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武器》 第01章 城市的烦燥不安从早晨就开始了。琐碎的自行车铃声灌满了大街小巷，密集的汽车拥挤着爬行在举步维艰的道路上，尾部冒出了断断续续的黑烟，一些暗藏的烟囱以固定的姿势继续喷吐着由来已久的工业灰烬，烟囱下面是灰烬一样稠密的人群蠕动在稀薄的光线里，他们来去匆匆，去向不明。 太阳早就升起来了，是个睛天，但天空灰蒙蒙的，感觉到四处弥漫着浑沌的阳光，抬起头却怎么也看不出阳光是从哪里铺到地面来的，这种别扭的感觉很像是一个穷人无缘无故地接受了一笔来路不明的捐款。于是我的目光开始关注路面上扬起的灰尘和匆匆经过的形形色色的鞋子，当人们走在路上时，鞋子里就装满了思想和动机。 这个早晨，我的鼻子里充满了新鲜的脂粉的气息和鞋油的味道，我无法想像与我擦肩而过的人们怀揣着怎样的思想开始他们一天的生活，但我却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些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衣冠楚楚的强盗、骗子、小偷、妓女、越狱逃犯、杀手，还有“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优秀党员、义务献血者，他们的服装和表情掩盖起了全部的真相，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早晨公平地享受着平坦的路面和含糊不清的阳光。当然，除了我自己，也没有人知道我正在忙于离婚。 我去找律师希望在离婚诉讼中将儿子判给我，一路上不少形迹可疑的人在巷口或僻静处拽住我的袖子向我兜售走私的香烟、手机、仿真男女生殖器，还有一些用来作案的藏刀和麻醉药粉，他们动作敏捷神情诡秘，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眼睛警惕地东张西望着，然后从每个迎面而来的人脸上寻找商机。我对他们说：“我没钱！”经过市政府门前时，发现五六百名下岗工人在静坐示威，他们衣衫朴素面色青黄，一些标语穿插其间，标语上写着“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好”、“纺织工人要上班要吃饭”等，警察们穿着崭新的黑制服手里拎着棍子，却没有人动手。一位牙齿残缺的老工人伸出青筋暴跳的手指着市政府大楼说：“把里面的腐败分子拉出来统统枪毙掉！”身边静坐的下岗工人们顿时快活了起来，他们咳嗽着随地吐痰，七嘴八舌地说：“都枪毙了谁来干市长。”许多人不自量力地抢着说：“我来干！” 这个秋天来临的日子里，我又一次听到了“枪毙”两个字。“枪毙”其实也就是“处决”的意思，但“枪毙”比“处决”听起来更过瘾，它让人联想到黑洞洞的枪口和血淋淋的枪烟，这种联想可以满足人们潜伏在内心深处的暴力意志和恶毒的念头。 一个被离婚拖得焦头烂额的人，很难以吃冰淇淋般清凉而平静的心情去面对日益糟糕的阳光，一贫如洗地走在没有方向的风中，你可以在这座城市里很容易找到一个干净的垃圾筒，但却难以找到一个干净的灵魂，城市越来越美丽，城市的行为越来越丑陋，你可以发现公交车上老弱病残专位上坐的全是身体健康的人或头发染得发绿发黄发紫的俊男靓女们，人们在酒桌上茶楼里公开交流开后门行贿受贿的经验，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地打假球、买假文凭，抄假论文，编假档案，造假处女膜。没有一个人脸红，没有一个人忏悔，没有一个人觉得可耻。拍卖文物和拍卖官位拍卖小姐同时开始，美丽的服装与可耻的欲望和谐统一，道德的面具和嫖娼的避孕套放在同一个柜台上销售，庄严的口号成为强盗们鲜艳的旗帜。 这种尖锐的感觉使我变得越来越刻薄，然而我在抽象的刻薄中更多地是将刀尖对准了自己的胸口，妻子的离婚宣言使我最初否定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十五年前我从省化工学校毕业分回到老家县城的农药厂，干了两年多，没拿到一分钱工资，只分了两百二十多瓶农药，农药质量相当糟糕，厂子倒闭后一个老职工自杀，喝了大半斤都没死，抢救过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还不如喝白酒。后来我就卷着铺盖来到了现在居住的这座省会城市谋生，做过建筑工地的保安兼打手，当过纯净水、壮阳药推销员，在一家报社拉过三年广告，由于忍受不了屈辱和辛苦，还当了几年自由撰稿人，专门写杀人放火、拦路抢劫、强xx卖淫、吸毒贩黄方面的稿子。那段日子里，我的心理非常阴暗，希望这城市里多一点杀人放火强xx抢劫，就像寿衣店花圈店希望人死得越多越好一样。赚了十几万后，我压抑了多年的贪婪的欲望和野心开始膨胀，要知道我这个农民出身的穷小子受够了富人们嘲弄的目光和蔑视的表情，于是，我顶住妻子的压力，坚决不买房子，将挣来的血汗钱用来开了一个“阳光小酒馆”，由于资金少，小酒馆只好开在一个穷人很多的旧街巷里，挤在一大串卖烧饼的、炸油条的、租影碟的、修车补鞋的、开美容院的小铺子中间，生意很清淡。阳光小酒馆笼罩在城市的阴影之下，终日不见阳光，像一个潜伏在杂乱无章的人群中的小偷或一个脸上涂抹了许多脂粉随时准备卖淫的妓女，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就特别的灰心和绝望，每天守着小酒馆望着城市的天空发呆，繁华的城市以及高楼里面每一扇窗口都在拒绝着我的妄想，我是这个城市随地吐出的一口痰。我在无法拯救自己又不愿正视现实的时候，就只好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反抗这种生活，这就是我跟隔壁美容院的小姐张秋影在去年冬天一个下雪的夜里终于滚到了一张床上，我知道美容院基本上不是用来美容的，所以就让她到我店里来当服务员，每月开800块钱工资，可惨淡的生意使她无法坚守我们之间性质可耻的爱情，脸上的脂粉一败涂地，偶尔来几个客人吃饭，她动作懒散地将筷子和酒杯很马虎地丢在客人的面前，像面对着借钱不还又不好当面发作的穷亲戚一样冷若冰霜。当我决定跟她分手的时候，她却提前将我一脚踹了，她跟一个做白粉生意的小伙子走了，一声招呼都不打。这短命的不切实际的爱情毁掉了我和妻子十年夫妻情分。隔壁美容院小老板反复找到我妻子说我挖美容院墙角，妻子终于忍无可忍地跟我闹起了离婚，我真心诚意地向妻子认罪：“能不能给我悔过自新的机会？”妻子韦秀在即将破产的纺织厂当女工，她不参加静坐示威，却对我义正辞严地说：“如果你真的找一个本分的女人，我也许能够原谅，可你找一个妓女来侮辱我。” 小酒馆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倒闭了，韦秀不愿宽恕我。离婚的焦点是五岁的儿子判给谁，我要儿子归我，她对我的律师说：“谁都不会相信一个嫖客能培养出品质优秀的儿子来。” 我简直愤怒到了极点，我跟张秋影是由认识而后才上床的，是有感情的，而且我除了张秋影外从来没嫖过娼，怎么能说我是嫖客呢？ 这半年来，我一直在反省自己的罪恶，并企图让时间冲淡和磨洗掉妻子的仇恨。我现在租住在城郊结合部的一间民房里，重新开始当自由撰稿人，写一些杀人放火的稿子，挣一点小钱维持生计。心里空虚时，就钻进网吧上网打游戏，或找一些无聊的人聊更为无聊的话题，诸如是否卖一些兵马俑到国外换钱给下岗工人买饭吃，还有法轮功是否能把人带到另外一个天堂等，反正不聊女人也不跟女人聊。我作为一个生理上的男人已经基本上报废了。 世纪末的人们，大都是不计后果地活着。因此，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不敢干的事。 穷人的心理中有一种杀富复仇的欲望，他们都希望富人被谋杀或出车祸死于非命，巷口里光着胳膊就着花生米喝劣质酒的穷人们在谈到某有钱人或某领导干部被杀被枪毙的新闻时，脸兴奋得通红，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好像喝进去的是富人和贪官的血，很有营养。我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就拎半瓶酒挤在巷口跟他们一起说一些无政府主义的话，同时把听到的一些杀人放火的传说编成纪实拿到报纸杂志上去换钱。卖鱼的胡四时常拍着我肩膀说：“你也该枪毙，抽阿诗玛烟，喝的酒也值十几块一瓶。”我给他们每人倒上一杯，争辩说：“抽阿诗玛就要枪毙，全国还不杀得尸横遍野。”其实我抽的是两块五一包的“天堂”烟，因为想跟他们套近乎，才咬着牙买一包好烟的，毕竟以前我有过钱，我时常总是想起孔乙已是穿着长衫喝酒的。 最近的稿子不好卖，各刊物和报纸都有了自己的法制记者，我这个没身份的人去案发现场常常被警察轰出去，有时候，他们还在我面前晃动着手铐警告我。听来的故事报纸杂志由于怕吃官司也不敢轻易采用。《红裙子》杂志社要我深入到暗娼中写一个长篇纪实文学《女大学生走进夜总会》，千字三百。想起自己三十多岁的人还要做小偷一样去勾引女大学生窥探少女的隐私，我感到无比窝囊。我对《红裙子》编辑部主任王娟说：“如果我再年轻十岁，也许还能勾引到女大学生，更何况我现在一贫如洗。”王娟在光线很充足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没有钱，我们可以预支一部分稿费给你。”那神情很像一个恐怖组织领导人在向手下布置一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暗杀任务。我说：“即使我有钱，也不能勾引女大学生。”王娟用纯技术性的语言对我说：“我们要的是夜总会里女大学生勾引你，而不是你去勾引女大学生，你必须拿出第一手材料。” 阳光从窗口渐渐撤退，我看到一截雪白的少女的大腿悬挂在编辑部的墙上，是一个女性丝袜的广告。我说我不干。 城郊结合部居住着大多数是从乡下来城里拾破烂的、贩菜的、杀猪的、卖鱼的、逃避计划生育的、拐卖妇女的、卖淫嫖娼的、造假证件的、卖假酱油的等各类社会闲杂人员，这里房租便宜，治安管理漏洞大，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我混迹其中，并不是想违法乱纪，而是想省一点房租买一碗面条吃。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已使我越来越接近于一个无处藏身的盲流，我已没有自信和尊严，这个秋天严重打击着我活下去的信心。这时候，我心里就会对在家乡合安县当副县长的舅舅郑天良滋生出双倍的怨恨和敌意。如果不是当年舅舅绝情，我母亲就不会死得那么早，如果舅舅当年将我从即将倒闭的农药厂调换一个单位，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种背井离乡居无定所的地步。十二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过这位当副县长的舅舅，母亲死后，我一直无法宽恕舅舅以原则和廉洁的名义对自己的亲姐姐见死不救。 秋天微凉的风灌进巷子里，黄昏一点一点地来临了。胡四搬了一张开了缝的小木桌，摆上一盘烧得通红的死鱼，这时，收了摊子的房客们就陆续聚集到有风的巷口，有的带一碟花生米，有的端一盆炒辣椒，还有人在菜市场捡了瘟鸡放辣椒红烧后送到小桌上，香味深入肺腑，没有一个人表示不满，大伙吃得满嘴油光灿烂浑身热血沸腾，我终于理解了穷人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吃饭。菜混着吃，酒每人自带，这天我也拎了一瓶“火烧刀”子混在其中大吃死鱼、瘟鸡，两条饥饿的狗争着抢我们吐出的骨头，它们的尾巴在黄昏的风中极不耐烦地摇晃着。酒精燃烧着潜伏的情绪，大伙又开始议论关于“枪毙”的事情，去年胡长青被枪毙的时候，大伙都说毙得好，等到成克杰被枪毙的时候，巷口里群情高涨，每人破例买了包好烟“阿诗玛”，很奢侈地喝了十四斤“柳河大曲”，热烈庆祝枪毙了大官，当场喝倒六个，他们硬着舌头说杀得越多越好越大越好，我说成克杰已经很大了，杀的官不能再大了。杀猪的杨汉攥住我的袖子：“还得往上杀，让我用杀猪刀捅，省下子弹钱换花生米喝酒。”今天大伙的情绪不高，因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枪毙大官了，于是酒也喝得有些索然寡味，先是卖老鼠药的高老树说清源市公安局长被情妇用局长的手枪崩了脑袋，胡四总结说这叫自掘坟墓。后来又陆续有人说起了几起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汽车爆炸事件，大伙都说这些人都是他妈的王八蛋，要炸就炸有钱人炸贪官污吏。他们似是而非地说着一些道听途说半真半假的社会新闻，我觉得对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写作价值。喝酒接近尾声的时候，在城隍庙给人看相算命的刘半仙说他下午给一个腐败的县委书记看相并威胁他说“气数已尽，当迅即解劫除灾，化凶归吉，若不悬崖勒马，家破人亡。”刘半仙的自吹自擂引起了巨大的嘲笑声，都说县委书记怎么能轻易上你的当。刘半仙赌咒发誓说，他下午拉住一个过路的胖子，估计他是领导干部，就蒙了他几句，谁知那个肚子很大的领导干部当场脸色就灰了，悄悄地将他拽到宾馆里求刘半仙细说原委并为他解劫除灾，刘半仙到宾馆后胡说八道一通，竟骗了三百块钱，抽了有半包“中华”烟还在宾馆洗了个热水澡，他说他确实听到在场的一个年轻人喊肚子大的人吴书记。胡四说也许是乡里的书记或村书记，刘半仙觉得大家有点蔑视他，很恼火，他说乡书记村书记是不可能抽“中华”的，也不可能掏三百块钱给他。为了表明他确实赚了一笔后的慷慨和有福同享，他当即起身跑到巷口的小铺子里买来了三斤“柳河大曲”二斤卤猪蹄四小袋花生米给大伙尽兴。大伙也就高兴了起来。刘半仙说看来县里书记县长“先枪毙，后审判，没有一个是冤案”是可以成立的，他说合安县的一个副县长郑天良已经被判了死刑，受贿索贿五百多万，比胡长青还多一百万，情妇就养了七八个。大伙觉得这条消息很没意思，枪毙副省长还有点刺激，副县长等于是小鱼小虾，杀副县长就像杀鸡，没有悬念，不好玩。 我听得骨头里风声鹤唳。我放下手中有些冰凉的酒瓶，对刘半仙说：“这不可能！”刘半仙根本不想睬我，他说他有一个表侄在省城当律师，正在为郑天良辩护，我说能不能让我见一见你这位表侄，的士费我来付，刘半仙说枪毙一个副县长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没有看到报纸上关于我舅舅郑天良判处死刑的消息，去年冬天我在省报上看到我舅舅是全省“人民满意十佳公仆”，十二年前我还在报纸上看到过我舅舅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风越来越凉，天黑了下来，巷口电线杆上一盏路灯很勉强地亮了。 我从牙缝里挤出一百三十块钱，请我认识的省法制报记者李成品到“枫林假日酒店”三十二楼旋转餐厅喝了一晚上啤酒，向他打听郑天良案件的真假。 李成品对我说：“这个案子现在当然不能报道，县处级干部要等到枪毙后才能见报。省高院终审判决前天才下来，‘十一’前要枪毙一批迎国庆，大多是抢劫强xx杀人的，领导干部好像只有郑天良一个副县长。” 李成品平静地叙述这件事就像叙述一个毫无意义的陈年往事一样，没有一点情绪，他警告我不要乱写，不是什么钱都能挣的。我连连称是。 旋转餐厅下的城市里万家灯火，我看到城市的霓虹灯川流不息地闪烁着物质的光辉，那些我看不见的乞丐、小偷、妓女、强盗、盲流们正在夜色的掩盖下倾巢出动，整个城市被欲望折磨得口吐鲜血，一片绚烂的粉碎。 等到我回到老家合安县调查了解我舅舅郑天良案件内幕时，我舅舅郑天良已经被枪毙了。时间是二000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九八八年冬天的太阳像一个烂西红柿悬挂在村西伏牛岗玄慧寺的上空，呼啸的西北风刀子一样削过江淮丘陵干裂的土地和乡亲们一张张枯燥的脸，黄昏时分，我舅舅坐在一辆破旧的“伏尔加”车子里听到村里传来了一些琐碎的狗叫声，他叫司机小王将车停在玄慧寺后面的土公路上，“车开到村里太招摇，乡亲们会有意见的。”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拾圆的钞票递给司机小王：“汽油费交到县政府行管局，再补一个单子给我就行了。”小王手里攥着钞票有些不知所措：“郑县长，汽油费只要六块钱。” 我舅舅走下汽车的时候，我家西厢屋里的光线已经很暗了，每个人的脸都含糊不清。母亲躺在一张铺满了稻草的床上，声音灰暗而软弱：“两个月了，三十剂方子都吃下去了，你们不要瞒我了，不是胃溃疡……” 屋里弥漫着一层浓厚的中药的味道，父亲蜷在墙角的凳子上默默地抽烟，像一只气息奄奄的虾。没有人说话。 父亲去灶屋里烧晚饭，我到村口的井里挑满了一缸水。当我将最后一桶水倒进缸里时，父亲叫住了我。我看到灶堂里的柴火照亮了他酱色的脸和脸上与皱纹同样深刻的绝望。他说：“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了。你明天去找王三娘来做老衣（寿衣），留几百块钱让孙拐腿他们来割一口好棺材，大叶杨材质松，是不是用杉木的？”灶堂里的烟灰源源不断地从灶口吐出来，父亲的脸如同一块肮脏的破抹布。 我没有说话，眼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我听到屋外的风声此起彼伏，整个村庄和村庄里光秃秃的树在风声中四分五裂。 这么多年来，村里死去的乡亲们基本上与寿终正寝无关，他们大多数是在生了病后因无钱医治而从医院抬回来坐以待毙，像我母亲这样患了癌症的人几乎百分之百地提前放弃治疗，杀一只鸡，用买药的钱换几两肉炖了，让病人最后享一些口福，感念一下亲人们的恩情。我从小时候就知道了村里好多人都是临死前床头放着一碗肉，吃肉是我故乡父老乡亲们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这种理想以一种残酷方式呈现在咽气的惨景中，我总觉得这跟电影中枪毙犯人前让他们喝酒吃肉虽然时间地点不同，但性质一样。 我中专毕业两年多了，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农药厂分给我抵工资的二百多瓶农药一瓶也没卖掉，我不敢从县城拉回家来，母亲非常聪明，她已经感到了我们以胃溃疡欺骗她，近些天她反复唠叨说家里菜地里虫子已经钻到卷心菜心了，再不打农药过冬的菜就腌不成了。我看到母亲的眼睛里流露出对农药的强烈渴望。这几天我只对父亲说一句话：“家里的菜地不许打农药，我也不会把农药带回来。”父亲说你去城里带几瓶回来吧，省得花钱买。我用沉默表示拒绝。 天彻底地黑了，如同我此刻黑暗的心情。屋里没有开灯。舅舅郑天良在黑暗中悄悄推开了我家的院子里那扇腐朽的木门，他的身后尾随着一些忠于职守的狗叫声。 父亲开了灯，我看见舅舅穿着一身朴素的衣裳，如门板一样结实的身材站在光线幽暗的灶屋里顶天立地，舅舅对于我和父亲就像海难中无望的求生者抓住了最后一块木板，这种时候，哪怕是一根稻草也会给我们带来希望。我用袖子抹了抹并没有灰尘的凳子让舅舅坐，舅舅却跟父亲一起蹲到了灶堂下，手伸向灶口取暖。 舅舅郑天良说：“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你们明天就坐汽车到南京肿瘤医院去治病。”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命令性的不容置疑的口气，这种专制的声音此刻无比亲切，它给了我们死里逃生的信心和力量。于是我给舅舅倒了一碗水，我舅舅郑天良副县长蹲在灶堂下边咕咕噜噜猛喝一气。 父亲说：“我不想再花冤枉钱了，还不如给他妈买点肉吃，他妈最喜欢吃红烧肉，眼见这就吃不成了。”父亲的眼睛里注满了浑浊的泪水。 舅舅说：“不行，没有钱，发动亲戚朋友大家一起凑！” 舅舅说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后，立即来到西厢屋里看我母亲，一个强悍的汉子那般温和似水地轻轻地坐在我母亲的床边，他抓着我母亲的手说：“姐，我来看你了。” 母亲软弱无力地说了“兄弟”两个字就泣不成声地哭了，我也站在一旁抹眼泪，舅舅小心谨慎地帮我母亲掖好被子，说：“姐，明天你就去南京看病，会好的。” 母亲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来：“兄弟，我是看不好了，有你这份心我死也瞑目了。” 舅舅给母亲端来了中药，将母亲扶起来坐好，然后端碗让母亲将药一口一口地喝下，我看到舅舅的手在不经意中颤抖了一下，我想舅舅面对着母亲肯定想起了刚生下自己就死去的外婆。 舅舅是下班前抽空来看我母亲的，他说晚上还要赶回去开常委会，也没在我家吃晚饭，临走前，他丢下了五百块钱并对我说有什么困难就直接去找他。 第二天是一个更加寒冷的日子，天空冻得硬梆梆的，阳光软弱无力地照耀着枯萎的土地和村庄里的烟囱。母亲临走前一定要去玄慧寺烧香，于是我们扶着她到了残破不堪的寺庙里对着观音菩萨三跪九叩，没有经声佛号的寺庙里落满了从前的灰尘和旧时代的影子，母亲用手指着正殿旁的缠满了蜘蛛网的禅房说：“你外婆在这里生下你舅舅的当天就死了。”说着说着就泪水满面，一柱沉香在佛龛中腾起细细的青烟，屋外灌进来的风将烟揉碎了。 一把生锈的铁锁锁住了我家的院子和对生活全部的希望，家里的猪和鸡全都卖光了，空空的猪圈和鸡窝注解着一个农民家庭的彻底破产，我们家提前牺牲的两头猪和十九只鸡在此后许多年里令我无比感动，我觉得它们是一些杀身成仁的侠客，它们以站立的姿势活在我的岁月里。 怀揣着变卖家当和东挪西借来的三千块钱，我和父亲扶着母亲上路了。 我们一家三口拎着脸盆、水瓶、碗筷、毛巾脸色苍茫地在南京长途汽车站下了车，先是父亲随地吐痰被罚了两块钱款，后来坐公共汽车去肿瘤医院又坐反了方向，折腾到下午五点多钟才找到了医院，我看到母亲脸色发灰，手捂着胃，额头直冒虚汗。 三千块钱不到一个星期就用完了，医生说胃癌中期，如果开刀的话，可能活个三年，最长有活八年的。手术费要两万六千块钱。父亲当时就瘫倒在医生办公室的椅子上，二十岁的我此刻反而坚强了起来，我没有流泪，我觉得我必须在这个时候支撑起家里全部的不幸和灾难，我已经是个男人了。我扶起了父亲，安慰说：“会有办法的。”父亲说：“我们让你妈回家吧！”我说：“不行，舅舅说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他说有困难直接找他。我马上回去！” 父亲的意志已经崩溃了，他像一个束手就擒的战俘，目光游离、神情涣散，整个下午都在梦游。 我对母亲说：“妈，医生说你胃里有瘤，做个手术就好了。”母亲躺在住院部的病床上看我表情轻松，就说：“只要不是癌，长个瘤就不怕了，你小时候经常撞在水缸上，头上碰出的瘤有鸡蛋大，过几天就自动消了。我这瘤怎么长到了胃里，真倒霉！”母亲把“肿瘤”和“癌症”看成了不相干的两件事，心情就有些高兴，话也多了起来，中午吃了大半碗面条。 我知道这种骗局很快就会被母亲识破，但目前为了腾出时间筹措手术费，稳定母亲的情绪，我必须以一个天衣无缝的骗子面目出现。 回到县城，我想先找同学同事借钱，不足的部分再找舅舅想办法。灰蒙蒙的县城里到处笼罩着冬天的荒凉和灰尘，西门石板街上一个买豆芽的妇女正在为三分钱跟菜贩打架。菜贩是我农药厂下岗的同事老谢，我拉了架后，老谢抹着手腕上被妇女抓出的血痕，嘴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窝囊气，他对我说：“两毛一斤卖给她已经优惠了，她还要少给三分钱。”那中年妇女也气呼呼地指着老谢说：“你的秤平平的，本来就不够。”这时许多人也都过来劝架，我想只要我母亲能活着，我决不让她为三分钱吵架。活着多好。 老谢的三个孩子都在上学，老婆又是个瘸子，我没好意思向老谢开口。老谢知道我为母亲开刀借钱后，第二天晚上主动给我送来了两百块钱，那些块票毛票装了一塑料袋。在我那间阴暗的单身宿舍里，老谢抽着劣质香烟安慰我说：“谁家都会有个小灾小难的，不要再推三拉四的了。”一席话说得我鼻子直发酸。我执意又点了五十块钱给老谢：“借一百五就行了，钱差不多够了。” 钱远远不够。借了三个星期，只借到两千多块钱，农药厂工人除了农药之外，一贫如洗，同事们和我一样贫穷，他们只能借给我三十、五十的，看大门的临时工杨大爷从口袋里摸出十块钱给我，他对我说：“要是没治了，还不如拉回来买点好吃的，我老婆临死的时候坚决不愿看病，她说一定要吃够了鸡鱼猪肉再走，死后不会当饿鬼。” 这期间我到县医院卖了三次血，换了六百块钱，由于没有营养，我经常走路时要扶着墙歇一会才能看清路面。 将近一个月了，我也不知道母亲在南京的情况，没有电话，也没钱打电话，去一趟还得花路费，凑不齐钱，我就不能去南京。我急了，找到了开贸易公司的同学耿伟强，本来我不愿求这些有钱人，读中学时，他爸爸是县商业局局长，在班上从来不愿正眼看我们这些穷人的孩子，毕业后没考上任何学校，靠他老子的关系倒彩电、自行车、电饭锅、水泥等，居然早就成了万元户。那年月什么都靠计划，官倒造就了千千万万的暴发户。耿伟强很慷慨地甩给我一千五百块钱，说：“你妈病了，就等于是我妈病了，还说什么还不还的，太见外了。” 耿伟强还请我在“同兴楼”饭店吃了一顿饭，他给我倒满了一大杯“洋河大曲”说：“我要不是做生意资金周转不过来，你妈开刀的钱我就一个人包了。”贫穷在此刻使我无法尊严，也使我无法找到恰当的词汇来表达我的感激，我就只好将一大杯白酒一饮而尽。耿伟强递给我一支带过滤嘴的“长胜”烟，然后对我说：“你舅舅是分管工业、商贸的副县长，权很大，批一个条子或打一个电话，两三万块钱，太小菜了。” 耿伟强的提醒让我绝路逢生，我的眼睛里看到了母亲出院时的满足与感动，母亲走在城市的阳光下，情绪宽松，母亲终于看到了秦淮河、夫子庙、中山陵…… 我对耿伟强说：“我本来打算最后再去找舅舅的，舅舅答应我有困难直接找他，他肯定会帮忙的，只是我没做过生意。” 耿伟强说：“你叫郑县长批条子，剩下的事我来办。”合安特曲“销路不错，酒厂用的大麦远远不够，我们从河南调两车皮大麦送到厂里，只要你舅舅打个招呼，三万块钱差价就到手了，我只拿个手续费，其余的钱全归你。” 我说：“我马上就去找舅舅。” 耿伟强说：“如果要想做得快一点，叫郑县长在县水泥厂批五十吨水泥给我。拿到条子我立即就给你一万八千块钱。” 我问耿伟强：“这样做是不是违法？” 耿伟强说：“十亿人民九亿商，连省长、市长、中央首长的儿子都在经商，都在批条子，违什么法？商品社会，这叫搞活经济。” 我忽然又担心了起来：“我舅舅刚刚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耿伟强用套着钻戒的手指敲着桌子说：“现在哪个官倒不是共产党员，不是领导干部？平头百姓、共青团员有权批条子吗？再说，你这是等钱救命。” 走出“同兴楼”，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天无绝人之路”。 第02章 舅舅住在县政府大院宿舍区一座带院子的平房里，当晚我酒气熏天地敲开了舅舅家的门。舅舅坐在客厅里的人造革沙发上看电视，电视上正在播放一个叫《河殇》的电视专题片，我进去的时候，舅舅拍响了身边的木质茶几：“太不像话了！”我以为舅舅在骂我喝酒，就站在舅舅的身边毫无必要地搓着双手，不敢坐下。 舅舅指着电视对我说：“什么黄色文明，海洋文明，简直胡说八道！没有长城这座围墙，豺狼虎豹不都进来了？” 舅舅在骂电视专题，我心里顿时放松了许多，连声附和说：“舅舅说得对，乡下每一家、城里每个单位都是有围墙的，小偷太多了。” 舅舅示意我坐下来，然后跟我说了许多关于理想和信念的话，他说现在年轻人很成问题，整天想到的就是“我要怎么样”，从来不考虑别人怎么样国家怎么样老百姓怎么样，资产阶级自由化最终就是要每个人都成为极端的利已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我在这个冬天的晚上，晕头转向地跟着舅舅一起揭批自由化的祸国殃民，我借着酒力说：“我保证跟自由化划清界限。” 舅舅的家很像乡下的一个杂乱无章的手工作坊，几个做工粗糙的老式的柜子倚在墙角里，米缸、腌菜坛子和几张木质的椅子同时挤在十几个平方的客厅兼饭厅里，墙上挂着一串串干枯的红辣椒和几张印有刘晓庆、杨在葆头像的年历，昏暗的灯光下弥漫着腌菜的酸腐味，一台17寸黑白电视机将黄河长城故宫阿波罗神庙自由女神像全都弄得黑白分明、势不两立。 舅妈从废品回收公司下岗了，每月只拿四十块钱生活费，表妹还在上小学，全家只靠舅舅一个人工资。当时我很幼稚地想，是不是因为舅舅家里太寒酸，才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 说完了反自由化的事，我向舅舅说起了借钱的艰难，舅舅沉默了一会，说：“最近我的工作太忙，等过了这几天后，我来帮你借。” 我将倒大麦卖给县酒厂和批五十吨计划水泥的想法告诉了舅舅，舅舅突然用警惕的目光盯住我，他声色俱厉审训我：“谁给你出的坏主意？谁让你胆大包天地来找我的？” 在舅舅尖锐目光的压力下，我只好出卖了耿伟强，舅舅又拍桌子了：“耿天龙这个混蛋只要再晚两年退休，我就让他后半辈子每年在大牢里看春节晚会。商业局每年计划内的自行车、彩电全都被他儿子套走了，什么东西！”舅舅气得骂了起来。 我知道舅舅是一个正派本分的人，我从来就没想过要沾舅舅的光，但这次是救我母亲的命，我必须硬着头皮作最后的垂死挣扎，看着舅舅拿出了烟，我立即上前划着火柴给他点火：“舅舅，实在借不到钱了，只有你能救我妈的命，你就开一次后门吧！” 舅舅粗暴地推开我点火的手：“不行，一次也不行！” 火柴梗上的火焰和我心中的希望同时在我冰凉的手上熄灭了。 舅妈是一个直性子的粗人，她夺过舅舅手里的香烟狠狠地扔在地上：“你这个人不给我安排工作就算了，你连亲姐姐都见死不救，你还算人吗？” 舅舅被舅妈过激的言行镇住了，他坐在仿冒的真皮沙发上一时不知所措，眼睛盯住黑白电视，电视上一个外国男人正心情愉快地刮脸上的胡子，是一个“吉列”刀片的广告。 舅妈趁机将自己心中的一腔怒火通通发泄出来：“你优秀共产党员就了不起了，电视上聂荣臻连日本鬼子的女儿还救呢，人家官比你小，人家聂荣臻不是优秀共产党员？” 舅舅终于打断了舅妈的话：“你这是说的哪门子话呀，怎么能这么乱比呢？” 舅妈不依不饶地说：“你姐姐讨饭供你上学读书，背着粮食走几十里送到学校，自己累倒在学校门口，六0年不是你姐姐，你能活到今天？当了个副县长就不知天高地厚了，你要是当了皇帝，还不把穷亲戚全都赶尽杀绝。” 舅舅声音软了下来，看看呆若木鸡的我，又看了看满脸怒气的舅妈，他说：“你们应该理解我，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开一次后门和开一万次后门，性质是一样的。” 过了一会儿，舅舅突然又对舅妈说：“你也不要再给我冒充有情有义了，好像别人都是六亲不认的冷血动物。家里的钱一分也不要留，还有准备买彩电的两千三百块钱，统统给我拿出来。我看黑白电视很好。” 舅妈顿时傻眼了，她像当头挨了一记闷棍，身子软软地走进了里屋。 这时，在里屋做作业的表妹跑了出来，她递给我一个苹果：“表哥，你别跟我爸斗气，他就是一个不讲理的人。” 舅舅朝表妹挥挥手：“去屋里做作业去！” 表妹噘着嘴走进屋里，狠狠地关上房门。舅妈将两千六百块钱交给舅舅：“积攒十几年了，全部家当都在这里。” 舅舅将钱点好后塞给我，我将钱又垛到舅舅的茶几上，然后用一种一刀两断的语气对舅舅说：“这点钱，救不了我妈的命。我还有血可卖，我再也不会求你了。”说着我一转身就冲进了屋外满目的黑暗中，我听到舅舅在后面喊着我的小名“大宝”。 耿伟强听说我舅舅断然拒绝了这件事，就安慰我说：“这件事没办成，最悲哀的不是你，而是你舅舅。我敢打赌，不要多少年，你舅舅就会被这个时代淘汰。说实在的，这些年做生意，我见过比你舅舅官大的人太多了。当官的都成了焦裕禄，学谁去？” 耿伟强又给了我一百块钱路费，他要我赶紧去南京照看我母亲，等过段日子资金回笼了，他给我送钱去。耿伟强的话使我冰凉的心里弥漫起一股股暖流。 我揣着东挪西借来的五千多块钱赶到了南京，我对医生说能不能先给我母亲做手术，剩下的钱我继续借，我的血是0型的，在南京能卖个好价，钱肯定能还上。那位戴眼镜的医生对我的处境深表同情，但他说，医院里是从来不赊账的，此事不好办。 一个多月不见母亲，母亲已经知道了病情的真相，她脸色枯萎，神情绝望，但见到我后却强作笑颜，这回轮到她来骗我了：“妈胃里的瘤已经消掉了，现在不疼了，我们回家吧！”我说：“妈，舅舅说过段时间就来看你，他会送钱来的，我们等你做完了手术一起回家。” 我一边找医院求情，一边去卖血。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早晨，我母亲终于静静地走了，她是在夜里咽气的，没有留下一句话。父亲在医院陪护，我睡在附近的防空洞里，等我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被送进了太平间，我看到那天医院的上空飞过一群鸽子，我想象着母亲跟它们一起飞走了，当鸽哨声越来越远直至无影无踪的时候，我才突然觉得母亲真的不在了，我禁不住泪如泉涌，失声痛哭。母亲走的那天下午，我舅舅托来南京出差的人将两千六百块钱送到了医院。我擦干眼泪，将钱扔在地上：“请你将钱还给郑副县长，让他买台彩电，好好看一看这世道是如何绝情无义的。” 我捧着母亲的骨灰盒扶着弱不禁风的父亲回到了老家，家里空空荡荡，残破不堪的旧家具上落满了灰尘，门头上的蜘蛛网错综复杂。一只老鼠蹲在稻箩里专心致志地吃着粮食，它胆大妄为地盯着我母亲的骨灰盒，好像是我们入侵了它的领土。我赶走老鼠将家里清扫干净后才将母亲的骨灰盒抱进堂屋，然后我将母亲放在堂屋正中间的台柜上，母亲没有遗像，她活在我心里。 母亲埋在外婆的坟旁边，安葬那天舅舅来了，他将母亲的骨灰盒抱在怀里，泪流满面。我没有理睬舅舅，我觉得他的眼泪相当虚伪，既没有悲伤的真情，也没有真实的忏悔，我觉得舅舅不属于我们的亲人，他是一个政治木偶。 他跟我们一同到了墓地，所有的人都跪在了坟头，我们这里的风俗是“死者为大”，无论是长辈平辈下辈都要向死者的坟三跪九叩，而我舅舅一个人例外，在黑压压跪倒的一大片人群中，我舅舅却站着，他只是对着我母亲的坟头三鞠躬。我将舅舅理解成一种物质。 那天的风很大，天空的黑云像破棉絮一样在翻卷着，纸钱烧出的灰飘向空中在风中漫天飞舞。埋下母亲后，天就开始下雪了，一九八八年冬天的大雪持续下了一个多月，我母亲在地下非常的冷，而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舅舅在母亲安葬那天，悄悄地塞给我父亲一千块钱。我要将钱送回去，父亲对我说：“你舅舅也有他的难处，一个乡下穷孩子当到了副县长，靠的就是小心做人，谨慎办事。你妈得的是绝症，我们对得起她了。” 许多年来，我一直怀疑我母亲那天夜里死于自杀，她已经感觉到了我舅舅并没有真正帮忙，所以也没凑齐做手术的钱，她是在极度绝望中服安眠药自杀的。这一点我后来在省城曾向一位名医详细询问过这件事，他说完全有可能。因此，这么多年来，我认为母亲的自杀就是因为舅舅的见死不救，这种判断非常顽固地成为我的一种意志，所以我不会原谅我舅舅的，不管他当初是出于什么高尚的动机和伟大的理想，我只能从生命和亲情的本身来理解这件事，这使我在精神的幻灭中十几年如一日地持续失眠。 那一年春节过后，父亲瞒着我去县城找过一次舅舅，他带了五斤炒熟的花生和三斤糯米年糕，先是就我的无礼向舅舅道歉，然后求舅舅给我调换一个能拿到工资的单位，父亲说家里因母亲看病和办丧事欠了上万的债务，农药厂一分钱也拿不到，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舅舅坐在那张仿冒的真皮沙发上对我父亲说：“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而是我不能帮这个忙，全县有多少家庭困难、工厂效益差的职工，如果有权有后台的都解决了，老百姓怎么看我们。一个领导干部失去民心了，权力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舅舅的一通大道理说得我农民父亲哑口无言。 后来我知道这件事后，跟父亲大吵一仗。 吵完后，我就背着一卷行李到省城来谋生了，转眼已是十二年过去了。 我从此再也没见过我舅舅，也不想再见到他。 耿伟强是个预言家，我舅舅郑天良在副县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二年，原地踏步，中途还到三省交界的王桥集经济实验区当了两年副县级的管委会主任，这足以说明他确实已经被时代淘汰了，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舅舅居然连性命也被淘汰了，这让我很是糊涂，他怎么能和腐败挂上钩呢，受贿索贿的钱比胡长青还多一百多万，而且还有七八个情妇。 我不相信。 于是，我决定回到老家合安县去调查了解事情的真相。看能否以我舅舅为素材写一个长篇纪实文学，混点钱买口饭吃。 长途公共汽车汽车开进合安县城的时候，已是中午时分。 县城变阔了，楼房一幢挨一幢地站在秋天的阳光下，楼面墙壁上贴满了瓷砖和一些广告宣传画，宽敞的马路两边不切实际地栽种着美人蕉和郁金香等名贵花木，一些带有县城特色的鸡和狗还有拉着车进城的毛驴很轻松地在名贵花木中乱窜，这种感觉颇有点像一个跛子穿一件时装在T型台上很自负地扭着屁股走“一”字步。我舅舅的声音和形象已经从这座繁荣而夸张的县城里彻底消失了，农药厂也早已被人们遗忘，也许还有一些残留的农药味还保存在县志的某一页里供后人们凭吊，就像人们需要缅怀一位死去的祖先。八年前我回来还我母亲看病借的债，老谢死于车祸，看大门的临时工杨大爷回到了乡下已是下落不明，耿伟强的公司也转移到了市里，没见着几个熟人。此后，我每次回老家看望父亲都是坐车在县城下车后立即转车去乡下，我和这座县城之间像两个相互厌恶的仇人，除了乡土情结外实际上已没有任何联系。 这么多年，我没有混出个人样来，所以也从来没有衣锦还乡的体验，每次回老家，我都有一种小偷在夜深人静时溜回家拿一两件御寒棉袄一样的别扭。 这种感觉在今天变本加厉。我对了解舅舅郑天良被枪毙的全部真相信心严重不足。于是，我决定先回到老家看看老父亲，先了解一些舅舅在乡下的经历。 天气预报说从北方来的一股冷空气提前抵达江淮之间，风声一阵紧似一阵，乡村公路两边的大叶杨的叶子在风中纷纷飘落，田野里的水稻已经全部收割干净，于是满目枯黄的色调一直铺陈到我视线的尽头。 一个在生活中倍尝失败的人是无法在欣欣向荣歌舞升平的报纸电视上手舞足蹈的，当他连自己的晚餐都不知道在哪里时，他肯定拒绝一切的脂粉和口红。我眼中的秋天一败涂地。 父亲的腰已经彻底弯了，他佝偻着腰坐在院子里一个人在晒太阳，秋天的阳光落在父亲枯萎的脸上，折射出一种劫后余生的惨淡。母亲死后，父亲的精神和身体都垮掉了，每年靠我寄一些钱回来买油盐和劣质烟卷。我看着苟延残喘的父亲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腿脚残废的木椅子上眯着眼睛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子，心里像被一把刀子捅了进去，我听到我心脏里鲜血哗哗的声音。我给父亲买了一件过冬的棉袄和一条“天堂”烟，父亲迟钝地伸出了青筋暴跳的手接了过去，没有一丝激动，他似乎已经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我跟他说起舅舅被枪毙的事，他好像听到一百多年前被枪毙了一只蚂蚁一样无动于衷。我问起他舅舅当年在乡下的情况，父亲抬起粗糙的手抹了一把鼻涕，然后用沙哑的嗓子有气无力地说：“你舅舅二十六年前是村里的一个兽医。” 隔壁的林福海见我回来了，就过来串门。这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健谈的五十多岁的汉子，他知道我要了解舅舅郑天良，眉飞色舞指手划脚地说了整整一下午和一个晚上，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我递给他的香烟，在叙述过程中多次说到：“你舅舅要是在乡下当个兽医，肯定早就盖起了楼房。”他颇为自豪地说，“乖乖，郑天良那兽医的手艺还了得，什么瘟猪瘟鸡到他手里打两针全活蹦乱跳了，骟牛卵子更是一绝，他人不知鬼不觉地往牛屁股后面一站，突然手往牛腿裆里一伸，两个牛蛋就骟掉到手掌心了，真神了。牛蛋一跳一跳的，滚烫的，炒了下酒，过瘾！” 林福海说当年他跟我舅舅还是拜过把子的干弟兄，两人关系可好了，只是舅舅当了官后，才慢慢地少了来往，林福海说：“不过，我每次去县城，只要遇到他，肯定请我到他家喝酒。郑天良可是个规矩人，从小就很本分，我根本就不相信他是贪官。肯定是有人陷害他。说老实话，当年刘少奇当国家主席都有人陷害，陷害一个副县长还不容易。二十多年前我劝过他，叫他不要当官，骟牛卵子是个好手艺，他不听，这不把命都给搭上了。”林福海长长地叹了口气，烟雾在他的脸上破碎。 林福海漫长的叙述逻辑比较混乱，而且掺杂了许多个人情感，为了使故事流畅，我决定以我自己的叙述方式客观地再现我舅舅在乡下的生活经历。 先说村西头伏牛岗上的玄慧寺。 玄慧寺始建于唐天宝九年，据《合安县志》记载，修寺庙的是一个唐天宝年间的合安县令周纯法，周县令因利用职权私贩食盐败露而遭朝廷革职为民，做了老百姓的周县令就利用关系公开做起了贩盐的生意，还在县城经营了典当、茶叶、竹器等生意，聚万贯家财，娶了四房姨太太，五年后又花钱捐了一个州官，卷土重来重返政坛自是春风得意，县志中说：“忽一日，纯法酒酣，醉卧藏春阁，一梦幽帘，见佳丽如云，但无血肉之躯，形影缥缈若气之浮光。即时绯幔徐起，见一老者衣衫褴褛，执其手腾云驾雾，数万里江山，指点迷津，曰，‘天长地久长久做善男信女，物是人非是非听晨钟暮鼓’。纯法梦醒，顿悟，遂倾其家产馈予贫民，留其余择城东三十里伏牛岗，建玄慧寺设坛诵经拜佛，四十余年不出山门，无疾而终，圆寂入瓮，焚身见舍利子百二十余粒，为世所罕见。” 玄慧寺曾在明景泰、清道光年间两次毁于战乱和天火，洪秀全太平军路过合安时天王在玄慧寺驻扎月余，当年曾有九十九间半庙宇矗立在树木葱茏的伏牛岗上，到解放大军作为渡江指挥部的时候，玄慧寺只剩下二十四间，文革时，生产队拆了寺庙的砖头木梁建猪圈，在族公郑九爷等几个旧时代的遗老遗少们拼命保护下，玄慧寺也只剩下四间破烂不堪的正殿，漏风漏雨，行将倒闭。那副千年绝对“天长地久长久做善男信女，物是人非是非听晨钟暮鼓”也下落不明了。 之所以我要花如此多的笔墨叙述玄慧寺，是因为玄慧寺千百年来是村里人们祈福避祸的祭坛，是一种生命延续的象征，是冥冥之中主宰历史和决定命运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意志。我舅舅就是在玄慧寺出生的，他被枪毙后村里许多老人认为这与我舅舅多年来不支持不拨款重修寺庙有关。林福海也基本上同意这一观点：“确实，我是死活也不相信你舅舅是个罪人，也许这就是报应吧！” 我舅舅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出生的，那天晚上天气非常冷，外婆由于难产在家里疼了两天两夜，四乡十八里来了六个接生婆都说大人小孩都保不住了，这是孽障胎，赶紧准备后事，三十八岁的我外公哭着连夜请人来割棺材。林福海父亲说伏牛岗上玄慧寺里刚来了一个外地逃难来的女人好像会接生，还有纱布和红药水。村里的人七手八脚地在月黑风高的夜里将我外婆抬到了玄慧寺。逃难来的年轻女人细皮嫩肉，凄艳而美丽，她看了看我外婆，问我外公：“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我外公跪在外乡女人的面前，哭着说：“我两个都要！”年轻的外乡女人很为难地说：“大哥，如果两个都保，可能一个都保不住。”我外公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当场晕了过去。郑氏家族的人连夜开会，经家族全体会议研究决定，“留小孩！”因为我外公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生个男孩的话，我外公家的香火就算延续下来了。外乡女人让人立即将我外婆抬进禅房，郑氏家族的人全都跪在大殿里面对着观音菩萨像烧香念经。鸡叫三遍的时候，禅房里传来了婴儿尖锐的哭声，太阳在我舅舅的哭声中升起，我二十九岁的外婆在我舅舅的哭声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她疲倦地闭上了眼睛，脸色苍白如纸。 一九四九年三月的那一天，寺庙外的鞭炮声响彻云霄，玄慧寺香烟缭绕，外公家大办酒席，流水席开了三天，族里的人都说菩萨显灵了。而我外婆却在当天一个见不得人的夜里被悄悄地埋了，门头上还插上了枯艾，怕死鬼我外婆再回到家里来，克了我舅舅的命。族公郑九爷在随同的陪伴下带着香火挑着猪头和年糕去玄慧寺还愿，并邀请外乡女人来我外公家喝喜酒。年轻的外乡女人清秀的脸上扭曲着巨大的愤怒，她站在观音菩萨的面前痛斥郑九爷：“孩子的母亲都死了，你们还有心思大摆宴席，还有一点人性吗？”郑九爷当然不知道人性是什么玩艺，就丢下礼品回去继续喝酒去了。 年轻的外乡女人站在三月的风中流出了眼泪，观音菩萨双手合十慈眉善目脸上弥漫着温和的笑。 年轻的女人在解放大军渡江的时候，在玄慧寺里帮着解放军救治伤员，渡江成功后，解放大军的一位首长要那个外乡女人跟部队一起走，外乡女人说，她要回上海找患肺病的哥哥去。她是上海人。 一九五0年镇压反革命，那个年轻而美丽的外乡女人被县里来的几个戴军帽背长枪的军管会的人用绳子捆了起来，郑九爷发动村里的人都到玄慧寺跟军管会的人拼命，坚决不让带走外乡女人。一个身体结实的军管会的汉子手拎盒子炮向空中开了两枪，然后又用冒着枪烟的枪管顶了一下帽子，大声地说：“这个女人是国民党的军医，是潜伏下来的特务，是破坏新生革命政权的死敌。” 乡亲们被盒子炮镇住了，再也没有人往前冲。我刚满周岁的舅舅裹在外公的怀里像一只鸭子，他被枪声吓哭了。 外乡女人被五花大绑地捆走了。据交待，她是被国民党从上海静安护士学校征招入伍的，因为她害怕战争，就当了国民党的逃兵，落草在玄慧寺，她想等日子太平一些就回上海找哥哥，父母早就去世了，哥哥得了肺痨，没人照顾哥哥。这些供述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军管会很快就在县城红草湖边将她枪毙了，第一枪击中胸部，她倒在河滩上痉挛了好一阵，后来枪手又走到近处对准她脑袋补了一枪，才打碎头颅，淌出一滩血糊糊的脑浆来。那个女人叫江可馨，时年二十一岁。 这段历史对我舅舅的一生来说显然是很重要的，首先他的生命是以外婆的的死为代价的，他的生命同时又是与玄慧寺和玄慧寺里的另一个女人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将在这部小说的后半部分产生重要意义。 一九六0年，我十一岁的舅舅郑天良上了镇上的初中，村里饿死了很多人，我外公也在一个夏天的黄昏一头栽在村食堂的锅灶边，从此再也没有爬起来。村里每天都在死人，村前荒凉的土地上新坟此起彼伏。树皮被啃光了，老鼠和麻雀也都吃光了，我母亲就曾告诉过我说，麻雀老鼠救过我们家的命，她后来一直都不愿响应政府的号召除“四害”，任麻雀和老鼠吃我们家的粮食和豆子。母亲那时已经嫁给了我父亲，外公死后，她经常设圈套将老鼠麻雀逮进笼子里，然后用盐腌咸，再烤熟送到二十里外的镇中学给我舅舅吃。冬天实在逮不到老鼠麻雀了，我母亲就到江苏去讨饭，寒冬腊月流着鼻涕沿门乞讨，过十天半个月，就将要回来的米和面送到学校去，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母亲走了一天才赶到学校，他在校门口见到我舅舅时，一头就栽倒在雪地里。我舅舅抱着母亲失声痛哭。这些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我母亲说过，每当说到这些事时，我就禁不住潸然泪下，我发誓要让母亲后半生过上好日子，可我母亲四十六岁的时候就死了。我至今不能原谅舅舅当年的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无法抹去的经历，如果我舅舅当时真的代表一种原则和理想而六亲不认的话，那他又为什么成为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腐败分子，既然你今天为腐败付出了头颅的代价，为什么当初又假装正经而不批一张只要半寸宽的条子。 舅舅郑天良究竟一开始就在表演，还是后来走向了堕落？这是我对这么一个巨大反差灵魂的一次追问和破译。我走进了一个看不清谜面找不到谜底的谜语中。 我舅舅郑天良高中毕业的时候，高考已经取消了，他回到了村里。村支书说：“你文化高，就在村里当兽医吧！” 舅舅说行。舅舅很快就成了全村全公社最有名的兽医，村里为人看病的赤脚医生是村支书小学毕业的小姨子殷小红，经常将有小病的人看出大病来，将有大病的人看成死路一条。于是，夜深人静时，经常有村民偷偷地找我舅舅郑天良看病。我舅舅实际上成了一个既看畜牲又看人的双料医生，就像一个优秀的双重间谍一样，在人和兽的两个领域里行走。我不想把这种经历看成是对他后来人生的比喻，但我无法控制这种不可理喻的联想。没办法。 我舅舅原本是一个农民，一个手艺高明的兽医，那时候每个生产队每年都要给十几头刚发育成熟的小公牛做计划生育手术，舅舅骟牛拿工分不拿钱，每个生产队长们出于对手艺人的尊重，常常将牛卵子送给我舅舅，我舅舅拒腐蚀永不沾，从来不拿牛卵子作回扣。牛卵子下酒，壮阳补肾，能让新媳妇夜里只剩半条命，男人们都抢着要，许多生产队把牛卵子作为奖品，奖励给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我舅舅那时候长得高高大大，穿一身蓝布中山装，上装口袋上插一支“新农村”钢笔，语气也很温和，一副儒雅的知识分子模样，舅舅每天腋下夹一个没有油漆的小木箱走村串户，箱子里放着兽用注射针管和药品，还有几把大小不一规格齐全的磨得雪亮的刀子，分别用来骟牛和骟猪，偶尔也骟一两条性情暴躁作风不好的公狗，不过公狗骟了后虽然呆在家里不乱跑也不对母狗耍流氓了，但却更加没有了责任心，该叫的时候不叫，不该叫的时候乱叫，主人家的鸡被偷光了，狗却闭着眼睛视而不见，主人睡到下半夜，狗却无缘无故地对着天上一轮清冷的月亮狂叫一气，主人只好将狗用绳子勒死，将狗肉腌熟，过年时吃。 我舅舅的好名声是从不要牛卵子开始的，村里人都说郑天良严格要求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乐于助人、作风正派、是毛泽东思想培养出来的知识青年的好榜样。 我舅舅走上仕途纯属偶然，他最初的理想就是成为全公社最优秀的兽医，成为全公社骟牛卵子第一人，然而这个朴素的革命理想在一九七三年夏天被修改了。他走上领导岗位类似于一个八十岁的寡妇不仅找到了婆家还生下了一个胖头小子，出人意料，更有点滑稽。 一九七三年夏天热得全村所有的狗在一大早就吐出了舌头，太阳还没升起来，树叶全都卷了起来，干裂的土地上灰尘像面粉一样稠密，玄慧寺拆得也只剩下了最后的皮包骨头。社员们在烈日下集体劳动集体流汗集体说着黄色的故事和笑话，过着苦中作乐的日子。 从伏牛岗玄慧寺沿着一条弯曲的土路向下，经过一片茂密的柳树林，岗洼子下面就是生产队的肥料坑，肥料坑原是明朝静空法师率三十六众僧开挖的一个水池，自民国开始，玄慧寺日渐衰败，解放后寺里已无一僧人，没有小和尚下山抬水了，水池也就成了生产队的有机肥料坑，里面沤着草皮、豆秸、树叶、猪牛鸡粪和每家每天送来的人粪和尿，春播秋种的时候，社员们将有机肥挖出来装到粪桶里挑到田里，庄稼就长得又青又绿。“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肥料坑在队里具有和粮仓同样的意义。每到夏季肥料坑里发酵的农家肥翻出一股股黑色的气泡，沤出一股股臭气的时候，社员们总是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那些气泡就是粮食的形象，臭气是他们秋后锅灶里的米香。我舅舅走上仕途与这个臭气熏天的肥料坑之间居然构成了一种因果关系。 第03章 县里派来一个工作组帮着抓革命促生产，组长是一个脸上长着胡子、酒糟鼻子很明显的黄国标，黄国标的主要任务本来是帮着社员们批判林彪的，并告诉社员们林彪是如何跟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穿一条裤子的，秃头社员郑广发因为跟林彪的头顶的情况基本上差不多，有点忌讳，于是就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林彪是副主席，每天都有肉吃有酒喝，不可能没有裤子穿，更不会跟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姓孔的合穿一条裤子。社员们轰堂大笑，大伙坐在柳树林荫下，有的掏鼻孔，有的抠脚丫，还有一些人玩弄着活捉的知了，唧唧地叫个不停。批判会开得很不严肃，老百姓对抓革命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们更关注的是口粮。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文化革命主要是夺权与反夺权，在上层革命还有点意思，对于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来说，是相当无聊的，学文件只不过是想逃避太阳的暴晒，所以社员们一到夏天和天寒地冻的时候，就强烈要求批判林彪。黄国标气呼呼地对我舅舅郑天良说：“群众的觉悟太低，你是回乡知青，要带头学好文件抓好纲。”我舅舅嘴上答应，但实际行动也是比较消极的，因为他虽然是大队兽医，但他的业务范围实际上已扩大到了全公社，骟牛卵子的活根本忙不过来。黄国标在舅舅几次缺席批判会后，一次当着大队书记陈根生的面狠狠地批评我舅舅说，“郑天良，你的思想态度很成问题，只顾走白专道路，当技术权威，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全断了。再这样下去，我就叫人把你送到县里去办学习班！”我舅舅吓得头上直冒虚汗，按照大队书记陈根生指示写出一份检讨给工作组，才算过关。在舅舅小心谨慎学习文件的那天下午，红棉生产队张二槐跌跌爬爬地来喊我舅舅，红棉队一头正在耕田的牯牛急性拉稀，已经瘫倒了，我舅舅听了后，夹起箱子就跑，黄国标正在讲到“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他命令我舅舅：“不许走！”等学到黄昏我舅舅赶到红棉小队的时候，那头正当壮年的牯牛已经咽气了，养牛的张二槐抱住牛头捶兄顿足号啕大哭，黄国标不会知道，乡下的一头耕牛比一条人命还要重要，去年冬天前庙生产队死了一条耕牛，看牛的钱朝贵就上吊自杀了，所以我舅舅只要一听到牛病了，总是拔腿就跑。 第二天前庙队又有人来叫我舅舅，生产队十八头猪患暑热不吃食了，我舅舅跟大队书记陈根生请假，陈根生看了看黄国标，黄国标非常果断地说了两个字不行。一向温和的我舅舅终于眼睛通红地在学文件会上跟黄国标干了起来，他将颜色陈旧的药箱子垛到黄国标面前的一堆文件上：“你们这些城里大老爷们对人民群众还有没有一点阶级感情，红棉队的牛已经死了，还要前庙队再死几十头猪，安的什么心？” 黄国标愣住了，他嘴上的胡子在夏天的闷热中渗出许多汗水。突然他从猝不及防的袭击中迅速反应过来，于是果断地拍响了桌子：“下面有没有基干民兵？给我将郑天良捆起来，我现在就可以定他个现行反革命。” 可下面一点动静都没有，现场僵住了，空气也凝固了。 我舅舅一副李玉和英勇就义前的大义凛然。 陈根生就像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伪军一样，一边对黄国标点头哈腰，一边狠狠地训斥我舅舅：“郑天良，如果你不写出触及灵魂的检查来，我就把你吊在树上抽！”可我舅舅拎起药箱义无反顾地消失在黄国标愤怒的目光中。 此事过后，黄国标也感到非常烦恼，县里阶级斗争搞得如火如荼，可乡下却死水一潭，难怪毛主席当年要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群众的觉悟太低，连郑天良这样回乡知识青年都对革命如此冷漠。于是他在乡下一边忍受着蚊子的叮咬，一边怀念在县招待所吹电风扇的幸福生活。黄国标是县委招待所的所长，这次被派下来要在大队干一年的工作组长，两个组员是县里和区里派来的女同志，只会读读文件，也干不了什么大事。陈根生就对黄国标说：“黄组长，群众觉悟低，我也有责任，说老实话，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几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个杀人放火的坏人，顶多有些偷鸡摸狗的，阶级斗争难度确实很大。”工作组住在大队部自己烧柴火做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陈根生给黄国标送来了两条鱼，以示关心，黄国标按规定付了三毛四分钱。陈根生对黄国标说：“黄组长，你是县里的领导，能不能给我们从县化肥厂弄点化肥来，最好价格能便宜一点。这样你就既为我们‘抓革命’，又为我们‘促生产’了。”黄国标自作多情地拍着胸脯说：“没问题。” 黄国标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那时候化肥限产，计划分到每个公社，再分到每个大队每个生产队，县里的政权三天两头地换人，新来的县委书记他还不认识，想弄一两化肥也是不可能的。黄国标找到一个认识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副主任给化肥厂批了十二吨氨水的条子，氨水是化肥生产过程中的废水，每吨只要三块钱，气味刺鼻，挥发快，用橡皮囊拉回来后本该立即泼到秧田里。黄国标自作主张地说：“倒进肥料坑里一起沤，肥效高。这叫科学种田。”陈根生等当然不懂科学，就将氨水全都沤进了肥料坑里，上面还用牛粪糊了一层。 三天后，果然整个村里都闻到了氨水发酵弥漫出的刺鼻的气味，社员们都说肥效上来了，其实恰恰是氨气挥发肥效跑光了。于是生产队的社员们在烈日当空的中午去挖氨肥准备送到正在抽穗的稻田。 那时候，我舅舅正在东风生产队骟牛卵子。 壮劳力都去挖科学肥料了。黄国标也斗志昂扬地一起来到现场促生产。肥料坑地势低洼，入口处只有一条道，池子四周都是密不透风的树。最先下去挖盖子的四个社员手里拿着锹和粪舀子情绪激动地看着肥料坑里翻起一个个黑气泡，就像看到了秋后的粮食。只是今天气味有些太浓了，最前面的张光富说：“味道越浓，肥效越高。”他的话还没说完，就一头栽在池子边。 后面三个嘴里骂骂咧咧地说：“你他妈的走路看着点，眼睛瞎了！”后面一个正要拉张光富，身子一歪，就像电影中中了枪弹的反动派一样，仰面倒在池子边。 肥料坑里黑气泡咕咕噜噜地翻着，阳光照射在气泡上，泛出了色彩丰富的光斑。 后面的两个社员实际上还没有作出过多的判断，相继倒在坑边。 上面三十几个社员光着肚子，抽着旱烟，歇在树荫下等他们挖开肥料坑后下去掏肥，这时，瘦小的刘忠怀惊叫了一声：“不好了，他们全倒下了！”说着就迅速往下冲去，刘忠怀很勉强地冲到池子边，就地歪倒在张光富的肚子上。他们身边的地上，一些蚂蚁和虫子也一动不动地死了。 树荫下又有六个社员盲目而仓促地一窝蜂向下冲去：“快去救人！”嘴里喊叫着，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似乎对面的树林中有一架机枪一样，六个人在途中割麦穗一样地被撂倒了。 陈根生吓得脸色煞白，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上面的社员再也不敢下去了，他们呆若木鸡地注视着十条汉子躺在坑边就像十麻袋粮食。黄国标显示出了县领导的冷静和沉着，他大声地喊道：“社员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站出来！” 剩下的二十来个人当中站出三个党团员。 黄国标对着长得像小牯牛一样的共青团员秦义林手一挥：“下去！” 秦义林英勇地将身上的褂子扒掉扔到地上，一溜烟向坑底奔去，冲了一半，秦义林就倒了下来。 我舅舅来的时候，黄国标正在指挥着党员陈德胜、团员蒋凤山往下冲。我舅舅挡住两人：“不行，谁也不准下去，赶紧通知村里人挑水和带毛巾来！”陈根生书记愣在那里，我舅舅狠狠地推了陈根生一把：“快到村里去喊人挑水送毛巾！”陈根生拔腿就跑。 黄国标还在指挥人往下冲，当年在渡江送粮草民工队伍中入党的陈德胜拿出淮海战役的勇气，很麻木愚蠢地冲了下去，他在离坑还有二十多米远的地方，先是扶住一棵柳树，然后就慢慢地倒下了，四脚朝天，他的一只鞋子继续向下滚去。 黄国标又在动员群众下去救人，我舅舅终于狠狠地扇了他一记嘹亮的耳光：“你这个畜牲，再动我就砸烂你的脑袋！” 黄国标看我舅舅手里举着一根扁担，眼睛血红，满脸杀气，真的蹲在地上不敢动了。 我舅舅站在一群魂飞魄散的社员中间，大声地喊道：“从现在开始，一切听我指挥！” 村里的男女老少们用脸盆端着水，桶里挑着水全都涌来了，哭声震天，寻死觅活，撕心裂肺，现场一片混乱。团员秦义林新婚的妻子尖叫着一声：“我跟你一起去！”她撞开人群，一骨碌滚了下去，很像战场上滚雷的英雄一样。哭叫声半途而废，秦义林的妻子披头散发地被倒下的陈德胜绊住，无声无息了。 我舅舅大声地对社员们说：“下面的人全都氨气中毒了，必须用湿毛巾捂住嘴下去救人，年轻人跟我来，其余人跟根生叔到玄慧寺白果树下铺上席子。” 说着我舅舅第一个捂着湿毛巾冲了下去，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也跟着下去了。半小时后，十二个中毒的社员全都抬了上来。 在玄慧寺前的白果树下的通风口，我舅舅指挥了抢救的全过程。 抢天呼地的哭声中，我舅舅撬开中毒者的口，让社员们用扇子对着中毒者的鼻子和口腔扇风，然后命令赤脚医生殷小红从医务室拿来了五瓶盐水，只有两个输液管，我舅舅按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的频率轮流给十二个中毒者输液。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等到公社医院赶来时，已经有七个人醒了过来。 天黑下来后，十二名中毒社员抢救过来了九人，最先下去的张光富、刘忠怀和年龄最大的老党员陈德胜不治身亡。 公社医院的大夫说，如果不是我舅舅郑天良及时采取有效的抢救措施，中毒者再晚四十分钟将全部死亡。我舅舅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九条人命。 第二天，我们生产队的稻场上摆放了三口棺材。 老天像一床很厚的棉被捂住每个人的鼻子和嘴，一种窒息的感觉让所有的人都有了一种死到临头的恐惧。 太阳依旧挂在天空一个劲地向地面的庄稼和人的心里泼火，蓝汪汪的天幕上漂满了死人的面孔，我故乡的人民在一场遥遥无期的噩梦中反复回忆着一九七三年夏天的那个恐怖的画面。 一九七三年秋天时候，有几个穿戴整齐的城里人来到村里找到我舅舅郑天良，后来我舅舅就成了全县回乡知识青年的榜样，报纸上登出我舅舅扎根农村，改造世界观的事迹，大部分篇幅用来赞扬我舅舅如何沉着冷静而又奋不顾身地抢救十二个阶级兄弟的，文章模仿《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节奏快，很有悬念，而且还有一些不实之词，诸如我舅舅对中毒者口对口地呼吸，还有背上了第一个中毒者后才让其他人跟着一起下去，我舅舅为此还找过县知青办，要求报纸上发一个更正。知青办的同志说此事不好办。 一般说来，只要报上宣传你在农村扎根了，那么你就基本用不着扎根了。这就像一个出院的病人大谈肺结核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是肺结核患者了，肺结核已成往事。 一九七四年，我舅舅郑天良被推荐上了“社来社去”的省机械工学院，当了两年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当然没有回我老家的公社，作为一个知青模范，他被分配到了离县城只有十二公里的朝阳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两年后任党委书记，时年二十九岁。 我舅舅作为一个乡村兽医肯定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党和政府的官员，其工作方式和操作手段当然应该与做兽医是有很大区别的。当兽医讲的是对手下的牲口要稳准狠，干净利索，一刀两断；而当官面对的是人，人是最伟大的，人同时又是世界上最难伺候的动物。当官似乎是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不图一时之勇，不逞一时之能，以退为进，以进为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或太极推手，或借刀杀人，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当官除了具有手艺人精湛的专业技术外，还得要有技术之外驾驭人的智慧和谋略。 我舅舅被枪毙了，他被枪毙我没有一点同情和悲伤，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作为亲戚，他见死不救，没有人伦；作为官员，他腐败堕落，逆了天理国法。如果他真的一如既往地坚持原则和信仰，我愿意对他保持一种人格上的尊重，然而他并非如此。 后来我从耿伟强父亲耿天龙那里了解到，我舅舅郑天良索贿受贿的数字是四百一十四万，比胡长青还少几十万块钱，情妇也没有七八个，实际上只有一个半。整个作案时间也就是一年半内完成的，是属于腐败分子当中起步晚进步快的一类。 耿天龙住在县城护城河边的一幢两层小楼里，站在楼上可以俯视河边的绿柳如烟和两岸拥挤的店铺和人声鼎沸，这位退休的商业局长说他喜欢看到商业繁荣的景象，就像一个赌徒一辈子都希望听到麻将声一样。 楼下的院子里栽种着各种花木和盆景，我和耿天龙的谈话是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开始的，身边花坛里的菊花在阳光下弥漫起稠密的金黄色的浓香，头顶上葡萄架上挂着两只鸟笼，笼中鹦鹉和八哥情绪活跃，很显然它们对笼中不劳而获的生活相当满意。 老人很客气，泡了一壶上等的“碧螺春”，还给我递上了一支软壳“中华”烟，耿天龙置身于鸟语花香中，不无遗憾地对我说：“这楼房还是小强为我盖的，当了一辈子领导，最后还得靠儿子。”他说耿伟强的公司已经迁到南京去了，人也长年在江浙一带做生意，几个月才能回来一趟。 我从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身上，很难看出我舅舅说的“要让他后半辈子在牢里看春节晚会”的迹象。这位商业局长差点被当年分管工业和商贸的副县长郑天良送进监狱，耿天龙被迫提前退休，退休后上下级相见形同路人。不过，在我舅舅郑天良最后的岁月里，两人关系却重新改善，舅舅时常到耿天龙家来串门子，并称耿天龙“耿老”。 耿天龙已经七十一岁了，他对我说：“我比你舅舅大整整二十岁，他称我耿老也不算过分。现在党中央都提倡尊重老同志嘛！” 耿天龙似乎急于想向我证明什么，他说：“其实当年我并没有多大的罪过，无外乎就是计划彩电、冰箱、自行车多批了一点，说老实话都是县里的领导来找我的，我能得罪起谁？我给他弄了一台平价彩电，他死活不要，还要处理我。耿伟强跟你是同学，你知道的，成绩一直不好，不像你们有出息，都考上学校了。我提供方便让他做一点生意，现在看来，简直不值一提。可有人打我的小报告，郑县长就要把我往牢里送。中央领导的子女们都当上领导了，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受家庭影响，培养出了领导才能；我一辈子都是搞商业的，儿子做点小生意，也算是家庭熏陶的结果吧。这又有什么呢！” 我不希望耿天龙过分地为自己开脱，就殷勤地给耿天龙的杯子里加满茶水，说：“您还是说说我舅舅吧！” 耿天龙银白色的头发在秋风中乱了，他有些痛心疾首了：“这两年你舅舅倒是偶尔到我这儿来坐，谈谈工作上的事，不过，我根本没想到他捅出了这么大的漏子。”他咕噜噜将茶杯里的水全都倒进了喉咙里，寂寞的老人开始了他对我舅舅漫长的叙述。 他的第一句话是：“凭心而论，我觉得你舅舅还算是个正派人。但他这两年经常来向我道歉，我就有些糊涂了。” 一九七九年朝阳公社的土地全都分给了农民，春节一过，二十九岁半的朝阳公社党委书记郑天良坐不住了，年初六就召开党委会，他在春寒料峭的天气里拼命地喝水抽烟，嗓门大，喉咙粗，一条腿还跷在椅子上，完全没有了当年温文尔雅的迹象。他捋起袖子，烂毛衣袖口里就露出了一截灰蓝色的毛线，如同从袖子里钻出了一条误入歧途的蚯蚓，他敲着桌子说：“田全分完了，农民有粮食吃了，但他们在填饱肚子后，就开始搞封建迷信，我老家的乡亲吵着要修玄慧寺，过年的时候，玄慧寺烧香拜佛的赶集一样，乌烟瘴气，算命打卦的神汉巫婆们全都翻身了。”所有的党委成员们都还沉浸在过年酒肉的氛围中，对郑书记的话并没有多少热情，郑天良见大家没反应就有些生气，大过年的，他不好发作，就压抑着情绪说：“当然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过，我们是要解放思想，应当给老百姓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农民的小农意识太强了，有了饭吃，就不思进取了，整天打麻将赌钱。”郑天良说了这句话后又用锥子一样的目光锥了副书记郭诚一眼：“我说老郭，你怎么也带头打起了麻将，像话吗？五十八岁就革命意志消退了。要是再有人反映你打麻将，我没权处理你，但我可以建议县委撤了你。” 郑天良还是发了脾气，郭诚副书记低着头不敢支声，他眼睛看着脚上的一双新的猪皮皮鞋。其他党委委员们就都面面相觑，抽烟喝茶的动作有些生硬。郑天良说：“我们的任务不是让老百姓有饭吃，而是要让他们富起来，怎么富？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们不想办法，不出点子，还要我们干什么？种水稻种小麦，从秦始皇时代就开始了，饿不死，但富不起来，江苏的华西大队是怎么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办工业！无工不强，无商不富，没有人再说这是资本主义了。正月十五后，我们带各个大队的书记们去华西大队参观。我就不相信，人家的卵子比我们脑袋大。” 骟牛卵子出身的郑天良还是三句不离老本行地说出了一句粗话。 散会后，做记录的党委秘书黄以恒跑到郑天良的单身宿舍，他动作熟练地给郑天良递烟点火：“郑书记，你说的话完全正确，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屋里很冷，黄以恒的鼻子冻得红红的，嘴不停地往手上哈着热气。 郑天良坐在一张破旧的藤椅上，将火钵往黄以恒的面前挪了挪，说：“小黄呀，你不要把我的话看得跟邓小平一样伟大。我只是觉得我们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你有什么好主意呀？” 黄以恒又将火钵推到郑天良的脚下：“郑书记，我认为公社农机厂还是要把拖拉机造起来，你又是这方面的专家。一年只要造个三五百台，肯定全国闻名。” 郑天良笑了：“小黄呀，你给我出什么馊主意，我是学机械的还不知道，就凭这几把钳子锤子就能把拖拉机造出来了，你还要让我像刘明理一样再出洋相呀？” 六年前，朝阳公社农机厂为了向国庆献礼，在公社书记刘明理的亲自领导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发扬人定胜天的精神，向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开始挑战。他们要土法上马地在公社农机厂造手扶拖拉机，从上海买了一些拖拉机零件回来后，刘明理将全公社有名的打铁的、补锅的还有一些木匠集中起来造拖拉机，到九月中旬的时候，十台手扶拖拉机拼装完成，摇把一气猛摇，果然震耳欲聋地响了起来，刘明理激动得毫不含蓄地蹦了起来，眼睛里的泪水居然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十台拖拉机开出厂门在公社的小街上转了一圈，除了撞毁一个烧饼铺子，撞伤一头拉着车的驴外，基本上没出什么大问题，刘明理说主要是拖拉机手技术不行，要立即强化训练。公社小街一泡尿能尿三圈，手扶拖拉机潜伏的危机当然也就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国庆那天，县里的广播提前播送了朝阳公社造出拖拉机的新闻，全县为之震动，县委会门前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大幅标语上写着“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的英雄”，“人定胜天”、“让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见鬼去吧”等鼓劲和骂人的口号。朝阳公社离县城只有十二公里，可县委会门前等着开庆祝会的人到十一点钟还不见拖拉机的影子，打电话去朝阳公社询问，说早上八点半就出发了。原来，十台披红戴绿的手扶拖拉机很不争气，有三台在开了两公里后水箱发烫，不加水发动机有爆炸的危险，于是一字排停下，加水。开了三公里后，又有两台突然熄火，再开一公里，又有一台油箱漏油，不动了，修了好半天，死活摇不响。一路上损兵折将，有的只好就半途而废就地咽气。刘明理急得满头大汗，发狠要将技术负责人枪毙掉，负责人是全公社最优秀的铁匠，他哭丧着脸喊：“刘书记，我不是存心破坏的。”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了。到十一点半的时候，只有三台手扶拖拉机跌跌撞撞地开到了县委门前，像从战场上跑回来的逃兵一样狼狈不堪，其中还有一台在距离县委会庆祝现场一百二十米的地方熄火，众人七手八脚地将这台拖拉机推到了主席台下。事后，县委书记一气之下将刘明理撤了。从此刘明理就从本县政坛上消失了，现在，已经从县政府食堂炊事班退休后的刘明理在县城东门护城河边开了一个小饭铺，卖牛肉面、馄饨兼营啤酒和仿冒的儿童玩具枪。 黄以恒见郑天良不同意造拖拉机，就连连说：“郑书记批评得对，确实科技应该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还跟不上去，不过搞工业这条路是一定要走下去的。” 郑天良点点头表示同意黄以恒的看法。黄以恒问：“郑书记，中午要不要食堂加一个红烧猪蹄，你最喜欢吃的，我已经让万师傅做了。” 郑天良说随便吃一点吧，有什么吃什么，不要搞什么特殊，下不为例。黄以恒说，下次我一定严格按照郑书记的指示办。郑天良说：“你让万师傅加了红烧猪蹄，我的菜票不够了，你卖两块五毛钱给我吧。”黄以恒说：“红烧猪蹄的钱就从公社的办公费里冲吧。”郑天良眼睛一竖：“小黄，你这是什么意思？”黄以恒小心地说：“初八才正式上班，我的意思是这就算加班补助。”郑天良问：“你说应该给你发多少补助费？”黄以恒愣在那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从华西大队回来的路上，各大队书记们羡慕嫉妒得直流口水：“乖乖，华西的大队干部们抽的全是带把的烟，我们这里连买都买不到。他们简直是地主，我们是贫雇农。”“他们是解放后，我们是解放前。”这时有人说：“你们这么说，不就是认定郑书记让我们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吗？完全是现行反革命说的话。”火车上大家上纲上线了起来，郑天良迷迷糊糊中睁开眼说：“不要怕揭短，如果我还是让朝阳公社的老百姓一边喝稀粥一边打麻将，这跟解放前确实也差不了多少，看看老百姓的土屋吧，再看看多少社员家里连一台收音机都没有，还有三个大队至今没通电。这他妈的叫什么日子！” 郑天良这样一说，也没人敢再发表议论了。 回来后，党委会开了三天三夜。像华西大队那样办大工厂是不可能的，没有钱，买不来设备，即使有钱，也没有技术。第三天晚上郑天良熬红了眼最后在党委会上拍板，制定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由小到大，由农而工”的发展纲要，会议决定将已经关门的公社农机厂改成“铁器加工厂”，现在分田到户后，镰刀、锄头、铁锹、犁铧的需求量遽增，把那些当年报废的拖拉机、插秧机还有一些锈铜烂铁一锅熬了，集中全公社最优秀的铁匠造镰刀锄头。再建一个粮食加工厂、棉花加工厂。三天党委会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全公社发动种菜，种蔬菜的收入是种粮食的六七倍，朝阳公社在县城边上，要发动农民种五千亩蔬菜，一千亩供应县城，剩余的销往南京、扬州、上海、杭州等地，乡党委成员倾巢出动，全都到南京、扬州和苏南去跑国营蔬菜公司，用最低价格争取让他们来上门收购。 郑天良宣布了这些宏伟计划后，情绪激动地说：“两年之内，朝阳公社必须全面消灭土屋草房，社员住不上瓦房，我们这些人就是饭桶！” 一夜潇潇春雨，第二天柳树上就绽出鹅黄的苞蕊，池塘里也注满了春水，雏鸭们在水里自由地扎着猛子，柔软而温暖的风掠过返青的麦苗和人们干裂了一冬的脸，这时候，春天就已经正式抵达这片贫穷而不甘寂寞的土地。这时候，公社党委会制定的朝阳公社发展规划已经全面启动，铁器厂冒出了一股股赚钱的黑烟，粮食加工厂、棉花加工厂昼夜机器轰鸣。那是一个只要敢干，白痴也能赚钱的年代。不到三十岁的郑天良站在铁水奔流和机器飞转的场景中，一遍遍地体味着“三十而立”的深刻内涵。 第04章 郑天良带着黄以恒去苏南几个城市跑蔬菜公司，可所有的蔬菜公司的领导们都说路太远了，郑天良说我们的价格比你们这里要低百分之三十，如果你们上门去收购，保证要比这里低一半价格，讲得那有些国营领导烦了，就毫不客气地对郑天良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规矩，没看到我正在看报纸吗？告诉你，你再便宜我也不要。我们都是国家干部，不是投机倒把分子。” 晚上回到潮湿而充满霉味的小旅馆，郑天良情绪有些低落，这个在朝阳公社呼风唤雨的书记在这里就像叫花子一样被人侮辱，但他在脸上并不会表现出来，他对黄以恒说：“小黄呀，这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太穷了，人穷是没有什么尊严的。”小黄就连连点头说：“郑书记分析得对，我们只有把经济搞上去了，才不会被人欺侮。”小黄给郑天良端来了一盆洗脚水：“郑书记，跑一天了，你泡泡脚吧！”郑天良说：“你洗吧，我自己去打水，白天我们已经被人当洗脚水泼了，我们再也不能让洗脚水来伤害自己。”说着就端着盆下楼了，一席话，说得黄以恒鼻子发酸。 洗完了脚，坐在床上抽闷烟。这时四人间的通铺上又来了一位浙江的推销尼龙袜子的推销员，大家交流了一番后，那位瘦得像猴一样的推销员说：“你们这样推销肯定不行，应该给人家领导送一点礼，你看外国电影里去朋友家参加晚会都要送点花或玩具什么的，这是人之常情。再说了，国营公司的生意又不是领导自己家里的生意，要不要你的货无所谓的。”黄以恒说：“请这位同志帮我们想想办法吧！”瘦猴说：“你们送一点紧俏的土特产品去。”郑天良说：“人家都是党的干部，怎么可能要呢，再说我们这样做不是拉拢腐蚀革命干部了吗？”瘦猴说：“这就看你怎么理解了，前些年你不小心说‘买一张毛主席像吧’，这就是现行反革命了，而现在看来，你花钱换东西就是买，一点也没错。我说送土特产是加深革命感情，你非要说是拉拢腐蚀革命干部，嘴长在你脸上，我也没办法。”黄以恒说：“郑书记，明天你在旅馆歇着，我来去。” 第二天晚上，黄以恒眉飞色舞地回到小旅馆，他对郑天良说：“郑书记，谈成了，蔬菜公司领导说保证收购十卡车十二万斤茄子、青椒和卷心菜，人家还给了我一支带把子的香烟，我不抽，给你！大前门的。”郑天良拍着黄以恒的肩膀：“好小子，有你的！怎么谈成的？”黄以恒说：“郑书记，我送了十斤麻油，二十斤花生。” 郑天良不支声了。他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嘴里咕哝着：“这是怎么回事呢？”黄以恒安慰他说：“郑书记，你不要想得太多，权且当着我们这些乡下人到城里来走亲戚送一点土特产吧。”郑天良躺到床上望着天花板，一动也不动，半个小时后，他突然冒出一句：“蔬菜公司领导不是党员吧？”黄以恒说：“肯定不是党员，党员领导怎么能接受土特产呢。”郑天良点点头表示肯定。晚上房间里有一只蚊子在春夏之交提前苏醒了，嗡嗡地叫着。郑天良一夜都被一只蚊子牢牢控制着，没睡。 从其他各地回来的党委委员们都有了好消息，但每人都在出差费外花了一百多块请客送礼的钱，好在郑书记不批条子，此事也就糊里糊涂地不了了之地报了。后来郑天良的观念也有了一些变化，比如，他觉得来客商的时候，在饭店请客吃饭是可以的，因为人家帮你的忙，这等于是给人家面子，但参加陪同的公社干部一定要交伙食费，不低于在食堂的吃饭标准，四毛钱。再后来，县里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在公社食堂吃饭，也没领导像以前一样主动交伙食费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县里领导来了就从公社食堂转移到街上饭店里去吃饭喝酒，郑天良也渐渐习惯了，他觉得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肯定是不会要人家交伙食费的。这很正常。但郑天良有一点在党委会上卡得很死，任何党委成员参加陪同必须交伙食费，任何人都不允许接受外面的礼品，一旦发现，党纪处分，决不轻饶。他说：“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还有三个大队至今连电灯都没有，想起来让人寒心，我们如果胡吃海喝，受人钱物，那真是罪该万死。” 郑天良最初对黄以恒的印象是相当不错的，他认为小黄年纪轻、脑子灵、反应快，做事方方面面考虑得很周全，党委其他成员都很喜欢这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其实黄以恒比郑天良只小三岁，这一年二十七岁。他是去年秋天从县委办公室派下来锻炼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朝阳公社推行和落实“生产承包责任制”。如果将个人的田地收归集体肯定是有难度的，但要是将集体的田分给个人却是很容易的，有的生产队半天就全分完了，还有的队在接到上级政策后，连夜就将生产队的田分个一干二净。分不分田的难度主要在不种田的人那里，所以黄以恒到朝阳公社并没有多少工作要做。公社党委秘书老吴去年得癌症死了，郑天良就让黄以恒暂时顶替一下。黄以恒在县委办只是个副股级干部，公社党委秘书是正股级，所以郑天良也没有明确小黄的职务，但大家都叫他黄秘书。黄以恒在县委办是秘书干事，干的就是送送简报、安排车辆、打水扫地等杂事，所以他在朝阳公社党委秘书这个角色中轻车熟路应付自如。小黄是下放知青推荐到省财经学校学习一年后分到县委办的，在领导们身边工作，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郑天良有一次在开完党委会后当着全体党委委员的面开玩笑说：“小黄的能力完全可以当一个公社书记。”黄以恒很不好意思地说：“郑书记，你可不要抬举我了，我一辈子也学不到你的经验和水平，哪能当公社书记呢。”大家都说：“小黄同志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谦虚。”郑天良多此一举地补了一句：“不像我，我这个人就不谦虚。” 这都是说说而已的玩笑话，当然谁也不会当真。 真正让郑天良对黄以恒痛下杀手的是这一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小黄擅自将公社的唯一一辆吉普车开跑了。 这辆从部队淘汰下来的破军用吉普四处漏风，还经常坏，修理费高，汽油又紧张，郑天良对党委成员们说：“到每个大队去一律骑自行车，除非到县里有急事用一下，谁都不准动。”郑天良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所以这辆半残废的吉普车停在公社大院子里就像一个人嘴里装了一颗漂亮而不中用的假牙。 郑天良要求党委全体委员们在秋收的时候全部到各大队蹲点，检查落实蔬菜收购工作，晚上就住在社员家里。公社只留黄以恒一个人值班。他对黄以恒说，这几天可能南京、扬州、上海的蔬菜公司要来人提前看货，吉普车原地待命准备接待，人一刻也不能离岗，车谁也不准动。黄以恒说我一定按郑书记的指示办。 秋天的萝卜、土豆、黄芽菜、豇豆全都要上市，郑天良看着堆成山的蔬菜，脑子里一直晃动着瓦房、电灯、收音机的形象，这是他建功立业的重要证据。 这天下午两点多钟，烧饭的万师傅骑着自行车丧家之犬一样地一头大汗地冲到正在红光大队菜地里的郑天良面前：“郑书记，南京蔬菜公司来人了，下午三点半坐车到县城，他们打电话叫我们到县城接一下，下午在六点之前要我们派车安排他们到两个大队看菜，当晚他们还要坐车回去。” 郑天良说：“我马上回去，赶紧让黄秘书开车去接站！” 万师傅抹着一头冷汗说：“吃过中饭后，黄秘书把车开走了，他叫我帮他看电话，县里有事就通知你。” “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反正走得很急的样子。” 郑天良急得狠狠地跺了一脚，一棵卷心菜在他脚下烂了。 回到公社党委办公室，郑天良打电话问县委办，县委办说小黄没回县里，也没见到车。等到郑天良坐公共汽车赶到县汽车站时，南京的两位蔬菜公司的同志已经站在那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了。郑天良跑到县委请求借一辆汽车用一下，县委办的主任老姜说：“县里总共只有三辆车，全都下去了。我打个电话，你到县商业局去借一辆‘拉达’车吧！”商业局长是耿天龙，耿天龙非常爽快，他说：“郑书记出马，立即派车！”郑天良满头大汗地还不忘说了一句：“汽油费我来付。”事隔二十多年后，耿天龙向我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还记忆犹新，他说：“郑天良是用袖子擦额头的汗，郑天良年轻的时候，艰苦朴素，干劲很足。” 等到郑天良带着“拉达”车赶到车站时，已是黄昏日落，县城里弥漫着浓浓的暮霭和烧晚饭的蜂窝煤烟，南京蔬菜公司的两个人已经不见了，后来他们打电话来说，时间等不及了，第二天他们还要去苏北调菜。 南京蔬菜公司的一百万斤蔬菜收购计划泡汤了。郑天良带着人到南京又去了一次，对方说菜已经调齐了，不需要了。虽然春天订下了一百万斤的收购计划，但由于那时候没有合同，都是靠口头信用，而且人家确实也是讲信用的，人来了，你不安排看货，怪不得人家，因而也不存在毁约和打官司一说，更不会有什么赔偿。 郑天良气得在乡政府大院子里骂骂咧咧，他像一个走投无路的日本鬼子一样，在办公室里烦燥不安地来回走动着，地上的灰尘飘浮在秋天的光线下，像一桶面粉被泼翻了。南京的收购计划占全公社的三分之一，这差不多半边天就蹋下来了。 黄以恒第二天早上才将吉普车开回了公社大院，郑天良破口大骂：“你这个王八蛋，你想把我们往火炕里推呀！我开除你党籍，开除你公职！” 黄以恒低着头：“郑书记，我错了。” 郑天良指着黄以恒的鼻子：“不是你错了，而是我错了，我瞎了眼让你在公社看家。” 黄以恒的检查交待中说他母亲生了急病，所以才擅自将车子开回去送母亲到扬州住院的，没来得及打招呼。 公社党委会上，郑天良拍响了桌子：“母亲生病不是理由，关键是对工作缺少责任感，无组织无纪律，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我的意见是留党察看一年，行政降两级处分。处理决定报县委批准后立即生效。”其他同志都为小黄说情，他们说是不是给个党内警告处分，行政降级就算了，工资都很低。 郑天良固执已见，坚持原来方案。由于意见不统一，一时就没上报。所有的党委成员的当务之急是，分头忙着联系蔬菜出路。郑天良对黄以恒说：“我们秋后再算总账。” 黄以恒停职检查，等候处理。 问题比想象的还要糟糕，眼看着蔬菜从田里收上来后没处卖，一些土豆发芽，萝卜长出了叶子，卷心菜烂了心，黄瓜软得像年糕，社员们急了，两个大队八十户社员，人拉肩挑，驴马倾巢，将菜全都送到公社大院里，公社大院驴车、马车、手推车挤在一起，车上堆满了菜，地上散落着菜，驴马随地大小便，公社大院子里像一个农贸市场，乱成一团。他们要求公社将菜买下来，因为当初种菜的时候，公社文件上说秋后由公社负责销售，现在他们来找公社负责了。 一些极端的社员像文革一样喊出了不近情理的口号：“把资产阶级官老爷们揪出来”、“打倒一切反动官僚”等。 郑天良急得浑身直冒冷汗，他万万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当初轻率地写上一句负责推销，如今作茧自缚万劫不复，要是当初写上“协助推销”也就不会有今天这种被动，但如果不写上“由公社负责推销”，谁还愿意种呢？农民们几千年来一直是种水稻小麦的，当初就有大队书记说：“现在有的地方连饭还吃不饱呢，人怎么可能靠吃菜过日子呢？”郑天良反问道：“那你打算你们大队什么时候消灭草房子？” 郑天良站在一辆驴车上，手里拿着一个报纸卷起来的喇叭：“社员同志们，不要担心，公社是会对你们负责到底的。你们将菜过磅后全都回家，一个月内，我负责给你们付款！” 社员们热烈鼓掌，有人又不负责任地喊出了“郑书记万岁”这种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口号。 百把号社员散去后，院子里成了菜场，郑天良看着成堆的蔬菜，心里一阵阵发紧，他的头发在秋风混乱如草。 公社党委会开了整整一夜。 目前这种菜到菜场上肯定是不好卖了，只有卖给酱菜厂还可以利用。扬州有十几个酱菜厂，散装和瓶装酱菜在江浙沪皖一带卖得很好，能不能跟扬州的酱菜厂联系，低价卖给他们？鸡叫三遍的时候，公社会议室里气氛极其严峻，能听得见党委成员抽烟的丝丝声和茶水进入喉咙的声音，天有些凉了，有人裹上了棉袄。这时党委组织委员老朱说：“郭书记，你不是有个连襟在扬州天和酱菜厂当厂长吗？” 郑天良突然眼睛里放射出死里逃生的光芒来：“太好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老郭，你明天就去扬州，事不宜迟。” 郭诚副书记有些担心地望着郑天良说：“郑书记，我怕连襟不给我面子，多少年都没来往了。” 郑天良火了：“你还没去，怎么就知道人家不给面子了，他反正是要收菜的嘛，我们价格低。怎么兵马未动就提前败下阵来，什么工作作风？” 郭诚说：“那我就试试看吧！” 郑天良说：“头割下来不过碗大一个疤，明天我跟你一起去！” 说完这些话的时候，窗外天空就露出了鱼肚白，当他们哈气连天地离开会议室的时候，第一缕清晨的阳光落在了会议桌上。 郑天良拉着郭诚赶到县城坐早上头班车直奔扬州。 郭诚的连襟季虎彬厂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中午还请他们在“和风楼”菜馆隆重地吃了一顿，季厂长说：“有郑书记这种为民办实事的精神，我是无论如何也要收下你们的菜。有人说你们那里因循守旧观念保守，我看不但不保守，而且还相当超前，很有改革精神。” 郑天良向季厂长敬了满满一大杯白酒，他说：“季厂长，我是真心诚意地来向你学习和取经的，还望你给我们多指教，多提宝贵意见。”季厂长一激动，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你要是真信得过我，我无偿支援你技术，派几个技术员去，帮你们办一个酱菜厂。” 郑天良感动得差点流出了眼泪。 回来的路上，郭诚说：“事办成了，你看我以后打麻将的事，你能不能在党委会上不要再揭我疮疤了？”郑天良说了两个字：“不行！” 郑天良在县城边上花四千块钱买下了倒闭的县糕点厂的一个破烂不堪的十二间厂房，屋顶补上瓦，用石灰粉刷一新，再买上几十口大缸，等扬州师傅一到，“朝阳酱菜厂”就正式开张了。郑天良还为酱菜起了一个很有学问的名字，叫“合和”酱菜。一开始党委有人不同意把酱菜厂建在县城边上，说放在公社所在地马坝，上级来人都能看到，也是我们的政绩之一。郑天良说：“没有效益，哪来政绩，只能是劣绩。县城边上交通方便，运输快，占有地利的优势。再说城边上还是我们公社王庙大队的地界嘛，算不上卖国。” 酱菜厂投产的那一天，郑天良终于在开张的鞭炮声中倒下了，由于极度劳累，他得了急性肺炎，送到医院后吊了三天水。第四天再也不愿住院了，医生说不能出院，郑天良拔掉针管对那个年轻的大夫说，“你糊谁呢，我当医生的时候你还穿着开裆裤呢。”说完披着衣服就走出了飘满了药味的病房。 在准备上报对黄以恒处理材料的时候，一天晚上，郑天良的房间的门被小心谨慎地敲响了，开了门，郑天良一愣，原来是当年的县工作组组长黄国标，黄国标进门后，满脸堆笑：“郑书记，我本来早就该来看你了，穷忙，一直没腾出时间来。”郑天良一看是当年的黄组长，就想起了玄慧寺下肥料坑上的那一幕，但时过境迁，郑天良还是热情让座倒茶递烟，黄国标没有接郑天良的“丰收”烟，而是迅速地将一支带把的“牡丹”烟塞到郑天良的嘴边：“抽我的”。落座后，郑天良依稀看到黄国标脸上仍然写满了左倾的标语，只是颜色枯萎字迹模糊了，黄国标有些局促不安地坐在郑天良对面，他很清晰地听到了屋外的天空下冬天正一步步地逼近，风声川流不息。 屋内的一盏25瓦的灯泡像喝醉酒了一样，晕晕地亮着含糊的光。 郑天良打破沉寂：“黄所长，你也是难得能到下面来一趟，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黄国标终于很困难地吐露出了此行的真实意图：“郑书记，黄以恒年轻不懂事，我向你道歉。” 郑天良一愣：“黄以恒……？” 黄国标说：“黄以恒是我儿子，也怪我平时管教不严，给公社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看在我们多年相识的份上，你看能不能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郑天良说：“我真的不知道小黄就是你的儿子，他从来没对我说过。不过，处分他也是让他改正错误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黄国标僵在那里，一时说不出话来。闷闷地抽了一会烟，黄国标说：“郑书记，应该说，我们还是有些缘份的，如果我不为队里弄来十二吨氨水，就不会有肥料坑事件。” 黄国标没接下去说，但郑天良已经听懂了，他下面的意思是没有肥料坑事件，就不会有郑天良救人的壮举，就不会成为知青的榜样，就不会上大学，就不会有今天以公社书记的姿势跟他讲话。言下之意，自己在客观上帮了郑天良的忙，同时暗示了一个很荒谬的逻辑：“没有黄国标的氨水，就没有郑天良的书记。” 年轻气盛的郑天良毫不客气地将黄国标顶了回去：“你为什么不说没有你弄来的氨水和你的瞎指挥，就不会丢了三条人命。” 黄国标脸色青了：“郑书记，不管怎么说，就算我求你了，你给黄以恒一条出路，我们以后会记住你的恩德，他还年轻。一旦处分了，以后的政治前途就全完了。” 郑天良说这是公社党委的决定，谁都不能更改。 后来，是县委书记梁邦定更改了这个决定。梁邦定亲自给郑天良打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小郑呀，你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县委是高度肯定的，对于黄以恒的处分意见，县委也是赞成的。黄以恒是县委派下去的干部，出了问题县委也是有责任的。由于黄以恒的组织关系还在县直机关党委，行政关系也是在县里，所以县委研究决定，将黄以恒抽回县委办后，再进行处分。” 郑天良对着手摇电话机的话筒发愣，他觉得说任何话都是多余的，因为梁邦定书记不是跟他商量，而是宣布决定。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郑天良的原则性是很强的，因而也就说了一句：“我服从县委的决定。”他放下黑乎乎的话筒，用手抹了抹上面的灰，这个天气总是灰尘与风搅拌着漫天飞舞无孔不入。 黄以恒卷着铺盖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晚上悄悄地离开了朝阳公社的大院。那天晚上，天上的月亮像泡在水里一样，泛出惨白的光。 二十一年后，耿天龙老人对我说，黄以恒那天并不是开车去送他母亲到扬州住院，而是被县委书记梁邦定调去到四十里外界石公社参加梁书记侄子的婚礼了。当晚，耿天龙也开着“拉达”车去了界石公社参加婚礼，他看到了那辆吉普，并且还跟黄以恒喝了一杯酒。梁书记从小父母双亡，由他哥哥供养读书长大参加工作，所以侄子结婚也就按照哥哥的请求比较过分地讲究了一下排场。梁书记调动了八部小汽车去接亲，一字排开，声势浩大。当时县委的车子很少，单位有车的更少，而且这是私事，梁书记也不好直接用县委的车，除了自己坐的那部车外，只好从下面调，他打电话向离县城最近的朝阳公社郑天良调车，郑天良不在，值班的黄以恒接了电话，当时只说了一句，“我马上就去。”婚礼结束后，梁书记并没有叫黄以恒回去向郑天良解释一下用车的事，所以当郑天良破口大骂的时候，黄以恒就自己揽下了责任。据耿天龙说，郑天良在被枪毙前半年知道了这件事的真相，那天郑天良坐在耿天龙家的院子里，整个一下午都没说一句话，黄昏时默默地走了。 这件事的真实性，我还是有些怀疑的。我发现现在许多退下来的老干部都是对在职干部和以前比自己官大的干部心存不满，经常说一些有损现任领导形象的话，而且都以反腐败的面目出现，我觉得这是不是因为自己在台上的时候没有权力腐败或腐败的程度不够而导致了心理失衡呢？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一九八0年，撤销人民公社恢复乡镇建制，朝阳公社改为马坝乡，朝阳酱菜厂改为“合和酱菜厂”。郑天良任马坝乡党委书记兼乡长。 历史就像一个魔术师，魔术师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你以为手中的盒子里依然是一包香烟的时候，打开盖子，盒子里飞出了一只活蹦乱跳的鸭子。 忽然有一天，从中央到地方，那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全都进了新设立的“顾问委员会”。政治舞台上，文革时打砸抢夺权上台的造反派领导们踏着“四人帮”的足迹前仆后断地坐牢或撤职查办，一旦列入“三种人”，比刚摘了帽的地富反坏右的前景还要糟糕，属于永远不能提拔使用的废铜烂铁。被打倒的老干部们这时就拖着一身疾病，拄着拐杖怀里揣着“降压灵”、“硝酸甘油”重返领导岗位，他们抚摸着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椅子，老泪纵横，感慨万千，他们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要在有生之年再为党多做一些工作，将“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他们的革命热情在平反和恢复原职后空前高涨。然而，岁月比林彪“四人帮”更加残酷无情，老干部们终于撑不住夜以继日的会议和晨昏颠倒的工作了，他们高风亮节地让出了椅子，当起了顾问，自上而下空出了大大小小的密集的位子。中央提出了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战略目标，一大批没造过反的有学历的年轻人一夜间飞黄腾达，摇身一变，走上了领导岗位。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在这块土地上只有一个短暂的停留，就像一个漫长的乐章中一个极小的休止符一样。柳树刚刚吐绿，太阳就一天天变本加厉地热了起来，乡间田头在四月天就看到了赤膊上阵的农民，他们哼着变调的民歌情绪高昂，郑天良这时候已是全省闻名，马坝乡是以最早发展乡镇企业而成为这个县的骄傲，成为领导们向上汇报的典型，成为参观取经的基地。郑天良站在这个提前热起来的春天里想起了当年去华西村参观和在苏南推销蔬菜时的一些惨淡的经历，此时回忆往事，不但没有痛苦，而且痛苦已变成了一支香味醇厚的带把的“大前门”香烟，越品味道越浓，郑天良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成就感吧。 马坝乡合和酱菜厂的“合和”酱菜已经打进了南京上海杭州市场，而且以质优价廉牢牢地控制住了本县本市的酱菜市场，每天县市电台天气预报后面总会播这样一句话，“抽‘前门’香烟，吃‘合和’酱菜”，郑天良说这叫做宣传，其实就是早期的广告，只不过这个酱菜广告顺便替“前门”烟也做了一下。这一年，酱菜厂规模已经扩大到新建厂房三十六间，运货的“江淮”牌汽车两部，年创利润四十二万元，解决劳动力进厂一百四十七人。全乡村村通电，全部消灭了草房，盖上了新瓦房，家家都有收音机，还有六户买了电视机，有两户靠种菜和在酱菜厂做工成了“万元户”，酱菜厂人均工资每月四十六块，远远高于县城国营工厂的工资，酱菜厂推销员、农民于江海硬是将国营县化肥厂女工林小青娶进了门。全县为之轰动。 省委组织部为了培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第三梯队干部，急令各县推荐符合条件的年轻同志于五月十二号到省行政干部学院报到，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合安县共推荐了三名年轻同志，经考核后全部合格，立即录取。 这三个人排在第一位的是县委办副科级秘书黄以恒，现年31岁，毕业于省财贸学校会计专业，学历中专；第二位是马坝乡党委书记兼乡长郑天良，34岁，毕业于省机械工业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学历大专；第三位是县火葬场冷库保管员，吴成业，38岁，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学历本科。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吴成业原来是上海的一个建筑公司的总工程师，因为说过林彪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谴回原籍劳动改造，县军宣队将吴成业押到火葬场打扫卫生，在火葬场，吴成业几乎与世隔绝，郑天良也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八0年吴成业被平反后，就安排在火葬场当上了冷库保管员，每天检查冷库的冰柜是否漏电和短路，合理安排死尸冷藏的温度和火化的顺序，工作比打扫卫生要轻松得多。吴成业被推荐到省行政干部学院成为“第三梯队”的后备干部，主要是因为他毕业于名牌大学，学历最高。至于究竟是怎么入围的，那是组织上的事，谁也搞不清楚。郑天良对自己很有底，二十七岁起就当公社副书记，在党委一把手的位置上也干了四年，重要的是他的政绩是秃子头上的苍蝇明摆在那里，就凭他手里拎着几罐子酱菜，就足以让他在第三梯队里站得稳如泰山，郑天良认为岗位是自己干出来的，所以他除了感谢党之外，就有些心安理得了。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当年要被他开除党籍的黄以恒也跟自己同学了。他记得黄以恒回县城后不久，有一次县里开“三干会”，县委书记梁邦定在会后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列宁同志讲过，年轻人犯错误连上帝也会饶恕他的。小黄同志在县委办的工作还是很不错的。”此后就再也没听到过关于处分的传说了。 第05章 去省行政干部学院报到的那天，三个人共同乘坐早上五点二十分开往省城的班车。天还没有完全亮，车站上昏黄的灯泡悬在半空圈出脸盆大的一块光晕，有一些虫子围绕着灯光目的很不明确地飞着。黄以恒帮着郑天良提箱子，郑天良说：“不用了，我自己来吧！”黄以恒放好自己的箱子后，又下车在车站的小摊子上买回了一大堆烧饼油条：“郑书记、老吴同志，吃一点填填肚子吧！路上要坐七八个小时车呢。”郑天良不好推辞，就抓起了一块烧饼两根油条啃了起来，而吴成业却拒绝了，他自己从一个帆布包里摸出一块自己烤的大饼，打开军用水壶，独自吃喝了起来。天亮后，郑天良发现吴成业一脸冰柜的冷漠，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许多。 一路上，郑天良与黄以恒两人只是东扯西拉地说一些自己小孩的事，还说了一些天气热得太早了之类说了就忘的话。他们谁也没有提起四年前的事。现在黄以恒也是副科局级干部，更何况又是同学了。吴成业一路上话很少，问他一句就答一句，有一句话郑天良印象比较深，吴成业说：“并不是我们有能力才需要培养，而是需要培养我们才有了能力。”当时，郑天良和黄以恒都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其实郑天良许多年都没能弄懂里面的意思。 在行政干部学院期间，郑天良跟黄以恒并没有多少往来，他总有些别扭，而黄以恒倒是坦然得多，虽是同学，仍尊称他郑书记，黄以恒隔三岔五地经常请郑天良和吴成业在食堂小餐厅加餐还弄来一点好酒“古井贡”请他们一起喝，黄以恒多次说：“回去后，我们要加强团结，相互协作，决不能辜负组织上对我们的殷切希望。”黄以恒这句话并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但郑天良听起来就有点刺耳，他觉得小黄用这种平起平坐的语气跟他说话，简直就像哥儿们一样，于是有点自命不凡的郑天良就说了一句不太合乎同学身份的话：“小黄呀，我倒是希望通过这次学习，能使你的组织观念和工作作风有一个根本的转变。”黄以恒又敬了一杯酒：“郑书记的话我会记住的。”这一次，他没有用“指示”，而用“话”，这是比较符合同学之间关系的，而称“书记”当然是对以前一段上下级关系的认同和对郑天良个人的尊重。 郑天良平时跟吴成业交道比较多，他觉得吴成业是个有水平的人，他对郑天良说中国故宫的建筑让所有进去的人都感到自己的缈小，宏伟之中的压抑，稳重背后的嚣张，宽敞与阴暗构成互补关系。吴成业还经常说一些让郑天良琢磨不透的话，他说：“你这个人就像中国传统的寺庙，即使你本身再结实，但庙里如果没有人念经，没有香火，那就只能是一个空壳。”郑天良问：“此话怎讲？”吴成业不说了，郑天良就骂他：“你他妈的真该再打成一次现行反革命！”吴成业笑笑，还是不搭腔。 毕业前一个月左右的一天傍晚，郑天良到老师那里交掉了毕业论文《解放思想关键是要落实在行动上》，郑天良的论文受到了教政治学的王恳教授的高度肯定，观点新，问题尖锐，现实意义很强。论文中郑天良指出“解放思想是容易的，但解放行动却是很困难的。现在的领导干部大会小会都说解放思想，但真正落实到改革行动上的很少，思想通了，行动不通。”文中还举到了自己在苏南某市推销蔬菜时被蔬菜公司领导称为“投机倒把”。受了教授表扬的郑天良情绪有些膨胀，回来的路上还哼起了与年龄不相符的台湾校园歌曲《踏着夕阳归去》，其时校园里的树上和楼顶上落满了夕阳的余辉，学员们三三两两地去食堂吃饭。 郑天良到宿舍拿饭盒准备去食堂吃饭，在宿舍楼梯口，他看到了黄以恒正和县商业局耿天龙局长说笑着从楼上下来，他们身边还有一个很亭亭玉立的年轻姑娘，郑天良发现姑娘的牙齿很漂亮。 耿天龙说：“郑书记，你到哪去了，我们在到处找你。走，喝酒去！” 郑天良也有些意外，他说：“耿局长，哪阵风把你吹到我们这些穷学生身边来了？” 耿天龙递上一支烟：“这次来没别的事，主要就是来看望你们三位‘三梯队’的领导，请你们吃个便饭。” 郑天良说：“你这是什么话，到我们这里，我们请你喝酒，走，到食堂小餐厅点几个菜。”郑天良接着就对黄以恒说：“小黄，你回宿舍拎一瓶古井贡来，菜钱算我的。” 黄以恒有些为难地说：“我也是这个意思，可耿局长非要请我们出去吃饭，盛情难却。” 耿天龙说：“这是我私人请你们喝酒，不是用公款，这点原则性我还是有的。” 拗不过耿天龙，郑天良只好说：“哪天耿局长来学习了，我们也来看望你，请你喝酒，让你体会一下家乡同志们的关心。” 耿天龙笑着说：“我都五十多岁了，要是行政学院举办退休培训学习班，我还是有些希望的。” 大家都很轻松地笑了起来。郑天良上楼又叫上了吴成业，吴成业说他已经吃过了，郑天良说你要是不去，我就不去，后来耿天龙也上了楼，连拖带拽地将吴成业一起绑架到了市中心“维扬大酒店”。 在一个装修豪华的包厢坐定，耿天龙向大家介绍了他的表侄女沈汇丽，沈汇丽站起来毕恭毕敬地向三位三梯队的年轻领导点头鞠躬，她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里洋溢着控制不住的青春活力，郑天良只记住了她雪白而密不透风的牙齿。 二十一岁的沈汇丽是合安县扬剧团当家花旦，名气很大，只是郑天良从来没看过戏，黄以恒说他看过沈汇丽的《红娘》，吴成业不说话，他眼睛看着墙上的一幅仿冒张大千的国画《独钓寒江图》，郑天良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就指着墙上的画说：“假的像真的。” 郑天良在酒过三巡后，发现自己并不是这个酒桌上的核心，耿局长在敬了黄以恒两杯后才向郑天良敬酒，沈汇丽也频频向黄以恒敬酒，间或向他敬一杯。他当时的感觉是，耿天龙与黄以恒都在县里，平时交道多一些，跟自己除了开会打个招呼，平时没有多少往来，所以也就没往心里去。郑天良只是拼命地大吃红烧鸡、油闷野兔和天目湖鱼头，食堂的伙食确实太差了，郑天良馋得有些失去了风度，筷子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黄以恒。吴成业不喝酒也不接受敬酒，他只是坐在那里喝水，偶尔将筷子伸向炒土豆和红烧鲑鱼，有些象征性的味道。 酒喝到尾声的时候，郑天良似乎看出了一些名堂。耿局长说：“我表侄女小沈才二十一岁已经唱了十二年戏了，练功练得一身都是伤，想改行。还望你们这些少壮派们帮帮忙。我们商业局党组已经开过会了，同意接收，又不需要提拨和照顾，一般性调动。”耿天龙将喝得通红的脑袋转向黄以恒：“黄秘书，我们多年的朋友了。”黄以恒很谨慎地笑了笑说：“只是小沈的调动找我们三个人是不是找错了地方？”耿天龙说：“没错，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的月亮了，发不出什么光了，世界是你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合安将来的天下就是你们三梯队的。” 一席话说得郑天良真的有点热血沸腾了，他似乎看到了未来合安县的蓝图在他的手里缓缓地展开，他顺便看一眼黄以恒，黄以恒不动声色，脸上很平静，吴成业心不在焉地继续用目光分析墙上的假画。 毕业回来后，已经调任市委副书记的梁邦定找了三位年轻人谈了一次话，他首先对他们学习期间的优异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还特地表扬了郑天良的论文已经在《江淮文论》上发表，他在县委会议室里说：“年轻干部是我们事业的未来，破格提拨年轻干部是我们建设四化的重要组织措施之一，党和人民对你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市委、县委也希望你们回来后能把担子挑起来，既要有改革开放的干劲，也要时刻记住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我送你们三句话，一是以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得失；二是服从组织安排，要有大局观；三是放开手脚大胆改革，用卓著的政绩来回报党和人民的期望。” 黄以恒和郑天良紧张地记录着市委梁副书记的重要讲话，吴成业只是听，他没记，他不知道做记录是官场的基本规矩，即使上级讲的全是空话套话，下级也得要装着听得认真记得仔细，要当成字字是真理一句顶一千多句来对待。虽然有很多记下来后根本不看或没有看的必要，但下级也得要记，这是对领导的态度问题，是一种不能省略的重视和尊重。这不是组织纪律的纪律至关重要。有一个笑话说，一位下级小官在聆听上级大官教诲之前就打开了笔记本，那位上级大官在正式讲话前对身边的人悄悄地说昨晚拉肚了，小官也就没在意记下了，后来讲话正式开始后，上级大官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们”，这位下级小官也记了下来。这位小官喜欢喝酒，他第二天回来传达上级大官讲话的时候，酒熏熏地放开嗓子大声地说：“昨晚拉肚了同志们”，下面听的人全都愣住了。 梁书记跟三位年轻干部谈话一个星期后，市委、县委分别对三人的工作做了安排。市委决定黄以恒同志任合安县人民政府代县长，待县人代会选举通过后任县长，县委决定，郑天良同志任合安县轻工业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吴成业同志任合安县城市建设局副局长。 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特殊年代，是一个从政治到经济都是非常规的年代，非常规的行动带来了非常规的发展。经济上深圳已经搞起了资本主义，文化上邓丽君带着港台味的靡靡之音势如破竹地瓦解着高亢雄壮了几十年的革命歌曲的旋律，社会主义的银幕上西方的浪荡男女们公开抱在一起乱啃乱咬，组织上“三种人”打翻在地叫他们政治舞台上永世不得翻身，有学历的年轻人破格提拨一夜间走上了自己不敢想象的领导岗位，今天是在车间里握着钳子满身油污的工程师，明天就是县长、市长了，像黄以恒这样有工作经验的副科级年轻化知识化的干部当县长，在那个非常年代是司空见惯的事。 只有郑天良心里别扭，但他又不能直接说出来。刚进第三梯队培训班的时候郑天良的自我感觉还是相当明亮的，他对在合安县施展政治抱负是有想法的，只是他的这些想法没有跟任何县领导作过交流，他相信自已是用政绩跟县领导交流的，这比上门去说要有力得多。他相信组织上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心里也是有一杆秤的，老县长已经进了县顾问委员会当主任，县长人选本来就是给第三梯队预备着的，他不止一次在行政学院的那张单人床上规划过合安县发展的战略思路。乡镇一把手中只有他是有大专学历的，而马坝乡的乡镇企业和农民收入在全县、全市独一无二，想找一个对手都找不到。梁邦定书记在县里工作时大会小会必提马坝乡和郑天良，有人曾在人代会上提出过这样一句口号：“远学华西村，近学马坝乡”，后来由于感觉有点拗口，才没有大面积流行。郑天良对口号也不感兴趣，他说大寨就是在“农业学大寨”的一片口号声中被喊倒的。年轻的郑天良是有资本自负的。 然而，三个“第三梯队”的年轻干部提了两个，只有他是平调，他就觉得自己进省行政学院学习一年有点“陪太子读书”的窝囊。但郑天良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原则性还是很强的，他想如果自己不是党的培养，不是组织上的关怀，他还在乡村里当兽医骟牛卵子呢。于是他决定服从组织决定，决不流露出任何情绪来。 县委组织部王部长代表县委跟他谈话时，郑天良一时冲动，还是说出了一些组织观念不强的话。 王部长也是一位即将去顾问委员会的老同志，头顶上稀薄的头发欲盖弥彰地铺了几绺，早晨的阳光照上去，头顶就显得愈加荒凉。郑天良觉得王部长的第一句话就让他有些难以接受：“天良同志，你对这次安排有什么意见吗？”郑天良觉得谈话不应该是这样开头，有意见又能怎么样，有意见能说吗？他咽了咽嘴里的吐沫，说：“没什么意见，我服从组织安排。”王部长接着说：“这就对了，提拔和不提拔都是根据工作需要来决定的，党和人民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上都是神圣的，职位有高低，革命工作却没有贵贱之分。这些年马坝乡的工作还是不错的，但是你如果没有县委县政府的支持，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个人的能力再大，也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我这不是否定你个人的努力，而是客观地评价个人能力与组织关怀和群众支持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郑天良听起来好像是在批评他有“个人英雄主义”之嫌一样，脸上就有些颜色发灰，王部长接着说：“你是学机械制造出身，组织上让你担任轻工局长，就是人尽其才，就是要发挥你的专业特长，县农机厂、轻工机械厂、化肥厂、纺织厂、酒厂、食品厂都是我县发展工业化的重中之重的阵地，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让你来担任这个职务，是组织上对你最大的信任，是刻不容缓的工作需要。” 郑天良突然打断王部长的话说：“我是工农兵大学生，根本就没有学过什么机械制造方面的专业知识，狗屁不通。我是农民出身，对农业有感情，也会种田，会种蔬菜。如果真的根据工作需要的话，我最适合继续担任马坝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请组织上重新给予考虑。” 王部长突然僵在那里，他被郑天良这一猝不及防的发难逼住了。但王部长毕竟是老干部了，有政治经验，脸上忽然堆起笑容：“天良呀，我作为一个老同志以私人的身份劝你两句，我们共产党干部，权力不是自己的，能力也是相对的，比如说我四八年打淮海的时候就是副团长了，一辈子下来了，原地不动。我手下的那些连长营长们早就是师长军长了，还有的当上了大军区的副司令。这是能力问题，但也不是能力问题，如果组织上不是要我留下来搞土改，我会是今天这种职务吗？但县城就这么大，最大的官就是正团级，你还想怎么样呢？所以我要跟你说的就是，当再大的官，也是党和组织上给的，不要过分相信个人的能力。有能力论，但不唯能力论。你懂我的意思吗？” 郑天良听得有些似是而非，但王部长缓和的语气让他心里稍微平静了下来：“我听懂了。我也以私人身份对王部长说一句实话，如果组织上已经下文了，我就接受；如果没有下文，我还请王部长能将我的想法向组织上反映，是否重新考虑我的工作。” 王部长站起来拍了拍郑天良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小伙子，你很有个性。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 黄以恒县长在装修一新的县长办公室找郑天良谈话。 县长办公室里外两间，外面一间摆满了一圈帆布沙发，墙上贴着一张按比例缩小的合安县区域地图。黄以恒叫秘书宣中阳送上了一杯碧绿的“黄山毛峰”，然后热情招呼郑天良坐在沙发上。黄以恒穿了一身蓝绦卡中山装，头发梳成三七开，一丝不苟，左右方向极其明确。黄以恒递给郑天良一支烟，手指着冒着热气的茶杯说：“喝茶，这是谷雨前的茶，味道很正。” 郑天良坐在黄以恒的对面，脸上的表情自然就有些尴尬，面对这“眼睛一眨，老母鸡变成鸭”的场景，郑天良首先感到称呼上的变化让他难以准确地首先开口。他怀念起他们当年在朝阳公社时共同出差和在单身宿舍里的一些生活细节。 黄以恒将宣秘书送来的文件简单地看了两眼，然后放在茶几上，他用目光很利索地看着郑天良说：“郑书记，我一直是很尊重你的，怎么就不愿在我这届政府里任职呢？你这不是存心出我的洋相吗？” 郑天良上来就被黄以恒将了军，他没想到黄以恒这温柔一刀让他毫无还手之力，郑天良坐在沙发上明显感到身子有点僵硬，他很拗口地改了称呼：“黄，黄县长，我决没有这样的意思，我只是感到自己更适合抓农业工作。” 黄以恒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说话：“论能力，你比我强；论关系，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把你看作是自己的老师，没有你当年对我的批评和帮助，就不可能有我今天的严于律已和作风上的进步，我这都是说的实话。如果你不愿出任轻工局长，从私人关系来看，我只能理解为你依然不宽恕我年轻无知时所犯的过失，依然不愿信任我。” 黄以恒讲话一步到位，直插郑天良的内心世界。 郑天良有了一种走投无路的绝望感，他发现黄以恒在县长这个位置上，果然能力就非同一般了，王部长说的话无疑是具有真理意义的，有能力论，但不要唯能力论，把你放到有能力的位置上你就有能力了，把你放到没有能力的位置上，你当然就没有能力。此时，郑天良感到自己心里有点发虚，能力非常平庸，他语气不连贯地说：“黄县长，你不要误会了，我是搞农业出身的，酱菜厂现在还没有达到规模化要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想既然你还能把我看成是以前的上级，我想请黄县长网开一面，让我回到马坝去。” 郑天良就是不说黄以恒当选县长是组织上的正确选择，是全县人民的正确选择，也不说自己完全拥护这个选择和全力支持黄县长的工作，而这正是黄以恒需要听到的。黄以恒在人代会县长选举过程中，只有一票反对，这一票究竟是谁的，也许永远也不会清楚了，但他清楚郑天良是县人大代表。一般说来，只要是党做出的决定，人民代表都是要无条件拥护的，比如说将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代表都热烈拥护，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一切名誉，代表也是一致拥护。人民代表既要代表人民，更要代表党，党的需要高于一切，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黄以恒出任县长是党的决定，因为党是代表人民的，所以人民代表就按照党的要求选黄以恒当县长，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票外。 黄以恒将窗子打开，窗外灌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和风，黄以恒说：“组织上要我出任县长，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和工作经验是远远不能胜任的，只能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我们作为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安排，这是党的纪律所规定的。个人的利益永远是服从于党的利益的，你说是不是？” 郑天良听起来又有些刺耳了，他觉得黄以恒的话好像是他当了县长还受了委屈一样，自己不能干，是党硬逼着他干的。他真想说一句：“你要是不能干，就辞职嘛。”但他没有说，他说，“是呀，我是党员，当然是要服从党的安排的，我只是以私人的方式向黄县长提出个人的想法。如果你真是要我留下来干，我当然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这点组织原则还是有的。” 黄以恒说：“你的要求，我个人表示尊重，但出任轻工局长是县委常委会决定的，我会在常委会上反映你的意见的。” 分手的时候，黄以恒主动跟郑天良握了手，并送到走廊的尽头，应该说，这是一个县长对下属所能给予的最高礼遇和尊重了。 一个星期后，县委同意郑天良回到马坝乡继续担任乡党委书记兼乡长。黄以恒在县委常委会上说：“马坝乡是我县乃至我市的典型，乡镇企业和优质农业的长远规划还正处于发展阶段，郑天良同志不计个人得失，不留恋县城，仍然要回到乡下去，表现出了极强的责任心和对事业的忠诚，我个人同意让郑天良回马坝工作。”会上，黄以恒县长还提议，别的乡书记乡长已经党政分开了，但为了维护郑天良的改革权威，继续让郑天良党政一肩挑。这一建议受到了部分常委们的担心，因为这不符合中央党政分开的新精神，黄以恒拿出县长的权威说，深圳可以搞特区，我看马坝也可以试行一下特事特办的新政策嘛，没有一点改革精神是不能适应时代潮流的。黄以恒平静的语气中流露出一种不可动摇的意志。没有人再提出异议了。 吴成业到城建局走马上任，县委组织部王部长送他上任，在宣布完后，吴副局长按惯例要表一下态，吴成业既没有感谢党和组织上的关怀，也没有说如何努力工作来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他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似乎在寻找已经陌生了的火葬场的气息，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跟死人打了十三年交道，总算让我见见活人了。” 许多年后，耿天龙老人对我说，他和沈汇丽去省行政干部学院是直奔黄以恒去的，因为碰见了郑天良，迫不得已只好将他和吴成业也一起拉到了酒馆。耿天龙他们在县里已经听到了关于黄以恒要当县长的消息，为了表侄女沈汇丽的调动，所以提前来给这位合安县少壮派县长烧香。而郑天良当时却一无所知，他一厢情愿地躺在那张单人床做着本来就不属于他的政治美梦。 二000年深秋，我是一条流浪的狗，再回到省城时，我很胆怯，城市的楼房和大街上每一个人的目光都在拒绝着我，我裹紧质量低劣的夹克衫在深秋的大街上踽踽独行，这一刻，我终于感觉到了这是别人的城市。我是这个城市的入侵者，我从进入这座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就被这座城市否定了。 妻子还住在纺织厂分的那间平房里，现在她每天靠在一户有钱人家当钟点工来维持生计，而我将家产败光后，再也拿不出钱来养活妻儿，想起跟我含辛茹苦这么多年的妻子，三十岁的年纪脸上皱纹川流不息，我心中感到了无限的愧疚和悔恨，然而世上没有后悔药吃，我不打算在精神上坚决地枪毙自己，我只能说我的运气不好，如果阳光小酒馆生意好的话，我是不会跟张秋影搞那种婚外游戏的，如果生意好的话，我相信在成堆成捆的钞票面前，妻子最起码不会将我扫地出门。钱是可以为灵魂赎罪的。 我见到韦秀的时候，她正在屋里跟我五岁的儿子过不去，我儿子将一块骨头没啃干净就扔到了地上，地上立即就蜂拥而至许多只苍蝇，韦秀一巴掌打在儿子的脸上，儿子哇哇大哭起来。我愤怒地指着韦秀骂道：“你是畜牲呀？儿子才五岁，能啃干净骨头吗？你这破骨头还能啃出多少肉来？”韦秀看我青面獠牙的样子，也蹲在地上跟儿子一起哭了起来。她数落我：“大半年了，你给我们一分钱了吗？儿子还有你这个父亲吗？” 我一把搂过儿子，擦去他脸上的泪水，儿子很乖地缩在我怀里不哭了，他瘦得像一只小鸡，脸上被风吹裂了，两行鼻涕拖到了嘴里，手上脏兮兮的。这时候，我忽然想哭。 我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放在桌上，对韦秀说：“今年稿子不好卖，这次回来总共才拿了七百多块钱稿费。” 韦秀抹着眼泪说了句：“奶粉也停掉了，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我说：“能不能不要打官司了，律师费、诉讼费实在花不起。” 韦秀警惕地看着我：“只要你把儿子给我，我就同意协议离婚。” 我说：“儿子跟你过，心灵会被扭曲的。” 韦秀又露出了凶相：“儿子跟你过不会走正道，不仅心灵要被扭曲，还会被饿死，你不配做父亲！” 这一刀捅得我心里鲜血淋漓。望着阴暗而发霉的墙上还挂着我们结婚时的照片，两个人幸福而盲目地笑着，我觉得这是对今天这个场景的巨大嘲弄。韦秀跟我恋爱的时候，我正在一家报社拉广告，她以为嫁给了一个大记者，后来才发现我是一个拉广告的临时工，不过那时候，我的业绩相当可观，她这个普通工人的女儿平生戴的第一枚戒指就是我当时送给她的，她吃的第一顿肯德基也是我带她去的，她很别扭地在外国的灯光下使用着刀叉，充分享受着物质虚荣带给她的生活情调。她一直活在没有情调的生活中，就像她的父母一样。然而当她将赌注押到我身上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股市是有风险的。 我找到法制报记者李成品问他有没有需要写贪官的稿子，我打算把我舅舅郑天良的事写出来卖一些钱，最好能给我提前支付一点稿酬，不然这个冬天我将走投无路。因为我请李成品喝过一次酒，所以他对我还算比较客气，他给我引荐了一位南方的书商姚遥，姚遥请我和李成品在“椰岛海鲜楼”吃饭。 姚遥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郑天良的级别太低，副县长被枪毙是没有什么卖点的。” 我讨好地给他敬了一杯酒，说：“郑天良一生的经历还是很有些发人深省的，我想从他的堕落中挖掘贪官的人格分裂与自我异化的本质。” 姚遥手上套着粗如手铐的金链，他用戴着钻戒的中指漫不经心地敲着桌子：“你不要给我故作高深了，我们对你要揭示的性质毫无兴趣，我们需要的是贪官们令人刺激的腐败表演，我们这套书选的都是厅局级以上的高官，省部级要占一定的比例，而且定位非常明确，书名就叫《100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们》，你手里的这个副县级小官只能是在这一百本书中起到插花点缀的作用，如果他在搞女人方面有突出表现，还是可以考虑入选一本的。” 我的腰和我的尊严同时弯下了：“我舅舅，不，郑天良这个贪官在玩女人方面也是穷凶极恶的，比起高官来，有过之无不及。” 李成品吐出了嘴里的海蟹壳，补充了一句：“贪官难过女人关。” 姚遥轻松地接上话题：“在我看来，当官如果不搞女人，还有什么当头，除非他真是把共产主义当作信仰了。” 我与姚遥签了一个意向性合同，答应写一本。要求是必须要刺激要赤裸裸地写贪婪和淫荡，纪实加虚构。总之要有市场卖点。速战速决，二000年十二月底前必须交稿。千字两百，二十万字。我默默地算了一下，写成后可赚四万块钱。 我决心以出卖我舅舅的腐败经历来换钱换烟换酒换我儿子的奶粉，现在多少书商和写手们就靠腐败分子被逮捕和被枪毙的内幕过日子，这就充分说明腐败分子们对社会是有贡献的，最起码像我一样的穷人对这个冬天有了活下去的信心。没想到，我舅舅郑天良在活着的时候不帮我的忙，死后却来为我出力了。 然而当我再回到合安县了解情况的时候，我舅舅的表现远远没有达到书商所说的“刺激和赤裸裸地淫荡”的要求，我舅舅郑天良虽然罪大恶极，但他作案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大部分岁月里，他是一个口碑很好、求真务实、廉洁奉公的干部。而我感兴趣的是，郑天良的一贯优秀的表现究竟是不是装出来的，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我对破译谜语更有热情。 郑天良除了开会很少去县城，他在马坝乡寻找到了安慰与成就。 第06章 合和酱菜厂是郑天良一手创办的，因此，这个厂和郑天良的政绩之间构成了相互注解相互命名的关系。至一九八七的时候，酱菜厂已经建成了六千多平方米厂房，两百三十四名职工，利润八十万元，成为全县最耀眼的企业。郑天良对这个企业是有些偏爱的，他三天两头蹲在厂里，像个监工一样。八六年底，他下决心撤掉了原厂长赵全福，赵全福是郭诚副书记的表弟，原来当过油厂的厂长，算是有些经验的老同志，但他没有经乡政府同意，擅自在省报上花八千块钱宣传酱菜厂并肉麻地吹捧自己创业的光荣历史，年底又以送年货的名义给县政府送去了两千四百瓶酱菜，价值六千多块钱。郑天良知道后将赵全福臭骂了一顿：“你有什么权力花八千块钱为自己在报纸上涂脂抹粉，你凭什么慷集体之慨，用企业的钱到县政府去讨好卖乖？有多少家业不被你败光？”赵全福反抗说：“现在连中央都提出要加大企业自主权，我连送几瓶酱菜的权都没有，还让不让人干了？”郑天良说：“是的，是不能让你再干了。你去当推销员，体会一下挣钱的辛苦，这样以后才不会乱糟蹋钱。厂里一瓶酱菜才赚几毛钱？你一挥手成千上万就没有了，我看你根本就不像农民出身的，倒像地主资本家的阔少。”赵全福被撤换了，年轻的推销员于江海当上了厂长，乡党委会上郭诚提出了不同看法，郑天良说：“于江海虽然只有二十六岁，但已经走南闯北五六年了，成绩明摆在那儿，干企业就是要靠实力，就是要论功行赏，就凭他能把城里姑娘娶过来做老婆，就能当厂长。” 合和酱菜厂换厂长的事在县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据说赵全福找到黄以恒县长诉过一回苦，他说：“黄县长，郑书记就是因为我给县政府机关过年送了点酱菜就撤了我，太冤了。”黄以恒说：“我们一般不会干涉乡镇干部对企业的管理，如果你说的话是真的，我完全同意郑书记的决定，你一个乡镇企业能有多少钱经得起乱送乱花的？反正我不知道年底发的酱菜是不花钱的。” 马坝乡已经成为全县全市的典型，乡镇企业产值和利税进入全省“十强”乡镇的第六位，马坝乡以“合和”酱菜、面粉加工、农具生产为龙头，形成了三大产业支柱。水涨船高，此时的郑天良在马坝乡的群众心目中无疑已成了一个救世主，一个太上皇。有一个传说是，去年秋天王卫村两户人家吵架吵得快要动刀子了，没拿刀子的人说：“郑书记讲过，要文斗不要武斗”，拿刀的那个人就立即放下刀子，不敢再吱声。尽管这话郑天良从来就没说过。 郑天良整天在村里转，在蔬菜地里跟农民一起讨论蔬菜的施肥与病虫害防治，一次郑天良在刘庄村遇到了兽医小丁在帮一户农民骟牛卵子时被牛一甩蹄子踢得蹲在地上捂住自己的裤裆，骑自行车路过的郑天良下车后狠狠地嘲笑了小丁一通：“你这破技术，还骟牛卵子？让牛给你骟卵子算了。”围观的群众都笑了起来。郑天良从小丁的手里拿过刀子，熟练地在刀布上荡了两荡，然后说：“看我的！”只见郑天良磨磨蹭蹭地站到牛屁股后面，当惊魂未定的小牯牛还没有做出反应的时候，郑天良手攥锋利的刀子往牛裤裆里一伸，众人一声惊叫还没落下余音，两个滚烫的牛卵子已经在郑天良的手里了。牯牛蹦跳着向前窜去，人群中一片欢呼。此事在乡政府被神话后，有人在闹不同意见时就说：“再胡绞蛮缠，就让郑书记将你骟了。” 郑天良自己不到县里去，但县里领导经常下来检查指导工作，每当此时，郑天良就让副书记副乡长们去应付，中午在马坝红灯笼酒店吃饭则是从来不参加，副书记副乡长们陪同后还得要逼着交三块钱午餐费。郭诚副书记年底就要退休，他就对郑天良说：“我不想跟县里领导套什么近乎，你非要逼着我陪，还得交三块钱，我在食堂一块钱就够了，这钱你得补给我。”郑天良说：“你再忍一忍吧，熬到年底你不就解放了嘛。其他人还不知要陪到哪一年呢。” 那年月，没有传呼机更没有手机，县委办打电话说县里要来人，郑天良就到村里去了，谁也不知他到哪个村去了。一次即将退居二线的县委陈书记陪同市乡镇企业局林局长来马坝考察指导工作，县委电话明确指示郑天良在乡政府坐等，可两辆小车开进乡政府大院后，接待的郭诚副书记说：“郑书记临时有急事到扬州去谈合和酱菜厂扩建的事了，他让我负责接待陈书记林局长。”陈书记意义很不明确地说了一句：“没关系，有你们几位在就行了。郑书记以工作为重，值得肯定，我们主要是来转转的，不是来工作的。” 如果说县委书记到乡下来仅仅是转转，那么书记不转转是不是要亲自参加腌菜和骟牛卵子呢？领导的工作就是转转，转转也就是领导的工作。所以郭诚将这些话告诉给郑天良的时候，郑天良居然说了一句：“陈书记不会有你这么狭隘的。”郭诚说，“郑书记，论职务，你是我上级；论社会经验，不谦虚地说，你是我的下级。”郑天良说：“你老郭不要把什么问题都上纲上线，复杂的问题一定要简单化，不然你就什么工作也不要做了。我们基层干部要把心思放在琢磨事上，而不要放在琢磨人上。” 其实，郭诚的话是真话，只不过在官场上是不能也不应该说真话的，真话有时听起来就像假话，假话听起来才是真话。 时间一长，县里的各级领导就觉得郑天良在对待上级领导的态度上是有些问题的，只要上面去人，总是不见人影，不陪喝酒，偶尔为之，尚情有可原，一而再，再而三，谁都能看出一些名堂来，更何况郑天良是全省“十强”乡镇的一把手。大家或多或少地都感觉出了郑天良居功自傲，目空一切，在马坝建独立王国，搞诸侯割据。县委常委会上，谁都不会把这些话直接说出来，只是大家心中都有数。有些话，能说不能做；有些话，能做不能说，这都是官场常识，不懂常识就要犯错误，就要栽跟头。如果你在常委会上说郑天良不陪上级领导吃饭喝酒就是居功自傲、搞诸候割据，是缺少严肃性的，如果以此来对不唯上是从的下级公开下手更是于党的组织纪律所不容的。所以年底的常委会上，大家都认为乡镇干部在一个地方不宜工作太久，干部要流动，在流动中用活干部，在流动中发挥干部的潜在能力。所以大家对将郑天良调到至今百分之八十村没有通电而且地痞流氓横行的东店乡任党委书记都没有表示出异议。只有黄以恒县长说了一些不同意见：“马坝乡是我们县的典型，也是郑天良多年扎实苦干开拓奋斗的结果，如果从稳定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来看，郑天良是不是可以暂时不交流。” 陈书记说：“郑天良的成绩从邦定书记到我都是充分肯定的，但成绩大了也是个包袱，从关心爱护年轻干部出发，郑天良交流到东店乡对他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新的机遇。以恒呀，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在党领导下工作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任何一个地方也不会是离了谁就地球不转了。” 黄以恒说：“郑天良这个同志我是了解的，有一些缺点，但这个同志对工作、对事业是高度负责的，也是很有开拓精神的一个干部。” 陈书记摘下眼镜，用眼睛盯着黄以恒：“以恒呀，你看问题的角度很成问题，将郑天良交流出去这是根据工作需要，而不是因为什么缺点和优点，全县工作要看成是一盘棋，而不要看个别棋子。郑天良的谈话由我来。” 话说到这个份上，黄以恒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党管干部是我们的组织路线，黄以恒县长作为政府首长当然要服从党委的决议。 陈书记找郑天良谈话的那天，天空中飘着一些细碎的小雨，一九八七年春天的雨水似乎特别密集，整个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张被捅漏了的筛子。全国都在批自由化，一些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由于纵容自由化泛滥而栽了跟头，他们不情愿地从自己坐得滚热的椅子上离开然后做检查站在雨中反省自己。 陈书记和新上任的县委组织部于部长一起跟郑天良在陈书记办公室谈话。 郑天良坐在沙发上很不习惯，屁股陷在弹簧里很不踏实，他连自己那张木椅子都坐不惯，他喜欢在乡间田头跑，有时候他怀疑这是当年当兽医落下的走村串户的毛病，他觉得自己本来就是一个闲不住的农民，所以这些年来，他对自己当乡干部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非常适应。他不愿跟上级一起喝酒，不是他不尊敬领导，而是他不喜欢喝酒，他在村里也从来不许村干部请他喝酒，他吃两碗干饭，喝一碗菜汤，再来个辣椒炒鸡蛋，心满意足。其实，郑天良这种认识还是有些个人主义的，不能因为自己不喜欢喝酒，也不让领导喜欢喝酒，在喝酒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着谁服从谁的性质。郑天良到五十岁的时候悟出来了，但悟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郑天良听了县委的决定后，坐在很不踏实的沙发上，头上冒出了涔涔细汗，他开始为自己辩护：“马坝乡是全省十强乡镇，我的工作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要让我到东店去，我想不通。” 陈书记笑了，他说：“小郑呀，你的成绩摆在那儿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也没有人说你的工作是不行的，正因为你工作上具有开拓精神，所以才让你到东店去开创新局面的，这是县委对你的信任。” 于部长接着陈书记的话说：“这是干部正常交流，所以你不要有什么想不通的，全县二十八个乡镇今年交流六个乡镇一把手，明年还要交流。” 郑天良在组织的面前总是心虚的，他所能说的话连他自己都知道是强词夺理：“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在马坝的建设蓝图还没有完成，全乡消灭耕牛，全面实现耕种机械化要到明年四月才能验收。” 陈书记说：“我知道你对马坝是有感情的，县委也是充分考虑过这件事的，上次从省里学习回来，县委尊重了你个人的意见，让你回到了马坝。但你在马坝已经干了十一年了，正因为政绩显著，所以组织上必须将你交流出去，而且要给你压担子。” 郑天良听到压担子，心里就有些酸酸的，他想既然承认政绩显著，组织上要是给我压担子就该让我去县里当县长，而不是再去继续当乡长书记，这就像一个民间的接生婆从这个村到另一个村接生，无论换多少村，也不能算作是妇产科医生，更谈不上医术高明。 于部长看郑天良默默地坐在沙发上抽烟，就严肃地说：“干部交流是我们党组织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要说你了，就连省长书记、八大军区司令员还能对调呢，怎么你就不能交流不能对调呢？” 郑天良哑口无言，他看到窗外的小雨淅淅沥沥纷乱如麻，如同他此刻糟糕的心情。郑天良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振作起精神说：“我服从组织安排。”个人在组织面前永远是缈小的微不足道的，个人对组织的决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逐步理解。郑天良对这一朴素的道理还是很清楚的。 陈书记递给他一支烟：“这就对了嘛，年轻人正是干事业的大好时机，不要有什么顾虑，放开手脚去大干一场，到东店干出样子来，我对你很有信心。这个星期将工作移交一下，下星期我亲自送你去上任。我对年轻干部向来是爱护的。” 郑天良看到陈书记如此厚爱有加，就表态说：“我一定不辜负陈书记对我的殷切希望。” 郑天良是一个直性子的人，他容易冲动，也容易被制服。这就像一头牛一样，发作时勇猛，一揉屁股或一举鞭子就驯服了；而狐狸却正好相反，郑天良年轻时缺少狐性。 小县城虽然也是照耀在党的阳光下，但党的阳光漏掉的地方，就容易出现一些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的行为和言论，不知从哪一天起，县城小旅馆里终于有了第一个妓女和第一个嫖客，等到“三豹子”控制全县餐饮娱乐市场的时候，县城里的人就有了一些很不严肃的顺口溜，叫“挣钱靠胡来，当官拼后台，没有胡来和后台，等于自己被活埋”，黄以恒县长听了这些顺口溜后非常恼火，要求公安局迅速侦查并将“胡来”的人都捉拿归案，可法制社会要想抓一个人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卖淫嫖娼越打越猖獗，范围已经从车站延伸到了县委招待所“蓝湖宾馆”，而关于“后台”的传说，主要就是指黄以恒是靠梁邦定当上县长，梁邦定已经升任市委书记，因此县里人都说黄以恒很快就要接陈书记的班出任合安县委一把手，黄以恒的秘书宣中阳马上就要当上县委办主任，甚至有可能进入常委。黄以恒一次在全县科局级干部会上说：“用什么人以及如何用人的问题，我们党是有严格的选拔任用制度的，古有‘外举不避嫌，内举不避亲’一说，任人为贤，不拘一格，然而最主要的还是从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工作作风几方面来选拔任用干部，而不是什么后台。尤其是我们在座的科局级干部，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随便说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更不能说有损党的形象的言论，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组织原则。我们都是党和人民把我们选拔到一定的职位上的，要说有后台的话，我们的后台是党，是人民群众。” 中国的老百姓都喜欢把后台看作是一件徇私舞弊的事，其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都是有后台的，总统当选后，内阁部长中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哥们姐们，而且都是总统自己公开提名，很正常。我们的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也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们当然应该有权自己选拔自己的下级，更何况还有组织考察群众评议这一关，你真是杀人放火的江洋大盗，想当个乡长也是不大可能的。从工作的角度来看，上级必须选拥护上级的人，听上级话的人，怎么能选成天跟上级对着干的人呢，要是那样，工作还能干下去吗？“后台”这个话说起来有点难听，但实际上“后台”在中外古今都是客观存在的，从稳定大局和“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的高度来看，“后台”应该换一个称呼，即“同心同德的组织保证”，但这样说有些拗口，所以人们还是习惯于叫“后台”。 郑天良本来是去“兔子不拉屎”的东店乡任党委书记，县委组织部的文都已经下发了，因为省委魏廷旺副书记来视察指导工作，而且指名要到马坝乡调研，这才使得郑天良柳暗花明、时来运转。 县城的大街上提前三天开始整顿市容，城建局吴成业副局长负责带领市容委进行道路整治，小摊贩在魏副书记考察期间一律不准在大街上摆摊，马车、驴车不许进城，县消防队晒水车一天早晚两次沿街晒水。吴成业找到黄以恒说：“城边上市容委跟拉着驴车进城卖菜的老百姓打了起来，大街上一个摆混饨的摊子的老汉不愿收摊子，先跟市容委小宋吵，然后就将一锅汤扣在了小宋头上。小宋已经住进了医院。”黄以恒看了吴成业一眼，发现这个人始终还像当反革命那会一样，脸上一片枯萎的颜色，衣服穿得像叫花子。黄以恒反将了他一军：“你是市容总负责，你有什么好办法？”吴成业摸了摸自己的鼻子：“我认为还是放他们进来，让他们摆摊，现在这样做，太形式主义了。”黄以恒说：“我不跟你讨论这件事的性质，如果我让公安局来管这件事，你这个管市容的城建局长有何感想？”黄以恒的语气很温和，吴成业却说：“我反对这件事，也管不了这件事，你看着办吧！”黄以恒明知故问地说了一句：“我们是行政学院的同学吧？”吴成业说了一句：“是。”黄以恒说：“是同学就行。就这样吧。”吴成业没听懂黄县长的意思。他有些胡里胡涂地离开了县长办公室。 第二天公安局开始上街执勤，到中午的时候，一些人已经被抓了起来。省委魏副书记抵达合安县的时候，合安县大街上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街两旁还摆放了许多鲜花，电线杆上飘扬着一些旗子，只是街道两边楼房上破旧的窗子和窗子上早晨刚挂出的裤头和乳罩忽视了清理，因而整个县城看上去就像一个年龄偏老的村妇抹多了口红一样，有些滑稽。魏廷旺副书记根本就没看到这一切，他是由市委书记梁邦定陪同坐小车前来考察的，四辆小车在一辆警车开道下像一串鱼一样迅速滑进了县委大院。 县委五大班子主要负责人站在县委办公楼下一字排开，按职位高低迎接省委魏副书记。魏副书记下车后微笑着跟大家一一握手，大家都感到魏副书记的手无比温暖，然后尾随着魏副书记来到县委会议室。 魏副书记在首长的位置上刚刚落坐，就有从宾馆抽来的漂亮的女服务员迅速将魏书记自带的茶杯里恰到好处地倒满了水，与此同时，另一个服务员递上了一条热乎乎的新毛巾给魏书记。这两个基本动作按规定必须在八秒种内完成，可昨天晚上练了好半天，还是要花十一秒，黄以恒给市委梁邦定书记打电话汇报了这件事，梁邦定书记在电话里命令黄以恒：“八秒就是八秒，必须严格完成。开水烧开后，再降至八十四度，不然茶叶会烫老了。” 魏副书记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要再搞什么警车开道了，老百姓会有意见的。”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批评等于表扬，所以没有人感到压力，在接待上级的时候，宁愿做过，不能做漏，除了郑天良这个兽医出身的农民干部外，一般人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黄以恒解释说：“我们主要是想保证您的时间，没有其他意思。”大家都点头称是，每个人脸上都弥漫着无比景仰的微笑，笑意粘在嘴角上久久不愿离去，这持久的凝固势必造成了笑的僵硬。 他们都打开了笔记本，先写上时间地点，再写上一行“省委魏廷旺副书记作工作指示”。然后全神贯注地准备聆听。 魏廷旺副书记照例先是表扬了合安县委县政府在市委的领导下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充分肯定了县委县政府是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班子，是一个团结的班子，是一个能打硬仗的班子，是一个充满朝气与活力的班子。”所有的笔在笔记本上紧张地记录着，安静的会议室里沙沙的钢笔声就像蚕在吃桑叶时一样勤勤恳恳。魏廷旺副书记特地强调了马坝乡跻身全省“十强”乡镇的典型，他说：“我这次来主要就是看一看马坝的乡镇企业，农民致富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要发展乡镇工业，走集团化、规模化的路子，要打好乡镇工业这张牌，关键是观念和思想认识要到位，转变观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理解起来容易，落实起来难，郑天良的这一观点我是赞成的。” 说到这里，正在记录的梁邦定书记、黄以恒县长、还有县委陈书记、县顾委的金主任等都不自觉地停下了手中的笔，抬起头，很迷惘地看着魏书记，他们弄不清怎么在这么一个场合提到了郑天良，还把郑天良的话当作最高指示来强调，从魏书记的口气看，似乎郑天良跟魏副书记经常有联系的，迷惘和困惑的表情在会议室里由此及彼。魏书记却不动声色地继续就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谈到干部队伍的建设时，他说：“现在选人的标准，不能只看到他是不是听话，而要看到他是不是有思路，是不是有能力。要把一批年轻的具有改革精神的同志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我们都是从年轻过来的，不要对年轻人求全责备，要看本质，要看主流，我看黄以恒同志干得就很不错嘛。”黄以恒的心里一阵激动，在记录这句话时，居然将自己的名字都写错了，他手微微一颤，将“黄以恒”字写成了“黄以我”。 魏廷旺将头转向梁邦定：“郑天良这个年轻人，有思想，有能力，这样的同志要用起来，要放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我看他是抓工业的一把好手。老梁呀，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做好传、帮、带，要多培养一些年轻人。以后退下来，老百姓能把我们称为‘伯乐’，盖棺论定足矣。”梁邦定连连点头，他在别人不经意中擦了一下自己额头的汗。 此时的郑天良正在吴成业家里喝茶，他已经移交了工作，准备去东店乡上任，他心里多少有些失落感。吴成业给他茶杯里加满水：“有的人因为能力强而提拔，有的人恰恰是因为能力强而不能提拔，关键看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郑天良猛喝了一口水说：“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些，怎么当了几年反革命，就不敢说话了。”吴成业用脚踢开郑天良扔在面前的空烟盒：“我说得再明白，你也听不明白，你是官场的糊涂虫。我告诉你，也许你只适合当一个乡村兽医。”郑天良火了：“我他妈的马坝乡成为全省十强乡镇的第六位，不是我干出来的，难道是我吹出来的吗？厂房、数字、利润明摆在那儿嘛。”吴成业说：“这只能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乡村兽医是可以办好几个厂子的。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了。” 郑天良每次都被吴成业诋毁得分文不值，但他喜欢吴成业的这种尖刻，这就像一个酒鬼既恨酒精又渴望酒精刺激一样，郑天良本来就是一个锋芒毕露的酒鬼。吴成业说：“我倒觉得，你也只有在乡镇长的位置上能有所作为，如果你换一个位置的话，还不如去当一个乡镇长，甚至还不如去当一个乡村兽医。所以我觉得县委把你交流到东店乡去，客观上对你是一种保护。”郑天良说：“屁话！” 正在这时，黄以恒的秘书宣中阳一头冲了进来：“郑书记，黄县长到处找你，赶快走！”说着就动手来拉郑天良，郑天良挥开宣中阳的手：“小宣，急什么急？过两天我会去找黄县长谈工作的。”宣中阳满头大汗：“黄县长叫你陪省委魏副书记一起去马坝调研。”郑天良无动于衷地坐着慢慢地喝茶，他说：“我不去，我已经将马坝乡的工作都移交了，难道我还要回马坝反攻倒算不成？”宣中阳说：“是省委魏副书记要你一道去的。”郑天良说，“这就更不能去了，你就跟魏副书记说东店乡书记郑天良不想去外乡镇检查指导工作。”宣中阳说：“我不敢说。”郑天良说：“有什么不敢说的，出了问题我负责。” 宣中阳将郑天良说的话向黄以恒作了汇报后，黄以恒又去悄悄地对市委梁书记嘀咕了几句，他们两人的脸色在不经意中变了，经紧急低声耳语磋商，黄以恒跑到魏副书记面前说：“魏书记，郑天良去南京出差了。” 魏廷旺说：“什么时候回来？” 黄以恒迟疑了一下说：“今天晚上才能回来。” 魏廷旺说：“那叫他晚上到宾馆我房间来一趟。” 当天晚上，梁邦定和黄以恒将郑天良先请到县委办公室，黄以恒给郑天良递了一支烟，郑天良无中生有地说了一句：“黄县长的‘中华’烟还是软壳的。”黄以恒点点头笑了笑，算是答话。梁邦定示意郑天良坐下来，郑天良落坐后，梁邦定说：“我还不知道你要去东店乡，县里的安排看来是有些不妥的，像你这样的年轻干部，有魄力，能力强，具有改革精神，又参加过三梯队的学习班，要动就应该要提拔，怎么能还到另一个乡镇去呢？”梁邦定批评黄以恒说：“我不知道你们县委县政府是怎么搞的？”黄以恒说：“干部主要是党委管，在郑书记的安排上，我是有个人看法的，这可以从常委会记录中看到，具体的情况，我不便多说。” 郑天良当时有些热泪盈眶了，他既感动，更多的是委屈。他没想到梁邦定书记如此关心他的政治前途，而且还不合时宜地在下级面前尖锐地批评了县委的错误决定，他在复杂的心情中有些理不出头绪来。等到他控制住自己的眼泪后，他隐隐约约地觉得，这次谈话也许与魏副书记有关，但有什么关系，他不得而知。于是，他稳定了一下情绪，平静地说：“有梁书记的理解，我无论到哪个乡镇也不会有任何怨言。我会做好本职工作的。” 梁书记摆摆手：“你是在我手里送到省行政干部学院‘第三梯队’培训班的，我对你的政治前途当然是要负责任的。我初步的意见是由你出任合安县副县长，分管工业和商贸，跟小黄搭档。你们是同学，年龄相当，又都很有事业心。将你们安排好了，我也就可以退了。当然这是我个人意见，具体安排，还得要跟县委陈书记协调一下。”梁书记这话说得很像自己人，所以也就显得很诚恳很隐私的样子。 郑天良愣在那里，眼睛里目光涣散，他对这个意外的反应，如同受到了一次打击，震惊远远大于欣喜。他听到了县城里有许多只急得直跳的老鼠在寻找粮食，还闻到酱菜的味道在城里四处蔓延，这是一种非常荒诞的感觉。 梁邦定说我先走了，你们再聊一会儿吧，梁邦定似乎不知道魏副书记要找郑天良，很随意地走了。黄以恒在梁邦定走后，对郑天良说：“魏书记在宾馆等你呢。我带你去吧！” 郑天良说：“不用了，我们认识，上次我在省里开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时……”他很不放心地看了黄以恒一眼，下面就没再说下去。 郑天良走进“蓝湖宾馆”的一个套间里，外面的秘书先向里间通报，过了一会，郑天良看到了梁邦定书记从里面出来了。梁书记对郑天良多此一举地说了一句：“魏书记在等你。” 郑天良跟魏廷旺的会面很简单，他们先是聊起了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的精神如何实施，然后就说起了郑天良那篇文章中的内容，并谈了对马坝乡的认识，魏廷旺说通过一天的调研，马坝乡除了改革的胆识和勇气外，还有一个可贵的品质就是风气正。他并没有谈到郑天良安排的事情。 魏书记在那次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上之所以认识了郑天良，是因为几年前他在《江淮文论》中看到了那篇文章中的观点并记住了郑天良的名字，魏书记在翻会议代表名单时无意中看到了郑天良，就让工作人员找来见一下。那次在会上见面其实是相当草率的，甚至是没什么意义的，中午散会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在赶着去吃饭，会议工作人员将郑天良带到魏廷旺书记面前，魏廷旺只说了一句话：“你就是郑天良？你的文章我看过，很有思想。”然后就象征性地跟郑天良握了一下手，郑天良紧张得正不知说什么好，魏书记已经走了。郑天良会后都忘了这件事，甚至都记不起来魏廷旺的名字与相貌之间的关系了，那次会议去了很多书记省长，那年代电视少看的更少，他将名字与人经常对不上号。 魏廷旺结束考察调研后一个星期，郑天良出任合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黄以恒一次在闲谈时对郑天良说：“魏书记对你一直很关心，所以这次来合安，我跟梁书记谈到你到县里来工作，他非常支持。” 郑天良笑了笑，未置可否。 县政协杨主席一次在院子里碰到郑天良，他说：“魏书记在会上把你的话当作是最高指示一样来传达，可见你们的关系肯定不是一天了。小郑呀，还真看不出来。” 郑天良同样笑笑，不作正面回答。他曾经对许多人说过：“魏书记跟我只有一面之缘，只说过一句话。”对方都说：“你这样否认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怕我们沾你光，是不是？”郑天良越否认就越说不清楚。 在黄以恒等县委县政府成员面前，他已经没有必要避讳他和魏廷旺之间的私人关系。 有一点，他告诫自己，他进县政府是来干事的，不是来做官的。 第07章 将妻儿老小搬进县委大院的时候，这一年夏天已经来了。县委大院南边是三层的办公楼，北边是宿舍区，二十几个带院子的平房里住的都是副县级以上的领导。县委大院里树很多，半个多世纪的法国泡桐饱经沧桑，就像一个老革命家一样，撑出一大片浓荫，铺天盖地，让郑天良这些革命后代们坐在树下乘凉。 我敲门进去的时候，耿天龙手里提着鸟笼子正在院子里跟笼中的鹦鹉对话，耿天龙教鹦鹉说“为人民服务”，鹦鹉张着坚硬的嘴说“为人民糊糊”，耿老将我带进屋里，给我沏上茶，递上烟，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聊天。他指着鸟笼子里的鹦鹉说：“教它讲‘反腐败’，没一个星期，会说了；而‘为人民服务’教了三个多月了，它还是跟我说‘为人民糊糊’。它糊我，我就糊它，这个星期我就不给它喂玉米，只准吃粗糠。” 耿天龙对我的到来总是很欢迎的，他很寂寞地生活在河边的这座小院里，儿女都不在身边，以前的部下都不来看他了，感叹世态炎凉的时候，就常常陷入到对往事的回忆中，他说当年连县长书记都对他客客气气礼貌有加，找他批计划的人讨好地说着谄媚的话，像蚊子一样叮住他。他叹了一口气：“在台上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领导艺术，退下来后，我才悟出来，当官跟唱戏一样，以台上能唱戏和有戏唱的时候，表演得跟艺术一样，就有人鼓掌喝彩；下台后台没戏唱的时候，一卸装，既没有人喝彩，艺术也没有了。时间一长，人们还要为新上台表演的人喝彩，老戏子，人老珠黄，就像一串报废的钥匙，就被人忘了。想起来当官真没意思。” 耿天龙基本上靠回忆过日子。所以我让他回忆往事，他总是兴致很高，往事如同一把刺刀，也如同一枚勋章，耿天龙抚摸着刺刀和勋章脸上的老人斑涨得通红。这时候，我就想，一个人没有历史就好了，但没有历史的人只能是死在腹中的胎儿或人工流产的一团血晕。 人逃脱不了历史对他的定义。 我问耿老，“我舅舅怎么想到要把你送到大牢里去？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 耿老说：“上次我跟你说过，我的问题在今天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但被郑天良逼着提前一年半退休了。他要把我送到牢里去，结果我没去他去了，还丢了性命。” 我说：“这个绝妙的讽刺说明了什么呢？我想向您老求教。” 耿老说：“在中国当官，脑子一定要会拐弯才行，也就是要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两年找到我向我道歉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起过，比如说，为人民服务是对的，但反过来如果人民不为你服务，这种官谁还愿意当呢？你不仅要懂得个人服从组织，还要懂得组织服从个人；不仅要懂得少数服从多数，还要懂得多数服从少数，一般人只知道前半句，后半句却一辈子也不知道，这里面辩证法学问大着呢。权力是人民给的，但帽子是领导发的，民主的目的是为了集中，集中下的民主就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真理有时候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比如说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郑天良后来知道了这其中的奥秘了，但已经晚了，这就像一个肺癌扩散了的病人忙着戒烟，意义不大了。他对我说，我们之间的事早就一笔勾销了，但他与别人之间的事就不是我能勾销得了的了。 耿天龙的话让我在云山雾罩中稀里糊涂，因为我没当过官，他说的那些抽象而深奥的道理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共产党员面对一本李洪志的《转法轮》。我说：“耿老，你的有些观点，我听不懂，也不敢苟同。你还是说说和我舅舅之间的事吧？” 郑天良坐在副县长办公室里很不习惯，他先是让政府办的工作人员将真皮椅换成了木头椅子，然后又让他们将办公室里两盆水仙和茶花盆景端了出去，他说“办公室是办公的地方，搞什么花花草草的小资情调！”他时常打开窗子，看县城里高高低低房屋像一堆摊开的麻将一样杂乱无章，他就意识到合安县实际上还是一个穷县，一种改天换地的使命感常常让他热血沸腾，只是县政府的“七五”规划让他跟黄以恒县长始终不能统一认识，“五八十”工程虽然理想宏伟，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五八十”工程即“七五期间县城建设五条三纵两横的千米的商贸大道，八个亿元乡镇，新建和改建十个亿元产值大型企业。”郑天良觉得马坝乡是全省十强乡镇第六位了，一万三千亩耕地、大小十三个乡镇企业，工农业最高产值不过九千多万，而其他乡镇只有两三千万，五年翻个番还要拐个弯，只能是一种想象而已；县城人口一万人不到，五条千米商贸大道全部开张只能是有场无市的结局，城建拆迁重建资金更是无法落实，而在这个交通并不占优势的小县城建十个亿元企业更是异想天开。县长办公会上，黄以恒一再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要有勇气要有决心，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郑天良说：“这是大跃进的做法，根本不是什么改革。”黄以恒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马坝乡已经接近亿元了，全县二十八个乡镇用五年时间还没有四分之一能赶上现在的马坝吗？同志们再想一想，五条商贸大道建成后，筑巢引凤，两年免税，三年减税，提供优惠政策，乡镇和外地的商贩们还不来吗，可以提前发售商铺，将资金先拿过来建设，这叫借船下海借鸡下蛋。十个亿元企业，我们努力一下，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现在有许多新项目在等待开发，我们到省里跑资金，到银行去贷资金，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火焰山，错过了机会，我们就有愧于时代，有愧于人民的重托。说句心里话，干不出成绩来，我们这届政府对上对下对自己都交待不过去。老郑，你说呢？” 黄以恒在郑天良任副县长后，改称郑天良“老郑”，以前称“郑书记”，是上级对下级的尊重，是对郑天良没有提拔的一种安慰，现在则没有必要了。郑天良将没抽完的烟按进烟缸里，烟熏得他的鼻子和眼睛紧凑了起来，他说：“作为讨论意见，我发表的是个人看法，我希望在人大通过前，要找专家权威充分论证，我们除了热情之外，剩下的就是对专业论证的无知和盲目。” 其他几位副县长都说，黄以恒同志的“五八十”工程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是我县未来五年方向性的发展规划，他们都很圆滑地说：“专家对规划的论证是可以的，局部的细节在专家指导下也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但整体的发展框架不应该有什么变动。” 黄以恒听到其他副县长的态度和立场基本比较鲜明，也就很民主地对郑天良说：“老郑呀，七五规划还在讨论过程中，你的一些意见还是很值得我思考的，我们也应该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避免走弯路和多交学费。有些问题，私下我再跟你交换意见。怎么样？” 黄以恒对郑天良在公开场合下一向是很尊重的，尽管改称“老郑”，但外界的人都能看出来黄以恒是一个礼贤下士的县长，他的身上从来看不到年轻干部的张狂和不可一世，即使是一些很权威的决定和严厉的举措，在他的手中也会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出现。其实这就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素质，即协调能力和领导艺术。倒是大多数人发现郑天良有些自命不凡，居功自傲，对黄以恒县长有些不以为然的样子。有些事不要你说出来，大家凭鼻子都能嗅出来。 郑天良走在县委大院里每天接受着各部门下级的恭维和尊敬，“郑县长早！”“郑县长吃过饭了？”他梦游一样地嗯哈着，心里却想着自己能做些什么，他发觉自己做不了什么，因为副县长是协助县长分管一摊子工作，而不是由自己来决定一摊子工作。以前在乡里没有体会到副职的被动角色，现在他真有些感到还不如到乡镇去干一把手，大学刚毕业虽当过两年公社副书记，但那时除了大批判外，实际上是没多少事干的。多少年后，他才知道，有的人只适合干一把手，而有的人就一辈子只能是干副手，因为你就是副手的料。郑天良当助手很别扭，工作起来就像一个剽悍的拳击手始终向空气出拳，用不上力。 他对工业很感兴趣，这都是因为合和酱菜为他建立起的自信，所以他经常往各企业跑，县直企业的形势非常糟糕，主要问题是技术力量严重不足，经营观念保守滞后，生产管理随心所欲。他跟黄以恒交换了这些意见，黄以恒说：“你说的很正确，这是全国性的普遍问题，抓住了这些问题，工作就是有的放矢了。所以你的调研是很重要的。”郑天良听了这些话很不舒服，他觉得黄以恒的话说了等于没说，表扬却又像批评，既然“发现的很重要”，重要的却又是“全国性的普遍性的问题”，这就像一个人说“人活着血液是流动的”，这一发现当然是重要的，但由于是普遍的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所以也是毫无意义的，是一句重要的废话。郑天良感到跟黄以恒工作有点猜谜一样的费力。 他对分管的商贸这一块过问很少，直到有一天七十多岁的老新四军段老责问郑天良的时候，他才开始对耿天龙痛下杀手。 段老是原县武装部退休的老新四军，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拄着一根桑木棍子，摇摇晃晃地撞进了郑天良的办公室，郑天良看到他的胸前还别着几枚勋章，其中有“华东战斗英雄”勋章、“抗日二级英模”勋章、“渡江功臣”勋章等。段老是由黄以恒的秘书宣中阳带进来的。宣中阳对段老说：“这就是郑县长。” 宣中阳走后，郑天良正要给段老让座，段老就怒目圆睁，用桑木棍子敲着郑天良的桌子骂道：“他娘的，老子去年就要一台彩电了，到今年还不给我，说计划已经分完了。你们这些县长是只吃饭不拉屎的？” 郑天良一头雾水，他只好忍着骂，请段老坐下来说：“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 段老用桑木棍子又捣了一下桌腿：“耿天龙这个王八蛋，他糊我两年了，他娘的，江山是老子们打下来的，这帮龟孙子们给我耍起了滑头，要是我手里有枪，我他娘的一枪崩了他。” 段老说彩电计划都给耿天龙儿子卖高价了，他说：“老子们打江山，打下江山后让这帮混蛋搞官倒！”他还骂道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搞官倒，段老说：“老子要到中央军委去告这帮贪官污吏！” 郑天良总算弄清了原委，就安慰了段老几句：“你先回去，等情况弄清楚后，不管是谁的儿子在倒卖国家计划物资，我叫他吃进去再给我吐出来。你的彩电问题，由我来负责落实。” 段老用棍子顶着办公桌上的烟灰缸：“几天？” 郑天良说：“如果确有其事，明天。” 段老说那我就看你的行动了。 郑天良感到有点窝火，他跑到黄以恒那里气冲冲地说：“段老彩电的事，你给他一个交待不就行了，将球踢到我办公室，让我一大早上班就挨骂了个狗血喷头。” 黄以恒笑了笑说：“我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人家是老革命，骂就骂几句吧，犯得着发这么大火？”黄以恒给郑天良递过去一支烟：“商业局这一块是你分管的，彩电计划的事段老找你并没有错。中午省计委周处长来考察黄淮海农业开发计划，你也参加一下吧。” 郑天良被黄以恒温和而简练的回答呛住了。回到办公室，他让政府办打电话找耿天龙立即到他办公室。 商业局耿天龙局长不知道郑天良找他有什么事，走进郑天良办公室的时候，还开了一句玩笑：“几年前我就在酒桌上说过，合安县的未来一定是你们这些少壮派的。” 郑天良绷着脸嘴里喘着恶气，他没让耿天龙坐下，手指耿天龙头发稀少的脑袋：“有你这样混帐的商业局长，合安县是没有未来的。” 耿天龙见郑天良出言不逊，就用合理的方式反抗了一句：“郑县长一大早吃枪子了，火气这么大？” 郑天良拍了桌子：“是的，就差被段老枪毙了，你给我搞什么名堂，老革命也敢糊，答应的事拖两年，你这是什么作风？” 耿天龙一听这事，笑了起来：“我当是天蹋下来呢，这还不容易，我明天给他送一台十四寸‘金星’彩电去。这个老革命是文盲，不识字，你不要跟他计较。” 郑天良还是不让耿天龙坐下说话，耿天龙就自作主张地坐到了郑天良对面的椅子上，他在郑天良的面前也是老革命，他用这种无声的方式对郑天良的蛮横进行抗议。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买的一张政治车票已经快到站了，因此也就表现出了一些无欲则刚的姿态。他轻松地说：“郑县长才三十八岁，前途无量呀。”这句话在这个场合简直就是无中生有。像是对他充满信心，又像是暗示他年轻来日方长，好自为之。 郑天良用尖锐的目光盯住耿天龙，“你儿子开的商贸公司，究竟从你这倒了多少彩电、冰箱和自行车？” 耿天龙一时有些紧张了起来，不过很快又平静了下来，他说：“彩电和冰箱自行车都按计划将票发到了各单位各部门，我家小强没考上大学，他跟苏州的一个老板合伙倒了一点钢材、水泥和尼龙衣袜，这些东西商业局是一点计划也没有的。” 郑天良说：“我要你以党性担保，你一点问题也没有？” 耿天龙站起来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担保，我儿子没有在我这里搞官倒。”耿天龙又挑衅性说了一句：“但我不能保证他在外地没有参与官倒，我也不能保证其他地方的领导们没有帮助我儿子搞官倒。”他的意思是全国自上而下倒计划，卖高价，你郑天良一个人能管得了吗？你管得了我，能管得了别人吗？ 郑天良带着纪委和检察院的人进驻县商业局，将这几年来的计划指标及分配情况翻了个底朝天。从报表上看，一点问题也看不出来，计划彩电冰箱自行车的票都分到了县直各单位各部门及各乡镇。郑天良听到调查组的人汇报后，就像一个汽球被针扎破了一样，瘪了。 晚上，郑天良在家里看黑白电视，情绪有些灰暗，电视上的自由化言论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后并没有实质性的减少，只是更加隐蔽了起来，电视上以《河殇》的名义宣扬西方的自由化，否定自己的悠久文明历史，还有一些节目以政治体制改革的面目出现，指出党政分开党要管党这些很不负责任的言论。党要管党，政府难道就不要党管了。这一段时期以来，从工厂到机关，党政一把手对着干的事层出不穷。局面已经有些混乱了。郑天良对此很是反感，黄以恒经常就不把陈书记的指示放在眼里，采取反面理解消极执行的办法。会上大谈县委陈书记指示的重要性，会下按住不动，只是陈书记马上要到二线去了，所以矛盾才以一种绵里藏针的形式出现。郑天良虽然对党委决定时常也有些不理解，但他认为党委的决定应该无条件执行，不然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当年回马坝乡，他只是提出了个人意见，如果组织上不征求他意见，而是直接下文，他就会留下来出任轻工业局长，他不想去东店乡，心里沤气，但县委做出了决定，他就无条件地移交了工作。这与具体工作中的不同意见是有本质区别的。 郑天良看电视并不把看内容作为目的，而是劳累之后的心理放松，他喜欢自己闭目养神的时候，电视上有一些噪杂的声音造成一种闹中取静的效果。妻子周玉英经常叨咕说什么时候买一台彩电呢，郑天良先是说钱还不够，然后又说科学证明了彩电对人的眼睛伤害很大，不能看。妻子说，不能看，那为什么要造彩电为什么人们又打破头抢着买彩电呢？郑天良不搭话，他头歪在椅子上已经睡着了。屋里弥漫着腌咸菜的味道，她从马坝油厂调到县废品回收公司后，特别留恋马坝全乡种菜的生活，于是她在县城里就拼命地腌菜，以保持对旧生活的顽固记忆，家里坛坛罐罐里都是各种腌菜。 院子的门敲响了，开门后，打开灯，进来一男一女。郑天良睁开眼发现耿天龙和沈汇丽抬着一个纸板箱进来了。郑天良的妻子忙着让座倒茶。郑天良看着纸箱子上有“21寸飞跃彩色电视机”字样，接着他又看到了沈汇丽洁白的牙齿在幽暗的灯光下像一把锋利的匕首，脸上的笑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男人会想入非非。沈汇丽甜甜地叫了一声：“郑县长好！”郑天良居然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算是一种礼节，他也没有了对耿天龙的敌意和愤怒，他给耿天龙递上了一支烟。乡下有一个规矩，叫伸手不打送上门的脸。这一点郑天良是很清楚的，更何况现在查明耿天龙并没有问题。 郑天良语气平和地说：“耿局长，小沈在商业局做什么工作？” 小沈抢上来说：“报告郑县长，我现在在商业局搞工会工作，逢年过节，组织职工开展文艺活动，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郑天良说：“很好，这才是专业对口。耿局长你这真是‘内举不避亲’呀。” 耿天龙讪笑着：“商业局以前在全县职工汇演中都拿不到名次，小沈来了后，差不多每年都是第一名，商业局是县里的第一大局，榜上无名面子上过不去。” 说话的气氛很轻松，郑天良甚至还跟沈汇丽开了一句玩笑说：“你要是出去当歌星，我看也不比邓丽君、李谷一差，到时候，我们想跟你照一张相，恐怕都要提前三个月打报告。” 沈汇丽愉快地反击郑天良：“郑县长，你拿我开心。当明星，有缘无份，有心无命，所以只能在表姑父手下混一口饭吃了。”她扭过头望着耿天龙说，“其实，我真想跟小强他们一起去做生意。” 郑天良说：“你放着国家干部不做，当什么个体户，大材小用了。” 沈汇丽说：“郑县长真要是觉得我是人才，你就提拔我嘛。当不了县长，当个文化局副局长还是可以的嘛。” 郑天良说：“看不出，你还是个野心家。” 大家说说笑笑，没什么当真的，也就有些随心所欲了。 时间已经不早了，郑天良就对耿天龙挥挥手说：“这彩电你还是带回去吧，先让那些退下来的老干部们看上，前天政协余副主席还问我要彩电，我说等明年计划下来统一安排。” 耿天龙说：“郑县长，这台是先给你的，分管商业的县长连彩电都还没看上，人家会说我对年轻领导不重视，不尊重。而且我又不是送你的，两千二百块钱，一分钱也不能少。” 郑天良说：“重视不重视不在于看上没看上彩电，而在于工作上是不是相互支持。我历来把工作关系看成是上下级之间的最重要的关系。” 耿天龙说：“我也是这么看的，现在也查清楚了，我没问题，没往你脸上抹黑，所以我才安排一台彩电给你。要是真有问题，那我就是贿赂了。” 郑天良说：“耿局长，你也不要给我冒充神圣，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年的计划彩电本来就没有我的份，你现在送过来一台彩电，这不是特权是什么？” 耿天龙还想解释，郑天良说：“明年你不给我计划，我也要自己给自己争取一台计划，但现在，你唯一对我尊重和重视的就是，把彩电搬走。” 耿天龙打了一个电话，一个小伙子敲门进来将彩电搬走了。耿天龙说这个小伙子就是我儿子耿伟强，耿伟强连声说：“郑县长好！”他熟练地给郑县长敬上“牡丹”烟，郑天良看到了小伙子手指上戴着很大的金戒指，金戒指就像一个商品的商标一样注解着小暴发户们必不可少的富有和庸俗。 第二天早上，黄以恒走进了郑天良办公室，这在官场上也是不合规矩的，一般说来，无论什么事，都是下级去上级的办公室。所以黄以恒进来的时候，郑天良就很客气地让座，他们共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而不是像对其他人那样，郑天良端坐在办公桌前，让下级明显处于一种俯首称臣的位置上。郑天良基本规矩还是明确的。 黄以恒接过郑天良的烟，说：“老郑呀，你上次的提醒是非常及时的，‘五八十’工程如果不请专家论证的话，真还不知要犯多大的错误呢。从省社科院、省计委和体改委请来的专家学者们基本上肯定了我们‘七五’发展的战略思路，但在五条商贸大道的建设标准还有亿元乡镇亿元企业的内涵上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效益指标还有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等问题提得很细。” 郑天良总觉得黄以恒的话里还是充满了肯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但他不愿在这个场合为工作的事再争个不休，他希望拿到县长办公会上去讨论。郑天良只说了一句：“人大能通过吗？”黄以恒说：“人大要做改革的动力，而不会做改革的阻力。我会跟人大的各位常委们打招呼的，在关键问题上，人大和政府要保持一致。” 郑天良觉得黄以恒话里有话，但他不再争辩。黄以恒又掏出一支“中华”甩给郑天良，并给他点上火，他好像很随意地说：“耿天龙的事没必要大动干戈，纪委、反贪局都去人了，也没查出问题，很被动呀！” 郑天良发现这才是黄以恒礼贤下士的真正动机，于是也就当仁不让了：“没问题就不应该怕查，查清了后更证明了他是光明磊落的。如果有人要查我在马坝的事，我是不会有一点意见的。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我看没那么严重。” 黄以恒说：“我只是跟你随便说说。老郑呀，你是多年的领导干部了，我们既要严格要求下级，但也得学会爱护和保护下级，工作主要是靠下级干嘛。老耿是老同志，很讲面子，你去一查，局里都说老耿犯错误了，唾沫星都能淹死人，这也是中国国情。当然了，真的违法乱纪，那就必须依法办事。这一点含糊不得。” 郑天良说：“耿天龙的事现在还不能最后下结论，他只是从报表上看没问题。反正我在马坝乡这几年是没见到过有彩电票分到我们手里的，自行车好像有几辆。但报表上反映每年都分了一到两台彩电，究竟是商业局没分下去，还是分下去被我们乡政府干部贪污了，还要调查。” 黄以恒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但要快一点。下面我们还有许多事要讨论，不能总被这花花绿绿的电视机捆住手脚。” 黄以恒走了没几分钟，政府办送来了转“郑天良副县长亲收”一封信。 信是以“部分反对官倒的正义群众”名义写来的。信中揭发了耿天龙这三年来，造假报表，私自贪污了计划彩电七十六台，如果按每台比黑市平均高八百块钱计算，总共倒卖贪污六万零八百块钱，贪污计划冰箱四十二台，倒卖差价一万三千六百块钱，贪污计划自行车一百二十四辆，倒卖差价一万二千四百块钱，这些货全部都给了他儿子耿伟强。检举信中有一些很情绪化的内容，诸如耿天龙如此贪赃枉法，目无纲纪，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 检举信中还将十几份出库单的复印件都寄来了，上面有耿天龙的批示，“同意调拨”等字样，这些调拨单显然是去向有问题，因为一般计划彩电冰箱自行车都是凭票在商业局所属的“百货大楼”买货，不存在批条子调拨一说。 郑天良站起身来，打开窗子，窗外阳光正好。他首先想到的是，此事要让检察院直接介入了。 郑天良将这封举报信送到了黄以恒的桌上。黄以恒正在打电话，他放下电话时脸色极其难看，他对郑天良说：“柳河大桥的款子又出问题了，省交通厅说好的计划拨款八十万，现在又说什么桥不在国道省道线上，简直是刁难！我究竟要烧多少柱香，这项拨款才算合法？”，黄以恒从烟盒里拨出香烟扔一支给郑天良，自己点燃一支，大口大口地吸着：“老郑呀，我们这七品芝麻官真不是人干的，你说上面那些官僚们怎么就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 郑天良没正面答话，就将举报信递到黄以恒的面前，黄以恒看了几眼后，轻描淡写地说：“商业局是你分管的，你全权处理吧。我马上还要去省城一趟，这钱拿不到手，桥就建不成。”说着就站起来准备出发。 郑天良说，“我的意见是让司法部门介入。”黄以恒说，“你看着办吧！” 宣中阳进来说车已经准备好了，黄以恒转身就走了。 郑天良将耿天龙召到办公室，他想核实一下，以免被动。可核实是根本不可能的。耿天龙说：“我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我没有问题。” 郑天良扬起手里的检举信说：“那么这信上说的都是诬陷你了？” 耿天龙不动声色地坐在郑天良面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许多人事情不能干，诬陷的本事一流，搞阶级斗争更是一把好手。没什么奇怪的。” 郑天良发觉耿天龙一语双关，他被刺了一下，就有些沉不住气了：“你这些事实明摆着，还有什么抵赖的？马坝乡从来没有见到过你发的彩电票，还有这些调拨出去的彩电冰箱自行车都到哪去了？” 耿天龙说：“是有些出入，但那是特殊需要调拨的。” 郑天良步步紧逼：“哪些特殊需要。” 第08章 耿天龙说：“反正不是我，我也不便说。” 郑天良拍桌子了：“是你儿子需要，当然不便说。” 耿天龙说：“郑县长，话可不能这么说。我老实告诉你，这些调拨彩电不是在你分管期内发生的，从组织纪律的角度，我是不能对你说的。” 郑天良火了，他指着耿天龙的鼻子：“你胆大包天，贪赃枉法，七八万的差价就在你批的条子下被套走了，你的权力是谁给你的？我把你送到牢里去！” 耿天龙说：“那好，你让公安局来把我抓走吧！” 郑天良向县委陈书记汇报了情况，陈书记说：“我同意让检察院介入，黄县长从省城回来后，我再向他通报。” 当晚，耿天龙就被“隔离审查”了，等到黄以恒三天后从省城回来后，耿天龙已经全招了。他说给他儿子批的彩电是二十六台，冰箱十一台，自行车三十六辆，其余都是黄县长、前分管刘副县长、于部长还有其他县领导调拨走了。耿伟强倒卖的彩电都是夹在县领导的调拨单中每次扣留几台，从来没有单独为儿子批过彩电。 耿天龙放出来后，停职反省，等候处理。 郑天良参加了县委常委扩大会，会上就耿天龙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结论是耿天龙在“隔离审查”时的交待是基本准确的。至于县领导批的彩电冰箱都到哪儿去了，黄以恒在会上说：“我这几年共批过十四台彩电，其他同志也批过一些，这些耿天龙都向我汇报过。我们这些县长书记搞钱也不是太难的，我相信大家不会相信我们去倒几台彩电赚钱的。这些彩电冰箱都用于我们县里的工作中去了，不送能行嘛，项目从哪儿来，资金从哪儿来？有时去送这些紧俏商品还得我这个县长亲自送上门，在这个小范围里我讲句难听话，我那时候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送上门的婊子。东西送了，我们能不能把那些人讲出来呢？如果陈书记觉得有必要的话，我就一个一个地写下来，写下来后，我就辞职，因为此后县里的什么事也别想办成了。这次去交通厅也少不了要活动活动的，具体内容我能讲吗？反正现在八十万已经批下来，柳河大桥就要上马了，两岸六万多群众再也不需要坐船过河了。” 黄以恒一通慷慨陈词后，常委会上大家都不支声了，陈书记说：“我今年马上就要下了，平时我主要是抓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县里工作以恒抓得多，很辛苦也很不容易。今天这个会不是要大家来交待问题的，以恒这一点你要明确。大家交换一下意见，说清楚就行了。主要是讨论耿天龙处分的问题，检察院在等我们的批示，只要县委同意，他们马上就可以批捕。” 郑天良说：“我认为一切按法律办。除了县里工作调拨的外，他私自截留给他儿子耿伟强倒卖的彩电冰箱洗衣机差价案值近三万块钱。” 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是，让耿天龙将差价部分退出来，然后再给予一个党纪处分。郑天良站了起来，他声音提高了八度：“如果耿天龙不依法处理，将来还会有许多个耿天龙接着贪赃枉法。” 黄以恒说：“老郑的意见当然是对的，但这个案子比较复杂，许多东西拿到法庭上，我们县委县政府也要当被告的。如果觉得这不会有损于县委县政府形象，如果我们当被告有利于我县的改革开放的大业，我倒不在乎上法庭为自己辩护。” 陈书记摆摆手说：“这件事，我看就这样处理吧，让耿天龙将差价款退出来上交县财政，然后让他提前退休，反正他也快到了。组织部于部长代表县委将这一决定向他通报一下，把问题讲透，他应该是能接受的，也不再搞什么党纪政纪处分了，都一辈子下来了，晚节不保，可惜了！” 黄以恒说：“为了淡化处理这件事，最好叫他打一个因健康原因而提前退休的辞职报告，影响要小一些。” 对此，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郑天良没说话，他只是觉得这一切好像是发生在梦中，又像是发生在来世。夜已经很深了，窗外马路上，馄饨挑子敲着竹筒发出了单调而孤寂的声音，一些打麻将回家的人在夜色中匆匆经过，夜风掠过他们赌输了的脑袋。 耿天龙的政治生命在这个夜晚的宁静中，被馄饨挑子的竹筒声敲碎了。那天晚上，放出来的耿天龙在家里温暖的被窝里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空气特别潮湿，春雨蒙蒙中树在悄悄地发芽，县城和县城人们的脸上终日裹一层雨雾，湿漉漉的，能拧出水来。 我父亲带着老家的村支书洪宝和一个穿伽裟的僧人提着一壶香油和两只鸭子敲开了我舅舅郑天良家的门。我父亲放下鸭子向我舅舅介绍迦裟僧人说，“这就是玄慧寺刚来的悟能法师。”悟能法师双手合十行佛门大礼。 我父亲说悟能法师是从九华山过来的高僧，修行极高，能看来世，能断生死，在他眼里“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世上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父亲说得深情并茂，一脸的虔诚和膜拜的表情。我舅舅郑天良对家乡来的人总是很客气，他让坐递烟并招呼舅妈上茶。只是对眼前这个僧人并没有什么良好印象，他不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而这个外来的和尚不仅会念经，还念出了让我舅舅不可思议甚至有些愤怒的歪经。悟能法师双手合十，稳如泰山地说：“自此经年，吾国时运不济，郑先生也逢乖蹇，故玄慧寺当重兴千载之佛法，镇邪驱恶，方国泰民安，逢凶化吉。” 我舅舅被悟能法师文白夹杂的凶言咒语逗得笑了起来。 村支书洪宝说：“郑县长，玄慧寺要显灵，最少得先修十二间大殿，还得将佛像重塑，观音佛如果不能做成铜的，就先用水泥做胎再刷金粉，然后才能正式开光。” 我父亲接着说出了此行的实质性的目的：“实在要是不能全建的话，最少也得批六万块钱。” 我舅舅郑天良脸色挂不住了，他对洪宝说：“你是共产党员，怎么能带头搞这些名堂呢？” 洪宝脸涨红了，他说：“郑县长，我们知道你为官清廉，村里从来没找你开过后门，我是以村支书的身份向你申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费。我听收音机里讲，中央还拨钱修西藏的布达拉宫哩，在悟能法师那里叫支持宗教自由，在我们共产党员这里，就是保护文物了。” 我舅舅说：“你这是乱弹琴嘛，县里的经济建设都没钱搞，现在还搞什么修庙。你说中央支持，你就找中央要钱去，反正我这里没有。” 我父亲、洪宝和外来的和尚碰了一鼻子灰，落荒而逃。 这一年还真出事了。先是胡耀邦突然去世，紧接着北京和全国各地就有了许多学生上街游行，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浪潮席卷全国，一些长着胡子的人在背后煽风点火，他们打着这些旗号，实质上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党和政府当然不能同意，因为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现在要让我们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当然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全国人民都不愿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了，更何况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苦大众还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合安县六十八万亩小麦在田里开始抽穗的时候，北京戒严了，一些学生提前回到了家里，他们带来了许多真真假假的消息，脸上的表情非常恐惧。又过了一些天，在麦收的日子里，人们在电视里听到了北京的枪声，闹出了人命，反革命暴乱一个晚上就被镇压了。小县城里人心惶惶，而乡下的农民们不管外面多么热闹，他们继续收割小麦，他们的未来在希望的麦田里。 省里的魏廷旺副书记也从电视上消失了，据说他与这场动乱有关，具体情况不得而知。郑天良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多少震惊，尽管小县城政界的人们都说郑天良是魏廷旺副书记的人，后台比黄以恒的市委书记梁邦定要硬得多，但郑天良并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因为后来黄以恒和梁邦定都发现魏廷旺副书记跟郑天良确实没有多少联系，但官场上的事很难说，有时无中生有，有时有中生无，总之，宁愿做过，不能做漏，在魏廷旺没有出事前，他们对郑天良必须保持一种谨慎。 郑天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深恶痛绝，他在党员干部一一政治过关的时候，情绪激动地说，如果要是实行资本主义，像我这样的农民子弟是绝对不可能走上领导岗位的。我是没有钱参加竞选的，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里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郑天良当然过关，小县城在动乱期间本来就风平浪静。 动乱期间平静的政局，使黄以恒在陈书记退到顾问委员会后，顺利地就任合安县委书记兼政府县长。市委梁邦定书记在黄以恒就任的会上向全体党员干部们作了重要讲话，他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篇幅肯定了黄以恒在合安县长的位子上所做出的显著政绩，政绩中包括了全市第一个“全省十强乡镇”马坝乡，还有柳河大桥、化肥厂扩建、县城改造、犯罪率降低、五年全县没出现过一个杀人犯等。梁书记尤其强调了市委对“五八十”工程的支持，并强化到战略的高度和改革的意义上予以肯定。他还说，“全体党员和各级干部对年轻干部要支持和信任，要服从和配合，要反对论资排辈，要反对倚老卖老，要用铁的组织纪律性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相信合安县在以黄以恒同志为核心的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一定会开创出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 梁邦定的讲话既是代表市委宣布市委决定，也是政治捧场。这种捧场对于一个年轻干部来说，无疑是为敲山震虎稳定军心实行铁腕政治大造声势。 在中国的官场，任何人本事再大，如果没有上级支持，你也是寸步难行的。这就像孙悟空一样，尽管他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但如果没有唐僧这个领导的支持和同意，他不仅翻不了跟头，还会被套上紧箍咒，倒在地上打滚。 郑天良多少是有些目无唐僧的，尤其是黄以恒成为他的唐僧后，人们总觉得黄以恒有点让着郑天良，最起码在公开场合黄以恒对郑天良非常尊重，搞得郑天良像是县长，黄以恒倒成了助手的样子。郑天良经常在县长办公会上向黄以恒发难，而黄以恒总是说：“老郑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大家要认真研究。”而其他五位副县长几乎没人站出来公开支持郑天良，郑天良心里也很窝火，他觉得当副县长这两年一边享受着黄以恒的表面尊重，一边却又是一事无成，他提出要建合和酱菜企业集团的方案被县长办公会否定了。 黄以恒跟他之间就像解放前父母包办的婚姻一样，没有爱情基础，当丈夫的黄以恒却在父母弟妹姑嫂面前还得给郑天良这个小媳妇必要的尊严和脸面，倒是郑天良这个小媳妇有些刁蛮，时间一长，人们自然在感情上很同情大男人。 男人终究是男人。黄以恒当上县委书记后，“五八十”工程已经获得县人大的全票通过，其基本内容与黄以恒的最初动议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写得更细了，更公文化了。黄以恒在县长办公会上说：“这个方案经过多方论证，集思广益，充分发扬民主才正式出台，郑县长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建议，为方案的完善和丰富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我还是赞成郑县长的工作作风的，敢于提不同意见，敢于直言。我是一个年轻干部，在发扬民主上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希望大家为了合安的改革与发展，要多一点意见，少一点奉承。五八十工程的全票通过，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班子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后大家不要在其他场合说这是我黄以恒的战略决策，要强调集体领导，不要突出个人。” 郑天良的反对意见没有被采纳，但落得了一个表扬。这种表扬有点像被人捅了一刀后，捅的人拨出血淋淋的刀说：“你的肌肉真结实。” “五八十”工程在全县千人“三干会”上进行了誓师动员。县电台、电视台、报社连续推出“五八十工程系列报道”。从组织上到宣传上，铺天盖地，造成一种群众性、广泛性、政治性的声势。郑天良虽对“五八十”工程有不同意见，但既已形成决议，他必须参与进去，这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职责。“十大亿元企业”的重担实际上就已经落在了他的身上。 “合和酱菜厂”这一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春天雨水太多，好多菜烂在了地里，夏天又持续干旱，几个乡的蔬菜都干死了，全县蔬菜产量锐减百分之四十。天灾过后，人祸又来了。被郑天良撤职的合和酱菜厂厂长赵全福自己另起炉灶，在马坝建起了跟合和对着干的酱菜厂，经过这几年发展，联合了大大小小十几个个体小厂，打出“全和”酱菜的商标，标签、外包装颜色跟“合和”几乎一模一样，公开跟“合和”唱对台戏。自郑天良出任副县长，这两年，“合和”系列酱菜销量一降再降，由最好年份的销售额四千多万元，已下降到二千八百万元，郑天良将厂长于江海找来狠狠训了一顿：“我不管你怎么干，明年你要是销售回不到四千万，我就撤了你，堂堂的全省全市乡镇明星企业干不过个体户，你还有脸来找我诉苦。” “合和”的经营手段非常陈旧，在经营和管理上，不许给回扣，要靠质量赢得市场；不许偷漏税，要对国家负责；不许招收童工，要对祖国的未来负责。这些都是郑天良在马坝定下的规矩，于江海当然不敢违抗，可不知不觉中，赵全福已经从背地里杀了过来，来势汹汹，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狠毒。赵全福先是请私人酱菜厂的各小老板们在一起喝酒，喝了三天三夜后，租了一辆面包车到南京又集体嫖了三天，所有费用都是赵全福的，他说：“我们只有搞托拉斯，才能将合和打垮，打垮合和，我请弟兄们到深圳去玩俄罗斯的、法国的、土耳其的，那xx子比你们脑袋还大。”他们在妓女的xx子上达成统一行动的联盟，成立了“全和酱菜责任有限公司”，赵全福任总经理，其他每个小老板都是副总经理，统一印制了名片，名片上还有一坛酱菜的图案。在销售过程中价格比“合和”低百分之十五，每瓶回扣一角六分，而“合和”是一分钱回扣也不能送，除此之外，对各大国营商场、调味品批发市场的采购员们还要请喝酒和玩妓女，他们的口号是，将“合和”彻底清除出华东地区，让他们卖到西藏去吧。今年菜本来就货源紧，“全和”高出“合和”百分之二十的价格收购蔬菜，菜农们将菜全都送到了赵全福的厂里，他们有信心争取在九十年代的第一年就让“合和”就地完蛋。赵全福说到这里，牙齿咬得格格直响。 于江海说：“郑县长，我实在是完不成任务，我们的销售手段太落后了，不给回扣，国营公司根本就不要你的货，而且我们的价格还比老赵他们高。他们基本上是不交税的，县税务局的人都被他们请到扬州、上海去旅游嫖娼，现在全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企业都在偷漏税，而我们什么都交。他们大量使用童工洗菜、晒菜、切菜和分拣，童工的工资是成人的三分之一，他们提价收购蔬菜能赚钱，我们按他们的价格收菜后出货就死定了。郑县长，你不要撤我了，我提前辞职。” 郑天良开始火气冲天，听到于江海痛说革命家史，郑天良坐在生硬的木头椅子上愣住了，他拼命地抽烟，一言不发，一张扭曲的脸在烟雾后面破碎了，郑天良没法接受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逻辑，连县里办事都要送省里市里的掌权人，那些国营商场的采购员们还能有多高觉悟，他这个乡村兽医在那一刻如同被放在一个酒缸里泡晕了，他记起了当年正流行的一首歌，“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他想不出头绪来，就骂了一句：“真他妈的可恶，这种敲诈勒索、行贿受贿简直比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可耻。”郑天良气得脸色发青，他将地上的一个正在爬动的无辜的蚂蚁狠狠地踩死了，他突然一下觉得自己非常缈小了起来，他的能力只够战胜一只蚂蚁。 于江海坐在郑天良对面像一个没腌熟的酱菜。 郑天良决定自己亲自出马，他要去扬州找“天和酱菜集团”的季虎彬总裁，他要请季总指点迷津，人家也是国营公司，现在销售额已经达到两个亿，为什么我们“合和”就不能实现一个亿，他把“合和”当作是全县“十大亿元企业”的其中一个，因此改造“合和”既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义务。他和合和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他事业起点，也是他政绩的一个商标和品牌。他对于江海说：“你要是有种，就给我继续干，‘合和’酱菜由县里来抓，我亲自出马。” 郑天良第二天就带着于江海到了扬州，季虎彬总裁见到郑天良就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放：“早就听说了合安县出了个酱菜县长，没想到就是你呀。看来我们当年的支持不仅出了经济效益，还产生了政治效益，无比荣幸。我要让他们将这段传奇写进我们的厂史。” 郑天良说：“真该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主要是我们全乡的老百姓从此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不过他们富起来后就开始翻脸不认人了，儿子造老子的反了，高价购蔬菜，低价出产品，还搞不正之风，严重败坏了党风和民风。今天来还是向你求教的，还望你继续伸出共产主义的援助之手帮我们一把。” 季虎彬听着郑天良的话就像听一个一万年前的往事一样，很陌生，他说：“郑县长，你讲的这些情况，在今天商品经济条件下，很正常的。关键是我们如何适应形势，趁势而上。先吃饭，边吃边谈。” 季虎彬在市里最豪华的“天扬酒都”宴请郑天良，郑天良说：“不要过分破费，还是省一点钱用于建设吧。” 季虎彬说：“省钱是发不了财的，关键是如何挣钱。小平同志讲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保守不是社会主义，僵化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辩证理解，那就是，富裕是社会主义，开放是社会主义，自由化是社会主义。” 郑天良在季虎彬总裁的谈笑风生中有些僵硬起来，他不知道是自己出了问题，还是这世道出了问题。 酒过三巡，谈到“合和”厂目前的处境，季虎彬对郑天良说：“你们的经营思路要变，不能按以前那一套去做了。小平同志也说了，改革当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是在所难免，没什么了不起的，要容许出现一些问题，不要怕，发展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所以说，只要让你的酱菜能卖出去，让资金能回笼，厂子有效益，手段为目的服务，不必把一些问题看得过于严重。” 郑天良喝了一口酒：“季总，我不能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你总不能说党员干部接受贿赂去搞嫖娼就是对的吧？” 季总说：“这个问题在今天看起来很严重，但也许不要几年，你就会觉得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些原则性问题就不是问题了，甚至很可笑，你要是不信，有时间为证。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你搞企业就是要对企业负责对职工的利益负责，如果你没有效益了，讲再高的政治都是没用的，原来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支持小岗村分田到户时不是讲过嘛，‘《人民日报》是不会给你饭吃的！’厂子垮了，对上对下都是没法交待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共产党员除了党性和原则外，他首先是一个人嘛。当年你办这个厂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观念非常超前，怎么厂子办起来了，观念却降下去了。我觉得领导干部要向邓小平同志学习。” 郑天良不说话了，他心里很乱，他不想讨论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于是就直奔主题，请季总指点迷津：“你看就目前这种状况，我们在五年内能不能达到亿元的规模？”季总将一只煮得死不瞑目的螃蟹送到郑天良的碟子里：“是不是你又想放卫星了？”郑天良说：“我们用五年的时间达到你们一半的规模，总不会是空想吧？” 季总将一只螃蟹爪子咬碎，又放在碟子里：“也不是达不到，关键看你怎么做。就你们目前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是肯定不行的，郑县长，我们是老朋友了，说话不好听，你可不要见外。” 郑天良说：“这点胸怀还是有的，良药苦口，我能咽得下去。季总，你能不能再发扬一次共产主义风格。” 季总说：“郑县长，我是讲不来共产主义风格的，共产主义要解放全人类后才能解放自己，我做不到呀，我现在自己都解放不了自己，怎么能解放你呢，现在市场竞争不是激烈而是残酷。” 郑天良说：“你能不能一边解放自己，一边解放我们呢？” 季总说：“这样吧，这件事一时也谈不清，我们晚饭后到宾馆接着谈，现在喝酒。” 晚饭后在宾馆讨论的结果是，要实现亿元规模，必须走联营的路子，将“合和”的产品全部交由“天和”的网络向全国销售，唯有这样，才有可能增加销售量，而生产管理这一块，由天和派人协助按天和的经营模式操作。合和每年必须增加两百万的固定资产投入和设备投入，给天和的回报是，销售提成百分之三十五，每年生产管理费五十万元。郑天良听了后，感觉到季虎彬也不是当年的无私帮助的阶级弟兄了，现在不仅开价了，而且开价还相当高，郑天良说：“我们销售给各地折扣只有百分之二十八，是不是太高了一点。”季总说：“我们现在给客户私人回扣就达到了百分之十五了。五年之内还要提高，用公家的权，赚自己的钱，现在已经不再时髦了，很正常。尽管这样，你还是有赚头的，如果真能达到亿元产值的话，一年三四百万利润是没问题的。” 郑天良跟天和集团达成了销售和管理的意向性协议，郑天良想等县里批准后，就正式签订合同并立即执行。他对自己的第一个亿元企业充满信心。 郑天良还没来得及跟黄以恒通报关于“合和”亿元企业的发展规划，黄以恒先找到了郑天良。已升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黄以恒秘书宣中阳走进了郑天良办公室，他恭敬的对郑天良说：“郑县长，黄书记叫你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这一次是郑天良去了黄以恒的办公室。 黄以恒热情地让郑天良坐在办公室里的两张单人沙发上，郑天良坐沙发还是有些不踏实，但他的屁股似乎比他的心理要进步了许多，落坐得很稳当。黄以恒跟他并排而坐，表示了一种平起平坐的姿态。一般下级到上级办公室，要么坐对面的小椅子上，要么就站着汇报或聆听教诲，以表示上下有别的等级。 两人坐定后，黄以恒先跟他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他说我家的小建群非要吵着跟你家清扬一起上南门小学，两个孩子玩得像亲兄妹一样，现在的孩子太孤单了，要是不搞计划生育，每家有两三个孩子，做游戏玩弹子就有伴了。黄以恒跟郑天良都住在县委大院宿舍区，黄以恒在东头，郑天良在西头，两人平时互不串门，倒是两个孩子玩得很要好，喊小孩回家吃饭都是夫人去叫，一来二往，两位夫人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黄以恒夫人钱萍在商业局工作，经常会带两斤白糖送给郑天良夫人周玉英，周玉英说：“钱萍真不错，有情有义的。我真想跟他结拜为干姐妹。”郑天良说不行，此事也就不行了。黄以恒跟郑天良坐在沙发上抽烟喝茶，郑天良觉得一般以这种方式开头的谈话，肯定是很严肃的话题，但很严肃的话题在黄以恒那里又能以很轻松很随意的方式说出来。 第09章 郑天良在猜测黄以恒下面要说什么。也许是要他去省化工厅去跑项目和资金，上次去省城代表县政府给化工厅厅长送玉枕，郑天良就是不干。黄经恒就耐心地对郑天良说：“老郑呀，我们是求人办事，求人的事本来就是丢面子的事。”郑天良说：“我是求上级组织对我们支持，而不是求人。”黄以恒说组织也是由人来控制的，他们就是说不到一起去。郑天良虽然还不到四十岁，但他在县里已经被当成是八十岁的人了，大家说得客气一点叫“跟不上形势”，说难听点，就是“保守、僵化、顽固”。这个创办了全县第一个乡镇企业并且成了全省乡镇企业明星的改革家，不到十年，就被改革的潮流拒绝在主流舞台之外。尽管如此，市里、县里开会只要提及合安的改革开放是必须要提到郑天良的，这就像提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要提到邓小平一样。 黄以恒跟郑天良关上门在屋子里抽烟，烟雾围绕着办公室的桌子和墙上的合安县地图在空中盘旋，闲谈中郑天良毫不节制地咳嗽了几声。县委办和宣中阳都知道黄书记只要是关上办公室的门，就意味着里面的谈话极其重要，任何人都不能进来，任何电话也不许转进来，这个规矩的执行和把握主要由宣中阳控制。 黄以恒总是先跟郑天良点上火，然后才点自己的烟，他的关键性的话就是在点烟的同时漫不经心地说出来的：“老郑呀，合和酱菜厂在我县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郑天良不知他要说什么就没有接话。黄以恒说：“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酱菜生产的工业化程度要求不是很高，目前的生产经营主体已经转向了民间和个体户，政府的精力和钱恐怕更多的要用在大工业和新型产业的建设上了，为了建十大亿元企业，县里打算进行战略调整，把传统的农副产品加工业、手工业全部向民间转移，把乡镇企业办到乡下去，政府集中精力抓‘十大’。” 郑天良隐隐听出了这次谈话与“合和”酱菜有关，于是他就开始为合和厂的前景进行了自作主张的设计：“黄书记，昨天我刚去了扬州天和集团，季虎彬总裁愿意跟我们联营，进入他们的销售渠道后，用不了五年，合和就是亿元企业了，我正要向你汇报这件事。”郑天良平时很少在私下称呼黄以恒黄县长黄书记，也很少用“汇报”这个词，一般都是“有个事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样”，黄以恒就说“好吧请坐”。但今天他感到心里有些底气不足。 黄以恒根本不会接着郑天良的话题往下说，他必须按照自己的思维将谈话逐步深入下去，这是官场上级对下级的一种意志，这种意志保证不了，就会使权威到挑战。黄以恒还是很轻松地说：“我知道你对合和厂有感情，但作为党员，我们的感情还得服从于全县改革开放的大局，服从于整体的事业发展。好在你不是马坝乡乡长，更不是合和厂的厂长，你应该能想通。” 郑天良说：“合和厂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实现了联营和强化管理后，明年就可以重新回到四千万的销售额上。” 黄以恒说：“我只是跟你随便说说，先跟你事先通个气，关于五八十工程如何实施的问题，我们要拿到县长办公会上去讨论。” 黄以恒说得就像青菜烧豆腐一样简单轻松，而且没有把根本性意思说透，他让郑天良几夜都睡不着，合和厂究竟往哪里去，他在猜谜。 县长办公会晚上接着开。 会上的议题主要是“五八十”工程具体实施的事。其中争论最激烈的就是关于兴建年产五万吨啤酒厂和改造合和酱菜厂的事。由于县城的急剧扩张，原来在城边上的合和酱菜厂现在的位置已规划成了即将兴建的啤酒厂的新厂址，而且还在五条商贸大道之一的宏光大道的主干道上。 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宏光大道是县城连接工业区的唯一一条商贸大道，合和酱菜厂挡在道中间，要拆迁；十大亿元企业有七个在工业区，里面再放一个乡镇企业在里面，也很不协调。根据合安县经济战略调整的需要，乡镇企业一律要放在乡下办，县里要集中财力办十大亿元企业，合和酱菜厂由于经营不善再加上个体的酱菜生产已经规模化，夺取了合和的发展空间，县委县政府决定，停止对合和厂每年提供的一百五十万财政周转金，将钱集中起来办大事。合和厂在搬到马坝乡政府所在地后，承包给“全和酱菜有限责任公司”，条件是合和所有员工一律不许辞退，而且每年要上交乡政府二十万元承包费。黄以恒说：“租赁承包是目前经济改革中实行的一个新的政策，试行的效果很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要求各地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转变经营观念，用灵活的机制来适应市场的变化。这次合和厂的租赁承包又走在了改革的前面，合和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我们县改革的排头兵。” 郑天良像一个玻璃茶杯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被摔得粉碎，这支离破碎的碎片注解着他对毁灭的深刻感受。郑天良涨红了脸站了起来：“为什么要把全省明星乡镇企业承包给个体户赵全福，为什么合和厂有了转机还要把它扼杀掉，为什么工业区规划让合和厂既占了啤酒厂的位置又挡了宏光大道的路，为什么我这个管工业的副县长不知道工业区的设计，这是什么用心？” 黄以恒作为县委书记县长如果对郑天良随意发难无动于衷的话，只能说明他的权威是脆弱的甚至是不堪一击的。黄以恒不可能像郑天良那样情绪冲动，但他的话比郑天良更具杀伤力，他摆摆手，示意郑天良控制好情绪，然后平静地说：“郑县长，我真不知道你现在是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呢，还是马坝乡的乡长或合和酱菜厂的厂长？同志们看得很清楚，你是在代表马坝乡和合和酱菜厂说话，那么你能不能也代表一下县政府说说话呢？合和过去是明星，但明星是不是也要搞终身制呢，大寨是毛主席树起来的明星，不同样也被历史淘汰了吗？是不是因为是毛主席树的，我们还要每年都去参观朝拜呢？这不符合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精神。我们对合和的历史地位和为改革做出的贡献是高度肯定的，也是任何人抹杀不了的。但自从你老郑到县政府后，目前合和销售直线下降，管理落后，观念陈旧，打不开市场，争不到货源，再这样下去，不要两年，这个厂就消失了，现在县委县政府通过承包的方式改变经营模式，既符合中央的精神，也等于是挽救了这个厂。工业区的规划是专家们定的，不是哪一个人定的，说老实话，我们都看不懂图纸，但我们应该相信专家，这是起码的科学态度。我希望郑县长不要把合和厂与个人的功过联系起来，而要与全县发展的大局联系起来。” 黄以恒的话将郑天良逼入死角，他的话让人们看到郑天良死死地抱住自己的政治金牌不放，似乎他要把自己的一生吊在这块金牌上，因此不顾全县的大局不顾自己的副县长的职责，一味地为个人的政治前途捞取资本保住资本。而郑天良的话又暗示了黄以恒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蓄谋已久和别有用心的，利用合和厂暂时的困难打着改革的旗号将郑天良的政治资本全部没收，并逐出县城，斩草除根。 所有副县长副书记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谁也不会说出来，说出来的话都是刷过油漆的崭新的家具。大家都知道当年他们在朝阳公社共过事，对于其中的一些不便翻出的陈年老帐也是很清楚的，但任何人都不会也不愿承认所有矛盾与分歧与历史有关。历史是一个无耻的妓女，她可以任人把玩，但不可以放弃卖身的利益，这是历史和妓女的共同原则。 参加会议并不代表你就一定是举足轻重，分管民政、地震、抗洪救灾的副县长田来有按说在这个会上是不宜发表过多意见的，但他似乎很有点趁火打劫的意思，他看到郑天良坐在那里哑口无言，嘴里直喘粗气，就站出来拥护黄以恒的重要讲话，这个从县政府接待处主任提上来的副县长声情并茂地说了一些与会议议题关系不大的话，他说：“黄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体现了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更体现了黄书记把握全局控制全局的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改革开放的气魄与胆识，黄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是我们全县七五期间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纲领性文献。我个人表示坚决拥护衷心支持，并决心以实际行动为完成黄书记为我们规划的建设蓝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部分与会的县领导想笑。黄以恒看田来有讲得有些过分，就批评说：“老田呀，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们的决议是集体研究集体讨论通过的，今天也是为了取得统一的意见来进行讨论的。我的讲话不是我个人的，而是代表县委县政府这个集体的，我不过是这个集体的一个班长，一个站在前面第一个堵枪眼的人而已。” 郑天良站起来反驳田来有：“你老田除了说这些话之外，还能不能说一些让人听起来不恶心的其他话？要是现在还搞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肯定要提拔你，可惜他们都已经完蛋了！” 田来有脸也涨红了，他跳起来说：“你老郑怎么能这样说话？你这是侮辱我的人格。如果你一定要我再说一点其他的话，那么我告诉你，真正别有用心的是你，承包出合和酱菜厂你心疼了，你的金字招牌倒掉了，所以你恼羞成怒，对黄书记的话也不当一回事。你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党的利益和全县利益之上的，这就是我要说的其他话。不要再冒充什么正人君子了。” 黄以恒打断了田来有话，狠狠地批评了田来有：“你老田是什么意思？老郑没有你那么狭隘，你说话的动机我看也不见得就多么光明磊落。” 这时，其他县领导也出来和稀泥，说你们两人都少说两句吧，大家还是要以研究工作为重。 田来有被黄以恒呛了一顿后，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他就像一个不称职的饲养员在给老虎喂肉时反被老虎咬去了一个手指头，所以他坐在那里骨头缝里都直冒寒气。 在讨论上五万吨啤酒厂工程时，会上充分发扬民主，所有的民主都在论证这个决策的正确性和英明性，只有黄以恒比较清醒，他说现在不是论证上得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要讨论如何上：“我的意见是分两步走，明年一期工程投资六千万，年底就投入生产，第二年投入两千万，实现五万吨瓶装和散装啤酒的规模，实现产值一个亿，利税一千五百万。为了保证质量，提高竞争力，我们的建设必须高起点，上规模，设备要全部从德国进口。省计委已批准立项，明年春第一批设备就到上海了。” 郑天良说：“现在我们是不是头脑不要发热，周边南京、扬州、上海、徐州这样的大城市都建了啤酒厂，我们一个小小的县城，既没有资金保证，又没有交通优势，而且缺乏技术力量，有没有必要建这么大的规模？我个人是有不同意见的，现在要把明年对乡镇企业支持的六百万财政周转金都砍掉，有多少乡镇企业要垮台。” 黄以恒总是不紧不慢地伸出温柔一刀：“郑县长，我觉得你不像一个搞工业的副县长，很像美国参众两院反对党的议员们，但不同的是，你要干实事，而那些反对党的议员们除了想夺权外，是不干实事的。这就是区别。你讲的困难，我都考虑到了，而且考虑得比你还要残酷，但这就是挑战，这就是对我们能力的考验，我向市委梁书记立下了军令状，五八十工程如果不能实现的话，我引咎辞职。说老实话，我们在位一天，就得干事，干实事，干大事，这是改革赋予我们神圣不可推卸的职责。工作就是在挑战中完成的，没有哪一项工作是轻而易举地一步登天的，这跟你老郑当年办合和酱菜厂不一样了，那时候，你只要干了，就能赚钱，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还不到位。而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工作也不会是像造酱菜那样简单了。关于乡镇企业，要逐步向民间转移，向个体经营转移，这一点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都靠财政周转金活着，这样的乡镇企业是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 郑天良看黄以恒不动声色中又将他奚落了一顿，他就毫不客气地说：“黄书记，你不能对乡镇企业有偏见，财政周转金只是关键时刻支持一下，比如合和酱菜厂收菜的时候需要的资金量大，临时性的借用，不超过一年就还了。怎么能说靠周转金养活的呢？” 黄以恒说：“老郑，你看你真是三句话不离老本行，一谈又谈到合和酱菜上去，你总不能让合安县的整个经济发展的出路全都靠吃酱菜来实现吧？合和酱菜厂是在一年内还了周转金，可其他乡镇企业呢，至今还欠县财政三千多万没还，只要是县财政的钱，好像是外块，捞到手就不想还，当然更多地是还不起了。财政局李局长几次向我辞职，你们可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如果我们不用有限的资金去搞大企业，不彻底改变全县的经济面貌，我们就永远穷争饿吵，永远不会有出路。” 会上的气氛有些压抑，会议室里的烟雾将一张张脸模糊了。他们在烟雾中发扬民主集中制，在一天一夜民主后，最后由黄以恒集中起来形成了决定。郑天良必须接受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这天夜里，北方一股冷空气正在东移南下，明天和后天将影响我县。县电台的播音员就是这样说的。 等到他们散会的时候，郑天良裹紧了衣服，他的袖子里灌满了初冬玻璃碎片一样的风，抬头看天上，天上的星星各就各位，很遵守纪律，它们在各自的位置上发着清冷的光，它们永远也不开会，因而也没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想到这，郑天良身上打了一个寒颤。 合安县工业区离县城一点五公里，重新命名后工业区面积达八平方公里，大量农田被征用，一些农民由此而吃供应粮而成了县国营企业的工人，而合和酱菜厂的工人在城边上干了十年，不但没有成为城里工人，还要搬到乡下去，成为个体户的雇工，于是合和酱菜厂的工人们开始了集体抗争。 工业区工地上一片热火潮天，化肥厂、塑料厂、缫丝厂正在大规模扩建，电子元件厂、啤酒厂的拆迁和整地工程同步进行，“三通一平”在三个月里基本完成了，省电视台、市电视台的记者几乎常驻在这里报道合安县的“深圳速度”。工地上彩旗飘飘，尘土飞扬，机声隆隆，歌声嘹亮。可宏光大道建设与啤酒厂兴建工程在进行到合和酱菜厂时，遭遇了前所未有抵抗，城建局吴成业带领的市政工程队在合和酱菜厂被工人赶跑了，吴成业的眼镜在与工人的推搡中被打碎了，啤酒厂工地的推土机和挖掘机被扣留了，工人们还放掉了机器轮胎的气，让它们彻底瘫痪在工地上，像几条被打死的狗一样趴在那里不动了。工程不得不停了下来。 正在接受省报记者采访的黄以恒听宣中阳说吴成业要找他，他就对宣中阳说，让他等一会。黄以恒对省报记者说：“合安的改革与经济腾飞与省委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与全县三十八万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是分不开的，我们深切感受到人民群众的改革热情是空前高涨的。有了上级党委关心支持和人民群众拥护相应这两个保证，才有了今天的‘合安速度’。县委县政府的意志高度统一，我们认为，改革需要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更需要勇气和胆识，挑战和机遇共存，抓住机遇，乘势而上，错过机会，有负众望。县城的五条商贸大道拆迁建设正在同时进行，先扒房，进篷帐，支好灶，再给粮，拆迁户安置得很好；工业区进展一帆风顺，各项建设正在高速的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送走了记者，工商局凌局长抢在前面要找黄以恒，吴成业说他先来的，就不答应凌局长先汇报，两个人在县委办吵得不可开交。黄以恒叫宣中阳让他们两个一起进来，都是为五八十工程的事。 凌局长说，由于拆迁范围太大，这个月工商税减收六十多万，而一些没有拆迁的工商户也赖着不交工商税，说拆迁影响了他们生意，收税的工商管理人员有好几个被打伤了，他气愤地说：“这些人简直就像天安门广场的暴徒，我请求县公安局派警察帮助我们镇压。”黄以恒说：“你怎么能把人民群众说成是暴徒呢，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让人民群众充分理解五八十工程，要让人民群众自觉地支持和服务于这个大局。”凌局长火上浇油说：“除非你把他们都提拨为科局长，直接归你指挥了，他们才能服从大局。你不派警察，我只能对你说实话，下个月工商税要减少八十万，我已经做好了下台的准备，不过你要是撤了我的话，只会越收越少。”黄以恒坐在那里不支声了，他过了一会儿才说：“凌局长，我知道你们工作很辛苦，但是为了合安的改革发展，我们只能这样了，工作慢慢做。我将抽出时间来跟你一起下去收税，另外再让县电视台、电台、报纸加大对五八十工程的宣传力度，但绝对不能抓人。” 坐在一旁冷场了好半天的吴成业插话说：“前些年省委魏廷旺副书记来的时候，你不是让公安局抓人了吗？我今天也是来申请派公安协助我们抓人的。” 黄以恒说：“老吴呀，你是一个老知识分子了，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这次天安门事件后，还能轻易出动警察吗？你这不是存心想让我县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毁在我手里吗？” 吴成业眼镜摔裂了，他从碎裂的镜片里看到的黄以恒也是一种分裂的形象，于是就说：“反正合和酱菜厂的工人已经将我的眼镜打碎了，下一步他们就准备将我的骨头打碎，如果你再不派警察加强力量，我只好先申请你赔我眼镜，然后再赔我骨头。”黄以恒说：“你为什么不去找老郑？”吴成业说：“郑天良现在是副县长，不是酱菜厂厂长，也不是马坝乡乡长，局面失控了，我当然向你求救，老郑是无权调动公安的。”黄以恒说：“你先回去，我马上跟老郑商量这件事的处理办法。无论如何，月底，一年要将道路让出来！” 凌局长和吴成业还没走，财政局李局长进来了，他一进来就喊道，财政上已经分文没有了，都用去“三通一平”了，老干部的医药费，还有下个月的工资，怎么办？我的县太爷！吴成业临走前丢下了一句话：“羊不吃草，想吃树叶，它爬到树梢上后，才知道要付出代价。” 黄以恒还没弄懂这话的意思，吴成业已经走了，凌局长李局长更是一头雾水，他们的理解能力局限在人民币的图案的设计上，这与他们的职业有关。 郑天良身上有许多农民的习性和乡村兽医的拙朴，他习惯于在一条直线上思考问题，又喜欢在一条直线上解决问题，他一直活在一个平面中，他生活在乡村土地上，土地的一览无余成为他的一种不可抗拒的性质。所以，他在当官十几年后，还是那般容易让人一眼看透，就像一桶透明的水。比如说在反对黄以恒的租赁承包合和厂这件事上，人们就一眼看出了他对合和厂的个人情感，而且捍卫得毫不含蓄，捍卫得理屈词穷，这就是他的直线思维的必然结果。 黄以恒找来了郑天良，他在沙发上坐定后，黄以恒照例坐在他身边的另一张沙发上，以保持永远平起平坐的格局。郑天良却照例表现出对五八十工程的异议，他说：“五条大街一起建，影响到近一百多家工商户，四百多户居民，十一个大大小小的工厂，税收大幅度减少，县财政眼看就要断炊，钱，钱从哪里来？我早就跟你提醒过，但你是一把手，就是不想对我的善意发扬一下民主。工业区现在是四面楚歌，有三个工程三个月开不出建筑费，工地的工人们要到县政府食堂吃饭，这些工作我可以帮着做，但钱怎么办？自来水厂说管线的钱不到位，马上就要停水，他们已经顶不住了。你想过没有，我们县三十八万老百姓现在每人要背上八千块钱的建设债务，而现在每人年均收入只有六百多块钱，如果让他们还清这些建设债务，不抽烟不喝酒不买衣服不娶老婆，全县老百姓要还十二年。你这不是大跃进那一套又是什么？” 黄以恒静静听郑天良将牢骚发完，然后问他一句：“你讲完了？” 郑天良说：“我当然没讲完，但这些就够了。” 黄以恒照例先给他递去一支烟，又点上火：“终于轮到我能说话了”，他永远是举重若轻地说：“关于五八十工程的事，现在再说是毫无必要的。天塌下来，我一个人顶着，资金的问题、社会稳定的问题由我来解决，而工业区的建设，你去解决，这是分工，也是职责。我今天找你来，就是让你去做一下合和酱菜厂的工作，让工人们立即撤出工厂，全和厂在马坝的新厂房我已经看过了，比现在的合和厂气派得多。我觉得这个厂的职工是会听你指挥的，再说啤酒厂的建设也是你负责的。老吴的眼镜都被工人们打碎了，这还像话嘛，但有一点我们必须保持一致，也就是无论如何不能激化矛盾，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马上我还要去省里跑资金。这事我就全权委托你了。” 郑天良说：“工作我可以去做，但是他们提出的条件我答应不了。” 黄以恒说：“条件你可以代表县政府跟他们谈，我们人民政府不要忌讳人民向政府提条件，只要撤出工厂，什么都可以谈，就像只要台湾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都可以谈一样，原则立场是不能让步的。” 县委政府的车全都出去跑项目和资金去了，郑天良的外交能力是肯定不行的，这几乎已成了共识，所以就让他坐镇合安负责工程建设。郑天良答应立即去合和厂工地现场，郑天良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当他牢骚发完，份内的工作是从来不马虎的。没车了，郑天良说他骑自行车去，黄以恒说这不行，他让自己的司机沈一飞用桑塔纳送郑天良去现场。县里只有黄以恒一个人有桑塔纳专车，其他人都是从两办调车，车子都是“伏尔加”、“拉达”这一类老爷车。开专车的沈一飞地位比其他驾驶员自然要高出许多，也应了天子脚下五品官的老话。沈一飞穿戴整齐，雪白的衬衫领口常常挂着一根领带。 郑天良坐在沈一飞的车里，看到他脸上傲慢的神情很不舒服，他想要是其他人搭他的车还不知是什么脸色，他总觉得沈一飞的这种情绪主要出在领带上，因此从不穿西装的郑天良对沈一飞的领带耿耿于怀。 车窗外，尘烟滚滚，打桩机和推土机惊天动地地在吼叫着，只有啤酒厂那一块一片沉寂，天空由此被分割成清浊对比的两块。进入工业区，道路越来越难，路面被挖得坑坑洼洼，在距离合和酱菜厂和啤酒厂工地还有一华里的地方，沈一飞将车停下来了，他轻描淡写地说：“郑县长，前面路不好开了，你自己走过去吧！” 郑天良非常恼火，这不等于是将他逐出车外嘛，他压抑住情绪说：“我本来是打算骑自行车来的，可黄书记非要用车送，你得给我送到底。” 沈一飞从手上褪下了类似于伪军戴的白手套，面无表情地说：“郑县长，我马上要送黄书记去省城，晚了就赶不上了，关键是车底盘太低，如果碰坏了，就会误了大事。” 郑天良本来想说难道我去工地就是小事吗，但他忍住了，他下了车后自己冒着灰烟像穿行在一个找不到敌人却大肆轰炸的战场。他不想跟沈一飞计较，他认为这是奴才跟了主子后的一种典型的狗仗人势的张狂。黄以恒的司机将他扔在半路上，回去看来还得搭工地拉水泥的车。最初他还以为黄以恒的车要一直等他下班，这一厢情愿的提前幻灭让他心里很窝火。 合和酱菜厂大门口，几百工人正手里拿着砖头、扛着菜坛子与城建局和啤酒厂工地的工人们对峙在那里，一副誓与工厂共存亡的架势。 吴成业见郑天良来了后，就拉住他的袖子说：“你得赔我眼镜，你们的工人将我眼镜砸碎了。” 郑天良甩开吴成业的胳膊说：“你今天是为宏光大道来的，还是为眼镜来的？” 吴成业反唇相讥说：“我是坚决反对五条大道这假大空左倾冒进工程的，你的弯子转得比我快多了，该提拔了。” 郑天良向吴成业翻了一个白眼：“这是什么地方，现在你说这些有什么意思？”他本来想讲一句你真该当一辈子反革命，可时间地点不适合，他就不说了。 工人们见郑天良来了，就高声喊叫起来：“郑县长，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呀！” 一些人上来拉着郑天良说：“郑县长，关掉合和厂，不得人心呀，这是存心跟你过不去呀，我们工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郑天良听到这话，心里一酸，他没想到工人们居然比他看得还要透彻，但他在这种场合，他不能火上浇油。他在问厂长于江海在哪里，工人们说于江海在县城澡堂子里做推拿，他的腰扭了，大概过一会就要回来，工人们也在等他回来决定是不是将推土机烧掉，以绝后患。郑天良说：“简直乱弹琴，这时候还有什么心思去洗澡推拿。” 正说着，于江海骑着摩托车从烟尘滚滚中冲了过来，他的头发上沾满了灰尘。见到郑天良连忙跳下车来：“郑县长，你也来了，我正想找你呢？” 郑天良说：“我看你动作灵敏得很，腰怎么在这时候扭了？” 于江海说：“不就是躲吗？你看这场面，我哪能对付得了。” 郑天良将所有职工全都集中到院子里，准备做思想工作并与他们就有关条件进行对话。酱菜厂院子里一片狼藉，几十个一人高的菜坛子站在各个角落像永远也平不了反的反革命，空洞的大口仰天长啸，坛口上落满了灰尘，一些过去的菜汁粘在坛口上流露出死不瞑目的印记。 郑天良站在一口倒扣在地的小菜坛子上，他顶着初冬的风声，大声地说：“同志们，乡亲们，合和厂不是关闭，而是易地发展，我们的‘合和’商标是经过国家工商局注册的，目前只是租赁给‘全和’厂使用，我们用知名品牌帮助马坝乡发展蔬菜加工的产业规模化，乡镇企业重心下移，乡镇企业向民间个体经营转移，这是县里统一的战略布署，是从全县经济发展大局出发制定的政策。另外，县工业区要建大企业，要发展支柱性工业，所以合和厂的搬迁也是为了服从于全县五八十工程建设的大局。” 郑天良的声音有百分之二十在风中被损耗了，但工人们总算听懂了郑县长的意思，他们看郑天良对自己亲手建起来的厂突然关闭没有丝毫的意见，也感到意外。既然郑县长都同意关了这个厂，再想挽救这个厂是没有什么结果的。但工人们提出了又一个要求，即工业区大量招工，他们要求转城镇户口进国营工厂工作。 第10章 郑天良感到不好办，他说：“如果工人的家在工业区内的王庙村，按规定是可以转城镇户口和招工的，但家不在王庙村的，就不能照顾了。进全和厂也一样是当工人，如果全和厂侵犯了你们的利益，县政府会出面维护你们利益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工人们不同意，他们在下面喊起了口号：“我们要做国营厂的工人，我们不做个体户的雇工！” 场面一片混乱，有人开始冲击围墙外的推土机和挖掘机，他们手里拿着报纸，掏出了打火机，少数情绪化的职工喊出了“点火烧机器”的呐喊。 郑天良急了，他的头发在风中也乱了，他站在坛子上大声地喊道：“乡亲们，同志们，我们有话坐下来谈，千万不能干出违法的事情来，我求求你们了。”郑天良以他朴素的思维理解着这件事，真的点火烧起来，他就讲不清了，人们甚至会说这是郑天良煽动策划的，到时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这时候，于江海在郑天良的指挥下到门外将工人们一一劝回工厂的院子里，然后他用一把大铁锁将门反锁上。 于江海跳上坛子，大声地说：“同志们，这件事已经有了转机，县里同意了我们的部分要求，县委县政府答应，合和厂家在工业区王庙村的工人全部招工进国营厂，不在王庙村的工人，由于为全县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县里特批三十五岁以下的工人一律农转非，招工进国营厂。这样我们非工业区的工人将有八十七人转国营职工。” 下面一片欢呼，郑天良脸色煞白。 工人们散去后，郑天良在厂长办公室里狠狠地训斥于江海：“这是谁让你这样乱宣布的？” 于江海不以为然地说：“县里决定的。” 郑天良发现这个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厂长，居然对自己说话还遮遮掩掩，就更加恼火：“县里决定的，我怎么不知道？县里决定的，你为什么不向我先汇报？” 于江海不支声，任凭郑天良咆哮怒吼，就是不说县里谁决定的，也不说为什么不向郑天良汇报的事。吴成业说：“老郑呀，你为什么要逼小于呢，他长的脑袋才有几两重？我早就说过，你是一个优秀的乡村兽医。”吴成业说话始终只说半句。 郑天良当然知道他被黄以恒耍了。黄以恒让他代表县政府跟工人谈判，但却又不给他开出底价，用一句似是而非的“什么都可以谈”来捉弄他，而他在没有黄以恒表态前，实际上是“什么都不可以谈”，谈了也没用。更让人忍无可忍的是，他居然将着埔丫苛粮擞诮＃谡飧鍪录校嗽斐傻母芯跏牵虾统У那巴居诮Ｋ盗硕寄芩悖褪侵Ｌ炝妓盗瞬凰恪？brgt; 还有那个可恶的司机沈一飞。郑天良准备找黄以恒摊牌。 黄以恒从省城回来后，主动找到了郑天良，他没等郑天良发难，就说：“老郑呀，还是你出马管用，合和厂工人非常顾全大局，拆迁工作这么顺利，我没想到。这就是你的威望和威信。” 郑天良阴着脸问：“县里是谁决定另外农转非招工合和厂八十七人的呀？” 黄以恒一脸惊讶：“没有这回事呀，我怎么不知道？” 郑天良说：“没有人代表县政府打招呼，他于江海敢假传圣旨？” 黄以恒说：“是不是于江海在局面失控的情况下，自作主张说的话。我要追查这件事。” 郑天良看黄以恒一脸茫然，甚至还有点委屈的样子，他也找不出更好的理由来反击他。离开黄以恒办公室，他直接叫来了于江海：“你这个混蛋，县里是谁让你宣布另外招八十七个工人的？谁说的？”郑天良是可以骂于江海的，这个自己一手提拨起来的厂长，居然跟他玩起了迷魂阵。 于江海一脸痛不欲生：“郑县长，我实在对不起你呀！” 郑天良板着脸：“算我瞎了眼。” 于江海眼泪在眼圈中打转，他说：“郑县长，我看当时的情况很糟糕，如果要是真是点火烧了机器，几十万一台，我们赔不起呀，也会影响你的形象，所以我就随口自作主张地说了另招八十七人。” “那我当时问你，怎么不说？”郑天良口气已经软了下来。 于江海终于抹了一把男人的眼泪：“郑县长，我怕你骂我。” 合和厂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土崩瓦解，郑天良苦心经营的合和酱菜厂不到一天就成了一片废墟。这一天，黄以恒找到了郑天良，先是说：“我让沈一飞来向你道歉，真不知道这小子居然把你丢在半路上，我已经狠狠地批评了他。你看是不是让他再写一个书面检讨？”郑天良说：“我不接受他的道歉，至于书面检讨你看着办吧！”果然在县直机关党员评议会上，沈一飞就自己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在党小组会上做了深刻检查，检查中提到了对领导的服务缺少细致和周到，其中就提到了为了担心车子底盘碰坏，将郑县长没有送到目的地，郑天良坐在那里抽烟，一句话都没说。 在拆迁工作全部结束的时候，黄以恒和郑天良一起视察了宏光大道建设现场和啤酒厂建设工地，郑天良看着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工厂已是烟飞灰灭，胃里一阵阵发酸，腿脚软弱无力地踩在废墟上，他看到碎砖断瓦间有一只土头灰脸的老鼠很徒劳地在寻找食物，老鼠睁着一双鼠眼，以一寸的目光很迷惘地看着郑天良脚上的鞋子，鞋子上沾满了灰尘。 黄以恒看似很随意地对郑天良说：“合和厂为我县的改革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对这批工人妥善安排也是必要的，工业区需要大量工人，于江海假传圣旨，虽说有些恶劣，但也属迫不得已，我的意思是不只是招三十五岁以下的农转非，而是将四十岁以下的全部都招进来，也算是你对这些工人有了个交待，于情于理都能说得过去。这一决定最好还是由你去宣布。” 黄以恒这样一说，等于是此事已经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了，郑天良能做的就是宣布增加了一些招工名额。郑天良找不出适当的理由进行反击。 这次风波的结果就是，于江海为工人争取了权益，而郑天良却是对工人们的要求无动于衷。由于一个小厂长于江海居然为工人们从县里争来了八十七个招工指标，所以副县长郑天良非常被动，在良心发现后，他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由一开始的坚决不同意到很无奈地去重新多争取一些招工名额，以安抚人心平息众怒。郑天良在这个事件中里外不是人，尽管后来他看似做好人，实际上只是证明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做好人。别人都看清了，工人也看清了，只有郑天良没看清，他无法在这错综复杂的情节链中理出头绪来。 关于这件事的内幕，二十年后，耿天龙和郑天良曾经有过一次对话。具体内容耿天龙不愿对我说得太清楚。 黄以恒的能力在五八十工程建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能将别人办不成的事办成，将别人能办成的事办得更好。梁邦定书记在县五大班子会上说：“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合安县这一届班子把我们这些当年在这里工作的老同志们没有想到没有办到的事给办起来了，而且办得很好，五八十工程比原计划的速度要快得多，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创造了全市经济建设的又一个新的奇迹。今天我主要是代表市委向你们表示慰问和祝贺的。当然工程还在建设中，还会遇到一些困难，但市委相信你们，也会全力支持你们。希望你们县委县政府一班人一定要搞好团结，同心同德，团结是我们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梁邦定书记的讲话既是对黄以恒的肯定和支持，也是向县委县政府一班人敲响了警钟，不搞好团结不支持五八十工程就是反对改革，就是反对市委。所有人都听出了弦外之音，郑天良坐在下面埋头抽烟，若有所思。 黄以恒的本事就是每当工程建设遇到资金问题，遇到县财政发不出工资的时候，他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兵来将挡，水来土淹，砥柱中流而纹丝不动。一期工程还没结束时，他已经从省市各委办、厅局争取了四千多万建设资金，从省市县各家银行获得了建设贷款一亿六千万。黄以恒在县长办公会上说：“我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能给县里弄来钱，就是我们的功臣。建设没有钱是不行的，我已经求爷爷拜奶奶当够了孙子，所以我希望县委县政府一班人都要出动，利用一切关系，将建设资金拉过来！” 郑天良是拉不到钱的。黄以恒说：“你坐在家里给我管好钱，我对你完全放心！” 郑天良不理解黄以恒的好意，却问起了另外一件事：“宣中阳怎么也插手啤酒厂工程了，没有你同意，他怎么敢带一个建筑队进来？而且没有进行工程招标。” 黄以恒说：“这怎么可能呢？县委县政府所有领导的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许参与工程，这个规定还是我提出来的，我怎么能带头违反呢？” 郑天良说：“我要将他们逐出工地，所以向你先打一个招呼！” 黄以恒说：“老郑，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如果宣中阳打着我的招牌安排工程队进去，我马上就撤了他的县委办副主任的职。” 啤酒厂工地共有四支参加过招投标的工程队在建设，而宣中阳介绍的“万源建筑工程公司”负责土建这一块，土建总投资是一千二百万，单工程费就高达四百万，老板万源整天开着一辆“丰田”轿车，肚子挺得高高的，走起路来比县长书记还要阔气。 这天黄昏，沈一飞开着桑塔纳在啤酒厂工地将正下班回家的郑天良半路上截住，沈一飞从车里跳下来，表情灿烂地对郑天良说：“郑县长，晚上万源总经理请你去‘溢香阁’吃饭，上车吧！”郑天良看了沈一飞一眼，问：“是黄书记让你来接我的吗？”沈一飞说：“不是黄书记。”郑天良说了一句不去，就扬长而去。黄昏最后一缕阳光落在他的后背上，地上留下一个暗淡的影子，软软的，若无若有。 郑天良先将啤酒厂现场总负责、县经委主任秦得辉堵在工地指挥部的临时办公室里，他说：“是谁同意让万源公司承包土建的？又是谁让带来的？” 秦主任说：“是宣中阳。” 郑天良说：“你听宣中阳的，还是听我的？这里谁是总指挥？每个工程队进驻都要进行招标，为什么这么大的工程就随便让人进来了？” 秦主任委屈地说：“郑县长，你不要对我发这么大的火好不好，我不好向你多说什么，你最好还是问宣中阳去。” 郑天良找来了宣中阳，宣中阳抢先很客气地对郑天良说：“郑县长，这事我正要向你汇报呢，万源公司前天刚来，又没正式开工，算不上先斩后奏。” 郑天良说：“你竟敢瞒着黄书记私自将工程队就带来了，大兵压境，不是先斩后奏是什么？” 宣中阳说：“万源建筑公司是上面介绍来的，得罪不起。” 郑天良说：“邓小平介绍来的也不行！必须参加公开招标。” 郑天良要去找黄以恒，宣中阳将郑天良拉住坐下来，又给他递上烟：“郑县长，你消消火，不要再找黄书记了，他已经够辛苦的了，不能再为一个建筑队的事再去打搅他，我给你说清楚还不行吗？”宣中阳站起来又给郑天良倒了一杯水，将脑袋伸向郑天良压抑着声音说：“万源公司是省建行刘行长介绍来的，我们在省建行刚刚谈好了六千万贷款，刘行长提出来了，我们谁能顶回去？市领导也专门打招呼了，我们只能网开一面，以大局为重，以建设事业为重了。破一回例吧？” 郑天良坐在那里没说话，沉默了一会，问：“你怎么不向黄书记汇报呢？” 宣中阳说：“黄书记太忙了，我还没来得及向黄书记和你汇报。由于这是刘行长和市有关领导都同意的事，他们就把工程机械直接开过来找我了，我只好先把他们送到工地安顿好，然后再向你汇报。” 郑天良不想跟宣中阳纠缠什么，他准备向黄以恒通报，勒令万源公司必须先参加招标，然后才能进驻工地施工。 在郑天良找黄以恒之前，这天晚上，黄以恒却第一次走进了郑天良的家里。进门后，他先喊了郑天良夫人周玉英一声嫂子，然后就很随便地说：“请嫂子给我倒杯水吧，不要茶叶。” 郑天良看黄以恒上门，就热情地招呼他坐下来，他很是有点意外，一刹那间甚至有些受宠若惊，不过这只是一种情绪的一个瞬间，他对这个从前的下级总有那么一点抹不平的心理高度，他给黄以恒递烟的姿势就像当年在朝阳公社食堂里吃饭时他将一块肉夹到他碗里一样，有点俯视，还有点关切，内涵很复杂。 周玉英将水送上来后，问：“钱萍怎么没过来，还有建群呢？钱萍整天跟我说将来我们要结儿女亲家，建群跟我们家小清扬玩得好得很。” 两个女人经常往来，友谊很深，两家的孩子同在南门小学上六年级，零食都是伙着吃，上学放学一路来一路去。黄以恒接着周玉英的话说了一句：“就怕高攀不上哟！”郑天良说：“首先我就不同意，将来你家儿子跟你一样当了大官，我家女儿像我一样整天当个小媳妇，这个罪可不是好受的。” 大家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半真半假的玩笑话，说的和听的都不会当真。有科学家作过统计，串门子聊天谈话，哪怕话题再重要，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都是废话，也许客厅本来就是为说废话而准备的。所以郑天良不打算将万源的事放在家里讨论和争执，明天到办公室再说。 黄以恒当然不是为说废话来的，他招呼周玉英也坐下来，他说：“老郑呀，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这次到府上来主要是跟你谈一点私事，其实也是公事。” 说到这里，黄以恒停了下来，他端起茶杯喝白开水，白开水苍白无味。他看了郑天良一眼，郑天良故作镇静，倒是周玉英急不可耐：“黄县长，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吧！钱萍要给我买的黄颜色的毛线，如果紧张的话，就算了。我也是说着玩的。” 黄以恒歪过脑袋靠近郑天良：“我们两个人的共同点就是为了工作从来不顾家庭的，你本来就是一个工作狂，平时对嫂子关心很少，这么长时间了，嫂子工作都没解决。” 周玉英插上话说：“老郑这个人就是一个脑筋不会拐弯的人，整天就会说大道理，还是黄书记体恤民情，你看我们废品回收公司被小贩子们挤垮后，我现在一个月只有六十块钱生活费。” 黄以恒说：“我已经跟人事局打过招呼了，让嫂子进外贸局或商业局都行，总不能当了县长老婆，连一口饭也糊不到嘴吧？” 郑天良看着表情诚恳的黄以恒，他有些感动，但他还是说：“你的好意我领了，但回收公司有七十多职工都没着落，现在让周玉英去好单位，老百姓怎么看我们这些当领导的？”郑天良语气虽然平和，但里面多少还有点教育黄以恒的架势。 黄以恒说：“老郑呀，我这是以私人名义到你私人住所来跟你交换意见的，你可千万不要再给我上纲上线了。我是把我的意思转达给你，也体现我作为一把手对跟我一起干活的同志们的关心。我不关心是我的事，你不接受关心是你的事，话我只能说到这一步，如果你和嫂子都同意了，我明天就让人事局把这事办了，钱萍也整天批评我对你老郑的事不管不问，在此我向嫂子道歉。” 黄以恒的话说得既有原则性，又有人情味，周玉英感动得眼泪差点都流了出来，可郑天良就是坐在那里不表态。 黄以恒走后，周玉英跟郑天良大吵了一仗。 自从郑天良负责五八十工程后，郑家的院子的门铃就再也没有安静过，一旦夜幕降临后，各建筑公司、建材公司、砖瓦厂、钢材厂的大大小小的地下党们倾巢出动，他们在夜幕的掩护下怀揣着礼品和形形色色的动机按响了郑家的门铃。郑天良先是要求周玉英按门铃的所有人都不许进门，一律由周玉英挡驾，周玉英按照郑天良的要求说“我们家老郑不在家。”如果来人硬要往里闯硬要塞东西时，周玉英就堵住门说：“我要是收了你的东西，老郑明天就要跟我离婚。”说着就将门关死了。后来郑天良就将家里的门铃拆了，可敲门声比铃声更加恐怖。 在万源公司招标这件事上，郑天良坚持万源公司先招标，中标后才能参加工程建设。黄以恒说：“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这天晚上，省建行刘行长带着一行人来合安考察贷款投资的项目，晚上县政府在县城蓝湖宾馆请刘行长一行人吃饭，黄以恒要郑天良参加。一般说来，郑天良从来不参加陪客，可到县里来了以后，黄以恒对他说：“老郑，你不去不行，这不是公款吃喝，这是为了工作。你说谁不想回家吃一点可口的家常饭菜，谁难道是想为了给家里省一顿饭钱而参加公款吃喝的吗？不都是为了工作，这公款的酒是好喝的嘛，为了办成事求人喝酒，低下头颅，放弃尊严，你是人，我们不是人？”黄以恒不软不硬的几句话，说得郑天良毫无还嘴之力。所以郑天良在接待上级领导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领导的时候也就不得不去参加，而且他再也不提交伙食费的事了，马坝乡他定的规矩在这里已经作废了。他只是告诫自己能不参加尽量不参加，然而这种心理设计多少有些自欺欺人的意思，这就像一个小偷偷了人家手表后，安慰自己说，我能不偷尽量不偷。 蓝湖宾馆经过改造，院子里堆了一座假山，假山上流淌着自来水管子里冒出来的假水，假山假水烘托出宾馆院子里的一派虚情假意，郑天良走进来的时候喜欢将目光落在树上，树是真的，他发现这些树因为缺少风情而被假山假水一年四季地嘲弄着。 穿过宾馆二楼的宴会厅，来到了一个最大的包厢“惊鸿一瞥”，郑天良看到了宽敞的包厢里弥漫着温暖而抒情的光线，黄以恒正在跟一个头发很稀少的人兴致很高地窃窃私语，郑天良进来后，黄以恒向郑天良介绍了头发很少的人是省建行的刘行长，还有一位肚子挺得很高的胖子万源总经理，万源很困难地弯下腰同郑天良握手：“郑县长，久仰久仰，一直还没机会向您报到，也没来得及登门拜访，有失敬意，还望宽恕。”郑天良感到万源柔软而多肉的手上传递着一些别有用心的暗示。 在座的还有分管民政和地震的副县长田来有、经委主任秦得辉、县委办副主任宣中阳、最让郑天良吃惊的是沈汇丽也来了。黄以恒对郑天良说：“沈汇丽已经调到县政府接待处工作了，她可是我们县的形象大使。”郑天良也不由自主地跟沈汇丽握了一下手，他感觉沈汇丽的手有一种胶质的感觉，让你的手粘上去不容易松开，沈汇丽用她那“迷下蔡，惑阳城”的眼睛勾了郑天良一眼：“郑县长，以后我在你手下还望你多多关照。”郑天良对着沈汇丽灿烂的牙齿开了一句玩笑：“我想关照也关照不上呀，你归黄书记领导。”大家说笑了一阵开始喝酒。 郑天良对田来有不怎么搭理，他看不起这种脸上挂着讨好笑容的人，他觉得领导干部靠出卖笑容过日子是一件让子孙后代都很耻辱的事。而田来有却对郑天良显得相当客气，他在酒桌上多跟郑天良敬了一杯酒，而郑天良漫不经心地应付着田来有伸过来的杯子和笑容，一杯也不回敬。他实在搞不懂，这个场合田来有来干什么？而分管财政金融的陈副县长却没来。 酒桌上以刘行长为核心，左边坐着黄以恒，右边坐着沈汇丽，郑天良自作主张地挨着沈汇丽坐下，可黄以恒说：“老郑呀，你过来，我们俩坐在一起，关键时刻我可以给你代酒。”郑天良酒量有限，只好坐了过去。沈汇丽的身边迅速被万源总经理占领了。 喝酒的过程极其漫长，酒桌上的明星当属沈汇丽，他一杯一杯地敬着刘行长，刘行长眼睛毫不含蓄地色迷迷地咬住沈汇丽，有几次他因注意力过分涣散而将勺子里的汤倒进了自己的衣服上，其他人见刘行长如此这般，就不敢跟沈汇丽挑衅，而沈汇丽除了将刘行长当场放倒，还跟每人喝了两杯，郑天良感到意外的是，她跟自己喝了三杯。沈汇丽也喝多了，她硬着舌头说：“郑县长，我最佩服你了，你是真正的男子汉。”秦得辉站起来向沈汇丽发难：“黄书记就不是男子汉吗？说错了，罚一杯！”沈汇丽又倒满了一杯站起来说：“黄书记，我说错了，敬你一杯！”黄以恒笑笑：“他说的没错，郑县长就是一条男子汉！”万源是那种肚子大酒量小，有钱而没有身份的人，所以在桌上喝得谨小慎微，他给每个人敬酒的时候，都是双手捧杯，以示万分的虔诚。他向郑天良敬酒的时候还不忘说了一句：“往后还请郑县长多多关照！” 郑天良用一杯酒敬全体在座的人，宣中阳说：“不行，酒桌上无大小，郑县长不能搞特殊化，你这简直就像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一样，一杯酒敬一万多个人，不行！” 郑天良根本就不睬他，自己先喝了下去，别人喝不喝，他全然不顾。 喝完酒，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酒桌上的话是用水掺酒精勾兑起来的，半真半假虚实相间，离开酒桌全忘了。 郑天良有些累，晕晕乎乎回到家，倒在床上就想睡觉。这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话筒，是万源。“郑县长，你的公文包丢在宾馆了，我马上给你送过去好吗？”郑天良怕他有什么名堂，就说：“放在那吧，我明天早上去拿。”万源说：“我现在在刘行长房间，他明天一早就走了，他叫我送到你家去。”说着就放下了话筒。 郑天良硬着头皮在客厅里接待了万源，万源落座后一再道歉，仿佛他就是为了道歉才来到这个世界的：“郑县长，我向你检讨，本来我是应该第一个就向你报到的，刘行长还有市委梁书记也要我及时向你汇报情况，可我一来就忙着安顿机器设备，真是罪该万死，还望郑县长宰相肚里能撑船，饶恕小弟一回。” 郑天良终于第一次听到了求人的卑贱和猥琐，心里甚至有了一些同情。但他的话里很显然又搬出了刘行长来压他，而且他终于知道了市委梁书记是直接支持这件事的，但万源没有讲与黄以恒有关。郑天良说：“万老板，啤酒厂土建这一块按规定要招标，我们必须按规矩办事，你说对不对？” 万源说：“郑县长的话无比正确，当然要按规矩来。”说着就将郑天良的塑料公文包放到桌上说：“郑县长，我就不打搅你了，影响你休息了，实在不好意思。” 说着站起来就要走，郑天良看到包里就像被人打了一拳头一样鼓胀了起来，他说：“包里是什么东西？” 万源很轻松地说：“是我们公司的一些资料，请郑县长过目。” 郑天良不打开包，他说：“这些资料你还是先拿走吧，明天到办公室再给我。” 万源说：“明天还有一些资料要送到你办公室，这是给你的个人资料。” 郑天良说：“从小我们老家就有这个规矩，叫伸手不打送上门的脸，所以我请你将资料先带走，不然我就只好向县委汇报后再送有关部门了。你应该懂我的意思。” 万源说：“郑县长，兄弟我在江湖上混一口饭吃，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怎么处理我的心意，我不管，但我得按我们江湖上的规矩办事。实在对不起了，我告辞了，打搅郑县长了。”说着就一头扎进了黑沉沉的夜幕中。 郑天良仍然坐着不动，他打开包一看，是几捆钞票，他喊房里的周玉英：“快出来，我们发财了，你给我数数，多少钱？” 周玉英从里屋出来后，看得眼睛都直了，她一辈子也没见地过这么多钞票。数了两遍，整整五万。周玉英数钱的样子像一个饿昏了老鼠面对一堆送到嘴边的面包，香气太浓，以至于不敢下口了：“老郑，这么多钱，怎么办呀？”从里屋跑出来的女儿清扬嘟着小嘴说：“爸爸，买一台彩电，再给我买一块巧克力，不，买三块巧克力。” 郑天良说：“睡觉去吧，好事都在梦里呢！” 第11章 第二天，郑天良上班后提着一袋子钱直奔县纪委，纪委周书记看着一大堆钞票就像面对一堆炸药，他不敢接。他问：“郑县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纪委收你的钱一定要搞清楚来龙去脉，而且你最好先向黄书记汇报一下。”郑天良说：“实话告诉你吧，这是万源公司给我的工程回扣款五万元，死活推不掉，我只好交纪委，再由你们转交给县财政，现在我们的资金非常困难，多一分钱也是好的。”郑天良看着不够冷静的周书记就有些不满，他扳着脸提高音量说：“这是按规定上交的，是我们每个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不需要向黄书记汇报。你给我开一个收据就行了。” 纪委收下了郑天良上交的五万块钱，开具了收据。郑天良又叮嘱纪委周书记说：“此事不要对外讲，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周书记谨慎地点点头，郑天良就有些出言不逊地说：“我担心你这纪委书记究竟是反腐败，还是腐败反你？” 黄以恒还是知道了这件事，他对郑天良说：“老郑呀，我完全同意你的做法，让你负责五八十工程我就像上了保险一样放心。” 郑天良有些火了：“这个纪委书记老周怎么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呢，这种事说出来有什么意思，难道还要给我表扬授勋吗？” 黄以恒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件事让我知道算不上违反纪律。” 下午，郑天良接到了梁邦定书记从市委打来的电话，电话里梁书记充分肯定了他拒腐蚀永不沾的清正廉洁的作风，他说我发现和培养的年轻干部不仅能力强而且作风过硬我感到自豪和骄傲。郑天良对着话筒接受着市委书记的表扬，一开始是站着接的电话，腿酸了，他就坐了下来，还顺便从烟盒里拨出一支烟，划着火柴，边抽烟边接受表扬，他总觉得梁书记还应该辩证地说点别的什么，可梁书记说出的真相却超出了他的预料：“万源公司参加五八十工程建设我是知道的，省建行刘行长给我打过招呼，为什么我不给你打招呼，就是怕引起误会，现在经营活动中不正之风愈演愈烈，我怕给你带来压力，我是向来保护年轻干部的。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一是肯定，二是坚决支持你的工程招标的方案。任何人也不能破例，经济建设不能以牺牲党的形象和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为代价。” 郑天良放下电话，心里一股暖流就涌上了心头，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些愧疚的歉意，他以为这件事是梁书记插手的，可梁书记为了保护他，一直不给他打招呼，为了支持他，特地打电话给他信心。他想这可能是万源拉虎皮做大旗坑蒙拐骗的伎俩，他甚至怀疑刘行长也与此事无关，是万源跟宣中阳瞒天过海唱的双簧。但他又无法解释刘行长来的时候跟万源在一起喝酒。 黄以恒书记县长一身兼后，书记县长办公会就经常合在一起开，那些没进常委的副县长们经常在会前开玩笑说，黄书记兼县长我们都享受常委待遇了。黄以恒就说：“我们这些七品芝麻官们除了多干活外，还有什么待遇？”开会前的一些谈话总是轻松的，可会议一开始，话题就沉重了起来，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严峻。今天的书记县长办公会主要是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建设资金如何保证到位，二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评比要合安县推荐一位人选，市委要求这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不在基层推荐，要在县领导中产生，原因就是合安县的发展速度在全省后来居上，县级领导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讨论建设资金保证到位的问题时，黄以恒用中性的叙述语气对大家说：“现在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如果工业区的电网建设都竖上电线杆可以省百分之四十的投入，但电路不埋入地下，一是影响工业区的现代化的水准，二是还有安全隐患，将来再改造还得花钱。啤酒厂工地眼看又要停工了，土建的资金必须立即到位，明年春进口设备还得要花五千万。省建行答应的六千万贷款现在又卡住了，一分钱也不贷过来，所以我们大家都想想办法，怎么再去疏通。现在这些掌权掌钱的老爷们，我们真是装够了孙子都不行，爷爷应该是疼孙子的，而他们不仅不疼孙子，还给手无缚鸡之力的孙子们小鞋穿。这是怎么回事呢？” 郑天良听出了黄以恒的话里似乎在征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实际上是在说郑天良堵死了万源公司的路，让人家五万块钱打了水漂，结果省建行六千万贷款泡了汤，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黄以恒不知是在谴责省建行背信弃义，还是在说郑天良自作聪明误了县里的大事。总之黄以恒从来不会在公开场合以尖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是官场之大忌。不公开尖锐并不是就丧失了尖锐的品质，绵里藏针，笑里藏刀就是另一种温柔的尖锐。 黄以恒不说，但田来有副县长站出来说话了，郑天良一直搞不明白会下总是笑眯眯的田来有一到会上就总跟他过不去。他收起了几十年如一日的笑容，表情严厉地向郑天良挑战：“省建行六千万贷款不到位完全是老郑造成的，我就一直搞不懂，你老郑究竟是以县里的五八十工程为重呢，还是以你个人的出风头为重呢？刘行长亲自来到合安考察贷款项目，又把万源请到了场，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事，你要人家刘行长跪下来求你赐给万源工程吗？而且宣中阳已经将底全都交给了你，你究竟是装糊涂，还是存心希望五八十工程在黄书记手里垮掉？五万块钱上交纪委，为什么不向黄书记汇报，为什么不想办法退给人家，自作主张交了后，为什么又让全县人民都知道了？好像别人都是贪官污吏，全县就你一个清官。这下好了，你为五八十工程已经挖好了坟墓，如何收场就看你的了。” 郑天良听着屋外的风声，他知道这个冬天在窗外正猛烈扫荡着一切残存的树叶和抵抗的烟囱。他不能容忍田来有的挑衅，于是他拍案而起：“你田来有算什么东西，除了讨好卖乖、出卖原则、无视党纪国法，你还能干什么？我在马坝搞改革开放的时候，你不就在县接待处负责倒酒泡茶和安排洗脚水，居然对我的工作都能指手划脚了。” 郑天良这些过激的语言无疑有点卖老资格和居功自傲以势压人的意思，但田来有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跳起来说：“难道你还要躺在酱菜厂的酱缸里一辈子不爬起来？合和酱菜厂不也垮掉了吗，你卖什么老资格！你当公社书记，黄书记也是你的部下，所以你没有一天不希望黄书记继续听你的瞎指挥。省建行的钱是你搞黄的，还得要由你追回来。” 黄以恒先是不说话，当他们将话说得越来越过分的时候，黄以恒以一把手的权威制止了这种改变了性质的工作争执，他希望在这个会上能把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但不希望人身攻击的话出现在这个场合，于是，他将手中的红蓝两支铅笔自上而下地顿了两顿，像一个音乐指挥家在处理休止符时的姿势：“少说两句好不好，就事论事，讨论工作，不是讨论谁的功过是非，更不要无限地上纲上线。老田，你这个同志就是有些喜欢夸大事实，我不赞成。” 老田这个从接待处主任提上来的副县长，没有什么政治资本，底气不足，但他在捍卫领导尊严与意志上，他是可以杀身成仁的，许多年后，郑天良才知道，一个上级能当众批评你，有时候就是一种关心和爱护，如果要是能骂你的话，那你差不多就可以进入亲信行列了。批评和骂在特定的历史场合就是一种荣誉。 田来有脸色苍白，郑天良直喘粗气，两人都不再争论。问题通过争吵已经非常明确了，黄以恒又说：“我们有了问题，关键是如何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追究责任。要说责任，我的责任最大，如果我一开始就过问这件事，也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局面。所以省建行我们还得去，该烧的香还得烧，如果你们其他同志不愿去的话，我就再去省城，求人求多了，就麻木了，我得拉上市委梁书记给我壮胆子，他跟刘行长是当年的老同学。” 所有的人将目光瞄准了郑天良，郑天良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还是想强词夺理：“如果刘行长因为万源招标的事卡我们脖子，我就到省纪委、中纪委告他去！” 县委副书记乔岸打断了郑天良的话说：“老郑呀，你说刘行长卡我们脖子，证据呢？刘行长从来没有提过万源的事，既没有会议记录，也没有批条子，你怎么告？”郑天良当然还没弄懂，刘行长来考察的时候让万源到场喝酒已经说明了一切，中国人历来讲究含蓄，官场上许多事主要靠暗示，暗示和听懂暗示是官场的基本功。郑天良在这方面简直就连幼儿园还没毕业。 乔岸的话让郑天良非常沮丧，他像一头被制服的牛，心犹不甘却又无能为力。于是他只好拼命地抽烟，香烟深入肺腑，脑袋里一片浓雾。 谈完了贷款的事，就开始讨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人选的问题，在这个会上，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到郑天良，郑天良在县领导中的基本评价是，这个人算不上什么坏人，但绝对是不能沾的人，年轻时，很有魄力，走在改革前面，人到中年，思想僵化，观念保守，不适应时代的变化，他的古怪与反常的言行使他已经逐步成为改革的阻碍和惰性力量。因此，他在县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孤独的人，确实在进入县政府大院后，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 县委副书记乔岸说黄以恒是当之无愧的人选，为了合安县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沤心沥血倍尝艰辛，所以大家也没有人提出异议。眼看就要一致通过的时候，黄以恒说话了：“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鼓励，但我要说的是合安的改革与发展是大家共同奋斗的结果，而不是我个人的，这一点我在多次会议上都说过。所以我作为班长，如果把荣誉都留给我自己，这就等于认定了合安县改革发展是我个人的，群众的舆论也不好。”黄以恒喝了一口水，嗓音就清亮了起来：“我的意见是将郑天良同志推选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候选人。”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对这一提议感到很惊讶，在这个等于是清算郑天良严重失职的会议上居然又冒出了这么个截然相反的提议，人们都觉得这有点像在枪毙一个死刑犯的时候，当枪口已经对准脑袋的时候，突然拿枪的人宣布要给他授勋，刺刀下授勋是改革中出现的最高的仪式。 黄以恒清清嗓子说：“郑天良作为人选是当之无愧的，其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郑天良从我跟他在朝阳公社共事开始就知道了他的为人，从不公款吃喝，吃食堂从不搞特殊化，朝阳公社也就是后来的马坝乡风气一直很正。这与他这个带头人的作风是密切相关的。二是从来不徇私情，在座的各位包括我本人，谁的夫人是在家待业的，谁的夫人只拿六十块钱生活费？没有。前不久，我还提到了将郑天良的爱人调到外贸局或商业局，人事局我也打了招呼，接收单位也落实了，可老郑就是不同意，他说回收公司七十多人都没安排，他不能搞特殊化。爱人跟他吵，他就是不答应。三是为官清廉，老郑从来都不用公款招待私人吃喝，回老家看望生病的姐姐用了一次公车交了十块钱汽油费，这次万源的五万块钱贿赂款上交县纪委，虽然客观上造成了省建行贷款不到位，但不能说他上交贿赂款就是错误的，难道一个党员干部把五万块钱留下来居为已有就是对的吗？显然这是说不过去的。这次贷款事件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不能把社会的不正之风造成了我们工作受阻的责任划到老郑头上去，这是不公平的。” 郑天良听着黄以恒的话，是真的被感动了，他觉得自己受了这么多委屈，只有黄以恒是最了解他的，他内心里产生了对黄以恒的真诚的愧意。进县政府以来，他总是对黄以恒的决策持怀疑态度甚至公开进行否定，而黄以恒从来没有跟他发生过正面冲突，表现了一把手宽阔的胸怀和气度，虽说都是为了工作，但他内心里实际上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不信任和心理的不平衡。然而郑天良很快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些借口，他认定自己绝对是从工作的角度跟黄以恒唱反调的，而一旦争执的事情形成决议后，他是不折不扣地执行的，就拿合和酱菜厂搬迁和承包来说，虽说跟黄以恒顶得很厉害，但最后他还是从大局出发去厂里做说服动员工作。他觉得他是支持黄以恒工作的，他给“五八十”泼冷水是怕黄以恒在工作中出现更大的漏洞，他这种支持比田来有的肉麻的吹捧和毫无原则的赞扬更真实更诚恳。想到这些，他也就渐渐地内心平静了下来。 黄以恒以一把手强有力的论述证明了郑天良优秀共产党员的必然性，他用这种方式说话的时候，看起来是征求大家意见，实际上是不容更改的意见。一般说来，领导说话的语气和叙述态度就已经告诉你发扬民主的尺度和距离是多远了，有时候，领导的话一出口就知道讨论只是一个仪式而已，所以做下级就一致说完全赞成或同意的话，不懂这一点，就说明你的修养还不够，功夫还不到家。所以今天黄以恒将话说到这个份上，很显然不是为了征求意见才这么说的。于是大家都表示同意。只有田来有没说话，但他也没说反对，应该算是弃权，不过这一票弃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郑天良在这个冬天的晚上就成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以恒问郑天良有什么话要说，郑天良被田来有一开会就将了一军，气得情绪有点扭曲了，所以黄以恒让他表态的时候，他仿佛一个受委屈的小媳妇终于找到了一个出气的机会，他第一次说了两句套话：“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也会把这个荣誉坚持和捍卫下去，我相信人间自有公道在，改革开放决不能以牺牲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我虽然做得还很不够，但我无愧于良心，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虽然是候选人，但材料上报后，很快就获得了批准。郑天良从县城到省里同许多优秀共产党员们一起，坐火车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中央的表彰和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前后十多天时间，郑天良好像一直在梦中飞行，那种神圣与庄严的感觉就像一个教徒终于聆听到了神的召唤和上帝的福音。 这一年冬天许多豪华而体面的场景成为郑天良一生最重要的记忆。十一年后，郑天良被枪毙前回忆起这一年冬天北方的天空和阳光，不禁潸然泪下。 吴成业反对同时建五条商贸大道，认为这是穷人摆阔；郑天良反对上啤酒厂，说合安县建五万吨啤酒厂是不切实际的左倾冒进。尽管他们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性质是一样的，即反对“五八十”工程，反对“五八十”工程，等于是反对黄以恒，而他们都是黄以恒在行政干部学院时的同学，小县城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风吹草动全城都能感觉到摇晃，所以县城里的政界的人们都说这是“第三梯队”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当中，黄以恒表现出了应有的大度和胸怀，以事业为重，以合安县经济发展的大局为重，忍让妥协，求同存异；也有些人挑拔说黄书记心太软，对两个反对派姑息迁就，这等于是政治上战略退却，等于是放任后院起火。不过，吴成业泥鳅翻不起大浪，他不过是城建局的一个副局长，就像一篇文章中的一个无关紧要标点符号，完全可以省略或忽略不计，而郑天良就不一样了，他是分管工业的副县长，负责着工业区的建设，他的杀伤力足以毁掉“五八十”工程，而黄以恒不但没有听信别人的谗言，还把“五八十”工程的重中之重交给了郑天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吴成业反对后说不干就不干了，而郑天良却不一样，他虽然在会上反对，但他在会后仍然严格执行县委县政府形成的各项决议，工作照样地干，这就是说原则性比吴成业强。 吴成业在商贸大道建设中总是提出这样那样的责难和反对意见，黄以恒并不跟他计较，就让他在一边负责监管进度，决策上的事和投入的事就不让他插手了，拆迁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让他出去冲锋陷阵了，现在县里成立了拆迁办，合和酱菜厂厂长于江海已经被招工进了拆迁办，转了城镇户口，还当上拆迁办第三小组的组长，享受副股级干部待遇，黄以恒就此事征求郑天良意见时还说对于江海这样的顾全大局的同志应该给予重用，并让郑天良负责找于江海谈招工转户口当股级干部的事，这等于黄以恒出礼金让郑天良出面做人情，郑天良找于江海谈话，于江海很平静，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他不想再腌酱菜了。郑天良感到于江海似乎从一开始向他辞职的时候就有些蹊跷，也许他早就跟黄以恒联起手来准备对合和厂下手了，但郑天良不往深处想，他是一个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吴成业在于江海负责宏光大道沿途农户拆迁后，就轻松了许多，他有时嘴里哼着京剧看于江海跟老百姓打架，实在过分了，他就上前去拉架。于江海干了一个多月，脸上就被划出许多道血痕，凭着血迹斑斑的形象于江海迅速地转干了，成为了正式的国家干部。国家干部于江海下手更狠了，终于有一天被老百姓砸断了一条胳膊，住进了医院，黄以恒到医院看望了他，称赞他为合安的改革与发展付出了血的代价，黄以恒让宣中阳送去了“蜂王浆”和“中华鳖精”，于江海感动得当场就流下了泪水。郑天良去医院看于江海的时候将他骂了一顿：“我要是再看到你跟老百姓打架，我就叫公安局将你抓起来！”第二天宣中阳告诉于江海，打他的几个老百姓已经被公安局抓起来了，拘留十五天，外加罚款。 黄以恒将吴成业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开始两人还开了几句玩笑。当领导有时候要学会跟下级开玩笑，开玩笑表示领导很亲切，很平易近人，容易造成与民同乐的氛围。黄以恒最近也学会了开玩笑，有下级说黄书记也开玩笑了，黄以恒就说这叫苦中作乐，工作压力这么大，不开开玩笑，让神经松弛一下，那自己的办公室就离马克思的办公室不远了，这话就很有些玩笑的成份了。大家就都笑了起来，那年头有一首歌叫《笑比哭好》，劝人们不管面对如何的挫折都要笑，然而像于江海那样，腿都被打断了你还要他笑，这是不大可能的。 黄以恒将吴成业按到沙发上坐下，就开玩笑说：“你们当过反革命的就是不一样，走路都是横着走，文革中当过反革命的人就跟当过老红军一样，资格太老，谁都不敢得罪你们这些反革命。” 吴成业也被这无拘无束的玩笑弄得情绪很轻松起来，他说：“当过反革命的人就像出家的和尚，牢都坐过了，还有什么看不开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 黄以恒说：“是呀，连林彪都敢反，还不敢反县委书记吗？” 吴成业说：“我可没反过你呀，你不能再给我打一次反革命了。” 黄以恒说：“你反‘五八十’工程，算不算反我呢？那我告诉你，‘五八十’垮了承担责任的是我，而不是郑天良和你，我的老同学，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觉得在老同学困难的时候应该帮我一把。” 话题渐渐切入正题。吴成业说：“我能做的事当然会做，我不能做的事想做也做不了。比如说，跟老百姓打架。” 黄以恒说：“你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好不好，什么打架不打架的，这叫发生纠纷，出现纠纷妥善解决不就行了，怎么能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对立起来呢？我今天找你来是让你做能做的事，你是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高材生，给我设计一些民房总是可以的吧？” 吴成业说：“五条商贸大道你不让我设计，民房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黄以恒说：“商贸大道不是不让你设计，而是你不愿设计，县政府决定设计成统一的五层楼，你非要两层三层四层混着来，最后建出来就像参差不齐的狗牙一样难看，县政府能按照你的思路来吗？” 吴成业说：“不要再纠缠什么历史了，你要把我的历史翻出来，就是反革命。有什么事，你快点下指示吧！” 黄以恒说：“我们县已经被列入了全省改革试点县，所以我们无论经济建设还是城市建设、乡村建设都要走在全省的最前面。明年底工业区一期工程投产后，全省的改革试点现场会就在我县开，所以县政府决定，要把这个会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示范会，经济腾飞的经验会，城乡一体化的观摩会，到时候五条商贸大道、工业区七大企业全面投产，合安县两年大变样的蓝图基本就实现了。现在我们为了强化试点县的内涵，决定在三省交界的王桥集新建一个经济实验区，建成横跨三省的农产品、小商品批零集散中心，另外就是要在从邻县进入我县境内的十八公里沿线道路两旁建新型的农民新村，十八公里一字排开的两层小楼，要让省市领导们一进入到我县境内就要看到改革开放的崭新面貌。” 吴成业说：“你这不是形式主义是什么？农村真的到了那一步了吗？这种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都是假大空那一套，如果每个老百姓都看透了共产党的干部搞形式主义搞花架子搞弄虚作假，他们还能相信你真的为老百姓办实事吗？” 黄以恒很平静地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形象工程不等于是花架子，而是对客人的尊重和对自己发展的信心，如果你将合安县搞得又脏又乱苍蝇横飞屎尿遍地，是真实了，是显得很可怜了，是值得人同情了，外商和投资者可能会怜悯你，会给你送一些破棉袄旧鞋子，甚至还会捐一点钱让你买粮吃，但外商绝不会到这个破地方来投资的。你说是不是？你家里来客人总不会连马桶还放在屋里吧，美国政府接待中国首脑的时候，也要在白宫南草坪搞三军仪仗队、奏国歌升国旗吧，你能说这是搞形式主义搞花架子？” 吴成业还真辩不过黄以恒，他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对付他就接着说：“十八公里的两层小楼，钱呢？农民收入只有五六百元一年，一幢小楼少说得一两万，到哪儿去偷钱去？” 黄以恒以他一惯的举重若轻的语气说：“县里补一点，农民拿一点，银行贷一点，用三条腿走路，你看如何。现在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没有钱找我，拿不出图纸来就找你。套型由你定，尤其要强调厕所的位置和设计，厕所干净整洁和保证用上井水是新农村文明的标志。” 吴成业说：“我反对你这种形式主义，但我决定这次执行你的指示。” 黄以恒说：“我们的钱很紧，要体现实用和美观相统一，你可不能按资本家的公寓设计哟！” 吴成业说当然不能再犯县城中心广场上的雕塑错误了。县城中心广场刚刚竖起了一座三十六米高的不锈钢雕塑，花掉了近八十万元钱，还是专门从上海找专家设计的，吴成业认为设计得很好，三个抽象的女性托起一轮太阳，长发在风中飘扬，微仰的头颅眺望远方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可县城的老百姓不买帐，他们在雕塑落成的第二天就编出一句打油诗： 合安领导瞎屌干 造个雕塑八十万 三个女人托个蛋 要多难看多难看 这四句顺口溜传到了黄以恒的耳朵里，他在晚上散步的时候又去看了看，确实有点难看，太阳白森森的，是像个蛋，三个女性面部生硬而含糊，眼睛鼻子都看不清。也难怪老百姓不满意，这雕塑家搞那么抽象干什么，存心是让人看不懂。所以他内心里也很不安，这次决定请吴成业出马设计新农村别墅，最起码可以省设计费，而且有话还好商量，今天以开玩笑作为他们见面的开场白，效果确实不错。 然而，吴成业拿出来的设计方案让他很不满意。 吴成业设计的农民新村两层小楼总共设计了六种套型，不是供选择的，而是六种套型间隔使用，造成一种参差不齐和错落有致的变化，黄以恒听了介绍后说：“你又给我来狗牙交错了，这十八公里农民新村就像一支迎接客人的仪仗队，要整齐统一，这是县长办公会上定下来的，如果这个歪戴帽子那个跷着二郎腿，这还像队伍吗？顶多是一支打了败仗的游兵散勇。” 吴成业说：“十八公里清一色麻将一样，没听说过。而且不符合基本的美学观点，建十八公里的房子，不对称的和谐是最起码的要求。” 黄以恒说：“你给我上美学课了，我听不懂。你不仅没按照县里的要求设计，而最大的问题是你将每户的水井都设计到楼的后面了，这样车辆经过这一路段时，就看到我们还没有吃上井水，而且改建的厕所也设计到了屋后，车辆经过时根本就看不到厕所。” 吴成业有些沉不住气了：“你这水井和厕所究竟是给老百姓用的，还是让领导们看的？你这不是花架子是什么？” 黄以恒说：“你不要吵好不好？我们的建设方针除了体现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成就外，还要把农民别墅建成一支展示合安改革开放成就的迎宾仪仗队，建成一个改水改厕走在全省最前面的样板和示范，所以我事前一再跟你讲要从设计中体现出改厕的巨大变化。” 吴成业说：“任何人都不会把厕所和水井作为设计的目的，作为一个设计者所能做的只是如何突出房屋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如何让人们感觉不到厕所和水井的存在。” 黄以恒说：“你是专业权威，我们当然要听你的，但当专业和政治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说政治服从专业呢，还是专业服从政治呢？” 吴成业说：“按文革的观点来看，一切为政治服务，林彪就曾提出过不能用军事代替政治。那么我倒要请教你，现在是政治挂帅呢，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黄以恒心里暗暗叫苦，这个老反革命确实不是好对付的，于是他就岔开这个无聊的争执，说：“小平同志讲了，办实事，不争论。所以我想请你能不能修改一下设计方案，筛选出一种最好的套型作为统一的建设标准，另外就是要将水井和改进的卫生厕所位置移到楼的前面来，要让来合安的客人们都能看到。” 吴成业笑了起来：“将厕所放在楼前面？没听说过世界上还有如此漂亮的楼房设计。” 黄以恒说：“当然不能放在屋里，毕竟没有自来水冲，只能用井水冲，井放在楼前不难看，但厕所放在前面也肯定不雅观，我们之所以请你这个专家，就是要让来合安的客人们既看到了厕所，又感觉不出是厕所，这关键就是要靠你发挥专长了。” 吴成业说：“那么就请你另请高明吧。我是坚决不会这么做的，厕所放在家门前，夏天东南风一吹，家里全是厕所的味道，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县领导们是怎么想的？你们出风头，连厕所也要当演员。我不干！” 第12章 吴成业扭头就走了，他是那种说得出来就能做得出来的人。黄以恒最终没能让吴成业帮上忙，他让宣中阳代表他去跟吴成业又谈过两次，希望他能改一改图纸，找外地专家设计还得多花好几万。吴成业说：“在钱和政治之间，钱必须要服从政治。黄以恒在乎钱就不会搞这个花架子工程了，现在许多农民都说没钱，要盖就让县里掏钱。我看他怎么办。”宣中阳也碰了一鼻子灰回去了，他对黄以恒说：“这个吴成业也许适合到地震局当局长。”黄以恒坐在那里，没有说话。那天他正在患感冒，他靠在椅子上想了好半天，终于意识到感冒并不是外部的风寒所致，主要是自己身体内部出了问题，内部出的问题才是病灾的根本原因，后来他又发觉这个结论实际上没什么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早就讲过，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 郑天良从北京回来后，那种感觉也就是成语中所说的“满面春风”，他见人就散一支“中南海”香烟，他本想给黄以恒一包“中南海”，但觉得那样做未免有点讨好和感激的嫌疑，所以他就忍住了，只是在黄以恒刚抽完一支的时候，又递上去一支。郑天良有一种被接受洗礼后的澄明和清澈，他向黄以恒说起了中央领导跟他们在一起照相的时的情景，许多人为了能抢到跟中央首长最近的位置，甚至还发生了一些拥挤，郑天良说他就站在最后一排，他将照片拿出来给黄以恒看，黄以恒看到郑天良站在后面只露出一颗脑袋，仅有一粒黄豆那么大。黄以恒说：“不管怎么说，你总算是跟中央领导留过影的人了，这是你的自豪，也是我们全县党员的骄傲。”郑天良也不怎么谦虚了：“我虽然做的还不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从来都是把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当作是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一面镜子，时刻反省自己是不是以个人利益为重了。”黄以恒说：“这一点人民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所以我的提议并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就是你的威望之所在，就连跟你争吵的田来有都没有表示异议。噢，我还要告诉你一声，这半个月你不在家，我们已经将省建行的钱又争取过来了，梁书记可是出了大力了，那天在省城跟刘行长都喝得夜里在旅馆里吐血了。所以钱的问题你也就不用担心了。这半个多月出去也够辛苦的了，先休息两天，洗洗澡，换换衣服，调整好了以后，再来上班。” 郑天良说要立即投入工作，黄以恒说在家陪陪嫂子吧。郑天良说老夫老妻的了有什么好陪的。黄以恒说就这样吧，说着就被宣中阳喊去参加电子元件厂的奠基去了。 郑天良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让他休息几天，这可是从来没有过先例，县里的七品官们还没那么娇贵，还有就是电子元件厂奠基，他这个分管工业和负责工业区的副县长为什么不去。他有些糊涂了。 两天后，黄以恒将郑天良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天很冷，黄以恒让县委办公室的小林又拎了一个煤炉来取暖。等他们点上烟，泡上茶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很暖和了。黄以恒这次先给郑天良递上烟，他说：“有一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很难办，我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市里盯得紧，我想也许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解围了。” 郑天良说：“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吧，再说你是一把手，你可以直接指示我去做什么事，也不存在什么帮忙解围。除非你是私事。” 黄以恒诚恳地说：“说起来我们现在是上下级，但论年龄你是我兄长，论能力你比我强，论资格你也是我的老上级，有些很困难的事我还真不好以组织的名义向你提出来，但我想来想去，这件事还是得向你开口。” 郑天良有些耐不住性子了：“有话你就直说吗，我能做的事还有什么推托的，这点组织原则还是有的，更何况我还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嘛！” 黄以恒说：“你老兄能有这个姿态，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县作为全省的改革试点县，争来也是不容易，老书记梁书记也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试点县压力太大，我前天洗头的时候，发现头发居然掉了不少，你看头顶已经剩不了几根了，还不到四十就这样了，五十岁一过真不用洗头了。当然了，试点县也有许多政策上的优惠，贷款上的优惠，专项资金上的优先划拨，这都是其他县想争也争不来的。老书记对我们年轻干部的希望很高，他想把自己没有实现的一些宏伟理想通过我们这些年轻干部来实现，所以要求也很高，总是说要给我们压担子。我们都是老书记发现和培养的，所以对他老人家提出的一些建议是没有理由不执行的。关于在三省交界的王桥集建经济实验区的事，上半年我就采取了拖的态度，但老人家最近追得很紧，批评我执行不力，并要求我们县在年底前就要搭好架子，筹备组人员全部到王桥集报到，一期建农贸市场批零中心的五百万年底前一定要到位，其中省里拨二百万，市里一百万，县里拿二百万，二期明年下半年建小商品城，投资两千万，也是三家出钱。试验区是副县级建制，要派一个能力强，懂农业和商业的年轻干部去担任试验区管委会主任，这个人选可把我愁坏了。我想来想去，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因为那里的工作难度太大，一条小街，经济也不是发达，没有人能在那里干出名堂来，全县找不到能打开新局面的具有开拓精神的干部来，说老实话，甩手当官容易，真要是干实事，开拓出新的事业来，根本就不容易，这一点我们两人是最清楚的。现在想要去的人很多，但我能答应吗，能放心吗？那里干垮掉了，我怎么向老书记交差，怎么向全县三十八万人民交待。所以这一段时间来，我简直是彻夜不眠，想来想去，只有你去最合适，只有你能为我解这个围，只有你能在那里干出事业来。所以说，今天我找你谈这件事，既是代表组织，也是代表我个人，因为如果找不出合适人选来，我这个一把手就是无能。” 郑天良被黄以恒的诚恳打动了，他说：“我当有多大的事，实验区我去干不就行了，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我是没有理由讨价还价的。还有哪些具体要求，你就直说吧，我很快就可以把班子搭起来开展工作。” 黄以恒用一种感动的目光看着郑天良，他真想跟他握一下手，但他还是忍住了冲动，他说：“我以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感谢，以组织的名义保证给予你全力的支持。合安县综合经济实验区是副县级建制，这是市里明确过的，你去了后的职务是县委常委、副县长兼实验区管委会主任，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我的考虑是，进入常委后便于你开展工作，保留副县长我也是有想法的，也就是说你老兄什么时候觉得不想干了，随时可以回来，给你留一个实职的位子，不能让你回来一脚踏空。车辆配备一部新桑塔纳和一辆三菱面包车，虽说离县城三十五公里，但开车回来也只要半个小时，嫂子去工作也行，留在县城也行。总之，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三年后实现亿元交易额，这样我们‘五个亿元乡镇’就可以很快增加一个，你的担子绝不轻松。” 郑天良非常简单地看待这次人事安排，所以答应得非常爽快，他觉得自己可以独挡一面地大干一场了。 而当郑天良去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上任后，县城里政界的人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想到，黄书记不动声色地就将‘五八十’工程的钉子给拔掉了。” 黄以恒的谈话在许多年后被郑天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到实验区是组织安排，刚刚当选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应该是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的。二是戴高帽子给足面子，将郑天良打扮成一个除了他实验区就地球不转了的唯一人选。三是激将法，这个工作不好干，是全县没有任何人能胜任的，所以你去上任就是全县唯一能干的人材。四是以情感人，以情动人，安排好位子，还进入常委，随时都可以回来，县里还留着位子，可进可退，进出自由。但一当你上任了，实际上也就骑虎难下了，对于郑天良这样的人，好进不好退，干好了是县里的支持，干不好就是你的无能，回来也只能是灰溜溜的。五就是通过这些明升暗降、表面重用实际是弃用的方式将影响着“五八十”工程顺利进行的保守僵化不适应时代潮流的绊脚石搬开。 上任的那天，王桥集还举行了隆重的实验区挂牌仪式，市委梁书记、县委黄书记及五大班子全体成员全都到场，省市县电视台摄像机反复转动着，将一张张光辉灿烂的脸留在了胶片上。 仪式结束后，黄以恒对郑天良说：“今后由我的司机沈一飞负责为你开车。” 郑天良说：“怎么好意思用你的司机呢，我重新配一个司机。”郑天良不喜欢沈一飞。 黄以恒说：“沈一飞技术好，我就忍痛割爱一回吧，要让他充分保证你的安全。” 这时，大家招呼上车了，所有领导和来宾们都跟郑天良握手道别，几辆大面包车在滚滚尘烟中疾驰而去，当郑天良孤独地站在路边向面包车挥手告别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远离了合安县的政治核心了，实验区的牌子临时挂在乡政府牌子旁边，有点寄人篱下，更像一个不合法的伪政府一样被悬挂在冬天的风中。 郑天良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他似乎意识到了一点什么。但这时候，过年的日子已经临近了，小镇上到处都是杀猪宰羊的声音，鞭炮声断断续续地响起，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香味。安排好了单人宿舍，支好了取暖的煤炉，他仿佛又回到了朝阳公社。 郑天良打电话让沈一飞来接他回家过年，一切只有等年后再说了。 县城里五条商贸大道一起修，拆迁工程庞大，百分之四十的老城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成为废墟，站在县政府办公楼里向下看，整个县城像被刚刚轰炸过一样呈现出一派劫后余生的荒凉，砍倒的树歪在碎砖断瓦中，干枯的枝叉在寒冷的空气中流露出死不瞑目的绝望。黄以恒对郑天良说，“毛主席讲过不破不立，我们正在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数千老百姓在帐篷里度过了除夕，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新年的鞭炮声中。 各个乡镇舞龙、舞狮的队伍都来了，锣鼓队、高跷队还有一些花灯在县城的废墟上经过。他们盲目乐观的情绪感染着每一个市民，市民们在这些队伍经过时就自发地燃起了鞭炮，县政府大楼顶上的高音喇叭里整天播放着《亚洲雄风》的歌曲，这一年北京要举行亚运会，县城里的人被歌声鼓舞着在大街上扭起了秧歌。 大年初二郑天良回乡下给姐夫拜年，去年他给姐姐买了一件羽绒服，姐姐说穿不惯这轻飘飘的东西，还是老棉袄厚实，郑天良说姐姐你的胃不好这衣服是暖胃的，姐姐就说让兄弟破费了，郑天良说没有姐姐我就活不到今天，说到往事，姐弟俩唏嘘不已，没想到姐姐还没将衣服穿热就去世了，郑天良看着姐姐的遗像愣了好半天。今天他给姐夫带去了一条“红梅”香烟和两瓶县酒厂生产的“合安特曲”，周玉英带着女儿清扬在厨房里帮着洗菜做饭，而外甥大宝却在舅舅来的这一天出远门到同学家去了，他对父亲说不想见舅舅。饭后姐夫对郑天良说：“玄慧寺是靠乡邻们筹钱修的，才建了三间正殿，悟能法师云游四方也化了不少缘，你要是能批就批一点钱，村里人对你有些意见，再说悟能法师就是灵，他说今年国家要出事，你也有灾，全应验了。天安门闹出了人命，你也被下放到了乡下。”姐夫迟疑了一下，带有征求意见地说：“你最好去玄慧寺烧几柱香，也请法师给你解一解凶结。” 郑天良当然不会去玄慧寺烧香拜佛，他说：“我是共产党的县长，怎么能干这种事。”但他说完后心里却有些虚怯，他没想到当了常委后却被理解成了遇到凶险，到王桥集实验区被看成了降职，郑天良觉得姐夫的话肯定不是代表他一个人的观点。他不会解释什么，但心里还是有了一些当年刚坐沙发时的感觉，有点不踏实。 回到县城后，黄以恒要请郑天良一家过来吃饭。黄以恒想推掉，他不愿意搞这种吃吃喝喝的名堂，但周玉英却非要去，就说：“大过年的，你抹人家黄书记的面子，还有一点人情味吗？钱萍说老母鸡汤她昨天就炖好了，还烧了你最喜欢吃的红烧猪蹄。”郑天良问钱萍是怎么知道自己喜欢吃猪蹄的，周玉英说是黄书记说的。郑天良听到这里心里还滋生出一些感动来，吃猪蹄还是十多年前在朝阳公社食堂时的习惯，那时每到星期天加餐，食堂万师傅总要给单身的公社干部们加一个荤菜，征求郑天良的时候，郑天良就说红烧猪蹄，工资低，一个星期只能奢侈一次。 周玉英要带点礼品到黄以恒家去，郑天良不同意，周玉英说过年不能空手到人家去，你去乡下不是也带礼品给你姐姐姐夫吗，郑天良说那是亲戚。周玉英坚持拎上了从姐夫家带回来的一瓶芝麻油，郑天良看了看就没再争执什么，但他心里还是有点怪怪的，那是一种吃饭时牙齿硌到了一粒沙子一样的感觉，虽不伤人但又很别扭。 两家虽说一个在院子东头一个在西头，郑天良从来没踏进过黄家的门，倒是黄以恒为周玉英工作的事到郑府上征求意见，黄以恒将私事放在私下的场合办，将郑天良的事当作是自己的事来办，大年初三又将郑天良一家人请到自己家里，这就多少将两人的关系放在私人的范围里来对待，而这两次私人交往如果要概括一下主题的话，即黄以恒不仅对郑天良尊重和关心，而且愿意以一种私人感情来消化工作中的一些分歧和社会上的许多谣传。 黄以恒一见面就紧紧握住郑天良的手连连道贺：“郑兄、嫂子，新年好！快请进！” 郑天良也同贺新春，周玉英手里拎着一瓶芝麻油奔厨房找钱萍去了，两位县长夫人见面就谈如何烧菜的事。两个小孩在院子里玩起了花炮和橡皮筋，下午的阳光落在院子里，冬青树和腊梅花的枝叶与花瓣相辅相成。 黄以恒让郑天良坐在沙发里，郑天良个子高大，一下子又陷进了弹簧里，不过他很快调整姿势让自己稳定下来。黄以恒泡茶递烟的动作极其熟练，这让郑天良又想起了朝阳公社的一些生活场景，这种历史场景的还原总是容易破坏郑天良平静的情绪，这时，他就感到历史确实是一个包袱。 黄以恒坐下后说：“年初一要去几个退下来的老干部家拜年，昨天去建群外婆家拜年，直到今天才有空请老兄过来叙叙。” 郑天良说：“我也是从乡下才回来，总体看来，农民收入有提高，但思想觉悟始终提不高，过年就是忙赌钱，还有就是封建迷信活动很盛行。” 黄以恒说：“是呀，我们现在改革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观念和行动都跟不上去，这一点你在几年前那篇文章所提到的观点是很准确到位的。” 一提起那篇文章，郑天良很自然又联想起了行政干部学院的日子，又想起了省委魏廷旺副书记。这种联想让郑天良无法面对往事。他岔开话题说：“没想到你家里比我家也好不到哪儿去，也不装修装修？” 黄以恒指着简陋的家具和朴素的墙壁：“好像比你面积要大一些，多一间房，另外就是我有十七寸的彩电，就好这么多。” 郑天良也就顺水推船地说了一些心里话：“可我们有些干部却把掌权当着捞钱的工具，我真搞不清他们是怎么想的？” 黄以恒说：“是呀，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要那么多有什么意思。我记得好像是香港的哪位富豪说过，人是1，钱是0，钱越多，0就越多，比如从100到10000，如果人没有了，也就是1没有了，剩下的全是0了，钱就毫无意义了。” 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一些尽可能与工作无关的轻松的话题。黄昏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一点点地来临了。厨房里的菜香味一阵阵地飘过来，钱萍招呼吃饭。 两家六口人，桌上堆满了二十四个菜，冷盘、热炒、烧菜、烩菜、汤煲一应俱全，郑天良差点说出了“吃饭还要搞这么多形式主义干什么”，但大过年的，场合不对，也就不说了。黄以恒拿出了一瓶“茅台”，他一边给郑天良倒酒，一边解释说：“我这可不是什么搞腐败捞来的，我是特地为你来在百货公司买的，当然了，这是钱萍开后门买来的。我们两个在县里一年忙到头了，开后门买一瓶好酒也算不上什么滔天罪行。” 郑天良似乎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黄以恒，即使能找出来，也不能在黄以恒将自己待为上宾的时候，为一瓶好酒上纲上线。 黄以恒不停地给郑天良夹红烧猪蹄，又招呼钱萍给周玉英舀老母鸡汤，从场面上看，不像上级请下级吃饭，倒像下级请上级吃饭。郑天良在这种感觉中对黄以恒就多了一份情感的东西，情感就像老母鸡汤，又浓又稠，让你无法拒绝。 两个孩子吃两口，就去玩一气，他们对吃饭不感兴趣，他们生活在游戏中。 桌上实际上只有四个大人在吃喝，黄以恒倒了满满一大杯酒敬郑天良夫妻俩：“我一直是把老郑当作兄长来尊重的，这不仅是因为老郑年龄比我大又是我以前的老上级，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合作中，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工作分歧，但最终都是老兄让着小弟，而且在很多谣言和挑拨离间中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所以我以私人的名义向郑兄和嫂子表示感谢。”说着一仰脖子将酒全都倒进了喉咙里。 郑天良也站起来回敬黄以恒夫妻，一是对盛情招待的感谢，再就是接着黄以恒的话表明了态度，他说：“当我以工作为重，以事业为重，以党的原则为重的时候，我就不会把工作分歧上升到个人恩怨上去，也不会相信什么谣言。” 黄以恒接着说：“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将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无限地扩大化和阶级斗争化，比如说在老郑到实验区任职一事上，就有人传言说这是梁邦定书记的安排，说我跟老郑都是梁书记的人，是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其实这完全是我跟老郑协商的结果，那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美差。进常委怎么啦，以老郑的政绩和能力，早该接任县长了，但有些事就是摆不平，市里县里的有些人就是不希望我们两个人同时上嘛，我都干累死了。” 黄以恒叹了一口气，又给郑天良倒满酒，郑天良说自己酒量不行，黄以恒就说你喝半杯我喝满杯，两人你来我往竟将一瓶酒对吹了。 周玉英在用汽水敬黄以恒夫妇，她说：“我家老郑是直脾气，有得罪黄书记的地方，还请你多多包涵，他这个人没心眼。” 黄以恒也恰到好处地说：“我有时候跟老郑沟通不够，事情一多，就不大注意细枝末节了，在有些事上做得也很不周到，也产生了一些误解，还望郑兄和嫂子能宽恕。” 灯光照耀着桌上渐渐变凉了的菜，郑天良面前是一堆骨头，嘴上不可避免地油光灿烂。这次家庭宴会不知不觉中就成了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聚会，成了一个互相谅解互相团结的聚会。家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地方，家里的事任何时候都显得很好解决，因为家里的矛盾是定位在自家人这一性质上的，所以一般说来，私人的事在家里解决，工作上的事在酒桌上解决，这几乎就成了中国国情的另一道风景。 临走的时候，黄以恒送给郑天良一条“红塔山”香烟，郑天良坚决不要，黄以恒说：“你不要把我们的私下里的关系工作化好不好，这是老弟给你老兄的一点敬意，总不能算是我向你行贿吧？你不还带来一瓶芝麻油吗，如果你非要在大过年的时候按工作原则办事，那你就将麻油带回去，另外我们再坐下来算算今晚的伙食费，人均分摊一下要付多少钱。这不是存心要将我们的关系庸俗化嘛。” 郑天良无话可说，周玉英接过黄以恒的香烟，说：“只要是黄书记给你的，一千条也照收不误，既不是建筑队给你的，也不是下级给你的，怕什么？” 黄以恒说：“嫂子，我可没有一千条烟送老郑，我这还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省给他抽的，因为他烟瘾比我大。” 郑天良晚上回来后，躺在床上想了很久，他觉得黄以恒对自己除了在工作上有些分歧外，在对待妻子周玉英工作的事上，在推荐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件事上，在对他的人格尊重上应该说是无懈可击的，即使在他当副县长一事上也都是当作自己的事来办的。从私人情感上说，黄以恒对自己关爱有加，到王桥实验区当管委会主任，给自己的进退都留好了路，还进了常委。把三省交界的这样一个全省瞩目的综合经济实验区交给自己，也就是给了自己第二次独挡一面再创辉煌的机会，也等于是为自己下一步的政治前途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舞台。这里面包含着信任，更包含着关心，但黄以恒不愿直接说出来，他只是说这是不好干的工作，是一个让他很为难的工作，只有不好干的工作为难的工作才能做出政绩来。 九十年代第一个春节是郑天良过得最愉快的一个春节，他像一个加满了油的推土机，野心勃勃地要在王桥集推出一片崭新的世界来。 年初六一大早，郑天良就让沈一飞开着县委的一辆旧的桑塔纳送他到了王桥集乡，路况太差，沙石路坑坑洼洼，车子开到半路坏了，郑天良下车后，看光秃秃的土地在阳光下就像被撕碎的枯黄的古书铺在冬天的风中，郑天良站在风中抽了一支烟，又撒了一泡尿，上车后，他感到有些冷。沈一飞捣鼓了好半天才将车子弄响，破旧的车子与破烂的道路相互折磨，车轮下面发出古怪的声音，像一个残废的老人发出的哮喘声。 沈一飞现在的态度很好，他上下车前都主动为郑天良开车门，郑天良就不客气地对他说：“像你这样把注意力放到开车门上的司机，我对你能否把好方向盘很不放心。”沈一飞态度谦恭地说：“黄书记叫我一定要将郑县长服务好，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郑县长多多批评。” 郑天良问：“黄书记叫你给我开车门了？” 沈一飞不支声。郑天良并没有考虑如何让黄以恒兑现配一辆新桑塔纳的事，他在想如何让第一期五百万资金尽快到位，通往县城的这条路简单地维修一下就要花四五十万，而实验区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占地一万二千平方米，即使建简单的铺面，加上道路水电改造，至少要六百万，五百万根本不够，还有王桥集位于合安县的“西伯利亚”，要想让外省的商户们都来交易，首先是王桥集联结外省边界的三条公路四十七公里按初等级标准修建，至少也要三百多万，还有二期的小商品批发交易市场的资金两千万能不能保证得了，县里的“五八十”工程资金缺口大概还有一个亿左右，这种矛盾怎么解决。好在合安县现在是全省经济改革的试点县，有省市领导的支持，银行里有的是钱，银行里的钱是国家的，国家当然不会在乎合安县两三个亿资金的。社会主义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拿国家的钱办小家的事，花国家的钱比花老子的钱还轻松，有时儿子不还老子的钱，老子跟儿子动手打架，但花国家的钱没人来跟你打架，钱不是银行私人的，你花的钱都用在了建设上，又没贪污，怕什么呢？因此官员们最担心的不是欠债，而是借不到债，一些地方官员的政绩就是靠从银行搞来多少钱而评定的，不搞白不搞，为了借债搞一点不正之风就像儿子借老子钱的时候给老子送一包点心一样文明礼貌。郑天良没本事搞钱。 郑天良是在酒桌上找到王桥集乡党委书记陈凤山的。 虽然年初六正式上班，从上到下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工作要做，县里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叫“初六上班点个卯，十五小酒没喝好，二十上班手不熟，三十才算节过了”。王桥集乡政府院子里空空荡荡，办公室除了一个值班的办事员外，还有几只麻雀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叫着，它们似乎缺少过年应有的食物，声音有些烦燥。郑天良问陈凤山在哪里，值班的说在郭乡长家里喝酒。 郑天良找到陈凤山时，他们在郭乡长家已经将八瓶白酒掀了个底朝天，酒肉的气息四处蔓延，一个个喝得红光满面，郑天良要是平时，可能就要发火了，但今天是过年第一次见面，而且在行政关系没理顺前算是站在别人的地盘上，他就忍住了。他进去后只说了一句：“各位诸侯新年好！” 陈凤山歪歪斜斜地站起来紧紧握住郑天良的手说：“郑主任，你也不先打个电话来，来来来，先喝两杯！”其他乡干部依次站起来跟郑天良握手，他们的手上沾满了酒和油汤。 沈一飞说郑县长已经在乡政府食堂吃过饭了。陈凤山就说那就晚上到他家接着喝。这时已是下午三点半了，郑天良说：“老陈，我们还是先把合署办公后的工作议一议吧。”郑天良用了一种商量的口气。 陈凤山一听说工作，马上就借着酒性发作了：“他黄以恒搞什么名堂，实验区连个招呼都不打立即上马，一味地命令我们先配合，可王桥集乡干部们怎么安排，他就像对待没娘老子的孤儿一样不管不问了，连个交待都没有，你叫我们怎么工作？” 郑天良解释说：“县委还没来得及做过细的分工安排，但你们都是实验区筹委会的成员，王桥集乡改为综合实验区后，我们现在要立即着手平整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的土地，先让机器开进去，尽快拿出工程设计方案和建设招标的条件。这些前期规划工作必须在正月十五前要完成，不然就不可能在年底跟县城工业区同时举行落成典礼。” 陈凤山将一杯白酒一口喝下去，声音吵哑地说：“郑主任，钱呢？五百万到位多少了？我听说才划过来二十万开办费，工程一上马，花钱如流水，现在搞工程的，可不都是优秀共产党员，‘不见票子不拉弦’。我说这话绝没有对你郑主任的不敬，我是对黄以恒没有信心，更何况你本来就是被黄以恒排挤出来的。” 郑天良沉不住气了：“你老陈怎么能这样说话，建实验区是市委的决定，我也是市委任命的，而不是黄以恒任命的，怎么能说出排挤这种没有原则的话呢？没钱由我来找县里和市里，但你们作为实验区筹委会成员，下午，不，马上跟我一起回乡政府开会！上班时间还在喝酒，成何体统！” 郑天良一扳起脸发火，所有乡干部们的酒全醒了，他们抹着脸上的虚汗，纷纷离开一桌子残羹剩汤，他们从鸡鸭鱼的残骸中站起来，像一群喝醉酒的俘虏被郑天良押进了乡政府会议室。他们知道郑天良的脾气。 第13章 陈凤山原来跟黄以恒在县政府办是同事，省农校毕业的，不知什么原因，提为副科级秘书后就被下派到了合安县的“西伯利亚”王桥集乡，他对黄以恒很不满，郑天良的理解是可能是因为两人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而且自认为能力不弱，而一个上去了，一个却下来了，心中难免有些怨言，而郑天良在这种时候，却必须要从大局出发，维护黄以恒的威信，春节过后，他更加明确了这一原则。 陈凤山对郑天良说：“郑主任，我比你更了解黄以恒。”郑天良对陈凤山说：“我不希望你再说一些人际关系上的事，我们要多谋事，少谋人。”陈凤山说：“你不谋人，人要谋你。郑主任，你要不是有省委魏廷旺副书记给你谋一下人的话，你还不是在东店乡跟我一样喝得醉熏熏的。”郑天良说：“我即使在东店乡也不会像你这样不思进取，自甘沉沦。”陈凤山苦笑了笑：“郑主任，我肯定会支持你的，但我支持你就把实验区办起来了？”郑天良说：“我只要你支持就够了。” 郑天良知道陈凤山心里憋着一肚子窝囊，这个自命不凡的人当然不敢跟他摆老资格，他在朝阳公社当书记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但陈凤山心里不服黄以恒是能看得出来的，而现在的黄以恒根本不需要陈凤山这类角色来评定功过是非，他是市里省里树的典型，连郑天良现在都不得不让他三分。陈凤山并不一定反对建实验区，他真正反对的是没有让他主政实验区，副县级职位是他们这些乡长书记们一生而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可这个理想却偏偏在机会来的时候又失去了，他对黄以恒过激的评价就在所难免了。 从年初六开始，郑天良就将乡政府的大小官吏们全都作为人质绑架在乡政府的会议室里，家在这里的回家吃饭，家不在这里的一律吃食堂，谁都不许喝酒，包括陈凤山在内，还没人敢反抗郑天良，郑天良觉得在乡镇这一级他总是能那么一呼百应如行云流水，这也许真应验了老反革命吴成业的那句话：“你只适合在乡镇当一把手。”这话究竟是说他的能耐只能在乡镇当头呢，还是说县一级的衙门根本就容不下他这样的人呢？无论往哪一方面想，都不是好兆头。不过，在这关键时期，他不愿往深处想。 吴成业是年初七到王桥集的。吴成业最初在电话里答应了郑天良的请求，可沈一飞车子开回去接他的时候，他却不愿来，他说如果设计的交易市场被否定了还不如不来，郑天良在电话里骂他道：“你这个老反革命，怎么就喜欢跟革命唱对台戏呢。你要是不来，我明天早上就赶回去吃住在你家里，只到你答应为止。”吴成业在电话里说了一句：“好吧，我答应你，但一个无赖是干不成大事的。”郑天良说：“我从来没说让你来帮我干大事，不就设计一个交易市场吗，也就四五百万的盘子。” 到正月十五晚上九点多钟，前期规划已经完成，交易市场的图纸是吴成业设计，一个十字小街向四面幅射，两层青瓦白墙的带有徽派建筑特点的铺面古色古香错落有致，郑天良说：“你可千万要为我省钱哟！”话说得小心翼翼不敢得罪。吴成业说：“每个铺面除了马头墙要多花三四百块砖头外，造价比农民家建房子都要省百分之二十的钱，比黄以恒找人设计的通往省市的那条窗口道路上的农民新村造价每幢要省百分之三十五的钱。你看能给我多少奖励吧？”郑天良说晚上我奖励你吃红烧猪蹄，吴成业对陈凤山说我的智慧就值三个红烧猪蹄，陈凤山笑着不答腔，郑天良说：“不，你最少也得值四个猪蹄。”设计方案一致叫好，而平整土地的工作在初八就开始了，陈凤山动用乡农机站的推土机，又招了两百多民工，昼夜不停地奋战在工地上，因为是在乡政府边上的农田里建市场，所以也不存在拆迁的事，农户们在献出土地后，每户只要花八千块钱，就可以得到一个铺面，而每个铺面的造价是一万四千多块钱，其余都由政府贴了。工程建设分工已经明确，水、电、路、工程招标、质量监督、招商入住、包括建澡堂、办学校、邮局、厕所等等都已经落实到人了，郑天良总负责，主要是筹划资金到位，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按计划年底举行落成典礼已不成问题。所有的人眼睛都熬红了，他们有人胆大妄为地跟郑天良开玩笑说：“郑主任，你的政绩主要是靠绑架人质实现的。”郑天良并不生气，他说：“反正喝酒喝不出政绩来，小平访问日本的记录片里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日本人靠玩命干出了奇迹，即使像吴成业这样的科技分子，他不玩命，就不会设计出大家都满意的图纸，也不会让他的科技知识变成生产力。”郑天良说完这句话，走到窗前听远处工地上的推土机还在轰鸣着，他对一屋子乡干部们说：“走，到食堂去，我请你们喝酒。” 夜幕下的王桥集，正在酝酿着郑天良压抑了好几年的欲望和梦想。 吴成业在离开王桥集前一天晚上跟郑天良进行了一次长谈，吴成业从来不把郑天良和黄以恒当成领导，他把他们当成是同学，从关系上说他跟郑天良更近一些，所以平时来往也多一些，但吴成业跟郑天良就没说过什么好听的话，今天也不例外，他坐在郑天良的单人宿舍里，手里捧着一把自带的紫砂茶壶，说：“老郑呀，你要是想干事呢，就在下面干；你要是想当官呢，就在上面干。” 郑天良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好像在上面干的人就不是干事的，当官跟干事在你这里就是对立的，岂有此理。” 吴成业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水，嘴角上还挂着漏出来的一滴：“当官和干事在你身上就是对立的。在上面干，既要会当官也要会干事，或者说既要会干事更要会当官，你是属于那种会干事不会当官的人，当官对你来说不仅干不成事，而且还会当不成官，失败是注定的。” 郑天良将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恼火地说：“难道我现在不是既在当官又在干事吗？” 吴成业说：“假如我说你现在既不是在当官，又不是在干事呢？” 郑天良真火了：“我不听你胡说八道了，你这样的老反革命除了牢骚之外，就不能说一点好听的话，说一点安定团结的话，唯恐天下不乱。” 吴成业摆摆手：“不说了，不说了，我们下几盘象棋吧！” 郑天良跟吴成业摆上棋盘，一直杀到夜里两点半，总比分是八比七，郑天良赢了，吴成业说：“在实验区这个地方，我必须让你赢。” 郑天良说：“好像你让我赢的一样，我这是凭实力赢来的，不服，再来一盘。” 这时，沈一飞喊两位吃夜宵，食堂做了两碗骨头汤泡锅巴，郑天良吃完后还问这是谁安排的，沈一飞说黄书记要我做好服务工作，是我让食堂做的。看着眼皮发涩的沈一飞，郑天良并没说反感的话，只是说：“你赶快去睡觉吧，明天还要送吴局长回去。”沈一飞走了，郑天良望着他孤独而凄凉的背影，心里有了一丝怜悯。 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的资金只到位三百万，这比黄以恒答应的去年年底全部到位不仅晚了两个月，而且还有两百万没到齐。郑天良给黄以恒打电话要求在五百万之外再追加一百万建设投资，因为当务之急是要修好王桥集到县城的三十五公里公路，还有通往外省交界的三条四十七公里道路，单这一项工程就需要一百多万，如果路修不好，市场建起来也没人来经营，另外还要在三省边界的县市要提前做宣传、打广告，这也需要一大笔资金，如果资金紧张的话，郑天良建议小商品批发商城缓建，用这笔资金来完善道路交通、电网改造和自来水工程，小镇上至今还没有自来水。郑天良说起来没完没了，他在向黄以恒求援，黄以恒在电话里说：“你说的意见很好，我完全同意，现在你是实验区的一把手，要放手把工作抓起来，有些事你可以不向我汇报，我完全信任你。资金的事我再来协调，争取尽快到位。” 郑天良放下电话的时候，想了一会儿有些惘然了，一期投入本来说好了是要提前到位的，现在还要协调，“尽快到位”还要“争取”，他想问哪一天到位，但他似乎要是这样问，就是对黄以恒的不信任，此时，他突然感到自己在这个边远的“西伯利亚”离开黄以恒还真是无法干下去，在县里的时候怎么一点这种感觉都没有呢。有一个民间传说中说，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小妾，总认为自己很漂亮，给一个有钱而没有牙齿的老爷做偏房很冤枉，同床异梦，后来有一天老爷对小妾说“你到扬州看一看琼花吧”，于是就给她带足了盘缠上路了，到了烟花三月的扬州的时候，小妾发现钱没有了，她原以为自己很漂亮，肯定人家会争着给她吃的穿的，可没人给她免费的午餐，除了进窑子当妓女，无路可走，于是小妾开始怀念那个没有牙齿的老爷来，她一身褴褛蓬头垢面地回到了老爷的怀抱，哭着说：“我再也不离开老爷了”，老爷抚摸着小妾的头说：“我没有牙齿有钱，你有漂亮的脸蛋没有钱，你做偏房一点都不亏，谁也没欺负谁，我们之间很公平。”郑天良小时候听这个传说时没任何感觉，他今天回忆起这个传说的时候有了一些感觉，但究竟是什么感觉，还是想不透彻。郑天良想问题就像他下棋一样，只能看到下一步，而一个优秀的棋手，下棋看五步。这是吴成业说的。 郑天良将到位的三百万挤出二十万来修连接县城的三十五公里路，本来要四十万，现在沿途有四个乡镇愿意动用农用拖拉机无偿运送沙石、民工无偿上路在狗啃过一样的路基上铺沙石，这样就省下了二十万。他们热烈欢呼县里拿钱修路，乡镇长们也都说还是郑县长体恤民情，可谁也不知道这是实验区的钱，县里的钱都用在五条商贸大道和工业区工程上了，全县除了连接省市的那条道路铺了柏油，其余都是伤痕累累，像被鞭子抽烂了脊背。郑天良还拿出了五十万先将连接外省的三条四十七公里道路铺垫干土路基，等资金一到位，再铺沙石。如果路和交易市场同时完工等于也就能按时开业了，如果路不修好，交易市场建成后除了供参观用之外，毫无意义。陈凤山不同意郑天良的意见，他说：“先把市场建起来，修路的钱等黄以恒拨过来再修，不然，你到时候，一件事也做不成。”郑天良自信地说：“资金没问题，关键是我们必须要将修路和建市场同时进行，这才是有效的，我们不能干没效率的工作。晚半年开放市场，要损失多少钱。”陈凤山不跟郑天良计较，只是说了一句：“郑主任，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我只是出于好意给你提个醒。哪有实验区已经开工了，班子还不组建的？他黄以恒工作再忙，也该到这里看看，你现在虽有分工，但由于职务不明，职责也就不明，郭乡长到洪山砖瓦厂谈好了三百万块砖的价格却不敢拍板，搞得人家怀疑他是假冒的领导，问他什么职务，他说是筹委会委员，人家说不跟委员谈，要跟领导谈。我们这不是要官，而是要那些官们对我们下面的同志负责，你都是我们的头了，我们又还能有什么官呢，不就是为了方便工作嘛。” 郑天良专门到县里找黄以恒，可黄以恒却很难找到，一会在市里，一会儿又去了省里，临时约好的见面时间，他一进城，县委办却又说黄书记被市委梁书记叫去了。“五八十”一期工程今年年底建成，这是县里最关键的一年，年底的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要在合安召开，县里大大小小的头头们自从过年后就没睡过安稳觉，大家都在玩命。县委常委会和县长办公会几乎已经取消了，有什么事黄以恒电话里通气讨论，黄以恒说：“今年我们一定要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把时间全部用到工作中去。” 让郑天良感到气愤的是他走后，工业区建设改由田来有副县长分管了。他问了几个常委和副县长，关于田来有的分工调整为什么不经过县长办公会，其他领导都态度很暧昧地说，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分工。从这一天起，郑天良开始慎重地考虑起了社会上的谣言，田来有虽然经常在会上被黄以恒批评，但他仍不遗余力地赤裸裸地宣传黄以恒的讲话精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郑天良不能在县城久等，他要沈一飞在县城死守，只要黄以恒一回来，立即打电话让他赶回来。交易市场工地的水泥和钢材时断时续，资金不到位，工程无法按时完工。郑天良坐公共汽车回去的时候，头上冒出了冷汗，当他看到沿途四个乡镇老百姓在尘烟灰土中义务铺沙石，心中稍有安慰。 回到实验区，陈凤山冲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将帽子往桌上一掼，说：“郑主任，这他妈的没法干了！” 郑天良甩给他一支烟说：“你是骂我呢，还是骂谁呢？” 陈凤山说：“我骂黄以恒，他把钱全用在县城的面子工程上了，财政局李局长已经对我说了，砸锅卖铁先保证县城的建设，这是黄以恒定的调子，我不用问就知道你这次去县里一分钱也没要到。” 郑天良说：“实验区本来就是县里的五八十工程之一，保证县城商贸大道和工业区建设，并不是就让我们实验区停止建设，黄书记完全同意我们关于修路的方案和投资规划，你就给我少发一点牢骚。” 陈凤山说：“我们现在纸上谈兵，做黄粱美梦，郑主任你不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吗？反正我是受够了。我先跟你汇报一下工程情况吧，通往外省三条路的干土路基工程现在修了不到一半停下了，张庄村和柳下河村的老百姓不许施工，要把土地征用补偿费先付了才给动工，我去做说服工作，老百姓说我已经不是乡里的书记了，就不买我的账，我叫派出所去抓人，派出所说县里有过明确指示，六四以后，合安县不许出现一例警察与老百姓冲突的事。”陈凤山端起郑天良的杯子咕咕噜噜地喝了一气，“交易市场工地开工量不足百分之四十，材料跟不上，有两个建筑队已经走人了。” 郑天良坐在木头椅子上，望着窗外的树全绿了，春天已经到了，他的屋里还弥漫着阴凉的气息，他拉上陈凤山说：“走，到现场去！” 交易市场工地上，只有零零碎碎的一些人在干活，十字街只能看到一个暗示性的轮廓，砖头水泥钢材全都用完了，郑天良和陈凤山穿行在有些清冷的工地上，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工地上没有旗帜和标语，也没有人声鼎沸的劳动的场面，他们更像是来凭吊一处刚刚挖掘出来的遗址，春天的风漫过郑天良的头发和这片新鲜的遗址，然后将一片片尘土卷向半空。 郑天良正在揉眼睛里的灰沙，一个戴安全帽的人跑过来拽住了陈凤山的胳膊：“陈书记，你得给我把前期的钱付了。” 郑天良睁开眼睛看到戴安全帽的人一脸酱菜的颜色，戴安全帽的汉子用不信任的目光咬住陈凤山：“你说开工一个月内付百分之三十的建筑费，我都干两个月了，你一分钱也不付，我手下六十多个民工要我的命，他们说我是骗子。你现在要么是给我付钱，要么就给我一个个地去向民工解释。我不像其它工程队，只干了几天，撤走了损失不大，我都干两个多月了，两条水泥路都快铺完了，你们当领导的要讲良心。” 这个拽住陈凤山不放的人是交易市场修路的工头王富安。 陈凤山挣脱了王富安的手指着郑天良说：“这是实验区的一把手郑县长，我是按照他的指示办的，我没骗你们。资金一时没周转开来，但绝不会不给钱，政府说话还能不算数，难道郑县长还能骗你吗？” 郑天良问王富安：“按百分之三十，要付你多少钱？” 王富安说：“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九块。” 郑天良说：“明天下午三点你去乡政府大院实验区财务科领钱。” 王富安有些不放心地说：“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手下的民工们还等着这些钱回家买化肥呢。” 郑天良有些恼火了：“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郑天良跟陈凤山走远了，郑天良感觉到身后的目光如同钢针一样尖锐。 陈凤山说：“郑主任，你这一说真话，说假话的就只剩下我了。不过，好像财务科说食堂买米买油的钱都不够了，还是你权力大好，一锤定音，我们说话不算数，全成了骗子。” 郑天良心里有点烦：“这种时候，说这话有什么意思？难道让王富安跟你在工地上打架？是我说话不算数，我是骗子，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非要我跪在王富安面前承认吗？” 陈凤山看郑天良脸色难看，就骂了一句：“妈的，黄以恒是最大的骗子。” 这一次郑天良没有反驳。他想着半拉子工程的远景，心里就像塞满子碎砖断瓦和废钢筋。 沈一飞的车子在县里没回来，回来也无法开到乡下的土路上去。郑天良跟陈凤山坐派出所的三轮摩托车前往张庄村和柳下河村，陈凤山问驾车的派出所长钟明带没带枪，钟明说枪带了但他不敢拿出来，陈凤山说保护郑县长怕什么，钟明就说如果真出现了危及郑县长安全的事，他会掏枪来维持局面的。郑天良坐在车后说问题没那么严重。 郑天良一路上五脏六腑差点被颠得吐出来，他的鼻子里呛满了灰尘。他准备找群众谈一谈，要他们以大局为重，支持工程建设，征用土地补偿金下半年保证兑现，而且每亩可以从三百六十块钱，提高到三百八十块钱。郑天良和陈凤山看到路基建设全都停了下来，眼看和外省的通道就此截断，他就像被人拦腰砍了一刀一样，身首异处。 地里的麦苗在经历一冬的严寒后，它们在春风的鼓舞下从田地里纷纷地站了起来，满眼的绿色张扬着复苏的生命和压抑后的崛起，郑天良的视线里铺满了这种旺盛的气息。 到了柳下河村，郑天良本来要找一些村民代表们来谈一谈个人与集体、小家与大家、局部和大局的关系，可几十号老百姓却不请自来了，他们将郑天良和陈凤山堵在村委会的院子里，不让进屋。钟明所长拨开人群说：“让郑主任进屋跟大家谈。”一个楞头楞脑的小伙子堵住门说：“不行，就在外面谈判，让他们这些官老爷们与农民打成一片。”钟明有些火了：“你什么态度，敢这样跟县长说话？”小伙子嘴上留一圈胡子，扬起一颗蛮横的脑袋：“怎么了，你县政府欠我们老百姓钱不给，还有理了？我们是老百姓，你能把我的扁担开除了，让我当国家干部，我马上就不要钱了。”下面一片哄笑声。 郑天良感到农民的觉悟甚至不如文革时期了，那年夏天，他们村里肥料坑发生中毒事件，老百姓都是带头往前冲，想到这，他的情绪非常低落。但他必须要保持住镇静，他大声地说：“同志们，建交易市场，没有路就没有生意，有了路，大家都可以去经商，而且外省的商贩们才能把我们这里的农副产品运出去，这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工程，同志们一定要以大局为重。补偿金下半年全部一次性兑现，而且每亩提高二十块钱。” 下面一阵起哄：“我们要现钱，不给现钱不许开工！” 人群中站出了一位歪戴帽子中年人，他走到郑天良面前，问：“你就是实验区主任？” 郑天良说：“是的！” 中年人说：“你看我穿得很破，但我不骗人，你穿得很整齐，只能说明你是一个穿着干净衣服的骗子。为什么其他几个村都给钱了，不给我们村，欺负我们这里人老实，是吗？告诉你，我们老百姓的意见是下半年每亩提高二十块钱也不干，现在我们宁愿降低十块钱一亩，来现钱，马上开工。” 陈凤山不能容忍曾是自己子民的老百姓骂郑天良是骗子，他拿出了乡党委书记的权威喝斥道：“你再敢骂人，我就将你铐起来！” 老百姓们全都吼了起来：“你这个下台干部，还敢耀武扬威，只要你敢动一下手，我们就叫你们站着进来，躺着出去！”说着就围了过来，手和拳头也攥紧了，少数人还扬起了手中的铁锹，跃跃欲试。 派出所长钟明一看情况有些失控，就从怀里掏出手枪，他爬到院子里一个报废的石碾子上，将枪指着下面黑压压的人头大声嚷道：“全都给我往后退，谁要是再敢胡来，我就不客气了。” 衣服很破的中年人将郑天良的袖子拽住了，并做出了扣押人质架势，“你要是敢开枪，我们就将县长扣起来！” 钟明见几个老百姓同时围住了郑天良，就对着蓝汪汪的天空开了两枪：“退回去，谁再敢碰一下县长，我就打死谁！” 下面的老百姓被刺耳的枪声吓住了。他们开始往后撤退，嘴里却喊着：“政府要对老百姓开枪了，你们是国民党！” 郑天良还没游说就被逼入了死角，而且毫无还手之力，他感到无比悲伤，这个当年被老百姓前护后拥的乡党委书记，当了几年县长后居然落到今天这种窝囊的境地。他不知道是老百姓变了，还是自己变了，抑或是世道变了。 回来的路上，郑天良批评了钟明：“老百姓不就是有点情绪吗，有必要掏枪吗？” 钟明说：“要不是六四事件，我他妈的非要铐几个关起来！” 陈凤山说：“郑主任，你现在不在基层干了，你不知道现在老百姓多难管，比如说计划生育、三提五统的上缴，做一万年思想政治工作也不管用，你不带枪，不搬他家具和粮食，什么工作都开展不下去。谁不想和平相处呢，实在没办法，可你们在上面的有几个知道我们基层干部的苦处呢。我是赞成对六四的处理的，中国还没到搞民主的时候。” 郑天良对陈凤山的怨言一句也听不进去，他只是觉得无比窝囊，如果资金能按时到位，哪怕追加的资金一半能得到落实，他也不会遭遇如此被动。回去后立即起草追加投入的报告，不然实验区就无法运转，不要说二期小商品城了，就连农副产品交易市场也会成为空中楼阁和一个不能插花的空花瓶。 陈凤山被颠得脑袋直晃荡，他的声音在三轮摩托车上被撕裂成一些语言碎片：“你负责，搞，钱，我负责工程，今天让你来，受苦，也就是让你，知道我的，难处。有钱，我就，能搞好，工程。我，不想当骗子。当然，你也不想当骗子。那么，谁来对我们，这些不想，当骗子的人负责？” 郑天良心里乱极了，他没有理会陈凤山的话，也没有责怪他将自己放在火上烤的意思，他知道陈凤山心里的牢骚总是太多，主要是快半年了，县里不给他们明确职务，名不正言不顺地充当着伪军的角色。因为筹委会成员都是临时的，除了郑天良一个人是市委直接任命过的外。 三天后，沈一飞打电话说黄书记回来了。于是，郑天良就连晚跟陈凤山等人商量追加投入的报告，一期工程预算不足包括修路原来总共要追加二百万，现在打报告减为一百五十万，交易市场缺额部分通过铺面招租和发售从商户手里筹措一部分资金，另外再从银行贷一部分资金，然而贷款必须由县政府出面才能办到，而几家银行已经被县城的几大工程贷得鼻青脸肿，郑天良是无法贷到钱的。另外他还准备了一份实验区工程进度的提纲准备向黄以恒汇报，这时候，他才意识到，黄以恒确实是他的上级，他确实需要向黄以恒汇报，他离开黄以恒就像鱼儿离开了水，瓜儿离开了太阳一样会渴死枯死。 当郑天良跟陈凤山等研究好了汇报提纲和追加投入的报告后，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了，回到宿舍，郑天良接到了黄以恒打来的电话。黄以恒在电话里说，“你就不要过来了，明天早上我准备到王桥集综合实验区去，一是去看看你，二是看看工程，三是将悬而未决的班子问题定一下，组织部余部长跟我一起去，有关班子配备我先跟你通个气，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看还是要将陈凤山和郭克林用起来，都是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跟你配合也不错，拖这么长时间，主要是考验他们是否能真正地支持和配合你的工作。” 郑天良一听这话，心里不得不佩服黄以恒考虑得细致周到。在陈凤山的反复的牢骚中，郑天良嘴上没说但心里也有些觉得黄以恒确实对下面的同志不够负责任，现在才知道黄以恒是为自己考察班子，让他们在悬空时看能否支持郑天良，能否对郑天良服气，事实证明，这两个人对郑天良从人格上到工作上都是尊重和支持的，陈凤山虽然说话较冲，但郑天良定下的事，他是会不折不扣地完成的，他觉得陈凤山跟自己的脾气有点像，只是他现在是一把手，好多时候要收敛一些。所以他完全同意县里安排。 郑天良只是不清楚为什么黄以恒对这里的工作了解得如此全面，因为春节后他除了开过一次常委会后，他们就没见过面，也没汇报过具体工作，电话里黄以恒总是说对你完全放心，根本没谈到过陈郭二人的事情。他估计这可能与沈一飞有关，他觉得沈一飞实际上将这里的情况像复印机一样复印给了黄以恒，沈一飞充当的是特务的角色，但自己是在实实在在地工作，郑天良甚至愿意多一些特务将自己的辛苦和艰难能复印过去，他现在对沈一飞并没有多少反感了，他觉得沈一飞对自己态度极其谦恭而尊敬，服务得无微不至，他现在对这样的奴性的部下少了一些恶意，多了一些宽容，而且沈一飞并没有在黄以恒面前说什么坏话，他现在连关系都转到实验区来了，沈一飞不可能拽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 黄以恒的小车开进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的院子，是上午十点钟。郑天良见到黄以恒就像一个端着破碗流落街头的孤儿遇到了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这种感觉让他觉得自己孤立无助，孤立无助的时候黄以恒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黄以恒下车后疾走几步上前跟郑天良紧紧握手：“老郑，辛苦了，辛苦了！”然后又一一跟实验区筹委会成员们握手，在握住陈凤山手的时候，黄以恒说了一句：“我早就说过，老陈的能力不仅在于能当好一把手，而且还能当好副手。”陈凤山勉强地笑了一下，搞不懂这话是褒还是贬。 第14章 沈一飞从车后面搬下了几箱鸡鱼罐头还有一箱“红塔山”香烟，这是县里给实验区同志们的慰问品，郑天良说：“黄书记，你真把我们当作是困在上甘岭的志愿军战士了？”陈凤山接上去说：“我们现在比上甘岭还要艰难，上甘岭战士只要守住阵地就行了，我们不仅要守住，还要进攻。”黄以恒说：“你们用战争来比喻合安县改革开放的建设事业，很准确，我现在满脑子听到的不是机器声，而是枪炮声，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战役。这些慰问品是我让宣中阳昨天临时准备的，你们这一块是最艰苦的，挂牌后我第一次来，代表县委县政府表示一点心意，算不上腐败，也不要有什么顾忌。”郭克林乡长显然有些感动了，他说：“有黄书记这份心，我们就足够了。” 沈一飞还从郑天良家里带来了两瓶黄豆烧咸猪蹄，这是周玉英特地为郑天良烧的，郑天良发觉沈一飞这个人就是比较细，这肯定是他有意安排的。 寒暄了一气后，黄以恒就要去看实验区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的建设工地。于是他们用一个多小时视察了十字街的半拉子工程，黄以恒很高兴地跟零零星星的工人们握手，他对郑天良和陈凤山等陪同的人说：“建设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而且设计也很完美。”郑天良说，“现在开工不足百分之四十，资金是最大的问题，黄书记你得救救我们实验区。我们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黄以恒吃惊地问：“还有这样的事？我马上让计委拨一百万过来。” 回到从前属于乡政府的实验区会议室，黄以恒当着全体人员的面立即给县计委蒋主任打电话：“我不管你有多困难，你得先给我拨一百万过来。不行，啤酒厂工程即使停下来，也要保证实验区的资金。这里是最困难的时候，我建议你老蒋什么时候下来看看，郑主任他们的工作精神是会打动你的铁石心肠的。你们在城里有酒喝，郑主任他们这里却连米都没有了。我们都太官僚了。明天不行，马上就拨！” 黄以恒绷着脸放下电话，郑天良陈凤山等人都没说话，但他们还是被黄以恒的这种工作作风打动了，他们围着椭圆形的会议桌静静地坐下来，准备黄书记做重要指示，所有的人都按规矩打开了笔记本准备做记录。郑天良也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他知道今天的会议内容必须要记。 郑天良主持会议，他先请组织部余部长宣布实验区的班子组成名单和任免事项，除了郑天良已经由市委任命为实验区管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外，县委任命陈凤山同志任管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郭克林同志任副主任兼纪委书记，其余的乡干部们将分别担任人事科长、财务科长、保卫科长、后勤科长、设备科长、办公室主任等，其任命工作由实验区党委决定后报县委组织部备案，这是组织人事权下放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 新上任的陈凤山郭克林照例要表态，一个是感谢组织上信任，感谢县委县政府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同时也还得要表示一下全力支持郑天良同志的工作，搞好团结，扎实苦干，绝不辜负县委县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希望，绝不辜负黄书记对我们信任，甚至还说出了一些标语口号式的决心，诸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类言过其实的话。这样的话不过是套话而已，所以说也就说了，听也就听了，谁也不会当真，全国的干部们上任都是这么说的。 郑天良对实验区的建设工作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汇报，他根本不谈成绩，而只谈问题，其中首要问题是资金，资金直接关系到工程能否按时完工；其次是道路建设的追加部分一百五十万能否批准并在六月底前到位，如果路修不好，年底很可能工程完工后也是有场无市；第三是周边省份的宣传、广告问题，资金投入不低于百万，究竟这项工作由实验区来做，还是纳入到全县的“五八十”宣传中一起做。郑天良说：“我们新班子虽然今天正式组成，但这个班子的工作从去年底就正式开始了，大家都憋足了劲，要为我县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大干一场，但我现在深深感到，如果没有县委县政府的支持，没有黄书记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做成任何事的，人定胜天在王桥实验区是不可能实现的。”郑天良说这话绝没有有意恭维黄以恒的意思，他是发自内心地感觉到了个人的缈小以及黄以恒主宰生死命运的不可撼动的地位。 会场上官最大的人要么第一个讲话，要么就是最后一个讲话，据不完全统计，最后一个讲话的居多，就像最著名的歌星总是最后压轴一样。黄以恒在最后做重要讲话。 黄以恒说他今天主要是来看望大家而不是来视察，因为这里的工作由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郑天良同志主政是不需要视察的，他是代表县委县政府在实验区主持工作的，而且郑天良同志的工作能力工作作风是公认的，作为我县改革开放的旗手和领军人物，郑天良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的今天实现二次创业和再造辉煌，这一点县委县政府包括我本人深信不疑，“当然，实验区还面临着一些困难，刚才天良同志已经讲得很充分了，但这个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所以我们就不会因此而放弃努力。实验区面临的困难也就是县里遇到的困难，我们现在不缺少热情，不缺少干劲，不缺少革命加拼命的精神，缺少的就是资金。实验区是全县一盘棋中的一个重要棋子，从全局来看，要向实验区倾斜，资金问题我回去后要协调，要保证实验区的建设资金，哪怕是县城工业区项目缓建停建，也不能让实验区停下来，同志们，王桥综合经济实验区是我们全县一盘棋中的重中之重，是第一个以农业开发和农村市场为战略目标的大工程，我心里实际上比同志们还要着急。 尽管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但在郑主任的直接带领和统帅下，实验区克服了许多困难，取得的成就明摆在这里。这次来看了后，我有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建设速度如此之快，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二是没想到同志们的工作热情如此之高，不计得失毫无怨言地奋战在第一线上；三是没想到实验区遇到的困难如此之大，工程开工不足，资金严重短缺。但我有信心，因为我们首先有一个坚强团结的领导班子，有一支能战斗能吃苦的队伍，有县委县政府的强力支持，没有什么克服不了困难，没有什么跨不过去的火焰山。“ 黄以恒的讲话赢得了下面的热烈的掌声。郑天良迟疑了一会，也跟着鼓起了掌，他的两个手掌很不团结，每次相击，都是蜻蜓点水，比较勉强。作为实验区一把手，他想问黄以恒五百万即使明天拨过来一百万，还有一百万什么时候到位。计划投入的资金都不能保证，那么追加的道路建设资金、水电改造资金又在什么时候能落实。黄以恒什么都答应了，但他就是没有时间表。郑天良想再次就这些事让黄以恒拍板，但如此在公开场合发难，等于是逼其就范，有点“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一样，郑天良有这样的胆量，却没有了这样的勇气，因为每一分钱都必须要黄以恒签字才能划拨。 黄以恒临走前还到郑天良的宿舍坐了坐，他看到一间破旧的屋子里只摆放着一张木床和一张开了裂缝的桌子，就想起了十几年前在朝阳公社的那个相同的空间，只是黄以恒不需要再给郑天良送上火钵，但他仍然说：“老郑，你这床怎么行呢，明天我叫县委办宣中阳给你送一套新家具来。”郑天良说：“我凑合着没事，可工程一点都不能凑合，你还是从其他地方挤一点钱给我吧。”黄以恒说：“资金的问题你放心，我会解决好的。”郑天良想反抗一句说你去年就答应五百万提前到位，可推后了半年都不到位，我怎么放心。可他还是压抑着自己的情绪没说。位卑言轻，英雄气短，他仰起头望着屋顶发愣，屋顶的木梁上，一只蜘蛛为自己编织罗网，它在寻找一种作茧自缚的生活。 黄以恒又对郑天良说：“你赶紧把部门负责人的班子配好，用人标准由你定，我不干涉，但我有一个建议，跟你对着干的人坚决不能用，不然工作你就没法开展。当然这是我个人意见，供你参考。你看沈一飞怎么样？” 郑天良看了黄以恒一眼，没说话。 黄以恒说：“一飞年轻不太懂事，但自从上次挨了批评后，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为什么要让他为你服务，就是要让他从灵魂深处端正态度，转变感情立场，我看他一回县城就主动到你家找嫂子给你带菜，而且言谈中对你非常尊重。我把自己身边的人配给你，不仅是要彻底改造一飞的世界观，对他也是一个磨练，不然就不会有进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飞为你服务，让外界的谣言不攻自破。我建议让沈一飞做办公室主任，副科级，让他在你手里提起来，这比我提他更好。这个意见，我也是供你参考，决不强求。” 黄以恒的话总是滴水不漏无懈可击，郑天良没想到沈一飞派到他身边来工作居然被黄以恒分析出这么多的意义来，而且都是合情合理。郑天良说了一句：“沈一飞的事，我再考虑一下，这不是大问题。我现在最着急的是资金到位的问题。”郑天良说完这句话就后悔了，他觉得自己有点无耻，搞明码交换，即你保证我资金到位，我给你的驾驶员提为副科级。副科级在县里就是高干，它相当于省里的副厅级、中央的副部级，县里的特权是从副科级开始的，干不到这一级，就不能算领导干部。 黄以恒没有正面回答郑天良的话，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这件事你不要过分有什么压力，我随便说说而已。”临走前，黄以恒还说了一句：“老郑，你都过四十的人了，要注意身体，不能因为工作而累垮了身体。这话我可不是随便说的。” 黄以恒离开的时候，天已经晚了，乡村土公路总是灰雾蒙蒙，郑天良目送着黄以恒的黑色桑塔纳一头钻进了灰雾中，落日的余辉尾随着一团灰雾渐渐远去，直到成为视线里的一个黑点。 晚上，实验区党委会接着开，各科室人选很快就落实了，原来的副书记副乡长全都成了副科级的正科长，因为实验区是副县级，所以下属部门的正职只能是副科级。在讨论办公室主任人选时，陈凤山和郭克林几乎一致推荐由沈一飞出任，郑天良说：“一个驾驶员当办公室主任是否合适？群众会怎么说？再说谁来开车？”陈凤山说：“车由乡政府驾驶员小傅开，技术不比沈一飞差。”郑天良说：“这么多人选，怎么你们俩都推选沈一飞？”陈凤山说：“黄以恒跟我和老郭都打过招呼了，难道没跟你打招呼？如果你觉得不给沈一飞任命有利于我们实验区工作的话，我们就跟你一起抗一回圣旨。”老实的郭克林说话了，他脸上始终挂着一种与世无争的表情，他不紧不慢地说，“黄书记并没有坚决要提沈一飞，难就难在这里，我认为这是黄书记在考验我们的政治立场，提不提沈一飞实际上也就是表明黄书记在实验区说话能起多大的作用，其实黄书记要想提沈一飞，放在县里任何单位都很容易。”陈凤山说：“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避人耳目，将沈一飞放在下面提，目标小一点，不然在县里容易引起舆论。”郑天良最后表态说：“老陈，不要把问题复杂化。我同意提沈一飞为实验区办公室主任，主要是小沈在后勤服务这一块做得很出色，而且在县委办呆了很长时间，耳濡目染，工作能力组织能力都足以胜任这个职务。” 郑天良从来不愿在下级面前暴露他对黄以恒的真实态度，这不是他狡猾，而是他的组织原则和他的做人原则，有什么分歧拿到会上当面摆开，会后绝不轻信谣言和传说。 第二天上午，各部门负责人任命的名单已经上报县委组织部，郑天良找正职谈话，陈凤山和郭克林找副职谈话，这是组织规定，也是例行公事，其套路像数学公式一样步骤明确逻辑严密，无外乎组织上对你很信任，相信你一定能胜任，再说几句勉励的话，被任命者首先感谢然后是表态。郑天良跟沈一飞谈话的时候，有些改革精神，郑天良一上来就说：“黄书记跟我打了招呼，所以我们就决定让你出任办公室主任，你有什么想法？”沈一飞眼睛里放射出翻身解放的光芒，毫不含蓄地表示出了放弃方向盘后的激动：“郑主任，黄书记虽然打了招呼，但最后还是你拍的板，没有你力排众议，就不会有我这个办公室主任，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人了，如果我对你有二心，我就是畜牲。”郑天良有些火了：“沈一飞，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什么你的人我的人，大家都是在为实验区工作，工作干不好，我会立即就撤了你。”沈一飞拍着胸脯说：“郑主任，你批评得对，我也不会说话，反正你以后看我的行动好了。” 这种谈话就像两个鱼贩子不谈鱼的问题却谈起了打渔的人穿什么衣服以及用了什么型号的鱼网。 宣中阳押着装满了家具和办公桌椅的两部“解放”牌大卡车开进了实验区的院子里，一张带席梦思的大床、一个组合柜、一把转椅、一个崭新的办公桌搬进了郑天良的房间，郑天良对宣中阳说：“我要这些家具干什么，我要的是建设资金。还有那些办公桌，坐在办公室里是建不成实验区的。”宣中阳抹着头上的汗说：“这些家具和办公桌椅是县里临时调拨的，黄书记说你们现在的条件很艰苦，必须要从细节上进行关心和支持，当然了，你的家具也是公家的，不是给你个人的，也就三四件，算不上什么不正之风。”郑天良始终感到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离建设主题太远，而主题却被一个个细节淹没了。 财务科会计向站在一堆家具和办公桌椅间的郑天良汇报说：“县计委的钱到账了，不是一百万，而是五十万。” 郑天良站在春天的阳光下，脸上直冒虚汗：“说好了一百万，怎么又变成五十万了？” 会计是一位小女孩，她被郑天良暴跳如雷的声音吓住了，声音软弱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郑天良将一肚子无名火发到了宣中阳的头上：“宣中阳，你给我将这些破玩艺全都给我拉回去，搞什么名堂！不给钱，给这些柜子桌子当棺材用呀？！” 宣中阳声色不动地说：“郑主任，黄书记也有他的难处，工业区土建工程虽然完工了，但外装修和设备款缺口很大，计委蒋主任肯定是分两批划拨，黄书记说的话，他是不会打折扣的。” 郑天良情绪有些败坏，说话也就难听：“宣中阳，你怎么只为工业区说话，而不为我实验区说一句话，难道实验区不是县里的工程？” 宣中阳还是不温不火地说：“郑主任，你对我发这些火我能理解，可我是做不了主的呀，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东西送给你，请你放我一马！” 郑天良不支声了，他知道将无名火发在宣中阳身上无济于事，也不公平。他站在一堆家具和办公桌椅中间，像被关进了一个牢笼。 这五十万就像一枚石子扔进了一个水缸，刚溅起一些水花就无声无息了。郑天良首先付了几个工程队的施工费，然后剩下的钱全都用到了修路上，他对陈凤山说：“砖瓦想办法先赊过来，水泥厂看能不能跟他们通融一下，缓一缓付钱。”陈凤山说：“看来，我只好去砖瓦厂水泥厂行骗了，好在我小时候跟人学过算命，会一点骗术，重操旧业，争取再发挥发挥吧。不过县里没有钢厂，没法骗，三百吨钢材计划早下来了，工地急需，没钱买，怎么办？”郑天良说：“我马上去县里要钱！” 郑天良赶到县城后并没有见到黄以恒，他没有跟黄以恒约好，因为约好了也没用，黄以恒说走就走了，事情千头万绪，黄以恒的时间和自由已经不属于自己了。果然郑天良来的时候他已经到上海押运啤酒厂进口设备去了，本来黄以恒可以不去，但他说要亲自到上海找专家对德国的设备在港口进行检查，如果是旧设备或坏设备，当场就不允许出关。近一段时期，国内许多地方都被洋鬼子骗了，黄以恒说六千万人民币的学费是谁也付不起的。 郑天良让县委办安排了一辆车子去工业区看了看，工业区的建设非常快，大片的厂房已经建成，合和酱菜厂已经成了啤酒厂的厂址，这个完全投产后年产值一亿元的特大型企业将成为合安县的另一个标志，看着连绵成片的厂房，郑天良只能靠回忆来想象酱菜厂的位置，啤酒厂和酱菜厂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合安县经济成就的象征，县城里的人都说郑天良的酱菜厂除了还留一个被个体户租用的虚名外，连一个遗址都没留下，很有点斩草除根的味道。今天郑天良在这片工业区迅速经过的时候，他就有了一种匆匆过客的感觉，酱菜厂不属于他了，工业区也不属于他，“西伯利亚”的实验区的命运也牢牢控制在黄以恒的手里，此刻他无法控制住这种联想，当这种联想渐渐清晰的时候，郑天良脸上就一阵阵发热。 五条商贸大道也已经完工，一些工人们在墙外面刷黄颜色绿颜色紫颜色的涂料，路两边正在种植花草，一些回迁户已经迫不及待地将坛子罐子提前往新居里搬。吴成业陪郑天良视察，他对郑天良说：“五条商贸大道每条只有七百五十米，而不是原先设计的一千米，糊弄一下上级领导，没人拖着皮尺来量。主要是商户招租不到百分之二十，资金又跟不上。只能如此了。”郑天良对商贸大道和工业区本来就有不同意见，这是他预料之中的事，他在此刻自我反省的是，建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是不是也存在着左倾冒进的成份在里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感觉到实验区建在那个地方，看起来是三省交界，但向外的道路一条都没有，没有任何优势可言，还不如建在东店乡，但为什么要建在那个鬼地方，他想起来有些后怕。如果建实验区也是假大空搞面子工程，他现在已经成了这种假大空面子工程的忠实的执行者和捍卫者。当年他在马坝乡当党委书记的时候，之所以能有后来的“全省十佳乡镇”，就是走了一条稳打稳扎，先小后大，由农而工的道路。想到这，郑天良的头上就冒出了许多汗，阳光照耀着他的头顶，他感到自己的头发粘在头皮上就像他必须粘住黄以恒一样，他成了粘在头皮上的一根头发。 中午在大街上，他遇到了于江海跟赵全福正一起去下馆子吃饭，于江海紧紧握住郑天良的手：“郑县长，老领导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我们一起喝酒去！”于江海已经转为副股级国家干部了，手心里热乎乎的，很有些小人得志。曾被郑天良撤职的赵全福在租用了“合和”商标后，已经成为个体户中全县的首富，有小道消息说黄以恒最近刚换的“丰田”轿车就是赵全福送给他的，赵全福好像跟郑天良之间没发生过任何事，他笑容满面地握住郑天良的手：“郑县长，你中午一定要给我个面子，没有你和于队长将合和厂工人造反的风波平息，合和厂就不会顺利搬迁，就不会有我赵全福的今天。我一直想去王桥集看你，又怕你太忙，影响你工作。”郑天良发现赵全福的话里充满了得意与嘲讽，他就有些气急败坏，气得一过分，说话就容易有失分寸，郑天良挣开赵全福的手指着身边的吴成业说：“我跟吴局长中午已经约好了在一起吃饭，所以我不能领你的好意，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赵全福再牛，也是一个体户！” 赵全福张着嘴，舌头僵在牙齿的后面，说不出一个字来。 吴成业拉起郑天良就走：“个体户怎么了，个体户就是比你这个副县长牛。有本事你也开一辆豪华车给我们露两手！” 吴成业拉着郑天良走远了，于江海赵全福面对着两人的背影苦笑。 黄以恒从上海回来了，郑天良将他堵在办公室里，黄以恒喜形于色，他抢在郑天良前面说：“老郑呀，设备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从德国法兰克福运来的，机器上的油纸都是新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从复旦大学请来了专家，还有南京的专家，六月底我们就可以喝上最纯正的德国口味的啤酒了。” 郑天良沉着脸坐在沙发上：“到时候，你喝啤酒，我喝农药。” 黄以恒说：“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还不让你喝啤酒？” 郑天良终于发作了，他站起来指着黄以恒灿烂的表情：“你给我装什么糊涂，说好了五百万提前到位，开工快半年了，钱断断续续，工程停在那里。你在县城里有钱买花种草，我那边连买砖头的钱都没有，说好的一百万，怎么变成了五十万？你这不是耍人吗？” 黄以恒收起脸上的光芒，显得很惊讶：“这是怎么回事，老蒋怎么能这样做呢？我来给他打电话，让他来一下。” 计委蒋主任在电话里说他正在接待省计委的领导一时过不来，关于拨款一百万的事，因为要保证田来有副县长给啤酒厂厂区买进口草皮还有花木，所以提前被拨走了，要等下一批贷款到账才能考虑实验区的钱。另外，田副县长要求缫丝厂从西安进的设备钱一定要留足，我实在没办法。电话按了免提，所以郑天良全听到了，他对着电话吼道：“你这个姓蒋连他妈的蒋介石也不如，你只保证田来有，我他妈的实验区是小娘养的？”老蒋在电话里抗议说：“你们领导怎么能随便骂人？你们有权，你们现在就开会把我撤掉算了！”黄以恒说：“大家都不要吵了，都是为了工作，犯不着伤感情。我要你下笔贷款到账，首先保证郑主任的实验区。”说着就挂断了电话，黄以恒的意思也就是这是不容再讨论的事，就这么定了，所以他不跟老蒋再打口舌官司。 郑天良又向黄以恒发难：“田来有何德何能？让他来分管工业区，调整分工我怎么不知道，你把我这个常委、副县长像耍猴一样耍？” 黄以恒将郑天良按到沙发上坐下来，他给他点上烟：“老郑呀，我们都冷静一点好不好，你有困难向我发火，我有困难向谁去发火？我们大家为了合安的事业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形成合力，我知道你吃了不少苦，县里虽说对实验区很重视，但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上的多，实际行动少了一些，各部门有意无意地将资金向县城的几大工程倾斜了，毕竟这里的盘子要大得多，你看我不是在努力地纠正这一点嘛。关于田来有的分工，我只能说是临时分工，带有特殊性，几个副县长一人一摊子，你一下去，我怎么办？田来有的威望当然没有你高，如果拿到会上去讨论调整分工，不也是吵得不可开交吗。所以我只好专制一回，反正是临时性的，也算不上犯多大的原则性错误。不过，田来有这几个月干得还是不错的，工程进度和质量管理像你一样的严格，人真还不可貌相呢。我马上将他叫过来，你们俩也多多交流一下，资金的问题你也跟他协商协商。” 郑天良又来了情绪：“我凭什么跟他协商，实验区资金是你说了算，还是他说了算？” 黄以恒说：“老郑，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不能再意气用事了。资金划拨是我说了算，你向我要资金没错，他向我要资金也对，所以你们如果都到我这儿来吵仗，剩下的就只有逼我跳楼了，你们两个多协商协商，一个是取得相互理解，另一个就是要显示出相互团结，团结才有力量。虽然他曾对你有所冒犯过，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工作的性质上去看待，就不会有多大的矛盾，这就像你也经常不同意我的意见，没什么了不起的，都是为了工作嘛。我可从来没跟你过不去，我们的关系无论从公从私的角度来说，都是非常协调的。你老兄姿态高一些，中午我们在一起吃一顿饭，大家多交流交流。我现在要去见省计委的领导，一个副处长，对我们来说就是皇上，得罪不起。” 这时，宣中阳已经将田来有带过来了。黄以恒说：“你们两位一线将军交流一下建设经验，我先过去一下！” 田来有主动向郑天良伸出手，郑天良握着田来有的手说：“你这手温暖有力得多了。” 田来有满脸堆笑：“哪里，哪里，我是来向郑主任求教的，宝贵经验要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哟。” 郑天良说：“黄书记叫我向你取经，你怎么没几个月就把这么大的工程给建成了，我怎么就建得那么难呢，有什么经验？” 田来有说：“郑主任这话就有点见外了，我能有什么经验。这只能说这里比你那里好干，那里就是难干，让我去我更是寸步难行。” 郑天良说：“不，只要有钱，你也能干好；如果资金不能保证，我在县里也同样寸步难行。你说是不是？” 田来有连连点头说：“是，是，没钱是干不成事的。如果没有黄书记压住计委给我资金保证，我也会是走投无路的。” 郑天良眉头皱紧了，他说：“黄书记并没有说要给你保证呀，他只说要保证我的实验区资金呀，他还要我跟你谈一谈，希望你不要把他逼得太紧了，尽可能让一点资金给我们实验区。” 田来有说：“我能有什么意见，黄书记只要同意，我还能把钱抢过来？” 郑天良说：“有你这个态度就行了，我马上找黄以恒算账。” 田来有走后，郑天良坐在黄以恒的办公室等他来了后摊牌。中午十二点二十分，黄以恒来喊郑天良一道吃饭，郑天良板着脸说：“你看是我掀你的桌子，还是你先免我的职？” 黄以恒先是一楞，很快又恢复了平静：“既不掀桌子，也不免职，吃饭！” 郑天良说：“田来有全说了，县里有的是资金，是你压住计委给县里的工程留住了。” 黄以恒举重若轻地说：“田来有懂什么？他要是什么都懂，我这个县长书记不就让他干了。你还能听他的话？凭心而论，你什么时候觉得他的话是可信的？包括那些在县长办公会上讲的话，你信还是我信？不就是现在没人嘛，你还要我把话说多明白？” 郑天良一时还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谁真谁假，他看一眼外面的天空，天空是蓝的，也是青的。蓝的青的都对，都不对。郑天良发觉这事情怎么这么难判断呢。郑天良准备跟黄以恒去吃饭，县委办副主任宣中阳跑过来说：“郑主任，不好了，实验区工地上出人命了！陈凤山叫你赶快回去。” 郑天良拨腿就往楼下直冲。 第15章 县委的车子在修好的合王公路上飞速前进，三十五公里路用了二十分钟就到了。回到实验区，陈凤山等人已经赶到了现场，郑天良也就马不停蹄直奔出事地点。交易市场南街在上楼板时，由于没钱租借起重机吊装，为了省几个钱，就动用民工抬水泥预制板，上午十一点的时候，金月村民工金太光在抬楼板时，木杠突然断裂，处于下面的金太光被楼板砸到脑门上，脑壳当场碎裂，脑浆就像浆糊一样喷了一地，现场惨不忍睹。郑天良赶到现场的时候，金太光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捶兄顿足，哭得死去活来。金太光被一卷席子卷好了放在工地上，就像一麻袋粮食一样，血迹已经风干了，只在土上留下一些浅浅的暗示。周围围满了群众，群众议论纷纷，他们都说怎么能用人抬楼板呢，这不是把人往死里赶嘛。郑天良出现的时候，金太光的妻子扑上来抱住了郑天良的腿：“郑主任呀，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呀，我家的顶梁柱倒了，上有老，下有小，我怎么活呀！”哭着哭着就将头往地上磕。 郑天良弯下腰扶起金太光的妻子：“大嫂，实在对不起，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会把你家安置好的。”郑天良眼圈也红了，他鼻子发酸。 沈一飞过来拉走了金太光的妻子，他说：“郑主任会为你处理好善后事宜的，先把后事处理了再说。” 这时一个推着平头的中年人站出来说：“不行，先谈好条件，人才能下葬，不然我们就将死人抬到乡政府去。” 沈一飞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气和胆量，他大声地说：“你们不要再逼各位领导了，出事故完全是意外。你们现在谁能代表死者家属谈判？” 推平头的中年人说：“我是他哥哥，我跟你们去谈。” 沈一飞说，“先将死者抬回去，然后我们才能谈判，如果你们把人抬到实验区办公室，性质就变了。” 在沈一飞的果断地应对下，死者金太光被抬走了，谈判也同时在实验区办公室开始了。郑天良要陈凤山和郭克林一起去谈，沈一飞说：“各位领导都不要去，你们考虑宏观上的大事，这样的事由我来处理就行了，我会把结果及时向你们汇报的。” 郑天良将陈凤山郭克林招进自己的办公室商量对策，他们怕死者家属闹事，更怕提出无理要求，陈凤山说：“都是黄以恒这个王八蛋，他要是保证资金投入，我们租几台起重机来吊装，也不至于出人命。”郑天良这次没有对陈凤山刻薄的语言进行批评。他确实感到了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没有退路又没有出路的绝境中，他没想到自己是如此脆弱，现在如果黄以恒要想捏死他，就像捏死一只小鸡一样容易，他是刚出壳的一只小鸡。 后半夜三点四十分，沈一飞走进了郑天良办公室。此时疲惫和焦虑的郑天良和陈凤山郭克林正坐在苍白的灯光下等结果，结果出来了，赔偿意外死亡补偿金一万四千块钱，外加丧葬费一千五百块钱，共一万五千五百块钱。一手交钱，一手安葬死者。沈一飞说：“他一开口要价五万，还要领导们参加送葬。我就说，你这是意外死亡，又不是领导们害死的，完全是无理要求。再说这次意外死亡死者本身也有责任，杠子是死者的，而且避让不及时。还有乡下盖楼房都是用杠子抬的，要是在其他地方，你可能一分钱赔偿也弄不到，金太光哥哥总算同意了现在这个方案。” 陈凤山高兴得跳了起来：“郑主任，我们这个办公室主任选对了，沈一飞真是谈判的一把好手，要价比我们预料的要少得多。” 郑天良没说话，他想死者也是怪可怜的，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一条命，钱可以复制，而命却不能复制，实验区没有更多的钱可以赔，只能如此了，后来他对沈一飞说了一句：“明天让财务上安排一下钱，越快越好。” 沈一飞在等待着郑天良表扬，可郑天良就是不说，沈一飞又问了一句：“郑主任，你看这样处理合适不合适，如果不合适我再去谈。”这多余的一句话纯属节外生枝。但这句话使郑天良无法吝啬地说了一句，“我看合适。” 这天夜里，郑天良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遇到了玄慧寺的悟能法师坐在他的椅子上对他进行审判，而审判的内容与法律毫无关系，悟能法师说：“欲海无边，佛法苦渡；墨汤无源，此中有我”。接着郑天良就被一股从天而降的黑色巨浪卷走了，他呛了许多口又咸又甜的水，在滔天骇浪中，他看到了讨饭的姐姐和肥胖的赵全福还有耿天龙等人坐在船上向他扔过来救生圈，救生圈始终离他只有几厘米，他就是够不着，他向岸上呼喊，岸在一万里之外，岸边坐着几个人，脸色很模糊地抽烟并且翻开了一张图纸，不知道在叽咕着什么。此时站在祥云之上的悟能法师对奄奄一息的郑天良说：“心狱自炼，万劫不复。”声音带有回声，类似于从电影院里发出来的。 郑天良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从窗外漫进来，屋内被阳光很不公正地分割成歪歪斜斜的几块，他面对着窗外的阳光发楞，梦中的事情一直想不明白。沈一飞喊郑天良吃早饭，食堂里早上为郑天良特地准备了鸡蛋炒饭和豆浆，沈一飞给郑天良端来一份酱排骨，郑天良有口无心地吃了几块，把早饭完成后，他到财务科问县里的钱是不是到账。财务科会计说早上刚到，只有三十万。郑天良气得骂了一句：“妈的！” 现在有一点钱就买一点材料，这哪像是搞建设，简直是让这群人在练习如何挤牙膏，牙膏是不可能一次性挤完的，所以郑天良只能今天用一点钱去买水泥，明天用一点钱去换砖头，后天再付一点钱给建筑工程队。陈凤山说江村砖瓦厂厂长坐在实验区要钱，欠的二十万块钱不付的话，这个厂就要垮了。郑天良说只能先付十万，还得给三条路上付十五万筑路费，不然民工全都要回家。路基如果夏天没有完工、沉降，下半年就无法铺沙石，年底市场开业就是白日做梦。 而上午，最要紧的事是将一万五千五百块钱先提出来付给死者家属，没有比死人更重要的事了。沈一飞到中午的时候已经将这件事全部处理好了。 郑天良给黄以恒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打算还让我这里死多少人？” 黄以恒说：“还差二十万如果明天不拨给你，我撤了老蒋的职，如果撤了老蒋还不兑现，我就将我坐的这辆车抵押给你。” 郑天良说：“不是差二十万，而是一期投入还差一百二十万没到位，追加的钱要不要开常委会讨论，我随时准备回去参加讨论。” 黄以恒说：“追加的款项我已经跟各位都通了气，完全同意，只要贷款资金能周转过来，马上就拨给你。” 郑天良在电话里以哀求的声音说：“我的大书记，你县城两三个亿的盘子，可你却对我这三两百万这么划拨，你叫我怎么相信你是支持我的，又叫我怎么面对社会上的那些谣传。” 黄以恒说：“你是不会听信谣言的，这一点我对你十分放心。县城的工程虽说有两三个亿的盘子，但大都是专款专用，计委的账户上从来就没超过两百万，你也应该想想我的难处，这三十万还是从财政局账上划过去的，是发工资的钱，你不信就去问财政局李局长。怎么能说我不支持你呢。” 郑天良放下电话后，觉得黄以恒就像夏天一台运转不正常的空调，该放冷气的时候送暖气，当你正准备拆下来送去修理，它又开始送冷气，于是你就坐在冷气中又开始吃饭，刚端起碗，它又送来了暖气，你说它坏了，它却好了；你说它好了，它又坏了。郑天良实在拿不出一个确切的主意，以一种清晰的态度来对待黄以恒，所以他跟黄以恒之间的工作关系很富有诗意的飘忽，然而工作不是诗歌，更不能朦胧。黄以恒让郑天良这个尖锐而平面的人终于过上了诗性的生活。 郑天良为建设资金不能保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沈汇丽的到来让郑天良死里逃生。 这是一个星期天，沈汇丽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下车后来到实验区办公室，实验区领导们都已经下去了，郑天良在柳下河村悄悄地召集了全体党员开会座谈，主要目的就是让党员们带头支持道路建设，带头缓收征地补偿金，郑天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说：“从大道理上说，这是支持改革开放和合安的经济建设，那么建设好了又是为谁呢？从小道理上说，实际上就是支持我们全体的柳下河村的老百姓自己，你们的粮食由于交通不便卖不出去，丰收了也发不了财，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公路建成后，你们的农副产品可以通过这条路运出去，也可以送到交易市场去卖。”党员的觉悟就是高，他们纷纷表态先让路，后补钱。甚至有个别党员提出，如果政府困难，明年给补偿费也行，但没有得到一致响应，郑天良说年底全部兑现。 这次没带派出所的人，会却开得很成功，郑天良的情绪就有些高涨。陪同他一起去的沈一飞说：“只要把话说开了，老百姓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郑天良说，“这不是给面子，而是我们的诚心打动了老百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他们一回到实验区院子，就见到了沈汇丽，沈汇丽一见到郑天良就说：“郑县长，你们星期天还在工作，都成焦裕禄了。” 郑天良有些吃惊，他对沈汇丽的牙齿耿耿于怀，他从来没见过这么洁白而密不透风的牙齿，因此就像所有的男人面对漂亮的女人都会放弃自负一样，他握着沈汇丽的手说：“我们乡镇干部哪有什么星期天，不比你们县里的干部。什么风把我们的大明星吹来了？” 郑天良居然开起了玩笑，一般说来，漂亮的女人对于防止和克服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是非常有效的，郑天良也不例外。 沈汇丽指着沈一飞说：“我来看看我哥哥，也来看望看望郑县长，不违反组织纪律吧！” 郑天良吃惊地看着他们：“怎么沈一飞是你哥哥？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沈汇丽说：“因为这不属于领导管辖的范围，所以也就没有及时向郑县长汇报。如果这违反了组织纪律的话，我现在就向郑县长检讨。” 郑天良觉得沈汇丽的话总是像她的牙齿那么磁性而富有光泽，听起来很舒服，任何领导都愿意接受漂亮女性的挑衅，这种挑衅使上下级距离土崩瓦解，距离在男女之间是很可怕的。虽然县里有传言说沈汇丽跟黄以恒有一腿，但郑天良宁愿相信这是谣言。 中午郑天良沈汇丽沈一飞在食堂小餐厅吃饭，沈汇丽带来了一罐子红烧咸鸭，当场也上了桌，沈一飞让食堂加了一个红烧鱼和一份红烧猪蹄，桌上基本上以肉类为主，郑天良吃得热血沸腾，他身上农民的习性非常顽固，吃饭喜欢吃荤，而不喜欢素菜，这是穷人翻身后对物质生活的一种报复。 沈一飞在饭桌上一再对沈汇丽说他在郑主任手下学到了不少东西，也有了不小的进步，还说郑主任对自己非常关心之类的话，沈汇丽说：“那我要向郑县长敬一杯酒。”沈一飞准备去拿酒，郑天良说：“我们就以汤代酒吧，下午还要去工地。”说着就端起碗里的菜汤跟沈汇丽碰了一下，沈汇丽回眸一笑，郑天良被她风情万种的眼神击得粉碎，沈汇丽说：“郑县长是我见到的最讲原则性的一个县领导，而且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我真的很钦佩郑县长。”女性的表扬有时候比上级领导的表扬还要让一个健全的男人感到光荣，郑天良心里自然就有了一些忘乎所以的情绪。 想起实验区工程建设的举步惟艰，郑天良感觉到有负于沈汇丽的表扬，他说：“我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可工作不把我放在第一位。实验区的工作快都把我压垮了。” 沈汇丽说：“有这么严重吗？在我的眼里，郑县长是从来没有什么对付不了的困难的。” 郑天良说：“不能这么说。比如有资金保证，我可以战胜一切建设速度和建筑质量上的任何困难；如果没有资金保证，我就战胜不了这些困难。” 沈汇丽不可思议地说：“资金算什么困难？拿国家的钱为国家进行建设，那么多银行开着不就是提供资金的吗。如果郑县长看得起我，我来帮实验区到银行贷款。” 郑天良没想到沈汇丽说到贷款就像吃猪蹄一样轻松，他很怀疑地看了一眼沈汇丽的牙齿：“你能给我贷五十万吗？” 沈汇丽说：“多的不敢说，一百万应该是没问题的。市工行孙行长每次来都是我接待的，他说如果我有什么困难，无论是公还是私，找他贷个一两百万没问题，只要县政府做担保一下就行了。” 郑天良突然一激动，对沈一飞说：“一飞，拿酒去，我要敬你妹妹一杯。” 他们那天三个人将一瓶洋河特曲喝了个底朝天，一百万贷款的意向是在酒桌上敲定的。郑天良想，这一下，他终于自己能找到米下锅了，省得田来有等人说他郑天良只会花钱不会搞钱，这一次，他要露一手，账算在追加投入的份上，县里拖欠的建设资金还得继续要。 郑天良跟沈汇丽一起回到了县里，车子是小傅开的，又稳又快，坐在车后的郑天良和沈汇丽有好几次腿脚不谋而全地碰在了一起，郑天良有一种被电流击伤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他的心杂乱无章地蹦跳着，而沈汇丽似乎没任何反应，她依然谈笑风生地跟郑天良说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话题。郑天良并不在意沈汇丽跟黄以恒真有什么关系，他现在最在意的就是一百万能不能落实下来。车快到县城的时候，沈汇丽在车上对郑天良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不一定是一个好县长，但你肯定是一个好男人。”这句话郑天良好多年都没弄懂里面的意思。 第二天一大早，郑天良找到黄以恒谈到了县政府担保贷款一百万的事。黄以恒非常激动：“老郑，你能贷到款算是给县里解了大围，现在的银行已经被我们贷遍了，每家都拿腔拿调地大谈金融管理条例，好像我们把钱弄过来买酒喝买烟抽了一样，要不是合安是全省经济改革试点县，恐怕早就断粮了。” 黄以恒满口答应，而且同意将这笔钱作为追加的投入，一期剩余的款项照样付给。但黄以恒没问这笔钱是谁出面贷出来的，也没必要问，因为假如知道了不是郑天良亲自贷出来的，是很伤面子的，郑天良也没说。县政府签字画押大印一盖，手续就算齐全了。 没两天，沈汇丽就将贷款办出来了，郑天良对沈一飞说：“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妹妹。” 沈一飞说：“两个星期前，我跟她说了郑主任这里资金很紧，所以她出于对郑主任的尊重，主动对我说要来实验区看看，并一口答应找孙行长贷款。” 郑天良这次不是记住了沈汇丽美丽的牙齿，而是记住了一个深明大义的侠义女子的全部内涵，也许她是为了回报自己对沈一飞的提拔，也许是沈一飞主动找了沈汇丽帮忙并想表现出自己在关键时刻同舟共济的精神，当然也不排斥沈汇丽真的对郑天良发自内心的钦佩与欣赏。 贷款到账后，郑天良给沈汇丽打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小沈呀，你可是我们实验区的功臣，将来实验区修志的时候，一定要记上你一笔，你这是名垂青史。” 沈汇丽在电话里笑了起来：“郑县长，我可没那种想法，为实验区贷款，我也没那么高的思想境界，我是为你郑县长贷款，换一个人，我才不干呢。这与我哥没有任何关系，我做事是出于我个人的意志。” 郑天良对着话筒感动了，他说：“将来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我决不推辞。我也是以个人意志说这话的。” 放下话筒后，郑天良忽然心里又涌起了一股悲凉，县里的工程竟要通过个人关系来办，他这个当县长的办不成的事却通过接待处的办事员办了，他这个县长还要为公家的事向下级表示感谢。这种感觉相当别扭，有点类似于儿子给老子送了一袋口粮，老子还要弯腰向儿子致谢。 县里的二十万也来了，郑天良终于喘了一口气，然而当他将八十万拨到公路建设上时，交易市场的建筑材料缺口又暴露了出来，水电改造还是无法正常进行。 正在这时，两个调查组几乎是相继进驻了实验区。郑天良傻眼了。 一个是省公安厅督察处和市公安局督察室的联合调查组绕过县公安局后调查实验区派出所所长钟明开枪威胁老百姓的事件，还有一个是省建设厅安全生产办公室调查实验区楼板砸死民工金太光的事件。 这两件事被定性为“事件”，而且是排好队一样地紧接着抵达实验区，两件事都与郑天良有关，在建设最紧张的关头，这两件事被调查让郑天良陷于绝境。 公安督察组的人对郑天良基本上是不需要什么文明礼貌的，他们吃住在实验区的小招待所，自己花钱，沈一飞想请他们喝一顿酒，那位省公安厅的邵组长扬起严肃的脑袋：“你这是什么意思？”沈一飞吓得不敢说话了。 调查主要围绕钟明违反了《人民警察枪支管理和使用条例》展开。但这件事是因为保护郑天良不受围攻而采取的危险措施，所以郑天良三天两头要被调查组叫到小招待所里问话，还做笔录。郑天良看不惯这些人板着脸一丝不苟的样子，他有几次差点向他们发难，他想责问：“你们究竟是来帮助我们改进作风的，还是来破坏我们实验区建设的？这件事既没伤人，也没产生什么游行示威的后果，给钟明一个纪律处分不就行了，没完没了地调查还让不让人工作了？”但几次话到嘴边还是忍住了。 邵组长只是摆摆手示意郑天良坐下来接受调查，他们拼命地喝水，却没人给郑天良倒一杯水。郑天良于是自己掏出香烟，也不给督察组的人抽，表现出明显对立的情绪。 邵组长问：“钟明去柳下河村是你让他去的，还是他自己要去的？” 郑天良心里窝火，未加考虑，随口说了一句：“我让他去的怎样？他自己去的又怎样？” 邵组长不耐烦了：“是我调查你，还是你调查我呀？” 郑天良咽了咽胸中的恼火，说：“是陈凤山同志让他去的，我同意的。所以说是我让他去的，与陈凤山没什么关系。你们就这样记吧。” 邵组长说：“这就是说实验区管委会主任到村里工作是警车开道，并让派出所长持枪械保卫。” 郑天良说：“不是警车开道，而是管委会的车子不在家，而且土路不好开车才让派出所的三轮摩托车去的，你要知道，我们可摆不起那个谱，我们只是干活的，如果没有三轮车的话，我们会骑自行车去的。钟明平时一直随身带着枪，因此也没不存在持枪械保卫一说，请你们这些没有呛过乡下灰尘的上级领导们不要无限地上纲上线了。” 邵组长看着郑天良傲慢的态度就不客气了：“郑主任，你的态度很成问题，最起码你是擅自动用警车。在没有任何人身伤害的前提下，在你的管辖范围内出了警察当着你的面威胁老百姓擅自开枪的严重事件，你居然无所谓，很轻松，好像只有你是在工作，别人都是吃干饭、乱找茬的。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期，人民警察用人民给他们的枪来威胁人民，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你能说你一点责任都没有？” 郑天良说：“怎么定性随你们的便，我要说的就这些，你们可以让市里将我撤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郑天良的态度让调查组的人又多留了几天，他们始终在问钟明这样一个问题，郑天良知不知道你带枪去，知道带枪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你开枪后郑天良又没有将这件事上报，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钟明回答得含含糊糊似是而非 连郑天良也隐隐感觉到，调查钟明的事件变成调查郑天良的事件。 邵组长他们临走的时候跟郑天良打了招呼，他对郑天良说：“谢谢你的合作，不是我们跟你过不去，举报信中反映的问题太严重，我们不得不调查得细一点，这是我们的工作。看来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村里也去了，没有人吓出精神病来，也没有人当场昏倒。”郑天良敷衍地说了一句：“谢谢你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课。” 他觉得这封举报信的内容比邵组长透露的内容要恐怖得多，那么是谁举报的呢？难道是村民，村民们对派出所掏枪开枪应该不会陌生，原来的王桥集乡收三提五统费和搞计划生育都是让派出所带着枪和手铐下去的，这样的事也不是发生过一起。郑天良不愿再往下想，他为工程的事已经焦头烂额。 夏天已经剩下最后几天了，实验区的建设工地连基础工程都还没完工，他准备到县城向黄以恒辞职，可这时，省建设厅安全生产办公室调查组又来了，他必须对金太光被砸死的事配合调查，如果派出所钟明开枪事件是间接地牵连到他，那么金太光被水泥板砸死这件事就与他直接相关了，因为这关系到郑天良如何对实验区建设进行管理以及如何抓安全生产的问题，当然还牵涉到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责任感等严重问题。他这个一把手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干系的。 调查组调查期间，黄以恒将郑天良召回县城进行了一次长谈。他看着垂头丧气的郑天良安慰他说：“老郑，不要有什么包袱，积极配合调查就是了。我找你来就是给你提醒一下，不要再像上次对省公安厅督察组那样，态度要诚恳一些，工作上出一点差错很正常，谁也不是圣人。问题可大可小，我们一定要争取最小的责任和最轻的处理，要把精力都用在工作上。说实在的，我是对两个调查组有看法的，也跟梁书记作过汇报，但这都是省里派来的，而且都绕过了我们县委县政府，现在只能争取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县里市里肯定是要做工作的，但你也要做一些配合性的工作，争取让事情尽快过去。” 郑天良像一头斗败了的公鸡，他闷闷地抽烟，有些心灰意冷的绝望，他说：“黄书记，你就答应我辞职吧！回来后，我什么权也不想要了，实在不行，我就回老家种地去。” 黄以恒笑了：“老郑你这是什么话，怎么有点像刘少奇受委屈时说的话一样，现在没有林彪四人帮了，你的问题也没有那么严重，说这些丧气话干什么？我的实验区还指望你呢，你一撂挑子，不是给我来了个釜底抽薪吗？” 郑天良想说，你只要我干活又不给我资金保证，是谁抽谁的薪。而这个时候，说这些话是没什么用的，现在是如何对付调查和减轻责任的问题。从黄以恒的话里可以明显听出，郑天良这次肯定是有责任的，而县里市里能做的工作就是责任大小的问题，这个调子等于已经定下来了，而且处分郑天良也是肯定的，只是如何处分轻一点。郑天良听出了这两个信息后，他想为自己辩解，如果资金及时到位，他怎么能让民工抬水泥楼板呢，不就是没钱租起重机械吗？但这种辩解在此刻是软弱无力的，不能说资金不足，就应该放松管理，更不能说因为资金不足，就可以无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黄以恒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虽然郑天良有问题要处分，但实验区是不能撒手不管的，但黄以恒的话比这要有人情味得多：“实验区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实验区，实验区不仅是县里的重点建设工程，也是实现你政绩的一个重要舞台。如果你现在撒手回来，舆论会怎么说，实验区又怎么好向全县人民交待呢？我毕竟是一把手，人民群众会说我用人上出了问题。所以即使目前困难再大，我们两人都要顶住，不能让人看笑话，而且你老郑也不是那种一遇到困难就轻易会认输的人。我知道你现在有些情绪，这可以理解，但就此放弃，这不符合你的性格。” 郑天良想说，你说过，我只要不想干，随时都可以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回来。但他仔细一想，现在回来又算什么，他怎么解释自己的落荒而逃，如果因为犯错误回来，则对他的将来等于是堵死了前途，如果因为工作干不下去回来，人家只能认为他是一个无能的平庸之辈。他不能对每个人说黄以恒资金不到位，那么人们要问为什么不给你到位，他不好解释。 郑天良觉得黄以恒是一个你想跟他发火也发不起来的领导，即使发火也会让你不到两分钟就发不下去，而黄以恒从来不跟人发火。黄以恒会很大度地劝你：“工作要商量着干，没有必要争吵嘛。”他还会讲团结的意义。领导就是嘴大，他怎么说都有理，下级总是理屈词穷。 省建设厅安全生产办公室调查组对郑天良比较客气，郑天良态度也很合作。调查组的组长林处长是一位中年人，他说他在很多年前就在报上知道了合安县的马坝乡是全省十佳乡镇之一，所以对郑天良非常钦佩，郑天良听了这话，心里不仅有些伤感。因为郑天良多年前是值得钦佩的，而多年后却无法再让人钦佩了；官当大了，名气却变小了；地位上来了，影响却下去了。这使他在这个多事之秋对自己十分敏感起来，他隐隐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气球，飘得越高，空气的压力越大，爆炸的机会越多，甚至有可能就在下一分钟。 第16章 林处长对郑天良还是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他跟郑天良的谈话显得很平常，甚至还有些温情的味道。林处长说：“其实这件事在全省的安全生产的事故中只是一件普通的意外伤亡，比起小煤窑瓦斯爆炸死几十人影响要小得多，这种事不举不调，不报不查，接到了举报，我们就必须查，这是工作，也是职责，希望郑主任能够理解。” 郑天良表现出了应有的诚恳和合作姿态：“不管别人怎么举报，总之是我们工作中出了问题，有问题就不能回避，这次调查对我们工作以及对我本人也是一个警示。我将承担我要负的责任。” 林处长一行四人先在外围进行了调查和了解，并且对建设现场进行了勘察，现在的工地上已经租用了两台起重吊车，只是两层小楼用起重吊车给人的感觉有点小题大做。金太光家属见来了调查组，就想再要一笔钱，说一万五千五百块钱买一条命太亏了，他老婆带着孩子跪在林处长面前，眼泪鼻涕含糊不清地纠缠在脸上，样子很凄惨。林处长说他主要是来调查事故情况的，不是落实赔偿的，而金太光的妻子却哭着请林处长这个青天大老爷给她做主家里稻子在田里没人收割顶梁柱倒了。 调查组最后一次跟郑天良见面时有这样一些对话。 林处长问：“郑主任，工程质量管理是你负责还是陈凤山负责？” 郑天良说：“具体分工是陈凤山副主任负责工程，我负责落实资金与钢材水泥计划等。因为我是一把手，是总负责，所以我不打算推卸责任。” 林处长问：“陈凤山副主任有没有向你请示要求租用起重吊车以保证施工安全？是不是你为了省钱不同意租用吊车？” 郑天良说：“陈凤山没有提过租用吊车的事，因为乡镇工程中的两层楼施工都是用人抬楼板。我是提出过要节省开支这一总的原则，但没有不同意租吊车一事。我们的资金非常紧张，工程时开时停，如果下一步资金还得不到保证的话，实验区就是一个半拉子工程。” 林处长说：“资金紧张与安全生产是两回事，不能用资金紧张来牺牲安全生产，按规定建楼房必须要有起重设备，你说是不是？郑主任，如果要落实这次事件的责任的话，你觉得你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我们心里会有一个数，以便向上级汇报。” 郑天良说：“我的责任是管理不严，安全意识不强。” 林处长点点头，说：“郑主任对这件事的认识是到位的，态度也是诚恳的，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向上反映的。请郑主任放心，我们不会让你过分为难。” 调查组走后，秋天已经正式抵达，田里的稻子成熟了，棉花也起摘了，树上的苹果红了，庄稼人开始收获他们构思了整整一个季节的成果。而这个秋天，郑天良面对着半拉子工程，他觉得自己两手空空，一贫如洗。 这一年年底的时候，合安县的五条商贸大道和工业区的七大企业已经建成并正式投产了。啤酒厂六月底开业已经生产出了类似于德国口味的啤酒，目前产量不高，销路不错，电子元件厂八月份投产后为上海的一家电视机厂生产电视元件，黄以恒数次去上海厂方协商，上海的这家电视机厂终于同意拨给合安县六百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这些电视机全都分配给了省市进入合安境内的十八公里公路两旁的农民新村的住户，农民说盖房子已经借了太多的债，没钱买，县委县政府决定先送到农民家里，钱以后再付，农民不花钱还能有电视看，当然愿意。另外缫丝厂、轻工机械厂、水泵厂都在十月份陆续投产，整个工业区厂房林立机器轰鸣，一派工业现代化的繁荣兴旺的景象，面对这一大片工业区，县城的老百姓们对黄以恒不得不刮目相看，他们都说黄书记不仅能干而且敢干会干，是合安改革开放真正的领路人。只有五条商贸大道还有些不尽人意，县里要求五条七百五十米的千米大道两旁商店十月底之前必须全部开业，但由于县城商户只需一条半街就够了，所以县委县政府要求县直各单位落实五个铺面，每个乡镇必须安排二十户进城，完成不了任务，动员不来商户，各单位、乡镇自己掏钱买铺面。眼看离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召开还有不到一个月，铺面销售和出租还有百分之三十没着落，黄以恒紧急召集县直各单位和各乡镇一把手开会，黄以恒在会上说：“商贸大道的建设是百年大计，是合安县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战略性工程，也是我县经济建设成就的集中体现，所以我们各单位各乡镇要提高认识，要有长远眼光，这些铺面在五年十年后就会成几倍几十倍地升值，我简直想不通为什么有些单位有些乡镇在这个问题上始终表现出小农意识和小市民的狭隘目光。如果你们在座的各位对人民不负责任，对合安的经济建设不想承担责任，那么县委县政府也不能对你们负责任，我今天要重申的是，如果你们的计划铺面在十月二十日前还不能进驻的话，我请你们把帽子交出来。我就不相信，合安县找不到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科局长和乡镇长来。” 黄以恒语气是平静的，但平静语气的背后是斩钉截铁的不可越雷池一步的界线。因此这平静就像悄无声息的手术室里一把锋利的刀子伸进了病人的肚子里。 十月底，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的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合安县五条商贸大道有四条构成了“井”字形城市框架，纵横交错的五层新楼和新开张的店铺将合安县城渲染得繁华而气势恢弘，向工业区延伸的宏光大道就像一把勺子的勺柄恰到好处地将城区与工业区连成一体，这样无论从工业区到城区还是从城区到工业区，所见到都是工商一体化经济腾飞的兴旺景象。 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召开前，郑天良的处分决定也下来了，市委下了一个文，内容如下： 关于给予郑天良同志行政记过的处分决定 合安县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管委会主任郑天良同志，由于管理不严，工作不细，责任心不强，四月十八日擅自动用警车和警力到柳下河村开展工作，在干群关系紧张对立的时候，郑天良同志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局面化解矛盾，致使随行的实验区派出所所长钟明违反公安部《人民警察枪械管理和使用条例》向群众开枪示威，造成了严重的负面社会影响。五月十三日，实验区建设工地在没有起吊设备的保证下，无视生产安全，致使施工的民工用木杠抬楼板非法安装，造成木杠断裂、民工金太光被楼板砸中头部当场死亡，后果极为严重，群众反响强烈。 郑天良同志作为实验区的主要负责人，对这两起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和管理责任，根据十一月十二日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郑天良同志行政记过处分。（涉及两事件的其他人员，建议合安县委县政府另行处分，并将处分决定上报市委） 抄报：省委组织部、公安厅、建设厅安全生产办公室 抄送：市人大、政协、纪委、市直各单位、各县县委、县政府 中共河远市委员会 一九九0年十一月十三日 文件下发后，黄以恒找郑天良谈了一次话，他们两人在深秋的下午坐在黄以恒办公室的沙发里喝茶抽烟，黄以恒安慰郑天良说：“为这事，我找到市委好几次，梁书记倒是没话说，而且也坚决不同意处分，但市委也不是梁书记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省里有关部门只知道查，根本不知道在下面工作的难处，死死盯住不放。梁书记最后只能保证不在党内给予处分，行政记个过，也算是给上面一个面子，不得已而为之。梁书记叫我给你打个招呼，叫你不要有思想负担，他来合安还会找你谈一谈。” 郑天良脸色灰暗，声音软弱而无力：“我给县里的工作抹了黑，深感内疚和不安。但这两件事也是事出有因，黄书记你应该很清楚。” 黄以恒歪过头，窗外的阳光就从他脸上移走了，他说，“确实这两件事也不算什么，但问题就在于有人告上去了，开枪也就是扣了一下板机，也没任何伤亡，工地砸死人是常事，乡下搞工程哪有什么起重机，但这些事摆到桌面上就不好说了，什么警察开枪威胁人民群众，领导干部无视民工安全，让民工被楼板活活砸死了。听起来就很吓人。现在真是没办法，不干事什么问题都没有，一干事就会出事，其实我也一样，只不过目前还没被抓到把柄而已，有时想想，真有点灰心，我们图什么，不就是图能干出一点事业来吗？” 郑天良说：“我真搞不懂，是谁把这些事告到省里去了，目的是什么？用心何在？” 黄以恒说：“是呀，现在你不干事，说你无能，一干事就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就会跟你捣乱。中国经过文革这些年，有的人一辈子什么本事都没学会，就是学会了告状和看笑话。” 郑天良说：“这次处分之后，我决定立即向县委市委提出引咎辞职。” 黄以恒说：“县委以及我本人是不赞成你辞职的，这一点我上一次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你一定要把实验区干下去，让成绩来说话。” 郑天良说：“你让我怎么干呢？” 黄以恒说：“县里的工程已经全部完工了，剩下的工程就是实验区了，我会全力支持你的，二期小商品城明年一定要上马。” 郑天良想说，你连一期的钱还欠五十万没到位，还谈什么二期？这半年来被调查组搞得晕头转向，一期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现在只是一个半残废的工程，根本就赶不上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了。他有一肚子怨言，但此刻却发不出火来。 黄以恒仍然很轻松地对郑天良说：“这个处分决定对外就不公开了，知道的范围越小越好，虽说小平同志也三起三落，但我们这些七品芝麻官们，经不起折腾，所以我对梁书记讲了这个想法，他也说这个处分决定主要是做给省里看的。梁书记明年春天就要退居二线了，他对我们两个从他手里提拨起来的年轻干部一直是关怀备至的，处分你就跟处分他老人家一样让他难受。” 郑天良说：“实验区没能赶上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我有责任，所以我请你认真考虑我的辞职请求。” 黄以恒说：“实验区你有什么责任？要说有责任，责任全在我，我没有及时跟上资金，怎么能把账算到你头上去呢？实验区没完工是为县里的工程做出了牺牲，这一点我要在常委会讲透讲到位，你只有功劳和苦劳而没有责任。再说谁也没有强制性地要求实验区今年一定要完成一期开业，只是提出了一个争取完成的软性目标，不完成是因为客观原因，而不是主观原因。我当然想同时完工，但在资金实在太困难的时候，只能从大局出发了，没有人会揪住这件事不放的。不信你去查一下去年底县长办公会的记录，我提出的目标就是实验区争取今年完成一期工程向现场会进行展示，绝没有说一定要完工。今年春天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是这么说的。” 郑天良感觉到自己就像一团橡皮泥，捏成什么形状完全在于黄以恒，而不在泥本身，他突然感觉到作为一个下级，不承认自己是泥是要犯错误的，他是被黄以恒塑造着的。 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十一月二十日在合安县隆重举行。合安县城到处张灯结彩、旌旗飘扬，城里弥漫着新鲜油漆的味道，江浙沪运来的各种真的假的商品堆满了商铺，全县数十万次民众前仆后继涌进县城，不少人在广场的“三个女人托个蛋”的雕塑下面照相，他们都为合安的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而骄傲和自豪。工业区里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货车和集装箱源源不断地开进开出，一派繁忙的节奏。现场会来了近千人，省市五大班子全部到场，各县书记县长以及分管工业的副县长、经委、计委、工业、商业的局长们全都聚集到了合安县。整整一个星期，参观学习、研讨座谈、喝酒跳舞，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黄以恒的脸上并没有太多的欣喜和激动，他在介绍经验时说：“虽说我们县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将要完成二十一亿，但我们离江浙及沿海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决不能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所以与其说在合安开现场会，还不如说是开找问题的会、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黄以恒的话在会场上引起了热烈的掌声。这个目前全省建设得最好、经济成就最高、发展最有活力的县委书记能以如此清醒和理智的态度对待成绩，其居安思危高瞻远瞩的目光使所有与会人员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黄以恒不是谦虚，而是将合安放在整个沿海东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衡量自己和要求自己，这就是一种现代意识和战略眼光。省委顾书记在视察了十八公里的农民新村后，从楼下到楼上，再从楼上到楼下，他看到了一往无际的两层小楼连接着县城和另外一个穷县，他还看到每家都有电视机，用上了井水和卫生厕所，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摆在每个人的面前用事实说话，所以黄以恒再谦虚也掩盖不了自己的政绩，当顾书记看到啤酒厂里许多辆外省的货车在这个初冬的季节排队拉啤酒时，他被感动了，在总结大会上，顾书记情绪激动地说：“我从合安看到了什么叫‘深圳速度’，从合安也看到我省改革开放的光辉前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奇迹，江苏浙江能做到的，我们省当然也能做到，合安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合安给我们提供了信心。合安这一典型在三省交界的地方具有特殊意义，它是我省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一个桥头堡，它向人们证明我省的改革开放正从合安与东部沿海地区形成连接的通道，而且以同样的速度和规模将我省的经济融入沿海东部经济圈。” 郑天良也参加了六天的现场会，会上没有人提到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那里太远而且也没建成，当然也就不会去参观。没几个人认识郑天良，郑天良就像一个废弃的塑料袋被扔在风中，人云亦云地跟着大部队参观喝酒吃饭，分组讨论会上，他很想说合安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不可能有二十一个亿，顶多只有九个亿，但他面对着这个咄咄逼人的工业区以及五条商贸大道，郑天良如果唱反调的话会被人认为是别有用心，他在一片掌声中反而有了做贼心虚的心态，他没想到自己此刻成了一个贼。 省市各大新闻媒体连续一个星期报道合安县的经济建设成就，省报还发表了社论，题目叫《合安速度带给我们什么》。中央的媒体也水涨船高地给予了大篇幅的报道。 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不到一个月后，黄以恒调市里担任河远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郑天良继续担任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管委会主任，他的处分虽然没有公开，但全县人民都知道了这件事，而且消息像感冒病毒一样传染得很快。乔岸接任县委书记，市轻工业局局长赵根苗调任合安县县长。 第二年，郑天良再也找不到黄以恒要钱了，他向新县长谈到实验区的事，赵县长说：“实验区的事要重新论证，另外投资规模是不是要这么大，我还要跟黄市长交换一下意见，但一期工程一定要完成，不然投资就浪费了。” 他找乔岸书记，乔岸书记也说：“王桥集那个地方地理位置从地图上看是很优越，但到实地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虽在三省交界，但离外省的几个核心城市太远，所以在运输上会加大成本，形不成优势，我们当初在决策上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我倒希望你在常委会上能把实验区的事讲透讲准，争取形成投资的一致意见，如果确实很有前景，我们会把实验区继续办下去。” 郑天良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敲不开主人门的乞丐，诚心想讨饭，但没门。 黄以恒也来县里视察过几次工作，郑天良就像在救自己的一个患了绝症的儿子，希望能把实验区继续办下去。黄以恒对他说：“我马上召集你们县委县政府全体同志开会，重新论证，我当然也不能保证自己当初的决策就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建实验区是市里的意见，也经过县委常委会县长办公会讨论后才决定上马的。我作为共产党员，还是有勇气面对失误的，你也不要怕，实验区的大方向是对的，我历来是坚持这一观点的。不过，无论如何，一期工程必须建成，我这次来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一期的五十万投资立即到位。” 郑天良发现黄以恒的这些话，等于已经为实验区在致悼词，而且悼词的内容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精神，他所能做的工作看来就是准备后事和为实验区立一个一分为二的墓碑。 黄以恒召集了县委常委扩大会，会上黄以恒强调指出了如何发展县城商业与工业区的完善和市场开拓等问题。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做着记录，郑天良也掏出本子记得一丝不苟。最后，黄以恒才说：“乔书记、赵县长，你们看什么时候能将实验区一期还差的五十万元给老郑拨过去？”赵县长说：“我们很快就会拨过去的。”黄以恒说：“我要的是时间表，很快是多长时间，能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答复？”赵县长放下手中的笔说：“黄市长，明天，不，今天下午就拨过去。”黄以恒很满意地点点头说：“实验区当时是市里决定的，也是我们一致讨论后决策的。所以我对实验区要有个表态，一是大方向没错，二是规模与发展前景可以重新论证，三是一期工程今年必须完工，四是老郑在实验区是做出贡献的。这一点我在离开合安前没来得及讲，今天我再次强调一下。” 钱当然很快就到了，但实验区的建设与灭亡是同时进行的。郑天良不能让手下的人泄气，所以他总是斗志昂扬地在检查交易市场的粉刷与装修，到处招商拉客户，他就像面对一个身患绝症的亲人，瞒着病情，装得无事一样，这倒不是存心欺骗，而是妄想着出现奇迹，比如说是误诊或病灶自动消除。他仍幻想着有朝一日黄市长坚持实验区全面上马。 一九九一年底，实验区一期工程完工，入住商户不到百分之四十，交易额比一个普通的农贸市场大不了多少，三条通往外省的公路只修了土路基，睛天满路灰，雨天一路泥，交通影响了交易，但县里再也拿不出钱来了，因为工业区资金仍然缺口很大，几个开工的企业设备改造和生产规模无法扩大，只有啤酒厂是死保的企业，所有的贷款全用于啤酒厂上规模。 一九九二年虽然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但王桥集实验区终因一期工程建成后交易量太小，二期便不再投入，市里决定撤销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管委会，原实验区仍恢复为王桥集乡。交易市场由王桥集乡政府管理。 郑天良回到县城继续担任副县长一职，但他由于是以一个失败者的面目回到县城的，所以当然也不可能提拔，黄以恒指示一定要将郑天良同志安排好，所以官回原职也属理所当然。只是原分管的工业这一摊子现由田来有分管，而且工作卓有成效，当然也不好动他。所以乔岸就跟郑天良谈了一次，让他分管原来田来有的那一摊子，也就是分管民政、地震、老干部局这一块。以后有机会再进行分工调整，希望郑天良能够把这一摊子抓起来。 郑天良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烟雾在郑天良的胡子的缝隙里缭绕，乔岸发现他的胡子长得快有寸长了，就对郑天良说：“老郑呀，回去把胡子剃干净了再来上班，不要让人家感觉到你好像真的是打了败仗一样。” 郑天良心里有了一丝感动的情绪慢慢地滋生出来。 郑天良离开王桥集的那天，天很冷，当郑天良卷好铺盖上车的时候，天就开始下雪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将王桥集的许多人和事都掩埋了，郑天良的心回到了一九四八年冬天的淮海战役的战场，玄慧寺下面的一往无垠的雪野上，到处都是国民党战败的残兵败将，他们像兔子一样地逃命。后面的枪声不绝于耳。 郑天良一直没有对人讲过离开王桥集时的这种狼狈不堪的感受。但他直到临枪毙前的那一刻，他都准确无误地记住了一九九二年冬天的一片白茫茫的雪景。 第17章 我再次回到省城的时候，城市里的树全枯了，耳朵里灌满了冬天的风声，这个别人的城市越来越陌生了，如果不是我的儿子在这里，如果不是这里还有我没离掉婚的妻子在这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将这座城市从我的生活中开除出去，这是一个让我输得精光的城市。 然而，我还是回来了。我想看看儿子，也幻想着妻子在我分别这么长时间后能够冲淡一些对我的仇恨，最终能像收留一个难民一样地接纳我。还有在合安期间写的几篇小稿子也该有些稿费进账了，我的冬天已处于食不裹腹的绝境。城郊结合部租的那间民房已经退掉了，我回到了我们只有一间房子的小家，可一挨门框，韦秀就将我往外撵：“你还有脸回来，孩子的生活费一分钱也不付。出去！”韦秀几乎将我轰出门外，儿子看我回来了，他不说话，默默地跑过来，轻轻拽我的裤腿，像两个地下党正在危险的环境里接头。我一把抱起儿子，在他脸上亲了又亲，儿子的脸冰凉，我的心更凉。 韦秀站在阴暗的屋里抹着眼泪，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脂粉和化妆品的痕迹，她靠打零工与儿子相依为命。三十岁的女人看上去比祥林嫂还要苍老，我是她生活中毫无保障的危险品，是她年轻岁月里的一道伤口。 如果我用十来年挣的十几万给她买了一套房子而不是去开什么餐馆，一家人就会过上平安无事的生活；如果我不跟那个叫张秋影的女人滚到一张床上去，即使餐馆倒了，韦秀也不会如此绝情。我知道一切都是我的错，但我不知道能用什么来为自己赎罪，因为我不能因为一次过失而上吊或服毒自杀，我没有勇气也不愿付出这样的代价。 韦秀的意识中也许还残留一日夫妻百日恩的感觉碎片，所以当我再次抱着儿子走进充满了腌咸菜味道的一间小屋时，她就没有再拿起菜刀和煤钎来轰我，她毕竟在我有钱的时候跟我一起享受过肯德基和一枚金光闪闪的戒指，这些物质记忆应该可以瓦解她对我的部分仇恨。 这次回省城总共只拿到了四百多块钱稿费，我就像孔乙已买酒喝时一样从口袋里摸出了三百块钱放在了桌上。然后将刚买的一小包饼干拆开来给儿子吃，儿子贪婪地两块两块地往嘴里塞，嘴巴鼓得像金鱼的肚子，嘴角上粘满了饼干碎屑，儿子专心致志咽饼干的表情让我手脚冰凉。我心里暗暗地发誓，有朝一日，我也要让自己的儿子吃上烤羊肉串和炸鸡腿。 我对韦秀说：“我正在写一本书，写完了后可以挣四万块钱稿酬。等钱拿到手后，你就不要再去打零工了，再过几年，我们会买上自己的房子的。” 我这样说等于告诉她我不想离婚而且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韦秀的眼睛里放射出死里逃生的光辉来，她先用很怀疑的眼光看着我，然后说：“你要是把挣来的四万块钱全都交给我，我就不离婚了。” 我听了这话后有些气愤，就嘲讽地说了一句：“你的意思是只要我有钱了，以前的事就一笔勾销了，你不觉得用钱来赎回自己失去尊严对你对我来说是一件可耻的交易？” 韦秀终于哭了起来，她抹着脸上的泪水哽咽着说：“我一个人实在活不下去了，这样总比出去卖淫好。” 我听到这话心里一阵酸楚，自己的女人最起码在内心深处已经不止一次地认真思考过卖淫的事了，我还有什么权力指责嘲弄一个无辜女子，所有罪过都是我这个无能的丈夫造成的。我嘲弄了自己。 于是，我走过去抹去了韦秀眼角的泪水，她的泪水没有一点温度，就像她此刻的心情。我说：“挣来的钱全都交给你，我会对你和儿子负责任的。” 韦秀软软地靠在我的胸前，像一团棉花，我感到了棉花的重量。 这天晚上，韦秀给我做了一顿萝卜排骨汤，一家三口喝着带有荤腥的骨头汤，竟吃得热血沸腾，儿子将骨头啃得一览无余，他的鼻涕非常坦率地拖进了碗里，碗里的热气袅袅如烟。 我住下了，我们在一张腿脚摇晃的床上重温了夫妻间已经陌生了的事情，竟也像喝骨头汤一样令人感动。 第二天，我找到书商姚遥的时候，姚遥对我前一阶段调查的内容毫无兴趣，他用戴着钻戒的中指漫不经心地敲着玻璃桌面：“我不知道你调查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对读者来说有什么意义，郑天良以前就是雷锋张思德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的读者要的是郑天良赤裸裸的堕落与淫荡，而不需要你的考证与考据，这是一个功利化阅读的时代，人们读书就像手淫一样，只要发泄，不需要其他意义。你懂吗？而我们这套书的名字叫《100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一定要有女人，写好郑天良关键是要写好他与女人的关系，越多越好，越细越好，如果不能让读者感到刺激和放下书就想去嫖娼，我看你这本书也就PASS掉算了。” 为了四万块钱的稿费和韦秀那张日益枯萎的脸，我不得不放弃尊严指着手里搜集到的一大包原始材料说：“姚经理，郑天良跟所有的贪官都一样，当然不会放过女人的，我之所以对他的历史进行调查，主要是想寻找他堕落的某些结论之外的依据和原因，这也是新闻媒体上不可能披露出来的，应该有卖点。不过，我向你保证，这本书我要用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写他与女人的关系。” 姚遥非常蛮横地一挥手，做出一个果断否定的手势：“不行，必须要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篇幅。你必须要先搞清楚我们出这套书的真正的目的然后才能动笔。” 我点头哈腰地连声说是，我感觉到自己那一刻的表情就像一个不讨皇军喜欢的汉奸一样，露一嘴歪牙，满脸可耻的笑容。为了不让韦秀卖淫，我只好在精神上卖淫了。这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 回到合安，我继续去了耿天龙家，老人对我倒是很欢迎，因为我陪他度过了死一般沉寂的晨昏，而且让他在回忆中一遍遍地重温旧梦，这无疑是在为一棵快要枯死的老树及时浇水。但当我问及郑天良与女人的关系时，他不情愿地说：“我对这些捕风捉影的事从来就不愿相信，而且法院并没有认定的我外甥女沈汇丽借郑天良的三百万是因为男女关系，这完全是诬陷。说郑天良贪污受贿我也想不通，你舅舅当年口袋里连五块钱都没装过，这个人怎么就成了一个贪财的人，我想这里面名堂大着呢。但我不想说得太多。” 耿天龙对郑天良有怨气，但没有仇恨，他想用他的一脸老人斑掩盖起历史真相，但我跟耿天龙的认识恰恰相反，我说：“现在的克隆技术已经表明，当羊的身上被注入了狼的基因后，羊比狼更加凶狠。” 耿天龙抚摸着黄昏里的鸟笼，然后对着笼中的鹦鹉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接着鹦鹉学舌，很是没趣。见耿天龙死活不愿讲我舅舅郑天良男女关系的事，而且明显表现出对我的冷漠，我就走了，而且不打算再来找他调查什么了。这个起初让我感到很随和的老人这一刻让我反感，因为郑天良的腐败堕落与女人有着因果关系，这不是写书挣钱的需要，而是我调查中不可回避的内容，我相信检察院的举证，而不相信耿天龙的掩饰。这个老人如果还在台上的话，我相信他是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的，这不是我不尊重老人，而是这个老人不尊重事实，我敢保证，许多退下来的老人中，他们的老人斑后面隐藏的不仅是衰老的年龄还有见不得人的罪恶。 我独自一人走在县政府宿舍区院子里，寂静的水泥路两边的法国泡桐树裸露着被歪曲了的枝干光秃秃地站在风中，如同一些守灵的老人循规蹈矩地站在冬天清淡的阳光下，此前飘落的树叶以及我舅舅在这条路上踩过十几年的脚印一起下落不明了，舅舅家的房子依然还缩在西边的角落里，敲门进去的时候，舅妈周玉英一见是我，就拉着我的手哭了起来：“你舅舅，没了”。我看见舅妈的头发已经花白，枯涩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她的手在冬天青筋暴跳，血管里流淌着掺进了盐酸和耻辱的血液。 院子里的冬青树依然青翠，这是一种坚守贞操的树。只是梅花树已经枯死，而月季花、海棠等花木一律赤裸枝条，死活不明。一些空洞的坛子罐子东倒西歪地分布在各个角落里，还有碎砖、破塑料袋穿插其间，院子里的景象无比荒凉。舅舅被枪毙后，舅妈仍住在这个院子里，她每天倚在门边晒太阳，从早坐到晚，她在回忆中还原舅舅郑天良的形象，然后就六神无主地流着眼泪。 舅舅家的格局与我十二年前的记忆惊人一致，除了多一台二十一寸的彩电外，看不出任何变化，陈旧的家具以及四处弥漫着腌菜的味道。我看到木质的椅子上多了两个布垫，墙壁的颜色呈暗黄色，灯泡上还缠了一些蛛网，在灯泡下方的方桌上，我舅舅的骨灰盒放在当中，骨灰盒是暗红色梨花木的，中间部分嵌着舅舅年轻时的一张黑白半身照片，舅舅以平面的方式贴在骨灰盒上朝气蓬勃，脸上挂着年轻的微笑和欲盖弥彰的自负，舅妈在骨灰盒前摆了一个小香炉，一柱檀香燃起缕缕清烟。我站在舅舅的骨灰盒前，想起了过眼云烟这个成语。 舅舅的家如同一个废弃的破庙，这里面的陈设和布局使我无法将这个空间和一个受贿索贿四百多万的腐败分子联系起来。我更愿意相信这个空间里住的是一位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海瑞包公，确实，我舅舅在“双规”一个月前当选为“全省十佳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我想不通的是，一个月前舅舅是人民满意的，一个月后人民就不满意了，进去了，进去就再也没出来。不过，胡长青的“三讲”评定也是很优秀的，后来也枪毙了，这样一想，也就容易想通了。 我问舅妈表妹郑清扬到哪里去了，她说表妹郑清扬一直不知道舅舅的事，她在深圳打工。 舅妈周玉英跟我讲起了舅舅最后几年的事情，她只是陈述，而不分析原因。 转眼六年就过去了，六年是一个时间长度，又可以是一个性质概念，比如说六年可以打两次解放战争，但只花三年就已经改变了政权性质。六年中合安县许多人出生了，又有许多人死掉了；许多人清醒了，又有许多人糊涂了；许多人提拨了，又有许多人下台了。许多人当中的郑天良一如既往地当着他的副县长，这个分管民政、地震、老干部局的副县长除了不停地要钱救济残疾人花钱让老干部们下棋打牌旅游外，不可能挣一分钱，因此他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地占着一个位子，在政府副县长中像一个摆设，甚至还有点节外生枝的多余。六年中，从王桥集经济实验区落荒而逃的郑天良在县里生活得非常低调，开常委会和县长办公会的时候，总是一个人缩在角落里孤独地抽烟，在县里重大决策时，各位县长书记们高谈阔论畅所欲言，郑天良目光总是紧紧盯住墙上的一只木质挂钟，他发现这只钟越来越老了，平均每年以慢二十分钟的速度老化，每次开会前秘书们总要站到椅子上将钟调准，他觉得自己就是走得很不准确的老钟。会议结束前，县长书记总是很客气地问郑天良：“老郑，你还有什么意见？”这句话很有点对家里来了客人的礼貌成分在里面，郑天良声音苍白地说一句：“我没意见。”其实有意见也没什么意义，郑天良知道没有人会把他的意见作为意见来看待的。不过，这些年，郑天良闲暇的时间多了，社会上的朋友倒是结交了不少。失意的人总是这样安慰自己：“当官是暂时的，朋友是永远的”。郑天良在朋友面前找到了随心所欲的感觉，这种感觉类似于丧家之犬重回家园般地温暖和亲切。 这时，已是一九九八年夏天的一个黄昏。 郑天良从“桑塔纳”轿车里走出来的时候，“红磨坊”的迎宾小姐就看到了头发梳向脑后、肚子微微向前挺起、身穿“梦特娇”T恤的郑天良副县长，郑天良的车是贴着“红磨坊”门前的迎宾小姐停下来的，所以他一下车就直接踏进了开着空调的“红磨坊”大厅。 “红磨坊”是县城东郊僻静处的一个酒楼，酒楼原来是县食品厂的三层楼的车间，食品厂倒闭后，现“合和酱菜有限集团公司”总裁赵全福就租用了厂房开了酒楼，由于合和集团总部还在马坝乡，所以租用县城食品厂这幢楼开酒楼主要是用来接待前来洽谈业务的各地客商。一楼是大厅和十二个包厢，二楼是客房，三楼是桑拿中心和娱乐中心。这个酒楼实际上是合和集团的内部招待所，从来不对外营业。赵全福现在的年销售收入早已超过一个亿，是合安县第一利税大户，也是县里唯一的一个亿元企业，而且在三年前已经买断了“合和”商标，成为一个完全的私营企业。改革就是这么无情地将一切的虚幻的荣誉和光辉冲刷干净了，几年前合安县“五八十”工程中的七大亿元企业有的还没建成就垮了，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苟延残喘奄奄待毙，它们将在合安县志中永垂不朽，并成为合安人民群众记忆中的一个神话。 赵全福的女秘书于文红在大厅里迎接郑天良，她一上来就挽住郑天良的胳膊说：“郑县长今天真的好潇洒哟！”郑天良感觉到了于文红细腻的臂膀在他的胳膊上留下了一些别有用心的暗示，于是他也就顺水推舟地开了一句玩笑说：“我在赵总的面前哪里还敢潇洒。”于文红用胳膊调戏了一下郑天良：“我就认为你最潇洒嘛！” 郑天良跟于文红相互姿势暧昧地上了二楼，赵全福在楼上一个装修豪华的套间里等郑天良，赵全福上来拉住郑天良的手说：“老板，你发福的速度太快了，爬两层楼头上都出汗了。”他对于文红说：“你快去让楼下送一盆冰西瓜来！” 于文红像小鸟一样欢快地闪了出去。赵全福对郑天良说：“文红很听话，就是花钱太厉害，刚去了新马泰港，又要我陪她去夏威夷，哪有时间。”郑天良说：“你让她一个人去不就得了嘛。”赵全福将嘴凑到郑天良的耳朵边，悄悄地说：“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放在外面谁敢放心呀！除非你大老板陪他去，钱由我来出。”郑天良笑了起来：“你想腐蚀我呀？”说完两人都不同程度地笑了起来。 于文红原来是苏州一家娱乐城的坐台小姐，赵全福在苏州出差时在包厢里认识的，一来二去，两人都说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走到了一起，于是就聘为女秘书。而于文红说女秘书如今在社会上已经臭名昭著，声名狼藉，所以就让赵全福任命她为集团公司总裁助理，其实于文红除了陪客人喝酒和陪赵全福睡觉外，实际上是助理不了什么的。因此尽管于文红名片上打上了“总裁助理”，但在人们心目中她仍然是女秘书，赵全福这样的人出门在外如果没有女秘书是很让人看不起的，所以带她出差的时候，经常脱口而出向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女秘书”，弄得很尊严的于文红跟他吵了好几次。赵全福只好将她按在床上向她道歉。 于文红端着西瓜进来了，这时郑天良就看到了于文红的手指上、手腕上、颈脖上、耳朵上挂满了丁丁当当的金饰，嘴唇涂得猩红像刚吃了生肉似的，眼圈蓝得有些过分，全身上下洋溢着俗不可耐的气息。只是那挑逗的眼神使任何正常的男人都无法控制住自己黄色的想象。 晚上吃饭的时候，赵全福问郑天良要不要将于江海和沈一飞叫过来，郑天良说不用了。沈一飞现在是县轻工局副局长，虽说他原来是黄以恒的驾驶员，但由于跟郑天良在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患难与共了两年，所以在撤销实验区后，沈一飞找到郑天良请他帮助安排，郑天良让他去找黄以恒副市长，而黄以恒说县里的事他不便插手，沈汇丽就请郑天良吃了一次饭求他看在当年帮实验区贷款的份上帮沈一飞一把，郑天良找到乔岸书记，据理力争说：“如果不安排好沈一飞，就是对实验区进行了全盘否定，就是对实验区的干部不负责任。”乔岸终于同意让沈一飞平调到县轻工局当副局长，所以县城舆论界都说沈一飞成了郑天良的人了，他们之间走动当然也就多了一些。于江海虽然当上了国家干部，只是在城市拆迁完成后，再也无事可做了，赵全福让他到酱菜厂当业务员，他留恋国家干部的身份，死活不去，黄以恒当然不会为这个副股级干部说什么话的，他就眼泪鼻涕一把地找到郑天良，求老领导收留他，于是郑天良就将于江海调到自己分管的民政局，先是当普通老百姓，直到最近才给他任命了一个副股长。郑天良内心里对于江海有不可饶恕的怨恨，他之所以收留他，一是证明这个自己培养起来的年轻人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怀抱，另一个就是这个年轻人在关键时刻也许还有用得着的时候。所以郑天良对于江海总是很贴心的样子，但外界的人并不知道郑天良对沈一飞的真实态度，他压住于江海不提拨正股长，人们更多认为郑天良历来是一个正派的人，从不以权谋私。这一口碑在一九九八年夏天仍然坚如磐石。 赵全福又问郑天良：“沈汇丽最近从深圳回来了，要不要把她叫过来。” 郑天良沉默了一下，说：“我看这就不必要了吧！” 沈汇丽在郑天良回到县城后不久就辞职下海了，先在上海，然后又到深圳，据说生意做得很大，也有人说她做得一败涂地，究竟做什么生意，做得怎样，郑天良不得而知，这么多年都没联系过，他只知道她是离婚后辞职下海的，他只知道这是一个侠义女子，他还记得沈汇丽的牙齿是最好看的。郑天良的记忆中只保留了沈汇丽一份残缺不全的档案。 这样，晚上在“浣溪纱厅”吃饭的只有赵全福、于文红、郑天良三个人。 赵全福见人少就有些抱歉：“大老板，实在不好意思，除了文红，没人陪你，让你受冷落了。” 郑天良这时拿出领导的尊严说：“老赵，你以后少叫我老板老板的，我是人民政府副县长。还有，我来吃饭要那么多人陪干什么？是不是生怕全县人民不知道你跟我的关系呀？” 赵全福说：“老板批评得对，我下次保证不在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喊你老板。吃饭由你来定人，我是觉得沈一飞、小于跟你这么多年了，才自作主张地想出了这个馊主意。” 郑天良说：“你要考虑到我的影响，我不可能像你们生意人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有女秘书，我能有吗？” 赵全福笑了：“只要大老板有这个想法，包在我身上了。” 郑天良说：“你是想把我往火坑里送呀？”然后扭过头对于文红说：“你可要给我管好赵总，不能让他乱说乱动。” 于文红恰到好处地用浪荡的目光飞了郑天良一眼：“郑县长，我哪能管得住赵总，他一晚上要三个女人陪他睡觉才能睡踏实。” 郑天良将头又歪向赵全福：“你老赵也是五十几岁的人了，要收敛一些。” 赵全福哈哈一笑，露出一嘴被香烟熏黑了的农民牙齿：“大老板，你听她的话年都能过错了日子，她老给我使小性子，说光着身子睡觉全身发痒。不听她胡说八道，我们喝酒。” 菜不多，但很精致。红烧野生甲鱼、剁椒鱼头、高邮湖大闸蟹、铁板牛柳、椒盐羊排，外加几个素菜，于文红上了一瓶“五粮液”。 郑天良酒量有所增加，但仍不胜酒力，三杯下肚，脑袋里已经开始起雾，于文红在他的眼前晃动着饱满的Rx房和嘴唇，他被于文红迷离的目光击穿了，他感到全身发热。 赵全福跟郑天良又碰了一杯：“大老板，合和是在你手里办起来的，也是在你手里从县城被撵到乡下去的，我希望还能在你的手里迁回县城来。合和无论是国营还是私营，它都是与你大老板联系在一起的，它就像你的亲生儿子，不管跑到天边还是国外，它都是你的儿子。” 郑天良一听到合和，心里就有些隐隐地疼痛，当初为了建工业区上啤酒厂，强令将合和酱菜厂迁到乡下去，还承包给赵全福个人经营，现在看来，这件事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什么战略转移，什么承包经营，完全是黄以恒借口将黄以恒的政治影响从合安县人们的记忆中抹去。这几年，他总算看清了，但看清了又能怎么样，他的命运还是捏在黄以恒的手里。黄以恒如今已经由河远市副市长升任市长，而他仍然是副县长，而且还是分管民政、地震、老干部局这些只会花钱不能挣钱的摊子。 郑天良不会将自己的情绪暴露给赵全福这样的人，他只是说：“合和回迁的事我现在做不了主，既不当县长，也不管工业。” 赵全福说：“我现在的企业集团声名在外，但一问地址，马坝乡，小酒店里全是苍蝇，没有宾馆，更没有小姐愿意去，长期下去，合和就垮了。我为这事找过宣中阳县长，但宣县长说合和回迁县城投入太大，我说投入再大我又不要政府的一分钱，可他就是不答应。” 郑天良听到这话，心里很恼火，但他在这个地方不能发作，发作也没有用，他只是淡淡地说：“是呀，现在办企业并没有限制，我们县里还要招商引资呢。” 赵全福说：“我跟宣县长也讲了，其它企业能来县城买地建厂，为什么我就不能，宣县长说合和是全县利税大户，是重点保护企业，要是花几千万再建一个新厂，县里的税收就得不到保证。” 于文红插话说：“宣县长讲的当然是有道理的，你一搬家就会减少利润，县里当然少税收，谁叫你把企业做这么大的呢。” 赵全福说：“你懂什么，这里面关键是合和迁下去是黄市长决定的，宣县长没有黄市长批准怎么敢同意回迁呢？” 郑天良说：“当初黄市长那么爽快地就答应把合和商标给你租用，现在也应该很爽快地让合和厂再迁回来，因为现在形势已经变了，十五公里县城经济圈如今根本就没法形成。你去找黄市长说说，他会同意的。” 赵全福说：“我已经找过黄市长了，他先说马坝离县城只有十二公里，本来就在县城经济圈之内，然后又说回迁的事也是可以考虑的，等机会再说。他还要我找县委县政府谈这件事。” 郑天良说：“合和这件事比较敏感，有一些历史原因在里面，所以我不好出面多说什么。你应该能明白。” 赵全福说：“合和回迁如果你不出面肯定就办不成，但我相信你肯定会有一天能说上话的。老实说，黄市长在合安铺的摊子太大，如今全完了，县里现在还欠银行四个多亿，黄市长的风光已经过去了，升市委书记是肯定没戏的，黄以恒没戏，宣中阳也不会在合安成多大气候的。所以我把赌注押在你身上，因为合安只有按照你当年由小到大、由农而工的思路才能发展起来，不然绝没有出路。” 郑天良听了这话心里还是很激动的，他这几年来之所以能跟赵全福恢复关系，也就是赵全福对郑天良的能量和才干看得最清楚，这个被他撤过职的人内心里却如此认他的账，这就是眼光和胆识。只不过赵全福决定不了他的命运，郑天良马上就要奔五十了，而副县级的干部五十岁就不再提拨了，所以郑天良的政治前途只剩下一年半时间了，如果一九九九年还不能扶正的话，这就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全部结束了。对于黄以恒，他从内心里心悦诚服，他觉得黄以恒在合安县的“五八十”策划是他最成功的政治表演。郑天良现在终于弄懂了，官场有些人有政绩能上，没有政绩也能上，而有些人没政绩不可能上，有政绩同样不能上，政绩是相对的。黄以恒扔给合安县四亿多债务，工业区企业除了啤酒厂还在苟延残喘外几乎全部倒闭，但他照样当上了市长，他从内部得到的消息是黄以恒很快就会接任市委书记。宣中阳是黄以恒的秘书，跟着他到市里后，不久就升为市政府副秘书长，等到黄以恒两年前当上市长的时候，宣中阳就回到了合安县任县长。宣中阳来任县长的时候，郑天良已经平静得多了，他发自内心地尊重宣县长，表示要全力支持宣县长的工作，没有一点摆老资格的意思。郑天良想起他当年写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的观点，转变思想容易，落实在行动上很难，当初他对黄以恒虽然在思想上认同了黄以恒是他的上级，但他在言语上和行动中却常常有自己是上级的表现。他发现原来这篇文章是为自己写的。年近五十的郑天良，希望黄以恒当上市委书记后能在宣中阳改任县委书记的同时将自己动一下，他对自己当县长是有信心的。这两年，他主动改善与黄以恒的关系，黄以恒对他仍然很客气也很尊重，郑天良去市里甚至还请他吃饭，但就是不跟他交心，即使看起来交心的话，回来后一想还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比如黄以恒对郑天良说：“老郑呀，你看一转眼我们都由年轻人变成老同志了，眼看时间不多了，我真的为我们这些老同志着急，你说是不是？”这话听起来是很关心郑天良，但“着急”的是什么呢？是想办法为他这样的老同志提一下而着急呢，还是因为根本就提不上去了而着急呢？怎么理解都可以，都对，都不对。 所以在赵全福说到他们之间微妙关系的时候，他绝不会附和，而且还说了维护黄以恒形象的话，他说：“老赵，话可不能这么说。建工业区的大方向是没错的，县里的决策也是正确的，之所以今天出现这种局面，有大环境的影响，比如说东南亚经济危机；也有我们管理水平跟不上去的原因，人才严重不足，好设备没有好人去管理和使用，你总不能让黄市长去车间管理机器吧？所以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中央决定开发海南的政策并没错，但海南的泡沫经济是投资商的行为，这与中央决策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的讨论越来越深刻，于文红就越来越疲倦。她给郑天良倒满了一杯酒，说：“郑县长，我再给你倒一杯，要是我倒满口后渗出来一滴，我认罚一杯；你要是喝漏下一滴，就罚你一杯。” 郑天良看着于文红挑衅的眼神，在小范围里就有些放开了，他说：“满口是多少？” 于文红说：“满口就是酒比杯口高。” 第18章 郑天良同意打赌，赵全福推波助澜。于文红倒出的酒像泡沫一样有粘性，高出酒杯一截就是不往外渗，可郑天良端起杯子还没喝就漏出了几滴，于文红使出惯用伎俩，逼着郑天良喝下去后，又加了一杯。然后，郑天良说他来倒，让于文红喝，可酒喝多了后，郑天良还没倒满，酒就渗出了杯口，于文红欢呼雀跃，郑天良在于文红的欢呼声中很愉快地将酒又喝了下去。 郑天良发现这种氛围很轻松，感觉也非常明亮，有点类似于一个在大街上尿急了的人终于发现了一个装修豪华的厕所。 郑天良是从包厢里摇摇晃晃地出来的。赵全福扶着郑天良说：“大老板，上三楼洗个澡吧！” 郑天良挣脱了赵全福的胳膊，硬着舌头说：“不，我回家洗澡。” 于文红架住郑天良的另一只胳膊，郑天良甩掉赵全福的时候却没有甩掉于文红的胳膊，于文红的胳膊像胶一样牢牢地焊住了郑天良的胳膊，郑天良嘴里一遍遍地说着不，腿却在于文红的指挥下上了三楼。 三楼装修最豪华，连走廊里都铺上了红色的地毯，两边的墙上挂着半裸体的中外女人油画，猩红的灯光照亮了女人性感的乳头，乳头像草莓一样鲜艳。 赵全福将郑天良安排进一个里外两间的桑拿房，外间是一个月牙形的浴池和一个玻璃钢罩罩着的桑拿间，墙上依例挂着一个全裸的女人用色情的目光盯住了水池里翻起的人造的浪潮。赵全福说：“老板，你洗一个澡，我下楼跟几个客户谈点事情。里面一间是休息间。”说着就跟于文红两个人相亲相爱地下楼了。郑天良晕晕地看着这个小巧而精致的空间，他三下五除二地将衣服脱光，然后随手向里间一扔，独自跳进了热浪汹涌的水池，池子边上是大理石做成的，光滑而细腻，裸体坐在上面，就像坐在女人的腿上一样，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郑天良身体内就像有一个囚犯正在准备越狱逃跑。 在池子里将自己泡得松软如海绵的时候，身体内力量却正在紧急结合，他看到自己的身体无比结实而强硬，于是他就第一次钻进了玻璃罩内的桑拿间，一股热浪直扑全身，电炉里鲜红的炭石如同炸裂的欲望，欲望蒸烤着郑天良摇摇欲坠的意志，他看到自己的裸体大汗淋漓，一种死得其所的念头在他被酒精武装起来的脑袋里像旗帜一样飘扬。 从桑拿间出来后，郑天良又在喷淋头下冲去了全身的热汗，然后一个人走进里间穿上雪白的棉巾料的睡衣，关上门，挂壁式空调里送出一阵阵清凉的风，如同少女的手抚摸着郑天良疲倦的身体，里间比外间大得多，一个棕色的组合式真皮沙发摆放在空调的下方，茶几上放着水果、听装可乐、中华香烟和一杯泡好的绿茶，正对面是一台二十九寸“东芝”彩电，柜子下面明目张胆地放了一堆色情碟片，一张铺着雪白床单的按摩床放在内侧，一面贴满了墙壁的镜子反映出了这个空间里所有的细节。郑天良赤脚踩在墨绿色的地毯上，脚底就有了一种酥痒的感觉，他没有接受过按摩，他觉得按摩的感觉肯定就是这样的。 郑天良沦陷在沙发里看电视，电视上正在举行内衣模特展示会，那些青春艳丽的少女们向郑天良做着各种挑逗性的造型，郑天良以男人的目光撕开了模特们形同虚设的内衣。这是一个独立封闭的空间，郑天良在酒精的提醒下放纵自己的黄色想象，他此刻感到，原来男人在神圣的工作之外是很虚假的。 郑天良坐在烂泥一样的沙发里，再也没有不踏实的感觉，他知道自己的屁股已经越来越腐朽。 当一个身穿粉红色衣裤的少女敲门进来的时候，郑天良居然出奇地平静，他像看电视屏幕一样看着少女。少女穿短裤，上身套一件睡衣，没有纽扣，两根细细的带子象征性在胸前系一个活结，两个饱满的Rx房欲盖弥彰地藏在衣服后面，就像两个名声很大的优秀演员在登台前故作矜持。 少女恭恭敬敬地站在郑天良的面前，轻声细语地说：“先生，我来给您按摩。” 郑天良看着少女细如瓷器的脸上洋溢着压抑不住的青春，两个水汁充盈的眼睛里流露出羞怯和温柔的光辉，与此同时，郑天良还闻到了少女身上散发出的幽暗的清香，他拉住少女的手问：“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少女低眉顺眼地说：“赵总不许我们问先生的名字。” 郑天良抚摸着少女的手问：“那么，你叫什么名字？” 少女说：“先生，我叫王月玲。您躺到床上去，我为您服务。” 郑天良躺到按摩床上，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肚子非常丑陋。王月玲解开他睡衣上的扣子然后用细腻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肚子，王月玲的头发垂下来同时在郑天良的肚子上隔靴搔痒，郑天良用手摸住王月玲的腰，渐渐地王月玲的衣扣就松开了并露出了两个活蹦乱跳的Rx房，郑天良忍不住用手摸了摸，一种坚硬的感觉在Rx房和他的下身同时产生了。 当王月玲的手深入到郑天良下身的时候，郑天良终于将王月玲连人带头发一起箍到了怀里。王月玲说：“先生，您别急，让我自己来脱吧。” 王月玲脱掉了身上最后的掩盖，赤裸地站到了郑天良的面前，郑天良被这惊心动魄的身体刺激得从床上反弹了起来。 当他和王月玲在床上滚作一团的时候，他看到了镜子里的王月玲像鱼在临死前一样垂死挣扎，一种被撕裂了的呻吟在屋内四处弥漫。郑天良有一种枯木逢春感觉在激荡着自己不计后果地透支生命的能量，还有一些吸毒般的缥缈与幻觉使他在这个夜晚与孙悟空一起腾云驾雾。 大汗淋漓的郑天良从王月玲身上翻下来的时候，他体会到了崩溃与四分五裂却原来是无比辉煌。王月玲帮着郑天良擦去了额头的汗，然后又给他倒了一杯水，她小心地问：“先生，我可以穿衣裳了吗？” 郑天良说：“不，你过来。”说着又一把将她拉进自己的怀里，就像将自己一只宠爱的猫攥在手中。 赵全福亲自开着他的本田车送郑天良回家，上车后赵全福塞给郑天良两条“中华”烟，郑天良对香烟没有在意，只是板着脸批评赵全福说：“老赵，你给我搞什么名堂，想送我下水吗？” 赵全福笑着说：“老板，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我首先把你当作是男人，其次是当作朋友，然后才是县长。” 郑天良说：“你要知道，我们接受异性按摩是什么处分吗？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赵全福说：“我就不相信领导干部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连克林顿都喜欢女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郑天良说：“克林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而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的。那位小姐给我按摩了一会儿，也没什么感觉，我就让她走了。” 赵全福在黑暗中笑了，他说：“老板，要是没什么感觉，下次我就给你安排到位，怎么样？” 郑天良说：“你给我少来这一套，你要是再趁着我酒喝多了胡来，我不会放过你。” 赵全福说：“如果你非要承认自己接受小姐按摩了一会儿，我也没办法，反正我没安排小姐，我这里也没有小姐，我只是让你去洗个澡而已。你承认，我不会承认。” 郑天良听了赵全福这话，心里就有些感动。他觉得赵全福这个人不仅讲义气，而且讲策略。赵全福暗示郑天良，如果要是有人将这件事捅出来，那就是郑天良自己，赵全福绝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生意人以诚信为本，不然在江湖上是没法混下去的。郑天良心里就像当年坐木头椅子一样踏实了起来，他觉得自己有点庸人自扰。 赵全福一直等到郑天良用钥匙打开自家的门后才离开，他将两条烟塞到郑天良手里，郑天良说：“你这么客气干吗？” 赵全福说：“我们俩谁跟谁呀，说这些话你不觉得见外吗？”说着就将郑天良推进了门里。 夜已经很深了，县政府宿舍大院里静寂无声，只有一些知了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叫着，似乎发泄着对闷热天气的不满。 周玉英摇着扇子在等郑天良，她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上的一些无聊的电视剧，见郑天良进门就倒了一杯水送来，她打着哈欠说：“你酒量不行，以后就少喝一点，喝酒会误事的的。” 郑天良看着皮肤粗糙面色苍茫的妻子，心里就滋生起一层愧疚，然而王月玲精细而光滑的胴体不可抗拒地又在他的眼前呈现了出来，他有些烦燥，于是就点了一支烟，让烟雾将王月玲的身体从视线里淹没。 周玉英问：“这烟是谁给的？” 郑天良说：“赵全福非要送给我，我真拿他没办法。” 周玉英说：“现在上面要求领导干部管好自己的家属，争做贤内助。看来要我这个家属管一管你这个领导干部了。” 郑天良说：“我会注意的，别人的烟我肯定是不会要的，赵全福是我的老部下，关系不一样。” 周玉英说：“你别忘了，赵全福是在你手里被撤职的，你要防着他一手。” 郑天良说：“我不撤他的职，他能有今天？没有我的合和品牌，他能发得了财？这一点赵全福比谁都清楚。” 周玉英睡觉前对郑天良说：“今天建群来了，他给你带了两条玉溪烟，还给我带了两盒‘太太口服液’。” 郑天良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让我回来？” 周玉英说：“建群说你工作忙，就不打扰你了，这孩子很懂规矩。” 郑天良问：“清扬对建群什么态度呀？” 周玉英说：“清扬跟他打了一个招呼，就说晚上要去自来水厂加班，这孩子好像对建群没什么意思。” 郑天良说：“既然钱萍和你都有结儿女亲家的意思，两个孩子又是青梅竹马，你就要多做一些工作，总不能让我这个当爸爸的跟女儿谈这种事吧。” 周玉英叹口气说：“建群三天两头从市里打电话来找清扬，可清扬这丫头总是很冷淡，有一句没一句地敷衍着，最近他跟吴成业家儿子吴颢打得火热得很，吴颢在电子原件厂倒闭后下岗了，清扬就迷他。要是实在不行，就算了，儿大不由娘了。” 郑天良很生气地说了一句：“女大要由娘。” 黄以恒的儿子黄建群没考上大学，花钱上了个市电大，算是有了大专文凭，毕业后分到了市工商银行，二十三岁就已经当上了信贷部主任，权力很大；郑天良的女儿郑清扬考上了市轻工学校，毕业后回到合安县，进自来水厂当技术员；吴成业儿子考上了省机电学院本科，毕业后分回合安县电子原件厂当工程师，可电子原件厂已经几乎倒闭，所以也就下岗了，据说他正准备到南方去找工作。郑清扬长得像郑天良，个子高挑，身材苗条，有男孩的自信却又不乏女孩的温柔，她和黄建群、吴颢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关系也很近，而同住一个院子的郑清扬跟黄建群从小玩得很要好，到市里上中专后，每到星期天，黄以恒爱人钱萍都要接郑清扬到家里加餐，所以清扬跟市电大读书的建群来往就多，建群对长得青春靓丽的清扬情有独钟，可清扬长大后却对建群没了感觉，急得钱萍经常跟周玉英通电话，她在电话里总是说清扬贤慧懂事，我家建群要是能高攀上真是前世修的福份。女人们在电话里总是唠叨不休，可孩子们已经长大了，黄以恒郑天良根本不管孩子和女人们的事，他们都在干公家的大事，当然顾不了自己家的小事。不过，最近半年，郑天良开始重视起两家结儿女亲家的事，他想找机会跟郑清扬谈谈这件事，当然最好能由周玉英做通工作。可女儿郑清扬现在居然跟吴成业的儿子吴颢打得火热，吴颢虽说是本科毕业，可人已经下岗，吴成业这几年更是越混越差，脾气怪，人缘又不好，几年前被调到了县纪委当上了副科级督察员，不仅没提拨，还从一个实职变成了一个虚职，是“三梯队”干部培养中的一个败笔，吴成业在政治上基本上已经彻底没戏了，他就像一棵风化的枯树，慢慢地在变成一块化石。这些年，郑天良跟吴成业也没有了什么来往，因为郑天良已经不习惯再听吴成业那些怪话。 这一段日子，郑天良很想找一个机会去老家看看，也想拨一些钱将玄慧寺修一修，乡亲们意见太大了，如果可能的话，他想拜会一下悟能法师。 合安县工业区在夏天的阳光下依然呈现出气势磅礴和恢弘夺目的轮廓，连绵成片的厂房和旗杆一样笔直高大的烟囱错落有致地书写着合安县经济建设的历史，只是工业区的厂房里再也听不到机器轰鸣的声音，烟囱里也不再冒出工业的灰烟，偶尔有一两辆汽车在厂区里经过，每个人都闻到了久违了的汽油的味道，许多企业的金字招牌已经生锈，门前几面颜色暗淡的旗子已经放弃了对艳丽色彩的记忆，它们在残酷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低下了脸面。电子原件厂、缫丝厂、轻工机械厂、水泵厂早已停机，除非有来料加工，厂房的机器才偶尔启动，机器开动的一刹那，车间里的麻雀们惊恐万状，像弹片一样在屋顶上乱飞，因为麻雀将自己占领车间合法化了，开动机器反而侵犯了它们安居乐业的生活。工人们都放假回家了，他们在县城摆地摊、卖小吃、卖淫，你要想整顿市容，没门，想收税，就掏下岗证，好像下岗了就是天王老子一样，该尽的义务不尽，该交的钱不交，冲击政府办公机关还不敢铐他们，所以一些领导干部讲我们现在讲人权有点过分了，美国的公民谁敢冲击政府。像吴颢这样的年轻人准备背井离乡到南方闯天下，而一些国营企业的老职工们就三天两头到县政府闹事，静坐示威，冲击县政府，甚至打出了这样的标语口号：“一生交给共产党，老来反而没人养，本来指望靠儿女，儿女如今全下岗。”县政府拆东墙补西墙，凑钱发每月128块钱的下岗生活补助，由于当初建工业区招了三千多国营职工，这样每月发下岗最低生活保障金全县就要多支出近四百万。欠银行的四个多亿按县委赵根苗书记的话说就是：“要钱没有，要命全县有四十二万条。”银行说能不能先付一些利息，赵书记说我要是能付得起利息就能还得起钱。至于建通往省市十八公里的农民新村贷的款，农民有钱也不愿还，说这是政府让他们建的，现在房子结构又旧，又不实用，甚至有人说要政府倒赔钱，气得赵根苗牙疼。 赵根苗书记说他自从来合安当县长起就没过过好日子，还有两年就要退了，所以他自从宣中阳来任县长后，就经常生病，经常往市里跑，在医院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合安县也就靠宣中阳一个人撑着，宣中阳当然无话可说，他是黄以恒市长的秘书，他咬碎牙齿也得往肚里咽，不能往地上吐。 投资超过一个亿的啤酒厂，号称合安经济的“航空母舰”，虽说最高产量从没达到过五万吨，但还是有过年产三万八千吨记录的，九二年前后人们喝啤酒喝疯了，啤酒厂曾出现过连夜排队等着拉啤酒的车辆，曾有两年创造过近千万元利税的。但好景也只有两年，最近这几年，由于外国啤酒渗透，以及合资啤酒企业的大面积扩张，加上消费者口味越来越挑剔，合安啤酒厂的“碧源”牌啤酒再也喝不出德国口味了，德国设备却不产德国口味的啤酒，许多人很是想不通，后来知道了要想有德国口味，得有德国技术，而德国技术要钱去买，当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时候，交通不便的合安想合资也没门。这世道变化太快。 合安的工业区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根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扭亏解困的战略目标，合安工业区势必也要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在抓大放小的前提下，理顺产权关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然而，股份制改造在政府的拉郎配下，出现了许多乱点鸳鸯谱的尴尬，国企股东之间权力之争利益之争昼夜不息，各股东心怀鬼胎相互拆台，结果许多好企业被坏企业拖垮了，导致下水救人的人也被水淹死了。因此政府提出了加大改革力度，资产重组多元化，股份制公司除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外完全可以私人资本和外来资本控股，要盘活资产，而不要盘死。这前后许多种药方对合安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合安这地方偏安一隅，许多政策还没来得及掌握，又有新政策出台了，所以他们只是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然而到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形势越来越严峻，县里挺不住了，县乡财政已经陷于崩溃，拖欠工资报不了医药费的老干部们毫不客气地冲进县长书记办公室要他们下台，甚至骂出了“滚蛋”这样的字眼。 于是，黄以恒市长来到了合安县进行国企改革调研。 黄以恒带着秘书和市政府秘书长市经委主任等一行在合安调研了两天，市县电视台的记者们准确无误地将黄市长调研的细节记录在镜头上，其中还看望了部分特困职工家庭，黄以恒将两百元红纸包着的慰问金一一送到特困职工的手上，每户还有一桶色拉油和两袋面粉，这些特困职工是精心挑选过的，所以他们在电视上都被感动得流下了泪水，并纷纷对着电视镜头表态说：“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我们一定要振作精神，自谋出路，为党分忧，与政府共渡难关。” 可电视新闻播出后，第二天就有两三百人到县政府静坐示威，他们打出了标语：“给我们油和面粉，还有红纸包慰问金，我们愿意为党分忧”。宣中阳急得找财政局江局长：“你赶紧想办法给他们补齐这两个月的下岗生活费，黄市长在这里调研，这么多人闹事，像话吗？”江局长说：“县直的工资都发不下去，我到哪儿弄钱去？”宣中阳说：“我不管你到哪儿弄钱去，中午黄市长从乡下回县城前你发不出钱，我就撤了你！”江局长说：“除非动用上半年的准备报销的老干部医药费。”宣中阳说：“你看着办吧。”说完扭头就走。 郑天良当然没有陪同黄以恒调研，但他作为常委参加了合安经济形势分析会，五大班子全体成员都参加了。郑天良这个常委按说应该是常务副县长，可他却管民政局、地震局、老干部局这些部门，角色既别扭又有些不伦不类，乔岸答应过适当机会调整分工，可直到乔岸退到县人大当了主任、田来有将工业区分管得快要全军覆没了，也没有调整他的工作，郑天良觉得王桥集实验区客观上已经成为他失败的永久性标记，就像刻在脸上的“刺青”一样无法抹去。 下午，静坐示威的下岗工人们离开了县政府大院，他们领钱去了。黄以恒并不知道上午发生的这一幕。 县政府会议室里气氛凝重，空调里吹出的冷风让所有的人都不再出汗，但他们都听到了冷气进入毛孔时丝丝入扣的声音，黄以恒看到所有的人都打开了笔记本，又看到了一张张绷紧了的脸，他很轻松地开始调研分析，这种举重若轻的大将风度令郑天良钦佩不已。 黄以恒说：“这次来合安，既是调研，也是来看望以前的老同事、老领导、老朋友，看到同志们精神饱满、工作兢兢业业、思路清清楚楚，我感到高兴，也深受鼓舞。通过两天的调研，我有这样几点感受，一是合安的班子是团结的战斗的富于开拓精神的班子，是有凝聚力的班子，县委县政府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二是合安在工业企业深化改革、农业产业化调整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思路明确、措施有力、行动迅速、成绩显著；三是合安的人民群众思想解放、观念超前、顾全大局、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所有这一切，都是合安县县委县政府总揽全局、勇于开拓、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的结果。 合安的商业发展在全市仍然处于领头羊的位置，五条商贸大道形成了以百货、五金、建材、农产品、医药五大类的规模经营，这在全市乃至全省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工商税上交地税这一块占全县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了个体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以马坝乡传统蔬菜种植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酱菜加工厂达六十多家，其中合和酱菜已成为华东地区的知名品牌，仅合和一家每年就向县财政贡献三百多万。这个功劳应该要记在郑县长的头上，因为马坝乡的蔬菜种植和酱菜加工业是从郑县长手里发展起来的。还有东店的水产养殖业、王桥集的优质水稻种植业都已形成了规模，农民的收入成倍地增加，我看了一些农民新建的别墅，电话、彩电、冰箱、摩托车，还有不少农民买了汽车，人均住房达到四十多平方，比我们当县长当市长的还要阔绰。这就是成绩，这就是变化。 所以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目光要从困难中看到前景，要从成绩中找出差距，偏执一点，都会使我们盲目悲观或得意忘形。一定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来看待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所以合安的主流是好的，但也有问题，主要是国企改革这一块。合安国企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它既是合安的，也是全市的和全国性的，目前国企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所以我们今天要单独提出来进行分析，我的意思是今天下午这个会要开成找问题的会、分析问题的会、解决问题的会，我不定调子，主要听大家发言，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尖锐的问题都要摆出来，不要回避。说实话，讲真话，实事求是。“ 县委赵根苗书记干了六七年，毫无提拨的迹象，有人说他姑父原来是省人大副主任，所以就从市里下派到合安任职，本想过渡一下有所作为，但其姑父因为经济问题提前被革职，再加上这几年合安县经济始终没有质的飞跃，所以提副厅级就变得非常缈茫起来了。这些传说是真是假很难说，因为现在一些小道消息水份太大，有点像瞎子算命一样，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赵根苗是从市医院赶回来陪同黄以恒调研的，据说他的胆囊的确有问题，所以他在发言时就说：“我虽然胆出了问题，但我的心还没坏掉，脑子也还能正常运转。黄市长给了我们很多鼓励，使我深受感动，因为黄市长知道我们在县里工作的难处和艰辛，这种安慰对我们在焦头烂额的困境中来说无疑是打了一支强心针。正因为黄市长能够理解我们，所以我就把合安的问题作一个真实而严峻的汇报。我们的财政收入是一点二亿，而可用财力只有八千万，行政事业人员及离退休人员工资、下岗工人生活保障金就需要九千多万，工资缺口一千多万，办公经费无处支出，市政建设分文没有，吃饭财政是保证不了的。吃饭保证不了，导致了公安乱罚款、乡镇乱摊派、教育乱收费，人民群众意见很大，县里也没办法。百分之七十的乡镇发不出工资，县直工资拖两三个月纯属正常，上面只是下文件涨工资，可我们没钱发，这种调资等于是上面请客，下面买单，可我们哪有钱买单？这两次调资全县都没兑现，老干部们只知道叫我们下台，谁又知道我们的压力有多大。黄市长只调研了几个好的乡镇，而大多数乡镇过的是朝不保夕的日子。说句难听话，现在有些乡镇就是靠乱收费活着的，一旦费改税了，乡镇一级财政就彻底崩溃了。你现在要处分乡镇长，他们诉起苦来能流泪。县城国有企业这一块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也想进行股份制改造，可你想卖都卖不掉，本县的资金不愿投进来，外面的资金不敢投进来。我们愿意拿出最优惠的政策，三年减免税收都行，但就是拉不来资金。工业区的企业只有缫丝厂目前江苏一家企业有意向进行投资，但他们要控股，一控股，我们就没有主动权了。其他企业一点合资参股意向都没有。工业区只有碧源啤酒厂一家还在生产，但生产一天就亏损一万二千多块，不生产不亏损，我的意见是能不能先停下来，等找到合作伙伴了再说，我们实在耗不起了。” 如果说黄以恒的话还有点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话，赵根苗的话则根本没有辩证法的意思，而且几乎是毫不含蓄地要求将黄以恒重点扶持的啤酒厂停产，黄以恒春天在全市工业会议上就强调过，国企改革要本着抓大放小的原则，要扶持一些重点企业，要保住支柱性的产业不能放松，赵根苗的话很显然已经在跟黄以恒唱对台戏了。 黄以恒平静地听着，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情绪和不满，他手中转动着红蓝两色铅笔，说了一句：“根苗同志的意见值得我们研究和重视，这是最基层最真实的声音。下面还有谁再谈谈自己的高见。” 按说下面应该是宣中阳发言，宣中阳清了清嗓子正准备发言，沉默了好几年的郑天良却站了出来，这使许多人就像吃烤鸭的时候突然发现酱红色的烤鸭从盘子里站了起来而且发出嘹亮的叫声。所有的目光都注视到了郑天良将手里刚抽了两口的香烟按灭在烟缸里：“我来说两句”，郑天良半路杀出，大多数人都在惊愕中皱了一下眉头，他们相信郑天良人嘴里吐出来的肯定是狼牙，因为郑天良压抑了这么多年，总算等到了工业区四面楚歌的这一天，然而，所有的人都失望了，他们像面对一串几百年前的密码一样无法破译。郑天良翻开自己的笔记本，似乎早有准备，他说：“我虽然没有参加调研，这几年也没分管工业，但我对合安的经济形势与发展前景还是有一些认识的，我认为黄市长对合安的分析与判断不仅是准确的，而且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县委县政府应该发文全面学习和贯彻黄市长调研期间对我县经济形势所作出的重要指示，要把黄市长的讲话精神贯彻到我们的思想中，落实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全县的干部群众要以黄市长这次调研为新的起点，全面开创合安经济的新局面。抓大放小是一个原则，就像四项基本原则一样不能动摇，我们即使再困难也要保证啤酒厂的正常生产，不能将我县的标志性企业停下来，停下来不仅影响我们战胜困难的信心，更是违背了黄市长年初在全市工业会议上提出的战略性方针，所以我不赞成啤酒厂停产。困难是暂时的，工业区和啤酒厂的大方向是对的，是符合经济改革潮流的。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而连啤酒厂这样的企业也任其自生自灭，要政府干什么？就是要办大事，抓实事，攻难事，回避困难等于是临阵脱逃，我认为如果形势好转后，工业区的其他企业都要重新运转起来，我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黄市长的直接关心下，我们的工业区一定会再创辉煌。” 第19章 郑天良的话像一磅炸弹在会议室里爆炸了，赵根苗书记用怀疑的眼光看着郑天良，田来有副县长目的很不明确地朝郑天良笑了起来，而郑天良却专注地看着黄以恒的表情，黄以恒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他只是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我主要是听取大家的意见。” 郑天良为这样一次公开的表态已经酝酿好几年了，他知道这样的表态使自己几十年来所捍卫的某种原则彻底报废，但如果报废能够重新唤起人们对他的记忆，他必须硬着头皮粉碎自己，这是一种就着蜂蜜咽下苍蝇的感觉。屋外的阳光很猛烈，郑天良面对着空调，脸上还是冒出了一些汗来，这使他的平静的脸色逐渐歪曲成一种掩耳盗铃的夸张表情，更让他感到失望的是，他没想到黄以恒居然对他的讲话没有一句评价。郑天良重新点烟的时候，打火机与烟卷之间差之毫厘，以为点着了，但嘴里吸不到烟味，如此反复三次，火与烟才真正亲密接触。郑天良贪婪地吸了一口烟，烟雾笔直地深入肺腑，胸中的烦燥开始平息。郑天良相信，他的这番话不可能不触动到黄以恒内心，只是黄以恒作为市长从来都是镇定自若，不轻易流露出情绪罢了，这是高级干部的基本素质。所以郑天良就对自己的这番话有了一些把握。他觉得黄以恒如果能意识到自己对他的心悦诚服，并且感受到自己真心诚意地向他示好，总比与跟他唱对台戏要好。因而郑天良耸了耸肩，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脸上更加合理地平静起来，就像他跟王月玲最初剥光衣服一样。他觉得背叛意志比背叛肉体还要容易些。 宣中阳是跟在郑天良后面发言的，他所讲的话等于是将黄以恒的话进行了一次详细的注解或翻译，他强调指出黄市长来合安调研是市委市政府对合安县的关心和支持，是黄市长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工作作风的最直接的体现，是合安县干群开拓进取战胜困难深化改革的前进动力，在谈到具体改革方案上，他坚持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基本思路，“中小企业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四十的改造，并理清了产权关系，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小企业改造中，有的是参股，有的是政府放弃了控股权。如何放小，我的理解是没有前景的小企业干脆就卖掉，根据投资比例，分清债权债务，政府帮助投资者处理好与银行的债务关系，优化投资环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转让股权中必须保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在原企业就业，这是一个政策底线，如果中小企业改革不能保证工人的利益，我们就不是在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资本家和大款们服务了。另一个原则就是抓大，这个大一定要抓住，工业区内的七大企业是我县国企的象征，无论是采取合资合作或股份制产权转让，都必须坚持由政府控股，这是主权问题，小平同志讲主权问题是不容讨论的，如果我们连大企业都卖光了，我们就等于是败家子，人民群众也是不会答应的。对碧源啤酒厂要实行政策倾斜，政府要出台扶持政策，在目前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发动全县城乡人民喝我们自己的‘碧源’啤酒，将任务分解到各乡镇和县直各机关单位事业团体，将啤酒任务与党政干部的考核与考绩联系起来，只要大家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扭亏解困的目标。” 田来有也说了与宣中阳同样的话，人大主任乔岸与宣中阳的意见也基本相同，只是提出了啤酒厂除了要扶持之外，还要加强自身的造血功能，要积极开拓市场，想办法引进外面的资金，也可以加入大的啤酒集团，用人家的品牌。调研会很快就开成了表态会，除了书记赵根苗一个人外，意见惊人一致，即工业区不仅要办下去，而且要体面地有尊严地办下去，合资合作都可以，但绝不出卖主权，标志性企业碧源啤酒厂不仅不能停产而且要把品牌打出去。 其实在这种场合，黄以恒是不需要表态的，这既是他调研后的慎重，也能看出下级对他态度的揣摩是否深刻透彻，和平年代当领导的权威不是体现在呼风唤雨上，而是体现在下级对上级的能否及时心领神会上，这种心领神会就像爱情一样含蓄而美妙，一个眼神，一个暗示，心有灵犀，水乳交融，所以说那些看上去咄咄逼人吒咤风云的人要么是小官，要么是肯定当不了大官。 黄市长最后总结性的发言当然也不会表态，尤其是对敏感的工业区七大企业。他先说了这次调研很成功，收获很大，听了大家的话以后，很受启发，回去后他要将一些具体的情况与体改委和政研室的同志们进行分析研究，要向市委常委会进行汇报，然后再拿出全市工业企业改革下一步的具体措施来，他最后说了一句：“市县两级重点扶持的碧源啤酒厂今年亏损部分市里补贴两百万，这是年初就定下来的，我回去后让资金立即到位。” 听话会听音的人已经从这句话里弄清了黄以恒的基本态度，这是当官的基本功，就像一个站在水边钓鱼的人，看到一个水花就知道了鱼在什么位置，更像一个恋爱中的女人接到一张异性的电影票就能立即意识到爱情已经开始了，只是有的人功夫好反映敏锐，有的人天生迟钝，这种区别将会使一些人一辈子钓不到一条鱼，活到八十多岁也没经历过一次辉煌的爱情。 黄以恒认为人开窍有早有晚，发育快的孩子从小学就会给女生递纸条了，而像他这样的人到年近五十才开窍，而这个年龄窍门一开，就会突飞猛进地将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行动上也就更加果断和勇敢。不开窍的时间很长，而开窍却是一刹那间的事，有如神示，灵光乍现，一秒钟之内完成了。 会议结束后，赵根苗拉着黄以恒留在会议室里单独说了几句，他诚恳地对黄以恒说：“黄市长，我不是存心跟你唱对台戏，这是我真实的个人想法，也不是代表县委县政府说的。”黄以恒很随意地说：“你解释这些干什么？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就这么脆弱吗，只听好话，不听刺耳的话，一点不同意见也听不进去？本来就是讨论和分析，各抒已见畅所欲言。”黄以恒岔开话题问：“你的身体怎么样，我回去后找市人民医院的专家权威们给你会诊一下，拿出一个详细治疗方案来，千万不能将身体搞垮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也是反革命的本钱。” 赵根苗说：“感谢黄市长的关心，我的身体真的有点吃不消了，你看能不能让我回市里，要是身体还能干的话，就随便给我安排一个岗位，人大政协都行。确实是身体撑不住了，我提前退下来，让宣中阳放手干，他年轻，有朝气，也有经验，我总不能占着茅坑不撒尿呀！” 黄以恒说：“宣中阳就是太年轻了，所以市里还不放心，你作为老同志，多带一带他，同时你也要多注意休息和养病，俗话说三分病七分养。” 赵根苗很绝望，他觉得黄以恒的态度是既不让他多干，也不让他不干，有了成绩是宣中阳干的，出了问题他有领导责任。 这时，黄以恒的秘书喊他上车，晚上县委县政府在蓝湖宾馆宴请黄以恒。 赵根苗站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看着黄以恒的背影发呆。会议室里烟味很重，空调忠于职守地继续吹着冷气。赵根苗走过去关上空调，屋里立即就闷了。 晚上蓝湖宾馆“望月厅”摆了两桌，黄以恒说大家一起吃一个工作餐，所以宣中阳只让办公室安排了简单而朴素的四荤四素几个菜，酒喝的是本地的“合安特曲”和“碧源啤酒”，财政如此紧张的形势下大吃大喝是不得人心的，所以黄以恒对县里的安排很满意，他对身边的宣中阳和乔岸说着一些很私人的话：“现在的领导干部都是在走钢丝，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哪个一把手能睡上安稳觉，改革是一场革命，革谁的命？其实最先革的是领导干部的命，工作越来越难做，是因为权力越来越相对化。不知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一点。”宣中阳和乔岸都说确实如此。 席间，黄以恒站起来向大家一一敬酒，酒桌上不谈工作，气氛也就轻松了许多。在敬到郑天良时，黄以恒说：“老郑呀，你的肚子也挺起来了，可要注意三高呀。”郑天良跟黄以恒碰了一下杯：“我的血压血脂和胆固醇刚做过检查，医生说有点偏低。”郑天良说得很谨慎，像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面对着亲切而威严的老师，黄以恒说不高就好。 宣中阳过来跟大家敬酒时，总说这样一句话：“菜不好，但酒要喝好，饭要吃饱。”大家就都说宣县长像一个吝啬的农民在招待乡下的穷亲戚。黄以恒接上去说：“我们这些当领导干部的，一定要保持心态平衡，要敢于过穷日子，要有勇气做穷亲戚。延安时期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口袋里连一个铜板都掏不出来。” 晚餐快要结束的时候，郑天良的手机响了，是赵全福打来的，他要郑天良跟黄市长说一说合和厂回迁的事，谈完后他开车去接郑天良到红磨坊喝茶。郑天良说了声行，就关上了手机。 吃完饭，黄以恒回宾馆二楼的套间，郑天良也跟了过去，他发现黄以恒身边宣中阳寸步不离，他就在宾馆大厅里止步了。其他陪同吃工作餐的同志都说黄市长累了就不打搅了，于是纷纷跟黄以恒握手道别，宣中阳跟黄以恒上楼后，郑天良只好坐在大厅的沙发里跟黄以恒的秘书小潘聊天，郑天良掏出中华烟给小潘抽，小潘说谢谢郑县长，我不会抽，于是他们有一句没一句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大约一个小时后宣中阳下楼了，宣中阳问郑天良：“怎么，老郑还没回去？”郑天良说我跟潘秘书聊一聊天，马上就回去。等到宣中阳走出宾馆大厅的玻璃门后，郑天良才跟着小潘去找黄以恒。 黄以恒已经脱了上衣准备洗澡，见郑天良进来了，就穿上衣服热情让座。郑天良说：“黄市长，打搅你休息了。”黄以恒说哪里哪里。 郑天良在外间的沙发上坐定，黄以恒给他泡茶，郑天良站起来说，“黄市长，你坐，我自己来泡。”郑天良先将黄以恒自带的玻璃杯里加满水，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黄以恒给郑天良递过来一支“玉溪”烟，先给郑天良点上，郑天良说你先来，黄以恒却执意先给郑天良点，郑天良就将脑袋凑向黄以恒手指上方的一绺火焰。 房间里空调温度适中，地上铺着灰色羊绒地毯，墙上挂着一幅仿制的黄宾虹山水。黄以恒看着有些拘谨的郑天良就问：“嫂子最近还好吧，也没时间去看她，代我向他问个好。” 郑天良说：“你很忙，没关系的。” 黄以恒没有问起郑清扬，也不谈今天下午会上郑天良的表态，这使郑天良感到很有些失望。郑天良过了一会还是主动地说：“我认为工业区的企业，只要时机一成熟，应该全面恢复生产，出卖主权的事坚决不能干。” 黄以恒没有顺着郑天良的思路说下去，他说：“如果不实行股份制改造，不进行资产重组，重新恢复生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改革的思路可以更宽一些。” 黄以恒的话就像冬天的一盆冷水浇在郑天良的头上，很显然黄以恒不想在这些问题上跟郑天良进行深入讨论，所以他又补充了一句：“工业区的前景市里将要拿出一个系统的方案来，回去后我们还要深入研究。” 郑天良看着黄以恒的这种态度，有一种热脸贴人家冷屁股的感觉，心里很是窝囊，但他此刻不能表现出真实的痛苦和失望，于是他就掉转话题想说一点私事：“黄市长，钱萍和建群还好吧，建群是一个很懂礼貌的孩子，前些天来合安还给我带了两条烟，给周玉英带了‘太太口服液’，周玉英都舍不得喝。” 黄以恒先是一愣，既而又迅速地平静下来，说：“这是应该的，晚辈尊重长辈，天经地义。这孩子学历太低了，还需要深造，我看他干信贷部主任完全是滥宇充数。” 郑天良说：“建群聪明，能力强，拿个学历不成问题，很有发展前途，”他迟疑了一下，“我家清扬不想在县里干，她想调到市里去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这种投石问路的试探由于缺少掩饰使郑天良心里被一根针一样的东西刺了一下，但他对针刺的感觉已经不再强烈了，他现在只对刀有些畏惧。 黄以恒说：“我看可以，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市里的发展空间毕竟比县里要大些，清扬这孩子上进心还是很强的。” 郑天良听了这话，心里一阵激动，他觉得钱萍不可能不跟他提建群与清扬的关系，黄以恒的这种表态，无疑是对两个孩子发展关系的肯定和认同。只是老不管少事，所以他们两个当父亲的才用地下党接头暗语的方式在谈论这件事。郑天良的积极和主动不只是对儿女婚姻的一种态度，而是对黄以恒政治立场的彻底转变，他希望黄以恒能理解这一点，他相信黄以恒已经完全听懂了。 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清扬对建群不感兴趣，如果黄以恒知道这一点，这是有伤黄以恒面子的，所以他表现出的主动还包含着两个家长在这件事上尊严的平衡。因此，郑天良准备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女儿调到市里去，黄以恒没有说清扬调动由他来办，可能正是出于一种保持不失尊严的应有的矜持。郑天良能理解这一点。 在他们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郑天良试探性地说了一句：“黄市长，你看时间过得太快了，一眨眼，明年我就五十了，知天命的年龄一切就只能靠老天帮忙了。” 黄以恒看着郑天良有些忧郁而无奈的表情，就像面对着一个冬天在寻找一件棉袄的贫农，于是他对贫农说：“说句老实话，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一是要有真才实学，二是要有机遇。许多年前我就说过，你老郑的能力明摆在那里，为合安改革开放所做的贡献也是人所皆知的，只是机遇没跟上。五十岁并不一定就是终点，关键看有没有机遇。” 黄以恒的话虽然有些模棱两可，但还是给了郑天良绝处逢生的希望，给了他悬崖边上一根粗壮结实的绳子。郑天良在这种时候，也没有必要再死要面子而不要裤子了，他给黄以恒点上烟：“黄市长，你是知道的，我不过是一个乡村兽医干上来的，身上的农民习性太重，以前对你黄市长也有过一些不恭，虽然不是出于恶意，但毕竟是冒犯过你的，好在我们两家关系一直都是亲戚一样走动的，我也从来没有背后对你做过什么动作，如果你能清楚这一点，即使你在当上市委书记后不给我动一动位置，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你知道，我没有后台，要有后台，也只能是你了。” 郑天良等于已经是公然地伸手要官了，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有些发烧，但他用一种意志控制住自己慢慢滋生出来的羞耻感，于是他端起茶杯猛喝一气，所有耻辱和仓惶就随茶叶汁一起咽进了肚子里，还带着茶叶的清香。 黄以恒看到了郑天良鼻尖上冒出来的一层细汗，他喊来服务员说：“太热了，将空调温度打低一点。郑县长比我胖，出的汗就是比我多。”服务员调低温度后走了，郑天良说：“好多了，好多了，我主要是不能喝酒，晚上喝了几杯酒，就容易出汗。” 黄以恒等郑天良坐稳后，就有些推心置腹地说：“老郑呀，有些事我本不该跟你说，但我今天也多喝了两杯，就违反组织原则给你透露一些信息。你的问题我在市委常委会上提过不止一次，我曾经提议你到兴安县任县长，但市委内部的意见不统一，至于什么原因我就不能再多说了，我相信你到这个年龄应该明白了，其实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除了政治素质之外，最主要的能力是协调能力，对上对下以及相关部门协调不好，就没法开展工作，所以说协调能力也就是工作能力，如果你是一个杀猪的，把猪能捅死，这就够了，但你是县长，只是每天二十四小时地干活是远远不够的。” 郑天良听得连连点头，他说：“黄市长批评得很对，我这个人农民出身，只会冲呀杀的，从来不讲究协调，有时候还很固执，得罪了不少人，只有你黄市长最了解我是没有坏心的。” 黄以恒说：“我们之间的关系，那年春节在我家吃饭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知已知彼，有些分歧只是工作上的分歧，丝毫不影响我们私人之间的关系和我们两家的关系。没有哪一件事，我不是站在你的立场上考虑的，就是那年王桥集实验区出的那些事，我也是跟市委争执了好多次的，而且在县里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所以你不要为我们以前的工作分歧耿耿于怀，更不能往其他方面去想。另外我还要纠正你一点，即我不是市委书记，也不是你的后台。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还是要讲一点原则的，没有原则是要犯错误的。” 郑天良感到黄以恒的话确实很交心，指出了自己的缺点，甚至透露了一些内部的秘密，但事后一想，那又算什么秘密呢，放在桌面上讲也是没什么出格的地方的，而且黄以恒断然否定了后台一说，等于是否定了他会为他在五十岁时扶正而出最后一把力，一切都在原则下进行谈话，所以这个谈话也是可以放在办公室里进行的。 尽管如此，郑天良要做的事是先把女儿郑清扬调到市里去。 郑天良告别黄以恒的时候，黄以恒将他送到了楼梯口，两人紧紧握手。 赵全福的本田车停在宾馆外面，郑天良一出宾馆大门，赵全福就上来扶住郑天良的胳膊：“老板，上车吧！” 郑天良没有立即上车，他向四周看了看，夜已经很深了，只有一些卖小吃的大排档的摊子在夏夜里苦苦等待着下一个客人，这些孤独的摊子像妓女一样寻求谋生的出路。 确信无一个熟识的人，他才敏捷地钻进车子里。 车到红磨坊后，两人直奔三楼的桑拿房里间的豪华的按摩间，茶已经提前泡好了，郑天良无心喝茶，他想撒尿，在撒完尿后，他坐下来与赵全福一起抽烟。赵全福问：“老板，你跟黄市长谈得怎么样？” 郑天良说：“回迁的事问题不大，但要等工业区下一步改革方案出台后统一考虑。” 赵全福说：“合和并不打算在工业区落户，我想在东门城外单独买一块地盖厂房。” 郑天良说：“这件事你不要急，目前我还说不上话，等到黄市长当书记了，一切就好办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会尽力的。” 赵全福说：“老板，你真是我们的大救星，你有什么要办的事，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郑天良说：“你去市里活动活动，给我在市政部门搞一个调动名额来，要正式工身份，能不能办到？ 赵全福笑了起来：“我以为有多大事，调一个人又不是杀一个人，我在一个月内给你把调令开来，要调的这个人是谁？” 郑天良说：“这你就不要问了，开调令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这个身份不好到市里去为一个普通的调动再去卖面子了，所以请你帮个忙。你打算怎么调动？” 赵全福说：“老板，这种小事你当然不要出面了，你帮我们办大事，迁厂买地，我帮你办小事。怎么调动太简单了，三五万肯定能搞定，要是关节太多，大不了十万块钱。” 郑天良说：“你这不是搞行贿受贿了吗？” 赵全福说：“老板，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怎么能叫行贿受贿，这叫互相帮助交朋友，你说我们这些人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吃喝玩乐一年花不了十几万，多挣钱不就是为了多交一些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郑天良被赵全福一开导，也就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了，于是就说：“反正你给我抓紧办了。今天我开了一下午会，晚上又喝了不少酒，跟黄市长磨嘴皮子磨了两个多小时，我回去休息了。” 赵全福说：“洗个澡再回去。” 郑天良抓起手提包要走：“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想腐蚀我呀？想抓住我把柄是不是？” 赵全福将郑天良拉住又坐下来：“我只是让你洗一个澡，没有任何意思。也不会安排任何人给你按摩，我也是共产党员，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上次我就说过了，反正我这里没小姐，也没什么其他服务，除了一楼餐厅外，二三楼从来不对外开放。” 说着赵全福就一个人走了，留下郑天良关在屋里。 屋内只剩下空调器里流淌出的扫地一样的声音，含糊而暧昧的灯光暗示了这个空间胡作非为的合理性与安全性。此时，郑天良被一种巨大的孤寂包围着，他感到自己活得太累了，黄以恒似是而非的态度以及他出卖了全部尊严的举止言谈像钉在他骨头里的钢钉，五十年梦游一样的岁月使他面对自己就像面对一个空洞的鸡蛋壳，这个炎热的天气里他身心疲惫情绪被捂在一床棉被里窒息，他想摔碎一点什么，但眼前都是别人的东西，于是他只好将烟头死死按灭在烟缸里，烟头如同一个十恶不赦的敌人。 郑天良非常马虎地脱去了自己的衣服，在伪装被剥尽后，他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了敌意，毛孔里流淌着汗水和欲望，臃肿的肚子里装满了酒肉和形形色色的动机。于是，他迅速跳进水池里，让滚热的水和雾气掩盖起身体的真相，然后他在自欺欺人中怀念乡下的水稻和母亲留在这个世界里的最后一个痛苦的造型，他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没娘的孩子。 桑拿间里蒸去的只是能量，而不是毒素，玻璃钢罩是一个透明的棺材，他在棺材里安排自己的四肢。 洗好后，他躺在沙发上接受空调的抚摸和安慰，他想离开，但他的腿脚并不听从大脑的指挥，大脑是领导，腿脚是群众，这是一种典型的下级不服从上级的表现。 那个让郑天良第一次领略到掠夺与征服意志的少女王月玲终于出现了。她还是第一次进来时的装束，身上所有衣服都是象征性的，就像一个苹果上贴了一个激光仿伪标签一样，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先生，您好，我来为你服务。” 郑天良和王月玲都感到很放松，他们没有丝毫的陌生与紧张，郑天良轻轻地将王月玲拉进自己的怀里，极轻松地剥去了王月玲粉红色睡衣，他的手在少女的身上紧张地忙碌了起来，王月玲以最快的速度在郑天良的怀里贪婪地呻吟了起来，郑天良被这呻吟声激怒了，他站起来将王月玲抱到按摩床上。 当郑天良心满意足地从王月玲身上下来的时候，他的眼前浮现出了自己的女儿郑清扬的影子，一种被击穿了的感觉让他浑身痉挛。他用声嘶力竭的声音吼道：“快，快穿上衣服。” 王月玲像在手术台上被突然中止了麻药一样地惊恐万状，她嗫嚅着将衣服套上，然后瑟瑟发抖地看着郑天良。郑天良示意王月玲坐下来，王月玲小心谨慎地坐在郑天良身边，她颤抖着说：“先生，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吗？” 郑天良已经穿好衣服和皮鞋，他点上香烟，扭曲的脸在烟雾的后面破碎。 郑天良跟王月玲保持一段距离，问：“你今年多大了？家在哪里？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 王月玲小声地说，“二十一岁，家在湖南，爸爸开石头被炸死了，妈妈有风湿病，弟弟妹妹上学没钱。我是赵总从长沙带过来打工的。” 郑天良发现这个王月玲比自己的女儿清扬还小一岁。他咬了咬牙，将包里的四百块钱，掏出来全都给了她。王月玲说：“谢谢先生，我有工资，赵总不许我收先生的钱。” 郑天良说：“你拿着，不要对赵总说就是了。” 王月玲吃惊地看着郑天良，忽然说了一句：“先生，您穿上衣服好像在电视上见过你。” 郑天良说：“你不要乱说，我从来没上过电视。” 王月玲有些兴奋了：“真的，我在《合安新闻》上看到的就是你呀。” 郑天良说：“你看错了，以后不允许再干这种事了，知道吗？” 王月玲点点头说：“赵总说这是我的工作。” 离开红磨坊，赵全福送郑天良回家，郑天良对赵全福说：“老赵，我可告诉你，如果你要是再让王月玲做这种事，就不要怪我跟你过不去了。” 赵全福说：“老板，我知道你不会做那种事，但我的客人需要呀，没办法。你要是不让她做服务员，我就让她换一个工作。我听你的” 郑天良说：“你在县城不是有一个仓库吗，让她在你的仓库当保管员怎么样？” 赵全福说：“老板怜香惜玉，真是大恩大德之人。你看要不要在县城给她买一套房子？” 郑天良说：“这就不是我的事了，随你的便。你付出一套房子都不能偿还对人家的伤害。” 第20章 车子在县政府大院里划了一个弧线，停在郑天良家门口，在郑天良掏出钥匙开门的同时，赵全福又塞给郑天良两条烟。 夜已经很深了，县城沦陷在梦中，梦中的人们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 这一年夏天天热得有些过分，县城道路两边的树从早到晚卷着叶子以保存维持生命的最后的水份，一些进城的驴车咕吱咕吱地从大街上辗过，大街上就留下苍白的车印和一缕浅浅的灰烟，驴的舌头吐出来拖在夏天的阳光下，喘息声粗重而焦渴，驴消极怠工，主人于是从车后舀一瓢水给驴喝。中午时分，大街上已没有行人，商铺的主人们有的坐在吊扇下喝茶抽烟，光膀子搭一条毛巾不断地抹汗，有的就趴在柜台上睡觉了，他们的嘴里情不自禁地流出了一串口水。 这个闷热而寂寞的中午，郑天良和沈一飞、沈汇丽、于江海先后来到了赵全福城郊的“红磨坊”。今天是沈汇丽做东请郑天良吃饭，她邀请的几个人都是郑天良这条线上的人。 郑天良是先到的，他在赵全福的办公室里聊天，赵全福从黑色的真皮包里掏出一串钥匙：“老板，根据你的最高指示，我已经将王月玲小姐调到了仓库，房子在梦园小区八幢四零六，一百二十平方，花七八万简单装修了一下，家电也配齐了，你哪天有空去看看，这是钥匙。” 郑天良说：“这可是你给她安排的，与我无关，我也不会去看的。再说你跟王月玲什么关系，不归我管，我也不会管。” 赵全福急了：“老板，我可以对天发誓，我要是跟这丫头上过一次床，天打雷劈，人家才来还不到一个月，我一直是为最重要的客人留着的。你可千万不要冤枉我。” 郑天良说：“你说这些话对于我没有任何意义，我从来也没有要调查过王月玲是什么身份和做了哪些事，我只是觉得人家小姑娘是很纯洁的，不要学坏了，所以才让你给她换个工作。” 赵全福说：“所以我就想让你多教育教育她，不要让她学坏了，在我身边，确实很难保证得了她会做什么不体面的事。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好色，狗改不了吃屎，我就把她交给你了。” 郑天良说：“老赵，你们企业家是享受特权的，我们党政干部不能跟你比，所以你不要害我，我也不会上你的当。” 赵全福拍着自己肥沃的胸脯：“老板，你至今还是把我当外人，我真的觉得活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了，说老实话，我赵全福这么多年走南闯北将合和做大，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信用和不出卖朋友。” 楼道外面响起了沈汇丽跟于文红的说笑声，赵全福趁机将钥匙塞进了郑天良的包里并迅速拉上拉链：“老板，不要再拉拉扯扯的了，让别人看到不好。” 郑天良正想将钥匙掏出来还给赵全福，沈汇丽已经进来了。沈汇丽虽说三十多岁了，但她经过几年的商场磨砺，非但没有衰老，反而更加风韵迷人，脸上的化妆恰如其分，眼睛里弥漫着万种风情，目光反射出烫人的温度，身体比以前更加丰满而质地柔软，两个饱满的Rx房躲在真丝薄纱的后面将绣花乳罩挤得透不过气来，让郑天良感到惊心动魄的是她的牙齿依然洁白光泽，这是一种可以咬碎男人所有傲慢与尊严的牙齿。 沈汇丽走过来紧紧握住郑天良的手：“郑县长，回来后一直忙着在市里买房子和装修房子，没能专程看你，真不好意思。中途回过一趟合安，听说你不想让赵总叫我陪你吃饭，我也就知趣地没来打扰你。今天请你来聚聚，一是赔个不是，二是表示我对你的尊敬。回到家乡父母官的身边，就有一种叶落归根的感觉。” 郑天良握着沈汇丽柔软而抒情的手，闻到了她身体内弥漫出来的令人昏迷的幽香，他急于洗刷自己，因而也就不遗余力地解释：“沈小姐，几年不见，你说起话来就像阿庆嫂开茶馆一样滴水不漏了，不过你这样说话我可就太委屈了，首先我不知道你回过合安，其次是赵总说让你来一起吃饭，他也没讲你在合安，我知道你在市里买了房子，如果让你从市里赶六十多公里回来陪我吃饭，我的压力就太大了。只要你回来了，我就肯定能见到你，这不今天终于见到你这个大明星了。” 沈汇丽有些撒娇地说：“郑县长，你不让我陪你吃饭好像我还犯错误了，今天你要给我说清楚。” 赵全福打岔说：“好了，你们都不要争了，是我不好，既没理解透郑县长的意思，也没做好沈小姐的思想政治工作。我犯错误了还不行吗？” 大家愉快地说笑着，在赵全福过分奢侈的办公室里坐下喝茶。 沈汇丽在沙发上坐定后，郑天良跟她交换了一下目光，他们没说话，但眼睛里的意思让彼此都觉得有点暧昧，年近五十的郑天良似乎也不会太介意自己还要捍卫什么，他觉得他用一生捍卫的东西在这个世界面前实际上分文不值，这就像一个修练不到家的和尚临死前提出要吃一块肉一样，这既是和尚的错误，也是和尚所捍卫的教义最终贬值的必然。 有了这种心态，郑天良说话就放松得多了，他首先要抹平自己与沈汇丽在年龄和地位上客观存在的距离，于是就幽默地说：“小沈，你回来投资，我们应该请你吃饭才是。” 沈汇丽将温度很高的目光停留在郑天良的脸上：“我回来投资，如果没有你郑县长的支持，肯定是死路一条，只要你答应支持，我就是死在你手里，也心甘情愿了。至于请我吃饭，你安排好时间，我即使被任命为美国总统了也不去上任，留下来吃你的饭。” 赵全福插上去开玩笑说：“小沈，你是愿意死在郑县长手里，还是死在郑县长怀里呢？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是不好交待的。” 沈汇丽说：“赵总，你什么时候嘴里能吐出人牙来，你的合和酱菜就能走出华东冲向全国了。” 赵全福嬉皮笑脸地说道：“合和酱菜只要能冲到你嘴里就行了，我不想冲得太远，不然吃进去吐不出来了。” 沈汇丽对郑天良说：“郑县长，你看，赵总典型是一个农民暴发户，钱多了除了会吃喝嫖赌，绝对没有其他用途。” 赵全福说：“怎么没有其他用途，你拉着我在合安共同开发房地产，没有钱，靠裤裆里的小腿打桩呀？” 沈汇丽见赵全福越说越不像话，就有些恼怒，但她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说：“赵总，年龄上你都可以做我长辈了，听我说句真话，不要有钱了，就以为什么事都能做，什么话都能说。如果你还是这样不尊重女性，我可以放弃你的百分之三十的投资，不在合安投资也没什么。” 赵全福被沈汇丽呛得直翻白眼，这个农民出身的暴发户只得靠油腔滑调来掩饰自己的尴尬，他摸着自己的鼻子说：“我要是再敢冒犯你沈小姑奶奶，你就让郑县长把我拉出去毙掉算了。” 郑天良没有必要在这些无聊的话题上纠缠，他问沈汇丽：“你能不能投一些钱到我们工业区？房地产在合安市场不大，老百姓的房子都够住了。” 沈汇丽可能还沉溺于刚才的不愉快中，就说：“你那个工业区倒贴我钱，我也不想入股，我管不好企业，更不想管工业区的企业，那都是黄市长搞形象工程建起来的，就像蜡烛做的鸡蛋，只能看，不能吃。房地产前景当然是很好的，合安没有一处高档生活小区，全是鸽子笼一样的房子，深圳珠海你去看看，哪一处小区不是公园式的时尚与天人合一，我这个高标准高起点与工业区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不仅是让人看的，更是让人住的。” 郑天良听到沈汇丽对工业区的不屑一顾，心里有些为黄以恒难受，都说黄以恒跟沈汇丽有一腿，可沈汇丽眼里的黄以恒不过是一个花瓶。但郑天良不会说黄以恒什么，他只是按照沈汇丽的话题往下说：“如果你真要是在合安开发房地产，我会尽最大努力支持你，毕竟你当年也算帮过我的。” 沈汇丽不高兴了：“郑县长，你怎么能说我总算也帮过你的忙，那是我实实在在地帮了你的忙，王桥集实验区揭不开锅的时候，我帮你贷了一百万，至今还没还。你说过只要是我私人的事，你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忙的。我想在合安南门红草湖买一百亩地建一座时尚的‘罗马假日花园’，买地要靠你出面，价格也要靠你优惠，合安我不就你这么一个朋友。” 郑天良很愿意接受朋友这个称号，朋友是指平辈之间的关系，朋友之间是肝胆相照心心相印的，所以他从今天一见到沈汇丽的面就想把她定位在朋友这个层次上。因此他很爽快地说：“你回家乡投资，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根本就谈不上帮忙，而只能说是服务。我作为你这个资本家的朋友，一定会尽力的，只是我目前还说不上话。”沈汇丽说：“合安县领导中就数你资格最老，我就不相信还有谁敢不买你的账。” 郑天良也用了朋友这个字眼，但他加了一个定语资本家，这就多少带有了一些调侃的成份，也掩盖起了他内心深处的某些真实的动机。郑天良面对着赵全福和沈汇丽的热情与恭维，他有些不敢消受的胆怯，此时他最明显的感觉是官太小，权也太小。当一个官员准备毫不利人专门利已的时候，他的官永远都嫌小，权力永远都不够用。 说话间，沈一飞、于江海也到了，他们围绕着郑天良，众星捧月。 酒桌上，郑天良成了当然的核心，每个人都争着向郑天良敬酒，而郑天良只要用一杯酒回敬所有的人就行了，郑天良感到钱固然神通广大，但钱在权力的面前却仍然无法摆脱自卑，赵全福沈汇丽的钱比自己要多得多，但在这个酒桌上，权力比金钱更有尊严，因此他的情绪在几杯酒下肚后，渐渐地膨胀起来。他喝酒抽烟的姿势也逐渐地生硬起来。 沈一飞问郑天良：“宣县长要我们轻工局制定县直各单位各乡镇承包啤酒的计划，还要让工商局成立市场管理执法队，将外地啤酒统统赶出合安，我认为啤酒厂靠任务摊派、层层分解下去是救不活的，全县四十二万人都喝碧源啤酒也是不可能的。” 郑天良不想在公开场合对宣中阳的决策说三道四，更不想扯出黄以恒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所以他就很明确地告诉沈一飞：“这是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的事，你只管执行，不要有什么对立情绪，要服从大局。”郑天良对沈一飞其实还是留有一分疑心的，他不相信沈一飞在关键时刻就会为他赴汤蹈火的，沈一飞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投机品质使他能从容地在任何上级面前进行周旋而已。 只有于江海是一个地道的孤儿，他是不可能进入黄以恒和宣中阳视线的，当初之所以被招工转干充当敢死队员，完全是瓦解合和酱菜厂的需要，于江海在一块骨头的引诱下出卖了合和厂和培养他的郑天良，如果没有郑天良动了恻隐之心，于江海连如今的副股长也干不上。于江海在郑天良面前永远是一个负罪之身，虽说都没有挑明，但郑天良和于江海心里都是心照不宣的，但当于江海双手捧着酒杯给郑天良敬酒的时候，郑天良就对沈一飞说：“一飞呀，小于是一个很能干的年轻人，在民政系统有点屈才了，你看能不能在你的轻工系统找一个位置，让年轻人发挥一下聪明才干。” 于江海激动得舌头发硬，他断断续续结结巴巴地说：“全靠郑县长栽培。” 沈一飞说：“老板你要是能给我个机会，我得给你烧高香了，只是我这个副职，想为你效劳，又使不上劲。” 郑天良听着手下人的这些话，心里很舒服，这就像一个乞丐被另一个乞丐当作大款一样地膜拜，虽然虚幻了一些，但毕竟腰杆被捧直了。 沈汇丽跟郑天良敬酒的时候，没有人发现郑天良用挑衅的眼神直逼沈汇丽，沈汇丽毫不胆怯地以风情万种的目光拥抱郑天良，这种目光的勾结类似于两个毒品贩子正在做生意。沈汇丽说：“我不是把你当县长看的，我是把你当朋友待的。”郑天良说：“在你这个资本家面前，县长是没有价值的，只有朋友才会坐到一起喝酒。”沈汇丽用目光勾了他一眼：“朋友帮忙与县长招商引资提供方便还是有区别的。”郑天良在沈汇丽温情而性感的目光滋养下，心里蠢蠢欲动，嘴里只是连连说：“那当然，那当然。” 赵全福似乎已经看明白了一切，想插科打诨两句，但他被沈汇丽嘴唇上的口红震住了，他只好默默地将自己的酸涩咽进肚里。 沈汇丽在两瓶五粮液掀了个底朝天后，问郑天良：“听说你老家玄慧寺有一个高僧悟能法师，能断前程，看生死，能不能劳你大驾带我去拜访一下？” 郑天良听了后稍作沉思，说：“我是不相信迷信的，但你沈小姐提出来，恭敬不如从命了。” 赵全福自作多情地说：“这好办，我开车送你们去。” 沈汇丽说：“我只要郑县长陪我去就行了。” 郑天良说：“还是让老赵跟我们一起去吧。去玄慧寺不好让县里派车。” 赵全福拍着胸脯说：“我是聋子耳朵，当个摆设还不行吗？” 沈一飞见赵全福话里有话，就顶了赵全福一句：“赵总，你哪天能学正经了，合和厂迁县城才有意义，要不然还不如让你在马坝乡跟猪马牛羊为伍。” 吃完饭，郑天良并没有安排沈一飞于江海等人上三楼洗澡，这是郑天良事先交待的，此后不管是谁跟郑天良到红磨坊吃饭，一律不许上三楼，他自己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就到二楼开了一个包间打扑克“斗地主”，郑天良当了一下午地主，却输了个精光，沈汇丽赢了三百多块钱，她最后的总结是：“只要有郑县长在场，我就会有好运气。” 打牌过程中，郑天良曾接到过县政府办的几个电话，他一边打牌，一边说：“我正在接待一个外地客商，谈一些合作方面的事情，明天再说吧。” 直到黄昏时分，郑天良才跟沈汇丽赵全福三人开车去玄慧寺。 车在玄慧寺后面停下来，三人气喘吁吁地爬上伏牛岗上的玄慧寺。他们站在高岗上喘气抹汗，郑天良极目远眺，看眼前一马平川，绿油油的水稻在夏天的黄昏里铺陈出农民们秋天的希望，零星的农民在田头打农药施肥，岗下面的肥料坑早已不见，而那些惊心动魄的画面却在他眼前纷纷复活了，那是让他发迹的画面，时过境迁，肥料坑没有了，他当初的救人的动机也没有了，一些杂草和树抹平了历史和郑天良的光荣与骄傲。 玄慧寺周围树木参天，树上的知了正不知疲倦地叫着夏天，一些晚归的鸟飞进密匝匝的树叶深处，它们回家了，而郑天良此刻没有回家的感觉。他看到玄慧寺虽说这么多年来香客捐赠和僧人们化缘建起了四间大殿和五间禅房，但与当年鼎盛时期的九十九间半相比，不仅规模小而且建筑也因资金不足而显得捉襟见肘，粗糙的墙壁和水泥梁柱给人一种穷于应付的仓促。郑天良想，确实应该想办法给玄慧寺弄一些钱修一修了，人到了年近五十这个年龄，就喜欢回忆，他回忆起自己就是在这个寺里出生的，他向这个世界喊出的第一声就是从这里发出的，也许自己的一生就被这座寺院概括了，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在玄慧寺，而不在自己手里。他这样想，但他不敢这样讲。 悟能法师坐在椅子上微闭双目，手里轻轻敲着木鱼，观音像前香烟缭绕，一个小和尚盘腿坐在垫子上嘴里念着谁也听不懂的经文，沈汇丽三跪九叩，匍匐在观音像前，点上香，又向玄慧寺捐了一千块钱，悟能法师说了句：“阿弥陀佛，请事主留下姓名。”沈汇丽说：“法师，行善善自身，我不必留名，只请法师为我指点迷津，以使我不致陷于不测。” 法师说了声“善哉，善哉”，嘴里便念念有词，最后他用比较清晰的声音说了下面这句话： 佛法不有亦不无 一切皆待因缘立 无我无作无受者 善恶业报亦不失 沈汇丽听了这些偈语后，一头雾水，她睁着美丽而迷惘的眼睛，等待悟能法师解析偈语，法师微闭双眼，声音幽幽地说：“佛不算命，命在真如，偈语在心，心即能悟。” 郑天良完全是一副陪同的身份，也没有向悟能法师说起过在自己家里曾见过面，那年见面时法师说的几句偈语，让他度过了痛苦而失败的两年时光。他有些恐惧法师对他透明的判决，但又希望听到法师给自己指明一条于凶险官场中挣扎求生的道路。他不好直接说出自己的意思，但赵全福此时却不失时机地对郑天良说：“老板，你不让法师给你指点指点？” 郑天良说：“你要知道，我的身份与你们资本家老板不一样。” 赵全福从口袋里掏出一捆钱说：“政府提倡宗教自由，我来替你捐功德箱。” 郑天良将赵全福的钱塞回去，自己从包里掏出五百块钱：“你这是对佛的大不敬，我求法师指点，与你无关。” 法师收了钱，然后开始为郑天良念经参佛。悟能法师没有正眼看郑天良，好像也不认识郑天良，他的声音平均而中庸。 今日不知明日事，愁什么 儿孙自有儿孙福，忧什么 岂有人无得运时，急什么 举头三尺有神明，欺什么 得便宜处失便宜，贪什么 冤冤相报几时休，结什么 世事如同棋一局，算什么 聪明反被聪明误，巧什么 是非到底见分明，辩什么 穴在人心不在山，谋什么 一旦无常万事休，忙什么 郑天良基本上没听懂悟能法师的意义，但他只记住了“岂有人无得运时，急什么”，他觉得这句话是对他未来的预测，是对他前途的肯定，也是对他目前烦燥心情的一种安慰。后面的话由于他没听清，也没时间听清，所以也就没听懂，他激动于法师的前三句，而且认定前三句是最准的，这就像药瓶上写着药的主治功能一样，最有效的是前三种症状。 回来的路上，郑天良心里很有些无可名状的喜悦和激动。天黑了下来，他跟沈汇丽坐在车后，手就情不自禁地跟沈汇丽的手交流了一下，沈汇丽没说话，但她将身子往边上挪了挪，以保持距离。 晚上三个人在红磨坊吃了一个便饭，沈汇丽说吃完饭后要回去看看父母，赵全福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关上手机后对郑天良说：“老板，你要调到市里的那个名额基本上已经办成了，估计下个星期就能开调令了，局长已经搞定了，人事局还有两三个办事的科长没有摆平，接收单位可能是市黄淮海开发办，事业单位。” 晚饭吃得很仓促，饭后，赵全福开车分头送郑天良和沈汇丽各奔东西。 回到家郑天良见女儿郑清扬正坐在屋里的一个吊扇下跟周玉英一起看电视，郑清扬见郑天良进来后就说：“爸，我们家是不是要买一台空调了？我都快热昏过去了，你总该同情同情我们吧！” 郑天良放下包，接过周玉英递过来的一杯茶，坐到椅子上说：“你投错胎了，在我们这个家庭，永远是不会过上时髦生活的。家里的钱还要留着给你妈养老，我还指望你挣钱孝敬娘老子一台空调呢。” 郑清扬抹着脸上的汗说：“自来水厂一百多个人，每月三五百块钱工资，真让人没法活了。” 郑天良说：“所以我也想让你动一动，调一个工资高的单位，找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地方。你妈也在这，我们可以商量商量这件事。” 郑清扬说：“县里没有一个好单位，怎么调，往哪儿调？” 郑天良说：“我考虑把你调到市里去，市里的发展空间毕竟要大得多。” 郑清扬说：“爸，你也不要给我转弯抹角了，说直接一点，你就是想把我卖给黄叔叔家当儿媳妇，今天我也向你们二老正式宣布，我已经跟吴颢谈上了” 郑天良说：“你怎么能跟吴颢谈呢，一个下岗工人。” 郑清扬说：“不是下岗工人，是下岗工程师。他马上就要去深圳了。” 郑天良拿出父亲的威严：“不行，吴颢父亲吴成业脾气怪，人缘又不好，对你们的将来不可能承担任何责任，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不能让你受罪。” 郑清扬说：“我是嫁给吴颢，又不是嫁给他爸爸吴成业，他脾气怪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不会指望他父亲给我们安排一条什么道路的，也不会指望你给我们安排出路，我们靠自己。难道你今天的一切是外公外婆给你安排的吗？” 郑清扬的话像连珠炮一样密集地扫射着郑天良的良苦用心，他有些招架不住，于是就采取一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企图感化郑清扬：“清扬，你应该知道，你爸爸之所以到今天原地不动，就是吃了一切靠自己的亏，总以为自己能干，就应该前程似锦，可实际上呢？如果能有人为我安排前途，能有人为我的前途铺平道路，最起码要少走弯路，少受苦吧。没看到你爸的头发都白了吗？” 郑清扬说：“你说明白一点不就得了，你想让我嫁给黄建群，然后让黄叔叔给你安排一条光明的道路是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为你感到羞耻，而且也绝不答应，这是赤裸裸的交易，这是让我一辈子都感到下贱的事。” 郑天良心里有一种被戳穿了的疼痛，她觉得自己的女儿很像年轻时的自己，有个性，很自尊，但社会需要的是共性而不是个性，有个性的人是孤独的人，当有个性的人不能离开世俗生活时，就会在成长过程中为个性付出惨重的代价。郑天良能理解女儿对自己个性的遗传，甚至有些被感动，他从女儿的身上找到了自己年轻时代的影子，那是一种血气方刚勇往直前的气魄。但他在这个年纪，是不会轻易跟自己女儿过不去的，因此他声音倍加恳切地说：“你爸爸要是像你所说的那样低三下四奴颜婢膝，早就提拔上去了，我只是觉得我们两家关系一直比较近，而且建群对你又很好，你们从小在一起长大，容易相处一些，建群的妈也多次跟你妈提到过你们两人的事。就是这些原因，没其他原因。调市里我绝不会求你黄叔叔的，我不会让他觉得我把女儿送上门的，如果你不跟建群谈，我也不会有意见。我只是希望你能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第21章 郑清扬依然一针见血：“我相信你的正直，但这只能说明过去，你今天这样做，恰恰说明你已经为你以前的正直后悔了，你随时准备与世俗合作，随时准备向可耻的生活进行妥协，我一点都不为自己的将来担心，我为你的将来担心。你现在似乎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背叛自己，背叛良心，我不管现在的社会如何堕落和腐败，但我依然对吴伯伯保持尊重，他是一个从不背叛自己的人。你没发觉你现在经常是深更半夜才回家吗，你没发觉你的皮鞋最近换成了鳄鱼，裤带已经是金利来的了。我发觉了这个社会成群结队的腐败分子们的堕落就是从皮鞋和裤带上开始的。” 郑天良有一种被女儿剥光了衣服撕碎了灵魂的痛苦，但他内心里拒绝承认自己的堕落和腐败，他只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在激励着自己改变策略，一种压抑太久后的偶然越轨，他下决心不跟王月玲那个女孩再来往了。那是他酒后的荒唐，并不是出于本意，还有沈汇丽，他要对她风情万种的眼睛进行精神戒严。 郑天良理屈词穷，但他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将这件事在最简单最合理的层面上铺开，他说：“你现在还小，有些事争论是没有任何结果的，需要时间，需要经历来理解生活和理解长辈。我要对你说的是，首先我准备通过我的努力而不是求黄以恒把你调到市里去，其次我不会逼着你跟黄建群建立恋爱关系，这是你个人的自由，第三，我不赞成你跟吴颢的关系也不强迫你跟建群的关系。这是我的原则立场。我对你的调动主要是出于一个父亲的责任感和对你发展前途的全面考虑，希望你能理解。” 周玉英批评郑清扬说：“你对爸爸太无礼了，话说得这么难听，一点都不理解你爸的一片苦心。” 郑清扬已经不打算再争论下去，也许觉得自己的话过于伤人，就说：“我知道爸的好心，如果我调到市里工作，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调吴颢。建群的性格我不喜欢，我们只能是一般朋友。” 周玉英说：“建群哪点不好，又能干，又懂礼貌。” 郑清扬说：“建群说话总是留半句，跟他在一起聊天太累了。你们总不能让我跟一个连谈话都累的人过一辈子吧。” 周玉英说：“那是人家有修养，我就不喜欢乍乍呼呼的人。” 郑天良坐在沙发上抽烟，吊扇旋转出稠密的热风将烟雾粉碎，屋里的烟味和咸菜的味道由此及彼。 县长办公会上继续讨论工业区的深化改革，焦点主要是碧源啤酒厂。大家的意见比较统一，即抓大放小首先是要保住啤酒厂，只有民主党派副县长朱清润提出了不同看法，这个从中学教师一步登天的副县长用中学教师的语言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他最后的意见是：“对啤酒厂的保护实际上是保护弱者，打击强者，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将啤酒销售任务分解到各单位各乡镇实际上就是强迫全县人民喝碧源啤酒，是对消费者意志的公然侵犯，现在要工商局成立市场整顿执法大队，将外地名优啤酒统统赶出合安，这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也是对市场竞争公平原则的公然践踏。所以我的意见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啤酒厂的问题，就应该进行资产重组和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部分股份转让是一条出路，交出控股权是第二条路，还有第三条路就是彻底卖掉，干净利索地甩了包袱。” 朱清润副县长的话像在会议室里扔了一颗深水炸弹，虽然没有在水面上炸起滔天巨浪，但在每个人的心底里却有着摧枯拉朽的毁灭性力量，即使是宣中阳，也未必真的对这首巨型航母充满信心，啤酒生产仍在继续，库房里产品堆积如山，每开工一天一万两千多块钱的亏损让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要为之心颤。毕竟现在找不到一个企业能每天向县里贡献一万多块钱，市里的两百万补贴虽然拨过来了，但县里每年还要贴进去三百多万，银行在金融改革后再也不听县里的指挥了，贷款比抢劫的难度还要大。宣中阳一出面，行长就说：“宣县长，县里还有这么多贷款连利息都没还上，我实在做不了这个主，省行央行对我们管得很死，贷出去收不回来，我们连工资都不准发，现在银行的商业化逼得我们六亲不认，实在没办法，请宣县长谅解。”县行的行长不是宣中阳任命的，所以他就动不了行长的一根汗毛，权力控制不到的地方，扫帚到了，灰尘照例也不会跑掉。 朱清润的话说完后，会议室里沉默了一会儿，大家正在酝酿如何发言，郑天良提前站了出来，他旗帜鲜明地表示：“我只能说朱县长的意见是书生之见，看起来是很有道理，但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这就像烟盒上打上‘吸烟有害健康’一样，道理是对的，但在现实中毫无意义，抽烟的人还是照抽不误。公平竞争也是相对的，你对外地啤酒公平了，对本地啤酒就是不公平，什么地方保护主义？这叫发展时期的特殊的产业政策。国际市场也是一样的，比如日本对本国的农业就采取了限制进口增加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美国对中国的纺织品实行配额许可证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看这就是地方保护主义，还有我们国家在WTO谈判中金融电信市场决不让步，也可算作是一种对地方的保护，很正常。在中国有些事只能讲，不能做，而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讲。什么地方保护主义、公平竞争等等，只是说说而已，如果我们死搬教条地去实施，那只能是自掘坟墓的事。工业区的啤酒厂的困难是暂时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我认为首先立足于本县，然后向全市全省全国市场进军是完全可能的，毕竟九三年九四年碧源啤酒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有过红火的销售历史，这几年虽然受到了洋啤酒和国内名牌啤酒的冲击，但碧源啤酒的知名度还在，影响力还在，只要我们保住生产，然后再扩大销售提高产品质量，加大广告宣传，在市委市政府以及黄市长的关心支持下，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出暂时的困境，再造辉煌。碧源啤酒厂凝聚了多少任县领导的心血，是合安经济改革的重要成果和象征性工程。我完全赞成宣县长的意见，我们现在缺少的不是市场，而是信心。” 郑天良似乎又恢复了沉寂多年的语气和豪情，他的发言慷慨激昂，既说理又抒情，既正视困难又鼓舞人心，这就让朱清润的意见被击得粉碎，朱清润坐在边上眼光有些迷惘，一种参政而不会议政的尴尬显而易见地暴露了出来。 宣中阳发言的时候却没有完全对朱清润表现出全盘否定，他说朱县长的意见是对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但我们目前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并不是千秋万代永恒的措施，这不过是一个临时措施而已，最终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还是要按照朱县长的思路发展的。这很有点像郑天良打了朱清润一棍子，宣中阳又给朱清润揉了揉并且说棍子打的不是地方。朱清润因此也就得到了一些安慰，田来有等副县长基本上都是按照宣中阳的思路发言的，所以这个会应该说是一个团结的会是一个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会，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宣中阳最后做集中性的发言，赵根苗书记在市里住院，宣中阳实际上是县里的党政一把手，因此他的意见就是文件的蓝本，是民主集中制的最后的体现。 宣中阳说：“眼看就要到秋季了，五千吨的啤酒任务要抓紧落实，我让计委和轻工局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但他们给每个乡镇的任务分的太少了，我的意见是每个乡根据人口多少，加大销售力度，一万人口的乡镇，底数是一百吨，超过一千人口增加十吨，我算了一下，人均也就是八九瓶啤酒，酒量大的一个人一餐最多能喝五六瓶，顶多三五次就喝完了，我们全县的老百姓如果半年内连三五次酒都喝不上，那我们就毫无改革成就可言了。县直各单位吃财政饭的人均三箱啤酒，我看难度也不是很大，如果按照这个数字，每年分两次一万吨啤酒是完全可以自产自销的。有一万吨做保证，啤酒厂就能保住了。要克服畏难情绪，要把啤酒任务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我们合安目前最大的政治就是服从大局落实啤酒分销任务，我对有些乡镇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完不成任务，年终考核只能以不称职来评定，啤酒销不下去就请他们把帽子交上来，为什么平时非要喝白酒，既浪费钱，也伤头，影响工作，喝啤酒是一种现代文明的标志。我已经指示县电视台电台报纸进行全面宣传啤酒的营养价值和文明风范，这也是我们改变群众生活习惯，培养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一次重要革命。” 宣中阳的话在第三天就变成了县政府的文件和新闻媒体连篇累牍的宣传重心，一时间，全县掀起了一股“做新生活文明人，喝碧源牌鲜啤酒”的群众性热潮。宣中阳在县电视台做了一次长达三十分钟的电视讲话，号召全县人民喝碧源啤酒，县医院的专家在电视和报纸上开设了专题讲座，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喝啤酒对延年益寿和身体健康的重大意义，郑天良在喝啤酒运动的第三天终于在县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篇评论《知名品牌的战略性发展思考》，文中列举了大量知名品牌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甚至还举出了日本“三菱”重工在六十年代初经济危机的时候差点被卖掉的例子，以此证明知名品牌前进道路的坎坷，最终指出了碧源牌啤酒作为合安和全省的知名品牌应如何面对挑战进行战略性发展。郑天良甚至不切实际地将碧源啤酒的现状与共产党的长征联系起来考察，从而得出以退为进，以局部发展壮大后夺取大城市乃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构想。 赵全福打电话让郑天良到红磨坊小聚，他还说请沈汇丽来陪郑天良喝酒。郑天良是天黑后悄悄赶到红磨坊的，没让赵全福来接，也没让县政府的车送，更没打的，他一个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沿着护城河走了二十分钟才赶到。 他走进了赵全福为他安排好的二楼的一个套间。 赵全福看到身体肥胖的郑天良满头大汗，立即让于文红端来了一盆冰西瓜送来：“我说去接你，你不同意，这满头大汗就是为廉政建设付出的代价。” 郑天良将一大瓣西瓜几口卷进胃里，胃里就像有一个少女正在摇一把扇子一样舒服熨贴。他没说出这种有些不健康的感受，却说：“老赵，你这种人做事从来不计后果，我真担心哪一天栽在你手里。” 赵全福说：“天地良心，我要是哪天坏了你大老板的事，我出门就被车撞死，不撞死回到家里被电触死。” 郑天良说：“我只是提醒你一下，不要什么事都做得太过了。合和厂最近怎么样？” 赵全福说：“托你大老板的福，生产销售两旺，厂里有总经理负责，我这个当总裁的主要精力用来考虑迁厂的大事，另外就是交交朋友享受享受生活。你看要不要将王月玲提一下，当仓储部副经理怎么样？” 郑天良说：“王月玲的事与我有什么关系，以后少在给我面前提她。你给的钥匙我也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哪天找到了还给你。我们跟你不一样，你一定要清楚。” 赵全福说：“老板，你放心，刚才的话等于我没说还不行吗？” 郑天良又喝了许多水，这时赵全福才对郑天良说：“老板，你要调动的人我已经落实好了，全都搞定了，市黄淮海开发办，事业单位，收入还不错。你把名字告诉我，明天我就去市里拿调令。” 郑天良面无表情地说：“郑清扬。” 赵全福张着嘴，舌头卷了几卷，好半天才说出话来：“老板，你太不把我当朋友了，早知道是你千金，我多铺几两银子，让邱局长安排一个更好的单位了。”赵全福颇有些后悔，他挠着头顶上很少的几根头发，一脸的无奈。 郑天良说：“老赵，这个单位很好，我很感谢你。花了不少钱吧，我是要还你的。” 赵全福说：“说钱不就太难听了，我想为你效劳还没有机会呢。这次老板给我这个机会，我还没把事情办好，真是该死。” 沈汇丽来了后，他们就不说了。赵全福要去办公室接待浙江的客商，就让郑天良和沈汇丽在房间里先聊着。 沈汇丽穿了一身黑色真丝长裙，领口很低，胸脯前一条雪白而深刻的乳沟清晰地暗示着附近的Rx房具有相当的质量和弹性。郑天良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些吮吸和匍匐上去的念头。 沈汇丽坐在郑天良旁边的沙发上，大腿部分从开叉的裙边上暴露无遗，她脚上穿一双棕色的皮凉鞋，裸露的脚指甲上涂满了鲜红的指甲油，像十枚熟透了的草莓排列在地毯上，郑天良被这种自上而下的肉质包围着，心里面在所难免地有一种欲望在挑拨离间。 沈汇丽从真皮坤包里掏出一叠打印好的材料，递给郑天良：“老板，这是我们打算在合安县开发罗马假日花园的投资意向和建设方案，请老板指点。” 郑天良接过材料，简单地翻了翻，说：“很好，我要是有钱，真想也投上一股。” 沈汇丽露出一排让郑天良惊心动魄的牙齿：“老板，你要是诚心帮忙，我们会给你一些干股，决不会低于百分之十。” 郑天良发觉沈汇丽改称自己老板了，就觉得亲近了许多，县长是一个政治概念，很威严也很没有温度，尤其在私下场合，这些年领导干部的职务称谓已经被哥们和老板代替了，小官常被称为哥们，大官则被称作老板，一旦以哥们老板相称，也就是不分彼此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患难与共，生死相依。郑天良此刻带有试探性地对沈汇丽说：“你怎么能称我老板呢？我是政府官员，这样称恐怕不太好吧。” 沈汇丽有些撒娇地说：“那我就称你大哥，反正我不喜欢叫官职，硬梆梆的，没有一点人情味。你总不能叫我称你叔叔吧？” 郑天良说：“你叫我叔叔也是可以的，我比你大十四岁呢。” 沈汇丽纠正说：“不对，大十三岁，你比我大姐还小一岁呢，我叫你大哥一点都没占你便宜，只是我攀不上这位大哥罢了。” 郑天良说：“你总不能在公开场合叫我大哥吧，影响很不好的。” 沈汇丽说：“那我在公开场合称你县长，在私下场合称老板行了吧？” 郑天良笑了起来，他又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在我们两个人的场合，你就叫我大哥。” 沈汇丽有些警觉起来：“难道我们两个还有什么更私下的场合？” 郑天良说着就有些情不自禁地将手攥住了沈汇丽的胳膊，他说：“现在难道我们不是在两个人的场合吗？”他的手在沈汇丽的胳膊上紧张地忙碌起来，沈汇丽往后缩，她胀红了脸说：“郑县长，我一直是很尊重你的，你不要这样。” 郑天良凑过身子将沈汇丽尽可能地圈到自己的怀里：“你说错了，怎么能喊我县长呢，我是你大哥。” 沈汇丽从郑天良的手里挣脱出来，她红着脸站起来说：“老板，你不能这样，我一直是把你作为偶像来崇拜的，我曾经认为这个世界就剩下你一个正派的男人了。你这样会毁了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郑天良有些泄气地坐在沙发上，他没有恼怒，也没有尴尬，他摸出一支烟，点燃后，猛吸一口，说：“请原谅，小沈，我不是有意的。” 沈汇丽眼圈红了，她有些伤感地说：“我真的不愿把你想象成一个坏人。如果我在言语上有什么不妥的话，我请你原谅，都怪我这些年在商场上呆久了，自己也变得轻佻了。” 郑天良被沈汇丽潮湿的眼神感动了，这个B型血型的人总是容易被激怒和被感动，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容易被粉碎的人。他说：“都不说这些了，我们谈点别的吧！你在玄慧寺那几句偈语是不是悟出来了？” 沈汇丽摇摇头，一种无奈、一份迷惘。 这时，赵全福进来了，他喊郑天良沈汇丽一起去吃饭，赵全福用鼻子闻了闻这个空间，从现场没有嗅出任何气息。酒桌上，三个人谈笑风生，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赵全福继续称郑天良老板，而沈汇丽称他郑县长，郑天良心里还是有些酸酸的，这是公事公办的称谓，他有一种被抛弃的孤独。 郑天良晚上回到家里跟周玉英要了五千块钱，他说女儿调动的事已经请人给办好了，办事的人花了不少钱，不能让人家既卖面子，又贴钱。周玉英从一个老式的箱子里翻出一个蓝布包，然后从里面很痛苦地数出五千块钱恋恋不舍地交给郑天良：“老郑呀，这是不是行贿受贿呀，我还想评贤内助呢？” 郑天良说：“你以为我想花钱呀，实在没办法，现在办事就这么混帐。你不要对外说，谁也不会知道的。” 周玉英说：“家里现在还剩不到两万块钱了，我每月只有一百多块钱的生活补助，你又是个不贪的人，将来退休了要是生个大病，怎么办呢？” 郑天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不要想那么多，我这个副县长退休后国家不会见死不救的。” 郑天良将钱装进包里后，找郑清扬谈话，周玉英将客厅里的灯关了，为的是省电，他们一家三口在电视屏幕微弱的光线下说话。 郑清扬听说调动已经办好了，就说：“最好将吴颢也一起调过去，不然我就不去报到。” 郑天良说：“你先去，吴颢的调动下一步再说。” 郑清扬说：“不行，要去一起去。你不帮忙，我直接去找黄叔叔帮忙。” 郑天良沉不住气了：“不许找你黄叔叔，如果你要是去找他，你就不要去了，我是从来不愿求人的，更不愿求比你爸官大的人，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 郑清扬不买账：“我去找他，又不要你去求，怕什么？” 郑天良说：“你去找他不就等于我去找他，你黄叔叔肯定以为我无法调动吴颢了才让你去找的。听爸一句话，你先去，然后我再想办法，一年之内，肯定能调成，你们现在又不打算结婚，等一两年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要逼你爸逼得太狠了，我为你调动的事已经卖光了面子，不是为我女儿，我杀头也不干求人的事。” 郑清扬说：“既然这样，那我就一年后再调到市里去吧。” 郑天良说：“明天你的调令就开过来了，怎么能拖到明年呢？你真想把我气死呀！” 周玉英在这种时候总是帮着丈夫说话：“清扬，你这孩子真不懂事，你爸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钱，怎么这么不讲理。” 郑清扬反唇相讥：“是我不讲理还是你们不讲理，没有经过我同意，就把调令开来了，我还有没有人权。” 郑天良火了：“你讲什么人权，你以为你在美国呀。你的人权是我给你的，所以我必须首先对你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负责，这是最大的人权。” “我要是在美国，我早就让你站到被告席上去了，什么年代了，你还这样搞专制主义家长作风。”郑清扬气得哭了。 郑天良也气得直喘气，他有点伤感地说：“我明天把你的调令开回来，去不去你看着办，我作为家长，尽到我的责任，此后我也不会再管你了。” 郑清扬说：“在这之前你就不该管我了，我已经长大了。” 谈话极其艰苦而且没有实质性地进展，郑天良一夜无眠。 第二天晚上，赵全福从市里开回了调令，调令上要郑清扬同志于一个星期内到市人事局报到。 郑天良从赵全福手里拿过调令如同自己拿到了调令，他感谢不尽地说晚上要请赵全福吃饭，并立即打电话给政府办让他们在县政府招待所蓝湖宾馆安排一桌饭，政府办三分钟后给郑天良打过来手机，说已经安排好了，在二楼的“菊香厅” 郑天良在赵全福的办公室里将五千块钱交给他，说：“我不能既让你出力，又让你花钱，这五千块钱，你先拿着，要是不够，我以后再补给你。” 赵全福很生气地将钱扔给郑天良：“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么点小事，还给我亲兄弟，明算账，你不是存心要腌臢我吗。” 郑天良又将钱塞过去：“这是我的做人原则，五千块钱一定要收下。” 赵全福笑了，他给郑天良点上烟，又将钱塞到他怀里：“以后再说吧，不要搞得那么刺刀见红的。我要说一分钱没花呢，那你给我五千块钱就是行贿了；我要是说五万块钱都不够呢，那你还得要补。朋友之间，这点小事，你让我好心都办成坏事了，推来推去，我的面子往哪儿搁？” 郑天良说：“究竟花了多少钱，你给我报个实价，我会想办法补齐的。” 赵全福说：“老板，人事局、开发办的头头们，还有具体的小科长们，哪柱香都得烧，现在调动的行情在我们县里都要两万开外了，市里什么价还要我说吗，不说最好，不说就等于我一分钱也没花，这样我们两个人心里都高兴。再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不就是还有几文小钱吗，能给朋友帮个忙，也是理所应当的，难道将来你要给我帮忙，还要跟你先定好价格后才办，这不是太庸俗了嘛。合和商标是你创的，现在让给我赚了多少钱，你说我应该给你多少钱？不是分文没有吗，我就觉得你大老板够处，能交上你这个朋友，我死后的灵魂都会干净些。” 郑天良让赵全福说得目瞪口呆，要是真的花了五万，他是砸锅卖铁也付不起的，此刻他在两袖清风的时候，只好顺水推舟地说：“你不要，我也会记着这笔账的。” 赵全福说：“这就对了吗，哪天我破产了，没饭吃了，我向你伸手要口饭吃，你最起码不会用棍子将我轰出门外的。你说钱重还是人重呢？大家不就图个开心，图多个路子。” 天黑了下来，郑天良将沈汇丽和沈一飞、于江海一起约到了蓝湖宾馆的“菊香厅”，他没有说这是酬谢赵全福的，而是说回请沈汇丽的，沈汇丽激动地说：“老板，真的太感谢你了，你能看得起我，是我上辈子的造化。” 郑天良听了这话，又有些心猿意马起来，他悄悄地走到沈汇丽的耳边低声地说：“我真不知道这是以老板的名义招待你呢，还是以大哥的名义宴请你。” 沈汇丽一听这话就说：“郑县长，感谢你代表县政府请我吃饭。” 郑天良听到了沈汇丽高跟鞋的声音准确无误地踩到了他跳动的心脏上，心脏里鲜血哗哗地流淌如同自来水管爆裂了。 晚饭的气氛热烈而轻松，他们一鼓作气喝了两瓶“合安特曲”，又喝了一箱十二瓶啤酒，于江海讨好地说：“郑县长，我看了你在报纸上写的那篇文章，真是既有理论观点，又有实践依据，非常好，我学习了好几遍才弄懂。” 郑天良说：“小于，你这话是说我的文章深刻呢，还是不好理解，要读好几遍，我这水平也太差了点。” 于江海连忙站起来说：“太深刻，太伟大了，我响应你的号召，敬你一大杯啤酒。”说着一干而尽，大家看着于江海仰起的脖子上青筋暴跳，就像在吞咽一只青蛙，就都很愉快地笑了起来。 沈汇丽在向郑天良敬酒的时候，没有用任何称呼，她只是用眼睛看着他：“我也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拼命喝啤酒。”她实际上端起杯子浅尝辄止，郑天良却记忆深刻，他闻到了沈汇丽身上的味道比啤酒的味道更加鲜明。啤酒的力量是有限的。 郑天良只是用一杯白酒和一杯啤酒先后回敬所有的人，最后他特地跟赵全福单独喝了一杯，说：“老赵，敬你一杯，尽在不言之中。” 赵全福受宠若惊地将一大杯酒倒进了脖子里，这时沈汇丽不干了，她抗议说：“老板，你单独敬赵总，就把我们扔在一边了，太欺负人了。” 郑天良像所有的男人一样，面对女人撒娇总是气短，他只好向每人敬了一杯而且首先敬了身边的沈汇丽，他在碰杯的时候有意无意用胳膊碰了一下沈汇丽，这种碰撞可以从任何角度去理解，碰撞的双方是否心有灵犀决定了碰撞的意义。 第22章 这天晚上，郑天良喝多了一点，他回去后很兴奋地对女儿郑清扬说：“调令开来了，一个星期内去报到，到时候让你妈陪你去，顺便也去看看你钱阿姨。” 郑清扬看着酒熏熏的父亲，接过调令后平静地说：“那我就准备到自来水厂把手续办一下吧。” 晚上睡觉前，郑天良将五千块钱交给周玉英：“调动没花钱，全还给你，不心疼了吧？” 周玉英说：“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可能全坏了的，像你这样的领导干部还是占大多数的，电视上也说腐败分子只是少数人，是一小撮。” 郑清扬拿到调令的第三天，郑天良去市里开会，会议结束后的当天晚上，他给黄以恒打手机说想去看看黄市长，黄以恒说他正在接待省里来调研的陈副省长：“你来河远市，还是我去看你吧，陪陈省长吃完饭后，我到你房间去。” 郑天良坐在房间里看电视，电视上的每个频道都在播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他心不在焉地揿动着手中的遥控器，电视蹦出的画面里几乎都是男人和女人在抒情或拥抱接吻，不论白天晚上，男女们都好像既不上班也没有紧急处理的事务，似乎活着就是为了相互调情和赌咒发誓。郑天良有些烦燥，就关了电视，调情的男女们一秒钟之内就被轰到屏幕后面去了。郑天良想跟黄以恒谈谈自己的想法，但怎么谈，还是不好开口。过了五十岁的副县级干部而不让提正县级职务，省里的这个规定简直就是杀人不见血，他这个年纪在中央是年轻干部，在省里是中年干部，而到县里就成了老年干部，他有些想不通。难道在小地方当领导衰老速度就比在大地方要快二十年吗？真是庙小和尚老，小官吏们是门缝里的形象，都是扁的。他希望黄以恒能在当书记后拉自己一把，这话肯定要说但又不能说得太多，这使郑天良心绪不宁起来。后来他终于使自己平静下来，他想，在别人的屋檐下，低头不是耻辱，而是一种无奈，郑天良用这种理解来安慰自己。女儿过几天就要来报到了，他不好说儿女们之间的事，但可以请黄以恒多多关照，至于清扬和建群两个孩子如何发展关系，他更不能公开说，从调动这件事中黄以恒应该能看出他郑天良积极的态度，只要他不公开谈女儿跟建群恋爱的事，他就不伤面子。然而，钱萍肯定对黄以恒说过建群追清扬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郑天良等于是将女儿送上门来了，这种感觉让郑天良内心里还是相当的别扭，仿佛有一条发臭的死鱼堵在他的喉咙里。 黄以恒到郑天良房间时已是十点多钟了。一进门，郑天良就迎上去同黄以恒热烈握手：“黄市长，应该是我去看你，这么热的天你还到我房间来，真是太让我过意不去了。” 黄以恒笑着说：“老郑，你说这话就太见外了，你到河远来，就是我的客人，我来看你是应该的，明天中午我请你吃饭。” 郑天良给黄以恒让座，又将黄以恒自带的杯子里倒满水：“谢谢黄市长，明天一早就要赶回去，我负责四个乡的啤酒计划落实，不下乡镇是不行的。宣县长要求我们县领导班子全部都要下去，确实，我们这些领导干部们要不深入到基层去，工作就不会做得很扎实。” 黄以恒掏烟，郑天良及时地将一支“中华”抢在前面递了过去：“抽我的！” 抽烟喝茶是在私人空间里谈话的基本背景和氛围，就像在舞厅跳舞时的背景音乐一样必不可少。 黄以恒说：“没时间的话，那就下次来我再请你吃饭。合安的情况怎么样？工业区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子可以走得更宽一些，我跟宣中阳也说了，缫丝厂、水泵厂等我看可以让投资者控股。” 郑天良对黄以恒的话揣摩了一会儿说：“黄市长，我们的中小企业基本上都放开了，但工业区的大企业投资都在千万元以上，是我们县里的经济改革的支柱型企业，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目前暂时的困难完全是可以战胜的，县里的班子也很有信心，只要市委市政府特别是黄市长继续关心和支持我们，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火焰山。最近宣县长主抓龙头企业啤酒厂，层层发动、广泛宣传、计划到乡，落实到人，五千吨啤酒任务很快就完成了，如果明年还是按照这一思路，全年两次发动，全县很轻松就可以销一万吨，实现产值三千五百万，不仅扭亏为盈，而且还能创利税六百多万。如果加强管理和技术改进，加大广告力度和销售网点的覆盖，啤酒厂就必然立于不败之地了，我跟宣县长和田来有也讲了，明年最好往中西部打开市场，华东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市场份额以洋啤酒名牌啤酒为主，我们向中西部开拓市场，这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就像红军长征一样。我在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不知道黄市长看到没有。” 黄以恒说：“你的文章我已经看到了，写得很好，思路也很新，我们现在就缺少肯动脑筋、会想办法的领导干部。” 郑天良终于听到了黄以恒对自己转变政治立场和感情立场后的肯定，心里就有了一种收获的心情，他于是也就深入一步往下说：“黄市长，我比你还大三岁，时间已经不多了，倒不是我肯动脑筋会想办法，我是想趁现在身体和头脑都很好的时候能多做一些工作，能为合安的建设多出一些力。不然将来真是一生一事无成了，这么多年了，黄市长你应该是最了解我的，我郑天良从来都是把工作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 郑天良说完这些话的时候，额头上并没有冒汗，他觉得自己是发自内心说这些话的，虽有伸手要官的嫌疑，但他的出发点是想做事、做实事、多做事。黄以恒并没有在郑天良的暗示下表态，作为他这一级领导也不应该在私下场合对部下封官许愿，这是起码的组织原则。所以他既顺着郑天良的心思又避开实质性地接过话题：“老郑，这一点我确实是很清楚的，你这个人的工作能力和事业心在县处级这一级干部中也是大家公认的。与那些占着位子不干事不能干事的干部相比，你是他们的楷模。” 黄以恒的这些评价虽然很高，但就是不谈提拔的事，这就像一个家长总是在表扬自己孩子聪明而又懂礼貌，但就是不给钱买一块糖吃，而孩子的最高目的却是不要表扬只想吃糖果。 郑天良又从另一个侧面试探黄以恒：“黄市长，明年我就五十了，提正职的最后一年，我想明年春天就退到人大政协哪怕去干一个副职，让宣县长他们这些三十几岁的年轻同志放手干，你能不能给我跟宣县长说一说。” 黄以恒不会不知道郑天良是在故意撂挑子试探自己，但他不直接说出来，而是太极推手一样地跟郑天良闲聊：“即使我同意，宣中阳也不会同意的，而且我根本就不同意，宣中阳这样的年轻同志如果没有你们这些老同志的支持，没有你们的传帮带，是很难开创新局面的。” 郑天良说：“我到人大政协后，一样地支持宣县长的工作，你可以去问一问宣县长，这两年我是真心诚意地支持他的工作的，毕竟我也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再也不会像三十几岁的时候那么冒失了。” 黄以恒看郑天良存心要他给予实质性的承诺，他就跟上一次一样地含糊地说：“你的事无论是从公还是从私的角度，我一直是很关心的，这一点我上次跟你说得很清楚，要等机会。中国能干的人很多，但领导岗位却很少，谁上谁不上，因素也很复杂，不是哪一个人也就能说了算的，所以我们都要有平常心，你说是不是？” 黄以恒等于是告诉郑天良机会还是有的，但又说机会来了也不一定就肯定是属于你的，这类似于对一个常年淘金的人说，这地底下肯定有金子，但金子是不是你的还不肯定。郑天良的心悬在半空七下八下地乱跳着。 但此刻郑天良还是从黄以恒的话里隐约感觉到了黄以恒当上市委书记后必将要对自己所说的“等机会”做出必要的回应。市委王书记退下来后，黄以恒已经主持工作四个多月了，全市上下都认定黄以恒接任市委书记是顺理成章的事。 郑天良按照自己的设计开始说第二个话题，他似乎有些平淡地说：“清扬已经调过来了，下个星期就要到市黄淮海开发办报到。来了后，还要请你这个当叔叔的多多关照。” 黄以恒有些惊讶地说：“怎么，清扬已经调过来了？没想到你动作这么快，我给开发办齐主任打个招呼，让他对清扬多关心一下。清扬这孩子我是看着她长大的，聪明漂亮又能干。” 郑天良说：“清扬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批评她打她骂她都行，就算代我管一管她了。” 黄以恒说：“这我可不敢，但有一点我会做到的，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加餐，钱萍非常喜欢清扬，她在我面前说过好多次了，说想让清扬当儿媳妇。” 郑天良心里一阵激动，他没想到黄以恒已经将话题挑明了，这等于是两个父亲在公开谈儿女婚姻了，这种联姻将会使许多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起来，郑天良甚至觉得前面谈五十岁的话题完全是多此一举的。于是，郑天良就省略了许多必要的铺垫，将这件事定位在既成的事实上开始表态了：“两个孩子从小一起长大，也算是青梅竹马了，周玉英跟钱萍多少年的姐妹了，她们没事就通电话。钱萍跟周玉英也提起过这个事，我是完全赞同的，就怕高攀不上。” 黄以恒说：“这是哪里话，我们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说这话就太重了。” 黄以恒虽然说了钱萍的态度，但自己并没直接表态，郑天良却主动表了态，他有点担心清扬跟吴颢的关系断不掉，但他相信清扬到市里来工作后，如果黄以恒打招呼能给她提个副科级干部，再让建群多跟她接近，清扬的感情立场是会转变的。 郑天良有些关心起未来的女婿了，他问黄以恒：“建群最近工作还好吧，这个孩子天赋很好，当信贷部主任是绰绰有余的。” 黄以恒吐出嘴里的烟雾，烟雾笼罩着昏黄的灯光，屋里到处弥漫着呛人的烟味，他看着墙上的一幅劣质山水画，语气平静地说：“上次我好像也跟你提到过，建群的学历太低，所以她在美国的姑姑就建议他到国外去留学。上星期刚走，到美国一个叫什么亚历桑那大学去读金融了，我希望他能回国，可她姑姑坚决不同意，建群也不想回国，他说还是在国外发展好一些。为这事我跟他们闹得很不愉快，儿大不由娘了，随他去了。” 郑天良像走在大街上被人平白无故地抽了一耳光，他想找抽他的人，但抽他的人却一点抽的痕迹也没有，因此这就更像自己抽了自己一耳光。郑天良嘴里咬着香烟，海绵烟嘴被他咬断了，他感到屋内的灯光像一层裹尸布一样将他的肉体和灵魂全都裹了起来，只等拉到火葬场火化了。 黄以恒又一次耍了他，而且耍得不动声色不露痕迹，杀人后连现场都没留下。两个月前郑天良问他清扬调市里时，他一口赞同，而就在自己为女儿办调动的同时，黄以恒却以最快的速度将儿子调到了美国，黄以恒明知建群追清扬，明知清扬要调市里，他却装聋作哑，让郑天良调好女儿后在猝不及防中突然一脚踏空。这一闷棍使郑天良彻底熄灭了对黄以恒的最后一丝幻想。 郑天良觉得自己从这天晚上开始，他和黄以恒的关系以及自己的政治前途已经全部结束了。 第二天回到合安后，郑天良一进家门，周玉英坐在老式吊扇下哭得无比伤心，他以为周玉英接到了钱萍的电话后受到了伤害和刺激，但郑天良要保持住镇静，他要劝自己的妻子：不是我们向黄家送女儿的，而是黄家的儿子追我们家女儿的，我们没有失去什么。 周玉英见郑天良进来后，拿起桌上的调令和一封信交给郑天良。 郑清扬已经在昨天不辞而别地离家出走了，留下的一封信上写着： 爸爸： 请原谅女儿的不辞而别。我和吴颢已经去南方了，具体去什么地方，我暂时不会告诉你，但请你相信，你的女儿已经长大了。 爸爸，我不愿意你为我安排一条铺满了阳光和金钱的道路，更不愿意让你包办我个人的婚姻，你丝毫不顾我的感情，一再地违背我个人的意志，我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下，只能采取这种逃婚的方式来反抗你的专制。 人是有尊严的，我不能过没有尊严的生活，更不能让任何人随意践踏我的尊严。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尊严的贫穷。爸爸，我感到你变了，你已经不是我心目中的爸爸了，你似乎已经忘记自己是一个质朴的农民的儿子，是一条铁骨铮铮的男子汉，你正在以牺牲自己的尊严和女儿的幸福为代价，不择手段地寻找你体面却又苟且的生活，我感到恶心。 我愈来愈强烈地感到，你们这些领导干部们并不打算好好地为人民服务，而是想尽办法让人民来为你们服务，为人民服务只是你们巧取豪夺的一个幌子，那些变味的口号和虚假的表演让我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孩子都感到忍无可忍，可你们却在自欺欺人中穿着皇帝的新装招摇过市，以为人民是多么地拥护你们，如果让我有权投票选举县长的话，我首先就不会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你，因为你连做人的起码原则都愿意放弃，还能指望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看看今天成群结队的腐败分子们，当他们被撕开伪装后，哪一个不是男盗女娼鸡鸣狗盗之徒，而我们的人民却把振兴的希望和下岗再就业的信心寄托在这些道貌岸然者空洞的讲话中。我真希望我的爸爸不要再往头上搽太多的摩丝来保持发型的正经，而应该扪心自问是否有愧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对你们寄予的神圣而庄严的期待。 爸爸，我和吴颢会以自己诚实的劳动养活自己，不要为我担心，我却是每天都在为你担心。我不知道自己这些过激的话能否刺激你已经渐渐麻木的灵魂，照顾好妈妈，少在外面鬼混，我一闻到你回来的酒气，我就想哭，哭我的爸爸醉生梦死地当官，当官如果不能为老百姓说话办事，还不如回到老家种地去，可老百姓对你们这些人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还想说，但我已经没有时间写了，吴颢正在车站等我。 再见了，爸爸！ 女儿：郑清扬 郑天良捧着信，手指缝里夹着的香烟掉到了地上。他望着屋外猛烈的阳光发呆，他从女儿的信里得到的与其说是一种背叛的愤怒，还不如说是一种自己从仕途到家庭的全方位的失败，这种失败将他钉在这个夏天的上午，让他面对着万劫不复的深渊。 有一阵闷热的风从院子里吹过，墙外高大的梧桐树上有一片叶子飘进了院子里。郑天良下意识地走出屋外，弯腰捡起这片提前坠落的叶子，叶子青黄不接，上面有一些来路不明的虫眼，他仰头望了一眼天空，天空很安静地弯曲在头顶上方，他觉得夏天已经剩下不多的日子了。 郑天良从市里回来后就像提前落在他家院子里的那片梧桐树叶，看起来是青的，但实际上又是黄的，这种不伦不类的色彩正是他此刻的心情。 县委常委会上，郑天良慷慨陈词地说自己负责的四个乡镇五百二十吨啤酒在月底前全部落实到位，年底资金回笼毫无问题。宣中阳说如果哪个乡有难度，我亲自出马，但首先是分片的县领导要先下去，到各个乡镇去进行具体指导和调度，工作不能流于表面，要落到实处，这是目前县里的中心工作。会上还讨论了工业区企业合资合作的基本政策，宣中阳说县直三十多家中小企业都已经完全放开了，但工业区由县里控股的原则不能动摇，对于缫丝厂转让股权中江苏客商坚持私人控股，宣中阳要田来有副县长再去谈判，哪怕由对方持股百分之四十九都行，但绝不能控股。田来有说已经谈四个多月了，对方决不让步。郑天良说我们一年免税三年减税，这种优惠政策在外地是根本不可能有的，连外资独资企业也享受不到，只要工作做细做透做扎实，完全是可以谈成功的。 郑天良等于是将了田来有一军。从会上的情况来看，郑天良发现黄以恒并没有跟宣中阳提起过工业区可以由外来资金控股的事，黄以恒在他的房间说的那些话显然是试探郑天良的真实态度，郑天良发现自己差点又中了黄以恒的圈套，好在自己嗅出了黄以恒的心思，才没有说出出卖主权的话。工业区是黄以恒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如果都卖了，就等于卖掉了黄以恒的政绩与形象。郑天良对此成竹在胸。 开完会，郑天良并没有到乡镇去，他到红磨坊去了。这次毁灭性的打击后，郑天良政治进取心全面崩溃，但经过这么年的官场锤炼和摔打，他已经有了应付时局的经验，即调子要高唱，步子要低走；表态要坚决，行动要迟疑；面子要给足，里子要掏空。他绝不相信五千吨啤酒像五千吨自来水一样好卖，他觉得好戏还在后头。 郑天良说最近我有点累，想休息休息，赵全福看郑天良情绪不高，就问他要不要到三楼洗个澡，郑天良说算了不洗了，于是郑天良就在二楼开了一个套间让郑天良休息，吃过饭后赵全福说他要出差去山东，他将套房的钥匙给他，说：“你想住几天就住几天，吃饭我已经跟楼下打好了招呼，送到房间也行。” 郑天良接过钥匙说：“谢谢你，老赵，我想一个人呆在这里思考一些问题，就叫他们随便给我送点饭就行了。” 赵全福走后，郑天良关了手机，一个人在房间里睡到傍晚才起床。他起床后，穿一身睡衣，打开窗帘，看西边太阳已经落山了，血红的晚霞铺满了天空，他一支烟还没抽完，暮霭就在天边悄悄地漫上来，很快黑暗像潮水一样地淹没了县城。红磨坊里非常安静，没有一点声音，郑天良拉上窗帘，打开灯，独自一人躺在会客厅的沙发里抽烟，电视里正在播放动画片，猫跟老鼠在一起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地在一起喝酒。 手机刚打开，铃声就响了，一接电话，是东店乡党委书记陈凤山打来的，陈凤山在实验区撤销后，当了几年王桥集乡党委书记，三年前又调到东店乡任党委书记，这个十几年都提拨不了的乡党委书记资格老脾气大，工作上革命热情严重衰退，郑天良想起陈凤山心里稍有宽慰，这官场就像买彩票摸奖，有规则但没有规律，你以为自己很能干，但能干的不一定能提拨；你不认为自己能干，但提拨了你也就能干了。 陈凤山在电话里一通牢骚：“郑县长，你负责我们乡的啤酒分销指导工作，我打了一下午电话你都关机，到哪儿去了？你不来，反正我推销不掉啤酒。老百姓只喝白酒，死活不愿喝啤酒，都说啤酒不是酒，你叫我怎么办？” 郑天良说：“我身体不好，正在医院吊水。” 陈凤山说：“那我马上赶到医院去看你。” 郑天良说：“你就不要来看我了，还是想办法把啤酒销下去吧！” 陈凤山说：“我要是一个人能喝一百四十吨啤酒，我就一个人喝了，可我喝不下去，也没这么多钱喝。” 郑天良说：“吃财政饭的加大分配量，剩余的让各村包销。喝碧源啤酒，这既是经济任务，也是政治任务，是目前压倒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黄市长的指示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地完成，不能讨价还价。” 陈凤山说：“黄以恒将合安搞得负债累累，欠了三四个亿，他官上去了，现在让我们来擦他的屁股，我干不了。” 郑天良说：“你这是什么话？合安的建设成就明摆在那里，没有黄市长能有五条商贸大道，能有工业区的七大企业，能有全县经济的腾飞？看问题要看主流，不要把暂时的困难夸大了，要有信心。我告诉你，宣县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啤酒销不下去，就请你将帽子交上来。” 陈凤山在电话里气急败坏：“我他妈的早不想干了，随时准备将这顶戴了十几年的破帽子还给县委。” 郑天良批评陈凤山说：“你发什么牢骚，你还想要挟县委吗？你不想要这顶破帽子，有人想要，你明天交上来好了。好像我不是十几年戴一顶帽子一样，共产党的干部整天想着当官做老爷，像话吗？” 陈凤山说：“那好，既然你们逼我，我就只好逼手下的老百姓了。乡党委乡政府干部每人十箱，中小学教师每人六箱，钱从工资中扣；每个农户家里分三箱，卖粮的时候直接从粮站划过来。其他乡都这么做了，我是不忍心，看来我也只好咬着牙做这种强xx民意的事了。” 郑天良说：“我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我只要你把啤酒推销下去，将钱给我送上来。” 放下电话，郑天良意识到东店乡难度很大，这个穷乡老百姓连电灯都点不起，百分之三十的家庭长年靠煤油灯照明，乡政府半年没发工资了，教师工资拖欠三个月没发，上个月还有教师到县政府静坐，现在强行推销啤酒，无异于火上浇油，无异于在炸药堆上扔火把。郑天良管不了那么多，他也不想管。 郑天良过了一会又给沈汇丽打手机，沈汇丽说她在河远市，郑天良说：“我前些天到市里去，你回到了合安；我在合安找你，你却又到了市里，我们就这么没缘分？” 沈汇丽问：“有什么指示事吗？” 郑天良说：“关于罗马假日花园的事，我已经跟宣县长交换过意见，他说完全支持，土地局张局长我也谈好了，地价还要继续谈。” 郑天良说完这些话，他为自己的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即兴发挥感到惊讶，他发现人说假话比说真话要容易得多。 沈汇丽说我马上回合安，你等我。 一个半小时后，沈汇丽已经走进了红磨坊郑天良的房间。郑天良提前让服务员送来了西瓜和听装可乐，所以一进门，郑天良就拉住沈汇丽的手说：“请坐，请坐，吃西瓜还是喝饮料？” 沈汇丽放下坤包坐到松软的沙发上，她说：“老板，你这很有点金屋藏娇的意思嘛！” 郑天良挨着她的身子坐下来，手拉着沈汇丽细腻柔软的手说：“除了藏你，还能藏谁？” 沈汇丽轻轻地从郑天良的手里抽出胳膊，说：“老板，你又来拿我开心了，我哪值得你藏呀？” 郑天良手更大胆地搭到了沈汇丽的脖子上：“我真希望你哪天能将我藏起来。”说话的时候，他用手抚摸着沈汇丽的披肩长发。 沈汇丽半推半就地拒绝着，人却在郑天良的得寸进尺中渐渐地倒进郑天良的怀里：“老板，你不能这样？” 这种软弱的反抗等于是变相地呼唤，郑天良将手伸进了沈汇丽的裙子下面：“你叫我大哥！” 沈汇丽脸色通红气喘吁吁，她摇摇头嘴里吐出棉花一样柔软的声音：“老板，你不要这样。” 郑天良看到沈汇丽已经如一瘫烂泥，他就轻轻地将沈汇丽放到地毯上，然后将她的裙子自下而上地剥光，等到他解开沈汇丽的乳罩和绣花蕾丝三角内裤的时候，郑天良发觉自己像一个气灌得太多的气球一样已经控制不住地要爆炸了。 然而，他仍然以极大的耐心细致地欣赏着眼前这一团雪白的胴体，长发散乱地铺在红色的地毯上，微闭双眼，脸色绯红，高耸的胸脯仓促地起伏着饥渴的欲望，他惊人地发现沈汇丽修长的腿像刚出水的藕一样新鲜而光泽，这两条腿将郑天良击垮了，他终于忍无可忍地扑了上去。 在他尖锐地进入沈汇丽身体的时候，他听到了贪婪而满足的叫声，如同死得其所的最后的呐喊。 第23章 郑天良进入了一种虚幻而迷离的天地，在这片天地里，所有的挫折和磨难都被铺满鲜花的草地覆盖了，缥缈的音乐从蔚蓝的天空由远及近地渗透进湖水荡漾的水面，水面上一群白鹭一掠而过，音乐声突然惊天动地，郑天良以最快的速度随着音乐跳动的音符向空中盘旋，越升越高，越升越远，身体在蓝色旋律中融化，忽然眼前一道炫目的金光刺破苍天，刹那间，万物粉碎，天崩地裂，整个世界凝固不动了，郑天良听到了空调器里均匀的声音，他恢复了现实的知觉，沈汇丽紧紧地箍着郑天良，身上汗如雨下。 这个三十多岁的单身女人以她成熟的身体和配合默契的节奏让郑天良在这个晚上体验到了艺术与女人完美结合的巨大的杀伤力。郑天良陶醉于这种被瓦解被粉碎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压抑在灵魂深处所有的屈辱和愤懑都被荡涤彻底，这个晚上，他有一种再生的光荣和激动。原来女人是为男人疗伤的，这是郑天良在这个晚上最深刻的感受。 郑天良将沈汇丽抱进浴缸，浴缸很宽大，他想跟沈汇丽沐浴鸳鸯，放进水里的沈汇丽在水温的刺激下，像被手术台上中止了麻药一样，突然将郑天良推出门外：“你出去，出去！” 郑天良只好讪讪地退出水气迷蒙的卫生间。 沈汇丽洗好澡穿好衣服后坐在沙发上默默地流泪，郑天良走过来轻轻地擦拭她的眼泪：“小沈，我真的喜欢你，我觉得我为了你可以放弃一切，甚至是我的生命。请你不要相信我说的是假话，我从来没有感受到一个女人能这样让我不顾一切，我现在好像突然明白了，我们男人原来是为女人活的。我发誓，只要你认我这个大哥，我今生就是为你而活。” 沈汇丽不再流泪，小鸟依人一样地倒在郑天良的怀里，轻轻地叫了一声“大哥”，郑天良将她紧紧搂在怀里，嘴贴到了她的嘴唇上，两张嘴死死地咬在一起，如同两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准备拼个你死我活，郑天良用舌头寻找他魂牵梦绕了十几年牙齿，沈汇丽的牙齿紧紧咬住了他，他感到气都喘不过来，这个没有丈夫的女人全身又开始抽搐和痉挛，郑天良也情不自禁地膨胀起来。 正在这时，郑天良的手机响了，一接电话，是沈一飞打来的。郑天良松开沈汇丽，坚挺的感觉土崩瓦解，沈汇丽躺在地毯上，胸脯急剧地起伏，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 沈一飞在电话里问：“汇丽说晚上从市里赶回来找你有事，见到她了吗？” 郑天良一边整理着自己杂乱无章的头发，一边沉着镇静地说：“噢，是一飞呀！汇丽找我谈罗马假日花园开发的事，她来了一下，已经回去了。” 沈一飞说：“我打她手机打不通，也不知怎么回事？” 郑天良看了沈汇丽一眼，沈汇丽从包里掏出手机指了指手机屏幕，郑天良心领神会，他对沈一飞说：“她的手机没电了，临走前还用我手机给别人打过电话。” 沈汇丽沮丧地说：“不是没电了，是我关机了，我怕回来后有人找我，影响我跟你谈事情。” 郑天良说：“实在对不起，我理解错了。你赶紧回去吧，房地产开发的事我们改天再谈了，不然就要穿帮了。” 沈汇丽站起来整理自己的衣服和发型：“我不想在这种时候谈房地产的事情，我讨厌交易，今天的这种事是我的宿命，这个世界上只要你我在同一个空间里见面，我是躲不过去的。我认命。” 郑天良问：“你是不是觉得我欺负你了？” 沈汇丽摇摇头，笑了笑，走了。 沈汇丽的笑让郑天良情绪激动，他愿意被她洁白的牙齿咬碎。 郑天良不想回家去睡觉，他给周玉英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今天晚上临时决定到市里有事，晚上就不回去了，周玉英在电话里说你在市里不要多喝酒，身体搞坏了划不来。郑天良听了这话，心里很短暂地涌起一种愧疚感，但他很快又平静了下来，他想，自己在生活中所遭受的打击和伤害不是周玉英能抚平的，他需要一种极端的刺激来平衡自己，而这一点没有受过磨难的人是不能理解的。他真希望沈汇丽跟黄以恒真有过一腿，而沈汇丽从来都不承认，这种事谁都不会承认的，就像沈汇丽也不会承认跟自己在地毯上的每一个细节。这样想着，郑天良心里就激动了起来。 郑天良睡不着，他一个人从红磨坊后门出去了，一个人沿着僻静的小路在黑暗中散步，而这个深夜里的黑暗反衬出的不是恐怖和阴沉，而是内心的宁静与熨贴，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郑天良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受。夜风一阵阵吹来，送来了些许凉意，秋天快要来了。小路上没有一个人，路边的草在黑暗中生长，高高矮矮的树在黑夜里沐风栉露，树叶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纯净的空气。 不知不觉中，郑天良走到了郊外今年刚开发的梦园小区，小区里住的人很少，夜又很深了，路上不见一个人，他想起了那位让他浑身颤栗的少女王月玲，他站在小区坚硬的水泥路上犹豫着，借着路边微弱的灯光，他抬头看见了眼前的这幢楼正是八幢，所有窗口都是黑洞洞的，只有四楼的一个窗口还亮着灯，王月玲在四0六室，他想如果这个亮灯的窗口是王月玲的窗口，他就上去，如果王月玲此刻还没睡觉，这就是天意。 郑天良站在幽暗的夜色中仔细推敲着灯光的位置，确信是王月玲的住所后，他稍微犹豫了一下，扔掉了手中刚抽了两口的香烟，一头扎进黑暗的楼洞。本来他不想再跟这个比自己女儿还小一岁的女孩来往了，赵全福送给他的那套钥匙也不知放到哪儿去了。但此刻，他的内心却是被一种与性爱无关的意志控制着，就像一个癌症患者注射杜冷丁并不是为了治病而是让自己尽快毁灭，绝望者需要杜冷丁来维持其屈死前最后的辉煌。敲响了四0六的门，门开了一道缝，穿着睡衣的王月玲从门缝里发现是郑天良，她就打开了门，脸上反射出激动的光芒：“真没想到是您，快请进！” 郑天良看了看身后确实没有一点动静，然后迅速闪进屋内，日光灯苍白的灯光很刺眼，定了定神，他走进对每个房间反复地看了看，没有任何其他人的迹象，郑天良嘴里却很轻松地说：“这房子不小呀，你一个住太大了。” 王月玲局促不安地搓着双手说：“我说房子太大了，赵总说是您安排的，还说是您让我当仓储部副经理的。我根本就不想在红磨坊做事，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 王月玲给郑天良倒来了一杯水，郑天良没接水，一把搂过王月玲：“你该怎么谢我呀？”手在她发育成熟的胸脯上循序渐进地忙碌了起来。 王月玲手中杯子里的水泼翻在地板上，她低着头一声不吭，郑天良很简单地剥去了王月玲的睡衣，如同芙蓉出水，水灵灵的王月玲被平放到木地板上，郑天良小心细致地趴到了她的身上，王月玲比沈汇丽瘦了许多，但Rx房却是坚挺而扎实的，这种结构的完美使郑天良无法控制。 郑天良没想到自己有如此的力量，他持久而勇猛地骑在王月玲的身上，王月玲在本能的召唤下发出了断断续续的呻吟，墙上电子石英钟指向深夜一点二十分，屋外的田野里，蟋蟀的叫声尖细而悠长地钻进郑天良的耳朵里。 一切都结束后，王月玲扣好睡衣，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光，是感激，是满足，还是委屈，郑天良并不能读懂。 他问王月玲：“你知道我是谁吗？” 王月玲说：“我知道，我在电视上看见过你。” “如果有一天警察问你跟我是什么关系，你怎么回答？” “没有关系，因为我不认识你。” “要是有人用电警棍电你，你还不认识我吗？” 王月玲坚定地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电警棍电我还是不认识。” 郑天良很满意地点点头。他发现桌上堆满了课本和作业，就问道：“你在看什么书？” 王月玲低着头小心地回答着：“我想考大学。” 郑天良心里一阵颤栗，那时一种冰天雪地里当头一桶冷水的感觉，他被这个女孩的低垂的目光击穿了。郑天良翻过一本本作业和教材，见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像田里的庄稼一样稠密，他的手指逐渐僵硬在半空。郑天良掉过头，望着学生模样的王月玲站在自己身边，语气温和地说：“很好，我希望你能考上大学，有什么困难，你就直接找我。难得你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坚持读书。” 王月玲眼睛里闪着泪花，声音凄楚：“爸爸被炸死的时候，我读高二，妈妈生病了，是腰子病，弟弟妹妹们又要读书，出来打工实在没办法。我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她从地上捡起杯子，眼睛望着空杯子出神，“现在工作又不忙，工资也开了八百块钱，我想复习复习功课，明年考大学，就是外语难一些，其它都还好。” 郑天良轻轻抚摸着王月玲的头发就像抚摸着自己的女儿，他有些内疚地说：“请你原谅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来了。” 王月玲说：“你来吧，我真要好好谢谢你。” 郑天良心里像被捅了一刀，他说：“你要是真的谢我，就给我考上大学。不然，你就不是谢我。” 王月玲哭了：“我听你的。”说着就失声痛哭起来。 郑天良从王月玲处回到红磨坊后，倒在床上突然又空虚起来，他感到自己正在被女儿郑清扬命名着，一种丧家之犬的孤独感袭上来，他不是不愿回到自己家里去住，而是自己已经没有家了。郑天良在迷迷糊糊中半睡半醒，虽然在女人身体上获得短暂的安慰，但在走出女人的身体之后，就走进了心的地狱，王月玲期期艾艾的眼睛在黑暗中注视着他，他的骨头缝里风声鹤唳。 啤酒的销售形势随着秋季的来临跟天气一样慢慢地由热变冷，在这个天气和啤酒销售同时降温的日子里，宣中阳有些坐不住了，他召集了县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和乡镇一把手会议，再次强调这是一次政治任务，不得讨价还价。目前，市场整顿联合执法大队在路上设卡，就像电影《渡江侦察记》里的敌情报处长说的那样，“命令沿江各部队，封锁江面，加强警戒，决不让一个共军和一张纸片过江”，县里要求执法大队将通往全县的各条道路昼夜二十四小时设卡检查，发现有外地啤酒进来的，一律先没收后重罚，决不让一瓶外地啤酒流入合安的餐桌，工商局罗局长说人手不够，于是会上决定成立以工商局牵头，县公安局、经贸委、轻工局、啤酒厂等五家单位组成的联合执法大队，抽调精兵强将，重拳出击，将外地啤酒在一个月内全部消灭干净，县城内五条商贸大道各批发零售网点要下发销售告示，不允许销售外地啤酒，像抓综合治理那样，标本兼治，打防结合。 为了让销售啤酒具有法律效应，会议的最后一项程序是，宣中阳代表县政府跟各单位各乡镇一把手签订销售碧源啤酒的“责任状”。陈凤山当场拒签：“宣县长，我们东店乡跟马坝和仁和乡不能比，他们是大户，老百姓手里有钱，我们是穷乡，粮食价格一跌再跌，化肥农药价格一涨再涨，老百姓连买化肥和农药的钱都没有，哪有钱喝酒。”宣中阳说：“你们乡虽然不富，但你陈书记有办法，我就不相信还有你办不成的事。”陈凤山说：“我当然可以压下去，但我承担不了压下去的后果。” 郑天良这时打断了陈凤山跟宣中阳的讨价还价，声色俱厉地说：“你老陈存心让我下不了台，为什么其他乡都能落实，就你落实不了？明天，不，今天下午我就跟你一起下乡卖啤酒！” 陈凤山不在乎宣中阳，但他有些含糊郑天良，他知道郑天良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就声音软了下来：“郑县长，我在电话里已经向你汇报过了，啤酒压下去的计划已经造好了，但我怕那些教师们再到县里来闹事。” 郑天良斩钉截铁地说：“你先跟宣县长把合同签了，剩下的事我们共同解决。” 在郑天良几乎命令的口气下，陈凤山很不情愿地在“责任状”上签了字，签完字后，宣中阳还跟陈凤山握了手，他拍着陈凤山的肩膀说：“现在哪是命令下级干事，简直是求着下级干事，就差向你们贿赂了。”陈凤山看了郑天良一眼，郑天良用目光示意他不要争辩，陈凤山于是就顺着宣中阳的话说：“宣县长，不是我跟县政府为难，而是我下面的人跟我为难，你说求下级干事，我回去要跪下来请下级帮忙，所以我申请县政府给我报销几条裤子。”宣中阳见陈凤山通情达理了，就说：“你们乡政府本来就有百分之十的销售提成，我想报个一二十条裤子还是不成问题的。”其他乡镇长们就都跟着笑了起来。 中午，县政府在蓝湖宾馆请各单位各乡镇一把手吃饭，每桌不许上白酒，只上碧源啤酒，生产“合安特曲”的县白酒厂已经股份改造给了几个民营企业家，规模又小，早已不属于县里重点扶持的企业。于是，中午的工作餐菜虽然不多，但每桌喝掉了三十多瓶碧源啤酒，人均达三瓶，宣中阳见大家喝得热火潮天，就有些兴奋，他举起酒杯对大家说：“我敬各位地方诸候们一杯，如果我们全县人民都能拿出这种热情喝碧源啤酒，一年一万吨是远远不够的。” 陈凤山脸红脖子粗，他倚老卖老地说：“宣县长，这不花钱的酒，一个农民一顿能喝六瓶，但你要是让他花钱，他连半瓶都不舍得喝。” 郑天良跟陈凤山坐在一桌，他捣了一下陈凤山叫他坐下来不要说话，陈凤山侧过脑袋悄悄地对郑天良说：“你还不知道，每个乡政府的会议室里都堆满了啤酒，连百分之三十都没推销下去，现在这些小年轻的乡镇长，麻木得很，为了保住那顶小帽子，不计后果地就把合同签了。” 郑天良说：“人家能签，你就不能签？怕什么，先签了再说，走一步看一步，天蹋下来由个子高的人顶着，还轮不到你顶天立地。” 陈凤山很糊涂地看了郑天良一眼，没听懂他的意思。郑天良端起杯子跟陈凤山碰了一下，算是向他敬酒，陈凤山一饮而尽，由于喝得太猛，部分酒水从嘴角溢出来漏进了颈脖里，看上去很像一条乳黄钯蚯蚓从嘴里爬了出来。 郑天良终于在会后到自己分片包干的四个乡镇跑了一圈，每个乡镇长都在向他诉苦，郑天良说了一些鼓励和安慰的话：“难度肯定是有的，但只要我们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群众会理解我们的。我相信你们完全有能力完成县里下达的啤酒分销任务。”郑天良说的这些话，充满了一分为二辩证法，既肯定了难度，又强调了乡镇长们的能力，官场的这套办法叫做把面子给足，将压力压实。只给面子不给压力，工作就等于是没落实下去；只给压力，不给面子，工作容易受到抵触，这就是工作方法。要是在前些年，郑天良会将这些诉苦的乡镇长毫不留情地训一顿：“签合同的时候那么潇洒，现在你还叫什么苦？为什么不当宣中阳的面叫苦呀？什么作风！”现在他不会这样说话了，他已经成熟了，学会了太极推手。 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工作方法叫做“矛盾下移，成绩上交”，说的是当官要善于将困难和矛盾压到下面去，让下面的人去办，办成了后一定要将成绩交到上面去，即是上级关心支持指导的结果，你处于中间的真空地带是最安全最实惠的，将困难压下去后说明你工作很有针对性和主动性，将成绩上交后说明你很谦虚不狂妄，始终把上级放在主导地位上。而且这样做进可攻，退可守，比如说，啤酒计划已经分配下去了，如果没完成，那是说明工作确有难度或下面的人没办好，县里的态度和思路是积极的主动的；如果完成得很好，那就是黄以恒在复杂的局面中战略眼光的准确和深远，是市委市政府支持关心的结果，而宣中阳只是一个桥梁的作用。真空地带的桥梁架好了，实际上政绩也就有了。官场上最忌讳的就是将矛盾上交，将成绩下移或居为已有，这样的人一般说来不仅很难提拨而且很可能要迅速靠边站或挂起来，挂起来虽然不是处分，但示众的意义是很明显的，也有让你自我反省或自我欣赏的成份在里面，能不能幡然醒悟，还得看个人修练的程度如何，这里面非常复杂，郑天良用几十年时间才悟了个大概。 郑天良赶到东店乡的时候，乡中心小学的丁校长正在跟陈凤山吵架，乡一级政府的权威性是很脆弱的，老百姓跟乡长书记对着干也是不需要讲什么情面的，他们在政治上的前途有限决定了他们无所求而无所畏。 丁校长站着，陈凤山坐着，这不是一个打架的姿势，但绝对是吵架时的基本对峙。丁校长头发已经花白了，他唾沫飞扬地指着陈凤山说：“我们要工资，我们不要啤酒。中央三令五申要求保证中小学教师工资的按时发放，你们拖了三个月不发，我们到县里上访后，你们就用啤酒来糊弄我们。” 陈凤山涨红了脸，也没法热情接待郑天良，所以他就对丁校长说了一句：“中央要求按时发放工资，那你就找中央去要工资，我没有工资，只有啤酒。” 丁校长手指着陈凤山：“你还像共产党干部说的话吗？发不出工资，你就是无能，你就不配干书记。” 陈凤山走过去跟郑天良握了握手，让郑天良坐到椅子上，然后扭头对丁校长说：“我承认我无能，你有能耐你来当书记，明天我就向县委打报告推荐你来当书记，但我告诉你，你想无能都不会让你无能，不服不行。” 丁校长气得脸都紫了：“我们学校坚决不要啤酒，你看着办吧。” 陈凤山说：“你不要啤酒，就给我从小学校长的位子上下来。” 丁校长用嘲笑的口气说：“这次如果我抗不了你的啤酒，你不让下来，我会主动下来，我不会占着茅坑不拉屎。” 陈凤山拿起电话通知分管政法的副书记说：“给我将一百二十七箱啤酒送到中心小学去，我倒要看看谁敢不要？” 丁校长毫不示弱：“我马上回去安排教师堵住校门，不用发动，一呼百应，我们不会靠喝啤酒过日子。” 陈凤山说：“谁敢堵门，我就让派出所给抓起来。” 丁校长挑衅地说：“你敢，现在是法制社会，你们这些土霸王们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丁校长说着转身就冲出了陈凤山的办公室。 郑天良给陈凤山递过去一支烟说：“老陈，你又何必跟下面的人吵架呢？有什么事坐下来好好商量，不要气了，哪天到县城，我请你喝两杯。” 陈凤山抽烟的时候，手在微微地抖动着：“郑县长，看到了吧，我们整天过的就是这种日子。做思想工作，怎么做，人家连饭都吃不上了，还谈什么政治和大局，但我没办法，你们压我，我只好压下面。” 郑天良安慰陈凤山说：“下面工作确实难做，将来有机会，我跟宣县长说一说，将你动一动，到城里安排一个职务，年龄也不小了，要让年轻人来干了。” 陈凤山有些感动：“郑县长，你是能理解我的，但是宣中阳怎么会让我调到县城呢。跟你说句实话，我在实验区属于站错队的人，有些话我不好说。反正只要黄以恒干市长宣中阳在合安不走，我是永无出头之日。说老实话，这么多年，我跟你并没有有多少个人关系，我当时是看你心急如焚的样子才凭良心做事的。我不会在那种时候看你笑话的，更何况我自己还是实验区的副主任。不说了，说这些陈年旧事倒胃口。” 陈凤山没把话说透，但郑天良已经听出了一些意思，他也没有接着往下说，心中已经有数。他岔开话题说：“啤酒的任务还是要压下去，有时候矛盾暴露出来也不是坏事，让县里知道你的工作难度。当然我的意见是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冲突。” 陈凤山说：“冲突是必然的，不冲突是偶然的。就连我手下直管的乡政府干部们都对我有意见，说我们乡计划要多了，好像是我在县里签了卖国条约一样，我毫不客气地对他们说，你们到县里去造我的反，把我赶下台决无怨言，这他妈的龟孙子的日子我已经过够了。” 郑天良安慰说：“目前这种局面也不是你们一个乡的事，其他乡也一样。我回去后要把这些事情向宣县长反映，让他推迟摧交各乡的货款，都把乡干部们逼急了，会出大事。” 正在这时，郑天良的手机响了，一接电话，是沈汇丽打来的，她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在电话里谈笑风生地说：“怎么我从市里一回到合安，你就下乡去了；我一回到市里，你又到了县城。” 郑天良不适合在这种僵硬的场合露出过分幸福的表情，他压低声音说：“实在对不起，我在下面落实分销啤酒的任务，有什么事吗？” 沈汇丽说：“推销什么破啤酒，又涩又苦，像喝洗碗水一样难受。没事，我想请你吃饭、唱歌。” 郑天良放下电话毫无必要地对陈凤山解释了一句：“市里来人了，要我回去陪同吃饭，真没办法，整天忙于接待，搞得跟三陪小姐一样。” 陈凤山没有在意郑天良的解释，只是说：“我已经让食堂准备了，中午好好喝几瓶碧源啤酒，为解决黄以恒的后遗症多做一些贡献。” 郑天良说不必了，他临走前告诫陈凤山说：“老陈呀，工作慢慢做，牢骚要少发，发牢骚不解决任何问题。丁校长闹事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坏事有时能变好事，我讲过，不要怕矛盾暴露出来，也不要多发牢骚，你懂我的意思吗？” 陈凤山当然不懂，这是一个头脑比较简单的人，情绪性很强，就像早年的郑天良，郑天良为陈凤山的麻木而失望。 郑天良中午赶回县城的时候已是十二点半钟了，沈汇丽在红磨坊等他，走进去一看，郑天良发现了耿天龙在场，这个被他撤了职的商业局长明显已经老了，走路都有些蹒跚起来，脸上的老人斑正在以经济建设的速度与日俱增。郑天良走过去主动握住耿天龙的手说：“耿老，你最近身体还好吧？” 耿天龙握着郑天良的手，左手还托住了郑天良小臂：“托郑县长的福，身体还好，精神也不错，人到这个年龄，什么都想开了。” 沈汇丽说：“我表姑夫听说你要为我帮忙开发房地产，他说一定要来见见你，向你表示感谢。” 郑天良说：“耿老，你这就见外了，向我表示什么感谢呢，应该向小沈表示感谢，他回家乡投资，是对家乡的贡献。” 耿天龙说：“郑县长，小沈毕竟年轻，没经验，许多事还要靠你指点，我已经老了，所以我就把她托付给你了。” 郑天良说：“耿老，你可不要小看了小沈，她可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说指点谈不上，在开发过程中遇到一些具体的难题我还是可以在县里说上几句话的。毕竟我也是几朝元老了，宣县长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郑天良忽然说了一句：“小沈，有些事你可以直接去找黄市长或宣县长。” 沈汇丽有些不高兴了，她用目光盯住郑天良，像是表态，又像是宣言：“人跟人是不一样，官跟官也不一样，我不喜欢拐弯抹角的领导，说话总是留半句，让你反复猜谜语，我宁愿什么事不办，也不愿这样整天活在谜语中。你郑县长是一个敢作敢当的人，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我就吊在你这棵树上了，即使你帮不了我的忙，或者让我倾家荡产了，我也认了。这就是命。” 郑天良听了心里很感动，这个女人已经将他跟自己的生死成败绑在了一起，这是一种灵与肉统一后的必然结果，他为那天晚上自己的冒失而自豪起来，从这个女人的表态中他获得了这么多年少有的自信。为了回应沈汇丽死心踏地的表白，郑天良也就当着耿天龙的面拿出二十年前的豪爽，讲出的却是原则性不强的话：“我不会赌咒发誓，但我知道什么叫荣辱与共。” 耿天龙会心地笑了，沈汇丽悄悄地在桌子底下捏了郑天良一下大腿，郑天良腿上的感觉向纵深方向前进，他感到自己从一上午的疲惫中坚硬了起来。 第24章 吃完饭，于江海和沈一飞都去上班了，郑天良、赵全福、沈汇丽、耿天龙四个人一起到了二楼郑天良住过的豪华套间，郑天良进去的时刻，看红色的地毯上没有任何痕迹，但地毯上依稀可见那天晚上的一些虚幻的造型也能闻出那天晚上遗留下来汗水的味道，他想起了天衣无缝这个成语。郑天良跟沈汇丽相互看了一眼，目光短兵相接又迅速离开。 沈汇丽要唱歌，赵全福让服务员拿来了一大堆碟片，沈汇丽打开电视，放上碟片，画面上男男女女们又唱又跳。 在音乐声的掩盖下，郑天良拉着耿天龙的手说：“耿老呀，当年有些事我可能做得太过了一些，还望你老人家能够原谅。” 耿天龙爽朗地笑了：“郑县长，你这是哪里话，我本来就要退休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一个普通的小局长应该说没受多大的委屈，与你相比，我觉得你受的委屈比我要多得多。” 一席话说得郑天良脸色发烧，他说：“老人家说得好，我的教训是深刻的。” 耿天龙拉着郑天良的手像拉着自己儿子的手，声音苍白地说：“你的官是人民给的吗？哪个人民能提拔你？当然不是，个人服从组织是对的，但组织服从个人是不是客观存在？少数服从多数是对的，但多数要不要服从少数？民主集中制是对的，但民主的目的是走向集中呢，还是集中的目的是走向民主呢？你的官比我大，应该看得比我清楚。我说的话可能有些反动，但不是我自己要反动，现实就这么回事。所以我劝你能帮人办点好事就办点好事，人不能跟人过不去。” 郑天良像一个犯了错误的教徒正在接受神父的洗礼，他深深地觉得这么多年来，最失败是他郑天良而不是耿天龙，耿天龙毕竟看破了一切，所以他活得很平静，自己是两眼漆黑地在官场上跳舞，舞步乱踩，合不上脚步，先踩别人后踩自己，这种效果很像一个杀猪的抓着刀尖用刀柄往猪身上捅，结果猪脖子上被顶了一个印子，刀尖却反转戳进了自己的肚子里。 郑天良没有对耿天龙的话进行附和，他觉得他还没到说话随便的时候，更不能说不利于副县长身份的话，所以不掺和议论是完全必要的。他只听不说，最后他说了一句：“以后，我没事就去看看你老人家，不介意吧？” 耿天龙说：“我欢迎还来不及呢。” 他们谈话的声音淹没在音乐声中，沈汇丽独自唱了好几段扬剧，其中《梁祝》一段唱得声情并茂泪花闪闪，可惜郑天良对戏剧感觉迟钝，只是在沈汇丽唱完后热烈鼓掌。 沈汇丽跟赵全福合唱了肉麻的《萍聚》，赵全福破烂不堪的嗓子夸张而轻佻，声音就像从柴草烧的烟囱里冒出来的一样，混乱而又呛人。 沈汇丽建议跟郑天良合唱一段，郑天良连忙摇手说不会，大家热烈鼓掌，沈汇丽生拉硬扯地将郑天良从沙发上拽起来，他们唱起了旋律最简单内容最轻浮的“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沈汇丽是演员出身，他发现郑天良的嗓子很富于磁性，中音部分雄浑宽厚，高音区嘹亮而尖锐，一种金属般的辉煌让沈汇丽激动得发抖，她几次情不自禁地靠向郑天良的怀里，只是由于场合特殊，她才控制住了自己被音色俘虏的姿势。 唱完后，掌声再次响起，耿天龙和赵全福连连叫好。沈汇丽拉着郑天良的手走回到沙发上，她望着郑天良差点喊出了“大哥”，她咽下到嘴边的字眼，说：“郑县长，你的声音真是太棒了，我没想到你的高音区那么辉煌灿烂，你要是简单训练一下，完全可以像帕瓦罗蒂一样唱出惊天裂帛的高音C来。真是不可思议！” 郑天良被吹捧过分后就谦虚了起来：“你不要恭维我了，要真是像你说的，我还当什么县长，不如当歌星算了，一出场哼两首歌，就是几十万。” 沈汇丽说：“郑县长，我真的不是恭维你，你的音色和音质简直是完美无缺。不过，我要打击一下你的是，你不是唱通俗的嗓子，所以不可能有几十万的出场费，只能换几瓶碧源啤酒。” 大家都笑了起来，郑天良说：“看来我发财的梦就这么破灭了。” 晚上县政府要开县长办公会，郑天良跟沈汇丽公事公办地握手告别。临别前，走在后面的沈汇丽在走廊里悄悄地塞给郑天良一个手提袋，袋子里装着一件“金利来”蓝色衬衫，她说这是她在上海特地为他买的礼轻仁义重，郑天良说你这让大哥我怎么好意思呢？沈汇丽说你要是不好意思就再送我一件。他们两人走在后面，赵全福、耿天龙对他们短促的对话一无所知。 县长办公会上，郑天良说跑了一整天，销售形势非常好，群众的热情也很高，他与一些老百姓进行了交谈，一些党员干部说，不要说还给了我们啤酒，即使不给啤酒，县里建设需要钱，我们也愿意掏出来。郑天良说得面不改色心不跳，他甚至还总结性地说了这样一句：“如果按这样的销售势头，明年啤酒厂生产一万五千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宣中阳说老郑提到的典型宣传部要下去很好地抓一抓，利用媒体进行大力宣传。宣传部孟部长连连点头。 我现在必须回到我自己的现实中来，我没钱吃饭了。 二000年初冬我的日子非常难过，硬着头皮找回家探望父亲的耿伟强借了两千块钱。耿伟强头发梳得油光涤亮，而且方向一致地向后脑勺铺去，这种大背头是大款和大官们的基本头型，区别在于大款们手上套一个或几个很夸张的钻戒，而大官们手指上一贫如洗，很廉洁。耿伟强有些怜悯地望着我：“老同学之间，还说什么借不借的，拿去花不就得了。”我说我正在写一本书，耿伟强说：“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人看书，脑子有雾了差不多，我平时只看黄色影碟和杀人放火的小报小刊。”我不好说我正在写一本类似于黄色影碟的书，就装得很崇高的样子说：“你这样有钱的人还是多读点书好，现在好书真不少。”耿伟强显然对我这个穷人说的话毫不放在心上，他打了一个响指说：“走，吃饭去，明年你要是混不下去了，就到南京跟我一起干。写什么破玩艺，没劲！” 拿了两千块钱后，我寄一千块钱给韦秀让儿子买奶粉以对付这个难熬的冬天，剩下的钱我就自己买一些方便面和劣质香烟，整天穿梭于河远和合安之间。由于我是一个无业游民，没有合法身份，所以调查我舅舅的事非常困难，公检法不让我看卷宗，纪检部门更是很怀疑地问我想干什么，我只好说，郑天良是我舅舅，我想了解一下他是如何腐败堕落的，他们说不行。这种民间调查的进度非常缓慢。这时我收到了书商姚遥打给我的传呼，我租住的车站小旅馆外有一个公用电话，回电话的时候，我跟电话亭的老太太吵了一架，她多收了我三毛钱，老太太嘲弄我说：“你一个大小伙子，整天看你不务正业地东游西逛，不想法子去挣钱，还好意思跟我为三毛钱争吵。我告诉你，超过一秒钟都要按一分钟计费，这是电信局规定的。”我被老太太呛得哑口无言。穷人在这个社会是没有什么尊严的，我真有些羡慕和向往腐败分子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先荣华富贵起来再说，枪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阿Q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姚遥在电话里要我到浙江千岛湖边上的来凤山庄开书稿通气会，华东地区的二十六个“枪手”全部到会，我问费用怎么办，姚遥说一切费用由他支付。于是我就坐了一整天长途汽车赶到了来凤山庄。这是千岛湖边上隐蔽在深山里的一个旅游度假村，冬季客人很少，山庄里除了我们这二十几个作者外，只有零星的散客进出山庄以显示出这里还没有沦落到荒无人烟的地步，游客们嘴里冒着热气，山区冰冷的风在他们的鼻梁上盘旋。 通气会开了一整天，二十六个写手们分别通报了自己的写作进度并交流经验，有相当一部分写手已经完成了初稿，而我的调查工作还没有结束，但我只得打肿脸充胖子煞有介事说自己已完成了百分之六十的书稿，由于我说谎经验还不是很老练，再加上自己底气不足，所以就说得有些语无伦次，我更多地在讲郑天良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堕落以及在官场的兴衰际遇，在说了二十多分钟后，姚遥打断了我的话，严厉地训斥我道：“你是怎么搞的？我上次就跟你讲的很清楚了，我不是组织部门，我是一个书商，我不要贪官一生的档案，我要的是贪官们与女人之间赤裸裸的淫乱，这方面材料越多越好。你这简直就是在写《一百个贪官与一百零一个贪官》，而不是我所要求的《一百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不知道李成品究竟给我推荐了一个什么样的高手？” 我当时真想跳出来说：“郑天良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我没办法写出更多的淫乱，你要是不满意，我他妈的立即撤退。”可人穷志短，想起饥寒交迫中的妻儿和四万块钱的稿酬，我不敢反抗，我唯唯诺诺地说：“姚老板，我会尽最大努力按照您的要求去写的。” 来凤山庄的老总以为来的是二十六位作家，所以态度就非常热情，他在姚遥的坑蒙拐骗下，将最好的会议室免费给我们使用，还在山庄门口打出了欢迎标语，标语写着：“热烈欢迎华东地区二十六位著名作家下榻来凤山庄”。可实际上我们不过是一群被书商利用的打工仔，我们根本就不是作家，充其量是一些卖文为生的文字贩子，为了生存，低三下四，每人都有一把辛酸泪。 我心里非常别扭，晚上喝酒的时候，也没什么心情，看其他文字贩子们斗志昂扬，我感到我吃这碗饭吃得非常艰难，跟妓女没什么两样。姚遥见书稿进度很快，就说这次主要是请各位来交流情况，还有就是来度度假，晚上要给每位作家们安排一位小姐，放松放松，算我请客，大家尽情享用就是了。 我的心情本来就不好，而且也为自己的调查进度缓慢着急，最要命的是我调查的内容离《一百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相距越来越远，在这种糟糕的心境下，我只有借酒浇愁，江西写手竹节草对我说：“少喝点，不然晚上的项目就开展不下去了。”可我还是喝多了。 妓女进我房间的时候，我正在卫生间里呕吐，看着眼前风骚放浪的女人正用舌头舔着腥红的嘴唇，蓝眼圈别有用心地圈着我的目光，我很冲动，可身体却不听脑袋的指挥，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碰女人了，这种陌生感使我恐惧了起来，在妓女脱光衣服的时候，我的胃突然又痉挛了起来，钻进卫生间，吐出了黄胆，我看到水池里吐出了被嚼碎了的肉和蔬菜的残汁混在一起如同一堆浆糊，韦秀辱骂我是“嫖客”的声音灌满了耳朵，我的下身像被霜打蔫了的一只茄子，镜子里的脸色苍白，表情严重扭曲。走出卫生间后，我叫妓女穿上衣服立即离开，妓女穿好衣服嘲弄地向我吐了吐舌头，说了声“假牙”后翩然而去，我想说一句“公共厕所”反击，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我倒在床上像一条奄奄一息的狗，恶劣的情绪使我不敢面对自己真实的嘴脸，想嫖娼，但力不从心，而为自己力不从心又找了一个贞洁的借口，因为我决心对韦秀永不背叛。其实我跟张秋影是以爱情的名义间接地嫖娼。爱好女人是男人的天性，贪官如此，百姓也是如此，只不过时间地点方式不同，因而称呼也不同，比如民工在街边美容院玩女人叫嫖娼，大款和贪官们在豪华的别墅里玩女人叫“包二奶”，严格说来，只要不是跟自己的妻子睡觉，一律都是“嫖”的性质，在嫖这个问题上还是存在着等级制度的，而且也是不公平的。比如今天晚上在来凤山庄这个高尚的度假区里，嫖是受到保护的，大城市的星级宾馆也是一样的，只有路边店和小美容院才是真正打击的对象，地位低的嫖客是不受保护的。我在酒精的作用力下胡思乱想，晕晕乎乎地睡着了，隔壁房间里则传来鬼哭狼嚎一样的声音，这些文字贩子们将压抑的委屈免费倒进了妓女的器官的。 我现在必须回到我自己的现实中来，我没钱吃饭了。 二000年初冬我的日子非常难过，硬着头皮找回家探望父亲的耿伟强借了两千块钱。耿伟强头发梳得油光涤亮，而且方向一致地向后脑勺铺去，这种大背头是大款和大官们的基本头型，区别在于大款们手上套一个或几个很夸张的钻戒，而大官们手指上一贫如洗，很廉洁。耿伟强有些怜悯地望着我：“老同学之间，还说什么借不借的，拿去花不就得了。”我说我正在写一本书，耿伟强说：“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人看书，脑子有雾了差不多，我平时只看黄色影碟和杀人放火的小报小刊。”我不好说我正在写一本类似于黄色影碟的书，就装得很崇高的样子说：“你这样有钱的人还是多读点书好，现在好书真不少。”耿伟强显然对我这个穷人说的话毫不放在心上，他打了一个响指说：“走，吃饭去，明年你要是混不下去了，就到南京跟我一起干。写什么破玩艺，没劲！” 拿了两千块钱后，我寄一千块钱给韦秀让儿子买奶粉以对付这个难熬的冬天，剩下的钱我就自己买一些方便面和劣质香烟，整天穿梭于河远和合安之间。由于我是一个无业游民，没有合法身份，所以调查我舅舅的事非常困难，公检法不让我看卷宗，纪检部门更是很怀疑地问我想干什么，我只好说，郑天良是我舅舅，我想了解一下他是如何腐败堕落的，他们说不行。这种民间调查的进度非常缓慢。这时我收到了书商姚遥打给我的传呼，我租住的车站小旅馆外有一个公用电话，回电话的时候，我跟电话亭的老太太吵了一架，她多收了我三毛钱，老太太嘲弄我说：“你一个大小伙子，整天看你不务正业地东游西逛，不想法子去挣钱，还好意思跟我为三毛钱争吵。我告诉你，超过一秒钟都要按一分钟计费，这是电信局规定的。”我被老太太呛得哑口无言。穷人在这个社会是没有什么尊严的，我真有些羡慕和向往腐败分子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先荣华富贵起来再说，枪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阿Q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姚遥在电话里要我到浙江千岛湖边上的来凤山庄开书稿通气会，华东地区的二十六个“枪手”全部到会，我问费用怎么办，姚遥说一切费用由他支付。于是我就坐了一整天长途汽车赶到了来凤山庄。这是千岛湖边上隐蔽在深山里的一个旅游度假村，冬季客人很少，山庄里除了我们这二十几个作者外，只有零星的散客进出山庄以显示出这里还没有沦落到荒无人烟的地步，游客们嘴里冒着热气，山区冰冷的风在他们的鼻梁上盘旋。 通气会开了一整天，二十六个写手们分别通报了自己的写作进度并交流经验，有相当一部分写手已经完成了初稿，而我的调查工作还没有结束，但我只得打肿脸充胖子煞有介事说自己已完成了百分之六十的书稿，由于我说谎经验还不是很老练，再加上自己底气不足，所以就说得有些语无伦次，我更多地在讲郑天良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堕落以及在官场的兴衰际遇，在说了二十多分钟后，姚遥打断了我的话，严厉地训斥我道：“你是怎么搞的？我上次就跟你讲的很清楚了，我不是组织部门，我是一个书商，我不要贪官一生的档案，我要的是贪官们与女人之间赤裸裸的淫乱，这方面材料越多越好。你这简直就是在写《一百个贪官与一百零一个贪官》，而不是我所要求的《一百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不知道李成品究竟给我推荐了一个什么样的高手？” 我当时真想跳出来说：“郑天良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我没办法写出更多的淫乱，你要是不满意，我他妈的立即撤退。”可人穷志短，想起饥寒交迫中的妻儿和四万块钱的稿酬，我不敢反抗，我唯唯诺诺地说：“姚老板，我会尽最大努力按照您的要求去写的。” 来凤山庄的老总以为来的是二十六位作家，所以态度就非常热情，他在姚遥的坑蒙拐骗下，将最好的会议室免费给我们使用，还在山庄门口打出了欢迎标语，标语写着：“热烈欢迎华东地区二十六位著名作家下榻来凤山庄”。可实际上我们不过是一群被书商利用的打工仔，我们根本就不是作家，充其量是一些卖文为生的文字贩子，为了生存，低三下四，每人都有一把辛酸泪。 我心里非常别扭，晚上喝酒的时候，也没什么心情，看其他文字贩子们斗志昂扬，我感到我吃这碗饭吃得非常艰难，跟妓女没什么两样。姚遥见书稿进度很快，就说这次主要是请各位来交流情况，还有就是来度度假，晚上要给每位作家们安排一位小姐，放松放松，算我请客，大家尽情享用就是了。 我的心情本来就不好，而且也为自己的调查进度缓慢着急，最要命的是我调查的内容离《一百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相距越来越远，在这种糟糕的心境下，我只有借酒浇愁，江西写手竹节草对我说：“少喝点，不然晚上的项目就开展不下去了。”可我还是喝多了。 妓女进我房间的时候，我正在卫生间里呕吐，看着眼前风骚放浪的女人正用舌头舔着腥红的嘴唇，蓝眼圈别有用心地圈着我的目光，我很冲动，可身体却不听脑袋的指挥，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碰女人了，这种陌生感使我恐惧了起来，在妓女脱光衣服的时候，我的胃突然又痉挛了起来，钻进卫生间，吐出了黄胆，我看到水池里吐出了被嚼碎了的肉和蔬菜的残汁混在一起如同一堆浆糊，韦秀辱骂我是“嫖客”的声音灌满了耳朵，我的下身像被霜打蔫了的一只茄子，镜子里的脸色苍白，表情严重扭曲。走出卫生间后，我叫妓女穿上衣服立即离开，妓女穿好衣服嘲弄地向我吐了吐舌头，说了声“假牙”后翩然而去，我想说一句“公共厕所”反击，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我倒在床上像一条奄奄一息的狗，恶劣的情绪使我不敢面对自己真实的嘴脸，想嫖娼，但力不从心，而为自己力不从心又找了一个贞洁的借口，因为我决心对韦秀永不背叛。其实我跟张秋影是以爱情的名义间接地嫖娼。爱好女人是男人的天性，贪官如此，百姓也是如此，只不过时间地点方式不同，因而称呼也不同，比如民工在街边美容院玩女人叫嫖娼，大款和贪官们在豪华的别墅里玩女人叫“包二奶”，严格说来，只要不是跟自己的妻子睡觉，一律都是“嫖”的性质，在嫖这个问题上还是存在着等级制度的，而且也是不公平的。比如今天晚上在来凤山庄这个高尚的度假区里，嫖是受到保护的，大城市的星级宾馆也是一样的，只有路边店和小美容院才是真正打击的对象，地位低的嫖客是不受保护的。我在酒精的作用力下胡思乱想，晕晕乎乎地睡着了，隔壁房间里则传来鬼哭狼嚎一样的声音，这些文字贩子们将压抑的委屈免费倒进了妓女的器官的。 回到合安后，我的调查还是沿着我自己的思路进行着，我舅舅郑天良虽然像所有的贪官一样与女人千丝万缕纠缠不清，但我真正感兴趣的还是他灵魂深处潜伏着的贪婪与掠夺的本性是如何被唤醒并让他义无反顾地背叛自己。要找到这些背景远比写他与女人之间的淫乱要难得多，而且也很难明目张胆地下出结论。我所要做的和能做的只能是呈现而不是定义和结论。 秋天来临的时候，合安县的护城河里就落满了树叶，这个落叶的过程只有耿天龙这样的退休老干部才能在黄昏时分准确地捕捉到每个细节并会产生一些人生的联想，而忙碌的人们却不会对风吹草动产生任何感觉，他们只是在打了几个喷嚏后意识到天凉了，他们是通过加穿衣服来确认季节已经变了。 一九九九年秋天让河远市政界上下大吃一惊，主持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市长黄以恒并没有接任市委书记。省委任命四十二岁的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叶正亭出任河远市委书记。叶正亭曾任过前任省委顾书记的秘书，是省里重点培养的跨世纪的年轻后备干部，中央党校学习一回来就到了河远市任职，他比黄以恒市长还小四岁，年纪轻，政治经验却相当丰富。中国领导干部的秘书们之所以容易提拨，主要是因为他们长期在首长身边工作，耳濡目染，首长的工作经验和领导艺术以及高尚的品格学得快、领会透彻，所以秘书们的政治素质好，工作驾驭能力强，宏观决策起点高，这是一般干部所不具备的优势。至于一些人说秘书政治是裙带关系是吏制腐败，应该说这是很不严肃的，秘书提拨也是经过组织部门严格考察和公示过的，是无可挑剔的，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 叶正亭一上任就显示了省委决策的英明和正确，他具有开拓精神，又是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他在调研了两个星期后，对河远的经济建设提出了全新的工作思路，极富于改革勇气和战略性眼光，市计委、经委、财政、轻工、商业等与经济密切相关部门的一把手全换了，一批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走到经济建设的前台。有人说这是叶正亭将黄以恒苦心经营的班底换了个精光，是对河远地方势力的一次大清洗、大换血，也有人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在美国都是这样的，很正常。河远的班子包括各县的党政一把手除了省里直接下派的一小部分外，其余都是在梁邦定和黄以恒手里培养起来的，基础牢固，队伍稳定，所以有人说梁邦定和黄以恒是河远的土皇帝，这些话应该说有些偏激。因为用什么人和怎么用人是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在反对资产阶级假民主的前提下，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干部任用上，是不应该在权力结构中搞什么反对党的，不然工作就没法开展，我们中国不能像西方和台湾那样在国会开会时打架，这与东方文明也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叶正亭来上任的时候，各县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了市里召开的会议，会上黄以恒同志代表市政府坚决拥护省委的决定，并且表示坚决支持叶正亭同志的工作，将河远的经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xdx潮，黄以恒穿了一身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恳，他说：“正亭同志年富力强，是经济专家，长期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有宏观工作经验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与魄力，我们要紧密团结在正亭同志为核心的市委周围，在正亭同志的带领下，扎实工作，努力拼搏，为全面开创河远工作的新局面而奋斗”。叶正亭书记充分肯定了河远市委市政府在经济改革中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和卓越贡献，他表示要与市委市政府全体同志一道共同努力，为深化河远的经济改革和实现河远经济腾飞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会上说：“以恒同志既有地方工作经验，也有市里的工作实践，为河远的改革开放做出的成就有目共睹，在工作上将是我的最有力的帮手和老师。我们会一起努力把河远的事情办得让省委放心，让人民满意，让自己无愧。” 叶正亭和黄以恒两个人的表态既是政治性的也是个人化的，他们将政治表态与个人立场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使所有的人都觉得这种相互肯定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相互肯定总比相互否定好，因此会议是令人鼓舞的。只是叶正亭主政后，有意无意地正在按照自己的思路来重新规划河远的工作，改组内阁是局部的但却是关键的，它让人们看到黄以恒的班底正在被削弱，让人感到措手不及的是国企改革制定了新的方针和战略，叶正亭在召开的全市“国企第二阶段深化改革战略会议”上指出，“抓大放小要根据市场规律和企业自身的实际状况灵活地去理解和把握，不要教条地僵化地对所有企业一律都按抓大放小去对待，对于有发展前景的有市场竞争力的小企业不能放，要扶持；对于管理混乱技术与资金都跟不上且市场前景不好的大企业该放的放，该卖的卖，对于这些名不符实名存实亡的所谓的大企业就是要见死不救。改革是什么？改革是革命，是优胜劣汰，而不是论资排队按规模大小进行保护，说句老实话，有些所谓的大企业你是救不活的，与其迟死，还不如早点办后事。我还要跟大家说一句的是，抓大放小是国务院针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宏观性把握，不是针对每个市每个县的，县市一级是没有什么大小企业之分的，只有好坏企业之分，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让大家明白，市里对国企改革这一块，是按照企业效益好坏来决定扶持或改制的，而不是根据规模来制定改革战略的。” 叶正亭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的反响，大家都感到这个年轻的书记就是厉害，中央的精神被他三下五除二就吃透了，而且站得高看得远，无论是气魄还是能力上都是令人心悦诚服的，相比之下，黄以恒的抱残守缺自然而然地暴露了出来，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黄以恒不是没有气魄的领导，当年合安的五条商贸大道和工业区建设，就是气魄与胆识的集中体现，之所以在国企改革中行动缓慢反复论证，主要是出于谨慎，现在动不动工人就会闹事，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如果让工人们到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对他的政治前途肯定会产生负面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河远的大企业主要都集中在合安县，如果简单地卖了或改制了，等于是把黄以恒的政绩一笔勾销了，黄以恒的难处没有几个人能理解，其实他的压力比任何人都要大。历史就是包袱，不能甩，甩掉等于是否定历史。这种事一般人都不会干。 叶正亭对河远下一步国企改革定了调子，这个调子与黄以恒是有本质区别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所有与会人员在新鲜和振奋的同时，明显感到市委书记和市长在河远经济建设的思路上存在严重的分歧。 叶正亭在市委秘书长林彬和新上任的市计委、经委一把手的陪同下来合安调研，主要是对工业区进行考察，叶正亭在合安县级干部参加的形势分析会上，只字没有提对工业区改革的意见和措施，也没有对工业区目前四面楚歌的困境进行分析，他只是说合安工业区在我省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至于下一步如何走，市委和市政府还要做具体研究。郑天良发现叶正亭甚至连在“国企第二阶段深化改革战略会议”上的基本观点都没有重申和强调，如果要是按效益来决定改制方案，合安工业区第一个要卖掉的就是啤酒厂，因为啤酒厂是亏损最大的企业，现在的市县两级政府硬着头皮向啤酒厂输血并用行政措施强迫全县销售摊派的啤酒，硬撑着挽救一个不可救药病入膏肓的企业。但大家都不说，叶正亭也没说。合安太敏感，工业区与黄以恒的政治名誉是连在一起的。 叶正亭没有让宣中阳等县领导班子陪他们吃晚饭，叶正亭一行自己在蓝湖宾馆吃工作餐，这使郑天良觉得叶正亭有点作秀，因为省里领导下来都是要县领导陪同吃饭的，难道你一个市委书记比省委书记官还大，也许是叶正亭不想跟宣中阳在酒桌上说太多的与工作无关的话。不过，散会前，林彬秘书长解释说：“叶书记要求全市各党政部门到下面去都不允许大吃大喝和前护后拥，这是叶书记改进我们工作作风的一个重要举措，市委马上就要下发专门的文件将其制度化，希望各位要理解并贯彻执行。” 宣中阳在走廊里对叶正亭说：“叶书记，我晚上回家吃过饭后到宾馆来看你，有些事我还想跟你私下里进行汇报。” 叶正亭说：“你的工作也够辛苦的了，晚上就在家好好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我晚上也想歇一歇，看看足球，英超利物浦对曼联，一场龙虎斗。” 宣中阳对足球不感兴趣，但叶正亭这样说了，他也就只好顺着往下说：“那我晚上就不来打扰你了，好长时间我也没看电视了，看一场球赛放松一下神经。” 叶正亭说：“我们既要会工作，也要会休息，苦行僧的领导是很乏味的。要是我有钱，我也会像大连的薄熙来市长一样养一支足球队。” 他们说笑着握手道别。 郑天良回到家里让周玉英给他熬稀饭，赵全福打手机让他去红磨坊吃饭，但郑天良说不去，明天一早还有事。叶正亭在合安，郑天良不敢轻举妄动，他感到这个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市委书记总会要在河远做出一点什么事来，叶正亭跟黄以恒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领导干部。 第25章 郑天良被黄以恒釜底抽薪后一脚踏空，女儿郑清扬居然又跟吴颢私奔，他气得心脏痉挛，血压猛升，医生要他注意控制好情绪，保持平静的心态。于是他从沈汇丽的身体上找回了一种平衡，他想象着沈汇丽是黄以恒的人，一种被补偿的感觉每天都在抚慰着他受伤的情感。但这些话他是不能随便说的，在听到叶正亭出任河远市委书记的那天晚上，他在红磨坊喝得酩酊大醉，他尽情地笑和不计后果地喝白酒，赵全福说：“你有什么事这么高兴？”郑天良说：“我女儿从深圳打电话来了，她在一家广告公司任职，月薪三千块，比我还高两三倍，能不高兴吗？”赵全福看出了郑天良的心思，就跟他开玩笑说：“我觉得你是在为黄以恒连任市长而高兴。”郑天良扳起脸：“你不要瞎说，黄市长跟我公私关系都很密切，刚才他还给我打电话问我女儿清扬什么时候到市里上班，他还要为我女儿接风呢。我说女儿到南方去了，黄市长感到很惋惜。”赵全福问晚上是不是还回去住，郑天良说你给我在二楼开一个房间，当晚，他将沈汇丽从河远约回来，两人在套房里一夜销魂，沈汇丽问郑天良哪来那么大的力气真让人受不了，郑天良趴在沈汇丽柔软而光洁的裸体上热汗淋漓地咬着她的耳朵说：“因为你的身体就是一粒毁天灭地的‘伟哥’”。沈汇丽在郑天良的煽动下蛇一样紧紧箍住郑天良，两条蛇在吱吱作响的床上缠在一起，你死我活。那天晚上，郑天良死而复生。 今晚，郑天良在家里吃饭坚持保留着农村用的大碗，他嫌城里的小碗吃饭太麻烦，尤其是喝稀饭三两口就卷进了胃里，今天晚上郑天良喝了两大碗红豆稀饭，小菜是周玉英腌的五香萝卜干。周玉英说：“你看你的吃相像从牢里刚放出来的。”郑天良说，“牢里整天是酒肉，所以从牢里放出来的人吃稀饭就特别香。” 女儿从深圳打电话回来了，她说自己在深圳很好，让父母放心，她还在电话里对郑天良说：“爸，我留给你的那封信太刻薄了，你可不要生我的气哟。我在深圳拉广告，发觉这里的吃回扣和以权谋私勒索钱财简直到了不顾廉耻的地步，相比之下，老爸你还是算相当廉洁的了。”郑天良听到了女儿的表扬，比听到领导的表扬还要高兴，他对着话筒谦虚地说：“你老爸做得还很不够，还需要继续努力。”这个电话让父女之间的隔阂一下子全消除了。吴颢在一家外企当工程师，月薪四千多，他们每个星期才能见一次面，大家都很忙。 郑天良觉得女儿离家出走从客观上为自己解了围，不然送上门的女儿一脚悬空，这会让他在进退两难中蒙受巨大的耻辱。所以他在前些天去市里开会遇到黄以恒时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黄以恒问起清扬的事，郑天良轻描淡写地说：“清扬嫌市里的发展空间太小，在我把调令拿回去的时候，招呼没打一声，跑到南方去了，死活不愿来河远。真没办法。”他的意思是女儿根本看不上你家建群，所以就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对权势进行了一次坚决的反抗。说完这些话，郑天良心里就像夏天吃冷饮一样神清气爽。他似乎看出了黄以恒脸上有一丝落寞的神情，这种神情对郑天良是一种安慰。 郑天良放下饭碗的时候，家里的电话铃响了，郑天良拿起电话，是市委秘书长林彬打来的，他说叶书记让你马上到他房间来一趟。 郑天良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他在激动和迷惘中调整不好自己的情绪，他不知道叶正亭找他干什么，所以也不知道自己该以怎样的姿势和心态跟叶书记说话，他甚至想到了是不是叶书记知道了他跟沈汇丽和王月玲的关系，要是那样的话，他就全完了。但他坚信，这两个女人不会出卖自己，也没有必要出卖自己，而赵全福只是隐约知道一些，他手里绝没有证据。不知怎么了，郑天良越往下想，心里就越没有底，而且想的都是一些令人绝望的事情。 赶到蓝湖宾馆二O九套房，轻轻敲门，里面的声音说请进，郑天良稳定了一下情绪，故作镇静地进去了。 叶正亭好像还没洗澡，他衣冠整齐地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的利物浦队欧文刚刚攻进一个球，屏幕上的曼联主力贝克汉姆一脸沮丧，郑天良看不懂这些，叶正亭关了电视站起来跟郑天良握手：“老郑，你好！怎么晚上这么老实地呆在家里，没出去潇洒潇洒？” 郑天良心里一紧张，鼻子上汗都冒了出来，他感到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了，叶正亭难道已经知道了什么，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在叶正亭没有彻底揭穿他之前，还是稳定了一下语气说：“叶书记，我的工作范围很窄，晚上从来没有什么应酬。” 叶正亭让郑天良坐下，将身边提前泡好的一杯茶推到郑天良手边：“请喝茶！我知道你分管的工作根本不够你干的。你是合安班子里资格最老的一个，几朝元老了，对县里的情况很熟悉，所以我找你来谈一谈，一是想了解一下合安的真实情况，同时也想给你压压担子。” 郑天良一听是了解情况和压担子，他心里的警报一下子就解除了，他对压担子这一信息的反应异乎寻常地敏感，他知道压担子在官场有两层含义，一是将你平调到最没人愿干最难干的地方挂起来，像晾衣服一样晾在那里示众，比如当年陈书记让他去东店乡当党委书记，还有后来黄以恒让去王桥集经济实验区；另一层含义就是予以重用或提拨使用。叶正亭刚来河远，与郑天良素昧平生，不存在晾他的理由，所以他的心跳由紧张而激动起来。他说：“叶书记，我在合安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副县长也干了十一年了，情况了解得比较多。我个人更愿意在叶书记这样作风正派、眼光超前、具有开拓精神的年轻干部指挥下多做一些实际工作，有什么指示，我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照办。” 叶正亭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应，他看了看正襟危坐的郑天良，手指轻轻地敲着沙发的扶手：“很多同志都向我提到过你，说你是一个正直的敢于犯上的县级干部，我也希望你能犯一犯我，只要是为了工作，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更不应该因此而淹没掉才干。我知道，你是八十年代最早搞乡镇企业的改革带头人，在全省都是很有影响的，在县里也分管过工业，是抓工业的一把好手。” 郑天良听到叶正亭的这些话，眼泪都差点流了出来，叶正亭居然对自己的历史功绩和所受过的委屈一清二楚，虽然没有明说自己多年来遭受的压抑，但显然叶正亭心里有数。郑天良在这种时候，必须控制住自己感情，不能流露出任何情绪来，于是他用曾经沧海般的语气说：“叶书记，我这个人始终坚信这样一种信念：千年一瞬，百年人生；做事做人，时间为证。我是农民出身，我有最朴素的思想感情和党性原则，也正因为我了解老百姓的艰难，所以才对左倾冒进和花架子工程进行坚决抵制，也得罪了不少领导。不过，我这个人组织原则还是很强的，组织上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信任我就多干拼命干，不信任我就少干不添乱，毫无怨言。” 郑天良等于是含蓄地讲出了自己目前的处境，但一个基本原则是对事不对人，把握分寸，适可而止。由于内心比较激动，他就想抽烟，于是他掏出普通的“红塔山”烟，递一支给叶正亭，叶正亭说：“我不会抽烟，你抽吧！”郑天良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烟放回了烟盒里，他说：“我平时也很少抽烟。”叶正亭没有再强求，所以他们在无烟的环境下说着没有雾气的话。临来前，周玉英拿了一包“中华”给郑天良，郑天良却要“红塔山”，周玉英说给市委书记敬烟要拿最好的，郑天良呛了她一句：“你不懂，拿红塔山！” 叶正亭只字不提郑天良与黄以恒的关系，也不提他目前的职务与分工是否合理，他依然将他们的谈话定位在工作的范围内展开，偶尔向工作的边缘靠一靠，这就显得既有原则性又有人情味。叶正亭说：“合安的国企改革目前是全市的重点，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我在上次会议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步子要大一点，思想要再解放一点，你是合安工业区的创始人之一，我也听说过你当初对工业区有过不同意见，后来到了一个什么实验区当主任去了是吧？你能不能对我谈谈你对工业区的看法，谈谈目前合安改革的方案和思路。要讲真话，不要有什么顾虑，现在很少能在公开场合听到真实的声音，这种坏风气不刹一刹，河远的经济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郑天良顺手摸出了一支烟，但他还是放了下来。他不知道是否要将他与黄以恒的分歧全部说出来，还是部分说出来，是带着情绪说出来，还是客观地说出来。从叶正亭来河远后的举措以及前不久的国企深化改革会议精神看，叶正亭是希望郑天良将话说透彻的，是想听到真话的。但由于是初次见面，郑天良还是决定客观地部分地说一说他与黄以恒的分歧和对工业区的态度。因为，如果要是太过分或很情绪化，那么任何领导都会觉得有朝一日你不称心如意了，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极端和情绪化只能使你充当打手而不可能成为亲信，只能利用但不可重用，这是郑天良从二十多年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于是郑天良说：“当初黄市长刚当上合安县长，想干事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合安的地理位置劣势和全县经济形势不适宜于在那个时候，盲目追求规模与速度，不计后果地上工程，大张旗鼓地搞花架子与形式主义。五条商贸大道铺面招租不到百分之三十，强压各个乡镇买铺面，虽然卖下去了，但还是花的政府的钱买的，等于是自己卖给了自己，现在还有百分之三十空在那里，而且时间一长，当初的设计与建筑质量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工业区一口气上了七大企业，基本上就没产生过效益，啤酒厂投资计划是八千万实际超过了一个亿，设计规模是五万吨，但从来就没生产过三万吨啤酒，造成了设备大量闲置，比如机床厂还没投产就倒掉了，加上通向省市沿线的十八公里农民新村建设，全都是靠贷款建的。现在全县还背着四亿多银行债务，加上拖欠工资一个多亿，如果我们县是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已经资不抵债，只差宣布破产了。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情况。我当初反对五八十工程并不是对黄市长本人有什么意见，我们是省行政学院‘第三梯队’培训班的同学，又都是梁邦定书记选拨的年轻干部，支持他的工作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我发现五八十工程完全是五八年大跃进式的假大空的面子工程，所以在县长办公会上就极力抵制，唱了反调，但没有人支持我的观点，再加上那个时候省市都在支持合安，银行贷款就像草纸一样一车车拉到了工地，所以就上马了。我当时是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我的思路就是我在马坝乡的发展思路，即根据合安的实际情况，应该走‘由小而大，由农而工’的循序渐进的道路，但没有被采纳。后来，黄市长就将我调到王桥集实验区去当管委会主任了，由于选址不对，再加上投资跟不上，所以实验区也就短命夭折了。回到县里后，我自然就成了败军之将。” 叶正亭一边听一边点头，他显然已经听懂了郑天良的意思，但他没有表态，他又问：“你觉得目前工业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郑天良说：“我完全同意叶书记在前不久国企深化改革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在市县这一级，本来就没有什么大小企业之分，只有效益好坏之分，叶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合安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我完全拥护。目前我县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抓好放劣，全面改革产权制度，实行股份制改造。在叶书记讲话精神指导下，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解决啤酒厂问题，现在生产一天就亏损一万二千块钱，目前靠这种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强行推销啤酒，老百姓怨声载道，乡镇干部有苦说不出，但正如您所说的，没有一个人敢说真话，乡镇一把手都签了责任状，回去后就利用行政手段层层下压，我到东店乡去落实任务的时候，看到了中心小学校长带领教师堵住校门口，坚决不要啤酒，干群关系极度对立。东店乡党委书记是唯一拒绝跟宣中阳签合同的人，但由于不销啤酒就要交帽子，还是签了。他对我发火说，他肯定完不成任务，只等着县里革他的职，他说他已经干够了。我觉得这种强行摊派啤酒的办法不仅工作难度大，更主要的是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用不公平的手段是不可能救活一个企业的。啤酒厂这个包袱是背不起的，我的意见是坚决卖掉，而不是县里控股，如果我们还死死抱住啤酒厂不卖掉的话，后患更大，快刀斩乱麻，越快越好。其他企业也应该是该转让控股权的要转让出来，如果转让控股权还不行的话，就彻底卖掉，没什么了不起的，工业区没有一个企业是值得救的。” 叶正亭只是点头，还是不表态，他继续问：“你觉得哪些企业应该进行扶持？” 郑天良说：“我们合安县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农业大县，应该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经济结构应调整到对农产品的深加工上来，应全面加快农副产品商品化生产进程。比如，合和酱菜厂现在已经成为全县最大的民营企业，也是上交地方税收最多的企业。这个企业原来是乡镇企业，由于黄市长在任合安县长的时候提出将乡镇企业下移，向个体化经营靠拢，所以被强迫卖给了个体户。这个企业被迁到乡下后，现在规模大了，想迁回县城，县里还是不批，认为不能让民营企业卷土重来压国有企业，迟迟没有同意。现在中央也提出了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战略，但我们县的思想还是没有跟上。我认为要扶持以农业深加工为主的企业，分布在我县乡镇的缫丝厂、粉丝厂、酱菜厂、玩具厂都应该扶持，因为这些企业劳动力成本低、就业人数多、效益好，虽说是个体民营，但税收是国家的，大批闲散劳动力获得了就业机会，我觉得转变思路非常重要，但目前阻力比较大。” 他们一直谈到了深夜十二点，叶正亭说：“老郑，你的思路很清楚，问题分析得也很透彻，如果合安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的话，我看让你来分管工业是最合适的，我明天就找宣中阳谈这件事。你看怎么样？” 郑天良没觉得是重用，而是觉得这是给自己平反，他有一种沉冤昭雪的激动，但他还是试探性地说：“叶书记，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相信只要有你叶书记的支持和指导，我会拼尽全力去完成你交给我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只是我自己年龄不小了，就怕思想跟不上趟了，都快退居二线的人了。” 叶正亭手一挥：“我知道，你今年才四十九岁，比我也大不了几岁，怎么就想到往回缩了，合安的国企改革搞好了，你就是最大的功臣。对于功臣，党和政府是不应该也不会忘记的。” 叶正亭的这句话等于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即郑天良只要能够完成市委交给的任务，叶正亭肯定是要给予重用和提拨的。这对郑天良来说，无异于黑暗中的阳光，绝望中的号角，他拍着胸脯说：“叶书记，我不想赌咒发誓，你就看我的行动吧！” 这个夜里，郑天良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他梦见自己在秋天的风中飞翔，天空是澄碧的蔚蓝，云在他脚下缭绕，光线穿透云雾和他的头发像梳子一样匆匆经过，他在梦里对沈汇丽说，这就是腾云驾雾。沈汇丽粘在他的怀里幸福地笑了。 第二天下午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叶正亭参加了会议但没说话，宣中阳代表县委宣布了对县领导班子分工的调整，他说：“根据工作需要，郑天良副县长分管工业和商贸，也就是抓经济的副县长，主要负责合安第二阶段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工作，田来有同志分管民政局、老干部局、地震局工作。也就是这两个同志的工作对调一下，田来有同志这些年来，为我县经济腾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工作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思想素质。目前合安遇到的困难也是全国遇到的困难，与田来有同志个人没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必须要强调清楚。郑天良同志是人所共知的抓工业的专家，是我省最早发展乡镇企业的带头人，思路新，办法多，既有宏观经验，又有具体实践，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县委决定让郑天良同志主抓全县的经济工作，实施国企改革战略调整，是合适的也是正确的。” 宣中阳肯定田来有的话在这种时候很像是致悼词，田来有脸色青黄，一声不吭，霜打过一样表情枯萎，他闷头抽烟的形象让人想起了一个坐立不安的刚落网的嫌犯，这个比喻虽然有点损人，但很准确。 屋外秋天的树叶正在秋风的荡涤下由青变黄，很像田来有的脸色。 郑天良正襟危坐，一脸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神情，他不会也不值得得意忘形，因为他不过是回到了原来自己的位置上而已，至于说抓工业的经济副县长抵三个副县长用，他还没有体会过，最起码以前分管工业时他没有什么特别感觉，不过田来有现在坐的是二点二排气量的“奥迪”，而他只坐普通“桑塔纳”，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想趁这个机会表扬一下田来有顺便再表一下态，但显然宣中阳和叶正亭都没有这个意思。简单宣布调整分工后，大家就开始讨论工业区的改革方向，叶正亭只听不说，而郑天良却理直气壮地大谈叶正亭在全市国企第二阶段深化改革战略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大谈全市在叶书记这个核心领导下改革的前景和目标，在谈到工业区改革的时候，他只字不提具体的方案，仍然用叶正亭的讲话精神，“没有规模大小企业之分，只有效益好坏企业之分”。其他县领导也是围绕着叶正亭的讲话精神大谈改革的新思路和新战略，就连宣中阳在内，所有人就是不谈工业区和啤酒厂，民主党派副县长朱清润连一句话也不说，这个当初公开反对推销啤酒的中学教师专注地看报纸，就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开小差一样。叶正亭用平静的目光注视着会场，他似乎感到了什么，所以也不说工业区的改革方案与思路。整个会议务虚而空洞，类似于一次毫无意义的政治学习，所有的人都在谈叶正亭的讲话精神，但所有的人都不谈实际的事情。叶正亭听得有些烦燥，眼睛经常走神，他看到窗外一棵法国梧桐树枝繁叶茂地挡住了屋内的光线，窗外漏进来的阳光支离破碎，如同一些碎玻璃片扔得到处都是。 会议临结束前，叶正亭还是忍不住发了一些抽象的火：“我知道，你们做官都做得很油滑了，一上午开的是什么会？空洞无物，废话连篇，你们都信奉，会上讲的不做，会后做的不讲，我要说的是，在我任市委书记期间，会上讲的会后必须做，会上不讲的会后一律不许做，谁做了，我就撤谁的职。合安怎么办？我不给你们定调子，我让你们自己拿方案，我倒要看看你们用什么办法糊弄我。不要开口闭口谈我的什么讲话精神，会上的讲话是经过市委常委会讨论的，请你们不要往我一个人头上套。” 叶正亭讲完话的时候，宣中阳不停地抹鼻尖上的细汗，只有郑天良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他感到眼前这个宣中阳现在很脆弱，不堪一击。 叶正亭临走前，又找了郑天良谈了一次，他先是说了一句：“我对你今天会上的表现很不满意，不说实话，不敢说真话，一个领导干部怎么能这样没有原则呢？我是不是要重新认识你？” 郑天良腿有些软，但他还是振作精神说：“叶书记，我向你保证过，你要看我的行动，而不要看我说了什么话。尽管你讲的都是对的，但对的并不一定就是管用的，并不一定就是有效的，这就像讲吸烟有害健康一样，当然是对的，对于一个嗜烟者来说，当然也是不管用的。” 叶正亭听了这个话，用力地点了点头，对郑天良这种有分寸的犯上叶正亭很满意，他对郑天良说：“你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对工业区企业进行全面的资产评估和经营审计，看看这工业区究竟还值多少钱，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你要对市委负责，当然要多跟宣中阳同志商量，合安的担子很重，我就看你的了。” 叶正亭将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郑天良，郑天良接过叶正亭手机号码就像接到委任状一样激动，因为找叶书记一般都是通过秘书去找，而书记的手机号码只告诉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或者自己的情人，不向下级公开。宣中阳也只有叶正亭秘书的号码，而没有叶正亭的手机号。号码分出了在上司那里的等级和亲疏。郑天良已经从叶正亭的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合安的工业区改革要直接对市委负责，而不是对县委负责（当然要注意尊重宣中阳同志）；第二、目前要做的工作是清产核资，为转让和拍卖产权做好准备；第三、要通过公开的审计，发现工业区的问题，找出问题的根源，审计的是经济，找出的问题肯定要落实到个人身上，有没有腐败存在？ 郑天良觉得如果田来有不审计出一点问题来，田来有是不甘罢休的，他下面的那批人也是不会老实服贴的。下马威是必要的，就像当年郑天良自以为是地到实验区赴任，当他整天找黄以恒要钱时，他才知道了什么叫下马威。 郑天良先找到宣中阳说：“你看田来有的奥迪车是不是换过来，这倒不是讲排场，主要是接待投资商和去省市办事时体面一些。” 宣中阳说：“车我看就不必换了，老田心里还有些情绪，再换车不就激化情绪了吗，给你重买一辆奥迪，将旧桑塔纳淘汰给行管局接待处。” 郑天良笑了笑说：“县里哪有钱换车呀，我就凑合着算了。”他根本不是想换车，而是要看看宣中阳对田来有的态度。 宣中阳说：“要是这样，你外出办事或接待，就用我的奥迪吧，大家都勒紧裤带过苦日子。” 郑天良很客气地说那怎么好意思。宣中阳说同甘共苦是应该的。宣中阳已经从郑天良与田来有调整分工这件事中发现了一点什么，他打电话向黄以恒请示的时候，黄以恒说：“市里的干部调配与分工一定要听叶书记的，不要有什么抵触情绪，党管干部这一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宣中阳听了黄以恒的话很泄气，他知道黄以恒许多话不会直接说，他从语气和语速中听弦外之音。 宣中阳对郑天良从这个秋天的上午开始必须正眼相看，他正眼看郑天良的时候，发现郑天良头发已经染过了，乌黑发亮，全毛的西装笔挺，眼睛里流露出的是谦虚而镇静的目光，由于目光过于自信而镇静，所以谦虚就成了一种装饰，郑天良最近从尼克松的回忆录中读到这样一句话：“任何伟大而杰出的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谦虚者，谦虚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宣中阳面对郑天良这种表情的时候，一时还调不准自己的态度，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他已经做好了像黄以恒一样不接任书记的准备，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这是他对黄以恒必须捍卫的一个原则立场。 宣中阳跟郑天良坐在自己办公室的会客厅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宣中阳说：“老郑呀，啤酒销售形势很好，如果能完成一万吨销售计划，每年赚个六七百万是不成问题的。你看在下一步改革中该如何给啤酒厂进行准确定位呢？我是很赞成前几次会上你对啤酒厂的分析与判断的。” 郑天良说：“我的基本观点不变，前天晚上，正亭书记找我去他房间谈话，我也阐明了这个我以前的观点。啤酒厂的困难是暂时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是应该重点扶持的企业。” 郑天良用了个“正亭书记”和“房间谈话”这两个词来表述他与叶书记的关系，宣中阳愣愣地看着他，一时想不出这究竟是什么关系。但他还是从郑天良对啤酒厂的态度上看到了郑天良是坚定信心不动摇的。他问：“叶书记对啤酒厂是什么意见？” 郑天良说：“正亭书记没有正面表态，我想他是能听得进去我的意见的。”郑天良将自己和叶正亭的关系越说越近，好像自己已是叶书记的智囊团成员一样，甚至可以左右叶书记的决策。这种拉大旗做虎皮的叙述冷静而平淡，似乎这在许多年前就已经是事实了，郑天良是个不能小看的人物，当年省委副书记魏廷旺点名要让他当副县长，连分工都给他定好了，现在又跟叶正亭关系非同一般，这让宣中阳一头雾水，在这个时刻，宣中阳无法怀疑郑天良说话的真实性，因为叶正亭跟宣中阳谈到调整分工时，没作任何解释，只说了一句：“你看是不是让郑天良分管工业？”一个字都不愿多说，宣中阳不敢问为什么，无条件照办，他要接任县委书记的权力攥在叶正亭手里，而不在田来有手里。 郑天良发现宣中阳情绪很混乱，就像一个迷惘中的青春期少年第一次观看女性蕾丝内衣表演一样无所适从。郑天良虽然也很谦恭，但少了许多诚恳的眼神，最重要的是他的腰坐直了，腰是一种象征，宣中阳对郑天良腰的变化相当敏感，但他显然不好跟他探讨关于腰的姿势问题，他们谈工作。 郑天良开始跷着腿，发现有些不妥，就放下了，因为宣中阳没有跷腿，在上级面前公开跷腿是不能容忍的，最起码是不礼貌的。郑天良放下腿后说：“宣县长，我对你一直是支持的，而且我跟黄市长都是从邦定书记手里培养出来的，所以从感情上说，我目前分管工业要抓的头等大事就是加强联合执法力度，要将外地啤酒统统赶出合安，明天我就去市场整顿联合执法队开会，加强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每条路全部堵死，城里销售的外地啤酒一律查封并重罚，田来有在这方面手太软了。还有一个我要向你汇报的是，根据正亭书记的指示，全县没有改制的企业一律要进行资产评估，同时进行经营审计，然后根据量化的数字来决定改革的方案。所以审计局和财政局以及经委、计委都要抽人，我将人员组织好了后，你去做一个动员报告怎么样？将县委、县政府的态度明确一下，我不借助你的支持，工作是开展不下去的。正亭书记抓工作要求很严，我觉得工作压力很大。” 郑天良看似谦虚的汇报只能是更突显出他韬光养晦之后指点江山的强烈意志，宣中阳感到这根本不是向他汇报工作，而是郑天良宣布自己代表县委和县政府所做的决定，这种征求意见完全是一种礼貌，如同一个寡妇的再婚仪式一样没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宣中阳感到脊梁上一阵凉风自上而下尖锐地穿过。 郑天良重新分管工业后，县里舆论界一片哗然，有人说田来有出事了，也有人说田来有能力不行，还有资深人士说郑天良跟黄以恒一直是离心离德的，重用郑天良是叶正亭对宣中阳的钳制，是对黄以恒权力体系进行削弱的步骤之一。当郑天良在赵全福红磨坊听到赵全福将这些信息告诉他的时候，他只是含而不露地笑了笑，然后把玩着手中的白瓷茶杯，言不由衷地反驳说：“外界希望我们领导班子内部出现矛盾越多越好，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共产党的干部一切都是根据工作需要来安排的，本职工作都做不完，哪有那么多时间搞什么矛盾，这纯属别有用心。” 赵全福于文红将沈汇丽请来一起陪郑天良吃饭，赵全福说：“我早就说过，老板肯定会时来运转的，小沈呀，如果我们要是买股票的话，郑老板的股我们是买对了。” 沈汇丽紧挨着郑天良，鲜艳的嘴唇在郑天良的视线里如同刀子一样锋利，他感到沈汇丽在桌子底下用腿跟他交流，郑天良装着没反应，一次次地让开。他刚刚被重用，一时还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所以也拿不出恰当的表情来应付这个场面。他总觉得目前这种形势下，他应该有所收敛，酒桌上他居然不合时宜地要了一听椰子汁。 沈汇丽一针见血地对郑天良说：“老板，你总不能一阔就变脸，刚被上司看中，该不会立即就对我们这些穷朋友摆什么谱吧？” 郑天良看着沈汇丽雪白的牙齿，端起一杯椰子汁向沈汇丽敬酒：“小沈，你说这话就太不够意思了，我又没提拔，拿我开什么涮？” 沈汇丽不依不饶：“不行，你要是有诚意，就喝白酒，男子汉喝奶算什么？” 郑天良发觉自己就像一滴油早就渍渗透进了毛料衣服里，越想洗掉却凝结得越牢固，赵全福沈汇丽这些朋友们就是一件吸附力很强的毛料衣服。于是郑天良义无反顾地重操酒杯，将一杯白酒干脆利索地倒进了喉咙里：“今后，还要仰仗你们两位资本家为合安的经济建设多做一些贡献，你们的贡献就是我的贡献，所以还望多多支持。尤其是小沈，你的罗马假日花园要抓紧开工，征地的事我在一个星期内给你办好，我够不够意思？” 第26章 沈汇丽又用柔软的腿在桌子下面贴紧了郑天良的腿，这一次郑天良没有拒绝，两条腿在桌面上酒肉的掩盖下相互勾结一拍即合，腿与腿之间甚至还有了一些相依为命的感觉。沈汇丽用眼睛勾了一眼郑天良：“太谢谢你了，吃完晚饭我请你唱歌，你的嗓音迷倒了半个中国的少妇们。” 郑天良不知该如何回答，他象征性地泯了一口酒后，说：“我现在忙得气都喘不过来，这么多年歇惯了，一下子紧张起来，真是焦头烂额。”他含蓄地回避着沈汇丽的邀请，他想，不能放纵自己，更不能因为女人而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在一本小说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男人绝不会因为喜欢女人的裸体而放弃自己的事业。于是，他的腿从沈汇丽的腿上挪开了。 赵全福和于文红轮番向郑天良敬酒，赵全福问：“老板，合和厂回迁的事，你看多长时间能搞定？你现在是抓经济的副县长，一个抵三个用，我看中的那块地你是不是这几天就能给我定下来？” 郑天良说：“合和厂回迁县城比较麻烦一些，因为牵涉到你投资后减少了利税上缴，还关系到县里对民营企业的基本方针问题，我需要跟许多同志进行沟通，首先是宣县长那里就有不少难度。不过我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一定要回迁，而且要迁到工业区去，这一点我已经跟正亭书记交换过看法。” 赵全福张着嘴，一块鸭骨头僵在嘴里左右为难，他显然对郑天良的表态感到紧张，在吐出了骨头后，赵全福说：“老板，我可不想到工业区去凑什么热闹，那里都是国营大厂，我这个体户去那里名不正言不顺。” 郑天良并不看赵全福，他说，“你看中的城边上的那块地，县里要统一开发，工业区当初征地太多，现在还有大量闲置的土地。另外，我要纠正你老赵的一个错误观点，不要再说什么个体户不个体户了，现在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时代，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将来工业区可能都是民营企业。我的意见是让你的合和厂建在啤酒厂旁边的空地上，两万多平方，足够你用的了。现在根本不是你建在哪儿的问题，而是让不让你建的问题，不要想得太简单了。” 于文红站起来又向郑天良敬了一杯：“还请你大老板多多帮忙，赵总是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的。” 赵全福说：“这事就全权拜托你大老板了。我老赵这个人你是了解的，我不会说什么漂亮话，但我心里是有数的，你就放心地为我疏通，所有的费用都由我来出，尤其是新来的叶书记那里，你要帮我将工作做到位。” 郑天良在自己的位置被他们完全确立后，就很放心地笑了，他说：“工作我可以帮着做，但你们一定要能为合安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来，也让我脸上有光。” 吃完饭，沈汇丽上了事先定好了的二楼的套房，这是她跟郑天良的专用房间，房间里的地毯和马桶上的温度都是熟悉而亲切的，但沈汇丽万万没想到的是，郑天良在房间坐了几分钟就走了，他说：“晚上还要回办公室看材料，叶书记说九点四十分打电话找我谈事情，所以我得回办公室，你们在这里玩一玩唱唱歌。”郑天良说得很诚恳，沈汇丽失望地看着郑天良，脸上无比地凄楚，看着郑天良的背影从楼道里消失的时候，沈汇丽发现郑天良的皮鞋在经过走道里地毯时，一点声音都没有，无声无息。 赵全福开车将郑天良送到县政府办公楼，临走前，他将一个塑料袋塞给郑天良：“老板，合和回迁的事全靠你了，我请你帮我在市领导那里疏通疏通，要是不够的话，我再给你补上。” 郑天良一捏，知道是钱，就说：“你这是干什么，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赵全福站在黑暗中压低声音说：“这几文小钱不是给你的，而是你代我请有关方面领导喝喝茶的一点茶水费。不要推来推去的，让我太不好意思了。” 郑天良将钱往赵全福手里塞，这时，县政府看大门的刘大爷提着水瓶过来了，他说：“郑县长，你晚上加班呀？我这就给你送水去。”郑天良缩回了拉拉扯扯的手，嘴里很含糊地应付着。赵全福趁着这片刻的功夫一头钻进了车里，他对郑天良说：“就这样吧，改天我再向你汇报迁厂的事，厂房我已经请上海的专家设计了。”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郑天良手里攥着一包钱，就像攥着一包炸药和一包罪证，他眼睁睁地看着赵全福消失在黑暗中。 县政府大院里寂静无声，秋虫在草坪里唧唧地叫着，它们和刘大爷一样都不知道郑天良手里攥着的究竟是什么。郑天良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漆黑一片，偶尔见几颗小星星在黑暗的天幕上鬼火一样地忽隐忽现可有可无。郑天良冷静地将一包东西揣进公文包里，公文包平安无事，像一个饿急了的人吃得太多而鼓起了肚子。 走进三楼的办公室，郑天良反锁上门，灯光照亮了这个已经不再朴素的空间，他倒了一杯茶，躺在沙发上点上烟，然后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脸上并没有发烧，心里也很平静，他没有立即看钱，而是一个人坐在那里研究自己的心境，为什么一点奇异的感觉都没有呢？既没有多年前面对意外之财的愤怒，也没有一夜暴发的激动。也许他早就在等待着这一天了，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一切却是那么平静而安宁，也许是他以前所捍卫的东西在多少年之后被证明毫无价值，所以他就像一个小学生做错了作业一样，发现一题就改了一题。 日光灯管里发出呜呜的声音，那是整流器对灯管老化做出的反应，自己也许就是一只老化了的灯管，虽然也在发光，但光的纯度和色彩已经非常模糊。他想起了在灯光之外的千千万万的妓女们，当一个守身如玉的良家女子对卖淫极度恐惧并且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那只能说明她对卖淫的无知，而一旦脱光衣服第一次迎接一个嫖客后，原来发现卖淫远没有想象中的艰难和罪恶，第二天走在大街上，她仍然享受着平等的阳光和均匀的空气，她与所有的人没有任何区别，所以第二次第三次卖淫的时候就根本没有了丝毫的心理压力。人们通常都说，迈出第一步很难，此后就容易了，郑天良发现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难与不难一说，你想做就不难，不想做就难，难不过是一种借口，是一种缺少勇气的胆怯和懦弱。 郑天良在这个秋天的晚上心里极其平静，他觉得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目的是什么越来越不明确，如果说在马坝乡创办合和酱菜厂是为老百姓脱贫致富的话，那么去王桥集经济实验区更像是为了给自己争一口气，而今天对工业区进行改革又是为了什么呢？啤酒厂是扎在他心头近十年的一把刀子，他的尊严和政治前途在这把刀子的下面支离破碎。这使他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愿正视碧源啤酒的瓶子更不愿看到瓶子在酒桌上被碰倒后的玻璃碎片，碎片割裂了他的前半生。他不愿沿着这种残酷的逻辑继续往下想，此刻他想到更多的是，其实人活着最大的意义就是让自己活得更好，无论你是当官还是做生意，都是想改变现状让生活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和境界。当皇帝是这样，修鞋卖菜也是这样，你只有自己活得更好了，才能对社会有贡献，才能为别人服务，比如说赵全福吃喝嫖赌随心所欲，但他为国家上交的利税很多，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出贡献了的，而一个乞丐是无税可交的，他生活得很差，所以也对社会没有贡献，也不可能为人民服务。当官有权才能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人民也要为你服务，这就是他和赵全福与沈汇丽的关系。符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公平原则。 郑天良这样想着，觉得逻辑上还是有些不通，但他又不可能想得太清楚，所以也就不想了，他觉得任何事情只要内心里没有压力和恐惧，还是顺其自然为好，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却不一定就存在。 于是，郑天良打开公文包，掏出了鼓鼓的塑料袋，塑料袋是“为民商场”专用袋，上面还印有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的字样，模仿毛泽东的字体，只是印刷不是很讲究，部分笔划被歪曲，如同冬天一棵老树上光秃且没有生命力的枝叉。郑天良将“为人民服务”的袋子扔到了地上，里面还有几层报纸，报纸拐弯的地方刊有端正党风反对腐败的杂文，这篇杂文包裹着钞票就像一把弯曲的匕首和投枪，软软地回忆着鲁迅时代的一些陈年往事。 郑天良对钱的认识是很含糊的，他家里总共只有两三万块钱，他以为赵全福让他帮着疏通关系的茶水费顶多只有五六千块钱，可他发现百元面钞摊在茶几共有十捆，一捆一万，整整十万。这时郑天良心跳了起来，他不是为接受这十万块钱而恐惧，而是感到赵全福这个个体户怎么有这么多的钱，一甩手十万块，居然还是茶水费，十万块钱要买多少茶水，难道他们这些个体户真的比他这个县长对社会的贡献还要大，如果不是他郑天良当年在马坝乡创业，赵全福能有今天吗？他心跳的是社会分配如此不公平，一个乡下的赌棍嫖客花钱像流水，十万块钱是茶水费，那吃一顿饭是多少钱，批一块地又是多少钱？ 郑天良将地上塑料袋重新捡起来，装好钱后又塞进包里，然后走到门边将耳朵贴到门板上听外面有没有动静，几分钟过去了，走廊里悄无声息。他听到了楼外的一些风声水一样趟过寂静的夜空。 这时，郑天良整理了一下西装领口，将包放进文件柜里，又毫无必要地锁好，手里攥着钥匙，这才坐到办公桌边的真皮沙发转椅上，他给叶正亭打电话，一看时间，十点四十分，叶正亭每晚十二点以后才睡觉，所以此时打电话恰到好处。 郑天良给叶正亭打的是手机，这样叶正亭就能清楚地在手机显示屏上看到这是郑天良从办公室打来的，叶正亭在电话里说：“老郑呀，还在办公室没回家休息吗？都快十一点了，你要注意身体哟！” 郑天良说：“叶书记，这么晚了，你不还是没有休息吗？合安的问题很多，你又给我压这么重的担子，我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哪里敢这么早就轻松地睡觉了。”晚上被沈汇丽赵全福灌多了酒，说这话的时候，郑天良还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酒呃。 叶正亭听到酒呃声后问：“老郑，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郑天良很无奈地说：“有点感冒，不要紧的，我还能扛得住。” 叶正亭很显然对郑天良的这种工作态度很满意，于是就说：“合安的担子确实很重，但你是一个正派而又很有经验的干部，我不压给你，又能压给谁。” 郑天良手里把玩着文件柜的钥匙：“听说工业区要彻底改制，各企业提交的股权转让和产权制度改革的报告还有合资意向书全都堆到了我的桌子上，白天没时间看，只好利用晚上看了。总体看来，各企业的思想认识是统一的，完全符合你对河远经济改革的总体思路，即能改就改，不能改的就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赶紧走。工业区企业必须在年底之前完成产权制度改革，明年要以全新的面貌启动，除了缫丝厂已经有一家江苏客商愿意控股合资外，其他的企业都要卖掉，但我考虑，卖企业的前提是保证工人就业，减税而不能免税，而且减税不能超过两年，要在整体上维护合安的利益。” 叶正亭说：“老郑，你的思路和我完全一致，但由于合安复杂的历史背景，你要注意协调好关系，尤其是宣中阳同志，你要跟他多商量，多汇报，拿不准的可以向我汇报。” 郑天良说：“叶书记，我给你打电话正是要你给宣中阳打个招呼，一个是让他知道清产核资和审计是市委的决定，另一个是让他能在清产核资和审计领导小组成立的会上做个宣传动员，中阳同志比较敏感，我怕他不知道这件事会有看法，而且有可能要影响到你和以恒市长的关系。我在计委、审计、经委等各部门抽调了二十六个人，要求在两个月内必须全部完成这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加班加点是少不了的。” 叶正亭说：“我回来后已经跟宣中阳打了电话，以恒同志也知道了这件事，你不要在任何场合说这样或那样的人际关系问题，这都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要有组织纪律性，以恒同志对第二阶段全市国企深化改革是非常支持的，我们的意见是高度一致的。” 郑天良听了后连连称是，他说：“叶书记的指示我一定会牢记在心上，请你放心，我会为执行你的指示而赴汤蹈火的。”他发觉叶正亭越是讲他跟黄以恒高度一致，这里面问题就越大，就像黄以恒从来都跟他郑天良称兄道弟一样，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兄弟关系。所以郑天良觉得必须在电话里向叶正亭一再重申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感情态度，这样的话说得再多也没关系，就像农村腌菜时的一句俗语叫“盐多不坏菜”。 最近一段日子以来，郑天良经常半夜回来，所以他要周玉英不要等他睡觉，今天他回到家的时候，周玉英已经睡了，他将塑料袋里的钱先是放在床头柜里，但怕被周玉英发现，就放到了冰箱里，冰箱里也不安全。郑天良站在客厅里呆了有一支烟的时间，还是拿不准主意，最后他决定放到大衣柜的隔板后面。放好后，他上床睡觉，竟睡得无比踏实，一夜无梦。 第二天早上，郑天良在厨房喝稀饭。天有些凉，周玉英在给郑天良找毛衣，她在大衣柜里翻了好半天没找到毛衣，却找到了一个塑料袋，她一边往厨房走，一边对郑天良说：“怎么大衣柜里多了一个塑料袋，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 眼见着周玉英已经打开了塑料袋，正准备撕开报纸，郑天良一个箭步冲上前去说：“不要动，里面是文件。”说着就从周玉英的手里夺了过来。 周玉英一脸糊涂地看着郑天良：“文件放到大衣柜里干什么？让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周玉英说着就要上前去夺。 郑天良脸色都变了，他死死地抱住一包东西，坚决不松手，周玉英这时发起了脾气：“郑天良，你背着我搞什么鬼名堂，是不是女人的照片？不讲清楚我就到纪委去告你！” 郑天良因为过于心虚，动作变形得有些厉害，这与他的身份和工作经历很不相称，他在周玉英步步紧逼下，迅速调整了一下情绪，反戈一击说：“难道我什么事都要向你公开吗？你是县里的哪一级领导呀，我所有的事都要向你汇报？所有的材料都要经过你看？” 郑天良以进为退，反而让周玉英陷于被动，她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郑天良，郑天良脸色很严峻，饭碗里的筷子掉到了地上，稀饭上残存的热气细若游丝一样地冒起来，很快又在空气中碎了。 郑天良将塑料袋重新裹上，然后走到周玉英身边对她说：“我告诉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但你千万不能对外讲。” 周玉英像犯了错误虚心接受批评一样地点了点头。郑天良压低声音悄悄地对她说：“最近县里正在对工业区进行审计，一些领导干部在审计中出了问题，这里面是某领导的违法乱纪的账本和票据，要严格保密，所以我昨晚在办公室看完后就带回来，当然也是不能让你知道的，因为纪委都已经介入了，懂吗？你摸摸，这么软，像照片吗？” 周玉英用手捏了捏，薄薄的，软软的，确实不是照片，于是她就很委屈地说：“我怕你在外面学坏，你都一个多月没碰我了。我老了。现在领导干部不少人都在外面搞女人。” 郑天良心里一惊，但很快又镇静下来：“你看我是那样的人吗？最近工作太忙，我都累得要死，回到家倒头就睡，真没办法。” 郑天良用手拍了拍周玉英松驰的肩，算是表示了一种歉意。 郑天良揣好保密的“材料”到办公室去了，他提前半个小时上班，将钱锁在文件柜里后，坐在办公室里喝茶，大楼里人都来齐的时候，今天和以往任何一天都没有任何两样，只是一些人穿上了羊毛衫。 宣中阳在清产合资和经营审计联合小组成立会上做了宣传和发动，他说这件事关系到合安下一步改革方案的制定，关系到合安国企的发展前途，所以希望同志们要认真对待，努力工作，在郑县长的直接指挥下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项工作。最后他还强调了几点：“清产核资原则上是就高不低估，不能让国有资产在股份制改造和产权制度改革中流失掉，还有一点就是经营审计主要是审计经营管理中的合法性问题，宜粗不宜细，对事不对人，要防止通过审计来整人。” 宣中阳这些话讲得很重，而且口气也比较坚决，这使郑天良感到宣中阳与前些日子自己刚分管工业时相比，态度上有了很大的改变。宣中阳这些话明显是说给郑天良听的，既是提醒，也是警告。郑天良在具体布置的时候，充分维护了宣中阳的权威，而且也一再重复了审计是经营性审计，而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的审计。 二十六个精兵强将分头进入了工业区各个企业。 郑天良将沈一飞找到了红磨坊套房谈话，这一段时间，郑天良经常在红磨坊找人谈话，这里比较安静，干扰小，也比较隐秘。 沈一飞坐在沙发上，郑天良想起了沈汇丽的造型，他发现这兄妹俩有许多相同之处，沈一飞的身材一直不发胖，而且牙齿也很整齐光洁，这种遗传使他们具有先天的优势，这就像当官有娘老子做后台一样，与生俱来，一路高歌。 沈一飞在郑天良面前始终保持着感恩的心情，语言和动作都非常规范，从不敢造次。他的轻工局副局长是郑天良为他争来的，尽管沈一飞出任副局长更多的是郑天良为捍卫实验区政治的尊严，当时甚至差点跟乔岸书记拍桌子吵翻，但沈一飞内心里还是感激郑天良的。 郑天良剥了一个桔了递给沈一飞，沈一飞说：“老板，怎么好意思让你为我剥水果，我自己来。” 郑天良将桔子塞到他手里，说：“不要客气了，领导就是服务嘛，我为你服务是应该的。” 郑天良的话让沈一飞一时无所适从，他接过桔子迟疑了好半天都没吃，直到郑天良自己也吃了起来，他才食不甘味地咬了一瓣，桔子很酸。 郑天良说：“你今年好像也快四十了吧？按说也该动一动了。” 沈一飞心情有些紧张地说：“四十一了，还望老板能继续关心我栽培我。” 郑天良说：“你原来是黄市长的驾驶员，其实他要是愿意提拨你，打一个招呼就行了。” 沈一飞说：“老板，你是知道的，我自从到实验区后跟了你，黄市长就根本不管我的事了，再说我不过是一个驾驶员，他那么大的官是不会管到我这一级的，我也不会去求他的。” 郑天良说：“话不能这样说，你当初的副科级还是黄市长定的嘛！” 沈一飞说：“没有你大老板的点头拍板，我哪有今天的副科级。” 轻松的闲话里已经包含了重大的主题，这就是郑天良暗示沈一飞可以动一动了，如今郑天良是叶正亭书记看中的抓经济工作的副县长，又是多年的常委，权倾一时是不争的事实。沈一飞脸上泛起了一层想入非非的光芒。 郑天良说：“这么多年来，我对你一直是比较偏爱的，毕竟在实验区患难与共过，感情上不一样，但是我说不上话。好在现在正亭书记对我比较支持，在我分管的范围内，我还是可以说一些话的，宣县长对我这个老同志也是很尊重的。” 沈一飞想入非非的光芒开始转变成迫不及待的企求：“老板，我是你的人，我的一切都要靠你。你栽培我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郑天良突然变了脸，声音严厉了起来：“但你背着我究竟干了什么？” 沈一飞一下子脸色刷白，结结巴巴地申辩道：“老板，我真的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 郑天良拍着茶几说：“你要不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我今天就不会找你来谈话，我让纪委检察院的人找你谈。你说，你这个轻工局副局长都敢这样干了，要是当局长，你还能刹得住车吗？” 沈一飞低下头不吱声了，他脸色惨白。 郑天良说：“审计小组已经将啤酒厂问题搞得很清楚了，你居然跟田来有两个人到浙江和福建出过两次差，不是为了推销啤酒，而是应广告客商邀请去游山玩水，三十万广告投放到两个没有销售网点的穷县，广告做了，一瓶啤酒都没销过去。一个县长一个局长居然私自做起了下属企业的广告代理，而且专捡没有销售网点的地方做，安的是什么心！你说你打算是向我坦白，还是向纪委检察院坦白？” 沈一飞抹着头上的汗，目光涣散地看着郑天良，声音颤抖地说：“老板，我向你坦白，请你看在多年跟着你的份上，拉我一把。” 郑天良面无表情地说：“说吧！” 沈一飞交代去年夏天浙江和福建的两个县级市的广告公司上门来要做碧源啤酒的广告，并说他们那个小地方不喜欢洋啤酒很欢迎价廉物美的碧源啤酒，他们提出先打广告，后做代理，田来有一口答应，并让沈一飞陪他一同去两个县去考察市场，去了后广告商安排他们游玩了普陀山和武夷山，一天晚上酒喝醉了后，他们两人接受了两个小姐的色情服务，服务后本来是沈一飞代表啤酒厂与广告商签广告合同，但广告商说他们还是希望田县长签，而且还暗示性地说了一句：“田县长，昨天晚上给你安排的确实是处女。”田来有当时脸色就青了，只好被迫跟两个广告公司签了广告合同，每个广告公司给了他们三万块钱回扣，共六万块钱。回来后，田来有让沈一飞到啤酒厂叫厂长杨功成汇出了三十万广告费，但此后两家广告公司却只字不谈啤酒代理的事，田来有和沈一飞都打电话去催广告商赶紧播广告和销售啤酒，但对方很无赖地说他们那里的男人只喜欢小姐，不喜欢啤酒。等于是白白被敲诈了三十万，田来有从此也只字不提了，六万块钱回扣，分给了沈一飞一万五千，沈一飞只收下了八千。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 郑天良恨铁不成钢地说：“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我真该让你到大牢里剃光脑袋过军事化的生活。” 沈一飞扑通一声跪在了郑天良的面前：“老板，我求你救救我，我真的不想去浙江福建，田来有说我在轻工局分管啤酒厂，是他硬逼着我去的，钱也是田来有硬塞给我的。这事全是他干的。” 郑天良气喘吁吁地说：“你给我把八千块钱交到民政局去，捐给福利院，让于江海给你打一张收条，日期写去年九月份，如果纪委和检察院找你的话，你就说回来后当时就捐了出去，玩小姐的事田来有承认你也不要承认，不然，你的前途就到此为止了，剩下的我来帮你解决。现在就去办，越快越好。不要对任何人讲我找你谈话了，听懂没有？” 沈一飞泪流满面地从地毯上爬起来说：“听懂了，老板，你是我再生的父母，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给你脸上抹黑了。” 沈一飞走后，郑天良站起来走到窗前，他发现远处的工业区悄无声息地匍匐在黄昏里，夕阳照耀着不再冒烟的烟囱和冷漠的厂房，工业区如同一片豪华的墓地。 郑天良站在黄昏的光线里拿起手机给审计局李局长打电话：“老李呀，我是郑天良，去年八月份啤酒厂的两笔三十万广告费是打往浙江福建两家县城的广告公司，从账面上看有没有问题呀？” 李局长说：“没有问题，发票是正规的税务发票，而且两家县电视台的广告合同也附在后面。” 郑天良说：“你给我查一下，去年啤酒厂有没有往那里发货，如果没有发货，那么这三十万块钱广告费该怎么解释，看看经办人是谁？” 郑天良在指导清产核资和经营审计小组工作时，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啤酒厂督阵，他在翻看账目时，偶然看到了一份广告合同，签合同的人不是啤酒厂厂长杨功成，而是田来有，查同时期出差报销的发票，填报销单的是却只有沈一飞一个人的名字。郑天良觉得这份合同有些蹊跷，而且肯定与田来有有关系。杨功成是田来有的亲信，不可能从他身上有所突破，于是郑天良就找来了沈一飞，软硬兼施，没几个回合，沈一飞就老实就范，而且牵出来的主要人物就是田来有。 郑天良给叶正亭打了一个电话，叶正亭在电话里火冒三丈：“这群败家子，一个都不能放过，不管是什么背景，一查到底。”市纪委立即介入，三天后，田来有在家里的温暖的被窝里被宣布实行“双规”，杨功成与沈一飞分别接受了一万五千块钱和八千块钱回扣，这两人交由县纪委处理，杨功成最后被检察院批捕，沈一飞由于已经提前将钱捐给了县福利院，所以一身清白地出来了。 第27章 沈汇丽的征地计划已经批了下来，沈一飞也放了出来，他们请郑天良在红磨坊吃饭，酒过三巡，沈汇丽别有用心地对郑天良悄悄地说了一句：“老板，你已经有两个多星期都没答应跟我一起唱歌了。”沈汇丽在“唱歌”这个词上加重了语气，郑天良当然懂得沈汇丽此时说唱歌的真实含义，但他还是将错就错地说：“实在对不起，我太忙了，连吃饭都没时间，更顾不上唱歌了。” 正说着，郑天良的电话响了，吴成业在电话里说：“已经快三点了，怎么还没到办公室来。”郑天良发觉这顿饭吃的时间太长了，于是他就对在座的说：“我要回办公室有事，你们继续聊吧。”说着站起身就走了，他知道吴成业找他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但他又不能向酒桌上的人说。 刚刚担任县纪委副书记的吴成业似乎在抓经济案件上比任何人都要积极，在这次清产核资和审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全都移交给了县纪委，目前已经抓了三个，撤了六个，还有十几个人的问题正在调查之中。 郑天良赶到办公室的时候，吴成业站在郑天良办公室里看墙上的合安县地图。两个人这些年已经很少有来往，所以相互之间说话就少了许多随意和轻松，吴成业见郑天良满脸通红，就说：“我看你这位县长大人现在越来越如鱼得水了，不要脸喝红了心变黑了，也不要哪天逮到我的手里，让我跟你过不去。” 郑天良听到这话非常刺耳，自己的女儿被他家儿子拐到了南方，吴成业对此从来没有发表过一句家长的意见，郑天良当然不会跟他讨论儿女的事情，他把自己的女儿跟吴成业儿子的关系定位在同乡同学的关系上。不知怎么，这些年来，他看吴成业越来越不顺眼，这个人一副反革命分子的样子，牢骚多，怪话多，副科级一干就是十几年，眼睛里从来没有上级。郑天良见吴成业出言不逊，就反唇相讥说：“我真要是有什么问题了，好像还轮不到你来查，除非明天早上你就升为市纪委书记。” 吴成业没有跟郑天良纠缠，他开门见山地说：“沈一飞是放出来了，但他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郑天良说：“沈一飞主动将钱捐给了福利院，这种行为正是拒腐蚀永不沾的具体体现，我们要充分肯定并要对这样的同志进行重用，县委已经研究过了，沈一飞的责任感是非观很强，他马上就要出任啤酒厂改制领导小组组长，全权负责啤酒厂的工作。” 吴成业说：“你不要再给我打什么掩护了，我们已经经过笔迹鉴定了，沈一飞捐出去的真正的日期应该是最近这一个月内，而不是去年九月，这种典型的弄虚作假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是迫于审计的压力做出的一种无奈之举。所以我已经向县纪委常委会提出了建议，对沈一飞实行双规，也许还有更多的问题被掩盖着，他都敢这样弄虚作假来欺骗组织，他还有什么事不敢干。” 郑天良一听这话，心里有些慌了，但他调整了一下情绪，又故作镇静地说：“你是代表县纪委来跟我谈话，还是代表你个人？” 吴成业是一个说话不会拐弯的人，他说：“我既是代表组织，也是代表个人，我是向你核实一下沈一飞这个人的一贯表现，也想争取你这个分管县长的支持。” 郑天良说：“沈一飞一贯表现很好，我个人反对对沈一飞采取措施。你那个鉴定不具备权威性，所以你无论代表纪委还是代表个人，我都要申明一点，纪委既是在捍卫党的纪律，更是要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不能带着整人的目的去抓党纪，沈一飞的事情县委常委会上我们已经做了结论，而且也向纪委通报过了，沈一飞在这件事中本来就是被动的，而且是田来有强行塞给他的，无论是当时捐的，还是后来捐的，他在主观上都没有对这八千块钱有据为已有的主观故意。看问题要客观，要多角度地看。” 吴成业说：“我不管你怎么解释，反正我的意见是，这个案子要重新审理。笔迹鉴定我可以带到省公安厅去做。” 郑天良说：“你是不是被打成了十几年反革命，对所有自由生活的人都充满了仇恨和敌意？我再问你一句，就八千块钱也值得你揪住死死不放，而且人家提前都捐了出去。你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沈一飞是在我手里提拨起来的，你不把他送进牢里，心里不平衡，是不是？那好吧，只要县委能通得过，你马上就可以把沈一飞带走。我不想对你解释了，我马上还要到工业区去，你看着办吧。” 郑天良拂袖而去，他将吴成业扔在办公室里。吴成业看着屋外稀薄的阳光，两手抄在袖子里，擤了一把鼻涕，走了。 第二天，郑天良建议宣中阳召开常委会，立即任命沈一飞为啤酒厂改制领导小组组长，全权负责啤酒厂全面工作。郑天良现在是分管工业的常委副县长，任命一个副科级的临时小组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会上几乎没怎么讨论就通过了。文件下达后，县纪委常委会面对着县委的文件当然不能再采纳吴成业的意见了。因为说到底也就是八千块钱的事，虽说五千块钱就算重大的经济犯罪，但真要是八千块钱都双规逮捕，那监狱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的几千块钱，有时也只够吃一顿饭。 县城太小，一有风吹草动，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产核资和审计联合小组进驻工业区后，县里的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就在酒桌上茶楼里议论开了。他们希望局面越乱越好，领导们之间斗得越凶越好，田来有“双规”，杨功成被捕，还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工业区的厂长经理们正在接受调查，一时间，县城里风声鹤唳，谣言四起，老百姓当然期待着抓的人越多越好，这会使他们贫穷而又无法享受腐败的平庸生活变得踏实和自信起来。县城政界的主要观点是，对工业区采取的行动是叶正亭对黄以恒地方势力的一次政治清洗，郑天良在这次清洗中冲锋陷阵是对黄以恒这么多年压制他的一种反抗，也是他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有人说，宣中阳肯定要调离合安，郑天良接任县长或书记的可能性相当大，这种政治走势在这一年秋天更加明朗。 自叶正亭来合安调研后，黄以恒再也没有来过合安，也没对合安发表过任何一次具体的讲话和指示，宣中阳也没有了以前的气势和劲头，他有一种得过且过穷于应付的架势。郑天良在叶正亭的支持下，已经成了合安说一不二的人，他几乎每天都出现在电视新闻里，宣传部孟强部长要求县电视台成立一个专项报道组，及时准确地将郑县长抓经济工作的镜头报道出来，他对电视台台长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大合安经济改革力度的关键时期，电视台成立专项报道组是宣传中心工作的需要。孟强向郑天良汇报了这件事，郑天良说：“孟部长，不要多报道我的镜头，县里要突出宣县长的核心地位，请你们把握好分寸。”孟部长说：“我们宣传工作主要是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开展的，所以这不是突出你郑县长，而是突出我们的宣传方针。”郑天良点点头，然后请孟强部长晚上一起共进了晚餐，蓝湖宾馆的总经理安排了最好的一个包厢“天柱厅”，郑天良又邀来了沈一飞、赵全福、沈汇丽等人作陪，酒桌上，郑天良对孟强说：“赵全福已经宣传得很多，他是我们县的明星企业家，名声在外了。小沈这次回家乡来投资，开发我们县最现代化最时尚的住宅小区罗马假日花园，手续已经全部办下来了，一旦开工，你们要多多宣传。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要少宣传，要把企业家推到新闻宣传的前台去，我提一点意见，供孟部长参考。”孟部长说宣传企业家是肯定的，小沈回来投资我们会作为重点宣传的。沈汇丽有些情绪激动，就很夸张地跟孟部长喝了个双杯，赵全福说郑县长偏心，沈汇丽就说赵全福为富不仁。喝酒的气氛相当热烈。沈汇丽是歪歪斜斜地离开酒桌的，临走前，她抓住了郑天良的手，手指狠狠地抠着郑天良的手心，郑天良让赵全福的总裁助理于文红扶住沈汇丽，说：“小沈喝多了，你照顾一下。”于文红迅速上前架住了沈汇丽的胳膊。沈汇丽醉眼惺忪地对郑天良说：“老板，你什么时候陪我唱歌呀？都快一个月了。” 郑天良没有理睬沈汇丽，他跟孟强部长说笑着向外走去。郑天良有些后悔让沈汇丽来，本来是想帮她宣传宣传，可她太容易失态。 郑天良回办公室看材料，发现东头宣中阳办公室的灯也亮着，他就走过去，敲门进去了。宣中阳见郑天良进来后就站起来让座，郑天良坐在宣中阳对面，两个人点上烟开始说话。宣中阳说：“晚上没回去休息？”郑天良说：“你和正亭书记将这么重的担子压到我的身上，回家也睡不踏实，所以就利用晚上时间处理一些材料。合和的报告已经送上来很长时间了，你看我们是不是找个时间在常委会上议一议，正亭书记要求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步子要大一点。我看可以让合和厂回迁县城。现在将这么好的一个企业办在乡下是影响我们县改革形象的。” 宣中阳说：“老郑呀，你的意思我懂。但有一点应该要慎重考虑一下，迁厂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更何况又不要县里拿钱，完全是应该支持的，但你想过没有，合和厂当初作为乡镇企业迁回乡下是黄市长的意见，现在已经变成民营个体企业了，让这个厂迁回来是不是要证明黄市长当初的决策是错误的？是不是在客观上用民营企业来压目前不景气的国有企业？而且你还要让合和厂迁到工业区里成为啤酒厂的邻居，这是什么意思嘛？” 郑天良笑了笑，没有正面接宣中阳的话，只是笼统地说：“宣县长，你说这话就有些上纲上线了，我看问题没那么严重。” 宣中阳说：“不是我看得严重了，而是你本来就做得很严重。啤酒厂当初是在合和厂的厂址上建起来的，你现在要让合和再迁回来用酱菜厂压啤酒厂，是不是做得太不含蓄了？我不说，别人会说，舆论会说，你是封不住老百姓的嘴的。再说，啤酒厂今年下半年通过我们的努力已经走出了困境，明年实现赢利已成定局。我同意你在叶书记没来之前对工业区的评价，工业区的大方向是对的，思路也是正确的，目前的困难完全是暂时的，甚至是人为的。我们共产党的县委连这几个企业都管不好，还要我们干什么？” 郑天良看着一贯沉稳的宣中阳有些情绪化了，他反而镇静了起来：“宣县长，我到目前为止，还是坚持自己的这一观点，即使正亭书记来调研的时候我在会上都没有对工业区和啤酒厂说半个不字，你应该很清楚我的立场。现在的清产核资和经营审计完全是市委的决定，而且是为下一步改革做准备的。只要市委没有对工业区和啤酒厂下达明确的指示，我决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宣中阳说：“但是你已经让田来有进去了，也让杨功成被捕了，还有十几个厂长经理们惶惶不可终日，这哪里是在清产核资，简直是在搞文化大革命，是在整人。都抓进去了，谁来干活？” 郑天良看到有一个苍蝇在深秋夜晚的光线中软弱无力地飞行着，他看着苍白灯光下的苍蝇走投无路，他的视线沿着苍蝇飞行的轨迹左右移动着。过了一会儿，他仍然不紧不慢地说：“清产核资出现的问题是我远远没有想到的，而且老田这么大年纪了，还干出这些事来，为了区区几万块钱，把自己的名誉都毁了，实在不值得，我也很痛心。你要找吴成业谈谈，这个同志就希望我们出事，我前天已经跟他严肃地指出来了，纪委要为经济建设帮忙而不要添乱，你看他一见到谁有问题了马上就兴奋。老田的事审计部门要是事先向我汇报，我肯定要按住不动，这倒不是保护腐败，而是本着对干部负责的态度，干了一辈子了，不容易，偶尔有个过失，内部消化了不就得了。而纪委和检察院是靠抓人多少来评定工作成绩的，抓的越多成绩越大，所以我找你商量一下，想想办法，我们到市里去跑一跑，找正亭书记和黄市长说一说，能不能网开一面，不要弄到检察院去，让老田把钱退了，回来后再说。” 宣中阳很不放心地望着郑天良，然后说：“叶书记那里只有靠你去说情了，我是不敢为腐败说情的，老田自己不注意，咎由自取，谁也救不了他。” 郑天良说：“当然了，求情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说的，我们这是私下里说说，传出去是很不好的。但是，我很为难，因为我跟老田调换了分工，人家以为是我在搞老田，其实这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据说是杨功成在审计调查的时候供出了老田，县纪委立即就通报市纪委，我找了市纪委的同志，但市纪委的人凶得狠，一个小科长都敢对我指手划脚的，根本不让我插手。我的意思是，明天我们俩去市里，你不好讲，我来讲，当面向正亭书记和黄市长求情，只要我们尽到努力了，我们也就对得起老田了，这种做法虽然不符合组织纪律，但说老实话，我们现在抓工作应该要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起来，毛主席就曾表扬过邓小平是‘这个同志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话又说回来了，与那些几百万几千万的大贪官比起来，老田的这三万多块钱根本不算什么。” 宣中阳见郑天良说得很诚恳就勉强答应跟郑天良去市里一趟，郑天良说以向书记市长汇报清产核资和审计结论的名义，顺便引到田来有的问题上去，这样过渡就比较自然了。 第二天，宣中阳到市委向叶正亭和黄以恒汇报合安县工业区的情况，郑天良发现黄以恒跟叶正亭很亲密，叶正亭在听汇报的过程中给茶杯里加水时，主动先给黄以恒的杯子加满，黄以恒说：“还是我自己来吧！”，叶正亭说：“不要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了，总有一天我们退下来都成了老百姓，你不还是我的老兄。等级制度让我们在倒茶问题上都深受其害。”黄以恒和宣中阳郑天良都不同程度地笑了起来。 因为宣中阳和郑天良主要是为田来有求情来的，再加上黄以恒在场，合安工业区问题无疑是相当敏感的，所以郑天良汇报工业区清产核资和审计情况的时候非常原则而抽象，只是说已经提前完成了这项工作，但只字不提实际资产情况和审计中存在的问题，不拿出具体数字来。而七绕八绕后，却绕到了田来有的问题上，郑天良说：“田来有同志为工业区建设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工作一直是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的，所以拿了两三万广告回扣完全是一时糊涂，而且这与贪污受贿还是有些区别的，应该把它定性在经营活动中吃回扣这一层来考虑，田来有的问题是属于领导干部不恰当地参与了经营活动，而不是受贿。所以请叶书记、黄市长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从轻处理。” 黄以恒很详细地看着郑天良，像在研究一件出土文物一样地推敲着郑天良的表情，然后问了一句：“老郑，你是来汇报工作的，还是来为田来有求情的？” 宣中阳看了看郑天良，郑天良说：“汇报工作，也顺便说一说县里对田来有问题的基本态度，中阳同志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宣中阳点了点头，表示肯定。黄以恒说：“我不知道你们合安县委的领导同志是如何理解以法治国的，法律是不是在合安已经成了一纸空文？感情能取代法律吗，市委市政府能以行政命令来废除国家的法律吗？我不会这样做，叶书记也不会这样做。田来有的蜕化变质和腐败堕落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不代表合安县整个班子的形象，不需要开脱什么，他的问题由纪委和检察院来定。” 郑天良觉得黄以恒的这番表白既可理解成他对部下的冷酷无情，也可以理解成他对叶正亭的试探，抢先表明正义后，他要看叶正亭对自己的部下究竟是什么态度，因为叶正亭知道田来有是黄以恒重用的人，现在已经被“双规”，下一步是不是要斩草除根赶尽杀绝。 叶正亭在黄以恒讲完后，劈头盖脸地将郑天良训了一通：“你今天根本不是来汇报工作的，而是来为田来有求情的，耍什么滑头？有你这么汇报的吗？没有具体数字，没有详细的情况分析，没有对形势的基本判断，没有对未来的整体思路，我不知道你郑天良这个全省最早的乡镇企业明星书记是真的，还是假冒的水货？如果下一次你还是这样来汇报工作的话，我就请你让贤，你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我和黄市长的时间。” 郑天良抹着鼻尖上的细汗，声音软弱地为自己辩护说：“叶书记黄市长，工业区清产核资和审计情况我们只是简要地汇报一下，具体情况我们还有一个详细的汇报材料，明天就报来。” 叶正亭严厉地说：“所以你们就打着汇报的幌子来为田来有说情，搞什么名堂！田来有不抓起来，你们合安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田来有前仆后继。搞经济建设，领导干部过不了金钱关，是绝对不能用的。之所以让你协助中阳同志抓经济工作，就是因为许多同志反映你的作风一贯是正派廉洁的，看来对你要重新认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在河远一天，就不会让腐败分子安稳地过日子，谁也不行！” 郑天良和宣中阳等于走进了死胡同，他们非常失败地离开了市委办公大楼。黄以恒让二位中午留下来吃饭，宣中阳和郑天良都说要赶回去有事，就告辞了。走出了飘扬着旗子的大楼后，郑天良对宣中阳说：“知道市委市政府的态度也好，虽然碰了个鼻青脸肿，但我们对老田是仁至义尽了。”宣中阳没有搭腔，一脸的无奈。郑天良说他还要到经委去一下，宣中阳就先回去了。 郑天良住进地处偏僻的“鸿运宾馆”后，关上门，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从公文包里掏出十万块钱，他感到这包钱放在身边就像怀里揣了一颗劣质手榴弹，随时都要爆炸，他想把这颗手榴弹扔掉，扔到河远的银行里，这样安全一些。中午一个人在餐厅吃了饭后，趁着中午所有的人都下班回家吃饭的空档，郑天良戴上太阳镜悄悄下楼上了出租车，见四周没有一个熟人，他叫出租车开到市郊开发区的一个中行营业部，营业部里没有一个人，他匆忙地推门进去，将太阳镜压低在鼻梁上，憋着声音在柜台上用十万块钱换了一张存单，在填写存款人姓名时，郑天良写上了“周玉英”三个字，柜台里那位嘴上涂满了口红的女员工扬起又细又弯的眉毛问郑天良“你是周玉英？”郑天良心里一惊，然后又反戈一击道，“有什么不妥当吗？”女员工笑了起来，她说“没什么，因为我婆婆也叫周玉英，没想到你跟婆婆是一个名字”。郑天良稳定了一下墨镜，说，“看来我和你婆婆还有些缘分。”说着打了一个响指，做出一付玩世不恭的大款神情。 回到宾馆，他摘下墨镜，然后推开卫生间的门，卫生间里一无所有，只有抽水马桶放水的声音异常尖锐地经过他的耳膜，他怀疑是不是刚被人用过或有人来过？于是他很怀疑地盯着马桶，十五分钟过去了，马桶放水的声音一如既往。郑天良谨慎地走过去，掀开抽水马到成功桶盖，他发现原来是水箱漏水。其实他并不想上厕所，这种多此一举的动作从一开始就让他外强中干的表情四分五裂。此刻，他有些报复性地狠狠地关上了卫生间的门，然后又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午后灿烂的阳光被关在了屋外。白天的灯光有些别扭，它给人一种做作和故弄玄虚的氛围，这使郑天良对这个空间产生了部分的抵触情绪。于是，他坐到房间的沙发上点燃了香烟，香烟在他的头顶上腾起柔软而安静的几缕青雾，惶惑的心溪水一样地逐渐平息下来。他从包里摸出了存单，他发现上面全是机械的图案和电脑打印的数字与符号，看不出一点人的痕迹来，存单其实就是一张纸，郑天良感到这张纸对他不构成威胁，心里就越来越踏实。抽完了烟，郑天良站起身倒在床上，他最先听到的是自己呼吸的声音，这么年来，从来还没有感受到过自己的呼吸的声音，这声音粗糙却均匀，缓慢却流畅，如同一架用了许多年的风箱，自己的生命就在这风箱里进进出出几十年了。郑天良躺在松软的席梦思上浮想联翩，他觉得自己像一个特务，又像一个演员。特务和演员的主要行为就是表演，人活着也是表演，表演具有创造性，所以让人很振奋，很有成就感。如果说生活是一门艺术的话，生活的基本形式就应该是表演，表演才能产生出艺术。 就在郑天良想入非非的时候，手机响了，郑天良一惊，像听到警笛一样有短暂的紧张，但在确认了是手机铃声后，他镇定地打开电话，是叶正亭打来的。叶正亭问：“你回到合安了吗？”郑天良说是的。 郑天良说：“你赶紧准备好工业区各企业的对外招商引资的具体材料，尤其是对投资环境和投资优惠政策要介绍清楚，要突出工业区的规模效益，用铜板纸彩印工业区宣传画，下个月河远市要在深圳举行招商引资洽谈会，我们已经在深圳广州和香港及东南亚的一些媒体上刊登了宣传广告，而且在全球重要的网站都发布了信息。你们工业区是重点，不对外融资，只能是死路一条。” 郑天良听了后非常振奋，他知道啤酒厂是想保也保不住了，工业区和啤酒厂就像一道简单的数学题1＋1＝2一样，转让股权和拍卖是唯一出路。当然即使再简单，他还是要将公式演绎一遍的，所以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在电话里对叶正亭说：“叶书记，这太好了，我们合安的广大干部群众早就在等待着这一天了，但市里一直没有明确的措施，再加上我们改革思路长期处于含糊状态，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真是无所适从。还有一点，我向叶书记要汇报一下，今天上午为田来有说情的事，你应该能看出来，我是被宣中阳拉来的。县官不如现管，你又要我平时多尊重宣中阳，所以我不得不来，这是团结的需要，也是无奈的选择，所以请叶书记能够谅解。” 叶正亭说：“我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真是你郑天良来说情，我会立即就将你撤了。好在以恒同志与我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不是捞钱一方。” 郑天良在电话里连连称是，他说：“叶书记，我这个人就是想干点事，对钱实在没多少兴趣，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放在身上还是个累赘。” 叶正亭说：“你不要再进行廉政表白了，赶紧把招商引资的宣传材料落实好。” 郑天良关上电话往松软的席梦思床上一倒，将十万元存单拿在手里，存单上生硬的数字和规范工整的图案像手铐脚镣一样地呈现在他的瞳孔里，他听到了手铐脚镣丁丁当当的声音，于是他匆忙地拿起电话拨响了赵全福的手机，他要让赵全福将这十万块钱拿回去，赵全福接通电话的时候，郑天良突然发现了存单上是周玉英的名字，于是他对赵全福说的第一句话是：“没什么事，我是想问问合和这些年你总共赚了多少钱？”赵全福说：“我也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不过赚钱也都是少不了朋友们帮忙的，除了你郑老板我没给过你一分钱好处，其他朋友们的茶水费不付一些是说不过去的。你要是有什么困难，跟我说一声就行了。”郑天良说：“没什么，我是随便问问。”郑天良合上电话又躺到了床上，这时，他发现屋顶上有一个暗褐色的斑点，他在猜测这个斑点究竟是蚊子还是苍蝇临死前留下的痕迹，也许是一个误入歧途的蛾子遭遇了最后一击留下的。他爬起来打开窗帘，然后坐在沙发上观察着斑点，屋外的阳光漏进来，斜射到屋顶上，斑点的颜色就渐渐地淡了起来，后来就在郑天良的视线里一片虚无了。 郑天良准备洗个澡后退房，然后立即回合安。 郑天良洗好澡后，他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着自己的裸体，这个已经日趋肥胖的裸体已经不属于周玉英一个女人了，它不是周玉英的专利，所以它已经占领过另外两个女人，这种裸体走私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罪恶感，也没有背负多少道德上的压力，他觉得男人的裸体本来就是为女人准备的，女人是一个抽象的集合概念，从纯粹的性的意义上理解，占领一个女人和占领一万个女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如果不是道德或纪律或金钱的约束，任何男人都是愿意占领更多女人的，克林顿也不例外。大多数人都这样想，但大多数人都不这样讲。这也应验了，嘴上讲的行动中不干，行动中干的嘴上不讲，这不是人的虚伪，而是人生存表演的一种基本素质。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是戴着面具跳舞的，但所有的人都在文明的面纱下将自己打扮得无比纯洁，克林顿要不是那个莱温斯基的朋友为钱所诱惑而出卖了克林顿，克林顿就是纯洁的，他的西装领带上看不出丝毫淫荡的迹象，还有王宝森、陈希同这些比他官大得多的老党员老首长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郑天良跟这些同志比，简直就是一个害虐疾的小蚂蚁，这样一想，他看到自己在镜子里的裸体一贫如洗，裤裆里的器官无比自卑。 他裸体走出卫生间踩在松软的地毯上，踩地毯的感觉很像接受异性按摩。正准备穿衣服，电话又响了，是沈汇丽打来的，沈汇丽问：“老板，你怎么跑到河远去了，我到合安你就到河远，我回河远，你又到了合安。难道我们真的这么没缘份？” 郑天良一听是沈汇丽的声音，他的身体开始发热，在这个远离家乡远离熟悉目光的宾馆里，他的身体情不自禁地坚硬起来。他发觉自从调整分工后快一个多月了，他有意无意地回避着沈汇丽，颇有一种小人得志的自负，然而他并没有得志，更何况政治前途与拥有情人之间本来就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他杞人忧天的表演实际上是对自己的残忍和对沈汇丽的不尊重，于是，他对着电话说：“有没有缘份不在于你我是不是在一起，而是在一起的时候能不能你死我活。” 这句带有挑逗性的暗示使沈汇丽在电话里很纯洁地生气了：“老板，你说话怎么这样不正经，你在房间等我，我现在就赶回去找你算账。” 郑天良穿好衣服准备等沈汇丽跟他在床上算账，他一遍遍地回忆着红磨坊里的地毯以及地毯上的汗水，那些清晰的细节就像黄色录像一样在这个黄昏的空间里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发觉男人在回忆自己的艳遇的时候记忆力最好。 一个半小时后，宾馆房间的门轻轻地敲响了，郑天良毫无必要地整理了一下自己已经很流畅的头发，他在想是不是一见面就跟沈汇丽紧紧拥抱，省略纷繁复杂的前提直奔主题，还是循序渐进地层层深入。他感到这段日子很累，周玉英松弛的身体让他已经没有了激情，他跟周玉英那种例行公事的夫妻生活，简直就像一个管理很差的单位应付上级检查一样。此刻，他想起沈汇丽风情万种的肉体，决定一进门就单刀直入。 门开了，郑天良正准备张开双臂箍住沈汇丽，但两条胳膊在半空中僵住了。他吃惊地发现沈汇丽身后紧挨着一个身体无比肥胖的男人。男人的脸上堆着笑。 沈汇丽进屋后关上门，向郑天良介绍说：“这位是万源建筑集团的总裁，万源先生，万老板。” 万源伸出柔软多肉的手紧紧握住郑天良的手：“郑县长，你好。多年前我还得到过郑县长的关照，给我发包了合安啤酒厂的工程。” 郑天良握着万源的手想起了十年前他将万源的钱交到县纪委的事，这个被他搞得狼狈不堪的老板最后还是工程中标了，郑天良却政治上落标到实验区当了主任。时过境迁，大家心里都有数，所以也不会过分计较，郑天良握着万源的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可没帮上你什么忙，差点还坏了你的事。” 万源满脸堆笑说：“哪里，哪里，郑县长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我非常钦佩你的原则性，只可惜像你这样的干部太少了。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你的做法我能理解，我想郑县长现在我求你帮忙，该不会将我轰出门外了吧！” 第28章 郑天良笑着说：“当然了，在我的权力范围内，我还是会帮忙的。现在的领导干部为发展地方经济都要学会跟企业家打交道，学会跟企业家交朋友，老赵和小沈这些资本家都是我的朋友，能交上你万源这样的大老板做朋友，也是缘份。不过，我可有点实用主义，如果不能给我们合安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我就不敢交资本家朋友了。” 沈汇丽已经给他们泡好了茶，她坐在床上跟郑天良万源面对面：“老板，我跟万总到合安找你就是为了在合安投资的事。在你大老板的关心支持下，罗马假日花园总算立项了，现在我已决定跟万源集团合资共同开发。” 郑天良愣住了：“你不是说跟赵全福联合开发的吗？” 沈汇丽说：“老赵本质上是一个农民，太小心眼了，我不想跟他合作。再说他的合和厂要回迁，一时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他只愿出四百万参股，而我们总共投资需要六千万，那点钱根本不管用，我就一脚蹬了他。现在一期工程连征地就要投入四千万，我的财力根本就不够，所以找到了万大老板，万老板现在固定资产总值就超过了一个亿。” 万源说：“我们集团下面正好有一个水泥厂，还有一个预制件厂，水泥和楼板都可以自已解决，降低成本。” 郑天良问：“投资比例怎么定？” 沈汇丽说：“万源集团占百分之七十，我占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由万源来开发罗马假日花园，我是股东之一。” 郑天良感到自己忙了好半天，却是在为万源帮忙了，再加上这个不速之客坏了自己的好事，心里就有些龌龊，他摆出一副官腔说：“万总，非常欢迎你到合安投资，不过你不能亏待小沈哟，她可是这个项目的真正立项人。” 万源又给郑天良点上“中华”烟点头哈腰说：“我心里有数，小沈拿百分之二十的资金，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我想这个项目是你郑县长帮着办下来的，今后还少不了要你支持，我跟小沈已经商量过了，送你百分之十的股份。” 郑天良感觉这可不是什么小事，所以当然不能答应，他说：“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我决不能要你的股份，你送我股份的同时等于也送了我一副手铐。” 万源看了看郑天良说：“郑县长，反正你给我们帮忙，我们心里有数。不要股份，我也不会忘恩负义的，我在江湖上闯荡这么多年，讲义气够朋友，这是最重要的，万源集团能发展到今天，靠的就是我的为人，做生意其实就是做人，所以我所结识的厅长市长县长们没有一个人讲我万某人是不够意思的，这一点请郑县长放心。” 郑天良不敢轻易吃这颗定心丸，但也不会像八年前那样莽撞，所以他只好含糊地表态说：“你的义气对我们共产党干部就是一种邪气，我们的标准不一样，所以你的股份我是不敢要的，抽烟喝酒吃饭，这还差不多，属于交朋友的范围，而除此之外，就违法乱纪了。” 万源说：“好吧，我们先去吃饭吧，请郑县长到我的食堂尝尝烤全羊和油焖穿山甲。” 万源这些年从做土建工程起家，逐步到承包省内外好几条高速公路建设，狠赚了一笔后，在河远市买下了一个水泥厂，建了一个配套的水泥预制件厂，又在市中心繁华地段开了一个“梦巴黎娱乐城”，里面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万源请郑天良去吃饭的食堂，就是娱乐城三楼的“罗浮宫”。 “梦巴黎”共六层，三楼的“罗浮宫”金壁辉煌，墙上是米黄色带暗纹的进口真丝墙布，屋顶巨大的莲花座吊灯碎珠撒银一般照亮了墙上的半裸体女人的油画和铺满了地面的波斯地毯，郑天良一看到地毯就想起了沈汇丽的造型。他感到这个空间不仅比赵全福的红磨坊气派，而且要豪华得多。 晚上万源找来了几个年轻漂亮的女经理们陪郑天良喝酒，这些经理就像赵全福身边的于文红一样，除了陪酒陪笑陪睡和姿色极具杀伤力外，是不可能“经”手“理”出什么头绪来的。沈汇丽穿一身羊绒套裙，她在桌子底下用腿暗示了郑天良好几次，告诫他不要在美女如云时迷失了方向。郑天良用目光向沈汇丽表示，他的腿绝不会在桌子下面犯自由化错误的，也绝不会跟其他女人以腿相勾结的。 吃饭过程中，万源一再提出了请郑县长在征地价格上给予关照，“一亩六十五万，征地就要花去一千万，太高了，虽然小区是按欧洲风格建的，但房屋价格实际上是卖不上去的，毕竟合安老百姓经济实力还有限，两千块钱一平方都有难度。我们高标准建设是从长远考虑的，也是从合安的对外形象上考虑的，希望郑县长能把这些道理在县里讲透讲到位。” 郑天良别有用心却又看似很随意地对万源说：“万总，这个事我一个人说了不算，你应该跟宣县长谈一谈，当年你承包啤酒厂工程就是宣县长带去的，是黄市长支持的。” 万源直截了当地说：“郑县长，我这个人明人不做暗事，睁眼不说瞎话。现在你是抓经济建设的常委副县长，又是叶书记的红人，在你分管的范围内办事，你不点头在合安肯定是办不通的。我当年找宣中阳和黄以恒是对的，现在不去找他们也是对的，这点风向看不出来，我就白混这么多年了。再说，当年我找他们办事，事成后也是有交待的，现在只要你出面讲话，他们是不会反对的。我有数。” 郑天良从万源的话里已经听出了一些意思，也就是说他在八年前跟宣中阳和黄以恒的交往也是事出有因的，这就说明这世界绝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郑天良听了这些话，心里有了一些底。 吃完饭，万源请郑天良到五楼洗洗澡捶捶背，郑天良说他没有这个习惯，下午已经在宾馆洗过澡了，沈汇丽对万源说：“郑县长可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不要拉领导干部下水了，我送郑县长回宾馆。”说着沈汇丽就拉着郑天良走了。临走前，万源将一个印有“金陵饭店”的手提袋交给郑天良，郑天良坚决不要，万源说：“郑县长，你真让我太没面子了，我这又不是贿赂你，也就是几包烟，算什么呢？抽烟喝酒总是不犯法的，与腐败更沾不上边。” 沈汇丽接过手提袋下楼了。郑天良上了沈汇丽的红色“尼桑”车，这时两人就可以在车内无所顾忌地自由地用腿交流了，郑天良先是用腿抵了一下沈汇丽的腿，沈汇丽说：“老板，我在开车，如果出了事，你打算怎么向警察解释？” 郑天良就说：“我告诉警察，我被一个漂亮的女人劫持了。” 沈汇丽说：“告诉我，我要把你劫持到哪里去？是宾馆，还是我家里？” 郑天良说：“我现在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劫匪将我劫到哪里算哪里。” 沈汇丽歪过头向郑天良卷了一下舌头：“我把你劫到地狱里去。” 郑天良说：“我早就想看看地狱是什么样子了。地狱里有什么？” 沈汇丽说：“你希望地狱里有什么？” 郑天良说：“我希望地狱里有你。” 沈汇丽说：“我是陪着你一起下地狱的，当然有我，还有床和地毯。” 郑天良说：“你就是我的地狱。” 沈汇丽说：“下了地狱，你就获得了再生。” 车子迅速地滑过一段灯火通明的大街，然后钻进了一个小区。他们在幽暗的灯光指引下爬上了一幢楼房的一套复式公寓里。 沈汇丽拉着郑天良进屋后，将屋内所有的灯都打开，又脱去了羊绒套裙的外罩，于是两条雪白的胳膊就暴露在晕黄的灯光下，这是一套装修得淡雅而清爽的复式公寓，所有的家具和饰物都泛出了琥珀色的光辉，沈汇丽打开了组合音响，楼上楼下顿时灌满了王菲的歌声：“想走出你控制的领域／却钻进了你安排好的战局／我是一颗无奈的棋子／今生注定无处逃离”。 沈汇丽用两只玻璃杯倒来了英国“威士忌”，她将杯子递给郑天良：“我们喝一杯吧！” 郑天良说：“有这个必要吗？” 沈汇丽用迷蒙的眼睛看着他：“这是我对客人的尊重。” 郑天良接过杯子：“即使是一杯老鼠药，我也只好喝下去了。我是下了地狱的人。”郑天良一饮而尽，而沈汇丽只是象征性地抿了一下嘴唇。 郑天良放下杯子，将沈汇丽搂进怀里，沈汇丽杯中的残酒泼翻在地毯上，两个人忍无可忍地滚作一团。 王菲继续在音响里抒情，她的歌声缠绕着两个赤裸的身体盲目而又无济于事地在这个空间里旋转。沈汇丽用洁白的牙齿咬着郑天良的肩部：“我恨死你了，你这么长时间都不睬我，我要让你下地狱。” 郑天良在沈汇丽牙齿的启发下，像被激怒的公牛，他似乎要耗尽一生的力气，同这个酒香浓郁的肉体决一死战，他喘息声音断断续续地灌进了沈汇丽的耳朵里：“我要死在地狱里。” 两人翻滚的肉体从地毯上翻滚到沙发上，又翻滚到房间的床上。 屋外的风声、屋内的歌声、地毯上床上的呻吟声，声声入耳，入耳成诗。 墙上有一只猫眼钟，钟摆很有节律地按部就班地走着不变的步伐，而郑天良和沈汇丽却毫无节奏地在相互折磨中体验生命的疯狂，这种不计后果的消耗最终让两人土崩瓦解，他们四仰八叉地倒在地毯上，像两团泡软了的面包被扔在晕黄的光线下。 汗水渗透进地毯，地毯无声无息，任劳任怨。 狂风暴雨之后，王菲也累了，唱完了，音响就哑了，电流的声音清晰地滑过他们的听觉。郑天良咬着沈汇丽的耳朵说：“宝贝，我想喝水。”沈汇丽用潮湿的手指抵着郑天良的鼻子说：“大哥，我要喝酒。” 但沈汇丽还是给郑天良倒来了一杯水，沈汇丽喝下杯中的残酒，将酒杯放在地毯上，他搂着郑天良的脖子说着女人常说的一句话：“你真行！” 得到表扬的郑天良被这句表扬激励着，他翻身骑到沈汇丽的身上，企图重蹈覆辙，可他不行了。沈汇丽抚摸着他力不从心的身体，安慰着说：“没关系。” 两人依依不舍地穿上多余的衣服，相拥着倒在沙发里。郑天良突然问：“你在市里，难道黄以恒不来找你吗？” 沈汇丽警惕地看着郑天良，有些生气地说：“我告诉你，我跟黄以恒没有任何关系，当年他看中我的是我能喝酒，是为他的工业区拉钱当陪酒女的，这让我受到了莫大的耻辱。我不能说他对我没有想法，当年每次到市里出差到省里出差他都要带上我，除了工作需要外，还有其他企图，最终导致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和我的家庭破裂，我为什么要离开合安出去闯荡，就是因为我受不了黄以恒的关心，我讨厌他那种既心怀鬼胎，又不敢光明磊落地表白，说话做事都是阴阴的，真没劲。但我早就跟你说过，人跟人不一样，也不是所有的男女只要在一起就会产生感情，就会上床的。” 郑天良听了这些话后很舒服，但又有些失望，他当然希望黄以恒染指过沈汇丽，这会使他内心平衡起来。然而沈汇丽说的很像是真的，符合实际，所以他又为沈汇丽不事权贵而兴奋。他将沈汇丽的手攥在手心里，问：“你跟我好，是因为我能帮你忙吧？” 沈汇丽从郑天良的怀里抽出手，哭了：“八年前你在实验区就答应过我，只要我有什么私事，你全力以赴帮忙，不是我求你，而是你在兑现自己的诺言。我承认，我十几年前就喜欢你这种男子汉的气质，但我只是尊重你敬佩你，并没有想到爱上你，是你让我到红磨坊的，你害了我。我也认命了。” 郑天良愧疚地将沈汇丽拉进自己的怀里，说了声：“对不起，我也是一直很喜欢你的，我跟黄以恒不一样的是，他不够坦白，我却是敢爱敢恨的。之所以我们在十几年后能相好上，这是老天的安排，这是缘份。我比你更相信宿命。” 夜已经很深了，郑天良要回宾馆，沈汇丽抱住郑天良的脖子：“我不让你走。” 郑天良是第二天早上六点钟的时候离开沈汇丽的被窝的，临走前，沈汇丽将万源的手提袋交给郑天良，里面是四条“中华”烟，还有一块缎面盒装着的“劳力士”手表，郑天良说：“万老板给我这干什么？要值好几百块钱吧？”沈汇丽笑了：“你这个土老冒，这是世界名表，三万多块呢。”郑天良说，“你给我将烟和表送给万老板去吧。”沈汇丽说：“要送你去送，我不送，这点小意思，还不够他在南京一晚上潇洒的小费。” 郑天良像小偷一样悄悄地下楼了，在小区里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宾馆退房，然后立即赶回了合安，忙着落实下个月深圳招商会的宣传材料。 郑天良回到县城，上午九点半参加了“合家乐”超市的开业典礼，超市由原县商业大楼与苏州“合家乐”商业连锁集团合资兴办，这个合安县的第一家大型超市是郑天良亲自谈判拍板的，对方占百分之五十一股份，县商业大楼占百分之四十九，完全按“合家乐”经营模式操作，录用原商业大楼职工百分之七十，这是郑天良主抓经济工作后的一个最大的动作，全县上下为之一震，都说郑天良就是有魄力。所以郑天良胸前戴着红花站在剪彩仪式上，沉着而自信。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汽球和彩带在空中飘舞，城乡老百姓将大楼门前挤得水泄不通，郑天良跟宣中阳谈笑风生，脸上放射出功成名就的光芒，摄像机镜头将这历史性的画面一一记录在镜头里。郑天良为这商业大楼合作的事也曾与宣中阳有过一些争议，宣中阳说，如果让对方控股，我们的国有企业等于就是丧失了主权而且职工的利益得不到保证，郑天良说，与其这样半死不活地百分之百的拿不到工资，还不如让百分之七十的人先拿到工资，更何况税收还是我们的。在这个没有地理优势和经济实力的地方，如果不转让控股权，融资一分钱都是不可能的。宣中阳虽有看法，但还是尊重了郑天良的意见，合作就成功了。 十点半钟郑天良又去参加了工业区缫丝厂与江苏客商的谈判，郑天良同意让对方控股百分之六十，但对方要求所有的工人全部解除劳动关系，然后由他们根据需要重新聘用，郑天良说百分之六十的职工要上岗，这是我们的合作底线，股份制改造除了盘活存量资产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工人重新上岗，而不是拿国有资产换钱花换酒喝的。谈判陷入了僵局。郑天良说谈成谈不成不要紧，中午共进午餐是必要的。在蓝湖宾馆的酒桌上，县经委、计委、轻工局的同志们轮番敬酒，江苏客商李军是一个从事丝织业的个体户，年龄也只有三十岁左右，过于精明就显得更加狡猾。江苏劳动力成本高，蚕茧收购价比这里高百分之二十，郑天良抓住这个利益杠杆，跟李军太极推手，柔中带刚，软中使劲，左右缠绵，上下无边，弄得李军既想撒手，又不忍放了这块带刺的肥肉。 郑天良在酒桌上称李军为老弟，这种称呼让李军有些手忙脚乱，有钱人往往缺少政治人格的支撑，所以他们需要权力对自己的尊重，一声老弟让李军端起酒杯就要跟郑天良干一个满杯。郑天良说我虽然没有酒量，但老弟如此慷慨，我作为老兄也只能是舍命陪君子了。酒桌上的气氛比谈判桌上总是要轻松友好得多，酒精的作用有时比文件的作用还要大。 酒过三巡，郑天良对满脸通红的李军说：“老弟，你说挣钱是为了什么？除了自己吃用外，就是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你的价值不仅仅是钱的数量，还包含着这个数量是不是与贡献社会造福于民联系在一起。贩毒分子钱很多，但没有意义，腐败分子钱也多，同样没有意义，因为这些钱来路不正，又不能造福于民，我觉得你们企业家的光荣就在于既赚了钱，又造福于社会了。我作为县长，我做的工作就是保证让你赚钱，赚不到钱找我，但你要做的工作就是要保证我合安贫苦职工的利益，我们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两全其美。” 郑天良说着又敬了李军一杯，李军涨红了脸站起来说：“郑县长，你是一个真正为老百姓办事的清官，有你这些话，我现在就拍板，成交了！” 郑天良也站起来回敬一杯：“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和下岗职工向深明大义仁爱至善的老弟敬上一杯，我向你表示感谢！” 酒桌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李军将酒倒进喉咙里：“就凭你郑县长这般爱民如子，在合安就是亏本，我也认了。” 有人说办公室是用来喝茶看报纸的，会议室是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贯彻文件的地方，这话虽然有些偏激，但许多事情确实是在酒桌上而不是在办公室里办成的，所以说喝酒也就是工作：“每天二三场，每顿四五两，喝酒干革命，把胃献给党”也是有部分道理的，这就是中国国情，尊重国情，就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体现，郑天良在以前是不懂这些的。他如今懂了，工作也就顺利了，事情也就好办了，当天下午，工业区缫丝厂与李军签定了合作协议书。 晚上，郑天良陪省政协视察的同志吃完饭，没有回家，他到红磨坊找老赵，老赵在马坝合和厂总部，于文红一个电话，十五分钟后赵全福就赶回来了。赵全福说：“老板，厂房回迁设计方案已经拿出来了，我不太满意，上海的设计专家们将大门搞得只剩两根柱子和半扇披风，没有门楼，也没有石狮子的位子，而且还不建围墙，太美国化了。” 郑天良说：“你老赵太土了，人家这是现代化设计，你就整天知道喝烧酒，哪天也要改喝一喝英国威士忌嘛，我也在试着喝。要围墙干什么，你的厂建在工业区里，工业区本来就是一个整体，这就叫对外开放。” 赵全福说：“老板，设计方案到在其次，你什么时候能让我们合和立项，我都急死了，罗马假日花园已经批下来了，你可不能不管我呀。”说着他又心怀鬼胎地看了郑天良一眼：“老板，红磨坊没有洋酒，蓝湖宾馆也没有，你的威士忌是在沈汇丽家里喝的吧？” 郑天良狠狠地锥了赵全福一眼：“我在省城的一个朋友家喝过，沈汇丽家有没有我不知道，我也没去过。” 赵全福笑了笑：“老板，我跟你开个玩笑，你解释干什么？” 郑天良说：“合和回迁要跟工业区的改革同步进行，这与小沈的房地产开发是不一样的，回迁的事年底前肯定会有着落，所以你不要急，啤酒厂的事能落实，合和厂的回迁也就落实了。” 赵全福说：“我知道老板对合和厂是有感情的，但我不想跟啤酒厂扯在一起，我真想离啤酒厂越远越好。” 郑天良说：“听你的，还是听我的，你要是有本事，你找宣县长批好了。哪怕你将厂子建到县政府大院子里去，我也不想管。” 赵全福见郑天良有些不高兴，就不敢再坚持自己的痴心妄想了，他说：“老板，我听你的。是不是找几个人来陪你玩两牌？” 郑天良说：“我都累死了，还有心思打牌。到三楼去洗个澡吧！” 赵全福对于文红说：“你让新来的小倩去给老板放水！” 郑天良有些恼怒地说：“谁也不许去，我一个人洗澡休息一会儿就回家。你要是再搞什么小姐，我马上就叫公安局将你这里封了，一点都不考虑我的影响，搞什么名堂！” 于文红尴尬地站在那里，她无中生有地搓着手，局促不安。 赵全福说：“老板批评得对，我一定执行照办，不让服务员为你放水。” 郑天良洗好澡一个人躺在里间的沙发上看电视抽烟，他感到极度地疲惫，他想起了在这个空间里王月玲留下的一些姿势，那种清风拂月的意境正是他此刻最好的安慰，他真想让王月玲来陪陪他。如果说沈汇丽的牙齿让他惊心动魄的话，王月玲的乌黑的长发在拂过他赤裸身体的时候则让他有一种回到母亲怀抱的安祥，而他从来就没见过母亲。他拿起电话，找到了王月玲的传呼号，但他在正准备拨号时，还是放下了。王月玲太小，比自己的女儿清扬还小一岁。他的眼前始终晃动着女儿的影子。 屋内的空气有些沉闷，那张洁白的床单上曾留下过并不洁白的造型。郑天良感到自己像一件被拆散了的儿童玩具一样，骨肉错位，支离破碎。 手机的铃声总是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响起，这使他感到人活在现代通讯手段里，每天都在被这烟盒大小的东西暗算，电话与天空看不见的网络相勾结，没有绳索，却让你无处可逃。郑天良懒洋洋地在电话响了好几声后才打开。 原来是王月玲。郑天良有些不安地想，难道是赵全福蓄意安排的，他不知道是让王月玲到这儿来，还是自己到她的住处去，此刻的选择是极其困难的。 郑天良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码的，王月玲说是赵总告诉她的。郑天良问有什么事，王月玲在电话里哭了：“我怕，我怕，求你帮帮我！他们每天晚上十一点都要来轰门，还说如果我再不答应，他们就要砍断我的胳膊。” 王月玲告诉郑天良说，县城黑道上的老大“三豹子”看她一个人住在一套公寓里，两个星期前就白天到仓库来找她，叫她陪他出去喝酒，王月玲不答应，于是，这几天他就带着一帮人每天晚上十一点钟准时来敲门，而且还从门缝里塞进了一千块钱，她将钱又塞回去，三豹子就在门外叫嚣：“如果明天晚上你还不开门，我就废了你的两条胳膊，让你永远也开不了门。”王月玲哭着说她很怕，三豹子的手腕上和胸口上刺的全是豹子的图案，牙齿呲在嘴的外边，都能把人吃下去，恶得狠。 郑天良知道县城里的黑社会老大是“三豹子”，这个人在县城开了一个酒店和一个舞厅，平时气焰十分嚣张，看上谁家女孩，先是自己用，用完了后强迫在舞厅坐台，手下有二十几个打手，号称合安第二公安局。县城里的老百姓谁家遭到盗窃或打架纠纷，不向公安局报案，都去找三豹子报案，最后由三豹子摆平。没想到这个三豹子居然也欺负到外乡女子王月玲的头上。郑天良虽然嘴上没说，但他心里还是认定，欺负王月玲等于是欺负他郑天良。 郑天良问王月玲：“你跟赵总汇报了吗？他为什么不出面？” 王月玲说：“赵总让我找你，他也害怕三豹子。” 郑天良说：“你不要怕，现在还不到十点，我马上通知公安局让他们在十一点准时将这帮王八蛋统统抓起来。” 王月玲在电话里哀求道：“我怕，你来帮帮我吧！” 郑天良安慰王月玲说：“我是不能到场的，但我会让三豹子今天晚上在看守所过夜。你放心吧！” 郑天良打电话将赵全福叫上来，然后劈头盖脸将赵全福骂了一顿：“你他妈的想把我往牢里送呀，搞什么名堂？自己不出面摆平，让我来处理，你不是存心让我难堪，我跟王月玲是什么关系？” 赵全福抓着自己的头皮，吞吞吐吐地说：“你跟王月玲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做企业的人不想惹事，也惹不起这些地痞流氓。王月玲是我手下职工，她求你，等于是我求你，老板，你想想办法吧！” 郑天良穿上衣服，叫赵全福跟他一起去县政府他的办公室。 进了办公室后，郑天良用办公电话立即给公安局长卢时打了一个电话，他要卢时在五分钟内立即赶到他的办公室。 第29章 卢时在四分半钟的时候急冲冲地站到了郑天良的面前，郑天良一见卢时，也没让他坐下，劈头就责问道：“卢局长，你是不是打算让县委任命三豹子这样的地痞来当公安局长呀？你打算让他的合安县第二公安局办公到什么时候？” 卢时不敢坐下来，他站在灯光下一时摸不着头脑，有些发愣：“郑县长，三豹子有什么事，你尽管下指示，我马上去逮了这个龟孙子。” 郑天良指着赵全福说：“赵总的企业要不要保护？公安局要不要维护合安企业的安全？这是肯定的。我这个分管县长和你这个公安局长都是有责任的，市委正亭书记已经跟我说过多次了，要在合安进行一次彻底的打黑除恶行动，不然将来工业区对外招商引资就不能保证安全的投资环境，我看你就从今天开始，先拿三豹子开第一刀。他居然要对合和厂仓储部女副经理进行公然强xx，还要砍断人家的胳膊，每晚十一点准时去轰门，明目张胆地强迫妇女去卖淫。这样的恶霸不抓起来，老百姓会怎么来看我们县委县政府为民办实事，为民保一方平安？连赵总这样的人都怕他，都要来向我求援，普通老百姓都能来找我吗？” 卢时被郑天良训得头上都冒汗了，他转了转头上的大盖帽，意识到合安的黑恶势力的严重性，连市委正亭书记都高度重视了，他不敢小觑这件事，更不敢对郑天良的指示打一点折扣，郑天良在合安是人所共知的铁腕和实力派人物，得罪了郑天良等于是得罪了叶正亭书记，除非他这个公安局长已经干腻了。于是，卢时对郑天良拍着胸脯说：“我一定执行你的指示，马上就带人将三豹子抓起来。” 郑天良说：“我不仅仅是要你抓起来，而是要将他送到牢里去，让他到大西北的沙漠里去反省罪行，除恶务尽，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我现在就在办公室等你回话。” 卢时像战争年代的指战员接受了上级命令一样，居然不适时宜地说了一声：“是！” 卢时出门后在走廊里通知防暴队紧急结合。屋里的郑天良通知宣传部孟强部长让电视台配合公安局防暴队跟踪拍摄，彻底将这个恶势力团伙打掉。 布置完了这一切后，他又给宣中阳打电话，宣中阳正在省里开会，听了郑天良的通报后，宣中阳说打黑除恶好，早就该行动了。 一切都做完了后，郑天良往沙发上一倒，赵全福给郑天良点上烟：“老板，你太厉害了，几个电话就把一切搞定了，我真佩服你。” 郑天良说：“你也坐下来歇歇吧，陪我一起等卢时的好消息。” 赵全福坐下来后，郑天良说：“你看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多累，一天到晚，时间从来就不是自己的，过了年我都五十了，真的要退居二线休息休息了。” 赵全福说：“老板，你想退也退不下来呀，合安将来还不是你的天下。” 郑天良听了这话心里很顺当，但他没有流露出来，他郑重其事地对赵全福说：“事情处理好了后，你给一笔钱，让王月玲那个孩子回老家去，人家还要考大学，你这是作孽呀！” 赵全福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郑天良：“老板，这么一个绝代佳人，你真的一点都不动心？你这不是让我白费心思了吗？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去了。” 郑天良说：“人家才多大，比我女儿还小一岁，你是存心要把我送进地狱里去，我干了这么多年，我怎么能轻易就上了你的当。” 赵全福笑了，他心中有数地说：“不喜欢女人的男人不是好男人，就连太监李莲英还娶了好几房呢。至于说年龄小不敢动手，那也是说不过去的，只要不是自己的老婆，所有的男人都希望相好的越小越好。” 郑天良说：“你再胡说八道，我就让卢时将你一起抓起来。” 赵全福嬉皮笑脸地说：“好，好，不说了，我听老板的不就得了。” 十一点二十分，郑天良办公室电话铃响了，卢时汇报说他们出动了二十一名防暴队员，带着压满了子弹的微冲，当场将三豹子等四人全部都按倒在水泥地上铐起来了，舞厅和酒店也同时被查封了。 郑天良兴奋地一拳砸在桌子上：“好，我要到市委为你们请功！” 一个星期后，王月玲离开了合安回老家，赵全福给了她五万块钱，并要用车子送她回湖南老家，赵全福说这一切都是郑县长安排的。王月玲听了后哭了，她既没要钱，也没让车送，自己坐汽车回去了，临走前，她给郑天良打了一个电话，她声泪俱下地对郑天良说：“你是我的大恩人，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郑天良在电话里勉励她几句，说：“我希望能听到你考上大学的喜讯。” 王月玲从此在合安县城和郑天良的生活中消失了。她走的时候，天气已经很凉了，她看到了天空有一群大雁人字形地向南飞去，她沿着大雁飞行的方向往南而去。 这一段时间，郑天良对自己的肚子越来越不满意，每天忙于谈判和迎来送往，吃喝酒肉太多，他明显地感到自己的肚皮隆起的速度比合安改革的速度还要快，从沙发上站起来需要有一个弯腰的动作相配合，他发觉弯腰时胸部与腿之间就像塞进了一个气囊一样别扭。他抚摸着自己的肚子，觉得自己全身的结构已经很不合理了。 然而，他必须从沙发上很困难地弯腰站起来，还有许多事要等着他去处理。 这一次是宣中阳约郑天良谈工作。郑天良到宣中阳办公室后对宣中阳会客室里的一盆柑桔盆景赞不绝口，在一方人造的瓦盆里，歪曲的枝叶间结满了橙黄的桔子，给人一种巧立名目的巨大震撼，宣中阳说：“你要是看中，就搬到你办公室去吧！”郑天良说：“我怎么能夺人所爱呢。” 宣中阳说：“我并不喜欢在屋里有这种人造的风景。” 郑天良说：“正好相反，我不喜欢屋子外面人造的风景。” 这些对话说完的时候，两个人都意识到这颇有点“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但两人都没有必要明说。 宣中阳说：“老田的事你听说了吧？检察院已经批捕了。” 郑天良说：“我已经知道了，市中院准备判三年，缓刑三年，反正是用不着去劳动改造了。虽然正亭书记那天批评我们两个，但我们的求情实际上是起了作用的，如果严格按受贿来定，那就不存在缓刑了。正亭书记刀子嘴豆腐心。” 宣中阳对郑天良这番表白没有发表看法，他说：“田来有被捕了，工业区要在下个月深圳招商会上全面卖掉主权，这样一来等于就是彻底否定了合安改革开放的成就，等于就是全面抹杀了黄市长为合安经济建设所做出的贡献，许多退下来的老干部也纷纷向我表示不满和抗议，我简直有点招架不住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合安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如何看待黄市长在合安改革进程中的作用和历史地位。” 郑天良捧着钢化玻璃杯，看茶叶在玻璃的后面上下沉浮，他感到人生就像这杯中泡着的茶叶一样，浮在上面的茶叶总要下去，在杯底泡得太久的茶叶有时也要浮上来，这上上下下你来我往，完全是人生或仕途的一种写照，很有趣。他尽可能抽象地说：“历史是迂回前进的，有时会有一些反复，很正常。合安改革开放的成就和黄市长在合安的历史地位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工业区毕竟是我省经济建设的示范园区，当初建工业区的思路是对的，也是不容怀疑的，但今天遇到了困难后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也是对的。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融资和引资的问题，而是我们能不能把资金吸引过来，难度很大，招商会决不是舞会和联欢会，我对招商引资到工业区的前景很担忧。” 宣中阳已经听出了郑天良的意思，郑天良会上说的会后不说，会后说的才是最真实的思想，但他的辩证法运用得很纯熟。辩证法是一个很滑头的哲学，尤其是在评价人物或事件时，它既肯定又否定，你说它肯定吧，它肯定的时候不忘否定一下；你说它否定吧，它否定的同时还有肯定。你想哭它让你笑，你想笑它让你哭，所以辩证法又是一种哭笑不得的哲学。官场上玩辩证法可以玩得你拿起筷子不知道该夹碗里的哪一块肉。 宣中阳说：“老郑的哲学学得很好，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工业区的过去和现在，应该说是很公平客观的，我在这方面还缺少修养，所以我还要多向你学习才是。不过我的基本观点是，无论如何，黄市长在合安所做出的贡献和历史地位必须肯定，而且要放在第一位来看，不然将来中国的事情就没有人愿意干了，干的还不如看的。” 郑天良听出了宣中阳的弦外之音，他调整了一下辩证的尺度：“黄市长的历史功绩当然是第一位的，而且我坚持认为啤酒厂作为工业区的核心企业，作为合安县经济建设的形象工程，不仅要保住，而且决不能出卖主权。目前整顿市场联合执法队已经查扣了外地啤酒一千多吨，我的意见是还要加大执法力度，强化执法手段，增加执法人员。我想在原先执法队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整顿市场联合执法领导小组，你来任组长，我任副组长，以表示县委县政府对此的高度重视。” 郑天良的这些话让宣中阳除了点头称是外，无话可说。 联合执法领导小组成立后，宣中阳和郑天良在联合执法队全体人员会议上一再强调，私自运输和销售外地啤酒的，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对于拒绝检查和对抗执法的要采取强制性措施。郑天良声色俱厉地说：“如果有谁胆敢顶风作案，让公安局给抓起来，决不手软！” 会后，宣中阳问郑天良：“市委叶书记对我们的联合执法是什么态度？”郑天良说：“正亭书记只考虑宏观决策方面的大事，对于我们这些临时性措施，他从没有提过具体意见，也不会提什么意见，我们又没让市委及市直机关买碧源啤酒。” 郑天良将于江海找到红磨坊的那间套房，于江海一进门就说：“老板，是不是要重用我了？我可是实实在在地想为你大老板多做一些事情，可你就是不给我机会。” 郑天良示意于江海坐下来，还给于江海递了一支烟，他说：“你小于干事胆子太大，好事能让你干坏，坏事就让你办得更坏。沈一飞将八千块钱回扣捐给福利院，你为什么开去年九月份的日期？为什么不向我汇报？搞得我非常被动，你怎么能这样冒失呢？我看你确实不宜再在民政局干下去了。” 于江海委屈地为自己辩解：“老板，日期是沈一飞让我填去年九月的，我当时也有些担心，我要向你请示，可沈一飞不让我跟你说，他说让你知道了，事情反而不好办。民政局我是实在不想呆了，再干下去我就成了福利院里的孤老了，人都快憋死了。” 郑天良说：“所以我要把更重的担子交给你，让你担任整顿市场联合执法队队长，徐仁福这个人太软了，县里决定把他换下来。你去干不可能享受徐仁福的待遇，人家以前就是副科级干部，你是副股级，我的意思暂时让你享受正股级待遇，其他的以后再说，关键是要干出成绩来。” 于江海激动得站了起来：“老板，你指向哪里，我打到哪里，决不让一瓶外地啤酒在合安出现。我是你一手培养起来的，将来的一切全靠你大老板栽培。” 郑天良打了个手势让他坐下来说话，他说：“你不要太得意，这个工作不好干，得罪人，压力大，是宣县长目前直接抓的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关系到啤酒厂的未来和改革的方向，你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原则性要强，措施要得力，下手要果断，处罚要严厉。” 于江海又要站起来拍胸脯，郑天良打手势又按住了他。于江海坐着表白是很困难的，但郑天良不许他站，他只好坐在沙发上赌咒发誓地说：“头可断，血可流，碧源啤酒的阵地不能丢，老板，你就看我的行动吧！” 郑天良满意地点点头，同时要求于江海将电警棍随时带在身上，以防暴力抗法，一定要注意安全。在遇到危险的时候，直接向公安局卢局长请求派警力增援，我已经跟卢局长打过招呼了，要全力支持你的工作。 于江海走后，郑天良躺在沙发上喝茶，他感到很累，身体累，心也累。心累比身体累更让人难以忍受，他有点怀念从前单纯的日子，但那些单纯的日子里让他吃尽了苦头。 东店乡党委书记陈凤山找郑天良汇报工作，郑天良在电话里要他来红磨坊。陈凤山赶来的时候，郑天良躺在沙发上已经睡着了，他实在太困了。 陈凤山说：“郑县长，你跑到这地方来睡大觉，我见你比见皇上还要难。” 郑天良坐起来揉着眼睛说：“我都累死了，想躲起来睡一会儿，你又上门了，还没睡十分钟你就到了。” 郑天良招呼服务员倒茶，两个人抽烟喝茶谈工作。这个空间少了办公室里的严肃和正统，因而气氛也就温和得多了，光线和地毯都是柔软的，沙发也是柔软的，这柔软的氛围让人安宁而情绪稳定。 陈凤山说：“乡中心小学的丁校长死活不要啤酒，采用几乎是暴力的方法坚决抵制。我们在王桥集实验区是有过教训的，我只是吓唬他们，根本不敢让派出所去抓人。我是来向你请示的，他们不接受啤酒，我们就准备扣住工资不发，但要是再到县里来闹事，我又担当不起。所以来向你汇报，请求指示。” 陈凤山知道郑天良现在的份量，所以他最近一段时间来，请示汇报非常多，郑天良对这位当年共患难的战友多少还是有一份同事情感的，所以对陈凤山也是可以说一些不宜公开的话的。郑天良绕过陈凤山的话题说：“老陈呀，我们都老了，你好像还比我大两岁吧，让你这样的老干部卖啤酒实在有些于心不忍，但县里目前这种状况，不卖又怎么办呢。” 陈凤山听到郑天良很有人情味的话心里很是感动，他说：“郑县长，你是我的老领导，我真不想卖啤酒，更不想为黄以恒擦屁股，当年把我们实验区的钱用来建工业区，让我们垮台了，他上去了，想起来心里就是不服。这么多年，我好像是一个带罪之身一样，扔在乡下无人过问，你要不是叶书记重用你，和我也差不了多少。不过，能有你理解我的这份心，我也就满足了。” 郑天良看陈凤山真的感动了，就继续说：“对过去的事我们就不要再过多纠缠了，黄以恒的功过自有历史来评述。我是觉得我作为一个老同事，这么多年对你一直关心不够，当然我也无力关心你，这一点你也是很清楚的。我已经跟正亭书记交换过意见了，希望过一段日子能将你调到县里来，经委主任老高过了年就要退了，你来担任经委主任，跟我配合搞经济工作我是很有信心的。我总不能让你一辈子在下面卖啤酒，要让年轻人去卖。” 陈凤山浑浊的眼睛里闪烁起死灰复燃的光芒，他声音哽咽地说：“郑县长，你是我的老领导，我的为人你也是很清楚的，嘴坏心不坏，对你我是决没有二心的。你这不只是关心我，而是救了我。” 郑天良很欣赏这种感恩戴德的每一个细节，他像咀嚼着话梅一样越嚼越有味，嘴里还生出一些津汁来，被感恩是一种宗教仪式，神圣而光辉。郑天良沉溺于这种碎乱的想象，直到这些想象在头脑中暗淡的时候，他才说话：“老陈，这些话都是我们私下说的，不代表组织，也没有跟宣中阳通气。不过，正亭书记对你还是很赏识的，上次我在向他汇报啤酒任务摊派的时候，提到了唯一不愿跟宣中阳签责任状的就是你，正亭书记说你是一个有个性的干部，敢于犯上，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正派的干部，要重用，所以我提出让你到经委来担任主任，他完全赞同。正亭书记是一个年轻的有开拓精神的领导，所以对我们这些没有心眼的直脾气的干部是很器重的。” 陈凤山说：“只要有你和叶书记点头，哪有办不成的事，我会全力配合你的工作。只要你郑县长说一句，让我掉脑袋，我也决不装孬。” 郑天良示意他不要急于表白：“目前，你还是要想办法解决啤酒任务的问题。我同意你对中心小学采取的停发工资的措施，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问题暴露出来并不是坏事，有利于改进工作和进行正确的决策，如果乡中心小学老师到县里来上访，再能有媒体报道一下，我看不是坏事。”郑天良平静地说完这些话后，又看了一眼陈凤山：“听说你有个侄子在省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是吧？” 陈凤山不说话了，他已经完全听懂了郑天良的话。他换了一支烟，却将烟嘴衔倒了，然而他并没有觉察，点上火却烧着了过滤嘴，屋内就滋生出一层刺鼻的焦糊味。 郑天良平静地看着陈凤山，陈凤山不敢跟他目光相对，这时郑天良又说了一句：“市委在工业区的态度上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在证明市委的决策是正确的，让你老陈卖啤酒绝不是啤酒厂的出路。” 陈凤山发觉嘴上的烟倒了，也就将本末倒置的这支烟扔进烟缸里，他重新在烟盒里拨出一支，点上火，烟雾并不能掩盖他坚决的表情，他说：“郑县长，我听你的，我们这些年也受够委屈了。” 郑天良嘴角终于流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他给陈凤山的杯子里加满水，说：“老陈，不要把这件事上升到个人恩怨这一层，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我们对合安的建设事业负责，对合安四十八万人民群众负责，也是对市委负责。你懂我的意思吗？” 陈凤山点点头。郑天良又说：“你老陈这个同志有时候就喜欢乱说话，以后要注意少说多做，更不要说一些无原则的话，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同事对你的忠告。尤其是不要说我跟正亭同志的关系如何如何，我和正亭书记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 陈凤山若有所思地点头表示同意：“我会注意的，我会围绕合安的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的。” 晚上，郑天良留陈凤山在红磨坊吃饭，又找来了沈一飞作陪，酒桌上三个实验区的老干部紧紧围绕在郑天良这个核心周围，他们只吃饭喝酒，不谈工作。赵全福吃完饭后要安排洗澡，郑天良说他还要回办公室处理文件和一天的汇报材料，先走了，他不管陈凤山和沈一飞是否洗澡，更不会跟他们一起洗澡。 于江海上任执法队长后，下手果然厉害，他腰里别着电警棍，挨个店铺地进行地毯式搜查，在吃饭的时候到各酒店侦察，不到一个星期，总共在县城搜到了一百多吨外地啤酒和洋啤酒，统统没收后还罚了十一万块钱的款。 三豹子已经坐牢去了，而他的残渣余孽们还在县城里负隅顽抗，在酒店里公然喝洋啤酒和外地啤酒，而且三豹子的一个小喽罗“耗子”开了一家商贸公司被扣了五吨外地啤酒，“耗子”不仅不交罚款，还带着一帮人到执法队要没收的啤酒。“耗子”对于江海说：“你算什么玩艺，还敢扣我的啤酒？是不是活的不耐烦了！”于江海手摸着电警棍说：“我是特高课的，没有我不敢抓的人，你要是不想跟三豹子一起到牢里去看今年的春节晚会，就立即给我滚蛋！”“耗子”手一挥喊：“弟兄们，上！我打的就是你这个特高课的小瘪三！”突然间，执法队的院子里已经乱成了一团，于江海的电警棍被夺走了，头上被砸裂了一道缝。其他队员连忙向公安局求救，“耗子”一伙全部被铐了起来。公安局要将人带走，于江海捂着一头的血说：“先将他们交给我们进行罚款处理，然后再移交给你们司法机关。” 警察走了后，于江海将自己的头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开始了他对这帮地痞流氓的执法。八个小痞子都被关进了一间执法队的临时审讯室里，在执法之前，于江海给郑天良打了一个电话，问怎么处置，郑天良在电话里将于江海训了一通：“这种事还要向我汇报吗？如果不杀鸡给猴看，你执法力度能得到保证吗？” 于江海放下电话，将审讯室门窗关死，拉上窗帘，然后命令八个地痞剥光衣服一字排站好，他让另外两位执法队员端来了两盆开水，让八个俘虏先洗洗手：“你们的手力气大但太脏了，所以给我排队洗手！” 他从裤腰上抽出裤带，在每个俘虏洗手之前，于江海先用皮带猛抽一气，来一个下马威，稍一迟疑，又是一皮带，在一片嗷嗷嚎叫声中，俘虏们手上的皮在开水中迅速溃烂，一个个双手就像烂西红柿一样柔软而鲜红。于江海欣赏着这鬼哭狼嚎的场面，嘴里叼着香烟，然后将烟圈吐在俘虏们的鼻子上：“好，很好，你们就像李玉和一样有种，是个男人。”说着又一皮带抽到一个小混混的脸上：“李玉和从来不叫，你他妈的叫什么！”小混混的脸上一道血红的杠杠如一根颜色偏淡的红领巾蒙在上面，鼻子里也流血了。 轮到“耗子”洗手时，戴着铐子的“耗子”破口大骂：“你敢让我洗手，我放出去后就要你的脑袋。” 于江海上前狠狠地抽了一皮带，“耗子”脸上血流如注：“你他妈的还不愿金盆洗手，我让你下辈子出去！洗不洗？” “不洗！” “不洗给我吊起来抽！”说着于江海亲自动手将“耗子”用绳子倒背着双手吊在屋顶电风扇的铁环上，慢慢升高的“耗子”呲牙咧嘴地以残存的意志在手下面前冒充英雄。于江海看“耗子”像一麻袋粮食一样悬在半空，就抡起裤带对着“耗子”猛抽了五十多个来回，“耗子”渐渐地垂下了头，声音软弱地说：“大爷，饶了我吧！我洗手！”其他喽罗们也一起跪到地上向于江海求饶：“大爷，放了他吧，我们再也不敢冒犯你了。” 于江海说：“这还差不多，不是共产党员还充什么英雄。” “耗子”瘫在地上，他的手臂骨折，于江海命令他手下的两个喽罗扶着他站起来洗手，这时开水已经不开了，于江海让人换开水，“耗子”手伸进去的时候，一声惨叫，昏了过去。 直到第二天下午，“耗子”老婆交来了两万块钱罚金，并写下“我们妨碍公务，干扰执法，罪大恶极，在执法队没有挨打，也没有刑讯逼供”的悔过书后，才放回家。临走前，于江海对奄奄一息的“耗子”说：“今天你总算知道了什么叫厉害了吧？”“耗子”咬着牙有气无力地说了声：“我知道了，大爷！” 第二天放人后于江海当面向郑天良汇报了这件事，郑天良狠狠批评了于江海一通：“你怎么能采用这种野蛮的手段呢，这是执法犯法！”于江海委屈地指着头上的绷带说：“老板，我的头都被这帮小痞子砸开了，现在还疼得厉害。不下猛药，根本就制服不了这伙歹徒。”郑天良又安慰说：“你到医院看一看吧，休息一段日子再说。”于江海说：“老板，我轻伤不下火线！”郑天良又批评他说：“这是办公室，你乱叫什么老板？”于江海说：“是，郑县长！” 于江海就是能干，通往合安的各条公路都被封锁了，一个月内查扣私运外地啤酒车辆二十八台，查获走私啤酒一千二百多吨，其打击力度和成果超过了前三个月的总和。然而就在这时，举报信也纷纷飞到市里、省里和中央。 黄以恒看了举报材料后，打电话让宣中阳立即停止这种暴力式的地方保护主义，他警告宣中阳说：“你这是在拿政治生命开玩笑，工业区垮台不要你负责任，但如果以这种暴力式的查扣封存外地啤酒而造成恶劣后果，你是要负责任的。” 宣中阳找到郑天良说：“联合执法队应该立即停止行动，明天，不，今天就让他们停止执法。于江海他们居然搞起了法西斯式的人身迫害和严刑拷打。” 郑天良说：“我不知道这件事，要是真的，就必须严肃整顿执法队，执法不能犯法。” 宣中阳以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口气带有不容争辩的命令式的口气说：“就这样定了，执法队立即停止执法。你如果有什么顾虑的话，我去代表县委县政府宣布解散执法队。” 郑天良说：“还是我去宣布吧。” 执法队刚宣布解散，东店乡中心小学的四十多名教师坐着两辆拖拉机来县委县政府上访，他们在白布做的横幅上写着标语：“我们要工资，我们不要啤酒”、“坚决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陈凤山回到东店后，对拒不接受以啤酒抵工资的乡中心小学，采取了扣发工资的强制手段，当中心小学全体教师到乡政府论理的时候，陈凤山说：“你们跟我闹没用，我这是在执行县委的指示，就像你们今天到这来是执行了丁校长指示一样。”教师人群中都说：“走，到县委去，找县委县政府上访！”一呼百应，揭竿而起，就像当年的农民起义一样。 第30章 陈凤山在上访教师刚刚出发的时候，就打电话给郑天良，他说：“郑县长，乡中心小学四十多教师已经去县委县政府上访了，省电视台记者晚一个小时赶到合安，你看这样是否妥当？” 郑天良在电话里说：“我马上要去市里向正亭书记汇报这件事，你也要立即赶到县城来，一方面将教师劝说回去，另外你还可以让电视台采访一下于江海和‘耗子’，两方面的意见都要听一听，也不能说我们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就完全是错的，我不这么认为。” 郑天良打完电话下楼的时候，见装满两拖拉机的教师已经在县政府大院里打出了标语，围观的群众有四百多人。郑天良见人多，就让驾驶员将车开到县政府办公楼的后门，他夹着包，钻进车，迅速离去。 郑天良直接将车开到河远市鸿运宾馆后让驾驶员先回去，他让驾驶员明天下午来接他。驾驶员走后，郑天良立即上了沈汇丽的车，当他坐在沈汇丽家客厅里喝英国“威士忌”的时候，合安县城沸反盈天。 沈汇丽吊着郑天良的脖子说：“你为什么这么多天不来看我，想死我了。”说着就开始解郑天良的纽扣，郑天良穿着沈汇丽送给她的那件天蓝色的“金利来”衬衫，然而此时却没有心情，他说，“你要是这么喜欢我这件衬衫，我就还给你。”沈汇丽捏着他的鼻子说：“你说送我礼物，到现在还没送我。”郑天良轻轻推开沈汇丽：“别闹，你大哥还有事要做。”说着他就拿起手机给叶正亭打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叶书记，合安啤酒厂出事了，不愿以啤酒抵工资的教师已经将县委大院围了个水泄不通，还出现了执法队打人伤人事件。省电视台记者也来了，局面很混乱，我下午赶过去向你汇报。” 郑天良关上电话后，沈汇丽说：“你不是已经来了嘛，怎么下午才去汇报呢？” 郑天良一把将沈汇丽搂过来压到地毯上，咬着她的耳朵说：“我要先向你汇报，然后才能向书记汇报。” 沈汇丽说：“我比市委书记还重要？” 郑天良说：“你比省委书记还重要。” 两人在地毯上滚作一团，他们在上午的阳光照耀下你死我活地厮杀起来，沈汇丽总是显得无比贪婪，她将郑天良箍在两腿之间，腥红的嘴死死地咬住郑天良的肩。正在他们不分胜负的时候，郑天良的手机响了，沈汇丽不让郑天良从她身上下来，但郑天良像正在演奏的小提琴断了最关键的一根弦一样，哑了。 郑天良半途而废，沈汇丽瘫在地毯上像一只还没杀死的鸡一样全身抽搐，这种突然悬空让她生不如死。 郑天良打开电话，是宣中阳找他，他抹着头上的汗说：“正亭书记找我谈工作，我正在市里呢。有什么事吗？” 宣中阳说：“东店乡小学教师来上访，省电视台来采访了，记者还要了解于江海打人的事，这件事我不清楚，所以他们想采访你一下。” 郑天良说：“宣县长，你应付一下就行了，这件事也不要看得太严重了，你就把我们县里的真实情况跟记者说一说，执法队的事我也不太清楚。我的意见是要强调这是临时措施而不是长久措施，要突出是扶持重点企业，淡化地方保护，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跟正亭书记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将省电视台拍的片子不要播放，我们上下一起努力一下，你看怎样？” 宣中阳当然不好再多说什么，只是叫郑天良对叶书记不要说得太严重，他们准备请陈凤山出面做一做电视台记者的工作，能摆平尽量在合安就摆平。好在记者来之前执法队已经解散，销售啤酒是本着自愿的原则，东店乡中心小学事件只是个别事件。郑天良让宣中阳一定要跟陈凤山把道理说透，让他侄子不要听信举报材料，也不要以偏概全地报道。 放下电话后，郑天良去安慰沈汇丽，沈汇丽没有说话，但脸上还是掩饰不住那种釜底抽薪后的空虚和落寞。郑天良下定决心地扑过去，但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 下午四点半钟，郑天良才见到叶正亭。叶正亭正在陪同省交通厅长在考察河远通往省城的高速公路项目，晚上还要陪交通厅长吃饭看市杂技团的专场表演，所以中途抽空一个小时听郑天良汇报。叶正亭风风火火地走进办公室，他将公文包往桌上一扔，很恼火地说：“老郑，你们是怎么搞的，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存心是往市委脸上抹黑。” 郑天良掏出笔记本，翻开后开始汇报：“叶书记，我主要是忙于工业区招商合同协议书的论证和安排宣传材料，啤酒分销任务和执法队采取的行动措施是宣中阳在你没上任之前就定下来了，市里没有具体批示过这件事，我也没过问，宣中阳是执法领导小组的组长，没想到闹出这么大的乱子，这事与你叶书记无关，宣中阳和我负主要责任。” 叶正亭说：“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问题，而是如何消除影响，纠正错误。我早就接到了群众举报，而且指定让黄市长处理这件事，是黄市长没做批示，还是你们县里不执行黄市长的批示？” 郑天良说：“黄市长指示要我们立即撤销联合执法队，当天我就去宣布解散了违法检查市场封锁道路的执法队，至于是不是停止啤酒摊派计划的执行，我们没有接到市里的指示。” 叶正亭坐在转椅上没有立即说话，他陷入了沉思，眉头紧凑在一起，窗外漏进来的阳光落在他脸上，脸色却更阴沉。 郑天良接着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执法队非法拘禁和打人的事件，这件事很敏感，一般我是不过问的，你也应该知道我的难处，啤酒的强行摊派一开始就让乡镇干部们叫苦连天，今天东店乡中心小学到县里上访仅仅是一个开始，后面还有许多单位要来闹事。但啤酒厂是黄市长的形象工程，宣中阳是不遗余力地力保啤酒厂，而且坚决不同意我们在深圳招商会上转让工业区的控股权，更不同意拍卖。现在省电视台一曝光，市里和县里就很被动了，你看能不能请黄市长出面到省里疏通疏通，将拍好的带子不要播放。” 叶正亭一拍桌子：“简直是乱弹琴！你们合安出了问题要市委市政府来给你们擦屁股，少来这一套。我赞成曝光，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如果我们再姑息迁就这种无法无天的瞎指挥，你们合安的工业区只有死路一条。” 郑天良觉得有必要适当地反抗一下叶正亭，于是就说：“叶书记，你不要光批评我，我这不是代表个人来向你汇报的，我是代表县委县政府来汇报的。我个人的立场是很明确的，但我必须要跟宣中阳搞好团结，我一直是按照你的指示来处理和宣中阳之间关系的。” 叶正亭打断郑天良的话：“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定位在人际关系这方面，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只尊重事实、尊重规律，而不是尊重权力和人际关系，你必须要明确这一点。我想听听你对工业区的整体思路。” 郑天良翻开了笔记本的后面，开始谈自己的思路：“工业区改革的思路就是叶书记和市委的思路，我是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目前，工业区缫丝厂已经和江苏的客商正式签订了转让控股权的协议书，百分之六十的工人全部重新上岗，县商业大楼也跟全国知名的‘合家乐’实现了联营，百分之七十的职工再就业，万源集团投资六千万元的罗马假日花园现代化小区已经立项，十二月份就要开工建设，工业区另外几家企业正在跟江浙沪洽谈合作意向，只有啤酒厂难度最大，盘子大是一方面，主要是周边地区的啤酒企业已经实现了名牌战略和资产重组后中外合资，所以我们的啤酒厂是毫无竞争力，合安是小地方，来投资的都是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大企业根本看不上这里。所以我在制定招商标书时不是把啤酒厂作为合资企业对外融资，而是以拍卖和协议全权转让的形式制定了标书，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是不怕得罪宣中阳和黄市长的，因为我是在执行叶书记和市委的战略方针，也是本着对合安的经济建设的总体目标负责的。” 阳光渐渐稀释了叶正亭脸上僵硬的表情，他说：“我对你这一段的工作是满意的，市委也是充分肯定的，你对啤酒厂的改革方案我也是赞成的。我们需要一批原则性强事业心强的同志来担负起河远改革开放的重任。电视台曝光的事，你不要再说什么了，我都不怕丢脸，你还怕什么，这件事曝光有助于冲击一下我们封闭落后的保守观念，市委将对此进行专题研究。你回去后要多跟同志们交换意见，尤其是跟宣中阳同志要多交流，这个同志还是想干事的，黄市长对市委第二阶段改革方案也是完全赞同的，我们是共同研究后才出台的，所以不存在什么分歧意见，我最担心的是我们下面的同志有没有能力把市委的精神贯彻落实下去。深圳招商会回来后，我要到各县去检查落实情况，尤其要反对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河远的风气不改一改，是没有希望的。” 一个小时没到，叶正亭秘书小何就喊他去市委第二会议室与交通厅长洽谈高速公路建设的事宜。叶正亭走后，郑天良在市委办公室走廊里遇到了黄以恒，黄以恒主动伸出手来跟郑天良握了握，黄以恒说：“市里没开会呀！”郑天良说：“叶书记找我来谈工作。黄市长，你很长时间没回合安指导工作了。”黄以恒笑了笑说：“有你和宣中阳在那里，我很放心。”两个人在黄昏中握着手久久不愿松开，他们像两个远隔千山万水的和尚与道士突然碰面，毫不相干地互相肯定对方的袈裟与道袍。 黄以恒当然知道今天在合安发生了群众上访和记者采访的事，但他没问，郑天良也没说。 晚上，郑天良没有回合安，他被万源邀到了“梦巴黎娱乐城”吃饭，沈汇丽理所当然地也来了，酒桌上的格局与上次完全相同，陪酒的女经理们嘴唇鲜红地在郑天良面前晃动，沈汇丽在郑天良走神的时候，恰到好处地用腿警告郑天良不要吃着碗里又盯着盆里，郑天良用腿轻轻地撞了一下沈汇丽的腿，表示完全遵守纪律。灯光照亮了桌上或清蒸或红烧或油焖的动物尸体，郑天良发现盘碟中的动物们死不瞑目。 背景音乐是一首保罗。莫里哀乐队演奏的《LOVEIS BLUE》，音乐流淌出的旋律像一层薄薄的雾笼罩着女人红色的裙子和桌上的菜，郑天良在这种梦幻情绪中优雅而轻松地将筷子伸向盘中的动物尸体，他仔细地体味着“我为鱼肉”的悲惨境界。 女经理们其实就是陪酒小姐，那位嘴角有一颗痣的小姐要跟郑天良喝交杯酒，郑天良看了沈汇丽一眼，沈汇丽面无表情，郑天良说：“实在对不起，我结婚的时候没喝过交杯酒，不太习惯。” 万源起哄说：“习惯是可以改变的，郑县长，你不能让我们的小姐独守空房，这太残忍了。” 那位嘴角上长着一颗美人痣的小姐托起郑天良的胳膊：“郑县长，皇帝还经常点后宫的妃子呢，您就宠幸我一次还不行吗？” 郑天良勉强地跟嘴角有痣的小姐套起了胳膊喝下一杯酒，酒桌上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沈汇丽斜着眼睛看着他始终不说话。万源用一根牙签剔着牙缝对嘴角有痣的小姐说：“你知道宠幸是什么意思，不懂还乱说。那是要陪皇上过夜的。” 嘴角有痣的小姐很浪荡地笑了起来：“陪皇上过夜是每个妃子都向往的美事，我当然也一样了。只是皇上看不上我罢了。” 郑天良见沈汇丽脸色越来越难看，就对万源说：“万老板，我们能不能不开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玩笑，我这个人思想解放还没到那个程度。” 万源就对一群小姐说：“你们都去吧，我要跟郑县长谈工作。” 一群鲜艳的小姐就像几盆盆景一样从这个空间里消失了。她们口红的气息粘在郑天良的鼻腔里久久不绝，于是他很舒服地打了一个喷嚏。 郑天良这时掏出手机给陈凤山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陈凤山说全都采访过了，包括宣县长、于江海、躺在医院里的“耗子”，丁校长是在县政府大院子里接受采访的，许多教师都争着接受采访，效果很好。他压低声音说：“宣中阳让我跟我侄子说情，还让县委办小胡送来了一个三万块钱的红包，可我刚才去跟我侄子说了后，他坚决不要。我马上要把红包退给小胡，他在宾馆总台等我回话呢，我让小胡自己去送。我侄子说谁送钱都不会收的。不说了，小胡过来了。”陈凤山还没说完就匆匆关了手机。 郑天良端起面前的一杯白酒，站起来敬万源和沈汇丽：“两位资本家朋友，我敬你们一杯，感谢你们到合安投资。” 万源一饮而尽，沈汇丽象征性地抿了一口椰子汁，她没情绪。 万源放下杯子说：“老板，你的地价太贵了，我实在吃不消。河远的地价才七十万一亩，合安要六十五万一亩，我可实在没什么赚头了。能不能给我放一放价格，我是不会忘了你大老板帮忙的。” 郑天良把玩着手中空虚的酒杯，然后很爽快地说：“价格问题还可以再谈，我肯定会尽力的，再说当年小沈还帮过我的忙，我要是让土地局以这个价格成交，也太不够意思了。” 万源给郑天良倒满酒：“老板，你真够义气，我敬你一杯，让百分之二十五怎么样？” 郑天良喝下杯中的酒，突然发现自己的酒量增加了，他说：“酒桌上说的话不能算数，我也不好跟你打包票，回去后还要跟土地局、国有资产管理局的负责同志进行协调。” 万源说：“我们也不为难你大老板，今天不让你拍板，喝酒，喝酒！” 郑天良打了一个嗝，按住酒杯，不动了，他说：“我不能喝了，地价的事，要等我从深圳参加完了招商会回来后才能定，你们赶紧准备资金到位，合同一签，立即动工，明年年底之前，一期工程一定要完工。” 万源拍着胸脯说一定按大老板的指示办。 吃完饭，万源照例请郑天良洗澡并说最好让妃子被宠幸一次。沈汇丽说要去停车场倒车，就自己一个人下楼了。她既没说让郑天良搭她的车回宾馆，也没说不让他搭车。 郑天良对万源说：“我既不洗澡，也不需要妃子，我马上回宾馆。” 万源也不挽留，只是悄悄地塞给郑天良一个很小的鼓鼓囊囊的真皮手机包，“老板，你的手机包可以换一个了，我这是在南京顺便买的，你拿去用吧！” 郑天良用手一捏，里面实实在在，他将包塞给万源，“你这是搞什么名堂，我有手机包，拿回去吧！” 万源在第一次简单地烟酒探路后，对这次送手机包已经有了足够的信心，他说：“老板，你不要这样不给我面子，让手下人看到了多不好。你为我帮这么大的忙，我送一个手机包又算什么呢。” 郑天良在推拉中处于下风，于是他就准备打开手机包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万源拉住他的手将他往门外推：“老板，不要看了，就一个包，没什么东西。如果里面有什么的话，我负责。空的，新包里总是塞了一些纸的。” 眼见着郑天良就被推到了包厢的外面。走廊里虽没有一个人，但郑天良在公开场合还是不好打开包。见郑天良的手在拉链处停止了，万源就安慰郑天良说：“老板，我也是共产党员，我以党性担保，我决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这么多年，我跟那么多厅长市长县长们打过交道，没有一个人说我万某人过河拆桥。” 郑天良被连拉带推地拽到了楼下，沈汇丽已经发动了车子在门口等他。万源几乎是将郑天良推进了车里，连握手这一基本告别的动作都忘了做。 车里还是王菲的歌声在黑暗中盘旋，沈汇丽问：“老板，去哪里？” 郑天良说：“去地狱！” 沈汇丽说：“如果地狱里的门没有打开怎么办？” 郑天良捏了一下沈汇丽的大腿说：“地狱里只要有门，就会向我打开。” 沈汇丽说：“你这么自信？” 郑天良说：“因为我没有妃子，所以也不存在宠幸谁，只有地狱是我最后的归宿。” 沈汇丽用腿挤了一下郑天良，她在黑暗中笑了：“老板，我看到地狱的门的已经打开了。” 郑天良借着车内仪表盘上指示灯泛起的微光，他看到了沈汇丽洁白的牙齿闪过一道逼人的光芒，郑天良愿意在这道白光中化为灰烬。 第二天早上六点回到鸿运宾馆，郑天良从自己的公文包里抽出手提包，打开一看，是一捆印有领袖头像的纸，郑天良数了数，十四万整，郑天良平静地面对着价值十四万的纸，然后他用数学算式简单算了一下，如果给万源优惠百分之三十等于是让他赚了近二百八十万，如果是百分之四十就是三百七十多万。所以他面对这捆纸就像买了一部豪华轿车的人面对商家找回来的四毛钱零钱一样非常冷漠，他下楼后本来准备打出租车到偏远的地方存掉这捆纸，但发现宾馆旁边就有一个工行储蓄所，他轻松地走了进去就像走进自己的房间一样情绪稳定。他没戴太阳镜，更没有对周围的环境作出丝毫的分析，他觉得第一次卖淫的妓女才有心理压力，第二次第三次就像跟自己丈夫睡觉一样正常了。这种比喻实在有点有伤文雅，但一夜你死我活，他的脑袋昏昏沉沉，想不出更体面的比喻。一捆纸换来了一张纸，钱在没用的时候，本质上就是纸。他回到宾馆打电话让司机来接他回合安，打完电话倒头便睡，梦中世界非常无聊。 这天晚上，省电视台在晚七点三十八分黄金时间播出了采访合安市啤酒风波的《新闻调查》，题目是《地方保护主义执法必然违法》。长达十五分钟的电视专题片以合安县查扣的外地啤酒和洋啤酒的库房作为第一个镜头，然后详细介绍了合安县违背市场规律，对外封锁，对内搜查市场，强行推销本地啤酒，全县上下怨声载道，乡镇干部苦不堪言。由于将分销啤酒与乡镇干部的政绩考核挂勾，因此许多乡镇以啤酒抵干部教师的工资，最终导致了东店乡四十多教师群体上访的事件。但电视画面中剪掉了在县政府大院里静坐示威的镜头，只留下丁校长和部分教师被采访的特写镜头，背景被虚化处理，一片模糊。群众上访一律不许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中，这是宣传纪律，是安定团结稳定大局的需要。因此，调查执法队横行霸道，随意搜查店铺，违法扣留外地车辆，非法拘禁和打人事件就成了这个专题片的重点。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地痞“耗子”一副可怜兮兮的惨相，他伸出被烫得皮开肉绽的双手，电视镜头又推了个满脸血污的皮带印痕特写，“耗子”声泪俱下地说：“执法队说他们是日本特高课的，下手比日本鬼子还要狠，用皮带抽，用开水烫，我守法经营，却被扣留了五吨外地啤酒，还罚了我两万块钱，我的手被他们打断了，家也被他们毁了，求你们青天大老爷为我们小民做主呀！” 其他受害者也纷纷站在镜头前控诉。于江海虽然头上也缠着绷带，但他的辩解显然是软弱无力的，观众更多地是同情“耗子”。 于江海说：“我正要上路查车，‘耗子’带着一伙人冲进执法队，上来就动手打人，公然干扰执法。” 记者问：“你们是在执法，还是在扰乱公平竞争的市场？” 于江海说：“当然是在执法。你别听‘耗子’的，他是一个有名的地痞流氓，跟‘三豹子’等一伙公开抢占民女，还开过妓院。” 记者问：“你有证据吗？再说他的抢民女、开妓院，也不该由你来管呀，那是公安机关的事。” 于江海不支声了，理屈词穷地说了一句：“是他先动手打我的。” 在采访县长宣中阳时，宣中阳显得很镇静，首先他代表县委县政府欢迎电视台记者的舆论监督，并且大谈了舆论监督对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然而闭口不谈外面群众上访的事，也不为摊派啤酒任务进行辩护，因为在电视上辩护稍加剪辑后容易给人造成强词夺理印象，所以宣中阳在讲到啤酒事件的时候，说得很原则，也很有境界，他说：“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必须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任何地方保护主义都是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的。”宣中阳的这些话不像是讲自己的事，倒像是在讲别人的事，弄得电视台记者简直就无法下手。 记者问：“宣县长，你能不能谈一谈用啤酒抵工资，以及查扣外地啤酒的具体事件，还有你们县委县政府的态度是什么？” 宣中阳说：“合安啤酒厂是合安重点国有企业，在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采取了一些临时性的措施，但这个临时性的措施虽然时间是短暂的，但离市委市政府的改革精神仍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因此，我们根据市政府指示，早就解散了执法队。个别乡镇用啤酒抵工资是完全错误的，县委县政府已经召开了专门会议着手处理这个别事件。但总体来说，合安的大局是稳定的，发展形势也是很好的。” 宣中阳这番话真正显示了他的水平和经验，精明的记者在宣中阳的面前实际上经历了一次不算成功的采访。宣中阳根本不像是反省自己，而是像在表扬自己是如何对地方保护主义进行控制的，而强行摊派变成临时措施后就似乎是一个人在很体面的场合不小心打了一个喷嚏一样。 郑天良是在红磨坊的套房里看完了《新闻调查》，他觉得跟宣中阳比，自己是远远不及他的应付自如和从容镇静的。但专题片最后的评述还是让全省人民感受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我省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在有些地区进展很慢，不是缺少机遇，也不是缺少资金，而是我们当地的领导干部缺少改革开放的意识，默守成规，观念陈旧，他们还活在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内，把经济腾飞的希望寄托在行政命令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手段上。我们认为，温室里不可能长出艳丽的花朵，保护下的企业即使产生了效益，也只不过是掩耳盗铃的自欺欺人。合安县领导虽然注意到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性，也采取了一定的控制措施，但啤酒风波仍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这就是转变观念，面对市场，迎接挑战，公平竞争，与此同时，法制的保证尤为重要，无法无天，则无规无矩。” 看完了《新闻调查》后，赵全福问郑天良是不是要上三楼去洗个澡，郑天良说行，郑天良洗澡的时候，那位叫小倩的女孩蹑手蹑脚地进来了，女孩像一只小猫一样进来就脱衣服，郑天良双手捂住自己的裤裆，然后大声喝道：“你进来干什么？”小倩战战兢兢地说：“老板让我陪先生洗澡。”郑天良吼道：“你给我出去！” 女孩衣衫凌乱地哭着跑了。郑天良躺在水里，发现自己像一条饱满结实的鱼，鱼在水里自由而流畅，有一种安全感和归宿感。郑天良被热水包围着，心里无比温暖，他发觉自己身上的晦气和灵魂深处的霉菌在沤了许多年后，终于在这一天晚上从每一根毛孔里喷吐了出来，并洗了个一干二净。 第二天市委市政府责成合安县委县政府作出书面检查，并将此事通报全市。合安县委常委会在讨论好了书面检查的内容后，又作出了相应的处罚决定，东店乡党委书记陈凤山由于强行摊派啤酒造成干群关系恶化，致使四十多名教师上访的恶劣影响，因此县委决定给陈凤山同志行政记过处分；于江海因非法拘禁和人身伤害而被刑事拘留十五天，罚款五千元。县委取销了县直各单位及各乡镇啤酒分销计划，没有卖掉的啤酒一律进入商场店铺与其他品牌的啤酒一同销售。 至此，工业区的啤酒厂基本上已是死到临头，啤酒厂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癌症患者虽然嘴里还在喘气，但所有人都知道准备办丧事是眼下唯一能做的工作。 宣中阳和郑天良共同找陈凤山谈了一次话，宣中阳说：“老陈，你是代我们受过，我心里有数，也希望你不要有什么思想包袱，其实每个乡都是这么做的，只是你们东店乡天高皇帝远，老百姓太难管，你那里出了事，就有事了，别人有事没出事，就没事了。县委县政府对乡镇干部是最理解的。” 郑天良说：“其实你老陈也没什么委屈的，你是栽在你侄子手里。” 第31章 陈凤山闷着头抽烟，他声音灰暗地表态说：“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处分，个人也没有什么想不通的。说实在的，现在处分我，等于是挽救了一大批其他乡镇干部，不然更大的乱子还在后头。我一开始不想跟宣县长签责任状，不是我跟县委对着干，而是东店是个穷乡，三天不吃饭，什么事都敢干，不要说上访了。所以我对今天这种结果是早有预料的，也怪我侄子六亲不认，我侄子挖坑埋我，我无话可说。” 宣中阳和郑天良又说了一些安慰的话，陈凤山有一种认罪服法的姿态，所以大家握手告别的时候，都动了一些感情。郑天良握着陈凤山的手说了一句：“宣县长已经说过了，我们是心里有数的，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陈凤山走后，宣中阳跟郑天良坐在沙发上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宣中阳还是忍不住问：“老郑，这个于江海好像是你当年一手提拨的合和厂厂长。” 郑天良笑了笑说：“是的。但合和厂也是在他手里卖给了个体户赵全福的，我总感到这个人什么事都敢做，什么人都能卖。” 郑天良的这些话等于是向宣中阳表明了对于江海的基本态度，而且也为自己跟于江海的关系含蓄地定了性。 宣中阳接着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让他干执法队队长呢？” 郑天良说：“徐仁福手太软，执法不力是大家都不满意的，所以公安局、经委的一些同志就向我推荐了于江海，说他原来在‘五八十’工程建设时当过拆迁执法队的队长，很有魄力，曾被拆迁户砸断了胳膊，黄市长非常赏识，那时你是黄市长的秘书，应该比我清楚。正因为有这些历史背景，所以有关同志向我推荐的时候，我也就没有过分反对，这件事我也向你汇报过。” 郑天良将自己与于江海之间的事推得一干二净，宣中阳有苦说不出，他说：“我也只是随便问问而已，今后我们在用人问题上确实要更慎重一些。不过，那帮小痞子也太猖狂了，先动手的肯定不是于江海。” 郑天良跟宣中阳嗯嗯哈哈地说着这些事后诸葛亮的话，越说越没意思，也就不说了。他们都感到这件事很窝囊。 合安县参加河远市深圳招商会本来是让宣中阳带队，但宣中阳说目前正在搞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任务重压力大，所以就让郑天良带队，成员有计委、经委、招商局、轻工局和工业区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一行十一人成立了“合安县招商团”，宣传资料上把合安县说成是“襟江带淮，临东接西，物产丰富，人杰地灵”，而且以优惠的政策和优良的投资环境欢迎海内外客商来合安投资。经过反复论证，郑天良拍板最后的广告宣传语是：让客商发财，促合安发展。 叶正亭看了合安的招商资料和宣传材料后，在出发深圳前的河远代表团招商动员会上，狠狠地表扬了合安一通，说合安是领导重视，准备充分，材料详实，工作扎实。表扬合安实际上也就是表扬郑天良，郑天良第一次感受到被领导赏识的亢奋心理，这是他从政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其实年轻时郑天良也不止一次被领导表扬和赏识，只是那时他被领导重视的时候自己反而忽视了，年轻气盛，不可一世。 出发前，赵全福到河远为郑天良送行，晚上万源做东，他们在“梦巴黎”吃饭，耿天龙也来了，他是来看望表侄女沈汇丽，顺便也为郑天良送行，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万源上了烤全羊和油焖穿山甲，本来万源还准备了一道猴脑，但郑天良说吃活猴太残忍了，他坚决不让上，万源只好让厨师将已捉来的一只小公猴放了，小公猴死里逃生，但它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所有饲养在笼子里的猴子都是为劈开天灵盖而准备着的，它们在笼中坐以待毙。 酒桌上以郑天良为核心，右首是沈汇丽，左首是耿老，依次排开的是万源、沈一飞、赵全福，还有一个第一次出现的色相卓越的女孩，万源说这是他最近刚刚聘用的总裁助理杨小文，省艺术学院刚刚毕业。郑天良根本看不出这个女孩能助理什么，清水芙蓉般的女孩已成了万源床铺上的一条活鱼，还有那个今天没来的于文红，她们像香烟一样被揣在大款们的口袋里，想抽掏出来就用。想到这，郑天良心里掠过一丝莫名的惆怅，王月玲的影子在酒杯里浮现出来，而他只能靠想象来还原那短暂而又心惊肉跳的幸福时光。 万源说：“今天我们为郑县长送行，所以上茅台，这玩艺虽然不好喝，但名气大，耿老、赵总好不容易到我寒舍作客，真让我脸上有光了。” 赵全福说：“万总，今天是我为郑县长送行，晚上我买单。” 万源说：“知道你赵总是大老板，我虽然跟你比是个穷人，但一顿饭的钱还是能付得起的。” 赵全福有些急了，他涨红了脸：“万总，你这是什么话，钱多势子大，以钱压人，太不够意思了！” 郑天良见两位大老板为自己送行争着付钱差点就要互相下不了台，他就一锤定音说：“你们这些资本家要是再给我摆阔，我让你们一人掏一百万，救济下岗工人去！” 耿老说：“郑县长说得好，都知道你们有钱，但有钱也要注意谦虚谨慎，谁付账都不是大事，重要的是你们都有为郑县长送行这份心就够了。” 喝酒的气氛比较好，大家都开怀畅饮，两瓶“茅台”很快就见了底。酒少话多，郑天良不停地向耿老敬酒，他说：“眼看着我也就老了，知天命的年龄才知道应该如何做人做事，年轻时不识时务，还望耿老海涵。” 耿老回敬了郑天良一杯说：“我平时对一飞、伟强和汇丽经常说，与人方便，与已方便，人生在世，草木一秋，积善行德，福荫子孙。共产党的官，二寸宽的纸条，让你当在理，不让你当合法。” 郑天良虽然没有正面附和，但还是以敬酒来表示敬意。 吃完饭，万源请大家洗澡，郑天良说他要回代表团驻地市委招待所，赵全福说你们先上去洗，我将郑县长送回去后马上就回来。在出门的时候，郑天良悄悄地对沈汇丽说了一句：“今天是下不成地狱了。”沈汇丽说：“地狱今天插上了门拴。”他们短促的对话没有人听到，听到了也不知所云，这是特工人员接头时的暗号。 赵全福在送郑天良回市委招待所的路上，交给郑天良一个信封，他说：“我这次本来也想去深圳参加招商会，但我目前并不需要引资，最着急的还是合和厂回迁，还请你大老板尽快帮我立项。” 郑天良接过信封问了一句：“这里面是什么？” 赵全福说：“几张华盛顿头像，你到深圳少不了应酬，还得去中英街转转，看到什么好的礼品，也给我带一份。最好送我一双皮鞋，鳄鱼的。值不少钱呢。” 郑天良用手捏了捏信封，好像也没多少，就装进了公文包，他说：“这让我多不好意思，谢谢了！” 赵全福说：“谢什么，你们当县长的那点钱还不够我抽烟的，我这点小意思，也只够买几包烟抽的，不要见外。” 郑天良回到市委招待所后，打开信封一看，两万美金。这时有人敲门，郑天良迅速将华盛顿头像装进公文包里，然后整理了一下头发去开门，来人是市委书记叶正亭。 这天晚上与其他任何一个晚上都没有什么两样，城市里到处是醉生梦死的灯火，穷人们在街头摆摊谋生，有钱人在洗澡和泡小姐，乡下的农民们早早地进入了梦乡，他们在梦里耕田种地。 后半夜的时候，一股寒流抵达这座城市，第二天早上，郑天良发现窗子玻璃又冷又硬，窗外的大街上行人在清冷而稀薄的光线下如蚂蚁一样爬向他们自己应有的位置。 我抬起头看了一眼天，天空飘着冰冷的雨，裹紧衣领，我爬上了开往武汉的长途公共汽车，为了省钱，我不能坐空调大巴，而这个国产的老爷车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凄风冷雨中哼哼唧唧地向着目标爬行。 车里都是穷人，一路上，走走停停，上上下下，先是一个玩易拉罐的骗子跟几个同伙联手骗了一个老农准备去武汉看病的三千块钱，那个害病的老农以为那八万块钱一等奖肯定能让他死里逃生，而我知道这只能使他离死亡更近。后来有几个卖秘鲁币的人上车没有得手，但车到黄梅县一带的时候，还是有两个做小买卖的商贩被偷走了六千块钱，车上气氛很紧张，车厢里是刺鼻的方便面、卤鸡蛋和烟草的气息，还有一些小孩的尿味夹杂其中，那位在孙子陪同下去武汉看病的老农在车子经过一处山路拐弯时终于嚎啕大哭起来，邻坐的一个小采购员模样的人在骗子下车后告诉他那个特等奖易拉罐盖是假的，老农哭着要跳车，他的孙子也陪着他一起哭得六神无主。驾驶员麻木不仁地说：“今天算好的了，马上就到武汉了，要是遇上劫匪，全车人就都分文不剩了。”驾驶员就像一个长年累月杀猪的屠夫，他对所有乘客就像对所有即将挨刀的猪一样表现出死有余辜的冷漠和残忍。我有些看不下去，总觉得这个老农像我乡下的父亲一样孤苦无助，我在骗子们行骗时不敢站出来主持正义，这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死，我有儿子，还有无人赡养的老子。这时，我决定要为老人做点事，于是我站起来说：“各位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每人为这位老人捐十块钱吧，不然他连今晚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在我的呼吁下，大多数人都掏出了十块钱交给了我，有些人不情愿，我就向他们鞠躬，其中有一个腿有残疾的年轻人红着脸捐了八块钱，他说如果都捐了，他转车买车票的钱就没有了，两个被偷了六千块钱的小贩哭丧着脸没有捐钱，我也就认了，但司机不愿捐钱，他说：“我每天跑这条线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如果都捐，我还不破产了。”我攥住卖票的小伙子的手说：“你们必须捐五十，你们只知道收钱，对乘客的财产安全一点都不负责任。”小伙子问司机怎么办，司机说不要睬他，乘客纷纷谴责这种见死不救的行为，我将卖票小伙子的胳膊反背过来：“捐不捐，不捐我今天就将你扔到车外去！”车上的乘客跟着我起哄，司机在前面发话了：“给他五十块钱，认倒霉吧！”我收下五十块钱后说，“倒霉的是乘客，而不是你。” 我自己捐了二十块钱，因为我也没有再多的钱了。当我将四百二十八块钱交到老农手里的时候，老农让他孙子给我跪下，我拉起了正要下跪的小孩。说：“老大爷，天上掉不下馅饼来。以后注意一点就是了。” 做完这一切，我突然有了一种神圣的感觉，这一段时间，我一直活得非常猥琐，妻儿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书商对我指手划脚，而为了挣钱养家糊口，我忍辱负重，出卖尊严，也出卖我舅舅郑天良的历史，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舅舅那些令人龌龊的丑行在我面前越堆越多，面对我舅舅的丑行就像面对着阴冷潮湿的女人的月经一样让我恶心，但为了生存，我不得不继续恶心下去。 书商姚遥批评我说如果郑天良这个腐败分子与女人的淫乱写得不充分，就决不出版我的这本书。我坐这趟车去武汉是为了找王月玲进行采访，想从她那里能不能得到一些我舅舅的有关材料，我得继续将恶心当作米饭来吃，我得继续寻找并陶醉于月经的气息。 王月玲现在是武汉一所综合性大学经济系本科二年级学生。她在回到老家后用自己挣来的钱进了高考补习班，去年以全县总分第二名考进了这所知名的高等学府。我找到王月玲的时候，她正在图书馆看书。我将她约到了学校留学生俱乐部里喝咖啡。 王月玲坐在我的对面，穿着一身浅黄色的纯棉休闲夹克，里面是一件薄薄的白色羊绒衫，一头乌黑的头发沿右耳际向后甩开，显示出不对称的和谐，她的脸上没有丝毫风尘的气息，纯净的表情和书卷气使我无法开口向她问起那些龌龊的事情。她的经历有些传奇，乡下打工妹在失学三年后又考上了高等学府，曾引来许多记者苍蝇一样地扑进了这所高校，见多识广的王月玲面对我的时候显得很平静。见我没开口，她就说：“我早已经不是新闻人物了，去年刚进校时，有不少记者采访我，今年你还是第一个。其实我没有什么可采访的，家里穷，辍学打工，心不死，边打工，边复习，就考上了。多少有点运气吧！” 我相信没有记者会知道她在合安县打工的真实历史，我本来不想问，但为了挣那笔可耻的钱，我还是咬着牙说了一句：“你在合安县打工的时候认识一个叫郑天良的人吗？” 王月玲突然脸色刷白，一种不会掩饰的难堪不由自主地暴露了出来，我从她这个表情上很轻易地就判断出了她与我舅舅郑天良肯定是有特殊的关系。她咬着嘴唇，很困难地说：“我不知道你问这是什么意思。” 我故作镇静地说：“郑天良已经被枪毙了。” 王月玲说：“我知道。但我不想说我跟他是什么关系，因为这是我的隐私。” 我说：“这就是说，你承认你跟郑天良是有关系的。” 王月玲点点头，她眼睛注视着咖啡屋外面的树，树在这个季节赤身裸体。 我说：“真不好意思，我不是一个记者，我是一个关注打工群体的社会问题研究者，因此很希望你能说一说一个打工妹与副县长之间的真实关系。” 王月玲很怀疑地看着我：“你该不是为那些庸俗小报写别人隐私的写手吧？我看你很像，所以我不打算说什么，我只能说郑天良曾经救过我，他让我从地痞流氓的威胁下逃了出来，并让坏人绳之以法了。他跟赵总关系很好，我是赵总手下的一名部门副经理，帮助我也就是帮助赵总。其他我不想说什么，因为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关系。” 我说：“那么那套房子是怎么回事？房产证是你的名字。” 王月玲说：“我不知道，也没想过要那套房子，而且那套房子的合和集团的，我只能理解为是职工宿舍，或特殊照顾部门负责人的宿舍。我在岗位上是称职的，我在合安就像你现在在武汉一样，是一个过客，没有其他意义。” 这样的采访基本上是失败的，但给我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王月玲肯定是与郑天良有关系的，而且关系并不像她所讲的那样简单。因为在审判我舅舅郑天良的时候，法庭并没有认定这一事实，这应该算是一个意外收获。然而除了王月玲片言只语外，我只能靠判断和推理维持自己对窥探他人隐私的自信，这使我又倍感沮丧。 深圳是一个到处流淌着欲望和野心的城市，夜晚的霓虹灯以及歌馆酒楼里纸醉金迷的生活，即使是一个植物人也会在这片诱惑中苏醒过来并立即投入到享乐与挥霍的疯狂中。男人们的手在这样的夜晚除了数票子外就是数女人的头发，子夜时分，才是真正寻欢作乐的开始，郑天良的眼睛里到处晃动着女人的猩红的嘴唇和避孕套性药的形象，他发觉自己这么多年来活得没有一点人味。为一些蝇头小利被别人暗算也暗算别人，就像一群蚂蚁为了争夺一块骨头的领地而斗得头破血流，蚂蚁们在骨头上寻找尊严。 河远市深圳招商会在海天大厦会议大厅隆重举行，省市电视台跟踪采访报道，副省长邱云峰以及省计委主任、经委主任还有河远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了招商会，叶正亭和黄以恒是这次招商会的主角，简洁的开幕式后就是与中外客商进行商务洽谈，中外客商来了六百多人，半年多的网上宣传和东南亚美加地区的广告宣传引起了广泛的响应，许多河远籍的海外华人为家乡举办的这次招商会而自豪，所以纷纷回国参会。一些合作项目的意向书与正式投资合作协议书先后举行签字仪式。 河远市的一些工业企业跟东南亚港台客商达成了合作意向，有两家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书，而各县的招商引资成效并不明显，主要是河远的地理位置不好，既不沿江，又不临海，典型的一个内陆地区，除了劳动力便宜外，几乎毫无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工业可以在这里投资，但交通又不方便，全市唯一的一条连接省会的高速公路还处于纸上谈兵阶段，因此，招商谈判相当困难。几个投资不大的来料加工企业是早就谈好的，这次拿到招商会上签协议，等于是撑门面的表演。 尽管如此，全市最大的企业河远钢铁厂在第三天终于还是跟美国的一家公司联营成功，美方投入资金一千万美元建设一条螺纹钢生产线，而且正式签署了合作文件。而合安县的招商项目几乎无人问津，郑天良急得再也无心关注深圳的万家灯火，他的头上不停地冒汗，连女儿的电话也懒得打一个。就在合安工业区招商即将两手空空的时候，在郑天良苦口婆心地说服推销下，第四天的时候合安工业区水泵厂、电子元件厂等四家企业跟广东和福建的有关企业达成了合资意向，三家企业由对方控股合资经营，电子原件厂则被东莞的一个民营的电子公司以两千三百万买断经营。可合安啤酒厂招商材料和文件一直没有人感兴趣，然而就在招商会结束前的那天下午，啤酒厂招商失败几乎已成定局的时候，一位拄着银色手杖鹤发童颜的台湾客商走到了合安的招商台前，他的身边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西装革履的年轻人。 台湾客商叫江本仁，是台湾最大的啤酒企业“中飞集团”的总裁，身边拎着公文箱的年轻人是一个真正的总裁助理，名叫孔令根。他们并没有接到邀请，也没打算参与招商，因为他们下榻在海天大厦的三十六楼，每天上楼下楼必然看到了陈列在一楼大厅里的河远招商的各种宣传材料，所以就顺手拿了一份。老先生并不知道河远是什么地方，但在中午午休前随手翻宣传材料的时候，在第六页里看到了合安这个地名，老先生从床上坐了起来，他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他睡不着了，他对助手说：“四九年我离开大陆前接到的那封信就是从合安县寄来的，也许他们知道，我们去找一找合安来的人！” 郑天良在房间里接待了江本仁先生，互递名片后，郑天良眼睛一亮，他看到了啤酒厂的未来在江老先生的名片上欣欣向荣。而老先生落座后并没有谈招商的事，他问郑天良：“县长先生，四八年冬到四九年初的时候，贵县可有人知道一个国军的女逃兵江可馨？我四九年初曾收到过一封她从合安寄给我的信，后来就再也没有音讯了。” 郑天良心里一紧，手指间的香烟不经意地抽搐了一下，烟灰落到了地毯上。江可馨正是当年在玄慧寺为他母亲接生的那个年轻而美丽的女人，郑天良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正是面对着江可馨，他的生命是江可馨给予的，可江可馨已经被当作国民党特务被枪毙快半个世纪了。这段历史一直被郑天良埋藏在心灵深处，除了乡下的年逾古稀的老人们还记得这件事，谁也不知道，他也从没说过，因为对乡下人来说，江可馨只是一个年轻而美丽的接生婆，至于五0年从玄慧寺抓走后被枪毙没有几个乡亲知道真正的性质是什么，他们当时与军管会的对峙完全是出于朴素的人道主义立场，知道当时那件事的人大都不在人世了。郑天良心里很乱，他不知道该怎样对老人讲述这件事，也不知道江可馨与老人是什么关系。于是，他就问了一句：“我知道一点，请问您为什么要打听这个女逃兵，你们是亲戚，还是……” 江本仁的脸上反射着窗外的阳光，枯萎的眼睑里闪动着急切而焦虑的神情，他颤颤微微的放下手中的茶水，部分茶水泼洒到了手缝里，老人干裂的喉咙里挤出了迫不及待的声音：“江可馨是我妹妹，四八年三月从上海静安护士学校被动员入伍的。她现在在哪里，还活着吗？” 郑天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老先生，事关政治性质他不好表态，但与他个人相关的部分，他还是鼓足勇气连根拔起，他站起来走过去紧紧握住老人的手：“江先生，我就是您妹妹救活的，江可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出生的时候难产，家里都为我母亲准备好了棺材，是江可馨在玄慧寺为我母亲接生后救下了我。她在我老家的玄慧寺里住了将近两年。五0年后她就离开了我们村子，后来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但我可以为您打听打听。” 江本仁努力睁大眼睛，他死死攥住郑天良的手不放就像攥住自己妹妹的手一样，老人摩梭着妹妹救下的这双手，老泪纵横。他声音哽咽地说：“县长先生，我能到妹妹从前住的地方去看一看吗？” 郑天良说：“江先生，我代表我们县委县政府热烈欢迎你去合安访问，并保证做好一切接待安排工作，你妹妹的事将由县档案局和县志办负责调查，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江本仁说：“真的谢谢你了，县长先生。” 孔令根不停地做着记录，还用微型摄像机拍下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孔令根说老先生太激动了，要先回去休息。郑天良说晚上我让市委叶书记和市政府黄市长陪同请江先生和孔先生吃饭，同时商定一下江先生访问合安的日程安排。 孔令根说：“你们太客气了，我们没有对合安做出任何贡献，受之有愧。” 郑天良说：“哪里，哪里，我们这次来既招商引资又为推动两岸关系做了件实事，一举两得，意义非常重大。” 孔令根扶着老先生走后，郑天良在房间里地毯上走来走去，他激动得浑身发抖，这是他的一个最新体验，一般人们通常说吓得浑身发抖，没想到激动也是可以浑身发抖的。他为时隔五十年还偶遇救命恩人的哥哥而激动，更为遇到这个亚洲知名的啤酒集团的总裁而激动，他要用最完美的礼仪来善待这位老人，只要能让老人将合安作为他生命黄昏里的一个精神家园，一个割不断的历史情结。剩下来合资或买断合安啤酒厂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只是郑天良不知道该如何告诉老人江可馨被作为国民党特务枪毙的事。江可馨一开始是国民党军队的护士，后来共产党军队渡江的时候，她在玄慧寺里也帮助救治过共产党解放军的伤员，如果不是为了想回老家照顾害肺病的哥哥而跟那位解放军的首长一起走的话，她就会是另一种人生，更不会被枪毙。郑天良感到不好说，于是他去找叶正亭。 招商会已经准备收场了，所以整个下午都比较清闲，郑天良走进二十四楼叶正亭房间的时候，黄以恒也在里面，他们正在评估这次招商会的成果，总体看来，他们都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招商会，二十六个企业签署了合资合作意向与协议，协议投资金额达三点六亿，只是合安啤酒厂没有谈成，有点遗憾。 听了郑天良的汇报后，叶正亭高兴得站了起来，他对黄以恒说：“老黄呀，你们这批三梯队的干部就是厉害，郑天良居然用搞统战的方式钓到了一条大鱼。晚上我们一起参加合安的宴会，争取把国民党的钱划过来！” 黄以恒说：“老郑的能力是县级领导干部中大家公认的，我早就想应该把他放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 叶正亭根本不打算跟黄以恒讨论干部问题，也没搭腔，他问郑天良：“黄市长对你很关心，但我们任用干部是靠政绩作为依据的，你打算如何让江本仁到合安投资？有什么好办法？给我们说一说。” 郑天良说了江可馨的事，认为自己不好开口说出真相，如果江老先生知道妹妹是在合安被军管会枪毙的，他是决不会踏上合安土地的。他之所以想去，是因为他还存在着一丝幻想，即使找不到妹妹，也会把合安作为妹妹的第二故乡在感情上给予尊重。郑天良反问两位领导怎么办，他说只要不说出真相，他完全可以将资金拉过来，但如果隐瞒真相不讲实话，这就牵涉到一个政治态度和立场问题，他不想负这样的责任。 叶正亭看了看黄以恒，黄以恒看着窗外深圳的天空，脸上没有明确的表情。叶正亭问黄以恒：“老黄，你有什么好办法能挽留住江老先生？” 黄以恒将目光从天空收回到屋内的茶几上，他笑了笑说：“我相信老郑是会有办法的。” 黄以恒的表态等于没有表态。郑天良将希望的目光咬住了叶正亭，叶正亭发觉如果自己不拿意见，今天这个场合是不会有任何结论的，但他也不能过于说得太明白。所以他对郑天良说：“我和黄市长参加你晚上举行的宴会，这就是最大的支持，至于如何说江可馨的事情，怎么说，说什么，由你自己决定。都过去半个世纪了，不必纠缠一些令人伤感的往事，你可以灵活掌握，国共两党的历史问题应该由历史来结帐，而我们这些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做事的，手段为目的服务，目的为政治服务。” 叶正亭的话同样讲得很原则，但一个基本立场是明确的，即拉来资金是第一位的，其它的怎么说主要是围绕拉资金这个中心展开，郑天良心中有数了。 晚上在海天大厦最豪华的宴会厅宴请了江本仁和孔令根，交换了名片后，叶正亭和黄以恒及市主要负责人先后向江老先生敬酒，并热烈欢迎江老先生去合安访问，叶正亭在酒桌上指示郑天良：“江老先生回合安，一定要通知我，市委市政府很重视江老先生的访问，县里对江老先生访问过程中的安排一定要细致周到，如果江老先生有什么不满意的，我拿你们合安的领导是问。” 江本仁先生看市县领导如此重视，心情就很激动，他声音不连贯地说：“感谢各位的盛情款待，我妹妹在合安县至少住过两年，合安的粮食和水养育了我妹妹，我即使找不到我妹妹，亦或我妹妹不在人世了，我也会把合安作为我妹妹的另一个故乡。”老先生站起来敬所有的人一杯酒，郑天良扶着老人的胳膊，让老人站稳，老人一饮而尽，脸上泛起了一层红光。 第32章 郑天良在给老人敬酒的时候说了一句很动情的话：“江老，我敬您一杯酒，也算是我敬您妹妹江可馨小姐一杯酒，江可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直没有机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今天总算有了这个机会，这也是缘份。”郑天良说得眼泪在眼圈中打转，他觉得如果一开始是表演的话，而话说到最后，却是发自内心了。 江本仁先生更相信命运和天机，他掩饰不住激动，手抖得厉害，杯中的酒摇摇晃晃。他喝下酒放下杯子对郑天良说：“县长先生，您是一位仁义至善的官员，妹妹虽生死未卜，而郑先生却诚心可鉴，令老朽至为感动却又无以为报。我知道你们现在还有许多困难，但你们为了百姓四处奔走，筹措资金，寻求发展，是为爱民如子。如果市长县长先生们认可的话，合安啤酒厂我们中飞集团愿意合作，我老了，具体的事宜我将授权我的助手孔令根全权行政。” 叶正亭带头鼓掌，像听到一声号令，酒桌上立即掌声一片。 当天晚上，郑天良跟孔令根先生连夜洽谈，至后半夜两点，他们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台湾中飞啤酒集团以一千二百万美元收购合安县啤酒厂，生产东南亚知名品牌“中飞”啤酒，与此同时，中飞集团还将投资建设一条罐装啤酒生产线，年设计产量十万吨，规模还将扩大一倍，立足华东，面向全国市场。 孔令根开始曾提出与合安共同出资扩建啤酒厂，郑天良说：“我们的体制有问题，管理也跟不上去，再说县里也拿不出钱来投资，我不能骗你，更不能让到我合安投资的朋友无利可图，所以希望中飞能够协议收购。至于收购价格，等你和江老先生到实地考察后，正式签署收购协议文本时，还可适当作些让步。” 孔令根说：“这样也好，我们可以自主地经营，只是在税收政策上郑先生能否给我一些利益。” 郑天良说：“一年免税，三年减税，这个我可以保证，但前提是必须要保证我百分之八十的工人上岗。” 孔令根说：“规模扩大后，我还需要招收大量的员工，如果原来的员工都是技术熟练的工人，我会照单全收的，只是他们养老和退休问题自聘用之日起在我们足额上交后全部要交给社会保障部门。” 郑天良说：“没问题，看来孔先生对大陆的国情还是很了解的嘛！” 郑天良回到房间兴奋得睡不着，正在这时，手机响了，深夜两点了，是不是谁打错了，要是平时，他早就关机了，今天忘了关，却深夜响起了铃声，兴奋之余的郑天良心情良好地拿起电话，是陈凤山打来的。 郑天良问：“老陈呀，怎么深更半夜不睡觉，打电话要我撤销你的处分吗？这件事我和宣县长心里都很有数。” 陈凤山在电话里说：“我不是为我自己的事，本来不想告诉你，但这件事也不知道你跟宣中阳两个究竟是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所以想来想去还是跟你汇报一下。” 郑天良说：“有什么话就快说吧，拐弯抹角干什么？” 陈凤山说：“今天晚上，于江海的一条腿被人卸掉了。我刚从医院回来，真惨！血肉模糊，右腿被砍断了，医生说接不上去了。” 郑天良头上惊出一头冷汗，谈判成功的喜悦被这后半夜的血腥荡涤干净，他鼻孔里冒烟了，声音也琐碎了起来：“生命可有危险，凶手是谁？抓到了没有？” 陈凤山说：“于江海是在吃饭回来后在西门的一条小巷里遭到暗算的，被过路人发现的时候，失血太多，病危通知已经下了，但我估计不会有生命危险，毕竟只是砍了一条腿，而不是脑袋。他老婆在医院里又蹦又跳，哭得死去活来，说于江海为工作得罪了人，还被拘留了十五天，如果县里不处理，她就要到县委大楼上吊。凶手估计是‘三豹子’手下的人干的，很可能是‘耗子’，可‘耗子’已经失踪了，公安局卢局长到他家扑了个空，他家里人说他到南方去出差了。” 郑天良放下电话，再也没有了睡意，他望着头顶上的天花板发呆，天花板上一无所有。这时，床头的电话响了，一个温柔而性感的声音在电话里问：“先生，您可要按摩？”郑天良说：“怎么个按法？多少钱？”电话里声音浪荡了起来：“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不贵的，六百。”郑天良对着电话大叫一声：“你以为你是电影明星呀！”他不等小姐继续挑逗，狠狠地放下了电话。 郑天良一夜无眠，第二天早晨的阳光是在他清晰的注视中升起来的，一点都不神秘，天亮后，他的脑袋里晕晕乎乎，像空腹喝进去了二斤多烧酒。 郑天良直到临走前才在机场跟女儿郑清扬匆匆见了一面，他发现女儿比以前更加漂亮而前卫了，一头染黄的头发和一脸斗志昂扬的表情，深圳原本就是一个蠢蠢欲动的城市，它改变着每一个匆匆走动的行人以及女儿郑清扬。在这个城市里，人们临咽气前想的最后一件事肯定不是父母与爱情，而是自己的银行帐号的密码。 郑清扬给父亲带来了两条走私的“三五”牌香烟，郑天良问女儿：“吴颢怎么没来？”清扬狡黠地说：“他怕你揍他，不过香烟是他买的。吴颢说如果你不骂他拐骗了女儿的话，他要我代他向你鞠一躬。”郑天良宽容地抚摸着女儿虚假的黄头发：“你来深圳是对的，吴颢是一个有志气的年轻人。”郑清扬听到这话忍不住在大庭广众下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她对着父亲深深鞠了一躬，郑天良连忙抓住女儿的手，说：“女儿能自已主宰自己的命运，我为你骄傲和自豪。”广播里通知4207航班已经开始检票了，郑天良跟女儿道别，女儿塞给他一千块钱说是给妈妈的，郑天良收下后说：“你要多保重，经常打电话回去！” 郑天良在检票口回头看了一眼女儿，他发现女儿热泪盈眶。那时候，郑天良并不知道，这是他这一生中同女儿的最后一次见面。郑天良临执行死刑前，脑袋里最后定格的画面就是机场父女分别的一幕。 郑天良从深圳招商会回来后发现太阳在天空停留的时间太短，冬天清冷的空气中，阳光本来就软弱无力，刚刚从楼房的后面升起来，还没让人充分感受到阳光的质量，太阳就撤走了，这使忙忙碌碌的郑天良有一种要跟时间和太阳赛跑的紧迫感。招商会在全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省市电视台报纸连篇累牍地为这次招商活动大造舆论，叶正亭的魄力和能力就这样通过电视报纸在全省全市不胫而走，作为跨世纪的年轻干部，叶正亭的政治形象正在被各种小道消息反复论证和推敲着，而正是通过这次招商活动，郑天良在叶正亭的心目中留下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叶正亭在郑天良跟台湾中飞集团签署了协议收购啤酒厂意向书的第二天，看着两眼布满了血丝的郑天良，叶正亭毫不掩饰地说：“老郑，你是一个靠能力靠实力证明自己的干部。”仅这一句，就让郑天良整整回味了一个冬天。 郑天良最后一晚上的谈判成功使河远市深圳招商会协议投资金额达到四点六亿，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黄以恒在叶正亭说了那句肯定郑天良的话后接着说了一句：“只要能给老郑权力，他是什么事都能干成的。”郑天良听了这句话，总感到有些味道不对，像肯定，更像是嘲讽。不过，此刻的郑天良，是根本不在意黄以恒说了什么的，他只需要认真研究叶正亭的每一个字的笔划和结构就行了。 全市上下全面落实和贯彻深圳招商会的各项协议内容，一个全面推动和深化河远经济改革的热潮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郑天良整天忙着接待和谈判，每天喝酒喝得五脏六腑热血沸腾。他感受到了疲倦，但疲倦被一种事业的成功瓦解了，宣中阳在市委强大的政策压力下，再也不敢坚持对工业区严防死守的态度了，他就像一个毫无抵抗力的将领面对着分崩离析的阵地，任其自生自灭。鉴于叶正的亭的政治行情看涨，黄以恒也丧失了跟叶正亭刺刀见红的勇气，所以他在深圳招商会之前就已经放弃了对合安啤酒厂的捍卫，只是郑天良卷土重来的猖狂让他在冬天还没来临的时候就不停地咳嗽了起来，他在一天晚上给宣中阳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说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宣中阳的最后一句话让黄以恒一夜无眠：“我想有人已经开始自掘坟墓了。” 在合安县，郑天良提出的各项方案基本上没有通不过的，几乎在常委会上例行公事地通报一下，没人反对，常委们都知道，郑天良的提议就是叶正亭的提议，只是相当多的同志认为郑天良每当在会上提出一项议案的时候，总不忘说：“我已经跟正亭书记交换过意见，正亭书记要求我们态度要坚决，行动要迅速。”大家认为谁都知道你是叶正亭的人，何必要每谈事情非得要把叶正亭挂在嘴上呢，而且不用“汇报”用“交换意见”这一平级之间使用的概念，这是以势压人，也是气焰嚣张，不过大家都认为郑天良确实是一个能干的角色，比起宣中阳来，郑天良是一个能大打出手冲锋陷阵的战士，而宣中阳更像一个温和的摇着扇子的谋士，为人做事都有些偏软。人们隐隐地感到，郑天良正在取代宣中阳成为合安县的政治核心，因为他的动议在会上没人反对，而宣中阳的提议只要郑天良暗示性地不同意，就没法通过。这使得郑天良像正的，宣中阳成了副的。然而，无论是郑天良和宣中阳，他们都对这一事实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因为政局变了，其政治结构也得跟着变，这是常识。 工业区在长期争论不休中一直僵持不下，而深圳招商会一结束，一切都既成定局，郑天良发现小平同志讲得是对的，不要争论，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一旦生米做成了熟饭，不吃也得吃。原来有些看起来很复杂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重要的是要找到简单化的途径。合和酱菜厂回迁在两天内就立项了，郑天良要求规划局第三天就在工业区内啤酒厂东侧划出了一块两万平方米的空地作为新厂址，第四天的时候，赵全福就拿到了县里关于合和回迁的批文，而这些事情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深圳招商会刚刚结束一个星期。赵全福将郑天良请到了红磨坊，见面就握住郑天良的手说：“老板，你这是比深圳速度还要深圳速度，我真是服了你。” 郑天良很平静地说：“这么多年来，一直没帮上你忙，这不是我不尽心，而是有心无力，现在让合和回迁也是难度很大的，我跟正亭书记商量了好几次，他总算给了我支持。” 郑天良接着又说了一句：“你要的‘鳄鱼’皮鞋我已经买回来了，哪天到我家里去拿。” 赵全福说：“老板，我是跟你说着玩的，你还当真了，太谢谢你了。” “这叫什么话？一双皮鞋也值得谢？”郑天良搭了一句腔就言归正传地说：“老赵呀，合和回迁是从全县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考虑的，但外面人多嘴杂，说什么这是有意要将合和安排到啤酒厂旁边来证明当初黄以恒决策的错误，这是挑拔我和黄市长的关系，你要在外面多做一些解释，要将这些不利于领导干部之间团结的话堵死。” 赵全福说：“嘴长在人家鼻子下面，我可以做一些解释工作，但事实毕竟是事实，我是不想搅到你们领导之间的是是非非中的。” 郑天良用警惕的眼睛看着赵全福：“老赵，是不是你也这么认为？” 赵全福毫不含糊地说：“老板，不是我这么认为，而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当初我就不同意把合和建在工业区，躲得越远越好，可你大老板不答应。” 郑天良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既然这样，那我马上就撤销批文，你找宣中阳批吧！” 赵全福一见郑天良脸色不对，就忙着检讨：“老板，你还真生气了？我这不是说着玩的嘛，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郑天良坐在赵全福的老板椅上，每次郑天良在赵全福办公室都是这样的，赵全福坐在他对面的小椅子上。老板桌太大，郑天良见赵全福弹烟灰时胳膊伸得太远就将烟缸往他面前推了推：“我一回来就忙着合和回迁的事，你还说这样的话，太让我失望。我已经跟你说过不止一次，合和回迁到工业区是考虑到工业区要能体现出我县经济改革的整体形象，而不是跟啤酒厂唱对台戏，啤酒厂由外资收购后生产规模要扩大一倍，这种扩大再生产与黄市长打的基础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黄市长当年建工业区，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外资投入。” 赵全福连连称是，他除了表明这些言不由衷的态度外，别无选择。晚上吃饭的时候，万源也从河远赶来了，他在酒桌上显得非常焦急：“老板，你要我在月底开工，可你至今地价还没有降下来，我实在买不起呀！” 郑天良一点都不着急，他说：“你的合伙人小沈怎么没来？你嫌价高了，也许她认为正合适呢，项目是她最初申请立项的。” 赵全福插了一句：“小沈太不像话了，半途把我甩掉了，专捡有钱的大款傍，让我一点面子都没有。” 万源说：“你赵总说话不嫌牙酸，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好的大企业，鬼才想搞房地产开发，你一心想着回迁合和发大财，我们这个小项目，你哪能看得上。” 郑天良看两个有钱人又在互相抬杠，就打断他们无聊的争执，说：“还是谈点正事吧！万总，地价我跟土地局和国有资产管理局都进行过磋商，他们认为最多优惠百分之二十，但我坚持百分之三十，目前工作难度比较大，你还不能急。” 万源说：“我知道工作难度比较大，但你大老板只要开口，下面的人是不敢反对的，谁不知道现在合安是你大老板说了算。百分之三十是我的底线，再高，我就揭不开锅了。” 郑天良说：“你们这些大款们在我们面前一个个都装成贫下中农，而在小姐们面前，唯恐小姐们不把自己当地主富农待。我知道你万总的底细，地价的事我还要跟他们慢慢商量。” 大家继续喝酒，酒喝得上了兴头，说话也就无所顾忌，万源说土地局和国有资产管理局他会方方面面都照顾到的，关键是你大老板要果断拍板。 趁着赵全福上厕所的空档，郑天良借着酒力说：“当然了，如果我真的拍板，优惠百分之四十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个协调的过程。” 万源看着郑天良，郑天良目无表情，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像说菜里可以多放一点盐一样轻松和随意。万源已经全听懂了，但他嘴上说：“那就太好了，我真的还要敬你一杯。” 这天晚上，郑天良放给了万源一个诱饵，至于万源咬不咬钩，完全在于万源的态度，郑天良只不过是一个站在水边的戴着太阳镜的钓者。 赵全福到郑天良家拿皮鞋的时候，提了一个手提袋，手提袋里装有两瓶茅台酒，听说是来拿皮鞋的，周玉英倒完茶后就回到了房间里去了，郑天良跟赵全福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合和回迁后的发展规划，晚上十点多钟，赵全福才离去，临走前，赵全福对郑天良说：“你给我买皮鞋，又不让我付钱，我就带两瓶酒给你，算是用酒换皮鞋吧！” 郑天良说一双皮鞋算什么呢，还带来了酒，太客气了。赵全福说合和回迁没有你大老板帮忙根本是不可能的。说着两个人就握手道别了。郑天良回到客厅里继续看电视，他不想立即睡觉，虽然人很累，但许多事情必须要在晚上考虑，白天的时间已经全部交给了工作。看电视只是一种样子，其实电视上放的是什么，他是熟视无睹。夜里十一点钟左右，郑天良听到了屋外冬天的风声，他有些冷，就在脚上套了一双棉鞋，又猛喝了几口热茶，心里和脚上就都暖和了起来。这时，手机响了，打开电话一听，是万源打来的，万源在电话说：“老板，我的钢材、水泥、沙石全都准备就绪了，图纸也出来了，绝对河远一流，可你地价迟迟不给我降下来，我实在没法开工呀，求你大老板开开恩，能不能这两天就把地价谈定将土地使用证开出来。” 郑天良对着电话说：“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跟他们协调了好几次，阻力太大，尤其是百分之四十优惠，难度特别大。另外还有一些税费减免，我也要同时跟有关部门商量，我要让朋友们来投资一定要有利可图。但这需要时间，慢慢来，你也不要太急。” 万源说：“老板，你明天晚上在家吗” 郑天良说：“明天晚上暂时还没有安排，应该在家。” 万源说：“我明天晚上到你家去当面向你汇报地价和土地证的事，好吗？” 郑天良说：“那好吧，我明天将其他活动推掉，我在家等你。” 放下电话，郑天良走进自己的房间，见周玉英已经睡着了，他轻轻地带上房门，走进客厅，小心谨慎地打开了赵全福带来的两瓶酒，第一瓶酒货真价实，他拿起来摇了摇，他听到酒在瓶里面真实的声音。郑天良坐到沙发上抽烟，眉头皱得很紧，香烟刚抽了两口，他突然从沙发上反弹起来，打开另外一瓶，盒子里没酒，是压得很扎实的领袖人物头像，领袖们被挤在酒盒子里闻够了酒的气息，脸色都有些苍茫，郑天良将领袖们从酒盒子里倒在茶几上，一数，整整三十万。 郑天良将领袖们重新装进酒盒子里，然后按原样放在手提袋里，悄悄地走进了西厢房里清扬的空房间，清扬的书橱下面是一个酒柜，里面堆满了烟酒，他也不知道这些烟酒是谁送来的，送来的是什么烟酒。他将装有领袖头像的那盒酒放在最里面的位置并撕下了一个香烟的过滤嘴塞在盒子的缝上作记号。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周玉英也渐渐地习惯了下级和厂长经理们带一些烟酒登门汇报工作了，一开始，她跟郑天良谈起了这是腐败行为，郑天良说烟酒不过是一种礼节性而已，周玉英说这些礼节性的烟酒太贵了，郑天良说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其实跟当年穷的时候走亲访友带一包茶食点心一样，我如果都拒绝了人家的心意，这以后工作还怎么做，许多事情是配合才做成的，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郑天良义正辞严地说：“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烟酒破例收下，但钱一分不能要，无论我在不在家，你我都不准收任何人的一分钱，懂吗？”周玉英连连点头。 郑天良走进房间的时候，周玉英正在打呼噜，这个长年没有工作的老太婆，不会打扮，不懂修饰，身上的肉又松又皱，他这时想起了沈汇丽，还有那个王月玲。 第二天晚上，宣中阳和郑天良陪省经委齐主任吃完饭后，安排好了齐主任到宾馆休息，宣中阳说：“老郑，我们晚上是不是开一个碰头会，研究一下明天向齐主任汇报工业区改革的汇报提纲？” 郑天良说：“不用了，明天我汇报，有不完善的地方，你做补充。情况我很清楚，关键是突出改制的成绩而不是困难，说老实话，省经委是不可能给我们帮什么忙的，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正亭书记交待过，招商会后，向省市领导汇报时，不要宣染悲观失望的情绪，要振作精神，要对深化国企改革充满信心。你看这样行不行？” 他们在蓝湖宾馆的走廊里一边走一边说，酒的气息尾随着声音一路缠绵，宣中阳见郑天良这样说了，也就没有持不同意见。 郑天良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继续看电视，电视放的是什么，他同样熟视无睹，他感到屏幕上走动的都是表演的人，表演的人头发和鞋子都是精心设计的。 万源一直到晚上十点半钟的时候，才敲响了郑天良家的门，他是拎着一个棕色公文箱进来的，公文箱上显然还带有密码锁。进门后，郑天良热情让座，周玉英早就被郑天良安排睡觉去了，所以郑天良亲自给万源倒了一杯茶还给他剥了一个香蕉。万源看了看郑天良家的房子想起了十年前在这个空间里的一些相关场景与细节，他说：“老板，你这家也太破了，哪天我让工程队来给你装修一下。”郑天良用眼睛的余光瞟了棕色密码箱一眼说：“凑合着住吧，我们当领导干部的已经穷惯了。” 万源很轻松地笑了笑说：“老板，你们当领导的穷与改革开放的精神是不相符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领导干部当然不该贫穷，所以我对现在宣传领导干部两袖清风一贫如洗是有看法的，美国总统的年薪是二十万美金，而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才拿三四千美金的年薪，你们这一级领导年薪一千多美金，这是不公平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比美国要难干得多，工资应该更高才是。” 郑天良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贪图享受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不仅每年要公开地到戴维营休假，还牵着一条狗，作为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这样做影响是很不好的。” 万源说：“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职权，奸淫了手下的工作人员莱温斯基小姐，这也是很不好的，即使找个情妇，也不能乱搞身边的女孩子，要不就跟希拉里离婚，跟莱小姐结婚，就像孙中山跟宋庆龄一样。” 他们在这个冬天的夜里说着一些无关紧要和说与不说都没什么意义的话，就是不谈地价和土地证的事，一般说来，如果是声称上领导的门谈工作，那肯定就不是谈工作；如果声称上领导的门看望看望，那很可能就是谈工作。这是最近几年刚刚形成的一种逻辑关系，身在其中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 聊到十一点多钟的时候，万源看了一下表，说要告辞了。他们至始至终没谈一句工作上的事，一切都尽在不言之中，这就像两个真正相亲相爱的人，见面肯定不会说“我爱你”，但他们的爱情在无声无息中坚定而牢固。 万源临走前说了四个阿拉伯数字，“5118”。郑天良没有接话但他已经牢牢记住了这个数字，可他嘴上却说：“你的箱子带上！” 万源用十年前同样的话说：“里面是罗马假日花园的设计图纸和项目论证报告，请老板审核一下，多提意见。” 郑天良没有坚持让万源带走文件，只是将他送到门口，一开门，一股冰凉的冷风灌进了屋子里，郑天良的脸上像被刀片刮了一下。 万源走后，他推门进去看了看周玉英，周玉英又在打呼噜，她在梦中过着幸福而美满的生活。郑天良关上门，来到客厅，他又放下客厅的窗帘，走到窗子边，没有听到一点动静，只听到了一些琐碎的风声。他回到沙发上坐定，将密码箱平放在茶几上，然后在黄铜色的密码上依次转动了“5118”，“叭”的一声闷响，箱子弹开了，最上面几张领袖头像随着气浪简单地跳跃了一下，不影响大局。郑天良将箱子里的钱倒在茶几上论捆数了数，一百万。 如果按百分之四十优惠，万源赚三百七十万，各项减免税再下调一下，可以省下五百万。想到这，郑天良心里比较踏实了。他将箱子锁进了女儿房中的酒柜里，他想最近应该抽空到省城去一趟，他要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处理一下，换成一张纸。 郑天良连洗都没洗就上床了，周玉英的呼噜声让他无法入睡，一百万块钱在黑暗中像一百万大军将他团团包围了，与此同时一百万大军还将合安县全都占领了，眼前是百万大军雪白的刺刀如同沈汇丽的牙齿一样闪着逼人的寒光，耳朵里灌满哗哗作响的拉动枪栓的声音，郑天良浑身直冒冷汗，他坐起身，黑暗中一片虚无，什么也没有，那枪栓拉动的声音变成了墙角里老鼠互相打斗的响动。他烦燥不安地爬起来，蹑手蹑脚，披衣下床，坐到客厅里。在黑暗中点燃香烟，烟头上的火星或明或暗，就如同他此刻起伏不定的情绪。一些杂乱无章的想象纷至沓来。屋外初冬的风声越来越紧，他感到了有些冷，于是他在黑暗中裹紧了棉袄。他发觉他从来不花钱也不需要钱，但这段时间以来，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接收了钱，甚至给万源一个诱饵硬是诈了他一百万块钱，他想为自己找一个理由，也想让自己的身上的冷汗尽快地风干，然而他无法找到一个答案。手指被香烟烧烫得疼痛起来，他摸索着在烟缸里按灭了烟头，又摸出了一支烟，打火机微弱的气焰在黑暗中便割出一团亮光，点燃烟，亮光瞬息就灭了，无踪无影。他发觉人生就像这打火机的亮光，全部的力量和勇气也许只为了那短暂的一次燃烧，而燃烧的意义也只是为了点燃一支香烟。打火机的一生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点燃香烟活着的，但如果打火机一生点燃一支香烟的理想都不能实现的话，那么打火机很可能就会点着一所房子或一个油库，虽然打火机不是为了点房子和烧油库而制造的。这样解释虽然有些勉强，但他还是为自己这么多年来宦海沉浮找到了部分借口，并不是他需要钱，而是钱需要他；如果他手里没有钱，别人手里的钱就不是钱；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他必须用权力证明钱是活的。郑天良觉得钱在自己的手里就像一位被校长开除的小学生在玩一种扑克“钓鱼”游戏，钓的扑克牌越多，心里就越得到安慰，小学生从扑克牌的数量上获得了胜利与满足，而这一手的扑克牌其实并不是他真正所需要的生活，因此在没有课桌和书本的时候，扑克牌的数量成了另一种存在的象征。郑天良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就是一个被留校察看并且永远留级的小学生，他连续十二年被以种种理由合法合情地原地不动留级，于是当他在与赵全福万源这些老板们玩一种“钓鱼”游戏中突然获得一大堆钞票的时候，就如同被开除或留级的小学生赢了一大把扑克牌，他得到的不是成就，更不是胜利，而仅仅只是安慰。这样一想，郑天良坐在黑暗中突然内心滋生出无限的悲凉，他对钞票的占有只是手淫一样苍白的快感，一种毫无实质性意义的安慰。而除此之外，他又能怎样呢，即使让他在五十岁扶正了，这也是他政治上的最高峰了，因为黄以恒注定了是他一生的阴影，他只能在黄以恒的阴影下靠排列组合扑克牌打发越来越乏味的时光，当扶正的机会越来越近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这最终目标是那样的廉价，他甚至感到了自己积极卖啤酒厂的是一件相当无聊的冲动。夜深人静是一个容易让人情绪糟糕的时刻，郑天良坐在后半夜的孤独与虚无中，情绪一败涂地。 后来，他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夜半睡半醒，天将亮时，他被冻得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这时他直起僵硬的身体，钻进被窝囫囵吞枣地睡了一会儿。 第33章 第二天太阳从窗前依旧升起，郑天良起床后对深更半夜坐在客厅沙发上胡思乱想的任何细节全都忘掉了，他在刷牙时试图回忆起一星半点，可所思所想已经被牙刷刷得踪迹全无，就像经历过了一次精神梦游。郑天良只记得密码箱里的一些抽象的数字和今天必须要让万源的地价降下来。就着酸咸菜，郑天良频率很快地喝了两大碗稀饭，周玉英说：“你就像牢里放出来的一样，吃相太贪。”郑天良脸色大变，声嘶力竭地吼道：“你说什么屁话，谁是从牢里放出来的？” 周玉英被郑天良突如其来的变脸吓懵了，她软弱无力地反抗道：“我不过是随便说说嘛。” 郑天良放下筷子夹着公文包出门了，出门前，他声音温和地对周玉英：“我急着要去开会，所以吃快了点。” 周玉英愣在门口，看郑天良越来越胖的身体摇晃在早晨的阳光下，初冬的路上落满了树叶，郑天良的皮鞋踩在落叶上，少数叶子在鞋底下烂了。 抖擞精神的郑天良一上班就召集了土地局、国有资产管理局、税务局、财政局、预算外资金管理局主要负责人联合召开协调会，会议还没开始，会议室里就已经是烟雾缭绕，十来杆老烟枪们一支接一支地喷云吐雾，他们的眉毛和眼睛的距离在烟雾中更加紧凑起来。郑天良用食指敲了敲会议桌，示意正式开会了，于是下面便不再交头接耳。郑天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罗马假日花园早就通过立项了，但至今还没有就相关的优惠政策进行讨论研究，也没有办理好开发手续，开发商一直开不了工，很着急，正亭书记对我们办事拖拉也提出了批评，尤其是对优化投资环境表示了直接的怀疑。我是诚恳地接受了批评，当然也做了一些辩解，因为这一段主要是忙于工业区的改制和合资事宜，这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不是我们不想办，而是没时间办。由于罗马假日花园是我县第一个高标准现代化住宅小区，它将成为体现我县人民生活水平达小康的一个标志性的形象性的工程，所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中阳同志也多次指出要把小区建设成全市乃至全省的一流的花园小区。考虑到资金拉来得很不容易，也考虑到六千万的投资规模以及特殊影响，所以我们要提供比其他投资更优惠的条件，我的意见是地价优惠百分之四十，各项税费减免百分之三十。大家议一议吧！” 郑天良在定好调子后，充分发扬了民主，但各局的局长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将自己的瞠目结舌的表情尽可能地压抑在内心深处，屋内烟雾缭绕，大家在烟雾中沉默。过了好半天，土地局张局长说了一句：“如果按百分之四十优惠，将来审计这一关也过不了呀！我们最多不过优惠百分之二十五。” 郑天良说：“我真不知道，为了合安的经济发展，纪委、审计部门究竟要不要围绕这个中心工作，九二年小平南巡讲话时讲得很清楚，改革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我们前怕狼后怕虎，什么事能干成？如果坚持啤酒厂协议转让是出卖主权而抱残守缺按兵不动的话，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县里领导就整天忙着接待上访和卖啤酒去吧！” 郑天良讲得很严厉，他顺便将宣中阳和黄以恒也刺了一下，所有人都听出来了，在合安，他郑天良是可以指点江山的，对宣中阳也不例外。 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严局长是一位老干部，他适当地表示了担忧：“如果开了百分之四十这个先例，再有开发商来征地，是不是就不好控制了？” 郑天良说一不二地敲了一下桌子：“如果再有开发商按照罗马假日花园的标准帮着合安树立对外形象，一视同仁，这一点，县委县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 郑天良这些话说完后，再也没人表示不同意见了，这个方案就这样通过了。民主集中制的程序是很明显的。 会议一结束，郑天良先给万源打了一个电话，万源说我在电话里给你大老板磕头了，郑天良说你不要磕头了，赶紧给我在月底前开工，万源说他如果不能在月底开工就枪毙他。然后，郑天良又向宣中阳汇报这次协调会的内容，他汇报得很简单，只是说比其他投资商更优惠一些，主要是考虑到拉来资金不容易，而且万源说他十年前就得到过黄市长和宣县长的支持与帮助，所以我也就破了点例，你看如何，要是不合适的话，我们还可以重新再议。宣中阳说了一句，既然已经定了，那就按照你的意见办吧：“不过，我跟这个万源没有什么特别关系，黄市长也不会跟这样的人有太多交道的，当年是省建行行长介绍来的。不必因为十年前的那件迫不得已的小事影响你的思路。” 宣中阳的这个话等于是告诉郑天良他不反对是因为郑天良已经决定了，而不是因为自己与这个万源有什么瓜葛。郑天良听懂了，但他向宣中阳汇报礼貌大于程序，所以在宣中阳不讲礼貌的时候，他也就不会过分理睬了。 一直等到参加完了罗马假日花园的开工典礼后，郑天良才算松了一口气。看着推土机、挖掘机和建筑工人们开进了工地，工地上彩旗招展、鞭炮齐鸣，郑天良戴着一朵鲜艳的假花站在旗帜与鞭炮的硝烟之间，面部表情谦虚，心里却是豪情万丈，因为谁都知道，这是郑天良的政绩，但郑天良却坚持要宣中阳宣布奠基仪式正式开始，宣中阳当仁不让，因为合安毕竟他是一把手县长。一个星期后，江本仁先生和孔令根先生要来合安访问并正式签署啤酒厂协议转让全部产权的合同文本。合和酱菜集团的新厂房已经在工业区圈好了范围，元旦前举行开工典礼，工业区其它企业已经在最近合资合作成功，工业区的厂房开始冒烟，机器开始转动。郑天良觉得他与黄以恒最大的区别就是，黄以恒靠娘老子的钱大兴土木，而他郑天良则是借船下海后靠大兴土木来还娘老子的钱；一个是靠花娘老子的钱装点门面，一个是靠花别人的钱为娘老子挣面子。谁是真正的改革者，人民群众心里自有一杆秤，所以郑天良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安排好了江本仁先生参观访问日程的具体细节后，郑天良才抽空去了一趟省城。他让驾驶员将他送到省城“新安国际大厦”立即返回，驾驶员问要不要来接他，郑天良说他自己想办法搭便车回去，因为他在省城有许多事要办，要呆两三天。驾驶员走后，郑天良比较轻松地提着一个公文箱走出了宾馆的那扇充满了惰性的自动开关的玻璃门。省城不像河远，几乎没人认识一个副县长，像他这样的副处级干部，在省城简直就不是官，人们都说省城的处长比处女还多，虽有些夸张，但事实上也差不了多少。一辆红色的出租车停在玻璃门边，宾馆门僮为郑天良打开了车门，郑天良钻了进去，司机问他去哪里，郑天良说：“开到郊外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银行。”司机问去高新区哪家银行，郑天良说中国银行。 门铃里的声音说请进，保安走了。郑天良上楼的时候才发现门铃里说话的那个声音正是纪天平。原来他最起码在十点前就回来了。 郑天良拎着烟酒和白菜进去后，跟纪天平夫妻握手，老乡之间显得很亲热，但纪天平的亲热里仍有一些距离表现在言谈举止中，这种距离就像爱情一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纪天平的姿势和语言都很规范，年轻而成熟的举止让第一次见面的郑天良不敢敞开心扉说话，纪天平说：“宣县长前些天到我这儿来过一次，谈到了你们工业区改革的事，省委一般说来不会干涉县一级的具体事务的，县里的事找市里就行了。我看，黄市长对合安还是很有感情的。”纪天平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并且明显表现出对郑天良套近乎的冷淡，因此，那种看似亲切温和的语言充满了装饰性。郑天良没想到纪天平才上任不到一个月，黄以恒与宣中阳都已经提前捷足先登了。郑天良在这种亲切友好但又无法亲密无间的氛围里也只能说一些套话，诸如纪处长是合安老乡，合安的事情还望纪处长多多关心和支持，欢迎你回家的时候到县里看一看，给我们指导指导工作。 坐了不到半个小时，郑天良就告辞了，他说：“时间不早了，我就不打扰纪处长了。早就想来拜访你，可深圳招商会后，我的工作实在太忙，失礼了。” 纪天平让郑天良将带来的东西带走，郑天良说：“这是礼节性的拜访，你这让我太不好意思了。” 纪天平看到袋子里装的是烟酒和一棵白菜，也就没有过分坚持，他说了一句“太客气了”就跟郑天良握手道别。 走出楼道，鼻子里又灌进了一股凉风，郑天良在冷热不均的刺激下打了一个喷嚏，心里有些窝囊，他发现自己给人家送来了东西，还要检讨，因为他犯了打搅领导休息的错误。省委书记秘书一卸任至少是副厅级，怪只怪自己官当小了，小官除了在老百姓面前外是谈不上有什么尊严的。郑天良只好将窝囊的情绪和凛冽的寒风一起咽进了肚子里。 回到宾馆刚进房间，沈汇丽到了。屋内中央空调温暖如春，郑天良一进门就将沈汇丽搂进怀里，沈汇丽说开车累了，要洗个澡，郑天良却将沈汇丽剥了个干净，按到地毯上，两人如点着汽油的草堆在地毯上熊熊燃烧起来。郑天良在沈汇丽的身上找到了征服的自信，他将一腔的窝囊全都浇铸进了沈汇丽的身体里。当他满头大汗地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的心里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喘气的声音也均匀了起来。 两人共同洗完澡后，他们躺在被窝里相拥着说话，柔和的灯光照耀着两张喝醉酒般红晕的脸，他们相互感受着对方的呼吸以及身体里反射出的欲壑难填的信息，郑天良发现沈汇丽像一条光溜溜的鱼在自己的怀里滑来滑去，鱼的感觉刺激着他干燥的皮肤，他情不自禁地又翻身压了过去。最终两人像一瘫烂泥一样倒在床上。床单被蹂躏成一团乱麻。 电视里的凤凰卫视正在播放一部爱情电影，电影里一个长相很苍老的男人正在对一个裸体的少女赌咒发誓地说我爱你，沈汇丽爬过去咬住郑天良的肩头撒娇地说：“你看人家都说，你也说一句给我听听。” 郑天良推开沈汇丽细腻白嫩的胳膊，说：“那都是骗人的，说的话不做，做的事不说。那些肉麻的话是演戏的，你要我演戏吗，我可演不过你，你是演员出身。” 沈汇丽又像蛇一样地缠着郑天良的脖子：“我就要你演戏嘛！说，说一句给我听听。” 郑天良就是不说，他从床上翻下来，然后打开手提箱，从里面拿出铂金钻石项链，套在沈汇丽的脖子上：“这是我从深圳中英街给你买的，一直没机会送给你，我这种求真务实的表现总比赌咒发誓好吧。” 沈汇丽激动得眼睛里闪烁着泪光：“老板，大哥，你太好了！”她又搂住了郑天良疯狂地又咬又啃起来。郑天良在沈汇丽潮湿的暗示下，再次澎湃，但他发现自己老了，他说：“对不起，这些天我太累了。” 沈汇丽安慰说：“你心里有我就行了，看你给我买的这条项链，值不少钱吧？” 郑天良说：“一万四千块钱。千金难买一笑嘛！” 沈汇丽说：“这么贵重的项链，我真戴不起，我要当了它用于房地产开发。” 郑天良说：“难道你把我对你的一片心意准备一起当了？” 沈汇丽脸上浮现出深刻的无奈，她说：“大哥，万源的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了，可我还差三四百万，这些年我在外面并没有赚多少钱，你帮我想想办法吧，贷一点款给我。资金不到位我就成了骗子。” 郑天良坐在床上不说话了，他从床头摸出一支烟，点燃后大口大口地吸着，一支烟很快烧光了，他说：“我说过我要帮你，但现在银行是肯定贷不到的，而我自己只有几万块钱，全都给你。” 沈汇丽粘在郑天良的胸脯上，她说：“几万块钱管什么用，而且我也不想跟你个人借钱，虽说现在银行商业化了，但你跟叶书记是铁杆，只要叶书记出面，市行贷个两三百万是不成问题的。” 郑天良感到了沈汇丽肉体的压力，他说：“我怎么开口呢？我跟叶书记怎么解释这笔贷款的内涵？你这不是存心让我鸡飞蛋打吗？” 沈汇丽用手轻轻抚摸着郑天良的鼻子：“要不，你就想办法帮我从有关企业拆借些钱吧。只要一期工程完工，明年就可以还上了，按银行贷款利息支付，还不行吗？” 郑天良说：“从老赵那里给你借两三百万吧。” 沈汇丽缠住郑天良的脖子说：“我们不让老赵参股，他对我已经有意见了。再说我不想从这个暴发户那里借钱。” 郑天良陷入了沉思，他搂着沈汇丽一同躺到了同一个枕头上，他说：“你不要急，我再想想办法吧！” 郑天良第一次感受到了女人的压力，平时都是男人压在女人的身上，但长此以往，总有一天，女人要压到男人身上，当女人压到男人身上的时候，那就是一件不合常规的极其危险的游戏了。这时，郑天良脑海里涌现出新闻报道中出现的一个个腐败分子的形象，他们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要与女人发生性关系和金钱关系，直至自己身败名裂，难道这些宿命式的故事也要在自己的身上重演吗？但他相信沈汇丽与那些女人是不一样的，沈汇丽在他最没有权力的时候跟自己好上的，而且多少年来一直对自己崇拜有加，他们的性关系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沈汇丽因为自己跟一个陪酒女喝一杯交杯酒都耿耿于怀，这种醋劲就是感情的明证。她是不会害他的，更何况她要钱不是为了存银行和花天酒地的享受，而是用于发展和投资建设。这与那些纯粹金钱关系的女人们是有本质区别的。想到这，郑天良就为自己的小心眼而自责起来，于是，他进一步搂紧沈汇丽，沈汇丽在他的怀里孤立无助，就像一个婴儿嗷嗷待哺。 江本仁先生和孔令根已经到了河远，宣中阳郑天良赶到河远迎接并参加了市委、市政府举行的招待宴会，叶正亭和黄以恒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江本仁先生前来访问和投资表示热烈欢迎。江本仁先生致答谢辞说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报效国家当仁不让，老先生尤其说到了妹妹在合安逃难两年，与合安已是一脉相承，此次寻亲，承蒙体恤关照，令老朽感激涕零。江本仁文白夹杂，抒情与议论相结合，全场掌声雷动。 第二天，由市公安局两辆警用引导车开道，在与合安交界处，合安公安局两辆警车迎接，然后继续拉着警笛引导着车队向合安疾驶，沿途许多群众驻足观看，他们一知半解地说中央领导来了。 县档案局早就找到了国民党女特务江可馨的全套档案资料，郑天良看完资料后找档案局长陈鹤龄谈了一下午，他要求陈鹤龄必须从大局出发，从优化合安的投资环境出发，从保护江老先生身体健康的原则出发，对江可馨的生平进行重新介绍。陈鹤龄说隐瞒真相不太好，不符合历史事实，郑天良说，现在经济建设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来开展，不必纠缠历史旧账，更不要伤害老人的感情，历史已经过去，过去的就要让它永远过去。郑天良说得斩钉截铁，根本不容陈鹤龄讨价还价。具体内容他们经过一下午紧急磋商，已经形成了一个总的提纲。郑天良要求陈鹤龄一定要介绍西郊的一处乱坟岗上的江可馨坟墓的大致方位，因为江可馨被枪毙后确实被埋在了西郊，只是具体位置不详。这倒是事实。 宣中阳只参加了江本仁先生到合安的欢迎宴会与欢送仪式，具体事宜全都由郑天良一手安排，宣中阳说他目前主要是抓农村的税费改革工作实在抽不出身，舆论界普遍认为这是宣中阳对卖啤酒厂消极态度。有叶正亭书记的支持，郑天良当仁不让，卖啤酒厂就无疑是卖掉了他十多年来的缠绕在身上的委屈和耻辱。按照事先的计划，郑天良先带江本仁和孔令根考察了啤酒厂，啤酒厂强打起精神，硬着头皮地彩旗招展鼓乐暄天地欢迎江本仁先生到来，本来已经停产的车间继续生产，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厂房宽敞雄伟，储罐也擦得一尘不染，厂内外到处是一片繁荣昌盛。江本仁连连说好，而且对工业区的环境也赞不绝口，只有孔令根默不作声，郑天良一上午都在关注着孔令根的脸上的气象指数。孔令根对郑天良说要看啤酒厂的有关资料还要对设备进行重新检测和评估。郑天良说啤酒厂已经经过省市权威部门进行评估过了，目前这个厂的资产总值是一个亿。孔令根笑着摇摇头。郑天良幻想蒙一个亿过来就能还清啤酒厂所有的欠账，但孔令根显然比郑天良更加精明。 下午听沈一飞汇报和介绍啤酒厂的建设与发展的情况，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虚假的，诸如年产量五万吨，年实现利税六千万等等。这时郑天良插话说：“这是指最好的年份，现在利税不到一千万了，所以才协议转让产权，以实现啤酒厂的第二次腾飞。”江本仁先生在听完了汇报后说：“我已经同意收购合安啤酒厂，在这里生产名牌中飞啤酒，具体事宜明天由我的助理孔令根先生代表我全权谈判，也同意郑先生提出的签署正式转让文件的方案。” 第二天上午，郑天良陪同江本仁和孔令根一行来到了县档案局会议室听取档案局长陈鹤龄介绍江可馨在合安的经历。 一走进档案局会议室，一幅高一米二宽八十公分宽的黑白照片已经装裱在檀香木的镜框里，镜框里的江可馨美丽而清秀，眼睛又黑又亮，这是她被军管会抓到县里松绑后拍的第一张照片，而另外一张五花大绑验明证身的照片则不能拿出来。此时，江可馨正以冷静的目光注视着离别了半个多世纪的哥哥江本仁，江本仁一见到妹妹的照片，嘴唇哆嗦着，终于，老人扔下手杖，禁不住抱住妹妹的照片失声痛哭起来。老泪纵横的脸上抽搐痉挛起来，郑天良扶住老人，劝老人家不要激动，坐下来听陈局长介绍江可馨的详细情况。 老人落坐后，陈鹤龄局长开始介绍。这是一位头顶已经完全光秃的老局长，整天埋在故纸堆里，没见过世面，更没有说过今天导演好了的台词，所以心有些虚，他没说话脸已经红了，郑天良提醒他说：“陈局长，你就详细地介绍吧，江本仁先生来我县投资，与她妹妹在我县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你一定要满足老先生的愿望。” 陈鹤龄毫无必要地咳嗽了两声，有些掩饰紧张的样子，他说：“江可馨小姐是一九四八年因不愿参加内战而自动逃离了国民党军队，在界牌乡玄慧寺以避战乱，其间她以自己高明的医术救助乡里百姓，看病送药，无微不至，与乡邻关系很好，乡邻们也常以米面和粮油接济江可馨，逢年过节，邀江可馨到家里吃饭，与当地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一九四九年春解放大军渡江时，江可馨还帮助过解放军救治伤员。一九五0年人口普查时，查明其身份是上海静安卫校毕业，其时她一直惦记在上海生病的哥哥，但由于战乱，音讯全无，所以江可馨就留在合安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县医院当护士。一九五一年春患疟疾，因国民党和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在缺医少药的境况下，不治身亡。逝世后由政府棺葬在县城西郊坟地，由于江可馨坟墓无人祭扫，因而也渐渐位置模糊，但大体方位在东北角。根据县委县政府的指示，档案局找到了江可馨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江可馨获得新生后在县城照的，现放大赠交江本仁先生，以慰思亲之情。本县对江可馨照顾不周，还望江先生多多包涵和宽恕。” 江本仁老先生听完了介绍后颤颤微微地站起来对着在坐的各位深深鞠了一躬，又对着自己妹妹的像鞠了一躬。他抹着枯涩的眼泪：“感谢合安县政府让我了却了寻找妹妹的心愿，感谢合安政府和乡亲对妹妹的照顾和体恤。妹妹虽已故去，但她亡灵有知，当与我一样感激涕零。”说完老人又鞠了一躬。 郑天良代表县委县政府将江可馨的像片交给江本仁的时候，老人家又一次哭了，他不停的摸着妹妹的脸，将像片贴在胸口上，嘴里嘟嘟囔囔的说着：“妹妹，我对不起你，我有罪呀！” 孔令根将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一一记录在录像机镜头里。 在西郊乱坟岗上，江老先生面对着一片被荒草淹没了的乱坟，将一瓶白酒横洒在地上，然后又亲手点着了纸钱，老人的手在风中颤抖，眼中已经没有了泪水，嘴里喃喃地说着：“妹妹，哥哥来看你来了，你安息吧！我要把工厂建在这里，让你每天都能感知到哥哥在你的身边。” 寒冷的风吹起老人一头稀疏的白发，纸钱烧起的灰在空中漫天飞舞，几只饥饿的乌鸦在头顶上盘旋，突然间又像弹片一样四处飞溅。荒凉的阳光无济于事地铺陈在乱坟上，多了一份凄清。 江老先生由于情绪过分激动，中午和晚上都在宾馆里休息，晚宴也没参加，他在房间里按照自己带来的食谱让宾馆做了简单的几个菜。下午郑天良、沈一飞以及经委、计委的同志都参加了在蓝湖宾馆会议室举行的第二轮谈判，啤酒厂转让价格从一千二百万美元降到了九百万美元，但孔令根在这一价格上仍死活不愿成交。孔令根无比狡猾，他以曾经沧海的阅历和企业家的精明让郑天良无计可施，孔令根不紧不慢地说：“中飞接手后要全面改造车间和生产线，而贵方的资产折旧按百分之七计算显然是不公允的，起码按百分之二十五计算，另外就是这里的地理条件局限性明显，运输成本大大提高，因此减税期限至少不低于三年。”沈一飞沉不住气了，他针锋相对地反击说：“孔先生，我们建厂的投资额超过了一个亿，当初建设项目表你已经看到了，低于九百万美元是不好向县委县政府交待的。你说运输成本提高，但你还忽视了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很低，现在的投资方向正从沿海向我们内陆地区转移，而合安正处于沿海向内陆的过渡区域。如果孔先生认为我们报价太高的话，我看不签也可以。” 郑天良立即打断沈一飞的话：“谁让你乱表态的，有你这样谈判的吗？” 沈一飞在郑天良强大的声音压力下，不敢说话了，他看到郑天良的眼睛里露出了闪闪寒光。 孔令根却不以为然地对郑天良说：“郑县长，各方面的意见都要听取，沈先生讲的也有他的理由，我们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此次谈不成的话，我们还可以下次接着谈。我将贵方的意见带回去交由中飞董事会讨论，我的权力范围是很有限的，希望郑县长沈先生能够理解。” 孔令飞想就此关上谈判大门，争执不下导致了冷场，郑天良急了，但他尽可能轻松地说：“国共两党还能坐到一起谈判呢，我们两岸合资方还有什么谈不成的事，经济谈判比政治谈判肯定要容易得多。” 尽管如此，晚宴上气氛仍然是相当友好的，郑天良很好地控制着酒桌上的氛围，使紧张严肃的谈判在此时变成团结活泼的感情交流。郑天良要让江本仁先生出席一下晚宴的开场式，孔令根说老先生上午情绪太激动了，年纪大了，需要静养，还是尊重他老人家意见吧。江老先生可以不到，但郑天良礼数要到。 吃完饭，县政府接待处李主任问要不要给沈先生安排到歌厅或休闲中心去活动活动，孔令根说谢谢没有这方面的爱好，他只是想去喝喝茶，这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一个爱好，郑天良说我带孔先生去喝茶吧，大家都累了，回去休息吧。郑天良这句话等于告诉各位孔先生晚上的活动由他来安排，于是所有的人都趁夜色散去。沈一飞作为啤酒厂的负责人想跟着一起喝茶，郑天良说：“你也回去吧，有些事我要跟孔先生单独谈一谈。”沈一飞只好说是。 人都走后，郑天良跟孔令根上了赵全福的车，他们直接来到了红磨坊二楼的套房，进去后，会客厅里已经摆好了果盘泡好了绿茶，墨绿色的地毯上看不出沈汇丽的汗水和姿势，但郑天良每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总有一种重温旧梦的情绪在心里慢慢地滋生出来。 赵全福在离开套间的时候，郑天良跟了出来，他在走廊里对赵全福说：“你到三楼安排一下，待会让孔先生洗个澡，一天工作下来，太累了。” 赵全福问郑天良：“老板，你顺便也陪一下吧，这是规矩。” 郑天良说：“老赵，你这简直是胡来，我怎么能跟你们资本家一样随心所欲呢，我是政府官员。” 赵全福说：“那好吧，你去不去我不管，我先安排好三个桑拿间。刚从四川来的几个妹子，很有味道的！” 郑天良没有理睬他，径直回到了套间跟孔令根在柔和的光线下喝茶聊天，聊天跟谈判不一样，多了一些随意性，少了一些严肃性，聊天是一件很放松的事。聊天跟开会客观上是唱对台戏的，会议上不能说的话就在私下聊天的时候说。所以郑天良就说了工作场合不能说的话：“孔先生，这是黄山云雾毛峰，如果你觉得口感好的话，我让他们给你准备几听。” 孔令根打开白瓷茶杯盖，一股少女般的清香深入肺腑，端起茶杯，浅尝辄止，孔令根连声说好，郑天良立即打电话给接待处李主任：“你给我准备六听黄山云雾毛峰送给江本仁先生，要特级的！” 孔令根说：“郑县长，真是太谢谢你了！家父也很喜欢绿茶。” 郑天良笑着说：“这点小意思，哪里值得谢呢，你来投资，我要感谢你才是。令尊大人在哪里高就，欢迎他也到我们合安来作客。” 第34章 孔令根说家父就是江本仁先生，他自己是一个孤儿，是江本仁先生从孤儿院领回来抚养的，从美国大学毕业回台湾后，先跟着老先生做实业，后因才智超群，又由养子晋升为女婿，孔令根说：“家父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我虽是家父的助理，但实际上中飞集团等于也是我自己的企业。所以郑先生应该能理解我锱铢必较的真实思想了，因此，我代表中飞集团来跟合安县政府谈判，实际上是我个人跟你郑先生谈判，如果这样理解的话，我觉得一切都好商量。” 郑天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心里一阵激动起来，他觉得孔令根把他跟自己定位在私人关系这一层面上，而且更把他看成是合安县的象征和化身，也许孔令根从短暂的接触中已经看出了郑天良在合安县举足轻重的能量，而且这种关系定位明显带有某种私人之间有话好说的暗示。但郑天良还是很有分寸地说了一句：“感谢孔先生对我的信任，孔先生太抬举我了，其实我只是一个抓工业的副县长，工业区虽然我当家，但县里主要领导还是宣县长，不过我们很团结，一般说来，我的意见也就是他的意见。” 孔令根看了一眼郑天良，问道：“所以我把郑先生视为自己的朋友和合作伙伴。郑先生在实业界没有投资吗？如果有投资，我们也可以私人进行合作。” 郑天良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跟你们国民党干部是有区别的，我们共产党干部不允许经商办实业。” 孔令根说：“国民党官员是肯定不许经商的，我听说大陆官员都有变相投资的实业，郑先生这么精明能干，也可以投资办一些实业，如果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话，我可以支持一点点嘛！” 郑天良说：“那是国民党反动宣传对我们共产党干部的诬蔑，历史都过去这么多年了，马上就要跨世纪了，两党这样搞来搞去很没意思。我就没有实业。” 孔令根说：“实在对不起，我对大陆不是太了解，只是听说而已。我也是一片好意，请郑先生不要误会了。” 郑天良觉得孔令根的话里有话，于是就说：“当然了，如果有一天我县长不当了，我就到你手下打工，还望孔先生能给我一个工作岗位，如果要是投资的话，我一定请你支持。” 孔令根扶了扶鼻梁上的金边眼镜，其实眼镜非常牢固，他是用这个动作掩饰一下自己的尴尬：“郑先生不愧为国之栋梁，人之模范，钦佩，钦佩！” 郑天良给孔令根的杯子里加满了水，他说：“我是不需要你支持什么的，不过我有一个做实业的朋友，目前周转资金上有些困难，如果孔先生愿意的话，是否可以给我的朋友一些支持？” 孔令根端起的茶杯在嘴边僵住了，他放下杯子，显示出前所未有豪爽：“你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有什么困难我理当帮助，要多少？” 郑天良说：“三百万，如果有困难的话，两百万也行。” 孔令根说：“中飞集团虽说在台湾企业中排名只有第十六位，但两三百万美金还是不成问题的。” 郑天良连忙说：“不是美金，是人民币三百万。” 孔令根很轻松地笑了：“那太小意思了，郑先生把账号告诉我吧，我马上通知香港的分部将款子今晚就打过来。” 郑天良立即站起身到走廊上打电话给沈汇丽，沈汇丽告诉了银行账号并在电话里狠狠地亲了郑天良一口：“老板，你对我太好了。” 郑天良将写着纸片上的银行帐号交给了孔令根，孔令根当即打电话到香港，香港分部答复是明天一早对方就可以收到钱了。这一切，在十分钟之内就完成了。郑天良对这个速度感到无比震惊，他不知道这是他权力的作用，还是孔令根利益的作用。 那一刻，郑天良心里立即列出了一道算式，三百万人民币在孔令根那里等于郑天良口袋里的三百块钱或三十块钱，反过来想，孔令根口袋里的三十块钱或三百块钱，要让他这个拿工资的副县长挣上二百四十多年，二百四十多年够他活三辈子。面对着这个比自己小十岁的年轻人，郑天良发现孔令根如果是一只老虎的话，自己只是附在老虎皮毛上一个小小的跳蚤，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郑天良当然不能在孔令根面前表现出这种卑微的情绪来，他说：“孔先生，我给你打一个借条吧！”说着真的就打开公文包拿出了纸笔。 孔令根摆摆手说：“郑先生，这点钱也值得打借条，这不把我们之间的情谊打得一文不值了？你想，三百万人民币还不到四十万美金，这点小钱算什么，在香港只能买到两小间房子，一辆一般般的劳斯莱斯汽车。你就是不还我又怎么样呢？以后再说吧！” 郑天良坚持要打借条：“如果我不打借条，将来就说不清了。” 孔令根有些生气了：“如果郑先生执意如此，就是看不起我，那我们就无法合作，我马上让香港分部停止汇钱，明天立即打道回府。” 郑天良急了，他怕啤酒厂合作就此搁浅，只好说：“那就这样吧，等我朋友收到钱后，我让朋友给你打借条。” 孔令根说不急不急。他没有立即跟郑天良探讨啤酒厂转让的价格，如果现场交易，那就太功利主义了，更没有一点朋友间的情分了。郑天良发现孔令根是孔子的后代，做人做事都是符合仁义礼智信，于是他给赵全福打了一个电话请孔令根到三楼去洗澡。赵全福走进来用农民的语气说：“请两位老板上三楼，新来的几个妹妹，味道好极了！夜宵也准备好了，洗完澡就吃夜宵。” 郑天良说：“你带孔先生上去吧，我还有点事。” 孔令根说：“郑先生不够朋友了，一起喝茶，怎么能将我一个人丢下来洗澡呢？既然郑先生有事，我也回去了，一起走吧！” 郑天良愣住了，他觉得自己无言以对，说有事纯属借口，说共产党干部不能洗澡的话，你连三百万块钱都“借”下了。他在孔令根的面前已经是一个裸体，实在也没有必要再掩饰什么了，于是他点点头说好吧。 孔令根对这样的安排显然是很满意的，他对赵全福说：“听郑县长说，赵先生是著名实业家，今后来合安投资还请多多关照。如果这里洗澡条件很好的话，我打算在你的红磨坊长年包租一个套房。你看如何？” 赵全福说：“我这红磨坊是不对外营业的，但孔先生包租，我破个特例，也好让脸上光荣光荣。” 上了三楼换了鞋后，孔郑赵三人分别进了三个独立的桑拿间。为郑天良服务的是比王月玲更小的一个少女，郑天良毫无心理压力地完成了对少女的分析推敲和骨肉拆解，他觉得这是为了工作而洗澡，为了合安的改革而研究少女的器官，如果不洗澡不研究少女的器官就可能会使合作泡汤，会使合安的经济建设遭受损失。他在少女身上的时候听着少女嘴里发出的带有方言性质的呻吟时，他甚至有了一种神圣而又崇高的感觉。隔壁的桑拿房里的声音有点恐怖，像杀猪一样的嚎叫，郑天良认为女人在男人面前最美丽的声音就是被撕裂后的嚎叫。 第三天上午，休息充分的江本仁先生在郑天良陪同下访问玄慧寺。两辆警车在前面开道，乡村土公路上尘土飞扬，太阳挂在冰冷的天空一动不动。 界牌乡政府的领导已经在玄慧寺等候，郑天良和孔令根搀扶着江本仁老先生气喘吁吁地登上了玄慧寺，冬天的玄慧寺，孤寂而冷清，寺院四周的树全枯了，只剩下一些裸露的枝叉像老人枯瘦的手一样在有风的天空下摇晃着，并发出了阵阵萧瑟的喧哗声，只有麻雀一年四季都情绪高涨地在寺院的屋檐下乱窜。 江本仁在寺院里参观了江可馨曾住过的那间禅房，禅房里一柱清香幽幽地燃烧着，郑天良指着一张事先准备好的老式架子床说，“这就是江可馨女士睡了两年的床铺，乡亲们每年来寺院进香的时候，都不忘在床头烧一柱香以纪念江可馨女士，她在村里非常有人缘。”说着郑天良又手捧一柱香走过去插在香炉里，然后行注目礼。江本仁走过去跪在地上用手抚摸着床铺的边框，然后爬过去为妹妹点上一柱香。江本仁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没有流泪，他只是默默地看着摸着，他想从这些生硬的床板上摸到妹妹的留下的温度。最后江本仁先生到正殿里对着观音像跪拜进香，几个僧人在悟能法师的带领下，念起了《般若经》，悟能法师已经老了，他的脸上同样也生出了蚕豆大小的老人斑，他微闭双眼嘴里念念有词。陪同的界牌乡领导对郑天良说：“郑县长，玄慧寺在你的家乡，又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能不能拨点钱修一修，我们不想再建九十九间半了，但建三十六间总还是需要的。现在只有十来间，太寒碜了！” 江本仁先生从佛像前爬起来对身边的孔令根说：“捐二十万块钱！此乃妹妹落难的地方。”这是江本仁先生在玄慧寺说的唯一一句话。 孔令根当即开了一张支票交给悟能法师，悟能法师嘴里又念了一气，法师要留下姓名，江本仁先生摇了摇手表示不必了，孔令根说：“法师，家父信奉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人无已，请谅解！” 这时，郑天良走到法师面前问了一句：“法师，你还认得我吗？” 法师微闭双眼，一言不发，嘴里说着一些让郑天良根本无法听懂的话：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三世因果 循环不失 这几句偈语并不难懂，但悟能法师说得又轻又柔又含混，郑天良实际上没听清楚，但他感到这几句偈语并不是吉兆。他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不敢面对真实的香火。回到县城后，郑天良立即找到了文物部门要求给玄慧寺拨款十万元，文物局长说这要宣县长批，郑天良说我先在界牌乡的报告上批，然后你们再拿去给宣县长批。 在与台湾中飞集团签订正式转让协议的前一天晚上，县委常委会开得非常激烈，宣中阳公开跟郑天良干了起来。宣中阳对工业区的事一直没有干预，但这一次，他还是忍不住要跟郑天良摊牌：“九百万美金是我们转让的底线，你现在要以七百万美金成交，我们怎么向全县人民交待？五百万美金四千多万人民币的国有资产就这么流失了，这个责任我负不了。” 郑天良发现这是宣中阳第一次跟他发火，但他并不在乎宣中阳发火，他早就想好了对策，于是他以退为进，反戈一击，“当年的一个亿的投资，现在还值一个亿吗？当年的设备，现在还值原价吗？这次谈判我是嘴上都起了几层泡，如果你要是认为这个价格不能接受的话，我们可以不签转让协议，明天就让江本仁先生回台湾去。你是一把手，我服从你的意见，但你要知道如果不是江本仁的妹妹这一历史背景，江先生是根本不可能来投资的。” 宣中阳说：“我知道卖啤酒厂卖工业区你吃了不少辛苦，但我弄不懂的是，你怎么不像是代表县政府跟台商谈判，反倒像是代表台商跟县政府谈判一样，一味地强调台商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考虑我们能不能接受？” 郑天良见宣中阳话中有话，就反击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今天的常委会上你要说清楚。你还在用卖工业区这一概念，而不使用市委市府二十六号文件中所说的产权转让，这是什么心理？说到底，你还是把工业区看成是一个政治象征，而不是把它作为合安深化改革中产业化企业来对待。这种以个人情感代替党性原则的态度与改革精神背道而驰。” 宣中阳觉得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索性在常委会兜个底朝天，让大家也多一些判断的参考，他说：“你老郑不要摆什么大道理，工业区改革是经济行为，但最早把它政治化的是你老郑，而不是我，自二十六号文件后，黄市长从来没有对工业区下达过一句具体指示，倒是你最积极地要把啤酒厂甩出去，而且要来个斩草除根，工业区那么多空地，为什么要把合和迁到啤酒厂隔壁，这是什么用心？你不要把别人都看成是傻子和呆子。” 郑天良在宣中阳咄咄逼人下有一种剥光了衣服的感觉，但他不能表现出来，于是他说：“宣县长，按说我不该跟你争执，你是上级，我应该听你的，所以我宣布从明天开始，我再也不分管工业了，你是一把手，你应该对合安的经济发展负责。但我要说明的是，合和回迁到工业区是从全县经济整体形象考虑的，至于建在啤酒厂旁边是因为合和需要两万平米的厂房，只有啤酒厂东侧有这块地，这是专家论证的，你上纲上线地看待一个厂的位置是因为你头脑中从一开始就定好了性质，所以合和即使建在工业区外，你还是可以说这是还乡团反攻倒算，你是上级，怎么说怎么有理。还有我要申明一点，啤酒厂在招商会上根本无人问津，参加招商会的同志十分清楚，我们是在最后半天抓住了这个不是机会的机会。按说国有企业转让全部产权应该要通过招标拍卖的方式进行，这是国务院规定的。我们的程序确实有点问题，但我要说的是，如果啤酒厂公开招标拍卖，六百万美金要是能转让出去，我马上就跳楼自杀，为自己丧权辱县的行为赎罪！” 郑天良说到这里情绪激动了起来，他的眼睛里湿润了，深重的气愤和委屈弥漫在脸上。其他常委们都说，大家不要再争了，都是为了工作，更不要说伤感情的话。大家一致认为马上向市委市政府请示，让市委市政府拍板。 第二天上午，接到合安县申请报告的叶正亭和黄以恒双双赶到合安，上午两位市领导参加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讨论研究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的价格问题。 当宣中阳将啤酒厂投资情况以及转让价格带有感情色彩地介绍后，叶正亭首先发话：“我的一个原则立场是，啤酒厂转让是国企改革产权制度的一个尝试，方向是对的，措施也是正确的，但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这一改革不能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七百万美元就买下了这么大的企业，资产折旧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快一半就没有了，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不知道你郑天良是怎么谈判的，如果我们都这样血本无归地将企业都卖了，我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叶正亭说得很激动，他显然对郑天良随意又降了两百万美元非常恼火。郑天良在叶正亭面前是唯一敢顶撞的下级，他情绪激动地站起来说：“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从今天起就不打算管工业了，所以我建议按国条院规定，对全部转让产权的国有企业进行公开招标，将啤酒厂拿到省城或深圳去拍卖，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我可以保证如果六百万美元有人要，我立即从这楼上跳下去。我希望各位领导都到第一线去试试看，看看我们的企业究竟还剩多少魅力，说句难听话，啤酒厂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女人，虽然是贵族血统，但人老珠黄了，不值钱了。不是我连蒙带骗，台湾中飞集团能到这地方来投资？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一句狂妄的话，除了我，谁也做不到！” 郑天良的话很狂，但这狂话让叶正亭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他非常欣赏那些能在面前发脾气的下级，更欣赏像郑天良这样大刀阔斧拿得起放得下的改革干将。郑天良一通狂话，竟让叶正亭也一时无法开口了，他将目光转向黄以恒。 黄以恒语气很平静，他说：“我同意叶书记对合安改革的原则性立场，合安啤酒厂有过历史贡献，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它已经完成了历史史命，啤酒厂全部转让产权是改革的必然，我们必须要尊重这一历史规律。这需要我们大家都要转变观念，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经过思想反复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很正常。刚才我听了天良同志热情洋溢的发言，很有启发，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工业区改革就像当初工业区建设一样，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轻松，我是深有体会的，许多在桌面上合理的，拿到工作中就不合理了，在桌面上不合理的，却又必须要在工作中实施。确实按国务院规定，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应该进行公开拍卖，但天良同志说得对，公开拍卖是卖不到六百万美元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十年前合安是有优势的，但十年后这个优势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人家发展了，我们原地不动，十年前周边省份都没有高速公路，但现在人家都有了，但我们省没有，我们不但优势没有了，还变成了劣势。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矛盾，所以说合安今天的困境是有很多原因的，你总不能让一个县拿钱来修高速公路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七百万美元虽然离我们理想的价格少了许多，但实际上我们企业贬值的速度比折旧本身要高得多，我们只能从长远来考虑这件事，因为台商来后，我们的就业人员还要增加，规模扩大后税收也相应增加，无形的社会效益和有形的经济效益都足以让我们下定决心签字。台商肯定不会比我们头脑简单，但我还是相信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我的个人意见供大家参考，大家也可以议一议，当然最后还得由叶书记拍板。” 黄以恒的话让大家都很吃惊，就连宣中阳也半张着嘴，眼睛里异常迷惘。郑天良尽管对黄以恒有成见，但此时黄以恒的表态，就像自己在雪地里快要冻僵了时候突然送过来了一双棉鞋，这双棉鞋提供了他一身的热量。他也没想到叶正亭如此不给情面地当众对他进行质疑，他的心里有些乱。 宣中阳和其他常委们见黄以恒与叶正亭明显调子不一样，而且黄以恒居然为郑天良说话，一头雾水，没有人敢发表意见。快到中午了，叶正亭要郑天良先去稳住江本仁和孔令根，就说要等市委批复，暂时让他们在宾馆里休息，接下来我们中午吃完饭接着议。 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会议终于有了一个初步意见，即以七百二十万美元成交，郑天良及时跟孔令根进行通报，孔令根虽有些看法，但还是同意了。这二十万美元更像是给叶正亭和宣中阳面子，很奇怪的是，黄以恒居然坚定不移地站到了郑天良的立场上，黄以恒坚持的一个观点就是合理合法不一定合乎现实逻辑，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叶正亭书本经验和理论经验在工作中实际上是要打折扣的。这一次叶正亭没有拿出一把手的权威，做了一次妥协。 晚上的签字仪式在蓝湖宾馆会议厅正式举行，叶正亭黄以恒出席了签字仪式，他们站在江本仁先生的两边，形成了以江本仁为核心的格局，胸前的假花在闪光灯下绚丽灿烂，宣中阳和孔令根代表双方在转让协议书上签字。市县电视台电台和报社派出了最强大的报道阵容，这一全市瞩目的改革新闻以最快的速度传遍了全市，第二天省电视台也播放了这条新闻。 这一年冬天，天很冷，风很大，郑天良的心里阳光弥漫。 啤酒厂卖掉的第二天，合和酱菜集团回迁县城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只是合和回迁的奠基仪式很简单，处理也比较低调，连市电视台都没请，县电视台只做了一个扼要的报道，宣中阳和郑天良同时出席了仪式。鞭炮一炸，锣鼓一响，摄像机镜头跟着一转，郑天良致祝贺词，赵全福答谢，宣中阳宣布合和厂新厂房建设正式开工，各种工程机械就开进了工地。郑天良代表县委县政府的两百多字的贺词中四次用到了“回迁”的字眼，而宣中阳在宣布开工时却没有使用“回迁”这一概念，而用了“新厂房建设”，官场上使用概念的不同意味着政治立场的不同，同一件事情用什么概念和怎么用概念，这是很讲究的，比如说啤酒厂改革究竟用“卖”还是“转让全部产权”，这就有很大区别。当然这里面的窍门和玄机赵全福之流是不懂的。中午赵全福在红磨坊摆了二十桌，但宣郑二人都没参加，只是一些前来祝贺的商界朋友们喝了个半死不活。 尽管合和回迁处理得很低调，但县里舆论界还是议论纷纷，他们认为将合和回迁定在啤酒厂卖掉的第二天，很有象征意味，啤酒厂原先是占了合和厂的厂址建起来的，十年后啤酒厂垮掉了，合和厂又回来了，这等于是让这两个同时出现的场面在强烈鲜明的对比下共同为历史作证，为黄以恒和郑天良重新进行评价，甚至还包含着其他一些意义在里面。 在合和开工的鞭炮声中，隔壁的啤酒厂冷冷清清地站在冬天的风中就像一座历史的墓碑。 参加完了合和的开工典礼，当晚十点钟郑天良一个人没打招呼直奔河远沈汇丽的公寓，沈汇丽一见郑天良并没有立即拥抱，她吃惊地问：“怎么不事先打一个电话来？” 郑天良脱下自己的大衣说：“下午在市委汇报工作，晚上又被正亭书记叫去谈事情，刚谈完，偷偷就溜过来了。” 沈汇丽接过郑天良的大衣后，挂在衣架上，然后倒来了两杯英国威士忌：“老板，真的要好好谢谢你，这三百万可真帮了我的大忙了，不然万源就要把我当骗子对待了。” 郑天良别有用心地看着女人的牙齿，他说：“你怎么感谢我呀？” 沈汇丽走过去轻轻地搂着郑天良，然后循序见进地将舌头伸过去，而郑天良今天晚上却跟沈汇丽洁白的牙齿过不去，他用自己被烟熏黄的牙齿跟沈汇丽洁白的牙齿进行牙对牙地交锋，这种以硬碰硬的感觉使沈汇丽非常痛苦，但郑天良却在坚硬的碰撞下全身迅速膨胀起来，他们像电影慢镜头中两个中弹的士兵一样摇晃着慢慢地向下倒去，倒在地毯上后就必然呈现出临牺牲前的抽搐和痉挛。屋内的柜式空调呜呜地送出一阵阵热风，两个光荣就义的士兵在地毯上没有留下战斗的鲜血，却留下了稠密的汗水，他们周围的地毯上潮湿了。 两位烈士在死后不久又活了过来，死而复生的郑天良想抽烟，他问沈汇丽的烟缸在哪里，沈汇丽说在房间里，郑天良去卧室拿烟缸的时候，看到烟缸里有几个新鲜的烟头，郑天良突然心里一紧，沈汇丽是从来不抽烟的。 这时沈汇丽也进来了，她说：“这几天睡眠不好，我就抽了几支烟。” 郑天良说：“你应该抽女士摩耳烟，怎么抽这种呛人的男人香烟呢？” 沈汇丽说：“我随便买了一包烟。” 郑天良说：“还有吗，能不能给我抽一支！” 沈汇丽说：“抽完了。” 郑天良说：“这么巧，我第一次发现你抽烟，要抽又刚好抽完了。” 沈汇丽搂着郑天良的脖子说：“老板，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呢？允许你抽，就不允许我抽？” 郑天良笑了笑说：“我是怕你被人欺负！” 沈汇丽撒娇说：“你要是怕我被人欺负，就离婚娶我！” 郑天良不说话了，他发现这个单身的女人又不是自己的老婆，吃什么醋呢，这个世界什么都不是你的，权力荣誉女人只不过是一件临时的衣裳，随时都可以穿上，随时也都可以脱掉，有时候不是你想脱，而是被别人剥去了，都一样。 郑天良穿好了衣服，看到沈汇丽将自己送的那条白金钻石项链戴在脖子上，他心里稍有安慰。但情绪再也提不起来了，他像一个漏气的自行车胎一样，任沈汇丽怎么打气，就是鼓不起来。 郑天良跟沈汇丽坐在沙发上喝洋酒，洋酒的味道跟洗锅水一样难喝，喝到胃里倒海翻江。郑天良问：“罗马假日花园进展很快，我发现你怎么不常去合安工地？” 沈汇丽说：“万源是大股东，我只是偶尔去看你一下，而且我露面太多，可能对你影响也不好。” 郑天良说：“三百万我是冒风险弄来的，你对任何人不要说一个字。” 沈汇丽说：“老板，我虽然是女流之辈，但规矩我还是懂的。这三百万我想把它作为你的股份，等到楼花售完后，三百万的利润全归你。” 郑天良说：“这不行，党政干部明令禁止经商。” 沈汇丽吊着郑天良的脖子说：“党政干部还明令禁止不准找情人呢！” 郑天良被沈汇丽堵得无话可说了，于是只好敷衍说：“我们俩是什么关系？” 沈汇丽说：“你又不同意合伙经营，那你说是什么关系？” 郑天良不说话了，他在想沈汇丽是不是说她跟万源上床是因为是合伙经营关系，所以就不是情人关系，他对烟缸里几个陌生的烟头保持着高度警惕，隐约可见万源掐灭烟头时的最后的动作很粗鲁。 第35章 沈汇丽说：“老板，你不同意入股，那这三百万怎么办呢？” 郑天良说：“你先拿着用，等收回投资后再说吧！” 沈汇丽说：“既然你不愿投资，那就算我借你的吧，我给你打个借条。” 郑天良说：“什么借不借的，你赚了钱当然不会忘了我的，打借条也太不讲情义了。” 沈汇丽说：“我以公司的名义借钱，我也不会让你为难的。” 郑天良当时脑子有点糊涂，也就没有坚持不打借条的事，而正是这张借条，使后来的故事发生了性质变化。第二天早上，沈汇丽开出了一张一式两联的借据，上面写着“借到人民币三百万元整，借期一年，利息按还款当年银行贷款利率支付。” 郑天良当时不想要借条，可就在这时，他的电话响了，于是在仓促中就将借条塞进了公文包里，回去后又很马虎地锁进了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郑天良接过电话一问，他的脸色顿时严峻了起来，原来是叶正亭打来的。啤酒厂三百多职工分乘十辆客车直接到了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省政府办公厅要求河远市和合安县领导立即赶到省城去将工人们领回来。 叶正亭在电话里说：“你们怎么一点迹象都没发现，厂子卖了后，思想政治工作是怎么做的？” 郑天良说：“我让沈一飞召集全体员工开了会，沈一飞还说职工非常欢迎这次改革，所以我就没去再做工作。这个事件肯定有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不去县政府和市政府静坐示威，而是直接去了省政府，这是有预谋的政治策划。” 叶正亭在电话里说：“给我回来后查个水落石出，谁破坏改革，我就撤谁的职，我就不相信，河远正气压不了邪气！” 郑天良从沈汇丽的被窝里爬起来直接赶到了省城，叶正亭没去，他让黄以恒去了，郑天良和黄以恒在政府面前见面了，黄以恒说：“老郑，不要怕，多做一些思想政治工作，相信工人们会通情达理的。”郑天良气呼呼声地说：“这个沈一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在蒙我。” 三百多工人将省政府门前的长江路堵死了，交通也瘫痪了，警察在维持着秩序，他们主要是防止工人们冲击省政府。工人们打着标语喊着口号，情形跟八九年春夏之交很相似，有点骇人听闻，好在最近上访的比较多，见多不怪了，因此警察们脸上还是比较平静的。工人们在寒风中打出了，“合安啤酒厂工人请求省领导为民作主”、“卖厂不得人心”、“将损失的国有资产夺回来”、“严惩卖厂的腐败分子”、“共产党万岁”等标语。郑天良看到这些标语心里很紧张，他发现这些标语很明显是针对自己的，他的心跳得很厉害。省信访办的主任还有省政府办公厅的副主任要求黄以恒和郑天良立即跟工人们进行对话，省委宁书记指示要缓和矛盾，防止激化，必须在中午下班前处理好上访事件，并对事件的进行调查。 郑天良站在省政府门前，手里抓着信访办提供的话筒大声地说：“工人同志们，我是郑天良，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来帮你们解决问题来了。”第一句话还没说完，下面就哄了起来，口号声此起彼伏：“卖厂可耻，还我碧源！” 郑天良等口号声喊完，自己接着喊：“工人同志们，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是市委市政府适应改革形势做出的正确行动，是符合改革精神的，不改革没有出路，不改革没有饭吃。别的我不想多做解释了，但我今天向你们保证的是，工人们百分之九十明年要在中飞啤酒公司就业，我保证你们到外资企业后工资提高百分之三十，我保证你们的养老退休金按月足额地交到社保局，这一切，我们都已经在啤酒厂转让协议中写得很清楚了。工人同志们，如果我今天说的话不能兑现，你们就一起冲到我家里去找我算账。” 下面的工人们喊道：“我们不相信腐败分子的假话！” 郑天良心里凉了半截，他没想到工人们公开喊他腐败分子。但他还是鼓足勇气喊道：“你们现在立即回去，明天由我和宣县长到厂里去跟你们签就业保证书，我说到做到。等到台商过了元旦后，再跟各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 黄以恒也重复了郑天良的观点，而且表示市委市政府完全支持郑天良县长代表合安县委县政府做出的承诺。 省信访办的胡主任也拿起话筒强调指出省里完全同意河远市和合安县做出的正确决定，请大家放心，党和政府对你们是负责任的，要以大局为重，立即回去，一切要坐下来谈，有话好好说。 不到十一点的时候，工人们全都散去了。这时刚刚赶来的沈一飞被郑天良堵在省政府门口训了个鼻清脸肿：“沈一飞，你这个混蛋，思想政治工作是怎么做的？还用好话来糊我。你说工人们热烈欢迎改制就来了三百多人上访，如果不欢迎还不把省政府给炸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坐牢！你作为啤酒厂负责人，你要对这次事件负责。” 沈一飞一脸委屈：“郑县长，我去做动员报告的时候，工人们还鼓了掌，没有人反对，肯定是听了谣言才来上访的。我只能按照你的要求做说服动员工作，但我防不了谣言，再说厂子卖了后，我实际上已经是个空架子了，说话也不管用了，你应该能理解我。” 看着可怜兮兮的沈一飞，郑天良气得嘴唇乌紫。 原来有人散布谣言说台湾老板兼并啤酒厂后，百分之九十工人要解雇，而且对解雇的工人生死不管，更可气的是卖厂只卖了个半价，四千多万被县里市里领导拿去私分了，每人都有份。工人们觉得市县领导合穿一条裤子，都是一些不管工人死活的腐败分子，有理也讲不通，所以就直接到省里来上访了。省委宁书记在“内部情况”上批示说：“合安半年内发生两起群体上访事件，这绝不是偶然的。希望河远市委和合安县委县政府要认真总结教训，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这个批示等于是批评，叶正亭打电话给郑天良让跟自己一起去专门就此次上访事件向省委宁书记作了一个半小时的汇报。汇报结束后，郑天良回到合安再也没有追查是谁组织和策划了这次上访事件，郑天良在县委常委会上没有说具体汇报内容，而是说了这样一些话：“省委宁书记说，合安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措施也是得力的，上访事件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宁书记准备过一段时间来合安调研，要对我们工作进行具体指导，所以根据正亭书记指示，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做好迎接宁书记调研的全面准备工作，工业区企业一定要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宁书记的面前。” 转眼间就过年了，年头岁尾的空气中飘满了火药的香味，郑天良第一次以良好的心情来体验过年带给他的成就和收获。市里对合安的班子已经有了初步的动议，元旦后，市委决定，赵根苗书记由于健康原因将调到市里任政协宗教委员会主任，宣中阳主持县里的全面工作，据说等春天工业区全面启动后，宣中阳任县委书记，郑天良任县长，这已经是不公开的秘密了。至于让宣中阳任书记，有人说这是叶正亭在搞政治平衡，其实合安县的实权将牢牢控制在未来的县长郑天良手里，郑天良本来就不是一个等闲之辈。郑天良过年的时候，用大部分时间来回味五十岁这个年纪对于他最后的意义，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将工业区这个烂摊子重新收拾起来开张，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了，他觉得自己做一个市长也是绰绰有余的，最起码不比黄以恒差。 过年的时候，登门拜年的人络绎不绝，他实在记不清拜年的来了多少人，只是记住了没来拜年的人有几位，好像也只有两个乡的书记乡长没来，这两个乡的头是因为过了年就要退了，所以他们有胆量不拜年。郑天良让周玉英买了三百多个一次性纸杯，春节过完的时候，只剩下不到十六个了，因此来拜年的人数大约为二百八十四人左右。二十八个乡党政一把手和部分副职，县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工厂企业的厂长经理，还有一些有想法的普通百姓也来拜年了。 拜年主要是送礼，送礼比较难听，所以拜年就是一个幌子，做掩护用的。 断了一条腿的于江海从医院里出来后也到郑天良家拜年，他一进门就哭：“郑县长，你可不能扔下我不管了，我这是为了县里的工作而致残的，可县里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平反，也没有个交待，我老婆要跟我离婚，郑县长，我是你一手培养起来的，你可要救救我呀！” 郑天良拉起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于江海：“大过年的，哭什么？你的事我当然是要管的，只是这一阶段忙于工业区的改革，所以县里还没来得及研究你的安排问题。凶手一定要绳之以法，我已经跟公安局说过多次，这个案子不能拖，不然合安的社会稳定就得不到保证。” 于江海说：“郑县长，凶手没抓到前，县里能不能给我定个因工负伤，另外就是我都付出了一条腿，总该给我适当安排一下，如果实在有难度，，残联副主席也行，弄个副科级，老婆就不会跟我离婚了。” 郑天良说：“这事还要跟宣县长商量，你放心，我会充分考虑你的事情。” 于江海临走前丢下了一个信封，郑天良执意不要，于江海说也没带什么东西，这点小意思就算两盒糕点吧。在推拉争执中，残废于江海还跌倒在了茶几边，杯中残余的水也就此泼翻在地。于江海走后，从屋里出来打扫的周玉英发现了信封，脸上有些迷惘，郑天良将信封交给周玉英说：“你给我将钱收好，等过了年，全部上交县纪委。”周玉英数了数说一万块钱，郑天良生气地说：“想拿一万块钱买一个副科级，我绝不会让他得逞，想贿赂我，没门！” 周玉英说：“你接收了那么多人的烟酒，每人送的烟酒都值千把块钱，不是贿赂又是什么？” 郑天良说：“这不一样，烟酒是礼节性的，送钱就太肮脏了。” 周玉英笑了起来：“烟酒不就是把肮脏包装了一下嘛，其实都一样。” 郑天良说：“过年后，一些非亲戚朋友送的烟酒也要交到纪委去。” 春节期间，公开送信封的共十一万五千块钱，这些钱都由周玉英送到了县纪委，而大部分塞在烟酒盒子里的领袖头像总共是多少谁也不清楚，赵全福万源等人拜年送的烟酒盒子里塞的都是银行很喜欢的纸，郑天良悄悄地将那些纸都送到省城交到银行里去了，他将一大堆纸换回了一张纸。将钱看作是纸就像恐怖分子拉登把“恐怖袭击”说成是“圣战”一样，比较体面。 过了年后，郑天良感到工作轻松多了，他主要就是忙着接待陪同和参加各种宴请，还有就是奠基剪彩之类的事情。中飞啤酒公司从美国进口了一条罐装生产线，投产时郑天良参加了第一罐啤酒下线仪式，他接过了生产线上下来的第一罐啤酒，也接过了他为之呕心沥血奋斗来的沉甸甸的政绩，政绩不是商标，而是品牌的内涵。 中飞兑现了诺言，让百分之九十的工人重新上岗，一些感恩戴德的工人们在拿了第一个月高薪后凑钱给县政府送了一个匾，上面用黄铜镶了四个大字“爱民如子”，虽然这四个字有些封建色彩，但这是一种朴素的情感， 孔令根经常过来，他包租了一套红磨坊的套房，他来的时候都要邀请郑天良去喝茶，但郑天良决不洗澡，孔令根也不勉强，他们相安无事地喝茶聊天。谁也没再提起过那笔三百万块钱的事，大家心里都很有数。孔令根知道如果没有这三百万，就不会有一百八十美元的让价；郑天良认为如果没有这三百万，合安啤酒厂就不可能成功转让掉全部产权，他们两人心照不宣地将茶继续喝下去，一直喝到郑天良走进了班房。 工业区的缫丝厂、电子元件厂、水泵厂等所有企业在一九九九年春天的时候，好像喝醉酒睡了许多年后突然醒来，他们在资本家个体户的手里重新勃发出对市场的贪婪和欲望，就像一个酒鬼对酒的热情一样。合和回迁工程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向空中延伸，而罗马假日花园则已经完成了一期工程的百分之八十，花园别墅式的楼房已经开始在炫耀最初的轮廓。郑天良春天的心情很好，酒量好像也与日俱增，他常常批评赵全福万源说：“你们这些资本家只顾赚钱，从来就不讲究朋友间的交流和谈心。”于是他们就从工地上撤回来陪郑天良喝酒聊天，最近郑天良突然对麻将感起了兴趣，几个资本家们经常陪郑天良在红磨坊打麻将，原则上一个星期打两次，每次输赢不能大，二三十张纸为宜，郑天良说：“我跟你们资本家不能比，来小一点，以娱乐为主。”资本家们都说郑老板话的就是有水平，娱乐为主，刺激为辅，所以每次郑天良只能赢上个七八十张纸。 省委宁书记是春天来考察调研的，他看到热火朝天的工业区后，又听取了合安县政府的汇报，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合安的改革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所以要让省里的主要媒体进行广泛的宣传。但我不主张在经济建设中树什么典型，因为典型往往容易使一个地方为了面子和榜样而不顾实际地自我膨胀，好多典型就是在树过头后垮掉的，而且每个地方的情况也不一样，不可照搬，合安的经验我以为最主要的是，根据本县的实际进行了国企改革，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新路子。比如说你的工业区在产权制度上的改革是对症下药的，一个县的经济实力是救不了这么大工业区的，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需要勇气还需要胆识，虽然有些波折，但毕竟成功了。当然了，你们河远有正亭这样的经济专家主政，有以恒这样经验丰富的同志共同努力，省委省政府对河远和合安的改革是充满信心的。” 省委宁书记的话让郑天良最激动，因为讲合安改革的成绩等于是讲他郑天良的成绩，只是宁书记对典型的议论居然与黄以恒当年在合安的经历惊人相似。不过，宁书记刚来，他即使知道合安的历史，也未必知道当时的县长书记是黄以恒，不然他就不会轻易说出这种否定历史肯定现实的话来。郑天良看到黄以恒的脸色很平静，只是他用红头铅笔在记录，让郑天良发现了他内心的颤抖。 秋天来的时候，到处都是收获的景象，郑天良接任县长虽已成定局，但组织部门一直没有找他谈话，他更不好在正亭书记面前提这个事，不然他的形象就全完了，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识才的领导，必须时刻注意维护好自己的政治形象，他不仅不跟孔令根洗澡了，而且连沈汇丽那里也不去了，特殊时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想担任县长后再去沈汇丽家地毯上重温旧梦，沈汇丽不止一次在电话里心情急切地让他去河远，可郑天良总说自己很忙，而沈汇丽来合安的时候，郑天良连见也不见了，秋天的时候，郑天良突然宣布麻将也不打了，他对赵全福万源说：“你们要抓紧时间把工程质量抓好，这样打下去是会误事的。”资本家们都诚恳地接受了批评，点头说：“老板说得对，男人要以事业为重，打牌玩物丧志。”国庆节前，市委要求每个县上报一个全省“人民满意十佳公仆”的候选人，由于快要放假了，宣中阳说国庆以后再议吧。郑天良觉得“人民满意十佳公仆”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这既是提拨前的政治铺垫，也可以为他洗刷掉在工业区改革中的一些消极传言。 一九九九年国庆中秋的假期是连在一起的，国务院一口气让全国放了七天假，郑天良在假期快结束前患了一次感冒，第二天的时候还发了一些烧，于是他就到县医院最好的病房里住下来吊水，谁知前脚刚住进医院，紧跟着前来的慰问的各乡镇长和科局长以及厂长经理们全来了。两天总共吊了三瓶水，可收到的人参、燕窝、脑白金等各种营养品三百多盒，慰问金三十二万元。出院那天，周玉英说：“你们当官的也太不像话了，患一个感冒就送了这么多，要是患个癌症还得了。” 郑天良说：“患癌症就没有人送了，”他披上棉袄又说了一句：“你怎么整天就说这种倒霉的话，人家也是一片心意嘛。” 周玉英说：“县医院那么多老百姓都在住院，为什么不去送心意，不去送钱？我发现你们当官的要想捞钱太容易了，患个感冒吊两瓶水就能赚三四十万，我的乖乖，你一个小县长患感冒就赚了三四十万，要是市长省长患感冒那还得了。” 郑天良说：“不要乱说！这些钱和东西都不能收，一律要全部上交县纪委。” 周玉英问：“营养品也要交？” 郑天良说：“全部上交，而且由你去交，这样有利于你贤内助评选。” 郑天良熬到十月八号才出院，出院前，他给宣传部长孟强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自己的驾驶员车子出了点故障，借孟部长的车到县医院来帮我老太婆拉一点东西。他放下电话自己就走了，留下周玉英等车来接。孟强正好路过县医院，就让司机拐进去，然后让司机帮着将东西搬到车上，周玉英是抱着一包钱上车的。 孟强问开到哪里。 周玉英说：“县纪委。” 孟部长愣了一下，没说话。 国庆节后的第一次常委会就是研究上报全省“人民满意十佳公仆”的侯选人，组织部长王敏章念了一遍评选标准，除了政治标准外，主要有两条，一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二是作风正派勤政廉洁。还有相关的评选细则。这个敏感的话题使所有的人都不好轻易提名，所以会上常委们就拼命地喝水抽烟上厕所。这种场合一般提出一个候选人后，别人都不好再有异议，因为类似的荣誉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如果要论成绩突出，毕竟不是你一个人功劳，上级的支持同志们的配合同样是很重要的，成绩是大家的，都有份；要说廉洁，谁也没有贪污受贿，都很清白。 郑天良若无其事地抽着烟，心里很着急，他看了一眼孟强，孟强终于还是首先说话了，但他说得很策略：“我是搞宣传的，对有宣传价值的典型材料从来都是不想放过的。现在腐败现象确实很严重，但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我们要宣传那些能够代表我们党和政府正面形象的先进人物，要突出党员干部作为民族脊梁的特殊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郑县长做得比较突出，今年春节的时候上交了十一万五千块钱，国庆中秋两节期间又交了三十二万块钱，而且郑县长的爱人一直没有工作，郑县长从来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爱人安排单位。对自己的爱人决不照顾这一点最起码连我也很难做到，郑县长不让宣传，但我们宣传部如果不宣传这样的典型，这就是我们的失职。” 孟强的话意思很明显，但他又没直接说出来，在这个场合有点仅供参考的味道。孟强知道郑天良与宣中阳的关系很微妙，但郑天良毕竟是叶正亭的红人，行情一路看涨，而且郑天良又打电话向他借车去医院拉礼品现金直接送纪委，这种暗示如果孟强还看不出来，那也就在官场上白混了。然而孟强只能这样表态，对郑天良来说，等于是提名，而给宣中阳的暗示是，这是从宣传角度来考虑，不代表十佳人选就一定是郑天良。 孟强的话说完后，还是没有人表态，宣中阳先用笔在文件上划了几道杠杠，然后说话了：“我认为孟强的话说得还是有些片面的。”宣中阳看了一眼郑天良，郑天良脸上一种绝望的神情油然而起，其他人也停下了手中的笔，不知宣中阳是不是又要在这件事上跟郑天良再叫一次板，这使大家对将来的书记县长的合作前景很是担忧，他们等待着宣中阳发难。 宣中阳喝了一口水，放下手中的笔说：“之所以说孟强说得片面，是因为老郑的事迹不能仅仅停留在宣传宣传这个层次上，而是要给予一个政治上的评价和定性，所以我认为，老郑作为全省十佳候选人是最合适的，老郑在主抓经济工作这段时间的成绩是省市都肯定了的，吃的苦比我们任何人都多，苦吃得多，别人送得也多，但三四十万礼金全都上交了，这就很不容易，这就是一种境界，所以这个政治荣誉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老郑。当然了，我不是说大家都没做工作，也不是说大家就不廉洁，而是老郑确实比我们做得要更突出一些。这是我个人意见，大家也可以发表不同看法。” 郑天良重重地松了一口气，但他发觉宣中阳的话虽然目标明确，但内容却还是有点暧昧。然而，在这种时候，郑天良已经很难在内心里把宣中阳作为一个对手来看待了，他很冷静地弹了弹烟灰，等待着各位各位们最后的态度。 宣中阳这样一说，大家都无话可说了，一般说来，一把手定了调子后发扬民主，那种民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证明一把手的话是正确的，而不是唱反调，这也是常识。再说这也就是一个荣誉而已，荣誉有用的时候非常有用，没有用的时候就是一个缎面的证书而已。一般说来，大官是从来没有政治荣誉的，他们不需要荣誉，他们给别人颁布荣誉。县直机关的优秀党员里肯定没有县委书记，省直机关优秀公务员里肯定没有省长，就这么简单。 郑天良最后作了表态，他谦虚地说：“感谢宣县长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和鼓励，我做的还很不够，但我时刻想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一个共产党员，每当我想到乡下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的时候，我就不忍心收受礼品，不忍心为爱人谋了取私利，更不忍心收钱。作为十佳候选人，我今天要表一个态，不管能不能评上，我都会时刻按照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刻想到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如果评上了，那我也只能说，证书是我的，荣誉是合安的，是大家的。” 上报的十佳材料由县委宣传部孟强部长亲自负责，妙笔生花，事迹感人，执笔的宣传科长小刘差点都流泪了，他说没想到现在还有这样正派廉洁的领导。在全市上报的材料中，郑天良的材料最过硬，市委决定将郑天良作为全市的唯一一名候选人上报省委。 这天下午，黄以恒来到了合安，宣中阳郑天良一行陪着黄以恒视察了工业区，工业区企业已经全面恢复生产，产权制度改革后，政府已经不再参与经营活动，所以政府领导来企业就像游客一样轻松，黄以恒站在中飞啤酒生产线旁，手里拿着一罐啤酒对陪同的宣中阳郑天良说：“政府主要就是抓制定政策和宏观调控，政府办企业就像企业办政府一样角色是错位的，也是办不好的。” 宣中阳郑天良连连点头，郑天良说：“正亭书记也说过，政府本来就没有办企业这一职能，但计划经济逼着我们去搞企业，结果人累垮了，企业也办垮了。” 宣中阳说：“也不能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你老郑管不好一个企业，主要是政府的事太多了。” 郑天良笑着说我没有这个本事。黄以恒接上来说：“中阳，你的观念转变还是跟不上去，老郑说得是对的，政府就是不该办企业，政府要把税收抓好，把企业投资环境抓好，把市场公平竞争保护好。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实现权力和义务的平衡。” 他们心情很轻松地边看边谈，像说着一些与已无关的话，确实宣中阳也感到了压力小多了，今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六十，拖欠的工资也全部补发了，合安县目前是百废俱兴，政通人和。一路上各企业陪同的资本家们态度谦恭，诚惶诚恐，再也不像以前领导一到企业就是厂长们叫苦的，工人们喊冤的。所以黄以恒一行可以从容平静地面对着电视台摄像机镜头并发表理论联系实际的感想与观点。看着一大片拨地而起的合和厂房，黄以恒说：“合和在乡下发展壮大后，将新厂建在县里，天地更广阔，势头更好了。”赵全福点头哈腰说：“全靠黄市长支持，如果当年没有黄市长的扶持，合和哪有今天。”郑天良看了一眼赵全福，赵全福将后面的话都咽下去了。 参观完了工业区，天色已经是傍晚，郑天良留黄以恒在合安吃晚饭：“黄市长，合安虽然不富，但现在我们还是有信心留你吃一顿晚饭的。” 黄以恒说：“不用了，我马上还要赶回市里去接待省委领导。下次来合安我一定要好好地在你们这里喝上一场。”说着黄以恒就钻进车里走了。 送走了黄以恒，赵全福给郑天良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在蓝湖宾馆门口等他，郑天良刚合上电话，赵全福的车已经停在了他的面前。车子直接开进了红磨坊，到了二楼套间坐定后，他们一起喝茶抽烟，郑天良说：“老赵，你有什么事，直说吧！我说过，在你们的工程没有结束完工前，我不打算打搅你们，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赵全福说：“省委宁书记秘书纪天平的岳父去世了，今天上午刚刚火化，纪天平在南店乡，你不去看望看望？” 郑天良一想，这个纪天平回来后居然也不跟县里通知一声，作为老乡，他是应该去看望一下的，郑天良说：“那我只能以私人身份去了，县里不好直接出面，因为他岳父只是一个农民，县委县政府都不好直接出面吊唁。” 赵全福说：“那当然了，只能以私人名义去，因为全县一天要死很多农民，你们县长书记不可能都去吊唁，纪天平是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人，领导的秘书过不了几年就是领导。” 郑天良说：“你不要乱说，纪天平是一个很优秀的年轻干部，跟我的私交也不错。我们晚点去吧，大白天去群众会有看法的。” 赵全福说：“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现在就去。” 但郑天良还是等到天暗下来后才跟赵全福一起开车去南店乡。 从南店乡政府到纪天平岳父家的路很不好走，土公路上坑坑洼洼的，车子在路上像一个不会跳舞的人乱扭一气，抵达纪天平岳父家门口的时候，郑天良发现了很多小车停在那里，他撤不回去了，只好硬着头皮进去了。 第36章 进屋后，郑天良发现黄以恒和宣中阳正在堂屋里对着纪天平岳父的遗像鞠躬，黄以恒和宣中阳三鞠躬后才发现了郑天良，郑天良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神色，黄以恒却平静地说：“老郑，你也来了？我是在离开合安前听说了这件事，顺便来看一下。”郑天良说：“我也是刚刚听说的。” 黄以恒宣中阳跟纪天平握手后先走了。 郑天良和赵全福对着纪天平岳父的遗像三鞠躬，脸上显得很沉痛，他们很悲伤地握着纪天平夫妇的手说“节哀保重”，纪天平夫妇身上缠满了白布披麻戴孝地说“谢谢”，郑天良和赵全福又到里间看望了睡在床上的纪天平岳母，郑天良当着纪天平的面将一个装有一万块钱的信封交到了老人的手里，信封上写着郑天良和赵全福两人的姓名，至于钱是谁出的，已经不重要了。郑天良声音悲凉地说：“老人家，你要多保重！”老人在床上哭得很伤心，手里的信封攥得很紧。 香烟缭绕，屋场上摆了十几张桌子，一些和尚在超度亡灵，而乡邻们正在准备大吃大喝，在农村死人跟结婚一样，喝酒吃肉是少不了的。此地当然不可久留，郑天良坐下来跟纪天平聊了几句后就告辞了。 天已经彻底地暗了下来，还有车辆陆陆续续地前来吊唁，郑天良和赵全福出村刚上土公路，他发现迎面一辆车灯光很亮，赵全福骂了一句：“妈的，跟我错车还不关强灯，我也打强灯。”两个强灯对射，很刺眼，郑天良隐约发现车号是叶正亭的专车号，他还想仔细辨认，车子已经错过去了。他想可能是自己看错了。 赵全福突然说了一句：“老板，刚才过去的车子好象是市委一号车。” 郑天良在黑暗中冷冷地说了一句：“不是，你看错了！” 郑天良对深秋的天气非常敏感，他常常在秋风的暗示下，产生一些人生如树叶飘零的伤感，这一段本来心情很亢奋，但今天参加了死者的吊唁后，这种糟糕的情绪又从内心深处窜了上来，他听到车窗外的风声正在夜幕下扫荡。 转眼就是年底了，郑天良终于当选了全省“人民满意的十佳公仆”，省报头版刊登了“十佳”的大幅照片和事迹简介，郑天良在照片上笑得很灿烂，他的目光正在看着报纸外面的世界。颁奖大会那天，郑天良从来没有感受到过如此强烈的闪光灯从不同角度将他们定格在镜头里并成为一段光荣的历史。省委姜副书记在给他戴上授带的时候还说了三个字“祝贺你”，郑天良感到领导的手又柔软又温暖。十佳公仆们手里捧着证书肩上挎着授带面对在场的记者们的拍摄，郑天良感到自己戴授带很不习惯，大红的绸带斜挎在肩上，总有一种饭店迎宾小姐的感觉，他闻到了省委大礼堂里的空气有些浑浊和稠密，竟头上冒出汗来，后来郑天良回忆起这一细节时，觉得自己主要是内心比较虚，当时没有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 郑天良回来后就被市委找出去谈话了，叶正亭黄以恒和市委组织部张部长共同找他谈话，郑天良被市委任命为临水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待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后任县长。郑天良有些意外，但他觉得离开合安也是一件能够接受的事，因为合安与他有太多的纠缠，他一走，那些能公开和不能公开的事等于也就一起带走了。那里的账等于是结清了，他走出市委大楼后，甚至感到了一丝轻松和解放，这种感觉使郑天良对那个冬天的下午充满了感动。 五十岁这一年，郑天良赶上了提正职的末班车。宣中阳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合安县委书记，县长将由市里派一位更年轻的同志担任，这个人就是叶正亭一年前刚提拨的三十二岁的市经委主任经济学硕士申文康。 合安上下很快都知道了郑天良要调到临水县去任县长，县里各界都在为郑天良送行，由于一个星期后就要去报到，所以郑天良接受送行宴会的密度太大，有时一天要喝四五场送行酒。在这个空档，他还要跟宣中阳谈一下工作上的事。 宣中阳说：“老郑，以后我们还要多向你们临水县学习取经，我们兄弟县之间要加强交流和合作，但是你不能将合安的投资商挖走，给我手下留情。” 郑天良说：“宣书记，你以前是我的领导，今后仍然是我的领导，如果我们临水有同志来参观取经，你可不许保守哟！” 他们说着一些很体面很轻松的话，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功成名就的从容与自信。郑天良说：“临走前，我只有一件事，希望宣书记能帮一下忙，也算是我私人求你的了。” 宣中阳说：“有什么话直说，只要能办到的，我决不推辞。” 郑天良给宣中阳点上一支烟，说：“我这个人一般说来，从来不将公事私办的，但这一次是迫不得已的。你知道陈凤山已经五十三岁了，在下面干了快二十年了，一直没提，他原来跟我在实验区也吃了不少苦头，现在身体也不好，跟我讲过多少次了，我都没理他，我走了，也就提出来请你帮忙。你看能不能将他平调到经委当主任，让他休养生息。如果有困难的话，随便安排一个岗位也行。” 宣中阳说：“这么点小事，还不好办，正好经委主任老高退下来了，我马上就办。” 郑天良说：“那就太谢谢你了，如果临水那边有什么事，你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我一定照办。” 两人说得很轻松愉快。郑天良没有提到沈一飞和于江海的事，至于为什么，也许只有郑天良内心里清楚。 临行前的一天晚上，郑天良参加了赵全福在红磨坊举行的送别宴会，这样安排等于是给了赵全福最大的面子，因为压轴的都是重头戏，就像歌舞晚会上，最后出场的都是大腕明星一样。赵全福邀请了全县各界人士一百多人在红磨坊欢送郑天良赴临水县就任，宴会上大家都说着最美丽动听的语言赞美郑天良的丰功伟绩和优秀品质，郑天良听起来怎么都有点像致悼词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他的笑只能是僵硬地堆在脸上，而缺乏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流露。 就在送行宴会刚刚进行到中间部分的时候，大厅外面进来了几个不速之客。郑天良首先看到了脸色阴沉的吴成业，这个县纪委副书记还是一副落难才子的打扮，身上的衣服又旧又暗，郑天良刚想上去跟他打招呼。一个戴眼镜的陌生人站到了郑天良的面前，他打开公文夹问道：“你是郑天良吗？” 郑天良正在接受着一群人的敬酒，他端着酒杯不知所措地说：“是的，我是郑天良。”那一刻，他的心里乱极了，所有敬酒的人都愣住了，他们端着酒杯无所适从。 戴眼镜的人声音稳重而扎实地说：“郑天良，我代表省纪委向你宣布，从现在起对你实行‘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将你的问题交待清楚。跟我们走吧！” 大厅里的客人们全都张着嘴，热闹的场面刹那间一片寂静，能听得见蚂蚁在油腻的地面上爬动的声音。所有的人神情恐怖地看着郑天良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 郑天良此刻反而镇静了起来，他脚踏实地跟着几个人走了。在跨出红磨坊的玻璃大门的时候郑天良问了吴成业一句：“他们是不知道我在哪儿吃饭的，是你把人带来的？” 吴成业面无表情，声音冰冷地说了一句：“不，是你把人带来的！” 郑天良有点丧失理智地说：“我终于被你逮到手里了。” 吴成业说：“不，你终于被正义逮到手里了。你说过，你的问题不归我管。” 郑天良走出红磨坊大门后，他抬头看了一眼漆黑如锅底的天空，天空什么也没有，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冰凉的风。上车前，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灯红酒绿的红磨坊，他知道这可能是他留在红磨坊的最后一眼了，合安一切的人和事都从这个晚上消失了。省纪委的人很宽容地让郑天良站在那里多看几眼跳跃着物质光辉的霓虹灯，而吴成业打开车门说：“外面太冷，老郑，上车吧！” 郑天良说：“我可以跟家里人打一个招呼吗？” 吴成业说：“我估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毕竟不是让你去参加十佳颁奖会。” 纪委的一个同志说：“你家里会有人去打招呼的，但不是你。” 郑天良问吴成业：“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 吴成业在车里说：“我不知道，因为你不归我管，你要是归我管的话，也许你注定不会吃上这顿饭，更不会坐上这辆车了。” 这天晚上，天气预报说从西伯利亚来的一股寒流在越过黄河淮河以后向偏东方向移动，请各有关部门做好防寒防冻的准备。 一夜风声不止，第二天早上，合安县第一位上街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发现地上全都结冰了，地上的污秽杂物很不好打扫。天确实很冷。 我舅舅郑天良的一生到这里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至于如何案发以及如何审判，很显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能做的就是将我舅舅郑天良从一个乡村兽医如何走向一个十恶不赦腐败分子的全部历程展示出来，至于如何评价我舅舅官场奋斗挣扎的几十年，那是读者的事情。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个腐败分子的堕落决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也不是我们平常所总结的那样草率，作为郑天良经历的叙述者，我必须直面他的灵魂以及他灵魂蜕变的轨迹，这不仅因为他是我舅舅，而是我对历史对真实的一种尊重和起码诚实的态度。而今天我们越来越缺少诚实，我们满足于肤浅的宣泄和情绪化的愤怒，在义愤填膺的发泄中，没有人知道，我们离真实已经越来越远，我们像消费一次性筷子一样消费着腐败分子们的人生，这使我们忘记了官场和商场具有同样的性质，任何人也逃脱不了长年累月挣扎中的技术性生存所不可抗拒的游戏规则。官场也像足球场一样，进攻是最好的防守，防守是最高质量的进攻，进攻有时导致了疏于防守，防守有时又让进攻成为虚构，这是是非非进进退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就是郑天良的一生。一万个人眼中有一万个郑天良，我的任务就是让我和读者都尽可能地逼近真实。 我舅舅郑天良是在二000年九月二十九日被枪毙的，枪毙郑天良迎国庆，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这一年胡长青、成克杰在我舅舅之前就枪毙了，所以枪毙我舅舅的时候并没有在全省引起多大反响，而出租屋里的穷人们却对枪毙了小官很不高兴，酒也喝得索然寡味，他们都说枪毙一个副县长就像枪毙一个蚂蚁，我说那枪毙乡长村长又算什么呢，他们不说话了。 我舅舅被认定的的受贿索贿款折合人民币是四百一十四万，也就是孔令根和万源都证实的那几笔钱，另有二百三十万块钱不能说明收入来源，这就是说赵全福贿赂的钱还有其他企业送的钱以及逢年过节收的钱都没有全部招供出来，我舅舅死活不愿交待，检察机关说：“你不招也罢，反正四百万也够极刑了。”于是我舅舅就哭着跪在检察官面前说将钱全退了只求放他一条生路，检察官说你不退也是不可能的一切依事实为依据依法律为准绳，话说得很原则，我舅舅就哭得更伤心。所有的腐败分子们最后都是要哭的，也都是要悔过的，包括胡长青成克杰都哭了，我舅舅郑天良没有理由不哭，只是哭得毫无必要，因为法律审判的时候从来都不以哭的数量和质量来定刑，也不以忏悔书是否写得深刻而减刑。 腐败分子们一生写得最好的文章就是忏悔书，情真意切，语言流畅，认识到位，思想深刻，诸如我舅舅在忏悔书中除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外，还写到了这样一些很有哲理的话：“家有万贯，也不过一日三餐；房有千幢，仅只睡一宿一床”。但说这些话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不想看到我舅舅的忏悔书，我知道那是真实的，但对他来说却是真实的废话。 虽然忏悔书写得很真实也很煽情，但他对另外二百三十万块钱就是不愿说明其来源，这是在保护赵全福呢，还是想通过拒不招供企图减轻自己的罪恶呢？所有的腐败分子都有不能说明其来源的财产，但所有的忏悔书都写得情真意切，因此这种情真意切同样是虚伪不诚实的，胡长青成克杰是这样，我舅舅郑天良也是这样，他们是从一个山上下来的，行为方式极其相似，所以这也是我不愿写这个案子如何案发如何审查的原因所在，大报小报、网络、内参上每天都在刊登这样的案例，所有的案件都是大同小异的，就像克隆出来的一样，很无聊。我写的都是他们不写的或根本写不出来的那部分。 我在河远的时候采访了一位不愿暴露身份的人士，他（她）对我说千万不要将他（她）的真实姓名暴露出来，不然他（她）就没命了，如果我不守信用，他（她）会在临死前将我也杀掉，所以我信守诺言，绝不说出这个人的姓名。他（她）对我说，郑天良案子是从罗马假日花园突破的，为什么检察机关最后只确认了四百一十四万，也就是说是沈汇丽和万源将郑天良出卖了，因为沈汇丽一直是黄以恒的情人，而且沈汇丽当年南下是因为黄以恒插足导致家庭破裂的，沈汇丽南下做生意的钱都是黄以恒提供的，他们的关系已经有十几年了，而郑天良却蒙在鼓里，上了沈汇丽的床。沈汇丽是县剧团的优秀演员，她和郑天良之间肤浅的爱情表演只是她演技的一个零头而已，被黄以恒牢牢控制着的沈汇丽实际上是黄以恒安插在郑天良身边的一个特务。她先是缠着郑天良为自己搞钱，当知道了是从中飞集团受贿后，沈汇丽为了日后能开脱自己，就坚持打了一张借条给郑天良，还留下了底根，这样案发后沈汇丽变成了借钱人，借的是郑天良的钱，而不是中飞啤酒公司的，郑天良与中飞公司之间没有任何这三百万的手续，他向孔令根借钱没有任何手续，因此受贿证据确凿。 这是一个郑天良至死都没有看出破绽来的巨大圈套。 这个人告诉我，郑天良案发后，沈汇丽很快就还了钱，而且付了利息钱，还款的钱当然是黄以恒提供的，所以沈汇丽一点事也没有，现在仍在河远的公寓里跟黄以恒喝着英国的威士忌，不愿暴露身份的人对我说，他（她）亲眼看到郑天良枪毙的当天晚上，在夜深人静的凌晨一点半钟，从“梦巴黎”出来的沈汇丽钻进了黄以恒的车子，当时他（她）正在“梦巴黎”三楼的一扇玻璃门后面为一件烦恼的事情彻夜不眠苦苦思索。 这件事是真是假我很怀疑，所以我只能把它当作一件传说来看待。不过，有两个细节似乎能印证一些这传说的合理性，一是郑天良那天在沈汇丽房间里看到的那个烟缸以及烟缸里男人留下的烟头，二是一直对卖啤酒厂耿耿于怀的黄以恒在沈汇丽已经拿到了中飞的三百万后出人意料地公开支持黄以恒以七百万美元的低价将啤酒厂卖给了中飞，卖厂的心情异乎寻常地迫切。这难道纯属巧合？ 如果这些传说以及我的胡思乱想是真的话，那么我舅舅郑天良在和黄以恒二十多年的较量中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不仅输掉了政治前途，还输掉了性命。 据说，枪毙我舅舅的那一天，天空万里无云，田里的水稻丰收在望，温暖的秋风吹在脸上像女人的手抚摸过一样，只是郑天良的感觉已经非常麻木了。五花大绑的我舅舅郑天良是跟抢劫犯杀人犯强xx犯一起，被荷枪实弹的武警押送到郊外刑场，先是一字排站开，后来有一个人将验明证身的牌子插到他的背后，他的头就不得不低下去，接着又在他后面腿弯处跺了一脚，我舅舅郑天良就情不自禁地跪下了，这时，他很困难地抬头看了一眼湛蓝的天空，天空飘着几朵白云像盛开的棉花一样洁白，郑天良没有恐惧只有迷惘，他发现天空的颜色几亿年如一日，秋天总是那么和风日丽。临枪毙前他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他一生中许多令他刻骨铭心的画面，但最后一个画面却是女儿在深圳机场送别时的情景，他喊出的最后一句话是：“周玉英，我对不起你！”这句话还没喊完的时候，枪响了，他感觉自己的后脑勺里像被钻进了一根奶油冰棍一样，凉嗖嗖的，接下来就没感觉了，他一头向前栽过去，栽在一丛茂密的蒿草中。这时天空有一只无所事事的老鹰在盘旋，它自由而准确地看到了地面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举起了枪。我舅舅肝脑涂地，死后眼睛还睁着，有点死不瞑目的样子。我在火葬场确认了这样一件事，舅舅的尸体送到火葬场后，一个戴墨镜的神秘的年轻女子交了三百块钱为我舅舅买了一个骨灰盒，我问这个年轻女子有多大年龄，开票的人对我说：“反正比较年轻，我只顾收钱，没在意年龄。”这就是说我舅妈周玉英收到我舅舅骨灰盒的时候，没有付一分钱，她以为是公家出的，人都枪毙了，送一个盒子还不行吗。这个神秘的年轻女人是谁呢？是沈汇丽，还是那个上了大学的王月玲？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现在我要回到我的现实中来，我带着这些似是而非的材料回到了省城，书商姚遥对我大发恼火，他站在冬天稀薄的光线下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调查的材料根本不能用，郑天良只有两个女人，太少了，而且还没有赤裸裸的淫荡，简直是想让我赔本！” 我说：“郑天良只有两个女人，而且时间还很短，郑天良的意义不在于女人，而在于他的蜕变的历史背景与独特的政治经历。” 姚遥说：“我要那些有屁用呀，我告诉过你，我对腐败分子的背景不感兴趣，我只要他们像牲口一样地淫乱。” 我反击说：“姚经理，你不能不讲理，人家没有那么多女人，你非要我去编，我编不出来，捏造事实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姚遥说：“人都被枪毙了，负什么责任？你现在必须要在一个星期内按照贪官与女人的选题策划，加大书中淫乱的成份和内容，他跟那么多企业打交道，不搞三五十个女人，鬼才相信！” 我说：“姚经理，我告诉你吧，这个人是我舅舅，是我的亲戚，我不能血口喷我舅舅。” 姚遥笑了：“是你舅舅就更好办了，如果要是追查起来，给一点钱不就得了，自家人话总要好说一些。” 我说：“不行，我不干！” 姚遥说：“不干你就给我滚蛋。” 我终于将憋了一个冬天的怒火全都发泄了出来：“去你妈的，老子早就不想干这婊子的勾当了。” 说着我扬长而去，我听到了身后面的咆哮声像一头毙命前的猪。 走到大街上，我已经一无所有了，这个城市不属于我，投机书商的四万块钱稿费也不属于我，我该怎么对我妻子交待呢？ 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回老家种地去，那里的土地平等地对待着每一个劳动的人们，种下了庄稼，就会收割起小麦水稻和棉花。我要经常去玄慧寺看看，然后看芸芸众生是如何活在悟能法师的手心里的。 如果我妻子不同意呢，还有儿子？我无法在这个世界投机，我只有回归土地，我想把我的儿子培养成一个优秀的农民。 我舅舅郑天良本来也是一个农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