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序 这本书是我对往事的片断回忆，但它不是完整的回忆录。 曾经，最珍贵和最难得的个人活动，便是回忆。因为它是比日记或书信更加稳妥的保存社会真实的办法。许多人受到伤害和惊吓，毁掉了所有属于私人的文字记录，随之也抹去了对往事的真切记忆。于是，历史不但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被改写。这样的“记忆”就像手握沙子一样，很快从指缝里流掉。从前的人什么都相信，相信……后来突然又什么都不信了。何以如此？其中恐怕就有我们长期回避真实、拒绝真实的问题。 我这辈子，经历了天堂、地狱、人间三部曲，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单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拿起笔，也是在为自己寻找继续生存的理由和力量，拯救我即将枯萎的心。而提笔的那一刻，才知道语言的无用，文字的无力。它们似乎永远无法叙述出一个人内心的爱与乐，苦与仇。 寂静的我独坐在寂静的夜，那些生活的影子便不期而至，眼窝里就会涌出泪水，提笔则更是泪流不止，毫无办法，已成疾。因为，一个平淡的词语，常包藏着无数寒夜里的心悸。我想，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 往事如烟，往事又并不如烟。我仅仅是把看到的、记得的和想到的记录下来而已，一共写了六篇，涉及八人（不包括我的父母）。这些人，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前者如罗隆基、聂绀弩，后者如潘素、罗仪凤。他（她）们有才、有德、有能，个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可说而不可看，或者可看而不可想。其实，不论贵贱和成败，人既不应当变为圣像，也不应当遭受藐视。 书是献给父母的。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章诒和 2003年8月21日于守愚斋 一、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本文初发表于《老照片》第二十六期） 史良（一九零零——一九八五）江苏常州人，女。一九三一年后，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上海妇女救国会常委。一九三六年被国民党所逮捕，为历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民主运动。一九三八年后，任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会主任，第一、二届参政员。一九四二年，任民盟中央常委、重庆市支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为上海民盟执行部负责人之一。一九四九年后，任国家司法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是第二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名人辞典》 这个辞典上的史良，是以职务为材料，年经事纬，叙列出来的人。在民主党派史料汇编里或共和国部长传记里，对她的介绍要比这个条目详尽些，约有千余字。除了对“七君子事件”的叙述而外，还强调解放前的史良作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师，如何敢于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营救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解放后的史良作为首任司法部部长（她和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是当时仅有的两位女部长），如何建立和健全了人民司法机构和工作；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民盟）负责人的史良，如何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即使在“文革”期中，也没有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等等。这些内容写得准确又周正。但活在我心里、刻在我记忆中的史良，就不仅是条目所写的这么一副干巴巴的样子。 她是我小时候崇拜的美丽女性。只要父亲说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来。我听了，顿时就血液沸腾，兴奋不已。自己长得不漂亮，常对着镜子自语：不是说女大十八变吗？我啥时能变得有点像史良就好了。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得她无论走到哪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 史良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夏季。她让秘书打来电话说，有事要来我家和父亲商量。那时，父亲官场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间房的大四合院。宽阔的庭院，已是绿叶成荫，晨风拂来，透着凉意。在家中，没有父亲的容许，子女是不能随便跑出来叨扰客人的。我便躲在耳房，两眼直瞪窗外。 那年头的北京，人稀车少。史良坐小轿车从她的住地东总布胡同到我家的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要不了多久。过一会儿，淡施脂粉的史良，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脚穿白色麂皮高跟凉鞋，飘然而至。庭院里缠绕在竹篱笆上的鸟萝松，正绽放着朵朵红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鲜丽的花色，勾起她的兴致，俯身摘了几朵，托在手心，便直奔北屋。接着，从大客厅传来了一声史良的吴侬软语：“伯钧（父亲姓章名伯钧），你家的镜子呢？”父亲带路，引她到母亲的梳妆台前。我瞅见史良仔仔细细地把小红花一个个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后还左右端详。公事谈毕，她带着胸前的那些“鸟萝松”匆匆离去。 一个炎热的下午，史良又来我家做客。这次，她穿的是用做的“布拉吉”（即连衣裙）。她走后，母亲把史良的这身衣服夸赞得不得了，对我说：“自从新中国的电影、话剧，把香云纱的裤褂作为国民党特务的专业服以后，人们拿这世界上最凉快的衣料简直就没有办法了。你爸爸从香港带回的几件香云纱成衣，也只好在家休息的时候换上，成了业余装。看看人家史大姐（这一直是母亲对她的叫法），居然能做成“布拉吉”穿到司法部去。”此后四十余载，我没见过第二个女人像史良这样地穿着。 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的时髦女性在“怀旧风”的席卷之下，拣起了香云纱。我跑遍大型商厦，终于也找到一件用它做的西式衬衫。面对三百多元的价格，我毫不犹豫地拿下。其实，这不是在买衬衫，而是为了复制出一种记忆。 一九五六年，母亲与她同去印度访问，史良是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母亲是代表团的成员。这些中国妇女界的精英们在参观了医院、学校、幼儿园，瞻仰了泰姬·玛哈尔陵墓，被尼赫鲁总理接见后，由接待人员将她们带到新德里最繁华的地段去逛街，带到一家最高级的服饰店去购物。史良在华贵精美的众多印度丝绸中细挑慢拣，抽出一匹薄如蝉翼且用银丝绣满草叶花纹的白色衣料，欣赏再三。她把末端之一角斜搭在肩上，对着镜子左顾右盼，并招呼母亲说：“健生（母亲姓李名健生），快来看看，这是多好的衣料哇。”母亲凑过去，看了一眼，扭身便走。 走出商店，史良气呼呼地问：“那块衣料，你觉得不好看吗？” 母亲说：“你光顾了好看，不想想我们口袋里有几枚铜板。团员每人八十卢比，你是团长，也才一百八十卢比。买得起吗？” 史良说：“买不起，欣赏一下，也好。” 母亲说：“老板、伙计好几个人围着你转，到头来你老人家只是欣赏一下。这不叫人家看出咱们的穷相嘛。” 她不作声了。 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别人也能如此，同她一样。我的这个看法，是由一桩小事引起。一个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几个负责人罗隆基、胡愈之、周新民、萨空了、楚图南、邓初民、吴晗、闵刚侯、许广平等，在我家开会。但凡家有来客，父亲必给每位沏茶。人多的话，还叫洪秘书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贴上一个用白纸剪成的圆形小标签，那上面有用毛笔工整地写着的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五……客人按先后依次而拿。会开久了，茶喝多了，大人们陆续如厕。我和姐姐的书房紧挨卫生间，谁去方便我都能瞧见，而且这些先生们进进出出，看到我都要打个招呼，聊上几句。第一位如厕且多次方便的人，是罗隆基，因为他有糖尿病。这次的会可能是开得太长了，女士们也开始方便。许广平先来，由于是第一次，不熟悉我家的卫生间，故让我陪厕。 我告诉她：“您用过的手纸直接丢进马桶，用水冲掉。” 许广平听了，极认真地对我说：“这个做法不好，手纸容易堵塞马桶。要放个纸篓，用过的手纸就丢进去，每晚再把它倒进垃圾箱。”她又用手指着水箱底下的一角说：“纸篓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史良继之。来了，又走了。她没有对我家的卫生间及其使用发表任何看法。翌日下午，我正在做功课，突然门铃声大作。洪秘书跑进客厅，对父亲说：“史部长来了，手里还提着两大包东西。”听罢，父母二人你看我，我看你，显然不解其来由。 史良被请进客厅。她把牛皮纸包的东西往客厅当中的紫檀嵌螺钿大理石台面的圆桌上一放，笑眯眯道：“我今天不请自到，是特意给你们送洗脸毛巾来的。一包是一打，一打是十二条。这是两包，共二十四条。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该换了。”她转身对母亲说：“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母亲的脸顿时红了，父亲也很不好意思。 我跑到卫生间，生平第一次用“不能发硬”的标准，去审视家族全体成员的洗脸毛巾。天哪！父亲、母亲、姐姐和我的四条毛巾，活像四条发黄的干鱼挂在那里。尤其是我用的那条，尾梢已然抽丝并绺儿了。此后，我家的毛巾不再使到变硬发黄，但始终也没能达到史良指示的标准：一条用两周。那年月提倡的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我问父亲：“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过得有点奢侈？” 父亲说：“这不是奢侈，是文明。我在德国留学，住在一个柏林老太婆的家里。她是个犹太人，生活非常节俭。但她每天给我收拾房间的时候，都要换床单。雪白的床单怎么又要换？——我问老太太。她讲，除了乞丐和疯子，德国的家庭都如此。”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与父亲的私人关系是相当不错的。一只小罐焖鸡，也让我看到了这一点。一次，父亲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得知后，很快叫人送来一只沉甸甸的宜兴小罐，母亲揭开盖子，一股鸡汤的浓香直扑鼻底。她还带话给母亲：“不管伯钧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 父亲用小细瓷勺舀着喝，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说：“史大姐因高血压住进北京医院的时候，小陆都要送这种小罐鸡汤。” 对父亲吃小罐鸡，我特别眼馋。一日，又见饭桌上摆着那只史良送的宜兴小罐，不禁叹道：“什么时候我能得上感冒，才好呢。” 母亲问：“为什么？” 我说：“那样，我不就也能喝上小罐鸡汤了。” 父亲大笑，并告诉了史良。 史良来我家，每次都是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哪儿呢？在我对史良产生了近乎崇拜的好感之后，便对她的一切都有了兴趣和好奇。我问父亲：“史阿姨的丈夫是谁？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父亲说：“她的丈夫叫陆殿东，外交部的一个专员，这个差事是周恩来安排的。他的年龄比史大姐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陆。当时在上海，史大姐已经是个名律师的时候，小陆还在巡捕房当巡捕。” 母亲小声地矫正：“到了（一九）四六年，人家小陆也在上海挂牌当律师了。” “那是跟她结婚以后的事。”父亲接着说：“他们的结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里明白。有时我想史大姐一觉醒来，恐怕会发现自己的眼泪湿透了枕衾。”从语气里，看得出父亲对她的怜惜与叹惋。 我认识小陆是在全家去青岛避暑的途中。在火车的软卧车厢里，他对妻子照料之周，体贴之细，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让所有的女人暗羡史良能有这样的夫君陪伴，实在是福。小陆出出进进，端茶，倒水，提拖鞋，送零食，都不在话下。午饭后，史良说要小憩片刻。小陆听了，立刻打开行李箱，先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镶有法式花边的白色织物；继而取出一个纸口袋，口袋里装的是一把小钉锤，两粒小铁钉，一节软铁丝。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要搞什么名堂。接着，他请来列车长，比比划划，低语几句后，只见小陆携工具爬到上铺，在左右两壁各打进一小钉，然后把那卷织物抖落开——原来是两尺见宽的帏帘。帏帘上端缀着一个个小铜环，小陆将它们套入铁丝，再把铁丝的两端系于两边的铁钉。这样，一副床帏在几分钟之内便做成了。它质地轻薄，尺寸合适，既把上铺遮得严严实实，又开合自如。史良在帘内换上睡衣，戴好睡帽后，小陆从行李箱拿出一个木质衣架，把史良换下的衣服抚平撑好，挂于下铺的衣帽钩。 车在行驶，车内寂静。帏帘将夏日的阳光挡在了外边，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小陆端着自己的水杯，站在通道的窗前，欣赏着窗外的风景。我只要从他身边经过，叫声“陆叔叔”，他都要点点头，圆圆的脸上泛起浅浅的笑…… 后来母亲告诉我，尽管小陆对史大姐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比保姆还保姆，但人们都认为史大姐应该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机会。 “什么机会？”我追问着。 母亲说：“就是和你的罗伯伯（即罗隆基）呗。抗战时在重庆，他俩的关系已基本被大家默认。史大姐对这件事是认真的，表现得从容大度。可谁也没料到会冒出个浦熙修来，老罗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献殷勤。史大姐察觉后，立即结束了这段浪漫史。”不想地位那么高、每逢“三·八”妇女节便要向全中国妇女大谈或大写女性解放问题的人，在内心深处同样掩埋着一个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伤痛。 一九五六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开什么会议，参加会议的既有中共的高官，也有民主党派的领导。会议规定：与会者可携带一名家属，那时母亲在北京市卫生局当副局长，干得十分起劲。她说自己没有时间休假，叫我去陪父亲。会议似乎开得轻松、顺利，父亲的脸上总挂着笑容。趁着开会的空隙，他和交通部的人并邀请了苏联专家去视察秦皇岛港（注——父亲时任国家交通部部长）。大概父亲觉得到海上一游的机会难得，便请史良同行。 那天的风浪特别大，我们乘坐的船，是艘类乎快艇的玩意儿，颠簸得厉害。好多男人都受不了。他们一个个在大海的魔力下，像显了原形一样：或东倒西歪，或愁眉苦脸，或钩腰驼背。我干脆就趴下放平，如一只壁虎，紧贴于地。这时，发现整条船上唯有史良在正襟危坐，并保持着正常的表情和原有的风度，连她脚上的高跟鞋也是那么地昂然挺立。洋专家非常佩服这位端庄高贵的中国妇女，特别是当父亲介绍她是中国司法部部长的时候，他们都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赞叹不已，并争先恐后地要求和史部长合影。 翻译把这些俄罗斯男人的要求转达给史良的时候，她摇头说：“不行。”且向父亲及翻译解释道：“我今天来这里，如果是外事活动的话，我一定同他们合影。但在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场。遗憾的是，他今天没有来。没有他或者有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 吃过简单的午餐，看着苏联专家恭敬礼貌地与史良握手告别的情景，我心生感动。古书上说：“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古人指的是圣人之德行，我虽未遇一个伟大的圣贤人物，但我面前的这个女人，确让我感受到有容、有执和有敬。 转眼间，便到了一九五七年。这年的春与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来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春晖霜露，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季节；对我的父母来讲，则亲历了由天入地的坠落。 二月，是传统的春节，适逢父亲随彭真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东欧六国。以往过节，父亲要把能找来的亲戚都找来，吃喝玩乐，闹到半夜方肯罢休。这回，母亲带着我和姐姐过了一个清静的除夕之夜。父亲从国外打来电话说：想我们，还想稀饭。 临睡前，母亲说：“爸爸不在家，明天不会有人来拜年，咱们可以睡个懒觉了。”我们母女真的大睡而特睡。万不想初一的早上，约8点来钟的样子，史良便来拜年。 “伯钧不在，你还跑来。”母亲的话，埋怨中透着欣喜。 “知道他不在，我就更要来了。”史良的回答给了母亲极大的快慰。 然而不久，这种快慰便随着暗中变化的形势迅速消失了。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整风问题的讲话。讲者说：今后在中国，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中共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在总结了斯大林错误的背景下发表的谈话，着实让父亲兴奋异常。他说：“老毛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虽是矛盾论的延续，但有其创造性。这个概念还是一把时代的钥匙，运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方式。” 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父亲的兴奋立即转化为动力，起劲地去到农工中央和民盟中央作报告，玩命地组织参加各种座谈会，以帮助整风。在民盟中央除了他积极，罗隆基也积极，史良也没落后。那个有名的“六六六”教授会议，就是在六月六日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有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六位教授参加，在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会上，他们一个个头冒傻气，替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担心着急，生怕大鸣大放在青年学生中搞出乱子。此时如果谁用刀子把他们的胸膛剖开看一看，我想里面装的都是不逊色于工农兵的颗颗红心。最后，父亲提出大家应该去见周恩来、彭真、康生、李维汉，反映情况。当晚，热情而焦急的史良见到了周恩来，便把情况反映了。 第二天，六月七日国务院开会，父亲和史良都去了。史良见到父亲就说：“前一天晚上我已和总理谈了，可总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这个机会，再和总理谈一谈。” 会上，父亲写了个条子给周恩来，说明眼下的情况严重，民盟的同志反映问题的态度很诚恳。周恩来看了条子，仍然不置可否。在政界搞了一辈子的父亲，也不想想藏在这“不置可否”的后面是个啥东西？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读后，父亲傻眼了。气不顺、想不通的他，想找个人说叨说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当晚就找上门去。而此时此刻的史良，或许由于长期以律师为业，在判断问题上要比父亲理性得多，或许已有人指点迷津，替她拨正了船头。她掂出了事情的分量，觉得前几天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发言问题严重，已经超出了被容许的界线。所以，为了自己、也为了父亲，趁这个单独会面的机会，她要问个明白：“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 父亲答：“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史良的问话，未能引起父亲的警觉，却引发出他的对现实的不满，针对中共的做法，又大发议论。在史良跟前能，把肚子里的话统统倒出来，父亲觉得很痛快。回到家中，母亲关切地问：“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 父亲答：“很好。” 是的，当下他感觉很好。当夜，他睡得也好。母亲躺下后，打算再问问他与史良的具体谈话内容，可那边厢已是酣声大作。 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人民日报》又相继发表了《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工人阶级说话了》等社论。接着，是密集如雨、锋利如刀的批判会或以批判为内容的座谈会。 六月十日，父亲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表态说：“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如政治设计院的问题，讨论文字改革和国务院开会程序等问题，也可能因为我是国家的一个负责人而不适于提出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含糊，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习。” 六月十二日，父亲在农工中央扩大座谈会上说：“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曾经谈到政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各办各委应当改变，权放在各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时的高兴，但语焉不详。可能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 六月十三日，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认自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并写道：“这说明我的立场不稳，认识模糊，以十分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国家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不良的影响，为右派分子所利用。” 父亲早被钦定为右派之首，自己却说“为右派分子所利用”。人家要求的和自己理解的，相距岂止十万八千里。上边看到父亲竟是那么地不长进，不识相，不知趣，决定对其加温，加压，加码。对一个民主人士而言，这个“温”“压”“码”暂时不能直接来自中共，而必须弯曲地通过民主党派内部去实施。实施的步骤从六月十四日的晚上开始—— 六月十四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这个发言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是她继续帮助党整风，给司法工作提意见。史良说：“关于司法，我认为的确这几年来成绩是巨大的，为人民作了很多事情，但缺点和错误是不容忽视的。审判机关历年来在‘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中，是错判了一些案件，可是，我常听见一些司法干部、甚至是一些较负责的党员干部说：‘我们的错判案件只有百分之几。’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自满情绪。诚然，错判案件在整个判案数中是只有百分之几，甚至是百分之一，但对被错判的人则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不幸了。我是拥护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的，我看见很多地方是这样做了。但是我看到也有些司法机关在执行这一原则中是有打折扣的。有的案件判错了经过当事人申请，甚至有关方面和上级司法机关指出，审判人员也明知错了，但不肯承认错误，宣告无罪释放，还要硬找人家一点小辫子，宣判为‘教育释放’，其实应教育的不是无辜被告而正是主观主义的审判人员自己。更坏的是本来错了，还迟迟不愿改正，使被屈的人不能得到及时的平反。这是不能容忍的。其次，在对待我国原有的法学家上也是有缺点的。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在思想改造中，对待有些老教授们是很不尊重的。当然，必须肯定，一切法律都是为阶级服务的，所有旧司法人员是必须经过改造的。但是对一切愿意改造和批判自己旧法观点，并愿意为我国社会主义服务的法学工作者也应给于机会，使其发挥作用。可是，在院系调整中，不少地方曾对某些教授在一个相当长期内，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组织学习，闲置一旁，无人理会，形同坐冷板凳。有的即使安排工作，也有安排不当的，或者无法发挥其潜力。我认为这是由于某些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和宗派情绪，因而对本来想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我国法学事业贡献力量而又不能发挥潜力的教授们的苦楚心情，是领会不够的。因此，我们认为对原有教授和法学家们愿为社会主义法制服务的热诚及其潜力，应有恰如其分的估计，并进一步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这段话，表现出一个著名法学家的水准，一个司法部长的责任心。 史良发言的第二段是以储安平为靶子，要求民盟中央面对反右斗争的形势，明确表态并划清界限。她说：“这次共产党的整风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整风运动的目的是要整掉共产党存在的歪风邪风，从而加强党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这个目的是必然会达到的。除此以外，整风运动和党外人士的提意见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了一种新的情况，那就是暴露了右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从而在人民群众中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这场斗争的一方面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而要教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主义’死灰复燃。现在在我们民主党派中间发现了这样的一种人：一面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另一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硬说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一面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另一面污蔑共产党存在着‘党天下’‘家天下的清一色’思想；一面说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另一面散播诋毁共产党、辱骂党的领导人的言论，挑拨和煽动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恶感。对于这样一种言论和行为，这几天已经激起了工人、农民、学生群众和社会人士的义愤，我们民主党派的成员和领导人有责任要尽量揭发批判，把他们的真正面目充分暴露在群众面前，以达到分清是非，教育群众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帮助党整风所必须担当起来的一项重要工作。” 讲到这里，史良停顿片刻，并提高了语调，说：“同志们，你们一定都明白，我所说的那种人是谁？那就是储安平，还有公开和暗地支持储安平的那些人。上次座谈会上，邓初民同志建议民盟中央应该对储安平的发言，表明态度。我完全同意，我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我要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我们国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宪法所保障的；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是通过民主程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已经有人这样说，储安平敢于做这样反动的言论，要是背后没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设想的。因此，我主张我们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储安平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支持储安平的，应当公开站出来。我们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这才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要使人民内部矛盾不转变为对抗性的矛盾，也只有通过公开的批评反批评的方式才有可能。我们反对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的阴险做法。” 说到此，史良话锋一转，进入了最为重要的、矛头直指父亲的第三段：“在这里我要向章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昨天看到伯钧在《光明日报》上所写的文章，对储安平的批评，态度和立场仍然是不够明确的。虽然伯钧的文章里说：‘储安平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丝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报》。他的党天下的论调是和《光明日报》的立场完全背谬的。’但是伯钧并没有说明他自己对储安平的发言，采取什么态度？也并没有分析储安平的错误在哪里？充其量，伯钧只声明了储安平的发言不能代表《光明日报》，而没有说明储安平是在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调，企图‘达到从根本上动摇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总而言之，伯钧对储安平的批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我要问伯钧，你是不是也有所顾虑，所以故意含糊其词，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储安平的本质呢？储安平的发言，是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发表的。伯钧是《光明日报》社长，社长应当负报社的政治责任。因此储安平的这一篇发言在事前是否向伯钧请示商量，发表以后伯钧有没有向他追问，你有没有向他表示过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意见。像这样的关键性问题，我认为伯钧是有责任向大家交代清楚的。记得上星期六晚间（六月八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社论即指《这是为什么？》）。而且一再掮出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的。’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讲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我怀疑伯钧是不是也像在你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在这次斗争中‘不够坚定，认识模糊’了呢？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前天《人民日报》大字标题写着：‘可注意的民盟动向’。不错，全国人民正在密切注视我们民盟中央在目前这场思想斗争中的动向。我们都是民盟中央领导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我们再不能对于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心怀异志的那些人，有所包庇了。今天我在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 史良的结束语，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的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史良的讲话是按照要求，适时顺势而发。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线路，使民盟这支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 会散得很晚，在夜色中父亲回到了家。他只对母亲简单地说了一句：“今天民盟的会，以史良的发言为主，她很有准备。”见他神情沮丧，母亲没好再问。 第二天近午时分，同时送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这篇新华社的通稿是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父亲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母亲看罢，几乎难以相信洋洋数千言，竟是从史大姐嘴里说出来的。 但是，她更加责怪的是自己的丈夫：“那天，你说去史良家谈谈，我满以为你是听听她的意见，请她帮你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和自己的处境及问题，谁知道你跑去讲这些！你鸣放得还不够吗？嫌人家手里的辫子还少吗？”母亲气得满脸通红。 父亲一句话不讲。吃午饭了，父亲平时吃饭就快，今天吃得就更快。吃完，把筷子一放，对母亲说：“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 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这件事，我不知道在他二人心中，各自占据着怎样的位置，留下多深的刻痕。我只是吃惊于三十年后的一件小事——八十年代初，全国政协举行委员活动，母亲和史良在礼堂前厅谈天。民进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见此情景，特意将我的姐夫拉到一边，愤愤地说：“你岳母怎么还能和史良有说有笑？当年就是她出卖了章先生，我们心里都明白，谁也忘不了，难道李大姐自己倒忘了？” 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众多右派，被逐一处理。万不想左派们也跟脚一一做了长篇书面检查。这其中既有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的吴晗、邓初民，也有半路甩出杀手锏的史良，还有交叉身份（中共党员、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周新民等人。可见在毛泽东眼里，不仅章（伯钧）罗（隆基）是右翼，整个民主党派都是右翼。 后来，有人告诉我：在反右后期史良批判“章罗联盟“的文章，皆出自胡愈之之手。连那个“六六六”教授会议，也是胡愈之一手策划铺排的。只不过临到开会，他借故走掉。而且运动的收尾时刻，他把具体操办这件事的干部也戴上右派帽子，全家调离北京，驱赶到大西北。我听了，先是震惊，后也不觉奇怪。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当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胡愈之。 再后来，我又听说：大跃进时期，史良见一批党外人士光荣加入了中共，也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毛泽东不同意，周公称她是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不入党，作用更大。 一九六五年，罗隆基因突发心脏病，半夜死在了家中。他的许多日记和一箱子情书被有关单位收走。母亲偷偷对我说：“你的罗伯伯收藏的情书可多呢，据说还有青丝发。写给他情书的人多是名流，其中有刘王立明，史良……”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我几次从四川溜回北京。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冬，我第一次返京，住在已被红卫兵占据的家中，陪伴着体质虚弱且终日担惊受怕的父母。一日，民盟中央的人通知父亲去王府井东厂胡同（即民盟中央所在地），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会开了整整一个上午，焦急忧虑的母亲，煮了稀饭等他回来。下午一点多，年迈的父亲徒步而归。 他喝完稀粥，把母亲和我招呼过来，说：“我满以为民盟是批斗我，到了会场才知道，我是个陪斗。原来今天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关干部，偏要她把腰弯得低低的。开初的批判，不过是些口号和空话。后来，他们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写给老罗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象又回到了从前。”显然，父亲所说的从前，是指一九五七年以前。 父亲接着说：“当初，他俩的恋爱失败，史良曾经向老罗索讨自己写的书信。这个努生（罗隆基的字）就是不给，把流风余韵系于纸墨之间。现在它们都成了罪证和炮弹，投向这些从前爱过他、现在还活着的女人。” “健生，”父亲唤着母亲的名字，又道：“今天这个会，最让我心痛的是，民盟会堕落成这个样子，一个批斗会搞得如此下作。” 而这个如此下作的批斗会，成了他们最后的会晤。 一九六九年父亲病逝。 一九七八年，我从四川省第二监狱释放回京。母亲说，为了我的出狱，她找了许多关系，托了许多的人。现在要带我去拜见、面谢他们。在这些人当中，有三个老大姐：史良、雷洁琼、李文宜。我们母女先看李文宜，再看雷洁琼，最后去的是东总布胡同二十三号。在路上母亲告诉我，小陆已经去世。去世的情况非常意外：一九七六年周总理逝世，在外交部召开的追思会上，小陆谈到总理对他的关怀时，激动万分引发了心脏病而猝死的。 我们与史良的会面是在一楼客厅。几十年未见，身着白衫青裤的她，略显老态，但依旧是仪态雍容。光泽的肌肤、白皙的面庞和清澈的目光，使人很难相信她已年逾七十。 母亲把我朝史良的面前一推，说：“喏，这就是刚从四川回来的小愚（我的小名），没有你的帮助和搭救，她恐怕至今还蹲在大牢呢。” 我赶紧补充道：“数千人的监狱，我是平反释放的第一人。这都得谢谢史阿姨了。” 史良摆摆手，说：“不要谢我，我没有起关键性的作用，也不可能起到这个作用，不过就是找找人，反映你的情况。我跟他们讲，章伯钧的女儿怎么就一定是反革命？她在日记里写几句对时政的看法，就算犯法？从法学观点看，简直不成道理。所以，我要替你讲话。在这方面，史阿姨是有原则的。我史家有个远房的侄子，前几年犯了罪，判了刑。他的家人后来找到我，想让我为他开脱。我把这个远房侄子的情况一摸，发现他不但品质不好，而且是真的有罪。我对他的父母说，这个忙我是不能帮的。孩子从小游手好闲，现在劳动几年，恐怕对他今后的一生都有好处呢。” 吃午茶的时候，母亲关切地问：“小陆走后，你的生活还好吧？” 不料母亲寻常问语，引出史良眼泪无数。一边拿出白手帕擦拭，一边抽噎着说：“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他的房间，他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 她哭声凄婉，而那样子又很像个冷不防被抢走了心爱的洋娃娃，一个人坐在大房子里伤心抹泪的小女孩。母亲后悔自己不该提到小陆，说了许多劝慰的话，随后告辞。史良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我就不远送了。” 母亲和我走出大门，便听见有人在喊母亲的名字：“健生！”回头一看，原来是上到二楼寝室的史良靠在临街的窗前，手里左右摇动着那条擦拭过泪痕的白手帕。我俩走一段路，就回头望一眼，那白色始终在阳光下晃动，闪耀。我一向认为人老了，简单的衣食住行，都是无比的沉重与艰难，他们的内心自不会再有炽热之情或刻骨之思。但我面前的史良，以忧伤表达出的至爱，令我感动不已。当我跨入老龄，生活之侣也撒手人寰的时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记忆，便愈发地生动起来，也深刻起来。是的，脆弱的生命随时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转瞬即空，归于破灭，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远的存在。 不管父亲的右派帽子摘不摘，不问一九五七年的事平不平反，母亲都决意要给自己的丈夫写一点文字的东西，留给后人。在搞“章伯钧生平”的同时，她还想搜集一些父亲生前的照片。现在谁还保留着与章伯钧的合影？数来算去，唯史良矣。一九八三年二月，趁着春节拜年的喜庆日子，母亲带着我又去东总布胡同。这时的她已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要拜晤（包括拜年）均须提前联系，获得同意。这次见面被安排在二楼的小会客室，楼梯的转弯处是一株叶大如盆、油绿乌亮的龟背竹。上得楼去，便从一间敞开的房间墙壁上，看到悬挂着的小陆遗像。像很大，拍得也好，他一生的温厚朴讷都印在那上面。我想，这间屋子就是史良珍藏爱情、持守亡灵的圣地了。 虽是冬日，穿着一件蓝色对襟丝棉袄的史良，却坐的是把藤椅，好象在我们未到以前，她已经坐在那里很久、很久了。此时的她，完全是个老迈之人，稀疏的头发，白多黑少。露出的手臂和手背分布着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目光似乎也有些迟缓、冷淡。见此情状，母亲尽快地说明来意，在重复两遍以后，她听明白了，对母亲说：“这些事由我的秘书处理，他们会告诉你的。” 秘书的答复是：“史委员长的包括照片在内的所有资料都很珍贵，概不外借。很对不起，请李先生原谅。” 我们不便久留。听说我们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颤的手从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卷，递到我的面前，说：“小愚，今天是春节，史阿姨要送你压岁钱。” 我接过来，展开一看，是五元的钞票。刹那间，心头泛起缕缕难以名状的伤感：是伤感于母亲要求的被拒？是伤感于史良的垂暮之态？还是伤感于她视为女童的我，已是中年妇人？——这一切，连我自己也无法辨析。 “清禽百啭似迎客，正在有情无思间。”岁月飞逝，留给我们的只有记忆，好在我们还有记忆。 一九八五年，史良病逝。患有心梗的母亲执意要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进得大厅，母亲便痛哭失声，站立在遗体前，几乎跌倒在地，情绪难以自控。民盟中央的一个在职部长低声问身边的人：“她是谁？” 一位老者答：“她叫李健生，是章伯钧的夫人。” 另一个民盟中央机关的干部，问：“章伯钧是谁？” 老者无语，一片沉默。 数年后来，我去民盟中央机关的宿舍，替母亲探望她的几个老友。闲谈中，对其中的一位问及史良身后之事。他告诉我，史良无子女，她的几个侄辈认为史良的首饰可能值些钱，便提出分割、继承的要求。经过请示，决定由他代表组织拿着全部的首饰，领着这些亲属先去珠宝行鉴定其价值。鉴定出的结果是：所有的戒指、胸针、耳环、项链加在一起，也就值个三千块。听到这个价码，后辈一律表示放弃要求。当然，珠宝行的鉴定者，不知道这些漂亮的假首饰所有者，是一位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国家首任司法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一个叫史良的女人。 我想，即使晓得了姓名，他们也未必知道史良是谁。 20017-9月年于守愚斋 <hr /> 注释： 附 储安平作品篇目 〔1〕说谎者（小说集） 上海书店1992年12月影印版 〔2〕给弟弟们的信（散文集） 开明书店1936年出版 〔3〕英国风采录 商务印书馆1945年出版 〔4〕英人法人中国人 观察丛书1948年出版 〔5〕英国和印度 科学书店40年代出版 〔6〕玛纳斯河垦区—新疆旅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出版 〔7〕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 作家出版社出版1957年出版 〔8〕关于“睡庙求医”的故事（1928年） 原载《语丝》第4卷第18期，1928，4月30日 〔9〕小病 原载《真美善》第6卷第6期，1930，10月16日 〔10〕残花（1930，5月） 同上 〔11〕母亲（1930，8月13日） 原载《真美美》第7卷第1号，1930，1月16日 〔12〕墙（1930，11月28日） 原载《新月》第3卷第7期 〔13〕一条河流般的忧郁（1931年） 原载《新月》第3卷第12期 〔14〕一段军行散记（1932年1月1期） 原载《新月》第4卷第1期 〔15〕悼志摩先生 同上 〔16〕施用闷药前后的心理与感觉 原载《观察》第2卷第9期 〔17〕来京记（1933年2月） 原载《语丝》第3卷第14期，1933，4月1日 〔18〕豁蒙楼暮色 原载《新月》第4卷第7期，1933，6月1日 〔19〕记田汉先生 原载1935年《中央日报·文学周刊》第38期 〔20〕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原载《观察》第1卷第1期，1946，9月1日 〔21〕布洛克及其名着—《十二个》 原载《北新》1928，5月16日 〔22〕《新评论》发刊词 原载《新评论》1940，1月 〔23〕论剧本—西南剧展献言之一 原载1944，2月15日《力报》 〔24〕论剧人—西南剧展献言之二 原载1944，2月16日《力报》 〔25〕论观众—西南剧展献言之三 原载1944，2月17日《力报》 〔26〕《客观》政论 原载《客观》第7期，1945，12月22日 〔27〕失败的统治 原载《观察》第1卷第3期，1946，9月14日 〔28〕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 原载《观察》第1卷第11期，1946，11月9日 〔29〕论上海民乱 原载《观察》第1卷第16期，1946，12月14日 〔30〕论张君劢 原载《观察》第1卷第19期，1947，1月4日 〔31〕辛勤·忍耐·向前 原载《观察》第1卷第24期，1947，2月8日 〔32〕中国的政局 原载《观察》第2卷第2期，1947，3月8日 〔33〕三百二十位读者意见的分析与解释 原载《观察》第2卷第12期，1947，5月17日 〔34〕大局浮动、学潮如火 原载《观察》第2卷第13期，1947年5月24日 〔35〕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现的态度，原载《观察》第2卷第14期，1947，5月31日 〔36〕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 同上 〔37〕读孙科谈话 原载《观察》第2卷第18期，1947，6月28日 〔38〕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原载《观察》第2卷第22期，1947月7日26日 〔39〕艰难·风险·沉着 原载《观察》第2卷第24期，1947，8月9日 〔40〕“为中国农业试探一条出路”刊出后的响应，原载《观察》第3卷第5期，1947，9月27日 〔41〕白报纸！ 原载《观察》第3卷第9期，1947，10月25日 〔42〕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 同上 〔43〕评《出版法修正草案》 原载《观察》第3卷第15期，1947，12月6日 〔44〕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入学之不妥，原载《观察》第3卷第16期，1947，12月13日 〔45〕我们建议政府调查并公布白报纸配给情形，原载《观察》第3卷第19期，1948，1月3日 〔46〕风浪·熬炼·撑住 原载《观察》第3卷第24期，1948，2月7日 〔47〕论程梦明案兼社会有心人能否合拢来做一点事情 同上 〔48〕国大评论 原载《观察》第4卷第9期，1948，4月24日 〔49〕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 原载《观察》第4卷第10期，1948，5月1日 〔50〕评翁文灏内阁 原载《观察》第4 卷第15期，1948，6月5日 〔51〕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原载《观察》第4卷第20期，1948，7月17日 〔52〕吃苦·苦斗·尽心 原载《观察》第4卷第23、24期1948，8月7日 〔53〕一场烂污 原载《观察》第5卷第11期，1948，11月6日 〔54〕政治失常 原载《观察》第5卷第13期，1948，11月20日 〔55〕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原载《观察》第6卷第1期，1949，11月1日 〔56〕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 原载《观察》第6卷第2期，1949，11月16日 　　〔57〕在哈尔滨所见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监狱工作，原载《观察》第6卷第4期，1949年12月16日 〔58〕旅大农村中的生产、租佃、劳资、税制、互助情况，原载《观察》第6卷第5期，1950年1月1日 〔59〕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原载《光明日报》1957，6月2日 五、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是当代作家。许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不知道他是谁。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算是高级知分子的一个密集点。最近和同事一起吃饭。提及聂绀弩，竟十有八不知。而知者，则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聂绀弩在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是继鲁迅之后的第二人。特别是他的旧体诗，形类打油，旨同庄骚，读来令人欲笑而哭，自成一格，人称“聂体”，是“异端”诗的高峰。 聂绀弩敢想、敢怒、敢骂、敢笑、敢哭。鲁迅说：“救救孩子。”聂绀弩“孩子救救我们。”鲁迅撰有《我们怎样做父亲》；聂绀弩写下《怎样做母亲》。看过的人大多不喜欢阴柔的宝钗、袭人；聂绀弩认为“不写宝钗、袭人是坏人，的反封建的意义就更深。”人家学习马列，图的是政治进步；聂绀弩看《资本论》第一卷，读到少年女工自觉是女性后，常到河边偷看男工游泳的段，能联系“的‘绩女’，鲁迅的文章，融会贯通，有所彻悟。⑵</a>”举一反三，探究“聊斋”的思想性。蹲过大牢的人，都恨监狱；聂绀弩常常怀念监狱，说“监狱是学习圣地，监狱里医疗卫生方便”。 他在号子里回忆过去读过的旧小说，偶有所见，就记在笔记簿上，居然写了一二十册。聂绀弩受胡风事件牵连数十年，数十年间不断地怀念胡风，不停地写诗赠故人：“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胡风因三十万言书获罪，受三十年牢狱流徙之灾）”。所有胡风分子无不憎嫌以出卖胡风为进身之阶的人；聂绀弩为其开脱，说“媚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纣廷咒恶来？”——聂绀弩种种特立独行的做派和一贯到底的反叛精神，使得自己的大半辈子在批判、撤职、监督、察看、戴帽、劳改、关押、冤屈、丧亲、疾病中度过。人生成败若以幸福快乐为标准去衡量，他是彻底的败者。 父亲（章伯钧）不认识聂绀弩，他是母亲（李健生）的朋友，而且是后期的朋友。这个后期的具体划分是在1970年前后。我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服刑在四川；聂绀弩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于山西。母亲与原本相识，因同为反革命罪犯家属而骤然接近起来。相似的境遇，相近的心情，使母亲和周颖成了亲密的朋友。她们有两个固定话题。一是交换聂绀弩和我在狱中的情况，特别是收到我二人信件的时候，要共同探究，力图解读出字里行间的全部内容。二是不断地打听消息，分析形势，寻找各种关系，商议能够营救我们出狱的良策。比如，搜集到中央近期要召开某个全国性会议的消息，二人立即分头行动，各自写出递交首长的“求情信”。然后，母亲去叩响农工中央主席季方家的大门，恳请他会见四川省省长，为我“高抬贵手”。周颖则直奔民革中央副主席朱学范家中，烦劳他找到山西省负责人，能否为聂绀弩“法外施恩”。其结果，往往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周颖的精神状态不如母亲，情绪波动，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母亲是很理解人的，心怀悲悯的她对周颖肺肝直陈：“老聂岁数比小愚（我的小名）大多了，身体也不好，所以，我要先救老聂。”感动万分的周颖老泪纵横，涕泣不止。 母亲一诺千金，有言即有行。她四处奔走，寻找机会和办法。1971年的秋季，农工党老成员、因1957年划为右派而身处困境的朱静芳，从淮安乡下来到北京谋生。她下了火车，便直奔我家，希望获得母亲的帮助。住房紧窄的母亲二话不说，让朱静芳与自己食住在一起，有如家人。母亲工资一百四，她几乎每月都要拿出二、三十元，偷偷塞进朱静芳的口袋，直至右派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朱静芳解放前就攻读法学，划右前是山西省法院的一名陪审员，感觉敏锐的母亲觉得搭救聂绀弩的机会到了。这大概是在1971年。母亲把朱静芳介绍给周颖。周颖看着南京来客落泊寒酸的样子，心想：连自己都要投靠别人，这样的人能管用吗？故态度很有些冷淡。但面对母亲的热忱，也碍于情面，她还是把聂绀弩的“犯罪”情况和关押情况告诉给朱静芳。朱静芳当然察觉到周颖的冷淡，但看在母亲的情份上，也看在聂绀弩的名分上，她表示愿意帮这个忙。会面的当日，周颖便向朱静芳提出去山西稷山县看守所看望聂绀弩的要求。母亲说：“还是让老朱先探探路吧！她的盘缠由我承担。”巧了，朱静芳从前在法院工作的一个同事的丈夫，正担任看守所所长。她表示愿意前往，并说自己必须假称是聂绀弩的亲戚才行。三人的茶水喝了一杯又一杯。茶越喝越淡，心越靠越拢。 当聂绀弩在看守所所长办公室，看到一个叫朱静芳的女人口口声声称自己为“表姐夫”的时候，惊异得直眨巴眼睛。而朱静芳见他的身体和气色都还算不错的时候，一颗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所长告诉朱静芳：由于觉得聂绀弩人好，又很有学问，索性没有叫他干什么劳动。朱静芳带来由母亲和周颖买的罐头、茶叶、香烟、白糖、点心。所长叫将它们拿回监舍。在所长办公室，朱静芳和“犯人”的会见持续了三天。在这个看守所历史上，是个绝对的例外。聂绀弩是有问必答，只是在问到“犯罪案情”的时候，才变得支支吾吾，说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还没有判刑就被押送到了稷山。而暗地里，瞅着这个操着苏北口音、高大结实的女人直纳闷儿：这个“朱大姐”到底是谁？ 从哪儿钻出来的？他把自己的亲戚和周颖的亲戚在脑子里翻了个遍，也没能考证出来。见到了人，人又还健康——母亲觉得朱静芳是首战告捷，便毫不客气地对周颖说：“你该请客！为老朱接风。” “请客，请客！”周颖一个劲儿地点头。 饭是在座落于交道口大街的康乐饭馆吃的，周颖做东，全家出席。席间，气氛热烈。母亲不停地给朱静芳夹菜递汤。朱静芳直到今天都记得有道非常好吃的菜，菜名儿叫黄鱼羹。 聂绀弩在稷山看守所的四年时光，寂寞中也有快慰，冷冽中亦有温暖。同号同铺的小李，不但照顾他的生活，还一起读马列，小李每有所悟，聂绀弩会惊喜异常。聂绀弩搞不懂马克思论述的“级差地租形式”，小李便给老人补习数学知识。潜心于理论不光为打发时间，更重要的是聂绀弩想以此验证自己的人生观。 另一个同号的囚犯，是一个叫的人。他与聂绀弩是共用一副手铐押赴稷山的，故聂绀弩有“相依相靠相狼狈”的诗句相戏，相赠。这个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的包先生，博学多识，通文史，精诗词，尤擅对联，曾在王府井画店举办个人书法展览。聂绀弩对他的学问佩服的不得了，称他是活字典。“鬼话三千天下笑，人生七十号间逢。”监狱不得高声喧哗，聂绀弩又有些“耳背”，所以俩人经常交头接耳，“鬼话”连篇，用同心之言彼此抚慰受伤的筋骨、受辱的心。后来包于轨病死看守所，草葬于狱内空地。这令聂绀弩哀痛不已。 1974年年底，聂绀弩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他情绪激动又万念皆灰，十多天的眼睛都是红红的，“是泪是花还是血？频揩老眼不分明。”悲愤难忍的聂绀弩向周颖报告了这个最坏的消息，觉得自己只欠一死，别无它途。周颖跌跌撞撞地来到我家，对母亲和朱静芳说：“事情不好了，老聂判处了无期徒刑，他不服，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她拿出聂绀弩的信，信中写道：“我是永远回不了北京城。” 母亲黯然无语，而周颖早变成了木石，呆坐在沙发。 冷静的朱静芳问：“周大姐，你可知老聂现在关押何处？”“临汾。”朱静芳想了想，说：“那就在省第三监狱了。”遂安慰周颖，道：“不要急，有办法，省三监我有认识的人。”周颖听到这句话，情绪稍许安定。她走后，朱静芳告诉母亲：“我如今是个农民，靠种庄稼吃饭。所以，现在必须赶回南京乡下插秧，等秧子插完，就赶来北京，专跑老聂的事。”母亲马上给朱静芳买了南下的火车票，并反复叮嘱：“老朱，你要快去快回呀，咱们救人要紧。” 朱静芳前脚刚走，周颖后脚病倒在床。学医出身的母亲话不说，把周颖接到家中，一住数月，亲自护理侍候。返回北京且落脚我家的朱静芳看着母亲跑前跑后，炖汤拿药的情景，慨然道：“这才叫患难与共，肝胆相照呀。” 经过反复思考，朱静芳认为：放出聂绀弩只有一条路，即保外就医，而获得保外就医则必先获得减刑，改判为‘有期’，才有可能。“老聂怎样才能减刑呢？”周颖的反问，却令她一时无法回答。母亲建议朱静芳还是先与她所认识的监狱管理人员联系，再商讨减刑之策。谁料想事情又那么凑巧，朱静芳与山西省第三监狱的狱政科长老彭元芳相识，且私交甚好，而老彭的爱人姓杨，是这所监狱的监狱长。朱静芳随即给老彭写了封信。信中说，自己有个姓聂的表姐夫在省三监服刑。母亲把信看了一遍，问：“你为什么不写明自己的亲戚是聂绀弩呢？”“不能写明，这样的事只能面谈。” 老彭没有回信，这令母亲和周颖有些失望。朱静芳却说：“周大姐，我们可以去临汾了。她是不会复信的。” 母亲为朱静芳买了去太原的车票（周颖的车票是自己买的），又给了她几十元钱，做逗留临汾和返程的花销。 1975年盛夏，周、朱二人坐了火车坐汽车，近午时分到了监狱。老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昔日老友，请朱静芳坐沙发，把周颖理所当然地视为罪犯家属，端个矮脚小板凳叫她靠墙角呆着，还叫了一个管理人员陪同。见此情状，朱静芳觉得无法进行实质性谈话。当晚，朱静芳决定让周颖住县招待所，自己则搬到老彭的家里。晚饭后，朱静芳向老彭详细介绍了聂绀弩的身份、资历、为人、成就等情况，还拿出了一本随身携带的聂绀弩作品，请她翻阅。为摸清案情，朱静芳提出想看看聂绀弩的档案，老彭同意了。 可翻开卷宗，内里只有一张判决书。内容简单得像简历，案情概括得像口号，且通篇措辞严厉。指认他犯有现行反革命罪，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判决书上的最后一句是：由于认罪好，特宽大处理，判处无期徒刑。 第二天接见“犯人”，老彭的态度明显改变，接见地点没有安排在固定的“犯人接见室”，接见时间也没有遵守“只许半小时”的规定。穿着囚衣、戴着囚帽的聂绀弩，从关押区向管理区缓慢走来。他很快认出了朱静芳，眼睛里流露出笑意，说：“朱大姐，你长胖了。”这本是句淡话，不知怎地令朱静芳辛酸无比，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赶忙掉过头，泪水便沿着面颊滚滚而落。她请老彭离开办公室，自己也站到院子里，好让周颖单独和聂绀弩会面。 会面结束了，朱静芳迫不及待问周颖：“你问清楚了没有，老聂到底犯了些什么？”周颖答：“他告诉我主要犯罪事实是辱骂了江青和林秃子。”“辱骂的具体内容呢？”“说他讲‘江青和林秃子有暧昧关系’，但老聂始终没有承认；人家追问这话是谁说的，他东扯一个西拉一个，都没能落实，所以公检法认定还是他自己讲的。”“还有呢？”朱静芳问。“还有，就是他想吃五香牛肉。”监狱哪儿有什么五香牛肉？好心的老彭特地跑到附近部队驻地借了五斤肉回来，给北京来客和聂绀弩包了顿饺子，算是改善生活。 患难夫妻的会面长达四、五天之久，在此期间朱静芳加紧做老彭的工作，最后，索性摊牌：“无论如何，你们也要把人给我放出来。”老彭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老聂的身体不好，害过一场大病。我们把他弄到太原的医院，治了几个月才救活的。按这里的做法，判了无期的犯人是要押送到北大荒的，我们觉得他身体太差，就没有叫他去。在这里，也是做些轻微的劳动。”“什么叫轻微劳动？”朱静芳问。“比如在监狱的厨房洗洗菜。”朱静芳说：“你一定要想办法。先要保证他的健康，再做到保释就医。”又说：“老聂是个作家，给他一些书看，精神上也好有个寄托。”分手的时候，心里拿定主意的老彭把客人一直送到监狱大门，对朱静芳说：“你放心吧，我保证把老聂健康地送还给你们。” 回到北京的朱静芳连续给老彭写了几封信，均无回音。但她得知：聂绀弩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从大牢搬到小屋；屋里放了书桌，书桌上摆了纸笔；北京寄去的或托人带去的罐头、腊肉、香肠、咸鸭蛋等食品一律由老彭转交。老彭和一个姓张的劳改干部命令在厨房干活的犯人，每天给他或蒸一碟腊肉，或切一盘香肠，或开一个罐头，或送一个咸鸭蛋。聂绀弩从心眼里感激朱静芳，说：自她去了监狱，自己的生活完全变了，如此特殊的待遇是监狱里从未有过的。而朱静芳打心眼里感谢老彭、老杨和老张，说他们如此地敢于担责冒险，真的够朋友。过了几个月，情绪又开始消沉的周颖对朱静芳说：“我想离开北京，在老聂的监狱附近找个房子住下来，就在旁边陪他到老。”朱静芳说：“你要这样也可以。不过，我和李大姐还是要尽量想办法，把老聂搞出来。”话虽如此，却无良策。尽管劳动改造表现好的犯人可以减刑，可聂绀弩早已不参加劳动了，减刑又从何谈起？老彭他们也是干着急。 1975年冬季，毛泽东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并适当安排工作。愿意回台湾的，可提供方便。这个“决定”在全国范围迅速传达，果断落实。这个文件我是在四川监狱里听到的，与我同牢而居的国民党旧军政人员先是不敢相信，后是彻夜不眠。那些够不上县团级的老反革命第一次恨自己罪恶小、军阶低。 “决定”到了山西政法部门。根据档案，上边通知山西省第三监狱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共有8名。经核对，监狱领导发现只有7名，其中一人已病亡。老彭他们觉得让聂绀弩出狱的机会到了。因为只要能顶上这个空额，便可蒙混过去。但完全蒙混也不行，于是，他们开始翻查聂绀弩的档案，看看是否能够在他的政历上找到一丝与国民党的联系。这时，得知“决定”的朱静芳火速投书，信中也提出了相同的主意。毕竟她是经过母亲介绍认识的周颖夫妇，所以并不十分清楚聂绀弩的全部历史。还是监狱领导在提取的聂绀弩档案里，发现他有“于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的经历。有了黄埔军校的履历，就足够了。老彭立即告诉朱静芳：事情办好了。聂绀弩以老共产党的身份进的监狱，以老国民党的名义出的牢门；以现行反革命的犯罪抓进去，以历史反革命案情放出来。 1976年秋，母亲征得周颖的同意，拜托去山西接获释的聂绀弩返京。戴浩也是右派，每月领取生活费30元。他从母亲那里接过买车票的钱，又向母亲借阅一套明朝版线装书，说是“以破长途之寂”。生性慷爽的母亲不忍拂其意，犹豫片刻，还是将书拿出。结果，人接回来了，书却丢了。许多年以后，母亲对我提起那套明版书还心痛不已，带着埋怨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戴浩非要那套书？要知道，那是你老爸爸的遗物。”聂绀弩回到北京，却报不上北京户口。仍是朱静芳抛头露面，找到与派出所、公安局关系极好的一个老太太（即文怀沙之母），请她出面为聂绀弩报上了北京市居民户口。 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刀笔纵横光闪闪。 化杨枝水洒枯花。劝君更进一杯茶，千里万里亦中华。 聂绀弩对朱静芳心怀感激，写了这样一首六句诗送给她。聂绀弩获释经过，朱静芳对外人谈及很少。后来，周颖曾对别人便讲：“我们老聂能够出来，是由于某首长出面。”话传到朱静芳耳朵里，惹出一肚子火。气愤的她当着聂绀弩的面，质问周颖。又说：“你这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我讲不过你。”理屈的周颖说罢，便去卫生间。趁着这空当儿，坐在一边旁听的聂绀弩乐滋滋对朱静芳地说：“她怕你。”过后，朱静芳心里很难过。她对我说：“小愚，我想办法救老聂，一方面是由于你的母亲待我太好，一方面是因为老聂实在是太冤。” 我说：“朱阿姨，没有你的帮助，聂伯伯也能出来。不过，他要在监狱里等到胡耀邦上台平反全国的冤假错案，时间至少要推迟三至四年。等一年，就意味着再坐365天的牢。对个老弱病残来说，在一千多天的日子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朱静芳不住地点头，感叹道：“别看周颖一头白发，还不如小愚懂。” 关于聂绀弩的“犯罪”，不禁让我联想起戴浩对我讲的一段话。我出狱不久，戴浩来我家闲聊，母亲留饭。饭后，我送戴浩去建国门大街的1路汽车站。正值残夏，阳光耀眼，热气灼人，几只蜻蜓在空中盘旋。我俩拣着有树荫的地方走。走着，走着，他停下脚步，突然地说：“现在背着李大姐、周大姐、朱大姐以及陈大姐（即陈凤兮），我向你提个问题：把你关进大牢，冤不冤？” “当然，冤呀！” “我也认为冤。章诒和不就是章伯钧的女儿吗？小愚不就是有感于江青从政，在日记里写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么一句话嘛。” 我点点头。 接着，他又问：“你说把聂绀弩关进大牢冤不冤？” “当然，也冤呀！” “错了，与你相比，老聂可不冤哪。” 看着我瞠目结舌的样子，他笑了，拍着我的肩膀，说：“用不着吃惊，戴叔叔解释几句，你就明白了。用今天的法律去判断，老聂是冤枉。可拿当时的政策去衡量，聂绀弩可是真的有罪。” “为什么？” “因为他真是像判决书写的那样，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老聂骂林彪用的是最粗鄙的语言，粗鄙到我无法对你重复他的话。” “真的？” “真的。在接他回京的路上，老聂把自己的‘犯罪情节’全都告诉给我。我曾经告诉给你的母亲，她叮嘱我今后不要再对别人讲了。” 在以后的接触中，我发现性情狷介的聂绀弩对自己所反感的事物，用语常常是很刻毒的。戴浩的话，一点不假。聂绀弩为什么如此肆无忌惮底辱骂“副统帅”呢？我觉得除了性格因素、本性使然，资历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不错，聂绀弩是名作家，但他又是个老革命，且“老”到与林彪同读黄埔（聂为二期、林为四期），同为湖北老乡。有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即使对方变成了革命权威、政治领袖、毛泽东接班人，他也决然不会去仰视、去拥戴的。在聂绀弩的眼里，林彪就像面对面办公的同事、隔壁而居的街坊那样普通熟悉。因此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批评乃至诟病其缺陷的，这缺陷包括他的野心、虚荣、伎俩和作风。周颖来我家，一坐便是一天。母亲定是留饭的，擅长烹饪的姐夫洗手下厨，烧出的菜虽非美馔，却颇适口。周姨每次吃了，都说：“好，真是太好了，我还要带些走呢。” 聂绀弩释放回京以后，她带菜的习惯仍保持着，且加大了力度——带走的菜肴都改用我家大号铝饭盒，且塞得满满的。周颖一边把菜装饭盒，一边解释说：“我们老聂就爱吃小柴（指我的姐夫）做的菜！”每听此言，母亲脸上泛起微笑，姐夫则一副得意神情。菜带得再多，全家也心甘情愿。后来，有一次母亲要去王府井八面槽有名的全素斋买些素什锦回来，竟发现家里所有的饭盒都没了。问姐夫，回答说：“章家的饭盒都在聂家碗柜里放着呢！” 母亲去看望聂绀弩，常让我的姐夫陪同。姐夫自会带上许多新鲜鱼肉及蔬菜，亲自做给“聂伯伯”品尝。看着满桌子的可口菜肴，聂绀弩特别高兴。他说：“我颠簸了一辈子，吃到的快乐远没有吞下的苦水多。但今天我是快乐的，大家是快乐的。” 一天下午，母亲正在清理父亲生前收藏的清代茶壶。1966年8月红卫兵抄家时只认得瓷器，不知道这些用泥巴做的茶壶也是古董、“四旧”、好玩意儿且价格不菲。所以经过无数的洗劫之后，家里还剩得几把宜兴老壶。母亲刚把茶壶擦洗干净，摆在地上晾干，周颖、朱静芳二人就进了门。周颖见每把茶壶都那么漂亮，便说：“李大姐，这些壶真好看，送给我一把啦！”见母亲没有吭声，即又说：“我们老聂总爱靠在床上，用杯子喝茶很不方便……”一听是拿回去给聂绀弩使用，母亲就让周颖任意挑一把。自然朱静芳也挑了一把。事后，母亲提起这两把茶壶又很有些心疼，并念叨：“也不知老聂用上茶壶没有？” 出狱后的聂绀弩很想为母亲做些事。一次，他知道母亲在大街上摔伤了胳膊，就毛遂自荐，说要领着母亲去找个医生。母亲问：“你带我找中医，还是西医？” “中医。” “此人有名吗？” “此人大大地有名。” “他是谁？” “萧军。” 母亲嗔怪道：“老聂，你别是在跟我开玩笑吧。萧军是个作家，你带我找他做什么？”聂绀弩笑了，笑里透着得意。说：“李大姐，你说得不错。但你不知道，他还是个正骨中医。”受聂绀弩热情诚挚的感动，母亲同意了。他们一起到了座落在什刹海附近的萧军的住所。“这是李大姐。李健生，章伯钧夫人。”红光满面的萧军听了聂绀弩的介绍，紧握母亲的手，说“认识你，真是太好了。今天我一定要好好款待你们。” 聂绀弩说：“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是来看病的。”结果，既做了客，也看了病。母亲的胳膊让健硕无比的萧军“三下五除二”地给摆弄好了；他们也成了朋友，同聂绀弩一道，又去烤肉季吃饭，又在湖边合影。 1977年11月，北京市政协重新开张，恢复活动，召开了五届一次会议。从前一直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的母亲却未接到“当选委员，参加会议”的通知，而其他老委员都先后收到了。她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独独没有自己的份儿。她来到聂家，对聂绀弩夫妇说，自己很想不通，也很不服气。聂绀弩对周颖说：“你去买些酒菜来，中午我请李大姐在家里吃饭。”周颖不善家务，也没有雇佣固定的保姆。所以一般情况下，母亲是不在他家吃饭的。但今天例外，母亲同意了。饭桌上，聂绀弩持箸进菜，殷勤相劝，又向母亲举杯，而且一定要“干”了。过后，对母亲说：“李大姐，我送你一首诗吧！怎么样？” ，。中年多隐痛，垂老淡虚名。 无预北京市，宁非李健生。 酒杯当响碰，天马要行空。 听着听着，母亲的脸红了。“李大姐，你看我说得对吗？”聂绀弩问。“对得很。‘无预北京市，宁非李健生。’这两句多好。”母亲笑了。“你说好，那就好。”三日后，聂绀弩将诗写于信内，寄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偶遇不快，便常吟这首《李大姐干杯》。 1978年秋，我被释放出狱，回到北京，却尚未平反。 一天上午，母亲对我说：“我要带你去认识一下聂绀弩。”我俩是搭乘公共汽车去的。头天，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熟食和水果。母亲路上叮嘱我，千万不要谈论有关子女的事。这时我才知道聂绀弩和周颖有个独女，叫海燕，在歌剧院供职。女婿姓方，人称小方。令老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出狱前的一个月海燕自杀了，死因不明。小方被批斗，其所在单位领导和群众一致认为他对妻子的死负有不可推卸之责。没几天，小方也自杀了。周颖对聂绀弩瞒着这宗命案，谎称海燕出差在外。聂绀弩思女心切，很快病倒在床。过了半年多的时间，经母亲和其他几个老大姐商量，觉得总瞒下去不是个办法，再说聂绀弩也不是个承受不了打击的人，于是决定由陈凤兮找个单独的机会告诉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陈凤兮静静地讲，聂绀弩默默地听，讲者与听者的眼睛里都闪动着泪花。当晚，聂绀弩彻夜无眠。第二天早晨，周颖进丈夫的卧室，“。”但在聂绀弩的心里，仍藏着一个死亡之谜，即女儿为什么要自杀？ 周颖把家从地安门附近的东不压桥胡同34号的平房，搬到了左家庄地区的新源里单元楼。回到北京的聂绀弩按被释放的国民党军警特人员待遇，每月从街道领取18元生活费。他不能安于这样的身份，也不能安于这样的生活，便给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写信，说明自己莫名其妙被抓和莫名其妙被放的情况。邓小平将信批转给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的齐燕铭，齐燕铭向邓小平汇报了聂绀弩“军警特”待遇的近况。邓小平听后，两眼一瞪，说：“他是什么军警特！”齐燕铭遂立即派人，给聂绀弩送去二百元营养费；跟着，齐燕铭责成有关方面，将“文革”中红卫兵抄走的现金——约有七、八千元，如数退还。 聂绀弩单薄、瘦削。无论行走，还是坐立，身体都有些前倾，背微驼。从我看到的第一眼开始，便觉得聂绀弩是一幅线条洗练、轮廓分明的肖像版画。令人难忘的是他在文人派头里所显示出的鄙夷一切的精神气质。即使有客人对面而坐，聂绀弩也常沉默不语，似乎总带有几分痛苦。其实，聂绀弩并不忧郁，只要一笑，眯缝着两眼，让人觉得慈祥可亲，是个仁厚的长者。当他正眼看你的时候，那目光竟是那样地坦白，仿佛可以一直穿透你的胸膛直达心底。 我向他浅浅地鞠了个躬，母亲介绍说：“这就是小愚了，刚放出来。” 聂绀弩问：“你是在四川的监狱吧？” “是的。” 周颖说：“小愚关押的时间比你长一些。” “你在哪里做什么？”聂绀弩又问。 “我种了五年茶，织了五年布。聂伯伯，你呢？” “我没有怎么劳动。” 我还告诉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和母亲在莫斯科餐厅吃西餐的时候，就曾见到过他。聂绀弩说：“想不起来，忘记了。”我说：“那时餐厅的服务员都神气得很，催她们上菜，带搭不理的，还从眼角看人。你生气了，对我和母亲说：‘什么叫养尊处优？还用查字典吗？她们的脸就是注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养尊处优。’”聂绀弩大笑。我又说：“在咱们四个人等着上菜的时候，母亲问你的工作情况。你说：‘眼下的工作单位好极了。’母亲问：‘好在哪儿？’你的回答是：‘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仪）在一起了，你说这个单位（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室）还不好？’”聂绀弩又是大笑，并夸我的记性好。 我说：“我脑子里净记这样一些没用的东西，不像你满腹经纶，记的都是学问。”聂绀弩听了，向我瞪着眼睛说：“我有什么学问？不信，可以翻看我填的任何一张履历表，文化程度——高小。” 囚服去身，阳光重沐。聂绀弩的情绪该振作，心情应舒畅。可我感觉他的心情并不怎么好，脾气也不够好。 母亲的解释是：有本事的人，都有脾气；有本事又有冤枉，脾气就更大了。周颖是不参加我们谈话的。不一会儿，她拎着个黑塑料提包走过来，对母亲说：“李大姐，你们聊吧，我到外面去办点事儿，老聂今天特别高兴。” 周颖刚出门，聂绀弩的脸色蓦地阴沉起来，说：“小愚出来了，很好。可我想回去。” “聂伯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对母亲说：“李大姐，还是监狱好。” 母亲说：“老聂，有些事要看得开，想得通，我们才能活下去。” “我想不通，海燕到底为什么死？说他们（指海燕夫妇）夫妻关系不好，小方有外遇？可死前两口子还发生了性关系。按说我坐了牢，母女（指海燕和周颖）应该是相依为命的。可我后来读到海燕早就写好了的遗嘱，才知道事情很复杂。女儿在遗嘱里说：‘我政治上受骗了，生活上也受骗了。又说‘我的两个小孩千万不要让母亲带。’为什么女儿不信任母亲？所谓‘生活上也受骗了’，是指谁？是小方一个人骗了她，还是连同周颖两个人都骗了她？海燕是怎么知道自己受骗的？她看到了或者发现了什么？这些到底都是怎么回事？李大姐，我总该弄清楚吧？” 母亲是看过遗嘱的。这一连串的发问，却令她无法应对。只能宽慰他，说：“老聂，事情已然过去，你要超脱出来。周颖一人在外，实在也是万分困苦。我希望你和她彻底安顿下来，以前的，都不去想啦！还有许多事在等着你去做呢。”聂绀弩摇头，说：“事情我要做，问题也要想。再说，海燕的死是有果无因，怎么能说‘事情已然过去’？”母亲再无话可说。海燕的死因及遗嘱，是聂绀弩脑子里的谜团，也是心中的死结。 我是第一次登门拜望，聂绀弩说什么也要留我们母女吃午饭。我第一个把饭吃完,按照规矩，将一双竹筷平架在空碗的正当中，欠身说：“聂伯伯，谢谢。你们慢用。”低头吃饭的聂绀弩抬头望望我，笑了。微笑中带着挖苦的神态，说：“不要谢我。”遂指着周颖说：“谢她。我现在是靠老婆养活的。” “你不会永远拿18块。”母亲说。饭毕，即告辞。母女同行一路。许久，母亲长叹一口气，说：“老聂，可怜。” 1978年年底，我的丈夫（唐良友）从成都来到北京。母亲说：“你们夫妻好不容易团圆了，带些糖果，算是喜糖，一起去看看聂绀弩吧。”说着，把写着东直门外左家庄新源里西9楼3单元33号地址的便条，递给了唐良友。 我问：“万一聂伯伯不在家，要不要事先打个电话？” “周颖可能不在，绀弩是一定在家的。” 临走时，母亲对唐良友说：“记住，不要在他家吃饭。。” 给我们开门的，是聂绀弩。 进屋后未见周颖，便问：“聂伯伯，周阿姨呢？” “出去了。”看来，母亲的话是对的。 聂绀弩坐在了床沿，指着床旁边的一张旧藤椅叫我坐下。然后，他上下打量着唐良友，直声问：“他是谁？” “我的爱人，唐良友，你叫他小唐好了。” “你的爱人？”聂绀弩毫不掩饰自己的怀疑与惊异。 我点点头。 “真的？”他轻轻摇着头，问唐良友：“你是做什么的？” “在川剧团搞器乐。” “什么乐器？” “从唢呐到提琴。” 他笑了，笑得很冷，又很怪。我不知道丈夫是个什么感受，但我从这样的笑容里，读出了几层含义：一，聂绀弩不仅觉得唐良友过于年轻，更觉得他过于漂亮；二，对这种年纪、相貌以及职业，有些鄙薄；三，这种鄙薄也推及到我，即鄙薄我对男人的选择标准，或许还有对男女性关系的联想，等等。我很想对他解释一下，讲讲自己所经历的如电视连续剧一般曲折的婚姻故事。但我忍了，忍受了他的笑，也接受了笑中的鄙薄。我清楚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小市民。 很快，我们进入了谈话的正题。正题就是对监狱的认识与感受，这是我和聂绀弩唯一的共同点，恐怕也是唯一的话题。 “小愚，你对坐牢都有些什么体会？”聂绀弩首先发问。 “我初到监狱，有三个‘想不到’。” “哪三个？” “一想不到监狱犯人如此之多；二想不到犯人刑期如此之长。” “那三呢？” “三想不到监狱状况如此之差。” 听了这三个“想不到”，聂绀弩似乎觉得我多少是个可以聊上几句的人，而非只会选漂亮男人做丈夫。他伸手去拿搁在写字台上的香烟，唐良友忙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打火机，打燃。他点上烟，舒服地把上身斜靠在床头，两条腿挪到床沿边，平搁着。 见他有了兴致，我的心绪平稳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放大了：“聂伯伯，后来我发现所谓的三个‘想不到’，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 “你还有更深的认识吗？说来我听听。”眼神里，流露出关切和暖意。 我说：“有两点来自对人的认识。首先，人是不能改造的。罪犯充其量只能做到遏制自己，即遏制犯罪本质。换句话说，人不是不想做坏事，而是不敢做坏事。另外，从前我以为坏人就是坏人，蹲上两年（大牢）便明白一个人坏了，可以再坏，再坏以后，还可以更坏。坏是无底的。” “举个例子，说说看。” “比如，一些年轻女犯是盗窃罪，即惯偷。劳改队的劳动强度大，肚子总填不饱。除了在农田里偷些可食之物以外，她们便想方设法找男人‘野合’。搞一次，得一个窝头，一个窝头也就值五分钱。她们本来坏在偷盗上，现在又多了个卖淫的毛病。犯人谁不想出狱？我们的劳改条例又鼓励密告。对他人有重大检举，自己可获减刑。于是，告密成风。再沾上这一条，人就更坏了。” 聂绀弩笑问：“你告过密吗？” “我告过，而且后果严重。” “什么后果？” “把人给毙了。” 他问得突然，我答得直接，我俩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态度所感染。聂绀弩忽然发现没有给客人倒水沏茶，便起身趿拉着鞋，取茶杯、提暖瓶，找茶叶，并抱歉地说：“对不起，我现在才给你们泡茶。”用不怎么开的水泡上两杯绿茶后，他又靠在床背，恢复了原来的姿势。这时的他，像个等着听故事的孩子。从这一刻开始，我感觉双方才是对等的。我说：“聂伯伯，我家庭环境好，受教育好，从无生活恶习。我不过是个政治犯，更准确地说是个思想犯，但进了大牢后，我学会了骂人，学会了打架，学会了偷东西。因为不这样，就活不下去。打架骂人，是犯人之间流通的公共语言。我能像原始人那样用拳头撕扯扭打；像老泼妇那样当众骂街。偷，专偷吃的，是因为饿。饿是什么？是一种关乎生命的本质性痛苦。说句不好听的，除了厕所里捞出来的，不吃，我什么都吃。你的岁数大，又不劳动，肯定对这种痛苦体会不深，而且，可能还把食物和朱阿姨带给你的食品，分给帮助照料你的年轻犯人吃，对吗？”聂绀弩点头，道：“是这样的。”继而，他把话题拉了回来：“你跟我说说那件后果严重的事情。” 我开始了讲述：“最初的几年，我是在苗溪茶场。三十多个新、老反革命女犯挤在二十多平米的监舍。睡在我斜对面的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年妇女，叫张家凤。她生性活泼，多才多艺，有一条好嗓儿，会唱许多中外歌曲。高兴起来的话，还要讲几句英语。我觉得她是众多女囚中最可爱的，但是组长警告我说：‘张家凤是个抗拒改造的反改造分子，你不要接近她。’很快，我便发现她的精神不够正常，自说自唱，神神叨叨的。越是春茶采摘的季节，她越是发作。别人一天采茶二十多斤，她的茶篓却是空的。消极怠工，就是抗拒改造，晚上要挨批斗，犯人斗犯人。多数犯人为了表现自己靠拢政府，接受改造，批斗时就掐她的胳膊，扯她的头发，煽她耳光，我吓得躲在旮旯，但张家凤却习以为常，甚至面带微笑。组长又告诉我：‘她的态度如此嚣张，是仗着自己军人出身、军大毕业。打过几次杀威棒，好些了。她犯罪的起因是被一个首长搞了以后，甩了，从此对共产党怀恨在心。’” “这样经历的女同志，在建国初期是不罕见的。即使有些年轻女同志被组织安排给了某首长做老婆，多数也不幸福。”聂绀弩插了一句。“大概是第二年采摘春茶的时候，张家凤的旧病复发了，而且很严重。她咒骂的不光是那个曾经玩弄自己的部队首长，也不单是把她送进监狱的军事法庭。她咒骂的是毛泽东。很多犯人都听见了，大家争先恐后地去揭发。事情汇报上去，管教干事发话下来，说：‘章诒和的文化程度高，叫她不要采茶了，拿着纸和笔，跟在张家凤的后面。听到一句反动话，就写下一句。再布置另外几个犯人靠近张家凤劳动，一边采茶，一边用心记下她说的，晚上让她们找人写成揭发材料，作旁证。’当时正是下午四点钟的样子，从清晨四点开始爬上茶山，人已经干了一圈儿（即12小时）。我累得要死，腰痛得要命，好像就要断了。一听到这个任务，忙甩下茶篓，心里别提多高兴啦。只觉得自己可以从筋疲力竭中逃出来，而不去想想我记录下的材料是干嘛用的。我跟了她两个下午，她在咒骂的时候，仍称毛泽东为毛主席。她真的疯了——这一点，别人不懂，我应该懂。大约过了半年，在‘十一’国庆节之前，张家凤被押走了。9月30日，劳改茶场召开宽严大会。宽大处理的样板是我们的那个组长，减刑半年；从严惩治的便是张家凤了，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而判处死刑。宣判后的二十分钟，远处传来了两声枪响，数千人的会场如一潭死水。子弹射穿她的同时，仿佛也击中了我。张家凤死了，我觉得是我用笔和纸害死的。”我说不下去了。聂绀弩起身把茶杯端给我，说：“喝口水，喝口水。” “聂伯伯，你知道吗？从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但从枪毙张家凤的那一天开始，我便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 “罪不在你，错不在你。”聂绀弩的目光沉郁，仿佛人类的善良、忧患及苦难都随着目光，流溢而出。他吸烟的时候，嘴唇原是紧闭的。这时却张开了，一股青烟冒出，随即散开，在空中形成淡薄的雾气。他仰着头，看着这飘动的青烟渐渐散去，语调平缓地说：“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苏下手。” “聂伯伯，我在狱中呆了十年，体会到对一个囚犯来说，贪生可能是最强烈的感情。而狱政管理的许多做法，正是利用了这种感情。”我们还谈起各自的“犯罪”情况，一对案情，俩人都笑了。原来在我俩的判决书上都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罪状。 我说：“我们的毛病都是太爱说话。”我的这句话，聂绀弩有些不受听。气呼呼地说：“祸从口出——这条古训，中国的老百姓谁敢不牢记在心？他老人家不开口则罢，一开口，必是雷霆万钧，人头落地。我们这个国家什么工作都可以瘫痪，惟独专政机器照样运转。而且，人被戴了帽子，被关押，被劳改，被枪毙，可革命照旧进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可怕的地方，也算是社会特色和特征吧。”聂绀弩停顿片刻，突然提高了声音，说：“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坐牢，今天的结果比老人家强。” “你认为，他老人家的结果是什么？” 聂绀弩伸出四个手指，说：“四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等到一切真相被揭开，他还要遗臭万年。” “聂伯伯，‘文革’中我的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毛泽东几十年的执政错误给中国的每个家庭，都制造了灾难和痛苦，别看现在是‘红海洋’，将来会是个悲剧的收场。” “你的父亲是先知先觉，你的母亲是大慈大悲。你虽受了父母的连累，但你该为他们自豪。” 我说：“我在牢里，支撑我的就是死去的父亲和活着的母亲。即使我死了，我的灵魂也会回到他们的身边。” “好。”说罢，他把目光投向了窗外。 我怕他联想起海燕，扯开话题，问起他狱中生活。他告诉我，自己有书看，还能写东西，处境比我好。 “聂伯伯，你看些什么书？” “主要是看《资本论》，一遍一遍地看，一直看到被放出来。说来你也许不信，我一共读了17遍。读《tal》，有鱼跃于渊之乐。” 我大为吃惊：“天哪！你该不是把《资本论》当成了《圣经》吧？” “算你说对了。”他有些兴奋，好像很欣赏我的这个比喻：“我就是把它当作《圣经》，其实，《资本论》也像《圣经》。” “为什么？” “因为它是从哲学的观点出发的；又因为它写出了真理；还因为它的文笔。‘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弱都无济于事。’小愚，你说这段话像不像《圣经》？你说马克思的文笔好不好？《资本论》当然是论述经济问题与规律的，但它把权力、选举等政治因素概括进来，又涉及思想、舆论、信仰、情感等精神事物。分开来读，每个部分都说得很明晰；合起来看，整部书又非常完整。这个特点不也很像《圣经》吗？中国人当共产党，有几个人读了《资本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原因分析起来，不外乎两个。一部分人是为了寻找个人出路；另一部分人是出于对当地政府或顶头上司的不满。怀着这样的动机，哪里需要《资本论》？从前的我，也是不看这种书的。”聂绀弩又赞叹道：“《资本论》可是好文章呀！在山西写下的读书笔记，有几大本。可惜，让他们（指监狱管理人员）都拿了去。” “聂伯伯，你读《资本论》17遍之后，有什么感想？” “最大感想就是怀疑理想。共产党建党至今，不知道给我们树立了多少理想。理想有高，有低。高到共产主义，低到公共食堂。无论高或低，几乎都很少实现。即使实现了，也很快失败。包括现在我们这个不高不低理想——社会主义，也不成功。为什么总是实现不了？我们都是在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上找原因。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理想错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的共产主义和德国大胡子讲的共产主义完全不同。而且，事实证明——基于反抗压迫的革命，并不一定通向自由和幸福。” 我说：“父亲讲，读马（克思）恩（格斯）要看德文版的，苏联的俄译本不行，中共的译本就更不准确了。 1960、61年的时候，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父亲听了怒不可遏，说：‘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叫混蛋逻辑。’话的尖锐以及声音之大，把我和妈妈都吓呆了。他很反感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父亲认为，想用一种理论囊括所有的事物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没有的。他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质是书生，学者。马克思主义是学术性质的，中国文人说法叫书生之见。只是后来的列宁、斯大林和再后来的毛泽东，把它完全政治化、而且当作了工具使用。谁读了德文本的马恩全集，谁就能把这些荒谬矫正过来。” “你父亲说的是内行话。” 就这样东扯西拉，不觉已近中午。唐良友看了看表，我忽然想起母亲临行前的叮嘱，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唐告辞了。” 他从床上起来，握着我的手说：“问候你母亲，下次和她一道来。” 出了聂家，发现唐良友一声不吭，脸上阴云密布。我恍然大悟：刚才两个小时的谈话，聂绀弩居然没和他说上一句话，哪怕是扯上一句闲话。 半年后在成都，5月的一天，唐良友突发急性胰腺炎，大叫一声断了气，死在我的怀里。死的那一刻，从眼角流出一颗硕大晶莹的眼泪，滴落到我的手臂。在他的追悼仪式和我的平反大会举行后，我从四川返回了北京。回京的第二天，周颖清早就来看我。踏进门，就哭着对我说：“小愚，你的命咋这样苦？”我似乎已经麻木，怔怔地望着她，出神。周颖又道：“聂伯伯要我对你说：‘小唐前后只和你生活了几个月，却于牢门之外守候十载。他是个好男人，是你的好丈夫。’”绿水千里，青山万重。聂绀弩的称赞，不知黄泉路上的匆匆行者可否听到？——我觉得生活也是一部法律，甚至是酷法。普通人除了服从以外，又能怎么样？ 1979年的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在正式发文以前，社会上就传言“57年的反右要一风吹”。又风闻“要给右派补发工资。”一日上午，我和母亲正在看报，忽听履声跫跫的来了一阵，来者是戴浩。他兴冲冲说：“李大姐，你知道吗？共产党要解决右派问题了，章伯老该是头名。”母亲一摆手，说：“都是社会上吹出来的风，中央统战部可没透一点消息。”我插了话：“戴叔，你别忘了，发落右派的各种原则和招式，可都是邓大人一手制定和操办的。”接着，戴浩给我们母女讲了一些关于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狠抓落实政策的事情，我却坚持认为他对现实的判断过于乐观。而母亲并不关心自己的右派问题，只是想着父亲冤屈。过了些日子，戴浩又跑来，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电梯坏了，我是爬楼梯上来的。李大姐，小愚，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几张纸。纸又薄又皱，用原珠笔复写的。原来这是一份中发关于右派分子平反的文件。 “老戴，你从哪里搞来的？”母亲问。 “李大姐，文件的来路就别管了，总之很可靠。从文件精神来看，右派真的要一风吹了。” 母亲说：“这还仅仅是文件，不知落实起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戴浩把复写的文件小心翼翼地重新装入口袋，对母亲说：“我要去告诉老聂。” “你在这儿吃了午饭，再去不迟。” “不，我马上就去。” 母亲说：“那我们就等你来吃晚饭。”他答应了。 几小时后，戴浩回到我家，那最初的兴奋之色，一扫而空。 母亲问：“你怎么啦？” 戴浩一头倒在沙发上，苦笑道：“我去报喜，反倒挨骂。” “是老聂骂你了吧？”母亲给他递上茶与烟。 浓茶下肚，嘴吐出一个个烟圈儿，戴浩恢复了精神。他告诉我们：“周颖先看的文件，一边读，一边说： “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周颖要老聂也看看，老聂不看。他还带着冷笑讥刺我和周颖：‘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李大姐，你瞧他的话，有多刻毒。”母亲认为，聂绀弩的话不是针对戴浩的。我想，聂绀弩的满不在乎，是另一种凄然。 这一年的10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十分紧张。几乎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要求参加。老的，要借此恢复名誉，新的，要正式登台亮相。总之，能成为一名代表简直就是粉碎“四人帮”后，重新进入文坛艺苑的身份确认及社会认可。许多人为此四处奔走，八方联络，各显神通。那时负责大会组织工作的林默涵家里的电话，铃声不断。 对此，聂绀弩表现得十分冷淡。周颖对母亲说：“老聂说了，这种会参不参加两可。倒是别人比他自己还要关心这件事。”文代会开幕前夕，母亲接到周颖电话，说：“我们老聂正式接到开会的通知了。”不久，又来电话。母亲把话筒递给我，说：“周颖找你，说有点事要办。”我能办什么事？那边周颖传来的声音： “小愚呀，再过几天就开文代会了，我家现在的来客人就不少了。你的聂伯伯也要去参加。我把从前的衣服翻出来，看了看，衬衫裤子他都能穿。只有那件华达呢风衣，大概时间搁久了，被虫子咬了几个洞。你不是在监狱里学过织补吗？你自己织补的呢子大衣多好呀。所以，我想现在就把风衣送过来，你用一、两天的时间给织补好，再烫平整，好吗？算你替我给聂伯伯做件事。”我说：“周姨，非要我织补当然也可以。但我总觉得，这次聂伯伯参加文代会，你该给他买件新的才对。”“那好吧，我去买新的。”电话被挂断，从语调上看，周颖显然不满意我的态度。可母亲称赞我：“拒绝得好。就是不开会，她也该给老聂买件新大衣。”母亲为周颖的抠门，还真的生了点儿气。 文代会结束以后，周颖来我家聊天。她说：“聂伯伯要我谢谢小愚。”“谢什么？我又没能给他织补大衣。” 周颖转脸儿对母亲说：“老聂夸小愚知道疼人，还说比我强呢。”我被这样的一句简单夸奖，竟乐得合不上嘴。母亲问；“老聂认为文代会开得怎么样？”“咳，他压根儿就没去会场，所有的工夫都拿来会友，聊天。他的房间从早到晚客人川流不息，连门都关不上。来的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反正都是别人来看他。他自己不出门，一个都不去拜访。这次大会最出风头的是萧军，人也活跃，会上发言说自己是‘出土文物’。有人劝老聂讲几句。他不干，私底下说：‘别看都是文人，可文坛自来就是一个小朝廷，不歇风雨。’又说，‘如果这个文代会能计算出自建国以来，我们的领袖为歌颂领袖，我们的党为歌颂党，花了多少钱？再计算一下从批判《武训传》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思想言论丢了多少条命？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人在黑暗中才能看清现实，聂绀弩看清了现实。看看那张沧桑的脸，便知道他是把一切都看清了，也记下了。我能想象出聂绀弩说这话的神情——笑眯眯的，带着一点调侃。这讥讽的神情和轻描淡写式的语气，使我透过文学帷幕感受到他对现实的基本态度——一个服从社会背后掩盖着的不服从。正是这样一个“不服从”的灵魂，让聂绀弩在一个要求“向前看”的场合发出“向后看”的呼吁，在和谐的乐章里弹奏出非和谐音符来。 1980年，聂绀弩病了，病得不轻，住进了医院。母亲约了朱静芳、陈凤兮一起去探视。周颖告诉母亲：老聂住在邮电医院。母亲去了，还买了许多补品。聂绀弩见到这几个大姐，非常高兴。趁着周颖到外面买晚报的工夫，他用一种自嘲的口吻对母亲说：“李大姐，你知道嘛，我住这个医院是沾了老婆的光。我现在不仅是沾了老婆的光，而且还沾了朱学范的光呢。”母亲知道周颖和朱学范在总工会、邮电部、民革中央是几十年的同事、朋友和上下级关系。故劝慰道：“老聂，你说这话，我可要批评你两句了。人家周大姐通过朱学范，让你住上最好的病房，给你找到最好的大夫，又怎么不对啦！”陈凤兮和朱静芳也附和着母亲观点。聂绀弩沉默了。 八十年代以后，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是官方提出的口号，也是每个人渴望的目标。“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个个都想做陶朱公，富甲天下。邓丽君，喇叭裤，速溶咖啡，万元户等新事物，如洪水突发，滚滚而至。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觉得比从前宽松了许多，性描写，意识流，朦胧诗，像时装展览一样，不断地花样翻新。也就是从八十年代起，周颖不再常来我家，她在民革中央担任了组织部副部长。母亲也很少去新源里，她对我说：“老聂安心写作，和周颖一起过上好日子，我们也就不必去打搅了。” 但从朋友那里一次次传来的消息，似乎并非是“过上好日子”。他们说，老聂的脾气越来越怪，常对周颖发火。又说，老聂的心情不好，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整天价躺在床上。再又说，老聂气色也坏，不爱吃东西，光抽烟。别人送的高级食品和高级器皿，都胡乱堆在地上或旮旯。母亲越听越不放心了，她请朱静芳、陈凤兮去看看老聂，再好好聊聊。患难时期都熬过来了，现在团圆日子反倒过不好了，究竟是什么原因。 第二天，朱静芳和陈凤兮去了。当日下午，朱静芳就来到我家，向母亲“汇报”，说：“去得很巧，周颖、不在家。我和陈大姐对老聂说：‘李大姐听说你心情和身体都不够好，特地要我们来看看你。’老聂见到我俩很高兴，还责怪说，‘我回来了，你们却都不来了？’” 母亲说：“老朱，造成他心情郁闷的原因是什么，你们问了吗？” “问了。” “他说了吗？” “说了。”吐了这两个字，爽快的朱静芳竟停顿下来。 “怎么啦？老朱。”母亲很奇怪。 朱静芳神色凄迷，语气低沉地说：“聂绀弩对我和陈大姐讲：‘你知道我现在头上的帽子，有几顶？’‘几顶？’老聂拍着脑袋说：‘有三顶。’我俩奇怪：‘怎么会是三顶？‘当然是三顶啦！’我扳着手指给他算——右派帽子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顶。还有一顶呢？我问老聂。‘这最后一顶，还用我说穿？’老聂讲到这里，脸色铁青。”母亲惊骇不已。她向朱静芳伸出张开的手掌，仿佛要阻止这个消息的到来。 朱静芳压底了嗓门，继续道：“老聂又讲：‘她要是美人，闭月羞花，也行。英雄爱美人嘛！她要是少女，青春二八，也行，春心难抑嘛！可她什么都不是，是又老又丑。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这种事。一次她彻夜不归，我知道人在哪里。早晨六点，我去了那位诗人的家。推开门一看，俩人睡在了一头。我没叫醒他们，轻轻地把门带上，走了，让他俩睡吧。那时是因为年轻，可现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坐了大牢，判了无期？老朱，你这个当法官的，能解释给我听吗？’老聂越讲越激愤，他又对我们说：‘现在她和我只剩下一种关系了。’我和陈大姐听不大懂，便问：‘这剩下的一种关系是指什么？’老聂瞪大眼睛，说：‘金钱关系呀！还能是别的？我再告诉你们——我死以前，会把自己所有的稿费、存款都交了党费。一分不留。’” 母亲脸色惨戚，激动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待情绪平静后，母亲对朱静芳说：“解放前他们的婚姻就出现过裂痕，绀弩想离婚。周颖把事情告到邓颖超那里，绀弩受了周恩来的批评。这件事后来一直影响着周公对绀弩的看法。没想到哇！他们夫妻头发白了，却又起波澜。”最后，朱静芳告诉母亲：“老聂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是——‘我知道女儿为什么自杀了，我也知道那个遗嘱的含义了。’” 在经过了人生的艰难与惨厉，在体味了反人性的诬陷和背弃之后，聂绀弩带着内心深处的荒凉，带着任何人都无法解救的寂寞，带着最隐秘的生活体验，终日写作、抽烟，埋头读书、沉思。他以文学为精神方向，以写作为生存方式继续活下去，有如一叶孤帆远离喧嚣的港湾，驶向苍茫大海。聂绀弩的晚年生活，简朴，简单，简洁，以至简陋。与合得来的朋友聊天、对弈，唱和，便是他的乐趣。人虽无大恙，却精神疲瘁，所以，写和读大半在床头。后来，他连提笔的精神也没有了，便找了个人口述。还对记录者说：“稿费归你。” 我曾问：“聂伯伯，你现在喜爱什么？” “我爱金圣叹。” “除此以外呢？” “除此以外，我谁都不爱。”说这话的时候，他眼神坚定，口气决绝。 晚年的聂绀弩在谈论的时候，反复强调：从历史上看，灵肉一致的夫妇是极为稀有的。“即使对家庭夫妻间灵肉一致的关系，有人觉醒了，却少实现”。“家庭底事有烦忧？天壤何因少自由？不做夫妻便生死，翻教骨肉判恩仇！”这是聂绀弩为“宝玉与黛玉”题诗中的前四句。诗是对风物情思的咏叹，但一番人生经历后诗人内心之沉痛却也尽蕴笔底。——我想，夫妻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了，因为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东西，有时爱里面就藏着恨。我认识到这一点，方觉自己比较理解了聂绀弩后期创作背景以及他的孤愤、冷刻。 一天，我去吴祖光家闲坐，聊起了聂绀弩夫妇。 吴祖光说：“周颖和聂绀弩是模范夫妻。” 我说：“据我所知，情况好像不是这样。” 吴祖光表情严肃、语气直截地说：“诒和，他们就是模范夫妻。” 我回家翻开聂绀弩的诗集，细读。他患难时期写的许多赠周婆（颖）的诗，诗好，感情深。我很迷茫，心想：大概夫妻之间可以是时爱时恨，且爱且恨的。从此，我不再向任何人议论或提及聂绀弩的家庭生活。 春发，夏繁，秋肃，冬凋，人生也如四季。出狱后的聂绀弩其生命年轮和心理历程都到了秋冬时分。但他的文学之树却无黄叶飘零，声誉也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蒙冤半生而未登青云之志，但逆境却使聂绀弩光华四射，诗作不断，文章不绝，他的诗集、文集陆续出版。从刚开始的油印本到后来的香港本，聂绀弩都要送给母亲和我。如《南山草》、《三草》、《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等等。每本书的扉页上写着：“赠健生大姐，绀弩。”、“赠诒和侄女，绀弩”。每本赠书，都是托请他的好友陈凤兮送来。 193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凤兮是《北京日报》的老编辑，汕头人，华侨出身，秀丽而优雅，曾做过何香凝的秘书。她的丈夫金满城，法国留学生，曾与陈毅“桃园三结义”，解放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译，和聂绀弩是同事加好友，1957年又一同划为右派。金满城去世后，陈凤兮60岁学筝，70岁练书法，80岁习绘画。如此超凡脱俗、雅趣无穷的人生态度，令聂绀弩欣羡不已，故他们往来密切。聂绀弩每有新作，必请陈凤兮过目。诗作的集结，也渗透着陈凤兮心血。难怪母亲叹道：“看着老聂和陈大姐的往来，就像在看一首诗。” 陈凤兮是聂绀弩的密友。她去聂家一般是在近午时分，聊上一阵，便会从草篮子里取出自制的沙拉，红菜汤，烤虾或烤猪排，黄油，果酱，切片面包，半瓶“中国红”……让老朋友和自己美美地同享一顿西餐。 在汤菜的香味和热气里，满面笑容的聂绀弩谈兴甚浓。谈笑间，胃口很差的聂绀弩不知不觉地会把东西吃光。在陈凤兮收拾好餐具、擦净饭桌之后，聂绀弩一定和她对奕，下围棋。时间富裕的话，走两盘；时间不多，就下一盘。 1982年初，《散宜生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聂绀弩立即托陈凤兮送来诗集。母亲奇怪地问：“老聂怎么送我三本？”陈凤兮笑道：“老聂把书递给我的时候，周颖也问：‘你怎么拿三本出来？”人家老聂说了：‘送李大姐一本，小愚同我是难友，要送小愚一本。我出狱这么长的时间里，小柴（我的姐夫）每次陪李大姐来，都要带上一条肥鱼做给我吃。我吃了他那么多的鱼，就不该送小柴小宁（我的姐姐）一本吗？’”我不懂什么叫散宜生？问陈风兮。陈凤兮说：“我也不太懂。可老聂说了，就是要人家看不大懂。散宜生本是西周一个大臣的名字，绀弩借用它，是取‘散’和‘宜’两个字，表明自己的一生的散放状态。” 我觉得聂绀弩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但不属于张伯驹那种文人墨客的散淡从容。他的精神和情感始终关注着国家、社会。就是押在大牢，也从未放这种弃关注。聂绀弩去世之前，给《人民日报》写的一篇杂文是对“盲流”现象的议论：担心农民进城后土地被荒芜，忧虑进城后的农民没有房子住。既忧患于生存，更忧患于灵魂——他的诗作所具有的真实而深刻的品质，源于此。他的愤悱及怨谤，也源于此。《散宜生诗》很快轰动了文坛，文学界兴奋，批评家颂扬。颂扬之语传到聂绀弩耳朵里，他笑笑罢了。 一天，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读了诗集后，登门拜访。寒暄了几句，便谈起了“散宜生”，遂问：“老聂，拜读大作，佩服之至。不过我还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霎时间急雨骤至，黑云飞扬。 忿极的聂绀弩倚案而立，怒气冲口而出，厉声切齿道：“妈的个B，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主人盛怒，令难堪的来客默然而退。聂绀弩愈到晚近，其刚烈之气愈为显扬，他对腐朽、污秽、庸俗的事物，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与愤怒。说句公道话，懂诗也写诗的胡乔木是打心眼儿里欣赏聂绀弩的。 “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史诗上独一无二的。” 我截取的《散宜生诗·序》里的这段话，足以说明问题。今天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大概没有谁能写出这样的诗序了。 戴浩平反以后，分了房子结了婚，结束了流浪汉生活，人事关系调到了中国电影家协会。故而，他到我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母亲虽然惦念，但心里是高兴的。1983年的冬天，一个大清早儿，戴浩突然不请自来。 几句寒暄之后，母亲问：“你今天大老远地跑来，该是有什么事吧？”戴浩笑笑，老脸上竟泛出羞涩，却不开口。 “你婚也结了，和苏曼意（即戴浩新婚妻子）过得还好吧？” “还好，只是从前流浪惯了，现在被看管起来，还真不习惯哪！” “那你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李大姐，有件事在办理之前，我必须求得你的谅解。”戴浩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有些局促。 “什么事？”母亲不由得也跟着紧张起来。 “入党。” “共产党？” “我的李大姐，当然是入共产党啦。如果是加入周颖的国民党（指“民革”）或者是你的那个农工党，我还需要求得什么谅解呢？” 母亲满脸惊诧。 我忍不住大笑，说：“戴叔，你把头发向左分了二十三载（反右前戴浩头发是向右分缝，自划右第二日始，头发向左分）才让人家识得忠心在。”本是一句玩笑话，不想惹得他脸红到脖梗儿。 母亲不再说什么了，一个劲儿地转悠，不停地递烟送水。 我又接着说：“戴叔，你知道现在的群众私下里，对入党的人说些什么吗？” “说什么？” “某人入党了，咱们群众队伍又纯洁多了。” 戴浩从沙发上站起来，让母亲和我坐下后，郑重其事地说：“不是我主动要入的，夏衍跟我谈了好几次，他有个心思——希望二流堂的人都能解决组织问题。” “也包括吴祖光？”我问。 “也包括。”戴浩点点头。 “不可思议——”我还想再往下说，母亲用眼神制止了我。 戴浩吃了不少茶点后，说：“李大姐，我吃点心，把它当作午饭了。因为这事我还要告诉老聂。”他去了。 母亲揣测：聂绀弩不会说出什么“好听”的。 果然。聂绀弩在弄清了戴浩的来意后，激动异常，高声说：“这个党你想进去，我正想出来呢！当年，我要是知道共产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决不会参加的，它简直比国民党还糟糕。五十年来，共产党一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其实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因为所有的错事、坏事、肮脏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义和‘正确’的姿态做出来的，可怜中国的小老百姓！我不是悲观，而是失望。时至今日，我还没有看到共产党内部出现能够承担改造自身的力量。现在提出的任务是现代化，其实，外面是现代的，里面是封建的，专制体制没有变化。上层是现代的，下层是古代的，老百姓还是锄头老牛。这些，如果不加以彻底改变，这个共产党只能推倒重来。也许还不用别人推倒。一党专权，官僚体制，山头宗派，思想钳制，享乐腐败，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裙带关系，虚报浮夸等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搞来搞去，自己就倒了；闹来闹去，闹到亡国为止。”戴浩一再向他解释，说自己心里全明白。聂绀弩却说：“在我们这个国度，政治即使不是唯一的存在，也是最大的现实了。浩子，你可真是个现实主义者呀。”戴浩曾对我说：个性是老聂的文风、诗骨，也是的他力量。但是我觉得，聂绀弩的火气不单属于个性问题。他能恪守良知，清醒地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社会文化批判的坚韧和敏锐，使思想摆脱外力的操作，回到了自身的轨道，并开始了自由的吟唱，这正体现出聂绀弩的见解有着穿越时间和征服人心的力量。而那些眼下看来极具现实意义的人和事，将很快消失在没有意义的背景里。 自聂绀弩出狱后，每逢他的生日（夏历除夕），母亲和陈凤兮、朱静芳都要去做寿，来客带去许多吃的。大家高高兴兴，边吃边聊，一呆就是大半日。这一天的聂绀弩也梳理得清清爽爽，穿得干干净净，脸上洋溢着浅浅的笑容。如果我的姐夫没来的话，他就要宣布：“今天你们吃不到好鱼啦！”随后，赶紧补充一句：“但我有好酒，请老大姐喝。”除了这几位老大姐，钟敬文夫妇、陈迩冬夫妇和戴浩也是必来的。没几年，母亲便渐渐感觉到周颖不大愿意老大姐们去看望聂绀弩和祝寿了。 一次，南方朋友带来上等的活螃蟹，母亲连忙给周颖打电话，兴奋地说：“我明天去你家，给绀弩送去最好、最肥的活螃蟹。”那边传来的话是：“我们老聂不爱吃。”连句道谢的客气话也没有。母亲被“噎”得半晌说不出话，坐在沙发上直发愣。她当即决定第二天请陈凤兮、朱静芳来家聚会，一起吃螃蟹。住在三里屯的陈凤兮，早早地来了。两人坐定，母亲便把昨天电话遭“噎“的事告诉了她，并说：“我怎么觉得周颖的思想意识不大健康呢？好像很不愿意我们同绀弩往来。”陈凤兮一把抓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一篓螃蟹让你察觉到了周颖的变化，我可是早领教了。我去看绀弩，她脸色就不好；老聂叫我去，她气色也不好，真是奇怪得不可理喻。所以，我现在也是尽量少去。老聂找我下棋，我顺便做些汤、菜带去。看他吃得那么香，心里真难过。”这一年，临近聂绀弩生日。周颖打来电话说：“李大姐，最近我们老聂的身体不大好，生日就不过了，你们也就不必来了。” 后来，陈凤兮约了另外几个老大姐，准备一起去看看聂绀弩，也被周颖借故推掉。一向温良忍让的母亲，愤愤地说：“受苦的日子过去了，我们也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周颖大概觉得我们配不上与大作家往来了。” 母亲是个有决断的人。她不再去聂家。后来，母亲索性与周颖也断了联系。过了一段时间，周颖突然打来电话，说：“我们老聂很想念李大姐。”母亲把电话给了我，说：“问周颖有什么事，告诉你就行了。” 没过多久，周颖亲自登门，双手握拳做作揖状。说：“李大姐，我是特地向你道歉来了。老聂对我大发脾气，质问我，那几个大姐怎么都不来了？是你搞的鬼，不让她们来的吧？你不要这些朋友，我要这些朋友。你马上给我到永安里去向李大姐道歉。说我对不住她。再拿些钱出来，请李大姐、凤兮、老朱和小愚吃饭，算我请的。要找最好的西餐馆。”发怒的聂绀弩着实吓坏了周颖，便直奔我家。母亲答应她，去吃西餐。 一周后，我们聚会在西单民族饭店的西餐厅。周颖站在大门口，亲自迎接客人。点菜的时候，气质高贵的陈凤兮接过菜单，专找好的挑。她偷偷地对母亲说：“菜点得再贵，钱也化不完。要化少了，周颖回去一说，肯定还要挨骂。”席前佳肴飘香，座客笑语哗然。愉快的老大姐们个个兴奋，每个人都喝了酒。那是北京的十月，树上还没有一片落叶，些微的黄色点缀在夏季的老绿之中，它预示着秋日的来临。阳光和煦，凉云掠地，这是京城一年中最好的日子。母亲的脸红红的，和陈凤兮手挽手出了大堂。她俩让周颖带话给聂绀弩，说：“我们吃得很舒服，很满意。” 1982年夏历除夕，是聂绀弩虚岁八十，俗话说：做（寿）九不做十。我和母亲由于先要到崇文门新侨饭店拿上预先订制好的大蛋糕，所以赶到聂家的时候，已有不少客人到了。母亲走到聂绀弩的房间，发现有个生面孔坐在那里。母亲朝“生面孔”点个头，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愚祝你生日快乐。”说罢，转身来到周颖的房间，坐下。房间的一角已经堆着许多蛋糕。 我悄声问母亲：“那个人是谁？” 母亲白了我一眼，没好气儿的说：“舒芜。” 舒芜就是他！天哪，从五十年代初我的父亲赡养他的亲舅以来的数十载，这个名字我可是听二老念叨了千百遍。只怪自己刚才没瞧清楚，我真想再进去看看。 随即聂绀弩跟了进来，对母亲说：“李大姐，你先在这里休息，我等一下就过来。” 谁知不到一刻钟的工夫，陈迩冬夫妇、钟敬文夫妇就挪了过来，再加上个老顽童戴浩，我们这间小屋挤得热气腾腾。后来，舒芜走了。我欢呼着跑到了聂绀弩的房间，大叫：“给聂伯伯拜寿啦！” 母亲拉着周颖的手，让她挨着聂绀弩坐好。对我说：“给老寿星拜寿，也要给老寿婆拜寿呀！” 聚会持续到下午三点来钟，大家陆续散去。母亲和我是最后离去的客人。 1983年夏历除夕，是聂绀弩的八十岁生日，正日子。周颖事先说了：去年大家作过了八十寿，今年不做了。 生日的清晨，聂绀弩早饭吃罢，没有象以往那样朝床上一躺。他对周颖说：“你把写字台给我收拾出来。” 又让她找出宣纸。 “你要写什么？”周颖问。 “写诗。” “送给谁？” “虚度八十，来日无多。我今天要给三个大姐各抄一首诗留做纪念。” 子曰学而时习之，至今七十几年时。南洋群岛波翻笔，北大荒原雪压诗。 犹是太公垂钓日，早非亚子献章时。平生自省无他短，短在庸凡老姐知。 这首诗原是题为《八十》三首中的头篇，聂绀弩将原作中的尾句“短在庸凡老始知”改为“短在庸凡老姐知”，即为赠诗。手迹装在牛皮纸大信封里，由陈凤兮送来的，她对母亲说：“我和老朱也有同样的一篇。” 诗写得既凝重又清淡，就像他的一生，凝重如此，清淡如此。母亲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对我说：“去配个镜框来，我要挂在自己的房间。”直到母亲永远合上双眼，《八十·赠李大姐》仍高悬于壁。 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周颖也多次打来电话，不过均与聂绀弩无关，是请母亲疏通医院关系给她的朋友看病。母亲说：“周大姐，对不住，现在的医院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了。”在此期间，周颖把家搬到了劲松一区111号楼。1986年聂绀弩病逝，母亲是从《光明日报》上得知这个消息的。她在等，等周颖寄来讣告和参加追悼会的通知。一天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上班，时近中午看见了刚进门的老院长张庚先生。司机告诉我，他刚参加完追悼会，情绪不好。 我心内一惊，问：“谁的追悼会？” 答：“一个叫聂绀弩的人。” 回家后，吃罢午饭。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母亲，母亲的眼圈立刻红了。 第二天下午，沉默一日的母亲像是自语，又像在对我说：“绀弩去了，我和周颖的关系到此结束。”但母亲对聂绀弩的死，仍难释怀。她问陈凤兮。陈凤兮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再问朱静芳。朱静芳说：老聂死的时候，有如平时靠卧在床头看书、口述。所以，遗体弯得像一张弓，怎么也弄不平了。 斯人寂寞，悠然去矣。 后来，在陈凤兮家里的写字台上，我看到聂绀弩的家乡京山县编辑出版的一本《聂绀弩还活着》的纪念集，书很厚实，约有三十多万字。又听说，京山县府将一所中学命名为“绀弩中学”，将一条新修的马路命名为“绀弩大道”。再又听说，当地一家轻工机械公司买断了马路冠名权，“绀弩大道”改叫“轻机大道”了。 以后，母亲听民革的朋友说，周颖又搬家了，搬到民革中央新建的宿舍楼，四室一厅。房子好，面积大，地段也好，就在东黄城根大街民革中央办公大楼的旁边。母亲叹道：“绀弩没住上这好房子。”我说：“聂伯伯未必肯搬去住。”母亲吃惊地望着我。 在经历许多死亡和背弃后，无父无母、无夫无后的我觉得自己比聂绀弩活着的时候，更加靠近了他，准确地说，是靠近了他的灵魂。魂兮飞扬，魄兮栖止。他的魂魄飘泊何所？不是新源里，也非八宝山，他坐卧和呼吸在属于他自己、也属于我们大家的文学篇章里。聂绀弩一生积淀了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华民族经历的所有血泪与艰辛，但历史毕竟提供了客观，时间最终显示出公正。 <hr /> 注释： 编辑。1945年、1946年任重庆《商务日报》、《新民报》副刊编辑，西南学院教授。建国后，历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55年因“胡风事件”牵连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送北大荒劳动。1960年回北京，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同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1月2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关押，1974年由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为无期徒刑。1976年10月获释。1979年3月10日由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撤消原判，宣告无罪。4月7日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改正错划右派，恢复级别、工资、名誉，恢复党籍，当选为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至第三届理事、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1935年——1986年共出版语言文字、古典小说论文、散文、小说、杂文和新旧体诗歌31种。著有《绀弩小说集》、《绀弩散文》、《聂绀弩文集》、《散宜生诗》、《中国古典文学论集》。</a> 附 读者舒芜先生的来信 二闲堂编辑先生： 贵刊所载章诒和女士的《斯人寂寞》中说—— 1982年夏历除夕，是聂绀弩虚岁八十，俗话说：做（寿）九<kbd>ｈｔtｐ://ｗ</kbd>不做十。我和母亲由于先要到崇文门新侨饭店拿上预先订制好的大蛋糕，所以赶到聂家的时候，已有不少客人到了。母亲走到聂绀弩的房间，发现有个生面孔坐在那里。母亲朝“生面孔”点个头，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愚祝你生日快乐。”说罢，转身来到周颖的房间，坐下。房间的一角已经堆着许多蛋糕。 我悄声问母亲：“那个人是谁？” 母亲白了我一眼，没好气儿的说：“舒芜。” 舒芜就是他！天哪，从五十年代初我的父亲赡养他的亲舅以来的数十载，这个名字我可是听二老念叨了千百遍。只怪自己刚才没瞧清楚，我真想再进去看看。 随即聂绀弩跟了进来，对母亲说：“李大姐，你先在这里休息，我等一下就过来。” 谁知不到一刻钟的工夫，陈迩冬夫妇、钟敬文夫妇就挪了过来，再加上个老顽童戴浩，我们这间小屋挤得热气腾腾。后来，舒芜走了。我欢呼着跑到了聂绀弩的房间，大叫：“给聂伯伯拜寿啦！” 这与事实不一样。事实是，那天我并没有去聂绀弩先生家拜寿。因为事先聂绀弩先生就有信阻止我去。 聂绀弩先生是为了他的《散宜生诗》应否加注的问题，要听听我的意见，希望能当面畅谈，故于1983年2月6日给我信云： 请兄春节前后光降一下，作一畅谈。但不可于旧历除夕，因恐是日有起哄而来者，人多口杂，反不易谈清什么问题也。绍良兄能不来亦佳，去年（前年？）他空跑一趟，颇觉无趣，至今犹歉，但亦只好由兄通知他。 信末又有周颖大姐附笔云： 老聂的心意，是要您和绍良同志约着一起来，老聂和您们二人好说话。除夕那天来的人多，他不好和您俩说话。告诉绍良同志，我们有好酒等着他。 我接到他们这封信，当然就没有在1983年夏历除夕那天去聂家拜寿，并且以后历年夏历除夕都没有去过。 事虽细微，仍然希望贵刊能更正一下。 专此布达，顺颂 编祺。 二○○三年九月二日，舒芜上 附 罗隆基著译篇目 〔1〕《美国未行考试制度以前之吏治》，《新月》1卷8～10月号（1928，10～12月） 〔2〕《美国的吏治与吏治院》，《新月》2卷1号（1929，3月） 〔3〕《专家政治》，《新月》2卷2号（1929，4月） 〔4〕《论人权》，《新月》2卷5号（1929，7月） 〔5〕《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新月》2卷6，7号（1929，9月） 〔6〕《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新月》2卷8号（1929，10月） 〔7〕《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新月》2卷12号（1930，2月） 〔8〕《汪精卫论思想统一》，同上 〔9〕《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新月》3卷1号（1930，3月） 〔10〕《我们要财政管理》，《新月》3卷2号（1930，4月） 〔11〕《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书评）》，同上 〔12〕《行政学总论（书评）》，同上 〔13〕《漱溟卅后文录（书评）》，同上 〔14〕《政治思想之变迁（书评）》，《新月》3卷2号（1930，4月） 〔15〕《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新月》3卷3号（1930） 〔16〕《服从的危险》（拉斯基著，罗隆基译），《新月》3卷5，6号（1930） 〔17〕《约法与宪法》，同上 〔18〕《政治家的态度》，同上 〔19〕《平等的呼吁》（拉斯基著，罗隆基译），《新月》3卷7号（1930） 〔20〕《总统问题》，同上 〔21〕《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同上 〔22〕《上海民会选举》，同上 〔23〕《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新月》3卷8号（1930） 〔24〕《国民会议的开幕词》，同上 〔25〕《我们不主张天赋人权》，同上 〔26〕《美国官吏的分级》，同上 〔27〕《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同上 〔28〕《现代文明里的世界政治》，同上 〔29〕《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党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3卷10号（1930） 〔30〕《美国官吏的考试》，同上 〔31〕《“人权”释疑》，同上 〔32〕《答复叶秋原教授》，同上 〔33〕《什么是法治》，《新月》3卷11号（1930） 〔34〕《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新月》3卷12号（1930） 1、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章诒和答记者问 问：凡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章伯钧是中国头号大右派，能否谈谈他的生平？ 答，现在的人，只知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以此获罪，又以此留名。历史本身就隐含着无法估计的因素在内。 1895年阴历十月初一，我的父亲出生在安徽桐城的一个地主家庭。所谓地主，不过小康之家。6岁那年，他的父亲不幸溺水而亡。从此，他与二弟章伯韬（3岁）、三弟章伯仁（5个月）由两位叔叔抚养。 他先入私塾，一年后转入乡间育才小学。我父亲自幼喜读书作文。每日归家放牛，以牛背上的吟诵为一大乐事。小学毕业遂投考省内有名的桐城中学。因数学不及格，几将落榜。后因文章着实写得漂亮，被校长（桐城派文人）破格录取。章家距学校90华里，那时的寄宿生须自带伙食。于是，我的父亲每月利用假日，由家肩挑大米、菜油，跋涉返校。他得知叔父为侄儿的求学上进，不断变卖田产，经济日渐拮据，便更加刻苦自励。 1916年20岁的父亲赤脚草鞋来到武汉，考入武昌高等师范英语系。这时，新文化运动正以磅礴之势在全国兴起。他酷爱西方哲学著述，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明确意识到中国人必须用民主科学态度去重新审视历史，正视社会现实。从此，民主主义开始成为他政治上追求的理想。他一面勤学功课，一面结交有志之士。其中有恽代英，这个与他同龄的江苏武进人在武昌成立了《利群书社》、《互助社》、《共存社》。我父亲常去书社读书学习，与恽代英相处甚洽。后又与肖楚女相识，肖乃湖北汉阳人，熟悉武汉社会情况，遂多与之探讨有关改造社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父亲在武昌高师曾发起组织读书会，继而又参与组织学生会。五四运动爆发，他作为武昌高师学生会代表参加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积极组织武汉学生开展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 1920年，刚毕业的父亲即被聘为宣城师范英语教员。不久，升任该校校长（宣城师范又名安徽省第四师范）。为了把学校办成传播进步思想的园地，他先后聘请恽代英、肖楚女、陈霞年（陈独秀之侄）来校任教。恽代英任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月薪与校长相等，大洋百元，父亲与他商讨革新教育的方针、计划，决定从充实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入手。不仅使学生学好书本知识，还要懂得人生意义，树立革命理想。为此他俩付出很多心血。利用课堂宣传民主科学，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去了解中国社会现状。 一次，恽代英领着学生远走黄山，沿途作社会调查，数日不归，家长纷纷跟父亲要人，认为这是把孩子引入歧途。他再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闹得满城风雨，还告到芜湖和安徽省当局。半年后，恽代英被迫离职，我父亲通过高语罕介绍他到芜湖省立第五中学教书。为实现改革教育的理想，继恽代英之后，父亲又邀请肖楚女任教。肖楚女的作风不减恽代英，又极善讲演，把个课堂作为传播真理、批判封建思想的讲坛。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芜湖与安徽省教育厅，又免去肖楚女之职，父亲也愤然挂冠而去。他任宣城师范校长仅一年，其敢作敢为，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教育举措，至今在安徽老一辈人心中仍传为佳话。后来的宣城四师，一直是皖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当然，现在“宣师”的学生已不明细这段历史，据说该校园里高悬着恽代英、肖楚女的肖像，却无人再提章伯钧。 1922年，省长许世英以安徽省公费送我父亲赴德留学。他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他与朱德同住一室，又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小组副组长。1925年邓演达被迫前往欧洲游历，在这群留学生中与我的父亲交往较密，常促膝长谈，探索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道路。对这两个问题，两人观点极为接近，可谓志同道合。邓演达的精辟思想，据我父亲的阐释和回忆，可以归纳如下： ●资本主义在中国尚未形成，在经济上受制于帝国主义。 ●中国资产阶级并未掌权，国家政权实际上是军阀、官僚、买办的统治。 ●各中小城市虽被外国商品侵入而涂上一些资本主义色彩，但土豪劣绅依然垄断了乡村，广大地区笼罩着封建主义制度。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是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是一个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下不断挣扎、日趋腐朽破碎的社会。而所谓前资本主义，则是指中国从东方式的封建社会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阶段。 ●这种社会规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建立农工为重点的平民政权，实现节制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和耕者有其田，以准备向更高的社会阶段过渡。 邓演达的观点，不仅为父亲所接受，而且运用于后来的革命实践。在福建事变中他就是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后来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言论，也一贯以这些理论来表明自己的主张。北伐出师，我父亲一直在邓先生左右进军到武汉，并深受倚重。邓演达被杀害，父亲继承着邓演达这面旗帜，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第三党几次易名，但都是以邓演达手拟的纲领作为党章的基石。 父亲对别人曾说：“要像寡妇守节一样，守住邓先生的精神。”我想，父亲用他的一生完成了自己的承诺，并付出了失败、流放、通缉、被黜出以及凄孤而死的代价。 我父亲在柏林大学的四年，系统地研习了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充满辩证精神的黑格尔哲学。因而，他有着建立在丰厚社会科学知识基础上的理论坚定性和崇尚真理的革命意志。这一切，为其后来无条件献身社会、追求进步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他在北伐失败后，参加发动南昌起义；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参加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建事变失败后，流亡日本；在日本一边重新学习、反思自省，一边又重振组织；日寇发动侵略的枪声一响，他立即潜回香港，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在蒋介石宣布解散民盟的时刻，他流亡香港与沈钧儒一道宣布恢复民盟……。这一系列不屈不挠的表现，都与他在德国的初衷相一致。在家庭生活中父亲从来不怎么检查我的成绩单，但极其重视“如何做人”的教育。他常说：“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最起码的条件和最终的要求就是表里如一，始终如一。无论生忧患之中，还是处落魄之境，无论自幼至长，还是自长至老，在这个问题上应无一刻的松动。” 我父亲的奋发求学与精神气质，对他的两个弟弟起着表率与带动的作用。在他去德国之后，二弟伯韬赴法国留学，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语文部主任，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弟伯仁到日本留学，后去苏联也成为共产党员，继陈绍禹（王明）之后，任苏联远东区伯力学校校长。一家三兄弟相继出国深造，被家乡亲友同学称为“一门三国”、“一门三龙”。而且，这“三国”、“三龙”还都是共产党。但兄弟三人均未能善终，我父亲成了反党右派；我二叔操劳早逝；我三叔在斯大林清洗中被枪决。 问：章先生最初是共产党，为什么又离开了共产党？ 答：这个问题我现在只能回答一部分原因。大革命失败后，我的父亲对当时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倾”路线极为不满。对第三国际亦大有看法。他作为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深感自己不能适应。 所以在与中共失去联系之后，再也没有主动恢复。他愿意追随邓演达创建第三党。邓殉难后，他矢志奋斗到底。在漫长的斗争中，他历尽险阻，贫病交加。蒋介石用高官利诱，用权势威迫，他都不为所动，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民主战士。 问：据我们所知，章伯钧先生不仅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袖人物，而且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和实际负责人。 答：是的，但现在实际上已经把章伯钧遗忘了。记得1981年民盟中央召开了一次纪念建盟40周年的座谈会。母亲就是兴冲冲而去，悲戚戚而归。 谁都知道，民盟是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建立的，它承担着国共两党之外“第三者”角色和重要的调停作用，以推动两党团结抗敌。它是由三党三派组合起来（即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人士）。本着“一则团结各党各派，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共产党合作”的目的，父亲怀着巨大的热忱，拿出全部的精力投入了民盟的酝酿、筹建及日常工作，在周恩来的支持帮助下，奔走各方，沟通意见，尤其是争取青年党的加盟，我父亲不知与李璜、左舜生打了多少交道。 1941年3月29日民盟秘密成立。父亲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之一员，兼任组织部长。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钧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职务。 我是章氏后代中唯的一盟员。但只要提到民盟，我内心总是隐隐作痛。因为为了这个组织，我父亲几乎送命，他的家庭几乎破裂，我和姐姐整天被搁在乡下的红薯地里，形同孤儿。它存留在我心中。 问：现在出版的关于反右运动的书不少，您都看了吗？ 答：现在出版的关于反右运动的书，我翻翻而已，如叶永烈的，如化名为姚杉尔的“中国百名大右派”，它们算是文学作品吧。从前的血泪，可以成为现在的资本；写别人的血泪，可以转换为自己的资本；不懂得民主党派，不熟谙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弄不透反右运动的。别以为把那些旧报纸上的东西用粗针大线穿起来，就自诩为“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1957年右派的问题的开山之作”，是对“那个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进行了真实的记述，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文学也在分化，就整体而言，几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无所作为。文学不再是艺术，而是商业活动的特殊形式。他们不是创作作品，而是制造作品，用发表过的文章或资料加以组合，再“返销”给出版社。其中，纪实文学、内幕故事和名流生平、隐闻是其着重关注的领域。 问：那么，您能谈谈反右中章先生的情况吗” 答：对这个问题，我只能简而言之。 新中国成立，我父亲在政府部门和其它部门担任许多职务。诸如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等。每年都要出国，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他春风得意，心情舒畅。他认为自己是靠拢共产党的，共产党也是善待他的；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追求民主科学的职业政治家，对当时在权力行使、方针决策、政策贯彻以及意识形态、外交业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他都有所察觉，也有所议论。 1957年4月30日，他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非常兴奋。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概念的提出，“今后主要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总体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确立，是毛泽东对自身理论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将有益于他的社会实践。父亲说：第一代领袖是决心要把国家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领袖；第二代领袖是要能满足人民生活渴望的领袖，而生活又是不那么容易满足的。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和解决途径，他很可能要去完成两代领袖的任务。当中共提出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我父亲是相信的，相信毛泽东当初的确想整风，也要整风。但为什么忽然从整风转变为反右，又是在什么时候确立了这种转变，父亲却一概不知（现在有人考征是罗隆基的一句话触怒了毛泽东同志，我不完全相信此说）。 既然确立了反右，也就同时确立了反右目标。于是中央统战部出面召开座谈会，让目标“入围”。于是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电话催促父亲，一定要出席座谈会，给中共提批评意见。父亲再三推托，声明自己的观点意见平时都讲过了。“平时讲的不算数，一定要在会上讲。”——看来，非去不可了。1957年5月21日下午，腹泻不止的父亲坐在“吉姆”车内，心里还不知一会儿该说些啥？想来想去，想出个“设计院”，还有些即兴内容： ●今天，我谈个人意见。近20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取得了极大效果。 ●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待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做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做的事情要经常讨论。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知识分子问题，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做。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问题，多听听多方面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以上这篇刊于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的发言，最终成了我父亲划右的罪状和定性材料。罪状的第一条是主张政治设计院；罪状的最后一条是反对文字改革。另加了一条是主张“轮流坐庄”。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决定保留五个右派分子，以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领导者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在此决定下达的前一天，中央统战部把我母亲（由我陪同）找去谈话。谈话大意是：“既然中央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先生。” 又说：“当年给章先生划右的材料都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轮流坐庄’则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按到章伯钧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用的是孙大光的揭发材料。”说罢，问我母亲有何感想。母亲说：“对此决定，我只能服从，而不能赞成。”有关领导说：“服从就好。以后我们对您及章家会有所照顾的。” 从府佑街出来，母亲默然不语，两手冰凉。她临终前还一再对我说，自己心底还有一桩事。我知道母亲的心事。其实，父亲的事在1957年夏季就完全、彻底地结束了。我希望右派这两个字永远保留下去。它永远属于章伯钧，属于我最亲爱的爸爸。 问：反右之后，章先生的心情如何？ 答：这个题目是一个中篇题材。 划右以后，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从此，灵魂在自己躯壳里无法安放。以至那副躯壳对于灵魂似乎都是“异已”的。棋天跼地，拘手挛脚。肉体的不自由，伴以心灵的不自由。人作为“人”被有形、无形的外在力量所剥夺。只把一小部分（而且是一部分的内心生活）留给了自己。除了被批判和被抛弃之外，父亲一无所有。他看到的是头顶上的一块天空，面对的是一个妻子两个女儿。也是到了这个时候，现实才终于提供了必要的距离，使得原本就极具哲学思辨力的父亲得以看清表现为历史过程的“大跃进”、“三面红旗”、“文革”，成为一个孤独的思想者。 我这里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当大家都在大跃进，欢呼“1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父亲对我说：“对一个贫穷国家来说，经济就是政治。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畸形，我想连毛泽东本人也不知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政治上是巨人，经济上则是侏儒，加上我们总爱学苏联，把军备开支列在第一。现在一时看不出来。就像刚出娘胎的畸形，过几年，我们作为社会的每个细胞，就会承受这种畸形的痛苦。对共产党的最大威胁是什么？不是抗美援朝，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一旦国门大开，老百姓发现外面的生活比自己好的时候，对一个执政党的真正威胁便来临了。” 当在反右之后，又搞反右倾，拔白旗运动，父亲偷偷对我说：“近代中国之败，败在热衷权力的人太多，始终忠于理想的人太少。发动批判的人如不能自我批判，他一定是把批判当作获取权力的另一种形式。” 当“文革”一临，数亿人都处在癫狂状态的时候，爸爸告诉我：“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开始了。对一个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人来说，生是地狱，死是天堂。马克思万万想不到他的哲学被糟蹋成这样。报上宣传的思想，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宗教。只有一个主义欢迎它，那就是法西斯。”他对“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的五统一提法，觉得非常可笑，并建议我将来能读读1945年他在《中华论坛》写的发刊词。他去世后，我读到了，父亲是这样写的：“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遵守民主精神，确立民主的作风，尊重异己，接受批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 除了可以思想，父亲还有深深的痛苦。他说这辈子面对共产党，他问心无愧。但面对数十万右派，数百万知识分子，他的理智备受煎熬，他的情感处在永无休歇的歉疚之中。 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章乃器相比，父亲认错、认罪是最早的，而且是按着指定的调子去检查。 为此，他反复思忖，最终很快下了决心，他对妈妈和我说：“难道让上面认错吗？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再不收场，扩大蔓延下去，到了乡镇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杀头，老罗和乃器哪有我清楚。” 一直到死，父亲不断地和我谈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每次谈及都无比激动，无比痛心。父亲认为，中国多的是知识者小人物。这种小人物也正是所谓小知识分子。贫穷的中国既然不可能支撑一个宠大的贵族知识者层，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大多数就被注定了要与使用双手的劳动者一样忍受屈辱和饥寒。安于卑屈的地位，以诚实勤奋的精神劳动来维持一个紧窄狭小家庭的生存。在生命价值与知识价值日趋低廉的国度，自然很少有发挥才力的场合，秀木却又极易被外力摧折。不是中国人，不是知识分子就很难估量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史上承受过的压力及分量。 问：关于您的母亲，我们只知道她生前是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咨监委员会副主席。您能不能较为详细地谈谈她，以及她与章先生的婚姻？ 答：我母亲原名李淑娴，其父在当地最早兴办洋学堂、女子学堂，开教育之先河。她自幼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初中读的是河北宣化中学，高中考入享有盛名的北京女师大附中，入学不久，即被推选为学生会《学生月刊》主编。1927年，传来北伐战争胜利的号角，热血沸腾的她，怀揣六枚铜板，跟罗瘿公之子罗中震毅然南下投奔革命。那时，一向关怀并支持她学业的大姐李哲民（北京女师大化学系助教兼附中化学教师）正在武汉兵工厂任技术员，并与担任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章伯钧结为伴侣—— 问：对不起，我插上一句，是不是章先生有过两次婚姻？ 答：不，准确地说，我的父亲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次是1921年在安徽桐城，由他的寡母包办，娶当地农家女林氏，生子章师明。翌年，父亲留学海外，获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与好友孙炳文同船归国，在广州应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之聘，任该院哲学教授。月薪280大洋，交党费200元，80元自由。须加以说明的是，我的父亲是在德国经同窗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年在中大管理党费的是徐彬如（前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徐老晚年每每对我提及这段生活，总得意地说：“这200大洋可管用啦！那时的共产党穷啊！” 1927年父亲与郭沫若一道参加北伐战争，他俩从此搭档工作30载，1957年夏分道扬镳。父亲回忆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生活，常面带笑容。他说：“那时人年轻，工作严肃紧张，生活简单，情感上其实还是浪漫的。像郭沫若追求于立群，黄琪翔倾心范志超。在武汉政府工作，只要听说有女士来投奔革命，一班光棍干部都禁不住跑出来看，我就是这样看中你母亲的姐姐的。”1932年李哲民患肺结核，病逝于北平。断气前，她把自己的妹妹托付给丈夫。——这是章伯钧的第二次婚姻。它的时间虽短，但给父亲留下了很长的回忆。或许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恋爱。我已经长大，爸爸还曾举着一张他与李哲民上了水彩的结婚照片对我说：“好好看看，是你妈妈漂亮，还是大姐（指李哲民）漂亮？” 1933年，父亲正式写信给母亲，要求与之续弦。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五年级的她，思前想后，既痛死者，又怜生者，遂于这年的暑假在上海与章伯钧共结连理。有人说，女人是男人温暖的港湾。我的父亲在游离了两个渡口之后，最终停泊靠港了。我的母亲也是在一种异常复杂的心态下，允诺了这桩姻缘，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从此，他们双双携手，步向生活，共同面对不可测知的时代风云。同时，也开始了她一生一世的牵累。 问：章伯钧先生是您母亲一生的转折点，否则，她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对么？ 答：对，但又不完全。因为扭转她人生轨迹的，还有邓演达。 邓演达与家父过从甚密。邓演达从德国归来，他们便一道在上海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今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前身），人称第三党。这个党的构成，一部分是国民党左派，如邓演达、黄琪翔；一部分是从中共脱离出来的知识分子，如章伯钧、张申府。 1932年邓演达从东北返回北平，逗留了一周左右。他听说李哲民的妹妹在此读书。邓一向对哲民有很好的印象，据同志们介绍其妹也表现不错，于是决定抽空亲自去北大医学院宿舍看看。 当邓演达出现在我母亲面前的时候，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个操着广东口音的中年男人，就是参加辛亥革命，讨伐陈炯明叛军，组织领导北伐战争，一身兼四任，国共两党军事精英皆出其门下的邓演达，邓见母亲的宿舍堆满医学书籍，便问她是否想做个名医。母亲遂将自己愿以知识、智慧报效国民，服务社会的志向告诉邓先生。邓演达肯定了我母亲的求知心，接着又向她讲述了个人的观点：治病固然好，但对于国民、社会来说，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是革命。职业是医生，天职是革命。中国革命道路漫长、曲折，需要许许多多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去肩负革命，作持久的奔跑。邓演达的讲话态度谦和、手势生动，浑厚的声音非常富于吸引力。最后，邓演达看了看腕上手表，即起身离去。他的来去似一只鸿雁，了无痕迹，而他的话，却像刀镂斧凿，永铭于母心。 问：您在刚才的谈话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邓演达看表的细节？ 答：您是一位精细的记者。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被捕。 戴季陶乘机向蒋介石进言：中国当今政坛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日，唯有邓演达一人。这时，蒋介石收到历届黄埔毕业生请求释放邓的联名信。此举使靠黄埔起家的老蒋大为震惊，他决心杀邓。11月29日蒋亲自派其卫队，将邓杀害于南京城东。噩耗传来，举国骇然。特别是当我母亲听说一位看守托人辗转送出邓的遗物是一副对联（上书：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原来未瞬留。）另有带有汗渍与血痕的手表。她泣不成声，不由得想起邓先生以革命为天职的叮嘱，想起邓将军临别时朝手表投去的匆匆一瞥。在悲痛欲绝的哭号中，她感到自己未来的人生旅途将永远和邓演达创建的第三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要将毕生的精力与心智无条件奉献给革命。在那几天，我的母亲与同学连夜印发《宋庆龄宣言》，赶写反蒋标语。一月之内，标语传单遍布全城。她甚至与一些女学生黑夜摸到狮子胡同的北平卫戍司令部去张贴。 在我父母的婚后，父亲双手赠她一个用白绢包裹的物件。打开一看，是邓演达的那只金表。此后，我母亲奔波流离数十载，始终带着这件遗物。它浸透着那个时代的风雨烟尘。1966年，红卫兵连抄我家无数遍，这只手表被抄没。最珍贵的东西，以最粗暴的方式毁灭——中国的人与物之命运，常如是。 1978年我无罪释放，妈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带我去南京祭扫邓墓。秋阳下我母女二人含泪伫立在邓演达墓前，墓边绿草如茵，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群青年，且又吃又喝。当我们默然离去时，只听得背后传来议论：“这邓演达是谁？”“大概是邓颖超的哥哥吧？” 问：想必你母亲李健生先生在“反右”及“文革”中，都受到很大冲击吧？ 答：是的。“反右”红火的时候，上级派人来动员她与我父亲离婚，让她远看刘清杨、近学浦熙修（这二人都是在丈夫张申府、罗隆基倒霉之际，宣布“划清界限”的）。我母亲听了摇摇头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在这个时候要老婆离婚，绝对办不到。”翌日，这段话就上了首都各大报刊。自然，我的妈妈也戴上右派帽子。 谈到“文革”，我的心情极其沉重。以后，我会专门撰文追述这段锥心裂肺的岁月。总之，一切惨烈无情都指向了两个孤立无援的老人。那时的民主党派以及政协均被红卫兵、造反派一律当成牛鬼蛇神。而我的父母便是牛中牛，鬼下鬼。别瞧民主党派从未执政，可整起人来一点也不逊色。 问：能否再介绍一下包括您本人在内的章氏后代的情况？ 答：我父亲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儿子叫章师明，即我的大哥。他1920年生于我父亲的老家安徽桐城，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现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 我的姐姐章诒学，1939年生于香港，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现为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工。北京市政协常委，全国妇联执委。 我叫章诒和，1942年生于重庆，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问：如此看来，章氏后代皆为民主党派成员，而且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 答：成就二字不敢讲。但我们几个平素为人及工作成绩，至少在民主党派的圈子里大家是清楚的。从职业上看，我的兄长有那么点子承父业的意思。姐姐与我，一理一文。这与1957年后父亲对职业的看法有关。家父历尽政治风波，饱受精神折磨。1957年6月8日前，称他为民主人士，高官厚禄；6月8日后，说他是马路政客，人格全无。作为一个职业政治家此时似乎才明白政治为何物。60年代初，我就择业问题请教他，父亲说：“年轻时留学柏林，德国人告诉我，他们最尊崇的职业是医生和律师，因为人命关天，故学这两个专业的学制也最长。不想，当年我问异国人的问题，如今你拿来问我。这里，我只讲一句话，你选择什么职业都可以，但我唯一尊敬的是科学家或艺术家。因为他们比较干净。” 问：听说《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政协报》、香港《文汇报》曾刊出章伯钧子女家属出资20万元，为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在其家乡河北省怀安县建立了李健生教育基金会。请问什么是李健生教育基金会？它是由谁建立的？ 答：这是由私人捐款，以个人姓名命名的教育基金会。该会设立在河北省怀安县，旨在奖励这个地区的先进教师和优秀学生。李健生是章伯钧夫人，捐款人是章伯钧的子女。也就是说，是我们兄妹为纪念母亲，为发展其家乡的教育事业而办的一件善事。 问：你们兄妹怎么会想到要建立教育基金会？据我所知，你们当中谁也不是富翁大款。 答：自1957年始，我们三人在不同的地方均受着政治压力与社会歧视，人生道路坎坷不平。譬如我，“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20年，坐牢10载。父亲殁于被捕之初，女儿生于团圆之内，丈夫亡于平反之前。生活搅拌着血泪，血泪熔炼了灵魂。 我对这样的人生并无怨悔，反觉自己有幸出自于这样的家庭，非常珍惜它。尽管父亲的骨灰摆进了八宝山，其实在他背上还背着黑锅。越是如此，子女就越应自强。我们兄妹性格迥异，待人接物亦有所不同，但都自觉尊守一条“法则”，那就是自己的行为不能给父母抹黑。现在，我们三人均已年过半百，更感到有必要为父辈、为社会做点事情。 问：听您的谈话，是否还要为章伯钧先生做点什么？ 答：是的，只要主观条件具备，客观环境允许。 2、但洗铅华不洗愁——写者、编者谈《往事并不如烟》 王培元：在我的近20年的编辑生涯当中，还从来没有一本书，像这一部这样，整个编发书稿的过程，自始至终伴随着魂灵的震悸、泫然的泪水，哀痛和幸福的情感交汇在一起，荡涤着我的身心，仿佛经受了一场精神洗礼。鲁迅说，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我觉得，这部书，字字句句都是从血管里喷涌出来的。可以说，这是充满着血泪的、“撄人心”之作。 世事沧桑，历史如烟如梦。几十年逝去了，史良、储安平、张伯驹、潘素、康同璧、罗仪凤、聂绀弩、周颖、罗隆基，当然还有作者的父亲章伯钧、母亲李健生，这些作者所熟悉的、已经走入历史的人物，作者至今依然无法忘怀，笔酣墨饱地把他们叙写出来，折射出整整一个时代的风光云影，读来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矣。 章诒和：我写这几篇文章的动机，如《自序》中所言，是为陷入绝境中的我，寻找一个继续生存的理由和支撑，以拯救自己即将枯萎的心。还有一个远因——我在入狱前，是接受了父亲撕心裂肺般的重托的。具体情况，我以后会讲述，如果我的条件也容许我讲述。 王培元：梅志写过一本叫《往事如烟》的书，黄秋耘也出过一本书，书名和这一部完全一样，一字不差。“往事”二字，何以使三位作者如此“钟情”？恐怕原因在于，在他们看来，曾经亲历的往事，那些熟悉的人物的歌笑悲哭、哀乐离合、生活命运，风烟散尽、已然消失的无影无踪的历史，是刻骨铭心的、决不能忘却的。鲁迅曾痛心于、悲愤于中国人的麻木、健忘。这种写作与命名本身，就已具有一种抵扼遗忘的意义和努力。 从历史记忆到历史书写，不仅需要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还需要历史叙述的独特方式。在章诒和的笔下，历史是真切的、形象的、活生生的人的历史，时代、社会是人物活动的不可或缺的场景和舞台。她刻画的历史人物，人人有血有肉，个个呼之欲出。正由于作者每每以她所擅长的以个性化的对话和生动的细节，来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灵魂，这部书的很多地方，即使并未描写人物的外貌，却可使读者看了对话和细节，便好像目睹了谈话与行动着的那些人，可谓“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着力写细节，写颇具戏剧性的场景，甚至会让人读来有看小说之感。其实，这恰恰是司马迁开创的中国史传文的优秀传统。然而，作者对这一优秀传统的继承，又决不仅仅是叙事方式、写作技巧层面的。《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像郭预衡先生所说，鲁迅之所谓“绝唱”，主要是就扬雄《法言·重黎》所称的“实录”而言的（《中国散文史》第一卷295页）。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物，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以下简称《往事》）虽不是《史记》那样的体制完备的正史，但是“不虚美”、“不隐善”的“实录”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刘知几说过，“史之不正，代有其书”（《史通·曲笔》）；又说，“世途之多艰”，“实录之难遇”（《史通·直书》），诚哉斯言。叙写历史者，敢于秉笔直书，敢于“实录”，殊为难得，极其可贵。章诒和致力于此，她对自己的描写对象，不为尊者讳，亦不为亲者讳，并未因为他们是父母的友人、是自己的亲人，就回避其性格、为人等方面的弱点，如“坦荡荡之君子”与“常戚戚之小人”集于一身的罗隆基的刻画，便是如此。 章诒和：关于记忆，我只想说明这样一个情况：1957年以后的我，过着没有同窗友谊、没有社会交往、没有精神享受、没有异性爱情的日子。再以后便是被孤立、被管制、被打斗、被判刑，且丧父、丧母、丧夫……数十年间，我只有向内心寻求生活。内心生活为何物？那就是回忆，也只有回忆。特别是狱中十年，我是靠不停地翻检记忆，获得灵魂的呼吸，抚慰飘摇无着的心。20世纪80年代，我重返社会，即开始了对回忆的记录。从狱中故事到罗隆基、储安平、张伯驹的第一稿，均写于1980～1989年之间。某些草稿保存至今，纸都脆了。何况，那些纷纷离我而去的人，是那么的美丽，想忘都忘不了。而记忆是必须包括细节在内的，只知道个大概，还叫记忆吗？我现在还清楚记得35年前——宣判公审大会上悬挂的十条巨幅标语，判刑后第一天清晨从铁窗外看到的天空颜色，在劳改队过第一个春节时的菜单，等等。 王培元：当然，如作者在《自序》里所说，《往事》只是“对往事的片断回忆”，并不是“完整的回忆录”。这是作者本人的历史记忆，是她个人化的历史书写，是事过境迁之后，透过茫茫烟云，穿越历史时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重新打量、追忆和叙述。它不但使我想起以“实录”而为“绝唱”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太史公自序》里“圣贤发愤著书”、“述往事，思来者”的说法；而且让我也想到了鲁迅的关于历史的若干议论，如：“历史（指官方之史——王注）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坟·忽然想到四》）。自然，《往事》一书，野史而已。它让你感到沉痛，感到悲怆，感到苍凉，心潮滚滚涌起，久久难平。而鲁迅在他著名的《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一文中，就这样说过，“俞正燮看过野史，正是一个因此义愤填膺的人。” 野史之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章诒和：我是个绝对悲观主义者，想得最多的是关于死亡；最大的快乐是到天国与父母团聚。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多大志向，深知自己几斤几两，既不懂外文，也不通古文。至于现代作家的种种手法，别说学，我连看都看不懂。再说到了这把年纪，学什么都晚了。我不是作家，也不想当作家。朋友看了我写的东西，称赞自己，那都是鼓励，怕我一个人活不下去。 王培元：说起回忆录，我还想到了两部我最喜欢的外国作家的著作，不能不提，一是俄罗斯作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一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两者都既真实地再现了作者亲历的往事，成为一个时代的有力见证，又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众多同时代文化名人的肖像和个性。类似于小说的精彩片断，在书中亦随处可见。看来，浓烈的文学色彩，不光是中国史传文学之特征，外国作家的此种佳作也有相似之处。这种文字，这种历史叙事方式，不但可以“启人思”，而且能够“增人感”（鲁迅语），自有其独特的优长。 有看过《往事》的朋友说，作者的记忆力实在令人惊叹，几十年之前的事情，竟记得如此清楚！说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龚自珍《己亥杂诗》有云：“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章诒和早慧，小时候就对大人们的事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年幼的她，过早地进入大人们的世界，感染父母及其友人的忧愤和焦思、痛苦与无奈。书中多次提到，家里来了客人，她也喜欢往客厅里凑。父亲有时训她，“小孩子不要听大人的谈话！”于是，她就悄悄躲在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偷听偷看。她说：“对我来说，听他们聊天就跟读书听课一样。”书里多次出现的这个躲在玻璃隔扇后偷听的小姑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特殊的人生阅历，对她几十年后撰写《往事》，都成了不可或缺的准备和积累，成为一种精神宝藏。 章诒和的记忆力确实惊人。70年代末，她和母亲去拜访聂绀弩，还一清二楚地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在莫斯科餐厅见到聂，他当时说的两段话。而有意思的是，章诒和又总是说自己记性不好。人的记忆，大约是有选择性的，有的事铭记心头，有的事则忘得干干净净。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章诒和出狱回京后，第一个夜晚，与母亲、女儿，三代人共眠一榻。母亲讲述父亲之死的每一句话，她都“死死记住，记到我死”。我把作者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视为对价值理想、对文化传统的无比珍爱，对传统人文精神的格外尊重。 章诒和：文化上的事情极复杂，自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传统不是你想抢救，就能抢救的；作品不是你评为经典，就是经典。而且，动机和效果常常相悖。就拿我所熟悉的中国戏曲来说，“推陈出新”的方针多好，在官方诸多的文艺方针政策里，这个方针可能是最正确的。半个世纪过去了，谁也没想到“推陈出新”的最终结果，是凋敝、衰败和灭亡。举个简单例子，袁世海会四百出戏，如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会的戏也只有十几出。所以，在文化上，今人未必胜古人，现在的杰作未必超过了前人的著述。我正在阅读沉樱，她的散文简约纯朴，感情真挚，不眩惑于奇巧华丽，不刻意追求艺术特色。我能学到她的一半，便满足了。可能一半也学不到。文学艺术属于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有主流，有支流，也有逆流。在一段历史时期，主流盛行，支流枯竭，逆流消失。但无论什么样的文化流脉，它们所蕴涵的精神价值都会沉淀、积累下来。即使消失了的，其中有价值的那一部分，也终将被重新开掘出来。 王培元：一位友人认为，无论《往事》的内容，还是其文字，都具有一种“贵族精神”。我很赞同这个看法。为什么会有这种精神呢？因为作者所写的人物，几乎都是现当代中国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文化名人。他们的诉求与失败，他们的喜忧与哀伤，他们的人格与遭际，通过作者的史笔，绘声绘色、惟妙惟肖、酣畅淋漓地表现了出来，使全书从字里行间蒸腾起一种高层次、高格调的文化气息。像持守着“以不变应万变”的处世原则、侠骨柔肠的康同璧、沉迷于琴棋书画生活中的、散淡的张伯驹这样的文化名流，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遗闻佚事，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大都是闻所未闻的。他们表现出的贵族精神及其文化气息，在我们的文化和文字中，似乎是久违了。作者以凝重而又优雅的文笔，细腻而又润泽的语言，极富表现力地展示了上述人物鲜为人知的独特人生和卓异个性，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他们的人格尊严、高贵心灵、渊博学识和优雅风<dfn>ｈtｔp://ｗｗw?９９ｌib?nｅｔ</dfn>度，极大地满足了读者了解其人其事的强烈愿望和浓厚兴趣。 譬如，作者把张伯驹对传统文化的痴迷、对旧戏曲的珍爱，以及他的精神的落伍与孤独，他的人生态度的泰然、淡然和超然，写得出神入化，读者也由此而进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真切地感受他的文人气节的人格尊严，犹如一曲中国传统文化的挽歌，如泣如诉，余声袅袅不绝。解读了张伯驹这个人物，恐怕也就理解了章伯钧说的一句话：“最优秀的，往往是最固执的。” 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书写历史、回忆人物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多角度的大视野观照，有一种超越性的襟怀与气度，不光是写了人物与政治的纠葛冲突，而且更写了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命运，透视出人与时代、性格与命运的繁复错杂的互动关系，让你既感到沉重，但又不压抑，意蕴丰富深厚，韵味绵长。 章诒和：关于批评。我一向认为，各种批评的最大差别在于和意识形态发生的关联上。说意识形态和批评的关联，并非是讲批评代表着某个政治观点，而是指它是一定意识形态氛围下形成的，批评主体（即批评家）又是受到一定社会文化模式的支配。比如，一个北欧的文学批评家，看了《斯人寂寞》后的感想是：好汉无好妻。这让我哭笑不得，但这个“哭笑不得”又极能说明问题——即对作品的臧否褒贬无不是批评家自己经过思考作出的。但他们的意见，其实都是各自所属的文化背景下可能产生的种种意见当中的一种。所以，面对一篇文章，众说纷纭，才是合乎常规、符合常态的批评现象。我这个人的大半辈子是在被批判中过活，很习惯。 王培元：对于《往事》，印在封底的龚育之、严家炎、孙郁诸位先生的评语，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或整体宏观、或深入细致地进行了简练、精辟的评说，亦可谓见仁见智，各抒己见。每位读者读了这部书，恐怕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吧。 章诒和：一个作品写出来，作者就和它没什么关系了。写作的冲动、愿望、目的、成败、意义及其想要达到的效果，都靠作品本身来判定。所以，我反对作家自己跑出来大谈创作感受和经验，更觉得那些用别人的钱来研讨自己的举动和场面，更是庸俗，甚至卑劣。 2003年12月12日——2004年1月22日，于北京东城 4、人生不朽是文章——怀想张庚兼论张庚之底色 去秋（二ＯＯ三年），戏剧家病逝，终年九十二岁。我先是他的学生，后为他的下属。住医院期间，我没有去问病；撒手人寰时，我没有去告别。连戏剧界召开的追思会，我也是缺席的。 “人去愁千迭，心伤恨万端”。我不是不想去，而是怕去。怕去了自己也倒下，再也爬不起来。我打电话告诉先生家人，说：我会以自己的方式纪念他。这个方式就是要写一篇记述他的文字。其实，老师活着的时候，我就想写，内容也是早想好的——一个涉及人的底色的话题。 有人言：张庚是延安牌的老革命，是“”。和北大教授、社科院的学者相比，属于半路出家，算不得正宗学者。另一种看法则与之相反。说：张庚是独占一方的学者，由他领导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后在此基础上扩充、提升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培养出一支戏曲研究的专业队伍，这支队伍五十年来始终围绕着他，齐心协力或不齐心也协力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戏曲学科的奠基工程。加之，他的手下人在学术观点上比较一致或接近，便被称为。总之，政治圈子的人认为他是跳进了学术圈子里的文人；学术圈子的人认为他是来自政治圈子的干部。表面看去，他两头获益。其实，张庚这辈子是两头不吃香。 记得一九九九年中央文化部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举办了空前的社会科学成果评奖活动。其中有一项成就奖，属荣誉性质，是专门奖励长期从事艺术学科研究并取得成就的人。在评议中，张庚被与会者首先提名。立刻，有人起立，情绪冲动。正色道：“我提！他也该得成就奖。” 无人反对，也无人附议，全场寂然。 散会时，那个仍然冲动的人在大楼的宽敞通道里，对人说：“他不就是从延安来的嘛！”我知道：这个“他”，指的是张庚。 后来，张庚、周贻白都获得成就奖。是的，俩人都该得。但在我的心头泛起一缕惆怅，感叹世事变幻无常。曾几何时，延安还是个多么闪光的字眼，怎么一下子，“来自延安”就成了一个不入档次的案底？好像张庚的底色就是陕北的漫天黄土。如果，不是黄土的颜色，那又该是什么色？ 一九七九年，我从四川省文化厅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一般人对我比较冷淡。这其中也包括张庚。 刚来，即遇调整工资。母亲径自找到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兼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徐彬如，对他直言，道：“小愚（我的小名）十年大牢坐得实在太冤。这次应该给她提工资才对。” 徐彬如一口答应，说：“我去找张庚说说。” 不久，我的同事加了薪，没我的份儿。 母亲再问徐彬如。 徐答：“小愚的事，我第二天即对张庚说了，但他一声不吭。” 后来，我从同事那里得知，张庚对下属的关心主要表现在业务上。 初来乍到的我，主要业务就是会议录音、录音整理或编写简报。一九八二年上海昆剧团在俞振飞的率领下，晋京演出。这个以一个生死之环扭结而成的凄迷恍惚的传奇故事，表达了“情到深处，便生死无别”的哲理。几场演下来，轰动了京城。戏正红火，不想传出一位诗人出身的文化部副部长的讲话，说：里有黄色的东西，要修改。 官员的讲话，就是指示。指示传出，业内哗然。俞振飞夫妇关在宾馆房间里，摇头叹息。而我则无论如何不明白，诗人一旦为官，怎地就不懂了诗？ 两天后，张庚对戏曲研究所的人说：“想和《人民戏剧》（即《戏剧报》）的同志谈谈，能不能叫章诒和过来记录？” 我去了。人刚落座，张庚便开始了谈话。他说：“有人说里有黄色的东西，这大概是指杜丽娘梦中和柳梦梅在太湖石边媾合的场景，以及那只‘混阳蒸变’的曲子。这是个很大的误读和曲解，误读了原作，曲解了汤显祖。当然，这也与导演的舞台呈现方式有关。从前的演出，没有那些花枝招展的花神和轻歌曼舞的表演。‘混阳蒸变，虫儿般蠢动把风情搧。娇凝翠绽魂儿颤。这是景上缘，想内成，因中见……他梦酣春透了怎留连？拈花闪碎的红如片。’【鲍老催】这支描写男女欢好的曲子，汤显祖特别标明了由大净演唱。装扮是—‘束发冠，红衣插花’。演员站在空旷的舞台中央，以洪钟大吕之声独自演唱，场面庄严，观众肃然起敬，感受到的是生命结合的神圣，哪会叫人想入非非呢？就更谈不上黄色了。请大家注意，这里是一个梦境。柳梦梅并无其人，不像真有个张生。和崔莺莺相比，杜丽娘更无意识。汤显祖这样处理是有用意的，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女孩子到了这个年龄，就是要想这个事情。足见，人的天然本性是多么顽强！而程朱理学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在这个本性面前又是多么地不堪一击。的确，爱情活动中的肉体关系在我们的艺术领域始终是个问题。怎样的肉体关系描写和表现才是健康的，或者说是被容许的？现在一些搞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人还不能清晰地区分。依我看，汤显祖是分得清楚的。” 谈及的文学成就，张庚说：“现在的文坛不是兴意识流吗？大家认为这是洋人的发明创造。觉得中国人写的东西，没有心理技术。其实，里就有心理技术，而且很高明。'游园惊梦'的手法是什么？就是意识流嘛！杜丽娘对爱情的热望，对美好年华逝去的眷恋，因虚度青春的悲愁，由精神压抑而产生的苦闷……总之，能够说出来的感慨，不能说出来的情思，从热望追求，到咏叹憧憬，再到失落绝望，都很有层次地表达出来了。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来说，就叫作三个单元一条贯穿线。” 他一番谈话，被我很快整理出来。张庚过目后，表示满意。对他的满意，我是在意的。直觉告诉我，老延安的张庚有着很高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既是思想的，也是审美的。 长期以来戏曲研究所从事的工作，多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介绍、推荐优秀作品，批判封建糟粕。在当时一切照搬苏联文艺理论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教条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其研究成果只能说在局部问题方面是有建树的，而就其学科的整体而言，就其艺术研究的本质而言，应该说是处在十分微弱和稀薄的状态。这个微弱和稀薄，既指研究人才的微弱，也指学术积累的稀薄。从这样一个具体条件出发，为了取得戏曲基础理论的总体推进和戏曲学科在学术本质意义上的突破，张庚把学科研究的总体框架，确立在戏曲资料——戏曲志书集成——戏曲史——戏曲理论——戏曲批评这样五个层面上。每一个层面都是一个学科范畴和分支系统。与这个总体框架相配套的，则是戏曲学科奠基工程的实施。其中包括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大百科全书、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当代中国戏曲、中国戏曲发展史、中国戏曲近代史、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等七项国家艺术学科项目。它的完成标志着彻底结束了远自宋代以降，近自王国维以来中国戏曲艺术学科研究分散、无序，缺乏理论形态，在个别领域有所成就，而在总体水平上无甚进展的状态。 这几项浩大工程进行了二十余载，至今还拖着一条尾巴。现在有人对此颇多非议。其实，当初就有非议。上海戏剧学院前院长，曾对我们的一个研究骨干的子女说：“可惜你的父亲，去干那么多集体项目，成全了张庚一个人，却耽误你父亲多少部个人专著。”后来，随着工程的结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去寻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结果又如何？死的死，退的退，拉出来单干的人，或为官，或转行，即或出了一两本专著，也如石投大海，连个响动也没有。个别人算有些成果，但也会被逐渐遗忘，消失于中国近现代戏剧史的叙述之外。 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对他主持的学术项目或课题，做些解释和说明。张庚是真正的学科带头人。他凭着自己的见识，提出有价值的课题。在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的情况下，组织多人进行，亲自指导，并直接参与写作。“”这显然与眼下盛行的“课题”有所区别。近来学术界的“工程”、“项目”、“课题”非常之多，甚至成了一种时尚。课题费与日俱增，课题含金量急剧下降。也就是说，在学术日益“课题化”的同时，“课题”却日益非学术化。其主持者非官即商（即掌握某种财权），行政领导者与学术带头人混为一谈。某些学术带头人也是自封或官封的。而且，现在一些学术带头人和课题参加者的资格都不知如何论证，最后的成果不知当如何鉴定。话说至此，不胜感慨。“”应该说，这是学者的理想境界。张庚是以毕生之力追求这个境界的。因为他把学术视为自己的精神命脉。 我和张庚有较为密切的接触，始于《中国戏曲通论》的撰写。也从这里开始，我对张庚的思想个性才有了认识与了解。担任主编的他，负责撰写“总论”和第一章“戏曲与社会”。谁都知道万事起头难，何况还要牵涉到许多政策性问题，而后者，是一般学者都不愿意涉足的。在这个班子里，我们每个成员都必须写出详细提纲，并拿出来反复讨论，张庚也不例外。 在我记忆中，他是第一个讲述写作提纲的。其中的许多见解，令我震惊。比如，对官方制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戏曲方针的看法。他说：“在我们党的各种文艺政策里面，毛主席为戏曲艺术制订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是比较正确的。但在贯彻过程中，问题往往出在对‘新’与‘陈’理解上。理解的错误、片面，不仅出在底下的文化部门，也出在我们的这些人的身上。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五十年代初，我和戏剧界的朋友组成中国戏剧家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大家热情很高，都想看看社会主义艺术是些什么样的作品。到了莫斯科安顿下来以后，给我们看的第一个剧目是芭蕾舞《天鹅湖》。接着又连续看了莫索尔斯基的歌剧《鲍利斯·戈东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以及契訶夫的《海鸥》。一连几天下来，看的都是沙俄时代的东西，大家感到很奇怪，到了第四天，终于忍不住了。便去问苏联的文化部长：‘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看看你们国家的社会主义艺术作品？’部长很奇怪我们的提问，说：‘请你们看的所有节目，都属于社会主义作品。’我们十分不解，又问：‘这些作品不都是创作于沙俄时期吗？’‘是的。’部长说：‘是沙俄时代的作品，但是，今天被我们拿过来了。只要拿过来了，那就属于社会主义文化。’这番讲话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说明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有一个无比广阔的胸怀。”张庚由此联系到中国戏曲的“推陈出新”方针的贯彻情况。他说：“和苏联相比，我们对政策的理解就偏狭得多，总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全新的，也就是说唯有今人创造的作品，才有资格进入社会主义文化领地。而从前的东西，包括、在内，不管怎么优秀，都属于封建文化性质，或者说是封建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抱着这样的观点去理解‘推陈出新’的‘推’字，势必是推掉，推倒，推光。而且，永远也推不完了。因为昨日之新，乃今日之陈，而今日之新，又为明日之陈了。” 如何对待戏曲艺术，其实质，乃是一个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说到这个问题，张庚的心情往往很沉重。他说：“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这个国家才有这个问题，可以说，它是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也是一个难题。文化传统越悠久，解决这个课题的难度就越大。而且，对待的态度也大都有一个过程。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最初日本国人一致要求维新，维新，再维新，对文化遗产扫荡了十年。此后，才将东方文化摆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又如苏联，十月革命后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非常左，凡是他们看不惯的，对人、对作品都采取否定态度，搞得很凶，很残酷。以后有一些纠正。我们的五四运动是伟大的、有所贡献的运动。它标志着中国现代社会历史的开始。但是，五四运动有两个弊端。其中之一就是文化上的虚无主义，一切学西洋。抗战以后，才有所认识。原来在文化上，仅学西洋是不够的，也是不行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民族文化现代化起来。共产党、毛泽东在政策上有过许多左的口号和做法。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炼钢铁'、'赶英超美'等等。但是对戏曲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却是比较正确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毛病主要来自政治上的急功近利所导致的艺术短视症。” 他讲这话的时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艺术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商品经济和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文化部新上任的作家部长适时地提出了“以副养文”的口号，以及让中国戏曲等传统艺术“自生自灭”的主张。有隐忍功夫的张庚终于忍不住了。借一次“通论”写作小组的讨论会，他直言道：“艺术上的事情很复杂，自有其规律，多数情况是劣胜优汰。优秀的东西并非能够存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昆曲。昆曲在艺术上的成就是最高的，但它却衰落了。所以，文化行政部门如果对传统艺术不扶持，自生是不可能的，结果只有自灭。” 他的这些这个观点，我是接受的。在我以后的教学生涯中，但凡讲到戏曲艺术的方针问题，必以张庚的观点为观点，做出说明。学生们听了，也是接受的。 在“通论”里，我参加了关于戏曲思想内容一章的撰写。第一稿打印出来后，送给每个成员审阅。在讨论我所写的这一章节的会上，张庚没提出什么意见。散会时，却叫住了我：“诒和，这份儿稿子我看过了，你拿回去再看看。” 回到家中，打开一看。天哪！稿纸的上下左右，都有他的字迹。连错别字，都一一校正了。比如，我在论述戏曲剧目里的封建道德问题时，以京剧《一捧雪》为例，简单说明替主赴死的义仆莫成形象的道德含义。张庚在这一段的旁边，密密麻麻写了足有上千字。内容是向我介绍明末的时代背景和贵族、官僚拥有大量家班、家奴的情况。他写道：“你研究那个时期义仆戏，切不可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又如，我在谈及研究方法的时候，认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引入，有可能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准。张庚在这一段文字的旁边，写道：“三论是当前研究自然科学的新方法，是从外国引入的。应用到社会学科，需要谨慎。切不可生搬硬套。” 我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又拿给他看。他接过稿子，对我说：“我对你还有个意见，不过没有写出来，是想直接告诉你。” 我说：“哪儿错了，告诉我。我马上改。” 张庚笑了，说：“不是‘哪儿错了’，是文风问题。” 或许是见身边有人，他压低了声音，说：“诒和，你要记住—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所以，最根本的要求是要别人看得懂。你的文章过于追求文采，还喜欢用新术语、新概念。这就妨碍了表达的准确性。对学术论文来说，正确性、准确性永远是第一位的。” 这话不禁使我联想到自己使用的“审美接受”、“审美中介”等新名词儿，脸笃地红了。 后来，我又承担了“关于戏曲改革”一章的撰写任务。在戏曲如何改革的问题上，我提出用现代社会的先进文化改造落后封建文化的命题。 张庚看后，指着这段文字对我说：“先进文化这个词，用得不够准。一般来说，对与错、是与非都是针对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的。我个人认为，在文化上、特别是艺术上，只有优劣、雅俗、高下、文野、精粗、美恶之分，无先进落后、正确错误之别。例如原始文化，你能说它落后吗？我们现在许多搞创作的人，不正是从原始文化中发现和寻求美的成分，以丰富今天艺术表现吗？同样，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它的文化先进吗？应该说，资本主义文化有优秀的部分，也有不怎么优秀的部分和很丑恶的东西。” 需要说明的是，张庚的这次谈话时间是一九八四年前后，那时上边还没有提出“三个代表”。 在搞“通论”的那个时期，西方文化思潮扑奔而来，新式批评蜂拥而至。我整天价看看这，摸摸那，什么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模糊主义、新实验主义、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接受美学……塞了一脑子。我和我的一些同事，都不由自主地在尝试着运用这些新玩意儿，来解释我们的老遗产。这时，张庚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东西，你们当然要看。但需要说明的是，东方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西方人由于长于理性分析和逻辑思维，所以很快能弄出一套理论来。你再看看它的实践，可能只有几出戏。而中国就恰恰相反，戏曲有近千年的历史，有庞大的剧种群，有数以万计的剧目，但理论总结很贫弱，且多是文人评点，散见之于序、跋。所以，我们的戏曲研究不是单独去搞一套理论，而是要把悠长又丰厚的实践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唯有理论才能说服人，但理论也能吓唬人。大家不要被西方这个理论、那个说法吓倒，先要拿出东西来看。我这里说的东西是指实践。看看它究竟是什么，再看看它的那些理论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我从来就不赞成‘一窝蜂’。人家兴个什么，自己也跟着搞。人家的实践可能只有两出戏。即使搞失败了，也没什么关系。我们的戏曲搞失败了，其损失就很大，很大。” 这个时期，在张庚的提议下，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湖南祁阳县重新搬演了传统老戏。这个连演七天七夜的宗教剧在数百年的流延中，已彻底世俗化、戏剧化。它那汪洋恣肆般的浩大排场，惊心动魄的绝技高招，无所不包的民俗活动以及“越看越怕看，越怕越想看”的观剧心理，让我目瞪口呆。演出过程中，巨大的吸引力、刺激性和娱乐性使县城有如一锅开水，整日价沸沸扬扬。最后，开了个座谈会，人们都知道目连戏因其宣传因果报应的内容和弥漫于舞台的恐怖气氛而被长期禁演。故谁也不肯先打头炮，大大的会议室冷场了，喝茶的喝茶，点烟的点烟。 张庚左右看了看，便第一个开了口。他笑着说：“这个戏怎么样？不太好讲吧！我先来说几句，完全是个人看法。目连戏的包容量非常大，有丰富的曲牌，有各种表演技巧和特技，有许多场子可以独立演出，成为折子戏。其中还穿插了许多杂耍、武术、魔术、科诨。所以，它被称为‘戏娘’。但在流传数百年后，渐渐衰落了。解放后，又被禁演。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当我们把它从箱底翻出来重新打量，才发现--昨日以为是者，今日未必为是；昨日以为非者，今日未必为非。”有了这样一个开场白，座谈会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 张庚接着说：“这两句话怎么理解，我想举例说明。目连戏的主角是罗卜，过去这个形象是被完全否定的，认为他宣扬了封建迷信思想。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达，使我们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这样的前提下，老百姓对什么是封建迷信活动，有了一定的识别能力。戏里不是有罗卜为了拯救母亲，自己来到阴曹地府下油锅、上刀山的情节吗？但是今天的观众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他们不过是欣赏其中的表演技艺罢了。但是罗卜为了救母这样一个愿望，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精神和悲悯情怀，不也是可以肯定的吗？如果对比‘文革’中某些人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出卖同志和亲友的行为，就不难发现罗卜形象的道德伦理方面还是有些意义的。他的母亲刘青提因为在斋戒期中开了五荤，而受尽惩罚。在戏里，她是个反面人物。但是我们看演出的感受，也非这样简单。她游十殿阎罗，受尽苦刑。披头散发、浑身是血的她，泪眼望青天，质问人间：‘我不就是吃了几块肉，为什么受这样多惩罚？有些人为非作歹，为什么享尽富贵荣华？……’戏唱到这里，刘青提的形象，就有了一些社会批判性内容。所以，我要讲‘昨日以为非者，今日未必为非。’” 此后，湖南省戏曲研究所挖掘、搜集、编纂了多卷本的湖南目连戏资料集。张庚委托我代笔作序。继而，其他几个省也挖掘出许多目连戏史料。 目连戏研究吸引了海外学者的目光。不久，在美国举办目连戏国际研讨会，中国被邀请的两名学者，一个是吴晓铃，一个是张庚。在八十年代中期，有资格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是令所有人艳羡不已的。张庚却表示放弃，并希望把自己的这个名额，让给一位在湖南专门从事目连戏研究的学者。 我问：“张老师，现在谁都想去美国看看，你干嘛不去？” 张庚透过老花眼镜的上沿儿，瞪我一眼，冷冷地说：“美国有什么目连戏！” 继目连戏以后，从事戏曲研究的一些人掀起了热，先后成立了傩戏学会。海外学者热情甚高、兴趣甚浓，连续召开了几次国际性的研讨会。每次邀请张庚参加，他都谢绝出席，表示出明显的冷淡。他说：“非要把戏曲的起源和傩戏直接联系起来，是没有充足依据的。中国到底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戏剧？也是个问题，或者说是个疑问。我们搞研究不能看着洋人感兴趣了，我们也跟着有兴趣了。学术研究无所谓冷和热，它是持之以恒的工作，目的是探求规律。没有坐冷板凳的准备，就别干这行。在戏剧领域，热的是戏台，红的是演员，还有那些导演、作曲等从事具体舞台实践工作的人。搞学术研究，要能甘于寂寞。” 一九八六年随着新任文化部长的上任，我们研究院的领导也相应更换。撤掉了张庚、郭汉城、王朝闻、马彦祥、葛一虹等一批对艺术学科颇有研究和建树的老人，转而由一位红学家主政。接着的变化，是红学研究室提升为所。再接着的变化，是增加了建筑所、陶瓷所、以及宗教戏剧中心、服饰研究中心。后来，又有讲如何美容，讲如何医治糖尿病等等的机构开张和三十三个公司挂靠中国艺术研究院。一日上班，发现迎面而来、匆忙而去的面孔，尽已不识。我几近愤怒，觉得艺术研究院成了一锅荤素大杂烩，学术研究的方向也大有问题，便跑到张庚家里去大发议论。 听完我的一顿牢骚，张庚劝我不要太生气。说：“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下，学术单位难以成为净土。” 看着他一脸的澹泊宁静，我似乎已经感受到未来学术的凄凉。犹豫片刻后，我说：“我们的新领导大概都没有做过官吧，要不然咋有这么大的干劲？有人说高级的艺术需要安闲的条件，我看今天的艺术恐怕是在无为而治的前提下，才能出成果了。” 张庚眯缝着眼睛，没有批评我。却说：“从前我们建所是极审慎的。因为建所，就是建学科。比如红学研究，它属于文学研究。当初建立研究院是有分工的。文学方面的研究主要在社会科学院和北大等高校。我们的学术研究限定在艺术学科范畴，因此，便把红学定在一个研究室的规模。至于建筑学、陶瓷学，当然包含了艺术因素和美学成分。但在根本性质上，是和艺术学科有所区别的。再说，建立一个学科门类的研究所，起码要有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我问：“哪三个？” 他说：“一没有资料或只有很少的资料，不能建所。二没有一定数量的高级研究人才，不能建所；三没有学科带头人，也不能建所。”说到这里，张庚又补充道：“而且，这个学科带头人不是行政机关封他为带头人。你看我们美研所的王朝闻，音研所的杨荫浏，是封的吗？” 后来，院里又成立了一个文化所，网络了许多社会英才。对它的成立我也是不大理解的，遂又对张庚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说：“美国的学科是分得很细的。但怎么分，也没见分出一个文化学科来，大学里也没有一个文化系。西方学者认为文化学科的概念不好把握，内涵不准，外延太大。” 张庚点点头，又轻叹一声，语调平缓地说：“在我们这个国家，每隔几年就要发生新的浪潮，教育界、学术界也不能例外。这里面有的东西就消失了，有的事物就兴起了。” 我说：“戏曲和戏曲研究就属于要消失的东西。” 张庚立即批评我，说我对形势的估计太悲观。其实，他的内心也苦闷。 古老的中国戏曲进入了新时期后，已是一派颓势。如何才能振兴？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一致性结论是--必须要有新戏、好戏才行。所以，从文化行政部门及其领导每年一度召开的创作工作会议，到部级、省级、市级设立各种戏剧奖项，无一不是在鼓励创作，喊出的口号是“出新人，出新戏，出好戏。” 八十年代的张庚，在文化部主办的第四次戏曲演员讲习班上，针对这个问题，谈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解放前只要有好演员，就能出好戏。比如梅兰芳挑班，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核心是演员的表演，戏班是以‘角儿’为中心的，一切都是‘角儿’说了算。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光有好演员也不见得能出好戏，一定要有好领导才能出好戏，因为剧团的领导在负责艺术管理。他们如果懂艺术规律，按规律办事，那么就可能搞出好戏来。有时光剧团的领导好，还不行。要省、市文化行政的领导，也懂得艺术管理才行。比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川剧就搞得不错。老戏保留得多，新戏也推出不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共）四川省委有个懂川戏的宣传部长李亚群，成都市有个爱川戏的副市长李宗林。有了这二李的领导，川剧创作就比较繁荣。”听课的学生都是来自剧团，他们无不点头称道。 后来，我去崇文门西小街一号楼（张庚宅址）闲坐。那日，苍碧一天，倐然无云。老人心情、气色都好。我不觉又重拾“如何出好戏”的话题。张庚没有正面回答我，却讲起了唐诗。他说：“回顾中国的历史，不是每朝每代都有杰出的文学艺术成就。出大成就，则必有条件。就拿唐朝来说，文学上是有大成就的。成就中，诗是高峰。唐分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这四个阶段都有诗和诗人。初唐有四杰和陈子昂。” 说到这里，他分别背诵了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各一首诗。我只记得其中的《在狱咏蝉》一首—“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张庚背完以后，对我说：“诒和，你看！骆宾王写这诗的时候，正值被诬下狱。他借蝉自况，抒发幽愤。但调子不低沉，寄托遥深，字里行间透出一股气。到了盛唐，这股气就飞扬起来。这在边塞诗里表现得很突出。高适，岑参且不说，王昌龄写过两首《青楼曲》。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四句—‘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杨。 楼头少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诗人虽是从少妇眼里写远征凯旋之状，却自有一股豪情在内。” 我吃惊于他对诗的熟悉，更惊异于他对诗的记忆。 接着，张庚又背诵中唐诗人的作品。第一首是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天。”第二首是韦应物诗：“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之后，他说：“诒和，这两首诗尽写相思别离，情意浓挚，却又模糊迷离。因为进入中唐，诗在气韵上发生了变化。” 说到晚唐，张庚又一连背了三首诗。有温庭筠、杜牧和刘禹锡的《杨柳枝》。他最后背诵的是—“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吟罢，老人很感慨地说：“李商隐的《乐游原》是绝佳之作，但已无气，透出的都是对衰暮之美的叹息了。” 我认真地听，明白他的讲解，却不明白他的用意。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茫然。遂道：“不同阶段的唐诗里，都有一股气贯注其间。盛唐的气最盛，晚唐气已衰。” 我问：“这气是怎样形成的？” 张庚笑了，说：“这股气是多种因素的结合，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有个一代英主李世民。这就是在封建王朝，我们的文学艺术能出大成就的条件。” 说到张庚的性格，似乎用一句话很难概括。他那张不怎么可亲的面孔和脸上常挂着的严峻神色，让人觉得难以沟通和交流。所以，与他长期共事的人可以讲述他的学术成就，却很难描述他的行为举止。我则是一步一步接近他的，是通过一件一件小事认识他的。 我刚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就赶上粉碎“四人帮”后的清理“三种人”。“三种人”之一种，是指在“文革”中搞“打、砸、抢”的。在研究院工作的一个男青年（后调至其他单位），在“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受到清理。一切证据都表明他打过张庚。专案组人员找到了张庚，作最后的印证。 问老人家：“黄××，是不是打了你？” 张庚沉默。 再问。 张庚答：“有人打过我。他是不是打过，我记不清了。” 如此回答，令同事们惊诧。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确认：张庚是知道黄××打过自己的。 这样的慈悲宽厚，让人难以接受和理解。于是，有人跑去问张庚：“事情是明摆着的，为什么说‘记不清’？” 张庚说：“他还年轻，我不想让这件事影响他以后的生活和工作。” 一九八四年，全国剧协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选举新的领导班子。选举的结果是--原来的专职副主席××落榜，而从未做过官的吴祖光当选。如此一上一下，轰动剧坛。会后，××四处托人，八方奔走，并指责“剧协存在一个小圈子，并搞地下活动。” 张庚闻讯后，径直找到××，开门见山地说：“××同志，我今天找你，是想告诉你一个情况。我们剧协和作协（即中国作家协会）不同。作协从三十年代开始，就有宗派，而且这种宗派活动和个人恩怨纠缠在一起，延续直今。但戏剧界没有，这是很难得的。请你注意这个问题。” 这番话对××来说，真可谓出乎意料--在他还没回过神儿来的时候，说完话的张庚已飘然而去。 这种出乎意料的话，张庚说过许多。记得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大家讨论在什么是中国特色。我们戏曲所里一个年轻的研究人员说：“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就是在‘公’字的旗号下，无不为‘私’字而奔走。在无限忠于党的同时，随时准备出卖朋友……” 没容他讲完话，一个老资格的研究员拍案而起，喝道：“你这简直是反动言论！” 全场愕然。 这时，只见张庚摆摆手，要那个愤怒的同事坐下。然后，对他说：“我看××讲的话有些道理。” 散会后，有人感叹道：“看来人的思想僵不僵化，真的不在于年龄。” 一九八六年前后，研究单位开始了评职称的工作。搞研究的人，可以不出国，不提级，不当官，却非常重视评职称。由于评议过程的透明度不够，大家对结果不满。我写了封公开信，表达了这种不满。不想，这信把一座恭王府搅得风风雨雨。 已经不再担任领导职务的张庚接到了信，立即召开了有中青年研究人员参加的小型座谈会。 会上，他首先讲话。说：“这些年，我一个人住在十二层楼的房子里，脱离大家，高高在上，不了解同志们的实际情况。虽然我没有参加戏研所里评职称的事，但我也是有责任的。今天把大家请来，就是想听你们的意见。特别是想听听你们对我的意见。” 第一个发言的是个中年人，姓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他严肃地说：“张老，我六十年代初分配到研究院，大家叫我小栾。二十多年过去，现在我快五十岁了，住房窄，工资低，没有提干，更没有出国，这些我都能忍。但是评职称不同，是学术范畴的事，更是对我大半辈子的研究成果及能力的核定。所以，我希望做到起码的公开和公正。同时，我也希望你老人家和其他同志今后不要再叫我小栾。” 会开了整整一个下午。张庚自始自终都在认真地听。谁发言，他的眼睛就瞅着谁，诚挚又专注。最后，他做了一个小结，说：这件事他是要负责任的。一定给大家一个答复。 此后，张庚再没有管那个姓栾的叫小栾了，而我们却还是小栾小栾地叫着。 我的公开信也递交到文化部。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说作家出身的文化部部长要接见我。我紧张得连觉也没睡好。脑子里反复琢磨自己当如何回应部长的垂询，细细编排自己该怎样简明扼要地介绍单位评职称的情况。 记得那是一个周六下午，我穿着白衣黑裙，手提包里装着材料，跨进了部长办公室。 部长随和又平易，倒了一杯茶。上级和下级对面而坐。接着，他问我的出身，问了我的学历，问了我的家庭，问了我的父母情况，还问了我为什么坐牢……我是有问必答，且心生感动。瞧，咱部长多好，那么关心“普通一兵”。谈话的时间不短，记得在此期间，部长还接了胡绳同志打来的电话，好像对方有件什么事要办，部长说：“我是晚辈，自然是我该上您那儿办事啦。” 部长对我的询问结束，我们的谈话也跟着结束。 我被礼貌地请出了办公室。 “那我们单位评职称的事儿呢？”出了门的我，扭脸儿叫了起来。 “哦，有关部门会办理的。”部长如是说。 几天后，部长对他的一个新疆朋友说：“我见到章伯钧的女儿了，她好像有点儿神经质。” 我听了这个新疆朋友的转述，霎时胸口憋闷，监狱生活培养出的老毛病犯了--不禁破口大骂：“王八蛋！” 新疆朋友很害怕，劝我别骂，说：人家是部长。 我高喊：“本不该骂人，可现在我都神经质啦！还不该骂？” 新疆朋友走后，我的眼泪簌簌而下。我不禁想起了张庚，想起了他召集的座谈会，想起了他那专注的目光，想起了他说自己“高高在上”。 也不知什么时候，戏剧界搞起了评奖。先是剧协搞，设立了梅花奖，曹禺奖。后来文化部也搞，设立了文华奖。再后来宣传部也搞，设立了五个一工程奖。登时，戏剧界沸腾了，热闹了。演员、导演、编剧、作曲、舞美一齐朝它飞奔而去。又不知什么时候，兴给评委送礼了。最初的礼物是土特产，后来升级为红包。当然，不是每个评委都送。送能送的，不送不能送的，张庚属于后者。一次，广西的某个剧团进京演出，由广西有名的老演员挂帅。剧团做东，在一家餐厅与首都戏剧界见面。宴毕，广西的一个同志给每位北京来宾递上一个牛皮纸信封，所有的人都明白那里面装的是啥，故无人拆看。递到张庚的面前，老人家还以为是戏票、通知之类的东西，便打开了：原来是二百元人民币。 张庚把钱和信封往餐桌上一扔，对坐在自己身边的广西一号女演员说：“××同志，你请我们吃了饭，怎么还要送钱？” ××同志的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大家都愣在哪儿，场面尴尬又有趣。 张庚丢下信封走了。 后来，送红包的方式有所改进，改进为送到评委家中。一个冬日的周末，我在张庚家里吃晚饭--涮羊肉。饭后约八点来钟，门铃响了。我去开门，一个相貌清秀、年龄在四十岁上下的女子站立在门口。脸色疲惫，神态胆怯的她，自报家门：“我叫×××，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想拜望张老。” 我忽然想到：眼下正值评奖前夕，她恐怕是为奖而来。于是，本打算告辞的我，决定暂时不走了。 张庚夫妇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我则坐在紧挨着客厅的书房里，隔墙旁听。 ×××说：“我快满四十五岁了，想参加这次梅花奖的评选。” 梅花奖的评选规则是限于四十五岁以下的演员参评，故张庚夫妇一致鼓励她参评。这个女演员说，自己已经报了名，剧院领导也很支持。但是，她发现一起参评的演员都在走“门子”，送红包。尤其是外地的演员，有剧团、文化厅（局）的支持，开着公车，拿着评委的家庭地址联络图积极奔走，且出手大方。而自己则腰无分文，剧院也是一贫如洗。院长对她说：“咱们连发工资都困难，哪儿有钱送评委？”话说到此，这个女演员的声音已带了“哭腔”。 这时，我只听见张庚问：“那些参评的演员是不是都在送钱，送礼？” 对方怯生生答：“是的，个个都在送。” 张庚大声说：“我告诉你—如果大家都在送，就等于都没有送。你回去安心准备演出。把戏演好了，不用送礼，肯定也能获奖。” “张老，真的是这样吗？” 张庚没有做出回答，只是说天色已晚，气候寒冷，快回家吧。 一个多月后，梅花奖揭晓。我从报纸上看到，那位唱青衣的北京女演员评上了。名次是按得票多少的顺序排列的。她排在倒数第二、三的位置。 文华奖是政府奖，分量自然比梅花奖重得多，评委会的规模与结构也更为庞大。主任由一个爱好戏剧、喜欢演员的副部长亲自担纲。评委多由文化官员组成。其中包括文化部的艺术局局长、副局长、戏剧处处长、副处长、直属院团领导，还有来自外省文化厅的厅长、副厅长。张庚和另外一两个专家被聘为顾问。 这个奖因官方色彩而受到普遍重视，竞争激烈，评议也激烈。张庚看戏认真，评戏也认真。他对于只看重内容，一味强调题材的倾向是不满的，认为戏曲创新已经到了必须讲究形式的阶段。然而，评选的结果令他失望，一连两天的情绪都不好。第三天，正好在研究院出席一个什么会。散会时，他对也是文华奖顾问的一个同事说：“不知道你是怎么一个态度，反正，明年的文华奖若再叫我当顾问，我是不接受的。所谓的听取专家意见，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还是长官意志。” 那位同事对张庚的观点非常认同，也当即表态，自己明年也不参加了。第二年，我发现只有张庚不是顾问。别人仍在以当文华奖评委、顾问为荣。 生活中的张庚，态度安详，表情有些漠然，却不忧郁。目光散散的，说话的语调低缓。前额的皱纹和略微下垂的嘴角，总显出一种历尽沧桑的疲惫。而掩盖于安详神态朴实外表之下的，是火，是爱，是热情。 张庚出生在湖南长沙，母亲曾宝菱是曾国藩的重孙女，习诗书，通文墨。年幼的张庚，是从母亲那里接受文化启蒙教育。父亲姚源纶虽官宦出身，却是个吟走文人。他不谋职当差，不存恤妻小，一生无所作为，浪迹天涯。一九五Ｏ年，仍不肯就范于社会规则的他，就范于家庭。他厨艺高超，一日三餐亲自掌勺。当家人津津有味地吃饭，他就坐在一边津津有味地看戏文，读唱本。父子之间淡如水，轻如云。然而于父亲去世入殓之际，第一颗铁钉在敲击声中钉入棺木，张庚仰天痛哭。其声哀，其情恸。那清淡似水如云的骨血关系，原是一把刺入深心的锋刃。 进入九十年代，我去张庚家里闲聊的次数越来越多。老人也寂寞。 有一次，我指着他家客厅里的两个多宝槅，说：“张老师，你这个多宝槅里配置的瓷器小摆件很不错。款式错落，颜色各异。” 老头儿听了一下子兴奋起来，提高了声音说：“诒和，我要是不搞研究，自以为还有两件事可做。” 我说：“你都这么老了！除了研究，你还能干啥？” 张庚站起来，让我看看他陈设的几套茶具。说：“这是我摆放的。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 他得意地说：“我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室内设计。” 我大笑不止，遂问：“那第二件呢？” 张庚坐回沙发，对我说：“搞创作。” 我又笑。 等我笑够了，张庚说：“我一直想写一本书。” “你想写自传吗？” 张庚摇摇头。 “我想写一个人。” “写谁？”我问。 “玄奘。” 我暗自吃惊：怎么和我翦伯伯（伯赞）晚年的心思一模一样？便再问：“你为什么要写他呢？” 他告诉我，自己这辈子最钦佩的人，就是玄奘。 我说：“你是共产党员，最该钦佩的人当是马克思才对。” 张庚说：“这事和政治思想无关。我对玄奘的兴趣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并保持到今天。可惜一直没有时间。等我彻底闲下来，就一定去做。”接着，他向我介绍了玄奘的一生。并说：“专心于一件事，由始至终，无一日懈怠。其间无论遭遇怎样的险阻艰难，百折不回。这就是我特别尊敬和钦佩的人了。” 我一直等着他闲下来。但到死，张庚也都没有闲下来。 玄奘没能来到他的笔下，却一直搁在他的心里。有时，我觉得他的精神就很像玄奘。 张庚是个老革命、老党员、老延安。他的理论著述渗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每年的五月，张庚都要撰文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发表—重申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命题。他在理论上，也是懂得政治的。我平素在私人场合就听他讲过一些很精辟的政治见解。比如，在议论中国现代化问题时，张庚一语惊人。说：“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对农民的改造。农民造反的理想是什么？就是--我要坐了金銮殿，就干他娘娘。”但进入现实环境，张庚的政治表现常常又不怎么杰出。可以说，他一直是戏剧界右倾思想的代表。四十年代在延安，毛泽东强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张庚却不识时务地为戏剧的正规化、专门化辩护，在戏剧系按斯坦尼体系教学，排演等大戏，并说“我们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要提高吗？”。六十年代，关于“封建道德问题”的一场讨论，由于坚持“封建道德的全民性、继承性”等观点而被《戏剧报》批判了整整三年。后被弄到徐水的一个县，去当个县委副书记。“文革”中，张庚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检查，抄家，劳动。到了七十年代，由于他不明党内斗争的底细，在批邓运动中由别人代笔写了一篇批邓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不久邓大人复出，他又不像同写批判文章又同登于一版的名医学习，及时道歉自责。总之，张庚一生屡遭贬斥，长期被权势冷落，好在他始终没有多少仕途之想。学术研究是他的最佳生活方式。他曾对我说：“如果开一整天的会，没有写字读书，我就觉得这一天是浪费了，心里很别扭。” 张庚在世时，我们曾经认为老学者应该给年轻学子腾腾地儿，挪挪窝儿。现在他走了，腾了地儿，挪了窝儿，却无人能填补，亦无人可企及。留下的，是永远的空白。更为重要的是：透过他的经历和著述，人们看到了一代知识者的苦苦追求和挣扎。在这动荡纷乱的时代，身处风云变幻之中，张庚始终坚守住自己的精神阵地，坚守住自己的道德、情操、人格与价值。面对说不尽的太平盛世和看不够的繁华夜景，我们这些现代人在物质主义的重压下，早已没有了灵魂的栖息地。从这个意义上看，一生从未红火过的张庚，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再说，具有学术震撼力的巨响，可以是沉寂。陈寅恪是沉寂的，钱锺书也是沉寂的。 张庚和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具有知识者和革命者的双重身份。处在那样一个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时代，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使他们对现实社会无比关注，热血沸腾地投身其间，义无返顾地担当起匹夫之责。然而，他们的真正兴趣志向在于埋头学问，著书立说，兴办教育，无须假于政治或仕途以求名利。这样，他和翦伯赞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一入世，即脚踏政治、学术两只船，游弋于学海、宦海之间。而学术和政治之间的碰撞、磨擦，不但使他们很难保持内心的平衡，且给他们人生带来许多的遗憾和精神苦闷。所以，以一种颜色，去涂抹他们的底色，都是不行的。 不错，张庚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但他更是一个文化的信奉者。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和为这个目标所付出的全部心血，说明在灵魂深处他相信，只有文化才最终具有穿越时间和征服人心的力量。“人生不朽是文章”。而这，才是他底色中的主色。你是一朵鲜花也好，你是一株野草也罢，当有自己的样式和表现。张庚是有自己的样式和表现的。 二ＯＯＯ年春，我的丈夫（马克郁）身患绝症。我在绝望与希望中徘徊，他在挣扎和放弃中穿梭。二十载平淡夫妻，在这最后的岁月进入了痛绝空无之境。一年后，花正飘落之际，丈夫最后拉了拉我的手，叫了声“小愚”，倒在去医院的路上……已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接触死亡，但这一次我深感天命之不可强求。 我独自归家，对着同样落泪的小狗，生离死别，一时尝尽。入夜，春风如丝，泪水如雨。一个孤立无援的我，已无法承受那四面涌来的感情。 突然，有人叩门。张庚的夫人张玮，素衣裹身，带着白菊，站立在我的面前。 我说：“这么晚了，还来？” 她答：“是你的老师一定要我来的。”说罢，递给我一封信。是张庚写的，那上面歪歪扭扭写满了劝慰之语。张庚因患眼疾，连电视都已不能看了。这信，不知是怎样写的？又写了多久？ 后来，我又得知：张庚下午听到噩耗，十分难过。 张玮宽慰他说：“诒和很坚强。” 张庚半纠正、半补充地说：“她还很重感情！” 我嚎啕大哭。原来，心是可以触摸的，片言只语，可使人魂悸魄动。 处在绝境中的我拿起了笔，开始了对往事的回忆。第一篇、第二篇稿子，我送给张庚，请予指正。文章是由张玮读给张庚听的。夫人读罢，说：“我要劝劝诒和，别写从前的事了，人太痛苦。还是向前看吧。” 张庚摇头，说：“你是劝不了她的，她是一定要写的。” 二ＯＯ三年，张庚病重住进了医院。一进去，院方即问：（患者）是一线？还是二线的？没两天，就下了病危通知。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副委员长要来这里探视另一个病人。为了安全，把已经昏迷、且切开喉管的张庚从病房里拉出来，塞进另一个房间，等我们的人民公仆走后，再又推回原位。我和同事们听了，除了愤怒，还能怎样？老延安敌不过新权贵。 生与死的距离，原本就是很微小，一口气就能跨越过去。一个秋日，张庚踏上了归途，捐出自己留在人间的最后一份力量。 “叶落人何在，寒云路几层”。这个世界熙熙攘攘，大家各自忙碌，很少知道心中所想。张庚在我心里，是一位白发皤然的得道高僧，而我是一个永难阐悟人生真谛的愚钝弟子。如今，我们这些学生也年华老去，来日无多。但我们应像他那样，不妄求，不苟取，望着一个固定的方向，走去。 <hr /> 注释： 等影剧作品。1950年任教于中央戏剧学院，著有《中国戏剧史》《中国戏剧史讲座》《中国戏剧史长编》《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中国戏曲论丛》《中国戏曲论集》《戏曲演唱论著辑释》等。</a> 均为绍剧目连戏。</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