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不可思议》 序言和目录 本书曾以《死亡与童女之舞》为名七年前在台湾发行，此后不断有内地的出版公司来邀约，希望也能够在大陆出版这本书，但我始终下不了决定。直到结识了黄明雨先生，得知新华立品图书公司已经译出克里希那穆提的多本著作，而且逐渐在读者身上产生了启蒙效用，才欣然决定与大陆读者分享这部深受克氏影响的前传。 在过往的七年里，我的生命经验继续在深化及精微化。透过两性与亲子关系的发展，我进一步地体认到童年经验对人的一生有多么重大的影响。此外与工作坊里的学员们共同成长了七年的时间，也更细微地观察到身心灵之间的连带关系。我发现关系的品质确实与人的健康直接相关，而健康又决定了人是否能顺利开展出心灵的成熟度，迈向更高层的意识次元。早期家庭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价值观与信念，会根深蒂固地决定一个人对生命的认知；认知若是扭曲，整个社会也会跟着颠倒。 七年后的台湾社会仍然陷落在“谁对谁错”的较量中，仍然不关怀个体内在世界的福祉与真相，这一点，透过各种形式的媒体便可轻易获知。因此身心灵各个层面的整合观察与研究，在中国人的社会里还有许多发展空间，甚至可能是未来最迫切需要被重视的存在面向。 这本传记若是能帮助读者把人生方向从外求导向内证，也就不枉费我生命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非言语能道尽的艰苦了。 台湾版序 “廓然无圣”是这本书真正的精髓。如果你想在此书中寻找预设的理想或标准，你可能会一再陷入失望，如同我在撰写的过程中对自己的不完美所生起的短暂窘迫一般。但你若是能毫无成见地随着我的生命历程，与我一同朝圣，解构，褪去层层的外衣，裸泳于意识的涛浪里，或许我们能认出彼此都是从“零”中降生的远古生物。 目录 台湾版序 …… 21大陆版序 …… 23第一章动荡的时代，苦难的父母 …… 33第二章生命中的庇护所 …… 65第三章浮华世界，纽约！纽约！ …… 97第四章演员与明星生涯的真相 …… 111第五章爱的试炼 …… 123? 第六章寻道 …… 143第七章五十三参 …… 149第八章生态与环保意识的觉醒 …… 167第九章丧父 …… 171第十章闭关与反观内照 …… 177第十一章穿越爱的试炼与母丧 …… 189第十二章因缘重演——单亲妈妈与独生女儿 …… 213第十三章“灵魂的暗夜”与身心灵自疗 …… 225第十四章单亲妈妈的省思 …… 235第十五章恩宠与勇气 …… 239第十六章死亡与童女之舞 …… 249后记 …… 253 第四章 演员与明星生涯的真相(1) 从纽约回到台湾，我发现《云深不知处》带给观众和媒体的印象仍然留有余温，一年前结识的某些新闻界友人又重新回头来找我，希望知道我在纽约的种种经历。我当时早已把一头长发剪成了中国娃娃头，额前的刘海儿垂挂在看起来相当自然的双眼皮上，新闻界的老大哥宇业荧很直接地告诉我他还是比较喜欢单眼皮的我，另外有些艺文界的友人也怀念我以前的东方古典美。我发现凡是对我说真话的朋友多半能维持比较长久的情谊。透过媒体的报道我似乎助长了当年台湾服装界的中国热，随着年纪的增长和自我认识的深化，我愈来愈清楚中国风就是最适合我的风格，不需要再追随已经技穷的西方设计师们一季一季地跟着团团转，把宝贵的能量消耗在物化而低自尊的向外驰求。 此外流行也只不过是一种心态上的除旧布新罢了，心态如果老旧陈腐，穿得再时髦也毫无新意。 中影公司从群众的反应嗅到了我的潜力，决定和我签订基本演员合约。说实话我当时仍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演技，我想其他的演员也不十分清楚，甚至导演、编剧都是半摸索半凭直觉地运转着他们的创造力。和凡事讲求方法的西方科技世界相比，台湾的电影从业员可以算是天才了，因为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本地出品的影片竟然能霸占整个东南亚市场。就创意而言编剧是所有电影从业员中真正的创意人，演员和导演严格讲起来都是诠释者。然而当时的编剧人才十分匮乏，除了张永祥之外就属琼瑶的作品最有销路了，其后果是每部片子看起来都大同小异，剧中人的对白与独白听起来总是似曾相识，连幕后的配音员都是相同的那两三个人。 导演群中除了老一辈的李翰祥、胡金铨、白景瑞、李行、宋存寿之外，应该数刘家昌的产量最丰，当时大家都称他为“刘疯子”。刘疯子走路快、动作快、思考快，国骂出笼的速度也快；像一场台风似的，他把全组的工作人员吹得七零八落。他要求自己要做个省时、省钱、省人力的导演，因此而创下了三天拍完一部电影的惊人纪录。他片中的演员从这部戏的客厅跑进了另一部戏的饭厅，接着又都挤进了咖啡厅。片尾他通常用蒙太奇手法让男女主角漫步于白浪滚滚的沙滩，配上他自己创作的流行歌曲，终结了一部又一部的“三厅电影”。 刘疯子到今天都是我的好友，他真是个颇值得研究的人类。别人口出秽言总给人负面的感觉，然而他的“六言绝句”即使吐了一百回，你还是觉得童言无忌。他的性格愤世嫉俗，他的人生大起大落，但无论怎样折腾，总能维持住吓人的排场。他看似不忠不孝，可每逢紧要关头，却出落得“忠党爱国”。他的情绪永远写在脸上，他的计划永远挂在嘴里，但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幼稚，因为连最精明的商人也臣服于他的魅力之下。当然这些都是旁观者的简单结论，人性的复杂面只有自己心知肚明。 演员群中有许多高能量的、不吝于展现自我的人，真正吸引我注意的通常还是内敛型的人，其中以郎雄最能引起我谈话的兴趣。虽然合作的机会不多，但我总觉得心灵有些方向是相似的。演艺人员虽然不是个个胸中有墨，却很少有愚钝之人。在这个圈子里工作，也许智识上的收获并不多，但情感和情绪的交流往往是通畅无阻的，视觉上的享受也很充足。当时有许多明星都是“摄影机偏爱的演员”——他们的骨骼构造、脸上的肌肉、身材的比例、肤色与肤质、情绪的展露和身体语言，都能带给观众一份美感和吸引力。国外也有许多这类个人魅力型的演员，他们多半能成为超级巨星，虽然他们在每部戏中展现的都是自己而不是剧中人。 客观地比较之下，我早已认清自己是“摄影机不爱的演员”——我的脸不是“巴掌大的小脸”（这是非常关键的上镜条件），体重则必须维持在四十五公斤左右，脸部在镜头上才能呈现出美感。此外我的气质带着几分冷艳，身材却不够女人，然而我对自己不满意的程度还不到需要丰臀隆乳的地步，所以演出的尽是一些非玉女非艳星的尴尬角色，譬如《梅花》中跳海自杀的女老师、《笕桥英烈传》中高志航跳河自杀的贤妻、中特立独行的舞女、《跟我说爱我》中的叛逆女画家、《酒色财气》里偷汉子的老兵之妻、中的女鬼、《六朝怪谈》中与白马做爱的少女等等。 我在准备这些角色的时候，通常是一星期之前或当天才拿到剧本，甚至没剧本就开拍的情况也有。角色的历史背景与心理刻画只有简单的交代，导演运镜的方式也多半得靠剪接串联短镜头，因此演员在演出时情绪动不动就被切断。通常是走几步路到达定点，回过头来转成最上镜的四十五度角，做出沉思、默想或独白的内心戏。每当演员需要和伙伴演出对手戏时，往往由副导演伸出拳头来顶替，因为他或她上厕所或休息去了。所以你不论是哭、是笑、是说，还是默然无语，面对的经常是一只拳头。 当时流行的爱国战争片、神怪片和武侠片经常会运用到特技，演员在土法炼钢的爆破技术和高来高去的吊钢丝中饱经忧患。我曾经把《七月幽灵》这部片子里的惊险爆破过程写成杂文发表在报纸的专栏中。当时负责的技师是一名退伍下来的军人，我和男主角石峰耳闻这位仁兄在《八百壮士》的拍摄过程里炸死了几名充当临时演员的士兵，所以在每个跟火药有关的镜头开拍前，都会以守望相助的心情彼此叮咛一番。 演员与明星生涯的真相(2) 只见导演一声令下，我和石峰就开始拼了命地连跑带跳，在我们飞跃过土堆的那一刻，炸药果然被引爆，威力比我们想象的还大。智者常说：你恐惧什么，就必定会发生什么，但中镖的不是我而是企图保护我的石峰。只见他的西装裤上布满了小小的孔洞，当他把裤子掀起时发现腿上起码有十几处伤口，都是被炸药轰得四处乱窜的小石子击中的。当时的演员碰到这类问题通常很难获得赔偿，李涛的前妻张海伦在泰国拍戏时整只手都被炸掉，后来自杀身亡了。像这类的不幸事件在这个工作领域里是层出不穷的。 另外有一回在澎湖的望安岛拍摄《六朝怪谈》的外景，这部片子的导演王菊金说服了几位艺文界的友人客串演出。片子的构想不差，工作人员和演员的组合也不俗，唯独经费有限，必须以最节约的方式进行拍摄。剧情取材自魏晋南北朝的传奇，总共分成三个部分，调子采用日本怪谈的模式，我负责演出第一部分的女主角。女主角小茵和她的宠物白马之间的情感非比寻常，竟然到达以身相许的地步。原来白马不是禽兽而是有灵之物，深夜里它化身为一名书生和小茵完成了男女大事。家里的长辈觉得人兽之间似乎有异，便自作主张宰掉了白马。白马的皮被剥了下来铺在院子里晒干，这时待嫁的小茵前来看它最后一眼，没想到马皮竟然飞扬起来将小茵重重裹住，悬在树梢结了一个茧。这个故事叙述的就是茧的由来。 如同其他影片的拍摄过程，《六朝怪谈》也需要克服各种人事问题、技术问题与沟通问题，工作人员和导演相处得并不愉快。我记得为了拍摄马皮飞起来裹住小茵的画面，导演绞尽了脑汁，最后决定由女主角裹着马皮自行转圈子，再以摄影机的高速镜头呈现快速旋转的效果。我全身裹在马皮里，两只手臂完全不能动弹，两脚既要在凹凸不平的地面旋转，又要维持住身体的稳定度，果然不出我所料，转了没多久就出事了。我一个没站稳，整个人笔直地倒在地面，头部刚好撞到一块石头，当场晕了过去。我晕过去的时候竟然进入了濒死经验——脑子里快速地浮现一连串的人生倒带镜头，每个镜头似乎都在与人争吵，我想如果那一刻我真的咽了气，神识一定会奔往内在次元的修罗道。结果那一个“为艺术牺牲”的镜头在银幕上只出现了几秒钟的时间。 叙述的是台湾民间的一则鬼事再添加一些编导的想象，我饰演的是被鬼魂占据肉身的女主角。我记得这部戏拍摄的时间是十一月左右，当时我重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多，但是为了赶工，仍旧得熬夜到清晨。这部戏里有许多画面都需要杀生。导演为了制造血腥的场面，在剧本原有的架构之外又添加了许多杀鸡、杀鸭、杀鹅与杀蛇的镜头，甚至还准备杀猪。我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穿着半透明的白色纱质长袍，站在冰冷的溪水中，手上举着菜刀，跟在一群白鹅的身后，做出杀红了眼的表情。我那时和李敖刚刚离婚，正在打官司的阶段，心里已经是一肚子火了，再演出如此无意义、如此令人作呕的戏，更是火上加油。拍了几天之后再也按捺不住了，我告诉导演说虽然我不必亲手杀生，但拍电影有许多取巧的技术，并不需要草菅任何生灵，如果还要继续拍这类镜头我就宣布罢工。 当时的合约大都是一面倒向资方的，我喊罢工其实要赔上一大笔钱，然而我真的是忍无可忍了——一部大烂戏在电影院顶多上映几天就下片了，值得这样杀杀砍砍吗？后来导演权衡轻重之后决定不再添加杀生的镜头，于是保住了几头猪的命，虽然那几头猪最终还是会变成人类五脏庙里的祭品。此戏上演时树诚兄去看了，多年后他告诉我说，在这部影片里我把那名充满怨气的女鬼演得入木三分。我告诉他当时我不是在演戏，是真的怨气冲天。 几年后在香港和一群宝贝蛋演出《大笨贼》这部戏，男主角是许冠文，女主角是我。有一场戏里许冠文幻想自己是骑着一匹白马的王子，我则是坐在他身后的公主。我们两人骑着马正有说有笑时，马儿突然受惊而扬起了前蹄。许冠文控制不住它，我顺着马屁股四脚朝天地摔在地面，许冠文八十七公斤的躯体配上重力加速度整个摔在我身上，当场我就动弹不得，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工作人员赶忙请来一位跌打名医，这位广东老太太烤了一帖狗皮膏药贴在我尾椎部位，一个钟头之后我才能站起来走动，第二天便搭飞机回台湾，第三天又赶赴新竹登台。新竹的一名年轻的跌打师父替我推拿了一个星期疼痛才有改善，但从此之后右半边身体经常隐隐作痛，直到三十多岁遇见一位气功高人——唐师父，他以徒手吸出了我尾椎部位的淤积物，疼痛才痊愈的。结果那个再度“为艺术牺牲”的镜头连一秒钟都没出现，原来整段都被导演剪掉了。 十五年的从影历程我拍了近四十部令人哭笑不得的影片（倒是很贴近人生），以我四岁就开始看西片所培养出来的鉴赏角度，这些影片中只有《海滩上的一天》堪称佳作。导演杨德昌是我们这个世代的知识分子，比较能掌握受存在主义与个人主义影响的一代人，跟受制于拥有及物化观的上一代人之间的冲突，也较有能力处理现代女性的省思与成长。他给了我充分的时间让我去酝酿我所饰演的钢琴家角色，同时还为我请了两位恶补演奏技法的老师，一位是尚未出道时的黄韵玲，另一位则是“胖子”范宗沛（现在已经是杰出的电影配乐师了）。他们协助我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重复再三地模拟肖邦练习曲《冬风》中的一段。对于几乎完全不会弹钢琴的我而言，这真是一项艰涩的挑战，然而两位小老师的功力很高，后来在银幕上呈现出来的画面颇具说服力。此外这部采取同步录音的电影也用上了我“白雪公主”程度的德文。我的发音一向称得上标准，拍摄时又有老师指导，最后银幕上呈现出来的德文对白也颇有说服力。整体来说，这部电影终于让我尝到了专业和自重的滋味。 演员与明星生涯的真相(3) 当时台湾的电影工业在几位新锐导演的努力之下，新浪潮的趋势已经逐渐明朗化。我记得我们在中影看毛片时孝贤正在剪接《风柜来的人》，老杨看到孝贤所采用的超级长拍画面，禁不住兴奋地大喊：“你敢这样搞啊！那我也要这样搞！”我站在一旁欣赏他们因大胆忠于自己所流露的快意，心里生起了一股悸动，湿霉的空气中似乎飘拂起了宜人的熏风。那一刻我才开始深自反省，其实十年来我对自己的演艺工作从未有过真正的尊严感，我时常一边演出，一边跳出剧情暗自嘲笑对白的荒唐和肤浅；那是一种毫无创造力的反应。我在这个领域里占了十年的一席之地，然而我到底贡献了什么？我能为我的演艺伙伴们做些什么呢？我开始正视这些问题。 舞台表演者的圣经 不久在“新闻局”的一次晚宴里，我结识了《六月六日断肠时》的英籍女演员达娜·温特（Dana ynter），这位知性而颇有风度气质的女士相当吸引我的注意。那顿漫长的晚餐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和她交换心得。我们谈得很投契，我向她表达了自己对演员工作的挫败和期许，她似乎很能理解；她十分关切地建议我可以去纽约的a hagen）及其夫婿所创办的，它融合了“由里而外”和“由外而里”两种主流表演方法而自成一格。 所谓“由里而外”的表演方法，其传承的创始人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近代将其发扬光大的则是李·斯特劳斯伯格与斯特拉·阿德勒（Stella Adler）。师承李·斯特劳斯伯格的西方演员为数众多，其中较著名的有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詹姆斯·狄恩（James Dean）、保罗·纽曼（Paul Nein hoffman）、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等，他们透过长期训练（通常需要五年左右），不断地探索个人经验里的某些特定的情绪和感觉记忆，当他们演出时便试着唤起这些记忆和想象，借以诠释角色的心理状态。这个途径虽然成功地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演员和超级巨星，然而不幸的是它比较不强调肢体训练或外在技巧，因此某些“方法演技”的演员总是在演出自己，而表演教室则变成了心理分析的治疗中心。 “由外而里”的表演方法本是英国舞台训练的传统。演员必须熟练发音技巧、肢体动作、化装术和服装道具的运用，透过这个途径也培育了许多才华横溢的英国演员，譬如我最欣赏的瓦妮莎·雷德格雷夫（Vanessa Redgrave）、彼得·奥图尔（Peter O.toole）、艾伯特·芬尼（Albert Finney）、杰里米·艾恩斯（Jeremy Irons）、亚历克·吉尼斯（Alec Gennis）等。这个途径被诟病的地方在于它的机械化和流于表象，然而真正杰出的演员总是能自然融合这两种途径在其演出中。h.B.工作室所提供的演技训练就是要结合这两种方式，成为一个完整的途径。 达娜·温特回到爱尔兰后很快地寄给我一本乌塔·哈根所著的《尊重表演艺术》，我至今都感念她的诚恳与关怀。这本书被誉为“美国演员的圣经”，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在厘清我们对演员和演技的概念，并探讨方法论上的替换、情绪记忆、感官记忆、即兴排练，等等。第二部分阐明的是目标训练，也就是演员在私下独处时要利用生活里两分钟的时间，借由周遭琐碎的事物和心理真相来进行自我的演技训练。在这一部分，乌塔也提出了舞台剧的三种登场方式、面对第四面墙（观众席）的心理建议、独白和对剧中人行为的揣摩等。第三部分探讨的则是剧本和角色的研究及发现方法。乌塔强调的是从“根本上”去创造一个角色而不添加人工或虚假的矫饰。乌塔认为伟大的演员下意识地贮备了类似这本书中的精华，不过我们还是得学会其中的技巧作为工作的蓝图。 我从头至尾详细地读完这本演员的圣经，那真是一次启蒙经验，我为“顶着脑袋去演戏”的台湾电影界汗颜，也为自己的怠惰和不敬业感到责无旁贷。东方直观民族凡事模糊化的笼统化作风，在西方理性检验和精益求精的方法论映照之下，显得多么粗糙而草率，于是我决定将《尊》书译成中文，提供给国内的演艺伙伴和有志成为演员的后进作为参考。时至今日，这本书仍然是国内能找得到的少数探讨演技的著作。某些导演譬如李安，甚至要求他戏中的演员以《尊》书作为演出前的家庭作业。 《尊》书出版前一年我只身前往纽约进入 Broadudio漆成了蓝、黑、红、白四种鲜艳的色彩，组合成一个现代感的空间；这是我拥有的最亮眼的家。在友人的协助下以DIY的方式把房子布置妥当，便开始每天上课磨炼演技重温做学生的感觉。当时我的指导老师是威廉·希基（illiam he Rose）这两部电影的演出。他在《玫瑰的名字》中饰演一名修道院里的老先知，以灵视帮助肖恩·康纳利饰演的圣方济会修士探案，最后侦破了修道院里的离奇谋杀案。我非常喜欢这部戏，剧情主旨是要透过谋杀案揭发传统宗教组织刻意掩盖神秘奥义的阴谋，同时也技巧地批判了苦行禁欲的扭曲和病态。h.B.工作室里的学生称威廉·希基为比尔（Bill），他的年纪当时已经有六十出头，加上长年酗酒，看起来瘦骨嶙峋，潦倒而略带神经质。然而他真是一位充满着睿智的好老师，学生们的演出如果有任何矫饰或模仿的成分，他在演出后一定加以揭露和纠正。我记得那时我的演出伙伴是一名希腊青年，我们用英语发音合演了《奥塞罗》和《小偷的嘉年华会》，颇获老师的好评。 演员的深意 在这段期间我开始思索演员的深度定义到底是什么。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演员在社会形象上和人类内心里都承载了人性错综复杂的种种投射。他既是人人羡慕的名利典范和过度被注目的焦点，又是轻易被藐视和嘲弄的对象，即便是最杰出的演员也难逃这样的命运。他赤裸地站在媒体白纸黑字的布阵中，时而被枪林弹雨轰得遍体鳞伤，时而受宠若惊地登上了天；他似乎是拥有最多群众力量的人，又似乎是毫无权力或重要性的局外人。他总是在政客与财阀主办的晚会里饰演募款的甘草角色，即使在大银幕或小荧光幕上他也只是一个媒介，一个传达他人的人生观的工具，那么，演员这份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到底是什么？我后来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人类学者和心理学家回答得最深入。 在原始社会里演员是以萨满或巫的形式展现的，那时他的功能乃是充当神与人之间的媒介。他是最早期的歌者、智者、舞者、文化传递者、占卜者、医者和人生顾问。他透过宗教仪式来治疗和转移人们心中的恐惧及困惑，甚至直接成为无形能量的管道，展现出神力；譬如日本能剧、印尼及西藏的仪式舞蹈，都存在着这样的神秘性。换句话说，在原始社会里演员曾经拥有过神权以及崇高的地位，东西方皆是如此。但自从西方正统基督教会兴起后，巫的传统就被逐渐贬为异端，人神中介的角色开始由牧师取而代之，演员的崇高地位从此沦为娱乐他人的艺匠。在东方世界里，演员也逐渐沦为戏子、俳优，以及卖淫、无情和伪善的象征。 然而真正杰出的演员都具有丰富的心灵世界，有神秘体验的也不乏其人。他们似乎达到了心智与情感之间的整合及平衡，因此能展现出高等形态的理解力与流畅无阻的情绪表达。当我仔细反观自己时，我发现十五年来的演艺工作，我的焦点竟然不是情绪与情感上的表达，而是智力活动。我在拍戏时手上几乎永远有一本书相伴，内容不外是哲学、心理学、玄学或宗教。戏剧中的演出似乎并不是我心中的重点，知性活动反而是我所热衷的。乌塔·哈根曾经说过：“一个知性的演员可能将真实的演出冲动过分理性化。”很显然我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演员。我发现自己无论多么卖力演出，银幕或荧光幕上的我还是清淡如水，而且我关心理论和形上思维远远超过戏剧上的表现。当我开始清楚自己的特质和潜力时，心中最深的召唤就变得清晰可闻了，我知道自己必须全力投入于智慧的探索而不能再自欺欺人了。于是我告诉老母从此之后我不再为金钱工作，我要做我真正想做的事了。那一年我刚满三十五岁。 第五章 爱的试炼 《梅花》和《笕桥英烈传》上演后我的知名度已经高涨，走在路上连小学生都会喊我“梅花”或要求我签名。有一天在四维路的家中接到张艾嘉打来的电话，她说Don昨天晚上在艾迪亚出现，一直打听我的电话号码，但没人肯告诉他；朋友们私自做了保护我的决定。Don曾经是她读美国学校时的老师，她说如果我想见他，可以在她母亲的杏林餐厅里会面。我一方面感谢艾嘉的热心，一方面怀着悲欢离合的心情答应赴约。 走进杏林餐厅，Don已经在座，他消瘦的脸颊显得更窄了。我坐定下来，两人相视无语，阔别了一年感受虽然未变，但人事早已全非。我们听着餐厅里的音乐，眼泪在千头万绪的情绪下止不住地流着。Don告诉我自从接到我的最后一封信，他的生活便开始失序，香烟啤酒无法离手，晚上经常失眠。后来他从老挝转到香港，替联合国难民组织的杂志做编辑，这份工作待遇不差，他很想存一笔钱为我们的将来打基础，他似乎有预感我很快会返回台湾。但是他在香港的生活起居仍然很不正常，过了没多久他就突然中风，全身瘫痪了一阵子，最近才恢复一些，这次过境台湾无论如何要见我最后一面。他说到处都看得见我的照片，我对他而言知名度已经太高，他消受不起了。我看着他，一边落泪，一边苦笑，不知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再多说任何话，只是以深幽的眸子融解了彼此的灵魂，让它流向它想去的地方。 一段刻骨铭心的宿缘就这样在生命的流程里滑落。多年以后我和林云二哥到华盛顿D.C.参加里根（Reagan）就职大典，我忍不住还是打了一通电话给Don。他人正在弗吉尼亚父母的家中，一个半小时后他来到二哥友人的住处和我见面。他的脸颊显得比以往更窄，头发也稀疏了一些，他说岁月在我的脸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们坐在玄关的长椅上相对无语，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便到达他父母的那幢林间木屋；他说小鹿夜里时常出没。我们在“秘密花园”般的庭院里散步，感受仍然和初恋一样。回到他的房里我开始强烈地渴望他的身体，他满脸严肃地看着我，然后很认真地对我说我在他心中的分量太重，他无法以一夜之情随意处置。他开车送我回去的路上我们没有只字片语。第二天晚上在一起吃了一顿中式晚餐，第三天我就惆怅地离开了。后来我替“新闻局”主持中华民国电视大观，前往美国二十几个城市接受媒体访问，母亲陪我同行。到达D.C.时我还是忍不住打了一通电话给Don。我告诉他我对他仍旧难以忘怀，他说他也一样。离开D.C.之后，我每到一个城市第一件事就是拨电话给他。抵达三藩市的那天我和他通电话时他告诉我说，早上他翻开报纸的占星专栏看到太阳在双鱼座的人那天会彻底了结一段旧有的恋情，他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他一点都不相信占星之说。我回到台湾半年后又打了一通电话给他，他说他正在和一位外向热情的美国女记者交往。她的外向似乎能平衡他过度内向的习惯，因此关系发展得蛮好。很奇怪，我听了并没有失落的感觉，只是祝福他一切顺利，然后这段因缘就正式画上了句点。 Don和我的关系有一种神入的品质，不用言传便能深入于对方的心灵。如果我们能放弃自保，说不定可以两忘。然而多年来我们一直徘徊于真爱的门外，不愿接受它的鞭笞与试炼，因此我们的人生始终是纪伯伦所说的四季不分、欢笑无法全然、哭泣也不能尽兴。我们唯恐惊扰到意识底端的幽冥，唤醒了那些沉睡的鬼魅；我们宁愿压抑和闪躲，也要维持虚假的平静。当一个人无法彻底面对内心的真相时，上瘾症便逐渐形成，我日后的男友不断其实是有心病的。 和Don分手后随着知名度的提升，我变成许多男人心目中虚拟的梦中情人，直到今日都有人告诉我当年有多么为我着迷。然而这个由我、媒体和众人共同塑造出来的假象，却成了我的亲密关系中最具破坏性的第三者。这个完美的假象太容易引发人性中深埋的占有、嫉妒、不安全、恐惧、暴力、衡量和权力斗争；这个假象曾经令餐厅的侍者用扁钻刺伤我身边的男性友人，也曾经令四名陌生男子围殴我的一位男友，“她”更是我的亲密关系中“绿帽恐惧症”的肇因。 我记得法国杰出女演员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曾经说过一句豪气万千的话，她说她一生交往的男友无数，她恨不得能拥有一幢上百个房间的大厦，把她曾经爱过的男人悉数豢养在里面。我虽然从未扳着手指和脚趾仔细数过我的情人们，但是我想在中国女人里面我的两性经验算是相当丰富的。然而真正影响我的成长、促使我产生转化的，严格讲起来只有三位。这三位之中最令我“感恩”的应该算是的李伯爵了。 李敖与我(1) 自从和李敖离婚之后，他写的书已经引不起我任何兴趣，但为了细述我们之间的陈年往事，还是去买了一本，内容果然不出所料，仍然以一贯颠倒黑白的说话方式和精密的资料来合理化自己幼童般的生存欲望。到今天他都无法诚实面对自己的人格失调［1］，令我不禁莞尔。诚如他在回忆录中的记载，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七九年的九月十五日，地点是萧孟能先生花园新城的家中。在这之前“李敖”两个字对我而言早已不陌生，不但不陌生，简直就是中国文人里面最令我崇拜的偶像，而且这股痴迷的崇拜是自小种下的因。 当年李敖的父母住在台中一中的宿舍里，离我们存信巷的老家很近，我时常听光夏表哥和母亲谈论李敖的奇闻逸事，譬如他不肯在父亲的丧礼中落泪，不愿依规矩行礼，甚至还传说他曾经从台北扛了一张床回家送给李伯母。当时我心想：不知道这怪人的庐山真面目会是什么模样。此外我时常看见李伯母穿着素净的长旗袍，头上梳着髻，手里卷着小手帕，低头深思地从长长的沟渠旁走过。母亲曾经低声对我说：“这就是李敖的母亲，她一定是去看电影，李敖在文章里提到过她妈妈喜欢看爱情文艺片。”后来听父亲说他和李敖的爸爸过去是同事，感觉好像更熟悉了一些。 在萧家见到李敖的第一眼，我的心里颇感意外。大学时读他的文章，主观上认定他应该是个桀骜不驯的自由派，没料到本人的气质完全是基本教义派的保守模样——白净的皮肤，中等身材，眼镜底下的眼神显得有些老实，鼻尖略带鹰钩，讲话的声音给人一种声带很短的感觉。他的嘴形因下排的牙齿比较突出，令我联想起附小的同学简明彦。他看到我们母女俩，很规矩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后来母亲告诉我他那个躬鞠得还怪吓人的，这个年代已经没人行这么大的礼了。他的穿着很保守，两只手臂的比例稍短了些，手形也比一般男人小，整体看来带点阴柔的气质。当天晚上我穿了一件淡柠檬绿的棉质长袍，光着一双大脚，连拖鞋也没穿。李敖一整晚都盯着我的脚丫，我以为他在检查些什么，后来才从他嘴里得知他有恋足癖。他的身边站着他当时的女友，刘会云，娇小细致的她看起来和李敖相当登对，整个晚上我都很自在，这证明李敖和我并不是一见钟情，否则我不可能轻松得起来；男女之间的化学反应是颇令人紧张的。后来李敖送了我一本他的新书，书中他为我签下的那行字（“正红旗下的梦游者”），令我不禁生起了一些遐想。 过了没多久，有一天李敖约我出来喝咖啡，我们谈到我在《工商日报》的专栏里为他写的那篇《特立独行的李敖》以及其他的琐事；我发现我们之间真正能产生交集的话题并不多。后来他带我到他金兰大厦的家见识一下十万册的藏书。他用深色木材沿着客厅的墙面做出一整片书架，地板用的也是深色木材，整体看来是个气质严肃的家，可墙上挂的竟然是从《花花公子》杂志里剪下来的裸女照片；这样的组合令人感觉有点不搭调。我告诉他裸女照片看起来有点廉价，破坏了这个家的气质，他说这些照片和画像都是他最得意的收藏品，已经伴随他多年了。我发现他是一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人，别人发展出来的美学和设计理念与他无干，他关着门自有方圆。当他介绍浴室时，我看见他在浴缸旁装了一个电暖炉，我告诉他这个构想很仔细，冬天里洗澡出来感觉一定很舒服。进到卧室，抬头一看，天花板上竟然贴了一整面的镜子，又是一项出人意外的装潢，有点像《花花公子》的老板休·赫夫纳（hugh hefner）和某某文豪一起做出的室内设计。 我们后来坐在沙发上聊天，聊着聊着他突如其来地吻了我。我记得他吻我的方式是我这一生从未经验过的——他接吻的时候头摆的角度是笔直的，不知道是不是太紧张，他竟然忘了接吻头得歪一点才行，否则鼻子怎么处置呢？我发现他连做这件事的章法和一般人都不同。只见他笔直地冲着我的鼻子压了下来，猛力地吸我的上唇（因为够不到下唇），我被压得差一点没窒息，心想此人也太土了点儿吧。后来我去洗手间照镜子，赫然发现上唇和人中之间被李先生吸出了一圈赭色的吻痕。我赶紧拿出粉饼遮掩，以免回家被老母发现。那天晚上我们有没有性爱我已经记不得了，可能是因为他接吻的方式太令人难忘了。 往后的三四天里我随时都得补妆，以免露出那一小圈已经“红得发紫”的吻痕。老母一直没说些什么，但是以她那对闪电眉下的透视眼，不可能察觉不到那么离奇的吻痕。 李敖的土令我觉得十分新鲜，他人格中的冲突性更是令我好奇。我一向有搜奇倾向，愈是矛盾、复杂，愈是像谜团一般的人，我的兴趣愈大。当然猫通常是被好奇心害死的，但哲学上不二论也是这么被发现的。当我们开始进入状况时，我曾经问李敖他的另一位女友刘会云该怎么办。李敖说了一句令我绝倒的话，他说他会告诉她：“我爱你还是百分之百，但现在来了个千分之一千的，所以你得暂时避一下。”我听了之后不免心生疑惑，继续追问李敖什么叫做“暂时避一下”，李敖说：“你这人没个准，说不定哪天就变卦了，所以需要观望一阵子。我叫刘会云先到美国去，如果你变卦了，她还可以再回来。”李敖的多疑与防卫令我很不自在，他对女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也令我不安，但是人在充满着期望与投射时通常是被未来的愿景牵着走的，这些重要的小节也就用立可白粉饰掉了。 李敖与我(2) 十月中旬我和宝哥（葛小宝）到印尼登台，母亲陪我同行，前后总共二十一天的时间。我心里百般不愿和李敖分开那么久，但当时的酬劳很高，我和宝哥各唱几首歌，主持人访问几句，说些笑话，轻轻松松一天可以净得台币十万元。于是我们一站又一站地马不停蹄，每到一站我都和李敖通长途电话。二十一天下来我花了十万台币的电话费，李敖也打了台币八万元。宝哥每天都问我：“你的敖今天怎么样啊？”母亲那时还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阶段，她认为台湾唯一配得上我的男人只有李敖。 二十天好不容易熬过了，回台湾时李敖亲自到机场接我，记者显然守候已久，看见我们立刻蜂拥而上，当时我们的恋情早已轰动海内外。回到世界大厦的新家，发现李敖不但帮我们安装了新的热水器，买了新的录影机，同时也打点了楼下的管理员，他的周到和仔细令母亲非常满意。只要母亲不阻挠，我的两性关系一定顺利些，这一点李敖是非常清楚的。不久我们决定同居，那时李敖已经准备送刘小姐一笔钱，请她到美国“观望”一阵子。我把衣物都搬到金兰大厦，两个人开始过起试婚的生活。 当李敖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中情势很安全的时候，他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宠女人的男人之一。每天早上我一睁开眼睛，床头一定齐整地摆着一份报纸、一杯热茶和一杯热牛奶。那时他早已起床（他的生理闹钟每天都按时把自己唤醒），一个人在书房里集中精神搜集资料、做剪贴，开始一天的写作活动。他的生活方式像一部精准的机器，在例行公事中规律地运作着，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电视、不打麻将，可以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而只有工作。他认识的人不少，但深交的朋友几乎没有，我问他为什么不多交些朋友，他说他对人性抱持悲观的态度，就算最亲信的人也可能在背地里暗算他。我当时的生活和外界的来往仍然频繁，他因为我的关系生活圈子稍微扩大了一些，否则他可以足不出户，窗帘遮得密不透光，连大门都不开，甚至曾经在墙壁上打过一个狗洞，让弟弟李放按时送报纸和粮食，过着自囚的生活。他的才华和精神状态令我时常在崇拜和怜悯的两极中摆荡。我想带给他快乐，不时地放些我爱听的音乐，跳我自己发明的女巫舞，在他面前嬉戏。那种时刻我确信他是快乐的、不设防的，他脸上自然流露的老实和羡慕，透露了这些讯息。他告诉我他的脑子里只记得Denny Boy这首歌，其他的就完全不熟悉了。 在感性层面李敖抱持的是传统未解放的男性价值观，似乎只有性这件事是优于其他各种感受的。然而他的性，也带有自囚的成分，即使在最亲密的时刻，他仍然无法充分融入你的内心。多年的牢狱生活，他已经太习惯于意淫，但意念是物化的，因此在最基本的人之大欲上他是相当物化的，精神层面的展现几乎完全被压抑了。换言之，你感觉不到他内心深处的爱；似乎展现忘我的爱对他而言是件羞耻的事。如同许多在情感上未开发的男人一样，性带给他的快感仅限于征服欲的满足。那是一种单向的需求，他需要女人完全臣服于他，只要他的掌控欲和征服欲能得到满足，他对于那个关系的评价通常很高，这点你可以从他的回忆录中饱览无遗。我的幸与不幸都在于我很早就性解放了，而且第一个涉入的两性关系无论在身心灵任何一个层面，都曾经是深情的、融入的。但是从父权的角度来看，女人具有丰富的两性经验的确不是件好事，人一旦有了比较，确实不容易认命。两性之爱很难没有条件，它是人类唯一的第一手经验，也是人能达到至乐最快速的途径，所以它容易使人上瘾。正因为它带来的快感太过强烈，你很难不对它产生期望。 只爱一点点(1) 每当我期望和李敖达到合一境地时，却总是发现他在仰望天花板上的那面象征花花公子的镜子，很认真地欣赏着自己的“骑术”，当时我心中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白天他写作，我喜欢坐在他的大腿上和他撒娇，逗他开心，晚上入睡时我喜欢搂着他，和他相拥而眠。这样的示爱举动不是单方面的事，它需要流畅的回应与共鸣，但李敖在示爱上既保留又腼腆。你别看他在回忆录中把自己写成了情圣，甚至开放到展示性器官的程度，其实所有夸大的背后都潜存着一种相反的东西。研究唐璜情结的精神医学报告指出，像唐璜这类型的情圣其实是最封闭的，对自己最没有信心的。他们表面上玩世不恭、游戏人间而又魅力十足，他们以阿谀或宠爱来表现他们对女人的慷慨，以赢取女人的献身和崇拜，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是不敢付出真情的。对这样的心态诠释得最好的，我认为就是李敖自己在牢里所写的一首打油诗：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这首诗的后面，李敖又说了一些他对爱情的观点，替唐璜情结做了进一步的诠释。他说：“我用类似登徒子（philanderer）的玩世态度，洒脱地处理了爱情的乱丝。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 上述的观点确实是李敖的精神指导原则。但这个指导原则完全是建筑在二元对立上面的——只能有快乐，不能有痛苦；只能有秩序，不能有混乱；可以潇洒地玩世，但不能有人性的挣扎。 一向自视为超人的李敖在人生观上其实并不超越，他和众人是一样的。他虽然以“智者之爱”作为期许，但从古至今凡能全观的智者都觉察到二元对立便是人性中的颠倒及各种病态的根源，对立性愈大，病情愈重。 多年来李敖以他的文笔、才华、博学和发展到某种程度但离究竟还远的观察及强势推销，成功地在自己身上铸造了一个神、一个时代的叛逆英雄、一个五百年来的白话文豪，于是如我等意志薄弱、叛逆、自认为独特又心怀救赎之梦的读者，便如他所愿地把他当偶像一般开始崇拜。然而偶像是只适合远观的，一旦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所有琐碎的真相都会曝光，因此在同居者的眼中既没有伟人，也没有美人。 与李敖同居除了深刻地感受到他的自囚、封闭和不敢亲密外，还有他的洁癖、苛求、神经过敏以及这些心态底端的恐惧。譬如我在屋子里一向不穿拖鞋，喜欢光着脚丫到处走，因此脚底经常是灰黑的，李敖对这件事的反应就非常强烈。灰黑的脚底对他来说简直是一项不道德的罪名，连离婚后都时常向人提起，当做打击我的话题。另外他对别人的排泄物要求也颇高，如果上大号有异味，又是另一项值得打击的罪过。我记得有一回我的妇德突然发作，想要下厨为他烧饭，但除了为Don煎过年糕之外，母亲一向不准我进厨房，因此那一天当我把冰箱里的冷冻排骨拿出来熬汤时，我并不懂得先化冰的手续。我兴高采烈地把排骨往开水里一丢，正准备熬排骨汤时，李敖气急败坏地冲到我的面前，暴跳如雷地对我说：“你怎么这么没常识，冷冻排骨是要先解冻的，不解冻就丢到开水里煮，等一下肉就老得不能吃了，你这个没常识的蠢蛋！”他说得没错，我确实是个缺乏生活常识的人，在母亲的掌控下我没进过厨房，没上过菜市场，也没去过邮局，连支票怎么开我都不知道。李敖说话总是振振有词，但也总是轻忽了据理力争背后的情感才是人性最宝贵的品质。他的暴跳如雷和言辞中的鄙视令我觉得那锅排骨汤比我的存在重要多了，于是我转头走进卧室，拿了几件衣物放在箱子里，一语不发地回家了。李敖后来心软了，把我从世界大厦接回金兰，两个人又重修旧好。 还有一天我把洗干净的切菜板搭着纱窗晾干，李敖走到厨房时看到这个动作，又是一阵歇斯底里的嚣叫：“你看到没？这片纱窗已经松了，这么重的切菜板搭在它上面，不久就会把它压垮的。然后板子会从十二楼掉到地面，再加上重力加速度，这时如果刚好有人走过，他的脑袋一定会被砸出脑浆来，那时我们就得赔大钱了。”他无远弗届的危机意识令我目瞪口呆，我心想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于是收拾收拾衣物拎着箱子又回世界大厦了。如此来来回回地往返于世界和金兰之间不知有多少趟。 有一天我很沮丧地走出金兰，李敖的邻居看到我的神色不对，于是好意地对我说，他们和李敖已经做了好几年的邻居，可能比我更了解他一些。他建议我不要以常人的标准要求他，应该把他视为一个需要帮助的坐过牢的病人，可能还容易相处一些。经过旁观者的提醒，我开始确定李敖是需要帮助的。然而我不是医生，他又那么强硬，我能帮到什么程度呢？从那天之后我开始学习以冷静的态度面对他，我发现他确实有些反常的身心现象。譬如他非常怕冷，冬天一到，他身上穿的衣裳多到令我笑弯了腰——他通常要穿两件卫生衣加一件毛背心，再加一件棉袄，外加一件皮袍，头上还得戴一顶皮帽。台湾的冬天哪有这么冷啊，这身行头到东北还差不多。我问他为什么需要全副武装，他说老天爷会暗算他。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在受预备军官训练时，大伙儿有一回行军到坟堆里夜宿，清晨快天亮时他突然被一股寒气冻醒，冷得浑身直哆嗦，自此以后每到冬天他都严阵以待地怕被老天爷暗算。 只爱一点点(2) 李敖除了有“寒冷恐惧症”之外，还有“绿帽恐惧症”。占有欲和嫉妒是人之常情，但李敖的占有欲是超乎常人的。他的歇斯底里倾向总是令我神经紧张，我记得曾经在一个星期内全脸密密麻麻地爆满了青春痘。我和他很少有户外活动，有一天我需要出去慢跑，促进一下血液循环。慢跑了一小时后我回到金兰，李敖问我出去做了什么，我据实以告，他听了很不开心地说我出去慢跑一定会跟路上的男人眉来眼去，所以不准再跑了。 有一天我在他的抽屉里无意中翻到一本旧笔记本，字迹狭小而歪斜，内容看起来像是一个感情受重创被女友抛弃之人所发出的仇视女性的怨言。虽然李敖后来练就了一手胡适体的好字，但我猜想那个旧笔记本上的字迹应该是他早年的。不久我找到一个机会询问他的友人有关他早期情感经验的真相。他的朋友告诉我李敖在台大时曾经为罗姓女友的离去服过三次安眠药，但是都被同学发现而送进医院洗肠获救。我读他的回忆录，这段往事他倒是如实地写出，不过只提到一次的自杀经过。他坦言自己有三四年之久未能成功地靠新情人取代旧的来转化最大的困境。我认为李敖在初恋时受到的创伤严重地影响了他日后对待女人的态度。其实他和我一样在初恋后都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上瘾症；唐璜情结就是最典型的上瘾范例。 我愈是了解他的成长背景，就愈能以冷静的心情面对他的歇斯底里倾向。有一回他和我吵架，他拿出一把大剪刀，把我刚从张木养那儿买来的一件古董上衣咔嚓咔嚓便剪成了两半，我为了制止他继续闹下去，很快地抢下那把剪刀用刀锋对着自己的心脏，他见势马上冷静下来。但是长夜漫漫，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于是趁着他不注意，光着脚就溜出了大门，在路上拦计程车时路人纷纷投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的脚丫。还有一次我和他坐在车里正要开车上复旦桥时，我告诉他我想和他分手，他扬言要撞安全岛和我同归于尽，我不动声色地坐着，他看我没反应便打消了同归于尽的念头。他的精神展现使我认清，人的许多暴力行为都是从恐惧、自卑和无力感所发出的“渴爱”呐喊。我来来回回地搬出搬进，其实就是想再努力一次，看看有没有办法包容他、安慰他、给他一些快乐，然而后果总是令自己失望。 我很气馁自己的有限、狭隘和无法宽恕，但我真的是自身难保，尽力了，还是自身难保啊！ 从结婚到离婚(1) 和世界缔结金兰本来已是个遥不可及的梦，再加上老母的阻挠，事情就更复杂了。话说李敖拿了一笔钱给刘小姐，请她到美国stand by一阵子，但一阵子过后李敖突然又心疼起这笔钱来。有一天老母在金兰和我们聊天，李敖话锋一转突然对老母说：“我已经给了刘会云二百一十万，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女儿，就该拿出二百一十万的‘相对基金’才是。”老母一听脸色大变，撂了一两句话转头就走，李敖的脸色也很难看。第二天我回世界大厦，母亲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李敖已经摆明了要骗我们的钱，你可是千万不能和他结婚啊！”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当初举双手双脚赞成的人是你，现在举双手双脚反对的人也是你，我又不是你们之间的乒乓球，嫁不嫁该由我决定才对。本来对这门婚事心里是很犹豫的，现在为了争取自主权，反倒意志坚定地非嫁不可了，于是穿着睡衣跷家回到金兰。五月六日的早上在李敖家的客厅里，由《中国时报》主编高信疆和作家孟绝子证婚，我的新娘礼服就是那身睡衣，婚礼过程中还得派人紧盯着门眼，怕老母半路阻挠。至于婚后所发生的事，李敖又运用了他高度选择性的记忆力，只记录我父亲请我们吃了一顿友善的晚餐，却忘了结婚证书在当天下午就被我撕成两半的不友善举动。 事情是这样的，当我们决定结婚时，李敖答应了我一个条件：结婚的当天下午必须由干爹陪同我们回世界大厦，和老母重新建立良好关系。我不可能有了丈夫从此不与母亲往来，如果要往来，关系还得维持和谐才行，否则我不又成了夹心饼，两面不是人了。婚礼结束后余纪忠先生请我们吃午饭，饭后回到金兰大厦，没想到李敖竟然坐在马桶上要我给他泡一杯茶喝，嘴里还得意扬扬地说：“你现在约已经签了，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快去给我泡茶喝！”我起初以为他是闹着玩的，后来看他脸上的表情非常认真，我想这个人真的是有精神问题，于是到抽屉里把结婚证书拿出来，站在他面前刷的一声就把这“合约”撕成了两半，然后对他说：“你以为凭这张纸就能把我限制住吗？”没多久干爹来访，李敖很不客气地对干爹说他怎么可能去跟一个莫名其妙的老太婆赔不是，干爹气得脸都涨红了，我只能陪着干爹返回世界大厦。过了几天李敖打电话来谈判，他说如果他愿意站在我家门口挨胡老太的骂，骂足一个小时后我愿不愿意和他回金兰，我说：“好，我答应你这个条件。” 不久李敖果然登门造访，手上还带了一盒礼物，老母门一开一看是李敖，二话不说劈头就骂：“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还好意思上门来？……”老母骂足了一个小时，李敖动也不动地站着，后来时间到了，他看了一下表示意我跟他一起回去，我履行承诺，拿着箱子又跟他回金兰了。 我在前文说过，我的人生没事则已，一有事就是骨牌效应。本来已经远赴南美智利的萧孟能先生突然在二月多回到了台湾。他人在国外时，李敖、我和李放曾经到他花园新城的家搬了许多古董和家具回金兰。我当时问李敖为什么把东西都搬空了，他说为的是替萧先生处理财物。萧先生在天母有幢房子取名静庐，李敖说为了便于处理，必须把这幢房子暂时过户在我名下，我没有多心，不久他就办了过户手续。这段期间李敖时常和李放通电话，李敖讲电话的态度非常神秘，声音低得连我这么好的听力都听不见他的谈话内容。我好奇地问他到底在搞些什么名堂，他说他在处理萧先生水晶大厦的买卖事宜。萧先生回台湾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李敖，李敖避不见面，但我并不知情。他找不到李敖，只好把我母亲请了出去，向老母告知他花园新城的房子已经被退租，古董和家具全都被搬空了，天母静庐也换到了胡因子的名下，委托李敖处理的水晶大厦更是被法院拍卖了。一向对李敖“言听计从”、“没有任何怨言”（李敖自己在回忆录中的用语）的正人君子萧孟能，是《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的创办人，也是李敖多年共患难的战友，他和我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生活白痴，我们都因为懒于处理人生繁琐的事务而成为不怕麻烦之人的掌控对象。 母亲听完了这些事的始末，立刻打电话到金兰找我，约我回世界大厦和萧先生及他的女友王剑芬见面。六月十日那天，萧先生坐在世界大厦家中的客厅里当面告诉我说，他因为和李敖多年共患难，可以说是完全信任彼此的交情。李敖在处理财务方面比他高明太多，所以他大小金钱之事全部交由李敖总管，李敖要他签什么，他就签什么，连问都不问一声的。剑芬在一旁说萧先生的行为简直跟大白痴差不多，我说我很了解他。剑芬接着说道，还好她当时提醒萧先生把李敖亲手写的一张长达十八英尺的财物清单复印了一份拷贝，如果他们要告李敖侵占，那是唯一的一份法律凭据。后来在闲聊中萧先生提起一件事，他说那些被搬走的古董他都可以不在乎，只有一小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是真正值钱的传家之宝，这才是他唯一心疼的东西。我突然想起李敖曾经很得意地给我看过一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他说十年前他从牯岭街的古董商那里以五百元的低价收购了这个宝贝，因为那个老板不识货。我听完萧先生的话心里已经有了谱。李敖总说他不重视动机，只重视真凭实据，然而任何一个神智清明的人都知道动机才是最重要的。这时我对李敖最后的一丝幻觉都被打破了。智者说得对，要想维系一份情感，期望愈少愈好，若是没有任何期待，便能无条件地爱，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年轻时对人性的期望恐怕是太高了。我幻想中的李敖是个具有真知灼见又超越名利的侠士，而不是一个多欲多谋济一己之私的“智慧罪犯”。于是我暗自在心中打定了去意。 从结婚到离婚(2) 不久李敖又和四海唱片发生了纠纷。民歌手兼唱片制作人邱晨在媒体上看到李敖所写的《忘了我是谁》，很想把它谱成曲，于是偕同四海的廖董夫妇约我和李敖在财神酒店谈出版这首歌的事宜。邱晨问李敖对歌词的酬劳有什么要求，李敖说没问题，比照一般作者的酬金就行了。后来邱晨录完了音，唱片上市的第二天正准备把酬金给送李敖，李敖却开始避不见面。不久廖先生从国外回来，亲自带着礼物来见李敖，李敖说付款的时间迟了两天没照规矩来，所以要诉诸法律，不过可以私下和解，于是索价二百万元（看来他很迷信这个数字，大概是曾经比照此法成功地取得辜振甫的二百万台币吧）。廖先生要李敖给他一星期的时间做考虑，李敖答应了。廖先生趁这一个星期把所有发出去的唱片全部回收，并登报声明，经销商如果继续出售那张唱片，必须自己负法律责任。后来四海把那首歌的歌词改成了钱、钱、钱。 这段期间我已经心生警觉，懂得一些城府了。我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私章、户口名簿、画和衣物，一点一点地搬回家，等到搬得差不多了，就不再回金兰去住了。这时我开始提出离婚的要求，但李敖不肯，他说他要拖我一辈子，我心想他是很可能这么做的。没想到有天晚上他打电话来，要我到刘维斌导演家，他愿意无条件离婚。刘导演也是在台中新北里长大的世交，他的妻子孙春华则是我一直很喜欢的女人之一。 我到达刘大哥家，和春华聊了一会儿，大家便坐定下来。李敖拿出纸笔开始写离婚协议书，我心里有一种立刻可以得到解脱的期待感。他写到一半突然转头对我说，我必须把私章和户口名簿交给他，他好办理静庐的过户手续。他不知道我已经在李永然律师的协助下将那幢房子物归原主了。我告诉李敖说这么重要的东西我不能交给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拿去做什么。这时李敖脸色一变，气急败坏地开始骂出各种不入流的话，他又跳脚，又比武，像疯了一般地要和我单挑。我先是静静地听着，听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拿起旁边茶几上春华养的一盆很重的盆栽，照着他脑袋的方向正准备用力砸过去的时候，刘大哥一把抱住了我；我用力过猛，反弹力当场令刘大哥闪了腰。两个人就这样闹了好几个小时，后来猛然意识到天都快亮了，于是独自走到饭桌一个人低头吃起春华为我们准备的宵夜（已经成了早餐），这时李敖突然变了一张脸走到我的身边，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因因啊！我们还是好好解决这件事吧！”我头都没抬地对他说：“太迟了，我们走着瞧吧！” 八月二十六日萧孟能先生召开记者会，接着四海唱片公司和我又联合起来招待记者，公布了李敖的真相。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登出这则消息，舆论为之哗然，我整个人充满着战斗意志。八月二十八日李敖在友人劝说之下决定和我离婚。他先举行记者会，并散发书面声明，写了五条文情并茂的感言。某些与我有交情的女记者朋友拿了这份声明，立刻赶到世界大厦对我说，如果我不能马上回李敖一份书面声明，第二天报上登出的内容必定是一面倒的，因为他的文笔实在“动人”。于是我在五分钟内含着眼泪回应了他的声明。那张纸我没有保留下来，只记得内容是希望他好自为之，从此不再遇见“试探”。当天下午李敖拿着一束鲜花，打着我送他的细领带，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世界大厦准备和我签离婚协议书。当他和我握手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之间虽然历经一场无可言喻的荒谬剧，但手心传达出来的讯息还是有情感的，于是紧绷的斗志一瞬间完全瓦解。我的心一柔软，眼泪便止不住地泉涌，我为人性感到万分无奈。没有一个人不想爱与被爱，即使坚硬如李敖者也是一样，然而我们求爱的方式竟然是如此扭曲与荒唐，爱之中竟然掺杂了这么多的恐惧与自保。 李敖签完了离婚协议书，回到金兰不久便打了一通电话给我，他说他认为我们之间还是有很深的情感，他希望和我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把周围这些恼人的事抛到一边，好好地安静一阵子再做决定。我一边落泪，一边满心遗憾地对他说：“玉已经碎了，恐怕很难再密合了。”接着他话锋一转立刻对我说：“静庐的所有权状在我手里，你在法律上已经触犯了伪造文书罪，律师有没有告诉你这件事？”我心怀警觉地对他说我并不清楚这里面牵涉到的法律问题，一切交由律师处理，不久他就挂了电话。后来我才知道那通电话从头至尾被他录了音。他让我认清警觉是必要的，人一怠忽危机就会出现。 向内心深处探索 婚离后我整个人好像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洗礼，体重瘦成四十四公斤，身上的肋骨一条条地露了出来，但精神很好，心情也出奇的平静。虽然饱尝此生第一次的大是大非，我对于人性却仍然充满着憧憬。我自比《鲁宾逊漂流记》里的黑人星期五，在扭曲的文明与天真的原始之间摆荡，心房的一角却总有一个不散的宴席，一场周五之后的周末狂欢。在专栏中我陆续写了《星期五的世界》和《母系社会》，借以抒发劫后的雀跃和领悟。我白天拍连续剧《碧海情涛》，专心地工作，几乎没什么念头，连晚上的睡眠也无梦，像是一种轻安的精神状态。就在那个阶段我开始练习瑜伽大休息式，整个人仰卧平躺，慢慢调息，再配合一些观想，让自己进入定境。 就在我逐渐深入于内心次元的阶段，李敖开始控告我伪造文书，我不得不上法庭面对与我毫不相干的官司。上法庭和李敖打官司又是另一种震撼，他颠倒黑白的狡辩能力令我差一点对他行五体投地大礼拜。他为了抹黑我的人格，竟然印了书面声明分发给在场的各报记者，说我是索价一夜十万元台币的应召女郎（他知道当年我和宝哥在印尼登台的酬劳是一天十万元），所以我的证词不足以被采信。当时正直不阿的资深记者宇业荧就坐在我身边的位置上，他一拿到那张传单立刻让我过目，然后迅速地跟其他的记者朋友们商量，提醒大家不要上李敖的当。我在媒体上花边新闻颇多，但大部分记者都知道我是个只要爱情而不屑拿爱情换取金钱的浪漫派。后来李敖的声明报上只字未登。 几年的官司所累积的怨恨像个钩子一样，紧紧地钩住了我和我心中的李敖，后来我读了《灵魂永生》这本奇书，突然明白困境的编导者就是我自己，一切都该由自己负责，于是那个钩子就松了，整个人也跟着轻松起来。当时我正在香港拍《大笨贼》这部喜剧，每天我都捧着《灵魂永生》阅读，并试图说服许冠文也拿起来读一读。沈公子（沈君山先生）到香港见金庸，有一天晚上他和我在咖啡厅里聊天，我也兴致勃勃地和他讨论这本书，但显然引不起什么共鸣。虽然得不到智识上的共鸣，我的心情依旧轻快无比，时常一个人戴着随身听在尖沙咀的街头边跳边唱地走着，那份喜悦想必感染了不少路人，从他们脸上的微笑可以略知一二。 回到台湾后不久又接到了法院的通知，照样还是得面对现实中的纠扰，但心情已经大不相同了。我记得上法庭的那天早上，我和母亲到达的时间稍早了一些，法庭的门还没有开，我转过身望向外面的院子，发现李敖一个人坐在对面的长椅子上等候。我心中突然生起一种想法，好像我们俩共同演出了一场荒谬戏，为的只是要转化我们先天人格中的愤怒与嗔恨，好像那是我们在转世前就约定好的事。当时我并没有以我的理性检验去干预这个想法，我只是很自然地认为就是如此，于是不由自主地对坐在远方的李先生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如同他初次在萧家见到我的举动）。李敖微微地有一些反应，但我不知道他明不明白我的举动里的意涵。下了法庭，我跳跃地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我觉得我们俩无聊透了，放着好日子不过，这出闹剧可不可以不要再演下去了。”李敖脸上带着苦笑地说道：“其实我也不想演，只是已经骑虎难下了。”我觉得他终于说出了肺腑之言，那一瞬间我心里所有的怨恨彻底烟消云散。 没多久法官宣判我无罪，心中的钩子一松，外在的结也跟着松了。萧先生在李敖“真凭实据”的攻势下节节败诉，锒铛入狱两次，第三次他决定不再奉陪演出这场荒谬剧，于是偕同剑芬移民美国。每次有人提及李敖，他还是对李先生的才华赞不绝口，没有丝毫恨意，令剑芬更是觉得不可思议。李敖自己在那张长达十八英尺的真凭实据之下也因侵占罪成立而锒铛入狱一次，但他在回忆录中仍然把那次不名誉的牢狱之灾形容成“第二次政治犯入狱”。他深谙群众心理，在一切泛政治化的台湾，人心肤浅到只要是诉诸政治迫害，那股同仇敌忾的浑劲儿一被激起，谁还管“真相新闻网”谈的到底是不是真相，爽就好了！ 官司过后，我竟然一连三次在台北东区不同的地点碰到李敖。我走过去和他握手打招呼，心里有一种“从未发生过任何纠葛”的诡异感，好像他只是我初识的一名友人，彼此说了几句问候的话便径自上路去也。十几年后当我的健康因剖腹产和畸胎瘤而坠入谷底时，李敖开始在他的电视节目和著作中不断地对我攻讦，令我不禁增生一份心理上的洞见——仇恨的背后永远有相反的情绪，好像他还是难以忘怀或仍然在恐惧着什么。我一直没机会让他理解我在这段因缘中的心理真相，这似乎是我对他的一种亏欠和未竟之责。但愿这一万多字的剖白能够让他清楚──“只有恨的本身才是毁灭者”。所有对他人的攻讦与不满基本上是毫无杀伤力的（如果那个人已经超脱了面子问题）；这股力量在过程里伤害的只有自己。人即使拥有再多无知的支持者，终场熄灯时面对的，仍然是孤独的自我以及试图自圆其说的挣扎罢了。 第六章 寻道(1) 《灵魂永生》像是一把独特的钥匙，开启了我向内探索的门，使我体会到心智的创造力，也让我更专注地朝着内在的召唤前进。在自我探索的途中需要各种助缘，其中最重要的一位道友就是目睹我和李敖协议离婚未成，为我们做“最后宵夜”的孙春华，另外一位则是气功大夫唐师父。 我在前文中提到在香港拍《大笨贼》期间，因为从马上摔下来而伤到了尾椎（以及第三节的颈椎），回台湾后虽然找了推拿师治疗，但尾椎部位的经络仍有些淤肿，因此右半边身体时常隐隐作痛。不久有人介绍我到辛亥路“双头甜”水果店旁的一幢老公寓，找一位专治跌打酸痛的气功高人——唐师父。我按照地址找到了“双头甜”，也找到了唐师父的诊所。 那是一幢简朴得近乎简陋的二楼公寓，里面坐了一些求诊的人，有的人肩颈部位贴了厚厚一片的黑褐色药饼，我问他们那是什么东西，他们说那是唐师父徐州老家三代相传的秘方——由红薯制成的药饼，可以把肩部穴位里的淤塞物吸出来，我看了觉得很稀奇。进入唐师父的推拿室，见到一位年长的女士正在接受治疗，仔细一瞧竟然是叶曼居士——叶阿姨。我曾经在《十方》杂志里读到叶阿姨某次打禅七突然瞎猫碰死耗子，尝到了“推河车”的滋味。照理讲她的经络已经畅通无阻，为什么还会坐在这里接受气功治疗呢？我心里正暗自思忖着，叶阿姨突然开口说道：“我这个病是打坐治不好的。”我被她的“心通”能力吓了一跳，不敢再多想什么，老老实实地坐在旁边等待唐师父治疗。叶阿姨的疗程结束之后，唐师父要我躺在按摩床上，他以气功点穴的方式为我进行治疗。他的方法和一般的按摩推拿截然不同，患者不但没有痛感，而且非常舒服，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治疗结束后他给我开了一些泡澡的草药粉，要我回家自己进行药浴；它的功效是促进血液循环和排毒。这样双管齐下地治疗了一阵子，有一天唐师父说他要为我运气，把尾椎穴位的淤塞物用徒手吸出来，我怀着未知的心情接受他的“吸淤大法”。过了几秒钟的时间，唐师父要我坐起来看他的手掌，只见他的掌心全是灰灰黏黏的东西，他说这就是穴位里的淤积物。他问我感觉有没有轻松些，我说确实轻松多了。他说用一次“吸淤大法”不知要耗掉多少元气，我仔细看了一下他的脸，发现他的头发竟然全体竖立，就像卡通影片里的人被电击后的反应。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有点眼冒金星，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后来听说许多官场上的要人经常派车子来接唐师父出诊，不知道他如何应付得了那么多的病患。 几个月之后唐师父在某家美商公司开静坐班，我成了班中的学员，我们不仅练习静坐，还接受唐师父的外气灌顶。当场气动的人有两位，我是其中的一个，从此以后我的外气就开始不能控制地在身体里流窜。 练了几个月之后，各种深埋的情绪开始曝光、释放。我逐渐察觉自己和父亲一样，都是压抑愤怒、哀伤和恐惧的能手，我们习惯性地在人前维护自己的平静与尊严，力求人际的和谐，大部分的负面情绪都往内压；就因为没有适度的宣泄，在生活里情绪才会突然失控，爆发出巨大的情绪能量。 母亲在这一点上比我们父女要坦率得多，她总是有话直说，有气则发，所以她的能量比我们高，也比我们流畅，但也因此造成了我们的压力。这时我意识到自己迫切地需要一个独处的空间，世界大厦的家只有母亲的气味，我的创造力在这个空间里是很难充分开展的。从某个层面来看我很羡慕父亲，至少他和母亲的功课已经暂时中止，剩下我独自一人继续面对这股难缠而又顽强的能量（她对我也有同感）。 自从我进入演艺这门行业之后，几乎没有什么私人生活可言，我在媒体的渲染下好像身边永远有男人陪伴似的，其实我和异性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时间，十几年总共加起来大概还不到两年。母亲守了三十多年的活寡，我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寡宿。我经常想借着两性关系脱离母女相依为命的无奈生活，但叛逆了无数次最终还是回到原点。平常我不是拍电影、拍电视、拍广告，就是登台、主持节目、接受访问，再不然就是出外景、参加影展、宣慰侨胞或演讲。我辛苦工作赚来的所有收入悉数交由母亲管理，她省吃俭用以本金生利、利生本金，我们的生活终于可以不愁后半辈子的吃穿，父亲也不必再把薪水全部交给母亲（从我一开始赚钱养家，便要求母亲放父亲一马，后来母亲终于答应了）。 表面看来一切已经获得改善，应该皆大欢喜才对，没料到富裕的金钱仍然无法带来宽大的心胸。 母亲对于金钱的执著并没有减低，连上西餐厅吃块牛排都舍不得，买来的新毛巾她也舍不得用，全都叠在抽屉里，偶尔拿出来欣赏几眼，用的还是那两条像抹布般的旧毛巾；五斗柜里的罐头放了十年还不扔，豆芽剩下两根也算一道菜，残余的口红仍然用簪子挖出来当胭脂抹，一抹抹了六七年。我提醒她钱已经够用了，不需要再这么紧缩地过了，她的辩白是：“就因为这么紧缩，才有钱的。”我问她：“你不觉得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生活方式吗？赚钱的目的是要提升生活品质，不是要你变成它的奴工。”她立刻把话锋一转，声称自己身体健康完全是因为粗茶淡饭，所以还是要继续节俭下去。 寻道(2) 然而问题是，她节俭的势力范围总是扩张到我身上，我辛苦工作了十几年，回家吃饭经常面对的还是那两根豆芽，我每个月两万块的零用钱，数十年如一日从未因“表现良好”而调涨过，需要置装时还得大费唇舌，甚至起争执。那段期间我突然对金钱生起一股莫名的反感，觉得金钱只进不出是一种罪过，于是开始大量捐献。心理分析说得真是正确，总是向右走的母亲，一定有一个向左走的女儿。母亲对我捐钱的行为愤怒不已，但我的理由十分堂皇，她也拿我没辙。 随着内气的启动，我的能量开始增强，我想脱离母亲独立生活的渴望也日益壮大。我愈来愈无法自欺和倚赖，也愈来愈不愿忍受她永无止境的唠叨和负面的精神状态，于是我鼓起勇气告诉她我要找房子搬出去住。母亲听完了我的话，闪电眉高高挑起，语带威胁地说：“怎么啦？你这个不孝的东西，老太婆已经让你嫌透了是不是？要找房子可以，五分钟远的路程之内你要是能找到一幢合适的房子，我就出钱给你买下来。”我知道她不愿意我离开她的视线范围，但是我去意已坚。我心想我非得在五分钟的路程内找到一幢房子不可。那个周末，就在五分钟路程还不到的四维路巷弄内，有一家小型建设公司正在促销一幢八层楼的公寓，我经过时看见他们的样品屋，室内的格局、采光和建材都不错，我心里禁不住暗自呐喊：“真是天助我也。” 一年之后我搬进了采庐，正式过起独立自主的生活，我的零用钱从两万元涨到了四万元。三十六年拱手让出自主权的日子终于结束。 三从四德与忠孝之道是威权的一方编织出来的骗局和陷阱，也是一个不假思索的程式和限制双方成长的禁令。权威的一方在这个禁令下可以尽情地停止成长，巩固自己的旧习气，下一代如果对人性和心理欠缺洞察，一定会被这些腐旧的习气熏染、洗脑，恶性循环地继续活在萎缩、自保和不安的病态中。然而放眼望去，周围没几个明白人，所有的知识系统，包括我曾经涉猎过的心理学、哲学、玄学和各种杂学，在我看来都不够究竟，似乎只有佛道智者，那些已经大彻大悟之人，才算是真正窥见了人性的最深处。我觉得自己必须找到完整的心灵地图，才能建立正确的人生方向。这股巨大的渴望和不满促使我步上了“五十三参”［1］的寻道之旅。不可否认的，寻道最便捷的途径还是得透过人这个中介，从遍访名师的学习过程中逐渐找出自己的一条路。 第七章 五十三参 回想起来我第一个结识的解惑者应该算是林云二哥。那年我十九岁，正在辅大念书，隔壁法文系有位同学名叫叶政圆，他人很温和，没什么攻击性，我们很自然便成了好友，在他的引介下我结识了不惑之年的林云二哥。那时他尚未成为公众人物，看上去是位深思寡言内心世界不易测度的中年人。他拿着一个放大镜，上面有一颗迷你型的小灯泡，很仔细地研究起我的掌纹，然后慢条斯理地开始剖析和预言我的性格与命运。他说我是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时常因碍于情面而吃亏，人生的阻碍不断，但日后的知名度是超越国界的。我的情感世界里有许多异国因缘，但也是波折连连，他说我应该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我告诉他这是除了至亲之外无人知晓的事。他能看出道钧、道扬的存在，证明他的掌纹学的确有自家绝活；后来他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我们便失去了联系。几年后他开始以民俗学、风水和密宗苯教的术数，为人解惑、解心结，我们才又有了见面的机缘。这位李敖口中的“妖僧”其实是一位深具观察力和判断力的高人，多年来他所教导的方法虽然不是我追寻的目标，但每次旁观他和周遭簇拥的追随者之间的互动，真是佩服他因机施教、适时点拨的全观能力；他的柔软、稳定、宽大和善解人意的能力，绝非那些攻击他的人所能度量的。我认为他是我在道途上的第一位解惑者，也是曾经给予我无私的支持和关怀的兄长。 第二位有缘的密宗导师是红教宁玛派的嘉楚仁波切。一九八四年底我正在香港拍摄《平安夜》，某天傍晚刚拍完我死亡的戏，回到旅馆便接到林云二哥的电话。他告诉我有一位大圆满修行人很值得参访；那天晚上这位高人将举行灌顶法会，二哥希望我能参加。我走进法会的现场穿过客厅时，见到法座上的嘉楚仁波切，心里忍不住暗自窃笑。他的长相十分古怪有趣，有点像外星人加兔宝宝的组合。他的脸孔充满着喜感，头形圆满，手势优美；那股发自内在的美，吸引了我的注意。密宗的仪式和法会给我一种文化上的疏离感，眼前的这位老师却令我觉得亲切。晚餐时我有一个机会和他私下谈话，我坐到他的身边，充满着好奇地提出了一个颇为唐突的问题。我问仁波切我与母亲是什么样的宿世因缘，仁波切带着满脸促狭的表情回答我：“说不定她曾经是你的女儿？”接着菜饭已经上桌，谈话的机缘就此打断。 一九八五年我的好友丁乃竺邀请仁波切到她阳明山的家中传法，我再度有机会和仁波切见面，当天乃竺可爱的姊姊乃筠坐在一旁替我翻译。仁波切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对我的观察，那些话语帮助我建立了一些自我肯定，使我的解脱之心更为坚定。多年来他偶尔应邀到台湾弘法，每次见到他都有些收获。他率直的话语里总是有洞见，顽皮嬉笑之间流露着真实的关怀，你可以感觉他有多么希望学生们能全神贯注地步上解脱之道。他给我取了一个有趣而传神的外号——面条，意思是这根瘦巴巴、滑溜溜的面条许多人都想用筷子把它夹住，但终究被它溜掉了。我三十八岁那年进行了十个月非正式的闭关，促使我做决定的人就是嘉楚仁波切。当时我在三藩市演讲，刚好仁波切也在湾区，他看到我深陷度众的大梦中，忙得连小命都不保了，便适时地提醒我：誓言固然要完成，身体还是得先照顾好。他告诉我再不闭关充电修养，健康很快会出问题。我一向服气他的观察，于是照他的话在四维路的家中闭门自修和翻译了十个月。他从不讲教条或勉强你修某种特定的方法，而是客观地给予最实在的建议，而那建议往往就是因缘的自然示现。 另外一位与我有短暂师徒之缘的老师也是在乃竺家结识的。某一天红教的贝诺法王在丁家弘法，我上山去参与那个法会，下午有位蒋波仁波切也来会见法王。我记得当蒋波仁波切刚一推门进入玄关时，我连他的长相都还没看清楚，便觉得有一股想要流泪的冲动，我在丁妈妈面前掉了几滴眼泪，丁妈妈看到我的反应感到很稀奇，于是对我说：“terry，你和这位仁波切一定非常有缘，你应该多接近他才对。”不久乃竺陪我到淡水参访蒋波的道场，我记得一走进他的起居室弯下身向他顶礼时，浑身的气突然往头顶冲，完全无法用意志力加以控制。我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名创伤儿童见到了父亲，号啕大哭了十几分钟，那时我才发现自己从小到大压抑了多少的哀伤。蒋波仁波切无语的悲悯，令你感觉终于有人无条件地接纳你了。他散发的人性品质是充满着残酷与暴力的世界所罕见的。他的神态中自然流露的理解与浑身散发出的治疗能量，令你觉得自己的委屈不需要言语的倾诉，他一眼便完全了然。他告诉我，也许我们曾经有过师徒或亲属的因缘，如果我对密宗有兴趣，可以护持他建立深坑的道场。可惜深坑的道场成立后不久，他就意外地圆寂了。近年来听说他已经转世，然而我对转世之说仍抱有存疑的空间，所以没有再涉足于他的道场。 在显宗方面，春华引介我参访过圣严法师、证严法师、星云法师和唯觉法师，每一位法师我都皈依，也私下交谈过，他们都有某种程度的洞见和智慧，但是他们的道场太庞大，信众的人数过多，老师不可能有充裕时间私下细解真理，而我急迫的求道之心无法在这样的形式中得到满足，于是我决定依法不依人，开始靠自己阅读古老的典籍。 阅读各家典籍(1) 如同大部分的真理追寻者一样，我一开始读经不外乎就是、《金刚经》、《圆觉经》、《华严经》，等等，此外还有春华送我的一大沓助印的善书。这些经典里所采用的语言既简练又玄奥，你很难立刻理解。东方人喜欢意会而不强调言传，于是你只好人云亦云地说服自己：也许真的不需要理解，只要每天把经典当早课晚课不断地诵念，有一天自然就领悟了。但是诵念了许久，仍然不见悟的踪影，这时你不禁开始怀疑那些强调意会的人可能没一个真的领悟了什么，他们只是满口佛言佛语似懂非懂地炫耀罢了；至于法师的诠释和注解听起来也都是一些道德常见罢了。难道甚深的真理就仅止于此吗？除了因果、布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外，还有没有更深的道理了呢？不二法门指的究竟是什么？不思善、不思恶指的又是什么？如果没有善恶、是非、对错，人类又能依恃什么而活？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是什么样的境界？禅宗的参话头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公案和机锋转语把真理引到了玄之又玄的境地，难道古代的智者真的那么残忍吗？生命的苦难有那么多余暇可以拖延、揣摩和猜测吗？我对传统的这套宗教作风逐渐起了反感，我不相信没办法找到一看就懂的真理。 有一天我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中英对照的《老子道德经及庄子全集》，英译者是James Legge。以前我读老庄虽然能领会，但还不到完全对焦的程度，没想到这本书令我对老庄思想产生了清晰而完整的理解。我阅读铃木大拙以英文著作的《禅与心理分析》、《基督教与佛教的神秘主义》、《开悟第一》以及《禅与生活》等书，也比较能理解禅的精神内涵。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感觉在英文的著作里或许找到我想追寻的究竟真理，于是决定再回纽约索霍区的“小家”住一段时间。 一九八八年的初夏我刚过完三十五岁生日，便搭乘飞机直奔纽约。再度回到SOhO，心情非常愉快。我住的那一区离纽约大学附近的西东书局很近，我喜欢散着步到那儿去找书。我饥渴的心就像一块干瘪的海绵，恨不得把整间书局里的智慧之水全部吸光。我从五花八门、九流十家的道书中凭着感觉挑选我觉得有挑战性的著作，譬如《宝瓶同谋》、《拙火经验》、《意识光谱》、《秘密教诲》、《物理之道》，拉马纳尊者的著作，艾丽斯·贝利的自动书写，等等，我都买回去阅读。《宝瓶同谋》使我理解六十年代嬉皮士的蠢动已经逐渐深化成意识范型的转变。多年来西方知识分子致力于东西研究以及各类知识系统的整合，随着人脉的日渐伸展，西方人的意识变革已经明显地汇成一股趋势；各方的同谋者汇集起来在松散的结构下推动着全球的觉醒。我心底的那个隐隐约约的召唤和誓言，在这个令人振奋的讯息中开始变得如雷贯耳。是的，推动宝瓶时代的心灵解放，就是埋藏在我DNA中的那个古老的召唤。 追寻者的日子是最快活的，终极目标在远方遥遥地招着手，真理似乎是唾手可及的。我每天早上起床做瑜伽，替自己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到超市捧回一大包的新鲜蔬果，泡一杯在中国城买的江南龙井，一边品茗，一边埋首于启蒙的文字里。这种既中既西，又古又今的混沌，令我觉得自由而适切。午餐时刻我到est Broadway的日本料理店叫一客百吃不腻的California roll，或者到附近的素食餐厅用头脑说服自己：淡而无味的生菜沙拉是有益身心和灵魂的；这么做满足了我各种潜藏的洁癖。晚上偶尔和好友Anne到埃塞俄比亚餐厅放任地享受一餐手抓饼夹红烧牛肉的异国烹调。我热爱国外的生活方式，但因缘总是把我拉回到台湾。 有一天我买了一本书，书名是《时间是个幻觉》（time is an Illusion），作者是Ceo设立了一间“Ligitute”以针灸术引导患者进入前世回溯。这个领域我从未接触过，既然五十三参，就要参到底，于是我买了一张机票，寄了五百美金的诊疗费，便只身前往这个陌生的小镇。 我被“Ligitute”安排住在一位专门设计银饰的艺匠家中。她的室内布置完全是新墨西哥风——印第安人手刻的原木家具，粗朴而厚实，Kilim毛毯上有我最爱的色泽，耀眼的阳光从天窗放肆地洒落下来，温暖了地上酣睡的黑狗；女主人告诉我，它的名字叫Peggy。我这名“猫人”以往只要遇上狗族，一定遭到它们龇牙咧嘴的威胁，Peggy是我遇见最友善的狗。它亦步亦趋地跟在我的身后，或者安详地趴在我的脚边，等着我用手温柔地抚摸那身美丽的皮衣。我觉得Peggy也是我的老师，它解除了我多年以来对狗的恐惧；这份恐惧来自童年时母亲讲过的一则遭遇。 母亲当年在四川歌乐山独居时，隔壁有人养了两只大狼狗。有一年母狗怀孕产下一窝的小狗，母狗每天尽忠职守地护着它的狗仔仔，渴望拥有孩子的母亲，寂寞地站在窗前望着那幅天伦图。某天有位住在附近的太太到隔壁做客，她听说母狗生了一窝小狗，兴奋地走近前去观赏，没想到母狗以为陌生人来意不善，拼了命地往那位太太的身上扑，一边扑，一边用尖牙撕咬对方的衣肉。母亲站在窗前目睹那名女子由洁白变成血肉模糊，急得一个人在屋子里又骂又叫。 阅读各家典籍(2) 我听了也跟着急，我问她为什么不跑去救人，她说：“傻孩子，那母狗已经疯了，跑出去等于送死。” 她说这句话时，眼眶里都是泪水。母亲的回忆透过她鲜活的表情和语言，感染了我幼小的心灵，从此以后我看到狗，便自动生起一股莫名的恐慌，全身的汗毛好像不听使唤地竖立，恐惧的意象锁在细胞的记忆库中，始终没有机会解除这个密码，眼前的Peggy以它的忠诚和温柔，融化了我的防卫机制，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 Galisteo夜晚的繁星，把银河挤得水泄不通，空气中漂浮着阵阵的骆马味。寂静像是一片黑幕，衬托着此消彼长的虫鸣，我脑中神经里的蝉鸣，也加入了这一场即兴演奏会。这真是一个连污染都不在的偏远小镇。你走的国家愈多，愈是惊叹人类四海为家的迁徙本能。我独自一人以耳根圆通和这片陌生的天地，进行着无言的交流。 第二天前世回溯的治疗正式开始，我从住处沿着村里的小径往诊所的方向走，途中经过一幢农舍，里面养了六七只大公狗。Peggy显然是这个村子里最受欢迎的母狗，它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引起公狗强烈的反应。那一群大公狗看到Peggy，立刻摇着尾巴迎上前去，我对狗的防卫机制虽然已经改善，但是在四处无人的野外，面对一群大型的公狗，仍然心跳加速。我慢慢地往前走，故作镇定地回头喊着：“Peggy！Let誷 go.”说也奇怪，那群公狗不知道是感应到了我的恐慌，还是知道我要带走它们的女友，只见其中的两只盯着我的腿追了过来，它们发出攻击前的“呜呜”声，龇着尖牙，眼看就要咬到我的小腿了。这时我想起第一天在“Ligitute”遇见一位老师正在教小朋友驯马，她说动物只有两种反应，一是攻击，二是逃亡；这两种反应的背后都是恐惧，如果人类想解除动物的攻击性（也包括人性中的动物攻击性），最好的方法就是深呼吸，保持心情的平静。于是我开始深呼吸。很奇妙，那只几乎咬到我小腿的公狗，突然放缓脚步，停了下来。我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不久Peggy尾随而至，我看到前面的某户人家已经在望，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个事件让我体会到“禅定能制暴”。 那一天为我进行回溯的是一位穿着粉红丝质衣裤，披着白色雪纺围巾的白人女士。我看着她浑身上下的入世气息，信心怎么也提不起来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位“粉红女士”可能无法带我进入任何一个前世，我只好忠于自己的感觉，走进Chris的办公室要求换人，刚好Chris本人正推门进入办公室，我敏感的知觉，立刻感应到她所散发的治疗能量，她很快地答应换一位助手为我进行回溯。 第二位助手是印度籍的心理治疗师，她引领我进入一间有喷水池和天光的房间，我们席地而坐，透过交谈熟悉彼此。接着她带我走进一间摆着按摩床的宽大房间，她示意我闭上双眼平躺在床上，以深呼吸和观想来放松自己。她要我想象净光从头顶洒进体内，把所有的障碍和浊气从脚底洗刷出去，我发现这个观想的方式和道家的“洗髓功”十分类似。然后她开始为我按摩腹部，她在肋骨的下方以及肚脐的四周施以缓慢的深压，我觉得那些部位都很疼痛，她说这表示我还有许多深埋的情绪需要释放；接下来她以精神暗示导引我沉入幽幽微微的冥想。安静了一阵子，她暗示我已经回溯到入胎状态，她问我有没有任何心理的反应，我不知道是自我压抑，还是根本“没事”，脑子里空空洞洞，什么反应也没有，但是我求和谐的老毛病又犯了，我觉得没有反应会令她失望，于是勉强挤出了一两幅“人工影像”，她说这可能是回溯的第一个也是最近的转世。 我告诉她“那一世”我是北京天桥卖艺的少女，我今生的父亲在那一世也是我的父亲，他手上好像拿着一个钵，站在人群前面收银子。我在叙述时心情和以往演戏时一样，觉得这个剧本写得实在太过于拙劣。接下来印度女士又问我还出现了什么画面，我勉为其难地发出呓语：一场洪水淹没了我们的农庄，父亲和我在洪水中各奔东西，从此流离失散，没有再见过面。 接下来我又在她的追问下呢喃出第二个转世，但剧情糟得必须患健忘症。两个前世好不容易诌完了，印度女士开始当真分析起我的潜意识。她说从那两世的意象看来，我与父亲的关系都是骤然中断的，因此我今世的亲子和两性关系，必定受到了前世的影响，也有骤然中断的现象。乍听起来这些话都与事实相符，但这些事实不用她说我也知道。无论是Chris自己写的书，或是莎丽麦克琳的著作，强调的都是这间中心所用的独特针灸术。她们声称当金针扎进眉间轮的穴位时，接受治疗的人会自动出现过去世的意象；莎丽在书中还绘声绘影地描述她进入亚特兰提斯那一世的景象。 然而眼前这位女士所采用的显然是“自由联想”，既没有针灸，也没有真正的前世画面，只有我缺乏想象力的“胡”诌。我按捺不住开始坦白抗议，我说你们做了不实的广告宣传，基本上已经是欺骗的行为。印度女士辩解了一些护卫己方的说辞，我觉得没有讨论的余地，于是我告诉她，我虽然是个对金钱随兴处置的人，但此刻我要以负责的态度，要求你们退还我已经开出的五百美金支票。印度女士气得脸色都变了，她说她在这间中心工作了几年，治疗过从世界各地前来求诊的人，其中不乏知名之士。前几天才有一位来自欧洲的音乐家，就在我躺的这张按摩床上突破了严重的心理障碍，感动得痛哭流涕。我说对一位从未深入过自己的人，“自由联想”可能很有效果，但是对长期向内心探索的人来说，你们的方法是很浮面的。她听了当场拂袖而去，我也独自回到住处找Peggy玩耍。那天晚上印度女士拿了一张五百美金的支票，当面交还给我，我告诉她，我很欣赏她的诚实与自重。 阅读各家典籍(3) 第二天我从一位来自德国的求诊者口中，得知粉红女士和印度女士递了辞呈，不久将离职返回自己的家乡。我发现自己多年来一直在做“踢馆”的无聊事，像我这样性格的人，实在不宜涉足别人的殿堂。没有人喜欢探索和检验，多数人要的只是臣服罢了；我决定自己只身孤独地自力求济。 我找到了！(1) 就在我打消所有他力救济的意图时，某天我逛完纽约的Bloomingdales百货公司，正在路上散步，抬头看见前面有间小型的书局，是我一直想探个究竟的探索书屋（Quest Bookstore），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推门而入。这间书屋也是著名的通神学会办公室所在地。我漫无目的地浏览着书架上各式各样的宗教、哲学与玄学著作。当时我并没有戴眼镜，远距离的东西是看不清楚的，可我被远方书架上的一张照片莫名地吸引着。我眯着眼睛走上前去，发现那张照片上的人物是一个看似女孩的印度男孩，书名是《克里希那穆提：觉醒的岁月》（Krisi: the Years of Awakening）。此人是谁我那时一无所知，看见那个旋转书架上全是他的著作，显然是位有分量的人物。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是以他的照片做封面，他的脸从年少到老迈变化大得惊人，好像每个阶段的他都不是同一个人；尤其突出的是普普·贾亚卡（Pupul Jayakar）所写的《克里希那穆提传》的封面照片。那张照片上的他应该是五十岁左右，我觉得那是我见过最俊美的一张脸——这张脸似乎不容许一丝一毫的含糊与妥协，透彻的眼神像是在遥望着另一个世界；通常这样的眼神里总带点梦幻成分，他的遥望却是警醒的、了知的。我只能说我被那张脸迷住了，旋转架上的书我全买了下来，回到SOhO的家中开始一本本地阅读。克里希那穆提的书中没有任何媚俗的废话，句句正中核心，一针见血地点穿了人类的自欺与无明，他的洞见已经探照到人类意识的底层。如同世上无数受到他话语感召的人一样，我知道五十三参的旅程已经到了尽头。我找到了！ 克氏的教诲看似哲学、禅、中观与佛家的原始观点，但是其涵盖的层面以及微细的程度又似乎超越了以上的范畴；基本上他是一位无法被归类的老师，他的教诲简化地说就是最究竟的真理。因为究竟真理已经超越自我中心的活动，深入于真空无我之境，所以是不能言传的。传统宗教组织对于无法言传的真理多半以直观的“悟”来下手，但克氏的解说方式却是从反面切入，以现代人易懂的语言工具透过对谈层层揭露意识中的真相。既然无法从正面说明，那么就从反面一一破除各种幻觉、象征、名相、意识形态、价值观、教条、理想、时间感、挣扎与二元对立。当所有的无明之网被解开时，不需要任何刻意的修炼或锻炼，也不需要再建立任何观点与概念，人心自自然然便能安住于解脱的空寂状态。当机缘成熟时，开悟的熏风会不请自来，这便是克氏所谓的“无为之道”。但无为总给人一种不知该如何下手的感受，似乎太过于轻松了，习惯于有所作为的人类很难体会只是存在的那种心境，而总想抓住什么、追求些什么，于是能量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耗损。然而凡是能抓得到、追得着的都不是真相，都只是我们认假成真的幻影罢了。克氏的话语促使我反思自己追寻真理的过程，没错，追寻的本身就是在脱离事实的真相，虽然追寻也能带来希望、快感，追寻也能满足自小就有的征服欲，但追寻毕竟投射了时间感和未来的幻觉，故而忽略了当下的真相——真相包括内在与外在的种种情境，亦即内心或意识里的思想、情绪和身体的觉受，以及外在发生的事和各种关系的互动。 对于“当下”的体悟，传统的宗教组织通常是透过禅七活动由法师引导学生逐步深入；但是广为一般大众所熟悉和认同的，却是周边的宗教仪式、象征某种美德的善行以及退而求其次的方便法门。克氏以毫不妥协的精神，首先揭开的无明之网就是从古至今流传最广、最久远的“方便”之说。克氏指出，人类心灵演化的终极境界便是证悟实相、真理与至福，而传统的修证和冥想途径最常见的却是持咒、念佛、观想之类的方便法门。克氏认为这类的方便法门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在《人类的当务之急》这本书里非常透彻而详尽地指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冥想，什么是错误的冥想。他说：“冥想既不是重复诵念，也不是神通经验，更不是刻意止念。咒语和念珠虽然可以使妄念安歇，然而在本质上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催眠的形式，还不如服镇定剂算了。” 我回想起自己一开始接触宗教时，法师教给我的几乎都是持咒和观想法门，再不然就是透过随息、数息来集中焦点和妄念。一开始这些方法都很有效，奔驰的思维活动很快就安静了下来，但不久又恢复了原状，于是我又得重新数息、持咒，就这样重复再三来来回回地角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产生怀疑：难道这么做就可以解脱了吗？答案是，它不但无法帮我解脱，还进一步制造了更大的矛盾，因为我和人说话时心里想的是咒语，在进行某件事情时也无法全神贯注于眼前的工作，心里老是挂念着修这件事。克的话完全印证了我的疑惑，于是我继续阅读，看看他还要揭发些什么。他说：“盲信和抱着教条不放的人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冥想的领域，逍遥自在才是冥想的首要条件，而它意味着彻底放下社会的假道德与价值标准。这便是冥想的起步”，“冥想就是当下自发的天真情境，这样的心永远是寂然独立的”，“一旦身为印度教徒你就无法独立了，同样的，其他教徒也都无法独立。一个因承诺而受到束缚的人怎么可能寂然独立呢？寂然独立意味着不受影响、天真、自在与圆满。假如你真的能寂然独立，就能大隐于市，而且永远会做局外人。能够寂然独立，才会有完整的行动及合作的精神；因为爱是完整的”。 我找到了！(2) 阅读了克氏一长串的见解，我很庆幸自己是个滑溜的面条，我的心至今没有被任何人或任何组织所制约，同时我也意识到独立的追寻过程远比加入某个组织要辛苦和不安全得多，然而真理这朵深山中的百合绝非一蹴可及的，没有一点实验和冒险的精神恐怕是很难找到的。接着克氏更进一步地引申自由与暴力的关系。他说：“自由就是一种无限的空间。当空间不够的时候，暴力一定会出现”，“社会文化的范围过于狭窄，里面毫无自由可言，因为缺乏自由，所以才会失序”。这些话让我开始思考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确实是没有空间的，父母不尊重你的自主权、成长权和试误的权利。师长则一味地灌输你各种是非、黑白、对错的观念；他们在上课时你只有听的份，过程里既没有讨论，也不鼓励质疑，若是学生有所质疑，多半被视为叛逆分子。政治在国民党解严前连言论的自由都不完整，更何况设立一个反对党来制衡执政党了。婚姻制度则使得自由恋爱变成了毫无弹性的终身承诺，怪不得家庭、学校、社会，处处都有暴力和失序的现象。 克里希那穆提的洞见(1) 克氏的真理显然是以人为本位的，他不像传统的宗教导师总是致力于集体秩序的维护，总劝人忍辱、持戒、行善，臣服于社会认同的美德；他更深一层地洞悉到人心若是没有自由的空间，就会因压抑和不忠于自己的真相而滋生出暴力及失序，而集体的秩序也会跟着瓦解。毕竟所谓的国家、社会和民族这些宏观名词，不过就是许多被压抑的个人组合而成的。然而从古至今个人对抗集体的战争一直没间断过，世界并没有因反叛和革命而获得改善，人类也没因此而真正转变。在这个宏观的议题上，克氏也有他的洞见，他认为人类的自我感和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创造了社会和宇宙，因此个人就是宇宙。他认为社会运动和政治改革都无法彻底转变这个世界，除非每个人快速地产生突变。他说：“制度永远不能改变人类，制度永远是被人类改变的。”有人问他小我的力量如何能改变社会和宇宙，他回答说：“滔滔的恒河之水是由无数的小水滴汇聚而成。所有改变人类的重大运动都是从某个小我开始的。” 然而小我又要如何开始呢？这“如何”二字一出口，已经暗示了方法与追求之心，克氏敏锐的心智立刻照见这其中的陷阱。他说：“如何二字指的并不是方法，而是一种探索，但改变到底是什么？真有改变这回事吗？还是只有在完全改变之后，你才能问这个问题？……改变意味着从现有的状况转向另一个不同的情况。这个不同的情况到底是现有状况的反面，还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东西？如果它只是现有状况的反面，它就根本没什么不同……譬如冷、热，高、低；正中有反，反中有正；因为有对比，它们才会存在。然而凡属于比较级的东西，即使有程度上的不同，骨子里的本质还是相同的，因此改变成相反的情况其实就是根本没变。即使改变的举动能带给你一种上进的感觉，仍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幻象。” 这一大段话令我开始省思传统修炼的问题。当我们努力在修的时候，心中其实充满着想要变成某种理想状态的欲望，这份欲望的本身就会令我们原地踏步。怪不得我接触过的某些努力打坐或打七的老参，并不给人一种人格成熟、智慧明透的感觉，反而有一种较量和竞争的世俗感，比不修的人还要封闭、狭隘。多年之后台湾开始有人引介上座部的原始佛法，譬如佛使比丘和阿姜查的著作，许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佛陀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提出的观察——人类是颠倒的——指的就是人心中想要变得更好的欲望。 与佛法印证之下，人们开始明白克氏的教诲与佛家的精神基本上是殊途同归的，你甚至发现连老庄的洞见与克氏的全观也是旨趣相通的。接着克氏指出神圣的真谛，他说：“你把人生划分成神圣与凡俗，道德与不道德，这种分别之心才是不幸和暴力的温床。万事万物都是神圣的，否则就没有一样东西是神圣的”，“神圣的东西没有任何属性。寺庙里的石头、教堂里的神像，这些象征都不神圣。人们因错综复杂的欲望、恐惧和渴望而称之为圣物，但这样的神圣仍停留在意念的领域里；它们是由意念造成的，但意念是毫无新意，也不神圣的”，“神圣（holy）这个字本来源自于完整（whole），意思是健康，神智清明。……在意念中运作的心智不论如何渴望神圣的事物，仍然是在时间的范畴内活动，在支离破碎的范围内活动着。那么心能不能完整而不破碎呢？” 这些话提醒了我，也令我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活动总是落入批判、嘲讽和对立，这些瞬间显现、永无止境的微细冲突，如果没有反观的能力，基本上是完全被我们忽略的。这样的忽略和遗漏就是佛家所指的不知不觉与沉睡不醒。克氏所说的完整而不破碎的心，指的就是不拣择、不谴责、不判断、不比较、不分别、不诠释的觉察或觉知，亦即纯粹的观照；以佛家的术语来说就是中道实相观、如实正观，或是禅宗的“至道无难，惟嫌拣择”以及“直下觑透”。克氏强调的是万缘放下，这万缘放下在传统宗教组织的错误诠释之下，使人们以为修道就是要弃世、禁欲、离群索居、苦行自虐，因而形成了严重的圣凡之分，对尘世经验生起自惭形秽的丑恶感和罪恶感，似乎只有宗教组织和这些组织里的人才是圣洁无罪的。此类思想助长了宗教组织过度膨胀的文化地位，从古至今有五千多场（现在还在激增中）因信仰和宗派的不同而引起的战争，这真是人类的无明和作茧自缚的极致展现，因此克氏大胆地指出：“这个世界一向惯于遵守传统的途径，其实我们内心的不安就是由此开始的。因为我们追寻的总是别人的许诺，我们不假思索地追随别人所担保的无忧无虑的精神生活。我们大多数人都反对暴君式的专断体制，内心却接受了别人的权威或专制，允许他们来扭曲我们的心智和生活，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如果我们开始全盘地拒绝，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行动上拒绝所有的宗教权威、所有的礼仪和教条，我们立刻会发现自己陷入孤立状态，而且开始与整个社会为敌，而不再是受人敬重的高尚人士了。然而只要一涉及面子问题，就不可能接近那无限的、不可臆测的实相了。” 我在阅读这句话时眼泪禁不住地泉涌，这是一个多么无求的心灵啊！如果一个人还有丝毫的顾忌，都无法揭发真相到如此透彻的程度，这样的慈悲是不易被落在面子陷阱里的人了解的。 克里希那穆提的洞见(2) 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数千年来最大的包袱就是面子问题，不但向外驰求物质享受和面子有关，就连所有的伦理、道德和教条之中都混杂了面子的成分；愈是争强好胜，愈是完美主义的人，愈是要面子。我回想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有多少的人际纠纷是因面子受损而引起的。奇特的是，面子只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意象或形象，为什么我们会把它当真，甚至不惜牺牲性命来护卫它？是不是因为人心之中都有自卑和自我否定的倾向？然而这份自卑必定是从想要变得更好的欲望而来的。在这个问题的探讨上，研究量子力学的科学家戴维·博姆（David Bohm）与克氏进行了一场完整而细微的讨论，后来结集成《超越时空》这本书。博姆认为人类一旦有能力制造更精良的器具，便推而广之地认为自己也需要变得更好；人类的思想很自然地总是投射出更高的目标。接着克氏提出了时间感的问题，也就是佛家所说的过去心、现在心与未来心；人一开始瞻前思后，就会产生期望与懊悔，于是内心的交战、挣扎、冲突与困惑便接二连三地涌出。追踪到这里，我们已经发现自我中心或我便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接下来的问题则是，这个我要如何脱落呢？ “如何”二字一出现，我们又回到了方法的问题。从古至今的宗教人士都企图透过某些方法来打破自我的牢笼，体悟宇宙无限的大能，他们尝试苦行禁欲、离群索居、禅定冥想，所有能努力的都努力了，但没有任何努力真正达到了目的。博姆接着问道：“是不是因为所有的努力仍然局限在变成的范围之内？”克氏回答：“没错，不过人们始终没有领悟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把这一切都放下。”这里指的就是放下心中的时间感，只进行每一个当下纯粹的观察和聆听。因为克氏不强调刻意修炼（刚才提过刻意修炼之中一定有变成的欲望，所以仍然陷在自我中心的活动里），他指出只有在日常生活自然进行的活动中维持开放而纯粹的看与听，才有可能无为地领悟当下。他说：“聆听的时候脑子里有没有声音，还是完全没有任何噪音或妄念？假设你想表达某种超越文字的东西，但如果我不能完全安静地聆听，我就无法了解你说话的深层意涵。现在就是当下这一刻，里面尽是一些时间感和思想。思想一旦止息，当下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换言之，当下就是空无，空无就像零这个数字，它包含了所有的数字在内，因此空无就是万有。但是我们非常害怕进入空无状态。” “空无包含了整个宇宙，里面不再有我的琐碎渺小的恐惧、痛苦和焦虑。空无意味着整个宇宙的慈悲，而慈悲即是空无，因此空无就是无上的智慧。” 克氏所指的空无和佛道两家的究竟真理如出一辙，那是一种大智若愚、化繁为简的状态，因此克氏又说：“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简单，他就能了解错综复杂的人生。但我们的起步就是复杂的，所以我们永远无法认识简单。我们的脑子受到的训练就是去认识复杂的东西，并且还想得到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答案。我们无法认清单纯的事实是什么。”这些话使我联想起老子所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复杂的知识系统并无罪，但是在人尚未认识自己的真相之时，这些知识只会使事情复杂化，然而一旦体悟到损之又损的空无及无为，知识就成了可以活用的工具；换言之，是人在运用知识而非被知识所役用。 克氏对人类的性欲、贪、嗔、痴、恐惧等自然展现的能量，抱持的仍然是一以贯之的中道，既不排斥，也不压抑，更不耽溺，只是随顺这些能量的示现，佐以纯然的观察或看。如果当下看破排斥、压抑或耽溺都是自我中心的活动，当下立即转成空无或无我，此乃转识成智、烦恼即菩提的风味，而空无之中自有至真、至善、至美与大爱。 克氏如同一位慈悲而激进的智者，在上提下拉、节节逼近的揭发中，帮助读者顿悟和产生突变，进入他已经置身其中的无路之国和不可思议之境。我的心被他的赤诚震撼得颤抖，多年来我对人性的疑惑和观察，终于在他的字里行间获得了澄清与印证。我对这个世界彻头彻尾的不满如同火山灰一般开始尘埃落定。千年老妇终于觅得了归途。 然而，这萧伯纳口中最卓越的宗教人物、亨利·米勒最想结识的人物、赫胥黎心目中的佛陀再现以及纪伯伦心目中的基督化身，在台湾人的意识里却是个不存在的或无人知晓的陌生人物。我决定回台湾后，一定要和曹又方、简志忠与王季庆商量如何有计划地译介克氏的教诲。 第八章 生态与环保意识的觉醒 一九八九年的一月二日，我买了一本新出刊的《时代》杂志，发现封面依惯例选出的“风云人物”竟然被“风云星球”取代了。那张照片上的地球吸引了我宏观的双眼；怀着好奇我翻开了第一张彩色跨页。赫然出现眼前的竟然是在漫天浓烟里燃烧的巴西热带雨林，紧接着是孟加拉的水患，北达科他州（Norta State）旱裂的地表，空气污染的北京城，干瘪的莫桑比克饥民，免疫系统被污染的海水破坏而孤独陈尸于沙滩上的一只海豹，西德某座看似乱葬岗的玻璃瓶废置场，二十年后可能因不良灌溉计划和水坝工程而消失踪影的白令海……这一连串精彩的摄影杰作呈现出的竟然是人类文明的愚昧和无望。我心底深处的那股莫名的救赎激情再度被点燃，于是开始仔细地阅读《时代》花了三十三页篇幅深入报道的地球浩劫。一个月后全球同步播出了电视专辑《跨越疆界》，其他的媒体也开始争相报道温室效应、臭氧层破洞、核能电场危机、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各种文明发展的报应。 那段时期我一边和曹又方、王季庆进行新时代出版品的翻译和引介计划，一边接触林俊义、杨宪宏、方俭等致力于生态环保运动的友人。克氏的教诲开始在我心中发酵，但最重要的是我终于脱离了对母亲的依赖，搬到四维路的采庐，过起了独立自主的生活。 我对于居家的室内设计与布置有份天生的敏感度，新房子里的色调一律采取冷色系，白墙、浅灰色的地板、蓝灰的沙发椅，一张超长的黑色写字桌上铺了一块印尼的手织布，开放式的榻榻米间以两片透明纱作为隔屏，五十坪的房子里只有一间卧室、一间更衣室、两套卫浴和一个开放式的小厨房。设计师庄展华先生是稀有的诚直之人，我此生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就是在他的紧缩预算下完成的。 独居生活 搬进这幢极简主义的新家，我的感官每天都充盈着美与祥和。演艺工作已经完全停止，平日里的活动大多是演讲、参与环保运动，以及撰写方智新时代系列的第一本著作《古老的未来》。 接触从事环保运动的几位友人是人生经验中崭新的一页。我发现林俊义教授、宪宏和方俭的心智对我有强大的启蒙作用，我喜欢听他们说话，欣赏那份科学的求真精神。虽然我发现自己已经逐渐走上“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向内探索，但精确不苟且的微观、宏大的视野和超越小我的生态精神，仍然能启动我的脑细胞，扩展我的关怀层面。在方俭的发难下，一九九○年我们成立了“地球日”组织的台湾分会，我们抢救森林，抗议核能电厂的废料处理，关注氟氯碳化物是否该禁用，推动垃圾回收，勘察污染废水排放的情况。九月中旬我随同一群环保运动者到高雄后劲溪和楠梓区观察当地遭受污染的实况。莎拉台风过境后溪水夹带着大量的水草和垃圾，形成了罕见的污染奇观。台塑厂排放的废水在黄浊的溪流里汇成一道鲜明的棕红，但厂方仍矢口否认设有暗管。此外我们还得知中油公司的地下油管漏油，附近的居民却不知情。一九八三年五月的某个傍晚，十三邻的一位老太太点蚊香不幸引起石油爆炸，屋内器物全毁，老太太的手脚也被炸伤了。无辜受害的老太太后来连一点医药费也没拿到，而十三邻的地下水在六年后仍旧是点火即燃。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五日，同地区的一名工程师林英杰在宿舍里点烟，再度引发爆炸，全身百分之八十被炸伤，一年后身心仍然无法复原。 投入环保运动满三年时我已经深深察觉到，如果政府和企业团体不采取积极行动，环保运动最终只能制造一些媒体上的噪音，发挥不了正面的作用。而且从事这项运动的人士并不是个个具有深层生态意识，某些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与他们所反对的“旧人类”如出一辙——同样地热衷于权力，也同样充满着愤怒。爱仍然是人类最艰难的课题。与其将有限的精力投注于一项敌对的运动，不如致力于唤醒自己和他人心中的真爱，于是我决定专注于灵修和翻译克氏的著作。 十年后的今日，林俊义教授、宪宏、方俭与我虽各自发展出大异其趣的创造性，但是对于生态和环境问题的关注永远是我们志同道合的议题。 第九章 丧父(1) 自从父亲离开我们与他此生最有缘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么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父女见面的机会不多，但彼此的内心并没有难以承担的挂碍；母亲对这位第三者始终无法释怀，她不愿意我经常探望父亲，如果我主动打电话给他，她也有微词。我对这位第三者抱持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华阿姨是位经营餐馆业多年的江南女性，独立豪迈之中带有双鱼族牺牲奉献的倾向。从小父母双亡的父亲其实人格里有一部分还停留在幼童阶段，他需要的是母性的滋养、呵护与宠溺。这一部分的创伤如果无法疗愈，那份深切的渴望若是没获得满足，他是很难在这个世界正常运作的。华阿姨扮演的角色就是父亲最需要的治疗者与再生母亲。每次我看到他们互动的模式，都会暗自生起对人类心理创伤的感叹。父亲和华阿姨生活在一起没几年便瘫痪在床上不愿意动弹。我用“不愿意”这几个字，是因为你不难洞悉他想重拾襁褓阶段被命运剥夺的母爱。他拒绝下床走动，他不肯好好地吃饭、上厕所、洗澡，他的吃、喝、拉、撒全部由华阿姨一手包办。华阿姨是一贯道的信徒，她喂父亲素食，规定父亲念《金刚经》和《地藏经》回向［1］给冤死的祖母。父亲一不高兴就像恃宠而骄的逆子，用他的断掌打华阿姨或是拧她的大腿。华阿姨全盘承受了，因为她了解他的需求，也心疼他的不幸。爱与理解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对这样的一位第三者，我还能有意见吗？ 一九八八年底我从纽约回台湾后，父亲的健康数度危急。我去医院看他，华阿姨在一旁落泪，她告诉我父亲在危急时嘴里总是念着我的名字。虚弱无语的他，直觉仍然相当敏锐，我的心事他一眼就看穿了；我握着他的手，望着他满头的银发和光滑的皮肤，一切尽在不言中。一九八九年阴历三月初十是父亲虚岁八十五岁的生日，三月初八则是我的生日。春仲，在我们的生日还未来临之前，某一天夜里我接到华阿姨打来的电话，她要我赶紧到她们家，她说父亲一口气上不来，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我赶到她的住所，进入卧室，坐在父亲的床边，握着他余温犹存的双手，在泪眼模糊中安静地端详着他的宝相。感觉上他的神识还没离开那个空间，大概是在等待我的出现吧！我心里暗自思忖：他早就准备好离开这个苦难的人世；沉重的情债终于还完了。 我的释怀多于哀恸，回到家里我把父亲的死讯告知老母，老母用高度的意志力压下了三十多年的恩怨情仇，面无表情地走进自己的卧室。半夜里从她的房间传来了断断续续类似梦呓的咒骂，我从床上爬起来有点不安地走进她的卧房。她矮小的身躯在超大的床上缩成了胎儿形状，整个人不能控制地颤抖着，僵硬干涩的嘴里不停地咒骂：“你这个老鬼……你总算死了……我活得比你长……我赢了……”我没有干预她的宣泄，默默地把门带上，心里怀着上一代的生死之恨，孤独地走回自己的房间。 举行告别式的那一天，与父亲有交情的老委员及友人络绎地进入第二殡仪馆的景行厅吊祭父亲的遗容。母亲坐在椅子上，我长跪于地答礼。念祭文的专人以职业化的哭调唱诵着父亲的生平事迹。他在呜呼哀哉的开场白之后，紧接着一连串的歌功颂德——父亲三十多年没有开口质询被他粉饰成谠论留徽，母亲三十多年的麻将生涯被他改写成相夫教子。母亲耐着性子听着听着，突然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一派胡言！”我看着这场与事实大异其趣的荒谬剧，儿时的老毛病又犯了，开始浑身颤抖地暗笑不已，母亲竟然也跟着笑了起来。母女二人身穿葬服，长跪于地，悲剧演着演着又成了喜剧。还好我们动作不大，只有干哥哥小龙发现了我们反常的举止。祭文好不容易唱完了，小龙强掩着脸上的笑意走到我们母女身边，歪着嘴低声对我们说：“稳着点，太不像话了。”接下来老委员们在父亲的棺木上覆盖党旗，以隆重的葬礼替父亲盖棺论定。据说是否应该覆盖党旗，委员们曾经有番争论。我心想，一生淡泊名利的父亲只恨不得快点回到灵界喘口气，他才不在乎那副化了浓妆的皮囊上是否覆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呢。男性总是借着党国来逃避自己的真相，如果连自知之明都谈不上，还能谈宏观的国家民族吗？事实是，自知之明远比立国平天下难得多。大题目总是有面子的，自知之明却是一种把面子掀掉的举动。我心里正想着这些形而上的问题，突然颈子上有个东西在爬动，我反手一抓，竟然是只又肥又大的黑毛虫。它可能是从旁边的花篮里爬出来的，可是怎么会一路爬上了我的颈子？这件事太离奇了，于是我低声告诉老母，老母的反应神速，她立刻对我耳语：“胡赓年八成转世成这只毛虫了！”我可怜的爸爸必须被贬为毛虫才能泄掉她三十六载的活寡大恨，但是她的语气里有一股胜利的童稚般的喜悦，令我忍不住再度笑了起来。人生无数场的悲喜剧总是在最意外的时刻上演。说老实话，我赞同希腊左巴对死亡的乐观态度，葬礼应该在月光美酒翩然起舞中完成——逝者终于可以休息一阵子，反省一下，换一副身体再来。 父亲过世之后，“立法院”发下了一笔二百多万的抚恤金，我试着揣摩父亲的意思，决定把这笔钱交给华阿姨，聊表感激之情。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母亲，出乎我意料之外母亲竟然答应了，但是她主张先把钱汇进我们的银行，一周后再转入华阿姨的账户。一周之后我询问母亲是否已经转账，她的脸色突然一变，表情坚决地说道：“我怎么可能把这笔钱平白送给那个破坏家庭的女人？”我听了气得连话都说不出口，一股巨大无边的怒火攻上我的心头，我把老母压在沙发的一角，开始一泻千里地对她大声训斥。我告诉她华阿姨这十几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她的后半生有人替她扮演这个艰难的角色，她应该感到万幸才对；这笔小钱是不足以答谢人家的。接着我开始指出她人生观的扭曲和她教育方式的错误，我鼓起勇气把半生的怒气一吐为快，我说：“你的气焰凭什么那么高？你一生都在麻将桌上，毫无建树地混了一辈子，却总是骑在别人头上。如果你真的那么优秀，为什么不出去找份工作，像华阿姨和潘阿姨那样？你以为自己的才分比这些女人高，我却觉得她们比你强多了！……你的一生都活在恐惧和自保中，这已经够惨了，还要把心里的恐惧投射到你下一代的身上，处处设限，让人家无法自在，无法快乐。你完全不清楚你的女儿是什么样的人，你只想把她教育成一个道道地地的凡夫俗子，成天赚钱、存钱、赚钱、存钱。我告诉你，你根本大错特错了，钱是解决不了痛苦的。你的痛苦有没有因为钱多就解决了，你自己还不清楚吗？你的问题根本不在钱多钱少，最重要的是你太没有爱了，既不懂得爱别人，也不懂得爱自己……” 丧父(2) 我像训女儿一样足足骂了她一个小时，母亲一语不发地听完我的话，第二天就把钱汇给了华阿姨。当天晚上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开始有点不对劲，好像快要感冒似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左边的颜面神经有点麻痹，照镜子一看才发现左半边脸已经眼歪嘴斜。洗脸时眼睛无法完全阖紧，水会流进眼里；刷牙时牙膏从嘴角流了出来；喝水时只能靠半边嘴唇小心翼翼地吸进去。我心想这下可惨了，后半生如果都在眼歪嘴斜中度过，那不是太恶心了吗？老母趁火打劫地说：“你瞧，这就是不孝的现世报。”这句话唤醒了我正义之师的大梦，我发现如果以正义合理化内心的暴力，这股负面力量还是会依循因果定律反扑到自己身上。真实的正义之中既没有暴力，也没有怨恨；虚假的正义之中一定有暴力，也有怨恨。那孝悌之道只是母亲不知自省的借口罢了。这样的双向观察使我免于再度落入愤怒的陷阱里，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赶快找医生治疗这个怪病。 见了好几位西医，都说周边神经麻痹是无药可医的，只有等它自己慢慢复原了。后来有人介绍了一位台中的中医，这位医师告诉我说这个病叫做“神经感冒”，针灸可以帮助它快点痊愈，即使完全不医治，一个月后也能不药而愈。我等了一个月，情况果然好转，不过完全恢复却是三年之后的事了。这件事让我体悟到克氏所说的，情绪能量必须在每个当下透过不谴责、不压抑的观察，将它完全燃烧、释放，如果一味地压抑和累积，一旦爆发出来，就是对人对己的重大伤害。我发现自己在处理情绪能量上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第十章 闭关与反观内照(1) 不久我的生活又忙碌起来，善门大开便很难再关上了；我不会拒绝人的那份天性使得情况更加严重。我马不停蹄地演讲、发功、从事环保运动、替人解惑，两年下来，我有限的能量已经快用光了。即使自己天生是个导体，内气起来之后随时可以替人发功，但自己的身体还是得妥当地照顾才行。我在时间和能量的分配上一直过于轻率，对自己有一股莫名的信心，以为凭着正向思考就能创造正向的情境。但现实并不全是唯心所造的，生活中需要觉察和注意的细节太多了，譬如环境、饮食、起居作息、睡眠、姿势和运动等，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品质。人一旦陷入利他的理想主义里面，这些重要的利己细节很容易就会轻忽掉；和群众接触是件令人亢奋的事，也是一个很深的陷阱，怪不得克氏一再提醒，救赎者终有一天会成为别人的噩梦。就在这个阶段，我应卫理同学之邀到三藩市湾区演讲，刚好嘉楚仁波切也在湾区，于是我们见了一面。他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有关我转世的梦，他建议我务必要进行一段时间的闭关，否则小命可能不保。他的提醒令我意识到事态有点严重，于是决定在四维路的家中进行非正式的闭关。我预定一年之中不接电话、不看电视、不见任何访客，但是我需要一位护关的帮手。这时我想起高雄有位护士小姐曾经北上来见过我，她似乎有意当我的私人秘书。母亲很喜欢她，我也觉得她是一个能干、忠诚，又具有服务精神的女孩，于是我打了一通电话给她，问她愿不愿意和我在一个屋檐下度过一年自囚的生活；她一口答应了。不久她就带着一个大皮箱北上准备和我一起闭关。 许多人听说我第二天要闭关了，于是纷纷打电话来，要求我在入关前的最后一天为他们发功。结果那天总共来了一百多人，把个榻榻米间挤得水泄不通。我认为内气的觉醒虽然可以使人知觉敏锐，但也可能过早引发一些特异功能或是让强烈的情绪集中曝光，若是没有长期的追踪和引导反而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我心里暗自决定出关后不再随意替人做这件事了，最重要的是我看见自己在做这件事时容易产生权威欲；这是我最不愿意落入的上一辈人的陷阱。 闭关的第一个月我想试试禁语的滋味，因此把生活里的琐碎需求都写在小纸条上，交给翠英过目；她负责出外采买，我则只管打坐和练自律动功。我每天一上座就是四十分钟，然后下座活动一下筋骨，再上座四十分钟；一个早上要静坐两三个回合。吃完中饭后休息一会儿，看一两个小时的书，下午三点以后和翠英一起去“猫空”爬山。大约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晚饭前才回到家中。 我发现禁语能使妄念快速安静下来。第一个礼拜还是有些心猿意马，一会儿想到老朋友，一会儿又计划出关后到某某国家旅行，平日里不联络的友人这时也变得情谊深厚起来，似乎即将告别人世，心里有点依依不舍。一个礼拜后妄念完全安歇了下来，打坐时心里很空，偶尔冒出一两个单字，但照妖镜一照，它们便现了原形。我后来发现大休息式的静躺对我比较适合，我总是愈躺愈清醒，打坐久了反而昏沉。通常我喜欢采用耳根圆通的倾听——试着把所有声音都听进去，而不刻意分辨声音的类别及属性，这也是一种无拣择的觉察方式。真的进入情况时你会发现分别心会制造大小声的错觉，分别心一旦停止运作，雷声竟然和楼上的水滴声一样大小。这段期间我开始有能力洞悉每一个念头的本质而不再被念头欺骗。 爬山对身体是极好的一项运动。第一天我和翠英顺着猫空茶区的山路勇往直前地行进，走到坡度较陡的那一段时，两个人的小身体已经快支持不住了，只见我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脸色惨白，浑身的衣服都汗透了。十一月天能出一身大汗，实在非常有利于我们的湿寒体质，两个小时的大量运动促进了我们的血液循环和心肺功能；两个多月下来我们的身体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我注意到人的能量在饱和状态时内心的冲突很容易就统一了，好像每个念头、每个举动、每份情绪都是妥当的，适切的。那种感受非常自在，有点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味道。然而我心里清楚这种状态距离无我的境界还有一大段路要走呢。我记得过年期间翠英回高雄和家人团聚，我则到世界大厦和老母过年；我高昂的能量很快地影响了母亲，她满脸笑容地看着我随乐起舞。自从我搬出世界大厦开始过起独居生活，母亲的心态也有了改变，她语重心长地告诉来访的友人：时代到底不同了，孩子毕竟有自己的意见，上一代得学着尊重下一代的独立需求；不过背地里她和翠英聊天时还是嘴硬，认为我学佛修道这一生就算完了。她说她最怕我将来变成布道家宋能尔这类人或者被冠上“胡居士”的名号。其实你如果不是她的女儿，你会非常喜欢甚至激赏这位说话一针见血性情痛快淋漓的老人，我有许多朋友后来都成了她的密友，但是身为她的女儿，同时还热爱自由的话，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闭关两个月后我的能量已经恢复正常。克氏的教诲虽然已经有两本翻成了中文——《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和《从已知中解脱》，但对照原文后发现还需要重新细润。在重译的过程中我决定干脆自己着手翻译算了。 第一本我想翻译的就是《般若之旅》，英文原名为Exploration into Insight。这本书的内容我仔细读完之后，感觉完全与佛家的智慧不谋而合。以往我接触过的老师和经典都无法释清楚的般若智慧——譬如“五毒即五智”、“烦恼即菩提”——此书都有周详而细腻的心理动力上的探讨。为了提供数百万佛教徒接触现代化究竟真理的机缘，我决定采取佛家用语来译出此书（克氏基金会在此书出版后曾经和我讨论过译文佛化的问题，最后大家还是认同了这个做法的妥当性。此书是目前方智出版社发行的克氏二十三本著作中相当畅销的一本）。在翻译的过程里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半生以来涉猎过的心理学和宗教知识，以及从小到大体会过的人性深处的恐惧、暴力、冲突、绝望等等的苦难，为的就是让我能理解究竟真理。我坐在那张超大型的黑色书桌旁安静地进行翻译，突然觉得这就是我该坐的位置，所有的矛盾似乎都统一了；我和翠英两人戏称自己是藏经阁上译经的出家人。说真的，我觉得这项工作我已经做过无数次了，感觉上是那么得心应手，毫无怀疑。情况最好的时候我的翻译有如自动书记一般，看一句原文，不需要动念，便自然书写出译文。当我们内心的波动彻底静止时，外面的世界好像也停止了活动。偶尔我抬头看一眼翠英，很狐疑地问她：“你觉不觉得外面的人好像都消失了，这个世界只剩下了我们俩？”翠英说她也有同感。这位与我有深厚宿缘的年轻女孩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步上了道途，人生真是自有安排，自有奥秘啊！ 闭关与反观内照(2) 《般若之旅》第一章探讨的是没有观察者的观察（无我的观察），参与者透过逐步的揭露来了解自我这个观察者的结构——它不外乎是一些意念的组合，内容大多是自责和辩解等等。传统的修行方式都是以充满道德谴责的方式来对治当下这一刻的烦恼，于是产生了具有自我感的观察者而非纯然无念的观察。譬如我说：“我想开悟。”如果以纯然的观察来照见这句话的真相，你会发现它的背后就是贪；理想主义就是被我们合理化的一种贪念，愈是合理的贪念愈不容易被察觉。然而我们为什么会贪？贪是什么？对自己不满意，想要变得伟大？当我翻译到此处时，已经清楚地照见自己那股巨大的救赎欲望其实包含着一种英雄主义式的贪欲，一种想要做伟人的企图，还夹杂着未解决未转化的哀伤。我发现这样无情的观照既能带给你发现真相的感动，又会使你坠入什么都抓不着也摸不着的空虚。原来人类向往的终极解脱——空无，竟然也是人类终其一生努力逃避的一种“无所造作”的恐怖情境。这“不执著”三个字被一般人朗朗上口地滥用成一句轻松的口号，孰不知这不执著是生命中多么不可承受之轻啊！我能完全放下这股巨大无边的救赎欲望吗？我真的能面对那撼动自我的孤独吗？我能把所有戏剧化的情绪归于平静吗？我能真的没事吗？这些问题问得我自己低潮了好几个星期，突然有一天答案不问自明地浮现了——只有深入于自己的内心，才能晓得真相是什么。 就在那一阵子，我一连做了两天非常清楚的梦。第一个梦境中克氏穿着一件白色长袍，拉着我的右手往山上走。他的脸孔就是五十出头时拍摄的那张照片的模样，我们的关系好像是一个过来人领着一个还在学习中的人，一同往上走。快要走到山顶时，左边有条岔路，岔路上有团树丛，树丛后面有一群女人正在叽叽咕咕地讲着话；只听得到她们的声音，但看不见人影。克氏示意我朝那个岔路的方向走，他自己则头也不回地往山顶走，顷刻间便消失了。第二个梦境，克氏、普普与我坐在一个客厅里，三个人很认真地讨论着一些有关教诲的问题，其他的细节就记不清楚了，但画面非常清晰。那段时间我对屋子里唯一的另一个人——翠英——的心念，几乎到达了若指掌的地步，我给她写了一封八张纸的信，剖析她的心理状态给她听，帮助她克服心中的不安和恐惧。她看了信之后泪流满面，从此对我的防卫机制减轻了不少。两个来自不同背景的陌生人，在毫无暖身的状态下突然关在一个只有五十坪大的空间里，一关就是一年，确实有点强人所难。幸好我们因缘深厚，在日后多年的相处过程中虽然也有许多摩擦，但因为我们真的在致力于恐惧的转化，所以关系愈转愈祥和。 《般若之旅》的第二章探讨的是觉知、意识与脑细胞的关系，参与者提出了佛家的“无始无明”之说。人类的愚昧和无明是找不到起点的，我们不知道从何时起开始有了设限的自我感，这个自我感一旦被打破，我们就从牢笼中解放了，但是我们所有的行为、思想及本能都在保护这份自我感，并且还致力于牢墙的增厚，使它成为一堵连兰博的重型机枪都轰不破的铜墙铁壁。克氏指出，寻找无明的起点是没有必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认清无明只是想获得更多经验的需求罢了，而只有无目的、无拣择的单纯观察才能止息那些永无止境的需求。需求止息了，截然不同的境界才会出现。最后参与者开始探讨宇宙大能的问题，克氏指出这大能是无所不在，而且随时都存在的，只因为我们的需求无法停止、念头无法静止，因此接不上这个能源。如果行、住、坐、卧都能安详地观照自己，心中的冲突就会停止；冲突一旦消失，便能随时处在无限的能量中。 在第六章里克氏指出了人类趋乐避苦的倾向，这个观点和佛陀的观察是完全相同的。克氏说：“我们可以用苦难这两个字来概括所有的孤独、执著、依赖和冲突。”只要我们在生命中一遇到巨大的打击，所有的苦难全都会曝光，但为什么只有当自己遇到打击时才觉得痛苦，别人的痛苦或集体的痛苦为什么打动不了我们？原因是我们的心太不敏感了，它已经沉睡多年。其实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打击来唤醒我们，因为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苦难。这个观点和佛陀指出的苦、集、灭、道四圣谛中的苦谛又不谋而合。佛陀和克氏都是极度敏锐的生命，他们天生灵敏的知觉令他们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了其他生命的苦难，那是一种同体大悲，一种无法度量的深刻体受以及对生命真相的洞见；当你看到一个在越战中丧生的男孩时，你立刻能洞悉到真正的杀手就是国家主义，然而这孩子的母亲竟然认不清这个真相。如果你替她认清了这个真相，你一定会受苦，那么你要怎么办？如果你看到苦行禁欲和经典中的教条就是那个想求解脱的出家人的牢笼，你该怎么办？大部分的人都会采取外在的行动来帮助那些受苦的人，但克氏很快地指出，外在的改革、社会慈善工作、奉献及牺牲，都是使人退化的主要原因。如果连我们自己都退化了，还有什么能力帮助别人，因此人类的当务之急就是止息自己的痛苦。如果自己的痛苦不止息，所有理想主义的行为基本上都只是一种逃避而已。接下来要参的问题就是：痛苦该如何止息？答案是你只能回过头来彻底面对它，若是能毫不逃避地面对它，如实地观察它，那个由念头组成的自我或观察者就会停止活动，然后自我的实存感就会消失，剩下的便只有被我们称为痛苦的那股巨大的能量了。既然念头都停止了，“痛苦”这二字也就跟着止息了，于是这股能量在没有任何标示和名相的情况下便自动转成解脱的热情，此乃禅宗所说的破名相障、转烦恼为菩提的真谛。 闭关与反观内照(3) 我一边翻译，一边消化、整理、做笔记。这些惊人的洞见，让我完全领会了百无禁忌与了了分明的解脱滋味是什么。 在第十一章《绝望的本质》中，克氏提到基督徒所称的“灵魂的暗夜”或“灵魂的神夜”（t of the soul），也就是当所有的希望和期望都结束时一种极度绝望、极度痛苦而又孤立无援的状态。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克氏竟然称这种状态为一种灵修上的境界，似乎人必须跌入谷底方能重生，如同黄檗禅师的述道诗：“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换言之，当寒彻骨之境现前时，能不能安住其中，不试图逃脱；如果能够维持在那种状态里，便可能产生爆发性的突破。我在翻译这个章节时万万没料到未来竟然真的跌入了谷底。 当《般若之旅》译好（大约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后，母亲主动要求帮我誊稿，她一笔娟秀的字迹到了八十二高龄仍然工整如昔。誊稿的过程中她对我的寻道之旅开始刮目相看。以往她总认为宗教组织是敛财的单位，里面并没有什么真理；她犀利的双眼通常能立判真伪。有一天她很慎重地对我说：“这个克氏讲的都是老实话。”我很高兴她终于赞同了一件我所做的事。其实我衷心希望她不但能面对外在的现实，同时也能面对她自己内心的真相。在她的余年中，真理如果能发挥一点作用，她痛苦的一生也就没有白过了。 第二本我想翻译的书是《超越时空》。这本书里与克氏对谈的伙伴，是物理学界举足轻重的科学家，戴维·博姆。他是二十世纪主要的哲人之一，也是奥本海默的弟子，爱因斯坦的同事。他的代表作分别是：《量子力学》、《现代物理学的因果法则与或然率》、《相对论的特殊理论》、《秩序与创造力》、《整体性、隐含的秩序及科学》。我看过克氏与博姆对谈的录影带，博姆谦谦君子的气质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很想知道科学心与宗教心的交会能激发出什么样的火花来。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里我的身体又开始产生不稳定的变化，通常是两天瘫在床上起不来，第三天却亢奋得睡不着觉。我只好躺在床上口述，由翠英速写下来，经过我修改之后，再由翠英誊一次稿。 我们的爬山活动照样进行，通常是一个星期两天。猫空茶园那时的游客还不算多，经常只有我和翠英在山上独行，两旁巨大而茂盛的蕨类和热带植物，呈现出深深浅浅的墨绿、翠绿与嫩绿。猫空还是有许多户人家养猫、养狗。沿路茶棚林立，走累了进去品茗，补充一点食物再继续上路。有几回晚上八九点钟我们还在山上健行，一路走下来竟然没碰到任何游客。整座山除了风声、叶子的沙沙价响、此起彼落的虫鸣和偶尔传来的狗吠，几乎听不到文明的噪音。山下的万家灯火令我意识到长年以来的感官记忆已不复存在。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三十出头时，只要一听到屋外传来的某种叫卖声，飞机划过晴空的音爆声，或是北风扑袭时从门窗传进来的咻咻声，我的意识里总会生起一些微细的反应、回忆及联想，里面夹杂着隐隐约约的哀伤与不安。几个月的闭关清除了许多微细的障碍；我脸上的肌肤、额头的光泽，显示出心泉已经逐渐明彻。 从大自然走进真理的话语中，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一种时空转换。回到家我和翠英再度潜入《超越时空》的世纪对谈里。翻译到第二章《清除心中的陈迹》时，克氏和博姆探讨到空无就是宇宙心，亦即当一个人的心念活动完全止息之后，便逐渐融入于无始无终的宇宙意识，也就是真正的创造力开始运作了；然而这开始又不具有任何时间性。我很好奇，为什么一位以观察现象世界为志业的科学家，竟然会认为有一个不可思议、无法度量的境界存在，于是我重新找出《宝瓶同谋》来阅读。书中有一章的主题是科学未知领域的新讯息，其中一段提到了博姆的理论：这个看似稳定，可以触摸，可以看得见，听得到的世界，其实是个幻象。这个世界并不真的在“那里”——它是恒动的，有如万花筒一般。我们平常见到的事物秩序就像看电影似的，是一种言明的或开显的秩序，但这只是一种二手实相，另一种潜藏的秩序才是这二手实相之父。这另一种秩序，博姆称其为“隐含的秩序”（implicate order），他认为所有表面的物质和活动都是幻象，这个现象他称之为“完全变易”（）。他在一九七八年曾经说过：“物质就像能量大海里的一圈小小的涟漪……这个隐含的秩序暗示着有一个实相远远超越了我们所谓的物质。物质只是这个背景中的一圈涟漪罢了。” 科学家凭着直觉发展出来的新理论改变了昔日的科学范型，虽然他们的科学训练并不具有神秘性，他们的心灵训练也不是来自某种宗教的世界观，但他们本身却是神秘家。不只博姆抱持神秘主义的世界观，就连爱因斯坦、薛定谔（Erwin Schrudinger）、海森伯格（erner heisenberg）、德布罗意、玻尔等，都有相同的观点。我在阅读以上的资料时感觉非常兴奋，人类的知识系统好像在一个宇宙加速器的推动下，正快速地印证着神秘家的内在实证。我感觉这样的对谈应该是出版界最值得引介的书籍，但不幸的是目前坊间所能见到的都是过于轻薄的著作或译作。我很想翻译《宝瓶同谋》这本重量级的新时代手册，但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我还是选择先引介神秘家的究竟真理，科学性的著作可以由更恰当的人进行翻译。后来我们找到了对于道、科学和文学都有敏感度的廖世德（阿德），由他翻译出了《宝瓶同谋》。多年后有些知识分子向我反映，这本书对他们的人生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 闭关与反观内照(4) 《超越时空》是以博姆的逻辑推演向克氏的主观体悟进行挑战和辩证，过程非常有趣。我有时也不太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从小到大我对文学和小说的兴趣一直不高——我不耐烦一本厚厚的书里尽是一些琐琐碎碎的人事纠扰，发人深省的洞见可能还凑不到三行，而生硬的理论或抽象思想却能激发我的感性反应，甚至觉得非常具体。譬如眼前的这本书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极为枯燥乏味（克氏的译作出版后反应呈两极化，有的人说看了想睡觉，有的人感到愤怒，有的人则感动得如获至宝），我却如同窥得密法般雀跃不已，尤其是第九章《老化与脑细胞的关系》，使我认清头脑如果时常保持理性思考的活动，比较不易萎缩退化，但如果陷入了例行公事，就会逐渐变得迟钝。例行公事指的是一种机械化的、一成不变的思考模式，譬如持咒、冥想、传教、务农、朝九晚五上下班的生活方式等等，只要陷入机械化的活动里，就无法用到脑子所有的潜力了。因此克氏说：“那些经年累月枯坐冥想的人，可能是世界上最乏味的人了。其他譬如律师或教授之类的人也有相同特质。”换言之，如果思考者的心一成不变的话，理性思考也可能变成一种僵化的模式。接着博姆提出一件值得考虑的事，那就是“人类未组成群居的社会之前和大自然是非常接近的，他们根本不可能过着例行公事的生活”。因为那样的生活没有什么保障，所以脑子就变得十分活泼而机警，“换句话说，太有保障的生活反而使人神经衰弱”。但我们周遭的人或我们自己，不都是在追求使人变得神经衰弱但很有保障的生活吗？接着克氏提出外在知识与心理上的知识必须做个区分，因为前者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后者却会造成脑子的萎缩。所谓心理上的知识，指的就是成见——对自己的成见以及对各种关系的成见。阅读到这里，我做了一些重要的笔记，因为这些话令我清楚地看到我对母亲的成见以及母亲对我的成见，如何形成了我们之间的一种负面的互动模式。她永远认为我是糊涂无能的，我永远认为她是吝啬自保的，我们互不欣赏，各持己见，并且逐渐厌倦对方，于是其中的一方便试图脱离这层关系。听起来这也是所有不幸婚姻的模式，然而这个使脑子萎缩、令能量耗损的模式要如何打破呢？ 克氏首先要排除的竟然是我一向最感兴趣的精神分析，他指出：“人类一直透过分析、内省及自我要求来治疗自己。我个人从不采取这些方法，因此我把这些方法都否决了。”克氏的理由是：“这些方法其实都在促成脑子的萎缩。我们必须随时采取行动，当下就把问题解决。”这些话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就障碍重重了，因为两人经年累月形成的互动模式可不是当下立即就能打破的。譬如我发现，从我有记忆以来，母亲和我从未有过肌肤之亲，她从不搂我、抱我，在这方面的满足我都是从父亲身上得到的。等到母亲衰老以后，过街时偶尔需要扶我或牵我的手，那种感觉竟然是非常不自然而尴尬的。我分不清到底是我的抗拒令她尴尬，还是她的好强不服输令我不自然，总之那是一种很微细的精神互扰。像这样的模式若想当下解决，真的需要极大的理性、诚意、善意和对己对人的信任才行。我的头脑完全认同他的观点，也了解渐悟渐修是有害的、容易造成退化与耗损的，只有当下顿悟放弃自我的模式，才能从内在的知识障或成见中解脱出来。但我同时也很清楚我与母亲之间的业习非同小可，绝不是一时半时所能解决的。不过克氏的提醒已经深植我心，至于能实践到什么程度，只有在真实的互动中才能有所发现了。 《超越时空》完成之后，我又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把《人类的当务之急》译成，因为在文字的节奏和美感上我做了一番苛刻的自我要求。翠英的听写速度愈来愈快，虽然她从事的是护理工作，但国文程度相当不错，她真是上天派给我的最佳帮手。 本来预计一年才出关，到了第十个月，我已经感觉身心灵各个层面都得到了足够的休息与补充，于是提早两个月出关。据说媒体曾经为了我有没有资格闭关而探访过一些法师；某些法师主张不破三关不能闭关。其实我的闭关和他人基本上是毫无关系的，我既不要向社会炫耀我的功力或功夫，也不需要别人的认可和赞许，事实很简单——我累了，该休息了，而且有位充满关怀的高人看出我的需求而适时提醒了我，故而促成了这次的“自囚”。我发现真正有慈悲心的老师通常是以人为本位的，以人的解脱和健全作为关怀的焦点，而不是以教派的规矩或僧团的权威性为重。 答自己问 问：为什么写自传？ 答：为了整合自己，做一次彻底的揭露自疗，串联起细微的因因果果，假如能因此而利益读者则更佳。 问：为什么在四十六岁写传记？ 答：如果命运之说成立，我可能会活到九十岁，那么四十六岁就成了中途站，不妨做个阶段性的整理，如果命运之说被推翻，说不定一年半载之后我就走了，此时不写有点辜负诡谲多变的一生。 问：写自传的过程有什么发现？ 答：我发现这本书竟然也是个独立的有机体，它也有自己的力量；它不全然受我的意志掌控。当“我”企图将它导向媚俗的方向时，它会自动扳回到如如的现实；当“我”想炫耀自己逆俗的勇气时，它又开始自省起来。这个角力的过程是我始料未及的新发现，我因此而窥见有为与无为、虚构与真实、小说与传记之间的暧昧性。诚如米兰·昆德拉所言：认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还不如改行。 问：写自传时有什么感触？ 答：一个人自囚于不到三十坪的斗室里，历经三个多月的时空穿梭，每天吃同样的东西，坐同样的位置，面对同样的场景，却涉入了四十多年来的感官记忆、情绪记忆与思维记忆，感触可以称得上是波澜起伏。其中最令我抗拒的是童年回忆里父亲内心深处的哀伤。他心底的那个幼小无助的孤儿，曾经不可思议地勾动了我儿时的同理、同情与企图援助的渴望；那是我此生救赎欲望的源头，也是深化我生命经验的驱力，但也是被我压抑得最严重的脆弱。能够和这个最脆弱的部分重新联结，是个惊人与感人的治疗经验。 初恋则是另外一个我自认为已经解除而实则不然的意识症结，我发现自己在忆写的过程里仍然有强烈的美感、不舍与遗憾，但是这些强大的情绪能量一旦曝光，执著的力量就消散了；如同一个迷人的彩色泡泡，在阳光下突然破灭。 问：写自传时身体有什么反应？ 答：一开始着手写作时，我察觉后颈喉轮的能量中枢是阻塞的；精神一旦集中，思维活动上了轨道之后，喉轮的气便顺着督脉往头顶运行。有时具体的时间、地点资料不全，必须进行查证，写作的流畅感因此而中断，或者心理上抗拒而不愿进入某种记忆时，我立刻意识到后颈的能量有卡住的现象。这是我头一次清楚地印证喉轮确实是掌管思维活动的能量中枢。威尔伯在《意识光谱》这本书里曾引用亚历山大·洛温（Dr.Alexander Lowen）撰写的《忧郁与身体》中的人体图；图中显示敌意、负面精神状态与退缩倾向，都会引起后颈、颈项和肩部的肌肉紧缩。后来我每天按时服用中药的葛根汤，情况改善了不少。在气功养生法中，“运思”是普遍被采用的法门，例如“禅”本是梵文“禅那”的音译，指的就是运用思维的活动来进行修持，玄奘将其译为“静虑”——沉静地审慎思虑之意。这使我联想起克氏与戴维·博姆在《超越时空》中所谈到的：“脑子必须经常加以锻炼，否则就有萎缩的可能。”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没什么身体上的运动，但是整体来看气血循环还算不差，食欲和消化都还正常，比起翻译《恩宠与勇气》时要强得多。我认为改善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累积了四十多年的心声终于一吐为快；第二，整合中西医理与药理的萧圣扬教授建议我改变饮食习惯，他的建议和嘉楚仁波切的观察十分相似，他们都认为我的体质先天不良，不该一直吃素，应该补充肉类食物；于是我隔一两天就吃一点此生从未碰过的羊肉，结果精气神确有改善，可见没有任何方式是适合所有人的。 问：有没有想补充的话？你到底属于什么教派？ 答：受限于传记的时空束缚，有许多整合的理念无法完整而细微地全盘厘清，只好放在未来的著作和有声出版中加以补述了。我不属于任何教派，我只服膺于真理以及诚实面对自己的人。 问：这本自传问世后你有什么期许？ 答：能够如期完成写传的工作，我已经心满意足如释重负，至于后果是什么，就让它在祭坛上发挥观者各取所需的效用吧！ 问：你今后有什么计划？ 答：我觉得中国人迫切需要身心灵整合治疗上的研究，希望西方世界的整合学能结合东方古老的观察与验证，然后落实于中土，让饱受身心病苦的苍生获得救赎。这种研究的方向需要心中有宏愿的朋友共襄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