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


 前言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我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即将湔雪。香港就要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也就因为这样，香港的历史成了众多人十分关心，希望有所了解的题目。

    香港自被英国殖民主义者强夺的那天起，其统治者就是港英当局，最高权力代表就是总督。总督禀承英国皇室、英国统治阶级意旨，忠实于英国政府的政策，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其最高使命是为英国政府攫取最大的财富。同时，也把香港变为继续侵略中国的前沿基地。总督的地位在当地是至高无上的。他们在本国、在西方是口不离民主的头面人物，在香港、在东方则是侵略成性的老牌帝国主义的象征。他们用残酷手段、严刑峻法压制中国人民，不许反抗，或者根据形势变化采用怀柔政策来保持住殖民统治秩序；他们同时也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方针，兴建一些基础设施，为香港繁荣创造条件。香港发展成为今天这样规模、地位的国际自由港，不是凭他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实现的；从香港往英国输送出滚滚财源，使英国统治阶级如愿以偿，是和他们的活动分不开的。作为个人，他们多半很渺小，作为总督和政客，即作为统治阶级掌握权力的代表，他们显然又不应当受到忽视。

    关于香港历史的书传，可谓汗牛充栋。张连兴同志的一书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和视点，来阐述百年来香港的历史，迄今尚属仅见。

    英国占领香港１５０年中，共派出总督２８位。他们在任的时间长短不一，周围环境不同，有重在保护既得利益的，有积极进攻，向中国侵略扩张的。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异，又更有作为殖民统治的共性。书中，对那些总督的生平，按照他们的在任顺序，把不同时间里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政制、生活、律例、风土人情，以至历史掌故综合叙述在一起，横摆着看是一系列人物传，竖起来看，是一部香港通俗史，别具一格。

    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实行的。香港回归后将实行一国两制。两制，一制是香港地区的资本主义，一制是内地的社会主义。它集中反映了香港从沦为英国殖民统治到今日回归祖国的150年间中国真正的桑沧巨变。清政府为什么被迫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就是因为封建统治阶级腐朽，国势衰弱，失去了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力量。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对于收复香港问题不但没有提出，而且一开始就宣布承认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各项条约。为什么？国家衰微，没有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只提出收回九龙租借地，不敢涉及香港岛，但那也无人置理。为什么？中国四分五裂，更加衰弱了。

    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全民奋起抗战，赢得世界刮目相看。其间，蒋介石也有心乘机收复香港，并一度表示，如果英国不答应归还香港，国民政府就不同它签订修改废除治外法权等条约。尤其是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身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完全有权派兵赴港接受日本的投降，但终于眼看着英国军队远涉重洋，来港受降，蒋介石也不敢抗争。收回香港，到底落了空。为什么？依然是中国没有力量。英国看准了，蒋介石掌握的军队不少，但反共心切。他不但不会用武力来收复香港，相反，他还必须靠外国的支持，在国内发动反对人民的战争，来保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抗日战争中，蒋政权下的中国，所谓“四强之一”，徒然虚语耳。新中国代替旧中国，故国新生，大踏步走上复兴的道路。香港得以收回，就是由于今天中国是在复兴的道路上行进。恢复行使香港主权，本来只是中国人的事情，或者再加上英国的关心。如今是世界上广泛注目，俨然是一件世界性大事。绝大多数人热烈赞扬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少数人心里不痛快，耿耿于怀，但也说不出口。这决非偶然，因为它是由当今中国历史走向起作用的。人们所以要了解历史，是可以从它的演变中得出相应的认识。香港回归可以从各方面去认识，但是归根到底，我以为不外乎几个大字：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上述一些事实，与内容有关。写在这里，或者有可供读者研究参考的地方。

    刘大年

    １９９７年３月３１日

 璞鼎查（1789~1856）

    璞鼎查（1789~1856），亦称砵甸查、砵甸乍、波廷杰。英国人。年轻时随海军至印度，参加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活动，1840年在侵略阿富汗战争中晋升为海军少将，并被封为男爵。1843年4月5日到港正式任职，1844年5月离职，任期一年。是二十八任总督中任期最短的总督。

    璞鼎查港督任期虽短，但在港时间并不短，参与香港事务不少。他1841年即到香港，与香港的关系非同一般。率英军北上，与中国人打了一场“鸦片战争”的主事者，是他；逼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的英方代表，也是他。他被任命为港督后，同时兼任驻华全权代表及商务总监等职务。从他开始，香港成了公开的英商鸦片贸易场所及鸦片的贮藏、转运的主要中转站。璞鼎查离港以后，曾先后任英国在好望角总督、印度马德拉斯总督。1856年死于马耳他。

    璞鼎查是英国侵占香港后的第一任港督，人称“开埠港督”。按照《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规定，港督是英国女王在香港的代表，是港英政府的首长。拥有指导香港政务的最高权力，并且是行政局、立法局的当然主席，兼任驻港英国三军总司令，享有港府文武百官均须服从的权威，但是，港督必须完全听命于英国女王和英国政府外交与联邦事务大臣，对香港的管治必须符合英国的利益。

    中国人对义律很熟悉，对璞鼎查比较陌生。因为人们熟悉鸦片战争，敬仰林则徐。义律多次破坏中国的禁烟运动，以至挑起鸦片战争。其实，璞鼎查与义律一样，在鸦片战争中扮演了一样的角色，是他们两人一前一后带领英国军队完成了鸦片战争，实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侵犯。

    第一任璞鼎查璞鼎查是接任义律而来香港的。1836年12月，英国政府任命查理?义律为驻华商务总监督，办理及维护英国商人在中国的鸦片贸易。1839年1月3日林则徐奉命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义律闻讯后通知英国商船开往香港，策划反抗禁烟。7月7日，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酗酒，打死村民林维喜，中国要求英方交出凶手，义律拒绝。并且阻止英商具结，反抗禁烟。林则徐于是下令驱逐广州和澳门的英商，断绝对英商的食物供应。9月，义律带领英国兵船“倭勒基”号和“多寻资”号袭击外九龙炮台，被中国守卫官兵击退。

    1840年4月，英国政府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随后英国女王命令义律率领英军1.5万人向中国进发。6月英国兵船抵达珠江口，封锁广州海面，挑起了鸦片战争。义律绕过林则徐在广东的严密防守，率军北上，7月5日攻占定海；8月9日，英舰迫近天津；8月15日向清政府提出赔偿烟价、割让岛屿、偿还商款等要求。

    1840年9月，清廷下令将林则徐和两广总督邓廷桢革职，由直隶总督琦善接任两广总督，指令琦善拒绝英方提出的要求，要求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琦善抵达广州与英方交涉，拒绝割让香港岛，只讨论赔偿烟价。1841年1月6日，义律发出最后通牒，限清政府次日晨8时回复。7日，义律不等琦善回文，便命令英军占领虎门外的沙角和大角炮台，中国水师在提督关天培率领下，奋勇抵抗，英军遭到沉重打击。

    琦善复照英方，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他可奏请道光皇帝在珠江口外给予一所寄寓。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香港和九龙尖沙咀。琦善答应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待英方选定后，再上奏皇帝。1月20日，义律突然单方面宣布，已经与琦善达成“协定”，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国。1月26日，英军强占了香港岛。1月27日~28日，义律为了迫使琦善承认其侵占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穿鼻草约”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1月30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清廷，谎称义律已与琦善商定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4月1日，英军在香港岛张贴告示：“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王之子民”。义律硬把琦善在英军炮口逼迫下，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后，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说成已“有文在案”。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道光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2月1日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率军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随后道光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其中一道御旨称“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奕山的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1841年5月18日，英军进攻广州，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义律逼迫奕山订立“广州和约”，在一星期内交付600万元赔款，并把清军撤出了广州城。

    璞鼎查率军北上攻打中国沿海城市

    就是在这关键时节，璞鼎查取代了义律，作为英国的全权代表，来到中国。

    璞鼎查是一个职业军人，当时正在印度服役。刚刚在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中大显身手，被晋升为海军少将，正踌躇满志。外交大臣巴麦尊认为，征服过阿富汗的璞鼎查，就是再度征服中国的最佳人选。于是1841年6月5日，巴麦尊给璞鼎查一道训令，提出“要据有香港岛，该岛对岸及岛上停泊所构成威胁的防御工事、火炮及驻军，应销毁或撤退”。璞鼎查8月12日到香港，在香港只停留两天，即率领军舰26艘，士兵3500人，沿海北上，攻打中国北部沿海港口。首先侵入厦门，10月，又进犯定海、宁波。在宁波抢走银元、丝绸、粮食无数，勒索军费120万块银元，掳走大批妇女。璞鼎查继续率军骚扰杭州、奉化、慈溪，占据乍浦，烧杀劫掠，无恶不做。

    璞鼎查指挥军队攻打中国沿海城市，不在香港期间，由庄士顿以副商务监督身份代璞鼎查执行职权。当时英国只留有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道光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空虚，便告诫奕山“设法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领教英军实力。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一再谕令收复香港，但是广东方面依旧隐忍苟安，不图攻剿。英军攻陷定海、宁波等地后，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

    1842年璞鼎查返回香港，开始亲自处理香港政务。

    1842年6月，在璞鼎查的要求下，英国政府又从印度调来援军，扩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继续凭借武力进犯长江口，攻陷上海、镇江。在上海6天，勒索赎城费50万银元。英军并在上海四郊抢劫。8月10日，英军大小兵船85艘直逼南京，停泊下关。英军到南京后又向两江总督牛鉴索取赎城费300万银元。南京告急，清政府急忙派耆英为钦差大臣赶到南京求和。

    1842年8月29日，这是中国人民难以忘却的日子，这一天，中国近代历史写下了奇耻大辱的一页，也揿下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专横残暴的印记。这天，耆英、伊里布、牛鉴代表清政府与璞鼎查在英船“康华立司”号谈判。璞鼎查开列出严苛的议和条款，并声明必须一字不改地全部接受条件，否则，继续刀兵相见。腐败的清廷，无能的耆英，在璞鼎查的逼迫下，只好在《南京条约》上签字。

    双方坐下来正式谈判是8月14日。地点选在离英舰停泊处不远的静海寺。是由英国人指定的，英国人嫌天热，军舰上坐着说话不舒服，于是上岸到静海寺。

    关于这场谈判先后过程，麦天枢、王先明所著《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一书有生动的描述：

    这天，头戴红缨斗笠的卫兵守在寺院门口。中方出场的是江苏按察使代理布政使黄恩彤、四等侍卫咸龄；英方代表为秘书官麻恭、翻译官马礼逊。

    双方握手相见后，在一张八仙方桌旁的四张太师椅上相对坐下来，除了随后简单对英方提出的草约作了一点探询性的讨论外，这次郑重其事的会谈主要解决了一件事：出示并确认双方的“全权证书”。

    麻恭少校首先取出他个人的委任状，以证明他是被委任来代替璞鼎查进行正式交涉的。然后，麻恭又取出一份英国国王颁发璞鼎查的全权委任状，将它摊在方桌上，由翻译罗伯聃用汉语向中国代表宣读，并指给对方辨认和理解英国女王的签字和印玺。

    轮到展示中方全权证书的时候，事情就要隆重或繁琐一些了：香案摆了出来，香烟燃了起来，中方代表和所有在场的随从们全部扑地九叩首之后，一位随从官员才取出一个黄绸裹着的小箱子，双眼注视着手中物，十分小心地慢步送到首席代表黄恩彤跟前来。

    黄恩彤打开箱子，再打开里面的一个黄盒子，道光皇帝颁发耆英、伊里布、牛鉴的全权证书出现了。马礼逊上前认真地看了一番，回头用英语对他的同胞说：“是真的。”

    第一次正式会谈，结束了。

    随后双方代表的接触，主要由英国人准备条约文件，清廷一位钦差则忙于对和谈十分缺乏实质内容的应酬。8月20日上午，耆英等三人拜访璞鼎查。英军旗舰“康华立司”号上，一片“节日景象”：士兵们全都更换了崭新制服；卫队手执新式来复枪，成双行相对列于甲板的通道上；军乐大作，三声礼炮响过，英国全权大使璞鼎查、海军总司令巴加、陆军总司令郭富，由马礼逊介绍，迎接来访的中国客人。

    主人把三位中国钦差让到军舰中厅的一张大沙发上，请他们品尝一杯“樱桃白兰地”，然后带他们在舰上参观。耆英对英舰上的很多东西发生兴趣，但为了尊严、礼貌，并不询问。伊里布年近八十，十分疲倦，面上露出内心的痛苦。牛鉴除了每次饮完白兰地酒表示满意外，并无任何表情。

    参观之后，三钦差即离去了，连条约的事情提都没有提，事先有所准备的英国人叹曰：这似乎只是一次会见的典礼，而不是会谈。

    在临走的时候，英国人提出由他们的医生为身体不适的伊里布诊看，伊先是拒绝了，但随后见耆英问英人有无治牛皮癣的药并拿了药片，他也就默默地接受了诊治和“洋药”，几天后他觉得很见效，又托人向英人索取。

    8月24日上午，三声礼炮响过，四十多只小船满载英国人登岸，中国官员率领20只轿子和成群的轿夫迎接璞鼎查、巴加、郭富等进入静海寺。

    这次会见，除了大吃大喝外，还额外地办成了一件事：耆英在席间提及扬州赎城费，璞鼎查答应将这50万元在第一批赔款中扣除。

    8月26日，英方要求进行第三次聚会。地点在南京城内的江上考棚，最初耆英以大批英国卫兵入城恐发生居民反抗推辞，璞鼎查称只带随从数人而“不携一兵，以示无猜”，耆英便答应下来。

    璞鼎查等在四营中国士兵组成的仪仗队和卫队护卫下迎进江上考棚，大部分时间依然在酒席上度过。

    应该说，在各类交往会见中，中国人也为条约内容进行过不少的努力。最初得知英方的条约要求，伊里布还矜持了一下子：割地赔款，开口岸，这纯粹单方面的赚头太大了，“惟商欠可谈，余皆难准”。牛鉴认为“战费一层，名目不佳，当先驳去”。耆英则把握不准皇上的意思，三个人左右权衡不得主意。

    但是，当英国人又威胁开打南京时，三大钦差立即具文连夜送往英舰，答应依英国人的条件为基础正式开谈。

    中方代表们还在这样一些事情上枉费脑筋：日后正式签约，能不能不用皇帝的玉玺，而用钦差的“关防”，相持数日，最终还是由道光本人解决了。他倒不觉得允许用玉玺太丢面子，反而对此解释说：过去颁各贡国御书就是用“宝”的，这次再用也无妨。能不能把所索口岸中的省会福州改为泉州，英国人坚持不允。道光对这点小要求也便作罢了。能不能条约签字后就将英军从长江、上海、吴淞、舟山、镇海、厦门鼓浪屿全数撤走，经多番讨价还价，商定签约后长江舰队立即撤走，但舟山及鼓浪屿要等到条约内容落实，赔款如期付清后才能退还。

    清政府以保面子为先，争银子争地为次。璞鼎查当然高兴，最终几乎全部如英国人的开价收盘。

    按约8月27日双方会见，但是，时间已过，中方三钦差在静海寺相候多时，结果向称“守信”的英国人没有来。派人去问，说他们要进一步研究和审查条约文本，抽不出时间来，约定两天后会晤。

    8月29日。关于结束历时三年整的鸦片战争的最后的仪式，在英军装有174门大炮的旗舰“康华立司”号上进行。

    仪式进行的席位，设在军舰颇为宽大的中舱，正中一张圆桌，由璞鼎查、耆英、伊里布、牛鉴四人依次围坐，两旁的长凳上坐着级别较高的英国海陆军官，长凳后面，排列着装束整齐，将军帽捧在左手的英军侍卫。

    被摊放到圆桌上的条约文本，一共有4份，每份都分别以中英两国文字缮写并精细地装订成册，英国人还仔细地将装订纸页的丝带的两头都粘在纸上，并加封火漆，据说是为了防止中国全权代表不敢将全文送呈皇帝，而将其中的某页取掉。

    璞鼎查作了个礼貌又果断的手势，江苏布政使黄恩彤从随身携带的一个黄绸包裹的方盒中，取出了毛笔、墨盒、关防，由耆英、伊里布分别代表中国写下了他们的名字并加盖印章。

    璞鼎查签字结束，舱里舱外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整个英国舰队都在高悬的英国国旗下，呼喊他们的“女王万岁”。在这震耳欲聋的声浪中，璞鼎查邀请已经做完了英国人要求的一切的中国客人到前舱喝酒。或者是为了安慰一下他们恭顺又满脸暮色的客人，海军总司令巴加，举杯提议“为中国皇帝陛下的健康而干杯”。

    一个当时在场的英国军官触景生情，写道：“中国皇帝的高于一切的统治，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这些不留情面的征服者因此为中国带来的，哪里只是一个中国皇帝的不幸！

    《南京条约》是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条约的内容包括割让香港，勒索巨款，其中赔偿鸦片费600万元，商款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共计2100万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国可派驻领事，协定关税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南京条约》使中国蒙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中国人民一直反对这个可耻的不平等条约，并一直为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香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至此，璞鼎查完成了义律想完成而未能完成的任务，实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领土、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野心。这就是英王为什么选中璞鼎查的原因所在。

    1841年8月，璞鼎查率领英国舰队北上进犯福建、浙江时，担心台湾军民从后面对英军夹击，便分出一部分舰只骚扰台湾，主动牵制。9月30日，英军运输舰“纽布达”号驶入基隆港，炮轰二沙湾炮台。清守军开炮还击，英舰桅杆中弹，狼狈败逃，在慌乱中触礁。侵略军纷纷落水，有的凫水上岸，有的爬上舢板逃窜，被守军当场击毙30多人，俘获133人，缴获大炮十余门，大小炮弹数十颗。清廷闻报大喜，下旨嘉奖守军将领达洪阿、姚莹顶戴花翎，其他有功人员一律赏赐。10月19日，一艘英舰驶到基隆港外，先挂红旗，继挂白旗，派人乘舢板入港，要求赎回被俘英国官兵，基隆守军置之不理。27日，英舰闯入港内，大炮齐发，轰坏炮台石堡和营房数处，台湾守军开炮还击，打死侵略军两名，英舰狼狈逃窜。战后清皇室赏给达洪阿骑都尉世职，赏给姚莹都尉世职。

    1842年3月5日，英舰三艘在大安港外游弋窥探，清守军严行戒备，不出海作战。11日，英国二桅船“安因”号被我渔轮诱入土地公港，触礁搁浅，伏兵趁势发炮攻击，打死侵略军数十名，俘虏五十余名，缴获大炮十余门，鸟枪五杆，腰刀十把。这些武器都是英军在进犯浙江镇海等地时抢去的。战后，清皇室赞称其“大扬国威”，特旨赏封达洪阿太子太保衔，姚莹三品顶戴，其他官兵各有封赏。

    经过三战皆受重创之后，璞鼎查看到，在短期内武力征服台湾守军已属不可能，便不敢再轻犯台湾。于是，英军便勾结一些沿海盗匪，在淡水、鹿港、彰化、嘉义、打鼓、郎峤等地海面继续进行窥探骚扰，以配合英军对我国大陆沿海的军事行动。

    两次大捷俘获英军二百多名，经过兵备道姚莹审问取供后，奏请清廷发落。朝廷立即批复：“据奏称，该逆等罪大恶极，若解省讯办，洋面恐有疏虞，仍请在台正法，所见甚是，着即照议办理。”清皇在另一谕旨中又说：“取供之后，除夷目暂行禁锢候旨办理外，其余各逆夷，与上年所获130余名，均着即正法，以抒积念，而快人心。”当时闽浙总督怡良担心这样处置，会引起英国报复，要求姚莹将这些英俘解省。姚莹断然拒绝说：“夷性畏强欺弱，我擒其人，久而不杀，是明示之弱也。”“两军对仗，势必交锋，非我杀贼，即贼杀我，乃先存思彼报复之念，何以鼓励士气乎！”姚莹按皇上御旨，将139名英军战俘一律处死，只留颠林等英军九名头目和黄舟等汉奸两名暂行禁锢。璞鼎查闻讯，再三提出抗议。

    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在英国侵略军连续攻陷了厦门、定海、宁波、上海、镇江，进逼南京后，清政府被迫求和，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第八条规定，释放英军俘虏。英方派船长聂夫前去台湾安平索要俘虏，他得知大多数俘虏都已经处决，便向姚莹提出质问。姚莹理直气壮答复：“你们英国侵犯我国，双方正在交战，那有不杀俘虏之理？你们侵扰江浙沿岸，杀伤我官员，贻害我百姓，皇帝震怒，台湾军民人人愤恨，5日才把俘虏正法，但仍留下头目9人，已属格外开恩。”姚莹义正辞严，聂夫无言可答。

    璞鼎查奸诈多计，针对清廷的昏庸，借机反诬抗英台湾爱国将士，硬说侵略中国领土的英军是避风进港的外国难民，被姚莹等杀害。他一面向福建地方当局提出抗议，一面发表声明，以停止换约，重新开战威胁清廷。当时主持和议的两江总督耆英，闽浙总督怡良等人，害怕和局破裂，一再奏请朝廷将姚莹、达洪阿解京讯办。清皇最初不同意如此做法，认为断断不可，即使实有其事，亦当另作处置。璞鼎查进一步大造声势威逼，扬言要立即驾大轮船亲赴天津。清廷慌作一团，急忙派怡良前往台湾查办。耆英也乘机再奏，指称姚莹贪赏冒功，杀害了“遭风难夷”，皇帝在内外压力下，下旨追问姚莹等爱国将领“欺君冒功之罪”。1843年2月，怡良到台湾传旨。台湾人民对清政府官员甘心媚外，惩办抗英爱国有功将领的卖国行为十分愤慨，纷纷到怡良行营申诉抗辩，群众情绪激昂，几乎引起民变。怡良见局面不好收拾，只得草草结案。姚莹、达洪阿受到革职逮问处分，所有给予基隆、大安两役有功人员的奖赏一律收回。

    耆英在这一事件中，与璞鼎查配合得异常默契。

    耆英是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钦差大臣，事后，他在短短两年之间，又曾两度到达香港，自然也和这个不平等条约有关。耆英两次到香港，都是清廷不得已而派他去的。1843年的一次，是为璞鼎查所迫；1845年的一次，则是由于第二任港督戴维斯的压力。

    1842年《南京条约》订立后。璞鼎查回到香港，才吃惊地意识到，这份由他们草拟而认真推敲签定的条约，“实际上只是个草约而不是条约”，许许多多属于他们的东西，还需要具体落实。比如，条约里笼统地提到贸易货物关税，应有“定安则例”，而这个则例，总不能由中国人说了算；条约规定开放五口，贸易通商无碍，可是英商去了，总得有个落脚之处，还得有安全自由的保障，等等。于是他催促尽快缔结更细的条约，以便付诸实施。

    清政府派伊里布来广东与璞鼎查解决善后问题，耆英此时任两江总督。伊里布与耆英，同是《南京条约》议约时的中方代表，道光皇帝派他来解决善后问题，是合情合理的。不料璞鼎查却坚持要清政府派耆英为代表，拒绝接待伊里布。

    道光皇帝对璞鼎查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很不满意，坚持派伊里布到广东与璞鼎查办理善后各事，但又怕得罪英国，于是派耆英向璞鼎查解释，璞鼎查根本不听。伊里布受命于1843年1月10日到达广州，约会璞鼎查。直拖至1月20日，璞鼎查答应与他在黄埔河面一艘英国炮舰上会面。但是，伊里布受到无理怠慢和苛求。

    璞鼎查当即提出台湾事件问题，胁迫清廷按他的旨意进行处理。当伊里布提出商谈输税章程问题时，璞鼎查拒不和伊里布商谈，只留下马礼逊、罗伯蚺候议。伊里布也只好委派黄恩彤、咸龄与其谈判。谈判中英方提出，英人要在“香港通市”，如此则“一切稽查偷漏、输纳税银，不是诸费更张。”谈判难以进行下去。

    伊里布是奉命南下议订善后章程，由于璞鼎查拖延刁难，迟迟未能达成协议，无法向皇帝交待，因此忧愤成疾，最后病死于广州。

    伊里布死后，璞鼎查本以为道光皇帝一定派耆英前来，不料道光皇帝仍然要留耆英在江浙，另派他人接任。璞鼎查见接任的不是耆英，异常不满，扬言要北上与耆英谈判一切。道光皇帝见他硬要耆英出来，只好让步，派耆英到广东。

    为什么璞鼎查非要耆英来处理《南京条约》善后事宜，据史料记载，耆英一贯对英使低声下气，不敢有所违拗。

    对于这样一个奴性十足的人，璞鼎查自然认为他是议约的最佳人选。

    耆英于1843年4月16日自江宁出发，6月4日抵达广州。耆英抵广州时，曾有奏章向道光皇帝奏报，再三提到“粤中士民，志存报复”，告广东人民的御状，说他们是“不安定因素”。同时，也可看出当时广州人民的抗英之志不曾稍减。

    当时先由黄恩彤、咸龄与英方马礼逊作初步谈判，马礼逊住在十三行里，与黄恩彤、咸龄起草章程，然后各自向上司请示。这次讨论的是换约问题，即将《南京条约》正式换文。其次是关税问题。英国在中国购买的商品以茶叶为最大宗，而运到中国的则是棉花与鸦片。

    经过18天的反复讨论，终于达成协议。但是，璞鼎查不肯到广州办理正式签字手续，却要耆英去香港办理，于是就有了耆英的香港之行。

    耆英在香港住了4日，住的地方，耆英奏称是“夷楼”，自然是英国人的楼房了。至于究竟是何处，目前无法考证，因为当时即使是璞鼎查也没有正式的官邸，总督府是后期才建成的。

    耆英的第二份奏报中有两句话：“但当计我之利害，不必问彼之是非。”这就是当时耆英与英国人交涉时所持的宗旨。他所说的“不必问彼之是非”，就是不管对方提出的要求是否合理；所谓“当计我之利害”，也等于说只考虑“是否能够接受”罢了。

    其实，璞鼎查硬要耆英来香港，一是便于控制谈判局势；二是借机犒赏签约有功的耆英。据英国人的记载，耆英这次到香港，曾纵情饮乐，并且趁兴唱了一曲满洲小调。璞鼎查还和耆英交换了全家像片，以作纪念。耆英还主动提出收养璞鼎查的儿子为“义子”。耆英给道光皇帝的奏文中说，璞鼎查恳求他带回图像，“以表其神形已追随左右。”

    慷国家之慨，花民众之钱，讨好“夷人”，得一己之利，历代贪官无不如此。不知私底下璞鼎查是否有红包相送？奏折当中，大概难以查到。不然，为什么只有像片的记载。

    1843年7月22日，耆英与璞鼎查在香港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规定开放中国五口通商，即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及广州。至此，英商人在华拥有的领事裁决权，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军舰常驻通商口岸、在口岸租地建房等各项特权都一一被璞鼎查具体化了。对于耆英，璞鼎查可谓“知人善任”。

    璞鼎查抵港以后，在加紧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和掠夺的同时，积极推行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把香港的殖民统治机构逐步建立健全起来。他把港岛划分为海域区、城市区、郊外区，并兴建监狱、政府办公大楼等项设施。据英方资料记载，港英当局首先进行了人口调查，当时岛上居民5650人，其中村民、渔民共为2500人，市场附近的居民为200人，水上居民为2000人，来自九龙的劳工为300人。

    1843年1月4日，港英当局宣布设立香港法庭，法庭的前身是前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在广州设立的英国驻华司法院，由商务总监督任法官，委派12名在广州的英国侨民为陪审员，所有英国人之间的诉讼及华人与英侨之间的纠纷，都由这个司法院审理，清政府官员不能过问。英国占领香港后，驻华司法院迁到香港，改组成香港法庭。璞鼎查任裁判官，以英国军法审理案件，有权审讯在香港或中国大陆或在中国沿海100哩以内海域犯法的英国人。

    《南京条约》在香港换文以后，1843年6月26日，璞鼎查即在港督府宣誓就任香港第一任总督。宣布“香港为英国殖民地”，受伦敦英国政府殖民地部管辖。璞鼎查同时组成行政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后来改称行政局和立法局，两个委员会各3名议员，全是在香港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守议员，协助他处理行政和立法方面的事务。随后，制定殖民地法律，使香港法律独立化。

    6月27日，璞鼎查又宣布在香港成立治安委员会，协助他维持社会治安。这项制度实际上是照搬英格兰的原有制度。由香港总督选定当地有地位和声望的名流，共同维持社会秩序。治安委员后来在香港被译成“太平绅士”。所谓“太平”，只不过是英国人的“太平”，中国居民并不太平。

    第一批被委任为“太平绅士”的有副商务总监庄士顿，裁判司威廉?坚，助理地方法官禧利，大商人渣甸、马地臣、史徒华等43人。璞鼎查赋予“太平绅士”很大的权力。依照维护治安条例，他们有权制止所谓群众集会谋乱，喝令散去，否则下令拘捕；制止随便入居民屋内搜捕扰乱治安行为；签发搜查票等；依照军火条例，“太平绅士”可签发搜查票搜查军火；依照赌博条例，可签发拘票搜捕赌徒等等。“太平绅士”有官守和非官守两种。非官守的“太平绅士”要经过审核，港英政府认为是忠于大英帝国的臣民才能充任。所以，第一批“太平绅士”中不可能有中国人。

    虽然在义律占领香港时发出的布告中，已经宣布废除各种拷刑，但是为了维护殖民统治制度，港英政府并未实行。从璞鼎查开始，一直到第七任总督坚尼地，实际上仍然对妨碍英国殖民统治制度者公开实施各种拷刑。那时在香港岛上环后边，德辅道尽头有一片空地，称为“大笪地”，也有人称为“十王殿”，原因在于这里是香港政府对犯人公开执行藤笞的地方。鞭子是用煤油浸过的麻绳编扎而成，称为“九尾猫”。以后又改用藤条。犯人受刑时脱光衣服，背上被抽打得皮开肉绽，十分残忍。璞鼎查还采用“以华制华”方针，在华人中选出保甲长，实行内地的保甲制度，利用一些华人协助他维持治安。

    香港既建立了行政、司法机构，又有了英国的军队和警察，还有武装商人加入的治安委员会，加上保甲制度，并实行半军事统治的宵禁等一整套殖民统治制度，这就从政治、法律、军事上，保证了英国人在香港的统治地位。

    以璞鼎查为首的港英政府，还严格划分华洋界线，歧视华人，使香港的很多华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摧残。歧视和压迫华人最为透骨的一项政策，是限制华人的行动自由。璞鼎查于1842年10月4日颁布的宵禁令，就是专门限制和歧视华人的。禁令严格规定，华人晚上11时以后不得夜行。违者准警察即行拘捕，解案究治。

    同时，因为这时香港岛对面九龙尖沙咀尚属清朝管辖，平时船舶往来自由，于是又规定自夜晚9时至翌日晨6时之间，任何船只不许在香港海面航行或驶近香港。香港每天要鸣炮二次报时，一次为早上6时，一次为夜晚9时，于是规定9时鸣炮以后，6时炮未响之前，不许港内船只移动。

    1843年4月26日，位于港岛湾仔春园街的港督府遭洗劫。5月1日，璞鼎查政府借口“治安不靖”，更进一步规定，华人入夜后，至晚上十时前一段时间，如果必须外出，每人须要带油灯或灯笼一个，以资识别；晚上超过十时，华人一律不准夜行。以鸣炮为号，指示宵禁的开始和结束时间。1844年又公布《维护公安条例》，规定中国居民晚上入夜后，要在自己门前悬挂一盏有店名或自己姓名的灯笼，以便警察执行巡逻任务。中国人在晚间规定时间出门，还要有一张通行证，11时以后停止交流，违者要遭到逮捕法办。

    璞鼎查1841年8月11日到港，1844年5月离职，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具体实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领土侵吞的愿望以及英国在中国的各项特权。

    港英政府一成立，璞鼎查便开始有计划地修筑道路，首先在太平山脚下，分东西两路开筑皇后大道，开山修道清出的泥土石块投入附近海边，经过平整，又成为“新填土地”。

    早在1841年6月7日，义律为推动香港贸易的发展，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允许商船自由进出香港。6月14日，又将维多利亚湾割出40幅地段，公开拍卖。每幅底价很便宜，只要10英镑，最高价每幅投到165英镑，共售出23幅，全部面积9英亩，投得的英商中，有渣打洋行、颠地洋行、林赛洋行和瑞拿洋行等。按规定投得者只有租用权，并非拥有土地，每年仍需向港英政府缴交地租。港英政府每年可从投地中收地租3032英镑。

    由于璞鼎查行伍出身，只会专制统治，不懂行政管理。对于如何改善香港生活条件、环境卫生条件等，拿不出任何办法，因此不少英国人不适应香港的生活环境，就连英军士兵死亡、逃跑的也日渐增多。据记载“1843年5月至11月之间，瘟疫盛行，驻防英军1526人，染疫身死者达24％，其他外国人约四百人，死亡者占10％。”“驻港海陆军士兵，私逃军役，迭有所见。”来经营的商人也逐渐望而却步。这一时期，香港附近海面上的海盗也很猖獗，所以很多人对香港的前途丧失信心，香港的英商纷纷向伦敦告状，指责总督璞鼎查治港无方。有人甚至干脆就主张放弃香港、经营舟山。他们认为，香港不适合欧洲人士居留，并以当地驻防第98团英军在21个月内，有257人死亡，炮队135人中，前后两年死亡51人为例，指出香港不能成为商业城市。

    直至1845年，对香港的悲观情绪依然笼罩着香港的英国商人和伦敦上层。该年香港31家英商联合上书英国殖民地大臣史丹莱，痛陈开放五口通商后造成香港贸易的衰落。另有英商上书中说，“香港已无商可营，岛上只可供作香港政府及其官员驻节之地，并收容一批身无长物的贫民而已。”就连港府财政司罗拔?马田，也对香港大泼冷水，他说，香港是一个“贫瘠、不卫生、毫无价值的小岛。”“我曾设法寻找其价值所在，但香港其实一无是处。”

    这时的香港，被很多英国人视为畏途，一些英国人听说要派到香港去，无不摇头。出现了“香港，你让我去送死”的流行歌曲，反映了当时英国人对香港的消极看法，也表现了璞鼎查政治、经济方面的无能。

    1844年5月7日，戴维斯抵港，5月8日就职第二任香港总督，并兼任英国驻华公使，直至1848年3月21日，任期4年。

 戴维斯（1795~1890）

    戴维斯（1795~1890），又称德俾士等。英国人。他是一位中国通，18岁就到了广州，在东印度公司任职。1816年作为英国使团随员到过北京。1833年英国成立驻华商务监督署，被任命为商务监督。他对中国文化很有研究。戴维斯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叫德庇时。晚年，他隐居布里斯特尔，潜心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1876年获英国牛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890年去世，终年95岁，是享年最高的一位港督。一生著作不少，有《中国诗歌论》、《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中国见闻录》、《交战时期及媾和以来的中国》等。

    戴维斯虽是中国通，人称精晓汉学的港督。但在任职期间因为登记户口证，征收地税、专利税、财产税等繁琐政令，被后来新闻媒体冠以历史上最不受香港居民欢迎的总督之名。当然，这只是一种形容，戴维斯的后任也不见得就受到欢迎。

    璞鼎查留给后任者的是一个乱摊子。戴维斯接任时，香港堪称是问题成堆，法制松弛，秩序混乱，管理不善。然而，最为棘手的问题还是财政状况。戴维斯离开伦敦赴任时，英国政府曾告诉他，为了维持这块新的殖民地，政府每年都要花去大量的金钱；虽然香港一下子难以在财政方面做到自给自足，还必须由英国政府拨出资金，去维持香港驻军的费用，但香港公务员的薪金、各项公共建筑及其他方面的开支，则要由香港自身来承担。英国的殖民地大臣也告诉他，璞鼎查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伦敦方面对此是很不满意的。希望他不要重蹈覆辙，而要想办法解决好香港的财政问题。

    第二任戴维斯鸦片专卖开拓财源mngyjh

    香港财政收入，最初以拍卖土地为主要来源，数量有限，入不敷出。据统计，1844年~1854年间，香港政府累计支出512804英镑，年平均46618英镑，而收入年平均23539英镑，支出大于收入近一倍。如何增加财政收入，以减轻英国的沉重负担，并逐步做到自给有余，是港英当局在很长时期内面临的重大课题。

    义律在港时公示，香港为自由港。鸦片是香港早期转口货物的最大宗，从不课税。岛上消费所需烟土，视同一般货物，最初任由商贩经营，不受限制；港英当局照例向铺户收取规银，但为数甚少。

    1844年2月，英国殖民大臣斯坦利向戴维斯提议，课征榷税，增加港府收入，鸦片零售业首当其冲。同年6月，戴维斯函告斯坦利，拟向当地鸦片商贩发售牌照，或实行包税制，招华人承揽，使他充当港府“无可匹敌的最佳税收人”。11月，立法局制定条例，决定向鸦片商贩开征牌照税。法例规定，在香港水陆各处，“只准整箱贩卖烟土”，但持有牌照者可零售整箱以下鸦片，牌照由总督核发；申请人一经批准并缴费若干，即享有上述特权；无照经营者处以500元以下罚款。12月，辅政司发布通告，进一步规定，鸦片零售业务，可由一人承揽，愿者应向辅政司署报价，包税权“以出最高价者得”。香港境内整箱以下鸦片零售业务，由此完全合法。1945年2月，港英当局又制定《零星包卖鸦片细则》，对开灯烟馆设置地点、营业时间与交易方式等作了详细规定，于是烟馆也被置于法律保护之下。

    1845年3月，英国人都爹利和马丁?马地逊根据上述法规，以每月710元的高价，向港英政府承揽了在港零售鸦片一年的特许权，香港其他鸦片商贩均需向他们购买营业许可证，方可开铺售烟。都爹利和马丁?马地逊成了香港最早的鸦片包税人。都爹利和马丁?马地逊要保障其经营特权，维护其垄断地位，必须有足够的人力和必要的手段，来防止或阻止其他鸦片商号的侵越行为。他们感到力不从心，于当年6月合同届满前主动放弃包税权。与此同时，戴维斯发觉上述法例中关于零售鸦片“以供消费”的规定，文字含混，无照烟贩常诡称其鸦片“用于出口，非供本埠消费”，继续经营零售业务，从而损及鸦片包商的垄断地位，影响包税制度，减损政府收益。因此，立法局于同年7月制定当年第5号法例，除正式规定以拍卖或招标方式出售包税权外，删去了原法例中“以供消费”字样，以保障包商利益，保护税源。8月，买办冯亚蒂?卢亚贵以每月1710元、为期一年的高价夺标。总计实行包税制的头两年，港英当局假手鸦片包商轻而易举地为香港岁入新增六千五百余英镑，约占同期香港年收入的13.1％。鸦片包税收入已成为仅次于售地收入的第二大项。

    戴维斯满意地向英伦政府报告：鸦片包税是香港“岁入的最丰富的源泉”之一。1846年11月，新任殖民地部大臣格雷致函戴维斯，认为鸦片作为“消费品”，是“最合适的”收税项目，他对香港实行的包税制度表示首肯。这表明英国新政府在鸦片问题上将承袭上届政府的政策。然而，实行包税制后，香港鸦片总归承包者“一家发卖，烟价索勒高昂”。三昌、丽源等10家商馆联名于1847年1月禀报香港当局，要求“撤散烟土公司”，由众商各自“领牌贩卖烟土烟膏”。英国大鸦片商吉布等也抱怨说，实行税制后，香港鸦片零售价高于邻近地区，一些中国烟贩改由他处进货，香港销售量急剧下降，他们不得不为存放船上的鸦片支付水上保险金和每箱每月20先令的储存费。另一方面，鸦片包商为维护特权，以查禁私煮私售鸦片为名，雇用侦探和武装船艇搜查民居民船，干扰了当地贸易，使正处于不景气状态的香港经济蒙上了更大的阴影。英国政府和洋商为此深感不安。戴维斯的鸦片包税政策一时成为舆论界众矢之的。1847年3月，英国议会成立对华商务关系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后，认为只有最大限度地进行自由贸易，才能使香港繁荣，实行包税制是“不明智之举”。有鉴于此，戴维斯接受总巡理府希利尔的建议，于1847年7月决定，将现行垄断经营制改为牌照制。牌照共分三类：零售整箱以下烟土者，月纳规费30元；煮卖鸦片烟膏者月纳20元；开设吸烟馆者月纳10元。牌照由巡理府向零售商直接发售，数量不限，有效期均为一年。

    香港一开埠，就宣布是无税港口，但实际上香港内部税例繁多。早期港督，就想出各种名目增加税收。1844年7月，戴维斯上任不到两个月，港英当局就陆续公布了《土地登记条例》、《公众沽饮肆及售酒领照营业条例》以及《售盐鸦片当押业拍卖商业牌照税条例》，征收土地税、牌照税，等等。

    8月，港府在没有征询任何方面意见的情况下，立法局通过一个人口登记法例，规定全岛居民，不论华人、洋人，贫穷富贵，一律每年向港英政府总登记官办理姓名、地址、职业登记一次，领取登记证。洋人一律收费每人5元，华人每人1元。法例公布后，立即遭到中外市民强烈反对。华人反对自然无足轻重，洋人反对，要麻烦得多。叶灵凤先生有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这一事件的情况。

    对于这样一道法令，香港的英籍居民的反感是不难想象的。他们认为，他们的自尊心、民族的荣誉，以及个人的自由，都遭受了蹂躏，情形的恶劣比在广州时期受清朝官吏的限制更甚。因此召开了一个居民大会讨论此事。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这条纳税登记的法令，不仅对英国人苛酷无情，而且不符合英国立法传统。全体英籍居民一致反对，并且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意见书呈递戴维斯。

    事有凑巧，就在英国人呈送抗议文件这一天，港府宪报登出该法令的中文译文，把人头税每年一次错成每月一次。真是火上浇油，使已经沸腾的民愤更加剧烈。当时的《中国之友》评论说：“中国人向来逆来顺受，惯于忍受任何敲榨。可是这次由于译文的错误，使他们误认为每月要将辛苦的收入缴纳一半给政府，实在无法忍受，自然不免想起还是回国内的好。”

    10月30日，香港的中国商人和工役全体罢市。商店都关了门，客运和货物的船只都停止开行，仆役和阿妈也罢了工，以致一切生意都停顿了。中国商人表示，如果政府11月1日实行征收人头税，他们便全体离港。英籍商人也表示，如果政府坚持执行，他们决意迁回澳门去住。

    戴维斯在各方面压力下，被迫做出让步。11月13日，立法局通过了人口登记修正案。首先，人口登记免除一切费用；其次，规定凡是公务人员、军人、专业人士、商人、店员、厂主、房东，或每年收入达500元以上的人士，不论中国人外国人，一律豁免登记。只有那些贫苦大众，收入微薄的居民，才必须办理人口登记手续。修正案例于1845年1月1日正式生效。显然，法例维护了英国人和富人的利益，广大的贫苦中国居民仍然受到损害。

    1846年，港英政府又发表布告，布告规定了通用货币及其相互比值。（一）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鹰洋、印度卢比及其破碎银屑，中国通用铜钱，均为法定通用货币；（二）所有上述货币不论价值低昂，或属于任何种类，或是否完整，或已打印，如各有同等质量，即具同等通用之效能；（三）规定每银圆等于2卢比又1／4；（四）规定每银圆等于铜钱1200枚，每半圆等于600枚；每卢比等于铜钱533枚，每半卢比等于266枚，每1／4卢比等于133枚；（五）其他货币未列入上项规定之内者，均不能作为在本港合法通用货币；（六）第四款规定之铜钱，得向商务总监公署或香港库务司署领换，惟不得逾50元。凡属英国通用货币，不论纸币或硬币，一律为本港合法通用货币。

    这些规定，充分保障了英国政府和英国商人的利益，而对中国人设置了种种限制。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戴维斯又发布《征收警捐条例》、《烟贩牌照条例》等多种条例，广开税源，以各项税收增加财源。到1846年，香港政府每年税收达到27046英镑。

    戴维斯的税收举措，目的本来是搜刮中国香港人的民脂民膏。但也损害了部分英国人的利益，所以首先遭到英国商人的反对。登记法例风波平息不久，11月20日，戴维斯又在立法局会议上通过了另一个法令，规定香港殖民者可以无须经过立法局的通过，随时下令宣布戒严。连英国人也不懂得戴维斯为何要如此紧张，因为当时香港实在没有这样采取非常措施的必要。果然，后来伦敦对于这条法令予以否决，于是这位中国通总督又在中外居民面前出了一次洋相。

    1847年1月，港英当局再公布《市场贩物牌照条例》。5月4日，渣甸洋行首脑马地臣向英国下院呼吁，要求英伦督促戴维斯改变政策，减收地租，只征收维持警察部队的费用为限，其余费用均应由英国政府负担。英国政府自然不会答应，反而逐渐增加对香港的索求。

    到戴维斯离任的1847年，港府各种税收已达31078英镑，折合港元372936元。

    香港的妓女从开埠初期就存在。在香港开辟为商埠以前，澳门是中外贸易的一个中心，到澳门的中外商人在那里可以寻欢作乐。英国强占香港岛，将其辟为商埠以后，澳门许多妓女纷纷来到香港。

    1845年初，香港英国当局接到举报，警察有收受贿赂、包庇娼妓的行为。经过调查证明，事实确凿，但为了港府的颜面，调查报告结论却说，属于“娼家情愿缴纳，而非出于勒索行为”，因而对警察不加追究。后来当局意识到这是一条财路，于是决定由警察公开征收妓捐，而名义又说，所收捐税款项，用来开办花柳病院。

    根据1845年6月性病医院的报告，全港有妓院31家，每家月捐5元，有妓女一百多人，每人月捐一元半。当时一元钱相当顶用，可买几十斤白米。每年妓捐收入数目很大。当时香港社会人士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项税收没有得到英国法律许可，不是正式税收；此外，每月妓捐用作病院开支的仅属少数，大部分支出用途不明。虽然兴办了花柳病院，但只办了两年，就因经费不足而停办了。根据香港社会人士的意见，1847年，英国议会曾派人到香港就此事进行调查。不久，英国政府通知香港总督戴维斯，由他下令取消征收妓捐。

    虽然按照命令妓捐停止征收，但戴维斯当政期间不仅妓院未被取缔，而且越办越多。这毕竟是英国人敛财的一种门路。

    后来，驻港英国海军司令詹士史德陵发现，英国军人和海员患花柳病的人数与日俱增，于是向香港政府建议颁布条例，控制性病流行。戴维斯采纳了这个建议，港府于1857年11月24日公布了《检验花柳传染病条例》。1864年1月19日，港府建立西营盘海员宿舍，专门收容患性病的海员。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性病流行的状况还是没有明显变化。1867年7月23日，英国殖民部谕令香港政府重订《取缔花柳传染病条例》，规定实行妓女登记、检查身体等事宜。随后，香港立法局又决定向妓院和妓女征收营业牌照税。从此，卖淫行为在香港进一步公开化、合法化。当时负责发放营业牌照的是总登记官兼抚华道高和尔，他曾借发放牌照之机，大饱私囊，广置房产。

    自从有了妓女凭牌照营业的制度，香港的妓女便有了公娼与私娼之分。有牌照的叫做公娼。她们经常被迫验身，因为妓院老板怕她们染上性病，降低了身价，影响妓院榨取钱财。当年香港的妓院又有大寨（高等妓院）和细寨（中等妓院）之分。大寨集中在水坑口，细寨分散于荷里活道。大寨是只有富商阔少才有资格光顾的场所。因为到那里寻欢作乐必须饮宴，一掷数百金，排场很大。大寨的妓女分为三种：1.琵琶仔。这是十四五岁的雏妓，通常是贫苦人家的少女。鸨母把她们当作待价而沽的摇钱树。2.半掩门，又称尖先生，意思是不大不小的妓女。通常是琵琶仔接过客人以后，看上去还是少女，其实已是“大人”，所以叫尖先生。她们是鸨母的高价摇钱树，不公开接客，所以叫半掩门。3.老举。广州话称妓女叫老举，“举”是妓的转意，她们是公开接客的正牌妓女。至于细寨的妓女，日夜都接客，日间收费2元，夜间收费4元，所以细寨又叫“二四寨”。

    私娼是无力交纳营业牌照税的妓女，她们的处境比公娼更悲惨。她们的活动地点多在横街窄巷的住宅楼宇里，旅馆客栈中，甚至在海旁小艇上，每次出卖肉体的代价不过是几毫钱。她们往往与正当居民杂居，有的嫖客深夜喧闹不止，搅得四邻不安。

    香港高等法院虽然在1844年3月4日开始审讯第一宗刑事案件，但严格来说，实际上还不能算是高等法院正式成立。因为被告没有律师替他辩护；高等法院的条例也还未齐全，只是凭着陪审员的直觉去判断被告是否有罪。因此，一些研究香港历史的学者，认为高等法院虽由第一位港督璞鼎查创立，但正式成立高等法院，应在第二位港督戴维斯任期内。

    戴维斯于1844年5月7日乘英舰“批夫”号抵港时，和他同来的有3位官员，一位是新任辅政司布鲁士，一位是正按察司晓吾，还有一位就是高等法院登记官罗拔奇。

    戴维斯抵达香港后，即着手改革香港法制。他首先把裁判司威廉?坚的职权局限于违反警律和简易民事范围，削除了他以前在司法裁判方面的权力。

    大约一个月后，戴维斯委任正按察司晓吾为立法委员，由他着手研究草拟高等法院条例。这时候，香港真正熟悉法律条文的人才很少，晓吾缺乏助手，工作进度颇为缓慢。到了该年7月28日，新任律政司史德陵来港，并被委任为行政司委员。在史德陵协助下，高等法院条例终于完成，在1844年8月21日公布。这时候，高等法院才算正式成立。

    香港高等法院，最初设在中环威灵顿街前近德忌笠街与石板街之间。它在1844年10月1日开幕，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开幕盛典，所有在香港的外国人均穿礼服参加，总登记官罗拔奇致了开幕词。

    原定在开幕这天要开审一件刑事案，但因当时香港还没有律师执业，按察司晓吾认为，这样的审讯，对于被告不公平，便把这件刑事案押后审讯。

    高等法院成立后，按察司晓吾首要的工作，是要确立香港的律师制度，先批准律师执业。依照英国制度，律师有律师与状师之分，状师也被称为大律师，这种制度在香港一直沿用。

    高等法院第一天批准执业的第一位律师是甘氏，律政司史德陵则为大律师。

    有了律师之后，高等法院于10月2日，正式开庭审案。

    这宗香港首次依照正式法律程序审讯的案件，是诱拐少女落娼寮作妓女案。被告是一对华人夫妇，住在港海的货船上，常登岸购物，因此和两个少女认识。一日，这两个少女被该夫妇诱到船上，绑于船舱内运到广州，以每人90元的价钱卖给广州的娼寮。两少女设法通知在广州的亲戚，亲戚花钱把她们赎回。

    被拐卖的两少女返回香港后，偕同父母去报案，警方拘捕了那对夫妇。

    高等法院开庭审讯时，那对被告夫妇仍然没有大律师替他们辩护，但因案中各人的口供相符，均能陈述被拐诱和运往广州贩卖的经过，陪审团一致认为罪名成立，法官宣判被告夫妇各判入狱18个月。当时香港还没有正式监狱，便只好将罪犯解往上环差馆里警署内的拘留所去监禁。

    依照英国法例，警署拘留所只能看管疑犯一段时期，却不是用来监禁罪犯的。

    当时的香港警署设于上环荷里活道，所以，那里还有一条横街做差馆里。威廉?坚就管辖这间警署，他不但指挥警察，还任裁判司，又兼任监狱官的职务。

    那时候，上环差馆里的警署，和中国清朝的县衙门差不多，既是警察工作的地点，又是裁判司开庭审案的地方，警署的后面便是拘留所，也就是当时的监狱。

    这种情形和英国体制大不相同。英国的县长只负责行政，法院只负责审案，都不负责管理监狱，管理监狱另有监狱官。

    港府觉得威廉?坚不能以裁判司兼任监狱官，一来警署的拘留所作为罪犯的监狱，显然不是英国的制度；二来上环差馆里的警署，也是极简陋的建筑物，香港的罪案随着人口增多而激增，监禁罪犯的地方便不够用了。因此，港府便着手物色地点，建筑一间真正的监狱。

    香港第一座监狱叫做维多利亚监狱，设在中环奥卑利街的一处山坡，到1857年才建成。

    占香港？据舟山？举棋不定

    鸦片战争时，英国军队侵占了舟山和鼓浪屿，依照《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后，英军应撤出舟山和厦门。但英军迟迟不肯撤退，因为英国要把舟山和鼓浪屿当作抵押品，申明要等中国将赔款全部付清之后，才肯交还这些地方。

    1844年，清政府第5次交付赔款的时候，英军突然提前退出鼓浪屿，而将驻鼓浪屿的英军一部分移到舟山，一部分撤返香港。戴维斯竟说这是“实为和好起见，并无别情”。实际并非如此，当时香港的生活环境还相当恶劣，英国人不能适应，逃兵很多。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中，有人主张放弃香港而占领舟山，而鼓浪屿只是个无实际作用的小岛，在举棋不定之际，先撤出鼓浪屿，做出归还鼓浪屿的姿态，实为加强舟山兵力，为以后的抉择做准备。

    耆英当时也对英国人提前撤出鼓浪屿有所疑虑，他向道光皇帝奏称：“本年五月间，德酋（指戴维斯）初来广东，即有俟十二月银项交足，鼓浪屿先行退还之议。奴才以夷情叵测，今无故将鼓浪屿先还，焉知不为异日缓交舟山地步？”足见当时中国朝野对于英国人的这一行动，已有所警惕。

    中方将赔偿鸦片战争的赔款已完全交清后，英军却依然留在舟山不肯走。这样一来，道光皇帝再三催促耆英向戴维斯交涉。戴维斯推搪了几次，最后不得不照会耆英，叫他到香港讨论。

    1845年10月，耆英收到戴维斯的照会，内称英国不交舟山，是怕法国侵占，并邀请耆英去香港商谈。耆英信以为真，立即向道光皇帝奏报。其实，戴维斯迟迟不撤退驻舟山英军，是英方尚未最终决定长期占据舟山还是香港。

    耆英于1845年11月20日，二次来到香港，与他同行的，依然是升任巡抚不久的黄恩彤，还有赵长龄、潘仕成等。他们在香港住了4天，到11月25日才离港返广州。

    后来英国政府决定，放弃舟山而集中经营香港，因为舟山方面的英国军官亦有报告书向伦敦呈送，说舟山的地理环境远不如传说中那样理想。英军驻守舟山4年，曾在当地广招人马以巩固其统治，但并没有什么进展。资料记载称，他们虽饬令绅士充当董事，“安良缉匪，并逐日交给字条，令其捐银建设书院、育婴院、养济院、孤老院、埋葬尸棺，延请男女塾师，教训学生，并捐银给予差役”，但是，仍然是“英夷日与定海居民为仇”，人民反抗情绪不减，英国统治十分脆弱。所以，最后由英伦敲定，弃舟山，占香港。戴维斯要耆英到香港来见他，首先要谈的是撤出后如何保障舟山地方与英国有关系的人员的安全，其次才是谈交还舟山的细节问题。

    耆英到港后，向道光皇帝奏报在香港的谈判情形。奏称：“德酋于次日率领夷目多人来见，执礼甚恭。臣告以本年应交洋银尾数业已备齐，可定期来取，舟山亦应如期交还，以符成约。该酋复称银两应俟届期再行请领，舟山必定如约交还。惟英兵在舟山数年，该处人民多与往来，交还之后，乞弗深究。臣等答以该处民人皆天朝赤子，和约内已经载明，凡系中国人与英人往来者，概准免罪，岂有舟山退还之后将该处人民苛待之理？当为出示晓谕，俾共释然无疑，可以无庸过虑。”

    “该酋复称：还交舟山，最有关系，应派大官前往接收，方为妥协。臣思该夷占据舟山数年，现当交割接收，抚绥安缉，自不可稍涉率忽，必须熟悉夷情之员，前往妥为办理。查现任江苏常镇道咸龄，前随奴才办理夷务，素为该夷所信服，当向该夷告知，拟派咸龄前往接收舟山如何？该夷酋复称咸龄既系熟人，又系道员，实属妥当，极为欣喜。”

    英国每从殖民地撤出，一方面要对曾经为他们的侵略出过力的当地人给予安排，这既对得起奴才，又能长期保持英国在当地的利益，英国虽然只经营舟山几年，还是为其奴才争取权益。另一方面，来时威风，走时也要神气，所以提出“大官接收”，“光荣撤退”。

    耆英奏报又称：“该酋复称：舟山一岛，应请大皇帝明降谕旨，英国归还之后，断不给别国驻守。因询其何以虑及于此？该酋惟称：奉朱批以安本国人心等语。当谕以舟山本系中国土地，既经收回，断无给与他国之理，岂得以凭空悬拟，率登奏牍？况地归中国，应由中国主持，又岂外国所宜干预？若代为陈奏，必奉大皇帝严饬，并恐他国闻知，转生猜疑，尤为未便。复经赵长龄、潘仕成等再三晓谕，该酋始领悟，不复坚求。……”

    “臣恪遵历奉谕旨，坚守条约，如约者即为应允，违约者概行驳斥。该酋均一一听受，并无异言，随备夷筵，恭敬款待。又据该国水陆兵头等更番邀请，臣亦置酒相答。连日酬酢，该夷等均极欢洽。臣与委员等随时宣布皇仁，用言开导，谕以中国既与该国和好，断无暗相图谋之意。嗣后惟宜恪遵条约，安分贸易，诸事无庸疑虑。该酋等颇知感激，均于席间举觞舞蹈，恭祝万寿，情形似尚真诚。”

    耆英奏章，每次都写得天衣无缝，但每次英方都得寸进尺，从无满足的时候。而耆英则沾沾自喜，觉得取得了大胜利。

    当时耆英以为到香港与戴维斯谈妥交还舟山问题，便万事大吉，不料耆英和戴维斯刚刚共同“举觞舞蹈，恭祝万寿”数日，又有新的变故。耆英回到广州以后，戴维斯突然又提出广州入城问题。原来广州人民一直坚决拒绝英国人进城。耆英非常焦急，1845年12月20日，他向道光皇帝奏称：

    “今年夏间，该酋（戴维斯）复有进城之议，旋因向阻中止。臣等即虑其届交舟山之际，或生枝节。臣耆英是以前赴香港，与之面议。该酋于交还舟山一款，坚称如约，毫无迟疑，至进城一节，则更端以请，并不牵及舟山一字。今接据来文，乃竟牵合为一，借以挟制，于屡次成约，均佯为聋聩，概置不理，实非始料所能及。臣等窃思该夷驻兵舟山，所费不赀，宁波虽已通市，贸易甚属稀少，似无久行占据，徒滋糜费之理。惟现既借端要挟，求进粤东省城，若不允所谓，恐未必即肯退还；而粤省民情浮动，若不俟众议允洽，骤允夷人入城，又恐易滋事端。臣等日夜筹思，与同城司道各官，悉心酌议，权利害之轻重，审时势之缓急，舟山固应如期收复，而民情未协，亦未便操之过蹙。似不如稍宽时日，相机办理……”

    耆英知道无法压制广州百姓坚决拒绝英国人入城的行动，只好向戴维斯说了个大谎，许诺3年之后，一定准他入城，僵局才算打开。最后，戴维斯与耆英在虎门签了交还舟山协定。直到1846年5月9日，耆英派员到香港，与戴维斯约定交还舟山的一切细节事宜，然后在6月10日，才正式收回定海城。

    戴维斯自知耆英推诿之词含义，又知广州百姓的抗英志气，一时没有办法，只能俟机行事。10个月后，1847年4月3日，戴维斯看准了时机，借口6名英国人于3月间在佛山被群众驱赶一事，突然派遣军舰侵入广州，向清政府提出准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及租借广州河南地方等7项要求。两广总督耆英竟全部同意，只是进入广州城一项，担心人民反对，推迟两年后再实行。5月15日到17日，戴维斯派人在广州河南洲头咀丈量土地，插旗标界。17日，广州群众数千人在双洲书院集会，抗议英国的侵略行为。20日，河南48乡的群众三千多人聚集在英国商馆前示威，随后，广州市民10万人示威声援。戴维斯迫于形势，只好暂停在广州建立租界。

    1849年，3年之期已到。这时，中英双方在广州、香港的主要官员，都已经换人。耆英调回北京，徐广缙接任两广总督。戴维斯1848年离职，般含继任港督。般含到任后首要的任务是突破英人进入广州城这一关。1849年2月，般含率领军舰三艘，在虎门外要求广东当局履行前约。两广总督徐广缙起初还想拖延推搪，而般含逼之甚急，难于应付，但他又害怕民众，心里十分矛盾，据记载，他和叶名琛商量，认为“无拂百姓以顺夷理。且民情若是其坚且众，夷一动则民倾刻生变，势难终日，官府无立身之地。惟有拒诸城外，纵有他故，亦官与城为终始。”“今我两人和衷一致，顺民心以行之，复何疑之有？”于是，徐广缙拒绝了般咸的要求。英国军舰直入省河，要和徐广缙在广州衙署会谈。徐广缙答应在英舰上与般含会谈。般含施加各种恐吓，说如果不准进城，就要“北上询问”，而且封锁运河，截断江南对北京的粮食供应。徐广缙只好上奏道光皇帝。道光答复含糊其辞，说“只得暂入，不得滞住”。徐广缙知道，如果暂入，就不可能再叫英国人离开。广州老百姓知道后，群情激愤，珠江两岸聚集了十万多群众，怒吼震天，反对英国人进城。广州的情况传到香港，香港的民众也准备起来反抗。般含看到中国民众的愤怒情绪，不敢前进，只好乖乖退回香港。

    戴维斯继承其前任璞鼎查的衣钵，继续歧视和虐待香港中国居民。1845年10月6日，香港政府颁发港口管理章程十六条，其中第十五条规定：每晚9时以后，非有特别护照，不准行船；船上有外国人者，不在此限。第十六条规定：违反章程者，港务司有权给予25元以下的罚金或一个月以下的监禁。显然，香港当局的这些规定是专门对付华人的。

    香港当局歧视和压迫中国居民的另一项内容是滥施笞刑。动不动就对华人实行公开鞭笞刑罚。据记载，1846年2月25日，一天内竟有54人被执行笞刑，刑后并被剪去辫子以示惩罚。除公开执行笞刑外，还有“游街”、“立木笼”、“戴枷”等侮辱人格的刑罚。港府滥施残酷刑罚的情形，诺顿?凯希所著《香港法院法律史》一书中有所记载。书中说，当时“肉刑施行频繁”、“笞藤使用范围之广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经常“为了细微的过失，中国人就被判决公开执行笞刑”。

    对于中国居民的虐待，诺顿?凯希所著《香港法院史》的记载摘录如下：“1845年3月间，令人憎厌的公开鞭笞示众行为差不多成为城中每天必有的事。有一次，下午日落之前一小时左右，在皇后道上，有一个可怜的家伙被缚在一间公共建筑物的门柱上，这人被剥去衣服，背上被藤条抽得伤痕纵横。这里并无人认为这事不雅观或有碍观瞻之意，但是裁判官的这么滥用鞭笞却是值得反对的。警察法庭的记录，你如加以调查，将发现若以人口为比例，香港将是全世界施行鞭笞最多的地方。”

    1846年10月27日，英国商人邓肯报案说，家中遗失了200元钱，怀疑是家中厨师偷款逃往澳门，要求警方到海上截拦船只搜查。于是警方会同邓肯及其若干友人在海上截查船只。在西环海面见到一艘中国帆船便喝令停船，帆船不听，继续加速行驶，警方从后面追赶。中国船上的人慌了起来，纷纷弃船跳海。经过检查，船上并没有被怀疑偷钱的厨师，但是警方却在船上查获一些武器，便认定这些中国人都是“歹徒”，将他们拘捕控告。后来泅水上岸的船员向警方证明他们是一艘合法的商船，除船员外都是正当乘客，船上的武器是防海盗自卫用的。至于为何听到喝令不停船，船员称，船上人员当时听到后面有船追赶，误认为是海盗船，所以不得不弃船逃命。经清点船上人数，已经有5人失踪。

    后来在海上捞获了4具尸体，经船上人员辨认，证明都是这艘帆船上的乘客。当时的验尸官是麦克斯威尼，因为文件上说船上疑已溺死五人，虽然事实上仅捞获4具尸体，验尸官却想当然的填写已有5具尸体被验明是溺死的。明明只有尸体4具，却签发了5具尸体的证明，另一名乘客是死是活，便置之不管。对此，居民十分不满，法官、律师也群起指责，当局只好把麦克斯威尼撤职了事。								gfhfghfghjr

    港府的“医官剖验尸体”、“死因法庭研究”，以及验尸官的报告，往往是港英当局用来掩饰自己杀人罪行的一种手法。香港有名的黄祥水事件，就是一例。小商贩黄祥水被官差踢伤，脾部肿胀而死，结果经过所谓医官的尸体剖验，以及死因法庭研究，死因竟确定为“脾部肿胀”，死于疾病。黄祥水明明是被官差踢伤而死，验尸官却倒因为果，不说他被人踢死，却说他死于脾部肿胀。脾部因何而肿胀致死，无人过问。类似草菅人命的案例时常出现。

    香港历史上第一个有案可查的贪官就出在戴维斯时期。戴维斯政府对这个贪官进行了百般袒护。香港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初期政府高级官员全都是由英国人担任，政治制度又不民主，没有人能够对他们进行及时和有效的监督，因此，贪赃枉法行为相当盛行。

    香港岛上有一条很长的街道——坚道，就是用这个贪官威廉?坚的名字命名的。威廉?坚在璞鼎查时期就已经在港府任职，是英国人统治香港初期的首席裁判司，属于港府高官。他利用一个名叫卢亚景的中国人当走卒，向商人和“海盗”索取贿赂。卢亚景自恃有首席裁判司撑腰，横行霸道，趾高气扬，因此得罪了一些英国商人。英国商人便向法院控告了威廉?坚及其走卒。

    据香港法院的档案记载，在1847年6月间，卢亚景的上司威廉?坚被另一个英国人控告，说他用人不当，利用他手下的这个卢亚景，向市场上的中国商人和其他租户索贿收规，同时更有“纵盗”和“诬良为盗”之嫌。当局接受了这个控告，下令组织调查委员会，对威廉?坚被控的犯罪事实进行了调查。自然，主要的证人是卢亚景。不料，这一切全是装模作样的，在正式开庭调查之际，卢亚景突然“失踪”了，据说是已回内地。主要证人既然失踪，调查工作也就无法进行，只好宣布威廉?坚被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威廉?坚的罪名既然不能成立，控告威廉?坚的那个英国人当然有“诬告”嫌疑了。于是威廉?坚就反过来告他一状，使这个英国人既罚款又坐牢。此案既了，卢亚景忽然又出现在香港。

    就这样，威廉?坚的贪污渎职行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后来他反而得到升迁。在1858年11月和1859年5月，先后两次被委任为代理总督，代理行使香港总督的权力。

    戴维斯时期，继威廉?坚之后的另一个大贪官是前边提到的高和尔。高和尔是威廉?坚的好友。高和尔本来在广州和新加坡经商，1840年英国远征舰队从新加坡北上进攻舟山群岛，威廉?坚和高和尔两人同船，来到中国，从此成为好友。1843年，由于威廉?坚的推荐，高和尔开始在香港政府任职，成为港府裁判司的翻译，而当时的裁判司就是威廉?坚。他于1846年再升任副警司，1856年又被任命为总注册官和抚华道。高和尔索取贿赂的手段与威廉?坚如出一辙。牵涉高和尔贪污受贿的重要案件还有杜亚宝案件和黄墨洲案件。hfghgfhgfh

    1847年4月，商船“加路连号”及“柯美加号”驶经尖帽湾时，遭海盗抢劫，船员全部遇害。高和尔逮捕了三名嫌疑犯，但定罪的证据不足。这时警署破获另一起行劫案，高和尔便授意行劫案犯杜亚宝出庭作证，指控前案三人是他参与尖帽湾海盗案的同党。审判官认为证词疑点很多，但陪审员认定三被告海盗杀人罪成立。杜亚宝因此事立功获得释放。之后，高和尔便利用他充当破获海盗的眼线人，进行敲榨勒索，受贿收规。捕获海盗后，仅以杜亚宝的只言片语为证，即可定人罪名。“他说是，虽良善难冀超生；他说非，则真盗也可幸免。”1847年10月，杜亚宝向船民沈亚熙勒索80元，沈倾箱倒箧如数给他。事后，沈亚熙向高和尔密告此事，高和尔置之不理。第二年1月，杜亚宝又向沈亚熙勒索100元，并声称这是转给高和尔的。沈亚熙实在无力拿出这笔在当时说来数额很大的款子，杜便诬陷他为尖帽湾海盗，将其逮捕。直到杜亚宝索贿罪行败露，被判处3年徒刑的沈亚熙才获得释放。而杜亚宝的后台高和尔却照常高官稳做，继续贪赃枉法。

    戴维斯任内修建了跑马地，为香港以后的赛马、骑马活动打下了基础。

    在英国推行殖民主义扩张的全盛时期，英国式的赛马在世界许多地区流行。香港的赛马就是英国人首先倡导的。《南京条约》签订不久，香港举行过赛马。根据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的记事册所载，1842年和1843年，香港举行过两次赛马。当时香港还没有马场，比赛是借用澳门的马场举行的。最初的赛马完全是一种体育活动，有跳栏和其它马术比赛，而且一年只举行一次，因此叫做“周年大赛”。

    在早年的香港，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香港政府要员及大商人经常以马代步，每人往往不只有一、两匹马。因此，考察香港早年的赛马记录，冠军马多半属于知名人士。例如，香港第三任总督般含的一匹名叫“诱惑”的马，从1850年起，得过多次冠军。1853年，大鸦片商颠地的一匹名叫“金手指”的马，也夺得多次锦标。怡和洋行大老板罗拔?渣甸的一匹名叫“锡克”的马，从1852年至1856年，连续五年赢得“妇女银袋”奖。有这些达官富商参与，马赛自然兴旺。由于赛马逐渐成为经常性的活动，于是，成立了赛马会。

    香港的跑马场是1844年开始修建的，1848年投入使用，地点选在香港岛的黄泥涌。这一带叫黄泥涌峡，一股山溪从山上挟同黄泥沿峡谷滚滚而来，进入海面，这山溪就叫黄泥涌。溪畔有个黄泥涌村，村民在峡谷种稻田、蔬菜，养猪和家禽，利用黄泥涌的水来灌溉，利用山上的石头砌墙盖屋。英国人占据香港后，见这一带风景秀丽，就在黄泥涌峡山上，开辟英国人的住宅区，建起洋楼。可是，英国人住进后，多数得疟疾等病，死亡不少。港府认为，这是因为黄泥涌谷的水田滋生蚊虫，传播疾病，就硬把村民的稻田草园填掉，强迫村民迁徙。到戴维斯时代，就把填平的谷地辟成为跑马场。

    跑马地的英文名字就是haPPy 6allEy，意思是快活谷，与伦敦附近一所坟场的名字相同，含有“极乐世界”的意思。1842年至1843年间，许多驻港英军和商人患疟疾而死，死后就葬在黄泥涌的山边，可能因此称做“快活谷”。现在马场对面仍然是坟场。hfghgfhgfhgfh

    据巴图所著《别了，港督》一书记载，戴维斯是为了迎合英国商人，修建了赛马场，并且每个周末都举行赛马活动。戴维斯的这一做法，显然是讨好英国商人的举动。因为这是英国商人们十分喜爱的一项娱乐活动。但他却没有想到，就是在赛马场上，英国商人们大大地出了他一次丑。在1845年的一个周末，戴维斯为了笼络英国商人，表示自己将亲临赛马场，为比赛的优胜者颁奖。他满以为此举必然反响强烈，但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当戴维斯兴冲冲地到达赛马场时，迎接他的即是一个十分冷清的场面。原来那些商人得知此次赛马是由戴维斯前来颁奖时，竟采取了联合抵制行动，不让一匹赛马参加这次比赛，使戴维斯感到十分难堪。

    1890年，赛马开始有投注，正式变成赌博工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场修建了观众台，跑道增设排水设备，跑道周圈内铺植了草皮，还可做为高尔夫球场。赛马会开始广泛吸收会员，富有的华人也可以成为会员或马主。

    当年，英国《泰晤士报》特派驻华通讯员库克，曾经记述香港赛马的盛况：“如果要看良好的旧花样的赛马，其中没有横冲直撞、勒马牵缰，而且每一匹马都是为着竞赛取胜而出马的，恐怕只有到香港来才可以看得到了。”“当我们第一次看见快活谷里的赛马场，几乎忍不住地嚷着，这是整个世界上景色最丰富多彩的地方。司令台、看台、马厩、草坪和一切设备，加上那难以忘怀的午餐和香槟，所有一切都是第一流的。快活谷和维多利亚城之间相距一英里半的马路上，在赛马日那天，挤满了车辆、骑士和行人。”热闹的情景于此可见一斑。

    戴维斯任期内最大的风波，是他同大法官晓吾的冲突。他利用总督的特权停止大法官行使职权，以致大法官返英向女王控诉，结果戴维斯因此而引咎辞职。

    大法官约翰?晓吾，1844年5月与戴维斯一同自孟买乘船到港履职。香港政府按察司，高等法院正式成立，他是第一任大法官。

    在这之前，香港只有警察法庭，裁判司禀承总督的意旨行事。当时的裁判司是威廉?坚，他几乎是总督的行政左右手，不像是一个独立的司法官。晓吾抵港后，高等法院成立，他的地位与总督分庭抗礼。裁判司是大法官的属下。而戴维斯仍然习惯于直接指挥裁判司，威廉?坚也一直以总督的属下自居。晓吾认为这是越权，侵犯了司法独立精神，所以从一开始就与总督在职权上发生磨擦，双方因为案件发生矛盾的事件接连不断。香港英籍人士习惯于英国的法治制度，因此都站在大法官一边。

    1846年底，两艘中国船在港内相撞，理亏的一艘畏罪逃去，另一艘从后追赶，鸣枪警告。水警船以为发生海盗劫案，便向在逃的一艘开炮轰击致沉，溺死5人，生捉13人。裁判司不分情由将13人当作海盗，各打一顿藤条，然后押解给九龙的中国官厅完事。可是验尸官研究5个溺死人，证实他们确是良民，被笞藤后递解到内地的13个人更是无辜的良民。于是，高等法院依据验尸官的结论，指责警察方面犯了误判错误，同时发现裁判司法庭判案的律条，竟是在1845年早已明令废止了的。香港英籍居民闻讯大哗，他们早已不满意裁判司贪赃枉法的行为，现在更讽刺地劝威廉?坚应该再去学习几年法规再来任职。

    1847年8月16日，戴维斯与大法官晓吾发生口角，因为一起案子，戴维斯表示，他有权决定海事法庭的开庭日期，大法官则不予承认。大法官坚持他应该被称为“法官阁下”，而戴维斯则拒绝承认这个尊称。戴维斯威吓晓吾说，要对大法官提出停职的处分。gfhgfhgfhfghgf

    其实，一系列案件冲突发生之后，戴维斯已经写信给英国首相帕玛斯顿，暗中弹劾大法官有嗜饮的习惯，时常酗酒闹事。这封信本来是密呈的，帕玛斯顿却将戴维斯的私信当做官式报告，交给殖民地部大臣格雷，要求严格查处。格雷随即通知戴维斯，表示对他关于晓吾的酗酒报告将予以正式彻查。戴维斯本是想暗中中伤晓吾的，现在却弄假成真，要公开调查。于是他赶紧回复殖民地部，向格雷表示这事不必深究，因为“自从晓吾夫人离港返英以后，大法官的情状已经改善了，因此不必再继续追究。”可是格雷坚持表示，大法官的清白声誉是不能遭受玷污而不予查究的。关于这事的处理办法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戴维斯向晓吾道歉，另一条是他举出证据证明并非诬告。戴维斯选择了后一条路。

    根据英国殖民大臣的命令，港府行政局审查大法官会议成立，总督自任主席，同时又是原告，成员还有英军驻港陆军司令德忌笠，辅政司庄士顿，裁判司威廉?坚等人，同时他们又是原告证人、陪审员。这样的会议对晓吾当然不利。

    1847年11月22日，大法官晓吾接到通知，命他出席会议，答辩总督对他的弹劾。戴维斯弹劾的罪名有三项：一、1845年冬，晓吾曾经在海军少将柯讫郎在军舰“亚金科特”号上举行的餐会中饮醉了酒；二、1846年7月，在陆军司令德忌笠少将家中饮醉了酒；三、经常嗜酒醉酒。

    11月25日至27日，审判会进行，在会议上，最先被查问的是第一项罪名。总督所邀请的证人多数是当时在场参加宴会的海陆军官员，被盘诘的结果，正好与戴维斯的弹劾相反。一位军官承认先后曾与大法官共席18次之多，而每次都没有醉酒，神智清楚，礼貌非常周到。其他证人也都证明大法官在“亚金科特”号宴会上实在没有醉酒。只有总督的左右手威廉?坚证明晓吾在军舰上曾经饮醉了酒。戴维斯所弹劾的第二条罪状，被主要当事人否定。参加这次会议的德忌笠因为总督将大法官在他家中的私人宴会也列入弹劾内容之一，非常不满，愤慨指责总督侵犯了他的私生活界限，违反了社交礼貌。同时参加这天宴会的宾客作证，晓吾并无醉酒之事。唯有威廉?坚证明晓吾是饮醉了酒，许多当晚在场的军官反驳了威廉?坚的说法。第三项罪状亦被许多证人否定，证人中包括军官、大商行负责人、律师、医生，以及常到法庭采访的记者。他们都证明晓吾在法庭上态度镇静，有耐性，细心静听中国证人琐碎的叙述，对于法律判断的运用非常正确。丝毫没有醉酒人那种神经错乱的表现。

    在这种形势之下，一般人认为，戴维斯虽然极想利用自己的权力停止大法官的职务，但他也许顾虑这样做影响太大，不敢贸然行事。因为他要负全部责任。出人意料的是，戴维斯竟不顾一切相反的证据，利用行政会议主席的资格，宣布晓吾被弹劾的罪名成立，将其职务暂时停止，留待呈报伦敦后再作最后决定。他所根据的理由是，所弹劾第一项罪名成立。

    戴维斯对大法官的假公济私的报复行为，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强烈反感。大法官被停职的当天，香港的英国居民全体出动到晓吾住宅，放下各人的名片，表示慰问，并有三百余人发出慰问签名宣言，香港高等法院的全体特别陪审员、大律师，分别于12月2日和圣诞节联名写信给晓吾，向他慰问并致敬意。

    晓吾被停职后，于1847年12月30日乘铁行公司的“北京”号轮船离港回伦敦，听候英伦的最后决定。在他登轮时，香港的外籍商民都到码头送行，并且大放鞭炮。

    戴维斯因大法官之事闹得满城风雨，不得民心，面子失尽，挽回面子的唯一办法，只有向伦敦提出辞职，总比万一被撤职好得多。戴维斯在香港的任期本来还有两年才满任。但是，因为不得人心，不得不提早自动辞职，而伦敦方面也毫不挽留的予以批准了。

    晓吾离港后返英，因交通不便，路程需要2个月，几乎到伦敦刚一登岸，殖民大臣即宣布恢复他的香港大法官职务。1848年6月16日，晓吾又抵港任职。而总督戴维斯，于1848年3月30日卸任离港，港府百官送行，军队派出仪仗队。据早期港报记载，官员们欢呼送行的口号，声音非常不起劲，看热闹的居民群众更是一点表示也没有。就这样戴维斯离开了香港。

 般含（1803~1863）

    般含（1803~1863），又译作濮亨、文咸、般咸、文翰。英国人。1848年3月至1854年4月在香港任总督。

    1848年3月21日，般含接替戴维斯成为香港第三任总督。般含曾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1837年起历任英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威尔斯王子岛总督。就个人经历来说，他是第一个到香港来的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出身的人。英国政府的用意大概是以他的殖民地工作经验，在香港贯彻英国的政策。

    般含上任时，适值港府财政入不敷出，为了节省开支，支撑局面，他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决定放弃一切公共建筑计划，一些戴维斯时期已经动工的公共工程建设也被立即停止，甚至连他自己的薪金也暂缓支取。由于他采取的严厉措施的实施，港英政府的财政支出很快得到控制，1848年开支为62658英镑，到1853年减至36418英镑，削减了几乎一半。

    在任期间，为了取得香港英商对港英政府的支持，般含向英国政府建议：任命两名本地居民参加立法局和行政局。英国政府同意立法局增设非官守议员，而不同意行政局增设非官守议员。他力图改善城市卫生状况，实施香港最早期的城市发展计划，规定屋宇以砖石和石块兴建，房屋排列成直行及横行，规划空间做为街道。1854年4月离任回国。后被封为男爵。1863年去世。

    从第二任港督戴维斯，经第三任般含，到第四任宝灵离职，前后共15年。这期间，由于鸦片战争，清政府更加腐败，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残酷压榨人民，社会矛盾日益激化。1843年，洪秀全秘密组织反清力量，1851年1月在广西桂平举行起义，1853年攻克南京，建立国都，先后发展到18个省，震惊中外，直到1864年被中外势力攻破南京，坚持斗争达14年之久。面对这场中国内战，三任港督和他们的祖家，颇费了一番心思。

    第三任般含软硬兼施会见洪秀全

    戴维斯任内，正是洪秀全太平天国反清运动初期，天地会正在广东一带活动。由于清政府的镇压，许多天地会成员在广东站不住脚，暂时逃到香港避难。当时，内地和香港之间居民可以自由往来，这些人对腐败的清政府不满，聚众造反，当然不是罪犯。到了香港之后，又不曾触犯当时香港的法律，香港政府没有理由把他们当罪犯看待。但是，戴维斯却与两广总督耆英相互勾结，共同对付天地会成员。1845年特别颁布了一道法令，规定香港警察有权逮捕自中国内地逃到香港的中国天地会及其他秘密结社分子，加以监禁，期满之后在他们脸上盖一个相当于中国罪犯充军时脸上刺字式的烙印，然后送到中国境内，交给清朝官府。

    这样做，犯人即使不死于清朝官吏的屠刀下，脸上的耻辱痕迹也终身除不掉，比对待一个杀人犯还要残酷。后来，这一法例送到伦敦请求批准时，被加以修改，规定在胁下烙印，不许烙在脸上。

    般含接任后，太平天国运动已到兴盛时期。般含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不像戴维斯那样简单化，而是观其发展，择机而动。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发动太平天国运动后，很快从华南席卷大半个中国。华南一带的许多有钱人家，为了避难，带着家产连同家属跑到香港。后来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批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劳动人民，也跑到香港。这样，不仅给香港带来大量资金，也带来大批劳动力，对于香港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香港的人口有了新的发展，1848年香港人口总数只有23988人，其中中国居民有23485人。到了1854年总人口达到55715人，其中中国居民占54072人。6年间华人增加30587人，即增加130％。1853年港岛华人居住户有2416家，而洋人的住户仅有491家，只及华人住户的1/5。

    1853年3月太平军攻下南京。面对太平军的强大攻势，清政府企图借助洋人的军事力量消灭太平军，所以，曾求助于英、美等国。这时，英、美、法各国都已经在上海强占了租界，有了一定的势力范围。而太平军和清政府的斗争，谁胜谁败，当时还看不清楚，所以各帝国主义均宣布“中立”。香港总督般含从英国的利益出发，对太平军自然也采取了“中立”的方针。他一方面，通知清政府上海道吴健章，声明“除保护英人生命财产外”，对于要求援助一事，不能以兵相助，但可以借租船只供清军使用，攻击太平军。另一方面，为了探明虚实，1853年4月27日，般含亲赴南京，求见洪秀全，向洪秀全表示中立，并解释说，英国船舰给清军使用，完全是“英人以私人所有的船只出卖，法律无以禁止”，与英国政府毫不相干。般含还要求太平天国尊重通商口岸的外商权益，把《南京条约》的中文抄本交给太平天国，要求洪秀全承认英国的侵略既得利益，并声称如果拒绝接受他们已有的在华特权，英国便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军。

    般含的所谓“中立”，完全是为了保持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想笼络利用太平军，希望洪秀全承认并继续执行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洪秀全只表示允许英国可在太平天国境内经营商业，自由出入。但是，对般含的恫吓威胁，丝毫不怕，除否定《南京条约》外，还警告英方不要帮助清政府，“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

    般含没有受到洪秀全的礼遇，很不高兴。他感觉，太平天国是一个比一向所想象的还要可怕的团体。般含之所以不高兴，真正的关键，在于太平天国在主张国际地位平等，国际贸易自由的同时，严禁鸦片输入，不承认清政府签下的不平等条约。其次，太平天国表示将来自办新式交通和新式工业。这将使中国脱离封建主义而走向资本主义。外国侵略者知道中国只有停留在落后状态才对它们有利，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必须摧毁，这是它们反对太平天国的另一个原因。它们暂时宣布“中立”，一方面是对发展中的天国革命有所顾忌，另一方面是清政府还不是那么俯首帖耳，需要太平军对它更大的冲击，造成更大的压力。般含要等待时机，以联手对付太平天国，换取清廷让出更多的利益。

    般含回到香港，港英政府对太平天国并未立即改变“中立”态度，他宣称，英国如未受到直接的攻击，决不干涉任何一交战团体。

    与此同时，针对内地太平天国成员纷纷到香港活动的情况，1854年，港英政府制定公布了《递解出境条例》，规定凡捕获不法分子，如果不是香港土生土长的，政府认为不能容留在香港时，则将之递解出境。根据此项条例，港府勒令与太平军有联系的帮会首脑卢东九等人的大小船只一律驶离香港。12月21日，港英当局逮捕一百余名太平军、天地会人员，递解出境。1855年1月，宝灵带同海军司令史德林率领兵船5艘，借口保护广州英国侨民，开到广州白鹅潭，镇压包围广州的太平军和天地会义军。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美、俄侵略者都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太平军夺取上海、西攻武昌时，均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干涉。1862年太平军在上海和宁波与英、法、美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苏州、杭州先后失守。1864年7月南京被攻陷。

    香港早期，海盗猖獗。般含任内，正值“海盗”张保仔横行。张保仔本是广东新会江门渔民的儿子，15岁随父亲出海捕鱼，被海盗郑一掳走，开始了海盗生涯。因为年纪较轻，被人称为张保仔。后来，郑一在海上遇到飓风，翻船落水而死。海盗们拥戴郑一的妻子石氏为首领，人们称石氏为郑一嫂。郑一嫂与张保仔有暧昧关系，她便把部下完全交由张保仔率领。张保仔势力最盛时，有部众四万余人，战船六百余艘。海上过往商船经过他控制的地区，必须交纳“行水”，即保护费。拒绝交纳者很难幸免被劫被杀。张保仔出身贫苦，比较注意爱护一般老百姓。他们向乡民购买粮食、物品时，往往加倍给钱，并严禁部下在驻扎地区掠夺百姓。

    当年香港的海盗以旗色互相区别。红旗的是张保仔，黑旗的是郭婆带、蓝旗的是乌石二。三股著名海盗联合起来，协力抵抗清军水师。清水师提督孙全谋、总兵林发等屡次被他们击败。军事进剿没有成效，清朝地方官员转而采用招安政策，进行分化瓦解。郭婆带首先接受招安。郭投降以后，张保仔在军事上受到的压力增大。般含乘机派兵配合清军水师围剿，在激烈的交战中，张保仔身亡。

    在香港岛有许多与张保仔有关的遗迹和传说。据许地山先生考察，今天的西营盘便是当年张保仔营寨的旧名。在港岛半山，即歌赋山山腰有张保仔旧时据守海岛的堑壕遗迹，原来是用青砖和蛮石镶砌而成的。相传今日荷里活道的文武庙也是张保仔修建的。

    据记载，与张保仔同时期，在香港及其邻近地区出没的海盗，著名的还有徐亚保、十五仔等。徐亚保拥有部众近二千人，战船23艘，大炮18门。十五仔拥有部众三千余人，战船64艘，火炮千余门。

    当时不仅有中国海盗，还有一些外国洋海盗。例如，英国人芬顿驾驶悬挂英国国旗的桅船一艘，以护航保镖为名，从事海盗活动。1851年6月，他率领海盗船只，在海上杀害前往盘查的葡萄牙军官两名。同年12月，他抢劫中国人船只，反被中国船把他的桅船击沉，将他生擒，押到香港。因为是英国人，般含当局设法予以包庇。第二年1月5日，特别刑庭开庭审理。与芬顿同伙的3名中国海盗，被控杀害葡萄牙军官，犯海盗杀人罪，被判处死刑。而芬顿本人却被宣告无罪。澳门葡萄牙当局对此表示不满，带目击者来香港确认芬顿为凶手无疑。香港英国当局无奈，才将芬顿判处3年有期徒刑。

    对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沿海海盗再起的问题，美国人马士进行过研究分析。他认为，中国沿海海盗猖獗“或许是由于政府在对付沿海英国敌人上所表现的无能以及水师沙船的全军覆没所促成的；它也许是被1839年以后鸦片走私的不法行动所鼓励的；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海上和各海口人民不满和遍地发生的造反运动的一种明显的表示。从东京边界到扬子江口乃至山东沿岸的海上布满着海盗的船只，这些船都已经在中国当局在对英作战时期所发给的许可证下获得了充分的武装配备。”

    马士这段话反映出鸦片战争后，在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沿海地区海盗活动的复杂情况。根据当时的史料考察，有的海盗只知道杀人越货，甚至参与鸦片走私。他们的行为影响了正常的海上贸易，的确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是，在外国资本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严峻局势下，也有一部分富于正义感和爱国精神的“海盗”，把斗争矛头指向外国侵略者，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一支民间力量。应该说，徐亚保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外国侵略中国，掠夺百姓，政府腐败无能，惧怕洋人，又不许百姓抵抗，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铤而走险，在海域周旋。

    有资料记载，徐亚保对英国人贩卖鸦片深恶痛绝，他攻击的对象多半是鸦片烟船。他与十五仔分工合作，由他侦察英船的航期、航线等情况，得到情报后，立即通知在洋面上活动的十五仔。由于配合默契，每次行动方式又多变幻，他们经常得手，使英国鸦片烟船和巡逻的英国兵舰吃尽苦头。

    1849年2月25日发生在赤柱的事件，反映出徐亚保见义勇为的性格特点与反抗外来压迫的民族精神。当时有两名驻港英军军官，一个叫科斯达，是皇家工程营上尉；一个叫戴亚，是锡兰来福枪联队中尉。那天傍晚，他们喝得醉醺醺的，到赤柱的黄麻角村挨家逐户寻衅闹事。走到村里最末一户人家，看见一个年轻媳妇正在煮饭。科斯达把她抱住，动手动脚。媳妇的公公婆婆听到惊叫声，从里屋出来阻止。两个英国军官竟挥动皮鞭抽打他们，两位老人跑到门口高呼“救命”。邻居们闻声赶来救助，英国军官继续挥鞭打人，几个村民被打得头破血流。这时徐亚保的船只正好停泊在赤柱，听说红毛鬼在村里调戏妇女，行凶打人，他马上率领几个伙伴，手执长矛赶来，想把英国军官赶走。不料他们赖着不走，还抢走徐亚保伙伴手中的一枝长矛，当场折断，徐亚保怒不可遏。两个英国军官见势不妙，想夺门逃走，但是为时已晚。徐亚保用长矛将他们戳倒，然后叫伙伴们抬起尸首，走到赤柱山头的峭壁上，抛入海中。

    这天夜晚，军营里发觉科斯达与戴亚两人没有回营，便一面派人四出寻找，一面向上级报告。香港政府和警察方面接得赤柱有两名军官失踪的报告后，立即大举出动搜索。警察方面派人到赤柱、大潭一带调查两人的行踪，锡兰来福枪联队也派出100名武装兵士分队向全岛搜索，同时，英舰“愤怒”号也驶到赤柱湾内去巡逻。当他们搜索到黄麻角村时，兵士发觉全村居民逃避一空，这表示两个军官一定遭遇了意外。27日晚上，科斯达的尸首在海上被人发现，但是戴亚的尸首则没有下落，并且以后始终不曾寻到。

    警方抓走6个赤柱的村民，但他们一致否认与这事有关系。6个人都被送到维多利亚监狱。这时，那个被英国军官打伤的老人向军营自首，他说他“并未做过任何错事，因此不想躲避”，只是把事情的经过说清楚。于是这个老人也被扣留。

    由这6名村民的供述，法院的侦查庭渐渐明了了这个杀人案的真相。港府一面将这些嫌疑犯开释，一面下令通缉徐亚保和他手下的人。起先悬赏捉拿那些参加杀英国军官的人，凡能捉获一名者，赏花红100金镑；后来又增加赏格，凡能捉获徐亚保本人者赏五百镑，捉获其他榜上有名的凶犯，每名赏100大洋。

    3月1日，驻港英军为科斯达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总督般含和海陆军长官都亲临致祭。这件血案立时就成了当时香港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尤其是被悬赏500镑通缉的徐亚保，更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

    两名军官被杀，引起了伦敦的注意。当时海盗猖獗，不仅危害香港的商业和航运，而且更因为海盗的内幕组织复杂，军火谍报及盗伙来源，都牵涉香港在内。所以英国下决心加以肃清。

    正当英国准备出兵围剿徐亚保时。6月间，十五仔的一些部下在海南岛附近掠夺一艘属于英国人的帆船，并杀死船上人员，这更加激怒了英国人。英国海军舰队对徐亚保等发起攻击，这行动一直继续了整个夏天。在9月至10月初，“哥仑科”号的舰长约翰?海，在两次交战中击毁了徐亚保的舰队。

    据记载：“第一次在大沙尾附近，第二次在大鹏湾内。他获得铁行轮船公司的汽船‘广东’号，以及海军‘弗雷’号、‘海斯丁’号的协助，摧毁了23艘盗船，平均载重五百吨，缴获的火炮12门至18门，以及3只建造中的新船，两处小船坞，以及相当数量的航海用具。在驾驶这些船只的1800名海盗中，400名被杀，其余都四散逃亡。大鹏湾的海盗炮火在45分钟之内就被消灭无声，英国人仅有一名轻伤。”

    在围攻徐亚保等的作战中，清朝水师派出8艘战船，伙同英国舰队作战。在10月18日，中英联合海军一共击毁十五仔舰只64艘中的58艘，打死了1700人。十五仔失败后，眼看自己旧式的海盗舰队实力根本无法和新式的英国海军炮火对抗，知道自己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便率众向两广总督投诚受抚，以便保存残余实力。

    徐亚保在与英国海军和清军水师海战中失利后，第二年他重整军旅，准备东山再起。因为十五仔已接受清政府招抚，徐亚保也显势单力薄。一次他途经马士湾时，被小股散匪所劫。劫匪中有人认出徐亚保，便把他交给途中遇到的英国商船“富力康”号，押解到香港领赏。1851年2月16日抵达香港以后，徐亚保自认杀人不讳。3月10日，般含政府组织特别刑庭审理徐亚保杀两英军及海盗案。被告方面的辩词以被捕地点为中国领域，提出司法管辖权问题。港英当局自觉英军军官行凶在前，徐亚保杀人在后，如果重判徐亚保，恐引起更大民愤。结果由陪审团裁定，仅成立误杀罪，当由正按察司判处无期遣戍之刑。至于海盗罪则未提起公诉。香港政府准备将徐亚保押交清朝地方官治罪。在等候起解的牢房中，徐亚保自缢身亡。

    英国侵占香港之后，在香港的初期财政开支，建筑费用，完全从鸦片战争中中国方面的赔款总数中抽拨，这笔赔款中的抽拨款在第二任港督戴维斯任内已经用去大部分。到了般含担任港督时，已经无多少款项可用，而香港政府的开支及公共建设费用颇为庞大，初期的商业发展又很有限，抽税不多。般含若要应付政府费用，继续维持庞大的开支，必须别开财路，于是他想到了卖地。

    出卖土地是无本万利的生意，一是港府先有一笔地价收入，这是非经常性收入。二是商人把土地买去，必定会在地上建屋造房，房屋建好之后，港府就有了地税、物业税和差饷这些经常性的收入了。中国香港的土地，商人的钱，其中大多数是中国商人的钱，港府不费力气，便可无本万利，何乐而不为。

    港英政府拍卖土地，最早可追溯到1841年。这年6月7日，由义律主持了第一批土地拍卖，拍卖地点在澳门。因为当时各国洋行，大多数都在澳门，那时候的香港，还只是个未经开发的渔村。英国人要把香港开辟成商埠，便须借助各国洋行的力量，因此，第一次拍卖土地在澳门举行。

    这次拍卖土地，投得者大部分是英商，其中最大买家是渣甸洋行。根据当时的记录，这次共拍卖一百个地段，其中最高价的是第1号地段，占地6700平方英尺，以80英镑投得；地块最大的是第11号地段，占地11200平方英尺，以52英镑投得。

    璞鼎查任港督时，对拍卖土地也很感兴趣，但他发现许多外国商人，对于政府拍卖的公地不感兴趣，而宁愿向当地华人购买土地建屋。

    港府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外国商人对港府拍卖土地不感兴趣的原因，是政府没有确定这些公地可以使用的年期。于是，璞鼎查成立了一个土地委员会，除了积极清理外国商人向华人购入的土地，着令登记及补地价之外；另一方面，在1844年宣布，香港土地的使用年期，一律规定为75年。

    第一次拍卖的英商投得者，还有不少向华人贱价买了土地的外国商人，都觉得产业权只有75年，时间还是太短，便向璞鼎查的继任者戴维斯要求延长管业年期，戴维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1848年，般含接任港督，也看准了出卖土地这条财路。英商抓住时机，又把延长土地使用权的要求向般含提出。

    当时般含正在同中国两广总督徐广缙谈判，要求允许英商进入广州进行贸易，很需要香港外商的支持，便答应了外商关于所买土地权延期使用的要求。

    外商对般含期望值并不高，以为般含把土地管业年期延长数十年就不错了，却不料般含十分慷慨，将土地管业权改为999年，比原来的75年增加了十多倍，大出香港外商所料。

    般含之所以敢这样做，是他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先例可作为法律根据。新加坡和香港一样，同是英国的占领地。当时的新加坡总督为了鼓励当地华人购买土地，便以999年期来吸引当地华人的兴趣。因为中国人习惯买地之后世代相传，新加坡的漫长的土地管业权，获得英国政府批准。般含以有例可援，便效法新加坡，提出报告。但是，般含这项措施，却被伦敦方面搁置起来，迟迟不予批准。英国政府认为，香港情况和新加坡不同，新加坡是一片平地，可供发展的土地甚多。而香港却是一座高山，可以使用的土地，只有海边的一小片土地。若是土地管业权年期太长，将来香港便没有新的土地可供发展。

    般含不以为然，他以新加坡相同的理由再向英国政府力争。他表示，香港若求长远发展，必须吸引中国方面的商家前来购地兴建屋宇，发展工商企业，如果年期太短，华商不感兴趣，香港也就发展不起来了。

    香港政府这个策略果然很有效，由于999年管业权，几乎就是永久业权。上海、广州和内地的有钱商人，都争着到香港购置物业，准备传子传孙。在般含港督任内，中上环一带很快便楼宇如林了。

    英国政府看到般含的办法确实能够做出成绩来，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香港土地管业期延长为999年。这一新规定除了在1849年3月3日出版的宪报刊登之外，还在通衢大道遍贴广告，让香港的市民家喻户晓。

    般含除了以出卖土地增加收入之外，还用巧妙的手法去应付英商的减税要求。其中一种方法，便是豁免了拍卖税，但要求拍卖行领取牌照。

    拍卖方式是从欧洲传入香港的，所以经营拍卖行的全是英商。当时港府对于拍卖物品要抽取2.5％税款，称为拍卖税。拍卖行商人对港府这一规定非常不满，于是联合起来，要求般含减免拍卖税，但是港府当时急需财源，般含开始时没有答应。有些拍卖行主持人和英国政府方面关系密切，通过关系网，利用权势对般含施加压力。般含终于豁免了拍卖税，但他另出新招，要拍卖行领牌照，牌照费数目并不比拍卖税少，港府变相的又增加了一笔收入。

    教堂，是传统殖民地的三大重要象征之一，香港也不例外。1847年3月11日，香港圣约翰大教堂在港岛中区花园道与炮台里夹角处举行奠基礼，1849年3月11日正式落成，建筑费用共计8736英镑。礼拜堂内设有640个座位。是香港最早的基督教教堂之一。落成之日举行了首次礼拜仪式，成为般含时期一件盛事。同年，英国圣约翰大教堂皇家颁特许状，特许设立维多利亚主教职位及港澳主教管区。1850年3月，乔治?史密斯神父抵港，任第一任英国“圣公会”会督。1852年正式授予新教堂以大教堂地位。

    英军占领香港之初，天主教和基督教便开始传入香港，1841年，罗马教廷在香港设立监牧区。在圣约翰大教堂建成之前，天主教教堂香港圣母无原罪主教堂，于1843年在威灵顿街与璞鼎查街之间的一处山坡上建成，因奉无原罪圣母为圣堂主保，而得名，也称香港天主教总堂。因为教徒众多，地方拥挤，1888年，在坚道另建成一座新的主教座堂，即大型的总堂，堂长272英尺，内部最宽部分为132英尺，高为70英尺。还有一座高150英尺的钟楼，在主教堂内的正壁上瓷石龛中有一座5英尺高的木刻的教区主保无原罪圣母像。

    香港是一个宗教开放的城市，在英国管治香港的150多年中，港英政府在法律上、政治上以至经济上都给予宗教组织以保障和优待。在港府重大活动的正式礼仪上，香港基督教圣公会会督、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的排名，都在行政局、立法局的首席议员之前，仅在港督、律政司、布政司和三军司令之后。在港府的非官守议员中，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共约占22.5％。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攻打香港，圣约翰大教堂受到破坏。战争结束后，进行修复扩建，对主建筑内部加以修饰，重新配置，在周围添建新建筑。主建筑呈十字形，坐西向东，含钟楼、西门、十字形耳堂、圣坛和祭坛、讲道坛、主教座以及3个祈祷堂。

    香港的街道，以前许多是以港督或辅政司的名字命名的，抗日战争后，除了一条夏悫道之外，再也不以港督的名字做街名，而改以建筑物来命名了。

    香港半山区有一条通往西营盘的路，叫做般含道，后来改称般咸道。这条道是港府用来纪念般含的。上环有条文咸街，也是用来纪念般含的。当时，港府的中文师爷替般含港督改了个中文名字，叫做文翰，就好像后期的港督，也有个中文名字，如叫做尤德、卫奕信和彭定康一样。中国翰字本来是很文雅的，但在改路名的时候，那些中文师爷不知怎么搞的，竟然把个翰字弄成了咸字，不伦不类。

    上环本来没有文咸街，因为这条街的所在地原是海边沙滩。由于卖地可以替港府带来大笔收入，般含便在上环一带，一边开山一边填海，开辟出一大片土地来卖给建造商。文咸街、永乐街和乍畏街的土地都是如此得来的。这几条路较为狭窄，所以不称为道，而称为街。

    后来，香港逐渐成为一个良好的转口港，欧洲和南洋各地的商品，都先运来香港，再转运到中国内地，中国的土特产和原料，也一样先运到香港，再转运到远洋轮船上运到外国去。即使是中国本身的货物，由北方运到南方，或者由南方运到北方，因为海运费用比陆路运输便宜，而且安全得多，不会碰坏。所以都先运到香港来，然后再转运到南方与北方。这些专门沟通中国南北货物的商行，被香港人称为“南北行”。由于文咸街接近海边码头，易于照顾船运业务，所以许多南北行都开设在文咸街。

    不管是用港督名字，还是用辅政司的名字命名街道，其缘由都是因为他们为英国侵略中国立过功，为英国统治香港卖过力。在皇后大道中、士丹利街与威灵顿街之间，有一条吉士笠街，就很能表现这种情况。

    吉士笠当年只不过是一位与现在民政司同等级的“抚华道”官员，在港府中，官职不算很高，但竟能有一条街命名来纪念他，一定有特别的原因，或者说，对英国有特别的功劳。

    吉士笠的中文译名是甲利，或者是郭士立。据史料记载，在英国人眼里，在那些专以鸦片和武力侵入中国市场的外商眼里，吉士笠是个大功臣。因此，他才能以一般官职，而博得以他名字命名街道。

    鸦片战争时期，吉士笠担任英军翻译，也是义律的谋士。他看到英军在珠江口面对林则徐和关天培的军队，连吃败仗，便建议英军避重就轻，改道北上，进攻定海，直逼天津。清廷不及提防，遂被英军所乘，终于签下割让香港及赔偿大量军费的和约。对英军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转折。

    吉士笠是德国人，本来是个传教士，他和英国人马礼逊由欧洲来到澳门，任职于东印度公司。

    来澳门之前，吉士笠和马礼逊曾在马六甲学习过中国语言和文字，是当时能读中文书籍和能写中文的少数西方人之一。

    1832年前，吉士笠和马礼逊合写了3本中文书，在澳门印刷。书名是《日课初学》、《张远西友相论》、《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第一本是传教的宣传品，第二本是宣扬和西方人交友的好处，劝华人不可歧视西方人。最后一本是宣传当时的英国国力如何强大，英国殖民地遍及全世界，英国人有仇必报，中国人不可与英国人为敌，要彼此通商搞好贸易关系。

    清廷对于吉士笠这3本书颇为重视，曾下令署理闽浙总督魏元良查明这三本书的内容。

    吉士笠写好这3本书之后，1832年1月奉东印度公司老板之命，随以胡夏米为船长的“罗尔亚美士德”号轮船到中国北方来。他的身份是船长中文秘书，任务有三条，一是把中国沿海水域岛屿形势测量绘图；二是在沿海各港口试探是否可以直接和当地商人进行贸易；三是把他的三本书沿途散发给中国人。

    “罗尔亚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沿途经厦门、福州、宁波等地，一路测量各个港口的水位，绘画地图。吉士笠懂得中文，能说汉语，他除了沿途派发自己的3本书之外，还到处以重金收买情报，并和中国的贪官污吏打交道。

    到达福州时，吉士笠通过中间人向福建巡抚魏元良行贿，暗地里在福州做了一万余元的生意。在舟山、宁波，也以同样的手法，收买当地官员，做了许多生意。但是，到了上海，却遇到了两个大克星：一个是林则徐，一个是关天培。

    林则徐刚好调任江苏省巡抚，而关天培是苏松总兵。林则徐下令给管辖上海的苏松太道吴其泰，叫他切不可与外国人来往。关天培调动水师，严密监视“罗尔亚美士德”号的动静。随后，关天培下令苏松太道吴其泰，通知胡夏米立即把船驶离上海。吉士笠是个狡猾的人，他想在上海拖延停泊时日，找寻起死回生的机会。于是，他写了一封呈文给吴其泰。呈文佯说“罗尔亚美士德”号因在海上遇风损毁，必须稍为停留，加以修理。吴其泰把呈文退还，在呈文上批了几行字，限令“罗尔亚美士德”号立即离去。

    这时候，胡夏米船长知道在上海做生意是不可能的了，但因船员测量上海港口的工作还需几天才能完成，若是立即被逐，已进行了一大半的工作，便会功亏一篑，便请吉士笠设法在上海水域多留几天。

    吴其泰所批的那几行字中，把胡夏米船长称为夷人，这是当时官场对外国人的统称。吉士笠便抓着这一点大做文章，认为这是侮辱，要求吴其泰把这种称呼改正过来。

    由于吉士笠熟识当时中国官场的陋习，公文往来十分缓慢，往往要花好几天时间。有了这几天时间，船上的人便可以把测量和绘图的工作完成了。

    吴其泰果然中计。他绞尽脑汁，引经据典的写了回复公文，说明在呈文上以“夷人”相称，并无侮辱外国人的涵义。吉士笠又写信辩驳，公文来来往往，船上的人已有很从容的时间完成绘制上海沿岸地图的工作了。“罗尔亚美士德”号被驱逐出上海水域之后，继续北上，沿途照旧测量水位和绘画地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这艘货轮所经过的地方，其中舟山和镇江，是后来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海军交战的地方。至于其他地方如福州、上海等地，也就是后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战败后提出和议，英方要求五口通商的城市。可见吉士笠这次沿中国海北行，完全是为英军以后的侵略战争做了准备工作。

    清廷在鸦片战争大败后，与英方签订《南京条约》，吉士笠也曾参加，担任英方翻译。到了英国正式统治香港，论功行赏，也因为他懂得写中文和说汉语，便委任他为华民政务司。

    他离任后，港府为赞扬他的“功勋”，用他名字命名一条小街道来纪念他。但港府的华文师爷，却把他的名字译成吉士笠。

    有论者说，吉士笠对于当时的大英帝国，确实很有功劳，但对被侵略的中国，吉士笠实在是罪大恶极。香港许多街道的名字，有久远的历史背景，饱含着中国人民的血泪。

    不久，纪念吉士笠的那条街，却成为外国妓女麇集之所，藏污纳垢，声名狼藉，名和街，也算沆瀣一气了。附近居民也不把这条街叫做“吉士笠街”，却把它叫做“红毛娇街”。“红毛”是对英国人的俗称，妓女称为“阿娇”，“红毛娇街”反而比“吉士笠街”出名，几乎每个外来水手和外商，都来这里胡作非为。只可惜吉士笠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返回香港，若他看到纪念自己的那条街是那样的乌烟瘴气，真会活活被气死。

 宝灵（1792~1872）

    宝灵（1792~1872），也作宝宁、宝陵、鲍林等。自取中文名字包令。英国人。早年追随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为他主编《威斯敏斯特评论》。曾两度当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多次被英国政府派赴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考查，调查商业情况。先后任比利时、埃及、叙利亚、土耳其等国商务使节。1849年任英国驻广州总领事。主张使用武力迫使清政府“修约”，扩大英国在华利益，答应英国人进入广州城。1854年4月13日接任香港第四任总督，接任时65岁，是香港历任总督中年龄最大的一个。

    在任期间，中国太平军攻打广州，宝灵配合清政府镇压；英法联合侵略中国，宝灵是主要策划人之一。宝灵曾到世界各地旅游，能讲多种外国方言，他会讲中国广州话。1849年任英国驻广州领事时，当时港督般含因休假返英，宝灵从广州来到香港，代理商务监督，主理港事。任职期间，宝灵曾倡议立法局的华人和欧洲人，有均等投票权。下令改善卫生和居住环境，兴建兵头花园，制订华人教育方针和在沿海区兴建道路、码头及货仓计划。1859年9月离任，任期5年又5个月。曾受封爵士。1872年去世。出版有《宝宁爵士自传体回忆录》。

    第三任总督般含上任时，香港经济处于困难落后时期，港府财政拮据，般含主动决定暂缓支取自己的薪俸，缩减一切财政开支。到了第四任总督宝灵，英国政府干脆因财政问题而不敢正式任命他为总督。当宝灵被提名接替般含时，英国殖民地部通知他，由于库房空虚，不足以维持设立总督的职位，所以只任命他为商务监督，授权可以统治香港。这与前期香港总督兼任三军总司令、商务总监、驻华公使等数职相比，差别显然甚大。殖民地部规定，他可以用总督的头衔，不过，这是名誉上的职位，因此，宝灵的薪金比正式总督每年少2000英镑，正式港督当时年薪6000英镑，他只能支取4000英镑。

    第四任宝灵1855年2月，宝灵与副总督威廉?坚发生职权之争。争执的原因在于谁当立法局的主席。按照英国皇家“训令”，港督是行政局、立法局的当然主席，而宝灵没有被正式任命为总督，只任命为商务监督。威廉?坚是港府的“三朝元老”，不把宝灵放在眼里，况且又有空子可钻，就与宝灵争做两局主席的职务。

    事情闹到英国殖民地部，殖民地部不得不承认，发生这种事件是一个行政上的错误。于是，正式任命宝灵为全权的香港总督，但年薪仍然不变，照常支取商务监督的薪金，而不是正式港督的薪金。威廉?坚没有得到伦敦的支持，于是提出辞呈，宝灵予以批准，宣布撤销威廉?坚副总督的职位。

    英国逼迫清政府订立《南京条约》，取得了割地、赔款和一系列特权，但英国侵略者的贪欲并未完全得到满足。1856年10月8日，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在港督宝灵支持下，乘太平天国革命动摇了清政府统治的时机，借口“亚罗”号事件扩大事端，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5年，港英政府颁布第四号法例《船舶注册条例》，条例第六项规定：“本殖民地的中国居民，可申请并取得殖民地船只执照。只要作为船只所有者，而申请人或人们，是本殖民地皇家土地的注册租户，并有两个租户的保证人，而彼等在本殖民地拥有2000元财产者，经审核属实，即可领取合法船舶执照。”

    “亚罗”号货船，根据上述条例，于1855年9月27日在香港注册。执照有效期为一年。船东是一位洋行中国买办方亚明。他雇用英国人谭马士?肯尼迪为船长，其余水手都是中国人。“亚罗”号货船经常航行于香港、澳门、广州及汕头海域。名为货船，实际上与海盗相互勾结，专门干接赃销赃的勾当。

    1856年10月8日，“亚罗”号货船停泊在广州海珠炮台附近的码头。有人举报“亚罗”号是贼船。中国广州水师千总梁国定率领官兵40余人登船搜捕，从船上14名中国水手中认出12个是海盗，予以逮捕。当时船长肯尼迪正在岸上，看见捕人情景，便向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报告，要求干预。

    中国官方在中国领海，中国人的船上，捕捉中国犯人，本是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但巴夏礼却向中国官员提出抗议，无礼干涉。他说：“亚罗”号曾在香港领过登记证，是英国船，应受英国保护。事实上，登记证已于9月27日过期作废。巴夏礼硬说中国官员在英国船上捉人，是对英国的侮辱。巴夏礼还无中生有地说，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被中国士兵撕毁，要求广州当局送回被捕者，并向英国赔礼道歉。宝灵完全支持巴夏礼，态度十分蛮横无理。本来懦弱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已经逆来顺受，在宝灵的压力下，于10月22日将被捕人犯全部送往英国领事馆。但宝灵、巴夏礼并不罢休，蓄意将事态扩大，拒不接受人犯，终于酿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22日，宝灵命海军司令西摩率领英国船队向广州进发，23日抵达珠江口，24日炮轰广州城，广州军民奋起抵抗。这场战争便由此爆发。由于当时英军在华力量有限，英军攻入广州不久，又退居虎门等待援军。

    宝灵向英国政府请求派兵援助，并建议与法国等联合行动。英国政府采纳了宝灵的建议，1857年7月，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海陆军来华作战。同时还向法、俄、美三国政府发出照会，提议联合出兵进攻中国。

    法国早在“亚罗”号事件之前，就制造了一个所谓“马神甫事件”，进行寻衅，英国的照会，完全符合法国的意愿。

    1853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活动，作恶多端。1856年2月，西林县知县张鸣凤逮捕马赖等26人，并依法判处马赖死刑。马赖受惩本是罪有应得。法国政府却以此为借口，声称要“为保卫圣教而战”。接到英国照会后，法国政府随即任命葛罗为全权专使率军来华，协同英军作战。

    1857年12月，额尔金率领的英军和葛罗率领的法军在香港集结，待机行事。这时，俄、美两国派出的专使也赶到香港，同英、法专使共同谋划进攻中国的具体事宜。12月29日，英法联军在只有部分清军自动零星抵抗的情形下，一举占领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俯首就擒，巡抚柏贵、广州将领穆克德讷等投敌。由巴夏礼牵头，英国将军斯托宾齐，法国军官马殿那参加，成立三人委员会，操纵柏贵、穆克德讷继续任职，成立了所谓政府。从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受外人控制的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

    柏贵等受到严密监视，行动完全失去自由，未经三人委员会同意，不得发布任何命令。广州从此被英法军事占领了3年之久。

    联军既占广州，英、法、俄、美四国公使便向清政府提出修订通商条约。1858年4月，四国公使到大沽口外和清政府代表谈判。英、法两国故意挑剔，谈判破裂。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清政府慌了手脚，忙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赴天津议和。在侵略者的威逼下，在天津分别于6月26日、27日同英、法、俄、美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1859年6月，英法公使以换约为名，率领军舰到大沽口外，蛮横拒绝清政府指定的由北塘登陆的路线，坚持经大沽口溯白河进北京。6月25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遭到中国守军的英勇抵抗，激战一昼夜，侵略军被打死打伤近500人，军舰被击沉多艘，英国舰队司令何伯也身负重伤。英、法联军逃往上海。

    1860年2月，英、法两国再度从国内分别派出18000人和7000人加强侵华力量。3月，陆续到达香港的英军万余人强行在九龙尖沙咀登陆，实行武装占领。同月21日，巴夏礼诱迫两广总督劳崇光签署《劳崇光与巴夏礼协定》，强租九龙，年租银500两。4月，英法联军侵占舟山。5月，侵占大连湾、烟台。6月初，封锁渤海湾。8月，攻陷塘沽、大沽、天津。9月21日，进逼北京。9月22日，咸丰皇帝仓惶逃往热河，命其六弟恭亲王奕留守北京，负责议和。10月初，英、法联军在沙俄提供的北京平面图和军事情报的有利条件下，攻进安定门，占领北京城，火烧圆明园。10月下旬，奕代表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交换了《天津条约》换文。并新订了《北京条约》。这样，中国除允许外国公使驻京、准许内地自由传教和增辟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为通商口岸外，还改订了关税，并割让九龙给英国，赔偿英、法军费白银各800万两。

    发生在宝灵任内的毒面包案，是香港历史上著名的事件，连总督夫人也在中毒者之列。

    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英军舰炮轰广州，热爱祖国的香港居民异常愤怒，认为英国人完全是找借口制造事端。“亚罗号”虽是在香港注册的船只，但船主方亚明是中国人，捉的又是中国水手，不应借端开战，轰我省城，杀我同胞，因此纷纷离港返回内地，以抵制香港宝灵当局。同时，香港知识阶层在街头贴出告示，号召香港同胞离港，不运粮食蔬菜供应香港，制裁英军和港英当局。

    当时香港很快掀起了维护主权的风潮。香港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极为恐慌，立即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应急措施。多数人主张用高压手段对付香港的中国人。但总督宝灵则认为，这样做反而更激起民愤，同时，他知道西摩的英国舰队，在广州并未打胜仗，英军正遭到顽强的抵抗。前方不利，后方需要安定。于是宝灵采取了争取香港的华商，争取一些游离分子的政策，特地用中文出版一本《丙辰粤军公牍要略》的小册子，广为派发。该小册子，把战争责任完全推到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头上，劝华人不要离开香港，继续安分维持业务。

    当时香港已有很多华人离港，其中与清朝官吏有关系的商人，也都结束在港业务回乡。香港市面经常贴有告示，警告那些仍然出售粮食给英国人的中国商人，如果执迷不悟，仍不悔改，便将他们内地的祖屋烧毁，捉拿他们的亲人。港英政府也采取相应措施，对那些肯冒险留港为英国人服务的中国人加以保护。

    当时有一个名叫张亚霖的商人，开了一间“裕盛办馆”，平时专办洋船粮食。在大多数商人为抵制英国对中国的侵略而歇业的时候，他却趁机大做生意，发国难财。不但贩运粮食入港，连全港英国人的伙食，他也全部包办下来，生意自然兴隆。

    张亚霖曾被当时香港爱国同胞警告多次，他在广州的一间店铺已被烧毁，但他仍然坚持供应香港英国人粮食。

    1857年1月15日早上，“裕盛办馆”的面包上市，将供应四百多户英国人的面包送到各个订户家中。英国人用过早餐之后，全部中了毒。香港历史上有名的毒面包案就此发生。

    港督宝灵全家也中毒。他立即派员到张亚霖办馆检查，经过取样化验，发现裕盛办馆当天送出的面包里含有强浓度的砒霜，每4磅面包内约含有0.92％克的砒素。因为抢救及时，并无一人死亡。

    案件发生后，香港警方立即抓人封铺，把制造面包的工人全部拘捕。张亚霖当天早上，即和家人一起乘早船去了澳门。

    当时港督宝灵的太太因中毒陷于昏迷状态。他推断，这是张亚霖受了内地爱国人士的威迫才下此毒手，于是派战船到澳门把张亚霖乘坐的港澳渡船“皇后号”追回来，拘捕了张亚霖。据记载，张亚霖并非举家逃走，他是送父亲及妻子儿女去澳门。在船上，他的父亲、妻子、儿女都吃了自带的面包，也呕吐不止。他发现面包有问题，心想一定是反英分子设法在面粉里放了毒，因此，他要求“皇后”号的船主，立即驶回香港。

    由于张亚霖的父亲和妻子儿女都吃了毒面包，证明他并不是有意下毒。15名面包工人，其中8人被控故意放毒。但张亚霖陈述说，他们都是好伙计，不可能下毒。张亚霖因为要包办英国人的伙食，已被中国政府通缉，8个伙计也是不能回内地的人。对于这一类效忠英国的人，如果判以罪刑，在当时的环境下，对香港英国当局是十分不利的，因为和中国的战争仍在进行中，所以，宝灵处理此案比较慎重。

    为审理这一案件，港府组织了特别法庭，由总督宝灵授权警察总监和辅政司组成。负责为张亚霖辩护的律师必烈啫士，从法理上尽力替张亚霖辩护，而检察官为了缓和中毒英国人的愤怒情绪，只好说，毒案已经是事实，有关人等就是凶手，本着宁枉毋纵的宗旨，应判他们有罪。

    审讯一连进行了3天，但因证据不足，陪审员终于以5∶1的多数票，宣布下毒的罪名不能成立。最后，港府为了保护奴才，宣判张亚霖等人无罪释放。但是，中毒的英国人非常不满，骂陪审员是糊涂虫，并且声称张亚霖一伙放出后，要用私刑将他们一律处死。宝灵为了缓和中毒英国人的情绪，一方面又命特别法庭将张亚霖等一伙收押监护，一面赶紧将毒面包案件发生详情，以及经过审理得不出证据的经过，向伦敦报告，请求处理办法。直至5月8日，英国殖民地部才对毒面包案作了批复，指出既然初审找不到主谋下毒及如何下毒的证据，可不必再审；应将全部有关人员驱逐出境。于是，港督宝灵签发了对8人递解出境令。张亚霖自由离境，他当时是被清政府通缉的人，如果递解回原籍，等于判他死刑，所以让他自由离境。张亚霖乘船去了越南。而必烈啫士于稍后升了官，被任命为辅政司。

    据资料记载，这次中毒事件中，虽然当时并无一人死亡，但是许多人的健康受到了损害，精神上受到了惊吓。总督宝灵的夫人，在港治疗一段后，送回英国调养，健康从此未能恢复，显然是中毒促使她提前进了坟墓。

    毒面包案究竟是有人下毒还是意外事故，一直是一桩悬案。据说，在此案发生之前，曾有一艘轮船运来一批面粉和一批砒石，两种货物都堆放在同一货舱里。当时货轮设备简陋，海上航行时间又长，遇到几次大风浪，船舱漏水，砒石受潮后渗入到面粉内。这批面粉运到香港后，全由裕盛办馆收买下来。毒面包就是用这批有毒的面粉制作的。若此事属实，就是一桩意外事故了。

    香港的英国人对这起案件，有一种出于民族主义的成见，认为这一定是两广总督叶名琛买通杀手干的，若不&lt;bdo&gt;ｐ://wｗｗ?９9lｉｂ?ｎeｔ&lt;/bdo&gt;是直接买通了张亚霖，就是买通了店中的伙计，甚或派出其他人员到店中下毒。因此，他们一方面指责宝灵处理案子不当，放走了犯人，一方面猛烈攻击叶名琛，指责他是毒案的幕后主谋，要求进兵广州，实行报复。

    英国伦敦，在案件真相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英国报纸大造舆论，煽动英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首相巴麦尊在议会上发表了激烈的专篇演讲，攻击中国人有意“毒杀可敬的英国商人”。英国政府的用心是想借此进一步煽起英国人民对中国人的仇恨，为扩大对华侵略战争制造舆论。其实，即使确定是中国人放了毒，也是由英国的侵略行径引起的，当时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开始，广东和香港人民对英国侵略者仇恨万分的时候。难道只许你侵占我领土，掠夺我财物，杀害我同胞，就不许我反抗复仇。

    英国人大造舆论，的确起了作用，各国公使就毒面包一案向中国提出“抗议”。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回答这一无理“抗议”时说：“事情发生于香港，我不可能去查明真相。想来由于英人对华人施加过无数罪行，附近各地人民不得不走此路，以泄私恨。”

    这一案件，曾引起恩格斯的关注，他在《波斯与中国》一文中，对毒面包案等事件加以评论，表现出对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的深切同情。他写道：“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的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灭绝战的性质。”“我们不要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第一座监狱建成

    1857年，香港建成第一座监狱，称为维多利亚监狱，这也是宝灵在任时的一项重要工程。这座监狱建在中环奥卑利街两边，四边都筑起高高的石墙，中间是街道，两边是监狱，港府任命一个名叫英格利的人担任首任监狱官。

    监狱建成以后，凡由法庭判了罪的犯人，都押解到这里服刑。至于待审的疑犯，则拘留在警署的拘留所内，这就将裁判司兼任监狱官和执法官的情况改变了。

    这座新监狱建成后不到5年，便人满为患。而且，差馆里的警署，也无法容纳日益扩大的警察队伍。

    因此，有关当局便在维多利亚监狱旁边的山坡上开辟地盘，建造一座大型而多样化的建筑物。这座建筑物，就是后来位于荷里活道，俗称“大馆”的中央警署。

    建筑物前面是警察总部，后面是拘留所，东面是裁判司署。由于维多利亚监狱紧贴在中央警署的西面，以后有人以为维多利亚监狱是中央警署的一部分。其实，维多利亚监狱早就有了，而中央警署是后来才建筑的。不过，为了方便来往起见，中央警署、裁判司署和维多利亚监狱，相互之间都有路相通。

    维多利亚监狱初建时，因为分为两个监狱，中间便有一条通路。后来为了疏导从半山坚道到荷里活道的交通，这条道路便开阔了让广大市民使用。

    这条不很长的街道，最初没有名称，由于街道两边都是监狱，于是英国人戏称它为奥卑利，因为伦敦那边有一座古老的监狱，叫做奥卑利监狱，建造于18世纪，是很出名的地方，甚至成为重要的旅游点。后来因为叫惯了，在维多利亚监狱中间的那条道路，也叫做奥卑利街，一直沿用下来。

    说到监狱，自然牵涉到对犯人的各种刑罚，其中极刑一类，又与总督拉扯在一起。香港法院对于死刑犯人的执行，一直采用绞刑。并且与笞藤一样，公开执行，任人观看。宣布死刑时，大法官对死囚宣告：“余今宣布汝之罪名为死刑，将以绳环汝之首，直至气绝。……随后总督将决定汝之葬地……”总督管理也真周到！

    在总督给选择葬身之地前，死囚还有一段艰难的历程。执行绞刑时，因为当时技术落后，绞架失灵的事常有发生，宝灵时期就有两次。据资料记载，1854年6月27日，一名死囚被吊起后，绑着的双手忽然松开，他竟用一只手挽着头上的绳索，深深地换了两口气。这样吊了5分钟之后，他的裤子忽然要脱落下来，他竟又赶快用一只手去拉住自己的裤子。这个犯人足足吊了20分钟才绝气。另一次是1856年5月19日，被执行死刑的是一名叫沙玛郎的马来人，被控在一艘停泊于汕头的船上谋杀一名女子。行刑地点在裁判司附近空地上。绞绳套在沙玛郎脖颈之后，脚下的木板怎么也抽不去，行刑的警察反复敲击，仍然无效。结果只得把犯人押回监牢，将绞架修好之后再度执行。因为是公开执行，这类意外的事故就显得特别残酷，不仅受刑者死得不痛快，活受折磨。有些神经脆弱的观刑者，也常被这种刺激场面吓得晕过去。

    因为裁判司署接近市中心，当年的坚道又是一条幽静的马路，许多外国太太每天带着孩子在这里散步，一抬头便望见矗立着的绞刑架，不免令人毛骨悚然。因此，外国居民对公开行刑常有非议，认为行刑地点应当改在监狱内部。但是宝灵一直坚持不改，直到1879年第八任总督轩尼诗任内，才改在维多利亚监狱内的空场上执行。

    戴维斯一章曾提到的贪官高和尔，贪赃枉法行为丝毫没有收敛，而宝灵在位期间，不但不予追究，反而设法袒护。

    有个叫黄墨洲的人，原来是清政府派往香港的侦探，与香港官员过从甚密，暗中又与海盗来往，天地会势力强盛时，他又帮助天地会在香港招募士兵，是一个背景复杂的投机人物。1857年7月，香港政府得到密报，说黄墨洲店中窝藏赃物，便派大队警察前往搜查。结果，在黄墨洲店内起获大批从某货船劫来的食糖，还搜出一些簿册文据。署理辅政司布烈治派警察司梅查尔和监狱司英吉利审查此案，结果发现黄墨洲簿册里有与高和尔往来的钱款数目，高和尔与黄经营的非法业务有关，他们还按中国习惯结为异族拜把兄弟。

    布烈治是高和尔的好友，派大员进行审查，本来是查黄墨洲的，不料结果适得其反，查出了自己朋友的问题。于是布烈治指责梅查尔、英吉利二人蓄意诬陷，排挤上官，妄图取而代之。布烈治将有关簿册尽行焚毁，洗脱了高和尔的贪污罪行，只把黄墨洲判刑了事。

    1858年初，仍有人举报高和尔贪赃枉法行为。香港律政司（总检查官）安士迪重新办理高和尔一案，弹劾高和尔十九条罪状：（一）玷辱官绅。（二）自营娼业。（三）包庇盗匪。（四）以妓作妇。（五）包办妓院及娼妓牌照。（六）私通盗党。（七）听信谗言。（八）假借权威。（九）为匪作保。（十）蒙蔽上司。（十一）合伙分赃。（十二）容庇犯妇。（十三）勒释海盗。（十四）广置私产。（十五）私营丑业。（十六）纵容戚属。（十七）收取昂租。（十八）秘密社党。（十九）公行贿赂。

    安士迪对高和尔的弹劾，总督宝灵数月置之不理。安士迪愤然上报英国政府。宝灵见事情闹大，只得下令组织五人审查委员会受理此事。在审查委员会质询时，布烈治攻击律政司安士迪制造谗言，安士迪则将对方黑幕一一揭露。双方争吵不休。宝灵组织的审查委员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手法，在审查报告中断定，所列十九条罪状，其中八条为捕风捉影之说，七条仅有嫌疑，无确切证据，其余四条事实俱在。但审查委员会认为高和尔的犯法行为，出于一时过失，若给予革职处分，则处罚失当。

    香港总督宝灵对审查结果十分满意，声称这一裁决澄清了高和尔的问题，是对安士迪制造流言蜚语的谴责。总督控制下的行政局还通过决议，指责安士迪多次在正式场合因谩骂引起争吵，声言他的意见经常判断失误，狂妄偏激。

    安士迪没有屈从于宝灵的压力，继续指控高和尔，要求进行公正的审判。宝灵主意坚持不变。1859年1月，安士迪被迫离职返回英国。但香港反对高和尔的舆论并未平息。后来，英国政府指令新任总督罗便臣继续审查高和尔的问题。高和尔见势不妙，拒绝传唤答询，辞去职务，逃之夭夭。1861年9月，行政局公布审查结果，指出高和尔与黄墨洲交结，证据确凿，玷辱官声，应依法给予革职处分。但此时高和尔早已离职，香港政府只是说说了事，并未给他任何处分。

    早年在香港办报不受什么限制，办报人不是传教士，就是英商或与英商关系密切的人。例如怡和洋行的大股东马地臣是《香港记录报》的股东。《孖剌报》的主笔孖剌是商人出身，曾在广州的英国商行工作，后来又经营过米业和运送华工。当时的英文报纸多半是英商的喉舌。香港政府本来特别注意照顾英商的利益，但英商还是常常与香港政府发生意见冲突。当时香港和英国传递消息靠船只，港府和伦敦互通信息，往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英商和香港政府之间的矛盾不能得到及时解决，他们便通过报纸抨击香港政府，发泄不满情绪。他们的出发点往往是个人得失，但是他们对早期香港政府某些官员劣迹的揭露却往往是真实的。

    1850年，德伦收购了《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德伦是鸦片战争以前就到广东经商的，英国占领香港后他即到港府田土厅任职，后来调任登记官署。1847年，他指责当时已任职辅政司的威廉?坚有受贿嫌疑，在高等法院败诉，遭受撤职处分。从此与港府官员不和。

    德伦购买《中国之友》正是想利用舆论作为报复的工具，对港府官员进行揭露和报复。

    1857年，毒面包案件发生时，德伦也是受害的英国人，他不甘精神和医药费用的损失，向张亚霖提出民事诉讼，要求赔偿。6月开庭审理，审问结果，德伦胜诉。法官判给赔偿费1010元。但张亚霖财产在封，只能等结案后再支付。不料，7月张亚霖释放逃往越南，德伦的赔偿费落了空。于是，和所有受害人一起迁怒于张亚霖的律师必烈啫士，说他自己的律师费到手，就故意安排张亚霖秘密离港。由于毒面包案要求赔偿未得到满足，德伦对香港政府积怨很深。所以，他在报纸上对徇私舞弊的政府官员发动了猛烈的抨击。

    1857年8月，德伦在自己的报纸《中国之友》上发表文章大骂必烈啫士，指责他只顾自己发财，不管别人死活。必烈啫士向法庭提出控告，指称德伦犯诽谤罪。但香港其他英国人也指责必烈啫士，说他已经是港府署理辅政司，却为一个要毒杀全体英国人的中国嫌疑犯担任辩护，而且收受金钱，有亏职守。1858年7月23日，因黄墨洲勾结海盗一案，德伦撰文抨击调查委员会，并揭露代理辅政司布烈治和总登记官高和尔勾结舞弊、包庇犯人。对于德伦的揭露，宝灵政府十分恼火，便以“诽谤政府罪”起诉德伦。幸亏有已经离职的原律政司安士迪代他辩护，法庭才以“证据不实”撤销控案。

    1859年8月24日，《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转载了安士迪在英国的一篇演说词。在演说中，安士迪揭露了当时香港政治腐败、官吏贪污的现象。对署理总督威廉?坚抨击尤其厉害，具体揭露威廉?坚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情形。见报第二天，港府即对《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提出起诉。因为当时香港正流传港府官员有贪污受贿的事件发生，德伦报纸的指责，立即引起宝灵的注意，马上指定专人组成调查委员会。威廉?坚请了两位律师，其中一位勃力基斯是威廉?坚的好友，并且以前也曾受过德伦的指责。经过3天审理，最后法院审断德伦罪名成立，指称他诋毁官吏，屡犯妨碍他人名誉罪，应予重罚，遂判处徒刑12个月，罚款50英镑。

    德伦入狱后，被囚在维多利亚监狱一间普通小牢房里，4个罪犯同居一室，狱吏对他十分严厉，每天12个小时禁止活动。香港本来有些人同情他，听到狱中情况，更觉得是威廉?坚手下的人故意折磨他。于是发起签名上书宝灵，请求改善德伦在狱中的条件，减轻刑期。宝灵表示，无权处理减刑的要求。其实，总督集行政、司法、立法权于一身，权力很大，不单有对犯人减刑的权力，连死刑犯人都有权赦免。当然，对于暴露港府丑闻的德伦，宝灵不会给他减刑。为了应付英国一些居民的呈文，只答应派人到狱中调查德伦所受待遇情况。调查结果认为，德伦在狱中的条件无须改善。直到这个案件传到伦敦，成为下议院指责的对象时，德伦刑期才获得减半。

    《孖剌报》主笔孖剌也多次在报纸上揭露香港政府某些官员的劣迹。他们对总登记官高和尔的揭露，比德伦还要激烈。他还抨击当任总督宝灵滥用职权，给怡和洋行特殊便利，使其垄断市场，获得贩运鸦片的巨额利润，而宝灵的儿子正是怡和洋行股东。报纸捅到了总督的痛处。于是宝灵提起反诉，结果孖剌以“诽谤总督和侮慢政府罪”，被判徒刑6个月和罚款100英镑。

    当时，新闻界对宝灵非议颇多，甚至有的西方记者指控他滥用职权，虽然都和德伦、孖剌一样败诉，但是，他们的行动使宝灵成为历任港督中第一个被指控总督，开创了香港市民指控总督的先河。

    宝灵上任的第3年，1856年11月21日，香港中国人开设的商店，为了反对港英当局颁布的欺负中国居民的不合理条例，一起闭门停业。这是香港最早的一次大罢市。

    该年，港英当局公布了《购买地产条例》、《征收费用及讼费条例》，设法增加财政收入。接着又公布了《华人屋宇及妨害公安条例》，不顾华人的生活习惯，违背了华人的利益，香港中国居民一致表示反对。尽管华人一再表示自己的意见，港英当局丝毫不予理采。引起华人集体罢市。由于这一次的罢市，市面贸易立时停顿，秩序大乱。当时港英警察力量还比较单薄，只有欧籍警官33人，华人老更39人，主要的力量是靠“大头绿衣”（即印度差），有166人。全部合起来也不过238人。华人罢市，港府要出动警察镇压，但是警察力量捉襟见肘，还要同时维持出巡和站岗，已经无法兼顾，惟有出动英军。威廉?坚召集当时驻防香港的英军第59团，进入市区，分别驻扎在最繁华的歌赋街和上环，实行武装镇压。还颁布特别法令，征调了四十几个外国商人为“特务警察”，来帮助维持市面秩序。

    英国占领香港，开埠之初，曾明文规定，尊重中国人的生活风俗习惯，一切按照“大清律例”，现在竟突然毁诺，对于华人居屋的门窗间隔也一律要按照外国规定办理，违反了中国人自己的传统生活习惯，因此华人居民表示非常不满，屡次要求改善或是暂缓执行这种苛刻条例，官方却执意严厉执行，凡不遵守者一律拘捕，并且加重罚款，逼得香港的中国人忍无可忍。因此当时香港华人团体就在11月20日下午召集全港华人大会，议决要求当局暂缓执行或者放宽处罚。第二天实行罢市，逼迫港府答应这一要求，于是在英帝侵入香港十余年之后，就发生了这次华人商店全体大罢市的风波。

    当时总督宝灵不在香港，护督就是威廉?坚。他大为慌张，连忙出示“安民告示”，又接纳了全体华人居民所提出的改善管理七项意见，这才结束了开埠第一次罢市风波。

    1855年1月10日，港府正式公布西环至铜锣湾填海计划，声明港督宝灵有权处理一切，凡有损失的业权所有人士，可用延长租地权来抵偿他们的损失。

    当年大部分中国籍业权人，都有意接受这项办法。但是外国籍业权人反对港府这一决定，认为港督所提出的计划，损害海上业权人的利益。这个反对意见，由宝顺洋行东主邓脱提出，获得立法局一些非官守议员的支持，并报送伦敦殖民地部。

    宝灵总督认为，海旁业权所有人，擅自填海获得土地298685英尺，比较原来向政府租赁的土地面积大出一倍。他们私自填海所得土地，应该属于政府物业，政府有权将这些土地重新估价开投。

    1857年，伦敦殖民地部批复，对于邓脱向该部所提出的抗议不予接纳，指令宝灵说，如果有经费的话，可由政府推行填海计划。

    中国籍的海旁业权所有人，答允缴纳占用海堤的租金，迫使大部分外籍商人也作同样答允。这样一来，沿海堤岸的业权重归港府所有。只有毕打码头与练兵场之间的一小部分地方的原有业权人英商宝顺洋行和林德赛公司继续反对。

    根据英国殖民地部的批复，港府首期填海筑堤工程费用14000英镑，宝灵总督动用两万镑公款，并且于1858年12月23日在立法局提出一个预算案，第一次宣读时，只有邓脱议员投反对票，提案终于首读通过。

    由于宝灵离港，前往菲律宾公干，填海筑堤预算案二读会，推延到1859年2月4日才举行。事前，港督和官守议员认为二读通过该预算案不成问题，但到表决时，这个填海筑堤预算案，竟以3票对6票而被否决。官方议员中只有3人投赞成票，辅政司和按察司投了反对票，宝灵万万没有想到，临到任期届满，却吃了狠狠的一闷棍，而且这一棍来自他的左右臂部门，因此，极为愤怒。

    历任港督中，一般离职后，眷属都随之返回英国，家人留在香港的，并不多见。宝灵的女儿爱米莱却久居香港不走，并且削发为尼。

    宝灵任职期间，香港的外国大商行，主要业务仍是鸦片。其中有一个鸦片商人英利斯，他的太太出身低微，以致受到其他鸦片商夫人的歧视，一切社交活动都不愿邀请她参加。英利斯太太的一些往事，成为当年香港上流社会中“耳语”话题。英利斯太太因受到不平等待遇，心理不平衡。后来她灵机一动，辗转托人关照，终于巴结上了宝灵总督的爱女爱米莱。

    宝灵总督女儿爱米莱与英利斯太太一见如故，两人来往逐渐密切，成为闺中好友。

    爱米莱经常邀请英利斯太太到督辕来喝下午茶；爱米莱有时还乘坐八人抬的皇冠徵号总督座轿，前往英利斯家中，与英利斯太太喝茶谈天，这成为当时上流社会太太圈里的大新闻。上流社会的太太们咬牙切齿，妒忌英利斯太太，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改变了对待英利斯太太的态度，因为宝灵总督爱女爱米莱与她关系如此亲密，巴结还唯恐不能，就更是得罪不起了。

    1859年，宝灵总督任满，离港返回英国时，爱米莱却不愿跟随父亲返英，一方面她喜欢上了香港，另一方面有好友英利斯太太在香港为伴。

    后来，宝灵?爱米莱终于到香港一个意大利教派的尼庵去修行。最后在香港病逝。这是香港开埠之后的港督罕有家事。

    罗便臣1859年9月至1865年3月在港任总督，任期6年，是第五任港督。

    1859年9月9日，罗便臣接替宝灵遗缺，上任时35岁。

 罗便臣（1824~1897）

    罗便臣（1824~1897），也作罗士敏。爱尔兰人，军人出身，曾任西印度殖民地总督。后又供职于英属殖民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地。被封为爵士。1897年去世。

    罗便臣在任期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火烧了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园林圆明园，又凭着《北京条约》，割去九龙半岛。

    罗便臣在任期间，做了几件前任没有做过的事，被史家们称为香港的“首次”。

    一，1860年香港邮政局脱离英国邮政局独立。1862年12月8日，邮务司密辙尔正式发行香港邮票。是香港邮政局发行的第一套邮票。全套7枚，以维多利亚女王像为图案。后来发展为：2分、8分、12分、18分、24分、48分等16种。香港邮政局的独立，为以后香港邮政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876年，香港邮局加入万国邮政协会。

    二，1862年起，港英当局开始实行官学生制度。就是从英国考选官学生来港，接受3年中国语文训练，然后分派各部门做翻译及其他重要公职。第一批官学生有甸尼、史笏夫和汤隆荃3人，于1862年9月抵港。从罗便臣之后，香港开埠初期以军人、冒险家和水手出任港英政府政务官的办法，逐渐变成历史陈迹。

    第五任罗便臣三，修水塘供应自来水到市区。罗便臣上任不久，就遇上一次干旱，遂计划自薄扶林水塘引水。该工程1863年竣工，是香港历史上修建的第一个水塘。从此，香港才有自来水供应。

    四是，改革香港币制，1862年7月1日起，改用银元为记帐单位，放弃英镑单位。向伦敦订铸香港银元，作为香港通用货币，并铸造铜元作为辅币，开办银行，组织成立香港商会。

    九龙半岛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840年春，林则徐曾经在一份奏折中指出，“尖沙咀一带，东北负山，西则有急水门、鸡踏门，东则有鲤鱼门、佛堂门，而大屿巨岛，又即山其西南。四面环山，藏风聚气，波恬浪静，水势深广。英夷船只，久欲依为巢穴。而就粤省海道而论，则凡东赴惠、潮，北往闽、浙之船，均不能不由该处经过，万一中途梗阻，则为患匪轻。”林则徐针对英军挑衅的情况，奏请朝廷在九龙半岛的尖沙咀与官涌各修炮台一座。炮台修成以后，被分别命名为“惩膺”与“临冲”。林则徐为这两座炮台购置了56门大炮，并派兵八百余名驻守炮台附近山梁。

    尖沙咀在香港岛对岸，水深港宽，可泊轮船，地势平展，宜于居住。英国人早就看上了这块地方。义律曾一度要求清政府割让。1841年7月9日的澳门新闻报纸说：关于城市建设，香港对面的九龙，条件比香港岛更为优越。义律被召回国后，大鸦片贩子马地臣担心，英国政府听信一些人关于香港不适宜欧洲人居住的言论，放弃香港岛而要求舟山、厦门等地，他要伦敦的查顿运用他的影响，说服政府，保留香港岛。他说，好些人愿要九龙，但我们应该两者都要。1848年，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马糜各厘主张占领南九龙半岛，说它在季风季节里是安全的避风港，如被别国占领，将会构成对香港岛的威胁。

    1860年3月初，英国派克灵顿率海陆军万余人来华作战。这批英军陆续到达香港岛，找不到营地住宿，3月18日，在罗便臣和克灵顿策划下，英军四十四团就在尖沙咀登陆。罗便臣兴奋地说，占据了尖沙咀，就为最终割占南九龙铺平了道路。

    巴夏礼向香港总督罗便臣提出，要求广东当局租借尖沙咀的一片土地，作为来华英军的驻地。罗便臣于是命令巴夏礼、克灵顿赶往广州，同劳崇光交涉。巴夏礼于3月20日起草了一份租借尖沙咀的文件，经克灵顿同意，交给劳崇光。巴夏礼等人的借口是九龙半岛坏人出没，秩序混乱，英国利益受到损害。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的办法有两个：一是用武力驱逐坏人，在那里驻守一支得力部队；二是广东地方当局划出一条界线，线南的地方像香港岛一样，割让给英国。巴夏礼还说，如果地方官员未请准以前，不便割让土地，可采用租借办法，将这块地方移交给英国。他还说这个办法虽不完善，但在永久解决以前，它是控制或者驱逐歹徒的有效措施，希望劳崇光接受这个移交办法。巴夏礼是英法联军管广州的三人委员会的头头，广东清朝官吏实际上是为他们维持秩序的工具。劳崇光屈服于巴夏礼的淫威，第二天双方签字，并立即互换文件。按照巴夏礼提出的方案，在九龙半岛上划出一条界线，自九龙炮台以南附近地方的一点起，包括石匠岛在内，线南的地方租给了英国，完全满足了罗便臣的要求。巴夏礼迅速办完租借手续，得意忘形地说，解决了九龙问题，毫不怀疑，这个半岛将来一定会完全割让给英国。原先，罗便臣对租借的办法还表示犹豫，原因是英国颁给他的特许状，没有规定香港可以租借土地。这时写信给巴夏礼表示感谢，说他“对九龙成功地作出十分圆满的安排，除了没有割让，我们现在处于能够做到的最好的地步。当我向纽卡斯尔公爵（当时英国殖民大臣）呈送正式公文时，我不会忘记指出这件事我们有赖于你进行交涉时的机智和技能。”

    英国政府一直蓄意侵占南九龙，对于租借不会满足。1860年4月，英国侵华全权代表、曾强订《天津条约》的额尔金再度来中国前，外交大臣罗素给他一个训令说：“殖民大臣表示了这种意见，在对中国的任何新条约中，应该努力作出割让九龙半岛的规定。根据他的请求，兹特训令阁下：任何将出现有利于获得这个割让的机会，都不要让他错过。”

    额尔金担心英国割占领土，会引出法国的欲望，威胁英国的在华利益，因为法国曾经提出过类似的要求，因此有些顾虑。罗素于是授权额尔金相机行事。他说：“女王陛下政府乐于获得九龙半岛，但什么是最好的办法，必须由你考虑。”由于当时通讯不便，关于巴夏礼租借南九龙的报告隔了一些日子才到伦敦。英国政府接到报告后，于7月初，密令额尔金割占九龙。密令说：“巴夏礼已经获得九龙半岛的永租权，考虑全部情况以后，认为有必要获得九龙半岛的完全割让。”还说，这次取得的面积不大，法国不会效尤。

    额尔金根据这项训令，在焚劫圆明园后，强订《北京条约》，除勒索巨款，增设口岸外，又增加割取南九龙半岛的条款。清政府被迫于1860年10月24日在这个条约上签字。条约第六条规定：“前据本年2月28日（阳历为3月20日）大清两广总督劳崇光将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区，交与……巴夏礼代国立批，永租在案。兹大清大皇帝定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界内，以期该港埠面管辖所及，庶保无事，其批作为废纸……。”这一条款既定，南九龙半岛便由租借变为割让，英国正式占领了半岛上界限街以南的中国领土。

    得到九龙半岛南端以后，驻港英国人内部发生矛盾。军方坚决主张把这个地区作为单纯的军事基地，交他们管理。民事部门却要把它作为香港的外围，拨给民用，双方争执不休。直到1864年罗便臣政府擅自扩大地界，伸展到西北面的深水。英政府决定把这块新扩占的土地拨给陆军，原来的地区给香港当局和海军，但必要时陆军仍可使用。这样才平息了内部的争吵，深水这个地方就被英国偷偷地占据了。

    1861年，英国殖民者强迫四名清朝官员前往九龙举行所谓“授土仪式”。仪式在1月19日举行。巴夏礼将一袋盛有九龙泥土的纸袋递给清朝官员，让清朝官员再将这袋泥土授给香港总督罗便臣。这是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都会感到痛心的情景。

    《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南九龙被英国占领，地域开阔了。英国达到了军事和外交目的，也为英商进一步扩展对华贸易和英国在香港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提供了条件。从南九龙到香港岛之间，约17平方哩的广阔水域，实际上全部属于英国所占有。他们定名叫“维多利亚港”。香港是世界上三大天然良港之一，港阔水深，波恬涛静，终年不冻，吃水12米的远洋巨轮可以自由进出；可以同时停泊一百多艘巨轮。香港的人口，由于南九龙被占领，也从1860年的94971人，增加到1861年的119321人，增加了24350人，即增加25％以上。这些条件对于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转口贸易港的形成，关系十分重大。从此以后，随着香港基础建设的逐步完善，以航运贸易为中心的香港经济，更加具备了发展的条件，香港开始了经济初步发展的时期。

    1860年，英资省港澳轮船公司成立，资本港币75万元。其时，正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香港政府执行战时法令，统制各航业。因为该公司受香港政府支持特许经营，所以，趁机垄断航务，进一步发展了香港、广州、澳门之间的运输。

    港英政府推进海上运输贸易发展的第一步，是建立和健全港口的设施和管理。1861年，罗便臣委派海军上尉亨利?乔治?汤式为香港港务处长兼海事裁判官、火药库监督及海关长官。汤式上任后，提出“港口与海岸法案”，进一步对帆船和港口船只施行管制，维持了港口的正常秩序。1862年，为使众多的船只在气候骤变时，有一个安全去处，兴建了铜锣湾的避风港。为以后香港航运贸易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罗便臣时期，轮船修造业开始建立和发展，这标志着香港海上交通运输和贸易进入了发展阶段。早在1843年，由英国人约翰?林蒙在香港岛东角附近开设船排，制造了一艘载重仅80吨的小船。1857年，又在石排湾海岸买地11.5英亩，开设造船厂，以后又在造船厂内兴建一个“贺普船坞”。1863年7月，几个船商联合组织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成立，1865年收购了“贺普船坞”，成为较具规模的船坞公司。

    码头与货仓的建设和发展，也是海上贸易运输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英国占领香港初期，有些大商人建筑了仓库自用，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货物进出口增多，小商行也需要有货仓，他们无力自建仓库，于是就出现了专供租赁的公仓。

    港口的基本设施，修造船坞和码头仓库等基础建设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使香港航运事业得以加快发展。1863年1月，法国邮船公司也加入了香港欧洲的定期航运。从此，英国和法国的轮船在香港展开了竞争。英国人的“太平洋邮船公司”和“海洋轮船公司”等也为香港与各地航运线增加了航班。

    1861年5月29日，香港商会成立，当时全部成员是西洋商人，所以叫西商会。它虽然是民间工商社团，但当初对港英政府影响很大。它的宗旨是促进香港贸易和工业的发展，收集香港工商界的意见，并在必要时向港府反映；接受港府就影响香港工业、贸易及经济发展等问题的咨询等，所以实际上统制香港的商务，并且它还直接影响英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对中国的政策，1886年，张之洞代表清政府要求在香港设领事，遭到该会反对而被搁置。从1884年起，香港便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每届立法局成员中都要有一名该会会员。该会主席一直由英国人出任。从经济角度说，对于促进香港工商业及外贸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随着各项基础建设的发展，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度增加。但是，英国对鸦片战争的胜利，也就是对中国输入鸦片的胜利。当时，香港的贸易仍以鸦片为大宗，对中国人民的毒害更为深重。据统计，1864年，香港进口的货品种类中，鸦片2000万两，棉织品700万两，毛织品500万两，五金200万两。而进口的这些鸦片主要是销往中国内地和亚洲部分地区。而香港出口的货物品种，只有丝1200万两，茶叶2900万两，棉花600万两。由统计可见鸦片贸易数额之巨大，香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还是靠大量贩卖鸦片。英国在香港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以牺牲中国的整个利益为代价的。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香港逐步成为远东商业中心。英国占领香港后，在香港设关收税，凡来往船只经过香港，都要抽税，我国华南经济大受影响。香港内部，苛税杂捐层出不穷，税收逐年增加。戴维斯任职时，1846年税收是27046英镑，到了罗便臣当政时的1864年，税收达到132884英镑。

    香港华商对于当时的税收制度，深感不满，认为这是“无货不捐”，难以忍受。因此有很多商家虽然在港置有产业，也宁愿做出牺牲，奔回内地，所以香港商业一度衰落。

    1861年，香港财政收支由平衡而达到有钱可赚。这一年的资产总值比债务超出四千三百英镑，收入的来源全靠增加税收，其中最大宗的有牌照税、土地税、差响（警捐）等。当时，因为商业发达，地价上涨，买卖地皮的人大发其财，所以土地税也大幅度增加。英国政府除了在侵略过程中获取的实际利益外，已经开始从香港经济的发展获取大量英镑收入。

    1865年，欧洲的经济危机影响到香港市场，商业萧条，税收减少，于是港英政府通过了“印花税案”。商人虽然竭力反对，但当局仍强制执行。

    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加强了自身的团结和斗争，另一方面锐意经营，发展和壮大华人经济，因而逐步争得了部分的权利，使华人在香港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有了初步的改善。

    1860年罗便臣政府实行“牌照法”，规定凡在香港的商人都必须领取牌照，缴交牌照费。这项收费引起商人的反对。首先起来反对的是典当行业实行罢市，结果，香港政府只得减低牌照费。接着，全港轿夫和水上船户也反对牌照费和登记，举行罢工，坚持了3个多月，直至香港政府修正条例才复业。1862年，香港码头搬运工人，反对当局强迫登记，又举行罢工。这些商人、轿夫、水上船户、码头工人，除少数外商，几乎全部都是华人，他们在斗争中提高了自己的民族觉悟，加强了自身的团结，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华人的团结和力量，不仅由于人数众多，而且还由于华人经济力量的不断增强，华商资本在香港已经逐步成为对香港具有相当影响的力量。早在第四任总督宝灵时期，他估计年缴地租十英镑以上有143人，华人占42人。从他按经济地位估计的人数看，有一定经济力量的华人已占了相当的数量。

    英国要统治香港，中文翻译人才缺乏，一直困绕着前几任总督。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在香港政府服务的或是在港经商的中国人，英语程度很差，除了简单的日常对话外，根本没有其他方面的英语训练。而在港的英国人懂中文的更是少而又少。高和尔因为通晓中文，官拜港府裁判司通译、警察副总监、政府总登记官兼华民司，兼政府总通译官。后来与海盗勾结，贪污受贿，被革除职务。但是，因为缺翻译，港府又不得不把他请回来，官复原职。可见翻译人才的奇缺。诺顿?凯希曾记载1849年在香港执业律师派克关于法庭缺乏中英文翻译的表述：“在民事案件方面，根本没有人通译，因为中国人找不到通译，无法审理他们的案件。在刑事案件方面，当然有通译官高和尔，但他同时又是副警察总监，因此，他对于被告时常又是控方的主要证人。他这两重任务是根本冲突的。”

    为了解决中文翻译问题，香港政府曾上书伦敦殖民部，请求在皇家学院增聘中文教授，规定凡是愿意到远东来服务的官学生，如果选修中文，一经考试及格，就从优录用。当时还有人提议，香港的官立学校，应该设立中国通译训练班，借以造就中文翻译专门人才。

    1861年3月23日，罗便臣在立法局会议上，提出他拟就的准备呈请伦敦批准的一套培养翻译专门人材的计划。他阐述了香港自开埠以来，因为缺乏中文翻译人材所感受到的困难，以及历来各界人士为改善缺乏翻译人材状况而提出的各种建议都毫无结果的情形。罗便臣说：“在目前，没有适合的通译可用，也没有现成的方法可造就供应这样的人材。过去曾经鼓励服务政府的文员去学习中国文，但是结果发现，而且事实确是如此，经过自上午10时伏案工作至下午4时之后，实没有多余或足够的精力去研究艰难的中国语文，而中国语文不易学习又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本席的计划是，选派的官学生必须年龄在20岁以下，并且应该从各书院去选取，不必仅限于英皇书院一校，如目前选就领事人材所施行者。并且应该给予一百镑做治装费与路费，抵达中国之后更应每年津贴200镑，并且供给宿舍，给他们请好教师。然后经过3年学习，考试录用，每年薪俸400镑，不供宿食；隔两年之后，薪俸可以增至500镑，并应推荐至一般文员机关中去优先录用。每隔半年再考核一次，以看是否有进步。若是品行不佳，或是学习不用功，则实行遣送回国，并且追回过去支付的津贴费用。关于这一点，选取的官学生离英来港时，一定先要觅取保人担保，必要时要偿付因此而耗费的一切费用。”

    罗便臣反复强调实行官学生计划的迫切性。他表示，没有适当的精通中国语文的通译，实在无法处理这个拥有12万中国居民的政府行政。他还说了一个有趣的，但又说明翻译重要的故事。

    港督的朋友、学者理雅各，他的女儿被人偷去一块表，后来窃贼被捉住，唯一的证人是一个当时正在屋外工作的小工。在法庭上，证人说，当时他正在“墙头上洒灰水”，看到小偷把表偷走。但是，控方的翻译却把证人的证词翻译为，窃贼行窃时，这位证人正在“墙头上睡觉”。法庭为之大哗，一个人正在睡觉，怎么能做证看见别人偷东西，并且墙头上也无法睡觉啊！幸亏理雅各博士精通中文，当时马上纠正翻译的错误，才使案件得到恰当的处理。

    立法局会议通过了罗便臣的官学生计划，并得到伦敦的国务部批准。1861年10月12日港府宪报上公布了这个计划。1862年4月间，第一批官学生选出，9月由英国抵达香港，开始中国语文的专门学习。

    港元在香港正式使用，开始于第五任总督罗便臣。英国占领香港初期，币制种类繁多。首任总督璞鼎查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于1842年3月29日及4月27日，公布以英国金银货币、中国白银铜钱、西班牙及墨西哥银元等，作为香港暂行通用货币。1844年底，英国政府为了使香港币制与英国币制相应，实现殖民地货币制度标准化，宣布英镑为香港的法定货币。但是，香港居民已经习惯使用银元和铜钱，一时改变很困难。1845年5月1日，根据香港第二任总督戴维斯的命令，辅政司布鲁士发表布告，修正了以前的通用货币制度。布告规定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银元、印度卢比及其破碎银屑、中国通用铜钱（制钱）等为香港法定通用货币。布告特别指出凡属英国通用货币，不论纸币或硬币，一律为香港合法通用货币。然而，由于铸造及运输等方面的困难，当时香港市面上英镑的流通量极少。实际上流通的货币单位，仍然以银元为主，1元以纹银7钱2分为计算单位。这事实上是在沿用当时中国的币制。

    香港初期币制主要是采用银本位，政府的财政开支却以金本位（英镑）为记帐单位。从1841年到1861年21年的时间，香港官方的一切收支预算，全部以英镑为计算单位。实际生活中收支多以各种银币为单位。这在计算上引起许多混乱和麻烦。

    罗便臣认为，金本位不适合香港的环境。于是依照他的命令，1862年宣布取消英镑法定货币规定，改以银元为计算单位，并公布银本位制的法令。财政司在预算、决算时，都以港元作为计算单位。盈余部分则运回英国购买英镑作为储备。这是在官方文件中出现港元名称的开始。

    既然罗便臣训令财政司在财政方面以港元为计算单位，便应该有香港自己的流通货币。所以他在英国国内铸造了3种香港的硬币：一仙的铜币，一毫的银币，千分之一元的铜钱。这3种硬币中，首先运到香港流通的是“香港一仙”的铜币。这枚铜币，正面为维多利亚女王侧面头像；背面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香港一仙”的字样，并标明了铸造年代是1863年。

    总督调解俱乐部纠纷

    英国统治前期，香港居民生活在十分混乱的社会之中，港英的军队之间，军警之间，政府商人之间是非矛盾不断，冲突随时发生，居民没有一个安定的空间。

    香港有一间被人称为“新公司”的俱乐部，是英国人组织的。它不仅不接纳中国人为会员，就是英国人自己，在申请加入时，也往往被否决。罗便臣任职期间，俱乐部有不少是非矛盾。

    据香港当时的外文报纸记载：俱乐部会章规定，英国海陆军人可以入会。但是，1859年到1860年间，这家俱乐部的会员发现，每逢有英国军人申请入会时，在执行委员审查会议投票表决时，总是被否决。有人开始打听内幕，可是这家俱乐部高层人员一律守口如瓶，不肯透漏消息。

    俱乐部本来有一项传统规定，凡是正式会员，在会所内饮酒用餐，照例总是签字记帐的。这时忽然宣布一项新规定：凡是海军籍的会员，在会所内饮酒进餐，一律要付现款，不得记账。有一家报纸透漏了这事的起因，是由于海军人员往来调动不定，一些会员离港时往往不付清账款就走人，使俱乐部蒙受了不少损失，因此取消了海军会员记账的权利。这家报纸还透露，近年该会责难军人会员，也是为了这个缘故。

    驻扎香港的英国海陆军人对俱乐部的新规定大为愤慨，首先付诸行动的是海军。海军军官全副武装，由长官率领，列队到俱乐部质问，要求宣布欠款潜逃的海军会员是谁。俱乐部不肯示弱，说他们有权保守自己的秘密，拒绝宣布。海军表示，如果说出海军欠款人的姓名和欠款数目，他们愿意照付，可是俱乐部仍然拒绝公布。海军军官当场宣布全体退出该俱乐部。接着，陆军也来支持海军，要俱乐部答应海军的要求。俱乐部仍予拒绝，于是陆军会员也宣布全体退会。

    这场风波，一直闹到1860年的圣诞节，总督罗便臣才不得不出面调解，要求大家看在“神”的份上，在“平安夜”握手和解，事态才暂时平息。

    早年香港的海陆军人，还常常为了嫖妓同警察发生纠纷。警察想捞娼妓油水，到了晚上就在妓馆附近出现，嫖妓军人觉得警察碍手碍脚，于是海陆军人就联手对付警察，自己派兵放哨，不许警察进入妓馆附近地带。为了吃喝嫖赌，英国海陆军人和警察，不仅闹得一塌糊涂，而且无法无天，惊扰附近居民百姓。

    一百多年前，香港以摆花街为中心，附近的荷理活道、阁麟街一带，都是妓馆、酒吧、咸水妹集中营业地点。一到傍晚5时，他们就华灯高挂，开门接客，水手和啤酒兵接踵而至。最初是海军和陆军互相划定势力范围，各不侵犯，但是警察却趁机索贿，到处出现。先是三角冲突，接着是海陆军联手来对付警察。港英当局为了应付海陆军人与警察的冲突，不得不出动由外国商人志愿组织的专队来巡逻。

    香港供应自来水，至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功劳应归于第五任总督罗便臣。

    早年，香港天然水源丰富，从开埠到1863年，香港居民食水供应，完全依赖天然的山水和井水。当时香港仔有瀑布湾，山顶和薄扶林村都有瀑布，上环有水坑口的坑水，足够供应市民及港口发展用水。

    罗便臣到任后，发现香港用水方式还很落后，居民仍然饮用天然水，天然水水质不纯，容易引起各种疾病。他认为，建筑水塘，贮存天然水，经过加工过滤，供应居民，是件刻不容缓的事。便决定效仿英国，供应市民自来水。于是，1859年港府出榜悬赏1000金镑，征求兴建水塘及自来水设施方案。结果，由英国军队工程兵罗宁应榜入选。他建议在薄扶林山谷建造一个水塘，安装引水道，把水输往半山区般咸道的蓄水池，再分别供应各区。罗宁的计划得到罗便臣的采纳，并立即着手兴建。经过四年施工，1863年完成，命名为薄扶林水塘，这是香港第一个人工水塘，从此香港就有了自来水供应。供水设备是只在街上安装水龙头，香港称为“水喉”，用户需到街上取水。当时规定，每户每人每日供应6加仑水，不收水费，因为修建水塘时，全港居民都负担过工程费。凡超过6加仑的用户，另收水费，水费不单收，附加在差饷内，差饷2％是水费，最后转交水务局。

    新修建的薄扶林水塘，储水量为200万加仑。后来连续扩建，1871年第二期工程完成，储水量增加到6600万加仑。1895年水塘储水量增至7040万加仑。

    19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人口还比较少，供水的问题尚未显现出来，随着人口增加和工商业的发展，供水问题日渐突显出来，成为以后历任港督的疑难问题。

    1860年，罗便臣继任港督后，对于宝灵任职时期未完成的填海工程，继续不辍。罗便臣解决了港府同岸边业主的争执，填海修堤工程得以顺利进行，大部分工程于1862年完成。但是，施工过程中，工程时断时续，影响了质量，同时，包工方面也偷工减料，做了手脚，堤坝工程刚刚完成，就开始出现崩塌、断裂等情况，急需修补。

    趁堤坝修补之机，罗便臣提出新的填海计划。他提出中区的海旁堤岸重新改筑，将堤岸向外伸展，再填出100尺，以获得更多的土地。1864年8月15日，港府测量官向海岸沿线工商业主公布新的改堤扩建计划。该官员宣称，由于堤岸建造质量差，存在隐患，不得不改建。趁改造的机会，扩大填海区域。填海后所获得的土地，可以免费给业主使用若干年，但沿岸业主需要负担这次填海及筑路费用，作为交换条件。

    但是，对于罗便臣的建堤填海计划，沿海岸的有关业主不肯接受。该年9月13日，中区海旁的业主举行会议讨论罗便臣计划，一致反对海旁堤岸改建，并且联名呈文给辅政司，要求港府停止实施工程计划。因为是总督所定，辅政司不接受业主意见，宣布坚持在中区再填海筑堤的计划不变。双方各不相让。对于港府同业主之间的这次争论，罗便臣出于无奈，只好采取了冷处理的方法，将填海修堤的计划暂时搁置起来，留给后任解决。

    1867年，香港遭遇一场大风暴，中区海旁堤岸被毁，接替罗便臣担任港督的麦当奴，又提出修建堤岸码头的新计划，并且委派克托工程师主持施工。麦当奴同他的前任宝灵、罗便臣一样，重建海旁堤岸的计划遭到业主们的抵制。港府派员同业主会商重建中区堤岸计划，意见相差仍然甚远，陷入僵局。麦当奴没有学习罗便臣，把计划搁置起来，而是极力争取。他与律政司研究后决定，向法院提控海旁的一些业主，控告他们不履行土地租赁法例，不负责修理其管辖的堤岸。1868年2月7日特别法庭开审，法官聆讯双方陈词后，竟然站在业主一边，宣判被告无罪。使总督麦当奴陷于尴尬境地。

    在第五任港督罗便臣和第六任港督麦当奴交接时期，有一家不起眼的银行组成开业了，时人谁也不会料到，它竟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间，发展成为国际性大银行，左右了香港的金融财政决策和管理，这就是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1864年成立，1865年开业发行钞票，注册时资产只不过1500万港元。创始人是苏达兰氏。他联合英商财团怡和与德、美及波斯国家商人，共同投资组成。第一任总理是法国人，董事局成员包括有德国商人代表。后来，其他国家的商团相继退出，只剩下清一色的英国人。1886年德辅时期，汇丰第一座银行大厦落成，后来拆除重建，1935年10月，在香港银行区德辅道落成新的银行大厦。是第二座汇丰大厦，面积56000平方尺，共14层，高247.5尺，整座建筑物的重量约7万吨，是当时远东最巍峨的建筑。它的保险库全由钢筋水泥建成，电力控制启动钢铁栅门。据说，即使运用火攻或其他机械暴力，也不能损毁一丝一毫。库内保险箱7221个，为全港银行之冠。新大厦开幕典礼，由代理总督史美主持，燃放20丈长的一串鞭炮。

    这时的汇丰银行，资产已经聚敛到五千余万元。股本分为港币股和英镑股，港币股每股为125元，英镑股每股12.5镑，与港币股相当。

    汇丰从一成立就聚财有道，除了自身的经营策略外，还有英国皇家给予的特许状和有关法例赋予的特权，享有其它银行所不可能得到的优惠和方便。就20世纪80年代香港市面所流通的港币来说，每10张中就有8张是汇丰发行的。

    据陈谦先生在《香港旧事见闻录》中所载，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纸币的发行权，主要由港英政府授权三家银行发行，英资上海汇丰银行数量最多，其次是英资渣打银行，再次是有利银行。它们发行的纸币面额，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500元等，后来汇丰发行1000元大额。香港的纸币，不只在香港地区，中国华南地区也相当流行。港币的不稳定，给中国居民带来极大的灾难，而银行家和港英当局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

    发行纸币，须要先备有足够的金银实物，或者外汇作为保证，才能使纸币价值稳定。在香港作为发行纸币的贮备金额，与发行纸币的数额相差很远。使纸币价值相当不稳定。一旦遇到战争，或者英镑贬值，美元升值，都影响到港币本身的价值。使持有港币的百姓受到无形的损失，甚而导致银行挤兑，银号倒闭，商场不景气，形成灾难，而损失最大的当然是为数最多的一般中国居民。

    据陈勋所著《香港杂记》记载，从1887年至1891年五年中间，香港三大银行签发的通用银数字，就知道英国人获利多少。1888年，共签发通用银币6034984元，实际存仓现银只有2552500元；1890年，共签发通用银币6073332元，实际仓存现银2775833元；1891年，共签发通用银币6050122元，存仓现银实际只有2650833元。此外每年铸出通用硬银币、铜币尚有7216125元。发行币和作为保证的库存两相对比，从1887年至1891年合计签发港币额共为28970786元，存仓现银为13001999元，实际存仓现银还不到签发通用银币额的45％。

    由陈先生这一详细对比，不难令人想到，英资银行、香港政府、英国政府，从香港和中国人民手中搜刮去多少钱财。英国政府高层人士却曾手拍胸脯、毫不脸红的声言，英国没有从香港拿走一个仙。按照陈先生的计算方法，一百多年来，仅发行钞票一事，就足以使英国高官无言以对。

    汇丰银行，除了享有签发港币发行的特权以控制金融市场外，大量贷款给腐败的清政府，也使它攫取了巨额利息。据有关人士统计，清政府大额向英国和汇丰银行贷款计有：1865年清廷同治时期，向英国借款143万英镑，分2年6次偿还，在香港交付，这是中国向外国借款的开始。1867年又向英国借款120万英镑，以海关税作抵；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之后，急需经济上救援，1877年，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借贷白银5万两，以温州、上海、广东、汉口的关税与税票做为担保；慈禧太后为修建颐和园，1879年再向汇丰银行借款1615万两，还是以海关关税和税票为担保，年利息10%~12％左右。1894年，清廷国库亏空，再向汇丰银行借债1000万两，按照汇丰行规，年息7厘，98扣，期限20年，前10年付息，后10年还本。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损失惨重，再向汇丰银行举债300万镑，仍以海关关税和票据为抵押。年息6厘，92扣，期限20年，前5年付息，后15年还本。以上只是几宗数额巨大的借贷，清政府仰赖汇丰银行的贷款，借以弥补财政的浩大赤字，更是习以为常的事。财政上的依赖除了利息之外，必然造成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屈辱妥协。

    以上两笔帐，虽然属于不同的敛财方式，但都说明了一个道理，汇丰同清政府的依赖关系，汇丰和香港，汇丰与中国的关系。

    据郑固固教授《花甲铜狮说汇丰》的文章所载，汇丰银行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已有大约11730亿港元的资产，成为香港首选存款银行和主要的按揭银行，在全港设有225间分行，加上它持股61.5％股权的恒生银行的135家分行，总数则达360间之多。

    当然，汇丰银行有自己一套特殊的经营策略，它一设立便是几国参与的具有跨国银行的性质，同时经营宗旨明确。杨思贤先生所著《香港沧桑》一书记载过这样一段故事，1935年第二座汇丰大厦落成典礼上，汇丰司理祁礼宾演说时，引述了两个小故事：

    他说，有一位朋友问道，“这么一座雄伟的建筑，会使胆小的人踌躇不前，不敢进去作小的交易。”他听了，只是笑笑。

    他又说，有一位少年遇见自己的“大班”，说：“我不敢将小量的余钱放到汇丰，怕它拒绝接受办理。”

    礼宾的“大班”这样回答那个少年：“亲爱的朋友，敝行绝无太小或太大的东西。”

    他说引用的两个小故事，主要反映了汇丰主理人的宗旨是：来者不拒，一概欢迎。

    这次盛典观礼台上来宾的安排，更具汇丰的经营手法，受邀来宾中，上海人3名，广州人3名，香港人2名。这既体现了代表的广泛性，又显示了地区的重要性。

    所以，它的营业不能不一直处于兴旺蓬勃状态。据统计，1937年的纯利已达一千五百四十三万余元，1938年达到一千五百二十九万余元，1939年为一千三百三十五余万元，1940年近一千四百万元。

    按照香港经济的发展，广东社科院教授刘泽生，把香港近代150多年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841年英国侵占香港起至1860年，为转口港始创时期。这20年左右的时间内，香港经历了前面叙述的璞鼎查、戴维斯、般含、宝灵、罗便臣五任总督。开埠之初，香港只是一个荒野渔村，1841年仅有人口7450人，到1861年，人口增加到119321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商业贸易港，当然，贸易的主要货物是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1992年6月18日，香港《新报》一篇文章按照各总督的是非功过，把这一时期归结为“帝国主义时期”。大概是指这5位总督，包括英国伦敦，主要精力都是用在侵占中国领土上。下一章开始，我们将记述从1866年第六任麦当奴起，至1885年第九任宝云止的四位总督，其间共19年的时间，被称为“华人抬头时期”。虽然英国人依然百般歧视、压制香港的中国居民，但是，香港的中国商人经营有术，事业发展迅速，到1880年，华人经济已成为港岛举足轻重的力量。当时，在每季度缴纳地税1000元以上的18家企业中，只有一家渣甸洋行是英资企业，其余17家全是华商企业。

    1866年3月11日，麦当奴接任香港第六任总督，直到1872年4月，在职六年。

 麦当奴（1814~1881）

    麦当奴（1814~1881），爱尔兰人。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后进入殖民地部。历任英国殖民地赞比亚、西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新斯夏州等地总督，有殖民统治的行政和管理经验。1872年任满回国，被封爵士。1881年去世。

    麦当奴任职期间，最为史家常常书写的是大开赌禁一事，是有名的纵赌总督。他接受立法局议员域陶“寓禁于征”的意见，实行由政府统制非法赌博，以扩充税饷来源。于是西营盘、荷里活、大道中、湾仔等处赌馆林立。

    在对华人方面，他拨款十余万元，支持建立了东华医院，算为华人作出的一项建树。

    1867年，港英政府公布《帆船登记与管理条例》，规定未经许可，船只不能随便进港或离港，禁止中国船只携带武器。为贯彻执行这一法例，增强了水警的人员和装备。

    麦当奴时期，港英政府正式开征印花税。早在1865年，罗便臣当局即提出印花税案，但税案公布后，受到商界反对，就是立法局的议员也有人不支持，可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港英政府坚持大力推动，终于实施。1868年印花税收入达101100元，占全部税收的10％。

    麦当奴任期内，电讯开始在港使用，首先是在警局之间的联系，到1870年，香港与上海之间铺设了电缆，有了电报业务联系。

    在港府官场史上，有许多有趣逸闻。麦当奴和他的后任坚尼地，一上任便闹出趣闻，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话题。

    总督受英伦女王之命抵港就职，要举行宣誓手续。

    宣誓仪式由大法官主持，在督辕举行。程序是大法官将预先写好的誓辞授予新任总督，总督把手放在《圣经》上，朗诵誓辞，然后再吻一下《圣经》，仪式就算结束。在英国人看来，宣誓仪式是向女王表示效忠，十分庄严，来不得半点马虎，可是，麦当奴的宣誓偏偏出了差错。

    第六任麦当奴1866年3月11日麦当奴到港，定于次日中午宣誓就职。事有不巧，最高法院大法官亚当斯恰好离港休假，大法官一职临时由巴尔代理。第二天，预先颁布的宣誓时间已到，文武百官云集督辕观礼，各方人士应到的尽到，惟独不见监誓的代理大法官巴尔露面。左等右等，仍不见巴尔出现，侍从四出寻找，也找不到踪影。麦当奴等得不耐烦，便决定不再等候。在无法官监誓的情况下，麦当奴自行宣读完誓文即离去。等到代理大法官巴尔匆匆赶到，督辕的新总督宣誓就职典礼早已曲终人散了。巴尔对此甚感不妥，非常内疚。

    但他并未接受教训。后来给总督又惹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麻烦。直到麦当奴离任前夕，还不让督爷清静。1872年有一桩案子。当时大法官史美请假返国，法官职务仍由巴尔署理。3月20日的刑庭审理案子过程中，巴尔法官认为一位名叫大卫?华尔希的陪审员，在听案时毫不留意，有藐视法庭之嫌，当庭判处罚款50元。巴尔表示，他对于华尔希不用神听审的倾向，已暗中留意甚久。到了27日，由于华尔希申辩他其时有病，于是巴尔便豁免了他的罚款，不过声明他豁免的动机并非认为处罚得不适当，他自信自己处分适当并且有权令他缴付罚款。gfhgfhfghfghgfh

    华尔希不服气，第二天在报上发表了一封信，对巴尔法官的行为嘲笑了一番。这封信发表后当然引起广泛的注意，于是华尔希本人和《每日快报》的发行人贝耳，立时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命他们两人于4月3日出庭答辩，是否承认藐视法庭罪。

    4月3日，华尔希和贝耳两人遵命出庭，主审的当然是巴尔本人。他叙述了案情后，便宣判两人的藐视法庭罪成立。华尔希身为陪审员，听审不专注，被豁免罚款后，还要公开发表书信嘲弄法官，可谓罪加一等，因此判处14日监禁，不许以款作抵。至于贝耳，因是初犯，给他3天的宽限，撤销那封信并公开道歉。后来贝耳在限期内写信向巴尔道歉，并在报上公开声明撤销那封信。华尔希坐了3天监以后，写信向总督申诉。总督麦当奴看到申诉很不高兴，说这事按照手续，应该直接向法官求情，他不便受理。把球给巴尔踢了回去。于是华尔希的律师在4月6日便向巴尔请求宽恕，说华尔希业已坐监3天，可算已经获得了相当的惩诫。于是巴尔下令将华尔希带堂，先命令他撤销呈递给总督麦当奴的呈文，然后再教训他一顿，这才宽免了华尔希的刑期。

    早在麦当奴之前的1844年，香港政府就颁布禁赌条例，规定凡聚众赌博，罚款200元。警察奉票查赌博可破门入屋。但是，禁赌条例颁布以后，赌博不但没有禁绝，反而使赌馆增加，赌风更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呢？据分析有二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这个条例对于经营赌博及参加赌博者，均给予罚款，所以，当时的香港政府并非真心禁绝赌风，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征收罚款，增加库房收入。赌博的越多，罚款越多，库房越丰厚，何乐而不为。另一方面，警察在查禁赌博中权力很大，不少人借机贪污受贿，赌馆主人也乐于向警方行贿，双方达成“默契”，各得其所。自然愈禁愈猖。

    历任港督当政，警察收受赌馆贿赂的案件屡屡发生。1855年5月5日，香港中央警察署内，一名华籍职员与一名杂役发生口角，那名职员知道对方平时收受赌贿，一气之下便向警察司告发。香港政府委派总登记官高和尔查办。结果，一名赌馆老板被捕，承认曾经贿通高等法院裁判署、警察署杂役共四人。查核赌馆收支账目，发现确有支出贿款的证据，只是没有列出受贿人姓名。其实，高和尔就是受贿人之一。结果，处罚一名杂役完事，其它受贿人员，也就不了了之。

    麦当奴就职后第二年，1867年5月22日，在香港立法局的例会上，议员域陶就制止赌博一事提出：目前赌馆林立，警方虽然不断拘控赌馆主人及赌博者，但赌风始终不能稍息，显然是“条例”效力发生问题。立法局当然主席麦当奴在讨论中则认为，暂时没有重订禁赌条例的必要。问题不在条例本身，而在警察奉行不力、办理不善。并且中国人乐于赌博，主管人员又贪污，法律很难有效地进行制裁。接着，域陶又提出建议说，不如寓禁于征，准许缴纳税饷，领取牌照开赌，用来应付目前的困难局面。麦当奴认为，香港的警力不足，同时警员的待遇不好，易于贪污受贿。于是，便以此为“理由”，接受了域陶的建议。

    按照域陶的解释，“寓禁于征”的办法，是以“公赌”来抵制“私赌”，允许赌商交纳牌照费，交费即可以领牌正式开设赌馆。麦当奴口称，准备用这一笔赌馆牌照费的收入来提高警方人员的待遇和扩充警力，并从而扑灭私赌。于是港府特别起草了一项法令，称为《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当年6月17日，立法局通过了《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该条例第十八条的大意是：本港地方赌博盛行，现行的禁赌条例，未能收到肃清之效。为了取缔和逐步禁绝赌博，特授权总督随时制立规则厉行禁绝，或采用有效方法加以限制及管理，务期达到肃清赌博的目的。

    这个条例很高明，名为“厉行禁绝”，实为纵容放任。这样既可哄骗了香港民众，也让英伦找不出毛病。

    这个条例声称，授权总督采取有效办法“限制及管理”赌博。而麦当奴的“有效办法”是什么呢？就是采纳域陶的建议，使赌博合法化。麦当奴授权警察司发放赌馆牌照，由警察司及总注册官招商承投赌饷，结果有12家赌馆投得。这些赌馆分布在西营盘、上环、中环、湾仔等处，每家赌馆每年缴纳赌饷一万元。该年7月1日，赌馆公开营业那天，像其他商店开张一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各赌馆门口都垂着蓝布门帘，门外有伙计招徕赌客，高喊：“想发财的到里面来。”营业时间由上午六时开始，一直到更深人静。前往赌博的起初只是中国居民，后来外国人和驻港英军也相继前往，一时间门庭若市，乌烟瘴气。

    香港社会人士，特别是教会人士，对麦当奴放任赌博公开化、合法化的政策极为不满。7月24日，牧师查尔士?华尔以及包括伍廷芳在内的社会知名人士联名上书香港总督，对《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中关于赌博的规定提出批评。他们在信中说：从条例的名称看，人人以为这是维持社会秩序和风化的善政，不料适得其反，成为奖励赌博、妨害社会秩序及风化的工具。这项措施决不是英国法律能够容许的。其目的并不是禁赌，而是以公开方式鼓励赌博，另有所图。中英两国法律都认为赌博是不合法的，应当受到惩罚。

    7月29日，麦当奴写信答复社会知名人士，信中说，“政府公开赌博是最有效的管制赌博方法，同时也可以防止不法警察勒收贿款，而且又能为政府增加收入，用作建设香港，为什么不可以公开赌博呢？”他在立法局一次会议上宣称，这次招商承饷的目标，除统制赌博及取缔警察索贿外，政府方面在1868年度还可增加税收12万元。

    这最后一句话，道出了实行赌博合法化的真正动机。

    赌博条例实施后，对香港南北行的生意影响很大。一些到香港购买洋货的内地商人，在赌馆内将货款输光；有些运土产到香港的商人，原来可以办运洋货返回内地，也将售货款输得精光，有的空手还乡，有的则沦为盗贼，扰乱社会治安。1868年5月，香港西商会上书香港政府，指出自公开赌博以来，商务大受影响。要求立即下令禁止。

    香港政府实行赌博合法化的理由之一是制止私赌。但是，实行的结果，开设私赌馆的人，因为得到有势力者的包庇，不见绝迹，承饷的赌馆典质贼赃与其他违法行为也不断发生。1870年内，按察司史美尔曾受理这类案件多起。他曾当庭发表意见，反对赌博合法化的条例。他指出，自开禁以来，地方上刑事案件及犯罪人数都有增加。

    在英国国内也有人反对香港赌博弛禁。1867年12月3日，英国上议院开会时，一位议员指责香港政府的这项政策违反文明法律，遗害地方。北擎咸公爵在答辩时说，这项政策是英国的羞耻。1869年7月12日，英国下议院开会时，议员西克氏也对香港赌博弛禁提出质问。

    英国政府对香港政府赌博弛禁一事，采取了纵容的态度，只是表示今后该地赌饷不得并入正当税收项下，由香港政府另行保管、另行支配即可。

    由于英国政府的纵容，香港总督麦当奴更有恃无恐，于1871年1月12日再次公开招商承饷，地点在香港政务署。结果，何亚锡用显南行的名义，以每月15800元的最高价投得。当年赌税合计189600元，比前一年多三万余元。正当香港政府为赌税增加而洋洋自得之际，当年2月，全港市民发起了请愿行动，所有商号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字，上书英国政府，要求禁赌。同年5月，西商会也上书英国殖民部，历数赌博破坏社会秩序，坑害百姓，影响商务的事实。这两份请愿书都被麦当奴扣压，没有送到伦敦。麦当奴还利用休假的机会，跑回英国四出游说，希望维持弛禁的现状。但是，香港各界反对赌博弛禁的强大舆论是不可能长期封锁的。在舆论的压力下，英国政府对此不得不引起重视。1871年12月，英国政府指示麦当奴禁止赌风。

    失去英国政府的支持，麦当奴只好推翻自己亲手制定的赌博合法化政策。为了避免出现尴尬局面，他将禁赌的事交给辅政司柯士甸办理。柯士甸首先宣布，从1872年1月20日起，《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作废。为了总督的面子，1月30日，他又出示布告，解释禁赌的原因说：“查本港地方前经政府核准承商领牌开设赌馆，其目的为防止警察索贿及制裁盗匪免使滋蔓。四年以来卓有成效。外商仆役盗窃雇主财物之事，渐见减少，私赌亦久经绝迹。近来地方治安、社会秩序均大有进展。故由本月24日起，所有开赌牌照一律宣告取销。嗣后本港、九龙及所属乡村地方一切大小赌博，悉行严密查禁。督宪现正筹商善法，务将所有赌博铲草除根，免人民重受其害。”

    辅政司完全把事实颠倒过来。既然赌博弛禁“著有成效”、“地方治安、社会秩序均大有进展”，又为什么抛弃这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另筹商善法”呢？

    “另筹商善法”只是托辞，直到1872年4月，新任总督坚尼地在就职演说中还宣称，英廷及殖民大臣命令他就职后，要把整顿警察制度和禁绝赌博作为两项主要任务。坚尼地在任期内，对于禁赌是尽了努力的，在1876年还修订了1844年的禁止赌博条例。他表面上是取得了成绩，但实际上并未达到禁绝赌博的目的，赌馆又以“俱乐部”等形式出现了，比原来的赌馆更为高级。

    早期香港转口贸易中，一笔较大的生意是“猪仔贸易”。所谓“猪仔贸易”就是苦力贸易，把中国内地的劳动力，经过香港，贩运到外国去做苦工。到了麦当奴时期，达到了顶点。

    掠夺贩卖华工出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就通过其驻广州商馆的买办，多次从黄埔、澳门、金星门等地拐贩华工出国，卖给国外庄园主、商人，强迫他们终身从事奴隶劳动。鸦片战争后，英、法、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西方殖民者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诱拐、绑架华工出国的罪恶活动更加猖獗。1849年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1851年澳大利亚也发现金矿，香港成为招募华工的中心。投机商人勾结“猪仔头”，潜伏内地，诱骗贫苦农民，离开家园，被当做猪仔一般运往旧金山或澳大利亚，进行奴隶式的劳动，香港占地利之便，成为中间转运站。1852年经香港贩运到国外的华工达两万人。1857年2月，港府公布施行《贩运工人出洋牌照条例》，实行公开经营。1860年，中英、中法签订了《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不得禁阻华工出境，使贩卖华工的行为贸易合法化。港英政府从中获取大笔不义之财。

    1868年7月28日，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利用清政府委派他为出使各国大臣的名义，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在华盛顿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共八款。规定：两国人民往来居住，听其自便，不得禁阻；可以往来游学并在指定地点设立学校；两国侨民不得因宗教信仰的不同，受到“欺侮凌虐”、“屈抑苟待”。这个条约字面上冠冕堂皇，互相平等，实际是适应美国掠卖华工，加强文化和宗教等方面侵略的需要签订的，当时美国开金矿形成热潮，正需要苦力。

    由于以上两个条约的规定，香港更成了与厦门、澳门同样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据点。香港的苦力贸易在形式上与其他地方略有区别，属于“赊单苦力”，就是由招工代理人先垫付船费，华工出国后以工资抵还所谓船费和利息。在还清债务前，华工必须听从债权人的控制与驱使。这种拐骗，当时还美其名曰“自由移民”。不仅英国的不法商人直接参与苦力贸易，而且各国从事苦力贩卖活动的船只也有不少到香港补给食物、淡水与燃料，并在香港修船或改建装载苦力的统舱等。

    早期从香港出洋的苦力，以去美国的旧金山和澳大利亚的新金山墨尔本为主。据统计，1845年至1874年间经香港被贩卖到国外的“赊单苦力”多达266326人。其中1861年至1872年间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即有134693人。参加运载苦力的有分属于英、美、德、法、荷兰、意大利、智利、丹麦等国籍的船只426船次，其中属于英国籍的有179船次，占总船次的42％。整个19世纪下半期，被掠贩出国的苦力约有205万人。苦力贸易为英、美等国的不法商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同时，也给英、美运去了大批廉价的劳动力，繁荣了输入国的经济。对于香港早期的制造、修船、航运以及转口贸易等行业的发展，起到了刺激作用。为英国政府及英属各殖民政府及商人带来了财源。直至20世纪初年，香港仍有贩卖华工出洋的事件发生。1906年，香港尚有广祥合、合兴栈、源发栈、鸿发栈等新旧猪仔馆21家。野蛮的苦力贸易受到世界上一切正直人士的谴责，也激起了被掠卖华工的激烈反抗。

    《环球时报》温宪教授的《南非华工创业史》一文曾描述经香港贩运到南非的华工情况：在南非德兰士瓦掌权的英国殖民当局1904年制定的一项劳工进口法令规定：进口华工没有挑选工作的权利；华人不得离开金矿从事经商等其他职业；华工只能住在指定地点，未经允许不得擅离；华工经允许离开驻地最多不超过48小时；华工必须时刻携带身份证；华工不得租用或拥有任何不动产；拒绝工作、逃离或从事经商者将被视为触犯刑法而被罚款、监禁或被遣返。为了监督进口华工事项，德兰士瓦当局专门成立了外籍劳工部。

    1904年5月13日，清政府与英国当局签署了中英劳工协定。1904年5月25日，第一批计1055名华人劳工乘船离开香港前往南非。直到1907年初，共计63695名华工来到南非。华工先被送入一个集中营式的“中国大院”，再从那里被送上火车，到达金矿所在地。

    为了最大限度节省开销，一些金矿为华工特制了一种水泥大通铺，一个房间内分上下两层、共容纳40名华工。每个铺位61厘米宽、2.1米长，上下两层间距91厘米，各铺位间有一水泥隔板。睡觉时，华工们只能缩身爬进这种水泥格子中去。

    五十多家雇佣了华工的南非金矿公司毫无例外地将华工派到条件最为恶劣的井下工作，并且手工作业。1904年至1910年，计有3192名华人在各种事故、疾病中死亡，即约每20名华工中便有一人丧生。华人与资方间的冲突时有发生。1905年，每个黑人矿工的平均月工资为51先令，而华人只有37先令。在井下工作的华人没有最低工资标准，矿主规定每个华人每天必须用手工掘一个36英寸深的洞，如达不到规定的数量，他将得不到任何工资。由于无法与华工语言交流，矿上工头便普遍使用皮鞭作为对华工的指挥工具。

    从第一批华工来到南非的1904年至1910年，南非金矿的利润从一千二百多万英镑增至三千多万英镑。华工到来前的1903年，南非只有56座金矿开工，1908年增加至74座。

    东华医院的创办，与广福义祠有关。该祠坐落在香港岛太平山街，建于1851年。起初只有几间小屋，用来供奉中国先辈居民信奉的神主。这里的祀例与中国内地乡间不同，不以姓氏乡邑为限，以示普及。义祠落成后，常有流离失所的穷人借此为栖身场所，还有一些无亲无故的垂危病人也被送到这里等死，因此，环境污秽不堪。根据这种情况，1869年4月底，麦当奴以义祠管理不善，影响观瞻为由，下令拆除。如果这道命令实施，流落街头的贫病居民就失去了暂时栖身之地。

    在此之前，1866年5月23日，一些中国居民曾提出建议，要求香港政府设置栖留所医院，收容贫病无家可归的中国居民。麦当奴以已有官方医院为理由，拒绝采纳这项建议。实际上，当时虽有官方医院，居民前往就医者极少。据港英当局1869年6月的一份报告统计，一年之内，香港居民入官办医院留医者，外国人有934名，而占香港人口90％以上的中国人，仅有223人。趁麦当奴取消义祠的机会，中国商人梁鹤巢、陈瑞南等人重新提出建医院一事。他们认为：中国人不愿进官方医院，是信仰中医的原故。因此，必须创办一所华人医院，纯用中医中药诊治病人。他们的建议得到中国居民的热情支持，很短时间内就自行筹得捐款三万多元。面对这种情况，麦当奴政府也只好表示支持，拨款11.5万元予以资助。医院定名为东华医院。1870年4月9日动土兴建，1872年2月14日落成启用，地址选在上环普仁街。

    经过各方面人士努力争取，原有义祠也没有拆除，1873年重新修葺，恢复旧观。

    中国著名学者王韬应梁鹤巢的请求，撰写《创建东华医院序》。序文说：“太平山侧，固有所谓广福慈航者，为寄停棺櫘，垂死病人迁处之所。特当事以其措置不善，已谕撤除。梁君鹤巢、陈君瑞南请于当事。因其旧址扩而新之，暂为施医治病之地。于时捐资集事者凡百二十人，特是经费无所出，事可暂而不可常，因群请于前任宪麦公，麦公慨然曰：是固地方之要务，敢不为诸君成斯盛举。赐地给币，奖励甚至，前后拨公项至十余万。一时草偃风行，倾囊解橐者，无不输将恐后，岁捐之数，亦盈八千有奇。于是医院大功告成！可垂之于不朽。谓非南州诸君子盛德事哉！”

    据白帆先生有文载：1870年4月9日，东华医院举行奠基礼，由麦当奴总督主持。港府资助建院费11.5万元，是4年赌饷的1/4。1872年2月14日，东华医院建筑落成，也由总督麦当奴主礼。

    为什么取名东华医院，可能是取广东华人医院之意。王韬的序文里，没有明确提到上述说法，只是增添了一种新的解释。他写道：“医院落成，赐名东华，其命意固有显然可见者。况以东也者，生气之所发；华也者，万物极之盛。然则宣布阳和阴行，滋长群生，有不咸被其休者乎。”

    医院正门有石刻“东华医院”四个大字，笔力遒劲，重若崩云。这是创院时由名士陈璞手书。润笔费200两，由梁鹤巢解私囊相赠。陈璞接受润笔费后，转赠医院作为建筑费用。

    东华医院建立以后，1911年在九龙建成广华医院，1929年在港岛东区扫杆埔建成东华东院。1931年三所医院统一管理，合成东华三院。东华三院的重要业务是赠医送药。早期主要是利用中医药为贫苦病人免费治疗。

    说到东华医院，不应漏掉在东华医院的历史上一件鲜为人知而又很有意义的事情。此事发生在1949年初，东华医院院长谭嘉士曾将人民解放军一批伤病员接到东华医院治疗。事实收在《香港东华三院见闻杂录》一文中。该文写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为迅速解放广州，速行军途经宝安，有伤病员士兵二十多人，行动困难，遂退入香港境内沙头角，电话向东华的谭院长求助，谭即应允并派医护人员携药物医具，亲乘大卡车往沙头角，将伤员全部运回东华治疗，医药伙食全部免费。时过两周，伤病员还未完全康复，而他们从报纸得知广州解放的消息，归队心切，遂向谭院长请求：迅即用车送他们回广州。谭答允他们之后，回到医务室，对医疗助手梁某说，要司机明早把大、小汽车加足油，但不要说出去向。梁某听后仅问一句：‘要不要先向上级打个招呼？’谭笑答：‘东华医院是我华人筹款建立的，今对华人伤员，既接之来，也该送之归，这是义不容辞的。如要先报后办，则缓不济急矣！’梁某听后，大赞院长有魄力，敢负责。

    “翌晨，谭乘小车作前导，伤员坐大车随后，向罗湖方向进发。经过新界各个关卡，稍作停顿，谭院长与印度的、山东的 、广东的差人，用广州话谈了简短的对话，继续前进。一直进到香港与广州边界处，两车戛然而止。谭院长下车与全副武装的英差互打招呼，用英语详谈事情的始末，英差表示认可。谭院长才叫大家下车，并说：‘事情已经交涉妥当，可以慢步过境，返祖国了！’于是战士们纷纷下车，整队举手，表示谢意，并齐声说：‘多谢谭院长医好我们，祝愿谭院长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再见，再见！’谭院长与之一一握手送行。战士们进入国界时，犹频频回顾扬手致谢。笔者认为谭院长名为嘉士，其所想所为诚不愧为名副其实的嘉士也。”这是东华医院历史上的光辉一页。

    还在第五任港督罗便臣时期的1864年，香港立法局通过了第二号条例，建议创办香港造币厂。建厂筹备工作历时2年，厂址选在港岛东区的铜锣湾。因厂址设在海边，仅填海工程一项就耗资9000英镑。此外，厂区建筑费花了二万五千余元，食水供应花了3500元。开办费共达40万元。厂里的机器设备固然要向英国订购，就连厂里的职员也要由英国国内聘请，并用英镑支付薪金，因而厂子的常年经费支付达七八万元。

    1866年麦当奴接任后，造币厂建成。5月7日，麦当奴主持“香港铸钱局”开幕礼。开张以前，辅政司马撒尔曾出示布告说：（一）香港造币厂定5月7日上午11时开幕。（二）免费代铸英国通用银元，以一个月为限。如有旧银元、银锭、银条、银屑，均可收受代铸新币。（三）如属银元，须先熔成条锭者，则征收费用按所值十分之一。（四）如交来代铸之旧银元，其银质比英国通用银元为低者，则征收费用按所值十分之一，所余之杂金属退还原主。（五）代铸量额不得少过五千安士。（六）如欲免费代铸新币，将熔铸品自行送至东区铜锣湾香港造币厂，经晤厂长乾打氏先行接洽。

    这张布告表明，开设造币厂的目的仍在于努力统一香港的货币。同时还可以看出，当时香港政府很难控制港元的发行，因为人人都可以拿熔铸品去造币厂要求代铸新币。但是，布告中“英国通用银元”，实际上只是香港通用银元。在英国，香港银元不能直接通用，仍须兑换为先令或镑才能使用。

    第一批香港银元问世是1866年6月。这批银元分为壹元、半元、一毫、五仙等几种类型。香港壹元的银币，正面为维多利亚女王侧面像，背面的设计古香古色，正中为一个中国古寿字，寿字上下左右各有猪鼻云图案，图案内外分别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香港壹圆”。

    香港造币厂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它于1866年5月开张，1868年6月即宣告停办，总计铸造银币2108054元。造币厂关闭后，厂房售给怡和洋行（渣甸公司），后来改建为糖厂。造币机器出售给日本人，得款6万元（一说12.5万元），买进时花费40万元。造币厂旧址后来是铜锣湾加宁街的一家川菜馆。这家菜馆的墙壁上仍镶嵌着“香港铸钱局”纪念匾。至于造币厂倒闭的原因，一说是因为“耗费繁重，收入不敷，以至亏折过巨”；一说主要是因为“发行银元的主权必须由香港政府收回，不能让市民交银铸造银币。”在制币厂关闭之后，香港的银币便由香港政府到英国订做，一度也曾由印度造币厂铸造。港元既成法定货币，但并没有制定法例。

    当年中国内地使用白银，不如港元易于计算。于是，香港通用银元流入内地的数量很大。墨西哥银元几乎成为华北汇兑的主币，而香港银元则操纵华南汇兑的实权。银元流入内地后，很多还被割为碎块流通。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虽然铸造了很多银元，仍然不够使用。于是，香港英国当局批准汇丰银行于1872年首次发行1元纸币。

    香港的大会堂，是有名的建筑。现在的大会堂是1962年启用的。麦当奴时期的大会堂旧址，在今日汇丰银行大厦与中国银行大厦之间的一处地方。

    大会堂落成开幕，是麦当奴任内的盛事。当年适值爱丁堡公爵亚尔菲腊王子到香港访问，所以大会堂的开幕典礼由亚尔菲腊王子主持，非常隆重，场面十分壮观。

    早在1861年，港督罗便臣时，便有人提出兴建一座钟楼、一座大会堂、一座水手馆的建议。

    按照原定计划，钟楼高达80尺，顶端设置时钟和火警钟，前面还要兴建一座喷水池。至于大会堂，计划里面要有戏院与集会厅。经过长时间的公开讨论，并且委派委员会进行初步筹备，1862年10月公布了方案，预算约需三万四千元。

    最后决议，大会堂内，包括一座戏院，一间图书馆，以及一个集会厅。这个计划为港府接纳，并且免费拨出土地。1864年2月23日向市民公布。

    1864年5月19日，各界热心人士捐款和开办音乐会筹款，所得款有2万元，但要8万元才够应用，所以决定发行股份，每份100元。罗伯?渣甸慷慨认购了5万元股份，余下的3万元股份则供大众认购。

    因为捐款数量不多，大钟楼缩小规模。喷水池由邓脱捐款兴建，但改建在大会堂外面，位于大道中。

    麦当奴任内发生了一次非常有趣的律师被法官指为蓄意藐视法庭案，因而被罚款200大洋，并且被停止职务。被判罚的律师不服，上书总督诉冤，并向伦敦呼吁。

    1867年6月27日的庭上，因为一两句话的见解不同，大法官史美与大律师波拿发生冲突，史美认为波拿藐视法庭，史美要他当庭认错道歉，波拿表示自己对于法庭毫无不敬之处，拒绝认错。

    发生矛盾的原因是，波拿为了一家洋行与糖商的官司代表原告出庭。审讯时，被告律师说有一重要证人，是在原告处打工的中国苦力，可以作有利被告的证供，问波拿是否能够将这证人唤来。波拿表示他“不能拿出一个中国人来，像随手拿出一张纸来那样”。

    史美听了波拿的话，质问波拿是否不愿意拿出这个证人。波拿表示，他有权选择为原告作证的证人，他不需要别人替他选择，并表示如果被告律师认为那个中国人对于被告有利，他尽可向庭上请求传那人出庭作证。史美说并无人想替他选择证人，但是他以法官身份，自有权说话。波拿说：“那么，我们大家各人行使各人的职权吧。”听了这话，史美勃然大怒，拂袖退庭。

    不一会，史美又走上法庭，询问波拿是否准备道歉。波拿表示他想不出他曾经做过什么该向法庭道歉的事。“法庭在作这样指责之前，应该先确定其人是否确有侮辱法庭之意。”

    听了波拿的话，史美更动气，他以兴奋的口气问道：“你不是对我说过一个中国人并非一张纸吗”，这不过是藐视法庭的一部分，还有其他许多。

    波拿再三请求法官说明究竟为了些什么该道歉，可是法官拒绝解释。决定在20日专门审问这件藐视法庭案。原来那件糖商讼案，却被放到一边。

    29日，波拿如期到庭，表示他从无意藐视法庭，既然法官拒绝解释，他要求如果有任何上次曾经在场的人认为他应该道歉，他决定遵命道歉，这几句话更使史美生气，他不听波拿的任何解释，宣布下月2日宣判这件藐视法庭案。

    7月2日，史美开庭宣布，波拿共有六项藐视法庭的罪名，决定判罚200元，并且停止执行职务14日。史美当庭宣布他的判决理由，指出波拿的六项藐视法庭罪名。其中有一项最有趣，指责波拿表示对于法庭的尊敬时，他的表情强调“法庭”一词，似乎有意暗示他所尊敬的只是“法庭”而不是坐在其上的史美法官。

    叶灵凤先生曾转述过诺顿?凯希的《香港法院史》所记载的一段法庭对话：

    法官中止宣读判决书，向波拿问道：

    “波拿先生，你为何不停的注视着我？”

    “法官阁下，这是表示惊异的注视。”波拿回答。

    又有一次，波拿伸手整理自己背上的衣扣，史美又中止宣读，向波拿说：“等你扣好衣纽之后，我再继续读下去。”

    波拿说：“法官阁下，我是发觉我背上的衣纽松了。若不及时扣好，恐怕又多一项藐视法庭的罪名。”

    法官说：“我将静候你扣好了再说。你这样做得很好。”

    对于大法官的判决，波拿当然不服气，于是便在被判罚的第二天写了一封信交辅政司转给麦当奴总督，叙述这件事发生的经过，以及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处分。他说他以曾任皇家代表律师的身份，竟在公开法庭上连一个普通罪犯都应该有的最低答辩和请求解释的权利也被剥夺，实在闻所未闻。他指出法官执行职务不公正，并且行为专横，有亏职守，要求总督对这事有所表示。

    辅政司奉麦当奴之命回信给波拿，表示波拿既然对大法官提出这样严重的弹劾，总督已无权处置这事。惟一正当办法，是由波拿自己上书给伦敦枢密院，直接向女皇申诉。香港政府可以代他转呈。

    史美大法官对于波拿所作的藐视法庭的判断以及所给予的处分，当时不仅官方认为处置不当，一般商民也为波拿抱不平。市民为了向法官表示抗议，发起募捐，代替波拿缴付200元的罚款。

    波拿遵照总督的指示，上书维多利亚女王申诉。伦敦枢密院1868年6月15日组织裁判委员会审议此事。审议结果，枢密院认为“藐视法庭”是一个严重的罪名，非获得确切的证据，并给对方以解说和答辩的机会后，不能轻率的下判断。根据史美法官对波拿所宣读的判决书中列举的6项理由，没有一项在法律上能构成藐视法庭的罪名。因此波拿的罪名应该撤销，并且退还罚款。

    枢密院将这意见呈准女皇后，随即正式行文麦当奴，通知他审议的结果。波拿在8月13日收到香港辅政司的公文，告诉他罪名已被取消，并吩咐他向库务司领回那200元罚款。波拿将罚款退回给原来的捐款民众。

    1872年4月16日，第七任总督坚尼地抵港接替麦当奴，至1877年3月离任，任期五年。坚尼地与前任麦当奴既是同乡又是校友，并有大致相同的经历，但性格却大不相同。他沉稳而寡言。

 坚尼地（1810~1883）

    坚尼地（1810~1883），爱尔兰人，长期在英国军队服役，后来转为行政官员，再到英国殖民地部工作。坚尼地曾经两度出任英属赞比亚总督。还在加拿大和非洲担任过行政工作。出任香港总督时已经62岁。

    坚尼地有殖民地统治的经验，任职期间长于安抚，对华人绅商十分尊重，善于联络交往。他要求督府官员都要学习中文，设立了考试委员会，定期考核各级官员的中文程度。

    坚尼地任职期间，香港商业不断发展，商业区逐渐由东向西推进，出现了所谓坚尼地城。城区位于现在的西环。当时颇具自己特色，历经百年，其面貌已和港九其它地区基本相同。

    坚尼地抵港就任时，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是由巴尔代理。和对待前任总督麦当奴一样，巴尔也给下船伊始的坚尼地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坚尼地就任，照例要举行庄严的宣誓典礼。宣誓就职这天，坚尼地朗诵代理大法官巴尔授给他的誓辞，以表达对维多利亚女王的忠心。港府文武百官肃穆静听，当这位督爷读到誓辞中的“效忠于李菲亚公主的后人”一句时，觉得这誓辞似乎有点与惯用的说法不同，因此，立即停下来询问，这誓辞是否有错误。这一问话，弄得文武百官莫名其妙。巴尔也默然不吭声，在场司仪回答说，这是代理大法官所拟定的。意思是说不会有错。坚尼地听后接着念下去，读完后，向《圣经》亲吻，完成了宣誓就职手续。

    第七任坚尼地在庄严的宣誓过程中，突然中断朗读，向周围的人询问誓辞的字句是否有错误，这实在是无前例的罕见失仪。出人意料的是，十多日之后，总督忽然召开立法局会议，坚尼地当场向全体议员宣布，现已证实前次宣读的誓辞的确是错了，要求采取一种临时立法手续，以便他重新宣誓。于是，总督依据巴尔重新拟定的誓辞再读一遍，才算完成了合法的宣誓效忠手续。

    麦当奴宣誓时，巴尔误时迟到，责任可说完全由他负。坚尼地宣誓失仪事件，责任就不能完全由巴尔一人负责了。总督对庄严的誓辞，为什么就不预先阅读一遍？巴尔因为经常失职，给两位督爷带来麻烦，结果连代理大法官也做不成了，只好去职了事。

    坚尼地考察发现，香港的经济之所以不景气，主要原因是清政府对香港的所谓“封锁”。这不仅在客观上打击了香港政府纵容的走私贸易，而且也对香港的商业和转口贸易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对于清政府的“封锁”，坚尼地的前任麦当奴曾经耗费了很大的精力，他曾多次与清政府进行交涉，但始终没有具体结果。

    麦当奴时期，1867年，有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就是清政府与港英当局为稽查税务的问题发生争执。事件起因是，香港逐渐成为中国沿岸的商业转运中心，外籍商船川流不息地来往于中国各条约开放口岸和香港之间，居住香港的华人所拥有的船只也和外籍商船一样，可以自由活动不受限制，很多商人利用这种机会，运载鸦片和泰国、越南的大米以及其他商品，走私偷税进入中国内地，极大地损害了清政府的财政收益。早在1685年，清政府在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设立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务。香港和邻近地区海关税务，均属粤海关管辖。针对1867年出现的走私情况，广东海关规定，由香港驶出的中国帆船，凡是驶往非通商口岸的，一律先要完税。

    1867年11月，清政府采取强硬措施，严查过往船只。有一艘运鸦片的船只被中国广东海关在香港口外截留检查，扣留船只和货物。港督麦当奴闻知此事，立即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英国政府也表示强烈反对。结果，腐败的清政府只得发还货物和船只。

    几个月后，清政府派出一艘快速巡洋舰拖着一列海关趸船检查站，停泊在香港外海，在香港西面出口的急水门，东面出口的东龙洲，设立了税关，由炮艇日夜不停的巡查，凡是由香港驶出的中国帆船，都要截留检查，凡是载有运往非通商口岸货物的，一律按规定完税。

    清政府这一举动当然使香港的航运业受到影响。对此，麦当奴一再向清廷提出抗议。可是由于当时从香港向内地各处的货物走私非常猖獗，影响了中国海关的税收，而封锁香港港口的计划，又是在其它国家的支持之下执行的，因此清政府腰杆也硬起来，对麦当奴的抗议，一直不予理睬。当时，香港洋商把清政府这项行动称为“封锁香港”。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欧亚交通较前畅通，从英国来的船只约两个月可抵香港。该年，香港港内的外国船只平均每天达107艘。在香港的外国人数激增，已达七八千人。香港商业日趋繁荣，走私漏税也更加频繁。1871年，广东海关在汲水门、九龙城、佛头洲及长洲等四处开设常关厂，开征税厘，缉捕走私。

    坚尼地看清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总结了前任的经验教训，决心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他知道，清政府的做法并不违反国际准则，如果像以前一样动用武力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更何况此时的英国政府也并不愿意为了香港的地方利益而对中国大动武力。

    因此，他一方面继续与清政府保持接触，表示愿意用谈判的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国际及大陆出现的有利于自己的形势，等待时机，观风而动。

    在他上任的第二年，出现了一桩事件使他找到殖民者的感觉。中国琉球岛的渔民在遭遇到台风后，被迫在台湾登陆，上岸后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造成了人员伤亡。这本来是中国的内部事宜，但日本政府却以琉球船民代言人的身份向清政府交涉，在遭到斥责后恼羞成怒，于1874年悍然派兵进攻台湾。

    这一突发事件顿时使得清政府手忙脚乱，无暇他顾。

    坚尼地知道，此时清政府迫切需要列强出面为之斡旋，尤其是在远东有着雄厚实力的英国。

    事情刚刚出现，他就多次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作出让步，提出迅速解除对香港的“封锁”。清政府没有对他的要求立即作出答复。1873年12月15日，一些商人诡称中国海关在香港附近“干涉帆船贸易”。坚尼地立即委任香港商会主席、港务处处长和总登记官组成三人委员会，调查这一“事件”。次年4月28日，他授意的调查报告出笼，认为中国海关的确有严重的“干涉行为”。随后，他就强烈要求清政府立即撤走停泊在香港周围海上的中国海关检查站。

    有求于英国政府出面调节中日纠纷的清政府在这种压力之下，不得不松动以前的立场，同意与港英政府就此事进行谈判。

    经过长期的谈判，1874年9月，清政府终于答应了坚尼地的要求，解除了长达7年的“封锁”。

    坚尼地是前任总督麦当奴的同乡，师出同门的校友。他们都曾在英国的海外殖民地长期工作，而且曾在同一个地方先后担任过同一职务。麦当奴在先，坚尼地在后。是否有麦当奴的举荐，不得而知。

    坚尼地沉默寡言，不善与人沟通。但他善于思考，很快了解了香港面临的主要问题。他决心从最重要的事情做起，首先治理香港的警务。他看到随着香港的开埠，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入这里，一方面刺激了香港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鱼目混杂，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香港的社会治安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偷盗抢掠甚嚣尘上，各种犯罪活动开始形成规模，犯罪分子开始形成集团，黑社会开始形成，对香港居民造成很大的危害。而香港的警力非常有限，警员素质极差，而且警察活动得不到香港广大居民的配合。

    坚尼地首先整顿现有的警察队伍，增加警察薪金，解决警员工作和生活的困难。这一作法得到了包括港英政府高级官员在内的大多数人员的支持，他们普遍认为此举早就应该实行。

    坚尼地扩充警员队伍，大胆起用华人担任香港警察，解决香港警力严重不足的问题。但是，他起用华人担任警察的办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反对最为强烈的是警方和军方。香港政府的一位英国警务官员明确表示，他不同意扩大华人警察队。他认为，华人干不好警察，驻港英军司令也公开表示：华人加入警察队起不到作用，他主张到西印度群岛招募警察。

    在他们看来，香港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内地来的华人的问题，如果让华人充当警察，势必会造成警匪相互勾结的局面，那样会更加难以收拾。

    经过考察，坚尼地认为，在香港，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离开广大华人的参与和配合，什么事情都将寸步难行。他力排众议，坚持实施这一政策。

    同时，坚尼地还重申港英政府在1854年公布的《递解出境条例》：凡被捕获的不法分子，如不是本港土生土长者，港英政府认为不能容留在香港时，将其递解出境。这一办法也受到了各界的反对，英国政府也认为这一办法过于简单，容易引起不良的社会后果，使英国政府承担过多的压力。但坚尼地再一次坚持并推行了自己的主张。

    经过努力，坚尼地逐渐树立了自己的政治形象。

    中国人占了香港居民的绝大多数，他们是建设和发展香港的主体力量。香港要办好任何事情，没有中国居民的支持和参与，是不行的。老于殖民统治事故的坚尼地，深明此理。他任职期间，善于安抚华人社会，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港督府的许多庆典活动，坚尼地都邀请华人商绅出席，各种社交活动，他也不忘邀请华人上层参加，他试图通过增强接触，拉近欧洲人同中国人的距离。在英国人方面，他做出决定，要求督府官员熟悉中国情况，了解华人社会。

    香港刚开埠的时候，英国人把全岛划分成不同区域，使不同种族的人分别聚居，这既加大了相互之间的隔阂，又在不同的区域内出现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港岛的中央部分和半山区域是欧洲人居住区，东西两端属华人生活区，跑马地一带是华人洋人的上流社会郊游打猎赛马的去处。驻港英国陆军和海军占据了城市中央大幅的土地，当时，香港除了是一个商埠外，更是一个大军营，中国居民同军营尤其隔绝。

    开埠初期，香港城市建设非常简陋，主要的街道是皇后大道，当时不过是濒海的一条小径，崎岖不平，道路两旁的房屋大多是暂时性的，一间间毫无秩序的错杂在一起，拥挤、肮脏、混乱。社会治安恶劣，海盗横行，瘟疫蔓延。夏天常有台风为患，每次都死人无数，冬天又有火灾为祸，常是屋毁人亡。每当商船泊岸，寂寞的水手，成群结帮，酗酒街头，招摇闹事，商船又多拐骗人口，包烟聚赌，走私猖獗。

    对欧洲人来说，维多利亚城贫瘠、偏远、落后，缺乏诱惑力和历史感。当时香港不像印度那样能吸引英国贵族，也不似上海那样充满冒险的机会。它只是侵略者掠夺和侵略中国及亚洲的一块踏脚石，不是个人的享乐地。所以，当年来港的欧洲人大多是一些平庸、缺乏创造力的无能之辈，或端庄、保守的中产阶级。跑马地、总督府及香港会所，是他们仅有的社交场所，生活十分枯燥。

    而当时来港的华人，大部分是热衷于功名，不是崇洋的买办，就是守旧拜金的封建士大夫，或是东南亚的华侨。他们有一定的资本，又有经营技术，会精打细算，对雇员的盘剥也十分刻薄。这些人逐渐发展成大业主，到了19世纪60年代，由于经济衰退，他们收购了许多倒闭的洋商摊栈，其财富及势力逐步扩大，到坚尼地当政的70年代，华商渐渐凌驾于洋商之上。东华医院的兴办和保良局的设立等，就显示出华人对社会公益事业的作用，坚尼地不能不另眼相看。

    由于港英政府历年的民族歧视政策，华人和洋商社会，几乎划清了楚河汉界。英国人除了希望拥有维多利亚天然良港之外，根本不大愿意留意香港本土的发展。香港政府的注意力也只集中在基本建设、商业贸易、航运安全和欧洲人生活圈子里的事件上，根本没有香港整体社会福利这个概念。

    对一般的下层华人来说，当时的工业基本上等于无，甚至手工业也少得可怜。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华人，多以搬运为业。来自不同地方的工人，为了找生活，经常发生纠纷，香港政府和警方，对这些社区所发生的争执殴斗，一般不管不问。就是说，在第七任总督之前，英国人很少干涉华人社会的生活方式。

    从坚尼地开始，港英政府里的一些人士意识到华人的力量及社会问题，企图改变华洋隔绝的状况，到了他的下任轩尼诗时期，在立法局议员中便出现了第一个中国人伍廷芳。有人分析说，由坚尼地统治时期开始，“一个由华洋资产阶级和殖民官僚所组成的统治阶层开始形成。”此论不无道理。

    坚尼地在任期间，港英已有扩大地域至新界及附近岛屿的打算，只是时机未到。

    1874年8月15日，有一艘在香港注册的渔船，到南丫岛去捕鱼。当时香港英国当局的管辖范围，只限于香港本岛，以及对岸九龙半岛尖端和昂船洲。至于南丫岛和大屿山一带，仍在中国的管辖之内，并没割让。依据清政府沿海水师防护章程，出海捕鱼的渔船，一定要领有广东水巡的船照，否则就以私自出海，作海盗论处。因此，香港的渔船到南丫岛捕鱼，被中国水师截拦，查阅船照。这艘香港渔船拿不出在广东水巡注册的船照，所以水师指称他们越界捕鱼，要求他们补领船照，否则就要没收渔船。渔民不服，发生冲突，中国水师开枪打伤3个渔民，渔民逃回香港。

    8月底，在香港立法局立法委员会议上，非官守议员罗威特就3名渔民被打伤一事提出质疑。罗威特质问，南丫岛和大屿山一带水域，是否归香港管辖，对于上述所发生的事件，是否已经采取预防措施。

    当时港府辅政司答复说，关于渔民捕鱼受伤一事，已经受到总督坚尼地的指示，征询过律政司的意见，南丫岛和大屿山不在港府管辖范围以内，所以无从向对方交涉。

    自从1841年侵占了香港岛之后，英国就对对岸的九龙及周围岛屿蒙生了野心。1874年间，港英虽然先后两次用不法手段，向清政府取得了包括昂船洲在内的九龙半岛一大片土地，但是，对于海中四周的岛屿和九龙群山背后的土地，仍存觊觎之念。恰巧这时发生香港注册渔船到南丫岛捕鱼，被清水师巡船指出南丫和大屿都在香港范围以外，禁止香港渔船捕鱼的事件，这更引起了港英攫取更多土地的野心。从这时起，驻港的英国海陆军人，就提出了他们所谓防卫香港的计划，交于总督，宣称香港岛孤悬海中，如要作有效的防卫，就有扩大占领四周各岛屿的必要。他们草拟了一个所谓为了防卫上的需要，应该怎样展拓香港界址的具体计划。这个秘密计划的具体内容，就是后来成为事实的所谓“展拓香港界址”条款的最初底稿。

    1874年9月，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台风暴雨袭击了港岛，沿海岸一带数以百计的房屋瞬即被摧毁，多艘船只沉没，遇难者五千余人，而死得最惨的是水上监狱船里的囚犯。

    9月22日的大风暴，被称为香港历史上的“甲戌风灾”，因为当年是清朝同治十三年岁次甲戌年，农历8月13日。大风暴正面袭击香港，停泊在昂船洲岛附近的监狱船，船头和船尾的锚链被狂风折断，船随即被风吹翻沉没，船上六百多人无一幸免，包括监狱船上的管理人员。

    这次灾难发生在坚尼地时期，但祸根应当追溯到第五任总督罗便臣。1862年，港督罗便臣批准在昂船洲兴建隔离监狱，但兴建监狱需要时间，为了避免维多利亚监狱的囚犯越狱，在新监狱建成之前，先特别将一艘货船改装为水上监狱，收容所谓重刑的囚徒。当时共有300名刑期5年以上的囚犯被转移到水上监狱，后来增加到600名。1863年2月10日，昂船洲监狱完工启用，刑期五年以上的600名囚犯，由水上监狱移送到昂船洲监狱。

    昂船洲监狱可容纳1000囚犯，由于原来的维多利亚监狱一直暴满，所以，虽然昂船洲监狱建成启用，但昂船洲水上监狱一直没有取消，维多利亚监狱里的一批重刑犯，陆续转押到船上。大风暴发生时正值船上囚犯住满，所以酿成大祸。而被囚禁在原奥卑利街维多利亚监狱里的囚犯，幸运地避过了这场台风浩劫，平安无事。事后，这些囚徒们既感到幸运又觉得后怕，每每由监狱里遥望奥卑利街时，就觉得这条街道是长命的街道，以后囚犯和探监的家属都称这条街为“长命街”。

    1874年“甲戌风暴”吹毁水上监狱船造成惨剧以后，港英当局准备扩建维多利亚监狱，这项工程牵涉地面较大，需要把整条奥卑利街划入监狱范围之内，对该处交通影响极大，因为由此到中央市场只有这一条直路通达，一旦奥卑利街封闭，坚道一带居民的通路便被阻隔。所以，监狱扩建计划遂告搁置。

 轩尼诗（1843~1890）

    轩尼诗（1843~1890），也称轩尼斯。1877年4月22日就任第八任香港总督。任期至1882年3月。轩尼诗是爱尔兰人，出身职业行政官员，长期在英国殖民地部任职。到港前曾任婆罗洲等英国属地的总督。

    香港舆论界认为，比起以往七任总督，轩尼诗是“最没有种族歧视”的一任总督。在任期间，他努力使中国人能享受到和欧洲居民同样的自由和平等的地位，既废除了残酷的笞刑，又成立了保良局。也因此而不受香港的欧美人士所欢迎。

    轩尼诗在任5年，其间曾经长期请病假离港，据称是因为受在港英国和欧洲商人的排斥，所采取的逃避方式。

    轩尼诗任满离港后，赴毛里求斯任总督。香港轩尼诗道即以其名字命名。下任总督到港前由辅政司马殊署理总督。1890年去世。

    1879年11月18日，立法局会议通过了财政司提出的八十三万余元政费预算案。同时决定征收娼妓营业牌照税，准许娼妓正式纳税领取牌照营业。

    1880年5月，保良局成立，这是港督轩尼诗在华人的要求下倡议设置的。

    1881年4月，香港岛首次装设电话。1886年，香港电话公司成立，初为英伦电话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开业不久，改组扩大为香港电话公司，怡和洋行是最大的股东。

    1881年，港英当局公布华人归化法案。从此，华人可以申请加入英国国籍。

    1881年开始，港英当局举办人口普查。从此以后，每十年做一次。1881年普查结果，全港人口十六万四百多人。男性十一万五千多人，女性四万五千多人。全港华人超过15万，外籍人近1万。

    第八任轩尼诗坚尼地时期计划的重建堤坝，在轩尼诗任内终于动工，轩尼诗还计划另建一所中央学校和医院，以代替1874年被台风摧毁的洛克医院。轩尼诗任内还敷设了总长三百多英里的自来水管道，市民用水更加方便。

    轩尼诗在任期间，为史家乐道的是起用伍廷芳为立法局议员。因为这是标志华人在港地位改善的一件史实。历来为欧洲人垄断的立法局，1880年1月，第一次有了华人议员。第一位出任华人议员的就是伍廷芳。

    伍廷芳是广东新会县人，父亲伍荣彰在南洋经商。1842年7月30日伍廷芳在新加坡出生，3年后随父归国，居住在广州芳村。13岁时进入香港圣保罗画院学习，1861年毕业后，曾任香港高等审判厅翻译。1874年自费赴伦敦林肯法律学院学习，3年期满取得了大律师资格，不久回香港担任律师。

    轩尼诗信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时也看到了香港中国居民在香港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和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因而对华人的处境感到同情。他曾经表示，要使中国居民与欧籍居民地位相同，拥有同样的自由，并有权参与政府的各项施政措施。轩尼诗的主张触犯了香港英商的利益。1878年10月7日，英商赖星等数十人集会，决议上书英国殖民地部，要求撤销轩尼诗港督职务。

    1877年5月，从英国林肯法律学院毕业的伍廷芳回到香港，被批准成为在香港执业的大律师，也是第一个在香港的华人大律师。伍廷芳和东华医院总理梁鹤巢号召在港华人支持轩尼诗，他们在大会堂举行会议，反对“外籍人士之攻击港督”。开会时，台风讯号黑球已经高悬在船政厅旗杆上，但中国居民仍然踊跃赴会，不多时会议厅就座无虚席。这实际上是香港中国居民反对种族歧视的一次集会示威活动。

    轩尼诗对伍廷芳非常器重。1878年七八月间，伍廷芳被委派为考试录用公务员的三名主考官之一。当年12月又被委任为太平绅士，成为香港第一个华人太平绅士。1879年香港律政司因事返回英国，轩尼诗准备让伍廷芳代理这一职务。消息传出后舆论哗然，广大中国居民为之振奋，而充满殖民主义偏见的香港英国官员和商人大为不满。他们认为，港督偏爱华人。他们说，如果华人可以代理律政司，将来按察司缺出，也可以由华人代理了。于是，他们酝酿写信向英国政府告状。轩尼诗只好撤回原议。

    1880年立法局议员吉布请假返回英国养病。轩尼诗打算利用这个机会让伍廷芳暂行占据立法局的这一席位。当他就此事写信给英国国务大臣时，引用香港华人领袖一份呈文的内容说，香港华人在人数上以 10∶1 的比例超过了外国人，应该允许华人参与管理公共事务。轩尼诗还建议改组立法局，使伍廷芳能够比较长期地担任立法局议员。英国国务大臣不同意轩尼诗的观点，但是同意由伍廷芳暂时担任立法局议员，直到吉布返回香港为止，或者以三年为期。

    当时在英国殖民地部有这样一个看法：由于香港总督需要经常与立法局举行秘密磋商，内容会涉及英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英中关系变得紧张的时候，在立法局存在一名华人议员是很麻烦的事情。

    1880年1月19日，香港政府公告宣布，伍廷芳暂行代理吉布的立法局议员一职。伍廷芳由此成为香港第一个华人立法局议员。虽然立法局只是个咨询机构，华人议员只有伍廷芳一人，而且属于暂行代理的性质，但立法局中毕竟是有了华人的代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华人在香港力量的增长。香港华人领袖人物对此感到欢欣鼓舞，他们特意赶到总督府，向轩尼诗表示祝贺。后来由于吉布不再返回香港，伍廷芳被任命担任立法局议员3年。

    1880年5月，巡理府的白吉能返回英国度假四个月，轩尼诗任命伍廷芳代理他的职务，这使伍廷芳成为香港华人中第一个在香港政府中代理高级行政职务的人。此事在英国下院引起了争议。有人提出：为什么伍廷芳既担任有报酬的官职，又担任非官守议员。要求香港政府给予解释。1881年1月，香港政府组织考试局，对中央书院的教师进行考核，轩尼诗不顾各方面的压力，提议增补了伍廷芳、王韬（华人学者）为考试官。

    伍廷芳不负轩尼诗的信任，1881年6月13日，立法局开会时，伍廷芳提出创建车路计划，经过多次讨论，《车路则例》于1882年2月获得通过，为香港开辟电车线路制定了法规。这是伍廷芳对香港交通事业的贡献。

    尽管轩尼诗十分器重伍廷芳，但充满殖民主义偏见的其他英国人时常向他找麻烦。再加上立法局议员权力有限，并且只有一名华人，势单力薄。伍廷芳很难在香港发挥他的才智。这时中国内地正处于洋务运动时期，正在兴办一些近代企业，非常欢迎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回国任职，伍廷芳在接到李鸿章请他回国的邀请时，虽然他在立法局的任期还未满，但他毅然离开香港，返回祖国内地。1882年入李鸿章幕府，多次参与清政府的外交活动，历任驻美国、秘鲁、墨西哥、古巴等国公使。

    辛亥革命以后，伍廷芳站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在孙中山遭受封建军阀排挤的艰难岁月，他仍然追随孙中山为“树立真正之共和”而奋斗。

    香港开埠之后，一直对犯人实行笞刑，直到轩尼诗上任，才正式提出废除公开笞刑。

    笞刑，俗称打藤。西洋的笞藤相当于中国从前的笞刑。不过中国是将犯人揿在地上打屁股，西洋则是把犯人捆在木桩上，用皮鞭或藤条抽打赤裸的脊背。这本来是欧洲封建阶级对待奴隶的一种私刑，后来随着殖民地的开发，遂成为对付殖民地人民的一种普遍刑罚。19世纪初，英国人把这种刑罚用来对付印度殖民地人民。1841年英国侵占香港，鞭笞很快就被英国人从印度转到这里对付中国人。

    叶灵凤先生的《香港笞刑史话》曾介绍过香港监狱的鞭笞及中国犯人受鞭笞的情形。1841年至1843年间，璞鼎查时期，“向中国人所施用的刑罚是鞭笞、苦工和监禁。全部，或者近于全部都要鞭笞，鞭笞的数目从20下至100下不等。笞100下的很少，大都是40下或50下，后一数目是最普通者。这是公开当众施行的。罪犯背上挂着一块牌，写着中国文字，从监狱领至上环街市的刑场，在那里执行法律所判处的刑罚，然后再送回监狱。”

    当时，香港对于笞刑用得很滥，每周四都有一次，而且每次不只一人。居民偶犯一点小错，如不缴罚款，偷一盏灯，都会受到笞刑，而且数十上百下。1845年间，英国下院曾有人对香港笞刑提出质疑，因此，香港有一时期曾停用笞刑，不久，伦敦又批准恢复使用，但情形有所改善。1847年戴维斯政府制定的《新警察法例》规定，笞藤不得超过60下。

    在港府内部，对于笞刑，司法界与行政当局曾屡次发生争执。这些争执的起因一半是因为人事问题，一半是因为英国本国人士和在港的英国人对笞藤的施用表示不满，不满的原因有三条，一是施用太滥，对于轻微的小罪，动辄鞭笞数十下；二是太残酷，受刑人大都内伤很重，有的甚至晕倒或死去；三是这刑法的对象仅以中国人为限，显然不公正。

    笞刑之残酷，在香港有各种传说，因为是公开执行，居民可随意观看，传说大多是亲眼目睹。据传，执行的刑吏头戴红帽，手持径寸粗细的麻缆，浸透煤油。犯人袒背受刑，虽精壮之夫，忍受三笞即会晕厥于地。所谓麻缆，即西方所用九尾鞭，用九条皮带或九根麻绳束在一起做成鞭子，上面更有许多节，一鞭下去会有九条伤痕。据法庭记录，1865年8月23日，有14人在水上警察署前公开受笞，围观的中外居民很多，没有医官在场，结果有二人被笞晕过去。1866年10月11日，一犯人被判受笞三次，执行第三次后，送入医院，因受伤过重，不治而死。

    1865年6月，麦当奴一上任，立法局通过了当年第十二项防暴安全法例，规定凡用暴力侵犯他人者，除一般判刑外，更可判处公开笞藤若干。这法例的用意，本是用来严厉对付当时香港盛行的挟私报复以及用凶器劫夺他人财物的罪犯的。实际上变成了专门对付中国犯人，据说中国歹徒不怕死，最怕肉体上的痛苦。但条文上却不便规定仅适用于香港的中国籍罪犯。于是自这条法例通过后，1866年2月，一向仅施用在香港中国罪犯身上的公开笞藤，忽然被法官运用到两个英国犯人身上。一个名叫奥斯丁?米费尔，是商船水手，被控用刀戳伤同伴，判处两年苦工监禁外，再公开笞藤两次，每次25下。另一罪犯是约翰?汤普逊，被控犯使用麻醉剂偷窃之罪，判处监禁3年，外加公开笞藤3次，每次50下。

    法官使用新颁法例将外国人也判处公开笞藤，在香港实在是破天荒的创举。当时旅港的外国人认为，将一个外国人在香港中国人眼前当众鞭打，实在太丢全体外国人的面子，因此联名上书总督麦当奴，请求对于汤普逊被判处要公开笞藤三次的判决予以修正。总督到底修正没有，法律史家诺顿?凯希还费心查找资料，没有查到任何记载。

    1877年，轩尼诗一到任，便着手改革香港对华人的施政方针，尤其注意监狱设备和对中国犯人的待遇。于是久已成为争论中心的公开笞藤，便成为他努力改革的第一个目标。叶灵凤先生分析认为，轩尼诗总督是爱尔兰人，爱尔兰人正是世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之一。据后人研究，当时轩尼诗总督特别同情香港中国人的遭遇，正是他的经历和秉性使然。

    轩尼诗4月22日到任。6月7日有一个被判处监禁3年再笞藤3次的罪犯，这天要公开执行第一次笞刑。轩尼诗向法庭要求暂缓执行，他表示，关于香港施行笞藤的整个问题，他不久将在立法局会议上提出讨论，所以凡笞藤罪犯都暂缓执行。

    不久，立法局举行会议，轩尼诗对于香港是否应该公开施行笞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他就任香港总督之前，曾历任英帝国海外殖民地多处的总督。他在巴哈玛及拉布安总督任期内，曾完全废除了这两个地方的笞刑。但那里并没有因此而社会治安恶化。他希望香港在他的治理下也能实现这一点。

    在这次立法局会议席上，轩尼诗将他委托香港医官亚里士对于应否施用笞藤所作的报告书，作为参考文件，交给出席的立法局委员参阅。

    可惜的是，亚里士医生报告书的结论，并未如轩尼诗所期望的那样，赞同香港应该废除笞藤。正好相反，亚里士认为，笞藤在香港有遏止犯罪的作用。不过过去的刑法太重，不适宜于中国人的体格，最好能依据印度的成例加以改革，那就更加适合于香港了。

    立法局会议上，议员们同意了亚里士将刑具改轻一点的建议，但不同意废除苔藤。因为轩尼诗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笞藤虽然未能完全废除，但立时就有了改革：

    一、刑具方面，开始废除“九尾鞭”，改用藤鞭，后来又因为藤鞭给予犯人背部的创伤过重，又恢复使用“九尾鞭”，但将鞭尾上的结废除不用；二、不再公开笞藤，笞刑仅在监狱内执行，这一点最初曾遭到警方和法院的反对，认为失去了笞藤向大众的警戒作用，但轩尼诗坚决主张如此。三、根据总督的指示，笞藤时不再打犯人的脊背，改打臀部，行刑时并将犯人的颈部和大腿予以遮护。

    1878年底，经轩尼诗同意，香港设立保良局，单从字面上理解，保良局似乎是一个治安机关，用以保护安分守己的良民。其实，保良局是香港的一个慈善机关，它保护的主要是被逼为娼的良家妇女。

    保良局的建立与香港开埠初期的娼妓制度有关，当时，香港还是娼妓合法的时代，政府准许登记的妓女在指定地区公开营业，这就造成娼妓业的兴盛，市面既有领牌纳捐的“公妓”，也有暗中接客的“私娼”。为了扩大妓女的来源，经营妓院的龟公鸨母勾结不法之徒，到内地或日本诱逼拐卖良家妇女到香港，强迫当妓女。

    1872年9月24日，香港中国绅商多人联名要求香港总督坚尼地禁止迫良为娼。香港政府因此于1873年5月8日，颁布《保护中国妇女及取缔买良为娼条例》，违例者除判处监禁之外，还要受笞刑。条例颁布后，仍未能有效地制止迫良为娼的现象。与龟公鸨母勾结的歹徒，大都是黑社会人马，普通市民固然不敢招惹他们，而被拐卖的妇女多来自穷乡僻壤，更不知向哪里投诉，加上贪污盛行，执法的公差往往与拐匪狼狈为奸。有时，一些拐卖案虽被揭发，但官府只将拐匪处罚，对被拐的妇孺置之不理，任他们流落街头，沦为乞丐。

    根据这种情况，当时的华籍绅商名流便于1878年发起组织以“保赤安良”为宗旨的“保良会”，一方面帮助缉拿拐匪，另一方面，负责保护与收容被拐带流落的妇女幼童。广东东莞籍的香港商人卢赓扬等4人，1878年11月8日联名上书总督轩尼诗，揭露拐匪罪行。据《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记载，骗匪“诱良家妇女到港，初诡骗为佣，继则逼勒为妓，或转贩外洋，或分售各地，童男则卖作螟蛉，童女则鬻作娼婢。”因为东莞县拐案特多，在港华商愿集众捐资，遍悬赏格，购线缉拿。当年年底，由东华医院绅商协助筹组了保良局。保良局一方面开始“保赤安良”的工作，一方面等候香港政府批准注册。

    1879年5月，获香港政府批准注册，成为合法团体，名为“香港保良公局”，同时，港府命令署巡理府法兰西士草拟了保良局章程。章程第三条中规定：“此公局之设，特为保早期保良局总理

    护妇女及幼童起见。一、为查禁拐匪及被拐之人。二、凡有男女被拐到港，或为娼婢，或贩卖出洋，公局必须设法挽救，使之各回原籍。三、凡遇此等被拐妇孺，系要待官讯断，方能发落。如未送原籍之前，公局必要收留抚养。四、若被拐之人无家可归，公局须要代择配偶，或设法以安其身，故要建造房宇一所，使无家可归之妇女幼童，得以驻止安身，所捐款项，专为筹此事件而用。”

    从1878年保良局建立，到1891年的13年中，经保良局救助，脱离拐匪魔掌的妇孺有数千人之多。

    自保良局成立后，由会董梁安、曹而亭、许蔚臣和华籍议员伍廷芳等联名，请求轩尼诗拨出上环大笪地一幅地段，兴建华商会所和保良会会馆。

    轩尼诗总督对这项申请，初时表现得颇为热心，除允拨地之外，更表示将奏请英国政府，拨款四万港元，资助兴建会馆费用，但终迫于种种压力，后来竟全无下文。不久，幸而得到当年东华医院的董事协助，借出了普仁街“平安”、“福寿”两幢楼作办公地点，让寻获的妇孺暂时有栖身之所。

    到了1891年，当时保良局首席总理与东华医院的董事们，向政府申请，将东华三院管辖之广福义祠在普仁街的地段，转作保良局之兴建局址。

    当时第十一任港督罗便臣很快便批准此项申请，政府又拨出2万元，加上罗便臣私人捐出3万元，共获得5万元的建筑经费，解决了局址和兴建经费问题。

    早期保良局由于负有协助缉拿拐匪的特殊任务，所以该局的总理拥有相当的权力。他们可以凭借挂在襟前显示身份的具名银牌，遣使街上任何警察，拘捕嫌疑拐匪。

    保良局总理还有另外一项特别任务，就是审讯被拐骗而救回的妇孺，这种审讯工作多在晚上举行。在拐带盛行时期，每星期要开堂二至三个晚上。

    审讯的过程是，先由华民署属下之警察将案中妇孺带到局内的大堂齐集，然后由值班的总理开堂逐个问讯。

    审讯的内容包括被拐妇孺的身世、籍贯、家庭背景、被拐原因及经历等。审明情况之后，如属有家可归的妇女，便呈交华民司批准遣回原籍与家人团聚；孤苦伶仃，无家可归的孤儿寡妇，则拨入局内收容。

    局内收养的妇孺，成年之后，便由保良局代为择配嫁人，使其获得良好归宿。

    据记载，昔日保良局嫁女是一大盛事，有意男士先向局方登记，由局方安排日期相见，如双方都认为合适，男方自觅殷实担保人报知局方，经保良局再三调查领娶人的职业、人格及担保人的资格，认为诚实可靠者，则通知领娶人及担保人到局，由饬差带赴华民政务司署求恩准领娶。

    领娶人还须自备花轿、妆奁及三书六礼，亲往保良局迎娶，由该局主席亲自主持婚礼。

    迎娶之日，新娘照习惯分派“利是”予局中姊妹，每封“利是”只限一仙；为新娘梳髻者，“利是”规定二毫；服务女工，“利是”亦不超过两毫为限，局方人员则分文不取。如此廉政清明，不知记载是否完全确凿。但不管怎样，成立保良局，是为穷苦华人办了一件好事。

    修建上山缆车道，是轩尼诗当政时期的另一项建树。

    19世纪，香港使用的交通工具是古老的轿子、马、马车和独轮手推车。英国人占领香港初期，港岛的马路极少，多是窄街陡巷。当时外国人住在环境幽美的山顶区，华人富商多住在半山区，出入十分不方便。于是有人从广州运来一批轿子（俗称山兜），成为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那时的轿子除了官员乘坐的绿呢大轿和迎亲用的花轿，还有营业轿和长班轿两种。营业轿设备简陋，只有两名轿夫，平时摆在街头巷尾或山脚下，等候雇客乘用。长班轿是有钱人家的专用轿，轿身装饰华丽，一般配有四名身强力壮、嗓音宏亮的轿夫，轿夫身着号衣，胸背两面都标有轿主的姓氏。出门时前呼后拥，神气十足。

    在地势平坦的地方，除了轿子作交通工具外，还有独轮手推车，从新界的大埔、沙田等地到九龙，主要靠这两种运输工具。

    为了解决山上有钱人家上下山困难，港府酝酿修建缆车道。直到1882年，香港政府称，有私人机构要求承办修建缆车道，就颁布了修建缆车道与电车道的有关条例。条例的基本要点，大致包括设计的体制、牵引的动力与行驶的路线等项。对于缆车行驶路线条例规定得具体而确切。缆车道全程共分六段：

    第一段从第471号地段大佐治街起，经轩尼诗道（海旁东）、湾仔道、大道东、止于湾仔街市。

    第二段跟第一段衔接，经大道东、大道中与大道西，止于第219号地段。

    第三段跟第二段衔接，经大道西，止于第187号地段水兵俱乐部。

    第四段、第五段跟第一段衔接，从第471号地段大佐治街起，至筲箕湾第7号地段止。

    第六段起于陆军兵房所在之西南花园道，向南直上坚尼地道、梅道、宝云道与白兰特顺道，止于域多利山峡以北。

    第一段至第五段，为后来电车的行驶线，第六段为缆车的行驶线。为了急于解决山顶英国人的上下山问题，决定首先开辟第六条线路。

    在香港政府颁布有关条例后，批准由毕其利赞臣、大卫沙宣、云仙史蔑与嘉活晓士4家私人公司联合组成“香港山顶缆车公司”，1885年开始修建缆车铁轨，同时参考了旧金山、蒙特利尔和圣保罗等地的缆车设计。

    由花园道的起点站到达山上终点，全长1305零五英尺，铺平斜坡路面，敷设枕木铁轨。开展这类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是轻而易举的。当时，以蒸汽机为动力牵引上下两部缆车。一部在山顶，一部在山脚，用两条五千英尺的钢索既系住两部缆车，又分别卷在山上站与山脚站的鼓形齿轮上，另外还安装活动齿轮调节钢索的伸缩。

    当蒸汽机发动后，便由齿轮带着钢索滑动，两部缆车相向行驶，山上的缆车向下滑行，山下的缆车往上拉起。在司机座里，装有指示针，指明两车行驶时的相对距离与位置。当两车行驶到中途时，设有双轨的岔道将二者左右分开。互相避过之后，又行驶在单轨上。在当时，技术已算相当先进。

    这条山顶缆车线，经过3年的修建，于1888年5月30日竣工通车，时间跨越两任总督，起于第八任轩尼诗，成于第九任宝云。缆车穿过丛林，爬越山坳，把乘客一直送到海拔397米的港岛最高峰太平山上。

    从山脚乘缆车到达山顶，约十几分钟就够了。上山的坡度，一般是四十五度左右，最陡的地方为八十度。车厢分两个等级收费，高价部分不招待衣履不整的华人，是为了不让佣仔和雇主平起平坐，有损雇主的“高贵”身份。

    当时缆车的修建，既不是把人们送上山去度假，住在酒店或别墅里松松筋骨，也不是让游客上山饱览四周的风光，而完全是为了山上的英国人。因为英国人高踞其上，下山上山不堪其苦。山顶所住的英国人，不过二三十户，华人只有绅商何东一人，准在那里建筑别墅。这个禁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不再实施。

    正因为乘客稀少，山顶缆车初期的营业状态不佳，也就影响了计划中前五条电车路线的设计、建造与使用计划。迟至1902年，香港政府才批准私人机构承办全港的电车事业。所以，电车比缆车晚了17年之久。

    如今到已经高度现代化了的香港观光游览，仍可以坐上百多年前修建的缆车，攀上太平山顶，饱览“东方之珠”的美丽景色。

    1873年~1876年，英国人贝尔利用电流传送声音的原理，进行实验，发明制造了电话。1881年，英国东方电话电力公司在伦敦成立，立即开发利用这一科学发明。翌年，该公司申请在香港营业，香港东方电话电力公司在雪厂街二号正式成立。于是，香港在远东地区首先使用上了电话。

    安装电话之前，港府各机关之间，洋行商贾交往，全依靠电报。在香港雪厂街旁边的一座小山上，住满港府机关，1874年起，港府军政部门，已经开始使用电报机联络。山上建有电报机房，满山树立电线杆，分别通向东西区，供港府与赤柱、西环、上环及东区的军营与机关联络。

    19世纪70年代，上海商业比香港更繁荣，许多香港商人纷纷到上海投资开设银行，香港和上海的通讯联系亟需开通，1871年，大东电报局开始铺设海底电缆，从香港拖到上海。与此同时，香港开始有股票买卖，股票的买方同卖方需要股票经纪人沟通，洋行与洋行，洋行与经纪人的联络，都急需电话安装。

    据陈谦先生记载，香港东方电话电力公司营业部由英国人担任总经理，并聘有中国人买办，其下有雇员，专管营业方面的一切事务。工程部由英国人担任总工程师，负责工程设备方面的工作。广东省三水县人梁生，20世纪初年曾在公司主管线路工作。他对电话线路设施认真钻研，颇有技术，熟悉线路情况，手下带有学徒。线路出现故障，他能迅速排除，使通话保持畅通，传声清晰。为香港早期的电话事业付出了不少心血。

    初期电话用户只有十几家，主要是洋行和股票大经纪商，服务范围仅限于中区。富商保罗?遮打是第一个安装电话的人，随后还有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怡和洋行与著名的保险公司。

    初期的电话是接线电话，全名叫“德律风”，由英文直译过来的。用户拿起电话，需先把电话机旁的摇手摇动，机房的话务员听到铃声，就向用户询问要接通的电话号码，然后才接过去让用户讲话。虽然电话简陋，但收费却很昂贵，每年电话费需要100元，而当时一般人的月薪只有3元，华人商店雇用信差月薪只有2元，全年才24元。所以，一般商店和普通人家是没有能力使用电话的。

    当时，接线员是电话公司里很重要的人员，条件规定较严格。公司规定接线员只用西洋人的未婚妇女，并且要有香港英文女书院第四班以上的文化程度，校长还要出具证明品学兼优，才能入选。如果是中国女子想当接线员，必须由庇理罗士女书院特别推荐才行。香港政府为了保守秘密，政府机构间的线路不使用东方公司的接线员，自己另外建造机房，自配接线员。

    香港初期的电话业务发展缓慢，到1890年，安装电话的华人用户才开始出现，当时的总用户也只发展到65家，虽然如此，东方公司仍旧继续架设电线，发展业务。

    宝云1883年3月30日至1885年12月任第九任香港总督，任期2年又8个月。有史书把宝云的任期算至1887年，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按英国皇室规定每届总督任期5年，宝云1883年3月上任，应到1888年任满。但是，宝云以身体欠佳为由，于1885年申请提前退休。当时英国政府没有找到合适人选，便指定由辅政司威廉?马殊署理总督。在第八任总督轩尼诗离任时，宝云到任之前，马殊曾经代理过一年总督，所以马殊曾先后两度代理香港总督。第十任总督到任后，马殊才调离香港。

 宝云（1821~1899）

    宝云（1821~1899），又译作鲍恩、包文。爱尔兰人。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法律。先做教育工作，曾任过大学校长。后来到英国殖民地部任职，曾任澳大利亚、新西兰、毛里求斯等地总督。出任香港总督时已经61岁。曾受封爵士。1899年去世。著作有《三十年的殖民统治》。后来的宝云道、宝云径即以宝云爵士的名字命名。

    宝云很看重香港的地位，“东方直布罗陀”的称号，就是他在任时起的。他认为，香港是一个重要的商埠，在大英帝国里地位仅次于伦敦，就像当时西班牙的直布罗陀一样举足轻重，应当很好地经营。所以，他虽然任期较短，但对香港颇有建树。他致力于改善公共卫生环境，热心发展教育事业，开办了皇仁书院及政府书院。成功地推行了大潭供水计划。新医院、新避风塘、天文台、电话公司，都是在宝云的倡导下发展的。

    第九任宝云在宝云的积极推动下，香港历史上第二个人工水塘开始动工修建。这是一个著名的水利工程。位于港岛东南部的大潭湾以北。由大潭、大潭小塘、大潭中塘和大潭笃四个水塘组成，总容量为916.7万立方米。其中大潭水塘第一期工程于1877年完成，初时储水量为141万立方米。第二期工程在港府努力下，于1889年完成，储水量增至172万立方米。大潭小塘、中塘和大潭笃水塘分别于1904年、1907年和1918年先后建成，其储水量分别为10.2万、89万和645.5万立方米。这座水塘的建成，对缓解香港的供水困难起到一定的作用。

    香港是自然灾害频繁地区，飓风经常袭港。每次台风经过，大雨倾盆，山泥倾泄，船只沉没，房屋倒塌，人财物损失惨重。每逢大旱，数月无雨，居民数天供一次饮水。气象天文设施的兴建对香港极为重要。宝云任内，1883年，香港首座观象台建成，矗立在尖沙咀艾尔尊小山丘上。它占地276平方米，建有拱窗长廊，具有浓重的殖民地色彩。这座古建筑已长命100多岁，它居高临下，上观风云变换，下观维港苍桑，香港百年历史尽收眼底。既为香港提供了天上信息，又是历史之见证。1983年，在它的百岁诞辰之际，被港府列为法定的古迹。

    宝云在任期间，于1883年4月4日向英国殖民地部建议扩大立法局，增加议员人数。他提出，官守议员由5人增加到7人，非官守议员由四人增加到5人，非官守议员有权对政府提出的法案进行辩论。5名非官守议员由香港商会和太平绅士各推举出一席，华人社会要保有一席，任期为6年。英国殖民地部基本上批准了宝云的这项建议。1884年2月28日，新组成的立法局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5名非官守议员中，端纳洋行总经理芬理斯?顿里和怡和洋行总经理佛兰西斯?约翰逊是原有的非官守议员；其余的是汇丰银行总经理、香港商会代表汤姆斯?杰克逊；沙逊洋行总经理、太平绅士代表腓列特?沙逊；黄胜，由港督宝云委任接替伍廷芳，是华人代表。1884年4月，立法局增设法律、工务两个委员会，加上原有的财政委员会，立法局共有3个委员会。华人代表黄胜出任法律委员会委员，是5个成员之一。

    宝云任内，适逢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宝云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

    19世纪70年代初，法国探明红河上游可能通航到中国云南境内，便加紧对越南北部的侵略。1882年春，法军攻占河内。1883年7月进攻顺化，强逼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攫取了对越南的“保护权”。11月，法军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挑起中法战争。清军接连失利。1884年2月法军完全控制了红河三角洲地带。李鸿章力主妥协，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助长了法国侵略的野心。5月，法军进攻中国驻谅山的军队，并向中国海面调集军队，扩大战争。6月，法国舰队进攻台湾基隆，被击退。同月，事先驶进福州马尾港的法军舰队突然袭击中国兵船，击沉多艘，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8月，法军再攻台湾，遭清军和当地人民的痛击，惨败于淡水。1885年初，法军进犯广西边界，清军在镇南关大败法军，法统帅尼格里受重伤。刘永福的黑旗军也在临洮大败法军。

    对于这场战争，英国政府持中间立场，但是，宝云政府扬言英法缔结盟约，容许法国的舰队在香港作一切战时物资的补给。在港英商明目张胆地与法国舰队交易，为法国军队补给煤炭，支援粮食，从中谋利。

    香港爱国同胞对法国的侵略和港府支持法军的行为极度不满，9月，香港码头工人、驳艇工人、运输工人集体采取行动，拒绝为法国轮船工作。法国商人向香港法院控告，结果竟有14名卸货工人被法庭判处罚款，更引起华人的公愤。10月，工人罢工，港英政府出动军队警察镇压，一些参与反英法活动的华人被捕监禁。与此同时，宝云主持立法局会议通过了《维持治安法例》，规定涉嫌“危害殖民地治安与秩序”的人，未经判罪，亦可拘禁及驱逐出境。又规定华人未得总登记官的批准，不得发表文告，严禁华人私藏或携带军火。

    陈谦所著《香港旧事见闻录》一书曾记载香港工人反对港英当局支持法国军队的斗争情况。英商发了战争财，洋行开庆功宴会。煤炭运输工人对此怒不可遏。他们认为，中国军队正在越南抗击法国侵略者，打得法军落花流水，而英国商人以煤炭物资接济法军，打乱了刘永福的作战计划，使中国军队受到挫折。英商还开庆功会，怎能容忍。于是，煤炭装运工人成群结队，直闯宴会酒楼，搅乱了英商的庆功宴会。警察署接报立即派出大批警察，挥动警棍，手持枪械，镇压工人。工人毫不示弱，据理力争，使警察和洋行无计可施。之后，工人乘夜班船回到广州，使洋行供应补给法军的煤炭运输，陷于停顿。

    英国政府借口中法战争香港防卫会受影响，要求港英当局每年在负担2万英镑驻港英军费的基础上，增加5.6万镑，加强防卫力量。宝云主持立法局会议，于1884年12月如数通过。次年，英政府又要求再增加5.4万镑，宝云唯命是从，如数照给。于是香港每年负担英军驻港费用13万镑之巨。

    工务局建筑材料远来英国

    宝云新成立的工务委员会，也称工务局，由英国工科大学毕业的专家充当工务司。会址设在花园道。在工务司之下，有建筑工程师、高级文员、事务文员及工人等。在香港地区，凡市政建设的工程，如修道路、砌堤防、造衙署、建营房、筑炮台、建学校，造桥梁、修渠道、盖街市等等，一切都归工务司规划，至于民房、商行、戏院等等，也要先将图纸呈报工务局，得到批准，才能兴建。工务局备有货仓，专贮政府工程需用的建筑材料及工具，由专人负责保管。

    香港政府历来是每一项建筑工程，无论大小，都先绘就图纸，规定用料，估计施工日期，订出工程价格，编列表册，由工务局公开招商投承，以价低者承建。但为慎重起见，在投票时，商人须先缴一定数量的押票银存于库房，然后投得者方为有效。落选之票将原押票银发还。商人投得工程后，签定合同，一切遵守规划，不得偷工减料，拖延工期，更改图纸，倘有不符，即须重行拆卸改建。因此投承政府工程的建筑商，非资本雄厚，信用度高而又熟识业务者，不敢轻易向工务局投承。

    香港建筑物样式并不一致。富豪住宅多建于半山区和太平山顶上，有的采取英国建筑形式，有的采取意大利样式，或采取其他各国样式。至于平民房屋，则多是旧式二三层楼房，地方狭窄，租值昂贵，且无浴室、厕所等设备。

    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工业迅速发展，急需海外市场，推销产品，掠夺原料，这是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重要原因。所以，占据香港之后，当然要控制香港市场。在建筑材料方面，英国政府为了维护英国商人的利益，规定港府一切建筑物所用器材，如铁钉、铁丝、铁门、铁板等等，都要用英国工厂的出品；木地板或圆柱则要由缅甸或印度英商处输入，其余如卫生设备、水管、玻璃、油漆等，都必须用英国货。因此运输路程遥远，工料昂贵，采购不易。至于屋前的石柱石基等则就地取材，开采石矿，由工人加工而成。其余砖、瓦、灰、泥等才向中国内地采购。到20世纪初期，新式建筑开始采用三合混凝土和钢筋建筑，所用水泥，也规定要用英国货。民房建筑一切用料，若非英国产品，必须由工务局派人鉴定，才能使用。

    建筑工程在完工时，还须经过工务局复核，认为工程完善，符合标准，才发给新屋居住证明，否则处罚。

    华商傅翼鹏承建大潭水塘工程，当时订约以3年不倾塌为原则，香港经常有台风袭击，如遇台风，堤坝坍塌，必须重建，风险很大。傅氏投承完工后，香港竟三年未遇台风，石坝巩固，无需再建，因而致富。

    1884年，香港赛马会正式成立，专职负责赛事、日常营运和投注管理。

    香港早年参加赛马活动的多半是英国军人，他们的调动比较频繁。爱好赛马的外国人还有洋行老板或高级职员，他们的工作也时有调动。所以，香港早年的赛马委员会是一年组织一次。后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扩张的发展，香港成为重要的转口港。到宝云时期，经港府批准，外国商人在香港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马会——香港赛马会。这个赛马会成为香港政府要员与各洋行大商人的交易场所，对香港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香港赛马会在其成立以后的四十余年内，种族歧视的观念一直很深，即使是中国人中的上层人士，也只能作为赛马会的来宾，而不能作为会员。这种做法伤害了香港中国商人的民族感情。于是，在港的中国人便在1920年组织了一个华人赛马会，在粉岭设马场跑马。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赛马会才在1927年象征性地吸收两名中国人作为会员。这两名华人会员叫何甘棠和容显龙，是当时香港著名的买办。在吸收华人会员的同时，还准许中国籍骑师参加比赛。这样，华人赛马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粉岭的马场便移交香港赛马会管理。

    随着香港赛马活动的开展，马场上逐渐出现赌马的现象。初期的赌马只是为了娱乐开心，算不得真正的赌博。主要内容是马主与马主之间，骑师与骑师之间，或两个观众之间，各选一匹马作为打赌的对象，赌注不过是一瓶香槟或一顿晚餐。完全是民间的一种娱乐活动。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

    由于赛马和赌马与香港民生关系密切，所以，马场上惯用的术语，逐渐流行到社会里来，成为民间俗语。

    1927年跑马场看台这些俗语不但成为香港人日常说话的词汇，也传播到广东、福建沿海一带，甚至连东南亚和台湾等地的华人社会，也都在交谈中使用这些生动形象的俗语。

    由马场术语演变成一般人谈话俗语的例子很多，例如“搏到尽”，本来是形容马匹参赛时出尽全力，争取较佳的成绩。在香港社会中，这句话最流行，因为香港人士做起事情来十分努力，香港经济有今天的辉煌成就，也就是每一个香港人“搏到尽”的成绩，香港人也以“搏到尽”的精神闻名于全世界。再如常说的“爆棚”——以前香港马场是用竹木建造，所以称为棚。“爆棚”就是整个马棚都挤满了马迷的意思。如今戏院满座、巴士挤满旅客都称为“爆棚”。“抢闸”——每场赛事开始之前，参赛的马匹都由马夫拖入闸门内，等到闸门打开，马匹便冲出来。“抢闸”的意思，就是闸门刚打开，尚未准跑，马匹便抢先冲出，这当然在比赛中占了便宜。这句术语流行出来，凡是抢先去做的事，都称为“抢闸”。例如，月饼店在距离中秋节还有好大一段日子，便已推出月饼在市面上售卖，他们这种做法，就被称为是“抢闸”。“爆冷”——本来是形容冷马跑出。但在不正常情况下产生的结果，一向都称为“爆冷”，和所谓“热门倒灶”是相类似的意思。

    1960年，该马会获准英皇御准衔头。跑马本来就是殖民地特征之一，加上“御准”二字，就更增强了殖民色彩。到90年代初，马会已有全职人员四千多人，一万多兼职员工，成为一个庞大的机构。设有董事局，下设有分委员会，分别负责赛事、发牌、投注、财政及一般事务、会员事务、捐款等各方面的管理、监察和发展决策。马会的总投注额的10.7％作为博彩税缴交给港府，7.4％作为马会佣金，余下约81.8％派给投注中奖者，所取得的净额盈余大多用作慈善服务。1983年至1993年的10年间，马会赞助给教育、卫生、文化、艺术、康乐、科技、福利等公益事业的拨款已达27亿元。

    港府的卫生局，成立于宝云年代，当时不称卫生局而称洁净局。

    香港开埠之后，由一个只有几千人的渔村，迅速变成一个人口几十万的城市，许多环境卫生设施都追赶不上人口膨胀的需要，尤其是环境的污染最厉害，以致居民患病的情况十分严重。陈勋所著《香港杂记》中记载，在香港开埠后的数十年中，痢疾、热病等传染病流传很厉害。那时驻港英军士兵生病的特别多，甚至整营英军都是病人。

    1881年，英国殖民地大臣金伯利伯派遣皇家工程师柴维克到港，对香港的公共卫生情况做全面考察。1882年发表了《柴维克卫生调查报告书》，认为以上情况是由于香港水土恶劣，环境极度不清洁，卫生设施差，管理制度不健全等原因所造成。根据报告书，港府采取了一些改善公共环境卫生的措施。

    1883年3月，港督宝云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通过立法局提出一项卫生修正法例，决定成立洁净局，负责全港卫生事务，改变城市环境状况。

    新成立的洁净局组织庞大，人员众多，经费支出仅次于警署，所管辖的工作也很多。当时，洁净局除了管理街道市场、屠场之外，打扫街道、清除垃圾、疏通渠道、殡殓埋葬、处理粪便、熏洗房屋、灭鼠除虫等事务，也全都列入洁净局的工作范围。

    当时，洁净局的组织已相当严密，局内有十余人任议员，指导工作。日常事务，设有英人总办处理，下边还有帮办、华人翻译以及清洁工人。对工作人员要求也有具体规定。华人翻译必须具有英文书院第四班以上程度，并且必须全面了解香港卫生条例，经过考试合格才能录用。清洁工人必须经过政府医院体检，身体健壮，无犯罪记录，无不良嗜好，年轻力大，才能录用。

    有了洁净局之后，便规定港九所有华人屋宇，每年分区分段清洗两次，这种清洗方式当时叫做“洗太平地”。到了规定洗太平地的那天，洁净局人员将洗地用的竹扫把，通渠用的铁钩，放水的帆布水管，装水用的大铁桶，全都放在街道上，任由街坊居民取用，群策群力去清洁环境。

    大水桶装满水之后，加入消毒药水，居民可将床板家具放进大铁桶内浸洗，以清除蟑螂和臭虫。

    忙了一天之后，由洁净帮办检查，若不满意，又再清洗一次。

    1885年，港府根据人口迅速增加的趋势，颁布了限制居民楼每层楼居住的人数的条例。条例按房间体积大小，规定每500立方尺限住一人，将全楼准住的人数写在墙壁显眼的地方。洁净局的帮办经常夜间巡查。如果居住人数超过限额，即被处罚。在香港西营盘附近的平民楼房，体积不大，每层常住二三十人。若按条例规定，人数显然超过，所以，许多居民户一到夜晚便往亲友家暂住，天明再回家，以免被查受罚。后来，港府认识到该条例有碍于香港的发展，便取消了这一条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还有洗太平地的说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卫生设施的健全，洗太平地早就不存在了，香港年轻一代甚至已经不知道洗太平地的掌故，只有老年人在围城打麻将输光时偶然还露出洗太平地的说笑。

    宝云因身体健康关系提前退休，1885年12月中旬离港，英伦决定由辅政司威廉?马殊署理总督。

    1886年3月，两广总督张之洞上书催办在香港设驻领事馆。清政府与英国政府交涉，香港西商会不希望清政府在港设领事馆，马殊接受西商会建议，呈报伦敦，对清政府的要求不予置理。

    清政府与港英政府之间，因为海关关税一直发生矛盾。1885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同意鸦片输入中国，每箱征收税厘110两。1886年，在中国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从中调停下，中英签订《香港鸦片贸易协定》，规定鸦片运入香港或从香港转运其他地区，必须获得香港港务处的允许；香港方面同意协助中国海关税收，并管理往返香港与中国沿海的帆船。中国方面则撤去1871年在香港海外的巡船，即原设汲水门、九龙城、佛头洲、长洲四处常关关厂，由香港九龙关接管。次年，九龙关正式建立，总关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6-18号银行大厦二楼。摩根为首任税务司。九龙关的设立，扩大了香港海关的势力，加剧了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控制，当然，也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

    威廉?马殊做了一年半代总督后，也调离香港，政务交由驻港英军司令金马伦少将负责。

    1887年9月，署理港督金马伦主持立法局会议，通过了《1887年公共卫生条例》，取消了成立健康局的建议，增加卫生委员会人数，委派土地总测量官、警察司、总登记官、殖民地医官等为官守委员。原来卫生委员会有4名非官守委员，这次增加到6名，而且规定其中2名必须是华人。这是中、西人士共同参与市政事务的开始。

    1887年10月6日至1891年5月，德辅任第十任香港总督。

 德辅（1834~1909）

    德辅（1834~1909），英国巴登市人，出身名门。1853年进牛津大学，中途辍学，到加拿大经营农场，后进多伦多大学，完成学业得学士学位，并取得律师资格，做了一段律师后，转入政界。1863年被派往英属殖民地圭亚那任治安法官和商务总监。1869年赴圣卢西亚任职；1878年任斐济总督，兼任西太平洋地区最高行政长官。1886年任澳大利亚总督。封爵士。1909年去世。

    从德辅到第十六任港督史塔士，经历了七任总督。由德辅1887年抵港，到史塔士1925年10月离职，共约40年，其间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既有瘟疫蔓延，又有大火、暴风、狂雨袭击，更有港英当局对香港人民的残酷镇压，百姓涂炭，民生倒悬。香港人士称之为长久的“黑暗时期”。黑暗给居民带来痛苦，也促使其觉醒、团结、斗争，又加上内地辛亥革命正在发生，香港涌现出一批接受先进思想的进步人才，促成了海员、省港罢工的兴起和成功。德辅正是“黑暗时期”内第一个就任港督。他本人又有浓厚的种族歧视观念，是一个种族歧视主义者。在任期间，银价暴跌，港元贬值，经济陷入困境。英国政府强令香港政府“缴纳皇家经费”，由每年2万英镑增加到9万英镑。德辅为应付庞大“贡费”，拟定开辟香港土地资源计划。

    从正直青年到殖民统治者

    据巴图所著香港纪实丛书记载，德辅任圭亚那治安法官和商务监督时，年龄还不满30周岁，血气方刚，踌躇满志，是一个有理想的正直青年。

    第十任德辅当时圭亚那有很多甘蔗种植园，劳工大多数来自中国和印度，其中很多人是被殖民者和人贩子骗来的。在这里，他们受到了非人待遇，失去了人身自由。

    受过现代自由主义教育的德辅，对广大劳工的处境比较同情。他严厉指责这种不“人道”的剥削，明确支持劳工们提出的一些合理要求。

    当地富商和庄园主并没有将这个年轻总管放在眼里，他们直接上书英国政府，状告这位行政官的“行为不端”，要求必须撤换掉他。德辅所讲的圭亚那情况在英国朝野引起了激烈争论，不少人支持德辅。然而英国政府听信富商和庄园主的诬告，撤换了德辅。改派到圣卢西亚任职。

    德辅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到圣卢西亚上任后仍念念不忘圭亚那之败，他给英国外交大臣写了一封信，希望英国政府能够主持公道，重新调查圭亚那劳工状况。

    英国政府迫于各方的压力，不得不派代表团前往圭亚那进行调查，德辅也是代表团成员。但在调查团出发前，反对德辅做法的人早已通过其他人将此消息提前通知了当地的商人和园主，使他们及早做好准备。结果，当代表团到达圭亚那时，商人和庄园主所组织的人都指责德辅言过其实，过分挑剔。搞得德辅一个人孤掌难鸣，有口难言，在调查团面前很是难堪。最后只好承认自己“报告写得太仓促”，“记忆不清”。

    通过“圭亚那纠纷”，德辅开始明白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希望自己在英属殖民地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自己在殖民地中要依靠谁、不能反对和得罪谁。

    1887年10月6日，德辅带着英国王室的重托，带着清洗圭亚那耻辱的决心，来到了香港。

    港英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靠卖地皮得来，而弹丸之地的香港，土地从哪里来，只有填海，所以填海造地是每任港督工作的重要内容。

    1874年9月22日，香港遭遇历史上最凶暴的大风袭击，中区海旁堤岸全部被摧毁了。

    当时的总督坚尼地于1875年5月任命一个委员会，设计海旁堤岸的全部改建计划，并包括填海拓地工程在内。

    根据该委员会的调查及估算：如果以中区美利码头为中心，东至铜锣湾，西至煤气公司，将沿海堤岸翻修，并填海扩展海旁地面，需要动用21.2万元。由于费用太大，所以在坚尼地任期内，海旁堤岸重建与再填海计划被搁置起来，只将损毁厉害的部分堤岸作了修补。

    1877年，坚尼地去任，轩尼诗接任总督，修补海旁堤岸工程仍继续进行，1880年全部修补工程结束，总共花费24.4万元。当时一些外商建议将海岸扩展出20尺，但港府认为这项建议将会阻碍修理堤岸工程，未予接纳。

    真正大规模的填海工程，是德辅在任时期。英国政府逐年增加对香港的摊派，德辅只好鼓励填海造地，增加收入。德辅采用了香港英国富商保罗遮打爵士所提出的填海计划，主要目的是解决逐渐严重的房屋紧张问题。这项计划的内容除了包括填海筑路以外，还建议将海军船坞、陆军军营及政府若干建筑物由港岛中心迁移，腾出地方供作商业经营及市民居住使用，由此解决房屋短缺的困难。

    1890年开工时，正逢英国王子干诺公爵夫妇出访路过香港，德辅请干诺公爵行填海工程奠基礼。工程完成后得到新填土地59英亩，新的海边大道便命名为干诺道，干诺道后面的一条电车路就以当时港督德辅的名字命名，另一段马路就以遮打命名，以示纪念。

    在推动填海工程的同时，1889年，立法局公布《收回土地法案》。决定强迫收购部分人口密集拥挤的地方，狭窄的小街巷扩展为大道；法案还规定不合卫生条件的楼宇重新改建，建筑物后面必须保留一定的空间，以利于通风。为了弥补物主面积的损失，楼宇可增高3层。

    本年起，港府允许洋商开始向地产投资。一批英国商人集资5000万元，组成香港地产投资及代理公司，这是香港房地产业兴起的基础，后来该公司改名为香港置地公司。

    1890年，飓风为灾，香港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暴风雨，大雨由5月19日一连下了十天十夜，降水38英寸，海岸水深达45尺，山泥倾泻，山体滑坡，灾害深重。

    天灾不断，人祸迭出，百姓涂炭。但是，港英官员不顾百姓死活，照常贪赃枉法。

    1893年，香港发现一起震惊港岛和英伦的公务员侵吞公款案。港府库房首席书记亚尔费斯，利用职务之便，私吞政府公款63000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万元。虽然事情暴发在第十一任罗便臣任期内，但其作案时间，均在德辅任内，显示其任内行政管理之混乱。

    1893年1月28日，港府核数师查核政府库房的账目，发现库存和簿据的记载有短绌情形，显然有人渎职作弊，但一时尚不能确定何人作案。1月31日，库房首席书记亚尔费斯突然失踪，立即证实嫌疑犯就是他。经详细查核，发现从1888年至1892年，亚尔费斯经手的公款被盗63000。许多旧账据，已被案犯销毁。政府立即下令通缉亚尔费斯。2月24日深夜，在九龙一座空屋里抓到案犯。

    4月18日，亚尔费斯在高等法院刑庭受审，被控罪名共达19款，其中包括侵吞公款，伪造政府税饷收据，偷盗并毁灭皇家簿据等。亚尔费斯对于政府所控告的19条罪状，当堂承认了12条。因此，被告的辩护律师向法庭表示，既然被告对于所控19条罪名业已承认了12条，他的罪名已定，为节省时间，对于其余7条罪名似已毋庸深究，因此请求法庭轻判。大法官即席宣判，判了亚尔费斯6年苦工监禁。

    法官的判词中有这样一段话：你要知道，你的罪行正是那一连串的带给这殖民地以耻辱的罪行之一。自从我对于与你所犯的罪行相类似的一宗案子判刑以来，已经三年于兹了——那就是对于邮政局首席书记巴拉达斯的控案。显然的，对于他所判的刑罚，并未能警惕你，使你束手不去动用公款。

    法官还向亚尔费斯表示，他被判的六年苦工监，不过仅是对于第19条被控罪名而言，其余第一、二、三、四、十一等项，每一项都可判罚5年苦监，第十五、第十六两项，每项又可以判处三年监禁，因此，一共只判六年监禁，是很宽大的处罚。

    亚尔费斯的案子虽然终结，但是，此案属高级公务人员盗用公款，案情重大，很丢港英当局的面子。因此，总督罗便臣下令组织委员会调查这件罪案发生的经过，并追究间接和直接应当负责的其他官员。经过调查核实，4月26日写好报告书，寄呈伦敦的国务大臣。同年7月26日港府收到来自伦敦的复示，表示对于总督的报告已加审核，认为香港若干对于库务税收有关的官员应各负相当责任，其中责任最大的为亚尔费斯的直属上司，即当任政府库务司密歇尔?英厘斯。因此，英厘斯受到严重的谴责，指称他有亏职守，辜负重托，除罚俸1000元之外，并调职至他处，以示警诫。

    但是，英厘斯在中国居民中有好的人缘，香港中国居民对于库务司受到亚尔费斯案件牵连表示同情，发起了慰问他的行动，并联名上书伦敦国务大臣，请求批准，免于将英厘斯调往异地，大家还捐款替英厘斯代交罚金。

    1894年1月5日，伦敦转来对中国居民请求的批示，国务大臣对于库务司英厘斯在香港能获得很好的人望，甚表快慰。至于调职处分，决定暂于延缓执行。1895年，英厘斯请假回英国，后来就在英国北部一个监狱里任职，没有再回香港。

    大法官给亚尔费斯的判词中提到的邮政局案件，发生于1890年3月22日，也是德辅任内。香港邮政局汇兑部主任巴拉达斯未向邮政司请假而悄然失踪。按照公务员条例，他应按旷职除名。4月12日宪报发布公告，宣布自3月22日起，邮政局汇兑部主任一职空缺。同时对他私自离职原因进行调查。经过查证，发现巴拉达斯有盗用公款嫌疑。后来调查证明，该人由香港经澳门、厦门私赴马尼拉。香港政府即行文至菲律宾的西班牙政府，请求代为追缉。5月17日马尼拉通知港府，案犯已落网。6月底即将巴拉达斯引渡到香港。经查案犯从1888年2月至1889年期间，共盗公款50681元。但是，1890年7月25日开庭审讯时，只指控四项共盗窃公款4577元。巴拉达斯只承认其中一项共1737元。审判时，法官向被告训诲，说是根据他的第四项罪名判罪，所侵吞的公款虽仅千余元，但他身为公务员，受国家重托，竟监守自盗，且蓄意潜逃，所以罪不可恕，判处2年苦工是轻的。至于五万余元案的其他责任者和款项去向，就再没追究。

    1890年前后，香港侵吞公款渎职之风甚盛，一连发现多起。其作案时间，几起大案均在德辅时期，在罗便臣时期东窗事发。香港自开埠到这时，对于公职人员的贪污受贿，赌博盗窃，私设娼馆，与海盗勾结走私等行为，一直没有采取强硬措施予以严处，有时甚至袒护，既便侦讯开审，量刑也相当轻微。

    1887年，德辅当政伊始，港府重新修订颁布了陪审员法例。法院审案子，罪犯罪名是否成立，由陪审员集体决定。这样重大的责任，香港居民几乎都可以参与担当。修订后的陪审员法例规定，凡在高等法院进行审判的民事或刑事案件，以及鉴定有关白痴、疯狂及神经不健全等案件，都要选用陪审员7人，这是普通陪审员。对于若干案件，大法官更有权召集特别陪审员陪审。普通陪审员是义务陪审，特别陪审员却有报酬，民事案件出庭陪审一次可得津贴10元，如果是刑事案件，即使特别陪审员，也是白尽义务。

    陪审员实际是陪人打官司，是很苦的差事。法例规定，在法官没有下令解散陪审团以前，陪审员除了个人的需要（指大小便）以外，不能随便走动半步，赶上吃饭时间，吃东西要自己掏腰包。如果法官不将他们解散，便要一直在指定地方守候，甚至在法院过夜。法院指定一位专门监视陪审员的人。这人要宣誓，不准任何外人同陪审员说话或接近。所以，作陪审员与被软禁的待遇差不多。

    当陪审员是香港居民的义务，凡是年龄在60岁以下，21岁以上，身体、精神正常而又懂英语者，都有当陪审员的义务。有资格而逃避不报者，要罚款500元。每年2月初，高等法院将本年居民的申报汇总，张榜公布，凡适合陪审员资格居民的姓名、住址都在榜上，一连张贴半月，做到家喻户晓。公布期间，居民如果认为自己不合格而榜上有名，可以申明理由请求豁免。对榜上的其他不合格者，也可以向法院提出异议。最后，这张名单要送总督亲自过目，由总督最后圈定。核准的名单，要在两种中文报纸、两种英文报纸上登出，通告居民注意这项义务。通告刊出后一个月内，漏报的可以补报，逾期不报的合格者，要受到处罚。法例规定，有十种人可以豁免当陪审员的义务。一、政府官员；二、报馆的编辑与职员；三、外国政府驻港机构官员而非营业者；四、现任大律师与书记；五、注册医生；六、在职化学师与配药师；七、正式教会的传教士；八、本港中文学校以外，任何学校的教员与香港大学之教授、讲师及其他职员；九、军人包括海陆义勇军人；十、船主与本港领航员。

    这种规定的目的，是这些人容易与诉讼案件产生牵连，应加以回避。

    因为陪审员对于被告是否有罪，甚至于犯人的生死，有决定之权，责任重大，所以，陪审员在出庭前，要郑重宣誓公正无私。

    法例规定，民事案件，陪审员7名，如果一个案件有4名陪审员意见一致，即可判定被告是否罪名成立。刑事案件，至少有5名陪审员意见一致，才能判决。被判死刑的罪犯，则必须由全体陪审员一致通过，才能判定罪名成立。在审讯进行时，如果7名陪审员中缺席一至两名，审讯可照常进行，仍按多数少数决定罪名。刑事案件，陪审员缺席人数不能超过二人，重刑案件缺额不能超过一人。

    关于陪审员法例的制定，并非由德辅开始。1864年就已经制定过陪审员法例，并一直延用。1868年，两名案犯李阿泰和邝阿发被控谋杀伤害罪。该案2月27日审讯，至下午7时许，大法官宣布因为当晚本案审讯不能完结，延期次日续审，将全体陪审员予以监视扣留，送到欧洲大酒店过夜。当时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大法官即拿出1864年的法例11号第二十二项、第二十三项作依据，执行他的决定。德辅时期对一些规定加以修改，例如，原法例规定必须有3名陪审员意见一致方能对有期徒刑判决，对于死刑的判决，必须七名陪审员的意见完全一致方能判决，后面一条则改为，有一名陪审员缺席，案子可照常审理并作出判决。

    德辅时期，开始供应居民用电。

    1889年1月24日，香港电力公司成立。当时不叫电力公司，因为设立之初，只是供应作灯光照明用电，所以叫电灯公司，简称“港灯”。公司厂房选建在湾仔永丰街附近的山边处，厂房简陋，从海外买进两部25千瓦的蒸汽发电机，1890年12月1日开始供电。早期的电灯用户寥寥无几，电力公司提供家庭照明用电不过600户，街灯75盏，以及专供山顶区用水的电动抽水机的用电。总发电量只有50千瓦，不过是现在一家小商店的用电量而已。但那时已经足够整个香港岛使用了，根本没有闹停电的现象。

    根据陈谦先生回忆，20世纪初，港英人士夸口说，香港电灯明，电话灵，自来水清，为香港维多利亚城3大优点。其实，不过草创而已，比当时的上海差距甚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机器残旧，负荷力弱，经常发生故障，每星期总要停电3次，所以，许多安装了电灯的公共场所还必须备有煤汽灯。

    因为公司由英国人经营管理，安装电灯电器的用户，所用电线、灯泡、灯口、灯掣及其他各种零件，都必须采用英国制造的产品。港府电灯管理部门还规定，每隔一定时期公司要派人上门检查电线，若发现有漏电或电压不足，即限定时间修理或更换零件，否则拉闸停电。公司口称这是为了大众的安全，实际上是维护英国厂家的利益，帮助推销产品。所以，每检查一次电线，用户都要花费一次修理费和安装费。有关管理部门、公司和检查工人，互相串通，从中舞弊。大概这就是“电老虎”的雏形。

    后来，香港人口逐渐增加，工商业迅速发展，只有50千瓦发电量的电灯公司，已经无法应付实际的需要，于是开始在北角地区另建较大的发电厂。1919年北角发电厂落成供电。1925年以后，商业进一步发展，九龙地区开始繁荣，电力用量增加，香港电灯公司的电力难以供应。港府会议通过，准许华人组织九龙地区的电力公司。以九龙中华汽车公司的颜成坤为首，招股集资组建了电力公司。向英国购买机器，铺设电线，发电供给九龙地区及新界地方，规模较大，聘请英国人为总工程师，雇用中国工人，收费与香港电灯公司一样，用户只设电表核计用电。1969年规模较大的香港仔发电厂建成，电力供应更加充裕。到70年代末，所发电量可供香港每人每年3000度，而实际用电量每人每年不到1000度，所以曾经在历史上对香港做出贡献的电灯公司，已经退役改做销售家庭电器了。

    1890年是维多利亚女王金禧纪念和香港开埠50周年大庆，德辅决定隆重庆贺，为此，从1890年2月开始，德辅对上亚厘毕道的总督府进行扩建。共拨款4万元，主要工程是修建宽40英尺、长60英尺、高26英尺的宴会厅。新建部分与原建筑大小相当，由一道有盖的楼梯相连接。当面积达2400平方米的豪华宴会厅建成后，他的夫人出面在此厅举行了盛大舞会，宴请香港名流，纪念开埠50周年，其热闹气氛达到他任内的最高潮。

    早年香港有座“政府山”。在中环皇后道中与花园道转角地方，是一块空场，俗称为玛利练兵场。由练兵场直上，就是“政府山”。当时总督府、港督行政机关、邮政局等，都设在“政府山”上。香港大学以及英国圣公会香港维多利亚主教管区大教堂圣约翰大教堂也在这里，可说是香港早年的政教中心。“政府山”即太平山的半山区，背山面海，环境优美，是上层人士的主要的高尚住宅区。

    玛利练兵场西侧山脚，面对皇后大道汇丰银行后门。一座红砖建筑物，昔年也曾是香港总督府所在地，那是港督办公的最早地方。

    上亚厘毕道总督府未落成前，香港总督的办公地方一迁再迁，有时设在今日中环的动植物公园上面，有时设在今日湾仔的春园街，有时甚至临时租赁民房。回顾总督府的历史，概况如下。

    1841年8月，璞鼎查带兵北上攻打中国沿海城市，庄士顿以副商务监督身份代璞鼎查执行职权时，办公厅就设在上述中环的红砖大建筑物中，这座建筑物是哈特公司所有。它占地1280平方米，当时称为“庄士顿大宅”。直到1844年7月，港督办公地方仍设在这座红砖的大楼中。成为当时香港最高行政中心。这座红色建筑物，内里间隔以19世纪传统建筑为主，空间宽敞，阳台开放式设计，显得清幽典雅。1915年法国传道士以38万港元买下，改名“传道会大楼”，用以传道。1989年，港英政府已将这座建筑列为古迹，后改为港府新闻处使用。

    1845年，总督办公地点，设在“兵头花园”一座小建筑物内，当年璞鼎查总督、戴维斯总督都在这里办公。因为英占之初，港督兼英国驻港三军总司令，所以香港人昔日对港督俗称为兵头，也是“兵头花园”名称的来由，即现在的香港动植物公园。

    1847年至1848年，总督租赁官邸的租金为625镑。坚道一座大建筑物，那时是香港第二任港督戴维斯的私邸，当时港督没有官邸，所以不得不租用民房。戴维斯港督的坚道官邸，也曾是大法官威廉?坚的官邸。

    1851年，新的港督府在港岛中区半山上的上亚厘毕道正式开始动工。

    1855年，新的港督府工程完成，耗资7万港元。港府第四任总督宝灵成为首任住客。此后，经过多次装修、扩建、改造。

    1890年德辅开始扩建，1891年完工。

    1908年，第十四任总督卢押，对港督府进行内部装修，在天花板安装了豪华的电风扇。

    1929年，第十七任港督金文泰，再度扩建宴会厅，使两大部分混成一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总督府建筑已经陈旧，拟就拆除改建的计划，但1941年12月25日，第二十一任港督杨慕琦向侵华日军投降。日军入占港督府并进行大规模重建、扩建工程；1944年重建、扩建完工。为迎合日本口味，原建筑物大部分拆毁，只保留地下室及地基。

    日本投降后，1947年，第二十三任港督葛量洪大肆装修港督府，包括安装空调、天花板，新壁炉及房间装修等。

    1964年，第二十四任港督戴麟趾上任后，将主要房间改建成“阿当学派”风格，并在天花板及墙壁铺上华丽浮雕。

    1979年，第二十五任港督麦理浩大规模重建港督府，包括屋顶、宴会厅及私人秘书办公室，并首次在宴会厅安装空调。

    以后十多年间，港督府没有多大变化，直到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才又再次对港督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装修。

    据香港报纸介绍，港督府自1968年开始，每年都在杜鹃花盛开的季节向社会开放10天。让市民入内赏花。当然，除了赏花之外，更要看看港督府的建筑。然而游人今天能看到的港督府，无论从外形到内里，都与昔日的风格面目全非了，特别是彭定康1992年到任后大规模翻新的港督府为甚。

    彭定康将这次装修的主题订为“东西汇萃”，用的全是香港本土的设计师、工程师及艺术家。主要负责人为何弢。何弢的设计没有更改港督府的原状和特色，依然具备其浓厚的殖民地特色，只是在所谓“东西汇萃”的主题之下，在殖民地色彩强烈的建筑物中，摆放了多种不同风格的东方家具、盆景、雕塑摆设。如雄鸡图案的仿古陶制花盆、置于大堂的明朝风格木椅、十二生肖雕塑作品及引人注目的放在大堂中心的4张以紫荆花为图案的地毡。

    现在的港督府内部设施装璜到底如何，据香港报纸儒生先生的文章介绍，一些进入过港府的人的印象如下：

    香港立法局议员李启明，进过港督府数次，他的观感为：“虽然不觉得其十分富丽堂皇，但总觉得其十分高大宽敞，予人一种清新明朗之感。”

    立法局议员陈荣灿，头一次入港督府，他的感觉是：“港督府的设计非同凡响，比靓酒店更清雅。港督府的会客厅虽然建于地下一层，但绝对没有入地库的感觉；最令人难忘的是会议大厅，可容纳200多人，呈半月形的设计独特。”

    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台长刘家馨，从第二十七任港督卫奕信时代开始进入港督府做访问或参加宴会，他的感慨与以上两名议员大相径庭：“入港督府最大的感觉就是其富有殖民地色彩。其中为港督专用的一楼洗手间，简直就像一个会客室，予人一推门就似入错地方之感，过分奢侈了。”

    港督府作为香港历史的见证，它可让更多的人们认识殖民主义而永记历史的耻辱。

    儒生先生还介绍说，若问这座已有140年历史的古建筑于今价值几何，据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表示，暂时还未能公布港督府被列入古迹范围的面积，但初步估计，以中区房产每平方米6万港元算，市值肯定超出100亿港元，比香港古物古迹委员会1996年所公布的“铜锣湾天后庙”等十大古建筑的价值总和还高。至于历史价值，更是无可估量。

    德辅57岁的时候，对于繁重的香港事务，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在其任内后期出现的海盗问题及财政收入锐减问题，又使他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萌生退意。

    1891年初，他写信给英国殖民地部，请求允许他提前退休，1891年5月，在得到英国方面的肯定答复后，他经过香港机场的红地毯，踏上了归国的路程。此后，他再也没有担任公职，而是在英格兰的平静生活中，总结自己一生的政治生活。

    1909年12月5日，德辅在伦敦去世，享年75岁。

    与第五任港督同姓的威廉?罗便臣，1891年12月10日至1898年2月任香港第十一任总督。

 罗便臣（1836~1912）

    罗便臣（1836~1912），英国人。早年供职于英国殖民地部。先后在该部的不同部门担任要职，但从来没有机会被派往海外。殖民地部的沉默生活使他厌烦，死板繁琐的行政程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当殖民部通知他任职香港总督时，他激动得不知所措。他已经55岁了，这无疑是最后的机会了。

    威廉?罗便臣任内，香港多灾多难，发生了最可怕的鼠疫，死人无数，尸骸遍地。1893年1月，气温猛降到冰点以下，创开埠之后最冷的纪录；经济严重困难，库房短绌，靠向外借贷维持财政开支。

    1892年7月23日，附设于“雅丽氏纪念医院”的香港西医书院举行第一届结业典礼。孙中山获医学、产科、卫生与公共健康学三科第一名。罗便臣出席典礼，并向成绩优异者颁奖。雅丽氏纪念医院是何启为纪念亡妻、英国皇族贵胄雅丽氏?韦甘比而建的香港第一家教会医院。

    1894年4月，一些自称香港居民的英国人上书英国当局，要求香港地方自治，改组立法局。要求书中称：一、立法局中的非官守议员应自由选举产生；二、非官守议员应比官守议员席位多；三、非官守议员在会议上应有言论及表决的绝对自由；四、立法局有权支配地方全部行政经费；五、立法局有权管理地方一切事务；六、凡关于英国与香港的问题，立法局有权尽先参与讨论，然后执行。8月23日，英国殖民地部大臣李邦批复称，香港不能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地位，因为华人占多数，在目前情况下，应维持原有政治制度。

    第十一任威廉?罗便臣1895年7月，英国政府指令罗便臣，香港政府每年总收入的17.5％作为驻港英军费用。渣打银行总经理汤姆斯?韦赫特领导在港洋商反对英国政府这一决定，但无法改变伦敦当局的指令。

    1896年7月，罗便臣决定，行政局新设两名非官守议员，委派怡和洋行总经理艾温和大地产商遮打出任。这是香港行政局设非官守议员的开始。

    1896年，英国皇家海军决定将皇后道以北海岸划作海军区，建立香港第一个旱坞。于是，香港中区和湾仔被分隔开，这既妨碍了填海工程计划，又把海岸沿线的交通阻隔，历时60年之久。

    1897年6月5日，香港政府通过决议，废除1843年即开始实施的宵禁。至此，才算结束了中国居民五十多年夜间行动不自由的苦难历史。

    1898年2月，罗便臣离任。他是第一个离职后没有以其名字命名街道或建筑物的总督。据说其原因是避免与同姓的第五任总督相混淆。

    孙中山先生早期的革命活动是从香港开始的。他1883年冬到香港，1886年在香港完成了中学的课程，1886年夏，孙中山考进了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医。1887年1月，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律师兼医生何启开设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感觉南华医学堂教学质量不高，同时，在广州公开发表政治言论受到限制，不如香港自由，所以决定转到香港西医书院学习。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不仅认真学习专业课程，而且广泛地研读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物理学、曲学等等，获得了广博的知识。

    孙中山在香港期间，对于政治问题十分关心，常常对人抒发他的爱国情怀，阐述他的新政治抱负和见解。他利用节假日和周末，经常往来于广州、澳门等地，与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士，共同研究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国的出路。引起了港府的注意。1892年，孙中山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取得了医科硕士学位。

    1892年秋，孙中山应澳门镜湖医院邀请，到该院担任西医师。后来他在澳门大街仁慈堂附近开设一间中医药局，单独行医。不久又改赴广州行医，开设东西药局，虽是行医，其实是借行医为掩护，结识一批爱国青年，研究救国之道。1894年，孙中山赴美国檀香山，组成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联络郑士良、陈少白等进步人士，为推翻清朝政府做准备工作。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组建了兴中会总部机关。为了避人耳目，以“乾亨行”公开名义做掩护。香港的兴中会领导成员多次开会，讨论和制定起义的具体计划和起义的政策。8月27日，港英当局下令封闭了乾亨行。孙中山决定于当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利用旧历重阳节，许多群众回省探视的机会，炸毁两广总督府，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由于内部步调不一，谋事不密而事先被清朝政府察觉，从香港秘密运送机械往广州时，被海关查出扣留。

    清政府多次与港府交涉，要求罗便臣制止孙中山在香港的政治活动。香港当局同清政府密切配合，将兴中会的活动情况，随时向两广总督通报。两广总督谭钟麟调动军队加强广州防御，封闭革命机关，逮捕起义人员。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乘船“离开广州”，经澳门到香港。1896年3月4日，港督罗便臣根据清政府的要求，发出驱逐孙中山出境令，宣布五年内禁止孙中山等进入香港，理由是总督及港府认为，“孙逸仙会危害本殖民地的和平与良好秩序”。孙中山只好离开香港转赴日本。行前，他写信给罗便臣的副手香港辅政司骆克，询问是否因为他“试图从鞑虏桎梏的酷刑中解救受难同胞”，才将他驱逐。如果如此，他将诉诸英国公众和整个文明世界。因为他已经请教过伦敦许多英国朋友，英国朋友认为，香港当局的做法“不符合英国的法律和惯例。”

    1897年10月4日，骆克回信给孙中山答复说：“兹奉命函复先生，本政府不愿允许任何人在英属香港地方，组织策动机关以为反叛或谋危害于素具友谊之邻国，兹因先生行事诚如来书所云，‘吊民伐罪，为解除国人备受鞑虏专制暴虐之羁绊’。凡若所焉，有碍邻国之邦交，自非本政府所允许，如先生突然而来，足履斯土则必遵照1896年所颁放逐先生出境命令办理，而加先生以逮捕也。”从此以后，孙中山虽然为组织革命起义多次经过香港，但一直没有上岸，只在船上与在港革命志士研究和布置任务以后，就离开香港。

    当时，香港报纸曾发表评论，批评罗便臣的错误政策。英国国内也有人对孙中山表示同情。议员达维特曾多次向殖民地大臣张伯伦提出质询。1898年7月18日，他提出：“事前中国政府曾否请求香港总督将孙逸仙驱逐出境？若有此事，在采取行动之前，是否呈报过殖民地部？如果这位中国的改革家在英属领土未曾触犯英国的法律，能否撤回该驱逐令？”

    张伯伦的答复是：此事依据之理由在于当地总督与 认为该人危及香港殖民地的和平与良好秩序。中国政府未曾请求进行驱逐。该人卷入阴谋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已无疑义。这使其不宜在香港一事，并无理由加以干预。

    罗便臣对孙中山的排斥态度，最根本原因是局外人很难洞察的，也是罗便臣不能启齿的，那就是英国政府以此向清政府示好，以此作为诱使清政府在香港展拓界址谈判中让步的一个筹码。

    强占新界地区，英国侵略者已经酝酿很久。

    早在第五任总督罗便臣时期，1863年香港英国官员就提议，在扼守海港东部入口的鲤鱼门设立炮台。战争大臣认为，占据新界、九龙，对巩固军事立足点很有价值。

    1884年，第九任总督乔治?宝云时期，驻港英军少将萨特金提出，英国战争部应当攫取整个九龙半岛，扩展到北面山岭和一些海岛，但是，宝云拒绝了萨特金的这一计划。1886年萨特金的继任人甘马伦上将旧事重提，又被英国防务委员会否决。伦敦负责殖民地防卫事务的机构认为，在英国的所有重要加煤站中，香港是最易受攻击的，然而，海港的北部是中国领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担心中国对香港的安全构成威胁。

    到了1890年3月，第十任港督威廉?德辅报告称，有情报说，中国打算在吐露港修建炮台，俯视香港岛。英国殖民地大臣克努斯福建议驻华公使向中国总理衙门询问此事，并向中国表示，英国政府反对任何它认为是不友好的行动。英国驻华公使约翰?澳尔沙姆从北京回电，否定了上述情报，说中国并非修筑要塞。那项工程是九广铁路工程的一部分，加强九龙站的守卫对香港并无不妥。

    真正积极推动和实践了对中国香港周围地区进一步扩大侵占的是威廉?罗便臣。1894年，日本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清军大败，结果，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瓜分中国的争斗。清政府危在旦夕，港督威廉?罗便臣很快做出反应，提出“拓地”要求。他认为，中国皇室和政府已经腐败，各国争先恐后向中国扑来，划分势力范围，这种形势对英国扩大占领中国领土是大好时机。罗便臣宣称：“我不得不郑重指出，调整和扩展本殖民地是十分必要的。‘东方直布罗陀’香港，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安全。”

    1894年，罗便臣向英国殖民地大臣发出了拓土的信件，信中说：“虽然难以置信，但我请阁下注意下列事实：加普礁和横澜及其上面的两个有价值的灯塔属于中国。港口的东、西进口鲤鱼门海峡和青洲水道属于中国。鲤鱼门要塞是中国领土。海港北岸方圆二英里之外属于中国。九龙城属于中国。距离维多利亚港只一英里左右的鲤鱼门水域属于中国。

    “中国本身，或是同中国或英国开战的另一个国家可能登陆珠江北岸或鲤鱼门海峡外的大鹏湾，南下九龙半岛，这不仅对我守军不利，而且很容易从中国领土炮轰维多利亚港，截断粮食供应。

    “窃以为，香港边界应该推至大鹏湾，从那里伸延到后海湾，至少也得像威斯特利走向那样，以东北面鲤鱼门海峡伸展到九龙背后的山顶，包括珠江口汲水门在内，以确保女皇这块有价值的领土的安全。再者，加普礁、横澜、大屿山和所有香港三英里以内的海岛均应割让给英国。否则，一旦爆发战争，本殖民地将难以防守。

    “如果女皇陛下政府有意在适当时候介入中日战争，我冒昧祈求上述建议受到仔细考虑。这算不上大计，但在中国从失败中恢复过来之前，应当施加压力。”

    罗便臣唯恐自己的信不能说服伦敦，在信中还附上驻军司令柏立基的一份备忘录，备忘录强调中国军队控制港口对香港英国统治的不利因素。

    几天后，罗便臣急不可待地又发出第二封信件，更详细阐述了扩大侵占中国领土的理由：

    “如果说割取对岸大陆的一角并完全控制邻近水域，对本殖民地安全和应付欧洲敌人是非常必要的话，更不用说对付中国了。

    “中国的国力现正处于最低点，但考虑到日本的进步，50年之后，也许20年，中国可能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具备足够的技术知识开发他的自然资源。到那时候，如果香港边界仍像现在一样，中国的舰队停泊在九龙湾，周围的山顶和岛屿为中国所有，我们往哪里躲。靠人家发慈悲？……

    “目前的大好时机一纵即逝。不管日本的成功有多大，不管中国的屈辱有多深，中华帝国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她不会长期安于现状。日本对华战争将激发起全面起义，20年后的中国再不是吴下阿蒙。想做就立刻去做，时不与我。”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把罗便臣的信函翻出来，摆在同胞们的面前，重温一次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梦呓，对于年轻一代，对于健忘的人们，对于那些持有外国侵略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观点的人来说，恐怕都是必要的。

    罗便臣真不愧为老牌帝国侵略者的政治家，他在一百多年前就看到了中国终有一天要站起来，成为世界上强大的国家，但是，尽管如此，他的侵略者立场还是促使他要求乘中国虚弱，还没有强大起来之前抢掳中国领土。

    清政府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后的第二个月，1895年5月，英国军事联合委员会乘机发表《关于殖民地香港边界问题的报告》，提出拓展土地的要求，立即得到英国有关当局的赞同。1897年底，英国通过广州领事提出租借战略要地，以保卫香港的要求。

    1898年4月1日，英国借口广州湾租给法国，威胁到香港的安全，要求拓展香港界址以保卫香港安全。英国驻中国公使窦纳乐向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正式提出，英国香港当局不满足现在的界线，希望拓展土地，从此展开了一场拓展土地的谈判。所谓谈判，实际上还是先把土地非法占领，尔后再用坚船利炮威逼，强迫签订条约，加以确定。清政府既然已经同意德国、俄国、法国等租借中国的土地，怎么敢于反对英国政府租借中国的土地呢？但是，为了面子，清政府在同意出卖土地的情况下，还提出几条可怜的要求：一、保留九龙城仍归中国管辖，清政府文武官员仍照常行使职能；二、为防止香港鸦片走私，要求香港当局协助中国海关缉私收税；三、保留靠近九龙城的大鹏湾码头一处，准中国官员使用；四、在大鹏湾、深圳湾内中国的军舰和商船，无论战时和平时，都可以自由行驶和停泊，等等。英国有关当局，为了急于签订扩展土地条约，对清政府的四条要求满口答应。

    1898年6月9日《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由李鸿章、许应骙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7月1日起实行。专条全文如下：

    “溯查多年以来，悉香港一处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其所定详细界线，应催两国派员勘明后，再行划定，以99年为限期。又议定：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其余新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至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又议定仍留附近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来停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行走。将来中国建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又议定在所展界内，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产业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筑建炮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应从公给价。自开办后，遇有两国交犯之事，仍照中英原约香港章程办理。查按照粘附地图所租与英国之地，内有大鹏湾，深圳湾水面，惟议定该两湾，中国兵船无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此约应于画押后，自中国5月13日即西历7月1号开办施行。”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后，将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九龙半岛地区，以及附近大小二百多个岛屿，总面积达975.1平方公里，占新安县全县面积2/3的中国土地，就这样被英国强行租去了。租期99年。这块土地被港英当局称之为“新界”。

    罗便臣统治时期，香港发生了一场历史性大灾难——鼠疫。这场鼠疫，延续十年之久。在1894年，几天里就死掉近六千人。仅仅是6月7日一天内，中环太平山人口最密的一个地区，就死掉一百多人，又有六十多人被传染上这种不治之症。立刻闹得人心惶惶。

    对于这场鼠疫，当时港府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唯一的防预措施是把病人隔离，并禁止港人离港，防止把疫症传往别处。死于疫症的遗尸都集中起来，先在石灰水里浸泡，然后埋葬。死者住过的房屋也要彻底薰烟消毒，这么一来，就更闹得人心惶惶。尽管港府禁止离港，二十多万居民中，在短时间内，仍有八万多人仓惶离开香港去避疫，使得市面上一片萧条惨淡。

    这种死亡率高而又传播迅速的鼠疫，任何人都有可能毫无征兆的被传染上，染上后一两天由腋下、胯间的淋巴腺起核，随后发热昏迷，瞬即死去。病人死后浑身发黑，所以又叫“黑死症”。

    在当时病因不明、无法可治的情况下，为了控制疫情发展，港府收购了中环重病区九如坊、善庆里、芽菜巷、美轮里等处居民房屋，拆为平地，但疫症仍然蔓延。

    由于港人大量离港，往来船只较多，这次鼠疫还传播到内地及海外各地。

    1896年，香港的鼠疫先后传播到内地的广州、昆明。国外传播更远达印度的孟买与俄国的北海。仅是广州一地，染上鼠疫的居民便有10万人，印度人死于鼠疫者更无法估计。

    对于鼠疫迅速蔓延，港英政府及医疗界曾研究对策，罗便臣提议准许华人患疫者在家里治疗，这既尊重了华人的习惯，又便于港府掌握患病人数，但是一些议员和政府医官表示反对，主张必须把患者统一送往医院治疗。1901年5月31日，香港洁净局举行会议，决定在九龙开设办事处，专门负责患鼠疫屋宇的薰洗工作，同时在香港湾仔、鱼涌与筲箕湾鼠疫最盛的地区，派出一艘小轮船牵引两只木船，一只载运鼠疫患者，一只载运鼠疫死者，送往坚尼地城医院。可是，上述强制性措施却遭到市民反对。许多市民看到患病亲人被强按进轿子里抬走，死者被拉去抛进石灰水里，觉得目不忍睹，所以患上鼠疫，都愿在家自行医治，不愿被送往医院治疗。患疫病死者遗属，也不肯把尸体移到医院里上石灰埋葬，多是秘密自行安置。这样，鼠疫更加迅速蔓延，连续几年，每到春末夏初，都要猖獗一阵，不久便殃及商业中枢与洋人聚集的维多利亚城。因此，洁净局执行薰洗屋宇的任务，十分严格。规定从文咸街起，至城隍街止，以坚道为上界，威灵顿街为下界，由东华医院派出人手，挨家逐户喷洒药水与粉剂，进行消毒。

    港府薰洗居民房屋的措施，也受到香港中国居民的抵制，尤其是妇女更认为过于受骚扰。当时，数百名妇女派出二十余个代表，到华民政务司前，高声宣读洋洋数百言的陈述书，以示反对。

    后来，有位名叫伟佗实陶的日本医生，在坚尼地城医院的恶劣环境中，研究发现鼠疫是老鼠所带的一种病菌传染的。于是，罗便臣采取了两项紧急措施：

    一是奖励捕鼠，凡捕鼠一只者，奖赏港币2分，后来增加到5分。香港市民捕鼠之风一时颇盛，大街小巷、明沟暗渠，随处可见捕鼠的动人景象。二是从外国引进疫苗，给所有市民注射预防，成效很显著。为患10年的鼠疫，终于得到控制。

    1894年鼠疫过后太平山区进行重建

    1896年，有些英国医官对东华医院用中医治疗鼠疫表示怀疑，要求改用西医办法。总督威廉?罗便臣命令骆克组织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该委员会在报告书中指出：该院采用华人方法治疗病人，而不用英人的治病方法，自有其道理，应继续采用。否则，既然有公立医院，又何须再设东华医院。该院之设，有鼓励华人入院治病的作用，避免华人贫病无告而死于家中，东华医院所做的工作，是公家医院所难以承担的。调查委员会还对东华医院诊治病人的数量做了统计，从1891年至1895年，东华医院所收病人，男性病人在院留医者达10806人次，女性病人在院留医者1952人次。男性病人到院门诊者530781人次，女性病人门诊者272287人次。所有这些病人都是免费治疗。至于自费之病人，由1891至1895年，男性病人仅106名，女性病人仅47名。1896年香港人口约24万人。在此以前的五年之内，东华医院中医门诊量平均每年达163200人次之多。由此可见东华医院当时在鼠疫医疗服务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1896年1月17日，中华会馆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到了十九世纪末，香港华商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英国占领香港以后不久，香港中国工商界人士即开始组织过同乡会、同业公所一类的华人社团组织，但比较分散零星。

    1868年，香港“南北行公所”成立，是早期香港规模较大的华人同业组织。但仍然属于单一性质的行会组织，缺乏在华商中有统一的号召力。到19世纪80年代之后，华资势力逐渐崛起，香港华人的团结意识与政治影响日趋增强。1880年开始，伍廷芳进入港府立法局，随后，1884年有黄胜，1890年有何启先后进入立法局。1887年，四万华人就公共卫生行政中的楼房管理和面积问题，联名上书请愿，成为华人民众在19世纪末参与地方行政的一件大事。华人影响力扩大，成立统一的华商组织已成形势发展的需要。香港当时商界知名人士宝隆金山庄的古辉山、聚昌号疋头绸缎庄的黄尧卿、中华银号的冯华川等数十人，看准了时机，发起组织了“中华会馆”，馆址设在半山区的般含道。1月17日正式成立时，清政府派驻九龙城内的九龙协副将陈昆山应邀出席并主持开幕式。

    会馆由香港华资公司、居住香港的华商及专业人士组成，宗旨是“联乡谊而通商情”，团结在港华人，促进香港经贸发展和繁荣。

    1900年，华商冯华川、陈赓虞、何泽铭等人提议，将“华商会馆”改名为“香港华商公局”，局址由般含道迁至中环德辅道20-32号。1913年又改名为“香港华商总会”；1952年再易名为“香港中华总商会”。会员越来越多，到1993年，会员总数达六千多个，其中个人会员2200个，商会会员三千六百多个，团体会员89个，成员包含的行业越来越广泛，对香港经济的发展，贡献越来越显著，特别是在促进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发展方面，成绩尤为突出。

    第十一任总督罗便臣和第十二任总督卜力交接之际的1898年，香港做了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修建宋王台。

    1277年春，南宋端宗赵由福建泉州逃亡广东潮州，再经惠州和虎门，于1278年春夏之交逃到了广州湾外的大屿山岛，途中身亡。文天祥立卫王赵昺为帝，由张世杰与陆秀夫护驾，乘船从大屿山岛转移到新会的崖山。在后有追兵，前无进路的情况下，赵昺投海身亡。在颠沛流离的途中，赵氏兄弟曾辗转避匿于九龙，所以留下了宋王台、二王村、梳妆石三遗迹，供后人追思瞻仰。

    相传赵昰被元兵追到九龙马头涌的一座小山丘上，正在危急万分时刻，丘上的大石头突然崩裂，出现洞穴，赵昰及随从得以喘息躲避，逃过元兵搜捕，小丘上的石头护驾有功，被后人称为“宋王台”。

    马头涌的这座小丘，方圆不过300英尺，高140英尺，东北跟九龙湾相接，南面与马头角为邻，西面为谭公道，西南面有二王村。

    1898年8月15日，港府立法局中一位华人议员，根据市民的意愿，向当局提出把宋王台作为古迹加以修建保护的建议。他表达的理由是：一、宋王台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应予保护；二、九龙开辟后，保存这一地方为居民游览之地，实属有益。

    港府通过了这一提议，并同意在宋王台所在地竖立碑志，碑志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志文曰：“此地禁止采石，保存宋王台”等字样。

    与修宋王台有关，还有一段历史传说：工程进行之际，有一天一位名叫“豆皮光”的石匠，在别的工匠都散工之后，他在石洞中挖掘泥沙，忽然意外地发现一个洞穴，好像是人工修建的，伸进手去探寻，觉得里面有股暖气，经过挖掘，发现一聚宝盒。这聚宝盒古朴精巧，表面雕有龙纹凤爪。工匠打开盒子一看，里边有七件古物：一、古龙宋瓶一只。其色泽纯白如玉，外缚墨龙一条；二、巫山古砚一台。砚体玉质青翠，绘有瑰丽图案；三、沉香佛一尊。雕刻精细，有奇异香气；四、长方形玉石一块，光彩夺目；五、男女二人拥抱像一座，呈朱红色；六、龙纽印一付，长六寸，把柄刻有五爪金龙，印底有宋体字；七、五龙环一只，环身五龙昂首，作朝立状，龙爪毕现。连同宝盒共算作8件历史文物。

    这聚宝盒及内藏之诸宝显然属宋代宫廷之物，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物和历史见证。但是，发掘出来之后，连同宝盒及7件珍品，最后都转手落到洋行外国人手里。这些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就神秘地明珠暗投，不知身归何处了。

    日本军国主义1941年12月侵占香港后，扩建启德机场，借机把宋王台夷为平地，那块象征性的石头也作了迁移。其实，300平方英尺的小山丘，并没有影响到机场的扩建，日军强行铲除，无非是妄图消弭中国百姓的民族观念而已。

    1898年11月25日，卜力接任第十二任港督，至1903年11月12日，任期5年。

 卜力（1840~1918）

    卜力（1840~1918），出生于爱尔兰利默里克县一个警官家庭里。19岁即进爱尔兰警察机构工作，一干就是17年。1876年开始转做地方行政官。1884年赴巴哈马任总督，1887年调加拿大纽芬兰任总督，被封爵士。1889年改任牙买加总督，任期两次延长，近10年。1898年出任香港总督。1903年11月，任满离港，赴锡兰（今斯里兰卡）任总督，直至1907年。1918年去世。

    卜力离任后，新督来港前，由辅政司梅含理任署理港督。

    1898年6月，英国加强在中国南部的侵略，取得新界租借权99年，侵占中国领土面积增加了376平方英里，将英国管辖的香港地区扩大了10倍。占去耕地4.5万英亩，人口10万。1898年，是香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

    卜力上任后，即奉命接收新界，但受到当地中国居民的坚决反抗，英军只有强占，遂酿成“锦田喋血”事件。

    卜力任期内，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香港成为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总后勤站。

    1900年，飓风袭击香港，英舰“山托派”沉没，另有10艘轮船、货艇110艘沉没，数百人丧生。1901年，香港发生第一次大水荒，持续到第二年水荒威胁仍未解除。

    1898年6月“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之后，港英政府并没有立即接管，主要是他们对新界的情况不很熟悉，而且当地人民理所当然地不能接受。港英当局需要时间准备。他们用重金贿赂新安县知县卢焕，从他那里得到许多新界的资料；英伦方面，也提供各项文件，并通知英国驻广州领事予以配合。直到“专条”签署半年之后，英国殖民地部才电令卜力接管新界。1899年1月，香港英国当局开始组织准备“接管”新界。

    第十二任卜力英国外交部于1898年12月拟定，于1899年2月正式接管新界。殖民地部担心到时未能制订好各项政策，命令卜力同窦纳乐保持联系，必要时可推迟几个星期。港督关心土地投资商知道推延时，再次抬高公用土地的地价，所以希望尽快接收。3月卜力向英政府汇报了港人的不同反应。他说：“主流是友好的，但是，后海湾那边的民众名声不好，在升旗时有必要使用适当武力。”他判断错了，他低估了民众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不平等条约，是腐败无能的清廷签订的，老百姓从来不接受。英国殖民主义者要实践条约，还得用武器同群众打交道。

    卜力报告中所说的，“后海湾那边的民众”，指的就是锦田。锦田，是个美丽的地方。邓氏家族从宋代起即在这里披荆斩棘，从事耕种。原名“岑田”村，取山下田地之义。经过百姓辛勤耕作，树木茂盛，田园绿翠，阡陌纵横，婉如锦绣一片，遂改名“锦田”。村分南北两围，吉庆、泰康属于南围。围者，高大围墙也，外有沟壑，防盗之用。围墙出入口，设有大铁门，设计坚固美观，亦为防盗所用。世代在此安居乐业的乡民，眼看自己的家园要被英国侵占，情绪激愤，准备誓死抵抗。gfhfghfghgf

    港英当局的第一项部署是，1899年3月24日，港府警察司梅含理在大埔选定了一处地方修建警署。梅含理回港报告，得到总督卜力的支持。4月7日，港英政府发出通令，定于17日下午1时，在大埔举行接受仪式。梅含理带领警察再赴大埔检查警署修建情况，村民向梅含理表示反对修建警署。村民说，警署建于该处有碍风水，要求迁移。梅含理不予理睬，民众非常气愤，群起围攻梅含理。港督卜力闻讯立即派兵200多名赶去镇压，村民团结奋战，使警署修建工程无法进行。4月15日，卜力再派警察25人和香港防卫军一连增援，抵达大埔时，临时警署已被村民毁掉，梅含理则被围在一个土坡上。16日，卜力派驻港英舰“名誉”号载运一批正规军驶往大埔东南的吐露港，发炮轰击，掩护步兵登陆，为梅含理解了围，中国居民死伤无数。英军占领大埔附近的山头后，驻港英军司令加和辅政司骆克即进入大埔，举行升旗仪式，鸣放礼炮，宣读条约和行政局命令：从1899年4月16日下午2时50分起，新界的中国居民要服从英国管辖。这比预定日期提前了一天，由此，英军逐步向西推进，沿途不断遭到抵抗。4月18日，新界人民二千五百多人在上涌和英军激战，挫败英军。

    5月，英军大举反攻，炮轰锦田吉庆围。乡民以锄锹等为武器，凭借铁围濠河，奋力抵抗。英军以大炮轰击吉庆围的大铁门，企图摧毁整个城池，结果，大铁门被炸塌，攻入围内，乡民死伤无数。英军才算占领了吉庆围。英军进入后拘捕了抵抗的许多乡民，并且当即拆卸下吉庆围的连环大铁门，当作战利品运回伦敦。5月14日，英政府下令占领九龙城寨和深圳。16日下午，深圳全镇已落入英军手中，英军布告称：深圳已属英国领土，受英国法律统治，两广总督已不再管辖此地。5月26日，港督卜力还想攻占新安县城，因为兵力不足，才未行动。11月13日，英军奉令撤离深圳，回到“专条”规定的界限一边。

    不守信诺

    1898年清政府同港英签订所谓《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时，在地图上并不曾有明确规定具体界线，在北界只是划了一条直线，声明“待日后双方派员勘定”。

    这一条界限，港英从一开始，就有意“混帐”。

    双方的正式“勘界”，是在1899年的3月间开始进行的。双方派员实地勘定界限，沿界各要点都竖立木桩，并签署了一份“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作为“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另一附件。

    合同所载经过勘定的界线，主要是新界的北界，即今日经大鹏湾至后海湾，包括深圳河和沙头角、文锦渡、罗湖等地的一条水陆界线。至于东西南三面，东面止于东经一百十四度三十分的水域，西面止于一百十三度五十二分水域，南面则限于北纬二十二度九分以北，由于大屿山西端的一角已突出于东经一百十三度五十二分之外，因此在专条上特别附加一句说明“包括大屿山在内”。

    两广总督谭钟麟派出的补用道王存善与港英辅政司骆克勘定租借地的具体界线，竖立木桩且签署一份《香港英新租界合同》，载明界线的划分之后，关于租金问题，骆克只字不提。港英方面在拓界谈判时曾表示：“可待尔后商议”。据此，划界完毕，中国代表王存善提出，“新界的租金多少？”英方代表骆克答称：“我不知道，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德国政府偿付租金？俄国政府的旅顺呢？”租金一事也就如此不了了之。

    当年港英和清政府双方勘定界线时，对于水面的界线，由于港英曲解“潮涨能到处”一句，双方解释不同，又发生争执。1901年，英国驻广州领事，曾根据港英政府的意见，照会当时两广总督陶模。原照会称：

    “关于新租界水面英国之权可至何处一事，现准香港总督来文内开，本港政府并不以为英权可至流入海湾之河港与流入租界深圳河之河港。但可至各海湾水尽见岸之处，与深圳全河至北岸之处。至于流入各海湾及流入租界深圳河之各河港，本港政府甚愿于各该河港口，由此岸水尽见岸之处，至对岸水尽见岸之处，划一界线为英权所至之止境等因。本总领事查香港总督文内，有深圳全河至北岸一语，自是指租界内之深圳河至陆界相接之处为止，相应照会贵部堂查照，量贵部堂亦以为妥协也。”

    两广总督陶模，收到驻广州英国总领事转来卜力有关北界水域界限的补充说明后，将此事报告清政府管理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陶模的这道咨文，对于勘界经过，及“潮涨能到处”所引起的争执，有所说明，并对英领事的照会表示了若干异议。

    陶模给总理衙门的咨文说：

    “案照英国展拓香港界地，前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间，承准贵衙门将租章地图咨送到粤，经前部堂谭派广东补用道王存善，会同香港辅政司骆檄会议勘定在案。惟水界未经详晰声明，英员屡谓潮涨能到之处，皆应归英管辖。以致内港地方，亦时见英差足迹，业经阁爵李前部堂及本部堂照会辩论。前于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接广州口岸英国总领事官照称，……查新租界水面，英国所租者，系马士深圳两湾及深圳河，其与各该海湾及深圳河毗连之内港，自仍归中国管辖。

    “香港总督谓英权不能主流入海湾之河港与流入租界内深圳河之河港，尚属公允。惟谓各海湾潮涨能到之处与深圳全河至北岸潮涨能到之处，全为英权所可至，语颇宽泛，易滋误会。嗣后新租界各海湾与华岸毗连者，应以沿湾水尽见岸之处为界。其划归租界内之深圳河，则仍照王道所订合约，以北岸为界。所有与马士深圳两湾及租界内之深圳河毗连各河港，俱以口门左右两岸相对直线为界。以此详细声明，则彼此官差人等，自可了然，亦免将来别生枝节……”

    封尘百年，鲜为人知的史料，今日抄来，摆在我们面前，中英两国勘探界线的情景，英国侵略者的贪婪、狡诈、强暴嘴脸，清廷官员的懦弱无能，活灵活现，是一幅生动的历史教材。有史家论及这段历史时说：当初在订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时，总理衙门曾有一条奏折，对于被迫租了地方给人，却仍保留九龙城内的“治权”，颇沾沾自喜。在奏折上有句云：“臣等以展租界址与另占口岸不同，允仪暂租专条，尚可操纵自我，仍留九龙城及原旧码头，以便文武官员驻扎，兵商有船往来停泊，及他日自造铁路根据。”还说英人表示订立这专条之后，就可以帮助清政府提高通商口岸的税收，颇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感。当时群臣昏庸误国，实在可叹。

    港英政府在九龙城问题上也玩弄条文上的文字游戏，制造纠纷，侵犯中国权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九龙城仍由清政府保留治权的词句之后，紧接跟了一句“惟不得与香港的防备有所妨碍”。卜力声称，香港界址所以要“展拓”，并不是有什么“土地”野心，只是为了香港防卫上的需要。至于专条中“惟不得与香港的防备有所妨碍”，没有具体的规定。专条订签不久，港英借口九龙城的清朝官民，燃放爆竹迎神，惊吓了城外的“英兵”，说这是与香港的防备有妨碍的行动。于是，用武力强行把当时驻扎在九龙城内的清朝官员押解出境。专条本来是写得明明白白的事，这完全是狡猾的殖民主义者故意在条文上玩弄外交辞令，蓄意制造事端，扩大地盘，至此，九龙城被港英占据，取消了清政府的治权。但是，卜力不说强占，自1899年之后，对外均说九龙城内的清朝官员“弃守”，使九龙城陷于无政府状态，所以他不得不接管。

    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英政府同意“议定在所展界内，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产业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筑造炮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应从公给价”。港督卜力在初进新界伊始，为了减少进驻阻力，也以文告形式向乡民保证：“你们的商业和地产利益，必获得保障”。这些文字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但是，墨迹未干，在英国接受新界之后，港府即于1900年7月公布《田土法庭条例》，规定在1898年6月9日条约所订的租约期内，新界的一切土地均属于政府产业，凡于宪报公布所定日期后占有这些土地的居民，便是霸占政府公地，除非其所有之土地经由政府发出官批，或由田土法庭核发其它契据。

    同年11月又公布实施香港法例第一二四章收回官地条例，“不承认土地潜在利益”，即使在收赎土地之前，地价已增涨数倍，收地的“赎金”也不超过每尺5仙，中下等的田地还要递减。完全违背了“从公给价”的条款。

    1902年，卜力又制订新界管业则例，则例载明：“凡公路、电喉……及关于上述各项公用事业必需之地方，均听候英国政府使用”，“政府随时有收赎必用地方之权”。有一位上至祖父下至孙儿，90多年以来一直生活在新界的居民撰文说，港府的“一纸规例，民产价值尽失，尤其官定贱价，否定民产的潜在利益，简直是立法强抢。”

    对于港英政府出而反尔，自食其言，侵犯新界乡民权益的行为，新界人民非常愤慨，反抗行动不断发生。为了加强对新界的控制，防止新界人民起而反抗，1903年8月，香港政府又发表公告，有关治理新界的内容如下：“关于治匪工作，现经调遣陆军分驻一带要冲，并充实警队守护力，军警通力合作，联队出任逡巡，并在大埔墟设总警署，敷设电话，与香港九龙各警署联络……。关于治民工作，新界全部地方划分八区四十七分区，乡村耆老，德望所归，则委为各区长老，而负约束子弟之责，遇有纠纷事件则予审判之权，同时由辅政司骆克统制监督。”

    1899年5月26日，英军攻占深圳之后，即停止继续北进，放弃了原来计划的进攻新安县城的目标。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卜力感到兵力不足，如继续进犯必须增加兵力。二是有人指出，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会给人以英国参与瓜分中国的印象，俄国驻华公使可能乘机攻击英国政府。三是害怕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在攻占深圳之前，卜力于4月28日曾写道：

    从深圳河到东江一带是中国最动乱的地方，它是“三合会”总部所在地，是盗贼之乡。统治这样一个地区需要加派军队，大量增加警察，殖民地要增加很大花费。我以为，现在以河为界最好，就算以殖民地的需要来说，也没有必要再拓展。

    面对中国居民的反抗，卜力进退维谷。一方面他不打算收回他的侵略观点，他认为，只要有效地控制深圳，整个河谷和北面山区都保得住，那么撤出深圳便属失策。另一方面，他也自知实力有限，中国群众的反抗行动给他增加许多麻烦。于是，他放弃了继续北进，暂时守住深圳，观察利害。

    伦敦方面也表示，同意3月份划定的界线是新界的边界。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再纠缠下去。

    这时卜力考虑的是何时撤出深圳英军才能从中国方面夺得更多利益。因此，英国占领深圳军队的撤退快慢，要取决于赔偿谈判的进展。占了你的地，要还给你，你得赔偿我侵占时的军事费用。这就是英国人从鸦片战争开始以来，一贯的逻辑。卜力要价高，谈判拖延很久。

    6月13日，卜力接到英国政府交还深圳给中国的通知，这时，卜力还没有捞到想得到的利益，所以，他借口说，广州的动荡会影响撤军。他在向英国殖民地部的报告中说，香港殖民政府对交还深圳很不满意。深圳河谷一带的亲英人士也不满意，“对英军友善的村庄”担心英军撤走后遭到报复。

    但是，顾虑到日俄可能开战的形势，英军需要集结于香港，长期呆在深圳会士气低落。英兵不退，1886年中英双方商定的十月底之前要迁往深圳的三个海关关卡无法搬迁，对港方海关不便，对走私有利。这时卜力处于矛盾状态，自知不能久占深圳，又想在谈判桌上取得更多利益，所以只能拖着，既不进，也不退。

    在港英国人对于把深圳交还给中国确实议论纷纷。一些英国人仍企图在深圳建立什么“合法政权”，有些人说，盖斯科恩少将的告示已宣布推翻了深圳中国政权，为什么要撤退？有失面子。有些香港英国人用讥讽的口气说，“番鬼佬同中国人一样，都是要钱，为9.3万元就把深圳卖掉了，他们干得好呀！”卜力作最后挣扎，他建议由当地土乡绅、长老在英军监督下成立深圳政府。

    英国政府考虑到形势的复杂，决定交还深圳，但是，英国殖民地部与卜力观点一致，拖延撤军，向中国方面多索取一些利益。直到11月2日，才下达了立即撤出深圳驻军的命令。11月13日在深圳附近的上埔军营士兵集合，22日撤回新界。

    一位英国外交人士在形容中英深圳问题的谈判时说，这件事是“英中外交关系的一个奇妙插曲”。

    作为退出深圳的代价，英国殖民部建议索取10万元赔款，包括7000元利润，沙士伯里要15万元，但如果有更好主意，可以放弃赔款。英国殖民地部对此无兴趣，改为要求西江向外商开放。

    英国放弃了深圳，香港英国政府却从别的地方捞到补偿。不费分毫就得到了新界境内的中国财产，包括几个中国海关关口，横栏灯塔，九龙城寨军政设施等。本来窦纳乐曾向中方保证作价偿还这笔财产，中国海关估价为2.2万元，实际上香港政府预算中并没有这笔开销，根本就没准备偿还。

    接收中国财产是卜力在1899年6月中想出来的主意，一些建筑物被用作港英警署机关。即将离任的九龙海关关长希利要求香港政府付款，卜力拒绝，只给他一纸收据。开始伦敦政府赞成付款，在中国赔款中扣除。10月底，英国政府鉴于接收威海卫中国财产时就没有偿付，决定依照前例行事。英外交部反对无偿占有，要卜力对建筑物估价。沙士伯里同意不了了之，除非中国索偿，又当另行考虑。英伦各部门意见不一，拖到次年3月，当时的广东总督李鸿章要求对接管前的军事设施估价偿还，或者允许中国拆毁建筑物，运走材料。卜力得不到退兵补偿，于是，借机声称“鉴于女皇陛下政府花费在对付抗拒接收租借地的开销超过所述建筑物的价值，兹建议以此等建筑物之价值抵偿，不必偿还，亦不许中国政府拆除运走。”就这样，又是不了了之。

    卜力，曾先后担任五个地区，20余年殖民统治的总督。作为总督，他必须代表英国殖民统治的利益，执行英国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所以才有上面介绍的所作所为。但是，作为一个人，又是十分复杂的，多变性的。从卜力的《港督话神州》，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卜力。

    1909年，卜力出版了《港督话神州》一书，把近代中国及其文化介绍给了西方世界。

    中文版译者余静娴对卜力和该书作了如下介绍：

    布莱克（即卜力）于1898至1903年间，受英国政府委派，出任驻香港总督。期间正值西方列强窥伺中国，清王朝日益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此时，他走访了中国大陆许多地区，尤其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河流域，以及中国南方诸省进行了比较周密的考察，并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如实地记录在书中。他以一个西方人特有的猎奇眼光及注重事实的思维定式，对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结构、社会治理、农业劳动、民族宗教、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对抽吸鸦片、赌博、乞丐帮会等奇闻轶事，以及上至政府官员，下至三教九流的各式人物，进行了极其细腻的描述，使读者仿佛亲历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作者用朴实流畅的语言娓娓道来，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中国社会生活图景，在中国历史画卷的长廊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片断，不仅使读者增长见识、了解近代中国社会，而且又使人得到历史趣味感的享受。如作者怀着对中西方文化巨大差异的浓厚兴趣，像爱探寻的顽童一般，把敏锐的目光投向下层社会的每个角落，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市井百姓的普通生活——理发、街头早餐、婚俗、山上挑担脚夫、风水迷信、赛龙舟、行业公会庆典游行等，使本书犹如一面镜子，向读者展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又如书中两处记载了清朝皇帝按照祖制规矩，一年一度在立春那天率皇子及大臣去先农坛举行纪念春天开始的祭祀仪式的细节。这种源远流长的皇帝亲自开犁的礼仪，显示了对当时中国9/10人口所从事的农业的重视。

    译者曾费尽周折，才找到该遗址以考证典礼细节，因众多的北京人对先农坛和该祭祀仪式浑然不知。感慨之余，深感布莱克对此描述的史料价值。

    西方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变化。一般说来，17、18世纪以前，他们多以好奇和赞美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在他们的笔下，中国似乎是处于哲人治理下的“模范社会”，因此他们对中国倍加颂扬。然而，到了18世纪后期、尤其进入19世纪，随着中国国力下降，西方殖民主义者加紧对中国的殖民扩张，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大多为其殖民政策服务，并采取了歧视和贬损的态度。然而布莱克基于自身的体验，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事实上，中国的地大物博震撼了来自英伦三岛的作者，他以浓重的笔墨描绘出中国壮观的山川、富饶的江南平原和瑰丽的香港夜景。他以赞扬的口吻描述了中国人刻苦耐劳的美德：“有一项竞争中国永远不会参与，那就是比谁更懈怠和懒惰。中国的每一位国民都在竭尽全力工作，这个国家保存了完好和强大的实力。”正因如此，才有对土地与河流的充分利用，才有较高文明形式的农业、养殖业以及精湛的手工艺。诚然，对于在清朝专制统治和西方列强威逼下苦难深重的广大人民，他首先得站在英帝国立场上，处处捍卫其利益，但作为人，他还是发出了同情的哀叹，揭示了内陆河道尤其是西江上猖獗的强盗抢劫，1903年的广西大饥荒，中国官员的昏庸，刑法的严酷，以及广大妇女身受封建压迫，缠足，沦为小妾、婢女的悲惨境遇。

    布莱克在书中提到，在古希腊人曾开采过的矿上，现代人移去堆积了数百年的矿渣石头，结果，下面的土壤中长出了植物，开出了成串的奇异小黄花。这些种子已被石头压了数百年。作者由此生发开去说，“古老中国的胸怀中也潜藏着进步的种子，这些种子长期受到传统观念的重压，不能萌芽。”“而摧残进步之花的两座大山是无知和偏见。”他认为，要提取传统观念中的养分，不仅予以保存，而且要加以升华，“才能使真实、纯洁、幸福之花开遍整个大地”。他承认，西方人对于中国只有一孔之见：“普通的欧洲人一提到中国，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一个未开化、不诚实、充满尔虞我诈、有过多原罪的国家。”但他经过数年的研究，形成了难能可贵的独到见解，把古老的中国比作沉睡的东方巨人，相信“中国的苏醒意味着她将要进入世界市场去争取她应得的全部份额”。他预言，“中国凭借其强大的商贸实力和巨大的生产力，一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自身的需求，而且一定会扩展到遥远的国际市场。”“除了最强的竞争者，所有的人在她面前都会感到胆怯。”试想一下，这是在百年前对封建落后的中国何等的预言！

    最后，他以诚恳的语言、真挚的希望为全书作结：“（中国）即将到来的教育体制改革会使人们从对竞争回忆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代之以理性的思考，中国一定会随之成为世界事务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当那个时代来临时，让我们期望：中国和大英帝国之间的关系将是相互信任和良好愿望的产物。”

    卜力生活在19世纪“欧洲中心论”甚嚣尘上的文化氛围中，其著述自然不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再加上他对中国国情了解和自身思想的局限性，因此书中论述的某些观点并不是我们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尤其是有关鸦片贸易的论述，基本上是与事实相悖的。

    卜力在“话神州”中说，我在浏览1906年扬子江沿岸港口年度贸易赢利报告时发现，该年扬子江沿岸港口鸦片进口量达到62161担，而鸦片出口量却达到643377担……。虽然要系统地调查中国各地区鸦片消费的实际状况以及鸦片对中国民众的道德堕落和身体衰退所产生的影响，还极其困难，但是在香港和新加坡已经展开了这样的调查，并取得了可靠的数据。一些有才干的人，根据已经掌握的中国鸦片消费量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禁烟狂热分子关于适量抽吸鸦片也会造成毁灭性效果的说法，是不严谨的，而且也并非来自于周密的调查。自从接到本国政府的命令，我亲自对在香港的中国人进行了观察。香港实际上是个中国城市，在那里，每个男子只要有购买力，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抽吸任何剂量的鸦片。我本人观察所获得的感受，与上述那些经过彻底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相符的。中国广大民众十分贫穷，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辛勤劳动，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干完一天的活以后，苦力中极少数沉溺于鸦片的人就会跑到鸦片馆去，在那里买了一丁点儿的鸦片，坐到一条长板凳或躺在一张睡榻上，就抽起来。有时一个人抽，有时与朋友一起抽。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躺在一盏小油灯的两旁，一边聊天，一边乐滋滋地抽着。“既然人们知道了港口城镇苦力的劳动令人精疲力竭这一事实，人们就会明白，过量抽吸鸦片显然会使人沦为抽鸦片成瘾的游手好闲者和乞丐；但是反之亦属实情，因为地球上再没有其他城镇的百姓会比中国的百姓更勤勉，更能干了。

    最近，由总督委任某调查委员会。调查了包括各个社会阶层在内的75位证人，其中21位由主张禁止鸦片的社会团体提名。调查提交了一份由342个段落组成的报告，我从中选摘了下列段落：

    我们坚信，沾染抽鸦片陋习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中间普遍表现出了基于人类本性的、具有某种嗜好的倾向。

    缺乏家庭的温暖舒适，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与家庭断绝了联系，以及就马来亚劳动阶层而言，缺乏任何形式的有益于健康的消遣活动，这一切都使劳动阶层易于沾染某种形式的放纵行为。这种形式既有镇静作用，又使人在经常的实践中必然处于放松状态，因而对中国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从调查过程中得知，在经营中国人寿险方面有相当经验的人寿保险公司，乐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状况下，为每天抽116格令烟土的中国人保一等人寿险。116格令可绝不是个小剂量，我们得知，保险公司敢于承担这项风险是不无道理的。由此看来，按照那些极为恰当的理由来判断，抽鸦片的习惯对于人的一生所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甚或没有任何影响。况且，也没有什么证据摆在面前，能使我们有理由去接受相反的观点。

    我们认为，所获的证据倾向于证实我们已经形成的观点，这也是我们调研的结果：抽鸦片引起祸害的说法，通常被夸大了。在求证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甚至连医务工作者也难以检查出一个正在适量抽吸鸦片的人。而有节制地抽吸鸦片者，也不大会硬使自己引起那些身不由己地关注不良事例的慈善家的注意。这些慈善家往往过分地渲染了这些不良事例，并且往往从对这些特定事例的观察中，作出概括与判断。毫无疑问，这种倾向是个重大因素，致使人们把实际上并没有如此广泛蔓延的祸害，归咎于抽吸鸦片。

    把人的意识产生麻痹的状态硬说成是抽吸鸦片的结果，“这种断言我们认为尚无根据。不少抽吸相当剂量鸦片的人事业有成；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抽吸鸦片者不能可信、可靠地担任负有重大责任的职位。”

    调查报告针对抽吸鸦片者不可避免地必须不断增加鸦片用量的说法，作了如下的评论：

    我们已经从许多具体事例中获得了证据。这些证据表明，人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增加抽鸦片的剂量；而且，假如上述观点（指吸鸦片者必须不断提高剂量）能够合乎情理地适用于当地那些沉溺于鸦片的人，那么，当地早就应该普遍地出现触目惊心的赤贫现象，然而，这种赤贫现象在当地显然并不存在。

    调查报告做了以下评论：

    我们认为也许可以做这样的假定：由于缺乏普遍而行之有效的禁止种植罂粟的手段，因此，一个国家禁止种植，会导致其他国家扩大罂粟的种植面积。

    中国清朝政府已经颁布了大量的法规条例，并下一道敕令，命令停止种植罂粟和禁吸鸦片；但是中国人有一种习性，把与习俗相抵触的清政府的法令，看成是一种虚伪的强烈愿望。倘若这道命令奏效，便会引起一场变革，这种变革要比满族征服者自从命令执行剃发留辫子以来的任何变革都更为彻底。

    余静娴作为卜力著作的翻译者对上述一段话作了如下评价：

    从上述说明中可见，布莱克在书中单列1906年扬子江沿岸港口鸦片的进出口量，极易使人产生错觉。书中弱化鸦片的毒害程度，表明作为港督的作者，在有意为英国进行鸦片贸易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行径进行辩护和开脱。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899年香港发生鼠疫期间，卜力总督大力推广灭鼠运动。有一件被引为笑谈的事是，港督下令以2分的酬劳交换一只老鼠，结果一年内港府共购得四万三千余只老鼠。但后来却发现，这些老鼠中大部分都并非香港本地老鼠。尽管如此，港府为杜绝瘟疫的蔓延，还下令收购并拆毁已经死去二千五百多人的重灾区——太平街一带大量密集的房屋，逐家寻找患者送往医院（船）治疗，并采用石灰集体掩埋的方式加速对尸体的处理。经过努力，至1904年才逐渐开始控制鼠疫。后来，在这片灾区的遗址上建起一座公园，取名卜公花园，园外竖起一块中、英文的纪念牌匾，纪志其事。后来卜公花园里绿树成荫，有珍贵的百年细叶榕树等，这儿不仅成了市民休憩的好去处，而且具有文化、历史的重要纪念价值。

    另一个以卜力名字命名、闻名的公众场所就是香港的卜公码头，建于1901年，位于中环毕打街海岸，与天星码头为邻。卜公码头用瓦片为顶，设计呈一字形，入口处有个宏伟的卜力爵士塑像。当时，卜公码头是英国派出的总督赴港履新的码头，故亦称皇家码头。

    作为伦敦皇家植物学会名誉会员，卜力总督对植物深感兴趣，对香港植物园的发展甚为关心。1800年前后，来自巴黎的传道会神父，在香港首次发现了一种植物，开着异乎寻常娇艳的紫色花朵。他摘下树枝，用插扦法把它种在薄扶林道一带的修道院。这种树后来又被移植到植物园，然后在香港广泛种植。植物学家经研究发现，它的叶子呈羊蹄形，紫色花朵不结子，属羊蹄甲属紫荆新品种，为香港独有。卜力爵士称之为洋紫荆。港人以此为荣，于1908年以卜力及其夫人的姓名来命名艳丽的洋紫荆花，以表彰他对植物园的支持。1965年，洋紫荆花被选为香港市花。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成立特别行政区，洋紫荆花被用作特区区徽，出现在香港特区的旗帜和硬币上。如今，满山遍野的紫色娇艳花朵，绽放在整个冬季。

    1904年7月29日至1907年4月，弥敦为香港第十三任总督。

 弥敦（1862~1939）

    弥敦（1862~1939），也译作南森、内森。英国人，其父是工业家。他军人出身，早年任英国陆军军事工程师，接任港督时42岁。他任职短暂，不到3年，又不是首任港督，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的《香港与中国》一书却把他称为香港“开埠英雄”，称他任职时期为“弥敦之治”。书中说，严格来说，第十三任港督弥敦，是历任港督中最有远见和对香港工商业发展颇有贡献的一任。

    弥敦离任后赴南非纳塔尔任总督。曾封爵士。1939年去世，终年77岁。弥敦终身未婚。

    为什么人们称弥敦时期为“弥敦之治”，主要是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业绩。在20世纪刚刚开始，香港当时最大的工业，也只有造船业，拥有几个略具规模的船坞，如隔海相对的太古和黄埔两个船坞。弥敦任内重视城市发展，在他主持下，港英政府制定了一个较完善的中区重建计划，以及广九铁路的兴建和弥敦道的筑成，使沿路地区的市场日渐繁荣起来。此前的九龙，以油麻地最为热闹，工匠和小商人多聚居这里，其余地区，除大角咀建有船坞外，多为零散农村。九龙主干道弥敦道的开辟，带来了一个新的九龙市中心——旺角。

    旺角又称芒角、望角。19世纪前期是一些小的村落，村民以种菜栽花、养猪喂鸡鸭等为业。经过弥敦时期的建设，成为九龙有名的华人商业区。街道虽狭窄，但很整齐，商铺密集，以零售业为主，逐渐银行业、保险业、房地产、股票业也十分蓬勃。消费娱乐业也很发达，酒楼、戏院等也相继兴建。

    第十三任弥敦在弥敦对九龙新界发展的构思中，认为新界工业的发展关系到香港的前途。弥敦的估计，为以后的事实所证明。

    弥敦鼓励发展工业和工业教育，创办香港第一个工程技术训练学校，这间学校后来发展成为香港工学院，再往后与西医书院合并，增设文学院，组成了香港大学。

    在1904年，港岛由坚尼地城至筲箕湾的电车线，全线通车，它对香港交通带来革命性的转变，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弥敦在任内，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水坑口区的娼寮迁往石塘咀营业，从此开始，石塘咀发展成为闻名中外的香港“红灯区”，周围的酒店、饭店、商业都开始发展，至1935年港府决定全面禁娼时，这一地区才开始衰落。

    由于经济情况逐渐好转，商业稳定上升，1905年，港英政府税收首次达到1000万元的纪录，到1907年弥敦离港，全港人口突破了40万大关，其中华人达到三十九万五千多人。

    一个被认为有作为的总督，为什么任期不满就被调任呢？1993年伦敦出版的韦尔什所著《香港历史》一书中，有过这样一段叙述，可供参考：1905年香港中华总商会计划召开大会，以响应上海等地的抵制美货运动，抗议美国迫害华工；弥敦立即下令禁止，并将一家登载反美漫画的报纸主编驱逐出境。殖民地大臣阿尔弗雷德?利特尔顿鉴于上年英国政府因同意向南非输入契约华工，曾遭到国内舆论猛烈抨击，造成轩然大波，因此他担心弥敦此举可能再次带来麻烦。于是，1907年4月，弥敦被调到南非纳塔尔工作，并减少了薪俸。

    香港不过弹丸之地，而英国政府向香港的摊派逐年增加，港府本身的开支也越来越大，如果不寻求出路，发展香港经济，港英政府的前景将很艰难。要想发展，任何时候都必须加强与中国内地的联系。弥敦上任不久，就认识到沟通与内地联系的重要性。于是，着手广九铁路兴建的筹划工作，1906年工程便全面展开。

    早在1895年，清政府因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取得教训，决定大力发展经济以富国裕民。要发展经济首先需要解决交通闭塞和能源不足的问题，为此决定修建铁路和开发矿产资源。修铁路动辄几百万、几千万两白银，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八千万两，因此，利用外资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修铁路主要靠借外债。1898年，清政府设立第一个主管铁路矿山的机构“路矿总公司”，其章程中写进了修铁路借外债，中外合办矿务的内容，成为清政府的重大经济决策。

    1899年3月，中英划定新租借地界址后不到十天，英国即提出一份《九广铁路合同》草稿，与清政府协商。把广九铁路分为二段，香港内一段归港英当局修建，中国内地一段由清政府修建。草稿规定：清政府向英方借款150万英镑，以铁路作抵押。合同还规定铁路的内地一段，要重金聘用英国总工程师、总管理人员来修建，建造铁路的全部材料也要以高价购买英国的。借款以九折交付，即清政府借100英镑，实际得到90英镑。年息5厘，每年分两次付息，期限50年，铁路未建成前，利息照付，并且可由所借款项中支付利息。按照这个合同，实际上整个铁路的修建完全控制在英国人手中。因为条件如此苛刻，遭到中国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协商停顿下来。

    广州部分商人与澳门葡萄牙商人协商，准备修建广澳铁路以取代广九铁路。1904年11月，中葡双方签订了《广澳铁路合同》。

    弥敦一到任，就看准了广九铁路项目。他认识到，这是英国政府一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一旦与清政府达成筑路协议，英国公司将因此得到很多中标机会，清政府将不得不优先向英国要求附有政治条件的贷款，英国的势力范围也将在中国内地得到有效的延伸。为此，弥敦决意要把修路工程协议从葡萄牙人手里夺回来。于是，他通过伦敦照会中国政府：

    “香港政府希望就广九铁路的一些具体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出于合作的诚意，我们也准备作出必要的让步，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理解我们的良好动机。”

    于是，英国在谈判上作了一些让步，借款改为94折交付，即中国借英国100英镑，实收94英镑，期限改为30年，12年半之后开始还本。其余年息5厘，借款150万英镑，以铁路作抵押，仍然不变。当时，怡和洋行与汇丰银行两家英资洋行联合组成“中英公司”，取得了广九铁路的建筑权。

    广九铁路的最初蓝图，是由驻港英军陆军总司令克勒克拟定的。弥敦到任后，因为他是工程师出身，熟悉工程，对以前的筑路方案作了审核修正。制订出新的方案。原来的广九铁路要经过惠州，新方案是过罗湖到深圳，经石龙而达广州，避免了工程上的浪费，缩短了行车时间。铁路全线总长181公里，其中香港区内干线长34公里，由九龙尖沙咀车站至深圳罗湖站。称为广九铁路英段。广东区内干线长147公里，由罗湖至广州火车站。

    据白帆先生在“往事只能回味”专栏里记述，弥敦去任不久，1907年8月，广九铁路内地段工程开工，分三段进行，第一段由广州大沙头到仙村；第二段由仙村到横沥；第三段由横沥到深圳。中国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担任顾问，英国人出任总工程师。铁路全线共有大拱桥七座，分别为仙村桥、石厦桥、石滩桥、北江桥、间水桥、石龙东桥和东莞桥。

    由于从尖沙咀到罗湖桥畔的一段九龙铁路，由英国人兴建，所以在合同上有“各归各办”的规定，这段九龙铁路，就是广九铁路香港段了。

    兴建香港段铁路的资金，采用发行公债方式筹集。1906年7月26日开始建造，最大工程是开凿两座大山的工程。其中狮子山隧道全长近2200米，1911年建成路轨。

    1910年，广九铁路将要完成时，英国方面提出通车办法，按照沪宁铁路的办法，提出三点无理要求：①由英方执掌全路行车权力；②英人担任车务总监；③英国公司议定各班火车票价。

    为了与英方解决通车问题，清政府设立全国铁路总局，梁士贻出任总局长。关于广九铁路通车谈判，遂由梁士贻担任。由于英方所提要求过于苛刻，谈判历时一年才告完成。清廷邮传部派詹天佑、黄仲良接任粤汉公司。并将粤汉铁路与广九铁路接轨地段交由粤汉公司建筑，并且规定非至黄埔车站建成，粤汉铁路与广九铁路不得接轨通车。

    1911年8月14日，广九铁路全线正式通车，中英官员步行至罗湖，主持接轨典礼。10月，又开通广九直通车，由九龙车站和广州车站开出，沿途不上下旅客，分别直达广州和九龙总站。

    关于借钱修路开矿政策，一开始清廷内部就有分歧，反对者认为，“借外款则事权全落外人之手”，“华人永无可办之日矣”，是出卖中国主权；而不少有识之士则认为，借债发展工业是中国工业化起步之时的必要之举，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得已的办法。后来，粤汉铁路废约运动兴起后，社会心理开始排斥外国资本，便引起了“收归利权”运动。但经过自办铁路的实践，重新认识到借用外资不可避免，关键在于与外国签订借款合同之际，如何避免主权的损失。

    孙中山先生曾经对此做过分析，他说，“从前借债筑路，或以盐务抵押，或以厘金抵押，或以关税抵押，或以所修之铁道抵押，故路虽筑成，而利权已入他人之手。从前一般人民多反对借债修路之事，探其实际，非真反对借债修路，系反对条件不善，丧失国权也。”他又提出：“满清借债修路，其弊病在条约之不善，并非外资即不可借”。他把引进外资兴筑铁路，作为他整个经济政策的核心，打算在10年之内，大借外债，建成10万公里铁路。

    弥敦上任后，继续以前港督的做法，依然歧视香港中国居民。

    在香港的一部分外籍人士，由于殖民统治制度形成的民族偏见，历来歧视华人。港英当局订有许多限制和歧视华人的条例和制度。对于这些民族歧视，华人强烈不满，并且一直坚持反抗。虽然经过华人的团结与斗争，争得了一些基本的权利，但是这种殖民统治形成的种族歧视仍然没有停止。英国人所办学校，向来不准中国儿童入学。也不准许英国儿童与中国儿童接触。1902年，华商何东捐巨款在九龙尖沙咀建造一所小学，声明该小学不分种族和信仰招收学生，然而建成后香港当局却强迫该所学校让出，作为英国儿童的专用学校，而由港府另外划出油麻地一块地方，建立一座华人学校。

    弥敦时期的1904年，港岛人口达到361206人，其中华人占了342306人，比1901年增加6万人。港岛华人居住区也迅速发展扩大，逐步渗入欧洲人住宅区，而欧洲人则逐步从半山区退居山顶区。立法局为了限制华人向山顶区发展，借口公共卫生问题，特别通过山顶区保留条例，将山顶区划为清一色欧洲人住宅区，不许华人往上发展。九龙半岛原是华人活动基地，特别是西岸油麻地、何文田和大角咀，东岸的红磡和大口环，成为华人社会中心。1906年，弥敦当局为了限制华人在九龙尖沙咀之间的发展，以防止疟疾流行为名，将尖沙咀至九龙城之间约两万英亩的地区，划为欧洲人住宅区，限制中国居民进入该地区居住。

    1906年9月18日，强烈的台风袭击香港，半小时内死伤达两万多人。广东沿海也惨遭破坏。清政府拨出白银10万两救济广东和香港受灾同胞，两广总督岑春煊将这笔救灾款分出3万两给港英政府用于救济香港灾民，可是，港英当局收到3万两白银后，不用于救济当前的灾民，而将它做为救济基金，留作以后紧急救济之用。

    开始限制中文报纸

    清朝末年，中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各种政治派别斗争激烈，许多在国内报刊上不能发表的言论，都可以在香港报纸上刊登，然后再输入内地，内地读者也可以读到。所以，不少爱国志士在港澳创办报刊，宣传革命，于是香港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报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报刊活动的重要基地，成为进步报刊同形形色色敌对政治势力报刊进行斗争的战场。弥敦任职后期，1907年，港英当局颁布法例，正式开始对中文报纸的内容加以限制。从此以后，号称“自由港”的香港，所谓新闻自由，已经有了严格的条件。

    为了宣传革命道理，唤起民众的觉醒，1900年，孙中山先生指派陈少白和王质甫等人前往香港，租赁士丹利街27号，创办出版了《中国日报》。陈少白任总编辑，杨少欧为总编辑助理。《中国日报》介绍欧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人权学说，抨击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在广州受到普遍欢迎。同时，这个报馆也成为革命党人聚集、传播革命思想的地方。

    钟紫主编的《香港报业春秋》一书认为，香港报纸之具有政治背景，是由《中国日报》开始的。1903年洪全福、李纪堂、谢瓒泰等在广州起义的计划失败以后，广州《岭海报》发表文章攻击全国各地的反清革命活动。《中国日报》针锋相对，严辞驳斥《岭海报》的文章，双方笔战一个多月。后来，香港保皇党报纸《商报》鼓吹“保皇扶清主义”，《中国日报》又与《商报》展开论战。在弥敦时期，《中国日报》为中国打开民主之窗，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石，唤起国人的觉醒，起了神圣的喉舌作用。

    1906年，广东总督岑春煊谋划将粤汉铁路收回官办，民营股东黎国廉等表示反对，岑春煊下令予以逮捕，同时明令广东与港澳的华人报纸不准刊登有关的敌对言论。《中国日报》率先发表文章，抨击岑春煊的卑劣行径与高压手段，其他港澳中文报纸及广东报纸也同声斥责广东总督的可耻行为。岑春煊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也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下令禁止香港出版的报纸输入大陆内地。港英政府积极合作。

    《中国日报》曾经代销《民报》的特刊——《天讨》。《天讨》曾刊登一幅漫画，画图中出现清朝皇帝的头像。香港当局认为这幅漫画损害跟“友邦”的关系，针对《中国日报》和其他中文报刊的反清宣传，港英政府在1907年颁布了第15号法令。法令称“凡在本港发刊的报纸、书籍、文字、图画，流入中国内地能令全国人心作乱者，本港政府为邦交起见，得而取缔之，罚款不过五百元，监禁不过两年，或罚款与监禁并施。”这就是香港当局管制中文报纸言论自由的开始。

    但是，香港当局的限制措施，却促成了中文报界的联合，组成了“香港报界公会”，主持人为郭亦通。报界公会认为，要节省人力、物力与财力，在某些统一的资料搜集上，可由公会组织力量负责，于是各报所刊登的市场商品价格与各个服务公司的轮船航线与船期等资料，均由公会整理发送。这个“香港报界公会”后来改为“香港报界公社”，从1907年起，到1941年止，存在了34年之久。

    弥敦接任不久，中环发生水坑口火烧妓寨事件。弥敦决定，趁此机会把妓寨迁往石塘咀。石塘咀因此而走向繁华。

    水坑口原名“大坑口”。“坑口”，是山涧溪水流入大海的河口。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坑口本在马路一侧，水不深，坑周边多山石缝隙，是龙虾聚集的好地方。

    约在1821年，原住九龙九华径的几户村民先是泛舟每日到大坑口捕捉龙虾鱼蟹，后来干脆搬往大坑口附近的山脚下，用茅草和毛竹搭起简陋的居所，定居下来，亦农亦渔。他们在大坑口浅海竖起竹栅，竹栅的疏密仅容小鱼小虾出入。在竹栅的不同方位，开辟几个栅门。涨潮的时候，龙虾随着潮水，从栅门闯进大坑口一带，潮水不再高涨的时候，居民把各个栅门统统关闭起来。等到退潮，水位回复原位，居民便纷纷下海捕捞栅内龙虾。捕捞获得丰收，居民的心情十分舒畅。因为他们在泥水中捕捞，全身是浊水污泥，个个都变成泥人，于是彼此呼唤着：“到大坑口去冲凉喽！”这种捕捞丰收的生动景象，实在令人神往。

    大坑口日日夜夜为泥沙所沉积，数十年后，“坑口”愈来愈小，遂将“大”字省去，只称“水坑口”而已。时至今日，仍有“水坑街”流传下来。“水坑口”之成为“街”，是自1904年以后，陆续填海的结果。

    石塘咀在大坑口的西面，原是花岗岩遍布的石山。花岗岩，广东老百姓称作“麻石”，坚硬耐用，是良好的建筑材料。广东的惠州客家人，多为石匠，以凿石为业。他们听说香港石塘咀的花岗岩，质地纯正，却无人采用，于是成群结伙，来到石塘咀，先从海滨一带开始凿石，渐渐扩展到高山顶上，后来花岗岩凿空的地带低洼，形成了大池塘，而从内向外望去，近海处狭而长，酷似鸟咀。所以人们把这一带称做石塘咀。

    1772年，广东长乐石匠朱居元，在这里建立起第一个寨子，便叫“石塘咀村”。

    20世纪初，港岛西北部石塘咀填海工程完成以后，该地区仍然比较荒凉。弥敦想借大火之机，利用妓院搬迁促成石塘咀的繁荣，便下令将水坑口的妓院迁往石塘咀。随着妓院而来的酒楼、菜馆、烟馆、客栈等行业也迁移和兴建起来。从1910年开始，石塘咀成为闻名的妓院区，号称“塘西风月”。

    杨思贤所著《香港沧桑》一书曾有一段描写石塘咀当年的情景：

    当残阳西沉、皎月东升的时候，香港之夜的面纱也层层揭开了。在大坑口和石塘咀毗邻这两个地区，不少富商巨贾，佩上贵重珍宝，坐上汽车，风驰电掣地行驶在马路上，又急速地停在气派不凡的华厦门口。他们从侍役开启的车门里，大步跨出，进入摆开筵席的厅堂，尽情地享用佳肴琼浆。然后，在爵士音乐的聒噪声中，一对对、一双双，翩跹起舞。在浪漫的情调里，获得刺激，进行着狂欲的交流。舞娘们以自己色相的代价，取得了金钱和虚荣的补偿。

    在骑楼下，在黑暗角落，三三两两的、面涂粉黛的阴影在徘徊。她们卖弄风骚，招摇惑众，频向路人暗送秋波，极尽逗引之能事。在黑暗中，她们跟“客人”进行了一桩又一桩的交易，博得了奢侈挥霍的代价。她们便是使人嗤之以鼻的“阻街女郎”。

    作为繁盛时期的大坑口和石塘咀，在夜间放射的霓虹灯光，五彩缤纷，附近海上的小船，灯火闪耀，犹似天上的星宿，灿烂夺目，确是一幅人间的绚丽画图。然而，它的光芒终究掩饰不了另一面景象——黑暗，卑污，龌龊。

    弥敦预想中的繁华，在石塘咀实现了。当然，这是一种畸形的繁华。

    1932年香港政府下令禁绝娼妓，影响了餐饮等行业的生意。据马沅新编《香港法例汇编》第一卷记载，石塘咀的六大酒楼于1934年4月18日联名向香港总督贝璐请愿，要求“给予一线生机”。他们在请愿书中写道：“窃敝同业等在远年操业，多丛聚于上环水坑口。迨1903年政府以该地繁荣过剩，其时西环石塘咀尚在僻隅，为因地制宜起见，乃有明令饬上环水坑口所有娼寮克日西迁之举，而酒楼生活，本与相依，故亦随娼寮同时播越。从此筚路蓝缕，乐业安居，其间经历三十年，逐渐繁荣。彼向日常人所不轻履之地，其时已冠盖来往，毂击肩摩；昔日芜秽不堪之屋宇栈仓，其时已美仑美奂，陆续建筑崇楼杰阁。即跨越水坑一段阔仅十有五尺之皇后大道，政府亦即扩而大之，瞻视一新，殊为埠上生色不少。”“综核石塘咀全盛时代，有大小酒楼十八家，约雇用职工一千有余。娼寮以字号计，大小有五十余家，约容妓女二千余人。……其时住舍充满，居民住户从无空歇。”请愿书的上述内容反映出当时酒楼、妓院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反映出弥敦时期石塘咀妓院区畸形繁荣的情景。

    弥敦离任后，香港政府以弥敦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位居九龙。据香港《新报》集言堂的专栏“里巷风情”的文章介绍，弥敦道是九龙早期开辟的主要马路。它自梳士巴利道起到界限街止，由南至北，分为尖沙咀、佐敦、油麻地、旺角、太子共五段。

    早在1860年，英军工兵修筑了这条路，是九龙半岛最早筑成的大道。1904年，弥敦将这条道路重新翻修拓展成宽阔笔直的林荫大道。

    当年的弥敦道，路面宽阔，“路的两旁老榕树枝叶如伞，显出一派优雅的园林气息，两旁的楼宇又骑楼宽阔，大都十多二十间同一式样建筑，更有气派及高贵的格局。”“一条两旁全是商家楼宇的大道而有这种令人闲憩的设计，在过去的日子，香港和九龙，除弥敦道外，似乎没有第二条同样令人喜爱的马路。”当然，星移斗转，经历了九十余年的变迁，楼宇取代了昔日的林荫大道。今日今时的弥敦道，再也没有往日的一派清静，大榕树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已无踪无影，有的只是商家招牌，车水马龙，摩肩接踵。不过，在九龙公园旁还可以看到当年种植的几株百年老树。

    1900年弥敦道当年弥敦道的各段街市，又各有自己的历史及特点。油麻地一段的弥敦道，当年有些像北京的天桥。江湖杂技艺人，在街道的空地上搭起棚场，或者表演杂耍，或者耍猴戏，或耍枪弄刀卖武艺。杂技中的一绝是所谓“卖人头”。“江湖上的杂技帮，在空地上以竹作柱，布幅作墙围成表演场所，一人守住入口处招揽观众入内观看‘卖人头’。每位观众收一个仙。所谓‘卖人头’是一张四方桌上，摆了一个人头，桌子下面看到的是空空的，显然不是里面有人了。这人头会唱歌、抽烟、眨眼。”杂技之外，还有唱南音的。傍晚时分，艺人弹起筝唱木鱼书，附近居民傍晚没事，围在艺场周围，听南音背解红罗，客途愁恨。听众全是女人。另外还有讲章回小说的讲古佬，围着讲古佬的听众全是油麻地街市、店铺的伙计，车仔馆的“骆驼祥子”，自然全是男性。到了后来，社会发展，便有了戏院，最早的有广智戏院、普庆戏院，迟些时候便有大华戏院、平安戏院。这些戏院，设备比较简陋。

    至于旺角，是当时九龙有名的华人商业区，商铺密集于狭窄的道路两旁，十分繁华。

    1907年7月28日，卢押就任第十四任香港总督，直到1912年3月15日，任期5年届满。

 卢押（1858~1945）

    卢押（1858~1945），也译作卢嘉、鲁吉等。英国人，生于印度。毕业于英国皇家军事学院。曾经在印度、阿富汗、非洲等英国殖民地服役，因在侵略殖民战争中有功获封爵士。来香港前，任北尼日利亚专员兼驻军司令。1902年，卢押与伦敦《泰晤士报》经理人员弗洛拉?萧结婚。由于妻子很不适应非洲的气候条件，卢押提出调换新职。正置弥敦离任，英国殖民地部接受了卢押的请求，派他赴香港履职。离港后，赴尼日利亚任高级专员。1945年去世。著作有《我们的东非帝国》、《英属热带非洲的双重委任统治》。

    卢押时期正是中国民族运动高涨时期，香港受孙中山革命活动影响，民众思想也十分活跃。

    卢押任内有几件大事，一是中英经过多次协商，终于达成协议，英国减少在港经营鸦片贸易；二是内地辛亥革命爆发；三是香港大学成立。1907年12月，卢押提出创办香港大学，这是他的前任们从来没做过的事。四是1908年11月香港发生首次排日运动。日本轮船“二辰丸”运载军火到广州，被广州当局查获拘留。日领事提出抗议，要求广州当局鸣炮道歉，广州市民对此极为愤慨。香港报纸报道了有关消息，于是香港中国居民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并捣毁售卖日货的商店。

    1909年，港督卢押向英政府建议：交还威海卫给中国，而以永远割让新界为交换条件。英国殖民地部同意在适当时候认真考虑。可以看出，新界租期问题，在早期就是港英当局的一块心病。威海是1898年7月1日，经清廷庆亲王奕劻、廖寿恒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签订“威海卫租借专条”租借给英国的。租期25年。1930年4月18日，中英在南京签订“收回威海卫协定”后收回。

    1910年，九龙水塘建成，储水量3.5亿加仑。其后，增修副塘，储水量1.85亿加仑。

    卢押任职期间，全港人口增至50万人。

    英国既以武力迫使清朝政府俯首听命，签订了《南京条约》，取得香港的管辖权，便将香港视为基地，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中国输入鸦片，而香港当局也以香港与九龙的华人吸食鸦片为依托，把鸦片经营作为主要的税收来源。1890年港府仅在港九地区收得鸦片牌照银47.76万元，而该年港府总税银为199万多元，鸦片税收占到1／4。其后港府设立专卖局，港九地区领牌照开设烟馆三十余家，零售鸦片处不计其数，政府派有专职人员负责零售鸦片处的事宜。至于俱乐部、酒楼、妓院、银行、米行、保险公司、南北行中，都设有鸦片烟床。至于转移至内地的，就更不用叙述了。

    到了卢押时期，英国人自己关于禁烟产生了一场争论。英国伦敦的禁烟总工会委员希利慈，是一个正直的英国人，他曾对鸦片在中国造成的流弊作了深入的调查，并于1908年在英国议院与下议院提出陈述。他说：我在远东，曾晤见各领事教士，及各朋友，均谓鸦片流毒中国极惨，倘英国不禁止运烟入中国，则英国之罪将历万古而不磨，结果只有印度人独收其利，则中国人独受其害而已。我诚不明其何居心。我道经香港时曾晤见一著名之英商，与之讨论禁烟问题，彼之持论谓，不应将中国人娱情逸乐之事禁绝之。我乃询以假如你本身染有烟瘾，你之子若孙亦复如是，你亦愿为是娱乐否？他答云：如此又当别论。在己受害以为不可，在人受害则又以为可，存心如是，岂得谓平？我深知烟毒之害，不只可以伤身，并且可以亡国，殊不解在远东的英人尚谓无害于中国也。以仁人的用心而论，不必问中国之禁与不禁，我英国亦应先行禁绝。

    虽然英国伦敦禁烟总会委员希利慈在陈述中强调了如不禁烟，便“不只可以丧身，并且可以亡国”的核心问题，同时尖锐指出“英国之罪将历万古而不磨”，表现了他对中国人民由鸦片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情。可是，当任总督卜力竟突出了两点不可禁烟的理由：一为如若禁烟，鸦片公司每年将损失“40万元”的利润；一为如若禁烟，政府当局将失去主要的税收。而准许并怂恿鸦片商的公开经营，港府将获得巨额利益。

    主张禁烟的主流派，出发点是人道主义，坚持不禁烟的反对派，动机却是“税饷”与“财力”。这样鲜明的对照，禁烟的主张理应得到热烈的拥护，不禁烟的意见应当遭受激烈的抨击。可是，连声名显赫的太平绅士如何启、冯华川与刘铸伯等华人，都加入到英国人不禁烟的行列里，更何况英国人呢！

    巴图所著《别了，港督》一书有如下记载，就是否禁烟一事，《南华早报》曾列出八个问题，征求香港市民的意见，请看华人冯华川、刘铸伯是如何回答报纸问卷的。

    （一）禁烟有益于港人之品行否？（冯：是。刘：是。）

    （二）禁后能防止港人之吸食否？（冯：否。刘：日后可望减少。）

    （三）承办烟饷者应否弥补其损失？（冯：不答。刘：是。）

    （四）对于香港财政有伤害否？（冯：是。刘：是。）

    （五）如以上各问题均是，应以何法弥补饷源？（冯：应征烟土等饷弥补。刘：减军饷及加税。）

    （六）港中商务有变迁否？（冯：否。刘：否。）

    （七）中国政府禁烟，人信之否？（冯：是。刘：中央政府而论，乃出自热心。）

    （八）别有意见发表否？（冯：封闭烟馆有益。刘：如禁烟后，每年少收税饷，又须弥补烟商之损失，其数非少。若果加税以补之，则目下加税，必非众人所愿。）

    在禁不禁烟的关键问题上，两位名流或者完全站到了英国反禁烟派一边，或者态度暧昧不清，模棱两可。

    由于英商的一致极力反对禁烟，华人太平绅士也表示支持，香港商务局于1908年5月16日举行会议，决议反对禁烟。香港总督卢押将下述内容转达英国政府：香港公众意见，不赞成立即禁绝，以贬损香港之权利，但若果假以时日，逐渐推行，则为众人所赞许也。

    这个决议在5月29日的定例局会议上，获得议员士刁活的狂热支持，华人太平绅士何启也立即附和。

    但是，与此同时，英国下院通过决议，要求卢押采取步骤，迅速废除香港等地实行的鸦片烟馆持照营业的制度。在殖民地部大臣的督促下，1909年卢押才明令禁止向禁止入口烟膏的国家出口烟膏，并将年煮烟的限额由1200箱降至900箱。

    香港大学筹办一波三折

    1907年7月28日，卢押到任。12月，到圣士提反中学主持颁奖礼，他致词时说：香港已经成为一个大城市，但尚欠缺一间大学，实属美中不足。希望热心教育的人士，致力创办一间大学，为社会培育人才，建设香港。他认为，香港已经具备了建大学的条件。

    据元邦建所著《香港史略》介绍，英国占领香港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活动中心，限于商业交易，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不关心，所以有人称港英政府是“商业政府”。香港最早的一间英文书院是1843年从马六甲迁过来的，这所英华书院，由英国教会人士主办。同年，另一所教会学校圣保罗书院在港岛中环开办。香港真正有一所官办学院是1889年创立的中央书院，后来改名为皇仁书院。香港还有一所学校是中国人于1843年办的九龙义学。到了1866年，全港只有16所学校，学生人数1870人，而且全是英文学校。后来，陆续又兴办了一些中小学校。1891年，华商刘伯铸觉得华人占绝大多数的香港，只有英文学校而没有中文学校，“实属不当”。便发起开设中文学校——育才书社。以教中文为主，英文其次。1906年，在弥敦任总督时曾举办过一所工程技术人员训练班，翌年改为香港工学院。

    卢押上任前的十年，即从1896年到1906年整整10年，教育处于衰退和停顿状态，学校不但没增加，反而减少了。1896年全港也只有学校120间，学生7301人。到1906年，学校只剩下85间，在这种情况下，卢押提出创办大学，是难能可贵的。

    卢押创办香港大学的建议，英商么地首先表示支持，愿捐助15万元作为建设大学经费，另捐3万元作为大学基金。这是第一位响应卢押创办大学的英国商人。

    卢押估计，创建一间大学需要一百万元作为基金，另外还要建筑、设备费用，政府只可拨给土地，款项无法支付。所以，1908年3月18日，卢押邀请全港富商开会。即席组成一个筹款委员会，研究建校的全部计划及开支。会上，选出筹备委员8人，主席一人，共9人。主席由遮打勋爵担任，委员计有：律师兼医生何启（华人），总医官爱建臣，工务司翟咸，状师普乐，皇仁中学监督胡礼，医生谭臣，西方商人端纳和保利氏。

    香港大学筹备委员会经过半年的工作，于9月25日完成一份与卢押观点相反的报告书，呈给卢押审阅。报告书说，全体委员认为，建立香港大学的条件尚不成熟，因为要建一所综合大学经费庞大，无法筹集。

    根据该报告书所提出的经费预算，即使香港大学只设医科和工科，基金也要100万英镑才能维持，购置校内用具也需要1万英镑，而建筑费用尚未计算在内。

    在大学兴建计划告吹之际，何启提议，香港大学如果设有中文科目，海外华侨及国内绅商和香港华人都会全力支持，经费是不必忧虑的。

    根据何启的意见，卢押提出，将华人西医学堂与工业学校合并起来，就可成立一间大学。因为华人西医学堂和工业学校都有正常经费，开支问题便可解决。么地氏捐出18万元，再加上其他捐款，就可兴建校舍。以后慢慢再增设其他学科，一间具有规模的大学就可以逐渐成形了。

    卢押命筹备委员会催收捐款，准备先建小规模的校舍。但是，原来答应捐款的英商么地氏称，筹委会曾经宣布，筹款达到11万英镑时，才可收集捐款。现在所筹得的捐款，距离11万英镑尚远，他有理由把捐款延期交付。

    卢押本来打算收到么地氏的捐款后，先兴建两座普通校舍，大学就可以开课，既然么地氏不肯依期付款，那么，建校的款项只有重新筹措了。

    卢押邀请中西商界人士参加募款委员会，发动华人捐款开办香港大学。答应文科、理科、医科和工科全设。参加募款委员会的华人，计有何启、刘铸伯、吴履卿和郑卓楷等。吴履卿和郑卓楷都是捐款支持西医学堂的慈善家，这次又表示支持香港大学开办。不到半年，就募得款项近128万元。各地华侨听说香港大学设有中文科，可供华侨子弟入学就读，纷纷寄款捐助，对于香港大学的兴建立了大功。

    么地原以为自己捐出的18万元是最大的一笔捐款，后来他获知捐款最多的却是两广总督张人骏的20万元。么地不甘示弱，增加捐款至28万元，保持捐款首席。

    团体方面，捐款最多的是太古洋行，捐出了四万英镑。所有捐款都于1909年12月13日缴交。

    1910年3月16日，香港大学在港岛般含道校址举行建校奠基礼，由卢押亲自主持，并自任校长。

    1912年3月11日，香港大学正式成立。最初开办医科、文科、理科和工科等四个学院。当时工学院学生有31人，医学院学生21人，文学院学生20人。全校只有72名学生。

    香港大学兴建时，各方面捐款源源而来，截至开幕日，共收到捐款147.7万元。

    香港大学创立初期，以英国曼彻斯特、列兹、利物浦、伯明翰等地的新城市大学作模式，制定法例，法例规定设置管理部门，有校董职员会成员41人，评议会成员17人，校务委员会成员则有副校长、助理副校长、教授、全职讲师及教育司。英语为教学语言。

    当时攻读的中国学生每年交学费43元，远较去英国攻读的二百英镑学费便宜。

    为了纪念卢押为香港大学的创办作出的贡献，香港建成一条环绕太平山的道路，命名为卢押道。该道环山向西的一面，全属峭壁，只好建立一条栈道，成为香港八景之一，名曰“天桥雾锁”。香港大学教学楼“卢嘉楼”、宿舍中的“卢嘉舍”都是用他的名字命名。

    卢押任内，香港经济比较活跃，华人企业迅速发展。华人企业在港主要是经营商业贸易和发展工业。香港的织染业一直为华人所垄断，直到现在，华资在这个行业中仍然占主要地位。1908年利民兴国织袜厂在港创办。1911年绍兴织造厂创立。1914年又有大兴织造厂创建。在食品饮料方面，1906年设立的安乐汽水厂。1908年的林宏隆玻璃厂。这些中国人经营的工厂企业，规模虽然不大，资金也不是太多，但对于活跃香港市场，推动香港经济的发展，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gfgfhgfhfghfghfg

    这一时期香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很多，但是，卢押的前几任通过战争，强逼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新界划入香港，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新界的名称，是指英国人新租借的领土，包括大屿山等二百多个岛屿，面积约975.1平方公里，农田约四万五千亩，占新安县全县面积2/3，与南九龙连成一片，甚为可观。这片宽广的土地，为香港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充分的人力资源。新界原为农业区，这就有了为香港市民提供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的基地。

    第十三任总督弥敦认为，新界是香港的理想工业地带。1907年，他卸任前在立法局郑重告诉香港市民：香港的前途将系于新界工业的发展。弥敦确实很有远见，经过八十年的发展，新界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卫星城镇，香港不少工厂设在新界。

    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还由于中国内地一批资金、劳动力的流入。这时，中国内地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爆发，在全国范围内冲击着各个角落和各个领域，不久，广东陷入军阀混战与割据的混乱局面，一批前清遗老，携带家产和亲眷逃到香港，也有一些工商人士出于寻找一个安定的经营环境，携资带员流入香港，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注入了资金和技术力量。这一时期还有一批从北美、澳洲、南洋一带归国的华侨，在香港停留定居。他们带来了资金、设备和管理经验，也为香港经济的繁荣发展增加了动力。

    卢押上任的第二年，1908年9月，在香港的报纸上，围绕种族歧视的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当时有两个美国人写信给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信件的大意说，香港政府治理地方办法不恰当，公共场所充满不洁净的华人，西方人欲避之不可得。应当在电车及公园等公共场所，另设西方人座位，以分别中西界限，并可避免与不洁华人接近。《南华早报》发表了这封恶意的信函。

    本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香港，种族歧视已经十分严重，香港的中国人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此信刊登后，全港中国人为之哗然，认为这是鼓吹种族歧视的谬论。一位名叫李惠霖的华商致函《南华早报》，痛斥美国人的荒谬言论。他的信函说：“贵报十九、二十两日所登美人之投函，立论荒谬已极，不得不辞而辟之。近日有一种外国人，初到中国未久，即忘其本来天良，奇想百出，自高自傲。当其未离祖国前，家中一切杂务，如刷鞋、扫地、洗涤碗碟等工作，多自料理，不以此为贱役而不肯为。来到中国后，不及数月，则气象顿更，妄自尊大。余料投函贵报之美人殆其类矣。此二君者，竟忘其在中国毫无所益。此等西人，华人皆欲速去。请问此二君，假如尽屏华人于香港之外，二君能挽回香港之地位否？盖香港繁荣多赖华人之力也。彼若憎恶华人欲避之而不能，何不另图他处以避之。本港建设进款多征之于华人。此二君倡议禁华人入公园，划分中西界限，直无异将华人自行出资购来的权益而剥夺之耳。吾忠告二君慎之，毋再为此谬言也。再者，前者毁谤华人者，华人虽鄙之而缄默不言。近日中国民智日开，有毁之者必不容已也。”

    李惠霖的信函发表以后，有一个署名苏格兰人的，写信在该报诡辩说：“阅李惠霖复函，语近闪烁。查自开辟香港以来，至有今日者，皆英人之功也。吾是指全国人而言，非指个人而言。吾请李君直接答覆，不可支吾其词。英国商人开辟香港之功何等伟大，英国海陆军对于香港，其功之高又若何；英人输纳之赋税，香港防备之费多半赖之，功又若何，李君之函，以英国因运鸦片入中国战胜而得香港，引以为耻，然而非此之战，香港何得为英属乎？因鸦片与中国决战之事，以为可耻者，只英国国内一部分之人而已。”

    苏格兰人的信件发表以后，李惠霖很快复函驳斥，信函说：“苏格兰人之信，殊欠情理。盖吾人各有意见，各可抒发自己意见。不能强人意见如是，他人未必如是，况亦与现在所研究之中西界限，问题相离太远。苏格兰人之意见虽如此，我华人之意见，未必为其所移也。伊欲分清英人之功若何？华人之功若何，此可听之，吾人应置不理。华人的金钱为英人取去者，已不知多少矣，苏格兰人其亦思之乎？不有华人的工商及华人的资财，则英国商务又何能若是其发达。”

    李惠霖信件中所阐述的观点，反映了占香港绝大多数中国居民反对种族歧视、维护民族尊严的心声。明确“太平绅士”职责

    有人称，“太平绅士”是英国侵占香港后出现的土特产。该名词由英文JusticE oF thE pEacE翻译而来，是治安官或治安委员的意思。1843年，英国驻华全权代表兼香港总督璞鼎查组织了治安委员会，任命了第一批治安委员。当时翻译把治安委员译为“太平绅士”，这种译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

    香港最高的山峰叫香炉峰。一百多年前，“海盗”张保仔带领人马住在山上，在山下设立东西营盘，利用山峰作瞭望台，海上有商船经过时，就扯起旗号通知山下营寨，出动船只去截拦，所以香港人也把香炉峰叫做扯旗山。英国人占领香港后，仍然利用山峰作为扯旗指示船只进出港口，扯旗山名字继续沿用。但是，香港人多半称扯旗山为“太平山”，大概翻译受山名影响，把治安委员译做太平绅士。一百多年来，香港从未有过太平，叫作太平山，只是山下居民的一个祈望。

    早年的太平绅士，是由港府英国官员兼任，称为官守太平绅士；由英国商人担任的太平绅士，称为非官守太平绅士。在非官守太平绅士中不少竟是武装走私的鸦片商。开埠之初太平绅士的职责，表面上是管束在香港及中国其他地方的英国侨民。那时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在香港及内地，中国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活动不断发生。太平绅士的职责实际上是协助英军及警察维持殖民统治秩序，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

    早年的太平绅士对香港政治有一定影响。最初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就是由太平绅士提名推荐的。到19世纪下半叶，太平绅士除了维持殖民统治秩序，还参与许多行政事务。

    第九任港督宝云于1886年颁布的《维持治安条例》中，赋予太平绅士极大的权力。条例宣称在发生扰乱治安的事件时，太平绅士有权命令在场及当地其他人协助维持秩序或拘捕扰乱者。拒绝协助者，要受一定程序审判处分，课五十元以下罚金或三个月以内监禁，而且，无论有无搜查证，太平绅士都有权自由进入民宅搜查嫌疑犯。

    到了卢押在任期间，1908年2月发生了“二辰丸案”。一名姓柯的商人购买日本军械，用日本轮船“二辰丸”运抵澳门海面，被清军舰只缉获。日本人对清军扣船事件提出抗议，两广总督张人骏惧怕日本人，竟赔偿其所谓损失，并鸣炮谢罪。上海两广同乡会、政闻社等团体致电广东表示反对，并发起抵制日货运动。香港同胞积极响应，组织了“振兴国货会”，大力抵制日货。凡出售日货的商人都受到了群众制裁。出售日货的商店，橱窗被石块击毁，囤集的日货被搜出焚烧，有的店主与店员甚至受到割耳惩治。爱国同胞还组织了“敢死会”等组织。西环海旁有两座货仓，存放着大量日货。“敢死会”将货仓包围，准备冲到里面将货仓捣毁。正在这时港府竟派出大队警察赶到现场镇压群众，开枪打伤数人。香港总督卢押甚至调动陆军进入市区协助警察镇压爱国民众。但是，爱国同胞群情激愤，“敢死会”依然四出活动。日本领事不断找港英当局交涉，要求有效地镇压。根据日本人的无理要求，总督卢押依照1886年《维持治安条例》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太平绅士的职责，颁布了以下限制中国人抵制日货行动的规定：

    （一）凡本港太平绅士见有扰乱之事出现，可饬令附近之人协同平乱，拘拿犯人，以保治安，倘无故而不允助力者，监禁三月。

    （二）太平绅士见有聚众扰乱之事须先晓以禁例，着其即行解散，不听则拘之于禁，监禁三月。

    （三）除日用手作器具外，凡一切军械刀剑等类均不准携带收藏，倘有违犯者，监禁六月。

    （四）滋扰治安携藏军械之人除处以别种刑罚之外，兼可判以鞭笞之刑。

    （五）太平绅士可以自己或饬令差役人等入屋拘捕嫌疑滋事之人，并搜查军械。

    （六）倘有联同罢市或禁吓铺户贸易阻碍搬运货物，或阻人购买货物，则拘控罚银五十元，或监禁三月，或监禁罚款兼行。

    （七）倘缉捕查出犯例扰乱治安之人，报由督宪会同议政局不分其曾否入英籍，将其递解出境。

    根据这些规定，太平绅士完全站到了香港居民的敌对面去了。后来，在香港大罢工期间，太平绅士曾再次站在广大中国爱国居民的对立面，承担过检查邮电、报纸新闻等事务。不过到了后来，由于警力增强，“太平绅士”这个称号与“太平”（维持治安）二字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仅仅是港英当局赐予的一种荣誉头衔罢了。

    限制辛亥革命在港影响

    经过孙中山多次武装起义和思想酝酿准备工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先后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在香港华人中也引起强烈反响，多数香港华人都同情和支持辛亥革命。据当时香港《德臣西报》的消息，每100个香港华人中，有99个对革命运动表示同情，“75%是狂热的、不顾一切的同情者”。

    11月9日，广东宣布共和独立，香港许多知名人士参加了广东军政府的领导工作。新政府刚刚成立，面临财政困难，香港华商踊跃捐款支持。广东政府财政司长李煜堂到港筹借资金，很快筹借资金近百万元。

    11月12日，香港华人关闭店铺停业举行庆祝活动，据报载，这次庆祝活动，光燃放鞭炮即花费10万港元。港人由清政府的被推翻和革命的发展而激起的狂热情绪，可以想见。

    对于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港府十分不安。面对香港广大民众对革命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总督卢押既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表示理解民众的情绪，又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极度恐惧，因此，采取种种措施加以控制，防止中国内地革命运动的发展危及到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

    港督卢押对辛亥革命及香港华人的表现所持的态度，余绳武、刘蜀永先生主编的《20世纪的香港》一书有如下记述：

    11月6日，香港华人为武昌起义成功举行庆祝活动时，卢押即派出一支特别的警察巡逻队在各个街道巡视，防止骚乱。他本人整个晚上守候在电话机旁，与警察保持联系。卢押准备，一旦发生骚乱，立即派巡逻队前去制止。

    当卢押获悉香港华人准备举行活动庆祝广东宣告共和时，于11月11日将立法局的两名华人议员何启和韦玉请到督宪府询问。韦玉解释说：在香港，人们的感情很容易倾向共和派一边，不可能制止举行活动，而且这种活动仅限于燃放鞭炮两小时和关闭店铺。卢押当即表示反对举行任何活动。他指出：不能正式承认共和国，其地位尚不稳定。同时，猜想北京易帜而自发举行活动是可以原谅的，当局可以视而不见，但对违反法律的事情，不能再次视而不见。经过何启和韦玉反复解释，港督最终决定，命令华民政务司就庆祝活动一事发布通知，允许11月12日中午12时至下午2时燃放鞭炮，以庆祝广州避免了流血。

    香港政府对香港华人与广东军政府的紧密联系充满猜忌和不满。获悉香港华人组织一个旨在恢复贸易的委员会的消息后，港督卢押借机于11月19日召集香港华人领袖在督宪府开会，表明港府对与辛亥革命有关的种种问题之态度。

    卢押表示，他注意到大多数负责和处于领导地位的华人同情革命运动，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如果他们认为这场运动有利于他们的国家和种族，他们同情它是正确的。卢押表示，他并不敌视这场运动，但是在这个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态度不容易忽视。华人领袖应事前将他们拟采取的行动通知港督，看是否超越了界限。

    卢押说，他听说过去数天成立了两个与广东事务有关的委员会，由于其目标为重建贸易联系和结束过去数周灾难性的萧条，他完全支持这些组织。但卢押又说，它们关心的是纯粹的中国政治事务，目的是促进革命，它们不应该在香港落户。这种委员会的会议应该在广州举行，打算出席这些委员会的中国臣民应该在那里去做。

    卢押还说，一个英国殖民地应该与英国政府保持一致。只要与英国订有条约的清政府仍在北京行使权力，而一个未被承认的新政府又已建立，就会使英国政府处于困难的地位。如果有人提出在香港人们公开支持革命党是真的，不仅北京现存的政府会抱怨，日本、德国等列强也会有理由抱怨，而且强烈要求将此事作为在目前的冲突中支持一方的理由，甚至会偏袒清帝国政府而反对新党。

    卢押强调说，他说的这些适用于以任何方式与香港政府有联系的任何华人，特别是立法局的华人议员。

    卢押还强调，不应该允许放置标语，也不应该允许广州政府派遣正式代表来，或公开认捐支持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拟经香港回国，要求英国政府撤消对他的驱逐令。卢押在与何启等华人领袖会晤中谈到此事时说，我刚刚收到朱尔典爵士的电报说，孙中山要求撤消禁止他在香港登陆的命令。我不反对这样做，但条件是，他不在这里定居，亦不在这里进行革命宣传，因为他可以在广州做这些事情。

    1912年7月4日，梅含理抵港，就任第十五任香港总督。任职后期，患心脏病，1918年初由妻子陪同，去加拿大温哥华休养，不料病情恶化，1919年1月27日电请提前退休，被批准，由辅政司史云署理总督。

 梅含理（1860~1922）

    梅含理（1860~1922），也译作梅轩利。爱尔兰人。1922年去世。著有《广州方言入门》、《在香港乘快艇游览》等。

    梅含理大学毕业后考入英国殖民地部。1881年做为官学生受招募来香港，在港担任过政府中各种职务。1891年任当时署理总督柏立基的私人秘书时，与柏立基的女儿夏莲娜结识，以后结婚。曾任水师提督参议、库政司、副华民政务司。1893年~1902年任香港警察司。港英政府接收新界时，他一手创办新界警察队，即后来的乡村巡逻队，俗称“穿山甲”。1902年出任香港辅政司，署理总督。1911年封爵士，由港派往斐济群岛任总督。次年，再从斐济调回香港任总督。

    当梅含理抵港就职时，由卜公码头上岸，和夫人夏莲娜坐上两顶轿子，去大会堂举行就职典礼，途中突然遭人开枪狙击，但未受伤。虽然有惊无险，但是本来严肃而兴奋的就职宣誓仪式，却在惊魂未定中进行。所以，香港人称他为“运气不济的港督”。

    这件刺杀总督案，虽然没有侦破，但可以分析得知，袭击梅含理的理由很多。他是1899年锦田血案的重要制造者之一，新界人民有理由惩罚他。他多年署理警察局，不论是无辜的受害者，还是黑社会人物，也都不会忘记报复他。

    第十五任梅含理1913年7月，梅含理将总登记官改名为华民政务司。华民政务司身兼行政局、立法局、洁净局（市政局的前身）的当然官守议员，主管华人的慈善、社会福利、医疗、教育等工作，包括同乡会、宗亲会、工会等社团的活动，以及生死统计，婚姻注册，报刊登记均属它管辖范围。1969年2月，华民政务司改称民政司。

    1914年8月，英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英籍警官要回国服役，警务人员立即短缺，因此，港英当局决定设立警察学校，校舍就是作为敌产而被没收的德国会所。从梅含理以后，香港警员都是警察学校毕业的学员。

    1914年起，港英当局加强岛上的道路建设，从中环穿过岛的另一面直达深水湾的道路于1915年完成；从中环到浅水湾于1917年完成；往赤柱和大潭的道路均于1918年完成。

    1915年起，一些总行设在中国和新加坡的华商银行（1915年），盐业银行（1918年），中国银行（1919年），新加坡华侨银行（1923年），广东省银行（1929年）等，先后在香港设立分行，开展业务。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欧洲货物往返运输中断，一些小型工业厂家开始在香港设立，产品是毛巾、内衣裤、饼干、香烟、搪瓷用具、手电筒等轻工业之类。

    1915年，惠州督办洪兆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起义反对袁世凯。起义失败，洪兆麟受伤后逃到香港，经过调治身体复原，正准备赴日本去见孙中山先生，港英梅含理当局突然将洪兆麟拘捕。广东都督龙济光照会港英政府，指证洪兆麟为杀人犯，要求引渡回广州。洪兆麟请律师辩护。香港法院竟站在袁世凯方面，宣判洪兆麟“罪名成立”。不久袁世凯称帝失败，龙济光也随之失势，12月24日，洪兆麟才获得释放。

    1916年3月26日，尖沙咀火车站大钟楼正式启用，成为此后半个世纪里香港城市的象征。

    同年，英国政府以参加欧战为理由，要求港英政府广开税源，支持英国的战费开支。港府税源委员会提出，仿照锡兰的办法征收利得税和薪俸税，所得税款全部交付英国。这一建议遭到全港人士一致反对，联合起来同港英当局力争，理由是香港人没有支持英国政府对外作战的义务。梅含理当局无奈，只好改变办法，在香港发行“战争公债”，筹款支持英国政府打仗。

    梅含理21岁到香港，59岁离开香港，62岁去世，一个英国人先后在香港38年，这是很少见的。他几乎一生都交给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事业。

    1898年，梅含理任港府警察总监，破获了一起警署自身包庇私赌的受贿大案。成为香港历史上的著名案件。

    当年，梅含理突然接到一个名叫郑安的密报，称岑某聚众私赌，受警署保护。接报后，梅含理立即调集一批警长，亲自率队，驰往郑安所报上环华里东街去搜查，果然破获了岑某的私赌总机构。在总机关内的复壁夹墙里搜出了支付赌款的总账簿。账簿上清楚地记载着岑某行贿的详细情况，某人在某处任职，职务是什么，每月派送贿款多少等。受贿的人除了警署官员以外，还有港府其他各机关，自最上层的人物以至信差侍役都有份。从岑某特设的仓库里搜出了大批珠宝首饰等等，这些都是赌徒在各赌馆拿来变卖或是赌输了当作抵押品的。其中不少是已经报案的赃物。

    本来，岑某操纵私赌营业，在各方包庇下，消息十分灵通，耳目众多，若是在平时，即使总监亲自来搜查，也会有人送来消息的，因为自有高层受贿人物秘密通知。可是，这次伦敦在举行大型庆典，和岑某有关的几个高层人物都奉派回英国参加纪念典礼去了，没有人能及时来通报，这才阴差阳错被梅含理破获。

    经过审查，岑某经营操纵私赌已有多年，1897年是最盛时期，受警方包庇的私赌馆，集中在上环华里东街、西街、长兴街、四方街一带。赌馆派出招徕生意的“带街”，每日黄昏之后，就分布在大马口、水坑口、大笪地、荷里活道、文武庙等处，拉拢途人去赌博，将他们领到设有赌馆的街口，另有专人领他们到街内开设赌馆的摊馆去赌博。因为有官方保护，当时这种赌馆对于来赌的赌客，还许诺一种保障，凡是在赌馆界内遭警方搜查或是遭劫丢失财物的，事后馆方一律负责赔偿。可见，他们所恃势力之大。

    这起大案破获后，因为牵连太广，影响了港府的名誉，官方竭力隐蔽真相，化大为小，淡化处理。但是，终究账簿记载有据，相关人物，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掩盖的。结果，警方为这一宗受贿案革退14名英籍帮办，38名印籍警察，七十多名华警和翻译人员。总登记官署方面因此而被革职的有首席文案奥斯孟，以及书记、翻译、侍役等二十多人。清洁局、灭火局、裁判署等部门也革退了不少人。

    因为此案潜在势力很大，那个告密的线人郑安，两个月之后，遭人杀害，弃尸河中。

    梅含理任内，祸不单行。1918年，香港发生两起惊动世人的事件，一时成为香港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也是梅含理任内最头疼的两大事件。仅从香港英文《南华早报》的版面安排，就可看出事件带来的震撼。

    《南华早报》封面版向来刊登广告，任何重大新闻均刊登在内页，即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也是放在内页刊发。而1918年初香港发生的这两起社会新闻，使头版广告不得不让位。而且报社记者全力以赴，两宗新闻均发表在头版显著位置，报纸发行量急增，一时洛阳纸贵。

    两宗社会新闻之一是，2月26日发生的快活谷马场大火，遇难者达六百多人，伤者数以千计，是香港历年最重大的灾难性新闻之一。《南华早报》记者深入现场采访，附以图片，比港岛所有中文报纸处理得都突出。

    社会新闻之二是，1月22日发生的湾仔机利臣街警匪遭遇战，多人死亡。

    据当年大火的消息记载，那时马场的看台简陋，观众席全是竹料木板、葵叶等临时搭成的多层简易看台，沿黄泥涌道搭架，直到高尔夫球会附近。2月26日是周年赛马的第二1918年马会大赛日火灾导致六百多人丧生

    天，农历春节刚过，市民还沉浸在新年的浓重气氛里，大批市民涌入马场看热闹，甚或赌博发新年财。下午2时半，赛事到第5场时，看台突然倒塌起火燃烧，马迷夺路逃生，秩序大乱。靠近高尔夫球会的看台首先倒塌，看台大火迅速蔓延，此时风大物燥，救火设施不足，一发不可收拾，人群拥挤，互相践踏，现场遗留尸体六百多具，伤者数千人。死者之中不少是显赫世家子弟，当时欣赏赛马是高级娱乐，平民百姓难有机会入场。

    调查起火原因，证明是马场内的看台倒塌，引着台下熟食摊贩的炉火造成。场内看台下面有不少卖熟食的摊档，现烧现卖，干燥竹木材料落下，打翻炉火，燃着竹棚，慌乱之中，扑救不及，酿成这起惨祸。因为该年是戊午年，所以又称“戊午惨案”。事后有关方面将遇难者遗骸合葬于咖啡园坟墓。

    《南华早报》评论这次大火灾认为，比开埠以来任何一次灾难都严重。火灾之后，该报继续报道遇难者的身世及善后事宜，封面版仍然大部分版面刊发追踪新闻，保留一部分刊登广告，报纸畅销持续多时。

    至于1918年1月22日的机利臣街警匪遭遇战，是香港历史上有名的警匪大枪战。当然，在20世纪后半期的香港看来已经很平常，但是，当年香港人口少，明火打劫案件不多，匪徒敢于持枪向警方挑战者更少。1月22日这次遭遇战，双方相持达18小时之久，匪徒3人死亡，3人逃去；警方4名帮办、警察死亡，5名受伤，损失惨重。

    事件发生之前，警方追缉一批盗枪匪徒。22日，帮办和警官带领一批华籍探员到机利臣街4号及6号调查，该处房屋前面是店铺门面，后边是居室，里面住了好几伙人，刚好盗枪案犯是其中一伙，私藏多种枪械。帮办和警官进去检查时，匪徒首先开枪射杀两人。湾仔差馆接报，立即派出大批警员赶到增援，遭遇战中又有两名警员丧生。中央警署得报，即派总监麦赛率队增援，布置包围圈，严密封锁机利臣街六号房屋。里面既有警员又有居民百姓，一时不好下手。消息很快传遍全港，赶来看热闹的居民人山人海。政府许多高级官员赶到现场指挥。到下午1时，警察司出身的总督梅含理与驻港英军罗拔逊少校及陆军一些军官到现场视察指挥。

    双方进行多次喊话，最后制服看守6号楼门的一名匪徒，警方才冲进屋内，发现稽查苏利云中弹5发身亡，警官可力身中4枪而死。结束战斗时已是次日凌晨四时。gfhfghfghgfh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参战国的胜方之一，对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抱有很大希望。1919年1月，召开巴黎和会。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代表团在和会上提出了废除势力范围，归还租界、归还租借地、取消《二十一条》等要求。但是，英、法列强控制的巴黎和会拒绝讨论中国的提案，并且通过了一个损害中国权益的方案：日本将获有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

    1919年5月4日，北京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侵占我国山东的各种特权的无理决定，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运动很快扩大到全国各地，成为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香港同胞也纷纷行动起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激情。对于中国人民的这场爱国运动，梅含理政府在香港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在香港的势力得以扩充。当时，英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之一，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争霸欧洲，在远东地区力量空虚。为了在远东与德国相抗衡，英国政府策划借助日本的力量牵制德国。早在1914年8月4日，英国驻日本大使格林会见日本外务相加藤高明时提出，当大战波及远东，香港受到德军袭击时，英国希望日本能给予援助。8月7日，英国政府又正式照会日本政府，希望日本舰队在中国海攻击德国舰队。英国企图依赖日本的力量，维护其在远东的殖民利益。

    英国的要求，正中日本军国主义下怀。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忙于战事之机，扩充在中国南部的势力。短时间之内日本在香港的侨民人数即远远超过了欧美各国。在香港岛皇后大道一带，日本人竞相开设商店，经营古玩字画、书籍文具、瓷器漆器、药品杂货，以及理发、照相等行业。因为日侨人数众多，他们还在香港开设了主要是为日本人服务的马岛医院和日本小学。在军事上，日本军舰经常到中国南海游弋，停泊在港岛附近。

    据顾维钧回忆录记载，大战期间，英国就对日本有过承诺，支持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大战结束，英国非常感激日本“在战争中的贡献”，所以，在巴黎和会上英国极力支持日本。

    根据英国政府的亲日政策，梅含理政府在香港一方面对中国居民采取高压政策，严订警律，凡集会游行都要经过华民政务司及警察司许可才能举行，否则便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驱逐出境。另一方面港府对日本人则采取保护措施。“五四”运动爆发后，港英当局更是竭尽全力镇压中国居民的爱国行动，保护日本在香港的势力。

    对于梅含理的媚日行为，香港居民非常气愤。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不顾港府的规定条例，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十分活跃。各私立中文学校的教师在讲台上慷慨激昂，陈述国耻，启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有些学校以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为作文命题，引导学生参与爱国行动。许多学生把家里的日货清理出来，集中到荷里活道中环警署附近当众焚毁，表示对港府镇压政策的蔑视。私立陶英学校的学生，手持“爱国伞”（内地生产的纸伞），上街游行，高呼“提倡国货”的口号。皇仁书院、圣士提反、英华、圣保罗等著名学校的学生也都分别举行集会，并决定成立“学生联合会”，草拟章程，准备联合行动。

    面对香港知识界高涨的爱国热情，梅含理极度不安，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防止事态扩大。港府首先命令全体警察一律取消休假，处于警备状态，同时，加派武装警察在日本人商店门前及附近街道日夜站岗巡逻，对日本侨民严加保护，保证日本人的物品和饮水供应。梅含理还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办法，征集后备警察，配足枪支弹药，日夜在街道巡逻，随时准备镇压香港人民的爱国行动。

    对于港英当局的镇压，香港各阶层民众非常气愤，纷纷行动起来加以抵制。居住在湾仔的市民拥至日本商店门前示威，投掷石块，捣毁橱窗，高呼抵制日货的口号。家庭妇女拒绝使用日本火柴；商人在华商总会集会，议决提倡国货。先施、永安、大新、真光等大百货公司，宣布以后多采办国产丝绸、苏杭杂货，欢迎各界人士到公司检查有无“仇货”。一时间阴丹士林及爱国布等国货十分畅销。

    对于香港民众的爱国运动，日本政府十分恐惧，派出“长门”、“陆奥”、“扶桑”三艘新式巨型战舰，驶泊在鲤鱼门外，炮口直对香港，以示威胁恫吓。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还发出照会，要求港英政府取缔有反日言论的报刊书籍。港英当局与日本紧密勾结，共同对付香港爱国同胞。港府华民政务司通知《循环日报》、《华字日报》等中文报纸，“不准煽动抗日爱国，妨碍治安，不准提帝国主义等词语”；香港教育司指令汉文视学官检查全港各私立中文学校，如有采用上海会文堂出版的《初等论说文范》作为课本的，立即禁止。因为该书有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内容。警察司还派出警探到书市搜查，看有无《初等论说文范》积存，如有发现，立即没收。

    尽管如此，经过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已经深入香港人心，香港的社会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部分爱国学生节衣缩食，解囊捐款，在西营盘及荷里活道租赁地方，设立“策群夜义学”，亲自担任教员，免费供应书籍纸笔，教育贫苦儿童。各行各业的进步工人逐渐团结起来，组织工会。青年学生抛弃旧礼教，提倡科学，提倡男女平等，社会风气大大改观。

    在港府官员中，设有华民政务司，专门管理中国居民的一切事宜。最初称为抚华道，后来改称华民政务司。司署首长由英国人担任。首任抚华道是英籍德国人吉士笠。署内的职员被称为“师爷”，“师爷”负责署内的文书，文书多用中文。居民有事上书政务司，须用“禀帖”，居民的禀帖或与政务司对话，抬头称“大人”。这一连串的名词，都是中国传统的词汇，大概是英国人用以笼络华人的手段，抑或师爷们的杜撰。

    华民政务司的日常事务很繁杂，港岛与九龙之间，港岛与澳门之间往返船只的牌照，码头工人、街头轿夫、车夫、摊贩的牌照，全由华民政务司签发。更夫巡逻街道，大小庙宇的承投，妓院旅馆、慈善团体等都由政务司管理。在发放牌照、承办投标等事务中，司署上下，明里暗里，收银应当颇丰。

    华民政务司除繁琐的日常事务外，还有更重要的政务，例如，审查中国人的公开函件，检查各单位的升旗降旗，等等。陈谦先生在《香港旧事见闻录》中，曾经记述过一个抚华道刁难华人文字罕见的故事，很能说明华民政务司的功能。这个故事，发生在梅含理总督上任初期的抚华道诺克身上。

    香港神庙的一切事务，例如神庙的历次出会、舞龙、舞狮、点睛开光等活动，多在荷里活道的文武庙或铜锣湾的天后庙举办。对于这些活动，华民政务司每每不惜纡尊降贵，亲往主持。1912年，上环荷里活道文武庙举办关帝爷诞辰庆典，在文武庙关帝诞劝捐小引里，用了“华夷杂处”一句话。华民政务司看罢，对“夷”字大为不满，认为是贬低英国人，有排外含义，执意追究。这篇小引出自谁手，并没有署名。华民政务司不问情由，就把在水坑口开业的中医刘香石传讯。当时刘香石正在医馆为人治病，差役突然到来，并且大声说：“你是刘香石吗？华民大人叫你到署谈话。”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传呼，刘香石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向差役问清原因。差役阴阳怪气说道：“你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大人传讯就是要问你自己，不关我事。”刘香石看到差役的恶劣嘴脸，便热情招待茶水钱，并且陪笑脸请教，差役才告诉他，是因为文武庙建醮劝捐小引的一句话。在场的同仁都站在刘香石一边，支持他去和华民司争理。

    刘香石读过四书五经，通晓“夷”字的含义，如何与华民政务司对答，他成竹在胸，十分镇定。按照指定的时间，他穿着白布长衫，手持象牙柄雕羽扇，鼻架金丝眼镜，脚穿厚底毡鞋，大摇大摆走进华民政务司署。

    华民政务司诺克一见刘香石即大声斥责道：“你身为文武庙值理，为什么劝捐小引内用‘华夷杂处’一句。夷是‘番鬼’，简直是侮辱大英帝国。你在香港行医，受了英国的好处，居然用此恶毒的词句，煽动群众，究竟是何居心？有无受别人指使？”

    华民政务司气势汹汹。刘香石却手摇羽扇，慢条斯理地说：“这小引是我自己执笔，并非受任何人指使。我是中国人，读过《孟子》。《孟子?离娄》篇内曾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这章书的‘夷’字，明明说舜为东方的圣人，文王为西方的圣人。夷字是代表地方性的，不一定是指大人所说的‘番鬼’啊！孟子既以‘夷’字说舜与文王，所以我用‘夷’字代表各国人，绝对是有所根据，不是存心恶毒。你大可翻开《孟子》看看。”

    诺克听了，明知是刘香石强辩，也无法加以反驳，更不能治罪，只好改变口气，心平气和地说：“刘先生真是博学，能引用古书来说明夷的含义。”同仁们都为刘香石驳倒华民政务司而高兴。

    1919年9月23日，史塔士就任香港第十六任总督。至1925年10月。延期一年。

 史塔士（1876~1947）

    史塔士（1876~1947），又译司徒拔。英国人，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任锡兰辅政司多年，有殖民地行政管理经验。

    1919年9月任香港总督后，1920年，史塔士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香港的经济资源，研究香港经济及商业国际化问题，并制订工厂法及有关法例。同年邀请社会人士和教育司署代表合组教育委员会，制订香港教育政策。创立英文书院，以加强港岛英文中等教育。又开拓港岛东区及北角海滨的大片土地，兴建筲箕湾至石澳、黄泥涌峡至浅水湾、深水湾、香港仔等公路；开设九龙巴士公司和中华巴士公司。1925年10月离港，赴牙买加任总督。曾受封爵士。1947年去世。

    史塔士任内，工人运动不断，重大的就有“省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使香港海陆交通陷于瘫痪。英国政府不得不把史塔士调回伦敦，名为商讨局势，结果一去不复返。

    两次历史性大罢工均发生在史塔士任内，但责任并不完全在他。他上任前的1910年至1919年十年间，通货膨胀严重，米价上涨，房租成倍提升，工人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劳资双方矛盾尖锐，劳资纠纷蓄势待发。但是，史塔士对工人运动采取了敌对的态度，没有处理恰当，连伦敦也不满意。

    从史塔士开始，港督译名逐渐中式化，如郝德杰、罗富国、杨慕琦、戴麟趾、麦理浩等。

    史塔士上任伊始，便赶上香港百年不遇的大粮荒。

    第十六任史塔士香港居民的粮食来源，当时主要是东南亚各国，如越南、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地。香港经营粮食的商行，拥有庞大的资金，与产米地的商人有密切联系，每年收获季节，就地收购，运返香港，资本雄厚的米行，在当地开设碾米厂，就地加工，运回香港存入仓库，然后再批发给零售米商，居民吃到的粮食是零售商的转手货。米价的高低完全由米商操纵，香港政府不予过问。

    香港人口逐年增加，到1918年前后，人口已达五十余万，对于粮食的需求日益增多。粮食问题日渐突显出来。

    1918年亚洲南部地区大雨成灾，稻谷普遍歉收，而1919年该地区又遭受严重旱灾，稻谷杂粮的收获仅得二成。由于连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东南亚各国所产粮食仅够当地居民食用，无有多余出口，香港的粮食来源发生问题。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海上运输船只受到战争破坏，处于修理和补充的阶段。香港与外地的海上运输很紧张。轮船公司也乘机提高米粮运输的运费，更增加了香港进口粮食的困难。当时经营粮食的大商行仓库空虚，粮源又断绝，毫无办法。港府当局对此置若罔闻，使局面越来越严重，市面米价一日数涨，原来每百斤6元，后来升至60元，几天之间便上涨10倍。

    当时的香港市民收入一般都很微薄，家中无有积蓄，挣一天的钱，买一天的粮食，而零售米商又从中作梗，只卖给大户，不卖给购米数量零星的市民，使市民经常买不到米。市民聚集在粮店门外等米，越聚越多，朝夕不散。而警察又不体谅市民的困境，反而以阻碍交通，扰乱治安为名，挥动警棍强行驱赶群众。群众忍无可忍，时常同警察发生格斗，出现流血事件。据陈谦先生回忆，初时只在维多利亚城的环头环尾一带小米店发生警民纠纷，后来愈演愈烈，中环荷里活道的振隆米店，文咸街的恒裕泰米店等繁华地段的大米店，都出现殴斗现象，致使全港居民人心惶惶。

    香港当局看到局势不可收拾，迫不得已，雇用太古洋行的轮船到中国上海、芜湖一带买米。粮食运到香港，港府出面定价，上等米100斤20元，中等米100斤15元，糙米100斤10元，至此，米荒才算得以缓解，风潮暂告结束。

    同孙中山的冲突

    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建护法军政府，展开更大规模的护法斗争。对于孙中山的军政府，英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即不承认这一与北京对抗的地方政权，也不卷入该地方的纷争。但是港英政府却采取了与伦敦不同的态度，对孙中山极为仇视，总督史塔士甚至渴望有人去暗杀孙中山。香港当局之所以对孙中山及其政府如此仇视，余绳武、刘蜀永先生所主编的《20世纪的香港》曾作过具体深入的分析：

    香港与广东有着特殊的地缘与人缘关系，因此，广东在港英当局发展对华贸易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香港输往华南各地的货物绝大部分须经广东分发，另一方面，华南及西南各省的土特产品也要经广东转运香港出口。港英当局为此控制了广东的水陆交通、铁路和能源等主要经济命脉。可以说，香港作为远东转口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除其自身的条件外，广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香港政府对于广东政局的变化格外关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倡导者孙中山先生抵粤，是对在粤拥有巨大权益的港英当局的威胁，当然也就不为他们所容。

    第一个冲突首先围绕着广州政府收回海关所欠关余而展开。为解决财政上的紧张状态，1920年年底广州军政府照会北京公使团，要其饬令代管关余的银行委员会将广东地方应得的13.7％的关余立予摊分。遭到了公使团的拒绝。1921年1月，军政府毅然宣布，将从2月1日起收回护法省区各海关的管辖权。对于军政府这一举动，香港当局担心会直接影响粤港间的贸易，抢先采取了行动。在军政府宣布将接管海关后不久，港英当局即派遣两艘军舰驶往广州，在粤海关示威恫吓。英国外交部也要求香港对广州实施经济封锁。但英国殖民地部对此则持谨慎态度，提出应首先听取香港总督的意见。

    史塔士与香港总商会的代表磋商后，向殖民地部建议，封锁广州，列强应联合采取行动，若香港单独采取行动，势将危害香港的利益，而其他列强定将从中获利。

    孙中山鉴于列强态度强硬和广东政局的动荡，认为采取行动为时尚早，宣布暂缓接收海关。

    广州护法军政府与港英政府的第二次冲突是围绕着废除“卡赛尔煤矿合同”一事进行的。

    所谓“卡赛尔煤矿合同”，是港英为掠夺广东矿藏与桂系军阀签订的合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解决燃料的缺乏问题，英国打算在广东开发能源。经港英政府安排，英华工程师协会派人对广东省进行了地质勘探，香港英资企业汇丰、怡和、太古等大公司均参与了开发计划的制定。经史塔士推荐，英国政府最后选定了由退伍少校卡赛尔提出的计划。1920年4月，卡赛尔公司与桂系军阀莫荣新草签了合股开采煤矿的合同。依照所签合同，英方有权开发广东的煤矿及控制全省的水陆交通，修建连接广九和粤汉线的铁路。

    孙中山和护法军政府赶走桂系后，宣布该项掠夺广东矿产资源并享有多种特权的合同为非法，不予承认。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和港督史塔士亲自出马，妄图使广州政府改变立场，夺回英国即将到手的利益。

    杰弥逊多次致函广州政府，声称他要保护英国公民的“权利”，要求广州政府承认卡赛尔合同。卡赛尔公司同时表示愿意修改合同，减少英方所获利益。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明确指出，卡赛尔合同对广州政府来说是一纸空文，无任何效力。广州政府的总体思想是矿山国有，外国资本如欲开发，必须符合平等互利的原则。谈判不成，史塔士专程来到北京，以帮助北京政府“困迫新政府”、“售卖和运送军械予广西陆荣廷”为交换条件，要求北京政府承认和履行卡赛尔合同。孙中山废止合同的决心毫不动摇，他对许多英国人说，“请他们到别的地方发财去，广东的矿山，是留了给广东人的。”

    面对孙中山的强硬态度，史塔士采取了从内部分化广州政府的措施。广州军政府重建后不久，英国政府便察觉到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存在的矛盾。对于孙、陈不睦，英国外交部坚持其不卷入中国地方纷争的政策，而香港当局则加以利用，从中挑拨分化。

    在史塔士的授意下，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港商刘铸伯提出了一项援助陈炯明的计划，在香港和广州两地为陈炯明募集资金，从财政上支持陈炯明，要求陈炯明向北京政府妥协，与孙中山断绝一切联系。1921年3月26日刘铸伯专程前往广州，与陈炯明举行了会谈。

    史塔士向英国殖民地部报告说，他特别希望殖民地部同意这项计划，因为这将会给香港带来无穷的好处。殖民地部拒绝了史塔士的建议，指出：“香港卷入广东政府内部事务是极其不明智的举动。”因为英国内部的分歧以及陈炯明回绝，这一从内部分化瓦解广州政府的计划才告夭亡。

    1921年春天，孙中山建立正式政府。4月7日，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正式宣誓就职。

    5月4日，港府华民政务司派人贴出告示称，接总督口谕，禁止香港华人集会庆祝广州新政府成立；5月6日华民政务司再次告示称，接总督令，禁止为广州政府在港筹募款项。

    5月13日，广州政府照会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抗议港府颁发告示，禁止香港人民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和为广州政府募捐。照会指出，港府这一举动非常不合时宜，它不仅污辱诋毁了孙中山大总统和广州政府，而且为外交史上所罕见。照会要求香港总督对此做出解释。

    5月23日，史塔士对广州政府的抗议作了答复。他推说，告示发布时他不在香港，此事未经过他的批准，他对告示所使用的不礼貌语言深表歉意。同时又称，他所反对的只是告示所使用的不礼貌措词，对告示所表达的宗旨完全赞同。港府只承认北京中央政府，因此，香港政府不可能允许在港为敌对一方总统的就职举办庆祝活动和为其筹募资金。

    5月24日，伍朝枢致函杰弥逊，对史塔士的说辞进行了驳斥。伍朝枢指出，香港当局干涉香港居民举行庆祝活动和对本政府给予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其行为明显超越了英国政府所奉行的友好中立的界线，属公开的敌对行为。香港居民中99％为华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均强烈支持本政府，香港高级官员对本政府所作出的任何敌对言行，都将使香港居民感到愤慨。香港政府应彻底取消和废弃所发告示，从而使粤港之间恢复友好关系。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认为，香港政府的举动不得人心，致使一向敌视国民党的一些中国人都对广州政府表示了同情。明智之举是取消所发告示。香港各英文报纸对港府的做法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史塔士害怕事态恶化到影响商务关系，尤其是引起外交部的责问，不得不有所收敛。不久，香港政府将告示收回。

    史塔士到任的第二年，1920年，香港当局通过了一项新的社团法案，放松了对社会团体登记的限制。香港的工人运动，又恢复了公开活动。这一年4月，爆发了抗议生活费用上涨、要求增加工资的大规模罢工斗争。罢工的主要力量是5000名香港机器工人。他们要求资方加薪40％，反对外国资本家借口经济衰退辞退工人，有26家不同企业的九千工人参加了罢工。由于罢工工人的要求得不到合理解决，许多工人纷纷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在广州他们得到广州机器工人的欢迎和支持。经过反复协商，4月19日，港英当局最后终于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提高工资32％。随后几个月内，新的工会大量涌现，小规模的罢工连续不断，以致酝酿成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各国商船的客运和货运量迅速增加，轮船公司经营状况改善，获利不少，于是连续给船员加薪，但外国资方只给外国船员加薪，华人船员做同样的工种，甚至比外籍船员工作量大，工资却比外籍船员少很多，有些轮船上的杂役甚至不给工资，他们的收入就只靠乘客的小费。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状况，香港华籍船员一直心怀怨愤。

    香港中华海员联合工会首先发难，致函英国的太古、渣甸两洋行，日本的邮船公司、大阪商船株式会社，以及美、荷等国的轮船公司，要求从1922年1月起，华籍船员月薪增加30％，并限期资方答复。

    接到海员联合工会的函件后，各轮船公司立即开会研究对策。据古鲁先生的专栏文章记载，会上有人说，我们雇用华籍海员，是让他们有饭吃，而且他们的情况已比国内的中国人好得多，而他们还不满足，简直是无理取闹。对于海员工会的信函，可以不理。如果工人有什么行动，就解雇他们，让他们尝受一om失业的机会，别再身在福中不知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