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与犁》 作者简介 余杰，一九七三年十月生于四川成都，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文学硕士。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理事。 一九九八年，在北大求学期间出版处女作。此书出版之后发行数十万册，在读者和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被视为九十年代末青年一代知识分子觉醒和反思的重要信号。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作品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被席殊读书俱乐部评为一九九八年“十大好书”（文学类）之一；社会评论《为自由而战》获《亚洲周刊》（英文版）“两千年度最佳评论奖”；二零零二年获纽约“万人杰文化新闻奖”；二零零三年入选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访问学者。 日本，今天亚洲最富裕的经济大国，全球第三大经济实体。它是中国对外关系和贸易中绕不开的一个关键环节。然而，跟我们同为黄种人的大和民族，直到今天依然让我们感到陌生、隔膜和困惑。我们理解日本人，甚至比理解欧洲人和美国人还要困难。 中日之战，表面上看是军队之战、武器之战、政府之战、国力之战，而根子里则是文化之战、教育之战、精神之战与心灵之战。因此，注定了这是一场持久的战争。落后的中国，用一种坚忍不拔的姿态来捍卫自己的生存；相反，自称“东亚文明先驱”的日本，在光鲜的现代化外表下面却是根深蒂固的野蛮与残忍。 日本人看待历史，有一种奇特的自我中心的视角。把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无限夸大，而把对自己不利的一面尽量缩小。他们坚持用显微镜去看待别人的缺点，却在自己的错误前面固执地闭上了眼睛。 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实践上的爱国者，而不是口头上的爱国者。喊几声爱国和抗日的口 号易，而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拿出成就来蔑视敌人难。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直到今天，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如果不能在文化建设、教育普及和科学发明方面超过日本，那么我们永远也不能消灭日本军国主义者“蛇吞象”的野心。如果不能虚心地面对人类现代文明的一切成果并“拿来”为我所用，那么我们只能像其他三大文明古国一样因抱残守缺而走向灭亡。 一 历史在这里徘徊 余杰: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 本书是余杰随同大型电视记录片《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摄制组访问日本时写下了一组访问日记。在访问日本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余杰先后访问了十多个大中小城市，采访了包括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二战老兵、和平友好人士、大学教授、律师、记者以及普通民众在内的近百人。如此深入而广泛地接触日本社会，即便是在日本生活多年的留学生和其他人士也难以做到。也许，它能为那些对日本及中日关系问题感兴趣的朋友提供一点有益的参考。 日本，一个开满美丽的樱花的国度，一个将日常生活高度艺术化的国度。 日本，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居，曾经是中国文化最热烈的崇拜者和学习者。在日本，最完整地保存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某些精髓部分，如服装、建筑、书法、围棋和禅宗思想。 日本，东亚边陲的一个群岛之国，近代以来却又用武力将中国逼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所遭受的苦难许多都与日本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历史学家郭廷以认为：“两千年来，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创痛，虽然不能说全部来自于日本，但实际上以日本所给予的最多最巨。” 日本，今天亚洲最富裕的经济大国，全球第三大经济实体。它是中国对外关系和贸易中绕不开的一个关键环节。然而，跟我们同为黄种人的大和民族，直到今天依然让我们感到陌生、隔膜和困惑。我们理解日本人，甚至比理解欧洲人和美国人还要困难。 日本作家、一九九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颁奖典礼上用“暧昧的日本”这个词语来形容日本近代以来的文明。这是一个经典的概括。在中国人的眼里，日本在地理位置上很近，在精神气质上却很远，中国人观察日本的时候总是显得雾里看花、扑朔迷离。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中日联合声明》，至此两国真正结束了漫长的战争与敌对状态，实现了邦交的正常化。然而，双方国民之间的不信任感并没有随着一纸声明而全然消失。怀疑与猜忌，疏远与蔑视，依然扎根于那场血与火的战争。 中国和日本，一个拥有资源，一个拥有技术；一个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个是全球金融和制造业中心。两国都对对方有着极大的需求，然而又互相猜忌。更为要紧的是，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又都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国家。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关乎两国的安危，也牵扯着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没有一个人喜欢永远躲在故纸堆中生活，也没有一个民族愿意永远背着历史的包袱蹒跚前行。历史这本大书，总得不断翻开新的一页。很多中国人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宽容和谅解来看待中日之间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然而，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那充满硝烟和血腥的历史，似乎总是难于翻过去。 这一页的历史翻不过去，主要原因不在中国，而在日本。 当日本的法庭驳回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本政府的诉讼的时候，当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钓鱼岛修建标志性建筑的时候，当日本的历史学者宣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事件的时候，当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再次夺去中国百姓生命的时候，当日本的首相及政府要员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宽宏大量、与人为善的中国人民不得不拍案而起，齐声谴责。我们不渲染仇恨，但要捍卫尊严；我们不寻求报复，但要还原历史。因为我们痛苦地发现，那血迹斑斑的历史如此深刻地联系着现实。 二零零三年八月四日，侵华日军二战期间遗弃的芥子毒气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泄漏，造成四十名中国平民受伤，一人死亡。对此事件，日本政府处理滞后，日本媒体表现冷漠，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与谴责。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完成了一项有关“八·四”毒气泄漏事件对中国青年影响程度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百分之九十七点九的中国青年关注“八·四”事件，百分之八十三点二的中国青年由此对日印象变坏，百分之八十二点二的中国青年表示不能接受日本政府所谓的“慰问金”。 受调查者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一个拒不承认历史的日本，我们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印象。” “‘慰问金’总让我想起‘嗟来之食’，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日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尽快清除遗弃在我国的所有武器。” “对于‘八四’事件，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对日本政府不负责任的态度感到十分反感和痛恨，对受害者的遭遇表示同情和难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日关系进入一种“贸易热、政治冷”的怪圈。二零零二年以来，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成为日本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二零零二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超过九百五十亿美元。 同时，两国也频频发生贸易争端。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日本宣布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大葱、香菇等农产品实行两百天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六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实施反击措施，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手机和空调加征百分之一百的关税。这场非同寻常的贸易战持续了半年多。 中日关系时刻触动着两国民众敏感的神经，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也会被放大。影星赵薇身穿日本海军军旗图案时装事件，湖南广播电台有听众冒充日本人发表辱华言论事件，丰田“霸道”越野车广告事件，均引发了轩然大波。二零零三年，中国政府计划修建从北京到上海的磁悬浮列车，并采用日方的先进技术。这一消息披露之后，中国民间人士在网络上进行了征集百万签名反对的活动。二零零三年“九·一八”纪念日，数百名日本人在珠海一酒店集体买春，激起了中国民间的愤怒声讨；十月二十九日，因为日本留学生在联欢会上表演下流节目，引发了西北大学学生的游行抗议活动。 正是因为历史出现了断裂和扭曲，中日两国很难像法德等多次交战的欧洲国家那样“相逢一笑泯恩仇”。正是因为日本在现实中的种种恶劣行径，使得中国人民不得不保持一种本能的防人之心。 信任，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友好关系的基础；信任，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和平共处关系的前提。“远亲不如近邻”，中日两国的地理位置天生就是近邻。然而，二战结束之 后六十年来，中日两国的一般国民之间，依然没有值得信赖的“朋友”的感觉。尽管《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经签署了二十多年，但两国之间依然处于一种微妙的“后冷战状态”，两国之间的“携手共进”依旧遥遥无期。 中日两个在实质上互不信任的国家，在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如何建立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国家关系，真正做到和平共处，这是两国政府、知识界乃至民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二零零二年，《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提出在中日关系上淡化历史、展望未来的观点。这篇文章被日本《中文导报》二零零二年中日关系十大新闻之一。 但是，日本方对中国学者的“新思维”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回应。日方拒绝和谈，而以武力解决钓鱼岛争端；日方大幅削减对华贷款，以阻挠中国经济的发展。宽恕没有获得日本的感激，善意也没有赢得日本的认同。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防卫厅统合幕僚会议向防卫厅长官石破茂提交了一份《统一运用研究》的报告，建议整合海陆空的军事力量，将自卫队改为正规军。二零零三年二月，日本议员西村正悟鼓吹日本应当拥有核武器。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日本国会通过《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安全保障会议法案》和《自卫队修正案》，即“有事三法案”，使日本拥有了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二零零三年七月五日，日本防卫厅宣布，日本将修改《防卫大纲计划》，使海外派兵永久化。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日本防卫厅最重要的智囊机构日本防卫研究所发表二零零四年版的《东亚战略概观》，认为日本主动攻击敌国的导弹基地在法理上是可行的。 那些在现实中玩火的人们，是因为他们没有从历史的苦难中汲取应有的教训。在那场把人类推到毁灭边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年之后，普通的日本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呢？ 日本曾经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创建于明治初年的靖国神社，多年来一直是日本至高无上的国家神社，国家最重要的祭祀活动都在此举行。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日本进行民主改革，实行政教分离。神社成为民间的、独立的宗教组织，但它依然被多数日本国民看作大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地点修建特定的建筑来纪念先烈和英雄，是这个民族延续历史、传承文化的重要举措。在法国的先贤祠和美国的威林顿国家公墓，前来参观的人们能够感受到伟人和战士们宝贵的献身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形态。这些纪念地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线，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皈依。 然而，在东京市中心的靖国神社中，我们获得的却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感受。 在这里，绿树成荫，鸽子飞舞，一派和平安详的景象。然而，每一棵上都挂着一个小木牌，上面赫然写着当年侵略亚洲各国的日本军队的番号。大门两侧纪念碑上精美的浮雕，分别展示着日军在黄海、满洲、天津、长城等地的赫赫战功。 战犯与英雄共舞，恶徒与烈士齐飞。在这里，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一千多名战犯的灵位。这些罪恶滔天的刽子手，与“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的进步作出过各种贡献的先辈们一起享受后人的祭拜。 这幅美丑不分、善恶不辨的图景，就好像在德国科隆大教堂中放置希特勒及其助手们的骨灰一样荒诞离奇。在许多日本人的思维里，“死者无罪”的观念与“侵略有理”的逻辑遥相呼应。 有人用“日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特色”这种相对主义的说法来解释这一怪异现象。然而，靖国神社的怪异还远远不止于此。 就在靖国神社正殿左侧，有一座名为“游就馆”的战争纪念馆。所谓“游就”，取自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劝学篇》中的名言：“群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意思是说，年轻人居住要选择好的地方，外出要选择好的老师。那么，这座堂皇的“游就馆”，为日本的青年一代提供了怎样的历史教育和精神熏陶呢？ “游就馆”精心设置的展览，以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为主线，大量篇幅介绍了日本对外扩张的历程，若干次对华侵略战争则是重中之重。在文字和画面介绍中，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战争罪行的反省，反而充斥着“我们来过，我们干过，我们征服过”的骄傲。展览的结束语是“亚洲各国在战后获得了独立和解放”，仿佛亚洲各国的独立和解放是日本赐予的。 在“游就馆”的第一个展厅中，赫然陈列着若干战争狂人的照片，两侧是一幅诗词对联，其中文大意是：“为君为人牺牲一切，放弃生命体现价值”。在民主、自由、人权和博爱的价值观得到全球大多数人民认同的二十一世纪，这种散发着腐尸般臭味的专制思想，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为日本国民教育的活教材。 在一楼的武器展厅内，陈列着二战后期日军使用过的最“令人自豪”的武器——“人体鱼雷”。该鱼雷长近十五米，直径一米，重量八点八吨，头部装有一千五百五十公斤炸药，其威力足以炸沉巨型战舰。它只需要一名士兵驾驶，也就意味着每发射一枚要有一名士兵与之同归于尽。 在二战末期，上百名十七八岁的日本年轻士兵乘此鱼雷踏上了不归之路。他们成为日本 军国主义野心家们名副其实的炮灰。在“人体鱼雷”旁边，游览者可以使用耳机倾听当年敢死队出征时慷慨激昂的遗言。 我们不知道赞美屠杀何以能够实现永久的和平环境，我们不知道扭曲历史何以能够造就健康的国民精神。在“游就馆”的观众留言中，一些日本观众写了他们的感想—— “看到遗书，不禁掉下了眼泪！” “看到了这些资料，感到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无论如何也不是问题。” “前线的将士英勇奋战，舍身报国，后方的千方百计地支援前线，结果还是失败了，令人惋惜！” 这些签名者当中，既有当年的参战老兵，也有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既有政府官员，也有普通市民。这些签名显示，作为人类有史以来唯一知道原子弹威力的国家，经过战后六十年的改造，仍然没有达到人类理性足以达到的认识境界。自由民主的精神、平等博爱的意思、人道主义的情怀，在日本依然缺席。 大多数中国人只知道日本东京有一个庞大的靖国神社，却不知道在靖国神社以下，日本行政区划中的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县，处处都有靖国神社的“分支机构”，即“护国神社”。 在日本各地，虽然护国神社的规模有大有小，但在当地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中皆有显赫的地位。护国神社不仅是单纯的宗教活动场所，也承担着歪曲历史事实、灌输错误道德观念的使命。它表面上声称不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却成为居心叵测的政客和财阀们的聚集之所，轻而易举地获得政界要人的支持和财团的捐款。 许多地方的护国神社门口悬挂着日本国旗，显示其同国家政权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明显有悖于现代民主国家政教分离的原则。 有一位哲人说过，历史能够告诉我们关于未来的一切。人类每一点滴的进步。无不是从历史重汲取经验教训。日本国民是如何从历史中获得灵感和启迪的呢？ 在日本爱知县三根山，埋葬着不计其数的日本战犯和士兵。每年八月十五日，都会有浩浩荡荡的人群来到这里。如果死难者的后人来这里是怀念先辈并反省战争罪行，那么他们悼念亡灵的活动完全能得到那些曾受到日军伤害的国家和人民的理解。 然而，所谓的“悼念”却是这样一幅幅丑陋不堪的画面：成群结队的日本老兵穿着昔日臭名昭著的日军军服，打着军旗、挎着军刀、吹着军号，他们为当年的战争感到无比自豪。他们不承认日军曾经战败，辩解说那仅仅是“终战”，他们对于下一场战争依然充满着希望和憧憬。 在三根山上，有一座所谓的“殉国七士庙”。这七名被某些日本国民认为是“为国捐躯的勇士”，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这些名字多半为中国人民所熟悉：日本战时首相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的凶手松井石根和武藤章，策划侵占东北和华北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在中国华北实行“三光”政策的板垣征四郎、参与“扫荡”山东并有“缅甸屠夫”之称的木村兵太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首相广田弘毅等七人。这七人也正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七名甲级战犯。 一九八四年，“殉国七士庙”建成，这一年正好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夕。筹办修建此庙的“殉国七士奉赞会”在日本颇有影响力，为其题字的是“战犯首相”岸信介。 随后，以“殉国七士庙”为中心，陆续建起了陆海军部队战死者碑林。这里成为“大东亚战争战殁者的圣地”，也成为右翼势力为战犯“招魂”的重要场所。 碑是定格的历史，碑是凝固的艺术，碑是不死的记忆。碑在东方文化中享有高贵的地位，一块石碑可以经历风吹雨打，一篇碑文可以流传千秋万代。 然而，这些散布在日本各地的碑石却让人感到恐惧：魔鬼似乎将要再次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钻出来为害人间。以战争期间担任日本驻德国大使的甲级战犯大岛浩命名的“大岛碑”，纪念裕仁天皇的去世和明仁天皇的登基“万世太平碑”，宣扬大和号航空母舰战功的海军纪念碑…… 在日本的土地上，处处有美化战争的神社、庙宇、碑石和高塔，对国民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最有代表性的是“八纮一宇塔”，塔身周边建有四个的陶瓷人像，分别代表武士、渔民、农民和工人，象征着对外扩张是全民参与的事业。 一九三八年，宫崎县发起修建“八纮一宇塔”的运动。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命令所有前线部队：“以军或师团为单位，每单位搜集两块石料。一块是军或师团总部所在地，取最有价值；一块是战场最前方的，取最有意义。”在这一千四百八十五块石料中，来自中国的有二百二十八块。刻有“中支那中山部队”字样的花岗石，是从上海市政府大楼的弓形门上拆下来的；刻有“南京日本居留民会”字样的石块，是从南京明孝陵掠夺的麒麟浮雕。 日本战败投降之后，宫崎县政府赶紧将“八纮一宇”四个字铲去，将象征武士的人像藏起来，并将这里改名为“和平公园”。 然而，“和平”并没有长久地维持下去。一九六五年，随着日本经济刚刚起步，宫崎县又将“八纮一宇”四个字重新刻在塔上，武士像也回归了原位。“和平公园”名存实亡。 在日本的书店中，保守学者和作家所写的、否认战争罪行的著作，以及渲染民族主义的书籍，如《日本是第一》、《超大国日本》、《日本的时代到来了》等，都被放置在显著位置。此现象说明，书店有意识地向民众推销这类作品，同时这些著作也确实很畅销。与之相反，那些秉持良心和责任感的作家和学者所写的、真实呈现战争罪行的著作，却被故意放置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一九九三年，日本首相细川护熙自发的道歉言论，首次表现出日本这个国家是可以实践道义的。但是，此后十多年间，在日本政坛上，拒绝认罪和道歉的声音压倒了愿意认罪和道歉的声音。 日本《和平宪法》在前言中强调：“我们相信，任何国家也不可以只专注于自己国家的事而无视其他民族。这一政治道义法则具有普遍性。”可是，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一直回避承担战争罪责，无视亚洲各国的痛苦。 如今在日本社会占据中坚力量的是成熟的中产阶级，在日语中被称为“一亿中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日本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级，他们疏离于政治，对左翼和右翼的立场都不支持。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希望过安宁富足的生活，在反战、反核武器以及制衡保守力量的扩展上，中产阶级都是积极的因素。 但是，在经济不景气和失业率上升的大背景下，保守思潮极易获得共鸣。近年来，日本的和平运动陷入低潮，保守派势力却越来越活跃。广岛和长崎是日本和平力量的大本营，但在广岛近旁就有一个吴军事基地，在长崎附近也有一个佐世保基地。在这两个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地方，民众却默许建造重要的军事基地，这也说明日本国民对和平的追求有着相当的局限性。 日本国内登记在册的右翼团体有一千多个、共十万余人，但他们分布在政界、商界、外交界、学术界、教育界等重要领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日本的社会思潮。“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立，漫画《战争论》的出版和畅销、新历史教科书的出笼，都代表了这一危险的趋势。在民间，种族主义团体与黑社会勾结，恐吓甚至暗杀批评天皇的进步人士；在政府和议会中，保守政客占据上风，设置“宪法调查会”、将“日章旗”和“君之代”法律化为国旗、国歌。 战后六十年来，日本人反省的意识太弱、反思的成果太小。在日本，对历史的篡改成为某些野心勃勃的政客的家常便饭，许多普通国民因此逐步失去了对日本和亚洲历史的正确理解；在日本，对凶手的顶礼膜拜成为某些所谓的“爱国者”们的必修课，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建立在狂妄而自私的“皇国史观”的基础上。 当周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努力以最大的善意来对待日本的时候，日本的政客们却不断制造事端伤害那些被侵略国人民的感情。战后日本首相级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就达六十多次，中曾根一人参拜了十多次，现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也参拜了多次。当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主客们捞取选票、争夺民心的筹码的时候，正说明日本民间“保守化”、“右倾化”的潜流已然汹涌澎湃。小泉纯一郎以强硬的姿态实施雄心勃勃的“新日本”计划，对内“改革日本国”，对外更是咄咄逼人、争取更大的军事主动权。虽然军国主义合法西斯主义在日本难以死灰复燃，但亚洲各国不能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势态视而不见。 在日本，改写历史成为时髦；在中国，遗忘历史却成为某种普遍的“社会无意识”。我们没有国耻日，也没有一套切实的法律和制度来实施对历史的保存、传播和教育。我们遗忘了“文革”中自己施加给自己的惨剧，我们也遗忘了百年来日本所带给中国的深重苦难。 在美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只要是对美国利益有过重大侵害的外国人，都不得进入美国境内。在中国，至今没有一部类似的法律，对那些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伤害的人进行制裁。那些曾经杀害过无数中国人的日本战犯，又昂首挺胸地踏上中国的土地。东史郎在日记中揭露的那些日本军官，纷纷以资本家的身份来到中国。他们从某些中国人那里获得的，不是严厉的拒斥，而是谄媚的笑脸。 今天，无论是面对中日关系，还是面对我们自己的社会现实，我们最需要的是从冷漠中清醒，从麻木中奋起。 喜爱战争、企图重启战争机器的，只是一小撮阴魂不散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 战争不仅使被侵略的国家山河破碎、人民家破人亡，也让施加战争国家的人民遭受到巨大的苦难。在日本漫画家宫崎俊的动画片《再见萤火虫》中，一个普通的日本家庭，父亲被征召入伍死于中国战场，母亲被美军炸弹炸死，兄妹两人相依为命，最后饿死于荒野之中。这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表明了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战争的拒绝和痛恨，以及对和平的热爱和追求。 一个尚未具备健全的现代理性的国家，在它有了毁灭他国的力量之后是一件危险的事。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像行尸走肉的日本军队在亚洲犯下了人神共愤的罪刑。日本评论家津田道夫指出：“那场战争是每个国民都被作为战争的执行主体动员起来的战争，日本大众的战争责任也应该被追究。”日本现在的政治领袖和普通国民，如果能公开承认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国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如果能主动向受害者进行民间赔偿，如果能积极处理各种战争遗留问题，那么不仅能提高邻国对日本的理解和信赖，也有助于创建未来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在全世界日益走向一体化、成为“地球村”的今天，区域间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欧盟的扩大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都给亚洲国家带来了冲击和启示。在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不断扩大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东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在东北亚地区，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依然充满着猜忌和纷争。 在不久的将来，亚洲国家也必将走向合作之路。其中，作为亚洲两个最重要的大国的中国与日本，理应作出巨大的贡献，如果中日两国实现合作，那么中国、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就能够推动整个东亚一体化的进程，甚至还可以依托亚太经合组织的机制，带动整个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这将是对亚洲事业的一大贡献。正如英国华威大学高级讲师弗斯·斯密斯所说的那样：“在建立亚洲一体化的过程中，中日、甚至东亚的关系的重点在于如何建立信任的新安全观，摈弃‘冷战思维’，妥善处理相互关系中的不稳定问题。” 在过去一百多年来中日两国的历史交往中，我们看到了人性善恶的正面交锋：恩与怨、情与仇、罪与罚、坚强与软弱、妥协与批判、真诚与背叛，像一块五色斑斓的调色板；在六十多年前那场“以柔克刚”、“哀兵必胜”的战争中，我们看到了中日两个民族复杂的纠葛：傲慢与偏见、战争与和平、理智与情感、记忆与忘却、历史与未来，统统融汇成一团难以解开的乱麻。 对于这一切，有人不愿面对，有人不敢面对。但是，如果不揭示战争那无比残酷的真相，就无法拥有永久而牢固的和平；如果不穿越历史幽暗的森林，就无法享受到未来温暖的阳光。 在历史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也许是必要的。它能够杀死细菌，带来新生；它能够再现昨天，警示明天。唯有如此，中日两国人民才能一起齐心协力地翻过历史；唯有如此，中日两国人民才能一起风雨兼程地走向未来。 二 近代的歧路 在中国广州虎门，站立着一尊威武不能屈的林则徐塑像。被誉为近代中国放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晚清重臣林则徐，在这蓝天白云之下，闲看月圆月缺，静听潮起潮落， 在日本浦贺的街头，也站立着一尊威风凛凛的塑像。奇怪的是，他不是亚洲人的相貌，反倒是一个高鼻、凹眼、卷发的西方人。他就是美国海军将军佩里，是第一个用舰队叩开日本国门的、不折不扣的侵略者。 十九世纪中期，是远东局势激变的时代，中日同为遭受西方列强凌辱的弱国，共同面临新的危机，处境相若，利害相近，回应办法却有天壤之别。 一百多年后，中国人牢牢记住了鸦片战争中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而日本人却牢牢记住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异邦人佩里。 这两尊截然不同的塑像，留给后人几多的悲喜，几多的思考。 这两尊迥然不同的塑像，背后其实已经隐藏了中日两国近代历史的歧路。 一种伟大的文化形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创造的智慧，二是收容的能力。数千年以来，中国文化虽然以创造为主，也吸收了不少外来的成分，所谓“有容乃大”。在辉煌的治世，中国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吸取其他文化的优长，中国人也以开放的心胸应对其他文明的挑战；而在衰微的末世，中国文化则以严重的惰性拒绝与外来文化平等对话，中国人也以保守的姿态惊恐地注视着强敌的来临。 元明以后的中国文化，逐步进入了静止的状态。近代之前，华夏文化没有遭遇过真正具有颠覆性的挑战，即便是夺取了中央政权的异族统治者，也不得不接受汉族文化的同化。久而久之，中国人的自信心膨胀为自大感，以为华夏文化至高至善，只要坚守不渝、墨守成规，就可以战胜强敌。 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在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如同春蚕化蝶，一日千里。在政治上，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继兴起，如英国的议会政治和内阁制度的确立，美国的独立革命，法国的大革命，自由和人权的观念在欧洲、美洲生根发芽；在科学技术上，自牛顿之后种种重大发明都在这个时期出现，生产技术随之改进，工业革命更是空前的大事，影响了整个人类的生活。 而中国、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却继续维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对国际大势的变化一无所知。无论是中国的满清统治者还是掌握着日本政权的幕府首脑，都在国内实行严厉的思想控制和专制统治，剥夺民众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被禁锢于考据学的范畴之内，与实际生活脱节，普通民众更是丧失了创造力和想象力。 一八零八年，英国军舰闯入日本长崎，负责长崎地区军政事务的佐贺藩没有能够及时制止，长崎地方官员松平康英因此引咎自杀。这一事件发生之后，掌握日本统治权力的德川幕府命令加紧海防。此后数十年间，英、美捕鲸船不断出没日本近海，外强中干的幕府颁布了“外国船驱逐令”。 一八四零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给日本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在此之前，日本文化阶层和普通民众心目中，中国一直是天朝大国的形象。如今，中国在船坚炮利的西方面前居然不堪一击，这令日本联想起自己岌岌可危的处境来。于是，幕府开始聘请军事专家高岛秋帆制造枪炮、改革兵制，以应对时局变化。 一八四八年，美国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大获全胜，由此美国决心向太平洋扩张，使用武力逼迫日本开放港口。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美国总统费尔摩派遣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远赴日本交涉。一八五三年六月三日，四艘漆成黑色的军舰驶进日本江户湾浦贺港。佩里要求幕府接受美国总统国书，并威胁说：“若不受理，舰队就开进江户与将军直接谈判，否则万一开战，美国必胜，那时可执白旗来见。”随即给使者两面白旗。幕府被迫收下美国国书，约以明年答复。佩里率舰队示威，并测量江户湾后离开。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黑船事件”。 一八五四年一月，佩里率军舰七艘再度驶进江户湾。幕府不得不与美国签订了《美日亲善条约》。该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伊豆下田和北海道函馆两个港口，美国在两港口设领事，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日本的国门从此被打开。 此后不久，英国、俄国、荷兰等国也与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这样，晚于中国十多年之后，日本也被迫走进近代国际政治，并陷入西方列强无所不在的罗网之中。 在被迫门户开放之前，日本像中国一样闭关锁国，仅仅在长崎的出岛一处，允许少数荷兰商人从事贸易活动。虽然日本官方禁止平民与居住在出岛的荷兰人有任何接触，但日本人还是勤奋地寻找他们所能得到的零零碎碎的西方学问。他们努力学习荷兰语，吃力地翻译有关医学、数学和航海技术的文章。他们钻研并利用耶稣会传教士为中国人翻译成中文的欧洲科学教科书。日本人用这种方式零散而准确地把他们对西方科学的理解拼接在一起。 这就是日本寻求西学的先声——把荷兰当作老师的“兰学”。可以说，“兰学”的肇始直接为明治维新提供了思想资源。从此，“兰学”取代“汉学”，成为日本知识分子学习欧洲先进文化的一扇窗口。 在明治维新前夕，幕府政权已经积极地向西方学习。在面对外部挑战时，日本统治者比满清统治者表现出了更强的适应和进取性，而日本普通民众的应对也是敏捷而坚定的。 一八五五年和一八五七年，在幕府的主动请求下，荷兰先后派遣海军军官佩尔斯雷根与军医鲍姆培赴日，帮助日本人开设海军讲习所与军医讲习班。一八五五年，幕府还设立了洋学所。洋学所的兴盛，使日本很快涌现出一大批通晓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 幕府还从国外聘请大批技术专家，创办了许多近代工业，如浦贺造船所、石川造船所和关口制造所等。以萨摩藩为首的各强藩也积极进行藩政改革，其重点就是整顿洋学设施、开展洋学教育、创办近代工业。一八六六年，幕府不但准许国民出国学习或进行贸易，而且还与各藩一起，向英、美、法等国派遣留学生。 在日本明治维新前五年，中国近代化的先驱李鸿章就观察到了日本政局的变化，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到：“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言语之中，充满了对日本人善于学习、发奋图强的敬佩之情。 日本人在阐述从幕府到明治时期的时代精神的时候，经常提及一段有关爱国志士坂本龙马的故事。 侩垣直治是土佐的勤王党成员，也是一位剑道高手。有一天，正当他腰插长刀得意洋洋地阔步于街头时，恰巧遇到坂本龙马，龙马看到他的这副模样说：“今后在室内乱打乱斗的情况会多起来，所以短刀要比长刀有用。”边说边把自己腰间的短刀给侩垣看。 侩垣想，说得有理。后去后立即换上短刀又去见龙马。龙马没有说什么，突然从怀里掏处手枪，“叭”地开了一枪。手枪的威力让侩垣大惊失色。 过了几个月后的又一天，侩垣带着手枪再次去见龙马，这次龙马微微一笑，却从怀里掏出一本书给侩垣看，并说：“那已经过时了，从现在开始，统治世界的是这个了！”那本书是《万国公法》，是一本国际法方面的书。 这个小故事生动地说明了日本向西方的学习是比较全面的、毫无保留的。从科学技术到政法制度，从服装历法到生活方式，日本人都主动地拿来为我所用。 在中国，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二十一年，满清王朝才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尽管这个机构比近代国家通常设置的外交部小，但它标志着中国统治者放弃原来那种自欺欺人的办法——即把一切外交事务都交给“礼部”来处理，以维护这个国家只接受其他国家朝贡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总理衙门之下，思想开明的恭亲王奕訢设立了近代第一所外文学校——“同文馆”。这一常识性的建议，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由《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提出。当时，魏源充满忧患地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二十年之后，魏源已经被他的同胞所遗忘，而在日本知识界《海国图志》却成为人手一册的经典著作。 在北京，外国使节觐见皇帝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得不到解决。讲究天朝面子和君臣关系的高官显贵们，坚持“夷人”必须向至高无上的皇帝下跪。而这是经过近代文明浸染的西方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屈辱条件，他们在自己的国王面前也不会下跪，更不用说要向一个被他们打败的老大帝国的皇帝下跪了。 而在日本，一八六八年初，明治天皇政府刚一成立，政教合一、地位尊崇的明治天皇就亲自接见法、荷、英各国驻日公使。这在日本国内并没有引发多大的波澜。天皇迁到东京之后，于一八六九年又相继接见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美国、普鲁士等六国的公使，并接受各国的国书。 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抵达日本。二十八日早晨，何如璋来到东京的皇宫晋见日本明治天皇。事后，何如璋在日记中写到，明治天皇身着西服，伸出两手恭敬地接受国书，以鞠躬为礼。他评论说，这些仪式“于泰西同”。而在何如璋这样思想还算开明的满清高级官僚心目中，虽然承认中国“兵船各制，亦事事讲求”，但又坚持“政治之大者，如礼乐文章之类，则自有圣教可遵，千古不废者也。”这种抱残守缺的顽固思想，可以看出中国的洋务与日本的维新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 在被迫开放国门之后二三十年间，满清的决策层依然对于派使节出洋充满踌躇。在统治者心目中，西方文化就好像传染病毒一样，如果外出的使节沾染上了这种病毒，就有可能将它传遍纯洁而宁静的中央之国。 而日本在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几年间，就毅然决定派遣使节到西方世界观察动静，学习先进文化。日本统治者愿意遵守欧美资本主义列强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让自己尽快跻身其中，由一名被凌辱者转而变成平等的一员。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却要等到二十世纪末期才明白过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曾经打过一个很好的比喻：“要参加奥运会篮球赛首先就必须承诺遵守篮球赛的规则，而不能一进球场就说：‘篮筐太高，是按照西方人的标准设定的，得把那篮筐降下几厘米来适应我们，否则就是不公平竞争。’想加入世界主流，首先就得遵守国际通行的规则，然后才能谈改变规则的问题。”这一“恍然大悟”，比日本足足迟到了一个半世纪。 一八五九年，中日两国都面临着与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就上一年所签订的条约交换批准的问题。 中国与西方国家所签订的条约都规定，应当在中国的首都办理此事。满清王朝对此顾虑重重，当然更不会同意派使节到对方的首都去展开外交活动。 相反，在与美国的外交中，日方却主动要求以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换约地点，并及时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使团，远渡重洋出访美国。日本使者不仅完成了既定的任务，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国家利益，而且还在一八六零年会见了美国总统。这种勇于迈出国门、到对方的政治中心去展开外交活动的做法，同满清统治者的消极、被动、无所作为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八六八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新政权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五条誓文》，明确提出要“求知识于世界”。 一八七一年，日本决定派遣“欧美使节团”，以岩仓具视为正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为副使，新政权中大藏、工部、外务、文部、司法等部门的主要官员几乎倾巢出动。他们先到美国，然后转向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等，历时一年零九个月。日本政府认为这次出访意义重大，“内治外交，前途大业之成败，在此一举”。 岩仓使团的官员们参观了西方各国的政府机关、议会、工厂、法院、报社、医院、学校等。“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回国之后立即写出《有关殖产兴业的建议》，他指出：“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在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 木户孝允格外关注西方的教育，他在给文部省官员的信中写道：“我国今日之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国今日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日本人决非与今日欧美之人有异，唯在学与不学。”与使团随行担任记录的久米邦武将沿途的笔记整理成书，标题为《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该书中的许多内容成为日本人的必修教育课程。 然而，满清王朝直到三十年之后，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的惨痛教训，才开始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问题。这些皇亲国戚丝毫没有日本维新官员的见识和胸襟，他们走马观花的考察并没有对中国国内的变革产生任何积极作用。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几个从欧洲欧洲游学归来、深入地研究了现代西方政治体制和哲学的精力充沛、坚定不移的知识分子，开始成为“明治维新”的年轻设计师。他们领导朝气蓬勃的天皇政权进行了政治改革、军事改革和财经改革，并实施“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两大政策。 一八九八年的中国的戊戌变法运动，与其说是王朝主动进行的一次大变动，不如说是少数知识分子力图证明改革正确的一次孤注一掷、损失惨重的尝试。中国的维新派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日本同行那么幸运，他们的命运是斩首、放逐和流亡，他们遭到了大部分同胞的嘲笑、辱骂和唾弃。短暂的戊戌变法只持续了一百天，像是黑暗夜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火箭烟花，其光亮消失后留下的夜空比先前更黑暗。 一八八九年，日本政府颁布明治宪法。这是一个深受近代德国政治理论家君主立宪观念影响的文件。在这十年间，东京的人们把“君权”和“天赋人权”的意义作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而专横顽固的满清统治者，一次又一推迟立宪的时间表，直到满清王朝灭亡也没有实现真正近代意义的立宪。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知识分子在阅读卢梭的著作，在东京和大阪的书店里能够找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托尔斯泰的小说。而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们才开始得到日本人这种文化冒险精神的好处。 日本在进行自强运动的同时，也企图仿效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策略。当年，在外部压力下日本政府被迫签署了日美、日俄等修好条约之后，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对此评论说：“吾方决不毁约，失信于戎狄”。但在另一方面却宣称，应当“养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 明治维新初见成效，日本政客就宣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政治仍然不整，内有长毛之扰，外有英法之侵……以今日之形势论，宜先出师，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据于东亚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武勇于宇内。” 明治维新百年来，日本的近代史清晰地划出了这样一道弧线：在“脱亚入欧”的近代思潮的刺激下，日本在亚洲率先成功地转向了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处于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又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负面影响，再加上狭隘的岛国心态，使日本的发展道路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历史悖论：源于反感并抗争西方强权的心理，却在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利己情势的合成下，最后选择了模仿西方殖民者强势扩张的经历，催生出了东方式的帝国主义殖民道路。 日本近代化的成功，尽管让西方人惊讶不已、让中国人羡慕不已，但日本的近代化是一种“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近代化。 所谓“先天不足”，是说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天皇崇拜、武士道精神、蔑视生命的观念等，并没有在这场洗礼中得以清除和更新；所谓“后天失调”，是说日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仅仅着眼于军事和技术层面，并没有深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等基本价值观之中。因此，“明治维新”产下的是一个畸形的婴儿。作为最早进入现代化轨道的亚洲国家，日本未能确立个人的权利与责任的观念，也没有建立稳定的文官政府，其政权很快被一群丧心病狂的法西斯军官团掌握了。 由“明治维新”而建立来的日本近代化军队，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组织形态、战略部署等方面确实与西方军队不相上下，但日本统治者却拼命向士兵的头脑中灌输武士道精神的毒素，使得这支军队成为虎狼之师、恶魔之师。 一九一二年，明治天皇死去。在多次对外战争中“荣沐皇恩”的乃木希典大将夫妇，在家中剖腹殉葬。在二十世纪初竟然还出现如此野蛮和愚昧之举，这一事件验证了日本历史学家高桥龟吉的论点：“在维新后的新时代，武士道精神仍然保着指导性的地位。” 明治维新一开始，天皇为了让日本拥有铁甲舰队，不惜花费血本向英国等海军强国购买。因为国库空虚，他毅然宣布：哪天资金没有到位，哪天自己就只吃一顿饭。视天皇为神明的日本国民大受刺激，纷纷省吃俭用捐钱买军舰，甚至出现了妙龄少女不惜卖身筹款的新闻事件。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大肆挪用海军军费筹办自己的生日庆典。这个残忍而工于心计的女人，虽然控制了中国政局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却始终不明世界大势和文明走向。她的智慧仅仅限于厚黑学和权谋术，她的骨子里还是一个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的、顽固而守旧老太太。 颐和园的莺歌燕舞，一时间似乎遮掩了几百公里外威海卫北洋海军基地深深的危机。然而，破冰的那一刻很快就要到来了。 与日本相比，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充满了更多的变数和坎坷。二十世纪初，晚清宪政运动的失败引发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后却出现了袁世凯的复辟和军阀的混战；然后是张扬民主和科学的五四运动以及为实现全国统一的国民国民军的北伐。中国近代化的曲折，固然与中国本身的问题有关，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日本的破坏和干扰。 当武昌起义、革命成功在望的时候，日本舆论高唱干涉之论，日本政府希望将中国一分为二，北方维持清廷，而以东北为交换条件；南方建立共和，但必须置于日本保护之下。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向京津汉口等地出兵。后来，利用承认民国政府的问题，夺取了满蒙五条铁路的修筑和管理权。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远东列强的势力均衡被打破，日本认为这是扩大其在华势力百年不遇良机。在日军占领山东期间，侵略中国的秘密组织“黑龙会”已经草拟好了“使中国自愿投依日本”的方案。八十天之后，日方向图谋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提出酷烈的《二十一条》，企图一举摧毁中国的命脉。 一九一七年，沙俄崩溃，日本失去了北方的敌人，更是产生了独吞中国的野心。经济侵略与军事控制并进，西原借款与防敌协定纷来，大规模地制造中国内乱。 一九一八年，日本看准段祺瑞想借参战扩充私家军队，立即借款支持段祺瑞参战，从而获得在中国驻扎军队的特权。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召开，虽然在一战中中国与日本同为战胜国，日本却在盛气凌人地夺取了昔日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 一九二五年五月，在上海、青岛等地日资企业的老板公然开枪杀害中国工人，制造了“五卅惨案”。 一九二六年春，当奉直、奉鲁军阀联合进攻冯玉祥国民军时，日本派遣军舰出关南下，轰炸大沽炮台，是为北京“三·一八惨案”的缘起。 可以说，中华民国创建以来，日本一直在不顾一切地戕害中国的新生力量，阻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进步。民国初年长期的军阀混乱，无一不与日本有关。 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向北方顺利推进。为了破坏中国的统一，日本出兵山东，血洗济南，枪杀中国军民四千余人。当军阀张作霖败退关外之时，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将不愿完全充当日本傀儡的张作霖炸死。日本政府公然阻止东三省归附中央，威胁张学良说，日本“已具强固决心，将取自由行动，即干涉内政，也在所不辞”。 当国民政府实现全国形式上的统一之后，中国进入了现代化的“黄金十年”。这十年间，中国的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左右；这十年间，中国兴建了八千公里铁路；这十年间，中国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翻了一番。经济发展带动了城市化浪潮，中国出现了上海、北平、天津、广州和武汉五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国从西方引进外资兴建大量的外资企业，自己的民族工业也蓬勃兴起。中国的教育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公务员制度的建设也逐步走向正轨。 就在中国逐渐治愈内战和外辱的创伤、步入现代化正轨之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们感到，不能给中国以和平发展的机会。侵略中国是日本军部的长远规划，是天皇政府的基本国策。一九三一年，关东军迫不及待地发动“九·一八”事变，提前实施了这个计划。 日本通过对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百分之三十的煤、百分之七十一的铁、百分之二十八的电力和百分之四十七的水泥。获得这些资源之后，日本的战争机器的运转<kbd>ｈttｐ://ｗww?９９ｌｉｂ?ｎｅｔ</kbd>更加快了。 紧接着，日本又于一九三七年制造“七·七”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争爆发仅一年多，在工业资产方面，上海损失了百分之五十二，南京损失了百分之八十，杭州损失百分之二十八，广州损失百分之三十一。 在这次残酷的战争中，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积累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财富大半都丧失掉了。“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彻底打断，日本的侵略使中国的工业化至少延误了二十年时间，而民主化更是遥遥无期。中国失去了走向民主和富强的机遇，中国被逼进了农民革命的深渊。 日本学者久保亨一语道破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根本原因：“中国工业化影响最大的是日本 ，因此日本反对中国工业化，并发动了侵略战争。”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外族入侵，从未像日本侵华战争这样，规模如此之大、入侵时间如此之长、涉及地域如此之广、损害中国各阶层利益如此之深。 已经近代化的国家并没有协助落后国家的义务，但是如果为人类久远的幸福着想，协同并进毕竟是相处的正道。退一步而言，纵使不愿积极地提携启迪，也不应当阻挠、破坏，让落后者长期落后，永远不能实现近代化。而对落后国家来说，它的近代化最好能够在一个比较安定的条件下进行，除了自力更生以外，也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然而，以日本为代表的先进国家却将中国作为案板上的鱼肉，有意制造中国的动乱，干扰中国的进步。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的内战，如果没有外来武器及贷款，就很难持续和蔓延。中国国内也有若干无知自私的军阀、翻云覆雨的政客，为了一己之私利，甘心为其利用。当国民政府逐步走上正轨、日本失去了可以利用的工具之后，日本军部的骄兵悍将们便孤注一掷，赤裸裸地发动了这场卑鄙的侵略战争。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也许早已融入了文明世界，中国人民也许早就过上了富裕、自由、民主而有尊严的生活。但是，我们不得不接受日本强加给我们的战争。日本的侵略改变了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使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由高峰跌落到了低谷。而一场关系着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也由此而展开。 三 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 一九零五年冬季的一天，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的一间教室内。一个清瘦矮小的中国学生，与他的日本同学一起上微生物课。提前下课后，教师用剩下的时间放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那时，日本赢得了第一场针对白人战争，打败了有“北极熊”之称的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举国为之欢庆。 在日本军队胜利进军的画片中，出现了一群衣衫褴褛的中国人。其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解说称是俄国的侦探，被绑在中间，准备砍头示众，周围有许多体格健壮而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兴高采烈地围观同胞悲惨的死亡。 在观看幻灯片的时候，日本学生不时发出哄堂大笑，也有人大声议论说：“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 这名唯一的中国学生沉默着，那些画面和那些议论像针一样刺穿了他的心。 这一天晚上，在异国的天空下，在彻骨的寒冷中，青年周树人彻夜未眠。 “幻灯片事件”完成了从“周树人”到“鲁迅”的转变，因而成为中国新文化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 在二十世纪之初的留学日本热潮中，周树人是诸多内向而自卑的中国留学生中毫不起眼的一位。他选择学医，部分原因是顺应时势——他们那代人认为医学将很有用，部分原因是他还记得父亲被庸医延误而痛苦地死去。然而，幻灯片中那些麻木的看客让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后来，鲁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那一代人当中，许多人都有果类似的经历。他们是到了日本之后才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当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成功之后，成千上万的中国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都远赴日本留学和考察，他们把日本当作向西方学习的桥梁，到日本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政治领袖，还是梁启超、鲁迅这样的启蒙先驱；无论是秋瑾、陈独秀这样的革命弄潮儿，还是蔡锷、阎锡山这样的军事将领，这些留学日本的中国人都真诚地把蓬勃发展的日本当作中国的榜样，梦想明天的中国就像今天的日本这样繁荣和富强，梦想明天的中国人就像今天的日本人这样勤劳、敬业、勇敢而团结。他们意识到，只有向日本学习，“老大帝国”才能迅速脱胎换骨成为“少年中国”。 中国学生潮水般涌向日本，是一八九八年之后中日关系史上最为戏剧化的发展。 美国汉学家詹森认为，中国学生到日本的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作者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到那时候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最大规模的海外学生群众运动。”无论这些青年是否完成他们在日本的专业课程，他们回到中国之后大都积极地参与了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改写。 孙中山曾经十分形象地讲过，对辛亥革命作过重大贡献的有三部分人，一是华侨，二是留日学生，三是会党。由于留学生人数的急剧扩大，流亡的维新派和革命党都不约而同地把日本作为他们争取海外支持的大本营。梁启超在东京主持《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章太炎也在东京编辑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这些报刊通过种种途径流入中国，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从历史上说，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热潮是公元六零七年模式的颠倒。公元六零七年，第一批日本使团来中国朝拜和学习。过去一千三百多年来，通过包括留学在内的各种途径，教育、文化和技术都是从中国流向日本的。而现在反过来了，成了中国人到日本去。 中日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后汉书·东夷传》中也记载：“安帝永初元年（即公元一零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即奴隶）百六十人愿请见。”一七八七年，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志贺岛发现了铸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一方，证明了中国文献的真实性。 在《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中，已经有了对日本的比较详细的记载，此记载比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早了四百年左右。以后在中国的官修正史中，大都列有日本传。 从隋唐时代开始，日本皇室为汲取唐王朝的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多次派遣使团到中国来访问。从公元六三零年到八九四年，从日本到达长安的遣唐使团就达十三次。初期的使团有两百五十人，后期则有五百人，最多时候多达六百多人。在遣唐使中出现了许多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阿倍仲麻吕长期在唐朝宫廷中任职，最高担任过正三品的镇南节度使。他是李白和王维的好朋友，互相之间经常诗歌唱和。吉备真备将《唐礼》带回日本，日本宫廷的礼仪均仿此制定；空海将佛学真谛带回日本，开创了日本的山岳佛教。 以奈良、平安时代的律令制为代表，日本的许多制度文化都是仿效中国而来的。从大化革新到德川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政治、社会体制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 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多数日本人的行为规范。从日本最早的学校寺子屋到幕府末期的藩校，所用的教材几乎全是中国的古典著作。、唐诗对上层日本人而言，已然成了日本自己的古典文化。 在江户时代，朱子学说成为当时的正统思想，被视作“国学”。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中国思想也影响到一般民众，中国的古典世界同时也成为日本人的知识宝库。朱子学说不仅 仅被视作中国哲学，而是被看成一种世界观。 日本历史学家安藤彦太郎在《中国语与近代日本》一书中指出：“明治以来，日本一方面看不起现实的中国，另一方面对古典世界中的中国甚为尊重。这种分裂的中国观起因于日本自古以来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近代以前的中日关系是中国文化圈内朝贡体系的典范，尽管出现过倭寇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插曲，但日本一直把中国当作最好的老师。近代以来，中日之间“老师”与“学生”的地位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中国对这一逆转反应迟钝。 近代第一个自觉地把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当作老师来看待的知识分子是黄遵宪。一八七七年，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同清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赴日本。他在公务之余搜集日本历史资料，特别是关于“明治维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资料，用九年时间，呕心沥血地完成了《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 黄遵宪在《lt;日本国志gt;书成志感》一诗中说：“千秋鉴借吾妻镜”，显然他希望满清王朝能把日本明治维新当作借鉴，推进政治改革，挽救国家危急。《日本国志》是一本近代研究日本的集大成的著作，又是提倡仿效日本变法维新的重要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此后的戊戌变法。 一八八八年秋，黄遵宪带着《日本国志》稿本北上入京。当时，总理衙门章京袁昶看了之后，认为此书“翔实有体”，赞赏不已。然而，黄遵宪很快被任命为驻英参赞，后来又转任新加坡，没有机会留在国内从事他的政治改革计划。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真正认识到明治维新的意义和价值，却是在甲午战争惨败之后。 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召黄遵宪回国协助改革，黄遵宪在南京将已经刊印的《日本国志》出示，张之洞读了之后感叹说：“此书早布，省岁币二万万。” 对于满清王朝来说，甲午战争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战争。战前，迂腐的士大夫们根本不把小小倭寇放在眼里。然而，惊心动魄的消息陆续传来：在黄海、朝鲜和满洲，中国军队在海陆两路都遭受了可怕的失败。这场战争注定了要以一种极不体面的方式结束。 在战局无法挽回的情况下，满清重臣李鸿章带领儿子李经方及随从上百人，赴日本马关与日方谈判。这位权倾一时的洋务运动领袖、中国近代海军的缔造者，此时陷入了他人生的最低谷。幽静的日本海滨小城下关，留下了一条小小的“李鸿章道”。 “眼前曾是伤心地，一到维舟万感集。逾百年来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急。”梁启超的《马关夜泊》一诗，写出了春帆楼谈判在两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意义。 甲午一战，中国陷入崩溃之边缘，而日本一跃为亚洲第一强国。《马关条约》之割让国土，使得台湾沦丧长达半个世纪；赔偿巨款，使得清廷财政濒于破产。相反，日本得到台湾，使之成为侵略中国大陆的跳板；获得巨额赔款，乃兴办教育、振兴军备，犹如再次注入一针兴奋剂。两国的近代历史由此改写。 参与谈判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是老朋友。在正式谈判开始前，伊藤询问道：“早在十年之前，我在天津访问的时候，就与阁下谈到了改革的事宜，为什么直到现在贵国还是没有一点改变呢？” 李鸿章回答说：“当时我听到阁下的观点就深表佩服，并且对阁下在日本推行的改革深表羡慕。然而，我们国家的传统包袱太重，很难推行改革。十年过去了，一切依然如故。我对自己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到惭愧。贵国的士兵和军官，按照西方的方法训练，战斗力很强；贵国的政治，也呈现日新月异的面貌。我这次在北京与国内的知识分子讨论，更深知我们只有改革才能生存下去。” 甲午战争的悲惨结局、洋务运动的破产、以及由无能的统治者带给国家的耻辱，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苦难的原因和摆脱苦难的方法。从一八九六年到一八九八年间，中国开始把日本作为样本，从地方上启动了进展缓慢的政治、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改革。 学者、官员和绅士开始在各省各大城市提出修改儒学为基础的教育课程；各地精英学子组织的学社，在此期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横跨省界，为数七十五个；新办的报纸全国约六十份，尤其以湖南为有声有色。始于一八九五年的各省自强运动，在前驻日参赞、诗人黄遵宪和青年学者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进入了根本性的阶段，鲜明地凸现出要求以日本明治维新的内容作为中国改革的样本。 这场改革很快由地方向中央推进。维新派知识分子选中了刚刚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作为他们心目中的“明治天皇”。 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研究，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写下了《日本变政考》。康有为分析说：西方经过五百年才实现的近代化，日本仅仅通过二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速度之快全球从来没有过。明治维新成功以后，日本向北方拓展开发虾夷，向南方派兵灭亡琉球，向东方出师威胁朝鲜，向西方遣将夺取台湾。日本已经成为一个能够与欧洲的德国和法国相抗衡的世界级的强国。中国要想免于灭亡，必须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 一八九八年五、六月间，康有为将此书呈送光绪皇帝。光绪皇帝认真阅读此书，毅然决定变法图存。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事诏》，由此开始了百日戊戌维新运动。 然而，中国没有自己的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中国只有一个性格软弱的、权力有限的光绪皇帝。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保守力量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一艘大船要想 在一个小河湾里调头，一定比一艘小船困难得多。 一八九八年九月，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以非官方身份来中国考察改革情况。许多维新派人士希望利用他的影响力推进中国的变法。英国传教士、京师大学堂西文总教习李提摩太甚至奏请光绪皇帝，建议任命伊藤博文为中国首相。 九月二十日，光绪皇帝接见伊藤博文。这次接见加剧了“帝党”与“后党”的矛盾，也加速了戊戌变法的流产。就在伊藤博文觐见皇帝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收回权力，并大肆追捕和杀戮维新人士。 中国还是没有觉醒过来，这头狮子只是伸伸懒腰又沉睡了。曾经多年执掌中国海关大权德英国人赫德在日记中写道：“翁同龢问我是否还有时间去做我曾经建议加强中国国力的措施，如改革、陆军、海军、财政、吏治等。我告诉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将来能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如果他们决心明天开始就正经着手改革，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若是根本无意推动改革，今天的损失就毫无意义，只是向狼群投掷一片片的肉，使它们暂时不追上来，直到把马累死为止。” 两年以后，中国又遭受了一次更加沉重的打击。这一次参与打击中国的依然有日本在内。在由义和团运动所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最冷血和最残暴的军队是日本军队。 当八国联军占领被满清朝廷遗弃的北京城之后，李鸿章再次被历史选中，成为又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辛丑和约》——的签字者之一。 这一次，李鸿章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条约签署之后仅两个月，他便在北京贤良寺咳血而死。李鸿章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事业，拍着胸脯叹息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什么时候能实实在在地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敷衍一时。就像一间破屋子，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了一间干净的房间。即便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修补，也还可以支吾对付。如果要彻底推翻、重新修建，又没有预备必须的建筑材料，也不知道采取什么改造方式。但这样的结局，又怎么能让裱糊匠一人来负责呢?” 梁启超在中评论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作为晚清洋务派最杰出人物的李鸿章尚且如此，难怪梁启超要感叹说：“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竖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戊戌变法的失败，并没有打碎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热情，日本依然是光芒四射的榜样。 晚清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之《游学·第二》中论述说，日本不过是一个小国罢了，它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强大起来？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等人，都二十年前出洋留学的学生。他们为自己的国家被西洋威胁而感到愤怒，便率领一百多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分别到德国、法国、英国去学习。有的学政治工商，有的学海军陆军，学成归国之后，都成为国家地栋梁。于是，日本的政治起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开始雄视东方。 日本是一个现成的老师，日本也是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的桥梁。到日本去留学，确实如张之洞所说，可以事半功倍。一九零零年到一九一二年间，日本是年轻而有抱负的中国人出国寻求现代教育时首选的目的地。在日本学习比较容易，费用不高，而且生活也要比欧洲和北美舒服。日本专门开设了为中国留学生进行短期培训学校，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兴文书院和同文书院。 日本人以对十九世纪知识资源的充分了解，以作为亚洲代表的特殊形象所具有的强烈而不无激情的意识，进入了二十世纪。 世纪转换之后，日本人为中国及其他亚洲学生提供了比书本知识更多的东西。日本也是一所生活方式的大学校，在日本，中国人能学到现代世界文明公民应有的社会习惯。正如梁启超所说：“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 中国留学生在横滨、神户或长崎一登岸，就急急忙忙剪掉标志着政治和文化粗俗野蛮的辫子。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对自己模棱两可的处境很敏感。一方面，日本从与西方列强相比的不平等地位摆脱出来的惊人成功，是中国人要效仿的榜样。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到达东京时，日本已经是帝国主义俱乐部中完全合格的成员，日本宣传机构正在冷酷无情地嘲弄留着辫子、傻头傻脑的中国佬。 初到日本的中国青年，一般都会经历一段“文化震撼”的心理过程。如何适应一种更加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如何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民族尊严，是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必须面临的难题。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留日学生数量的起伏波动，成了中日关系升降变化的晴雨表，但一般趋势是上升。 一八九七年留日学生不过数十人，而到了一九零二年至一九零三年的冬天，官方统计的留学生已达七百六十三名。从一九零四年到一九零六年，留学热潮达到了顶点，增长的原因主要是日本战胜了俄国和中国废除了科举考试。据估计，这几年每年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达到了八千人，超过了到西方国家留学人数的总和。他们都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五岁左右。三分之一以上的留学生曾经是士官学校的士官生，去那里的投考者是为进入日本军事学院作准备。 当时担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是积极推行新政的地方大员。袁世凯制定了派遣官员到日本游历的具体措施，其中明确规定：“实缺州县人员，除到任已久、未便令离职守外，其余新选新补各员，未到任以前，酌给津贴，先赴日本游历一个月。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国，然后饬赴新任，并责令呈验日记以证心得，数年以后，出洋之地方官日见增多，庶新政不致隔膜。”这一政策的推行，使得直隶成为各省中改革的先锋。 二十世纪初，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遍及各个方面：中国的教育、军事、警察和监狱系统、法律、司法和宪政改革，都是以日本为榜样。 一九零五年，随着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也达到了顶峰。小小的日本成功地战胜了庞大的沙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标志着立宪政治战胜独裁统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白人并非天生就比黄种人优秀，其关键在于采取何种政治制度。曾经考察过日本的工业、教育和政府的张謇由帝国状元变成了立宪派领袖。一九零五年六月四日，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封疆大吏联名上奏，要求立宪。 在此后关于立宪的讨论中，日本模式成为首选。一九零六年，李提摩太声称：“北京可能注视着东京，很明显，日本对中国十八省的影响在不断地扩大，日本的旅游者、商人、教员、军事教官，在帝国无远弗至。中国贵族和统治阶级成千上万子孙在日本受教育，回国后按在日本所学，依样画瓢。” 一九零七年，满清政府成立了宪政编查馆，主要负责以明治宪法为榜样，草拟宪法大纲。它有职员一百六十人以上，其中五十人是国外留学的专家或曾参加调查团，而这五十人中有四十人曾到过日本。更有意义的是，该馆重要的编制局有二十九人，在曾经到过外国的十九人中，十六人是曾到过日本的。 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文化输出国。从一九零一年到一九一二年期间，从各种语言翻译成中文的五百三十三种著作中，日语翻译的达百分之六十以上。现代中国许多伟大的知识分子，都是从翻译日文著作开始了解现代学科的。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和鲁迅先后翻译了日本近代以来重要的知识分子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中江兆民、幸德秋水等人的著作。 二十世纪初日本对形成中的中国文化冲击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几乎在当时中国人关心的每一个领域，日语都为创造现代汉语词汇作出了贡献。汉语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中的变化，其剧烈程度超过了汉代以来直到清代近两千年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对于在语言变化中反映出的中国人世界世界观的变化，日语起了极大的作用。 源于日语的现代汉语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纯粹日语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如服务、方针、解决、申请、想象等；第二类是日本人用古代汉语翻译欧美语言并赋予其崭新意义的词汇，如封建、法律、共和、经济、社会、思想、文学和政治等；第三类是日本人用汉字组合意译欧美语言、再由中国人加以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如美术、抽象、现实、原则、科学、观念、政府、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 可以说，中国人从日本人那里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更广阔世界的某些社会习俗，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某些内容，某些历史和政治，以及哪怕是作为旁观者的某些感情上的进步、决心和自信。 在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里，中国是一名热忱的学生，而日本却是一个居心叵测的老师。在日本国内固然有不少热爱中国、支持中国进步事业的人士，但就日本政府和大部分日本人而言，他们并不希望中国迅速走上一条跟自己一样的强国之路。日本刚刚萌芽的军国主义者们发现了中国的虚弱，而这种虚弱激发了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 一八九八年，日本政治家近卫笃麿创立了东亚同文会，四十年之后，该校被升格为大学，这就是今天日本爱知大学的前身。该校还曾经在上海开设名为“东亚同文书院”的学校。该校把重点放到中文学习上，毕业生有访问中国一年、撰写调查报告的机会。后来，这些调查报告被汇集成《支那经济大全》，被视作是中国社会和经济调查的范本。但是，这些文化交流工作，背后都有日本官方“大陆政策”的阴影。许多项目都受到军部的资助，军部露骨地表示说学者们就是在研究“如何占领中国”。 清代末年，被派遣到日本考察的直隶省官员王桐龄在《日本视察记》中指出，日本以东亚盟主自居，竭尽全国上下之力，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历史、地理、文学、美术、实业、军事、交通等各个角度，分门别类，对中国国情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著作。其中，《汉文大系》、《支那省别全志》等书，每套皆有数十册，每册则有数十万字。王桐龄认为，日本学者严谨的学风和搜集资料发方法固然值得学习，但中国也要对日本的侵略野性提高警惕。 从十九世纪末直到抗战前夕，日本的士官生们利用假期纷纷来中国做社会调查。这些调查活动其实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准备工作，得到了满铁公司的资助。一群群年轻健壮的日本人深入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记录下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的情报。直到今天，这份被称为是“满铁调查”的文献，其庞大的规模和一流的水准，依然让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叹为观止。 在清代末年和民国初年，日本帮助中国培训军官、现代教员和政府行政人员；同时，日本还为中国提供许多受过高级训练、富有经验的人才来源。当然，日本所做的这一切并非出自天真的利他主义或者报答中国在历史上曾经给予日本的恩惠。相反，日本有着极其狡猾的国家利益的考量以及长远的渗透策略。 一八九七年出任日本驻华公使的谷野文雄，在中日两国诸多的合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次年给日本外相西德二郎的秘密信函中，如此盘算这些活动对日本的利益：“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军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员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 显然，日本当局对中国的“友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副野心勃勃的、将整个中国都圈在内的“大东亚”的棋盘已经开始摆设了。然而，在善良的中国人当中，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危险处境的人并不多。 谁会想到，邻居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面隐藏着血盆大口呢？谁会想到，朋友的甜言蜜语背后却是毒药和刀剑呢？ 四 大东亚之梦 在日本本州岛北部石川县金泽市，有一块大大名鼎鼎的“大东亚圣战大碑”。韩国学者李御宁在《日本人的缩小意识》一书中认为，日本文化以“缩小”见长，日本人善于发挥这一本能，终于取得了“以小取胜”的目的。然而，这块赞美天皇的军队，呼唤后人继续“圣战”的石碑却高耸云天。在日本很少有如此巨大的石碑。在斗大的“大东亚圣战大碑”七个大字之下，铭刻着建立该碑的重要支持者们的名字，如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的后人板垣正、关东军参谋草地真吾等人。 这块庞大而精美的“大东亚圣战大碑”建于二零零零年八月四日，包括准备、宣传和建筑工作一共花费了一亿日元，一共有三万个以上的个人和单位为此捐款，其中有不少是日本的著名政客和财团。建碑的过程也就是一次宣扬“大东亚圣战”的历史观的过程。 围绕这块高耸云霄的大碑，金泽市少数有良知和历史感的议员、教师和市民们组建了“拆碑会”，努力发动市民向有关方面施加压力，拆除这块耻辱之碑。然而，发起修建此碑的中田清康也针锋相对地组织了“护碑会”，并在集会上辱骂“拆碑会”成员是“卖国贼”和“害群之马”。 中田清康是一名九十多岁的老人，他当年是关东军的随军人员，在中国东北生活了多年。对于那场战争，他依然坚持是正义之战：“我不接受某些人认为战争恶劣的观点。近代以来西方人在亚洲瓜分土地，三国干涉还辽是日本的耻辱。俄国势力南下，日本被迫出兵满洲。如果没有日本的出兵，又怎么会有二战后亚洲各国的独立？”他还创办了一所“大东亚塾”，以“大东亚圣战”的历史观来教育年轻一代日本人。 战后六十年来，“大东亚圣战”的阴影依然笼罩在日本列岛的土地上。 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之一松井石根在前往上海之前，告诉他的支持者说：“我到前线，并不是去和敌人打仗，而是抱着哥哥安抚弟弟的心情。” 松井石根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说谎，而是理直气壮把日本当作中国的一个既严厉又慈爱的哥哥来看待。 在松井石根给家人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日中之间的战争，一直是‘亚洲家庭’之间的兄弟阋墙。这些天来，我始终相信，这种斗争是让中国人反躬自省的方法。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恨他们，相反是因为我们太爱他们。就好像在家里，一般来说，做哥哥的必须忍受弟弟所有的坏行为。但是，为了让弟弟行为得当，做哥哥的有时也要惩罚弟弟。” 松井石根一边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得意洋洋地指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一边则轻描淡写地把对日本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兄弟之间小小的纠纷。他指挥像“野兽机器”一样的皇军对南京平民实施了长达六个星期的屠杀，一共杀害了三十多万人，发生了三万多起强奸行为。 南京大屠杀之后，松井石根还还恬不知耻地去参观中山陵，并写下汉文诗句：“中山门下，低首策马，两军交战事堪悲，心伤欲碎难回首。” 松井石根这种掩耳盗铃的思想，并非他个人的异想天开，而是来自日本源远流长的、以“大东亚共荣圈”为核心的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这套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在昨天曾经鼓舞了上千万日本士兵义无返顾地走向战场和死亡，在今天则继续支撑着相当数量的日本政客和日本国民拒绝对战争罪行进行反思与忏悔。 “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类似于纳粹德国的“生存圈”理论，不过更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这就是“八纮一宇”的皇国思想。 “八纮一宇”一词，出于日本最早的编年体古书《日本书记》中“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字”的句子。传说是古代的神武天皇发布的诏令，意思是合天下为一家，其家长为万世一系的天皇。一九零三年，日莲派宗教家田中智学将“八纮一宇”阐释为“日本的世界统一之原理”。而“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支柱就是“八纮一宇”的、以天皇为中心的超国家思想。 早在十六世纪末期，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就开始做征服中国、朝鲜和菲律宾的千秋大梦。一五九零年，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公然宣称他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 次年，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在占领了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大都城之后，丰臣秀吉宣称要迁都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中国，将北京周围的土地献为天皇御用。后来日军在战场上的迅速失败，使丰臣秀吉的这一迷梦很快就破灭了。 日本岛国的地理状态，导致其统治者和国民自古以来就具备了相互对立的双重心态：一方面充满了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又洋溢着对外扩张的激情。 江户时代，日本国学家佐藤信渊宣称，“皇国乃世界万国之根本”，为了把全世界变为皇国的郡县，首先要征服中国。日本维新思想的先驱者吉田松阴公开主张：“方今急修武备，待军舰具备，大炮充实，……责成朝鲜纳币进贡，恰如古之盛时。北则割据满洲之地，南则占据台湾、吕宋诸岛。” 一八六八年，日本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宸翰》，公开宣扬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同年六月，天皇政府改革官制，将中央负责外务工作的“外国官”的职责明确规定为掌管“国际交往，监督贸易，开疆拓土”。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中国依然“昏睡百年”的时候，日本已经跃身世界军事大国的行列。当不少保守的中国文人嘲笑日本人采用阳历、生活欧化、学习吃牛肉的时候，却不知道日本已经萌生了向中国叩门的想法。“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迅速膨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意想不到的胜利，使日本国内对外侵略的强势意识迅速扩张放大，并逐渐孕育出以“大陆政策”为核心的、战略性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怪胎。 与之相呼应，日本民间法西斯的鼻祖北一辉也抛出了一部《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强调日本的人口增长与土地存在巨大的矛盾，日本领土只是几个“散栗般”大小的岛屿，“数年之后即使土地有多大的丰收，日本也无法吃饱饭”，所以必须夺取中国的满蒙，苏联的西伯利亚，还有英属澳大利亚等地域，建立一个“使后世史家叹为观止的黄人的罗马帝国”。 日本的对外侵略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而是缘于后发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国内社会的矛盾，以及对原料供应市场和产品倾销市场的寻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中分析说：“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他们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于是力求与这些国家并立。由于资源缺乏，技术落后，他们不能不采用比古代暴君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日本学者井上清和铃木正四在《日本近代历史》中写道：“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历史上，除了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国。” 从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维新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整段时间内，完全可以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对中国和中国周边侵略的时期。 在十九世纪末期，日本每隔十年就要进行一次对外战争：一八七四年，日本对台湾发动了侵略；一八八四年，中日军队在朝鲜发生了冲突；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日本挑起了甲午战争。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日本每隔五年左右便挑动一次军事行动：一九零零年，日本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一九零四年至一九零五年，日本在中国领土与俄国作战；一九一零年，日本完全吞并朝鲜；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日本接收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此后，日本三次出兵中国山东，干涉中国的国民革命；再到后来，就是“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战火波及整个中国。 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像一个高烧的病人，频繁启动战争机器，以战争来缓解国内的种种危机。日本也像一个疯狂的赌徒，本想在这场世界大战中大捞一把，但一次次失算，又一次次加大赌注，最后终于输光。 对外扩张必须有军事力量的支持，近代以来的日本迅速走上了扩军备战之路。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天皇政府颁布《全国募兵诏书》，规定全体国民都要负担兵役、交纳“血税”，以“生命报效国家”，力求最大限度扩充兵员，以实现“国民皆兵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之父”之称的山县有朋先后出任海军部长和首相，他炮制了一份《邻邦兵备略》，鼓吹以中国为对手，尽快扩充军备，大幅度扩编步、骑、炮、工、辎重等特殊兵种。日本的军费支出，一八八三年占国家岁出的百分之十三，一八八七年上升为百分之十六。日本政府从一八九零年起，每年把国家年度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用于建立和发展现代化的海陆军。 甲午战争后的一八九六年，日本陆军将七个师团扩充到十三个师团。 日俄战争后的一九零七年，日本制定“国防方针”与“用兵纲领”，计划再次扩军，达到平时为二十五个师团，战时则扩大一倍以上。 全面侵华战争后的一九三八年，日军动员兵力二十四个师团，兵力累计七十三万人。一九四零扩军到四十九个师团。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军总兵力已经达到五十一个师团，二百二十二万人。一九四四年底，日军已经扩充到九十九个师团，现役四百零八万人。到战败投降时兵力总数为一百六十八个师团，五百四十七万人。兵力发展达日本历史上军备之顶峰。其膨胀速度在全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曾经流传过这样一种说法：征服中国，只需要一个师团，三艘巡洋舰。这种过分狂妄的论断，不只是一般日本民众的妄想，而且是日本决策者们深信不疑的真理。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近卫文麿内阁开展法西斯总动员运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内阁会议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日本政府确定的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 日本众议院议员、海军参赞栗山博在《支那大陆充满了无限希望》一文中，用一种比喻的方式说：“日本现在抱着一个块头比自己大得多的叫支那的孩子，这就是支那事变。为了把远比自己块头大好多倍的孩子牢牢地抱在怀里，日本要为这个孩子的体重出很多汗，一定很辛苦的吧。可是，无论这孩子捶背还是从侧面用头撞，日本都不能撒手。一撒手日本就自取灭亡了。连稍微松松手都不行。所以不论政治、外交，还是经济，日本都必须以和这个孩子的关系为基础进行运营、促进和完成。”这正是当时一般日本政客和国民对侵华战争的想法。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在此声明的诱惑下，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叛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近卫文麿又发表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该声明指出：“帝国所祈求的，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此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以此为基石，期望在 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合作。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就在数百万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奸掳的同时，近卫文麿却夸夸其谈中日之间的亲善友好，并宣称他们将在东亚确定“国际正义”。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正义”呢？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长期担任“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理事、副总裁松冈洋右，是“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主要建构者之一。一九三一年，松冈洋右在《动乱之满蒙》一书中明确提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他不断鼓吹日本的使命是“振兴亚洲”、“挽救人类”，由日本来充当“东亚新秩序的领导者”和“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的盟主”。但是，在这一系列冠冕堂皇的说辞的背后，却是用战争手段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转化国内危机，并获得更廉价的原料市场和独占性的产品市场的极端自私的目的。 一九四零年七月，松冈洋右被任命为近卫内阁的外相，从此主导日本外交，将其扩张理论运用于实践。日本政府不仅与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缔结了侵略同盟关系，还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其中有不少共同瓜分中国领土的条文。 一九四零年七月二十而日，近卫内阁发布了《基本国策要纲》，其根本方针为：“皇国的国是为八纮一宇，基于建国之精神，奠定世界和平。以此为本，应首先以皇国为核心，巩固日、满、华之结合，以作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根干。”一九四零年八月一日，松冈洋右发表“皇道外交宣言”，声称：“要根据我们皇道的伟大精神，首先建立以日、满、华三国为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然后宣布强有力的皇道，以贡献于公正的世界和平的树立。”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明确使用“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说法。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的野心疯狂膨胀。“大东亚光荣圈”的阴影不仅将朝鲜、中国等东北亚国家包括在内，而且笼罩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日军甚至还开始觊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以“文明”的日本为“盟主”，治理“非文明的支那”乃至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以日本为殖民者的亚洲新殖民大帝国。亚洲各国将成为日本政治上之附庸、经济上之原料供应地、文化上之仆从。“亚洲盟主”这样一种东方式的“集体权威人格”，以“文明扩展”为充足理由，经过一系列思想畸变，最终被凝固化和体制化。 从此，日本有义务、更有权利“解放”亚州的“落后民众”，并不惜以战争或者其他暴力形式推进，成为日本政界主流精英的心理情结，并通过广泛的国民教育和舆论宣传，成为笼罩在广大民众头上的“集体光环”。在“大东亚共荣圈”的信念之下，普通国民都坚信，日本人将协助中国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中国。 许多日本士兵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从未想过要去杀人，但在“国家主义”、“种族优越”、“解放亚洲”等“崇高”的名义之下，他们绝不会因执行任何暴虐的杀人行为而寝食不安。他们认为这是在为国家、为伟大的职责而工作，他们把对邻国的仇恨与做炮灰捐躯的快感完美地统一起来，把民族的前景与对“东亚病夫”中国的征服以及对欧美国家的打击联系起来。 为了更快组建“大东亚共荣圈”、摆脱外务省对军部的牵制，东条英机决意创设“大东亚省”以取代外务省，专责统治“大东亚地域”内的各国的一切事务，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最高行政机关。 在讨论《大东亚省设置案》时，枢密院审查委员会元老深井英五等人认为，大东亚省的成立，将使日本外交二元化，并促使亚洲各国有变为殖民地的威胁。东条英机回答说：“为完成战争上的必要，必须力求大东亚诸国、诸民族的协助。对支那等国的关系，犹如家长与家族的关系，所谓贡献，就是意味着尽其力，没有什么不妥当的。” 枢密顾问官小幡酉吉是对华交涉的元老，认为“大东亚省”的设置将导致外交上的困难。东条英机大为愤懑，对其挥起拳头说：“大东亚圈没有外交！”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大东亚省设置案》，其宗旨为“集中发挥大东亚全区的总体力量以增强战斗力”。十一月一日，正式通过《大东亚省官制》，设置大东亚大臣，行政机构下设总务局、满洲事务局、支那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这个会议的目的，是确立东亚占领地域的政治一体化及战争协力体制。 出席这次会议的首脑，除了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以外，还有南京傀儡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菲律宾共和国总统拉乌雷尔、缅甸首相巴莫以及所谓“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鲍斯等。 大东亚会议通过了《大东亚共同宣言》，由此日本安排和改组了大东亚殖民体系。会后，汪精卫声称：“大东亚会议是纯为强者对弱者扶助的会议，是东亚各民族为其生存独立而奋斗的会议。深望重庆方面极加反省，将毅然来归，共为东亚之同志。” 日本建构的“大东亚共荣圈”，真是为了扶助亚洲各国获得解放吗？真是为了帮助亚洲各族人民争取自由与平等吗？ 在亚洲各国，日本占领军不仅实施了残酷的屠杀，而且疯狂掠夺各种物资和资源。日军占领新加坡之后，第二十五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下令，将支持中国大陆抗战的“敌性华侨剔出处断”，约二十万华侨被捕，数万华侨被杀害，鲜血染红了马六甲海峡。一九四二年三月，日本创设了南方开发金库，发行军票强购占领区的金融。越南、泰国、缅甸四产稻米的主要地区，但是所生产的大米几乎全被日军征为军粮，使得当地农民食不裹腹。仅从一九四四年底到一九四五年初，越南农民因为缺粮而饿死的，据推测达两百万左右。 在“大东亚互助共荣”的口号下，为加强日本国内的军需生产，日军从中国、朝鲜等国强迫征用奴隶劳工，在本地或到日本如牛马般地工作。为提高日军的士气，从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国强制征用所谓的“从军慰安妇”，以供官士寻欢作乐。为充实军费，日军大量发行如废纸般的军票及“南方开发金库券”，勒索东南亚各国的财富和资源。这些问题直到今天都未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深受其害的亚洲各国人民仍然牢记在心。 对于重新融入亚洲，日本至今没有拿出亚洲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诚意来。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和平宪法》。天皇从绝对君主变成“国家与国民统合象征”的立宪制天皇，议会成为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日本国民在历史上初次得到了《基本人权宣言》的保证与保护。其中，宪法第九条庄严承诺：基于正义与秩序，诚意维持国际和平，永久放弃战争。为此，日本不组建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只有专事守卫的自卫队。基于这部宪法，日本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和平国家。 然而，这一和平原则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日本国内某些企图恢复日本军事大国地位的政治势力频频的攻击。某些日本政客更是利用一切可能，试图废除宪法第九条，摆脱其制约与束缚。 一九八零年，日本在国防白皮书中扬言，要保护经济果实，日本必然要追求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要继续维持科技、经济的领先地位，日本必然要重申台湾海峡、巴士海峡等为其国防生命线。 “大东亚战争”的错误史观，既源于日本穷兵黩武的历史传统，也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有关。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憎恶压迫虽说是人的天性，不过这仅意味着憎恶他人对自己的压迫。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悦。”明治年间的启蒙运动，提倡民主主义，却更重视国家主义；推崇理性，却更讲究实用；吸取西方思想，却主要是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近年来，某些自称“爱国”的学者拒绝使用美国史学界提出的“太平洋战争”的说法，他们坚持使用“大东亚战争”这一臭名昭著的历史名词，口口声声说这是维护日本国民的荣誉和尊严。在究竟是“大东亚战争”还是“太平洋战争”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差别背后，涌动着一种危险的潮流和趋势。它警告善良的人们：在某些日本人心目中，大东亚的迷梦并没有完全破灭。 更加可怕的是，保守派学者谈论那段历史时，俨然以亚洲的解放者和恩人自居。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在一篇题为《大东亚战争的起因》的演讲中认为：“明治时期的日本虽然被称为军国日本，但是军国日本与西方势力的入侵进行了斗争。与西方势力入侵进行斗争是日本的命运，也是日本拯救亚洲国家的使命，明治时期的日本与这种命运相抗争，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如果没有大东亚战争，那么东南亚的国家或许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得不屈从于殖民统治。如此看来，大东亚战争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背景的战争，而且，对于日本来说，这是一场命运之战，同时也是使命之战。” 一九八七年，日本内阁首次突破长期以来防务费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一的限制。 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爆发，日本向海湾地区派出扫雷艇，实现了二战后日本自卫队首次跨出国门的战略目标。后来，日本负担了所有军费的四分之一。 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之后，日本制定《应对恐怖特别措施法》，派出多艘军舰前往印度洋，并热衷于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发射间谍卫星等军事计划。 二零零三年八月五日，日本防卫厅向内阁提交了《二零零三年度防卫白皮书》，其中首次将向海外派兵作为日本自卫队的主要任务，为日本政府制定一项“恒久法律”、以便随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提供了铺垫。 近年来，日本军费一直居高不下，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二零零三财政年度，日本的防务支出预计达到四百一十亿美元。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二年，日本投入一百三十七亿日元用于导弹防御研究。二零零三年，日本政府在预算中增加了十九亿日元用于测试新的反导系统。 美国学者乔治·弗里德曼在《下一次美日战争》中说：“问题不是日本会不会重新武装，而是日本将武装到什么程度和为了什么目的。” 就军备质量而言，东亚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能与日本相匹敌。日本拥有西太平洋最大的水面舰队，它的全部战舰几乎都是最近十五年建造起来的，装备了高度先进的技术。日本拥有建造、支持和管理航空母舰的技术。日本的空军实现了现代化，主力战机为与美国共同研制 的军用喷气机F—2。在九十年代，日本就拥有了先进的电子战装备，如机载警报和控制系统飞机。日本还研制出了核武器的一切组成部分，往远程导弹上安装核弹头，只需几个月就行了。近年来，日本一些政要甚至放风说，日本不必再坚持“无核三原则”。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对日本的警惕，显然不是空穴来风。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上台之后，组建了一个以强硬派著称的内阁。在小泉的新班底里，自民党内的“新三梯队”、“政策新人类”的少壮派提前浮出水面。安倍晋三、茂木敏充、石原伸晃等人以“新保守主义者”自居，对内政策强调加强国营事业民营化、削减社会福利，对外重在积极地“承担国际责任”，争取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支持修宪、海外派兵、自卫队更名，寻求使日本“普通国家化”。 昨天，日本军队的残暴行径和血腥屠杀，让亚洲人民感到震惊和仇恨；今天，日本政府的百般抵赖和野心膨胀，则让亚洲人民感到忧虑和愤怒。日本不是不能成为“普通国家”，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在成为普通国家之前，日本必须自觉地清理自身的历史垃圾。在这方面，德国为日本作出了很好的表率。 不是我们不信任日本，而是日本不给我们信任它的任何理由。不是我们故意纠缠于当年的历史细节，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日本依然让我们怀疑和不安。 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乔治·弗里德曼的忠告——“日本从来就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义国家。作为一个国家，它从来言行不一。”日本一天不放弃以自己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一天不确立它在亚洲和世界的真实定位，我们一天就也不能对它掉以轻心。这是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心中不可推卸的一种责任，这是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肩上必须负荷的一道闸门。 五 倾国之痛 六十年之前，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为战争划上了句号。日本国民牢牢记得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修建了原爆资料馆，每年都在原爆发生地举办隆重的悼念仪式。然而，日本官方和民间致力于搜集和保存每一个日本原爆受难者的详细资料，却不愿承认日军在亚洲各国的暴行和屠杀。 日本人经常说：“世界还记得广岛吗？”这个题目本身就有问题。从问题的本质来说， 应该是“世界还记得南京大屠杀吗？”“记得成了战争牺牲品的几千万亚洲人民吗？”“记得敢死队、强制入伍的人们以及奴隶劳工们吗？” 广岛地区的原子弹爆炸可谓“有因必有果”。广岛地区编组的日军第五师团，从甲午战争起，历经八国联军、日俄战争到全面侵略华战争，参与了全部的侵华战争。甲午战争时期，广岛是日本的临时首都，天皇在此亲自指挥前线的战争。在二战期间，广岛地区布满了海军基地与军工企业。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美国将原子弹投到了广岛。 那么，南京呢？南京何辜？南京的三十多万死难者何辜？战后不断发现的史料证明：日本的暴行在时间上贯穿了整个战争时期，在空间上则遍及日军铁蹄所到之处。因此，我们可以把“南京大屠杀”的概念扩展开去，日军所实施的乃是“中国大屠杀”和“亚洲大屠杀”。 曾经在战后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大法官的梅汝璈认为，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比之奥斯威辛大屠杀有过之而无不及。 奥斯威辛大屠杀是根据纳粹的种族仇视政策和希特勒政府的直接命令，有计划、有系统的屠杀，并且屠杀是用一种方法（毒气）进行的；而南京大屠杀则是在长官的放纵、纵容下，由日本兽军不分青红皂白、随心所欲地胡干乱干的。 在奥斯威辛这个遗臭万年的“杀人工厂”里，把所有屠杀对象分批地、集体地送进毒气室，用烈火和毒气在几分或几秒内杀死。而南京大屠杀除了集体屠杀之外，大都由日本兽军个别或成群地随时进行。在屠杀之前，大都先加以侮辱、虐待、抢劫、殴打、玩弄或奸淫。德军的屠杀是单纯的屠杀，而日军的屠杀则同强奸、抢劫、放火及其他暴行互相结合，其屠杀办法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其狂暴残虐程度举世罕见。 南京大屠杀中三十多万人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一些欧洲国家在二战中平民死亡的总数。在欧洲战场上，英国失去平民六万人，法国损失平民十万人，比利时损失平民十万人，三个国家平民死亡总数还比不上南京大屠杀。如果让所有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手牵着手，长度可以从南京一直到达苏州，延展的距离是两百英里长。死难者身上的血重达一千两百吨，尸体可以装满两千五百节火车车厢。 这是一场突破了所有人类文明规则和国际公约的战争。日本大规模地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化学战和细菌战，在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绝后。 一九三六年，日本裕仁天皇决定在中国建立一个细菌实验基地，并在敕建书上加盖御玺和亲笔签字。这就是日本关东军“七三一”部队。“七三一”部队是日军在中国设立的规模最大、人员最多的细菌和毒气试验基地。仅从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五年，被“七三一”部队作为试验对象残害致死的人就超过三千多名。而由“七三一”等七个日军基地部队试验生产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使中国军民受害人数不下于两百万人。 “七三一”部队堪称是人间地狱。这里经常进行活体解剖试验，甚至从怀孕的妇女腹中取出婴儿作标本。金泽医大教授石川雄丸一人就解剖了五十七个活人，号称创造了活体解剖的世界记录。 在严寒的冬天，日军把囚犯通宵捆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野外，导致其手脚被冻坏，肌肉腐烂，露出森森的白骨。日军把人送入密封室内进行气压试验，被试验的人眼球突出，口鼻出血，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日本军医甚至将人的鲜血抽出，再将动物的血液输入人体内，观察人死亡的过程。 在“七三一”部队还有一支一百多人的少年兵队伍。这些所谓的“见习技术员”都是刚刚中学毕业便被征召到此。石井四郎亲自主导对少年兵的训练，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这些孩子就蜕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将“七三一”部队形容为“恶魔的饱食”，他评论说：“‘七三一’部队本身是在侵略战争这块土壤上疯狂地开出的不结果的花。它又是以石井四郎这个具有特殊个性的领导人为媒介而合成的一个暴虐的医学研究机构。” 在二战期间，日军总共生产了七百多万发毒气弹，七千四百多吨化学武器，这些毒气弹大部分都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在日本有一个专门生产化学武器的基地，那就是曾经从地图上消失的“恶魔之岛”——大久野岛。由于保密的原因，当年的日本地图上根本没有标出大久野岛的存在。 昔日生产化学武器的大久野岛，如今已成为国家级度假胜地。在濑户内海灿烂的阳光下，大久野岛如同一颗美丽的珍珠。这是一个宁静的岛屿，一个安详的岛屿。今天在这里安享天伦之乐的游客当中，很少有人知道它那“恶魔之岛”的历史。很少有人知道，天皇的军队曾经在这天堂般的地方建造了人间地狱。 一九二九年，日本昭和天皇亲自下令在大久野岛建设秘密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之所以在这里选址，因为大久野岛离本州岛很近，坐船只需十多分钟，便于联系和运输。同时，岛上原来的居民就很少，便于对他们进行迁移。天皇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是在用丑恶和肮脏来玷污美丽和善良。 战争期间，大久野岛拥有庞大的毒气生产线、发电厂、储存基地和其他附属设施。岛上 的士兵和工人，在最多的时候达六千七百余人。这里的毒气工厂一共生产了六千六百多吨毒气，三千六百多吨投入使用，几乎全部用在中国战场上。 在一战中，同盟国和协约国战争双方使用毒气，导致了惨重的伤亡。此后，各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承诺不再使用毒气。但在二战中，唯有日军在中国及东南亚战场上大规模使用毒气。日军在山西、武汉、南昌、长沙的多次战役中大规模使用了化学武器。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对中国军民使用毒气多达两千多次，施毒地点波及十八个省区，造成八万多人死亡。 在大久野岛毒气弹资料馆中，有若干当年的生产设备和毒气弹成品。其中有几幅照片是日军在上海和山西等地作战，士兵都带着防毒面具。这是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铁证。然而，某些恬不知耻的日本右倾学者却污蔑说，这是中国军队在使用化学武器，日军才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实际上，当时中国根本没有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能力。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国民政府代表顾维钧在国际联盟第一零一届大会上，提交了日军使用毒气作战部队将领的名单，揭露日军使用毒气的罪行。一九四一年七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日本在中国或者其他盟国继续使用这种非人道的战争武器，我国政府将把此行为看作是针对美国的，并给予同样而且充分的报复。”至此，日军的毒气战才有所收敛。 日本学者江口圭一将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称为是“日中鸦片战争”，他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利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国家犯罪”的事实。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仅日本控制的蒙疆政权就生产了足够八十万人一年吸食的鸦片，这些毒品大量输入上海、华北地区。 日本的鸦片政策是由兴亚院及其后来的大东亚省掌握、立案、领导，作为国策有计划地实行的，它违反了国际条约和中国的国内法，也破坏了中国的禁烟努力。这是由日本国家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战争犯罪，是非人道的行为，它表明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多么的肮脏。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纽约时报》就国际联盟讨论鸦片问题发表社论说：“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现在罂粟田里正鲜花盛开，它表明日本是用武力和麻醉品来进行对华侵略的。这十年间，日本是世界上的主要鸦片配给者，现在它正在中国撒布这种毒物，以使人心堕落。”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驳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东亚新秩序声明时指出：“中国的老百姓，一提起日本，就会联想到它的特务机关和为非作恶的浪人，就会联想到贩鸦片卖吗啡制造白面销售海洛因，包赌包娼，私贩军械，接济土匪，豢养流氓，制造汉奸，一切扰我秩序，败我民德，毒化匪化的阴谋。” 日军的慰安妇制度是近代以来历次战争中灭绝人性的制度。所谓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队将强奸合法化、制度化和正当化的制度，联合国称之为“日本战时性奴隶制度”。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一直不肯正视这段历史，日本某些政客公然宣称：“慰安妇是纯粹民间商业行为，日本政府并无任何责任。”日本法庭对幸存的慰安妇的诉讼案件的冷漠和拖延，遭到了全球正义人士的谴责。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慰安妇存世的已经寥寥无几，寻访慰安妇并从她们那里取证已是当务之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以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以博大的同情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世人揭示了一幕幕中国慰安妇的悲惨情景。八年间，苏智良走遍十几个省区，花掉数万元积蓄，调查研究所得，成书两册《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 近年来，韩国和台湾等地已建立了慰安妇纪念馆，而中国大陆依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慰安妇纪念场所。 上海曾是日军最早设立慰安所、慰安妇制度实施最完善的城市。上海东宝兴路一百二十五弄的“大一沙龙”是日本海军指定开设最早的特别慰安所。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它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也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 目前，“大一沙龙”虽被规划部门列为保留建筑，但因所处位置接近轨道交通建设区域，仍有可能被拆除。在城市开发的热潮中，对于文化遗址尤其是这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遗址的保护，理应受到政府和公众的重视。 “慰安妇”其实是一个不准确的名词。在战争期间，有更大数量的女性虽然并未被纳入慰安妇体制之中，但仍然受到了日军非人的凌辱和折磨。如果用一种更加准确的说法，她们都是“日军性暴力受害者”。日军铁蹄所到之处，处处皆有悲惨的性暴力受害者。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日军性不暴力受害者人数多达数百万。 留日学者班忠义无意中接触到性暴力受害者的史料，从此便将大部分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到对幸存者的援助上。班忠义的足迹踏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将募集来的每一笔资金都送到那些依然在凄风冷雨中哭泣的老妈妈们手中。 日军的暴行、屠杀与掠夺齐头并进，香港军票事件就是日军掠夺中国财富的一个突出表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攻占香港，香港人称这一天为“黑色圣诞节”。此后 日军统治香港三年零八个月，这段历史成为香港最恐怖的浩劫岁月。 日军在香港实行宪兵政治和人口疏散政策，使人口急遽下降。一九四一年香港人口共一百六十多万人，到了一九四五年秋下降到不足六十万。日军以疏散人口为名，用船只装载市民出公海射杀，并强行在街上拉夫前往海南岛劳役至死。 日军在香港使用强迫手段，发行日本货币和军用手票，使之成为唯一法定货币。即使到了败局已定的战争末期，为了用军票筹集更多的战争物资，日本占领当局依然滥发军票。一九四五年秋，日军撤出香港“一走了之”，至今没有向香港市民道歉，也没有兑现当年的军票。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一部分香港市民在香港行政官厅进行了团体登记，正式成立“香港索赔协会”。从一九七二年起，根据登记的军票面额合计为五亿一千六百八十万日元。这仅仅是当年日军在香港发行的军票总额的沧海一粟。 从中国国民政府的政府财产到沦陷区每一个普通居民的家庭财产，从地上看得见的铁路、粮食、木材到地下看不见的煤、铁、黄金等各种矿产资源，从政府机关的档案文献到北京周口店古猿人的头盖骨，从被看作“活的财富”的强制劳工到被当作“性奴隶”的慰安妇，日本占领军全面染指、疯狂掠夺。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制的《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和《文物损失数量估价表》统计，战时中国被掠夺和被摧毁的文物，查明有据的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三百六十万件又一千八百七十箱，古迹七百四十一处。 南京沦陷之后，日军设立专门的指挥部门，组织三百三十名特工、四百多名士兵和八百三十名苦力，动用十辆卡车，对南京地区的图书和文物进行了三个多月有计划、大规模的掠夺。日军抢夺了从故宫南迁到上海的尚未转移的三千多箱珍贵文物，掠夺了中央研究院的图书资料和标本一千零五十二箱，还从金陵女子大学抢走古籍和珍贵文献等一千七百余册。 日军还大肆掠夺南京民间所收藏的文物和文献资料。其中，南京大石坝街五十号著名中医兼词学家石云轩家，被劫珍贵书籍四大箱，古玩字画两千多件。全国闻名的丁氏“八千卷楼”藏书楼，也几乎被洗劫一空。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陆续归还了纳粹在欧洲各国抢夺的各种珍贵艺术品。但是，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拒绝归还许多在中国抢夺的艺术品和文物。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被日军征掳的劳工总数超过一千万人，仅在东北被虐待致死者就达两百多万人。日本历史学家上叶在《圣战墓碑》中指出，这是“日本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东条英机内阁为解决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作出了《关于中国劳工输入日本国内的决定》。随着战局的失利，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再次作出了《促进中国劳工输入日本国内的决定》。据《关于劫掠中国人事件报告书》记载，仅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日本就从中国各地掳掠劳工共一百六十九批，共四万一千七百六十二人。由于饥饿、疾病和虐待，乘船前就死亡两千八百二十三人。 经过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抗争，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花冈事件”诉讼终于落下了帏幕。这起索赔案，是中国及亚洲受害国在战后对日本的诉讼第一案。 二战时期，侵华日军强掳中国人到日本充当劳工，其中九百八十六人被抓到日本秋田县花冈中山寮集中营，为“鹿岛组”做苦工。由于日本当局的残酷虐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批劳工就死亡了四百一十八人，平均不到两天时间就有一人被夺去生命。 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面临死亡的数百名中国劳工举行暴动。他们遭到了当地宪兵、警察、乡军人会等两万多名刽子手的血腥围捕和镇压。被抓回来的劳工被迫跪在碎石子上三天三夜，没吃没喝，许多人当场死去。暴动之后两个月，日本战败投降，但秋田县地方法院仍然按照战前法律判处参加暴动的劳工死刑。 日本著名人士内山完造在《花冈惨案》一书的前言《忏悔的铁证》中写道：“只要一听到花冈惨案，我就感到窒息般的痛苦。说它是残暴呢，说它是无耻呢？纵令是战争时期，这样的事人世间就该有吗？而且一想到这是由我的同胞动手干出来的事，那就不止惭愧和悔恨，还要泣不成声了。” 一八九五年，满清政府被迫将宝岛台湾割让给日本，此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近代以来，台湾问题成为中国最大的国殇、最大的乡愁。 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建立警察政治，配合保甲制度的实施，达到了所谓“治安平定”的目的。日军还以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对原住民进行征伐，并实行残酷的屠杀。日本占领当局将原住民居住区以流电铁丝网封闭为特殊的禁区，将原住民当作囚笼中的动物。日本学者盐见俊二在《日据时代台湾之警察与经济》一书中指出，由理蕃警察主宰一切的原住民居住区堪称“中世纪的独裁王国”。 日本在台湾大力推进大米和砂糖的生产以及各种现代工业，但其目的都是服务于日本军部的军事战略。据一九二八年统计，台湾的十一家新式制糖公司中，全部资本的百分之九十四，隶属于三井、三菱、藤山、松方四家财阀的子公司所有。一九三一年，台湾对日本的贸易额为百分之八十六。台湾成为日本独占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 日本当局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其皇民化运动、皇民文学及志愿兵运动，在台湾人民心灵 中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 日本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并非始于“七·七事变”，这种掠夺早在“七·七事变”前就已持续了六十多年。 日本向中国所作的第一笔具有战费赔偿性质的赔款，是一八七四年的琉球事件赔款。当时，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台湾高山族人误杀事件，出兵三千侵犯宝岛台湾。一八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满清总理衙门与日本全权办理大臣签订《北京专约》，以“抚恤”之名赔偿日本银两五十万两，折合银元六十五万元。 然而，所谓“抚恤”只是满清王朝自欺欺人、保存颜面的小把戏而已。连李鸿章也悲哀地叹息说，这不过是“以抚恤代兵费”而已。虽然这次赔款的数额不太大，却开了日本对华索赔的先例。 中国对日本的第二次战争赔款是甲午战后赔款。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限七年内分八次还清，其中第一次五千万两不计利息，其余一亿五千万两按每两年加百分之五的利息。此外，日本为了压迫满清在规定年限内交清赔款，还派驻军队驻扎在威海卫，并由中国每年供其军费白银五十万两。为尽快还清对日赔偿，满清政府在一八九五年、一八九六年和一八九八年先后向俄国、英国、法国、德国举三笔巨额外债，并为此而支付更高利息。 这样，中国在甲午战后对日赔偿有：军费两亿两，威海卫驻军费一百五十万两，中国为此多支付利息两亿八千零一十七万两，加上赎买辽东半岛费用三千万两，总计白银五亿一千一百六十七万两。 中国对日本的第三次战争赔款是庚子赔款。日军积极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占领北京期间掠夺户部银库中的白银，为掩盖罪行还放火焚烧了户部。根据《辛丑和约》的规定，日本从中国的赔偿总额中获得赔款额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两，利息四千一百一十五万两，本利合计七千五百九十四万两。 中国对日本的庚子赔款一直支付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宣布中日之间所有条约、协定、合同等一律废止。 以上三笔对日赔款，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极其沉重的负担，极大地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同时，这笔巨款也是日本近代以来经济腾飞的重要资源，是日本迅速军国主义化、武装到牙齿的基本财源。 与日本的贪得无厌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对日本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则过于宽宏大量。在日军占领大半个中国的时候，法国大使诺齐亚在曾经预言说：“现在日本在亚洲大陆得势，但战争结果，日本必归失败，将来仍须退回岛上。”几年之后，诺齐亚大使的预言终于成了事实。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抗战是一次“惨胜”。仅以中国军队的伤亡而论，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八年中，先后进行大会战二十二次，小战斗近五万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者达三百二十万之多，空军消耗飞机两千四百六十八架，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而中国平民的伤亡更是高达两千万以上。 战后，中国人看着美军进占日本本土，对日本实行改造；中国人看着苏联拆走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工厂，将数十万关东军迁移到西伯利亚充当苦役；中国人还看到了亚洲许多受害国家先后以多种形式获得了战争赔偿。 中国国民政府却宣布“以德报怨、不念旧恶”。此后，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先由五十年代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后由七十年代的中华人民会给政府，缔结对日和约，放弃了数千亿的战争赔款。其实，这笔天经地义的赔款可以给战后千疮百孔的中国注入活力和生机，可以让中国在新一轮的经济腾飞中获得巨大的助力。 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政府的这种善意和宽大，并没有获得大部分日本民众的理解和感激，反倒成为日本保守势力抹杀战争罪行的口实。这是一个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的现代翻版。受惠者对恩人的怨恨和敌视，是人性中最为邪恶的一面。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每当有机会都会表达下面这段话：“假使中国要日本拿出五百亿美元的赔款，按当时的日本经济能力来说，也需要用五十年才能支付清，那肯定会阻碍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结果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这一点是不应该忘记的。” 日本社会心理学家、东海大学教授入谷敏男在《日本人的集团心理》一书中也指出：“从明治维新直到战败投降，日本对于当时的中国国民所施加的屈辱是难以形容的，给中国造成的物质损失是当时日本无法赔偿的。如果当时让日本承担战争责任而付给中国巨额赔偿，则可以断言，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今日日本之迅速复兴，这一历史必须承认。” 友好，不是单方面的善意就可以完成的；友好，需要的是双方的互动和交流。曾经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的日本，曾经获得中国政府宽宥并免除赔偿责任的日本，应当如何处理历史的遗留问题和未来的中日关系呢？ 日本对历史问题的遮掩与对自身现实地位的评估紧密相连。美国战略专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盘》一书中告诫说：“日本的中心角色不应该扮演美国在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也不 应该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军事伙伴，更不宜有心在亚洲区域争雄。”但是，基于日本民族的历史、社会道德、个人价值等特征来看，恐怕日本很难接受这样的建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实就是历史的延伸。暴行与血泪，都是我们历史与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近年来，在中国各地相继发现了许多抗战期间没有爆炸的日军炮弹。战后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遗留下了二百多万发炸弹。战后六十年以来，已经有两千多名中国人因为在无意中触动这些战争遗留武器而伤亡。 一位诗人为这些炸弹、也为那段历史写下了一首名叫《哑弹》的诗歌： “谁能辨认哑弹的归属呢？ 是侵略者，还是受害者？ 哑弹无言，怎么诉说正义和邪恶？ 哑弹被拆卸或引爆， 每一次哑弹的发现都是一次提醒： 哪怕死了的哑弹， 也要提防复活。 还有更多的哑弹， 仍埋在地下，仍没有被人们发现。” 让我们记住日军的暴行，让我们也记住同胞的血泪。 我们生活在一个布满哑弹的世界上，每个哑弹都让我们无法回避、无法躲闪。 每一次土地深处的哑弹的发现，带给我们的是关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惨痛记忆；每一次心灵深处的哑弹的发现，带给我们的是关于人类良知与正义的深沉思索。 六 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古代中国是日本慷慨无私的老师，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百年史》中承认：“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人来说，常常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然而，近代以来，由“学生”的身份摇身一变而成为“老师”的日本，却对中国张开了血盆大口。早在清代末年，日本政客就悍然声称：“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如果兵力足以控制其民众，那么中国人无不帖然服从。” 一八七九年，日本吞并琉球群岛，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满清政权无暇顾及这一远在海外的属国。当时，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亚洲访问，中方托他居中调停。格兰特到达日本之后，两次给李鸿章写信，信中说：“我很盼望中国能够自强，但是日本有很多奸人愿中国日渐衰弱，他们好趁机图得便宜。” 随从格兰特访问的杨约翰，后来成为美国驻华公使，他在信函中说得更加直率：“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弱，自家强，所为无不遂者。彼既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既如此，则他国难保无轻视欺凌之事。”更值得中国反省的，是杨约翰下面的几句话：“中国如果愿意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因为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中国大害在弱之一字，国家譬之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 在抗战的硝烟中，越来越多中国的爱国志士们体认到了这几句肺腑之言。 气势磅礴的抗战图景，是由每一个中国国民的抗战汇聚而成的。在五四时代呼唤个体独立、精神自由的作家郁达夫，就是抗日洪流中一滴晶亮的水珠。 抗战爆发之后，郁达夫像一枚蒲公英一样飘向南洋，那里是抗战的另一个战场。最初，郁达夫在新加坡主持多家报刊的编务，以笔为刀枪，痛斥日军的暴行，歌颂同胞的英勇。一九四一年，郁达夫在一篇纪念“九·一八”十周年的文章中写道：“不抗战，我们决不会使这伟大的实力，能发扬光大得如此之速。不抗战，我们的团结坚忍之美德，也无从使世人看到得这样的显著。”郁达夫火一样热情的文章，鼓舞了无数的海外华人，增添着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勇气。 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落入日军之手，郁达夫被迫开始了新一轮的流亡。 郁达夫生命的最后一站，是处于日寇统治下的苏门答腊。 这四年，是他一生中最艰苦困窘的一段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照人的一段岁月。以他这样一个名满天下的大作家的身份，却必须化名为“赵廉”，伪装成为一个庸俗的商人；面对着多年来痛恨得咬牙切齿的日本侵略军，他却还要强颜欢笑。已经身为酒厂老板，又是长期嗜酒如命、不可一日无酒的郁达夫，为了随时保持头脑的清醒，竟毅然戒酒。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郁达夫神秘失踪。这位鲁迅最好的朋友，像鲁迅那样实践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多年来致力于破解郁达夫死亡之谜。作为一个日本国民，他带着否定郁达夫被日本宪兵队杀死的想法去做调查。但调查结果与他的设想相反：原来，那个下命令杀害郁达夫的宪兵队长尚在人间，只是畏罪隐居乡间。 经过多次访谈，耐心说服，并且答应不告发不追究其罪行，这个杀人魔王终于交待出杀害郁达夫的真相。当时，日本军部知道了“赵廉”就是郁达夫之后，劝说他去东京或上海，都被严词拒绝。正在等待如何进一步处置郁达夫时，日本宣告投降。日军知道郁达夫掌握了他们大量的侵略罪行，当地宪兵在奉命在撤退之前对郁达夫下手。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日军派出四名宪兵，找一个印尼人诱骗郁达夫出门。开车到荒野之后，将郁达夫活活掐死。 已经八十多岁的老宪兵依然悠哉游哉地活着，他运用种种手段逃脱了战后的审判。作为一个“剑道五段”高手，他用那双有力的大手掐死了单薄文弱的郁达夫。迄今为止，这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的老头依然没有丝毫的愧疚之情。 铃木正夫感慨说：“他们原本也是一介平民，要是没有战争的话，他们将过着自己平稳的日子，但是在战争中，加上所接受的教育也起了作用，他们作为国家权力的尖兵，倒变成了魔鬼和没心没肺冷酷无情的畜生。” 得知郁达夫遇害的消息之后，他的日本友人金子光晴这样写道：“我因愤懑而无法成寐，郁达夫是一个正直的男子，杀害他是毫无理由的。郁达夫在被杀害的那一瞬间，直视呲牙裂嘴的日本兵专横凶暴的悲惨表情，就迫近在我的眼前，我的血都变凉了。” 郁达夫从留学日本的时候开始他的文学道路，日本现代文学给他很大影响，他一直希望中国和日本两个邻邦能够像兄弟一样友爱互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文化巨匠，却惨死在日本宪兵手上，连遗骸也不知下落。冰心说过：“这场战争对中国文学的最大打击，便是我们失去了他。”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郁达夫不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还献出了他的全家。郁达夫的母亲在富阳失守的时候，不肯逃亡，在故乡饿死了；郁达夫的哥哥抗日志士郁华，在上海被日伪特务暗杀。他们一家在抗日战争中的遭遇，正是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家庭在抗日战争中遭遇的缩影。 一九三七年深秋，德国柏林的郊外，两间幽静的平房。一位中国人正在伏案写作，题目是《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 这个温文尔雅又英气逼人的中国人，就是现代中国优秀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蒋百里。当他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中日两国的军队正在淞沪与华北交战。中国军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抗日热情却空前高涨。 虽然远在天涯，同胞的苦难和国家的命运依然牵动着蒋百里的心。他不是现役军人，但没有一个中国将军比他更加了解现代战争的奥秘。蒋百里的军事知识，先得之于日本，后得之于德国。当年，在留日的士官生中，蒋百里与蔡锷一样学业优异，曾获得日本天皇赐刀的“荣誉”，让那些心胸狭窄的日本同学嫉恨不已。 北洋政府时代，蒋百里出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后来在抗战战场上纵横驰骋的中国将军们，有很多都曾经是他的学生。 其实，早在二十年代初，蒋百里在内战的狼烟中就已经感受到了日本蚕食中国的野心。他深刻地了解日本，甚至还娶了一位日本妻子；他更深刻地了解祖国，这是一片既让他挚爱又让他伤感的土地。 蒋百里敏锐地指出：战斗与生活是一致的。大半个身子还留在农业社会的中国，只能用防守来抵消敌人的进攻。他写道：“我们对于敌人制胜的唯一办法就是事事与之相反。就是他利于速战，我却用持久之方针来使他疲敝，他的武力中心放在第一线，我们却放在第二线，而且在腹地深深地藏着；使他一时有力没用处。”他甚至预测到中日的战线会在湖南一带长期胶着不下。 就在蒋百里写下那篇研究日本的文字之后不久，他应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邀请，回到祖国出任陆军大学校长。一九三九年，在中日战争最为险恶的日子里，蒋百里病逝在任上。虽然他没有看到祖国辉煌的胜利，但他却像先知一样预见到了此后的一切。 一条吐着毒信子的蟒蛇向一头衰老的大象发起猛烈的攻击，一条肥胖的蚕开始狼吞虎咽一片翠绿的桑叶。这是近代以来屡受列强凌辱的中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这场战斗决定着中国的生死存亡，决定着一个古老文明的生存与毁灭。以前的战斗，中国还可以不断退缩和妥协，而这一次，中国已经被逼到万丈悬崖边上。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说，宣布中国将不会再退让，向国内外昭示了抗日的决心。蒋介石在讲话中郑重表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至此，战斗还是投降、抗争还是妥协、沉默还是呐喊，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不再是一个问题。 这场战争是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既有硝烟弥漫的前线，也有含辛茹苦的后方；既有肩扛枪杆的士兵，也有手拿笔杆的文人。在每一个领域都是短兵相接。 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实施“文坛总动员”，绝大多数日本作家积极投身侵华战争。有人作为“从军作家”开往中国前线，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有人直接应征入伍，成为残暴的日军中的一员；更多的人加入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组织，炮制所谓的“战争文学”，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他们或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把侵略战争宣传为“圣战”；或把日军暴行美化和诗化，大书“皇军”的“可爱”和“勇敢”；或丑化中国人民，渲染中国军民的“愚昧”和“懦弱”。他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笔部队”。 大量炮制“战争文学”，是日本“笔部队”的主要业绩，也是日本文学家“协力”侵略战争的主要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作品根本不是文学，亵渎了文学求真、求善、求美的实质；他们的作品只是某种赤裸裸的宣传，是为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张目的宣传。 火野苇平是日本侵华文学的代表人物，他兼士兵与作家身份于一身，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安庆攻克战、广州攻克战以及海南岛作战等。他创作了《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等三部长篇小说，站在军国主义的立场上美化侵华日军、丑化中国军民。其作品发行上百万册。日本国内评价说：“具有公正而又纯正的文学感觉的战争文学作品，在日本诞生了。”火野以“士兵三部曲”获得了朝日新闻文化奖、福冈日日新闻奖，成为天皇最赏识的御用作家。 火野苇平、石川达三、林房雄、佐藤春夫、多田裕计、太宰治等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的日本作家，是日本战争文学的主力军，也是侵略战争的煽动者和鼓吹者，是所谓“思想战”、“宣传战”的主体，是日本对中国等被侵略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先锋，他们起到了“枪部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与日本的文化侵略针锋相对，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后来，“文协”随同国民政府迁移到了重庆。“文协”的四十五位理事，涵盖了中国大部分的优秀作家，其中有老舍、巴金、郭沫若、茅盾、夏衍、胡风、田汉、朱自清、朱光潜、郁达夫等人。老舍在坚持创作抗战文学的同时，长期负责“文协”的日常工作。 “文协”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几十个分会，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创刊，到一九四六年五月终刊，先后出版了七十一期，四贯通抗战的唯一刊物。 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他们走出书斋，走向抗战的广阔天地。抗战文艺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崭新阶段，萧红的、曹禺的《北京人》、路翎的、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郭沫若的《 屈原》都是其中的优秀之作，它们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意志。“救亡”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当年优雅的“雨巷诗人”戴望舒写下了像鼓点一样的诗句： “祝福！我们的人民 艰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 苦难会带来自由的解放。” 这是另外一个战场，一个静悄悄的战场。这个战场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弥漫的硝烟、呼啸着炮弹的前线。 中日之战，表面上看是军队之战、武器之战、政府之战、国力之战，而根子里则是文化之战、教育之战、精神之战与心灵之战。因此，注定了这是一场持久的战争。落后的中国，用一种坚忍不拔的姿态来捍卫自己的生存；相反，自称“东亚文明先驱”的日本，在光鲜的现代化外表下面却是根深蒂固的野蛮与残忍。 比德国对欧洲的占领更加恶毒的是，日本人在战争中对中国的大学、报馆、古迹、学生、文化设施等加以毁灭性的破坏和打击。南开大学、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这些具有象征性的文化机构，先后都被炸弹炸得片瓦无存。日本侵略者知道，要摧毁中国军民的意志，首先就要摧毁中国的文化命脉。 在中国的一百零八所高校中，九十一所遭到破坏，十所遭到完全破坏，二十五所陷于停顿。抗战期间，一百零六所大学内迁，迁徙次数多达三百余次。 “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红楼，被日本宪兵队长期霸占，成为迫害爱国人士的巢穴。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被日伪特务暗杀；鲁迅遗孀许广平、燕京大学教授张东逊、苏北教育家宋泽夫等人被日军逮捕，受尽折磨。 日伪在中国的十九个省关闭了许多报纸、杂志和电台，取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近千家宣传亲日思想、麻醉国人意志的新闻机构。 日军铁蹄所到之处，随即展开所谓的“思想攻势”。占领东北之后，日军迅速收缴焚烧关于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教科书，仅从一九三二年三月到七月五个月间，焚烧书籍就达六百五十万册，九千名教师受到逮捕、枪杀或强迫改行。 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著名诗人郑孝胥亲自写了所谓的“满洲国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自由亲爱并无怨愁。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重仁义，讲礼让，使我修身。家已齐，国以治，此外何求。近之则与世界同化，远之则与天地同流。” 日本军部号召大家都来唱这首“国歌”，以达到他们奴化教育的目的。 然而，就在郑孝胥宣扬“新满洲”的“顶天立地”、“无苦无忧”、“自由亲爱”的同时，日本军队在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细菌试验、屠杀无辜百姓，三千万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华北日本特务部长喜多诚一郎宣称：“必须回到孔子的时代去寻找一个真正的令人满意的制度来统治中国人民。”日军在华北开办所谓的“中心小学”，“希望在二十年内造成十六万模范的小学生，务使在每一个小学生脑筋里只有日本人是他们理想中的朋友”。 日本驻上海市联络官村田孜郎也提出长久统治中国的建议：“二十多年前，我在支那内地视察的途中看到，受抗日教育的支那小学生认定日本为侵略国家，并大骂特骂日本。从那时起，过了二十年的今天，这些人已经奋战在抗日第一线了。目前在和平政权下进行的亲日教育也必须等到十年后，或者二十年、三十年后才能作为民族意识发挥作用吧。所以说，有必要和学校教育结合起来，依靠魅力人物和有吸引力的口号逐渐获得民心。” 日本侵略者深知，仅仅占领土地和山河，并不能实现对一个民族的征服，更为重要的是征服这个民族的头脑和心灵。而要征服头脑的心灵，就必须控制教育和宣传命脉。于是，日军所到之处，以极高的效率改造或建立教育和宣传机构，以此来实现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奴化教育，实现对中国永远的占领和吞并。 王宪尧毕业于伪满“新京国民高等学校”，裴素云毕业于伪满“新京第一女子国民教育高等学校”，对于当年日本在东北的奴化教育，这对夫妻都有深切的体会。后来，裴素云曾经在伪满“自强学校”任教，这所学校的校长虽然是中国人，但大小事务都被担任副校长的日本人斋藤所控制。由于无法忍受日本人的飞扬跋扈，裴素云后来愤然辞职。 在陪都重庆，在敌机轰炸的警报声中，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写下了《炸弹下的中央大学》一文： “民国二十一年我到中央大学就职的时候，常以十九世纪初叶柏林大学所负的责任来互相砥砺；至今回想，去这理想还不知有多远。我当时并且以找着对手来抗日的理论，勉励学生。我认为敌人的称强，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 这位昔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认为，在文化教育领域，无论是言传身教的教师还是求知若渴的学生，都在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强弱。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希前哲。 须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中国高等院校的师生们，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让文化得以薪火相传，让学术得以发扬光大。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教育抗战和文化抗战为使命，保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北大校长蒋梦麟家中山穷水尽，依靠典当衣物维持基本生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和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夫人一起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放到冠生园去寄卖；学者和诗人闻一多支撑着一个八口之家，他业余时候在街头摆个小摊，靠给人篆刻印章赚取家用；古典文学专家萧涤非任教于多所学校，收入仍然不足以供养子女，只好将刚出生的第三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家中连蜡烛都买不起，只好等天亮才开始写作…… 当南开大学被敌机连续轰炸而毁于一旦的时候，校长张伯苓斩钉截铁地高速师生说：“敌人只能毁我南开物质，难毁我南开精神！”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也鼓励迁徙路上的师生说：“将欲抗顽虏，复兴壤，兴旧邦，其必由学乎！” 罗家伦认为，正是在这一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尤其应当加倍地重视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既是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伟大文明复兴的希望所在。罗家伦指出：“我们抗日不只是我国的兵找着敌国的兵来抗，而且，要我国的农找着敌人的农来抗，工找着敌人的工来抗，商找着敌人的商来抗，学校找着敌人的学校来抗。所以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我们现在不应该问我们英勇的将士，抵抗得过的人残暴的军队与否，我们现在应该问我们的科学和一般学术，抵抗得过敌人的科学和一般学术与否。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和一般学术，压倒敌人，就是我们的空军强大到轰炸东京的时候，我们也不希望他轰炸东京帝国大学，像他们对付我们一样。” 这是怎样的胸襟和气魄啊！伟大与卑劣、坚韧与邪恶、智慧与愚昧，在此刻显得如此泾渭分明。 离四川宜宾只有十多公里的李庄，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古村落。半壁河山沦丧之后，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等中国顶极的学术和教育机构都迁移至此。幽静的河湾旁充满了琅琅的书声；曲折的街道上行走着儒雅的学者。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音夫妇也来到这里，继续主持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并在简陋的房间里坚持写作巨著《中国建筑史》。 人们曾以无比钦佩的心情，提及梁思成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日本名城奈良免遭轰炸所做出的努力。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的确是难以想象的举动。梁思成和中华民族正在遭受日本侵略带来的痛苦，而林徽音的弟弟作为一名中国空军的飞行员，更是直接牺牲在对日空战中。国仇家恨，完全可以让他对美军轰炸日本古都感到高兴。 然而，梁思成是一位超越仇恨的冷静的历史主义者。在随同父亲流亡日本的时候，少年梁思成多次到过奈良，那座由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亲自指导设计的唐招提寺，是他所知道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唐代木建筑。他不能想象炮火顷刻之间使它灰飞烟灭。 于是，在美军开始猛烈轰炸日本本土的时候，梁思成赶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向布朗森上校阐述了保护奈良城的重要性，并递交了一份关于奈良古建筑的图纸。梁思成对那位有些迷惑不解的美国军官说：“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想到国人的苦难，我是恨不得炸日本。然而，一种职业责任感，让我冷静下来，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是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人类的结晶。” 理性战胜了仇恨，文化的永恒性取代了战争的疯狂。梁思成的建议，受到了美军的高度重视。奈良被从轰炸城市的名单中划掉了。 战争之后，幸免于难的奈良，因为它完好地保存着众多的古代建筑，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在这一命名三十周年纪念日，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特意刊发了一篇题为《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的文章。 日本古建筑权威福山敏南博士说过：“梁思成先生是我们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次大战中向美国提出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免遭轰炸而保存下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一九四三年三月，在抗战最为艰巨的时刻，英国著名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者李约瑟博士访问昆明。后来，李约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这个生气勃勃的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的访问者留下的主要印象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坚持在他们国家边远地区所表现出来的非常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勇气，和他们身处逆境之中所显示的非凡的乐观，甚至是愉悦。”每当警报响起的时候，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便迅速跑到郊外，在树林和坟堆中继续上课。侵略者的凶残阻止不了他们对真理的求索和对祖国的挚爱。西南联大朝气蓬勃、以苦为乐的学术氛围，让每一位来访的西方学者都深受感染，他们在这些面黄肌瘦的教授和学生身上看到了这个民族不可摧抑的脊梁。 西南联大拥有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三百五十多名教师、三千两百七十七名学生，是抗战期间中国最大的一所大学。直到今天，西南联大师生的学术成就，依然像高山般矗立在后人的面前，既让我们惭愧，又催我们奋进。 内迁高校与中华民族的抗日大业相始终。内迁高校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抗战史中最灾难深重但又最光辉难忘的一页。 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实践上的爱国者，而不是口头上的爱国者。喊几声爱国和抗日的口号易，而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拿出成就来蔑视敌人难。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直到今天，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如果不能在文化建设、教育普及和科学发明方面超过日本，那么我们永远也不能消灭日本军国主义者“蛇吞象”的野心。如果不能虚心地面对人类现代文明的一切成果并“拿来”为我所用，那么我们只能像其他三大文明古国一样因抱残守缺而走向灭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应当成为国家命运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应当成为国家未来的奠基者而不是享用者。 罗家伦发现了中日两国实力消长的根源，因此他大声疾呼，要求更多的学生和老师坚守岗位、奋发图强。可惜，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口头上的“爱国者”多，而实践上的爱国者少；夸夸其谈的“爱国者”很多，而埋头苦干的爱国者少。 那场战争中国的确胜利了，但六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教育和科研水平、国民修养和民族素质，却都不容乐观。中国被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远远地抛到了身后，日本的各种工业产品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能够无愧于罗家伦、浦江清这些呕心沥血、上下求索的先辈们吗？ 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的画卷上，蒋百里、郁达夫、老舍、罗家伦、梁思成等人只是几滴小小的水珠，但水珠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芒。在他们身后，还屹立着四万万坚韧卓绝的同胞。 让我们与他们站立在一起，站成民族的脊梁，站成民族的骄傲。 七 光荣与耻辱 在这白山黑水之间，在通化这座东北边陲小城的一个小山坡上，有一处荒芜的坟墓。在夕阳的余晖中，这座坟墓愈发显得凄凉与孤独。 这个坟墓的主人王凤阁将军，曾经是一名凶悍的土匪首领，后来却成为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半个多世纪以后，已经没有多少乡亲和同胞记得王凤阁可歌可泣的故事了。在这片沃土上，他仅仅是无数默默出生、默默死去的抗日烈士中的一名。王凤阁与马占山、杨靖宇、 李兆麟等烈士一样，是这片土地的优秀儿女。 “九·一八”事变之后，王凤阁在临江县红土崖一带组织民众，打出了“民众抗日自卫队”的大旗，并被乡亲们推选为司令。一九三二年四月，王凤阁出任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九路军司令。通化陷落后，他坚持抗日达六年之久。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王凤阁在大罗圈沟“一四三四”高地与日军决战，弹尽粮绝，重伤被俘。同年四月十五日，王凤阁及其妻、子三人同时被日寇杀害于玉皇山下柳条沟门。当地人传说，当时日军当着王凤阁的面屠杀了他的儿子和妻子，企图威逼他投降。然而，王凤阁一家三口至死都大骂日寇。在一场伟大的民族战争的感召下，一个昔日的土匪也升华为民族英雄。 “七·七”事变之后，西方的观察家们在惊讶于中国人表现出的顽强战斗意志的同时，也预言中国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厮杀中前景黯淡。 在一九三七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吨位为一百九十万吨，是中国的二十至三十倍。日本作战飞机有两千七百架，而中国仅有六百架。日本一个师的武力装备，在战争之初相当于中国一个师武力装备的三倍；而在战争的中后期，已经相当于中国的八至九倍。 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让欧美列强也不敢轻视，而中国只有一个虚弱的中央政府和数十个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经济结构、组织形态和技术水平都还停留在“前现代”的状态。谁都知道，一个尚未脱离中世纪的国度与一支如狼似虎的现代化军队开战意味着什么。 日本政客把中国形容为一条大甲吉鱼，为了吃到生鱼片，必须速战速决。然而，中国军队并没有像日军大本营所想象的那样，只能坚持三个月便全面崩溃。 然而，日本的算盘打错了。日军虽然迅速占领了中国沿海最富庶的地区，但中国并没有崩溃。国民政府虽然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却依然顽强地组织着各种方式的抵抗。日本越是向中国战场加派军队，越是发觉这是一个无底洞。负责宣传工作的日本军官阿部多利吉，这样形容日军在的处境：“双脚陷进无边的沼泽中没有地方可扶靠，欲拔出右脚，左脚又深深地陷进去。再想将左脚拔出时，右脚又再深地陷下去，已经完全无法逃脱了。这就是日本目前的现状，是解决支那事变的实际情况。”日军所到之处没有欢迎和支持，阿部多利吉不得不承认：“在内地可以看到，没有日军的地区生机勃勃，而有日军的地方却死气沉沉。” 狂妄的日军开始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悲愤和怒吼。这愤怒恰如那喷发的火山、如暴风、如雷霆、如怒涛、如激流。日本军阀们这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在伟大的抗日卫国战争中，无数的英雄和勇士站了出来，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捍卫着民族的生存和尊严。仅仅是中央军校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毕业的两万五千名年轻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全面战争爆发的前四个月，阵亡的比例高度百分之四十。 今天，我们既不能忘却敌人的罪恶，也不能忘却自己的英雄。 在那些曾经浴血奋战的前辈中，有一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英雄。他的名字叫杨云峰，今年九十五岁，抗战时期他是国民政府二十九军的一名普通士兵。现在，杨云峰家住河南省舞阳县北辛渡大墙后乡。老人早就丧失劳动能力了，膝下无子，也没有老伴，过着艰难的生活，甚至四处讨饭。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占领山海关，二月进占热河，三月进犯长城喜峰口。激烈的战斗展开了，守将何基沣旅长下命令说：“用大刀！夜袭！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在长城抗战中，二十九军以惨烈的伤亡换来了赫赫战果：歼灭日寇六千余人，击毙少佐以上军官五十三人，缴获坦克十一辆、装甲车六辆、大炮十一门、机枪三十六架。 二十九军军需处长过家芳回忆说：“战斗仅三月，我军中、下级指挥人员伤亡较多。在战斗中，营长伤亡，由副营长代；又伤亡，连长代；一日数易，司空见惯。第一线战斗部队无人可代理时，由师、旅、团部人员调任。”杨云峰是幸存者之一，浑身是伤，子弹从左脸颊穿进，使上下槽牙全掉了，耳朵被大炮震聋。 一九四零年，杨云峰参加了宜昌战役。一九四五年，当部队驻扎河南开封时，他向长官申请回家。他只带了一把二十九军的大刀回去，盘缠没到家就花完了。 作为二十九军的一名老兵，杨老汉年年都要积攒盘缠来卢沟桥看看，不是为了感怀，而是为了生存。他把当年的战场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六十多年前，二十九军官兵有十万人，卫戍北平，威风凛凛，声震八方。卢沟桥事变之后直至抗战胜利，二十九军官兵一直在抗日战争烽火的最前线与日军血战，是抗战中付出牺牲最多的中国部队之一。 如今，二十九军官兵只剩下不到两个排的人，他们分布在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加拿大等地。老兵杨云峰，就是其中的一员。 九十五岁的老汉要饭，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羞耻，而只能表明命运的坎坷。人们之所以躲避他、厌恶他，因为他是一个穷人、一个老人。如果他是一名将军，人们对他立即就会另眼相看。 与杨云峰的悲惨遭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老兵的生活情况。参加过侵略战争的日本老兵，每月由政府发给十几万日圆的退休金，另外还有天皇发给的五万元的“恩给”。他们能够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条件，生活在一种得到尊重和关怀的社会氛围中。 如果一个民族记不得那些曾经为她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儿女，那么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杨云峰老人的遗忘，是另一种形式的犯罪。 我们亏欠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我们背叛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信念。 “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在战争中，谁是勇士，谁是懦夫，无须言语争论。十五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有一百多名将军光荣捐躯，共产党军队则有二十余位将领献出了生命。一九三八年四月，蒋介石在武汉会战前夕的各部长官会议上要求高级将领“抱定必死的决心，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虽天崩地裂，此志不渝。”这也成为许多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将领们的人生信条。 在前线牺牲的将军中，生前有上将军衔和死后被追授上将军衔的高级将领一共有九位，他们分别是：佟麟阁上将、赵登禹上将、郝梦龄上将、王铭章上将、冯安邦上将、唐淮源上将、饶国华上将、张自忠上将、李家钰上将。 其中，职务最高的集团军总司令有两人，即：张自忠上将，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一九四零年在湖北南瓜店牺牲；李家钰上将，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在河南秦家坡牺牲。 在这些英雄中，李家钰是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位。 李家钰，川军将领，曾任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四川省边防军总司令等要职。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家钰立即致电中央请缨抗战，并将其所部编入第二十二集团军，率部赴山西前线。 一九三八年，日伪军万人向东阳关、长治城进攻。李家钰指挥四十七军凭借山地工事，顽强抵抗，激战三昼夜，将日军击退。一九三九年，因战功晋升为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四十七军军长。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发起豫中战役，李家钰奉命率第三十六集团军主力参战，担任战区后卫总指挥，阻挡日军西进。五月二十一日，集团军总部在陕西秦家坡高地遭日军伏击，李家钰身中数弹，当即殉国，终年五十二岁。此役，多位中国将星在此陨落，是抗战期间中国将领牺牲最多的战役之一。 经过浴血奋战，李家钰的子弟兵们夺回将军的遗体，并将其运回老家成都。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追赠李家钰为陆军上将。 除了这群将星闪烁的将军之外，更多为国捐躯的是普通士兵。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昨天还是一个字都不认识、一次枪都没摸过的农家子弟。他们憨厚、朴实、沉默而坚韧，就像他们脚下那片坚实的土地。正是为了土地和亲人，那一双双习惯拿锄头的手拿起了枪。他们缺少衣食和弹药，缺少医疗和组织，但从不缺少勇气和信心。 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二师的女机关枪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装、代兄从军、屡建奇功的动人事迹，被誉为“现代花木兰”。 一九四二年，日军进犯湖南常德。在常德保卫战中，三位师长壮烈牺牲，国民国民军第五十七师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面对强大的日军，中国士兵在残酷的战斗中以他们特有的幽默温良的性格和谦虚诚实的态度给西方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忍受了任何国家的士兵都无法忍受的艰苦生活，在疾病、饥饿、寒冷以及敌人先进的武器面前屹立不倒。 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评论说，中国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准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坚持了整整十五年，与仅仅抵抗德国六个星期便崩溃的法国和一直从美国得到大量援助的英国相比，中国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 国民党军队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速战速决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然后，中国军队从沿海撤退，他们转向消耗战略，从而使得日军陷于中国辽阔的国土而不能自拔。这一顽强的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同盟国的战争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在亚洲大陆拖住了大约一百万日军，否则这些部队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于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 一九四二年一月六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指出：“千百万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四年半里顶住了轰炸和饥荒，在日本武装和装备占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侵略军。”在同年二月二十三日的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又说：“我们必须帮助中国进行现在的卓越抵抗和以后必然来到的反攻——因为这是打败日本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与美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罗斯福曾经设想过一个可怕的结局：“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败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规模进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幸运的是，中国没有崩溃，这一悲剧也没有发生。否则，人类的历史也许因此而改写。 抗战军兴的时候，前线司令官们看到了穿着各种不同制服的军队，也看到了士兵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武器准备，将他们的武器装备放在一起就像是举办一场大型的、过时的武器的博览会，这些武器的历史横亘了半个多世纪。 在淞沪会战中，云集了中国最精锐的军队。张治中上将手下的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七师、第三十六师配备有德国的先进武器，他可以指挥坦克手们攻击被赶到海边的日本士兵。而在台儿庄战场上，来自四川的王铭章师长属下的川军士兵，却穿着草鞋，他们连坦克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与之相似，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战士的基本装备是小米加步枪。 在遭受了日本旷日持久的凌辱、欺压和侵略之后，中国人终于决定用鲜血和勇气与日军拼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已经在预料之中，大片富庶的国土的沦陷已经在预料之中，大批年轻生命的消逝也已经在预料之中。但是，中国人民还是会战斗下去，直到最后一寸土地、直到最后一个士兵。 中国空军与日本空军的力量悬殊最大，但中国的空军战士依然在蓝天上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曲保家卫国的瑰丽乐章。 高志航是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空军将领，他曾经留学法国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在法国空军二十三团见习。归国后，先后担任东北航空处飞鹰队队长、中央空军四大队大队长队等重要职务。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日军袭击我军事基地。高志航奉命起飞，与日机展开激烈战斗。在这次战斗中，高志航成为第一位击落日机的中国空军英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高志航在与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被追授为空军少将。一九三九年，国民政府将八月十四日高志航击落日本飞机的那天定为“空军节”。 在举足轻重的缅甸战场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这样评价与他并肩作战的中国青年：“给予中国士兵以精神的鼓励和足够的粮食之后，那就没有一种困难不能安然度过。他们的毅力是无可超越的，他们的忍耐是举世无双的。” 连以严厉和苛刻著称的美国四星上将史迪威将军，也罕有地将他的微笑送给了这些中国青年。史迪威高度赞扬这些吃苦耐劳的中国士兵说：“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我以能跟他们一起作战而感到光荣。” 中国的农民不仅充当战士，而且是永远不知道疲劳的民工。在中国战场上同日军搏斗多年的美国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感叹说：“那些瘦削而有力气的中国民工们是第十四航空队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不论日军攻占了多少机场，美军仍旧能够继续活动。中国人几乎随处都能够迅速地建筑飞机场。日军毁了一个飞机场，就有两个飞机场产生。” 这样的民族是无法用武力征服的，这样的人民是无法用恐怖压垮的。 这些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士兵们，矢志不渝地捍卫着并不关心他们的祖国。 战争没有改变有钱人们纸醉金迷的生活。在云雾缭绕的陪都重庆，官僚和奸商们继续着昔日他们在上海、南京和北平的奢侈享受。这些特权阶级在舞厅和饭店里一掷千金，却不肯捐献一分钱用在那些以生命保卫他们财产的军人的装备和医疗上。 那些拥有特权的人还趁机大发“国难财”。一名美国情报官员在重庆和昆明等地发现了庞大的地下黑市，大量美国援助中国的军用物资居然在黑市上流通。谁有权力将这些物资转移和买卖呢？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刻，这种可耻的现象也没有得到有力的遏制。 在抗日战争中，既有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也有号称“曲线救国、和平抗战”的汉奸。英雄让我们感到光荣和骄傲，汉奸却让我们感到耻辱和羞愧。 日军在占领区实施“以华制华”的大战略。一九三七年，日本内阁会议制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特意提出建立傀儡政权应当“网罗在全中国有信誉的人才”，“要有足以号召全国的主义和纲领”等。 日军先后在沦陷区扶植了五个较大的伪政权，即：伪满洲国、伪冀东殷汝耕政权、伪华北王克敏政权、伪德王蒙疆政权和伪汪精卫政权。日本先后印刷发行了《支那新中央政府一览》、《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职员表》等文件资料，详细记录和介绍了汉奸政权的班底，从主席、副主席、部长、司长到处长各级汉奸官衔济济一堂，堪称“汉奸家谱”。 伪满政权自溥仪以下五十余名高级官员，主要为原奉系官僚和满清贵族；伪华北政府自王克敏以下二十多名高级官员，主要为北洋政府的旧军阀和旧官僚；汪伪政府自汪精卫以下四十多名高级官员，有一半脱胎于国民党内部。 中国的“汉奸文化”蔚为大观，成为一个值得后人研究和深思的现象。 军队应当是一个国家的钢铁长城，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然而，在战场上，中国的高级将领率领部队投敌的事件却层出不穷。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叛变将领有：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旅长李守信、绥远义勇军司令王英、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团军训处长刘夷、第一战区豫北游击队总指挥刘昌义、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新编第 五军军长孙殿英、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太行山游击总司令庞炳勋…… 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抗战中投敌和出任伪职的高级将领多达千人。 “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在占领区的“治安肃正”运动中大量使用伪军，伪军数量飞速增长。 在沦陷区，主要的伪军部队有：华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治安军”；河南省胡毓坤的“和平救国军”和张岚峰的“豫皖剿共军”；华北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绥靖军”；苏北和皖北等地的“皇协军”。在华中和华南地区，也编有“皇协军”和“和平救国军”等，后来还成立了“广东和平建国军”。 汪伪政府成立之后，组建了一支规模最大的伪军——“和平建国军”。一九四二年，其正规军数量达三个方面军、三个集团军等共六十七个师、二十个旅以上，总数达六十二万人。伪军的指挥权由日本设置的最高军事顾问部掌握，在军事训练、军官教育、武器准备和器材技术等方面，也都受日本人控制。 除了军人之外，在文职官员和学者名流中，也有不少人落水成为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汉奸。 汪精卫，在同盟会中是孙中山赏识的少年英雄，在二十年代是国民党左派领袖，抗战初期则是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周作人，在五四运动时是与哥哥鲁迅齐名的启蒙先驱，在二十年代是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家和学者。然而，这汪精卫和周作人这两位备受尊敬的、可以称之为“伟人”的人物，却都晚节不保、堕落为遗臭万年的汉奸。还有出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今天人们只关注他与张爱玲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却淡忘了其背叛国家民族的丑恶行径。 汉奸中还有像伪满洲国的溥仪和伪蒙古政权的德王这样的旧时代的“孤臣孽子”。他们企图利用日本人的势力，恢复其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昨日王朝。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溥仪想表达的无非是这样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 从中共早期党员到国民党大员，到日本人傀儡政权的首脑，最后成为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的“天字第一号汉奸”，陈公博的一生充满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在汪精卫的棺材下葬南京梅花山之前一天，陈公博就任伪南京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曾对左右吐露内心的想法：“我不称主席而称代主席，是对重庆方面表示态度。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我继承这个烂摊子，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在法庭上，陈公博宣读了一份长达三万多字的自白书《八年的回忆》，为自己追随汪精卫组织伪南京政府进行辩护。对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这样一些前国民党高级官员来说，选择与日本人合作，当然有权力方面的考虑，但更多的是认识上的失误，是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悲观，以及对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 对于更加下层的人士而言，选择当汉奸可以立刻换取权势和金钱。东北的石人血泪山，得名于那段血泪交织的历史：一九三八年，日本人在此建立“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石人采炭所”，对石人矿区的煤炭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被折磨致死的矿工的尸体被扔在山上。从此，这座美丽的大山变成了白骨累累的血泪山。 在日本人开设的这家煤矿中，刘棠龄、杨秀坤、史秀臣三个汉奸，在日本人的指挥下积极参与了对同胞的奴役和虐待。他们的塑像被安置在这里，就像西湖边上秦桧等人的塑像一样，将受到世世代代民众的唾弃。据说，其中一名汉奸的后人后来成了大款，曾想用重金买走塑像，却遭到当地老百姓的断然拒绝。金钱改写不了历史，金钱也掩盖不了耻辱。 与文武官员不同，普通老百姓选择当汉奸，则多是出于生计、金钱、利益诸多方面的考虑。老舍在巨著中，刻画了北京人在沦丧时期的痛苦生活，也塑造了若干可悲且可耻的汉奸形象。 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没有个人权利的观念，也没有坚定而恒久的信仰，导致了中国人习以为常、根深蒂固的奴性。因此，当甲午海战在北方炮声隆隆的时候，中国南方各省的官僚和将领们却认为，这是日本与北方人、与李鸿章的舰队交战，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当几名日本士兵将几千南京军民押送往屠杀之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挺身反抗，其实当时那几个日本兵心里充满了恐惧，反抗未尝没有绝处逢生的可能，但就是没有人敢去把握这种机会。 日本陆军随军记者赤星为光在一篇报道中写道：“支那人好像倾城美女，既取悦于清晨来的源家客人，也讨好傍晚来的平家客人。他们既然欢迎日本军也欢迎国民党军。他们就是这样的国民，根据生活意识而发挥了这种奇妙的民族性。” 日本在上海的侨民领袖桥本五郎次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我曾经作为江北方面的组织班长去海门执行任务，当地民众看到我，都连连称我‘东洋先生，东洋先生’。向我们鞠躬表示欢迎。我们巡视海门城时大街小巷都挂满了太阳旗来欢迎我们，让我们感觉自己是个王侯。然而到了夜里，一旦夜幕遮住了哨兵的眼睛，那些太阳旗不知何时又变成了青天白日旗了。经调查了解到，因为一到夜里附近就有游击队进来活动。而一旦天蒙蒙亮那些青天白日旗又换成了太阳旗。那些支那人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人人都是一种得意洋洋且若无其事 的表情，真是有意思。” 这些记载并非侵略者对中国的有意的丑化。我们需要由此开始痛苦而深刻的自省。鲁迅在概括中国的历史时说过，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争到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数千年来，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另一种是没有坐稳奴隶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老百姓可以忍受本国独裁政权的统治，为什么就不能忍受异国占领军的统治呢？这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是几千年专制制度所结出的恶果，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最大障碍。 今天，回顾这段充满了光荣、也浸透了耻辱的抗战史的时候，我们应当直面民族的奴性与劣根性，也应当呼唤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有一位西方哲人说过，战争是一个民族自我淘汰的过程。没有一个民族喜欢战争，但每个民族遭遇战争的时候，都会把它作为对自我的考验和挑战。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有的民族无法应对残酷的战争，在异族入侵的压力下灭亡了；有的民族则在战争的血与火中洗掉自身的污垢，像凤凰涅槃一样获得了重生。 抗日战争中的中华民族属于后者。比起抗日战争的光芒万丈来，民国以来的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内战，不是显得荒唐可笑，就是相形之下黯然失色。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写到：“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这种荣誉是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才得到的，这种荣誉是数百万计的抗日将士用生命换来的。 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中华民族洗去了一百年的屈辱，挣脱了一百年的锁链，赢得了抗日战争辉煌的胜利，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由衷的尊敬。 八 没有完成的审判 在日本天皇裕仁发表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时候，日本不得不承受了可耻的失败。历史再次证明，将国内矛盾转嫁给他国的侵略战争注定了要失败。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写道：“这个国家筋疲力尽的人民把最后一点力量和精力都用来进行战争，现在，这是一个完全失去了物质和精神的人民——一个饥饿的、惊愕的、失败了的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刚刚取得伟大胜利，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去，中国和盟国随即展开了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工作。审判战争罪犯，既是一个法律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既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历史问题。 审判战犯的目的，不仅是清算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战争罪犯，更是要铲除邪恶力量得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土壤；不仅是慰藉无数的死难者，更是要让灿烂的和平之光照耀人类的未来。审判是对大大小小的军国主义分子们的严厉惩罚，审判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心声。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同盟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远东太平洋小委员会在重庆制定日本战犯嫌疑人的名单。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国国民政府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在重庆歌乐山成立，调查的重点包括“谋杀、屠杀及有组织有计划的恐怖行为”、“强奸妇女、掳掠妇女，或强迫妇女为娼”、“使用毒气、散播毒菌及其他毒物”、“杀害战俘或其他伤病军人”等十三种罪行。 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对战犯的审判工作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个层面是中国国内的审判；另一个层面是同盟国共同参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也就是与纽伦堡审判齐名的东京审判。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国民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在重庆成立。战争罪犯的案件由国防部统一分配给各军事法庭审理。中国的军事法庭一共受理战犯案件一千五百二十三件，经过审判执行死刑的战犯一百一十名，无罪遣送日本的九百三十三名，经过审判执行死刑的一百一十名，有期徒刑一百六十七名。 但是，战后中国的司法机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留下了诸多遗憾之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蒋介石对全国军民及世界人民作广播讲话说：“我想起了基督宝训上所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我们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击溃，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军阀所愚弄所驱使表示怜悯……” 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以德报怨”的方针，既有他个人的原因，也跟他对当时国际国内局势的评估有关。蒋介石青年时代曾在日本军校求学，对日本颇有感情。蒋介石既是一名基督徒，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扬者，因此主张以宽恕的姿态对待战败的敌人。同时，他面对国内一触即发的内战以及全球即将成型的冷战格局，也希望将日本问题转化为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对自己有利的棋子。 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才出现了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不仅逃脱了正义的审判，而且摇身一变成为蒋介石高级顾问的咄咄怪事。 根据中国国民政府“以德报怨”的政策，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第一批遣返船从塘沽港离岸开始，到第二年八月二十一最后一批日俘、日侨在日本登陆为止，共计有一百二十五万五千多名日军俘虏、七十八万五千多名日本侨民从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基隆等港口乘船回国。之后，还有日俘、日侨陆续回国，总计三百一十万人。 当时中国内部并不安宁，运力极其紧张，但国民政府依然动员大量运输工具和船只，让这些曾经伤害中国的日本人及时、安全地回到家园。考虑到日本已成一片废墟，为了减少他们回国后的生活困难，中方还允许每人携带三十公斤行李。这样的优待，是战后在盟军集体管理下的德国战俘所不敢想象的，也是古往今来战胜国对战败国从所未有的优待。 然而，中国政府的宽容政策，在以后的岁月里并未获得日本方面的善意回应。 在战争赔偿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在十五年的抗战中，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财产直接损失为一千八百亿美金，间接损失超过了六千亿美金。这笔巨款未能追回，是中国在胜利条件下的巨大损失。这是冷战格局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应有的权利的漠视，同时中国的决策者们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战后，中国仅仅从日本获得了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赔偿。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赔偿委员会派船只到日本横须贺接收日本的赔偿物资，先后二十二次，运回赔偿物资一万五千余箱，全部价值为两千两百五十万美元。这个数字只有中国政府提出的赔偿要求的万分之三。 与之相比，亚洲其他受害国家得到了更多的赔偿。以战争赔偿的名义，印度尼西亚获得八亿美元，菲律宾获得八亿美元，缅甸获得两亿美元，越南获得三千九百万美元。即便是中立国瑞士、瑞典、丹麦、西班牙等也得到了数量不等的财产损失赔偿。 比中国国内审判日本战犯稍晚，以审判日本甲级战犯为主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幕。 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美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发出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命令。十天后，盟军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宪章规定，远东军事法庭审理的犯罪包括“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罪”、“对人道的犯罪”等。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麦克阿瑟任命澳大利亚人韦伯为首席法官，另外还任命了来自中国、苏联、美国、英国、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印度等国的十名法官。颇有讽刺意味 的是，法庭设在原日本陆军省，庭长室则设在东条英机原来的办公室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开庭八百一十八次，法官内部会议一百三十一次，四百一十九位证人出庭作证，七百七十九位证人提供供述书和宣誓口供，受理证据四千三百三十六份，审判记录四万八千四百一十二页。审判持续了两年之久。 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回忆说，在审判南京大屠杀元凶时，“我们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工夫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的口头证言及检察官与被告辩护律师双方的对质辨难，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的文件。”由此可见，东京审判既符合道义原则，也符合法律精神。战后少数日本保守势力对东京审判的质疑是毫无根据的。 另一方面，从整体上来看，东京审判远远没有纽伦堡审判那么全面和彻底。由于战后的国际局势迅速向冷战方向发展，国际检察团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发掘更多的证据，在量刑上存在着某些偏颇之处。 从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一日开始，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宣读长达一千两百三十一页的判决书，八天之后才宣读完毕。法庭对二十五名被告作出了判决，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七人被处以死刑，梅津美治郎、铃木贞一等十六人被处以无期徒刑，东乡茂德、重光葵等二人被处以有期徒刑。日本军国主义者中，对“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和太平洋战争承担责任、被判处绞刑只有七人，量刑之轻让人惊诧。 不久之后，盟军方面陆续释放了除二十八名甲级战犯以外的全部战犯嫌疑人。仅几年后，盟军还将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十八名甲级战犯予以提前释放。 战后逃避审判、但罪刑严重的战犯有七三一部队的缔造者、陆军中将石井四郎。像这样一个对世界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魔鬼，居然能安享晚年乃至获得立碑纪念的荣誉，这一事实确实发人深省。 美国记者鲍威尔利用美国的“情报公开法”获得了美军最高机密情报，发现战后麦克阿瑟的助手与七三一部队残余人员进行幕后交易的经过：七三一部队成员向美军提供他们的研究成果，而盟军则赦免他们。 虽然在日军细菌战部队用来进行各种活体试验的俘虏中有人数不明的美国人，但出于实用目的，美军负责处理此项事务的专家却指出：“石井部队的资料是出资数百万美元和长期进行研究的成果，这种资料是附着于活体试验的，受到良心的责备，我们在实验室是无法取得的，我们为了取得这些资料仅仅花费七百美元的很少一点钱而已，是廉价品。” 于是，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决定：“由于日军细菌战情报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决定不揭发日本细菌战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人员为战犯。” 这些黑幕告诉人们，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正义的自动来临。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还将在人类的历史上长期地存在下去。 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盟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清洗计划。计划中列举了要求罢免和清洗的七类人：第一类为战犯，第二类为职业军人和陆海军部特别警察和官吏，第三类为极端民族主义、暴力主义和秘密爱国团体的主要成员，第四类为参与大陆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和大日本政治会活动的主要成员，第五类为同日本扩张有关的金融机构和开发机构成员，第六类为占领地行政长官，第七类为其他军国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上述人员均被要求免去公职，剥夺其竞选议员的资格，以排除其对政治的影响。 初步统计，以上七类人员在日本共有二十多万人。但是，这份计划后来并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 在德国的美国占领区，登记人口一千三百多万人，被起诉者三百四十四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六；正式判决达九十四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战后的联邦德国，在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帮助下，在体制上与第三帝国背道而驰，全体国民也以摆脱第三帝国为目标。 在战犯审理上，盟军在欧洲各地审判法西斯战犯共八万多人，在太平洋地区五十多个法庭却仅仅起诉了五千多名日本战犯。八万比五千，这个数字是耐人寻味的。难道日本战犯的暴行真的比不上德国战犯的暴行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审判的力度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在沈阳、太原审判时期所拘押的战犯一千一百零八人大部释放。起诉的仅四十五人，没有一人被处以死刑。 欧洲各国政府对纳粹战犯的追究至今仍然在进行，而亚洲各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追查自五十年代中期之后便大体停止了。日本没有参加联合国一九七八年“关于追究战争罪犯没有时效”的决议，为继续追究战犯的战争罪刑制造了法律上的漏洞。 战后的日本，旧体制和旧思想在相当程度上被保留下来。 一九四九年五月，美国政府正式命令麦克阿瑟中止日本的战争赔偿计划，使日本得以恢复生产，尽快成为美国的在亚太地区的“实际同盟者”。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驻日美军开赴朝鲜战场，麦克阿瑟下令在日本组建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预备队”，大量日本的旧军官和旧警察加入了这支准军事力量。 那些被盟军释放的高级战犯，在不久以后《旧金山和约》生效的时候，不仅被解除了整肃，而且重新在政界、财界和舆论界活跃起来。正是这些军国主义残余分子，开启了此后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势力崛起的先声。 担任过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的战犯岸信介，一九五七年顺利当选日本首相；甲级战犯重光葵，一九五二年担任改进党总裁，此后出任外务大臣和副首相等要职。日本学者称他们为“战犯政治家”。由某些战犯重新粉墨登场、主宰政局得情况，在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的前法西斯国家中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某些大讲侵略战争是解放战争、日军并没有干坏事的日本官僚和商人，也继续充当富可敌国的财阀和呼风唤雨的经济鳄鱼。这些精英人物完全没有创建新日本的意识，他们维持着一种半封建的天皇官僚统治模式。日本学者本泽二郎在《天皇的官僚》一书中指出，战后的日本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都不充分，日本依然不是民众的社会，而是官僚的社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官尊民卑”的社会。 战后的日本，虽然初步建立起了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但是既没有在官僚体制和文化精神上精心脱胎换骨式的变革，也没有完成一次全面而彻底的“全民反省”和“全民谢罪”。历史虽然迈进了二十一世纪，对昔日由弱肉强食的生存逻辑支撑的、大亚细亚主义的“圣战”心理，某些日本人依然情意缠绵、不忍割舍。 “天皇像平常人一样死在床上，与此相关有两点事实让人感到悲哀——一点是她居然能得享天年；另一点是在有关他的许多最肮脏的犯罪尚未得到应有的惩罚前他便死去。”这是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刊登在英国《太阳报》上的一篇题为《地狱等着那位万恶的天皇》的社论中的一段点睛之笔。 尽管日本外务省因此向英国方面表示抗议，但这篇社论告诉人民，经历过二战的英国士兵，在四十多年后，对战争期间日本人在南太平洋地区虐待俘虏的暴行尚未忘却。那么，曾受到更大摧残的中国人民是否忘记了天皇的罪恶？ 日本近代天皇制，与其说是日本传统与文化的象征，不如说是日本政治气候的晴雨表。自“明治维新”以来，历次日本的政治与社会变迁都首先在日本人对待天皇的态度上体现出来。 在日本历史上，天皇经常被任意罢免、放逐以至被人民所遗忘。天皇与民众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幕府时期甚至还出现过天皇宫廷贫困潦倒、向商人借贷的窘迫状况。日本历史上还出现过若干位女天皇，其血统早已经历了多次的断裂。 当幕府统治失去民心之后，作为攘夷安内的对策，后期水户学派将天皇作为绝对权威加以美化，并将这种理想化的天皇作为国家统一的凝聚力。日本历史学家富永健一在《日本的近代化与社会变动》一书中认为，“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将古代专制国家的天皇作为近代国民国家的理想的统治者，因此“明治维新”可以说是由对古代天皇制的恢复而展开的。而且，这种恢复以一种变本加厉的方式来快速推进。 明治以前，日本学校进行的是松散的爱国教育；明治期间，皇祖皇宗教育已经成为唯一重要的内容。在小学就有拜天皇像、升国旗高呼万岁等规定。一八八零年的教育令要求，必须大力培养学生尊重天皇的感情。在日本战败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人在学校里所受的是这样的教育：天皇的祖先是太阳神、天照大神，天皇是日本自开国以来的统治者，天皇的家族自古以来就未曾中断过，也就是万世一系，而且认为日本是神国；天皇既是神又是人，而且还是日本人的祖先；天皇的日本有统治世界的使命。 明治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具有神性的天皇对维护日本国体的重要性，为了表明天皇对民众的关爱和扩大天皇在民众间的影响，天皇还亲自到全国各地去巡幸，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明治天皇在位四十五年，其间他外出巡幸达八十多次，足迹几乎遍及全国。这套无孔不入的宣传教育模式，终于掀起了民众对天皇疯狂的热爱和崇拜。 天皇是战争的核心。对于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作了三个方面的分析：第一，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天皇是大日本帝国唯一的、最高的统治者，也是大日本帝国军队唯一的、最高的绝对统帅；第二，裕仁天皇作为大日本帝国的道德和精神的最高权威，要求作为臣民的日本国民，无条件地效忠、服从和尊崇他；第三，裕仁本人对所有条件和情况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考虑。 汪伪政权中央储备银行顾问、经济学博士木村增太郎曾经说过：“上至司令官下到普通一兵，人人都燃烧着精忠报国的赤诚，彼此息息相通，他们的赤诚全都汇集在‘为了天皇一人’这道宗旨之下。大东亚战争的赫赫战果是伟大的皇威所致。”天皇曾经对军部说：“没有朕的命令，不准动一兵一卒。”因此，日本的君主立宪明显不同与英国的君主立宪，天皇裕仁并不是一个不问时事的“虚君”，他自始至终都主宰着战争的进程。 裕仁天皇是日本头号战争罪犯，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分子，是杀害五千万亚洲人民的罪魁祸首。五千万人是什么样的概念？如果跟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发生的日本阪神大地震死亡的五千五百人相比，前者等于后者的九千多倍。也就是说，即使日本每天都发生如此巨大的地震和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也要持续二十五年天天如此，才能达到五千万人。 审判裕仁符合道义、民意和历史潮流。在当时美国国内的舆论中，百分之三十三的人主 张处决裕仁，百分之三十七的人主张审判裕仁，只有百分之七的人认为不必管他或者留作傀儡。对于杜鲁门保留日本天皇的主张，连罗斯福时代的国务卿赫尔也认为：“太姑息迁就了。” 战争结束前夕，美国方面曾就日本保留天皇体制的要求征求盟国的意见。 由于处处依赖美国，蒋介石立即致电表示同意。与之相反，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强烈反对。澳大利亚政府先是致电伦敦：“我们坚持认为，天皇作为国家首脑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应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和战争罪行负责，因此要求废黜他。”接着又致电华盛顿：“不应豁免天皇对日本侵略所负的罪责。明确废除天皇制，是破除日本人把天皇当神崇奉的根本办法。正是以天皇的名义，他们犯下了许多暴行。天皇体制不废除，日本人就不会改变，还将发动对太平洋的侵略。”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日军在战争中有预谋有计划的恐怖政策和暴行，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最高当局绝不会一无所知，裕仁及其同伙跟希特勒及其同伙没有区别。 然而，美国自有一副小算盘。在战前担任过美国驻日大使长达十年之久的美国国务院特别顾问格鲁指出：“天皇是唯一能使日本稳定的力量，如果不支持天皇，我们就会背上沉重的包袱，无限期地管理面临崩溃的七千万人口的社会。” 权衡利弊之后，美国政府决定在战后不触动天皇体制，这样才能迅速实现对日本的控制，在天皇的配合下将日本改造成美国在亚洲忠实的盟国。 这是现实主义对道义的胜利。由杜鲁门和麦克阿瑟所主导的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固然在日本推行了非军事化、民主化的改革，但也非常扎眼地为日本保留了天皇制。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不管美国人多么努力消除军国主义政府过去推行“全民灌输”所造成的影响，事实上却没有触动日本人的精神架构和日本庞大的旧官僚体系。战后，大部分日本人根本不去想未来的政治或国家治理。他们对自己现有的基本政治结构是满意的：依然在头衔完备的天皇的治理下，虽然天皇必须遵从占领军的决定。 于是，盟军最高司令部变成了乡下日本人眼中幕府时代的将军。一位乡村的乡长说：“天皇不能找到更好的人担当这个角色了。”这大约是傲慢的麦克阿瑟将军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结果吧。 天皇制是战争机器的内在催化剂。日本士兵在把天皇神圣化的同时，也将自我渺小化了。日本学者江口圭一在《日本帝国主义研究》一书中指出：“日本国民之所以从事了长达十五年的战争，乃是由于迷信这场战争是正当和正义的战争。它的正当性与正义性的根据首先就在于它是‘圣战’，即天皇的战争。正因为是‘圣战’，正因为日本国民为了天皇陛下而甘愿忍受一切困苦与牺牲，所以或在遥远的南溟，或在北边的冻土，便去玉碎、特攻、自决。天皇难道不应为自己的无德而惭愧和谢罪吗？难道不应采取与此相符合的去就吗？” 天皇的态度却与之相反。裕仁在后来发表的《独白录》中，恬不知耻地将自己描述成“为和平而苦恼的天皇”、“一贯祈求和平的天皇”。他企图将自己手上的鲜血洗得一干二净。 天皇崇拜是日本社会至今未触动的毒瘤。东京审判的最大缺陷就在于：没有追究战争元凶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责。 日本学者安丸良夫曾经是一名“军国主义少年”，在听到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之后流下了眼泪。经过对自己的青年时代以及对整个日本社会的反思，在《近代天皇制的形成》一书中安丸良夫指出，现代日本人虽然格外珍视个人的自由，但却在一种伪造的观念体系中寻求认同感，天皇制对每个日本人来说也是一个“耻辱的纪念碑”。 然而，认识到天皇制是“耻辱的纪念碑”的日本人寥寥无几。东京审判中天皇的缺席，民主改造中天皇的逍遥，战后文化教育中对天皇罪行的遮掩，使得天皇的重新被神话成为可能。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不久，便出现了保守思潮的回归，天皇制也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前首相中曾根就曾经宣称，天皇就像是璀璨的阳光一样的存在。保守派作家出云井晶写道：“英国有四百五十年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而后来又有三百年受法国国王的统治。斯图尔特家、汉诺威家、温莎家，血缘关系几度发生过变化。但我国则是万世一统，皇统连绵。‘天皇之国——日本’是一个杰作，在全世界不论哪个地方都没有这样非常文明、非常卓越的国家。”政界和文化界对天皇制度的颂扬是不遗余力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天皇的支持率一直在上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裕仁天皇病重的时候，到皇宫签名祈祷的人有时一天达七万人次之多，队列绵延一公里之长。 一九九九年六月一日，日本官方发表声明指出，即将正式法定为国歌的《君之代》中的“君”就是指天皇，由此日本国歌再度成为对天皇的赞美。明治学院大学加藤典洋教授认为，《君之代》与作为战后日本国民存在基础的民主主义相对立，在法律上将《君之代》规定为国歌也就意味着日本国民的自我否定。把《君之代》立法化意味着，日本国民虽因战败而获得了主权，但在五十四年后，又自己选择了与战前同样的和天皇的关系。 由此可见，天皇制度得保留，成为战后日本保守势力“借尸还魂”的制度保障和精神源泉。虽然战后“象征性的天皇”与战前“主权性的天皇”有了巨大的区别，但两者之间并非没有发生转化的可能。 同时，在清理历史垃圾、审定战争罪责的时候，由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这场没有完成的审判，使日本大部分民众对战争的性质依然充满矛盾和模糊的认识。他们认为，既然天皇都没有罪孽，那么天皇的将军、官僚和士兵们也都没有罪孽。 长期以来，对外侵略是日本的基本国策，也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许多日本人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对外侵略是理所当然的。审判的不彻底使日本人认为，自己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但这仅仅是战争策略的失败、时机选择的错误等，而没有意识到对外侵略本身的非正义性。 东京审判早已结束。然而，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东京审判是一场远远没有完成、也依然没有结束的审判。 正因为东京审判的漏洞和缺陷，才导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势力的沉渣泛起；正因为东京大审判的半途而废，才导致了受日本侵略和残害的各国人民数十年如一日地、锲而不舍地申诉和追讨，民间的慰安妇赔偿、劳工赔偿和细菌战毒气弹赔偿等问题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东京审判仅仅是揭露和追讨战争罪行的开始，而绝对不是结束。在东京审判之后，每一次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声讨和诉讼，都可以看作是对东京审判的回应和延续。这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还将持续一段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 一切有正义感的国家，不会对此袖手旁观。 一切历史感的的人民，不会对此熟视无睹。 九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个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几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爱好。 后来，人们才知道，老人对牡丹花的喜爱与他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在老人的眼睛里，每一棵牡丹花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美丽的中国姑娘。一大片牡丹花丛，就是他屠杀的一群中国少女。这个老兵丝毫不为当年的杀戮感到悔恨，相反却把昔日的暴行审美化了。他觉得，那是他的骄傲，那是他的特权。 就是这样一个变态的杀人魔王，在信仰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笔下，成了一个享受着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纵观人类数千个族群，只有日本文化才有这种“化丑陋为美丽”、“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当三岛由纪夫重建一个军国主义的日本的梦想破灭之后，他选择了自杀，他企图以生命来“唤醒”日本同胞。然而，他的死亡与他的作品一起成为了日本民族劣根性的鲜活见证。 日本人看待历史，有一种奇特的自我中心的视角。把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无限夸大，而把对自己不利的一面尽量缩小。他们坚持用显微镜去看待别人的缺点，却在自己的错误前面固执地闭上了眼睛。 是犹太少女安妮在被纳粹杀害之前写下的一本真实的日记。这本书让全世界的心灵都为之而震撼，让人们思索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和平、什么是正义。在全球的销量，日本仅次于美国而位居第二。也就是说，的读者中，日本人的数量仅次于美国人。 然而，正如一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的日本读者，并不是把这本书作为犹太人问题来阅读，而作为一个因战争而被害的天真无邪、纯洁的少女的象征。在阅读的时候，日本人巧妙地完成了一种角色的转变——他们自己成了像安妮那样的战争的受害者。 于是，作为战争挑动者和实施者的日本人突然消失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异国的土地上去杀害和奴役平民，他们似乎从来没有给他国的人民带去过死亡和血泪。恰恰相反，他们仅仅是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他们固守着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识。 于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不见了，只剩下作为被害者的日本人；作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的日本士兵不见了，只剩下沉醉在美丽的牡丹中的种花老人；创造将强奸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慰安妇制度”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在天皇英明领导下的“经济强国”。他们像顽童一样，在肆意地破坏之后，却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事。 日军的暴行呈现出了一种虐待狂和破坏狂的特征，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湖南常德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在给《时代》周刊写的报道中描述说：“人们会问，日本农民在国内时视粮食为珍宝，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为什么到了中国后，他们不仅掠夺中国农民的大米，而且朝着运不走的粮食大小便?人们会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兵在进入孤儿院后，偷走孤儿的被褥，并不嫌其烦从楼下的院内搬来大块石头，将一所职业学校的纺织机械砸得粉碎?他们闯入学校，向墙上猛摔墨水瓶，从中又得到了什么乐趣?” 除了日本人自己，实际上大概没有人能回答这些尖锐的问题。日本文化的某些“精髓”，恰恰渗透到了日本军人这些匪夷所思的“乐趣”之中。 日本的历史是一部杀戮不断、硝烟弥漫的历史。经过几百年的血腥内战、八百年的军事统治以及近代以来的对外扩张之后，军事生活形态已经溶入日本的日常文化之中。对许多日本人而言，生活就是战争，战争就是生活。战略思想和战斗手法，是数百年来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工具。日本人对中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和等的关注和研究，远远超过了中国人自己。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论政治、经济、商业、工业等各方面，日本依然处在战争思维和权谋观念的应用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中有一种源远流长的“集团主义”，既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又可以把个人的责任缩小。当日本人在战争中杀人、强奸的时候，不仅不会有罪恶感，还会因为自己的表现比别人出色而充满自豪感。同时，因为是集团行为，既有“上级命令”，又有“大家都一样”，这就形成了一种“无责任集团”，干坏事的时候没有犯罪感，干完之后也没有责任感。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分析说：“在十五年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日本国民固然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不可否认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的支持者。他们不是“无辜者”和“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军国主义的土壤从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天生优越的幻觉所麻醉，军国主义怎能如此迅速地开动战争机器呢？ 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我们受到了欺骗”就能够让人信服的。 在日本，从甲级战犯到普通士兵，大部分人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罪过。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却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万岁！”为什么会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别呢？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中谈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别。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耻感文化则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犯罪行为，人们感到的仅仅是懊恼。而且，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恼。他们认为坦白和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对于德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上帝和世界人民面前认罪和忏悔，并因此而重获新生；对于日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通过忏悔获得宽容，而是遮住罪过以免在世界面前丢脸。在德国公众心目中，二战中最突出的事件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惨剧，而不是盟军对柏林的轰炸；在日本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而不是南京大屠杀和重庆大轰炸。 同样是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德国人不仅反省自己，更反省共同的人性。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欧美民众，不仅深切忏悔，而且有着对人性的怀疑和担当。但是日本人却没有忏悔和伦理责任。日本的科技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在精神层面却依然空洞而单薄。 要日本人承认错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最擅长把错误推诿给别人。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喜爱使用“移魂大法”呢？一方面，他们很重视面子，本尼迪克特在中论述说：“日本人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因此，他们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遮盖一个错误，而不愿诚心诚意地承认和改正这个错误。 另一方面，日本人崇拜权力，并不择手段地去获取权力。明治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指出：“有史以来，日本武士就遵循着本国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生活在权力偏重的环境中，从不以对人的屈从为耻，这和西洋人爱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份以及维护自己的权利相比，有显著的差别。” 这种特有的“耻感文化”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将“不忏悔主义”推向了极端。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论述说：“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作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的光辉，在其生母的制度业已死亡之后却还活着，现在还在照耀着我们的道德之路。” 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军阀悍然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内在动力之一。几百年来，日本的军事统治透过武士阶级升华到一种崇高的政治和道德地位上，并彻底融入国家的主流价值之中。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与日本武士阶层的形成互为表里。日本武士视杀人为友谊，武士可以割下切腹自杀者的头颅；日本武士视杀人为权力，如果自己受辱之后可以杀死对方而不受制裁；日本武士又视杀人为职业，武士拔刀之后必须杀人才能收回刀鞘。在日本，只有战斗到底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即使活着，他也是一个“死去的人”，甚至比死去还要糟糕。 一名侵华老兵曾说过：“日本武士道是极崇高的、极其伟大、是高深莫测的。在武士道之名刀发出的正宗的锋刃寒光中，藏匿着连列强都畏惧的深不可测的震慑力和玄妙。”美军攻占塞班岛时，四万多日军全军覆没，岛上还有一万多名平民，日军强迫他们自杀，母亲杀死婴孩之后自杀，老人们互相他杀或者自杀。 在《朝日新闻》关于“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征文中，一位名叫熊井雅男的读者写了一篇《我们为什么没能反对战争》的文章。文章指出：“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的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首先，政府不许给国民提供正确的信息。根据治安维持法等发令，对军队和政府不利的消息被秘而不宣，进而被修改成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加以宣传。 其次，国民不能反对天皇的命令。天皇是神，是超越国家的存在。天皇说过，长官之命即朕之命。对于老百姓来说，军队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不能反对战争，直到天皇下令停战为止。 第三，国民的优越感被煽动起来。战争领袖在开战以前必须煽动人民。希特勒德国煽动德意志人民是血统优秀的国民，而日本则煽动自己是天皇万世一统的世界第一的神国。 第四，领导人胡乱强调国家的危机。国家危机的说法不断传播，被煽动的国民信以为真，陷于偏狭的国家主义，成为推动战争的力量，还自以为是。 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这套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生长的肥沃土壤。 日本学者田中由纪在《隐藏的恐怖暴行：二战期间的日本人罪行》一书中认为，南京大屠杀等暴行，是由一种名为“压迫转移”的现象引起的。日本军队在一开始成军之际，就蕴藏了残暴的高度危险性。 日军的兽性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日本社会阶层化的本质，使得长期以来日本军官以羞辱士兵为乐。士兵要洗军官的内衣裤，或是乖乖地站好，让长官煽耳光，直到血流如注。 在日军内部，高级将领对普通士兵的生命毫无尊重和怜悯。当年，丰臣秀吉不顾朝鲜冬季的严寒，让士兵穿着草鞋作战，结果使得几万年轻士兵冻掉了脚趾。与之相似，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日军企图通过组建“神风敢死队”来挽救失败的命运。人的生命被看成跟机器一样。高级统帅在知道盟军已经解读了密码的情况下，为了所谓的自尊和自信，依然继续使用，造成了基层士兵的大量伤亡。 权力最弱的人，如果握有更低阶层者的生杀大权时，通常最有虐待狂倾向。当日本士兵占领南京时，由这种长幼尊卑的阶层逐渐形成的疯狂，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他们压抑这么多年的愤怒、憎恨和对权威的恐惧，在南京轻而易举地爆发成不可收拾的暴力。 日军兽性化的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人充满了憎恶和鄙视，这种感情是从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教化培养出来的。在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思潮中，日本人开始把自己当作“准白人”，并产生了对亚洲其他黄种人的歧视。在昔日以种族隔离闻名的南非，日本人被分类为“名誉白人”，虽然日本人是黄色人种，却坐在白人一方，享受着与白人同样的特殊待遇。为此，日本人感到洋洋得意，并忘记了自己是黄种人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 许多日本士兵认为，中国人还称不上人类，杀他们就像压扁一只甲虫，或者杀死一只猪一样。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把十个中国俘虏绑在一起，这样捆成很多堆。然后一堆一堆地将中国人推进洞坑，活活烧死。后来，他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说：“猪比中国人的性命还有价值，因为猪还可以吃。” 日军兽性化的第三个因素是，在日本士兵之间弥漫着的暴力具有某种神圣的意义。在日本军队中，暴力成为一种强烈的文化义务。日本军部发给士兵的作战手册中宣称：“每一颗子弹都要以皇家的方式发射，刺刀的每一刀都要燃烧着国家情操。” 既然一般日本人都认为天皇比上帝还要崇高，那么日本军队就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信念：战争即使充满暴力，但最终的结果是，暴力不但对自己有利，对受害者也有利。为了达到这样一种“日本式”的胜利，暴行是必需的工具和手段。 日本学者野田正彰在《战争罪责》一书中，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结合起来，对日本的文化和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这是个人的问题，也是集团的问题，因为包围着日本的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指引着人们如何去处事，如何去感受。 在日本，许多中老年人感情僵硬，缺乏同他人坦诚交流的能力。大企业的管理层、官僚、学者、新闻工作者，也就是所谓的精英分子们并不是感情丰富的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他人情感的感受能力、想象力过于贫乏。还有一心一意适应这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作为他们孩子的青年一代感情更是淡薄，把人与人的交流仅仅看作信息的交换来考虑。 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今天的日本人并没有生活在与那场战争不同的精神世界中。战争的确已经是六十年以前的事情，而且这期间也发生过废除核武器的和平运动。但是，对个人不予尊重，一味适应集团的需要，怀着激烈的竞争心理，只看到人与人之间上下关系的文化，还是同过去一样。崇尚学历、名牌学校，注重所属组织的优劣，执著地追求在公司的地位，并对怀疑这种价值观的人施加无形的压力。此外，学校、工作场所的以强凌弱，使私生活贫乏的会社主义，加班以及应酬等同样腐蚀着日本人的个性。压制个人价值、忽视人文素养，导致日本人进入经济领域就变成经济动物，进入政治领域便门户森严，进入文化领域便沉溺于病态之美。 对此，许多日本的有识之士追问说：将今天日本人的精神状态与侵略时期日军纵容老兵欺压新兵，通过刺杀中国人把士兵培养成战争之鬼，鼓动在军队中出人头地，对被压抑者的痛苦毫无感觉的所谓“日本人的精神”相比较，能够说两者有多大的区别吗？将这种体制与侵略战争时期人们从儿童就开始残酷竞争，在羡慕和屈辱的关口提高人的攻击性，进而组织军事力量的体制相比较，两者不是如出一辙吗？ 在获知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之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老师、法国文学专家渡边一夫曾经这样写道：“南京事件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所犯下的罪行，也是对日本国民自身的侮辱。深知伦理道德的尊严，却放弃了一切责任，将伦理道德视为护身符一样珍惜的国民由此而陷入自我崩溃的深渊。” 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曝光，启动了日本少数有辨别是非能力的知识分子的反思和忏悔。但是，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今天日本自民党内部的“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政客和学者们，却在竭尽所能地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明星大学人文系教授高桥师郎认为：“《太平洋战争史》首次提到的‘南京大屠杀’问题，对挫伤日本人的自尊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他们狡辩说，这种战争史观是美国人强迫灌输给日本人的，必须加以抵制和否定。在日本的舆论和政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却能够获得满堂喝采。 在耻感文化的左右下，日本普通民众迅速完成了对战争罪行的遗忘，日本保守派政客更是信口雌黄地篡改历史。 自民党众议员议员奥野诚亮声称：“过去日本不是发动侵略战争，也没有采取过殖民政策。”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声称：“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而是日本为了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认真思考的产物。战争的目的在当时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许与正当 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说：“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是几乎所有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殖民地的支配获得独立，结果教育也相当普及，较诸长期受欧洲支配的非洲的识字率为高。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 自民党在“终战五十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的“成立意向书”中宣布：“日本今日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两百多万战争殉难者的基础上。这些殉难者为期盼日本的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而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对于这些指鹿为马的言论，一位德国知识分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德国人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一员，讲究实事求是，因此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对外侵略的历史。可是日本人则不同，他们以所谓的‘东洋文明’为由，不想承认错误，这难道不是军国主义思想的体现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和日本对他们各自的战争罪行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荷兰作家布鲁玛在《恍惚有无前朝罪》一书中，对比了德、日两国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德国总理勃兰特跪在犹太纪念碑前，但没有一个日本领导人有过这样的举动。在德国，否认战争罪行的是一小撮被警察追捕的极端主义光头党；在日本，却是首相、国会议员、内阁大臣和历史学家。 德国总统魏茨泽曾经在一篇演说中指出，战后德国支付了一千亿马克的个人赔款，而日本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他批评日本战后的四十年是“荒野的四十年”，战后日本的历届首相都不曾明确而充满真诚地想受到侵略的各国人民道歉，他们每次都含糊其词，并一味主张把对本国不利的历史从教科书中删除。 然而，日本保守势力不仅不接受魏茨泽的忠告，反而对德国进行攻击和辱骂。日本电器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宣称，德国的认罪和赔偿恰恰说明了德国人的“自我欺骗”。他认为，战后大多数纳粹分子都是德国人自己揭发和审判的；而日本人除了由盟军进行的东京审判和各国对乙级及丙级战犯的审判之外，并没有自己人揭发自己人的情况，这是日本的骄傲、自信和宝贵的“爱国主义”。 布鲁玛在与日本作家泽地久枝的对话中，叹息日本知识分子没有历史责任感。泽地久枝解释说：“从一九三四年至今，仍然存在着封锁压制言论的危险。” 布鲁玛吃惊地问：“右翼势力有那么强大吗？” 泽地久枝用厌恶的口吻回答道：“我还不能说日本是一个文明开化的社会。” 受欧洲民主主义教育的布鲁玛高声问道：“那么，直接谴责右翼有危险吗？” 泽地久枝回答说：“我想得豁出命来。” 泽地久枝的说法并没有夸张之处。同样是君主立宪制度，在荷兰、英国、丹麦，国民和媒体可以任意批评女王甚至辱骂她；但在日本，天皇依然具有神圣的地位，批判天皇依然被看作大逆不道的行为，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攻击。 一个不对罪恶忏悔和反省的民族，是难以获得世界的信任和亲近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日本一次又一次的掩饰和歪曲历史的行为，使得亚洲各国的国民在心理上依然把日本当作“敌人”来看待。 战后的德国能够迅速融入欧洲，与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们一起致力于建立欧盟，得益于德国彻底地清除了自身的法西斯主义毒素。而战后的日本迟迟无法完成由“战败国”向“普通国家”的转变，根本原因还是日本自己不肯告别昨天的邪恶、不愿真诚地道歉。难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一位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惊呼道：“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会发疯！”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曾经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战后日本采取的态度与有同样处境的德国相比，对比鲜明。战后德国毫不犹豫地彻底地进行了反省、认罪，并且对受害国家给予了巨额的战争赔偿。从小学开始，德国就讲述希特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德国国民人人都知道自己国家所犯的罪行。这些做法与战后日本政府采取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为我们未能同日本成为真正的朋友而感到非常遗憾。我殷切地希望，在彻底清算过去的基础上，早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金大中的说法代表了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本政府和民众的谆谆告诫，但愿它能被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倾听和领悟。 对于日本来说，要想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友好相处，首要的问题是正视历史、深切反省。富裕并不意味着自动地拥有了遗忘历史、轻蔑他人的权力。 日本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政治大国、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就应当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尊严感的国家。为使日本今后能在亚洲起到重要作用，从政府到一般舆论，都有必要正视罪恶、唤醒记忆，在日本内部掀起一场道义上的讨论。在向世界呼吁记住广岛和长崎之前，对自身进行道义的清算。日本人需要这样的运动。 世纪之交，日本自身也面临着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型。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说过：“世界要求日本从利己价值观向利人价值观转变。这是世界潮流。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在金融界、证券界、大建筑公司出现了许多漏洞，暴露了日本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的本性，也暴露了日本社会背后的人际关系，以及过去自私、利己的积弊。必须从自私向与世界协调的方向转变。在这个问题上要恰如其分地去做。世界形势迫使日本要大大转换价值观。日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不打算大幅度转换价值观，就要成为世界的孤儿。” 日本的孤立不是日本的光荣。日本既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说过，地球上有两个饥饿地带，一是非洲，一是日本。前者是物质上的饥饿，后者是精神上的饥饿。有多少日本人意识到了这种精神上的饥饿呢？ 没有真心的忏悔和实际的赔偿，就没有牢固的和平和深切的信任，这是日本与亚洲各国交往的一个基本常识和前提。日本学者尾村太一郎在《与暧昧的五十年诀别》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日本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伙脱下昔日军装、以篡改历史为己任的国贼财团和披着社会民主主义外衣却没有骨头的行尸走肉了。承担国家责任的主体不见了，负责组建这一主体的国会也堕落到只会讨论税金问题的程度。日本应该明白，和平是由无数人的死亡换来的，如果忘记这段历史和这个道理，那么和平之树就将枯萎。”日本有没有这样一种清理自身历史垃圾的勇气呢？我们拭目以待。 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日本民族进行深刻而真诚的忏悔，对于日本自己、对于亚洲、对于世界，都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门槛。这场忏悔将是日本建立崭新的国际形象的起点，这场忏悔将是日本与相邻各国友好相处的保证。 但愿“日本，是我们的朋友”的说法，最终成为亚洲各国人民真实的感受和深切的认知。 但愿“日本，你为什么不忏悔”的追问，再也不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了。 十 寻找日本的良心 当我们笼统地说日本人如何、如何的时候，这种说法往往会造成对某些真相的遮蔽。正如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中国人如何、如何，因为在中国人中间，既有像张自忠那样一心抗战、英勇捐躯的英雄，也有像汪精卫那样卖国求荣、遗臭万年的汉奸。同样，在日本人中间，既有像石原慎太郎、中村粲那样肆无忌惮地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的政客，也有像村山富士、东史郎那样坚守良知、真诚道歉的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中日友好这一艰难的工作，战后六十年来，一直有无数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默默地努力着，在无私地散发着他们微弱而宝贵的光与热。他们辛勤地播种，却不奢望自己拥有丰硕的果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着眼于未来，是为子孙后代而播种，为子孙后代而耕耘。 我们不能武断地排斥和否定所有的日本人，否则我们自己也就成了我们所要批判的种族主义者和狭隘民族主义者。 让我们踏上日本的国土，去寻找那一颗颗散落在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之间的日本的良心。这些日本的良心与中国的良心一起交相辉映，中日两国的和平与友好将在他们的手上缔造。 日本画家丸木位里夫妇用十五年的时间绘画了巨幅的广岛原爆图，生动地展示了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惨状。这幅作品在美国和欧洲展览的时候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但是，有一次，一位美国教授对丸木位里说：“丸木先生的广岛原爆图画得很好，但据我所知，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进行过一场惨烈的大屠杀。你为什么不画一画南京大屠杀呢？” 丸木位里并没有对美国教授的质疑感到生气，相反，他本着艺术家的良知开始搜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他这才发现被日本政府淡化的南京大屠杀是那样的血腥和残暴。作为一个日本人，丸木位里感到了耻辱和羞愧；作为一名画家，丸木位里决心把这段不为一般日本百姓所知的历史用画笔表现出来。 于是，丸木位里前后耗费了八年的时间，终于画出了一幅“南京大屠杀图”。在这幅巨大的图画上，我们听到了惨叫，我们闻到了血腥，我们也看到了日本艺术家勇敢面对历史的艺术良知。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在靖国神社社务所一侧，一位穿着胸前写着“反对靖国法案”背心的男性在散发传单。传单上写着：“因为是战争死难者家属，所以要反对！战争不是什么伟大的事业！” 这个老人名叫小川武满。他于一九四二年加入日本军队，从一九四三年开始，作为华北方面的军医，先后在石家庄医院和北平第一陆军医院工作。 那天，小川武满不知道自己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攻击，但仍然敢于一个人站出来，豁上命来前往靖国神社。他决定不是与反对靖国神社的同伴们一起，而是独自背负着许多他曾亲眼看着死去的官兵的遗志，去向所有将战死者捧为英灵、把战争看作伟业的人们诉说历史的真相。他的心超越了二十多年的岁月，与那些未经治愈而死去的人们的心灵伤痛共鸣着。 站在东京的街头，小川武满含着眼泪对那些被蒙蔽的同胞说：“靖国神社法案把战死者尊崇为英灵，歌颂他们的遗德，要将他们的伟业永传后世，以此把战死者偶像化，把战争美化为伟业。我在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弟弟，我自己也准备战死而写了遗书。作为军医，我还照看过因战争营养失调症变得像木乃伊一样死去的人们，目睹了对阵前逃往士兵的枪杀，看到了想逃避战争歇斯底里者、自杀者和发狂者，亲身感受到了战争的现实是多么悲惨，多么非人道。因此我不得不呐喊‘不要再制造英灵了！！’‘不要使战争的悲剧重演！！’” 作为一名军医，小川武满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在北京的土地上，就在他的面前，他看着七个中国农民在自己挖的坑边被斩首，落入坑中。一个头颅被砍伤的中国人掉进坑里，还带着满头鲜血大声喊叫“日本鬼子！”宪兵们站在坑上向这个中国人射击，然后命令小川说：“军医先生，请确认一下死亡。”宪兵们站在坑上，坑底部是七个中国人的躯体和头颅，小川不得不下到坑里确认被杀害者的脉搏已经停止了跳动。 很多年以后，小川武满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再次来到中国。 一九八一年，小川武满在北京参加了首都教会举行的共祈和平的中日共同礼拜。在祈祷的时候，小川武满用并不流利的中国话说：“我们只能道歉，不能说‘让我们彼此原谅吧’这样的话。应该是救助人命的医生，却协助杀人；本来必须拯救人的牧师，却见死不救。我是同罪者。你们在为和平而祈祷时，不会不思考日本发动的那场战争吧。现在最该负战争罪责的是我自己。我不告白这一点，就不能去谈《圣经》上的语言。” 在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小川武满一直矢志不移地坚持着对军国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和平的呼吁。他相信，爱和良知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品质，只有爱和良知可以化解仇恨。 一九五零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国政府从苏联方面接管了九百六十九名日本战犯，包括将官、佐官、尉官、下士官，他们都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了烧、杀、抢、掠等滔天罪行。 这群杀人魔鬼对未来的命运忐忑不安，他们担心中国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同样残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中国政府本着“恨罪不恨人”的改造政策，在抚顺和太原两个战犯管理所对他们进行了人道主义的改造。 昔日，这群战争恶魔在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下，完成了从人到魔鬼的嬗变；如今，他们在和平主义思想的教育下，重新完成了从魔鬼到人回归。这群战犯被释放回到日本之后，成立了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许多人成为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维护中日友好、同日本种族主义势力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和平卫士。 在日本众多的民间社团中，“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是一个多来来孜孜不倦地从事中日友 好事业的社团。在这群“从人到鬼”又“从鬼到人”的和平卫士中，有昔日日军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前陆军大本营中将参谋远藤三郎等高级将官，他们的转变具有象征意义。 从回到日本土地的第一天起，这些侵华战争中发号施令的高级将领就决心带动“中归联”会员们，充分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和立场，积极参加日本国内的反战和平活动。虽然已经步入高龄，他们依然不辞辛劳，带头参加反战演讲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情来揭露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一九五八年，刘连仁在北海道的深山中被当地猎人发现。这位山东省高密县草泊村村民，一九四四年被侵华日军抓到北海道当奴隶劳工，一九四五年逃到深山中，在仅能容身的洞穴中穴居十三年。当时的日本岸信介政府不仅不向刘连仁道歉和赔偿，反而污蔑他是“间谍”。 “中归联”的成员们挺身而出，为刘连仁主持正义，一方面批评日本官方的冷漠和残酷，另一方面积极与中国政府联络。最后在各界的努力下，终于顺利将刘连仁送回中国。 当日本教育部门企图修改教科书并扭曲历史的时候，奋不顾身地与这股逆流进行斗争的是日本学者家永三郎。 家永三郎是日本东京教育大学的教授，他编写的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叙述史实比较客观、公正，战后一直被日本学校广泛使用。然而，到了一九五七年，日本文部省突然宣布家永三郎的《新日本史》审定不合格，没有肯定日本祖先的努力成果、没有提高国民的民族自觉和民族精神。文部省要求家永三郎修改对“南京大屠杀”和“七三一部队”的记述。 家永三郎对这一结果莫名惊诧。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日，他就文部省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行径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希望用法律来捍卫历史的尊严。 万万没有想到，这场马拉松式的官司一直拖了三十二年，历经三次起诉和日本地方、高等和最高法院的十次判决。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家永三郎把他的后半生全部倾注到了这场艰苦的官司当中。在三十三年漫长的时间里，一个孤单的个体面对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毅力啊！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日本最高法院对“教科书诉讼案”作出最后判决，判定教科书审订机构在删掉“七三一部队”的记述是违法的，同时认定教科书中关于日军暴行的记述合法。总的来看，这场官司以原告家永三郎胜诉而告终。 家永三郎的身上体现出了一位历史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良知，他对日本教科书严肃认真、客观公正的态度，启示着作为受害国的我们更应当重视自己的历史教科书。 在日本，总是有一批坚守正义和良知的人，无论是面对保守势力的攻击和辱骂，还是面对普通国民的冷漠和嘲笑，他们依然矢志不渝地诉说真实的历史，锲而不舍地反思战争的罪恶。 他们中间，有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侵华老兵东史郎，有直言“天皇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的长崎市市长本岛等。东史郎陷入一场荒唐的官司之中，因为说真话而受到惩罚；本岛等则遭到右翼恐怖分之的枪击而身受重伤。他们付出的是名誉和生命的代价。 长崎是日本受到原子弹轰炸的两个城市之一。作为长崎市的市长，很容易陷入一个自我悲情的心理圆圈之中。然而，担任长崎市市长十六年之久的本岛等，却由长崎的悲剧命运开始了对日本的天皇制度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反思与批判。 本岛等市长在议会上公开批评天皇的战争罪行说：“日本侵略中国十五年，日本军队就是天皇的军队，理所当然天皇应当承担战争罪责。” 一九九零年一月十八日，一名杀手在市政厅前向本岛等开了一枪，本岛等身受重伤。凶手当场被抓获。当时，枪手距离本岛等只有一点五米，而且对准其心脏。因为子弹射中了第五肋骨，本岛等得以幸免于难。 后来，警方查出凶手是极右翼团体“正气塾”成员，好多重要的日本政治家都与此组织有联系。 本岛等跳出了长崎市孤独的个案来看待原子弹的问题，他指出：“日本人强调原子弹不应该使用，但在当时原子弹的使用是免不了的。日本军队干了太坏太坏的事情，如屠杀和性暴力等。在南京被活埋的中国人，他们的痛苦难道就比广岛、长崎死于原爆的人小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爆中的死难者许多是在一瞬间死亡的，而南京那些被强迫自己挖坑埋自己的平民，内心的压抑恐怖有过之而无不及。原爆固然残酷，但我们日本人不能说只有原爆最残酷，日军的暴行就不残酷。” 身材矮小的本岛等是一位真正的勇敢者，他赢得了有良知的长崎市民的尊重，成为长崎任期最长的市长之一。当年的暗杀事件发生之后，长崎市民自发组成保卫市长的守护会，并在全国发起签名活动，共有三十万人签名反对暗杀事件。新闻媒体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媒体报道的重点不是本岛所谈的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而是保护言论自由，即不能用暴力扼杀言论自由。 退休之后，本岛等四处演讲，北到北海道、南至冲绳。他说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和平运动。 在多宗中国民间赔偿案件中，活跃着一个日本律师团。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已是满头银发，却依旧健步如飞。他们中的一些成员早已是日本著名的律师，处理一个案件就可以获得巨额的收入，但却选择了这些不仅得不到律师费、甚至还得自己掏钱帮助原告的索赔案件。他们接手这样的案件无疑是在冒险，既冒律师这一职业生涯的风险，更冒被日本保守势力辱骂为“卖国贼”的风险。 他们是日本人、是成功人士、是中产阶级。大多数人的父母或者亲人，跟当年的侵华战争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站出来，与那些衰老不堪的慰安妇、劳工们和细菌战毒气弹受害者站在一起呢？ 律师团团长小野寺利孝认为，他们的这种选择既不是出于政治，也不是出于法律，而是出于良心。十多年来，这个最初只有三十多人律师团已经发展到六百多人。他们说，自己才是日本真正的爱国者。 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律师、同时也是为中国性暴力受害者万爱花辩护的律师川口和子，时常奔波在从日本到中国和从中国回日本的路上。通过对一系列诉讼案件的研究，她发现了天皇在战争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川口和子认为，尽管日军在投降之后迅速烧毁了档案材料，目前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是天皇命令士兵屠杀和强奸的，但是可以找到诸多的间接证据。例如，天皇是“大元帅”，是军队的最高负责人，理应知道有慰安所的存在，他要阻止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天皇的弟弟是军人，直接在前线指挥作战，当然会知道日军的暴行；同时，天皇身边的侍从官在日记中也记载了发生在南京的屠杀和强奸，很难想象他不向天皇汇报。战时天皇十分重视西方媒体对日军行动的报道，而当时的西方媒体对日军的暴行有大量的报道，天皇也能从其中知道日军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因此，从以上这些证据可以认定，天皇犯有不可推卸的战争罪行。 正义的声音不在庙堂之上，正义的声音总是在民间。 松冈环，大阪一名普通女教师。一九八八年，她第一次到南京，接触到大屠杀的幸存者。从此，她每年八月十五日在日本举办南京大屠杀牺牲者追悼集会。为了弄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教育日本青少年，她不辞辛劳、不怕威胁，利用业余时间到日本各地采访曾经亲历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终于完成了《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一百零二人的证言》一书。每一次的采访都是一次艰难的心灵之旅，要打开老兵们锈迹斑斑的心锁，需要一把灵巧而坚韧的钥匙。 吉冈数子小时候曾在朝鲜和满洲生活过。战后回国，当了三十二年的老师。在教学中，她感到应当把日本加害亚洲各国的历史告诉孩子，“自己作为‘在满少国民’，也参与了加害”。 退休之后，吉冈数子创办的“和平人权儿童中心”，这是一间搜集历史教科书以及各种与战争有关的资料文献的图书馆。吉冈数子发现，今天的日本教科书正在像战时的教科书回归，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趋向。战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卢沟桥事变的原因是“日军演习受中国军队的攻击被迫还击”；在如今的一种教科书中，则表述为“日军演习受袭击”。虽然不敢像战时教科书中那样明目张胆地说是受到了中国军队的袭击，但对历史真相的有意歪曲是显而易见的。 在长崎有一家小小的“和平资料馆”。长崎大学教授、法国文学专家高实康稔是这个资料馆的支持者之一。他介绍说，资料馆的创办人是牧师冈正治。冈正治曾经担任过日本海军的下士官，从军时间长达十一年。当长崎原爆的蘑菇云升起之后，冈正治开始思考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问题。然而，当冈正治开始表述这一观点时，却遭到了军国主义分子的围攻和殴打，在脸颊上留下了一块终生都没有消除的伤疤。战后，冈正治决心赎罪，以议员身份为那些在原爆中死难和受害的的外国人、主要是朝鲜人和中国人呼吁。 一九八四年，冈正治开始深入调查这段被埋没的历史，主持出版期刊《原爆与朝鲜人》。一九九四年，冈正治去世之后，大家为了纪念他，便加紧了资料馆的建立。一九九五年，这家特色鲜明的“和平资料馆”终于正式开馆了。 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存在于它的自我批判精神之中。在日本的民族性格中，固然有不愿反省、逃避罪责的一面，但是对于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的弊病，也有不少日本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孩子一样，勇敢地说出了真话。 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多年来致力与中日友好工作，他是一位敢于揭自己之短的日本人。在外交界工作多年，中江要介发现，日本没有向世界敞开胸怀，日本仅仅把外交看作获取本国利益的舞台。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从亚洲人看来，日本确实提供了资金和技术，但对亚洲国家的事，根本不像亲人那样给想办法，而只是看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因为看不出有什么政治信念，所以既得不到亚洲各国的信赖，也得不到尊重。在太平洋战争中那样狠狠地蹂躏了近邻各国，却不从加害者的立场反省，诚心诚意地进行谢罪，因此被大家厌弃，被人视为傲慢的令人讨厌的家伙。”日本政府的官僚中，有多少人倾听到了中江要介的肺腑之言呢？ 日本著名活动家宇都宫德马，有一次在回答记者“你为什么喜欢中国”的问题时，不假思索地说：“如果喜欢日本，那一定会喜欢邻居和邻国，不是吗？”这是宇都宫德马拒绝一切官职而投身中日友好事业的原因，他堪称真正的“无冕之王”。在自民党内，他像堂吉诃德似的，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中日友好而奔走呼号。能够分析战前、战后日本的第一人，非宇都宫德马莫属。 宇都宫德马所主张的“必须实现全体国民的、按照国民意志的、一切为了国民的政治和民治”，是对青年一代迫切的诉说。宇都宫德马认为，致力于批判日本现实状况和促进中日友好事业才是真正的爱国行为，那些打着爱国旗号的极端分子，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害了日本也害了亚洲各国。他曾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由于我的父亲宇都宫太郎是陆军大将的关系，我从小就在陆军少年学校学习，因为有这一经历，所以很详细地知道官僚与军阀勾结的情况。我曾经在旧制度的水户高等学校、京都帝国大学读书。曾经一度也很热衷于社会主义。因此，对官僚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和强行建立战争经济体制的内情也了解得很清楚。” 宇都宫德马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没有民主主义，也不是民主国家。”他在《官僚社会主义》一书中指出，“天皇的官僚”、“明治的官僚”是半封建的官僚，这一半封建的官僚沾上了社会主义的影响，结果把日本引向“全体主义同盟”，使之毁灭。而且，还形成了战后重建日本时的最大毒瘤。 森村诚一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就在创作的高峰时段毅然放弃小说写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搜求日本细菌战部队罪行的人证、物证，耐心说服七三一部队成员吐露真相，终于完成了揭露七三一部队罪行的《恶魔的饱食》一书。 森村诚一在书中写道：“真正可怕的是，犯下这种残酷罪行的人和我们一样并非另一种人这一事实。绝对不能忘记：我们也是在七三一部队延长线上的人。万一再发生战争，处于同样条件下，我们也会不断地干出同样残酷的恶魔行径来。”他所要做的事业，就是斩断恶魔的爪牙，让和平成为生命的基石。 森村诚一坦诚地说：“揭露祖国犯过的错误是伴随着痛苦的，我们忍受着痛苦把这些错误的事实告诉下一代，使他们不要随着记忆的淡薄而忘掉老一代人通过宝贵的牺牲而应该学到的东西。我执笔写《恶魔的饱食》的真正原因，并非仅仅暴露侵略军的残酷性，并揭露其罪行本身，而是要把真相传给下一代人，以防止日本人重蹈覆辙。我相信这就是战争体验者的义务。” 《恶魔的饱食》出版之后，森村诚一连续收到多封暴力团伙的恐吓信。他出门的时候不得不穿上防弹背心。尽管如此，森村诚一表示，他并不害怕和后悔。 除了揭露具体的战争罪恶之外，还有不少日本学者更是对日本的近代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竹内好是日本知识分子当中罕见的一位具有反省精神的学者，他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是近代日本颓废主义的一种反拨，在这个意义上说，“悲剧的主体在近代”。另一位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发展了这一观点，进而指出，日本之所以发动侵略战争，不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更根本原因在于明治以来总体的日本近代“文化”。日本人将西洋看作“先进国”来崇拜，而将中国看作“后进国”来蔑视。两位学者的反省已经触及了日本人的“奴隶”、同时也是“奴隶主”的精神结构。在强者面前，许多日本人甘愿当奴隶；而在弱者面前，他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奴隶主。 在日本这个民主制度尚不稳固，皇道主义、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里，为民主、自由、和平而奋斗是艰巨的，也是必要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以自己羸弱之身，在二十世纪，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的苦难……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 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大江健三郎的演说词是《我在暧昧的日本》，他把二十六年前在同一地点演讲的川端康成心目中的“美丽的日本”置换成“暧昧的日本”，其中充满了深刻的寓意。在东西方文明的夹缝里张惶失措的日本、既成不了白种人也不愿做黄种人的日本、泯灭个性和死爱面子的日本，难道不是“暧昧的日本”吗？ 大江健三郎明确反对天皇体制，认为天皇犯有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当天皇要给他颁发文化勋章的时候，大江健三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许多保皇分子因此在他家门口示威和谩骂。 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共生”是亚洲的希望。他充满忧虑地说：“以后的日本作家，还能作为友好的客人来到中国、并受到热情的欢迎吗？”大江踏上曾被日本侵略军蹂躏的中国的土地，心中充满了和平的期盼。 据说，在当年的侵华战争中，许多烧杀抢掠的日本士兵，背包里居然装着和鲁迅的著作。大江健三郎认为：“这种可怕的矛盾今天必须加以解决。”他呼吁，处于“第四次闭关锁国”时期的日本，应当有更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发出正义的声音。“我不希望中日之间再发生战争，更不希望未来的日本士兵在背包中带上我的作品。”文学能不能打破心与心之间的坚冰，达成沟通和交流呢？这是大江留给中日两国国民的问题。 中日友好，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事业，也是日本人民的事业；不仅是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事业，更是普通国民的事业。只有充分的信息交换，才能避免误解和猜忌。只有双方不断的互动和交流，才能创建永久的和平。 中日建交三十多年以来，许多日本民间社团、企业和个人，都在为中日友好而奔走呼号、添砖加瓦。也有许多日本友人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扶贫、环保、希望工程等公益项目，有的人甚至无私地捐献出了一生的积蓄。他们是日本的良心，他们是和平的使者。这些日本人爱日本，也爱中国。他们深深地知道：要面向邻居，把邻居当着自己。他们也深深地知道：那些拒绝让日本人在精神上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保守势力，最终带给日本的将是难以想象的危害，带给亚洲人民的则是新一轮的大悲剧。 认识历史，展望未来；诚心认罪，携手进步。这项工程决不仅仅是为了邻居，更是为了日本、为了日本人民。这才是亚洲和世界和平唯一的出路。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被鲜血遮住视线的民族，中国人民愿意成为一切为和平而奋斗的人士的朋友。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为之而奋斗。 为了我们的明天，为了我们的孩子。 十一 拒绝遗忘与捍卫尊严 在耶路撒冷，有一面闻名世界的“哭墙”。“哭墙”是被摧毁的犹太教圣殿护墙的残存部分，也是犹太民族几千年来悲剧性命运的缩影。 每年到了特定的宗教节日，都会有千千万万的犹太人来到这里，在这面墙下失声痛哭。他们念念不忘自己死难的先辈，他们从这面墙中汲取力量，创造属于自己美好未来。 在中国南京，美丽的玄武湖依傍着巍峨的紫金山，六朝古都的风韵千古不变。此山此水见证了那段血泪悲歌。 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也有一道刻满了死难者姓名的石墙。沿着当年性暴力受害者们的脚印往前走，就可以发现石墙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像大海中的浪花一样，一眼望不到边际。每年都有许多遇难者家属来这里悼念他们惨死的亲人，还有更多的青年和儿童来这里体验鲜活的历史。这面墙，就是中国的“哭墙”。 这面墙，铭记着三十多万被屠杀的同胞悲惨的人生经历；这面墙，铭记着一支禽兽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实施的滔天暴行。这面墙，是用中国人的血肉和泪水铸就的。 在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的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八日，“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位于日本东京市区的九段会馆正式开庭。 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是亚洲地区妇女和人权组织发起的一个民间法庭。法庭的任务是敦促日本政府承认侵害妇女的战争罪行，向受害国和地区进行正式谢罪，并尽快对死难者和幸存者进行谢罪和赔偿。这次审判不具有法律实施的意义，被称之为“模拟审判”和“民间审判”，同时也是“正义审判”和“良心审判”。 经过五天的审判，“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就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的行为作出判决，日本裕仁天皇被判犯有反人道罪。判决书中说，根据日本专家提供的证据，裕仁天皇有着独特的权力及决策权威，他知道日军的暴行，但他没有采取措施阻止。判决还认定日本政府未能履行责任，应当真诚地向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道歉并赔偿。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判决，它开始恢复受害妇女的尊严和正义。但这一天来得实在太迟了，各国人民竟为之奋斗了五十多年。宣判结束后，来自世界各国的六十多名性暴力受害妇女代表走上主席台，全场听众自发地起立，向这些勇敢地以自身痛苦经历、公开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老人致以长时间热烈掌声。 在庭审过程中，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韩国、朝鲜、印度尼西亚、东帝汶、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荷兰等国的性暴力受害者们，相互鼓励、相互安慰、相互搀扶，她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用亲身经历来说明日军所犯下的罪行，为所有被日军残害和污辱的姐妹们讨回公道。 “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像是浓重的乌云之中的一道闪电，划破了半个多世纪的黑暗。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场战争，曾经给全世界数十万妇女带来扭曲的人性经历，给她们的精神和肉体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痕。屈辱、病痛、孤独、自卑，曾经是她们全部的生活。如今，她们重拾尊严，勇敢地走向法庭、走向光明。 从大陆到台湾，从北方的韩国到南方的泰国，每一个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背后都有一串串血泪交织的故事。一个个惨遭战争无情烽火，历经无数不可抗拒的“性蹂躏”，而仍侥幸活下来的卑微生命，开始用她们有限的生命去撼动粗鄙短视的日本政府。 日军慰安所分布地区主要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新不列颠岛、新几内亚、库页岛以及日本本土等地。中国是日军慰安所最多的地方，从黑龙江的中苏边境，到南方的海南岛，只要是日军占领区，几乎无处不有。 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大陆至少有二十多万妇女沦为日军性奴隶，她们分布在二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据各国学者的研究、调查，在亚洲各国至少有四十万妇女被迫沦为慰安妇，中国是最大受害国。中国性暴力受害者的数字，占日军在亚洲战场征用占领区随军妓女的百分之六十八。这是一个让中国人感到痛苦、耻辱和愤怒的“世界第一”。 然而，此次开庭，各国代表团共有三百九十人出席，其中韩国共有二百二十人，台湾有六十三人，中国大陆二十八人。中国大陆参加这次审判的代表人数，仅仅是韩国的一个零头。这是一个让我们尴尬的对比数字。 在亚洲，由于传统文化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使许多性暴力受害者长期以来饱受歧视，也不敢公开陈述自己的遭遇。与之相比，二战期间被日军抓去当慰安妇的白种人露芙奥罕的命运就有所不同。 最近，澳大利亚政府授予她澳洲二等勋衔，并在政府公报中表示：此次授勋，是表扬露芙奥罕在鼓励战时保障人权和保障妇女方面对国际社会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她在鼓励公开战争暴行方面担当的领导角色。 露芙奥罕原来是荷兰人，在印尼爪哇居住，一九四二年被日军捉去当慰安妇。战后移居澳大利亚。在一九九二年韩国慰安妇公开日军在二战时期的暴行时，露芙奥罕挺身而出，公开自己当年的遭遇，并前往东京在听证会上作证。 一九九四年，露芙奥罕出版自传《五十年的缄默》，并被改编为纪录片，赢得当年澳大利亚电影业最佳纪录片大奖。露芙奥罕一直担任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义工，就人权和在战争中保护妇女的问题奔走呼号。 中国的性暴力受害者们理应享有像露芙奥罕那样的荣誉和尊敬，她们不应当遭到遗忘和歧视。当她们站出来揭露侵略者暴行的时候，与那些当年捐躯疆场的战士们一样，她们也站成了民族的脊梁。 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索赔运动风起云涌，显示了中国人民民族精神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中国人民拒绝遗忘、捍卫尊严的决心和勇气。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侵害了中国老百姓个人的基本人权，其暴行不但缺乏人类基本的良心和道德文明，也违反了国际法中有关战争法规则。二战结束之后，国共两党政权先后放弃了对日战争赔款。但是，政府放弃了国家赔偿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国国民也失去了民间赔偿的权利。那些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之苦的国家的国民，对日本政府和企业要求受害赔偿，不仅在道义上天经地义，在法律上也符合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准则，同时这也是受害者的基本人权。 十多年来，中国两岸三地的民间索赔运动不屈不挠，不畏各种阻碍和压力，显示了和平时期的英雄本色。 美国已故历史学家、细菌战研究者谢尔顿·哈里斯说过：“王选是一名真正爱国的中国人，她全力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抗争，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我对她的才智、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她为全体中国人民作出的献身，表示极大的赞赏和尊敬。” 二零零二年，在《南方周末》发起的“年度十大风云人物评选”中，王选得票第一。相对于谢尔顿·哈里斯们的敬意来说，中国民间给予王选的敬意出现得太晚太晚了。王选多年来的风雨兼程，一直遭到主流媒体和某些部门有意无意的冷落。其实，这也是中国民间索赔运动积极分子们共同的尴尬。在中国，“民间”和“个人”总是羞于言说和遭到怀疑的词汇。当这些被凌辱和被伤害的生命开始漫漫的索赔之旅时，他们背后没有强大的后援力量，他们仿佛是孤独的前行者。 一九九五年八月三日，正在日本留学的王选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首届“七三一”部队民间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有三个来自浙江义乌崇山的细菌战受害人出席，他们得到日本民间和平组织“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的援助。他们准备向日本法庭起诉，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 崇山是王选的故乡！她童年的记忆被激活了。在那场浩劫中，王选家族有八口人罹难，义乌崇山村有三百九十六个村民死于鼠疫。王选设法联系到日本市民团体成员松井英介和森正孝，她告诉他们说：“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是义乌人，我有义务。”懂得日语、英语、崇山方言的王选意识到：“我是一根红线，我可以方便地穿梭在中国、日本、美国之间，只有我能把这些老头老太太串起来。” 于是，王选在日本读书、工作的平静日子结束了。 这是一场“路漫漫而修远兮”的官司，但是对于王选和她的同伴们来说，则是“吾将上下而求索”。岁月与病魔无情，二十九名原告团中，数名已经高龄的成员已经撒手人寰。还有人不想再告了，因为八年调查取证、诉讼开始后的五年间二十七次的开庭，当事人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身心俱疲。 中国民间索赔之路为何难于上青天？一方面，中国没有发达的民间组织和基金会，为之提供各种支援和帮助；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方面一直不愿正视若干战争遗留问题。其实，有识之士早已指出：“日本遗留化学武器事件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活历史，是检验日本政府如何对待侵华战争历史的标尺。”只要日本政府遵守中日两国之间签订的三个政治文件的基本原则，深刻反省侵略战争历史，切实承担战争责任，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结果是：驳回原告要求日本政府道歉与赔偿的要求，但是破天荒地确认了日军细菌战的罪恶史实。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东京地方法院审判长片山良广在法庭上郑重宣布，日本政府在对待日军当年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问题上态度怠慢，日本要向中国的十三名原告作出总额约一亿九千万日元的赔偿。日本媒体指出，这一判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法庭上宣读的判决书认为，旧日军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和炮弹，是附随战争行为的组织行为，是国家行使权力的结果。作为日本国，其后采取置之不理的怠慢做法，这也属于国家行使权力行为。本来，日本政府可以通过询问旧军队的有关人员和调查军队留下来的相关资料，详细掌握遗弃的化学武器情况。即使中日恢复邦交后，日本国仍没有履行这一义务，导致化学武器伤人事故的发生。这种怠慢做法属于违法的权力行为。按照日本赔偿法，受害者应得到赔偿。关于时效问题，判决书认为，日本国在战后和中日两国复交后都没有对伤害事件进行调查以及向中国提供防止伤害事件发生的信息，提出时效问题没有丝毫的正当性。日本政府以时效已过为由回避赔偿是明显有悖于正义和公平理念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三天之后，日本政府没有接受这个判决而提出了上诉，这场本该划上句号的官司还将推展到下一阶段。王选们表示，他们将奉陪到底。 八年来常常啃烧饼、宿车站的王选为对日民间索赔运动奉献出了一百万日元之巨的“自费”。是的，“自费”二字在中国有着特别的含义。 在“为人民服务”这一冠冕堂皇的旗号下，各级官僚每年公款吃喝嫖赌就花费了数千亿人民币。然而，在大会小会上振振有词地宣讲“爱国主义”的官僚们，却从来没有给予王选和原告们任何资助。在市民社会刚刚开始萌芽的中国，也没有企业家、基金会和民间组织愿意成为公益事业的强大后援。因此，中国公民个体的索赔之路比任何国家都要走得艰辛和困难。 我们在敬重王选这一“蚂蚁挑战大象”的事业的同时，又不能不遗憾地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调查、抢救细菌战受难者的历史事实，首先应该是“有关部门”的责任；没有一份完整的受难者名录，至少是“有关部门”的失职…… 中国人必须拒绝遗忘。如果连中国人自己也忘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那么悲剧就有可能重新降临到我们头上。中国人必须保存记忆。如果连中国人的记忆也出现了模糊和差错，那么昔日的刽子手们便成功地实现了第二次的谋杀。 拒绝遗忘和保存记忆，是对自身尊严的捍卫。一个连自己的苦难和耻辱都迅速遗忘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没有尊严感的民族，也必然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 在谴责日本的教育部门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同时，我们更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是否忠实而详细地讲述了我们的耻辱和我们的苦难？在警惕日本的中小学教育淡化侵略战争罪行的同时，我们更要重视对我们的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是否清晰和全面地知道当年的灾难和惨剧？ 长期以来，在我们历史教科书中，抗战的章节不仅过于简略，而且也脱离了历史真实。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的功绩被一笔带过，蒋介石受到了漫画式的丑化。没有多少孩子知道，国民政府曾经组织过有七十五个师参加的淞沪战役，国民党动用了几乎全部的精锐部队；没有多少孩子知道，战争后期蒋介石参与签署了发扬国威的《开罗宣言》，中国跻身世界四强的行列，并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同样，美苏两大国对于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态度也遭到了歪曲和颠倒。 一向被描述成“老大哥”的苏联，其实一直与日本暗送秋波。斯大林派遣崔可夫出任驻华军事总顾问时，亲自交待说：“您的任务，我们在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人的手脚。”崔可夫后来满意地总结说：“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联和日本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双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两国在瓜分中国权益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斯大林专门到火车站为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送行，并说：“我们都是亚洲人。” 相反，一直被妖魔化为“美帝国主义”的美国，却给予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以最大的支持。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美国政府就给予中国大笔贷款，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美国参众两院一直通过法案，向中国提供五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包括英国提供的援助，加起来超过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全部预算。对于饱受战争创伤而本身经济力量又极为单薄的中国来说，这笔援助无疑是雪中送炭。 抗战期间，美军仅仅损失在驼峰航线上的飞机就达四百六十八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一千五百七十九人。无论是陈纳德飞虎队飞翔在驼峰航线上的美国空军志愿者们，还是史迪威将军率领的在缅甸战场上与中国兄弟并肩战斗的美国陆军士兵们，都应当被我们记住。只有记住谁是朋友，才能同时记住谁是敌人。忘记了谁是朋友，也就忘记了谁是敌人。 几年前，曾经与中国人民并肩战争的美国“飞虎队”老飞行员们来到昆明旧地重游。他们下飞机时激动地走向欢迎的人群，没有想到那些人却是在等候日本的商务代表团。他们佩带着抗战的勋章走在街道上，却只是迎来许多想换美元的人。访问团团长汤姆斯老人含着眼泪离开这片当年为之洒下热血的土地…… 在中国儿童喜欢的电子游戏中，不少是从日本进口的软件。其中，居然出现了日本皇军耀武扬威、征服世界的情节。许多无知的孩子并不知道基本的历史背景，依然自得其乐地玩着这类软件。 在“七三一”部队的旧址上，有人竟然开始建造一座庞大的游乐园；著名军歌《说句心里话》的激光唱片上，居然配上了当年日本皇军冲锋陷阵的画面；某抗战烈士的纪念馆，居然将陈列室出租为爱犬交易所。 在某些旅游景点和餐馆饭店里，一些服务人员堂而皇之地穿上汪伪汉奸服装乃至日本皇军服装，以此来招揽顾客。有的地方居然因此生意红火。无论是经营管理人员还是光顾的顾客，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对历史的亵渎和对尊严的侮辱。 二零零零年，南京大屠杀六十三周年祭日前后，却发生了一家酒店在扩建中人为地毁损大屠杀纪念碑的事件。 此事件发生之后，有关部门的反应显得十分傲慢与荒谬。祭日前一天，部分省、市、区领导驱车来到该大酒店隆重祝贺开业。南京市民纷纷致信致电南京文物局和媒体，却没有引起任何的关注。冷漠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精神病症之一。难道为了一家酒店的门脸，就可以毁坏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屠杀纪念碑？如此恶劣的行径，跟那些日本种族主义分子有什么差别呢？ 大屠杀祭日当天，也就是酒店开业的次日，成千上万的南京市民自发地涌向酒店，责问其违法行为。还有愤怒的市民将酒店门窗玻璃砸坏，然后是连绵数日的静坐与游行抗议。 难道民族情感只有在被伤害的时候才会被唤醒？难道民族尊严只有在被侮辱的时候才会受重视？ 中国人，你为什么如此善于遗忘？ 是因为你的历史太悠久？还是因为你的苦难太深重？ 中国人，你为什么如此善于遗忘？ 难道你不知道遗忘将带来悲剧的重演？难道你不知道遗忘就意味着自杀？ 多年以来致力于中日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孙歌指出，在中日青年中共同存在着历史记忆的丧失。特别是在中国的年轻一代中，存在着对待自己民族历史的旁观者的态度。而不了解真实的历史，就无法对现实作出深切的思考和正确的判断。一个没有历史感的民族，必然难以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在日记中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日本老兵东史郎在中国演讲的时候，流着眼泪描述当年南京城的惨状。然而，台下的大学生们居然发出笑声来。东史郎在南京大学向当年死难者纪念碑谢罪时，围观者中很多人都惊讶地说道：“我们在这里读了好几年书，怎么就不知道学校内还有这个纪念碑？” 遗忘让绿洲变成了沙漠，遗忘让耻辱变成了骄傲，遗忘让苦难变成了笑料。当享受着最好的教育资源的大学生们也丧失了基本的历史感和常识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呢？ 以色列对纳粹余孽的追捕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其中，轰动全世界的一个事件就是对艾克曼的追捕和审判。艾克曼是二战期间纳粹灭绝犹太人计划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二战之后神秘失踪。此后十多年间，以色列特工锲而不舍地追查艾克曼的下落，终于发现他在南美的行踪，并通过跨过特别行动将其抓捕归案。 一九六一年，艾克曼因为犯有反人类和反犹太人民罪被判处死刑，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被绞死。这是唯一的一次依照以色列法律执行死刑。以色列人向全世界显示了他们的决心和勇气。以色列虽然是一个小国，却因此获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和钦佩。 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拒绝道歉、篡改课本、纪念战犯，这些行径固然与日本民族自身的劣根性有关，同时也与中国对其战争罪行的姑息和遗忘有关。 假如中国像以色列一样教育后代牢记民族的苦难、谴责日军暴行、并且数十年如一日地追捕战犯、维护真相、伸张正义，日本的保守势力还敢如此嚣张吗？许多日本国民的不忏悔，跟大部分中国人没有原则的“宽容”互为因果。这种“宽容”源于中国人性格中的懦弱和姑息，也源于国共两党内战前后的利益诉求，同时也有当时国际“冷战”格局的大背景。在对待中日关系上，中国人民固然应当本着“向前看”的原则，却必须首先明确昔日的罪与责、是与非、善与恶。 日本民族奉行力量崇拜，认为日本是被美国打败的，因此愿意服从美国的占领；但他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并不服气，始终不肯向亚洲人民低头道歉。 在抗战前夕就对日本有相当研究的王芸生，在战后实地考察了日本之后，概括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普遍看法：“大致说来，一般日本人对于中国有两种不同的感识存在着：一种以为中国人不是自力战胜日本的，竟参加联合国逞威风，满心不佩服。另一种思想，以为日本人虽已被逐出中国，或者有一天会欢迎日本人。以前日本人靠着武力侵入中国，是不好的；从此以后，或者能够以同文同种的关系，真正的友好共存，中国是需要日本人的技术的。这两种思想，究竟谁占多数，那就很难说了。”在中国军民都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时，王芸生的这番话显然并不悦耳，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份报告。 对于未来的中日关系，王芸生充满了忧虑，他写道：“日本人是不会忘情于中国的。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无论三教九流，问起来，差不多都曾到达过中国。这些人，当他们吃不到糖时就想念台湾，缺盐时想念长芦，缺煤烧时，就会想念我们东北，缺纸张时就要想念库页岛。中日关系总是要恢复的，空洞的胜利之念对将来是无用的。”这种忧虑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一个爱国者的远见卓识。 战后六十年，在钓鱼岛主权争端中，日本一直以赤裸裸的武力处置国际纠纷。 无数的历史记录和图示可以证明，钓鱼岛群是中国的神圣领土。钓鱼岛的面积虽然只有七平方公里，但它决定着周围二十万平方公里海域的归属。该海域还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还具有重要的海洋战略地位。 日本对钓鱼岛的觊觎由来已久，并企图通过对钓鱼岛的吞并，将其海防线延伸三百海里，从而实现其“千里海防”的战略构想。因此，尽管中方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良好意愿，日本却不顾中方的多次声明，擅自在岛上修建临时机场等工程，海上保安厅定期派遣军舰及直升机在该海域巡逻。当中国渔船在该海域作业时，日本竟然出动军舰以武力加以驱逐，其对国际法的蔑视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日，日本通过了建立二百海里排他性的“专属经济区域”的法律，将钓鱼岛包括在内。日本政府支持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民间组织“日本青年社”登岛挑衅。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民间的保钓运动就在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留学生当中如同星星之火般展开了。两岸四地以及侨居海外、具有民族气节和良知的中国人，无论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的分歧，但在捍卫钓鱼岛的主权上，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 一九九六年，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毓祥驾小船前往钓鱼岛，以实际行动申明中国人民锲而不舍的保钓精神。然而，就在小船即将靠近钓鱼岛的时候，日本军舰故意将其撞翻。陈毓祥不幸牺牲，蓝天碧海容纳了这位勇士的英灵。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五位保钓人士驾驶一艘小渔船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在即将到达钓鱼岛的时候，他们遭到日本方面六艘军舰和两架直升飞机的拦截。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国的七名保钓人士成功登上钓鱼岛，随后遭到日本警方的扣押。两天之后，七位中国公民被日方释放回国。耐人寻味的是，日本以政府行为和军事力量来实现对钓鱼岛的占领，而中国的保钓运动却只能以民间的方式艰难地展开。 和平不是通过放弃国家利益、对外示弱就可以实现的。尊严不是别人赐予的，尊严是靠自己捍卫的。“搁置主权”的含混说法不能赢得永久的和平。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和平意味着坚持和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当部分的民间保钓人士不仅是爱国者，而且是和平的使者。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总会有犹太学生手持电动喇叭，大声念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杀害的那些犹太人的名字。每人朗诵两个小时，二十四个小时一秒钟也不间断。整个春天校园里，都回荡着他们那单调、固执、苦涩而不屈不挠的声音。 这种声音深入人心，这种声音记忆着历史，这种声音呼应着现实，这种声音启示着未来。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而苦难的土地上，也应当响起这样绵绵不绝的声音。 十二 祈祷和平 一九四六年，《大公报》著名记者王芸生到日本游历之后，对国人发出警告说：“今天中国是战胜国，却并不强；日本是战败了，但到它国内看看，尽管困穷，尽管残破，但无形之中总使你感到它有一股子气。” 作为一名优秀的日本问题专家，王芸生将中日两国的现状作了一番切实的比较：“凌空观察，投降之初，日本人对中国有一种模糊的钦崇，以为中国毕竟是了不起的大国，八年战 争不屈，终使日本失败了。时间过了一年多，听听中国国内还陷于战乱，看看在日本的中国人的地位之无足轻重，又轻视中国人了。”对于日本人看待中国的态度的变化，中国人自己是否应当引起某种警觉和思索呢？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都可以说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决定这个国家或民族的祸福命运。而顺逆成败，则又取决于这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一百多年来，中国对近代化的适应能力一直落后于日本。半个多世纪之后，王芸生早已去世，但他对中日两国发展轨迹的预言却不幸成为了现实。 法国人施赖贝尔也有相似的预言：“寂静的黑夜笼罩着日本，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没有落到如此彻底的失败。如果日本有朝一日将从这堆灰烬之中，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这一天留给它的一切中获得新生的话，那将是另一个日本。”战后的日本在一片废墟上发奋图强，抓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球技术革命和经济转型的机遇，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重新进入全球最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却饱经战乱和政治运动之苦，在抗战胜利之后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开始迟到的改革开放。此时，中国已被日本远远地抛到了身后。 日本的领土面积为三十七万平方公里，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还没有黑龙江省大。日本的国土中百分之六十为山地，自然资源极度缺乏，地震、台风、火山、海啸等自然灾害极为频繁。然而，在二战中惨败的日本，不仅没有陷入长期的穷困，反倒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就崛起为经济和科技大国。 从古代以来，日本人就一直以“追赶、超越”的精神来对待比自己先进的文明形态。在古代，日本把中国当作老师；在近代，日本把荷兰当作老师；在现代，日本把美国当作老师。这是一个善于使用“拿来主义”的民族。 日本在“国际交通安全学会”发表的“社会速度指标化”中公布，世界上步行速度最快的是日本人，其中大阪人又居世界第一位，每秒一点六七米；东京人第二，每秒一点五六米。与之相比，巴黎人不过每秒一点四六米。步行速度极具象征意义，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日本人显然不仅仅是步行的速度很快。 一九五二年，美国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日本成为独立国家。当时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智利和马来西亚还要低。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日本就已经超过了古罗马的后裔意大利；一九五八年，日本又超过了明治维新时期学习过的榜样——欧洲两大强国英国和法国；一九六九年，日本再次超过了曾经发明生产流水线而震撼世界的工业强国德国，真正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的国家。不久，日本即取得了国内生产总值五万亿美元的惊人成就。这一发展速度确实是一日千里。 今天，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科研投入在全球名列前茅。日本的丰田、本田、三菱、索尼、东芝、佳能等跨国企业，无论在科研水平还是在管理运营方面，都位居世界前列。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日本已经在汽车和钢铁生产领域超过了自己的良师美国。日本拥有的外汇储备高达三千六百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日本是仅次于美国、欧洲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之内，这一地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撼动。 中日两国的经贸极具互补性。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复以来，中日两国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 中日贸易额从一九七九年时不足七十亿美元，到二零零二年已经达到了一千零一十九亿美元。对于中国来说，日本自一九九三年以来就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占四分之一的比重，日本还是重要的资金来源国；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之一，中国还是重要的对外投资国。近十年以来，日本对华投资项目已达两万三千多个，实际使用金额四百亿美元。 日本的一千家大公司中，已经有四百二十家将生产基地搬到中国。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对世界三十一个国家进行“全世界商业成本比较”调查表明，中国排在第二十八位，接近于成本最低的国家。据日本贸易振兴会二零零一年版的《投资白皮书》调查显示，百分之九十五点五的会员企业认为：“中国是海外投资的理想国。”许多制造业计划在二零二零年之前将其生产能力的一半转移到中国。 日本还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该贷款属政府开发援助性质。截至二零零二年底，日本累计向中国承诺政府贷款两万九千五百零四点八九亿日元，项目达一百九十九个。中国共接受日本无偿援助累计一千两百七十九点七二亿日元，用于一百一十九个项目的建设。日元确实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基础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今天，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家中没有中国制造的服装和玩具的日本城市居民家庭，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家中没有日本制造的日用电器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中日两国都无法忽视对方的存在。 中国大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每年平均百分之八左右的增长，都为日本企业提供了一个前程似锦的运转舞台。前日本贸易振兴会理事长白田山认为：“不应 当把中国大陆的发展看成威胁，应该把中国大陆的繁荣与发展看作是日本自己的繁荣发展，因为中国大陆的发展也会给我们带来利益。” 中日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而且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反过来，经济的共同繁荣又成为联结中日关系的纽带，并成为东亚地区稳定、发展的基础。 然而，中日两国之间仅有经贸的合作是不够的。多年来，中日两国在政治上异常冷淡，两国国民之间也远未达成起码的理解和友好。中日两国要成为亲密的盟友关系，还要克服很多障碍、还要越过很多鸿沟。 据《中国青年报》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中国的被调查者中，认为日本“坏”和“特别坏”的中国人高达百分之四十二。而日本首相府外交舆论调查则表明，对中国有亲切感的日本国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曾经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到了一九九六年跌至百分之四十五以下。一九九七年，对中国人没有亲切感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有亲切感的人数。 上述调查无可回避地表明：中日两国甚至在多数普通国民的层面上，已经形成了互相厌恶的情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为和平、友好而真诚祈祷，我们更要为和平、友好创建牢固的根基。 居家过日子，要是邻居令人厌恶和畏惧，如果无法让他走开，那么最多我们自己搬家走开就是了。然而，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居，即便谁都不认为对方是个让人喜爱的芳邻，却注定了谁都无法让对方搬走，自己也无法走开了事。因此，无论是厌恶也好、喜爱也罢，中日两国都无法回避、漠视对方，无法在与对方打交道时一厢情愿地自说自话。 既然我们无法回避日本的存在，就应当了解和研究这个与我们有着上千年复杂纠葛和恩怨情仇的邻居。对于中国来说，或许最应该、最重要、也是最好的选择，莫过于客观地了解、研究和认识对方，理性地把握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辱骂、仇恨和敌视，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倒会对我们自身造成重大的伤害。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写过《菊花与刀》、，欧洲作家小泉八云写过《日本与日本人》、韩国教授李御宁写过《日本人的缩小意识》，它们都成为外国人研究日本的经典著作。而作为近邻和战争受害者的中国人，迄今为止却没有写出一本举世公认的研究日本的巨著来。 相反，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无论是文学、政治还是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竹内好、丸山真男、藤井省三、沟口雄三、安丸良夫等日本学者，都取得了让我们本国学者汗颜的卓越成就。 曾经拍摄过电影的导演姜文说过：“我对日本民族本身并不反感，但对他们的做法感到愤怒。我们要小心他们，更要研究他们。” 我们一方面恐惧日本的野心，另一方面却羡慕日本的财富。我们一听见日本侮辱中国的事件就情绪激昂，一看见日本价廉物美的商品就眼红心跳。 但是，日本的历史传统、国民性格和社会结构究竟是怎样的？日本实现富裕和强大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日本未来经济调整和政治发展的走向究竟如何？对于这样一些并不复杂的问题，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加以回答。这种现象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危险：不了解的对手，是难以战胜的对手。对敌人的蔑视，是一种只有在“知己知彼”之后才能摆出的资格。 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和研究处于“虽近实远”的状态，甚至远远比不上对欧洲和美国的了解和研究。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普通中国人对它的了解却仅仅止于相扑、艺妓、插花、索尼电器、丰田汽车、村上春树的小说和青春偶像剧。 但是，我们必须直面一个现实中蠢蠢欲动中的日本，我们必须洞察日本的精神内核和政治走向。这一切又得依靠实证研究，而不是想象和臆测，正像姜文说：“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 中国要赢得一个同日本友好相处、平等相待的地位，首要的问题是让自己早日成为一个现代、富裕、文明、民主的亚洲强国。中国的知识阶层要警惕民族主义、闭关锁国主义、复古主义和和反现代化的思潮，坚持致力于人道、和平、民主、自由、博爱这些先进价值观的阐发，使中国尽早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潮。 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之内，中日之间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竞争将难以避免。但是，这种竞争应当是和平、友好、互相促进的竞争。“中国威胁论”和“日本威胁论”都有其相当的片面性。昔日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悲剧，无论是中国人民还是日本人民，谁都不愿意看到。 中日之间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就中国自身而言，最关键的事情就是使自己强大起来。所谓“强大”，必须包括经济水准的飞跃、政治制度的革新、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 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等诸多方面，而不仅是一个多世纪之前满清帝国的洋务派所说的“船坚炮利”。 仅有“船坚炮利”的强大绝不是真正的强大，近代中国血的悲剧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甲午海战的时候，中国北洋舰队的实力在日本舰队之上，但没有“人”的现代化，这支“硬件”好、“软件”差的庞大舰队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士兵们在炮台上晾晒衣服，即便是邓世昌这样的优秀舰长，也将宠物带上军舰照料。观察到这些细节之后，日本的谍报人员便确信，日本舰队一定能获得胜利。 一个国家的振兴，人是最重要的因素。谈到日本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的根本原因，东方人和西方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教育。日本的经济奇迹，确实得益于完善的教育体系和由此培育出来的高素质的国民。 一个举世公认的观点是：教育是一个国家能否建设成为文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竞争，实际上就是教育战略的竞争，就是国民素质的竞争。 早在上个世纪初，日本文盲率就几乎降到了零。“明治维新”中颁布的《学制》中明确指出，要让整个日本“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 今天，日本适龄儿童与少年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一百的小学教育和百分之一百的初中教育，百分之九十六点八的初中生入高中学习，百分之五十的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学习。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四十八。日本的终身教育也非常普遍，许多七八十岁的退休老人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电脑和外语。 日本有十二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八位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日本已经制订计划，在未来五十年中，将此人数提高到三十名。日本科技人员的总数，按照万人人口和万人劳动力比例两种口径计算，从一九八六年起就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日本每年专利申请件数维持在三十九万件上下，也居世界第一位。 然而，中国的数据与日本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文盲半文盲的人数，约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数据，一九九二年度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政府预算的百分之二点五，这一比例到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更是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在世界一百五十一个国家中，名列第一百四十九位。 中国仍有四分之一的县没有普及小学教育，贫困地区、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中学升学率只有百分之十。全国平均中学升学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四，也就是说全国有百分之五十六的孩子没有读中学。全国大学升学率不到百分之二，即使完成国家“教育发展纲要”的计划，仍大大低于世界大学生占总人口比例的平均数百分之十六，更无法与高收入国家的百分之四十二相提并论。直到今天，人口十倍于日本的中国，仍然与各项诺贝尔奖无缘。 当日本明治政府将甲午战争的赔款大部分用于基础教育的时候，中国刚刚启动的戊戌变法却把教育的重点放到了创办京师大学堂上。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也许是出于自私的想法，也许是出于好高骛远的理想，企图一下子就兴办起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来。他们却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常识：空中楼阁是建立不起来的。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普遍而高水准的基础教育，孤零零的几所贵族化的大学无法对国家的近代化进程发挥良性的作用。 历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中国的决策者们似乎仍然没有吸取这一前车之鉴的教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将数百亿教育经费投放到少数名牌大学之中，并大肆宣传教育“产业化”的错误方向，使得基础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雪上加霜、步履维艰，使得九年制义务教育几乎形同虚设，使得几乎大部分城乡民众都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痛苦不堪。 当中国许多一流的学者盘踞在大学的象牙塔中沾沾自喜的时候，日本大量的知识精英都走向中小学的课堂。他们不认为当中小学老师是大材小用，他们深知这一职业紧紧关联着国家的未来。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南亮进认为：中国的初级教育相当于日本一九零五年至一九一零年的水平，落后日本八十五年；中等教育相当于日本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零年的水平，落后日本七十五年；高等教育相当于日本一九二零年的水平，落后日本七十年；教育经费相当于日本一九二五年的水平，落后日本六十五年。 可以断言：教育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最为失败、最为历史所诟病、也对中华民族整体的社会发展产生最为深远的负面影响的一个领域。 可以断言：中国如果不在教育方面赶超日本，在其他方面则很难有胜算。 到二零零零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一举增加了三千三百一十七亿美元，日本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额每年都在一万亿美元以上，仅此一项就超过了中国当年的全国国民生产总值。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到二零零零年底，日本国民银行存款总额为七点七万亿美元，约为中国当年国民储蓄总额的十倍以上。日本的个人金融资产一千两百万亿日元，住宅资产和社 会资产也有一千万亿日元以上。 一九九九年，日本提供的国际难民援助金额为超过二点九亿美元，日本的国际难民援助金额为世界第一位。这是联合国难民署高级官员经常由一位日本女性出任的重要原因，也是日本争取其国际地位的利器。日本交纳的联合国会费也名列前茅，因此积极运动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近年来，日本在不停哭穷、不停叫喊衰落的同时，静悄悄投到设备技术开发和刺激生产上的资金，已经高达一千兆日圆，折合七十万亿人民币左右。据中国经济学界估算，到二零零一年，中国社会总资产大约在三十六万亿到五十二万亿人民币之间。这也就是说，即使日本过去的工业基础为零，用这笔真正的巨资重新打造一个工业王国，也已经超过了中国社会资产的总和！ 日本有理由为自己在亚洲率先向现代化转变而感到骄傲。然而，这种骄傲因为忽略了在物质经济增长的同时，升华道德的关怀、人类的关怀的必要，竟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的历史，说明人类的自我完善仍然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过程。就像个体灵魂的拯救一样，人类的自我完善必须也只能依靠各民族的自觉，而不是外在的强制。虽然日本抢先完成了经济的现代化，但种种历史的曲折表明，日本国民并不会因经济进步而自动完成人性的自我完善。近年来，奥姆真理教的地铁投毒案件、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贪污贿赂丑闻等，充分地呈现出日本社会的种种危机与弊病。据日本官方调查，奥姆真理教曾在非洲购买细菌设厂繁殖，计划在东京施放，预计杀人百万，借此引起社会动荡并伺机夺取政权，并将其权力施于海外。 日本虽然是亚洲政治最稳定的民主国家之一，但其财阀政治的本质依然隐患重重，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格局也难以改变。日本的政治还停留在少数特权阶层和政客家族争权夺利的阶段，远未进入社会秩序的责任伦理看护的领域。对内缺乏开放和透明，对外也缺乏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扶助和关怀。 在世纪之交，“日本综合症”让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警醒和反思：财政的重建、行政机构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失业率的上升以及人口老华、生育率下降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严峻。过去十年的经济停滞，被日本人称之为“失去的十年”。 就在所有这些问题都迫在眉睫、急需解决的时候，日本的整个社会依然处于上下互不信任、人浮于事、人心涣散的状态。日本在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领域的对应也滞后于时代的发展。支撑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即提供资金的银行、从事生产的企业以及购买产品的个人之间，已经形成了找不到出路的恶性循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出现了地价和股价大暴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未能发挥人们期望的正面影响力。相反，有百年历史的山一证券、大名鼎鼎的八百伴百货公司以及北海道拓殖银行相继倒闭，象征着日本经济陷入萧条之中。 在经济危机的背后，更严重的是人的危机。在今天的日本社会，大部分中产阶级单纯追求个人享受，对周围的人群漠不关心，年轻人中传统的认真敬业的精神变得淡薄，新闻媒介依附于权力和资本丧失了监督的理念，教育上出现精神空洞化和由于人口减少而导致的课堂崩溃。这一切都说明：日本国民精神的自我完善，还必须通过一次次对历史的自我检讨，以及对现实弱点的诊断和治疗，不无痛苦地来完成。 那种认为历史检讨会带来“民族自虐”的观点，恰恰是对本民族自救最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正是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最大的病根。 二十多年以前，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发现了日本在亚洲的孤立地位，他指出：“日本似乎在亚洲逐渐孤立。我会见的所有亚洲国家领导人，都不认为日本是朋友。”这种暴发户式的孤立是日本自己造成的，它既对日本自身的和平与发展不利，也对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不利。 施密特认为：“虽然有一些政治家意识到，日本人在世界上尤其是在邻国缺少朋友这个事实，他们很想有朋友，但不懂得如何去赢得朋友。与此同时，由于日本认为不对他人的侵略和暴行表示道歉就可以过关，又给它要在邻国建立信任的努力增加了不必要的困难。”作为旁观者的施密特的这番真诚告诫，被多少“身在庐山中”的日本人听到了呢？ 近代以来，东北亚地区就像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一样，纷争不断、战火连绵。中国、日本以及南北韩之间的和平共处，一直是善良的人们的梦想。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日中关系的稳定是亚洲和平的基石》的社论。这篇社论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日两国国民的想法：和平是两国国民共同的事业，维护平等、健康而稳定的中日关系，对中日都是不可忽视的大事。两国应当走出一条“双赢”的道路来。 我们应当意识到，作为邻居的日本，其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其保守势力不承认战争罪行、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侵占钓鱼岛等等，而在于它那理性的国家管理、成熟的社会机制、高素质的国民以及深谋远虑的国际竞争战略与策略。 在二十一世纪的地平线上，日本作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形象，已然呼之欲出。当中国正在与俄罗斯谈判共同开发西伯利亚石油资源的时候，日本后来居上与俄罗斯达成了共建 石油管道的合作计划；当中国刚刚与东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时候，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将东盟各国首脑邀请到东京，以巨额投资和经济援助吸引东盟与日本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中日之间在国际舞台上激烈竞争的态势隐隐形成。 中日之间，既有值得怀念的友谊，也有不堪回首的血泪。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假如这一切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开始算起的话，这份沉重和复杂就几乎无法摆脱了。如果我们再放宽历史的视界，从日本派出遣唐使到中国的时候算起，两国的密切交往已经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了。其间，老师与学生的身份发生了巧妙的错位，兄弟和敌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奇特的置换。 悠久的历史只有成为反思的资源时，才是值得宝贵的财富；深重的苦难只有成为奋起的动力时，才是值得骄傲的资本。 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尊敬和重视，第一步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具有公民素质和文明意识、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大写的“人”。正如五四运动的旗手、启蒙主义的先驱胡适所说：“现在有人对你所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现实呼应着历史，历史启示着未来。 未来，在中国与日本的相互关系中，只能有三个选择：友好、对抗、并立。 友好，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就能得到的；对抗，也许两家都不愿意；而如果我们做不好自己的事情，无法在竞争中赢得自己的地位与尊严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连并立的资格都没有。 抱怨没有用，咒骂没有用，仇恨也没有用。 有用的只有一件事情：做好自己的事！ 我们能做好吗？ 对于这个问题，每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中国人都无法回避。 让答案在每一个人心中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让答案在每一片土地上像花朵一样蓬勃绽放。 谨以此书献给百年来为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先烈们； 谨以此书献给百年来为个人的自由和人权而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的先驱们。 王工：愿中日青年“沉思”日本赔损诉讼——《铁与犁》读后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需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希前哲。 须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大校歌 我生1929年，少年时代颠沛流离，充溢国耻国难，中国之大竟然放不下一张安静小小书桌。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主权和残虐草根人权，“任他们杀，任他们抢”，一辈子无时敢忘。1992年，王录生代表和我在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斗胆领衔提出中国民间追索日本损害赔偿两个议案，至今十余年，有几十宗索赔个案融入诉日赔偿国际宏流，除被告日本国、日本首相、部分政要、部分侵华官兵和“历史检讨委员会”“靖国神社奉赞会”等社会右翼，从未见一个华人或日人公开异议，即使马立诚、时殷弘两先生主张对日淡化历史，也未具体反对，足见正义尚盈世间、人心自有公正。 2004年，经批准，耄耋准备复出当律师。我在名片上印着“百年国耻”以示警策。赴京参与草根畅读中日关系及诉讼问题时，长江文艺出版社首发余杰著。1973年出生的余杰对日关系的百年沉思，必将引导中日青年沉思中国草根诉日索赔问题是毫无疑问的。 余著首引史学家郭廷以在《近代中国的变局》（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版）的话开篇：“两千年来，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创痛，虽然不能说全来自于日本，但实际上以日本所给予的最多最巨。”这是中日关系无可隐讳辩解的史实。令人难以理喻的是：我们的近邻为什么总是翻不过去那页血迹斑斑的历史，拒绝鉴史、认罪、赔偿，在诉讼判决中每每“驳回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或企业的诉讼请求”呢？ 余著指出：日本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并非始于“七七事变”，这种掠夺早在“七七事变”前就已持续了六十多年。 日本向中国所作的第一笔具有战费赔偿性质的赔款，是1874年的琉球事件赔款。《北京条约》以“抚恤”之名赔偿日本银两50万两，折合银元65万元，开了日本对华索赔的恶性先例。 中国对日本的第二次战争赔款是甲午战后赔款。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限七年内分八次还清，其中第一次5000万两不计利息，其余1亿5000万两按每年加百分之五的利息。此外，日本为了压迫满清在规定年限内交清赔款，还派军队驻扎在威海卫，并由中国每年供其军费白银50万两。 中国对日本的第三次战争赔款是庚子赔款。根据《辛丑和约》的规定，日本从中国的赔款总额中获得赔款额3479万两，利息4115万两，本利合计7594万两。庚子赔款一直支付到1937年9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在战争赔偿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在十五年的抗战中，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财产直接损失为1800亿美金，间接损失超过了6000亿美金。这笔巨款未能追回，是中国在胜利条件下的巨大损失。这是冷战格局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应有的权利的漠视，同时中国的决策者们对此也有一定的责任。 战后，中国仅仅从日本获得了2500万美元的赔偿。从1948年到1949年，中国赔偿委员会派船只到日本横须贺接受日本的赔偿物资，先后22次，运回赔偿物资15000余箱，全部价值2250万美元。这个数字只有中国政府提出的赔偿要求的万分之三。 与之相比，亚洲其他受害国家得到了更多的赔偿。以战争赔偿的名义，印度尼西亚获得八亿美元，菲律宾获得八亿美元，缅甸获得两亿美元，越南获得3900万美元。即便是中立国瑞士、瑞典、丹麦、西班牙等也得到了数量不等的财产损失赔偿。（王按：余著附表：“在法律上不具备资格的国家通过‘斗争’获得的赔偿”：韩国3亿美元，新加坡2500万新元，马来西亚2500万马元，泰国150亿日元。“中立国”得到的财产损失赔偿：瑞士11亿日元，西班牙20亿日元，瑞典3亿日元，丹麦7亿日元。“无偿经济援助”蒙古50亿日元。） 正如余杰所说：“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政府的这种善意和宽大，并没有获得大部分日本民众的理解和感激，反倒成为日本保守势力抹杀战争罪行的口实。这是一个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的现代翻版。受惠者对恩人的怨恨和敌视，是人性中最为邪恶的一面。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每当有机会都会表达下面这段话：假使中国要日本拿出五百亿美元的赔款，按当时的日本经济能力来说，也需要五十年才能支付清，那肯定会阻碍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结果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这一点是不应该忘记的。 日本社会心理学家、东海大学教授入谷敏男在《日本人的集团心理》一书中也指出：从明治维新直到战败投降，日本对于当时的中国国民所施加的屈辱是难以形容的，给中国造成的物质损失是当时日本无法赔偿的。如果当时日本承担战争责任而付给中国巨额赔款，则可以断言，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今日日本之迅速复兴，这一历史必须承认。 “二战结束之后，国共两党政权先后放弃了对日战争赔款。但是，政府放弃了战争赔偿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国民也失去了民间赔偿的权利。”这正是王录生代表和我不约而同提出对日索赔两议案的缘故。诉讼实践证明：“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索赔运动风起云涌，显示了中国人民民族精神和权力意识的觉醒，以及中国人民拒绝遗忘、捍卫尊严的决心和勇气。十多年来，中国两岸三地的民间索赔运动不屈不挠，不畏各种阻碍和压力，显示了和平时期的英雄本色。”但同时却也出现了不是蜀道而是“索赔”难的问题。正如余杰所说：“中国民间索赔之路为何难于上青天？一方面，中国没有发达的民间组织和基金会，为之提供多种支援和帮助，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方面一直不愿正视若干战争遗留问题。”应当指出：日本法官忠于事实和法律的正义判决，日本律师、进步团体为日本民族尊严和未来对中国原告的大力支援，中国草根永志不忘。日本政府方面令人遗憾至今还未认识到：“没有真心的忏悔和实际的赔偿，就没有牢固的和平和深切的信任，这是日本与亚洲各国交往的一个基本常识和前提。” 至于中国，对比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如日本民间支持中国受害人对日索赔诉讼的社团，还如美国“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正如马沛文《旅美书怀之二》所说：“这样的民间组织在美国可以存在，在中国是不会允许存在的。”不允许成立民间组织和基金会为对日诉讼提供各种支援和帮助，维护中国抗日战争史实，这是多么“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啊。中国宪法不是大书“结社自由”吗？我深信“以人为本”的亲民政府是决不会长此反其道而行的。 读余著给我的启示，是中日两国青年都宜效法而立之年的余杰，沉思中日两国面对未来如何睦邻共处。这第一步应是促进日本政府、日本法院对中国受害原告索赔个案不再设置“壁垒”。以2004年7月9日日本广岛高院审判长铃木敏之判决书为例就是值得欢迎的。铃木指出：“强掳劳工是严重侵犯人权。”本案一审“援引时效法案……严重违反了法律公正原则。”这个双“严重”判决，不仅代表了日本法律的严肃性，而且反映出日本民族和人民共同的“良心”。掳役中国劳工是日本政府的决策。从1944年8月到1945年5月，共计161批41762名中国人被强掳到日本各地奴隶般役使，到日本投降时，除押送途中已死2823人，又被虐残死亡5999人。仅西松公司掳役中国劳工计达360人，他们中有20多人死亡。据日本四审终结法制，我决不相信日本最高法院会推翻广岛高院判决，终判中国劳工败诉的。 日本政府和日本法院判中国受害原告对日索赔诉讼败诉的最大法宝是20年“时效壁垒”。它被日本正义人民和律师称为“时壁”。如今，这个“时壁”已经被2004年5月福冈高院和7月广岛高院相继破除，难道它还能阻碍中国受害人诉日本其他索赔个案胜诉么？ 2004年8月2日番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