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银行家》 赤贫沙漠上的清泉——译序 翻译这本书，缘起于2003年。在商界征战奋斗多年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经过沉重而漫长的思考，我决定，后半生将要为他人、为有需要的穷人做事。于是开始做些公益领域的学习和研究。穆罕默德·尤努斯，一个陌生的孟加拉人，进入我的视野，打动了我的心。2004年底我终于在纽约的一个书店买到了尤努斯的英文版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小额贷款与抗击世界性贫穷之战》，读完心中充满激动和崇拜。立即按照书中的地址给尤努斯教授发了电子邮件，做了自我介绍，并表达想将他的自传翻译为中文的愿望。喜出望外的是，第三天即得到了尤努斯教授的肯定回复。我立即投入翻译工作，一口气用两个月完成了初稿，2004年5月初完成，并增加了尤努斯教授亲自提供的附录。 授生活回到祖国，他写道:“我知道我必须回去参与祖国的建设。我必须为自己这样做。”回国后尤努斯在吉大港大学任经济系主任，在孟加拉社会具有高尚的社会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浓厚的民族主义情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道主义和宗教的信仰，使他无法漠视人民的饥饿、贫穷。1974年，孟加拉发生大饥荒，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他努力寻找解决饥饿的办法，亲自去村庄里试验高产种植方法。1976年的一天，他因无法忍受看到制作竹凳的赤贫村妇受到中间人的盘剥，自己掏出27美元，分别借给42个赤贫的村妇，这一点点钱，就能帮助她们摆脱“契约奴隶”的身份，能够自己买生产资料（竹子），把制成的竹凳直接到市场去卖，从而得到尽管是微薄、然而是全部的利润。由此开始，尤努斯开始试验、创立了“小额贷款”模式。七年之后，成立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格莱珉——孟加拉语，意为“乡村的”），世界上第一家专门借钱给穷人的银行，为穷人的银行。此后三十年中，格莱珉模式在全孟加拉乃至全世界得到扩展和复制。 如今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已经拥有三百多万个借贷者，其中95％是原先赤贫的妇女，年贷款5亿美元，还款率99％，所有贷款均由自身资源支持，来自贷款者与非贷款者的储蓄。并且，银行保持持续赢利。格莱珉银行不仅借钱给穷人，银行自身就是为穷人所拥有的。格莱珉向世界证实，银行业可以不借助抵押品、法律手段、团体担保或连带责任，而借款给穷人；穷人可以通过借贷提高收入，摆脱赤贫；他们还可以储蓄、投资、用银行贷款建造房屋、送子女上学乃至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建立自己的养老基金。 过去三十年中，格莱珉模式已经遍布世界，甚至在中国也有过尝试。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的小额贷款项目即在中国云南等地区试验实施，听当初一位参与项目实施的朋友说，后来项目由当地政府接管实施，再后来，似乎无迹可寻了。我没有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议论的资格，但2004年我去云南禄劝考察，亲眼看到了“小额贷款”的实例：香港乐施会在云南等地区做扶贫工作已经十几年，近几年的一个试验是“贷款”给贫困山寨的农民，平均每户从几百元到两三千元，但要求农民自己管理。如果一个村子的还款率低下，下一年的贷款额就不能增加，甚至可能减少。农民们组织起来，成立发展委员会，讨论每家每户如何使用贷款（养猪，买化肥、种子，还是增加农具），以及如何保证每家都能按时还款。无担保的小额贷款的还款率在很多村寨都高达100％。贫穷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同时，生存能力与民主自治能力也得到开发和提高，那是产生于贫瘠土壤的、没有政治目的的草根民主。 在禄劝实施项目的朋友们并非都知道孟加拉的格莱珉，知道尤努斯的就更少。但我个人相信，此类以消除贫困为目的，借贷给无抵押担保的穷人的项目，大概基本都是从格莱珉银行的根脉上生发出来的。 尤努斯的理想是：看到这个世界摆脱贫困。“这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人会被描述为穷人，没有一个人的基本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到那时,‘贫困’这个词将不再具有实用的意义，它将只被用来理解过去。贫穷的位置，只应在博物馆里。”尤努斯坚信，借贷是人权，是穷人也应拥有的权利，而为穷人提供小额信贷，是消除世界性贫困的最有力的武器。 1997年的世界小额贷款峰会订立的目标是：到2005年，使世界上最穷的一亿个家庭得到小额贷款与其他的金融服务。到2001年在纽约举行第五次小额贷款峰会时，数据显示全世界已有五千多万个家庭从小额贷款项目受益，其中包括两千多万个最贫困的家庭。其中，很可能并未计入云南禄劝高山上的那几百、上千个苗彝山民家庭。 格莱珉模式颠覆了几百年银行业的法典：借贷给无抵押担保的穷人。同时，能够赢利，可持续发展。过去三十年中，孟加拉以及世界各地的实践证明，在许多国家里，穷人比富人更有信誉。然而，三十年来，格莱珉模式一直在受到来自金融界、政府、媒体，甚至是公益组织的怀疑。近期我还从国内的一个权威金融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小额贷款的文章，其中说到,“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多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扶贫、慈善性质……谈不上建立了可持续的经营机制……”难道，真要等到实现了一亿个贫穷家庭从小额贷款项目受益时，才能承认孟加拉乡村银行（即格莱珉银行）模式具有“可持续的经营机制”吗?我多么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读一读这本书，它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人的自传、一种伟大精神的阐释，还几乎可以作为参照实践的课本，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实践。中国有很多扶贫组织，可以充分借鉴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的经验以及世界各地格莱珉模式的经验，也许，更需要充分借鉴以往不成功的经验。如果能够找到在中国可扩展、可持续的小额贷款实施方法，中国又将会有多少贫困家庭可以从中受益呢? 我的英文是自学的，基础薄弱。过去多年使用的商场英语都是简单直接说明白就行，不太讲究语法修辞。只粗读过数量有限的英文原著，更没有翻译经验。可想而知，翻译这本书对我是何等的挑战。我倾尽了最大的努力和能力，希望不至于有损本书的精髓与作者的光辉。 在此，我要感谢徐晓，她承担了包括版权、出版等安排在内的最繁难的任务，过程中变生不测枝节横生，全亏徐晓的把握与坚持。还要感谢本书编辑，用心补拾译文中的诸多粗陋。所有谬误之处，当然是本人的责任。 三联书店决定出版中译本，自然是出于对原著的欣赏。作为译者而能够附骥三联，我深以为荣。 吴士宏 2005年12月28日 序言 1974年，孟加拉陷入饥馑之中。 我任教并担任经济系主任的大学，位于这个国家的东南端。开始时，那些关于发生在北方遥远村落中的死亡与饥荒的报道并没有引起我们太多关注，但是随后，瘦骨嶙峋的人们开始出现在首都达卡的火车站与汽车站。很快，这些小股的人流就变成了一场洪水。饥饿的人们涌遍全城。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以至于无法确定他们是死是活。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儿童都一个模样：老人看起来像孩子，而儿童的样子像老人。 政府开设了救济粥棚。但是很快，所有新开的粥棚都没米了。报社向全国提出警告：饥荒将继续蔓延。研究机构搜集数据，分析造成突然向城市移民现象的根源。宗教团体动员起来，将死者的尸体从大街上抬走，以适当的习俗将他们埋葬。但是很快，这种收集死尸的简单工作就变得非常繁重，远远超过了这些组织的能力。 这些饥饿的人并不叨念任何标语口号，他们对我们这些衣食无忧的城里人毫无要求，只是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台阶上等死。 人有许多死法，但是，饿死是所有死法中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它慢慢地发生，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生死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短，直到如此接近，以至于让人无法辨别。饿死如同睡眠一样，静悄悄地、不可阻挡地发生，甚至让人感觉不到它正在发生。而一切都是源于每餐饭缺少的一把米。在这个物质丰富的世界里，就那么任由一个还不理解这个世界之奇妙的小婴儿，得不到生存下去所需要的乳汁。她哭啊，哭啊，最终睡了过去。第二天，她可能再没有继续活下去的气力了。 过去，向学生们教授那些高雅的经济学理论，总是令我感到快慰，以为那些理论应该是能够医治各种社会问题的。但是在1974年，我开始惧怕授课了。当人们在人行道上、在我的课堂对面的门廊里正在饿死的时候，我的所有这些复杂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我讲授的课程就像那些总是好人获胜的美国电影。但当我走出舒适的教室，面对的是城市街道上的现实。在这里，好人遭受命运无情的毒打与践踏。生活每况愈下，穷人更加贫穷。 我所教授的经济理论对周遭生活没有任何的反映，我怎么能以经济学的名义继续给我的学生讲述虚幻的故事呢?我想从学术生活中逃离。我需要从这些理论，从我的课本中逃离，去发现有关穷人生存的那种实实在在的经济学。 对于我来说幸运的是，乔布拉村（Jobra）恰巧离校园很近。1958年，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陆军元帅阿尤布·汗（Ayub Ktagong University），当时被建在吉大港地区的山区，紧邻乔布拉村。 紧邻乔布拉村，这为我提供了一个重新学习的绝佳选择。我决定重新做一个学生，而乔布拉的村民将是我的教授。我发誓要从这个村子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传统大学在其学生与孟加拉的现实生活之间，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鸿沟。我不想再按照传统照本宣科地教书，我想教给我的大学生们如何去理解一个穷人的生活。当你将世界放在掌心仅以鸟瞰的角度去审视它时，你很容易变得傲慢自大——虽然你意识不到，一旦拉开距离，事物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了。我选择以“蚯蚓”的视角（the worms eye view），我相信，如果我贴近贫穷去研究，我会更深切地理解它。 通过对吉大港大学周围村落的反复造访，我得到了许多对格莱珉银行的建立至关重要的发现。穷人教会我一种全新的经济学，我从他们的立场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那些问题。我做了很多尝试，有些是有效的，而另一些则毫无用处。其中一个尝试很有收效，那就是向人们提供小额贷款，帮助他们自雇谋生（selfemployment）。这些贷款提供了一个起点，使那些贷款者可以从事乡村手工业，以及利用他们已有技能的其他方式来挣钱。 我从未想象过，我的小额贷款规划（microlending program）会成为一个为250万人服务的全国性的“穷人的银行”（bank for the poor）的基础，也没想到它会绵延五大洲，在一百多个国家得到采用。当时，我只是努力想从自己的负疚感中解脱出来，想要实现帮助几个饥民的个人愿望，但结果并未止于只帮助几个人。那些由于小额贷款而生存下去的人是不会允许我就此止步的。到后来，我也不允许自己就此止步了。 《穷人的银行家》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吉大港，博克瑟哈特大街20号（1） 孟加拉最大的港口吉大港（Ctagong），是一个有300万人口的商业城市。我是在吉大港老商业区中心的博克瑟哈特大街（Boxir Road）长大的。大街上有一条刚刚够一辆卡车通过的繁忙的单行车道，将查克太港（Cai）与中心作坊市场连在一起。 我家处在大街上珠宝商聚集的桑那波蒂（Sonapotti）。我们住在20号，是一座两层的小房子，楼下是我父亲的首饰作坊。小时候，我的世界充满了大街上的喧闹声和汽油味道。卡车与手推车永远在我们的街上堵塞着，我整天都能听见司机的争吵、叫喊和鸣笛声，永远是一派狂欢的气氛。夜半时分，街头的小贩，玩杂耍的，和乞丐们的吆喝呼喊声终于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我父亲作坊中的锤击声、锉磨声与抛光的声音。 我们只占据了楼上的厨房与四个房间：母亲的房间，收音机房间，主房间和餐厅，餐厅一天铺三次地席，供我们全家用餐。平屋顶是我们的游戏场，玩倦的时候，我们经常注视着楼下的顾客与在后房做工的金匠来消磨时间，或者就看着外面那无尽变换的街景。 博克瑟哈特大街20号是父亲在吉大港的第二个商号，第一处商号被一枚日军炸弹炸毁了，父亲只好放弃了它。1943年，日本人入侵邻国的缅甸，并威胁着整个印度。然而吉大港一直没有遭到严重的空袭，日本飞机扔下的更多是传单。我们很喜欢从房顶上看那些传单像蝴蝶般向城市飘落下来。但是，当我们第二座房子的一面墙被日军的炸弹炸塌后，父亲迅速将我们转移到安全之地——他的家乡巴图亚村（Bathua），我是在战争爆发之初出生在那里的。 巴图亚离吉大港大约七英里远。我的祖父在那里拥有土地，他收入的大部分来源于农作，但是他对首饰行业更有兴趣。他的长子，我的父亲杜拉·米亚（Dula Mia）也进入了首饰行业，并很快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制造商和为穆斯林顾客服务的珠宝饰品商人。父亲是个心肠很软的人，他很少处罚我们，但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他有三个铁保险柜，每个都有四英尺高，嵌装在商铺柜台后面的墙壁里。店铺开门时，他让保险柜也敞开着。保险柜厚重的门里面是镜子和格子，看上去根本不像保险柜，而更像是商铺货架的一部分。在每日的第五次祈祷之前，也就是关门时分，父亲会把这些保险柜的抽屉都关起来。直到今天，我仍然能记起那些没有上油的合叶发出的吱扭声和每个保险柜上的六把锁一一被锁上时所发出的咔嗒声。这些声响刚好给我和哥哥萨拉姆（Salam）足够的时间，丢下手头正在做的无论什么事飞跑到书本旁。只要父亲看到我们坐在那儿读书，他就会高兴地说:“好孩子，好小伙子。”然后他就去清真寺做祈祷了。 父亲一生都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曾三次去麦加朝圣。他总是一身白色的穿戴，白色的拖鞋，白色的宽松裤，白色的束腰外衣和一顶白色的祈祷帽。那副方框玳瑁眼镜和花白的胡子，使他具有知识分子的样貌，但他从来就不啃书本。拥有一个大家庭和一个成功的企业，使他没有什么时间来查看我们的功课，他也不喜欢那样做。他将生活分别投入到工作，祈祷，与亲人们身上。 与父亲形成对比，我的母亲索菲亚·卡图恩（Sofia Kun）是一个有决断的坚强女人。她是家中的纪律执行者，一旦她咬住下嘴唇，我们就知道，别想试图使她改变主意了。她想要我们都像她一样有条有理。她对我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母亲十分善良并充满同情心，总是周济从遥远的乡下来看望我们的穷亲戚。是她对家人和穷苦人的关爱影响了我，帮助我发现了自己在经济学与社会改革方面的兴趣。 母亲出身于一个小商贸者之家，家人从缅甸采购货物来贩卖。她的父亲把拥有的土地大部分都租了出去，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写编年史，吃美食。这最后一个爱好最令他的孙儿们与他亲近。早年间，我记得母亲经常穿一件滚着金边的鲜艳纱丽（sari），乌黑的头发总是在前面向右分缝，后面盘成一个饱满的发髻。我非常爱她，我肯定是最经常拽着她的纱丽要求关注的那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我记得她讲的故事，她唱的歌，比如关于卡巴拉（Karbala）的悲惨故事。每年在穆哈兰节（Moharram）期间——穆斯林为了纪念卡巴拉举行的仪式，我记得我都要问母亲:“妈妈，为什么房子一侧的天空是红色的，而另一边是蓝色的?” “为哈桑（hassan）而蓝，为侯赛因（hussein）而红。”她答道。 “哈桑和侯赛因是什么人?” “他们是我们的先知——祝他安息——的孙子，也是他的掌上明珠。” 当她讲完他们被谋杀的故事后，总是指着暮色解释说，房子一边的蓝色是使哈桑死于非命的毒药，而另一边的红色是被害的侯赛因的鲜血。对于我这个小孩子来说，她所讲述的悲剧故事，与我们伟大的孟加拉史诗 Bishad Shindhu（《悲伤之海》）同样的令人感动。 母亲完全占据了我的幼年。每当她在厨房里煎皮塔饼（ pitha），我们总是拥在她身边吵嚷着要求尝一口。当她把第一张皮塔饼从煎锅里拿出来，刚刚要把它吹凉些时，总是被我一把抓过来，全家公议我是母亲厨艺作品的首席品尝师。 母亲也制作一些首饰在我家的店铺出售。她经常给耳环和项链加上最后的点睛之笔：加上一小段天鹅绒的缎带，小绒球，或是鲜艳的编结丝绦，而我总爱注视着她用纤细的双手制作那些美丽的饰物。她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亲朋或邻居的钱，就是从这些工作上挣来的。 母亲生了十四个孩子，其中五个早夭。我的大姐莫姆塔兹（Momtaz）比我大八岁，十几岁就嫁人了。我们经常去她在城边的新家看她，大姐就用丰盛的饭菜招待我们。比我大三岁的萨拉姆是我最亲近的同伴，我们模仿日本机关枪的声音玩打仗，风力合适的时候，我们就用宝石状的纸片和竹竿做起五颜六色的风筝。有一次父亲从大街上买来几个失效的炮弹，我们就帮助母亲将它们改造成花盆，翅在下、大头朝上地摆放在屋顶上。 萨拉姆、我与邻里所有那些工人家庭的孩子们，都在附近的拉玛集市（Lamar Bazar）自由小学念书。孟加拉的学校向孩子们灌输良好的价值观念。学校的宗旨不只是要使孩子们学业有成，而且要教给他们作为公民的自豪，精神信仰的重要，对于艺术、音乐、诗歌的欣赏，对于权威与纪律的尊重。小学和中学都是男女分校。在拉玛集市自由小学每班有大约四十个学生，在那儿，我们所有人，甚至包括教师，都讲吉大港方言。好学生能够赢得奖学金，并经常被邀请参加全国性的竞赛。但我的同学大部分很快就辍学了。 萨拉姆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我们能够到手的任何书籍和杂志。我最喜欢的是侦探惊险小说。12岁时，我甚至写过一个完整的犯罪小说。但是，要满足我们的阅读饥渴并非易事。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萨拉姆和我学会了即兴创作，买，借和偷。例如有一次，我们最喜爱的儿童杂志《舒克塔拉》（ Sara）举行年度竞赛，竞赛的优胜者能够得到免费的订阅，名字还能印在杂志上。我随意挑了一个优胜者的名字，给编辑写了封信： 亲爱的先生： 我是某某某，是竞赛获胜者。我们已经搬家了。从现在起，请把免费订阅给我的杂志寄到博克瑟哈特大街某某号。 我没有写我家的门牌号，而是给了一个邻居的地址，这样就不会被父亲看到那本杂志了。每个月，萨拉姆和我都眼巴巴地等着给我们寄来的免费杂志。那可真是一场成真好梦。 我们每天还去我们的家庭医生巴尼克博士（Dr.Banik）的候诊室——拐过街角就是——读他订阅的各种报刊。这种自由阅读使我在多少年中受用无穷。在整个小学与中学期间，我常常是班里拔尖的学生。 1947年我七岁时,“巴基斯坦运动”达到了巅峰。在印度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都在为成为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而斗争。我们知道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吉大港肯定会被包括在巴基斯坦之内，但我们不知道还有哪些其他地区会被包括在穆斯林孟加拉（Muslim Bengal）之内，也不清楚究竟会如何划定边界。 在博克瑟哈特大街20号，亲朋好友们没完没了争论着关于独立的巴基斯坦的未来。我们都意识到它会是一个最奇特的国家，一千多英里的印度疆土将它分为东、西两半。父亲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有许多信印度教的朋友和同事常常到我家来，即便作为一个小孩子，我也能感到那两个宗教组织之间的不信任。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许多有关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暴力骚动的报道，令人宽慰的是，这样的事在吉大港很少发生。 我父母的立场是坚定支持从印度的其他地区中分离出来。我的小弟弟易卜拉辛（Ibrabatten）的故事哄我们睡觉。我的年近十岁的哥哥萨拉姆，很嫉妒邻里那些大男孩，他们举着有白色新月和星星的绿色小旗，在大街上呼喊着“巴基斯坦万岁”（Pakistan Zinbabad）的口号。 1947年8月14日零时，被英国统治将近两个世纪的印度次大陆宣布独立。我对它的记忆宛如昨日。整个城市挂满了旗帜和绿白两色的彩饰。我听到街上政治演说的响亮声音，经常被“巴基斯坦万岁”的口号呼喊打断。午夜前，大街上挤满了人。我们从屋顶上放焰火，我看到周围邻居们的侧影，他们仰视着洒满夜空的爆竹焰火。整个城市都悸动着激情。 午夜临近时，父亲带领我们下楼走到博克瑟哈特大街上。父亲虽然不是政治活动积极分子，但为了表示坚定，他加入了穆斯林团体国家警卫队。那天晚上，他自豪地穿上了他的警卫制服，还戴上了那很有特征的“真纳帽”。我们甚至带上了两个小弟弟，两岁的易卜拉辛和小婴儿图努（tunu）。12点正，电闸被关上，整个城市陷入黑暗之中。在光明重回的下一刻，我们已经是一个新的国家了。高昂的口号声“巴基斯坦万岁!巴基斯坦万岁!”响彻吉大港大街小巷的所有角落。当时我七岁，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血脉中冲动着的民族自豪感。那令人陶醉。 在莫姆塔兹、萨拉姆、我、易卜拉辛和图努之后，母亲又生了四个孩子：阿尤布（Ayub），阿扎姆（Azam），贾汗吉尔（Jahangir）和莫因努（Moinu）。但到我九岁时，我热爱的母亲开始常常无缘无故地烦躁，行为举止也变得越来越不正常。在她比较安静的时候，她会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她会一连几小时地祈祷，读同一页书，或是反复不停地背同一首诗。躁动起来，她就大声地用粗俗的话骂人。有时她会肆意辱骂邻居、朋友，或是家人，但另一些时候，她会大声斥骂政客们，甚至是一些死去已久的人。有时她会在头脑里反击那些假想敌，毫无警示地暴烈起来。她经常在夜里突然喊叫，拳打脚踢，我就得帮助父亲按住她，或是努力护住我年幼的弟妹们免受伤害。这样的危机之后，她经常会重新变回到我们所记得的那个甜美温柔的母亲，给我们尽可能多的爱，照顾幼小的孩子们。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复原。随着病情恶化，她渐渐不能了解我们上学的情况了。 父亲为治愈母亲竭尽了全力，花钱给她做全国最先进的医学检测。我的外祖母和两个姨妈都有精神病，我们推测她的病一定也是遗传的，但是没有医生能做出确诊。绝望之下，父亲转向了诸如鸦片治疗、咒语，甚至是催眠之类的异端偏方。对于这些疗法母亲从不配合，无论如何，这些方法一无收效。 倒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发现那些疗法很有意思。看到一个著名的心理医生对母亲实施催眠提示之后，我们就彼此进行自己的催眠试验。我们还发明了用某种幽默来对待她的病情。“天气预报如何?”在我们想预见母亲在随后几小时的情绪时，就彼此这样发问。为了避免激起新的发作，我们给家里的每个人都配上了代号：2号，4号等等。我弟弟易卜拉辛甚至写了个滑稽短剧，剧中，他称我们家是一个电台，母亲总是在“播音”，她以各种情绪来广播她的布道，还有“伴舞”。 父亲一直是照亮着这令人悲伤时期的光芒。他优雅坚毅地适应着这一人生变局，在母亲的疾病持续的三十三年间，他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在各种情况下，照顾着她。他努力做得就像一切如常，好像她仍是1930年的那个索非亚·卡图恩，当时他只有22岁。直到母亲1982年去世，在他们结婚的五十二年间，他始终对她忠诚不渝，恩爱如初。 虽然父亲并不介意在我们的教育和旅行上花钱，但是他持家简朴，给我们的零花钱很少。上高中时，由于在吉大港地区的竞争奖学金考试中获胜，我每月能得到一点津贴，于是我有了一些零花钱，但从来就不够花。我从父亲的零钱抽屉里补足我短缺的部分，这件事父亲根本就没有察觉。除去对书与杂志的兴趣以外，萨拉姆和我还养成了看电影和在外面吃东西的毛病。我们对口味并不讲究。我最喜欢“马铃薯块”，就是一块烤马铃薯塞入煎洋葱，再撒上醋。萨拉姆和我在离家不远的街拐角处那个简陋的茶摊上，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吃这些东西。对于这些外出活动，父亲从不知情。 萨拉姆和我买的第一架照相机是一个简单的盒式相机，我们走到哪儿都带着它。我们像专业人员一样计划并研究我们的题材：人像，街景，住宅，静物。我们在摄影方面的同谋是邻里一个名为“神奇之家摄影室”的照相馆主人。他允许我们用他的暗房，将我们的黑白胶卷冲印出来。我们努力想获得一些特殊效果，甚至给我们的照片上了色。 穷人的银行家我对绘画产生了很大兴趣，并跟一个商业画家学徒，我管他叫尤斯塔德（Ustad），或是“古儒”（Guru，泰斗）。在家里，我把我的画架、画布和彩笔都小心安置好，以便在听到父亲回来的动静时很快就能把它们藏起来。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父亲不相信复制人体形象这类的事。家里一些爱艺术的叔叔姑姑成了我的同谋，帮助和鼓励我。 作为这些癖好的副产品，萨拉姆和我对图形设计也产生了兴趣。我们还开始集邮，并说服邻里的一个店主，允许我们在他的店铺前展示我们的邮票箱。我们经常与两个叔叔一起去电影院看印度和好莱坞的电影，唱那些当时很流行的浪漫歌曲。 吉大港教会学校比我的小学要都市化得多。我的同学大多是从各地调任来的政府官员的儿子，这个学校提供的是全国最好的教育。但特别吸引我的是童子军规划，童子军队部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我和其他学校的男孩子们一起，参加训练，游戏，艺术活动，讨论，在乡间徒步旅行，各种各样的节目和许多的集会。在“挣钱周”里，我们叫卖货物，擦皮鞋，在茶摊上作伙计，以募集钱款。除乐趣以外，童子军活动还教会了我，要有同情心，要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并且珍视我的同伴。 我尤其记得1953年那次参加巴基斯坦第一届全国童子军大会的跨越印度的火车旅行。沿途，我们停下来参观了许多历史古迹。一路上我们都在歌唱游戏，但是在阿格拉（Agra）的泰姬陵（taj Mahal）前，我发现我们的主任助理夸奇·西拉加尔·胡克（Quazi Sirajul huq）在无声地抽泣。他流泪，并不是为了这座纪念碑或是为了在此埋葬的那对著名的情侣，也不是为了刻在白大理石墙壁上的诗句。夸奇·萨希布（Quazi Sahib）说，他是为我们的命运，为我们肩负的历史重担而哭泣。虽然我当时只有13岁，但他的激情使我深受震动。在他的鼓励下，童子军意识开始渗透到我的所有行为活动中。我一直就是个天生的领头人，但夸奇·萨希布的道德感化让我明白，要想得更高，要有序地引导激情。 1973年，在孟加拉解放战争之后那些骚乱的月份里，我与父亲和弟弟易卜拉辛一起去探望夸奇·萨希布。我们喝着茶，讨论周围的政治动乱局势。一个月以后，夸奇·萨希布在睡梦中被他的仆人残忍地杀害了。他当时已是一个衰弱的老人，那个仆人抢走了他的一点点钱。警方根本就没抓到凶手。我被悲痛吞噬了。回想起来，我开始理解他在泰姬陵留下的眼泪，那是出于对他自己不幸与孟加拉人民未来不幸的先知。 第二章 一个孟加拉人在美国（1） 我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教师。从小，我就总爱训导我的弟弟们，并且坚持要求他们在学校只许得到最高分。21岁大学刚毕业时，我在吉大港的母校主动提供给我一个经济学教师的职位。这个由英国人创建于1836年的大学，是这个次大陆上最受尊重的大学之一，从1961年到1965年，我在那里教书。 在这段时间里，我还尝试建立我个人的企业。我注意到，包装材料都是从西巴基斯坦进口，在这个国家的东半部，我们没有生产箱子或包装材料的设施。我说服了父亲，允许我建立了一个包装和印刷工厂。我准备了一份项目建议书，从国有的工业银行申请一笔贷款。当时，很少有孟加拉企业家想建立工业设施，贷款马上就被批准了。我很快建起了一个包装与印刷工厂，雇用了一百名工人。这个项目很快就成功了，每年都有良好的利润。 我父亲是董事会的主席，他极不愿意从银行贷款。商业信贷的概念使他极为紧张，以至于催着我提前归还了贷款。我们可能是当时绝无仅有的几家提前偿还贷款的新企业之一。那家银行马上又主动提出，额外提供一笔一千万塔卡（taka，孟加拉货币）的贷款，让我们去建立一家纸厂，但这件事我父亲根本不肯听。 包装业的中心是在西巴基斯坦的拉哈尔（Lahore），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主义者的孟加拉人，我知道，我们在东巴基斯坦完全可以生产出更便宜的产品来。我们的产品包括烟盒、箱子、硬纸箱、化妆盒、卡片、日历和书等等。我从来就不担心赚钱的事。而这个包装工厂的成功使我和我的亲人们都相信，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做到在商界出人头地。 尽管获得了商业成功，我仍然想去学习和教书。于是，当我在1965年得到一份富尔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时，这个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的机会使我一跃而起。这是我的第三次出国之行。我曾在1955年作为童子军去过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参加世界童子军大会，1959年又去过日本和菲律宾。但这次是我独自出行。一开始，博尔德（Boulder）的科罗拉多大学的校园真让我大为震惊。在孟加拉，学生对教授从不敢直呼其名。如果一个学生向“先生”讲话，那也只是在“先生”允许他发言之后，他才能毕恭毕敬地发言。但是在博尔德，教师看上去把自己当作学生们的朋友。我经常看到教师和学生们光着脚、四肢伸展地坐在草地上，分享食物，开玩笑，聊天。这种亲密在孟加拉是完全不能想象的。至于说在科罗拉多的女同学，我简直窘得都不知道该往哪儿看。在吉大港大学只有很少女学生，在800名学生中，女生不会超过150个。女生还受到隔离，她们通常被限制在女士休息室里，那是不许男学生进入的。她们在参加学生政治活动与其他活动方面也受到限制。例如，我们演戏时就不允许女性参加，于是男生就穿女装、化女妆来扮演女性角色。 我在吉大港大学的女学生们都极为腼腆。快上课的时候，她们总是会在教师公共休息室外挤作一堆，随后跟在我后面去上课，紧抓着书，眼睛盯着脚面，以便躲避小伙子们凝视的目光。在教室里，她们和男生分开坐，我也学会了不向她们提问，以免令她们在同学面前感到窘迫。出了教室我从不和她们讲话。 事实上，我自己对女性也是十分腼腆，所以我尽量对她们视而不见。想象一下我1965年夏天到达美国时所感到的惊愕吧!校园里放着摇滚乐，姑娘们脱了鞋子坐在草地上，晒着太阳，大笑着。我紧张得要命，甚至试图不看她们。但我还是喜欢坐在学生中心里，注视着衣着古怪的大学生们来来去去，聊天，调情，吃东西。美国的青年看起来那么强壮，健康，充满活力。那是一个体验麻醉品的年代，喝酒是很普遍的。但是，腼腆的个性使我没有去参加那些喧闹的晚会。我宁愿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或看电视。 电视在1964年才在达卡出现，在到美国之前我对它还很陌生。在博尔德我很快就迷上了电视。我最喜欢的节目是《新闻六十分》（ 60 Minutes），但我也看所有无聊的肥皂剧，比如《我爱露西》《吉利根岛》《霍根的英雄》。我发现，开着电视时我能更清晰地说话和思考，至今如此。 当时正是越战炽热的时期，我和其他外国学生一起参加反战集会和抗议游行。尽管也表示了自己反对越战的态度，我还是努力去保持开放的心态而避免卷入赶时髦的大众思维。我那些左派的孟加拉朋友们无法理解我对美国的一些肯定性看法。在达卡，反美情绪高涨，在所有的校园里，学生们都称美国为肮脏的资本主义者，成天呼喊着:“美国佬，滚回去!” 很快，我就学会了受用美国的个人自由。我开始感到乐趣。学习很顺利，我甚至有时间去学四对男女跳的方形舞。看到人们喝葡萄酒、啤酒和烈性酒，我也不以为怪了。每天都有点滴的意外小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走进博尔德一家餐馆的那一幕，那个女招待招呼道:“你好，我叫谢里尔（Cheryl）。”她咧开嘴笑着，给了我一杯加了许多冰块的水。在我的祖国或南亚，没有人会对一个陌生人如此开放坦率。 至于说到美国餐饮，我可真是怀念我母亲做的辛辣食物。尽管我也喜欢法式炸薯条、汉堡包、薯片和番茄酱，我还是从心里厌烦美国食物，如果能吃上米饭和木豆（dal），或是孟加拉甜肉，我简直会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在阳光明媚的校园里，周围有来自各国的同学，我在博尔德的夏天飞快地过去了。秋天，按照奖学金的要求，我去了田纳西的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继续学习，在那儿的经历可是完全不同了。对比科罗拉多宽广的景色，纳什维尔（Nashville）令人消沉，毫无意趣。再者，范德比尔特不久前才刚刚解除种族隔离，甚至连我常去的那家名为“校园烧烤”的狭小餐馆，直到六个月以前还都“只对白人”开放。外国学生屈指可数，而且，根本没有孟加拉人。我感到孤独，很想家。冬天很冷，我的宿舍韦斯利大楼（esley hall）气味熏人，我们很快就重新命名它为“韦斯利地狱”（esley hell）。暖气管整夜都砰砰作响。淋浴是那种老式的开放式间格，以我的腼腆拘谨，只好带着一条长Lungi去淋浴，那是在孟加拉人们穿的一种缠腰长裙。 我是那一年范德比尔特大学唯一的富尔布赖特奖学金学者。一开始的课程使我感到厌倦。比起在孟加拉已经做过的那些成熟得多的工作，我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生规划实在是很肤浅。然而幸运的是，很快，我就上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轨道，师从尼古拉斯·杰奥杰斯库—勒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一位罗马尼亚著名教授。 杰奥杰斯库—勒根教授是校园里有名的可怕人物。他给许多学生不及格，据传他毁了许多学生的学术生涯。但是我认为他很棒。他教给我一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简单课程，还教给我一些精确的经济学模式，这些最终帮助我建立起了格莱珉银行。通过他，我认识到没必要去死记硬背经济学的定式，更重要的，是去理解驱使它们起作用的那些基本原则。他还教我认识到，事物根本就不像看上去那么复杂，是我们的傲慢自大促使我们对一些简单的问题找到了一些不必要的复杂答案。 当我获得富尔布赖特奖学金赴美学习时，我肯定全无打算会找一个美国妻子。我设想，在该结婚时，就会像周围所有的人那样，通过媒妁之言缔结婚约。对于女性我毫无经验，在她们身边我极为腼腆。总的说来，孟加拉相当中规中矩，相当保守的，而在我长大成人的吉大港地区，宗教气氛浓厚此风尤甚。在我的家庭中，从来不会开放地讨论这样的私事。 1967年，在范德比尔特的图书馆里，当一个梳着齐肩红发、蓝眼睛的美丽姑娘向我走来时，我全无准备。她问我是从哪里来的。 “巴基斯坦。”我很紧张地回答说。 这个姑娘很友好，很自然，她对我和我的背景特别好奇。她名叫薇拉·弗洛斯坦科（Vera Forostenko），正在攻读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薇拉出生在苏联，但是她和她的亲人在二次大战后不久就到美国来了。他们定居在新泽西的特伦顿（trenton），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她。 我们相识两年以后，1969年，薇拉离开了田纳西，回到了新泽西。当时我已经在计划要返回孟加拉了。 “我想到那儿去和你一起生活。”薇拉说。 “你做不到的。”我回答说。我极为固执:“那是个热带国家，完全不同的文化。女性在那儿得到的待遇和这儿可不一样。” “但我一定会适应的。”她坚持说。 她不断地给我写信，打电话，讨论这个问题。每次我找到一个理由来说明这样一个举动为什么行不通时，她就会找到一种反驳的理由。 终于，我改变了主意。 我们1970年结婚，搬到纳什维尔以南50英里一个叫默弗里斯伯勒（Murfreesboro）的城镇，在那儿，我在中田纳西州立大学（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教书。生活平静平和。1971年3月25日，我回到公寓去吃午饭，边打开收音机收听达卡的新闻，一条简短的报道说，为了封锁反对巴基斯坦政府的所有政治活动，巴基斯坦军队已经进驻，独立运动领袖谢赫·穆吉布尔·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逃亡了。 当时我正在换衣服。我停下来，冲过去拿起电话，拨通了在纳什维尔的齐勒·拉赫曼·阿塔尔（Zillur Ra party），他不断地说:“我们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咱们再等等更多的详情消息吧。” 我不同意。“我们已经有了所有需要的详情。”我说,“孟加拉已经宣布了独立，现在我们必须要决定，我们是否把自己看作这个新国家的公民。每一个人都有权选择。我宣布我的选择：我的选择是孟加拉。我宣布我忠于孟加拉，如果还有谁愿意加入我这一方，他有自由这样做。那些不加入孟加拉的，我会将他们看作是巴基斯坦人，是我的国家的敌人。” 一片沉默。我那种提出效忠的方式使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我提议，我们组成孟加拉公民委员会，并马上拟了一份新闻稿，以供在纳什维尔的纸媒与无线、电视等媒体的传播。 我们决定了三件事： 1我们要争取会见当地所有电视台的新闻记者和当地日报的编辑们，将我们的决定阐述清楚，并寻求对孟加拉事业的支持。 2我们每人马上捐1000美元，建立一笔斗争基金。 3我们每月将工资的10％捐给这一基金，直到孟加拉独立。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增加捐献的百分比。 大家都掏出支票簿来，或是从别人那里暂借，存上了基金的第一笔钱。 第二天，3月27日，我们和当地的电视台和报纸都约上了。我被选为孟加拉公民委员会的书记和发言人。当地的电视台都兴奋不已，它们很少有机会抢先报道国际性新闻，对于它们来说，我们代表着一个带有当地视角的爆炸性热门国际新闻。我是当地一所大学的教师，另外五个人是市立医院的医生，在此，我们宣布自己是一个尚未诞生的国家的公民。 那天下午我们再次聚集在齐勒家，观看当地的晚间新闻，电视完整地转播了对我的采访。那个采访者问道:“你有什么话要向田纳西人说吗?” “有。”我回答说,“请给你们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们写信，要求立即停止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你们的武器弹药正被用来杀死手无寸铁的无辜的孟加拉公民。请你们要求你们的总统，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停止在孟加拉进行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我们六个人政治倾向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也不同，但马上协调一致地采取了行动，这使我很高兴。现在我们想要知道，在美国的其他孟加拉人正在做什么。我们决定与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孟加拉官员埃纳耶特·卡里姆（Enayet Karim）取得联系。他告诉我们一个重要消息：3月29日，将会在华盛顿地区的国会山举行一次示威，抗议巴基斯坦军队镇压平民。美国最大的孟加拉人团体会从纽约赶来。他敦促我们参加。 虽然我的医生朋友们由于他们在医院里的工作不能前往，但我宣布第二天就动身。我决定自费前往。如果在华盛顿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动用我们已经募集的六千美元。 可我在华盛顿住在哪里呢?我谁也不认识。虽然我与埃纳耶特·卡里姆从未谋面，但他听上去很友好。为什么不试试呢?我又给他打了电话，问他是否介意我第二天去拜访他，他要我马上过去。他的好客令我感到惊喜。我想，是这场危机使所有的孟加拉人团结起来了。 我们用齐勒的大块头短波收音机监听着每一个电台，直到午夜。在新闻的间隙，我们吃着齐勒的美国妻子乔安妮（Joanne）提供的美食，推测着谢赫·穆吉布（Sheikh Mujib）1970年，巴基斯坦在军事政权下举行了一次大选，谢赫·穆吉布尔·拉赫曼（“谢赫·穆吉布”）领导的以东巴基斯坦为基地的阿瓦米联盟（Awami League）在国会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票。但是，几乎完全是由西巴基斯坦的军官与士兵组成的军队，拒绝让阿瓦米联盟组成政府。1971年3月25日，他们发动了一次军事镇压。东巴基斯坦人民做出的反应是：宣布东巴基斯坦独立，并抵抗巴基斯坦军队。这场为一个名为“孟加拉”的新国家的解放战争开始了。境况。最后，消息传来，他逃离军队时在吉大港火车站被捕了（实际上他是在达卡的家中被捕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落泪了。盼望由谢赫·穆吉布领导全国取得胜利的所有幻想都被粉碎了。巴基斯坦军队会对他怎么样?把他带回达卡，对他施火刑?绞刑?用酷刑将他折磨致死? 3月28日清晨，我动身前往华盛顿特区，傍晚时分到达了埃纳耶特·卡里姆美丽的宅子。卡里姆太太也是土生土长的吉大港人，她热情地欢迎了我。那一天很忙碌，电话响个不停，有从当地打来的，有的是从一些遥远的巴基斯坦驻外使馆打来，或是一些孟加拉官员打来寻求政策方针的。置身在这兴奋激动的中心，我觉得自己是已经独立了的孟加拉国的一员。在卡里姆家的那些人们的心里，根本没有巴基斯坦的痕迹。 陶醉的同时，我注意到一个正在忙碌书写的表情严肃的男人，他是巴基斯坦驻联合国的常驻副代表S.A.卡里姆（S.A.Karim）先生，他那天早晨刚从纽约赶来。随后，他想要大声朗读他所写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围到他身旁。他刚刚起草了给各国政府首脑的呼吁书，敦请他们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停止在孟加拉进行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我可不希望示威活动沦为一种蹩脚的表演，我不断努力想搞清楚到底是谁将负责第二天在国会山的活动，到底正在做着哪些准备工作?有没有谁在准备一些标语牌，以便在摄像机前举起呢?看上去，在埃纳耶特·卡里姆的宅子里没人知道这些事。我认为自己应该采取行动。我去商店买来一摞摞的彩纸、颜料和刷子，马上开始做花彩饰物，我在吉大港大学上学时早就学会干这活儿了。 沙姆苏尔·巴里（Shamsul Bari）赶到了。他在芝加哥大学教孟加拉文。我们在达卡上大学时只是点头之交，解放战争使我们亲密起来，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携手并肩工作。 到了晚间，有更多的人聚集在埃纳耶特·卡里姆家里。一些人为他们在孟加拉的亲人们担忧，另一些人想得到有关达卡局势的更多消息，并想了解需要去做的事情。整整一夜，人们分析局势并确定了第二天的策略：首先，向所有的使馆和政府首脑发出一份呼吁书，其次，在国会山组织举行示威。卡里姆太太像对待她最亲密的朋友那样招待我们，端给我们热气腾腾的食物，她不时地咒骂着巴基斯坦军队，或是背诵泰戈尔的诗篇。 第二天，也就是3月29日的早晨，我被吵嚷声惊醒了，匆忙穿上衣服下楼跑到前厅。那个小房间里挤着五六个人，一个瘦骨嶙峋长着连鬓胡子的矮小男人正在大声训教卡里姆。 那个瘦小的男人举止非常无礼，不断责骂卡里姆和大使馆的其他官员为叛徒。房间里的其他人佩戴着印有醒目的“孟加拉”字母的徽章。 这些客人是从哈佛与波士顿的其他学术机构开车来参加国会山游行的，当他们发现孟加拉大使馆的官员们决定不参加游行时，勃然大怒。那个瘦小的男人不吝任何粗鄙的语言来攻击卡里姆。他名叫莫希丁·阿拉姆吉尔（Mohiuddin Alamgir），刚刚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来成了我的密友。我试图为招待我的主人辩护，解释说：大使馆的官员们与美国国务院的高官保持联络，从而能够得到真实情况的通报，保住我们在政府中的高官位置是个好策略，这样，巴基斯坦就不能任意行使其政府权力来对付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民了。 阿拉姆吉尔不同意我的意见，说这只不过是那些不想参加解放事业、只想保住自己舒适生活的胆小鬼们的“甜言蜜语”。这一会面以僵持不下而告结束，直到8月4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馆的孟加拉外交官员们才终于宣布脱离巴基斯坦，加入孟加拉的逃亡政府。 那天下午，我们聚集在美国国会的台阶上举行示威。孟加拉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来自华盛顿、纽约和底特律的人最多。我十分惊奇地看到，有那么多底特律的工厂工人都来自孟加拉的锡尔赫特地区（Syl District）。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要做什么，要去什么地方。没有得到官方的集会游行许可之前我们无法开始。当沙姆苏尔·巴里带着必需的许可终于赶到时，我们还在那儿费神琢磨如何把自己组织起来呢。我扯开喉咙喊叫着:“这是我们的头儿，大家在他后面排起队来，开始咱们的示威游行吧!” 居然神奇地奏效了。在国会山的台阶上示威可是一件大事，我们受到了美国立法者们的关注。国会的助手们听取了关于局势和我们的要求的简报。新闻媒体尤其活跃，摄像机追踪报道集会的情形，并在现场进行采访。 那天晚上，我们都聚在大使馆的另一名官员经济参赞A.M.A.毛希思（A.M.A.Muh）先生的家中，就孟加拉人在美国各种活动的协调和孟加拉裔外交官应立即转变立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那天清早伊始的大喊大叫，又在这个大聚会中更加激烈地重复着——孟加拉人的外交官为什么不立即脱离巴基斯坦使馆?我们在晚餐后离去了，心里已经明白，我们必须找到一种途径来协调所有在美国的孟加拉人的活动，并且确信，那些孟加拉人外交官不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领导作用了。我也开始怀疑外交官们是否还应该继续和巴基斯坦人待在一起了。 3月30日，沙姆苏尔·巴里和我负责去拜访所有的大使馆，会见各国大使或他们的代表，阐释我们的事业，要求各国承认孟加拉为一个独立国家。那是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我们在一天之内拜访了许多大使馆，每个大使馆接待我们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有许多共同的问题：你们代表什么人?你们有一个基于美国的组织吗?如果你们没有一个政府的话，我们又怎么能“承认”你们的国家呢?有外国政府在支持你们吗?你们的外交官在美国持什么立场?他们支持你们吗?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公开站出来?想要独立为孟加拉国的人究竟占“东巴基斯坦”人口多大比例? 只有一个问题使我们不知所措:“你们有一个自己的政府吗?” 巴里和我决定，我们必须马上成立我们自己的政府，但是，身在华盛顿，如何能在孟加拉建立一个政府呢?我有个主意：我可以飞到加尔各答去，找几个人组成一个内阁，向全世界宣布，一个孟加拉国的政府已经成立了。于是我们就会既有一个国家，也有一个政府了。巴里很喜欢这个主意。我们决定，我第二天就飞往加尔各答。 我想到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策略——建立一个为孟加拉人的广播电台，这样，孟加拉国内的人民就可以知道正在发生的事以及他们需要采取的行动了。我想，应该在一个可移动车辆上架设一个无线电发射器。它将在孟加拉境内广播，一旦受到巴基斯坦军队的追击，就可以移动到印度边境一边。我有六千美元，应该够买一个发射器的预付款了。 我们还向一些大使馆提出了特别的请求。在缅甸大使馆，我们要求缅甸向那些逃避巴基斯坦军队的人们开放边境，我们会募集资金去资助孟加拉难民。在斯里兰卡大使馆，我们要求斯里兰卡拒绝飞行于孟加拉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所有巴基斯坦军用与民用飞机着陆。众所周知，巴基斯坦用民用飞机将军人与装备弹药从卡拉奇运到达卡。在印度大使馆，我们得到了高级外交官的礼遇，那儿的官员们想了解巴基斯坦大使馆中孟加拉人外交官的情况，想了解我们的领导人的下落，还想了解我们是否已经以美国为基地建立了组织。我们要求印度向难民开放边境，允许逃亡的孟加拉人自由进入加尔各答，并且对持巴基斯坦护照的孟加拉人放宽签发赴印签证。 那天晚上，我们又兴奋地讨论了如何建立一个政府的问题。我们稍稍变动了一下早先的计划，决定M.A.哈桑（M.A.ala），与那些孟加拉逃亡政治领袖们取得联系。然后他通知我去和他会合，建立新政府。 那天晚上，巴基斯坦大使阿迦·希拉利（Aga hilali）来埃纳耶特·卡里姆家做礼节性拜访，当时我们正在用晚餐，我们几个人连同食物一起，被匆忙推进了一个顶楼的房间。我们在那儿一声不出地静悄悄地坐了两个小时，这样，那位大使就不会知道他的孟加拉人同事的家中正藏匿着三个反对国家的活动家了。 第二天，哈桑按计划动身前往加尔各答和阿加塔拉。他从加尔各答发来的电讯很辛酸，他对那些领袖们表示失望，并劝我不要去。不久，穆吉布纳加尔政府（Mujibnagar government）成立了。在美国与加拿大的孟加拉人集中精力开展运动，争取孟加拉国为世界所承认，并呼吁停止对巴基斯坦进行的军事援助，恢复谢赫·穆吉布的自由。 在内科医生穆罕默德·阿拉姆吉尔（Mooer）。我从他那里接手了这项工作，定期从我在纳什维尔的帕拉龚坊（Paragon Mills Road）500号的寓所出版这份时事通讯。寓所变成了一个通讯中心，电话终日响个不停，人们从北美和英国打来电话，所有孟加拉人都想了解有关战事的每日最新消息。 由于在华盛顿的孟加拉人的努力，还建立起了孟加拉人信息中心，对参众两院进行游说。我负责信息中心创始初期的运作，然后，我就上路了，到全美国各地的大学组织校园研讨会。 在随后的九个月里，我们为未来的孟加拉描绘出了一幅非常清晰的图画。我们想要坚持民主制度，我们想要确保人民自由公正地选举的权利，想要确保人民摆脱贫穷。我们梦想一个庄严地树立在世界各国之林的繁荣昌盛的国家，其所有的公民都快乐幸福。 1971年12月16日，孟加拉赢得了独立战争。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百万孟加拉人丧失了性命，为了躲避战乱，一千万人逃亡到相邻的印度，还有数以百万的人遭到了巴基斯坦军队的强奸与其他暴行的残害。战争结束时，孟加拉变成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经济被摧毁了，成百上千万人无家可归。 我知道，我必须回去参与祖国的建设。我认为，我要为自己这样做。 第三章 回到吉大港（1） 1972年我回到孟加拉就得到了一个响亮的头衔，被派到政府计划委员会工作。我的工作很没意思，除了看报整日无事可做。在向计划委员会主任努尔·伊斯兰（Nurul Islam）多次提出抗议之后，我终于辞职了，去吉大港大学做经济学系主任。 吉大港大学位于吉大港市以东20英里，占据着1900公顷贫瘠山地。这所大学是20世纪60年代由孟加拉一位首屈一指的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外表给人深刻的印象。大楼完全以裸露的红砖建造，走廊开敞，房间宽大。但是，尽管这些现代建筑令人观感舒服，却很不实用。例如，我到那里时每个系的系主任都有一间巨大的办公室，但是其他教师根本没有办公的地方。作为经济系主任，我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我的办公室改造成我的同事们的公共休息室。奇怪的是，这使得同事们都感到不舒服。他们觉得系主任有一个大房间是理所当然的，哪怕其他人根本没有坐的地方。 当时大学的处境很困难，教师们抵制升级考试，他们指责学生抄袭书本，或互相抄袭。许多学生曾加入解放军（Mukti Bahini），刚从战争中归来。他们带着枪，威胁说如果不马上宣布考试结果，就要伤害教师。 当时，我和父母一起住在城里。父亲准许我每天开他的车到郊区的校园去上班，每天都经过位于高速公路与校园之间的乔布拉村。我注意到村子周围那些贫瘠的土地，便问同事ifee）教授，为什么这些土地上没种上冬季的庄稼。他也不知道，我就提议去问问村民，结果发现，没有用于灌溉的水。 我认为我们应该就这些闲置的土地做些什么。任由一所大学周围的地荒着是件令人羞耻的事。如果说大学是积蓄知识的地方，那么这些知识中应该有一些被用于造福于邻里。一所大学绝不应是一个孤岛：在其中学术造诣越来越高，却不与人分享。 我们的校园面对着一道山脉，每天早晨，我可以从教室看到小伙子、小姑娘、男人和耕牛，川流不息地穿过校园向群山走去。他们扛着锋利的砍刀，日落时分，满载柴火树枝归来。我突然想到，大学应该将那些荒山转变为多产的庄稼地，这会给大学带来额外的收入，给村民带来就业机会，大而论之，为国家出产粮食。 我对那个村庄本身也越来越好奇。在学生的帮助下，我启动了一个调查乔布拉村经济状况的项目。我们想搞清楚，村里有多少个家庭拥有可耕种土地?他们种什么庄稼?没有土地的人如何谋生?这些村民有什么技能?他们要改进自己的生活有什么障碍吗?有多少家庭的耕作能够全年口粮?有多少不能?哪些人贫穷? 对于贫困起因的分析，多将重点放在为什么一些国家会贫穷上面，而非着眼于为什么人口中的某一部分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对于社会问题敏感的经济学家们强调，穷人缺乏“应得的权利”。当时，我对于饥馑还没有什么概念，在以后的二十二年中我才逐渐发现：出色的经济理论家是不屑于花时间探讨贫穷与饥饿的问题的。他们认为，当经济总体繁荣时，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这些经济学家将他们的才能都用在详解发展与繁荣的进程上，而很少反映贫穷与饥饿的根源与发展，结果是，贫穷继续着。 1974年，随着饥荒不断恶化，我心中的不安日益加剧，我终于无法忍受了，去见了大学的副校长。阿布·法扎尔（Abul Fazal）是一位著名的社会评论家与小说家，被很多人看作是这个民族的良知。他很礼貌地接待了我。 “尤努斯，我能为你做什么吗?”他问道。头顶上的电扇慢慢地转动着，蚊子嗡嗡作响，仆人送来了茶。 “许多人正在饿死，可是所有的人都怕谈到这件事。”我回答说。 阿布·法扎尔点点头,“你有什么建议吗?” “您是一位深受尊敬的人。我想请您向新闻界发表一项声明。” “噢，但声明什么呢?” “号召全国和国家的领导们一起协力度过饥荒。我肯定，如果您领头的话，学校里所有的教师都会在您的信上签名，那将会有助于动员起全国的舆论来。” “对呀，”他啜了一口茶，说道,“尤努斯，你来写那个声明吧，我签字。” 我笑了:“您是作家，您当然知道如何措辞这项声明。” “不，不，你来写，尤努斯。你对此事充满激情，你知道该说什么。” “可是我只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啊。这份文件应该是一份发起运动的呐喊，应该具有能够唤起人们行动的分量。” 我越坚持说他是唤起全国人民关注饥荒的最佳人选，阿布·法扎尔就越是鼓励我来写这封信。他如此坚持他的观点，我别无选择，只好许诺去试试。当天晚上我起草了一份声明书。第二天上午我将那份草稿拿给副校长，在他阅读时，我等候着。 阿布·法扎尔看完之后，伸手去拿笔，说道:“我该在哪儿签名?” 我吃了一惊:“但是，我措辞激烈。也许你会想做些修改，或是提出其他想法吧?” “不，不，不，它非常好。”他说。说着，他就在上面签了字。 我没说的了，也在那份文件上签了字，并复印了一些送给其他的教职员工。一些教师对某些词语提出了异议，但是由于副校长已经在上面签了名，他们最终也都同意了，在声明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当天晚上把它送到报社，第二天，声明就刊登在所有重要报纸的头版头条上。 我们的声明引发了连锁反应，尚未公开表示要与饥荒抗争的那些大学与公共团体，都纷纷响应了我们的号召。而我则开始将所有努力集中在农业上。很显然，拥有3500万公顷的疆土，人口非常稠密的孟加拉，迫切需要增加粮食产量。我们有2100万公顷可耕地，在雨季主要生产稻子和黄麻，如果在干燥的冬季扩展灌溉，提高水管理，就能够增加粮食产量。专家们估计，目前的粮食产量只达到我们的粮食生长潜力的16％。 我决定，我要去帮助乔布拉的村民们种出更多的粮食，以此来进行小范围的试验。但如何去做呢?增加单位生长周期的产量?还是在单位土地增加粮食种植周期?我不是一个农学家，但我潜心研究了当地的低产稻与在菲律宾开发出的一些更高产的品种。一开始，农夫们觉得我的发现挺可笑。但当他们看到我是多么认真，就同意让我在他们的地里种植那种高产稻了。我的学生与其他大学教师也作为志愿者加入进来。我们向村里的农夫讲解间隔下种与直线栽种对于提高收成的重要性。当时的报纸刊登了我们的照片，我们齐膝站在泥里，正在教当地农民如何使用一根线来保证稻子栽种成直线。许多读者对我这种身体力行的方法很看不起。 尽管人们持怀疑态度，我还是继续努力，通过倡导一个名为“吉大港大学乡村开发规划（CURDP）”的大学项目，试图在学术与乡村之间建立起联系。通过CURDP，我鼓励学生和我一起投入到那个村子里，设计出一些创造性的方法来改进那里的日常生活。至此，为了手把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已经几乎完全放弃了传统的书本教学。学生也可以基于其在村子里的经历做研究报告的选题，可以得到学分。 1975年冬天，我集中精力解决灌溉的问题，以便能多种一轮冬季农作物。我知道，在季风雨季，几乎每平方米的土地都被耕作利用，连荒原沼泽也被用来种稻养鱼。然而所有土地在冬季都完全闲置。为什么不增种一季冬季作物呢?我每天都会看到一口闲置在没有耕种土地中间的深管井（tubewell）。那是干旱的冬季，在这个季节，管井本该忙着浇灌新的作物。但什么都没有做。那口管井就在那儿，崭新的，没有用过。 我问那口管井为何闲置不用，得知农夫们用水是要付钱的，但是，在上一个旱季，他们因为收钱的问题打了起来。自那时起，他们就再也不理会这口深管井了。 这让我觉得是极大的憾事。在一个饥荒严重的国家里，这儿有一口三百英尺深、能灌溉大约六十公顷土地的管井——泵井——却白白地闲着。我决定要使这口管井重新工作起来。 那并非易事。在所有实际通行的灌溉方式中，深管井耗资最多。由于高昂的运行费用，其运行效益不高，并给那些插手柴油、润滑油和零件的人带来肆意贪污的机会。要使这口深管井有效地工作，就需要一个有效的送水体系。换言之，需要众多小农户就其各自零星的土地达成统一的耕作决定，农夫在肥料使用、作物保护、水泵维修护养等方面也都需要指导。不幸的是，虽然政府在现代灌溉技术设施上做了大量投资，但对技术所带来的这些以人为中心的问题，却并没有投入必要的时间、资源或努力。由于反复出现的管理问题与技术方面的故障，农夫不愿意重开他们的管井。结果，在孟加拉修造的管井几乎半数都没有使用。被弃置的泵房中，那些正在生锈的机器成为开发失误的又一个例证。 在乔布拉村，我召集当地农夫与佃农开了一个会。我提出做一项试验，我们都加入一个名为“新时代”（Nabajub）三方共享农庄的新型农业合作社。土地拥有者的贡献是，让合作社在旱季使用他们的土地，佃农的贡献是他们的劳动力，而我的贡献是，提供运作深管井所需的燃料费用、高产稻的种子费用、肥料费用、杀虫剂费用和实用技术知识。作为交换，这三方中的每一方（农夫，佃农和我本人），各分享收成的三分之一。 一开始，村民们对我的提议持怀疑态度。管井者操作者与农夫之间积怨甚深，互不信任，所以他们根本听不进我的计划。有人争辩说，付给我三分之一的收成太多了。尽管我主动提出由我来承担所有可能的损失，我的提议还是没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在一周以后的第二次会议上，我终于让他们相信：他们什么也不会损失。他们事先不必付任何费用，就能得到灌溉用水、肥料、种子和杀虫剂，而只需同意将他们收成的三分之一给我。穷苦的佃农们热情地欢迎我的提议，那些日子过得相对好一些的农夫们则勉强同意一试。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夜里我经常睡不着觉，总担忧会出什么岔子。每周二的晚上，我都去走访那些农夫，并和我指定的四个学生“小组负责人”和我的十三人顾问小组一起正式开会，讨论肥料、灌溉、技术、储藏、运输和销售等各类问题。 头一年的努力以成功而告结束。农夫们很高兴：他们根本没花一分钱，还获得了很高的收成。然而，由于一些农夫没有按承诺将收成的三分之一给我，我赔了13000塔卡。但我还是很高兴。我们设法在从未在旱季有过产出的地方收成了庄稼，这些土地长满了绿油油的稻子。没有什么如同农夫们收割稻谷的景色这样美丽，这景象温暖了我的心。 但我还是有一些忧虑。三方共享试验的成功突出了一个我以前未曾重视的问题。一旦稻子收割，就需要劳动力来把稻米从干穗上脱粒。把这种不用脑子、让人厌烦的工作交给最廉价的劳力：那些走投无路、濒临乞讨的赤贫妇女。这些穷苦的妇女一连几个小时用双脚将稻米脱粒，紧抓她们面前墙上窄小的墙檐，以使自己保持直立。25到30个妇女整天持续这种不停扭曲的动作，用她们的双脚扭缠着稻穗，来将稻子脱粒。清晨，她们会飞跑去上工，抢占靠墙比较舒服一点儿的位置。一种多么可怕的生活呀——投入你全身的重量，用你的赤脚，一天十小时做着枯燥疲倦的动作，只挣40分钱!这些妇女中许多是守寡的，离婚的，或是被遗弃还带着需要抚养的孩子的，她们穷得连佃农都当不上。她们没有土地，没有财产，没有任何希望。她们是穷人中最穷的。我看得很清楚，一个农夫越富有，他从我的三方分享农作的试验中所得的越多；一个工人越穷，得到的收入就越少。“我们怎么会因为你的三方共享农作感到高兴呢?”一个妇女对我说,“干几周的脱粒之后，我们就失业了，也就再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她说得对。如果有经济来源去买脱粒机自己操作的话，一个妇女从同样的工作中至少能挣四倍的工钱。 随着对乔布拉村贫困状况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认识到，将赤贫的穷人与勉强为生的农夫加以区分是很重要的。国际上一些乡村开发规划总是将重点放在农夫和地主身上，而在孟加拉，总人口的半数以上都够不上勉强为生的农夫的水平。在我研究乔布拉村时，政府官僚们与社会科学家们还没有阐明“穷人”到底是指哪些人。当时,“穷人”可能有许多含义。对一些人来说，这个词指失业者，文盲，没有土地的人，或是无家可归的人。对另一些人来说,“穷人”是指那些不能使他或她的家人全年吃饱饭的人。还有另一些人认为，“穷人”是住在茅屋顶的烂房子里的人，营养不良，或是没送他或她的孩子去上学的人。这种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大大地破坏了我们为消除贫困的努力。举个例子，大多数对穷人的定义都将妇女与儿童排除在外。我从工作中发现，使用有关“穷人”的三个广义界定来描述孟加拉的状况是很有用的1995年，救助最穷人咨询小组（CGAP，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与小额贷款高峰运动委员会终于将“穷人”定义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者”，将“最穷人”定义为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者中的下半部分”。： 1人口最底层的20％（“铁杆穷人”/绝对的穷人）； 2人口最底层的35％； 3人口底层的50％。 在贫穷的各个界定范畴里，我经常以地区、职业、宗教、种族背景、性别、年龄等等做一些子分类。职业或地区的分类可能不像收入标准那样可以量化，但它帮助我们建立一种认识贫穷的多维矩阵。 如同在未知的水域设立航标一样，对于贫困的界定必须是明确而毫无含混的。一种不准确的界定与根本没有界定一样糟糕。在我对穷人的定义里，我将三方共享农作规划中的那些脱粒的妇女包括进去，把那些做竹凳的妇女包括进去，把那些不得不借每月甚至每周10％利息的高利贷的小商贩包括进去。我还要把其他一些人包括进去，诸如那些靠编制篮子、睡席的微薄收入依然难以为生，而不得不经常乞讨的人们。这些人绝对毫无机会改进其经济基础，他们深陷在贫困之中。 在乔布拉村的深管井经历使我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没有土地的穷人身上。很快，我开始探讨：一个减轻贫困的规划究竟是否应该允许非穷人搭车——穷人很快就会被那些日子好一些的非穷人挤出去的。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某个规划将穷人与非穷人混在一起，除非在一开始就设立一些保护性措施，否则非穷人总会把穷人赶走，不那么穷的人会把更穷一些的人赶走。那么，非穷人就会攫走所有那些以扶贫为名义所做努力中的实际利益。 《穷人的银行家》 第二部分 第四章 乔布拉村做竹凳的匠人（1） 1976年，我开始走访乔布拉村中一些最贫困的家庭，想看看是否能有任何方式直接帮助他们。这个村分为三个地段，分别聚居着穆斯林教徒，印地教徒和佛教徒。走访佛教徒地段时，我会带着我的学生迪帕尔·钱德拉·巴鲁亚（Dipal Chandra Barua）一起去，他就是在这个地区土生土长的。还有我的同事h.I.拉蒂菲教授常陪我一起去，他认识那里的大多数家庭，并天生有一种能使村民们感到自在的本事。 一天，拉蒂菲和我去乔布拉村做例行询问时，我们在一个低矮的茅屋前停了下来，泥墙已经坍塌，茅草屋顶千疮百孔。我们从一群正在觅食的小鸡与种着蔬菜的畦间穿过，向房子走去。一个女人蹲在门廊肮脏的地上，双膝紧紧夹着一个做了一半的竹凳。她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手指飞快地动作着，编织那些执拗的竹条。 听到拉蒂菲的问候，她忙放下竹器，站起身，匆匆走进屋子。 “不要怕，”拉蒂菲冲她叫道,“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在大学里教书，咱们是邻居。我们只想问你几个问题。” 拉蒂菲礼貌的态度使她放下心来，她低声回答:“家里没人。” 她的意思是，家里没有男人。在孟加拉，妇女是不应该和非近亲的男人说话的。 孩子们赤裸着在院子里到处跑。邻居们从窗口窥视着我们，想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在乔布拉村穆斯林教徒居住的地段，我们经常不得不隔着竹墙或竹帘和妇女说话。实际上，遮蔽习俗（ purdah）使已婚的穆斯林妇女始终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吉大港地区一直严格遵守着这一习俗。 我在吉大港土生土长，会说本地方言，总是努力通过聊天赢得穆斯林妇女的信任。向一位母亲夸赞她的孩子，往往能很自然地使母亲感到自在。于是我抱起身旁一个赤裸的孩子，但他哭了起来，向母亲身边冲过去。她任他爬到自己怀中。 “你有几个孩子?”拉蒂菲问她。 “三个。” “这个孩子长得很好看。”我说。 这位母亲稍稍安下心来，抱着孩子向门口走来。她二十出头，瘦瘦的，黝黑的皮肤，黑眼睛。她穿一件红色的纱丽，目光里是一个每天从早到夜劳作的妇女的那种疲惫。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苏菲亚·贝格姆（Sufiya Begum）。” “你多大了?”我问。 “21岁。” 我并没有拿出笔和小本子来记录，我怕那会吓着她。我只允许我的学生们在回访时做记录。 “这竹子是你自己的吗?”我接着问道。 “是的。” “怎么得来的呢?” “我买的。” “这竹子花了你多少钱?” “5塔卡。”当时，这相当于22美分。 “你有5塔卡吗?” “没有，我从派卡（ paikars）那儿借的。” “那些中人?你和他们是怎么说定的?” “我得每天把竹凳卖回给他们，算作还款。” “你一个凳子卖多少钱?” “5塔卡50波沙（poysha）。” “那么你就挣50波沙的利了?” 她点点头。那只有大约两美分。 “你能从放债人那儿借现金来买你的原材料吗?” “能，但放债人会要很多。和他们打交道的人都变得更穷了。” “放债人要收取多少利息?” “看情况。有时他要每周10％，但我有个邻居，要每天付10％。” “而那就等于是你用这些漂亮的竹凳挣的所有钱，50波沙，对吧?” “对。” 苏菲亚不想再浪费时间讲话了。我注视着她又开始工作，她棕褐色的小手编织着那些竹枝，它们成年累月地这样做着，这是她的生计。她光脚蹲在硬泥地上。她的手指长了茧子，指甲里带着黑色的污泥。 她的孩子们如何能挣脱自她而始的贫困循环呢?苏菲亚的收入几乎不够她自己吃的，更不要说使她的家人有适当的居所和衣着，那么孩子们又怎么去上学呢?简直不可能去想象某一天她的小孩子有可能逃脱这种惨境。 苏菲亚·贝格姆一天只挣两美分，这使我震惊。在大学里的课程中，我对于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数额进行理论分析，但是在这儿，就在我的眼前，生与死的问题是以“分”的单位展示出来的。什么地方出错了?!我的大学课程怎么没有反映苏菲亚的生活现实呢?我很生气，生自己的气，生经济学系的气，还有那些数以千计才华横溢的教授们，他们都没有尝试去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我也生他们的气。在我看来，是现存的经济制度注定了苏菲亚的收入将永远只能在如此低的水平，她永远也攒不下一分钱，永远不可能有任何投资来扩展她的经济基础。她的孩子注定将像她和她的父母一样，继续过着赤贫的生活，食不果腹，勉强维生。我以前从没听说有任何人会由于缺少22美分而受苦，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是荒谬的。我是不是该立即把手伸进口袋里，把苏菲亚需要作为资本的那一丁点儿钱交给她呢?那是十分简单，轻而易举的事。而我克制住了这个冲动。她并不是在要求施舍。况且，送给一个人22美分并不能长久地解决问题。 拉蒂菲和我开车回到我山上的家。我们在傍晚的溽热中在花园里散步。我试图以苏菲亚自己的视角去看待她的问题。她受苦是因为买那些竹子要花费5塔卡，而她没有购买原材料所需的现金。结果，她只能在一个绷紧的循环中——从商人那儿借钱，并把东西卖回给他——维持生存。她的生活是一种受制约的劳作形式，或者干脆地说，就是奴役。那个商人算计得很精，只付给苏菲亚刚刚只够购买原材料，和勉强够活下去的钱。她无法挣脱被剥削的那种关系。要生存下去，她就只能通过那个商人继续劳作下去。 在第三世界里，高利贷变得如此标准化和广为流行，以至借贷者很少意识到，那是一种多么强制蛮横的契约。剥削在各种伪装下进行着。在孟加拉的乡村，在耕种季节开始时所借的一莫恩德（1 maund，大约37公斤，印度及部分中东国家使用的重量单位）带壳的稻子，到收割时必须要还两莫恩德。土地被用于质押时，将任由债权人处置，债权人可以在完全还清借款以前一直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在许多情况下，一种诸如“保南纳马”（ bawnanama）的正式文件保证了债权人的权利。根据该文件，债权人通常拒绝接受对于借贷的部分偿还，在规定的偿还期限之后，债权人可以按事先商定的“价格”“买”断这块地。另一种抵押担保形式是“达丹”（ dadan），契约确保商人借出的贷款可以事先商定的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将来的农作收成。苏菲亚·贝格姆就是在与放贷人之间的一个“达丹”契约的制约之下，来制作她的竹凳的。 在孟加拉，有时借贷是为了一些特别的或暂时性的目的（比如嫁女儿啦，贿赂官员啦，打官司啦），但有时就只是为了活下去——买食物、药品，或是应急。在这种情况下，借贷者很难摆脱借贷的重负拖累。通常，借贷者不得不再次借贷以偿还以前的借款，最终就会像苏菲亚那样深陷于贫困的循环中。在我看来，苏菲亚只有找到5塔卡来买她的竹子，她作为契约奴隶的地位才可能改变。信用贷款可以给她带来那笔钱。然后她就可以去自由市场上出售她的产品，向消费者直接收取全额的零售价。她只需要22美分。 第二天我给梅姆娜·贝格姆（Maimuna Begum）打了电话，她是为我收集资料的大学生，我请她帮我将乔布拉村像苏菲亚这样依赖放贷者的人开列一个名单。一周之内，我拿到了一个列有42个人名的清单，借款总额为856塔卡——不到27美元。 “我的天，我的天啊，所有这些家庭如此受苦受难，就只是因为没有这27美元!”我惊叫道。 梅姆娜站在那儿，什么也没说，这一现实令我们难过。 我的头脑是不会听任这个问题就此存在的。我想要帮助这42个身强力壮、刻苦劳作的人。就像念念不忘一根骨头的狗，我围绕着这个问题不断地钻研。像苏菲亚这样的人如此穷困，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或懒惰，他们整天从早干到晚，做着一些复杂的体力工作。他们穷，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不能帮助他们扩展他们的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正式的金融机构来满足穷人的贷款需要，这个缺乏正式机构的贷款市场就由当地的放贷者接管了。它是一个有效的输送体系，在通向贫穷的单行道上形成滚滚洪流。但是，如果我能把那27美元借给乔布拉的那些村民，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产品出售给任何人，从而以他们的劳动得到最高的回报，而不受制于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了。 原来一切是那么容易。我将27美元交给梅姆娜，告诉她:“给你，把这钱借给名单上的那42个村民。他们可以把放贷者的钱还清，把他们的产品卖个好价钱。” “他们应该什么时候还给你呢?”她问道。 “在他们还得起的时候，在他们卖自己产品最有利的时候，什么时候都行。”我说,“他们不必付任何利息，我不干借贷者一行。” 梅姆娜去了。事态的发展使她疑惑不解。 通常，头一碰枕头我几秒钟就睡着了，但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了。躺在床上，我为自己竟是这样一个社会的一分子而感到羞愧，这个社会竟然不能向42个有技能的人提供使他们能够自己谋生的区区27美元。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极为不够的，这令我无法安枕。如果其他人需要资本的话，他们几乎没可能追寻到我这个经济系的主任。我所做的是针对这一特定事件的冲动反应。现在，我需要创立一种这些人可以依赖的机构性的解决方法，一个能够借钱给那些一无所有者的机构。我决定去找当地银行的经理，要求他的银行借钱给穷人。事情看上去是如此简单和直截了当，我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我爬进我的白色大众甲壳虫，向当地贾纳塔银行（Janata Bank）的分行驶去。贾纳塔是一家国有银行，是全国最大的银行之一。贾纳塔银行设在大学的分行就在校园大门外的一条街上，那条路上满是小铺子、小摊和小餐馆，当地村民在那儿向学生们出售槟榔果、热饭、笔记本、笔等各色东西。那些拉人力车的都聚在这儿，等着把学生们从宿舍拉到教室去。银行分行设在一个方形的单间里，前面的两个窗户装了栅栏，墙被刷成暗绿色，房间里摆满了木制桌椅。坐在房间左后面的经理向我挥挥手。 “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吗?” 办事员端来了茶和饼干。我解释了我造访的原因。 “上次我从您这儿借钱是为了乔布拉村的那个三方共享项目筹资。现在我有一个新的建议，我想请您借钱给乔布拉的穷人。涉及的数额非常之小，我本人已经那样做了，我借给42个人27美元。还会有许多穷人需要钱的，他们需要钱去买原材料和必需品作为启动资金。” “什么原材料啊?”那个银行负责人茫然不解，仿佛这是某种新的游戏，而他完全不熟悉游戏的规则。出于对一个大学负责人的一般性敬意，他让我讲完了，但是显然没有理解。 “嗯，有些人做竹凳，还有一些人编织地席或是拉人力车。如果他们能以商业利率从一家银行借钱的话，他们就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他们的产品，挣到像样的利润，从而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而现在，他们只能像奴隶一样劳动，永远无法摆脱被那些批发商踩在脚下的生活，那些人以高利借给他们资本。” “是，我知道放贷人（ mahajons）的事。”那个经理回答说。 “所以我今天到这儿来，我想请您借钱给这些村民。” 那个银行经理咧开嘴巴大笑起来:“我做不到!” “为什么?”我问道。 “嗯——”他结巴着，不知道从何开始来解释他一系列的反对理由。“就说一件事吧，你所说的这些村民需要借的这一点点钱，甚至都不够他们必须填写的所有那些借贷文件的费用呢。本银行是不会在这样的微小数额上浪费时间的。” “为什么不能呢?”我说,“对于穷人来说，这钱对于他们的生存可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人是文盲，”他回答道,“他们甚至连我们的贷款表格都不会填。” “孟加拉有75％的人口都不会读写，要求填表是一种荒谬的要求。” “这个国家中的每家银行都有这项规定。” “噢，那说明了我们银行的一些问题，对吧?” “即使当一个人到银行来想存钱，我们也要求他或她把想存多少钱写下来。” “为什么?” “您的‘为什么’是什么意思?” “噢，一家银行为什么不能就收下钱，开出一张写着‘从某某人那里收到多少多少钱’的收据呢?银行为什么不能那样做呢?为什么必须是存钱者来做呢?” “如果没有会读会写的人，银行怎么能开下去呢?” “很简单，银行为收到的现金数额开出一张收据，这就解决了。” “可如果那个人想取钱呢?” “我不知道……一定有一种简单的方法。那个借钱者带上他或她的存款收据，交给收纳员，出纳员就把那笔钱还给他。至于银行用什么样的会计制度，那是银行的事。” 经理摇摇头，但他仿佛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没有接话。 “在我看来，你们的银行制度就是为歧视文盲而设立的。”我反击说。 那个分行经理看起来很恼火了:“教授，银行业并不像您想得那样简单。” “也许是这样，但我也确信，银行业不像你们搞成的那样复杂。” “你看，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这个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银行，借款者都必须填写表格。” “好吧，”我说，对这件显而易见的事表示屈从,“如果我能让我的一些学生志愿者为村民们填写表格的话，那就不该成为一个问题了。” “但是您还不明白，我们就是不能把钱借给赤贫者。”分行经理说。 “为什么不能?”我努力保持礼貌。我们的会话中有某种超现实的东西。分行经理面带微笑，好像是说，他明白我是在和他开玩笑呢。整个会见很滑稽，也实在很荒谬。 “他们根本没有抵押担保品。”分行经理说，期望就此结束我们的对话。 “只要你能把钱收回来，你们为什么需要抵押担保品呢?收回钱才是你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对吧?” “对，我们想要把钱收回来。”那个经理解释说,“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抵押担保品。那是对我们的保证。” “对我来说，这讲不通。那些穷到极点的人一天工作12小时。他们需要卖掉东西，挣来钱买食物。他们肯定要还你的钱，只是为了再借一笔，再活一天!那是你们能得到的最好的保证——他们的生命!” 那个经理摇摇头:“您真是个理想主义者，教授。您生活在书本理论中。” “但是，如果你们有把握那钱会被偿还时，你们为什么还非得需要抵押担保品呢?” “这是我们银行的规章制度。” “那么只有那些有抵押担保品的人才能借钱了?” “是的。” “这是很愚蠢的规章。它意味着只有有钱人才能借钱。” “规章不是我订的，是银行订的。” “好吧，我认为这些规章应该改。” “无论如何，我们这儿不能把钱借出去。” “你们不借?” “是的，我们只接受教职员工和大学的存款。” “但是银行不要通过放贷挣钱吗?” “只有总行才放贷。我们这儿是接受大学及其员工的存款的。我们给您的三方农作项目的贷款是一个由我们的总行批准的例外。” “您的意思是，如果我当初到这儿来要求借钱的话，你们也是不会借给我的?” “对啦。”他大笑着。显然，这个经理很久没有一个这样开心的下午了。 “那么，我们在课堂上教书时讲的银行会贷款给借款人，都是假话了?” “嗯，要贷款您得去总行，但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 “听起来我需要去和一些更高级的官员谈了。” “是的。那是个好主意。” 我喝完茶准备离去时，分行经理说:“我知道您不会放弃努力的。但是据我对银行业的了解，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您的这个计划根本行不通。” 两天以后，我与贾纳塔银行的吉大港地区经理R.A.霍拉达尔（R.A.howladar）约好，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他。我们又重复了我与乔布拉那位分行经理的大部分对话，但是霍拉达尔确实提出了一个保证人的主意，如果村里有人愿意做好事来代表借贷者做担保人，银行或许可以考虑批准一笔没有抵押担保品的贷款。 我考虑了一下，这个主意有显而易见的优点，但是看上去依然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障碍。 “我不能那样做，”我对霍拉达尔解释说,“怎么能防止保证人占那些被担保人的便宜呢?结果他可能变为一个暴君，可能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那些贷款人。” 一阵沉默。从过去几天我和银行家们的讨论中，有一点我已经很清楚了，我并不是在和贾纳塔这个银行过不去，而是在和整个银行制度体系对抗。 “我为什么不能做保证人呢?”我问道。 “您?” “对，你们能接受我作为所有贷款者的担保人吗?” 那位地区经理微笑了:“您谈的是多少钱呢?” 为了给我自己留出差错与扩展的余地，我回复说:“总共可能一万塔卡（300美元），不超过这个数。” “嗯。”他用手指拨弄了一下办公桌上的表格。我可以看到他的身后，旧活页夹中蒙着灰尘的一摞卷宗。沿墙是成摞相同的浅蓝色活页夹，一直摞到齐窗高。头顶的电扇微风戏耍着那些卷宗，在他的办公桌上，这些表格永远在飘动着，等待着他的决定。 “好吧。”他说,“我要说，我们愿意接受您作为那个数额的担保人，但不要要求更多的钱了。” “说定了。” 我们握握手。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事:“但是，如果有一个贷款人不还钱的话，我是不会承担被拖欠的还款的。” 那个地区经理不安地看看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难打交道。 “您作为担保人，我们可以强迫您付的。” “你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起诉您。” “好吧，正合我意。” 他看着我的样子仿佛是看着一个疯子似的。那正是我想要的。我感到很愤怒，我就是想要在这不公正的、过时的体系中造成某种恐慌。我想成为插在轮轴里的棍子，最终使这该死的机器停下来。我是一个担保人，可能吧，但我才不会真的担保呢。 “尤努斯教授，您知道的很清楚，我们是绝不会起诉一个亲自为乞丐借钱担保的大学系主任的。无论我们可能从您那儿追回多少钱，都会被那些负面宣传统统抵消掉，再说，如此区区小数的贷款，连付诉讼费都不够，更不要说我们为了追讨要付出的管理费用了。” “噢，你们是一家银行，当然要做你们自己的利润成本分析。但是如果有拖欠，我是绝不会付的。” “您是在给我制造困难，尤努斯教授。” “对不起，但是银行是在为许多人制造困难——特别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 “我正在努力帮忙呢，教授。” “我明白。我是在与银行的制度争辩，而不是对您。” 又是一些回合之后，霍拉达尔结论道:“我一定会向达卡总行推荐您的贷款申请，我们等着看他们会怎么说。” “但我原以为您作为地区经理就有权决定呢?” “是的，但是这件事太出格了，我无法批准。必须由最高层来批准。” 又花了六个月的文件来往时间，那笔贷款才正式批下来。终于，在1976年12月，我成功地从贾纳塔银行贷出了一笔钱，把它给了乔布拉的穷人。在整个1977年，我必须在每一份贷款申请上签名。甚至在我到欧洲或美国旅行时，银行都会为了一个签名给我发电报或写信，而从不和村里任何实际借款的人打交道。我是担保人，在银行的官员们看来，我是唯一算数的人。他们不想和使用他们资金的穷人打交道，而我则确保那些真正的贷款者——那些我称之为“银行业不可接触者”的实际贷款人——不必到银行去，从而免遭蔑视与屈辱的骚扰。 一切就这么开始了。我不打算成为一个放贷人，也没打算把钱借给任何人，我真正想做的是要解决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纯粹是出于失望，我对银行最基本的抵押担保的原则提出质疑。我不知道自己是对是错，不知道自己将会卷入什么之中。我在盲目前行，边走边学。我的工作已转化为一种斗争，要向世人展示：这些所谓的“金融界不可接触者”实际上是可以接触，甚至是可以拥抱的。使我大为惊奇的是，事实证明，没有抵押担保的借款人比有抵押担保的借款人的还款情况还要好。的确，我们贷款的还款率超过了98％。穷人深知，这一贷款是他们摆脱贫困的唯一机会。如果他们不按时偿付贷款的话，他们将失去唯一的机会，重陷贫困的旧辙。 第五章 试验项目的诞生（1） 对于如何开办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我一无所知，不得不从零学起。1977年1月，格莱珉银行刚起步时，我研究了其他银行做信贷业务的方式方法，从他们的错误中学习。传统的银行与信贷公司通常要求全额还款；在贷款到期时拿出一大笔现金，通常会使贷款人心理上很难受，他们就尽可能地拖延还款，于是，在拖延的过程中，贷款数额越滚越大。最终，他们决定根本不还这笔钱了。如此长期而全额偿还的贷款，也使得借贷双方对早期出现的一些问题不予理会；他们不是在问题出现时解决它们，而是希望随着贷款到期，那些问题会自行消失。 在建立我们的信贷规划时，我决定要与传统的银行完全背道而行。为了避免大额付款而带来的还款心理障碍，我决定设立一个每日还款规划。每笔还贷的数额非常之小，使借贷者们几乎根本不在乎。为了便于计算，我决定贷款要在一年内还清。照此，365塔卡的贷款可以每天还一塔卡，在一年内还清。 对于这本书的大多数读者来说，一天一塔卡看上去可能是个可笑的数目，但是它的确制造出稳定的增值收入。这每天一塔卡的力量使我想起那个聪明的死刑犯的故事。在行刑那天他被带到国王面前，被恩准可以提出他最后的愿望。他指着王座右边的棋盘说:“我只想在棋盘的一个格子里放一粒米给我，接下来的每一格，按前一格双倍的米给我。” “批准。”国王说，他根本不了解几何递进的威力。很快，那个犯人就统治了整个王国。 渐渐的，我和我的同事们开发出了我们自己的发放与收回贷款机制。当然，我们在这一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随时调整我们的想法，修改我们的程序。例如，当我们发现支持小组对于我们的运作至关重要之后，就要求每个申请人都加入一个由相同经济与社会背景、具有相似目的的人组成的小组。我们相信，那些自发成立的小组会更稳定，于是就克制住自己不对它们干预管理，但我们建立起一些激励机制，鼓励那些贷款者在各自的营生中互相帮助取得成功。小组成员的身份不仅建立起相互的支持和保护，还舒缓了单个成员不稳定的行为方式，使每一个贷款人在这一过程中更为可靠。来自平等伙伴之间的微妙而更直接的压力，使每一个组员时时保持与贷款项目的大目标保持一致；小组内与小组之间的竞争意识也激励着每一个成员都要有所作为。将初始监管的任务移交给小组，不仅减少了银行的工作，还增强了每个贷款人的自立能力。由于每一组员的贷款请求都要由小组批准，小组就为每一笔贷款担负起了道义上的责任。当小组的任何成员遇到麻烦时，小组其他成员通常都会来帮助。 穷人的银行家在乔布拉村，我们发现贷款者要自发组成小组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事。一个想要申请贷款的人必须首先找到第二个人，向其说明这个银行是怎么回事。这对于一个村妇来说可能是特别困难的。她常常很难说服她的朋友——她们很可能害怕，怀疑，或是被丈夫禁止，不许和钱打交道，但第二个人终于被格莱珉为其他家庭所做的事感动了，她决定加入这个小组。于是这两个人就再去找第三个成员，然后是第四个、第五个。当这个五人小组成立之后，我们先给小组的两个成员发放贷款，如果在随后的六周内这两个人都按期偿还贷款，就再允许两个成员申请贷款。这个小组的组长通常是五人中最后一个贷款者。但是往往就在小组准备成立时，这五个成员中有一个人改变了主意，说:“不行，我丈夫不同意。他不想让我加入这个银行。”于是这个小组又只剩了四个人或三个人，有时甚至回落到一个人。于是那个人不得不从头开始。 一个小组要得到格莱珉银行的认同或认证，可能花几天时间，也可能要花上几个月时间。为了得到认同，这个贷款小组的所有五个成员都必须到银行去，至少要接受七天有关我们政策的培训，并要通过由一名高级银行主管主持的口试，表明他们理解了这些政策。每个组员必须单独接受考试。在考试前夜，每个贷款者都十分紧张，她紧张地在神龛里点上蜡烛，祈求真主保佑。她知道，如果通不过的话，她不仅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小组的其他成员。尽管都已经学习过了，她还是很忧虑，生怕答不上来有关格莱珉成员职责的那些问题。万一她忘了呢?银行工作人员会把这个小组都打发走，告诉所有组员还要再学习，小组里的其他人就会斥责她说:“看在真主面上，连这事你都做不对!你不仅把自己搞糟了，把我们也搞糟了。” 有一些批评说我们的乡下客户都太顺从了，所以我们可以胁迫他们加入格莱珉。也许正是如此，我们把初始过程设计得如此富有挑战性。由小组与考试造成的压力，有助于确保只有那些真正有需要，而且对此十分严肃的人，才能够真的成为格莱珉的成员。那些日子还过得去的人们，通常会觉得那些麻烦不值得。即便认为值得去做，他们也通不过我们的测试，还是会被迫离开小组的。在我们的小额贷款规划中，我们只需要有勇气、有抱负的先行者。他们才是能够成功的人。 一旦全组都通过了考试，其中一位组员申请第一笔贷款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在80年代，一笔贷款通常是25美元左右的规模。她是什么感觉?惊恐!她无法入睡，心里翻腾着对失败的恐惧，对未知之事的恐惧。在领取贷款的那天早上，她几乎想要放弃了。对她来说，25美元实在是太重大的责任了。她将如何偿还呢?在她的大家庭里，从没有一个女人有过这么多钱。她的朋友们赶来帮她打消疑虑，她们说:“你看，咱们都得过这一关，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我们都在这儿支持你呢。不要怕，我们一定会和你站在一起。” 当她终于接过那25美元时，她浑身颤抖着。这笔钱在烧灼她的手指，泪水滚下她的面颊。她一生中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也没想象过手里能有这么多钱。她像抱着一只娇嫩的小鸟或兔子那样捧着这些钞票，直到有人劝她把钱放在安全的地方，以免被人偷走。 格莱珉的每一个贷款者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在她的一生中别人都在对她说，她不好，她只会给家庭带来不幸，他们无力承担她的嫁妆。她多次听母亲或父亲告诉她，本该将她流产，或是在出生时就弄死，或是饿死她。对于家庭来说，她只是又一张要吃饭的嘴，又一笔要付的嫁妆费。但是今天，平生第一次，一个机构信任了她，借给她一大笔钱。她发誓，她绝不会辜负这个机构，也不会辜负自己。她一定会奋斗，一定会还清每一分钱。 在早期，我们鼓励贷款者建立存款，以便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取用，或是用于一些其他创收的机会。我们要求借贷者将每笔贷款的5％存在一笔小组基金里。他们都理解这一策略，认为它与孟加拉“一把米”（ mushti chal）的习惯做法相似：家庭主妇每天攒一点儿米，日积月累就变成很大的积蓄。任何贷款者都可以从这笔小组基金中得到一笔无息贷款在格莱珉Ⅱ号规划中，个人存款取代了小组基金。，只需其他组员对其申请的数额与用途表示赞同，而且那笔贷款不能超过那笔基金总额的一半。在每年数以千计的案例中，小组基金为组员提供的贷款使人们免于季节性的营养不良，得以付医药费、学费，为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营生重新提供资本，使人们能够节俭而体面地安葬亲人。到1998年，所有小组基金的总额已超过一亿美元，超过了所有公司的净资产额——除去孟加拉屈指可数的几家公司以外。 如果有一个组员无法或是不愿偿付她的贷款的话，那么直至该偿付问题得到解决以前，她的小组在随后的几年里可能就没有资格申请更大额贷款了。这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激励，使贷款者们互相帮助解决问题，并且——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预防问题的出现。小组也可以向它们“中心”里的其他一些小组求援。“中心”是一个村子里的八个小组组成的联盟，每周按时在约定的地点与银行的工作人员开会。中心的负责人是由所有成员选出的组长，负责管理中心的事务，帮助解决任何单个小组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并与银行指派到这个中心的工作人员密切协作。当一个成员在一次会议期间正式提出一项贷款申请时，银行工作人员通常会问那位组长和中心负责人，他们是否会支持这一贷款申请——就其数额与目的来说。 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在中心会议上的所有业务实施都要公开。这样做降低了腐败、管理不当和误解的风险，并使负责人与银行工作者直接对贷款者负责。通常，贷款者会让自己的孩子在上学以前参加这些会议，孩子们可以给他们念银行存折中的那些数字，以确保一切都正确无误。 我至今仍觉得，到格莱珉的村庄出席那些中心的会议实在令人激动。随着一年年过去，贷款者对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他们提出一些更富革新性的方法来预防和解决问题，并不断找出新的途径来帮助每一个成员尽快提升到贫困线以上。每次从那些村庄归来，我都更加确信，提供贷款是在人们生活中造成巨大变化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自从1977年开始走访中心直至今日，这始终是我的信念。不仅在孟加拉，在全世界范围也是如此。当我到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非和美国等迥异多样的国家参加一些中心会议时，我意识到，如果给予机会，人类多么富有活力和创造力。 穆菲亚·哈吐恩（Mufia Koon）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穆菲亚是吉大港以北的默沙来地区（Mirsrict）的一个格莱珉的贷款者，她是1979年末加入格莱珉的，此前，她的生活一直十分辛酸。1963年她13岁时，她的父亲，一个善良的农夫和渔民，把她嫁给了默沙来的东卡利（Dom Khali）村一个名叫贾米尔卢丁（Jamiruddin）的男人。在丈夫长期出海打鱼时，穆菲亚的婆婆总是辱骂她，穆菲亚给全家做完饭后，只得到一点点吃的，或者根本没饭吃。穆菲亚忍饥挨饿地过了好多年。丈夫出海归来时经常打她，有时，住在几英里外的父亲想要保护她，但根本没有任何持久的作用。 这些年中，穆菲亚三次怀孕，一个孩子出生不久就死了，另外两个也没能怀到足月。她营养不良，贫血，终于生下一个儿子活了下来，但却使她自己的健康状况濒临危险。无论如何她活下来了，继续过着遭受毒打与忍饥挨饿的生活。 1974年，经村里的头人出来干涉，安排她离了婚。穆菲亚终于摆脱了她丈夫的毒打，但是饥饿仍紧紧追随着她。她开始乞讨。她在海亚查拉（Khachara）富裕的邻村乞讨。一整天才讨来几盎司米，还不够她和三个孩子吃的。（在生了儿子以后，她又生了两个女儿，她还照顾着一个外甥，是个孤儿。）一天，她乞讨到一个女人家里，那个女人开着家庭作坊，制售篮子、席子和其他竹制品，她问穆菲亚，想不想从她那儿借15塔卡，买些竹子去市场上卖。穆菲亚同意了，她赚到了10塔卡，并偿还了借款。她用这10塔卡给孩子们买了一些食物。在以后的几年中，这样的事又有过几次，但过了一阵之后，那个女人不再借钱给穆菲亚了，于是她又被迫去做乞丐。 1974年的饥荒中，穆菲亚差点饿死，她寄居栖身的地方也在1978年的一场暴风雨中被毁掉了。但是在1979年，她加入了格莱珉银行，借了500塔卡，重新开始了她的竹制品加工营生。当她偿还了首批贷款时，她感到自己得到了重生。1980年12月25日，她得到的第二批贷款是1500塔卡。虽然有时在竹制品销售淡季她会错过分期还款，但在收割季节经济状况好转时，她总是能赶上来。 在加入格莱珉银行的头十八个月里，穆菲亚为自己和孩子们买了价值330塔卡的衣服，还有值105塔卡的厨具。这些都是她离婚十五年来从没有过的奢侈品。她和孩子们能够更规律地吃上饭，食物也更有营养了。她们从来不吃肉，但常常能吃上蔬菜，偶尔的，她会从市场买点干鱼来开开斋。 穆菲亚是成千上万原先只能以乞讨为生的人们之一，由于他们能从格莱珉银行中获得贷款，现在都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了。为了帮助穆菲亚这样没有经验的贷款者，我们一直在努力简化我们的借贷程序。现在，我们将我们的偿付机制提炼成了如下公式： 贷款期一年； 每周分期付款； 从贷款一周后开始偿付； 利息是10％； 偿付数额是每周偿还贷款额的2％，还50周。 利息为：每1000塔卡贷款，每周付2塔卡的利息。至于说偿付机制，我决定必须使它尽可能地保持简化。我觉得这一交易应该在当地进行，于是拜访了乔布拉村中心的那个卖槟榔叶（ pan）的小摊贩。那个瘦小的男人不刮脸，总是咧嘴露齿笑着，他的铺子日夜都开着，村里的每一个人他差不多都认识，每一个人也都认识他。我提议他作为乔布拉村的收款点时，他热情地应承，也不要任何手续费。我们告诉那些贷款人，他们每天从那条路经过，或是去做日常活计的路上，就把他们每日的分期付款交给那个卖槟榔叶的就行了。 事实证明这个试验很短命。贷款者声称他们付了每日的分期付款了，但那个卖槟榔叶的说他们没付。 “你不记得了吗?”一个贷款者会说,“我中午来的，从你这儿买了一些槟榔叶。我给了你5塔卡，你找我钱时，我让你留下，做为我的分期付款。你不记得了吗?” “不，你没给我5塔卡。” “不对，我给了。我记得很清楚。” “不，你给了我一张钞票，我把该找的零钱都给你了。” 争吵没完没了。我知道，我们必须得简化程序。于是我买来一个笔记本，把每一个贷款者的名字写在左边，在中间做了三栏，显示每笔分期付款的数额与日期： 贷款者姓名分期偿付数额日期 我把这个表格做得很简单，这样，每次贷款人付钱给那个卖槟榔叶的人时，他只需要打个对钩就行。但是几天以后，连这个体系也崩溃了。那些贷款人声称，那个卖槟榔叶的忘记给他们打钩了。必须对我的会计制度再做改进。但怎么做呢?作为试验，我放弃了每日偿还制度，转向仅次于它的每周偿还制度。至今，过了大约二十年以后，我们的贷款仍在以同样的方式，一周一周地加以偿还，不过，现在是由我们前线的银行工作者们每周到村里贷款者那里收款了。 我们的还款率一直保持很高。一般说来，人们对格莱珉的成功最感惊奇的，是我们在向贫困地区最穷的穷人服务的同时，能够获得高还贷款率的成功。人们有时会设想，忠实地偿付贷款一定是孟加拉“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这种推测是最远离实情的了。在孟加拉，最富有的人习惯于不偿还其贷款。这种以银行业的名义进行的滑稽剧使我大为惊异。公众的存款通过银行体系，通过国有银行，通过私人银行，源源送到那些根本不还钱的人们手中。 我们知道，如果格莱珉要成功，就必须信任我们的客户。从第一天起我们就清楚，在我们的体系中不会有司法强制的余地。我们从来不会用法庭来解决我们的偿付问题，不会让律师或任何外人卷进来。今天，商业银行总是想象每个贷款者都打算卷走它们的钱，于是它们用法律桎梏来限制它们的客户。律师们钻研那些宝贵的文件，确保没有一个贷款者能够从银行逃脱。相对而言，格莱珉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贷款者都是诚实的。在贷出者与借贷者之间没有司法工具。我们确信，建立银行的基础应该是对人类的信任，而不是毫无意义的纸上合同。格莱珉的胜败，会取决于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力量。也许人们会骂我们天真，但是我们的坏债率低于1％。而且，甚至当贷款者确实违期偿还一笔贷款时，我们也并不设想他们是恶意这样做的。相反，我们设想，一定是那些人的境况使他们无力按时偿还。坏债不断地提醒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去帮助我们的客户取得成功。 在我们的试验项目里，在努力开发出有效可靠的贷款发放与回收机制的同时，我们还努力确保妇女从这一规划中受益。我们设立了一个目标，要使我们的贷款者中妇女达到一半。我们花了六年多的时间才实现了这个目标。为了吸引妇女贷款者，我们与孟加拉银行的通常惯例做斗争，它们基本上是将妇女排除在外的。如果说我们的金融机构仅仅是性别偏向，那是远远不够的。当我指出银行的性别偏向时，我的那些银行家朋友对我十分恼火。“你没看到城里到处都是我们的女士分行吗?”他们争辩说,“它们的宗旨是：只为女性服务。” “是的，”我回答说,“我看到了，我也看到了它们背后的那些打算。你们想得到妇女的存款，所以你们开设女士分行。但是，如果一位女士想从你那儿借钱的话，又会怎样呢?” 在孟加拉，如果一个妇女，即便是一个有钱的妇女想从一家银行借钱的话，那个经理就会问她:“您和您的丈夫讨论这件事了吗?”如果她回答“是的”，那个经理就会说:“他支持您的提议吗?”如果回答仍是肯定的，他就会说:“请您同您丈夫一起来，以便我们能和他讨论这件事，好吗?”但是没有一个经理会问一个来贷款的男人，他是否和妻子讨论过贷款的想法，或是请他带妻子来一起讨论。在格莱珉之前，孟加拉的所有贷款者中妇女只占不到1％，这绝非偶然。这个银行体系是为男人们建立的。 最初，出于对这一状况的愤怒，促使我订立了这个目标：我们试验项目的贷款至少50％要给予妇女。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些新的关注妇女社会经济方面的理由。我们借给贫苦妇女的钱越多，我就越发认识到：借贷给妇女，比借贷给男人，能够更快地造成变化。 在孟加拉，妇女比男人面临更为严重的饥饿与贫困的问题，妇女比男人更深刻地体会饥饿与贫困。如果家里非得有一个成员被饿死的话，根据一种不成文的法律，那必定会是那个母亲。在饥馑与匮乏的年景，母亲还会由于无法用母乳养活她的婴儿而遭受难以承受的痛苦。穷苦妇女在孟加拉的社会地位是最没有保障的。当丈夫的可以任意将他的妻子赶出家门，他只需重复三遍“我和你离婚”，就可以和她离婚了。如果被丈夫如此离婚的话，她会很丢脸，她自己的父母家也不愿收留她。尽管有所有这些不幸，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赤贫的妇女比男人能更快更好地适应自助的过程。虽然贫苦妇女不会读不会写，而且很少被允许独自踏出家门，但是她们看得更长远。为了使自己和家人从贫困中解脱出来，她们愿意更辛苦地劳作。为了想要让自己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她们更花心思，而且更加持久坚韧。当一个赤贫的妇女开始挣到钱时，她对成功的梦想总是首先围绕她的孩子的。她的第二个优先考虑就是这个家。她想买器皿，造一个结实些的屋顶，或是为她自己和亲人们找到一张床。而一个男人的优先考虑则是完全不同的一整套东西。当一个赤贫的父亲挣到额外的收入时，他更多的是关注他自己。所以，当钱通过一个女人而进入一个家庭时，会给家这个整体带来更多的好处。 如果说经济发展的目标包括提高总体生活水平，减少贫困，创造像样的就业机会，减少不平等，那么，通过妇女来做工作就是很自然的了。不仅仅由于妇女确实占了穷人、失业者、经济与社会劣势群体的大多数，而且因为她们更加乐于并能成功地改进孩子与男人们的生活。有些研究将男性贷款者与女性贷款者使用其贷款的方式进行比较，总是显示出与如上所述一致的结果。 将我们的所有努力几乎完全放在为妇女贷款上，并非易事。首先遭遇的，也是最强大的反对，是来自那些当丈夫的，他们都想贷款来给自己用。宗教首脑对我们非常怀疑，放贷者将我们看作是对他们在村里权势的直接威胁，这些反对都是我意料之中的。但是使我感到惊奇的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仆与专业人员的抗辩。他们争论说，在这么多男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贷款给妇女是讲不通的。他们或者说，妇女反正会把贷款交给丈夫，结果会使她们受到比以前更重的剥削。中央银行的一名官员甚至给我写了一封充满威胁恶意的信，要求我“立即充分地讲清楚，为什么在你的借贷者中有这么高的百分比是妇女”。我回信问他，中央银行是否问过这个国家的其他银行，它们为什么有如此高百分比的男性借贷者。令人好奇的是，他没有回答我。 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吸引妇女借贷者。如果曾有过任何孟加拉妇女从银行借过钱，也只是极少数的。我本可以树起一个招牌，这样写道： 所有妇女们请注意： 欢迎到本银行加入一个专为妇女的贷款规划。 这个招牌可能会得到免费媒体的报道传播，但根本不会吸收妇女借贷者。首先，在孟加拉乡村，85％的贫苦妇女都不识字，其次，如果不同丈夫一起，她们很少能自由跨出家门。为了招募妇女借贷者，我们必须发明出一整套技巧。首先，由于“遮蔽”的规矩，我们这些男人根本不敢走进村里一个妇女的家中。“遮蔽”涉及到一系列规矩，按照的训喻戒律来保护妇女的谦卑与纯洁。按照“遮蔽”最起码的解释，也要禁止妇女出家门，或是被除最亲近的男性亲属以外的任何男人看到。 在乔布拉这样的乡村,“遮蔽”被覆盖上了对那些早于伊斯兰的神祇的信仰色彩。通常是村里的毛拉们（pseudomullaabs）或是为村民讲解伊斯兰教义，使得这样的信仰长存下去。虽然不识字的村民们把这些人当作宗教权威敬仰，但其实他们中许多人只有很低的伊斯兰教教育水平，他们讲解教义时并非总是基于。 即使在不那么严格遵守“遮蔽”规矩的地方，习俗、家庭、传统，加上礼仪，使得孟加拉乡村男女之间的关系极为刻板。所以当我去见村里的妇女时，从来不会要求一把椅子，也不会要求人对我打躬作揖之类，那本来是对有权威的人应有的礼貌。相反，我会尽可能随和地拉家常，说些有趣的事，或是对一个母亲夸赞她的孩子，来打破僵局。我还告诫我的学生和同事们，不要穿昂贵的衣服或花哨的纱丽。 我不会进到一个女人的家里，而是站在几家中间的空地上，这样，所有的人都能看见我，监视我的举动。然后我就等在那儿，这时，我的一个女学生走进那户人家，为我做介绍。然后这个中介再把那些女人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带给我。我一一回答她们的问题，那个学生再回到那家去传达。有时，她会来来回回的一个多小时，而我仍不能说服这些隐身的妇女从格莱珉贷款。 但我第二天还会来。那个学生又得在农妇和我之间往复回合，重复传达我说的所有东西和那些乡村妇女的所有问题。这样，我们浪费了许多时间。经常是，我们的中介没能捕捉到我的所有想法或妇女们的问题，于是会变得很混乱。有时，那些丈夫对我很恼怒。我猜想，由于我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大学系主任，这多少使他们放下心来，但他们总是要求我们给他们贷款，而不是给他们的妻子。 一天，我正坐在村子房屋之间的一块空地上，乌云压顶，下起了雨。正当季风雨季，很快变成一场倾盆大雨。那家的妇女送出一把伞让我遮雨，我倒没怎么淋湿，但那个可怜的中间人每次在我和那家人之间来回传话时都得淋雨。雨更大了，于是那家中一个年纪较长的妇女说:“让教授在二门避雨吧，那儿没人。免得这姑娘来回挨淋了。” 那房子是典型的孟加拉乡下棚屋——一间窄小的屋子，泥地，没有电，没有椅子，没有桌子。黑暗中，我独自坐在床上等着，熬煮 atap稻的香味从隔壁飘了进来。一面竹墙和一些架子将这家与邻人分隔开来，每次我的中间人在隔壁与妇女们讲话时，我都能大概地听见她们说的话，但她们的声音都压得低低的。每次那个中间人回来传达她们的话时，隔壁那些妇女就紧挨着竹隔扇听我怎么回答。这种交流方式很不理想，但肯定比站在外面的雨地里要强多了。 以这种方式——听到彼此的声音，但是间接地通过一个中间人——交谈了二十分钟之后，墙另一边的妇女开始绕过我的助手，用吉大港方言直接向我喊出一些问题或评论了。我的眼睛逐渐习惯了黑暗，可以分辨出透过隔扇的裂缝盯视着我的那些人的轮廓。她们的问题中有许多和男人问我们的一样:“我们为什么必须组成小组呢?”“为什么不能现在就给我个人发放贷款呢?” 大概有25个妇女都挤在竹墙那儿窥视我，突然，隔扇被她们压塌了一部分。这些妇女还来不及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就已经坐在那间屋子里和我直接对话了。她们中有一些把脸藏在面纱后面，另一些咯咯笑着，很腼腆，不敢直视我，但我们终于不再需要中间人往返传达了。那是我第一次和一群乔布拉村的妇女在屋子里谈话。 “您的话把我们吓坏了，先生。”一个将脸藏在纱丽里的妇女说。 “只有我丈夫才会处理钱这东西。”另一个妇女说，她背对着我，以使我看不到她。 “把这笔贷款给我丈夫吧，他管钱。我从没碰过钱，也不想碰。”第三个妇女说。 “我不知道拿钱做什么。”一个坐的离我最近的女人说，但她将目光避开了。 “不，不，别给我，我们拿钱没用。”一个年纪较大的女人说,“为了嫁妆费的事我们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们可不想和丈夫再打一架了。教授，我们就是不想再惹麻烦。” 从她们脸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贫困与虐待造成的毁损。她们的丈夫对任何别的人都毫无能力，于是就毒打她们来发泄自己的挫折感。从许多方面讲，妇女得到的是牲畜的待遇。我知道，婚姻暴力是很可怕的，我理解为什么这些妇女都不想被卷入对现金的控制——那一直是为男人保留的传统领域。 我还是竭力鼓励她们不要害怕:“为什么不借呢?它会帮助你们开始赚钱的。” “不，不，我们不能接受你的钱。” “为什么不能呢?如果你们用它投资，你们可以赚到钱，养活你们的孩子，并送他们上学呀。” “不行，我母亲临终时对我说，绝不要向任何人借钱。所以我不能借。” “是的，你母亲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给你的告诫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她今天还活着的话，她会劝你加入格莱珉的。她活着的时候还没有格莱珉规划，她对这一试验一无所知。那时候，她只能从高利贷者那儿借钱，她劝你不要去和高利贷者打交道是对的，因为他每月收取10％或更高的利息。但是如果你母亲知道我们的话，肯定会建议你加入来为你自己创造一种像样的生活。” 她们的话我都听到过太多遍，我全都有现成的答案了，但是很难说服这些吓坏了的人。她们一生中从没和任何机构打过交道，我主动提供给她们的每一样东西都陌生而吓人。那天的进展很慢。非常慢。随后的很多天也都是这样慢。在整个季风雨季和Ashar月，人们都吃 kalmi、puishak或 kachu shak之类多汁多叶的绿色蔬菜。 kachu shak像是一种长长的芦笋，煮熟后有一种鲜美的味道与口感。我最喜欢闻的是村里人将 kachu shak与干月桂叶、土茴香籽和姜黄放在一起熬煮时散发出来的香味。 刚刚开始去说服妇女从格莱珉贷款时，我们就意识到了：让女性银行工作者做这个工作要容易得多。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总是如何才能消除她们的恐惧，而我的女工作者们用柔和的嗓音小心行事，做起来要更容易一些。但收效还是很慢。每一天结束时，我都询问我的学生们工作进展情况。女工作者们通常会在烟盒背面草草记下可能贷款的人的名字。结果，我雇用了三个年轻妇女在我们的试验项目里工作——两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努加罕·贝格姆（Nurja Quanine），和家在乔布拉村佛教徒居住区、只受过九年级教育的普里蒂·拉尼·巴鲁亚（Priti Rani Barua）。与男同事们相比，这些女性更容易与村里的女人建立起融洽的关系，但是她们也面临许多障碍。的确，我们向虐待与隔离妇女所开展的斗争，不仅是代表我们的贷款者，也代表着我们自己的女雇员。 一个银行工作者的工作性质，要求他或她在乡村地区独自行走，有时单程跋涉长达五英里。许多可能成为银行工作者的女性的家长们认为这件事很降低身份——甚至是伤风败俗。虽然他们可能会允许女儿坐在办公桌后面上班，但他们不能接受她们整日为格莱珉在村子里工作。这些女银行工作者又如何在各地之间跑来跑去呢?在孟加拉，男人可以骑自行车，但人们通常认为女人不应该骑自行车。我们买了练习用的自行车，还办了训练班，以使我们的女工作者们有信心骑车。但是在有些地方，她们骑自行车会招致当地人的攻击。虽然村民们能允许女人乘坐牛车、微型出租车、人力车，甚至是摩托车，但那些信教的保守分子无法接受一个女子骑自行车。甚至在今天，二十五年之后，当我们的贷款者有94％都是妇女时，我们的女雇员们去村子里工作时依然要经常面对敌意和歧视。当一个女性银行工作者初次到一个村子去时，遭到围观是常有的事。她经常会受到村民的批评。他们只习惯在家里见到女人，而不习惯在任何其他地方看见女人。 我们总是努力招募那些刚刚完成学业正在等待完婚，或是已婚但丈夫失业了的女子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般说来，一个未婚女子如果能够尽快找到工作，就会减轻家里催她结婚的压力。此外，工作会大大增加她结婚的机会。她不再被人看作是一个负担了。 经验证明，要留住女性银行工作者是很难的。典型的情况是，格莱珉银行的一个女工作者一旦结了婚，公婆就会对她施加压力，要她辞职。他们不想要一个“有身份的”年轻女子独自在乡间奔波。他们还担心，万一遇到麻烦她可能无力自卫。当这个女工作者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家里要她辞职的压力就更大了。接着又生了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之后，这个女人自己也会想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而且，徒步行走几英里那种事，对她来说也不像年轻时那么容易了。1994年，当我们宣布我的一个包括提前退休的选择权的养老金规划时，许多女雇员都选择了离开格莱珉。这虽然不是太过意外，但仍然使我们很伤感。在一些国际会议上，我们经常由于雇用的妇女不够多而受到批评。我相信，那些批评者当中大多数都不理解孟加拉的社会现实，但我承认，他们的批评激励我们加倍努力，想方设法留住女雇员。事实上，1997年有一位妇女被提升为区域经理，那是格莱珉银行前线业务的最高职位，我们为此大事庆祝。但自从1994年起由于退休规划我们失去了许多优秀的女雇员，一直令人伤心不已。 努加罕的故事说明了我们年轻的女工作者所承受的众多压力。我们开始进行格莱珉试验规划时，努加罕还在吉大港大学读研究生。她当时23岁，正在攻读孟加拉文学的硕士学位。她出身于一个保守的中产阶级家庭，11岁时丧父。她母亲想要她嫁人生孩子，但是完成学业之后，努加罕反叛了。她是村子里第一个得到硕士学位的女性，一个非政府组织（NGO）主动提供给她一个工作，她感到很骄傲。她乞求母亲允许她工作，但母亲拒绝了，争辩说，在孟加拉，好出身的女孩子根本不该工作。努加罕的哥哥倒是愿意让她为NGO工作，但不知道村里的其他人会怎么说。于是努加罕只得一再推迟开始工作的日期，那个NGO为她延期了三次，终于无法再等，于是她失去了这个工作机会。 当格莱珉提出给努加罕一个职位时，她的母亲和哥哥的态度终于缓和下来。努加罕没有告诉他们，她不会有办公室，也没有办公桌，她将整天在最穷的村子、最穷的地区间奔走，与乞丐和一无所有的妇女们交谈。她知道，如果让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会惊恐万分，强迫她辞职。1997年10月她开始和我们一起工作。只要她的亲人们不知道格莱珉是什么样子，他们就会勉强地允许她工作了。 努加罕工作的第一天，我要她去乔布拉村对一位毫无任何谋生手段的贫苦妇女做一个案例研究，那位妇女名叫阿玛加·阿米娜（Ammajan Amina）。我这样做是出于如下几个原因。首先，我相信，激发一个新员工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她亲眼看到穷人生活的实际情况。我想让努加罕的内心被贫困现实所触动。其次，我想看看努加罕会如何适应。和穷人一起工作并且要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努加罕获得的硕士学位并不能保证她拥有内在动力、信心和力量向这些穷人展示如何去克服他们的障碍。她会愿意花时间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待在一起，去了解他们如何生活、工作，如何生存下去的吗?她必须学会把她的客户看作是完全意义上的人，需要帮助与变化的人。她必须和穷人建立一种便捷无畏的沟通，完全地了解她的贷款者们的生活与困难。于是，在努加罕开始工作的第一天，我把她拉到一边说:“试着去和阿玛加·阿米娜单独谈话。试着去感动她，理解她。今天不要带笔和纸，以使她安心。” 努加罕和我的同事阿萨杜贾曼（Assaduzzaman，简称Assad，阿萨德）一起去了乔布拉村。阿玛加·阿米娜冲阿萨德点点头，问努加罕说:“他是你丈夫吗?” “不是，”努加罕回答说,“他只是一个同事。” “你怎么和一个不是你丈夫的男人一起来见我们呢?”阿玛加·阿米娜问道。这有违“遮蔽”的规矩，使她对努加罕产生了怀疑。 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努加罕赢得了阿米娜的信任。阿米娜将自己过去的遭遇告诉了努加罕。阿米娜生育了六个孩子，有四个饿死或病死，只有两个女儿活了下来。比她年长许多的丈夫也重病缠身，几年里，他的医药费把家里的绝大多数财物都耗光了。他死后，阿米娜只剩下了一个空房子。她四十多岁，根据孟加拉的标准已经是老人了。与世界普遍情况相反的是，孟加拉妇女的平均寿命要比男人短。她是文盲，以前从没挣过任何钱。她曾挨门兜售自制的糕饼点心，没怎么成功。她的姻亲要把她和孩子们从她生活了二十年的房子赶出去，但她拒绝离开。 有一天，阿米娜回来，发现她丈夫的兄弟已经把她的锡屋顶卖掉了，买主正忙着把它搬走。雨季已经开始了，阿米娜又冷又饿，穷得没有任何东西能做点心去卖。由于没有屋顶的保护，暴风雨摧毁了房子的泥墙。她竭尽所能喂养孩子们，她是个有自尊心的女人，所以她只在附近的村子里乞讨。有一天她到家时发现房子塌了，她尖声哭喊起来:“我的女儿呢?我的孩子在哪儿呀?” 她在坍塌的房子废墟下找到了已经死去的大女儿。 努加罕在1976年首次见到阿玛加·阿米娜时，她正抱着她唯一幸存的孩子。她伤心极了，非常绝望。没有任何放贷者借给她钱，更不要说一家商业银行了。但是用格莱珉的贷款，她买了竹子，编制篮子。一直到死，阿米娜都是格莱珉的贷款者，现在她女儿是格莱珉的成员。 通过努加罕和阿玛加打交道的经历和许多类似的希望渺茫的案例，我清楚地看到，努加罕和穷人打交道确实有一种特殊的才能。我非常高兴能有她作为我团队的一员。有一天，因为家里的一些事，努加罕小姑子的哥哥来找努加罕。看到我们的办公室不过是一间锡顶的棚屋，没有电话、卫生间和自来水，他大吃一惊。那根本就不是他想象中一个商业银行的样子。办公室的经理阿萨德告诉努加罕的姻亲，她到实地工作去了。那个男人找到了努加罕，发现她坐在一棵树下的草地上，正在和村里的一些妇女谈话。他极为震惊。努加罕窘迫之下撒了谎，告诉他说，那天是特殊情况，并求他不要把看到的情况告诉她母亲。但他还是说了。 一开始，努加罕的母亲大发雷霆。如同大多数最保守的孟加拉穆斯林一样，她认为女儿就应该遵守“遮蔽”习俗藏在家里。她无法想象努加罕在露天野外工作，更无法想象，对于一个可敬的女人而言这种工作能算是体面的。最终，努加罕把实情告诉了母亲，并诉说了她帮助穷人的深切愿望。母亲终于缓和下来。今天，她是一个大力支持格莱珉的人。 有一天，我要努加罕在文化节上做一个有关格莱珉的演讲，她要和两个刚来不久的女员工一起去库米拉城（Comilla）。由于从吉大港到库米拉的旅程没什么危险，我没有安排男同事陪她们一起去。这并不是因为我漠不关心，我觉得我的工作人员应该独立。而且我知道，格莱珉需要打破那个女人不能单独短途旅行的神话。 男同事会安排旅程并处理路上的所有琐事，尽管努加罕没有表现出来，但是由于我没有安排一个男人同行，她非常生气。她甚至给一个男同事打电话请他陪她一起去，但是他没有空。她以前从没独自旅行过，她祈祷真主赐给她力量和勇气，然后出发了。她在库米拉城的演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现在，努加罕可以毫无困难地到任何她想去的地方旅行。她是格莱珉银行的三位总经理之一，并且是我们培训部的负责人，在那儿，她帮助数以百计的我们未来的年轻银行工作者们成为自立的人。 第六章 从乔布拉扩展到坦盖尔（1） 1977年秋天，在我们的乡村银行试验一周年纪念之际，我在吉大港与亲人们一起度过神圣的Eidul Fitr节，庆祝历时一个月之久的拉马丹（Ramadan）斋期的结束。虽然Eidul Fitr节是个三天的假期，但是像大多数孟加拉家庭一样，我们用一周时间来庆祝它。我的父母都极为虔诚，他们在子女身上灌输了一种对传统深深的尊重。在整个拉马丹期间，父亲都在按的要求捐献 Jakat（一种宗教的税金）。根据伊斯兰教法规定，首先给有需要的亲属，然后给穷苦的邻居，最后给一般的穷人。 Eidul Fitr节也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回顾转瞬已逝的一年的机会。1977年，我们都聚在尼里比里（Niribili），尼里比里的意思是和平与安宁，这房子是父亲1959年在当时吉大港的帕奇莱士（Pachlaish）新住宅区建的。房子树立在一道花园护墙的后面，郁郁葱葱的绿树环绕四周，有芒果树、槟榔树、香蕉树、柚树、番石榴树、椰子树和石榴树。尼里比里很大，那许多大露台和宽敞的空间使我总是觉得它就像一艘跨洋的汽轮。尽管它的建筑有许多特异之处——房间太大了，门庭太奢侈了，不实际，但我还是很喜爱这个地方。它有八个分开的单元由我的兄弟们分别居住，父亲住在一层，被他心爱的酿制桶包围着，他喜欢那样。这座房子是家庭力量与团结的源泉。 在Eid这一天，全家依据惯例履行仪式。我们很早就起床洗漱，然后动身去祖辈生活的巴图亚村，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在二次大战期间，全家人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早晨七点钟，家里的男人前往Eidgara税（给穷人的1.25公斤麦子）以后，我们开始去拜访各家亲戚。在一个月的斋戒之后，甜肉和美味的面条吃起来更香了。 姐姐莫姆塔兹做的甜食最棒。那年她做了一些我最喜欢吃的 rashomalai（一种混着小白颗粒popy种子和芒果肉的浓牛奶）。我津津有味地享受着她做的酸奶和 chira（一种加入甜芒果和香蕉的美味麦片）。 莫姆塔兹比我大20岁，长着鹅蛋脸，一双热情的黑眼睛。虽然她17岁就结婚离开了家，但就像一个替补母亲，她总是把照看弟妹们当作自己分内的事。1977年这个Ediul Fitr，孩子们都在我们身边，互相召唤着，笑着，吃着，玩着。但莫姆塔兹默默地握住我的手。她是多么好呀!她对我，对我们大家，是那么的关爱!看着她的眼睛，我回忆起1950年的那一天，我坐公共汽车和人力车飞奔到她家，告诉她弟弟阿尤布出生了。我气喘吁吁，万分激动。她大笑着拥抱我，召唤她的邻居们通报这个好消息。我们吃啊，庆祝啊，直到深夜。第二天莫姆塔兹打好了包，搬到家里来帮助母亲照料小阿尤布。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环顾左右，我的姐姐莫姆塔兹和图努，我的兄弟萨拉姆，易卜拉辛，贾汉吉尔，阿尤布，阿扎姆和莫因努，我为我们的健康和幸福而感谢真主。我们真是幸运。 1977年10月，在一次去首都达卡的旅途中，我的一次偶遇大大改变了我们将贷款给乔布拉穷村民的努力方向。出于一些与格莱珉无关的个人原因，我造访了孟加拉农业银行，那是我们最大的国有银行之一。在那儿我偶然遇到一个熟人，就是那个银行的董事总经理。A.M.阿尼苏扎曼（A.M.Anisuzzaman）先生是个极为健谈开朗的人，一看见我，他立即发表了一长篇激烈的演说。他独自说了很长时间，攻击我和其他学究们躲在象牙塔里，没有为孟加拉做出应有的贡献。那真是一场猛烈的攻击： “你们这些学究令我们失望。你们没有尽到你们的社会责任。这个国家的银行体系糟透了，全是腐化、贪污和肮脏。每年，成百上千万的塔卡悄无声息地被人从农业银行偷走，没有一个人为任何事向任何人负责。你们这些有着白如百合的双手的学究们，有你们舒适的工作和出国旅行，你们肯定不负责。你们都全无用处。完全没有用!在这个社会所看到的东西让我厌恶之极。没有人想到穷人。我告诉你，这个国家让人感到耻辱，它就活该有这么多问题。” 阿尼苏扎曼不停地说啊说，等他终于慢下来以后，我说:“好吧，先生，听到你说的这些我很高兴，因为我恰巧有个可能使你感兴趣的建议。” 接下来我大致说明了我的乔布拉试验，并解释说，我的学生们是不拿薪水志愿工作的,“他们捐献了他们的时间，而我用我的实习预算来付那些费用。那些贷款正得到偿还，贷款者的状况正在一天天好转。但是我确实为我的学生们担忧。整个试验只是由一根细线维系起来的，我需要机构的支持。” 阿尼苏扎曼仔细地听我讲。我看到他被我的想法吸引，他激动起来了。 “你们和贾纳塔银行有什么麻烦?”他问道。 “他们坚持要我为每一笔贷款担保。我要去美国三个月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一些会议，而他们坚持要把贷款文件寄给我，要我签字。你可以想象，那有多么不实际!” 他摇摇头:“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忙。” 我很高兴。我本来可能多少年都根本碰不上这么一位热切地想帮忙的人的。我解释说:“贾纳塔银行不能对我们的项目提出拒绝，因为没有拖欠还款的。但是他们总要花两到六个月才肯批一笔新贷款，每一笔都要经过达卡的总行审批，而且每次碰到一个问题，他们还要再多花几个月时间才能从指挥链的上端再绕回来。这样运作十分困难。” 阿尼苏扎曼不耐烦地挥挥手,“你们不能这样下去。这很荒谬。现在告诉我，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从农业银行?” “对。” “嗯——”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我想，我希望农业银行在乔布拉建立一个分行，由我支配。我会订立它的规章与操作程序，招募我自己的工作人员。你们要允许我发放总额达一百万塔卡的贷款。给我一百万塔卡的限制，给我一年时间，然后盖上盖子放手让我去工作。一年以后再打开盖子，看我是不是还活着。如果你们喜欢我做的事，就延长那个项目。如果不喜欢，就关掉那个分行，不提这件事，把我当作一个试验。如果根本没人偿还我们的贷款，那么最多你们也就是亏损了一百万塔卡。” “好的。”阿尼苏扎曼说。他拿起电话，对他的秘书说:“给我接吉大港地区经理。”他捂住听筒问道:“你什么时候回吉大港?” “明天。” “坐下午的飞机?” “对。” 电话中传来另一个声音，阿尼苏扎曼说:“我的朋友尤努斯教授明天要从达卡飞回去，他将在下午五点钟到达校园。我想要你在他的居所等他，我还想要你听从他的指令。无论他怎么说，无论他想要什么，我都命令你那样做。你明白了吗?” “明白，先生。” “你有什么问题吗?”阿尼苏扎曼对着电话说。 “没有，先生。” “好极了。那么，我不想听到说有任何事情出了问题。我不想听到尤努斯教授向我抱怨说，他的命令没有被遵从。你明白吗?” 我从阿尼苏扎曼的办公室走出来时仍然觉得有些头晕目眩。我看到一个姑娘正在外面的大街上扫地。她极瘦，光着脚，带着一个鼻环。像达卡大街成千上万的清洁工一样，这个女人一天干到晚，一周干七天，才能刚刚勉强维生。然而她还算是一个“幸运者”，因为她有一份工作。为了这个女人，为了所有那些甚至不敢奢望一份清洁工工作的女人们，我要发展我的贷款项目。此刻，我知道我在做正确的事。 第二天下午，农业银行吉大港地区的经理在我的起居室里等着我。他十分紧张的样子。我告诉他头一天发生了什么事，阿尼苏扎曼多么热情地赞同我的学生们和我正在乔布拉村做的事。那个经理解释说，我需要写一个项目建议书。他会带几个同事再到我家来，起草一份正式的书面出资申请。 第二天是星期一，五个人来到我家。他们问了我许许多多的问题，一些我从没想到过的事：我需要多少贷款者?多少雇员?我提供什么样的薪金水平?我需要多少保险柜?我尽可能地回答了那些问题。几周以后，我收到了寄来的一个大信封。那是一份建议书，基于我告诉他们我想做的事所做出的一部复杂的洋洋巨著，充满了官僚的行话，甚至连读一页都极为困难。它什么也没说。我拿过一支笔，用我自己的话草草记下了我初始的想法。我的提议简明扼要。我第一要改的就是这个分行的名字。我写道： Krishi银行以“农业”这个专有名词作为它的名称，而我并不希望这个分行与农业有关联。在孟加拉，农夫并不是最穷的人。相反，与没有土地、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相比，那些拥有土地的人的日子是比较好过的。我想要这个分行覆盖乡村的各行各业，诸如贸易、小手工业、零售业，甚至是走街串户的叫卖。我想要它成为一个乡村银行，而不是只关心收成与农作的银行。所以我选择“格莱珉”格莱珉（Grameen）出自“村庄（gram）”一词的形容词形式，意为“乡村的”，或是“有关村庄的”。这个词。 几个月过去了，阿尼苏扎曼终于有了消息，他要我去达卡会面。我在他的办公室坐下以后，他点了一支烟，仔细地打量着我。 “我的董事们说，我无权去做我正在努力的这件事，”他说,“因为你是一个外人，不是银行的一个雇员，我不能把我在银行业的权力授权给你。”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出了他的问题:“尤努斯，你真的想开一个我们银行的支行吗?” “不，一点儿也不。我只想借钱给穷人。”我回答说。 “你还想当教授吗?” “嗯，教书是我唯一会做的一件事。我热爱教书。” “我不是在对你施加压力。我只是在把我的思考讲出来。”阿尼苏扎曼把头向后靠回去，向天花板吐了一口烟。“你可以放弃你在大学的工作而成为我们银行的一个雇员。那样，我让你做我的副手就容易了，我就可以授权给你而不怕董事会的不满了。” “谢谢你，但我对成为一个银行家没有真正的兴趣。”我回答说,“我还是愿意当个教授。我有一个系要管理，有学生和教授们要照看，还要适应大学里的一些政治环境。我只是用我的左手做这项减轻贫困的工作，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愿意提名我的一个学生来做那个分行的经理。” 阿尼苏扎曼凝视着办公室的窗外，任他的香烟缭绕散发。我可以看出，他头脑中正在转着各种各样的主意。“如果我不让你在法律上负责那个分行如何?从官方上讲，那个分行由该地区经理监管，但是从非官方上讲，他会做你吩咐他做的一切。他会从你这儿接受命令。如果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他会到总部来，而我会批准的。你要提交一份那些目前正在乔布拉村为你工作的学生的名单。他们中的一个人可以成为那个分行的经理，其他人可以成为银行的雇员。” 想到我的同事们——阿萨德、努加罕和詹娜——平生第一次，终于要有实实在在的有薪水的工作了，我不禁莞尔。“我会称它为格莱珉分行。”我说。 阿尼苏扎曼点点头。“农行的格莱珉试验分行。听起来如何?” “非常好。” 我们两个人都笑了。他站起身来，我们走到窗口旁。窗外，城市的喧嚣正在奔腾涌流，我看到一些带着婴儿的赤脚乞丐，睡在街边的女人，还有四肢残疾、身体消瘦的孩子们。 “城市的穷人是另一个问题。”阿尼苏扎曼长叹一声说。 “如果我们能在乡村减轻贫困，涌到达卡阻塞街道的穷人就会减少了。”我说。 他慢慢地点了点头:“祝你好运，教授。” 我立即投入到工作之中。我虽然仍是大学的一名全职教授，但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管理我们的农行乔布拉分行上面，工作人员仍是我原来的那些学生。工作进度比与贾纳塔银行合作时快了一些，而且我不再需要亲自为每一笔贷款担保了。但是，我们的贷款者仍不足五百人。虽然有许多成功的个例，但是看起来，我们并未在村庄积年已久的贫穷之中造成很大的突破性进展。 1978年初，我应邀主持由中央银行组织的一个名为“资助乡村穷人”的研讨会。那个研讨会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主办，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些专家出席了会议。这些美国专家辩说，借贷给农民的关键是要把利率定高。他们认为，有较高利息的压力，农民就会更加持续地还款。 这在我看来是讲不通的。我辩驳说:“孟加拉的农民在绝望的时候，无论向他们收取多高的利息，他们都会借钱的。他们甚至会去向一个威胁要拿走他们所有一切的高利贷者借钱。”会议室中的那些人不安地看着我。“我会付给农民一种负利率。”我解释说,“我会借给他们100塔卡（大约5美元），如果一个农民还给我90塔卡，我就免去他那10塔卡的债。你们看，借贷给农民的真正问题是把本收回来，而不是利息。” 我当时是在故意挑衅。这些政策专家们想使贷款成为十分困难的事，于是就只有那些有经验的农民和手艺人才敢借钱。而我则想把这件事搞得容易一些，这样，人们就会更愿意偿还他们的贷款了。 一位年长的银行家对我的讲述甚不耐烦。“尤努斯教授，”他开了口,“您的乔布拉试验算不了什么，与我们所经管的国有大银行相比，不过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并不是平白无故就花白了头发的。请让我们看到在整个地区、而不只是一个村子取得的成功吧。” 他的挑战并没有使我吃惊。大多数银行家都没有拿我当回事，他们曲解我扩展项目的动机，并坚持认为，那在全国水平上是行不通的。 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希特·库马尔·甘戈帕德海亚（Asit Kumar Gangopadhaya）先生自始至终地倾听着。会议结束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是否认真地想扩展我的试验。我告诉他是的。一个月以后，他邀请我出席一个由那些国有银行的所有董事经理出席的会议，讨论我的提议。 经理们对我的态度宽容而居高临下。当甘戈帕德海亚要求他们支持时，他们说:“当然，根本没有问题。”但那显然是为了取悦他的随口应承。实际上他们非常保守。他们认为，那些贷款者偿还贷款都是因为我是个可敬的大学教授，小额贷款项目所以能在吉大港奏效是因为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城市。我试图解释说，穷人并不上我的大学，他们的亲人中也没有人会读会写，而且我在学术方面的声望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但是围桌而坐的董事们听不进去。如果我真要展示这个试验项目是可以被任何其他银行复制的，我就得辞去教授职位做一个银行家，在另一个地区建立起一个格莱珉分行。 最终，我还是那样做了。吉大港大学批准我离职两年。1979年6月6日，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情形，我就正式加入了坦盖尔地区（tangail）的格莱珉分行试验项目。 选中坦盖尔是因为它离达卡很近，便于达卡的官员判断试验项目是否对村民们产生了任何真正的影响。他们同意，每一家国有银行提供三家分行允许我们使用——其中一家小银行只提供了一家分行——这样，我们在坦盖尔一共有了19个分行，在吉大港有6个，还有我们已经在乔布拉村建立的农行试验分行。突然之间，格莱珉壮大到了25个分行。 坦盖尔正处于宛如战时的动荡之中，一个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运动中名为“人民军队”的地下组织的武装团伙在乡间肆虐。这些游击队随意开枪，毫无顾忌地杀人，在每个村子我们都碰到倒毙在路中间、吊死在树上或被枪杀倒在墙边的尸体。乡间到处散布着解放战争遗留下来的武器弹药。当地的社区负责人大多为了保命逃跑了，躲在邻居家里或住到坦盖尔城的旅馆里。整个地区既没有法律也没有秩序。 我们，一个羽翼未丰的银行试验规划，面对流血和杀戮，能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为新招募的那些要独自在偏远的村庄工作生活的分行经理与银行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深感担忧。更糟的是，我们雇用的工作人员中有许多是有极端倾向的年轻学生，他们很容易受到武装的左倾游击队的影响。（我们过后发现，事实上，一些工作人员在开始为我们工作之前，一直都是“人民军队”的活跃分子。） 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稍微动一下都会使人筋疲力尽。白天，路上空无一人，人们站在树下，祈祷来一场突然的夏日暴风雨。我们经过的村子十分凄凉，人们极度贫苦消瘦，于是我知道，我来对了地方。这是人们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在那些允许我们使用的银行分行，职员们因为工作负担被加重而对我们愤愤然。他们无数次地拒绝提供服务或是和我们找别扭。有一次，情况恶化到那种地步：我们自己的一个员工用枪瞄准了一个当地的商业银行经理，威胁说，如果再不拨给格莱珉的贷款者更多贷款就当时杀死他。我们不得不解雇了那个工作人员。受到威胁的经理要求调回达卡，那件事使得我们和那家银行的关系更加恶化了。 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尽可能地自己多做工作，而没有依靠那些靠不住的国有银行的工作人员。结果发现，那些前“人民军队”分子都是出色的工作人员。这些地下斗士们都很年轻（通常是18到20岁），工作努力，有奉献精神。他们曾经想用枪和革命解放这个国家，现在，他们又在同样的村庄里奔走着，向一无所有的人们推广小额贷款。他们需要一个事业来为之奋斗，我们将他们的精力引导到更有建设性的事业上，而非恐怖主义。只要他们放下枪，我们就很高兴地雇用他们作为银行工作人员。 一开始，只有乔布拉村的几个骨干人员和我同来：我的年轻同事阿萨德、迪帕尔和谢赫·阿布杜德·戴杨（Sar）晚餐：用糖和碾碎的椰子腌甜的碎米（ cils）。 我的办公室里没有卫生间。白天我需要方便的时候，不得不去打扰我的邻居。在最初那些困难的日子里，当地人的慷慨使我保持高昂的情绪。夜晚，经常会有一个住在邻近破茅草屋里的老人给我端来 pantab，那是将剩米饭泡在水里发酵，浇上炸辣椒、生洋葱，再加上剩菜。但是格莱珉有规矩，不得接受任何贷款者或村民的食物或礼物。我只得很不情愿地谢绝了他送来的食物。 我的每一个小小的决定都必须在达卡中央银行的每月例会上进行复审。例会由参与这一试验的各银行所有董事经理参加，这是一个迟缓拖沓的过程。例如，我们在第37号决议上浪费了两个小时，就是否该给银行工作人员配备手电筒以便其在乡间走夜路而争论不休。一个董事经理认为，孟加拉的乡村生活不应该被手电筒的输入而“毁坏”，他想要我们的银行工作者使用老式的灯笼和煤油灯。与那些不断指责格莱珉改变了孟加拉乡村的社会根源的社会人类学家一样，这位银行家不愿允许引入任何听上去非传统的东西。富足总是带来变化，这又能算得了什么障碍呢?我为能带来变化而不遗余力。如果那个董事经理生活在坦盖尔和吉大港最穷的村子里的话，他也会全力那样做的。 1980年3月，我在达卡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再婚仪式。我和薇拉的婚姻几年以前就结束了。1977年3月在生下我们的女儿莫尼卡不久，薇拉决意离开孟加拉，她说，这不是一个抚养孩子的好地方。虽然我们仍然彼此相爱，但就是无法在同一个地方定居达成一致。薇拉拒绝留下来，而我无法放弃孟加拉。我们非常悲伤地协定在那年12月离婚了。与来自和我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薇拉相对照，阿芙罗兹·贝格姆（Afrozi Begum）是曼彻斯特大学高端物理学方面的一位孟加拉研究员。她和我一样，在东西方世界都能应付裕如。结婚后的几个月里，阿芙罗兹仍在英国完成她的研究，我在坦盖尔工作，但很快她就到坦盖尔来和我团聚，同住在办公楼的三层。从那时起，我们总是住在离办公室很近的地方，甚至今天，我们还是生活在办公大楼的楼群中。唯一不同的是，现在我们有了女儿迪娜·阿芙罗兹·尤努斯（Deena Afroz Yunus），她生于1986年1月24日。 到1982年11月，格莱珉银行的成员增长至28000人，其中将近一半是妇女。我们是如何从1979年的500名乔布拉成员而达成这一飞跃的呢?我们的坦盖尔扩展的成功没有任何奥秘，但是最重要的，肯定是我们的银行工作者和经理们的努力与献身精神。很早我们就认识到挑选富有活力的年轻人来管理分行的重要性。使人吃惊的是，先前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人最合适做这件事。以前的工作经历会使刚参加工作的人分心，难以专注于格莱珉的理想与独特的操作程式。 许多年轻经理都将格莱珉看作是一个重大的机会，他们喜爱试验与冒险带给人的快感。经理负有建立起当地格莱珉分行的责任，他要为未来办公室选址，并画出那个地区的地图。他要就那个村子的历史、文化、经济与贫困状况等写出报告。为了使格莱珉广为认知，那位经理会将相邻几个村的包括村长在内的人都请来，参加一个“发布会”。会上，一个格莱珉的高级官员详细解释本银行的运作程序，请村民们自由选择是否接受格莱珉及其所有规章，或是拒绝它。如果被拒绝，本银行就保证离开这个地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要求我们离开，但我们想从一开始就做得很清楚，即：由他们选择是否接受我们。 在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工作是高度专业的，从规划到设计再到实地一对一的接触，件件工作都是如此。访问格莱珉的客人经常问我:“是什么使得格莱珉的员工或经理如此不同于其他年轻人的?他们为什么会乐于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呢?”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在于对银行雇员们的培训规划，而那一规划就是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我的工作人员在坦盖尔时那些每周非正式的工作会议。大多数人在谈论有关扶贫规划的培训时，他们的意思是指要教给穷人新的技能。而在格莱珉，如果我们有任何为贷款者的正式培训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然而我们培训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他们塑造成反贫困斗士的精英团队。 任何有硕士学位，或者至少通过了学士学位所有考试的28岁以下青年，都有资格申请成为我们银行的一名经理。我们在全国性的报纸上登广告，收到了大量的申请。这些申请人中半数都有可能成为格莱珉银行的一流经理。但是由于我们的培训设施有限，对申请人面试之后只能筛选出有限的人选。我们要求入选者到培训机构报到，在那儿接受两天讲解介绍之后，就被分派到各个支行去，在接下来的六个月时间里，在那里继续接受培训。在他们离开以前，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要仔细观察一切。你们今后的任务将是，自己建立起一个格莱珉分行，它要处处优于你实习了六个月的那个分行。” 这样，接受培训者通过观察其他人如何掌管我们的一家分行，来发现并了解格莱珉。我们使每一个新加入的年轻工作者沉浸在格莱珉的文化中，沉浸在穷人的文化中，教给他或她去看重赤贫者那未被开发的潜力。我们的培训课程很简单，但是艰苦严格，大部分是自学自教，没有阅读材料，也没有计算机教程。我们发现，孟加拉的村庄使年轻人对生活得到的了解，比从任何书本都要多得多。在这段时间，我们鼓励他们对所见的一切提出批评，提出任何修改或改进的建议。当重新汇聚在达卡总部的培训部时，他们向同事们讲解自己的改进建议。这些经过一段实地实习的学员们总是会带来清新的空气，还带来敏锐的观察与尖锐的批评。在他们的报告里经常会指出，我们神圣的规章被违反了，或是我们钟表般精准的运作正在崩溃。他们的主要计划包括修改运作方式，对违规者进行严惩等建议。在接下来的公开辩论中，这些批评会渐渐的不复那么锋芒毕露，但在他们的报告中，确会有许多真实的东西。我们鼓励这些焕发精神的辩论，因为革新只能出自宽容、多样化和好奇的氛围之中。 与我们的经理不同，银行工作人员没有硕士学位，他们只受过两年大专教育。如果进入政府机关，他们可能是地位较低的服务生或是办公室的勤杂人员，处于办公机构等级制度的最底层。我们每年都接到成千上万的要求成为银行工作者的求职申请，不幸的是，我们只能接受大约十分之一的申请者。 我们有意招收来自不同经济背景的学员。来面试的应聘者中绝大多数人（男性的85％，女性的97％）以前从没来过达卡。他们的父母常常得要卖掉庄稼、树木、奶牛、羊，或是首饰，来筹集他们应聘之行所需的费用。至少有一半申请人得靠父母借钱筹集旅费，其中许多是从放贷者那里借钱。我们的申请人中多半都是在面试当天到达达卡，因为他们在当地没有亲朋可以借宿，也没钱住旅馆或招待所。 几乎我们所有的申请人都是具有强烈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善良的人。大多一天祷告五次，那是一个穆斯林需要做到的。银行的工作艰苦，但入选者都很看重这个工作给予他们的安全感、尊重、自信与机会。他们在格莱珉工作的前景非常美好，虽然我们付的工资只相当于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初级工资，但我们发现，那些工资高得多的私有银行很少能够将我们的工作人员挖走。是什么使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此忠诚?是工作本身吗?是培训吗?是他们之间结成的友谊吗?是他们个人迎接挑战的感觉，以及他们从帮助自己的国家而实现的自我价值吗?我想，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会有他或她自己的原因。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鼓励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解政治与社会状况，而且我们信任他们能够对客观现实做出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最重要的是，我们想在员工中间建立一种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们坚定地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我们的工作是从中挑选最好的方法。 与其他商业银行不同，我们的工作人员更把自己看作是教师。他们帮助贷款者充分开发其潜力，发现自身的力量，以从未有过的程度扩展他们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确是教师。我也把自己看作一名教师。格莱珉的许多高级官员都曾是我在吉大港大学的学生，他们更把我看作是一个老师，而非老板，这使我很高兴。和老板在一起，一个人必须中规中矩，但和老师在一起，关系就更随便，甚至可以是精神层面的关系。人们可以更自由地讨论自己的问题和弱点，可以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必惧怕引发官方的惩罚。传统的银行官员需要他们的办公室，他们的文件，他们的办公桌，他们的电话，来作为辅助。没有这些道具，他们就会茫然迷失。但是你可以把所有这些东西从一名格莱珉雇员那里拿走，而他或她仍有着一名教师的心态。 这是我们格莱珉银行现有12000名雇员中典型的一位员工，与其典型的一天工作安排： 1姓名：阿赫塔·霍桑（Akhtar hossain） 2年龄：27 3每月薪金（1995年）：2200塔卡（66美元），含住房补贴、医疗补贴和交通补贴 4奖金：一个月工资，在两个Eid节期间付给。 早6点：阿赫塔起床，洗漱，祷告，吃早餐。 早7点：阿赫塔从分行取了他的自行车、文件与背包，骑车前往一个中心。 早7点30分，40名银行贷款人在中心等候阿赫塔。他们按小组分八排坐好，每一个组长拿着五个组员的存折。阿赫塔从每个小组那里收取还款和存款。 上午9点30分，阿赫塔骑车到另一个中心参加他的第二个会议。在一周里他要去十个不同的中心，会见他所负责的400名贷款人，收取一般性贷款、季节性贷款和住房贷款的还款，并收取存款。 上午11点钟，对贷款者进行家访，并提出建议。这是跟踪了解贷款者需要与问题的重要方法。 中午，回到分行办公室，阿赫塔填写所有的报告表格，并将分类账目一一填好，由分行经理签名验收。 下午1点30分到两点，阿赫塔和同事们一起吃午饭。 下午两点，与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帮助分行经理做贷款分发工作，上午收来的款子都要作为新的贷款在下午发放出去。 下午3点，贷款发放完毕以后，阿赫塔与同事们将新的贷款信息登录入账。 下午4点30分，阿赫塔喝茶休息，与同事们聊天。 下午5点到6点30分，阿赫塔去一个在贷款方面有问题的中心去，或是为当地的孩子组织课外教育。 晚7点，阿赫塔回到办公室，将一些案头工作做完，下班。 在坦盖尔扩展期间，我们还开发出一个建立新的分行的程序。每当格莱珉要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办分行时，我们都尽量将工作做得缓慢审慎。没有一个分行会在运营的第一年里就试图超过100个贷款者。只有当一家分行的头一百笔贷款成功地得到完全偿还以后，它才能获准加速运作去发展更多的贷款者。我们不是要强迫别人去做任何他们不想做的事，我们的目的是使穷人释放出潜力而为他们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为什么要匆忙呢?格莱珉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体系，而不是仓促实行一种可能令其借贷者失望的服务。因此，我们将初始规模控制得很小。通常，一位经理与一位副经理来到一个格莱珉已经决定要建立分行的地区，而这位副经理最终将要负责建立起他或她自己的新支行。他们来并没有任何正式的引见介绍。他们没有办公室，没有住的地方，没有什么可以接头的关系。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如实地记述有关这个地区的一切。 为他们的准备工作为什么如此之少呢?我们是想要他们的出现尽可能地不同于一般的政府官员，那些人通常受到热烈欢迎和盛宴款待，并舒适地下榻在富有的村民家里。格莱珉努力用新鲜的思想与谦虚的形式创建一个新的“官员”品牌。因此，我们的经理和工作人员们住宿必须付费，而且不允许住宿奢费。他们可以在被废弃的空房子、学校招待处，或当地的议会办公处住宿。他们被禁止应邀去富人家赴宴，他们的解释是，这样做违反格莱珉的规定。 每一天，新的分行经理与副经理都要步行若干英里会见村民，向他们讲解组成借贷小组的程序，还有我们关于“只接受处于最劣势的人”的政策——指那些住在远离将要设立分行的地点的妇女们。无论下雨还是晴天，他们从不停止访贫。他们不可以通过委任村民做代理，那是政府官员们的一贯做法。最终，是他们的苦干而不是言词，缓和了村民们的态度。 而这个过程仍可能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常见的情况是，村民们根本不相信这些谦恭的访客是银行的官员。往往是当地的教师最先辨认出这些客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但是这些教师都没上过大学，他们简直难以相信任何有硕士学位的人会在如此糟糕的村子里工作，还要每天步行好几英里，与如此穷困的人打交道。新经理们常常受到村子里宗教与政治头脑人物的怀疑。在坦盖尔，我们首次遭遇了保守的宗教人士的大规模反对。那些家伙无数次地宣扬说，妇女从格莱珉接受贷款就是擅入禁止女人进入的邪恶领域，他们试图以此来吓住没有受过教育的村民们。他们警告妇女：如果加入格莱珉就将受到惩罚，死后不得以伊斯兰葬礼安葬——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妇女来说，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还有一些经常在村民之间散播的流言，对格莱珉的工作人员来说极其荒谬可笑，而对于一个贫苦妇女来说就是极其可怕的了。35岁的马哈拉尼·达斯（Ma Kuti Begum）来自福里德布尔（Faridpur），尽管别人警告她格莱珉会把她送到中东卖到奴隶市场，她还是加入了。35岁的莫桑马特·马尼简·比比（Mosammat Manikjan Bibi），来自派帕拉（Paipara），她说:“那些高利贷者和有钱人告诉我，如果加入格莱珉，我就是一个坏穆斯林，那家银行还会把我带到海上再扔到海底。”曼奇拉·卡图恩（Manzira Kun）38岁，来自拉杰沙希（Rajshahi）地区，她听说，如果加入格莱珉就会受到酷刑，胳膊上被刺上许多刺青，并被卖到妓院去。据说，格莱珉会将妇女转变成天主教徒，使妇女不恪守“遮蔽”的规矩从而摧毁伊斯兰，窃取房屋和财产，拐带妇女贷款者，携带还贷的款子逃走。它还从属于一个国际走私集团，或是一个新的东印度公司，该公司会像两个半世纪以前的英国人那样，使孟加拉重新沦为殖民地。 以上只是其中区区几例，一旦谣言开始传播，局势就可能很快紧张起来。例如在坦盖尔的一个村子，一个宗教领头人威胁要对我们的经理动武。经理看到根本无法和那个毛拉理论，便不声不响地关闭了分行，离开了村子。他告诉那些想要加入格莱珉的人，他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他们只得到邻村去参加预备会议了。一些妇女为了组成小组加入格莱珉，每天都得跋涉到邻村去。但另一些人由于看到格莱珉帮助邻村居民生活得到了改善而受到鼓舞，就走去见那个宗教领头人，和他争辩。 “你干吗要威胁那个格莱珉经理?”他们问道,“格莱珉到我们村来，只是来做好事的。” “你们想下地狱吗?”毛拉回答说,“格莱珉是一个天主教组织!它想破坏‘遮蔽’的规矩。它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 “那个格莱珉的经理是个穆斯林，他对比你还了解呢!而且，格莱珉允许我们在家工作，不用出门就可以脱粒、织地席，或是做竹凳。银行都开到我们家里来了，那怎么违反‘遮蔽’规矩了?在这儿，唯一违反‘遮蔽’的人就是你，让我们不得不走上好几英里到邻村去你才高兴了。是你正在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格莱珉。” “去找那个放贷人吧，他是个好穆斯林。”那个不知所措的毛拉回答说。 “他要收取10％的利息!如果你不让我们从格莱珉借钱，那你就借我们钱。” “别缠着我。白天黑夜的，你们的骚扰真让我受够了。” “是你不让格莱珉到这儿来，是你骚扰了我们。”那个妇女回答说,“你得让格莱珉进我们村，不然我们就不走。我们每天都来骚扰你。直到你让那个银行进来。” “哦，那好吧，你们都下地狱去吧。如果你们自己想要万劫不复，就加入格莱珉去吧。我反正已经尽力挽救过你们了，谁也不能说我没有尽力警告过你们。滚吧，借钱去吧，找死去吧!” 那些大喜过望的妇女急忙结帮成伙跑到邻村，告诉那个格莱珉的经理，她们已经和毛拉谈好了，毛拉不再反对，他现在可以回来了。经理感谢她们为他所做的执著努力，但是他说，只有当那个威胁过他的人本人来请求时他才会返回。他不想有任何误解，也不想自己和格莱珉的同事们受到任何人身安全的威胁。 于是那些妇女回到了自己的村子，又去找她们的毛拉，又开始和他争辩，直到他被整个事情搞得厌恶之极，厌倦不堪，他真希望从来没有卷入过。最终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得同意邀请那个经理再回到他的村子里来。这当然不是特别盛情的邀请，但大家都听到了，那是重要之处。 那些最绝望的、没有食物的、被丈夫遗弃的、只能靠乞讨来养活孩子的妇女们，通常是最坚决的，不管谁威胁她们都要加入格莱珉银行。她们别无选择。有时，她们如果不从我们这里借贷，就得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死去。那些被可怕流言震慑的旁观者很快也发现，格莱珉的经理对于一些宗教问题的理解经常要比那些说他们是反穆斯林的指责者们更为深刻呢。 我们相信，伊斯兰教根本就不是通过小额贷款规划消除贫困的障碍。伊斯兰并不是完全地禁止妇女通过自己谋生而改善其经济状况。1994年，伊朗总统的妇女事务顾问到达卡来访问我，我问她对格莱珉是什么看法，她说:“在伊斯兰教法或中，没有任何内容是反对你们事业的。妇女为什么应该饥饿贫穷呢?相反，你们正在做的事太棒了。在你们的帮助下，整整一代儿童受到教育。多亏了格莱珉的贷款，妇女才可以在家，而不是到外面去工作。” 许多伊斯兰的学者也告诉我们，伊斯兰教法关于禁止收取利息的内容，不能应用于格莱珉，因为格莱珉的贷款者同时也是银行的所有者。宗教禁止收取利息的目的是使穷人免受高利贷的剥削，但是，在穷人拥有属于自己的银行的情况下，利息完全是付给了他们共同拥有的公司，因而也就是付给了他们本人。 但是，要培训我们的银行工作人员学会如何克服来自政治与宗教领头的敌对，而不会危及他们自身及其所服务的妇女们的安全，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几年下来，我们学会了，我们应该先从村里的一个小角落悄悄地开展他们的业务。一旦有几个绝望的妇女相信并加入了格莱珉，情形就改变了。她们得到了钱，开始挣到多一点的收入，在她们身上没有发生任何可怕的事。其他人也开始表示出兴趣。我们发现，在起初的抵制阶段过后，贷款小组会迅速地组织起来。僵局终于被打破，曾经拒绝我们的那些妇女开始说了:“为什么不呢?我也需要钱。事实上，我比那些已经加入的人更需要钱呢。而且我可以更好地使用它!”人们渐渐地开始接受我们，抵制渐渐消退了。然而，在每一个新开展工作的村子，都会有一场硬仗。 在数以千计的村子里重复经历所有这些斗争之后，再听到人们对我们的成就不屑一顾，说什么格莱珉的成功是由于一些无法复制的地域文化方面的因素，真是令人愤怒。为了在孟加拉取得成功，我们不得不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文化做斗争。事实上，我们不得不去建立一种反传统的文化，珍视妇女的经济贡献，奖励苦干和惩治贪污。格莱珉积极致力于打破付嫁妆的惯例以及对于“遮蔽”习俗过于苛刻的解释。真的，如果谁想找一个最难推行像格莱珉银行这样规划的国家，那么我认为，孟加拉肯定排第一位。当我们看到格莱珉的模式在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南非和玻利维亚——仅列举这几个国家——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一次次使我们回想起来，在我们自己的祖国里，面对缺乏活力的经济，保守的精英阶层，还有频仍的自然灾害，我们曾不得不去克服了多少巨大的障碍啊。 到1981年底，当我们在坦盖尔的两年试验行将结束的时候，中央银行要求其会员商业银行的董事经理们对格莱珉的工作做个评估。他们的反应使我困惑：他们把格莱珉的成功归结为一个因素——我本人与我的工作人员的敬业献身。他们仍然确信，格莱珉的概念是无法扩展的。 “格莱珉并不是一家真正的银行，”一个经理说,“格莱珉的工作人员都不坐在办公室里按银行家的钟点上班。他们日复一日地工作到深夜，并且像童子军那样挨家挨户地去做工作。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复制的模式。它过于依赖尤努斯教授的人格品质了。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分行都有一个尤努斯。” 我很愤怒。凭什么我们努力工作却要受到打击呢?这些总裁们拒不承认格莱珉建立起了一个可能引发银行业本质的革命的新型银行架构，一种新的经济概念，而是不断地试图把我们的成功归结于我个人与我的工作人员的自身努力。这与两年以前我们在乔布拉村进行很小范围的试验时我所听到的反应，一模一样。 第六章从乔布拉扩展到坦盖尔穷人的银行家但是这种遁词掩盖着一种更大的忧虑。这些商业银行家宁愿将大笔的钱借给很少数的客户，而相反的，我们以拥有众多贷款者而骄傲。我们的年度报告列出了成千上万笔小额贷款项目，都被用来做各式各样新的生意：从脱粒到做冰淇淋的棍，做黄铜贸易，修理收音机，加工芥末油，或是培育榴莲。 环顾着围桌而坐的这些表情严肃的人，我接受了他们的挑战。“好吧，”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们的试验扩展到一个很大而分散的地区呢?你们尽可挑选能够找到的最贫穷、最边远的地方吧。要确保地域分散，相隔很远，那样，我就根本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了。” 我拿起纸笔，当时就画出了一个格莱珉试验的五年扩展规划。我还向中央银行承诺，不会要他们花一分钱。我们从别处筹集实施那一规划所需的资金。 自从在吉大港执教时起，在我要求支援时总会有一个国际组织来支持我。这就是福特基金会。林肯·陈（Lincoln Cepon）与罗恩·格齐文斯基（Ron Grzywinski）都来自芝加哥南岸银行，他们到达卡访问我们，还去了许多村子访问，看到的东西使他们深受感动。 1981年我告诉亚德里安说:“我需要一笔机动的资金，用它来应付我们日常工作中的问题。我还需要给为我们提供资金的商业银行家提供一项担保，这样，他们就不会借口规划扩展风险过大而退出了。” 由罗恩和玛丽推荐，福特基金会同意向我们提供80万美元作为保证金。我向他们保证，我们根本不会去动它。“有这笔钱在那儿，就会带来神奇的效果。”我说。 它的作用就是如此。我们把那笔资金存在伦敦的一家银行里，从未取用过一镑。 我们还从总部设在罗马的国际农业开发基金（IFAD）商贷了340万美元。这笔款项与从孟加拉中央银行贷出的一笔贷款对应，将在之后三年内用于五个地区的格莱珉扩展规划。 于是，在1982年，我们启动了覆盖五个互不相连的地区的扩展规划，它们是：位于这个国家中部的达卡地区，东南的吉大港地区，东北的伦格布尔（Rangpur），南部的博杜阿卡利（Patuakhali）和北部的坦盖尔。至1981年底，我们累计发放的贷款总额是1340万美元，而仅在1982年一年，我们贷出的金额又新增了1005万美元。 《穷人的银行家》 第三部分 第七章 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诞生了（1） 虽然孟加拉人口有一亿两千万之多，但它完全被一小撮人掌控，他们彼此大多是大学时期的朋友。孟加拉的这种社会政治方面的不幸特色常常能帮助格莱珉克服一些否则简直不可逾越的官僚障碍。举A.M.A.穆希思为例，我在美国教书时，他是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商务参赞，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配合进行游说美国政府的工作，并努力争取赢得美国公众对我们事业的支持。我们是朋友。 1982年，我们又在库米拉的孟加拉乡村发展学院（Banglades）见面了。我到那里是要提交一份有关格莱珉银行未来发展规划的报告。当我们在会议厅聚齐时，得到了消息：一场军事政变颠覆了平民政府，军队首领侯赛因·穆罕默德·阿萨德将军（hussain Muhammad Ershad）夺取了政权并宣布戒严。由于不许我们离开那栋大楼并且禁止任何会议，穆希思和我与所有其他代表都坐在学院的食堂里聊天。 当穆希思还是一名行政人员的时候就很仰慕格莱珉，甚至希望在他自己的村里也开展格莱珉试验。困在会议室里，我用了大半天时间向他解释将格莱珉办成一个独立银行的理想，还讲到那些政府里的公仆们与中央银行的官僚体制如何与我作对。这天结束时，军方解除了对公众活动的限制，我们回到了达卡。 几天之后，穆希思出人意料地被新政府提名为财务大臣。于是，我在学院“浪费”的那一天工夫就对格莱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几个月以后，我见到了穆希思并请求帮助。他主动建议将格莱珉事宜放在中央银行下个月度会议的日程上。那是个很艰难的会议，穆希思面对的是自所有国有银行的董事经理们暴风雨般的反对意见，他们提出一打理由说明将格莱珉转变为一个独立银行是不明智的。 会后，穆希思把我拉到一边，问我:“尤努斯，你有耐心吗?” “有，我也只剩下耐心了。”我说。 “那好，那就让我来用我的方法处理这件事吧。” 两个月以后，穆希思又召开了一次由七名董事经理参加的会议，格莱珉试验就是通过这七位经理所在银行的分行进行的。他又一次提出有关格莱珉未来的那个有争议的问题，所有的人又都说，格莱珉的作为使人印象深刻，但如果要将其转变成独立银行就将会是一场灾难。 一位董事经理说:“尤努斯将不得不负担许多现在是由我们所承担的管理费用。他还没有意识到他那种贫困银行需要的时间和开销会有多大。” 另一位经理说:“尤努斯，您为什么不就在我们银行建立一个部门，通过我们来工作呢?那对于您不是更合适吗?” “不，那不合适，”我说,“那样我就不得不采用贵行的规章与程序了。在坦盖尔我们已经看到那是极为困难、近乎不可能的。” “你们会赔钱的。”另一位董事经理警告说。 “它绝对不会成功的。”另一位说。 “那些工作人员会欺骗您的。您不知道内部控制是怎么回事，您不是个银行家，从没掌管过一个银行。您是个教授。” 幸运的是，财政部长赛义德扎曼（Syeduzzaman）先生也是格莱珉的朋友。穆希思赢得了他的支持，将我的提案直接呈交总统。作为军事独裁者的总统没有政治合法性，也许他从格莱珉看到了一个获取政治资本的机会。无论他是怎么想的，情况的发展对我们有利。有总统的支持，将提案呈送内阁不过就是走走形式而已了。内阁没有提出任何新问题就批准了提案，并责成财政部实施这一规划。 我希望新的格莱珉银行百分之百地由贷款者所拥有，在提案中我也始终是如此表达的。但是财政大臣穆希思确信，如果我提出给政府一部分股权的话，提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为了寻求帮助，我去找卡马尔·侯赛因（Kamal hossain）博士，他是前外交大臣，孟加拉首位总统的高级助手，在孟加拉宪法的起草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 侯赛因非常欣赏格莱珉，马上接手了为我们起草法律构架的所有细节工作。他建议，我们主动提出将40％股份给政府，60％留给我们的借贷者。我们经过无数稿的反复，没完没了地详细讨论每一段，每一行，每一个字。最后我们将文稿送呈财政部。 穷人的银行家1983年9月末，我正在伦格布尔旅行时接到电话，被告知总统已经签署了公告书，格莱珉银行诞生了。那是欢欣鼓舞的一天。我在乔布拉的小小试验成长为一个正式的金融机构了!但是当我终于回到达卡看到公告书的全文时，我震惊地看到，拥有权的比例被颠倒了——政府保留60％所有权，而只批给贷款者40％。事实上，格莱珉成了一家政府拥有的银行。我感到被出卖了。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财政大臣打电话。穆希思是个很有耐心的人，他很同情我的立场。“尤努斯，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他开始说,“但是你想要建立一个银行，是不是?这是我能为你做到这件事的唯一途径。” “但是这违背了我所为之奋斗的一切。”我说。 “不，并不违背。我为你的银行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计划，我不想它被毙掉。如果我用你的方法呈送那份提议，它根本就不会被内阁通过，所以我把它做了变动以便得到内阁的批准。现在你就去着手把这家银行建立起来吧。一旦它建立起来，你可以再来财政部变更所有权的结构。那会容易得多的。我向你保证，一定在两年之内把所有权的比例颠倒过来。我向你承诺。” 我不是十分确信，回去和同事们讨论，大家都感到别无选择，不管喜不喜欢，格莱珉银行已经诞生了。我们最好随遇而安，导引它向正确的方向前进。格莱珉立即展开了作为独立银行的全面运作。我们与所有的商业银行签署了贷款协议，接管我们在其间的债权债务，于1983年10月1日生效。第一个工作日就落在10月2日，我们决定举行一个开业典礼。 我们邀请财政大臣穆希思作为我们开业典礼的首要嘉宾，但是，当我们告知财政部官员开业典礼将设在一个村子里的一家分行举行时，他们的答复是那个地点不合适，庆祝活动应该在达卡举行，那样，政要们就能参加了。我努力向他们解释，格莱珉不是开在城市地区的，在一个没有贷款者的地方举行典礼是讲不通的。 “如果那个庆典在达卡举行，那就会将我们的贷款者排除在外，而那些人拥有银行40％股份。”我说,“不能只因为政府官员们不想到村子里去就把他们都运送到城里来!” 我们立场坚定。我们想要庆典在一个乡村背景中举行——在我们的地方，在我们的借贷者之中，在他们的家的近旁，在他们的村子里。我们是一家乡下人的银行，是为乡下人服务的，我们开业地点的象征性是不会为了任何人迷失的。 财政部负责格莱珉银行的官员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坚持在村子里举行开业典礼的话，部长可能不出席。我告诉他，是不是能找到时间，那得由部长决定，但我们的庆典将会如计划进行。僵持不下之际，我给穆希思打了电话，把时间、地点与庆典日程安排告诉了他。他立即表明会出席，并给了我几个也应受到邀请的朋友的名字。现在，我心里很清楚了，根本就不是部长本人，而是一个部里的官员认为庆典应该在城里举行。我向穆希思提起这件事时，他说:“他有毛病。格莱珉（‘乡村的’）银行为什么要在城里举行开业典礼呢?我简直无法想象如此荒谬的事情。” 在为银行起草法律构架时，我同时也在努力构想一个格莱珉的专用标识。开会时我经常在笔记本上胡乱涂写，而现在所有的乱涂乱画都与专用标识有关。有三个主题占据了我的心思，它们都和乡村有关。一个涉及编织，特别是竹藤编织，我认为那是一个美丽的象征，因为编织能够将一些很散碎的东西汇编成一个有力的整体。我尝试过许多编织图案的设计，但没有一个真正达到我期望的效果。另一个主题是“五”这个数字，因为我们所有的小组都是由五个借贷者组成的。我用五根棍，五个人，五只手，五张脸，尝试过许多组合。第三个主题是一个乡村茅草屋。它设计简单而能充分地体现乡村的含义。 这段时间里，每当我去一个格莱珉的村子都要仔细地注意观察：未完成的竹编，脱粒，各类农活，住所，用具与装饰品等等，看是否能挑出某些细节性的东西，用在我们新的专用标识中。正在曼谷出席一个研讨会时，我脑海里突然有了一个专用标识的轮廓。我不关注研讨会了，仔细琢磨那个茅草屋的主题，突然间产生了一种设计。我把它画了几个版本，立即就喜欢上了其中的一个。我知道，我找到了我的专用标识，我甚至把它的配色写了下来。 一回到达卡，我就让人把这个专用标识画出来，并上了颜色，拿给穆扎梅尔（Muzammel）、迪帕尔、努加罕和戴杨看。他们的反应很谨慎，问了许多问题。它象征什么?这些颜色是什么意思?我做出我的解释：这个专用标识的茅草屋代表乡村，但也可被读解为一支向上射的箭，箭的红颜色象征速度。茅草屋中央的绿色代表新的生活，那就是箭所瞄准的目标。 一开始，我的同事们并不十分热情。我争辩说，我们应该马上采用这个专用标识，把它放在所有的地方——我们的信纸抬头，信封，小册子和所有其他文具上，使它成为整个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被这个新的银行继承下来。为了使这个专用标识与格莱珉更加密切而不可分割，我提议，在我们的开业典礼上使用它。我们可以用竹子和彩纸做出一个出色的专用标识来。把它作为一道大门，人们通过它走进格莱珉银行。 我们在坦盖尔的贾莫基村（Jamurki）的一大片空地上举行了开业典礼。我们邀请了一些借贷小组和几个分行的所有工作人员来观礼，还有其他来自达卡的来宾，人们挤满了那片空地。穆希思大臣、贷款者代表，还有我坐在讲台上，那天天气好极了，阳光灿烂。如典礼场合的惯例，我们背诵神圣的作为庆典的开始，然后是妇女贷款者们充满感情的发言。对于为此目标奋斗了这么久的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成真的梦想。我望着身着各色纱丽的妇女，红、绿、橙、粉构成了一片纱丽的海洋。所有这些前来参加庆典的成百上千赤脚的借贷者们，他们用自己的脚投了票，他们想要摆脱贫困的决心无可置疑。那真是美丽的景象，充溢着能量和力量。 格莱珉从一个在充满敌意的银行体系中运作的试验项目，转变为一家为穷人服务的独立银行，这一挑战使我和我的同事们，还有我们的借贷者都非常激动。我们继续遭遇着孟加拉银行家们的怀疑，但是从1983年10月2日起，我们就可以一个同等机构——而且其金融运作绩效超过传统的商业银行——的身份来坚持我们的立场了。最重要的是，独立使我们得以成长。我们惊人的速度急速增加着新的支行。我对我们的培训手段以及小额贷款方法的质量充满自信，我看不出此时有任何降低速度的必要。 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五年中，我们不仅经历了数量上的增长，而且对整套方法做了许多改进。截至那时，我们招募的员工都是临时工，他们不由得经常忧虑这个试验是不是会终止，那样他们就会失业。格莱珉成为一家独立的银行之后，他们都自动成为这个新机构的正式员工，他们所有人都是大赢家。我们还普及推广了十六项决议，那些决议产生于借贷者们的一个全国性工作会议（见第八章）。我们的规划加入了住房贷款，在社会开发方面的努力得以扩展，并进行了灌溉贷款与其他季节性贷款的试验。虽然遇到一些挫折，如1987年、1988年的洪灾与坦盖尔地区的还贷危机（我们的第一次危机），这仍是一个成长、革新与充满信心的时期。但是我们意识到了，要使我们的成长可持续，我们需要解决向独立银行转型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一些治理方面的问题，其中最紧迫的就是要将格莱珉从一家国有银行转变为一家主要由其借贷者拥有的银行。我们指望着穆希思的引领来完成这件事。 不幸的是，还没有机会完成他要改变格莱珉股权结构的承诺，穆希思财政大臣就在1985年辞职了。所幸的是，穆希思的好友，财政部终身部长赛义德扎曼也对格莱珉十分热情。赛义德扎曼了解穆希思对我的许诺，当我提醒他这件没了之事时，他向我保证，他会支持穆希思的决定。 他说话算话，悄悄地变动了格莱珉的股权结构，将75％的股权授予贷款者，25％留给政府、国有的索纳里银行（Sonali Bank）和孟加拉农业银行。 但是，随着我们治理状态的变化又出现了另一些复杂因素。1986年，董事会构成变更，大多数成员来自贷款者股东，于是我们的境况变得很奇怪，格莱珉成了一家由一名“政府官员”掌管的非国有银行。根据我们的法律构架，我是一名由政府指派的董事经理，因此，我必须遵守一名公务员须遵守的所有规章，包括我出国参加任何会议之前，都要得到总统的批准。一件尤其令人恼怒的事发生在1985年，我因出国申请被总统驳回而无法出席在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大会，他的问题是:“一个男人为什么要出席联合国的妇女大会呢?” 我的任命也是悬于游丝之上，官方委任书上说，我“担任董事经理，直至发出进一步的指令”。换言之，只要政府没有对我的工作感到不快，我就可以坐在这个位子上。很可能我哪天早晨醒来会在报纸上看到，已任命别人取代我在格莱珉的董事经理职位。政府无须解释将我解职的理由，也无须解释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这种组织上的安排没有稳定的保证，我一直在担忧，这届或下届政府会突然把我取而代之，从而使格莱珉陷入危机之中。于是我去咨询帮助我们建立起银行的律师卡马尔·侯赛因博士，草拟一份要求国会批准修改格莱珉银行法律构架的提案。提案须经由财政部递交到国会，但部里的官员们根本不想让这个条款得到修改，他们干吗要去变更那个赋予他们变更董事经理的无限权力的条款呢?我送去了我的修改提案，财政部果然对它不予一顾。我又将它呈送给一个更高级机构，是由部长们组成的名为全国经济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他们推荐采用我的建议，而财政部的终身部长仍不予理会，当我亲自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争辩说那个委员会不是政府，财政部无须听取其指令。这是我从迟钝的政府机器中得到的一个无法忘记的教训。 我继续不断地去敲各种各样的门。最后，我向阿萨德总统本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命令他的财政部长在下一次内阁会议上提交审议我的提案，但是那位财政部长给总统的建议是不要修改那一条款。我没有放弃。我向总统的秘书长说明了情况，这位高级官僚恰巧是我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教书时我的数学班的一个学生。我请求他的帮助，他答应将尽全力。他组织了一个高级别的专题会议，邀请了副总统、中央银行行长、财政大臣、财政部长、计划大臣和我本人参加，由总统担任会议主席。 我竭尽全力为我的提案力争，除财政部长以外的所有与会者都表示了对我的支持。财政部长的反对理由是，他担心政府会失去对这家银行进行必要监管的能力。尽管他提出了警告，会议还是批准了修改提议。提案终于被送呈国会，就在阿萨德政府被一次人民起义赶下台及国会被解散之前，提案得到了批准。根据新的条款，一名董事经理必须由董事会而不是政府任命。经过一些法律程序之后，董事会任命我为格莱珉的董事经理，我不再是一名公务员，而是银行的一个雇员了。更重要的是，格莱珉银行现在可以自由地选择一位为其股东利益服务的总裁，而不必听从政府的吩咐了。 这一修正，是格莱珉银行的法律构架中一项关键性的转变。但为了更加确保格莱珉银行的未来，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董事会主席的任命，它目前是由政府指派的。如政府的一贯作风，这一任命的有效期是“至发出进一步的指令”，那就是说，这位主席随时可以被政府撤换。这种安排对银行的稳定性构成威胁。董事会主席的作用至关重要，尤其是对我们而言：十三人董事会中的九位贷款者代表们一般都是文盲。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格莱珉银行积极进取的扩展规划使我们每年大约新增100个分行。从乔布拉与坦盖尔进行的六年试验中学到的许多经验，使我们得以对整套方法加以完善，这些新的分行质量都非常高。到1985年，我们拥有了一支由年轻的专业人员组成的出色的骨干队伍，他们都拥有好几年乡村工作的经验，能够指导并管理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新进员工。我们在吉大港和坦盖尔的一些最老的分行碰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在那里运行检测与纠错的程序时，贷款者受到许多政策变更的影响。但是，在1983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分行的运作都非常好。 起初我们将全国总部设在达卡郊区的夏莫里（Shymoli），地处城市金融区的外围。我试图推迟至首都的搬迁——在那里，有权势的官僚们看起来难免会脱离乡村现实，但是到1983年，我们别无选择了。但我仍坚持所有人都要庄严承诺，保持我们源于乡村的草根本色。我们决定，只有在乡村支行工作过几年的人员才有资格在总部工作，在过去十五年里，这个规矩只被打破了屈指可数的几次。 伴随着自身的扩展，我们眼看着贷款者通过接踵往复的贷款周期而进步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随着业务与自信的增长而增加贷款的数额。一些最精干的贷款者用他们的利润造起新房子或修缮了现有的家。我下村走访时，每次看到一栋用格莱珉贷款资助的业务挣来的利润建起的新房子，我都会感到震撼，但我仍因更多的贷款者无力承担如此大的投资而深感遗憾。我开始考虑如何创立一个新的规划，向具有良好偿付记录的可靠的贷款者们提供建房与修房的长期贷款。我想象，这项新的贷款规划应该以奖励突出的贷款者作为启动。但是我并不清楚应该如何着手。之后，在1984年，我注意到孟加拉中央银行发布的一个广告：乡村地区住房贷款的新的再资助计划。格莱珉银行对此做出响应，向中央银行提出申请，请其帮助格莱珉为其贷款者推出的住房贷款规划。我们解释说，由于我们的贷款者的朴素境况所限，他们无力偿还中央银行广告中所提到的大额贷款，我们的贷款者贷不起75000塔卡（大约两千美元），但是我们确实想贷给他们5000塔卡（125美元）的住房贷款。 中央银行驳回了我们的申请，央行的专家和顾问们断定，用125美元建立的无论什么东西都不会符合对一座房子的建筑学方面的定义。他们特别指出，这样的房子不会被计入“国家住房累计”中去。 我提出抗议。“谁又在意这个‘国家住房累计’呢?”我说,“我们只是想要我们的成员有个不漏雨的屋顶和干燥的住处。” 我们试图使中央银行的顾问们理解，即使如此微不足道的居住条件，对于我们贷款者的现状都将意味着多么重大的改善。但是我们的争辩徒劳无功，他们不为所动。 我们又想出了另一个主意。我们送去第二份申请，解释说，我们不再想做住房贷款了，而是想做“遮蔽之所贷款”。我们指望着他们没有一个对“遮蔽之所累计”的定义或数据，也就不会说我们不符合资格了。然而，尽管负责那个项目的顾问们没有对我们的遮蔽之所贷款提出反对，小组里的经济学家还是争辩说，我们的贷款者承担不起根本不产生收入的贷款。格莱珉能做得好的，是利用贷款产生收入，用他们的话说是“有生产力的活动”，但“遮蔽之所贷款”是消费项目，不能产生收入帮助偿还贷款，所以我们的贷款者无力承担。 于是我们又从头开始。这次我们说，我们想向贷款者提供“工厂贷款”。我解释说，我们的贷款者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她们在家里工作时还得照看孩子们，所以她们的家就是工作地点，我们宁愿称之为工厂。再者，季风雨每年要使她们遭灾五个月，在那段时间，由于没有结实的屋顶她们无法工作。为了持续工作保证收入，需要保护她们不受风雨的侵袭，所以我们想向她们提供工厂贷款。的确，这个‘工厂’也是家，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它能使她们得到长年工作的条件，因而对她们产生收入的能力具有直接的影响。” 那些顾问第二次驳回了我们的申请。我安排了一次与央行行长本人的会面，请他否决他的官僚们的决定。 “你肯定那些穷人会偿还贷款吗?”行长问道。 “是的，他们会还的，他们一定会。这些穷人不像有钱人，他们不敢冒不还贷款的风险。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行长看着我，说:“你在我们的官员那里碰到了一些困难，对不起。我会允许格莱珉推行一个试验性的住房贷款规划，祝你们好运。” 到今天，我们已经发放了总额1.9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建造了56万栋房子，每周的分期付款记录近乎完美。商业银行的惯例住房贷款项目是无法取得如此成功的。他们的贷款者很少有人偿还贷款，过上三年那个贷款项目也就中止了。我们的住房贷款项目持续至今，而且仍在扩展。 1989年，由世界上一些顶级建筑师组成的评审团选中了格莱珉的住房项目，授予它阿加·汗（Aga Khan）国际建筑奖，这也是对我们的承认与表扬。在开罗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一些卓越的建筑师不断地问我，我们的原型设计——一座花费了300美元的小房子——的设计师是谁。我回答说，根本就没有专业建筑师为我们的贷款者做建房设计，那些贷款者是自己房子的建筑师——正如他们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一样。 第八章 为穷人服务的银行（1） ——成长与挑战，1984—1990 长久以来，孟加拉一直吸引着那些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者们。他们告诉我们，我们贫困的原因是在太小的一块土地上有了太多的人。在与佛罗里达州差不多大小的地域，居住着大约1.2亿孟加拉人口。如果美国的一半人口决定都搬迁到佛罗里达去的话，他们就能体会到我们孟加拉现有的人口密度。这对于孟加拉都意味着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削减出生率呢? 我相信，在国际开发机构所倡导兜售的人口政策之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惧怕因素。我们在第三世界常常盲目地附和他们的观点，从而在自己的国家造成了更大的恐惧。自从孟加拉独立以来，我们的人口几乎翻了一倍，但是我们肯定没有加倍的贫困。与二十七年前相比，我们今天的日子的确好过了许多，尽管要养活加倍的人口，食品短缺却减轻了，我们在粮食方面远比以前更加自给自足。 我怀疑，各国政府与一些国际开发机构是成心要把人们吓得慌张盲动，借以转移人们对他们自身无能的关注。他们不该去限制人口的增长，而是应该将精力集中在提高人民总体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处于底层的人们的经济状况。各国政府与人口机构在改变穷人生活质量方面的努力，远不如其用于实施恐吓策略方面的投入，如压制文盲的男人女人们及至剥夺其生育能力。 联合国在四十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出生率会随着妇女获得平等而下降。这种状况的原因有许多，因接受教育而推迟婚育，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更可能使用避孕手段，更可能参加工作，等等。我相信，较之通过恐吓策略“鼓励”计划生育的现行体系，赋予贫苦妇女以挣钱的机会，并把她们组织起来，将更有助于减缓人口增长。“家庭”的计划应该留给家庭去决定。 在有关人口的讨论中，人们经常引用格莱珉银行的例子，因为在格莱珉成员中，采用计划生育措施的家庭是孟加拉全国采用率的两倍。1994年9月在开罗举行的人口大会上也提到，格莱珉家庭的出生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旦通过自雇增加了收入，格莱珉的贷款者们便会显示出少生育，教育子女，以及积极参与民主活动的非凡决心。如果小额贷款能够帮助众多的家庭意识到计划生育的好处，对于人口增长如此忧虑的政府与诸多国际机构为什么不去更加积极地促进小额贷款呢?是因为小额贷款是赢利业务吗?在现行的人口规划项目中又是否存在既得利益呢?我相信，是对于削减人口增长的强调，转移了人们对于那个更为重大的问题的关注，即如何去实施一些能够使得人口自顾自足的政策。我们越迅速地重新安排好我们的优先顺序，对于这个星球上现在和将来的所有人来说，就越好。 在我们为所有分行的中心干部举办的年度讨论会上，我开始看到一些社会问题在一个个的格莱珉家庭里得到解决。讨论会把中心的领导们汇聚在一起，重温他们的问题与成绩，确认令人忧虑的领域，并寻求应对社会与经济方面挑战解决方案。这些讨论会如此卓有成效，于是在1980年，我们在坦盖尔召开了一个由挑选出来的中心领导人参加的全国讨论会。会议结束时，与会者集体达成了四项决议。我们以为人们最多也就是把这些决议当作会议汇编，不会更为认真地对待它们，但是，我们很快就接到来自全孟加拉各个中心要求得到那四项决议复印件的申请。 在1982年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大会上，我们以“十项决议”结束了会议。1984年我们在乔迪夫普尔（Joydevpur）召开的讨论会上，十项决议被增加到十六项，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决议会对我们的成员产生那么深刻的影响。今天，在所有格莱珉的支行里，我们的成员都会充满自豪地背诵这十六条决议。它们是： 1在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我们都将遵守并促进格莱珉的四项原则——纪律，团结，勇气与苦干。 2我们要使我们的家庭繁荣。 3我们不要住在破房子里。我们要修缮我们的房屋，并努力工作争取尽早建造新房子。 4我们要一年四季种菜。我们要多吃青菜，把剩余的卖掉。 5我们要在种植季节尽可能地多多种植秧苗。 6我们要做好家庭计划，保持小家庭。我们要尽量节省开支。我们要照料自己的健康。 7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教会他们挣钱谋生，要为他们付学费。 8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孩子干净，环境清洁。 9我们要修造并使用厕所。 10我们要饮用从管井中打出的水，如果没有管井的水，我们要把水烧开，或是使用明矾把水纯净。 11在儿子的婚礼上，我们不会接受任何嫁妆；在女儿的婚礼上，我们也不会送嫁妆。我们要使中心远离嫁妆的诅咒。我们不会实行童婚。 12我们不会做任何不公正的事，我们一定会反对任何试图做不公正之事的人。 13我们会集体承担较大的投资，来争取更高的收入。 14我们随时准备互相帮助。如果任何人有困难，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他或她。 15如果我们得知在任何中心出现违犯纪律的情况，我们大家都会到那儿去帮助恢复纪律。 16我们要在我们所有的中心引入体育锻炼活动。我们要集体参加所有社会活动。 现在在我们的全国讨论会上，我恳请与会者们不要增加决议的数目了。我的理由是，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好好地实施现有的十六条决议，而不是再增加新的决议。然而，格莱珉的一些地区支行，可能会做出一些决议来解决本地区特有的问题。穷人一旦在经济上获得了自主权，他们就会成为最坚定的战士，为解决人口问题，消除文盲，过更健康更好的生活而斗争。这些决议正是对此的展示。当决策者们终于能认识到穷人是他们的伙伴，而非漠不相干者甚或是敌人时，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比现在快得多的进步。 孟加拉是一个自然灾害频仍的国家，这是我们事业中的一个不幸但无可避免的因素。但是，无论一个贷款者遭遇什么大灾难，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个人的不幸，我们的一贯宗旨都是要坚持使她或他偿还贷款，哪怕一周只还半分钱。这个原则意在激发那个贷款者自力更生的意识，激励他或她的自尊和自信。如果一旦免除一位贷款者的偿还责任，则可能要花上好几年的艰难工作，才能恢复他或她对自己能力的信心。 如果村庄遭遇严重的水灾或饥荒，贷款者的庄稼和牲畜都被摧毁，我们就会马上发给他们新的贷款，使他们重新开始。我们从不划销旧的贷款，而是把它们转为长期贷款，以便贷款者可以更缓慢地以更小额的分期付款来偿还。在贷款者去世的极端情况下，我们尽快从中心紧急基金（为贷款者们设立的一种人身保险基金）拨出资金给予死者的家属。随后我们就会要求那个小组或中心，从那个家庭中吸收一个新的成员，使这个小组的成员回复到五人。 孟加拉有太多的自然灾害，一个地区可能在同一年内遭受几次侵袭。曾有过一个村子，一个区，或整个地区一年内遭受多达四次洪灾，那足使一个家庭的所有储蓄财产丧失殆尽。我们在1981、1985、1987、1988年遭受了几次洪灾，特别是1988年那次，海外国际媒体报道了我们的困境。还有一些地区性的灾难，如1989年侵袭马尼格甘杰（Manikganj）地区的龙卷风。在此类情况下格莱珉总是按照相同的程序运作。首先，我们暂停执行银行的常例规章，当地的银行经理和所有员工被指令立即到灾区参加搜寻，尽可能地救出更多的生命，并提供栖身之所，药品，食物和保护。接着，银行工作人员会对我们的成员们进行家访，告诉他们，银行和他们的伙伴成员都会支持他们，以帮助重树受害者们的信心。然后我们要搞清楚幸存者具体的需要并采取措施来提供所需物品，提供紧急救援食品，预防脱水与腹泻的水和含盐溶剂，还要发放用于购买紧急种子和耕牛的现金，以及新的资本金，还为人们提供灾难贷款。我们希望我们的成员有悼念亲人的时间，但不希望他们从绝望转而沉溺于漠然与呆滞之中。我们想要他们尽快开始思考生存下去的计划。由于国家与国际上的救助通常姗姗来迟并且不符需要，受害者们只有通过自己重建家园来摆脱苦难而获得劫后余生。在灾难期间，旧有贷款的偿还期被修订并被给予偿付宽限期。当地中心在一个特别会议被赋权决定宽限的期限。我们还会研究实施一些能使该地区更为安全的长期项目，如建立一些抗龙卷风的避难所。我们在沿海地区的许多格莱珉分行现在的办公室都是用坚实的坚固混凝土建造的。 格莱珉并没有保存所有抗击自然灾害的完整统计，但据我估计，我们的贷款有5％是发放给了自然灾害的幸存者。普拉米拉·格尼·戈什（Pramila Rani Ghosh）的故事就是我们的贷款者所经常面对的灾难情形的例证。1971年，在解放战争时期，普拉米拉的房子两次被巴基斯坦军队烧毁。1984年她加入了格莱珉。1986年，她患了肠炎，住进坦盖尔医院动了手术，并被告知几年内不能工作。她的组员们提议从他们的小组基金中给她一笔贷款来付手术费用，但钱还是不够，她卖掉了她的奶牛和食品杂货店。 她用一笔新的贷款买了奶牛，而这些奶牛死于一种莫名的疾病。她又去每周中心会议从小组基金中贷了一笔60美元的贷款，用这笔钱买了一头新的奶牛。在1988年的洪灾期间，查比萨（Chabbisha）村被淹没，普拉米拉的房子被冲塌了，她失去了所有的庄稼。流行疫情又在村里暴发肆虐了三周，银行的工作人员每天都来探访村民，发放纯净饮水的药片。普拉米拉和数以千计的格莱珉家庭一样，收到了40公斤的麦子。她后来将那些卖麦子的钱还到中心的灾难基金，还从我们这里买了成本价的蔬菜种子。三周以后情况渐趋正常时，她已经做好准备，将食品杂货店重新开张了。 1992年，打翻的油灯引起的一场火烧毁了普拉米拉的家。邻居和村民努力帮助她扑灭了那场火，但是在复燃的烈火中，普拉米拉失去了她所有的庄稼、粮食、整个食品杂货店，还有她的两头牛，剩下的仅有她和丈夫身上穿着的那几件衣服了。大火过后的第二天上午，格莱珉的工作人员走访了普拉米拉，并组织了一个特别会议，在会上，他们提出向她提供一笔出自中心灾难基金的贷款。但是她决定接受一笔季节性贷款和一笔小组基金的贷款，用一部分贷款开了一个小食品杂货铺，其余的用来购买了水田的肥料。在她已长大成人的三个儿子的帮助下，她又有能力开始偿还贷款了。三个月以后，格莱珉批给她一笔住房贷款，于是她为自己建造了一个新家。 普拉米拉现在正在使用她的第十二笔贷款。她拥有的以及租用的土地足够养活她的全家，并且一年大约卖10莫恩德稻谷。 格莱珉从最初就采取与传统的扶贫方式背道而驰的做法，我们发放现金贷款，而从不考虑首先提供技能培训。这一方针给我们招来了许多批评，甚至包括来自一些朋友的批评。在乔布拉村我们根本看不到有任何进行正式培训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的经验，使我们更加确信我们的方法是正确的。 为什么要先发放贷款呢? 我坚定地相信，所有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我称之为生存技能。穷人活着，这一事实就清楚地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不需要我们来教，他们已经知道如何去做这件事了。所以，我们不去浪费时间教给新的技能，而是努力去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现有的技能。使穷人能得到贷款，就是使他们得以立即实践他们已经掌握的技能——编结，脱粒，养牛，拉人力车，等等。而他们挣到的钱继而转变为一种工具，成为一把开启一系列其他能力的钥匙，得以探究自己的潜力。贷款者经常彼此传授新的技艺，以更好地利用他们的生存技能。他们比我们能做到的要强得多。 许多政府决策要人、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顾问们在开展扶贫工作时，通常要首先推行一些非常详尽的培训规划。他们这样做是基于“穷人因缺乏技能而所以穷”的基本假设，并使他们自己的利益得以长久续存——为他们自己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不必承担任何必须产出具体成果的责任。有赖于多方援助的源流与善款预算，仅为此类培训，就在全世界兴起了一个庞大的行业。扶贫方面的专家们坚持说，穷人要想攀上经济的阶梯，培训是绝对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你进入到真实的世界中去，就一定会看到，穷人之所以穷，并非因为没有经过培训或是没有文化，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得到他们的劳动报酬。他们无力控制资本，而恰恰是控制资本的能力才会使人们摆脱贫穷。利润是坦然地倒向资本的，穷人处于毫无力量的境地，只能为生产资本控制者的利益劳作。他们为什么无法控制任何资本呢?因为他们没有继承任何资本或贷款，又因为被认为没有任何信贷价值而不能贷款。 我相信，许多培训规划带来的是副作用。如果格莱珉要求贷款者们必须先去参加一个企业管理培训课程才能得到做营生的贷款的话，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会被吓跑。对于我们的贷款者来说，正规的学习是一件很吓人的事，那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渺小，愚蠢，毫无用处，甚至会毁掉他们天生的能力。这类培训还经常提供物质刺激来吸引人们参加培训——有时参加者会即刻得到以培训津贴为名义的好处，或是以参加培训作为得到现金或其他好处的先决条件，由此来吸引那些对培训本身可能根本不感兴趣的穷人。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培训都不好，但是不应该将培训强加于人。只有当人们积极寻求并愿意为其付出代价或费用的情况下，才适于提供培训。例如格莱珉的贷款者，就确实在寻求培训，他们可能想要学会看懂存折上的数字，或是想要搞清楚已经偿还和待偿的数额。常有格莱珉的贷款者想要读懂十六条决议，学会记账，或是随时掌握业务信息，他们或者可能想学习饲养家禽，养牛，或是学习种植，储藏，粮食加工的一些新方法。格莱珉也正在将新的技术带给他们：手提电话，太阳能，互联网。很快，贷款者们就需要学会计算打电话的费用，或是学着去阅读计算机屏幕上的词语了。 在尚未创办格莱珉银行时我就对在孟加拉的国际援助机构提出过批评，我批评的最严厉的、也是现今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机构，就是世界银行。这些年来世界银行与格莱珉有过那么多斗争与不合，以至于一些评论员称我们是“拳击对头”。世界银行里总还有些人懂得小额贷款是怎么回事，但由于风格迥异，多年里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干架上，而不是互相帮助。 在1986年世界食品日的电信会议上发生了一次公开的冲突。世界食品日美国委员会的全国协调员帕特丽夏·杨（Patricia Young），邀请我和时任世界银行总裁的巴伯·科纳布尔（Barber Conable）作为专题发言人，一起出席向三十个国家进行同步卫星转播的电信会议。 我并不了解电信会议是怎么回事，但我接受了邀请，把它看作一个可以阐释我的观点的机会。我认为，贷款的权利应被视为一种人权，贷款能够在全球摆脱饥饿方面起到一种极具战略性的作用。 我并没有打算去和世界银行总裁吵架，但科纳布尔说到世界银行向孟加拉的格莱珉提供了经济援助时，令我恼怒了。我认为我应该纠正这个错误的信息，于是很有礼貌地插话说，世界银行并没有做过这样的事。科纳布尔不予理会，又提到是世界银行的贷款帮助了格莱珉。这次我坚决地反驳了他。科纳布尔对我的抗议置之不顾，继续重复说世界银行向格莱珉银行提供了经济支持。我认为我应该对卫星电视的观众们澄清事实。我们这些格莱珉银行的人从来没有想要也没有接受过世界银行的资助，因为我们不喜欢那家银行的行为方式。他们的专家顾问经常会插手接管他们所资助的项目，在项目被纳入他们的运作方式轨道之前，他们是不肯罢手的。我们不想要任何人来干预我们的体制，或是来吩咐我们如何行事。实际上，就是在那一年，我们的确拒绝了世界银行的一笔两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我还告诉科纳布尔——他正在喋喋发表关于要雇用世界上最佳干才的议论——雇用聪明的经济学家并不一定能转化为有益穷人的方针和项目。 我发现，多边捐助者的扶贫方式非常令人不知所措。我可以举我在菲律宾的内格罗斯岛（Negros Island）的经历为例。1989年，为了应付岛上不断加剧的儿童营养不良，启动了一个名为“完善”（Dungganon）的格莱珉复制项目。几年以后,“完善”项目的创建者塞西尔·德尔·卡斯蒂略（Cecile del Castillo）博士为了扩展她的项目向联合国的一个机构申请款项。那个机构于是派了四个使团来对她的提议进行调查，在机票、食宿和专家费用等方面花了成千上万美元，然而，由于复杂的官僚原因，那个项目根本就没有得到一分钱。换言之，专家审查花费了将近五年时间并浪费了许多宝贵的资源，而岛上那些贫苦的居民未能得到任何一笔由这个机构所援助的小额贷款。我忍不住评论道，如果那个内格罗斯项目能得到等同于联合国使团的花费的款项的话，就够援助好几百个贫困家庭了。 咨询业的兴起严重地误导了国际捐助机构，形成了一种假设，即接受捐助的国家在确认、准备和项目实施的每一步都需要有人指引。捐助者和顾问们对所援助的国家颐指气使，那些顾问甚至常常会扼杀受援国家的能动性。这些受援国家的官员与学者会迅速认可捐助者文件中提到的那些数字，尽管他们很清楚那些数字并不正确。 当格莱珉在1986年向世界银行清楚地表明不会听任其干涉我们经营的立场之后，该银行决定试图在孟加拉建立其自己的小额贷款组织，采用我们的方法并结合其他一些小额贷款项目的方法。我认为那是完全不实际的打算。最终，孟加拉政府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拒绝了世界银行的提议，但是世界银行并没有从这件事中汲取教训。反之，它将被拒建议书中的“孟加拉”涂掉，转手又把它提交给了斯里兰卡政府。 与世界银行之间的令人不快的交往经历，促使我尽可能地去了解其他发展机构。我越来越清楚地观察到，多边援助机构有大把可发放的钱，在各个国家发放的数额都由官员们来决定，官员们发放出去的钱越多，他们作为贷款官员得到的评级就越高。因此，捐助机构里的年轻而有野心的官员们会选择一些价钱最大的项目。随着巨额的款项的移动，他们的名字也在升迁的阶梯上向上移动。 在我这一行里，我经常目睹捐助机构的官员们在孟加拉不顾一切地将大笔大笔的钱发放出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几乎会不惜任何代价，包括直接或间接地贿赂政府官员。例如，他们会去租住政府官员所拥有的昂贵的新房子，或是打着官方研讨班和会议为幌子，邀请官员们参加海外诱惑之旅。顾问、供应商和潜在的承包人则常常为这个贿赂机制提供方便，说到底，他们是捐助者资助的项目的最大受益者。 据孟加拉的一个研究机构估计，在过去二十六年内所接受的三百多亿美元的国际援助中，75％并没有用在孟加拉，而是被花费在设备、用品和来自捐助国本身的顾问身上。大多数富有国家的外援预算主要用于安置本国人就业和销售本国的商品，扶贫只不过是一件顺便捎带的事。用在孟加拉的那25％，通常是直接进了当地的供应商、承包人、顾问与专家这一小撮人的腰包。这些钱大部分都被这些精英用来购买外国制造的消费品，根本无助于我们国家的经济或劳工阶层。人们普遍认为，捐款的大部分最后都变成了那些帮助做出采购决策和签订合同的官员与政客们的酬金。 所有受援国家的情况都大致相同，其援助的总额为一年500亿到550亿美元。援助的项目制造出大量的官僚机构，它们很快就变得腐败、低效、亏损累累。当今世界所鼓吹和倡导的是市场经济与自由企业的优越性，而援助款项仍源源扩充着政府的花费，往往与市场经济的利益相悖。 大部分外援资金都被用于建造公路，桥梁等等，意在“以长远利益”帮助穷人。然而，得到此类援助绝大部分利益的，只有那些已经富有的富人。在穷人变得更穷的同时，外援却成了一种对权势者的慈善。如果援助欲对赤贫者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的话，那么就必须重新制定其路线，方能使其更直接地送达穷人家中。 我相信，必须设计一整套具有新目标的全新扶贫方法。事实上，所有开发援助都应以直接消除贫困为目标。开发应被视作一个人权问题，而不仅只是一个增加GNP的问题。在国家经济好转时，穷人的状况不一定就能得到改善，因此，应该对开发重新定义，其定义应只是指底层50％人口人均收入的可测量的正向变化。 有一天，一个美国记者向我找茬，对我无数次地公开指责世界银行之类的“开发援助”组织而非常恼怒。像许多人一样，他认为世界银行是一个慈悲高尚、努力付出而不求报偿的机构。他举起麦克风，用一种挑战的声音说道:“除了总是那么挑剔批评，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如果你是世界银行的总裁，又会采取什么实在的措施呢?” “我从来没想过如果我是世界银行总裁的话，我会做什么。”我很冷静地说,“但是我想我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总部搬到达卡。” “那又究竟是为什么呢?” “噢，如果像刘易斯·布莱斯顿（Leon时任世界银行总裁）所说的‘世界银行的首要目标是与世界贫困做斗争’，那么在我看来，这家银行就该搬到一个最贫困的地方去。在达卡，世界银行将被人类的苦难与赤贫所围绕。设身处地于问题之中，银行的官员们或许能够更迅速更现实地解决问题。” 那个采访者点点头。他看上去不像开始时那样激动了。 “还有，如果总部搬到达卡的话，这家银行的5000名雇员中肯定有许多会干脆拒绝来。达卡可没有活跃的社交生活，也肯定不是一个世行银行家愿意选择在那儿养育儿女的地方，我想，那会导致许多人主动要求退休或改变工作。那将有助于达到两个效果：首先，顺势排除那些并非致力投身于向贫困之战的人；其次，能够削减费用，因为达卡的薪酬会远远低于华盛顿特区的昂贵标准。”采访就此结束。 1987年我访问美国时，与美国媒体有过一次更富有建设性的会见。当时我正在一个国会委员会上发言，听证会结束时，被匆匆带到一个小房间里，在那儿，有人正忙着对着一个话筒讲话。我根本不知道一个电话会议是如何组织的，也没有人给我做过介绍，但是我已经在那儿了，面对着一个话筒和来自大报社的十四名编辑、作家，他们正在线上等着向我提问。 首先对话筒发言的是萨姆·戴利—哈里斯（Sam Daleyy for Ending Starvation Using Legislation，简称RESULtS）的全国性志愿组织。他每个月都和所有志愿者一起开全国电话会议，我正在参加的是一个记者招待会。萨姆极为温和可亲，他先为几位作家和我都做了简单介绍，然后我开始接受提问。 第一个会议持续了一小时，短暂的休息之后另一个会又开始了，有另外十四个来自各类美国报刊的十四名编辑作家参加。那天我可看到了RESULtS的效率是多么高。会后发表的文章有助于确保相关立法的通过，尽管有里根政府的强烈反对，立法仍在1987年12月得到通过，据此，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须捐助五千万美元以为穷人建立小额贷款项目。 萨姆和我马上就成了朋友。他为人平易和蔼，而在对贫困与饥饿之战中却坚如磐石。今天，RESULtS在六个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有姐妹组织。这些组织将小额贷款作为反贫困的一个关键战略，并且通过其市民积极分子的草根组织进行工作，使其得到社区、媒体、获选代表和政府的关注。他们促使一些政府援助机构和一些私人机构对小额贷款项目给予更多的资助，还游说财政部门对世界银行施压，使其更多关注贫困问题——不止一次这样做，而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都这样做。他们还发动运动以促使一些旨在减轻本国贫困的规划与方针得到通过。事实上，在美国的RESULtS还创立了一个名为“本土RESULtS（RESULtS Demestic）”的二级组织，它是在美国的小额贷款创始运动的主要鼓吹者。在过去十年间，RESULtS与格莱珉的联系不断加强。RESULtS的每一个志愿者，或早或晚都变成了格莱珉专家。 1987年的那个电话会议，成为小额贷款运动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它吸引了哥伦比亚广播电台（CBS）的“六十分钟”栏目的注意。1989年，分别来自伦敦与罗马的两位CBS电视新闻栏目的工作人员来到达卡访问。我和CBS记者莫利·塞弗（Morley Safer）一起待了很长时间，一起走访格莱珉的村庄，采访贷款者、开发专家、政府官员。那些工作人员一共拍了一百小时的胶片素材，再把它浓缩为十二分钟。1990年3月播放的时候，这个短片断立即引起轰动。直到那时，我才充分意识到了媒体的威力。至今，每当重播那个节目时，我们仍会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和电话。在那短短十二分钟里，CBS以最激动人心的方式展示出了格莱珉的精粹。与其前后的任何报道相比，那个片子都更能激发人们行动起来。 在20世纪80年代，无论当我对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还是对记者谈起小额贷款时，大多数人都以为我是想通过借钱给小企业帮助它们扩张，使它们能雇用穷人从而以此来减轻贫困。人们花了好一阵才认识到，我所鼓吹的实际是直接把钱借给穷人。政策制定者们总是有将增加就业等同于减少贫困的倾向，而经济学家们则倾向于只承认一种就业——有薪水的就业。而且经济学家大都将前殖民大国的财富起源作为其研究与理论的基础，而不是基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穷人们卑微的现实之上。对贫困的各式关注，都归属于所谓的发展经济学，那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的领域，基本上都是对经济理论主体的后续添加或重新诠释。 最糟糕的是，经济学家们未能理解贷款所具有的社会能量。在经济理论中，贷款只被看作一种用来润滑贸易、商业和工业之轮的工具。而在现实中，贷款创造能够迅速转化为社会能量的经济能量。当贷款机构与银行制定出一些惠顾特定人群的政策之后，那个阶层的经济与社会状况都会得到改善。然而，无论是在富国还是贫国，贷款机构都只惠顾有钱人，这样做无异于宣判了穷人的死刑。 当银行将被认为是没有信贷价值的穷人拒之门外时，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会保持沉默呢?没有人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正是因为这种缄默与漠然，银行得以在施行金融隔离政策的同时逃脱处罚。但凡经济学家们能认识到贷款所具有的强大社会经济能量，他们或许也能认识到，贷款确应作为一种人权加以促进。 那些核心经济理论的缺陷仍未受到挑战。例如，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微观经济理论就是不完整的，它将作为个体的人或者看作是消费者，或是劳动者，基本上无视其自雇的个人潜力。这种企业主与劳工之间的理论上的二分法，无视个体的创造力与灵活性，并将第三世界中广泛存在的自雇一概看作是不够发达的征象。 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自雇谋生的，经济学家们不知道如何在其分析框架中安置这些人，于是便把他们一股脑堆放在一个名为“非正式阶层”的包罗万象的范畴之中。但是，这个“非正式阶层”确实代表着人们自创职业营生的努力。我宁愿称之为“民众经济”（peoples economy），我和格莱珉的一位朋友卡尔·奥斯诺（Karl Osner）常常使用这个词，他在为欧洲人传播小额贷款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任何真正理解社会的经济学家都会来增强这个民众经济的有效性，而不是去破坏它。在没有来自经济学家的支持时，格莱珉这样的组织必须挺立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