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讲演》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1897年冬） 蔡艮寅（锷）问： 孔子大一统所以泯杀机也。今之贤士大夫欲督其督、郡其郡、邑其邑，无乃与夫子大相刺谬乎？ 教习梁批： 古今万国所以强盛之由，莫不由众小国而合为一大国，见之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奥斯马加、日本、瑞士皆是也。前此互争是以弱，今合为一是以强，孔子大一统之义正为此也。见美、日诸国所办各事，皆有数种大政提归政府办理，如海军、陆军、刑律、交涉之类；其余地方各公事则归各地方自理，政府不干预之。此是最善之法。今中国则反是。如海军之类应归于一者也，而南北洋各自为政，不相顾焉；一盗案之微，州县治之足矣，而上劳朝审，皆极可笑。然至今日，方且并此之法而不能整顿，于是中国不徒变为十八国，并且变为四万万国矣。国权之失，莫过于是。政府现无可望，则不得不致望于督抚州县，若能有一省、一府、一县之整顿，则余省、府、县亦不无万一之望。 左景伊问： 日舰东来，款赔地削，国益蹙矣；强邻凯觎，莫知所御，种益弱矣；耶稣天主，流传极远，教益微矣。中土士大夫咸知国蹙、种弱、教微之非计，而究之国之所以蹙、种之所以弱、教之所以微之故，及思所以补苴其国、繁殖其种、维持其教之道，茫乎未之知也。吾师所以保国、保种、保教之说勉受业等，幸垂示焉。 教习梁批： 必知所以保国，然后能保国也；保种、保教亦然。一人之力不能保也，则合多人之力以保之。多一知此理之人，即多一能保之人；若使天下人人能知之，则无不保之国，无不保之种，无不保之教矣。必如何而后能知之，非学问不为功也。王文成曰：“未能知，说甚行？”然亦未有能知而不能行者。若知而不行，必非真知也。故学者亦但求知而已。勉强学问，天下可办之事正多，我非大言以欺诸君也。 李洞时问： 昨闻梁先生言混沌初开、三世递嬗之义，谓西人考草木世后，为禽兽畜类之世；禽兽畜类世后，然后人类始盛。信哉斯言也！然不必以西人考之也，即今相食之理推而知之。夫今之禽兽畜类何以食草，人何以食禽兽畜类也？意者盛极必衰，泰极必否，天之然也。天厌草木之。 教习梁批： 此言生人生物之理，指未有制作时而论。若既生之后已有制作，则以强吞弱，以大弱小，此又一世界，不得混看此理。西人有天演论，极发明之。 杨树谷问：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徒。”读书至此，不免有疑。夫委贽为臣，当临难无苟免，何得不谏君于过，而竟以去云乎哉？虽曰当时人主不足以有为，而臣道之不可不尽也明矣。孟子之意究竟何如？ 教习梁批： （记）曰：“非特君择臣也，即臣亦择君。”又曰：“君使臣以礼。”夫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六经之中，言此等道理者极多，绝不为怪异也。自秦以后君权日尊，而臣之自视，以为我实君之奴隶。凡国事之应兴应革，民事之应损应益，君之所为应直谏犯颜者，而皆缄默阿谀为能，奴颜婢膝以容悦于其君，而“名节”二字扫地尽矣。至于今日，士气所以委靡不振，国势所以衰，罔不由是。此实千古最大关键矣。其亦未闻孟子之大义焉耳！ 周宏业问： 读《滕文公篇》，似滕文公亦能用孟子之言矣。然其弱削如故也。岂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乃如此耶？想孟子行教之人，断不言行不顾若此。请问其故安在？ 教习梁批： 问得很好。然滕文当时实未尽行孟子之言。凡任一人，举一事，必尽其所长，乃可责其成效。若仅行其一二端，则有时反以生弊而已。今日中国之行西法是也。行之无条理、无片段，而反咎西法之寡效，可乎？观毕战问井田，以后更无下文，则滕当时必未尽行孟子之言明矣。行孟子言者谁乎？今日欧美诸国是也。美国远在西半球，而欧洲之民襁负归之；瑞士弹丸黑子之国，而西国凡有大政事，皆会议于此焉。所谓为政于天下者非耶？ 陈其殷问： 张博望之通西域，人谓其首开边衅，然今日之中国又苦塞而不通。功之则外祸之始基也，罪之则大同之起点也。岂远大之略非一时克睹其效与？ 教习梁批： 地球万国之必不能不相通者，天道也。人力虽强，可逆天乎？故欲闭关自守以冀绝外患者，中国人至愚极陋之言也。张博望之功大矣，西人为哥伦布大会，我中国亦为大会以记张博望之功。罪云乎哉？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1912年10月22日） 鄙人今日得列席于此报界欢迎会，而群贤济济，至百数十人之盛，其特别之感想，殆难罄言，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休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南方尚稍烦战事，若北方则更不劳一兵、不折一矢矣。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世人或以吾国之大，革数千年之帝政，而流血至少，所出代价至薄，诧以为奇。岂知当军兴前军兴中，哲人畸士之心血沁于报纸中者，云胡可量？然则谓我中华民国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焉可也。鄙人越在海外，曾未能一分诸君子之劳，言之滋愧。虽然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今幸得与同业诸英握手一堂，窃愿举鄙人过去对于报馆事业之关系及今后所怀抱，为诸君一言之。 鄙人之投身报界，托始于上海《时务报》，同人多知之。然前此尚有一段小历史，恐今日能言之者少矣。当甲午丧师以后，国人敌忾心颇盛，而全瞢于世界大势。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之一人也。彼时同人固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袁公首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向上海购得译书数十种，而以办报事委诸鄙人。当时固无自购机器之力，且都中亦从不闻有此物，乃向售《京报》处托用粗木版雕印，日出一张，名曰《中外公报》，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鄙人则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其言之肤浅无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颜。当时安敢望有人购阅者，乃托售《京报》人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办理月余，居然每日发出三千张内外。然谣诼蜂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其年十一月，强学会遂被封禁，鄙人服器书籍，皆没收。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益感慨时局。自审舍言论外，末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明年二月南下，得数同志之助，乃设《时务报》于上海，其经费则张文襄与有力焉。而数月后，文襄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其时鄙人之与文襄，殆如雇佣者与资本家之关系，年少气盛，冲突愈积愈甚。丁酉之冬，遂就湖南时务学堂之聘，脱离报馆关系者数月。《时务报》虽存在，已非复前此之精神矣。当时亦不知学堂当作何办法也。惟日令诸生作札记，而自批答之，所批日恒万数千言，亦与作报馆论文无异。当时学生四十人，日日读吾所出体裁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此四十分报章，在学堂中固习焉不怪，未几放年假，诸生携归乡里，此报章遂流布人间，于是全湘哗然，咸目鄙人为得外教眩人之术，以一丸药翻人心而转之，诸生亦皆以二毛子之嫌疑，见摈于社会。其后戊戌政变，其最有力之弹章，则摭当时所批札记之言以为罪状。盖当时吾之所以与诸生语者，非徒心醉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此种言论，在近数年来诚数见不鲜，然当时之人，闻之安得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无足怪也。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复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而政府相疾亦至，严禁入口，驯至内地断绝发行机关，不得已停办。辛丑之冬，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创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犹记曾作一小说，名曰《新中国未来记》，连登于该报者十余回。其理想的国号，曰“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开国纪元，即在今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当时固非别有所见，不过办报在壬寅年，逆计十年后大业始就，故托言“大中华民主国”祝开国五十年纪念，当西历一千九百六十二年。由今思之，其理想之开国纪元，乃恰在今年也。罗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此文在座诸君想尚多见之，今事实竟多相应，乃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谶然，岂不异哉！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而现在西藏、蒙古离畔分携之噩耗，又当时所日夜念及而引以为戚。自此种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及丁未夏秋间，与同人发起政闻社，其机关杂志，名曰《政论》，鄙人实为主任。政闻社为清政府所封禁，《政论》亦废。最近乃复营《国风报》，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初志亦求温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惟恐国之不亡而速之，刿心怵目，不复能忍受，自前十年以后至去年一年之《国风报》，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视《清议报》时代，殆有过之矣。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运动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治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报》中凡屡见，今亦成预言之谶矣。 计鄙人十八年来经办之报凡七。自审学识谫陋，文辞朴僿，何足以副立言之天职，惟常举吾当时心中所信者，诚实恳挚以就正于国民已耳。今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即以京师论，已逾百家，回想十八年前《中外公报》沿门丐阅时代，殆如隔世；崇论闳议，家喻户晓，岂复鄙人所能望其肩背。虽然，鄙人此次归来，仍思重理旧业。人情于其所习熟之职业，固有所不能舍耶！若夫立言之宗旨，则仍在浚牖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此则十八年来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 而世论或以鄙人曾主张君主立宪，在今共和政体之下，不应有发言权；即欲有言，亦当先自引咎，以求恕于畴昔之革命党；甚或捏造谰言，谓其不慊于共和希图破坏者。即侪辈中，亦有疑于平昔所主张，与今日时势不相应，舍己从人，近于贬节，因嗫嚅而不敢尽言者。吾以为此皆讏词也。无论前此吾党所尽力于共和主义者何如，即以近年所主张，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此志固可皎然与天下共见。夫国体与政体本不相蒙，稍有政治常识者频能知之矣。当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俨然为一种事实，而政治之败坏已达极点，于是忧国之士，对于政界前途发展之方法，分为二派：其一派则希望政治现象日趋腐败，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灭亡者，即谚所谓“苦肉计”也，故于其失败，不屑复为救正，惟从事于秘密运动而已；其一派则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借以与一战。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然则前此曾言君主立宪者果何负于国民？在今日亦何嫌何疑而不敢为国宣力？至于强诬前此立宪派之人为不慊于共和，则更是无理取闹。立宪派人不争国体而争政体，其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吾既屡言之，故于国体则承认现在之事实，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 夫于前此障碍极多之君主国体，犹以其为现存之事实而承认之，屈己以活动于此事实之下，岂有对于神圣高尚之共和国体而反挟异议者？夫破坏国体，惟革命党始出此手段耳，若立宪党则从未闻有以摇动国体为主义者也。故在今日，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此自论理上必然之结果，而何有节操问题之可言耶？ 若夫吾侪前此所忧革命后种种险象，其不幸而言中者十而八九，事实章章，在人耳目，又宁能为讳？论者得毋谓中国今日已治已安，而爱国志士之责任从是毕耶？平心论之，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以云有功，则两俱有功，以云有罪，则两俱有罪。要之，此诸人士者，欲将国家脱离厄区，跻诸乐土，而今方泛中流，未达彼岸。既能发之，当思所以能收之，自今以往，其责任之艰巨，视前十倍，又岂容一人狡卸者？今激烈派中人，其一部分则谓吾既已为国家立大功、成大业矣，畴昔为我尽义务之时期，今日为我享权利之时期；前此所受窘逐戮辱于清政府者，今则欲取什伯倍之安富、尊荣于民国以为偿。此种人自待太薄，既不复有责备之价值。其束身自好者，则谓吾前此亦既已尽一部分之责任，进国家于今日之地位矣，自今以往，吾其可以息肩，则翛然于事外而已。而所谓温和派者，忘却自己本来争政体不争国体，因国体变更，而自以为主张失败，甚乃生出节操问题；又忘却现在政治，绝未改良，自己畴昔所抱志愿，绝未贯彻，而自己觉得无话可说，则如斗败之鸡，垂头丧气，如新嫁之娘，扭扭捏捏。两方面之人，既皆如此，则国家之事，更有谁管？在已治已安之时，人人不管国事，尚且不可，况今日在危急存亡之交者哉！ 若谓前此曾言立宪之人，当共和国体成立后，即不许其容喙于政治，吾恐古往今来普天率土之共和国，无此法律。吾侪惟知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尽人有分而绝非一部分人所得私。前清政府，以国家为其私产，以政治为其私权，其所以迫害吾侪不使容喙于政治者，无所不用其极，吾侪未尝敢缘此自馁而放弃责任也，况在今日共和国体之下，何至有此不祥之言！此鄙人所为谓欲赓续前业，常举其所信以言论与天下相见也。忝列嘉会，深铭隆贶，聊述前此之经历与今后之志事以尘清听。情与词芜，伏希洞亮。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1915年9月4日） 英文《京报》记者因筹安会事及宪法起草事，特往天津访问梁任公。任公方患赤痢颇剧，记者就病榻有所询，先生强答之，今转录其谈话如左。 记者问曰：近日来都中有人发起筹安会，讨论国体问题，先生于意云何？梁君答云：鄙人一年以来，欲肆力于社会事业久矣，厌作政谈，即鄙人畴昔好为政谈之时，亦曾标举二语，以告于众曰：只论政体，不论国体。故国体问题，尤鄙人所不愿谈也。 记者问曰：既云只论政体，不论国体，则国体无论为共和为君主，应无反对，且先生于数年前不尝著论力主君主立宪乎？梁君答曰：吾所为只论政体，不论国体者，常欲在现行国体之下，求政体之改革，故当前清末叶共和革命论极盛之时，吾独坚持君宪说，与革命党笔战，累十数万言，直至辛亥八月，武昌起事之后，吾犹著《新中国建设问题》一书，谓虽不得已而行共和，亦当虚存君位。近今某报所登古德诺博士论著商榷共和利病，且引中美、南美乱事为证，此种议论，此种证据，吾无一不于十年前痛切言之，其言视古氏所说详尽透辟更加十倍，《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等书流布人间者，不下数十万本，可覆按也。即当辛亥九月著《新中国建设问题》时，欲迁就以存虚君，无聊之极思乃陈三义：一曰仍存清室，二曰虚拥衍圣，三曰求立明后。此虽滑稽之谈，然吾当时怵于变更国体之危险，情急之状可以想见，今之谈第二次变更国体者，犹以此三义为研究之资料也。吾当时岂有所爱于君主政体，而必犯众?以为之拥护者？吾以为国体与政体本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两者既无所择，则毋宁因仍现在之基础，而徐图建设理想的政体于其上，此吾数十年来持论之一贯精神也。夫天下重器也，置器而屡迁之，其伤实多，吾滋惧焉。故一面常欲促进理想的政体，一面常欲尊重现在的国体。此无他故焉，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前闻。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吾自始未尝反对君主，虽然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谓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也。 记者问曰：筹安会一派之言论，谓共和必不能立宪，惟君主乃能立宪，此理何如？梁君答曰：鄙人愚昧，实不解此，吾求诸中外古今学者之理论而不得其解，吾求诸中外古今列国之故实而亦不得其解。今日中国欲变专制为立宪，其一当视主权者拥护宪政之诚意何如，其二当视国民运用宪政之能力何如。谓此二者缘国体之变更而遂生异动，吾百思不得其解也。 记者问曰：古德诺博士谓中国欲变更国体，须有三条件，其第一条件则须国中多数优秀之民咸不反对，此条件可望实现否？梁君答曰：国体而到必须变更之时，则岂更有反对之余地？除乘机徼利借口生事之乱党外，决无人昌言反对者，吾敢断言也。虽然，变更国体一次，则国家必丧失一部分热心政治之正人，吾又敢断言之。共和建设以还，蔚成之时彦虽多，然有用之才自甘遁弃者，以吾所知，盖已不少。识者未尝不为国家痛惜，然士各有志，无如何也。若更有第二次之变更国体，前次之遁弃者，固断不复出，而继此而遁弃者恐视前更多耳。果尔，则亦殊非国家之福也。 记者问曰：变更国体之事，将来能否成为事实，且大总统之意向如何，先生亦有所闻否？梁君答曰：此事能否成为事实，吾殊难言，就理论先例观之，恐在所不免。力学之理，有动则必有反动，此原则之无可逃避者也。既有第一次之变更国体，自应有第二次之变更国体赓续而起，其动因非在今次而实在前次也。吾昔在《新民丛报》与革命党论，谓以革命求共和，其究也必反于帝政；以革命求立宪，其究也必反于专制。吾当时论此焦唇敝舌，而国人莫余听，乃流传浸淫，以成今日之局。今以同一之论调，易时而出诸外国博士之口，而臭腐忽为神奇，相率以研究之，既可怪诧，尤当知吾十年前所预言者，今外国博士所称述只得其半耳，其余一半，则吾惟冀吾言之不中也。若夫我大总统乎，则两次就位宣誓，万国共闻，申令煌煌，何啻三五，即偶与人泛论及此问题，其断不肯帝制自为之意，亦既屡次表示，有以此致疑吾大总统者，恐不敬莫大乎是也。 记者问曰：筹安会一派谓古德诺博士实倡此说，而本记者前访博士，则谓并无此主张，先生与博士夙交好，尝与论及否？梁君答曰：此次博士重来，曾一见访，吾适在津，未获相见。惟博士尝有书致宪法起草会，所言皆就国民宪法立论，未尝他及也。 记者问曰：闻先生在宪法起草会列席颇少，何故？梁君答曰：吾自南游一次，感受暑热，继续患病，旋愈旋作，中间或不能列席，非有他故。且前数次所讨论尚未及宪法内容，偶缺席当无伤，此后深愿与同人作速进行，将此种国家根本大法早具草案，聊尽国民义务于万一也。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1920年3月20日） 梁任公先生近自欧洲归国，适上海中国公学恢复后第二次开学，遂开会以欢迎之。梁先生即席演说，主张发挥固有的民本精神，以矫欧洲代议制度及资本主义之流弊，颇足为国人当头棒喝。兹录其词如次： 鄙人对于校中任事诸人皆为道义交，可谓精神上久已结合一致，惟自己未曾稍尽义务为可愧耳。此次游欧，为时短而历地多，故观察亦不甚清切。所带来之土产，因不甚多，惟有一件可使精神受大影响者，即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此次游欧所得止此。何以能致此？则因观察欧洲百年来所以进步之故，而中国又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鄙人对于此点有所感想。 考欧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会上、政治上固有基础而自然发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在此百年中，可谓在一种不自然之状态中，亦可谓在病的状态中。中国效法此种病态，故不能成功。 第一以政治论。例如代议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纪唯一之宝物，各国皆趋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国独否。此何故？盖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级，而在中国而无此可能性。盖必有贵族地主，方能立宪，以政权集中于少数贤人之手，以为交付于群众之过渡。如英国确有此种少数优秀之人，先由贵族扩至中产阶级，再扩至平民，以必有阶级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数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中国本有民意政治之雏形，全国人久已有舆论民岩之印象。但其表示之方法则甚为浑漠为可憾耳。如御史制度，即其一例。其实自民本主义而言，中国人民向来有不愿政府干涉之心，亦殊合民本主义之精神。对于此种特性不可漠视。往者吾人徒作中央集权之迷梦，而忘却此种固有特性。须知集权与中国民性最不相容，强行之，其结果不生反动，必生变态，此所以吾人虽欲效法欧洲而不能成功者也。但此种不成功果为中国之不幸乎，抑幸乎？先以他国为喻。如日德，究竟其效法于英者，为成功欤，抑失败欤？日本则因结果未揭晓，悬而勿论。且言德国。其先本分两派，一为共和统一派，一为君主统一派，迨俾士麦出，君主统一乃成。假定无俾氏，又假定出于共和统一之途，吾敢断言亦必成功，特不过稍迟耳；又假定其早已采用民本主义，吾敢决其虽未能发展如现在之速，然必仍发达如故。则可见此五十年乃绕道而走，至今仍须归原路，则并非幸也可知矣。总之德国虽学英而成，然其价值至今日则仍不免于重新估定。如中国虽为学而失败者，然其失败未必为不幸。譬如一人上山，一人走平地，山后无路，势必重下，而不能上山者，则有平路可走。可知中国国民，此次失败，不过小受波折，固无伤于大体，且将来大有希望也。 第二论社会亦然。中国社会制度颇有互助精神。竞争之说，素为中国人所不解，而互助则西方人不甚了解。中国礼教及祖先崇拜，皆有一部分为出于克己精神与牺牲精神者。中国人之特性不能抛弃个人享乐，而欧人则反之。夫以道德上而言，决不能谓个人享乐主义为高，则中国人之所长，正在能维持社会的生存与增长。故中国数千年来经外族之蹂躏，而人数未尝减少。职此之故，因此吾以为不必学他人之竞争主义，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扩充之也。 第三论经济。西方经济之发展，全由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将趋末路，且其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对于资本集中，最不适宜，数十年来欲为之效法，而始终失败。然此失败，未必为不幸。盖中国因无贵族地主，始终实行小农制度。此种小农制度，法国自革命后始得之，俄之多数派亦主张此制，而中国则固有之。现代经济皆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则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岂非大幸？将来大可取新近研究所得之制度而采用之。鄙人觉中国之可爱，正在此。 总之，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当以消极变为积极是已。如政治本为民本主义，惜其止在反对方面，不在组织方面；社会制度本为互助主义，亦惜止限于家庭方面，若变为积极，斯佳矣。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自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以人格论，在现代，以李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惟俄国国民性为极端，与中国人之中庸性格不同。吾以为中国人亦非设法调和不可，即于思想当为澈底解放，而行为则当踏实，必自立在稳当之地位。学生诸君当人人有自任心，极力从培植能力方面着想，总须将自己发展到圆满方可。对于中国不必悲观，对于自己则设法养成高尚人格，则前途诚未可量也。 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1921年10月10日） 今日天津全学界公祝国庆，鄙人得参列盛会，荣幸之至。我对于今日的国庆，有两种感想：第一，是辛亥革命之意义；第二，是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请分段说明，求诸君指教。 “革命”两个字，真算得中国历史上的家常茶饭，自唐虞三代以到今日，做过皇帝的大大小小不下三四十家，就算是经了三四十回的革命。好象戏台上一个红脸人鬼混一会，被一个黄脸人打下去了；黑脸人鬼混一会，又被一个花脸人打下去了。拿历史的眼光看过去，真不知所为何来。一千多年前的刘邦、曹操、刘渊、石勒是这副嘴脸，一千多年后的赵匡胤、朱元璋、忽必烈、福临也是这副嘴脸。他所走的路线，完全是“兜圈子”，所以可以说是绝无意义。我想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汉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辛亥革命了。 辛亥革命有甚么意义呢？简单说： 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 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凭借。 自觉，觉些甚么呢？ 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这两种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间，受了国外环境和学说的影响，于是多年的“潜在本能”忽然爆发，便把这回绝大的自觉产生出来。 如今请先说头一件的民族精神。原来一个国家被外来民族征服，也是从前历史上常有之事，因为凡文化较高的民族，一定是安土重迁，流于靡弱，碰着外来游牧慓悍的民族，很容易被他蹂躏。所以二三千年来世界各文明国，没有那一国不经过这种苦头。但结果这民族站得住或站不住，就要看民族自觉心的强弱何如。所谓自觉心，最要紧的是觉得自己是“整个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例如犹太人，是整个却不是国民；罗马人是国民却不是整个；印度人既不是国民更不是整个了。所以这些国从前虽然文化灿烂，一被外族征服，便很难爬得转来。讲到我们中国，这种苦头，真算吃得够受了。自五胡乱华以后，跟着甚么北魏咧，北齐咧，北周咧，辽咧，金咧，把我们文化发祥的中原闹得稀烂。后来蒙古、满洲，更了不得，整个的中国，完全被他活吞了。虽然如此，我们到底把他们撵了出去。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这分家产，毕竟还在咱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那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我们好象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百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万事都带几分幼稚态度。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觉悟，觉得我们这一族人象同胞兄弟一般，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又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在人类全体中关系极大，把我们的文化维持扩大一分，就是人类幸福扩大一分。这种观念，任凭别人说我们是保守也罢，说我们是骄慢也罢，总之我们断断乎不肯自己看轻了自己，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优秀分子，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底下。这便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够自立的根本精神。民国成立前二百多年，不是满洲人做了皇帝吗？到了后来，面子上虽说是中国人被满洲人征服，骨子里已经是满洲人被中国人征服，因为满洲渐渐同化到中国，他们早已经失了一个民族的资格了。虽然如此，我们对于异族统治的名义，也断断不能忍受。这并不是争甚么面子问题，因为在这种名义底下，国民自立的精神总不免萎缩几分。所以晚明遗老象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张苍水这一班人，把一种极深刻的民族观念传给后辈，二百多年，未尝断绝。到甲午年和日本打一仗打败了，我们觉得这并不是中国人打败，是满洲人拖累着中国人打败。恰好碰着欧洲也是民族主义最昌的时代，他们的学说给我们极大的激刺，所以多年来磅礴郁积的民族精神，尽情发露，排满革命，成为全国人信仰之中坚。那性质不但是政治的，简直成为宗教的了。 第二件再说那民主精神。咱们虽说是几千年的专制古国，但咱们向来不承认君主是什么神权，什么天授。欧洲中世各国，都认君主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君主的所有物。咱们脑筋里头，却从来没有这种谬想。咱们所笃信的主义，就是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拿一个铺子打譬，人民是股东，皇帝是掌柜；股东固然有时懒得管事，到他高兴管起事来，把那不妥当的掌柜撵开，却是认为天经地义。还有一件，咱们向来最不喜欢政府扩张权力，干涉人民，咱们是要自己料理自己的事。咱们虽然是最能容忍的国民，倘若政府侵咱们自由超过了某种限度，咱们断断不能容忍。咱们又是二千年来没有甚么阶级制度，全国四万万人都是一般的高，一样的大。一个乡下穷民，只要他有本事，几年间做了当朝宰相，并不为奇；宰相辞官回家去，还同小百姓一样，受七品知县的统治，法律上并不许有什么特权。所以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算是我们中国人二千年来的公共信条。事实上能得到甚么程度，虽然各时代各有不同，至于这种信条，在国民心目中却是神圣不可侵犯。我近来常常碰着些外国人，很疑惑我们没有民治主义的根柢，如何能够实行共和政体。我对他说，恐怕中国人民治主义的根柢，只有比欧洲人发达的早，并没比他们发达的迟；只有比他们打叠的深，并没比他们打叠的浅。我们本来是最“德谟克拉西”的国民，到近来和外国交通，越发看真“德谟克拉西”的好处，自然是把他的本性，起一种极大的冲动作用了。回顾当时清末的政治，件件都是和我们的信条相背，安得不一齐动手端茶碗送客呢？ 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主义虽然全同，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两派人各自进行，表面上虽象是分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一面是同盟会的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这是谁的功劳呢？可以说谁也没有功劳，可以说谁也有功劳。老实说一句，这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齐迸现的结果。现在咱们中华民国，虽然不过一个十岁小孩，但咱们却是千信万信，信得过他一定与天同寿。从今以后，任凭他那一种异族，野蛮咧，文明咧，日本咧，欧美咧，独占咧，共管咧，若再要来打那统治中国的坏主意，可断断乎做不到了。任凭甚么人，尧舜咧，桀纣咧，刘邦、李世民、朱元璋咧，王莽、朱温、袁世凯咧，若再要想做中国皇帝，可是海枯石烂不会有这回事了。这回革命，就象经过商周之间的革命，不会退回到部落酋长的世界；就象经过秦汉之间的革命，不会退回到贵族阶级的世界。所以从历史上看来，是有空前绝大的意义，和那红脸打倒黑脸的把戏，性质完全不同。诸君啊，我们年年双十节纪念，纪念个甚么呢？就是纪念这个意义。为甚么要纪念这个意义？为要我们把这两种自觉精神越加发扬，越加普及，常常提醒，别要忘记。如其不然，把这双十节当作前清阴历十月初十的皇太后万寿一般看待，白白放一天假，躲一天懒，难道我们的光阴这样不值钱，可以任意荒废吗？诸君想想啊！ 我下半段要说的是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想诸君骤然听著这个标题，总不免有几分诧异，说是现在人民痛苦到这步田地，你还在那里乐观，不是全无心肝吗？但我从四方八面仔细研究，觉得这十年间的中华民国，除了政治一项外，没有那一样事情不是可以乐观的。就算政治罢，不错，现时是十分悲观，但这种悲观资料，也并非很难扫除，只要国民加一番努力，立刻可以转悲为乐。请诸君稍耐点烦，听我说明。 乐观的总根源，还是刚才所说那句老话：“国民自觉心之发现。”因为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会自动，自然会自立。一个人会自立，国民里头便多得一个优良分子；个人人会自立，国家当然自立起来了。十年来这种可乐观的现象，在实业、教育两界，表现得最为明显。我如今请从实业方面举几件具体的事例；宣统三年，全国纺纱的锭数，不满五十万锭；民国十年，已超过二百万锭了。日本纱的输入，一年一年的递减，现在已到完全封绝的地步。宣统三年，全国产煤不过一千二三百万吨；民国十年，增加到二千万吨了。还有一件应该特别注意的，从前煤矿事业，完全中国人资本，中国人自当总经理，中国人自当工程师，这三个条件具备的矿，一个也没有，所出的谋，一吨也没有；到民国十年，在这条件之下所产的煤四百万吨，几乎占全产额四分之一了。此外象制丝咧，制面粉咧，制烟咧，制糖咧，制盐咧，农垦咧，渔牧咧，各种事业，我也不必列举统计表上许多比较的数目字，免得诸君听了麻烦，简单说一句，都是和纱厂，煤矿等业一样，有相当的比例进步。诸君试想，从前这种种物品，都是由外国输入，或是由外国资本家经营，我们每年购买，出了千千万万金钱去胀外国人，如今挽回过来的多少呢？养活职工又多少呢？至如金融事业，宣统三年，中国人自办的只有一个大清银行，一个交通银行，办得实在幼稚可笑；说到私立银行，全国不过两三家，资本都不过十万以内。全国金融命脉，都握在上海、香港几家外国银行手里头，捏扁搓圆，凭他尊便。到今民国十年，公私大小银行有六七十家，资本五百万以上的亦将近十家，金融中心渐渐回到中国人手里。象那种有外国政府站在后头的中法银行，宣告破产，还是靠中国银行家来救济整理，中国银行公会的意见，五国银行团不能不表相当的尊重了。诸君啊，诸君别要误会，以为我要替资本家鼓吹。现在一部分的资本家，诚不免用不正当的手段，掠得不正当的利益，我原是深恶痛恨；而且他们的事业，也难保他都不失败。但这些情节，暂且不必多管。我总觉得目前这点子好现象，确是从国民自觉心发育出来：“中国人用的东西，为什么一定仰给外国人？”这是自觉的头一步； “外国人经营的事业，难道中国人就不能经营吗？”这是自觉的第二步；“外国人何以经营得好，我们从前赶不上人家的在什么地方？”这是自觉的第三步。有了这三种自觉，自然会生出一种事实来，就是“用现代的方法，由中国人自动来兴办中国应有的生产事业。”我从前很耽心，疑惑中国人组织能力薄弱，不能举办大规模的事业。近来得了许多反证，把我的疑惧逐日减少。我觉得中国人性质，无论从那方面看去，总看不出比外国人弱的地方；所差者还是旧有的学问知识，对付不了现代复杂的社会。即如公司一项，前清所办的什有八失败，近十年内却是成功的成数比失败的多了。这也没甚么稀奇，从前办公司的不是老官场便是老买办，一厘新知识也没有，如今年富力强的青年或是对于所办事业有专门学识的，或是受过相当教育常识丰富的，渐渐插足到实业界，就算老公司里头的老辈，也不能不汲引几位新人物来做臂膀。简单说一句，实业界的新人物新方法，对于那旧的，已经到取而代之的地位了。所以有几家办得格外好的，不惟事事不让外国人，只有比他们还要崭新进步。刚才所说的是组织方面，至于技术方面，也是同样的进化。前几天有位朋友和我说一段新闻，我听了甚有感触，诸君若不厌麻烦，请听我重述一番。据说北京近来有个制酒公司，是几位外国留学生创办的，他们卑礼厚币，从绍兴请了一位制酒老师傅来。那位老师傅头一天便设了一座酒仙的牌位，要带领他们致敬尽礼的去祷拜。这班留学生，自然是几十个不愿意，无奈那老师傅说不拜酒仙，酒便制不成，他负不起这责任，那些留学生因为热心学他的技术，只好胡乱陪著拜了。后来这位老师傅很尽职的在那里日日制酒，却是每回所制总是失败；一面这几位学生在旁边研究了好些日子，知道是因为南北气候和其他种种关系所致，又发明种种补救方法，和老师傅说，老师傅总是不信。后来这些学生用显微镜把发酵情状打现出来，给老师傅瞧，还和他说明所以然之故，老师傅闻所未闻，才恍然大悟的说道： “我向来只怪自己拜酒仙不诚心，或是你们有什么冲撞，如今才明白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从此老师傅和这群学生教学相长，用他的经验来适用学生们的学理，制出很好的酒来了。这段新闻，听著象是琐碎无关轻重，却是“科学的战胜非科学的”真凭实据。又可见青年人做事，要免除老辈的阻力而且得他的帮助，也并非难。只要你有真实学问再把热诚贯注过去，天下从没有办不通的事啊。我对民国十年来生产事业的现象，觉得有一种趋势最为可喜，就是科学逐渐占胜。科学的组织，科学的经营，科学的技术，一步一步的在我们实业界中得了地盘。此后凡属非科学的事业，都要跟着时势，变计改良，倘其不然，就要劣败淘汰去了。这种现象，完全是自觉心发动扩大的结果，完全是民国十年来的新气象。诸君想想，这总算够得上乐观的好材料罢。 在教育方面，越发容易看得出来。前清末年办学堂，学费、膳费、书籍费，学堂一揽千包，还倒贴学生膏火，在这种条件底下招考学生，却是考两三次还不足额。如今怎么样啦？送一位小学生到学校，每年百打百块钱，大学生要二三百，然而稍为办得好点的学校，那一处不是人满。为什么呢？这是各家父兄有极深刻的自觉，觉得现代的子弟非求学问不能生存。在学生方面，从前小学生逼他上学，好象拉牛上树，如今却非到学堂不快活了；大学生十个里头，总有六七个晓得自己用功，不必靠父师督责。一上十五六岁，便觉得倚赖家庭，是不应该的，时时刻刻计算到自己将来怎样的自立。从前的普通观念，是想做官才去读书，现在的学生，他毕业后怎么的变迁，虽然说不定，若当他在校期间，说是打算将来拿学问去官场里混饭吃，我敢保一千人里头找不着一个。以上所说这几种现象，在今日看来，觉得很平常，然而在十年前却断断不会有的。为甚么呢？因为多数人经过一番自觉之后才能得来，所以断断不容假借。讲到学问本身方面，那忠实研究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增长。固然是受了许多先辈提倡的影响，至于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全国学问界的水平线提高了，想要学十年前多数学生的样子，靠那种“三板斧”、“半瓶醋”的学问来自欺欺人，只怕不会站得住。学生有了这种自觉，自然会趋到忠实研究一路了。既有了研究精神，兴味自然是愈引愈长，程度自然是愈进愈深。近两年来“学问饥饿” 的声浪，弥漫于青年社会。须知凡有病的人，断不会觉得饥饿，我们青年觉得学问饥饿，便可证明他那“学问的胃口”消化力甚强；消化力既强，营养力自然也大。咱们学问界的前途，谁能够限量他呢？有人说：“近来新思潮输入，引得许多青年道德堕落，是件极可悲观的事。”这些话，老先生们提起来，什有九便皱眉头。依我的愚见，劝他们很可以不必白操这心。人类本来是动物不是神圣，“不完全”就是他的本色。现在不长进的青年固然甚多，难道受旧教育的少爷小姐们，那下流种子又会少吗？不过他们的丑恶摭掩起来，许多人看不见罢了。凡一个社会当过渡时代，鱼龙混杂的状态，在所不免，在这个当口，自然会有少数人走错了路，成了时代的牺牲品。但算起总帐来，革新的文化，在社会总是有益无害。因为这种走错路的人，对于新文化本来没有什么领会，就是不提倡新文化，他也会堕落。那些对于新文化确能领会的人，自然有法子鞭策自己、规律自己，断断不至于堕落。不但如此，那些借新文化当假面具的人，终久是在社会上站不住，任凭他出风头出三两年，毕竟要屏出社会活动圈以外。剩下这些在社会上站得住的人，总是立身行己，有些根柢，将来新社会的建设，靠的是这些人，不是那些人。所以我对于现在青年界的现象，觉得是纯然可以乐观的。别人认为悲观的材料，在我的眼内，都不成问题。 以上不过从实业、教育两方面立论，别的事在今天的短时间内恕我不能多举。总起来说一句，咱们十个年头的中华民国，的确是异常进步。前人常说：理想比事实跑得快。照这十年的经验看来，倒是事实比理想跑得快了。因为有许多事项，我们当宣统三年的时候，绝不敢说十年之内会办得到，哈哈！如今早已实现了。尤可喜的是，社会进步所走的路，一点儿没有走错。你看，近五十年来的日本，不是跑得飞快吗？可惜路走歪了，恐怕跑得越发远，越发回不过头来。我们现在所走的，却是往后新世界平平坦坦的一条大路；因为我们民族，本来自由平等的精神是很丰富的，所以一到共和的国旗底下，把多年的潜在本能发挥出来，不知不觉，便和世界新潮流恰恰相应。现在万事在草创时代，自然有许多不完全的地方，而且常常生出许多毛病，这也无庸为讳。但方向既已不错，能力又不缺乏，努力前进的志气又不是没有，象这样的国民，你说会久居人下吗？还有一件，请诸君别要忘记；我们这十年内社会的进步，乃是从极黑暗、极混乱的政治状态底下，勉强挣扎得来。人家的政治，是用来发育社会，；我们的政治，是用来摧残社会。老实说一句，十年来中华民国的人民，只算是国家的孤臣孽子。他们在这种境遇之下，还挣得上今日的田地，倘使政治稍为清明几分，他的进步还可限量吗？ 讲到这里，诸君怕要说：“梁某人的乐观主义支持不下去。”我明白告诉诸君，我对于现在的政治，自然是十二分悲观；对于将来的政治，却还有二十四分的乐观哩！到底可悲还是可乐，那关键却全在国民身上。国民个个都说“悲呀，悲呀”！那真成了旧文章套调说的“不亦悲乎”！只怕跟著还有句“呜呼哀哉”呢！须知政治这样东西，不是一件矿物，也不是一个鬼神，离却人没有政治，造政治的横竖不过是人。所以人民对于政治，要他好他便好了，随他坏他便坏了。须知十年来的坏政治，大半是由人民纵坏。今日若要好政治，第一，是要人民确然信得过自己有转移政治的力量；第二，是人民肯把这分力量拿出来用。只要从这两点上有彻底的自觉，政治由坏变好，有什么难？拿一家打譬，主人懒得管事，当差的自然专横，专横久了，觉得他象不知有多大的神通，其实主人稍为发一发威，那一个不怕？现在南南北北甚么总统咧，巡帅咧，联帅咧，督军咧，总司令咧，都算是素来把持家政的悍仆，试问他们能有多大的力量，能有多久的运命？眼看著从前在台面上逞威风的，已经是一排一排的倒下去，你要知道现时站在台上的人结果如何，从前站的人就是他的榜样。我们国民多半拿军阀当作一种悲观资料，我说好象怕黑的小孩，拿自己的影子吓自己。须知现在纸糊老虎的军阀，国民用力一推，固然要倒，就是不推他也自己要倒。不过推他便倒得快些，不推他便倒得慢些。 他们的末日，已经在阎罗王册上注了定期，在今日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只是一件，倘若那主人还是老拿著不管事的态度，那么这一班坏当差的去了，别一班坏当差的还推升上来，政治却永远无清明之日了。讲到这一点吗，近来许多好人打著不谈政治的招牌，却是很不应该；社会上对于谈政治的人，不问好歹，一概的厌恶冷谈，也是很不应该。国家是谁的呀？政治是谁的呀？正人君子不许谈，有学问的人不许谈，难道该让给亡清的贪官污吏来谈？难道该让给强盗头目来谈？难道该让给流氓痞棍来谈？我奉劝全国中优秀分子，要从新有一种觉悟：“国家是我的，政治是和我的生活有关系的。谈，我是要谈定了；管，我是要管定了。”多数好人都谈政治，都管政治，那坏人自然没有站脚的地方。 再申说一句，只要实业界、教育界有严重监督政治的决心，断不愁政治没有清明之日。好在据我近一两年来冷眼的观察，国民吃政治的苦头已经吃够了，这种觉悟，已经渐渐成熟了。我信得过我所私心祈祷的现象，不久便要实现。方才说的对于将来政治有二十四分乐观，就是为此。 诸君，我的话太长了，麻烦诸君好几点钟，很对不起。但盼望还容我总结几句。诸君啊，要知道希望是人类第二个生命，悲观是人类活受的死刑！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古来许多有文化的民族，为甚么会灭亡得无影无踪呀？因为国民志气一旦颓丧了，那民族便永远翻不转身来。我在欧洲看见德奥两国战败国人民，德国人还是个个站起了，奥国人已经个个躺下去，那两国前途的结果，不问可知了。我们这十岁大的中华民国，虽然目前象是多灾多难，但他的禀赋原来是很雄厚的，他的环境又不是和他不适，他这几年来的发育，已经可观，难道还怕他会养不活不成？养活成了，还怕没有出息吗？只求国民别要自己看不起自己，别要把志气衰颓下去，将来在全人类文化上，大事业正多着哩。我们今天替国家做满十岁的头一回整寿，看著过去的成绩，想起将来的希望，把我欢喜得几乎要发狂了。我愿意跟著诸君齐声三呼：“中华国民万岁！” 人权与女权（1922年11月6日） 诸君看见我这题目，一定说梁某不通：女也是人，说人权自然连女权包在里头，为什么把人权和女权对举呢？哈哈！不通诚然是不通，但这不通题目，并非我梁某人杜撰出来。社会现状本来就是这样的不通，我不过照实说，而且想把不通的弄通罢了。 我要出一个问题考诸君一考：“什么叫做人？”诸君听见我这话，一定又要说：“梁某只怕疯了！这问题有什么难解？凡天地间‘圆颅方趾横目睿心’的动物自然都是人。”哈哈！你这个答案错了。这个答案只能解释自然界“人”字的意义，并不能解释历史上“人”字的意义。历史上的人，其初范围是很窄的，一百个“圆颅方趾横目睿心”的动物之中，顶多有三几个够得上做“人”，其余都够不上！换一句话说：从前能够享有人格的人是很少的，历史慢慢开展，“人格人”才渐渐多起来。 诸君听这番话，只怕越听越糊涂了。别要着急，等我逐层解剖出来。同是“圆颅方趾横目睿心”的动物，自然我做得到的事，你也做得到；你享有的权，我也该享有。是不是呢？着啊，果然应该如此。但是从历史上看来，却大大不然。无论何国历史，最初总有一部分人叫做“奴隶”。奴隶岂不也是“圆颅方趾横目睿心”吗！然而那些非奴隶的人，只认他们是货物，不认他们是人。诸君读过西洋历史，谅来都知道古代希腊的雅典，号称“全民政治”，说是个个人都平等都自由。又应该知道有位大哲学家柏拉图，是主张共和政体的老祖宗。不错，柏拉图说，凡人都应该参与政治，但奴隶却不许。为什么呢？因为奴隶并不是人！雅典城里几万人，实际上不过几千人参与政治。为什么说是全民政治呢？因为他们公认是“人”的都已参与了，剩下那一大部分，便是奴隶，本来认做货物不认做人。 不但奴隶如此，就是贵族和平民比较，只有贵族算是完完全全一个人，平民顶多不过够得上做半个人。许多教育，只准贵族受，不准平民受；许多职业，只准贵族当，不准平民当；许多财产，只准贵族有，不准平民有。这种现象，我们中国自唐虞三代到孔子的时候便是如此；欧洲自罗马帝国以来一直到十八世纪都是如此。 在奴隶制度底下，不但非奴隶的人把奴隶不当人看，连那些奴隶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人”。在贵族制度底下，不但贵族把平民当半个人看，连那些平民也自己觉得我这个人和他那个人不同。如是者浑浑沌沌过了几千年。 人是有聪明的，有志气的，他们慢慢的从梦中觉醒起来了！你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我也有一个鼻子两只眼睛，为什么你便该如彼我便该如此？他们心问口、口问心，经过多少年烦闷悲哀，忽然石破天惊，发明一件怪事：“啊，啊！原来我是一个人！”这件怪事，中国人发明到什么程度我且不说，欧洲人什么时候发明呢？大约在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他们一旦发明了自己是个人，不知不觉的便齐心合力下一个决心，一面要把做人的条件预备充实，一面要把做人的权利扩张圆满。第下，凡是人都要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不能让贵族和教会把学问垄断。第二步，凡是人都要各因他的才能就相当的职业，不许说某项职业该被某种阶级的人把持到底。第三步，为保障前两事起见，一国政治，凡属人都要有权过问。总说一句：他们有了“人的自觉”，便发生出人权运动。教育上平等权，职业上平等权，政治上平等权，便是人权运动的三大阶段。 啊，啊！了不得，了不得！人类心力发动起来，什么东西也挡他不住。“一！二！三！开步走！”“走！走！走！”走到十八世纪末年，在法国巴黎城轰的放出一声大炮来：《人权宣言》！好呀好呀！我们一齐来！属地么，要自治；阶级么，要废除；选举么，要普遍。黑奴农奴么，要解放。十九世纪全个欧洲、全个美洲热烘烘闹了一百年，闹的就是这一件事。吹喇叭，放爆竹，吃干杯，成功！凯旋！人权万岁！从前只有皇帝是人，贵族是人，僧侣是人，如今我们也和他们一样，不算人的都算人了，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凡叫做人的，都恢复他们资格了。人权万岁！万万岁！ 万岁声中，还有一大部分“圆颅方趾横目睿心”的动物在那边悄悄地滴眼泪。这一部分动物，虽然在他们同类中占一半的数量，但向来没有把他们编在人类里头。这一部分是谁，就是女子！人权运动，运动的是人权。他们是Ｗｏｍｅｎ不是Ｍｅｎ，说得天花乱坠的人权，却不关她们的事！ 眼泪是最神圣不过的东西，眼泪是从自觉的心苗中才滴得出来。男子固然一样的两眼睛一个鼻子，没有什么贵族、平民、奴隶的分别，难道女子又只有一只眼睛半个鼻子吗？当人权运动高唱入云的时候，又发明一件更怪的事：“啊，啊！原来世界上还有许多人！”有了这种发明，于是女权运动开始起来。女权运动，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名词，叫做广义的人权运动。 广义的人权运动——女权运动，和那狭义的人权运动——平民运动正是一样，要有两种主要条件：第一要自动，第二要有阶段。 什么叫自动呢？例如美国放奴运动，不是黑奴自己要解放自己，乃是一部分有博爱心的白人要解放他们，这便是他动不是自动。不由自动得来的解放，虽解放了也没有什么价值。不惟如此，凡运动是多数人协作的事，不是少数人包办的事，所以要多数共同的自动。例如中国建设共和政体，仅有极少数人在那里动，其余大多数不管事，这仍算是他动不是自动。象欧洲十九世纪的平民运动，的确是出于全部或大多数的平民自觉自动，其所以能成功而且彻底的理由，全在乎此。女权运动能否有意义有价值，第一件就要看女子切实自觉自动的程度何如。 什么是阶段呢？前头说过，人权运动含有三种意味：一是教育上平等权，二是职业上平等权，三是政治上平等权。这三件事虽然一贯，但里头自然分出个步骤来。在贵族垄断权利的时代，他们辩护自己唯一的武器，就是说：我们贵族所有的学问知识，你们平民没有；我们贵族办得下来的事，你们平民办不下来。这话对不对呢？对呀。欧洲中世的社会情状，的确是如此。倘若十八、九世纪依然是这种情状，我敢保《人权宣言》一定发不出来，即发出来也是空话。所以自文艺复兴以来，他们平民第一件最急切的要求，是要和贵族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这种机会陆续到手，他们便十二分努力去增进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到十八、九世纪时，平民的知识能力，比贵族只有加高，绝无低下，于是乎一鼓作气，把平民运动成功了。换一句话说：他们是先把做人条件预备充实，才能把做人的权利扩张圆满。 他们的女权运动，现在也正往这条路上走。女权运动，也是好几十年前已经开始了，但势力很是微微不振。为什么不振呢？因为女子知识能力的确赶不上男子。为什么赶不上呢？因为不能和男子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他们用全力打破这一关，打破之后，再一步一步的肉博前去，以次到职业问题，以次到参政权问题。现在欧美这种运动，渐渐的已有一部分成功了。 我们怎么样呢？哎，说起来，又惭愧，又可怜，连大部分男子也没有发明自己是个人，何论女子！狭义的人权运动还没有做过，说什么广义的人权运动！所以有些人主张“女权尚早论”，说等到平民运动完功之后，再做女权运动不迟。这种话对吗？不对。欧洲造铁路，先有了狭轨，才渐渐改成广轨；我们造铁路，自然一动手就用广轨，有什么客气！欧洲人把狭义广义的人权运动分作两回做，我们并作一回，并非不可能的事。但有一件万不可以忘记：狭轨广轨固然不成问题，然而没有筑路便想开车，却是断断乎不行的。我说一句不怕诸君呕气的话：中国现在男子的知识能力固然也是很幼稚薄弱，但女子又比男子幼稚薄弱好几倍！讲女权吗？头一个条件，要不依赖男子而能独立。换一句话说，是要有职业。譬如某学校出了一个教授的缺，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竞争，谁争赢谁？譬如某公司或某私人要用一位秘书，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竞争，又谁争赢谁？再进一步，假使女子参政权实行规定在宪法，到选举场中公开讲演自由竞争，又谁争赢谁？以现在情形论，我斗胆敢说：女子十回一定有九回失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女子的知识能力实实在在不如男子。天生成不如吗？不然不然，不过因为学力不够。为什么学力不够？为的是从前女子求学不能和男子有均等机会。没有均等机会，固然不是现在女子之过；然而学力不够，却是不能讳言的事实。诸君在英语文读本里头谅来都读过一句格言：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即权力。不从知识基础上求权力，权力断断乎得不到；侥倖得到，也断断乎保持不住。一个人如此，阶级相互间也是如此，两性相互间也是如此。 讲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得一个结论了。女权运动，无论为求学运动，为竞业运动，为参政运动，我在原则上都赞成；不惟赞成，而且十分认为必要。若以程序论，我说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近来讲女权的人，集中于参政问题，我说是急其所缓，缓其所急。老实说一句：现在男子算有参政权没有？说没有吗？《约法》上明明规定；说有吗？民国成立十一个年头，看见那一位男子曾参过政来？还不是在选举人名册上凑些假名，供那班“政棍”买票卖票的工具！人民在这种政治意识之下，就让你争得女子参政权，也不过每县添出千把几百个“赵兰、钱蕙、孙淑、李娟……”等等人名，替“政棍”多弄几票生意！我真不愿志洁行芳的姊妹们，无端受这种污辱。平心而论，政治上的事情，原不能因噎废食，这种愤激之谈，我也不愿多说了。归根结底一句：无论何种运动，都要多培实力，少作空谭。女权运动的真意义，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觉，从知识能力上力争上游，务求与男子立于同等地位。这一着办得到，那么，竞业参政，都不成问题；办不到，任你搅得海沸尘飞，都是废话。 诸君啊！现在全国中女子知识的制造场，就靠这十几个女子师范学校，诸君就是女权运动的基本军队。庄子说得好：“水之积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诸君要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又要知道想尽此责任，除却把学问做好，知识能力提高外，别无捷径。我盼望诸君和全国姑姊妹们，都彻底觉悟自己是一个人，都加倍努力完成一个人的资格，将来和全世界女子共同协力做广义的人权运动。这回运动成功的时候，真可以欢呼人权万岁了！ 情圣杜甫（1922年） 一 今日承诗学研究会嘱托讲演，可惜我文学素养很浅薄，不能有甚么新贡献，只好把咱们家里老古董搬出来和诸君摩拳一番，题目是“情圣杜甫”。在讲演本题以前，有两段话应该简单说明： 第一，新事物固然可爱，老古董也不可轻轻抹煞。内中艺术的古董，尤为有特殊价值。因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 第二，用文字表出来的艺术——如诗词歌剧小说等类，多少总含有几分国民的性质。因为现在人类语言未能统一，无论何国的作家，总须用本国语言文字做工具；这副工具操练得不纯熟，纵然有很丰富高妙的思想，也不能成为艺术的表现。 我根据这两种理由，希望现代研究文学的青年，对于本国二千年来的名家作品，着实费一番工夫去赏会他，那么，杜工部自然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 二 杜工部被后人上他徽号叫做“诗圣”。诗怎么样才算“圣”，标准很难确定，我们也不必轻轻附和。我以为工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象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 我们研究杜工部，先要把他所生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略叙梗概，看出他整个的人格：两晋六朝几百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混成时代，中原被异族侵入，搀杂许多新民族的血；江南则因中原旧家次第迁渡，把原住民的文化提高了。当时文艺上南北派的痕迹显然，北派真率悲壮，南派整齐柔婉，在古乐府里头，最可以看出这分野。唐朝民族化合作用，经过完成了，政治上统一，影响及于文艺，自然会把两派特性合冶一炉，形成大民族的新美。初唐是黎明时代，盛唐正是成熟时代。内中玄宗开元间四十年太平，正孕育出中国艺术史上黄金时代。到天宝之乱，黄金忽变为黑灰。时事变迁之剧，未有其比。当时蕴蓄深厚的文学界，受了这种激刺，益发波谰壮阔。杜工部正是这个时代的骄儿。他是河南人，生当玄宗开元之初。早年漫游四方，大河以北都有他足迹，同时大文学家李太白、高达夫，都是他的挚友。中年值安禄山之乱，从贼中逃出，跑到甘肃的灵武谒见肃宗，补了个“拾遗”的官，不久告假回家。又碰着饥荒，在陕西的同谷县，几乎饿死。后来流落到四川，依一位故人严武。严武死后，四川又乱，他避难到湖南，在路上死了。他有两位兄弟，一位妹子，都因乱离难得见面。他和他的夫人也常常隔离，他一个小儿子，因饥荒饿死，两个大儿子，晚年跟着他在四川。他一生简单的经历，大略如此。 他是一位极热肠的人，又是一位极有脾气的人。从小便心高气傲，不肯趋承人。他的诗道： 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奉先咏怀》） 又说：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赠韦左丞》） 可以见他的气概。严武做四川节度，他当无家可归的时候去投奔他，然而一点不肯趋承将就，相传有好几回冲撞严武，几乎严武容他不下哩。他集中有一首诗，可以当他人格的象征：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言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茆屋。摘花不插鬓，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佳人》） 这位佳人，身分是非常名贵的，境遇是非常可怜的，情绪是非常温厚的，性格是非常高抗的，这便是他本人自己的写照。 三 他是个最富于同情心的人。他有两句诗：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奉先咏怀》） 这不是瞎吹的话，在他的作品中，到处可以证明。这首诗底下便有两段说：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同上） 又说：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上） 这种诗几乎纯是现代社会党的口吹。他做这诗的时候，正是唐朝黄金时代，全国人正在被镜里雾里的太平景象醉倒了。这种景象映到他的眼中，却有无限悲哀。 他的眼光，常常注视到社会最下层，这一层的可怜人那些状况，别人看不出，他都看出；他们的情绪，别人传不出，他都传出。他著名的作品“三吏”、“三别”，便是那时代社会状况最真实的影戏片，《垂老别》的： 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熟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 《新安吏》的：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石壕吏》的： 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这些诗是要作者的精神和那所写之人的精神并合为一，才能做出。他所写的是否他亲闻亲见的事实，抑或他脑中创造的影像，且不管他；总之他做这首《垂老别》时，他已经化身做那位六七十岁拖去当兵的老头子，做这首《石壕吏》时，他已经化身做那位儿女死绝衣食不给的老太婆，所以他说的话，完全和他们自己说一样。 他还有《戏呈吴郎》一首七律，那上半首是：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家贫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这首诗，以诗论，并没什么好处，但叙当时一件琐碎实事，——一位很可怜的邻舍妇人偷他的枣子吃，因那人的惶恐，把作者的同情心引起了。这也是他注意下层社会的证据。 有一首《缚鸡行》，表出他对于生物的泛爱，而且很含些哲理： 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人厌鸡食虫蚁，未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鸡虫得失无时了，注目寒江倚山阁。 有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结尾几句说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被冻死亦足。 有人批评他是名士说大话，但据我看来，此老确有这种胸襟，因为他对于下层社会的痛苦，看得真切，所以常把他们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 四 他对于一般人如此多情，对于自己有关系的人，更不待说了。我们试看他对朋友：那位因陷贼贬做台州司户的郑虔，他有诗送他道： ……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 又有诗怀他道： 天台隔三江，风浪无晨暮。郑公纵得归，老病不识路。……（《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 那位因附永王璘造反长流夜郎的李白，他有诗梦他道：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容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毋使蛟龙得。（《梦李白》二首之一） 这些诗不是寻常应酬话，他实在拿郑、李等人当一个朋友，对于他们的境遇，所感痛苦，和自己亲受一样，所以做出来的诗，句句都带血带泪。 他集中想念他兄弟和妹子的诗，前后有二十来首，处处至性流露。最沈痛的如《同谷七歌》中： 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前飞驾鹅后鹙鸧，安得送我置汝旁。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没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旌旗。呜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为我啼清昼。 他自己直系的小家庭，光景是很困苦的，爱情却是很秾挚的。他早年有一首思家诗：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务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 这种缘情旖旎之作，在集中很少见。但这一首已可证明工部是一位温柔细腻的人。他到中年以后，遭值多难，家属离合，经过不少的酸苦。乱前他回家一次，小的儿子饿死了。他的诗道：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奉先咏怀》） 乱后和家族隔绝，有一首诗： 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述怀》） 其后从贼中逃归，得和家族团聚，他有好几首诗写那时候的光景：《羌村》三首中的第一首：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欷歔。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北征》里头的一段： 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 其后挈眷避乱，路上很苦。他有诗追叙那时情况道： 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彭衙行》） 他合家避乱到同谷县山中，又遇着饥荒，靠草根木皮活命，在他困苦的全生涯中，当以这时候为最甚。他的诗说：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同谷七歌》之二） 以上所举各诗写他自己家庭状况，我替他起个名字叫做“半写实派”。他处处把自己主观的情感暴露，原不算写实派的作法。但如《羌村》、《北征》等篇，多用第三者客观的资格，描写所观察得来的环境和别人情感，从极琐碎的断片详密刻画，确是近世写实派用的方法，所以可叫做半写实。这种作法，在中国文学界上，虽不敢说是杜工部首创，却可以说是杜工部用得最多而最妙。从前古乐府里头，虽然有些，但不如工部之描写入微。这类诗的好处在真，事愈写得详，真情愈发得透。我们熟读他，可以理会得“真即是美”的道理。 五 杜工部的“忠君爱国”，前人恭维他的很多，不用我再添话。他集中对于时事痛哭流涕的作品，差不多占四分之一，若把他分类研究起来，不惟在文学上有价值，而且在史料上有绝大价值。为时间所限，恕我不征引了。内中价值最大者，在能确实描写出社会状况，及能确实讴吟出时代心理。刚才举出半写实派的几首诗，是集中最通用的作法，此外还有许多是纯写实的。试举他几首： 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后出塞》五首之四） 读这些诗，令人立刻联想到现在军阀的豪奢专横。——尤其逼肖奉、直战争前张作霖的状况。最妙处是不著一个字批评，但把客观事实直写，自然会令读者叹气或瞪眼。又如《丽人行》那首七古，全首将近二百字的长篇，完全立在第三者地位观察事实。从“三月三日天气新”，到“青鸟飞去衔红巾”，占全首二十六句中之二十四句，只是极力铺叙那种豪奢热闹情状，不惟字面上没有讥刺痕迹，连骨子里头也没有。直至结尾两句：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算是把主意一逗。但依然不著议论，完全让读者自去批评。这种可以说讽刺文学中之最高技术。因为人类对于某种社会现象之批评，自有共同心理，作家只要把那现象写得真切，自然会使读者心理起反应，若把读者心中要说的话，作者先替他倾吐无余，那便索然寡味了。杜工部这类诗，比白香山《新乐府》高一筹，所争就在此。《石壕吏》、《垂老别》诸篇，所用技术，都是此类。 工部的写实诗，什有九属于讽刺类。不独工部为然，近代欧洲写实文学，那一家不是专写社会黑暗方面呢？但杜集中用写实法写社会优美方面的亦不是没有。如《遭田父泥饮》那篇： 步墟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 这首诗把乡下老百姓极粹美的真性情，一齐活现。你看他父子夫妇间何等亲热；对于国家的义务心何等郑重；对于社交何等爽快，何等恳切。我们若把这首诗当个画题，可以把篇中各人的心理从面孔上传出，便成了一幅绝好的风俗?。我们须知道：杜集中关于时事的诗，以这类为最上乘。 六 工部写情，能将许多性质不同的情绪，归拢在一篇中，而得调和之美。例如《北征》篇，大体算是忧时之作。然而“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以下一段，纯是玩赏天然之美。“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以下一段，凭吊往事。“况我堕胡尘”以下一大段，纯写家庭实况，忽然而悲，忽然而喜。“至尊尚蒙尘”以下一段，正面感慨时事，一面盼望内乱速平，一面又忧虑到凭藉回鹘外力的危险。“忆昨狼狈初”以下到篇末，把过去的事实，一齐涌到心上。象这许多杂乱情绪迸在一篇，调和得恰可，非有绝大力量不能。 工部写情，往往愈拶愈紧，愈转愈深，象《哀王孙》那篇，几乎一句一意，试将现行新符号去点读他，差不多每句都须用“。”符或“；”符。他的情感，象一堆乱石，突兀在胸中，断断续续的吐出，从无条理中见条理，真极文章之能事。 工部写情，有时又淋漓尽致一口气说出，如八股家评语所谓“大开大合”。这种类不以曲折见长，然亦能极其美。集中模范的作品，如《忆昔行》第二首，从“忆昔开元全盛日”起到“叔孙礼乐萧何律”止，极力追述从前太平景象，从社会道德上赞美，令意义格外深厚。自“岂闻一缣直万钱”到“复恐初从乱离说”，经过来说现在乱离景象，两两比对，令读者胆战肉跃。 工部还有一种特别技能，几乎可以说别人学不到，他最能用极简的语句，包括无限情绪，写得极深刻。如《喜达行在所》三首中第三首的头两句。 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 仅仅十个字，把十个月内虎口余生的甜酸苦辣都写出来，这是何等魄力。又如前文所引《述怀》篇的 反畏消息来。 五个字，写乱离中担心家中情状，真是惊心动魄。又如《垂老别》里头： 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 死是早已安排定了，只好拿期限长些作安慰，（原文是写老妻送行时语。）这是何等沈痛。又如前文所引的： 郑公纵得归，老病不识路。 明明知道他绝对不得归了，让一步虽得归，已经万事不堪回首。此外如： 带甲满天地，胡为君远行。万方同一概，吾道竟何之。（《秦州杂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 古往今来皆涕泪，断肠分手各风烟。（《公安送韦二少府》） 之类，都是用极少的字表极复杂极深刻的情绪，他是用洗练工夫用得极到家，所以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此其所以为文学家的文学。 悲哀愁闷的情感易写，欢喜的情感难写。古今作家中，能将喜情写得逼真的，除却杜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外，怕没有第二首。 那诗道： 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结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到洛阳。 那种手舞足蹈情形，从心坎上奔迸而出，我说他和古乐府的《公无渡河》是同一样笔法。彼是写忽然剧变的悲情，此是写忽然剧变的喜情，都是用快光镜照相照得的。 七 工部流连风景的诗比较少，但每有所作，一定于所咏的景物观察入微。便把那景物做象征，从里头印出情绪。如： 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倦夜》） 题目是“倦夜”，景物从初夜写到中夜后夜，是独自一个人有心事，睡不着，疲倦无聊中所看出的光景，所写环境，句句和心理反应。又如：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虽然只是写景，却有一位老病独客秋天登高的人在里头。便不读下文“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两句，已如见其人了。又如：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 从寂寞的环境上领略出很空阔很自由的趣味。末两句说：“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把情绪一点便醒。 所以工部的写景诗，多半是把景做表情的工具。象王、孟、韦、柳的写景，固然也离不了情，但不如杜之情的分量多。 八 诗是歌的笑的好呀？还是哭的叫的好？换一句话说：诗的任务在赞美自然之美呀？抑在呼诉人生之苦？再换一句话说：我们应该为做诗而做诗呀？抑或应该为人生问题中某项目的而做诗？这两种主张，各有极强的理由；我们不能作极端的左右袒，也不愿作极端的左右袒。依我所见：人生目的不是单调的，美也不是单调的。为爱美而爱美，也可以说为的是人生目的；因为爱美本来是人生目的的一部分。诉人生苦痛，写人生黑暗，也不能不说是美。因为美的作用，不外令自己或别人起快感；痛楚的刺激，也是快感之一；例如肤痒的人，用手抓到出血，越抓越畅快。象情感恁么热烈的杜工部，他的作品，自然是刺激性极强，近于哭叫人生目的那一路；主张人生艺术观的人，固然要读他。但还要知道：他的哭声，是三板一眼的哭出来，节节含着真美；主张唯美艺术观的人，也非读他不可。我很惭愧：我的艺术素养浅薄，这篇讲演，不能充分发挥“情圣”作品的价值；但我希望这位情圣的精神，和我们的语言文字同其寿命；尤盼望这种精神有一部分注入现代青年文学家的脑里头。 屈原研究（1922年11月3日） 一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从前并不是没有文学，但没有文学的专家。如《三百篇》及其他古籍所传诗歌之类，好的固不少；但大半不得作者主名，而且篇幅也很短。我们读这类作品，顶多不过可以看出时代背景或时代思潮的一部分。欲求表现个性的作品，头一位就是研究屈原。 屈原的历史，在《史记》里头有一篇很长的列传，算是我们研究史料的人可欣慰的事。可惜议论太多，事实仍少。我们最抱歉的，是不能知道屈原生卒年岁和他所享年寿。据传文大略推算，他该是西纪前三三八至二八八年间的人，年寿最短亦应在五十上下。和孟子、庄子、赵武灵王、张仪等人同时。他是楚国贵族；贵族中最盛者昭、屈、景三家，他便是三家中之一。他曾做过“三闾大夫”。据王逸说：“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然则他是当时贵族总管了。他曾经得楚怀王的信用，官至“左徒”。据本传说：“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可见他在政治上曾占很重要的位置。其后被上官大夫所谗，怀王疏了他。怀王在位三十年，西纪前三二八至二九七屈原做左徒，不知是那年的事，但最迟亦在怀王十六年前三一二以前。因那年怀王受了秦相张仪所骗，已经是屈原见疏之后了。假定屈原做左徒在怀王十年前后，那时他的年纪最少亦应二十岁以上，所以他的生年，不能晚于西纪前三三八年。屈原在位的时候，楚国正极强盛，屈原的政策，大概是主张联合六国，共摈强秦，保持均势，所以虽见疏之后，还做过齐国公使。可惜怀王太没有主意，时而摈秦，时而联秦，任凭纵横家摆弄。卒至“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本传文怀王死了不到六十年，楚国便亡了。屈原当怀王十六年以后，政治生涯象已经完全断绝。其后十四年间，大概仍居住郢都武昌一带。因为怀王三十年将入秦之时，屈原还力谏，可见他和怀王的关系，仍是藕断丝连的。怀王死后，顷襄王立，前二九八屈原的反对党，越发得志，便把他放逐到湖南地方去，后来竟闹到投水自杀。 屈原什么时候死呢？据《卜居》篇说：“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哀郢》篇说：“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假定认这两篇为顷襄王时作品，则屈原最少当西纪前二八八年仍然生存。他脱离政治生活专做文学生活，大概有二十来年的日月。屈原所走过的地方有多少呢？他著作中所见的地名如下： 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邅吾道兮洞庭。 望涔阳兮极浦。 遗余佩兮澧浦。右《湘君》 洞庭波兮木叶下。 沅有芷兮澧有兰。 遗余褋兮澧浦。右《湘夫人》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 乘鄂渚而反顾兮。 邸余车兮方林。 乘舲船余上沅兮。 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 入溆浦余儃曒兮，迷不知吾之所如。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雨。右《涉江》 发郢都而去闾兮。 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 背夏浦而西思兮。 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右《哀郢》 长濑湍流，沂江潭兮。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 低佪夷犹，宿北姑兮。右《抽思》 浩浩沅湘，纷流汩兮。右《怀沙》 遵江夏以娱忧。右《思美人》 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右《远游》 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右 内中说郢都，说江夏，是他原住的地方，洞庭湘水，自然是放逐后常来往的，都不必多考据。最当注意者，说的“路贯庐江兮左长薄”，象江西庐山一带，也曾到过。但完全是浪漫的文学，不敢便认为事实。《涉江》一篇，含有纪行的意味，内中说“乘舲船余上沅”，“朝发枉陼，夕宿辰阳”，可见他曾一直遡著沅水上游，到过辰州等处。他说的“峻高蔽日，霰雪无垠”的山，大概是衡昜最高处了。他的作品中，象“幽独处乎山中”，“山中人兮芳杜若”，这一类话很多。我想他独自一人在衡山上过活了好些日子，他的文学，谅来就在这个时代大成的。 最奇怪的一件事，屈原家庭状况如何，在本传和他的作品中，连影子也看不出。《离骚》有“女嫊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余”两语。王逸注说：“女嫊，屈原姊也。”这话是否对，仍不敢说。就算是真，我们也仅能知道他有一位姐姐，其余兄弟妻子之有无，一概不知。就作品上看来，最少他放逐到湖南以后过的都是独身生活。 二 我们把屈原的身世大略明白了，第二步要研究那时候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伟大的文学？为什么不发生于别国而独发生于楚国？何以屈原能占这首创的地位？第一个问题，可以比较的简单解答。因为当时文化正涨到最高潮，哲学勃兴，文学也该为平行线的发展。内中如、《孟子》及《战国策》中所载各人言论，都很含著文学趣味。所以优美的文学出现，在时势为可能的。第二第三两个问题，关系较为复杂。依我的观察，我们这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学界必放异彩。楚国当春秋初年，纯是一种蛮夷，春秋中叶以后，才渐渐的同化为“诸夏”。屈原生在同化完成后约二百五十年。那时候的楚国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里头刚刚长成的新分子，好象社会中才成年的新青年。从前楚国人，本来是最信巫鬼的民族，很含些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象小孩子喜欢幻构的童话。到了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会发生出新东西来。这种新东西之体现者，便是文学。楚国在当时文化史上之地位既已如此。至于屈原呢，他是一位贵族，对于当时新输入之中原文化，自然是充分领会。他又曾经出使齐国，那时正当“稷下先生”数万人日日高谈宇宙原理的时候，他受的影响，当然不少。他又是有怪脾气的人，常常和社会反抗。后来放逐到南荒，在那种变化诡异的山水里头，过他的幽独生活，特别的自然界和特别的精神作用相击发，自然会产生特别的文学了。 屈原有多少作品呢？《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云：“屈原赋二十五篇。”据王逸《楚辞章句》所列，则《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远游》一篇，《卜居》一篇，《渔父》一篇。尚有《大招》一篇，注云：“屈原，或言景差。”然细读《大招》，明是摹仿之作，其非出屈原手，象不必多辩。但别有一问题颇费研究者，《史记·屈原列传》赞云：“余读《离骚》《天问》《哀郢》，悲其志。”是太史公明明认为屈原作。然而王逸说是宋玉作。逸，后汉人，有何凭据，竟敢改易前说？大概他以为添上这一篇，便成二十六篇，与《艺文志》数目不符；他又想这一篇标题，象是屈原死后别人招他的魂，所以硬把他送给宋玉。依我看，的理想及文体，和宋玉其他作品很有不同处，应该从太史公之说，归还屈原。然则《艺文志》数目不对吗？又不然。《九歌》末一篇《礼魂》，只有五句，实不成篇。《九歌》本信神之曲，十篇各侑一神；《礼魂》五句，当是每篇末后所公用。后人传钞贪省，便不逐篇写录，总摆在后头作结。王逸闹不清楚，把他也算成一篇，便不得不把挤出了。我所想象若不错，则屈原赋之篇目应如下： 《离骚》一篇 《天问》一篇 《九歌》十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 《九章》九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怀沙》 《远游》一篇 一篇 《卜居》一篇 《渔父》一篇 今将二十五篇的性质，大略说明： （一）《离骚》据本传，这篇为屈原见疏以后使齐以前所作，当是他最初的作品。起首从家世叙起，好象一篇自传。篇中把他的思想和品格，大概都传出，可算得全部作品的缩影。 （二）《天问》王逸说：“屈原……见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曟，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我想这篇或是未放逐以前所作，因为“先王庙”不应在偏远之地。这篇体裁，纯是对于相传的神话发种种疑问，前半篇关于宇宙开辟的神话所起疑问，后半篇关于历史神话所起疑问。对于万有的现象和理法怀疑烦闷，是屈-文学思想出发点。 （三）《九歌》王逸说：“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见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这话大概不错。“九歌”是乐章旧名，不是九篇歌，所以屈原所作有十篇，这十篇含有多方面的趣味，是集中最“浪漫式”的作品。 （四）《九章》这九篇并非一时所作，大约《惜诵》、《思美人》两篇，似是放逐以前作；《哀郢》是初放逐时作；《涉江》是南迁极远时作；《怀沙》是临终作。其余各篇，不可深考。这九篇把作者思想的内容分别表现，是《离骚》的放大。 （五）《远游》王逸说：“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秀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我说：《远游》一篇，是屈原宇宙观人生观的全部表现。是当时南方哲学思想之现于文学者。 （六）这篇的考证，前文已经说过。这篇和《远游》的思想，表面上象恰恰相反，其实仍是一贯。这篇讲上下四方，没有一处是安乐土，那么，回头还求现世物质的快乐怎么样呢？好吗？他的思想，正和葛得的《浮士特》（Ｇｏｅｔｈｅ：Ｆａｕｓｔ）剧上本一样，《远游》便是那剧的下本。总之这篇是写怀疑的思想历程最恼闷最苦痛处。 （七）《卜居》及《渔父》《卜居》是说两种矛盾的人生观，《渔父》是表自己意志的抉择。意味甚为明显。 三 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做出发点。屈原为什么自杀呢？我说：他是一位有洁癖的人，为情而死。他是极诚专虑的爱恋一个人，定要和他结婚；但他却悬著一种理想的条件，必要在这条件之下，才肯委身相事。然而他的恋人老不理会他！不理会他，他便放手，不完结吗？不不！他决然不肯！他对于他的恋人，又爱又憎，越憎越爱；两种矛盾性日日交战；结果拿自己生命去殉那种“单相思”的爱情！他的恋人是谁？是那时候的社会。 屈原脑中，含有两种矛盾原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感情。《九歌》中《山鬼》一篇，是他用象征笔法描写自己人格。其文如下：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予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从文，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蘅，折芳馨兮遗所思。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艰兮独后来。 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 留灵脩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 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间。 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我常说：若有美术家要画屈原，把这篇所写那山鬼的精神抽显出来，便成绝作。他独立山上，云雾在脚底下，用石兰、杜若种种芳草庄严自己，真所谓“一生儿爱好是天然”，一点尘都染汗他不得。然而他的“心中风雨”，没有一时停息，常常向下界“所思”的人寄他万斛情爱。那人爱他与否，他都不管；他总说“君是思我”，不过“不得间”罢了，不过“然疑作”罢了。所以他十二时中的意绪，完全在“雷填填、雨冥冥、风飒飒、木萧萧”里头过去。 他在哲学上有很高超的见解；但他决不肯耽乐幻想，把现实的人生丢弃。他说： 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远游》） 他一面很达观天地的无穷，一面很悲悯人生的长勤，这两种念头，常常在脑里轮转，他自己理想的境界，尽够受用。他说： 道可受兮不可传，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无滑而魂兮，彼将自然。壹气孔神兮，于中夜存。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庶类以成兮，此德之门。（《远游》） 这种见解，是道家很精微的所在；他所领略的，不让前辈的老聃和并时的庄周。他曾写那境界道 经营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郵兮，降望大壑。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廖廓而无天。视翛忽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远游》） 然则他常住这境界翛然自得，岂不好吗？然而不能。他说：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离骚》） 他对于现实社会，不是看不开，但是舍不得。他的感情极锐敏，别人感不著的苦痛，到他的脑筋里，便同电击一般。他说： 微霜降而下沦兮，悼芳草之先零。……谁可与玩斯遗芳兮，晨向风而舒情。……（《远游》） 又说： 惜吾不及见古人兮，吾侪与玩此芳草。（《思美人》） 一朵好花落去，“干卿甚事？”但在那多情多血的人，心里便不知几多难受。屈原看不过人类社会的痛苦，所以他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社会为什么如此痛苦呢？他以为由于人类道德堕落。所以说： 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固时俗之从流兮，又孰能无变化？览椒兰其若此兮，又况揭车与江蓠？《离骚》 所以他在青年时代便下决心和恶社会奋斗。常怕悠悠忽忽把时光耽误了。他说：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毗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离骚》 要和恶社会奋斗，头一件是要自拔于恶社会之外。屈原从小便矫然自异，就从他外面服饰上也可以见出。他说：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巍。被明月兮珮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涉江》 又说：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离骚》 说：“尹文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当时思想家作些奇异的服饰以表异于流俗，想是常有的。屈原从小便是这种气概。他既决心反抗社会，便拿性命和他相搏。他说：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脩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 又说： 即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茣。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 又说： 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吾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而终身。《涉江》 他从发心之日起，便有绝大觉悟，知道这件事不是容易。他赌暋和恶社会奋斗到底，他果然能实践其言，始终未尝丝毫让步。但恶社会势力太大，他到了“最后一粒子弹”的时候，只好洁身自杀。我记得在罗马美术馆中曾看见一尊额尔达治武士石雕遗像，据说这人是额尔达治国几百万人中最后死的一个人，眼眶承泪，颊唇微笑，右手一剑自刺左胁。屈原沉汨罗，就是这种心事了。 四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落之百晦。畦留夷以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彼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离骚》 这是屈原追叙少年怀抱。他原定计划，是要多培植些同志出来，协力改革社会。到后来失败了。一个人失败有什么要紧，最可哀的是从前满心希望的人，看著堕落下去。所谓“众芳芜秽”，就是“昔日芳草，今为萧艾”，这是屈原最痛心的事。他想改革社会，最初从政治入手。因为他本是贵族，与国家同休戚；又曾得怀王的信任，自然是可以有为。他所以“奔走先后”与闻国事，无非欲他的君王能彀“及前王之踵武”。《离骚》无奈怀王太不是材料：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脩之数化。《离骚》 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抽思》 他和怀王的关系，就像相爱的人已经定了婚约，忽然变卦。所以他说： 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湘君》 他对于这一番经历，很是痛心，作品中常常感慨。内中最缠绵沈痛的一段是： 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专惟君而无他兮，又众兆之所雠。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亲君而无他兮，有招祸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忠何罪以遇罚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群以颠越兮，又众兆之所咍。……《惜诵》 他年少时志盛气锐，以为天下事可以凭我的心力立刻做成；不料才出头便遭大打击。他曾写自己心理的经过，说道： 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吾使厉神占之兮，曰有志极而无旁。…… 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九折臂而成医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惜诵》 他受了这一回教训，烦闷之极。但他的热血，常常保持沸度，再不肯冷下去。于是他发出极沈挚的悲音。说道： 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离骚》 以屈原的才气，倘肯稍为迁就社会一下，发展的余地正多。他未尝不盘算及此，他托为他姐姐劝他的话，说道： 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余。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纷独有此姱节。薋菉葧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余听？……《离骚》 又托为渔父劝他的话，说道： 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汩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獢其醨？”《渔父》 他自己亦曾屡屡反劝自己，说道： 惩于羹者而吹韲兮，何不变此志也？欲释阶而登天兮，犹有曩之态也。《惜诵》 说是如此，他肯吗？不不！他断然排斥“迁就主义”。他说： 刓方以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玄文处幽兮，矇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常态也。《怀沙》 他认定真理正义，和流俗人不相容；受他们压迫，乃是当然的。自己最要紧是立定脚跟，寸步不移。他说：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橘颂》 他根据这“独立不迁”主义，来定自己的立场，所以说：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曶郁邑余曶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离骚》 易卜生最喜欢讲的一句话：Ａｌｌ ｏｒｎｏｔｈｉｎｇ。要整个，不然宁可什么也没有。屈原正是这种见解。“异道相安”，他认为和方圆相周一样，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中国人爱讲调和，屈原不然，他只有极端：“我决定要打胜他们，打不胜我就死。”这是屈原人格的立脚点，他说也是如此说，做也是如此做。 五 不肯迁就，那么，丢开罢。怎么样呢？这一点，正是屈原心中常常交战的题目。丢开有两种：一是丢开楚国，二是丢开现社会。丢开楚国的商榷，所谓： 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 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离骚》 这种话就是后来贾谊吊屈原说的“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屈原对这种商榷怎么呢？他以为举世溷浊，到处都是一样。他说： 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娀其难迁。……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 ……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时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离骚》 这些话怎样解呢？对于这一位意中人，已经演了失恋的痛史了，再换别人，只怕也是一样。宓妃呢？纬繣难迁；有娀吗？不好，佻巧。二姚吗？导言不固。总结一句，就是旧戏本说的笑话：“我想平儿，平儿老不想我。”怎么样他才会想我呢？除非我变个样子；然而我到底不肯；所以任凭你走遍天涯地角，终久找不著一个可意的人来结婚。于是他发出绝望的悲调，说：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离骚》 他理想的女人，简直没有。那么，他非在独身生活里头甘心终老不可了。 举世溷浊的感想，上半篇表示得最明白。所谓： 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 似此“上下四方多贼奸”，有那一处可以说是比“故宇”强些呢？所以丢开楚国，全是不彻底的理论，不能成立。 丢开现社会，确是彻底的办法。屈原同时的庄周，就是这样。屈原也常常打这个主意。他说： 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以远游。《远游》 他被现社会迫阨不过，常常要和他脱离关系，宣告独立。而且实际上，他的神识，亦往往靠这一条路得些安慰。他作品中表现这种理想者最多。如 驾青蚾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涉江》 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水扬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河伯》 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游戏。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顺凯风以从游兮，至南巢而一息；见王子而宿之兮，审壹气之和德。《远游》 穆眇眇之无垠兮，莽芒芒之无仪。声有隐而相感兮，物有纯而不可为。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缥绵绵之不可纡。……上高岩之峭岸兮，处雌蜺之标颠。据青冥而摅虹兮，遂倏忽而扪天。《悲回风》 邅吾道夫昆仑兮，路脩远以周流。扬云霓之晻霭兮，鸣玉鸾之啾啾。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余。……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抑志而弭志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嫊乐。《离骚》 诸如此类，所写都是超现实的境界，都是从宗教的或哲学的想象力构造出来。倘使屈原肯往这方面专做他的精神生活，他的日子原可以过得很舒服，然而不能。他在《远游》篇，正在说“绝氛埃而淑尤兮，终不反其故都。”底下忽然接著道： 恐天时之代序兮，耀灵晔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沧兮，悼芳草之先零。《离骚》 他在《离骚》篇，正在说“假日嫊乐”，底下忽然接著道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乃至如篇把物质上娱乐敷陈了一大堆，煞尾却说道： 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屈原是情感的化身，他对于社会的同情心，常常到沸度。看见众生苦痛，便和身受一般，这种感觉，任凭用多大力量的麻药也麻他不下。正所谓“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说丢开吗？如何能彀呢？他自己说： 登高吾不说兮，入下吾不能。《思美人》 这两句真是把自己心的状态，全盘揭出。超现实的生活不愿做，一般人的凡下现实生活又做不来，他的路于是乎穷了。 六 对于社会的同情心既如此其富，同情心刺戟最烈者，当然是祖国，所以放逐不归，是他最难过的一件事。他写初去国时的情绪道 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之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哀郢》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愿径逝而不得兮，魂识路之营营。《抽思》 内中最沈痛的是： 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返故居兮，狐死必首丘。信非余罪而放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 这等作品，真所谓“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任凭是铁石人，读了怕都不能不感动哩！他在湖南过的生活，《涉江》篇中描写一部分如下： 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入溆浦余儃曒兮，迷不知吾所知。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余，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离骚》 大概他在这种阴惨岑寂的自然界中过那非社会的生活，经了许多年。象他这富于社会性的人，如何能受？他在那里 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惜诵》 他和恶社会这场血战，真已到矢尽援绝的地步。肯降服吗？到底不肯。他把他的洁癖坚持到底。说道： 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 他是有精神生活的人，看著这臭皮囊，原不算什么一回事。他最后觉悟到他可以死而且不能不死，他便从容死去。临死时的绝作说道：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曾伤爰哀，永叹喟兮。世溷不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怀沙》 西方的道德论，说凡自杀皆怯懦。依我们看：犯罪的自杀是怯懦，义务的自杀是光荣。匹夫匹妇自经沟渎的行为，我们诚然不必推奖他。至于“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这有什么见不得人之处？屈原说的“定心广志何畏惧”，“知死不可让愿勿爱”，这是怯懦的人所能做到吗？ 《九歌》中有赞美战死的武士一篇，说道：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迢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虽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陵。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离骚》 这虽属侑神之词，实亦写他自己的魄力和身分。我们这位文学老祖宗留下二十多篇名著，给我们民族偌大一份遗产，他的责任算完全尽了。末后加上这汩罗一跳，把他的作品添出几倍权威，成就万劫不磨的生命，永远和我们相摩相荡。呵呵！“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陵。”呵呵！屈原不死！546屈原研究屈原惟自杀故，越发不死！ 七 以上所讲，专从屈原作品里头体现出他的人格，我对于屈原的主要研究，算是结束了。最后对于他的文学技术，应该附论几句。 屈原以前的文学，我们看得著的只有《诗经三百篇》。《三百篇》好的作品，都是写实感。实感自然是文学主要的生命；但文学还有第二个生命，曰想象力。从想象力中活跳出实感来，才算极文学之能事。就这一点论，屈原在文学史的地位，不特前无古人，截到今日止，仍是后无来者。因为屈原以后的作品，在散文或小说里头想象力比屈原优胜的或者还有；在韵文里头，我敢说还没有人比得上他。 他作品中最表现想象力者，莫如《天问》《远游》三篇。《远游》的文句，前头多已征引，今不再说。《天问》纯是神话文学，把宇宙万有，都赋予他一种神秘性，活象希腊人思想。前半篇说了无数半神半人的奇情异俗，令人目摇魄荡。后半篇说人世间的快乐，也是一件一件地从他脑子里幻构出来。至如《离骚》：什么灵氛，什么巫咸，什么丰隆，望舒，蹇脩，飞廉，雷师，这些鬼神，都拉来对面谈话，或指派差事。什么宓妃，什么有娀佚女，什么有虞二姚，都和他商量爱情。凤皇，鸩，鸠，鶗鴂，都听他使唤，或者和他答话。虬龙，虹霓，鸾，或是替他拉车，或是替他打伞，或是替他搭桥。兰，茣，桂，椒，芰荷，芙蓉，…… 无数芳草，都做了他的服饰，昆仑，县圃，咸池，扶桑，苍梧，崦嵫，阊阖，阆风，穷石，洧盘，天津，赤水，不周，……种种地名或建筑物，都是他脑海里头的国土。又如《九歌》十篇，每篇写一神，便把这神的身分和意识都写出来。想象力丰富瑰伟到这样，何止中国，在世界文学作品中，除了但丁《神曲》外，恐怕还没有几家彀得上比较哩！ 班固说：“不歌而诵谓之赋，”从前的诗，谅来都是可以歌的，不歌的诗，自“屈原赋”始。几千字一篇韵文，在体格上已经是空前创作，那波澜壮阔，层叠排奡，完全表出他气魄之伟大。有许多话讲了又讲，正见得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有这种技术，才配说“感情的权化”。 写客观的意境，便活给他一个生命，这是屈原绝大本领。这类作品，《九歌》中最多。如：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脩，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 秋兰兮蘪芜，罗生兮堂下。绿叶兮素枝，芳菲菲兮袭予。……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带，儵而来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少司命》 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河伯》 这类作品，读起来，能令自然之美，和我们心灵相触逗，如此，才算是有生命的文学。太史公批评屈原道：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不获世之滋垢，皶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本传） 虽未能尽见屈原，也算略窥一斑了。我就把这段作为全篇的结束。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1923年1月13日） 诸君，我在这边讲学半年，大家朝夕在一块儿相处，我很觉得快乐。并且因为我任有一定的功课，也催逼着我把这部十万余言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著成，不然，恐怕要等到十年或十余年之后。中间不幸身体染有小病，即今还未十分复原，我常常恐怕不能完课，如今幸得讲完了。这半年以来，听讲的诸君，无论是正式选课或是旁听，都是始终不曾旷课，可以证明诸君对于我所讲有十分兴味。今当分别，彼此实在很觉得依恋难舍，因为我们这半年来，彼此人格上的交感不少。最可惜者，因为时间短促，以致仅有片面的讲授，没有相互的讨论，所谓“教学相长”，未能如愿做到。今天为这回最末的一次讲演，当作与诸君告别之辞。 诸君千万不要误解，说梁某人是到这边来贩卖知识。我自计知识之能贡献于诸君者实少。知识之为物，实在是无量的广漠，谁也不能说他能给谁以绝对不易的知识，顶多，亦只承认他有相对的价值。即如讲奈端罢，从前总算是众口同词的认为可靠，但是现在，安斯坦又几乎完全将他推倒。专门的知识，尚且如此，何况象我这种泛滥杂博的人，并没有一种专门名家的学问呢？所以切盼诸君，不要说我有一艺之长，讲的话便句句可靠。最多，我想，亦只叫诸君知道我自己做学问的方法。譬如诸君看书，平素或多忽略不经意的地方，必要寻着这个做学问的方法，乃能事半功倍。真正做学问，乃是找着方法去自求，不是仅看人家研究所得的结果。因为人家研究所得的结果，终是人家的，况且所得的，也未必都对。讲到此处，我有一个笑话告诉诸君。记得某一本小说里说：“吕纯阳下山觅人传道，又不晓得谁是可传，他就设法来试验。有一次，在某地方，遇着一个人，吕纯阳登时将手一指，点石成金。就问那个人要否？那人只摇着头，说不要。吕纯阳再点一块大的试他，那人仍是不为所动。吕纯阳心里便十分欢喜，以为道有可传的人了，但是还恐怕靠不住，再以更大的金块试他，那人果然仍是不要。吕纯阳便问他不要的原因，满心承望他答复一个热心向道。那晓得那人不然，他说，我不要你点成了的金块，我是要你那点金的指头，因为有了这指头，便可以自由点用。”这虽是个笑话，但却很有意思。所以很盼诸君，要得着这个点石成金的指头——做学的方法，那么，以后才可以自由探讨，并可以辩正师傅的是否。教拳术的教师，最少要希望徒弟能与他对敌，学者亦当悬此为鹄，最好是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若仅仅是看前人研究所得，而不自行探讨，那么，得一便不能知其二。且取法乎上，得仅在中，这样，学术岂不是要一天退化一天吗？人类知识进步，乃是要后人超过前人。后人应用前人的治学方法，而复从旧方法中，开发出新方法来，方法一天一天的增多，便一天一天的改善，拿着改善的新方法去治学，自然会优于前代。我个人的治学方法，或可以说是不错，我自己应用来也有些成效，可惜这次全部书中所说的，仍为知识的居多，还未谈做学的方法。倘若诸君细心去看，也可以寻找得出来，既经找出，再循着这方法做去，或者更能发现我的错误，或是来批评我，那就是我最欢喜的。 我今天演讲，不是关于知识方面的问题，诚然，知识在人生地位上，也是非常紧要，我从来并未将他看轻。不过，若是偏重知识，而轻忽其他人生重要之部，也是不行的。现在中国的学校，简直可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文、哲、工、商，各有原理，一般来求学的，也完全以顾客自命。固然欧美也同坐此病，不过病的深浅，略有不同。我以为长此以往，一定会发生不好的现象。中国现今政治上的窳败，何尝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结果。盖二十年前的教育，全采用日德的军队式，并且仅能袭取皮毛，以至造成今日一般无自动能力的人。现在哩，教育是完全换了路了，美国式代日式、德式而兴，不出数年，我敢说是全部要变成美国化，或许我们这里 ——东南大学——就是推行美化的大本营。美国式的教育，诚然是比德国式、日本式的好，但是毛病还很多，不是我们理想之鹄。英人罗素回国后，颇艳称中国的文化，发表的文字很多，他非常盼望我们这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特殊民族，不要变成了美国的“丑化”。这一点可说是他看得很清楚。美国人切实敏捷，诚然是他们的长处，但是中国人即使全部将他移植过来，使纯粹变成了一个东方的美国，慢讲没有这种可能，即能，我不知道诸君怎样，我是不愿的。因为倘若果然如此，那真是罗素所说的，把这有特质的民族，变成了丑化了。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后的世界，决非美国式的教育所能域领。现在多数美国的青年，而且是好的青年，所作何事？不过是一生到死，急急忙忙的，不任一件事放过。忙进学校，忙上课，忙考试，忙升学，忙毕业，忙得文凭，忙谋事，忙花钱，忙快乐，忙恋爱，忙结婚，忙养儿女，还有最后一忙——忙死。他们的少数学者，如詹姆士之流，固然总想为他们别开生面，但是大部分已经是积重难返。象在这种人生观底下过活，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的来这世界上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些什么哩？唯一无二的目的，岂不是来做消耗面包的机器吗？或是怕那宇宙间的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他燃料。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吗？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现在全世界的青年，都因此无限的暍惶失望。知识愈多，沉闷愈苦，中国的青年，尤为利害，因为政治社会不安宁，家国之累，较他人为甚，环顾宇内，精神无可寄托。从前西人唯一维系内心之具，厥为基督教，但是科学昌明后，第一个致命伤，便是宗教。从前在苦无可诉的时候，还得远远望着冥冥的天堂；现在呢，知道了，人类不是什么上帝创造，天堂更渺不可凭。这种宗教的麻醉剂，已是无法存在。讲到哲学吗，西方的哲人，素来只是高谈玄妙，不得真际，所足恃为人类安身立命之具，也是没有。再如讲到文学吗，似乎应该少可慰藉，但是欧美现代的文学，完全是刺戟品，不过叫人稍醒麻木，但一切耳目口鼻所接，都足陷入于疲敝，刺戟一次，疲麻的程度又增加一次。如吃辣椒然，寝假而使舌端麻木到极点，势非取用极辣的胡椒来刺戟不可。这种刺戟的功用，简直如有烟癖的人，把鸦片或吗啡提精神一般。虽精神或可暂时振起，但是这种精神，不是鸦片和吗啡带得来的，是预支将来的精神。所以说，一次预支，一回减少；一番刺戟，一度疲麻。现在他们的文学，只有短篇的最合胃口，小诗两句或三句，戏剧要独幕的好。至于荷马、但丁，屈原、宋玉，那种长篇的作品，可说是不曾理会。因为他们碌碌于舟车中，时间来不及，目的只不过取那种片时的刺戟，大大小小，都陷于这种病的状态中。所以他们一般有先见的人，都在遑遑求所以疗治之法。我们把这看了，那么，虽说我们在学校应求西学，而取舍自当有择，若是不问好歹，无条件的移植过来，岂非人家饮鸩，你也随着服毒？可怜可笑孰甚！ 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知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中国这种饥荒，都闹到极点，但是只要我们知道饥荒所在，自可想方法来补救。现在精神饥荒，闹到如此，而人多不自知，岂非危险？一般教导者，也不注意在这方面提倡，只天天设法怎样将知识去装青年的脑袋子，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因为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例如黄包车夫，知识粗浅，他决没有有知识的青年这样的烦闷，并且作恶的机会也很少。大奸慝的卖国贼，都是智识阶级的人做的。由此可见，没有精神生活的人，有知识实在危险。盖人苟无安身立命之具，生活便无所指归，生理心理，并呈病态。试略分别言之；就生理言，阳刚者必至发狂自杀，阴柔者自必委靡沉溺。再就心理言，阳刚者便悍然无顾，充分的恣求物质上的享乐，然而欲望与物质的增加率，相竞腾升，故虽有妻妾官室之奉，仍不觉快乐；阴柔者便日趋消极，成了一个竞争场上落伍的人，暍惶失望，更为痛苦。故谓精神生活不全，为社会，为个人，都是知识少点的为好。因此我可以说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 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东方的人生观，无论中国、印度，皆认物质生活为第二位，第一，就是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仅视为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求能保持肉体生存为已足，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精神生活，贵能对物质界宣告独立，至少，要不受其牵掣。如吃珍味，全是献媚于舌，并非精神上的需要，劳苦许久，仅为一寸软肉的奴隶，此即精神不自由。以身体全部论，吃面包亦何尝不可以饱？甘为肉体的奴隶，即精神为所束缚，必能不承认舌——一寸软肉为我，方为精神独立。东方的学问道德，几全部是教人如何方能将精神生活，对客观的物质或已身的肉体宣告独立，佛家所谓解脱，近日所谓解放，亦即此意。客观物质的解放尚易，最难的为自身——耳目口鼻……的解放。西方言解放，尚不及此，所以就东方先哲的眼光看去，可以说是浅薄的，不彻底的。东方的主要精神，即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 求精神生活绝对自由的方法，中国、印度不同。印度有大乘、小乘不同，中国有儒、墨、道各家不同。就讲儒家，又有孟、荀、朱、陆的不同，任各人性质机缘之异，而各择一条路走去。所以具体的方法，很难讲出，且我用的方法，也未见真是对的，更不能强诸君从同。但我自觉烦闷时少，自二十余岁到现在，不敢说精神已解脱，然所以烦闷少，也是靠此一条路，以为精神上的安慰。至于先哲教人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约有两条： （一）裁抑物质生活，使不得猖獗，然后保持精神生活的圆满。如先平盗贼，然后组织强固的政府。印度小乘教，即用此法；中国墨家，道家的大部，以及儒家程朱，皆是如此。以程朱为例，他们说的持敬制欲，注重在应事接物上裁抑物质生活，以求达精神自由的的境域。 （二）先立高尚美满的人生观，自己认清楚将精神生活确定，靠其势力以压抑物质生活，如此，不必细心检点，用拘谨功夫，自能达到精神生活绝对自由的目的。此法可谓积极的，即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不主张一件一件去对付，且不必如此。先组织强固的政府，则地方自安，即有小丑跳梁，不必去管，自会消灭。如雪花飞近大火，早已自化了。此法佛家大乘教，儒家孟子、陆王皆用之，所谓“浩然之气”，即是此意。 以上二法，我不过介绍与诸君，并非主张诸君一定要取某种方法。两种方法虽异，而认清精神要解脱这一点却同。不过说青年时代应用的，现代所适用的，我以为采积极的方法较好，就是先立定美满的人生观，然后应用之以处世。至于如何的人生观方为美满，我却不敢说。因为我的人生观，未见得真是对的，恐怕能认清最美满的人生观，只有孔子、释迦牟尼有此功夫。我现在将我的人生观讲一讲，对不对，好不好，另为一问题。 我自己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从佛经及儒书中领略得来。我确信儒家、佛家有两大相同点： （一）宇宙是不圆满的，正在创造之中，待人类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动不息，常为缺陷，常为未济。若是先已造成——既济的，那就死了，固定了，正因其在创造中，乃如儿童时代，生理上时时变化，这种变化，即人类之努力。除人类活动以外，无所谓宇宙。现在的宇宙，离光明处还远，不过走一步比前好一步，想立刻圆满，不会有的，最好的境域——天堂，大同，极乐世界——不知在几千万年之后，决非我们几十年生命所能做到的。能了解此理，则作事自觉快慰，以前为个人、为社会做事，不成功或做坏了，常感烦闷；明乎此，知做事不成功，是不足忧的。世界离光明尚远，在人类努力中，或偶有退步，不过是一现相。譬如登山，虽有时下，但以全部看，仍是向上走。青年人烦闷，多因希望太过，知政治之不良，以为经一次改革，即行完满，及屡试而仍有缺陷，于是不免失望。不知宇宙的缺陷正多，岂是一步可升天的？失望之因，即根据于奢望过甚。说：“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此言甚精采。人要能如此看，方知人生不能不活动，而有活动，却不必往结果处想，最要不可有奢望。我相信孔子即是此人生观，所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又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天天快活，无一点烦闷气象，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 （二）人不能单独存在，说世界上那一部分是我，很不对的，所以孔子“毋我”，佛家亦主张“无我”。所谓无我，并不是将固有的我压下或抛弃，乃根本就找不出我来。如说几十斤的肉体是我，那么，科学发明，证明我身体上的原质，也在诸君身上，也在树身上；如说精神的某部分是我，我敢说今天我讲演，我已跑入诸君精神里去了，常住学校中许多精神，变为我的一部分。读孔子的书及佛经，孔、佛的精神，又有许多变为我的一部分。再就社会方面说，我与我的父母妻子，究竟有若干区别，许从人——不必尽是纯孝——看父母比自己还重要，此即我父母将我身之我压小。又如夫妇之爱，有妻视其夫，或夫视其妻，比己身更重的。然而何为我呢？男子为我，抑女子为我，实不易分，故彻底认清我之界限，是不可能的事。（此理佛家讲得最精，惜不能多说。）世界上本无我之存在，能体会此意，则自己作事，成败得失，根本没有。佛说：“有一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至理名言，洞若观火。孔子也说：“诚者非但诚己而已也。……”将为我的私心扫除，即将许多无谓的计较扫除，如此，可以做到“仁者不忧”的境域；有忧时，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人类——如父母、妻子、朋友、国家、世界 ——而痛苦。免除私忧，即所以免烦恼。 我认东方宇宙未济人类无我之说，并非伦理学的认识，实在如此。我用功虽少，但时时能看清此点，此即我的信仰。我常觉快乐，悲愁不足扰我，即此信仰之光明所照。我现已年老，而趣味淋漓，精神不衰，亦靠此人生观。至于我的人生观，对不对，好不好，或与诸君的病合不合，都是另外一问题。我在此讲学，并非对于诸君有知识上的贡献，有呢，就在这一点。好不好，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诸君要知道自己的精神饥荒，要找方法医治，我吃此药，觉得有效，因此贡献诸君采择。世界的将来，要靠诸君努力。 梁任公对于时局之痛语——法律破产代议政治破产（1923年1月） 梁任公新自南京讲学归来，养疴津门。有某君前往访问，据言梁氏之病，乃由用脑过度、心房涨大，但属初起，尚无妨碍云云。谈次询及梁氏对于时局何故不发言，梁氏谓：本有千言万语要说，但医生既禁止执笔，只得罢休。且现在魑魅罔两白昼横行之局面，亦断非徒恃笔舌所能救济也。梁氏谈下去，狠发出沉痛的叹声，说道：这回鼓动风潮的几位宵小，原是国人共弃，我也不屑责备。最可痛者，司法官（检察长）对于破坏司法的命令，为什么奉行唯谨？国会两院中，我总以为明白有血性的人也还不少，为什么会把千夫所指的阁员多数同意？中国人对于法律观念本来很薄弱，现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合力蹂躏法律，岂不是明白告诉人说：“法律是装饰品，可以不算一回事”吗？岂不是明白告诉人说，“法律专用来摧残弱者，凡属有权力的人都绝对不受法律拘束”吗？经这一回，真可以说是法律完全破产！ 中国人对于代议制度本来是很冷淡，很怀疑，我们方希望这回国会恢复之后，议员们应该会稍为激发天良，替代议政体争一点气。不料数月来丑态百出，除了膜拜军阀、助纣为虐之外，别无所事。这回两院同意票，我敢说是议员过半数已经宣告自己人格破产。我在半月以前，因江苏省议员削减教育经费，增加自己岁费一事，气极了，曾作一篇文讨伐他们。内中有几句说道：“若经此不变，则将来议会之地位，将成了‘君子恶居下流’；议员一名词，将成了‘国人皆曰可杀。’”当时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专对于议员如此责备呢？我说，我们本来想靠议员来裁制军阀官僚的罪恶，保护人民权利，如今议员却火上加油，专门与人民为敌，连军阀所不肯做的事都做了，他们的罪恶岂不是更加几倍呢？他们不足责，最可痛者，是做出种种实证，告诉世界人以中国人不能行代议政治。从今日以后，真可以说议会制度完全破产了！梁氏说到这里，气很急促，象是愤慨到十二分的样子。某君因彼方有病，不便久谈，遂兴辞而去。 北海谈话记（节录）（1927年初夏） 反观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以外，更没有所谓意志，也没有机会做旁的事。有志的青年们，虽然不流于这种现象，也无从跳出圈套外，于是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的，我颇想在这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在已往的儒家各个不同的派别中，任便做那一家都可以的，不过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那末做学问并非为自己做的。至于知识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而我所希望的，是科学不但应用于求知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这句话怎么讲呢？例如当研究一个问题时，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洽理而且细密……凡此之类，都一面求知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两者打成一片。现世界的学校，完人偏在知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我最希望的是在求知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而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在事上磨炼，并不是等到出了学校入到社会才能实行，因为学校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除方才所说用科学方法作磨炼工具外，如朋友间相处的方法，乃至一切应事接物，何一不是我们用力的机会。我很痴心想把清华做这种理想的试验场所，但照这两年的经过看来，我的目的并未能达到多少。第一个原因，全国学风都走到急功近利，及片断的知识相夸耀，谈到儒家道术的修养，都以为迂阔不入耳。在这种雰围之下，想以一个学校极少数人打出一条血路，实在是不容易。第二件，清华学校自有他的历史，自有他的风气，我不过是几十位教员中之一位，当未约到多数教员合作以前，一个人很难为力的。第三件，我自己也因知识方面嗜好太多，在堂上讲课与及在私室和诸君接谈时，多半也驰骛于断片的知识，不能把精神集中于一点。因为这种原因，所以两年所成就，不能如当初的预期。 我对于同学诸君，尤其万分抱歉，大学部选修我的功课的，除了堂上听讲外，绝少接谈的机会，不用说了，就在研究院中，恐怕也不能不令诸君失望。研究院的形式，很有点道尔顿制的教育，各人自己研究各人的嗜好，而请教授指导指导。老实说我对于任何学问并没有专门的特长，所以对于诸同学的工作中间也有我所知道的，我当然很高兴地帮帮他266梁启超文集们的忙，也许有我们同学的专门工作比我还做得好，这倒不是客气话。外研究院中的教授，于很隘小范围内的学问，他真个可以指导研究，而除此隘小范围以外，他都不管。而我今日在研究院中的地位，却是糟了。同学以为我什么都懂得，所以很亲密的天天来请教我，而我自己觉得很惭愧，没有充分帮助。不过虽然如此，而我的希望仍是很浓厚着，仍努力继续下去。什么希望呢？假定要我指导某种学问的最高境界，我简直是不能，可以说，我对于专门学问深刻的研究，在我们同事诸教授中，谁都比我强，我谁都赶不上他。但是我情愿每天在讲堂上讲做学问的方法，或者同学从前所用的方法不十分对，我可以略略加以纠正，或者他本来已得到方法，可以为相当的补助。这一点我在知识上对于诸同学可以说是有若干的暗示，也许同学得到我这种的暗示，可以得到做学问的路，或者可以加增一点勇气。 还有一点，我自己做人不敢说有所成就，不过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天天想向上，在人格上的磨炼及扩充，吾自少到现在，一点不敢放松。对于诸同学我不敢说有多少人格上的感化，不过我总想努力令不至有若干恶影响到诸同学。诸同学天天看我的起居谈笑，各种种琐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供我同学们相当暗示或模范，大家至少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我已有一日之长。五十余岁的人，而自己训练自己的工作，一点都不肯放过，不肯懈怠，天天看惯了这种样子，也可以使我们同学得到许多勇气。所以我多在校内一年，我们一部同学可以多得一年的薰染，则我的志愿已算是不虚了。 现在中国的情形糟到什么样子，将来如何变化，谁也不敢推测。在现在的当局者，那一个是有希望的？那一个党派是有希望的？那末中国就此沉沦下去了吗？不，决不的。如果我们这样想，那我们太没志气，太不长进了。现在一般人做的不好，固然要后人来改正，就是现在一般人做的很好，也要后人来继续下去。现在学校的人，当然是将来中国的中坚，然而现在学校里的人，准备了没有？准备什么样来担任这个重大的责任？知识才能固然是要的，然而道德信仰——不是宗教——是断然不可少的。现在时事糟到这样，难道是缺乏知识才能的缘故么？老实说，什么坏事情不是知识才能分子做出来的！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他留下的残余根本去刬除。 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一点来朋友间互相勉励，天天这样琢磨着，可以从他们往来的书札中考见，一见面一动笔，所用以切磋观摩规劝者，老是这么样坚忍，这么样忠实，这么样吃苦有恒负责任。……这一些话，看起来是很普通的，而他们就只用这些普通话来训练自己，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班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而后来咸丰以后风气居然被他们改变了，造成了他们做书呆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可惜江公、罗公早死一点，不久胡公也卒，单剩曾文正公，晚年精力也衰了。继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他就根本不用曾、胡、江、罗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换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他的智力才能确比曾文正公强，他专奖励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继他而起的是袁项城，那就变本加厉，明目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作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顾亭林批评东汉的名节数百年养成不足，被曹操一人破坏之而有余，正是同出一辙呀。 李文忠公功名之士，以功名为本位，比较以富贵为本位的人还算好些，再传下去便不堪设想了。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袁项城就以富贵为本位了。当年曾、胡、江、罗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成绩，遂消灭无遗。可怜他们用了大半世的功力，象有点眉目了，而被李文忠公以下的党徒根本刬除，一点也不留，无怪数十年来中国的内乱，便有增无遗了。一方面又从外国舶来了许多什么党，什么派，什么主义……。譬如孙中山先生他现在已死了，我对他不愿有什么苛论，且我对于他的个人也有相当的佩服——但是孙中山比袁项城总算好得多了，不过至少也是李鸿章所走的一条路。尤其是他的党派见解，无论甚么的好人，不入他的党，多得挨臭骂；无论什么坏东西，只要一入他的党，立刻变成了很好的好人。固然国民党的发达，就是靠这样投机者之投机，而将来致命伤也都尽在这般人之中，这句话似乎可以断定吧。 现在既然把甚么道德的标准统统破坏无遗，同时我们解剖现代思想的潮流，就不出这二股范围之外：一是袁世凯派，二是孙中山派。而一方面老先生们又全不知挽救的方法，天天空讲些礼教，刚刚被一般青年看做笑话的资料，而瞧不起他。我们试看曾文正公等当时是甚么样修养的，是这样的么？他们所修养的条件，是什么样克己，什么样处事，什么样改变风气……先从个人、朋友少数人做起，诚诚恳恳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做去，一毫不许放松。我们读曾氏的《原才》，便可见了。风气虽坏，自己先改造自己，以次改造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这样继续不断的努力下去，必然有相当的成功。假定曾文正、胡文忠迟死数十年，也许他们的成功是永久了。假定李文忠、袁项城也走这一条路，也许直到现在还能见这种风气呢。然而现在的社会是必须改造的，不改造他，眼看他就此沉沦下去，这是我们奇耻大辱。但是谁来改造他？一点不客气，是我辈，我辈不改造谁来改造？要改造社会，先从个人做人方面做去，以次及于旁人，一个、二个……以至千万个，只要我自己的努力不断，不会终没有成绩的。江、罗诸公，我们知道他是个乡下先生，他为什么有这样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点上，我对于诸同学很抱希望，希望什么？希望同学以改造社会风气为各人自己的责任。 至于成功么？是不可说的。天地一日没有息，我相信我们没有绝对成功的一日。我们能工作一部分，就有一部分的成绩，最怕是不做。尤其我们断不要忘了这句话，社会我们切不要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醴。不然，则社会愈弄愈坏，坏至于极，是不堪设想的。至少我有一分力量，要加以一分纠正，至于机会之来不来，是不可说的，但是无论有没有机会，而我们改善社会的决心的责任，是绝对不能放松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同学不要说我的力量太小，或者说我们在学校里是没有功夫的。实际上只要你有多少力量，尽多少责任就得。至于你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社会的一分子，你也尽一分子的力，我也尽一分子的力，力就大了，将来无论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或文化上，或社会事业上……乃至其他一切方面，你都可以建设你预期的新事业，造成你理想的新风气，不见得我们的中国就此沉沦下去的。这是对于品格上修养的话。 至于知识上的修养——在学问著述方面改造自己，那么因我个人对于史学有特别兴趣，所以昔时曾经发过一个野心，要想发愤从新改造一部中国史，现在知道这是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可办到的，非分工合作，是断不能做成的。所以我在清华，也是这个目的，希望用了我的方法，遇到和我有同等兴味的几位朋友，合起来工作，忠实的、切实的努力一下。我常常这样的想，假定有同志约二三十人，用下二三十年工夫去，终可以得到一部比较好的中国史。我在清华二年，也总可说已经得到几个了，将来或聚在一块，或散在各方，但是终有合作的可能，我希望他们得我多少暗示的帮助，将来他们的成绩比我强几倍。 归纳起来罢，以上所讲的有二点：（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 我在清华的目的为此，虽不敢说我的目的已经满足达到，而终得了几个很好的朋友，这也是做我自己可以安慰自己的一点。 今天是一年快满的日子了，趁天气晴和时候，约诸同学在此相聚，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能完全明了了解这二点——做人做学问——而努力向前干下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