣布为“疯子”并被禁止在俄国发表作品。他在《一个疯子的辩护》中，再次捍卫自己关于俄罗斯必须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批判审视的思想。他提出了有关俄国历史哲学的独到的观点，这种观点被后来的各种派别所利用。他有这样一个主要论点，即俄国人民具有巨大的隐含的、尚未实现的潜质，俄罗斯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落后有一天可能变成它的历史优点。恰达耶夫把他的这个论点看成是对俄国救世思想的最彻底的表述。列昂捷夫甚至就此认为应把“俄罗斯冷冻起来”，中止它的前进脚步，以便不重犯西方在进步过程中犯过的错误。 1812年的卫国战争唤醒了俄罗斯的民族意识，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则促进了俄罗斯民族的革命觉悟。作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的恰达耶夫恰好碰到这两件大事，也就是说，他既具有了爱国主义的民族意识，也具有了革命的觉悟。但他的爱国和革命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恰达耶夫出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曾经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后入伍参加近卫军，并亲自参加了1812年的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后来他游历西欧各国，给他的思想带来极大的震撼。回国后，他一直处于思索之中。当时，从西欧到俄国正处于对人类文明史进行反思、对人类使命进行探讨的时期，特别是在俄国，在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后，俄罗斯的民族意识空前觉悟，随之而来的是对俄罗斯民族性、民族使命的认识。恰达耶夫的思考也正是这些问题，在批判农奴制的探索中，“向黑暗射击了一枪”。为了宣扬自己的宗教、哲学观点，他开始频繁出席莫斯科的各种沙龙，对俄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评论，向人们描绘自己理想中的未来俄罗斯社会。加之，他的书信、手稿相继发表，人们争相传阅，在当时的知识界和上层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社会的关注。恰达耶夫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1836年9月恰达耶夫在《望远镜》上发表他的第一封信，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读者们指责他是俄罗斯的敌人、叛徒。俄国书刊检查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篇文章的社会影响，几天后沙皇亲自下了谕旨，说他本人已经阅读了此文，并称它为“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于是，恰达耶夫被官方宣布为“疯子”，由官方每天派医生给他“看病”。恰达耶夫疯了吗？当然没有。恰达耶夫只是在以一种“否定的爱国主义”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爱国之心。就在官方宣布他为疯子之后，他拒绝官方的医生给他治病，并于1837年又写了一篇文章《疯子的辩护》，他说：“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就是对真理之爱。”恰达耶夫是想告诉大家真话，俄国距离自己的使命还有很大的差距。他是痛心疾首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思想是爱国主义悲痛的呐喊，而不是那种仅仅歌功颂德的爱国主义者。 作为科学泰斗的哲学家 乘游艇在莫斯科河上游览，当船随着舒缓的水流漂进郊外一处开阔的弯道时，只见两岸风景如画，陡峭的河岸绵延着大片的森林，在那片绿色的海洋之中，一座暗红和奶白相间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哥特式的尖顶刺破了莫斯科低垂的浮云。这就是著名的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大学的全称为“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它是以其创建人的姓氏命名的。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1711—1765年）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之一。 罗蒙诺索夫是一个渔民的儿子。俄罗斯北部北德维纳河流入白海一带的一个小岛上的杰尼索夫卡村便是他的家乡。他10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出海打鱼了。辽阔浩翰的大海，处处使他感到新鲜神奇！在这种时候，他总是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要父亲回答：海水为什么会发亮？天上怎么会出现北极光呢？为什么海水要涨潮呢？父亲回答不完，也回答不上来他这无休无止的“为什么”。深奥莫测、变幻无穷的大自然，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这个少年人。他要揭开天地间的一切秘密，因而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望。 罗蒙诺索夫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位伟人，他在物理、化学、哲学、文学上都有建树。他是18世纪俄罗斯杰出的学者和诗人，是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奠基者。他的寿命只有54岁，可是，他却在许多科学领域里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他发现和创立了质量、能量不灭定律，创立了原子—分子物质结构学说，热的动力学说、气体分子运动论。被誉为俄罗斯科学的始祖。罗蒙诺索夫创办了莫斯科大学，是俄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在语言、文学和自然科学上都作出过贡献。 普世之爱 1845年4月的一个清晨，俄国著名的诗人涅克拉索夫手捧一大叠书稿来到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门前。他急促地敲着门，不一会儿，门开了，别林斯基问道：“亲爱的尼克拉·阿历克塞耶维奇，您一大早跑到这里来，是有什么急事吗？”“新的果戈理出现了！”诗人兴奋地喊道。“您在开玩笑吧！您以为果戈理会像蘑菇一样长得那么快吗？”别林斯基不以为然地说。“我一点也不开玩笑，您看完这些就会相信我说的话了。”涅克拉索夫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书稿递给别林斯基。“那好吧，我先看看，下午一点钟您再来。”别林斯基接过书稿，心中还是不信。 当天下午，涅克拉索夫又来了。他一进门，别林斯基就激动地说：“尼克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我承认您是对的，是新的果戈理出现了。他叫什么？这上面没有写名字。”“他叫费道尔·米哈伊诺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工程部制图局的准尉。”“真是个了不起的天才，您去找他来，我真想马上见到他。”“这很容易，他现在就在您门外。他和我一起来的。”“啊！他怎么不一起进来呢？”“他有点胆怯，自己心里没底，唯恐您把他的小说否定了。”“年轻人刚开始走上文学道路，对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总是没把握，就像您和我当初一样。他们需要鼓励和引导。快请他进来。”这时，一个苍白瘦弱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拘谨而羞怯地站在别林斯基面前。 “请坐，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别林斯基热情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别林斯基的表情上看出自己的小说有希望在他主持的《祖国纪事》上发表，心里稍觉得轻松，不像刚进门时那么紧张了。“您的小说我整整看了一个上午，坦白地说，我完全被它打动了。您是位艺术家，真理已对您展现和忠告，像天赋一般落在您的身上，您要珍视您的天赋，对它忠诚不渝，您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告别了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他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一样。他长久地伫在街头，陶醉在这幸福而庄严的感觉之中，新的生活开始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就成了俄罗斯文学批评界的焦点人物。但由于其小说的思想性过于深刻（初看起来甚至有些枯燥、晦涩），同时代文学界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深度，所以在他去世后，因哲学家们参与对其著作和思想进行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思想才开始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接近的，当时还很年轻的俄罗斯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墓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此后的3年之内（1881—1883年），他又连续写出三篇纪念他的讲话，对他的宗教哲学思想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此后，从哲学的角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仿佛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的一个主流。 19世纪末，俄国哲学家们纷纷把自己的目光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看作是自己哲学创作的原动力，接触过他的哲学家们纷纷改变了自己的“信念”。要知道当时的俄国哲学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压倒了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语），当时，绝大部分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是在这个环境里成长的。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转到了与当时流行的这些学说对立的一面——基督教信仰，有人甚至直接成了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宗教哲学成了俄国哲学界的主流之一。 美是生活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1828年7月生于萨拉托夫一个神父家庭。1853年结婚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到彼得堡，成为《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两家进步杂志的撰稿人。1855年发表著名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篇论文向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美学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提出了“美是生活”的定义。 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美学家和文艺评论家。美学甚至是他批判唯心主义、捍卫唯物主义的第一战场，也是他对沙皇俄国进行革命改造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领域。他所批驳的是当时还继续支配俄国文学的黑格尔美学理论。他把美学作为哲学的一部分加以研究，认为艺术问题“只是个战场，而斗争的主题则是艺术对整个精神生活的影响。” 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黑格尔美学理论把美看作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它认为自然美是理念发展到自然阶段的产物，而艺术美是理念发展到精神阶段的产物，因而艺术美高于自然美。黑格尔的美学观点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俄国有很大影响。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美学理论相对立，车尔尼雪夫斯基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解决了美学的基本问题——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美不是主观自生的，不是体现在“最终形式”中的“绝对思想”，提出“美是生活”的著名命题，强调生活是美的本质。美是客观现实的特性。除了反映客观现实，艺术作品是没有其他内容的。不仅如此，车尔尼雪夫斯基还认为只有“应当如此的生活”才是美的。 博大精深是几乎涵盖社会科学所有领域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体系的突出特征，其美学思想也不例外。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然启发着我们去思考。他赞扬人类的智慧和劳动能创造出比人类出现之前完善得多的世界。人们尚未住满的地球将会呈现繁荣景象。地球本来布满原始森林、美丽的草原和富饶的牧场。但是人类也在剧烈地破坏自然的原始状态，焚烧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牛蒡莠稗杂草丛生。然而这位先哲预言，人们脚下正无法遏止地消失着的荒野的原始美，必将由人的辛勤劳动才能赋予大自然的新的高级美所代替。 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不同的社会阶级对美的理解是不同的。正像鲁迅入木三分地揭示出中贾府里的焦大不会爱多愁善感的林妹妹的病态“美”那样，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妙笔生花地阐明了美的概念对不同社会阶级生活条件的依赖关系，揭露了美的概念和审美标准的阶级性，指出了贵族和平民美学观点的巨大差别。 他写道，在普通人看来，美好的生活就是吃好住好，睡眠充足。但农民把劳动包括在生活之中，不劳动而生活不仅不可能，而且叫人烦闷。辛勤劳动而不致精疲力竭的富足生活是美的条件。而弱不禁风则给乡下人不愉快的印象，因为他们一向认为消瘦不是疾病就是苦命的结果。劳动不会让人发胖，发胖是一种病态，是体格虚弱的标志。乡下美人不能有纤细的手足，民歌中关于美人的描写表现着精力旺盛和健康匀称的体格，这是生活富裕而又经常适度劳动的结果。上流社会的美人必然手足纤细，如果大手大脚，那不是长得不漂亮就是并非出自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上流社会美人的耳朵小，患有“偏头痛”这类“富贵病”。诚然，红润的脸色和饱满的精神对于上流社会的人也仍旧是有魅力的，但是病态、柔弱、萎顿、慵倦，在他们心目中也有美的价值，只不过那是奢侈的，不劳而获的，无所事事的生活的结果。 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最重要原则是现实主义。他同别林斯基一样，认为文学艺术应当真实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他同时认为艺术的目的不仅在于“再现生活”，而且艺术还有成为“人的生活的教科书”的最高使命。 战争、和平与《战争与和平》 列夫·托尔斯泰是个伟大的人，读他的作品，我们必须挺直腰杆。确实，谁只要翻开，就会马上产生伟大乐曲在演奏之感。 这部小说托尔斯泰于1863年动笔，写了整整6年。它以1812年俄罗斯民族胜利地反击拿破仑侵略的历史事件为题材，全方位地再现了当时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动态，“战争”与“和平”的广阔画面是以4个贵族家庭贯穿起来并交替出现的。其中着力刻画的有——激战中负重伤的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博爱的安德烈；留在莫斯科企图刺杀“人类公敌”拿破仑而后专心从事十二月党人活动的彼埃尔；天真纯朴，热爱生活，喜欢俄罗斯民间琴声的少女娜塔莎；还有道德堕落、没有灵魂的美人爱伦，无耻的阿那托尔等等。纷乱的纠葛，坎坷的命运，儿女情长悲欢离合，烽火连天浴血疆场，130万字的巨著，自始至终充满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a m">《战争与场面之壮阔，气魄之雄浑，容量之巨大，的确无与伦比。全书描写了559个人物，上至帝王、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农奴，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具有奇妙的真实感。在这里，荷兰画派那种纤细精致的笔触和米开朗基罗那种使人屏息的气势，出色地交织在一起，诚如斯特拉霍夫所说：“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领域，历史，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感情的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自己同伴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面里都应有尽有。” 这部小说将主人公的生活，历史人物的活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以及历史哲学的议论熔为一体，构成了一部兼有史诗、历史小说和编年史特色的杰作，不愧为世界文学巨匠的大手笔。作品一问世，就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几乎一致公认托尔斯泰为文坛盟主，认为这样独树一帜的小说使“他在公众心目中断然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 托尔斯泰主义 19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为托尔斯泰创作的中期。60年代初的俄国恰值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特殊阶段（即农奴制改革前后），具有各种倾向的作家，此时都很留意“以古为镜”，从历史经验中寻觅解决现实课题的答案，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成为作家们倍加关注的焦点问题，因而往往将艺术视域投向历史题材。托尔斯泰受此思潮感应，完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罕有的描写战争题材的不朽杰作——史诗性长篇小说。该作品在艺术上颇具独创性——兼有史诗、编年史和历史小说三者的特色；情节复杂、人物众多、规模恢宏、气势磅礴，像现实生活本身那样五彩斑斓、丰富多姿。它以1812年反抗拿破仑侵略的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事件，以包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别竺豪夫（均属庄园贵族）和库拉金（属宫廷贵族）四大贵族世家的生活为情节线索，揭示这样一个核心主题：描写战争严酷考验下的俄罗斯民族的命运，赞颂俄国民众身上蕴藏着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指出人民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 此时的托尔斯泰仍然站在贵族阶级的思想立场上，继续探索进步贵族青年的社会出路问题。中的安德列·包尔康斯基、别竺豪夫·彼尔就是其精心塑造的理想的正面贵族典型，属于托尔斯泰笔下那一类自传性探索型系列形象。他们两人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和精神探索，最终殊途同归，都达到“为上帝而活着”、“爱一切人”的道德境界，流露出与后来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一脉相承的，博爱忍让、顺从天命、不抵抗邪恶的“卡达拉耶夫精神”的道德说教。 70年代至托尔斯泰逝世，是他的创作晚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质变——同贵族地主阶级决裂，从原先的贵族地主阶级立场转到了封建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此时的托尔斯泰从基督教教义、东方古典哲学（如孔孟儒学、老庄道教和印度佛教）中兼收并蓄，杂糅成托尔斯泰式的教义——“托尔斯泰主义”。 世界观的激变，引起其文艺思想与艺术创作的某些显著变化：一方面对沙皇专制的俄国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进行最猛烈的批判，表现出“撕破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则又不遗余力地进行“托尔斯泰主义”的道德说教，把“爱一切人”、“不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当作消除社会罪恶、改造现存制度的根本途径。 所谓“托尔斯泰主义”，即是指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在19世纪80年代世界观发生激变后，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所形成的一套“济世”理论。其主要内涵是宣扬“不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表现出托尔斯泰反对暴力革命、竭力从宗教、伦理中寻觅社会出路的企图。作者晚年思想与艺术上的这一显著特征，在其长篇杰作中有着集中体现。该小说的问世，标志着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了顶峰。 对于托尔斯泰这样一位思想及其创作不乏矛盾复杂性，但对俄国乃至整个世界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力的伟大作家，列宁曾全面而深刻地科学评析道：“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既表现了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弱点，也表现了它的威力和局限性。……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思想与情绪的表达者，托尔斯泰又是伟大的”；因而他堪称是“反映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黄金时代 俄罗斯的黄金时代是指从19世纪初期到19世纪90年代，也可以说是从普希金到契诃夫，从恰达耶夫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十二月党人到社会民主党人的70年。 在文学方面，19世纪文学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占据重要甚至是主导地位的时期。从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之辉煌，名篇巨著之浩瀚，文学群星之灿烂来看，称之为文学的“黄金时代”是当之无愧的。 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的问世，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生涯的大事，而且是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里程碑。此后的莱蒙托夫虽是浪漫主义诗人，但其现实主义要求却日趋强烈。他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和诗作《祖国》，表明现实主义倾向在整个俄国文学中已经确立并得到发展。 果戈里则带来了俄国散文的兴盛，并以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描绘社会现实的本来面貌，揭露社会的全部罪恶，他的剧作《钦差大臣》、小说《死魂灵》使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别林斯基的《文学的幻想》形成了俄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时代。 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赫尔岑等都以农民为他们作品的主人，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反对农奴制，反映现实。屠格涅夫及其作品、《处女地》等成为俄国国内最受欢迎的作家和作品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80年代已经是一位举世闻名的作家，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托尔斯泰的创作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顶峰，也是人类艺术向前发展的重要的一步，他的长篇小说等都是世界文学的瑰宝。 十二月党人的思想理论及其革命活动，对俄国社会科学，尤其是对俄国政治、哲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是俄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哲学家恰达耶夫的《哲学通讯》震撼了思考中的整个俄国；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代表人物都揭露了官方的理论体系——“官方人民性”，他们之间关于俄国道路问题的争论为以后的俄国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而以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在揭露君主专制和农奴制，甚至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中赫尔岑、别林斯基的哲学思想“已经走到了辩证唯物主义跟前”，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是天才的批评家和政论家，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他们用自己的革命精神影响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学说，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哲学领域，新康德主义、神秘主义、实证主义都开始渗入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也传入俄国。卡维林、索洛维约夫、皮萨列夫、巴枯宁、普列汉诺夫等都是这一时期著名的哲学家。 在黄金时代里，曾先后出现过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民粹派的到“民间去”的革命运动、社会民主党人的“劳动解放社”以及列宁的革命活动，这些革命党人的思想著作，革命党的纲领、主张，都充满了“黄金时代”的时代精神，充满着要求解放、要求变革的激情。这一切都在俄罗斯的历史上留下了激动人心的篇章。 白银时代 19世纪80年代末，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理论被一批留学巴黎的俄罗斯诗人传回彼得堡，并迅速引发出一场诗歌革命。勃洛克、勃留索夫和别雷等著名诗人，把当时激荡圣彼得堡的各种革命思潮和“创造生活”的美学愿望结合起来，让寻找“永恒温柔”的心路历程与追求“暗示”与“应和”的诗歌手法相互映照，写出了许多名诗，涌现了很多不朽之作。这造就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历史上著名的白银时代。 白银时代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即1890——1917年，沙俄帝国政权与苏维埃政权交替间歇时期的俄罗斯文化，也可以称为是俄罗斯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复兴运动时代。在这短短的30年中，在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涌现了一大批堪与“黄金时代”比肩的优秀知识分子及其光辉成果。别尔嘉耶夫曾经说：“我沉醉于俄罗斯20世纪初期文化复兴的异常紧张与浓烈的氛围中……这是在俄罗斯唤起独立的哲学思维的时代，诗的繁荣时代，美的感受敏锐的时代，宗教不安与寻觅的时代。” 美国俄亥俄大学斯拉夫学教授瓦吉姆·克赖德对“白银时代”也曾经作过界定。他认为“白银时代”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初期，发端于几家杂志，到1899年，以《艺术世界》杂志的诞生而正式形成。他认为，“白银时代”的结束在1917年，因为在1917年以后，虽然俄国文化复兴时代的作家和诗人们多数还活着，但构成一个文学时代的那种“氛围”已经荡然无存，尤其是作家、诗人的大量流亡，使问题更加复杂。1917年以后，虽然这些活动着的作家和诗人在流亡国外的时候仍然在创作，在活动，但已经失去了根基，难以形成气候。 以前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对白银时代的研究忽视了。其实，这一时代无论是从其思想的深度、涉猎的广度、水平的高度，还是从其对俄罗斯、对世界的影响力，尤其对维护人的尊严，维护艺术的尊严方面的价值取向……都是令人震撼的，是俄罗斯文化史上的光辉一页；对白银时代的研究使恢弘的俄罗斯文化和隐寓其中的俄罗斯精神之长河的波澜壮阔之势，上下承接。 白银时代的文学是暴风雨前的文学，是俄罗斯转型时期的文学，也是多元的文学。在这个时期，有各种各样的文学流派在活动，有各种流派的作家在创作，其内涵颇为丰富。这一时期的创作，有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蒲宁；有带有过渡性的作家安德列耶父；有老一代象征主义作家索洛维约夫、伊万诺夫等；有未来派作家卡缅斯基以及后来的马雅科夫斯基。这些作家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 在政论和哲学领域，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等都是白银时代这一特殊历史时代的哲学家，他们大都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哲学家，其最主要特征是将宗教和神秘主义与哲学结合起来。虽然他们的哲学观点可以商榷、讨论，但他们的精神值得称颂，特别是他们从另外的一个视角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可以令人反思、借鉴的学术成果，其中不乏闪现着思想之光的大作。 上述白银时代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们，各以自己的才能精心创造，在世纪之交，时代转换的关头，尽管他们常常流露出颓废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但仍然在毫不厌倦地探索着俄罗斯的新道路。他们之中不少人要么从西方现代派那里借来一股“西风”，要么将极端的宗教神秘主义、新康德主义、直觉主义、马赫主义等引进俄国，但他们的确使这些外来文化在俄国的土壤上繁衍生息了，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气候，并且以他们为主体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创作的时代。也正因为这一时代的银光闪闪，才使得俄罗斯20世纪的文化有了一个完整而又辉煌的历史。 流亡的哲学家 别尔嘉耶夫是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十月革命后不久被迫离开祖国流亡西方。在西方，他的知名度几乎是俄国有史以来的哲学家中最高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第一个在西方赢得了巨大名声的俄罗斯基督教哲学家，我的名声甚至超过了索洛维约夫。”在汉语哲学界，他也是俄国哲学家当中最幸运的，他的著作被翻译成汉语的最多，可以说，他也是“第一个在中国赢得了巨大名声的俄罗斯哲学家”。 别尔嘉耶夫所处的时代是俄罗斯剧烈变动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继承了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忧国忧民；追求真理、正义和自由；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忍受苦难；以禁欲来寻求精神的解脱。在社会日益动荡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人民，站在人民一边，反对沙皇的专制统治；他们如饥似渴地寻找拯救俄罗斯的革命理论，探索改造俄罗斯的途径。无疑，别尔嘉耶夫是他们中的一员，是他们中的思想代表之一。 同时，作为俄罗斯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代表，别尔嘉耶夫还有自身独特的素质和特点。他出身贵族，贵族的孤傲自大几乎是他的天性。他受到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更强烈地感受到俄罗斯的腐败和不自由。他从小喜爱抽象思维，具有极强的哲学才能，不为经验事实所局限，总是思索更具普遍性的深层问题。他反对俄国的专制政治统治，更反对俄国的专制精神统治。在青年时代，他追求的是政治解放与精神解放统一起来的革命。 别尔嘉耶夫所具有的俄罗斯革命知识分子的共性和他自身的特性，决定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决定了他后来又离开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使他看到了改造俄罗斯罪恶现实的希望，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以及19世纪俄国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问题的轻视等等，都是别尔嘉耶夫所不能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别尔嘉耶夫没有放弃自己的基本观念，而是更加偏重关于精神自由、个人解放的研究。这样，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距离便越拉越大。 所以到后来，他长期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并于1922年被驱逐出境。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等待判决和流放期间，别尔嘉耶夫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和被捕、被流放的人们进行研究和争论问题，并且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思想。《俄罗斯思想》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拉兹里夫湖畔的割草工人 以前的小学课本里有一课文，说的是十月革命前夕，由于形势紧张，列宁被迫转移到地下，来到拉兹里夫湖畔，扮做割草工人。而这位割草的工人最后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国家。 列宁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列宁于1870年4月22日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父亲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活动家，哥哥亚历山大因参加谋刺沙皇而被处死。在家庭的影响下，1887年秋列宁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然而，不久他就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遭到逮捕和流放。第二年，回到喀山后，他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1892年，他又开始筹建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还写下了第一本著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这时的列宁已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了。 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创立了彼得堡工人解放协会。这年年底，他再次被捕入狱，14个月的狱中生活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的3年中，他开始使用“列宁”这个化名，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并与另一位革命者克鲁普斯卡娅结了婚。 1900年2月，列宁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结束，回到彼得堡后不久转赴西欧，在德国创办了第一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火星报》。1903年7月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形成了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是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及其思想体系的产生，标志着列宁主义的形成。 1905年11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后，列宁回到祖国直接领导革命，并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列宁又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在此期间，他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一系列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又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阐明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1917年3月，沙皇政府被推翻。听到沙皇垮台的消息以后，列宁立即返回俄国，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人民终于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列宁主义的形成 19世纪70年代，俄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开始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80年代，普列汉诺夫开始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俄国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20世纪初，列宁完成了建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 1895年底，列宁被沙皇政府逮捕，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列宁流放期间，来自俄国各地的社会主义组织的9名代表，1898年在明斯克秘密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党纲党章。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列宁的坚持下，大会通过决议，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的纲领。这在当时的第二国际各政党中，是没有先例的。在大会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拥护列宁的一派占了多数，反对列宁的一派占了少数。这次大会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标志。从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派别，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从这一年起，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体系，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它的出现，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诞生。列宁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