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灯》 《关于青灯》 两年前以《失败之书》、《时间的玫瑰》重回人们视野的诗人北岛新作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于二零零八年一月中旬出版，散文集收录了他刚完成的十七篇作品，第一部分是忆念，主角是熊秉明、蔡其矫、魏斐德、冯亦代等故人，青灯素帐，烛影惶惶；第二部分则是游历，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作者在漂泊中怀揣着家园。 现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大学的北岛低调地生活与写作。据说，北岛最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不是因为他的诗，而是他的散文与小说。这本书似乎可以印证这种说法，书中充溢的是对人性最深刻的洞察以及对整个人间世的大悲悯，这是一种接近神性的光。责任编辑表示，对于北岛来说：母语是他的剑，然后变成了他的盾牌、他的密封舱。他在流亡中与语言之间那种隐私的、亲密的关系，变成了命运。他是命运之子，他站在世界的高度回报了自己的母语。他在时间深处点燃了一盏：“故国残月/沉入深潭中/重如那些石头你把词语垒进历史/让河道转弯//花开几度/催动朝代盛衰/乌鸦即鼓声/帝王们如蚕吐丝/为你织成长卷//美女如云/护送内心航程/靑灯掀开梦的一角/你顺手挽住火焰/化作漫天大雪//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这是北岛献给著名汉学家魏斐德（Fredakeman）的诗，为纪念其退休而作。同名散文集台湾版于2006年出版。 2008年2月，著名德国汉学家、翻译家、作家沃尔夫冈?顾彬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采访时谈到中国作家与中国文学，认为中国作家没什么思想，尤其小说家，他说中国的诗人是最优秀的写作者，但小说家令人失望，中国的散文更令人失望，唯一好的散文是北岛的，但他现在不是中国人，是美国人。 关于北岛的散文，著名诗人、诗评家唐晓渡说，作为散文家的北岛既有所区别，又是诗人北岛的一个延伸。从风格上来说，写散文的北岛是更幽默的。这个幽默在北岛的诗歌里很难出现，因为他的幽默潜藏得很深。另外，北岛的情怀在散文里面表达得更加充分。在中，悼亡占很大篇幅，它是写作者与逝者情谊的一种延伸，人和人之间一种很赤忱的表达，让人读了以后非常感动。 杂志的主编程永新这样评价北岛：北岛的文学功底非常深厚，文学修养非常全面。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发表过他用真名赵振开写的小说；他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诗歌界的领军人物，这些年来，他又写了大量散文。诗歌的表达比较精炼，比较注重意象，因此有很大局限。而一旦以散文的形式来写，在字里行间，在看似闲笔的叙述当中，作者能够将各种复杂的感情表达得更为细致和丰富。此外，北岛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句子都非常讲究。优良的文学品位、全面而深厚的文学修养，加上职业的写作态度，使得北岛的散文具有很高的含金量，这是很多年轻作者值得认真学习的地方。 故国残月 沉入深潭中 重如那些石头 你把词语垒进历史 让河道转弯 花开几度 催动朝代盛衰 乌鸦即鼓声 帝王们如蚕吐丝 为你织成长卷 美女如云 护送内心航程 靑灯掀开梦的一角 你顺手挽住火焰 化作漫天大雪 把酒临风 你和中国一起老去 长廊贯穿春秋 大门口的陌生人 正砸响门环 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著有多种诗集，作品被译成二十余种文字，先后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古根海姆奖学金等，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现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大学。 在时间深处点亮青灯 雷淑容 北岛的散文里有一种拿捏得恰到好处的克制。从容。简洁。坚定。眼看要到发挥处，嘎然而止，堪称精确。《蓝房子》如此，《失败之书》如此，到了（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更如此。他在讲故事，各种人的故事，诗人、作家、翻译家，大师、普通人，中国人、外国人，都是他浪迹天涯时所遭遇的各种过客。他站得远远的，看不见他的表情，只听得见他的声音。声音也平淡，毫不煽情，就像听到哗哗流过去的水流——那是词语汇成的河。他的背景，不是中国红，不是欧洲蓝，也不是美洲绿，而是一盏青灯，火光一点，灯影摇曳，照亮周围的黯淡。是一首诗，北岛写给著名汉学家魏斐德的，诗中写道：“美女如云/护送内心航程/青灯掀开梦的一角/你顺手挽住火焰/化作漫天大雪”。同名的散文，也是纪念去世不久的魏斐德的，写一个史学大师的人格和襟怀，以及他的孤独的晚境，北岛写道，“他只顾在历史的黑暗深处，点亮一盏青灯”。 青灯这个意象，常常是遁入空门的代名词，比如古佛青灯，比如青灯黄卷，是寂寞，是清苦，也是淡远与心如明镜。这大概也是北岛写作时的一种状态。北岛说自己的散文，是中年心态的折射，与荷尔蒙、血压及心跳速度等心理因素有关，就像一个下山的人，对气喘吁吁的爬山过程的回顾，对山的高度以及风险的再认识。一个长时间漂泊的诗人，一个满世界行走的人，一个把中文当行李的人，一个随时准备归家的人，他经历过风暴的激烈与旋风般的速度，现在他保持着最适合自己的节奏——旅途的节奏、语言的节奏、回忆的节奏，即放松的，从容不迫的，同时又保持着适度的警觉和激情。 我和大多数诗歌爱好者一样，曾经被北岛的诗歌节奏打动，抄写他，诵读他；然后他出国流浪，将他遗忘；等他以写书和出书的方式回来，又再读他，依然被他打动——这一次是散文的节奏。作为他的一个读者，我对北岛的期待是，他作为一个特殊的时代符号的人物，无论走了多久、多远，无论他的文化处境有多么复杂，也无论他最终落脚何方，他应该回来，给我们一个交待，讲讲他所见到的风景，看到的人事；换句话说，北岛的散文应该具有某种功能，那就是记录和打捞一些为我们秘不可知的人事与情感，一些边缘人，异乡人，一些特殊的人，他们曾经是一个时代热情的参与者，但时光和社会的变迁改变了他们命运的走向与结局，北岛看到了，也见证了。所收的文章，主题之一便是忆故。所谓故人，有新故，也有旧知，有尚存的，也有离开人世的。《听风楼记》里的冯亦代给人印象深刻，在北岛笔下，他是他成长过程中的引路人和支持者，一个翻译家，学者，一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他留给北岛的最后一幕，是床单下露出来的一双孤立无援的赤脚。北岛写他时并无特别的悲伤，他所做的，就是记下他们之间的忘年情谊，以此来告慰逝者和安慰自己漂泊的旅程。《远行》里的蔡其矫，在北岛写来几乎是一个喜剧人物，他的诗，他的做派，他的率性，他的可爱，他的固执，写活了中国诗坛一个生动的侧影。北岛在回忆蔡其矫时写道：我们自以为与时俱进，其实在不断后退，一直退到我们出发的地方。他不断地后退，还原对故人最初的记忆——他又何尝不是在还原自己。 的另一个主题，是游走：一个漂泊的诗人，一个无家可归者，一个文化观察者，游走在机场与机场之间，在各种诗歌朗诵会之间，在大学与大学之间，在朋友和亲人之间。按北岛的意思，是在“出发与抵达之间，告别与重逢之间，在虚与实之间，生与死之间”。去国二十年，北岛没有像大部分出洋的中国人一样，变成商人，成为学者，抑或其他，而还坚守着一个中国诗人的身份——光是这份承担就让人难以想象。北岛在《旅行记》中说，“父母风烛残年，儿女随我漂泊，社稷变迁，美人色衰，而我却一意孤行。”我想，如果不是视诗歌为生命，断不会有如此自觉的承担。所以，北岛散文的另一个功能，是作为一个优秀诗人的诗歌背景而存在的，这既是我们通向诗人的一个途径，也是诗人借由诗歌重回母语文化的重要通道。北岛的游记，以一个中国诗人的视线记录了当今世界诗坛的现状：大师已去，诗界寥落。《智利笔记》记的是时局动荡中的南美诗歌与诗人：垂垂老矣的帕拉，聂鲁达的豪华故居，阿连德家族的命运，年轻的诗人萨吉欧，哥伦比亚诗人哈罗德；《多情的仙人掌》是一趟美国大学诗歌朗诵会的旅程，《西风》则白描了一家美国诗歌出版社的形象；《艾基在柏罗依特》讲述的是一个俄罗斯诗人的命运。读着北岛的游记，想起特拉克尔的那句诗，“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北岛的行程，既是身体的漂泊，也是灵魂的游走，更是诗歌的漂泊。在一个追求娱乐化、快餐化的世界，诗歌作为一门艺术，早就无枝可依，无地可栖，无乡可还。北岛说，在一个追求物质化与全球化的完美之夜里，他的书是一种沉沦，一种堕落。在我看来，更是一种孤独的坚守。 如今在香港客座教书的北岛，他这样定位自己：如果说中国是一幅画，那么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而我则是在这留白处无意中洒落的一滴墨。这滴墨，被北岛幻化成了一盏青灯，灯火青荧，闪烁在一个物质化和全球化的完美之夜，在一条诗歌通道的深处。它照亮的不是诗人纷繁的记忆，也不是他返乡的路途，而是一个人，一个陌生人，一个主宰世界的人。北岛在里写的也是他： 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 这个陌生人，就是时间。 不再愤激，依然北岛？ 雷淑容/文 ——读北岛的散文集 何平 青灯是一盏怎样的灯？ 青灯是一盏中国的灯。清油注瓦盏，灯芯且作炷，灯光清寒，有青荧之意。今天，在红灯复绿酒，暗夜换白日的都市。如果有青灯闪闪烁烁，联系着的一定是泛黄的书卷、“城南旧事”、古旧的日子和寂寞的旅途等等。苏东坡曾云，“纸窗竹屋，灯火青荧”。陆放翁的诗歌说，“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而现在北岛则说，“美女如云/护送内心的航程/青灯掀开梦的一角/顺手挽住火焰/化作漫天大雪。”一盏青灯照亮的旅途，是往旧时代走，往记忆深处走。 我读北岛的，一年前读他的《失败之书》，读他的《时间的玫瑰》。这些都是北岛去国日久写下的文字。青灯照亮的旅途。“中文是唯一的行李。”是喂养心灵饥饿的粮食。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北岛，这中间隔开了是十数年的时间。像我们这样的年纪，1960年代出生，阅读北岛，和我们的成长有着隐秘的私心。再读北岛，我们的记忆仿佛还停留在那个并不遥远，但却恍若隔世的时代。我们在另一个时代，读北岛，也读舒婷、顾城、食指、芒克、多多……而现在，不是，不是《太阳城札记》，也不是《白日梦》，孤冷、清寂，不再愤激，那还依然北岛吗？ 我注意到这些年，北岛的文字中提得最多的词是“漂泊”。同样是关于“漂泊”的书。书中其中的一篇《旅行记》，北岛写到：“从长安街那边出发的男孩到此刻的我之间，到底有多远？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我们这一代人违背了古训，云游四方，成为时代的孤儿。有时深夜难眠，兀自茫然：父母风烛残年，儿女随我漂泊，社稷变迁，美人色衰，而我却一意孤行。这不仅仅是地理上，而是历史与意志、文化与反叛意义上的出走。这或许是命中注定的。在行走中我们失去了很多，失去的往往却又成了财富。”我们没有去国，我们又何尝不在漂泊。 我把北岛的漂泊理解成和心灵相关的修行之路。北岛2002年在接受《书城》杂志采访时说，我们这些作家当年被批判也好被赞扬也好，反正一夜成名，备受瞩目，突然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这种巨大的反差，会特别受不了。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大关。慢慢的，心变得平静了，一切从头开始——作为一个普通人，学会自己生活，学会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母语写作。那是重新修行的过程，通过写作来修行并重新认识生活，认识自己。 北岛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世界又发生着奇怪的错位。国人已经习惯把这些漂泊在外的人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而他们自己却把自己还原成一个普通人。而北岛要选择散文这种文体。如他说，散文往往是中年心态的折射，与荷尔蒙、血压及心跳等生理因素有关。就像一个下山的人，需要调节呼吸，放慢步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怀旧在所难免，那是对气喘吁吁的爬山过程的回顾，对山的高度以及风险的再认识。可是，许多人却多么愿意看到他们还在“上山”的路上，哪怕他们的背影苍凉，却悲壮。 如果要在北岛的寻找“文化英雄”的记忆肯定是走错了路。是沧桑阅尽的普通人，对自己过去和现在生活的打捞和记录。“辑一”是向自己记忆深处走，怀念那些无法忘怀的故人，冯亦代、魏斐德、熊秉明、蔡其矫，还有少年时代的朋友刘羽；“辑二”是向未知的远途走。这一辑，北岛对于诗人和革命的思考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写这些文字的北岛，和心灵相关，和偶像无关。褪尽矫饰和繁华，中的那些记忆中的人与事，那些旅途中邂逅的人与事，亲切得让我们叹惋。 光阴如锋利的镰刀，我们被它一茬茬的收割。时代日日新，北岛时时老，我们和北岛一起老了。“如果天空不老”，让熊秉明学生想到青年时代。北岛说，当时不知道这联想怎么来的，现在终有所悟。这诗句其实有种悖论式的紧张：说来年轻时的天空是不死的，但虚拟语气对此提出了质疑，那正是青春期的困惑。 是啊，如果北岛不老呢？ 2008年2月23日随园 藏锋 黄集伟 01.在里，几乎所有故事都妙趣横生。比如第一篇《听风楼记》，北岛写他与翻译家冯亦代的交往，让人一下子回到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文化地下工作者”状态：“冯伯伯先探出头来，再推身开门，原来正光着膀子。他挥挥手中的毛巾，说：‘来’”……这个开场里没有光线的铺陈或夸张，可我读到它的那个瞬间，却真真切切有了光，酱油色的，就像我小时用碎啤酒瓶厚重浑圆的瓶底去看天。 02.<a m被分成了两辑，其实可分不分，都是怀人忆往主题。我注意到，北岛散文谋篇的匠意在于，他欢喜将行止作线索，而花最多最详最奢的笔墨着意于人。假如他是一位画家，他总会将“高光”赠与他笔下师友亲朋的眼睛。第八次中风后，北岛到中日友好医院去看冯亦代：“冯伯伯慢吞吞睁开眼，目光痴呆，渐渐有了一点生气，好像从寒冬中苏醒。”这时候，北岛真就成了画家——那个痴呆的眼神里已被贮满凛冽的白光了。 03.北岛笔下的句子里常常包裹着另外一个或多个句子。比如，“在美国难得碰到有意思的人——这是标准化生产的结果，像乔治和我这样的残次品属淘汰之列。”（《革命与雏菊》)。在这个句子里所掩藏的那另外一个句子，其实是面对“麦当劳化”的无限感喟，有抵触，有伤感，有唏嘘，有无奈；再比如，“西柏林人陆续加入进来，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延绵数里。广播车播放着贝多芬的《悲怆》交响乐，人们默默在为地平线以外的某些年轻人送葬。”（《忆柏林》）在这个句子里所曲笔着的那另外一个句子，其实已被“地平线以外”5个字和盘托出……那个故事太长了，改日再说吧。 04.小时候自学书法，最喜欢的是颜真卿，可随后临帖临得最多的，是苏东坡。这种念与习的一念之差，甚至已然影响一个人为人行文的风向。颜书或行或草既凝练浑厚，又纵横跌宕。充沛、自然、篆籀气而外，颜书尤擅笔锋把玩。北岛散文之笔亦如是。他是藏锋的，可并不一味地藏。在他怀人忆旧的漫长独白中，偏锋、正锋、搭锋、折锋、回锋诸法浑然一体，不露痕迹。用一句书法评语说，是以藏锋包气概，以露锋纵精神，起笔方圆分明，收笔回锋成润，神乎其神。 05.读完“与死亡干杯”那篇，我觉得我气都喘不过来。篇尾文字是回忆，回忆更远的回忆：“（刘羽死后）我想起一九七五年我们同游五台山那一幕。那时我们还年轻。穿越残垣断壁苍松古柏，我们来到山崖上。沐浴着夕阳，心静如水。我们向云雾飘扬的远方眺望。其实啥也看不到，生活的悲欢离合远在地平线以外，而眺望是一种青春的姿势”……是是是，可又有谁不曾有过那样一种姿势呢？不过，我不主张各位年龄与我相仿者在黑夜降临后阅读本书，因为，就那个时刻，脆弱正向夜色里勾兑更多浓酽的冷色。 北岛：把词语磊进历史 柳已青 “如果你是船，漂泊就是你的命运，可别靠岸。”这仿佛是诗人北岛的隐喻。北岛，创刊《今天》的诗人，曾经的文化符号，写下一个时代的墓志铭。随后开始了漂泊，踏上流亡之旅，母语是他唯一的行李，诗歌是他开路的宝剑。北岛以诗为剑，冲破的是禁锢，找寻的是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人天生是主流的叛逆者，大地的行者，跳出体制的异数，漂泊，是他无家的归宿。 近年，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中的北岛，带来《失败之书》和《时间的玫瑰》。前者是他的心灵自传，后者是诗歌的谈艺录、谈诗歌翻译的随笔集。北岛新作可以看作《失败之书》的延续，两辑，一辑是怀人，一辑是游历，诗人的交游和行旅合二为一，于是，他在岁月深处点燃一盏。以为名，让人想起陆放翁的“青灯有味忆儿时”之句，这本书的确是写在道路上的记忆，诗人漂泊的经历，和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紧密相连。北岛的经历对接了上面几代人的经历，他以诗人的敏感延续他们的记忆。而个人的记忆，像涓涓细流融入奔腾的大河，成为历史的支流。 北岛纪念冯亦代的文章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文革中的冯亦代被下方到南荒的劳改农场，走过一家农民的茅屋，从篱笆里探出头来的是几朵嫩黄的向日葵，衬托在一抹碧蓝的天色里。这向日葵让冯亦代想起梵高的，想起在北国被流放的儿女，尝到人世更大的孤凄，而这向日葵给他以温暖。北岛记写的这细节，无疑是在延续那一代人的记忆和情感。这本薄的小书中充溢的是对人性最深刻的洞察以及对整个人间世的大悲悯，犹如神启一样，将普罗米修斯盗来的光传递给读者。 北岛在纪念汉学家魏斐德的文章中反思道：历史(ory)这个词在英文中可以分解成两个词，即“他的”“故事”。历史到底是谁的故事呢？上帝的故事、强权者的故事，还是历史学家的故事？无论如何，那些繁浩文献中的碎片，是通过历史家的手连缀起来的。而历史给历史学家想像与阐释的空间，历史学家赋予历史个人化的性格。很难想像没有《史记》没有，中国历史会是什么样子？ 故国残月/沉入深潭中/重如那些石头/你把词语垒进历史/让河道转弯。这是北岛为纪念汉学家魏斐德退休而作的。这否可以这样评说北岛，他以诗歌唤醒一个时代的噩梦，又以诗歌对抗历史的荒谬。他是把词语垒进历史的建筑师，又是“砸响门环”的陌生人。这诗的结尾是：“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 没有历史学家和诗人，谁来为我们点燃一盏灯火。北岛的散文将黄金般的诗意锻造进文中，又将黄钟大吕般思考的声音敲打在字里行间。读来既有飞机飞离大地时失重的眩晕感，又有醍醐灌顶的洞彻感。 北岛的散文写的是人、生活和岁月，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的乡愁。他是海外的漂泊者，又是时代的旁证者，历史的记录者。他告诉我们《读书》和《今天》创刊时的一些原始信息：曾参与《读书》创刊的冯亦代建议北岛将即将问世的《今天》译为t，意为此刻、当今，而非tODAY，北岛回忆当初“没想到冯伯伯比我们更有紧迫感，更注重历史的转折时刻”。北岛在《忆柏林》中记录下了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刻。无数个t流水一样过去了，亲历了，回首来看，岁月的沧桑，化为乡愁和伤感。 怀人的散文，不仅有熊秉明这样的诗人、哲学家和雕塑家，也有芥末这样江湖人物，如果天空不死，都会将我们的悲欢、思绪，我们的绝望和痛苦，映照下来。一粒被暴风吹走的种子，夜间火车汽笛那孤单的声音；萍水相逢的诗人，漂洋过海几度在异乡偶遇的故人。人在路上，道路延伸下是无尽的天空和飞翔的翅膀。北岛写的在海外的游历，是历史与意志、文化与反叛意义上的出走，诗与酒，融合与隔膜，在年复一年的行旅中颠簸。北岛动情地写道：“有时深夜难眠，兀自茫然：父母风烛残年，儿女随我漂泊，社稷变迁，美人色衰，而我却一意孤行。” 看大地多辽阔，上路吧。北岛说。 辑一 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伯伯 一 1976年10月上旬某个晚上，约摸十点多钟，我出家门，下楼，行百余步，到一号楼上二层左拐，敲响121室。冯伯伯先探出头来，再退身开门，原来正光着膀子。他挥挥手中的毛巾，说：“来。”于是我尾随他到厨房。他背对我，用毛巾在脸盆汲水，擦拭上身。那时北京绝大多数人家都没有条件洗澡。冯伯伯那年63岁，已发福，背部赘肉下垂，但还算壮实。他对拉着毛巾搓背，留下红印。正当他洗得酣畅，我突然说：“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只见他身体僵住，背部一阵抽动。他慢慢转过身来，紧紧盯着我，问：“真的？”我点点头。“什么时候？”“就前两天。”他相信了我的话，把毛巾扔进脸盆，和我一起来到客厅。我们话不多，语言似乎变得并不重要。他若有所思，嘴张开，但并非笑容。 当我听到冯伯伯去世的消息，最初的反应是麻木的，像一个被冻僵了的人在记忆的火边慢慢缓过来；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三十年前这一幕，清晰可辨，似乎只要我再敲那扇门，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 我和冯伯伯住在同一个民主党派的宿舍大院——三不老胡同1号，那曾是郑和的宅邸。后来不知怎地，在囫囵吞枣的北京话中，“三宝老爷”演变成了“三不老”。我们院的变迁，就如同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旋转舞台，让人眼晕：刚搬进去时还有假山，后来拆走推平了，建小高炉炼钢铁，盖食堂吃大锅饭；到了文革，挖地三尺，成了防空洞；改革开放又填实，立起新楼。 我和冯伯伯应该是73年以后认识的，即他随下放大军回到北京不久。我那时跟着收音机学英语，通过我父亲介绍，结识了这位翻译界的老前辈。那时都没有电话。一个匮乏时代的好处是，人与人交往很简单——敲门应声，无繁文缛节。再说民主党派全歇菜了，翻译刊物也关张了，冯伯伯成了大闲人，百无一用；他为人又随和，喜欢跟年轻人交往。于是我利用时代优势，闯进冯伯伯的生活。 要说这“听风楼”，不高，仅丈余；不大，一室一厅而已。我从未入室，熟悉的只是那厅，会客、读书、写字、用餐、养花等多功能兼备。一进门，我就近坐在门旁小沙发上。一个小书架横在那里，为了把空间隔开，也给窥视者带来视觉障碍。冯伯伯往往坐对面的小沙发，即主人的位置。此房坐南朝北把着楼角，想必冬天西北风肆虐，鬼哭狼嚎一般，故得名“听风楼”。若引申，恐怕还有另一层含义：听人世间那凶险莫测的狂风。 冯伯伯学的是工商管理，即现在最时髦的MBA。他在上海沪江大学上二年级时结识郑安娜。当时英文剧社正上演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他一眼就看中了台上的郑安娜。他们于1938年成婚。他说：“和一个英文天才结婚，不搞翻译才怪。” 待我见到郑妈妈时，她已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太太了。每次几乎都是她来开门，向客厅里的冯伯伯通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她总是系围裙戴袖套，忙忙碌碌，好像有干不完的家务事。她从老花镜上边看人，用老花镜外加放大镜看书看世界。她在干校患急性青光眼，未能得到及时治疗，结果一只眼瞎了，另一只眼也剩下微弱视力。我一直管她叫“冯妈妈”。她轻声细语，为人爽快；偶尔也抱怨，但止于一声叹息。她是由宋庆龄推荐给周恩来的，在全国总工会当翻译。她就像本活字典一样，冯伯伯在翻译中遇到疑难总是问她。 记得我当时试着翻译毛姆的《人性枷锁》的第一章。有个英文词egg-top，指的是英国人吃煮鸡蛋时敲开外壳挖下顶端的那部分。我译成“鸡蛋头”，又觉得莫名其妙，于是找冯伯伯商量，他也觉得莫名其妙。他说，饮食文化中很多地方是不可译的。我们讨论一番，还是保留了莫名其妙的“鸡蛋头”。 说实话，我用这么简单的问题去纠缠一个老翻译家，纯粹是找借口。他们家最吸引我的是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书，特别是外国文学作品。那些书名我都忘了，只记得有一本冯伯伯译的海明威的《第五纵队》，再现了海明威那电报式的文体，无疑是中国现代翻译的经典之作。他自己也对《第五纵队》的翻译最满意。在一次访谈中，他说：“你想一次翻译成功不行，总是改了又改，出了书，再版时还要改，我译的海明威的戏剧《第五纵队》，我推倒重来了五、六次，现在还得修改，但现在我已没力气改了。因此，我曾苦恼、气馁，想改行，可翻译是我的爱好……” 冯伯伯是个温和的人，总是笑眯眯地叼着烟斗，脸上老年斑似乎在强调着与岁月的妥协。我那时年轻气盛，口无遮拦，而他正从反右和文革的惊吓中韬光养晦，却宽厚地接纳了我的异端邪说，听着，但很少介入我的话题。 正是我把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带到听风楼，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不再是个用“鸡蛋头”纠缠他的文学青年了，我们成了“同谋”——由于分享了一个秘密，而这秘密将分别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一夜，我估摸冯伯伯彻夜难眠，为了不惊动冯妈妈，他独自在黑暗中坐了很久。风云变幻，大半辈子坎坷都历历在目。他本来盘算着“夹起尾巴做人”，混在社会闲杂人员中了此残生。 二 偶尔读到冯伯伯的一篇短文，让我感动，无疑对解读他的内心世界是重要的。这篇短文是由于凡高那幅拍卖中被私人据为己有引发的感叹，由此联想到很多年前在上海买下的一张复制品。 他写道：“十年动乱中，我被谪放到南荒的劳改农场，每天做着我力所不及的劳役，心情惨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着粪车，走过一家农民的茅屋，从篱笆里探出头来的是几朵嫩黄的向日葵，衬托在一抹碧蓝的天色里。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绿色墙上挂着的梵高。我忆起那时家庭的欢欣，三岁的女儿在学着大人腔说话，接着她也发觉自己学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来，爬上桌子指着我在念的书，说等我大了，我也要念这个。而现在眼前只有几朵向日葵招呼着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飘浮，没个去处。以后每天拾粪，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宁愿到这处来兜个圈。我只是想看一眼那几朵慢慢变成灰黄色的向日葵，重温一些旧时的欢乐，一直到有一天农民把熟透了的果实收藏了进去。我记得那一天我走过这家农家时，篱笆里孩子们正在争夺丰收的果实，一片笑声里夹着尖叫；我也想到了我远在北国的女儿，她现在如果就夹杂在这群孩子的喧哗中，该多幸福！但如果她看见自己的父亲，衣衫褴褛，推着沉重的粪车，她又作何感想?我噙着眼里的泪水往回走。我又想起了梵高那幅，他在画这画时，心头也许远比我尝到人世更大的孤凄，要不他为什么画出行将衰败的花朵呢？但他也梦想欢欣，要不他又为什么要用这耀眼的黄色作底呢？” 在我印象中，冯伯伯是个不善表达感情的人。没想到他在这篇短文中竟如此感伤，通过一幅画写尽人世的沧桑。一个记者前几年采访冯伯伯。据他记载，他最后问道：“你能简单地用几句话总结你的一生吗？”冯亦代沉沉地说：“用不了几句话，用一个字就够了——难。”末了，老人突然怆然泪下，不停地抽泣。 我们不妨细读这篇段短文中的一段：“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这幅画却没有带来；总觉得这幅画面与当时四周的气氛不相合拍似的。因为解放了，周围已没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但是曾几何时，我又怀恋起这幅画来了。似乎人就像是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余晖里，都拼命要抓住这逐渐远去的夕阳。”这种内心的转折，反映了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复杂关系。 冯亦代于1941年离开香港前往重庆，临行前曾受乔冠华嘱托。到重庆后，他对左翼戏剧影业帮助很大，并资助那些进步的文化人士。到了迟暮之年，记者在采访中问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他沉默了半天，又说：“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黄宗英逗着问他：“总能透点风吧。”他断然地说：“连老婆也不能讲。”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种事是可笑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连国家档案局的资料都解密了，还能真有什么秘密可言？我想冯伯伯说的不是别的，而是他在青年时代对革命的承诺：士为知己者死。 据冯伯伯的女儿冯陶回忆：“1949年解放以后，周恩来让胡乔木到南方去搜罗知识分子支持中央政府，爸爸和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爸爸妈妈到了北京之后忙得不得了，根本见不着他们……那段时间应该是他们意气风发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理想实现了，他们希望建立这样的国家。后来爸爸调到了外文出版社，没过多久，就开始了反右运动，爸爸也是外文社第一个被打成右派的。” 据说在北京市民盟的整风会上，大家都急着把帽子抛出去，免得自己倒霉。而这顶右派帽子怎么就偏偏落到他头上了？依我看，这无疑和冯伯伯的性格有关。首先人家让他提意见，他义不容辞；等轮到分配帽子时，他又不便推托，只好留给自己受用。这和他所说的“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冯伯伯跟我父亲早在重庆就认识了，他们同在中央信托局，我父亲只是个小职员，而冯伯伯是中央信托局造币厂副厂长。那时的文艺界都管他叫“冯二哥”，但谁也闹不清这称号的出处。据说，他仗义疏财，“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凡是在餐馆请客都是他“埋单”。要说这也在情理之中，和众多穷文人在一起，谁让他是印钞票的呢？ 据说到了晚年，冯伯伯卧床不起，黄宗英向他通报刚收到的一笔稿费，冯伯伯问了问数目，然后用大拇指一比划，说：“请客。” 文革中冯伯伯除了“美蒋特务”、“死不改悔的右派”等罪名外，还有一条是“二流堂黑干将”。关于“二流堂”，冯伯伯后来回忆道：“香港沦陷后，从香港撤退的大批进步文化人汇聚重庆。首先见到夏衍，他住黄角垭口朋友家里。不久夏衍夫人亦来。唐瑜便在山坡处另建一所三开间房子，人称‘二流堂’。重庆的文化人经常来这里喝茶、会友、商谈工作。” 郭沫若戏称的“二流堂”，不过是个文人相聚的沙龙而已。同是天涯沦落人，杯光斛错，一时多少豪情！但只要想想暗中那些“到死也不能讲”的事，为杯中酒留下多少阴影。既然堂中无大哥，这仗义疏财的“冯二哥”自然成了头头，再加上“到死也不能讲”的事，赶上文革，可如何是好？他必然要经历革命逻辑及其所有悖论的考验。他回忆道：“文革时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间，牙齿全部动摇，就医结果，十天之内，拔尽了上下牙齿，成为‘无齿’之徒。” 一个人首先要看他是怎么起步的，这几乎决定了他的一生。冯伯伯当年也是个文学青年，居然也写过新诗。说起文学生涯的开端，他总是提到戴望舒。1938年2月，他在香港《星岛日报》编辑部认识戴望舒。戴望舒对他说：“你的稿子我都看过了。你的散文还可以，译文也可以，你该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说译完，不过你写的诗大部分是模仿的，没有新意，不是从古典作品里来的，便是从外国来的，也有从我这儿来的。我说句直率的话，你成不了诗人。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诗意。” 三 七十年代末，听风楼终于装上了电话，那是个现代化的信号，忙的信号，开放与拒绝的信号。冯伯伯从此成了大忙人，社会活动越来越多。我再按往日的习惯去敲门，往往扑空，只能跟冯妈妈拉拉家常。 《世界文学》要复刊了，这就等于给一棵眼见着快蔫了的植物找到了花盆。冯伯伯喜形于色，郑重宣布《世界文学》请他翻译一篇毛姆的中篇小说，发在复刊号上。但毕竟手艺生疏了，得意之余又有点儿含糊。他最后想出个高招，请一帮文学青年前来助阵，也包括我。他向我们朗读刚译好的初稿，请大家逐字逐句发表意见，为了让译文更顺畅更口语化。一连好几个周末，我们聚在冯伯伯的狭小的客厅里，欢声笑语，好像过节一样。我们常为某个词争得脸红脖子粗，冯妈妈握着放大镜对准大词典，帮他锁定确切的含义。最后当然由冯伯伯拍板，只见他抽烟斗望着天花板，沉吟良久，最后说：“让我再想想。” 像冯伯伯这样的大翻译家，居然在自己的领地如履薄冰。他常被一个词卡住而苦恼数日，最终顿悟有如天助一般，让他欣喜若狂。再看看如今那些批量生产的商业化文学翻译产品，就气不打一处来。 而冯伯伯在百忙中并没忘掉我，他把我介绍给筹建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阎明复。我参加了翻译资格考试，居然考中了，但最终还是没调成。随后他又把我介绍到刚复刊的《新观察》杂志社，试用了一阵，我成了文艺组的编辑。 1978年12月下旬某个下午，我匆匆赶到听风楼，冯伯伯刚好在家。我拿出即将问世的《今天》创刊号封面，问他“今天”这个词的英译。他两眼放光，猛嘬烟斗，一时看不清他的脸。他不同意我把“今天”译成tODAY，认为太一般。他找来英汉大词典，再和冯妈妈商量，建议我译成t，意思是此刻、当今。我没想到冯伯伯比我们更有紧迫感，更注重历史的转折时刻。于是在《今天》创刊号封面上出现的是冯伯伯对时间的阐释：t。 我想起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的诗句：“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记忆有如迷宫，打开一道门就会出现另一道门。说实话，关于为《今天》命名的这一重要细节早让我忘掉了。有一天我在网上闲逛，偶然看到冯伯伯握烟斗的照片，触目惊心，让我联想到人生中的此刻。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此刻，而这个此刻的门槛在不断移动。说到底，个人的此刻也许微不足道，但在某一点上，若与历史契机接通，就像短路一样闪出火花。我昨天去超市买菜，把车停好，脚落在地上，然后一步一步走动，突然想到27年前的这一幕：t。是啊，我多想看清冯伯伯那沉在烟雾中的表情。 恰好就在此刻，冯伯伯和他的朋友们正筹划另一份杂志《读书》。这份杂志对今后几十年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应该怎么说都不过分。尽管《读书》和《今天》走过的道路不同，但它们却来自同一历史转折点。 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八十年代初，我成家了，搬离三不老大院。此后和冯伯伯的见面机会越来越少，却总是把他卷进各种旋涡中。大概正是那个夜晚的同谋关系，他没说过不，事后也从不抱怨。1979年10月的《新观察》，发表了冯伯伯为“星星画展事件”写的文章，慷慨陈词，伸张正义。在1989年早春的风雨飘摇中，我为要事赶到冯伯伯家。记得他表情严肃，非但没有拒绝我的请求，而且说：“做得好。”我骄傲地抬起头，与他对视。他点点头，笑了。 四 去国多年，常从我父亲那儿得到冯伯伯的消息。1993年得知冯妈妈过世的消息，我很难过，同时也为冯伯伯的孤单而担忧，后来听说他和黄宗英结为伴侣，转忧为喜。96年春天，我和父亲通电话时，他叮嘱我一定给冯伯伯打个电话，说他中风后刚恢复，想跟我说说话。拨通号码，听见冯伯伯的声音，吓了一跳。他声音苍老颤抖，断断续续。他问到我在海外的情况。我纵使有千般委屈，又能说什么呢？“挺好，”我呐呐地说。后来又给冯伯伯打过两三次电话，都说不了什么，只是问候。天各一方，境遇不同；再说时差拆解了此刻，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2001年冬天，我因父亲病重回到北京。离开故乡13年，说实话，连家门都找不到了。我马上请保嘉帮我打听冯伯伯下落。她和黄宗英联系上了，说冯伯伯住在医院。那是个寒冷的早上，街头堆着积雪。由保嘉开车，先去小西天接上黄宗英阿姨。很多年前我就认识黄阿姨，当时我在北京处境不好，曾有心调到海口去，她正在那儿办公司。记得我们在她下榻的旅馆门外一直谈到深夜，她最后感叹道：“你的问题太复杂，而我无权无势，帮不了你这个忙。”二十多年过去了，黄阿姨身体远不及当年，腿脚不便。在我们护驾下，总算上了车，开到中日友好医院。 所有病房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冰窖，连护士的动作都变得迟缓，好像也准备一起进入冬眠。一见冯伯伯平躺着的姿势，心就往下一沉，那是任人摆布的姿势。听说他已中风七次，这是第八次。是什么力量使他出生入死而无所畏惧？黄阿姨抚摸着冯伯伯的额头，亲昵地呼唤：“二哥，我来了。”冯伯伯慢吞吞睁开眼，目光痴呆，渐渐有了一点儿生气，好像从寒冬中苏醒。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了我，先是一愣。我俯向床头，叫了声“冯伯伯”。他突然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这下把我吓坏了，生怕再引起中风，慌忙退出他的视野。周围的人纷纷劝慰他，而他嚎哭不止，撕心裂肺。他从床单下露出来的赤脚，那么孤立无援。 我们在病房总共呆了十分钟，就离开了。我知道这就是永别——今生今世。在门口，我最后回望了他一眼，默默为他祈祷。 冯伯伯曾对黄阿姨说过：“我想修改我的遗嘱，加上：我将笑着迎接黑的美。”如此诗意的遗嘱，其实恰好说明他是一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而他对于黑的认识一直可以追溯到童年。他母亲在生下他一个多月后就患产褥热死去。他后来如是说：“有母亲的人是有福的，但有时他们并不稀罕，视为应得；可是作为一个从小死去母亲的人来说，母爱对他是多么宝贵的东西。他盼望有母爱，他却得不到；他的幼小心灵，从小便命定是苦楚的。” 五 说实话，得知冯伯伯的死讯并未特别悲伤。他生活过，爱过，信仰过，失落过，写过，译过，干过几件大事。如此人生，足矣。我想起他那孤立无援的赤脚。它们是为了在大地上行走的，是通过行走来书写的，是通过书写来诉说的，是通过诉说来聆听的。是的，听大地风声。 如果生死大限是可以跨越的话，我此刻又回到1976年10月的那个晚上。我怀着秘密，一个让我惊喜得快要爆炸的秘密，从家出来，在黑暗中（楼里的灯泡都坏了）下楼梯，沿着红砖路和黑黝黝的楼影向前。那夜无风，月光明晃晃的。我走到尽头，拾阶而上，在黑暗中敲向听风楼的门。 靑灯 魏斐德(Fredakeman)教授退休的纪念活动早在一年前就开始筹划。从今年年初起，我和他的学生叶文心教授及助手在网上书信往来频繁。在线性时间的进程中，必有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复杂性：魏斐德本人体内酒精含量不断上升，教授夫人的情绪随之波动；权力真空所带来危险的寂静，幕后学院政治运作的种种变数；助手秘书们的未来出路，在读的博士生本科生的普遍焦虑。更何况魏斐德在伯克利执教四十年，自立门派，弟子无数，谁来接替掌门人的位置？这多少有如一个王朝的结束，牵动多少人心。 我5月3日从纽约匆匆赶回加州，第二天开车前往伯克利，住进校园内的“女教职员俱乐部”。这维多利亚式木结构的小旅馆隐藏在树丛中。 5月5日下午3时许，我们与教授夫人梁禾在旅馆汇合，她先带我们到附近酒吧喝一杯。轮椅上的魏斐德在秘书的陪同下出现，他刚下课，憨笑的脸上略带倦意。 1937年12月12日，魏斐德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州堪萨斯城。他是长子，有弟妹各一，弟弟参加越战后死于癌症。魏斐德出生不久就随父母搬到纽约。父亲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海军服役。1944年他父亲开始写小说，两年后以《小贩》（ers）一书成名，被好莱坞改编成同名电影，风靡美国。发财后，父亲决定带全家周游世界。魏斐德先后在加州、墨西哥、古巴、百慕大、法国上中小学，在佛罗里达高学毕业。由于这一特殊经历，他学会了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 父亲是他的精神导师。在其指导下，他自幼精读古希腊古罗马和现当代历史学家的著作。11岁那年，他们住在古巴，父亲让他读一本哥伦布的传记，并亲自驾船带全家游历了传记中描述的一段航程。 在父亲影响下，魏斐德在哈佛读书时开始写小说，仅第三部《皇家棕榈大道17号》得以出版。大学毕业后，他到巴黎政治学所研究苏联问题。上选修课时，他被越南的一个民间教派吸引，从而带入相关的中国教派。与此同时，一个法国记者有关中国的几本书让他着迷。在巴黎的十字路口，魏斐德从苏联转向中国。 离开酒吧，我们簇拥着有王者风度的魏斐德进入大学艺术博物馆，弟子如云，纷纷向他致敬。下午4时15分，历史系主任宣布纪念活动开幕，先由我朗读了一首献给魏斐德的短诗，然后由北京大学刘东教授做专题演讲《北大课堂上的魏斐德》。他从魏斐德29岁所写的头一本书《大门口的陌生人》开始，纵观其一生的学术成就。接下来由魏斐德的大弟子周锡瑞教授（JoeEsherick）主持。他从手中一杯水说起，话不多，但动情之处与魏斐德眼角的泪花相辉映。重头戏是斯坦福大学德国史教授詹姆斯?施寒（JamasSheehan）与魏斐德的对话。他们两位先后都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我看在孔子和烈文森之间，还是烈文森对你的影响更大吧？”施寒教授开门见山问。 魏斐德离开巴黎后，本应顺理成章回哈佛跟费正清搞中国研究，但他却选择了在伯克利教书的费正清的学生列文森（JosephLevenson）做导师。这无疑和魏斐德的生活阅历、文学气质和反叛精神有关。哈佛和柏克利代表了美国文化的两种传统，甚至与地缘政治有关。哈佛地处新英格兰的中心，代表美国学术的正统与主流；而伯克利地处种族多元化的亚太圈，是美国左派的大本营、六十年代学生造反运动的发源地。 按魏斐德的博士生叶斌的说法，魏斐德继承了列文森有关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见解，即认为未来的世界历史应该是民族文化身份和普世价值的和谐共存，是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与世界主义的和谐共存。不幸的是，在尚未充分展开其相关思想时列文森突然辞世。作为他的学生和同事，魏斐德进一步阐释并发展了这一史学观。 美国学术界在传承关系上如此脉络清晰，实在让人叹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它有如地图，标明每个学者的位置，并为后继者指点方向。不懂得传统的人正如没有地图的旅行者，不可能远行。 1992年年底，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魏斐德发表就职演说《航程》。他的弟子之一杰森（LionelJensen）教授是我的同事。他描述说：“那是永远难忘的辉煌时刻。只有他的少数学生参加了在纽约希尔顿饭店舞厅的这一盛会。我敢肯定我们全都为那一刻的荣耀感到温暖，为我们老师的成就得到公认而自豪。当我们聚在舞厅外激动地议论时，很多亚洲专家也被感染了。那是我所听到的最出色的演讲。” 《航程》基于对哥伦布、魏斐德一家和郑和的航程的回顾，是从一个孩子的童年记忆开始的：偷袭珍珠港那天下午，后出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的威廉?罗杰斯（illiamRodgers）和他父亲在他家窗口交谈，引起了年仅四岁的魏斐德的注意……他接着讲述了从1948到1949年他们家沿哥伦布第二次航行路线的游历，由此出发，他从中国苦力在古巴港口货船上的绝境，到郑和耀武扬威的航程……那跨时空跨种族文化的航程，借助一种奇特的文体，将历史与个人、叙述与沉思、宏观视野与生动细节交织在一起。 退休纪念活动开幕式后是小型晚宴。叶文心教授特意把我安排在魏斐德和家人的小桌上。我与魏斐德对坐，在座的有他妹妹妹夫和他那英俊的儿子。烛光在每个人脸上摇曳。他们提到死去的父亲和弟弟。死者如沉钟，往往只在家庭团聚时敲响。梁禾也坐过来，担心魏斐德喝得太多。他们在俄勒冈州绿水青山的乡下买了房子，退休后将搬过去。我总是开玩笑说，魏斐德要被老婆绑架到“绿色监狱”去了。此刻，我煽动他在入狱前多喝几杯。 我和魏斐德初次见面是1989年深秋，在纽约，一次美国笔会讨论会上。第二次握手是13年后，在北京，即我首次获准回去探望病重的父亲，由刘东夫妇宴请。那次见面的印象是混乱的：难以辨认的故乡、尘土飞扬的街道、装饰浮华而无残疾人通道的餐厅和史学大师在轮椅上挣扎的无奈表情。 此后我们从往甚密。三年前我们办喜事只请来五位亲友，包括他们夫妇。我们常到他们在旧金山海湾大桥旁的公寓做客。有一次梁禾央我读诗，由魏斐德念英文翻译。当他读到“一只孤狼走进/无人失败的黄昏”时，不禁落了泪。薄暮如酒，曲终人散，英雄一世自惘然。 其实，我对魏斐德在学术上的造诣所知甚少，真正打动我的是他人性的魅力。他深刻而单纯，既是智者又是孩子。跟他在一起，会让人唤起一种对人类早年精神源头的乡愁。他笑起来如此纵情毫无遮拦，如晴天霹雳，只有内心纯粹的人才会这样笑。我想正是他的博大、正直和宽容超越了学院生活的狭隘、晦暗与陈腐，超越个人的荣辱、爱憎与苦乐。 历史(ory)这个词在英文中可以分解成两个词，即“他的”“故事”。历史到底是谁的故事呢？上帝的故事、强权者的故事，还是历史学家的故事？无论如何，那些繁浩文献中的碎片，是通过历史家的手连缀起来的。而历史给历史学家想像与阐释的空间，历史学家赋予历史个人化的性格。很难想像没有《史记》没有，中国历史会是什么样子？ 五十年代末，由于魏斐德掌握包括俄语在内的四种外语，中央情报局看中了他。卡特执政期间，他还差点儿被任命为驻中国大使。但他还是选择走学术的道路。由于列文森猝死，年仅27岁的魏斐德开始执教，成为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主持纪念活动的周锡瑞教授追忆往事。他当年来伯克利投奔列文森，没想到导师之死让他成为仅年长几岁的魏斐德的学生。那时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而他又是学生领袖之一，根本没把这年轻导师放在眼里。在魏斐德的必读书单中，有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罗克（MarcBloch）的《法国农村史》，遭到周锡瑞等急进学生的抵制——我们学的是中国史，与西方史何干？在课堂上，魏斐德讲了个故事。在德国占领期间，一个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士被盖世太保抓住，和别人一起拉出去枪毙。他对身边16岁的男孩（后幸存下来）最后说：“别哭，我的孩子。”这时机关枪响了……他就是马克?布罗克。魏斐德说完平静地离开教室。 还有件事让周锡瑞难于释怀。他写博士论文时，魏斐德在信中写道：“你的立论（thesis又是论文的意思。周误以为后者，勃然大怒，写了封长信痛斥老师。直到魏过五十岁生日时，周终于为此道歉。周锡瑞教授说，一想到在自己档案中这样一封信，就无地自容。 而魏斐德也被回忆之光照亮：有一次和周锡瑞一起去滑雪，擅长滑雪的周把他带到最危险的区域。当魏从陡坡上摔倒，周耐心关切，一路指点把魏带下山。魏斐德说，在那一刻，他们的师生关系被颠倒过来。 纪念活动的真正高潮是第三天上午助手秘书的表演。她们首先抬出十年前的一张巨幅照片——那是健康乐观的魏斐德。接着展示的是他的小说《皇家橡树17号》的封面。按她们的说法，好莱坞最近购买了改编权，于是她们分别朗读被“改编”的章节，引起阵阵笑声。魏斐德上台致谢，他特别提到助手凯西（Cathy），提到1998年手术事故后无微不至的照料，说到此，他泣不成声。 活动结束次日，我和魏斐德夫妇相约在一家咖啡馆吃午饭。天晴，乍暖还寒。魏斐德的倦容中有一种轻松感。他要赶去上最后一堂课。我把他送上汽车，拥抱道别。梁禾告诉我，有人提议以他的名义创立什么“伯克利学派”，甚至提出“魏斐德主义”，被他断然回绝。“那是可笑的，”他说。 作为历史学家，他深知权力和声誉被滥用的危险。而他只愿在历史的黑暗深处，点亮一盏靑灯。有诗为证： 故国残月 沉入深潭中 重如那些石头 你把词语垒进历史 让河道转弯 花开几度 催动朝代盛衰 乌鸦即鼓声 帝王们如蚕吐丝 为你织成长卷 美女如云 护送内心航程 靑灯掀开梦的一角 你顺手挽住火焰 化作漫天大雪 把酒临风 你和中国一起老去 长廊贯穿春秋 大门口的陌生人 正砸响门环 如果天空不死——怀念熊秉明先生 我是临回北京前听说熊秉明先生住院的消息的。到北京的第三天，巴黎的朋友力川来电话，得知他走了。记得去年夏初和力川专程去看他。他家离巴黎很远，开车要一个来小时。那天他看起来精神不错。我们喝茶吃蛋糕，谈天说地。在午后的宁静中，几盆花开得热烈。他忽然谈到老年和正视死亡的问题。他说到死是一门学问，每个人都得学而习之，特别到了老年，更要认真对待。他甚至想在国内开门课，和学生讨论这些问题。说到此，他脸上有一种智者的从容。得到他的死讯，让我想起他当时的表情。 在巴黎的朋友都叫他熊先生。先生如今已被俗用了?女士们先生们，其本意是先师的意思。在海外受过教育的华人，往往用字反倒比国内的人谨慎，特别是在像巴黎这样阴性的城市。故熊先生这个称呼是恰当的，表示一种亲切的敬意，并没生猛到言必称大师的地步。 我和熊先生相识的确切时间记不清了，应是八七年夏天。那时我们一家住英国，利用暑假到巴黎等地漫游。对我来说，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贫困但闲散。记得在熊先生夫人当时办的旅行社开过个座谈会，有画评家陈英德，雕塑家王克平和熊先生。随后王克平还开车带我去拜访熊先生。他那时住巴黎近郊。后院是他的工作室，堆满了他的雕塑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一只铁皮乌鸦和用多层纸板粘合成的鲁迅头像。克平告诉我，自五十年代初起他就在法国画坛非常活跃，在不少法国及欧洲的大展上得过奖。 后来才知道，熊先生不仅是雕塑家，也是诗人，书法家，学者，哲学家。他为人谦和，不计功利。可以说，他是中国传统文人和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在最好意义上的结合，是自五四以来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通才之一。所谓通才，不仅指在学问上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对人生的彻悟和关怀。与通才相对应的是专才，这就是充斥今日的那些所谓专家们。他们专业越分越细，路越走越窄，所掌握的知识纯粹用来混饭的。再看看当今统治世界的技术官僚们，正是这种专才在权力层面的延伸，从上到下，几乎个个懂行能干，但就是没有灵魂。 九十年代初我在巴黎住过，以后常来常往，但和熊先生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尤其是他后来搬出巴黎，因眼神不好开不了车，很少进城。去年夏天，他特地约我到他家小住几日，要好好聊聊，最后还是没去成。悔矣。人在的时候，以为总有机会，其实人生就是减法，见一面少一面。 我父亲前年春天重病住院。熊先生很着急，专门给杨振宁先生打电话，希望能由他出面帮我回国探望。他和杨先生是世交，父辈都是清华数学系的教授；他俩不仅同龄，还是同班同学，深厚情谊一直延续至今。我那时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书，有幸跟杨先生结识，很投缘。在熊先生的重托下，杨先生格外重视。我终于得以成行，回北京见到垂危的老父亲。熊先生一直关注我回国的事，并常问起我父亲的状况。此生此情，怎是一个谢字了得？ 熊先生住得远，来去匆匆，难得有时间多聊聊。和他在一起很少喝酒，总是清茶一杯。茶带来的记忆就是和酒不同，清爽明澈，这也恰似熊先生的为人。熊先生很健谈，路数多变，或曲径通幽，或海阔天空。记得有一回他对我的诗委婉提出批评，我和他争了起来，且相当不敬，而他只是宽厚地笑笑。另一回他请我读一首近作，结尾是“如果天空不死”，他感叹说，这句让他想起他的青年时代。我当时不知道这联想是怎么来的，现在终有所悟。这诗句其实有种悖论式的紧张：说来年轻时的天空是不死的，但虚拟语气对此提出了质疑，那正是青春期的困惑。 上世纪最后一年，熊先生在北京上海昆明台北高雄举办了巡回展《熊秉明的艺术—远行与回归》。这题目起得好，我想一定是熊先生自己起的。看看熊先生的年表，正如一条路线图，和历史事件和战乱和内心骚动有关。他二二年生于南京，父亲熊庆来是著名数学家。二七年父亲到清华教书，举家迁到北京。七七事变后，又随父亲搬到昆明，四四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然后越走越远了，走出了国界?他四七年考取公费留法，直到七二年才第一次回国，这一走就是四分之一世纪。他父亲已死于文化革命中。此后他开始往回走了，回国办展览讲学出书。远行和回归，甚至不仅仅是时间和空间上的，也是他的心路历程。他不久前提到，虽然在法国住了五十多年，他并不觉得有融入法国社会的需要。熊先生的法文应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他从不用法文写作。我想其实他骨子里有一种骄傲，中国文化的骄傲，这骄傲陪他远行，也伴他回归。 熊先生走了，这个世界更加黯淡了，留下我们去面对死去的天空?一个冷漠而高效率管理的时代。 2003年元月17日于美国DAVIS 此刻我在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的客房写作。窗外是海湾、小岛和远山，云雾变幻莫测，忽阴忽晴。老式空调机轰轰作响，蟑螂躲在角落静观其变。我在电脑键盘上敲出一行字，再涂掉。 我和中文大学有缘分。一九八三年中大的《译丛》（Renditions）出版《朦胧诗选》中英对照本时，正赶上我成为“反精神污染运动”的批判重点，一时间恍然置身于一冷一暖两股水流之中。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的诗是怎么造成污染的。好在那场风暴虽来势凶猛，可雷声大雨点小，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一年不能发表作品，只好改行搞诗歌翻译，以贴补家用。“反精神污染”的结果，是逼着我又学会了门新的“污染”的手艺。 1985年，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短篇小说集《波动》的中英文两种版本，说来那是我最早的正式出版物之一，装帧精美，极大地满足了一个青年作者的虚荣心。 《波动》英译者是杜博妮（BonnieMcDougall）。她在悉尼出生长大，父亲是澳共领导人之一。1958年她年仅17岁，被送到北京学习中文，以期成为中澳两党之间的使者。但由于“水土不服”，她在北京呆了半年就离开了，却从此跟中文结缘，获得悉尼大学的博士。二十五年前我们在北京相识，同在外文局工作。谁承想，如今我们在香港重逢，并成了中大翻译系的同事。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我和杜博妮在中大教职员餐厅共进晚餐。暮色四起，衬出海上点点灯光。我们谈到的往事，如杯中红酒有点儿涩。当年杜博妮为凯歌、迈平和我开办英文补习班，最后只有迈平出了徒。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在杜博妮家做饭饮酒，彻夜长谈。《黄土地》出笼前后，我们分享凯歌的焦躁、激情和荣耀。从《黄土地》出发，他渐行渐远。我和杜博妮陷入沉默，那友情照亮的八十年代沉入杯底。 1987年春，我应中大出版社社长詹德龙先生之邀首次来到香港，在中大举办活动。香港市区的繁华喧闹和中大校园的朴素宁静恰成对比。我在街上闲逛。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香港的夜景。我乘坐的飞机就降落在其中，如同鱼穿过闪闪发光的的珊瑚礁。我当时在英国杜伦(Durham)大学的同事朱小姐正好也在香港探亲。她生在台北，在香港长大。于是她带我坐渡轮，逛女人街，在尖沙嘴的小馆子吃海鲜。有美女陪伴，对于一个北京人来说，香港竟有某种异国情调。 我在键盘上把1997年误打成1697年，再改了过来。大概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的，那是并不重要的一年。可哪一年重要呢？其实统治者、历史学家和老百姓的时间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皇历，主要是关于节气属相婚丧嫁娶，与国家社稷无关。 1997年春，我来参加香港第一届国际诗歌节。我也是诗歌节的策划人之一。诗歌节的主题是“过渡中的过渡”（transitintransition）。要说一切都是过渡，连生命在内。香港如同一艘船，驶离和回归都是一种过渡，而船上的香港人见多识广，处变不惊。由于命运没法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在香港求签解梦算卦拜佛的特别多，对数字的迷信更是到了疯狂的地步。这也难怪，在茫茫大海中漂泊，你信谁？ 我稀里糊涂被香港的富翁请去吃饭，他们一掷千金。盘中鱼之昂贵，据侍者解释，在于它是在大洋冷暖流交汇处游弋的“贵族”。震惊之余，我坦言《今天》杂志的困境，并拐弯抹角把他们引向为文学慷慨解囊的人间正道，可全都装聋作哑。我这才明白，宴请其实是对金钱这古老权力的祭奉仪式，甚至与主客无关。 离港前夜，我去看望黄永玉。他家在中环半山，从客厅可观海。我们相谈甚欢，从抗战到文革到香港现状。黄永玉和妻子五十年代末从香港回到大陆，八十年代又移居香港，九十年代末再搬到大陆。香港于他，是避风港还是新大陆，是彼岸还是此岸？这位自称“湘西老刁民”的人，我琢磨，正是他我行我素的倔强和游戏人生的洒脱，使他度过重重难关，成为少数逆流而上的幸存者之一。这恐怕和处于汉文化边缘的湘西，和未被完全同化的土家族的异数有关。 我七十年代拜访过他，他在北京大杂院一间加盖的小棚接待客人。记得没有窗户的小棚低矮昏暗，而他却在墙上画了个窗户，充满阳光花朵。一个艺术家对黑暗的认知、抗议和戏谑尽在其中。 听了我的捐款蒙羞记，黄永玉转身进画室，抻出一张丈二的巨幅工笔重彩风景画。我慌了神，连连摆手说不。老先生说：“你看，这画又不是给你的。告诉你，这画不能低于三万美元。以后我就是《今天》的后盾，缺钱来找我。” 香港于我，此后是八年的空白。按中国绘画原理来说，留白是画面中最讲究的部分，让人回味。直到我自己漂流海外，才多少体会香港人的内心处境，他们就是中国这张画的留白。 去年十一月我来香港与家人团聚。在酒店为我拉门致敬的竟是个衣衫不整的小老头，原来是神交已久的沈先生。他特地先我一步赶到旅馆。沈先生是画家，我自幼是他画的连环画的“粉丝”，后来他又成了我的“粉丝”，这倒也平等。可他一见面就嚷嚷着要请客，不由分说。他七十年代从北京移居香港，不会广东话，吃尽苦头；同时打三份工，早起晚归。如今他退了休，忙着过赋闲的日子。这忙，包括千金散尽之意。按他的话来说：“我得在见阎王爷以前把钱花完。” 他好书，此好包括读买送三品。读书固然好，但碰到那种虽读书但死不肯花钱买书的人才可恨，作家只能坐以待毙。而沈先生不仅买书，而且还会多买数本四处送朋友。他专淘那些不怎么流行的偏门别类，诸如地方志、方言考、民俗史、回忆遗孀或遗孀回忆什么的。 和家人在香港旅馆团聚两周，对我多年的漂泊生活来说还是新的一课。出门如出征，领军人物是尚不满一岁的兜兜。他人小，却有大将风度，把我们指挥得团团转。他在出世第七天（如同创世纪）与我分手，如今在香港重逢，似乎有冥冥中的安排。五十年代初，我父亲曾一度决心全家移民香港，后被我那位当大夫的共产党二大爷给拦了下来。 离开香港时，沈先生坚持要来送行。他早早就到了，我们正收拾东西。眼见着大箱子盖不上了，虽说年过七十，只见他纵身一跃窜到箱盖上，喊着号子连蹦带跳，用自重夯实衣物。我们齐心合力总算把箱子盖上了。 到了机场，他把我们带到餐厅，用广东早茶为我们饯行。为此他得意地说：“这就完美了，连接带送，有始有终。”在机场饮茶的确是个好主意，边点边吃边聊，让人神经松弛，直到登机。要说我去过全世界无数机场，还从未有过如此这般的帝王享受。 临走前，我和中大和翻译系的方梓勋教授和童元方教授共进午餐，童教授的丈夫陈之藩也在座。他一口京片子，唤起我这个北京人深深的乡愁。他1925年生于北京，自青年时代就是胡适的忘年交，有书信集《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为证。他既是科学家又是散文家，我喜欢他的散文，像古井般拙朴而幽深。 在中文系安排下，由李欧梵教授主持了我的朗诵会。自一九八八年跟李欧梵在美国艾荷华认识以来，我们在世界不同的角落相遇：芝加哥、洛杉矶、波士顿、纽约、布拉格、斯德哥尔摩、彼得堡……，最后是香港。我听他讲述过后殖民理论和解构主义，深入浅出。他这只“狐狸”还真的身体力行，最终离开美国主流文化的重镇哈佛大学，娶香港媳妇，在香港安家落户。 应中文大学翻译系的邀请，我今年夏天开一门“中国文学导读”（IntroductiontoCerature）课。要把五千年的中国文学压缩到六周内是不可能的任务，于是我打算以诗歌为主，特别是以不同英译本所呈现的缺陷来领悟中国古诗词的完美。舍近求远，对笨人如我，倒也是一种走法。 室内突然暗下来，骤然雨下，携电闪雷鸣。今年雨水特别多，说风就是雨。作家李锐前不久在香港浸会大学访问，据说他望天长叹：香港这雨下了白下，都流回海里去了，要是下在我们吕梁山就好了。可不是嘛，这世上首先是自然环境的贫富不均，我想香港人民打死也不会搬到吕梁山上去住，他们宁可在海上漂流，不管风吹雨打。 我喜欢中大幽静的环境，居高临海，到处是竹林草坪。可我也算领教了香港的蚊子蟑螂的厉害。每次出门都被蚊子穷追猛赶，我疯子般手舞足蹈。最神奇的是它们能全天候飞行，风雨无阻。至于蟑螂就更甭提了，硕大无比，可见深得湿润的海洋性气候的照料和博大精深的粤菜的滋补。只要我们外出或昏睡，它们一呼百应，出巡夜宴。只要闭上眼，就能想像在高楼大厦的管道网中那庞大的蟑螂帝国。看来人类的科学技术再发达，对蟑螂也无可奈何，于是放弃了与蟑螂为敌的努力。 和呼啸成群的大陆作家不同，香港作家更热爱孤独。也许是由于他们对商业化压力和文学本质有着更深刻的体验。换句话说，这儿没有幻觉没有眼泪，没有天子脚下的特权。依我看，非得把作家放在香港这样的地方才能测其真伪：只有那些甘于寂寞清贫而不屈不挠者才是真的，真的爱这行。 语言的流变是一种有趣的现象。据说1949年以后香港一度南腔北调，普通话独占鳌头。一位香港朋友告诉我，他的广东话不标准就和小时候同学的语言混杂有关——孩子以互相模仿为乐。后来广东话和英语平分天下，而英语倚仗殖民优势高人一等。记得我初次来香港，一下掉进广东话的汪洋大海，而英语成了救命稻草。改革开放后，港式广东话一度随资本北上，那时北京小年轻以用广东话唱歌为荣。风水轮流转，赶上1997年普通话借统一大势南下，香港人民努力捋平舌头改造那九个声调的发音习惯。 今天中午，中大联合书院院长冯教授请我们去赛马会吃午饭。赛马会是香港上流社会的俱乐部，带有明显的特权意味，非得衣冠楚楚正襟危坐，弄得我腰酸背疼。席间，冯教授领我们从阳台眺望赛马场。他解释说，按英国习惯赛马是逆时针的，而来参赛的美国马因顺时针跑惯了，一度出现混乱。说到方向感，其实我们人类还不如马——人迷路，马识途。 我忽然想起黄永玉最近捐给《今天》的画上的题款：“客里无宾主，花开即故山”。他特意说明这句魏源诗是为我选录的。如果说中国是一幅画，那么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而我则是在这留白处无意中洒落的一滴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