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


 序：我的父亲 一个诚实的人

    我于1921年出生于中国，在长江上游的一个叫重庆的城市里。

    在广州的第一次起义中，租界被打破，我们和起义者发生了冲突。我当时5岁，清楚地记得，曾为了跨越领事馆的大花园而一阵疯狂奔跑。那是为了让我们三个小孩子能藏到旁边银行的金库里去。父亲此时出门总是着装整齐（随时准备遭遇不测），他并开玩笑说，他的脑袋已经被标了价，不比一个小牛头贵！

    1923年，我们来到中国南部的海南岛，海南当时的首府是海口，那里靠近广州。我的两个弟弟出生在此。领事馆环境优美，我还记得那些椰子树，因为我们要不断躲避掉下来的椰子。那儿有一些蝎子，曾经爬满了花园。还有海盗，曾在当地留下恐怖的传闻。有一次，海盗要去修道院。大修女看见这些人下船，就关上修道院的门，站在门口，双臂交叉。她们跟海盗说不能通过……反正后来他们就真的没进去！

    怎么说我的出生呢？嗯，看起来是满顺利的。因为我从未听到就此有什么抱怨。那时除了一个从扬子江下游专程赶来的法国医生，城里没有专门的医生。在修女们的帮助下，正是这位维鸿医生使我降临人间。这些修女的特点是从不独自行动，她们在每一项护理程序中总是两两成行。那时候，年轻母亲要在床上度过三个礼拜。这三个礼拜是天堂，据说领事馆所有欧洲和中国的工作人员，每天不停地给小玛利带来礼物。

    两年前，我又去了重庆。有一股强烈的冲动促使我重归旧地，为寻找我再也没有返回过的出生地。非常奇怪，重寻我出生的领事馆，我生命之源头的欲望，对于我惯常所表现的人格来说，显得有点偏执。虽然历尽周折，但这趟重庆之旅对我来说是非凡的。在旅行的组织过程中，我有幸碰到了一位年轻的法国女导游，而后她又和一个可爱的中国导游成为了朋友。

    关于他的死，一直有疑问。有人说他是被日本人毒死的。说此话的是沙莱叶耶神甫，东正教教士。1948年，这个神甫曾在满洲里被绑架，1955年又再次出现。此事成为法国报纸的头条新闻。我母亲很快就见到了他，对于人们说父亲是死于心脏病突发，沙莱叶耶神甫认为这是谨慎起见的说法。他曾经惊奇地亲眼目睹父亲突然倒下。父亲是否是被长期缓慢地下了毒呢？这始终是个谜……

    仍然有一丝怀疑。我不太确定，寻摸着，真的是这里吗？……直到在屋子里面的院墙上发现石头上刻着的题词 : “1919年，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梅尔，在此指挥建造了法国领事馆”。这正是我出生的领事馆，令人震惊！我和两个导游都很激动。另外，当时的情景是深夜，我们提着小灯笼照明，给这一切增添了探险意味 。深一脚浅一脚地找到这个石头上的题词，真是奇迹。七十年后，找到我出生并于2岁就离开的领事馆，真是动人心魂。这趟在重庆的逗留，成为我一生中最深刻的记忆之一。仿佛普鲁斯特所说的追忆似水年华……

    我们和母亲常常说起中国，这真的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好像我们有两个人格，一个在法国，一个在中国……要说明的是，那时在外交界的生活，不仅对于男人，而且对于女人和孩子来说，都不是休闲。领事夫人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工作：晚餐，茶会，开幕式，和传教士以及商人交流……在扮演这些角色的时候，母亲非常注重展示法国在接待宴会、节庆等软外交场合的礼仪和风格。有时，她和那些太太们打麻将，玩一下午会被弄得十分疲倦，但这是生活中不得不应付的一部分。生活还是满沉重的，父母总担心自己没有为国家尽职。法国军舰从上海或香港路过，也成为举办接待活动的理由，甚至飞机路过也要庆祝一番。因为那是个崇拜长途飞行的时代，从法国到日本的航行成为经典代表。这些使我在香港有机会碰见马司?赫兹和安德列?加比这样有名的飞行员，甚至还和多禾以及他的机械师作了一次从香港到上海的旅行。我们非常自豪，因为法国有幸在这一领域成为先锋。从那时的报纸上我们可以读到，加比从巴黎去一趟东京要39个小时（他不久就在那里坠毁了）！ 那是个处处让人惊叹的时代，可惜现在我们不太容易，也不去寻找这种惊叹了。现如今可以随便上月球，什么都容易多了……能在八十二年中看到这一切变化，真是我的运气！这就是生活。

    对于修女们主持的圣万桑孤儿院，我有非常清晰的记忆。她们收养所有被扔到阴沟里的女婴，由于穷困，那时的人们不得不只保留男孩。我记得是三个大修女管理这个孤儿院，她们穿着异常宽大的裙子，戴着从圣万桑时代就未曾改变的三角尖锥帽。她们走来走去，怀里总是抱着小宝宝。这些任务让她们忙碌不堪。在我记忆中，现在仍然有一股淡淡的从婴儿室里传来的味道，夹着尿骚和奶腥，因为她们实在没工夫及时给每个宝宝换尿布。

    这些小姑娘长大成人后，成为年轻男人向往的对象。由于接受了良好教育，又都在修女开办的刺绣工场工作，这些小姑娘接到许多求婚请求。修女们对这些婚姻都要从中插一手。她们扮演着母亲的角色，向当地人探听这些求婚者的情况，决定姑娘们的取舍。她们可不能让一手养大的女儿轻易出手。

    广州的政局非常紧张。中国起义者包围了法租界，我们无法出去。一个想出去的法国人被一枪击毙。领事馆的人挖壕沟，存粮食。停靠在珠江边的法国战舰给我们运送食品供给。任何中国人都不得留在欧洲使领馆工作。由于人手少得可怜，我们不得不自己维持日常工作。我们的厨师阿发是个例外。作为中国人，他被勒令离开，但他又沿着珠江悄悄回来了。父母惊喜地迎接了他。从1923年到1945年，他一直跟随着我们，度假也和我们一起回法国。他真正的家庭，是我们。

    后来，我回法国休假。在休假期间，我接受了阑尾手术，为了表扬我的勇敢，医生特意为我请来了当时的大歌星露露。

    母亲当时应该是19岁，她没有乳汁，因而不能自己哺育我。维鸿医生只好请来年轻的中国母亲做我的乳母。所以我是一个中国女人奶大的。我保留了一张我的乳娘安娜发的照片。母亲因为不能亲自喂养我，总怀有犯罪感。

    在野外游荡时，我们被那其实是坟墓的小土堆吓着了。我记得后来，我们还藏到那些土堆后面撒尿。除了上海以外，别的地方没有为欧洲孩子准备的学校，是父母担任了教育我们的职责。像其他欧洲的孩子一样，我们由一个中国阿妈抚育，由一位法国神甫启蒙语法和文学。

    这是一段热烈多彩的领事馆生活。欧洲人为数不多，我们常常聚会，食品可以和当时法国最好的菜肴媲美。我母亲那时还是个小姑娘，从来没做过饭，她用一本法文菜谱来武装自己。我们的中国厨师阿发，按照我母亲的示意就能做出最好的西餐。于是我们就吃着一位中国厨师（对法餐不屑一顾）做的可口西餐和中餐。

    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代表法国的父亲是一件无比严肃的事。法国国旗在领事馆的屋顶上飘扬，热爱和尊重自己的祖国，这个念头在我心中非常浓烈。我认为自己的父母也是爱国主义者。母亲在“一战”中失去了九个兄弟中的六个，由于他们的献身，我的外祖父在被军队征兵后又获准免去兵役。所以，在1916年，他能够作为工程师去印度支那修筑铁路。1919年，我的外祖父母带着他们的两个女儿回法国，和回国休假的父亲正好在同一艘轮船上。在船上共度了一月，我记得他们曾告诉我这艘船的名字：“保罗?勒加”。父亲和母亲初次相逢，在船上，他们确认了要终身结合。

    我和另一位法国孩子吕西安?博达尔出生在同一张床上。我们的母亲各自先后在使馆生产。我曾经很想与博达尔一晤，但未能如愿。毕竟他保存了关于重庆的秘密，而我留下了我的记忆。我读过他的一些著作，特别喜爱的是他的回忆录。我想他是9岁回到法国的，而我在中国呆到16岁。成为他的仰慕者，是因为我曾想要讲述他所讲述了的一切。

    我曾拥有多么灿烂的童年时代呀！尽管我们有不少佣人，父母还是坚持让我每天自己收拾床铺和房间。多亏有他们，我才真正接受了全面的贵族教育。通过他们，我也了解了什么是坚不可摧的伴侣关系。我和父母的关系很好，许多童年的幸福来自于一个开明、幽默和多才多艺的父亲。他演奏小提琴，钢琴，写诗，画画……对所有的人怀着爱意。看看，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善良诚实的人。母亲比父亲年轻许多，他们在船上初遇时，父亲32岁，母亲才18岁。首先是我的外祖母被这个对她关怀备至的年轻人迷住。

    那时我12岁多，和我那些同龄的女友一起，我们像成年人一样热衷于社交。总是有“big party” ，特聘的厨师，组织的舞会……孩子们的聚会很多。遗憾的是，我没能结交到什么中国朋友。父亲则和我相反，他认识了许多中国人，并可以和他们随意交流。我们的环境比较封闭。在上海的法国学校里，只有欧洲人、俄国人和几个混血的中国人。

    从法国休假回来后，我们去往另一个新城市：汉口。去汉口之前，我们先回了一趟海口。那时，征战的军阀和黑社会都想方设法从租界往外运送军火、药材……在一趟从重庆到天津的旅行中，我母亲天真地接受了一个要她捎带的包裹。下船时，英国海关发现包里全是鸦片。这引发了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外交事件。报纸上大标题印着：“法国领事夫人偷运鸦片”！此事由于我父亲的抗议而得以平息。但您可以想象其戏剧性的效果。

    尽管我们是惟一的欧洲小孩，可一点也不寂寞。我的两个小弟弟和我，有各种球和自行车。中国成为我们的大游戏场。父母从不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碰到的各种忧虑和问题。我们常去外海的一个小岛上游泳。去那里首先要乘船走一段海路。为了爬到船上去，我们必须从水面上爬一段摇摇晃晃的绳梯。这可苦了那些穿着大袍子和肥衬裙的修女。

    1936年到1937年，我到达了在中国的最后一站：香港。香港，非常british（注：英国化），非常眩美……然后我就回到了法国。在菲力克斯?卢梭号越洋船上，我碰到了莫里斯?德共布拉。他为了取悦众人而假装追求我。我还留着他的签名。因为父母的缘故，我得以认识当时的许多名人。

    从1933年到1935年，我们住在上海，我在那里完成了小学的学习。2001年，我很愉快地回到了旧地。虽然不再有那所学校了，但那里的建筑外观丝毫未变。我发现上海法租界几乎和当时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城中小城。法国的艺术家、剧团、音乐家都到这里来创作表演。法租界洋溢着三十年代的所有豪华气派……领事馆已经被拆掉了，但我找到了曾经居住过的八层楼房（当时最高的建筑之一）——贝当街525号 。这座楼房已经被新建设的建筑和街道包围了。

    父亲和他的母亲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母子之情。我的祖母玛利亚死于1926年。父亲曾经非常敬爱她，所以把她也带到重庆来一起生活，尽管这对新婚的小两口来说相当不容易。我也很喜欢玛利亚，尽管她在我5岁时就去世了。我还是记得她的形象：总是微笑。有一天，我吃得太撑，她告诉我这样肚子会爆炸的，于是就用一根细绳子把我的肚子捆起来……

    我还记得海口的一个大胡子神甫朱里奥特，还有埃塞尔多医生，雷奥代神甫。雷奥代神甫是社区的活跃分子，总是用大嗓门唱着“水兵，起航，水兵，起航，船行在浪上……”在我年幼的眼中，所有这些人，神甫呀，医生呀，都年纪一大把。但其实他们也不过就30到35岁。那里还有一些英国人和一些美国人。有一位欧亚混血的贝特罗先生。他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有七个孩子，我的父母做了这些孩子们的教父和教母。这样，在我们的中国生活中，总能碰到七个小贝特罗中的某一个。无论在上海、汉口或者是广东……总有一个贝特罗在那里。

    在重庆和海口之后，我们到了广州。这段时日尤其动荡，国民党当政，革命四起……1925年，我6岁，从那时开始，我明白有一个做领事的父亲意味着什么。

    我带去了一张我出生时代的关于重庆法国领事馆的明信片，从上面可以辨认出一座欧式大型建筑坐落在山坡上，绿树环绕，四周散落着房屋。可是，如今的重庆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看了我带去的明信片，中国导游认为，法国领事馆是他知道的江边的一处所在。快10点的时候我们到了那里，两位导游开始询问当地居民，是否知道以前的法国使馆。一些人就像我们在中国总是碰到的那样，手臂一扬，给我们指示了非常模糊的方向。作为细节参照，我还带上了自己1岁时的照片。照片上祖母玛利亚扶着我，放我的那张桌子摆在一排小台阶上。我们继续在附近转悠，已是漆黑的深夜。突然，我停在一座楼前，大叫起来：“这就是我的台阶，这就是我的台阶。”这正是照片上石阶的梯坎！在这座美丽建筑的底层石块上，我看见这样的石灰题字：“法国领事馆”。石阶直通房屋，大花园被一条路取代。我们看见屋里有隐约的灯光，就敲门试探。一个人打开门，向我们解释说，这里原来是一座仓库，现在成了面粉装包车间。尽管时辰已晚，那人还是非常善意地让我们进去。

    我遇到的中国人常常问我是否有一半的中国血统，这问题让我感到愉快。有一个一眼可见的怪现象：我的弟弟扎维，和我同样在重庆出生吕西安?博达尔，我碰到的传教士……这些人都有着起皱眯缝的眼皮，就像我自己的一样。可能是中国的光线不同，使我们都眉眼低垂？……年轻的中国人现在正在通过手术把眼皮割开（这是我在法国电视节目上看到的）。看来世界正在统一，不知百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1937年我回到了巴黎，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决定性的。我们本该在1939年重回中国，但看到政治事态严重，我父亲独自一人回去了。战争爆发了（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海底潜艇太多，外交人员的家属被禁止离开法国。母亲、弟弟和我，在整个战争期间呆在法国，而父亲独自呆在哈尔滨。因为满洲里的制度变化，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一直孤守在领事馆里，直到生命结束。

    玛利?乐和甘

    战后，母亲用尽全力争取把我父亲的遗骨运回法国，但终未如愿。我们入葬了他的制服和指挥剑。一位曾经参加了革命，原籍俄国的科特加克先生，告诉我们父亲损失了三十二箱财产。父亲留给我们的所剩无几，除了他生前寄来的东西和信件……

    这些信件在阁楼的箱子里放了三四十年。由于户主要求修复阁楼间，我才重新发现了这些信件。这笔精神财富使我又惊又痛。母亲将其束之高阁，从未想公布于世，一定是因为她不愿回到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去。而我，靠着精神和丰富记忆过活的人，想整理它们。尤其是从个人记忆上来看，一个年轻的法国领事，在中国历史的关键阶段去到那里，至死都在证明着他外交家的职业。他事业和精神的路程就摆在我们眼前。此事真的非同寻常。是的，他的见证对于历史和个人都无比重要，因为父亲始终是一个诚实的人。

    船上有三等舱位，我们来自领事馆方面，所以是一等舱的待遇。可以想象我们是怎样总处于让人观瞻的景况。在船上，我一天要数次换装。清晨，我们穿着宽大的缎子内衣下到甲板上。直到中午，我们要换上裙裤或者短小的运动衣，以便进行下午的羽毛球或板球比赛。晚餐时候，男人们都穿着无尾常礼服，女人们换上晚礼裙。那个时代，上流社会的人们总是要尽情展示自己的魅力……

 前言：一生的旅行

    博里斯·马尔坦

    “现在轮到你了……”这几个回信上的字，决定了一个23岁的年轻人的生活和事业。我们现在回到1908年6月，一位叫威西尔的先生，用这样的话通知儒勒·乐和甘，他提出的在翻译部就职的申请，已经被外交部接受。这几乎是正式通知了，只要儒勒·乐和甘去见那位非常有影响的亚洲事务部的副主任贝特罗先生，就可以开始他的外交事业，步那位他了解很少的亲生父亲的后尘。

    1897年到1903年，儒勒是布封中学的学生，他获得该校文科毕业证，这对于像他这样喜爱文字的人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然后他取得了法学的本科学位，在艺术创造和梦想之上加入了严谨老练的精神。远东语言学院的文凭则解释了他最终的目的：去往中国。

    到底是什么鬼使神差，使他选择去中国呢？儒勒·乐和甘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在埃及，魁北克，蒙得维的亚任过职，最终成为公使。是他给了儒勒建议吗？不能排除。儒勒·乐和甘年纪轻轻就想担起家庭重任，想要向母亲证明他能够负担两个人的生活需要。但如果只注意这些原因，就会忽视他作为年轻人对所处时代的好奇心。

    二十世纪以对“进步”的无限信仰开始，继承了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精神，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了对其他文化的和平的开放，而欧洲最终以战争结束了这个时代。

    1900年，世界博览会在巴黎举行，儒勒时年15岁。博览会成为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而当时的北京，正在发生“义和团”运动。清朝皇太后慈禧支持这场排外复清的运动。义和团成员杀死了二百位传教士和三万二千名中国基督教教徒。运动最终以外国势力的暴力镇压，慈禧出逃到西安结束。

    中国，“世界文明的中心”，法国，“更好世界的灯塔”。在二十世纪初，这两个都塑造了普世形象的国家相遇了。而儒勒仿佛正好成为一个双方之间的协调人。从1909年儒勒到达成都，一直到1945年他在哈尔滨的领事馆死去，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段。中国的这段历史，可以在儒勒写给外交部和他母亲的书信中得到复活，这些书信是见证。正是这些书信，使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个奇妙的国度动乱的内幕，一个做外交官的儿子的日常生活。我们此时必须要结识玛利亚了。

    回到1908年，此时儒勒心里交织着得到新职位的快乐和要离开深爱着的母亲的痛苦。玛利亚，儒勒的生母，当时不顾世俗的巨大反对，拒绝了儒勒生父的求婚，虽然其他条件看来都很适合婚姻。这个叫阿尔弗雷德的男人始终是她的至爱。他和她保持通信，只要他的外交职务允许，就来和她会面。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很另类的一对情侣，由远距离的爱情结合，又由于对儒勒的前途担忧而聚到一起……

    和父亲的分离，并未给儒勒带来损伤。玛利亚甚至十分看好儒勒和他父亲的通信。从儒勒上中学，直到他在中国做外交官，他和父亲之间都保持了书面联系。

    但更强烈的是儒勒和母亲的联系。儒勒崇敬并无限迷恋母亲。母子都不希望这种联系在儒勒去到遥远的中国后受影响。他们之间的书信习惯很牢固。稍微分离一点，就会互相寄明信片或一封信。儒勒从小就培养了书写的习惯，他给家里的其他孩子和社区的小报《A.B.C》（注：法文“好意见的集合”的缩写）写小诗、短故事及歌谣。除了写作，儒勒还有绘图、漫画和音乐天赋，使他在中国和在巴黎一样受到欢迎。于是，对于儒勒和玛利亚，书信毫无疑问地成为他们对话的新方式，也是儒勒忘记离家的孤独，玛利亚忘记独居的寂寞的一种方式。

    “你不会因为看到我是‘作者’而生气的吧？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这确实是品味问题。我一点没有野心让自己的名字印在蛋黄色的纸上，出现在所有书店的橱窗里。因为，如果没有发现任何新东西，我一定会重复前人说过的话。这需要以一种不同的风格来讲述，而我……”命运的讽刺，在九十五年之后，他的女儿玛利·乐和甘，使父亲在这封从成都寄给玛利亚的信中拒绝的东西成为了现实。

    这是在1909年，在这封信中，儒勒谈到自己对写作毫无天赋。他写着玩，并且为今后能从他母亲誊写来信的本子上重读自己的信感到满足。可以想象他拥有更多的读者，因为他的女儿期待着，他的信有这样的价值。是的，他写着玩，就像他玩音乐和绘画一样。他在各个艺术门类之间蜻蜓点水，只为消遣，从没有一个严肃的态度。他自认没有想象力，控制自己的写作，除了给孩子写小故事外，从不采取虚构的形式。实际上，儒勒·乐和甘是个非常好的专栏作家，这类作家总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找到灵感。他为我们重新描绘了上个世纪的中国的日常生活，大人物和小人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他的描述有时汲取了记者阿尔伯特·伦敦的笔调，后者在1922年写出了出色的报道——《疯狂中国》。有时候，他停留在诗人谢阁兰旅经四川时也停留过的小街小店旁；当他在北京的胡同里漫步时，我们会想起海军中尉皮埃尔·罗蒂的脚步。通过给母亲的书信和给部里的报告，儒勒·乐和甘加入到同时代世界上的这些伟大的灵魂里, 和他们一样，在这个揭开了面纱的中国，留下了自己的脚步和笔墨。

    不论是作为不可进入的远东的原型, 还是西方社会的扭曲的反映, 中国使人惊奇、震动、困扰和迷恋。阿尔伯特·伦敦在中国坚持要去了解对他不可知的东西，谈到这样一个国家，他向读者发出了挑战式的邀请：“这就是我要带您去的疯狂的国家，我的幸存的朋友！”。头一回进入中国国境的时候，儒勒·乐和甘急着向他的母亲写道：“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这几个字，至今仍然回响着内心的欢快，和那种到达了一个非凡国度的意识。

    读过儒勒·乐和甘的书信，我们会感到一种时空的迷醉，我们的眼下重新复活了这个男人的一生。1909年的一天，他去到这个神秘的中国，从而开始见证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他是一个自愿陪伴我们做一次长途旅行的人。

    那么，让我们和他一起出发。旅途非常漫长，有时是痛苦的，然而却十分美妙。是一个人一生的旅途。

 1909~1912 ：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1

    那么，我将要最终明白关于中国的问题……

    阿尔伯特·伦敦

    四川古称天府之国，是中国西南腹地的一个重要省份。儒勒就是在这里放下了他远来中国的行李。好几股外国势力在这里驻扎，就像所有最落后的地区一样，四川刺激着最强烈的贪欲。它拥有尚未开发的自然财富（米、茶、水果、煤炭、丝绸，等等）。四川的地理位置也不比长江出海口的上海逊色，它有由英国人占据的到西藏的入口，也同时和法国人影响很大的云南省比邻，它的地理、战略和经济地位都十分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像其他的外国势力一样，通过它在重庆和成都的领馆，开启了在四川的外交和商业活动。

    “一个熙熙攘攘的城市，有人气，但不俗气。不太整饬，也不太复杂。街道上铺着熨贴的大块砂岩石，灰紫色，穿袜子和木屐踩上去都很柔软。街上既充满了往来的脚步声，又有轻松而风度翩翩的哒哒小跑。富有的大商店不停地向外流散出丝绸。很难想象那里的色彩，气味……”

    谢阁兰想象中的“世界尽头的大城市”，最后在现实中被他找到，这就是成都。维克多·谢阁兰在第一次中国之行行将结束的时候，碰到了儒勒·乐和甘。后者在他1909年停留在成都期间，还腾出床来给他睡。

    成都像紫禁城一样是被城墙四面环绕的，城墙的四个角上城门敞开。因为发达的丝绸业，所以商业繁盛，人们把它叫做“锦绣王”之城。这个商业现象，和它滋养的生命活动打动了谢阁兰，以至于他忘记了艰苦的现实。吕西安·博达尔则通过大量的形象材料，展现了和谢阁兰心中完全相反的现实，他说：“成都，这个下水道，这个监狱”，对我们显示成都像是最糟糕的城市，那里到处是粪便交易，周围是砍头示众、麻风乞丐和日常的抢劫。幸好，他最后还是妥协了。其实是心怀畏惧的虚伪造作的风格，导致了他这样评价成都：“一颗珍宝，一种永恒的快乐。”观点和视角如此不同，给我们带来一种神秘感。显然，四川的首府在它的来访者眼中留下了最矛盾的形象。

    到了成都，这个儒勒的一个北京上司眼中“中国最西”的地方，儒勒·乐和甘没料到进入了一个在封建和现代分界线战斗的地方。对于儒勒而言，这三年毫无疑问是学习的三年。当然一方面是对他从事的外交职业的学习，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个在西方人眼中相当复杂的中国的了解和学习。正是在这里，儒勒吸收了他的第一层中国知识，使他今后三十六年的生活都受益匪浅。

    在二十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中华帝国需要给自己配备一个和现代世界接轨的行政系统，旧体制渐渐被淘汰。第一批中国大学成立，毕业生到国外深造，1905年，科举制被取消，再也不存在旧式的封建官僚了。也就是说，儒勒所描绘的到处去拜访满大人的情形，在当时就已经是过时的景象了，这或许也是这些描述的价值所在。

    成都，1909年6月28日

    亲爱的妈妈：

    今天本来是我指望的休息日，却累了一天，现在才给你写信，因为我们今天作了些官方拜访。

    看看这些拜访是如何进行的吧。早上9点是约定的时间，我们带着大队人马从领事馆出发：

    1）	六个士兵（都是领事馆的雇员），穿着红色的紧身短上衣，上面印有“法国领事馆”的中文字样。上衣的每侧都有一片围裙，上面印着的橄榄枝和RF。

    2）	一个举阳伞的人（满大人才有的特权）。

    3）	两个徒步的仆人，穿着天蓝色长袍，系着红白兰三色腰带。

    4）	领事的绿色轿子，顶上装饰着一个银球。（绿色是满大人专用的颜色），轿夫身着深蓝色。

    5）	副领事（我）的轿子，轿夫身着天蓝色，袖领处为白色。

    6）	总是跟着我们的一大群老百姓。

    到了目的地，一个仆人交上我们的名片，有时要经过几百米的传递，名片才会到达主人手中。当打开大门或有人从窗户上发出指令，轿子才可以进去。穿过院子，下轿出来。一个家仆将我们的名片举到齐眉处，然后往后倒退。我们终于看到要拜访的主人了。我们要把右手放到左手里，保持这个姿势，把两只手举到嘴的高度，然后鞠躬。主人也同样还礼，然后依然沉默着指引去客厅的道路。在客厅门口，我们再重复抱拳作揖的礼节，然后再进去。

    客厅摆放着一排靠椅。中央放着一张方桌和四把椅子，这正好是来宾的数目。桌上有鲜花，香槟酒杯，装满饼干的小盏和茶杯。茶杯是一个放入茶叶的小碗，加上一个盖住它的更小的碗。后一个小碗是为了加水后防止茶叶被人饮入。还有一个烟灰盘。

    总是沉默的主人请您入座。茶没有直接放到桌上，主人从家仆的手中拿过来，放在您面前。受宠若惊的我们要作一个模糊地阻拦手势，把手放到他的手臂上，阻止他为您如此服务。然后，为了还礼，您应该端起另一杯茶，敬给满大人，他也要做一个空泛的阻止的动作。大家落坐，满大人在中央，领事在右方，我在左方，一个中文翻译在主人对面。

    好了，寻常的套话开始了：“贵土实在另人惊叹”。“鄙乡就是太热”。大家点燃一支烟，倒香槟酒，满大人请客人吃一块点心。这时候，我们也要给他拿一块，然后领事就举杯，低头，饮酒。大家再寒暄几句，呷几口茶，放下杯子，这个姿势就等于说“我得走了”。我们要阻止满大人再送。互相再作揖行礼，就告辞了。

    就这样，我今天一天吸了十根香烟，吃了十块点心，喝光了十杯香槟。这就是等于说，我们做了十次拜访，因为每次都是完全相同的礼仪。

    满大人都穿着宝蓝色带植物纹样的长袍，戴着礼仪专用的草帽，帽子是圆锥形的，顶上插着红色流苏和孔雀毛，按照级别帽上还有红宝石或绿宝石。从明天开始，我们要接受十次回访。我还要整整两天在酷暑之中披挂我闪亮的制服行头。

    拜访继续，这次是去看望成都的一位重要官员：省长。读过儒勒的记录，直接看他前面对官员拜访的情形，我们倾向于相信法中友谊深厚坚固，所以中国人对他们的接待礼貌殷勤。这样看就低估了在中方代表和外国势力使者之间暗藏的紧张。我们从皮埃尔·邦思当第在1909年8月26日的一份报告中能看出，他描绘的中国官员对领事馆的副官们不满意的情绪。

    现在要介绍儒勒·乐和甘在成都的顶头上司，同时也是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家，向儒勒传授了他大部分关于外交和中国的知识。1909年，皮埃尔·邦思当第在受任领事的同时庆祝了他的50岁生日。像儒勒一样，他也是在远东语言学院完成了中文学习，以学生翻译的身份开始了外交职业，他的事业只在中国展开。维克多·谢阁兰，后来成为他的朋友，非常欣赏他对自己那“令人吃惊的，可贵的，冷淡而忠诚的接待”，把他描绘成“波德莱尔的崇拜者，智慧的文人，探险家”。然而儒勒，他怎么谈论这个“邦思先生“呢？

    “一只熊”！ 这是他们两人坐“穿跨西伯利亚火车”的时候，儒勒对皮埃尔·邦思当第的描绘。这个令人发笑的绰号强调了这两个人合作的不可意料的方面。一方面，是年过半百，充满旅行和职业经验的外交官，他了解中国，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十八年。另一方面，是个年轻的新手，对生活，对事业，对中国来说都是新手。一个不满24岁的年轻人，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冒险和由热情激起的坚持之间摇摆。必须说明，有时候是出于卤莽，他才对这位先生做了一些太急躁和傲慢的判断，比如“这个老和尚”等。在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上，他给母亲这样写到：“他变得很可亲，借走了我的笔和信纸……随着时间，我们将要有所作为”。他母亲熟悉儿子的行为习惯，立刻提醒他要注意尊卑礼仪。儒勒在1909年10月的一封信里回答说：“我记不得用了什么过于粗俗的词来谈论邦思先生。我保证和他讲话的时候从不这样。至今为止，我不卑不亢地在我的职位上，因为我非常相信自己在这方面保持控制得很好”。看来，只是小错误！ 两人在成都的定居为今后两人的接近做了最大的铺垫， 1909年8月，邦思先生给儒勒一件礼物时显示了真诚的关爱，使后者在给母亲玛利亚的信里说道：“这次又向我证明了，不应该急着给人下结论，这只不合群的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这两个男人之间产生了相互的敬意。

    成都，周二，1909年7月6日

    亲爱的妈妈：

    由于我没有习惯东一点西一点地告诉你我们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如果这封信写得不好，我请你原谅。

    中午的时候我们被请往道台家中。你可能不了解这其中个就。在这个“欧式”午餐会上，菜单上有十一道丰盛菜肴。道台大人很清楚，没有点助兴的东西，这样的菜肴他吃不下，我也吃不下，就像所有的中式宴会一样。有人不停地给我们斟酒：勃根第酒，波尔多酒……还带一大杯水。在宴会中间，人们斟上了香槟。于是较量开始……宾客或主人端着一杯酒向所有主要客人挑战。一……二……三，酒必须被一口气干掉，而且一滴也不能剩。可怕的是，这杯子总是满的，因为宴会总班不停地给你斟上。我们继续相互如此敬酒。我今天有运气，只有四个人来敬。已经足够了。饭后，道台大人给我们一个惊喜，把我们带到他的台球室，听说整个四川只有两间。.球桌很高级，主人也技艺精湛。代表欧洲荣誉的英国领事只赢了他两分。德国领事和副领事没来。打球的时候，有人递上咖啡、消化酒和雪茄。至于消化酒，是夏尔特·司古思涅酒 。真不敢相信这是在成都？

    周三，7月7日

    与六七只蚊子关在屋里，共度一个舒适“美味”的夜晚之后，我重新开始写日记，回到周日的记忆中去。早上，5点半就起身去传教士那里参加6点的弥撒，那里离我家大概有半个小时的路。就像从咱们家去格里奈拉街的圣洗者约翰教堂一样。晚上，写呀写！收到那么多的信，我真不知把它们放到哪里好。三年后会是怎么样的。你说你把我的信抄到本子上了，这是个好主意。不仅读起来容易，而且还有助你删掉那些无用的细节，例如我的帐单等等。那些想读信的“大家”是谁呢？我等着你寄来的《A.B.C》（注：儒勒家所居住的巴黎第七区的一份居民手印的小报）和法文报纸。成都的英文或法文报纸只提供关于巴黎的非常简要的消息。我昨天寄了一包东西：几卷丝绸和丝带子，没有用的照相玻璃感光片和胶卷，还有拍好了的胶卷，和崭新的相纸（我这里至少还有十五盒！）。你一定会很高兴去把它们冲洗出来（当然由我付钱）。还有，在这些照片里，如果“江上遇难”那张还清晰的话，你就放大一张，贴在漂亮的硬纸上，再加一张我的名片。把这些寄给外交部亚洲事务部的贝特罗先生。如果你觉得好玩的话，可以自己冲洗。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弄：把胶片放到光线里（不是阳光中），等它们变得比我们想象的要黑一些，就把它们放到定影液里（到处都可以买）。当它们彻底变黑时，再放到水里静置一小时。

    温柔地吻你。

    儒勒

    儒勒在中国的新生活建立起来了，各种活动填满了他的日程。当然首先是写信，和母亲的倾诉是第一位的。还有和另外二十五个人的通信。为了住得舒服，也要花费时间精力。儒勒还乘此机会来完善他在巴黎打下基础的汉语。可是这点汉语还不够用来完成使馆的工作。年轻单身外交官，找到了生活的节奏：在这家吃晚饭，在那家打牌，拜访十几位住在成都的法国人，其中有平民也有教士。还在周日参加弥撒。他虽然为“娱乐法国社区”而担心，但也悄悄为这个社区接受了他，并且自己的多种才艺——音乐的，诗歌的和幽默的——能得以展现而高兴。必须说明，虽然四川的生活和上海、北京那种繁杂世俗的生活截然不同，可是沉重的政治气氛和自然气候都渗入了在四川的欧洲人心中，他们生活在淡淡的担忧和挥之不去的恐惧中。

    儒勒渐渐发现了成都这座城市的优点，也非常适应这里的中国生活，这些都给他带来了热情。这种热情表现在他自愿给法国报纸写文章，他对人力车等琐碎细节大发感慨……，可是玛利亚并无同感。虽然都是小事，但是对这些事情的不同意见，让我们了解到许多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蔑视儒勒的一些孩子气的行为。尽管距离遥远，而且儒勒公务繁忙，她还是不忘时时提醒他注意规矩，或是让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

    然而，儒勒深爱这位勇敢而且总是与他精神同在的母亲。玛利亚努力从人性的角度来养育这个儿子，我们可以把这种价值观归为“左派天主教”式。儒勒从此成为一个男人的事实，进入一种特殊“状况”的事实，丝毫没有改变母亲对他的强烈影响，而儒勒自己也愉快地接受这种影响。是的，儒勒和玛利亚是两个真正远距离而精神相通的人。其中，儿子的柔情和感谢表现在他认为母亲继续在指引他的行为：“如果不是你，谁又有这种权力或深情呢？”说到对母亲方面的依恋，则可以从无数精心关照的细节中看出来， 比如1909年8月6日，玛利亚的电报准时到达儒勒手中，那天他正在中国庆祝自己24岁的生日。

    成都，1909年7月9日

    亲爱的妈妈：

    又收又发，我处理了大量信件！已经写到了第二十五封，寄出了三十多封，因为你知道我从不延误回复信件。上星期忘了告诉你，我们的法国居民又增加了二又二分之一个。图佛先生，军医中士，他的夫人和女儿。两个大人来自高马汉地区，第三个来自扬子江。还有比在扬子江上行驶的机动帆船上降生更不凡的事吗？没有一个人能帮助生产的母亲，我想是船老大的老婆帮了把手。从动身到到达，他们用了五个月的时间。他们不得不从上海就开始走水路，因为要给巴斯德研究所带非常巨大的箱子。我只用了五十三天，可已经觉得受够了！

    除了天主教的传教士之外，在城市的另一个角，有一家马里斯教团主持的法语学校。他们有三个人，都非常可爱。我昨天拜访了他们。为了达到学生期待的效果——据说这些学生里有两个老挝国王的儿子——我准备了四乘大轿，给那四个轿夫穿上领事馆制服，又征调了两个平常的士兵在轿前开道（我说“平常”，是因为在官方拜访中使用的士兵都是那一天特殊征用的，就像我征用轿夫一样）。飞快地跑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法文书局”。到了后才明白，虽然传教士都在那儿，但是学生们已经在十五天前就放假了！遗憾！遗憾！

    从周一开始，我每天和领事馆的文人——严先生，学一课中文。他的法文词汇量没我的中文词汇量大，有时我们沟通比较难。.他带我读中文报纸，我得把有趣的消息报告给邦思先生。我只能报告我弄懂了的，这可不够让领事大人写出能给他赢得玫瑰勋章的公务报告……不用着急，慢慢来吧！

    说到我这份“副领事”的工作，实在不值一提！至今为止，我只写过一份死亡证明。我不得不一次次重写，因为缺乏经验。如果还没有法国居民愿意结婚或生孩子的话，我真不知自己还有什么事做。

    周日，7月12日

    你知道什么是邦卡吗？就是一块裹了布的板子，再顶着一长段比较厚实的织物。三个吊环悬在天花板上固定的钉子上，中间有一根拉绳，由一个在屋外或者隔壁的苦力来掌控，他会让它像扇子一样开开合合。每顿饭人们都把它拉来拉去的。更有趣的是，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一个钉子从眼里脱落，邦卡正好落在了餐桌上。它本来会砸碎邦思先生的杯子，却把所有的杯子和里面的葡萄酒都翻到埃塞多先生身上。他的裤子披上了彩，可能还能洗干净。

    邦思先生感慨地说：“啊，如果我知道您会弹钢琴，我应该带一架钢琴来。” 如果他能找到一架，我肯定他会买下来。他还遗憾地说 :“啊，如果您带着小提琴，在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上就不会那么无聊了。”“可是，先生，我带着长笛。您看着，我是不是要吹奏马赛曲 ？”。

    我觉得自己要负责“娱乐法国社区”。这可总不会是件容易的事！上司要我为他写歌，可我至今还未成功。他让我做模仿秀，他愿意做头一个被模仿的人。

    我的房子不久就会像所有成都的欧洲住宅一样了，这里面我男仆的“艺术品味”起了很大作用。他今天给我买了花，放在我带架子的书桌上，一些装在一个旧的苦艾酒瓶里，另一些装在一个盛柑香酒的小罐里。

    吻你

    儒勒

    7月16日

    中国的法文报刊中最重要的《华夏回声》，开始以“耕作者”为题刊登关于民主启蒙的文章。 它的一位编者声明要出版一个关于此运动的历史记录，“如果一份报刊要忠实于它的读者，就不可能对这样的运动视而不见”。有一系列的关于真相的文章可以用于巴黎的报纸。在同一封信里，我寄上了一份谈到哈斯巴耶大道的文章的复印件。你将能在下一期的《华夏回声》上读到它的摘要。谁曾经说过，谁曾经相信过，连中国最终也会了解它（民主）！

    我当然知道有规定，不许在获得准许之前和报刊合作。但谁不知道规定就是为了被违反才制造出来的！

    成都, 周六, 1909年 7月31日

 1909~1912 ：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2

    像我跟你说过的那样，在邮给《A.B.C》周报文章的那封信中，包括了一整套法国版印度支那的邮票，上面有不太容易辨认的“重庆”印章，这套邮票寄给你，是想获升值的。这些邮票很有意思，四川人不顾一切地想获得外国邮局的邮戳。如果你也感兴趣，我也可以托人给你寄英国、德国和俄国版系列。我认为没有其他国家的了。

    在中国，签署的条约规定，所有欧洲人的住房拥有外交豁免权，就像法国在国外的使馆和军队拥有的那样。在领事馆这里，就像在法国，不在中国，警察没有任何权力闯入。必须承认，我并不知道这里所有的优势，我的男仆无疑比我更了解这些条约，并从中获利。他在自己屋里开了一家小赌场，自然进入这个小娱乐场所是要付钱的。因为我夜晚从不走出办公室和天井，对此一无所知。.如果有时我听见钱币碰撞的声音，还以为是他和同事们在算帐。

    昨天，我们在领馆向一位中国官员告别。他是张先生，中方官员翻译，中国非常罕见的天主教官员之一。他传达了我房东的话，警察已经发现了这家赌场，赌博在中国是明文禁止的。你可以想象我回去后发脾气的场面，我从来就没有用过那么大的嗓门，哪怕在我生气的时候。如今，我一听到金属碰撞的声音就会蹦起来。如果我抓到一个赌钱的人，就用席子把他包起来扔进警察局，同时，我还要把所有参加赌钱的人开除。

    成都，1909年8月8日

    亲爱的妈妈：

    周五我把信放到邮局还不到一小时，您6月18日的信就来了。信里充满了严肃的建议，正好在这个时候能帮助我看清就要来临的一年。你说您可能不适合指导我。如果不是您的话，那么谁又有这份感情和权力来做这件事呢？ 无论我可能有什么样的坏情绪，从没说过伤害您的话。 如果我这样做了，请求你原谅。我还请您继续这样常常来帮助我：一个人很容易破罐破摔，这里真的是没有任何人来严肃地引领我。在巴黎，我只有您。

    晚上，我睡得很香，突然听到门口有敲鼓的声音。是您深情的电报在晚上11点到了。我谢谢您想到了这一点。

    周一，9日

    周六晚上，我在埃塞多先生和夫人家。他们是我最近的邻居，下班后无论几点，我都时不时地去拜访他们。他们也把我当“邻居”来邀请。我知道我是惟一受到如此青睐的“邻居”，这意味着我没有给社区留下坏印象，我很高兴。中国的街道在夜晚很有意思。除了钱商的店面以外，很少有汽油灯，大多数是普通油灯，更确切地说，是小照明灯。住家也是这样。由于没有窗户，只有活动窗板，就得打开点空儿来喘气。小照明灯挂在天花板上，我看到这些蜷缩的人一个紧挨着一个。他们在祖先灵位前烧着小香，这种苦味的烟和照明的油烟，餐馆和工厂的炉烟混起来，就像咱们那些卖油炸土豆的商人制造的效果一样。

    多罗那少校实际上在成都呆了不短的时间。邦思当第先生经常和我说起他。多罗那写了本书叫做《作为革新者和战斗者的中国》。按照外交家的说法，这本书更多地表达了作者本人愿意看到的东西而不是现实。谁对谁错？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这几天我有好多事要做：我得誊抄两份邦思先生的报告，一共是小圆点稿纸的三十页。热起来的时候真可怕！邦思和他的报告见鬼去吧 。 我在办公室一直呆到晚上6点。可大家还都说外交家无所事事。幸亏邦思已经说要离开整整一个月。

    十分温柔地吻您

    儒勒

    儒勒严格遵守公文写作的规定。他几乎每天都要给众多的通信者每人写一封信，他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规划这些通信，尽管他时时要抱怨没有回信。这种对细节的关注和记录，方便了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还能进入他的日常生活。当儒勒探索老城，品尝新菜，或开始意识到熏肠和奶酪的缺乏之时，邦思当第实现了一个愿望：让儒勒用一架风琴演奏音乐，这架风琴是他在这个世界尽头的成都租到的。他母亲对成都有如此多的天主教教团感到好奇，刺激这好奇心也让儒勒颇有成就感。他不停地向我们显露出他性格的一部分：“我没有对大事吃惊的习惯”。他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平静融入了这不平凡的新世界。他向我们证明他敏感到这种平静。他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些初步的解释：“我内心有愉快的底子，可能还有一种真实的能适应的天性。它使我成为社区里的小丑，课堂上的讲师，中国的外国人，领馆里的外交官。哎，可是，它现在不允许我显露出文人气息”。就像他后来在其他机会表达的一样，儒勒认为自己没有具备作家的素质。他注入了很多心血的通信，则是一种不同于文学家的工作。是的，他通信中的文学效果较弱，或许看起来他不像他的法国同胞一样有才华，既没有写一本巨作的雄心，也没有丰富文学史的愿望。他只是在私密的场合，在和他的通信者特殊的对话中，谦虚地讲述着他的日常生活。不时显露出记者的重现真实的功力，诗人的敏感和小说家的想象力。历史，就这样在字里行间重现。

    上海的报纸让儒勒了解了克莱芒政府垮台的消息，而北京的一场争夺皇位的战争吵翻了中国。自从光绪和慈禧去世以后，1908年，中国的政权掌握在一个3岁孩子——溥仪的手上，而实际是掌握在他父亲的手上。1900年，光绪挑选的一个继承者和小皇帝之间的敌意越来越明显，儒勒说过这会“对中国变得很严重”。因为这继承人的父亲是义和团的头脑，外国势力曾施加压力阻碍法令的颁布。然而九年以后，那个错过机会的候选人又到朝廷生事了。

    1901年1月，一个关于“新政”的庞大计划出台，在呼唤儒家道德的同时，想要改革中华帝国的体制。所以二十世纪的头十年，颁布了一系列想要国家现代化的政策。教育体制改革了，行政措施理性化了，各个部成立了。在军队方面，传统的体系被一支“新军”代替，它是由帝国直接统管的，省级议会也建立起来，代替了传统的自治。而且就是在1909年，第一批议会在各省召集，儒勒向他母亲透露了他对中国这场“现代化”的怀疑。

    给您讲个让你欣赏这“革新的中国”的故事。如今，人们尽在谈宪法。人们都谈是因为没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老太后在临死前，签发了一道政令，计划了十年之内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要有议院和一系列重要的设施。每年都要有实际进步。今年我们开始了，我们提名一些“自治”参议员来给省长建议。市和市以下的政府都聚集民众，向他们解释要做什么。注意了，只有一次选举，所以只是人口中的上等人才能参加。那么，在湖南省，你知道谁得票最多吗？一个湖南歌女！这之后，我们就能真的开始对多罗那先生来说如此亲切的革新中国了。

    这个儒勒多次提及的多罗那少校是一个自视对中国和它的变化了解很多的人，他似乎总是受到驻华外国人的嘲笑。邦思当第也对这种现代化进程持保留态度。他在1909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我认为，中国在一些新思想影响下而发生的演变，在这里处处导致了一种混乱和天性中的不适应，这将引起严重的忧虑”。摄政王的努力和现代化的发肇，并不能产生效果，更不能挽救满洲王朝。

    帝国气氛又紧张起来，儒勒在他的领馆中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他几乎在第一线，因为“革命”的浪潮基本上是从四川掀起的。

    成都，1909年8月13日

    亲爱的妈妈：

    我真欣赏那些甚至在成都也会觉得无聊的人。活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这么充实过，这不只是因为领事馆的事，更因为自己的事儿。大清早，一睁眼我就开始写，从中午到2点，在去领事馆上班之前，我又在写。晚上6点半或7点回家的时候，我一直写呀写到睡着或是手痉挛起来，这也难免。我的通信伙伴不像我责怪他们一样怪我。我平均每天寄一封信，规格像你的一样，纸大字小。而且，我越来越感到写信的魅力，向这人那人讲述的东西尽量不重复，常常令我自己都吃惊。十五个通信人的信件被我小心地放在一个大夹子里，我还把每次回信的内容在卡片上作一个小摘要塞进去，以免我三番两次给人家写同一件事。其他不太忠实的通信人，被放到普通的一堆信件中，标上“其他”，并有一张记录信件达到日期的表格。惟一不幸的就是，如果需要，我还会继续让人做特殊的（放信）格子，我的抽屉已经满了。除非你（抄我信）的本子特别厚，它也很快就要达到这种状态了吧。

    邦思先生在一个卖欧洲货的商人那里租来一架漂亮的风琴（日本或美国生产的）。作为家具实在不错：胡桃色的木材，大碗橱的形状，还有放小玩意的架子，一面镜子等等。像严先生这样一位聪明人，也告诉邦思先生，说他看见了一件非常方便实用的家具，有可以写东西的斜桌，还有可以梳妆的镜子。谢谢，我有一架风琴了，不过这可不是为了给我或别人刮胡子用的。租金可能是20几个法郎一个月，邦思先生送我的一份好礼物。自然而然，现在，早早晚晚，只要干完了挣营生的活儿，我就会被请求弹奏一首。我即兴演奏了各种葬礼进行曲（因为它们节奏都很慢，我有足够的时间想下面怎么弹）。我可不能总给他弹赞美诗，我的曲目一点也不丰富。他觉得这样很好。

    8月16日

    你问我，和我在法国信仰的天主教信仰相比，这里的天主教给我留下的印象有什么不同？当我告诉你，没有不同，你可能会蹦到天花板上去。可这是真的。首先，你知道我的性格，从不会为大事情吃惊，从这点来看，是我作为比利时人的好的方面。可说到底，有什么可惊奇的呢，那些给人印象深刻的人又能怎么样呢？不是说，我没有做好在中国碰到传教士的准备，因为我有一张具体介绍他们的卡片。如果我在旅途上没有找到教堂，可能会感到激动不安，然而：

    在柏林，我去了。

    在华沙，我去了。

    在莫斯科，我知道那儿有。

    在北京，我也去了。

    在汉口，我去了

    在宜昌，我去了。

    在万县，我看到了。

    另外还有一两个地方，我看到过。

    在成都，我去了。

    所以没什么值得一提的。

    如果回到巴黎，在巴黎中心，在塞古街看到一个清真寺或佛塔，我会更加吃惊。因为这会是一个“惊喜”。和你可能会想象的相反，我没有找到让我吃惊的东西。

    告诉那些想知道我是不是有变化的人，我觉得没有。还是老样子，只是头脑里有了更多的回忆而已。当远方的人把我当成英雄来看时，我觉得受宠若惊。实际上我不像英雄，只是温柔的感情让你觉得我是。你觉得我是英雄，是因为你在巴黎，还并不真正了解我。那时，我确实也从没经历过沉船，哪怕是在布罗涅森林的小湖上！

    重要消息。一个王爷造年轻皇帝的反，皇帝的父辈摄政。这将会带来什么呢？

    成都，周五，1909年8月20日

    亲爱的妈妈：

    起事者总是制造声势，然而中国如此之大，四川如此偏远，以至于起事者闹了六个月，这边也丝毫没感受政变的气息。不过，这边有一个“新军”的分支，是多罗那少校谈起“革新和战斗的中国”的原因。老笑话！为了派遣两个三百人的队伍，要准备一个月。因为战斗的中国忽视关于医疗卫生的服务，四分之一的人已经患上痢疾，而且，一半的患者已经死亡。

    还有革新的中国！我们这里有一位周先生是个真诚的进化论者。他有一天突然想在城墙上方修一个水库。人们搭起引水设备，小心翼翼地往上引。只是周先生忽略了压力问题，他用竹子做水管。他们的第一次建设自然在水压之下坍塌了。周先生紧接着又想给我们用电力照明。他为此买了一个便宜的德国发电机。机器送到时，不能发动，他也不知向谁求救。我想是木雅克博士被征召了。周先生还要建立一个长期的汽船航运公司，跑从宜昌到重庆，甚至到Souéifou 的水路。大家登记了股份，可是投资是分开进行的，人们不再对新的资金需求的召唤有回应。计划进行了改良，可是这种改良没有考虑税务的上升。盐税已经从18块升到60块一升了。人民还有什么救？ 在我们北边，是甘肃省，三年干旱，处处饥荒。省长大人根本没向朝廷汇报。如今，到处都有为饥民做登记的部门。那些只知道与巴黎同名的街道，丝毫不了解中国的巴黎人，还要跟着说，真是胡说八道。无论如何，中国还是在创新和战斗的。

    周一，23日

    埃塞多家的晚餐很好。我觉得特别可口。为了尝尝鲜，我吃了像榛子一样的莲子：一般般，不好不坏。吃完饭我们坐到露台上，谈话中，我发现和埃塞多夫人有一个共同的悲哀，就是想吃布里的香肠和奶酪，想得要死。要死当然太夸张。奶酪，当然不可能。然而香肠呢？把它们用锡纸包上，好好地封在白铁盒子里？我觉得这个新年礼物将会是……美味的！你看看这是否可行。

    周日，我出发去探索鞑靼“城”，那里住着两百年前为朝廷征服这个省而来的满族人。他们以征服的名义烧杀掳掠，以至于现在四川境内的中国家庭几乎都没有两百年以上历史的。如今这些鞑靼人平静地生活着。他们的城更像一个公园：所有的住宅都在花园里。绿树成荫的宽阔街道显得清新，悠闲，人烟罕至。这个城中之城也有围墙。出入通过不同的门。我出来时以为又到了平安桥后面。可我离那儿实际非常远。总之，我就此仔细地探索了一下城市，现在，我知道它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从头到脚。再进入平安桥的时候，6点晚祷的钟声已经敲响了。我今天白天一定走了二十多公里。晚上真是累极了，什么也没写就睡了。因为我没收到任何人的来信，十分气恼。

    在我的远行探索里，我重新路过了杂市。它值得被再评论两句，不是因为它本身，而是因为设计它的中国人的骄傲，特别是成都道台（已经受命的），它的始作俑者。杂市是一种在楼里的街道：一层和二层都只有出售欧洲货物的小店。从系带皮鞋到制服领，到带罩的落地灯到29元的小雕像等等……电力部也在那里。甚至还有一个“欧洲”饭店。这条街比较长。然而，从建筑角度来说，只有街道入口有两道相对的楼梯。如果起火，二层的人要么跳到一层的店里摔破脑袋，要么就会被烤熟。一家比较流行的报纸的编辑部也在那里。总编的思想非常现代。证据是：这个出色的爱国者从领馆收取一笔比较高的秘密资金，一个月10块大洋。这里，我同意多罗那少校的说法：中国正变得“文明”起来。

    吻你

    至今为止，儒勒已经在领馆工作两个月了，他迅速地掌握了要点，并且领会了法国在这个地区出场的原因。1908年，法国政府的一份记录表明了这个省份对法国的吸引：“四川，五千万人口，中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与西藏接壤，中国最保守的地区之一，欧洲人尚未开发此地，完全保留着古老的中国精神”。两个月之中，他完全了解了这种富饶和潜力，邦思当第的经验当然帮助了他。所以，他在1909年9月写给母亲的信里，全面地向她呈现了四川的风貌，从物产经济，到地理政治。这种介绍饱含着他对这片土地的激情和好奇。在这世界尽头的成都城里，儒勒如此舒适自在，在年底他给外交部的汇报中，是这样总结经验的：“（这是个）希望继续留任的职位”，然后又格外加上一句，“在四川很幸福，不希望改换到别地工作” 。

    而现在，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成都领馆的现实问题上，因为邦思当第患了一种奇怪的疾病，他担心他这位上司如果离任，将导致自己职位的变迁。重庆的博达尔将来代替邦思当第，而他就得下到重庆去。

    重庆领事阿尔伯特·博达尔是一个和儒勒“同途殊归”的人。他第一位夫人安娜·玛利曾这样对他说：“您还是位急功近利的人，您奴颜婢膝，您虚荣。总是引起别人的抱怨。失去了任何精致微妙的考虑……”。实际上，两个人的事业相似演进，都是在20多岁从中国四川开始外交官生涯，只是儒勒最终成为一流的领事，博达尔却成为亚洲公使。儒勒并不缺乏雄心，只是不会制造让上级部门注意他的效果。他在社会里是谨慎的，为了给他的实际工作带来好的效果，只要他能够自由地写信和保持快乐心情，他就尽量维持规则。他不是个事业至上的人，从不孜孜以求地设计谋略或吸引大人物的注意以攀升。他的女儿玛利讲道，他曾经拒绝会见鼎鼎大名，但进行秘密武器贸易的法国探险家。也就是说，他其实总是拒绝牺牲自己的生活准则，来为事业野心服务。而他母亲玛利亚也总在提醒他这种家族和心灵的准则。

    成都，1909 年9月1日

 1909~1912 ：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3

    亲爱的妈妈：

    一听到你的问题我就跳了起来，“政府派外交官员到中国腹地去能得到什么回报呢？旅途那么漫长、昂贵和艰难，商人们很难对那种地方感兴趣。”如果我告诉你，在中国咱们只有两个总领馆——上海和成都，你的惊奇还会增加。成都是法国在世界上的总领馆中最昂贵的一个：薪水每年35000法郎，其他杂用15000法郎。成都总领馆的重要性可能是邦思先生努力的结果，他的工作在部里造成了很好的影响。他走了的话，可能这里不会再是“总”领馆了。这些当然是个人猜测，丝毫没有来自官方的凭证。咱们还是随遇而安吧。

    好好想象一下，四川是法国的四分之三大。这个巨大的省份可能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地方：稻米产量丰富，水果多种多样（葡萄，梨，李子，杏，石榴，橙子，桃，柿子，荔枝等等）。玉米旁边生长着甘蔗。胡桃和好多其他的树种出产优质的油脂。还有茶！所有欧洲有的蔬菜在这里都很高产。地下财富也不贫乏：煤炭和金属的蕴藏量很大。有特别多的水流（四川不愧为被叫做“四条川”）。建筑水坝，或者发掘水力都很容易。水可以用来发电，或者用做工厂动力。这就是全部了吗？不。我还没说到关于丝绸的工业。四川是一只小脚的“狮子”。家家户户的门口，女人和孩子，或者老人，都在忙着纺线。染坊把那些美丽的线球放到各种染料里，然后用竿子高高地把它们挂起来晾干。邻居就住着纺织工人，卖丝线的商人。

    这一切，就是这个“可能”蕴藏着巨大财富的家园。

    我只介绍了当地的经济情况。它的地理政治地位也相当重要。正确地说，四川在中国腹地。成都，在四川中心，却仿佛是中国边境。因为我们从这里出发，三天之内，我们能找到的汉族土著居民，就像在法国人中找到的巴斯克或布列东人的数量一样多。四川北边是沼泽地带，据说住着汉族人。西藏的其他地方处于名不副实的割据状态。沼泽地带是我们省长的兄弟在统治，我敢说，他在那里一定受到公众不知道的袭击。我从传教士那里略知一二。还有别的吗？

    当然还有别的。看看我画的草图，不管它多潦草，你从上面能看到，我们在云南上方。我现在可以说，云南是处于法国的影响下，这不像某些沙文主义的媒体宣传的那样，说我们要占领它。我们用法国的资金，连接了从印度支那，到满洲，再到云南首府云南府的铁路。英国人本想也这样连接，但放弃了。如果我们能方便地和云南交通，四川的贸易也就更加有保障。总之，已经决定了要建一条从汉口到成都的铁路。我们筹集了一些资金，最终还是要用借款的方式来解决。一个英—德—法的三方协议已经在北京签定，决定通过三方力量来共同借款，并保证四川本地的工程师和监工在工程中的地位。

    还有什么呢？中国有一支“新军”。当然，不能指望一个法国将军来指导它。但是让他们的首领去别的地方进修一下是满有必要的。既然四川是军事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让他们了解有圣西尔或者伏拉什这样的军校存在是好的。

    我没有提到这里有进口法国货物，因为成都现在没有对外贸易，一个欧洲人是不可能因为商业目的而住在这里的。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找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我这里不仅有黄油，而且还是依西涅的黄油！

    另一个是政治问题，需要谈到伊斯兰教吗？在法国，经常提到“泛伊斯兰主义”。在中国，穆斯林的人数很多。在成都和周边地区，总共有三万。关注他们的动向总是有用的。

    好了，我写得有点罗嗦，但真正原汁原味。我认为，成都在中国是独特的。其他的领馆都在开放港口，翻译助手或领事一天到晚都在签字盖章，记录合约，或者做其他无数令人生厌的琐事。这里，一点都没有这些，只是时不时有点传教士的事务。然而，这里是一个提供“信息”的地方，可以在这里设计（当然不是我）智慧的政治策略。这就是这个职位的独特性。这当然也是对我最大的益处所在。

    成都，1909年9月15日

    邦思先生提出让我在11月度一个月的假。我要去重庆看博达尔，然后和他一起下到宜昌去，去看看由杜达尔·德拉格黑领导的，驻扎在扬子江上游的新的法国炮舰。这个杜达尔把我们再捎回重庆 。我要邀请奥德玛少校和我一起回成都。坐十天的轿子我们就能回来了。我还不知道是否接受这个假期。

    周五，1909年9月17日

    昨天，从清晨开始，在日出之前，城里一阵阵枪声震耳欲聋。这不是发生了内战，而是军队在演习。只有到这个战斗和革新的中国来，才能看到在城市内部进行的军事演习。另外，这里没有人把这个当回事。我想，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人们为了任何理由，都要放鞭炮。我已经在来的途中向你讲述了：一个重要人物驾到，嘣嘣！他走了，邦邦！可是最有趣的是，这些响声在这里是中医，至少是民间医疗的一部分。当某个人生病了，人们急着驱逐他身上的恶鬼，要放一些疯狂的鞭炮。如果病人神经不好，我怀疑这种治病的疗效，尽管我承认在医学中，信仰也能起作用。

    可以确认的是，邦思先生对这种对治疗一点也不信任，他对我们的医学也一样。他连续十五天无法入睡，但顽固地拒绝服用木雅克医生寄给他的安眠药。他认为，自己应该去做一个半个月左右的旅行，从早到晚都走路，把自己累到睡意自然降临的地步。旅行和搬家，可能会有效，但可惜不能同时进行。

    周日，1909年9月19日

 1909~1912 ：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4

    今天平淡如斯。我早上碰到一个来看牙医的传教士。他像所有的其他传教士一样，告诉我，咱们没法和中国人接近，越是接近，越是被这个没法开启的精神搞垮。他们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了解他们。

    埃塞尔多先生给我讲了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它是完全真实的。这就是“三个领事戴一顶帽子”，或确切地说“一顶帽子给三个领事戴”的故事。去年，皇帝死的时候，三个领事必须去省长那里做哀悼性质的拜访。考虑要穿正式礼服去，这是严格的规矩，给葬礼一些气氛。他们决定披挂上燕尾服。好吧，可是要与燕尾服配套，必须有一个高礼帽！威尔登没有，史密斯没有，威斯也没有。他们在乡下碰面，通过一番努力，终于在一位英国大学教授那里找到一顶。只是，他们不能一起顶着这一顶帽子去。于是，他们去到省长家，头一个戴着帽子进去！另外两个在门口等着，他出来再把帽子传给第二个，第二个出来再给第三个……如此这般，他们让人相信，他们是要一起来拜访的，只是前后脚差了几分钟。总算尽了礼，又不失优雅！看看，咱们可真是在中国，嗯？

    另一个小故事（不如前一个好玩）。有一道帝国法律，严厉禁止给女孩绑小脚。一个强大的政党起来反对这条法律，用言论，用行动，甚至用不发表这条法律的方式！为什么？因为那个古老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更优美吗？不！“因为如果他们的女人有了大脚，欧洲人就会把漂亮的女人带到自己的国家去，然后把剩下的吃掉……”。

    成都，1909年11月8日

    亲爱的妈妈：

    旅人总是会思家。我向你承认，回到住处很令我高兴。这周我的信会更短一些，因为我有二十多封要回。

    四川这片土地真是奇妙，肥沃无比。走在杉树丛里，就像在渥日山区。在甘蔗地里，就像在安提尔。这里是橘子花，那里是兰花，田野里鲜花盛开，一切都像在春天里一样绿绿的。尤其当我们从最后一个丘陵下来，刚进入成都平原的时候，眼前出现的是一百到一百五十公里见方的大平原。我想起，拿破仑从阿尔卑斯山下来的时候，向他的士兵指点意大利平原的情景！

    我觉得生命是奇怪的。去年，我是个雇员，今年，“我的位置提高了”，这可能会让您对所谓的伟大人物，增添一些带着淡淡微笑和忧伤的怀疑。

    吻你比写信要好！

    儒勒

    成都，1909年11月27日

 1909~1912 ：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5

    亲爱的妈妈：

    领事馆真是处在危机的边缘。邦思先生越来越虚弱，我算起来，他有两个月没吃没睡，而且还不愿听医生的话。所有人都被他的脸色吓坏了。我尤其如此，因为他已无法准确表达真实心情，而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所以我就给贝特罗先生写信了。木雅克医生决定用一些有力度的措施。他昨天来领馆开了个会，这个我一会儿再说。他到床边看了邦思先生，问他这个样子要到什么时候为止，邦思回答说，死在这里或别的地方对他来说都一样。木雅克说，他是医生，不允许再这样下去。明天（也就是今天），他要来检查，并且强迫他服用他开的药。如果他拒绝服药，因为这很可能发生——木雅克就会和埃塞尔多医生商量，一起给有关机关发电报，以获取一份对邦思先生的召回令。我们一定要走到那一步吗？照邦思先生的固执劲儿来看，真可能那样。那么在整个中国，要掀起外交官员的大调动，我真害怕被吞噬在其中。最有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博达尔先生到成都来代替邦思，然而这不是互换的，我不会到重庆去代替他！尽管我反复对自己说，我太年轻了，然而看看现实情况，从水路走，我离重庆只有五天行程，我又怀疑人们还是会考虑用我。因为从汉口到重庆，要二十多天的路，而从汉口调人已经是最大的可能，因为其他地方都还更远。现在，可能博达尔先生根本不来，而我几个星期后就成为总领事，等着法国那边派另一个代理人来。最终，也可能邦思先生恢复健康了。我全心希望是这样的，尽管我不太相信。反正告诉你，这些时候，领馆的日子可不太好过。

    我们夜有月光，日有阳光，真是美妙。月光有一次遭到月蚀干扰。省长要求大家敲东西以防止野狗吃掉月亮。官员们都说不信，但照样敲了！在同一思路中，朝廷向官员号召，要和“风水”的迷信作思想斗争。这个词表示“风”和“水”，意味着人们不能伤害和胡乱命令生命精灵。就是因为“风水”，因为不要挡了飞行器，人们才长期不能建筑比平房更高的楼房。可是即使触犯“风水”，会很严重吗？嗯？

    成都，1909年12月1日

    亲爱的妈妈：

    我觉得，如果你以为我是“记者”而感到耻辱，不会因为我是“作者”而生气的。这确实是品味问题。我一点没有野心让自己的名字印在蛋黄色的纸上，出现在所有书店的橱窗里。因为，如果没有发现任何新东西，我一定会重复前人说的话。需要以一种不同的风格来讲述，而我的…… 至少，我给你讲了所有对我来说好玩和有趣的东西。我其实希望在旅行之后的篇章里你也注意这点。

    万般柔情

    儒勒

    1910年，巴黎塞纳河发生水灾，连远在成都的法国领馆也发起了为灾民的集资活动。

    周一，1910年1月7日

 1909~1912 ：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6

    亲爱的妈妈：

    我年轻了四五岁，又回到我是ASFX的青年成员的时候了。邦思先生和我，自然而然地想到要给巴黎水灾的受害者捐款。由于情势紧迫，我们的所有人员都立刻调动起来。我们成立了一个三人委员会，由邦思先生、安迪科特先生和我组成。第一个人负责从中国人那里募款；第二个负责新教教士的募款；我则负责法国教士和欧洲侨民的募款。必须说，结果非常好。安迪科特先生昨天收集了120美元；他还说要给他在国内的同事写信。我这边是这样的：威金森先生那里有50美元，里兹先生那里有25美元，德国军工厂有5美元，邦思先生那里200法郎，主教给了100法郎，埃塞尔多先生给了10法郎，图弗先生给了5法郎，马里斯的教士给了3法郎。我纠缠那些没给钱的人（因为他们没看到消息！）。我还给葛布里昂先生，以及Souéifou 的主教写信，向他们每人要100法郎。过几天我们就知道省长和其他官员能给我们的有多少了钱了。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期待募的款项能超过1500法郎。如果所有的领事馆都能给出差不多的钱，就真有不少了！

    今天我才第一次收到一封谈塞纳河发大水的信。天哪，报纸上的消息越来越可怕了：圣多米尼克街上充满饥饿的人们；下水系统直到圣拉萨车站，都崩溃了；郊区的居民被困在水中。奢侈品商店很长时间都关闭着，外国旅行者也很久不来巴黎了。我想，要是巴黎中心形成了一个湖，所有街道上都得有好几个月的工程。我期待着，下个星期可以知道你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中怎么样了。

    中国的扬子江却恰恰相反，不仅没有发水，反而受到了旱灾的折磨。可是，最让民众关注的却不是干旱问题，而是另一个自然现象：哈雷彗星即将来临。中国人认为那是“扫帚星”，将会带来骚乱。

    邦思当第不愧为中国通，他“嗅”到了底层的运动将扩展到整个中国社会。5月31日，他写道：“自从我回到成都快一年的时间内，我有太多的时候要表达这方面的意思：我写的所有的每月汇报，都想暗示一种对在民众中的不安的担忧。这种不安定所引起的麻烦或混乱不断出现，意味着不需要什么别的东西，就能够引起一场可怕的大冲突”。

    从表面上来看，1910年不是政治的，而是自然的。但自然出现的征兆，和人们对它的反应，恰恰是对另一种命运的恐惧的转移。实际上，中华帝国在1911年到来之前，度过了它最后的安宁时日。

    我们回到1911年夏天，就像1910年夏天一样，邦思当第要去西藏地区旅行。他离开几天之后，四川省进入了半军事暴乱的情况，在后面支持的是地方议会的成员。运动原因要回溯到几年前义和团运动刚结束的时候。为了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好几个省的议会议员想联合起来买回在外国人手中的铁路修筑权。买回筑路权的钱对这些地方议员来说太多了。而国家为了铁路国有化，却从外国银行里借钱修路。1911年，面临着川汉（汉口）和粤汉铁路国有化的问题，这几个相关省份的议员起来反对。四川，这个有着反叛传统，并且希望有“它自己”的铁路，以解决它地理上的封闭问题的省份，情况变得尤其激烈。

    这个围困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信件电报交通变得十分困难，成都中断了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被隔绝起来。儒勒这段时间写给玛利亚的信很少，用词也很谨慎。但在他的述职报告中，则表现了这些事件的严重性。9月12日的第一份相关报告中显示，儒勒立刻明白了不能轻视这场运动：

    大罢工和革命性暴动是在8月24日开始的，理由是通过外国借款将铁路国有化。直到月底，运动还在持续，官府本应该能够采取措施控制它。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残酷的，反叛者是非常有组织的。

    快到9月底的时候，儒勒告诉玛利亚，政治气氛好转了。北京的法国领事也急着向巴黎汇报：“成都的秩序已经完全恢复。”我们才了解这是围困的结束，最严峻的时期过去了。儒勒格外平静和自信。他的上级对他倍加赞赏，成都的法国居民们也表现出一副“生活在继续”的态度。

    成都，1911年9月23日

 1909~1912 ：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7

    亲爱的妈妈：

    现在，欧洲和美国都正式宣告切断与成都的正常联系，一万名起义的人占领了这个城市。这个消息是这段日子里惟一让人不快的东西。幸好，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我想你们不会太长时间陷在这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印象里，你们早就应该知道，起义人员在军事包围展开之前就已经撤退了。

    我从公使团那里收到一封这样开头的电报：“我对于您在通信里表现出来的镇定表示敬意。”这句话使我很开心，就像听到法国公使团长因这场事而受到责备一样高兴！

    我们还是操办日常的宴席：自从暴乱以来，木雅克夫人的大厨师掌控了炉灶。只要他愿意一显身手，我们就能吃得美味，并直舔手指头。这是“饥饿的恐怖”。要是你看见我们的话，就知道所有人都脸色不好！……

    我不知道邦思先生在哪儿。他如果知道错过了如此一个写报告的好机会，会悔恨得揪头发。可这对他是遗憾，对我却是机会……

    一千个吻

    成都，1911年10月1日

    亲爱的妈妈：

    就像你将从我的报告里看到的那样，除了各种疾病以外，没什么新鲜事发生。幸好这种情况还不严重。我倒是没病，就是有点累。

    重庆的消息说，成都被封锁了几天的事实，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他们那里一向宁静，却因此而全副武装。并且在你知道的那个小丘上的领馆周围加强了防备。我们这儿呢？我们统共有两支来福手枪。我们基本上是安全的。

    越深入坚持，我越感谢意外之神给我机会参与这样重要的事件，并且是独自参与。我想说这里没有上级。这是把我的词句念给德塞尔夫先生的惟一机会！

    不愿再发信的邮局，终于给我们送了些信来。这是你8月17日和24日的两封信。你告诉我你要在晚餐上讲述这一切，你毫不怀疑四川将会成为一个最令人心动的话题。

    再会，亲爱的妈妈，吻你一千次

    儒勒

    这样的乐观主义很快就被击碎了。四川的情形发展到了其他地区。武汉发生了以孙稼先领导的国民革命党发动的武装暴动。

    成都的情形离恢复正常还很远。到9月30日，儒勒声明他无法呈递他的每月述职报告，“邮路不通，电报的中断和报纸的停发，使我们失去了一切必要的信息”。

    成都处于前所未有的孤立状态。外国邮局很难工作，特殊邮递员常常不能来，以至于领馆被迫自己派遣使者，带回其他地方的口头消息！不论如何，儒勒还是设法给玛利亚发了几封信。

    成都，1911年10月16日

 1909~1912 ：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8

    亲爱的妈妈：

    你那样说不太合适，在9月8日的信里你写着：“独自被留下几个星期，也是给学徒的一种最好的形式之一。”我觉得可以说，这件事之后，我再也不是学徒了。并且这事还没完，还差得远呢！我不和你再谈它了，因为我给你附上了我的报告，另外，你应该已经知道，汉口也发生了类似的事。

    我给你寄来几张珍贵照片，它们的价值难以估量，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全世界只有在成都才能拍到。你能在照片背后看到关于它们的解释。你可以去《插图》报社，圣乔治街的那个，问问他们是不是能复制，只要不毁坏照片，就可以将照片留在他们那里。你要和他们说，我不要稿酬，只需在照片下标注：“由总领馆负责人J·L先生提供。”

    在那些对事件的表达流于肤浅的同事身旁，儒勒表现出一种惊人的镇静，出色而客观地发布了一些消息。10月21日，他叙述最终找到了在西藏失踪的邦思当第，就体现了这种镇静：

    我最终收到了邦思当第先生的消息：他在塔仙楼（音）困了一个月而出不来。我请他回来的电报发到了道乌（音）。他立刻从道乌出发，六天后到了塔仙楼，那是农历7月26日。所有通途已经被封锁。一个邮递员抄小路来到领馆给我送他的信。出于谨慎，我们决定最好不再通信。整个西藏似乎都处于封闭之中。

    从北京来的报纸发表了官方评论，与我的报告并不完全相符。我已经表达了获取信息有多困难，所以我从不否认，我也有可能犯错误。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有必要坚持那些我传达的被称为是错误的信息……坚持说省长进行了“七天七夜”的战斗是没用的。甚至说衙门在9月7日遭到“袭击”也是不对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拥有不可推翻的证明材料，我绝对是在场的惟一有这些材料的欧洲人，尽管获取它们无比艰难。这就是关于跌倒在衙门口的尸体的照片，这些照片已经被官府封查，防止它进入流通领域。所有，绝对是所有的照片，都呈现了没带武器的人，大部分是平民，有老有少。有人被击碎的手中还拿着扇子。没有一个人手中有枪。

    现在在成都，物价变得十分昂贵。我们欧洲人的钱还够花，可对于民众来说，抬价就是件十分残酷的事。再也找不到煤炭和木柴，一些行政机构徒劳无功地收购。煤和柴的需求量是最大的。我们也同样，很快就会缺乏一些欧洲食品，这种亏缺对妇女和儿童的影响可能很大。钱变得罕见：我们从能提款的银行里把钱都提出来了。官方办公室也停止发薪。有人向我证实，通常在农历每月26日给士兵发薪的军饷处，今天也没发出钱来。

    武汉革命之后不久，中部和南部省份纷纷宣布独立，上海紧随其后。帝国在面临崩溃之时，重新任命袁世凯为最高军事首领。这种重新任命，表现出帝国的绝望。因为袁世凯从1909年就因为其新思想和扩大的影响而被免职。这是帝国争取苟延的最后机会，却实际上促进了自己的灭亡。袁世凯领导军队夺回了汉口，汉阳。但他很快就明白，外国人已经放弃了满清政府。而他可以把局势拧向对他个人有利的一面。

    在当时混乱的中国政局阴霾下，儒勒继续给母亲写信。他也收到了两封父亲的来信。同行的鼓励和父亲的柔情，给儒勒周围阴沉的气氛中增添了一道亮色。

    巴黎，1911年11月9日

    亲爱的儒勒，

    我怀着强烈的兴趣读了你的信和报告。你经历了艰难时光，我的小家伙，这是显示你价值的机会。毫无疑问，你会坚持，表现得像你一开始就表现的那样，做一个积极、热情和冷静的官员。这是事业的好开头。我衷心地为你喝彩，向你祝贺！

    我们当然很担忧，害怕这样严峻的事件给你带来的重担，带来不可避免的疲劳。

    中国的消息只能通过英美的报刊传到我们这里。都说运动是在中国人之间进行，外国人没有受到牵涉。这实际上是他们不愿意刺激欧洲或美国势力介入。中国人明白这点，这是个好兆头。

    幸好，你有一种快乐的天性，在这样的环境中这种天性是非常珍贵的！

    我亲爱的小家伙，愿上帝保佑你！你的生活至今为止都十分幸福，我认为，你碰到这件事对你是一个新机会。你能以一个职业外交官的责任，来面对如此严峻的、可能引起重大后果的事件。

    全心拥抱你

    阿尔弗雷德·k

    巴黎，1911年11月24日

    亲爱的儒勒，

    我今早收到你10月12日的信，倍感欣慰。它证明成都的通讯没有完全中断，而你继续用好的心态来证明你的冷静和勇气。我们没有一分钟不想你。你母亲非常警惕，不显露出忧虑来。但我感到了她的忧虑，实际上也确实有担忧之处。

    你的报告很有趣，各种事实使人更加了解真相。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成都人民并无恶意，而是很驯顺的。法国和欧洲为他们提供的医疗服务，让他们产生好感。让这些善良的服务一直维持到动乱结束吧！你看这是怎样的事情呀，我的小家伙！此时你正快马加鞭。

    再会，亲爱的儒勒，接着保持你的作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记着我非常爱你，这个时刻，我比以前任何时刻都更多地为你祝福。

    深情地拥抱你

    阿尔弗雷德·k

    成都，1911年11月19日

 1909~1912 ：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9

    亲爱的妈妈：

    这种管理领馆的经验真是我们想象当中最奇特、最有趣和最困难的。这段时期，邦思先生继续在塔仙楼呆着。那里或许是零下许多度的冰天雪地。我这礼拜给他寄了封信。他至少能收到吧？我有点担心他，不知部里会怎么想这件事。至今为止，他已经离开三个月了，而这段时间里正发生着动荡。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在圣诞节回来。他回来时，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个共和国了。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无疑是历史上最重要和最不确定的。当然，不在场的人就没有兴趣。而对于我们这些一天天关注这场和平革命的人来说，简直太让人激动了。同时，也让人疲倦，因为看到他们是如何拖延而使人无法预料结局。

    现在，让我们以互相拥吻千回来结束这一年吧。感谢上帝，我们是极少数对个人生活没有抱怨的人。

    儒勒

    在政治纠结还没解开之前，成都最后一次进入混乱状态。1911年12月初，这座城市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暴力洗礼。情况十分严重，到了几乎所有欧洲人都应被疏散的时候。让儒勒向我们讲述这个日子吧，就像他12月11日向外交部汇报的那样：

    我们上周经历了非常惨烈的一段时间：军队起义，把成都洗劫了，很多地方都在起火，他们要求建立一个新政府。

    从12月1日起，一阵可怕的交火在新军和旧军之间展开。后者中有三人被杀。他们去营里寻找救援，一边喊着新军起义了。消息并不可靠，却在城里引起了很大的骚动。除了这三桩屠杀以外，还有零散的几桩。卡思戴尔先生在门口发现一个中国士兵的尸体；一个去码头租船的中国人看到一个无头尸；两个警察被殴打；还有受伤的，断肢的，瞎眼的商人，挤在慌张逃离的平底驳船上……

    这种情形，虽然不一定绝对危险，但我看在眼中，认为事态严重，产生了“让所有没有不可避免的任务的人都不要逗留”的想法，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去重庆。我特别为妇女和孩子们担忧。其实，木雅克夫人和特里浮夫人都决定离开。我指定特里浮先生陪伴她们，并且暂时结束他在医疗队的职责，以书面命令让他在重庆工作，让他呆在那里，直到陆路开通再回到这里的岗位上来。几乎所有的新教教士都收拾起行李：一个真正的小舰队组织起来了……

    周五，12月8日

    新军和旧军聚集在童桥场（音）上。那是一个和领馆街垂直交叉的练兵场。为了表示接受停火，六个兵团出发去万县沿线的主要城市之前，进行了最后一次演习。我在领事馆的门口观看练兵。突然，听到一阵猛烈的枪响。起先我以为是练习和朝天开的空枪，但是士兵和人群慌乱的奔跑，让我意识到情况严重。我立刻回屋，关门之前迎进了几个逃命的人。我留在那儿，想借着门栅栏看看风头。我的一个被吓坏了的仆人跑来告诉我，绿营士兵们从花园里纷纷进了领馆。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士兵们是来杀我的，他拼命要把我藏起来。我则宁愿自己去看个分明。我发现假设来杀我的人一点也没有敌意：“别害怕，别害怕！”他们一看见我就向我嚷道。在这个时候，另外的人继续跳过墙头，很快就有百十来人，平民或军人，都是来躲子弹的。我向他们打探事情起因，但毫无收获。后来才有了满意的解释：从战斗一开始，有人就向军队许诺了双倍的薪金，可是却只发了一份。于是新军就有人高声反抗，还跑去抢劫军饷。可能有人朝天放枪，由于人群庞杂密集，他们说，两个人被打死了。

    新军一边跑，一边叫“到皇城去，到皇城去”。他们一边跑，一边要沿途的人拔掉“汉”旗。那些旗子迅速魔法般地消失了。朴总理空谈了一番要等着他们，实际上却消失得至今不见痕迹。士兵们分发弹药装备给最底层的人民。很快，城市里的抢劫开始了。银行、慈善机构、杂货商店很快就被愤怒的人群占领……我步行一个个地拜访了同胞，我想不必再说明所有人是如何焦虑。我碰到了好几拨抢劫的人。他们的情况实在悲惨。披挂着子弹，步枪或大刀握在手里，他们拿着的要么是一件衣服，要么是一篮货币，要么是一条被子。我还了解什么？在这种图景中增加恐怖的是人们的态度：所有的居民都在那里，在他们的门槛边，空睁着眼，不说一句话，不做一个姿势。在我的最后一站，木雅克医生家，我找到了几乎所有的非神职的法国人。在外部环境恶劣和我同胞中大部分人极端绝望的情况下，我发布了一条逃往重庆的命令。除了我应坚守岗位外，我解除了所有医生和护士的责任。我坚决要呆在成都，因为这个职位上不能没有主管。

    一百多名欧洲人要乘三十多条船离开。中国政府提供了一百名保卫安全的士兵。儒勒说，那时侯，“街上可疑的人随时被截住搜查，如果他身上带了太多钱，就会立刻被处决”。

    儒勒终于遇到了第一次危机，这可不是最小的一次。他真的是惟一和传教士一起留在这个血腥的城市里的法国人。

    成都，1911年1 2月18日

    亲爱的妈妈：

    政治局面好像又好转一点，可上个星期是多么可怕呀。我是最无畏的一个，可我现在还发着高烧，牙齿打颤。两三个月前，我和你说：“不可能每个人在刚干外交的时候，就碰到亚历山大屠杀一类的事”。现在，我再也不用嫉妒任何人了，我看到了足够多的可怕的事，它们足够使我得神经病。

    再会，亲爱的妈妈，我十分温柔地吻你

    儒勒

    成都惟一的非神职法国人

    如果这个12月的黑色的日子标志着8月开始的暴动的一个终结，那么在一个身心俱疲的儒勒那里，则是一个真正的灾难。紧张或许只来源于对他所经历过的危机的意识，和他需要调动的以供独自完成使命的勇气和精神。四个月里，他在领馆和成都外的世界隔绝，而且要单独对十几个法国居民的生命安危负责。从暴动的前夕开始，四川就成为所有在华外国势力的关注中心，这种孤立的压力应该是非常大的。恰恰是在这个具有反叛精神的省份，千年帝国开始了在被共和国替代前的崩溃。

    袁世凯向即将就任共和国总统的孙中山提出了一个交换建议：他不再用军事打击分隔革命者，然而却要求以他的意志来完成最后一个皇帝的退位和向共和总统制的转化（即篡夺总统职位）！1912年2月12日，这个建议生效了。所有人都以为新的中国终于产生了一个现代化的政治。

    尽管还没脱离革命的风暴，儒勒却无论如何要在重新面对这段对他来说很艰难的中国历史之前，享受一次休息的机会。他要开始三年来第一次回国度假。我们不难想象他登船离开这个混乱国度之前的轻松。四川虽然在这么漫长的几个月内没让他停止担忧，他却从没对这片土地感到幻灭。在离开之前，他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从各个方面来看（事务、天气和生活条件的各种好处），觉得对自己的职位十分满意，将对休假后能回这里来进行一段新的工作而感到幸福”。

    外交部将对儒勒的作为十分敏感，就像1912年政治和商务部做的一份记录中所提到的那样：“这个官员，天生十分冷静，证明了他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勇敢的工作人员。如果从他的年龄和级别来看的话，就知道他展示出一种严肃的独特素质。政治和商务部的部长将很高兴提名他参加下次院金棕榈奖的选拔。”

    所以，儒勒是怀着完成任务，并且好运临头的感觉去休假的。他父亲的信也证明了这一点。阿尔弗莱德，他的父亲，杰出的外交官，刚刚以一级部长的身份退休。对他儿子的事业表现十分乐观。而且毫不迟疑地对亚洲事务部副部长贝特罗先生施加影响，以帮助自己的儿子。在信中，他也告诉儿子，他母亲非常关注他所经历的事情。

    巴黎，1912年2月16日

    感谢上天，你终于有消息了，而且是好消息！听你来信的语气，我感到你圆满勇敢地完成了任务，并且在休息中恢复着力量。这次任务会在你的事业中留下痕迹。稍微等一等，你就会收获果实。

    我2月10日去看望了贝特罗先生，他读了你的报告，欣赏你的漂亮的作为。只是他认为，医生护士都离开了成都，只有你自己留下，令人感到有些遗憾。真是说得容易！他想象不出，在12月8日那个可怕的日子之后，欧洲侨民的精神状态会如何紧张。他提出，外国人没有受到革命运动的威胁。这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们有可能在如此可怕的事件之中失去判断，因为成都正是动乱中心。如果他在现场的话，自己也可能误判。

    在谈话之后，我给他写信，建议表彰你，让你跳过成都使馆“特派员”这一级，到新的岗位上，也能保留你现在的级别。他回答说：“……很遗憾，这是不可能的，成都使馆已经有一个人选。我能做的，就是把他调到上海工作两年，以使乐和甘能够享受两个半期的任期。”他还说：“别为您的孩子担心。我对他很感兴趣。我欣赏他。这个表现会影响他的事业的，因为我从不放弃一个优秀的官员，也不会缩减我能做的部分。”

    无论如何，你应该有信心，你既不会浪费时间，也不会浪费心血。这对刚开始工作的官员是个不错的机会，这会使自己为人所知，表现出自己的价值。这些业绩不会被人遗忘。

    我想你不会感到吃惊，你母亲在你度过悲剧的时刻，非常激动，深受刺激。她因此得了神经性皮炎。她现在好点了。她总是警觉和勇敢的，不会被击垮。可是，她无限的母亲柔情，经过了一次强硬的考验。

    阿尔弗雷德·K

    儒勒离开中国的日子到来了，中国将经历更困苦的时日，而儒勒的目光从此转向了法国。他没有乘坐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而是乘坐了一艘海船。心情轻松，精神平静，他只是稍稍关注了一下他父亲1912年5月发给他电报中的消息：“你们听说那巨大的‘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可怕消息了吗？……”

 1913~1926 ：成熟岁月1913~1926 ：成熟岁月-1

    “我又一次在中国了……”

    儒勒·乐和甘

    1913年5月

    1912年5月，儒勒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三年“学徒”阶段，头一次回法国休假。成都的暴乱就好像一个结业考试。他勇敢镇静地过了关，也就可以毫无遗憾地回到家乡，见到他的通信对象：母亲玛利亚，好好修养。

    受到天性中的激情和所获业绩的鼓励，儒勒在假期过后，就又踏上这已成为他第二故乡的中国。由于勇敢度过成都的暴乱，他得到大部分上级的赏识，从此成为年轻有为的人群中的一个，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亚洲部的文件上。

    1913年5月的旅行，路线和方式与他四年前来中国的完全一样。他沿路停留拜访了一些朋友，也以不倦怠的儒勒式风格，一路记下了关于风景的感想。当他进入满洲里，这个前清朝的摇篮，已经在一年前成为共和国的一个北方省份时，他写道：“好了，又到中国了。”

    北京的繁忙气氛很快就让他厌倦了，儒勒继续向南，沿着他第一次走过的水路，在汉口停下来。这里是他的新岗位。汉口在成都的下游，湖北省境内，位于儒勒曾经“战斗”过的四川的东部。

    其实，在儒勒远离中国的一年内，共和国的春天燃烧着战火，国家处于最低迷的时期。溥仪离开了帝位，总统袁世凯掌握了国家大权，他惟一的心愿就是自己做皇帝。如果制度外表都是共和的，那么现实则和这种现代化相反。

    意识到国家不能被引领到共和的道路上，孙中山的党派再次在长江中下游发动了革命，虽然很快遭到挫败，但是表明这个国家再次进入战乱时期。

    在中国战争频发的时候，法国也正在进入“一战”的前夕。在这个中法两国都不平安的时段，却是儒勒人生发展最旺盛的阶段。在即将来临的十三年里，他不停地绷紧弓弦，直到1925年广州的大罢工，他的表现巩固了他作为出色外交家的名声。在个人生活中，他碰到了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和他孩子们母亲的麦尔塞黛。1913年6月7日，刚到汉口安扎下来的儒勒这样向他的母亲写道：“我今天开始正常运转了，以给你写信，让你安心为开始。如果有必要，一个词就够了，一切都向着‘美妙’的方向发展着”。

    汉口，周日，1913年6月29日

 1913~1926 ：成熟岁月1913~1926 ：成熟岁月-2

    亲爱的妈妈：

    终于一个人了！终于安静了！ 好好舒口气！我的信周三才能发出。我们这些天一会儿碰到喜剧，一会儿碰到悲剧 。我们保住了几个住在租界的密谋者的脑袋，他们却来回地给我们制造麻烦，并且在中国政要面前把使馆弄到最尴尬的地步。我的同事正在去上海的路上，他要到那里会见这些有趣的人。我呢，我继续逮捕人，在住宅里，在大街和小巷里……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职务呀！

    欧洲人占据的汉口，包括五个租界：英国的，俄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和日本的。公共的领域是外滩，一半河岸，一半公路，绕河好几公里。每个租界都分为两部分：一个正式租界，不经过允许，中国人不能居住，而且这种中国人的居住权总是可以被撤消的。另一个是“后租界”，完全是中国的，只是很清洁，没有不良气味。在我们的租界里，有六千多名外来居民，所有关于司法、治安的规定都对他们有效。你自己可以看到这是个有矛盾的情境：你能想象，三万巴黎人归属在法国政府的权威下，却由外国使馆来管理吗？如果这只是矛盾，并没什么关系，最糟糕的是，这是个艰难的结。谁会发明这样一种组合呢？在1860年可能还有理由。如今，我们希望能去除它。

    汉口，1913年7月8日

    你想让我给你介绍几位汉口的人物吗？从我们的仆人开始吧。厨师阿那米特，一个中文词也不懂，对法文却是能说会写！真是不错。他一天到晚守着炉灶，我一星期也见不到他一次。张，男仆，理发师，裁缝，清洁工，总管家。老实人中的老实人。（替他的主人节省钱财）我几乎是被迫省掉很多必要的东西，因为他认为那太贵了。自从到这里之后，我就徒劳无功地好几次要求买一个字纸篓，价格是八元。这个一丝不苟的公务员宁可让我把纸在地上乱扔，也不愿让我为这样一个奢侈品而破产。

    我已经和你谈过一些我的中文老师了。这是个市立中学校的学生，他父亲是巴黎大学法学院的本科生。他法语说得很好。他的兄弟之中还有一位语言学家，我给他颁发了学位证书！这个老师很善良，我们有最纯粹的友谊：我竟然需要花三个小时来说服他在月底接受我给他的报酬。然而第二天，他还是非常得体地请求我再也不要给他任何东西，“以免破坏了友谊”。咱们还没有这样一位教授的概念！他用非常可爱的中文，请求我向你致意。勒孔特先生和我想把他送到法国去，因为他看上去真有数学天才。谁知道：没准你不久后会见到他呢！

    汉口，1913年7月30日

    尤是我的朋友、老师和学生。他请我在租界一家饭店吃了一顿美味的午餐。他的一个兄弟也来了。我们又一次品尝了野鸡翅，莲籽，还有另外十道非常合我口味的菜肴。喝的是加香味的中国酒。探索美食之后，我们乘火车到了汉水的尽头，汉水和长江交汇的地方，汉口在它的西岸。然后，我们乘船慢慢下到汉口租界。我们喝了柠檬汁，以获取抵抗酷热和烈日的力量。这一天是由一场射击比赛开始的，我参加了法国志愿组。因此，我被邀请每周日到两三公里之外的射击场去。我们在250米外射6发跪姿的，再射6发站姿的。我运气不平衡：闭眼射的那发其准克无比，睁着眼射的那些稍差一点。

    革命好像被压制到萎靡了。袁世凯按中国说法是头号人物：他有勇有谋，这两方面优点他都十分明显。

    再会，亲爱的妈妈，吻你

    儒勒

    1913年的8月，汉口的气温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酷热使人很难轻松下来。儒勒在这里庆祝了他的28岁生日。如果这时有什么乡愁侵袭他的话，很快就被他新找到的友情驱散了。这些友情一个来自他的同事特依，还有一个来自他的中文老师尤。这位他来到中国后找到的第一个中国朋友十分重要。首先，尤使他可以逃离长期以来很难忍受的西方人聚集的晚会，而去分享一顿简单的饭菜，一杯柠檬汁或是一段莫里埃的戏剧朗读……尤其重要的是，他给了儒勒一个更加亲密、更加真诚地接触中国人民的机会。从各种偏见里摆脱出来，包括自身文化的，来自驻华的法国侨民的，更普遍的是来自他那个时代的偏见。儒勒就这样深深地融入了中国文化，以至于他常常夸耀地说，他在法中混合法庭上，用“中国式的，至少是一半中国的方式”来处理事务。<dfn>htｔp://ｗwｗ?９９ｌｉｂ.ｎeｔ</dfn>

    这年10月，袁世凯被提名为中华共和国总统。为了保证外国势力的支持，他把孙中山流放到了日本，后者则在那里等待着历史给他的更大的机会。儒勒同意大多数人的观点，谈到袁世凯作为政治人物的“品质”的时候，他非常准确地说：“中国离和平地享受‘共和制的优越性’还远”。

    汉口，1913年8月6日

    亲爱的妈妈：

    这是给你写信和我过生日重合的一天，人是要老的。我不再期待长得更大一岁的年龄了，我希望年轻几岁，其他已逝的岁月能过得更好一些。我邀请了特洛依和尤来吃晚饭，以使这个日子更快乐一些。……

    我和尤现在是真正的朋友。他使我更加信任他的种族，因为实际上，他也有一种完全欧洲式的微妙精致的感受方式。一周内一两次，我让他课后留下来分享我晚上加餐的鸡蛋。我们阅读莫里哀，我希望，我们能渐渐地读到他的悲剧部分！

    汉口，1913年8月19日

    亲爱的妈妈：

    据统计数字，我们已经超越了以前所有高温的记录，今天有41度，而17天来的平均温度是39度。……

    革命似乎要结束了，政府处处获胜。政府要么用武器，要么用金钱来保持自己的胜利。交易可以说是公开的。袁世凯了解他的国民，他恰如其分地对待他们。只是在中国目前这种脆弱的经济状况下，这么昂贵的方式不可能长久使用。

    人们传言说，反袁势力准备在明年发动政变。可是，做好准备的总统通过刺激性的挑战，逼迫他们立刻进入战斗。玩得漂亮！所有反抗的首领，以孙中山为首，都逃到日本去了。在日本的庇护中，他们要重新开始秘密工作，就像他们为了推翻清朝而进行的一样。中国近期还不能和平地享受“共和制的优越性”。

    我是不是记得告诉你，博达尔的夫人最近将要临产了？

    汉口，1913年9月3日

    如果相信这里的报纸的话，那么就会发现整个四川都在反对袁世凯，只有成都还受政府控制。周围的省份派军去镇压反叛的人。这个不幸的省份真的不再需要更多的诅咒了。你问我北方派和南方派的意义。如今，这两个词表示支持和反对袁世凯的人。这位共和国的总统大人，根本不把议会当回事，让议员们去叫嚷，尽管有时他们叫得有道理。他进行的是独裁统治。自由，甚至他敌人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不可否认，这个国家已经受够了动荡，只要能收拾秩序，让人们平安度日，人们愿意接受一位主人。

    汉口，1913年10月7日

    亲爱的妈妈：

    我看到混合法庭在你那里找到了一位发出严厉传唤的法官。听你的口气，我快要变成一个滥用权威来欺压别人的怪物了。这种误会的最初原因，是因为你用法国方式看待这些事情，而我，我用中国的，至少是一半中国式的！别忘了，首先，这个混合法庭既然是混合的，就自然有一个中国法官。法庭的判决也要经过两位助理法官的一致同意。如果说欧洲人的一边比较严厉，那位中国法官在那里是为了获得一个比较轻的判决。我们谈过的那桩案件（吸鸦片者），你认为判决结果“重了两倍”。你一是以什么为标准来说的呢？我这边有一个中国的法律条文，判处这样的罪行1000大洋（差不多3300法郎），我只罚了他700大洋（1750法郎左右）。这有什么过分的呢？从那之后，我还有另一个判得比较轻的案例，一切都得看被告的条件和社会地位来说。在头一批罚得比较重的案子里，被告是银行家、大商人，等等。其中有一些人请求我免去他们当众出庭的尴尬。我本来还可能为这个收受我想得到的任何东西。

    你提醒我注意在租界华人中的形象。我承认我不怎么关心这个，因为我处理的都是小罪犯，他们的敬意有多大意思呢！我就像对普通居民一样，对待租界政府的警察和各类雇员。人们可能说我是“铁腕”的，却没人能说我是不公正的。

    汉口，1913年10月14日

    这周的大事是共和国得到正式承认。上周一选出了总统，当天，或者是第二天，所有的公使团就和新政府进入了正式的关系；所有的领事馆（除了我们的）都接到了关于这些事件的通告，并且受到去承认当地政府的邀请。对于我们，不仅没有接到通知，反而是自己去向公使团要通告。

    周三晚上，我们接到通知说，国家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第二天早上10点要来领事馆拜访。法国领事馆于是开始付出特殊的代价：为给他荣耀而开夜车缝制中国的旗帜。

    周五，从11点到下午2点在都督家接受接待。大国家的领事坐着自己战舰逆流而上；第二等级的领事（墨西哥、挪威、法国等等）没有船只，就要求搭乘前者的船。我们被英国战舰接纳，受到了热情接待。有小船把我们从“金沙”号上运向岸边。下了这种船，我们要走过一条摇晃的通道才能上岸，没掉进水里，真要奇迹。梯子上好像填满棉花球一样，软绵绵的。真是一次障碍赛。最终，我们上了岸，被安排登上仿佛是来自史前的破车，车夫的装束没法显示出那种特权。激情的游行在狭窄的街道上进行，可能有几个太冒险的看热闹的公民被挤扁在墙上。中午，公使团长嘶破嗓子发表演说，因为远处的各国战舰正在鸣礼炮。李将军致了回谢词，喝香槟酒，无数的中欧客人鼓掌。再会！……我们在门边看到四轮车消失，在毒辣的阳光下等待了10分钟。重新登上“金沙”号，人们请我们吃午餐。然后，我们离开武昌，同时鸣响十三声礼炮。我无意中被放在礼炮旁边的房间里，觉得自己的头在第一阵炮声中炸裂了。我在24小时内失去了听觉。船在奏炮期间也有不少损坏……

    如果有这样的年代，一个号召就使人民团结在共同的苦难周围的话，1914年就是这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年头，比起1900年来说，真正开启了二十世纪。

    对儒勒来说，1914年还不是充满致命的先兆的年头。它其实开始得不错。他的上司真正被他的人格魅力征服。汉口领事勒孔特先生对儒勒赞不绝口。他的后任，雷欧先生也在年度报告里对儒勒大加赞美。儒勒急着把这一切都汇报给了母亲。

    出于受到这种赞赏而带来的激情，儒勒开始更加随性地说话。在他的一份十分个人化的关于“混合法庭”的报告中，他对这个机制的运行进行了辛辣的分析。并且利用这个机会，用他特有的方式，他十分生动地让上司注意到他办公室的破旧失修的状况！最让人惊讶的是，尽管儒勒忽视了外交语言的严格规范，却引起了上级的关心和支持。一直到法国公使本人——孔蒂先生，驻华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也表现出这种态度。

 1913~1926 ：成熟岁月1913~1926 ：成熟岁月-3

    汉口，1914年1月27日

    昨天是中国新年：我们整夜整日都被美妙的鞭炮声震得要聋掉了。我想，自从官方以1月1日代替新年以来，这个节日从没这样被庆祝过。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人们个个穿着丝绸衣服。甚至勇敢的老斯（注：一个仆人）也穿着一条黑绸裤子出去遛弯儿。今天，欢庆过后，我想提醒老斯戴上他的羽毛帽子（注：制服），该不算是冒犯他，因为他刚刚进来时满脸笑容，平时他很少这样。我一点也没生气，反而很高兴这些勇敢的人能够乐一乐：他们可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

    汉口，1914年2月18日

    孔蒂公使作了个突击式拜访：周四下午来，周五晚上就走了。我们乱了套，用了非常大的劲儿，带他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参观了一个普通旅游者和一个外交公使应该看的全部东西。孔蒂先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口袋里装满了幽默故事。他非常了解在中国的各位法国官员，这不仅是指这些法国官员的“领事”价值，也包括他们的各种小特点。这在我身上得到了很多证明，其中有一个例子是完全个人的。第一晚的晚餐过后，他突然对我说：“现在，给我们唱一个您写的那些小曲儿吧。”而且，他自己也得到了一首小曲儿。第二天晚上，在晚餐前，他碰掉一个花瓶，那是一个商人献给他放在那里的。于是，晚餐后，我献给他一首“破碎的花瓶”，和苏利·布辉多姆的同名诗毫无相似之处。所有人都笑了个够，他是第一个笑的。我得向他保证给他寄一份复印件。

    汉口，1914年2月24日

    你在今天早上我收到的那封信里说，我在向部里述职时，应该用贵族和行政的用语。这个问题可以做理论上的讨论，但是，我向你承认，更重要的是获得的事实结果。你看，许多年来都有人用正规用语要求注意这所房子失修的状况，然而人们什么都没有得到，既没有经费，也没有收到回复。我用了一种更轻松的风格来陈述，于是就收到一封电报，说我们要求的经费已经被拨出。从这个特殊的例子，我总结出通俗风格对于学术风格来说有惊人的优越性。这是说我要大量地使用它吗！不是，但是我不认为只有在荒谬或喜剧的场景中才可以使用通俗的风格。我有孔蒂先生的准许和榜样。

    我们接待了马尔代夫妇，北京的第一秘书。这些造访使我疲惫不堪。但我至少很高兴地知道我“征服”了孔蒂先生，他现在从早到晚只唱“破碎的花瓶”这首歌（这也提醒我今后要收敛一点）。我见到北京来的人越多，越没有欲望到这座城市里去任职！

    “我是熊，我还将是熊！”儒勒身上有一种反人类的天性，在这个他用来描述邦思当第领事的词语上得到了极致的表现。他不寻求“北京的人”的陪同，这些西化和世俗的人际关系组成了首都的生活。他坚决不让自己的生活被和这类人的联系“搞坏”，而是要求和“普通人”交往。虽然他的职务给他打开了一扇通向上流社会的门，但他知道自己从什么地方来，不愿意忘本。这是他在一封信里表达的：“接触一个高于我童年交往的阶层并不让我眼花缭乱，远未让我脱离阶级，反而让我比以往更加依恋所有那些下层的却正直的人们，他们过着没有荣耀的生活，却也没有污点。”

    这种善意的避世的性格，在关系到婚姻的问题上也表现出来。因为在读到儒勒关于汉口“年轻美丽的姑娘”的说法时，我们会想到这跟玛利亚为他的婚事忧虑有关。儒勒把他独立的性格和对自由的品味放在更重要的地方，去应对那些“人们给他的多少有点模糊的建议”。说实话，他当然更喜欢“年轻姑娘”，喜欢他朋友尤的陪伴，喜欢和他的中国养子，而不是“北京的人”出门游玩。他将要满足母亲的愿望，可是现在，来自欧洲的炮声，而不是婚礼的庆典礼乐吸引了他的目光。

    “1914年的春夏被一种异常的寂静笼罩着”，丘吉尔后来这样写道。人们不敢相信战争即将到来。儒勒在6月份接到新的任命的时候，就像当时的许多法国人一样，他知道法国参战的一年来了，战争准备是一点点、将信将疑地进行着的……在儒勒那里，法国的7月还是充满自信的。直到7月31日，热海被刺杀，这标志着希望的破灭和全民总动员的开始。在政党“神圣联盟”的召集下，法国用怀疑代替了乐观。政客、军人和所有的公民都认为这场战争是短暂的。在8月15日的信中，儒勒自豪地签下“天津军械库殖民军16团士官”。这是他新任职的城市，他描述了一场“比较欢快”的动员，连中国人民也加入了。

    汉口，1914年3月10日

    亲爱的妈妈：

    这里同我们小城那里一样，什么事也瞒不住，人在这里会觉得自己很乐意成为愤世嫉俗者。正因为此，接触一个高于我童年交往的阶层并不让我眼花缭乱，远未让我脱离阶级，反而让我比以往更加依恋所有那些下层的却正直的人们，他们过着没有荣耀的生活，却也没有污点。

    我们这里现今比12月2日 后的法国更加不像一个共和国！袁世凯粉碎了所有自由和自治特点的东西；从议会到普通的市议会，所有议政机构3个月来悉数被取消，只剩下他自己。如果他去世将是怎样的混乱！革命党们一个个被清洗；去年发动起义的那些人逃亡日本；次要人物被从他们可能占据的职位上替换掉。

    再见，亲爱的妈妈，温柔地吻你。

    儒勒

    汉口，1914年6月3日

    亲爱的妈妈：

    明天将是我来这里一周年了，一半任期就这样过去了。总的看来，我认为没有虚度这一年。

    我必须告别高贵的36团和老卡昂城，新的动员令调我去巴尔·勒·迪克的154团。此次变动，我认为应该是这三年执行的法令的后果。为了大大增强我们在边境上的兵力，因而要求有人数更多的军官来构成军队。军队是多么神奇的机器，两三百万人的一切就绪（或者被认为就绪），他们知道要去哪里，哪里找到火车带他们走，给他们衣服穿，武器，长官……。对于要操纵这机器的人又是怎样的责任啊。

    你所感兴趣的邦斯先生应该已经上路了，他被博达尔先生代替，博代先生代替博达尔。博达尔先生应该正在成都神气活现呢。幸运的博达尔先生，他们开始错误地任命他为主事，以为他已经是见习口译，以为他29岁了至少应该是高中毕业，他们就是这样践踏了规则和法律。因为他在我们整个机构内普遍受“欢迎”！……

    天津，1914年8月15日

    亲爱的妈妈：

    怎样的8月15日啊！禁止岀营区，着装，带装备，到连部劳动。殖民地军第16团慷慨地给了一身咔叽布服装，包括一条拖在脚跟下10公分的裤子和一件有同样风格袖子的上衣。为了安慰我，他们告诉我衣服下第一次水后会缩小。他们没告诉我在衣服洗了后我该穿什么到处走。这段日子，我想也许该把我漂亮的军阶缝在睡衣和袜子上。

    尽管有这些物质上的烦恼，我并没有停止想念你，整整一天我都在想你，向你致以最深切的柔情。我的长官和同事总体说来非常亲切。我在这里又找到些旧相识。德·布罗克在一个驻扎在城区的连队里，而我们在6公里外。我们的住地很美妙，房子在一个真正的公园里面，到处有花，一条小溪穿过几座小桥，一座音乐亭（殖民军16团有乐队）。我认为我该放弃领事馆的前程来这里服役！合作食堂提供丰盛的饭菜，一点都不差。简言之，一切都不坏，服役是愉快的。

    从汉口出发时，一大群人（因为季节的关系）来火车站送行。仪式简单很好，他们异口同声地喊“法兰西万岁”！预备役的兵员让人想到海地的军队，因为包括两个军官、六个军曹和三个手下！

    在公使馆，孔蒂先生请我吃晚饭。他对我说，他在中间一站曾有意拍电报给我，要求我唱一首关于动员的歌。上帝保佑，这次大动员将会圆满结束，不会让我去兰斯的田径学校接受照顾，如果那样我的肚子和下巴都会瘦下去。

    儒勒

    天津军械库殖民军16团士官

    对于1915年，儒勒后来写道：“多么奇怪的一年，汉口开始，天津继续，北京结束。”儒勒接到动员令却始终隶属领事机构，他戴着“双重大盖帽”，这解释了这几个月中他感情和活动方面的交替变化。这一年发生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在中国同在欧洲一样左右着彼此的未来。对儒勒来说，这一年却是由一次家庭考验开始的。儒勒的父亲，阿尔弗雷德，64岁，遇到严重的健康问题，似乎是心理方面的，他住进布列塔尼的迪南的一个诊所。得知消息时，儒勒“温柔却坚决地”埋怨母亲在三个月后才告诉他此消息。儒勒匆匆看过信稿，对玛利亚说这封信是感人的。这确实是儒勒谈论他父亲的仅有的几封信之一，表达了他对父亲所感受到的依恋。

    是否这伤心的消息使他转向了佛教？他放弃了天主教的礼拜，去“参拜一座大宝塔”，而且这不是他最后的一次。肯定是他对中国不断增加的好奇心促使他做出这样的举动，他甚至参加了一个中国养子朱斯特·王的婚礼。而这次经历使他有机会写岀关于中国传统婚礼怎样进行的文章，作为真正的历史见证发表在一个法国刊物上。他对于这类仪式的兴趣使他更接近民众，他不断发现民众的价值，同时学会将所谓的欧洲文化优越相对化：“其实是我们错了，我们不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问题，而企图用我们的方式来裁判他们，我们双方并非用同样的尺寸衡量事物。”

    相反，儒勒疏远的正是军事活动。当他离开汉口去天津，他情不自禁地揭露他所在团的“混乱”，并发了几次脾气。在那个时代，他的批评不足为奇。这是与欧洲前线堑壕里发出更激烈更绝望的批评相呼应的。最初那种建立在对法国武力盲目信任上的“枪杆的花朵”的沸腾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明白法军绝没有准备好这样的对抗，兵员不足应付任务。

    至于中国的局势，虽然在欧洲局外，但仍然让人忧虑。年初颁布的新法保证袁世凯的终身权力，让儒勒有机会来讲一则他喜欢的轶闻。袁世凯成为中国新王朝皇帝的愿望眼看要实现，但是同儒勒一样，他的这一年也并不如意料。

 1913~1926 ：成熟岁月1913~1926 ：成熟岁月-4

    汉口 ，1915年1月18日

    亲爱的妈妈：

    我温柔而坚决地埋怨你。我今晨收到你12月17日的来信。你有勇气，但容我说你不妥当，将这件我最应该了解的事情瞒了三个月。你以为这样做会对我好些，其实你没想过，这远不能让我平静，反而这是一种让我生活在持久忧虑中的好办法。只要一想到也许你没有把你和他遭遇的一切都告诉我，我心就不安。我已经够担心你了，不用你用这些无用的小谎言来增添更多的担心。我请求你，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无论你们有什么事情，都要坦诚告诉我。如果你爱我还不足以与我分享伤痛，那你向谁去诉说？我总以为我们是无所不谈的，当我亲爱的妈妈有了伤心事，她会告诉她的大儿子，同样，当儿子想哭的时候会依靠妈妈的肩膀。我是个男人，但我能懂女人的心，而且我敢说，既然我是你的作品，我值得你敞开胸怀。别让我去看“通告”式的信，像战况报道，你的信告诉我的连我想知道的十分之一都不到。那是怎样的脑部问题？还有希望吗？我们应当小心什么？什么时候发作的？我们的病人住在哪所疗养院？谁照顾他？

    而你，亲爱的妈妈，你怎样了？你需要点什么？物质生活怎样？我从未问过这些细节，以为如果你想让我知道会自己告诉我。如今我有权利也有义务了解，如果疾病使父亲无法照顾母亲，儿子应该接替这荣誉。你已经知道我目前的收入可以毫不拮据地应付两份支出，我的钱不会有比这更好的用途，如果你说“我需要……”，没有比这更让我高兴的事情了。

    汉口，1915年 2月4日

    星期六，我们庆祝颁布共和国总统选举的新法。这选举真奇怪！选举团的一百名成员，由两院各选出一半，其中一院是政府任命，另一院由政府支配。这一百名成员从四名候选人中进行推选，一个是前总统，另三个可能是前总统指定的候选人。前总统指定候选选人的过程是这样的：将三个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羊皮纸上，再将这张羊皮纸将封在一个金柜子里。金柜子放在一间砖砌的房间里。对房间和钥匙还有一系列支配措施，就像一部连载小说！当然，总统写下的人要么是自己人，他们会拒绝给予他们的荣誉；要么是自己儿子，儿子不会拒绝；要么就是大家都不可接受的人。所以现在就可以确定，他，还有他的后世子孙，拥有永远的权力！

    汉口，1915年 3月1日

    昨天是正月15，在菩萨像前烧掉写着符咒的黄纸，人们就能从菩萨那里得到想要的一切。由可爱的马克领着，我去参拜了汉阳的一座大宝塔。大宝塔里大约有二百个和尚，或许还有三四百尊者像。只是，我的虔诚没有得到回报，我这一年注定要受穷。原因是我的帽子掉在地上，还没等到我捡起来，就有个女人跨了过去。如果我先将帽子戴到那女人头上，再戴回自己头上，就能避免坏运气，而且我肯定会发财。只是我不知道这一点，立刻将帽子戴回头上，这让在场的中国人都很高兴。多好的故事！我要结束信了，因为不想说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

    汉口，1915年 5月19日

    亲爱的妈妈：

    今天是大日子……什么大日子？今天碰巧有两个人会去屠氏夫妇家，她们会戴点手镯戒指一类的装饰物，还有一张写着朱斯特·王的姓名年龄的红纸。就像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屠家没想到，但会准备丰盛饭食，同样还有准备一张写了玛利·安娜小姐名字年龄的红纸。吃完饭，说过惯常的恭维话以后，两位媒人会重新去朱斯特家，在那里他们会同许多宾客吃另一顿饭。订婚就完成了。虽然我已经拒绝担任媒人角色（中国俗语中说媒人总是替罪羊），但我整整一个礼拜都在奔走。其实，我不看好这桩婚事，我越来越担心，那位小姐并不理想，从多个方面看都是。说真的，差一点就全完了，中国神甫过于催促（与谈婚两三个月的习惯相反），我们还没辛苦一切就定下来了。我借口不方便，拒绝了今天的喜庆邀请，因为说实话我享受不了这种聚会。至少，我很高兴有机会更好了解我的教子，这个乖孩子对我表示信任，一种子侄辈的放心和尊重，我很受感动。如果我有儿子，我希望他们在结婚的时候对我说这孩子说过的话，说他们对上帝有激情和信念。

    天津，1915年 8月15日

    亲爱的妈妈：

    显然，同中国人一起，必须要想到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其实是我们错了，我们企图用我们的而不是他们的看问题的方式来裁判他们，因为我们并非用同样的尺寸衡量事物。中国人认为他们采取的态度是完全自然的。仅有这么几则这类故事就可了解他们的性格。我们要求坦诚，他们讲面子。我们不能去除这些，那就让我们为他们做我们所能做的。

    团里的情况仍旧是愚蠢加无能。命令不清，回令迟滞，军官普遍胆怯或无能，一个上校就能称草头王，甚至不与本地领事打招呼。一塌糊涂。自然是这些“弟兄们”做“牺牲品”。今晨，他们让我们提前半小时起床去靶场，训练结束才想起今天是节假日，大家应当休息的。所有这些让士兵们对上司没好印象。

    天津，1915年 10月13日

    亲爱的妈妈：

    也许我最后一次从此地给你写信。确实是要让我去北京，调我去16团在那个城市的分队，那里大家几乎不做什么，我有空可以在公使馆工作。这还是传言。让我们等着吧（我一点不着急，我向你保证）。

    儒勒调职的消息被证实，此后他到了北京。他曾害怕某一天被调往这个城市，现在将厄运往好处看，他可利用这个机会参观紫禁城——他称为“老皇宫”，或者颐和园。但儒勒怎能忘记数千公里外的欧洲正在血与火之中？不管怎样，他母亲没少批评他，指责他用玩笑语气讲述着“日常生活的无聊小事”。儒勒辩解说无论情况如何，他都同情那些有资格被同情的人。至于他所表达的好情绪，是从战士们那里得来的，“在屠杀场中”，他们发表嘻笑怒骂的报纸，名字就说明了战士们的心态——《暴笑》，《大兵炸弹》……无疑为是为了驱除恐惧。

    但此处文稿主要表现母子的矛盾状况。因为虽然儒勒应征并被迫参加军训，他意识到自己是享有特权的，甚至将自己列入他称为“离开火线在远东”的人。相反，他63岁的母亲生活在巴黎，“沉浸”在战争气氛中。她本人加入援助“大兵”的行列——寄给他们食品和一些必需品。我们可以理解，她读到儿子的旅游汇报时所感到的困惑。

    虽然儒勒远离了日益陷入堑壕战的恐怖的“血腥欧洲”，却生活在正上演着“政治闹剧”的中国的重大变动中。袁世凯耐心地创造了为自己复辟帝制的条件，遭遇到阻止他的意图的反击。反对势力萌芽于1914年8月，当时日本向德国宣战并踏足中国领土，进入1897年以来被德国占领的山东半岛。一个帝国主义代替另一个，日本扩大利益，占领了仍属中国的领土，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承认其在山东、东北和内蒙的权利。袁拒绝与国内敌人联合，后者却准备结成联盟支持他，因为意识到中国无法对抗日本，袁向日本的最后通牒让步，他的退却是绝不能原谅的。

    1915年12月，国会全票通过复辟帝制，反袁力量聚集。袁的前部长、云南总督郑重要求袁坚持共和并处决那些王朝复辟的支持者。袁拒绝请求，云南宣布独立，成立“护国军”，总督率军远征，使邻近的四川独立。自此，独立的通报在全国各省不断增加。正如儒勒用生动的词汇向母亲描述的：“袁世凯是灵活的人绊在了橘子皮上。”

    北京，1915年11月3日

    亲爱的妈妈

    我星期六到了这里，还说不岀有什么印象，因为还没安顿下来。目前睡在营房，但这个周六可以住进公使馆的楼里。孔蒂夫妇一如既往地欢迎我，说好军务空闲的时候我会在领事馆工作。现在我从哨位给你写信，不大累人的差事，我完全不习惯了，站岗平均一周一次。另外要求我们操练三个下午。如你所见，不是很忙。

    我不明白为何你让我不要再用玩笑的口气说话。看看那些堑壕报纸，没有比那更逗的。但是他们生活在屠杀场中，写作者不知道是否一颗炸弹会中断他的工作。不，让我看，把严肃的话留给那些需要它们的个别人，让我们用快活的语气对大家说话。

    北京，1915年11月12日

    亲爱的妈妈：

    我在兵营、在公使馆有许多工作。现在正在搬家，所以我每周的信迟了。

    公使对我仍然非常友好，他喜欢那些好脾气的人，不用自己的苦痛烦他，他自己是个快乐人。同时，他作为综合工科老学生，喜欢清楚明白的东西。公使让我起草了不少东西，虽然这些不是我的工作。他不改我的东西，真是让人羡慕的荣誉。

    上周日，我看到了纯粹的奇景，故宫的一部分开放了，特别是一些有宝座的大殿（有几座呢）。那些巨大的厅堂，巨大的柱子，金色和颜色鲜艳的雕梁画栋。大殿建在精细雕刻的汉白玉台阶和回廊围绕的小丘上，位于巨大庭院的中心（院子规模类似荣军院）。最有趣的是一些曾经属于帝国宝库里的东西，它们从前分散在Jéhol , Moukden，其中包括许多景泰蓝、牙雕、木雕、金器、丝绸，其华美超乎想象。只为了这个，就应该来参观北京。

    寄信的时间到，我停笔，紧紧吻你。

    儒勒

    北京，1915年11月24日

    亲爱的妈妈：

    这肯定是我今年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了，也许圣诞节收不到，但肯定在元旦前能到。愿这封信带去我的美好祝愿和所有柔情。虽然现在这么大了，我总觉得自己是你的小儿子，我仍想在你怀中对你说我多么爱你，尽管我在信中不常表达这情感，不要以为我毫无感受。你知道，身体健康时，人们不去注意，不会为此高兴，似乎一切都是自然的。感情也一样，全心地爱自己妈妈是自然而然的，不会想到去反复说。必须到一些重要日子，就像年底或年初，才能想到把两人都了解的事情再说一次也不坏，要知道我们彼此相依才活着。

    我终于感到些“自在”。鼻子和眼睛感到快乐，我们有了打蜡的地板，因为不再由副领事来上蜡，地面闪光，发出蜜糖香味。要不是因为地中海里潜艇活动，我会邀请你来看看，但是稍等等，不会损失什么，合适的时候我会再次邀请。

    再见，亲爱的妈妈，全心吻你。

    儒勒

    北京，1915年12月2日

    亲爱的妈妈：

    你对我说日常小事在当前不会引起你的任何兴趣。可能吧。当然，我可以用漂亮文章和深刻思想来填满我的信，只是我认为，远离火线在远东，是没有资格对那些上前线的人一本正经地说话和提岀建议或鼓励。你说我表露岀的冷漠令人生气而且不尊重。首先，你知道些什么呢？我写的信你读了多少？我对你说过，我表露的不尊重的冷漠只针对那些不需要我有别的表示的人，我将个人的同情给予那些有资格的人，可惜他们人数太多了。我刚对阿贝尔夫人表示过这种同情，我还会同情其他人，一直坚持这种想法。唉，死亡的名单并不会终结。

    北京，1915年12月3日

    昨天我放下信，去像前线“大兵”一样挖堑壕。这里的阳光就像奥斯特里兹的阳光一样，上周日，我对你说过，我们去天津操练，庆祝活动从早上7点持续到晚上6点半。我的腿三天都是僵硬的！我看到上尉给我“错误思想”的评语，因为在我在“跃进”的时候喊：“胜利者得一个椰子。”他哼唧了两天。需要最有权威的人出面调停，告诉他椰子没有谋逆的意思！

    再见，亲爱的妈妈。温柔地吻。

    儒勒

    北京，1915年12月28日

    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一年在各个地方都结束得很糟。我不仅是说因数月来最恐怖的战争而流血的欧洲，还有这里的老中国，袁世凯是灵活的人绊在橘子皮上。这次，这块橘子皮叫云南（越南临界的省）革命，到目前还是和平革命，但不会持久（所谓“和平主义”）。云南总督由知名的革命党支持，他们很聪明，通电袁世凯，告诉他曾对之宣誓的那部宪法对于任何颠覆政体的人都会惩以死刑。所以，他们请求袁立刻枪毙那些鼓吹复辟的人。袁置请求于不顾，云南方面宣布云南独立，大家认为另一些省也会效仿。袁在那个地区没有自己的军队，所以你想吧，他有多麻烦。

    昨天是星期一，我获准一天假跟神甫们去参观圆明园，那里距城十多公里，1860年被英国人烧毁。这个宫殿大约是路易十四和十五时代按照一个耶稣会士的设计建造的，由一系列纯粹洛可可风格的有台阶的亭子组成，当时应当很漂亮。我为我们的盟国感到骄傲，人们指责德国只有愚蠢的破坏欲，他们只是些拙劣的模仿者。兰斯仍旧是大教堂的典范，圆明园作为远东独一无二的丰碑只余下破碎的喷泉、摇晃的墙壁、倒塌的楼梯、塞满瓦砾的水池、粉碎的琉璃、大开的墙洞，牌坊通向新的废墟。这一切都在几平方公里的封闭区域里。

    孔蒂先生读了《我教子的婚礼》后，竭力要将它寄到巴黎的一份杂志去，可能是《周刊》。多大的荣誉！

    多么奇怪的一年，汉口开始，天津继续，北京结束。我不抱怨，离太阳近或许会让你融化，或许会让你开花。让我们对新的一年怀着信心和希望，上帝引领我们到了现在，以后也不会抛弃我们。

    同去年一样，我不写那些“新年好”的信，我觉得那不切题。

    再见，妈妈，温柔地吻你。

    儒勒

 1913~1926 ：成熟岁月1913~1926 ：成熟岁月-5

    在1916年初，袁世凯在政治失败了，同时也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他希望能顺利登基，却双重失败，他3月正式宣告支持共和以保住总统位子，却在6月自然而且突然地死去。

    虽然袁世凯之死结束了中国西南的分裂，却也使从辛亥革命以来维持着的全国统一分崩离析。他的继任黎元洪也是重要的政治家，他将对抗各派军阀，这些人过去伏在袁世凯这位成为共和国总统的将军的阴影里，一直等着现在争夺遗产的时刻。这一阶段从袁的死亡开始，儒勒所说的“十年后也许会好些”的希望落空。中国中央权力分散到各地豪强之手，那此豪强就是军阀。

    中国的混乱前景也不能用法国的消息来宽解。父亲阿尔弗雷德的消息似乎把儒勒打垮。儒勒只能说一句话：“对于迪南我不能说什么，因为什么也不敢说。”至于白热化的战争消息，也不能让他释怀，凡尔登几乎陷落了。

    儒勒写到“北京的人们继续玩乐，就像欧洲什么也没发生”，是在华欧洲人对欧洲战场消息表面的无所谓，还是英雄主义的渴望使他们这样？他要求去前线，不顾北京的人的劝阻，不顾在法国驻华公使孔蒂先生赏识下刚得到的升迁。他在汉口就引起公使的关注。虽然他此时承认“并没有超脱自己所期待的此世的虚荣和财富”，他不忘记顾念他的中国教子们（他做了第九个教子的教父），并试图为他们谋求职位。

    北京，1915年1月19日

    政局没有太大的变化，袁世凯一手舞大刀，一手拿钱袋。这两手哪一手能解决问题，仍难于预料。在“忠心”的中国，恐怖的统治让人想起法国革命93年的可怕岁月，动辄逮捕和枪毙人。高官中正直的人都远离了独裁者。但无论人们怎样讲，袁世凯似乎仍然是惟一能够维持这虫蛀的摇摇欲坠的大厦的人。怎样的人，又是怎样的民众！

    北京，1916年3月5日

    我花时间去试着安置一些人，有些成果，特别是为自己教子皮埃尔找到个小差事。我刚在公使馆创造出一个岗位，准备给阿尔方斯。如果公使愿意用他，我会向汉口警局推荐一个名额。

    北京，1916年4月5日

    亲爱的妈妈：

    我随信寄上一位很高兴的先生的照片。这位先生得到确切消息，2月28日任命他为口译员，这会给他提供许多好处。他可以让人叫他副领事，袖口有漂亮刺绣，加薪2000法郎。口译员发现自己并没有超脱所期待的虚荣和财富，虽然天已晚，当着仆从马约尔的面，他仍然来了一段快步舞。马约尔已经习惯上司的古怪。

    北京，1916年5月3日

    我今天一早带着一封寄往巴黎的信前来，要求在第二位翻译回来之后，去欧洲参战。孔蒂先生和夫人都不要我走。尽管他们的挽留很可亲，但是我还是着手准备。如果巴黎拒绝，就没人能在战后埋怨我；如果巴黎接受，那么我就高高兴兴地去会合或顶替我的那些参战的好朋友：如果我错过了第一幕，还可能赶上高潮！

    北京，1916年6月25日

    上周一，共和国的新总统接见了外交使团。使团分成三批：协约国、中立国和德奥集团。黎元洪不是特别专注。接见过程由几个发言，无数的问候，然后和总统与每个部长的简短交谈组成。仪式专门选在总统府进行，袁世凯的棺材还在那里。而他家里那些“谨慎”的继承人，已经连他生前的每把椅子都搬走了。尸体将在周三离开他的宫殿，被运往他的家乡。

    我第九次成为另一个教子的教父。这个教子其实就是马约尔先生，我的仆人。他非常热衷于天主教教义的学习，如今已是这方面的专家。

    中国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可能几十年后，才会变好一点。

    北京，1916年8月1日

    我收到你上周告诉我凡尔顿陷落的消息那封信了。自从我读到信的那天起，人们只在谈论俄国人的胜利，从人到城市的胜利。日本，印度支那和美国的联合努力，加上俄国自己的，最终组织和武装起俄国那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去年德国在我们的盟国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弹药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而我怀疑他们这次再也不行了。

    内战，抢劫和火灾还在各省继续：前天，有人放火烧了汉口城里的整整一个区。损失达到好几万元。我的朋友尤，因此而飞快地离开这里赶回了武汉。看来我才是革命者的牺牲品。

    我不谈论迪南，因为我不敢谈。

    这两场在地球两端的战争毫无关联之处。在法国，是人们几个世纪以来就熟悉的战争形式：野蛮，非人，这次由一种“工业”战争而削弱了这些特征。而中国的战争没有这一切。从1916到1928年的军阀混战是一连串地方战争，制造它们的是半匪半军的地方势力。这些私人军队可以由一个退伍军人，甚至一个有野心的平民来召集。它们募招穷苦农民，创造一套方式来对征来的农民进行粗糙的军事训练。这些军队中的大部分，只满足于占领一个省，然后用苛捐杂税来剥削那里的居民。然而其中也有一些有政治野心的军队，他们和别的军队作战，以达到攻占北京的目的。

    职业生涯稳定了，儒勒剩下的阴影就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玛利亚从法国写信建议他寻找“爱人”。儒勒不知不觉地表现出一种消解此类话题的天才。比如他曾经对这样的关心回应道：“我同意，现在可能正是时候，要考虑我是否继续做一个世俗人，还是干脆不做”。 （注：意指投身神职做教士，这样就没有婚姻问题了）。

    虽然绝没有放弃激情，儒勒的关于此类题目的谈话显得更加遵从理性……

    北京，1916年9月13日

    放在我桌上的大量的关于战争的文学作品，让我读起来可不轻松。哎，在读这么多美妙的东西的时候，我比从前更加感受到我们这里离战争有多远。最生动的描写也丝毫不能给我们一个关于战争的概念。终此一生，我们都要蔑视那些在战争年代没有投身战斗，没有参与到公众英雄主义的人。他们把那些最谦逊的法国孩子向自己习惯的平庸性上引领。你知道，他们甚至没有回答我关于回国参战的信，只能听之任之。

    北京，1916年12月27日

    发了钱就开路。从任何方面来说，1916年都不是人类历史上幸福的年头。最后剩下的，只有希望来年更好一些……

    我圣诞节那天收到你11月24日从巴黎寄来的信，让我知道甚至在巴黎，生活也不总是玫瑰色的。可我不愿意你放弃你那简单可爱的美味“公鸡蛋”，还有就点心的茶。如果这些涨了价，那就多花点钱吧。我和你说过无数遍，你完全有权力去银行提款。你严肃地答应过我会记得。可是我知道你被剥夺了必需品的时候非常不满意——舒适就是必需品。如果我远离法国，而且时间很长，你就最好乘此机会享受一下经济方面的补偿。因为在你这个年龄已经没有收入了，所以要比我在法国的时候过得更好。你不这样的话，我们当初就应该继续捉襟见肘地生活，（我不要离开），那样至少我们会一在起。

    1917年冬天的严寒侵袭了法国和中国北方，暗示着这两个国家政治的严峻。法国几乎被三年多的战争拖垮，中国又沉浸在无政府的黑暗中。需要从历史的视角，才能辨识冰雪下被盼望已久的花苞。

    当时，这两个国家情况越来越令人担忧。在法国，军事溃退严重损害士气，士兵组织的反抗越来越多，而平民开始对和平的期待多于胜利。人们仍相信美国会参战，俄国革命最初的波折似乎昭示着协约国的厄运，他们害怕因此失去俄国的支持。

    中国的军阀割据比以往更严重，他们随意管理自己控制的省份。共和国新总统的就职仪式刚刚结束，军阀张勋进入北京，试图复辟帝制。

    虽然法国和中国的乱子不同，但历史的嘲弄再次将两者命运交织在一起，如同儒勒告诉母亲的，中国向德国宣战，加入世界大战协约国一方。

 1913~1926 ：成熟岁月1913~1926 ：成熟岁月-6

    北京，1917年1月17日

    严寒明显减弱。终于开始热了，不过是在火炉旁。对于此地的穷人来说，冬天是可怕的。对于法国的穷人也不会更好，因为事情都要看比例才知道它的好坏。20个苏对于所有人来讲不是同等价值。

    不知现在俄国有什么乱子。所有议会都打乱了，塞进去的全是彻底反动派。这些俄国人真奇怪，总是不急不慢，也从不会被打垮，我认为他们比欧洲人更接近亚洲人。我们在此地看到一些奇怪的类型。要想在10分钟内看到各种族的代表，没有比在北京更理想的地方了。

    下周一是中国农历新年。欧洲新年虽然是官方的，但中国民众仍然更看重这个农历新年。欧洲银行在农历新年放八天假，这在我们国家可是没有的。

    北京，1917年2月9日

    近来，公众的注意力被一个重要问题所吸引。中国会否同美国一起同德国决裂？中国经过多次动摇，参战的可能性会最后决定，向这一边或另一边靠拢。电报会比我的信更早告诉你。

    北京，1917年2月14日

    我上周五给你写信时，没想到中国在两个小时后发表了抗议德国潜艇的照会，威胁德国要断绝外交关系。从那一刻起，我们就生活在漩涡中。为避免事情爆发，德国人四处奔走，就像着了魔。协约国的人也像着了魔，他们却是为了促成。

    再见，亲爱的妈妈。温柔吻你，盼望有享受家庭温暖的一天。

    儒勒

    北京，1917年4月9日

    美国宣战对他们是颗硬蛋，就像复活节蛋。有个社交小游戏，是突然问一个人现在有多少交战国。通常，被问到的人掰指头5分钟才算岀有十五个（含美国）。中国，如果事情顺利，会是第十六个。

    北京，1917年6月6日

    中国再次陷入危机，所有的北方省份都宣布“独立”，要求解散议会，重新召回被总统免职的总理。但在开战前，他们谈判。一个军人政府在天津组成，为达成妥协，在天津北京之间官方半官方的使团间穿梭。希望他们能成功。仍然有很多逃往天津租界的人，在那里我们的这些“伙计”认为是安全的，这并不妨碍他们事后说租界存在是对中国主权的持久的践踏。

    北京，1917年6月13日

    按信件的速度，应该祝愿你8月15日生日快乐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次我们一起过生日是1908年，我度二十八天假期的时候。希望1918年我度二十八周假的时候，能在那天真的吻你。

    今天颁布了解散议会的总统令。其“物资”方面的故事非常喜剧性，值得我对你讲。

    总统宣布宁死不放弃原则，却不得不践踏原则了，因为宪法没有赋予他权力解散议会，他只得反宪法行事。他让人起草了法令，自己加盖印章。但掌玺的官员同许多人一样逃到了天津，钥匙都装在他们口袋里。所以总统的人撬开了放印玺的柜子，不巧的是印玺锁在一个小匣子里。他们害怕匣子里面的东西被打碎。便派人去天津找官员或者钥匙。

    钥匙拿回来了。法令需要国务总理联署或者说是共同盖印。总统派了三个将军带着命令去外交部，那里现在是总理府。总理耳朵背而且非常“坚持宪法”，他任人重复了四次请求，仍宣布绝不在这样的法令上盖印。此外，他递交辞呈称自己“要去专事素食研究”。他们请求其他部惟一在任的部长盖印，同样遭到拒绝。因为国会两周前任命的新总理还在天津，尽管他宣布不愿接受这个职位，他们还是向他送去了法令。代表拿回来没有加盖印章的法令。在此期间，军阀威胁如果法令不颁布就要动粗。于是，我们勇敢的总统走投无路，突发灵感。他确认了北京卫戍司令可靠，任命司令当临时国务总理（只要与前任临时总理一同签署就能做到）。新总理的头一个行动就是联合签署自己的任命。

    北京，1917年6月20日

    亲爱的妈妈：

    政治的混乱就像菜价在涨。行政部门没有负责的部长和官员。总统被隔离在官邸，在保皇派军人手里。掌握局势的是一个叫张勋的将军，他是从土匪爬到这个级别上的，拥有的部队也是土匪出身。这伙人还留着辫子。这一切发生在北京，让民众恐慌。张勋有一个优点，他对其前任主子忠实。他去拜访了小废帝，按照旧规矩，在他面前三拜九叩。但他建议小家伙不要去谋求重掌权力，满足于共和国为了让他无所事事而发给他的年金。朝廷对将军的理性非常欣赏，对他倍加礼遇。还有，据说这位勇敢的将军是个文盲。

    北京，1917年7月4日

    亲爱的妈妈：

    这一次，毫无疑问，国家之车行在火山上。我之前讲过由土匪率领的前土匪军队到了北京，是总统叫来作“调停人”的。前土匪叫张勋，以他的帝制感情闻名，他利用了机会，周日早晨宣布恢复帝制。小皇帝（大概是他自己）起草了长长的公告，说总统本人请求他重登皇位并自责篡权，请求接受惩处（这是中国对于犯错官员的习惯做法）。小家伙批准第一项请求，但对于第二项，他宣布黎元洪对国有功，封一等公。

    总统什么都没签过，两天中被半囚禁在官邸，但周一晚上得以从小门逃脱，半夜逃到日本公使馆。他发了两道命令，一条任命驻汉口的副总统为临时总统，另一条重新任命他一个月前轻率免职的段祺瑞元帅为总理，段目前在天津。今晨，十四省（全国共十八省）签名反对帝制，我们这个省的总督向张勋发了最后通牒，限他24小时撤离北京

    多数帝国王公看到故事结束，都已经逃亡，特别是皇帝的父亲（前皇帝光绪的弟弟）。恐怕这一切会以战斗和洗劫城市结束，这够我们受的。我说我们，是我错了，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区里很平静，这里设防而且有欧洲人部队，够那些当地人受的。

    再见，亲爱的妈妈。也许下周我会写信告诉你关于共和国的新消息，谁知道到时会不会有呢？

    儒勒

    北京，1917年7月11日

    亲爱的妈妈：

    在这个可爱的国家里喜剧与正剧不分。帝国军队被打败（放心，没什么损失），向城里退缩。一架共和国的飞机飞临皇宫，扔下三枚炸弹，炸死两个轿夫。太后立刻晕倒，张勋辞职，王公们来对使团说复辟是违心的，他们依赖着共和国政府的慷慨。

    北京，1917年7 月18日

    上周四我们有了一次吵闹的小插曲。早晨4点半加在城墙上的共和国大炮和步兵一同攻击张勋府邸。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中间有过一次炮击和一阵密集枪声。我不知有几千军人参加战斗，但死亡不到20人（还有几个平民），少量伤员。公使馆驻地遭到不少流弹袭击，有6个欧洲人受伤。中午，帮助他的德国人受命将大人物张勋塞进一辆汽车，先开到奥地利公使馆，然后到荷兰公使家，他是外交使团团长，给予他避难。张的房子被烧，士兵们投降并剪了辫子。

    黎元洪总统辞职了。他家应当在今天离开公使馆去往天津。

    再见，亲爱的妈妈。温柔地吻你。

    儒勒

    “我觉得自己老了”，儒勒在度过32岁生日的时候，这样对他的母亲说。他在法官职务（这让我们看到不少和远东事务有关的大人物）和教父职责（与此相关的则只有无名的普通中国人）之间忙碌，我们的领事永远不会没事干。他母亲和他相互以可以用燃烧一切的激情来鼓励，不向那个时代常常带来的忧郁气氛低头。

    俄国退出战争，意大利在科波莱多的失败当然不是令人振奋的消息。然而乐观主义的天性使儒勒相信美国会第二次在欧洲登陆。1918年，他的期待得到了回报，因为协约国（不久包括中国在内），就要来参与这场战争，阻挡德国的推进。

    北京，1917年8月8日

    又一个离家万里的8月6日（注：儒勒的生日），但我不觉得过得孤单，因为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没想到已经活了三十二年，现在我感觉到了。倒不是因为岁月的沉重，而是因为我有了一个成熟的精神。幸好我各方面都还健康，我成为了一个真正有点用的人，在智力和体力上真正拥有了无数实现目标的方式。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政府和一个共和国的总统；“原则”上中国决定向德国宣战。几天后就会宣布。那些德国人，真的开始要准备离开了。去哪儿呢？只有荷属印度殖民地比较有可能。因为暹罗也宣战了，所以这里的潜艇不够用了。

    北京，1917年8月17日

    我处理的司法文件快把我埋起来了。做这件事一方面挺有趣，另一方面也琐碎无聊。有一个勇敢的法国人，总住在远东大酒店，他向要账的人破口大骂。有一天他写信给我，说我不过是个还俗的和尚。我把他叫来对他说：“我知道您是想因辱骂罪而被调查，然后被判入狱，然后被遣送回法国服刑。我才不凑您的趣呢，所以我不会调查您。”他知趣地回答我：“由于您猜到了我的目的，所以我收回我在信上所写的一切。”

    北京，1917年8月22日

    我接着主持法庭，这不太累。昨天，我不得不给那个上封信说过的骂人的神经错乱者判了15天监禁。这阻拦不了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他重新向我道歉，并且说他对我的善意感到迷惑。我对他说，这种迷惑让我很高兴，而且，这是我对他骂我的惟一的报复。

    再见，亲爱的妈妈，温柔地吻你

    儒勒

    北京，1917年9月6日

    亲爱的妈妈：

    我现在很忙，不能按时写信，从而使我们的每周通信推迟了。尽管如此，通信对我是如此珍贵，让我有和你在一起的幻觉，使我感到远离中国，远离中国人，还有在中国的欧洲人。

    最后一场雨让空气清新。可爱的秋天来了，带来了一种光线，一种温柔，和一种非常透明的空气，十到十五公里之内的丘陵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尽管作为“巴黎人”我非常热爱我的城市，可是我们在巴黎却从没看见过这种光线。确实，这里没有让风景和人变得沉郁的工厂烟囱。

    再见，亲爱的妈妈，温柔地吻你

    儒勒

    北京，1917年10月12日

    亲爱的妈妈：

    你怎么会到渔夫堡去做护士呢？他们怎么不把你再派远点？我希望这个冬天，你另找一份事做，不要在冷天里走那么远。

    周三是中国国庆节，我没有去阅兵，而是进行了一次舒服的远游。我们乘火车向北走，这是惟一通往蒙古的道路。那里有长城，或者说几座长城，因为人们在此地建了三段。尽管有16个轮子在转，火车还是很慢，我们一小时后才到。我们在草地上进午餐，快3点钟才返回，又欣赏了一番景致。不是个充实的假日吗？

    西方战场的消息不错。我们都很清楚了，有时候距离得远，消息反而知道得更快。他们说，年底将有五十万美国人到欧洲，明天春天增加到一百万。这会替代失败的俄国人。

    再会，亲爱的妈妈。温柔地吻你

    儒勒

    北京，1917年11月2日

    亲爱的妈妈：

    我当然同意你的说法，在一起比分开想念要好。可惜现在我没有一点可能回来。当我们的士兵在前线作战的时候，我回来休假十分不妥（人们不会给我假），而且，尽管我要求了很多次，至今还没办法让自己以参战中国劳工“领导”的身份回来。没办法，只有更耐心地等待缓和的时机。

    北京，1917年12月27日

 1913~1926 ：成熟岁月1913~1926 ：成熟岁月-7

    亲爱的妈妈：

    真是个愉快的圣诞节！我心里还觉得高兴！我们的午夜弥撒非常成功，尤其是合唱团很到位。

    弥撒过后，我邀请那些军事合唱团的成员和我共同守夜。可是宴会和合唱的“热情”，使我没意识到自己着凉了，尽管我穿着皮衣。所以直到今天下午4点，我还躺在床上。但是，我不觉得这样的结果有什么不好。时不时记得生活中的“不适”，特别是在过于快乐之后，没什么不好的。而且，在节日的时候，这样远离人群和事情，可以在心底思念亲人，唤回过去，重温旧梦。

    上面这些充满乡愁的语句是八年来儒勒和母亲通信的最后几句话。儒勒和玛利亚，如此牵挂，常常想着相聚，终于就要实现他们的愿望了。

    1918年初，儒勒和他同时代的人都毫不怀疑这是欧洲人将获解放的年头，而他却没有料到，从此开始的几年之中，他的生存将发生重大的转折。

    这年年初，法国气氛低迷，因为德国人逼近巴黎，贝当已经要求政府撤离。除了重炮轰炸以外，还有飞机扔炸弹。巴黎人的命运不可预测。而玛利亚以66岁的高龄，继续在炮火中给士兵提供援助。

    幸运的是，1918年夏天，美国人的援助使力量对比从此发生了转变。11月11日凌晨5点，在禾冬德，签定了停火协议，战争结束了。

    而中国在这一切当中的角色呢？中国远离欧洲战场，似乎更关心自己的命运。中国自身的命运常常有规律地和法国的命运发生交织。需要重提的是，1917年，中国加入协约国，向德国宣战。而在停火之后，法国境内进行的关于战后处理的讨论，严重而意外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

    中国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冲撞矛盾、希望和期待之后，积聚了发生巨变的条件。1911年的革命确实用共和制代替了帝制，但是离人民能够享受这种政治果实的时刻还很远。其实，是保守派和军事势力利用了政治和现代化的力量，从中获利。从1912年起，一个“双面的中国”建立起来。一方面，中国显然是一个被军阀控制的国家，人民陷入灾难之中（如帮派、黑社会、鸦片交易），社会完全失去秩序，进入一种停滞和倒退。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从深处发生变化的国家，人们要求民族复兴，要求从传统文化中摆脱出来。这些思想虽然还不是主流，但是新思潮在不少的出版物中得到反映，特别是一本叫《新青年》的杂志。一位叫毛泽东的人，当时以一个湖南教师的身份发表了对包办婚姻的反对意见。

    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它发生在1910年到1915年间，由新生的中国的资产阶级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业革命的倡导人。而凡尔塞条约的签定，粉碎了中国社会心底的期待。

    1919年1月，在凡尔塞召开了和平会议。中国是谈判桌上的战胜国一方，却因为谈判代表是日本傀儡而签下了把山东割让给日本的条文。1919年5月4日，三千名学生上街游行，之后发展为罢课，上海的工人也举行了大罢工。这次危机引起了现代的国家主义思想，拒绝政府再拿主权和外国人做交易。1920年初，两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党派——国民党和共产党诞生了。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到广州，他和其他军阀的惟一区别，就是他几乎没有军队。1920年7月，他成立国民党，当时只有近千名党员，并且前景并不乐观。孙的领导却很有魅力，他决心统一全中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创始人是五四运动的几个发起者。然而五十多个党员无法让中国共产党在政坛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军阀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工会运动压制得很厉害。

    后来，是苏联“老大哥”的行动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势力。这带来一种危险，就是要以它选定的党派为优先。1920年的第二届国际共产大会，确定了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的共产党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道路。于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访问了孙中山，提出：以提供武器和顾问为前提，以广州政府为基础，为建立统一战线而实现国共合并。1924年，苏联资助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它的校长就是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接替他的蒋介石。

    1925年2月开始，上海的日本纱厂开始罢工。示威者要求收回1860年签署的划分租界给外国人的“不平等”条约。为了支持上海工人，20万英、日工厂的工人在全中国展开大罢工。在广州，罢工导致一名法国人和五十二名示威者死亡。正是在广州，我们重新找到一个老熟人，他就是这里法国领事馆的副领事——儒勒·乐和甘。在他主持广州领事馆之前，我们要回溯从1917年起改变他生活的事件。

    1919年10月，儒勒争取到了他等了六年多的回国休假的权力。10月31日，他乘“保罗·勒加”号轮船离开中国。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在这艘船上碰到他未来的妻子和他孩子的母亲。

    当这海上的信使在西贡抛下铁锚的时候，就是命运向我们的单身主人公投下爱的骰子的时候。正是在印度支那的越南（当时还叫安南），儒勒碰到了麦尔塞黛。她刚刚满18岁，也像儒勒一样，随父母返回因战争阻隔而长期不能回去的法国。麦尔塞黛的父亲弗尔涅，是法国云南铁路局的局长，在河内任职。

    从法国在亚洲的外交，到战争的结局，我们可以想象在儒勒和麦尔塞黛父母之间有很多话可以交谈。就像他们的女儿玛利后来说的那样，她父亲幽默的魅力，一定在征服母亲的同时也征服了他后来的岳母。她还说：“一个月的船上共处，足够使他们确信，他们将要结合为夫妻。”

    事情进展飞速。1920年1月，儒勒打报告给部里申请结婚。2月接到批准函。4月14日举行婚礼。

    1920年秋天，新婚夫妇起程回中国。玛利亚以68岁的高龄随行。旅途对她来说很艰难，但比起中国的生活条件来说，这还算不了什么。是否因为六年多的分离，使婚后的儒勒不愿再让母亲独处巴黎？是否因为父亲患病和去世的痛楚使他更替母亲担心？是否因为玛利亚感到年轻的妻子麦尔塞黛还需要帮助……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我们只知道他们三个人在10月起程了。小玛利当时已经在妈妈的肚子里。

    1920年11月5日，乐和甘的家庭到达了重庆。这个巴蜀城市让人心生感触，因为它离成都只有五天水路，使儒勒仿佛旧地重归。他熟悉这里，1909年，正是在四川，他随邦思当第先生开始了外交官的身涯。他在1921年的述职报告里写下满意之情，强调“将会对在现在的职位上留任感到十分幸福”。他的上司也同样满意，写道“……我毫不怀疑，乐和甘的行动和热情，将使我们在四川这个地区的利益以最乐观的方式得到发展”。

    麦尔塞黛对儒勒的表现非常欣赏，她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我为有一个像儒勒这样宠我，爱我，关心我的丈夫而感到幸福”。中国腹地让这个已有亚洲生活经验（随父母在东南亚生活过）的19岁女孩印象深刻。儒勒的关心当然是强大的支持，尤其是在一些动荡的夜晚，最无忧无虑的人也不得安生：“我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发着高烧，受着惊吓。今天早上有过枪响，我知道是强盗抢劫。而且他们曾经在我们的房子周围游荡。”

    可是这一切都不能阻止麦尔塞黛在1921年2月2日生下了女儿玛利。这个女孩在八十三年后还回忆说，她的出生是件完美的事，她从未就此听到过任何抱怨之词。而多年之后，已是满头白发的玛利要尽一切努力来讲述她父母的故事……

    儒勒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而中国的状况却是沉痛的。如果说1911年的革命以现代化的名义取代了帝制，那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是军阀和匪帮的年代。1921年3月13日，儒勒在一份关于万县（重庆上游的县城）暴乱的报告中，呈现了这种面貌。他讲述了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农民起义的故事，几乎没有武装的农民跟着一个自称受了天命的男孩反抗军阀，结果遭到血腥镇压。农民们横尸江边，那个男孩的头颅被人提着在街上游行。这是一个农民受尽饥荒和军阀折磨，随时可以跟着任何人揭竿而起的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人们把中国称为“匪帮之国”的原因。这种现象一直延续着。1930年的统计表明，中国有两千万各式匪徒，占男性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正当军阀和路匪使民众恐惧的时候，学生继续着五四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重庆也参与了这个浪潮。1921年，儒勒以一贯的幽默，记下了学生们如何抵制日货，并控诉那些出售日货的商人的情况。

    重庆的学生们刚刚接受了一个光荣的任务：在最秘密的状态下，准备进行一场反对日货的运动。他们认为，城里的商人刚刚从新运行的汽船上卸下了一批商品。他们没有任何武装，直接冲上卸货的汽船，或冲进商店，拿走标有“日本制造”的商品，把它们都堆在一个使馆边的平台上，全部烧毁。有统计说，损失达10万美元。然后，学生们火上加油地要求商人们到商会和他们谈判！他们是想提醒商人，5月是清除日货的月份。然而赴约的学生们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子弹。两个学生死亡，许多人受伤。只有在我们是参与者的时候，莽撞行动才有魅力。

    冰雹和大雨毁坏了等待收成的土地，从此，饥荒又来加重人民的苦难。中国在“匪帮之国”的称号之外，还加上了“饥荒之国”的称号。饥荒十分严重，农民开始用树根、树皮或树叶来代替粮食，或者吃一种黏土来填肚子。他们常常因此而死于不消化的疾病。

    1922年春天，儒勒一家离开了这个他熟悉的动荡的四川，来到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由于偏远落后，海南总是中国的一个不受重视的区域。唐代一位大臣曾把它叫做“地狱之门”。虽然海南岛现在不再是失宠的大臣们被流放的地方，但在我们的副领事眼里，来这样的地方，仍是一种受排挤，他不情愿。儒勒对一直没有去执行他本来被授予的职务而感到不满。他也没有向上级掩饰这种心态：“ 我应该被允许提到一个事实，在十五年的工作中，我没有一天是在不断被任命的正式职位上工作的”。他在海口的上司也同情他的处境：“乐和甘先生不是没有敬业精神，上面提到他从没到他被任命的职位上工作过。我不认为他没有道理。因为他连任了两个地方的副领事，而不是按任命去上海工作。所以，我最近推荐他去哈尔滨任领事。我可能还会推荐他去广州。以正常的眼光看来，他的说法是对的。海口的职位不能给一个官员以创造业绩的机会。我认为，乐和甘先生可以到更重要和活跃的领馆任职。”

    说真的，儒勒在海南度过的这三年，没有创造出什么业绩，倒是有着幸福的家庭生活。麦尔塞黛1921年在重庆生完玛利之后，又在1923年3月3日和1924年9月18日，分别生下两个男孩：扎维和皮埃尔。如今，如果看到83岁的玛利眼中闪动的光辉，就会发现她远远没有失去童年的纯真，我们似乎还能听到三个小“乐和甘”在海南花园里的欢笑……

    这三年的温柔流放，远离大陆动荡的大城市，他们的家庭生活达到和美的巅峰。以至于1925年，儒勒在笔下写道“觉得呆的地方不错”。然而，儒勒的上级听到儒勒1923刚来时的抱怨，最终还是帮助他找到了一个更和他的能力相符的重要的岗位：广东领事馆。

    广州，1925年。这个中国南方的城市，对北京的统一思想永远是反叛的。以广州为首府的广东省，尽管在秦朝就对汉称臣，但是直到十二世纪才真正被汉人占领。它是和“外国魔鬼”联系最多的省份之一。珠江流进南海海口，这里其实就是一扇对印度、罗马和阿拉伯商人开启的大门。十六世纪，葡萄牙人来到这里，在它河湾的一个支流旁建立了澳门这座城市。然后是英国人来大力发展商贸，直到他们建立了著名的鸦片贸易，成为中西争端的开始。帝国努力要抵抗“黑泥”（鸦片），因为它毁掉了中国经济，给人民带来灾难。1842年，中国和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香港被割让给英国。

    1925年 5月，就是在这座秉性难改的城市里，儒勒一家安顿下来。他们住在1859年就成为法—英租界的沙面。租界四周围起界栏，欧式房屋耸立在热带植被之间。种着棕榈树的街道，庇护着有特权的欧洲人的生活，他们有时在珠江边散步，有时在荫蔽的公园里打网球。

    在沙面的安静气氛中，儒勒度过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段。1925年春天，租界被反帝示威者包围。这个运动从1919年发肇，1921年在重庆时，儒勒也看到了它的延续，1925年2月又在上海掀起新的高潮。

    其实刚到广州的时候，儒勒就敏感到城里的紧张气氛，而且预料到上海的运动将会像“雪球”一样滚起来。1924年，他来的前一年，为了刺杀来访的印度支那总督，刺客用一枚炸弹炸死了五个法国人，但没炸到刺杀对象。那个刺客也死了。广州人为他立了雕像，并把他当作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英雄来崇拜。儒勒到任以后，认为最小的火星也可能引起爆炸，他努力劝阻领事去销毁那个被认为是用来挑衅的雕像。

    虽然有他明智的劝告，动荡还是不可避免。广州政府一点也不想错过上海大罢工开始的革命运动。6月中旬，广州城沸腾了。儒勒通告上级，说广东首府将要经历和上海同样水平的游行示威。谈到沙面的情形时，他表现有点过分乐观，认为不论在任何形式的进攻下，沙面租界都不会败退。

    6月23日，游行开始了。后来的情形变得就像5月30日在上海发生的事情一样血腥。当队伍在沙面外国领事馆前示威时，一阵枪声响起，一个法国人被打死在儒勒身旁。为了报复，法国和英国士兵开枪，打死了三十七个人。儒勒在7月1日的报告中汇报了前因后果。

    尽管儒勒想尽办法要平息事态，还自告奋勇地要做调解人。《广州日报》还是把他叫做“杀人犯”和“屠夫”。罢工结束并不意味着事件的终点。罢工者的代表成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常设工人议会——反帝罢工委员会，对沙面实行了全面封锁。儒勒在7月1日的报告中写道：

    沙面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武装的兵营。人们已经明着把大炮对着它。除了非常罕见的装邮件的船，没有一艘帆船会靠近这个被帝国主义和军事主义污染的地方。我们再也不害怕小偷了，都敞着门，省得最后敲门声响的时候还要去开。

    沙面被围困了漫长的几个月，这是任何在中国的外国使馆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一事件给人留下如此之深的印象，还因为在中外关系史中，第一次出现了外国势力被压缩到瘫痪和沉默的境地，无力回应中方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广州被围困，是给驻华外国人的头一个信号，从此，中国人要重新寻回在自己领土上的尊严。

    1925年8月1日给共和国公使马戴尔先生的报告

    明天我们要迎来第七个星期的罢工和全面封锁。无论是谁，没有一个中国人敢和沙面的人有任何联系。连接我们和市里的桥都关闭了。河上没有一条船回应我们的召唤。所以我们实际上无法离开沙面。我们的生活必需品由香港提供。殖民地政府每三天派一艘非军事船来，运送粮食和男性乘客，这些乘客是否有资格乘坐，要由航运处来决定。我们时不时缺面包，几乎总是缺少新鲜蔬菜。

    由于一个可怕的偶然事故，在小小的法国租界，除了巴思奇先生，19天中有四个人丧身（还有一个在到达澳门之后去世了）。我们没有足够的木板来做棺材，只好把衣柜拆了来改装。葬礼在一个小公园里进行。

    是不是大部分中国群众已经比较平静下来了？我们还得时时想到那些“武装的人”，他们还总是停留在一种民族激情中。谁知道？或许其中有人希望能挣到给我的脑袋标的300美元的奖金。

    儒勒的头被标了价，沙面的紧张气氛可见一斑。从儒勒拍摄的几张照片上可以看出，他穿着制服奔波在空旷的街道上，沙袋后面是负责巡查受威胁地带的军人。

    在这种环境下，儒勒完成的工作和寻常的领事工作毫无关系。他穿着白色制服，有一种保卫营盘的将军的气势。他的任务已经引起了上级的极大关注，中国公使在1925年给巴黎外交部的一封信上说：“这位官员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岗位上，领导的是一场真正的战斗”。

    1925年12月1日的报告

    我们这里的局势和几个月以前一样，毫无进展……

    人们没有向我们提出谈判的建议，人们什么也不向我们建议。……

    在同一报告里，儒勒也谈到了苏联和蒋介石这两个影响事件进展的关键因素。在沙面危机和大罢工中，正是蒋介石利用和玩转了整个局势。而儒勒作为中国国情的精妙的观察者，准确地预见了即将转变的局势。他写道“已完全做好把‘共产主义的’这个修饰词加到广州政府前面的准备。”而且这些共产党人“可能为将来在中国的收获准备好土壤”。儒勒这个分析，不仅说出了近期的转变（民族主义者通过共产主义者夺取了政权），也说出了长期的转变（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他只对蒋介石后来在全中国发起的战争的可能性有所保留。不过，没有料到蒋的野心如此之大的人也不只他一个。

    1926年3月4日，儒勒发出了最后一个关于沙面恢复秩序的报告，就回法国度假去了。他在最后的说明中很好地抓住了历史的趋势：从此，要阻止中国在未来的十年内发生巨变，已经太晚了。

    此时的国民党内部，右派和共产党的紧张关系已经不可控制。自从1919年和1925年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之后，共产党的人数已经上万，而参加工会的工人超过了百万。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很难容忍民众势力推举的领导权如此上升。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上，左派就阶级问题向右派势力发难。蒋介石开始扮演仲裁和调停者的角色，后来他丢掉面具，逮捕了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并在广州发布了戒严法令。这种内部矛盾给蒋开辟了一条实现他的第一目标的道路：北伐，从而统一全中国。

    而儒勒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回家。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74岁，“被太长时间的中国生活弄得筋疲力尽，处于一种很脆弱的身体状况之中”。儒勒自己也被这么漫长的广州围困折磨得身心俱疲，再也不想考虑自己的官职问题了。他到成都才22岁，现在已经快40岁了，在中国执行任务将近十八年，“却一天都没有在他名义上被授予的职位上”。他接二连三地看到，那些比他晚到中国的外交官，都毫无例外地回国休假。儒勒认为，这套官僚机制已经把他忘记了。

    而这个机制，却并没有忘记他在广州围困时的表现，为他唱赞歌，还把他此时的行为和在成都暴动时的表现联系起来。法国公使在对他大加颂扬之余，还为他那比较自由的述职风格讲话，他认为“用一种更少逻辑、更少学术性的风格来写报告是很有效的”。这是向人们表示“他在经受考验时还能保持幽默”。

    1926年3月曾到广州看过儒勒的香港法国领事，也在他回国经过香港时，手写了一封表示敬意的信，其中提到了儒勒的家人：“乐和甘，他的精神状态已经为他的勇气做了最佳的证明：因为，和他分离长达五个月的太太，已经十分疲劳。在回国的旅程中带着三个孩子，显然是无比艰难的。而且，我们还没提到他的母亲，老乐和甘太太的表现是如何英勇……”。

    从这封信里，我们知道麦尔塞黛曾经在广州围困的时期，带着孩子和玛利亚一起离开了五个月，到了一个更安全的中国城市，离她在印度支那的父母很近。

    玛利亚处于一种及其脆弱的健康状况，麦尔塞黛一回到法国就受到病痛折磨，并且动了手术。而小玛利也切除了阑尾……乐和甘一家为他们深爱的中国付出了一大笔代价。不幸的是，在将要来临的岁月中，悲剧性的重量还在继续增加。

    1926年6月，儒勒在休假中给外交部写了一封信 :“我夫人正在康复，我们就要离开巴黎。”他那时已经在考虑再次回中国。“我想要在8月底回去，准备在中国的一场新的战斗”。他之所以使用这种战斗性的词语，是由于人们总是把他在1925年6月经历的沙面围困叫做一场“战斗”。1926年9月，儒勒获得一枚荣誉勋章。这枚勋章是否使儒勒在太长的等待之后感到满意，在他留下的文字材料中，一点也没提及。他是个对任何虚荣装饰都不太感兴趣的人。

    对他惟一的回报和奖励，就是在第二年初他终于又回到中国，陪伴康复了的麦尔塞黛，和三个改变了他生活面貌的“小乐和甘”。这段时间内，中国这艘大船已经驶入不可回避的变化的巨浪之中。这种变化在广州的沙面事件中第一次严肃地显露。而再次回到中国的儒勒，与发生这个事件之前的儒勒，也不再是同一个人了。

 1927~1945 ：苦难岁月1927~1945 ：苦难岁月

    “ 把你的事业一直做到哈尔滨......”

    布莱斯·桑德拉

    他们是一对儿，真正的一对儿。儒勒远离祖国，来到中国，更加强了他与母亲之间的感情。在千里之外，玛利亚一步步跟随儒勒在远东境内的足迹，她满怀渴望，有时甚至是焦虑地读着儿子的来信。就像他所说的，他们延续着一个任何高山大海都阻隔不了的对话。在中华帝国里，儒勒就像所有失去了长辈引领的孩子一样，非常渴望得到玛利亚的意见、建议，甚至责备。这如同所有母亲，她最了解自己的儿子。然而，1926年10月的一天，玛利亚离开了人世，儒勒成为了失去母亲的孤儿。

    玛利亚，这个儒勒的“小妈妈”，阿尔弗莱德的“格拉第”，玛利的“好巴巴”，这个每个亲人都给她一个昵称的非常有个性的女人，在74岁的年头上逝世了。对儒勒来说，必须独自继续在中国的生存。毫无疑问，这种失去亲人的打击，对儒勒影响很大，他自问，再回到那个遥远国度去有什么意义。十七年前，他离开祖国走这么远，只是为了满足玛利亚和自己的需要，他们两人的命运是合二为一的。但这种念头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他已爱上的中国，在玛利亚离开之后，或许就要成为留下他痕迹的真正故乡。十七年来，法国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后方，一个暂时的庇护所，他能在法国休憩几个月然后又远离许多年。他的生命已经和中国土地紧密相连。而后来的十八年，充分地证实了他的这一看法。

    1927年1月，儒勒登上“坡尔多”号离开马赛时，心里不禁抽搐。他头一次意识到，再回到法国就永远不是原来的滋味了，他再也不能找回玛利亚。而他准备进行的新的“中国的奋斗”，也不再有原来的意义，因为他再也不能向人讲述发生在中国的一切。是的，作为一个42岁的男人，儒勒不再是原来那个孩子，玛利亚的逝世使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断裂。这种灵魂的裂痕，我们再也不能从他的文字中看到，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可以吐露秘密和忧愁的对象。在之后的岁月里，他内心的这种漂泊，在他和他的家人的苦难中显露出来。

    1927年之前，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中，儒勒都是顺利的。然而，从1927年开始，本来对职位安排比较顺从的儒勒，开始坚持要上级给他被认为是剥夺了的承认。他对此如此严厉，也因为他不再是一个年轻的学生翻译官，而是一个家庭的父亲，他要担负起父亲的责任。儒勒和上级的关系逐渐恶化，不清楚是否由于他在工作中出现了什么失误，导致了这样的局面，或者是由于他想从越来越不欣赏的社会职业圈里淡出。从此，后来的十八年里，儒勒进入了“苦难岁月”，他越来越关注家庭，而在事业方面，则显示出古怪的性格。

    这些苦难岁月展现出一个“漂泊”的形象，和以往儒勒那种“直线前进”的形象形成了对比。这是一个男人内心和事业的漂泊，儒勒的生活渐渐被一些自己使不上力，也无法控制的事情主宰。总之，这是身体和灵魂的漂泊。

    1927年，儒勒重新任职的地方不值一提，那是他熟悉的海口领事馆。人们说随后他就会寻找到在“中国更加活跃的职位”。幸运的是，儒勒由麦尔塞黛和三个孩子：玛利，扎维和皮埃尔（分别是6岁，4岁和2岁）陪伴着。这种陪伴大大增加了他的勇气，但也给他带来了不少因时局而产生的对家庭安全的担忧。

    蒋介石在1926年3月发动的北伐战争迅速获得胜利。当儒勒来到海口的时候，国民革命军已经占领了许多省份，甚至重新夺回了英国人在汉口的租界。自从外国人在广州受挫之后，这次收复是自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第一次真正的退缩。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力量和社会观念一直都强烈地要求赶走“外国鬼子”。而国民党内部的国共两党冲突也不是为了让西方人安心的。蒋介石政变之后，由于需要莫斯科的理论和军事上的援助，国共两党仍然继续着一种合作。苏联军事顾问筹划了北伐，而斯大林也竭力要保住这个联合战线。然而，这个越来越不可能的联盟在1927年4月的上海划上了句号。共产党人组织了一场大罢工，从而解放了整个城市 。蒋介石当然不愿意让共产党人来做这颗“远东的珍珠”的主人。他发动了被称为“白色恐怖”的反共屠杀，有五千人丧身其中。从上海一直到广州，工会都被解除了武装。儒勒在海口也没能逃过这场公开的战争。只是我们的副领事，由于对中国这类突然动乱的熟悉，表现出某种冷静。

    1927年4月16日的报告

    尽管外国人在中国的情形并不比从前差，但昨天英国人和美国人还是在撤离广州使馆的命令下，逃到了海口。这里有十七个人也离开了……每个法国人从现在起都收拾好行装，以便撤离，但至今还没有一个人离开海口。香港圣保罗会的大修女通知我，必要的时候可以下令关闭修道会在这里建立的小教区。为谨慎起见，修女们把她们收养的孤儿都分散到岛上不同的家庭里去，让她们在万一撤离的时候更方便一些。尽管如此，除了亲英美的人散布的一些危言之外，我没看出有什么要让侨民们和我的家庭离开的危险。

    控制上海之后的蒋介石，在几天之后又占领了南京，并在那里建立了他的政府。而共产党的反攻还远在后头。

    这个时候，中国的敌人的铁靴在北方踏响。日本实际上正酝酿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对满洲里。日本在向山东派舰队时，曾达到过目的，因为那时他们阻止了北伐。

    海南岛远离危机的中心，对这些变化的反应是迟钝的。儒勒的报告反映了一种平静，不管是日本侵略引起的震惊，还是国共两党的争端，在海南都还未引起大的波澜。

    儒勒在1927年10月6日的报告中，把在海南的共产党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家”，期待一种新制度，一种众望所归的对中国社会、政治和道德生活的革新，另一类是“实践家”。前者对人民那本身孱弱的精神“影响微弱”，后者则“十分强烈地震撼了海南人的生活”。

    其实，共产党内部存在的两派正如儒勒在海南区分的两类一样。一方面，官方派追随斯大林，严守由工人发动城市暴动的原则，就像在广州发生的例子。另一方面，毛泽东则只相信要在农村中发动革命，依靠农民的力量。9月份，毛泽东在湖南组织了一场有农民参加的毁坏铁路的运动。尽管这些胜利使他获得了许多分区的人心，但中央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并于11月将他从政治局除名。最终，为了避开朋友和敌人，他退居到江西山区，在那里发展他的农民革命理论原则。

    儒勒刚到海南才一年多，刚重新抓住中国的脉搏，就要迁往另一个岗位了。他在这个岛上的工作，使他结识了印度支那总督，而后者欣赏这位官员“尽职的合作，他那精细、谨慎、有谋略和随和的优点，使他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在国共两党的争端中，使法国在海南的利益完好无损”。当然，儒勒一方面为在离开海口时有这样的评价而欣慰，另一方面也对能离开此地感到松了口气。与其说是出于岛上政治的紧张，不如说是由于麦尔塞黛表现出了疲劳的征兆 。“乐和甘夫人的健康状况较差，不能忍受临海而居。医生建议乐和甘夫人避免海洋性气候。所以，我期待有一个不直接靠海的职位。”儒勒1928年这样写信给他的上级。于是，上级为了满足他的要求，将他调到了1913年曾任职的汉口。

    在这个重要的城市里，蒋介石在一年前刚刚夺回英国租界，其紧张气氛远非海口能比。国共两党的冲突在这里是家常便饭。尽管儒勒认为上级遗忘了他，然而他还是以最大的忠诚来尽到职责，就像法国商务总管在写给外交部的信里说到的一样：“曾委任他管理许多地方，有些地方十分艰难，例如广州和汉口。他忠诚地完成了任务，我请求大人正式承认他在最近汉口的事件中的尽职尽责的表现。多年以来，他虽然被放在（提升）名单的最前列，乐和甘先生在从比他更年轻的同事的一次次升迁中，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部里毫不满意他的工作和服务。我因此自动来为他证实不是这样。”可是不久，儒勒在事业上的失望，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的家庭中出现了悲剧。

    1929年4月19日，三个小乐和甘中最小的一个：皮埃尔，被肺炎夺走了生命。无法想象两位父母和两个孩子的痛苦，尤其在这死亡来得如此可怕和不公正的情况下，痛苦也更尖锐。他们刚在法国送别了玛利亚回来，在中国刚找到重新开始生活的线索，命运仿佛就向这个家庭投下了不祥的符咒。

    麦尔塞黛不能再呆在中国，她还担心扎维也会染上肺炎。5月16日，儒勒紧急致电给部长，“根据医嘱，乐和甘夫人和我们的两个孩子必须非常紧急地返回法国”。儒勒不能离开岗位，是麦尔塞黛带着两个孩子坐船回的法国。幸好扎维并未染病。

    对于独自留在汉口的儒勒，这是漫长的孤独岁月的开始，也是他漂泊的真正开端。他是一个三年前失去母亲的儿子，又刚刚失去幼子的父亲。玛利亚之死几乎也杀死了一个从前的儒勒，而皮埃尔的夭折成为他此生不能愈合的一道伤口。从此，儒勒不再有从前人们熟悉的好脾气了。只有在家庭中他才会恢复好脾气，并且倍加关心。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非常注意欢乐和相互关心，不让时光暗淡忧伤。矛盾的是，在这种悲剧之后，他的事业见证了他精神转变和态度并非如他所愿。

    儒勒在1930年和家人团聚后，记录下了一个孩子去世，夫人和两个孩子离开中国这段苦痛的经验。在汉口的工作日志上，他的上级头一回对儒勒下了“性格古怪”的评语。当然，儒勒曾自认虽然脾气好，但也不乏个性；当然，失去一个孩子，会让人因痛苦而影响和别人的关系。可是，如果我们看到儒勒在今后几年的变化，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而是一种长久放弃的开头，是一种占据了儒勒心灵的“痛苦的清醒”的结果。儒勒渐渐放弃了和他的同仁以及上级的关系，完全随性而行，随痛苦摆布。灵魂和心灵在漂泊……

    1930年2月，回法国休假的儒勒的心是沉重的。他没想到在见不到玛利亚的痛苦上，还要增加失去一个孩子的悲伤。他带着双重的阴影离开上海，去支持麦尔塞黛，安抚两个孩子。而对于麦尔塞黛来说，还需要相当多的时间来恢复健康，以准备足够的勇气，重新面对中国。

    因此，1931年儒勒独自回到汕头。这是在一个他多年前战斗过的地方——广东省里出现的新城。可是与喧闹的首府不同，汕头只是个懒散的小城，儒勒根本无法过充实的生活。说实话，在汕头的停留期间，儒勒只吃着白面包，远离家人，考虑的是如何“得到一个职位，可以让他的家人过来，而对她们的健康没有威胁，并且还可以保证孩子的教育”。儒勒经历过悲剧，他最大的忧虑就是他的家人，以及如何让他们和自己团聚。然而，他个人的痛苦，并不能完全遮盖中国局势的影响……

    蒋介石的胜利很难使国家真正脱离无序状况。他占领了北京。1928年6月，北京改名为“北平”，其地位降得比南京低，让人感到它只是明朝时的一个都城而已。在军阀，日本侵略者，和共产党之间，蒋介石很难说真正占据领土。即使在蒋介石最强大的时候，也只不过声明占有了这个国家的四分之一土地。此时，这个政府是残废的、负债累累的，无力以它的权威来统治中国。

    在内政艰难的时刻，中国还要面对日本侵略的外忧。三十年代初，日本开始真正入侵中国，他们首先占领了满洲里，在1932年3月成立满洲国，把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推上领导者的地位。从此，日本人不仅仅以自治运动为借口进行武装，而且还等待着一场更大的战争。蒋介石认识到中国军队不是日军对手，便拖延时间，决定先剿共，后抗日。

    从1927年以来建立的各个共产党的根据地，终于在1931年在江西会合，成立了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的“苏维埃共和国”。蒋介石认识到这些活跃地区的危险性，从1930年到1933年发动了四次剿共战争。这四次战争由于受到毛泽东以现代游击战方式领导的二十万红军的抵抗而遭到失败。1934年的第五次剿共战争，使共产党的军队离开了根据地，但却让毛泽东有机会创建了“长征”的神话……

    在发生这一切事件期间，儒勒于1933年4月离开汕头回国，和他分离了两年多，一直留在法国的家人团聚了。他把中国局势和日本对满洲里的占领留在了身后。他还不知道，其实，这一切已经进入了他的命运。

    这是一个比较短暂的假期，儒勒回到了正处于“疯狂年代”的欧洲。狐步舞的节奏淹没了新德国总理充满仇恨的呼喊。阿道夫·希特勒在1月份掌握了政权。正当儒勒、麦尔塞黛、玛利和扎维1933年乘船重返中国的时候，希特勒废除了议会，通过了全权法令，开始完全重新组织司法力量。

    离开这个在无知和忧虑之间摇摆的老欧洲，乐和甘终于和团聚的家人向上海——这颗远东的珍珠驶去。儒勒将在此担任副领事。这个升迁使儒勒十分高兴，因为他又能和家人在一起了。

    上海，1933年。这个城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历了黄金时代，成为一个神话。关于三十年代的上海，人们都已经说够了写够了。“三十年代的上海”这个外来的称呼已经有了世界性。与这个含糊而又极富表达性的年代联系在一起，就提示人们上海是最有色彩，最喧闹， 又总带着最神秘梦幻的地方。

    1933年11月，儒勒携家人来到上海。梅里叶先生在从前比较散乱的局面里重新勒紧了这个租界的缰绳。他是个坚定的人，严肃的上级。他迎来的这位儒勒·乐和甘，已经被家庭团聚重新鼓舞，却在经历的悲剧中消耗掉了很难补回的精力。1934年初，梅里叶领事对儒勒的描绘褒贬参半：“对于中国领事事务有可靠的经验，只是有时有一些错位的幻想。工作尽职尽责，然而毫无热情。”他认为如果儒勒受过良好教育的话，那么他“还需要分辨不同的方式”，儒勒的性格不错，只是表现了“太多的自恋”。“一个智慧的本该更有作为的官员。我还看不清是什么让他不对劲。可能是过分的怀疑主义取消了他对工作的热情。在事业上很落后，他放弃了所有的野心，只把工作看作谋生的手段。然而他本来有长时间的中国事务的经验，可以用在中国的这些岗位上。”而我们，跟随儒勒走过了那么长的中国之路，可以帮助梅里叶看清是什么使他“不对劲”。

    一边是一个曾经充满精力和希望，而今天大大削弱了的领事，另一边是一个行政上级，不理解那种“带到工作任务中的过分的怀疑主义”。1925年，儒勒的上司写下溢美之词，认为他是“我们在中国的优秀官员中的一个”，到了 1935年，梅里叶的写法是，他“本可以成为一个优秀官员”。两段评语之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中，儒勒失去了两个给他的存在带来平衡的生命。

    然而，儒勒总是在家庭中寻找平衡。他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关心这个家庭。在年度评语中，在上司的批评旁边，儒勒写下“如果家人和自己的健康允许的话”，希望留在上海。他想留在上海还有一个原因，“他发现在这里安排子女的教育非常容易”。如果要他离开此城别就他处的话，他提出的惟一要求是，应该是一个“让他的子女能够找到学校上的职位”。这就是说，儒勒从此选择了以家庭幸福为主，而不是越来越不信任的事业为先。1935年2月，儒勒被调往新岗位，从此离开了这个“东方的巴黎”。

    儒勒在汉口轻松地管理了几个月，此地他非常熟悉，已经两度就任。后来他幸运地到了法国领事缺任的香港。这是个真正的“机会”，因为就像北京和上海一样，香港也是一个特殊的岗位，领事们的事业可在这里展开或失败。

    香港是让我们中的一些人闻其名就向往的地方。香港在广东话里是“芳香的港湾”的意思。就是说这里生长着茂密的香树，微风吹过，香气绕梁不绝。香港，这个远东港口，在十几年内由一个贫瘠的只有岩石荒草的小岛，发展成国际性的大都市，世界性的商贸中心，所有到此地停留过的人都会感到惊奇，从而留下永不消逝的记忆。

    当儒勒来到这个多石的小岛时，已经51岁，他不再是那个在四川境内的成都领事馆卸下行装的年轻人，那时他才24岁，无忧无虑，充满自信。此时的他，是一个满带经验和伤痕的成熟的男人。他被职业的变迁搞得十分厌倦了，能在家人身边已经使他非常满意。他的家庭也发生了变化。麦尔塞黛已经35岁，玛利15岁，扎维即将12岁。在这个非常“英国式的，非常美的”香港，玛利只关注那些飞行员，那些在那个时代推动了天际探索的英雄。在这个鸡尾酒会就像大弥撒的殖民地，上流社会的人互相攀结取乐，互相评流论级，麦尔塞黛因此发挥了她作为女主人的天才。而在这平静和奢华的逃避中，现实也要冒出端倪。

    1936年，国共两党的冲突尤其剧烈。进入了1934年毛泽东决定的长征后，共产党人就进入了一个同时具有悲剧性和传奇性的大转移。悲剧几乎是希腊式的，因为在南方瑞金的十万人，只有七千人到达了北方的目的地陕西。传奇就是毛泽东居然让他的部队克服了千难万险，到达了他设想的目的地。1935年10月，毛泽东成为党的首领，是长征这个举动帮助他建立了自己的神话。他对在农村而不是城市进行革命深信不疑，毛泽东以获得农村根据地支持的方式来加强了他的军队。他也决定让共产党的军队投入抗日战争。他知道，民众受到日本占领满洲里和一步步吞噬中国的威胁，不再支持蒋介石先剿共后抗日的策略。民众现在希望赶走日本侵略者！蒋介石对民众的这种要求置之不理，但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并不认为这种理性的被动有价值。以至于1936年12月，蒋介石在去西安筹划又一次反共战争的时候，被年轻的主张抗日的将领以叛国的名义囚禁。在国共两党谈判的时候，斯大林当然也希望中国对可能与德国结盟的日本有强硬态度。共产国际从1935年8月就邀请各国共产党和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来抵抗法西斯。西安是个有着敏感象征的地方：一个皇帝的尸体和一支由黏土仿制的军队被埋在地下。蒋介石接受了抗日要求。他停止反共行为，和共产党共同组建起抗日联合战线。1937年7月，在儒勒正要离开香港回法国休假的时候，蒋介石的新思想得到应证。在北京西南的马可波罗桥（注：卢沟桥）附近，中日军队发生了交火。几周之内，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和天津，抗战使数千中国人丧生。就像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吕西安·卞哥写的那样，“战争还没宣告就已经开始了”。

    在有权势的法国驻香港领馆任职，即便是临时的，也代表着美好前程。儒勒还需费很多工夫才有希望得到这个通常给红人的正职。可惜儒勒不行，他得不到上级的青睐，上级更欣赏那些有手段的领事。儒勒早就看透了这个机构，在他二十五年的职业经历中，上级只给了他一些临时职位。1937年1月，儒勒在香港任职一年，他致信外交部，提出“很希望留在香港，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被任命正职。这个岗位的工作量大，却也丰富有趣。我的居留期使我与各界建立起许多有用的关系”。

    但是这个意图遭到上级抵触。虽然上级不敌视他，但在给儒勒的评语中再次岀现“不太随和的个性”的字样，就像儒勒1930年在汉口时得到的评语那样。上级却也承认，“乐和甘先生是位聪明而且有素养的外交官，如果不是他的思想方式使他有时更喜欢遣词造句的话，他会做出更多贡献” 。

    正职任官到任，儒勒遗憾地离开香港领馆，重上回归欧洲的旅途。出发的安排松散，给了儒勒时间，以便处理未来工作的一些细节。麦尔塞黛、玛利和扎维6月15日登上了“菲力克斯·卢梭”号，她们不知道，这样子看着中国土地远去，对于她们是最后一次了。只有玛利在近五十年后才再次走上这条旅程。为了缅怀过去，此次她乘坐的是儿时羡慕的飞机。

    对于儒勒来说，再一次的告别，可以在有望休息一段时间后，重返“混乱的中国”。他重新返回的欧洲，却不见得比他刚离开数个星期的破败的中国更好。军靴的声音越来越响。在意大利，墨索里尼从1926年起自称“国家元首”，野心勃勃地要复兴罗马帝国。两年后，1935年，元首入侵了那时还叫 “阿比西尼亚”的埃塞俄比亚，却没有受到法国政府任何批评。法国政府害怕墨索里尼与德国结盟而宁愿迁就。在西班牙，将军的叛乱——其中有佛朗哥——得到德国军队和意大利的支持。他们发动内战，法国再次拒绝正式插手。1936年9月，希特勒在纽伦堡召集大会，表示希望占领“新的生存空间”，随后占领了邻近的莱茵区。两个月后，德国与日本签订反苏联的反共协定，随后意大利于1937年1月也签字加入。民主国家的绥靖政策促进极端主义的发展。全面战争的棋盘已经展开。

    儒勒利用一切都似乎停滞的这一段时间来休养身体，主要是治疗在中国潮热气候中越来越难以承受的高血压。在鲁瓦亚的多姆山脚下，儒勒进行温泉疗法，认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放松。儒勒家庭的其他成员，也没有逃过在中国困难生活条件下而造成的身体损耗。儒勒在1937年的笔记中写到，他的家庭“被在中国的长期居留弄虚弱了”，麦尔塞黛则留下后遗症。1938年1月，儒勒从部里获准延长假期三个月，“以便能在鲁瓦亚再进行一个疗程的温泉疗养”。同时，儒勒告知部里，因为“鲁瓦亚的常温气候对我的健康极为有利，我希望能到靠近法国的岗位上工作，使我能每年回来进行治疗高血压的特别疗程” 。

    这是儒勒到中国任职以来的第一次表达，想离开他从1909年开始，二十九年以来一直任职的国家。此时他将近53岁，健康状况受到困扰，上级对他的不利看法使他泄气。但是他真的希望离开中国？虽然健康开始出现问题，而且考虑过更稳定些的家庭生活，但儒勒是否真的准备好离开这个已经成为他第二故乡的国家呢？无论作为外交官还是作为一个人，儒勒都是在这里成就的。当然中国的生活是可怕的，气候与持久的战争并不算什么，从他到任起战争就在以各种理由蹂躏这个国家。当然，儒勒禁不住会想起这个国家与他两个亲爱的人的死亡有关，玛利亚因为气候而衰弱，扎维染上肺结核。但是在儒勒丰富的生活中，中国带给他的利与弊合起来不正是使他产生对这个国家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依恋？

    时隔多年，我们很难探寻儒勒内心的挣扎。面对这次离别中国，他也许想拒绝再前往。但是他能为自己规划前景的时间很短，因为上级很快就告诉他将重去中国，领导中国东北哈尔滨的领事馆。结束了鲁瓦亚的第二个疗程，儒勒告诉部里他做好了出行的准备，“在离开巴黎前，我去订了西伯利亚铁路的票，他们给了我5月27日离开巴黎的票，我将在6月6日到达哈尔滨。再次感谢你们给予我的方便，我希望因此健康得到很大改善。”他曾表示不再回中国，此时他对重回中国有没有丝毫遗憾的感觉，是否冷漠的上级机关与儒勒内心的想法不谋而合呢？

    1938年6月，儒勒再次只身来到中国。或许他不带家人随行的原因，是由于要应对不确定局面。应该说，不确定感是1938年全世界共有的感觉，欧洲仍然希望民主国家首脑的努力会阻止战争发生，而中国已经投入对日作战，还不知道今后的十一年战争将是家常便饭。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正在被日军“吞并”。日军年底在华北达到最终目标，消灭了中国军队的三分之一。最大的屈辱是上海同样落入敌手，11月，在战斗之后，二十七万人死亡。不久，南京遭遇同样命运，日军在六个星期的暴行中强奸了两万妇女，屠杀了十五万人，其中有四万平民。蒋介石政府尽管取得了几次胜利，但最终撤离了这座城市。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统一阵线丢掉了对华北的控制。日军10月从南方发动对广东的进攻，迫使蒋介石接着逃亡到重庆，到容易防守的四川群山之中。1938年底，日本沿着想象中连结北京、武汉、广州的一条线（注：京广线）占领了东部的工业和商业中心。这种局面一种持续到1944年4月。日本帝国在此期间只是大规模轰炸重庆和进行一些有限行动，将华东和华北的治理交给汉奸政府。

    1939年5月，儒勒到达哈尔滨仅一年，准备休假。他的归期预定在9月。计算上路程时间，儒勒只需几个星期假期。欧洲正在打大仗，他知道家人仍呆在法国，或许这是促使他进行这次艰险旅行的原因？也许他想找到家人并保护他们，而我们也知道，他的家人后来没有同他一起走。问题没有答案。儒勒在此期间被晋升为二等领事，他回到了法国。

    假期很短。无疑，儒勒和麦尔塞黛对战争能被避免是存有希望的，但现实很快就将希望打破。1939年3月希特勒对波兰的苛刻要求，5月与意大利的钢铁协定，尤其是8月与斯大林签署的苏德协定，事情已经不容怀疑了。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同许多家庭一样，这段时间对于乐和甘一家来说也是一个混乱时期。往往在战争时期，情感歪曲记忆，匆促的出发错过来信，时隔六十年，很难了解那时的情况。我们在麦尔塞黛此后的一封信中得知，她打算于1940年3月带着孩子们去与儒勒会合，但是扎维病倒了，她将行期推迟到6月，随后就陷入了德军占领的风暴。1939年8月26日，儒勒通知哈尔滨领馆自己的行程时，也许她们当时应该陪着儒勒一起走。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麦尔塞黛、玛利和扎维还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儒勒，他们的丈夫和父亲。

    想象一下儒勒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感受——这是他头一次从西路去中国。将家人抛在身后，不能与她们同行，而且她们注定要面对可怕的战争，他该是多么难过。当然，他相信与麦尔塞黛彼此保证的尽快会合的诺言一定会实现。但是作为出色的外交官，他知道世界大事与内心想法并不合拍，乱世里的希望通常会在人们的疯狂面前碰壁。

    儒勒发给麦尔塞黛的第一封电报，从大西洋彼岸通知她：“乐和甘先生到达纽约。”而麦尔塞黛此时住在马延省的父母家中，正抓紧准备出发的手续。部里负责通知儒勒有关麦尔塞黛的进展情况。10月20日，部里的密码电报写道：“乐和甘夫人申请带孩子与您会合。请通知我您是否准许她出发。”儒勒已经踏上中国土地，但不知是再次任职哈尔滨还是其他地方，他立即做了肯定回复，顺便揶揄他的机关：“乐和甘先生准许家人立即来与他会合，只要部里告诉他们他被任命到哪个岗位。”

    1939年11月6日，麦尔塞黛发电报给外交部的传信人：“寄罗莱先生，答复乐和甘先生。我计划今年底与女儿出发去中国。谢谢。乐和甘夫人。” 扎维在生病，不能旅行。儒勒想到，在恶劣的气氛中，麦尔塞黛和玛利将离开法国，自己几个月后能再见到她们，应该很高兴。但不幸的是，幸福很短暂。麦尔塞黛和玛利再也不能与儒勒会合，在战争和遍布潜艇的大洋中航行的危险使她们推迟行程。麦尔塞黛和孩子们被困在法国，儒勒被困在中国东北，分离是痛苦的，彼此不同程度地承受着困难的生活条件。这对夫妇再次经历流离时期。儒勒不可能不感到心灵的漂泊，他幽闭在敌占领土的领事馆（占据东北的日本与德国结盟），与此对应的是麦尔塞黛身体的漂泊，像千万法国人一样，她被迫忍耐封锁并随时寻求躲避。1940年6月法国失败后，她寻求帮助的要求更加迫切。在1940年8月13日致鲁瓦索先生的信中，她将自己和孩子们称为“流浪者”，这封信谈到了她自己的焦虑，日常生活以及必须寻求亲友支持。

    我想知道我丈夫的消息。从5月底就没有收到他的信，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三人。6月我躲在卡奥，我拍电报给他没有收到任何答复，我疑心电报是否收到。我还在想何时怎样才能和两个孩子去哈尔滨，玛利19岁，扎维17岁了。时局好的时候，我曾想过让他们在上海上中学。对他们而言，在这个年纪回远东是否可能呢？在等待的同时，我们暂时生活在德·蒙齐先生在卡奥的领地，6月里他的保护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在等待你们对我行程安排的决定时，我想去巴涅·德·比高尔，如果能在那里找到空房。我今晚去卡奥同孩子们会合，我在此地的地址是邮政信箱，对于我们这些流浪者来说邮政信箱比较安全。

    抱歉在悲惨时代我用这些无聊小事来占用您的时间，我本不想用这些来打扰您。

    我希望您家里都好，家庭的联系渐渐重新密切。只有战俘们值得同情，囚禁是难于承受的。

    麦尔塞黛·乐和甘

    麦尔塞黛得到的答复显然不能让她放心。“我认为你带着孩子平安与丈夫会合的时机还未来到。我不会反对您的儿子在合适时机与您同行。”除了寄托微薄的希望，还能怎样对待这些话？是的，麦尔塞黛的生活只剩下漂泊，她悬于这些她不大认识的官员的一张嘴。他们有人选择留下为贝当政府服务，另一些抛弃了投敌政府。她敲了许多人家的门去了解儒勒的消息，想与儒勒保持联系。她不耐烦了，向遥远的满洲成功发出过几封电报，比如1940年8月26日，她从法国驻上海使馆转发的电报：“乐和甘夫人与孩子们很好，目前在卡奥费纳隆街普拉纳卡萨涅夫人家询问丈夫近况。”电报最终到达儒勒手中，他立刻回复，鼓励，安慰：“不要担心，我定期往卡奥市政府写信。印度支那银行转去汇款。乐和甘。”战时通信是简短的，吝啬细节，隐瞒着未表述的东西，但是所表达的意义重要：我们坚持着，仅此而已。

    在他的级别，儒勒不再写1940年3月那样的笔记，他表示“对目前的岗位满意，不希望任何变动”。在这些句子中有一种放弃，他20岁时曾写到很满意呆在有事情发生的地方，并且希望经历更多。而在55岁时，他呆在除了俄国人和日本人外大家都忘记的满洲，沮丧战胜了年轻时的热情。儒勒的上级用简短的一句话概括评价了这个部里未加重用的雇员：“好雇员，但有些尖刻而且有时缺乏判断。很适合哈尔滨的岗位。总之，他严肃但不欠缺才智。”这份职业评语是儒勒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份，充满心照不宣和失望。这是外交部为这个雇员所保存的最终个人鉴定。

    1941年6月，麦尔塞黛获准进入占领区，她一直在努力获得儒勒的消息。在9月她再次拍电报给丈夫：“从7月来无消息。玛利和我试图去母亲那儿，她病重。我们1月回卡奥，扎维在此继续学业。身体很好。”同一时期，她重新到部里努力，希望与儒勒会合。在那时写的信里，我们感到麦尔塞黛的痛苦和愤怒。她挣扎着，到处求助以便能与儒勒会合。

    没有中国来信让我完全孤立，使我再次请求准许带着孩子到哈尔滨与丈夫会合。如您所知，我本应该在1940年3月出发去中国，我有“菲力克斯·卢梭”号的派遣票，我的行李已经到了马赛。我儿子的病要长久治疗，这使我将行期推迟到1940年6月。可惜未能成行。我与孩子们困在勒罗，等着上船。我向您承认我觉得已经无法承受分离，每日都更加复杂的局势使分离更加长久。我能否请求您，先生，好心同意我进行期待已久的这次旅行。

    麦尔塞黛永远也不能完成此次旅行了。尽管整个战争期间她都在努力，但没有用。从此时开始，信中一些零散的迹象，使我们了解这种奇怪而可怕的两地分隔的家庭生活。在这些生活片断中，可见到她坚持与儒勒保持联系的愿望，告诉他家里的情况。尽管一直想去中国，但无法成行，生活在继续，她惟有通过给儒勒写信，倾诉心中的苦闷，从精神上得到安慰。1943年3月，她在玛利22岁结婚一个月后的电报中写道：“给家人。祝愿新人。乐和甘夫人。”同年7月，麦尔塞黛致信部里，希望转信给丈夫：“望您发善心告诉我丈夫，他儿子刚刚中学毕业。这个期待已久的消息，会给他在悲伤日子带来快乐。我继续活着，希望某日能再次去中国，但是何时才能真的成行，只有上帝才会知道。时间一年年过去，分离已经四年。”在另一端的满洲，儒勒终于收到这份被删节的电报：“您的家人健康。扎维中学毕业，此时与母亲在马延。”随后玛利的头一个孩子安娜·玛利诞生。麦尔塞黛在1943年11月再次通过部里代传，告诉了儒勒这个消息：“女儿和婴儿很好，对哈尔滨的孤独这些消息是个大喜讯。”似乎是嘲弄正在经历的可怕时期，我们最终得到的儒勒和麦尔塞黛最后的通信中，提到了庆祝的字眼。儒勒1944年4月1日写道：“给家人。想着团聚庆祝。”十天后麦尔塞黛回答：“一切好。祝好，庆祝。”

    回音在时间通道中回响，靠着保存下来的文件，我们听到了那时的声音。玛利已长大，她的箱子里细心保存着这些信件，还有她的回忆。在战争和分离的岁月，儒勒和麦尔塞黛遥相呼应，将距离当作游戏，只言片语编织成的谈话不顾一切地继续着，直到在那边的中国边界上，儒勒的声音消逝。

    在中国，日本人将1938年10月建立的局面“保持现状”。但是，在1944年4月，当儒勒和麦尔塞黛交换最后消息的时候，日本人决定发动整场战争的最大攻势。几个月中取得的胜利，使得日本人在东北的牡丹江和越南河内之间打开了通路。但是日军对无法打败美国的认识来得太迟。日本1937年以来的主要目标是打败蒋介石，此后日本认识到，保留国民政府比帮助毛泽东的共产党更有利。但是日本在逼迫蒋介石动员军队对抗日本进攻的时候，使蒋介石失去其主力。损失削弱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优势，后者则壮大起来。

    从1937年以来，毛泽东确实对蒋被迫建立起来的抗日统一阵线大加利用。毛泽东大力巩固根据地，并逐渐向整个华北扩展。同时，红军对日寇进攻，获得中国民众的好感，并时时获得胜利。渐渐，毛泽东将共产党建设成替换腐败的国民党政权的一支政治力量。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各自加紧接收日军武器和权力。内战再次爆发的前景警醒了美国人，他们支持蒋介石和新的联合国，他们尝试着调停中国敌对的两兄弟。无效。内战在1946年重新开始。大元帅对共产党取得了一些军事胜利，共产党损失了一些对日战争时得到的好处。但是1947年秋，形式逆转。国军在东北和华北的两次大战中损失五十万人。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倒台，红色浪潮几个月就淹没了这个国家。北京4月解放，上海5月，广州10月。毛泽东的革命成功。1949年10月1日（蒋介石此时已逃到台湾），毛在天安门广场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站在紫禁城上品尝着胜利的快乐，骄傲地宣布，中国人民不再受奴役。伟大舵手刚刚改变了国家的历史进程，准备带领着中国人民进入世纪的下半叶。另外一段历史已经展开……

    儒勒看到了这一切。日本的失败、盟国在欧洲对德胜利和中国共产党政权登台，他只看到这政权的开端，不能继续见证下去。所有这些天翻地覆结束了半个世纪不间断的混乱，他经历过，却看不到结束。

    1945年2月13日，儒勒在哈尔滨领事馆去世，孤零零远离家人，从1939年8月离开法国最后一次赴中国后，就再没有见过他们。正是在东北，他的旅程突然并寂静地结束了。在东北，在1945年的冬天，他的生命在法国领馆的孤独中结束。哈尔滨城同往年一样，气温降到零下40度，冰雪覆盖。整个城市似乎要将儒勒罩住，决意不让他离开，将他永远囚禁在冰冷的钳口里。

    他死亡的具体情况是神秘的。官方说法，儒勒是因为某种病自然死亡，其性质在记录他最后日子的各个文件中不尽相同。一条没有署日期的匿名记录，可能是法国领事当局在他死后写的。记录中首先提到哮喘病。“乐和甘先生几个月来患哮喘病，1944年12月有过一次短暂的严重发作，似乎已经康复过来。当牡丹江领事雷内先生了解到他的病情，那时曾探望他。他说自己好多了，能够重新工作。大约1月20日，他有了第二次发作。2月10日得知他的病情加重，德·马尔热里立即派天津副领事布方多先生去哈尔滨协助。当后者2月13日下午到达目的地时，发现乐和甘先生极度虚弱。当晚21时45分，我们的代表没有痛苦地死去……”许多年后，在1980年，科佳克先生在一封亲笔信中确言儒勒有糖尿病：“除了糖尿病，他有严重抑郁症，这种病那时很难治疗。乐和甘有过几次发作，他不停地喊叫，在领馆的办公室都听得到。”哮喘病、糖尿病、抑郁症，诊断不同，也可能这些混乱是由于消息被非专业人士改动。但是，这些有些自相矛盾的通告在1955年却有了另一重意义。在儒勒去世十年后，天主教神父沙莱叶耶历尽磨难归来，对我们这位领事的死亡带来一份不同寻常的见证。儒勒可能是被毒死的！

    一切从1939年5月开始，那时，沙莱叶耶神父作为传教士来到哈尔滨，在俄国移民中间工作。那时的中国东北有许多俄国移民。他在那里遇到一年前来担任法国领事的儒勒。儒勒当时准备回法国短期度假，然后在几个月后的11月返回。在这片俄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争夺的类似“无人地带”的土地上，彼此的野心加剧。这两个人互相有了好感。沙莱叶耶神父作为新来者，自然需要依靠领事进入哈尔滨的社会，而儒勒作为天主教徒找到了破除孤独的难友。两个人在战时互相支持，直到1945年2月儒勒去世。此后的几个月异常紧张，日本人要求并获准关闭法国领馆。领馆和儒勒的财产被运到伪满洲国的外交代表处。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苏联领事邀请法国人回来，取得他们的领馆财产。科佳克先生当时碍于家事，请求沙莱叶耶神父代理领事馆事务。沙莱叶耶神父当时不用听命教会上层，他同意了。1947年科佳克先生重新任职，他留下沙莱叶耶帮忙。中国共产党进入领馆。新任牡丹江领事在此期间了解到局势，正准备在1948年年底前到哈尔滨。但是他太迟了。正如同沙莱叶耶神父自己写的，他已经不在哈尔滨了。“1948年12月22日，我被莫斯科的命令移送到西伯利亚，我在那里的集中营过了七年，1955年8月被释放。”

    1955年的一天，战争结束后的法国正在尝试着包扎伤口，在西伯利亚被囚七年的传教士的归来引起了一些晚报的注意。沙莱叶耶神父去了乐和甘家，向麦尔塞黛叙述了他所了解的儒勒去世的情况。他同样报告了外交部，他们将他的声明存入档案。

    儒勒·乐和甘事件，

    1945年2月13日法国使馆领事死于哈尔滨 （满洲里）

    我和乐和甘先生在哈尔滨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39年5月。当时我从法国作为传教士跟随俄国移民一起过来。乐和甘先生即将回法国度假。他在1939年11月回到哈尔滨。我们的接触变得更密切了。

    当日本对美国宣战后，日本统治者和法国使馆的关系变得很紧张。日本人把美国人、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关进精神病院。他们为是否这样对待法国人而感到迟疑，但他们对在哈尔滨的法国领事不抱好感。第一件引起乐和甘先生警惕的事是：日本人拦截了使馆的中国秘书周先生，当时他在进行领事馆安排的公务旅行。日本人折磨这位秘书，直到领事抗议日本人才“表示道歉”。从此，乐和甘先生开始严肃地考虑，日本人是否对周先生施加了压力而让周先生为日本人服务。他也不完全信任另一个合作者——俄国秘书扎兰科芙太太。乐和甘先生在敌人的领土上感到非常孤单。

    他经常向我吐露他的忧虑。他独自完成所有重要的工作，我在有空的时候帮助他。他只给秘书们毫不重要的文件。

    日本第二办公处被他们称为“军事处”。好多次办公处的人来看他，只是为了试探他。他们询问儒勒的政治倾向，对法国政府的看法，和对二战各种事件的看法。他们问儒勒支持贝当还是戴高乐。

    乐和甘先生站在领事权限的立场上回答：领事不是大使。他和某个政府的政治无关。大使是由政府派遣，另一个外国政府承认的。作为领事，他永远扎根于领事馆。他的任务是代表本国的商业利益，并且保护本国的侨民。外交部的部长会一届接一届地更换，而领事馆却永远不变……它只依存于外交部，而不依存于部长。它们与任何首领或部长个人没有关系。

    作为优秀的外交家，日本人装作很满意儒勒的回答。但实际上，他们的间谍网在领事馆中越缠越紧。他们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除掉这个干扰他们的机构：毒药。我亲眼目睹了乐和甘先生悲剧性的死亡。我个人确信，他是被日本军事处的人毒死的。今天，我不可能再为这个意见提供任何不可拒绝的物质证据。但我可以提出一些证明我这种看法的事实。

    在乐和甘先生“生病”和死亡期间，我都在场。他自己也认为是被日本人下了毒。他对我重复说了很多遍，他是在城里吃过一餐午饭后，头一次感到了中毒的迹象。他甚至认为，毒药是日本人通过买通他自己的中国厨师放入的。

    乘着儒勒虚弱的时候，日本人通过使馆内奸，进入了紧锁的领事办公室，打开了所有的锁和保险柜。乐和甘先生不知道这件事，直到有一天，他觉得好了些，就去办公室里找一份文件，突然发现保险柜都打不开了，被封死了。他立刻起草一份口头报告，标明了数据，并寄往北京。还找来一位俄国专家帮忙。这位专家拒绝打开保险柜，他说保险柜的封条上已经签了名，而且是杰作。他也不愿意在日本人方面惹麻烦。另一个工人试了试，打开了锁。这件事情的原因其实是日本人确认领事快要死了，想让他打不开保险柜，甚至请人也打不开，因为日本人害怕他们想得到的重要文件会被领事在临死之前毁掉。

    从那以后，只能卧床的乐和甘先生需要检查某份文件的时候，不止一次给我保险柜的钥匙。北京方面很快了解了哈尔滨领事的健康危机，把天津副领事布方多先生派来暂时顶替他。布方多先生正好在乐和甘先生临死前几个小时来到领事馆。那时，劫掠也开始了。我和布方多先生不得不用晚上的时间来清理东西，把一切都锁起来。完成这项工作后，我们知道了乐和甘先生的遗嘱。布方多先生把领事馆所有能用的物资都寄走了。他组织了葬礼。保险柜的钥匙随后被寄到了北京。我们把乐和甘先生的私人财产做了清查登记。

    我在这里，还要坚持为和我一起度过战时艰难岁月的乐和甘先生作证。我深深地感到法国在那里受到的打击，乐和甘先生与世隔离，很少走出领事馆，拒绝参加外部的一切会议活动。他经常对我说，决不接受一个战败的法国，也不接受一个被一分为二的法国，这些话他没有告诉其他同事。他只有一个希望，盟军以及坚持战斗的法国力量的胜利。我仍然能听到他痛苦的嗓音，说起两艘英国战舰被鱼雷炸毁的事。他不无讽刺地说起英国海军元帅，说他们僵守传统，了解现代战争的必须条件很慢。他认为每艘沉没的英国船都是对法国的一次沉重打击，因为它延迟了最终的解放。

    他确信，并多次向我强调，德国人永远不会守信用，德国的一次胜利很快就会导致法国和它的冲突。

    我还能看到，当他知道盟军，特别是法国抵抗组织的每一次大捷或小胜时的欢乐。我还能听到他用电话向我传递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的厚重的声音：“我有两张为您准备的现代旅馆的自由票。”盟军节节胜利之时，乐和甘先生渐渐找回了他战前的节奏和快乐。当然，他的心情既不能向日本人，也不能向他有理由怀疑的周围的工作人员显露。最后，我看到了乐和甘先生的绝望。当他生病的时候，他明白他是被“判决”了，他不可能活到最后胜利的那一天。他最后的话是：“我把我的生命当作祭品献给法国。”

    因此，乐和甘先生是在为祖国忠诚勇敢地服务了一生之后，在职位上死去的。他有权享受退休待遇，而他却停留在岗位上，为法国尽职倒下，为他的职责而牺牲。他在完成了抵抗到底的任务之后，倒在了敌人的土地上。

    儒勒是被日本军情部门的特务毒死的！沙莱叶耶神父从西伯利亚囚禁回来后，揭露了这个真相。这个故事难以置信。但是沙莱叶耶神父提供的细节尤其让人迷惑，他是儒勒这些年中最亲近的人。当然，我们知道儒勒在去满洲以前有健康问题——高血压。艰难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可能加重他的病情，危及他的生命。对于病症的官方说法是自相矛盾的——糖尿病、哮喘、抑郁症，这让人吃惊。尤其奇怪的是，战争年代儒勒在哈尔滨的工作情况我们只找到极少相关文件。当然，战时文件丢失或被毁的并不少见，甚至上级还会命令外交官销毁文件。有些文件可能是被相继侵犯法国领事馆国土的日本人、俄国人等毁掉的。但这无法解释，为何我们没有找到儒勒在这些年中，在法国驻中国使馆和送往巴黎的任何文件。

    真正让人吃惊的是在这些情况揭露后，外交部没有反应，更确切地说，是没有文件证明外交部注意到沙莱叶耶神父揭露的情况。没有任何正式文件证明收到报告，对声明也不作回答，不证实也不否认。就如同这项严重控告——毕竟涉及对法国驻外领事的谋杀——没有引起法国当局任何反应。至少应该备案，并敦促调查澄清。奇怪的是，我们无法知道是否外交部重视这份报告，甚至不知是否了解此事。

    根据科佳克先生的说法，法国在哈尔滨的前任代办排除了儒勒被谋杀的可能，代办在非正式邮件中写道：“对于投毒的所有猜测被排除，因为日本人从中得不到益处。”对儒勒而言，“是坚守领事岗位到战争结束的指示扰乱了他心理的平衡，同时因为政治问题，他的病情加重。”

    神秘仍在。因为我们不能变成侦探，也许应当认为外交有着理性之外的理由。至少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声明来揭示某些理由，经此认定儒勒之死并非表面上的自然死亡。

    儒勒的尸体没有离开中国回到法国。他葬在哈尔滨公墓，他的家人曾想尽办法要将之运回。一直到1965年2月12日，法国驻华使馆才通知麦尔塞黛、玛利和扎维，已经没有希望。“我们同事安葬的公墓在1958年被改作他用，尸体被迁岀城市。经过最近进行的寻找，未能找到乐和甘先生的坟墓。”不过至少法国当局采取了对待海外死者相同的做法，将“一些法国泥土放进棺材”。满洲终于留住了他。

    儒勒的历程是惊人的。一生的旅程以世界历险的方式开始于1909年，像间谍小说一样结束于1945年。就像儒勒先生穿着史蒂文森小说人物的外衣，然后又错穿上弗莱明007的服装。儒勒的生命之旅结束了。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24岁的儒勒首次穿越东北时告诉玛利亚：“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一个召唤指引他在这个国家度过了三十六年。历史嘲弄，儒勒1945年又回到1909年的起点满洲，最初的两年仍是帝国。末代皇帝溥仪被辛亥革命赶下皇位，又被日本人安排到傀儡国的首脑，他以为能在他满洲祖先的摇篮里重新获得遥远过去的权势。儒勒·乐和甘，法国领事，陪他走最后一程，从成都到哈尔滨，死在中国土地上。

    佛教徒会说轮回结束了。儒勒作为笛卡儿信徒肯定更愿意认为是旅程结束了。但是迷恋诗歌的他一定赞同桑德拉献给西伯利亚铁路的诗：

    “在满洲死亡/那里是我们的码头/是我们最终的洞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