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曰》


 新版自序

    常常被问起一个问题：读历史，人能够从中取得教训吗？

    我在1998年7月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第一集序中曾说：历史的教训，因为人类的健忘和野心家的篡改，而微乎其微……现在我补充：原因是经验无法传承，事非经过不知难。这是上帝创造人类开的一项最大的玩笑。尽管人性古今一致、中外不分，可是每一个人的生存基因中都同样有非常顽强的自我毁灭因子，既无法从历史借镜，也很不容易自我克制。世界文明能向前迈进一步，才会有这么艰巨的工程，这里面牵涉到大自然的生态环境、牵涉到国民性与文化的累积，更决定于一个族群政策与制度的抉择。文明的更上层楼，是一个民族救危存亡的里程碑。

    历史的功能如果纯粹从以上的角度来衡量，不但可读性大减，连值不值得书写都令人质疑。事实上，历史的借镜固然微弱，但，人类的历史实在是世界进化的卷标，让你知道我们从怎么样的原点出发，历经的路程以及终将<kbd>ｈtｔｐ://wｗｗ?９９ｌib?neｔ</kbd>要奔赴的方向。如果没有历史，人类的生存就茫茫无所归依，所有生存中的颠簸、匍匐、挣扎、奋斗都是汹涌波涛中的一叶扁舟，没有舵手，也没有彼岸。从这个角度认知，历史的功能就不同于“使用手册”，它不可能告诉你如何开机、如何操作、如何修复、如何换新零件……但，却是整个世界的文明生产制作不可或缺的原创力。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绵长丰富的历史，在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她不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简直是一艘惊动四海的航空母舰。人类能不能振衰起弊，和中国历史能不能创造新猷息息相关。可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太长，暴君暴行接连不断。人民唯一能期待的就是遇到“明君”“以德化民”，这实在是天大的骗术。可怜，我们善良的人民几千年来都眼巴巴地在被剐、被杀、被黥、被刖、被磔……之余，叩首仰望“明君”由天而降。

    我用来读历史、提出我对传统历史不同角度的分析和批判，除了锻练自己诚实面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之外，也要设法使读历史的人摆脱以往士大夫附庸权贵，为执掌大权的皇帝老爷张目、护短，甚至为他们的酷虐暴行提供最没有良心的合理化理论的习行。我仍然要说我的史观，未必能掌握历史的全貌，而我摆脱传统文化的包袱，不为君王唱赞美歌，而只为苍生、为一个“人”的立场和尊严，说“人”话，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历史。

    2006年9月于台北

 第一部分

    晋国赵姓家族族长赵鞅(简子)有两个儿子，长子赵伯鲁，幼子赵无恤。赵鞅将决定继承人时，不知道哪个儿子最好，于是在两块竹简上，刻一段普通训诫的话，交给他们研读收藏。吩咐说：“要切记在心！”三年之后，再问他们，赵伯鲁张口结舌，忘了个精光，而且连竹简也无影无踪，赵无恤却背诵如流。问他要竹简，立刻从袖子里掏出来(古人宽衣大袖)。于是老爹赵鞅对赵无恤留下深刻印象，指定他当继承人。

    赵无恤的才干，无庸置疑。但立刻从袖子里掏出竹简，却有点蹊跷。竹简是笨重之物，放在袖子里长达三年之久，天下岂有这种怪事。似乎只有一项可能，赵无恤在老爹身旁埋有暗探，早就得到消息。这只能证明他的狡狯，不能证明所预期的他一定能忍辱负重。

    纪元前370年，齐国(首府临淄)国君(四任)田因齐，前往洛阳晋见周王国国王(四十任烈王)姬喜。周王国衰弱不堪，封国国君们早把它忘到脑后，田因齐突然有此举动，各封国都感惊讶，认为是他的贤明之处。

    齐国国君田因齐先生突然晋谒那个长久以来，都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的周王国国王，是一种政治手段，用以发人思古的幽情，提高自己的形象。各封国赞扬他高明，在意料之中。

    但赞扬他贤明，便太离谱。

    司马光原文是：“齐威王来朝……天下以此益贤威王。”事实上，田因齐要到36年后的前334年，才宣布称王。本年(前370)的身份，仍不过一个封国国君而已。根据我们的正名主义“是什么就是什么”，此时压根不能说他就是国王。提前称呼官衔，是中国传统史书最使人困扰的特点之一，读起来好像掉到云雾之中。仅以这项记事而论，封国国君跟王国的国王，距离相差十万里。既不知道“威王”在哪里，更不知道“威王”在何方？世界上还没有这种东西时，传统史学家却硬说有这种东西。

    司马光曾严厉谴责三大家族瓜分晋国是破坏礼教。孔丘的《春秋》，还固执地把“楚王”称为“楚子”，而司马光连这点固执都没有。对“叛逆”田因齐的头衔，不但倍加尊重，反而提前使用，把他最重视的“等级”、“名分”，先自己砸个稀烂。

    这至少证明传统的史笔史观，已无法立足，孔丘如果现在写《春秋》，他也不能坚持“楚子”。形势比人强，一个只站在少数统治立场的主观盼望，绝不可能动摇事实。司马光已尽了全力，但仍不能不屈服。

    纪元前341年，魏国(首府安邑【山西省夏县】)大将庞涓，再率军攻击韩国(首府新郑【河南省新郑县】)。齐国(首府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任命田忌当统帅，孙膑当参谋长，用老战略直击魏国陪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庞涓急撤军回堵。孙膑计算庞涓行程。某一天黄昏，当抵达马陵(河北省大名县)，遂命削下一棵大树上的树皮，写上：“庞涓死此树下！”派一万余名弓箭手，夹道埋伏。下令说：“看见火光，集中射击！”时候终于来到，天已入夜，庞涓驰经树下，见树干一片雪白，上面有字，命举火观看，还没有看完，伏兵万箭俱发，魏军溃散，庞涓自知难逃罗网，拔刀自杀，临死时说：“竟然让白痴成名！”

    庞涓真是一个典型的卑鄙无耻的瘪三，直到临死，都没有对自己的负义行为，感到丝毫内疚，反而诟骂孙膑侥幸成名。

    纪元前341年，齐国(首府临淄)宰相邹忌，嫉妒大将田忌威震国际，企图栽赃陷害，派人手拿340两黄金，到街上请人算卦，向卜卦先生说：“我是田忌的随从，我家将军作战，三战三胜，他打算进行大事，请看一下吉凶？”等卜卦先生出门，邹忌叫人把他逮捕，眼看就要掀起大狱，田忌无法澄清，又气又急，率领他的卫队发动攻击，打算逮捕邹忌。可是邹忌早有准备，田忌无法取胜，只好出奔楚王国(首都郢城)。

    “诬以谋反”是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件其效如神的法宝，强悍的头目要排除他亲密的战友或有实力的政敌时，习惯使用，当之者无不粉碎。因为它是政治的和法律的结合物，政治是内容，法律不过形式，所以无罪不能无刑，至为狠毒，无人能解。田忌身为民族英雄、三军统帅，对国家有盖世功勋，跟国王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可是，一旦陷入“诬以谋反”诛杀大阵，立刻束手无策。

    公孙鞅，是卫国(首府卫丘【河南省淇县】)国君庶子的孙儿，法家学派巨子，在魏国(首府安邑【山西省夏县】)宰相府充当一名职员。宰相公叔痤知道他有才干，正准备推荐，却染病在床，魏国国君魏罃前往探病，十分悲痛地说：“人，夭寿有命，谁能不死？然而你大去之后，国家大事，我跟谁磋商？”公叔痤说：“我的随从官公孙鞅年纪虽轻，却胸有奇才，盼望你信任他，把国家交给他治理。”魏罃大吃一惊。公叔痤接着说：“如果你不能用他，那么请马上把他杀掉，别叫他离境，否则他投奔别的国家，魏国必有后患。”魏罃又是一惊，支吾几句，起身告辞。公叔痤把公孙鞅找来，据实相告，劝他逃走。公孙鞅说：“领袖既不能听你的话用我，又怎能听你的话杀我？”魏罃出了相府，对左右说：“宰相语无伦次，一会儿叫我用公孙鞅当宰相，一会儿又叫我把公孙鞅杀掉，他自己都不晓得他在说什么。”公孙鞅遂投奔秦国(首府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受到重用。前340年，公孙鞅率秦军攻击魏国，生擒魏军统帅魏罃，魏军溃败。魏罃心胆俱裂，请求和解，并把首府迁到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叹息说：“我恨不听公叔痤的话！”

    人在大失败之后，关键性的往事，常会在脑海升起。魏罃先生的叹息，内容不明，可能后悔没有听公叔痤的话重用公孙鞅，但也更可能后悔没有听公叔痤的话杀了公孙鞅。历史上这种叹息，不绝如缕，显示错误的决策，必然付出错误决策的代价。问题只在于反省的内涵，智慧型的，检讨错误后承认自己不够智慧：“我该重用他！”顽劣型的，检讨错误后显示自己更为顽劣：“我该杀了他！”庞涓就是顽劣之尤，临死时对孙膑仍咬牙切齿，他没有后悔不该那样对待老友。

    魏国在战国时代初期，是唯一的超级强国，位置恰恰坐落在物产最富饶的中原地带，文化水准极高。可惜，国家领导人不断伤害自己的国家，逼走吴起，逼反孙膑，最后又轻易丧失可以旋乾转坤的公孙鞅。到了下世纪(前3世纪)，更变本加厉，用冤狱和酷刑，把另两位可以旋乾转坤的人物范雎、张仪，驱逐到敌人阵营，于是，魏国就成了烈日下的冰块。人才决定国家的命运，而政府领导人又决定人才的命运。政治虽不属自然科学，小环节也不能丝丝入扣，但大的发展，却是因果不爽。

    秦国(首府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国君(二十六任)嬴驷，命客卿公孙衍用诈术驱使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和魏王国(首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向赵国(首府邯郸【河北省邯郸市】)发动攻击，希望破坏合纵同盟。赵国国君(五任肃侯)赵语，责备苏秦，苏秦惊恐，请求出使燕国(首府蓟城【北京市】)，以便对齐王国报复。苏秦既离开赵国，合纵同盟遂告瓦解。赵国决河水灌入齐、魏联军阵地，齐、魏联军才行撤退。

    依当时情势，苏秦的合纵同盟阵线，是拯救各国的唯一法宝。可是秦国稍用诈术，向魏王国表示愿归还前所占领的襄陵(参考前352年)等七个城市，魏王国那个蠢材君王和那些蠢材官员，竟然兴高采烈地吞下钓饵。短视、贪婪，只看见眼前三寸利益，是造成悲剧的一大动力。贾谊说：“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覆亡，都覆亡在自己手上，岂止六国而已。

    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准备攻击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考虑到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跟齐王国邦交敦睦，订有共同抵抗外患的盟约。于是派宰相张仪到楚王国，向楚王(二十一任怀王)芈槐进言说：“假如你采纳我的意见，跟齐王国断绝邦交，敝国愿把商(陕西省丹凤县)于(河南省西峡县)地区600华里的土地，割让给贵国，而且挑选秦王国最漂亮的美女，当你的小老婆和婢女。”芈槐大喜过望，立刻承诺，政府所有官员都为这场丰收的外交谈判祝贺。于是，宣布跟齐王国绝交，下令关闭边界关卡，派一位将领随张仪到秦王国办理割地手续。到了秦王国，张仪忽然从车上摔下来，闭门养伤，三月之久，不肯露面。

    芈槐思量说：“张仪莫非认为我跟齐王国绝交绝得不够彻底？”于是派勇士宋遗持宋王国的护照到齐王国，辱骂齐王(二任宣王)田辟彊。田辟彊气得眼冒火星，立即改变一向跟秦王国敌对的立场，转过来跟秦王国结盟。

    等这件事发生之后，张仪才召见楚王国使节，一脸惊讶，说：“你待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去接收我承诺的土地，从某处到某处，6华里。”楚王国使节急急回报芈槐，芈槐眼冒火星。下令向秦王国攻击。秦王国起兵迎战。

    芈槐的反应在常情之中，一个壮汉受到刺激，提刀就上，是武氓；一个知识分子受到刺激，提笔就写，是文痞。成功不过出了口气，失败顶多赔上性命或尊严，血流三尺，影响还小。国家领导人如果不能自我克制，怒火不但可能焚身，也可能焚国。

    国际之间，充满诡诈，只有利害，没有道义。英国人自己就说：“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岂只英国如此，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是一个国家，而不是街头小贩摆的地摊，它就受这项定律支配。楚王国没有实力翻云覆雨，却硬去翻云覆雨，灾难一定兜回来砸到自己头上。国与国之间，弱者总是倒霉。

    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宰相张仪，向秦王(二任武王)嬴荡进言说：“为了秦王国的利益，必须东方国际发生变化，大王才可以得到更多土地。人人皆知，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恨透了我，我在哪一个国家，它就会攻击哪一个国家。请大王准许我前往魏王国(首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则齐王国必然向魏王国进攻。齐、魏交兵，陷于缠斗，一时难解难分，大王就可以乘虚而上，攻击韩王国(首都新郑【河南省新郑县】)，挟持周王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国王(四十三任赧王姬延)，搜集天下地图户籍图册，这是统一天下的大业。”嬴荡同意。

    果然，齐王国攻击魏王国，魏王(二任襄王)魏嗣，大起恐慌。张仪说：“大王不必担心，我会叫齐军自己撤退。”于是派他的随从(舍人)前往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聘请楚王国的人充当使节，晋见齐王(二任宣王)田辟彊，假装惊讶说：“大王，真是糟透了，你竟用这种手段加强秦王国对张仪的信任？”田辟彊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使节说：“这是很明显的事，张仪跟秦王国是何等深厚的关系？怎会那么洒脱地说走就走？一定有什么阴谋，正要齐、魏爆发战争，而使秦军袭取三川(大洛阳地区)。而今你果然挑起大战，使自己的国力疲惫，又背上攻击盟友的恶名，反而更加强秦王国对张仪的信任。”田辟彊即下令班师。张仪担任魏王国的宰相一年，病逝。

    张仪跟苏秦，以纵横奇才，为各国设计谋略，夺得高位和财富，天下知识分子纷纷效法，其中有魏王国人公孙衍，号犀首，也以谋略名满国际。还有苏代、苏厉、周最、楼缓之辈，足迹遍天下，以辩才和诈术说动君王。为数太多，记不胜记。而以张仪、苏秦、公孙衍，最为高竿。

    《孟子》曰：“有人说：‘公孙衍、张仪，岂不是大丈夫，一怒而各国恐惧，不怒则天下战火全熄？’孟轲说：‘那算什么大丈夫？一个人坐的是正当的位置，做的是正当的事情；当权时跟人民同甘苦，无权时自己修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大丈夫。’”《法言》曰：“有人说：‘张仪、苏秦，在鬼谷子那里学习纵横之术，各使中国维持十余年的和平，是不是有这回事？’扬雄说：‘一群骗徒而已，圣人对他们深恶痛绝。’那人说：‘表面上信仰孔丘的学说，实际上却做张仪、苏秦所做的事，怎么样？’扬雄说：‘这就好像听起来是凤凰美丽的鸣声，却长着一身凶禽的羽毛。’那人说：‘可是，端木赐(子贡)也干过这种勾当。’(前484年，齐国攻击鲁国【首府曲阜】，孔丘派他的学生端木赐到吴王国【首都姑苏?江苏省苏州市】请求救助，吴、鲁联军大败齐军。《史记》赞扬说：“端木赐一出，使鲁国生存，齐国败乱，吴王国力竭残破，晋国坐以强大，越王国【首都会稽?浙江省绍兴市】奠立霸权基础。”)扬雄说：‘端木赐的动机是追求和平，张仪、苏秦的动机是追求富贵，两者并不一样。’那人说：‘张仪、苏秦，真是难得的奇才，抛弃传统的渠道，用他独立的奋斗方式。’扬雄说：‘对于巧言令色的佞幸之辈，有见识的人才能辨别。并不是不看重他的才能，而是那种所谓的才能，不为我们所认同。’”

    孟轲跟张仪、苏秦一样，也是周游列国，推销政治理想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可是，司马光和扬雄，对此却只字不提。战国时代，各国危急，犹如一家正在大火熊熊，张仪、苏秦教他们如何汲取山涧里的水扑救。而孟轲却教他们事先防火，和平时挖井；而又没有指出如何防火和如何挖井。对于运转庞大的专制政治，儒家学派唯一的法宝是“圣君贤相”，一旦君不圣、相不贤，可就只好干瞪眼。在这种情形下，只有傻子才相信儒家那一套——偏偏就出了一个傻子：燕王国二任王姬哙，他照葫芦画瓢，效法禅让童话，把王位禅让给子之，结果带来千万人死亡。大家不但不同情他、不支持他，反而因为他搞砸了锅，破坏了“禅让”美好的形象，纷纷大骂。

    孟轲惨败在实务性的高级知识分子之手，一肚子气。所以当人们一致公认张仪、苏秦是大丈夫的时候，他坚决反对。什么叫“正位”？国王任命的宰相，是不是正位？什么是“正道”？有计划地追求和平，是不是正道？如果那还不是“正位”、“正道”，那么，孟轲仆仆风尘，东奔西跑，难道想当天子或想当国王？难道想要屠杀人民？至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确实是人生最高的品质，也确实是大丈夫，但那仅是个人的修养，只可以作为最高的道德指标，不能用来衡量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孟轲幸亏已不在人世，否则，我们就要求他开一个“大丈夫”名单，看看哪些人可以上榜。

    扬雄是动机论者，指出端木赐求的是和平，张仪、苏秦追求的是富贵。他有什么积极证据，证明端木赐不追求富贵？又有什么积极证据，证明苏秦、张仪并不追求和平？如果我们认定苏秦、张仪是追求和平，端木赐是追求富贵，扬雄又如何反驳？孔丘和孟轲，就曾仆仆风尘，东奔西走，说破唇舌，希望二者全都到手。问题只看你追求时用的方法，和追求到手后做些什么。能够“安中国者，各十余年”，已经够人民顶礼了。

    我们并不歌颂张仪、苏秦，理由跟儒家系统不同。他们主要的缺点是他们根本没有立场，也没有理想，不过是官场上，靠条陈过日子的两大政客。但他们毫无凭借，唯一的凭借是自己的能力。笼罩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司马光所赞誉的礼教——贵者恒贵，贱者恒贱，到此被这一群不安于礼教的大小人物突破，而且还发生实质上的影响。

    赵国(首府邯郸【河北省邯郸市】)国君(六任)赵雍，跟肥义讨论“胡服骑射”方案(战国时代，华人宽袍大袖，不但浪费资源，行动也不方便，在战场上拖泥带水，等于自杀。当时作战，仍以战车为主，车用马牵引，车上载战士，运转迟钝，无论追击或逃跑，都不灵活。赵雍主张改穿蛮族部落战士们穿的短衣窄袖，抛弃战车，改乘战马，近则用刀枪，远则用弓箭，这是战术上一项空前突破。但基于社会惰性，赵雍不得不谨慎从事)，赵雍说：“顽劣之辈会嘲笑，贤明的人会明白。即令全世界的人都反对，北方胡部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的土地，和中山王国(首都顾城)，我一定夺取到手。”于是积极准备。贵族们果然反对，赵雍的叔父赵成，更宣称病情沉重，在家卧床，拒绝参加中央政府会议。

    赵国自胡服骑射后，国力陡增，成为战国时代后期唯一可以跟秦王国对抗的强权，如果不是错用了赵括(参考前260年)，秦王国不可能东进。然而，利益这么明显的一项改革，而又不伤害任何人的既得利益，都这么困难。停滞的力量，似乎永远超过进步的力量，这正是中国人苦难的源头。

    被诱骗囚禁在秦王国的楚王(二十一任怀王)芈槐，病势沉重，于前296年，死在咸阳(陕西省咸阳市)。秦王国送回他的灵柩，楚王国人民夹道祭奠，不胜悲痛，各国对秦王国这种恶霸行径，印象强烈。

    西洋有句谚语：“第一次被骗，错在对方；第二次再被骗，错在自己。”芈槐先生真是天下第一脓包，脑袋像一个糨糊罐，被张仪、嬴稷之辈玩得团团而转。叫他爬，他就爬；叫他跳，他就跳。这种糨糊罐政治领袖，历史上车载斗量，十个巴掌都数不完。他阁下的所有遭遇，都咎由自取。可是，死伤的那些军民，却又何辜？他们唯一的罪状只是因为有一个昏庸的糨糊领袖。芈槐的灵柩回国，人民悲不自胜，这是人民的厚道，忘了所有苦难都来自他一人。芈槐事实上被他所宠爱的郑袖、靳尚所控制，以郑袖、靳尚为首的鲨鱼群，日夜猛噬，芈槐想要不死都不可能，这只是一个信号，警告楚王国：再不补救，船即下沉。可惜，芈槐之死毫无意义，并不能唤醒国人，也不能消除鲨鱼，因为楚王国已腐朽到完全丧失改革的能力。

    各国对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诱骗芈槐的卑劣行径，再起反应，重组南北合纵同盟。前296年，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韩王国(首都新郑【河南省新郑县】)、魏王国(首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赵王国(首都邯郸【河北省邯郸市】)、宋国(首府睢阳【河南省商丘县】)，五国联军攻击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军抵盐氏(山西省运城市)，即行撤退。秦王国把武遂(山西省垣曲县东南)归还韩王国，把封陵(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归还魏王国，谋求和解。

    人人都知道团结好，然而，只要有一个人是近视眼，就可以破坏团结。战国时代的合纵抗秦同盟，是各国唯一的救命仙丹，功效立竿见影。不过，只要秦王国抛出一块骨头，团结即行粉碎。这是人类最可悲的一面，也是野心家最兴奋的一面。

    赵王国(首都邯郸【河北省邯郸市】)国王赵雍，罢黜长子赵章，而命幼子赵何继承王位，自称太上皇(主父)。再把赵章封到代郡(河北省蔚县)，号安阳君。赵章本来应该继承王位的，现在只封一个“君”，自然耿耿于怀。他又一向挥霍奢侈，赵雍任命田不礼当他的秘书长(相)。李兑告诉宰相肥义说：“赵章年轻力壮，态度傲慢，党羽多而欲望大。田不礼生性好斗，而且骄傲不可一世，喜爱杀戮。两个人聚在一起，必然产生阴谋。小人物一旦有了大欲望，就不可能深思远虑，看到的全是利益，却看不到灾难，巨变将要爆发。”

    赵雍携同赵何，出游沙丘(河北省平乡县?首都邯郸东北，航空距离80公里)，分别住在两座行宫。赵章跟田不礼认为时机成熟，采取行动。假传太上皇(赵雍)命令，召唤赵何进宫。信期通知肥义，肥义先行，中伏被杀。信期立刻动员戒备，双方血战。恰巧赵成、李兑，从首都邯郸率军赶到，再火急征调附近驻军参战，斩赵章跟田不礼，屠灭他们的党羽。赵成出任宰相，号安平君。李兑出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司寇)。这时候，赵何年纪还小，赵成、李兑完全控制政府。

    赵章战败时，投奔老爹赵雍，赵雍把他藏在行宫之内。大军进入行宫，搜出赵章处决。赵成、李兑警觉到自己的危险，商量说：“我们为了逮捕赵章，竟然包围太上皇的行宫。事情过后，太上皇追究围宫杀子的罪状，我们全家恐怕就要死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下令行宫人员：“先出来的有赏，后出来的格杀。”宫人们霎时间一哄而散。赵雍也想出宫，却被阻在宫门之内。广大的行宫之中，只剩他一个人，没有伴侣、没有饮食，饥饿难忍之际，只好爬到屋檐树上，搜索鸟蛋或刚孵出的雏鸟下肚。这样支持了三个多月，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全都吃光，最后竟活活饿死。赵王国政府一直等到确定赵雍死亡，才向各国报丧。

    赵雍是一代传奇人物，从他坚持变更服装、更新装备一事，可看出他观察力之强和意志力之坚。赵王国疆土，在他手中倍增，战斗力也倍增。如果他能再活20年，秦王国可能受到严重威胁，历史如何发展，难以预料。然而，凡是英雄，都儿女情长，一个美丽的吴娃，就把他搞得神魂颠倒，一误再误。李兑和赵成，平常受赵雍的尊敬，而他们也对赵雍忠心耿耿，可是一旦事变，涉及到切身利害，却不惜把君王置之死地。中国政治上的领导人物，似乎都在斤斤计较对方的忠心，而忘了忠心不能孤立，它含有太多的变数。形势逼面，猪忠难以持久，刹那之间，猪化为狼。赵雍如果不自乱章法，赵章如果再有耐心，李兑、赵成之辈，何致竟成弑君凶手？

 第二部分

    宋王国首都睢阳(河南省商丘县)城墙拐角处麻雀巢里，发现一只刚孵出来的雏鹰，巫法师说：“小生大，乃反弱为强，成为霸主的先兆。”宋国王(一任康王)宋偃，大为兴奋，挥军出击，把滕国(山东省滕州市)灭掉，并顺道攻打薛国(山东省枣庄市南薛城)。然后四面扬威：一连串惊人的军事胜利，使他提高称霸世界的自信。他用弓箭射天、长鞭扑地，表示敢向神灵挑战。把祭祀天地祖先的祭坛(社稷)摧毁，表示他连鬼也不在乎。在皇宫中长夜饮酒，房子里侍从人员喊“万岁”，大厅中官员们随口响应，宫门外的人群，也同声高呼。于是，全城一片“万岁”之声。齐王国国王田地首先发动攻击，宋军溃散，宋偃逃奔魏王国，死在温城(河南省温县西)。

    宋偃在首都睢阳陷落前开溜，逃到温城，终于被齐王国追兵捕获。这位年已80岁的皓首匹夫，跳神农涧(河南省温县西)不死，被拉上来斩首。他似乎是20世纪四大恶棍之一的希特勒的前身。二人相似之处，至少有下列数项：

    ——他们都是国家的领袖。

    ——他们的国家都有悠久而光荣的历史。

    ——他们的国家都被列强密密包围，动弹不得。

    ——他们都搞个人崇拜，迫害自己的国民。

    ——他们都灭掉一些较小的国家，使自己的声望达到巅峰。

    ——他们都同样横挑强邻，并把强邻击败，领土大幅膨胀。

    ——他们都大言不惭，没有自我克制能力。

    ——他们发疯的时间都不太长。

    ——他们都把国家驱入灾难，受到大包围反击，千万人死亡。

    ——最后，他们都在敌前丧生。

    ——他们都留下万世恶名，为人不齿。

    纪元前284年，燕王国集结倾国兵力，任命乐毅当远征军总司令。赵王国同时任命乐毅兼任赵王国宰相；秦王国将领(尉)斯离，也率军抵达，跟赵、魏、韩军会合。乐毅兼五国联军总指挥官，以泰山压顶的威力，向齐王国进攻。齐国王(三任)田地，征召全国武装部队，在济西会战(济河以西，今济河已经不在，则指黄河以西地区，战场当在今山东省阳信县附近)，齐军大败。乐毅请秦军、韩军先行班师；请魏军占领原来宋王国的领土，请赵军夺取河间(山东省高唐县、堂邑县一带)。乐毅亲自率领燕王国远征军，深入齐王国国土，捕捉齐王国野战军主力。齐王国人心崩溃。田地逃走，乐毅进入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把齐王国的金银财宝和贵重的祭祀用具(包括前314年从燕王国抢夺来的)，运回燕王国。

    田地投奔卫国(河北省濮阳县)，卫国国君(四十五任)卫嗣君，让出皇宫给他下榻，自己称“臣”，供应他所有的用品。然而田地口出恶言，卫国官员反唇相讥。田地住不下去，再投奔邹国(山东省邹县)、鲁国(山东省曲阜县)，仍然一副傲慢脸色，两国拒绝他入境。最后，田地逃到莒城(山东省莒县)。

    楚王国派大将淖齿，率军援齐，田地任命淖齿当齐王国宰相。淖齿阴谋跟燕王国瓜分齐王国。于是，逮捕田地，数落他说：“千乘(山东省高青县)、博昌(山东省博兴县)之间，地方数百里，天降血雨，衣服都被污染，你可知道？”田地说：“知道。”淖齿说：“嬴邑(山东省莱芜县)、博邑(山东省泰安县)之间，土地崩裂下陷，看到泉水，你可知道？”田地说：“知道。”淖齿说：“有人伏在宫门外大哭，找人找不到，不找时又听到哭声，你可知道？”田地说：“知道。”淖齿说：“天降血雨，是天警告你。地崩下陷，是地警告你。有人在宫门大哭，是人警告你。天地人都警告你，而你却满不在乎，怎能不杀？”就在鼓里(莒县附近)把田地处死。

    田地之死，原文记载太过简略，冲淡了事情的严重性，也剥夺了读者获得真相的权利。田地之被淖齿处决，可不是大刀一砍，人头落地，用的却是一种残忍的酷刑。淖齿把田地悬挂在屋梁之上，活生生地剥皮抽筋。这个颟顸傲慢的老汉，在酷刑之下，哀号两天两夜，才行气绝。我们不了解的是，淖齿跟他相处的时间很短，不可能有血海深仇。即令利害冲突，当场格毙，也就足够，何致下此毒手？不要说对付一个君主，即令对付一个盗匪，用此酷刑，也是一件骇人听闻的暴行。

    只有一个解释是合理的，那就是田地的颟顸傲慢态度，超过了淖齿所能忍受的上限，才引起残忍杀机——淖齿要看看田地被吊到梁上剥皮抽筋时，露出什么模样的面孔。原文记载淖齿数落田地：“你可知道？”田地的回答，一律是：“知道。”但在《战国策》上，田地的回答，却一律是：“不知道。”司马光把“不知道”改作“知道”，原因不明，但却削弱了田地的暴戾气焰。当他回答“不知道”时，显然没有料到淖齿会那样对付他，所以一问三不知，看你又奈我何？恶棍口吻，跃然纸上。

    田地之所以被卫国驱逐，是他根本没有把卫国国君放在眼里，把卫国高级官员，更当做奴仆，迫使对方切断供应，他就不能不逃。然而他并没有接受教训，当他到达鲁国边境时，他要鲁国以天子的礼节侍奉他，鲁国国君必须早晚到厨房察看烹调，站在台阶下面伺候他阁下进餐。等田地吃罢，鲁国国君才能告退，办他自己的事。鲁国终于把他赶走。到邹国时，恰恰邹国国君逝世，田地要以天子的身份吊丧，新任国君要背向棺木，站在西面台阶上，向北哀哭。田地却坐在北面祭坛那里，一面接受新任国君的哭，一面举手表示慰问。邹国也终于把他赶走。

    身在逃亡途中，国家已破，吉凶未卜，还在端架子、耍派头。后来到了莒城，莒城可是自己的领土，淖齿又是自己任命的宰相，他展示给淖齿，使淖齿留下强烈印象的嘴脸，一定可观，那正是残忍报复的能源。

    卫国(首府濮阳【河南省濮阳市】)国君(四十五任)卫嗣君(名不详)好刺探别人隐私。有位廉洁的县长，一次收拾褥子时，露出破席。第二天，卫嗣君就送给他一条新席，县长大吃一惊，认为他的国君真如神明。卫嗣君又派人在经过关卡时，故意向税务人员行贿，既而召见税务人员，叫他把贿赂送还，税务人员吓得魂不附体。卫嗣君宠爱他的小老婆泄姬，信任他的大臣如耳。为了避免自己受蒙蔽，故意尊崇大老婆魏妃，使跟泄姬平衡；并擢升另一位大臣薄疑的官职，使与如耳对抗。卫嗣君解释说：“我要他们之间，互相牵制监视。”

    荀况曰：“卫遫(卫国四十三任国君成侯)，以及卫嗣君(四十五任国君)，不过是小家子气、聚敛小财的人物，谈不到收揽民心。郑国(首府新郑【河南省新郑县】)大臣公孙侨(子产)，虽然可以收揽民心，却谈不到治理国家。管仲虽然可以治理国家，却谈不到建立礼义。能够建立礼义的，才能够成为圣王。能够治理国家的，才能够成为霸主。能够收揽民心的，才能够获得安全保障。小家子气、聚敛小财的，只有灭亡一条路。”

    卫嗣君不过小聪明多如牛毛，沾沾自喜于他的小动作，认为那一套就是治理国家的正规，三家村的地头蛇而已。但荀况的议论，却一连串抨击公孙侨、管仲，重提他的“圣王”。中国历史悠久，元首成群结队，够“圣王”的，能有几个？儒家学派眼眶里，只伊祁放勋、姚重华、姒文命、子天乙、姬昌、姬发，屈指可数，事实上不过托古改制，造神运动下的产品。圣王跟耶和华先生一样，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形象。但基督教并没有叫人去当耶和华，儒家学派却一味瞧不起一切被认为当不了“圣王”的人，拼命叫人去当根本不存在的圣王。结果三千年以降，除了上述的六位活宝外，再没有别的活宝，政治理念遂成为一堆空话。

    纪元前280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大将司马错，征召陇西(陇山以西)地区民兵及驻军，在蜀国(首府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协助下，攻击楚王国黔中郡(湖南省沅陵县)，完全占领(黔中郡约包括今湖南省西部及贵州省北部)。楚王国震动，献出汉水以北及上庸(湖北省竹溪县)土地。

    秦王国于纪元前280年向楚王国发动的迂回攻击，是空前冒险的军事行动。秦王国首都咸

    阳到陇西，航空距离300公里，从陇西到蜀国航空距离550公里。自蜀国到黔中郡，航空距离650公里。当中横亘着千万穷山恶水，包括岷山山脉、摩天岭山脉、长江，和“地无三里平”的云贵高原，以及像章鱼一样狰狞的武陵山脉。纪元前3世纪时，沿途还是一片蛮荒，烟瘴虫蛇，鸟道险苦。司马错的伟绩，跟汉尼拔进击罗马帝国，先后辉映，都是直捣敌国后门。

    秦军此次出击，战争升高到另一种形态。使六国同时面对随时都会覆灭的厄运。然而，六国互斗不但不息，反而更烈。只不过为了贪图眼前的一点小便宜，使战斗力完全消耗。最后秦王国轻轻一击，大家一齐粉碎。

    秦国王嬴稷与赵国王赵何，在渑池(河南省渑池县。渑，音miǎn【免】)会面。二人对饮，嬴稷请赵何弹瑟，赵何不敢不从。蔺相如立刻要求嬴稷敲缶(缶，音fǒu【否】，大肚小口、状如花瓶的乐器)，嬴稷拒绝，认为有损尊严，蔺相如警告说：“五步之内，我脖子的血可要溅到大王身上！”侍卫正要拔刀相救，蔺相如怒目大喝，侍卫唯恐伤及嬴稷，不敢再动。嬴稷一肚子不高兴，勉强敲了一下，不欢而散。嬴稷始终无法占得上风，赵王国(首都邯郸【河北省邯郸市】)方面也严密戒备，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不敢再无理取闹。

    赵何回国，擢升蔺相如当首席国务官(上卿)，位在大将廉颇之上。廉颇喊叫说：“我是赵王国大将，攻城略地，功在国家。蔺相如出身贫贱，只靠一片舌头，却坐在我前面，这算什么话，怎能甘心？”扬言说：“等我们碰了头，一定要他好看。”蔺相如想尽办法不跟廉颇碰头，每逢朝见或御前会议，总是称病，避免跟廉颇发生上位下位的争执。路上偶尔相遇，远远望见，就早早绕道。随从们(舍人)深以为耻。蔺相如说：“以嬴稷的威风，我都敢当众吆喝他，羞辱他的部属。我虽然差劲，难道反而害怕廉将军？只是因为秦王国所以不敢大规模攻击赵王国的原因，不过为了有我跟廉将军二人在。两虎相斗，不能同时都还活着。我所以躲避，不过把国家大事放在第一位，把私人恩怨放在其次。”廉颇顿然惊悟，脱下上衣，背着荆条(刑罚用的藤条)，到蔺相如门前请求宽恕，二人遂成为刎颈之交。

    蔺相如和廉颇，为世人留下英雄人物的行事典型。换一个瘪三角色，宁愿国家受到伤害，也要私斗到底。蔺相如的容忍能力可贵，廉颇的反省能力和弥补过失的能力，更为可贵。两千余年后的今天，人们的敬意，历久弥新。

    燕王国大军包围齐王国即墨(山东省平度市)三年，不能攻克。前279年，燕国王(四任平王)姬平逝世，儿子姬乐资继位(五任)。姬乐资在当太子时，就对乐毅不满意。田单得到这项情报，遂用反间手段，在燕王国传播一项谣言：“田地已经死掉，齐王国仅只剩下两座孤城。乐毅跟新王(姬乐资)早有嫌隙，恐惧受到处分，不敢回国，所以一直借口进攻两个孤城，实际上却是想当齐王国国王。只因齐王国人民还没有全部心服，不得不减缓对即墨的攻击。即墨最恐惧的是，如果一旦发动认真的攻击，一定陷落。(这段反间的话，跟被姬平杀掉的那位鲨鱼分子所讲的一样，没有新奇之处，似乎不能发挥打击力量，但反间内容尚有：“老王在，乐毅不忍心叛变。”这才击中要害。)姬乐资派大将骑劫，前往接任远征军统帅，征召乐毅返国。乐毅不敢回燕，径行投奔赵王国。燕军将士既痛恨领袖昏庸，又惋惜统帅狼狈离去，群情不平，军心激愤。

    前279年，田单收集城里所有的牛只，有1000余头，披上土黄色绸缎，画上五彩花纹，牛角绑扎钢刀，牛尾绑扎苇草，苇草经过油浸，然后燃烧。事先早在城墙上秘密凿出数十个洞口，当攻击开始时，正逢夜半，纵牛出洞，战士5000人紧跟牛后(像步兵紧跟在坦克车之后一样)。牛尾燃烧，痛不可当，同时狂奔，一直冲向燕军营垒。燕军梦中惊醒，发现满身花纹的怪物成群结队，践踏触杀，霎时崩溃，四散逃命，大混战中，骑劫被杀。齐王国陷落六年之久的70余座城市，全部光复。

    直到20世纪，中国仍酱在个人崇拜的思想里，政治的操作，不靠对国家的尽责，而靠对个人的驯服。偏偏对个人的驯服，可靠度最低，所以每个君王都充满猜忌。姬平的胸襟和智能，使人动容，可惜最多见到的，却是姬乐资之辈。以乐毅之忠，都不能摆脱鲨鱼群的狂噬。普通人一旦陷入鲨鱼之口，只有被撕成碎片的份。于是，效忠和背叛往往相通，田忌起兵反击，乐毅“畏罪逃亡”，使国家的精英，尽丧于一味要求对个人效忠的政治头目之手。

    乐毅是最幸运的，他没有死于刑场，而骑劫的溃败，证明乐毅三年不对即墨采取猛攻的策略正确。问题是，假如骑劫不是一头猪，而是一条龙，竟然夺取了即墨，甚至更进一步夺取了莒城(山东省莒县)，乐毅恐怕无法为他的缓攻辩解。他之不敢回燕王国，而径行逃往赵王国，可能由于这个原因。骑劫惨败，使乐毅更增光采。陷害他的人，反而成全他。人生命运，有时如此。

    纪元前273年，赵王国(首都邯郸【河北省邯郸市】)、魏王国(首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联合攻击韩王国(首都新郑【河南省新郑县】)，包围华阳(河南省新郑县北)。韩王国派国际闻名的元老陈筮前往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求救，秦王国宰相魏冉说：“局势一定火急，所以连你也亲自出马。”陈筮说：“局势并不紧急。”魏冉怒火冲天，说：“你们还不紧急？”陈筮说：“如果真的紧急，韩王国早就投降了。正因为还没有十分紧急，才再派我来。”魏冉跳起来说：“我们立即发兵。”率大军赴援，急行军八天，即到战场。就在华阳大败魏军，击败芒卯，俘虏三员大将，杀13万人。白起继续攻击赵军统帅贾偃所部，把赵军2万人驱入黄河。

    魏王国大臣段干子请割让南阳(指河南省修武县以西的黄河以北及太行山以南之间，非今河南省南阳市，今河南省南阳市，明年【前272年】，秦王国才设郡)给秦王国求和。苏代反对，告诉魏国王魏圉说：“想得到官印的是段干子，想得到土地的是秦王国。如果使想得到土地的人控制想得到官印的人，想得到官印的人却控制土地，魏王国的土地就会被割让精光。用割让土地的手段讨好秦王国，好像抱着木柴救火，木柴不烧光，火不熄灭。”魏圉说：“你说得对。然而，事情已经决定，无法变更。”苏代叹息说：“这就好像玩扑克牌，大家所以都重视‘艾司’(Ａ)，因为形势允许时，他是老大。形势不允许时，他是老幺。大王用头脑，还没有用‘艾司’(Ａ)灵光。”魏圉仍不接受，终于割让南阳求和。

    苏代的真知灼见，千古犹新，没有人可以反驳。然而，形势比人强，谁愿投降？绳子拴到脖子上，不得不降。谁愿割地？战火烧到首都，不得不割。魏王国如果拒绝割让南阳，大梁可能会被连根拔除。当有实力做后盾时，苏代的意见是一种当头棒喝，当没有实力做后盾时，任何意气轩昂的陈词，都足以坏事。事到如今，拒绝割让比承诺割让的伤害更大。应该忍耐的时候，必须忍耐，才是负责态度。苏代才华如昔，只是国际形势已不如昔。

    然而，魏王国国家领导人的愚蠢，使人捶胸，自己已不堪一击，却先出拳击人、横挑强邻，灾祸都是自找。一场侵略战争，落得灰头土脸，13万人的生命，作为愚蠢的代价。魏王国能有多少13万人，经得起如此消耗？

    前273年，韩、魏既然屈服，沦为秦王国的尾巴国，秦王(三任昭襄王)嬴稷，准备派白起率韩、魏两国军队，攻击楚王国(首都陈丘【河南省淮阳县】)，还没有出发，楚王国的使节黄歇恰巧抵达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听到消息，向嬴稷呈递一份条陈，建议与楚结盟，改而攻击韩王国，当可势如破竹，统一东方。嬴稷立刻转变立场，全部接受。

    战国时代末期，各国成了一群羔羊，面对着巨狼秦王国张大的血口，每天颤抖，君王和官员们从没有人想到改革内政、培养战力。只想到能过一天舒服日子，就过一天舒服日子。他们借着互相出卖的卑鄙行为，利用国际关系的矛盾，尽量拖延自己被吞食的时间，典型的“等我死了再天塌地陷”世界末日的思想，连上帝都无法拯救。

    赵王国(首都邯郸【河北省邯郸市】)农业部(田部)职员(吏)赵奢，征收租税，平原君赵胜家拒绝缴纳，赵奢依照法律规定，诛杀赵胜家的管事九人。赵胜怒不可遏，反过来要斩赵奢。赵奢说：“你是赵王国尊贵的贵族，如果任凭你家逃税玩法，法律力量必然削弱，法律力量削弱，则国家力量会跟着削弱。国家力量削弱，则各国大军压境。到那时候，赵王国就没有了，你还有什么富贵？以你崇高的地位，如果奉公守法，上下才能一片祥和，上下一片祥和，国家才能强大，国家强大，政权才能稳固。你身为国王的弟弟，难道有人敢轻视你？

    ”赵胜大为惭愧，认为赵奢是一位了不起的奇才，向国王(二任惠文王)赵何推荐，赵何任命赵奢负责整理全国赋税，建立公正常规。赵王国人民开始富足，国库也跟着充实。

    赵奢指出：“法律力量削弱，国家力量也跟着削弱。”这话说于纪元前3世纪。想不到纪元后20世纪，还有些当权人士，咬定法律并不重要，官僚和政府的面子才重要，不惜破坏法律，去维护面子。

    赵奢固是奇才，既有见识又有胆量。但赵胜的反应，更使人起敬，他不但没有暴怒不息，反而提拔冒犯他的人升迁。不要以为高位的人都头脑清晰，会向理性低头。事实上，高位的人往往昏庸得可观。换了另外一人，赵王国亡了没有关系，我的财富要紧；何况我不缴那几个钱，赵王国并亡不了！

    魏王国(首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人范雎(音jū【居】)，随从中级国务官(中大夫)须贾，出使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齐国王(四任襄王)田法章因范雎口才敏捷，十分欣赏，赠送他一些贵重礼物，包括黄金和饮食。须贾认为一定是范雎泄露了国家机密。回国之后，禀告宰相魏齐，魏齐发现用别人的痛苦表现自己忠贞的机会已到，于是大宴宾客，把范雎摔倒在地，乱棍捶打，任何呼冤辩解，都不置理。范雎肋骨被打断，牙齿被打脱落，奄奄一息。被用竹席包起来，像丢死狗一样丢到粪坑旁边。魏齐为了展示爱国的愤怒情操，还叫宾客们轮流往他身上撒尿，范雎受尿素刺激，悠悠苏醒，魏齐已喝得大醉，命抬到野外。魏齐不久酒醒，下令通缉。

    魏王国小市民郑安平窝藏范雎，范睢更改姓名叫张禄。这时，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礼宾官(谒者)王稽，正在魏王国，范雎趁夜晋见王稽，王稽惊为奇才，把他秘密载回秦王国，推荐给国王(三任昭襄王)嬴稷，嬴稷在行宫中接见，大喜，任命范雎当外籍顾问官(客卿)，磋商军务。

    范雎一席谈话，为秦王国制定“远交近攻”的全方位外交政策，直到今天，仍是所有侵略者奉行唯谨、誓守不渝的神圣经典。秦王国自崛起以来，东征西讨，收获有限，在于全凭蛮力，与全世界为敌。远交近攻大战略确定之后，兵力所及，就成了摧枯拉朽之势，无人可当。

    范雎是被魏王国逼反的最后一个人才。我们不能想像：如果公孙鞅、张仪和范雎，在魏王国得到重用，历史会演变成什么模样。魏王国当权人物化友为敌、化忠为叛的手段，实在高竿。一个有趣的课题是，魏王国政府中每人都能言善道，要计划有计划，要方案有方案，要爱国情操，如魏齐、须贾之辈，更比驴毛都多，哪个不是人才？至于公孙鞅不过一个想升官想疯了的小职员，张仪不过一个不切实际的贫寒书生，范雎不过一个油腔滑舌、大言不惭、里通外国的卖国贼。他们既没有参加某一派，又没有被接纳为某一帮，能逃一死，已是皇恩浩荡。在鲨鱼的血口之下，人才不是被吞噬，便是变成敌人，强烈反弹。政权盛衰和国家兴亡，轨迹十分明显。

    魏王国(首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派须贾出使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范雎穿着破旧的衣服，到宾馆拜访。须贾既惊讶他竟然没有死，又怜悯他落魄异域，忍不住说：“范叔，分手后你还好吧?”(“叔”的意义不明，可能是须贾陷害范雎前，二人尚是好友时的昵称“老三”，也可能是战国时代人们互相招呼时的一种普通称谓：“范老弟”。)留范雎坐下进餐饮酒，发现范雎身上寒冷，又送给他一件丝袍。范雎遂充当他的车夫，同到宰相府，对须贾说：“我先进去找我的朋友，请他引见你晋谒宰相。”须贾等了又等，不见范雎出来，到门房询问，侍卫说：“什么范雎？我不认识他。刚才进来身穿破衣服、手拿丝袍的，是我们宰相，他叫张禄。”须贾一听，好像巨雷击中他的头顶，轰然一声，几乎昏倒，他知道堕入陷阱，已在监视之下，跑绝跑不掉。于是，双膝下跪，用膝盖匍匐爬行而进，请求宽恕。范雎也大宴宾客，对须贾出卖朋友的不义行为，痛加责备，最后告诉他：“你今天之所以还能保全性命，只因你送给我这一件丝袍，多少还有一点老友的旧情。”请宾客们上座，叫须贾坐在下方，把一盘供给马吃的饲料——碎草拌黑豆，放到须贾面前，叫他吞下去。范雎命他带给魏王魏圉一项警告：“把魏齐的人头砍下送来，如果你拒绝，我们攻下大梁(魏首都?河南省开封市)，可要屠城。”须贾回国后，告诉魏齐。魏齐吓得魂不附体，宰相也不干了，逃到赵王国(首都邯郸【河北省邯郸市】)，投靠赵胜(平原君)。

    须贾虽然是一位大使，地位很高，其实也不过官场中一个混混。他出卖范雎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疑心范雎泄露国家机密，而是他对范雎妒火中烧。身为大使的都没有得到国王的礼遇，而一个随员却获得荣耀，不仅使自己没面子，而且范雎经此锦上添花，势将危及自己的前途。这才暗下毒手，诬以谋反。一则拔除潜在的政敌，二则加强忠贞的厚度，可以说一举两得。再见范雎时，那一星点未泯的天良救了他。以秦王国之强之蛮，诛杀一个外国使节，不会眨眼。

    纪元前265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皇太后(宣太后)芈八子逝世。九月，芈八子的弟弟魏冉被解除所有政府职务，返回他的封地陶邑(山西省永济县北)。

    司马光曰：“魏冉倾全力拥立嬴稷，诛杀所有政敌，推荐白起当大将，向南攻取鄢城(湖北省宜城县南)、郢城(湖北省江陵县。参考前279年、前278年)，向东跟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和解，使列国君王屈膝归附。秦王国所以更为强大，都是魏冉的功劳。虽然他专权横行、骄傲贪暴，足以使他招来大祸，但也并不像范雎所形容的那样恶劣。范雎这个人，可不是真正地效忠秦王国，为秦王国利益打算，不过要夺取魏冉的高位而已，所以一有机会扼住对方咽喉，就不放手。结果使嬴稷断绝了母子之情，也断绝了舅父跟外甥间的恩义。总而言之，范雎是一个危险人物。”

    我们同意范雎是一位危险人物的看法，问题是，在专制政体下参与政治斗争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不是危险人物。范睢必须夺取魏冉的高位，才能实施他的外交政策。犹如司马光必须夺取王安石的高位，才能废除新法一样。魏冉对秦王国开疆拓土，诚然有很大贡献，然而，再大的贡献都不能允许他“专权横行，骄傲贪暴”。司马光却认为只要看他拥立国王和煊赫功业的份上，他的官位就应该是铁铸的，神圣不可侵犯。而我们认为，一位女大亨加上四位男大亨，当权42年之久，也应该欠起屁股了。司马光所以有如此想法，只因为“专权横行，骄傲贪暴”的直接受害人，都是无权无势的普通平民，而当权派竟被一个小人物赶下台，打破“贵者恒贵，贱者恒贱”铁律，司马光就忍不住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即以纯私情而言，嬴稷并没有杀了亲娘，不过请她老人家不再干涉政治，也没有杀了老舅，不过请他老人家退休，这就叫“断母子之情、断舅甥之恩”？难道眼睁睁看着他继续“专权横行，骄傲贪暴”，不闻不问，才合乎礼教纲常？如果这就是礼教纲常，礼教纲常可是毒药，平民可不希望永远被踩在皇亲国戚的御脚之下。

    诚如司马光所言，唯有官位和权力，不可以随便给人，也不应是私人报恩或复仇的工具。事实上，嬴稷请老舅掌握了42年的权柄，酬庸不可谓薄。如果把国家断送，司马光又要责备他乱把官位和权力给人了。司马光在评论田文时，曾说：“只要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即令本意奸诈，都应该采纳。”(参考前321年)。然而面对嬴稷的改革，却忘了这段自己的话。范雎对一女四男的抨击，是不是公正？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嬴稷采纳，便应赞扬。如果他信口雌黄，嬴稷采纳，才应谴责。而司马光也承认一女四男“专权横行，骄傲贪暴”，那么，为什么就在这节骨眼上，却去探讨他“奸诈”的动机？

    司马光总是忘记自己说过的话，但永不忘记既得利益的士大夫立场。

    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武安君白起，大举攻击韩王国(首都新郑【河南省新郑县】)，陷野王(河南省沁阳市)。韩王国首都新郑和北方的上党郡(山西省长子县)之间的交通，被拦腰切断。上党郡长(上党守)冯亭，派使节到邯郸(河北省邯郸市)说：“韩王国不能守上党，势必被秦王国攫取，然而我们宁愿成为赵王国的臣民。上党郡所属大小17个城市，谨呈献在大王面前。”赵王(三任孝成王)赵丹向平阳君赵豹征求意见，赵豹说：“圣人有句话：无缘无故，平空降临的好处，是一种灾难。”赵丹说：“上党军民都愿意归附我们，怎么能叫无缘无故，平空降临？”赵豹说：“秦王国对邻国采取的是蚕食政策，一口一口地下肚。它把韩王国拦腰砍断，使韩王国领土南北隔绝，难道目的只在占领野王一个地方？很显然的，他们的目标是上党，认为自然会掉到他们口袋里。韩王国驻守上党的那些官员，所以不向秦王国投降的原因，是想把灾难转嫁到我们赵王国头上。秦王国辛辛苦苦耕种，赵王国却去快快活活收割，即令我们强大，也不能从弱小手中夺取。何况我们弱小，怎么能从强大手中夺取？我建议，千万不可以接受。”赵丹再问平原君赵胜的意见，赵胜赞成接受。

    上党不但是个烫手的山芋，简直是个点燃了引信的炸弹，抛出去都来不及，赵王国却紧搂入怀，认为天纵奇福。赵豹的分析，入骨三分。而赵胜却像一个白痴，这个以“江湖义气”自豪的贵族，不过一个普通的浮夸之徒，眼睛只看到蝉，没看到黄雀；只看到土地，没看到秦王国大军。弱小国家，有弱小国家的立国之道，千千万万，不可横挑强邻。违犯这个原则，一定挫败，甚至覆亡。接受上党，是一项错误的决策。可怜的战士和人民——多达45万之众，为高级官员这项错误的决策付出生命。

    纪元前260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大军围攻上党(山西省长子县)，赵军已46日没有粮食供应，官兵们饥饿难忍，在营垒里互相谋杀吞食。秦军包围圈越缩越小，而且不断挑战。赵军统帅赵括遴选精锐，组成四队，同时向四面冲杀。秦军阵地防卫森严，坚固得好像铜墙铁壁，赵军反复冲杀四五次，死伤遍地，仍不能动摇秦军一根毫毛。赵括决心孤注一掷，以统帅身份，亲自率领大军，发动最凶猛惨烈的一次突围。然而秦军拒绝肉搏，只以强弓对付，箭如雨下，赵括中箭而死。

    统帅阵亡，赵军崩溃，40万疲惫的官兵，向秦军投降。他们正在庆幸终于逃出浩劫，想不到更悲惨的浩劫还在后面。白起说：“秦王国已占领上党，上党人却归顺赵王国。赵王国军队一向强悍，绝不会甘心当俘虏，如果不当机立断，将来可能发生大乱。”于是使用诈术，先使赵军安心，然后全部坑杀，只留下年轻军官240人，放回赵王国，使他们报道凶信。这次战役，秦王国获空前胜利，前后总共杀45万人，赵王国野战军主力全灭，全国震恐。

    任何一个具有高贵心灵的将领，绝不杀降。俗云：“杀降者不祥。”杀降的功效是立竿见影的，但杀降造成的伤害，却长久不愈。白起虽然两年后就被诛杀，但我们并不认为那是杀降的报应。因为杀降的报应要严重得多，国家、社会，甚至全国人民的道德品质，都要为杀降付出代价。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准许杀降的政府付得起这种代价。白起固然是名将，竟做出这种残忍的事，也不过一条恶狗而已，我们乐于看到他在杜邮(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事件中所担任的角色。

 第三部分

    孔斌，是孔丘的六世孙。魏国王魏圉(音yǔ【雨】)敬慕孔斌贤能，请孔斌担任宰相。可是，九个月之久，凡是涉及国家大计方针的建议，魏圉都听不进去。孔斌于是辞职，说：“对一个身患必死绝症的病人而言，世界上没有良医。从前，伊尹在夏王朝，姜子牙在商王朝，两个王朝仍然灭亡，难道伊尹、姜子牙不打算救他们？当然不是，而是形势不允许。不出20年，天下将全被秦王国吞没。”

    孔斌引用的燕雀之喻，发人深省。他指出：有些人的见解跟燕雀一样，不知道大祸就要临头！那种颟顸恍惚态度，使人惊讶。然而，两千余年的历史，我们却看到更多这样的镜头。一个人从60层高楼摔下来，经过50层窗口时，他说：“我活得很好。”经过40层窗口时，他说：“我活得很好。”经过30层窗口时，他说：“我活得很好。”平安讯息连续传出。太多时候的芸芸众生，都是在这种自以为“活得很好”声中，欢天喜地，甚至还争权夺利，掀起茶杯风波。

    太浓的忧患意识使人变成惊弓之鸟，太淡的忧患意识使人麻木不仁。中国人分趋两个极端，使灾难更惨重，更难摆脱。

    秦国王(三任昭襄王)嬴稷，决心用国家力量为范雎复仇。情报说，魏齐躲到赵王国(首都邯郸【河北省邯郸市】)平原君赵胜住所，嬴稷于是邀请赵胜到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访问。等赵胜抵达，立即囚禁。派人告诉赵国王(三任孝成王)赵丹说：“不砍下魏齐的头，你的叔父(赵胜)就出不了函谷关(河南省灵宝县东北)。”魏齐只好逃出赵胜住所，投奔宰相虞卿。虞卿立即辞职，跟魏齐逃到魏王国(首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打算请王弟魏无忌帮助，再逃向楚王国(首都陈丘【河南省淮阳市】)。魏无忌考虑到国家利益，不敢马上见面。魏齐一气之下，自杀。赵丹砍下他的人头，送给秦王国，秦王国才把赵胜送回。

    魏齐虽贵为宰相，但本质上跟须贾一样，不过官场混混，他在流别人的血、使别人痛苦，来展示他的忠义时，慷慨激昂，神采飞扬。等到需要流自己的血维护国家的安全时，却卑劣地弃职潜逃。凡是残暴的人，没有一个不胆小如鼠，想当年他巍坐高堂，下令对范雎苦刑拷打，何等懔然，再也想不到会有今日。胆小如鼠之辈，因为坚信对手不能翻身，才忽然胆大包天。魏齐直到临死，都没有一句话对自己过去诬陷忠良的行为表示歉意，反而愤怒地斥责别人不够朋友。咦，他竟要天下人都为他一个人的罪恶去送命受苦，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个人渣。他的下场，使天下所有负屈受冤的孤苦灵魂，都扬眉吐气。读者先生如有酒在手，请干一大杯。

    纪元前257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国王(三任昭襄王)嬴稷，免除白起所有爵位和职务，贬作士兵，放逐到阴密(甘肃省灵台县)。

    十二月，秦王国再度动员兵力，增援前方，先锋抵达汾城(山西省新绛县)。白起因病，不能启程。时各国援军攻击王龁，王龁屡次战败，向政府紧急求救的使节，络绎于途。这使嬴稷更为火爆，下令强迫白起出发，不准在首都咸阳片刻逗留。白起只好离开，出咸阳西门十里，到了杜邮(陕西省咸阳市东北【秦首都咸阳城西南小镇】)。嬴稷跟范雎以及高级官员商议：“白起对加到他身上的处罚，表示不满，而且还发牢骚！”嬴稷派人送给白起一把宝剑，白起接剑后，知道君王的用意，遂举剑自杀。

    白起最大的罪恶，是长平(山西省高平县西北)杀降。然而，对秦王国而言，他功勋盖世。他之拒绝担任大军统帅，可能是在斗气，也可能确实预见到必不能胜。秦王国对败军之将，处分严厉，他不敢冒这个险。但更有一种可能是，他真的患病。问题是，专制体制之下，不允许任何人有个性。白起胆敢拒绝君王恩赐的高官，已犯了大忌(轻视官爵就是轻视君王，君王全凭这个法宝维持他的权威)，而在被贬逐之后，竟然仍不满意，还发牢骚，这种行为，谓之“怨望”。因此，官场中的狡狯之辈，一旦受到迫害或委屈，不但不敢表示不满、口吐真言，反而诚惶诚恐，自认“臣罪当诛”和“天王圣明”。希望首领肯定他的忠贞不二。重罪或可免死，轻罪或可重新出头。

    纪元前256年，秦王国攻击韩王国，杀4万人；又攻击赵王国，斩杀及俘虏9万人。位于洛阳(河南省洛阳市白马寺东)的周王国国王(四十三任赧王)姬延，大起恐慌，秘密跟各王国联络，企图重组南北合纵同盟，由姬延亲自率领联军，出伊阙(河南省洛阳市南5公里)，切断秦军粮道，使它再不能进入阳城(河南省登封县东南)。秦军的反应迅速而猛烈，大将摎(姓不详)率军直抵洛阳，生擒姬延，掳往秦王国献俘。周王国所属36个城市，人口总计3万，全部并入秦王国。稍后，又把姬延放回，贬作平民，死于洛阳。

    周王朝自纪元前1134年一任王姬发即位，到本年(前256)四十三任王姬延死亡，共立国879年，悄悄消失，没有引起一丝涟漪和一声抗议。“共主”、“天子”，何等神圣，时候来到时，不值一文。周王国到了只剩下36个城市和3万人口，已没有资格过问国际政治，甚至连“大起恐慌”的资格都不具备。唯一的一条路，只有静观待变。而姬延却忽然大展宏图，我们虽不在场，但可以想像：慷慨激昂，“有土一城，有众一旅”，类似姒少康中兴的话，一定说了一箩筐。等到国亡家破，那些大言不惭之徒，当然不知去向。

    楚王国(首都陈丘【河南省淮阳县】)春申君黄歇，任命荀况当兰陵(山东省苍山县)县长。荀况，是赵王国(首都邯郸【河北省邯郸市】)人，曾经跟临武君(名不详)在赵国王(三任孝成王)赵丹之前，讨论军事，一场辩论后，陈嚣问说：“先生谈论军事，总是认为仁义才是根本。问题就出来了，仁者有爱心，义者有理性、有法则，怎么能统军作战？统军作战，就是为了争取胜利。”荀况说：“这就不是你所能了解的了。仁者有爱心，正因为有爱心，才厌恶害人的人。义者有理性有法则，正因为有理性有法则，才厌恶摧残理性、摧残法则的人。军事行动的目的，是除暴安良，不是夺取权力和财产。”

    司马光用六七千字的巨大篇幅，引述荀况的论点，对这项论点，显然认同。荀况是儒家学派的修正主义者，在他思想中，已透露出法家学派的信息。他跟孟轲一样，是一位雄辩家，但他没有孟轲可爱。孟轲虽然有时陷于举证和逻辑的错误，但他热情洋溢、气势澎湃，现场的说服力很强。荀况却一副冷冰面孔，好为人师。这篇跟临武君的辩论，洋洋洒洒，不过一场闹剧，因为临武君谈的是战术，荀况谈的是政略，根本是两码子事。不但不冲突，而且相辅相成。荀况后来谈到战术时，还不也是临武君那一套。文中频频提示临武君大为佩服的表情，使人怀疑。

    荀况的见解，有时候荒唐得离谱太远，竟然幻想出来敌国人民喜爱我们如同喜爱爹娘，而视他们的统治者如同仇寇。所以一旦战争爆发，他们绝不会站在暴君的一边，绝不会攻击被当做爹娘的我们这一边！这可是午夜奇谈，再了不起的仁政，可能使敌国人民羡慕，不可能使敌国人民把入侵者当成爹娘，更不可能促使敌人全国背叛。交锋一旦开始，战士完全被杀人的行动和被杀的恐惧所控制，还管什么谁是“义师”，谁是“盗兵”？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从没有出现过的“仁人”，和从没有具体实现过的“仁政”，被儒家系统无限制地扩大它的效果，竟成为一个无往不利的符咒。

    事实上，荀况崇拜诈术、暴力，他阁下以“莫邪”宝剑自喻，喊出“顺我者生，逆我者死”的血腥口号。对于稍后归附的，一律“冒犯的衰落，叛变的灭亡”。这种“仁人”的军队，可是够凶恶的了。最难堪的是：“仁政”之下，还有冒犯、叛变之事，“仁政”的力量就并不如所形容的万能，也要靠封爵升官奖赏维持，怎么有资格讥刺别国的军队如此？荀况说，诛杀姒履癸和子受辛，像诛杀两个地痞流氓，未免轻松过度，他应该知道那是两场血战，千万人死亡。《书经》文献俱在，怎能当做一首抒情诗篇？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而“六术”“五权”，不过一些肤浅的知识分子对他一知半解的事物，所作的纸上作业，漏洞百出。幸亏没有把军队交给他，否则，另一位赵括先生将出场。

    然而，荀况的见解，有他的价值，至少“三至”是做将领的铁则。掌握权柄的人如果明令或暗示欺虐人民，将领如果执行，应叫他付出代价。集中营魔头艾克曼在以色列被绞死，谷寿夫在南京被枪决，说明“上级命令”已不能使凶手逃避责任。

    卫国(首府濮阳【河南省濮阳市】)国君(四十六任)卫怀君(名不详)，于纪元前252年，到魏王国首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朝见，魏政府把他诛杀，另立他的老弟(名不详)继位(四十七任)，是为卫元君。卫元君是魏国王魏圉的女婿。

    史书并没有说明卫怀君先生犯了什么罪，非处死不可，但却指出新君是魏王国皇家姻亲，这明显的是一场借助外力的政治斗争。魏王国的凶暴，不亚于秦王国，一高兴或一不高兴，就把跟自己毫不相干的另一个国家的元首，像囚犯一样处决。卫国是周王朝(首都镐京【陕西省西安市西】)封的，并不是魏王国封的，只不过国小民弱而已。魏王国碰见秦王国，就心惊胆战，碰到小邻居，就另一副态度。

    这件事使我们想到上世纪(前4世纪)发生的另一件事，魏王国一任王，强调卫国国君是“人主”，声称：“不听人主的话不祥。”现在魏国王不但不听“人主”的话，甚至还把“人主”的人头砍掉，却没有一点不祥。充分证明当年交还逃犯的理由，不是真正的理由。不知道专制魔王又要发明什么别的理由，再来证明“人主不同凡品”？

    燕王国(首都蓟城【北京市】)国王(八任)姬喜，派大臣栗腹担任亲善大使，晋见赵王国(首都邯郸)国王(三任孝成王)赵丹，呈献黄金12万两，作为祝福，誓言两国永结同盟。栗腹回国后，向姬喜报告说：“赵王国壮年人都死在长平(山西省高平县西北)，少年人还没有成长，这个国家已没有人力资源，可以攻击。”姬喜询问昌国君乐闲(乐毅的儿子)的意见，乐闲说：“赵王国四面都是强敌，无险可守，全靠武装部队捍卫国家，人人都是强捍的战士，绝不可轻视。”姬喜说：“我用压倒性五倍的力量，赵王国无法抵挡。”乐闲坚决反对，姬喜勃然大怒，立刻板起面孔。所有高级官员都支持国王的正确判断，姬喜遂下令出动战车1000辆，南下进攻。大臣将渠说：“跟人家缔约盟誓，永结友好，又用黄金12万两的隆重礼品，向人家君王祝福。使节一回国，就翻脸无情，要灭人国，这不是一件高贵的行为，不可能获得战果。”姬喜不听，并且亲自率领一支援军，在大军之后出发。将渠情急，抓住姬喜佩挂印信的锦带，姬喜更加光火，一脚把他踢开，将渠垂泪说：“我不是为自己打算，而是为大王打算。”

    燕军抵达宋子(河北省赵县)，赵王国大将廉颇迎战，在邻城(河北省柏乡县北)击败栗腹，赵王国另一大将乐乘在代郡(河北省蔚县)击败卿秦，向北追击500余华里，包围燕王国首都蓟城。姬喜束手无策，只有请求和解，赵王国表示：“我们只跟将渠谈判。”姬喜任命将渠当宰相和谈，赵军方才撤退。

    燕国王的不信不义，凶暴残忍，又岂亚于秦王国？姬喜只看见眼前的骨头，硬看不见骨头下面的钢刀。正因为这种唯利是图的近视眼太多，人间的悲剧和丑剧，才层出不穷。战国时代已近尾声，大家都将同归于尽，却仍勇于互相残杀。世人只注意强者的不信不义、凶暴残忍，忽略了弱者往往更不信不义，更凶暴残忍。

    魏王国(首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国王魏圉，询问孔斌：“谁是天下的高士？”孔斌说：“世界上没有这种人，假使一定要指出的话，那就是鲁仲连。”魏圉说：“鲁仲连故意做作，不是天生的高贵气质。”孔斌说：“一个人拼命去实践，从不懈怠，就成了君子人物。一直故意做作到底，不中途改变，那就是天生的高贵气质。”

    美德是逐渐培养出来的，大人物是自我训练出来的。世界上从没有一个人纯靠天赋，在娘亲肚子里便与众不同，生下来更胸怀大志，只有摇尾分子才敢这么认定他的主子就是这样。魏圉先生不相信他所看到的事实，目的只在贬低对方身价，这种反应，如果不是妒火中烧，一定是政治挂帅。

    魏王国(首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安陵(河南省鄢陵县)人缩高的儿子，在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供职，充当管城(河南省郑州市)守将。魏无忌无法攻下，派人晋见安陵君(名不详)，说：“请你遣送缩高到我这里来，我打算任命他当五大夫(文官第十二级)，充全权执法官(执节尉)。”安陵君说：“我这是一个小小的封国，所发号令，人民不见得听从，请使节直接告诉他。”叫人引导使节到缩高那里，宣读魏无忌的书信。缩高说：“王子之所以看重我，是要用我攻击管城——使做父亲的攻打儿子坚守的城市，天下人都会讥笑。如果我的儿子为了我而投降，是背叛他的主人。做父亲的鼓励儿子背叛主人，魏无忌先生也不会喜欢，所以，请原谅我不敢接受任命。”使节回报后，魏无忌怒火上升，再派人通知安陵君说：“安陵虽是封国，却也是魏王国领土。我现在不能攻陷管城，秦王国就会利用管城作为基地，对我们反扑，魏王国将面临危险(管城与大梁【河南省开封市】间航空距离60公里)。盼望你能把活着的缩高送来，如果你不能或不肯，我将率领10万大军到你城下。”安陵君说：“我父亲成侯(名不详)奉我祖父(二任襄王魏嗣)的命令，镇守此城，亲手把刑事法规交给他。刑事法规上最重的条款是：‘臣属谋杀君王，子女谋杀父母，绝不赦免。即令大赦，凡举城投降敌人，或临阵逃亡的将领，也绝不赦免。’现在缩高拒绝你赐给他的高位，用以解除他们父子面对的困境，你却要我生擒他。这使我违背襄王(二任王魏嗣)的诏令，废除国家的刑法，宁可以死，不敢接受你的指示。”缩高听到消息，说：“魏无忌性情刚猛，而且自信心很强，使节回去，如果把安陵君这段话原封转告，大祸立即临头。我已经尽了我当臣属的信义，不可以叫我的国君被自己祖国的军队攻打。”于是，缩高到使节官舍，刎颈自杀。魏无忌没有料到会演变到这个地步，立刻改穿丧服，迁住厢房(缟素辟舍，表示最高的哀悼)，派人向安陵君致歉说：“我真是一个小人物，思虑不周，在你面前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请你宽恕。”

    这段史迹的重点应在管城，可是，原文却全力描述缩高和安陵君的对话。管城是否攻陷，或是解围而去，却没有交代。中国传统的史学家，习惯于这种僵硬的机会教育。于是，事实不重要，意识形态才重要。管城不重要，缩高、安陵君的言论才重要，历史不成为历史，而成了儒家学派的传道书。

    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对魏王国强人魏无忌的强大实力，感到震恐。国王(五任庄襄王)嬴异人(嬴楚)抛出黄金20万两，在魏王国(首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制造耳语运动，透过晋鄙的宾客，向魏国王魏圉提出警告说：“魏无忌在外流亡十年，你擢升他当最高统帅之后，所有国家都甘愿听他的指示，这是一个明显的危机。普天之下，大家都只知道魏无忌，而不知道你国王。”嬴异人又屡次派出使节，向魏无忌致敬，问他什么时候登极？魏圉日夜听到的全是不利于魏无忌的情报，不能不信以为真，于是派人接任他统帅的职务。魏无忌了解他的处境，声称有病，不再出席朝会，日夜喝酒和沉湎在美女群里，只求速死。四年(前243年)后，果然逝世。

    使魏圉决心排除魏无忌的，有两句话：“人们只知道有他，不知道有你！”这是“知他不知你”模式。范雎刚用它打击过皇太后芈八子和魏冉(参考前266年)，魏无忌能保全性命，真是奇迹。因为，随着历史演进，这两句话越来越有杀伤力。

    魏无忌忠义震天下，万众钦敬。何以魏圉所听到的，全是谗言？这固然是秦王国的银子厉害，也是魏无忌的一种错误。以他的权势和能力，足可以切断国王与外界的交通，至少也可以在国王左右，安置自己亲信——像田单在国王田法章左右安置貂勃一样(参考前279年)，然而魏无忌却没有这样做，只缘他认为跟国王是亲兄弟，不可以待以机心，更不可以怀疑对方会心狠手辣。他缺少保护自己的行动，而终于使大局全非。仅只忠心没有用，必须使主子相信你忠心才有用。而又如何使主子相信你的忠心，那要看官场手段。然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全部投入工作之后，已没有时间供他逢迎。中国历史上魏无忌故事一再重演，原因恐怕在此。

    韩王国(首都新郑【河南省新郑县】)发动一项使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民疲财尽的攻势。水利工程师郑国，假装逃亡，投奔秦王国，说服秦政府，在仲山(东仲山【陕西省泾阳县西北境】)开山掘道，引导泾水，沿着北山(北方诸山)南麓，注入洛河(郑国渠于陕西省蒲城县东南，注入洛河，东西长达150余公里。而今，两千年后，郑国渠旧道大多湮没，只泾阳县西北一段尚存，作为泾惠渠的一部分)。在这项庞大水利工程进行途中，阴谋被发现。秦王国要诛杀郑国，郑国说：“我为了延长韩王国几年生命，才来投效。然而，水渠落成，秦王国将享受万世的福利。”秦王国认为他的话合理，命他仍主持这项工程。用挖出的泥土，填高低洼地区，并覆盖在碱质土地上，使寸草不生的土地，变成肥沃良田，多达4万余顷(1顷是100亩)，每亩收获高达六斛四升，秦王国更加富庶。

    韩王国当权头目这种头脑，属于世界一奇。苏秦打算叫齐王国没落，用的是使他们把国力浪费在堕落性的消费行为上，诸如盖皇宫宝殿，开辟御花园、动物园等。而韩王国干的勾当，却是使敌国投资到建设性工程上，实在不可思议。犹如一只老虎逼门，不想办法擦枪磨刀，反而每天引它去五里路外去吃一只小羊，希望它跑得疲倦，没有力气再吃，却没有想到它会一天比一天更为雄壮。一个国家拥有这样智商的统治阶层，如果不亡，简直没有天理。

    纪元前242年，各王国警觉到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不断侵略，危险日深，谋求对策。

    直到今天，重组南北合纵同盟，仍不为晚。问题在于各国统治阶层的腐败，已入骨髓。掌握权柄的人，口袋里装满秦王国贿赂的金银财宝。没有好的政治，就没有好的作战部队。将领都是用不尊严的手段获取高位，士兵则全来自穷苦人家，在军中半饱半饥。

    于是官也好、兵也好，全无斗志，一旦投入战场，自然溃散。各国不知道改革政治，加强战力，却想靠那些离心离德的军队，保护自己的特权并创造奇迹，可真正成了异想天开。

    秦王国国王(六任)嬴政最初即位时，年纪还小，太后赵姬与嫪毐(音làoǎi【涝矮】)通奸，生下两个儿子。嬴政因娘亲的缘故，把太原(山西省太原市)封给嫪毐，并且委任他主持国家大事，权倾中外。有人向嬴政揭发真相，嬴政下令调查。

    嫪毐发动兵变，使用玉玺，征调军队，攻击嬴政度假所在地雍县(陕西省凤翔县)蕲年宫(雍县城内东南角)，企图捕杀嬴政。嬴政命宰相昌平君、昌国君(均是贵族，名不详)集结部队迎击，嫪毐兵败逃走，被追兵生擒，屠灭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车裂他和他的党羽。嬴政把娘亲囚禁在雍县[艹负，音贝]阳宫(陕西省户县西南)，把她所生的两个儿子杀掉。下令说：“跟我谈话时，胆敢涉及皇太后的，立即斩首，砍断四肢，堆到宫门之外。”于是，27个进言规劝的人，被当场处死。齐王国宾客茅焦要求晋见，嬴政坐在高堂，手按宝剑，口吐白沫。茅焦慢慢地走到跟前说：“大王的行为，十分狂悖，难道自己竟不知道？车裂假父、扑杀二弟、放逐娘亲、屠杀进谏的忠臣，即令是姒履癸(桀)、子受辛(纣)，也不至这么残暴。一旦传遍天下，向心力立刻瓦解，没有人再向往秦王国。我为大王担忧，言尽于此。”嬴政顿然醒悟，急急下殿，用手扶他起身，说：“我接受你的忠告。”前往[艹负]阳宫，迎接赵太后返回咸阳，母子感情，恢复往昔。

    嬴政之诛杀嫪毐，并不违反善良风俗，也不违反国法。嫪毐不过娘亲的情人、奸夫而已，怎么能称“假父”？茅焦每一句话都在刺激嬴政发疯，而嬴政竟没有发疯，简直不可思议。可能嬴政正在寻觅一个下台阶梯，而茅焦适逢其会。无论怎么吧，茅焦的言论并没有说服力量，而只有激怒力量，竟然发生说服效果，以致使我们怀疑事件经过的真实性，假定是真的，我们则怀疑是不是出于嬴政的安排。

    楚王国(首都寿春【安徽省寿县】)国王(二十三任考烈王)芈完，没有儿子。赵王国(首都邯郸【河北省邯郸市】)人李园，正准备把妹妹献给芈完，听说芈完没有生育能力，不敢贸然行事，恐怕进宫之后，也不能生儿子，就会失宠。春申君黄歇遂把李园妹妹迎接入府当小老婆。不久，她怀了身孕。黄歇把她送回哥哥李园家，然后向芈完推荐。芈完果然迎接她进宫，最后生下一个男孩(芈悍)，封为太子。母以子贵，李园的妹妹也成了王后，舅爷李园遂进入政府。

    李园既爬上高枝，不再需要黄歇，同时又害怕黄歇泄露机密，遂秘密结交亡命之徒，准备杀人灭口，消息逐渐传开。不久，芈完卧病，17天后逝世，李园第一个被召入皇宫，李园在宫门设下埋伏，黄歇冒冒失失进去，伏兵突起，乱刀砍死，把头颅投到宫门外，派遣官员搜捕黄歇家属，全体诛杀。太子芈悍继位(二十四任)，是为幽王。

    芈完、黄歇、李园、李园的妹妹，四边关系筑成楚王国高阶层政治舞台。短兵夺权，无情无义、变化莫测。三寸之外，一片黑暗，谁都不知道黑暗中埋伏着什么。战国时代所谓“四大王子”之一的黄歇，他的高位不是他的小聪明能够承当得住的，这从他率领五国联军在函谷关外，没有交锋，就告溃败，可得到证明。站在社会史立场，李园的地位十分重要，他是一个标准“腻人”，他要拍你马屁时，连漂亮的妹妹都双手送上，那种忠心和温情，以及善体人意的媚态，使你无法拒绝。可是翻脸时的疾如闪电和回报的酷烈，更使人发抖。在李园之前，还有一个人跟他相似，那就是夏王朝第七任帝寒浞。在李园之后，数目可就更多，直到20世纪，随时都有人登台亮相。不过时代不同，方式稍异。寒浞、李园，是鲨鱼群中最精彩的两只，最好不要遇上。遇上必被缠住，轻者遍体鳞伤，重者全盘覆没。

    纪元前235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文信侯吕不韦服毒自杀，家人把他埋葬，秦政府着手调查，凡是参加吊丧的随从和宾客，一律逐出国境。嬴政下令说：“从今之后，凡主持政府，像嫪毐、吕不韦一样荒唐的，财产没收，以此为例。”

    《法言》曰：“有人说：‘吕不韦岂不是大智大慧之人，他把人当做货物，拿出来交易。’扬雄说：‘谁说吕不韦大智大慧？为了贪图官爵，付出他的家族。我认为吕不韦不过是个大一点的小偷。小偷的意义是：眼睛只看见瓦罐，却看不见洛阳城。’”

    传统史学家习惯于以成败论英雄，照扬雄所言，吕不韦如果能够善终，岂不就成了大智大慧！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为了传教的缘故，“应该灵活得像条蛇”。吕不韦不过灵活得像条蛇而已，他并没有伤天害理。从一介平民到掌握国家权柄，现在可以诉诸选举，古时候并没有固定的渠道。吕不韦深谋远虑，节节衔扣，智能过人，无疑问的是一代豪杰。他唯一不能掌握的，是他的旧情人赵姬是那么淫荡，索取没有止境，而嬉戏在他怀中肩上的嬴政小娃，又是如此彻底地翻脸无情。

    纪元前233年，秦王国再攻赵王国，韩国王(五任)韩安恐慌，割让土地，献出国王印信，请降格作秦王国的附庸，派韩非到秦王国晋见。

    韩非，是韩王国(首都新郑【河南省新郑县】)的王子之一，法家学派巨子。眼看祖国日益衰弱，忧心如焚，屡次向国王提出书面建议，国王都一笑置之。韩非对当权官员的颟顸，至为痛心。当权官员平常日子优待御用的摇尾学者；当国家紧急时却依靠平时瞧不起的武士。培养出来的人才不用，用的又不是培养出来的人才。目睹廉洁正直的人，被邪恶的当权分子排斥，考察过去的得失变化，韩非著《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林》、《说难》……共56篇。

    嬴政崇拜韩非的学问和才能，打算会见他。于是，韩非抓住出使秦王国的机会，上书给嬴政，说：“秦王国拥有数千华里广大领土，武装部队号称100万，纪律森严，赏罚公平，号令分明，天下无人可及。我冒死请求大王赐予接见，将贡献破坏合纵同盟的具体方案。大王如用我的方案，不能一举成功——赵王国不投降，韩王国不灭亡，楚王国、魏王国不屈服，齐王国、燕王国不归顺，霸王之名不能建立，四邻所有封国国君不来朝觐，就请大王把我诛杀，作为对大王不够忠心的惩罚。”嬴政怦然心动，还没有任用，李斯已妒火中烧，打小报告说：“韩非，是韩王国的王子。大王的目的是在并吞天下，而韩非不可能忘情祖国，而全心全意效忠秦王国，这是人之常情。但送他回国也不是办法，以他的才能，万一韩王国重用他，将成为我们的后患，不如用法律除掉他。”嬴政认为合理，遂把韩非逮捕监禁。李斯派人送去毒药，叫韩非自杀。

    《法言》曰：“有人问：韩非作《说难》大文，却死于‘说难’，为什么他不能实践他的理论？扬雄说：正因为‘说难’，他才牺牲。那人问：为什么？扬雄说：君子以礼教支配行动，以信义克制自己。意志相合就合作，意志不相合就分开，而根本不忧虑会不会相合！假如企图说服别人而担心合不合对方的心意，那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那人问：韩非忧虑的正是合不合对方心意，难道不对？扬雄说：说服工作不采取正当手段，才值得忧虑。方案是不是被接受，不值得忧虑。”

    司马光曰：“君子爱他的亲人，也爱别人的亲人；爱自己的国家，也爱别人的国家。所以勋业伟大，美名照耀宇寰。而韩非向秦王国献策，第一就是要先覆灭他的祖国，目的只在证实他的学问和才能。他的罪恶并不是一死就可了之的，不必怜悯他的遭遇。”

    韩非这份卖国上书，十分蹊跷。司马光跟他的编辑群，似乎在故意抹杀真相。据其他史书记载：嬴政拜读韩非的大作，佩服得五体投地，自怨自艾说：“我能够跟这个人做朋友，死而无恨。”当李斯告诉他韩非是韩王国的王子后，嬴政遂对韩王国发动攻击，这次侵略行动，是传奇性的，不是为了土地，而是为了人才。这种情形下，韩非到了咸阳，嬴政当然迫不及待地立刻接见，恐怕连撒尿的时间都无法等待。但该信语气，好像是韩非压根见不到嬴政，才哀哀上告。而且韩非有口吃的毛病，他顶多呈上他的大作，那就够了，不可能要求会面，以韩非的智慧，不致坚持自暴其短。即令韩非要求会面，也不可能写出那种幼稚言论，提出一连串灭国保证。韩非的大作《韩非子》，每一句话都是一个钉锤，完全诉诸理性，字不虚发。而这份卖国上书，却像江湖郎中在卖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岂不低估了他的对手？《史记》不载这封信，《战国策》不但不载这封信，还指出另一桩公案(被姚贾陷害)。司马光所以如此，只是一桩政治上的小把戏。因为在现实政治上，司马光的对手王安石，是一位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而韩非却是法家学派始祖。正好利用这封卖国上书，把法家丑化，使人们产生“法家就是卖国贼”的印象。

    纪元前229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向赵王国(首都邯郸【河北省邯郸市】)作灭国性攻击。赵王国大将李牧、司马尚，竭力抵抗，秦军不能前进。秦王国间谍给赵国王(五任)赵迁的宠臣郭开更多的金银珠宝，于是郭开向赵迁警告说：李牧、司马尚即将叛变。赵迁大起恐慌，派赵葱跟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将领颜聚，接替李牧、司马尚职务。李牧悲愤，拒绝交出兵权，抵抗失败，在逃亡途中被杀，司马尚也被罢黜。

    “诬以谋反”的铁帽，法力无边。天下多少忠臣义士和国家栋梁，丧生在这个铁帽之下，自古忠良多枉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赵王国亡在眉睫，还替敌人诛杀最后一员名将。郭开属于一脸忠贞分子，历史自有定论。而国王赵迁，这位摧毁赵王国的凶手，可真是名符其实婊子养的。

 第四部分

    纪元前222年，秦王国出动大军，急攻辽东(辽宁省辽阳市)，生擒燕王国(首都襄平【辽宁省辽阳市】)国王(八任)姬喜(燕王国自前333年至前222年，共立国111年，至此灭亡)。

    司马光曰：“燕王国太子姬丹，不能忍一时激忿，去冒犯如虎似狼的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思虑不周，谋略肤浅，使燕国第一任国君召公的祭祀，突然中断，这是一项大罪。竟然有人认为姬丹是一位贤才，未免过分。对一个国家领导人而言，主要的工作在于选拔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把政治行为纳入礼教范围，以仁爱之心待人民，以信义之心待邻邦，这样才能使官员都是人才，干部都可安分守己，人民都怀感激之情，邻邦也愿意亲善。到了这种时候，国家自然安如磐石，发出火光，碰它的一定粉碎，撞它的一定被烧得焦头烂额。虽然有强暴的敌人，也没有害怕的理由。姬丹不走这条路，反而以一万辆战车的国家，用小偷大盗手段，去为他一个人泄愤。结果失败身死，国家摧毁，难道没有悲痛？双膝跪地，匍伏而前，不是恭敬。对自己的承诺，全部履行，不是信义。送人金银财宝，不是恩惠。自砍头颅，自剖腹肚，不是勇敢。盖只顾眼前，不管它的后遗症，不过是芈胜之辈(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十二任王平王芈弃疾，因霸占儿子芈建的妻子，要杀芈建，芈建逃亡到郑国【首都新郑?河南省新郑县】，卷入郑国一场内斗，被郑国格杀。当时尚在怀抱中的儿子芈胜，后来回到楚王国，要求复仇，得不到允许，发动政变，失败丧生。)荆轲只为了酬报姬丹豢养的一点私情，竟不顾他的七族家属，企图用一尺八寸的小小匕首，使燕王国强大、秦王国衰弱，岂不是愚蠢无比。所以扬雄评论他时，认为：‘要离不过是一个蜘蛛角色(要离，吴王国【首都吴城?江苏省苏州市】勇士，前514年，吴国王吴光派要离刺杀前王吴僚的儿子吴庆忌)，聂政不过一个壮士角色，荆轲不过一个刺客角色，都不能算是行义。’又说：‘荆轲，以君子的眼光看来，一个强盗而已！’确实如此。”

    司马迁曰：“人们谈论荆轲，总提到燕王国太子姬丹‘天雨粟’、‘马生角’故事(传说，姬丹在秦王国充当人质时，要求回国，他的老友嬴政不准，宣称：“除非是乌鸦头白，马头生角。”姬丹仰天长叹，乌鸦竟然头白，马也长出角来)，太过夸张。又提到荆轲曾砍伤了嬴政，也不是事实。最初，公孙季功、董生，跟夏无且是好朋友，告诉我经过情形如此。自曹沫到荆轲，总共五个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他们行义，或完成、或失败，但他们的立场，光明磊落，不掩饰自己的志向，声誉永垂后世，却是真实事实。”

    对荆轲的评价，司马光跟司马迁，恰恰相反。司马迁胸襟开朗，气吞八荒。司马光不过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乡村绅士，兢兢业业，谨谨慎慎，听见一个铁锅掉到地上的声音，都会吓一大跳，唯恐那是一颗使他这个士大夫阶层失去既得利益的核子弹。

    时势到了纪元前3世纪的70年代，秦王国吞并六国的力量，已达到巅峰，六国灭亡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没有荆轲的一击，嬴政难道就饶了燕王国？如果一口咬定燕王国是因荆轲的一击才亡的，不是白痴，便是栽赃。至于说荆轲为了私情，竟然不顾他的家族，司马光更是在那里信口开河。一击而中，家族荣耀，一击不中，国都亡了，家族受苦受难的，又何只荆轲？而且，问题不在家族不家族，而在荆轲的行为。儒家系统一直在教导人：以家族的利益为标准，去计算什么事划得来，或什么事划不来。以致若干“君子”在大庭广众间都表演得非常忠心报国，可是一旦回家，就变了模样。

    荆轲是为燕王国献身，他不为一己利益，他如果为一己利益，早就跟扬雄一样，关着门写《法言》去了。扬雄是1世纪10、20年代高级知识分子，在他眼目中，新王朝是一个叛逆集团。可是面对叛逆集团，他不但没有荆轲的勇气，挺身而起，反而为了保护他的家族，接受叛逆集团的官位。而就在叛逆集团的官位上，诋毁荆轲是一个强盗。自己没有道德勇气，反而讥讽有道德勇气的人，这种正人君子，布满官场，促使中国文化一天比一天堕落。

    司马光用一个最恶毒的词汇形容荆轲，说姬丹“豢养”他，完全否定荆轲的人格，荆轲岂是金钱美女可以收买的？如果豢养的意义就是雇佣，司马光可是宋王朝赵姓皇家豢养的文化打手，扬雄可是新王朝王姓皇家豢养的帮凶了。荆轲代表中国社会“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情操，固然图报知遇之恩，同时也向燕王国效忠，在荒郊诀别时，荆轲高声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国家危机时，英雄豪杰们无可奈何的一次自杀性的拯救，人生艰难唯一死，而荆轲从容赴死。悲壮苍凉，千载之下，仍使人动容。竟有人坐在清风徐来的书桌之前，心旷神怡地说他：“岂不是愚蠢无比！”看起来，聪明人太多，正是中国苦难之源。

    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亡国前夕，即墨(山东省平度市)城主晋见国王田建说：“齐王国土地有数千华里，战士将近100万。现在，三晋(魏、赵、韩)的官员们，不愿接受秦王国统治，逃亡在阿邑(山东省东阿县)、甄邑(山东省鄄城县)之间的有好几百人。大王如果把他们集结起来，交给他们100万战士，叫他们收复故国疆土，即令临晋关(陕西省大荔县东)，也可以攻进去。鄢郢人士，不愿接受秦王国统治，逃亡在首都临淄城南的，也有好几百人，大王把他们集结起来，交给他们100万战士，使他们收复楚王国的故土，即令武关(陕西省商南县东南)，也可以攻进去。如果这样，齐王国的威望可以建立，秦王国可以消灭，岂仅只保持国家安全而已。”田建拒绝接受。

    幸亏田建不采纳这位即墨城主的意见，否则徒使人民受到更大的苦难。知识分子谈论政治，往往跟赵括谈论军事一样，千难万难的千症万结，信口发飙，都易如反掌。秦王国倾全国之力，可用之于战场的，不过60万。即墨城主却要齐国王一下子交给三晋官员100万，一下子又交给故楚人士100万，好不热闹，不知道哪里来的200万？武装部队不由自己将领率领，却交给那些流亡之徒，天下从没有这种可能。而40余年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队，一旦投入战场，面对百战百胜的秦军，恐怕又要劳动对方活埋降卒。即令稍稍胜利，要想一口气打到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又是一份美丽的纸上作业。齐王国唯一的生路是支持它的邻邦抵抗强秦。事到如今，只剩下齐王国一个孤雏，即令玉皇大帝下凡，也无法挽救。40余年目光短浅，必须付出40余年目光短浅的代价。

    纪元前221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大将王贲向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进发，突袭临淄。齐王国军民，没有一人抵抗。秦军承诺给齐王田建500华里土地，田建遂投降(前359年至前221年，齐王国立国139年，到此灭亡)。

    秦王国对亡国之君，当然不履行承诺，改把田建放逐到共邑(河南省辉县市)，软禁在松柏树林之中，衣食不继，终于饿死。齐王国人民曾为他作了一首悼歌，表示对他信任外籍人士的不满：“满耳松树的涛声／满目柏树林／饥饿的时候不能吃／口渴的时候不能饮／谁使田建落得如此结局／是不是那些／围绕着他的客卿大臣?”

    司马光曰：“南北合纵和东西连横的大战略，虽然反复百端，但明显地可以看出，南北合纵，符合六国利益。最初，周王朝的君王，建立千万封国，使他们交通来往，相亲相爱，用宴会增进感情，用会盟加强团结。无他，只不过要他们同心合力，保卫国家。如果六国都能以信义互相亲善，秦王国即令再为强大，怎么能被它灭亡？三晋(魏、赵、韩)，是齐王国、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的屏障，齐王国、楚王国，又是三晋的根基，形势上互相依靠，表面跟实质不可划分。三晋攻齐楚，是自挖根基，齐楚攻三晋，是自己动手拆毁屏障，天下竟有用拆毁屏障的手段，去向强盗献媚，说：‘强盗爱我，不会攻我！’真是荒谬到了家。”

    司马光这段评论中，赞扬苏秦的大战略：“南北合纵，符合六国利益。”似乎是露了底。因司马光和孟轲二位大亨，一向只谈仁义，不谈利益的，而今司马光也不得不把国家利益列为第一。但他又主张“六国如果都能以信义互相亲善”，夫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才能使他们永久结合。所谓信义，也必须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最大的信义往往是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利益往往也是最大的信义。团体的立场和个人的立场并不一样，儒家学派一直在其中搅和不清，所以总是不断地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

    纪元前221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已吞并六国，统一当时已知的世界，国王(六任)嬴政洋洋得意，自以为品德超过三皇(天皇、地皇、人皇)，功勋超过五帝，于是不再称国王，改称“皇帝”(这是“皇”和“帝”二字第一次结合，以后遂成为固定名词，连续使用两千年)。皇帝颁布的文告称“制”，皇帝下达的命令称“诏”(圣旨)，皇帝自称“朕”(从前每个平民都自称“朕”，嬴政之后，只有皇帝才自称“朕”，人民只好自称“我”了)；追尊老爹嬴异人(五任庄襄王)当太上皇(以后只有仍活着的老爹才称“太上皇”)，下令说：“元首死了之后，所加的绰号(谥法)是儿子议论父亲、臣属议论君王，无聊透顶。从今天开始，废除谥法。我是始皇帝，后世以数目字顺序计算：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传到无穷。”

    嬴政搞出了一大套个人崇拜的玩艺，诸如“制”、“诏”、“朕”、“皇帝”之类，说明他的智商平平，不过废除谥法却是一项真知灼见。谥法是儒家系统中最无聊的专门给死亡贵族起绰号的一种文字游戏。可惜秦王朝瓦解后，谥法复活，直到20世纪清王朝末期，知识分子还乐此不疲，把人与人间的称呼，搞得其乱如麻、乌烟瘴气。

    纪元前210年，秦王朝一任帝(始皇帝)嬴政，东巡国土，因身体不适，折回京师(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在中途逝世，幼子嬴胡亥篡夺帝位。把嬴政安葬骊山(陕西省临潼县东南)，墓穴极深，熔化铜汁，灌入地下，堵塞泉水，内部填满奇物珍宝。又命工匠在各处装置可以自动发射的强弓，对接近的人，立即射杀。墓穴中兴建江河海洋，用水银灌成小溪，设置机械使它流动运转。墓顶如同天空，星辰排列；墓底完全依照风水格局。凡是没有生儿子的小老婆，全部驱入墓穴殉葬。棺木入土之后，有人提醒说，制造机械的工匠，可是知道怎么破解的，一旦泄漏，仍有被掘被盗危险。于是，再把所有工匠驱入墓穴殉葬。

    2100年后，嬴政先生的坟墓，开始从外围被挖掘，水银已涸，强弓已枯，专制帝王自认为铁打的地下江山，成为虚话。迄今挖掘出土的，虽不过一小部分，但仅只充当嬴政卫士的“秦俑”，已引起世界瞩目。等到有一天，把嬴政本人的老骨头挖出来，当另有一番启示。而那么多被活埋的美女，以及被谋杀的工匠，可以想像，他们在封闭的墓穴中挣扎哀号，而最后纷纷窒息倒地，尸体纵横，千古含冤。人权被如此摧残，带给我们江海般悲愤。

    秦王朝一任帝(始皇帝)嬴政在沙丘逝世时，遗命由太子嬴扶苏继位，而宦官赵高勾结宰相李斯，矫诏立嬴政的幼子嬴胡亥当太子，又矫诏谴责嬴扶苏颟顸无能，赐死。

    在赵高教唆下，嬴胡亥决心诛杀老爹最宠爱的将领蒙氏兄弟。嬴扶苏的儿子嬴婴劝阻说：“赵国王赵迁杀李牧而用颜聚，齐国王田建杀他数世的忠臣而用后胜，最后终于亡国。蒙家累世都是我们的重臣和智囊，陛下却打算一次铲除。杀忠良而任用奸佞，后遗症是：在内使官员对政府失去信心，在外使将士们丧失斗志。”嬴胡亥听不进去，遂处决蒙毅、蒙恬。

    《法言》曰：“或许有人问：‘蒙恬忠心耿耿，而仍冤死，忠心又有什么用？’扬雄说：‘开山填谷，西起临洮(甘肃省岷县)，东接辽水(辽宁省辽阳市)，死伤狼藉。他的忠心不能抵消他的罪行。’”

    司马光曰：“嬴政正在荼毒天下，而蒙恬接受驱使，他的残暴，可想而知。然而，蒙恬深切了解当臣属的本分，虽然没有罪而被诛杀，而仍忠贞不移，不生二心，实在足以称道。”

    秦王朝长城，西起临洮，中经高阙(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到辽东，全长约2400公里，是一个伟大而骇人的工程。但它由“秦王国长城”、“赵王国长城”、“燕王国长城”接连而成，并不是秦王朝从东筑到西，从头筑到尾。蒙恬先生仅只从事接连工程而已，依当时三国长城位置计算，蒙恬兴建的，不过三四百公里。嬴政统一中国后，各王国高级知识分子——诸如贵族们的食客和王室的皇亲国戚，全都失业，而嬴政又特别垂青法家学派，以致失势的儒家系统把他恨入骨髓，诟骂、诽谤，最后更索性昧尽天良，诬陷栽赃，一口咬定嬴政和他的部属蒙恬共同兴建万里长城，就是一个例证。

    扬雄这个酸腐兼备的可怜秀才，大笔一挥，轻松地“西起临洮，东接辽水”，把2400公里的账，全部扣到蒙恬头上，这是一种下流手段。然而，问题还在于，即令真的兴筑了2400公里长城，也是在为国家抵御外侮，并不是盖皇帝一个人玩乐的花园！蒙恬之忠，连司马光都击节赞叹，扬雄却肆意诬蔑，他这个人曾投降王莽，向王莽歌功颂德，依照儒家法则，可是一项严重的变节。自己奸诈，反而诋毁忠良。当他伏案撰写《法言》时，不知道脸烧不烧？心跳不跳？何以司马光硬把他搬上台盘，让他丢丑！

    司马光因蒙恬是嬴政的大将，而予以抨击，说明六国反动的残余情绪，是如何的强烈。嬴政不比战国时代其他国王更坏，何况他建立统一中国大业。统一大业如果是一种罪行，则司马光一定赞成四分五裂、群雄割据了。宋王朝向西夏帝国用兵，向辽帝国用兵，岂不也是“荼毒天下”？何以不敢发一字抨击赵家皇上。

    在儒家系统中，秦王朝和嬴政成为罪恶箭靶，一有机会，不经过大脑，随手就是一箭。

    赵高害怕沙丘矫诏的阴谋被揭发，向二世皇帝嬴胡亥建议制造恐怖，使用最严厉的法条和最残忍的手段，凡是有罪嫌的人，都扩大他们的案情，叫他们在口供中尽量说出他们亲友的名字，逮捕那些亲友后，再如法炮制，然后一网打尽，这样就可以把重要大臣和重要皇族全部诛杀。嬴胡亥完全同意，于是，在法律外衣下，屠杀开始。任何大臣或王子，只要涉及到一件微小的事，就立即逮捕审讯，审讯时扩大打击面。不久，12位王子在咸阳街头被处决，10位公主在杜邮(陕西省西安市西境小镇，白起死处)被车裂(五马分尸)，家产全被没收。

    因口供中出现名字而被逮捕的人，更不可胜数。王子嬴将闾跟同母兄弟三人被囚禁在皇宫内院，最后才定罪。三人拔剑自刎。另一位王子嬴高想逃亡，但又怕家人被屠，只好上奏章请求赐死，嬴胡亥全部批准。

    政治性冤狱是恐怖政治中最极致的一种手段，把恐怖推向人生尽头，中国传统权力运作中，冤狱比屠杀更能发挥镇压功能。但有计划地大规模推动，却由嬴胡亥首开其端。我们不相信嬴胡亥全无人性，只是无限权力使他的人性丧失。这种人不会尊敬蒙恬之忠，只会嘲笑蒙恬之蠢。嬴将闾显然跟嬴胡亥感情至笃，所以才被囚禁内宫。最后审判已定，嬴将闾申诉他并未犯罪，当然不会发生作用，政治性冤狱最大的特征是：无罪不能无刑。不过，任何错误的决策和任何人为的罪恶，都有个终结，都要付出代价。只是谁也没有嬴胡亥终结之日和付出代价之日，来得那么迅雷不及掩耳。

    纪元前208年，历史上最早和最大一宗冤狱，在秦王朝政府演出。宦官赵高仗恃皇帝嬴胡亥对他的宠爱，专权横行，各地变乱蜂起，宰相李斯颇为焦虑。赵高遂决定摧毁李斯，于是向嬴胡亥打小报告说：“当初沙丘密谋，李斯是重要角色。而今陛下已即位皇帝，而宰相不过仍是宰相，他的愿望很明显，要陛下割给他土地，封他当王。另外，他的长子李由任三川郡长，故楚王国领土上的那群盗匪，像陈胜之流，都是宰相家乡邻县的子弟，双方有浓厚的乡情。所以盗匪公然横行。经过三川城下，李由都不攻击。”正巧，李斯与右相冯去疾、大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请求暂停阿房宫工程，削减边防军的轮调次数，减轻各种苛捐杂税与苦役。嬴胡亥阅后，大怒若狂，下令逮捕三人。冯去疾与冯劫闻讯自杀，李斯不肯自杀，独自到监狱报到，嬴胡亥任命赵高进行审判。赵高审判李斯，苦刑拷打达千余次，李斯不堪刑求，只好承认罪状(即现代的“突破心防”、“坦承不讳”等“自动招认”)，李斯所以自诬，因他自信他对国家的贡献和他的辩才，终可以恢复清白，获得昭雪。诬服之后，再上奏章，希望嬴胡亥醒悟赦免。奏章呈递上去，当然先到赵高之手，赵高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冷笑说：“囚犯有什么资格表达意见！”然而也使他提高警觉，决定堵塞最后一个漏洞。于是派遣他部下十余位门客，冒充皇家检察官(御史)、宫廷礼宾官(谒者)、宫廷侍从(侍中)之类，宣称奉皇上命令，复查李斯案情。李斯以为他的奏章发挥效力，据实回答。冒牌官员回报后，赵高责备李斯不肯合作，再加苦刑拷打。若干次之后，李斯畏惧痛苦，再有人来询问时，只好继续自诬。后来，有一天，嬴胡亥果然派遣亲信前来复查，李斯无法辨识真假，不敢更改口供。嬴胡亥得到报告，感谢上苍说：“要不是赵高，几乎被李斯出卖。”于是李斯被判处五刑(一、先在面上刺字。二、削鼻。三、砍下双脚脚趾。四、用鞭捶死。五、斩首，剁成肉酱)，在咸阳街上腰斩(可能代替鞭死)。李斯死后，屠灭三族。

    李斯被处决，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冤狱，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最大的一件冤狱。男主角竟是缔造秦帝国的巨头，担任宰相30年，身兼法家学派巨子。这场冤狱为中国政治性冤狱政策立下典范，被以后两千年间的暴君暴官谨慎奉行。最主要的手段是“诬以谋反”，对有些人，如果不诬以谋反，简直无法铲除。这顶铁帽，即令是宰相也无力承当。以致发展到最后，甚至还有强臣指控君王谋反的怪事，它是一种锐利的诛杀武器，对宰相固可以使用，对君王同样可以使用，对手无寸铁的文化人跟平民，其效更是如神。

    次要的手段是“苦刑拷打”，它除了摧毁肉体的抵抗力外，还同时摧毁对手的尊严。于是产生了“攻破心防”、“自动招认”、“坦承不讳”等专业术语，铁帽遂成为孙悟空头上的金箍，怎么拿都拿不掉。李斯自恃他的忠心和辩才，赵高何尝不知道李斯忠心！至于辩才，李斯的奏章即令到了嬴胡亥面前，也不能救他一命。从奏章上看，秦王朝的建立，仿佛李斯一手完成，那么，置嬴政于何地？专制封建政体下，天下只有一个人才，就是“领袖”。功归于上，或许还可自保；功归于己，纵在平时也会招祸，何况缧绁之中？李斯对官场如此陌生，30年宰相，可是白干。即令不会激起反感，嬴胡亥成见已深，岂会采信一个囚犯的一面之词？哪一个囚犯不喊冤枉？谁敢推翻案卷里调查所得的“确凿”证据？嬴胡亥真想了解真相，何必派人复查？和李斯亲自面对就行了，但嬴胡亥岂是肯面对之人？

    冤狱政策中最毒辣的一招是运用诈术，使李斯不敢翻供。诈术日新月异，20世纪的是：“只要你表示悔过，我们就送你回家。”再有智慧的人，都很难抵挡；以致李斯第一等英才竟栽在三流狱吏之手。而嬴胡亥明知赵高是李斯的死敌，却把李斯交他审讯，结果当然可以预卜。但这一点却给后世的暴君暴官们一个很大启发。

    从发生冤狱的多寡大小，可以衡量一个政权的品质。了解这项因果，对中国人的苦难，当会获得深刻的感受。

    司马迁评论张耳、陈馀说：“张耳、陈馀，举世称为贤才，他们的门客，甚至仆役，也都是天下的俊杰，在他们所在的国家里，全取得宰相级的高官。张耳、陈馀贫贱时，互相誓言为对方效死，并不是一句虚话，他们都有那种情操。可是，一旦身居高位，争权夺利，竟至两败俱伤。为什么从前相爱如彼之深，现在却相恨如此之苛？岂不仍是势利之徒？”

    人际之间的关系，亲密易，信任难，谅解尤难。张耳和陈馀的友情，并不虚假，但他们并没有发展到绝对信任和绝对相谅的程度。所以，钜鹿被围之日，也就是张、陈二人友情瓦解之时。张耳日守危城，城随时会破，人随时会死，唯一的盼望就是陈馀那支军力，而陈馀却按兵不动，张耳岂不愤懑？可是陈馀了解，只要出击，军必溃，身必亡，对局势毫无补益。从张[上厌下黑]、陈泽的例证，可说明他的乌合之众确不堪秦军一击。张耳独责备陈馀不死，而他的儿子张敖也率军在外，同样一动都不敢动，置老爹的生死不顾，张耳对儿子为什么不发一言？如果说陈馀背叛老友，张敖岂不是背叛老爹？形势犹如山崩，张[上厌下黑]、陈泽之事，不过火上加油。司马迁称二人是势利朋友，那么，张耳、张敖难道是势利父子？

    张耳即令相信陈馀绝不会背叛(犹如他相信他儿子张敖绝不会背叛一样)，纵然没有人从中挑拨，纵然不把印信收回，二人的友谊也已无法恢复原状。相爱越深，一旦不信不谅时，谴责也越烈。此时如果张耳拒收印信，表面上还有和解可能。然而，二人当初不过两个光棍，如今各有各的摇尾系统，摇尾系统“效忠”到极致，一定会煽动主子之间互相仇恨，甚至火拼，以便从中取点小利。所谓主子，在摇尾系统掇弄下，身不由己，父子都能被掇弄得反目，何况已经互相生疑的朋友？

    楚怀王芈心任命大将刘邦，于纪元前207年攻陷武关，战火已接近秦王朝心脏，宦官赵高怕二世皇帝嬴胡亥翻脸，遂诛杀嬴胡亥，改立嬴扶苏之子嬴婴登极(三世皇帝)。纪元前206年，嬴婴坐着白马拉的丧车，脖子上套着绳索，把皇帝用的各种印信，包括“玺”、“符”、“节”(玉玺，皇帝印信。符信，或用金属，或用玉石，上面刻着文字，中分为二，一留中央，一交在外官员。符节，形状像一根竹竿，竿头有毛缨，使臣拿着它，表示君王亲临)，在轵道(陕西省西安市东北)路旁，下车迎降，秦亡。

    贾谊曰：“秦王国以那么一小块土地，夺取天下最高权力，胁迫八州(古中国分九州，秦王国居九州之一的雍州，六国则居八州)朝拜它这个同等地位的国家，凡百有余年。然后统一天下，化世界为一家，崤山和函谷关都成了宫殿，声势盖世。想不到一个人冒险犯难，庞大帝国的祖宗七庙(儒家礼制，从老爹上溯到高祖父的祖父，各建一座祭庙。加上创立政权那位祖先的祭庙，共七座庙。统称“太庙”)，全部摧毁，身虽死而仍被天下讥笑，原因何在？在于不知道推行仁义。同时，攻守形势，恰恰相反。”

    杜牧《阿房宫赋》道出六国覆灭的真相：“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贾谊强调仁义，仁义当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主宰。嬴政的仁义何在？还不是消灭六国，建立空前未有的大一统江山。至于攻守形势相反，战国时代，几次南北合纵同盟，秦王国都居于挨打地位，为什么不垮于当时各国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却垮于以后的乌合之众？刘邦的军队，不会强过赵括，为什么赵括攻不进秦军营垒，而刘邦一下子就击溃关防线?

    这不是一项纯军事问题，即令白起复活，他的结局也不会比章邯更好。军事是政治的延长，秦政府首领如果不是嬴胡亥，而是嬴扶苏；不是赵高，而是李斯，章邯何至叛变？关守将何至阵前受贿停战？政治是人际关系的不断调整，治和乱、叛和忠，往往决定于这项调整是不是恰当和公平。赵高之流的鲨鱼群，最大的盲点是始终看不见当头劈下来的钢刀，他们高估了豢养他们的那个政权的能力，认为无论他们怎么伤害，那个政权仍能保护他们，所以对任何人都不珍惜。包括李斯在内的三公，一夕之间，歼灭无遗。国家唯一的栋梁章邯，也要扑杀。最后甚至认为，连他的保护神嬴胡亥，也可铲除，另换新人。

    秦政府之亡，亡于最高领袖昏暴得出奇，当权官员冥顽得出奇，以及窝里斗惨烈而凶猛得出奇。

    纪元前206年，刘邦既攻陷秦王朝首都咸阳，金银美女，一无所取，在与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后，仍然返回霸上军营。不久，项羽率军抵达咸阳，屠城。把囚禁在监狱里的嬴婴(秦王朝三任帝)处决，焚烧宫殿，大火三个月不灭。大肆劫掠金银财宝和美女，撤退东返。韩先生(名不详)向项羽建议：“关中(陕西省中部)地区，拥有险要的山川形势，在四座要塞保护之下(四塞就是四关：北方萧关，南方武关，东方函谷关，西方散关)，土地肥沃。在此建都，可以称霸天下。”项羽一则看见秦王朝宫殿已被烧成一片焦土，二则又急于回到东方，回答说：“富贵不归故乡，好像穿着锦绣漂亮的衣裳，却在黑夜里走路，怎能显示荣耀？”韩先生退出后，扼腕说：“人家都说楚国人肤浅暴躁，虽然戴着人的帽子，却仍是一只猕猴，果然不错。”这话被项羽听到，逮捕韩先生，投入大锅煮死。

    开凿隧道，山前山后同时动工，在精确测量下，高低相同，方向针对，然后双方才能衔接贯通。如果一边高一边低，一边向左一边向右，就永不能筑成，不但没有利益，反而造成损失。人际关系，也是如此，价值标准跟利害判断，以及智慧的和知识的层面，必须相差无几，才容易契合。如果悬殊太大，就成了闽南语所形容的“鸡同鸭讲”，世界固然因此而多彩多姿，但也因此产生悲剧。

    项羽不过一个头脑简单、肌肉发达的粗汉，有战场上的厮杀力，却没有政治上的思考力。韩先生所作的分析，项羽既看不出、也不了解，远超过他的智商。所以他只能做一件事：向天下人挺身证明他果然是一只戴着人帽的猕猴。韩先生对他的批评，有人信，有人不信，但经过项羽自己作证，人们就无法不信。项羽开端之后，历史上遂层出不穷这种挺身自证的镜头。一直延伸到近代，人世间不断有猕猴，也不断有烹刑，使人哀伤。

    向蠢驴提出只有龙驹才可以了解的建议，一定碰壁；如果愤而指出它真是蠢驴，结果一定严重。韩先生就是一个榜样。

    纪元前204年，汉王国大将韩信、张耳率军东进，赵王赵歇与陈馀在井陉口(井陉关?河北省井陉县西)集结重兵防守，广武君李左车向陈馀说：“韩信、张耳，乘胜而前，离开他们的本土，在远远的外国战斗。进则生、退则死，势不可挡。不过，粮秣转运，要经过千里之遥，士兵必然面露饥色。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砍柴抢粮，才可以煮饭，显示大军没有隔宿之食，井陉关出入一线，不能同时通过两辆车和两匹马。汉军粮秣必然在大军之后。你交给我3万人，从小道出击，断绝他们的补给。你则坚守要塞，拒绝迎战。他们向前不能厮杀，向后不能撤退，而又抢不到东西，不出十天，韩信、张耳两颗人头，就可以放在我们的军旗之下。”陈馀一向自称他的军队是“仁义之师”，不肯使用诡计。回答说：“韩信军队既少，又十分疲惫，对这样的敌人，不给他一个迎头痛击，各国都会看不起我们。”韩信得知陈馀拒绝采用李左军的建议，大喜。于是直入井陉险道，会战不久开始，赵军惊恐震骇，不但不能再战，而且不能成列。霎时，大家狂奔，四散逃命。赵军将领截杀，已不能阻止。汉军乘势夹击，赵军崩溃。在汦水(即井陉水，注入绵蔓水)水滨，斩陈馀，生擒赵王赵歇。

    再精密的作战计划，都不能保证胜利，还需要另一个因素的介入才能成功，那就是敌人必须犯下致命的错误：错误的决策，或错误的判断。对这种不能控制的因素，我们称之为“运气”。韩信的军事能力，举世无双，可是，如果他的运气不佳，碰上的对手不是迂腐的陈馀，而是天才李左车，千万汉军，势将在井陉丧生，所谓登台拜将，徒留笑柄。

    纪元前7世纪，出了一个子滋甫(宋国二十任国君襄公)；纪元前3世纪，出了一个陈馀，使我们又多了一份研究儒家学说的资料。荀况在跟临武君那场洋洋洒洒的辩论中，特别强调仁义之师。而儒家心目中的仁义之师，据说只有三次：姒文命建立夏王朝、子天乙建立商王朝，以及姬发建立周王朝。而三次灭国兴邦的大战，却无一不靠诡诈的战略和战术。保卫国家的战斗，跟侵略掠夺的战斗，性质上虽然不同，但短兵相接，血肉相搏的时候，可不管你是圣贤还是禽兽，是正义还是邪恶，一旦进入战场，冲锋号响，便只有智慧之师、勇敢之师，没有仁义之师。拿破仑就曾说过：“上帝永远站在大炮最多的一边！”

    纪元前204年，困守成皋(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的刘邦，被项羽强大凌厉的战力慑住，知道不能久守，就放弃成皋，再度逃亡。跟夏侯婴同乘一辆小车，悄悄溜出北门，北渡黄河，到达韩信、张耳统帅部所在的小修武(河南省获嘉县有东西二城，东城称小修武，西城称大修武)，不声不响，投宿一家客栈。凌晨，自称是汉王的使节，驰入统帅部。韩信和张耳还没有起床，刘邦即直接闯到卧室，夺取韩信、张耳的印信(在中国，印信占极重要的角色，主管官如果没有了印信，就等于孙悟空没有了金箍棒。甚至以君王之尊，也必须像保护性命一样地保护他的印信。而罢黜一个君王时，第一件事就是夺取他的印信)，用该项印信，召集紧急军事会议，调动他们的职务或工作。韩信、张耳起床，才知道来的不是汉王的使节，而是汉王本人，吓了一跳。刘邦既取得两人的部队，即命张耳巡行各地，加强故赵王国土地的战备。擢升韩信当宰相(相国)，率领没有随着张耳出发的赵国部队，向东攻击齐王国。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传奇的君王之一，他出身于地痞流氓阶层，可能还不识字(即令识字，教育程度也不会高)。世界上有很多头目，其蠢如驴，却自捧或被捧为天纵英明，实在使人背皮发紧。刘邦阁下确实先天地就有超越普通庸才之处。他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来自部属们的建议，自己几乎完全没有主见。但他大多数时候，对部属的建议，都有正确判断，而在发现判断错误时，会立刻认错、马上改正。刘邦身上，找不到予智予雄的镜头，这要归功于他恢宏的胸襟，和对新事物吸收消化的强大能力。

    荥阳(河南省荥阳县)陷落，成皋出奔，刘邦不回关中(陕西省中部)，却直投韩信张耳大营。像小偷一样，悄悄溜进小修武，提心吊胆过了一夜。史书虽没有记载，我们可推想，他跟夏侯婴一定有一种忧虑和恐惧：万一韩信和张耳不肯买账，紧握军权不放，他们可是死路一条。魏无忌先生手拿国王兵符，带有随从宾客，晋鄙还拒绝交出军队。刘邦和夏侯婴，不过落荒而逃的两个光棍，韩信张耳把他们宰掉，而自己称王，跟宰掉两条丧家之犬没有分别。即令不宰，把两位软禁大营，假传刘邦命令，还可控制关中(陕西省中部)。刘邦出生入死得来的江山，将全部滑入韩信张耳之手。

    刘邦不敢把他的生命寄托在韩信张耳的效忠上，假使当天晚上就投入大营，一夜之间，足够酿成背叛密谋。所以必须一直等到夺取元帅印信，重新调整军官职务之后，才敢确信自己的安全，这是一种别人教导不出来的应变能力，反应疾如闪电。接着仍授权张耳负责赵军，并擢升韩信当宰相，使他们虽然军权被夺，却不以为意，而仍死心塌地。无疑的，刘邦是一个政治天才。

    纪元前203年，西楚总参谋长(大司马)曹咎镇守成皋(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汉军屡次挑战，曹咎都不作反应。汉军使用心战，在城外对项羽以及西楚官员百般诟骂，肆意侮辱。几天下来，曹咎气得发抖，忘了项羽“不准攻击”的吩咐，大开东门，渡汜水(汜水流经汜水镇东门)出战，大军刚渡过一半，汉军迎头痛击，西楚军首尾不能相顾，立刻崩溃，成皋陷落。西楚储存的金银财宝，全到汉军之手。曹咎跟司马欣，在汜水河畔，双双自刎。刘邦遂从小修武(河南省获嘉县东城)南下，渡过黄河，再入成皋，把重兵进驻广武(河南省荥阳县北)，接近敖仓粮库。

    西楚王国(项羽)跟汉王国(刘邦)血战五年，西楚一直居于主动，占尽优势。前203年的成皋战役，是一个转捩点。成皋一失，敖仓不保，敖仓不保，西楚开始缺粮。即令钢铁部队，一旦“乏食”，便只有破败。长平战役(参考前260年)，秦王国所用的秘密武器，就是饥饿。现在，饥饿抓住项羽。

    成皋陷落，由于曹咎这个蠢货之不能忍。心胆俱裂，由衷屈服，是瘫痪了的奴才。跳高之前，先曲双膝，则是英雄豪杰。上介绍过一只螃蟹，当钓竿敲打它时，它立刻愤怒地把它钳住，死也不放。这种刚愎暴戾人物，当一个码头小流氓，已到顶端，当一个领袖——无论是政治的或军事的，曹咎就是榜样。

    忍是一种艺术，韩信提供了另一个榜样。奴才的忍和英雄的忍，表现在外的形态是一样的，内涵却大大不同。螃蟹型人物不忍一时之愤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人深思。

    纪元前203年，西楚霸王项羽，在垓下(安徽省灵璧县东南)，被汉王刘邦的军队击溃。项羽向南逃亡，抵达乌江(安徽省和县东北20公里乌江镇)，自刎而死。

    项羽是一员名将，他的致命伤是不懂政治，却在打了几场胜仗之后，忽然间自以为很懂政治。政治比军事复杂得多，绝不是一个习惯于发号施令、资质平凡的军事将领所能胜任。项羽不但自认为他能够胜任，而且还游刃有余，他就注定的要付出代价，并连累千万无辜的人，跟着付出代价。

    纪元前202年，汉王刘邦消灭项羽后，各封国国王，一齐上书刘邦，拥护他当皇帝。刘邦遂在汜水(发源嵩山，曲折北流，注入黄河)北岸，筑坛登极(一任高祖)，妻吕雉本称王后，改称皇后，子刘盈本称太子，改称皇太子。追尊娘亲刘老太婆当昭灵夫人。

    明明自己想干，却装腔作势，硬说不想干，然后教唆摇尾系统发动誓死拥护的闹剧，自己才作勉强状，扭扭捏捏，登台亮相。这种无聊的小动作，在政坛上不断演出，一直演到20世纪，仍然有人乐此不疲。刘邦写下的这个剧本，遂永远被奉为经典。

    秦王朝皇帝嬴政，在儒家学派刻意的丑化之下，被当做一个有百非而无一是的暴君。可是，他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包括“皇帝”的位置和排场，以及全部有利于专制行为的法令规章，却被刘邦所建立的西汉王朝，滴水不漏地一古脑继承，受到儒家学派的肯定，没有任何抵制。儒家学派攻击的只是嬴政本人，不是攻击嬴政所做出来的摧毁人权的专制制度。

    西楚王国(项羽)将领季布，战场上曾经数度追逐刘邦，使刘邦受到很大的惊恐和羞辱。项羽死后，刘邦下令特赦季布，任命他担任宫廷禁卫官(郎中)。季布的同母老弟丁公(名不详)也是项羽的将领，彭城(江苏省徐州市)之战时(参考前205年)，他追捕刘邦，马蹄到处，短兵器已可刺及，刘邦情急，向丁公乞怜说：“我们两个，都是一代贤才，为什么不能相容？”丁公遂手下留情。等到项羽覆亡，丁公晋谒。刘邦下令把丁公带到军营，巡回示众，宣布他的罪状：“丁公当项羽的部下，却不忠于项羽，使项羽丧失天下的，就是他。”然后诛杀。刘邦说：“使后世做人家部下的，再不要效法丁公。”

    司马光曰：“刘邦从丰沛起兵，网罗豪杰，招降纳叛，数都数不完，等到登极称帝，却只有丁公受到惩罚，什么原因？因为进取跟守成，形势不同。当群雄转战疆场的时候，人民并没有固定的领袖。只要前来投奔，就一律接受，理所当然。等到已成了皇帝，四海之内，都是臣民。假如不强调礼教仁义，臣民们仍心怀二志，谋取政治暴利，国家岂能长久安定？是以用大义作为标准，向天下人显示：只要你是叛徒，连新领袖都不能容你。用背叛领袖的手段，去结私人恩德，虽然饶了自己一命，仍然以不义相待。杀一个人使千万人恐惧，刘邦的谋略，岂不深远？子孙们享受天子权位400余年，理应如此。”

    刘邦杀丁公，是一种最卑鄙的“引蛇出洞”型的严重忘恩负义，不过三流权术，目的只在阻吓“后世”的人起而效法丁公！然而，没有多久，陈NB572就向丁公看齐，接着英布也向丁公看齐！而刘邦反而巴不得陈NB572和英布手下的将领个个都是丁公。数千年来，丁公这类人物，多到动用电脑都数不完，司马光太高估了杀丁公的效果。刘邦的子孙当皇帝400余年，另有原因，任何专制帝王或任何独裁头目，都没有能力控制他死后政治情势的发展。刘邦刚翘了辫子，便出现了吕家班局面，杀丁公的效应哪里去了？

    张良健康不佳，一直多病，自从跟随刘邦从洛阳迁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之后，就沉迷在玄虚的巫术里，每天静坐，使全身气息运转，不再吃饭，而只吃一种据说可以延年益寿的药物。在家幽居，很少出门。他说：“我们张家，几代都是韩王国的宰相，韩王国亡后，我变卖价值黄金24万两的家产，向秦王国报仇，曾引起天下震动(指博浪沙行刺嬴政，参考前218年)。今天，以口舌的功劳，被尊为帝王的师傅，封一万户侯爵，这是一个平民最高的极限，对我而言，已十分满足。目前唯一的愿望，是离开这个烦扰世界，追随赤松子先生，遨游世界之外。”(赤松子，太古时代的神仙。神农氏时，曾担任水利官，可以造雨。)

    司马光曰：“有生就有死，犹如有白天就有黑夜。从古到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以张良的真知灼见，足可以了解神仙之事，不过虚话。然而他仍宣称要追随赤松子，一定有他的原因，说明他具备高度智慧。功名——功勋和名位，是人生最难处理的关节。诚如刘邦所称道的，西汉王朝开创基业的英雄，不过‘三杰’。然而，韩信全族屠灭(参考前196年)，萧何投入监牢(参考前195年)，岂不都因为他们已经达到巅峰，而仍不知道停止？所以张良才假托神仙，放弃现实世界，把功名看成身外之物，把荣耀抛到脑后，所谓‘明哲保身’，张良正是一个榜样。”

    司马光对张良晚年的怪诞行为，所作分析的原因，我们同意，以张良的聪明智慧，当然了解神仙并不存在。只不过为了保命，不得不言不由衷，信口开河。但司马光认为韩信和萧何的受到迫害，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巅峰，而仍“不知道停止”，却远离事实。什么叫巅峰？侯爵是不是巅峰？王爵是不是巅峰？刘邦已经封王，还不满足，喋血上爬，为什么没有杀头坐牢？不但没有杀头坐牢，反而当上皇帝，好不威风。这已足够说明达到巅峰而仍不知道停止，并不是招祸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另有所在，那就是威权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政体，钢铁般坚固的外貌，强有力的野心家随时都可能把它摧毁，不像民主政治那么有丰富的弹性。掌握权柄的人，不得不把全副精力用来防止叛变。每一个有能力或每一个有影响力、受到人民爱戴，以及有大功劳，军权、政权在手的人，都是潜在的仇敌。无论你知道不知道停止，都会被排除。最简单也是最迅速的手段，莫过于制造冤狱。韩信和萧何所受到的，不过一场大冤狱和一场小冤狱而已。韩信可能还有不收敛之处。萧何自始至终，都战战兢兢、俯首帖耳，根本没有“不知道停止”的行为，也难逃此劫。

    司马光没有一句话触及到专制制度和当权分子的邪恶，反而千错万错，都是被迫害的人错，谁叫你不停止进取？谁叫你激起主子的疑心？因而大肆赞扬“明哲保身”。儒家系统对于不能明哲保身的人，总是冷嘲热讽，讥笑备至。数千年以降，遂使中国文化越来越缺乏正义和道德勇气。在明哲保身哲学引导下，中国人都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连自己应有的权利，都不敢挺身保护，唯恐惹祸招灾。

    嬴稷诛杀白起(参考前257年)不过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刘邦一连串屠戮，却是专制政治必不可免的一项作业，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征，几乎所有新兴的政权，都要通过这个窄门，血迹斑斑。

    纪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各亲王和封国国君，以及高级官员，都来朝贺。天色未明，皇家礼宾官(谒者)到现场主持仪式，依照顺序，引导大家进入殿门，分别站立两厢，东西相对。侍卫武官沿着台阶布岗，并在庭院中戒备，手拿武器，旗帜招展，一切就绪后，前面传出警告：皇上就要驾到。不久，西汉帝(一任高祖)刘邦(本年57岁)坐着御辇(君王皇后专用的人力拉的小车)，缓缓而至。皇家礼宾官引导亲王封王以下，直到年薪六百石(音dàn【但】，十升一斗，十斗一石)的中央政府科长级官员，依照爵位及官位高低，顺序向前，向刘邦敬礼。气氛庄重肃穆，一个个心颤胆惊、紧张恐惧。朝拜礼毕，摆下向刘邦祝福的酒宴，大家端坐殿上，弯腰低头，不敢仰视，仍依照爵位跟官位高低，起身给刘邦献上祝福酒，九次之后，皇家礼宾官宣布朝会礼成。这时，监察官(御史)提出弹劾，指控若干举动不合规定的官员，立即逐出金殿。自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喧哗、动作粗鲁。于是刘邦乐不可支，拍着大腿说：“到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可真他妈的过瘾！”擢升叔孙通当祭祀部长(奉常)，赏赐黄金500斤。

    任何一个国家的君王，都有朝见仪式，但都没有中国的怪诞。最突出的一点是“跪”。而跪，是一种对人最尊敬、对己最屈辱的古礼。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叔孙通先生“制朝仪”时代，跪还是一项简单动作，大家的屁股坐在小腿肚上，只要稍稍挺身，便算完成。3世纪之后，蛮族部落的“床”，引进中国，中国人虽不再席地而坐，可是“跪”却不废，遂变作一项难堪的负担，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瘤疣，这瘤疣一方面阻碍血液正常运行，一方面培养奴性成长，直到20世纪。

    叔孙通搞的这一套，是儒家的拿手本领。“儒”的原始意义，就是“典礼专家”，所以胜任愉快。在君尊臣卑原则下，君王遂远离人群，春秋战国那种君臣促膝谈心——像嬴稷跟范雎交头接耳的美好时代，一去不返。皇帝和臣属之间，隔着一条“礼教”鸿沟，这鸿沟随着时代进展，而越来越深、越来越宽、越来越无法逾越。最初，特殊的几个官员，还可以坐在皇帝身旁。但到了11世纪，司马光先生编撰时，宰相已没有座位，只好站在那里。而最后，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宰相连站也不可能，跟平民一样，也得跪到皇帝面前(而且还得准备随时被揪翻在地，苦刑拷打)。中国人所陷入的，就是这种畸形的，官越小，尊严越少，平民根本就更没有尊严的传统。

    对专制政体而言，叔孙通先生制定的朝仪，是一种屈辱剂，严重地使人权、民主，受到践踏。

    秦王朝统一全国，综合六个王国的礼仪，选择其中使君王尊贵、使臣属卑下的部分，特别保存。叔孙通制定朝仪，大体上承袭秦王朝的规矩，上自皇帝绰号，下至官位名称、宫殿名称，都没有什么更改。后来所制定的礼仪规章，跟法律书籍，合并装订，由司法机关保管，法官们又不肯外传，其他官员跟平民，遂不知道它的内容。

    司马光曰：“礼教的功能太大了，用到个人上：无论动态的或静态的，都有一定法则，可以遵循；所有行为，都可达到尽善尽美之境。用到家族上：能够分别内外，敦睦九族。用到地方上：长幼的辈分，划分清楚，风俗习惯，都会由丑变美。用到国家上：君王和臣属就有一定的序列，可以顺利推动行政，治理人民。用到天下：则封国顺服，纪律严明；岂只使桌面上和门户内的小动作，不陷于混乱而已。以刘邦的聪明通达，听到陆贾的建议，立即接纳(陆贾著《新语》，指出穷兵黩武一定灭亡，崇尚礼教一定兴盛。每呈阅一篇，刘邦都要夸奖一次。参考前196年)；看到叔孙通的礼仪，叹息欣赏。然而，刘邦却不能跟三代君王并列(三代君王：夏王朝一任帝姒文命、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周王朝一任王姬发)，由于他学问贫乏。当开国之初，如果能得到儒家学派巨子(大儒)作为助理，他的勋业就不仅仅到此为止。可惜，叔孙通的抱负太小，只偷窃了一点礼教的渣滓，为了因应世俗的要求，谋求君王的恩宠，遂使先王(姒、子、姬)的礼教，永远沉沦，不能复兴；直到今天，使人痛心。所以扬雄讥讽叔孙通说：从前，鲁国(首府曲阜【山东省曲阜市】)有位大臣，史书上不记载他的姓名。有人问：怎么才算是‘大’？回答说：叔孙通准备制定政府礼仪，到鲁国去请教师，只有两位请不到。那人说：孔丘周游列国的本意在此，难道不是？回答说：孔丘周游列国，是传授他的学问，贡献社会。如果放弃自己的立场，去屈从别人，随俗邀宠，怎能跟孔丘相比？即令有礼教、有法则，怎能使用？扬雄的话中肯扼要。儒家学派巨子，岂肯摧毁礼教法则，而只追求一时的表现？”

    司马光的评论，把人引到五里雾端，不知道他说些什么，更不知道旨在何方。他责备叔孙通的话，尤其使人眼如铜铃。司马光说，当时如果有“大儒”就好了，就可帮助刘邦建立万世不朽的勋业。咦，三王(姒、子、姬)时代，“大儒”如云，万世勋业何在？即以政权存在长短而论，夏王朝440年，还包括被后羿、寒浞所谓“篡夺”的67年。商王朝662年，首都不断迁移，好像难民营。周王朝879年，最后两三百年，连封国都不如。而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加上后来延续的东汉王朝，虽没有“大儒”，也有411年，不比“三王”逊色。在儒家系统看来，“大儒”真是活宝，只要他出现，准益寿延年。

    事实上“大儒”不在人间，而只在儒家的书本之上。看情形备受扬雄赞扬的那两位不肯同行的家伙，恐怕就非是“大儒”不可。果真如此，“大儒”的形象实在使人作呕。他们认为，音乐礼教，必须高贵品德累积百年，然后才可制定。礼教既如此重要，这百年之间，岂不成了真空？没有礼教，如何能有高贵品德？如果说没有礼教，照样可以培养高贵品德，那礼教岂不是聋子的耳朵，成了多余之物，还要它干什么？

    叔孙通曾批评那两个家伙：“腐儒，不知道时代不断在变！”司马光和扬雄在听了这两句话之后，仍要对号入座，为什么如此冥顽不灵，难以理解。

    白登解围后，刘邦回到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萧何兴建的未央宫落成(未央宫在长乐宫之西，相距半公里，方圆四公里)，壮丽豪华。刘邦大发脾气，对萧何说：“天下纷扰，还没有平定，我东征西讨这么多年，仍不知道结局是成是败，你却盖这么奢侈的宫殿？”(刘邦一直没有安全感，正是谋杀功臣的心理状态。)萧何说：“当天下还没有平定时，宫殿简陋一点，还可将就。现在，天子以四海为家，假如不够壮丽豪华，便不能显示威严。另外有层意思，就是使后世感到不必再有什么增加，也可节省民力。”刘邦才转为高兴。

    司马光曰：“圣贤君王，仁义就是华丽，道德就是威严，从来没有听说靠雄伟宫殿来镇服天下的。天下仍没有平定，更应当特别节约，用以解救人民的急困，却第一个先盖宫殿，岂知道先后轻重？从前姒文命(禹)住处简单，而姒履癸(桀)却兴建寝宫。祖先创业时，励行节俭，用以教训子孙，到了后来，子孙还流于奢侈淫靡，何况一开始就过分奢侈？而竟然说，使后世无法再去增添，可谓荒唐。于是，到了刘彻(七任武帝)，终于因大兴宫殿而使人民疲惫，未必不是由于萧何这个开端！”

    大乱之后，立即为君王修建豪华宫殿，使人扼腕。然而，一个普通平民，生活稍微过得去，还要买栋新屋，布置新房。皇帝大权在握，扩张住处，正是人之常情。传统知识分子对皇帝兴筑宫殿，十分敏感，史书上频频记载反对的言论，目的虽然是盼望减轻人民的负担，但也显示它太不切实际。太不切实际的理念，没有价值。

    不知道什么原因，儒家学派总反对“住”的追求。认为稍图舒适，便成罪过。历代君王自己虽不听这一套，拼命照盖；但对别人却会板起面孔，于是，限制高度、限制间数，规定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砖瓦，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椽柱，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颜色，平民只好永住陋室。结果简单阴暗的建筑物，直到今天仍挤满每个角落。

    娄敬的远见

    匈奴汗国(王庭设于蒙古哈尔和林市)单于(二任)栾提冒顿，不断攻击中国北方边境，刘邦十分忧虑，征求娄敬的意见。娄敬说：“天下刚刚安定，无论人民和战士，都筋疲力尽，所以必须放弃用武力对付他们的念头。栾提冒顿杀死老爹，把一群庶母当做妻子，这种人，用仁义说服他也不可能，我们唯一的方法，是把眼光放到未来，使栾提冒顿的子孙，向中国屈服。可是，恐怕陛下办不到。”刘邦说：“说出来听听。”娄敬说：“假使陛下能把嫡长公主(鲁元公主，当时正是赵王张敖的妻子)嫁给栾提冒顿当老婆，送上一份丰富豪华的嫁妆，栾提冒顿这家伙眼皮薄，嫡长公主既是中国皇帝之女，有一个大富大贵的娘家，保证一定立她当皇后(阏氏)。好啦，她生的儿子，当然就是太子。陛下每年过节，把中国过剩而匈奴所缺少的东西，派使节送去，馈赠问安，乘势命一些能言善道有教养的人，常去教导或暗示一些女婿对岳父的礼节。栾提冒顿活着的时候，他是女婿，一旦死亡，陛下的外孙继任单于(君王)，谁听说过外孙敢跟外祖父对抗？这样做，可以不必经过战争，就使匈奴汗国顺服。可是，我必须警告，要嫁就得嫁嫡长公主。假如胡乱找一位普通的皇族女儿，或者在皇宫里随便物色一个女孩冒充，栾提冒顿一旦发觉，认为关系仍隔着一层，那可没有用处。”刘邦说：“好计谋。”就要下令送鲁元公主和亲。皇后吕雉得到消息，肝肠寸断，日夜哭泣，哀求说：“我只生一个女儿(鲁元公主)跟一个儿子(太子刘盈)，你却狠心把她投到匈奴蛮荒！”刘邦的政治手段敌不过被激起的父女之情，竟作为罢论。

    娄敬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建议定都长安，使国家的根本稳固。而创议和亲政策，更锐利地观察到十年百年之后的外交形势。“和亲”——中国皇女下嫁给外国君王，这一次虽然没有实施，但稍后却终于实施，为国家带来海洋般的利益。

    “和亲”是一种能力，西汉王朝开始尝到和亲的美妙滋味，唐王朝简直几乎全靠和亲，才使边疆蛮族顺服。到了清王朝，和亲更成为一种秘密武器，使内外蒙古心甘情愿、俯首帖耳地作中国藩属。满洲人完全执行娄敬的策略，把大批皇女嫁给蒙古王子，生下的儿子，从小就随母亲住在皇宫，不但生活习惯几乎全部中华化，而且跟外祖父(现在皇帝)、舅父(下任皇帝或亲王)、表哥表弟(再下任皇帝或亲王)，玩耍在一起、读书在一起，那种浓厚的感情，使他在成年回到蒙古当权之后，跟中国关系更加密切。“和亲政策”像盘丝洞的网，密不可破，在蒙古境内，自己、儿子、兄弟、侄儿，所拥有的家庭主妇，都是清王朝的皇女。日累月积，要想特立独行，连找个人商量都找不到。

    只有宋王朝和明王朝在儒家僵固头脑压力之下，丧失了和亲能力，认为把皇女嫁给蛮族，是一项侮辱。文既不肯和亲，武又怎么打都打不过，结局大家共知：国土日缩，人民日苦，而终于覆灭沦亡，皇女成了婢女，不得不给蛮族当奴，备受凌虐。

    刘邦于击破韩王(首府晋阳【山西省太原市】)信后，准备继续北进，一举消灭匈奴。北方正逢隆冬，天气酷寒，可是，身在温暖如春的晋阳宫的刘邦，却轻视这项灾难。他得到情报，匈奴汗国单于(二任)栾提冒顿正驻扎代谷(河北省蔚县)。遂决定发动一项大规模攻势，于是派出特使侦察。栾提冒顿知道西汉政府特使所负的任务，早就把精锐部队，以及肥壮的牛马，全部藏匿，使西汉政府特使只看到老弱残兵跟瘠瘦的牲畜。刘邦派出十次特使，十次特使都把所见到的据实呈报，并判断匈奴汗国不堪一击。刘邦仍不放心，再派娄敬前往，作最后观察。娄敬还没有回报，刘邦认为良机绝不可失，迫不及待地下令所有的兵力，32万人的庞大军团，向北推进。前锋刚越过句注(山西省代县西北25公里)，娄敬回来，警告刘邦说：“我跟前面十位特使的看法，恰恰相反。两个国家一旦决裂，敌国一定会夸张他的强大，展示他的优点。可是，我在匈奴那里看到的，却全是老弱残兵，用意十分明显，他们要引诱我们攻击，然后伏兵四起。我认为：对匈奴汗国，绝对不可采取军事行动。”这时大军正向前挺进，不能停止。刘邦眼冒火星，咆哮说：“他妈的，你这个齐国(首府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死囚，靠着两片嘴皮，当上高官(娄敬建议定都长安，参考前202年)，今天又站在这里胡说八道，打击士气，扰乱军心，散布失败思想，容你不得！”下令把娄敬囚禁广武(山西省代县西南阳明堡镇)监狱，加上全副脚镣手铐。

    刘邦先到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主力仍在后面。栾提冒顿倾全国精锐——40万骑兵，乘刘邦巡视白登(山西省大同市东北)之时，把白登团团围住，水泄不通。七日七夜，西汉军团完全孤立。城中和城外取不到联系，传递不出消息，得不到救援，陷落就在旦夕。最后，刘邦采用陈平的诡计，派出秘密使节，从小路找到匈奴汗国大营，晋见皇后(阏氏)，送上贵重礼物。皇后对栾提冒顿说：“两国君王不应该互相围困。我们所侵占的中国土地，事实上不能长久居住，而且中国皇帝有神灵保护，请你考虑！”栾提冒顿本来跟王黄，以及赵王赵利，约定日期会师，时间已到，而赵军不到。栾提冒顿怀疑赵军跟西汉军之间可能有勾结，于是趁此机会，下令解围一个城角。正好天降大雾，西汉军使节来往，没有人察觉。陈平命卫士使用强弓，弦上多加一箭，面向匈奴，保护刘邦从解围的城角悄悄溜出。

    刘邦回到平城，西汉军主力也陆续抵达，匈奴兵团完全解围，撤退回国。经过这次挫折，西汉军无法再战，也跟着班师，刘邦回到广武，特赦娄敬，对娄敬说：“我不听先生的话，竟被困在平城(白登只是平城附近一个小城，人们习惯于用大包小)。我已把前面派出的十个瞎眼特使，全部处斩！”封娄敬二千户，擢升关内侯，号建信侯(关内侯，是准侯爵，没有封号，也没有采邑)。

    陈平用什么方法，使栾提冒顿解除白登城墙一角的包围，是千古一大秘密。史书记载匈奴汗国皇后的那段话，丝毫没有说服力量。而赵军爽约，即令跟西汉军勾结，也不会影响匈奴兵团的优势。如果影响匈奴兵团的优势，解开城墙一角之围，难道优势就可恢复？胡三省说：“秘计者，以其失中国之礼，故秘而不传。”更属匪夷所思，史书上斑斑可考的诡诈血腥，诸如刘邦要喝他爹的肉汤，难道不失中国之“礼”？虽然我们不知道秘计内容，但可以肯定，该秘计一定严重地伤害刘邦的尊严，使子孙和中国人蒙羞。否则，匈奴不会平空网开一面。

    然而，刘邦仍不失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在白登之役后，了解自己力量有限，不急图报复，又向娄敬当面道歉，厚加酬报。比起以后历史显示的，像杨广在边疆丢脸之后，力求争回面子，为全国人民以及为他的王朝，带来死亡(参考614年)。像袁绍，当田丰劝他不可攻击敌人时，他跟刘邦囚禁娄敬一样，囚禁田丰，然而兵败之后，袁绍却老羞成怒，把田丰处决(参考200年)。刘邦，固一代英豪，使人击掌。

    刘邦既不能强嫁亲女，于是物色一位民间的女子，宣称她就是嫡长公主，隆重地送到匈奴汗国(王庭设于蒙古哈尔和林市)，作单于(二任)栾提冒顿的妻子。派娄敬护送，前往缔结和亲盟约。

    司马光曰：“娄敬完全了解栾提冒顿的凶暴残忍，不可以用仁义感化，却主张跟他结成姻亲，为什么前后如此矛盾？骨肉间的恩情，高贵卑贱间的区别，只有仁义的人才能知道，怎么会想到用这种手段去使栾提冒顿屈服？古代君王统治蛮族，顺服时用恩德怀柔他，反抗时用武力镇压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用婚姻作为手段的。栾提冒顿把他的亲爹都当成禽兽，活活射杀，对于岳父，岂看在眼里？娄敬的谋略，太不严密。何况鲁元公主已是赵国(张敖)的王后，怎么能再嫁给匈奴单于？”

    正因为对手残暴，才改用婚姻手段，怎么会有矛盾？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骨肉之情和尊卑之分，可谓天下第一奇谈，野蛮人跟文明人一样地爱护他们的儿女，尊敬他们的父兄，爱和敬不是某一个阶层人士的专利，司马光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故意抹杀事实。娄敬已讲得明明白白：嫁出皇女，不是改造栾提冒顿，而是把效果放在栾提冒顿的子子孙孙，这正是可贵的远见。司马光却缠住栾提冒顿本人不放。娄敬是“和亲政策”的发明人，在娄敬之前，司马光固没有听说过，但在娄敬之后，西汉王朝跟唐王朝和亲政策获得的丰富成果，记载得十分详尽，这些记载又都经司马光字字寓目，怎么忽然间咬牙发誓说：“从没有听说过用婚姻作为手段”？

    宋王朝拒绝和亲的错误决策，已使中国付出极大代价。司马光不但没有反省，反而大言不惭地说：“对于蛮族，顺服时用恩德怀柔他，反抗时用武力镇压他。”宋王朝时的蛮族契丹和西夏，始终威胁中国生存。司马光也当过宰相，他为什么不用恩德怀柔，又为什么不用武力镇压？敌人，能击败他时击败他，不能击败他时只有和解——和亲是和解的方式之一。宋王朝就坏在战既不能战，和又不敢和的稀泥之中。人们所听的，全是些慷慨激昂、掷地有金石声的隧道声音，为害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