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追踪》 我们的纪念 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说来也是巧遇，《检察风云》杂志恰逢公开出版第300期。实际上“300”只是一个统计的符号，它并不能说明什么，但300期记载的内容，反映的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法治发展和进步的历程。我们不妨作些历史的回顾并与现状作一些比较。 如今的民众，对于法律知识知道得往往很多。他们对于家庭、社区以及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冲突、矛盾包括由此引发的社会热点问题，只要是关心的，都会从法律层面说得头头是道。这种法治观念的变化，是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的最有益的成果。试想一下，我们今天在茶余饭后可以议论的东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是不可想象的。有的可能只是在私下议论，有的是关了门也不敢讲的。随着社会进步、思想解放，舆论环境得到了改善，对言论自由的认识标准也有了新的变化，或至少不再有那种回避与忌讳，甚至对政府某些工作的批评，全社会也表现了一种欢迎的态度。这在60年比较靠前的日子里，或者准确地说，在某些阶段是会导致灾祸临头的。 如今的出版内容，对待司法题材的报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用阶级划分的年代，刑事犯罪分子都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大众对于被判刑的人，只有一个态度，就是划清界限。对于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而言，犯罪就是黑暗的，报道案件就是暴露阴暗面，无任何积极价值可言。遇案件文稿如见蛇蝎，避之惟恐不及。融入法治观念的新闻意识如今发生转变，人们特别是媒体认识到，媒体不应该去热衷于案件的炒作。出版物刊登一些有社会影响的案件的客观报道，目的是贴近群众的阅读需求，发挥媒体的信息传播和引导功能，通过读者的具体了解和参与，宣传司法职能，维护公平正义，起到威慑犯罪和对社会一般预防的效果。而仅是这些，对于前辈编辑，也是不能够去做的。 如今科技的发展，使我们曾经在课堂上听老师讲的科学幻想的故事，成为验案时的工具；医学研究的贡献，也帮助人们认识到，犯罪之人也有精神不健全的倾向，有性格的障碍；重温历史，掸去时间的蒙尘，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我们的前人在曲折道路上留下的更真实的印迹；人权意识得到增强，至少对犯罪之人的权利的维护，对他们人格的尊重，对他们生活的关怀，全社会是用心去体验，并在实践中充满情感。 如今的法治进步，对我们的祖辈来说，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中国是具有长期农耕文明的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的行为规范是依靠农耕社会的宗法规范、道德规范和社会习俗规范来调整的。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社会关系的调整必须用法制来规范，法制规范要远远高于农耕社会的宗法、道德和社会习俗，一些过去可以通过政策、道德和社会习俗规范来调整的行为，现在往往是行不通的。然而正是由于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从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出发，通过一系列的规范来调整各种行为，所以说，人民大众追求法治社会的理想，并不是现在才刚开始的。60年一甲子，这种追求起始于无数的甲子以来，我们的祖先对美好生活和世间和谐永恒的企望。这也充分显示了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人民具有追求法治文化的自觉和传统，也正是由于这种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如今的人民大众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具有时代赋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充满热情地融入法治建设的前进步伐。当今社会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会鲜明地感受到“法治”这位时代巨人已经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她让我们敬畏与尊重，她让我们充满期待地与之亲近，她必将用有力的臂膀热情地拥抱并伴随着我们，共同去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我们要走向一个新的目的地，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检察风云》杂志长期以来坚持弘扬廉政文化、传播法治文明的办刊宗旨。特别是在杂志社主管机关党组和历任社长石祝三、漆世贵、俞云波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全体人员的热情工作，使其出版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 以上对社会发展与变化的点滴回顾，在杂志的二十几个栏目中，都有很精彩的报道内容。为此，我们借《检察风云》公开出版300期之际，汇集出版《检察风云》集萃第二辑，共有、《权益纷争》、《科技鉴案》、《往事钩沉》、《风云杂谈》五册，并以此来纪念我们国家最重要的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吴元浩 （作者系《检察风云》杂志社总编辑 ） 佛佑天不佑 （文/王福） 韩桂芝哭诉个不停，中纪委的处长催她签字，过了好长时间，她才在处分决定书上签字。然后，两名英武的女警察将她带出了房间。外面，是穿着厚厚军大衣的武警、高高的灰砖墙、凛冽的寒风。 韩桂芝长期在大兴安岭工作，那股火红的革命热情曾经燃烧着她的心，让她度过了漫长而寂寞的大兴安岭岁月。在“文革”结束后，当地群众的理想信念开始有了变化，有的公然烧香拜佛，而且也被认为是信仰自由，不再被批判。就在那段时间，韩桂芝也受到当地一些干部群众的影响，开始偷偷加入信佛的队伍。当然，她毕竟是个党员干部，不敢过于张扬，但她每次经过寺庙，看到佛像时，都偷偷地在心里默念着，有时也轻轻地双手合十，希望佛祖保佑。可是说来也奇怪了，就在韩桂芝私下拜佛之后，她的前途命运真的发生奇异的变化。从科长到副处，再由副处到副厅，再到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按说，这应该感谢组织的信任和培养，可韩桂芝并不如此想。在公开场合，她也说组织如何如何培养她，但在私下里，她却在感谢佛祖的培养。特别是在1996年担任省委常委后，住房越换越大，这时候，她决定好好给佛像腾出个房间，以便日日夜夜朝拜。 有意思的是，韩桂芝曾专门到某著名寺庙进香，并找到一位“德高望重”的住持，让其写了一个纸条。这个住持可能文化并不高，但名气不小。按韩桂芝的要求，他在纸条上写了十二个字：“佛德我生（升）大官，官大生（升）我德佛。”意思是说请佛保佑我升大官，我升大官以后必定会更加感谢佛的恩德。回到家以后，韩桂芝兴奋不已地将这个纸条塞到一尊观音佛像的背后，以便今后步步高升。 韩桂芝做官的事大伙儿也都知道不少了，难道还有什么离奇之处么？有的。多少年来，她一直梦想着升官发财，把官儿越做越大，从科长到处长、厅长、省部级。可是，突然有一天，当她面临着从副省级升为正省级时，却突然不想升了，想把高位让给别人，你说这事奇怪不？这事要搁着谁都不太愿意，可她韩桂芝偏这么“大方”，而且还是动真格的。 2001年底，韩桂芝得知自己将被提名为省政协主席人选，仍兼任省委副书记。应该说，担任正省级高官是她近年来梦寐以求的事，但她觉得省政协主席没有实权，是明升暗降。尽管暂时兼着省委副书记，但毕竟是暂时的，迟早要卸任。她深深懂得自己手上省委副书记的权力。不仅管着全省的组织工作，更重要的是，还分管着公检法系统，兼任黑龙江省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的组长。经过这些年来的经营，公检法系统当中有不少都是她的人了，这为她大搞权钱交易，高价出售乌纱帽按上了一个坚固的“保险门”。一旦这个省委副书记职位脱开，留下“开会拍拍手”的政协头衔，说不定哪天就犯事了。 韩浩听完浑身瘫软在地，哭道：“现在该怎么办呀，妈，您得救救泓播呀！” 那么，韩桂芝为什么如此看好省纪委书记这个职位？近年来党中央和各地反腐败斗争的声势让她越来越清楚，纪委是反腐败的组织协调部门，是反腐败的司令部。只要自己占据了省纪委书记这个位置，统领着整个黑龙江省的反腐败工作，即便有哪个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了解到有关她以权谋私问题的蛛丝马迹，她也会立即嗅到，并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要想不被反腐败斗争反下去，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来负责反腐败。 没多久，韩桂芝就亲自找他问罪，发动全家一起声讨他的“罪行”。 韩桂芝的大儿媳、陈泓播的妻子韩浩跑到那间摆满佛像的房间里找到婆婆，并且哭闹不休，韩桂芝顿时气不打一处来，骂道：“还不是你平日里对佛不敬，求佛不够虔诚？！”韩浩分辩道：“我不是也常跟着你拜佛的呀？”韩桂芝道：“你不诚心，我早就告诉过你，拜佛一定要心诚，你就是不听！” 韩桂芝心里清楚，自己当年曾不主张任用马德，马德因此奉上80万元人民币。她将这笔款子交给了她妹妹——哈尔滨市医药行业某局一位常务副局长存了起来。 2003年马德案发后，韩桂芝非常紧张。到了6月份，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亲自向全省人民“检讨”。到了年底，有关部门对韩桂芝的问题进行初核，形势对她越来越不利。为了逃脱中纪委即将到来的“双规”，韩桂芝每天呆在家里烧香拜佛，祈求佛祖保佑，躲过这场灾祸。为了进一步表示诚意，多找几尊佛一起帮忙，她在年底不长的时间内，先后两次赶到极乐寺烧香拜佛，祈求佛祖保其平安。尤其是马德的那笔钱最麻烦，她请求佛祖给马德下旨，千万莫把她给供出来。 2005年12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韩桂芝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查明，1993年至2003年期间，被告人韩桂芝利用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等职务的便利，为马德等人在职务晋升、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款物共计人民币702万余元。鉴于韩桂芝因涉嫌受贿被审查后，如实供述了有关部门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认罪悔罪，且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当老陈得知此事后，深感问题严重，便对韩浩劝道：“这么大的罪，你婆婆也敢出面压着，真是无药可救了，你还年轻，千万别跟着她瞎掺和呀！”说着说着，还落下泪水，可见老陈心气之正、待人之诚。不料韩浩不但不感动，反而指责道：“你都在说什么？你究竟是哪一伙的呀？你不帮忙就算了，还这样说！”然后，就气冲冲地走了。 尽管韩桂芝在正省级职位面前显得如此“谦逊”，竭力要把省政协主席的位置让给“资格更老的同志”。但组织上还是没有能够满足她的要求。更何况，省纪委书记的位置不仅需要省委主要领导拍板，同时还需要中央纪委点头。要想坐这把交椅，还真没那么容易。2002年2月，59岁的韩桂芝最终还是被“光荣”地选为省政协主席，次年1月继续连任。 韩桂芝的老伴姓陈，是黑龙江省建委的一名处长，比韩桂芝小一岁。自从韩桂芝在1988年升任省监察厅副厅长后，老陈发现妻子开始变了：经常在家里对镜装扮，经常到各种场合应酬，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最让他不可思议的是，她竟然在家里收下一位下属送来的红包，并且不作推辞。这时，老陈就站出来道：“请别这样，我们家不稀罕这个！”谁知，韩桂芝却朝他瞪了一眼，而那位下属则借机开溜。这时，老陈就耐心劝道：“桂芝，你这是违法的呀，赶快把钱退回去吧，否则……”“否则什么？”韩桂芝突然放大嗓门，大声吼道。见这情形，老陈也只得灰溜溜地回房睡觉了。老婆官大脾气也大了，他劝不了她，也只得由她去了。 韩桂芝堕落的关键在于内心里对金钱的贪婪，然而她一直不能正确看待自己的错误，反而认为做官发财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且是佛祖保佑的结果，是她真心向佛应有的回报。自认为深得“佛祖庇护”的她不仅肆意受贿，还依仗权势包庇杀人犯。如此目无法纪、胆大妄为，最终等待韩桂芝的必然是法律的严惩。只有做真正一心为民的清廉好官，才是永远受人尊敬，被人爱戴的正途。 除了本地的寺院外，韩桂芝还借外出开会考察之机，跑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尤其是各地的名山古刹、佛教圣地。浙江省委组织部和舟山市委组织部的不少同志对韩桂芝都有印象，因为他们都曾经陪同韩桂芝到舟山普陀去过。舟山被称为“海天佛国”，而普陀山则与九华山、峨眉山、五台山并称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在普陀山一座又一座的寺庙内，韩桂芝又是烧香又是叩头，嘴里还念念叨叨的。为了得到佛的保佑，她还非常真诚地向寺院捐了一笔款。浙江省和舟山市组织部门的同志心里纳闷了：“这掌管着黑龙江省组织人事大权的堂堂副省级高官，为何对菩萨如此臣服？这个有着三十多年党龄的领导干部，为何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寄托在泥菩萨身上？”大家心里想是这么想，谁也不敢当面说，可等韩桂芝一走，还是少不了在背后偷偷议论一番。 根据纪委的处分程序，被处分人要在处分决定书上签字。同时，为了保证办案的合法性，对韩桂芝这类高官已采取全程录像的办案手段。面对着镜头，穿着黑色高档面料大衣、戴着眼镜、皮肤仍然保养得较白嫩的韩桂芝，长时间哭个不停。她知道，这个镜头里拍到的一切，都有可能被中央领导看到，甚至可能被全国人民看到。为了表明自己的认罪态度，争取宽大处理，她对着镜头哭着忏悔：“错啦错啦！我从一个穷孩子到正部级干部，错啦错啦！希望组织上能够尽量挽救我帮助我。我的这些事，主要是开始没有严格要求自己，后来逐渐就犯大了。事情越犯越大，最后是溃不成军……我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中央纪委，对不起黑龙江省的老百姓，对不起老百姓的培育啊！……现在我只能痛心，痛恨自己行为，对党造成这么大的损害……” 2005年2月20日，中纪委带走了韩桂芝。在“双规”期间，她常常傻愣愣地面对着墙壁，轻轻嘟囔道：“佛啊，你为什么不保佑我？” 这氛围真是符合她末日的心境啊。可是她不希望末日这么快到来，她还想活下去。 她专门找人在这个房间设计了佛龛，在里面供奉着泥佛、瓷佛、金佛三种佛像，从早到晚香烟袅袅，进进出出都要到这房间里点一炷香，然后合手而拜，同时嘴里还要念叨上一阵，无非是保佑她继续升官发财，保佑她全家平安无事、幸福健康。 韩桂芝拜佛还真够热忱的。除了在家供奉朝拜外，她还经常进庙宇烧香拜佛。比如哈尔滨市最大的寺院极乐寺，就是她常去的地方。为了烧“头香”、得好运，她也没少往里面扔“银子”。极乐寺坐落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五号，始建于1921年，1924年落成开坛，是东北三省的四大著名佛教寺院之一，与长春般若寺、沈阳慈恩寺、营口楞严寺齐名。每当逢年过节时，前来烧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就拿每年7月7日来说，许多考生家长忙着到寺庙给孩子烧香拜佛，求神问卜。每位家长在算命之后给“大仙”50元至200元不等。哈尔滨市民对菩萨如此热忱也不稀奇，因为他们的父母官，堂堂省委副书记韩桂芝就是这里的常客。 更让他可气的是，韩桂芝不仅和大儿媳韩浩一起收受他人钱财，而且还依仗权势包庇杀人犯。1988年5月，黑龙江省塔河县一男子为了继续与保姆相好，竟然制造了杀妻灭子的惨案。当案犯被公安机关逮捕后，却很快被放了出来，案子一拖就是17年。而这名男子不是别人，正是他大儿媳韩浩的哥哥韩建勋。帮助韩建勋逍遥法外的，也正是他的夫人、时任黑龙江省监察厅副厅长的韩桂芝。 1998年夏，当老陈得知绥化行署专员马德找到因骨折住院的韩桂芝并送上80万元钱，而这笔钱最后交由韩的妹妹保管后，他曾专门找到韩的妹妹，劝她把钱退回去。谁知，韩桂芝的妹妹也一样不好惹，她不耐烦道：“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呀？我和我姐收钱，你管得着吗？” 2004年1月，他们的大儿子陈泓播被“双规”。2月20日，中纪委工作人员将正在哈尔滨住院治疗的韩桂芝带走了。紧接着，他们的小儿子、两个儿媳，以及韩的妹妹也都陆续被带走，只留下心地纯正耿直的老陈一个人看守家门。 因此，在即将被提名为省政协主席之前，韩桂芝就多次向省委主要领导以及中央组织部门提出要求，让她从分管组织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改为兼任省纪委书记的省委副书记。她还为自己的“阴谋”找出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诸如“曾经在省监察厅担任过副厅长”、“熟悉纪检监察工作”等等。 2004年11月，北京的气温很低。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的一名处长专程来到高墙大院内，向韩桂芝宣读了中央纪委的处分决定：“经调查，韩桂芝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曹某某、马某、沈某某、某公司董事长姚某等多人多次所送钱款共计人民币950万元，其中大部分涉嫌受贿。中央纪委常委会认为，韩桂芝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收受贿赂和礼金，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在党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黑龙江省委决定，给予韩桂芝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鉴于韩桂芝的行为涉嫌犯罪，决定将其涉嫌犯罪的问题和有关线索一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可韩桂芝确实救不了泓播，现在连她自身也难保了呢。面对着满屋子的佛像，她不得不怨诉道：“佛啊，我天天为你烧香、打坐，大把大把地为你花钱，你为什么也不保佑我！”盛怒之下，她把泥佛、瓷佛全部摔在地上，但是最后，她却没有把金佛摔掉，毕竟金佛值钱，她舍不得。 韩桂芝于1943年2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韩之所以能够官运亨通，主要靠两点：一是文凭过硬，她是“文革”前的老牌大学生；二是女干部，相貌不俗，而且政治上要求上进。1960年，韩桂芝考入东北林学院，就读于林业机械制造系林业机械专业。1965年4月，她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图里河林业局担任社教队队员。参加工作六个月后，韩桂芝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6年12月，又时来运转，被上级领导看中，调任林业部基建总局机械筑路总队干部部干事。1968年，韩桂芝跟随着其他一些机关干部，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五七”干校学习、劳动。不久，她再次得到“高人”相助，转调至大兴安岭行署劳动局劳动调配科工作。开始是工资科一般工作人员，后任副科长。这是她平生第一顶乌纱帽。大兴安岭行署虽是地方机构，但与林业部林管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有时候也很难分清谁是地方干部谁是中央机关干部。行署是黑龙江下属的地厅级机构，而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林管局）呢，是1965年初经国家经委、林业部批准成立的，也是地厅级。“文革”结束后，拥有大学文凭的韩桂芝更加受到重视。1979年，韩调任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劳动局、林业管理局劳资处科长。1981年，韩桂芝任大兴安岭林管局科技处副处长、行署科委副主任。这个副处级为她日后升任高级领导干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韩桂芝热心于佛事，可佛祖还是未能让她躲过这场灾难。2004年1月21日（农历除夕）下午，韩桂芝的大儿子、黑龙江省光大银行副行长陈泓播被中纪委来人从家中带走。 正当韩桂芝梦想着早日升任正处级的时候，中央的春风吹到了她心坎。1982年中央在精简机构的同时强调：“重要的是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干部早点上来，好接班。”全国各地选拔年轻而有学历的干部的工作就这样展开了。韩桂芝不仅年轻、有学历，而且还是女干部。她的这三个条件，使她迅速跳出黑龙江省数以千计的处级干部队伍，被组织纳入视线。1983年，韩被破格提拔为大兴安岭林管局副局长（副地厅级）。1987年国家恢复监察部建制，各省着手组建省监察厅。1988年，韩桂芝再次被纳入视野，担任新组建的黑龙江省监察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在监察厅干了三年，韩桂芝又开始“动”了。由于早年的组织人事工作经历，韩桂芝于1991年被调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调入组织部两年后，韩桂芝开始了“进步”。1993年，除了继续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外，她还被任命为省委老干部局局长，实现了从副厅转为正厅的梦想。更让人吃惊的是三年以后的1996年，韩桂芝被任命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成为位高权重的副省级领导干部，同时还兼省直机关工委书记。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正让无数黑龙江省干部羡慕眼红的时候，仅仅过了一年，韩再上台阶，被任命为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 尽管民众对这一判决多有议论，但目前看来，韩桂芝案已基本告一段落。留给我们的是案件以外的东西，包括韩桂芝这个人物留给我们的离奇故事。 在北京的办案点一呆就是大半年。韩桂芝陆续交代了自己通过卖官发财，收受钱物1000多万元的事实，其中大多属于受贿。后来在中纪委的处分决定中，认定其受贿950万元，而法院认定违法的数额为700多万元。 两百万买来的“揭发信” “200万？200万就可以拿出那封信吗？”王怀忠问。 电话是从北京打来的，来电话的章女士刚才无意中获得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章女士非常吃惊，但她装得十分镇静，借口去洗手间，关了门，拨通了王怀忠的电话。他们经常通话，这个号码是她很熟悉的，不过平时的气氛从来没有这样紧张，有时还有点打情骂俏的。秘书说，副省长正在开会，无法接电话。她太着急了，但也没有跟秘书说什么，只是恰当地表示有急事。 终于，10分钟后，王怀忠亲自打电话了，问：“有什么急事？”她将酒席间得到的情况原原本本告诉了王怀忠。 2000年11月，章女士为了儿子的工作问题，专程从安徽阜阳来到北京，在下榻的宾馆里与自己儿子原来所在部队的领导，一个叫陈思宇的人不期而遇，酒席间这位陈思宇向她介绍了在座的其他两个人：“他们二人在中央都是有背景的，其中一位是中央某领导的秘书，最近，中纪委正在准备调查安徽的王怀忠，举报信就在中纪委的七室，就是通过我的这位秘书朋友转过去的，如果王怀忠想摆平这件事，把举报信拿出来还是能够办到的。” 十分钟以后王怀忠又一次拨通了她的电话，说：“现在已经没有飞北京的班机了，你在宾馆里等我，明天上午我赶过去”。 最近，王怀忠感到有点紧张。当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的案件曝光以后，社会上议论四起，作为市长的肖作新竟然有2000余万元的存款，那么作为原市委书记的王怀忠会有多少存款？阜阳的老百姓传出了“王三亿”的名字，这也就成了王怀忠的代名词了。他不能不为这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而感到紧张，这次忽然听说中纪委要进行调查，他感觉到那件可怕的事情正在向自己逼近。 两百万买来的“揭发信” 11月29日，王怀忠带着几幅画和几箱地方名酒，来到了北京约定的宾馆。在宾馆的客房内，章女士向王怀忠介绍了陈思宇之后，便知趣地退了出来。两个小时之后王怀忠打开了客房的门，示意她进来，王怀忠告诉她事情已经谈好了，回去先准备200万送过来，把中纪委的举报信搞出来。王怀忠将带来的见面礼留给了陈思宇，便匆匆地赶回了合肥。 王怀忠仍在开会、讲话、作批示，行使副省长的职权，但他的心一直在忐忑不安中。他在等待北京的消息。拿回一封举报信，要价200万，如此昂贵的举报信可算是价值不菲，但对王怀忠来说没有什么，他想到了“下家”，就是安徽省阜阳国贸商城有限公司、安徽国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安徽亚杰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 早在1996年7月至1999年，王怀忠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期间，通过签批文件、召开协调会等方式，为李某任法定代表人的安徽省阜阳国贸商城有限公司、安徽国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安徽亚杰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减免城市建设配套费、固定资产投资调节税等费用共计人民币587.448万元。1994年李某从银行职员下海，提出在阜阳的黄金地段兴建国贸大厦，王怀忠为其大开绿灯，土地款分文未收，给国家造成400余万元的直接损失。 知恩图报，人之常情。但他们做的是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彼此心知肚明。王怀忠的一个电话，便有亲信杨应宇从李某处取回索要的人民币200万元。随即王怀忠打电话通知那位章女士来合肥取钱。她按照王怀忠指定的地点与杨应宇见了面，杨应宇将装有120万元的手提袋交给了她，并且告诉她另外80万元存放在自己这里，等事成之后再付。 几天之后，王怀忠“投资”的120万元有了结果，他收到了陈思宇从中纪委搞出来的举报信。整整六页纸，王怀忠睡了几天安稳觉，他觉得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他对章女士也感激不尽。 章女士的确给王怀忠帮了忙，但帮的却是倒忙。 2001年的初夏，中纪委的确接到了揭发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经济犯罪的洋洋万言的举报信。举报信称，王怀中买官卖官，批划国有土地，操纵城市基本建设项目，大肆收受贿赂。中纪委会同检察机关迅速成立了调查组，进入了秘密的调查阶段。 举报信的内容虽然明确，但是范围太大，王怀忠在阜阳提拔的干部众多，使用土地开发项目的单位更是数不胜数，具体确定哪些项目与王怀中有违法的经济关系，如同大海捞针难上加难。同时此类案件多属贿赂案件，权钱交易有很强的隐蔽性，暴露的系数非常小，侦查的难度大，就贿赂案件的特点来看，其贿赂行为表现为“一对一”，无第三人在场，行贿人得到了好处不会轻易地检举揭发，受贿人更不会轻易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同时该案件涉及面广，证难取，人难找，况且该案件省纪委曾经多次调查无果，有了一定的“免疫力”。 王怀忠大量的犯罪事实被一层厚厚的乌云遮盖着，调查取证活动极为艰难，案件的成功与否还是个未知数。 如何找准初查的突破口，既不惊动王怀中，又要迅速提取到犯罪的证据，使王怀中的犯罪事实尽快地浮出水面，这是摆在办案人员面前的重要难题。专案组根据该案件的特点——财物是贪污受贿的目标，认为收取大量的钱财必然有存在的去向，寻找钱财的去向，是初查活动有效的突破口，这是由经济犯罪的基本特点决定的。从银行寻找存款的线索，然后再从犯罪嫌疑人那里追其钱财的来源，案件便可水落石出。 有了初查的目标，专案组迅速进入阜阳的各家银行，对个人的大额存款开始了地毯式排查。随即在一家银行的账户上将一排惊人的数字与一个神秘的女人联系在了一起，她就是那位章女士。 她既不当官，也没做什么大生意却腰缠万贯，在她的个人账户上竟有五千余万元的存款，根据她本人及家庭情况，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存款，那么她的存款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确实让办案人员不得其解。在当时银行的存款还没有实行实名制的时候，人们不得不怀疑这笔巨额存款另有蹊跷，在群众的举报信中时常将这位女人的名字与王怀忠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数千万元的存款是否与王怀忠有联系呢？该款是王怀忠以她的名字存下的？这5000万元的巨额存款的神秘来源，成了办案人员的追查目标。是先接触存款人，还是先提取存款的证据？ 在办案人员提取的银行记账凭证上，这5000万元巨额存款的神秘来源显现了出来。它来源于某工程公司，因为该公司资金闲置，章女士闻此信息后，以本地某银行吸收存款，然后以高额返利为诱饵，将该公司6000余万元的闲置资金骗至某银行，然后转入其个人账户，用于个人还债和营利活动，其中用于个人偿还债务的数百万元已经无法收回。这是一起标准的诈骗案件，迅速立案采取强制措施，并根据群众举报的该女士与王怀忠的经济关系，深挖“案外案”。 新建的肥东县看守所幽静整洁，四合院的草坪上有几只悠闲自得的麻雀在嬉戏，如果不是荷枪实弹的武警和看守的警察，人们还以为这里是宾馆、度假村。 一天早晨，负责审讯的检察官来到这里。听其他办案的同志介绍，这个女人非同寻常，非常狡猾，涉及的其他犯罪事实拒不交代。审讯活动实际上是审讯人员与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较量的过程。一般审讯的经验是，犯罪嫌疑人的性别不同，对其审讯的方法也是不同的，男性犯罪嫌疑人重“理”，女性犯罪嫌疑人重“情”，儿女情长是她们的表现特征。同时她们在审讯活动中容易接受审讯人员的暗示，如果在审讯中注意利用“情”来拉近距离，取得信任，然后利用已经掌握的犯罪线索来“置死地而后生”，唤起求生的欲望，引导犯罪嫌疑人走立功赎罪的路，就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认罪。 初步的审讯计划就这样形成。办完了提审手续，两名看守警察押着一名戴着手铐身材高大粗壮的女犯，走进了二号审讯室，她就是章女士。她站在椅子的边上，等待着让她坐下的命令。根据她的举止，检察官判断这个女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进看守所的“雏”了，有可能是“二进宫”的“老猫”。 按照法律的程序告知她权利和义务，讯问她的基本情况。她一一回答，思路清晰，心态稳定，目光直视，不问不答，语言平缓、简练。可以看出对方“定势心理”稳定，防守严密，并且非常注意保存自己的“心理能量”。 问：你这是第几次进看守所了？ 答：（很惊诧……）第二次。 问：过去因为什么罪被判刑的？ 答：诈骗。 问：是缓刑还是实刑？ 答：实刑。 问：现在你又是因为什么罪行进来的？ 答：诈骗，他们说我是诈骗，实际上我没有欺骗他们，是他们自己愿意把钱给我的…… 问：现在还不是你辩解的时候，你会有时间辩解的，你知道你拿来的是什么钱吗？那是几千人修了一两年铁路的血汗钱，会心甘情愿地送给你？ 章女士不回答了。 但检察官思路清晰，并不想在她诈骗的问题上做过多的纠缠，重要任务是挖出她隐瞒下来的更深层次的牵涉到王怀忠的经济犯罪问题。 审讯室内的挂钟的时针已经指向了下午两点，经过几个小时的交流，检察官开始实施第一轮的审讯计划，主要利用“情”来拉近距离，取得信任，然后利用已经掌握的犯罪线索来“置死地而后生”，唤起求生的欲望，引导犯罪嫌疑人走立功赎罪的路。 问：你进来有多长时间了？ 答：一个多月了。 问：你家的孩子非常想念你，你的小儿子已经找到了工作，现在还谈了女朋友，这次还让我给你带了些换洗衣服，一会他们会交给你的。 答：（眼泪已经在眼眶里了）我就是担心小儿子，他们还跟你说什么没有？ 问：他们一切都很好，只是希望你能够得到从宽处理。 答：（自言自语：“我怎么能得到从宽处理哦！”……） 问：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为你服务吗？ 答：（不语）…… 问：我先不说别的，你前后两次诈骗，且数额特别巨大，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同时你与其他人还有经济上的联系，你的隐瞒对你自己极为不利！好了，别的我也不想说什么了，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了，你的肚子可能也饿了，如果你不想再说什么，就回去吃饭吧…… 检察官故意装出站起身就走的样子，一同去的中纪委的同志，踩了一下检察官的脚，意思是：任务还没有完成，怎么就结束了？检察官用眼睛示意让他沉住气：别着急，戏在后面呢！就在这个时候，章女士双目注视着脚尖坐在那里发呆，额头的汗珠滚滚而下，几秒钟后，忽然站立抓住了铁栅栏喊：“你们先别走！”她似乎怕审讯人员真的就此离开，她带着那求救的目光，喊道：“你们要救救我，我想立功赎罪！”这时候审讯人员用随意的口气说：“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们愿意帮助你。” 她又重新坐回到了椅子上，说：“你们记吧，那是王怀忠让我干的，那200万到中纪委‘打点’的钱，是我亲手送去的”。 再说，那位有“背景”的陈思宇拿到这120万元以后，却不是为王怀忠消灾免祸去送钱打点，而是和几个同伙瓜分后，各自挥霍去了。那封信让王怀忠的心踏实了，可是他哪里知道这六页纸的“举报信”，只是陈思宇及其同伙仅用了几个小时杜撰的“杰作”。 在“举报信”取回的四个月以后的2001年4月7日，王怀忠在北京被中纪委“双规”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然而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在此之后那位化名叫陈思宇，真名叫侯万青的人，因犯诈骗罪也被绳之以法。正是这位骗子的出现，拉开了调查王怀忠经济犯罪的序幕。正是从这个案子开始，王怀忠的犯罪案件从调查、侦查、起诉、交付审判历时三年多的时间，2004年2月，它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真正的举报信是那洋洋万言的揭发材料，至今还留在王怀忠的案卷内。卷宗编号为“407案件”。作者保密。 （文/吴克利） 一个身居要职的副省长，其落马原因令人啼笑皆非。仅仅根据道听途说就轻易地落入了诈骗者的圈套。是太相信自己的女人，还是智商太低？答案也许是做贼心虚。“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但凡做过“贼”的人，必是终日胆战心惊、坐立不安，时间长了，终究要露出马脚。 为爱女失节的副省长 辽宁政坛贪官多。从慕绥新、田凤歧到刘克田、张国光，省部级干部就有四个，而马向东（原沈阳市副市长）、贾永祥（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郭久嗣（原沈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宁先杰（原沈阳市建委主任）、李经芳（原沈阳市财政局局长）、赵士春（原沈阳市国家税务局局长）、梁福全（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焦玫瑰（原沈阳市人民政协副主席）、刘实（原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厅处级干部更是数十上百地涌现，令人震惊。然而，像刘克田这样一直被认为是“好官”、“清官”的干部，最终也被牵连进去，着实令人痛惜。 要说起辽宁政坛的动荡，就不能不说起慕绥新（原沈阳市市长）、田凤歧（原辽宁高院院长）、刘克田（原辽宁省副省长）、张国光（原辽宁省省长、湖北省省长）、柴王群（因受沈阳案牵连落马的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而要说起藏在这些高干背后的“催命鬼”，就不能不说沈阳的“庄园主”夏任凡。有“改革家”之称的夏任凡是幸运的，他不仅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毕业还不到两年就担任了有8000多职工的沈阳电车公司副经理，35岁开始担任经理。上任后，夏任凡大胆推行了包括工资制度、分配制度、经营方式等多方面的改革。职工收入提高了，服务质量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夏任凡也被评选为全国“十大青年改革家”。然而，围绕着夏任凡也争议不断：夏任凡给自己涨工资、买西服用公款报销、招待费以差旅费名义报销、公出时带着老婆等等。1985年8月底，夏任凡被免职。在对夏任凡的处理问题上，沈阳市领导层也有不同意见。因为当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大势所趋，改革需要一批敢于破除旧思想、旧体制的“闯将”。1986年夏任凡被重新任用，担任了沈阳长途客运公司经理。沈阳交通局局长是夏任凡觊觎已久的职位，为了达到目的，他多次给慕绥新送礼。慕绥新几次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名夏任凡当局长，但组织部门下去考查后发现，夏任凡口碑极差，群众信任票太低。加上交通局领导班子找到市委，声称“如果让夏任凡担任局长，我们就集体辞职”。市委无奈，只得作罢。夏任凡进一步升任高官的愿望变成了一场梦。于是，他开始筹建“私家庄园”。夏任凡找到了一个个体户哥们儿，以这哥们儿的名义注册了“世纪苗木公司”。他多次叮嘱哥们儿：无论何人问起庄园的事，就说是他个人的，一定要顶住。在夏任凡被捕前，这座庄园大部分已经竣工，其豪华程度完全可以与厦门赖昌星的“红楼”媲美。庄园共有三座建筑，两幢各1000多平方米的别墅，一幢2000多平方米的综合楼。别墅每一层都用高档大理石从墙壁铺到地面，每一层楼都有一台大屏幕落地式背投彩电。庄园内还有池塘、现代化的花卉基地。花卉基地是占地5000平方米的暖棚，全都是自动化控制，种植着各种进口名花。长年在庄园干活的花匠、工人等就有近百人。 群众的举报加速了夏任凡的倒台。据查，夏任凡在任职期间，从1998年11月至2000年4月，非法占有企业公款824.07万元；1997年底至2001年4月，多次收受贿赂共66.84万元；1997年12月至1999年6月，先后向慕绥新行贿3万美元、人民币5万元和一块价值9万元的“百达翡丽”牌手表；1999年7月至2001年1月，动用公款1837.8万元修建“庄园”。 2003年3月10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夏任凡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死刑。夏任凡不服，为了在二审中“保命”，他一方面开始上诉，另一方面开始争取“立功”，先后交代了向刘克田、张国光行贿的事实。张国光于2004年2月被中纪委开除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其主要问题是在担任辽宁省长期间，收受贿赂及礼金等96万余元；而刘克田则因受贿20万美元而于2003年底被中纪委开除党籍，并进一步移交司法机关查处。 在辽宁官场上，刘克田也算得上是仕途通达、春风得意的一个。他祖籍河北省宁河县，1951年1月生于沈阳。先后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研究生班和辽宁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分获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从基层起步，曾任辽宁省沈阳市计划委员会工业处副处长，沈阳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市大东区区委副书记、区长等职。1989年6月，38岁的刘克田担任沈阳市政府市长助理，次年8月，他被选为副市长。1995年2月，44岁的他在辽宁省人大第八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辽宁省副省长。从副市长一跃而成为副省长，刘克田几乎成了辽宁官场上人人羡慕的大“明星”。到了1998年1月，他又再次当选为辽宁省副省长，分管省外经贸厅、外办（侨办）、台办、新闻办、旅游局、贸促会、商业局、粮食局、供销社、物产集团、中辽国际集团，负责口岸、打击走私、外国专家等工作，负责联系物资储备局、中储粮沈阳公司、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部门。这么多的条条块块归他管辖，刘克田可谓位高权重，一言九鼎。 花香招惹众蝶舞，权重引得事端生。与市长慕绥新有着特殊关系的夏任凡，同时也把目光瞄准了副省长刘克田。“红顶商人”夏任凡深谙官场上的权钱关系，懂得利用单位里的小钱去弄大钱，然后去办大事，谋取更多的前程和私利。由于夏任凡“目标远大”，摊子铺得越来越大，公司的资金一时无法周转。可是，银行里的3000万元贷款已经到期，急得他团团转。夏任凡凭着自己与银行的关系，吃喝打点，却无济于事。于是，他便找到了副省长刘克田，求他出面向银行施加压力，让客运公司的贷款延期归还。刘克田禁不住夏任凡的软磨硬泡，加上种种许诺和好处，终于答应帮忙疏通。 1998年6月，刘克田在自己打过招呼后，又让秘书找沈阳市建设银行领导，为客运集团办理了在建设银行的3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延期归还事项。夏任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未办成的事，刘克田只让秘书出面便轻松搞定，刘克田的权力在夏任凡的眼里顿时大放光彩。 1999年底，夏任凡又惹出点事情。由于公司偷漏税款的事被财税部门发现，经过查实，客运公司总共偷漏税款上千万元。于是，辽宁省地方税务局开出了罚单，责令客运公司立即上缴应付税款及罚款共2800万元，由于夏任凡一拖再拖，还得付一笔数量不小的滞纳金。 税务局一张单子就要走客运公司近3000万元的巨款，夏任凡心里觉得很难受。无奈之中，他又找到了副省长刘克田。刘克田给省税务局领导打了电话，这个电话还真灵验，此事便再也不曾被提起，最后不了了之。帮了这么大的忙，得好好表示表示呀！怎么办呢？送钱太直接，刘克田又不肯收，他得想出个让对方容易接受的好法子来，以便放长线钓大鱼，让刘副省长长期为自己出力。 那段时间，辽宁政坛上正好刮起一股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的旋风。刘克田也有子女，他的女儿也不比别人差，可不能耽误了她的大好前程呀。夏任凡每次请他吃饭，都在一旁煽风点火，让刘副省长尽快送女儿出国。可是，怎么才能顺利出国呢？刘克田也在想办法。他爱自己的女儿，决不能让女儿落在别人后面。 1999年，夏任凡找到了澳大利亚籍华人英某，向他提起能否帮助担保出国的事。经过进一步了解，英某告诉夏任凡说：“澳大利亚移民种类很多，分为投资移民、企业主移民、高级管理人员和商业人才移民等等。此外还有家庭移民和技术移民。家庭移民包括配偶移民、子女移民、父母移民、其他家庭成员移民和照顾移民；而技术移民则可分为一般技术移民、雇主担保移民。一般技术移民又分为独立技术移民、家庭担保技术移民、技术匹配移民。”夏任凡听得头痛，问道：“能不能说得简单点，究竟什么办法最方便？”英某道：“是啊，说起来是很麻烦，而且每一种移民都有前提条件，其中光外语水平一条就要难倒许多人，要一条条地都符合，还真不是那么容易。我觉得，对刘省长女儿来说，最方便的办法是搞企业移民。”夏任凡问：“企业移民是不是到澳大利亚去办企业？”英某答：“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随后，英某详细解释了企业移民的种种条件。夏任凡问：“说明白点，要把刘省长女儿弄出去，究竟该花多少钱？”英某回道：“我看，20万美元就差不多了。具体事情我可以帮你去办。” 夏任凡同意了之后，还和英某一道去找刘克田。三人一起谈了以到澳大利亚注册企业的方式帮助刘克田的女儿获取赴澳签证的事。刘克田表示同意，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他心里明白夏任凡的意思，便顺水推舟道：“申办企业的资金，还需要夏总支持一下。” 夏任凡自然非常愿意。1999年底，夏任凡用客运集团公款换得20万美元交给英某，作为为刘女儿办理赴澳签证的注册公司的费用。可是事实上，在澳大利亚注册企业，也并不能马上办理赴澳签证。那段时间，围着刘克田转的大款们，都知道了刘克田想让女儿赴澳大利亚留学的事。有更积极主动的人帮助想出了更为高明、更为迅速的办法，于是，刘克田的女儿很快就办好了赴澳签证的事。夏任凡得知后，打电话把英某批了一通。他觉得自己动作缓慢，“马屁”拍慢了一个节拍，倒让别人占了先机。英某劝道：“你有这个心，还怕刘省长不领你的情啊？” 夏任凡笑道：“你又有什么高招？” 英某道：“刘省长的女儿到了悉尼后，就不需要用钱啦？就万事大吉啦？她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哪！别说吃穿行，首先得有个住的地方呀，总不能让省长女儿住学生公寓吧？是不是？” 夏任凡道：“你是说帮她买套房子？” 英某道：“是啊，还是那笔钱，还是用在他女儿身上。效果不是一样么？” 夏任凡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他让英某用那20万美元在悉尼买下了一套房子。英某买下房子后，告诉了夏，夏又将此事告诉了刘克田。不料，就在一年以后，沈阳政局开始动荡。夏任凡因涉嫌经济问题，于2001年2月被沈阳市纪委“双规”。加上慕绥新、马向东案发，急得刘克田晚上睡不着觉。他想着与夏任凡交往的一幕幕，觉得自己为官还算是清白，一直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大的把柄。尽管沈阳政局乱哄哄一片，他还是不停地给自己鼓劲：“要坚定一点，不会有事的。”当然，如果有事，那就是夏任凡让人在悉尼买房的那一桩了。刘克田让英某来了一趟，商量对策。开始，刘克田主张了断此事，希望不要让此事影响到他。他告诉英某：“万一检察机关找到你，你千万别说这房子是送给我女儿的。这件事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英某也害怕失去高官后台，影响日后做生意，便千方百计地给刘克田鼓气，道：“不会有事的，就算有人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会说的。再说，我是澳大利亚人，你女儿也在澳大利亚。我们的事都发生在国外，他们要查也没那么容易呀。你放心，我会把这事处理好的。” 刘克田犹豫再三，说道：“我看还是把房子卖掉吧，没了房子，就没有了物证，你说是不是？”英某道：“行，我回去就卖了它。卖了以后，我再把钱交给你女儿。只要我一个人不说，夏任凡说得再多，也不会影响到你。”回到澳大利亚后，英某立即卖了房子。然后，在2002年3月至5月间，分几次将卖房款交给了刘的女儿。 刘克田以为事情做得天衣无缝，加上自己是个副省长，夏任凡即便敢出卖沈阳市的领导，也未必会出卖到他这个省领导。不料，2003年2月10日，夏任凡被一审判处死刑后，为求自保，便开始“咬”人，终于还是把他的事给供出来了。2003年8月10日，刘克田及其夫人被中央纪委专案组“双规”。8月12日下午，辽宁省召开干部大会，通报了这一惊人消息。 刘克田在办案人员面前，还是摆着副省长的架子，为自己评功摆好。可是，最要他命的是，在另一个房间里，那个声称“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说”的澳籍华商英某却在检察机关面前如实交代了买房卖房的事。办案人员赶赴澳大利亚，查到了买房卖房的相关记录，以及英某每次提取卖房款给刘的女儿的银行原始记录。在铁证面前，刘克田终于服了软，同时还交代了收受礼金的一系列问题。 2003年11月，中央纪委在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后，批复同意辽宁省委给予刘克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监察部决定给予刘克田行政开除处分，报国务院审批。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依法罢免了刘克田辽宁省副省长、人大代表职务。鉴于刘克田涉嫌受贿犯罪，决定将此案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办理。同时，中央纪委于2003年向全国发出通报，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吸取刘克田违法犯罪的深刻教训。中纪委通报指出：“刘克田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为女儿出国留学收受巨额贿赂，触犯了党纪国法。尤为严重的是，其受贿行为发生在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发，夏任凡也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之后，实属利欲熏心，胆大妄为。” 刘克田之所以走上严重违纪违法的道路，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世界观和权力观发生变化，私心和贪欲恶性膨胀，在亲情面前丧失了党性原则，把家庭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为子女公然践踏法律，铤而走险，攫取非法利益。正如他在案发后的检查中所说：“看到别人送子女出国留学，特别是进入国外名牌学府，自己也不甘落后，积极想办法，找门路，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总想为子女多创造一些条件。”再加上“思想上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最终在金钱的考验面前打了败仗，成为金钱的俘虏。 和其他一些干部不一样，刘克田一直是群众心目中的“好官”。“慕马大案”后，由于“多米诺骨牌效应”，落马贪官互相揭发，导致辽沈地区的贪官纷纷落马。然而，刘克田一度依然在副省长宝座上不动，更增添了许多干部群众对他的敬佩。没有人会想到，几年后刘克田还是步“慕马”后尘而被中纪委“双规”。 2003年8月，刘克田被“双规”的消息在领导干部中间通报，于是渐渐有人捅出了这个消息，但更多的人还是把它当作小道消息，不足为凭。有人猜测说，自从7月份刘克田接见台商，“推销”辽宁汽车业发展优惠政策之后，便很少抛头露面了。说得也是，可终归没有官方的媒体公布这一说法。等到确信刘克田出事，是在这年年底了。2003年11月25日，辽宁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免去刘克田副省长的职务。次日，沈阳市十三届人大常委员第七次会议依法罢免了刘克田的辽宁省第十届人大代表职务。据称，由于刘克田涉嫌受贿犯罪，刘案已经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不久，媒体也公布了这一消息。 然而，在沈阳干部群众的心目中，刘克田的确是个“平易近人、行事低调的人”，说他犯了受贿罪，的确让不少人大吃一惊。 据一位记者回忆，有一次，很多省领导到报社参观，衣着朴素、不事张扬的刘克田被接待人员误为随从，大家都簇拥着其他领导，而被冷落在一边的刘克田却并未因此表现出不快。 刘克田在他的老师心目中是一个好学的学生。为官之后，刘克田返回辽宁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据他的博士生导师介绍，当初考博时，他的“英语成绩不错，而且由于长期从事外经贸工作，对宏观经济很了解”。刘克田的博士论文题为《宏观经济概论》，某位知名经济学家为其作序，他的博导评价：“相当不错！” 刘克田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高官身份而疏远其他同学，相反，他“与同学相处很随和”。“很想学知识，很上进”，大凡有课都要听，实在抽不出时间，他会先录音，回头再听。刘还爱好吟诗，并出版过《刘克田诗词选》。作家协会对他的这一爱好非常感动，借机与他拉近了距离。而刘克田呢，更是附庸风雅，爱与文艺圈的人来往。就在夏任凡出事，刘克田考虑着如何躲过这关的时候，他还到省作家大会上发表了讲话。2002年2月5日至2月6日，辽宁省作家协会七届二次理事会在沈阳召开。省委宣传部和省政协的领导也出席了会议，不过，更让作协主席团成员、理事、顾问及各市分管文学工作的领导和获奖作家等百余人关注的，却是诗人副省长刘克田的到来。会上，刘克田代表省政府向第五届辽宁曹雪芹长篇小说奖、第三届辽宁优秀儿童文学奖和第二届辽宁文学奖的获奖作家们颁奖。在颁奖会上，刘克田还发表了讲话，表示“与各位见面，确实感到很荣幸，也很高兴”。他说：“从经济学角度经常讲一个地区的知识密集程度，人才密集程度，我看在今天这个几百平方米的空间内可能是辽宁省知识密集程度最高的地方，人才密集程度最高的地方。这一点我看并不为过，确实汇集了我们辽宁省文学界的精英。”他还表示，要“代表省政府”同时也“以一个普通读者和文学爱好者”的身份向各位获奖者表示由衷的祝贺，还希望作家们“用你们的神来之笔，深入生活，写出更新更美的文章。”他的精彩发言和平易近人的语气，至今还让辽宁文坛的许多作家们难以忘怀。 有人同情刘克田，因为他平时“生活简朴、行事低调”，最终被夏任凡给“害”了。夏任凡是刘克田的同学，刘克田关照夏任凡，一方面也是出于同学之谊。比较注意廉洁自律的刘克田，一般不敢收受他人的财物，但在这位同学面前，他还是放松了警惕。他以为夏任凡是最可靠的，最讲情义的。夏任凡可能也的确是比较“重情义”，在供出许多贪官时，一直没有报出刘克田的名字。但是为了保命，他只好豁出去了，让刘克田为自己“垫背”。 （文/王大东） 刘克田和夏任凡的事告诫我们，人和人之间要讲情义，但更要讲法纪。触犯法纪的情义，最终是靠不住的。俗话说得好：“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触犯法纪之后，要怪只能怪自己。对于现在依然在位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已经走到“悬崖”边的，还是一直洁身自好的，研读一下刘克田的成败得失，不无裨益。 2005年4月1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受贿一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 与“大师”情人双修记 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已于2003年6月13日被判处死缓。河北这地面也算是与贪官有缘。从建国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案，到现在的丛福奎、李真、程维高等人，可谓一茬接着一茬。特别是在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案发后，在舆论界的风头似乎盖过了丛福奎这个副省长。然而，丛福奎腐败案还是有它的独特之处。因为，其作案手段之狡猾、对佛教之迷恋、对女“大师”之情深，的确算得上是绝无仅有、令人叹为观止的。 那么，这位女“大师”究竟何许人也？是她有倾国倾城之貌，还是真有摄人心魄的“大师”魔力？细说起来，可真有些让人不可思议。 这位女“大师”姓殷名凤珍，1954年生于吉林省德惠县黄鱼圈村，案发时46岁。她从八岁开始在黄鱼圈小学读书，后在一个美术班里学绘画；但时间不长，且断断续续。出来后一直给人家画门框、画棺材，一般在自己村庄周围的十里八村干。1981年6月1日，殷凤珍27岁时，与德惠县达家沟镇农民程某结婚。1984年经吉林省广播电台做广告，在德惠县达家沟2委3组自己家中办了为期三个月的美术班，因力不从心，又请来当年的老师、农安县万金塔村的董老师前来帮忙，这才把美术班办完。美术班结束后，与丈夫一起在达家沟开饭馆。因为殷气量大，好拉关系，常给人送中高档菜，饭馆经营入不敷出，难以运转。殷并不想在家呆着，从此早出晚归，在德惠一带给人相面、练气功。到了1986年上半年，殷凤珍忽然能耐起来了，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她会看病了。1990年春，殷凤珍独自来到长春闯荡。 在长春，殷凤珍认识了一个叫李惠惠（化名）的人，很快改变了命运。李已五十多岁，是吉林省某厅长的夫人。奇怪的是，厅长夫人竟也长年有病看不好。1989年9月，她常光顾的美容院的大夫介绍了殷凤珍，说她有特异功能，治病效果挺好。李与大夫一起去找殷，当时她在庄二道河子租了一间民房给人治病，找了几次才找到。殷坐在李对面，看了会儿，马上说出了她的病症和她当时的心情。李觉得她说得很准，于是就相信她了。从此，李常请殷为她看病，心情渐好，并且成为挚友。 1993年夏天，省卫生厅、省中医药管理局举办一个中医理论培训班，李惠惠和殷凤珍都参加学习。结业后由吉林省气功科学研究会为殷在第一无线电厂办了一个长白山门诊部，四人坐诊，是从300多个参加培训的人中选出来的。但殷凤珍在这待了三天就走了。 殷凤珍之所以待不住，是因为北京那边打来了电话。殷便给李惠惠打电话告知了她在北京和台湾人李通（化名）谈合作问题的事。1994年8月她找到李说李通让她去北京合作开发中国武道、书道太学会。李和她遂于1994年8月29日坐火车再去北京。9月20日她们参加了李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武道、书道太学会新闻发布会。 从此，殷凤珍当上了台湾人李通的助理，办公地点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牺牲所（大殿）。 女“大师”殷凤珍与丛福奎是在1996年的春天见面的。 那时，已经在李通武道太学做了助理的殷凤珍，与早年学医时投奔过的石家庄某局局长刘默（化名）来往多了起来。因为殷与北京各界名流包括政界人士接触较多，刘希望通过她的关系，能够让高层领导出面打个招呼，让他到邯郸市下面的某个县担任县委书记。职务上看也只是平调，但实权更大，官做起来更有滋味。 “仗义”的殷凤珍就想到了她的东北老乡、国家某部副部长赵文（化名），问他在河北省领导里面有没有什么熟人。赵部长说：“我在河北也有个东北老乡，他是那里的常务副省长，你们找他看看。”这位副部长还真热心，当场写了封信给他们带去。 不久，殷就专程去了一趟河北。刘默与殷一起去了省政府，找到丛福奎的秘书小徐。小徐一看这女的就没了胃口。从相貌、衣着到说话都让人觉得很怪：眉毛画得特别浓，擦了很厚的化妆品，穿一身白西服，里面是一件红衬衣，用很细很刺耳的声音说了一些“你好”、“忙吧”之类的客套话。于是他就找借口，说丛省长正忙，没时间见他们。可他们说是与丛省长联系过的。小徐到隔壁丛办公室里报告后，丛说：“让他们进来吧。” 徐无奈，只好领着他们进了丛福奎的办公室。 进屋后，殷凤珍把赵部长的信递给了丛，丛看完信后问了些赵的近况，然后问他们需要他办什么事。殷凤珍就把刘默的事说了。丛听后，竟然脸红了起来，显得有些不耐烦，他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我办不了。”殷凤珍听了心里不太舒服，感觉这个人外表看上去很朴实，但说话直来直去，容易得罪人。于是，她就准备告辞。 但随她去要求办事的刘默却是个见多识广的官场中人，他对此并不十分在意，也并不着急，而是对殷凤珍道：“赵部长不是说让你给看看丛省长身体有什么毛病吗？” 丛福奎听了这话，倒来了兴趣，说：“对，你看看吧。” 殷凤珍利用自学的中医等有关知识，诊断道：“你的胃不太好，属于消化系统的毛病，是浅表性胃炎。” 丛觉得她说对路了，态度就立即和蔼了些。殷凤珍道：“你这病主要还应该找大夫看看，遵医嘱，我说的不一定准。” 隔了三四个月，丛突然给殷凤珍打电话，说想让她再看看。殷说：“我不会看，你到医院找大夫。因为浅表性胃炎不算什么病。”可丛福奎还是来了，正好当时李通不在大殿，殷凤珍就给他拍打了一番。 第三次见面，是殷给丛打电话，把他约到了王府饭店李通的住处。丛见了李后，对李印象较差。后来，丛福奎对殷凤珍道：“李通这个人太傲，政治上可以，经济上没实力，好空谈。你帮了他好多忙，他用你用得太狠，不知道体谅人，事干得不少，太累了。” 殷凤珍说：“我不累，工作开展得不错。” 丛福奎说：“别跟他干了，你最好自己干，将来我支持你。” 丛福奎之所以愿意支持殷凤珍，一方面是因为殷凤珍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与他一拍即合，另一方面对她本人也有些着迷。 事实上，丛福奎也早就迷恋佛教。他从1994年开始接触佛教，研究佛学。在黑龙江工作时，家里还供过佛。可他的妻子倒是个真马列，不信这一套。不仅不让他供，还把佛像给扔了出去。1996年丛殷相识，从此接触频繁，一见如故。丛对殷说：“我多少年没有找到像你这样的人啦！这回好了，我一边治病，一边念佛。我跟你一起供佛、念佛。” 据丛福奎的秘书和司机反映，从1996年开始，丛去北京的次数多了起来，各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丛的性格更加内向，把自己封闭得很厉害。一些厅局长工作之余想看看他，基本上都被拒绝。他甚至明确地向秘书交待：“今后一般不要安排女人来见，对非见不可的厅局长，只在你办公室里见一下。”法轮功问题出来后，他表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法轮功之所以流行，是中国自己的国教——佛教没有兴起来。”从此，他烟不抽了，白酒也不喝了，而且不吃肉。从一些现象上看，他变成了个虔诚的佛教徒。 丛的秘书说：“关于殷凤珍，我觉得她是个假大师，是个十分贪婪的女人。不可思议的是，不知她用什么手段，把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从灵魂深处给彻底控制了。我发现除非出国，他一周至少要和她见一次面，地点在北京饭店以及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个场所，也包括石家庄。她来石家庄，有时呆在省长家，有时住大酒店。丛在省内出差，特别是每年在秦皇岛暑期办公期间，她也去。1997年暑期，我就按丛批示在某宾馆为她安排过一次住宿。当时她还带了人，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做饭的锅。据说她到哪儿都是自己做饭，可能是吃素的缘故。而且她总是穿着一身红衣服。” 的确，丛福奎与殷凤珍已经建立起了不寻常的男女关系。 1997年的夏天，丛来到大殿，对殷说：“在大殿咱见面不方便，人来人往的，吃也吃不好，休息也休息不好，连个洗澡的地方也没有。过两天我安排买两套房子，我来北京，也有个呆的地方。以我的名义买让别人知道不合适，就以大师的名义买吧。” 于是，就决定由殷的哥哥殷凤军出面去办。过几天，丛让殷氏兄妹去广安门看房子。三人一起去宣武区广安门外南街新建的住宅4号楼903、　904室看房。1997年6月27日，丛让殷凤军代表其妹和对方签协议，购房人写着殷凤珍的名字，总价127万元。 签订协议后，丛陆续往大殿送了几次现金，一次50万，两次20万，一次10万，都是用箱子装的，放在大殿的铁柜子里。8月16日，丛让殷凤珍把100万交到卖房单位。 但这两套房子的房产证没办，所有权还是丛的。丛还说：“这房如果我不要，就留给我的女儿住。”因为他女儿在京工作。房子装修好以后，她和丛各拿一把钥匙。 殷很高兴在北京住上了这么大的房子。当时丛给殷钥匙的时候，她回忆说：“我是迫不及待，情不自禁，非常高兴。就在这房子内我和丛第一次发生了性关系。这里就成为每次和他幽会的地方。” 丛福奎在过性生活时，有些霸道。他老训斥殷，当她晚些赴约时骂得更狠，来脾气时还动手。丛与殷开始发生性关系时因为有些勉强并没有成功，遭到了她的反抗。可丛说：“我和你发生性关系是关心你，照顾你，给你快乐，你太不懂生活。”殷说：“咱们信佛的人，你问问老佛爷让做这事吗？”丛说：“老佛爷同意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这个人好，我心疼你，真爱你，真佩服你，你别和我撕搏了，你那点劲儿不行。”每当这时，殷就唱起高调，说道：“你要是真爱我，就好好为党工作。” 在信仰问题上，丛福奎倒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完全是欺骗性的。事实上，他就好像一个六根不太清静的小和尚，一边念佛，一边贪财贪色。因为，从许多形式上看，他对佛还真有些顶礼膜拜的意思。特别是在结识“大师”殷凤珍后，两人一起念经念佛并不虚假。 令人奇怪的是，丛福奎的信仰还真“杂”。在外面他高唱“马克思主义”，在家里设有佛堂。除了供奉佛像外，还设立了供道台，供奉道像。住宅内，有大量道教方面的书籍。如《中华道教通典》、《道教大词典》、《道经知识宝典》、《道学十三经》、《八仙全传》、、《道教传说大观》等。 其中书房还设立了供神台，神台上供奉着碧霞元君和孙不二等神像。丛的卧室被褥下面有一大块红布，上面衬有黄绫，四周缀有铜钱。黄绫下面压着五道佛符，佛符旁边的大红纸上，印有“佛光普照”四个字。枕头底下，压着五道神符。其中有一道符还写有当时丛福奎的年龄和出生年月“56岁，农历八月初九生”的字样，并注明该符系放“枕头里用”。中纪委专案组专门请了道教学会的有关人士进行鉴定，认为这些大都是“护身护官保平安”的，而且在古书上均有出处。 1997年底，经殷介绍，丛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牺牲所结识了山西省五台山某某寺的住持释某某，两人开始探讨佛学。丛多次对殷说：“释法师修课真好，我一定向她好好学习。” 1998年初，丛福奎正式拜释为师，释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牺牲所给丛起法名“妙全”。“妙”是般（BO）若（RE），是智慧；“全”包括广大、圆满和无量。法师说：“我看你有福相，有佛相，有官运。观你的五官，就知道你有智慧，有才干。你叫‘妙全’最合适。”释还为丛举行了正式的灌顶仪式。丛跪在地上，双手合十，释念一句，他跟着念一句：“弟子我一心皈依，尽十方无碍光如来，愿生西方安乐国，阿弥陀佛（一拜）……” 丛向专案组交代说：“1997年底、1998年初，我经殷介绍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认识释法师，起法号‘妙全’。但是，我不认为我是皈依了，因为我不参加庙上的活动，只是每月初一和十五在家中烧香、拜佛、念经，在广安门外的房子里作揖。法师给我起法号时要给我发皈依证，我也没要。她叫我妙全，我叫她师傅。” “双规”期间，丛经常打坐，双手作“弥陀印”状，口中似乎念念有词……他一遍遍地书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段经文咒语。意思是：“去啊，依无上妙智到彼岸。”佛经注释、全部要义，完全地包括在这四句咒语中。只要默诵此秘咒，就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超凡入圣。佛说，诚念数百遍能消灾免难。 丛福奎的经济问题也与他私下里的“佛徒”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只不过他弄钱并不完全是为了佛，许多钱后来都拐到自己腰包里去了。这才最终导致了他的丢官落马。 五台山释法师是个八面玲珑的人，为了赢得经济上的支持，她一见丛福奎，便专拣好听的话说：“你为人耿直、忠厚，一个心眼干工作，现在社会上这样的人不多了，你要好好做善事，老佛爷会保佑你的身体，保佑你升官。”见丛福奎很感兴趣，后来又多次说：“你要帮我把筹建中的寺庙建起来，就有功德了，就能保佑你升到党中央，帮助中央干大事。” 1998年初，丛福奎两次去五台山。据记载，丛福奎以“殷大师”名义交出的“功德款”共361万元。他还让殷捐给该寺一些物品，如装佛心用的珠宝、玉石、玛瑙，僧人用的保险柜，几对大花瓶等。以上物品价值20万元。殷说这些钱都是丛的。后来释对丛说：“做功德都是自己做，自修自保，不修不得。自己做最好。”于是，丛于1999年下半年开始自己做功德。一边让殷给钱，一边自己给。据“河北省妙全功德款”栏目中记载：1999年5月妙全布施40万元人民币；9月26日妙全布施10万元人民币。 丛福奎不仅出钱给法师，为了表示虔诚，尽快实现“升到党中央”的梦想，他还献给释法师一辆红色桑塔纳轿车，车牌号为“晋h?697XX”。1999年12月，丛福奎与石家庄市一位领导一起去五台山送车。见了车，释法师高兴得合不拢嘴，马上让人给车披红戴花。当然也少不了奉承自己的弟子妙全几句，希望他早日升到党中央国务院。 丛福奎自己以及让殷凤珍捐给五台山寺庙的巨款，当然不是从他们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这些钱都是丛福奎动用自己的权力，让那些私企老板放的血。这些人当中，主要有李运良、刘某某、李老板、邢老板和深圳王老板等。 为了转账方便，当然也为了自己从中渔利，丛福奎让殷凤珍出面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名叫龙吟公司。1998年1月公司营业执照批下来了。经营范围是文化、艺术、咨询、财务、针织品、医疗器械、煤炭……挺全的。当时工商局的人开玩笑说：“除去贩毒、军火不能搞，这个公司什么都可以搞。” 当然，公司注册以来，没有做过一笔真正的业务。丛福奎利用自己的权力和“殷大师”的名号，动员那些私营老板将钱打进龙吟公司，然后再将其中的一部分捐给寺庙。 在这批私企老板中，深圳某公司王老板非常典型。案发时，他才34岁，但资产雄厚，在河北有多个投资项目。为了在生意上得到关照，他一直想找机会为丛效劳。1998年春节前，丛的司机终于给他打来电话，给了王一个机会。他的任务是在北京安排两个房间，准备一辆车，到时候供丛出去活动。王立即作了安排。晚上，司机又来电话，让王到宾馆丛福奎的房间见一见赫赫有名的女“大师”。 王老板进去后，发现房间里有丛福奎和女大师两人。女大师一见王，就非常惊讶地站起来，高深莫测地盯着他的脸道：“你这个人不得了，你是大难过来的人，是不是以前出过大事？” 王说了声“是的”，然后伸出手，指着手上的伤痕说：“我翻过车，出过事。” 女大师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要多烧香多拜佛。” 王老板直夸女大师“神”。丛福奎则在一旁道：“这个大师法力很厉害的，一般人她是不给看的。”王心里一热，认为跟丛省长这样的大人物交往的大师，肯定厉害。不管三七二十一，当下就半跪着拜了一下，喊了一声：“大师！” 随后，大师问他生辰八字，王告诉她是十二月初八。 大师说：“你知不知道你是佛？”王摇了摇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大师说：“你知不知道弥勒佛是何时出生的？”见王又摇头，便道：“弥勒佛也是十二月初八生的。”然后，大师开始给他做起法术，摸他的头，嘴里还吹气，说是保佑平安之类的。 不久，丛福奎一行下浙江普陀拜佛。回来后，司机又打电话让王老板在北京安排房间。 王老板去饭店见了丛后，丛说呆会儿大师要来。不一会儿，大师来了，他们就把话题转到佛事。女大师说：“现在五台山要建一座庙，需要几千万，你是个做大生意的，大老板就给一千万吧。” 王一听数字吓人，便说：“现在全国经济萧条，生意不太好做，我尽力而为吧。” 丛福奎说：“你这是做善事，老天会保佑你的。” 后来，丛福奎还多次打电话来催款。丛经常催问说：“怎么样呀，办了吗？有什么困难么？有困难办事更说明你有诚心。”他还多次开导道：“我最讨厌、最恨贪官、腐败之士。你在河北投资要慎重，那些贪官总有一天会有报应的，老天会收拾他们的。”王老板被催得无奈，只得听从。于是，他就往北京女大师的公司汇了一百万元人民币。 1999年下半年，丛福奎的司机提醒王，说：“女大师可能是个骗子，你要小心点。” 可是，那年五一节，王老板去了趟五台山，果然看到一个山坡上有座庙在建，还真是女大师投过资的。庙已基本建好，但未完工。王便不再怀疑。 在这些私企老板中，放血最多的是两位姓李的。秦皇岛李老板因丛福奎帮助其解决承包纠纷和银行保函等问题先后给了丛福奎500万元；河北某公司经理李运良则因丛福奎帮助他解决银行贷款问题被先后索要人民币550万元。此外，香港某公司董事长丛某先后给丛福奎人民币50万元、价值5.2万元港币的衣物、美金25万元。河北某公司老板邢某给丛80万元，某建筑公司负责人刘某给了丛福奎50万元，等等。 所有这些钱，除确有一部分被用于捐赠外，大部分已交给殷凤珍存入龙吟公司或殷氏家人（父母、兄弟等）个人的账户中。 丛福奎案件因为案情复杂，一直从2000年拖到2003年4月才作出一审判决。到6月13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丛福奎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一审判决。 女大师殷凤珍及其哥哥殷凤军，同样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还是作哥哥的殷凤军总结得好：“喝凉水，使赃钱，早晚都是病！”“那个台湾人叫我妹大师，大家也都叫大师，这样好蒙人。实际上她也不会预测，要会的话，哪能是这样的下场呢！”在看守所里，他举起戴有手铐的双手，苦笑道。 （文/高原） 正如中央纪委在通报中所指出的，丛福奎陷入腐败泥潭，其根本原因是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背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而丛福奎背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一个最突出特点就是：在自己的政治私欲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把求神拜佛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思想防线的崩溃，必然导致行为上的腐败。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若不能牢固树立廉洁从政、勤政为民的信念，反而任凭私欲膨胀，大搞不正之风，结局只能像丛福奎这样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才子副省长雇凶杀妻 由玩忽职守到贪污受贿、包养情妇，直至官员参与实施暴力犯罪，对于官员德行的规约居然在道德底线“触礁”。 短短10余年，吕德彬由一名高校教师、大学副校长，平步青云，成为副省级干部。而亨通的官运背后，却是吕两次失败的婚姻。 2005年52岁的吕德彬，出生于河南鄢陵。虽然家境贫寒，但学业有成。1982年，吕德彬获得了河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随后，他申请到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奖学金，成为“文革”后中国首批赴美留学生。 出国之前，吕德彬和一个城里的姑娘结了婚，并把父母接到城里。妻子貌美，父母健康，吕德彬认为生活非常幸福。谁知，他前脚刚到美国，家里的电话就追了过来。妻子说公婆生活邋遢，不讲卫生，父母说儿媳挑肥拣瘦，难以伺候。 吕德彬两面讨好，希望能息事宁人，但父母和妻子因为生活习惯等差异，家里总是战火不断，而且愈演愈烈，大有水火不容之势。每当听到父母在电话里的哭诉，吕德彬就觉得心酸。渐渐地，吕德彬感情的天平倾向了父母这边。一次，在接过父母的电话后，他狠狠地说了妻子一顿。娇生惯养的妻子气愤之下，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搬回娘家。 从此，吕德彬的夫妻感情就布满了阴霾。 1988年4月，吕德彬留学结束，回到了母校河南农业大学任教。回国后，吕德彬第一件事就是到岳父家，好说歹说才把妻子劝回家。吕德彬的低声下气、委曲求全并没有换来家庭的平静。 1991年的一天，吕德彬下班回家，刚到小区门口，就看见父母站在那儿，他急忙上前询问。原来，妻子竟要赶父母回农村老家。吕德彬把父母劝回家后，并没有责问妻子，他知道说也没有用，弄不好妻子又一走了之，到时候还得去“请”。 为减少家里的摩擦，吕德彬请了一个小保姆，让她照顾父母的衣食起居并照看孩子。没过多久，正在单位的吕德彬就接到小保姆的电话，说妻子又要赶父母回农村老家。赶回家中的他看到父母老泪纵横，忍不住和妻子大吵一架。结果，妻子又带着孩子住回了娘家。 家里没了女主人，顿时少了生气，变得冷冷清清。吕德彬在家也显得无精打采，每到晚上，他总忍不住叹气，要么呆呆地拿着一本书，半天也不翻动一页，要么就直直地对着电视，眼珠动也不动……他的这些举动，都落入保姆小红的眼中，引起她的注意。在小红的眼中，吕德彬是一个优秀的男人，相貌堂堂，性格和蔼，事业有成。每当她看到吕德彬发呆的时候，就主动和他聊天，陪他解闷。渐渐地，吕德彬发现，小红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善解人意。 接到电话，尚玉和找到吕德彬，商议好方案。然后，他告诉吕德彬这几天要做出假象，免得受到怀疑。随后，他找到了新乡市公安局一位任副局长的老乡，让他帮忙雇杀手。在尚玉和的再三催促下，那位副局长只好答应，从老家唐河县找来两个刚出狱的无业游民王某和张某。 以前，吕德彬总是不想回家，开始是怕看到妻子和父母之间的矛盾，后来是受不了家里的冷清。但从那次的暴雨后，吕德彬对家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的依恋。每天下班，他都匆忙赶回家中，直到看到小红忙碌的身影，他心里才觉得踏实。 1992年初春，上级领导到学校视察工作，平常滴酒不沾的吕德彬喝得烂醉如泥。回家后，他躺在床上呕吐不止。小红好不容易清理完毕，又把茶水端到床边准备离开时，吕德彬一把抓住她的手，拽到怀里…… 原河南省副省长、省十届人大代表吕德彬因涉嫌“雇凶杀妻”，于6月15日被批捕，其后吕被依法撤销行政职务，罢免并终止省十届人大代表资格。 小红的大度让吕德彬感动万分，妻子伤他太深，情人却温柔体贴，吕德彬最终选择了和妻子离婚，娶小红为妻。 和小红结合后，吕德彬又找回了久违的男人尊严，更让他高兴的是，家庭也出现了平稳的局面。小红不仅是妻子，也是一个保姆，将吕德彬和父母照顾得舒舒服服，家也整理得井井有条。几年后，小红还生了一个白胖小子，这更让吕德彬眉开眼笑。 “后方”稳定，吕德彬的事业也蒸蒸日上。从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直到农学院院长、大学副校长，作为民主党派人士，吕德彬踏上了仕途。2003年9月，吕德彬由副厅级干部直接当选为河南省副省长，兼带博士生。 第二天醒来，吕德彬羞愧不已，面红耳赤地给小红赔不是。小红含羞低语：“我不怪你，我是自己愿意的。只要能让你开心，做什么我都愿意！” 吕德彬担任副省长后，前来家中拜访的宾朋多了起来，每当客人来，作为女主人的小红就一直坐在旁边，总是好奇丝毫不知回避。吕德彬劝说她，小红却振振有辞：“我是你老婆，听听有什么关系！” 有时候，客人带些礼品，还没等客人离开，小红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查看。还有一次，吕德彬的学生到家里拜访，小红当时正带着孩子，不但不理会客人，反而坦然地在众人面前袒胸露乳地给孩子喂奶，弄得客人不好意思，表示改日再来拜访，纷纷告辞。吕德彬尴尬地将学生送出门，回头就冲小红发了一阵火。 让吕德彬更难以忍受的是，小红不仅在家里不注意影响，甚至把这种恶劣的影响带到了外边。 2003年3月的一天，小红的母亲身体不舒服，想让女儿带自己找专家检查一下。那几天，省里正在开重大会议，吕德彬到会场后，就按照规定把手机关了。和吕德彬联系不上，小红非常生气，就把电话打给了吕德彬的秘书，让他派车来，并要联系好医院和最权威的专家给母亲检查。秘书因为整理材料晚到了一会儿，结果遭到了小红的一顿训斥。 吕德彬知道这个情况后，极为恼火，回到家后大发雷霆，两人互不相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此后，吕德彬对小红的厌恶感越来越重，经常住在办公室里，很少回家，即使回去，也只是看看父母和儿子，夜里也不和小红住在一起了。 可是，吕德彬也是一个有情有欲的健康男子，时间久了，自然生了一些非分之想。 2003年5月，吕德彬到某市检查麦收情况，一位地方官员从他的神色中看出了端倪，就劝他要换换心情，放松放松。晚上，吕德彬在酒店的包房里，被两个年轻女子激起了酒性，喝得头昏脑涨，从包房里出来后，一个女孩儿把吕德彬送到了宾馆的房间，当晚就没有出来。 在很短的时间内，不少地方官员都知道了吕德彬的“嗜好”。每次请吕德彬吃饭的时候，旁边总少不了两位美女作陪。地位和环境的改变，让吕德彬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处事低调，孜孜求学的学者，而变成了喜欢前呼后拥的官场“教父”。特别是遭受过两次失败的感情后，他开始贪恋女色，自暴自弃。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小红很快就发现了吕德彬的风流韵事。 2003年7月的一天，吕德彬正在洗澡，放在客厅的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小红打开一看，脸色突变。那是一条非常暧昧的信息——我会永远记住昨天的激情，也会永远珍惜我们的爱情，署名竟然是“永远爱你的妹”。 面对妻子的询问，吕德彬表情有些不自在，他告诉小红，这是自己的学生在开玩笑，千万当不得真。虽然这个回答难以让人信服，但因为没有真凭实据，小红也只能不了了之。 如果短信是个误会，那么后来发生的事情，就绝对不可能用“误会”来解释了。 2004年春节刚过，小红接到一个男子打来的匿名电话。该男子说，吕德彬通过自己的权势，勾引他单位的女子上床。男子让小红转告吕德彬，要收敛一点，注意自己的形象和影响。晚上，小红问吕德彬是否认识某女人，吕德彬愣了。虽然没有直接回答，但从他支支吾吾的辩解中，小红明白了一切。 2004年8月中旬的一天，吕德彬告诉小红，省里要在某市召开一个现场会，会后他还要和当地的学生研究一个课题，要晚两天才能回来。当吕德彬说到某市的时候，小红的心一动。匿名电话中提到的那个女人就是某市的。吕德彬刚走，小红随后就到达了某市，并在吕德彬的宾馆房间对面开了一间房。 当天晚上，吕德彬和那个女子被小红捉奸在床。此后，小红多次找有关领导反映吕德彬的劣迹，弄得吕德彬颜面尽失。原先对小红的爱在吕德彬的心中转成了恨，夫妻的感情已经彻底破裂。 尽管他多次请求，妻子却总不回来，这让吕德彬更加郁闷。一天傍晚，心情烦躁的他到附近的公园散步，暴雨骤然而至，吕德彬只好在一家商店的门前避雨。暮色渐浓，雨却没有丝毫停息的意思。就在吕德彬决定冒雨回家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雨幕中——是小红。只见她一手吃力地撑一把伞，另一只手拿着一把伞，在雨中焦急地寻找着。当从小红手里接过伞时，看到她淋湿的裤子，吕德彬觉得自己心中的某种东西被触动了。 这时候，吕德彬曾经的学生尚玉和出现了。此人曾经担任河南省农业厅的计财处长、副厅长，在吕德彬的提拔和协调下，尚玉和得以调到新乡市任副市长，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看到吕德彬被女人弄得焦头烂额，尚玉和决定充当“和事佬”。他找到小红，一再强调吕德彬根本不存在作风问题，为增加说服力，他还让新乡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出面证明，编造各种谎言来欺骗小红。可是小红一点也不相信。看着吕德彬就这样被一个软硬不吃的“小女人”欺负，尚玉和只能劝吕德彬离婚。 经过慎重考虑，吕德彬同意了离婚。可当他到家表明态度，并同意支付给小红一笔不菲的补偿时，小红却改变了主意。她告诉吕德彬，自己不会和他离婚，吕要离的话，就举报他受贿。 小红的话让吕德彬吓了一跳，他知道小红是一个什么都能干出来的女人，如果真把她逼急了，她会朝自己的软肋上下刀子。此后，吕德彬再也不敢提离婚两个字。但两人关系并没有好转，吕德彬还是住到了宾馆。 一天，小红又来到宾馆吵闹，要求吕德彬今天必须跟自己回家，遭到拒绝后，又在宾馆闹了个天翻地覆。此时，尚玉和再也看不下去了，他对吕德彬说：“这样的女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别说给你带来好运了，她简直就是你的‘扫把星’。干脆把她灭了算了！” 当时，吕德彬并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而是搬回了家。 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吕德彬对人和事的要求也逐步提高，和妻子小红之间也有了摩擦，小红个人素养低下，常常让吕德彬尴尬。 2005年初，小红考取了驾驶执照，就向吕德彬提出了买车的要求，被吕拒绝，小红就骂吕德彬无情无义，忘记了原先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吕德彬也不甘示弱，两人的摩擦逐步升级，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由于家中战事频发，吕德彬的工作受到不小的影响，领导多次找他谈话，可他始终打不起精神。受到批评的吕德彬对小红更是恨之入骨。2005年6月初，小红告诉吕德彬一个消息——她已经把他的受贿账目列成了清单。气急败坏的吕德彬惊慌失措，终于想到了尚玉和曾经给自己的建议，于是给尚玉和打电话，让他下手除掉自己的“扫把星”。 就在尚玉和通知一切准备就绪时，吕德彬有些犹豫，特别是看到儿子，他真不忍心让儿子从小就没有了母亲。他决定再试探一番，看小红是不是回心转意了。当他向小红索要账目清单时，小红告诉他：“你死心吧。除非你把我杀了，不然你绝对要不走清单。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了，也要把你拉下马！”这些绝情的话，彻底让吕德彬死心了。他告诉尚玉和，按预定方案下手。不论用什么方法，要尽快把小红解决掉。 6月9日上午，拿到酬金的王某和张某来到吕德彬家，以带小红买车为名，把她骗上车。当车行驶到花园路和北环路交叉口时，两人用随身携带的绳子紧紧勒住小红的脖子，直到她停止呼吸。随后，两人把小红弄成睡觉的假象，开车直奔离郑州300多公里的南阳市唐河县马镇府乡。他们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把小红的尸体砍成10块，用布包好，丢弃在附近的一个小型水库里，伪造成绑架撕票的现场。 当吕德彬得知一切办妥，瘫坐在沙发上。半小时后，他打电话报警，说小红被人绑架。案情受到河南省公安厅的高度重视，干警火速出动，不到24小时，就在唐河县和南阳市把张某和王某抓获。经过突击审查，很快弄清了事情的真相，揪出了幕后主使吕德彬和其他参与者。 （文/烟云） 吕德彬是“文革”后中国首批赴美留学生、博士生导师、“海归派政坛新星”……层层光环笼罩下的高级官员如何能“雇凶杀妻”？ 吕德彬总是借口工作忙而住在宾馆。一天，小红找上门来，要吕德彬回家，遭到拒绝后，她在大庭广众之下，数落吕德彬的风流韵事，并扬言要和吕德彬离婚。吕德彬恐怕离婚会给自己的政治生涯带来影响，好言相劝，却丝毫没有效果。听着妻子的奚落，看着别人异样的眼光，吕德彬气得瑟瑟发抖。 在如此高官何以“雇凶杀妻”的惊叹愕然之后，我们更加质疑的是——这样的领导干部何以当上副省长？对官员的推荐考核为何面临“集体失聪”？ 涉黑案牵出“五毒”书记 不久前，北京市检察院代检察长慕平在参加北京市政协十届四次会议闭幕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向外界公布了原山西省委常务副书记侯伍杰涉嫌受贿案的基本案情，并表示侯伍杰案目前已由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基本侦察终结，按照法定程序，侯伍杰近期将被移交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判。至此，侯伍杰案终于水落石出。 人们不禁要问，一位排名仅次于省委书记、省长的省委常务副书记，一个省的“第三把手”，怎么会跟“黑社会”联系到一块？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内幕？他的家人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且看笔者的深入采访。 2001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时任山西省省会太原市委书记的侯伍杰刚回到家，就发现儿子侯军（化名）陪一位中年客人坐在家里等着自己。见他回来，那位客人连忙赔着笑脸站了起来。侯军介绍说：“爸，这位是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杏花岭区公安分局局长邵建伟，也是我的哥们，他有事找你。” 侯伍杰是山西省阳泉市盂县人，先后出任过长治市委副书记、阳泉市委书记，1995年升任省委宣传部部长，1997年当上省委常委，开始享受副省级待遇。2000年1月，侯伍杰兼任省会太原市委书记。 本来，侯伍杰是反感有人直接找到家里来求自己办事的，因为原太原市公安局治安处处长范栋升、杏花村公安分局副局长牛藩都曾通过关系找到家里给侯伍杰送礼（此两人后来都被判刑），但是后来，这两个家伙竟然又收受了在押犯人李满林等人的好处，把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李满林等人给放了。当有关部门要处理范栋升和牛藩时，范牛两人又找到侯伍杰出面说情。考虑到自己曾经收过他们的好处，再说求他说情时他们又没有空着手，于是侯伍杰还是出面帮他们把事情摆平了。从那以后，他就有些反感别人直接上门找自己办事，特别是那些“小人物”。 但是，早在1996年3月的一天，时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的他到北京出差，到了晚上实在耐不住寂寞，竟然找了个俄罗斯“小姐”来嫖宿，结果被北京警方抓了个正着。一贯牛气冲天的侯伍杰还以为这是在山西太原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不光不认错，反而大发雷霆之怒，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告诉你们，我儿子也在公安部门工作，连他的官都比你们大！”不想北京警察偏偏不信邪，不给他这个面子，又要通知单位，又要拘留他。侯伍杰这才害怕了，心想：万一拘留或通知单位就麻烦了，妈的，真是相府门前七品官啊，算老子倒霉！于是他变色龙一样马上软了下来，点头哈腰地表示愿意接受经济处罚。结果同行的一位朋友替他交了罚款，总算把事情糊弄了过去。 谁知没过多久，他在北京嫖娼的事还是传回了山西，老婆何玉茹（化名）跟他大闹了一场不说，更要命的是他担心有关部门会查处自己。于是他千方百计安抚好妻子，然后四处打点。好在因为他是位“大官”，这种事只是“小节”，所以一直有惊无险。但因为这事，他还是当了两年多的宣传部长才被选为省委常委，破了宣传部长必然是常委的“惯例”。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毕竟自己被警察处理过，所以从那以后他见了警察心里就有三分怵。现在，看着堂堂的公安分局局长在自己面前点头哈腰，再加上邵建伟是儿子的哥们，是儿子引荐来的，不能不给儿子一点面子，所以，平时又好色又好赌的侯伍杰心想：就当姓邵的是张暂时无用的臭牌，但也不能随手扔，说不定到时候会有用的。于是他坐下来跟邵建伟谈了起来。 邵建伟是从一名户籍警慢慢升上来的，官至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分局长他还不满足，时刻想着继续往上爬。听说2001年上半年太原市公安局局长将调整，邵建伟打起了当局长的主意。但是，如何才能将这顶公安局长的乌纱帽弄到手呢？他首先想到手握自己人事大权的侯伍杰。当然，他更懂得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道理，老百姓私下里给侯伍杰起了个外号——“五毒书记”，他“爱”女人在山西是人人皆知的“公开秘密”，而“爱”女人离不开钱的支撑。于是邵建伟咬着牙决定拿出充当黑社会保护伞得来的500万元巨款，要力保把局长的宝座弄到手。他通过关系，找到在太原市某公安分局当副科长的侯军，然后借侯军这根红绳终于接触上了市委书记侯伍杰。 侯军这个人在家排行老大，从小就不听话，偷鸡摸狗拔蒜苗，没有他不干的，为了能给他上点规矩，侯伍杰才把他弄进了公安局。谁知当了警官他更加有恃无恐了，整天不务正业，特别喜欢名车和女人，整天开着名车带着女人在太原横冲直撞招摇过市，出入赌博和色情场所，在当地老百姓中口碑极差。但这正好给邵建伟接近他创造了条件，两个人很快就成了“铁哥们”，于是当邵建伟提出想请侯伍杰帮忙的事后，侯军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并把他带到了家中。 在侯军的鼓励下，邵建伟当着侯伍杰的面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然后拍着胸脯说：“侯书记你放心，我姓邵的别的本事没有，就是讲义气，你这次要是帮了我，这辈子我就是你的狗，愿为你两肋插刀！”但当时侯伍杰没有表态。 邵建伟临走时，丢了个薄薄的信封在沙发上。侯军送走邵建伟，打开信封一看，是一张写着侯伍杰名字的美元存款单。他咧着嘴说：“呵，这小子挺舍得下本钱啊，整整10万美元，换成人民币小百十万呢！” 听说这么大一笔钱，侯伍杰也吃了一惊。这些年来他虽然贪了不少钱，但还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一笔“买卖”，想拿又觉得有点烫手，不拿又有些舍不得。他犹豫了半天还是对儿子说：“告诉他，这事光我说了还不行，再让他在业务主管部门打点打点。”侯军说：“爸，你就放心吧，人家早就安排好了，他准备在这件事上花500万呢，志在必得。你只是做个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 听说邵建伟要花这么多钱买官，自己不过拿了五分之一。再加上侯伍杰做这种“生意”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比如原杏花村区委书记王国武（后被判刑），为了升官，曾多次不惜血本“孝敬”侯伍杰，慢慢成了他的知己。后来，侯伍杰把王国武提拔为太原市委秘书长，这下两人的关系更铁了，在一起不知做过多少肮脏事，但很多年过去了，照样平安无事，所以侯伍杰慢慢安下心来。 然而，邵建伟的事情却并没有侯伍杰想的那样容易。就在他拿了人家的好处准备为邵建伟办事时，2001年4月，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严打”整治斗争，重点打击黑恶势力。6月初，在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直接干预下，大同市公安局长李连琪被调到太原市，任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 这下侯伍杰没了辙。邵建伟也急了，眼看着自己大笔的钱就要打了水漂，就又带上在香港花5.832万港币买的一块“百达翡丽”牌名表和2万元人民币，再次找到侯伍杰。侯伍杰把内情告诉邵建伟，表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干预了此事，自己也无能为力。但收了人家的好处不能不办事，于是他转而问邵建伟：“如果让你换个地方当局长怎么样？”邵建伟虽然不太乐意，但他一时走投无路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表态说：“一切听侯书记的安排，只要是正职，到哪里都行，以后有机会回太原，少不了还要请你帮忙。”于是在侯伍杰的“操作”下，很快，邵建伟被调往临汾市任公安局长。 就在这时，反映侯伍杰的举报信像雪片一样飞往了北京和山西省委等有关部门，有人直接点到了邵建伟花上百万元向他买官的事，侯伍杰一时内心惶惶寝食不安。正好那天侯军回家，见父亲精神和情绪都不太好，仔细一问，原来是因为这些事。侯军咧着嘴说：“爸，别看你当着那么大的官，但你的心胸还没有我开阔。中国自古是‘刑不上大夫’，再说，拿好处的又不是你一个，只要邵建伟不说，谁都无凭无据，而如果邵建伟说了，他自己也得完蛋。所以那些举报信大都是捕风捉影，并没有多少真凭实据，有什么可担心的？要不然，你搞清楚是哪些人捣的鬼，这些年来儿子别的本事没有，在黑道上怎么说也处了不少朋友，我找人把写举报信的人给‘做了’，看以后谁还敢写！”侯伍杰当即骂道：“你懂个屁！整天就知道吃喝嫖赌打打杀杀不务正业，我的事你少管！”谁知侯军即使是在父亲面前，也是一副“黑社会”的嘴脸，说：“爸，话别说得那么难听好不好？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有其父必有其子！”侯伍杰知道儿子暗指的是自己在北京嫖娼的事，气得他指着鼻子把侯军骂了出去。 不过事后他又想：儿子说的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那些事天知地知，别人都不怕，我怕个鸟！想到这里，他又安心了不少。 谁知2001年9月，侯伍杰忽然被免去了太原市委书记的职务。这一下，社会上不少人都觉得这是他们举报侯伍杰的问题见效了，姓侯的快要完了。岂料不久，侯伍杰又像“齐天大圣”孙悟空一样，摇身一变当上了更大的官——省委副书记。几个月后，他又成了常务副书记，后来还兼任了省委党校校长，成了山西省排名仅次于省委书记和省长的“第三把手”。这件事把很多人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不知道侯伍杰玩的是哪一手，哪来的这么大本事。 这些年来，侯伍杰一直带“病”升官，不光他自己心里有数，他的妻子何玉茹也非常清楚。前些年他在北京嫖娼被抓的事闹出来后，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何玉茹还是忍了，只是觉得跟丈夫没什么感情，两人在一起只是因为是这个小家庭的利益共同体而已。何玉茹觉得，现在，丈夫虽然历经艰险，总算没出事，还官至山西省第三把手，可她就是放不下心来，因为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最清楚。一天晚饭后，何玉茹对侯伍杰说：“以前的事情就不说了，现在不管怎么说你也成了大半个‘封疆大吏’，该老实点了，咱不缺那些钱，我只想跟你过几天安安稳稳的日子。” 实际上这些年来侯伍杰在北京那次被人抓住了，不光差点坏了自己升官的大事，还成了妻子手里的把柄，这让他多少有些后悔。但他嘴上却并不服软，对妻子说：“你懂个屁，我看你在社会上混了几十年，眼光连儿子都不如，我收了人家的好处，大家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这种天知地知的事，别人能把我怎么样？我们都不怕，你怕什么？你放心，我请算命先生算过了，人家说我的官运还没有走到头，北京的朋友也说我还有上升的空间，你就等着当更大官的贵夫人吧！” 听了丈夫的话，何玉茹只有叹气的份。 但是，事情却在悄悄地朝着侯伍杰没有想到的方向发展着。 自从侯伍杰不再担任太原市委书记，邵建伟也调走了之后，太原市一些黑社会组织头上没了保护伞，但那些家伙为非作歹惯了，一点也没有收敛。2003年秋，被称为“三晋涉黑第一案”的李满林案被太原市警方破获。李满林等32名被告人共涉犯罪事实45起，其中还有人命案。2004年1月17日，太原市中院做出一审判决，主犯李满林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800万元。 李满林被抓后，邵建伟慌了，他知道自己跟李满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多次出面想救他出去，但一直没有得逞。邵建伟没有办法，只得和王国武一道，再请侯伍杰帮忙解救。然而，侯伍杰通过了解，李满林案是建国以来山西省最大的涉黑案件，还涉及人命官司，在公安部都挂了号，此时的李满林谁都救不了了。侯伍杰没有办法，只得提醒王国武和邵建伟说：“既然谁也救不了他，就让他安心地‘走’吧。不过你要想办法让他的嘴巴紧一点，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邵建伟胸有成竹地说：“侯书记你就放心吧，李满林跟我是拜了‘把子’的铁哥们，他什么都不会说的。” 谁知李满林一直以为自己头上是有顶安全的保护伞的，自己出了事他们不会不管，谁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他根本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判处死刑。当他听到死刑判决时，吓得他当场就瘫倒在法庭上，把裤子都尿潮了。 回到监舍，李满林越想越生气，没想到这些年来自己在邵建伟、王国武等人身上花了那么多钱，现在到了关键时候，他们却不能保护自己。想到这里，他早把昔日的哥们义气忘到了一边，只想着如何保住小命，于是他大叫道：“我要举报，我要立功赎罪……”于是李满林把多年来被他重金收买，然后直接充当其保护伞的原杏花村区委书记、后来官至太原市委秘书长的王国武和邵建伟等人供了出来。王国武、邵建伟等人很快就被“双规”，不久又被正式批准逮捕。 直到这时，侯伍杰才感到了一丝危险。他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要封住邵建伟等人的嘴，于是他专门把儿子侯军叫回家，说：“邵建伟跟你的关系那么铁，我又收到过他的一大笔钱，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的嘴。你想想办法通知他，让他在里面老实点，我会想办法救他的，他的老婆孩子我也会想办法照顾的。”侯军点头答应。 然而，邵建伟可不这么想，他知道自己这下子纰漏惹大了，特别是当初侯伍杰并没能救下李满林，最后还是被判了死刑，看来他也救不了自己，这让他内心充满了恐惧感。通过三思，他决定来个争取主动，确保小命无虞再说，而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是把侯伍杰这条“大鱼”给交代出来。于是他在交代清楚自己贪污受贿了480多万元的同时，把自己当初是如何花钱向侯伍杰买官的事也来了个竹筒倒豆子。 侯伍杰对这一切根本不知情，2004年12月9日，他还大大咧咧地准备率团出国考察。但在登机前，海关工作人员以“护照有问题”为由，客气地将他挽留了下来。其实这一切都是有关部门安排好的，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侯伍杰很快被中纪委“双规”。他被“双规”的第四天，就如实地把邵建伟是如何向自己买官的事交代了出来。他痛哭流涕地说：“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提心吊胆，日子并不好过，今晚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现在我才知道，邵建伟不光是张‘臭牌’，而且还是张‘多米诺骨牌’啊！” 2005年7月12日，中央纪委研究决定并报中央批准，侯伍杰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随即被罢免山西省人大代表资格。2005年12月初，侯伍杰被移送到北京市检察院立案查处，追究其法律责任。日前，北京市检察院代检察长慕平正式向外界披露了侯伍杰的基本案情，并表示近日就将侯伍杰移交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等待侯伍杰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文/黄山金检） 侯伍杰案极富戏剧性，他是在“三晋涉黑第一案”的李满林案案发后，李满林为了保命交代出了“保护伞”邵建伟，而邵建伟为了立功自救又交代出曾花10万美元向侯伍杰竞买太原市公安局长一职才案发的。这简直就是一副“多米诺骨牌”！据悉，侯伍杰是我国建国以来反贪史上第一个“涉黑”的副省级领导干部，也是山西省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贪得无厌的军中“硕鼠” 2006年6月29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重大消息：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涉嫌经济犯罪，已被免去海军副司令员职务，本人也提请辞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全国人大常委会29日发布公告，依照代表法规定，王守业的代表资格终止。据介绍，因“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央军委已免除其海军副司令员职务。 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省部级官员因腐败落马已不是新闻，即便是国家级领导人，诸如成克杰、陈良宇等，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但是，这些都是地方干部，相比较而言，军队里的高级将领出事的并不多。之前，我们只听闻有一两名少将军官因腐败案发落马。因此，此次王的落马，因军衔最高、涉案数额最大而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军的“腐败之最”，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王守业1943年出生于河南省叶县邓李乡庙李村。叶县距省城郑州145公里，东邻舞钢，西靠鲁山，南接方城，北依平顶山市区。在叶县，拥有中将军衔的王守业是个名人。尽管他离家已数十载，但叶县人显然对他非常熟悉，因为他早已成为全县人民的骄傲。 王守业对家乡的影响甚至使村庄里出现了一条非常漂亮的公路，而且直接从南平高速公路通到王守业家门口。村里的这条水泥路有两公里长，五米宽，完全是因王家四兄弟才修的。因为，除了县城，叶县很少见到水泥路。 不仅王守业在外官做得最大，而且他的另外三个兄弟在家乡也有一定的地位。除了长子王守业外，老二王随安现任庙李村支部书记；老三王守印在县交通局任职；老四王新业在邻乡派出所担任民警。无疑，这四兄弟使得王家在当地成为最为显贵的豪门。 据介绍，王守业尽管出生在贫寒的农民家庭，但由于天资聪颖，加上学习努力，成绩非常出色。1964年，21岁的王守业以河南省高考总分第六名的成绩被天津大学录取，就读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正是这个后来越来越“吃香”的专业，为王带来了无尽的财富和极高的权势地位，也带来了最终的灾难。 1968年，解放军总政治部从一些高等院校选拔优秀毕业生入伍，王守业由此进入陆军第38集团军。其中1968年9月至1989年9月，先在38军112师336团当兵锻炼，后任38军113师后勤部干事、北京军区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工程师、北京军区环保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总后基建营房部营房管理处副处长。1989年9月任总后基建营房部营房管理局局长；1993年7月任总后基建营房部副部长；1994年7月晋升少将军衔；1995年12月至2001年7月任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2001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2002年7月晋升海军中将军衔。在海军司令部七名核心成员中，司令员、政治委员均为上将；其余五名副司令员，有三人为中将，两人为少将。王守业在五名副司令员中排名第二，军衔为中将。 许多年来，母校天津大学一直因为培养出王守业而引以为荣。2001年8月晋升海军副司令员时，天津大学向这位校友发出贺信以表祝贺。在该校的网页上载有这样的评语：“在32年军旅生涯中，他怀着一颗献身国防、报效祖国、为母校争光的赤子之心，刻苦学习政治、军事、业务，经受了政治、思想、作风等方面的严格锻炼和考验，忘我而创造性地工作，业绩突出，为我军后勤基建营房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而王守业本人，在接受天津大学校报记者采访时也并不谦虚，甚至有些自卖自夸。当校报记者问起“一生最得意、最欣慰的事”时，时任海军副司令的王守业自豪地说：“美国有一个‘五角大楼’，中国有一个‘八一大楼’，我组织并参加了中央军委‘八一大楼’的建设；美国有一个夏威夷，中国有一个牙龙湾，我组织领导了牙龙湾的建设。” 不仅天津大学对王守业引以为傲，王守业的父母王顺谦夫妇也同样对他另眼相看。在王家客厅的神龛前，挂有两幅偌大的全家福。其中一幅的前排是王顺谦夫妇，后排王守业夫妇居中，其一子两女分立两侧。另一幅照片则摄于某豪华别墅前。在卧室里，也挂有王顺谦及王守业两代的全家福，但其他兄弟及家人的照片却没有出现。可见，王家对长子的地位也倍感荣光。 尽管中央纪委有权查处全国各地党员尤其是中管干部的违法违纪情况，但军队党员却并非由中央纪委管辖。与检察院、法院一样，军队也独立设立了纪委，并且在总政治部、海军、空军和七大军区、省军区都设有分支机构。 王守业于2005年12月23日被中央军委纪委“双规”，即在“规定时间、地点说明问题”；2006年5月，军委检察部门也同时介入了对王守业案的调查。由于王守业是军方人大代表，对他的批捕，必须首先终止其人大代表资格，故2006年6月才有公开报道说王守业被终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这只是对其正式批捕的前奏，所以此前有媒体报道说王守业已经在这之前被判处死缓是不符合正常手续和法律规定的。 据悉，尽管王守业的最后职务为海军副司令员，但对其违法乱纪行为的调查，重点却并不在副司令员任上，而是之前即1995年至2001年担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全军房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期间。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海军副司令员官虽然大了许多，但手上掌握的实权，掌管的资金，却远不如他之前担任的基建营房部部长。 确实，王守业所担任的基建营房部部长一职，是他捞够油水的平台，也是他落马悲剧的开始。 大学毕业后的王守业，由于军方挑选高材生而来到曾是河北省省会的保定市，在陆军38军，即现在的第38集团军服役。38军是一支名声显赫的陆军部队，不仅因为由红军建制改编而来，后来还在朝鲜战场立下奇勋，被彭德怀称为“38军万岁”的“万岁军”。归国之初，曾驻于东北，1966年转至河北保定，隶属北京军区。从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毕业的王守业，进入38军服役后，主要从事营房建设，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工兵。 像许多贪官一样，在工作之初，都勤勤恳恳，给人一种积极上进的印象。王守业同样如此，而且行为也非常检点，没有那种爱贪小便宜的习惯。与别的战士不同的是，王守业学历高，专业好，而且头脑灵活，更重要的是，他经常往部队的首脑机关所在地——北京军区跑。不久，他就跑出结果来了，由于专业稀缺，北京军区也确实要人，于是，王守业由保定转到北京，在北京军区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工作。王守业跑出了名堂，也跑出了经验，不久，他又有了新的发展，被调至解放军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工作。与此同时，他的职务也不断发生变化，从干事到助理员、工程师，然后又从处长到副局长、局长。 像王守业这样的军队知识分子，只要好好干，有了一定资历，干个校官是并不难的。但是要想干到将军，却并非仅有才华即可，没有一定的机遇和重要人物的赏识是不行的。解放军军官目前的军衔为三等十级，即少尉、中尉、上尉；少校、中校、上校、大校；少将、中将、上将。如以“四年一晋升”的规定计算，一名少尉要晋升为大校一般需二十多年，校官到将军则是最难跨越的门槛。至1995年，王守业已是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少将军衔。有人戏称王守业在部队升得快，简直就是“开着直升机上去的”。不过此言偏颇，因为王守业升到少将时年已52岁，像这样的年龄，在我军少将军官中并不少见。 2001年，年近六旬正面临退休的王守业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海军第二副司令员，分管后勤工作，并由少将晋升为中将。 那么，既然已经面临退休，为什么突然被任命为海军的中将副司令员？是不是王守业政绩突出，才干出众，军队建设离开他不行？事实上，王守业在这之前，也就是1995年担任基建营房部部长之后，就不断有人举报，说他以权谋私，利用分管基建大权收受贿赂。但是令那些举报者失望的是，举报越厉害，他提拔得越快，最后竟然成为中将副司令员，成为百万大军中耀眼的明星。 1995年至2001年间，王守业负责全军第三代营房的改造，由于资金庞大，面临腐败的危险也更大。同时，部队用房改革政策也给了他腐败的空子可钻。正是在这个时候，部队也跟着地方启动了军方房改工程。此次房改的核心就是建立住房补贴制度，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王守业曾在接受《解放军报》采访时称，如果全军在1999年全部兑现住房补贴，一次性动用资金就是几百个亿。由于上述补贴在全军的覆盖比例是70％以上的人员和90％的地区，故王守业应拥有相对大的调配权。 当然，对军队将士发放住房补贴款比较透明，从中捞好处的可能性小。相比之下，由于军队房改需要，大量军队用房不断开始兴建，比如设于各省城繁华地带的军队驻地，有相当比例选择对原有土地进行置换，并择地新建营房。由此形成的市场交易资金数额以亿元计。 尽管现在全国各地公用建筑都采取招投标制度，但部队的招投标相对较宽松，有时会以涉及军队机密或军备等原因，采取邀请招标或议标的方式进行，在很大程度上，仍采取由领导说了算的发包方式。因此，王守业成为许多建筑承包商的进攻对象，成为糖衣炮弹、金钱美色的俘虏，也在意料之中。 据初步调查，王守业的涉案金额已达上亿元，有关细节还在进一步侦查核实中。 女人在腐败与反腐败中能起到一种特殊的作用，王守业案就是个典型例子。 有的女人为了金钱地位，可以在男人面前温柔地躺下，但站起来索要时并不温柔，因此有谚云：“躺下去是只羊，站起来是头狼。” 拥有金钱权势的王守业，在十几年前就包养多名情妇，享尽人间风流。可是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在十几年后，他会倒在女人温柔的枪口之下，被“绵羊”幻变而来的“狼”活活咬死。 有军方纪委人士称，王守业所涉经济问题源于内部举报。其实，这个所谓的内部，除了之前大量的信件举报（但未引起重视）外，主要是他的情妇蒋某等人的直接上访举报。 63岁的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本应在2006年6月正常卸任，但他未能等到这一天。早在3月份，王守业便缺席全国“两会”。而有关王“被查”的消息，在岁末年初已从军界传开。此案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被查办的最高级别的军官。 从经济问题上看，除王守业外还涉及他的一些亲朋。王主管基建工程，因此，王的妻子也在某个与建筑业相关的公司工作，并且还担任总经理。据悉，他们夫妻关系长期不和，妻子早已与之分居，两个女儿也已移居海外。 尽管王守业有些妻离子散的味道，但我们仍可以看出他家人在经济上的优越。 此外，王守业的亲朋还在郑州注册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借用王的关系网赚钱。今年5月，该公司被卷入调查中，至少涉及两辆高级轿车被查封。从时间来看，这正与军方检察院介入王守业案的时间吻合。据悉，与王本人有关的数名河南籍包工头亦受到调查。 更让人吃惊的还不是经济问题，正如新华社报道所言，王守业“道德败坏”，而且情节有些离奇。 王守业有多名情妇，其中相对固定、时间最长的是蒋某。蒋某原系某大军区的文工团演员，在被王守业相中后，便勾搭在一起。王凭着他少将基建部长的权势地位，轻易地将她调至北京，从此包养起来，过起了地下夫妻的生活。当年二十多岁、现已三十多岁的蒋某，还为王守业生下一个儿子，令王守业高兴得不得了。 2001年，王守业晋升为海军中将副司令员后，蒋提出要与王结婚，而王没有答应。于是，蒋提出分手，另择夫而嫁，否则再拖下去成了黄脸婆一个，耽误青春，悔恨一生。王守业也同意分手，但他最看中的是与蒋某生的那个儿子，因此提出要将儿子交给他养。蒋某表示可以出让儿子的监护权，但必须给她500万元的青春损失费。王守业当然没有同意，两人讨价还价好几年，都未能达成一致。无奈之下，蒋某决定向中央军委领导举报王守业的丑行。开始，王守业把蒋的话当作威胁，没想到她步步紧逼，而且付诸行动，隐藏多年的私情终于暴露了。 至今，与王守业有牵连的几名女子都受到了调查。其中，蒋某因涉案最深而受到严密调查。当年，蒋调至北京后，王守业已经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钱，为她购买了房产和汽车，还置办了其他一些资产。而今，尽管蒋某是王守业案的举报人，但由于她拥有的房产汽车等资产大多是由王守业贪赃得来的款项所置办，因此理所当然要受到军委纪委的扣押。 可以说，王守业和蒋某二人，用“鱼死网破”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王守业身败名裂，人财两空；而蒋某因为傍高官所得的资产将上缴军队所有，对她来说也是一个沉重打击。 近年来，军队和地方一样，也屡有贪官出现。但是，像王守业这样中将级的“硕鼠”尚属首次发现。更让人吃惊的是，在国防资金紧缺之际，王守业以权谋私，将军队建设资金中饱私囊，着实可恶。 在这之前，外界盛传王守业在接受调查之初曾有自杀之举，以及有关部门在调查时从北京、南京的两处寓所搜出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现金等说法。尽管有些并不属实，但是，王守业涉案资金之巨确实让人震惊。由此，我们不能不为军队建设资金乃至国防资金的安全担心。 不久前，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在谈到王守业案件时指出，后勤管理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他说：“比如有些经费、物资的投向投量还不够科学；有的管理人员在批钱批物批项目中随意性还比较大；在物资采购、工程招标、资金管理和房地产出租转让中没有严格按规定办事；还有的干部急功近利，搞面子工程。” 加强监督管理的举措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审计监督。 我军设立专门的审计系统，始于1985年，仅比1983年成立的国家审计署晚了两年。当初成立时，名为中央军委审计局，各大军区也成立了审计局。90年代初，中央军委审计局改为解放军审计署，编制在军委，由总后勤部代为管理。2004年年底，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联合颁布了《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军队团级以上单位和机关部门负有经济责任的领导干部，都要按规定接受审计。2005年7月20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全军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在北京成立，由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担任小组组长，成员来自解放军四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领导小组将全面指导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审计工作，重点在于强化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 廖锡龙上将说，军队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的经济权力越来越大，“如何加强监督制约，促使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依法、合理、有效地分配和管理使用军事资源，从机制和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已成为我党我军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据悉，在今后5年内全军将审计领导干部4000名以上，其中军职领导不少于100名。廖锡龙介绍，今年计划审计各级领导干部983名，其中包括军职26名，师职135名，团职822名。截至6月底，全军已对639名团以上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情况实施了审计，并根据审计结果对相关人员分别予以晋升、降职、撤职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总后勤部的公开资料显示，全军现已推行预算制度改革，并加大审计监督力度，共审计单位和项目7.7万个，取得直接经济效益68亿元。 与此同时，2006年3月全国“两会”前夕，由中央军委颁发的《建立健全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意见》，已将反腐纳入军队“十一五”规划之中。 （文/高福） 社会各界认为，我军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必能促进军队的发展建设，从而更好地保障国家安全。 通过一些大案要案的查处，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发挥查案的治本作用，这正是查办案件的应有之举。因此，我们相信，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军队的党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的军队和国防也会真正地固若金汤。 “河南第一贪”卖官记 2006年12月20日，有“河南第一贪”之称的王有杰，出现在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号法庭。 65岁的王有杰曾在河南省担任省级领导整整十年，案发时担任河南省人大常务副主任，而现在却是受审之人。 庭审当天上午9时许，65岁的王有杰经两名法警押解，出现在被告席上。据荆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王有杰共涉嫌收受贿赂634万元，另有756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其案发跨度涉及其担任河南省漯河市委书记、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及省人大副主任等职期间。 官至副部级的王有杰，是建国以来河南省因经济问题落马的最高官员。自2005年3月底被中纪委“双规”后，王有杰在公众面前消失了一年零九个月。 据检方的起诉书，王有杰因涉嫌受贿于9月17日被北京警方刑拘，后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北京警方于9月28日对其实施逮捕。2006年4月30日，王有杰案被指定在湖北荆州审理。 2005年3月28日至31日，河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召开。作为当地最高级别的会议之一，时任省人大常务副主任的王有杰自然不能缺席。 事有蹊跷的是，3月28日见报的常委会领导名单中，还有王有杰的名字，位列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之后，但到31日会议闭幕时，官方的新闻报道中已再无王有杰的名字，而省人大常委会其他副主任的排序则没有任何变化。 王有杰被中纪委“双规”正是在3月28日至31日之间。“那是个下午，通知中层以上干部在小会议室开会。其实，大家心里当时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很多人都知道了。会开得很简短，省委副书记支树平宣布王有杰同志因涉嫌经济问题被‘双规’。”河南省政府一位官员说。 就在宣布的那一天，王有杰当即就被带离郑州，押至北京。 针对王有杰被查一事，有官员说：“乍一听感觉非常突然，但很快就不觉得了，第一感觉是‘到底还是出事了’。”上述官员坦陈，有关部门对王有杰进行调查的传言有一两年了，有心理准备。尤其是2004年底王有杰儿子被有关部门控制后，社会上这种传言更加厉害了。 郑州一位跑时政的记者介绍，在案发之时的河南省“两会”期间，作为人大常务副主任的王有杰自始至终阴沉着脸、一言不发，与平时谈笑风生的样子判若两人。“当时就觉得很奇怪，直到他被‘双规’才恍然大悟。” 据了解，在王有杰被“双规”之前，他的儿子、女儿、女婿、妻子先后被有关部门“双规”或调查，被人称之为“全家覆没”。 为王有杰提供辩护的是北京律师许九天，据他介绍，王有杰案发起因是他的儿子王锴出事，仍羁押在河北保定的王锴，不久将接受审查。 在郑州房产界，王锴之名可谓如雷贯耳。他最得意之笔莫过于收购有“郑州第一高楼”、“中国第四座摩天大厦”之称的郑州裕达国贸大厦。王锴担任香港兆泽投资公司董事，这家注册资本只有5万港元的公司，于1999年11月100%收购了注册资本为2.46亿元的河南裕达置业有限公司。河南裕达置业有限公司创立于1993年9月，正是郑州裕达国贸大厦的东家，公司号称总资产21亿元人民币。据知情人士分析，王有杰可能为其子收购河南裕达置业有限公司暗中施以援手，并从中获利良多。 王有杰受审时，检方也对王锴借其父职权强势介入郑州房地产市场进行了说明。根据起诉书载明，1997年底至1999年2月间，王有杰在帮助河南乾坤置业公司获得郑州林科路南、经一路东45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后，王锴一次性收受了河南乾坤置业公司董事长李政乾100万元现金回报。 在郑州，河南乾坤置业公司是出了名的房地产商，但从2006年6月起，这家公司的几个楼盘都迟迟不能开盘。董事长李政乾也因王有杰案接受调查。 2004年底，王锴由于重大经济问题被调查。身为高官的王有杰准备施援手急救儿子。一个自称是“某老将军干儿子”的胡建军，通过一位名叫赵川的人结识王有杰，胡建军大肆吹牛博得王有杰的信任，他拿出上百万元让胡建军运作，力图摆平中纪委等高层机构。 但胡建军的骗局未成，自己也身陷囹圄之中。2006年3月15日，胡建军、赵川两人被河南省三门峡市检察院公诉，其中胡建军涉嫌诈骗罪，赵川涉嫌介绍贿赂罪。 据后来检方查明的真相，胡建军只是一个小混混，1956年生于河南汝南县，原来务农，后跑到北京找工作，1995年在某军事类杂志工作时认识一些军方的人。 46年党龄和45年工龄，这是笔不错的资本，但王有杰显然没能用好。 王有杰1941年5月生，他的少年时代在老家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冯庄乡固县村度过。这是个离县城20多公里的小村子，全村2000多人，王姓占了90%。 据村委会负责人介绍，王有杰弟兄三人，老大王有俊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来在郑州铁路局工作，在新乡段忠义车站退休，已去世多年。弟弟是获嘉县人大主任。 70岁的王天印是王有杰的同村人，也是获嘉一中校友。据他说，当时固县村考上获嘉一中的只有王有杰和他，“比考大学还难”。在他的印象中，中学时代的王有杰品学兼优，从来没有和同学打过架，是班里的干部。高中期间，王有杰就已担任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并且入了党。 高中时代的王有杰，曾经作为获嘉县两名全国先进民兵代表之一，去北京接受了中央军委的表彰。 1961年7月，王有杰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那是什么学校？出来就是官。”王天印说。当时保送的都是思想过硬、学习好、身体好的人，还要家庭出身好。而这几样，根正苗红的王有杰一个不差。 事实上，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期间，王有杰积累了不少军方人脉关系，并成为其后来不断晋升的资本。 1967年，王有杰毕业后进入位于山东的陆军26集团军锻炼，至此，他平生仅在黑龙江与山东有过学习及工作经历，1969年返回河南后再未离开家乡。 在河南洛阳，25岁的王有杰在洛阳航空航天部第612研究所担任一名航空技术员，并逐步成为工程师、副科长、所党委宣传部部长（处级）。 据说王有杰到漯河任职后，对有知遇之恩的老领导一如既往地尊敬。有一年，所里的老书记田维良去南街村参观，王有杰警车开道，全程接待。 1983年5月王有杰官至洛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相当于副厅级，后来又升至洛阳市委副书记。1990年6月，王有杰被调至漯河担任市委副书记，并一路升为市长、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等职。王有杰第一次主政一方后，突如其来的权力，成为他无法自控的心魔。 “他早晚要出事。”在漯河人看来，王有杰的落马只不过印证了他们由来已久的看法。蓝天宾馆的出售、王店立交桥的入资以及程三昌的出逃是支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事件。 自1990年6月至1995年12月，王有杰在漯河历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及市委书记等要职。在漯河的5年多，“内陆特区”算得上是王有杰的主要政治资本。 在1992年那轮改革浪潮中，漯河，这个地处中原、人口只有40万的小城市被河南省确定为唯一的“内陆特区”。为了实现“苦战三五载，漯河变珠海”的宏伟目标，漯河市的上上下下被动员起来了，人人都被要求吸引外资。“市领导在许多场合宣布,谁引进资金1000万元就给谁100万元。作为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各个单位都有份。”一位漯河市民对当年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作为“漯河内陆特区”的创建者，王有杰不仅是喊口号、营造气氛的人，还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为啥弄双休日？就是让你们做生意。像我这个市委书记也可以到市场上去做生意。” 中纪委查证的王有杰收受第一笔贿款，正是在其1994年担任漯河市委书记之时。据起诉书称，1994年8月至1995年底，王有杰先后5次收受河南鸿基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鲍义军72万元贿赂，后者以低价购得漯河市政府所属的蓝天宾馆。 来自洛阳的鲍义军1985年就与王有杰相识，其来漯河投资正是王有杰“招商”的成果。作为市四大班子的接待处，蓝天宾馆所属土地及房产价值近1亿元，而鲍义军仅以2700万元接盘。 1995年12月，王有杰官拜郑州市委书记，跻身于河南省委常委行列，已是副部级官员。据说王有杰被提拔的理由是大胆改革、政绩突出。但在漯河老百姓眼中，所谓“内陆特区”只不过是一个千疮百孔、徒有虚名的烂摊子。 漯河一位退休老干部回忆说，提拔王有杰的时候，当时的省委有关领导曾征求他意见，他当场反映王有杰有两个问题：一是王有杰哥哥重病期间有人给王有杰送钱。二是王有杰涉嫌嫖娼。 尽管腐败行为在王做漯河市委书记时已有昭示，但这并未阻挡王有杰升迁的步伐。 2001年2月，时任郑州市委书记的王有杰兼任河南省人大副主任，2003年1月成为省人大常务副主任，主持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的日常工作。 从那以后，王有杰受贿之因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检察院方面的消息，为私人企业主“谋利”与“消灾”，成为这一时期王有杰获取不义之财的渠道。 荆州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显示，王有杰与河南高鑫金属矿业有限公司渊源很深，其关系及非法交易从1996年1月持续到1999年11月。在这期间，经王有杰运作，该公司顺利从银行获贷500万元，在减免征地及承建费方面收益912万元；另一次，该公司被骗数百万元，王有杰出面通过警方追讨回150万元。作为回报，该公司董事长高复东多次向王有杰提供了共64万元现金报酬。 与王有杰关系特别密切的另一老板，是河南银基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李荣坤。这种关系从1996年6月持续到2001年2月，其间，李荣坤因为涉嫌诈骗，被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通缉。因为王有杰出面，李荣坤不仅涉险过关，还如鱼得水。王有杰也因此获得了李荣坤100.678万元的回馈。 王有杰的另一非法收入渠道，来自于替人“加官晋爵”。在官场中买官卖官自然是最大的政治腐败。荆州市检察院的起诉书称，1997年下半年至2003年底，王有杰帮助登封市建委主任蒋超晋升为郑州市公用事业局副局长，在这一时间里，蒋超分10次向王有杰行贿42万元。 与蒋超案相关的细节是，王有杰帮助冯荣春夫妇调入郑州市自来水总公司工作，并两次运作，使冯荣春成为两个公司的主管经理。在2002年2月至2003年9月，与蒋超密切合作后，王有杰为冯荣春承揽了造价达1700余万元的工程。起诉书称，冯荣春向王有杰行贿13次，总计金额达146万元，成为王有杰案最大的行贿者之一。 自然，冯荣春与蒋超也未能幸免。按照郑州市纪委的通报消息，蒋超、冯荣春因行贿案早在2006年6月就已抓捕归案。两人涉案金额高达262万元，在双双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后，目前已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在王有杰案的行贿名单中，李致州也显得格外醒目。按个人履历，李致州历任中牟县委书记、南阳市副市长、市委秘书长、组织部长，这种接连升迁从1998年持续到2005年，正是得力于王有杰的大力支持，李致州后来也因此被“双规”审查。经查证共14次向王行贿108万余元。 除了王有杰本人，其家庭成员几乎全部涉案。按照检察院的公诉书，王有杰全家之财产高达2193万元，扣除经折算所获的合法收入49.18万元，其中礼金达600余万元，这些已被全部没收。 在庭审的12月20日8时30分，正是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班时间。多位戴着白手套的法警站在法院门口，不苟言笑地注视着一辆辆警车鱼贯而入。8时40分，夹杂在数辆警车中的一辆暗色玻璃的囚车驶进法院。 该法院内部一位职工对记者称：“这是我们荆州中院审理的最高级别官员。”开庭当日，可容纳400名旁听人员的一号法庭，零散地坐着来自中纪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及湖北政法系统的100余名旁听者。 65岁的王有杰稍微有些秃顶，身着蓝灰色棉袄，神态平静，发言时声音很大。曾经担任河南省级领导长达十年之久的他，在庭审中仍保留着惯有的领导派头。 在庭审过程中，当第一名律师为被告结束辩护之时，王有杰突然表示：“我对你们的司法学养表示景仰，并感谢律师的辩护。”随后他要求律师停止为其辩护，并对法庭表示，接受检方的所有指控，听凭法院判决。 按王有杰在法庭上的自述，他收受的很多钱是属于“没有办法”。对于收受的钱他也曾想使用拒绝、上缴、捐献这三种处理办法，但都不成功。比如上缴要说明来源，等于出卖了朋友；捐献也得交代出去，并且不能解决他个人的身份问题。 王有杰举例说，郑州市原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周建秋曾一次向他行贿35万元，王当面退款未成，便将钱放于周建秋司机的汽车内。但从此以后，王有杰与周建秋成了政治对头。 按检方指控的内容，王有杰共收受企业主与下属官员54笔贿赂，其中有45笔发生在春节和中秋节期间，12笔通过其妻子李凤英之手收取。李凤英早先是洛阳市中心医院（现洛阳第二医院）一名医生，自王有杰出任洛阳宣传部长步入仕途后，也一步步“提干”了，最后在河南医科大学研究生处书记的位置上退休。 但李凤英并未被追诉，在庭审当天，她与另外四名亲属出现在庭审旁听席上。在持续近四小时的庭审过程中，王有杰始终没有回头看家属一眼，但多次说道：“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家庭。”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在2006年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两位副部级高官王有杰、王昭耀（曾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分别在湖北荆州、山东济南接受审判。面对高官腐败，最高法、最高检已经有了一套制度化的应对模式——异地审判制度。 这一审判模式是：先由中纪委查办，然后交给最高检，最高检指定下面省级检察院反贪局具体办理，公诉人以省检公诉处检察官为主。荆州市、济南市两个市级检察院只是配合，参与审理的中级人民法院都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 “为了排除干扰，上级法院可以指定下级法院管辖案件。”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胡云腾说。刑诉法和最高法的司法解释都有关于指定管辖的规定。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认为：“地方原来比较听中央的话，做到令行禁止。但现在地方的权力变大了，自主权变大了，中央的指令有时难以落实，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异地审判尽管花钱多，也是迫不得已。” 尽管还有一些实际困难，有些地方和环节还需要不断协调和完善，但不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他们都认为异地审判是目前应对高官腐败很有效的司法模式。 （文/崔新扬） 2007年1月19日，湖北省荆州市中级法院依法以受贿罪判处王有杰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王有杰在任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卖官无所顾忌，收受钱财不择手段。坊间流传着他的卖官四部曲：送３０万元他“嗯”一声，意思是你的要求会考虑；送５０万元他“噢”一声，意思是你一定会得到你要的官；送８０万元他“哎”一声，意思是结果比你预想的要好；送１００万元他会惊叹地“哟”一声，并主动看你一眼，意思是你可在我的职权范围内任意挑选想要的官。 这几个原本没有实际内容的语气词被王有杰赋予了新内涵，以官论价，以价授官，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他卖官的神态和贪婪的嘴脸。 “廉政之乡”竟出“第一贪” 2008年10月23日，江苏省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因受贿罪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至2004年间，姜人杰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0867亿元、港币5万元、美元4000元。从现已查明并经媒体公开曝光的贪官受贿数额上看，姜人杰不仅为“人中之杰”，更是“贪中之杰”。上亿贿金使他坐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贪”的交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早在四年前的2004年8月7日，时任苏州市副市长的姜人杰突然被“双规”。至10月份消息正式传出，舆论为之哗然。 人们议论纷纷，将焦点聚集于苏州政坛，其中原因，倒并非姜人杰官当得大、钱贪得多。尽管苏州经济发达，甚至超过许多副省级城市。但因为早年划定副省级城市时，苏州还没有今天的成就，而此后国家一直未添加副省名额。也就是说，经济成就骄人的苏州仍然只是个地级市，姜人杰也无非是个副厅级官员。至于姜人杰贪贿数额多寡，因为当时案子才刚刚调查，自然无从知晓。就拿其他地级市的贪官来说，少则数十万数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但在经济日渐发展、大案日渐增多的今天，人们倒也并不觉得稀奇。 人们最觉稀奇的是，苏州，竟然也出贪官！ 就在案发前几年，全国各地的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的同行们纷纷云集于苏州，一拨拨前来考察学习当地的廉政建设先进经验。那么，苏州的经验究竟叫什么？据他们自己的总结，再加上媒体的报道，称之为“百官共廉”。 报道称，苏州是一所独特的干部学校，这里有一套独特的教育干部的方法，有一种群体性、长期性的廉洁奉公的氛围，苏州的干部创造了廉政奇迹。 众多媒体在解读苏州“百官共廉”现象时注意到了苏州的历史和文化。苏州历史上出过不少著名清官，如白居易、范仲淹、况钟等，他们是后世为官的楷模。古代贤者认为，一切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皆因不知足而起。让官员爱乡、知足、洁身自爱，随时警示，防微杜渐，是古代苏州政治的得意之处。 苏州政界人士认为，苏州出现“百官共廉”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创设了一套新的廉政制度，其主要着眼点有三条：一是调整权力结构，削减个人权力，对权力进行制约和分解；二是引进市场机制，让权力使用的过程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达到合理有序；三是运用经济手段，调动广大干部的廉政自觉性。 就在案发的前一年即2003年，某中央级权威媒体还这样评价苏州廉政经验：“20多年来，苏州市出现了一种‘百官共廉’的可喜现象。”——这个“百官共廉”所指的是：20多年来，苏州市(地)委书记中，没有一人因腐败问题受到处分；近十年，苏州市的历任市委书记、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以及下属各县级市四套班子的近一百名“一把手”，在任职期间也无一受到过党纪、国法的处分。 谁能想到，到了2004年10月，宣传了数年的“百官共廉”神话，居然不攻自破。从此，再也没有哪家媒体，敢再提所谓的“百官共廉”了！ “姜人杰把苏州害惨了！”苏州一位官员感叹说，“苏州的形象一贯很好，各种反腐制度比较健全，没想到竟然发生这种事，竟然有这么大的漏洞。” “不出则已，一出就出个大的！”走在苏州的大街小巷，坐在出租车上或茶馆中，几乎每个当地人都知道有个副市长“出事”了。 现实是无情的，姜人杰的落马，宣告了苏州“百官共廉”神话的结束。 更严重的是，正如中共中央党校一位教授所质疑的：“像姜人杰这样大的案子，不可能是单独作案的。”据悉，姜人杰事发后，苏州城建、交通、市政、公用等部门已有多名官员被“找去谈话”或被撤换。“城建、交通就像两个黑洞，不知多少官员被吸进去。”苏州市一位已退休的人大秘书长感叹道。 2005年1月7日，姜人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苏州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依法罢免了人大代表资格，并被免去苏州市副市长职务。 被人大免去职务，意味着纪检机关、检察机关已经初步查实了案情。这是法律程序，不能含糊。从那时开始，有关姜人杰案天文数字般的受贿数额的各种说法频频传出。据说检察机关在搜查他家时，抄出来的现金来不及点，是用秤来称的，说有23公斤。几百万元，连地板下藏的都是钱。而媒体对姜人杰涉案金额的报道，则有从9000万元到1.4亿元等多种说法，对于这个惊人数字的来历，社会上也流传着各种版本。 现在看来，这些传闻与报道，并非空穴来风，与事实相差无几。 2006年3月，经江苏省纪委指定，由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姜人杰提起公诉。 2006年6月初至9月19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四次开庭审理姜人杰受贿案。 苏州吴江市的震泽是一个大镇。它位于江苏省吴江市西南部，与浙江省毗邻，古称“吴头越尾”，是吴江市的“西大门”。1948年12月，祖籍湖北大冶的姜人杰就出生于震泽镇一个工人家庭。 1964年，不到16周岁的姜人杰高中毕业，与其他同学一起到震泽附近庙港公社红心大队插队务农。5年后，姜人杰被安排到所插队的庙港公社红卫中学担任教师。1974年6月入党。他的第一个领导职务是公社党委宣传委员（享受副乡级待遇）。 到公社文化站工作后，幸运之神降临到姜人杰头上。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费孝通前来故乡吴江调研，先后两次到震泽镇调研小城镇建设，均由姜人杰全程陪同。姜人杰为人机灵，深得这位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老的赏识。 七十年代末，全国恢复高考，姜人杰未能如愿进入大学殿堂。到了八十年代初，错过高考且年龄较大但有前途的机关干部，有机会被推荐到大学进修，拿一个大专文凭。1982年，在费孝通的推荐下，姜人杰经过一定范围的考试，被组织上派到南京大学经济管理干部专修班学习。在姜毕业分配时，费老表示，如果没有合适的位置给姜人杰，他将会留姜人杰在自己身边工作。吴江县领导当然不敢亏待姜人杰，1984年，任命姜人杰为上海缝纫机三厂吴江分厂的厂长。而姜人杰呢，果然不负费老重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使该厂成为吴江机电企业中的“龙头”。 1987年4月，在工业线上颇有政绩的姜人杰被调入吴江县政府担任副县长，但分管的却是农业。据当地官员回忆，姜人杰给人的印象是“很聪明，有办法”，而且“会玩政治”。比如，当时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和，但两人都对姜极为信任。 1990年，姜人杰被平调至苏州市外经委任副主任、党组成员。1992年升任江苏省苏州市外事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1998年任江苏省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外经委主任、苏州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2001年5月，姜人杰任苏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市规划、建设、交通、市政公用等13大类工作，兼任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常务副总指挥、苏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从一个公社文化站的干部发展到今天的苏州市副市长，而且分管城建房产这一最有“油水”的行业，在世俗的眼光看来，这应该是一个男人最成功、最有出息的体现。确实，他手里掌握着最能“生钱”、最让房地产富豪们臣服的金光闪闪的权力。 但是，权力无疑是把“双刃剑”。这把“剑”能够体现人生价值、为民服务，但如果使用不当，便会反受其害，被剑刃所伤，甚至亡命于剑下。 姜人杰被判了死刑，命运葬送于他毕生追求、曾经紧紧握住并以此为荣的权力宝剑之下。 2001年姜人杰出任苏州市政府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后的数年，正是苏州市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期。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苏州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超过1000亿，进入全国前列；2003年，苏州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409亿，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其中，城市建设投资从2002年开始就大大超过100亿元的数字。而2003年苏州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802亿。高速公路和城市建设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部分。1998年以来，苏州已建和在建的高速公路包括沪宁高速、苏嘉杭高速、沿江高速、绕城高速等。2003年，苏州市全年高速公路投资计划为31.25亿元。姜人杰担任苏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的指挥长。 由于苏州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几乎每一项重要工程或计划均与姜人杰多少有些关联，并且最终都需要由他拍板或者落实。于是，房产商用金钱专攻他，最终将他轰倒。 经法院审理查明，2001年至2004年间，姜人杰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苏州鼎立物产有限公司总经理顾某、苏州市华业百福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某、苏州易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某、苏州天熹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某某、苏州市友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凌某某等人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0867亿元、港币5万元、美元4000元。受贿1亿余元的姜人杰，以建国以来腐败金额最高的“第一贪”形象惊曝于世人面前，其单笔受贿金额8250万元更是创下史无前例的纪录。 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姜人杰案所涉及的五起受贿案件大多与土地和房产开发有关，多笔受贿款都是在征批土地和转变土地用途的过程中收受的。 检察机关指控，2001年2月，姜人杰出任苏州市副市长。当年，其子姜荑从南大毕业，酝酿开拍卖公司，注册资金至少要1000万元。姜首次向开发商索贿，就发生在此时，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检方查明，姜以儿子的名义索贿或受贿2000多万元。 姜人杰在担任苏州副市长短短三年期间受贿1亿多元，平均每天受贿约十万元。其中有一笔超过8000万元，成为我国贪官单笔受贿之最。 行贿8000多万元的事主姓顾，是姜人杰的老部下，原是苏州工业园区某办公室主任。2001年，正值房地产业抬头之际，顾便想借机下海经商。顾某打电话给正在省委党校学习的姜人杰，表示想搞房地产开发。2002年1月，顾某注册成立苏州鼎立物产有限公司，主营房地产经纪与代理业，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及中介，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卫生洁具。姜并不含糊，还真的给顾推荐了苏州水利局在园区附近的150亩土地。水利局在上世纪90年代取得土地使用权后一直没有开发，迫于资金压力，急于转让。姜告知顾某，称可以每亩约7万元的价格买入办度假村。经姜从中帮忙，并话里有话地告诉顾某：“这个生意我只给你介绍了。”顾某一听当即表态：“事成后利润我们平分。”2002年下半年，根据土地“招拍挂”的新政——超过2年没有开发的属于招标拍卖范围的项目用地，一律由政府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水利局那块土地也在被收回之列。但当时顾已买下那块地，打算向苏州工业园谈判索赔。姜示意顾以外商的名义向市领导反映问题。顾遂与一家香港投资公司搞了个假合作，然后以这家公司的名义给苏州市委书记写信，要求对其“度假村”用地作出补偿。果然，事情引起重视，市委一位副秘书长被指派调查、解决此事。姜人杰进一步从中协调，使其在土地回收前办下了土地证。 顾在办好土地置换手续后，又在姜的牵线搭桥下，将90%的土地使用权高价转让出去，净赚1.9亿元。2003年10月底的一天晚上，顾某到姜人杰家兴奋地说：“那块土地转让后我们净赚了1.9亿元，这全亏你帮忙!”一个月后，顾某告诉姜：“公司账上的8250万元全部归你！” 然而，在2001年至2004年间，通过土地和房产开发大贪特贪的姜人杰，却给苏州当地的老百姓留下美好印象。在被查前，市民们经常可以看到姜在晨练，穿着一条腈纶运动裤，藏青色，镶白边，款式旧。谁也看不出，这个着装简朴的副市长，会受贿上亿，而且一次就敢“吃”进贿款八千多万！ 木偶戏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其吸引力在于不会动的木偶居然会表演出各种奇妙的动作。事实上，它的奥妙之处就在于木偶的身体上隐藏着人们不易看见的细丝线，牵着线的人，才是真正的表演高手！ 在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腐败手法不断翻新的今天，许多腐败分子都在用心钻研腐败的新花样。姜人杰不愧为“人中之杰”，他钻研出的腐败手法之一，便是让儿子到前台表演木偶戏，而自己则躲在后台牵线，堪称当今时代的腐败高手！ 姜人杰有个宝贝儿子，名叫姜荑，1979年出生，曾是南京大学工商管理系1997级学生。2001年大学毕业后，先入苏州欧莱雅(中国)销售部做销售主任，2002年1月入苏州市协安贸易有限公司任业务经理，在父亲姜人杰担任苏州市副市长一年多后的2002年9月离开，开始经营其苏州福海拍卖行有限公司。 档案资料显示，姜荑任总经理的苏州福海拍卖行有限公司(简称福海拍卖行)成立于2002年10月10日，股东龚薇和史建官各出资250万元，各占50%的股份。 史建官，1959年出生，在上述公司成立前为苏州市住房置业担保有限公司业务经理，这家公司是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福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是龚薇。龚是姜荑的大学同学兼女友，两人于2004年5月结婚。福海公司成立时，龚薇大学毕业才一年。以龚薇的年龄和经历，她不可能拿出250万元注册资金。 姜人杰挪用公款的罪名，是由其子姜荑引发的，问题首先出在姜荑掌控的福海拍卖行的注册资金来源上。2002年春节后，大学毕业的姜荑欲开设一家拍卖行，需要大笔注册资金和业务周转金。姜人杰找到时任苏州住房置业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陈峰，他是陈的顶头上司，姜人杰担任董事长的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又是陈峰所在公司的母公司，陈便从公司账上分两次挪给姜荑1200万元公款使用。姜人杰叮嘱姜荑一旦注册完毕，就尽快归还。为了掩人耳目，姜荑没有出任福海拍卖行股东，而是被聘为总经理，以此达到在工商登记资料中隐藏身份的目的。但是，贪心的姜荑并没有完全听父亲的话，在注册完毕后，他没有尽快把资金还回去，而是用这笔资金迅速地扩大自己的业务。 2003年，根据群众举报和纪检机关的介入，查出陈峰担保公司1200万元的专项资金漏洞，陈被传唤调查，殃及姜人杰，最终东窗事发。 福海拍卖行成立后，其业务囊括了绝大部分的新开商铺和土地的拍卖，生意异常兴隆，几乎把苏州同城的拍卖公司挤垮。此后的一年间，福海拍卖行的业务总额高达8.1亿元人民币，纯利润超过4000万元。 福海公司对文物和艺术品的拍卖不感兴趣，做的全是“政府生意”。2003年8月，属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产的五星级酒店“新苏国际大酒店”要拍卖，原由上海一家拍卖公司承接，后经姜亲自过问，指定由福海估价拍卖，福海抽取了5%的佣金，仅此一项获利高达3000万元。 姜人杰洗钱手法不仅在于让儿子的拍卖公司获得了特别多的业务，更重要的是，他利用自己手中分管土地城建房产开发的大权，将“肥水”一一“赶”进儿子的公司里。 姜人杰常用的操作手法是：某开发商看好地皮——这些地皮通常是原来的农业用地或者工业用地——找到姜人杰，由政府出面收回土地，给土地原使用者一定补偿，然后将这些土地的性质转变为商业、金融、房地产开发用地。这些土地中，一部分被直接划拨给政府下属的城建开发公司，由这些公司出地皮，房地产开发商出资金，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从中渔利；而另一部分则拿出来公开拍卖，由姜人杰事先与开发商商量好，以约定的低价拍卖成交，双方再从所得利润中分成。后一种操作手法，成为姜人杰父子的巨大财源。 因而，福海拍卖行对行内竞争最激烈的艺术品、公物拍卖根本不屑一顾，他们只吃土地，业内有人称之为“土地专卖店”。 福海拍卖行所进行的业务，基本囊括了苏州所有新开商铺以及除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外的所有土地和关破企业的土地拍卖。根据福海拍卖行网站的自述，“成立一年来，拍卖成交额累计达到8.1亿元”。 据了解，苏州拍卖行业一年的总业务量大概在20多亿元，由大小28家拍卖行分割，其中土地拍卖总量不过10亿元。福海拍卖行基本上垄断了苏州的土地拍卖市场，他们的收费标准比其他拍卖行高出近一倍。 当地一拍卖行的负责人透露，苏州某项国有资产的拍卖，最初达成了由他们拍卖的意向，最后却落入福海手中。此外，福海佣金标准可以达到拍卖价的5%，而其他苏州拍卖公司仅能得到2%—3%的佣金。 2003年底，由于开发商的利益之争，有人给纪检机关写信反映姜人杰以儿子之名洗钱受贿，特别是儿子的拍卖公司借用陈峰担保公司1200万元专项资金的问题。江苏省纪委开始着手调查。同时，国家审计署到苏州进行专项审计，审计人员发现，某专项资金中少了1000万元。而查证的结果是，这笔资金被挪用给了姜荑，用作成立公司的注册资金和启动资金。审计结果让姜人杰非常紧张，他急忙叫儿子把钱还回去。好在这段时间里，在姜人杰的“关照”下，姜荑的拍卖公司生意兴隆，归还1000万元资金并不困难。审计结束后，也没人来追究姜的责任。但姜人杰始料未及的是，他和他的一家因此事已经处于有关方面的监视之下。审计结束后，姜人杰安排姜荑设法将家中的资金转移到境外，姜荑因此远赴云南处理相关事宜。姜家转移资金的行动刚一展开，即被发现。姜人杰由此被“双规”，而姜荑亦从云南被带回苏州。 姜荑案由中央纪委责成江苏省和苏州、无锡市纪委联合查办。姜荑一案由苏州市沧浪区法院审理。由于姜人杰案一拖再拖，儿子姜荑的案子也只能往后拖。相信在姜人杰案审结后不久，儿子姜荑案也将开审。 （文/金福） 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各种新类型受贿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具体意见。其中第七款明确了“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该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这一司法解释，使姜人杰父子难逃法律的严惩。 敛财无道终丧命 2007年5月29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受贿、玩忽职守案在北京市一中院宣判。最终，郑筱萸被判死刑。法院查明，郑筱萸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共计649万余元。6月7日，郑筱萸正式提出上诉请求，此案进入二审程序。据悉，郑筱萸在上诉书中称，自己在案发后有“主动坦白”、“认罪态度较好”等法定可以从轻的量刑情节，而一审作出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量刑过重”，希望二审法院考虑这些情节，酌情对一审判决做出改判。 确实，相比较于丛福奎、韩桂芝、刘方仁、李嘉廷等被判死缓和无期徒刑的高官受贿的经济数额来说，收受600余万元贿赂的郑筱萸一审被判死刑似乎是重了些。不过，假如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郑筱萸一案的社会危害性，就不难理解了。 2007年1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监察部关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调查情况的汇报，对进一步查处案件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加强食品药品监管和政府廉政建设作出了部署。会议认为，郑筱萸等人的案件是一起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郑筱萸在药品监管工作中，严重失职渎职，利用审批权收受他人贿赂，袒护、纵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违规违法，性质十分恶劣。案件造成的危害极大，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会议要求对郑筱萸的违纪违法问题，要彻底清查，依法严肃处理。温总理亲自主持的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给郑筱萸案的重判提前下了一个注脚。 翻开郑案的厚厚案卷，我们更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一家三口是如何利用职权谋取利益，其敛财手段翻新，花样迭出，但招招都离不开一个“钱”字。 郑筱萸于1944年12月生于福州，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在杭州有着23年制药业从业经历的郑筱萸，曾有极好的口碑。他不仅获得过“全国劳动模范”、首届“全国医药行业优秀企业家”等称号，而且平时爱好书法、音乐，被认为是素质较高的领导干部。1994年，时任浙江省总工会主席的郑筱萸，经人推荐，非常意外地被任命为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副部级）；1998年改任国家药监局第一任局长（正部级）。2005年6月，年满60岁的郑筱萸被免去国家药监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担任中国科协旗下的中国药学会理事长。2006年12月28日，已经卸任一年零六个月的郑筱萸，因涉嫌收受贿赂，被中纪委“双规”。在以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为主的办案人员的努力下，郑筱萸批药、老婆孩子收钱的敛财新招之面纱，才被一一揭开。 郑筱萸尽管是福州人，但他长期在浙江经营，与浙江政界和企业界关系的密切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地方。当他荣任国家医药局和药监局局长后，浙江的医药企业得天时地利之便，轻易地与郑局长搭上关系，使企业得以“超常”发展。在这些企业家中，浙江双鸽集团的负责人李仙玉可谓先人一步，与郑局长的关系发展得非同一般。在郑的关照下，1999年10月至2003年8月间，双鸽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为其申报的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和一次性使用输液器办理医疗器械注册证，得以顺利审批；其下属公司申报的“甘露醇注射液”等总共有24种药品的生产或注册获得签批同意。 李仙玉与郑筱萸的关系之铁，关键在于走了“夫人路线”。通过郑的夫人刘耐雪，让她“吹枕边风”，以便各种批文顺利办下来。那个时候，党政机关的风气还不错，李仙玉也不想直接以金钱将人家拉下水。特别是郑筱萸刚去北京那会儿，还是较为注重自己的廉洁形象的。李仙玉与刘耐雪商量了一会儿，觉得邀请刘耐雪担任公司的顾问，然后再给以一定的“顾问费”。这种有了劳动，再付劳动报酬的办法，获得了双方的肯定。尽管现在看来有些掩耳盗铃，但当时大家都觉得非常妥帖，是个好办法。当郑筱萸知道夫人与李仙玉有着这样的“经济关系”后，批办许可证的积极性自然高涨。几年下来，刘耐雪从双鸽公司领取的所谓“顾问费”总计有10.36万元人民币。 当然，仅靠这十几万元的“顾问费”是不能拿下堂堂的部级高官及其夫人的。双鸽集团负责人李仙玉清楚，搞公关好比熬中药，得用文火，慢慢来。“顾问费”一点点地发，其他好处也要一次次地跟进。 李仙玉与刘耐雪经过多次商量，觉得应该找出一个让刘安心拿钱而又不会出事的办法。正好，那时各地兴起投资入股的高潮。特别是浙江的党政机关，到企业入股也挺时兴的。1997年，李仙玉想到了双鸽集团峰峰塑料制品厂要新办一个针头车间，于是马上抛出绣球，邀请刘耐雪投资入股。 让刘耐雪出钱到浙江的一家公司入股，承受投资风险，当然不妥。不过，李仙玉有的是办法，他告诉刘耐雪，其实这个入股是名义上的，根本就不需要出钱。但对外界来说，或者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还是出钱的。具体的办法是，先是李仙玉借5.2万元人民币给刘耐雪，由刘出具借条；然后再拿这笔钱入股，等到分了红之后，再从分红中拿出钱来还借款。虽然第一次分红用于还款了，但以后的分红，就是白拿了。 刘耐雪觉得这个办法非常好，办得很漂亮。她按照李仙玉的指点，出具了借条，而且在1999年9月，还真的还清了欠款。不过，这次入股手续是刘耐雪办的，但入股人的名字却写的是自己的儿子郑海榕。几年来，刘耐雪从李仙玉处领取的分红，至案发前为22.8万元。 在领了“顾问费”和“分红”之后，刘耐雪与李仙玉的关系越来越铁。加上郑筱萸为李仙玉公司所办的批件也越来越多，双方的信任与日俱增。 时间到了21世纪后，社会风气也有些变化，领导干部及其家属收受钱物的胆子逐渐大起来了。如果继续这样“小打小闹”，郑氏一家要想迅速富起来是不可能的，“小富即安”决不是他们一家三口的理想。再说，2002年开始，儿子郑海榕已从日本留学归来，该为儿子的家业好好打理一番了。接下去，儿子的结婚、用车、住房等等，都是大问题。 李仙玉得知郑氏一家的忧虑后，马上解囊相助。是啊，只要你肯要，我还不肯送么？2002年，李仙玉将一辆奥迪牌轿车(价值人民币18.5万元)送到上海，交给郑海榕；2002年4月，又送上人民币17万元给上海的郑海榕，用于交付购买上海市普陀区凯旋北路一套房屋的首付款；2005年1月至2006年5月间，又以股份权益名义给予人民币25万元，同时还帮助交付购买上海市浦电路双鸽大厦438号507室的首付款人民币199.25万元。 就这样，光是浙江双鸽一家公司，便通过种种名义，给郑海榕、刘耐雪送上财物共计人民币292.91万元。 双鸽公司给郑筱萸儿子奉送买房款的办法，让人胃口大开，大大激活了郑氏一家以此致富的兴趣。 在双鸽公司之后，北京市斯格利达天然医药研究所、北京奇源益德药物研究所负责人也如法炮制，以表“孝心”。北京市斯格利达天然医药研究所代理的“佩夫人止咳露”进口计划的审批得了郑筱萸的帮助，北京奇源益德药物研究所申报的“注射用清开灵”的注册也获得郑的签批同意。为表示感谢，2003年6月，该研究所负责人送给刘耐雪人民币40.5万元，用于支付以郑海榕名义购买的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区一套别墅的首付款；2003年8月至2005年4月，该研究所负责人又送给刘人民币25.2万元，用于支付别墅的银行按揭贷款；2005年4月至2006年1月，再次送给刘耐雪人民币28.7046万元，用于支付该别墅的装修费；2005年8月，又送给刘耐雪人民币10万元，用于为别墅购买家具。 通过以买房、装修、购家具等名义，该研究所先后送给刘耐雪人民币共计104.4046万元。 与浙江双鸽公司老板李仙玉一样，广东某医药公司的女老板郑军也很精通公关术，懂得如何收买人心。 1999年底至2003年10月间，这家医药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在办理进口化学药品原料“盐酸钠洛酮”、申请成为药品零售跨省加锁试点企业、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等事宜过程中，得到身为国家药监局局长的郑筱萸的帮助。为此，在2000年6月至2006年12月间，该公司多次给予其儿子郑海榕共计人民币98万元。 那么，这家公司是如何说服郑氏一家，让其儿子大胆收下这笔钱的呢？ 虾有虾路，鳖有鳖路。广东这家公司自有他的行贿新门路。 这个新门路，便是给郑海榕找工作、发工资。当然，工作是名义上的工作，工资也是名义上的工资，关键是掩人耳目。 2002年，郑海榕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开始在北京妆王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因这个公司领导互相之间闹不团结，郑海榕认为待在那里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于是就离开了这家公司。后来，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这时，广东某医药公司女老总郑军找到了他，整天找他吃吃喝喝地套近乎，最终说服他在她的公司干活。而所谓的“干活”，便是到其父亲郑筱萸那里说好话，请他帮助办理公司的审批业务，然后，由公司支付郑海榕一定的报酬。 于是，在父母亲面前，郑海榕一口一个阿姨，把郑军这个女老板叫得挺热乎的，让郑筱萸觉得郑军是个值得帮忙的人。而在郑筱萸夫妇面前，郑军这位“阿姨”则表现得非常喜欢郑海榕这个“海归”青年。就这样，郑筱萸同意了儿子郑海榕帮郑军及其企业“工作”，“跟着郑军跑来跑去”。他交代说：“郑军见了海榕后就特别喜欢这个孩子，海榕也喜欢郑军这个阿姨。他们经常联系，我对此也是比较放心的，后来郑军想让海榕给她工作，海榕自己也很想去，我曾担心这孩子做不了，但海榕坚持要走这条路，我也就不反对了。这样有一段时间他经常跟着郑军，听说郑军还给他发工资。” 郑海榕事后交代：“有一次郑军对我说，我刚回国，也没有找到工作，经济上比较困难，要发展也不容易，她可以在经济上帮我一下。并说以我在她单位工作的理由每月给我一万元的工资。”而事实上，郑海榕从来就没有到这家公司去上过一天班。 2000年6月至2006年12月，郑海榕收受郑军每月以工资名义给予的人民币1万元，共计人民币73万元；2005年上半年，郑海榕又另外收受了郑军人民币25万元。两项合计为98万元。 并不是每个药企老板都如李仙玉、郑军一样懂得借用其他名义给领导干部的家属送钱。也有一些比较老套的送钱办法，就是逢年过节送礼。这礼里面有贵重礼物，也有一定数额的礼金。 海南普利制药有限公司曾经申报过“注射用盐酸曲马多”、“注射用乙酰谷酰胺”等药品的注册审批，获得过郑筱萸的帮助，该公司申报的“注射用尼莫地平”等6种药品的注册也获得郑的签批同意。为了感谢郑的帮助，该公司负责人送给郑筱萸人民币11.5万元。 如果把这笔钱加在一起，比较可观，郑筱萸未必会收。但是，如果以礼金的名义，五千一万地送上，效果就不同了。尽管这样做比较麻烦，但送礼的和收礼的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请看这麻烦的一次又一次吧：一是2001年春节前，收受该公司负责人给予的人民币5000元；二是2001年中秋节前，收受该公司负责人给予的人民币1万元；三是2002年春节前，收受该公司负责人给予的人民币1万元；四是2002年中秋节前，收受该公司负责人给予的人民币1万元；五是2003年春节前，收受该公司负责人给予的人民币1万元；六是2003年中秋节前，收受该公司负责人给予的人民币1万元；七是2004年春节前，收受该公司负责人给予的人民币1万元；八是2004年中秋节前，收受该公司负责人给予的人民币1万元；九是2005年春节前，收受该公司负责人给予的人民币2万元；十是2005年上半年，收受该公司负责人给予的人民币2万元。 为了这11.5万元，该公司负责人每年要跑到北京，在北京市广州大厦整整送了十次。从送钱的数量上也可以看出，最初是5000，后来发展到1万，再到最近两次发展到2万。看来，社会经济在发展，人的胆子也慢慢大了。 与海南普利制药有限公司一样主张分次送钱，少吃多餐的，还有中华茂祥集团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中华茂祥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申报的“重组人干扰素α 2a凝胶”的注册审批获得郑的帮助，其下属公司申报的“注射用苦参素”、“流行性感冒裂解疫苗”的注册也获得郑签批同意。为此，在2003年七八月至2005年3月间，该公司负责人先后三次在北京新大都饭店送给郑人民币共计12万元。这三次分别是：一是2003年七八月间，收受该公司负责人给予的人民币2万元；二是2004年10月，收受该公司负责人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三是2005年3月，收受该公司负责人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 不过，由于郑筱萸收受的礼金数额较大，而且与利用手中职权为人谋利密切相关，因此，这批礼金最终被法院确认为受贿，可能这是他当初不曾料到的。 郑筱萸不仅自己大量收受礼金，通过老婆孩子收受巨额贿赂，另外还通过手中职权，接受他人请托，借打官司收受“好处费”。2004年3月至11月间，郑筱萸利用担任国家食药局局长职务上的便利，在山东长清制药厂起诉国家食药局的行政诉讼过程中，接受北京光明中医研究所负责人的请托，为被列为诉讼第三人的该研究所和汕头市美宝制药有限公司通过诉讼最终获得“湿润烧伤膏”的生产批准文号提供帮助，并为此收受该研究所回报的2万美金。 山东长清制药厂诉国家药监局诉讼案的背景复杂：1988年2月，北京光明中医烧伤创疡研究所与中国国际工程和材料公司、山东省长清县城关镇后三村村民委员会三家签订联营协议，成立了长清制药厂，生产湿润烧伤膏。1990年联营的三方因发生纠纷，起诉至法院，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94年终审，长清制药厂被注销。 但是，一年以后，山东长清县城关镇后三村村民委员会在三方联营解体之后重新注册成立了名称完全相同的山东长清制药厂，继续生产湿润烧伤膏。在2000年2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了北京光明中医烧伤创疡研究所把生产湿润烧伤膏的技术转让给下属汕头美宝制药厂，生产该药品。 但是，在以后的生产过程中，山东长清制药厂又提起行政诉讼，起诉国家药监局的行政行为违法，要求国家药监局撤销涉及山东省长清制药厂非法生产的相关处理和批复，后此诉讼行为以山东长清制药厂败诉而结束。 2001年和2002年，山东省的一些人大代表两次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认为法院判决错误，应该依法保护山东省长清制药厂生产湿润烧伤膏的权益。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山东长清制药厂的行政诉讼的裁定，后北京市高院将北京光明中医烧伤创疡研究所和汕头美宝制药厂列为第三人。 为此，北京光明中医烧伤创疡研究所负责人徐荣祥非常着急，他事后回忆说：“当时山东省40多个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国家药监局面临着很大压力，最高人民法院将该案发回重审后改判的可能性很大，如果郑筱萸不支持，国家药监局在诉讼中不积极举证，行政诉讼就会败诉，我们公司就会因此而失去湿润烧伤膏的生产权。” 郑筱萸开始时并没有想要插手此事。在最高法院发回重审后，郑通过高金波律师转告徐荣祥说：“我们只能以法院的判决为准。”后来，徐荣祥写过一个材料要求见郑。郑筱萸回忆说：“见我的目的就是希望我支持他打赢这场官司。”就这样，双方最后见了面，为了打赢官司，徐给郑筱萸送去2万美元。 在郑筱萸的帮助下，此案在2004年经过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两审终审，做出了“原告山东长清制药厂与卫生部88卫药Z?01号批件上的同名长清制药厂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判决，处理了“山东长清制药厂假冒他人名义和制售假药的不法行为”。 …… 除了以上这几笔外，郑筱萸还通过郑海榕于2001年4月在香港收受浙江康裕制药有限公司负责人给予的100万港元(折合人民币105.53万元)；2002年6月，收受咸阳步长制药有限公司负责人给予的1万美元(折合人民币8.277万元)。 经法院审理，1997年6月至2006年12月，郑筱萸在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双鸽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康裕制药有限公司等八个单位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其子郑海榕、其妻刘耐雪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的财物及人民币500.3146万元、100万港元(折合人民币105.53万元)、3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4.8312万元)和奥迪牌轿车一辆(价值人民币18.5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649.1758万元。 与此同时，郑筱萸还犯有玩忽职守罪。一是郑筱萸应当预见而未能预见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专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如果处置不当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违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和民主决策程序，草率决定并启动了专项工作。二是郑筱萸不认真履行职责，对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专项工作疏于职守、领导不力、审查把关不严。郑筱萸没有将专项工作作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重要工作来组织、领导和实施，仅安排药品注册司一名副司长担任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成员大多临时抽调，且更换频繁。三是郑筱萸不正确履行职责，草率同意给违规审批的药品换发了药品批准文号。 （文/高新） 由于郑筱萸的玩忽职守行为，致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一是导致药品监管失控；二是增大了人民群众的用药风险；三是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公信力，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举报人原是案中人 地处大西北的甘肃政坛，一直以来较为平静。可是，这一局面正悄悄地被打破。经过长期、反复的缜密调查，中纪委、甘肃省纪委和检察院反贪部门在兰州联合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反腐风暴。 2005年11月21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原甘肃省兰州市市长（正厅级）张玉舜受贿一案，由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其羁押地甘肃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做出判决：被告人张玉舜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万元；对追缴的赃款人民币84万余元依法没收并上缴国库。 出身贫穷的张玉舜，从一个普通商业系统干部一路官至兰州市市长。后来，张玉舜因工作原因被调离市长岗位。他将自己大权旁落的原因归咎为市委书记的作祟，于是动员妻子和女儿一起，在全市收集关于市委书记违规违纪的证明材料，并向相关部门进行了举报。 在她们母女俩的斡旋下，有一半的行贿人都收下“借条”，但是另一半却数额巨大，一家人因此惶惶不安。张玉舜于是加快递字条的速度，想利用自己的“关系”将事情给摆平，正因为他的这些干扰活动，使检察院的侦破工作一下子陷入了被动。 在张国芳的发财轨迹中，起点是建设位于兰州市中心的国芳百盛商场。1998年4月，张国芳低价拿到了兰州市中心地带东方红广场的公益用地，并在这里建起了商场。 刚过花甲的张玉舜，甘肃省白银市人，当年靠自己的努力考入兰州师范学校（现兰州师专），曾担任校团委书记。大学毕业后到兰州市商业局工作。他工作认真踏实，业务水平也比较高，在单位很受同事和领导的好评，因此，刚40岁就当上了兰州市商业局局长。1992年，张玉舜被提拔为兰州市副市长。2000年，又被提为市委副书记、代市长。3月，正式就任兰州市市长，到达政治生涯的辉煌顶点。 在兰州市商业系统老同事的眼中，张玉舜是一个“敬业、平实、思想活跃”的人。他在公开场合，常把“我是本地人，我做兰州市长对兰州和兰州人民感情很深”这句话挂在嘴边，并标榜自己最大的目标是做一个“平民市长”。张玉舜任市长期间，的确做了一些令群众满意的工作：兰州市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300亿元大关，实施了兰州市南北两山绿化，建立了市长热线，实施了旨在改善兰州市环境污染状况的“蓝天计划”，着手建立兰州市40公里黄河风情线…… 然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玉舜当上商业局长后，围在他身边求他办事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妻子和儿女也经常会享受到与平常百姓不一样的待遇。张玉舜的腐败正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当上商业局局长后不久，一个老乡委托他给搞一批兰州当时紧俏的货物，他碍于人情就签了一个字。想不到事后别人给了他一个信封，当他惴惴不安地打开信封，发现里面赫然是2000元现金。就是这2000元现金，让他提心吊胆地过了几个月，但后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张玉舜的胆子大起来，开始有意干一些“顺水人情”的事情，自己自然也捞了不少好处。随着官位的上升，他得到的回报越来越多，自己的妻子女儿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在担任市长期间，甘肃大陆桥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贤友为取得兰州第十六中学的整体迁建项目，安排公司股东侯兴义送给他6万美元；2003年，兰州黄河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贾仲瑚送给他25万元人民币；2004年春节前后，浙江省东阳二建工程公司兰州分公司经理赵友海为承揽工程，以拜年的名义送给他10万元人民币。这些钱，他当然全部笑纳了。 曾经贵为市长的张玉舜被“双规”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开始跟调查人员大耍“无赖”：他天天在看守所大呼“冤枉”，称自己没有收取贿赂。虽然天天在叫，但是心里有数的他一直想方设法跟外面联系，找当年给他行贿的人进行串供。 而在张玉舜当上市长以后，很快就发现自己和兰州市委书记王军的思想总是合不上拍，他的想法经常被对方否定。而自己手下的一些副职有的时候更宁愿听王军的，而不愿意听他的。当时张玉舜还觉得没有什么，直到2000年7月参加兰州市一家大型企业的生产线落成典礼，这家企业事后给一些主要嘉宾每人发了一个红包。几天后，张玉舜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说，自己的红包要比王军的少，虽然也不知道这是真是假，但是他觉得这绝对有可能。他开始失落了，他觉得在西北这座大城市里，如果不当上一把手，就要受到欺负。 2001年3月，兰州一个知名企业老板找到张玉舜，想拿到兰州一片老城区的开发权，给他送了8万元现金。事后，在市委常委会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张玉舜提出让这个老板来开发，其他常委几乎都没有意见，但是王军却全力反对。最终张玉舜没能为老板办成事，只好灰溜溜地将好处费退了回去。 而不久，这片老城区的改造工程落入王军推荐的一个老板手中。张玉舜听说王军在这个工程上得到了很多实惠，于是他对王军的意见更大，并开始公开反对王军。 从此，只要王军在工作上提出什么主张，不管意见有多好，张玉舜都要从中挑一点毛病出来。时间久了，王军对他的意见也越来越多，两人的矛盾不断激化。 张玉舜苦于抓不住王军的把柄，因此只能将这种怨恨窝在心里。于是在跟王军明争暗斗的同时，他开始注意调查外面对王军的一些传闻，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甚至不惜亲自前往查证，希望早日找到确凿证据，拿住市委书记的软肋。 不久，张玉舜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王军从当时炙手可热的张国芳那里得到了很大一笔好处费。张玉舜又嫉妒又高兴。嫉妒的是自己虽然也曾经从张国芳那里得到一笔好处，但远远没有王军多；高兴的是这次终于有“确凿”的证据，只要王军再对他说三道四，他就有了杀手锏。 张、王二人冲突的公开化，始于2001年底发生在兰州的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这次事件给兰州市民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事件发生后，双方互相指责，矛盾激化。市委书记王军认为，市长张玉舜在风波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在随后的兰州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不再支持张玉舜的工作。张玉舜随即在之后的投票表决中落选，并辞去兰州市市长职务，于2002年1月被平调至省人大先后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 但是，王军并不像张玉舜想像的那么怕他。2001年10月，在一次常委会上张玉舜和王军两人为一件工作上的事情吵闹起来。会后，张玉舜气愤地对王军说：“你身上不干净，小心我将你送进监狱……”想不到王军并不怕，回敬他的是：“我也要将你送进监狱……” 毕竟自己身上也不干净，张玉舜开始心虚了，自己能掌握到王军的材料，王军也可以拿到他的材料啊，因此也不敢那么嚣张了。就这样，兰州市委和市政府里因为没有了他俩的吵闹显得平静了很多，但在暗地里，两人都没有放弃对对方的监控。 张玉舜觉得这是搞垮王军的最好时机，于是连夜写了举报信。但是，考虑到自己也曾经在张国芳那里得到好处，举报信写好后，又不敢寄出去。 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心有不甘的张玉舜就这样败下阵来。 举报人原来也是“案中人”，这倒成了一个意外的收获。2004年10月，一心想将王军搞垮的张玉舜竟然先被“双规”，并成为中纪委直接查办的要案，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专案组对这个案件进行调查。 张国芳是浙江省东阳人，21岁时来到甘肃定西地区闯荡，凭借其精湛的木工手艺生产的“西湖牌”床垫成为当地的畅销货，由此挖到了第一桶金。十几年前他到兰州之后，财富急剧膨胀，并成为“甘肃首富”，在这一膨胀过程中，“权力”对他的支持是关键因素。 人走茶凉。2002年春节，刚调到省人大的张玉舜明显感觉来给自己拜年的人少了，甚至还没有当年他当商业局局长时多。张玉舜一边感叹世态炎凉，一边继续“反思”造成今天局面的原因，这使他对王军更加仇恨，决心要和他斗到底。 从一个普通商业系统干部一路官至兰州市市长，再由市长平调为省人大秘书长，官运亨通的张玉舜在与时任市委书记的王军的明争暗斗中败下阵来。张玉舜觉得自己“栽了一个大跟头，败得一塌糊涂”，由此展开了如跳梁小丑般的疯狂报复。为了将政敌拉下马，张玉舜及其家人可谓用心良苦。一边高唱反腐，一边大肆腐败的张玉舜，终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别人拉下了马，自己也终究难逃法网。 为了搜集更多证据，张玉舜将妻子刘雅丽和女儿张庆芳叫在一块商量。自从他离开市长岗位后，刘雅丽和女儿也难享受以前的荣华富贵了，所以对张玉舜的这种做法表示支持。 这之后，刘雅丽和张庆芳就成天在社会上搜集关于王军的一些闲言杂语，只要一听说王军的不是，母女俩就特别兴奋，刨根问底，让对方说个清楚。为此，被问的人经常吓得慌忙躲开，生怕她们是便衣。如果在调查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麻烦，张玉舜就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亲自出马。 2002年5月，社会上有传说王军跟兰州市一名漂亮的女主持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张玉舜似抽了大烟般的精神抖擞，于是让刘雅丽和张庆芳找到那个主持人的单位，全天候进行跟踪。结果几天后，这位主持人竟认出了刘雅丽这个前市长夫人，不清楚状况的她就主动和刘雅丽打起招呼，吓得她赶紧跑了。 张玉舜在知道这件事情后，赶紧让妻子和女儿撤退，自己找了几个过去的下属继续去跟踪调查。他给“调查组”支付了20000元的活动经费，许诺如果这些人将证据找到了，还可以得到他的重奖。 但是，1个月下来，“调查组”什么证据也没有收集到。张玉舜又开始怪罪手下没有本事，并亲自出马。但是花费了几十天时间，还是什么证据也没有搜集到。但是，他坚信“无风不起浪”，还是让手下的“调查工作组”继续开展“工作”。 春节是当官的“发财”时间，2004年春节，张玉舜决定利用这个时段来抓住已任省委常委兼市委书记王军的把柄。在张玉舜的眼中，春节各个企业给领导“拜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一些企业老板还专门制订了“拜年政策”。张玉舜就利用自己的关系网，打听这些“政策”。而刘雅丽和张庆芳就在王军以及和王军关系密切的几个副书记、副市长的家附近观察，由于拜年的人都是在兰州有头有面的人物，她们便将“拜年”的人一一做了记录。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张玉舜搜集了王军以及跟王军走得很近的一些官员违规违纪的材料，足足有100多页。 而就在张玉舜寻找时机将这些资料交给有关部门的时候，2004年5月，以9.5亿身家跻身胡润中国富豪榜的张国芳，突然被中纪委带走“协助调查”，一时间在兰州引起了巨大反响。 此外，张玉舜的妻子、女儿各收受“甘肃首富”张国芳送来的10万元人民币。 张玉舜从商业局的一个小小科员，到兰州市市长，他几乎没有失败过。而现在却败得这样“一塌糊涂”，他觉得这是王军在利用手中的职权，将他弄下马的。内心除了深深的失落，就是对王军的痛恨。 市政府的初衷是：在这里建设一座国际博览中心，作为兰洽会一个永久性主会场使用。但为何公益用地变成了张国芳的商业用地呢？这成了中纪委调查的一个重要的突破点。 2005年6月23日，甘肃省纪委在张玉舜、杨在溪等人的案情通报会上，甘肃省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察厅厅长王润康强调，加强反腐败的同时，要结合甘肃省的实际，注意维护“促进、扶持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局”。他说，对于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的腐败分子要“科以重典”，同时对主动讲清问题、积极退赃，并有检举立功表现的，包括一些民营企业家，“依纪依法予以从宽处理”。 他立即去找了几名十分要好的朋友商量，朋友们给他出主意说：“中纪委肯定是有目标的调查，你离开兰州市市长岗位已经两年了，目标肯定不会锁定你，而是锁定近两年在位置上的领导……” 听了朋友的话，张玉舜鼓足勇气，匿名将举报信寄给北京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张玉舜自然知道张国芳发家的背后除了自己的努力外，还有其他一些政府官员在中间得到了好处，给予了一些“优惠”政策。 在人大工作，远远没有当市长那么繁忙，于是张玉舜决定，利用空余的时间重新搜集关于王军的证据，在他眼里，王军肯定是有问题的。 在建设时，张国芳因缺乏资金，又与政府签署一项合同。合同内容为：张国芳免费取得土地使用权，甘肃省与兰州市财政各支付6000万及4000万元建设资金作为国际博览中心5—8层的建设资金。 此外，为了解决资金难题，张国芳在建设之初先将国际博览中心1—4层划分为精品屋向社会公开预售，后以“商场经营格局变化”为由，将已经卖出的楼层全部收回。同时，国芳百盛又提出要求，向政府收取物业管理费用，最终双方达成协议，5—6楼由国芳百盛免费使用，开兰洽会时清场。 2004年9月，甘肃省以及兰州市几大领导班子召开了一个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说兰州“张国芳案”涉及很多兰州市的官员，要求大家要廉洁奉公，遵纪守法。在会场上，张玉舜没有看见王军的身影，他当时就明白了，王军可能出事了。会议结束后，他又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王军正被隔离审查。当天晚上，张玉舜就带着一家人在饭店设宴庆祝。 而此时张玉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他的举报信里涉及的行贿人张国芳和贾仲瑚在接受中纪委调查时，也供认出他们当年给张玉舜和兰州市其他官员以及家人行贿的事实。 从检察院后来披露的情况来看，张国芳的商场，最初是以建一座8层的国际博览中心为名义的，当初达成的协议是：1—4层产权归张国芳，政府拥有5—6层产权及“兰洽会”期间7—8层40天的免费使用权。 兰州政坛的地震终于爆发了，其杀伤力在兰州是前所未有的。 “拔出萝卜带出泥”，在调查这个案子时，查出了包括时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原兰州市市长朱作勇（即张玉舜的前任市长）以及当时分管城建、旅游的副市长杨在溪等“有问题”的官员上百人，在全省掀起了廉政风暴。 杨在溪是主管城建、环保的副市长，在东方红广场用地的转让上，他正是具体的主管人，发挥过不小的作用，从后来对杨在溪的起诉来看，在2002年，杨在溪先后两次收受张国芳6万元、10万元的贿赂。 张玉舜毕竟是一个高官，有的人由于涉及自己的利益问题，总是要想办法来“救”他，因此尽管他被羁押，但总还是有人能通过各种关系来看守所探望他。 在看守所，张玉舜经常以写交代材料为名，要来纸和笔。然后随便写些对办案人员来说没有作用的“材料”，用节约出来的纸写成字条，悄悄给妻子和女儿通报情况，安排外面的串供工作。 看守所外，张玉舜的妻子刘雅丽和女儿张庆芳在他的指挥下，挨家挨户拜访当年给他行贿的人，给别人写“借条”，将当年所收取的贿赂全部改成借款。 经过3个月的调查取证，很快检察机关就查明张玉舜在担任兰州市市长期间，收取贿赂共计80余万元。 2004年12月中旬的一天，值班的一名武警战士在无意中发现了张玉舜一张还没有送出去的字条，立即将这张字条交给了专案组，专案组马上对其女婿家进行了搜寻，结果发现十多张“借条”…… 很快，刘雅丽和张庆芳被公安机关监控，同时为了彻底断绝张和外界的联系，中纪委将张玉舜羁押至四川省绵阳市某县看守所，进行异地羁押审查。 眼看自己无力翻身，张玉舜又开始玩新的花招——天天称自己有“心脏病”。2005年5月16日，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决定以涉嫌受贿罪逮捕张玉舜。但张玉舜以“身体健康状况不适、其行为不是受贿犯罪”为由，并称其有举报立功表现，拒绝在《逮捕证》上签字，要求“取保候审”。 针对张玉舜提出的要求，省检察院立即对张玉舜的身体进行专业医学检查。结果还没有走进医院，张玉舜的脸色就变了，头上开始流汗，双腿开始发抖。后经医院对他进行全面体检，其身体虽然有一些小毛病，但是基本健康，不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 2005年6月2日，甘肃省人民检察院首次启动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当日上午9点，4名人民监督员来到省检察院的6楼，经过3个小时的案情了解和磋商，最后独立表决，一致通过对张玉舜正式实行逮捕的决定。 这次，当办案人员将《逮捕决定书》送达张玉舜的手中时，他再也想不出什么法子来为自己开脱罪行了，于是低下了头。 清廉的吏治，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兰州掀起的风暴，无疑是中央坚定反腐决心的展现，也使兰州老百姓人心大快。而甘肃省委书记苏荣也在多种会议场合强调，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铁腕反腐，同时要注意教育干部、爱护干部，反腐斗争要“常举刀，少砍人”，预防和惩治相结合。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在相关部门调查市委书记的同时，自己也东窗事发，结果他和书记双双被“双规”，并“迎来”了牢狱之灾。 浙商的经济力量在甘肃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根据甘肃浙江企业联合会的一项统计表明，目前，在甘肃投资的浙江商户约有7万户，其中企业有3000余家，年销售金额达160亿元，上缴利税近10亿元。而甘肃省官方公布的2003年全省GDP为1301亿元，浙商的经济规模占到甘肃省GDP的十分之一强，浙商的经济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这一事件对兰州市造成了很大的震撼，官员们普遍的看法是：“市长与书记不和，内耗严重，班子内部太不团结，影响了兰州正常工作的开展。”由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调任兰州市委书记的陈宝生履新之时，就着重讲了这个问题。 陈宝生特意强调：全市各级党政组织要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文/周军） 就在调查的关键时刻，中纪委和甘肃省纪委联合组成的调查小组，收到了一份神秘的举报材料，材料中以详实的证据，反映了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王军和副市长杨在溪的违规问题，其中就涉及将兰州市中心地带东方红广场的公益用地，低价转让给张国芳开发国芳百盛；将兰州安宁区农业用地，转让于兰州黄河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贾仲瑚，建设黄河药市。 望“楼”兴贪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中路蓟门桥附近，伫立着一块十分醒目的宣传牌“上风上水上海淀，融智融商融天下”。为了吸引购房者的眼球，这个口号频频出现在许多天价楼盘的广告语中。由于流传甚广、深入人心，口号的倡导者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的名字也风生水起。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不到50岁的“明星区长”忽然又变了一种身份，站在了法庭的被告席上！ 2008年3月28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法庭审理查明：周良洛在担任北京市朝阳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朝阳区常务副区长，以及海淀区区委副书记、区长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从1998年至2006年的8年期间收受贿赂款共计1672万余元，其中有1500多万元涉及土地审批和房地产项目，占到整个贿款的90%，其妻鲁小丹参与受贿889万余元。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周良洛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鲁小丹被以相同罪名判处无期徒刑，两人的个人财产被依法没收，周良洛和鲁小丹没有当庭提起上诉。 法庭上的周良洛戴着一副眼镜，头发一丝不乱，胡子刮得很干净，身着黑色西装配以白衬衫。听到判决时，他坦然表示“在意料之中”，说话时语气沉稳平静，还是一副开政府工作会时的做派。 现年49岁的周良洛祖籍江西省铅山，1978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1983年毕业后留校工作。周良洛很能干，1989年9月担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此后官运亨通。1993年，调任北京朝阳区任区委常委，1994年任区委宣传部长；2000年1月，周良洛担任朝阳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2002年3月，周调任海淀区区委副书记，同年11月成为海淀区区长，同时兼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区北部地区开发建设委员会主任。 据案卷材料显示，周良洛清华大学毕业后，又先后在清华大学社科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深造，拥有管理学博士学位，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这也使得他主政海淀期间得心应手。2002年7月10日，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召开了全区招商引资动员大会，时任海淀代区长的周良洛正式提出用经营城市的理念经营海淀区的思路：经营城市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对城市发展进行资源整合和最大限度的利用。当年年底，周入选该年度中国城市十大明星区长，博得了“擅长经营城市的区长”美誉。作为海淀区主政者，周良洛任内提出了流传甚广的“上风上水上海淀，融智融商融天下”概念，2007年3月20日，周良洛还率辖下各部门负责人做客北京城市广播，畅谈“宜居海淀”建设。没想到两周后，他就被纪检人员带走，此后由于楼市腐败而轰然倒台，应验了百姓的戏言：“家落官落周良洛（落）了！” 2003年起，海淀启动北部新区发展战略，将中关村重心战略性北移，很多原有的村落逐渐被新兴的城市社区所取代。在此过程中，周良洛除任海淀区区长一职外，还同时兼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海淀区北部地区开发建设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周良洛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经营城市”的宝贵机会，大肆敛财。法庭认定，在检察机关指控的10名行贿者中，就有多达6名的行贿者是房地产商，周良洛90%的受贿赃款来自这些房地产商的“中介费”、“好处费”等各种名目的贿赂，其中还包括直接收受住房一套。周良洛的妻子鲁小丹也借助周的权势，在某开发商企业接受了“工资”、“奖金”等形式的贿赂，变相地推自己的丈夫走上了死囚路。 在房价虚高不下，老百姓不堪重负之际，“最擅长经营”的周良洛却把自己“打折”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 北京市的海淀区地理位置优越，是环渤海地区京津唐科技新干线发展的“龙头”和经济腾飞的“发动机”。辖区内科研院所林立，高等院校密集，经济发展迅猛，文化旅游资源丰厚，中央、军队机关众多，拥有首都政治、科技、教育、人才优势以及文化、自然地理优势等明显的区位功能优势和资源优势，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之一。 检察官在侦查中发现，周良洛开始敛财的第一个领域并不是房地产业。1998年至2005年，在其担任朝阳区委宣传部长、朝阳区副区长期间，他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为各类中介公司介绍广告业务、提供手续便利。曾先后多次为北京蓝色家园广告公司、波普广告艺术公司、东方朝阳广告公司、大正广告公司承揽广告业务提供便利，并收受上述4家广告公司负责人10万元至99万元不等的好处费，共计174万元。但是，当北京房地产业风起云涌、房价突飞猛涨的时候，看着开发商们一个个一夜暴富，手握大权的周良洛对广告公司送上的这点小钱已经看不上眼了，他把黑手伸向了回报更“丰厚”的房地产商。 早在周良洛担任朝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期间，他就利用职务之便，在北京坤正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承接棕榈泉项目的前期规划的手续过程中提供帮助，并于2001年收受该公司总经理张小军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 周良洛最大的一笔贿赂来自房地产商刘军。刘军，北京泰跃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沪深两市“泰跃系”的实际控制人。41岁的刘军及其控制的公司一直扎根于海淀区，曾开发“怡秀园”公寓及“太月园”、“太阳园”等楼盘。2002年周良洛主政海淀区后，刘军的“泰跃系”亦进入飞跃式发展期，相继染指湖北金环、景谷林业、茂化实华、三峡水利、凯马B等五家上市公司。更令业界注目的是，“泰跃系”在土地审批趋紧之时，仍在海淀区拥有超过9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其取得的时间段正对应于周良洛主政并大力推进的“区北部地区”大开发。2003年，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刘军向周良洛提出，自己公司面临财务危机，需要从其此前投资的稻香湖项目中撤资。周良洛获悉这一请求后，主动协调，帮助他解决了资金问题。当年10月，周良洛收受了刘军送上的93万元美金。2006年春节前，以拜年为名，刘军又送给周良洛100万元人民币。 2005年，在北京市永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竞争海淀区政府招商大厦办公楼选购、协调隔离带拆迁的过程中，周良洛利用职务之便，为其提供方便。事后，他收受该公司总经理戴迪给予的一套四季青桥附近的别墅，价值人民币198万元。2005年6月，周良洛在任海淀区人民政府区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北京瀚天诚信汽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飞，作为一汽丰田销售有限公司在海淀区注册并在海淀区选址建办公楼项目的中介人，运作该项目的过程中为其提供了方便，事后“笑纳”了周飞赠予的人民币198万余元。2006年前后，周良洛为北京瑞景清源房地产公司开发主语城项目提供了帮助，并以妻子借调进入瑞景清源房地产公司工作的名义，收受该公司总经理张劲梅发放的工资、奖金、入股分红等各种名目的贿赂29万余元。2006年3月、4月，在为北京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承接“竹园”项目提供帮助后，周良洛先后两次收受该公司副总经理李平给予的200万元人民币贿款。 “城市行政一把手一旦深陷楼市腐败，比行业内部官员腐败的危害性更大。”北京市反腐倡廉教育基地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了担忧。他坦言：“这是因为，其手中集中了更多的权力，也就有更多的寻租空间。比如，周良洛为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公司获得土地审批及房地产项目规划等提供帮助，这不是一个国土局或一个规划局负责人所能轻易做到的，但周良洛却能‘通吃’。”难怪当时就有不少人提出质疑，周良洛的“经营城市”的理念到底剑指何方？周在任朝阳区副区长时就为北京永泰房地产公司催要返还款及协调隔离带拆迁问题提供过便利，得到过好处，在其担任海淀区区长时提出“用经营城市的理念经营海淀区”的思路，力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其实就是在为楼市腐败埋下伏笔。 此案侦结后，熟知腐败交易详情的办案检察官陷入沉思：身为一区之长，也是一方父母官，他与房地产商勾结，收受他们的高额贿赂，然后房地产商再把价格不菲的房子卖给购房者，面对周良洛一案中涉及的那些耳熟能详的楼盘名称，每个购房者肯定倒吸一口冷气！虽然与上海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受贿3671万元相比，周良洛受贿1670万余元算不上“之最”，与其他楼市腐败官员的职务相比，周良洛也算不上“最高”，但是作为一个直辖市重要辖区的行政一把手，插手房地产事务，直接从中谋取私利并触犯法律而“落马”，他应该算是第一个。之前，虽然楼市腐败官员多，但大多集中于城建系统或分管城建的领导，因房地产腐败而倒下的城市行政一把手还未出现过，周良洛开此先河，这不能不说是高房价持续升温，楼市腐败升级的一个强烈信号！ 近年来，夫妻共同腐败的案件被曝光得越来越多，如铁道部建设司原副司长严健夫妇、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局原局长韩健夫妇、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夫妇、江西省上饶原市委书记王兴豹夫妇、安徽供销社原主任许道明夫妇等等，任凭平时多么意气风发，一旦东窗事发，夫妻双双变被告。 反贪部门经多年办案发现，夫妻共同腐败的形式有多种多样，不过主要不外乎以下两种：一种是夫妻二人同是官员，禁不住诱惑，又少了必要的监督，于是有机可乘，联袂贪腐，甚至互相攀比。这是一对名副其实的“夫妻贪官”，既可各自为政，又可以“官官相护”，通过“权力对敲”以获取权力红利的最大化；另一种则是夫妻一方做官，而另一方借机进入商界，或者只是开几个“影子公司”，以便让权力与商业珠联璧合。凡心明眼亮者都知道，这些公司真正涉足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官场经济。在此意义上，从商实为搭建一个个能够为其家庭输送权力红利的收费站、利益中枢或者“贿赂漂白机”。 周良洛夫妻也没有逃脱这个痼疾，和过去“贪内助”直接帮“官丈夫”在家收钱相比，周良洛的妻子鲁小丹则是采取了既安全又高效的隐蔽措施，轻轻松松完成了800多万元的“家庭作业”。鲁小丹，1962年出生在冰城哈尔滨，曾在北京歌华公司工作。随着周良洛的“步步高升”，鲁小丹的工作也是几经转换。为了避人耳目，也为了能更加自由地捞钱，2000年1月，鲁小丹与他人合伙注册成立了北京盛世风华现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01年2月，又注册成立了北京诚信世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主营业务均为“企业形象策划”。但是实际上，这两家公司都属于典型的“不务正业”，它们的主要用处就是为了掩人耳目进行转账。为便于汇聚权力红利，周妻鲁小丹先以“策划企业形象”为名行“洗钱”之实，她与周良洛一同受贿的800多万元就是主要通过这两家公司转账后放到自己的口袋里的。 当这对夫妻走上法庭，站在“腐败一线”被提起公诉时，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与许多贪官夫妻“大难临头各自飞”不同，周良洛在法庭上对部分涉及他妻子的受贿指控提出了异议，竟然想“保护”妻子。不知道是周良洛良心发现还是另有隐情。难怪有旁听者悄悄议论：“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紧临北京三里屯的幸福二村，周边使馆相邻，环境幽雅。小区32号楼1单元201室，建筑面积达283平方米，主人正是此次同庭受审的周氏夫妇；与其直线距离不过50米的35号楼1单元202室，则为河南籍商人王少一所有。2007年3月27日，中央专案组造访这两栋房子，此时王少一与鲁小丹已被控制。十天后的4月6日，时任海淀区长的周良洛亦被带走。 有关司法材料显示，王少一是周良洛的“发小”。而在过去五年间，周良洛对外一向以“表弟”称呼王少一，并将其引荐给京城政商各界。 37岁的王少一系郑州市二七区人，早年靠汽车生意起家。由于园林绿化实行与建筑行业一样的资质准入制，其初入北京时选择了与郑州市园林绿化实业有限公司合作，以类似“贴牌”的方式进行挂靠经营。 2002年4月，北京博雅绿茵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博雅绿茵）登场，注册资本100万元，其中自然人王少一和郑州市园林绿化实业有限公司各出资50万元。不久，两方出资比例发生调整：王少一出资额增至90万元，郑州市园林绿化实业有限公司则减持至10万元。 正是由周良洛引见，王少一与刘军等京城大腕展开了合作。在没有任何招标信息公布的情况下，博雅绿茵公司却先后承揽了海淀公园、圆明园、博雅德园、稻香湖景酒店（五星级）等工程的部分标段（此标段价值3000余万元）；而其承揽的全长9公里的元大都遗址公园的总投资超过6亿元。 此外，北京博雅绿茵还参与了诸多市政工程，包括海淀区北清路道路改造工程（造价380万元）、海淀区政府西花园工程（造价290万元）等。 没有周良洛的关照、庇荫，拿下这些项目是不可能的。当然，“傍”周的结果是王也难逃法网(王少一另案审理)。 有腐败，就是因为有空隙可钻；有行贿，就是因为有暴利可得。开发商之所以愿意花大手笔给贪官行贿，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手中的“魔术棒”任意变幻出各种伎俩，赚取楼市中的暴利。 一是改规划。在寸土寸金的城市，建设规划退一点，规划格局动一点，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觉察出来的，但对房地产商来说却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因为规划一动，意味着建筑区划内的容积率的改变。容积率是指建筑区划内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值，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容积率越高，可供其销售的面积就越多，获利越多。改变规划，提高容积率就相当于在同样的土地上，可以盖出更多的房子，一块占地1万平方米的土地，假使容积率是4，意味着可建4万平方米，如果把容积率提高到4．5，则可建4．5万平方米。如果以每平方米6000元的价格出售，可以多得3000万元。有的开发商拿到的土地容积率远远高于周边地块，一个中等项目容积率提高零点几个百分点会增加数千万的销售额。而在土地出让环节，虽然在2003年实行了“招拍挂”制度，但“围标”、“陪标”现象并不少见，这说明土地在拍卖前已内定了买家。正是因为有“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的暴利，开发商才会乐于“大出血”，因为这点“血”相对于回报来说简直就不值一提。 二是变用途。改变土地用途也能带来惊人的利润。土地用途决定着土地的价值，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之间的价格差异可达10倍，因此一些开发商想尽办法打规划的主意，改变土地用途。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价格会直线飙升，土地用途变更的权力掌握在土地规划领导小组手中，但实际决定权在分管领导手中，再加上制度监管缺陷，很容易成为开发商集中攻关、负责城建的官员权力寻租的环节。 这两种“魔术”要想演得逼真，必须要有官员做“道具”。因此，对于楼市腐败要彻底地治理，力度要升级。不仅要完善制度让行业内官员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更要监督好周良洛这样的行政一把手。因为，楼市问题的复杂性本就容易掩盖行业内官员的腐败行为，而城市行政一把手如果也向楼市直接伸手，只能使楼市的腐败级别越来越高，治理越来越难。 几乎人人都知道，精明的开发商不会拿自己的钱送给贪官，“羊毛出在羊身上”，房地产项目的“灰色成本”都要摊入房价中，最后都转嫁给了购房者。我们可以算一下，以周良洛受贿的1600多万元为例，如果要摊到1000套房子上，每户要承担16000元。 据开发商介绍，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要办齐“五证”，盖好20多个公章，这些环节除了涉及规划、国土、建设等主流部门，还需经过房管、工商、税收、建设、交通、环保、卫生防疫、消防、地质勘探、园林、人防等众多机构的审批或备案。虽然政府部门林立，表面上环环相扣，但却很不透明、很不规范。开发商如果不一个个上门去烧香，许多官员就会拖，楼盘开发是资金密集型的，开发商是耗不起的。于是，隐性的腐败成本就悄然开始滋生了。 开发商要想做一个楼盘，各主管部门的“菩萨”都要拜，一路拜下来的费用占到楼盘总成本的3%到5%，甚至更高。也就是说，有些地方政府不积极支持公开房价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掩盖其中的腐败成本。更有人认为，很多房价高企的地方官员之所以声嘶力竭地维护高房价，除图政绩外，估计来自房地产的灰色收入也应该相当可观。如果让房价下降，估计开发商们“上供”的财富也相应下降。如此说来，既影响仕途又影响收入的事情，估计没有哪个智商正常的官员会去干。即使有一两个官员良心发现，他既无能力也无胆量去碰房地产形成的这张关系网。 虽然近几年中央加大了楼市调控，但是由于有“灰色成本”在里面，许多地方领导都坚称当地的房价“在合理区间”；调控开始后，一些地方领导暗中鼓动开发商，力挺房价；棋到中盘时，又有一些城市急忙打时间差，很快公布某时段房价下跌的数据信息，力图让调控“见好就收”；见调控连连出招，一些利益集团便不断放出“房价下跌会导致国民经济灾难性后果”等威胁论，借以瞒天过海，扰乱决策。 楼市腐败不单是买房人要承担腐败成本这么简单，另一方面也破坏了楼市正常的经营秩序，楼市的利益天平会倾向于行贿开发商一方，最后迫使所有的开发商都来行贿，且行贿手段和金额呈攀升之势。楼市腐败让开发商变得心浮气躁，有官员背后撑腰就不再用心于房屋质量，不再甘心于遵守规则。结果只能是房价越涨越高，房屋质量越来越差，开发商越来越蛮横嚣张。 目前房价高、住房难，已成为广大市民的沉重负担，超出了经济发展的相应阶段和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目前的楼市调控着力点除了拧紧土地供应和商品房信贷闸门，提高税率，控制住房供应结构之外，还要梳理或再造房地产项目审批和监管流程，弥补相关的制度缺陷，让每一个环节都能“在阳光下运行”，这样才能挤掉房价中的“灰色成本”，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 （文/荆剑） 当前，官商勾结已成为房地产领域的潜规则，成为这一行业获得暴利的基础，在它背后是大量的权钱交易腐败。从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到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等众多高官的落马，无不与房地产业的黑幕有关。这一系列案件暴露出房地产业的“行业性腐败”特征：房地产开发的诸多环节存在着权力寻租和官商勾结，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在权力缺乏监管的情况下，一些干部不是执政为民，而是为“老板”执政。 规划、国土、房管等与房地产业息息相关的政府部门行政审批权过大，过于集中，尤其是公共权力的运行不够公开、透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是整个房地产行业中权力寻租、官商勾结十分突出的重要原因。 官员插手批租土地除了经济因素外，追求政绩也是一个动力。作为地方领导，要想在任期内干出“看得见”的业绩，抓城市改造、房地产开发是最快捷的。政府称之为“经营城市”，以地生财，城市美了，个人也能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双重实惠。 2006年1月9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受贿、挪用公款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判处被告人丁鑫发有期徒刑17年。 2005年12月15日上午9时，离西湖步行仅十分钟路程的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呈现出少有的神秘和庄严。自从2004年因凤起路延伸段改造拆除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高高的门楼后，站在宽敞的马路上就能看到院子里的动静。此时，比往日增加的警车和部分警卫人员，让人觉得有些异常。 确实，这是建国以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开审的第二位省部级高官。第一位是浙江省原副省长王钟麓，第二位就是现在正在里面受审的我国首名落马于任上的省级检察长——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大检察官丁鑫发。 有意思的是，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审理的这两位高官之间还真有些“牵连”。这真所谓：一根“裤腰带”，拴了俩“蚂蚱”。 2004年6月30日，浙江省原副省长王钟麓涉嫌受贿罪、徇私舞弊造成亏损罪案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钟麓被指控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非法收受他人贿赂39万元人民币及在参与有关项目决策中徇私舞弊，造成国家亏损4440万余元人民币。 王钟麓的儿子王伟明，在上海开拓业务，除了上海是中国的经济大都市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老婆是上海人。王伟明结婚后，夫妻二人迁到了香港。当然，他们的业务主要还是在境内，在浙江和上海。 当王钟麓案发时，消息灵通的王伟明很快在境内消失，据说已逃往国外。尽管王钟麓的许多问题都牵涉到他的儿子王伟明，但中纪委专案组只能找到他的家人，无法找到王伟明本人，从而大大影响了办案进度。好在王钟麓的儿媳在入境探亲时被抓捕，后被中纪委带到北京，交代出了其夫王伟明替老子收受好处六百多万元的违法事实。 深圳科技园区某公司总经理张某，极善于钻政策空子，善于与境内高官子女打交道，并进而结识了一批境内党政高官。在他向中纪委专案组交代了与王钟麓进行权钱交易并送给王钟麓儿子王伟明好处的事实后，专案组还要求他交代与其他一些领导干部（包括子女）权钱交易的问题，为了立功赎罪，张某献给专案组的重要“礼物”就是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儿子收受其好处的问题。“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央纪委在2003年掌握这一重要线索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初查初核，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2004年7月，丁鑫发被正式立案审查。 要说起张某和丁鑫发之间的牵连，真有些奇巧。而堂堂副省级高官丁鑫发的落马，也纯属偶然。要知道，在王钟麓案发前，中纪委根本就没有把注意力放到丁鑫发身上。 俗话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自然就报。这话用在丁鑫发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 中纪委在调查王钟麓和其儿子王伟明违法违纪案件时，发现他们与香港老板张某关系密切。前浙江省副省长王钟麓曾任浙江国信公司董事长。而位于杭州市延安路上的浙江国信大楼装修工程，就是张某的公司负责做的。因此，专案组要查清他们之间的不正当经济往来并且锁定证据，就务必找到关键证人张某。 2003年夏天，中纪委专案组成员悄悄来到深圳，查找在深圳科技园区经商的某公司总经理张某。 调查发现，张某原系广东潮州人，早些年即已通过潮州籍香港人的关系迁往香港，现在深圳经商。但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户口已经迁往江西赣州。办案人员纳闷了，一个香港客商，老家在广东潮州，为什么要把妻儿的户口迁往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江西呢？这其中有什么缘由？ 专案组马不停蹄，立即从深圳转道前往江西赣州。到赣州公安机关一查，事情更怪了。张某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到当地登记户籍没几天，即已办好了赴港单程证（即可永久定居）。要知道，办理单程证是非常困难的事。更何况，按照有关规定，只有在本地定居三年以上者，才有资格申报。张某的妻儿连最起码的申报资格都不具备，更不用说公安机关控制极严的单程名额了。那么，张某的妻儿是如何办成这桩难事的呢？ 初步调查还发现，张某在赣州还是个红人。他投资兴办了多个项目，其中就包括赣州大酒店。这家酒店因种种原因未能顺利办下去，但通过办这家酒店，他结识了更多的社会关系，其中包括江西省原公安厅厅长丁鑫发的儿子丁少华。富有职业敏感性的办案人员马上意识到，张某妻儿的赴港单程证，不仅很可能与赣州市公安局有关，而且还与该省公安厅厅长丁鑫发有关。办案人员一个个都兴奋了起来，恨不得马上找到张某问个明白。 经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张某很快被找到了，并被带回中纪委设在杭州的办案点。 被带到办案点的张某态度强硬，一口潮州腔的他脾气火暴，不肯配合办案。但是，经过中纪委专案组办案专家的政策宣传和心理疏导，张某最终还是缓和下来，竹筒里倒豆子般向专案组交代了与境内高官的种种经济往来关系。 这里，我们暂且撇开王钟麓父子，单说他和丁鑫发父子间的事。早在1994年，头脑精明的张某就来到赣州寻找商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认识了江西省赣州地区（当时未撤区设市）下属的县级赣州市的副市长朱贤平（另案处理）。朱贤平告诉他赣州市饮食服务公司下属的一家饭店要出让产权，可以将其改造为大酒店。张某觉得这是个不错的赚钱机会，便以260万元的价格买下该饭店。他之所以有这个胆拿下饭店，原因是他刚刚认识了丁鑫发的儿子丁少华。有“丁衙内”替他撑腰，相信事情会很顺利。不料，到了1995年，由于张某与出让方饮食服务公司就饭店改造事宜发生意见分歧，最后经过协商，饮食服务公司决定退回张某的全部投资款。但饮食服务公司一直不执行协议，直至1999年4月才归还张某80万元。尽管丁少华也作过努力，但饮食服务公司确实拿不出钱来，余款只得延付。 且说张某，自1994年结识了丁鑫发的儿子丁少华后，总体上称得上是生意兴隆，财运亨通。到了1997年，双方的关系到了一定的火候时，张某便将自己家中的这点困难透露给丁少华，请丁少华帮助在其父亲丁鑫发面前说说话，让他老人家出面打个招呼。 丁鑫发不愧是“护犊情深”，儿子的话果然管用。丁鑫发在给江西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处领导打了招呼之后，张某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赴港定居的申请破格获得批准。为了感谢丁少华的帮助，张某于1997年6月送给丁少华人民币20万元，丁少华收受后将此事告诉了父亲丁鑫发。 2004年春，中纪委杭州专案组在结束浙江省原副省长王钟麓的案子后，立即将精力投入到江西南昌。经过一番初步调查，专案组发现丁少华与其岳父张良琛在经商过程中涉嫌多起经济犯罪。同年5月，专案组中的公安小组遂将丁少华及其岳父带往北京审查。 丁少华案发时33岁，他是丁家的长子，曾在武警九江消防支队服役，1993年转业到江西省进出口公司。 丁少华被抓引起了江西省官场的强烈震动。社会上很快传言，丁鑫发也即将落马，甚至有谣传说丁鑫发已经被抓了。身为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的丁鑫发，位居江西省反腐战场的第一线，深知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艰巨与复杂。毕竟他有丰富的经验，不能自乱阵脚。然而，他的妻子章斌却没有他的定力强。就在宝贝儿子丁少华被抓后，章斌迅速感觉到丁家问题的严重性。要知道，许多钱都是丁家这母子二人亲手收下的，母子“连心”，接下去的事可想而知。因此，章斌一时气急晕倒，很快住进了医院。 丁鑫发在前往医院安慰了妻子一番后，很快出现在办公室和有关会议上。他要让机关干部和广大群众知道，他丁鑫发并没有出事，不能再让这种传言继续散布下去。为此，他刻意安排了几次重要会议，并在电视里露脸。6月28日，他在全省检察机关反贪局长会议上部署反贪工作，并在当天的江西卫视新闻里露面。同时，他还在几次小范围的座谈会上强烈重申：“儿子的事是儿子的事，别往老子身上瞎扯！”7月1日晚上，他还同其他省领导一起，在省艺术剧院观看“七一”文艺晚会。第二天，报纸上出现了他的名字，但正是在这一天，他自己也被中纪委带走了。 他的妻子章斌从医院里出来不久，也紧接着被中纪委“双规”。 丁鑫发夫妻之所以被中纪委“双规”，是因为他们的宝贝儿子很快向中纪委交代了他和母亲章斌利用丁鑫发的职权牟取私利的事实。要知道，中纪委是不会随随便便带走一位省部级高官的，除非掌握了确凿证据，而且涉及的经济数额必须达到一定的数目。 到了北京的丁少华知道自己终于犯事了，但他不知道中纪委究竟掌握了他哪一笔问题，因为他犯的事的确太多了。中纪委也始终没有明说，只是旁敲侧击地要他端正态度，如实讲清自己的问题，争取从宽处理。至于大致的范围，就是如何利用父亲丁鑫发的权力，替人办事，收人钱财。 有了这个大范围，丁少华开始搜肠刮肚地回忆。很快，他就说出了几笔重要的权钱交易案。其中时间最早的是1993年9月，当时其父为江西省公安厅厅长。江西中联进口汽车维修中心承包人祝建华因为走私问题被南昌市公安局查处，其亲友找到丁少华，想让他帮忙放人。丁少华让父亲向南昌市公安局打了招呼，致使涉嫌走私案最终未进入立案程序。为此，祝建华在丁少华的介绍下，将10万元感谢费送给丁鑫发本人。 再一笔就是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某了。丁少华承认自己收受了张某的20万元好处费并将此事告诉了父亲丁鑫发。 第三件事可能更严重了。此事不仅与父亲有关，而且将母亲章斌也卷了进来。章斌于1998年2月任江西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副总队长，后任江西省交警总队调研员。其间，章斌主要分管该总队科研装备科等处工作，其中包括江西省交警系统统一规划开展数码照相制证技术与微机系统管理业务。经丁少华介绍，章斌认识了香港壕兴发展有限公司江西总代理秦某。2000年6月至2003年3月间，章斌先后在其办公室等处，10次收受其贿赂，共计港币116万元、人民币28万元，为此，章斌利用自己及其丈夫丁鑫发时任公安厅厅长的职务之便，让壕兴公司承接交警总队合作数码照相制证业务并且在合同执行时间、照相设备安装、扩张业务范围等方面提供帮助。 第四笔发生在丁鑫发担任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期间。2001年6月至2002年2月，江西兆丰物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邹建丰因涉嫌偷税犯罪而被南昌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为此，其亲友请丁少华出面帮忙。后丁少华让父亲丁鑫发向南昌市公安局打招呼，将对邹的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为此，丁少华先后四次收受邹所送的人民币145万元。事后，丁少华、邹建丰均将送钱一事告知了丁鑫发本人。 第五笔是2003年9月初，江西省吉安市恒荣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罗邦明、总经理罗邦平因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查处。身为其友的珠海市颐亨隆贸易有限公司副总裁龙建芳通过丁少华提出请托，经丁鑫发过问后，该案被撤案。期间，丁少华收受龙建芳所送港币30万元，并于事后告诉了丁鑫发。 第六笔发生在2003年10月，江西省神通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晓东因涉嫌合同诈骗犯罪被检察机关查处。为了不被检察机关起诉而找到丁少华帮忙，丁鑫发在得知王已送丁少华人民币10万元后，表示会过问此案。 此外，丁少华还交代了其父丁鑫发挪用公款的事实。1998年4月，丁鑫发时任江西省公安厅厅长。丁少华的岳父、江西赣州威远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张良琛请丁鑫发帮助解决资金110万元，丁要求省公安厅基建办给予解决。4月28日，基建办将省公安厅基建款110万元汇入张良琛提供的账户。之后，张将110万元归还。 在被中纪委“双规”期间，丁鑫发与妻子章斌均承认上述事实。由此，丁鑫发于2004年12月被开除党籍，并正式移送司法机关查处。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丁案由浙江省检察院侦查，于2005年5月27日交由杭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曾被两次退回补充侦查。10月28日，杭州市检察院再次提起公诉，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2006年1月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受贿、挪用公款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判处被告人丁鑫发有期徒刑17年。 经审理查明，1993年9月至2003年10月，被告人丁鑫发先后利用担任江西省公安厅厅长、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职务之便，为邹某某、张某、秦某某等六人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其子丁少华、其妻章斌(均另案处理)收受上述六人给予的人民币195万元，港币76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275万余元。丁鑫发还利用担任江西省公安厅厅长的职务之便，于1998年4月28日挪用公款人民币110万元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案发后，丁鑫发和其家人积极退清了全部赃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丁鑫发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章斌、其子丁少华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丁鑫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人民币110万元供他人进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鉴于丁鑫发认罪态度较好，能积极退清全部赃款，法院遂依法以受贿罪判处丁鑫发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45万元；与挪用公款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45万元。 宋朝林逋在《省心录》中曾指出：“为子孙作富贵计者，十败其九。”事实上，以非法手段为子孙谋利的人，“败”得更惨。大检察官丁鑫发夫妇的犯罪事实，再一次昭示了这一点。 2005年12月15日，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法庭内，几乎与犯罪分子斗争了大半辈子的丁鑫发，却因涉嫌犯罪而在这里接受审判。 之所以选择小法庭开庭，也是不想让这一大要案受到更多的干扰。可是，有的新闻媒体还是提前得到了这一消息，但是，法庭外的两名法警整装以待，拦住了所有欲踏其门的“无关人士”。最多容纳30人的小法庭只坐了一半人，到场者都是相关办案人员及政府官员。公诉人案前，摆放着厚厚四叠案卷。 62岁的丁鑫发身着黑色毛衣，外套棕褐色休闲装，捧着几张自己书写的材料，在庭审中不时大声地为自己辩解。庭审一直持续到当日下午，没有当庭宣判。 让丁鑫发感到悲哀的是，就在半年多前的2005年4月29日，他的妻子章斌也在这里受审。他妻子章斌因嫁给丁鑫发而成为官场上的贵夫人。同时，又长期在丈夫身边工作，占尽天时地利。在职务方面，先是担任江西省公安厅交警大队副总队长，后升任正处级调研员。公诉机关指控她利用本人和其丈夫丁鑫发任江西省公安厅长的职务之便，帮助香港壕兴公司承接数码照相制证等业务，单独或伙同丁鑫发多次收受秦某某贿赂港币116万余元、人民币28万元。指控受贿时间集中在2000年6月至2003年10月，共10次，最大一笔30万港元，最小一笔3万元人民币。收受贿赂地点，有9次在章的办公室。在侦查阶段，章承认上述事实并交代说：“秦是一位法院退休干部，应该懂法，送来的钱应没问题，但随着钱送得越来越多，我自己心里感觉越来越不踏实。” 但是，到了法庭起诉阶段，章斌听完起诉事实后，表示自己根本没有收受港币和人民币，而秦送钱为其提供方便的事实也根本不存在。“数码照相业务的具体合作事项，是领导定了合作后，才叫我负责的。这个是我的工作，后来作为调研员，就去了各个省份考察数码照相业务”。章斌当庭翻供，令全场哗然，检察官随后翻出了一份调查笔录，与其对质。章表示，笔录上说的都是违心承认的假话，是“为了在中纪委面前保持好的态度，在办案人员的启发下，编出来的，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承担这部分责任”。她说，在工作的时候只和秦接触过一次。自己生病时，秦送了点小钱，除了数码相机和打印机没还外，其他都是有送必还，包括向他借的20万给儿子买店铺的钱。“如果我收了那么多钱，那钱又到哪里去了呢？”章斌反问法官。而对自己买房置业的几百万，她交代都是向亲戚朋友借来的。“我和老公这辈子省吃俭用积蓄了四五十万，过年过节单位福利几十万、亲戚朋友会孝敬几十万、部下会孝敬几十万……”她一笔笔地把账算给法官听。就连主动归还的钱她说也是向亲戚朋友借来的。“我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作了不实的供词，主要是想保我儿子和老公，希望能从宽处理我的家人。”章斌带着哭腔说。 尽管章斌努力翻供，但最终还是于2005年6月29日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 但愿丁鑫发夫妇的犯罪事实进一步启发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如果你们疼爱自己的孩子，就应该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培养子女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上，使他们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只有清清白白做人，才是为人处世的根本，是终身受用不尽的宝贵财富。 （文/王福） 《战国策·赵策》提出：“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要从长远着眼解决根本问题，不应为眼前的蝇头小利所左右。元代无名氏《渔樵记》一再规劝那些一心为子谋取财富的痴心父母：“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马牛。”《梁书·周舍徐勉列传》则明确地提出：“人遗子孙以钱财，我遗子孙以清白。”什么是对子女真正的爱，丁鑫发案值得为人父母者特别是位高权重的父母们深思。 巨贪夫妻黄粱梦尽 2005年4月26日，逃到美国的中国“巨贪”、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之妻于绪惠向拉斯维加斯当地法院认罪，36岁的于绪惠在法院被告席上仍然显得风姿绰约，气度不凡，然而无论怎样打扮也掩饰不了她眼神的黯淡和落寞的表情…… 于绪惠1969年出生于广东开平市，父母都是国家干部。于绪惠从小聪明伶俐，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从小就过着优越的生活。1992年，她于广东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回到了开平市南平中学教语文。此时的于绪惠如出水芙蓉，身后有着一大群追求者。凭着不菲的收入和家庭的支持，衣服非名牌不穿，金银玉器非出自名门不要。她气质高贵，如凤凰在天，令一般的追求者望而生畏，想买一件礼物送她都恐怕她看不起。于绪惠并不着急，对于男人投来的倾慕的眼光，她已经习以为常，作为漂亮的知性女人，她清楚自己的价值。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同学们纷纷询问她有男朋友了吗？她一字一句说道：“不等到‘真命天子’，我决不出嫁！”同学问她的“真命天子”应该是什么模样？她笑道：“他气质不凡，他英俊伟岸，他事业腾达，他家财万贯！” 然而，这样的“真命天子”在哪里？两年下来，她仍然形单影孤。 1994年6月，于绪惠和一个女同学一起来到开平市中国银行分部信贷部，在富丽堂皇的信贷部办公室，副部长余振东接待了他们。余振东身材高大结实，英俊的面孔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声音富有磁性。当于绪惠和余振东的双目相对时，双方都感觉到对方眼中的火花。离开时，余振东不失时机地请她留下电话号码，以便时机合适时办理贷款事务。 余振东也是地道的开平人，1965年出生，父母都是教师，家教甚严。高中毕业后余振东没考上大学，1982年，18岁的他考入了当地中国银行工作。他对前途并没有什么远大理想，对当官也没什么兴趣，工作之余贪玩好耍，只要生活过得去就行了。他先后谈了几个女朋友都不成功，不是他不够英俊，而是他碌碌无为，还喜欢拈花惹草。但是余振东有个特点就是对待工作不马虎，认真负责，并在业余时间自修金融专业本科。1990年，时任开平中国银行行长的许超凡见这小伙可以调教，于是提升他到信贷部任副部长，1992年升任部长。 余振东在办公室见到于绪惠后，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当他打听到于绪惠的追求者甚众，其中不乏局、处长时，他也只有苦笑。过了几天，他试着拨通了于绪惠的电话，约她出来谈贷款事宜。于绪惠对余振东非凡的气质有着深刻的印象，于是欣然前往。在露天咖啡厅，两人一谈，竟然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余振东还在于绪惠的面前夸下了送她一个钻戒的海口，事后自己也后悔，一颗钻戒在当时要一万多元，自己哪来这么多钱呢？ 一天上班，行长许超凡打电话到他办公室，叫他把一张票据的时间和金额重新改写。“这生效的票据怎么能改啊？”余振东说道。许超凡火了：“你跟了我这么久还是木脑袋啊，我叫你改你就改嘛，责任我来承担！”余振东只好把票据改了，余振东知道，其时许超凡因为豪赌及在香港买卖股票已经挪用了几千万的公款。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于绪惠，于绪惠说道：“在银行挪点资金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那才叫本事。你看人家许行长多风光，要钱有钱，要权有权，高档轿车代步，市里领导还陪他吃饭呢！你呀，30岁的人了还是木脑袋，守着信贷部长的职位不会找钱！”经过于绪惠多次“洗脑”，余振东终于开窍了，这世界上只有两个字最重要，那就是“钱”和“权”！ 没多久，许超凡满面春风地来到余振东办公室，拿了一个5万元的信封给余振东：“这是对你的额外奖赏！”余振东从来没接这么多钱。见他迟疑的样子，许超凡说道：“不瞒你说，上次挪用的那笔款子到澳门我小赢了几十万，那笔钱，我过几天就打回来，不会有问题的！”余振东对许行长佩服得五体投地，几天时间许超凡就赚了几十万回来。“行长，你真有本事！”许超凡哈哈一笑，拍了拍余振东的肩膀：“以后跟我好好干，不会亏待你的！”余振东点头称是。 拿着这五万元钱，余振东给于绪惠买了一颗钻戒，两根玉圈和一根蓝宝石项链，这么多的贵重礼物，让挑剔的于绪惠不感动也不行，她紧紧拥抱着余振东说道：“我爱你！”在开平市，很多人都知道于绪惠被人们称为“极品女人”，除了她的气质风度外，她全身上下的“装备”可达二十万！谁都知道她有个有钱的男朋友，而她也为此而骄傲。但是，于绪惠还是不满足，她觉得余振东的本事没有发挥出来，从外交上、心计上、观念上她不断调教着余振东。有了于绪惠的“支持”，恋爱中的余振东春风得意，觉得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以前都是懵懂过日子，白活了！ 尝到了甜头的余振东很快成了许超凡的“亲信”，口袋也渐渐鼓胀了起来。1993年，余振东在许超凡的“关照”下升任支行副行长，并兼任信贷部部长，大权在握的余振东很快学会在贷款业务上“吃、拿、卡、要”。这一年，于绪惠和余振东在朋友们的祝福声中顺理成章地结了婚。权、钱、美女余振东全部有了，在别人的眼里，他在开平市是仅次于许超凡的风光人物。婚后的于绪惠辞掉了教师工作，开着一辆白色丰田跑车到处兜风，闲来就约几个大款朋友豪赌，一场输赢常常在二三十万元。对于余振东的钱来源是否合法，于绪惠一概不过问，她认为同许超凡相比，余振东吃的仅仅是一点零头，同许行长比简直是九牛一毛，还常讥笑余振东道：“你还没有得到许行长的真传！” 许超凡虽然风光，但内心却也不无恐慌。他挪用资金在香港买卖股票已经亏空四千多万，要想弥补亏空，就得投入资金去赚回来，这巨大的漏洞，也需要下面有人来协助他补上。于是他对余振东说道：“你跟着我学学买卖股票吧！”余振东喜出望外，“师傅”终于把他领进“门”了。在许超凡的授意下，他要余振东一次就从转账资金中挪出500万美元。500万美元相当于一个小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啊！余振东的手都在发抖。许超凡指令他把款分别划到一香港企业和澳门一赌场内并带着余振东到了澳门赌场。许超凡一夜输掉300万人民币仍然嘻嘻哈哈，同赌场美女调情打俏，余振东试着赌了几把，输掉几十万他就不敢再赌了。随后的股票买卖操作中，许超凡出手不凡，吞进吐出气势非凡，不是狂赚几百万就是狂输几百万，余振东总算开眼界了。 于绪惠得知后替余振东分析道：“他这种高来高去其实也没多大风险，亏空的资金只要下次赚回来填补就行了，关键是一旦赚了就是成百上千万啊！”从1994年开始，余振东熟悉了许超凡的操作思路，他自己伪造票据单独挪用了500万美元，他对香港汇市进行了研究，认为汇市的风险比股市小，赚钱要稳当些。然而初入汇市，被几个庄家联手设计让他一下就输掉了400万美元。余振东吓坏了，于绪惠怪他：“没用的家伙！”剩下的钱余振东带着于绪惠到澳门赌场“潇洒走一回”，两个不懂赌场奥妙的人很快把钱输光。夫妻俩灰溜溜地回到了开平。一下就丢掉了500万美元，余振东心里惶惶不安。于绪惠安慰他道：“有得有失，下次我们把它捞回来！” 1994年底，为了弥补500万美元的亏空，余振东又挪用了500万美元，这一次他不炒汇了，全部用于香港股市买卖，两个月折腾下来，不但没有赚回五百万，反而狂陪300多万美元，余振东整日愁眉苦脸，于绪惠也唉声叹气。 1995年余振东不再兼任信贷部部长，许超凡的亲信许国俊担任信贷部部长，4月，许超凡把余振东、许国俊召集过来，决定利用人民币坚挺、美元贬值的时机进行外汇交易赚钱。余振东正愁没有赚钱的机会，立刻答应。三个人利用职务之便，假借开平中行客户名义，以代客买卖的形式进行外汇交易，大肆贪污挪用银行资金2亿美元，并导致亏损１亿多美元。巨亏之后，三个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许超凡说道；“事已如此，挪用的资金已经无法填补，我们三个犯下的都是死罪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转移点钱到香港，一有风吹草动咱们就逃吧！”之后三个人又联合起来，先后从银行账户中拆借大量资金，以贷款名义转出1亿美元至美国。 垂头丧气的余振东回到家中，往日的神气一扫而空，这时于绪惠说道：“已经覆水难收了，不如我们弄点钱到美国去吧，美国才是人间天堂啊，只要有钱，我们就可以过上天堂般的日子，即使追查过来了，我们也可以要求避难啊！”这一说，让余振东豁然开朗，事到如今已无法挽回，也只好如此了。 1998年，在许超凡升任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公司业务处处长后，余振东继任开平支行行长，三人都身处要职，不会轻易东窗事发，三人痛并快乐着。于绪惠这时在思考，要在美国立足，必须取得美国公民资格，怎么取得美国公民资格呢？于绪惠对余振东说道：“你买卖汇票经常接触美国人，我们买通一个美国人和我结婚，取得美国公民资格，可以立足美国，以后你到美国后，我就离婚再和你结婚！”“这行吗？”余振东半信半疑，他把这个方法告诉了许超凡和许国俊，许超凡拍手称妙：“好！先将我们三人的妻子‘嫁’到美国，然后我们就有落脚点了！”于绪惠随后召集了二许的夫人开了会，具体策划怎么合法“嫁”到美国，于绪惠通过互联网同跨国偷渡组织取得了联系并达成协议，三人每人缴20万美元，由偷渡组织为她们物色了三个美国人，并为她们办理了结婚证。这样三位贪官夫人于1999年同时“嫁”到了美国，取得了美国公民资格。这下，余振东等三人没有后顾之忧了，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疯狂将资金汇到美国。于绪惠伙同许超凡、许国俊的妻子过着连美国人都惊讶的奢侈豪华的生活。 2001年10月12日，中国银行规范行业系统管理，在工作人员核查电脑上集中反映出来的账目时发现，开平支行赫然出现了4.83亿美元的亏空。当专案组调查余振东、许超凡、许国俊时，发现他们已经失踪。 逃到美国后的余振东在拉斯维加斯找到了妻子于绪惠，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为自己和老婆的神机妙算而感到满足，梦想着美国的“天堂”生活开始了。然而于绪惠哭丧着脸告诉他：“我们在美国的全部存款被冻结了，我的出入已经受到美国调查人员的监视！”余振东立刻瘫倒在沙发上，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现在我们可以支配的还有多少钱？”闷了半晌他问于绪惠。“美国方面只允许我在存折取最低生活费，多一分也取不出来！”于绪惠落寞地说道。余振东一下愤怒了，他抓住妻子的衣领歇斯底里地说道：“天堂！天堂！这就是你带我来的天堂吗？”于绪惠任凭他摇着她的脖子，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一行泪水从她脸上流了下来。突然，窗外一阵警车警报声传来，余振东不由一阵紧张，他朝窗下一看，一辆警车停在了下面，两位联邦警察进来：“余先生，你涉嫌非法入境和洗钱罪，请配合我们回警察局接受调查！” 美国并没有立即拘捕余振东，余振东回到“家”后神情沮丧，他知道大势已去，美国根本不接受他所谓“避难”的要求，于绪惠一支又一支地抽着闷烟。“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余振东一直不停地喃喃念着。一段时间以来，俩夫妇不敢外出，外面有警察监视，听到警车声就直发抖，每天晚上噩梦不断，一天三顿都只有吃廉价的面包，终于，余振东将面包一扔，咆哮道：“我受够了！我受不了了！都是你害了我啊，过平淡生活哪点不好啊？”于绪惠早已被逼得发慌，她哭道：“是我害了你吗？是你自己要充有本事啊，我才不愿过这样的生活呢！”此时的于绪惠双眼无神，因睡眠不好连眼圈也成了黑色，早已失去了往日“聪明”的慧色。 随后两人商量，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分了身上仅剩的600美元，各自逃离拉斯维加斯。2002年12月19日，余振东逃到洛杉矶，刚下飞机就被美国联邦警察以“使用欺骗手段获得签证”罪逮捕，从此开始了在美国的监狱生活。2004年4月8日，拉斯维加斯联邦法院判处余振东诈骗罪成立。 在我国司法机关的努力下，2004年4月16日余振东被引渡移交给中国。还没来得及出逃的于绪惠被拉斯维加斯警方及时拘捕，2005年4月26日，走投无路的于绪惠向拉斯维加斯当地法院承认了非法骗取美国公民身份等罪名，等待她的，是即将到来的引渡回国！ （文/三江映月） 所有虚假的繁华都已经褪去，所有的黄粱美梦都停留在空中楼阁，余振东迈向深渊的每一步，都有所谓“极品女人”于绪惠的推波助澜！尘埃落定，瘴气散尽，美国绝不是逃亡者的天堂，归来吧，如果你是人，永远都要脚踏实地地走路！ 私吞“金库”招致牢狱之灾 在监察部2003年查处的重大案件中，中国银行原副董事长刘金宝“利用职权影响违规发放贷款、牟取私利、涉嫌贪污受贿”的案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据悉，2003年6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即开始对其问题进行调查，并于2004年1月将此案移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同时，另5名涉嫌犯罪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中高层管理人员中，有4名被逮捕、1名取保候审。此后，中纪委、监察部配合检察机关对此案进行了深入调查。 2003年5月22日，天气渐渐热了起来。对于刘金宝来说，这一天是个不祥的星期四。于2003年3月21日接替刘明康的新任中国银行行长肖钢在上任两个月后亲自打电话给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急召他回京述职。 按惯例被安排住在中苑宾馆的刘金宝，内心始终有些不安。位于西直门附近的中苑宾馆其实相当于中国银行的高级招待所，因为行内高官往来均栖息于此。最近常听到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传言，想到这些，他的眼皮就禁不住打颤。 他在宾馆里胡思乱想之时，几位“不速之客”不请而至。这些人里除了中国银行的有关领导外，还有中央纪委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就在这个宾馆，刘金宝被宣布实施“双规”。听到“双规”这词，刘金宝的心里顿时泄了气，但他还是故作镇定地缓和着脸色，并当着行领导和中央纪委领导的面表示要“认真协助调查”。自此，在中国金融界叱咤风云的“阿宝哥”，就被带到了一个神秘的去处，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 刘金宝虽说只是个副部级干部，但兼着中银香港总裁的重要职务，除了代表中国银行出任香港银行公会主席外，还兼着港府委任的港交所公众利益董事、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中企协会会长等一系列当地社会职务，他的一举一动都为境外媒体所关注。特别是香港媒体，几乎每天都把他当明星似的作跟踪报道。在刘金宝于5月22日上京述职后，当地媒体的各种揣测势必影响到股市的波动。 香港各界没能看到刘金宝回港，直到6天后的2003年5月28日，中国银行行长兼中银香港董事长肖钢亲临香港，宣布免去刘金宝的中银香港总裁职务的消息。接任人是中国银行副行长和广北。同时，中银香港举行了上市后的首次股东大会，但作为中银香港上市的功臣之一的刘金宝，竟未能出席此次股东大会，让人觉得很不寻常。肖钢对香港各界重申：“本次人事变动是平常事情，CEO（行政总裁）调来调去是很正常的。刘金宝已在香港工作6年，调回去（北京）是工作需要。刘金宝会继续担任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一职。”尽管肖钢说“刘金宝会继续担任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一职”，但刘的这一最高职务也只是继续挂了半年时间而已。2004年2月20日，中央决定免去刘金宝的中国银行副董事长职务，中央纪委也完成了对他的“双规”措施，宣布将其移交司法机关继续审查。 刘金宝于1952年9月出生于上海，他有着上海男人特有的和善与精明，还有对金钱的偏爱。由于他的个性、能力、机遇，与好些个同年毕业的大学好友们一样，经过一番奋斗而逐渐出人头地，走向人生的辉煌。这位长期和金钱打交道的上海“阿宝哥”，由于在中国金融界的特殊地位和贡献，而被人戏称为中国“金融之宝”。 刘金宝是幸运的。1972年，他被保送到北京经贸大学学习，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他与他的同学王雪冰有着惊人相似的经历，也有着惊人相似的辉煌与失落。1976年8月，刘金宝与王雪冰等数十名工农兵学员一起，被分配到中国银行总行工作。第二年，他们又一起被派到英国伦敦中银分行学习，担任外汇和黄金方面的见习交易员。和王雪冰一样，刘金宝的业务能力也很强，通过外汇操盘为国家挣了很多钱，是杰出的交易员，从而引起了有关领导的注目。在这之后略有不同的是，一个继续往外闯，一个则回到故乡上海滩打天下。 1981年10月，刘金宝被调往中银上海分行，任外事接待处翻译；而王雪冰则作为骨干分子被派往美国纽约筹建分行。 刘金宝刚回上海时曾任接待处翻译，也是经济研究所的一名科员。但信托业发展为刘金宝提供了机遇。当时信托业刚刚兴起为“三来一补”开保函，逐渐发展出为引资提供担保等业务。刘金宝从一开始就介入了信托，1984年7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单独成立信托部门——上海信托咨询公司，刘金宝担任了副经理，后升任经理。 1987年和1988年是刘金宝和王雪冰之辈出人头地的开始。1987年王雪冰从美国纽约回到北京，出任中国银行资金部的副总经理，1988年又重赴美国任中国银行美国地区总经理。而刘金宝也不同凡响，1988年12月出任上海分行副行长，当年还获得“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称号。1988年度的“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按得票数排名，著名体育运动员叶乔波名列榜首，时任中行上海分行副行长、高级经济师的刘金宝则名列榜尾。 1993年，刘金宝升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成为上海官场与商场的一大人物。不过，王雪冰的运气似乎比他更好，这年4月，王雪冰回京担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常务董事，光大银行副董事长，兼光大财务公司总经理等职。1993年12月重返中国银行，任行长、党组副书记、副董事长（后任党组书记、董事长）。 从1993年12月开始，刘金宝不折不扣地成为王雪冰的部下。他的命运与同学兼上司紧紧地连在了一起。1997年8月，王雪冰将刘金宝调出上海，命他赴港工作，担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常务副主任（主持全面管理工作）兼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 1999年1月，王雪冰狠狠地提拔了同学刘金宝一番，升刘金宝为中银副董事长兼中银港澳管理处主任，使之进入了副部级高干的行列。 然而，在王雪冰和刘金宝都进入人生的最高点之际，随之而来的都是下滑和跌落。2000年2月，王雪冰改任中国建设银行党组书记、行长，这并非一件好事。因为在他离开中国银行不久，他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对他的调查也已经开始。2002年1月11日，王雪冰被审查。2003年12月10日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王不服上诉，于2004年1月维持原判。 在王雪冰接受审查而未被判刑之际，刘金宝也随之被中央纪委“双规”。这两起案件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许多媒体称刘金宝事件为“王雪冰后遗症”。 2003年5月28日，刘金宝被免去中银香港总裁职务，2004年2月22日，又被免去中银副董事长职务。看来，刘金宝的政治生命也与王雪冰一样彻底结束了。相信不久之后，他也将步王雪冰之后尘，区别可能只是刑期长短而已。 刘金宝有着上海人特有的精明，他并不像王雪冰那样张扬，在公众场合铺张与寻欢。在内地及香港金融界人士看来，刘金宝的性格甚至有些内向，为人处世也较为谨慎。据称，刘平素对自己的奖金、报销之类小事均非常在意，于严谨之中给人以经济并不宽裕的印象。上海男人向来“精”得出名（当然非指所有上海人），有时出手也“抠”得实在让外地人“佩服”。身为堂堂中银副董事长的刘金宝似乎是这类上海男人的杰出代表，以至于人们都认为他是清廉的化身，是廉政的模范。直到他被“双规”和免职，许多人还不相信是事实，许多圈内人士大跌眼镜。 关于刘金宝的经济问题，中行行长肖钢向外界透露是与中银香港的三名高管一起“涉及挪用资金3000万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由此也导致了对刘金宝调查的开始。 据悉，在“双规”之前，刘金宝每天怀揣两份文件出门寻求帮助，一份是香港证监会对周正毅控制的香港上市公司上海地产收购另外一家上市公司建联通的交易批准函，另一份则是香港金管局对中银香港为上海地产此宗收购提供近20亿港元过桥贷款的批准书。当时正是对这一过桥贷款的放行，引来了香港廉政公署的质询，并将刘金宝推至漩涡之中。 自香港回归后，香港廉政公署与大陆反贪机构的合作日益加深。因此，刘金宝等人的所作所为早已被香港廉政公署纳入视野。 2003年4月29日香港廉政公署专员李少光率领多名处长级人员造访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与该会会长刘金宝及十多位执董和会董会面。这次会面的名义是“交流推广商业诚信的经验与心得”，其实也是给刘金宝等人来个旁敲侧击。 不料，刘金宝在公众场合也很会鼓吹廉洁与反贪。他向李少光表示“中企协会将与廉署继续加强合作”，并重申中资机构在香港依法办事，如发现企业内有任何贪污犯罪活动，绝对不会姑息！ 然而，仅仅在与香港廉署专员李少光会面大谈廉洁与反贪的20天之后，刘金宝便被急召至北京，接受“双规”，从此在公众视野中消失。 就在有关部门调查刘参与瓜分“小金库”的行为时，他旧时的两位副手——中银香港副总裁朱赤和丁燕生也露出了马脚。 2004年8月3日凌晨，中行旗下的中银香港发布紧急通告，宣布接获中行通知，中国司法机关正在对该公司副总裁朱赤和丁燕生涉嫌未获授权而将合并前成员行控股股东所拥有的某些资金分配作个人用途一事进行调查。该公司董事会亦获通知，这些资金并非该公司及其附属机构或其任何客户的资产，而且是在2002年7月公司上市之前即已被分配的资金。朱赤和丁燕生两人被拘留，他们的职务已暂由总裁和广北、副总裁林炎南和运营总监李永鸿接替。 据知情人士透露，朱赤、丁燕生实为已被免职的前总裁刘金宝的嫡系。2001年10月，香港中银集团完成重组，包括时任中银港澳管理处主任刘金宝在内的5名高管成为日后上市的中银香港首任管理团队。另外4人分别为林炎南、柯文雅、朱赤及丁燕生。此前，因为周正毅事件，刘金宝和柯文雅相继被解职。目前，在5人管理团队中，只剩下林炎南。在最先的人事安排中，林炎南的排名在朱赤、丁燕生之前，但在刘金宝的安排下，林炎南被排在了朱、丁二人之后。目前，林炎南为中银香港第三副总裁，主管零售银行业务。 中银香港是在8月2日中午左右接获母公司通知的。随后，中银香港紧急召开董事会，商讨应变策略。下午2时许，朱赤、丁燕生被通知至会议地点，董事会宣布从即刻起两人停职接受调查。此前，朱赤、丁燕生二人均正常上班。朱赤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7月15日在香港举行的“中银企业网上银行”服务仪式上。在被免职前，朱赤和丁燕生分别为中银香港二三把手，是名副其实的实力派人物。 继2004年8月3日中银香港宣布朱赤和丁燕生因涉嫌挪用资金做私人用途而被停职以后，8月5日，中国银行发言人王兆文证实，中银香港行政总裁办公室前总经理张德宝，于2004年4月时已被调回北京中国银行工作，接受内地司法机关调查。张德宝是刘金宝当时的“总管”——前总裁办公室总经理，也因同一理由牵涉在这一集体腐败案中，接受内地司法机关调查。2001年10月，在原中银集团香港十二行中十家银行的基础上重组而成的中银香港正式成立时，刘金宝就任总裁，而张德宝是总裁办公室总经理，他是最接近刘金宝的人。 8月6日凌晨，中银香港又一次发出通告。此份通告证实，前总裁刘金宝也正在接受内地司法机关调查，理由和朱、丁一样，也是“涉嫌未经授权而将合并前成员行控股股东所拥有的某些资金分配作个人用途”，“有关事宜是在刘金宝于2003年5月调回中国银行接受调查过程中被发现的”。 据说，刘金宝、朱赤和丁燕生涉嫌挪用的，可能是参与重组的十家成员行的不记在账上的资金。重组前，中行香港地区的8200亿资产由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等12家银行机构和若干专业公司组成的香港中银集团管理和经营。这些分行名下都有一些资金可以自行支配，但并不记账。这些资金类似于国内的“小金库”，在香港则称“福利金”、“福利会”、“康乐委员会”等。包括在全国统一社保体系未建立前各分行自留的职工养老保险金、退休金等，另外是来自买卖股票等非营业收入，数额从几百万到上千万不等。在参与和指导处理这些资金期间，朱、丁均有职务上的便利。 现已被中央纪委证实，涉及的资金有3000万元。当时刘金宝向朱赤、丁燕生、张德宝等人表示，不如私分这笔钱，当作奖金慰劳大家重组上市的辛苦。众高层论资排辈分钱，多则数百万元，少则几十万元。 除了在港的嫡系外，刘金宝在沪的“嫡系部队”则早在一年前就已经纷纷落马。2003年7月2日，中国银行行长肖钢专程从北京飞抵上海，在中行上海分行处长办公会议上宣布，免去刘金宝继任者周路的中行上海分行行长一职；其时的中行上海分行副行长王政，也在差不多同一时间被免职并被要求协助调查。据悉，王政早在2003年7月就已经被“双规”，然后被逮捕，而另外四名涉案人员严庭富、顾继东、薛章能、张人模也相继于2003年7月和2004年春节后不久，有了与王政一样的“结局”。 据透露，自2003年6月起，公安部、财政部、中纪委等中央8部委在为期一年多的调查中发现，刘金宝以及王政等6人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涉嫌贪污受贿、私设小金库，以及1997年刘金宝从中行上海分行离职前突击发钱等。 （文/高福） 2005年8月12日，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总裁刘金宝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原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副总裁朱赤、丁燕生、原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总经理张德宝贪污一案，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2日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贪污罪判处刘金宝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十万元；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黑帮教父”势尽人亡 2003年12月22日上午8点30分，由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在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对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进行再审。 这天，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参加刘涌案件审讯的法官、法警全部被放一天假，由清一色的“御林军”——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所替代。审判长由审判过胡长清案和成克杰案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南英担任，其他审判人员有：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副庭长高贵君、审监庭审判长沈秋媛、刑一庭法官杜伟夫、审监庭法官马盛平，都办过轰动全国的大要案。被告人刘涌的妻子和哥哥在刘涌辩护律师的陪同下进入法庭。法庭内外的气氛异常紧张。 从9点30分左右，大批的锦州市民和个别对刘涌崇拜的“小兄弟”，以及从全国各地提前赶来的记者们，纷纷向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聚集。大家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地小声议论着。二审法院在二审时以不能排除刑讯逼供为由将刘涌从死刑改判为死缓后，谁都知道只要刘涌不死，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 10点04分，法庭上刘涌的妻子已经明显地焦虑不安，刘涌哥哥的情绪也分外烦躁，不时地悄悄通过手机和外面秘密联络着。虽然一种不祥的预感已经把他们高度紧张的神经折磨得苦不堪言，可他们还是期望能够出现“奇迹”，盼望能够再次把刘涌从鬼门关里“抢”出来。 然而，这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奇迹没能再次降临到“教父”的身上，他不得不提前结束他呼风唤雨、一手遮天的黑色帝国“教父”的生涯。法庭最后一致认定再审被告人刘涌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敲诈勒索罪、私藏枪支弹药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偷税罪、行贿罪。判被告人刘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以上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万元。 宣判结束以后，由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对刘涌执行死刑。当刘涌在法院的一间屋子里再次见到妻子和哥哥时，这位在沈阳曾经让人谈虎色变的黑帮“教父”非常理智地向妻子和哥哥话别，妻子趴在刘涌身上泣不成声。刘涌默默地抽了两支香烟，喝了一口白酒，还让哥哥为他在脚镣上放了一块买路钱。 在前往殡仪馆的路上，有十几辆挂着沈阳、大连、北京、葫芦岛牌照的豪华轿车停在路边，车上都挂着醒目的白花。谁也搞不清楚这些车的主人是谁，一直高度关注此案的刘涌的亲朋好友至少开来六辆奔驰。在通往锦州殡仪馆的路上，沿路军警戒备森严，每隔50米就有一个武装警察站岗。除了刘涌的妻子被允许跟随车队共同前往殡仪馆外，其他家属一律不允许尾随车队前进。 11点14分，随着凄厉的警笛和闪烁的警灯，数十辆警车风驰电掣地押解着刘涌来到锦州市殡仪馆，11点34分，刘涌从一辆白色面包车里被抬上了另外一辆死刑执行车。这是一辆耗资40多万元的死刑执行车，车内设备非常先进，可以通过电缆将执行现场实况同步传输在殡仪馆一间休息厅内的大屏幕上，最高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和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些领导在此监督执行全过程。当执行人员将一针致命的药物准确地注射进刘涌的体内时，刘涌非常配合，显得十分镇定，一言不发，刘涌的妻子则伤心地号啕大哭起来。一小会儿，这位曾经在中国辽宁省沈阳市不可一世的黑帮“教父”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住在沈阳市和平区丽景城市花园D座11楼2号的刘涌，出生于1960年（实为1958年）11月30日，汉族，初中文化。刘涌小时候曾获得过辽宁省少儿仰泳100米、200米冠军。在天津某部队服役时候的刘涌，也曾是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复员后转业到沈阳市纺织品公司当一名普通的司机，后调为计划调拨员。1982年，在改革开放最早的年代，刘涌主动放弃公职开始下海经商。他先后开过饭店、倒卖过时装、开办过羊毛衫加工厂、承包商场专柜卖过家电，还与港商合资创办过皮革厂等，但始终没有形成什么气候。 一次偶然的事件彻底改变了刘涌的人生道路。1992年7月，孙树鹏这位当时在沈阳小有名气的人物，在刘涌家和刘涌因琐事争吵了起来。当时刘涌一位刚从监狱出来没多久的小兄弟吴静明拿出自制火枪，朝着孙树鹏就是一枪。事后，孙树鹏因恪守道上的“游戏规则”而没去报案，刘涌出面赔了孙树鹏一笔医药费摆平了此事。正是从那时开始，沈阳道上的“英雄豪杰”们开始对刘涌刮目相看了。 1992年10月6日，当时已经在沈阳“黑道”颇有名气的刘涌，为了给另外一位“黑道”上自己“罩着”的兄弟出气，率领几名出手凶狠的手下，持军刺、五连发猎枪在某饭店追砍张少波，惊慌失措的张少波向当时正在饭店吃饭的沈阳和平区公安分局某派出所的副所长刘宝贵求救，刘宝贵一边鸣枪示警，一边举枪命令追赶的人们放下武器双手抱头站好。刘涌一伙见只有一个警察，没把刘宝贵当回事，一直冲在最前面的刘涌抬手一枪将刘宝贵击倒，“黑枪”击中刘宝贵右髋部。当刘涌冷静下来后，他害怕了，他知道这回捅大娄子了，随即带领手下仓促逃往外地躲避警方的追捕。刘涌的父母十分溺爱这个并不争气的儿子，为了让儿子免除牢狱之灾，他们不惜拉下老脸，亲自前往医院给刘宝贵当面赔礼道歉，再三表示希望能够私了，并且答应给刘宝贵一笔可观的经济补偿。刘涌的父亲在临走的时候还硬将1万元“慰问金”塞给刘宝贵以示诚意，刘宝贵随后将钱如数上交了组织。刘涌的父亲不但在沈阳公检法系统有着广阔的人脉资源，而且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退休前曾长期担任沈阳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一庭庭长，还是毛远新案、“亨得利”钟表店抢劫案、“5·5”劫机案、吕海鹰反革命杀人集团案等诸多有深远影响案件的审判人员。 没过多久，许多当时沈阳公检法系统的“重量级”人物都出面为刘涌说情，并且开出了给刘宝贵100万私了的丰厚条件，但还是被刘宝贵断然拒绝了。时任沈阳市公安局局长常绪武、主管刑警副局长韩广生对刘宝贵被刘涌枪击致伤一案非常重视，曾抽调出大量警力多次实施对刘涌的抓捕。但由于刘涌一伙当时在沈阳警方也有一张非常过硬的关系网，消息很“灵通”，再加上刘涌反侦查能力较强，公安机关的几次抓捕行动都因走漏了风声而未能奏效。直到1994年，警方在广州将刘涌抓捕后才将其押解回沈阳。1995年刘涌通过向部分侦办该案的有关人员行贿，获得了取保候审，直到1997年初，竟然经“三长会”(公安局长、检察长和法院院长)研究决定撤案。刘涌被解除取保候审，无罪释放。刘涌开枪打伤派出所副所长的事件当时在沈阳影响很大，这也成了刘涌在黑道上“扬名立万”和登上沈阳黑社会“教父”宝座的资本。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刘涌一方面积极收编黑白两道人马，还为“小兄弟”们配备了9支枪，购买了26把匕首、砍刀。孟祥龙（原沈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警察、刘涌小时候的邻居，与刘涌关系过硬，头脑灵活、经验丰富，在刘涌团伙中扮演“军师”的角色）、朱赤（原沈阳某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副队长）、房霆（原沈阳公安局某分局刑警）、刘军（刘涌亲弟弟，原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探长）、吴静明（别名吴明，两劳人员、凶狠诡诈，是刘涌“四大金刚”的头号人物）、宋建飞（刘涌大哥的内弟，两劳人员、凶狠残暴。是刘涌身边“四大金刚”中仅次于吴静明的二号人物）等来自不同阶层和势力的人的介入，更加巩固了刘涌在沈阳黑帮作为“教父”的江湖地位。 1995年初，在刘涌的“干妈”——原沈阳和平区劳动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高明贤和原局长凌德秀的“热心”帮助下，刘涌“战略性”地承包了该局下属的中华商场。 1996年，高明贤、凌德秀先后找到区有关领导，以劳动局党总支的名义，推荐刘涌为和平区政协委员，刘涌出人意料地当选了。 1997年12月，高明贤、凌德秀故意隐瞒了刘涌曾因枪击刘宝贵一案被公安机关羁押的重要事实，正式向沈阳市人大常委会推荐刘涌为人大代表候选人，在刘涌的推荐表上是这样评价他的：“刘涌将一个商场发展成一个企业集团，安置就业人员300多人，为振兴和平区经济做出很大的贡献。思想先进、作风正派，具备人民代表的资格。”在高明贤、凌德秀的幕后积极“勾兑”之下，再加上原沈阳市政协副主席、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致公党辽宁省副主委沈阳市主委焦玫瑰，让刘涌当上了中国致公党沈阳市直属支部主委作为刘参选人大代表的主要基础，在有235名代表参加投票选举的沈阳市和平区人大会议上，刘涌以197票赞成票顺利当选为第二届沈阳市人大代表。为了感谢“劳苦功高”的高明贤、凌德秀，刘涌先后以拜年的名义分多次送给高明贤、凌德秀人民币共计8万元。 1997年上半年，刘涌送给自己新认的“干爹”、时任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后担任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刘实（后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人民币20万元。有了刘实这个在沈阳炙手可热的实权派“干爹”后，方方面面的人们就更加惧怕刘涌了。同年11月，刘实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身份，为刘涌办理了赴美国的相关手续，让刘涌陪自己一起去美国“考察”。在美国期间，刘涌又以“零花钱”的名义再次送给刘实3万元美金。 1998年，时任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局长的姜新本在下属企业百佳自选商场由集体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的改制过程中，以“零买断”的方式让承包该商场的刘涌“突破性”地获得了该商场的企业产权。商场改制后，虽然商场房产使用权仍归劳动局所有，但刘涌再没交纳过一分钱的房产使用费。沈阳黑白两道都知道刘涌向来是一个“知恩必报”的人。果不其然，1999年5月，刘涌亲自前往姜新本的办公室看望，并一次性送给姜新本人民币10万元作为感谢。 1998年8月，刘涌请某著名相声演员和时任沈阳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秘书王晓方吃饭，饭后刘涌通过王晓方转送给马向东2万美元；1999年2月，刘涌又亲自到马向东的办公室对其进行“勾兑”；同年4月，刘涌认为“温度”还不够，于是再次对马向东进行直接“勾兑”。马向东的办事风格一向是“雷厉风行”。1999年4月20日，一份“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文件”，将坐落于沈阳市沈河区中央路二段国有土地24009平方米、市场评估价值3.5亿元的商业用地，以行政划拨方式无偿地划给嘉阳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使用。同年12月，经马向东批准，刘涌任董事长的嘉阳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免交“四费一税”和国有土地出让金等数千万元的税金。刘涌团伙从此进入“黑金政治”领域。 1999年5月，刘涌又到马向东家送了2万美元。再到后来，马向东到澳门赌博时都随身带着刘涌的部下做保镖。 刘涌有了马向东这个靠山之后，沈阳黑白两道的人对刘涌都不得不刮目相看。 1999年上半年，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准备购买嘉阳大厦部分房产扩大营业网点。刘涌立刻出面，邀请负责此项工作的时任省农行营业部副总经理杨礼维等人赴香港考察，并以“零花钱”的名义送给杨礼维港币5万元。后由杨礼维提议，省农行“史无前例”地用在建工程款人民币2000万元先行垫付了购房款，使刘涌团伙的实力又一次得到跨越性发展。2000年1月，刘涌又在沈阳浴乐城送给杨礼维美元5000元。 1999年春节后，沈阳市政府将中街两万多平方米交给刘涌所在企业开发。中街128号三层楼属于私人房产，房主穆广志此前就与沈阳土地局签订过使用该土地40年的协议，由于还在使用期内，穆广志同意动迁，但要求刘涌在建成的大厦里留一个门面，以便开店经营。“他长了几个脑袋？给他钱，按棚户区改造标准给！”刘涌听了大为恼火。穆广志随即起诉沈阳市土地局单方面撕毁协议，刘涌的另外一个重要关系人——原沈阳市政协副主席、原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2001年10月10日，焦玫瑰因受贿罪、贪污罪被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明明知道穆广志的诉讼请求符合市中院立案条件，没有理由不立案，他还是让立案庭的办案人员不给立案。穆广志只好将案件状告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书函形式指令沈阳中院予以立案并作一审，焦玫瑰又遵照刘涌的“指示”将该案由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管辖变更为由和平区人民法院管辖。一个堂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无视国家法规，竟然对黑社会“教父”的无理要求不折不扣地照办，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让刘涌团伙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刘涌先后送给焦玫瑰价值24万元左右的财物。 刘涌取得中央路二段两万多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后，立即让手下凶狠残忍的“四大金刚”吴静明、宋建飞、董铁岩和李志国组成了“拆迁办公室”。这支“武工队”以“砸拆”的模式加快了拆迁的速度。 1999年4月，刘涌授意宋建飞、吴静明尽快以“砸拆”暴力手段强行拆迁该用地范围内的建筑。同年5月14日上午，宋建飞等人拆迁至刘凤江经营的中街大药房时，与药房职工发生冲突，刘涌闻讯后，立刻带人迅速赶到现场。在刘涌等人的指使下，宋建飞等人冲进药房，大打出手。《辽沈晚报》以“中街大药房白日遭遇歹徒”为题，对此进行报道，刘涌怕事情闹大，影响嘉阳集团的社会形象，又多次派人恐吓刘凤江。刘凤江因惧怕刘涌报复，被迫在《辽沈晚报》上刊登之前的报道和嘉阳集团无关的声明。 “砸拆”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嘉阳集团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起了嘉阳大厦。嘉阳大厦的顺利落成，标志着刘涌在沈阳的势力进入了巅峰状态。 1999年，刘涌担任董事长的“嘉阳”集团旗下已经拥有26个下属企业，3000多名员工，资产7亿元人民币。刘涌同时还是沈阳市人大代表、中国致公党沈阳市直属支部主委及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和平区政协委员、沈阳市私营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南站地区商会副会长、和平区太原街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和平区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扶贫先进个人…… 沈阳市公安机关经过半年多细致、缜密的排查走访，充分掌握了大量刘涌团伙犯罪的铁证。沈阳市公安局对刘涌犯罪团伙的定性为：暴敛钱财、不择手段；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流氓成性、滥杀无辜；暴力抗法、偷税漏税；心狠手辣、凶残报复。经辽宁省公安厅和沈阳市公安局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准备在2000年7月1日晚上8点对刘涌犯罪团伙成员实施统一抓捕行动。 2000年7月1日，刘涌上午还在太原街一个会议主席台上人五人六地胡吹神侃。晚上，为了迷惑公安机关的侦察视线，他又故作姿态地邀请香港某著名男影星“刘××”一起到沈阳某迪厅潇洒走一回，刘涌从这家迪厅出来之后，就离奇神秘地人间蒸发了。刘涌的反侦察嗅觉特别灵敏，原来他发现自己手下“四大金刚”中的吴静明手机关机，其他方式又联系不上，从这些极其反常的蛛丝马迹中，刘涌预感到吴静明可能“出大事了”。刘涌当机立断打电话通知程健等人立刻远走高飞，自己也准备先逃到国外观察观察动静再说。 2000年7月3日，沈阳市公安局通过新闻媒体通缉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以及张建奇、张凡、程健、高伟等5名犯罪嫌疑人，并对提供刘涌线索的给予5万元悬赏金。 2000年7月10日，一条重要线索汇总到沈阳警方刘涌专案组。原来一直跟随刘涌一起出逃的得力马仔徐井岩的手机信号在黑河方向频繁出现。专案组分析判断：刘涌等人极有可能准备从黑河外逃出国。沈阳警方随即向黑河警方发出了协查通报。 7月11日下午两点左右，黑河市海关边检站有二男二女来通关，其中一个男的体貌特征明显地和刘涌相似，海关边检人员的心情十分紧张。一名海关人员顺手拿过该人出示的身份证、护照进行检验比对，输入相关资料的微机立刻连续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此人正是警方通缉的刘涌。刘涌和高伟见警报响起迅速溜走，两人跑到海关大厅外打了一辆红色夏利车拼命逃窜。20分钟后，夏利车来到黑河西岗子检查站，刘涌抬头看见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已经彻底包围了边检站，看来逃出去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刘涌立刻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四瓶安定片，闪电般地吞吃了200片安定，想一了百了。公安干警和武警立刻冲上来抓捕，由于药量太大、药性太猛烈，刘涌已经昏死了过去。黑河警方立刻把刘涌送到最近的医院进行紧急抢救，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刘涌总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刘涌、高伟、刘涌的妻子刘晓君等人落网的消息传来，沈阳刘涌专案组全体干警激动得欢呼跳跃，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于凌舜和刑警支队支队长李凡率干警乘三辆警车连夜奔赴黑河市押解刘涌等人。沈阳市公安局特意拿出20万元重奖黑河市参与抓捕刘涌的全体公安干警。 然而，就在7月14日，当刘涌从黑龙江省黑河市被押回沈阳后，时任沈阳市市长的慕绥新立刻给沈阳市公安局局长杨加林打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电话：“刘涌的案子能立住吗？社会上都在传说你们对刘涌严刑拷打逼供，给他毒品，还让他坐老虎凳。”在沈阳警方开始抓捕刘涌的第二天，刘涌的“干爹”——原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实，就打电话给杨加林，要约杨见面聊聊，其“探风”的意图已很明确。被杨加林拒绝后，刘就开始利用职权，对公安方面做手脚，以干扰警方办理刘涌一案。 由于考虑到刘涌及其幕后背景和沈阳公检法司系统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专案组上报有关领导研究决定，对刘涌实施隔离式异地保密封锁羁押，从源头上首先掐断刘涌和外界关系网的联系，也让刘涌彻底放弃对关系网的精神寄托。 从2001年8月8日到2003年8月21日，刘涌在辽宁省铁岭市看守所整整被羁押了743天，长达两年左右。在刘涌被羁押期间，为了能够确保刘涌积极配合审讯工作，时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要求挑选素质高、经验丰富的干警专门负责监管刘涌。刘涌在二审结束后，写了一封标题为《新世纪新风尚“三个代表”精神指导下，羁押在铁岭看守所两年时间的亲身感受》的感谢信，这是刘涌发自内心地感谢铁岭市公安局看守所负责监管他的干警对他人性化的管理教育。一个拥有初中文化水平的黑帮“教父”，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长达3000多字的感谢信，刘涌在信中是这样写的：“回想过去曾是那样的辉煌，那样的风光，呼风唤雨，而现在从天堂走到地狱。此时我又想了很多方法，以便早日解脱。在这种情况下，两位管教在支队领导下没有放弃我，反而在工作范围内从生活上一如既往地关怀……今年的高温期，我的病情加重，孙支队亲自找大夫研究治病方案，并从伙食入手进行调配，还邀请教授为我治病，为我开了中药。为更好发挥药效，管教干部不论早晚都将热水凉温后让我服用。”刘涌还写道：“有时我在问自己，我是一个罪人，铁岭看守所为什么没打死我或让我这么个极其危险的罪犯病死？……我从严肃中感到人权，体会到作为一个罪犯在铁窗中能够学习到好的思想，好的作风。” 2003年8月15日，二审法院以不能排除刑讯逼供为由将刘涌从死刑改判为死缓，刘涌从铁岭市看守所被转送到锦州监狱服刑。 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再审的决定后，刘涌须再次从锦州监狱转到锦州看守所羁押。面对来提押他的40多名锦州市公安局防暴警察、刑事警察和管教干部，刘涌苦笑一声，仰天长叹：“前功尽弃，一切都完了！” 为了防止刘涌对抗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经过特批，刘涌每天享受和管教干警一样标准的伙食。刘涌家属在看守所为刘涌存了一些用于购买日常用品的钱，每次购物由看守所一名副所长专职负责，收据还必须经刘涌本人签字后才能核销。刘涌也被特别批准在监室内吸烟，吸的是软包“黄山”，规定每天不超过8支，干警们还用窝窝头为刘涌设计了一个“工艺”烟灰缸。由于刘涌的特殊性，监管人员特地买来一个塑料大浴盆，烧好水后，让刘涌在自己的监室内洗澡，并且特别安装了闭路监控系统。看守所的管教干部没有人喊刘涌的真实姓名，“1011”是刘涌在看守所的专用代号。 刘涌被二审法院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刘涌的表情用“春风得意”已经不能充分地来形容他当时的激动。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0月8日通知将对已经在锦州监狱服刑的他进行再审的时候，刘涌预感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拉出去枪毙，每天在看守所里就像动物园里的困兽一样烦躁不安，不停地在监室里反复地走来走去。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提审他之后，刘涌越来越消沉和惶惶不可终日，每天翻来覆去，唉声叹气，经常长时间思考而不睡觉，饭量明显递减，烟量是每天不断增加，甚至还上火起了口疮。 在羁押刘涌的最后60多天里，第二看守所的四位所级领导基本上都是以所为家，日日夜夜紧张地守在看守所。刘涌提出想看看《毛泽东的一生家世》、《戴高乐》、《曾国藩》等一些书籍杂志，管教干部都逐一落实了。2003年12月18日，刘涌从再审法庭回到监室，情绪消沉到了极点。他说什么也不肯吃饭，在管教干部再三劝说之下才勉强喝了几口豆奶。细心的管教干部发现刘涌的脚踝被镣铐磨破了，马上要给他贴创可贴，他气急败坏地断然拒绝，并恼羞成怒地说：“用不着了，不就三天了吗？”刘涌对管教干部说，他在法庭上见到了妻子和哥哥，感觉到妻子瘦了很多，自己很是心疼和难受，说到此处，还流了眼泪。刘涌还说，他给家里挣下的家业，够老婆和孩子花上几辈子了，他也算是心安了。刘涌最后希望将自己灰白的头发染黑，干警们考虑到染发素中含有锗等有毒成分，从安全角度出发没有答应刘涌的请求。 由于刘涌比较喜欢吃带馅的东西，12月21日的午饭，管教干部特意给刘涌买来了猪肉白菜馅的大包子，刘涌这下总算勉强吃了几个包子。为了稳定刘涌的情绪，还特别批准刘涌在囚室里观看影碟，影碟机是刘涌自己掏钱买的，碟片的内容由刘涌自己选择。刘涌非常喜欢看战争题材的进口片和香港拍摄的古装武打片，还有一些警匪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刘涌在监室内还被允许听歌。连续两天晚上，刘涌都让管教人员给他放《越战——空中堡垒》的VCD影碟，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2003年12月22日上午8点30分，刘涌被再审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文/唐朝孙承承） 刘涌案在当年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该案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刑事案件，但其意义不仅在于提审本身。从二审法院的死缓判决，到最高法院再审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结果的变化所折射出的司法意义令人深思。最终的判决结果体现和维护了司法的权威和对民意的尊重，同时也真正应了那句“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 福布斯富豪饮恨铁窗 2006年1月25日，成都市双流县人 民检察院对建国以来四川省数额最大的行贿案主角——四川乐山东能集团原董事长王德军提起公诉。检方指控王德军行贿数额超过2000万元，涉嫌犯有单位行贿罪，已牵扯6名县级以上官员。王德军这个当初的泥水匠，到2004年11月却以0.98亿美元的身价跻身于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第167位。 一个不具备任何市场运作经验的人，是靠什么手段迅速聚敛财富?又如何将一系列官员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倒在手下的呢? 1966年3月19日，王德军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市中区通江镇悦来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因为家庭贫困，初中没有毕业，他就跟人学做泥水匠，每月赚得微薄的收入，应付一家人日常开销。 1988年5月，王德军在乐山双江建筑公司工地上垒砖时，不小心将一块砖头砸到了一名工友的脚。工友骂道：“你没长眼睛吗?找死啊！”王德军说：“我砸你又怎样?”说完，就抓起一块砖头要往那工友砸去。工友气急败坏地吼道：“你凭什么在我面前嚣张！有本事你自己当老板去啊！”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王德军，他扔下手中的活，疯也似的逃离了。他暗下决心：“再也不能当泥水匠了！一定要拼出一条血路来！” 接下来一个多月，他硬着头皮想去找份更好的工作，但在用人单位面试时，和老总谈不上几句话，老总就让他走人了事。1988年6月3日，他到位于乐山滨江路的“玉泉白酒贸易公司”应聘销售员一职。老板听了他的自我介绍后说：“你虽然谈吐可以，但你以前是干泥水匠的，我们不能要你，不然会影响我们公司的形象！”王德军一听这话，狠狠地说：“你有几个臭钱算什么?老子以后肯定比你有钱！”说完，王德军摔门而去。就在那一瞬间，他真切地听到老板在身后嘲笑着说：“做你的白日梦去吧，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家伙！”王德军眼泪哗地流下来。回到家里，他把自己成天关在家里，计划着下一步的路。为了让王德军收心，父母在老家让王德军娶了当地姑娘张梅，第二年生下了儿子王顺。王德军守着穷家呆了好几年，每天唉声叹气。 1992年7月，在外经商多年的表哥到他家串门，笑着对他说：“小军，你虽文化不高，但头脑灵活，不如开家公司吧！”“开公司，我行吗?”王德军来了精神。“你在工地上干了几年泥水匠，好歹也认识一些人，再怎么也能揽几笔活做做，搞工程利润大着呢！”王德军一听，欣喜若狂。 他急切地问：“开公司需要什么条件?”表哥说：“注册一家公司至少需要10万元呢。” 王德军一下子泄气了：“10万元?这不是要我命吗?我做泥水匠一辈子也挣不了10万！”表哥说：“钱生钱的道理你不懂吧?有了10万元，只要你会操作，它就会变成100万甚至更多！”王德军跃跃欲试。最后，他决定孤注一掷，不顾家人反对，四处找亲戚借债，并把家里的房子作贷款抵押，凑齐了10万元整。 他很快在乐山市成立了一家名为“悦来建筑”的公司，一个人既当老板又当工人，天天跑出去揽工程。开始好几个月，他几乎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也未能揽到一笔像样的工程。后来好不容易接了一些别的建筑公司根本不愿意接的活，但赚的钱连维持公司日常运转都不够。他苦苦寻找失败的原因，后来意识到自己是输在了文化上。于是，在经营公司的同时，他报读了西南交通大学民建专业。但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学习起来非常困难，常常把课堂上学到的一些案例生搬硬套到自己的公司里，闹出了不少笑话。公司非但不见起色，反而更加困难了。生性好强的王德军又舍不得放手，就这样硬撑了下来。他常常陷入深深的迷茫中：“难道我这辈子注定了只有当泥水匠的命吗?” 1994年9月16日，全长126.5公里，投资总额31.56亿元的成乐高速公路开工建设不久，李玉书升任乐山市交通局局长。出生于四川资阳的李玉书1980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乐山西亚机器厂。1985年，不满30岁的他被任命为乐山市五通桥区副区长，1993年后升任区长、区委副书记。王德军是他的亲外甥。 其实，在此之前，王德军也多次找过李玉书，但每次都受到李玉书的数落。王德军心想：以前李玉书不帮自己是因为他手中没有权力，现在不同了，自己的公司本来就是搞建筑的，揽几笔活做又不犯法。但此时王德军的公司根本就不具备承包高速公路的资质，怎么办呢? 1995年7月15日晚上，王德军以祝贺李玉书升职为名，把李玉书约到乐山大酒楼，直言不讳地说：“这么大一个成乐高速工程，我的公司又是搞建筑的，希望舅舅能给我揽几笔活做做！不然，公司就只有垮掉了啊！”李玉书神色不悦地说：“修高速公路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任何人都不能搞特殊化！更何况你公司根本就不具备这个实力！”王德军说：“如果我接不到大工程，公司经济效益上不去，永远也不会有实力！只要公司发展了，我肯定不会亏待你！”饭后，王德军拉李玉书来到歌城唱歌，几瓶酒下肚后，李玉书为了暗示王德军，故意给陪唱小姐出了一个题：“一个朋友托你买一辆自行车，而这车只有你才能买到，因为你有一定权力。但是朋友只给你180元，只能买一辆车，你怎么赚钱?”小姐答不出，李玉书故作神秘地告诉小姐：“你去发展第二个要买车的人，你又有180元，你拿出180元去买给第一个人的车，你再去发展第三个，这样你手中始终有180元，如此类推发展1000个，你的钱就很可观了，可以做很大的生意。”王德军立即心领神会，并把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把戏演绎到了极致。渐渐地，李玉书认可了王德军。 通过李玉书，王德军在成乐高速公路揽了不少工程，赚了不少钱，公司也日益壮大。但是，生性好强的他已经不安于现状了，先后又介入了家具、建材、房屋开发、酒店经营、电力、物业、商贸、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城市给排水等十多个领域。2000年8月，王德军将公司更名为“乐山东能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当时乐山市唯一在国家工商总局获得批准注册的大型企业。 王德军深谙“行贿之道”。2001年3月19日，王德军请几个公务员吃饭。饭后，几人又去打牌，王德军给每人发了2000元作为赌资，并大方地说：“大家放心玩吧！谁输了钱，尽管找我拿就是了。”当天晚上，一个公务员输了两万元，全部让王德军抢着给了。第二天，王德军打电话约见这个公务员说：“你帮我把名都花园那块地拿下！”说完，又要塞给他5万元红包。公务员不从，王德军甩出一盘录像带说：“这是那天晚上你打牌的录像，你看是不是交给检察院?”公务员一脸惨白，不久就辞职离开了。 由于关系特殊，李玉书十分相信王德军，他们俩狼狈为奸。王德军成了李玉书的“心腹”，按李玉书的安排，前后帮李玉书“洗”了不少钱。 套牢李玉书这条大鱼后，王德军以1.092亿元的价格竞拍得到峨边县大渡河电力有限公司国有法人股。这次竞拍虽然没有暗箱操作，但是事后不久，王德军为了筹一笔巨款还债，竟私下与时任县长的刘羽成“商量”。刘羽成违规批准借给东能集团3800万元。后来，王德军分4次给了刘羽成50万元“好处费”。 在此之前，王德军早就瞄准了犍为县电力公司，并开始了行动。 2001年3月，李玉书亲自带着王德军到犍为县，找到县长杨国友，谈收购县电力公司国有股的事情。杨说：“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主，还得找田书记商量！”于是，通过李玉书的“特殊”关系，王德军结识了犍为县县委书记田玉飞。王德军开门见山地说：“事成之后，给你150万感谢费！”田玉飞想到自己正在实施的国企改革计划，悄然应承了下来。于是，当田玉飞第一次要一辆车时，王德军很快奉上一辆价值40万余元的奥迪轿车；第二次，王德军用两个袋子分装70万元和80万元现金，放在田玉飞轿车的后备箱中。双方达成默契一言不发地离去……后来，王又送给田位于乐山市区凤凰路口的名都花园15楼一套300多平方米的跃层住宅。王德军送给田玉飞的不仅是房子，还有装修。第一次装好房子后，田玉飞不满意。王德军重新装修了一次，田玉飞才高兴地住了进去。这两次装修就花了上百万元！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2001年6月12日，李玉书东窗事发，经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被刑拘。李玉书利用职务之便，接受5家公司和一个体经营户的请托，共索要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893.89万元。此外，检察机关在侦查此案过程中，依法扣押、冻结其财产共计人民币1185万元、美元9.1万元，经查，其中有人民币319.6万元、美元9.1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2002年1月15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依法对四川省建国以来最大的个人贪污受贿案——李玉书案进行了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李玉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03年10月14日李玉书被执行注射死刑。 2001年后的两年多，王德军因李玉书案发吓破了胆，行贿聚财有所收敛。在舅舅案发之初他很害怕，案发之后他看看又没有啥，再往后王德军胆子更大了。 2003年3月13日，王德军安排公司的工作人员，在乐山产权交易中心将犍电按每股0.4元回购个人股中的32842045股过户给了官平。据此，官平占有了价值人民13136819.60元的股份。 这次国有股权转让，根本没有按规定进行招标投标，头顶“四川工业最佳效益100强”、“四川省工业企业最大规模100强”、“四川工业企业最大纳税500强”等多项荣誉的川犍电力，最终被东能集团以4000万元的价格控股收购。而这宗交易，是在当时国务院下发文件停止电力国有资产转让后。田玉飞“顶住压力”，连夜开会商量对策，于2002年11月27日，将拥有4.6亿元总资产、1.9亿元净资产的“犍为电力”仅作价4000万元，匆忙签约卖给了王德军的东能集团公司。王德军的身价在一夜之间陡然飙升4亿元！而事先有人出价8000万元，还有一家出价1亿元甚至更多欲收购“犍为电力”的，均被时任犍为县委书记的田玉飞否决。 低价收购川犍电力后，王德军身价一夜飙升，2004年5月，《新财富》杂志的“新财富劳斯莱斯500富人榜”出炉。王德军以总财富值11亿元列第141位，“乐山水电大亨”首度进入公众的视线内。2004年11月4日，2004福布斯大陆富豪榜在京推出。这一次，王德军又以0.98亿美元的家底，登上富豪榜第167位，“乐山王德军”开始在四川家喻户晓。 此时东能集团已发展为一家以水电、传媒、房产为主业的多元化民营企业集团，总资产达27亿元人民币，职工人数3000人。正当集团为“实现‘中国民营企业100强’和‘中国电力10强’的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时，东窗事发了。 出价超过一倍甚至几倍竟没买成，竞争对手当然不服，加上川犍电力内部部分员工也十分不满，于是多头上告，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04年12月24日，四川省纪委和乐山市纪委、乐山市委组织部主要领导一行，前往犍为县，紧急召集犍为县全县科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开会。 会上，相关领导宣读了四川省纪委对该县县委书记田玉飞实施“双规”并立案调查的决定，理由是：涉嫌巨额贪污受贿。同时，田玉飞被宣布免去县委书记职务，其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一职也被提请按正常程序罢免。 此时在北京深造的王德军惶惶不可终日。2004年12月20日，四川省纪委专案组人员紧急飞赴北京，把当时正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读EMBA的王德军“请”了回来。同时，省检察院决定以涉嫌行贿犯罪对王德军立案侦查，并报经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批准，对有人大代表身份的王德军刑事拘留。同年12月31日，王德军因涉嫌向四川乐山市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行贿数百万元，并非法侵占一笔巨额国有资产而被逮捕并被送入成都市新都区看守所。 2005年1月20日，四川省司法机关对王德军的东能集团及其下属东能房产等公司的一些账户进行了冻结。 在铁窗内，王德军双手紧紧抓住铁栏杆，望着黑沉沉的天。眼下，他有充足的时间慢慢“品尝”自己酿制的苦酒。囚禁的日子，王德军不断对看守民警重复着一句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我美好的人生旅途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应当在舅舅李玉书案发后回头。是钱害了我！金钱有时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天理、良知和廉耻都沉溺其中。”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曹明德教授在谈到王德军案时说：“在一个尊重知识、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抓住机遇以实现个人财富和价值增值的年代，能够荣登福布斯富豪榜，这当然是一件让人羡慕不已的事情。王德军靠行贿登上福布斯，又从富豪榜上跌落的全过程，不但是一场悲剧，更是一场闹剧。可以说，这样离奇的故事，在中国大地上一再发生着。尽管我们一再反思、检讨，一再亡羊补牢，但总是陷于监管乏术、措施不力的尴尬境地。体制层面的监管、制约非常复杂，也非常重要，专家们为此制订了许多方案，找出许多路径。目前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紧盯手握国有资产拍卖、改制大权的人——一些地方党政大员，使个别腐败分子无法为所欲为，唯此，这类靠行贿荣登福布斯富豪榜的闹剧、悲剧就不会再发生。” （文／刘兵永强涂敏） 对于王德军案，我们不能以一种局外人身份，以一种稀松平常的心态来打量他，因为现实生活中，类似王德军这种依靠行贿手段实现个人价值、大肆侵吞国有资产而积累大量非法财富的人并非少数。透过王德军案，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有效保护、监管国有资产，并杜绝此类闹剧、悲剧的发生。 贪恋名表的金融大鳄 2003年12月1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的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王雪冰收受巨额贿赂案作出一审判决：1993年至2001年期间，王雪冰在担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中国银行行长和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他人款物达一百余万元，已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王雪冰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开庭审理后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结果。 如今，坐“宝马”、开“奔驰”，大把大把地花钱，不仅成了那些热衷追逐权力满足私欲、不惜一切往上爬和拼命捞钱的人的原动力，而且拥有名车和出手一掷千金更被一些人视为社会地位和身份高贵的象征。 但，也有人剑走偏锋与众不同，偏爱离群索居，不喜欢有名车相随美女相伴的。 “我喜欢收藏名表，不喜欢名车。”王雪冰，这位曾经握有亿万资金、位高权重的金融高官曾狂言，玩车那是穷人的爱好，而富人应该去玩表。曾几何时，穷人玩车富人玩表成了京城盛行一时的时髦话题。当然，这表，绝非平民百姓用来避免误时、催醒做事、维持生计的必备计时工具。王雪冰所说的表，都是价格昂贵、驰名中外的世界名表。 圈里的人都知道王雪冰有这个嗜好，喜欢收藏世界顶级品牌的珍贵名表。这个习惯刚开始只有王身边的人知道，但有求于他的人，会四处打听投其所好，尝到甜头的人便会免费教那些想入道的人。求者日众，久而久之，他的这个爱好也不再是少数人知道的秘密了。 权力可以成为创造和寻求财富的稀缺资源。有时，掌握权力者的个人爱好，就是别人可以乘机打开的缺口。王雪冰拥有炙手可热的职位，手中握有数亿资产的经济调配权。这，足以令无数做着发财美梦的商人艳羡。手中握有权力，就不用发愁没有人去满足自己的爱好。爱好是需要培养的，没有被扼杀的爱好会慢慢生长成特别的嗜好。由于王雪冰从1988年起就一直担任经济金融部门的副经理、经理、副总经理、副董事长、董事长、行长等要职，所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给别人办事的同时，别人都会乐意奉送一块名表，而王多是欣然接受。这些名表，单价大都在10万元以上，几年下来，名表品牌达几十种，涉及“劳力士”(ROLEX)、“名士”(BAUMEMERCIERO)、“伯爵”(PIAGEt)、“时计”(C)、“卡地亚”(CARtIER)、“宝玑”(BREGUEt)等多款世界名表。 王雪冰在接受他人奉送名表的同时，还喜欢使用公款购买名贵手表。1991年5月至1998年3月，王雪冰在担任公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权力，指使他人用公司公款购买瑞士产名贵手表十多块，据为己有。 那是2001年前后，最高检察机关在侦查另一名正部级央行金融高官时，其中一桩犯罪事实牵涉到了王雪冰，使王案浮出水面，王雪冰喜欢名表的习惯和不法收受他人所赠名表的相关事实也为侦查人员所掌握。在中央纪检和监察部门对其立案审查期间，王主动将存在中国民生银行保险箱中的几十块名表上缴给调查部门。最后经法庭查证属实，与犯罪直接有关的名表有10余块之多。 权力的核心是对资源的控制力和强制力，权力的运行和实现意味着对资源的控制和再分配。人们关注权力，是因为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利益。没有人不关心权力，因为权力能带来利益。随着职务升迁、权柄在手，王雪冰的周围，请托者趋之若鹜。 随着“仰融事件”、“周正毅事件”、“杨斌事件”等民营企业家触犯法律事件的相继出现，引发了国内经济学界与法学界有关“富人原罪”问题的讨论。有媒体称，企业家群体需要忏悔，因为在中国“问题富豪”太多。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仰融，就是利用潜规则从事“金融游戏”而迅速发家的民营企业家。1993年，王雪冰在担任中行纽约分行总经理期间，应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仰融的请求，经央行批准，同意由央行纽约分行向华晨公司提供2950万美元的贷款以及向该公司控股的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提供2000万美元的贷款额度。1993年9、　10月间，王雪冰在香港参加国际金融会议期间，收受仰融赠予的价值21万元港币的“百达翡丽”手表一块。而仰融曾经向纪委调查人员的陈述，并没有涉及王雪冰给华晨公司贷款的情节，而只是证实因为事先得知王雪冰意志消沉，为安慰王雪冰才买一块表送给他的。王雪冰则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官供述自己与仰融之间是礼品互赠，否认是单方面受贿行为。但由于目前仰融在境外，启动司法程序存在障碍，就这一起事实无法认定王的行为为犯罪，也不能追究仰融行贿的犯罪事实。但仰融所在的华晨集团因企业权益问题与政府发生纠纷，却可以在美国起诉中国政府，而且已有迹象表明仰融很有可能胜诉。 1996年，王雪冰在担任中行行长期间，由中国银行向南方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放贷款7800万美元，用于支持组建媒体。该笔贷款到期后，因用户要求，王雪冰审批同意对该笔贷款扩大使用范围、延长还款期限。1998年后，王雪冰又同意将宣传中国银行的广告片在某媒体播放，并为此支付大笔广告费。基于对王的支持的回报，某媒体负责人先后几次在北京送给王雪冰“积家”台钟一座、“劳力士”、“名士”、“伯爵”、“时计”、“富兰克·穆勒”手表各一块。对这些价值累万的“赠品”，王则欣然接受。 1998年下半年，王雪冰女儿因病在上海住院，北京再东方广告有限公司王彦军总经理以其女儿看病需要医药费为由，在上海送给王雪冰现金3万元。而对这项事实，王雪冰却否认是收受贿赂。他辩解说，王彦军是看着他女儿长大的，女儿做手术费用大，为表示点心意，他送钱既是自愿又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北京再东方广告有限公司王彦军也称，他与王雪冰是很小就认识的朋友，的确是看着王雪冰的女儿长大的，出于关心给一些医药费也在情理之中，否认是贿赂行为。但是，送钱的真正动因，是出于情谊，还是出于为了日后的权钱交易而进行的感情投资？只有送钱和收钱的双方心知肚明。然而，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足以表明王彦军送钱送表并非是私交很深的情分所致，而是对利用金融大权换取利益的追求。 在王雪冰的腐败案中，王彦军是不能不提的关键人物。王彦军是北京再东方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东方广告公司)的董事长，王雪冰的妻子就在再东方广告公司上班。正是有了这层关系，他才能够多次从中国银行的有关业务中谋取利益，当然获利的同时，他也不会忘记给王雪冰送钱送物。 1996年王雪冰的妻子从国外归来，到王彦军任职的再东方广告公司工作。1997年初，王彦军从英国奥美广告公司取得一盘该公司为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拍摄的广告样片，请王妻向正在担任中国银行行长的王雪冰推荐。王雪冰看后很感兴趣，将该片拿到中国银行党组会上播放，同时决定将该片作为中国银行的形象广告，并指示银行办公室找王彦军与奥美广告公司取得联系，以获取该广告片在大陆的播放权。后王彦军与英国奥美广告公司取得了联系，奥美广告公司提出要直接与中国银行谈。经中国银行与奥美广告公司协商，中国银行无偿取得了该广告片在新加坡以外地区播放的权力。1997年底，王彦军的再东方广告公司与香港某广告有限公司签订了《联合代理协议》，双方议定由某广告公司作为直接代理，与中国银行签订代理合同，并负责以最优惠的价格和最好的时段将广告片在电视上播出；再东方广告公司代表某广告公司负责与英国奥美广告公司洽谈中国银行广告可以在新加坡以外地区播出事宜。中国银行将该片拿到南方某新闻媒体播出和欧洲台插播。为此，中国银行先后十次支付代理费约205万元。 1999年，在奥美广告播放期间，王雪冰提出要为中国银行再制作一版新广告，并将制作新片的业务交给王彦军的再东方广告公司。因此，王彦军获得了中国银行支付的76万元制作费。1998年到2000年，王雪冰在担任中国银行行长期间，因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新楼启用及参加三峡公司纪念活动等原因，中国银行同意购买王彦军的再东方广告公司的雕塑艺术品3件（套）作为赠礼，共支付给该公司人民币40万元。 王彦军为表示对王雪冰的感谢，1998年下半年到2001年间，以王雪冰购房、搬家为名，先后在北京、上海分三次送给王雪冰价值人民币10万余元的“RVEOX”组合音响一套以及人民币现金40万元。 利用为某航空公司境外融资之机，谋取不当的物质利益。1998年，王雪冰在担任中国银行行长期间，审批同意由纽约分行牵头，向南方某航空公司发放银行贷款4720万美元，用于该公司海外购买飞机的费用。2001年4月18日，中国建设银行决定为南方某航空公司购买飞机提供贷款8600余万美元作为预付货款，并提供3.4亿余美元的担保。但到年底，南方某航空公司董事长陈某和副董事长王某找到王雪冰，向其反映建行已将为南方某航空公司提供的备付信用证从美洲公司北京办事处撤回，从而给航空公司的信誉造成了恶劣影响，并因此可能直接导致无法购买飞机的后果。为此，王雪冰在行长办公会上对此事表示不满，在听取汇报后责成副行长张某等人立即组织工作组查清此事，并要求外管局提供书面证明。工作组调查后在写给王雪冰的报告中指出：航空公司由于扩张过快，现金流量存在困难，故此笔大额贷款存在风险；航空公司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策风险，如果政策没有变化，建议在公司落实建设银行提出的相关条件后，为其提供担保。张某在向王雪冰请示时，王雪冰指示“按程序办理”，但张某等人迫于压力，最终采取了折中的方法，将原担保额的3.4亿美元减少为1.95亿美元签出。为感谢王雪冰对航空公司贷款方面的支持，航空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在北京先后送给王一块价值10万元的“伯爵”手表和一块价值20万元的“百达翡丽”手表。一年后王担心航空公司担保函事件对自己有不良影响，曾经有退还手表之意。 违反招投标规定，接受竞标单位给予的名表。2001年上半年，福建实达电脑公司参加了建设银行公开招标的“路由器”等网络设备的项目竞标活动。由于测评结果直到2001年下半年还没有出来，实达公司董事长景某找到王雪冰，请王雪冰帮助打听建设银行“路由器”的招标结果。王雪冰指示秘书过问后，将结果反馈给景某。其后正式公布的名单中，该公司排名第一位。期间，福建实达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某在北京贵宾楼饭店赠予王雪冰价值15万元的“卡地亚”手表一块。 即便是职权内应该办的事，王雪冰也不放过收受贿赂的机会。1993年间，王雪冰担任中行纽约分行总经理期间，鼓励职工利用业余时间攻读学位，如果读下来的可以公款报销。吴小安作为纽约分行工作人员，利用业余时间读完了MBA。后华晨公司董事长仰融找到王雪冰，请王雪冰帮助物色一些金融、财务领域的专业人员到该公司工作，王雪冰将吴小安推荐给仰融。1993年吴小安离开中行纽约分行到华晨公司工作后，王雪冰让人从自己经营管理的公司账上汇给吴小安私人账号10万美元作为工作调动的安置费。四年后，王雪冰出差到香港，时任华晨公司副董事长的吴小安为感谢王雪冰对他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到王雪冰住的酒店送给王雪冰价值25万元的“宝玑”手表一块。 王雪冰并不满足于收受别人奉送的钱物，他还中饱私囊，侵吞公款。王所在的南方地区某公司所用资金，是利用王担任银行行长、总经理等职务的便利，通过期权交易等商务经营活动中筹措来的公共财物。从1996年3月至1997年9月，在从事管理和经营活动期间，王雪冰利用其担任公司实际负责人的职务之便，指使有关人员用公司的资金，先后为自己购买瑞士产名贵手表10块，王雪冰将这10块手表据为己有，并通过其妻弟存入银行保险箱中。 （文/辛怀） 法律制度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早就有过精明过人的论断，他认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是衡量事物是否合乎正义的尺度”。邓小平生前曾多次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重要性，他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并做出了“还是法制靠得住些”的深刻判断。 王雪冰受贿案再次呈现出了近年来一些腐败案的共同特点：一旦握有权力之柄，便等于拥有了资源配置的大权。这种权力的运作如果没有严格的程序性规范作保障和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约机制，加上掌握这种权力的人不能正确看待与使用手中的权力，放松自我管理，让私欲恣意泛滥，便极容易产生用权力换取金钱的权力寻租现象。 预防和根治腐败，应当以法制为先。我们期盼着公共权力在社会的运作中逐渐走向公正透明！ “冲冠一贪”为红颜 原中国银行副行长赵安歌特大贪污受贿案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查办。由于此案的重大与敏感，全过程一直处于“密闭”状态。经相关部门批准，记者独家采访了专案组人员，透过大量的卷宗资料，惊奇发现当年风光无限、权倾一时的人物，在短短几年内沦为一名无期囚徒全过程中鲜为人知的致命危情。 当时间的车轮倒回到1995年“五四”青年节的那个凌晨，郊区一声清脆的枪声震动了整个京城。原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饮弹自尽，与他有关的诸多罪孽和犯罪线索一时成谜。但是不久，公安机关抓住了仓皇出逃的王宝森昔日的情人之一，一个叫赵可歆(化名)的女人。 这是一个24岁的年轻美貌的女子，比她外貌更有味道的是她的温柔、细腻和让男人难以抵挡的风情。得知“情郎”撇她而去的“噩耗”，出于自保，赵可歆不等公安机关撬开她的嘴巴，便主动检举揭发了“情郎”的罪行。侦查机关根据有关线索，终于使王宝森贪污200多万元、挪用公款3个多亿的惊天大案大白于天下。由于赵可歆与王宝森的腐败行为并无实质关系，经有关部门严格审查一年多之后，她获得了自由。 不知道是这个女人的魅力无穷，还是男人们的自制力太差，事隔8年之后，那个当时被无罪释放的女人赵可歆竟然又让位高权重的原中国银行副行长赵安歌落了马！ 当双手上多了一副沉甸甸的手铐时，这个昔日的“活财神”和赵可歆以前被刑事拘留时说的话竟然是那么的相似：“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也该去了！” 赵安歌案发始于广东省开平支行高管“崩盘”案件。2001年9月，中国银行总行稽核部在进行中行系统十年一度的全国性大核查的过程中，发现广东省开平支行8个多亿美金的联行资金竟然不翼而飞，从而引发了震惊国内外金融行业的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特大贪污、盗窃联行资金案件。 案情震动中央！ 经过周密的调查取证，案件迅速被查清，但是近8亿美元的赃款早已全部被转移到了已闻声外逃的许超凡、余震东等人在香港、美国、加拿大的账户上，其中一部分已经在赌博公司挥霍掉了。8个亿!天文数字！银行的规章制度哪里去了？银行的监察体制哪里去了？如果没有上级银行的同意，这些人又怎么会一步步得手？ 为了揭开谜底，北京检察院反贪局成立了“9·11专案组”，对赵安歌进行了全面调查。 办案人员惊奇地发现：赵安歌走到这一步，除了贪欲，所攫取的金钱，很大程度上是用来满足情人赵可歆的无尽欲望的。更令人咋舌的是，提起赵可歆可能很陌生，提起她的“前情夫”，不能不让人侧目！他就是原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饮弹自尽的王宝森。 这，就很有意思了。 赵安歌的老家在河北，父亲是一位教育工作者，母亲是国家干部。父母在结婚后不久就都被调到东北工作了。1950年6月19日，赵安歌出生在辽宁沈阳。赵安歌的父母非常恩爱，在生赵安歌之前，父亲曾许诺要让第一个孩子随妻子的姓。 赵安歌出生后，因为是家里的长子，父母对他的喜爱溢于言表，尤其是母亲，对他关心备至，疼爱有加，赵安歌从小就体会到了母亲对自己那份沉甸甸的爱。赵母非常注重对赵安歌的培养和教育。后来赵安歌的父母从东北调回到北京，赵母也想方设法地让赵安歌上了大学。在那个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年代，这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但是在赵母的坚持下，赵安歌顺利地于1976年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毕业，并于同年进入中国银行总行工作。 1995年9月，45岁的赵安歌仕途上到达了一个顶点，他被任命为中国银行副行长，同年11月担任中国银行董事会常务董事，后来调任到中国农业银行当副行长。此时的赵安歌可真正成了位高权重、独当一面的副部级干部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更需要家庭这个避风港来歇一歇身心。但是当避风港里面每天都是狂风骤雨，在外面累了一天的男人将会是什么感受。 赵安歌在外面一句话可能就值几千万，但是在家里，他成了无谓的牺牲品。倒不是赵安歌和父母有什么矛盾，他是公认的大孝子。问题出在了每个男人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婆媳关系。 赵安歌的妻子是他在下乡时认识的。人在逆境中，最容易被感情征服，一点点关爱都是值得用一辈子回报的。赵安歌的家庭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为此在那个年代倒是成了一种罪过，成了被人鄙视的背景。赵安歌在下乡的那个小山村认识了一个民办教师，她性子直爽，对这个来自首都北京的小伙子有着最朴素和说不清的关心。 在回城时，赵安歌对她说，跟我走吧，跳出这个小山村，外面的世界很大。她信了，结果她和赵安歌都错了，因为赵母从头至尾不喜欢她，从说话到做事，赵母就是和她合不来。刚开始，赵安歌以为是生活差异所致，便一直在两个女人之间协调，努力想黏合两个人之间的裂痕，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却是两头不是人。 赵安歌的痛苦是伴随着职位的不断高升而增加的，这让他很累。家庭矛盾逐渐在升级，赵安歌苦不堪言。 婚姻持续了十余年，妻子体谅丈夫的难处，最后同意与赵安歌离婚。离婚后，赵安歌没有亏待过妻子，他尽自己的所能给她补偿。但是，赵安歌的内心却非常苦闷，他何尝不渴望有一个心爱的女人陪伴自己左右。 1995年，年仅45岁的赵安歌成了中行的副行长了，此时的他，已经手握审批大权，成了下级争相公关的“财神爷”了。 母亲心疼儿子，她知道表面上赵安歌“一言九鼎”，但是生活中形单影只，他的身边多么需要有个女人啊！为此，她没少费心给赵安歌张罗，无奈不是赵安歌看不上，就是她觉得女方不顺眼，时间就这么一晃而过了。 然而，在那个宴会后，一切全都改变了。 那是1997年的一个晚上，快下班时，赵安歌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就知道，又是没完没了的应酬。但电话是一个比较铁的哥们儿打过来的，赵安歌还是拿起了电话。 “你必须到！虽然你是堂堂的副行长，但是我不求你办事。这个场合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关系你后半生的幸福。” 电话挂断了。又是借口吧，无非想把他拉出来。实事求是地说，在他这个位置上，什么女人没见过，但是真正让他动心的女人至今还没有遇到。他知道哥们儿不敢跟他说瞎话，难道自己还能找到下半辈子的幸福？他有些怀疑。 宴会场面不大，就摆了一桌。两个铁哥们儿，陪着一个女士。赵安歌性格豪爽，说话非常干脆简练，他故意大声抱怨事儿太多，来晚了，眼神却不失时机地扫了一眼那个女的。就这一眼，注定了今生的错误。 那女人看模样，二十七八岁的样子，打扮得非常得体，不张扬，很有内涵，尤其是那双眼睛，非常善解人意。赵安歌的心情变得舒畅起来，他很有风度地坐到了主宾的位置上，顺手脱下了大衣。没想到，女人轻轻站起身，走到赵安歌的身边，轻轻接了过去。 这个举动很小，也很大，俩哥们儿一见，微笑着对视了一眼。赵安歌不动声色，心里却温暖如春。他微笑着朝女人点了点头，气氛出奇地好了。 哥们儿就是哥们儿，最了解赵安歌。他们简单地向赵安歌介绍了一下这个女人，就找个理由退出了宴席。赵安歌的脑子多聪明，一下子就全记住了：赵可歆，是北京一家规模不小的模特经纪有限公司的经理，老家是哈尔滨的。一听都来自东北，赵安歌对眼前这个女人更是有了一种特有的亲切感。赵可歆很会来事，她叫来服务员，要把高度的白酒换成低度的，赵安歌笑着问她为什么。赵可歆实话实说，她说行长肯定少不了应酬，老喝烈酒，长期下去身子会喝坏的，自己今天能见到行长已经是三生有幸了，不想让行长太劳累。 赵安歌听着，眼睛却没有闲着，他阅人无数，可以肯定这个女人是在说心里话。赵安歌主动拿起了酒杯说：“不要紧，酒逢知己千杯少嘛。很高兴认识赵小姐，非常感谢你的关心。毕竟是老乡吧，我也很高兴，来，你随意，我干了。” 赵可歆受宠若惊，杯中酒一饮而尽。以往酒场应酬，不是别人求他，就是他求别人，那酒就喝得特别痛苦，有时喝多了，就很容易想到家中那些不顺心的事，于是更加苦恼。也许是因为没有以往酒场应酬的压力，也许是因为遇到如此一位细腻柔情的女性，赵安歌觉得今晚的酒格外的香。几杯酒下肚，赵可歆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赵行长。”赵可歆看来是有话要说。 “叫赵哥吧。五百年前我们还是一家呢。”赵安歌非常爽快地说。 关系就这样一下子拉近了。 赵可歆也没有隐瞒，她含着眼泪诉说了自己的经历。父亲、母亲、哥哥都是工人，还有一个姐姐在老家打工。迫于生计，自己独自一人来北京闯荡，被别人骗过，也骗过别人。后来因为自己长得还挺漂亮，就到一家模特经纪公司上班。赵安歌仔细地听着，脸上却不动声色，他在仔细琢磨这个女人说的每一句话。 赵可歆坦言：自己在北京举目无亲，女人最大的资本就是自己的美丽，所以靠着美丽，她也结识了许多权贵，包括王宝森这样当年炙手可热的人物。那时因为年轻，在处理同权贵们的关系上吃过亏，上过当。 赵安歌当然明白赵可歆所说的“吃过亏，上过当”背后的潜台词。对王宝森的风流韵事，在官场上混迹多年的赵安歌也曾耳闻，但今天亲耳听到眼前这个女人竟然和王宝森很熟，甚至有非同一般的关系时，赵安歌还是吃了一惊，但是脸上依然毫无变化。 赵安歌见到过的逢场作戏太多了，即使她以前是王宝森的情人，那又怎样？女人就是女人，以前说明不了什么，关键是看现在她怎么对你。说一千句都没有用，关键是看行动。善解人意、坦率直言、毫不做作，赵安歌的心里面对这个女人颇有好感。 赵可歆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她最了解男人的心理，最清楚什么样的男人最在乎什么。她知道自己已经是徐娘半老，靠身体抓住男人只能抓住一时，终究抓不了一世，更何况赵安歌是一个位高权重、事业成功但婚姻失败的特殊男人。她从认识赵安歌的第一天起，就知道，自己要想东山再起，这个男人可能就是唯一的机会了。 从那次酒席相见后，赵可歆紧紧抓住了机会。她从不在上班期间给赵安歌打电话，她的电话很及时，总是在赵安歌空闲的时候打来。赵安歌也非常乐意接到她的电话。接到她的电话，赵安歌的心里就像吃了宽心丸一样心情舒畅。电话里赵可歆就像对待自己的老公一样，细心嘱咐，温柔叮咛。 在方便的时候，赵安歌便约请她一起看戏、吃饭、聊天。他像重新找回了青春一样，他觉得这个女人或许就是自己想要的那种。 时间就是最好的温度计，赵安歌和赵可歆的感情在快速升温。终于在三个月后一次约会的时候，该发生的都自然发生了。 赵安歌向赵可歆坦言，自己喜欢她，但是能否走到一起，还有最后一道关，也是最难的一道关——母亲。赵可歆笑了：“放心，我家人都在东北，这下在北京又多了一个妈，多好！” 赵可歆不是敷衍，她在第一次见到赵母后，就紧紧抓住了老人的心。赵可歆不是靠撒娇、套近乎来博得老人的欢心，她知道老人最需要关心，她也知道老人最喜欢的就是听话的女人，这对她来说的确是优势。果不其然，赵母一见赵可歆，就喜欢上了她。在赵母眼里，这个“小赵”干活手快、麻利，说话得体，让人舒服，加上对赵安歌体贴入微，年纪还这么小，还要求人家怎么样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当时赵母身体不太好，赵可歆一见面就非常熟练地给老人忙活，赵安歌很感动，老人很欣慰。 得到了母亲的默许，赵安歌一颗心终于落了地。 既然成了自家人，当然要为自家人办事了，这是天经地义的，更何况是为了两个人共同的明天。 1998年，赵可歆告诉赵安歌，一个香港的朋友想要作一个高速公路项目，但是没有跑成贷款。好办！赵安歌手里有的是贷款额度，一句话，搞定！ 事成之后，那个香港老板当然知道知恩图报，在赵可歆买银湖别墅后，他乖乖地送上了近200多万港币的灯饰。 2000年，中国银行总行想要购买职工宿舍楼，这件事由赵安歌负责。闻到肉香的北京华远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和销售部的总经理费尽心思找到了赵安歌。赵安歌没答应，他在试探，因为赵可歆曾告诉他，这种事给谁做不是一样的做啊！ 后来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又请赵安歌吃了几次饭，最后干脆把话挑明了：可以给赵安歌整个项目造价的1%作为好处费。赵安歌没表态，他想找机会问问赵可歆是否有兴趣。一听赵安歌讲这个项目，赵可歆便动心了，颇有心计的她，觉得不能对这即将到手的外财表现得太急切，这会让赵安歌看轻自己。她告诉赵安歌：“这件事情可以做，但是一定要保险，不能因为这点小事给您添麻烦。”她甚至告诉赵安歌：“这件事您不能出头，要找个人替您办，最好中间再转几次手续，做得更严密一些。”等若干年之后，赵安歌回想当年这个女人的“教诲”时，他告诉办案人员，自己还是低估了这个女人，被“感情”蒙蔽了眼睛。 但当时赵安歌已经沉湎在“爱”的漩涡中，他点头同意。他当然知道1%是个不小的数字，赵可歆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赵可歆天生一个“理财能手”，这可能和她见过大世面有关。没多久，她就有了一个详细的方案，经过与赵安歌商量后，周密的计划开始实施。 赵可歆找来在北京做生意的哥哥赵德仁（化名），赵安歌让这个比自己还小的大舅子去找那个自己已经打过招呼的投资有限公司，借它的公章使用，好处费另算。然后以这个投资公司的名义和华远签订假的中介协议书，那1%就作为中介佣金支付。 赵安歌利用自己在总行的影响力，把购买职工宿舍的事情敲定。2000年12月10号，中行北京分行和华远房地产公司签订了正式的购买合同，总造价达到1.9亿元。赵可歆和赵安歌都觉得，这个1%还是值得的。2001年2月14日，在赵安歌和赵可歆的指派下，赵德仁到华远房地产公司拿走了190万元支票。为了避人耳目，赵可歆又亲自找到那家融资公司，借用公司的账户走了账，并提出了56万元现金。这些钱全部用于购买银湖别墅，用赵可歆的话说就是“当了一辈子财神爷，等老了不能连座庙都没有”。赵安歌也知道，这么做都是为了两个人的将来，毕竟这个位置不可能坐一辈子。 2002年9月的一天，赵安歌听到了风声，他第一时间通知了赵可歆，让她到外面躲一躲。赵可歆知道事情要“现”了，当然逃为上策，但是她还故意流露出痴情的样子，表示自己不走，要与赵安歌“同进退”。 赵安歌很感动，不过他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他甚至还自信地告诉赵可歆，国家的钱他动过，但是毕竟没有造成损失，大不了就是违反了纪律。他现在非常担心的就是买别墅那笔钱，如果那笔钱定了性，自己就麻烦了。他劝慰赵可歆：“最好你先去国外，等事情摆平后我会去找你。” 赵可歆“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情郎”，临别前还说：“我要给咱妈告个别（给赵安歌的母亲上坟）再走。”赵安歌心里那份感动就甭提了，他哪里想到，在他面前哭得泪人似的赵可歆却溜得比耗子还快——当专案组办案人员去缉捕她时，她早已逃往海外了。 依依不舍送走了赵可歆，赵安歌又马上给大舅子赵德仁打电话，让他赶紧躲躲。赵德仁得知后连夜潜回了哈尔滨老家。赵德仁从北京乘火车回到黑龙江，刚开始没敢回家，在过了一段时间后看到没什么风声，赵德仁以为没事了，一天夜里他偷偷潜回家里。12月的哈尔滨，哈气成冰。赵德仁没想到的是，侦查机关已经找他找得好辛苦，他一回家即进入辛辛苦苦蹲守了两个星期的警方的包围圈。当专案组人员出现在刚从睡梦中醒来的赵德仁面前并亮明身份后，赵德仁迷惑不解地问道：“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赵德仁的问话让专案组人员哭笑不得，只好反问道：“你说呢？” 赵德仁到案后，很快便交代了伙同赵安歌和妹妹赵可歆收受华远公司190余万元贿赂的问题。 而在赵安歌给情人及其哥哥通风报信不久，就被检察机关刑事拘留。2002年9月11日晚11时许，“9·11专案组”开始对其预审。起初，果然像办案人员预先料想的那样，赵安歌拒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问题。在这个时候，赵安歌还想隐瞒犯罪事实，以保住自己的弟弟和情人。专案组办案人员没有急于涉及犯罪事实，而是同他展开了广泛的交流。通过事先的了解，他们发现，赵安歌比较重视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非常重感情的特点，于是先肯定他多年来在银行系统的工作业绩和贡献，肯定他孝顺父母、关心弟弟索立鸽、有家庭责任感的优点，肯定他为人性情豪爽、敢作敢当的性格特点，同时对他多年来深受家庭矛盾折磨的生活表示同情。专案组办案人员的话字字句句都点到了赵安歌的痛处，在赢得了他的好感和信任后，赵安歌开始了他的倾诉。他先是谈到了他从基层走到领导岗位的艰辛和挫折，谈到了他的工作业绩和突出的工作能力，谈到他多年来为金融领域做出的贡献，既而又谈到他和弟弟都因为婆媳关系问题常年在家庭矛盾中饱受折磨…… 赵安歌意识到只有自己勇于承担责任，才不会使亲人受到牵连的道理。在经历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心理防线终于崩溃的赵安歌先后交代了相关犯罪事实。 “9·11”专案从立案到侦查终结，历经9个月的时间。最终认定赵安歌伙同李耀森、索立鸽涉嫌挪用公款5000万元人民币，收受华远公司贿赂190万元，向阮某索要贿赂款331万元，收受王龙俊贿赂款57万元，共计收受贿赂578万元。 案件就此水落石出。 2004年4月2日，原中国银行副行长赵安歌因涉嫌受贿、挪用公款、行贿，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赵安歌没有提出上诉，显然他知道自己是罪有应得。 （文/阿宁） 英国小说家笛福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作恶多端的歹人，他永远不会想到他的人生结局，如果他能预料到他的归宿，他会紧张得寝食不安，一天也难于安稳地活下去。”此话的确是句至理名言。无论是王宝森还是赵安歌，似乎都栽在了同一个女人手里。从高官沦为阶下囚，要怪罪的究竟是一个女人还是自己？ “烟草王国”功臣之罪 2006年6月20日，曾任曲靖卷烟厂厂长的云南省烟草公司副经理魏剑，被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现年53岁的魏剑，是在素有“烟草王国”之称的云南，继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涉嫌贪污犯罪外逃、玉溪卷烟厂原厂长褚时健犯贪污罪被判刑之后，落马的第三个卷烟厂厂长。因此，其因受贿犯罪被判刑，格外引人关注。 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集边疆、民族、山区于一体，贫困面广大，经济欠发达，目前尚有60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云南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拥有丰厚利润的烟草行业，历来是云南的经济支柱产业，其税收占全省财政收入的70%左右。因而，烟草行业的发展与稳定，在云南的经济和社会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十年来，云南烟草企业的领导对国家和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先后有三个大型卷烟企业的厂长，因为腐败问题受到查处。使烟草行业的功臣陷入了振兴企业有方，抵制腐败无术的怪圈。”云南省烟草行业有关人士如是说。 魏剑受贿案的发生，对整个云南烟草行业而言，犹如旧伤未愈，又添新伤。据公诉机关指控，1999年12月至2002年9月期间，被告人魏剑在担任曲靖卷烟厂厂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非法收受美国瑞辉公司总裁黄文辉（已被判刑）等人送的人民币80万元、美金2.3万元（约折合人民币19万余元）、港币2万元（约折合人民币21282元）；指使并伙同被告人魏明（魏剑之弟）非法收受吴飞鹏送的人民币240万元和苏洪波、王荣波送的人民币80万元及陈志送的奥迪A6轿车1辆（价值人民币55万余元）。 耐人寻味的是，魏剑曾任玉溪卷烟厂工人、工艺员、生产工艺科科长、质量部部长，在玉溪卷烟厂最为红火的时期，是深受褚时健提携的为数不多的得意弟子。 曲靖卷烟厂一位中层干部说，魏剑是在该厂步履艰难的1993年，调离条件优越的玉溪卷烟厂，以技术干部的身份，到曲靖卷烟厂任副厂长的。1998年，他任厂长后，利用掌握卷烟核心技术和谙熟烟草市场运作的优势，实施品牌扩张战略，开发出“福”、“石林”两大系列品牌产品，优化了产品结构，提升了卷烟品质。在此基础上，加大销售投入，组建营销网络，促进卷烟销售逐年上升。同时，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措施：实行物资采购和工程建设公开招标制度，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裁减、分流企业职工2000多名，比例高达36%；建设花园式工厂，绿化覆盖率达65%。 从1998年至2002年，企业产值年平均递增近10亿元，利税年平均递增近4亿元。曲靖卷烟厂为此获得“全国500家大型工业企业”、“全国质量管理优秀企业”等殊荣，厂长魏剑也被评为“中国知名企业家”、“云南省劳动模范”。 伴随企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职工的收入成倍增长。身为厂长，魏剑的工资收入加政府奖励，每年不低于40万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在经济较为落后的云南，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评论说：“像魏剑这样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无论是当卷烟厂厂长，还是任烟草公司副经理，其实到什么地方都用不着自己花钱。因此，470万元贿赂款，不应该对其具有诱惑力。”但受贿的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透过魏剑辉煌和堕落的轨迹，不能不让人联想起他的师傅褚时健。褚时健1979年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后，凭借坚毅的性格和朴实的作风，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经营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现代化烟草企业，每年创造的利税近200亿元。在全国180多个卷烟企业中，玉溪卷烟厂多年保持装备技术水平、利税和出口创汇等7项指标的第一。然而，在功成名就，即将退位之时，他却于1995年7月，伙同副厂长乔发科、总经济师罗以军，共同贪污并私分公款350多万美元。 而对于此前发生的昆明卷烟厂厂长陈传柏贪污案，由于陈传柏于1996年2月出逃，有关部门一直未公布案情。据介绍，陈传柏1987年4月到昆明卷烟厂走马上任后，曾经为企业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企业发展了，他的贪心也开始形成，自1992年至1994年，他利用担任厂长的职务之便，贪污公款，涉案金额高达1600多万元。 对于云南烟草界堪称“大腕”的三个卷烟厂厂长“前腐后继”的原因，人们在正规场合多将其归结为“他们心态失衡，没有正确把握住自己”。 事实上，苹果腐烂不能仅仅检查苹果自身的原因，正如美国学者阿密泰所说：“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而更应该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 魏剑2003年8月案发后，在昆明一度流传出其案件与曾任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的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黄维彬违法违纪案件有牵连的小道消息。但在机关里，人们一直讳莫如深。 2004年5月28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说：“黄维彬同志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省十届人大代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2004年5月24日依法罢免了黄维彬同志的省十届人大代表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黄维彬同志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相应撤销。”至于撤职的真实原因，公告只字未提。 据云南省烟草公司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2003年8月初，魏剑被中纪委直接从昆明带到北京“双规”，协助调查黄维彬的问题。随后，烟草系统传出了魏剑在帮助黄维彬的儿子黄炜和广东老板黄文辉做卷烟商标防伪膜生意的过程中，收受贿赂80万元的消息。 按照这位人士提供的情况，记者几经周折，找到当初穿梭于官员黄维彬、厂长魏剑与生意人黄文辉之间的中间人。这位自称是“生意人”的中年男子，面对记者的采访欲言又止。在记者的多方努力下，他介绍了一些情况：“其实，我在他们之间没有做任何工作，也没有得到过什么好处。但据我了解的情况，当初黄维彬为了帮助其在美国的儿子黄炜赚钱，直接疏通了魏剑的关系，促成了黄炜联合黄文辉与曲靖卷烟厂做防伪膜生意。” 他还透露了更为具体的细节：“事情的起因是黄维彬的儿子黄炜到美国后，做生意被骗，急需赚钱维持生计。在这样的情况下，黄维彬让文化程度不高，又不懂外语的黄文辉去美国，与黄炜成立瑞辉公司。名义上黄文辉是公司的董事长，但实际上公司在美国的事务控制在黄炜手里，黄文辉只好到国内‘开拓市场’。当时，魏剑任曲靖卷烟厂厂长不久，正在厂内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对卷烟辅料的采购实行公开招标，以质量和价格决定供应商。所以，仅靠黄维彬跟魏剑打招呼，黄炜、黄文辉并不能轻易与曲靖卷烟厂做成防伪膜生意。” 他继而解释说：“当时的情况是，魏剑想做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最明显的例证是省长李嘉廷曾对其许愿封官，‘可以落实副厅级待遇’，条件是要曲靖卷烟厂与港商李镇桂合作办印刷厂（李嘉廷为情妇徐福英向李镇桂借款1350万元，徐福英将巨款挥霍后，无力偿还，李嘉廷答应帮助李镇桂做生意，赚钱弥补李镇桂的损失）。但因为李镇桂的报价太高，而被魏剑拒绝。在常人看来，省长的许愿，肯定要比组织部长的招呼管用，但魏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舍本求末呢？”他分析说：“问题的关键在于，黄炜、黄文辉经营的防伪膜生意，在当时几个厂家的报价中，价格是最低的，质量也符合要求，所以，黄维彬的招呼才会发挥作用。” 一个值得关注的情节是，在2004年7月13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魏剑受贿案的法庭上，其辩护律师说，魏剑收受黄文辉的贿赂，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而是迫于外在的胁迫。对此，一位与魏剑家人关系甚密的人士向记者证实，黄维彬在为黄炜、黄文辉联系向曲靖卷烟厂推销防伪膜的过程中，充当了与其身份不相符合的角色。起初，他向魏剑打招呼，魏剑不买账，他就让魏剑以其子的名义，在黄炜、黄文辉的公司入股，做生意赚钱之后，存在国外。遭到魏剑拒绝后，他又在一次宴会上授意黄文辉为魏剑的爱人“换辆本田轿车”。 事后的情况是，“车子太显眼，魏剑没有要，但他收下了黄文辉送给的好处费80万元”。魏剑也在法庭上辩解说，自己当初收下黄文辉送给的钱，是因为按照正常程序办事，没有损害单位利益，所以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构成犯罪。 更令人疑窦丛生的是，魏剑第一次受审后，在法院即将宣判之时，又被中纪委从看守所中提出，带到四川“双规”。“炒回锅肉”的结果，其受贿的金额，由当初指控的80万元，戏剧性地变成470万元。据参与办案的纪检干部介绍，其牟取的私利，高达2000多万元。但由于取证困难等原因，许多问题不能作犯罪认定。随后，魏剑受贿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移送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办理。 其实，云南的部分领导干部插手烟草企业牟取私利的问题，并非今日才暴露。一位长期从事反腐工作的人士对记者说：“在云南省内，这个问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走出云南，外界的人士只要听说云南的上层干部涉及腐败问题，都认为与烟草行业有关。” 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案发后，在剖析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时说，他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时，“看到别的领导干部在烟草企业为家属子女谋利，就产生了他们能做的事，自己为什么不能做的失衡心理”。于是，为了帮助儿子李勃出国和在社会上生存，他利用分管烟草企业的便利条件，为香港焕德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荣协调出口卷烟2.3万大箱，使杨荣获利2300多万元，其子李勃以跟杨荣合作做生意为名，先后从杨荣处索取或收受贿赂1000多万元；为了摆平与情妇徐福英的关系，他出面向香港金时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镇桂借款1350万元给徐福英挥霍。徐福英无力偿还后，他又指使云南省烟叶公司经理胡启鹏擅自提高烟叶促销费，使李镇桂从中获取非法利益高达2600多万元。 我们无法想像是哪些领导干部在烟草企业为家属子女谋利的事情，能对一位身居高位的常务副省长的腐败堕落产生影响，但可以肯定，只有职务、地位与他有可比因素的人在其周围构成一种环境，才会使他产生改变不了这种环境，就适应这种环境的观念。 一位长期参加办理烟草系统大要案件的纪检干部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央有关部门十分关注高中级领导干部在云南烟草企业中为子女谋利的腐败问题，所以，对涉及云南烟草行业中卷烟厂厂长的腐败案件，都是由中纪委牵头办理的。” 他进一步分析说：“中纪委管辖的案件范围是省部级干部，而云南烟草行业卷烟厂厂长的级别，多数为处级，仅有两三家是厅级，但中纪委出面办理此类案件，说明中央对解决隐藏在云南烟草行业中的上层干部腐败的问题，历来态度坚决。” “态度坚决说明存在的问题严重。”这位纪检干部介绍说，“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涉嫌贪污犯罪的问题，实际上与一个在云南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十多年的省级干部之子牵扯在一起，并且，该干部之子在非法获利数千万元后，于1994年潜逃到美国。” 而对被有关部门视为“铁案”的褚时健贪污案，据一位当初参与办案，十分熟悉内情的人士私下向记者透露说：“其实当时中纪委的初衷是要查处高层干部违法违纪，从玉溪卷烟厂批烟牟取私利的问题，但褚时健显然是没有‘识时务’。结果，查处的对象戏剧性地变成了他自己。” 经此点拨，记者仔细查阅了当年各类媒体对褚时健案件的报道，颇为意外的是，记者发现，中纪委查处褚时健违法违纪案件始于1995年3月，而褚时健贪污案的作案时间为当年7月。其中暗藏的玄机，绝对不是用顶风作案、胆大妄为等习惯性评价所能够概括的。 一名从事宏观经济运行研究的云南学者指出:“烟草行业作为云南的经济支柱产业，每年上缴国家的税收不低于300亿元。同时，还承担着支撑地方财政收入，拉动经济发展，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职能。此外，由于地方财政困难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投资也依赖利润丰厚和实力雄厚的烟草企业。于是，出现了经济工作围着烟草转，烟草企业围着政府转的异常现象。” “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云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优秀的烟草企业家。另一方面，烟草系统中得天时、地利、人和成长起来的土生土长的最为优秀的企业家，没有善始善终，最后跌落腐败犯罪的泥坑。”云南一名法律工作者坦言：“这充分暴露了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家的管理不到位，服务不周到，关爱不彻底。如果个别官员想从中牟利的话，被其掌握升迁命运的烟草企业家根本无法与之对抗。” 一名现任的卷烟厂厂长曾向记者抱怨说：“想想近几年‘出事’的3名厂长过去的辉煌业绩和今日的苍凉结局，真叫人不寒而栗。” 2003年以来，云南省烟草系统谋划长足发展的方案正式付诸实施，云南省中烟工业公司从云南省烟草公司中分离出来，专门管理玉溪、昆明、红河、曲靖、昭通、楚雄、大理7个卷烟厂和省外市场的销售，从体制上彻底打破了云南烟草系统政企不分，卷烟厂厂长兼任当地烟草专卖局局长和烟草公司经理，集产烟、销烟、管烟于一身的格局。与此同时，以玉溪卷烟厂和昆明卷烟厂为龙头组建的红塔集团和红云集团，正在紧锣密鼓地谋划并悄然实施各大卷烟企业之间的兼并和重组计划。 “这样的改革措施，从制度设计上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论证的，”云南省烟草系统的有关人士指出，“它充分体现了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权力制衡原则，既有利于理顺管理体制，按照市场规律管理和经营企业，也有利于烟草行业的廉政建设。同时，它能使烟厂厂长更加集中精力，搞好卷烟生产和销售工作。” 但令人担心的是，如果不能从体制上找到发展经济和防治腐败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而让烟草巨头们一方面为社会创造着巨额财富，另一方面随时为自己的生计和前途提心吊胆，我们所能联想到的，仍然是他们命运的可操控性和不确定性。 （文/郑滇云） 在监督制约机制残缺和法治观念缺失的条件下，高层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仅靠思想道德品质维系，没有人敢保证他们中的胆大妄为者不插手烟草企业牟取私利。一名长期从事反腐研究的学者指出：“对于云南烟草产业的长足发展和重振辉煌而言，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腐败问题至关重要。而解决烟草系统的腐败问题，政府官员的自律比烟厂厂长的自律更为重要。” 证券“掮客”暴露“上市”潜规则 2006年4月2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轰动全国的中国证监会官员王小石受贿案进行了终审宣判。法院以被告人王小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2万元。林碧犯公司人员受贿罪和介绍贿赂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至此，王小石案尘埃落定。 中国证监会副处级调研员王小石在错误的场合，张罗着跟几个人吃了一顿错误的饭，把自己吃进了监狱，也吃出了名，吃出了中国证监会官员犯罪的一个名案。其实王小石张罗着吃饭不是毛病，他的毛病是吃饭的时候给别人拉了皮条，并伸手拿了他认为该拿、法律却规定不该拿的钱。 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王小石当作贪官，这实在是高抬了他，他只不过是一个掮客而已。当然，人们之所以那么关注王小石案件，不仅仅因为他是证监会的一名官员，而是王小石案考验着中国证券市场的执法环境，人们希望通过对王小石的审判，能够推动中国法律对证券市场的执法力度。 更多的人关注王小石，是因为媒体把王小石这块小小的“石头”，膨化成一座横亘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高山”。其实，王小石哪有这等本事，他不可能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操作规则，他只不过是一个贪小便宜的证券掮客，利用上市公司操作的潜规则获得一点小利而已。 至于大家普遍认为王小石是中国证监会第一个倒下的官员，以及他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多大灾难，或者最起码王小石是一粒坏了一锅汤的老鼠屎等等，其实是一些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对王小石的一个误读。可以说，正是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把王小石的能量有意无意间夸大了，好像他在中国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运作过程中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这种对于王小石犯罪能力的夸张，最终把王小石妖魔化了。 王小石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父母都从事党政工作。王小石1982年中学毕业后，接母亲的班进入北京市变压器厂工作。1984年王小石考入北京经济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988年7月毕业被分配到国家专利局工作时，王小石已经27岁。 认识王小石的人都认为他很实在，但少与人沟通。王小石因为少言寡语而被认为性格孤僻，也许是与人相处困难的原因，1994年王小石离开国家专利局，到中国证监会工作。 在与亲友的相处中，他跟几个哥哥和妹妹相处得都不好，尤其是结婚后，他跟家里人也不常来往。有一件事至今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王小石的妹妹大学毕业后到一家证券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的领导听说她的哥哥在证监会任职，就派人和王小石的妹妹到证监会拜望王小石，希望通过王小石加强与证监会的联系。但王小石对妹妹和她同事的到来表现得非常冷淡，甚至让妹妹有些下不了台。之后，王小石的妹妹离开了那家证券公司。 对家人如此淡漠的王小石，给亲人们留下了架子大、性格孤僻的印象。但在外界，依然沉默寡言的王小石却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为人共知，就是对朋友非常好，讲义气。很多人认为，可能是他在大家庭中找不到感情的依托，因此转而向朋友寻求，反过来又为朋友做了违法的事情。王小石的落马是受他朋友林碧牵连的，而这个林碧正是王小石的哥们。 林碧是福建省平潭县人，1969年出生，在福州上完大学后，留在当地一家银行工作，林碧1996年左右进入福建华兴信托投资公司投资银行二部任职，1997年6月，负责福建双菱上市。离开华兴信托后，林碧转投湘财证券。林碧给人的印象是“有股匪气”。 据了解，王小石和林碧的相识是在林碧就职于湘财证券前后，王小石时任中国证监会发行部工作处副处长，他们是由王小石的一位好友引见相识的。林碧主要从事“投行”业务，即为企业上市融资、资产重组以及上市策划公关等提供服务并收取佣金。而王小石当时所在的发行部是证监会的要害部门。也就是说，如果企业要上市融资就必须通过发行部的审核。而具体行使这一权力的就是发行审核委员会(简称发审委)。这个相对独立的委员会设在发行部之下，王小石任副处长的发审委工作处恰好负责发审委的会议组织工作，林碧也正是看中了王小石的这个特殊资源。林碧和王小石认识之后，开始夸口“在证监会有人”，自己如何如何有背景之类。 通过繁杂的路径，公司、掮客、监管者最终达到钱权交易、加速上市的目的。很多人是因为王小石案，才第一次知道了“财经公关”。由于掌握着公司上市的“生杀大权”，众多等待上市的公司都紧盯着王小石所在的中国证监会发行部，只要有机会接触王小石这样的人，很多公司都会不惜重金，全力以赴“公关”。 事实上，财经公关本身并不违法。在海外，财经公关也被称为投资者关系管理顾问，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十分成熟的产业，旨在通过专业的投资者推介活动、有效的媒体宣传，积极促进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良性沟通来提升公司的市场形象，达到尽快上市的目的。 但在国内，财经公关行业却变了味道，变成了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的一种隐性渠道，由此形成了一些所谓的上市公司的潜规则。而与各层官员建立“关系”成为财经公关经营的业务。王小石是财经公关的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牺牲者。 王小石可以把自己的同事叫出去“吃顿便饭”，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正是这顿便饭，把手握大权的证监会官员和上市公司的人员，聚集到一个私人化的圆桌周围，把一件应按规矩办的事情变成了私人协议。 2002年上半年，林碧拿到凤竹纺织项目后找到王小石，希望能介绍自己跟发审委一处的齐某与二处的副处长楼某认识。林碧告诉王小石，福建凤竹纺织的人想认识这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负责凤竹纺织的上市材料的预审。 此时，凤竹纺织的上市材料已经上报中国证监会。因为林碧多次表示在中国证监会有熟人，凤竹纺织希望上市审核能顺利通过，于是希望林碧进行疏通。在林碧的穿针引线之下，凤竹纺织公司的董事长陈某在深圳的一家酒店见到了王小石，陈某表示希望能通过王小石认识中国证监会发审委的人，并希望能跟他们当面介绍凤竹纺织的情况。 后来，王小石将楼某以及齐某介绍给了陈某，并且约在中国证监会办公大楼附近的饭店吃饭。据了解，发审委一处的齐某当时负责凤竹纺织项目的法律部分的审核，二处的楼某负责凤竹纺织的财务初审，后来王小石还带着陈某在北京不同的饭店分别请楼某与齐某吃饭。 在此期间，王小石曾经给楼某送过一部手提电脑，但被楼某拒绝了。 侦查机关调查发现，就在介绍楼某、齐某后，林碧通过走账的方式给了王小石72.6万元。对此，王小石坚称，只知道是林碧给的钱，不知道钱是凤竹纺织给的。王小石认为，请楼某、齐某吃饭并不能决定凤竹纺织上市。但是根据发审委的工作程序，上市预选材料必须通过一处的法律与二处的财务初审，并将两份初审意见合并，提交初审会和发审会。 林碧在接受侦查机关讯问时供述，自己是凤竹纺织上市项目组的成员，凤竹纺织希望能顺利通过审核，让林碧进行公关，林碧于是通过王小石找到楼某与齐某，以方便审核通过。林碧给王小石打电话说，帮助凤竹纺织介绍发审委一处二处的人员后，会有一定好处。林碧供述称，当时王小石告诉林碧，资金走账都不要用自己本人的银行卡。没多久，王小石向林碧提供了他朋友王某的银行卡号，林碧通过弟弟林海，开设了一个建设银行的龙卡账户，从该账户将资金打入王某的账户，王小石两次从王某的账户里提取现金72.6万元。 见面、吃饭、收钱，这起沸沸扬扬的大案，开端竟然如此平淡。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不那么平淡了。2004年11月3日和4日，北京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分别将林碧和王小石以涉嫌受贿罪进行刑事拘留。之后，王小石案移交到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 自从王小石接受检察机关传讯的消息见诸全国各大报端后，“王小石案”成了中国财经媒体最热门的新闻之一。不仅王小石本人，甚至相关涉案人员林碧等人，也陡然间成了新闻人物。 2005年11月8日，王小石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西中法庭开庭，王小石、林碧同堂受审。检察院是以王小石和林碧涉嫌犯介绍贿赂罪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整个庭审过程中，王小石受贿期间是否在证监会工作、涉案金额的大小以及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是否违规这三大焦点，得到了控辩双方的充分剖析。 焦点一：案发期间是证监会官员吗？ 王小石自从案发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证监会的官员，实际上在1998年年底至2003年4月间，也就是整个案发期间，王小石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负责创业板的筹备工作，其工资、业绩考核和工作关系均由深交所安排。正是这段经历成为王小石的辩护律师为其辩护的一大根据。 王小石的辩护律师认为，王小石此案主要涉及斡旋受贿的问题，而整个案发过程中，王小石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工作。另外，齐某和楼某这两位证监会工作人员并不是最后决定公司上市与否的发审委成员，他们的职责只是负责审核相关的法律和财务资料。王小石并没有构成我国刑法第388条规定的斡旋受贿的犯罪要件。 而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的公诉人指出，王小石曾在证监会发审委工作处担任副处长，并担任过助理调研员，王小石和齐某、楼某存在着基于职权产生的影响，他接受了凤竹纺织关于安排与证监会工作人员见面的请托，并收受了巨额款项，已经构成了犯罪事实。 王小石自己在庭审时承认，他牵线让凤竹纺织公司的老总和审核该公司上市的发行审核处官员认识，并收了72万余元。但是，王小石表示并不知道凤竹纺织为什么给他这些钱。王小石在随后自行辩护中表示：“很多公司想通过我来认识发审委委员，我都拒绝了。这次也教育了我，我认为收钱是不对的。” 焦点二：凤竹纺织上市违规吗？ 此案涉及的凤竹纺织成为庭审的焦点之一，尤其是它的上市程序是否合法将直接关系到王小石是否为其谋取不当利益。 据了解，证监会派人实地调查取证，最后得出凤竹纺织上市合法的结论。而且，根据王小石引荐给凤竹纺织认识的证监会工作人员的证言，他们在审核凤竹纺织上市材料的过程中，虽然发现凤竹纺织存在资金迟缓到位、业绩连续计算和家族成员关联太多等问题，但是并不构成凤竹纺织上市的实质性障碍。因此，凤竹纺织上市完全符合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焦点三：王小石受贿金额究竟有多少？ 王小石涉案金额的大小也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根据王小石、林碧的供述以及公诉人的指控，王小石在介绍凤竹纺织的老总和证监会两位工作人员认识后，分两次利用他人的建行龙卡账号收受了林碧的72.6万元。另外，王小石对于林碧收受凤竹纺织的140万元款项并不知情，所以被告的辩护律师认为，两人共谋受贿这一项罪名并不能成立。 2005年12月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王小石案进行了一审宣判。法院以被告人王小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2万元；林碧犯公司人员受贿罪和介绍贿赂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 对这一判决结果，王小石表示不服，他当庭表示要“坚决上诉”。他说：“我不能接受这个判决结果，因为我没有受贿，从一开始我就认为我没有受贿。我只是帮助别人认识，别人给了我钱。”王小石在法庭宣判后表示，这个宣判结果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他认为法庭应该判他无罪，一审的判决结果令王小石感到“很冤枉，很委屈”。 但是，经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慎重审理，终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王小石不过是中国证监会里一颗毫不起眼的小棋子而已，只是他这颗被淘汰出局的小棋子从棋盘上掉在了地上，并且叮叮当当地在地上跳了几下，发出一连串清脆的响声，才引起对弈者和观弈者的共同重视而已。其实在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棋局中，王小石这颗小棋子，实在是无足轻重。 那么，应该怎么看王小石呢？ 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拿人钱财，替人牵线，最终从钱眼里掉进法网里的小人物而已。王小石的犯罪应该归罪于他个人的贪心，而不能全部归罪于公司上市过程的不规范。 王小石之所以沦落成罪犯，当然与他个人的贪欲有关，同时很大程度上跟他所在的环境有关。他所在的部门“权力大得让人眼红”，在那里工作最火，也最容易出事。令人啧啧称奇的是，王小石对自己收受资金72万余元供认不讳，但却可以公开大声说自己没有犯罪。 那么，为什么王小石认为法庭应该判他无罪呢？这种委屈来自于王小石所捅开的长期以来蒙在股市窗户上的那层薄纸，也就是“股市潜规则”。一直以来，财经公关上市是股市里的公开秘密，一家企业要想获得上市机会，其公关是必不可少的，而公关费用，少则三五百万元，多则七八百万甚至上千万元。中国股市每年上市新股数十家，其公关费用每年累计都超过亿元之巨。而在这笔巨额的公关费用之中，王小石之所得不过区区72.6万元，只是九牛之一毛而已，而且，王小石只不过张罗着吃了几顿饭，并不能决定企业股票发行的命运。那些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实力派人物没事，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偏偏自己倒霉，这就难怪王小石会觉得自己很冤屈。大巫们都平安无事，却拿小巫来问罪，这王小石能不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吗？这也就难怪王小石认为法庭应该判他无罪了。 王小石的根本错误在于促成权钱结合，其实质就是依托权力假借公关为自己捞取好处。王小石案的出现暴露出了我们证券制度和机制上的严重缺陷，也说明我国公司上市制度还很不规范。 “潜规则”使上市企业偏离了方向。不可否认的是，很多企业上市的目的已经降低到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通过上市大把圈钱。由于企业上市关卡重重，权力失控是“财经公关”痼疾的根源。在企业上市过程中，证监会发审委有很大的权力，这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这就是为什么王小石张罗着吃顿饭就获得70多万元报酬的原因。 （文/黑丁建新） “彩色书记”的肮脏交易 2008年8月28日，湖南永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周永亮因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财产260万元。此案的看点不在于周永亮受贿213万、巨额财产657万元来源不明这些枯燥数字，也不在于他与妻子“夫唱妇随”搜刮民脂民膏，而在于他将19名佳丽收编为“铁杆情妇”，其手法之娴熟，令不少财色双收的贪官们叹为观止。 1991年6月，41岁的周永亮出任湖南江华县委书记。不料履新不久，便发生了几起令人咋舌的“粗俗”事件。 周永亮1950年出生于湖南永州市所辖宁远县的一个普通家庭，1990年担任华江县委副书记，不到一年便被扶正。做副职时，周永亮看上去还算斯文。但是当上一把手后，一夜之间判若两人。无论大会小会，他训人时出口成“脏”。常挂在嘴边的三个词“妈的”、“搞死你”、“狗日的”等，令同僚们瞠目结舌！ 让部下真正感到周永亮品行之俗的，缘于那次县委书记带队赴广州考察的惊魂之夜。那天晚上，周永亮在宾馆开房召妓，被当地派出所逮个正着。赤身裸体的周永亮不仅不怕，还牛气哄哄地斥责警察“多管闲事”。此举惹毛了警察，对周永亮嫖娼行为重罚3万元。周永亮指示手下将这笔罚款用公款报销。 广州惊魂之夜后，周永亮把目光盯在了自己主政的地盘上。有一次，他到该县桥市乡检查工作，发现了一位妩媚少妇，顿时心旌摇荡。周永亮立即指示下属调查少妇背景：她叫小燕，刚新婚不久，其老公汪洋是该乡计生办聘用的临时工。当晚周永亮邀请小燕和其丈夫同时陪他喝酒。酒酣耳热之后，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周永亮一边用肢体语言向美少妇发出暗示，一边当面夸奖她的老公汪洋：“依我看，你年轻有为，是棵不错的苗子，值得培养。” 面对县委书记的政治“评价”，受宠若惊的汪洋心领神会，立即装醉，借故溜走。离席前，他对娇妻悄悄耳语：“今晚你要多陪陪周书记。”那一夜，美少妇在床上将县委书记伺候得舒舒服服。 事后，周永亮问小燕有什么要求。小燕说：“我和老公都是乡下粗人。我想做个城里人。至于汪洋，你给他戴了一顶绿帽子，就再给他一顶乌纱帽吧。”周永亮一言九鼎，很快解决了小燕的户口问题，将她安排到县城一家国有企业工作，方便两人经常幽会。对于主动奉献娇妻的汪洋，周永亮先是把他转为正式干部，半年后将其调至本县邓家湾乡担任党委书记，一步就混成了正科级。 就在双方皆大欢喜时，头戴乌纱帽的汪洋很快犯事了，强奸了本乡一名计生女专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丈夫一夜之间从官员到阶下囚，令小燕无地自容。她火速找到情夫“捞人”，周永亮面露难色：“汪洋犯强奸罪是刑事案件，和我在广东嫖娼被抓是有区别的，是很难摆平的。”末了，周永亮又补充了一句：“汪洋被抓，对咱俩在一起不是更方便吗？” 小燕愤怒了：“你的心太毒了。汪洋没出事前，你每次找我，他都给你腾床位。你县委书记搞乡党委书记的老婆是合法的，而我老公乡党委书记搞下属的老婆就是强奸，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天下还有没有公理？” 情妇的一句“公理”，一下子把县委书记给镇住了。救夫心切的小燕第一次发泼，并威胁说如果周永亮袖手旁观，她就来个鱼死网破。情妇的“公理”与威胁产生了效果。在周永亮的直接干预下，强奸犯汪洋两天后被释放。 利用职权“特赦”强奸犯后，为了避嫌，周永亮对小燕“凉拌”，重新物色新的目标。不久，一家金融机构的女职员阿婷进入了他的视线。 时年32岁的阿婷，系该县某商业银行的中层干部。第一次邂逅，周永亮便拜倒在这位银行丽人的石榴裙下。他轻舞权力魔棒，阿婷很快投怀送抱。她的老公无奈当起了缩头乌龟，整天借酒浇愁。阿婷丰满性感的身子不会白白付出，她的妹妹刚从江华县一中毕业，周永亮直接安排“小姨”进县公安局当警察。为了报答县委书记，阿婷干脆直接将周永亮请到自己的家中过夜。不料，却惹出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 原来，江华县城不大，周永亮与阿婷经常出双入对，地下情升格为公开秘密。许多官员、同僚对“老板”周永亮包二奶熟视无睹，但有一个老太太却看不惯了，与县委书记发生了对骂——她就是阿婷所住的银行宿舍区的门卫张姨。 周永亮每次到阿婷家偷欢，大都在夜深人静时，此时院门早已上锁。起初，张姨还不知道周永亮的身份，后来他来得多了，得知这位风流男人竟然是县委书记时，观念传统的张姨大为惊诧。从此，她故意刁难，要么让周书记敲上半个小时的门，要么不准他的轿车往院子里停。周永亮恼火了，用粗话骂看门老太“你这个老太脑子进水，是个傻子”。不料老太太第二天早晨，硬是把县委书记的轿车堵在院子里不放行，并当着银行家属们的面高声斥责周永亮：“你这个书记作风有问题，是个流氓！” 周永亮咽不下这口气，给银行施压开除老太太。正当张姨准备卷起铺盖走人时，周永亮官升一级，凭着吹起来的“政绩”，于1996年被提拔为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周永亮跃入副厅级行列后，旧情难舍，首先将情妇阿婷调到永州市金融机构，两人继续上演风花雪月的故事。与此同时，“尝鲜”的欲望在周部长胸中涌动。与以前猎艳不同的是，周永亮现在把目光瞄准那些青春靓丽、有品位的美眉。他泡妞的策略也来了一次创新：戒掉“粗俗”做派，披上文雅的外衣。 于是，周永亮指示枪手，以他的名字在媒体上频频发表调研和学术文章，组织成立了永州市柳宗元研究学会，他还担任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会长，正儿八经地研究被称为“千古之谜”的江永女书文化。一夜之间，周永亮的身份变成了作家与学者，俨然成了顶呱呱的“文化人”。 在为自己脸上“涂脂抹粉”的同时，周永亮假借检查工作之名，到其主管的电视台、医院、学校等处猎艳。一旦发现中意的美女，便会让这些有品位的美眉陪他喝酒、唱歌，迅速发展成为情人。永州电视台女主播李磊便是其中的一个。 颇有心计的李磊委身周永亮后，马上利用部长情夫做登云梯，很快调到省城长沙的某文化宣传系统任职。李磊不仅仍然愿意在省城为周部长暖被窝，而且还帮他架起一座“金桥”。 2006年4月，长沙市某医疗器械公司参加永州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医疗设备的招标。该公司经理找到李磊，请她出面恳请周永亮帮忙。周的一个电话，就让中标合同落入该公司腰包。公司拿出10万元回扣，除了给周永亮5万元感谢费外，将另一半直接给了李磊。 随着周永亮的诸多绯闻越演越烈，市里主要领导曾提醒他注意收敛一些。不料，周永亮的欲望似乎永无止境。他激情澎湃，改变了猎艳的方式，最终掉进了一个万劫不复的“黑洞”。 在永州官场，周永亮与黑道人物屈国春的特殊关系，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2002年下半年，屈国春在一次聚众赌博中，被永州市冰水滩分局抓获。屈家通过一位在商业部门的朋友，找到了周永亮求情。周永亮当即给冰水滩公安分局局长打电话，要求从轻处理。果然，屈国春第二天被释放。当天，屈国春便在永州威尼斯大酒店的豪华包厢宴请周永亮，并送上2万元表示感谢。 自从攀上周永亮这棵大树后，屈国春在赌场上有恃无恐。有一次深夜，警方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威尼斯大酒店聚众赌博。”随即，警察赶到现场，要把一伙赌徒全部带走。屈国春气焰嚣张地骂道：“敢动我一根汗毛，就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这时，市委副书记周永亮穿着一双拖鞋赶来，当着六个警察的面就将屈国春等人带走了。 2003年，永州市决定将市中心医院从城区搬迁，该项工程由周永亮分管。周永亮一方面给永州市卫生局以及永州市中心医院打招呼，一方面指示屈国春迅速成立了一家名为“香港叶宾投资有限公司”的“外资企业”。在周永亮的操持下，该公司顺利地承接到该中心医院总造价近两个亿的土建工程。在此过程中，屈国春给周永亮“孝敬”了近20万元人民币和2000美元，以及价值两万多元的帝舵金表、都彭金笔。 周永亮收编黑道人物屈国春，不仅是为了聚钱，更主要的是任命他为“选妃钦差”，四处搜索美女。每到所辖各县检查工作或出差到长沙，周永亮都暗中指派心腹屈国春打先锋，帮他安排“娱乐节目”。跟周永亮久了，屈国春对市委副书记的“性”趣了如指掌，知道周永亮喜欢什么样的女人。为了准确无误地满足周永亮的口味，屈国春往往用手机先对几名“贵妃”拍照，然后拿给周书记钦定。 周永亮在外抠女无度，无暇顾及结发之妻，引起了老婆朱兰英的反感。为了安抚后院，周永亮支持夫人在宁远县开办了一家私人医院。不仅如此，还暗地里帮助妻子开辟财源，用大把的人民币抚慰发妻那颗落寞的心。 永州奔腾印刷公司一个姓王的老板，恳请周永亮“出面关照一下教育系统的印刷业务”。周永亮在和妻子商量之后，欣然应允，并决定由王某和朱兰英具体操作。由周永亮出面跟全市各县区分管教育工作的领导打招呼，王某按15%的比例给朱兰英回扣。于是，2004年至2005年，永州市相当一部分课外辅导教材，都由奔腾公司印刷。连续两年，朱兰英从王某手上拿到了40多万元的“回扣”。她再也不追究老公在外面的风流韵事了。 就在周永亮安享妻妾共荣的齐人之福时，一场反黑风暴骤然来临。 2006年7月初，湖南省公安厅成立的“6·28”专案组赶赴永州，震惊全国的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狂放4700万元高利贷及涉黑大案爆发。专案组在搜查该案主要成员屈国春的家时，在他家空荡荡的保险柜里发现了一张2006年1月的银行存款单据：票面显示，户名为周永亮，数额为40万元。在大量事实面前，屈国春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不仅交代了和王石宾等人放高利贷等犯罪行为，还交代了向周永亮行贿及出借350万元高利贷的事实。湖南省纪委于2006年8月17日，对周永亮实施了“双规”。周永亮于2006年8月28日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经湖南省检察院立案侦查，1994年至2006年，周永亮利用担任江华县委书记、永州市委副书记等职务之便，采取帮助承揽工程、协调关系、安排工作、调整职位等手段，先后索要、收受王中燕等35人（或单位）所送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13万余元，其中伙同其妻朱兰英（另案处理）及情妇李磊（另案处理）受贿41万余元，单独受贿172万余元。他对明显超出合法收入的价值人民币657万余元的款物，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2008年8月28日，湖南怀化市中级法院对周永亮贪腐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周永亮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260万元；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260万元。 (文/谭爱芳) 2008年十大网络成语和2008年山寨版汉语词典中都将“佬佬”一词收入其中，意指嫖赌逍遥无所不来、黑白道上无所不能、江湖地位极高的大佬，引申为嚣张霸道、蛮不讲理、为所欲为之人。 “佬佬”一词针对的就是湖南永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周永亮，因周在当地的外号即为“佬佬书记”。据悉，除了“佬佬”外号外，周永亮还有两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称号：“文化人”和“彩色书记”(当地方言读“财色”为“彩色”)。这些外号在永州已经是家喻户晓，可其落马却缘于另一桩涉黑大案而“拔出萝卜带出泥”，可见当地监督部门对民心指向充耳不闻。 离奇的“恐怖袭击” 2007年7月9日，济南市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闹市汽车爆炸案。9月5日，主犯段义和、陈志被执行枪决，陈常兵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这起“副省级高官炸死情妇案”却余波未平：制造爆炸案的爆炸物，陈志从何而来？和被害人素不相识的陈常兵，又为何心甘情愿听命于陈志，和他一起制造爆炸物并实施爆炸？这在当时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均一笔带过，给读者留下两个巨大的问号。 2008年4月18日，随着法院的终审判决，为陈志提供炸药、雷管的刑警大队原教导员廉德金，以非法运输爆炸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这起爆炸案的“案中案”尘埃落定。身为平阴县刑警队领导的廉德金和身为济南市治安副大队长的陈志，是怎样认识并走向犯罪道路的？陈志和私营老板陈常兵是怎样成为“莫逆之交”的？笔者独家采访为您解开这两个谜团。 2007年7月9日17点34分，随着一声巨响，济南市建设路发生的闹市汽车爆炸案，震惊了当地并迅速波及全国。爆炸发生没半小时，济南市平阴县县城内，有一个穿警服的人正坐立不安、焦灼万分。这个人就是前不久刚被提拔为平阴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的廉德金。 这天18点，走在下班路上的廉德金手机响了：“济南发生了一起汽车爆炸案，女司机被炸死了，听说是有人用炸药炸的……”廉德金只觉得头“轰”一下，他暗想：不会是上次送给陈志的炸药出事了吧？ 回到家，廉德金心神不宁地拨通了陈志手机，但对方却不接电话，这让他更加紧张。从9日到14日，廉德金寝食不安。14日下午，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消息传来：爆炸案主凶之一正是陈志，并已被抓获！廉德金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几个月前他违规给陈志提供爆炸物的过程，像过电影般闪现在眼前…… 当年3月底的一天，廉德金接到陈志电话：“廉哥们，哥哥我有点事想找你帮忙呢！” “咱兄弟俩这交情，你还跟我客气啥？”廉德金像往常一样和陈志开玩笑，“陈哥们，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有啥需要我办的，你说就是了！” “有个老领导要在南部山区盖栋小楼，需要弄点炸药和雷管炸山上的石头。”陈志显得很轻松。 廉德金很诧异，因为陈志本身就是治安大队副大队长，而根据国家规定爆炸物就归治安部门管理。陈志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想办法弄不说，干吗还非得舍近求远，从济南市区绕弯子让我在平阴弄？ 陈志压低声音说：“老领导也是很有身份的人，在市郊盖房子本身就违规。让别人知道了影响多不好？” 廉德金想想，陈志说得也对，他答应了。 挂了电话，廉德金非常犹豫。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爆炸物的管理、买卖、运输都有严格规定，私下运输爆炸物既违规又违法。此后，陈志频频打电话催问，廉德金搪塞说已经找人活动。十来天后，陈志在电话里说：“我已经另外搞到一部分雷管和炸药，正在山区施工呢！还差几个雷管和炸药，你尽快搞定吧！” 一方面，是陈志不停的催问；另一方面，是原则的约束。这让廉德金左右为难，他回忆起和陈志从不认识到成为“铁哥们”的过程…… 廉德金1969年出生，1991年警校毕业后到平阴县公安局工作。2000年冬天，平阴发生了一起杀人案，时任济南市刑警支队某大队教导员的陈志来指导破案。因天气寒冷，陈志患上了重感冒。当时廉德金在县刑警大队任内勤，他接受安排陪同陈志到医院打针输液。陈志身体虚弱，爬楼梯都困难，廉德金就背起陈志爬楼。这让陈志很感动，他私下对廉德金说：“好兄弟，你好好干，以后我一定想办法让你得到提拔重用！” 陈志病好了，他和廉德金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节假日，两人经常聚会，打扑克或外出钓鱼。一来二去，两人不再是上下级关系，而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掏心朋友。一次酒酣耳热之时，陈志拉下脸来：“以后你别称呼我领导，那样多生分？！叫我陈哥们就行，我就叫你廉哥们！” 廉德金知道，陈志有个当高官的叔叔。自己如果攀上这个高枝，以后升迁指日可待！果不其然，在陈志的关照下他从内勤一路晋升，前不久被提拔为教导员。 廉德金很矛盾。陈志既是上级，又是“铁哥们”。他知道，如果得罪他，以后肯定没自己的好果子吃！踌躇一番后，陈志的那句话给了廉德金胆量——陈志都说已经在施工了，再搞点炸药没问题吧？哥们义气此时占了上风，他决定，为了“铁哥们”冒一次险！ 廉德金找到某石料厂厂长王某和某石子厂厂长葛某，以某领导盖别墅开山炸石头为借口，提出要雷管和炸药。两人虽然知道这不符合规定，但此前廉德金曾在一些事上“关照”过他们，碍于情面，王某给了5根雷管，葛某给了约2公斤炸药。 其实，早在找廉德金让他搞炸药雷管前两个多月，陈志和时任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叔叔段义和，就已经多次密谋如何对段义和的情妇柳海平下毒手，并最终确定采取遥控汽车爆炸的方式让柳海平“从地球上消失”。 那是元旦后，段义和把陈志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长叹一口气说因情妇纠缠不休，自己的工作和社交活动受到严重影响。“这个女人太缠人了！必须给她点颜色看看！” 听叔叔大倒苦水并提出收拾一下柳海平的念头，陈志有一些害怕，他试探着给叔叔两个建议：一是通过组织对柳海平施加压力，使她有所收敛；二是让叔叔和柳海平谈判，看她需要什么条件。但段义和断然拒绝：“这两个办法都不可行！非得给她点狠的尝尝！” 此后，叔侄二人又多次密谋。春节后，陈志去叔叔家拜年，电视里正播放某地举办爆破技术员培训班的报道。陈志不屑一顾：“这还不容易啊，我就能给他们当老师！”段义和眼前一亮：“你就想办法弄炸药把那个女人炸死算了，这样的话就一了百了！” 陈志是四川成都人，曾在云南省某部服役多年。陈志的妻子段某，是段义和大哥的女儿。转业时，正是靠段义和的关系，陈志被安排进入公安系统，并平步青云一路升任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第三大队副大队长。叔叔的话，陈志不敢不听，相反的，他还巴望有机会给叔叔鞍前马后效力以“报恩”。 段义和发话了，陈志就开始琢磨赶快行动。但从警多年的陈志深知炸药的威力，他多了个心眼儿，想找一个“稳妥”的方式收拾一下柳海平。他需要一个帮手，这时，他认识多年、被他称为“孩子”的私营老板陈常兵，成为他的最佳人选。 1979年出生于山东省日照市的陈常兵，在济南市开了一家汽修厂。2000年，陈志来修车时和老板陈常兵认识。陈常兵虽然刚20岁出头，但做事很活络。他见派头十足的陈志开着桑塔纳警车，言谈中又得知陈志是刑警大队教导员，就想和陈志交上朋友，那样日后有这个警察“罩着”，他一个外地人在济南就算是有了靠山。车修好陈志要掏钱，被陈常兵一把推回去：“您来我这儿修车是看得起我，钱就免了！以后车再有毛病，尽管来找我！”陈志一笑：“你这小子倒挺会来事，我给你留个手机号码，你有事可以找我。” 那以后，陈志的警车保养、修理都在陈常兵的汽修厂，陈常兵每次都给他免单。陈志到治安支队后，属于特种行业的汽修厂归该部门管理，利用职务之便，他在陈常兵为厂里的事请他出面协调时，总是有求必应。陈常兵也“投桃报李”，逢年过节都会拎上礼品去陈志家打点。两人的“深厚感情”可谓“与日俱增”。和陈常兵的交往过程中，陈志的江湖气再次显露出来，他让比自己小12岁的陈常兵称呼他“陈叔”，他对陈常兵则以“孩子”相称。 之所以物色陈常兵当帮手，陈志出于两种考虑：一是他自认为两人关系很铁；二是陈常兵对汽车性能、技术是行家里手。2007年3月初，陈志找到陈常兵开门见山地说：“有个领导想收拾一下他情妇，你能不能想办法在她车上做手脚，让刹车失灵造成事故？”陈常兵连连摇头说：“不好办！人为事故和自然事故现场情况不一样，很容易被检验出来。”两人商定采用在轮胎上割口，使汽车高速行驶时爆胎的方式。 这天下午，陈志开车带着陈常兵来到柳海平单位。陈志以办案了解情况为由和门卫说话，陈常兵偷偷走到柳海平的私家车旁，用刀子在轮胎上割了个口子。但是，柳海平开车回家却安然无恙，后来她发现轮胎有问题就送去修理。这让陈志好不恼怒。 这期间，段义和一次次催陈志快动手。眼看着叔叔一次比一次着急，甚至几次都在电话里对陈志发火，骂他办事不利索。无奈之下，陈志决定铤而走险，他拨通了廉德金的电话。 在让廉德金搞爆炸物的同时，陈志和陈常兵商定，由陈常兵利用汽车遥控器改头换面做一个遥控爆炸装置。陈常兵觉得，“陈叔”对汽修厂生意关照有加，如今他有事让自己相帮，理该全力而为。陈常兵把生意交给手下打理，他则一头扎进和陈志研究、计划制造爆炸物的行动。 被柳海平纠缠得恼羞成怒的段义和，三天两头催问陈志事情的进展。段义和催陈志，陈志就催廉德金。终于，4月底，陈志接到廉德金的电话，说炸药和雷管都搞到了。听到消息，陈志急不可待，催廉德金赶快送来。几天后，廉德金驾驶警车来到济南，在陈志的办公楼下把装在后备箱的炸药、雷管交给了陈志。 拿到了炸药和雷管，陈志伙同陈常兵紧锣密鼓地开始制造爆炸物装置和遥控装置。两人偷偷来到郊区，分两次对爆炸物威力作了实验。在确定爆炸物威力可以达到目的后，陈志在某朋友的空房子里，和陈常兵精心设计了作案用的长方形爆炸物。一切准备妥当，两人在等待最佳时机。 段义和时刻关注着陈志的进展，得知他已设计好爆炸物装置和遥控器，心中暗喜。6月底的一天晚上，段义和被柳海平拖着去索菲特酒店吃饭。段义和提前告诉陈志这个消息，让他在两人吃饭时伺机把爆炸物放在柳海平的车上，在柳海平回家的路上实施爆炸。陈常兵开上自己的车，换上陈志提供的一副假车牌，和陈志来到酒店停车场。但柳海平的车离看车人太近，两人找不到下手机会。第二天，段义和把陈志骂得狗血喷头。当得知陈志7月9日要去威海参加培训时，段义和下令，让他去威海前务必行动成功。 7月9日16点多，陈志、陈常兵按约定来到柳海平单位，由陈志把爆炸物偷偷放到柳海平的车驾驶座底下。下班后，柳海平开车离开单位。盯在暗处的两人开车尾随其后，在根据行车路线判断柳海平要回家后，陈志超车来到柳海平家附近的路口等候。17点34分，柳海平驾驶挂有公安内控车牌的“本田思迪”，开到建设路距离家门口200来米的路口。等候多时的陈志摁下了放在裤兜里的遥控爆炸装置按钮…… 实施爆炸成功后，陈志和陈常兵开车迅速逃离现场。晚上9点，陈志按照约定，用家里的座机给段义和打电话，说完“事情办好了”就匆匆挂断。随后就坐火车去威海。 心里有鬼的陈志刚到威海，就接到廉德金的电话，一看是廉德金的号码，陈志不敢接。11日晚，陈志鼓起勇气拨通段义和家的座机，想探听一下情况。从段义和的语气中他没有听出异常，这让惴惴不安的陈志多少有些安慰。他想回宾馆房间洗个澡放松一下情绪，但还没等他走两步，几个人就来到面前，为首的是山东省公安厅刑侦局田局长。陈志明白对方来意，他一下子瘫软在地上…… 对抗讯问两天后，陈志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陆续交代了整个作案过程。因案情重大且涉及副省级干部，该案被层层上报并移送省公安厅侦查。7月13日早7点，省纪委在接到公安机关汇报后，当即和段义和谈话，曾经在仕途上风光一时的段义和，很快低下头承认自己有罪。随后，陈常兵也被警方迅速抓获。 得知陈志被捕后，廉德金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他想过自首，但是又怀着一丝侥幸，他对陈志这个“铁哥们”的江湖义气还是寄予很大期望。他幻想倘若陈志不供出自己的话，那就可以瞒天过海。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廉德金在幻想和恐慌中还没待几小时，就落入法网——7月15日凌晨零点5分，济南市刑警支队副支队长亲自带人赶赴平阴，在廉德金家中把他抓了。 2007年9月5日，爆炸案主犯段义和、陈志被执行枪决，陈常兵被判处无期徒刑。这起轰动一时的“副省级高官炸死情妇案”的“案中案”——平阴县刑警大队原教导员廉德金非法运输爆炸物案，于10月30日、11月22日两次开庭审理后，于12月17日作出一审判决：廉德金犯非法运输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廉德金提出上诉。2008年4月18日，济南市中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廉德金对自己为陈志提供炸药、雷管的所作所为悔恨不已，他在看守所写下洋洋万言的悔过书，表示后悔一时“交友不慎导致犯罪”。但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他再深刻地忏悔也晚了…… （文/金童） 对于这个被市民们戏称为“恐怖袭击”的爆炸案，在当地政府部门的一次通报上给出了包含三个“最”字的定性——建国58年来性质最恶劣、影响最坏、蓄意爆炸杀人涉嫌官员级别最高。 时年29岁的廉德金，因工作表现突出，在出事前不久被提拔为平阴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正如他在“陈述”中说的：我没有想犯罪的目的，由于陈志是上级公安机关领导又是朋友，以建房为由向我索要爆炸物品，过于相信他，交友不慎，上当受骗，走上犯罪道路。 看来，廉德金的“不幸”是因为认识了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三大队原副大队长陈志；而陈志的“不幸”，则是他摊上了个高官叔叔段义和。但“不幸”的真正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女机要员失踪之谜 北京，房山区，2006年春节，农历正月初三，早晨7点多钟，一个陈姓女士失踪了。 小陈今年30岁，已婚，并且有个独生女儿，3周岁。 对于失踪前的情况，小陈丈夫只是恍惚记得：当时我们还在睡觉，小陈听到手机铃声，便下床看了短信内容，稍微收拾了一下，告诉我，出去一会儿，很快就回来。 小陈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小陈为什么突然出门，她到底去了哪里，她去干什么了，那手机短信究竟是怎样的内容？ 这所有的一切，都成了一个难解的谜。 已是深夜零点，丈夫把电话打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和小陈的同事，得到的回答全都是三个字：没见到。 丈夫不得不拨打110报警。三天过去，依然杳无音信。 莫非，小陈就这样人间蒸发了？ 警方让小陈丈夫反复回忆，看看小陈还与什么人有过来往，特别是离家出走之前有什么反常，尽可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小陈丈夫经过回忆，没有提供出任何有参考价值的线索。 正月初八，七天长假之后的第一天上班。小陈丈夫来到了房山区委办公室，这是小陈工作的地方。小陈在这里做机要员已经长达8年。 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小陈的丈夫打开了小陈的办公桌抽屉，找到了一本神秘的日记本，让他一下子看到了妻子那不为人知的一切…… 日记本的第一篇日记，写于2000年×月×日。里面记录了那天晚上×点×分在×处的床上与神秘对象的第一次： “我原本以为他只是我非常崇拜的领导，现在我才真正发现他竟是我最钟情的男人。虽然我们相差二十多岁，但我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距离。他很男人，我认为他是世上最棒的，我已经无法离开他了……” 接下来的一篇篇、一页页，都记录了类似的内容，只是时间、地点都不一样。字里行间，有她的感受、她的感慨和两人的海誓山盟。 据小陈丈夫向警方陈述：“现在看来，她第一次与那个大她二十多岁的‘很男人’的家伙上床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结婚，甚至还没有谈恋爱。”就是说，在小陈还没有成为他的恋人和妻子的时候，她已经投入人家的怀抱，成了人家的女人了。而且，根据日记记录，即使在他与小陈热恋到后来结婚以及女儿出生之后的几年里，他们还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最让他痛心疾首的是××××年×月××日，日记中记载了她与那男人在××宾馆过夜。而恰恰这一天，还是自己婚后第三天小陈回门的日子。 面对这样一本肮脏的记录，小陈丈夫的心里虽充满了沮丧和愤懑，但此刻最为着急的还是尽快找到失踪的妻子。 为了查找线索，小陈丈夫再一次翻看这个小本里的记录，终于对“他”有了一个基本的推断。 ——小陈的顶头上司、五十四五岁…… 小陈丈夫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他——曾经担任区委办公室主任多年、现任区政协副主席兼区委办公室主任的许志远！ 小陈丈夫此刻的心情也许并不是要去找许志远算账，只是想通过这个知情人了解到妻子的下落，尽快找到妻子。但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当他找到了区政协，要求与许志远见面的时候，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告了许主席，许志远的回答十分干脆：“不见！” 小陈丈夫吃了闭门羹，心中盛怒难平，径直奔往区纪委。 几天后，区纪委把情况向上级汇报，立即引起了市纪委的高度重视，由此揭开了小陈的“失踪之谜”。 市纪委办案组就日记本问题找许志远谈话，许志远承认了曾经与自己下属机要员小陈有性关系。 许志远，男，1952年4月13日生，北京市人，汉族，大学文化程度，中共党员，北京市房山区政协副主席（副局级）兼区委办公室主任。 许志远在向办案人员谈到与小陈的关系的时候，一再为自己辩解：“我与她的关系一直维持了几年之后，这种关系就越来越疏远了。特别是最近半年多来，这种关系就断了。” 办案人员问他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种关系中断的。许志远一时不知怎么解释，他下意识地就骂道：“那是个混蛋！” 办案人员又一次查看那个日记本，果然在后面的几篇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骗子！不得好死!”“我不会放过你的……” 办案人员在外围的调查中，确实有知情人反映，说这位小陈到许志远的家中大闹过。 据区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证实，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小陈神情恍惚，精神不振，先后两次住院。为了证实这一情况的真伪，办案人找到小陈丈夫调查，得到的证实是：的确是住过医院。最初的病态是失眠，神经官能症，曾经因为神经病住院治疗过。 办案人员从上缴的许志远使用的手机里发现了一条短信：“姓许的，你可把我害苦了！”发信的时间：2006年1月31日7点59分。这天正好是农历正月初三。也正是小陈失踪出走的那个日子、那个时刻——这的确是一个重大发现。 所有的一切迹象表明，关于小陈的失踪许志远有重大嫌疑。 办案人员又一次找许志远谈话：“1月31日早晨7点多，你手机上收到的短信是怎么回事？” 一句问话，让许志远顿时紧张起来。他苍白的脸上滚下了汗珠儿。办案人从他反常的神色里，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办案人员：“老实说，人哪去了？” 许志远无言以对。 办案人员：“你们闹翻以后，她是不是不依不饶，还缠住你不放？” 许志远下意识地点了点头，立马又否认：“不，不……” 办案人员：“别隐瞒了，还是实话实说吧！” 许志远叹了口气：“是她太过分了！她不但给我女儿手机发恐吓信，还到我家大闹，弄得满城风雨。她把我逼上绝路了……” 办案人员：“你是怎么处理此事的呢?” 许志远：“我忍无可忍了。” 办案人员：“在你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你怎么办？” 许志远缄默不语。 一周后，许志远向办案人交代了一个关于刘小明的问题。 刘小明，早在几年前曾经是为许志远开车的司机。后来离开许，干起了个体。先是开了个饭馆，由于不景气，赔光了老本儿。他找到许志远求助。许志远借给他10万元，他搞了一个涂料厂。刘小明赚了钱，没有忘记恩人。2006年春节，刘小明带着10万元来许志远家还债。许志远把刘留下，两人喝酒。许志远告诉刘小明，自己眼下遇到了一个坎儿。如果处理不好，自己这一生就彻底垮了。 刘小明问：“不知是什么过不去的坎儿，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许志远说出了被小陈死死纠缠难以脱身的事。 刘小明问：“你明说，怎么办？由我来！” 许志远：“我就是盼着别让她再缠我了！” 刘小明想想，会意地点点头：“放心吧，我肯定让你满意。” 分手的时候，许志远没有接受刘小明还回的10万元钱，说：“这钱你拿回去，等于你为我帮忙的一种犒赏。” 刘小明带着10万元钱离开了许家。到家后，他给许打电话：“咱们说的事我初三就办。” 许志远：“那我就安排初三全家去外地旅游。” 刘小明：“什么时候回来呢？” 许志远：“初八上班，我肯定赶回来。” 大年初三这天早晨，对于小陈，刘小明和许志远，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刘小明早早起床，他想直接打电话约小陈，可一想，不合适，于是他打电话给许志远。许志远说：“好吧，我发短信约她，你在涂料厂等她好了。反正你们都熟悉，她不会有戒心的。” 许志远给小陈发了个短信：“速来涂料厂，我有事急需与你面谈。” 接下来，许志远便与全家人打点行装，准备赶往机场，赴外地旅游。 大约就在邻近八点的时候，许志远手机响了，他打开一看，是小陈发来的短信：“姓许的，你可把我害苦了！”他从这个短信里已经猜测到，刘小明已经与她见了面。于是他又给对方回了一个短信：“平安顺利，好自为之。” 后面的情况，许志远就不太清楚了。据他交代，他带全家外出旅游回来的那天是正月初七的晚上，他给刘小明打电话，刘小明告诉他：“该帮的忙都帮了。只是我现在正害红眼病，等病好了再去看你。” 纪委办案人员根据许志远的交代，立刻通知警方，将刘小明抓捕到案。 经过讯问，刘小明自知再也无法隐瞒，只好作了如实供述。 这是一起发生在区政协副主席许志远身上的雇凶杀人的恶性案件—— 犯罪嫌疑人刘小明在供述作案过程的时候，仿佛在谈论一宗他曾经做过的生意，仿佛是主子在给他成全一件好事，必须义无反顾。 “正月初三那天早晨，她按照许志远短信上的内容来到了我的涂料厂。我的工厂在城外比较偏僻；正赶过年，工人们都放假回家了，所以厂里就我一个人，很方便。” “她进了我的办公室以后，到处寻摸，两眼直勾勾的，也不理我。我说‘你寻摸啥呢’。 她说‘我找他呢。说有急事跟我面谈，为什么躲着我’。 “我起身栓上房门。告诉她，你等一等，也许他一会儿就来了。她坐下来，脱下外衣，我已经拿起事先准备好的绳子，走到她跟前。她腾地站起来说‘你要干啥’。我说我得把你绑起来。不然，许主席来了，你跑了，跟我要人怎么办？她说‘我干吗要跑？我怕他’。我说‘那我也得绑你。我还告诉你，在我这，荒郊野外，除了你我，没有第三个人。所以你只能乖乖地听我的话’。” “她不再反抗。我开始捆她。刚把她手捆起来，她突然说‘停！给我松开’。我问，你干什么？她说‘我得给他发个短信’。她发完短信，我把她绑了起来……” 接下来，刘小明就双手扼住了她的喉咙直至窒息。 为了焚尸灭迹，凶手在自己室内架起木柴，洒上助燃的油漆、涂料，开始焚尸。点火之前，他拿起死者的手机，看到那刚才的短信是发给许志远的，内容是：“姓许的，你可把我害苦了！” 焚尸的同时，凶手将死者的手机也丢进了火里。 由于火大烟浓，刘小明被熏呛得透不过气来，两眼像撒了辣椒面，又红又肿，看东西都模糊了。不得已，他只好把火熄灭，将焚烧了一半的尸体扔在那里，锁上了房门，赶到区医院去看急诊。医院医生看过他的眼睛，惊呼：“太严重了，我们治不了，赶快去城里医院治吧！” 刘小明火速赶到城里医院治疗。等他回到涂料厂的时候，已经天黑了。 他进了屋，戴上口罩，护目镜，继续点火焚尸。一直折腾到下半夜，才把尸体烧成粉灰。之后就是清理作案痕迹。把所有的粉灰收拾起来装箱，然后将箱子扔到垃圾场。天亮之后，他将屋子彻底地清洗了多遍。但仍然不放心，索性在第二天，又找来几个装修工人，把屋子做了一次彻底的装修。 刘小明自以为自己的瞒天过海之术人不知鬼不觉，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这个秘密。他甚至准备，一旦许主席问及此事，他也不打算透露底细。他只想告诉他：“把心放到肚子里好了，你的‘坎儿’已经过去了。” 根据犯罪嫌疑人刘小明的交代，刑侦人员缜密地勘查了杀人现场——那个焚尸灭迹的屋子，终于在纱窗的网绦上发现了一点小小的血斑，经化验证实，与死者的血型吻合。 一起雇凶杀人案真相大白。 在许志远被市纪委“双规”的日子里，办案人员不仅一举查明涉嫌雇凶杀人问题，而且还查出了他涉嫌借职务之便贿赂犯罪问题。于是，这个曾经是副局级的区政协副主席的许志远便成了涉嫌刑事犯罪与职务犯罪的双料重犯。 在纪委办案人面前，许志远承认有涉嫌收受贿赂犯罪的事实。行贿人赵某，是房产开发商。在开发房山区某一住宅小区的过程中，开发区域周边的一些居民由于利益受到侵害，纷纷告状，极力阻止工程开工。开发商赵某苦无对策，便找到许志远。于是许志远亲自出面帮助协调，让规划部门开通放行，将告状的居民的住房重新圈入了小区的区内。这样，不仅顺利解决了工程开工问题，而且使开发面积大大增加。开发商赵某赚取了更大的利润后，将一套三居室、一套两居室住房无偿地送给了许志远。同时，赵某还出资5万元进行了装修。 作为房山区的政协副主席，许志远出面说话，一些主管部门不能不给予重视。因为他在政协具体负责提案工作，诸如制定提案工作计划、组织征集委员提案、审查提案、召开提案交办会并对政府的办理情况予以检查监督、推动提案的办理和落实、组织对重点提案的专题调查、座谈和实地考察等等，具有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重要职能。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许志远无疑是个举足轻重的领导人。 据许志远交代，早在1987年，他在房山区的史家营乡担任党委书记期间，曾经把一个名叫张国胜的年轻人从乡政府的一般干部提拔为乡团委书记。从此，张对许多年来一直心存感激。1992年，许志远担任了房山区工业品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这时候的张国胜已经担任了史家营乡的乡长。于是，许志远以在工业品公司集资建房的名义 向张国胜提出要求，让他给10万元，张国胜照办，将10万元送给许志远。许志远只花了3.8万元为自己买了两套住房，其余的钱存进了自己的账户。 在纪委办案人员的追问下，许志远又陆续交代出了其他几笔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索要他人贿赂的问题。 鉴于许志远不仅涉嫌故意杀人罪，而且还涉嫌职务犯罪，所以他在被公安立案侦查并实施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的同时，涉嫌贿赂犯罪的案情材料移送到了检察机关。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察二处派出侦查员组成专案组，对许志远的职务犯罪问题立案并展开调查。由于该案还处在公安侦查的法定期限内，所以反贪局派出的专案组的提讯工作只能是择机而行，不能与公安机关预审工作发生冲突。这就给专案组的预审工作增加了很多困难。当然最困难的，还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安排，而是犯罪嫌疑人许志远的认罪态度。 自从许志远被公安拘留之后，他对个人涉嫌贿赂犯罪问题全部翻供，矢口否认他在市纪委“双规”期间供认的收受贿赂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许志远发生了如此变化？ 为了解开这其中的谜团，专案组作了深入的调查。经过调查得知，许志远被关进看守所以后，监号里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被关进来的，他如实相告，于是有人告诉他：“你完了！你准备后事吧，你死定了！” 许志远听了，万念俱灰，一蹶不振。他首先想到的是：“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那就……等死吧……” 专案组再一次提讯许志远的时候，首先向他明确指出：“不论你涉案案情怎样的重大，你的认罪态度对你将来的命运绝不是毫无意义。你必须明白，是认罪伏法还是顽抗拒供，肯定会直接关系到法律对你的判决，这个主动权是握在你个人手里的。” 许志远：“我自知罪孽深重，已是党纪国法所不容。与其如此苟活，不如早点一死。” 办案人员：“死与不死现在尚无定论，即使死，也应该有一个死法。就你现在这种态度，你会把一个恶名、骂名留在身后。人们会怎么样评价你许志远，你的亲人、家人又如何记住你？” 许志远陷入沉思。 办案人员：“况且，你还没有被判决，到底是怎样一个结果，这还是未知数。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作最大努力，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呢？” 办案人员的话，显然激起了许志远求生的欲念。他抬头望了望办案人员：“让我好好想想……” 接下来又是几次提讯，许志远的态度有些转化，他开始承认在市纪委交代的两笔受贿事实的存在，但在要不要继续交代其余的涉嫌犯罪问题上，他顾虑重重，进退维谷。 这时候，监号传来消息：许志远要求家人送些要换的衣服来。专案组回话：同意。 这些日子里，许志远的家人由于许涉案被关，并且案情重大，已经忧心忡忡，肝胆欲裂。尤其是许的独生女儿，整日深陷在殷殷的祈盼里。她千盼万盼，只盼父亲不要被判死刑，只要能给留一口气就是最大的安慰和最高的奢求了。 连日来，许的女儿不再上班，埋头在网络里。她为自己父亲几次卜卦算命，终于得到了一个令她喜出望外的“乾卦”：有百分之九十的几率能够免死奔活！ 接到来自拘留所的通知，家里备齐了衣服由女儿送去。于是女儿将一个纸条塞进了爸爸的衣兜。 拘留所在检查许的家人送来的衣物时发现了那张由女儿写出的纸条，及时报告了专案组。办案人展开纸条，上面写着：“卦上说，有百分之九十几率免死，盼振作。——女儿”。 我们暂不去探讨“乾卦”本身是不是有实际意义，反正是此后的许志远在办案人的讯问下开始交代问题了。而且这些供述经过调查核实，都一一获取了相关的证据，证明了许志远所供的涉嫌受贿犯罪事实的成立。 2001年，北京宝隆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计划在房山区长阳镇投资开发一个面积为3000亩的项目。经过谈判，最后敲定的地价为7万元一亩。公司经理张宝为了把地价压下来，获取更大利润，便找到了当时任房山区政协副主席兼区委办公室主任的许志远，由许出面跟长阳镇的镇长和镇党委书记打招呼，镇长和镇党委书记决定，将每亩7万元地价降至6.8万元。一下就为宝隆基公司节省了600万元的购地款。于是宝隆基公司经理张宝就为许志远开立了一张银行卡，以顾问费名义每月给许志远银行卡里划入3000元，从2001年8月至2006年1月，共计汇入16.7万余元。2002年四五月间，许志远还收受张宝5万元现金；2005年“五一”节，张宝花8402元买了一套高尔夫球杆送给了许志远。 许志远供认，由于与史家营乡的乡长张国胜早年结识并且交往密切，所以多年来花过张国胜不少的钱财。他承认，至少也在50万元以上。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许志远曾在2005年底给张补写了两张借款条，其中一笔30万元借款是由于他在北潞园小区购买了一套面积为190平方米的复式住宅。 既是凶顽，又是贪官，身为副局级的区政协副主席许志远，虽然曾经担任“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现在看来，那不过只是他的金字招牌而已。 目前，许志远一案正值审查起诉程序，不日将开庭审理。在法律的正义之剑下，许志远必须为自己的恶行付出应有的代价。 （文/陈志刚付琳剑秋) 2008年1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许志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决定对其执行死刑。被告人刘小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2008年9月27日北京市高院认定两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并终审判决其死刑。 一个官员的艳剧由此终结。 近年来，官员雇凶杀情妇案屡屡发生，令人震惊。权力扭曲了他们的人性，沦丧了他们的道德，并给了他们为非作歹的胆量…… “忠义”二奶进京劫夫 这个案件是一部中国版真人秀的好莱坞惊险大片的现成剧本，领衔主演男一号是腰缠万贯的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深圳分公司老总姚传锐，女一号是楚楚动人、“有情有义”的情妇刘倩。联合主演的是有勇有谋的姚老总的侄儿姚伟、侄女婿戴宏、见钱眼开的“干儿子”李晓雷等一干人马。他们联手演出了一幕惊险刺激、跌宕起伏、令人唏嘘的劫夺贪官的活闹剧。而外景地又在中国3个著名的大城市：深圳是男女主人公艳遇之地，北京是主要情节展开的场所，天津是两人同赴监狱、洒泪离别的伤心地。 这个故事的情节更是引人入胜，贪腐干部姚传锐在“双规”后策反了看守他的保安李晓雷，将其认作干儿子。李晓雷打电话通知刘倩赶紧营救姚传锐,姚传锐的侄子姚伟住进与姚传锐同楼层的房间化装侦察。他们精心设计了四套周密的劫夺方案，并成功营救出姚传锐。但犯罪者最终功亏一篑，在天津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姚传锐和营救他的众人纷纷落网，其他众“营救者”也相继被捕。 这是我国第一例发生在“双规”期间的劫夺案。这个案件很精彩，不过，精彩的背后还有我们深深的慨叹。 2005年10月底，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姚传锐突然接到总公司的通知,让他到北京开会。姚传锐不敢怠慢，立即安排好深圳的工作，告别情妇刘倩赶赴北京。但姚传锐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赶到北京后，等待他的是总公司纪委的“双规”决定。 2005年11月1日，姚传锐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纪委“双规”，并在北京市海淀区齐鲁情宾馆接受调查。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姚传锐远在深圳的情妇刘倩的耳朵里。 姚传锐的老家在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而他的情妇刘倩的老家在湖南省邵阳市。刘倩17岁的时候就来到深圳打工，认识了老乡姚传锐，此后，娇小玲珑的刘倩就被姚传锐包养，成为他的二奶。在深圳，姚传锐不但给同居8年的刘倩买了房子，还和刘倩生了一个孩子。听说“孩子他爸”出事了，刘倩非常焦急。为了营救“老公”，刘倩立刻带着姚传锐的侄子姚伟等亲信赶到北京。但由于在北京人地生疏，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消息，没有摸到任何头绪，只好铩羽而归。 被“双规”在宾馆里的姚传锐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认为自己是在大风大浪里成长起来的，“双规”这点小事难不倒自己。想到很多贪官潜逃出国后很难被引渡回国受审，姚传锐觉得自己只要能逃出去，就有希望逃脱法律的制裁。可是怎样才能逃出去呢？ 姚传锐很快就将希望寄托在一个叫李晓雷的保安身上。李晓雷来自河南安阳农村，17岁，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由于姚传锐是被“双规”在宾馆里，看守姚传锐的都是某保安公司的保安人员，而李晓雷又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姚传锐觉得李晓雷这样的小孩经不住诱惑，所以他瞄准李晓雷展开了攻势—— 姚传锐为李晓雷规划了美好的“人生蓝图”，他打包票说“我出去后一定会给你买房子、买车、开网吧、娶媳妇……”这种类似于天上掉馅儿饼的事情让渴望出人头地的李晓雷丧失了理智，当即跪下磕头认姚传锐为干爹。 李晓雷不但认贼作父，还冒天下之大不韪替姚传锐奔走。不久之后，远在深圳的刘倩和姚传锐的侄子姚伟分别收到李晓雷的短信，李晓雷在短信中称“我是看管姚传锐的保安，也是他的干儿子，我干爹希望你们设法营救”。 得知叔叔姚传锐被“双规”的消息，姚伟也很着急。不学无术的他从湖南老家来到深圳，完全是在姚传锐的安排下才享受到了不少好处。姚伟在姚传锐的公司里只是打字、开车，待遇却甚是优厚，如今亲人有难，正是大表忠心的时机。 刘倩和姚伟最初接到李晓雷的短信时，虽然对李晓雷的话半信半疑，但有了这样的消息还是让两人宽心不少。不久，刘倩、姚伟拿出20万元交给姚传锐的亲信戴宏，他们秘密商量后，决定赶赴北京，出巨资把姚传锐从北京“接”回来。 随后，在刘倩的带领下，姚传锐的哥哥、侄子等一行10余人浩浩荡荡地来到北京。到北京后刘倩几次与李晓雷通了短信和电话，了解姚传锐的情况。随即，李晓雷将“双规”姚传锐的房间号，以及有几名保安看管等情况都告诉了他们。 为了确保“营救”计划的万无一失，刘倩等人决定先对齐鲁情宾馆进行侦察。2006年1月27日，姚伟用假身份证住进了齐鲁情宾馆。在距离姚伟房间十几米远的地方，便是姚传锐被看管的房间。 与其他的房间不同的是，看管姚传锐的房间外面还有一道铁门。通过里应外合的精心安排，1月28日下午，姚伟与姚传锐在宾馆的走廊里“擦身而过”。就在这转瞬间，姚传锐低声对姚伟说了三个字：“抢，要快！” 亲眼见到姚传锐的姚伟，终于确认了李晓雷消息的可靠性，他立刻将姚传锐的口信带给了刘倩。经过多方侦察，刘倩等人得到了确切“情报”：姚传锐的房间只有在饭馆的人来送饭时才会打开，而这也正是姚传锐能逃出去的唯一机会。 而被关在房间里的姚传锐也在周密计划着逃脱的办法，在确认外围已经做好接应准备后，2月20日，他通过李晓雷传给姚伟几张字条，指明了刘倩他们应该怎么运作这件事情。这些字条上写着：“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我救出，要选择吃饭的时候救我，早餐的时机最好……把送餐的店承包下来，用自己人送。” 刘倩他们拿到姚传锐的纸条后，确认李晓雷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当即给李晓雷的银行卡里打入了2万元。乡村孩子李晓雷第一次拿到如此巨款，心里忐忑不安，他担心东窗事发牵扯到自己，连忙于2月22日向保安公司提出辞职。2月24日，李晓雷买好了回老家的车票，最后一次把姚传锐的一张纸条交给了姚传锐的亲信戴宏，并向戴宏详细描述了宾馆的地形和值班人员轮班情况。之后，李晓雷仓皇登上回河南老家的列车。 内部情况已经了如指掌，外部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刘倩和戴宏商议，仅仅靠他们从深圳带来的人马有点势单力薄，必须请北京当地的人参与这项行动，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于是，在戴宏的多方联络之下，他们仅仅花了4万元，就很快找到一个专门为别人“出现场”的团伙，联手准备“营救”行动。这十几个人均为外地来京的无业人员，他们长期游荡在北京，专门从事帮人斗殴、站脚助威的滋事活动。此前的2005年12月初，这伙人就曾受雇于人，连续两天到昌平区某烧烤城，在营业的黄金时间18点至21点，每人占住一个桌位，只要1瓶啤酒、1盘花生米，使营业厅“座无虚席”，致使这家店无法正常经营。最后烧烤城的老板被逼无奈，只好掏钱请了这些瘟神才算了事。 由这些人制造混乱，再由刘倩、戴宏、姚伟等人浑水摸鱼趁乱解救姚传锐，这个计划应该是相当周密的。 万事俱备之后，就只剩下最后采取行动了。为确保营救成功，戴宏专门绘制了酒店的示意图散发给大家。为了劫夺姚传锐，刘倩等人还制定了四个营救方案： 一是买通看管的保安将姚传锐放出来，用汽车接走；二是姚传锐所在的房间后面是学校，可以从学校进入，拆掉窗户救出姚传锐；三是花几万元买迷药，迷倒所有的看管人员；四是冒充送饭的服务员，进屋救人。最后，他们决定采用第四种方案救人。于是，一场二奶劫持“双规”贪官的闹剧粉墨登场了。 2006年2月25日，戴宏安排雇用来的一干人马住进了齐鲁情宾馆，所住的房间与姚传锐被看管的房间在同一楼层。戴宏给每人都散发了宾馆示意图，并且告诉他们营救策略：每晚6点半到7点，会有饭店服务员去姚传锐的房间送饭，要趁这个时机进入房间趁乱救人。营救时间确定在2月27日傍晚。 2月27日傍晚6点左右，戴宏等人开着3辆汽车来到宾馆外的餐厅，他们所召集的十几个“行动队员”已在餐厅等候。戴宏对这些人说：“我们不但要趁送饭之机把人救出来，还要把门反锁，以免保安追出来。”他们在行动前还修改了营救方案，决定由冒充送饭的服务员进房间，改为跟随服务员闯入房间救人。 安排完毕之后，戴宏等人等待着餐厅服务员前去送餐。就在餐厅服务员动身之时，他们佯装房客跟在身后。当服务员打开看管姚传锐的房间的铁门时，戴宏等人窜上前去，一把推开服务员，气势汹汹地冲进房间里，大声叫嚣着：“靠墙！不许动！所有的人都不许动！” 当时房间里有四五个看管姚传锐的保安，见冲进来一伙面露凶相的人，心里都咯噔了一下。有一个胆大的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戴宏反问道：“你们为什么押人？”说着上前和保安推搡起来，双方顿时起了冲突，房间里乱成了一锅粥。 在冲突中姚传锐见保安都忙着对付那些胡搅蛮缠的人，就在戴宏的掩护下溜了出来，钻进了停在饭店门外的汽车内，车子立刻加速开走。 当晚，姚传锐在刘倩的安排下乘车转道去了天津，并打算在戴宏等人的保护下由天津转赴上海。但是机关算尽的姚传锐和刘倩低估了公安机关的能力，仅隔一天，在由天津开往上海的列车上姚传锐和戴宏等人被抓获，其他参与者也在北京、深圳等地相继被抓获。3月15日，刘倩也被警方抓获。 2006年11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起中国首例“双规劫夺案”，以刘倩为首的17名被告人站成一列长队被带上法庭。站在最前面的是刚刚27岁的刘倩，当被问到公诉人起诉的事实和罪名是否成立时，她抬起一直低垂的头微微有些颤抖地轻声说：“全部属实，没有意见。”其他16名被告人也对起诉事实全部认可。 当被问到和姚传锐的关系时，刘倩有些迟疑，但马上回答道：“我们是朋友关系。”随后又补充道：“我和他在一起八九年了，我们还有一个孩子。”刘倩似乎想向法官解释她与姚传锐的这种“朋友”关系相当特殊。记者注意到，这时旁听席上有一个妇女听到此话后，面部抽搐了几下，随即用手捂住了脸。 当法官询问刘倩姚传锐为何求救电话都打给她时，刘倩说：“我是他孩子的妈，他认为这事应该让我知道吧。” 在法庭上，姚伟表示，在先期的策划过程中，他们一直是通过与看管姚传锐的保安李晓雷发送手机短信获得姚传锐的相关消息，但却迟迟没有行动，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怀疑保安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另外一个理由是：“我们不敢。” 可是，他们到底还是“敢”了。他们上演的劫夺“双规”贪官的闹剧让人开了眼界，世间还真有如此黑色幽默！ 2006年12月29日，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倩、姚伟、戴宏因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被告人李晓雷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他被告人也以同罪被判处6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而姚传锐正在审查起诉过程中。 情妇刘倩率众劫走“双规”老总的消息在中国各大网站报道后，引来网民热评，很多网民纷纷热赞情妇刘倩是有情有义的人，称其为“模范情妇”、“2006感动中国榜首位”、“新时代的小凤仙”，有人甚至称赞刘倩“莫道情妇只贪财，二奶劫狱是真爱”。 一个组织17人之众劫走被“双规”老总的情妇，却受到相当多网民的称赞，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网民们的称赞多是从情义的角度出发，带着感情色彩称赞刘倩的举动，但是法不容情，法律毕竟是理智的。 这个事件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反贪肃贪的艰巨性。刘倩能够成功救出“双规”贪官，就在于她有这样一个死心塌地的“团伙”，而这个团伙不过是姚传锐长期豢养的一帮人。这些人明里可能只是姚传锐的亲戚、朋友、情人，可是一有时机，他们就会成为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看看他们营救姚传锐的方案吧，“收买方案”、“偷人方案”、“迷药方案”、“抢人方案”，都是一些黑社会惯用的伎俩。 时下一些贪官呈现出新的特点，他们已经开始汇集由亲戚、子女、情人等等构成的关系资源，这种关系资源围绕贪官的权力，在共同参与腐败利益分成的同时，在关键时刻又可以形成保护网络，共同掩护贪官的违法行为。这个以情妇刘倩为首的劫夺团伙，公然对抗国家法规，解救贪官，其行为之嚣张，让人吃惊。 （文/丁一鹤李钦鹏） 贪官和情妇伴生不能说不是当今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大凡“贪绩”卓著的贪官，十之八九都要在其桃色履历表上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以说，细察贪官姚传锐、情妇刘倩和众亲信廉耻不知、是非不分、美丑不辨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人精神大厦的根基已经荡然无存，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不外乎是追随贪官分享腐败成果。为了保护贪官，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地成为贪官的帮凶，正是有了他们的推波助澜，才使得腐败越加猖獗。 “首富警察”的错位人生 2005年4月29日，被戏称为中国“第一大款警察”的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原内保分局局长林福久在职期间受贿所得的赃物，在鞍山市产权交易中心首次公开拍卖。这是继辽宁“慕马大案”后，第二次大规模公开拍卖贪官所得赃物。 当日，可容纳200人的拍卖会场座无虚席。经过4个多小时的竞拍，赃物中的大量玉器、瓷器、首饰、手表等物品被拍出，两件象牙摆件分别以154000元和140000元的价格被拍走，成为本次拍卖会最大的“标王”。拍卖会现场还有一名老外，看好了拍卖品中的一件玉坠，这件起拍价为3200元的玉坠最后被其以7000元拍得。 尽管4月20日鞍山恒托拍卖行贴出的公告中显示，这次是公开拍卖，但拍卖行的一些做法却表明了这次拍卖的“特殊”——没有号牌的人不允许进入拍卖现场，现场不允许记者拍照，也不允许记者采访。 另外，展示现场也是“戒备森严”，门前有五名保安把守，展厅内还有工作人员来回巡视，记者必须将相机留在门外才能走进展厅。由于展厅外的拍卖公告上，主办方将拍品来源解释为“一批国有资产”，很多竞拍者根本不知道这就是“首富警察”曾收受的贿赂。 据拍卖行的一位负责人讲，当日拍卖的成交情况，和预计差不多。对于流拍物品，该负责人表示，将会降价再次进行拍卖，包括书画、书籍、宣纸、家具等，其中，书画里还有林福久自己的作品。所有拍卖收入全部上缴国库。 据了解，当天的竞拍者，相当多的是来看林福久赃物的。他们更想亲眼看看这个“大款警察”究竟贪到了什么地步。一位竞拍者对记者说：“象牙、字画、金饭碗……这些在平常人家罕见的东西，对林福久却是‘平常’之物，他为什么能这么‘牛’，还不是他滥用了手中的权力！”“拍卖林福久的赃物，大快人心！贪官肯定没有好下场！”拍卖会结束后，向场外走去的人群中，不时传出这样的话语…… 那么，背负着受贿罪、贪污罪、重婚罪三重罪名而走向刑场的林福久究竟是通过怎样的手段来聚敛赃款赃物，进而拥有5800多万元资产成为“首富警察”的呢？ 1950年4月，林福久出生在滨海城市大屯镇。家境的贫寒和家庭的教育，使他产生了摆脱贫困和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林福久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在家中最小。家庭的宠爱，又使他养成了我行我素，粗暴野蛮的性格。 上小学时，林福久全家迁入鞍山市。这时的林福久常因没有钱买零食吃而不满。于是，聪明伶俐的他放学后就到电影院门前摆起了地摊，靠出租小人书赚取零用钱。小小的甜头，使童年的林福久感到了“自立自强”的满足。提起这段经历，林福久至今还十分感慨。这也许是他后来疯狂敛财的原始动力。 1968年4月，林福久入伍到某部医院。为了实现他的抱负，林福久积极学习，努力工作，很快就入党提干。1982年，提干8年仍然是副连职干部的林福久感到在部队难以发展，于是便转业回到了地方。 一家人曾为林福久的工作安排出谋划策。大哥建议他学医，并为他安排好了进修的医院。而追求名利的林福久，却立志要在官场上混出点名堂。于是，他转业到市检察院调研室工作。“地位，我要争取比别人高；钱，我也要争取比别人多”，这成为林福久的人生坐标。带着这样的念头林福久在官场和商场双管齐下，很快就拥有了权力和金钱这两种资本。由于能写会画，善于表现自己的才能，林福久多次立功受奖，职位也逐步升迁。从调研室副主任到批捕处副处长，1993年4月林福久当上了税务检查处处长。 全家人曾为林福久的进步感到骄傲，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正是林福久走向毁灭的开始。 在此期间，对贫困生活有着刻骨铭心记忆的林福久，对靠工资生活的现状并不满足。1988年当经商热潮席卷到钢城鞍山的时候，像其他投机者一样，林福久看准了这一商机。1988年至1993年，林福久与港商合作倒卖钢材，获利500余万元；1992年至1993年，炒卖“鞍山合成”股票认购证获利430万元；1993年经营长丝生意获利400万元；为了把违规经营披上合法的外衣，林福久先后以他人名义开办了9家公司。通过违规经营，他共非法获利2700余万元。 1993年的税务检查处，由于有税务人员介入工作，行使税务侦察和税务行政执法两种职能。刚刚上任的林福久体味到其中的奥妙，对大多数不构成犯罪的涉税案件，常常行使税务行政执法权，对涉税人处以罚款,借此提高税检处的权威，扩大在企业界的影响力。 1994年，林福久事先看好了某房屋开发公司的三套住房。然后将并不认识的该公司经理找到办公室，陈述该处的职能，提出用一套面积60平方米的旧房换取该公司的三套面积255平方米新房的要求。该经理慑于林福久的权力，只得答应，林从中索取278556元。 林福久初试牛刀，尝到甜头，以后的行为更为大胆。从1994年开始至1999年，他采取以旧换新，以小换大，直接索要等手段，先后向10余家房屋开发公司索要住房，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价值350余万元。 1998年，原隶属于市检察院的税务检查处，改变隶属关系，改由公安局管理，成立了税务侦察分局。其职能界定为侦办涉税刑事案件，不得行使税务行政执法权。而改任税侦分局局长的林福久，为了本部门多收钱，多提成，同时也是为了谋取私利，继续行使税务行政执法权，对不构成犯罪的涉税问题，常常以罚款相要挟，来满足个人的要求，造成了越权执法。 在税侦分局内部，林福久则把部门权力高度个人化。从案件的受理、案件的调查，乃至案件的定性处理，都由林福久一个人说了算。特别是案件的定性处理，从不经集体讨论，都是林福久暗箱操作。形成了一支笔批案件调查，一张嘴定案件处理的局面。 此时的林福久有了独霸一方的快感，滥用权力的胆量越来越大，从不放过任何一个以权换钱的机会。而且改变了“以房换钱”的含蓄的索要方式，赤裸裸地直接要钱。一些企业老板背地里叫他“林老虎”。 1999年，某企业涉嫌欠税100万元，被税侦分局调查。公司经理找人说情，林福久以罚款500万元相要挟，迫使该公司用18万元到林自家的花窖买走价值仅有几千元的8盆花木。 2000年，林福久利用查税之机，张口就向一家冷饮公司索要人民币50万元。 2002年，一对退休的老夫妇经营的轧钢厂，因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被税侦分局调查，涉案金额5000元，林福久以20倍罚款相要挟。这对夫妇托省直机关的一个领导出面说情，林表面答应不罚款，但却以赞助为名索要了10万元。 在林福久受贿的633万余元中，索贿数额高达569万余元。其犯罪手段之恶劣，犯罪数额之巨大，令人瞠目结舌。 林福久的恶行在企业界产生了极坏的影响，甚至到了谈林色变的程度，有的接到林福久来的电话，心里就打哆嗦。为了避免受到林福久的纠缠，他们主动与林福久结交，纷纷送钱送物，从高级手表、钻石项链、裘皮大衣、高档家具、高级补品、古董、玉件到现金，林福久一律笑纳。 经查，自1994年以来，林福久利用职权非法占有和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152万余元。 贪婪成性的林福久对金钱的追求无休无止。他向办案人员交代：“没有钱的时候，心想有二百万、三百万就满足了，当有了二百万、三百万之后，还是不满足。按理说做买卖挣了两千万也该满足了，但自己并没有满足。尤其是到了香港之后，看到过去我生意上的朋友，有了十几个亿，才是中产阶级。再一看，我这点钱算啥呀！要干点事怎么也得有一个亿。” 为实现自己的亿万富翁之梦，林福久不择手段，一次次地伸出罪恶之手。 从1993年开始，林福久为了获取高额利润，采取了非法放贷的手段，利息从月息2分到5分不等。 某个体老板急于给返乡的农民工发工资，不得已向林福久借钱。林福久提出借给200万元，期限10个月，月息5分。该老板无奈，只好写了300万元借条。到期后，此款没有还上，林福久答应延期10个月，又让他写了一个60万元的借条。 林福久只认钱不认人，为了钱他甚至不顾亲情，连自家亲属也不放过。他的亲侄儿做生意向他借了70万，仅利息就付了近40万。本息还清之后，每年春节林福久都要索要1万元。他的亲侄女向他借了5万元到农村养羊，由其大哥担保，没有索要利息。但不到一年，不等见利回本，林就催着要钱。逼得侄女无法，只好将市里的房子卖掉，到农村盖处小房，含泪把钱还给老叔。 至2003年，林福久先后投入2100余万元，向12人发放高利贷款，共获利1179万余元。 到20世纪末期，靠投机赚取大钱的机会越来越少，林福久开办的公司也陆续解体。善于经营的林福久看到了社会的老龄化趋势，把目光盯在退休老人的退休金上。于是他决定兴建一所养老院，而且在东北得是最大的，并要在全国有名。 2000年动工兴建的养老院，占地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院内楼台亭榭，别有洞天，一派小巧的苏州园林风格。还有花窖、养鱼池、单体别墅，主楼客房，休闲娱乐一应俱全。当地人称为“林家庄园”。 为了修建这座养老院，林福久费尽了心机。当时，林福久已在银行存款1500余万元，还有2000余万元的贷款债权。但是林福久不舍得从中拿钱投入。在退休之前，他要利用局长的职权完成这一番事业。 他让向他借贷的老板把600余万元的利息直接投入到养老院账户，并伪造了假投资协议； 他以亲属的名义办理养老院的营业执照，起名叫“府福养老院”； 他以民政部门办社会福利事业拉赞助为借口，向纳税人索要现金和建筑材料。 为了搞到水泥，林福久打了一场“水泥战役”，派税侦分局干警集中时间清查各水泥厂账目，借机向一家水泥厂索要价值近30万元的混凝土，向另一家水泥厂索要水泥200吨。通往养老院的近千米的柏油马路，以及电动大门等，也都是涉税企业无偿修建的。林福久还非法占地2.5万平方米。 经查账，林福久共向养老院投入资金750万元，而养老院的评估价值却是1300余万元。 然而，好梦不长，2003年5月29日，当养老院建设收尾时，林福久东窗事发，被鞍山市纪委“双规”审查了。 拥有巨额财产的林福久，常常为财产的继承问题发愁。他只有一个女儿，但最终还是外姓人。而让老伴再生一个儿子已无可能。为了实现有儿子的目的，林福久开始寻找另外的女人。 1996年，林福久在舞厅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小姐A，几番接触后，林福久便直接找到A的父母，直截了当地说：“我叫林福久，幸福的福，永久的久，在鞍山小有名气。我有老婆和一个女儿，没有儿子。找你女儿，就是想让她给我生个儿子。” 小A的父母一看林福久的年龄不比自己小多少，坚决不同意。而林福久慷慨地把索要的两套200余平方米的住房合在一起，无偿送给了A。由于A态度坚决，其父母也无办法。于是，当年10月始，林福久便长期与A同居直至案发。 1997年9月，小A给林福久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下子，林福久喜出望外，林家终于后继有人。在自家亲属面前表现十分吝啬的他，却舍得在小A和儿子身上大把花钱，仅每月生活费就1万元。 不仅如此，10多万元的钻戒以及高级手表、首饰、项链，小A要什么给什么。要学开车，林就用16万元给买了一辆；要别墅，林就在深圳用80万元给小A买了一栋，又用40万元豪华装修，配齐了高档家具，摆设了古董、玉器。小A对办案人员说，你们知道什么是天堂吗？到深圳我的房子看看就知道了。 林福久有了儿子不久，瞒着自己的媳妇把小A和儿子带到父母家里。林福久的母亲见到小A赞许说，好男占九妻。父亲听到谁说小A不好，挥起拐杖就打。只有他的哥哥为弟弟的前途着想，背地里劝说过林福久，你留下个孩子将来不是要出事吗？你到哪个洗浴中心找个小姐，“一把一利整”多好！ 金钱、美女往往交叉联姻，正像他哥哥所说，在认识小A不久的1997年，林福久真的在洗浴中心认识了一个17岁的按摩小姐小B。在写字作画之余，林福久常让司机把小B接到自己画室幽会，有时到旅社开房。为了讨得小B的欢心，林福久把小B全家的户口从外地举家迁移到鞍山，又把自己索要的一套住房以10万元的低价卖给了他们家。 林福久长期奔波于三个女人之间，乐此不疲。 有人给林福久算了一笔账，10多年间，他每天聚敛的钱财超过一万元。不难想像，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他每天都在想什么，做什么。然而，他的堕落绝不是偶然的。透过他的人生轨迹，不难看出，他走向腐败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思想上的放松导致政治上的蜕变。林福久交代，当上处长后，捧的人多了，就开始飘飘然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放松了学习和思想改造。处里的学习不参加了，局里开会，只要不点名参加，都让办公室主任代替。不得不搞的教育也是照稿子念念，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1998年全市开展企业评机关活动，税侦分局倒数第一，他没有从思想上引起重视，更没在自己身上找毛病。特别是到了香港之后，看到香港老板天天吃鲍鱼，住着小洋楼，坐着奔驰车，思想上触动更大，觉得什么党员，什么干部的，都没有用，有钱才是真理。理想信念一旦发生动摇，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和行为的准则，把党的纪律、国家法律抛在脑后，从而导致行为上的放纵。 拥有的金钱越多越是贪婪。林福久从开始经商就赚取了大量的钱财。因此，向别人索要钱财一开始就胃口很大。他反思说，如果当初我没有钱，别人送我1万元，我可能就吓一跳。钱多了之后，别人送或者我向别人要十万、八万的，我根本没放在眼里。开始收别人的钱，我还有点害怕，收的次数多了，就当成正常事了，认为理所当然了。金钱使林福久丧失了理智，金钱使林福久变得疯狂无比。 思想上一旦发生质的变化，监督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林福久坦白说，思想变了之后，单位内部的监督、社会的监督以及家庭的监督对我根本不起作用。在单位我是一把手，没有人敢对我监督；有的老领导曾对我提出过规劝，但是我表面答应，背地里仍然我行我素；社会监督我更是不予理睬；至于家庭监督肯定起作用，如果老婆天天说你，天天看着你，你就不会有那个心情，你也不会那样去做。但是，恰恰相反，老婆对我也很宽松。 林福久也懂得党纪国法，常常为自己的行为坐立不安。但他并没有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做到自省、自律。而是想方设法规避党纪国法，包括以他人名义开办公司，以他人名字办理银行存款，把局内人员和不放心的企业送的钱物登记上交，以父亲名义假立遗嘱，编造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等等，但最终他还是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 林福久在看守所里曾十分感慨地说，如果我能获得自由，我什么官也不当了，钱也不赚了，出家去当和尚。到了这里我才知道，人只有失去自由的时候才能感到自由的重要。 根据法院认定：林福久受贿45笔，合计633万余元，贪污3笔，合计71万余元，以及涉及重婚的犯罪事实。此外，林福久还通过违规经营、非法放贷、非法占有和收受钱物等手段，聚敛了巨额财产，案发时林福久拥有5800多万元资产。 玩火者自焚，林福久坠入权力的漩涡之中，葬送在自己用金钱堆砌的坟墓里。2004年12月2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被戏称为“中国第一大款警察”的鞍山市公安局原内保分局局长林福久背负着受贿罪、贪污罪、重婚罪三重罪名终于被执行死刑。 （文/无言） 在腐败分子看来，权力只是谋取私利的一种工具。在取得权力过程中的所有付出，都是一种投入，有了权力之后，理应收取回报。林福久的职位不高，权力也并不大，其高明之处，在于把有限的权力扩大化，把公共的权利私有化。他玩弄了一套以权生钱的把戏，同时把自己推向了罪恶的深渊。 警花局长财色兼收 2005年6月17日，备受关注的安惠君受贿案被宣判，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认定被告人安惠君收受贿赂的金额达210余万元，一审判决安惠君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60万元，安惠君受贿所得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此前的5月16日，深圳市纪委在向中共深圳市第四次代表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称，近一年来深圳检察机关共立案811件，其中大案440件，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3亿元。 报告列举的十件典型案件之一，即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原副主任安惠君，在任罗湖区公安分局局长一职期间收受贿赂案。 安惠君案涉及其15名男下属。就在安惠君被量刑不到半月，即7月3日左右，对安原四位得力男下属的司法追究也渐近尾声。其中，原罗湖区公安分局指挥处处长廖汉平被判刑四年半；原草埔派出所所长宋明明被判刑四年；被追究刑事责任者中，原洪湖派出所所长曾敏正在审查起诉中；原罗湖公安分局政治部主任刘仁成也已被提起公诉，尚待开庭审理。 罗湖区政法委多名高层证实，2004年10月8日前后，安惠君由于在任罗湖区公安分局局长一职期间，涉嫌“买官卖官并收受巨额贿赂”，被深圳市纪委“双规”。随后，近20名公安系统干部被纪检部门传讯。 2004年12月30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市检察院对涉嫌受贿犯罪的市人大代表安惠君采取强制措施。2005年1月28日，罗湖区人大常委会罢免安惠君市人大代表资格。4月，市检察院指控安惠君构成受贿罪，对被告人安惠君提出公诉。 安惠君在罗湖区公安分局任职近13年，其2003年3月底调离公安系统，至“双规”之前担任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副主任（副局级）。 值得一提的是，她是继1999年彭虎案之后，又一落马的罗湖区公安分局局长。 深圳市纪委通报称，群众对罗湖区公安分局个别民警在一起案件侦办工作中有收受贿赂的举报，使得纪检部门发现安惠君涉案的线索。 经深圳市纪委证实，安惠君案被挖出的最后一条线索，实则出自一个色诱抢劫团伙。目前该色诱抢劫团伙8名成员，分别被判处6年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据查，该色诱抢劫团伙长期在深圳市罗湖区草埔一带进行色诱抢劫活动。该团伙每有成员落网时，即通过原深圳特检站布吉分站管理员、后任深圳特检站盐田分站副站长的黄渊明，出面找草埔派出所负责人“捞人”（解救落网者）。 据查证，黄后来被纪检部门“双规”，并随之供出向草埔派出所所长宋明明和原洪湖派出所所长曾敏等人行贿的事实，宋、曾两人也先后被调查。 而法院庭审显示，1999年至2002年间，黄渊明为了感谢宋明明对其招待所和发廊等的关照，先后送给宋明明人民币1.5万元，宋明明照单全收。 2001年底，草埔派出所抓获两名涉嫌色诱抢劫的女子，经民警讯问，该两名女子承认参与色诱抢劫的犯罪事实。宋明明的朋友黄渊明受老乡之托找宋明明说情，要求将这两名女子放掉。宋明明叫一名民警为黄渊明办理担保手续后将两名女子放掉，并指示这名民警将案件材料销毁。黄渊明于放人当晚“光临”宋明明办公室，送上人民币2.5万元。 为积极争取立功，宋明明、曾敏两人又分别供出自己向安惠君行贿的事实，最后顺藤摸瓜挖出安惠君。 控方在起诉书中指出，被告人宋明明收受贿赂19万元，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鉴于宋明明在纪检部门对其进行调查期间，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对安惠君案有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减轻或免除处罚。 2005年6月，黄渊明被盐田区人民法院以行贿和介绍贿赂两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安惠君1955年9月1日生，河北省定州人，大学文化，1982年3月参加工作，曾出任河北易县公安局副局长。20世纪90年代初期，安惠君在公安部学习一段时间后，被派至深圳市公安局挂职锻炼。 安惠君先被安排到市公安局三处工作，后调任罗湖公安分局治安队任普通科员。因治安队为科级单位，安惠君对此颇有情绪。后经市局协调，安惠君升为科长，并享受副处级待遇。 安惠君与时任罗湖分局局长彭虎不和，是众人皆知之事。 当时安惠君希望分局解决一套住房，但彭虎坚持不让行政科做此安排。如此僵持一年半时间，安惠君重新返回市公安局工作。 1993年7月，彭虎调任深圳市南山区公安分局局长，罗湖分局原政委郑沛明主持工作。不到半月，安惠君被任命为罗湖分局副局长。就这样，安惠君从普通办事员升至副局长竟不足三年，被称为是罗湖分局有史以来的一个奇迹。 1997年7月前后，郑沛明调往深圳市公安局任职，安惠君则升为分局局长，同时任罗湖区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并身兼深圳市人大代表和罗湖区政协委员。 2001年7月30日，罗湖区原政法委书记另行提拔，经组织同意由安惠君主持区政法委全面工作，其个人权力到达巅峰。罗湖区政法委一位已退休的副书记介绍，安惠君在区政法委“什么都操作，横行霸道”。一个细节是，区政法委的办公经费由另一位副书记掌握，安惠君示意其秘书从中斡旋，将此权收归名下。 在安惠君担任罗湖区公安分局局长期间，公安系统内人士对她的评价褒贬不一。 “她主持下的罗湖公安分局的硬件建设，如利用网络破案等，不仅分局干部有目共睹，且在全国闻名。”一位人士并不讳言安惠君的政绩。 资料显示，安惠君上任局长后的1999年，罗湖公安分局获“全国优秀公安局”称号；当年积累的“警校共建”经验，得到团中央、公安部的肯定后一度在全国推广。深圳一家主要媒体曾刊发长篇通讯，称安惠君为“有魄力有胆识的女儒将”。 持否定态度者则表示，安惠君善做表面文章，“对上笑容满面，对下威风八面”。 罗湖区政法委一位官员说，安惠君口无遮拦，骂起人来从不讲分寸，而且其主持思想政治工作时，系统内反对者颇多。 1997年，即安惠君担任罗湖公安分局政委并主持分局全面工作时，大搞反腐思想教育培训班。当时决定办三期，每期三天。由于培训班选址深圳某豪华山庄，此事被当地媒体曝光，该班开了两天就被迫取消。 外表俊秀的安惠君是个懂得权术的女人，上任罗湖公安分局局长伊始，安惠君搞了两次大的“动作”，其意则在收权。 1998年起，安惠君即对分局各中层干部进行考核，实际是巩固其对人事权的控制，借此对人事结构进行重新洗牌。这也被看作是安惠君的第一次收权。 在此过程中，罗湖分局当时至少有3名基层派出所负责人被调离公安系统。而此过程中，罗湖分局所辖派出所由18个增至25个。 2000年12月29日，罗湖公安分局财务管理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自此，罗湖区各派出所和大队的财务核算管理由该中心统一进行，这被视为安惠君的“二次收权行动”。与第一次人事调整不同的是，这次收的是财权。 此工作自1999年8月启动后，经两步完成：第一步，1999年起取消了分局13个科室的账户；第二步，将各派出所、支队的账户也取消。直至分局53个包干单位全部实现集中式的财务管理。 安惠君此举可谓“一箭双雕”：一是在深圳各职能部门和全国公安系统推出一种新的财务管理模式；二是使自己的权力更大化，进一步削弱了各派出所所长们的权力。同时，在对以往的财务情况作个了结情况下摸清了家底。 但事实上，安惠君对“以往的财务”并未严格审计，部分派出所负责人，本文前述的安惠君几名男下属，就借此机会私分了派出所“小金库”。因这些资金部分被用于贿赂安惠君，故其私分行为并未被时任分局局长的安惠君追究。 2004年初，一份来自深圳某基层派出所的检举信呈至各纪检部门，举报安惠君利用深圳市改革公安系统之机牟取巨利。 信中所举之改革，始于2002年年初。按“派出所不跨街道办事处设置”的原则，一个街道设立1至2个派出所，一个镇设立1至3个派出所。整合后的派出所，由原来的科级升为副处级。 深圳全市派出所总数从185个撤并为103个，其中，罗湖区由原来的25个变为8个（现为10个）。 罗湖分局共有警员1500名左右，其中约500名为副科级以上干部，而改革只是将中层干部的位置换一换，这应了一句老话：“要致富，动干部。”此次改革使安惠君借机大肆受贿。 据查证，原罗湖公安分局指挥处处长廖汉平贪污公款并收受贿赂一案目前已宣判。经法院审理查明，2002年5月至2003年2月间，廖汉平利用职务之便，单独或伙同他人贪污公款24万余元，收受贿赂1万美金，被罗湖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 廖汉平自1998年以来历次升迁，以及任罗湖公安分局指挥处处长，都得益于安惠君的关照。法院认为，为感谢安惠君的栽培，廖汉平13次共送给安惠君人民币10万元、港币1万元、美金1000元、电视机两台。 法院认定的15名向安惠君行贿人员，全部是科级以上的干部，涉及的派出所多达16个。 其中，历任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政保科科长、草埔派出所所长的宋明明，以节假日探望的名义及利用被告人安惠君到北京、广州培训和出差香港的机会，于1995年9月至2002年春节期间，前往安的办公室或住处，17次共送给安人民币19万元、港币1万元。 另两名被追究刑事责任者，一为原洪湖派出所所长曾敏，另一为原罗湖公安分局政治部主任、后任福田公安分局副局长的刘仁成。据检方查证，曾敏曾多次向安惠君行贿，因此得到安的关照，得以提升。曾敏共送给安人民币12万元、港币3万元，全部被安收受。 在深圳市纪委最早关于安惠君案的通报中，也提到刘仁成在任罗湖公安分局政治处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的问题，目前尚未完成一审。 6月17日公布的一审判决称，安惠君利用其担任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区分局副局长、政委、局长的职务之便，通过操纵下属人员岗位调动和职务升迁、利用工程招标及购置办公用车等方式，接受其下属贿赂多达140余次，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63.8万元、港币53万元、美元1000元、54英寸SONY背投彩色电视机、25英寸SONY彩色电视机各一台。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安惠君在一份交代材料中这样描述自己：“我在罗湖公安分局工作14年，执法时从没在案件处理上说过情，严格把死个人、家人、朋友、社会关，从不手软。我是个女人，但争强好胜，为工作批评人狠点，但都是为了工作。” 官场上一跳三级、春风得意的安惠君，其婚姻似乎并不尽如人意。据悉，安惠君爱人曾在北京某部委工作，后在深圳皇岗口岸某保税公司担任要职。在安惠君来深圳之前，两人即已离异。 曾与安惠君共事多年的一位知情者介绍，安惠君对其婚姻状况极为失望。而自1991年以来，几乎无人见过安惠君和其前夫出现在公众场合。 安惠君有一女儿，20岁左右，目前正在英国读书；其老母亲仍健在，但未住在深圳；其妹现在深圳“做很大的生意”。 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安惠君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员单独跟随她外出，其间向英俊下属作出性暗示。如顺其要求，回深圳后将迅速升迁；反之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炼”。 该分局年轻英俊的一位警员与安惠君关系密切，而他从副科被提拔到正科，再到副处、正处，仅两年时间。此人也因涉案被“双规”。 2000年，罗湖公安分局一位科长出版了中篇小说集《随风飘荡》（作家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其中“午夜咖啡”一文中的主人公刘丽萍，被公认是影射安惠君的成长历程和糜烂私生活。 而该书作者早已被调离深圳公安系统。 《午夜咖啡》一文以第一人称，讲述了自己看到同一个办公室叫刘丽萍的女子，从一个普通科员在较短的时间内当上局长的轨迹。在文中，刘丽萍对当官有着极强的欲望，而且极善于经营关系，通过手腕一步步由副处级普通科员升为科长，再升为副局长，最后连当初提携她的局长也不放过，整倒局长后自己当上局长，而局长为防她提名另一名副局长接任未果后，因患癌症死在病床上。 小说的发生地点并非罗湖区公安分局，但诸多细节与安惠君十分相像。在小说中，刘丽萍长得很漂亮，也很善于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对于需要利用的对象，则请对方在午夜时到她家喝咖啡，也被认为是其得以高升的一个秘诀。 2005年6月15日，《午夜咖啡》的作者肖双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小说女主人公刘丽萍绝不是安惠君的简单翻版，而当时创作该小说的初衷，并非专门针对安惠君，而是出于对社会一种用人现象的忧虑。 个人履历显示，肖双红与安惠君共事多年。 2002年春节前后，新任罗湖区政法委书记到任，安惠君的权力受到制约。2003年3月21日，安惠君被免去公安局长一职，调任深圳市口岸办任副主任。 安惠君在新岗位上相当低调，甚至不为单位人所知。2004年7月23日，在盐田港口岸一小型揭牌仪式上，安惠君以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副主任的身份出席并致词，此后再无音讯。 2005年4月26日，安惠君受贿一案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此次开庭，所有媒体都被婉拒在庭外。 庭审期间，安惠君说话声音很小，让人听不太清楚，样子看上去很虚弱，而且总是说自己脑袋长了瘤，头很痛，而安的代理律师也证明，安的头部长有脑瘤。 对于检察院的指控，在法官对其质证时，安的回答是“基本属实”。整个庭审过程从上午9点半持续到下午1点多钟。 检方共指控安惠君的17项犯罪事实，向其行贿的人中有近90%为其男下属。这15名向其行贿的男下属，全部担任过派出所所长以上的职位。 检方的指控书中表明，安惠君接受其下属贿赂多达140余次，而他们行贿的地点多为安惠君的住所及酒店。关于社会上传说的安惠君“个人生活糜烂，甚至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一事，在检察机关的起诉书中并没有提及。 安惠君最后陈述时称，希望法官能给她一个公正的判决。法官则宣布此案将择日宣判，安惠君随后被押送回深圳市第三看守所。 2004年年底深圳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分组审议会议上，深圳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处处长潘晓曾向媒体表示：检察机关只调查贪污受贿行为，“是否涉嫌受性贿赂不属检察机关侦查范围，没有调查，也没有最后证实”。 据介绍，这是由于我国法律条文中在这一方面尚属空白。 深圳市湖贝路2000号，是罗湖区公安分局办公楼，门前那张由公安部颁发的“全国优秀公安局”牌匾仍引人注目。 罗湖区位于深圳市中部，辖区面积78.89平方公里，以商贸、金融、信息、旅游、酒店服务和房地产为主，是深圳市商贸、金融、信息的中心。 安惠君似乎也清楚这一点，5年前她在公安部一次研讨会上称：“罗湖分局的辖区，与香港一河之隔，一方面商业很繁荣，商品交换的原则无孔不入，另一方面境内外的思想文化在这里交汇，这就每时每刻都在考验着、锻炼着我们的队伍……” 数年之后，言犹在耳而物是人非。 在2005年2月1日召开的深圳市纪委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安惠君案被重点提及。会议披露，2004年与安惠君一起被纪监部门查处的局级干部有9人，市管企业领导3人，处级干部44人，其中21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当时会议上，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黄丽满在会上叮嘱领导干部，年关要过好“廉关”。 历史还有惊人之处，数年之间，同一个地方，同一家单位，腐败案同样发生在罗湖公安分局最高层身上。 2000年2月2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彭虎有期徒刑8年。经查，彭虎所犯受贿罪，就是其在担任罗湖区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分局局长时，他曾多次收受贿赂，并为子女谋利。 罗湖区政法委一位人士表示，无论安惠君还是彭虎，其案发时间之长和隐匿之深均令人咋舌。一个事实是，此二人均为调离公安系统之后才东窗事发（彭虎曾任罗湖区公安分局局长，南山区公安分局局长，1998年被立案查处时任南山区人大主任），“这使得公安局长这一职务变得敏感起来”。 如安惠君任公安局长期间，罗湖的区委书记、区长多次被交流或提拔，而安惠君却始终位置稳固，其个人权势更是与日俱增。以至于上司和下属均很难说清她的生平及履历。 相关信息显示：深圳市委、市政府已决定加大干部交流的力度，尤其是加大区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公安局长等干部的交流力度。 深圳市纪委第四次代表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称，法制化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最高形式。今后五年，深圳将通过各项具体措施，包括深化人事制度、行政审批制度、财政、投资、金融制度、司法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建立健全规范权利运行的监控机制以及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和纠正损害百姓利益不正之风的惩处机制等，建立具有深圳特色的、比较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 （文/左佑） 安惠君是否涉及性贿赂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关于贿赂罪，我国《刑法》仅规定了受贿、行贿、介绍贿赂等三种形式，且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虽然根据目前法律规定，性贿赂还不能进入司法程序，但这应当是属于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有关部门应对公众做出答复。 我们不能说掌握权力就必然意味着腐败，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和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避免地有人掌握着这样那样的权力。难道掌权的就一定腐败吗？答案很简单，不。我们要针对的是王小石所揭开的公司上市的公关潜规则，以及那些把潜规则当作法定游戏规则的人。王小石就是把潜规则当作法定规则，这才是他真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