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 第一章 首长在炼狱中 七月，万里无云，太阳猛烈地散播着流火，好像要把大地烤焦似的。 群山环抱中的这个大操场，长约一千多米，宽约五百多米。广场上排列着一个个绿色的连队方阵。每个方阵，都是从各团抽调出来的优秀连队。他们除了按序列有自己的编号外，还有从长征到抗美援朝在著名战役中立了大功的英雄称号：“大渡河英雄连”，“四平尖刀连”，“汉江守备钢铁连”等。他们是准备国庆节到北京参加阅兵式，在这里演练的。代表大军区来视察的是副政委张敬怀。同来的还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领导以及参谋们。当方阵排列好后，张敬怀乘一辆吉普车从队列前缓缓驶过。对每过一个方阵，张敬怀都喊： “同志们好！” “首长好！”呼应震天。 “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又是回应震天。 这声音在周围的环山中引起激荡，回响。 张敬怀看着每个战士，他们精神抖擞，雄赳赳，气昂昂，站在那里像一座庄严的雕像，每个方阵，都像坚固的绿色盘石。 张敬怀太熟悉这支部队了。他从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后来改做政治工作，从团政委、师政委直到升为军政委，都在这个部队。这支英雄部队，是他的血，他的肉，他的光荣，他的全部生命。他的脚步，和这支部队一起，战斗在大半个中国。多少战友牺牲了。可是他还活着，而且升到大军区的副政委。 张敬怀乘吉普车，视察了每一个方阵。然后登上为模拟演练临时搭建的主席台。每个方阵，从主席台前走过时，队列战士们，从身量，到齐步、正步，向主席台行注目礼，唰唰唰！像刀切的，剪剪的，落下去的脚，抬上去的腿，扭动的臂膀，闪光的刀尖，走动着，好像都是一条线绷直的。 “艰苦训练！” “保卫祖国！” “准备打仗！” 口号震天，好像是从一个巨人口里喊出来的。 这么一个个方阵，如果在国庆节从天安门前走过，显示的是怎样的国威呀！ 个个战士的军装都透湿了，紧贴在肩背上。张敬怀自己也是周身大汗。但，他一向注重军风纪，领扣也不解，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三个星的上将肩章，闪闪发光。 在临时搭建的检阅台后面，是一排永久性建筑。这排房子是靶场。检阅后，张敬怀要参观他们的射击比赛，考核他们的训练成绩。这是张敬怀来这里视察的第二项任务。 在军首长的陪同下，张敬怀看了他们的手枪、步枪，各种火炮的打靶训练。 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军官向他跑步走来，立正，敬礼，每一个动作，规范、准确：“X师，X团，X营、X连连长报告：我们正在进行打靶训练，请指示！”声音洪亮，吐字清晰。 张敬怀也用同样洪亮而清晰的声音回答：“继续训练！” 于是，战士们或手枪，或步枪，立射、卧射、跪射。随着“叭叭叭……”对面装有白色粉沫的灯泡，个个灰飞烟灭。一个点，一个点的看了六七个，张敬怀甚是满意。然后是各种火炮打靶。 在张敬怀到某个炮兵营参观他们打靶时，那个营长可能是心情过于紧张，见首长走近，跑步向张敬怀报告时，竟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军帽也掉在地下。 他急急慌慌地没有顾得去检帽子，光着头，向张敬怀敬礼：“X师X团X炮兵营……” 样子实在可笑，可是这是个大事故，谁也不敢笑。张敬怀缓和地说：“莫要慌神，戴好帽子再报告嘛。” “不要给他处分！”张敬怀小声对他们的军首长说。军首长点了点头。 那营长这才回头拾起帽子，戴上，重新报告。 预定的视察项目完成之后，全军连以上干部，齐集军司令部大礼堂，请代表大军区的张敬怀首长讲话。 张敬怀在讲话中，首先肯定了他们的训练成绩，指出了一些缺点，接着张敬怀大声说： “同志们！刚才部队在行进时，喊的口号，是艰苦训练，保卫祖国，准备打仗！是的，我们是要准备打仗！现在国家的领导，外交界，民间的什么保卫和平委员会，甚至文艺界，都在呼吁和平。是的，我们是要和平。可是，我们是军人，军人不要寄希望于和平，就要准备打仗。能不能争取到和平，是他们的事。我们的任务只有准备打仗！要取得胜利，就要不怕艰苦，就要努力训练……” 张敬怀刚讲到这里，随行的毕秘书走过来，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什么。张敬怀对该军军政委说：“你讲你要讲的，我去接个电话。”便随毕秘书到了一个只有张敬怀才能入内的绝密电话房间。 电话是军区郑政委打来的，告诉他：在该军的视察立刻停止。让他马上回到军区，参加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听传达和学习中央重要会议精神和文件。 张敬怀对这次视察部队的训练，甚为满意，心情十分高兴。可是一回到军区，他面对的是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 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内容，是传达刚刚闭幕的庐山会议精神。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传达会议文件，毛主席和中央各领导同志的讲话。 如果形容当时张敬怀的心情，第一是震惊，第二是震惊，第三还是震惊。连战争年代他面前落下个炸弹，都没有这次会议的精神使他震惊！“怎么回事？要说别人，他可能说不了解，对彭德怀老总，他这大半辈子的生活和战斗，都和彭总联系着，他怎么可能反党？” 一系列问号在他的脑际翻滚。 可是，按照他们这一代革命家所受到的教育和党性原则，他从来没有、不敢、也不允许怀疑党中央、毛主席的永远和一贯正确。过去，在个别时候，在个别问题上，在短时间内，也有过怀疑。可是，每遇到这类事情，想来想去，他解脱的办法是：只有怀疑自己，怀疑自己水平低，不了解全面情况，跟不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思想等等。这一次却不同了，他既不能怀疑党中央和毛主席，又绝对不相信彭德怀老总会反党。会议的第一阶段，他只是听，听，听，一直保持沉默。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揭发、批判彭德怀这个“阴谋家、野心家和伪君子的反党罪行”和丑恶嘴脸，并结合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进行自我批评和互相揭发。他仍然保持沉默。 到了会议的第三阶段，终于有人点了他的名：“张敬怀！你是最了解彭德怀的，你怎么不揭发他！你自己没有可以交待的问题吗？”态度很严厉，没有称他“同志”，也完全不是“同志式”的态度了。 他一看，第一个提出他的问题的，是某师的一个政委。他记得，不久之前，他去视察那个部队的时候，这位政委对他还毕恭毕敬，口口称他为“张政委”。 他几次纠正他：“我是副政委”。这位师政委仍然不改口。只他那溜溜捧捧的态度，就使张敬怀反感。可是才过了这么几天，他就这么“义正词严”：既不叫他为“张政委”、“张副政委”，连“同志”的称呼也免了。 “小人一个！”他愤愤地想。 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难道这次运动自己要当受批判的“重点”和“靶子”了？ “张敬怀同志，我们等你三天了，你总不能当‘徐庶’进曹营吧，况且我们这里不是‘曹营’，而是‘汉营’呀！”。主持会议的军区正政委郑明，说话的态度是笑嘻嘻的，但张敬怀却感到像是刺了自己一刀。 他不能不说话了：“让我想一想，我还没有想好，思想很乱。”他企图拖延些时间，看看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讲什么，怎么讲。 “怎么讲，还用想吗？去年彭德怀到A师视察，都搞了什么阴谋活动，给你灌输了什么反党思想？”另一个副军长追问。 他说：“去年彭总到部队视察……” “什么‘彭总’！他已经不是什么‘彭总’了，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 他辩解说：“多年习惯了，一时不好改口──去年彭总到那个部队视察，我正好也在那里蹲点。彭总视察结果，是批评我们训练中搞形式主义。还发了批评通报，我当面向彭总作了检讨。通报发到各师，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总是忘不了你的‘彭总’‘彭总’的……”有人高喊。 “我一时改不过来嘛！” “通报批评是明的一套，要讲暗的，讲阴谋活动！”又有人逼他。 “彭总在那里视察了三天，为了怕我们搞假像，胡弄人，到营、团、连，都不要我们陪同。那次，他也没有单独接见我，还会有什么阴谋活动呀？” “搞反党阴谋，还要‘单独陪同’？”又有人叫喊。 张敬怀觉得这质问，有点好笑，便回答了一句：“如果，彭总真的反党，也不是无论见了谁的面，就那么简单地说‘咱们一起反党’好不好？” “看看，看看，到了今天，他还说彭德怀‘如果’‘真的’，这就是说，彭德怀反党是假的了？” 这时主持会议的郑政委以缓缓的口气说：“张敬怀同志受彭德怀影响太深了，中毒太多了。大家对他要‘一看二帮’，要有耐心嘛！” 郑政委的话，使会场上的气氛略有缓和。 “讲抗美援朝，在大德山守备战中，彭德怀常常去你们师。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时，他和你透露什么反党思想了？” 对于这个问题，他气得几乎跳起来，大声说：“对抗美援朝，我没有什么说的。只有一句话：美军司令克拉克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时说：我是美军历史上惟一的在没有胜利的协议上签字的一个将军！” “顽固，顽固！到现在他还在美化彭德怀！” “讲抗日战争，你不是参加‘百团大战’吗？彭德怀怎么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打的这次战役？” 他立即回答：“百团大战时，我才是一个营教导员。我只知道我们那个部队，消灭了一个日本联队，三千多伪军，解放了两座县城，拔掉了三十多个敌人据点。 这次战役，我们只是根据命令作战，也没有见过彭总，别的一概不知道！” “你给彭德怀当过警卫员吧？” “当过，那是长征开始时，我才十五岁。” “彭德怀是个伪君子，表面装得生活很艰苦朴素，实际上，全是假的，是装给人看的。这，你当警卫员的，总不能说不知道吧？” “我给他当警卫员，只有一年半。我没有感到他的艰苦朴素是假的。有一次，部队要断粮了，我们搞了二斤黄米，先是蒸了几碗干饭，彭总让我们熬成稀粥，这样大家都能摊一碗……” “到现在他还在美化彭德怀，岂有此理！” “反动，反动！你要跟彭德怀走到哪里呀！交待，交待，别想蒙混过关！”会场一片呼喊，并举了森林般的手。 会议僵持下来。 到了批判他的第五天，他又给自己掀起了个挨批的新高xdx潮。 那天会议一开始，他就要求发言。大家以为他有了觉悟要检讨呢，谁也没有想到他提出了个意见，他说：“传达文件时，说是彭德怀有一个‘万言上书’。此次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决议和有关文件，毛主席和中央主要领导的讲话，惟独没有传达彭德怀的万言上书。我希望也传达一下，以便了解他怎么反对三面红旗和大炼钢铁的。也便于我们认识他的反党面貌和反省我自己的问题……” 他的发言一落音，会场立即沸腾起来： “我们不要听，这是帮助彭德怀放毒！” “这是不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 “在彭德怀反党嘴脸已经暴露无余，篡党野心昭然若揭的时候，提出这个要求，无疑是为彭德怀张目！” …… 会议再度僵持下来。 这次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凡是在大炼钢铁中发过牢骚的，对大跃进说过怪话的，对人民公社有过怀疑的，一旦被同志揭发出来，都在会议上受到了批判斗争。 会议共涉及团师级以上军官十三人。其中十二人经过大家的帮助，都转了“弯子”先后进行了检讨，和彭德怀划清了界限。只有张敬怀，仍然在会议上“顶牛”。 有人批判他说：“你名字叫张敬怀，可见你从小就尊敬彭德怀。我看你要跟彭德怀当殉葬品了！” 他听了这个“上纲”的发言，竟然在会议上哈哈大笑，说：“名字是我父母给起的，他们有先见之明，早就预见到我要当彭德怀的部下吗？” …… 但是，张敬怀这个身经百战身上留下十几块伤疤的军人，在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在这场“反右倾”运动的飓风中，还是倒下了。再批判他时，他一直保持一言不发的态度。 后来，有了些转机，还是军区郑政委经过和他的一次亲切而真诚的谈话，是“阶级斗争”这一伟大理论，把他这把生锈的铁锁给打开了。 他和郑政委在军区共事五年了，两人合作得非常默契。不仅是同事，也是最要好的朋友，正手和副手之间常常发生矛盾的情况，他们之间是不存在的。在扩大会议开到第八天时，郑政委在一天晚上找他谈心了。 郑政委以老同志和老战友的态度，亲切对他说：“我的老伙计，你这样和大家顶牛，要我怎么收场呀？” “我想不通嘛！”他执拗地说。 “我想你是在彭德怀领导下，时间太久，感情太深，中毒……” 他打断了郑政委：“这不是感情问题，这是个是非问题。” “你不会想一想，反躬自问一下：难道党中央、毛主席都错了？只有彭德怀是对的。有这种可能吗？” “我也这么自问过，不敢这么想。” “既然如此，那就是彭德怀错了。你得转转弯子呀！” “那也得我想通了之后。” “你听我慢慢给你讲，”郑政委以非常恳切和热情关怀的语气给他讲理论，讲大道理。 “我们都是搞阶级斗争的。你小时候给地主放过羊，拦过牛。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你怎么能够成为将军，怎么会有今天？” “这个我知道。” “既然我们是搞阶级斗争的，以搞阶级斗争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新中国。 那么，阶级斗争消灭了吗？没有，不仅没有，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你不要看彭德怀是老革命，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可是用马列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他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而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历史就是这样：革命每到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期，有人跟着历史前进了，有人落伍了，甚至变得反动，变成革命的对立面了。翻翻几千年历史，这种现像少见吗？像火车转湾似的，每次大转折，总要甩下一批人。……” 张敬怀不语，似乎有所思索。 郑政委进一步开导他：“现在的问题是，大家要挽救你。我们都是老同志，老战友了。难道我们想把你定个‘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把你打倒吗？你要相信，起码我个人的品质，会有这么一种意图吗？” “我不相信。” “既然如此，对于你在反右倾以来的态度，你总得让我对大家有个说法呀，你是属于推一推就‘过去’，拉一拉就‘过来’的同志。可是，即使我们拉你，你也得跟着往前走，总不能老是往后坠呀！” 对于张敬怀的问题，这是上面定的调子。但，由于党的纪律，郑政委不能向他讲明。 “你说，我该怎么办？”他的思想似乎已经开窃了。 郑政委说：“你跟彭总那么久，总得有个揭发他的发言呀！然后进行一次自我批判。要表示沉痛，要从思想感情上和彭一刀两断。” 他沉默不语，似乎在挖空心思地想。 “你好生想，前前后后想想几十年的事。你在会上，只讲两三件也好。你连一件事也不讲，我都没法再替你‘说话’了……”郑政委这时点燃一支香烟，默默不语，是在耐心地等待。 过了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二十分钟，一个老战友等待另一个老战友的觉悟。 “在长征到达陕北，也许是在吴起镇前后吧，”张敬怀说得很迟疑，语气缓慢又捉摸不定。“这时，是我给彭总当警卫员的第二年，他动员我下连队当战士。 他说，你不能老跟我当警卫员，应该下连队锻炼。咱们的连队是汪洋大海，是鱼是龙，到大海里游游。你愿意下连队吗？” 我说：“我愿意，我服从首长命令。” “那好。”彭总说“你明天就到连队去，好好干。”彭总停了一刻又问我“你想不想当将军、当元帅？” 我觉得他的所问是没边没沿的事，便说：“不想。” “为什么不想？应该想。你不想当将军，当元帅，也就当不好战士，明白吗？” 我说：“不明白。” 彭总说：“你现在不明白，不要紧。以后你就明白了。” 我说：“我一定当好战士。” 郑政委听了，恍然说：“好呀。这算一件事。” 郑政委细细思量了一下，接着说：“你想想，再讲一件事。” 张敬怀又想了一刻，说：“去年秋天，彭总到8348部队视察。我正好在那里蹲点，搞比武。当时全国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你知道，这几年我们形成一种习惯，就是爱‘刮风’。这股大炼钢铁之风一刮，该师有一个连队，组织战士从三十公里外，背来几顿矿石。搞了一座小高炉。炼了一些铁。该连向团和师司令部报喜。团里和师里意见不一致。有人认为，这是部队的新生事物，全国人民都搞‘钢铁元帅升帐’，我们部队也不能例外。当时我也吃不准，这是该支持的新生事物呢？还是该制止的偏差呢？正在这时，彭总来部队视察。我向他请示。他一听就火了：‘你们搞什么什么名堂！纯粹是形式主义。现在干什么都搞’一窝蜂‘’大唿咙‘。靠这种作风又吹出来的什么公共食堂等等，长不了！全民大办这个，大办那个，什么都’全民‘，’全民‘什么也就干不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辩证法！一个连队一百多人，花几天时间背那么点矿石，算成本了吗？现在对于部队是练兵，而不是炼铁！天天讲实事求是，天天违反实事求是。此风不改，怎么得了呀！’我那次受批评，就是因为没有及时制止连队大炼钢铁！” 郑政委说：“好了，明天发言，你就揭发这两件事。” “这两件事，算是什么‘反党’问题？”张敬怀疑惑着。 “算什么问题，你不必想了。你讲事实就行。” 郑政委又想了一刻，嘱咐他：“以后在会上讲话，可不能再称‘彭总’了呀！” “习惯了，不称‘彭总’，叫什么？反正我不能叫‘野心家’之类……” “叫，叫……‘老彭’吧。”郑政委替他想好了主意。 第二天，接着开会的时候，郑政委说：“现在由张敬怀同志发言。” 这位一心想挽救老战友的政委，想得很细，如果说让他‘揭发’二字，怕他再往回退，故意用了“发言”一词。同时，现在由他主持会议，用了“发言”和“同志”两词，既表明了他的态度，也是给与会人员看的。 于是，张敬怀站起来，有人要他上主席台，他说：“我就在这里讲吧。” 接着把昨天他向郑政委说的两件事讲了。一面讲，一面想，我这是在干什么？我还是我吗？ 他刚刚把两件事情说完，就号啕大哭，一下跌倒在地，昏过去了。过了一刻，苏醒过来，身边一个同志把他搀扶在椅子上。 会议继续进行着。 有一位师政委说：“我发言！”接着就刚才张敬怀讲的两个事例“上纲”道：“刚才张敬怀讲，他在下连队当兵的时候，彭德怀要他想当将军、当元帅，这句话就说明了彭德怀野心家的本质。彭德怀下连队，讲‘大炼钢铁’是什么‘形式主义’，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大办钢铁。彭德怀讲，大办钢铁‘得不偿失论’，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从他这次谈话中，不是可以找到根据吗？” 接着与会人员纷纷发言，就这两个例子，“上纲”、“上线”地进行大批判。 张敬怀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讲这两件事，经这么“上纲”后，成为彭总的大罪名。他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觉得一阵呕心，随着“哇”地一声呕吐，大声痛哭起来。会议全场为之震动，他又昏了过去。 一个身经百战身上留下十几块伤疤的英雄，一个指挥过上万人马，看见过多少自己的战士血流成河尸体如山，他没有流过眼泪，可是如今为了自己的几句话，他痛哭失声了。不是暗暗地哭，而是在这样的大会上，面对着过去尊敬地称他为“首长”的部下大哭。他不是为自己犯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罪过而哭，他是感到因违心，因昧着良心而哭。一个受了党二十多年党性教育的将领，难道还有比说假话，说违心话更令他痛苦的事吗？ 郑政委觉得应该缓和一下，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张敬怀同志因为过于激动而失声痛哭，为了挽救他，暂时休会，我们要‘一看二帮’，允许同志的转变，要有个过程呀！……散会！” 郑政委要警卫员把他背出会场，送回家里。 等他出了会场之后，政委对大会讲了如下一段话： “同志们！张敬怀同志在大家批判帮助下，对自己的错误已经有了一些认识，同时，对彭德怀也有了揭发。从他的哭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痛心疾首！毛主席不是说过嘛，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嘛。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出对张敬怀同志要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我看，现在为时过早。同志们哪，在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要转变思想很不容易呀！是要经过艰苦的思想革命的呀！” ………… 这次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之后，经过反反复复的批判、检讨，军区党委讨论、向上级请示报告，张敬怀的问题，实际上到了1960年5月，上级才批示下来。也是郑政委有意挽救他，多次向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汇报，口径如一：都说张敬怀对于自己的错误已经有了认识，并且有了揭发彭德怀的实际行动。上级同意对他从宽处理，不定什么“分子”，也不给任何处分，不降级。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中毒”较深的高级干部，已经不再适合在部队工作了，决定让他调转到地方。 在这等待处理这个期间，照样发给他中央文件，秘书和警卫人员也没有撤。 没有定他什么“分子”，也没有给他任何处分，级别待遇不变，比起因涉嫌彭德怀问题受株连的许多将领，对他是“从轻发落”了。上级决定把他调转河山省委任副书记。此时，恰恰河山省正在开省党代会，在选举之前，中央下令，增加一名副书记候选人名额。按照一般选举情况，只要上了候选人名单，选举为省委副书记，自然是不会有问题的。 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在调动工作时，一般说，是可以带自己用习惯了的秘书的。可是，根据上级指示的精神，他这次调动，一个“自己的人”也不准带。 他想，也好，自己一个人不带，到一个人生地疏的新地方、新单位，免得将来担什么“宗派”“山头”“圈圈”的嫌疑。 第二章 将军挂甲 张敬怀在政治上跌了大跤，家庭生活也不幸福。 夫人名叫艾荣，比他小八岁。在抗美援朝战争前线，他负了重伤。那时，艾荣在后勤部的战场救护队。是她以瘦弱的身驱，从战场上把张敬怀背下来，走了十多里路，累得吐血。为此，她立了一等功。张敬怀伤愈回部队时，经同志们说合，两人便匆匆结婚了。张敬怀一直怀着感激之情，把她当做救命恩人。结婚之初，也有一段短暂的算是幸福的生活。在战争年代，只有在两次战争的空隙中，有时是军官们回到后方，大多是家属们到前方，使得夫妇团圆。时间很短暂，没有真正互相理解的时间。可是，结婚不久，朝鲜停战协订签字，张敬怀就发现这位女同志个性太强，和同志们相处，事事爱拔尖，虚荣，计较地位，和谁也搞不好团结。当初，她见别的女同志嫁给首长，很快得到了提拔。可是，她参加革命七八年了，还是一个普通卫生员。为此，她常常埋怨张敬怀：“就是你不给我说话！”组织部们，也觉得艾荣应该提拔一下，可是，张敬怀还是不同意，说：“她不能团结人，如果她当了领导，会和单位所有的人都弄崩的！” 这话自然会传到夫人的耳朵里，为此，夫妇关系一直不好。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志愿军回国后的第二年，政治部没有通过张敬怀，把艾荣提了个某军队医院门诊部的支部副书记。她嫌官小，上班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因为她是张敬怀夫人，大家也就睁一眼，闭一眼，没有计较她。张敬怀常常让他注意劳动纪律和群众影响，可是她自有说法：“你为了避嫌，就是压着我。和我同样资历的，当了营、团级干部的有多少？怎么和你这个首长结婚，就该倒霉！” 他也不和妻子解释，两人没有共同语言，说得越多，吵得越凶。 前年她生产女儿胜美的时候，难产，又大出血。几乎要了命。现在她面色惨白，弱不禁风。从胜美下生，夫妇就分居，再没有同过房。本来艾荣还想要一个男孩子的，可是她说：“我命中无儿呀！” 在军区党委开扩大会议的时候，会议内容对外是严格保密的。可是，从张敬怀每天回家时的表情，加上社会上已经开始“反右倾”运动，凭丈夫常常赞扬“彭总”，张敬怀挨批判的事，她也猜了个八八九九。 一次张敬怀回家，夫人看着他，带着嘲笑的口气说：“在你的眼里，好像就是你革命！你的党性比谁都强。总是乱说。看看！你吃到什么好果子了？” 他在反彭德怀反党集团运动中挨批判，以及现在调离部队，自然无法瞒过夫人。但是，党内高层的事，他不能向妻子透露半句。本来他已经够难受的了。别人对他有什么误会，他都可以谅解，连夫人也奚落他，他不能忍受了，吼道：“我乱说什么了？我什么时候，乱说过什么话？” “你不乱说，怎么会有今天？你在那个会上，没有发言？没有检讨？没有揭发？别以为人人都是傻子。我消息灵通着呢。” 这又是在揭他的伤疤了。 张敬怀又继续吼着：“我还得说，我得说！” “你说呀，你说呀！你能把自己说得连军区副政委都丢了！我算服儿你了！” “总有一天我要说的！”他不想和夫人再吵下去。转身回到卧室，躺在床上生闷气。 对于一个南征北战数十载的将军来说，脱去军装，是改变个人历史的重大事件，也是一件叫人痛苦的事件。可是张敬怀不能不脱去军装了。 一直拖到这年年底，张敬怀才到省委去报到。既然他已经离开了部队，就不能再穿军装了。哪有穿军装的省委领导呀！这天，他把早先压在箱底的一套中山服找出来，放在床上，身子斜歪在那里，盯着那套便衣，久久不动。他想，难道自己就要离开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了吗？ 这时他又想起了彭总。从中央文件中，他知道彭德怀老总被撤销国防部部长职务后，已经被下放到京西一个叫做“挂甲屯”的村子住闲。历史的偶然性也真会巧合：怎么彭总偏偏被下放到叫“挂甲屯”的村子呢？连身经千战的“彭大将军”都“挂甲”了，何况自己呢？ 如果是正常转业，脱军装，换便衣，原是很自然的事。可是现在他是犯了错误被迫转业到地方的。男儿有泪不轻弹，他流泪了。 他懒洋洋地，把那套中山装穿在身上，走到大穿衣镜前审视着自己。他感到吃惊：镜子里的这个人是谁呢？那是我吗？平常他是很少照镜子的。现在他看着镜子里的那个人，怎么那么老呢？他又走近些才发现，两鬓头发好像突然斑白了许多。他不愿再看，急忙走到客厅。 夫人去年生女儿时，因难产，大出血。因为那时，郑政委为了排解他的烦闷，让他到某师临时搞调研，虽然接到了电话，可是并没有回家。一提这事，夫人就埋怨他：“战场上我救了你的命，可是我给你生孩子，要死要活的，你连回家看看我都不肯。就你的工作忙，就你的责任心强呀！” 平常他也很少过问一下她们母女的情况。夫人常常说他：“你除了工作，还关心过谁？我生产时，都快死了，你连个面也不见，作为一个丈夫、父亲，你及格吗？” 一提到这些事，张敬怀也常常感到自己不对，可是改不了。这时他总是抱歉着说：“现在你要我干什么吧？” 夫人说：“我的奶水不够，你能不能想法给孩子搞一点奶粉或炼乳”。 “你不会到‘军人服务社’去买吗？” 夫人说：“你也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了。军区的‘特供点’，过去买肉是不限量的，现在已经改成每月四斤了。而且只有你一个人的份儿。四斤肉，全家吃，够塞牙缝的吗？……至于买牛奶炼乳什么的，你异想天开吧。” “那就买代乳粉嘛。” “买代乳粉也要粮票的。你只会当首长，连目前生活的普通常识都没有！”说着气哼哼地出去了。 从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之后，国民经济的频于崩溃，已经看出一些苗头了。可是不管多么困难，党的高级干部都有特殊供应点。军队则有“军人服务社”，买食油、肉类，香烟等一般不受数量限制。可是随着主副食品越来越匮乏，“特供”也不能不受影响。 张敬怀半天没有言语。他是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之后，从一个老战友那里借到彭德怀“上书”的全文的。在借这份“上书”时，老战友一再嘱咐他：我是违反纪律的，你千万可不能给别人看呀！他答应了。 他细细阅读着彭总的“上书”，越看越感到彭德怀老总的正确和勇敢，同时也越觉得自己的软弱和卑微。那时，彭德怀老总就预见到，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食堂化等，会给国家、人民、党，带来严重后果。现在的事实应验了。另外，从“大参考”上反映出来的情况看，饿死人的事件已经发生，看来，它还要发展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呀！ 这时，警卫员小周低着头，脚步迟慢地进来了。 “首长，我，我犯了错误……” 对这个警卫员小周，张敬怀有着极其特殊的感情。那是一九五三年春天，抗美援朝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为了战俘遣反问题，停战协定迟迟不能达成协议。在板门店一次会议上，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的代表说：“既然在会议桌上，我们达不成协议，那么就让大炮发言吧！” 中朝首席谈判代表说：“好，就让大炮发言吧！” 那时，张敬怀还在某师当政委，他们这个部队的守备阵地是西线的大德山一带。美军进攻时，炮火之密集，后来人们用“炮弹一响，土松三尺”来形容。山上的树木被轰没了，草被烧成灰烬。每抓起一把土，就会同时抓起几块弹皮。连指南针放在地上都会失灵。在这样密集的炮火中，不要说人的血肉之躯，就是一只蚂蚁，都难于存活下去。 那天，张敬怀到前沿阵地拿着望远镜正向敌方阵地观察，忽然一声刺耳的“啾……”传来，有战斗经验的人，从声音可以判断，这个炮弹的落点就在身边。 守护在张敬怀身旁的一个战士，没容分说，就猛然把张敬怀推倒，并且俯在他身上。这个战士牺牲了。另一个青年战士叫着：“叔！叔！叔呀！”接着放声大哭。 他把这个青年战士带回指挥所细问，原来在抗美援朝前夕，叔侄是一起自愿报名参军的。这个青年战士的父辈有兄弟三人，就守着这根独苗。张敬怀感动了，“给他们周家留一枝根苗吧！”于是便把小周在身边当了他的警卫员。一直到如今，七八年了。 看着眼泪汪汪的小周，张敬怀不相信这个纯朴的河南农村孩子会犯什么错误。 亲切地问：“你犯什么错误？你能犯什么错误？” 小周含着眼沮说：“我偷了首长家里三斤鸡饲料。” 原来因为主副食品极端缺乏，军区特供点的鸡蛋，也由原来的不限量改为每月三斤，而且只有张敬怀一个人的份儿。这样，夫人就自己在院子里搭了个鸡窝，养了四只生蛋鸡，把剩菜剩饭当鸡饲料。剩饭菜不够养四只鸡的，又走后门从一个粮站买来些糠皮什么的做饲料。 张敬怀听了，叹口气，问：“你拿鸡饲料干什么？” 小周眼泪汪汪地说：“在自由市场……托人……托人，三斤鸡饲料可以换一斤粮票……家乡来信，我爹，爹饿死了！……我娘也……”说着大哭起来。 张敬怀忍不住转过身，哽咽半天说不出话。转身把夫人叫过来：“把现有鸡饲料给小周！让他换成粮票寄回家，都饿死人了，还吃什么鸡蛋！”又从内衣口袋中掏出五十块钱：“去，到邮局，给家里寄去。” 小周哭着不肯接，张敬怀硬是给他塞进口袋里。 小周回身又把五十元扔到桌子上，并且从身上掏出一个旱烟袋，说：“首长，我犯了这样的错误，已经没有资格当解放军的战士，更没有资格当首长的警卫员了。我请求退伍。但无论到哪里，我始终会想念首长。这是我叔叔牺牲时，我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一个旱烟袋。留给首长做纪念吧。” 这只旱烟袋，短杆，有四五寸长，可以装在军衣的口袋中。装烟末的皮袋，原来是黄色的，现在油黑油黑，可是角角楞楞已经磨白了。从这个烟袋，张敬怀又想起那个在炮弹将要落在他身旁，扑在他身上挽救了他一命的老班长。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个念物，更有价值呢？张敬怀含着眼泪，接过烟袋，几乎是命令的说：“你没有拿过我家的什么鸡饲料，你也不存在什么退伍问题。以后不许再讲这些话。听到了没有？” 小周没有回答，转身退出。已经走过西厢房了，张敬怀还听到了他的哭声。 张敬怀关起门来，实实在在的抽泣了一阵，内心呼叫着：“我们这个革命，怎么走到了这个地步！” 过了一刻，把眼泪擦干，向外边喊了一声：“毕秘书！” 只过了几秒钟：“到！”毕秘书站在他的面前。 这个毕秘书，是个标准军人，跟他有四五年了。戴副浅度近视镜，一脸知识分子气质。他博览群书，很有学问。他为张敬怀起草的讲话稿，发言稿，工作总结、报告之类的文稿，几乎不用修改。他为人又正派。作为张敬怀的秘书，从不乱说乱道。也从不向他讲别的首长的这事那事，更不向张敬怀提出这样那样的个人要求。他从当军政委时，就跟着他。首长就是首长，秘书就是秘书。他们一直保持着这种上下级关系。他们从来没有谈过心。现在他觉得，有点对不起毕秘书。 凭毕秘书的水平，起码，应该放到团里当个政治部主任。如果当时他说句话，是很容易办到的。可是，因为在他身边工作，同时也觉得，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毕秘书魄力差一些，所以，一直没有安排，他觉得对不起毕秘书了。现在，即使他有心提拔他，自己已经没有这个权力了。是他耽误了毕秘书的前程。现在，他觉得应该和毕秘书谈谈心了。 他亲切地说：“你坐下。” 毕秘书在他身旁的沙发上坐下。 他想了一刻，缓缓地说：“毕秘书，过去，我是上级，你是为我服务的秘书。 中央、军队的大事，我们不能随便议论，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们又没有议论的时间。我现在感到遗憾的是，和你谈心太少，我现在要走了。我们作为同志，谈谈心好不好？” 毕秘书说：“好。” 作为他这样的高干的秘书，除了不能参加他们这个阶层的会议之外，从秘书整理的上报材料中，从中央、中央军委、军区党委发来的文件中，什么情况秘书不知道？像他受彭德怀问题的株连，他所受到的批判，连他的检讨的草稿，都是毕秘书替他起草的。有时他自己起草的稿子，也征求过秘书的意见。对于毕秘书，他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张敬怀想了想，说：“毕秘书，现在我要走了，我们要分别了。你有什么话，无论是想说的，不想说的，该说的，不该说的，能说的，甚至不能说的。你都讲给我听好不好？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正确理解你的，你相信吗？” “相信……好。我说，我说。”毕秘书坦然说。 张敬怀又补充：“我首先觉得对不起你。我早就应该把你放下去，可是总是舍不得。我觉悟晚了，想纠正也来不及了。是我在你的问题上太自私，总是怕人们说闲话……” 毕秘书说：“首长，你不要这么说。这一年多，你自己日子也不好过……” 他一直感到这位秘书是了解自己的，这话使他十分感动。 “那么，你有什么话，就说吧。特别是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毕秘书想了一刻，缓缓地说：“我和首长要说的话，其实也不多。首长比我的水平也不知道高多少倍。我只是想说：真理和权力，有时候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只这一句话，张敬怀就被震动了，他没有想到毕秘书会想得这么深，这么富于哲理性。 张敬怀微微点了点头，不语。 毕秘书继续说：“当真理被权力愚弄了的时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张敬怀又一次被震动。 毕秘书接着说：“所以，我劝首长，对问题想开一点，看远一点。不要苦闷，不要和自己过不去。” “是，是，你说的对。认识一个真理，大概需要历史和时间的验证，需要一个过程的……” “历史是最无情的。”毕秘书接着说“还有，首长到了地方上……地方，比军队要复杂得多。像你单枪匹马的，到一个人生地疏的岗位，无论是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首长熟悉的军队环境，都相差甚远。地方上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的，有许多事，都不能按部队的习惯处理……” “你说得很对，十分对！”他没有想到毕秘书在这个时候能够说出这些话来。 他感到原来对毕秘书的认识和估计还是太低了。 “至于……”毕秘书停了一下“我的工作，也不用首长再操心了。组织上已经决定让我转业到地方工作了。” 这句话使张敬怀吃惊不小。他提高了声调：“为什么？你还年轻嘛！什么时候定的？” “前天组织部找我谈的话。只说是工作需要，让我服从分配。” “是不是你没有揭发我？没有和我划清界限？是我株连了你？” “我不能这么想，首长也别这么想……” 过了半天，张敬怀“唉”了一声。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张敬怀换上便衣的第三天，就到省委报到了。省委书记杨同理，还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杨书记向常委们介绍了新来的省委副书记，称他为“张敬怀书记”，并表示热烈欢迎。 杨同理书记说：“张敬怀书记，是从部队来的，部队在革命化方面，是我们地方的榜样。张书记来我们省委，会给我们这个领导班子，带来革命化的思想作风。” 张敬怀绝对相信，省委领导层都会知道，他是因为“沾”了彭德怀问题的“边”，被调到地方的。这是些客气话而已。 在座的常委们热烈鼓掌。 会上研究常委们的工作分工。 张敬怀说：“我刚刚到地方，什么情况也不了解。目前想搞点调查研究，是不是暂时不要给我分配什么具体工作了？” 杨同理书记说：“在工作中熟悉情况嘛。” 大家议论结果，让张敬怀分管“文教”这一摊。张敬怀只好接受了。 经过一个短时间的体验，他发现同志们对他还是很亲切的，并没有谁“歧视”他。他也知道，地方上在那次“反右倾”斗争中，也曾经定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人还从侧面对他表示同情，这使他得到许多安慰。 会后，省委办公厅单主任找他请示：他作为一位省委书记，没有从部队带来秘书，单主任提出，由办公厅物色几个秘书人选，由张书记决定。 对配秘书的事，从张敬怀和毕秘书的关系，他越来越感到选择一个秘书，需要十分慎重。他说：“不忙，不忙。我刚刚来，工作也不会太多，等有了合适的人选再说吧。” 张敬怀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开任何会议他几乎都是一言不发。他每次下基层，办公厅都是从政策研究室临时给他抽调一个秘书。又是每一次换一个人，他观察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可以做他的秘书的。 张敬怀的思想、感情、性格以至作风、气质，是他们这一代人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生活经历铸造成的：就是他对政治、对社会问题的特别敏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右倾”的后遗症，很快便暴露出来了。从“大内参”不断透露的情况看，那套极左路线在实践中所造成的危害，越来越清楚了。饿死人的消息在内部刊物有越来越多的报道。河南省有的地方，由支部书记集体组织出外讨饭，全国的浮肿病患者，据不完全统计，以亿人的数目计算。这时，他想起了他换便衣那天，毕秘书的一句非常具有哲理性的语言：“当真理被权力愚弄了的时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公共食堂被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大跃进”中盲目招工中，下放到农村两千万人，被“敢想敢干”破坏了的各项制度，逐渐恢复。那种“革命浪漫主义”所宣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呔，我来了！”为求实作风所代替。 到了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和各条战线纷纷制定“小宪法”式的工作条例：“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手工业三十条”，“文艺八条”等等，陆续出台。张敬怀理所当然地想：是因为极左路线那一套在实际工作中碰了壁，吃了苦头，“物极必反”的规律起作用了，虽然谁也不那么说，实质上是纠正极左的错误。在各种会议上都提倡调查研究，政治空气开始松动。在“反右倾”运动中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陆续“平反”，摘“帽子”。人们开始敢于讲些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了。这时，张敬怀不断深入到各市、地、县、公社，了解情况。原来他觉得自己对地方情况不熟、不懂，不敢具体抓工作，现在开始进入他的副书记角色了。 可是，为他配秘书的事，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虽然单主任为他找了好几个，没有一个是他中意的。他选择秘书的条件主要有两条：一是品质好，一是文笔有才气。品质好的标志是敢于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文笔好的主要标志是，有文采，文字表达能力强，根据他的意图起草各种稿子，不用自己再大改。 有一天，办公厅秘书处送来一大堆文件，有一份省报刚刚出版的内部刊物，名叫《求实》，实际上是一份供省委领导看的“内参简报”，他先浏览了目录，有一篇标题《最常说的，最难做的》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饶有兴趣的读着。那文章一开头的几句，就颇具理论色彩。文章说： “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是我们制订一切政策、方针的基础，实事求是，也是马列主义的灵魂。……” 接着论述道： “我相信，没有一个群众没有听说过‘实事求是’的，没有一个干部没有讲过工作中要”实事求是“的。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实事求是“，做起来最难的也是”实事求是“。 接着作者举出了许多实际工作中的事例，来证明自己“最常说的，最难做的”的观点： “在大炼钢铁的时候，我们没有调查研究，也没有论证，最起码的要问一问，我们有没有原料？有没有技术力量？在当时，一个县，一个公社都比着‘放卫星’，日产千吨铁，万吨钢的”卫星“满天飞。”放卫星“就是一切。于是，一窝风式的搞了许多‘一脚踢’式小高炉，连好好的铁锅，犁铧，甚至门了吊，都炼了铁。有的地方盲目追求‘大’，越‘大’越革命。某公社动员两千农民中的强劳力，要建‘世界第一高炉’。干了两个月，炉基竣工时。两千人开庆祝大会，连炉底都没有坐满。当时，为什么不想一想，问一问：这样大的高炉，炼一炉铁需要多少矿石？多少焦炭？多少石灰石？用多么大功率的鼓风机？在一片荒郊中，没有铁路，怎么运输？……可是当时没有人去问，也许是不敢问……” 作者又举出了前年秋冬之间的“深翻土地”运动。文中说： “当时领导号召说，‘深翻’能增产，土地翻得越深越好。有的地方深翻三尺，有的深翻五尺。实际情况是：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都知道：各个地方土质不同，有的土质只有浅浅的一层薄熟土，往下翻一尺就是生土或者是沙子。这是一个连最普通农民都懂得的道理，可是，当时谁翻得深，谁就革命，抵制深翻，就是‘右倾’，就要被拔‘白旗’…… “再就是‘密植’，说是密植能增产，不管什么土壤情况，越密越好。有的地方一亩地播三斗种子，出来的苗子，像毯子毛，如何能够增产？可是当时谁不搞密植，就要挨批判……” 作者还举出了其他各条战线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一些例子。接着作者论述了我们实际工作中违反实事的原因：首先作者谈到刮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的问题。接着作者又提出了很有创见性的说是“四不正之风”：一是，搞什么工作，不区分具体情况搞“一刀切”；二是，只能听一种意见，听不得不同意见造成的“一边倒”；三是，用“大呼隆”“一窝风”式的“一阵风”；四是领导干部中的“一言堂”。这是“实事求是”说得最多，做起来最难的根本原因…… 文章结构严密，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观点犀利，没有“党八股”气，特别是在“反右派”后，敢于讲真话，这使张敬怀甚为赞赏，佩服。他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既联系实际，又上升为理论的并且敢讲真话的好文章了。文章署名为“卜奎”，这个卜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张敬怀放下“内参简报”，马上给办公厅打了电话，要他们派个人来见他。 十多分钟后，一个临时为他服务的名叫刘吉有的秘书就来了。这个办公厅的秘书，才三十多岁，头顶已经半秃了。好像是过分发达的脑细胞给顶掉的。 张敬怀让刘秘书坐下，指着茶桌那本打开了的“内参简报”问：“这篇文章你看了没有？” 刘秘书看了张敬怀指着的标题回答：“还没有。” “这篇文章写得相当不错……” 张敬怀好像是下意识地说了一句，说后他立即感到有些后悔：对这么一篇尖锐的文章，作为省委领导面对下级，先表态是很不适当的。 “是，是！”刘秘书回答。 张敬怀觉得不高兴：你没有看，怎么我说好，你马上就说“是是是”呢？ 原来办公厅想让刘秘书当他的专职秘书，他一直觉得这样的人，可能很听话，但决没有一个好秘书的品格，他不喜欢这种性格的人。 张敬怀说：“这个叫卜奎的作者，在哪里？做什么工作？” 刘秘书说：“我马上去查一查。”说着走出张敬怀的客厅，到西厢房打了个电话给报社，不到五分钟，回来向张敬怀报告：“这位卜奎同志是三平地区地委宣传部的一个宣传干事。” “你打个电话给三平地区宣传部，让卜奎同志来一趟，我想和他谈一谈。” “好的。”刘秘书见张敬怀不再说什么，转身告辞。 “好吧！”张敬怀说。 次日上午，卜奎就到了张敬怀的客厅。使张敬怀惊异的是，原来他以为这个卜奎起码应该是四十岁的人，没有想到，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虽然戴着一副近视镜，但一张娃娃脸，好像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 刘吉有先给张敬怀作了介绍，“这是张书记，这是三平地区的卜奎同志。” 张敬怀和卜奎握了手，刘吉有说：“张书记没有别的事，我就回去了。” “好吧。”张敬怀说，他和小青年的谈话，不希望这个人在场。 卜奎说：“我是三平地区的卜奎，昨天接到省里的电话，今天一早就来了。” 张敬怀说：“你坐下吧。” 卜奎环顾张敬怀的办公室，周围全是大书架，精装的，线装的，摆得满满的，地上的书也是成堆成罗，他想，张书记一定是什么大学毕业的学问家。但他不知道这位书记要找他干什么，在等着发问。 一般像他这样的青年，见到省委书记这样的高级干部，都会有些紧张和拘谨，可是卜奎却坦然地坐在他身旁的沙发上，不卑不亢的样子。 张敬怀指着那份“内参简报”问：“这中间那篇《最常说的，最难做的》是你写的吗？” “是。”卜奎回答。 “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虽然也常常到基层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有时开现场会，到底能看到多少真实的东西，我经常怀疑。你们在基层，比我们更接近实际，我想就实事求是问题，就你自己的感受，再讲一些例子给我听。” 过去和张敬怀这样的高干部谈话，对方经常是“请领导指示”“请领导批评”“对对对”“是是是”等等。可是，这个卜奎却没有讲那些似乎是谦虚或客气的话。 卜奎略微停了一刻，说：“那例子就很多了。” “你讲讲看。” 卜奎又稍加思索，说：“就以农业来说吧，一讲‘密植能增产’，不管什么土壤，什么品种，越密越好。农民种高粮，过去一般是二尺五一株。可是在‘瞎指挥风’盛行的时候，干部拿着尺棍，三寸一株。结果长出的高粮像大葱，连籽粒都不结。谁不照办，就拔谁的‘白旗’。所以，老农都说，我们种了一辈子的地，现在都不会种地了。有的地方，在稻子成熟之前，将几十亩地的稻秧，移栽到一小片地里，密到什么程度？坐上个孩子，稻子都不倒。是专门让记者照像的。实际上，没有阳光，拉电线用大灯泡照；不通风，用大功率吹风机吹。结果还是烂秧了。老百姓都说，这是‘共产党胡弄共产党’。…… 张敬怀不表态，耐心地听下去。 卜奎接着侃侃地说：“从去年夏天，农村就开始闹饥荒。各地都饿死了一些人。我们宣传说是‘天灾’，天灾固然有，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工作中失误造成的。过去我们的报纸，习惯是‘报喜不报忧’。什么地方，有大旱，大涝，都是不报导的。现在为了说明‘天灾’，连几个村子范围内，下了一场冰雹，新闻单位都发消息。这么大个中国，天灾哪一年没有呀？这种宣传就不实事求是。” 张敬怀开始以不住点头，鼓励他说下去。 卜奎又说：“去年，地区为了救灾，又没有粮食。有的公社出现了新‘发明’：把地瓜秧子，苞米芯子，磨细了，经过发酵，做成发糕，说是营养丰富。为此，还开了多次现场会，让来参观的人品尝。都说好吃。其实，是掺了大量的米面和糖精做成的。” 张敬怀仍然只是点头。 卜奎继续说：“就说大跃进中这‘冲天’干劲吧，上面要求的是‘白天一片人，夜晚一片灯’‘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户户锁头看家’，这是‘五风’之一的‘命令风’造成的结果，也只是供人们参观的。参观团一来，农民喊着口号，脱光脊背，挥舞铁锹。参观的人一走，就躺下睡觉……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胡弄谁？” “你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张敬怀问了一句。 卜奎说：“现在党中央不是又强调实事求是吗，国家、人民吃了这么大的苦头，不该总结点经验教训呀。别的我没有多想。” “你读过几年书？家境怎样？” “我家在农村，是贫农。勉强上了二年高中。没有毕业，因为家里再供不起，就退学种地了。我爱写个稿子什么的，在大跃进时，我头脑也发过烧。也写了一些有‘浮夸风’倾向的报导。成了省报的通讯员。后来被地区领导看上了，就把我调到地委宣传部当新闻干事。到处采访，眼界宽了，见的多了，想的问题也多了。” “你都读过些什么书？” “读的不多。眼面前的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该读的都读了。我还爱看些杂书，历史，文学，哲学等也读了一点点……” 张敬怀感到他既没有谦虚，也不是自吹。 这时，张敬怀忽然有了个想法：这个青年不失为一个秘书的好苗子。 沉思了一刻：“是的，在大的地方，大的范围，你会看到更多的事情，眼界一宽，水平就会更快得到提高。” “是的。” “你想不想到省里？”张敬怀突然问了一句。 “恐怕不行。”卜奎想了想说“一是水平不行，再就是我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需要我照顾。三平地委离我们家近，我母亲养我这么大，不容易，我不能离开她。” “是个孝子！”张敬怀想。一个人如果不孝顺生自己养自己的父母，可以想见，他还能忠于国家、党和人民吗？张敬怀更喜欢这个卜奎了。但是他不能透露自己这个意思，像给他这样级别的干部配秘书，是一件很严肃的事。还必须经过组织部门一系列的调查和考核。 两人都沉默了好久，青年补充说：“张书记，我感到今天对您说的话，有些冒昧和不知道深浅……” “为什么？” “请张书记想一想，我才多大年纪？经过、见过多少世面？张书记不知道比我高明几十倍，几百倍，我竟然在张书记面前，说了这些话，实在太无自知之明了。”稍作停顿，又说“不过我讲的都是真话。” 张敬怀说：“敢讲真话的人，水平就高。” 停了一刻又说：“我之所以找你谈，是因为我想听听各方面的各种情况，各种意见，各种看法和各种议论，我需要听真话。” 青年又说：“从大跃进以来，大话，假话，套话，空话盛行。我想：一个人说一百句，一千句，一万句那样的废话，只会坏事，一点用处也没有。如果一个人说了一百句话，有九十句错误，只有十句话有用处。那就会推动我们的各项工作向前发展。可是，现在人们都爱听那一百句大话，套话，假话，空话，而不爱听十句甚至一句有用处的话。” “你认为这种社会风气，是怎么形成的呢？”张敬怀看着青年，希望他讲下去。 “这我可没有想好。”青年说“可能是……”青年人停住了。 “是什么？” “什么，什么呢？是不是涉及到民主问题？……” “什么地方的民主？” “上上下下内内外外吧……” 很显然，这个问题卜奎是想过的，不过这话他故意说得模糊些罢了，可见这个青年尽管坦率，但还是有保留的。 张敬怀不说话了。卜奎觉得他该告辞了。可是他环顾房间周围的书架，说：“张书记，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张敬怀笑了一下：“有什么不能问的，你说吧。” “张书记一定是个大学问家，”卜奎问“在什么大学毕业呢？” 张敬怀又笑了一下：“我是‘红小鬼’，放牛娃出身，哪里上过什么大学？只是爱看书。在打土豪，分田地时候，见了书，我都收起来背着。长征时不得不丢弃。解放以后才真正读了些书。……我听你的谈话，你也不像个中学生呀。” 两人的谈话，已经超过上下级的态度了。 …… 张敬怀觉得，他和卜奎的谈话，是又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了解了一些民心、民意，有些情况他是非常需要了解的，有些话也是他自己想说的。他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对这次谈话，他觉得十分惬意。 张敬怀觉得谈话差不多了，打电话告诉刘秘书，把这个小青年领到省委大食堂，从身上掏出一斤粮票和一块钱，招待他吃午饭。然后要组织部派一位干部科长到三平地区，考核一下这个卜奎的出身，成分，一贯表现，并且暗示，他可能选这个青年当自己的秘书。 最近三平地区地委祈书记，心情一直很烦躁。省里的“内参简报”发表了他们宣传部干事卜奎的文章《最常说的，最难做的》。尽管文中所举例子，没有指明是在三平地区发生的。可是谁都知道，这是指的他们的地区。如果在“反右派”那时候，揭露我们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打他十个右派也不冤枉。可是，省委的内部刊物居然给他发表了！编辑部还加了肯定的“按语”。当然，卜奎所反映的问题，所举的事例，不单指三平地区，都是具有全国性的，当那股“五风”大吹大扫的时候，谁也挡不住。即使在他们地区所发生的，现在也都纠正了，谁也不会为此觉得丢脸：当初谁不是想革命呀！可是自己地区的事，上了报刊，尽管是内部刊物，祈书记总觉得不那么光彩。前天，省委又调卜奎去谈话，是什么意图呢？是批评他的“右倾言论”？还是让他进一步揭发本地区所搞的极左路线那一套事实。 想了很久，祈书记让宣传部整理了一份“关于卜奎同志《最常说的，最难做的》一文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首先给卜奎做了政治上的结论：说这个同志自高自大，自命不凡，无组织无纪律，他的文章中所举许多事例，很不准确，有许多夸大其词之处，观点也失之偏颇。同时，这篇文章没有经过地委领导审查，就拿去发表，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他的这种右倾观点，是有阶级根源的。 根据我们的调查，他叔父，原来是国民党部队一个中尉。一九四九年，跟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等等。 这份材料刚刚写好，是不是上报省委，祈书记一直在犹豫。正在此时，省委组织部干部科长就到了地区。 地委宣传部时部长，马上向祈书记汇报了省委来人要了解卜奎情况的消息。 为了卜奎写的那篇文章，他们不知道省委此次派专人调查卜奎，是要查他什么问题？时部长请示祈书记：“是不是按照我们原来准备的材料，向那个干部科长汇报？” 祈书记问：“省委调查卜奎的意图是什么？是肯定卜奎的文章中的观点呢？还是作为右倾的典型，组织批判？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们先拿出材料，就显得主动，如果是前一种情况，我们原来准备的材料就很不好了。” “现在还不知道省里的意图。”宣传部长补充说“前天，省里把卜奎找去谈话。” “谈了些什么？这个情况我怎么不知道？” “卜奎是前天去的省委，昨天晚上才回来，他没有向我汇报，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他，所以没有向您汇报。不过……据《内参简报》编者加的‘按语’，是肯定卜奎的文章的观点的。但是，这是不是一定代表省委领导的观点，我们不得而知。看卜奎回来时的表情，倒是很高兴的样子。” 祈书记沉思良久，说：“这就得具体分析了。” “是，是。” “这样吧。你先和那位科长谈谈。摸摸省委意图的底。” 中午，宣传部长，请干部科长吃一顿实际上是宴会的“便餐”，并做了热情洋溢的友好谈话，宣传部长有底了。下午，他向祈书记反馈来的消息是：看干部科长的意思，好像有意要调卜奎到省委工作，这次是专门考核他的社会关系和一贯表现而来的。 祈书记又沉思良久，忽然拍了一下大腿：“好事！好事！这是好事呀！” 宣传部长一时没有理解祈书记的意思。 祈书记说：“你想一想，如果我们肯定了卜奎的文章，而且能把他输送到省委工作，这不是我们地区的光荣吗？我们地区有一个干部在省委，今后会有很多方便……” “那是，那是……” 祈书记立即交待任务：“你马上再准备一份材料：这材料首先要肯定卜奎这篇文章，说是在大跃进中，我们地区在工作上，确实有违反了客观规律和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现像。全国都如此，这也没有什么不光彩的。我们完全同意卜奎同志文章中的观点，目前已经并且继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继续纠正我们工作中的不良作风；第二，要说明卜奎同志，工作一贯积极肯干，能够完成任务，有敢于讲真话的优良品质。第三部分，要说明卜奎同志，家庭出身贫农，社会关系没疤没节，至于他叔父的国民党军队中当中尉的问题，他叔父逃往台湾的时候，他才八九岁，根本没有见过叔父。谈不上什么阶级影响。其他，你看情况，再作些补充。” 有了这个底，宣传部长该如何和干部科长介绍卜奎的情况，就好办多了。 晚饭又是宣传部长陪着干部科长吃“便餐”，又作了第二场热情洋溢的谈话。 更进一步了解了这位科长的此次来地区的意图。饭后稍事休息，就拿出他匆忙准备的材料。干部科长看后，甚为满意。 宣传部长立即争取主动，提前和卜奎谈话，说是：你的文章写得很好。说出了大家都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省委领导也很重视。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为了让你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打算把你推荐到省里工作。……“ 卜奎犹豫了半天，说：“我有一个母亲，如果我离开本地区。他老人家疾病缠身，没有人照顾不行。” 部长说：“这一点，我们想到了，对你母亲的生活，省里也希望我们好好安排。你在乡下不是还有一个姐姐吗？” “是，现在在公社机械修配厂当工人。” “我们想把你姐姐调到县机修厂，你母亲也把户口转到县里，吃商品粮。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卜奎没有说的了，他首先感激地区领导，感谢省委领导。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必须接受分配了。 在卜奎到省里报到之前，以祈书记为首的地委常委们，还特别设宴送行。这是卜奎没有想到的事。 祈书记举杯说：“我们地区出了一位卜奎同志这样的秀才式的好干部，是我们地区的光荣。我们早就看出卜奎同志，前途会有大的发展。我们地区是个小盆，发不了大面团，是留不住这样的有能力、有水平的好干部的。我们极力向省里推荐。……” 卜奎觉得这些话不真，因为前几天，宣传部长还批评他擅自向省里投稿，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呢。此时，他只是有礼貌地“嗯嗯”应答着。 祈书记又说：“卜奎同志到省委工作，我们还不知道具体做什么。但是在省委工作，眼界宽，信息灵。希望卜奎同志，在适当时候，上级有什么动向，政策有什么变化，给我们透露一点信息。以便我们主动地及时地把握工作的大方向。 我们共产党人，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讲什么官不官的，但我还要说句旧话，为了卜奎同志的荣升，大家干一杯！”祈书记举起酒杯，在座的领导，一齐站起来。 卜奎不能失礼，也站起来，干了一杯。 祈书记又说：“卜奎同志，对我们地区的工作，特别是对我本人有什么批评，可以不客气地提出来，给我们留下些宝贵的意见。” 卜奎有点受宠若惊。好像因为这次调动，他的智慧细胞，他的水平，一刹那翻了几倍。他实在没有经过这种场面，不知如何应答才好。 “我们以后到省里开会、办事什么的，要麻烦卜奎同志了。” 尽管祈书记极力想活跃宴会气氛，可是宴会一直很沉闷。 第三章 张敬怀的新秘书 卜奎到省委报到了。这是由办公厅单主任通知他的，说是让他临时帮助张书记做一段工作，以后再正式分配。 此前，组织部长曾经向张敬怀提出过建议：让卜奎先在办公厅作为一般的秘书，考验一段，看看他的能力，如果称职，再作他的私人秘书不迟。可是张敬怀坚持，马上把卜奎调到他的身边当秘书，以至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们给我配秘书，我相不中；我相中了的，你们又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咱们到底谁听谁的呀！”大有“我意己决，勿庸再言”的气势。组织部长还是坚持：“给您当秘书，按任用干部原则，是要经过严格考核的。” 张敬怀说：“他不在我身边，我怎么考核他？”但张敬怀也退了一步，目前不算正式秘书，要半年试用期。 单主任找卜奎谈了工作，安排食住。总务科长在张敬怀办公室隔壁给他腾了一间小屋，安了一张床，既是办公室，又是住室。省委后院就是省委的大食堂，吃饭极其方便。张敬怀又在自己院子中的西厢房，腾出一间屋，也安了一张床。 他也可以住在他家里。这样，有什么事，无论在什么时候，可以随叫随到。张敬怀还告诉卜奎：你如果愿意，也可在我家里吃饭。 此时卜奎的心情非常复杂，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工作做好，是不是会辜负领导的信任。他写那篇文章时，不过是心中有话，不吐不快，没有想到，这篇文章竟然在改变他的命运中起了这么大的作用，他只有好好工作，来报答组织的信任和重用了。 办公厅单明主任对这个小青年一直不放心。给张书记当秘书，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岗位呀！他必须开导开导他。如果工作中出了一点纰漏，他这个办公厅主任是有责任的。 在卜奎报到的第三天，单主任和卜奎认真的作了一次长谈。 单明主任是一位老办公厅主任了。对工作要求严格，一丝不苟。管好省委领导的秘书们，他是有责任的。 首次和卜奎个别谈，单主任先说了些欢迎之类的话，然后对卜奎说：“卜奎同志，你过去在地区工作，表现很好。可是你应该知道，在地区和省委，位置不同，工作要求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知道，很怕工作不称职，做不好，出了错误，造成损失。”卜奎低着头，感到负担沉重。 “你有了这个想法很好。特别是给张书记当秘书，稍有不慎，出现了差错，不仅给你个人，还会给张书记造成不良影响。” 接着单主任对他谆谆教导说：“先说这工作能力：因为省委领导管的是本省的或者是有关国家的大事。大事可多了：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农、林、牧、副、渔，文、教、卫、财、贸，秘书虽然不能尽通，但方针、政策方面的基本知识是必须明白的。 “第二是文字水平：因为要替领导起草发言稿，讲话稿，工作总结，对上的报告，对下的批示，有时候文件又要得很急，如果说张书记明天要去开什么会议，做什么报告，你就得连夜准备，有时还要带许多资料。秘书需是‘笔杆子’，还得是快手。有时需要一夜之间，熬出上万字的草稿，这种稿子的文笔，既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又要符合当时的需要。要先请示领导，根据领导的指示精神，再经过自己的思考，写出的稿子，才能符合要求。 “第三，还必须有很强的综合、平衡能力。张书记管的方方面面的事很多。 就说每天上边发下来的，下边报上来的文件，群众来信，不要说堆积如山，用尺量是可以说的。张书记没有时间全看或者细看，这就需要秘书分类整理、归纳，在文件上贴签，写出内容提要，供张书记批阅。你不能漏掉重要的，也不能把本来属于秘书自己可以处理的，再‘端’给张书记，浪费领导的时间。 “第四，秘书和书记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但政治上是同志关系，组织上必须服从领导，可是领导也不可能事事都绝对清楚。秘书要服从，而不能盲从。秘书要代替领导做许多辅助性质的工作，但不能‘越位’。大事不请示领导，擅自做主是绝对不行的。秘书不仅要做自己业务范围内的工作，还要关心领导的生活、健康。关心而不是阿谀奉承，……要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有许多矛盾和辩证法。 “第五，秘书常常接触党的最高机密，对这些机密，要有‘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子女’的精神，搞自由主义是要犯大错误的。 “第六，当张书记在省里开会时，省委书记的秘书们，也就有聚在一起的机会了。没有事的时候，难免谈天说地。一般说来，在领导班子间，有些分歧或者矛盾，是正常现像，绝对的团结是没有的。平时领导难免对秘书有意无意间，流露出某些情绪。所以，在秘书们聚在一起闲聊的时候，随便议论和‘传话’，是最忌讳的，否则要涉及领导之间团结的大局。必须做到这一点，要用党性来保证……， “不能细说了，这种严格的工作要求和复杂的互相关系，有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要靠在实践中体会……以后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我，随时汇报。 不要怕我麻烦……。当秘书的责任和学问，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以后在实践中你会慢慢理解的。” 卜奎感谢单主任的关怀，并且表示一定按照单主任指示精神，好好工作。 “就谈到这里吧。” 卜奎怀着感激的心情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了。他时常想念老母亲，但是，有他姐姐照顾，而且母亲转为城市户口，吃商品粮。当时叫“农转非”，这是比登天还难的事。这种大恩大德，他怎么报答呢？所以，他不仅担当了秘书的责任，同时也负起了张书记的家庭生活的某些责任。张敬怀夫人的身体不好，他陪夫人到医院看病。张敬怀的小女儿胜美，已经进了幼儿园，每天接送胜美，也是他主动承担的任务。有时张敬怀的厨师来不及采买，他也提着篮子主动到市场上去。 使张敬怀觉得十分满意的，还是他细致而又有条理的工作作风。张书记每天都会收到数十份文件。经过他整理分类：必须经他亲自批阅的，卜奎用曲别针别在一起。此类文件，如果涉及到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卜奎都把有关这方面的文件，摆在前边，供张敬怀阅读；凡是不太重要的文件，卜奎也归类在一起，写上“内容提要”，让张敬怀一目了然。有些群众来信，该转给有关方面的，他别在一起，注明：“建议转某某单位处理”。有些需要张敬怀去讲话的重要会议，他先请示张书记讲话的内容提要，然后起草讲话稿，让张敬怀修改。有些不太重要的会议需要张敬怀讲话，他就先起草个讲话提要，供张敬怀参考。有时，遇到什么问题，张敬怀也先征求他的意见。在张书记不太忙的时候，也和他谈聊天。 这样过了不到三个月，他已经成了张敬怀的不可离开的助手甚至成为忘年交的朋友了。 由于张敬怀不替夫人说话，艾荣的职务和待遇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哪怕他向组织部说一句：“你们考虑一下艾荣同志的工作安排问题。”组织部门也会心领神会，一下问题就解决了。“举贤不避亲”嘛！可是张敬怀就是不肯说这句话。 自从女儿下生之后，作为父亲的张敬怀几乎没有抱过她，亲过她。连女儿进省委幼儿园，也是艾荣去联系的。所以，女儿对爸爸也少了些父女之情。张敬怀白天上班，开会，晚上回家批阅文件，哪有时间去亲亲女儿呢？ 有一个星期六，卜秘书去幼儿园接胜美。幼儿园离张敬怀的家里，有四五站路，还需要换一次车。平常只要胜美见到卜秘书去接她，马上叫着“卜叔叔”，就扑到他的怀里，跟他回家。可是那天小胜美哭得像泪人似的，就是不跟他走。 卜奎问幼儿园阿姨，出了什么事？阿姨说：“刚才几个小朋友在一起议论：看谁的爸爸妈妈官大。有的孩子是吉普车来接，有的孩子是小卧车来接。他们说，用吉普车接自己的，爸爸妈妈不如用小卧车接孩子的官大。有的孩子对胜美说，你爸爸的官肯定不如我爸爸官大。小胜美不服，说，不对！我爸爸的官比你爸爸官大。那孩子说，你爸爸要是比我爸爸官大，你让他用小卧车来接你，我才信呢？所以今天她等着小卧车来接她。” 卜秘书劝着胜美：“好孩子，跟叔叔走吧。”说着去拉她的手。 小胜美打着滴溜，哭着不肯走。阿姨怎么劝也不行。没有办法，卜秘书只好给车库打电话。谁知张敬怀因为有会议，车子不在家。这样一直等到晚上七点多钟，才来车把胜美接了回去。 一进门，夫人艾荣问：“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卜秘书说了细情。张敬怀也听到了，大发脾气：“谁让你用我的车子去接她了？下不为例！” 夫人在一旁也发了火儿：“就显得你革命，就表现你艰苦朴素！车子闲着也是闲着，接接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 张敬怀说：“你懂得什么！用车接接孩子，本不是什么大事。你知道这在孩子的心灵里，种下什么种子？小小的年纪，就用爸爸的地位和人家攀比，养成优越感，虚荣心，出人头地的品行……等我们蹬腿一走，她能干什么？不会有出息的！” 夫人说：“我们嫁给你这个首长，不仅沾不着光，为了你的‘革命’，连我的工作安排都得低人三分！” 胜美在旁边听着，也噘着嘴表示不满。 卜奎知道张敬怀的夫妻不和，他们的分歧，虽然并不隐瞒卜奎，但，人家的家务事，作为秘书的，从不插嘴。一旦他们吵嘴，卜奎便躲进自己的小屋里。 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各条战线都在纠“左”。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由于张敬怀过于疲劳，生了一场病，住了一个月的医院，所以张敬怀没有能够参加这次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他一出院，就让卜奎把大会文件找来，他一件一件，一字一句，认真阅读着。 这是一次总结大跃进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会议，是一次令人感到鼓舞的会议，也是实事求是要人敢于发表意见的会议。 张敬怀认真阅读了“七千人大会”的所有文件，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各个中央部门领导的发言，会议简报。不是看一遍，而是看了好多遍。会议的精神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纠正‘左倾’错误。 张敬怀阅读七千人大会的文件时，使他特别感动的是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中的那一段话： 刘少奇说：“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小土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恐怕应该得到经验教训了。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是时候了，再不能这样搞下去了。” 关于造成这几年困难的原因，刘少奇说：“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 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一出了错误或偏差，总是讲“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就这一问题，刘少奇同志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你不能到处这样套。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 刘少奇在报告中有一段痛心疾首的话：“应该把我们这些年来所犯下的错误，对老百姓所欠下的债务，血泪的教训，刻成碑文，立在每一个地委的大门口，每一个省委的大门口，直至立在中南海的大门口，让我们的子子孙孙，牢记住我们的错误，保证世世代代，决不重犯！” 张敬怀读到这一段，不禁热泪盈框了，多么尖锐！多么深刻！ 张敬怀又细读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没有就大跃进以来的问题讲话，而是讲了一个民主集中制问题。 现在回想，彭德怀老总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和多次发言，是有先见之明的，是对的。从中央到地方，在“反右倾”斗争中，定的“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先后都平反了。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成立有“专案组”。在认定这些人是什么“分子”的时候，根据专案组整理的材料中，说“像这种言论”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平反时，还是这份材料，又认定“这是典型的冤假错案”，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份材料，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不同的结论，仅仅是专案组的悲哀吗？有人竟然先后当了两当了两次典型，“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敢于说真话的典型！实事求是的精神哪里去了？ 可是，这次七千人大会却没有涉及彭德怀老总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问题。这是张敬怀最关心的问题。自己过去之所以受批判，是和彭德怀的问题有密切联系的。现在组织上对自己的批判和调离部队，难道不该有个说法吗？ 目前省委为了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对下边定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纷纷平反了，自己该怎么办呢？要不要向上级申诉呀！他百思百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措施。他身上仍然压着一块石头，就是他真的犯过“错误”，现在也应该给一个“说法”呀！ 张敬怀正在想心事，卜秘书拿着一罗文件进来了。 卜奎从中抽出党校一份报告，说：“为了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省委在党校办学习班，短期轮训干部，时间是两个月。主要是让大家就这几年我们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后天，第一期开学。党校请张书记做一次报告，也算是开学典礼。 如果张书记同意，我就告诉他们。需要我起草个稿子，请张书记把基本精神讲个纲要，便于我起草讲话稿时把握方向……” 这几天，张敬怀苦思冥想的结果是：自己虽然受了批判，但是并没有给自己立什么“案”，也没定什么“性”。那么，既然没有立案，又未定性，当然也不在平反之列。即使给他一个“说法”，他也不可能再调回部队了。况且，这一段他在地方工作，已经熟悉了情况，工作很顺手，不管是省委领导班子的同志们，还是他分工的下属部门的同志们，对他也格外尊重。他的思想感情已经完全投入省委的工作中了。既然如此，自己不可能也不想回部队，那么写一个什么“申诉材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他有点想开了。 可是张敬怀的思路，继续发展下去：他从苏区的“肃反”，想到延安的“抢救运动”，又想到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个人受点什么委屈事小，接受几十年极左路线的教训事大。关于自己的受批判，还是以不声不响为好。现在中央既然要大家讲话，让大家“出气”，那么所谓“出气”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自己还是写一份更有价值的材料为好。 关于要去党校讲话的问题，他虽然有许多话要说，但觉得自己现在讲什么，都不是适当场合。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上，号召大家出气。如果他去讲话，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会把握不住分寸，还是不去讲的好。便对卜奎说：“你告诉党校，我没有时间。让他们请别的省委领导讲话吧。” 卜奎说：“好的。” 张敬怀又沉思良久，说：“我现在所考虑的不是到什么地方做报告、发指示的问题。最近，我想了很多或者说是更大范围和更长时期的问题，我想和你谈谈，让你找些资料，帮助我起草一份文件。” 卜奎说：“我不知道能否完成任务……” “你听我慢慢讲。” 然后张敬怀和卜秘书做了一次促膝谈心。这次谈话不是张敬怀和秘书，也不是上下级之间，而是同志和朋友之间才有的谈话。 他从自己在江西故乡当放牛娃想起，想到苏区“肃反”的血腥事件，想到延安的“抡救运动”，又想到大跃进，想到庐山会议，三年困难……他感到，几十年来，“左倾”路线的错误。对党造成的损失太大了。最近在一份简报上，他看到一个基层干部的总结发言中的一段话。那干部说：“人们为什么要犯左的错误呢？在观念上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边是棉花坑，”右“边是大粪坑，掉在”左“边坑里，萱腾腾；掉在”右边“坑里臭烘烘。这真是一语道破的至理名言。可见纠正‘左’的倾向，还需要花费大的力气。 那么自己要写的材料，就不要从个人问题出发，而是要从更长的时间，总结出一点历史经验，写一份“意见书”，供中央领导参考…… 要使自己的材料具有说服力，得举出许多例子，得找出许多历史文件。这就必须要卜奎秘书参与了。这是他决定和卜奎深入谈一次话的根本原因。 那天晚上，他把卜奎留在家里，泡上茶，让卜奎坐下来，轻声细语地说：“卜秘书，我想和你细谈一次，你要帮我整理一份大材料。” 卜奎感到，现在在他面前的张书记，不像是一位领导，而是像同志一样和他谈心的兄长。 “请张书记吩咐。” 张敬怀停了一刻，问：“你知道苏区的‘肃反’吗？” “知道一些。”卜奎答。 张敬怀有点疑惑：“你这么个年纪，怎么会知道？” “听老同志说过一点。”卜奎答。 张敬怀接着说：“苏区的‘肃反’，肃‘ＡＢ团’，肃‘改组派’，我们杀了自己很多同志。” “嗯？” 卜奎睁大了眼睛，张敬怀接着说：“不仅那时，就是到现在，谁也不知道所谓的‘AB团‘，‘改组派’，到底是什么，他们在哪里？” 卜奎认真听着，感到了极大的震撼。 “我曾经被‘肃’过，你相信吗？” “我无法相信。” “你想一想，一个穷放牛娃，十五岁参加革命，我知道什么是‘AB团’，改组派？可是，有人说我是‘AB团’。也没有怎么审问。在一天夜晚的行军路上，差一点没有把脑袋丢掉。后来，我逃跑了。往哪里去呢？我思虑再三，回家，见着白狗子，也难免一死。逃跑，也无处可去，反正，我是被冤枉的，干革命受点冤枉是难免的，活着还得干革命。只要我回到部队，会说清楚的。这样我就撵队伍去了。没有想到，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战争，居然没有牺牲，还熬出来个将军！” 张敬怀苦笑了一下，卜奎觉得惊心动魄。 “你知道延安的‘枪救运动’吗？” “也是从老同志那里听到一点点。”卜奎答。 “那时，我在敌后，先是当营教导员，后来当了团政委。没有受到触及。那年春天，从敌人占领的北平，跑过来一批学生。经人介绍，处了一个对像。后来，我把她送到延安学习。可是她被当做特务，给‘枪救’了。从此，我们就断了关系。当时从敌占区到延安寻求革命的知识分子，被‘枪救’的，也不知道有几百几千人，全是假案，冤案，错案。又过了十多年，认识了你这位艾阿姨。” 张敬怀又停了很久，双方都陷入深思之中。还是张敬怀问：“我在‘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你知道吗？” 其实，卜奎从别的秘书那里，听到了一点，但他说：“不知道。” “我讲给你听。”于是，张敬怀把自己在庐山会议之后他受到的批判，像对老朋友那样，讲给自己年轻的秘书听。接着张敬怀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我现在想做一篇长文章，不在于给自己’平反‘什么的，而是想总结一下历史经验。在习惯上，在一般人们的心中，好像左比右好。其实，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左并不比右好。左倾路线所造成的损失，要比右大得多。同时，我们过去所批判的许多’右‘，并不是真正的右，反而是马列主义。我想从历史上摆许多历史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 张敬怀停了一刻继续说：“过去，我是不敢写这么一篇文章的。因为从全党的情况看，大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现在，从七千人大会的精神看，从全国、全党的气候看，我觉得，大家都觉悟了。我做这篇文章也是时候了。我想极左路线给我们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只要我们不健忘，起码在二十年内，我们这些老家伙在世时，是不会再重复了。但是我们要给下一代人留下些资料。反面经验也是财富呀！” “我能帮张书记做些什么事情呢？”卜奎往前探了探身子。 张敬怀说：“我要写文章的基本思路，立论根据，总体结构，我已经想了很久，问题是缺乏具体材料。特别是有关档案，我手头没有。我给你的任务是，到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找一些当时在肃反中的大案，要案。之后，你再到延安去一趟，把当时’抢救运动‘中的档案材料找几份。至于，找什么材料，以哪些大案、要案为重点？我给你开了个单子，你按着单子去找档案。介绍信呢？一是由省委组织上开一份，我个人再给你写几封个人信件。凡是我让你去的地方，无论是当地的军区，省委，地委，军分区，都有我的老战友。他们一定会全力以助的。你不必告诉他们做什么用，只说是为了给一些老同志落实政策。你回来后，关于大跃进以来，极左路线造成的损失，材料都很现成。随用随拿就可。” 张敬怀说到这里，打住了。 “因为我的文章能不能写出来，写得怎么样，我也没有把握。即使是写出来，也只是一个’意见书‘，内部材料。这事，你不可对别人讲。” “那自然。”卜奎说，又问“我什么时候出发？” “你把手头的工作处理一下。下星期就出发吧。” 一个月后，卜秘书回来了。任务完成得很顺利。凡是张敬怀开列单子上所要的档案材料，基本上都有了。于是张敬怀除了处理日常工作，便没日没夜地投入到写他的文章中去了。 一天晚上，张敬怀正在潜心写文章，夫人艾荣进来了。张敬怀一回头问：“有事吗？” 夫人有点生气：“废话，没有事就不能来你这屋？” 张敬怀见她进来，赶忙把正写的文稿合上。 艾荣说：“你防贼呀！” 张敬怀语塞了。 张敬怀是属于那种党性极强的党员。无论什么事，凡是党内的机秘，不该让夫人知道的，他对夫人是一句话都不讲的。什么人能看党内什么文件，是有严格级别规定的，不该夫人看的，他总是锁在保险柜里。这次他写的是一篇文章，本来不是党的文件。艾荣便走近办公桌，他也只能任其翻阅了。 夫人看那标题是“关于如何从根本上防止极左路线回潮的建议”。夫人又翻了几页纸，笑着说：“你又犯老毛病了是不是？才几天没挨整，心中痒痒了？” 张敬怀不喜理她，这些重大问题是无法和她讨论清楚的，只说了一句：“什么话！” “这么大的问题，你胡说什么！上有党中央，毛主席。中有各级党委、政府，下有广大群众。难道你比党中央毛主席都高明呀？” “我并不觉得比党中央、毛主席高明。可是我有我掌握的情况，我有我看问题的角度。问题提得对不对，可以供领导参考嘛！” “我看你五九年挨整还没挨够，又多嘴多舌！” 这话又揭了张敬怀的疮疤。但他不想再说什么，在一旁喘粗气。 夫人又说：“胜美发烧了，三十九度，你知道不知道？” “嗯？” “你白当这个爹了！什么时候关心过孩子！” “上医院看看嘛。有大夫呀！” “现在是晚上十点，黑天半夜的，怎么去？” “叫个三轮嘛。” “你不是有车吗？让出一趟车嘛。” “老百姓生了病，没有车，就不去医院了？” 这时卜秘书进来了。卜奎知道张书记从来不让为家属私事出车，张敬怀不发话，司机也不敢出车，对艾荣说：“这事交给我吧！” 他们出去了。卜奎个别给司机说了说，司机通情达理，悄悄把车子从后院开出，没有敢鸣喇叭。 党校一再来请张敬怀在第一期学习班的开学典礼上讲话，实在推辞不掉，他还是去讲了话。 张敬怀没有拿稿子，侃侃而谈：这几年，在各条战线上，我们都做了不少荒唐事，还不让大家说话。说大话、假话者，升官；说真话，实事求是者，挨整。 上上下下都有一股气。“七千人大会”，不是让大家“出气”吗？。我本着这个精神，也号召大家“出气”。中央对“出气”规定了五个“不”：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挖根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装档案袋），大家俗称不搞“五子登科”。我认为还要发展一下：无论谁发言，无论讲什么，也无论对错，不做纪录，不搞录音，即使说了错话，也不搞大批判，要人讲话，要让人把话讲完，也不要搞所谓批判性的“大辩论”，成了“十不”。这样有助于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早知如今，何必当初！如果当初，有这十个“不”，我们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就不会出现三年困难！…… 张敬怀的讲话，不断为掌声打断，大家真觉得民主的春天到来了。张敬怀自己讲完话，心里也觉得从来没有过的舒畅。 第四章 无情人终成眷属 夫人艾荣小病大养。常常不上班。但她总得找点事情消磨时间。现任警备区政委的夫人杨旭，在家养病，也需要有个说话的伴儿。杨旭和艾荣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是卫生队的战友，可是杨旭已经是某个医院的副政委了。艾荣和她有共同语言，可以和她发牢骚。这天，艾荣又去她家谈天。谈了一会儿，杨旭说：“我有一块心病，老是堵得难受。” “你有什么心病？”艾荣问。 “就是我那宝贝女儿闵青莲的婚姻。她都二十四岁了，还没有结婚。你知道，这孩子心性高，一般人还看不上。处了几个对像，都黄了。再过二三年，不结婚，可要’老‘在家里了。你说愁人不愁人！” 艾荣说：“现在都为儿女操心。” 杨旭问：“你周围有没有合适的对像，给介绍一个？” 艾荣想了想，一拍巴掌：“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们老头子，新调来一个秘书，名叫卜奎。二十三岁。论才华，论模样，论人品，真是没有挑的。我们家里，无论老爷子和我们娘俩，都离不开他了，好像是我们的儿子，和你们青莲是天生的一对！” “那我得拜托了。”杨旭说。 “咱俩，谁和谁呀。什么’拜托‘不’拜托‘的，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 “不知道人家相中相不中我们青莲？” “卜奎不就是一个秘书吗？青莲，警备区闵政委的女儿，他还要什么样子的！青莲还算’下嫁‘，他还是高攀呢。” “那我可等着好消息了。”杨旭说，又叮嘱“你得抓紧点呀！” “保证的，一说一个准！” 卜奎秘书越来越像张敬怀的儿子了。尽管张敬怀和夫人没有夫妻感情，说不了三句话就吵嘴，可是两个人喜欢卜奎是共同的。现在夫人要给卜奎操办婚事了。 此前，有人给卜奎物色了两个对像，一个是育才小学的音乐教员。一个是陆军总院的护士。因为卜奎目前不急于解决婚姻问题，根本没有和这这两个女孩子见面。这天晚上，吃过饭，夫人把卜奎留下，要和他谈谈终身大事。 张敬怀也进来了。三人坐定，泡上茶，首先是夫人说：“小卜，外边人都叫你’卜秘书‘，我还是叫你小卜。其实，你也不小了二十三岁了吧。” “虚岁二十三，我生日小，周岁二十二。”卜奎说。 夫人说：“你看看，都二十三岁了，你该考虑考虑婚姻大事了。” “不着忙。不着忙。”卜奎有些脸红地说。 “什么不着忙？我还等着抱孙子呢你别怪我倚老卖老，我当你的干妈，够资格吧？在兴早婚的农村，你早就做爸爸了。” 卜奎不语。 夫人继续说：“我给你介绍的这个对像，名叫闵青莲，她父亲是市警备区的政委，高干。家庭条件没有比的。人家青莲呢？工作积极，要求进步，刚十八岁就入党了。你也许认识，她在宣传部当打字员，听说很快要提秘书。我对她再没有那么知根知底了。如今谈对像，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我看很合适。” 卜奎还是不语。 夫人又说：“你不要觉得自己给老张当秘书，提拔的快，前途光明！要找个天仙。” “我没有那么想，家庭、地位、模样都不重要。”卜奎说。 夫人继续介绍着：“人家闵青莲，论人品，模样，没有说的。今年才二十三岁。”夫人把闵青莲减了一岁“俗话说，女大一岁，终身富贵；女大两岁，高官高位， 女大三，抱金砖。……“ 张敬怀看了夫人一眼，觉得她的话有些粗俗离谱。但他没有说话。和她争论什么问题，还不都是以吵架结束。况且这是卜奎的事，他不想多插嘴。 “您的好心我领了。”卜奎说。 “你这个首长有什么意见？不关心关心你的秘书呀？”夫人问丈夫。 张敬怀停了一刻略作思考，慢腾腾地一字一句的斟酌着：“找爱人这件事，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一定要慎之又慎。否则，后悔一辈子。如果论条件，按我的想法，且不可只看脸蛋漂亮。漂亮的人，不一定可爱；可爱的人不一定漂亮。有的女人，很漂亮，但性格不好，你和她一起生活，就很难得到幸福。……” 此时，张敬怀下意识地看了夫人一眼，夫人并没有注意。卜奎感到，夫人年轻时候是个大美人。皮肤白嫩得好像一指甲能掐出奶水来。如今虽然因病脸色显得惨白，又十分瘦弱，但当年的风韵犹存。 张敬怀继续说“我以为，在考虑对方条件时，一定要想想‘可变条件’和‘不变条件‘。” 张敬怀又思虑了一刻：“什么是’可变条件‘呢？比如，无论本人或对方的至爱亲朋，现在当官的，将来可能下台；现在是老百姓的，将来也可能当官。过去没有钱的，将来可以有；现在有钱的，也会变成穷光蛋。过去没有知识的，通过学习，可以变得有学问；过去有知识的，如果怠惰，也会落后。……这都是’可变条件‘。’不变条件‘是什么呢？’不变条件‘主要看一点，即本人的品质，性格。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本性就是品质和性格。一个开朗的性格，不会变得狭隘；一个内向的人，也很难变得开朗。一个自私的人，很难变得大公无私。一个热心肠的人，对同志，朋友，亲人，不会冷漠……我不是说，一点不能变，而是’难移‘难而已。” 卜奎认真听着，张敬怀继续说：“这’不变条件‘，主要考虑这个人是不是自私，是不是搞个人主义，是不是关心别人，是不是通情达理，在一起生活能不能达到和睦，和谐。” “要我说，”夫人插话：“这政治条件最重要。我说的闵青莲，政治条件最好。党员，要求进步，听组织的话，组织观念强。现在虽然是打字员，很快要提拔秘书科当副科长了。” 张敬怀又觉得夫人的话有些离谱，问：“你怎么知道？这是组织上的事。” “我怎么不能知道？不知道，我还不能打听！” “你打听这干什么？小卜是找爱人？是找科长？”张敬怀有些生气，一想此事不宜和她争论。说：“这事，让小卜自己拿主意吧。”又转身对卜奎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我们的意见，谁的意见，你都不要听，只能作参考。”说着走回自己的房间。 夫人又劝了半天，说：“你们可以先见见面，处一处嘛。就是买东西，不是也得看看货吗？行就行，你相不中她，或者她相不中你，各走各的路，拉倒。我只是叫你和她见见面，又不是向你要东西，你能损失什么呀？” 话说到这里，卜奎只得答应见见面。 过了几天，卜奎尊重了夫人的意见，安排和闵青莲见面。 艾荣补充说：“闵青莲和你都在省委工作，将来结了婚，解决房子问题容易。” 卜奎答应后，艾荣立即和杨旭通电话，报告了好消息。 他们第一次是在张敬怀家里见的面。见面前，已经对双方都挑明了，说是互相看看。谈得好，可以“处一处”，如果彼此都觉得不合适，就作罢。这天张敬怀不在家，是由艾荣从杨旭家里把闵青莲接来的。夫人对二人互相作了介绍，就回自己房间中去了，让两个青年谈吧。她希望两人能谈成功，方对得起杨旭这个朝鲜战场上的老战友的委托。 艾荣退出去后，两个青年人在和异性接近方面，都是个“雏儿”，显得很拘谨。 当夫人给二人介绍时，卜奎只是匆忙看了闵青莲一眼。这个女孩子身高有一米六的样子，身材适中，面容白净，如果把五官分割开来看，都说不上美丽：眼睛不大，眉毛也不浓，鼻梁也不高，嘴唇薄薄的，抿着。把这些搭配在一起，倒使人觉得很和谐，也可以说是一种质朴美。 从夫人走出去后，闵青莲再也没有抬头。卜奎觉得，今天只是见见面，她的工作表现，先进工作者，出身贫农，父亲是警备区政委，母亲是什么医院的领导之类，他都不在意。卜奎觉得，他没有可以问的问题，只等着对方先说话。 两人，一对沉默，闵青莲只是低头扭着手中一块手帕。 又是一段沉默。 “你家是什么成分？”闵青莲忽然冒出了这么一句。 卜奎走神了，好像没有听到“啊？”地抬起头。 “你家是什么成分？” 卜奎回答：“土改时划的是下中农……” “父亲母亲都在农村？” “嗯，父亲去世了。母亲没有工作，姐姐在县里一个厂子，当工人……” “艾荣阿姨……给我看了你写的一篇文章，我看你很有学问，你读的书很多？” “念到高一，家里供不起了，就参加了工作。” 经过这么几问，她好像放松些，不再那么拘谨了。 “你什么时候入党？” “前年……” “我是大前年……”这时她脸上微微露出自然的笑容。 整个谈话，都是她在问，好像她不是来谈恋爱，倒是在审干。这使卜奎觉得不太舒服。但一想，她要了解这些，也无可厚非。 第一次“会谈”，持续了有四五十分钟。卜奎忽然想起，张敬怀女儿胜美前天要他给买像皮泥，而且今天就要。他有了借口，忙说：“就谈到这里吧！我有件急事要做。” 闵青莲似乎有些意外，说：“我们科长给了我半天假呢……”好像还想谈下去。 “就谈到这里吧！” “下次什么时候见面？” “再说吧……”卜奎好像漫不经心。 闵青莲刚走出去，夫人进来问：“怎么样？” “还……还可以……”卜奎不知道如何回答。 “我觉得不是’还可以‘，而是百里挑一。”夫人说。 就在这个星期六，闵青莲没有和卜奎约会，没有等到下班，就提前来到了张敬怀家里。她已经没有第一次那么拘谨了，一见卜奎，很开朗主动地说：“我们出去走走吧！” 夫人也在旁边促进：“出去走走嘛。对面就是西山公园……” 卜奎只得跟着她走。刚出院儿，闵青莲说：“我忘了，要回办公室拿件东西……” “你去拿，我在这儿等着。” 闵青莲说：“咱们一起走。”说着要拉他的臂膀。 卜奎觉得在大门口拉拉扯扯地不好，便跟着她进了办公大楼。到底不知道她拿什么东西，走了几个办公室，也没有见她要拿的东西。每到一个办公室，她都向同志们介绍：“这是卜奎同志。”其实，用不着她介绍，在省委机关，谁不认识卜奎？在介绍卜奎时，总是笑咪咪的。好像是有意让卜奎作为她的朋友来“亮相”的，这使卜奎感到很不舒服。 到底她找到了她要拿的东西，好像是拿了一份文件。二人出了大楼，进了西山公园。闵青莲找了一个石凳，“坐，坐！”她主动地说。 卜奎顺从地坐下，有意拉开点距离。她直接了当地问：“你对我有意见吗？” 在当时，青年们谈恋爱，并不问：“你爱我吗？”常常用“你对我有意见吗”来代替。如果回答是“我对你没有意见”，就等于说是“我同意爱你。” 卜奎一怔：才见了一面，我们又不在一起工作，我对你能有什么意见？说：“没有，没有意见。” 闵青莲一笑：“我觉得，你对我也不会有意见。” 卜奎又一怔，原来她说的“意见”是同意和她继续“处一处”的意思。 卜奎不知道怎么回答。 闵青莲又说：“我给我爸爸妈妈说好了，今天请你到我们家里。他们要和你谈谈呢。” 卜奎这才反应过来：“不行，我还有事。” “我已经和家里说好了，你不去，我怎么向他们说呀！” 卜奎有些为难：“要我到你家里去，是一件大事，你应该先征求我的意见！” “这有什么呀！”她不以为然地说：“不就是串个门嘛，谁还不串门呀！我父亲是警备区政治委员，母亲也是处级干部，吃不了你的。走吧！” 卜奎又不想在公园和她拉拉扯扯，只好跟着她走。卜奎没有想到，他和闵青莲的“处一处”，居然在一起，怎么也扯不断，不能不“处”下去了。 那天，闵青莲把卜奎领到自己家里。她们家住的也是一座独立的小院。很显然，这是闵青莲有意让父母相看未来女婿的。但闵青莲向父母介绍卜奎时，只说卜奎是她的同志，她父母自然是明白的。作为警备区的政治委员，这位高级干部和卜奎谈话时，一派居高临下的样子。卜奎感到，这个首长，不如他为之服务的张书记那么平易近人。 他对卜奎问这问那的，问了许多，先是问卜奎的父亲，接着是问她母亲，好像“审干”似的，把卜奎的家庭出身，个人成分，学历和工作问了又问。卜奎如实一一回答。问的结果，好像是这位首长对他的印像还不错。卜奎早想告辞，可是没有机会说话，等这位首长嘱咐他要好好工作并要求进步更快等等，口气略一停顿。卜奎觉得再也耐烦不下去，忙说：“首长没有别的事，我就告辞了。”逃跑似的离开那里。闵青莲追着要送他，卜奎一面跑，一面回头说：“我还有急事，再见吧！” 从此，每隔三两天，闵青莲就约他见面，谈话，征求什么“对我的意见”。 卜奎想了好多次，觉得这个对像，无论她的思想、品格、性格、气质，他都不喜欢，实在不能再“处”下去了。他认真想过，给干部做鉴定，可以这么写：什么“工作一贯积极”呀，“能完成任务”呀，“要求进步靠近组织”呀，“善于团结同志”呀……从这些抽像的空话中，你很难看出一个“人”来。空话写一大篇，远不如举一件小事，能说明一个人的思想品格。而真正能表现一个“人”的真实的，却又常常是文字表达不出来的。像他对闵青莲的印像，就没办法说得出来。 能说得出来的（如工作积极，要求进步等等）并不都真实；说不出来的却是真实的。唉，我该怎么办呢？ 可是，闵青莲却对他却格外“积极”，经常去找他，在省委大食堂吃饭，只要她见到卜奎去了，总是买两个人的份，而且在一起吃。见了生人，就主动向人介绍卜奎。她要给人们一种印像：他们的爱情关系已经板上钉钉了。有好多次，闹得卜奎不得不找个借口躲开她。 卜奎感到不能再“处”下去，必须和她谈一谈了。 有一天，卜奎约她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说了几句闲话后，卜奎说：“青莲同志，我想，我们应该认真谈一次。” “是的。”闵青莲说“我对你也有点意见，最近你怎么老是躲着我呀！” 卜奎说：“我们处了这么几个月，我觉得不能再处下去了。” 闵青莲一惊：“为什么？” “我们……不合适。” “什么地方不适合？”说着眼泪立即流了下来。 卜奎耐心给她解释：“你是一个好同志，可是，我们不合适……” “我好几次问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你，你都说’没有意见‘呀……”说着饮泣起来。 “没有意见，不等于就可以谈恋爱，我什么时候都会说，你是一个好同志，我今天这么说，以后还会说你是好同志，可是好同志，不等于可以结为夫妻呀！” 青莲悄声哭了一阵，说：“现在，谁不知道我和你处了对像呢？我丢不起这个人，你叫我怎么见人呀！” 卜奎安慰着她：“这有什么？处对像，和办其他事情一样，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哪！” 闵青莲停了一刻，忽然说：“不对，肯定有人从中破坏，你又有对像了。” 卜奎一惊，接着笑了：“这怎么可能呢？没有，绝对没有。” “有，有，绝对有！”说着一面哭一面往回跑。卜奎想叫住她，再解释几句，可是她怎么也不肯回头。 这天晚上，闵青莲回到家里，先是躺在床上什么也不说，妈妈发现她的情绪不对，一问她，她就哭个不停。 “你到底怎么了，孩子？” 青莲又哭了一会儿，才说：“他，卜奎不和我好了……” “嗯？他为什么不和你好了？你不是对我说过，你征求过他的’意见‘，他答应你，没有’意见‘吗？现在怎么又有’意见‘了？” 女儿继续哭着：“我问他……他还说，说，我是好同志……可是，他说，不和我’处‘了……” “他是什么东西！说和人家’处‘，’处‘了一段，又不’处‘了，出尔反尔的。难道我们家的女儿是那么’好玩儿‘的吗！”母亲的声音很大，简直是在吼叫。 政委父亲走进来：“吵吵什么？吵吵什么？” 女儿不语，妈妈大声说：“你的宝贝女儿被那小子给’甩‘了！” 父亲停了一刻，问：“你们的感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女儿还是不语。 父亲又问：“是不是他和你发生了……？” 女儿不回答。 政委也吼起来：“哼！我们的女儿是好’玩‘的吗？”说着拿起了电话，一下拔到张敬怀家里：“喂！你是张敬怀……老张吗，你那个小秘书，怎么回事？和我们青莲’谈‘得好好的，怎么说甩，就把青莲甩了？” 好像在电话中他又问了点什么，张书记回答了，他对着电话说：“你得管，他是你的秘书，你得为他的行为负责！……什么你不’干涉‘？你得干涉，这不是一般问题，这是品德问题！哪有’玩‘了人家，说’甩‘就’甩‘的道理！我女儿又不是一块手帕，擦擦鼻涕就丢！……” 两位首长在电话中又呛呛了半天，这位政委说：“你得管，你们省委机关党委得管，他不回头就给他处分！”把电话摔在桌上出去了。 次日，闵青莲报告了组织，首先是宣传部长找卜奎谈话。 “卜奎同志，你和闵青莲同志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忽然要和她断绝关系？” “我们处了这一段，觉得不合适。” “什么不合适？有什么地方不合适？你对她有什么意见？” “我……”卜奎语塞了“我说不出对她有什么意见……” “你说不出有什么意见，就是没有意见。……是不是有人在中间插’杠子‘了？” 卜奎笑了：“没有，没有。我向组织保证！” “你可不能’朝秦暮楚‘呀。那是很，很不好，很错误的！” “不能。我以党性保证。” “你们处了这么长的时间，青莲说你们快结婚，她家都布置结婚房子了。这么突然要断关系，群众影响很不好呢。你再想一想，这是严肃的婚姻大事，岂同儿戏！” 接着是机关党委书记找卜奎谈话，说得更严重：“在机关，谁不知道你和闵青莲同志谈恋爱？闵青莲同志早就说，要操办结婚了。你突然宣布结束关系，这不仅是为无产阶级道德所不允许，也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闵青莲同志和我谈时，眼睛都哭肿了。你们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你很受组织器重，也是很有前途的年轻干部，可不能玩弄女性呀！那是很危险的！” 卜奎为谈话所震动了，觉得这件事情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 机关党委书记又说：“你回去考虑考虑，我觉得，不能这么了结。就谈到这里吧！”又嘱咐说：“你要认真，严肃！” 卜奎暂时觉得和他再没有可说的了，只好告辞出来。 张敬怀夫人艾荣是介绍人，她是对自己的战友杨旭打了保票的，她怎么也想不出来卜奎变卦的原因，无论从地位，家庭，人品，她都想不出卜奎要断绝关系的理由。她认真和卜奎谈了半天。 “怎么回事，小卜？前天青莲和我谈，哭得像泪人似的。她早就和我说过，你们不是都计划结婚了吗？” “没有的事。”卜奎说“那是她一个人的想法。” “那……怎么你突然要中断关系？” “我们处了这一段，觉得不合适……” “什么地方不合适，你总得有个说法呀！” 卜奎想了想，也实在想不出来，说：“谈恋爱的事，我还是头一次。我也说不出来怎么不合适。也许是性格吧？” “一对共产党员，都为共产主义奋斗，性格会有什么不合适？有什么事不可以拿到桌面上说的？” “艾阿姨，”卜奎第一次叫艾荣为“阿姨”，“有关性格，气质方面的事，是说不出来的。” …… 艾荣和卜奎谈了很久，觉得她没有能“既挽狂澜”。 此后一个星期之内，青莲有五六次约卜奎见面，卜奎就是一个“不见”。他想，闵青莲确实爱他，但他觉得这个女孩子不可爱。他想用“不见”的办法拖下去，他认为时间久了，也许她慢慢就淡忘了。 可是卜奎这“不见”的策略，没有奏效。一件使他震惊的事发生了。 那天，他正在浏览上面发来的文件，突然机关党委打来电话，说是闵青莲割动脉血管自杀了，正在医院抢救。 卜奎的心狂跳了半天，觉得自己惹下了天塌大祸。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他不得不到医院去探望了。 闵青莲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有气无力，见了卜奎，拉着他的手大哭。 “青莲，你，你怎么了？”一脸抱愧神情。 “我不能没有你呀！没有你我还活着干什么呀！”又是大哭。 在旁边的政委父亲对他恶狠狠地说：“你这个小伙儿，怎么回事？我姑娘是个茶杯呀？喝口水就摔碎！你得用党性保证，向我讲真话！” “不是，政委，不是那样的……” “不是那样的，是怎样的？”政委吼着“你走吧。我女儿有个好歹，这事不算完！” 可是女儿不让他走：“卜……卜！我是真的爱你呀。” 在这种情况下，卜奎是无法离开的，说：“青莲，我，我，我实在不知道，对你说什么好……” 青莲紧紧拉着卜奎的手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真的爱你！我一生都忠实于你，行不行？我可以做一个家庭主妇，伺候你。给你做饭，洗衣服。让你在外面好好工作，安心工作。争取事业成就，前途光明。我早就想，我们结婚之后，把你母亲接来，我要做一个贤良媳妇儿，你有什么不满意的，我都可以改正……” “去吧，好好想一想。”青莲的母亲说。 卜奎本来不想为自己的婚事麻烦张书记，可是闵青莲为他自杀的事，是不能也不可能瞒住这位直接领导的。那天卜奎从医院回来，就到了张敬怀的客厅。夫人艾荣也跟着进来了。 卜奎向张敬怀如实地汇报了事情的经过，至于他对闵青莲到底有什么“意见”，他和闵青莲什么地方“不合适”，他仍然不能向张敬怀说明白。 艾荣说：“怎么不合适，我看很合适呀！真是天设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只凭人家对那一片痴情，就十分难得。” 张敬怀沉思良久，缓缓地说：“这事……我也难提出什么意见。婚姻大事，要十分慎重是对的。不然，一错铸成终生恨。……反正，可不要造成一个悲剧呀！” “你好自为之吧！”停了一刻，张敬怀又面无表情地说。 看来，张敬怀是理解卜奎的。 见张敬怀不再说什么，卜奎只好告退。 这天晚上，卜奎半夜也没有睡，他想了很多：闵青莲对他的一片痴情，确实少有。母亲有这么一个贤良媳妇，实在难得。如今，有几个家庭是十分美满的呀！天底下哪有十全十美的家庭？连张书记的家庭也不美满呀！只要青莲一生忠实于自己，做一个贤妻良母和好媳妇，也就够了。母亲身体不好，早就来信，要他快些结婚。如果她老人家看不见小孙孙，死也不能瞑目。自己对所谓的爱情，不能太理想化了…… 这样，卜奎就下了决心，虽然有些不得已，但古往今来，在各种情况、形势、原因的作用下，有几个人能躲过这“不得已”三字呢？可是，这顺从了“不得已”的事，却为以后酿成大悲剧，埋下了伏线。 次日，他提着一包水果、点心，到医院去看望闵青莲了。青莲仍然躺在病床上，看样子身体好多了。 “你好些了吗？”卜奎怜惜地问。 闵青莲见卜奎的面容，肯定是回心转意了，勉强地苦笑着，说：“只要你不变心，我……会好的。” 卜奎打开点心包，拿出一块递给她。她张开口，让卜奎往她嘴里放。卜奎只好顺从地给她放在口中，她苦涩地笑了。 闵青莲很快出院了。她对卜奎说：“我们还像过去一样，以前的事，我全都忘了。就当它根本没有发生过，你说好吗？” 他点了点头。 又过了不到一个月，他们结婚登记了。结婚所需的一切，都是闵青莲和她父母操办的。卜奎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办成个啥样，他都没有意见。老岳母，只心痛女儿，只要女儿高兴，什么都能够满足她。 卜奎呢？别的他都可以忍受。只是那位政委岳父，一直记着他女儿为卜奎自杀的事，连个好脸也不给他。 省委在后院宿舍，给卜奎腾出两间房子，算是破例照顾。举行结婚典礼那天，在至爱亲朋中，张敬怀不愿为他预料中的悲剧捧场，没有去祝贺。张敬怀虽然没有出席典礼，送的礼物最贵重：一条双人床单。这条双人床单，是张敬怀在开某次会议时，在一个军队宾馆买的免票高价商品，当时要十尺布票才能买到呢。 那时举行婚礼，不像现在这样大操大办。青莲一家，卜奎在省委秘书圈子里的朋友，只坐了两桌。作为介绍人的艾荣带着胜美参加了。还有省委办公厅的几个同志。 举行婚礼时，夫人带着女儿胜美参加。胜美问妈妈：“今天来这么多叔叔阿姨干什么呀？ 妈妈说：“你卜叔叔和闵阿姨结婚。” “他们为什么结婚呀？” “不许乱问！” 胜美便问别的叔叔：“他们为什么结婚呀！” 那位叔叔大笑：“你长大就知道了！” “不！我现在就要知道！” “为了生个娃娃。” “不结婚就不能生娃娃呀！” “不结婚就不能生娃娃！” “我才不结婚呢，一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住一起，多别扭扭呀！” 参加婚礼的叔叔阿姨们无不哈哈大笑。 所谓的“典礼”，也很简单。由办公厅单主任作主持人，又给发了二斤葵花籽，三斤花生，五斤苹果。有的同志送了一个暖壶，有的送只塑料洗脸盆，还有的同志送了一二斤肉票或鸡蛋票。把这些东西送到食堂，做了七八个菜。 单主任致词后，又有介绍人艾荣，老岳母讲话。当时都是讲些勉励性、政治性语言，不足为记。 之后，卜奎秘书圈里的朋友们，小闹了一通：无非是让新郎新娘站在凳子上，一起啃吊着的苹果，或者谈谈恋爱经过等等。但是，卜奎给老岳父敬酒时，出了个事故：可能是卜奎心情紧张，也可能踩上了块苹果皮，当他走到老岳丈面前时，突然滑倒了。玻璃杯被摔碎，卜奎的手又按在碎玻璃楂上，站起来一看，手出血了。还是艾荣有办法：“红红红，喜喜喜！大吉大利！”忙把卜奎流血的手，让青莲握着“从此你们的感情，就像血肉一样，连在一起了！”才把一场事故冲淡。 席散客走，一对新人入洞房，又让卜奎大吃一惊。 二人进了洞房，青莲笑嘻嘻地说：“我累了，咱们早点睡吧。”同时揭开半面被子，露出双人新枕头，新枕巾。卜奎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枕头上放了一把明晃晃的斧头和一把树枝。 “这是怎么的了？”卜奎的话语有点颤抖。 青莲说：“我妈妈说，她们家乡的风俗，新婚在枕头上放把斧子，’斧‘’福‘同音，以后我们会有福。这树枝呢？是柴火，’柴‘’财‘同音，以后会发财呢……” 卜奎没有想到，这个经过血和火考验的老革命，居然还那么迷信！他感到浓烈的悲哀。 整个婚礼进行时，卜奎都一直都在朦朦胧胧之中，好像做梦似的。他一直在问自己，难道是我在结婚，是我在办终身大事吗？尽管同志们向他们祝贺时，他也强装笑脸，但整个“过程”，他都觉得自己在演戏，他要演好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他老是想：“快完吧，快完吧！” 过了很长时间，卜奎才从那把明晃晃的斧头上，镇定下来。但是什么兴致也没有了。 卜奎坐在那里，只是不说话。闵青莲催他：“都累了好多天了。快睡吧！快睡吧！” 卜奎躺下了。青莲紧紧抱着他，可是无论怎么亲他，也不能燃烧起他的热情。 闵青莲问：“你有病呀？” 卜奎说：“我有病，我有病。” 青莲便哭起来。 第五章 张敬怀在炼狱中 作为一位分管文教的省委副书记，当一切工作走上正常轨道之后，就能挤出些时间读书了。这真是过去没有过的高级享受。 从政治层面来说，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经过“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各条战线都上了轨道，他的工作也觉得更加顺手。 可是他要写的总结中国革命历史反左经验的文章，断断续续，总是完不成。后来，眼见建国后的“左倾”现像，逐渐得到克服，也就不想再写。文章的草稿，压在箱底下。他原来估计，经过“三年困难”，党和国家受到那么大的损失，全党都觉悟到了它的危害，起码二十年内不会重复。可是刚刚过了三年平静生活，一场更大的风暴又要到来了。这场风暴的序幕，是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的。 一九六五年十月中旬的一天，卜秘书拿着一罗文件来见张敬怀。那些文件像往常一样，都分了类，每份文件前面，都贴有“内容提要”。有些不太重要又需要张敬怀批示的文件，卜奎都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写好了批示内容要点，供张敬怀参考。卜奎把文件放在张敬怀的办公桌上，从一叠报纸中，抽出一份，说：“这是本月十号上海文汇报发表的一篇长文，题目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张书记不妨看一看，我看这篇文章很不简单。” 张敬怀接过报纸，大略浏览了一下内容，抬头问卜奎：“你讲讲，这’很不简单‘在什么地方？” 卜奎想了想说：“我不理解的是：按照党规、党法和一贯政策，像批判吴晗这样一个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界权威，知识界名流，中央对这类批判，事前应该有文件通知，和各省市打个招呼。一九六一年以来，又强调贯彻’文艺八条‘，此时发表这样的文章，很不寻常。如果是中央精神，都是人民日报先发表，可是这篇文件这么违反常规，突如其来地由文汇报发表，很费解。” 张敬怀又浏览了一遍，问：“这个姚文元是干什么的？” 卜奎答：“原来是上海一个青年团干部，后来搞文艺评论。我以前看过他几篇文章……不怎么的。省报总编打电话来，说这篇文章很重要，要我请示张书记，问我们省报是不是转载？” “让我看一看再说。”又说“你坐下。” 卜奎坐在张敬怀旁边的沙发上。 “我记得，”张敬怀回忆着“一九五九年，传达中央上海会议精神时，毛主席有一段讲话，大意是说：现在和他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他说，海瑞虽然批评嘉靖皇帝，可是他对皇帝是忠心耿耿的，嘉靖死的时候，海瑞哭得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他号召学习海瑞。于是全国文艺界响应号召，写《海瑞罢官》的，《海瑞上疏》的，《海瑞骂皇帝》的，《海瑞背纤》的戏剧、文章兴旺一时。没有毛主席号召，谁能刮起这股”海瑞风“？因此，我找来明史一查看，果然有这么一段内容……” 卜奎说：“如果毛主席有这个讲话，肯定省委还存有文件，我去找一找。” “好吧。”张敬怀说。 卜奎退出。张敬怀坐在沙发上又细看起来。卜奎已经在该文中，凡是重要的论点，都用红园珠笔，圈圈点点地画了好多记号。张敬怀读了两遍。又把卜奎叫来，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又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像你说的，按正常情况，点名批判这么一个人物，中央事前是应该有通知的。最近没有收到这类文件吗？” 卜奎说：“没有。最近几天，我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一级报纸，都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既然中央各报都没有转载，说明中央不知道这事。我看是那些个别文人，为了自己出名，要打倒别人的越轨行为。……刚刚过了几天平安日子，有人又要兴风作浪了。” “不过……”卜奎还是犹豫着“我看此文还是有点来头的。上海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没有来头，上海市委和文汇报能那么无组织，无纪律？” “上海的事，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咱们省报不是问：我们是不是转载吗？你答复报社，没有中央的通知，我们不转载。” 过了几天，卜奎又拿来几份外省的报纸，向张敬怀汇报：“我浏览了各省的报纸，有六个省的省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省报总编又来电话请示，说是希望转载，不然……我们会被动。” 张敬怀思虑良久，说：“再等几天，看看中央是什么态度。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中央办公厅。” 下午，卜奎回答说：“我打了电话，中央办公厅说，他们也不知道此事。” “那就是说，这件事是某些个人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我们不要转载。”张敬怀说。 又过了十多天，转载“姚文”的省报多了起来。省报总编又来电话催问，是不是转载“姚文”。张敬怀指示卜奎：“你答复报社，如果我们转载时，要加一个’按语‘，说明是作为学术问题让大家讨论争鸣的。按语中，报社自己不要表什么态。你先替报纸起草一个按语，我看一看再发。” 本省一直到四十多天之后，才转载了“姚文”。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揭发出来，成了张敬怀“阻碍中央声音”，“保护大毒草”的第一条罪状。 到了第二年五月，中央发表了“五一六通知”，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发表了揭发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同时说这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全国开始大乱了。 从六月中旬，根据上边通知，全国各大学、中学、中专已经停课“闹革命”，千百万学生已经在全国“大串连”了。 张敬怀住的院子，离大街虽然隔着一条胡同，但大街上的高音喇叭声，震天的口号声，仍然听得清清楚楚。 这时，人们叫做“革命小将”的孩子们，开着穿梭般的大汽车，对着麦克高喊： “革命的同志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的已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我们必须识破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揭开他们的画皮，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否则，他们就要变天，就要千万人头落地！” “坚决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 “坚决揪出省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在大街小巷，还有另一番“景观”，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精神的鼓动下，过去信过“一贯道”的，在旧社会当过兵的，唱过旧戏的演员，成分“高”的所谓“地富分子”，“生活作风”不正，或真或假的所谓“破鞋”，像项练似的挂着一拖到地的一圈鞋子，成群结队游行。载着“红卫兵”袖标的孩子们，让他们敲着铜锣“自报家门”：“我叫XXX，是个反革命，我罪大恶极……我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接着是自己敲响的锣声：“当，当，当！” 不久，省委大院门前一百多米长的墙壁上，便贴出来一张大字报：“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大字报开列现届省委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十大罪状”。围观大字报的群众，万头攒动。有一批红卫兵要冲进省委大院，饬令省委领导和他们对话。可是，他们被警卫挡在大门口，双方相持着。红卫兵们在院外唱着语录歌：“马列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接着又高喊：“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这几天，虽然省委书记杨同理主持开过几次会，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是“各地党委对于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杨书记说，自己也是属于这三个’很不‘的人。他也说不清，这文化大革命应该怎么搞。他要大家发表意见。但张敬怀却闷着头，什么也不说，只是叹气。难道刚过了几天好日子，又要瞎折腾吗？ 省委开会的内容，张敬怀不能告诉卜奎，卜奎也不便多问。 有一天，省委门前又贴出一份有十多张纸的大字报，题目是“坚决揪出彭德怀反党集团漏网分子张敬怀！” 卜奎下班时，把此事告诉了张敬怀。张敬怀半天没有言语。过了片刻，说：“你去把这张大字报给抄下来，我看一看。” 卜奎奉命到省委门前，在拥拥挤挤中，出了满身大汗，才把这张大字报全文抄回来。同时，把揭发省委那张大字报也抄了回来，一起交给张敬怀。张敬怀看了看，无力的放在桌子上。半天才问：“这大字报是谁写的呢？看来是很了解些内部情况的人呀。” 卜奎回答：“肯定是了解内情的人写的，署名是’群言堂‘。我们几个秘书在一起悄悄议论过，大家怀疑，可能是办公厅秘书处刘吉有秘书写的。” 张敬怀寻思半天，原来是刘吉有！前年他刚调来省委时，有人向他推荐过刘吉有，刘也极力表示愿意给他当秘书，幸亏他没有同意，这是个可怕的人物。 关于揭发张敬怀的那张大字报的内容，除了庐山会议之后军区批判他的材料，还有他阻止省报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一事，说这是封锁毛主席声音。后来转载时加的“按语”也是“以学术问题为名，掩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的真面目。” 外面不管怎么闹腾，省委的正常工作总得进行呀！就是为了贯彻“五一六通知”精神，省委也得开会呀！ 次日，办公厅通知：省委要开全委会，讨论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考虑到门前的红卫兵们把大院围得水泄不通，会议地址改在西陵宾馆召开。 会议决定上午十点开。张敬怀的车子刚刚开到半路，有一辆车子拦在他们前面，一个秘书匆匆忙忙下了车，小声告诉张敬怀：“红卫兵们听到了省委要开会的消息，已经把西陵宾馆包围了，一部分人冲进了宾馆，把好几位领导同志抓走了。现在临时决定，会议地点改在近郊的顺阳市一号院开。” 司机立即掉转车子向顺阳市开去。 顺阳离省会城市只有四十公里。车子在十一时，开到该市的一号院。 省委领导们刚刚坐下，惊魂未定，杨同理书记就匆忙宣布开会，说：“同志们！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打电话给中央，问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搞法，上面的答复是：不是有’五一六‘通知吗？你们按’五一六‘通知精神办就是了。我仍然摸不着头脑。学生们要揪人，要抓’走资派‘，你们总是不断请示省委怎么办？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刚说到这里，一个秘书气喘嘘嘘地跑进来，说：“有情况！海天市的红卫兵，坐了十几辆大车，已经往顺阳市开过来了！估计二十分钟就到，他们肯定要冲击会场抓人。看来在这里开会也不安全！” 杨同理书记愣了五六分钟，其他省委委员都没有说话。 又过了片刻，又一个秘书跑来告急，说是学生们的汽车已经向这里开来了。 杨同理书记又迟疑了片刻说：“同志们，在我们四十三名委员中，有十七名同志已经被抓走了。现在即使开会，也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数。……” 他又停了一刻，显然心情很激动：“同志们，你们和我都是老共产党员，有的在战场上九死一生，有的做过地下工作。我实在是没有主意了。咱们散会，按照党性原则，人自为战吧！”说着潸然泪下。 “散会吧！” 这时红卫兵们已经把一号楼包围，喊起了震天的口号。 张敬怀和卜奎是从后门溜出去的。卜奎对张敬怀说：“看情况我们是不能回家了。到什么地方暂时躲一躲呢？” 张敬怀坐上汽车，用一只手捂着胀得发痛的脑袋，没有回答。 不多时，汽车开进海天市区，大街上的游行队伍。一群群，一队队，孩子们打着大字标语，敲着锣鼓，喊着口号，举着红旗，像洪流一般。 他们第一个看见的是迎面一群小将，五花大绑地游斗一个人。那人载着三尺多高的白帽子，像是阴曹地府的“无常”。标语上写着打了红X的大字。“打倒反动分子吴光！”“吴光鼓吹’海瑞精神‘罪该万死！”后边还跟着被游斗的演员。 吴光是本省著名的京戏导演，前年在全国刮“海瑞风”的时候，他导演的《海瑞罢官》，影响很大。在排练这个戏之前，文化局曾经请示过张敬怀。那时他也觉得，鼓励大家敢于对各项工作提批评，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犯颜直谏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既然毛主席提倡学海瑞，那么是没有错的。他批准了演出计划。此时张敬怀想：吴光只是一个导演，他按剧本导演而已。要说错误，首先是领导的错误，导演和演员们还轮得着挨斗？ 进入市区后，迎面游行的队伍更多了，像赶集似的，连交通都被堵塞了。 “打倒刘少奇！” “坚决揭露刘少奇走资派的反动嘴脸！” “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群众决没有好下场！” 张敬怀一惊：“怎么？刘少奇是合法的国家主席，是党的二把手，要打倒刘少奇的是什么人？不是反革命是什么？”但是看那些汗流满面的天真、单纯、热情的脸，你怎么也不相信他们会是反革命！是什么人策动他们的？ 又一支游行队伍过来了，被游斗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他们高喊着：“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万岁！万万岁！” 张敬怀内心又是一个震撼……难道是……毛主席是一贯正确的，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怀疑毛主席！张敬怀内心出现一阵扭心的负罪感。 再往前走，他们被挡在两队游行队伍之间，汽车无法前进一步。有几个载着“红卫兵”袖标的孩子，好奇的隔着玻璃窗，向车内探望，互相商量：“是什么人呀！是不是走资派？”“把他们扣住吧！”“兴许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呢？” 卜奎摇下玻璃窗，说：“让一让，让一让，军区首长有紧要任务，耽误了军事任务，谁负责任！” 两只游行队伍让开一条小道，汽车赶紧开了过去。 卜奎陪张敬怀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小保姆给张敬怀叙说了一几件惊人的事件：说是她到街上去买菜，见各个学校已经开始斗他们的校长和老师了，逼迫他们承认执行了什么“反动路线”。有一个校长不肯承认，被打得头破血流。外地的学生们，已经到本市串连，他们冲进学校，把一个据说是在旧社会当过编辑的教师给活活打死了。 夫人艾荣也唉声叹气，讲了社会上的一些混乱消息之后说：“连我也挨了几张大字报！”说着掏出一张抄件，扔给张敬怀：“看看吧，他们真会诬蔑人！” 张敬怀拿过来看了看，说艾荣是资产阶级的阔太太，小病大养，架子很大，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等等。 “你等着吧，我看难过的日子还在后边呢！” 胜美回来了，说：“我幼儿园的孩子们斗阿姨。真该！她管我们管得严，连谁吃饭时掉一粒饭粒，她都批评我们，她是个大坏蛋！我们斗得她直哭，比我们小朋友哭得都厉害，真好玩！” “不许斗阿姨。”爸爸妈妈齐说。 吃过晚饭，先是卜奎建议：因为省委被红卫兵冲瘫痪了，看来在家里呆着也有危险。张书记是不是先到军区，到那里看看郑政委，问问情况，也许他知道的情况多一些，有办法。……说不定什么时候红卫兵们就到我们家来抓人的。“ 这个建议正合张敬怀的心意。他也想找郑政委谈谈，这文化大革命怎么能这样搞呀！也许这位老战友能够知道上边的精神，给他出点主意。 “好吧！”张敬怀说。 卜奎又建议，脱下便衣，换上军装。现在红卫兵们还不敢抓军队的干部。张敬怀不仅不接受，还有些发火，说：“怕什么，有什么必要弄虚作假！” 司机把车子开出来，不多时，卜奎陪张敬怀到了军区。在收发室给郑政委通了电话，郑政委马上接见了他们。 对于这位郑政委，张敬怀一直怀着感激之情，他虽然主持了对自己的批判，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批判他，可能也没有别的办法。他之所以没有载帽子，没有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郑政委起了很大作用。 见了这位同志和战友，还没有落座，张敬怀就问：“老郑，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搞的？上边有什么精神？” 郑政委说：“你问我，我问谁呀！我们几次给中央军委打电话请示，连几个军委副主席都说不晓得！要我们按’五一六‘通知精神处理。” “哪有这么搞革命的。不要说在反右派运动中，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把这些冲击党政的机关的人，定他个反革命也不冤枉！” 正在此时，张敬怀夫人从家里打来电话，说是一群红卫兵来抄家，拿走了不少文件。你暂时不要回家了。 张敬怀放下电话，半天没有言语。郑政委又说：“刚才步兵学校来电话，说是该校的学生们也造反了，斗他们的校长和政委，还要到军区抓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唉！革命了大半辈子，倒成了’反革命‘！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 郑政委说：“我看你不如先躲一躲。现在真是到了无法无天的世界。我们不是常常读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搞什么运动不得有个政策？我想，过一段，中央会下文件的，形势也会明朗起来。” 张敬怀不语。 郑政委想了想，又说：“我看，你先到万山雷达站去躲几天，雷达站是军事要地，他们是不敢去冲的。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 两个小时后，由卜奎陪着张敬怀到了雷达站山下。他们让汽车开回家，步行爬了半个多小时的盘环山道，到了雷达站。因为事前他们接到了郑政委的电话，这个站的站长，早在门口等着，并热情的接待了他们，立即安排好食宿。不多时，一个管理员便端上了一桌热热乎乎的饭菜。 张敬怀百思不得一解：一个堂堂的老革命，大将军，怎么搞到这步天地，躲躲藏藏的呀！ 对于两人的到来，雷达站那个管理员感到好奇和神秘：这是军事要地，在正常情况下，除了部队首长视察，任何人不得进雷达站的，怎么来了这么两个穿便衣的客人？看样子，那个年长的是位领导，官还不会小。那个年轻的肯定是他的秘书。但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饭后，他借着端盘碗的机会，问：“首长贵姓呀！” 卜奎把他推出门外，严肃地回答：“不该问的，你就不要问。” 管理员说：“我们这个地方，是军事要地。现在阶级斗争复杂，……” 卜奎又顶他：“我们是你们军区首长的客人，我们来干什么，和你不相干！” 次日一早，张敬怀在山间小道漫步。阳光洒在山峦上，一片翠绿，加上啾啾鸟鸣，使人感到：这里好安静呀！这里虽然离市区只有数公里，真是两个世界。 蓝天，白云，人们在一片天下，怎么那么互不理解呢？这是世外桃园吗？ 张敬怀整天都在山坡上低着头走来走去，想着，想着，怎么也想不出一个头绪。 那天傍晚，太阳已经落山。天已经很热了。张敬怀在一片平坦的场地的大树下乘凉，想着，总是这么躲着也不是长久之策，我该怎么办呢？这“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么“革”下去吗？ 只听山下传来一阵喊叫声。这声音愈来愈近。秘书卜奎气喘吁吁地跑来，说：“张书记，你快躲一躲吧。有一帮红卫兵上山了，他们要揪人！” 张敬怀有些发火儿：“怕什么？难道我们是逃犯！”说完站起身子，一动不动。 卜奎不由分说，拉着张敬怀推进他们住的房子。随即又到有卫兵守卫的大门看个究竟。 一群三四百个十八九岁的红卫兵冲上山来。那个曾经打听他们身份的管理员，笑嘻嘻地迎上去，喊着：“欢迎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行动！” 那个管理员不知道从哪里得知，来人就是红卫兵小将们饬令“通揖”的省委内的“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于是，他把消息透露出去，有几百名红卫兵冲上山来了。 可是，红卫兵们在雷达站大门口被卫兵挡住了。卫兵高喊着：“这是军事要地，不准进来！” 红卫兵们高喊着：“你们这里藏着走资派！” 这时，满脸大胡子的雷达站站长站在大门口，严厉地向他们说：“我们这里是军事要地，没有什么’走资派‘，你们冲击军事机关，要犯大错误的！” 红卫兵们说：“不准把雷达站变成走资派的避难所！”接着唱起语录歌：“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大胡子站长又喊：“我们这里没有你们说的走资派。” “怎么没有？是你们站里的人告诉我们的，省里一个大走资派就藏在你们这里！” “你们误会了，是军区检查组的首长！来我们这里视察工作，没有军区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 红卫兵们又唱语录歌：“马列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接着又大喊：“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这时一个孩子高喊：“革命的同志们，冲啊！冲啊！他们不敢开枪的！冲啊！” 于是红卫兵们把卫兵推开，一部分孩子们冲进来了。他们正要在各屋搜查，张敬怀威严地站在他们面前，说：“你们要找张敬怀吗？我就是！……” 红卫兵们一愣，接着说：“我们要对你这个彭德怀集团的漏网分子采取革命行动！” “你们小娃娃，知道什么叫革命？你们知道长征吗？知道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吗？”张敬怀严厉地问他们这些孩子。 “我们不听你讲，你是老反革命！你跟我们走，向革命群众交待你的反革命罪行！”几个孩子不容分说，上来扭住张敬怀的胳膊。大胡子站长和几个卫兵怎么也拦不住。孩子们拥拥簇簇地把张敬怀给带走了。 原来卜奎去值班室给军区郑政委打电话，希望他下令制止。可是怎么也找不到郑政委，等他回来时，张敬怀已经被带下山去了。卜奎觉得他没有尽到保护领导安全的责任，流着泪和站长商量。站长也没有办法，说：“现在红卫兵都疯了，根本无法和他们讲理。” 卜奎又把电话打到张敬怀家里，电话铃响了半天，没有人接。卜奎连着打了半个小时，才有人接，是张敬怀家里的炊事员，他说：“今天来了一帮红卫兵，把张书记的家抄了，拿走不少文件。夫人艾荣也给抓走了，只剩下胜美，小孩子只会哭。你告诉张书记，千万别回来呀！” 卜奎没有把张敬怀在雷达站被抓的事告诉炊事员，他决定赶紧回海天市，看看情况再决定怎么办。 那天卜奎乘公共汽车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一直和他格格不入的妻子闵青莲一见面，就慌慌张张地问：“你上哪里去了？这么几天不回家？不回家，也打个电话呀！” 他们结婚之后，闵青莲对卜奎真是千般关心，万般温柔。可是卜奎像是铁铸的，石刻的，怎么也暖不热。每次他回到家里，青莲总是温柔地问：“你饿了吧！” “不饿。” 青莲把饭端上桌，卜奎懒洋洋地一句也不言语，像吃苦药似的慢慢下咽。青莲问：“咸了？淡了？” “可以。” 饭后，卜奎总是整理从张书记那里带回来的文件，一弄就是半夜。青莲催他：“睡吧，你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呀！” “不累。” 青莲走到他身后，用双手环抱着他的脖子，轻轻地亲他，卜奎这时就严肃地说：“别闹！” “闹”？夫妻之间“别闹”？青莲便哭着自己去睡。 这次他陪张敬怀到雷达站“避难”的经历，要是亲爱的夫妻，他有多少话可讲呀！可是他什么也不愿和她说。 “你到底去哪儿啦？” “和张书记出去了几天……。” “你还跟他呀！他是彭德怀集团反党分子，你还跟他！你站在什么人的立场去了？” “不许你诬蔑张书记！”卜奎以大声吼她。 “我告诉你吧！”青莲说“你的首长家被抄了。抄出来不少反动文件……” “什么’反动文件‘！张书记家里哪有什么’反动文件‘！” 每当他一发火儿，青莲就软下来，说：“有的文件还是你的笔迹。刘司令最近要找你谈话，希望你起义呢。” “哪一个刘司令？” “省委机关成立了’延安造反兵团‘。办公厅的刘秘书是兵团司令呢！” “瞎胡闹！” “你先别急。大门口还贴了揭发你的问题的一张大字报。我抄了一份。你看看吧！” 说着把抄满了两张纸的小字报交给卜奎。 卜奎看了，标题是《敦促卜奎起义书》，他简单浏览了一下内容，是一九六二年张敬怀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万言“上书”草稿。 那“上书”大部分稿子，是张敬怀起草，由他抄写的。一部分是他起草的。 这“上书”草稿，因为张敬怀一直不满意，也就没有发出去。没有想到，“上书”稿子被造反派给抄走了。对这份“上书”，贴在省委大门口的大字报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说这是张敬怀“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领”，是替“彭德怀鸣冤叫屈为其翻案的宣言书”！全是一派胡言。 卜奎愤怒地说：“说出这些屁话，想干什么？” 青莲说：“你怎么可以说这是’屁话‘呀！就在这一两天，刘司令就要找你谈话。你这种态度可要吃亏的！现在省委都瘫痪了。连一个书记也找不着，连办公厅单主任都听刘司令调遣。刘司令已经代替省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了。” “我才不承认他这个非法组织呢。” “你这个态度可不行。你听我一次，光棍不吃眼前亏呀！” 卜奎不再理她。自己往床上一扑，睡着了。这些日子，他身心都无限疲劳！但是他躺了一忽儿，就起来向门外走去。他得去张书记家里看看，他不知道被抄家之后，那里是什么样子呢？ “你去哪儿？”青莲在背后叫着。 卜奎不理她。 卜奎走到张敬怀家里，门前的警卫已经没有了。他叫开门，给他开门的是那个善良的大师傅。二人一起进了客厅。大师傅哭丧着脸，说：“前天来人抄家，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像土匪一样。我说，你们不能这样。张书记是党的高级干部，他的文件有党的机密，你们不能乱抄呀！要犯错误的！” “去你的张书记吧！他现在是反革命！” 卜奎看了各屋，一片狼藉。满地碎纸，书藉、旧衣服，家具也东倒西歪的，所有原来上锁的箱箱柜柜，全被撬开了。 “艾荣同志也被抓走了？” 大师傅答：“来抄家的人说，艾荣只是一个医院一个支部副书记，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让她划清界限，揭发张敬怀。可是，都三天了，还不见回来。” “胜美呢？” “胜美只知道哭，现在在西屋，我刚哄她睡着。” 卜奎来到西屋，见胜美正在睡觉。听见脚步声，马上就惊醒了。一见是卜奎，没有穿衣服，从床上跳下来就抱着卜奎：“卜叔叔，我害怕，害怕。”说着就在卜奎的怀里哭。 卜奎说：“好孩子，别怕，有叔叔呢。”立即帮她穿好衣服“跟叔叔走，跟叔叔走。”抱起胜美回头又嘱咐大师傅说：“你哪里也不要去，你当前的任务就是看家，等我回来。” “造反派再来抄家怎么办？”大师傅问。 “能够阻止他们，就阻挡一下，实在不行，由他们作吧！现在是无法无天的世界。” 卜奎回到家里，青莲一见他抱着胜美，就气急败坯地说：“你怎么把她往家里抱？你疯了？” 卜奎说：“张书记和艾荣都被抓走了，我不把她抱在咱家你说怎么办？” “现在人家划清界限都来不及，你还往上贴！” “那你说怎么办？” “各人顾各人吧！哪管得了那么多！让她走！本来你和张敬怀就有说不清的关系，人家正要揪你呢。你真是不识时务。” “如果你撵胜美走，咱们俩就散伙！” 青莲一直和卜奎吵闹不停，而胜美则抱着卜奎的脖子，嚷嚷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次日，卜奎只好托人把胜美送到三平地区自己的家里，让老母亲照顾了。 就在第二天，卜奎见省委门口贴出一张“公告”： 革命的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 本月二十八日，我们“延安造反兵团”，联合省、市各造反派组织，在体育场召开批斗彭德怀死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敬怀。希望同志们踊跃参加，并彻底揭发他的反党罪行。 延安造反兵团司令部 井岗山造反兵团司令部 大联合造反派总部 全市红卫兵总司令部 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总部 大学生联合总部 “反到底”兵团总部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八月二十六日 神使鬼差似的，也不知道是谁一下子变出来那么多打着革命旗号的造反组织。 本来卜奎要去寻找张敬怀的下落，还没有找到线索呢，这样就不要寻找了。明天在批斗大会上，肯定会在体育场见到张敬怀的。 次日一早，卜奎就提前到了体育场。只见一队队的年轻红卫兵们，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好像在一个夜晚他们一下变成了主宰世界的先锋。 每支队伍都是敲着锣鼓，举着红旗，喊着口号，像潮涌一般，向体育场聚集。在红卫兵的队伍中，也有一队队的中年人，也载着“红卫兵袖标”。很显然是从各机关的干部中“杀”出来的造反派们。 卜奎站在体育场的大门前等待着。不多时，开来了几辆大汽车。车上押着约有十几个胸前挂着大牌子的人。大牌子上写着“大叛徒”，“大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党野心家”等等“名分”。有好几个人卜奎是认识的，原来他们都是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只有张敬怀自己是单独一辆车子。张敬怀胸前挂的牌子是“AB团历史反革命分子”，“彭德怀死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张敬怀”的名字上还打了个大红X。卜奎心头一震，跟着拥挤的人流走进会场，一时没有注意，把鞋子给踩掉了。正要低头找鞋，人群马上把他挤出去很远。他来不及再找鞋子，在拥挤中被迫往前走。这时，整个会场内，层层叠叠地坐满了各个方队。卜奎在一个角落，站好。见众多被批斗对像，每人都被，两个人扭着双背，一个人揪着头发按脑袋，成“喷气式”状，下了大汽车。其他被批斗对像，红卫兵都喝令他们“跪下！”，不听令者，都挨了一阵拳脚。结果也都面向观众，跪在主席台前了。被押解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身份特别：他不是省级领导干部。因为本省在写海瑞、演海瑞的风潮中，导演过《海瑞罢官》，此人是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的是“反动文人、大毒草《海瑞罢官》导演吴明”张敬怀一个人被架到主席台上。很显然，今天的批斗会的主要对像是张敬怀，其他人都是“陪斗”者。 会场内，此起彼伏的歌声如潮，口号震天。在唱了“马克思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几个语录歌后，主席台上的一个人对着麦克风，大声说：“革命的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我们今天批斗彭德怀死党张敬怀！”随即回头喝道“把历史反革命分子，彭德怀死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张敬怀押上来！”台下同时喊出了震天的口号： “张敬怀必须老实交待反党罪行！” “张敬怀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卜奎一看，主持会议的就是办公厅那个秘书刘吉有。 “你是什么人？”刘吉有叫着，让张敬怀“自报家门”又说“抬起头，叫大家看看你丑恶的嘴脸！” 一个红卫兵用力揪张敬怀的头发，张敬怀被迫仰起脸。毫不畏惧地说：“我是革命干部。” “你别他妈的装革命干部了，你是反革命两面派！看来不揭露你的真实嘴脸，你也不会老实！” “你到底是什么人？”又有人喝问。 “我是革命干部！”张敬怀仍然从容回答。 “你是什么革命干部，你是他妈的反革命！低头！” “我从长征时就参加革命，从来没做过任何有损革命的事情！” “你长征时就是特务分子！低头！” 张敬怀不低头，那揪着张敬怀头发的青年死命往下按，张敬怀拚命往起仰，这样一按一仰地反复多次。 这时，几个红卫兵走上台，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笔墨和颜料，两个人揪着头发，又加两个人按着背膀，一个人用黑墨在张敬怀右脸上画了黑色，另一个人用白粉在张敬怀左脸画成白色。“看看，这就是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那拿笔墨和白粉的人把剩下的颜料，一下倾倒在张敬怀头上。墨汁和白粉浆顺着身子流下来。 “揭发！”刘吉有说。接着有人拿着准备好的稿子大声念着。 卜奎随拿出本子，迅速记录了那些揭发的内容。 这次批斗大会，揭发张敬怀的共有“十大罪状”： 第一是历史问题，说他在苏区就参加了AB团，是国民党特务分子。 第二是彭德怀死党。 第三是去年批判“海瑞罢官”时，压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下令我省的报纸不准转载“文汇报”姚文元的文章。 第四是在他家里抄出来一份万言上书，攻击党的历次政治运动，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 甚至在困难年月，张敬怀家里养了两只鸡，也是个人搞资本主义的“试点”。 总之，全是无中生有地胡乱上纲。 接着又有几个人上台做批判揭发。 每一个发言前后，都是一阵口号“打倒大特务，反党分子张敬怀！”“张敬怀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等。 “揭发你的罪行是不是事实？”刘吉有在一个人揭发后问。 张敬怀坚决回答：“不是事实！” “打倒张敬怀！”“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把反党分子打倒在地，踏上千万只脚，叫他永远不得翻身！” 又是口号震天“张敬怀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该万死！” “死有余辜！” 又有几个造反派上来，把张敬怀按倒在地，踏上十来只脚，然后他们张开双手亮相欢呼。 卜奎在整个批判大会的进程中，心里堵得喘不过气来。他在想：是什么原因人们在一个夜晚变得这么疯狂？这么无法无天？这么没有良知？谁有这么大的能量？产生这种社会现像的社会基础是什么？……他百思不得一解，只有迅速走笔暗暗作着纪录，“立此存照”吧。 批斗大会进行了四个小时，张敬怀被两个红卫兵架着，上了汽车，开到临时羁押他的地方。这里是一所学校吧，好像他被关的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教室。 要不里边怎么放了几十张课桌呢。那学生打开门，二人用力一推，张敬怀便倒在水泥地上。 张敬怀觉得全身都瘫痪了。 次日，又是一场批斗会，他仍然被架着九十多度弯腰，又是四个多小时。这次批斗会后，他的两条腿完全麻木了。腰椎好像脱位了，全身没有不痛的地方。 他想翻翻身，没有力气，动动胳臂，也不好使。胸部痛疼难忍，好像肋骨被踢断了几根。头痛得像要炸烈。头发被揪掉了好几绺儿。流出来一些血，在面部结成了干饼。手指好像是被踩肿的。叫人难忍的还有满头满脸的颜料。但是，这一切都被几天不得睡眠的疲劳压倒了。他想躺着，睡，睡，睡！永远不再起来。 天刚黑暗下来的时候，两个红卫兵端着一个饭盒进来，打开盖，喝斥一声：“吃吧，狗反革命！吃饱了好好交待问题！” 那个学生又给他几张纸，吆喝着：“吃饭，吃饭，吃饱了，写交待材料！” 两个学生出去了。张敬怀什么也没有吃，就在水泥地上睡着了。 张敬怀的身体完全夸了。而且每天都发高烧。红卫兵们告诉他：“明天还要开批斗会，好好想想，再这样顽固下去，和革命群众顶牛，没有你的好下场！” 张敬怀躺在那里，觉得今天的头脑却分外地清醒。他得想一想“总不能这样下去呀！我该怎么办呢？” 过去，虽然他也看见过批斗会，在庐山会议后，他也遇有不讲理的批判，但是从来没有动过刑，最使他难忍的是人格污辱。我们对日本鬼子俘虏，对国民党战犯，还讲不得搜身，不得污辱人格，还优待呢。就说我真的犯了错误，怎么对自己的同志这么残酷呢？在党内，在人民内部，不是讲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自己不就是讲了几句话吗？为什么就犯了这样的弥天大罪？ 如果这么批下去，肯定自己是活不成了。与其这么活下去，还不如死了的好。 在过去几十年的战争中，自己死过多次了。能够活到今天，比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已经赚了好多年了，够本了。这样看来，还是死了的好。一死，就什么都解脱了。现在有病不给治，很显然，他们是要置我于死地。既然如此，不如自己去死。死有什么可怕，一死，什么罪名都化灰化烟了。…… 他又想：我是不是太脆弱了？怎么那么经不起考验呢？有多少革命烈士在敌人的监狱中，法庭上，坚贞不屈。我怎么受了这点委屈就要死呢？可是，话说回来，过去的牺牲流血，那是敌人造成的呀。在敌人的监狱里，法庭上，无所谓委屈不委屈。而受自己人的冤枉，是难于忍受的……不能，再不能这样下去了！他下决心一死！ 但是怎么死法呢？不分昼夜，外面总有两个看守着他的红卫兵。他在一楼，跳楼没有条件，最好是有一瓶安眠药，安眠药可没有办法弄到。往墙上碰脑袋，要是死不了呢？上吊，他们很快就要被发现，更麻烦。他忽然想起在“三反五反”时，一个人用割动脉血管自杀的例子，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可是哪里有小刀呀！ 他两手支撑着身子，慢慢在地上移动，眼光在四处搜索着，地上是光的，什么工具也没有，他又向窗户移动，见往里开着的一扇窗子上因风刮，掉了半扇玻璃。他不觉一阵欣喜。探出半个身子，抬手轻轻一拿，就掉下来一块玻璃。他拿着玻璃，躲在房间一角，喘了一会气，用那尖锐的刃子，试验着在手背一划，居然产生了一点快感，好像能止痛似的，连这些日子受的伤就都不痛了。 “哪有这么搞革命的？自己革了大半辈子的命，居然要坐在我们自己造的监狱里寻求自杀，多么可悲呀！” 他接着想自杀的后果：如果他今天晚上自杀，明天会是什么样呢？可以预见的是：明天他们发现自己死在这里了，大街上马上会贴出大字报“张敬怀畏罪自杀！”“张敬怀自杀叛党，死有余辜！”“坚决声讨彭德怀死党张敬怀自杀叛党的反动行为！” “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自杀是叛党！”他身上忽然出了一阵冷汗。“只要我一自杀，我的反革命案子，就板上钉钉了！不行，不能死！我倒要看看这场’革命‘将怎么收场！一死，就什么也看不到了。不能死！凡是违反规律的东西，一定不会长久 ，历史是最无情的！我要活，我要活，我要活！“ 他又想：“况且，我一死，’自杀叛党‘是自己为自己的一生做的结论，永远不得翻身。我活下去，总有一天会甄别平反。这种历史例子太多了。这场违反一切党规、党法的所谓革命，能搞多久？咬着牙等吧……” 他进一步想下去：“可是还要批斗多少次呀？肉体的痛苦该怎么忍受下去呀！他想起来，在抗日战争中的百团大战，他受了伤。一块弹片嵌在盆骨中间，需要动手术。那时没有麻药，医生问他，必须马上动手术，不然你就不能再上战场了。 他一咬牙：”医生！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能忍受！关公不是还能’刮骨疗毒‘吗？“ 于是医生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开刀把弹片取出来了。感动得医生和护士泪流满面。他想，肉体再受痛苦，还能超过那次手术？我得活下去，得饱饱地吃饭，一定要看到文化大革命怎么收场！ 卜奎观看批斗张敬怀大会后的第三天，省委造反兵团的“刘司令”就找他谈话了。谈话地点是在原办公厅接待来信来访办公室里进行的。这里临时改成了“司令部”的宣传组。卜奎如约来到那里。 作为省委最大造反领袖的刘吉有，一反批斗会那天的虎狼面貌，对他相当客气，热情而友好地说：“卜奎同志，卜奎同志，请坐，坐。” 卜奎不卑不亢地落坐。 刘吉有说：“老早就想和卜奎秘书谈一谈。就是忙。如今，咱们省委的干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人：一是绝大多数，他们都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了造反组织；二是，’铁杆保皇‘，认为省委原来这个领导班子是好的，他们不当革命派，而当’保皇派‘死保省委一小撮走资派，这样的干部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三是，靠边站，当’逍遥派‘，现在也很少了。在这场捍卫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捍卫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人人都要受到检验，人人都要触及灵魂。我们想请卜奎同志，参加我们的组织，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共同战斗，共同胜利，共同分享胜利果实，你看怎么样？” 卜奎低头不语，半天才说：“我的路线……觉悟不高，思想跟不上形势。” 刘吉有说：“不能那样说，不能那样说呀！过去谁的路线觉悟高？我就不高嘛。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认为省委这帮老家伙，都是革命的。谁能想到，他们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呀！他们是假革命，反革命，蒙蔽了多少人呀。 如果说过去不觉悟，还情有可原。经过学习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又经过这一段斗争实践，今后再不觉悟，就说不过去了。” “你得让我想一想……”卜奎仍然低着头。 “大敌当前，还有什么想的。”刘吉有不以为然地说“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你和张敬怀的关系，在他的影响下，出于感情原因也好，受蒙蔽太深也好，一时转不过湾来，是很可以理解的，需要有一个过程。可是，这个过程不能太长呀。” 卜奎说：“前几天，我看了咱们机关大门前，贴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我现在正在反省自己的问题呢。” 刘吉有哈哈笑着说：“卜奎同志，他们贴你那张大字报，没有经过我同意。 我以为，你是受蒙蔽太深。你现在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同志，还是我们挽救的对像嘛！我们等待你揭发张敬怀的问题呢。你是他的秘书，总不能说你’不了解情况‘吧？” 卜奎又想了想：“我确实想不起来，有什么可以揭发的材料。” “那是你的路线觉悟还没有提高。等你提高了路线觉悟，对你们那位张书记，能揭发的问题可太多了。你和他朝夕相处在一起，听他发指示，帮助他工作，和秘书总有谈心的时候吧，他对你都说过什么？哪能没有可揭发的呢？” 卜奎仍然沉默不语。 刘吉有说：“你如果’想不起来‘，我可以提你个’醒‘：一九六二年张敬怀派你去老区，搞’调查‘是怎么回事？他怎么指示你的，你们怎么策划的。我告诉你，你也是有罪的。你如果不揭发张敬怀，不戴罪立功，后果可是要自己负责的！”话中带有明显威胁性质。 “那次调查，是张书记想总结点历史经验……” “你别解释了，那是表面现像，实际上是要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谈到这里吧。我们给你时间，也就是说，革命的群众允许你有个觉悟的过程，不能等得得太久。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刘吉有笑着说，脸拉得很长。 卜奎出了造反派们的接待室，回到家里。无力地坐在床头深思。 闵青莲问：“刘吉有找你谈话了？” “谈了。” “怎么谈的？” “他要我’起义‘参加他们的造反组织，揭发张书记。” “你答应了？” “没有……”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青莲气急败坏的说“现在人家和你谈话，是看得起你。” “我不需要他们看得起。” “我看你陷得够深了。就说你们张敬怀那份’上书‘吧，问题说怎么严重，就多么严重。他们告诉我：你是’推一推‘就到了敌人那边，拉一拉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人家拉你，你还往后缩……” “我不需要他们拉。” “你不需要拉！可是，你要知道：当了革命的敌人，意味着什么吗？好好想一想吧！”停了一刻又说：“我爹要你去一趟。” 卜奎想：去一趟，听听这位威严的岳父说些什么也有好处，他也是个老革命，又是高干，知道的事情多，看他说些什么，起码可以了解点情况。便跟青莲到他家去了。结婚这三年多，他很少去看望这位“老泰山”。 他默默走到“老泰山”的客厅，那位不苟言笑的警备区政委，用嘴示意：“坐下吧！” 卜奎落坐，那位比较温和的老岳母也在一旁听着。 “他们找你谈了？” “谈了。” “谈了些什么？” 卜奎述说了一遍。 “你怎么答复的？” 卜奎又讲了自己的态度。 政委岳父严厉地说：“这不是觉悟不觉悟的问题，在当前这场大革命中，是站在哪条路线上的立场问题！” 卜奎还是不语。 老岳父说：“对你那位张敬怀，你中毒太深了！你要迷途知返！” “我确实转不过弯来。” 老岳父说：“不是你转不过弯来，是你自己站的立场不对！你不转也得转！最近，你检没检讨过自己的思想？” “想过，想不通。” 老岳父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现在对于你，是要党还是跟着彭德怀死党张敬怀当殉葬品！问题就这么严重，回去好好想吧！” 卜奎告退。青莲也跟着出来。只听政委岳父跟岳母说：“……青莲这场婚姻，本身就是个历史错误！” 第二天，省委造反兵团就来了两个载红袖标的干部，提出了几个问题让卜奎写揭发材料。他们把他带到原来是食堂的一个储藏室，规定了“纪律”：不准回家，不准和外界联系、通电话，更不准向外写信，实际上已经是“软禁”了（当时叫做“隔离反省”）。于是，一次表面上是“启发”他的觉悟，实际上是“车轮战术”的无止无休的“谈话”开始了。 此时，省委所有“当权派”，按副部长级“划线”，各部、委的部长、副部长，主任、副主任全都打成了“走资派”，处长以下则划在“革命群众”的行列，是可以参加造反组织的。对这些当权派，全都成立了“专案组”。卜奎挂在“张敬怀专案组”的名单下，暂时还没有给他定性。 刘吉有对“张敬怀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作了动员，说：“一定要把卜奎这个顽固堡垒攻下来！他不仅知道张敬怀大量的反党材料，而且他参与了张敬怀许多反动讲话、报告的起草。这个人，我们争取过来，张敬怀的反党问题，就清楚了。 至于对这个人如何定性，要看他的表现。如果他勇敢站出来揭发，也可能当做内部矛盾处理，如果他再顽固下去，他本身就是个漏网大右派，可以抓他辫子的材料太多了。拿下来这个顽固堡垒的方法，要靠政治攻心和政策攻心。一定保持相当大的压力，使其精神崩溃。对于攻破这个顽固堡垒，我们革命派，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打好这一仗……” 这天下午，“战斗”开始了。 按照刘吉有的布置，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轮翻找他谈话。首先用的是“政治攻心”。在这里我们不想详细描写那些反来复去的谈话，只摘录其几段谈话就够了。 “卜奎同志，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这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受到考验。” “能不能经得起考验，标志是你是不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是不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不忠，看行动。这就要看你能不能揭发张敬怀这个彭德怀的死党，并参加到我们批判他反革命罪行的队伍中来。” “这场革命是一场防修、反修的大革命，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革命。 你想一想，如果让彭德怀这样的人掌了权，我国就要回到旧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就要千万人头落地。这是多么可怕的前景呀！” “卜奎同志，我们当然也知道，要转变立场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们可以等待。 但是等待也是有限度的呀！” “现在我们学习一段主席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我们希望你能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你站过来，就是革命同志，就是我们自己人，可以参加我们的兵团，甚至可以参加领导班子。” “……” 所谓的“政治攻心”大体上就是这类话。 接着是“政策攻心”： “卜奎同志，我们知道你出身很苦，是贫下中农。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能有你的今天？你仅仅是张敬怀的秘书，替张敬怀服务。你虽然替他抄抄写写，可是都是他的主意，他的思想呀！你是拉一拉，可以过来，推一推就可以’过去‘的对像。我们现在是拉你，不是推你。你不要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好心。”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我们是’一看、二帮‘。什么人不犯错误呀！犯了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否则，顽固不化，那是很危险的。是不是改正错误，就看你能不能揭发张敬怀，把他的反党罪行连根端出来。” “确实，我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反党行为。” 专案组的好话，说了一大筐，卜奎就说了这一句。 专案组的一个成员，拿出来一份材料，说：“我们本来不想摆材料，让你自己争取主动，做个坦白从宽的典型。可是，你总说，’想不起来‘了，’不记得‘了。现在，我们不得不拿出材料了。你看看，这份材料，是不是反对毛主席的铁证？” 卜奎接过材料，看了看，是前年展览馆关于替换毛主席塑像的一个报告。 卜奎忽然记起来了：原来，展览馆门前有一尊毛主席塑像。有许多观众提意见，说是塑得不像，展览馆请示省委，要换一尊，新塑像由美术学院创作。报告送到张敬怀这里，张敬怀同意，由卜奎起草了“批示”。后来新塑像落成。可是原来的塑像怎么处理，展览馆不敢作主。原塑像有八米多高。实际情况是：如果存放起来，仓库太小，立不起来，搬运又太重，于是工作人员就锯为三段，让塑像躺在仓库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有造反派揭发展览馆馆长“罪恶滔天”，居然“肢解毛主席”！这是阶级敌人仇恨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把展览馆长揪出来批斗。展览馆长交待，他是请示了省委的。于是查档案，翻出了张敬怀的批示。 “你看，这批示还是你的笔迹呢。” 卜奎就这个问题作了解释。 “你现在还替他打掩护，不是极端仇恨毛主席，就作不出这么恶毒的决定。” “真的，我实在想不到问题会是这样的。”卜奎又解释。 “你再看看这份材料。” 专案组另一成员，拿出来第二份材料。卜奎一看是“揭穿一个大阴谋：新华书店销毁六百万册毛主席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罪行！” 那成员又补充说：“这一反动事件，也是张敬怀批的，也是你的笔体。” 卜奎也记得此事：这几年，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xdx潮，全国各个出版社开动了印刷机器，印制毛主席著作。因数量很大，大印刷厂印不过来，任务分到小印刷厂。后来发现，有一个厂子印刷质量太差，纸张发黄，装帧不好，有些页印刷的字迹不清。省委宣传部建议把这六百万册毛主席著作销毁，报告送到张敬怀这里，张敬怀同意，作了批示，签字是张敬怀的，批语又是卜奎的笔迹。 “反对毛泽东思想，铁证如山！你自己看看吧。”那个成员说着把揭发材料交给卜奎。 卜奎又根据当时情况作了解释。 “你别替你的张书记开脱了！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还找不出来理由！张敬怀反泽东思想的罪行，也有你卜奎同志一份我们现在是挽救你，还称你是’同志‘，你怎么就不觉悟呀！你一定等到自己成为革命的敌人，让我们按敌我矛盾处理你呀！同志！你已经走到了危险的万丈深渊的边缘，再往前走一步，就不堪设想了！” 现在，卜奎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他坐在那里，双手抚膝，一低头，睡着了。这样“车轮战”式的谈话，已经进行了两天两夜了。 “喂！喂！你醒醒，我们再给你看个东西。” 接着递给他一张纸，卜奎勉强睁开眼睛，一看是青莲给他的一封信，说：“如果你再不觉悟，不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当来，我就和你离婚。” 卜奎看过，无力地说：“如果……她要离……离……婚，我同意……我要睡……觉……”说着又低头睡去。 “喂！喂！别睡呀！你还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呢。”有人拚命摇晃他。可是怎么也晃不醒。 这样，四组人连续作战，持续了七十多个小时。中间，每天都有人按时送饭，造反派们轮流吃饭睡觉，卜奎不吃饭，只喝过几口水。 现在我们的叙述，不必再重复那些车轱橹话了。到了第四天下午，又换了一帮人上场，连续作战，“保持压力”的策略开始了。 这帮人一上场，就气势汹汹地叫：“卜奎！你揭发不揭发？我们看你是要顽固到底了！一定要顽固到’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吗？” “卜奎，你不揭发张敬怀，就是他的死党，你就是革命人民不共载天的敌人！”这时，他们包围着卜奎，开始对他动手动脚，推推搡搡了。 “交待！交待！” “揭发！揭发！” 接着是一阵口号：“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卜奎顽固保护张敬怀，没有好下场！” “你揭发不揭发？” 有人一推，卜奎一下躺倒，起不来了。 “起来，起来！不要耍死狗！” “你装死呀！不要来这一套！”这人同时用脚踢卜奎的腰部。他觉得一阵疼痛，好像肋骨断了几根。两个人把他架起来，他没有站稳，又扑倒在地。 “歇歇，不要弄死他。”一个人小声说。“给他弄点吃的。” “嗨嗨，吃饭了，吃饭了！” 卜奎躺着不动。 “怎么？用绝食吓呼我们呀！” 卜奎还是不动，半天才说：“你们让我睡……睡一会儿……” 一个人示意，让他睡。 过了几十分钟，卜奎要挣扎着站起来。两人人顺势将他搀起。 卜奎朦胧地说：“你们给我一支烟抽。”原来卜奎是不抽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想抽烟。 一个人替他点着一支烟，同时说：“你揭发不揭发？” “我揭……发，揭……发。” “那好，我们给你时间。” 卜奎抽了一口烟，呛得咳嗽了半天，断断续续地说：“前年，批判’海瑞罢官‘时，我们省……省报，没有转载’文汇报‘的文章是，是张敬怀指，指，指示，由我起草的批示。” “陈年老帐了，这事早已经记录在案，还用你揭发，讲新的，捞干货！” “六零年批判张敬怀时，说他是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他一直不服……” “又是陈年老账，讲新的，讲他私下都和你说些什么反党的话。” …… “我，我，想不起来了。” “就看你是不是提高了路线觉悟，你提高了，自然有很多可以揭发的。” “讲干货，主要讲他平常给你讲的私房话，见不得人的！” 卜奎不语。 “你想一想，他和你谈没谈论过毛主席？都说过什么话？这是要害中的要害。” “有……一，一次，他和我讲过，’毛主席万……万岁‘的，的事。他说，人都要死，是不能’万岁‘的。” 几个造反派互相递了一个脸色，一阵欣喜，觉得卜奎讲出了张敬怀的新罪行。 “你这个态度好，算是你立了一功。干脆，竹筒倒豆子，揭发彻底！” 卜奎又想了想，“前几年，批判’合二而一‘，学习’一分为二‘。党校一个学员，在讨论会上，提出个问题，说：毛主席说，一切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 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一分为……为二。党校把这个问题作为’思想动态‘，上了，简……简报，报到省委，转到张敬怀这里，要求答复。张敬怀说：按道……道理，既然’一切事物‘都可一分为二，’一切事物‘当然包括毛泽东思想……不过，这事张敬怀压……压下了，只是和我个人说的，没有批示。” 专案组这几个人，又是一阵欣喜。觉得卜奎交待了张敬怀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要害，他们打了一个大胜仗，马上去刘吉有那里报捷。 又喊：“你的立场开始转变，接着讲！” 卜奎抽了一口烟，呛得咳嗽了半天，又低头睡去。拿着烟卷的右手垂下来，燃烧烟的卷头，掉在左手腕上，发出微微的吱吱声响。他没有感到疼痛。身子一下出溜到地下。 卜奎交待了张敬怀关于“毛主席万岁”和“对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的材料以后，刘吉有觉得，这可是打倒张敬怀的两颗重型炮弹。谁要是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其罪行比杀人放火、土匪强盗还要严重，比青面獠牙的魔鬼还要凶恶。专案组整理的卜奎交待的“简报”，一送到刘吉有那里，这位“司令”兴奋极了：有了这两条，张敬怀是永远不得翻身了。他立即决定开一次大型批判会。会议时间定在后天，地点设在广场。专案组的人员汇报说：“张敬怀这老家伙，已经不能走动了。” 刘司令有些不耐烦：“走不动就抬着！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你们还同情他呀！路线觉悟哪里去了！？” 这位刘司令最近脾气越来越大。省委的原领导全被打倒了。现在的造反派就代替省委执行工作。这位刘司令，小卧车也坐上了，秘书也配上了，出门也有几个膀大腰粗的造反派当警卫，俨然是他的私人保标。 那天，一千多造反派们，举着红旗，敲着锣鼓，唱着语录歌，在会场集齐后。 刘司令威严地说：“把反革命分子张敬怀押上来！” 于是两个造反派抬着坐在一个大罗筐上了主席台。张敬怀坐在罗筐中，经过这么多天批斗的折磨，显然张敬怀的身体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但他的神情泰然自若，眼光犀利，头脑也十分清楚。 全会场一阵阵地宣读了语录和“万岁”的口号之后，刘司令大声叫着：“张敬怀！交待你反对’毛主席万岁‘，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张敬怀说：“我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万岁，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 一阵激烈的口号。 刘司令说：“咱不和他磨时间，谅你也不能坦白交待，揭发！” “刘司令”把卜奎写的揭发材料让一个造反派拿给他看，同时说：“这是你的秘书揭发的，有没有这事。铁证如山，你赖不掉的！” 张敬怀看了看，略作思索，他忽然想起来了。说：“是这样：我只是从自然规律说的，人都是要死的。连毛主席也说过，一个人死了，是辩证法的胜利。我没有别的意思！” “刘司令”喊“你狡辩！” 又是一阵震天的口号。 张敬怀继续解释事情的前因后果。 接着会场响起了震天歌声： “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毛泽东思想好， 河深海深不如和毛主席的感情深。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 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又是震天的“打倒”和“万岁”的口号。 这时从台下跳上来几个青年干部，拿着一根包着胶皮的钢丝绳，抬手要打，被一个人拦住了，小声对他们说：“不要把他弄死了……” 刘司令又喝道：“张敬怀，你交待！别以为我们没有掌握你的反党材料，你反毛主席、反党铁证如山！” “我没有什么可以交待的！”张敬怀说。 刘司令说：“你敢说没有？” “没有！” 刘司令说：“要是有了怎么办？” “你们查证落实加重处理好了！”一副不屈的神态。 这时已经是冬天了，寒风凄凄，吹着张敬怀蓬乱的头发。他的耳朵被冻得惨白。此时发生了一个突然事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台下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约有十来岁的戴着一顶红线帽的女孩子，她是挤进来看热闹的。他一见台上被批斗的人，第一个印像是：这个人也不过四十岁，很像她小学二年级的张老师。她总觉得张老师是个漂亮的男人，总想找机会和张老师接近说话。这个被批斗的人，也很英俊，那不屈的神态，也叫她钦佩，敬仰。 况且，小学三年级时，这个人被请到学校，向她们作过长征报告，当时，她感动得泪流满面。 女孩子也不知道看了多少小人书，知道很多革命故事。她佩服那些在战场上，在监狱中，在敌人的法庭上的英雄。她并不知道什么“文化大革命”和“走资派”是什么，她感到现在站台上的是一个英雄。她想表示一下自己对英雄的崇敬，可是一时不知道如何表示。她几乎是下意识地向主席台上跑去，一面跑，一面摘下自己头上的红线帽子。她跑到台上，把那个红线帽子，戴在那人头上，这可以遮遮大风。这行动，女孩子自己完全是没有准备，甚至是在下意识中做出的。在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女孩子就跑下台，冲出了会场。 主持会议的刘吉有愣住了，主席台上的造反派头头们愣住了，全会场的人足足愣了有两分钟，鸦雀无声。 还是刘吉有反应得快，他想了想说：“同志们！这个女孩子，年纪小，觉悟高。她是在揭露张敬怀这个反革命分子呀！别看张敬怀戴着红帽子，他是一副反革命黑心肠呀！她揭露了张敬怀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 会场上这才又响起震天口号：“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张敬怀！” “彻底揭穿张敬怀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貌！” 第六章 走出炼狱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一九六七年夏天，也就是所说的“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时候，正是“文攻武卫”和“全面内战”最激烈的时候。从南方的天涯海角，到北方黑龙江边陲的漠河，从东海的明珠上海，到西方的帕米尔高原，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各省、市、地、县，为了夺权，全都分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各派都为自己起了正常的（如“延安”“井岗山”、“大联合总部”）或者奇怪的（“如”屁派“、”好派“、”轰派“等）名字。在”全面内战“高xdx潮时，也正是”打（内战）、砸（砸监狱、党政和政法机关）抢（抢军队的武器）“的时候。双方都说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也都攻击对方是”保皇小丑“等等。所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打得你死我活；”延安造反兵团“和”井岗山造反兵团“拚个不共戴天。他们喊着同样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和保皇派血战到底！“因为双方都抢了军队的武器库，连大炮、坦克都用上了。……这种怪现像，无论在中国或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无古人“──恐怕也不会”后有来者“了。 到了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刘吉有为首的省委造反派，联合各省直机关，成立了一个名为“革命到底”造反兵团。其对立面是号称二十万大军、由各中专技校组成的“长征红卫兵”。这帮“红卫兵小将”，在武斗中最为凶狠。有一次攻击省委办公大楼，死伤了数十人，仍然不肯停止进攻。和解放战争中四平的攻坚战十分相似。 经过十多天的攻击，刘吉有眼看守不住了，和“兵团”的头头们商量，要把“部队”转移到某个和自己有同一“观点”大学校园内死守。那里筑有坚固堡垒，易守难攻。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后，随即商量对他们掌握的省委走资派的头头们应如何处理？当时因为忙着“内战”，很长时间没有批斗他们了。但是他们认为，手中握有这批“走资派”，是一笔“财富”，现在由他们批斗，将来建立“革委会”的时候，再由他们“解放”、“结合”。刘吉有提议：暂时把他们送到监狱里关起来，将来建立“革委会”时再说。 那时，公、检、法机关，都被“砸烂”了，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院长、法庭庭长，个个被批斗、关押，他们的“罪状”都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想揪谁就揪谁，想斗谁就斗谁，真正是无法无天的日子。刘吉有给属于“一个观点”的市郊某监狱的造反派头头，写了个条子：（按照当时写任何文件、信件的“格式”先引了一段语录）： 最高指示：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 反革命方面，就是反革命派。 宋高xdx潮革命战友： 现将省委大走资派、彭德怀死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敬怀暂时寄押你处， 等待以后批判处理。 谨致 文化大革命敬礼！ 革命战友刘吉有年月日 没有任何法律文件，就这么一个纸条，张敬怀进了监狱。因为监狱只管关押犯人，不管别的。这样，张敬怀在监狱里，一直关着。当时全国农村公社书记以上的，工厂车间主任以上的干部，百分之八九十，都打成“走资派”，当时的“敌人”也真多，有一句顺口溜可以说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外加一个“臭老九”（知识分子），一共九种敌人。成立的专案组，千千万万，张敬怀的案子，只是千千万万之一罢了。从一九六七年的“全面内战”，“你方唱罢他登场”的夺权，后来号召全国造反派大联合，建立革委会，谁还记得“张敬怀”这个案子呢？ 这样，他在监狱里一关就是九年。没有人开他的批斗会，没有人要他写“交待材料”，也没有人审问过他，他周身是伤，也没有医生给他看病。每天“放风”时见见太阳是最幸福的时刻。 为了看到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收场，张敬怀决心活下去。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人的生命有时候很脆弱，有时也很顽强。几个月后，他居然能站起来走动，慢慢恢复健康了。但是，最使他难于忍耐的是时间太难熬煎了。他住的房间，窗户全用报纸糊死了。他向看管人员要求看书看报，得到的是一顿训斥。他熬过时间的方法，一是在室内做操，二是面壁默默数数：“一，二，三，四，五……”一直数下去。有时数到一百或二百，忽然发现数乱了，再从头数，按一秒钟数一个数，一小时数三千六百下，有一次居然数到一万二千五百三十四个数，都没有乱。为创造了这项“新纪录”，他高兴了大半天。他常常追求创造更高的纪录。 他不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事，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也不知道哪天是几月几号，更不知道星期几。他和外界完全隔绝。可是每过一天，他早晨就在墙壁上画一个道道……时间就这样流淌过去了。 他也经常问问：“什么时候审判我？” 看管人员只是狠狠地训斥他两句话： “你老实点！” “不准乱说乱动！” 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罪行”的法律文件，监狱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只负看押他的责任，连一次谈话要他交待问题也没有过。原来住的监狱，他已经记不得住了多少天。据说是因为武斗，后来他又转移到了另外一个监狱。他仍然每过一天在墙壁上画一道。可惜他不记得在以前的监狱中，画了多少道道了。好像“断代史”似的，这真是一大遗憾。 令他想不到的是：形势急转直下了。 有一天，两个军官模样的人突然向他宣布：“张敬怀，你可以回家了！” 事情来得太突然，他一时反应不过来，问：“怎么回事？” “我们也不知道，叫你回家，你回家就是了。还问什么？”顺手递给他一个释放证。 张敬怀迟疑的问：“我到哪里去呀！” “你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 张敬怀不再多问。他来监狱的时候，两手空空，现在出监狱，仍然两手空空。 那床破被褥，还是监狱借给他的，从来没有拆洗过。他没有可以向谁告别的，他惟一的一件事是要再数一数墙上画的道道。他数了好几遍，才清楚：啊！二千九百二十一道杠！是八年，八年抗战呀！八年，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我在这里数了八年数！这八年，他好像被世界忘记了。他这个“大案”，“要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张敬怀出了牢房，向门外走去，他这才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内有几十座平房。一圈很高的大墙上，绕了电网。他走出大院时，把释放证给警卫看，警卫一点头，表示认可。他通过狭窄的小门，走出院子。他回头。又看了一眼那院子，忽然想起，凭印像，这是座早年他也带领部队参加修建过的监狱，那时哪里会想到，自己要在这里住八年呀！ 他走了一段路，站定脚步，往上一看，天怎么这么蓝呀！难道天是蓝色的吗？不，天并不总是蓝色的。他有时会阴云密布，有时会电闪雷鸣，暴雨瓢泼。但现在天上飘着几片白云，分外美丽。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白云。空气怎么这么新鲜呢？他深深呼吸了几口。怎么也呼吸不够。 “总会过去的。”这是八年中鼓励他活下去的默念的口号。 监狱的大门外是一条小街。他见墙上贴着许多标语：“沉痛悼念毛主席！” “庆祝粉碎四人帮！” “打倒王、张、江、姚反党集团！” “哦！形势已经大变了！”他想。那些标语，经风吹雨淋，已经斑驳不清，可见这些形势的大变化已经发生好久了！ 他不知道在这八年，外面世界发生的这些天翻地覆的变化，是怎样一个过程。 中国政坛演出了怎样的悲剧，喜剧或闹剧。 他问了过路行人，才知道自己是在顺阳市和省会海天市之间的郊区。这里距省会不到五十公里。过去是有长途汽车的，可是他从来没有坐过。他又问过路行人，打听到汽车站，他身上还装有以前每月发的几十元生活费，买票上了公共汽车。汽车向省会海天市驰去。 汽车进入海天市区，他在长途车站下了车，看着那纵横交错的街道，穿梭般的车流，张敬怀像进入迷宫那样，连方向都辩认不清了。从他参加解放这个城市起，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十多年，他从来没有坐过公共汽车，甚至不知道怎么买票，也不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法。他问了过路行人，才明白回到他家要换两次车，到一座大商店往右拐，走一段胡同，然后就是他的家了。 他按照人们的指点，果然看见了他住过的四合院。然而却面貌全非了。 院墙已经破败不堪。隔着不高的院墙往里看，四合院已经一分为二，在正当中，砌了一道墙，门也分成两个。房子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修缮过了，房顶的瓦楞上长满了草。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应。原来过去为了保卫张敬怀的安全，附近五十米内没有盖房子，也就没有邻居。他回头走到五十米开外的一座平房门前，敲开一家老百姓的门。他忽然想起来了：他刚搬进小院的时候，有两三次吧，在春节时，他去向邻居拜年。有秘书，警卫员陪着。他没进屋时，人家热热闹闹的，他一进屋，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官，便十分拘谨，大家都忽地站起来，像一群塑像似的，纹丝不动，他觉得尴尬，以后也就不去拜年了。 随着轻轻的敲门声，那个他曾经拜望过的近邻的门打开了。是一位和善的老太太，一见他就认出来了：“呵，……是你，你回来了？进屋坐，坐！” 这老太太没有像造反派那样对他“怒目金刚”，令他十分感动。他没有进屋，急切地说：“我们家里的人呢？” 老太太说：“都下乡了，听说是走’武器（五七）道路‘。你那房子，在夺权时候，两派头头，还发生过武斗。吓得我们不敢出门。你喝水，喝水。”试着很麻利地为他倒了一碗水。 他觉得这位老人家不会知道很多情况，喝了碗水，便告辞出来。他想，既然监狱释放我时，让我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我当然是应当先到省委机关报个到。问问确切情况再说。 他走了有三十分钟的路，到了省委机关，门外挂着“革命委员会”的大牌子。 两个卫兵分立两旁。他向卫兵询问，卫兵示意他到收发室。 收发室老头认识他，也很热情：“你回来了，请稍等，我给单主任挂电话。” 不多时，单主任出来迎接了。好像十年中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一样，他热情地说：“啊，你回来了。张主任知道你今天回来，叫我在这里等你呢。跟我来。” “张主任？哪个张主任？”他问。 单主任说：“就是以前的张环友书记，建立革委会时，结合’进革‘的。现在是省革委会的副主任。” 张敬怀明白了。这位张环友同志，是原来一位副书记。因为对一把手有意见，“文革”前，长期不上班，基本上是处于“靠边站”的状态。“建革”时，原来主持工作的省委领导人凡是有水平有能力的，都被打倒了。按照“建革”的“三结合”原则（造反派、解放军、老干部），总要有一个老干部参加。对于原来的当权派，到底结合谁，各派难于达成协议。张环友这些年没有工作，当然也没有错误。有人还说：张环友是受旧党委迫害的好干部。他在“文革”中又没有参加任何派别，有人一提出他作为结合对像，各方很快达成了协议。张环友便捡了个“新生红色政权”省革委会的副主任。 单主任领着他往大楼里走，有许多认识他的干部，有人感到惊奇，有人走到对面，却转过脸躲着他，也有人问：“你出……回来了。” 单主任把他领到一个大办公室。原来的张副书记，现在的张副主任，正在批阅文件，一见他就问：“你回来了？好！”很热情的样子。又接着问：“身体怎么样？” “还可以，还可以。”他随便答。 单主任马上给他倒了一杯茶。 张主任告诉他：“敬怀同志” 这位现任革委会的领导，居然称他为“同志”（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没有人这么称呼他了）这使他甚为感动。 张环友诚恳地说：“你的问题不归咱们省里管。上边叫放人，我们就放人。 至于以后的事，只好等上边下了文件再说。你先住在招待所等吧！你到财务处把工资领出来。我这就给你开个条子。还有，最近要开’三种人‘的批斗会，你可以参加。”张主任回头，向单主任交待，“给敬怀同志一张门票。” 张敬怀沉吟了一刻：“我的问题，……怎么个说法？” 张主任说：“现在问题一大堆，你的专案材料也不在省里。耐心等着，看上边是怎么个说法吧！” “我爱人和孩子呢？” “艾荣同志和孩子走’五七道路‘了，现在都在乡下。我们已经做了安排，先让她们回来。我估计，一个星期就到。” 办公厅单主任说：“走吧！咱们先到财务处把工资领出来。先解决吃饭要紧。” 张敬怀便和单主任一起到了财务处。现在的财务处长，是原来的一个老会计师，姓孙。张敬怀过去从来没有和财务处的人打过交道。但孙处长认识他，一见面也问：“你回来了？” 张敬怀点了点头。 他又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开什么会，每次都要读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可是十年过去了，到底什么是“走资派”，也没有定个政策界限。他糊里糊涂被“打倒”，糊里糊涂被关押，又糊里糊涂被“释放”，现在对自己是什么问题，仍然没有个说法……不要想了，正如张主任说的“回来就好”。 这是最主要的。 孙处长说：“我们补发你的工资。过去每月只发给你三十元的生活费。这么多年，扣除每月的生活费，你存有三四万元呢。按政策得给你补发。” 孙处长想了想又说：“你现在连个家也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存放呀！我们的意见，你先领一万元。原来的家也没有了。总得置买一些生活需要的东西吧！其余的钱，我们先给你存着，你什么时候需要，再来领，好不好？” 张敬怀首先感到亲切，一听那个钱数吓了一跳。张敬怀没有想到，他被打倒这么多年，还能补发工资，说：“可以。” 于是他从孙处长那里领了一万元，分别装在内外衣两个口袋里。单主任把他送出大门。他拿着住宿证，按照单主任指示的方向，向招待所走去。 张敬怀等来一趟公共汽车，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挤上车。买了票。只听售票员在报了站名之后说：“革命的同志们，请注意，下车时，不要把东西互相拿错。” 张敬怀一时不明白，问：“什么’互相拿错‘？” 售票员说：“你这个老同志，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提高了觉悟，形势一片大好，社会道德空前提高，如果说还会有小溜小偷什么的，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吗？” “哦，哦。”张敬怀说。 “挤，挤，往里挤。别自己一上车就不管后边的人了！” 人们在车上拥挤着。 坐了三站，张敬怀下车，一摸兜儿，外衣口袋里的一打票子没有了。过去张敬怀从来没有关心过钱的事，一切都由夫人和秘书管理。他又掏里边口袋，还有。 原来外面口袋装了三千元，里边装了七千元。这就是说，大头还有，也算是万幸。 到了招待所，被安排住进一个单人房间。一躺下来，他觉得这一天的经历很有意思，对于他这个“罪该万死”的反革命，现在居然已经没有人歧视他，可见世界的变化太大了。他两眼一闭，就睡着了。 他一直睡到次日早起，第一件事是赶忙找那只铅笔，要在墙上画道道。可是墙壁雪白雪白，原来我画那两千多道呢？ 揉揉眼睛想了半天，哦，我住的是招待所！ 这天下午，他忽然想起明天要去体育馆开什么批斗大会。一听“批斗大会”，他从心底就反感，他掏出张主任给他的那张入场卷，上面印的是“批斗三种人大会”。这时一个服务员进来倒开水。他问：“什么是’三种人‘？” 服务员笑着说：“你这位老同志，怎么还不知道呀！一定是在真空里生活太久了……我明天还要去呢。据说早晨八点准时开会，要开一天呢，中午也不休息。 你得买点吃的带着呀！” “哦，哦。”张敬怀说，随即出了招待所，到了大街上。 他在大街上转了好久，他想，买几根黄瓜，买两个面包，也就够吃一顿的了。 他来到一个菜摊，见有个卖黄瓜的副食店，但人排的长龙有一百多米。他在排尾站下，很快人们又在他后面排了很长。前面有几个年轻人要“加塞”，后面同时有几个人高喊：“遵守秩序，遵守秩序！”“不准加塞！”“文化大革命的觉悟提高到哪里啦？连这位老爷子都站排呢。” 前面的人不听，继续加塞。最前面的人一下买了十斤。又有人喊：“每人一斤，你们买那么多，我们后面的人还吃不吃了？” 他看小摊上那黄瓜，剩下的不多了，即使排到他这里，也买不到。便主动退出了长龙。 他又到一个副食店买面包，也排了队，但不像买黄瓜的人那么多。他参加排队，二三十分后，排到他买了。他掏出两元钱，服务员问：“粮票呢？” “还要粮票？” 那售货员蛮横的说：“你这个人！真是，什么也不懂。没有粮票排什么队！一边去，一边去！”不容分说，后面的人便把他挤在外面了。他懊丧地回到招待所。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清查“三种人”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和夺权起家，挑动武斗有血债民愤，冲击国家党、政、军和公、检、法部门，抢财物，砸档案等等罪行的，纷纷被清查出来。在每一个省、市、县，都有成百上千的“三种人”被清查出来。当然，也还有在台上的“三种人”掌着权，这种犬牙交错的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 为了进一步推动清查运动，制造声势，把这些人批倒批臭，这天在体育馆召开了批斗大会。从全省说，这还是第一次。 那天，张敬怀一早就到了体育馆。他与世相隔十年，他想通过这次大会，看看世界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还不到八点钟，各机关、学校、人民团体的队伍，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就浩浩荡荡地向体育馆集聚。人们有秩序地从各个大门，走进中间能容纳一万多人的体育馆。张敬怀忽然想起，十年前，第一次批斗他的大会，也是这样的阵势。 他拿着门票，随着人流进入场。原来门票分东、南、西、北四个入口。他几乎转了一圈，才进得会场。到了场内，门票又分为甲、乙、丙、丁等若干区。他又转了好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才找到自己的坐位。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在主席台的边上。又一看，台上他认识的人还真不少。他把帽子往下拉了拉，故意谁也不看，免得打招呼。他现在的问题还没有个说法，见了熟人有什么话讲呢？。 会议开始了。主持会议的人大声喝道：“把四人帮帮派分子，挑动武斗和打砸抢分子押上会场！” 于是事先准备好的数十名这样的人，各个都戴着大牌子，被两个人架着背膀作喷气式状，走到台下，站成一排。 “低头！”主持人喝令。 那些人便低下了头。 “把刘吉有拉出来！”主持人喝令。 张敬怀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拉出来被挨斗的居然是刘吉有！ 主持人说：“这个刘吉有，是个大大的野心家。靠造反夺取了省委的大权。 挑动’四。二三‘大规模武斗，造成死九人，伤二十四人的惨剧。他还挑动红卫兵，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并对所谓的”走资派“搞逼供信，给十二个老革命造成残废……真是罪恶滔天，民愤极大！……刘吉有，我问你，有没有？” 因为刘吉有面前没有麦克，只见他点头，向四周弯腰，听不清他回答些什么。 当工作人员把一只麦克拿到他面前时，才听他说“……我，有罪，有罪！” “交待你的罪行！”下面一阵呼喊。接着是口号：“打倒刘吉有！” “刘吉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把刘吉有批倒批臭！” 一个人说：“谅你也不会坦白！我揭发！”于是他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跳到主席台上开始揭发。 这会场的这气氛，这阵势，这方式，怎么和自己被批斗时那么像似呢？是不是我又在接受批斗呀！他想。不是，我现在在主席台上啊。座上宾，阶下囚，整整调换了一个位置。历史怎么这么无情，这样富有戏剧性呢？使他觉得不舒服的是：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方式？也许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方式，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还要继续下去吗？……也许是历史的一种贯性──历史总要重复以前的一些东西吗？ 联想到自己，他不想再听那些揭发了。这时，有一个人碰了碰他的胳膊。他一看身旁坐的是京剧院姓吴的那位导演。因为张敬怀在主持工作时分工管文教。 每当排演什么重要剧目，这位吴导演常常去他家征求意见。这位吴导演有着艺术家性格和气质。别人见了像张敬怀这样的大官，总是拘拘谨谨，张敬怀讲什么都点头称是。吴导演不怕官，见了他总是很随便。有不同意见，也敢和他争论。所以，张敬怀很喜欢和他聊天。张敬怀有一种观念，官越大，越难听到不同意见，越没有谈心的人，身边全是唯唯诺诺的人，这使他感到寂寞。以前他曾经多次和吴导演畅谈，从中得到不少的乐趣和愉悦。何况吴导演很幽默，一讲话，就让你发笑。张敬怀记得，他上次和吴导演见面，也是在一次批斗会上。因为吴导演导过《海瑞罢官》，为他开过专场批斗会。不过那次演“主角”的是吴导演，张敬怀演的是“陪斗角色”。此次见面难得。两人便小声攀谈起来。 “怎么样？张书记！”先是吴导演问。 “还可以。你呢？” 吴导演说：“没有死。”乐观地一笑“这种日子，就得自己找乐子，自己安慰自己。得像阿Q那样，用精神胜利法。”又是一笑。 张敬怀也向他敞开心扉：“我差一点没有自走绝路。后来想通了，才看见今天。” 吴导演说：“我当时就感到，这哪里是一场革命！完全违反一切规律的闹剧。” “违反规律的东西也能长久。”张敬怀说。 吴导演说：“这是有历史先例的。你想想，女人裹小脚的事，它不仅违反人身体的生长规律，也违反劳动生产力的规律。可是靠某种力量不是流行了一千多年吗？” “这种现像，值得我们哲学家去研究。”张敬怀说。 “这’某种力量‘是什么我还没有想清楚。” 台上台下一阵阵口号，一个个“三种人”轮番坦白交待。“打倒”和“批臭”之声震耳欲聋。他们不去听，会场上也没有人注意他们的窃窃私语。这时，吴导演掏出小本，快速写了点什么，随即拿给他，问：“你记得有一出戏叫《人面桃花》吗？” “记得，记得。”张敬怀答。 吴导演说：“其中有四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互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现在面对此情此景。我即兴胡诌了几句。” 张敬怀接过条子，见写的是： 十年今日此门中， “文化革命”大斗争。 造反英雄何处去， 老吴依旧笑春风。 张敬怀看了甚觉有趣。吴导演要回来字条，马上撕碎了。 张敬怀说：“你现在可以’笑春风‘，我可笑不出来。我虽然被释放出来了，但问题还没有个说法呢。” 吴导演安慰说：“你不用急，等着吧，好饭不怕晚。” 开过批判大会，两人在回去的路上又谈了很多。张敬怀回到招待所，躺在床上想。吴导演是对的，难得听他说的这一席“没遮没拦”的话。自己当初没有自杀，就是要看到文化大革命怎么收场！现在看到了你方唱罢他登场。座上宾，阶下囚。人际关系是这样，人民生活呢？昨天他排队买东西，已经体验过了。自己虽然又成了“座上宾”。可是总该有个说法呀！张主任要他等着，要等到什么时候呀！我得找找人，甚至到北京上访。据说，为了平反冤假错案，到北京上访的人，成千上万。过去，衙门口都有一面鼓，你一敲，大老爷就得升堂。可是到北京找谁呢？反正现在用不着击鼓。那里有好多老战友，找找他们，哪怕问点情况、形势、动向，也是好的。 在艾荣和女儿从乡下回来之前，对于他们的夫妻关系，张敬怀曾经认真反思过很长时间。二十多年来，他们夫妻间的矛盾，到底怨谁？他觉得，认为自己太理想化了，太不关心这个在战场上救过他的生命的妻子了。她一直对于她的提拔、任用和级别待遇问题，他没有为她说话而不满。和她有同样资历的同志，只要是嫁给首长的，大多已经是副厅、局级干部了。可是，她还是一个副科级。这很伤她的自尊心。可是，话又说回来：凭他对妻子的了解，她太要强，太注重官、名、利，事事爱拔尖，和谁也搞不好团结，且不管她的能力和水平，把她放到任何一个领导岗位，不闹得四分五裂才怪呢！况且，自己明知她不胜任，怎么好违背党性原则，去为她“说话”呢？不要说“说话”了，自己一想，就觉得脸红。正因如此，当有些组织部门领导主动提出：“艾荣是个老同志了，在朝鲜战场又立过功，是不是……安排？” 他一听这话就说：“得啦，她不行。我听人反映，她连一个支部副书记都当不好……” 艾荣曾经主动去向组织部门问过，她因为什么只能当个小小的支部副书记？逼得组织部长只得对她说：“你去问你的老头子吧！” 想来想去，自己不违心为她“说话”是对的。……不管怎样吧，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风暴，批判什么修正主义啦，天天读语录“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啦，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啦，她总该有点改变吧？经过这九死一生的磨炼，她怎么会没点改变呢？只要她回来，他一定主动和妻子和好。小女儿一向听妈妈的，从来不和爸爸亲近。这一方面都怨自己，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抱抱她，亲亲她，给她一点父爱。现在自己应当给她一点作为父亲的关爱。 张敬怀还想到，在“文化大革命”高xdx潮中，的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为了让张敬怀交待“罪行”，曾经拿出夫人写给她的的“最后通牒”，说你如果再不交待问题，我就和你离婚。但这终究没有成为事实。他相信，那是造反派逼迫的结果，在那种人人自危的形势下，情有可原。这次她母女回来，改善家庭关系要紧，这些事已经过去，不能再怪她了。 过了一个星期，办公厅单主任派人把妻子和女儿从“走五七道路”的农村接回来了。据单主任说，他家原来的房子，被两个造反派占着，且一分为二（在中间修了一条墙），正撵他们搬家，院内那堵墙要拆掉，房子还要打扫修缮一番。 因此先让他们一家在招待所住些日子，还给他调了个套间。 夫人和女儿是省革委会用大汽车接回来的。当时是“净身出户”，除了日常生活用品，没有带走什么东西，自然也没有拿回来什么。 张敬怀见了母女，原来就瘦弱的夫人更瘦了，脸色黑黄，有气无力的样子，不免生出怜悯之情。见女儿长那么高，使他感到惊异，细细一想，她应该有这么高，因为她已经是个十九岁的大姑娘了。 张敬怀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和颜阅色地问：“还好吗？” 使张敬怀没有想到的是，夫人没有好声气地说：“有什么好的？你看看，我这手，我这脸，能好吗？差一点没有死在乡下！” 张敬怀一时无言以对。 艾荣又说：“人家没有从部队转业的首长，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支左‘了。 在地方各单位当领导。人家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什么样子？不就是因为你爱多嘴多舌，讲你的’原则‘吗？” 张敬怀说：“过去了，该过去的东西，就不要再说了！” “我就是不能忘，我永远记得，永远记得！” 张敬怀不想和她一见面就吵。经过这场九死一生的浩劫，她也应该冷静下来，现实一些了。但是他实在不能和她说清楚，便转身对女儿和善地说：“胜美，来，让爸爸看看，你长高了多少？”说着把女儿拉在身旁。他抓着女儿的手，扣在自己手上：“哦，和爸爸一样高，是大人了。” 又使他没有想到的是，女儿像被火烧了一下，麻利地从他手中抽出来。 张敬怀也知道，在文化大革命高xdx潮中，当满街贴着“打倒”和“声讨”他的大字报时，艾荣也被开了几次批斗会，要她揭发丈夫。接着是他被关押九年。在九死一生之后，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夫人也应该问问他身体怎样，受了些什么苦。这么多年，他被关押着，彼此不通消息。现在团聚了，总有好多话要问吧！ 可是夫人连一句话也没有问。又过了半天，却说：“平常没有借你的光，这次可是借光了。我们是反党集团分子的家属，等于半个反革命！我们娘俩被流放到乡下，你不觉得对我们有愧吗？” 张敬怀听了这话，几乎哭出来，随即大声说：“我有什么愧？我有什么错误？这怎么怨得着我？” “没有错误，人们怎么斗你？” “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回来了怎么样？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还没有平反啊。说不定在哪一天，你又来个’二进宫‘──我当时怎么了？怎么鬼迷心窃，嫁给你！好事摊不着，坏事老是跟你吃瓜落！” 想不到夫妻生死离别这么久，一见面就把关系搞僵了。张敬怀再想不出来要说什么。他从身上掏出一罗人民币，说：“这是补发的工资，我没有全领。你看需要什么，和孩子到商店买点东西吧！” 夫人迟慢地接过钱币，对女儿说：“胜美，咱们上街吧。”女儿一直和妈妈好，事事都信妈妈的。 两人便上街去了。 夫人说得也对：他虽然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可是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到底是不是“彭德怀死党”？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不是还有其他种种罪名，这可是有关他的政治生命问题，不可不弄清楚。但是，现在正在清查“三种人”，从北京到各地，有不少造反派还掌着权。他所尊敬的彭总已经与世长辞了。 有一天，单主任来看他，并建议：现在揭批“四人帮”，将来会怎么发展呢？谁也说不清楚。可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有时会风云突变。你现在的问题，上边还没有一个“说法”，也就是说还没有结论。所以现在还是“戴罪之身”。你的问题由北京管，连档案也都调到北京了。北京对你没有个说法，省里也不能给你定什么性质。可是，通过组织解决，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要解决问题快一些，你在北京有很多老战友，不如到北京去找找老战友，请他们说句话，那真是一言九鼎，问题很快就会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能了解当前一些情况和政策的走向也好。 这个建议有理。于是，张敬怀在心中扒着手指数着，从总参、总后、总政到地方各机关、团体，有七八个人可以找，即使他们不管自己的问题，了解些情况，决定自己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总是有易处的吧！ 他下了这个决心，想了又想，找了又找。忽然想起来一个叫侯卓夫的老战友。 在抗美援朝前线，他们肩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友谊。回国之后，有一段时间，他们还是邻居，彼此经常来往。他的那个小儿子，小名叫“大圣”，还是他给取的。从“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上得知：侯卓夫在什么“文革领导小组”当过几天领导，大字报常常见他传达“最新最高指示”。去找找侯卓夫，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张敬怀就这么决定了。他还让单主任找了侯卓夫和另外一些老同志、战友、领导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怎么走法，到北京的住处是一个问题。他想十年监狱生活，自己脱离社会太久了，坐坐硬板车，住在小店里，了解点社情民情也是好事。 便自己到车站买了车票，次日就乘硬板火车到北京去了。 到了北京，他才知道海天市之小。他记得，他最后一次到北京，是在1958年夏天。他和秘书一出车站，汽车就把他接到了京西宾馆。现在他孤身一人到了北京，一下车，好像掉到汪洋大海里，在人群的浪花中拥来拥去，不知道怎么走，往哪里走。他在车站附近找到一个叫做“太阳升”的小旅店住下，向服务员问了许多事，觉得长了不少知识。 稍事休息，就按照服务员的指点，碰运气去了。 张敬怀先是打电话问他事先开列的名单上的老战友、老领导、老部下。使他失望的是，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仙逝”了，有的调动了工作，有的搬家了，有的下乡还没有回来。他按照原来的一个旧地址去找抗战时一个老同志。公共汽车路过新华门前，他知道这是国务院的所在地。汽车被堵了一个多小时，原来是有一百多河南省的“上访”者，要求平反他们的冤案，交通警察费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他们疏散。好容易找到那位老同志的住址，那位同志却调到云南去了。但他夫人很热情地接待了他。这位夫人，为他打了十来个电话，才打听到侯卓夫的地址和电话。 得到了侯卓夫的新住址，他又重新回到“太阳升”旅社。他打电话到侯卓夫家里。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他不好意思问是侯卓夫的夫人、女儿还是保姆。张敬怀便自报“家门”，说自己是侯首长的老战友，那女人才告诉他：首长到大西北公出了。她说，你要是有事，可以找找侯贵卿，他目前在国务院工作，“负很大责任”的。还告诉了侯贵卿办公室的电话。 张敬怀觉得：这不是“小圣子”吗？找到他，也许会有些用处的。这个侯贵卿小名叫“大圣”。 侯贵卿，好像有当官的遗传基因。从小学到高中，每一个年级，都当班长。 文化大革命后期，也响应号召，下乡插队，接受了贫下中农一段“再教育”，从乡下参军，然后提干，接着是科长、处长、到局长，芝麻开花节节高，如今已经成为副部级的什么主任了。 这天晚上，张敬怀居然打通了侯贵卿家里的电话。 “你是谁呀？”张敬怀问。 “我是侯贵卿。” “你爸爸在吗？” “不在。你是谁？” “我是张敬怀，你爸爸的老战友。你是’小圣子‘吧？” “什么’小圣子‘？我是侯贵卿。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太阳升‘旅社。” “哦，’太阳升‘旅社……”对方稍加停顿，“你有事吗？” “我没有什么事。”张敬怀略作思索，说“也算有事，我的问题，我想，你可能知道一些情况。你爸爸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到大西北视察……。” “什么时候回来？” “这是我爸的事，我不知道。” “那么……我和你谈谈也可。明天晚上，到你家里好吗？”张敬怀对自己的低三下四有些脸红，我怎么向一个小孩子求情似的讲话呢？但是，找他谈一次也许能听到点什么有关落实干部政策方面的情况。 对方又略作停顿：“有事……咱们明天──明天不行，明天我有外事活动。 后天吧，到我的办公室谈。” 张敬怀觉得，按他目前的情况，在家里像聊天似的谈话比较轻松，便说：“在家里谈话好。” “还是在办公室谈吧。我办公室的地址是……”他讲了地址，就把电话放下了。 张敬怀觉得十分不快，在办公室谈话，有“公事公办”的意思。如果他住在京西宾馆，这位“小圣子”一定主动去看他，可是他住在一个小旅社，对方就猜到他目前的处境了……世态炎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既然已经来了，人家又答应见面，那就见见吧。即使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问问当前的情况和形势也好嘛。 第三天，张敬怀就如约到了侯贵卿所在的单位。 这个单位大门很宽，有四根对称的柱子。两面的墙壁上，刷了八个大字：一面是“团结紧张”，一面是“严肃活泼”，进门不远，有一座大影壁，刷了五个大字，是毛体的“为人民服务”。门口站着两个神色严肃塑像一般的卫兵。他走近一个卫兵，说：“我找你们侯主任。” 卫兵看了看他，并往四面瞥了一眼，见没有汽车停着，是个普通百姓，问：“你找侯主任有什么事？” 张敬怀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说：“没有什么事。” “没有事，你来干什么？” 张敬怀说：“我是他父亲的老战友……想看看他……” 卫兵说：“你到收发室问问吧。” 收发员又盘问了他一番，张敬怀有些不快，似乎是命令着说：“你把电话接到侯主任办公室，我和他直接通电话。” 收发员见来者不善，便把电话接到侯主任的办公室。电话中说：“你让他进来吧。” 张敬怀这才进了大门，在办公大楼三层，走进侯贵卿的办公室。 张敬怀一见侯贵卿，这哪里是什么当年的“小圣子”呀！一个标准的将领风度的军官。侯贵卿见了当年的“张叔叔”，以不热不冷的态度，轻轻地摸了摸他的手：“请坐吧。” 这时和他年龄相仿的一个军人，端上一杯茶，可能是他的秘书吧。 张敬怀落座。 “你找我……爸，有事吗？”侯贵卿主动问。这一下切入“主题”的问话，使张敬怀语塞了。半天才说：“关于我的问题，你可能也知道，我想……” 侯贵卿仍然不冷不热地说：“你的……问题，我早就知道一些。现在中央拨乱反正的任务都很重，要落实政策的人很多。我们落实干部政策小组，是按地区分工的。河山省不归我管，不了解情况，我没有发言权。但是，解决什么问题不得有个过程啊。” “是要有一个过程，可是十多年了……” 侯贵卿又打断了他：“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这是两条基本原理。” “基本原理……政策界限是什么……”张敬怀的语气有些难耐。 侯贵卿又打断了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你总该相信党的政策吧？” 张敬怀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心想，讲这些绝对正确空话、套话、官话，绝对不会犯什么错误的话，难道我来见你，是要听你这些空话、套话的教训吗？稍作沉默，即说：“那好了。”站起来告辞。 “司秘书，送一送……” “不用了。”张敬怀以命令的口吻说。 张敬怀扬长而去。面对这种官腔、官气、冷漠，他感到受了羞辱。比他挨一次批斗都难受。 “一阔脸就变！纯粹是个少年得志的新贵！这是文化大革命培育出来的品种。”张敬怀想。 张敬怀来到大街上，觉得肚子有点饿了。便走进一家叫“南来顺”的小饭馆。 一个身穿白大衫的服务员，上下打量了他好半天，然后惊叫道：“唉呀！这不是老首长吗！你怎么在这里？” 张敬怀也打量了对方半天：“你是……？” “我是你的警卫员小周呀……可不是嘛，都十多年了……首长可瘦多了。这么多年，首长受了不少苦吧？”一派河南乡音，又是热情地握手。 “就那么回事吧。”张敬怀含乎地说。 小周说：“我复员以后，一直想念首长，可是，总也打听不到你的下落。你还好吗？” “也算好吧。”张敬怀说。 “你怎么在这里？”小周问。 “为个人私事。” “是落实政策的事吧？”一想，这里不是谈这类事的地方，随即问：“首长吃点什么？涮羊肉，芝麻烧饼，不错的。” “随便吃点什么都行。”张敬怀说，又问：“你怎么在这里？” 小周答：“我有一个叔叔，在北京工作。借他的光，在这里开个小饭馆。又当服务员，又当掌柜的，还得当采买……有一个本家叔叔当厨师。” “生意不错吧？” “过得去。能混碗饭吃就行。你稍等。”说着到厨房去了。不多时，端上来五六个菜，有荤有素，还拿上来一瓶“杜康酒”和两个杯子。倒满了，一杯递给张敬怀，一杯放在自己面前：“喝吧，见了首长，怪高兴的，干杯！” 张敬怀随即端起酒杯，两人一起干了杯。小周说：“这里也不是说长话的地方。我给你个地址，找个时间，我有好多话要和您说呢。”随即在饭桌上写了地址。 “我觉得对不起你……”张敬怀动情的说。 “别说了。这个年月……难说谁对不起谁……有话留着，到我家里再说吧。” 小周陪张敬怀吃过了饭，告辞时，张敬怀掏出二十块钱给他。小周推推搡搡地说：“多年不见，你这是为啥？你要是给我钱，就是看不起我。” 张敬怀看小周是真诚的，只好把钱收回来。 张敬怀一面往回走，一面想：天底下坏人不少，归根到底还是好人多。 张敬怀从北京回来，仍然觉得心中空空空荡荡的。可是令他高兴的一件事是，他被没收的几千册书籍，原来放在省委的仓库里，现在全都发还给他了。他想，过去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认真读这些书。何不借此机会读些书呢？他想，“文化大革命”把人的一切“恶”的本质，都挠混出来了。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呢？他想研究一下这个争论了两千多年的问题。于是，他把有关这方面问题的书籍都找出来，细细地阅读品尝起来。 这一段时间，关于张敬怀的问题，上边一直没有来什么文件。但是，办公厅单主任对张敬怀作为老领导，仍然十分关心、尊重。经常来看望他，问他有什么困难，他将尽力帮助。这使他得到了某些安慰。可是，他在家里好像是二等公民，夫人还是经常埋怨他：说都是因为他，闹得几乎家破人亡。张敬怀用什么道理也给她解释不清楚，女儿和妈妈一致，也不理他。这又使他经常处于焦躁，烦闷之中。他想出去走走。 这时单主任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原来省委在顺阳市郊水库，建有一所干部休养的疗养院，叫“翠谷山庄”。单主任建议他到那里疗养一段时间。这十年中，他受到那么多的肉体折磨，也该对身体全面检查一下，看看落没落下后遗症。 张敬怀觉得这真一个好主意。在那里一面疗养，一面读书，比在家里舒畅。他同意了，选了好多书带着。单主任便派车把他送到翠谷山庄。 这翠谷山庄建在水库边上，除了医疗机构是一座三层大楼，疗养室都是一座座独立的小楼。小楼建在山坳林荫碧草之中，面对碧绿的万顷波光，苍松翠柏遮天蔽日，环境甚是幽静。此时还不到疗养季节，况且各机关团体学校，正忙完成清查任务。刚被“解放”重新上台的干部没有时间，那些被清查的“三种人”，自身难保，对翠谷山庄，他们自然也不能像以前一样，说来就来，把这个“安乐窝”当成自己的来家住。因此，现在来翠谷山庄疗养的干部很少。 张敬怀在翠谷山庄住下后，先是全面检查了身体。也许他的身体是战争的血和火铸造的，五脏六腑居然没有落下什么残疾，一切正常。这使张敬怀十分高兴：人的生命力真是顽强，受了那么多的酷刑，他居然还是一个全面健康的人，这也不失为一个奇迹！ 张敬怀住在这里，只是护士每天给他吃些营养调理药物，再就是每天爬爬山，游游水明如镜的水库了。他这大半生，从来没有这么悠闲自在过。 翠谷山庄的医护人员们，自然知道张敬怀以前的身份和地位。因此，对他格外照顾。他们建议张敬怀：爬山、游泳是锻炼身体，钓鱼是修炼心灵，建议他钓钓鱼，并且给他准备好了钓杆。 这天，张敬怀由他们陪着，便到一个僻静的水湾垂钓。 张敬怀正注视着鱼漂，从远处游过来一个人。这人游得很快，身后分开一道八字波浪。奋起的两只臂膀和两腿，发出噗通噗通的响声。游到张敬怀钓鱼的地方，就在周围噗通起来。 陪同张敬怀钓鱼的医护人员们喊：“喂！同志！你游远些，别干扰首长钓鱼！” 那人童声童气，一面踩水，大声说：“喂！你们走开，别干扰我游泳！” 一个护士说：“是我们先在这里钓鱼的，先来后到，你得走！” 那人答：“是我先在这里游泳，先来后到，你们得走！” “你怎么不讲理呀？” “你们才不讲理呢！你们钓钩，挂住我要负责任的！” 这时一个医生说：“是小冯，一个调皮的姑娘。” 张敬怀觉得有趣，招呼游泳人：“你上来，你上来。” 一个身段匀称有着曲线美的姑娘，游向岸边。姑娘一面搂头发上的水，一面格格笑着说：“是你们不讲理，还是我不讲理？我早晨八点就在这里游泳了。” 张敬怀说：“咱们谈谈好不好？” “随便，有什么不好的。”姑娘说话很痛快。 张敬怀又打量她，姑娘身裁匀称，面容红中透白，两眉正中有一颗小米粒大小的黑痣，很像印度电影《流浪者》里的丽达。 “你叫什么名字？”张敬怀问。 姑娘答：“我叫冯怡。” “在这里疗养？” “是的。”接着自我介绍说“我是个’知青‘，在农村修理了几年地球，在’大返城‘高xdx潮时，从乡下回来。没有分配工作，在新华书店当一名临时工。事情不多，读书很方便。” “你的父母呢？” 冯怡低头沉默了一刻：“我不希望谈让我伤心的事。” “你是来游玩，还是来疗养？” “这是高干的疗养院。按正常情况，我是进不来的。可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学到的本领，各人有各人的办法。来住几天，玩玩。”说着诡秘地一笑。 “你猜猜我是干什么的？”张敬怀饶有兴趣地问。 “我会看手相，”冯怡故作姿态地说：“让我看看你的手。男左女右……伸出来。” 张敬怀笑着说：“经过文化大革命，你还搞迷信活动。”但还是把左手伸给了她：“我不信，你看不准，可得受处分！” 冯怡拉过他的手，装模做样的看了一会掌上的纹路，边看边说：“你嘛……是个当官的。哎呀，你的官还不小呢。你看，你这’事业线‘，又粗又长……”她继续看下去，接着说：“可是，四十岁以后，’事业线‘突然断了，你就事事不顺，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整了，整得还不轻。以后嘛……你的’事业线‘，又延长下去了，兴旺发达……对不对？” 张敬怀说：“也算对吧。你不怕当官的？” 冯怡说：“我不怕当官的。当官的，不也是人吗？” “对，当官的也是人。你这个观点很对。你这个小鬼真有意思。” 冯怡哈哈大笑：“你不能叫我’小鬼‘，那是你们红军对小孩子的称呼。我已经二十岁了。” 张敬怀笑了：“我检讨，不叫你’小鬼‘，叫小冯吧。……你说，你不怕当官的，这很好。可是当官的很厉害呀，他掌握着生杀与夺的大权……”张敬怀又笑了笑。 “可是，有时候老百姓也很厉害。像你挨斗的时候，老百姓就很厉害。”冯怡说。 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没有人敢反驳过他，张敬怀觉得更有意思，说：“是的，当官的首先是人。他也吃喝拉撒睡，他也有七情六欲。他有权的时候，一说话就是’指示‘，就是命令。一讲话，不管讲什么，都很’重要‘，没有人敢和他开玩笑，没有人找他谈天说地。” “可是，他不当官的时候呢？”冯怡问“还有人把他当成人？……”冯怡说着打住了。再说下去，就要揭张敬怀的疮疤了。 张敬怀说：“你既然不怕当官的，我们交个朋友如何？” “我？”姑娘看了看他，自己摇着头“我不够资格。” 张敬怀说：“你可知道，交朋友没有高低贵贱差别，没有贫穷富裕的差别，甚至没有年龄的差别的。只要谈得来，就可以成为朋友。如果讲这些差别，就是酒肉朋友了！一起打过仗的叫战友；一起打过牌的，叫牌友；一起养病的叫病友。 病友，即养病中的朋友。咱们在疗养院一起养病，岂不是朋友？”张敬怀畅快的大笑了。此时，张敬怀自己也不明白，他和这个女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多话。 停了一刻，冯怡说：“我告诉你吧，我认识你。” “哦？你认识我？”张敬怀好奇地问。 “我起码见过你两次。” “在什么地方？” “第一次，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请你做过’红军长征‘的报告。” “这事很多，我早就忘了。”张敬怀说。“第二次呢？” “第二次又更稀巧了：是在你挨批斗的大会上。” “哦？” “我这个人，小人书看多了，我崇拜英雄。那天在广场开批斗大会。我混进去看热闹。一看被批斗的是你” “怎么样？” “他们那么样的打你，踢你，揪着头发折磨你，你居然不低头，不认罪。我觉得你很了不起。那时我才十来岁，并不懂得什么’路线‘。当时，我想表示一下对你尊敬的态度，可是一时又找不出好办法。我摘下来头上的红线帽子，冲上台，便把帽子戴在你头上，就跑出了会场──你还记得那个小姑娘吗？” 张敬怀也笑了：“记得，记得，没齿不忘。后来呢？” “当时我们小学也停课’闹革命‘。第二年虽然复课了，仍然是斗校长，斗老师。第三年，我们都被赶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 “你在乡下呆了几年，有什么感受？” “感受太多了，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很不容易，活得太累。所以，最近走了个后门，来这里游游泳，轻松一下。”又问“你喜欢游泳吗？我陪你。” “喜欢的，不过我只会’狗刨‘。” “首长不会，没有关系的。我教你。” “我已经不是什么首长了。你就叫我张敬怀吧！叫老张，张叔，张伯都行。” “好的！”冯怡快乐地说。 这样，他们每天穿树林，爬青山。肩并肩，手挽手。从背后看，像情侣；从正面看，像父女。 张敬怀说：“咱们俩个，扶老携幼。你扶老，我携幼。” “别那么说。我也没有觉得你老，我也不’幼‘了。二十岁，还幼吗？” 过去张敬怀和人谈话时，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也没有这么随便。现在他觉得，能够和人无所顾忌地谈天说地，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是最大的享受。他从来没有享受过无拘无束的谈天的乐趣。 有一次，冯怡问：“咱们的老祖宗在《三字经》中说：人之初，性本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怎么那样恶呢？到底人的本性是’善‘呢？是’恶‘呢？” 张敬怀想了想，说：“我最近也想研究研究这个问题。人性善和人性恶，争论了一两千年了。我看，人一下生，呱呱坠地，他的本性，应该是善的。恶是后学的。” 冯怡说：“我和你的观点相反，人一下生，呱呱坠地，人的本性是恶的！” “哦？”张敬怀看着冯怡“说说你的道理，我洗耳恭听。” “这首先要给’恶‘下一个定义：什么是恶？人是什么？人是动物，不可否认吧？动物要生存，就要吃食物；要安全，就要保护自己；自己要有更多的占有，就要排斥别个，甚至撂夺；要传种接代，把生命延续下去，就要寻求配偶，这和一切动物都没有差别，对吧？” 张敬怀没有回答，却说：“说下去，你说下去。” 冯怡继续自己的议论：“人是动物，所以人性，首先表现为’动物性‘。所有人性中的’恶‘，小的如自私，占有欲，偷偷摸摸，大的诸如战争、阴谋、宫延政变，就是这种’恶‘的延续和发展。所以，应该是’人之初，性本恶‘。这就是我的观点。” 张敬怀笑了：“你这小鬼……还真爱想问题呢。” 冯怡马上说：“你怎么又叫我’小鬼‘？咱们有君子协定呢。” “好，我错了。”张敬怀说“如果说，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么怎么解释革命家的流血牺牲？怎么理解’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怎么理解为了革命，在敌人的监狱中’要把牢底坐穿‘呢？怎么理解许多善心善意的行为呢？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一生下来都是’恶‘的，岂不是要灭亡吗？所以人的本性，还是善的。” “我还是不能同意你的’高见‘。”冯怡说。 “说说看。” “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第一，人是生活在群体中，所以人有’社会性‘。人们为了自己的群体的生存、发展、强大，生活得更好，就慢慢形成许多生活的行为规范。对个人，用道德约束自己；大者，难于自己约束的，就制定了法律等等手段。所以，我以为，’恶‘是先天的，是本性，’善‘是后天的，是教育，是社会道德和法律制约的结果。所以还是’人之初，性本恶‘。” 张敬怀哈哈大笑：“你这个小……冯，真能诡辩！如果，人性都是’恶‘的，就没有革命，没有理想，没有道德了。” “现在谈你的道德，善良，真诚，不讲谎话，助人为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做到这些，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了？” “当然！” 冯怡说：“可是这道德是有自己的群体性的。比如，你在监狱中，敌人审问你，要你讲出地下工作者的名单，你能讲真话吗？不能，你就违反了自己’真诚‘的道德准则。你之所以不讲真话，是为了你所在的群体能够不被打败，还要发展，强大，胜利。再比如这’忠‘吧，向来是我国最高的道德标准。这个’忠‘字的群体性最强：当了’张皇帝‘的臣子，对’张皇帝‘必须忠；当了’李皇帝‘的臣子，必须对’李皇帝‘忠；’张皇帝‘的臣子，如果对’李皇帝‘忠，就构成对’张皇帝‘的不忠……你讲讲，怎么衡量这’忠‘字的道德标准？” 张敬怀说：“你还真想了些问题哪。这’忠‘是有阶级性的……” “您老人家得了吧！”冯怡笑着打断了他“在文化大革命讲’忠‘，是创了世界纪录的。’忠‘字舞，’忠‘字歌，’忠‘字操。林彪最讲忠’最最最‘……归根结底，结果，我就不说了。你，作为我们政权中的’臣‘，也是讲’忠‘的，你讲’忠‘，还是为了你的群体更好，群体更好了，你也才能更好！从你的经历中，不是可以看出这一点吗？” “这，你说我讲’忠‘是为了自己，本人就不能苟同了。” 冯怡马上问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你讲没讲过’忠‘？” “讲过。” “你忠于谁？” “忠于国家，民族……” “讲没讲过忠于毛主席？” “也讲过。” “错没错？” “现在我也没认为有什么错。” “那么批你，斗你，把你关进监狱也都对了？” “那不见得是毛主席……”张敬怀觉得，不能和冯怡讨论这个问题了……话锋一转，你总是为你的’人之初，性本恶‘辩护。文化大革命是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把人那’恶‘的一面’释放‘出来了。归根结底，还是’善‘胜利了呀！如果没有人性善，你怎么会给我戴顶红帽子呢？不谈了吧。留着下次争论。 “好的。”冯怡说，搀扶着张敬怀的手臂，下了山坡。 一老一少，都对他们之间能谈天说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天晚上，他们爬过一条小山梁，来到水库旁边，在一片柔软的草地上坐下。这次他们谈的是人生。 冯怡问：“我总觉得，你们这些人活得很累。可是你是为什么活着呀？” 张敬怀说：“是的，累是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为了中国革命，为了创造人民的幸福，把什么都交给革命和党的事业了。能不累吗？” “我知道。”小冯说“你们这一代人，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道德，为党性，为舆论活着。” “那么，如果不为这些活着，为什么活着？” “在这方面，我们是两代人，我们有’代沟‘。经过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我现在只为自己，为自己的快乐活着，怎么快乐，就怎么活。” “你光为快乐，就不为自己的前途想一想？” 冯怡说：“我所说的快乐，并不是醉生梦死。比如我对’社会学‘有兴趣，就看很多书，能够解决了自己思索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享受到最大的快乐。” “你将来可以当博士。” “也可能。但当不当博士并不重要。人生总得做点事情，否则，活着有什么意思？做事情就可能有成就，可是当自己有了成就的时候，你不可当真，为了你有了成就，要什么官呀，名呀，职位呀。那样你就很累，很不快乐了。干事情是一种追求，追求的过程中就有快乐，你就把’成就‘当成’活动‘的’副产品‘吧。副产品，是有没有都可以的。” “对的，对的。这样就少些烦恼。” 冯怡忽然问：“我总觉得，在你们那个’圈子‘里生活，一定很累。你不能为自己活几天？活得轻松，自在一些？活得不像个’首长‘，而是像普通老百姓那样？” “难道咱在一起谈话，我不像个普通老百姓？” “在我面前，你像！我们是’病友‘嘛。可是一回到你那个生活圈子，你肯定是讲话、报告、批指示、下命令。你不能随便讲话，一讲话，即使是要人们把大门修高一些，也是’重要讲话‘。你得摆着架子，否则人们就不尊敬你。你也不能随便行动，到哪里都前呼后拥，怕有人打你的黑枪。天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没有一分钟是属于你自己的。这是对下面。对上面呢，你得按照报纸和文件讲，不敢越雷池一步。” “难哪……如果历史把你放到那个位置，你也没有办法。”－－－－－－－－ 两人都不说话了。月亮慢慢从东方升起，没有风。水库广阔的水面，近处洒着月光，随着轻波的荡漾，一闪一闪。远望，水面是油黑色的。山峦和水面之间，有一条柔和的高高低低的曲线，非常优美。有几颗明亮的星星，映照在水面。也不知道是星星亲吻波光，还是波光亲吻星星。附近有一个两三米高的礁石柱子。 水波轻拍打着石柱，发出柔和的“哗，哗……”，好像是低声的情语。 “啪！”有一只不识趣的蚊子，在张敬怀的背上叮咬。张敬怀没有打到它。 用手在背后挠，可是总也够不到那个地方。冯怡说：“我给你挠挠吧。” 张敬怀说：“那就谢谢了。” 于是冯怡在蚊子叮咬的地方轻轻挠起来。 “左边，往左，右，再往右一点……”他从来没有过这么高级的享受。他的女儿、夫人都没有给他挠过背。 蚊子慢慢多起来，在周围轻声地嗡嗡着，好像要参加他们的谈话。 “讨厌！”冯怡说“怪热的，咱们下去游游吧。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沙滩，我以前在那儿游过。” 冯怡和张敬怀各自在附近的树丛中换了游泳衣裤。冯怡说：“我搀着你，这个地方你不熟悉。”于是她架着张敬怀的臂膀，慢慢向前走。 冯怡穿着一件淡蓝色的游泳衣，在月光下显得幽暗。那匀称的身材，丰满的肌肤，优美的线条，令张敬怀生畏。张敬怀只穿着一件酱紫色的裤头，这么赤身露体的站在一个姑娘面前，觉得很不好意思。犹豫再三，不敢下水。冯怡玩笑地将他一推，张敬怀便跌入细软沙滩的水中。随后，格格笑着，又双手把他拉起来。 他呛了一口水。 “你真坏！” “我教你游泳。” “学什么姿势的？” “学仰泳吧。仰泳省力气。” “好的。怎么学法。” “你把身子躺在水面上，放平，仰脸……” 张敬怀听话地躺下来。 冯怡说：“不要怕沉水，我在下面用两手托着你呢。不要怕，往后仰，仰，再仰，对了。”然后教他用手和腿划水。刚刚划了几下，冯怡稍一松手，张敬怀觉得他的身体下沉了，又要呛水。当人感到要溺水的时候，总是乱抓乱挠乱扑腾，企图抓住一个救命物。“不行了，不行了。”他喊叫着。冯怡那柔软的手背立即托住了他的腰。这时，张敬怀要站起来，双手无意抱住了冯怡的腰。他觉得周身战栗了一下，当他刚站稳时，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十分羞愧，半天才说：“对不起，对不起了！” 冯怡一时不明白，后来一想才知道是张敬怀在水中挣扎时，抱了她的腰。 “不游了。”张敬怀为自己的失态感到生气，说：“我们回去吧！” “为什么？”冯怡问。 “不为什么。我感到对不起你！是我不好……” 冯怡大笑起来：“你，你这个人呀！真是，这有什么不好的。” 又过了一些日子，办公厅单主任来电话告诉他：关于他的问题，中央下了一份文件。在电话中先把文件内容大体上讲了一下。文件中说：张敬怀同志是党的好干部，是久经考验的真正革命家。过去无论是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或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他的批判，完全是错误的，是冤假错案。所有加在他身上的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的之词，一律推翻。恢复张敬怀同志的工作和职务。 单主任还告诉他：原来从部队来“支左”，在建立革委会时，当了主任的石司令员，已经调回部队。原省委书记杨同理同志，也从下乡插队的农村调回来了，官复原职，仍然作为一把手，主持省委工作。杨书记希望他马上回来，参加最近要召开的省委会议。他明天就带一部车子来接他…… 张敬怀放下电话，并没有那么高兴。因为他预计会有这么一天，一切违反规律的东西都不会长久的。但使他庆幸的是，在他挨批斗最难熬的时候，在他要切断动脉血管要自杀那一刹那，居然回心转意，没有死成，这才有了今天的呀！十年，十年呀。我们八年抗战，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三年解放战争，推翻了蒋家王朝，可是这十年中，我们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什么呢？想到这里，他不觉流泪了。 现在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小冯告别。 应该说，张敬怀在翠谷山庄，度过了大半生最难忘的日子，也可以说是最让他快乐的日子。他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他就没有体会到友情的快乐了。他总是下指示，发号令，下级总是唯唯诺诺。而在翠谷山庄，他居然结交了一个算是忘年之交的朋友，也许是对他以前这种损失的补偿。所以，这里好像是他重生的地方。总之，怎么形容翠谷山庄对于他的意义，也不过分。 这天，冯怡又来约他上山。刚刚走到他门前，张敬怀招呼说：“小冯，你进来。我有件事告诉你。” “什么事呀？” “你进屋再说。” 冯怡进了他的房子，在一张藤椅上坐定：“说吧。” 张敬怀又想了想才说：“刚才省委来了电话，说是中央下了文件，平反了我的冤案，恢复我的职务。明天就让我回去。” 小冯并没有为他高兴，也是沉默了很久，才面无表情地说：“那……我得祝贺你了！” “这有什么值得祝贺的？” “受了那么多苦难，官复原职，还不值得祝贺？” “你给我说这些……就……没有意思了。” 冯怡说：“是没有意思。回到你那个工作和生活圈子，整天忙，忙，忙！发指示，下命令，做决议，写报告……没有一时一刻是属于自己的。” “你的意见都对。可是一个人在社会上，无论处于什么地位，都是诸多社会因素和历史条件造成的。历史把我推到了这个岗位，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况且，社会也需要有人干这些事情呀！” 冯怡伤感地说：“那么，咱们就此告别吧，──永别吧。” 张敬怀一惊：“怎么是永别？这是什么话？” 冯怡解释说：“你想一想，我们在这里是’病友‘。你恢复了工作，我们之间相距就是天上地下了。我一个小小的临时工，可能连你们的大门都进不去的。” “不对的！不对的！你绝对是错误的。我的地址，你知道。你在海天市的地址给我写下来吧。” 小冯俯在桌上给张敬怀写了她的住址，交给张敬怀。张敬怀说：“如果可能的话，你需要帮助，我会尽力的。” 冯怡不以为然地说：“我不希望有权力的人对我施舍。我可以自己奋斗。况且我们交朋友时，也没有想到以后让你帮助我。” 张敬怀说：“你不能否认，人总会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吧？无论是朋友的，团体的，个人的，组织的。” “我不否认。” “有你这句话，就行了。我还要嘱咐你几句：你读了很多书，也可以说很有才能，很有前途。你不能老是当那个临时工，荒废岁月。” “我现在不是在猛学习嘛。现在已经恢复高考。我还得圆圆大学梦呢。” 张敬怀又想了想：“这么谈话多没有意思。我们还是像’病友‘那么谈话好不好。我这一恢复工作，好像我们之间一下拉大距离了。……我这个人，你的总印像如何？” 这时冯怡才有了笑容：“你嘛……你让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这还成问题吗？” 冯怡笑了：“你地位一变，也许就不喜欢听真话了。” “胡扯！说真话。” “你这个人嘛……”冯怡一面想一面斟酌词句。 “不用想，讲直感。” “你这个人嘛……首先，作为一个男人，满成熟，满可爱的。成熟的男人，比那些’奶油小生‘之类可爱。” “哈哈哈！”张敬怀大笑“我这个人，哎，还有人说我’可爱‘！连我的老婆、孩子都没有说过。我不仅可爱，还’满可爱‘！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假话，假话。” “你看看，人家给你讲真话，你又说是假话。不给你说了。”她耍起小孩子脾气。 “好好好，真话，你说下去……”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嘛，对我……对别人我不知道，对我还算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哎，哎！我告诉你，我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的第一标准，是看他是不是平易近人，是真的没有架子，不是装模做样的对下级拍肩膀那种……” “说得好，说得好！” “做一个朋友嘛，也还真诚。就这些。你从来还没有说过对我的印像呢。你也讲一讲。” 张敬怀也想了想：“你作为一个女孩子……” 冯怡马上纠正张敬怀：“不许你叫我’女孩子‘，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好好好。不管你叫什么吧。你性格开朗，渴求知识，善于独立思考……” “我不要那些’鉴定‘语言，要讲直感。” “你也是满满可爱的咧。” “感谢你说我’可爱‘，可是在很多地方，让人讨厌……我不说了，你说吧，我有没有不可爱的地方？” “我已经猜到了：有人讨厌你。可能认为你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有时太露锋芒，对领导不会唯唯诺诺，也就是’不听话‘。如果真的有人为此说你讨厌。 这正是你的优点。” “我没有缺点了？” “等我想起来再告诉你吧。” 次日，单主任带着车来接他。疗养院的医生、护士们都出来站在大门口给张敬怀送行，唯独不见了冯怡。她出了什么事呀？张敬怀叫护士去找，过了半天冯怡才从她住的房间出来。眼睛红红的，一面强装笑容，一面笑着说：“我害眼病了。” 张敬怀不觉心中一阵颤抖：“这个女孩子呀！” 第七章 官复原职 张敬怀回到省城的第二天，就参加了省委常委会议。原来的省革委会，凡是解放军在“支左”中任职的领导人，现在一律调回了部队。参加会议的省委委员，基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成员。杨同理仍然担任省委书记，其他人为副书记和常委。张敬怀和他们从红卫兵冲散那次省委会议之后，十多年来没有见过面。杨同理可是老多了，满脸皱纹，像蛛网似的，面色油黑，但看来还算健康。其他委员们，十年浩劫中，也都没有见过面。这第一次省委会议，也算是个“见面会”，彼此握过手之后，从感情上讲，都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啊，你还活着呀！”但是谁也没有说话，劫难之后的沉痛，压倒了要说话的愿望。 “现在开会！”杨同理宣布。他向长方形的大会议桌扫了一眼，好久没有说第二句话，好像要哭的样子。他压抑住自己的感情，说：“不是都回来了吗？什么也别说了。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了。……” 杨同理又看了看会议桌周围的同志，发现只缺少一个人，那就是原纪律检查委员会方一宙书记。办公厅那个靠造反起家的“刘司令”，因为他的违纪行为，方一宙处分过他，方一宙在长期的批斗中，没有挺过酷刑这一关，去世了。杨同理说：“原来的常委，就缺方一宙同志了。为了他的不幸，我们默哀三分钟！请大家起立。” 大家站起来，低头默哀。 …… 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关于谁抓政策的“拔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和清查“三种人”的问题，没有定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喊得最多的口号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实际上造反就是一切，邓小平在一九五七年，整顿了一段，大见成效。可是却来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乱了套。 现在清理“三种人”的任务还很重，一部分造反派还在台上，“两个凡是”，还很流行。平反冤案的阻力也很大。 最后，杨同理说：“我看由张敬怀同志抓这项工作吧。谁受过的磨难最多，感同身受，抓得会最紧。大家同意吧？” 同志们都同意。杨同理问张敬怀：“敬怀同志，怎么样？” 张敬怀说：“我接受任务。” 张敬怀在翠谷山庄的那些日子里，两个造反派抢占的房子被退了出来，小院中间砌的那堵不三不四的墙壁，拆掉了。经过简单的修缮、整理、粉刷、打扫，楼院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被没收的几千册书籍，也搬回来了。这是张敬怀最高兴的一件事。办公厅单主任，又给拉来几件家具，已经像个家了。 “家”是恢复了。可是张敬怀和夫人艾荣、女儿胜美的感情，还是难于“修复”。矛盾还是发生在艾荣工作的安排上。 第一件事，还是艾荣的工作安排和级别待遇问题，夫妇还是没有解开疙瘩。 第二件事，是关于女儿的入学问题。胜美已经上初中二年级了。在县里那个中学，教育水平很低，这次回城，艾荣想让女儿进“育才中学”。一般高干子弟，都进这个学校。艾荣让他打电话给教育局，把孩子送进去。张敬怀就是不肯。 艾荣几乎是吼叫着向他说：“跟你这个首长，好事没有份儿，你被打倒，我们可都占光了！你对老婆孩子亏不亏呀！” 张敬怀坚持说：“在我这个岗位，就得讲党性，就得按原则办！” 艾荣说：“去你的原则党性吧。你为什么脱军装？你为什么坐十年监狱？不都是什么党性原则的结果吗？” 此话捅到了张敬怀的痛处。张敬怀也吼起来：“不许你胡说！” …… 张敬怀暗自伤怀：“家”是有了，可是它还是破碎的呀！ 张敬怀只休息两天，就上班了。按照分工，他除了管原来文教那一摊，又兼管了政法这条战线。为清查“三种人”和落实干部政策，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原来专案组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现在还有许多案件等待处理。办公厅送来的文件，有一两尺高，来找他请示、报告工作，或者有急件等待他批示的人，络绎不绝。白天时间不够用，人们便在晚上找到他家里。有的人谈完了工作还不走，总是对他问寒问暖的。这些人大多也走了“五七道路”，最近先后从乡下调回来的，他都认识。在同这些人的接触中，他感到有点奇怪：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斗他斗得最狠的，甚至对他拳打脚踢过的，因为上不了“三种人”这条线，不在清查之列，现在对他却格外亲热。而那些没有带头造他反的“逍遥派”，或者在大批判中比较实事求是的，他恢复工作后，反而对他没有那么多“热情”。仔细一想，这也不奇怪。于是他在自己心中定了一根弦：凡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在位时，对他吹吹捧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他“划清界限”最积极，斗他斗得也最狠。而现在对他却一反常态，表示格外“亲近”的，对这类人他都格外小心，对他们讲的什么话，要保持警惕，且不可完全信任；而在“文化大革命”前，他觉得对他不那么顺从，还常常向他提点不同意见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中，却比较实事求是的。现在他官复原职了，和他还保持着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对这些同志，说话办事他就比较放心。 他上班的第二天，单主任就向他请示：你的秘书问题怎么办？ 张敬怀正要问卜奎的情况，单主任汇报说：“卜奎同志还在乡下──回了他的原藉三平地区。据说在”文革“中他因为是个死硬的’保皇派‘，三平地区给了他开除公职的处分，连他姐姐的工作也丢了。” 张敬怀说：“这样的同志不该落实政策吗？” 单主任说：“还没有来得及吧，只要张书记有话……” 张敬怀说：“马上把他调回来，我不要别的秘书。” 单主任说：“我就去找组织部，让他们急事快办。” 五天之后，卜奎就回来向张敬怀报到了。见了张敬怀，二话没说，因为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大哭了一场，劫后余生呀！ 张敬怀也止不住流下了眼泪。 过了片刻，两人让心态平静了一下才开始说话。 张敬怀首先说：“关于我的事，什么也不要说了。”他打量着十年没见的卜奎，除了脸色变得黝黑，有点消瘦外，看不出有多大变化，问：“你在乡下这几年，我一直蹲班房，不知道你在哪里。” 卜奎说：“在乡下当农民呗。我本来是农民，又让当农民，反朴归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应的。” “那好，那好，就应当这么想。吃饭吧，吃了饭我们好好谈一谈。” “我也有好多话要给张书记讲呢。”卜奎说“你的身体还好吗？” “还好！能活过来，是最主要的。” “经过这场大风暴，能挺过来实在不容易。” “你不是也受了许多苦吗？” “苦过一段，比起张书记不算什么。”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它公正而无情！” 沉思了片刻，卜奎说：“张书记，我一直觉得内心有愧，对不起您。” 张敬怀说：“不对，是我连累了你。可以设想，你要是不给我当秘书，哪里会挨这顿整。” 卜奎说：“使我一直不安的是，我不该把关于’毛主席万岁‘和对’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的事，抖落出来。” “你不要为这事有负担。在当时，你就是不说，他们也会从别的地方搞到材料。况且，就是没有此事，我也够他们打倒一百次。你有什么办法呢？” “可是”卜奎仍然闷闷地说“那时候，反对’毛主席万岁‘，对’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呀！那次他们斗了我三天三夜，我糊里糊涂地讲了这件事，我觉得问题太严重了。我痛苦万分，用烟头烧自己的手都没有感觉。你看……”卜奎伸出左手，手背上还有一块疤痕。 张敬怀抚摸着卜奎的手，心痛地说：“别说了，一切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现在我不知道怎样进入工作。经过文化大革命，好多是非问题，还是闹不清楚。” “你先看些文件吧！现在冤假错案一大堆，许多政策搞乱了套，极需拔乱反正，中国耽误了十年，我们得往前赶呀！” …… 停了片刻，张敬怀又问：“你和青莲的关系，经过这场劫难，应该有好转吧？你回家了？” 卜奎叹了一阵气，半天才说：“青莲住在她娘家，来咱家之前，我先去看了看。我作为她的丈夫，没有尽到责任，我挨了斗，她也和我划清过界限，提出了离婚，可是并没有办理手续。作为女婿，我那位老泰山，一直讨厌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老人家去一个大厂’支左‘了。’文革‘后，按军委命令，他退出这个厂子时，不知道因为什么问题说不清楚，该厂群众不谅解，很久不让他离开。这次见了我，老泰山先问：’你在乡下这几年，思想改造得怎么样？是不是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青莲呢？只问了一句话’回来啦‘，就到她自己屋里去了。看样子，没有和好的可能。” “你们的婚姻，是个历史性的错误。” 卜奎点了点头。 两人说到这里，张敬怀大声喊：“你们看看是谁来了？” 尽管他们家庭不和，可是夫人艾荣和女儿胜美，都欢迎卜奎则是共同的。夫人一见卜奎，比见到张敬怀都高兴，说：“卜秘书，你好呀！”又向里屋招呼“胜美，快来，你卜奎叔叔回来了！” 胜美马上跑出来，一见卜奎就投入他的怀抱：“卜叔！” 卜奎抚摸着她的头发：“啊，都长这么高了。过来，和叔叔比比，长了多高？” 卜奎用手一量：“快赶上叔叔了。”…… 艾荣说：“都是初二的学生了。” 四人略略谈了一会儿，艾荣把卜奎叫出来，说：“你来，咱们得说说私房话呢。” 说着艾荣领卜奎到了自己的房间，说：“胜美从乡下回来，入学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在乡下上那个破中学，纯粹误人子弟。我让老头子说句话，胜美进育才中学，老头子就是不肯说话。你看看怎么办好？” “你交给我吧。”卜奎说。 卜奎知道夫人是个急性子，要办事一定得办成，而且要快。他想了想，原来某书记的秘书，目前当着教育局局长，他们原来就很熟悉。卜奎立即给教育局长打了一个电话。二人在电话中先交谈些闲话，教育局长先祝贺他，又回到省委工作，“官复原职”。又问卜奎，有什么要他办的事。卜奎说，有一个同志的孩子，想进“育才中学”，你这个局长得讲句话。局长问：“谁的孩子？” 卜奎知道，他不能打张敬怀的旗号，说：“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局长说：“你的朋友，那好办。我马上给学校打电话，你直接找他们的武校长吧。” 胜美的进育才中学的问题，就这么容易的解决了。 卜奎马上对夫人汇报，夫人高兴地说：“还是卜秘书，比老爷子强！” 张敬怀一投入工作，就像打仗一样，恢复了那种拚命精神。他脱离这个社会太久了，好像什么事情对他都是生疏的。卜奎每天都给他送来一大批中央文件、省委文件，各种来信。像过去一样，经过卜奎的整理、分类，写了内容提要，为他批阅提供了方便。因为他分工落实干部政策，他得首先掌握中央精神，凡是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文件，他总是一字一句地阅读，重要的地方，他都用红圆珠笔把要点画出来。有关这方面的干部和群众来信也最多。他们字字泪滴滴血的申诉，他都感同身受，提前写出平反指示。他们被冤枉十年了，由于各种历史和社会因素，这些冤假错案久拖不决。再就是清查“三种人”，虽然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有些造反派还在台上作威作福。这类告状信，也很多。他几乎每天都被文件埋住了，再就是会议多，凡是礼仪性的活动，他一律不参加。他很久没有到基层了，对“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社会情况太生疏了。他想抽出点时间，到群众中搞些调查研究，以便有更多的发言权，自己提出的意见也会切合实际。也正在此时，在卜奎送给他的文件中，他发现了三平地区的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说写道： “省委领导： 谨抄寄三平地区民谣一首，它反映了我们这个地区目前的形势，希望领导亲身来调查一番，以便真正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 下面是那首民谣： 一贯正确造反派， 两手紧紧捂着盖。 三餐顿顿有鱼虾， 四面楚歌不下台。 “五谷丰登”没粮吃， “六畜兴旺”没得宰。 七窍难通民心意， 八方民怨上不来。 九九归一群众苦， 十盼上级派人来。 卜奎在这封匿名信前的“提要”笺上写了这么几句话：匿名写信，可见群众还心有余悸。党的政策的阳光，还没有照到这个角落。请张书记批示。 和这份民谣相对应的，是三平地区革委会最近报给省委的“工作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抓清查，促生产》。报告中详细报道了三平地区怎么通过抓清查“三种人”落实党的政策，形成了生产的大好形势，创造了各条战线的好成绩。 从报告看，现在的三平地区，真是政通人和，工业生产飞速发展，农业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均年收入达到了四百多元等等。 显然这两份材料是完全矛盾的。张敬怀立刻把卜奎叫来，问：“你对这两份材料如何评价？你下放回乡这么好几年，应该是最了解真相的。” 卜奎说：“关于三平地区的情况，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张书记汇报。事情是这样：在”文革“中间，三平和全国各省一样，成立了誓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叫’井冈山‘造反兵团，一派叫’长征造反兵团‘。两派反复夺权。因为长征造反兵团人数最多，号称十万之众。其头头名叫闻大名，在武斗中异常凶狠。他们的观点又是站在’支左‘的解放军这面的，所谓’站队‘站对了。所以在’建革‘时，这个闻大名便结合’进革‘了。先是革委会副主任，正主任是军分区的司令员。 文革后，解放军代表一撤，原来的地委书记现在的祈主任扶正，当了正主任。可是闻大名一直认为他们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他的哥儿兄弟们也在各个部门掌握着实权，捂着盖子。祈主任虽然是地区的一把手，可能是被斗怕了，心有余悸，不敢大胆抓工作。所以，中央的许多政策得不到落实。这首民谣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 张敬怀说：“你再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看。” 卜奎说：“有一个公社干部，在一九六六年，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时，见林彪跟在毛主席身后，晃着语录本。这个干部私下对一个同志说：”你看林彪这个人，八字眉，洼抠眼，我怎么觉得有点’阴‘呀。“这话被揭发出来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天天喊”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别的政策都没有定。但是在”公安六条“中有一条：反对林副主席的，就可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于是这个同志被逮捕法办，判了十年徒刑，到现在也不得平反。闻大名提出的理由是：当时林彪还是副主席，反对他仍然是错误的。现在，这个干部是释放了，但’反革命‘的’帽子‘还得戴着。” 张敬怀想了想，说：“我脱离实际太久，只就文件批文件是不行的。你准备一下，我们下个星期到三平地区搞点调查研究。” “好的。” “说去就去，可不要事先和他们打招呼。” “不通知公安部门？” “你看，你这个同志，文化大革命中我都没有死，现在还怕什么呀！” 张敬怀又想，他下去之前，好像有件急事要办，但又想不起是件什么事。想了想，哦！想起来了；顺便拿起毛笔，饱沾墨汁，在一张宣纸上写：冯怡，冯怡，冯怡…。一连写了好多个。 卜奎走近了审视了一番，问：“冯怡是谁呀？” 张敬怀说：“是，是，我在翠谷山庄，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名字叫冯怡。她父母可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了。我问过她多次，她都不肯讲。她只身一人，没有个正式工作，也该落实政策吧。这是她给我的地址，在咱们出发之前，你找一找她，看看她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助的。能够解决的，尽量帮助她一下。”说着把冯怡的地址交给卜奎。 卜奎说：“好的。” 这些日子，稍有空闲，张敬怀就会想到冯怡。他绝对不会官复原职了，就忘记这个忘年之交的小朋友。如果能够帮助她解决一点困难，他会觉得安心一些。 当天，卜奎就按照张敬怀给他的地址，找到了冯怡。 现在冯怡一个人住在书店仓库的一角。室内黑暗得好长时间才看清了她的面容。墙壁的一角有一只黑锅，一只塘瓷小碗，一块旧草垫上堆着一床破被子。大概这就是她的全部生活了。只有地上堆着的一罗书，说明她在追求知识。 卜奎说：“我是奉张书记之命来看你的。” “哦，”冯怡想：他还没有忘记我，随后说“我得谢谢他。” “你没有家吗？”卜奎问。 冯怡说：“老张问过我多次，我都没有讲。太令人伤心了。”停了一刻才说“我父亲原来是海天大学哲学系的教授，文革中’自绝于人民‘了。我母亲因受不了这种打击，不久也去世了。” 卜奎还是第一次听人称张书记为“老张”，可见他们是苦难中的忘年之交，问：“老张要我问问你，是不是需要帮助？” 冯怡停顿了片刻，说：“如果是领导的恩赐，我不需要什么人的怜悯。” 卜奎忙解释：“不是，根据你的情况，是要落实政策。” 冯怡说：“我现在就是你看到的情况，怎么落实，我也说不清。” 两人细细谈了很久。 “好了，什么也别再说了，你等着吧。”卜奎说着告辞出来，冯怡送他到仓库门口。 只过了两天，在张敬怀到地区三平视察之前，卜奎向张敬怀汇报：“冯怡找到了。” “她的情况怎么样？” “我和她谈了。我觉得这个女同志，很有头脑，很有水平，善于独立思考，非一般同志可比。我看是个难得的人才。可是，她目前当个临时工，生活也很困难，值得同情。” “她没有提需要帮助的事？” “开始没有。我看她的自尊心很强，没有主动提。”卜奎说“我想，这事在眼前摆着，也不用着她提，应该主动帮她解决──现在，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工作已经安排在新革机械厂，在党委宣传科当干事。住房、户口、粮食关系，也都办妥了。” 这太出乎张敬怀的意外了。现在回城、解决工作、户口等问题，无一不是比登天还难的事。他没有想到，卜奎会办得这么顺利。问：“怎么解决得这样痛快？” 卜奎汇报说：“其实，并没有费什么劲，我只给常局长打了一个电话，把情况一讲，他说了一句，你就放心交给我办吧。没用我再问，第二天，他就打电话让我去看房子了。您看，现在不是我们挨斗那个时候了。” “常局长？哪一个常局长？” “就是原来于善有书记的秘书小常呀！现在是人事局的局长了。要嘛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出生入死的去夺权呀！有了权，什么都好办。” 这不能不引起张敬怀的深深思索：许多人给领导当秘书，三五年之间就放“外任”做了领导。像卜奎这样的秘书，有文化，有理论水平，品质好，工作认真负责，对党忠心耿耿，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这样的干部不提拔，是没有道理的。他不能老是把卜奎“窝”在自己身边呀！他得为卜奎的前途想一想。但就目前而言，他又实在离不开卜奎。将来再说吧。张敬怀想。 “冯怡还说什么了？”张敬怀想知道更多的情况。 “没有。”卜奎说“哦，她说，让我谢谢张书记。” “她没有说来看看我？”张敬怀问。 “没有。” 这使张敬怀很伤心。怎么回事？为什么地位一变，她对我就这么生分了？等从三平回来再说吧，张敬怀想。 他们去三平地区调查研究的事，卜奎没有通知公安部门，但是按工作正常程序，按工作纪律，他得向办公厅单主任报告，一是问一问省委最近有没有重要会议，二是他们外出得领旅差费，单主任是他的直接领导。作为秘书也得向他报告。 也理所当然的，单主任得在张书记行前通知三平地区，以便他们接待。所以，他们还没有出发，闻大名就得到了消息，并且做好接待的各项准备。 就在张敬怀出发的头一天晚上，闻大名的电话打到了卜奎家里，电话以一种热情、关心、亲切又带几分谄媚的声音说：“卜秘书吗？我是闻大名呀！今天接到办公厅单主任的电话，说是张书记要来三平地区视察。请你告诉一下，张书记都要视察什么地方？调查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准备些什么材料？” 卜奎的回答是：“我作为秘书，不该问的，不能随便问。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我的好老乡呀！你可别给我打官腔。别的我不问了，行不行？可是张书记都有什么生活习惯，比如，爱吃什么？口味是咸一些好？淡一些好？这些小事总不是秘密吧。不然，张书记到了我们地区，吃不好饭，影响身体健康，不大好呢。 告诉我们一下，以便我们做些必要准备……” “张书记在吃饭方面很随便的。”卜奎说。 闻大名又罗嗦：“哎呀，你老兄……您回乡的几年，我对您是有照顾不周的地方。我的水平低，看不远，您还不原谅呀？接待张书记，如果我们搞得太寒酸了，对张书记有失尊重；但太奢侈了，又怕张书记训斥。您是三平地区出去的干部，等于半个主人，您说说，怎么接待才算’适当‘？” “越随便越好？” “给张书记吃炸酱面条？”闻大名哈哈笑着说。 “对对对！炸酱、打卤都行！”说着把电话放下了。随后气愤地自语：“王八蛋！” 次日，卜奎陪着张敬怀乘小车出发，不到四个小时，就到了三平地区。 在“拔乱反正”中，大部分地区，都把党政合一的“革委会”又分成“地委”和“专员公署”。可是三平地区的大门前挂的还是“三平地区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汽车到达之时，地区革委会的领导成员都站在大门口迎接。那个闻大名越过目前是革委会一把手的祈主任，抢先几步走过来紧紧抓住了张敬怀的手，热烈地摇晃着：“欢迎，欢迎！欢迎张书记来视察工作！”接着又抓着卜奎的手拚命摇晃。又向张书记一一介绍来欢迎的人，好像他是三平地区的一号领导。 张敬怀把手从闻大名的手中抽出来问：“你们这里的革委会谁是一把手？” 这时闻大名才向张敬怀介绍：“这是我们祈主任，祈主任！” 张敬怀问闻大名：“你是不是有点’越位‘呀！” 闻大名脸色一红，退居一旁。 这一天，闻大名像热锅上的蚂蚁，走前不妥，走后不忍，不知道如何是好。 晚饭后，张敬怀先同祈主任做了个别谈话，要他消除“余悸”直起腰板，大胆工作。接着拿出来两份文件：一份是那封匿名信和三平地区的“民谣”，一份是他们以革委会名义写给省委的《抓清查，促生产》的报告，说：“你看看，这两份文件，哪一份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 祈主任看了，想了多时，说：“当然，’民谣‘反映的情况是真的。” 张敬怀有点生气：“既然’民谣‘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那么《抓清查，促生产》这份文件，怎么会以地区革委会的名义送到省委？” 祈主任又迟疑了半天才回答：“闻大名这个人飞扬跋扈，权欲心很强。据说他上边有根子。谁也不敢动他……” “这我就该批评你了。他有什么根子？我们只有一个’根子‘，那就是党的政策。你呀……” 张敬怀停了一刻接着说：“你还是怕！越怕，鬼越来欺负你！你不怕鬼了，鬼就怕你！” “是，是！” “我们都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的人，什么刑没有受过？什么苦没有吃过？还有比那种日子可怕吗？我看，我们这一代人，只要不健忘，文化大革命是不会重复了。全民遭殃，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教训还不够深呀？” 张敬怀和祈主任的这次个别谈话，一直谈到深夜。 他们走出谈话的房间时，闻大名正在门口的沙发上坐着。见张敬怀出来，像火烧了一下似的，猛地站起来。 张敬怀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怕张书记有什么事吩咐，在这儿等着。” “我有事。”张敬怀说。 “什么事？我马上去办！” “我的事，睡觉！”说罢扬长而去。 闻大名在那里站了半天，悻悻而去。 次日，祈主任领着张敬怀到地区各部门开了两个座谈会，晚上又找了几个同志个别谈话，第三天又到两个区了解情况。第四天，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三平地区委员会”。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次正式的地委委员会议。闻大名原来不是党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在某次武斗中，由另一个造反派介绍，“火线入党”的，会议不承认他的党籍，一开会就被“请”出了会场。 会议由祈主任主持，张敬怀先在会议上讲了话。祈主任和其他地委委员们都发了言。会议结果是做了几项决议： 关于撤销靠造反起家有打砸抢行为的闻大名及其同伙的一切职务并隔离审查的决议； 关于继续清查“三种人”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决议； 关于抓好当前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 另外还有几项有关某些具体工作的决议。 这些决议，大快人心。三平地区见到太阳了。 从三平地区回来之后，在一次省委常委会议上，关于这次在三平地区之行的情况，张敬怀向常委们作了汇报。杨同理书记完全肯定了他的工作，并说：“我的老张同志呀，你辛苦了。休息几天吧。” 张敬怀在家里休息时，他想就三平地区之行写篇文章，标题都想好了：《书面报告和实际情况》，还找了几本书和一些材料。可是心神不定，怎么也看不下去。他问自己：“我怎么了？” 想了半天，忽然叫道：“卜秘书，你过来一下。” 张敬怀不上班的时候，卜奎也住在张敬怀家里的办公室。卜奎立即站在张敬怀面前。 “你能找到小冯吗？” “好找。”卜秘书答。 “你告诉她，让她到家里来一趟。” “好的。” 就在这天下午，冯怡来了。她觉得是“奉命”来的。好像一个普通干部晋见首长那样，生分分的，站在那里，低着头，等着张敬怀问话。可是张敬怀半天不语。 冯怡问：“张书记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问话使张敬怀有些伤心，又是半天，张敬怀说：“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我为什么要找你？”这话又刺痛了张敬怀。 “没有事就不能找我？” “我已经让卜秘书谢过你了。还有什么事找你？” “你坐下吧。我们还像在翠谷山庄那样谈谈好不好？那时，你可不是这样子的呀！” 冯怡说：“那时，你养病，我也是休养。我们是病友，也就是说是平等的朋友，现在不同了。” “什么不同了？我还是我，你还是你呀！” “不同的，不同的。首先，你现在肯定很忙，我不愿打扰你。” “我忙，这不错。但是也没有忙到见一个朋友的时间都没有呀！” “你是张书记，我只是一个普通干部。我们之间相差得太远了。我来找你──一个普通干部，老是往省委书记家里跑，别人会怎么看我，又怎么看你呢？” “别人怎么看，且不去说他。我倒是问问你，当了领导就不兴有朋友了？” “现在，你的朋友……只有在你工作的圈子里找。” “荒唐的逻辑！怎么当了领导就不能和普通人交朋友？” 冯怡不语。 张敬怀缓缓地说：“小冯呀，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我们在翠谷山庄那一段，作为一个普通人和普通人，无所不谈。那是我有生之年最大的快乐。现在，历史又把我推到这个岗位上，你认为我愿意呀！我是别无选择。我们能不能恢复在翠谷山庄那样的忘年之交的关系？” 冯怡这才慢慢有了笑容。 “可以的，只要你在我面前不是领导。” “哎呀，你呀，你！你以为所有的人都是’一阔脸就变吗‘？……算了，我想问问你的生活、工作，都怎么样？” 冯怡这才和张敬怀谈天说地，说起来没个完。 他们一直谈了一个下午。张敬怀要留她吃饭，冯怡不肯。张敬怀也没有勉强她。 冯怡走后，张敬怀一直陷入深深的思考，做了高级干部，连交个普通的朋友也难呀！他感到无限的悲哀。 当卜奎领着冯怡进院子的时候，夫人艾荣和女儿胜美都在家。以前夫妻关系不好，艾荣一直怀疑丈夫可能有外遇。但是经过多方观察、考核、调查，并没有发现蛛丝马迹。今天见卜奎领着一个姑娘进来，长得那么俊俏，立刻引起了艾荣的注意。她们娘俩，躲进西间屋，侧耳细听。开始并没有什么响动，后来却不断传出极其热烈的谈话，而且丈夫还常常开怀大笑。艾荣只有在他们结婚不久，才听到过这种开心的笑声。但是他们谈的什么却听不清楚。 当冯怡告辞出来的时候，张敬怀还特地送到门口，说：“欢迎你常来串门！” 一个姑娘，顶多是个科级干部可能连个科级也不是，和一个省委书记谈得那么热烈，艾荣还没有见过。心中不觉涌起一阵酸楚。像犯了胃病似的想吐。“什么东西！”她暗暗骂了一句。 冯怡走后，老头子又开始批阅文件。卜奎也回到西下屋。艾荣也跟进来了。 艾荣对卜奎，有时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有时当作自己的弟弟，有时也当作自己的贴心秘书。他们家庭的矛盾，没有什么瞒着卜奎的。一进卜奎的屋子，艾荣就小声问：“刚才来的这位，是干什么的？” 卜奎知道夫人这方面很敏感，忙答：“是张书记在疗养院认识的一个知青。 她父母在文革中都被迫害死了。很可怜的一个孩子。张书记给她落实了政策，她来表示感谢。” “没有别的关系？” “没有的，不会的。” “怎么谈那么热乎？” “姑娘爱说笑话。” “你知道，我们这位老爷子和我这么笑过吗？” “我向阿姨保证，绝对没有别的事。张书记在这方面是很传统的。你放心。” “现在的男人呀，谁能打保票！” 艾荣出了卜奎的房子，又和女儿嘁嘁了半天。妈妈又征求女儿的意见，儿女说：“我爸，不会的。他们这一代人，不管家庭如何，这方面都是很传统的。” 妈妈想了半天：“防女人，比防贼都难。” 张敬怀还是日日夜夜地忙碌着，时间在开会和批阅文件中流淌过去。从早晨到深夜，几乎没有一分钟是属于他自己的。 有一天晚上，卜奎照常给他抱来一大堆文件和报刊。 他先浏览了中央几份大报，见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仅仅从这个标题，他就觉得很新鲜。他先是粗略地读了一遍：有意思！有意思！他想。又反复读了好几遍，越读越觉得这篇文章不简单。又看了两遍，眼前一线光明在闪耀。看此文发表日期是五月十一日。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按照文化大革命形成的习惯，凡是代表中央精神的社论、评论，都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首先发表。可是，这么一篇充满新思想、新精神的文章，怎么在光明日报发表呢？又为什么不用“社论”而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呢？ 张敬怀把卜奎叫来，指着光明日报问：“这篇文章你看了没有？” “看了，看了好几遍。” “你有什么想法？”张敬怀盯着自己的秘书兼朋友。 卜奎也不像是向张敬怀汇报，好像意见一样坦率地说：“我看这篇文章充满了新的思想和新的精神，可能会引起我们国家的很大变化。” 张敬怀和秘书讨论式地说：“如果这篇文章代表中央，那么应该是’两报一刊‘首先发表，一般也都用’社论‘形式。可是光明日报先发表，而且用’特约评论员‘就有点意思了。” 卜奎继续表示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精神，恐怕文化大革命就要被彻底否定。也可能本来是中央精神，因为事关重大，先在光明日报发表，做点舆论准备。当然，也可能是某个理论家个人的想法，因为符合主编的思想，没有请示中央，阐自发表也有可能。” 张敬怀说：“这就看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是不是转载吧。如果这两个大报转载，那这就是当前党中央的声音。如果他们不转载，就可能是个别人的意见了。” “我想是这样。” 次日，即五月十二日，张敬怀和秘书都急不可耐地等着报纸。直到下午，当天报纸才到。张敬怀先看人民日报，一字不差地原文转载，又看解放军报，也是原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 “这肯定是党中央的精神！”张敬怀高兴地说。 接着省委书记杨同理，给张敬怀来了电话：“老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文章你看了没有？” “看了。” “做何感想？” “我看这篇文章是代表党中央说话的。按照文章的精神，要重新评价二十多年我们的历史，许多被颠倒的历史得颠倒过来。” “我同意你的看法。”杨同理说“新华社记者今天要向我采访，要我表示态度。还希望我写篇文章，大事呀，大事！”杨书记的兴奋心情从电话中听得出来。 “是，是，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张敬怀说。 “伙计，你也写篇文章吧。这场和’两个凡是‘的大论战，我们得参加呀！” “我要写的。”张敬怀说。 以后许多天，张敬怀都急不可耐地等着看每天的报纸，发现中央各部、委、解放军各军、兵种，各省的主要领导，纷纷发表谈话，拥护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发表的这类报导和文章。 张敬怀的文章很快就写好了。标题是《需要重新整顿“三风”》。 这篇文章的内容要点是：首先回顾了抗日战争期间延安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使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新的胜利。文章接着讲到，近二十年来，大跃进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为自己树立了许多假想敌人，像唐吉诃德和风车作战那样；造反组织林立，制造了许多新宗派，酿成全面内战；在文化大革命中，言必引用领袖的话，“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谁也不敢说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这是“党八股”的大泛滥。正是由于这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作祟，二十年来，我们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却又总说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大跃进提出：苦战三年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由于主观主义，结果造成了国民经济大灾难。……最后，文章对深入开展这场大讨论，还提出了若干意见和建议。 文章尖锐，文笔流畅。洋洋洒洒占了两大版。在省报发表后，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 与此同时卜奎也写了一篇长文，标题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丧失》。文章从大跃进讲到文化大革命，也是洋洋洒洒占了大半版。许多读者都来信说他的文章写得很有水平。 有一天，在省报的文艺版，发表了一篇杂文《砂锅捣蒜的故事》，副题是《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有感》，写得很有意思。 文章一开始就讲了一个民间故事： 俗语云“砂锅捣蒜，公鸡下蛋”纯粹是胡扯！可是有一位理论家偏说：“小砂锅，能捣蒜，千锤万锤打不烂。”众人不信，那么就实践一下吧：第一个人拿来一个砂锅。“乒当”打破了，理论家说：“你的砂锅质量不好！”那么，再实践一回，人们拿来第二个砂锅，“乒当”又打破了，理论家又说：“你捣的方法不对！”那么进行第三次实践，又拿来一个砂锅，第三次打破了。理论家气急败坏地说：“你是别有用心的破坏！” 虽然屡试屡败，就是不承认实践，就是不承认“砂锅不能捣蒜”这一规律。 张敬怀和卜奎看了，都说写得好，很形像，且具有哲理性。一看作者，署名是“二马驹”显然是一个化名。张敬怀让卜奎向报社打听一下作者是谁，很想和他谈一谈。 卜奎给报社编辑部打电话询问，编辑部回答说，作者叫“冯怡”，并且说了作者的地址和电话。 卜奎回来报告张敬怀：“你猜猜，这个二马驹是谁？” “谁呀？” “你认识的。” 张敬怀略微一想：“是小冯吧？” “是。” 张敬怀和秘书都开怀大笑了。 “这个小冯，笔端还真有点文采呢！” 第八章 秘书变首长 最近，张敬怀一直在考虑卜奎的工作问题。卜奎和他当秘书，已经十多年了，从德的方面说，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正是因为卜奎给他当秘书，才受了许多苦。经过这场考验，卜奎的人品，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从才的方面来说，也应该把他放在更重要的岗位上，对于我们党的事业，他会做更大的贡献。况且，按正常情况，一般给张敬怀这样的领导人当三五年，顶多五六年秘书，早就提拔了。 哪有当十多年秘书，还“窝”在领导自己身边的呀。他不能太自私，应该放他到大海中去畅游；应该让他在更大的舞台上，演一出惊心动魄的活剧。 可是，目前卜奎已经不单单是他的秘书，而是他工作上的助手和参谋，是他的头脑、思想的一部分。他是时刻离不开的。从感情上说，他把卜奎当成自己的儿子，甚至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让他离开自己实在难以割舍。 可是，我是不是太自私了？我应该给我们的国家，推荐一个好干部。 这天，张敬怀下决心和卜奎谈谈。因为卜奎和青莲之间，根本没有夫妻感情，卜奎已经长期住在张敬怀家里，并且在一起吃饭。闵青莲则住在她娘家。两人虽然在省委后院有两间房子，卜奎除了回去取点日用东西，平常是不回家的。 “卜秘书，你来一下。”张敬怀向西厢房喊。 “来了。”不到一分钟，卜奎就站在张敬怀的面前。 卜奎和张敬怀虽然是上下级，但从来不拘礼节。在张敬怀站着和他说话时，交办的任务都比较简单，卜奎也不坐下，三言五语，张敬怀交待完毕，卜奎就去办了。如果要说的话长一些，张敬怀总是坐着，卜奎不用请，也会主动落坐，听从张敬怀细细交待任务。 可是卜奎站在那里，张敬怀半天迟迟不言语。 卜奎问：“什么事情？” 张敬怀迟疑着：“其实也没有什么事……你回去，回去，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卜奎好一阵生疑，张书记有什么话不好出口呢？ 卜奎刚要转身，张敬怀又叫住了他，迟疑了半天，说：“卜奎同志！” 这称呼也让卜奎吃了一惊。在同志和朋友的关系中，越是亲近的人，称呼越随便。过去的习惯是这样：如果张敬怀没有什么事，想和卜奎下盘棋、练练书法什么的，就叫卜奎为“小卜！”，如果张敬怀有什么并非他的本职工作，是个人求秘书办点私事，就称他为“卜奎”。如果是张敬怀布置工作任务，就喊他“卜秘书”。如今称他为“卜奎同志”，这是很不平常的。 “你坐下。”张敬怀不紧不慢地指着沙发。 卜奎落座，并不再问。 “我早就想和你谈一谈……”张敬怀又停下来。 卜奎仍然听着。 “可是，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卜奎不语。 “你在我身边工作，或者说是在一起工作，前后算来，有十多年了吧？” 卜奎忙纠正张书记：“不是一起工作，是我在张书记领导下，为张书记服务，完成我秘书本职的任务。” “你这话……自然也对。”张敬怀又停下。“可是我常常觉得，我们是一起工作。在工作中，你已经不仅是我脑子的一部分，甚至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张敬怀开始动情了“我怎么也没法……从我身上把你割下来。” “我也觉得离不开张书记。”卜奎说。 “可是……”张敬怀深情地说：“我把你留在身边太久了，早应该把你放出去，按你的人品，能力，应该担任更重要的任务。” “我觉得，给张书记当秘书，已经够重要的了。”卜奎真诚地说。 “我耽误了你的前途……” “我在张书记身边，也学习了很多东西，张书记的思想，知识，人格，可能会影响我的一生。” 张敬怀说：“有很多时候，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你为我受了那么多苦，我感到对你不起。” 卜奎纠正张书记：“不能那么说，”略作停顿“在这场灾难中，凡是中国人，都在劫难逃。即使当时我不给你当秘书，我也很可能是一个小当权派，也免不了受到冲击的。”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并不是每个人都经得起考验的。何况当时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好多人都疯了，有的父子、兄弟都互相揭发。” “其实，就我而言，能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仅仅是实事求是，没有胡说八道罢了。” “在当时的环境下，最不容易的就是实事求是。”张敬怀叹了口气“不谈这个了。我想把你放出去，到下面，在工作实践中，接受锻炼，增加才干。但是，不知道你想做些什么，做那类工作？你可以提个要求，经过省委讨论，然后任命。” 卜奎想了想：“我给张书记当秘书，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屈才‘的。只是，我也想，到基层锻炼锻炼，对自己也可能有益处……” 张敬怀说：“你还是讲讲，你想干什么性质的工作，甚至于想到哪个地方或地区。你讲了，以便组织上结合需要，做适当安排。” 卜奎又沉默良久，说：“我们这些人，这么多年，形成了一种习惯，个人的工作，怎么安排，干什么事情，到什么地方，都由组织和领导决定。” “你没有一点自己的选择？” “我喜欢搞工业。无论大厂、小厂，干什么都行。”卜奎说。 “那好吧。” 张敬怀想了想又说：“不过，你得稍微等一段时间，我让组织部给我找一个新秘书。你当然知道，我对给我当秘书的条件，要求比较高。你也留意一下，有合适的人选，给我推荐一个。等新秘书来了，你才能走呀。” “我明白。不用着急的。”卜奎说。 过了几天，张敬怀又找卜奎谈话，说：“你的工作问题，省委已经讨论过了，决定让你到林阳市钢铁公司当个副总经理，现在征求你的意见。你看怎么样？那里距离省会，只有两个小时的汽车。你可以常来看我。我很清楚，你家庭生活不和睦。换个地方，眼不见心不烦也好。” 张书记为他想得周到，卜奎十分感动，又想了一阵，说：“先不着忙的。等张书记有了新秘书，我再走。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还可以干下去。” 张敬怀说：“组织部对你的任命，很快就要下达。我这里正在物色新秘书。 在这期间，你可以先到’林钢‘报个到。不是正式上班，是去看看，了解些情况，等我的新秘书定下来，你再去上任。” “可以的。” 原来，省委办公厅的单主任已经被任命为省委秘书长。张敬怀物色新秘书的事，由他和组织部门共同负责。这天，张敬怀把单秘书长找到办公室，谈他物色新秘书的事。 张敬怀说：“我对秘书的条件要求比较高，在诸多条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第一，人品要好，而人品好的主要标准：是要能够实事求是。具有了实事求是精神，才能给我们反映真实情况，包括我们不乐意听到的情况；离开实事求是原则，我们无法了解真实情况，那就会出现错误的决策，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办不好。 第二，考核一个干部，不要只看档案和鉴定。鉴定上写那些”工作一贯积极“呀，”能够完成任务“呀，”善于团结同志“呀等等，都是空话，根本看不出一个人的品行和素质。档案上写的话，说了一大堆，远远不如一件小事能够说明问题。所以，你们向我推荐秘书，要多多注意细节，注意有形像性，能够表现一个人的本质的小例子。第三，文笔要好，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常常为我们起草文件、讲话稿，这就不用细说了。我们管干部的人，不是常常说’人才‘吗？什么是’人才‘？第一，所谓人才，首先要是个’人‘，即具有良好品质的人；第二是才，就是要要有’才能‘。是’人‘没有’才‘的，不能办事，人再好，有何用？而有’才‘，不是’人‘的，也不能用。如果只有’才‘，没有好的’人‘的品格，好事也给你办坏！所以你们选干部，要既是’人‘，又要有才！”。 单秘书长说：“是！”说着告退出来。 任命卜奎为林阳钢铁公司副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的省委文件，很快就下达了。 林阳市是一个近百万人口的大中型城市，人们之所以称它为“钢城”，就因为它有个“林阳钢铁公司”，简称“林钢”。林钢是号称三十万职工的大型企业。对于卜奎来说，这是一个大海，任他畅游；又是一座高山，任他攀登。这项任命，对于卜奎是他生命的转折点。 卜奎接受了张敬怀的建议，他先到林钢，看看门儿，认认人儿，初步了解点情况，为正式上班做点准备。 在去林钢报到的头一天晚上，卜奎想回家拿点东西。闵青莲一直住在她娘家，他呢？一是不愿意回家，二是为工作方便，常常住张敬怀家里。省委后院那两间房子平常没有人住。 这天，他走进这座筒子楼，来到自己的门前，用钥匙轻轻打开房门。室内冷清清的，外间屋摆了一个旧沙发，好像向他扑过来一阵凉气。他正要坐下来，忽然听见里间屋有男女轻微的调笑之声。他略微一怔，就想到这声音意味着内室发生什么事情了。他立即抑制住激动，很快镇定下来。在一分钟之内，他的脑子像一台计算机那样，迅速运转起来。这时，他有三种选择：一是，拿起厨房的什么利器，冲进内室，来一场血光刀影。这是他不能、不想、也是他的思想性格办不到的事情。二是进门“捉双”，那也太尴尬，无论对自己的面子和闵青莲以后的为人，都不可取。于是他做了第三种选择：他有意咳嗽了一声： 然后便在沙发上躺下来，而且用随身带着的提包盖在脑门上。 室内听见外间屋咳嗽，立即发生了“窸窸窣窣”的穿衣和轻微的脚步声。很快地，从内室溜出来一个男人的身影。卜奎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见。青莲穿着还没有经过整理的内衣，迟慢地走在沙发上坐在他身旁。卜奎马上站起来，坐在另一张椅子上，捂着头，半天不说话。 “你回来啦。”青莲淡淡地问了一句。 卜奎又是半天没有说话。 “你回家，也不打个电话……” 卜奎抬起头，随身携带的提包掉在地上，他没有去拾，说：“咱们离婚吧。” “离婚？” “对，离婚！好合好散。什么也别说，嚷嚷出去，大家都不好看。” “我得想一想。”青莲说。 “你想想吧。我得先到林钢去。从林钢回来，就一起去办手续。”说着，进内室拿了几件东西，随后出门走了。 五十年代兴起的交谊舞风，五八年大跃进，停止了一段，六二年“解放”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当做“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废自除了。也许是八零年，八一年，或者是八二年，各个单位又兴起了交谊舞之风。这交谊舞的兴衰，是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紧密相连的。闵青莲喜欢跳舞。 有一天，在一个晚会上，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邀请她跳舞。两人跳了几场，真是“配合默契”，痛快，出汗。中间休息时，两人坐在一旁说悄悄话。先是互相问了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青莲主动告诉对方，她爸爸是警备区政委，妈妈又是什么处级干部等等。对方也说他是什么高干的儿子。 “你一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那青年说，又问：“你爱人呢？怎么不一起来跳舞？” “给张书记当秘书。” “那才好哩，提拔得快。你的家庭真是幸福加幸福，令人羡慕！” “你别说了，我们那一位呀……任嘛儿不是，’蜡做的苹果──中看不中吃‘的玩意儿。”说完自己格格笑起来。 舞会结束，他们走出舞厅。青年说：“我能有幸送送你吗？” 心有灵犀一点通，青莲把青年领到自己家里。 是这个青年，当晚使她品尝到了做“真正女人”的滋味。以后两人就常常来往了。 从被卜奎“捉双”之后，闵青莲一直闷闷不乐，称病不上班。痛爱女儿的妈妈，摸摸女儿的脑袋，不发烧，问她什么地方不舒服，她也不说；让她去医院，她又不去。 千问万问，女儿不说话，妈妈只好把丈夫找来，女儿怕爸爸。 “我看你什么病也没有──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说！” 女儿哼吃了半天，说：“他，他……要跟我离婚。” 关于离婚问题，老夫妇私下商量过，青莲父母有不同意见。老岳母从道德角度考虑，认为都三十来岁了，离婚名誉不好，人家一听说离过婚的人，谁还要呀！ 老岳丈不以为然：“当初我就不同意这门婚事。这是历史性的错误。” 老岳母说：“当初不是看着他是张敬怀的秘书吗？人家给省委书记当秘书，用不了三四年就提拔了。可是他当了这么多年秘书，还是伺侯人的小秘书一个。” 青莲呢？她本来也想过离婚，但离婚的理由却不能向父母说出口。 爸爸惊一听“离婚”二字“啊？”叫了一声。因为卜奎被任命为林钢为副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的省委文件，他也看到了，随后说：“这个小崽子，升官了，要当陈世美呀！我打断他的腿！”一只不锈钢手杖把地板敲得通通响。 青莲不得不说出部分真实：“那也用不着，他不是一个男人，他无能……” 老爹一听，明白了，这才冷静下来。 可是怎么离法呢？老爹在考虑：离婚当然得去法院。什么理由呀！总得有个原因吧！最为现成的理由是“感情不合”，但，要离，必须是女儿首先提出，由女儿当原告。不然，他一个警备区政委的女儿叫人给“甩”了，岂不有失体面。 “这小子在哪里？” “他到林钢去了。” 老爹沉默一刻，说：“等他回来再说！。” 卜奎回到张书记家里，并没有把他在家中“捉双”的“惊遇”，告诉张敬怀。 他感到，自己面临的责任这么重大，工作担子又这么沉重，如果干不好，别说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张书记，连自己都对不起。还没有上任，就先提出离婚，时机是很不适当的。卜奎是那种善于控制自己感情的人，临行前他想，自己一下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怕干不好，让张敬怀给他指指路。 “让我到林钢工作，任务太大、太重了。怎么把工作干好，我想听听张书记的意见。” 张敬怀想了想，说：“要把工作干好，当然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事。 现在林钢在任的陈书记兼总经理，在建设钢铁公司这个大型企业中，是立了功劳的。但是年纪大了，总要退下来的。你现在是他的副手，如果你工作做得好，将来你要准备担任更重的担子。” 张敬怀在这里停顿了一下，推心置腹地说：“我只说这么几点： “第一，你现在不是秘书了。你要独当一面，你也是’首长‘了，也要有私人秘书，也要有很多人围着你，为你服务。最重要的是要把’一班人‘团结好。 且不可整人。我是挨过整的。你也算挨过整了。无论谁发生了问题，得宽容处且宽容。 “第二，你现在手中有权了。权力这个东西，有两面性。一方面你想干事业，没有权力不行；另一方面，你掌握着权力，如果没有监督，也很容易犯错误。我们常常说，作为一个革命者，有’三关‘：第一是’掉头关‘，即在战场上，在敌人的监狱中，不怕牺牲；第二是’埋头关‘，即埋头工作，创造业绩；第三是’出头关‘，即出头了，升了官，有了名。现在你面临的是’出头关‘。很多人过不去这一关。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大多在’出头关‘阶段； “第三点，工作中要敢于创造，要敢为天下先。经过文化大革命，形成了这么一种风气：没有’红头文件‘，报纸上没有说的话，上级领导没有讲过的意见，自己不敢说，不敢讲。一切都’惟上，惟文‘，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大家都是互相重复，怎么发展？当然创造、改革、创新，可能犯错误。我们要形成一种风气，不创造，不创新，就是错误。有的人一辈子什么错误也不犯，可是什么事情也没干，到死了，犯个最大的错误──白活了。这一点我希望你记住并且付诸实践……就说这几点吧。你不是还要回来吗？你在林钢初步了解点情况，咱们还有机会再说话的。” “林钢”在林阳市的产值，占该市的百分之八十。林钢号称有三十万职工，从采矿、选矿、烧结、炼铁、炼钢、轧钢。而轧钢就分大型铁轨、无缝钢管、薄板等等，加上后勤服务，教育科研，直属单位数十个。如果一下问林钢某个职工：“你们林钢总公司下面有多少分公司和分厂？”恐怕大多数人回答不出来。 省委办公厅打电话告诉林阳钢铁公司，说是新任命的副总经理卜奎要先去林钢看一看，由张书记的专车送他。可是林钢一位副总经理说，还是由他们派车接好。次日，林钢来接新副总经理的车，预定是八点钟到首长住宅门口等着，可是车子七点半就在门口等着了。 汽车是一辆斩新型的“丰田”。来接的是一位姓鲁的副总经理。还有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女同志。 鲁副经理向卜奎介绍：说是她姓于，叫于丽，是公司办公室的秘书科科长。 于丽爽快地笑着，说：“卜总经理，你就叫我小于好了。” 卜奎年龄比她大几岁。原来人们习惯叫卜奎为“小卜”。现在他刚一当了公司的副总经理，就长了一辈。卜奎想。 林阳市距离省会海天市，只有一百多公里。丰田开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 他首先去拜望了公司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陈东升。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书记”。 张敬怀讲得不错，陈书记果然因年纪大了，谈话就有点精力不支。他说：“卜奎同志，我老了。人总要退出历史舞台的。你长期担任张书记的秘书，见多识广，有才有德。很快我要交班的。”说着，就闭眼睛，流着口水睡着了。只朦胧了几秒钟，马上又醒来，说：“对不起！”－－－－ 卜奎告别了老书记，鲁副总经理把卜奎领到公司招待所，让他先住下。同时把办公室胡主任召来。胡主任说：“卜总经理（他没有加”副“字）。您先在招待所住几天。你的房子，我们准备了三个地方，你看着挑，认为哪个地方方便，就住哪里。” “随便，随便。不要过多麻烦，不要过多麻烦。” 胡主任说：“什么麻烦，为领导服务，这是我们的责任。” 鲁副总经理也说：“卜总经理有什么事要办的，给胡主任打个招呼就行。”又转对胡主任说：“卜总经理有什么吩咐，你就办，办得要漂亮。” 胡主任连连称“是！” 大家都知道卜奎这位副总经理，是张敬怀的秘书。这个背景说明：或早或晚，他要接老陈书记的班。未来是卜奎的天下。有了这个估计，为他服务的积极分子就很多了。 这天下午，所有公司领导班子的成员，都来拜望他了。所有对他的称呼，都省去“副”字。“卜总经理”叫得十分甜。这使卜奎感到很不好意思。 晚上，由老书记代表公司领导班子，在公司招待所，吃了顿“便饭”，大家轮流向卜奎敬酒。卜奎推委不得。席间去接卜奎的那位自称“小于”的秘书科长也参加了。 老书记说：“我们这个小于，在公司办公室，是个人尖子，活跃分子，办事滴水不漏。先给你服务一段，如果你觉得可以，就配给你当秘书好了。” 因为按林钢公司领导一级的待遇，卜奎也应该有一个秘书。于丽笑着，忙说：“我先见习一段吧。如果不称职，卜总经理就把我辞掉。” 卜奎没有表示同意，也不便表示不同意。他想：过去给张敬怀当秘书，现在也熬到有一个秘书为自己服务了。想来有点不适应。 了解了几天情况之后，于丽和鲁副总经理，常常问他：“卜总经理有什么事让我们办的？你初来乍到，想必有许多事要办。无论公事私事，你不要不好意思，你说了我们就办。” 卜奎在林钢住了半个月，这位鲁副总经理、办公室胡主任，秘书科那位女科长于丽，陪同着他，鞍前马后的介绍情况，为他服务，请他指示。到每个下属单位，总有该单位领导带着一帮子人在门口迎候。鲁副总经理向大家介绍卜奎时，总是省掉“副”字，说是“卜总经理”。卜奎感到，在林钢这个单位，他好像土皇帝一般。但，几天来，他只是听，只是看，只是想，什么也不说。 原来卜奎计划回省城之后，要办三件事，一是把离婚手续办了，二是，帮助张敬怀物色一个新秘书。三是，要把冯怡调到林钢。因为冯怡的在机械厂的直接领导，水平很低，脾气很爆，办法很粗，就冯怡的性格，水平，很难适应。上下级常常闹矛盾，领导给她’小鞋‘穿，几次提出要下放她到车间当工人。张敬怀的意见是，把她调到林钢，离海天市远些，免得常来家里看他，让老太太生疑。 卜奎从林钢回来，向张敬怀做了简要汇报。然后就急于去办离婚手续。办好此事，他就可以“轻装上阵”全心投入工作了。 原来他以为离婚很简单，拿着单位介绍信，双方一起到法院填张表，签个字就得，他没有想到，还没出家门，一头就碰到墙壁上。 那天他和青莲约定的“谈判”地点，是在他们自己家里。两人都按时到达。 闵青莲坐在沙发上，卜奎坐在靠办公桌的一张硬板椅子上。双方都半天没有说话。 甚至彼此也没有向对面看一眼。 沉默了一刻，还是卜奎说：“你已经同意离婚，咱们一起到法院，办个手续，机关的介绍信我我都开好了。” 青莲说：“要离婚得有条件！”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说吧。” “离婚，我得当原告。” “你当原告也可以，就说是’感情不合‘，双方同意离婚就是了。” “感情不合这一条不行。对感情不合，法院是要进行要调解的。我们十多年的夫妻，又经过文化大革命，怎么那时不离？现在反而’感情不和‘了？” “那么，由你当原告，怎么提条件呢？” “条件嘛……对外界，要造成的印像，不是你甩了我，是我甩了你！”这是她爸爸定下的“谈判”原则，必须坚持。 “行行行。你当原告，你是’千金‘，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是你甩了我行不行？” “我为什么甩你？也得有个理由呀。” “什么理由？” 青莲想了想：“你官当大了，喜新厌旧，有外遇，第三者插足，才和我提出离婚。” 卜奎听了这话，气得几乎昏厥过去。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控制自己，大声喊着：“嗯？是你有外遇，还是我有外遇？你给我说说清楚！” “你有外遇！”青莲毫不犹豫地说。 “你有外遇，反而说我有外遇！这是什么逻辑？前些日子，你和那个人，被我堵在屋里，你怎样这么健忘呀！” “你血口喷人！你拿出证据来！根本没有这事！” 这时候卜奎才体验到：什么叫不讲理！他想了想：“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总得有个目的吧。只要你达到了目的，别的条件我都答应，这一条不行！” “我的目的就是说，你升官了，要当陈世美！我要把你搞臭！” 原来卜奎只知道这个女人自私、狭隘，虚荣心强，只是不可爱，引不起他的热情而已，没有想到她这么狠！ 看来一时半刻和这个执拗的女人是谈不清楚的，转身推门要出去。闵青莲命令似地又叫住他：“你回来！” 卜奎转身站定。 青莲冷冷地说：“我告诉你吧：我已经有了身孕，三个月了。对怀孕妇女，丈夫是不能和她离婚的。” 卜奎站在那里，摇晃着身子，但理智很快战胜了感情。他目前面临着这么重大的任务，千万不能让儿女情肠把自己压倒呀！转身走出门去。 卜奎回到张敬怀的家里，张敬怀一见便问：“谈得怎么样？” 卜奎说：“没有什么，暂时不办了。” 他不能把这事告诉张敬怀，张敬怀夫妻关系不好，他听了会难过的。 卜奎离婚的事，就这么拖下来了。 卜奎得抓紧办给张敬怀办物色新秘书的事。此事不能太缓，他得尽早到林钢上班呢。 有人说：给领导选秘书，像考状元。 张敬怀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选卜奎当秘书时，人们不那么积极。现在有小道消息，说是杨同理书记要调走了，很显然张敬怀要接他的班，当省委的一把手。 他换秘书的消息，不胫而走。因为直接负责此事的是单秘书长，为向他推荐秘书的人，说客盈门，络绎不绝。 从组织上说，秘书是为张敬怀服务的。但是，要找张敬怀解决什么问题，即使要求见张敬怀一面，或者转递一封信件，也得通过秘书这一关。秘书常常是领导的半个脑袋。如果把自己的人推荐给张书记当了秘书，无疑是为自己开了一个方便的大门。 再者，如果按一般是晋升程序，从一个普通干部，熬到一个处级或者厅、局级干部，从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到厅、局一级，得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越往上，竞争的人越多，机会就越少。如果没有机遇，也许终生都是个小干事。 而一旦给张书记当了秘书，只要为领导服务得好，不出三五年，坐着火箭就上来了。看到这个晋升的捷径，就有不少人到办公室，到家里，挖门子，开窗户地去找单秘书长，或者推荐自己的子女，或者是至爱亲朋。在这一段时间，个个都把自己介绍给首长当秘书的对像，说得天花乱坠。他们都是伯乐，他们介绍的人选都是千里马。 那些不“沾边”不“贴线”的人，暂且不必说，而上了单秘书长名单的就有某副省长的外甥，宣传部长的侄几，组织部长的弟弟，已经退下来的省长的侄女……他们推荐的人选都附有简历，特长，德才等等条件，从附上的材料看，一个比一个强，弄得单秘书长眼花缭乱。 那天，单秘书长刚刚下班，一进门，宣传部长就打来电话问，他推荐自己的侄几给张敬怀当秘书的事办得怎样了？单秘书长知道，部长推荐他这个侄几名叫谢晓理。单秘书长接触过这个年轻人。他记得，那天办公厅全体工作人员去万山旅游，一个据说是部长外甥的青年也借机参加了。他给人的印像是：一个油头粉面的奶油小生式的青年，刚一接触就使人感到：他有一种高干子弟的优越感，高傲、轻浮，处处要别人侍候。给张敬怀当秘书，要有一半当勤务员的作风，这样的人，自己就需要一个“秘书”照顾，怎么可能派给张书记当秘书呢？但是，部长给自己出了个难题，我该怎么答复部长呢？ 刚刚放下这个电话，铃声又响了。这是已经离休了的老书记的电话。老书记直呼单秘书长为“小单子”说：“你是小单子吗？” 单秘书长忙说：“是！吴书记吧。” “亏得你还没有忘记我！” “哪能呢？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老书记。” “那就好。”老书记说，“我听说张书记要换秘书了？” “是。” “我这个人，在位的时候，从来没有向组织提过什么要求。我现在给你讲一件事，也不是为自己。你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仇政委让四人帮给迫害死了。 政委夫人现在卧病在床，他惟一的一个侄儿下乡插队，因为表现好，给县委留下了。大返城的时候，因为表现特好，县里将来要培养接班人，也没有让他回来，现在已经是县委的秘书了。把他调回来给张敬怀当秘书，不是正好吗？” 老书记一下讲了这么多，不是商量，而是命令。 “我给张书记反映一下您的意见，老书记。” “你给他讲，我推荐这个对像，从德才方面的条件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就凭我的面子，张敬怀也不能不给。人家都说，人走茶凉，我还没走，茶能凉吗？”卡喳把电话撂了。 也就在这天晚上，他的一个亲戚也来了，要推荐自己的儿子给张敬怀当秘书。 单秘书长十分明白，不管什么人，说得怎么好，最后还得张敬怀同意才能算数。他的答复一律是：你的意见我一定反映给张书记。 在没有找到新秘书之前，卜奎作为张敬怀的秘书，又正常上班了。 过几天，就是“五四”青年节，报纸上发表不少纪念文章。内容大多是结合文革经验，提倡民主和科学精神的。一般是泛泛议论的多。其间有一篇文章引起了张敬怀的注意： 这篇文章，共分几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叙述了“五四运动”在开展民主和科学以及反对封建主义运动中的伟大意义，对推动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 第二部分说明了“五四运动”的局限性：“五四运动”虽然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但很不彻底。一个可以看得见的成果，是推广了白话文。因为只过了两年，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我们党忙于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夺取政权，没有机会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全面地、系统地反对和清理过封建主义。土地革命，算是一次大规模地反对封建主义运动，但只是解决了土地所有制问题，却没有触及到上层建筑领域的封建主义。新中国建立之后，从“三反五反”就开始反对资产阶级了（只是以“糖衣炮弹”为对像）。接着就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的反对资产阶级了。其实，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一下“跳”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还没有到达资本主义阶段…… 第三部分，叙述了我们当前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任务。如果我们以“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和规模，反一反封建主义，那么今天我国的情况就会不同一些。 所以，今天我们纪念“五四”青年节，除了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任务，还要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从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反一反封建主义，这样才能更快地推进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 …… 使张敬怀特别感兴趣的是，这篇文章没有讲那些人所共知的大道理，也没有那些套话空话，也没有像一般人那样，一篇文章要引证很多领袖语录的“党八股”式的议论，而是以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语言，叙述自己的新鲜观点。文章署名是“吉海岩”张敬怀从此注意“吉海岩”这个名字了。 因为在“检验真理标准”的轰轰烈烈讨论之后，大家的思想比较活跃。许多过去不敢讲的话，现在敢讲了。特别是省委的《内参简报》，办得很是生动鲜活，常常刊登些“越格”之文。因为是内部党刊，并没有领导干涉。不久，在《内参简报》上又有一篇文章，标题是《谈谈大型国有企业的困境》。文章中除了谈大型国有企业设备落后，产品质量低，人浮于事等等外，还谈了体制的改造问题，署名也是“吉海岩”。 过了几天，还是这个“吉海岩”的文章《再谈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造》，竟然把大型国营企业比作“恐龙”，说是身重、头小、脖子长。其中还说：我们是“按搞行政的办法办商业，按搞商业的办法搞行政”，特别是要取消企业党委，改为“政办室”，这种观点是张敬怀所不能容忍的。他问卜奎：“这个吉海岩是什么人？在哪里工作？” 卜奎答复说是：“我们办公厅刚调来的一个大学生，是学经济的。” 张敬怀说：“你把他找来，我得和他谈谈。” 吉海岩来到张敬怀办公室。他一看，竟是一个乳毛未干的小青年。只从面容判断，不过二十岁。 “请坐吧。”张敬怀说。 吉海岩不卑亢地落座，等待领导问话。 张敬怀说：“最近我看了你写的几篇文章，满有新意的。” “这只是我的一些想法，没有认真推敲过。”吉海岩说，很真诚，不像是过谦之词。 张敬怀说：“不过，有些观点我也有不同意见。” “哦？那很正常。现在强调解放思想，我写文章时，并没有想到是不是领导有什么意见。如果写文章之前先考虑领导是不是有什么意见，就放不开思想了。” “嗯，嗯。有意思，有意思。”张敬怀说。 吉海岩不语，等着领导进一步说什么。 张敬怀说：“我想和你讨论一下。在一篇文章中，你把我们的国有企业比作恐龙，请你详细说说你的观点。” “这只是一个形像的比喻”吉海岩说“恐龙的头小，脖长，身体大。我们国有企业的决策层，距离身体太远，隔着一条很长脖子。比如，基本建设投资，设备改造，从立项到批准、建设，也不知道要闯多少关，盖多少个章子。即使任命一个处长，也要向省里，部里打报告。其实，省里，部里对该企业有多少了解？现在，讲’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种体制不改，哪里会有生命？” “哦，哦。”张敬怀的口头气没有肯定，也不是否定，等他说下去。 吉海岩继续侃侃而谈：“某市有一个例子：大家都觉得该市应该建设一个大型超市。只立项，等待各级审批，弄了一年多，还没有破土动工。一个外商，租了一座空楼，稍加改建，不到三个月就开业了。我指的就是这种现像。” 张敬怀没有反驳他，继续问：“你还有一篇文章，说要大大缩减企业党委编制，取消组织部，宣传部，只要一个党委办公室就行了。人，财，物，企业党委都没有权力了。这是不是取消起码是削弱党的领导吧？” 吉海岩说：“恐怕不能这么说。” 自从张敬怀上任，还很少有人这么和他说话。但是，他不计较，说：“你讲下去，讲下去。” “关于企业党的领导问题，我研究过一些历史情况：在五十年代，我们推行过’一长制‘，强调厂长的作用，还引用了列宁的话作根据。后来一反右派，强调党的领导，又讲’一元化‘。六二年搞’八字方针‘时，又强调厂长的责任制的作用。到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厂长的一长制，完全成了党委书记的一长制了。现在的企业中的厂长和书记，哪一个不是共产党员？为什么把他放在书记的岗位上，他就代表党？把他放在厂长的岗位上，他就不能代表党？这从逻辑上就讲不通。” “按你的说法，把企业党委改成办公室，七八个人，怎么加强党的领导，怎么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张敬怀问。这是直接批评了。 吉海岩说：“要加强必须改善，不改善无以加强。”他是在反驳张敬怀书记，仍然不卑不亢。 张敬怀有些不高兴了，说：“要讲加强党的领导，你还是嫩一些。” “嫩不嫩，我不知道。’明前‘的龙井茶，都是嫩叶子。”又是在反驳书记。 张敬怀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你这个同志，我是和你讨论问题，你怎么这么和我说话呀？”声音提得很高。 吉海岩仍然没有表示谦虚态度：“因为是你要和我讨论问题，我才这么说。 讨论问题，是用不着高音的。” 张敬怀有些光火：“好了，好了。就说到这里。你走吧！” 吉海岩站起来，说：“这是领导找我讨论问题。我必须声明的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是领导命令，组织决议，我是会无条件地服从的。”转身又补充一句“谢谢领导的接见！”－－－－ 吉海岩走后，张敬怀好一阵烦恼：在文革中不必说了，那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在领导岗位上时，还没有见过这么一个下级以这种口头气和他说话的。 转而又一想：现在不是强调解放思想吗？强调不要惟上惟文吗？怎么这个青年和我说了这么几句，我就不能容忍了呢？现在真正敢于和领导有不同意见的，是太少太少了。我们常常提倡敢于向领导提出不同意见，敢于“犯颜直谏”，怎么自己也犯了这种毛病：一听到点不同意见，就想拍桌子呢？心胸怎么这样狭窄呢？常此以往，自己是难于听到不同意见了。那是很危险的！想到这里，他仿佛觉得晃然开朗许多。我得和吉海岩再谈一谈。这个青年的思路新，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肯定在工作中会实事求是，能够反映真实情况。目前这是难能可贵的品质。 吉海岩回到办公厅，也在想：张敬怀是省委书记，在他接触过的领导中，能够这么坦诚和一个青年下级讨论问题，是太少有了。先不说别的，只从地位、年龄上说，张书记是领导，是长者。尊敬领导，尊重长者，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这一点，自己就做得不够。我得找个适当机会向张书记做点检讨。 又过了几天，吉海岩第二次奉命来见张书记。 张敬怀请吉海岩坐下，以非常诚恳的态度说：“上次我们的谈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只是后来，我有些不冷静。这是要请你原谅的。” 吉海岩说：“我也觉得自己态度不好。我这个人毛病很多，最主要的是缺乏谦虚谨慎的作风，在很多时候自高自大。像对您，您是领导，是上级，您的水平、人格，是大家公认的。即使作为尊老敬贤，我的态度也不对。我向张书记表示道歉。” 张敬怀说：“用不着的，用不着的。你讲的这些，可能是你的缺点，从某个角度说，这比那些随波逐流，看风驶舵的人要高尚得多。” “不过，我仍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吉海岩诚恳地说。 张敬怀说：“如果你自己认为是缺点，这种缺点，改起来，比起那些虚伪的人容易得多。人的思想观点，容易改，最难改的是人品，所谓本性难移。” “我这些缺点，要改也不容易。”吉海岩说。 张敬怀的话头突然一转：“你给我当秘书怎么样？” 这句问话，几乎吓了吉海岩一跳，略作思索后，说：“不行，不行！我怎么能称职当您的秘书呀？就我的性格、气质就不行。” 张敬怀紧追不舍：“你可以先试一试吗？帮我工作一段。无论我或者你，觉得不合适时，你随时可以不干，我决不会强留你。如果我觉得你不合适，也可以另分配你的工作。” 这样，吉海岩做了张敬怀的秘书，是在试用。 因为吉海岩没有家，像卜奎一样，在省委机关张敬怀办公室隔壁，用了卜奎那个小办公室；在张敬怀家里，原来卜奎住的西下屋，也归了吉海岩，算是办公室兼宿舍。 这天是星期日，省委没有会议。张敬怀在家里批阅文件。弄了两个多小时，觉得头晕眼花的。走到院子里打了一阵太极拳，然后闲步走到吉海岩的屋子里。 嗬！满屋满地堆得都是书。那张桌子上，铺着一块毛布，还放有文房四宝。读书和书法，也是张敬怀的癖好，他更有几分喜欢这个小青年了。吉海岩正埋头写字，见张敬怀进来，忙放下笔，恭敬地说：“啊，张书记。” 张敬怀走近，见吉海岩正写一首七律，还有两句没有写完，说：“你写，你写。” “我写得不好，只是有兴趣，即兴玩玩。” “你写，接着写。”张敬怀又说。 吉海岩低头写，张敬怀一转身，见旁边的小茶桌上，摆了一盘像棋的残局。 张敬怀也喜欢下棋，他是以研究战略战术的态度喜欢像棋的。他看了一会盘残局，吉海岩的诗也写好了。张敬怀走近看，作为书法，有些幼嫩，但很有功底，结构、气势不凡。 张敬怀细看那首七律，题目是《观棋有感》 楚河汉界两壁城，江山何日有太平？ 车马直踏兵卒血，炮火横轰将帅营。 鼙鼓惊风刀冷冷，战旗吹雨血腥腥。 虽无人头随子落，人有杀法征战心。 “不错，不错！’对仗‘比较成功，你很有些文学功底呢。”张敬怀称赞着。 “水平不行，我只是喜欢。” “我也有这方面的爱好。”张敬怀说。回头又研究那残局。 这个残局的红方只剩下一个单士和单像，一个兵攻到了士角，一个马尚在河边。黑方也只剩下一个卒，双士，单沉底炮。张敬怀研究了半天，觉得应该在第十步黑方胜。 张敬怀说：“咱们就一个残局下一盘如何？” 吉海岩说：“可以，请您任选一方。” 张敬怀选了黑方，红先。走了几步，张敬怀把红方的单士吃了，卒攻到了中心。只要再走两步，马卧槽，红方必败。走到第八步时，吉海岩把自己的沉底炮拨边，显然是要利用老将不能“对脸”这一规则，将对方将死。张敬怀觉得还需要两步。他没有想到，这是吉海岩虚晃一招，走了一步帅四平五。张敬怀跳了一步马，这时吉海岩才把沉底炮走在自己的老帅下面照“将”。张敬怀只得认输。 这时张敬怀才知道，吉海岩那虚晃一招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称赞地说：“你的棋艺不错，不错！” 过去张敬怀和许多人对弈，级别相等的，都是互有输赢，而下级和他下棋，总是他赢。他知道是下级不敢赢他这个上级。这种故意让棋，实在没有意思。而这个吉海岩敢于赢他，使他感到高兴这又是吉海岩真实、值得信任的一面。张敬怀兴之所至，说：“我也写一首诗赠你吧。” “那就谢谢张书记了。” 随即铺好一张宣纸，调好墨汁。张敬怀略作思索，也写了一首七律。题目是： 《残局》 兵临城下卒过濠，孤士独居相单挑。 残军犹作困兽斗，剩勇偷磨穿心刀。 栈道明修炮隆隆，陈仓暗渡马啸啸。 杀机隐隐蛇吐信，成王败寇棋一招。 张敬怀写毕将笔一掷，说：“作为我俩第一次对弈的纪念吧。” 吉海岩细看这幅字，笔力遒劲，结构在松散中现出严谨，随意中又有总体构思。说：“看书记这幅字，在您面前，我就不敢动笔了！” 张敬怀说：“这棋艺和书法是不能和级别成正比的。”说着大笑，感到很痛快。这算是对吉海岩另一番考核吧。 第九章 欢迎和欢送 胜美高中毕业了，却没有考上大学。这对于都争强好胜的母女二人，却是一个天大的打击！母亲想让老爷子说句话，安排在某个单位，那怕是一个普通干部也行，可是｀老爷子说“考不上大学有什么了不起！我连小学也没有上过。我看让她从工人干起好！” 可是一个省委书记的女儿当工人，母女的脸面挂不住，为此夫妇又闹了一次大翻脸。 胜美就在家里闲呆着，等着明年再考。 “赛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天外飞来一个“金元宝”。 有一天，张敬怀和秘书卜奎都公出到外地了。保姆领进来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说是艾荣的老乡。来了老乡，当然得接待。保姆冲好了茶，出去了。艾荣打量这个人西装革履，文质彬彬，见了面又十分谦恭。却想不起这个老乡是谁。 过了一刻，这人忽然说：“姐，姐呀！你还认得我吗？” 艾荣一时被那个“姐”字叫蒙了，呆呆地看着他。 “姐，你再看看，你兄弟，这耳朵后面，那块痣……” 来人扭了扭脸，可不是，那里有一块月牙形的黑痣。于是回忆的钥匙，打开了三十年前的闸门…… 那是一九四九年，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夕，国民党军大溃退。路过他们家抓兵，把才十五岁的弟弟艾万福抓走了。不久艾荣也参加了解放军。 艾荣父母早亡，她和弟弟是姨妈养大的。 那时，姨妈家开了一个杂货铺，卖点烟酒糖茶什么的。从解放建立新中国，对于一个人的出身成份，比现在的“学历”要重视百倍。开个杂货铺，又雇过一个伙计，有过剥削，成份应该定为“小业主”，即等于小资本家。还有一件事是，她弟弟虽然是被国民党抓兵抓走的，以后也再无音信，但到底是跟国民党走的，不光彩！所以艾荣参加革命时家庭出身，一直填的是“城市贫民”，如果她填“小业主”，参军、入党、提干，不仅影响本人，还会影响下一代。现在看来很荒唐，当时却是持续数十年的真实。艾荣的家庭出身和弟弟的去向，从她参加革命那一天，就向组织隐瞒了，即使一九五八年的“向党交心”运动，也没有讲过。 和张敬怀结婚时，更是瞒得严严的，一直到如今。 新中国建立后，弟弟也没有任何消息，是在战场上被打死了？还是去了台湾？被解放军俘虏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是那样，他就是被“解放战士”，会来找他这个姐姐的。 后来一系列政治运动越来越证明，她暗思暗想，她向组织隐瞒了一个家庭重要成员在国民党，不管具体情况如何，给她一个党内警告处分算是轻的。隐瞒的时间越久，她的错误性质越严重。她想，弟弟肯定是在战场上被打死了。如果弟弟没有被打死，就算她有“海外关系”！“海外关系”在当时是何等了得的大问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斗得你掉一层皮，算是轻的。 “我忘了吧，忘了吧！我根本就是城市贫民，从来没有过一个叫艾万福的弟弟。” 可是现在弟弟却活生生地坐在她的面前。艾荣轻轻把房门关上，急急慌慌地低声问：“你怎么来的？从哪里来的？”沉默了半天，又说：“你走吧，走吧。 我没有你这个弟弟！” 弟弟也把声音压低说：“我被国民党抓走后，就一直当兵。解放军渡过长江时，我们在武汉。后来退呀，退，一直退到广西省的十万大山中。我在那个部队交了一个好朋友，是个连长，咱们的老乡。后来我给他当护兵。解放军在十万大山剿匪时，部队被打散了。连长和我借机把一个团长毙了。他身上装了很多金条，我们两个分了。后来，我到了南京附近的扬州，用那些金条，开了一家小纺织厂。 我改名叫陆中林。” “你现在怎么想起来找我了呀？”艾荣问。 弟弟说：“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时，公私合营，我算是私方代表，当了一名副经理。直到如今，经过那么多运动，组织上也没有谁发现我有任何问题。” “你来找我要做什么？” “我无时无刻不想念姐姐。你难道忘了你这个弟弟了？已经三十多年了，你的弟弟夜里梦，白天想，你不会知道，你的弟弟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遇到了多少危险！姐呀，姐呀，我的亲姐呀！你不知道我费了多少事，才找到姐姐的呀！” “关于你和咱们姨家的事，我也从来也没有讲过。就是现在讲了，向组织隐瞒重大问题，也是错误的。我现在很好，你走吧，走吧！”姐姐哀求似的劝弟弟。 弟弟说：“刚解放时，我开那个小纺织厂，只用了一部分金条。还有一部分，我藏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在文化大革命也没有被发现。最近国家形势大变，政策允许私人投资。我用那部分金条，又在银行贷了些款，开了一个工贸公司。” “你就是一座金山，我们也不能要。”艾荣说。 “是这样，”弟弟说“我结过婚，可是她没有生育。去年又患癌症走了。我这是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家产，总得有个继承人呀！” “你姓陆，我姓艾，老爷子姓张，八杆子打不着……” 弟弟说：“现在不是可以’合资‘嘛。让我的小侄女开个公司，算我的投资是可以的。早晚这笔财产是我侄女的。” 艾荣沉默了半天，问：“你现在住什么地方？” “在北湖饭店，七零八房间。” “你先回去，就说是来打听个老乡。等我和你侄女商量后，再告诉你。可别忘了，你还是’陆中林‘呀！” “那当然！” 突然冒出来的这个弟弟，又走了。 晚上，艾荣和胜美商量了半夜，胜美非常高兴，说：“临过年了，送来只鸡！太赶趟了。我们就和这个陆中林合资。没有什么风险可担的。” “我想也对。你就是当个干部，挣百八的工资，也还是穷职员。我就是提拔到处级，也没有意思。干吧！” 母女商量已定，即打电话把陆中林找来。别看胜美在考试时有多门功课不及格，但考分不等于智商，胜美的智商绝对胜过爸爸和妈妈。在他们的家庭关系中，艾荣还可以和老爷子吵两句，可是和胜美呢，女儿一句话，就能把父亲给噎得没有话说。就是她没有考上大学那次，爸爸骂她没有出息。她说：“爸呀，你怎么也认为只有考上大学才算有出息？你不是也没上过大学，不也救了中国吗？” 张敬怀便不言语了。 胜美好像是个天生的“公关能手”。只有老爹不喜欢她，在社会上，胜美的人际关系，是无人和她比拟的。在办“工贸公司”过程中，胜美到各要害部门一找“伯伯”、“叔叔”们，妈妈再找找和她有战友关系的“小张”、“小李”们，从办营业执照、租赁房子、确立经营范围，到银行贷款，数十枚章子，无不一路绿灯。不到一个月，一切手续都办齐了。母女自己的能量够用了，都没找老爷子说话和批“条子”。找他，他不仅不会说话，还可能把事搞黄了。胜美为公司取名为“盘古工贸公司”，取“开天辟地”的意思。 姐姐、弟弟──母亲、女儿商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合资的关系，其他对外保密。如果让“老爷子”知道了，妻子向组织上隐瞒了这么重要的社会关系，即使现在，也不能原谅她。 就这样，父女，妻子和丈夫就在两条路上分道扬镳了。 经过一段试用，张敬怀对新秘书吉海岩很满意，正式上班了，组织部也催着卜奎，尽快到林钢上班，卜奎必需向他多年服务的张书记告别了。 老秘书卜奎要走，新秘书吉海岩要来，张敬怀计划举行一次家宴，送别卜奎，欢迎吉海岩。 夫人艾荣和女儿胜美，对张敬怀的感情还不如对卜奎深。卜奎自己有家难归，长期住在张敬怀家里。他们又长期在“一个盆里刷碗”。按年龄，卜奎称艾荣为“阿姨”，而胜美呢？从卜奎接送她到幼儿园到如今，一直叫卜奎为“叔叔”。 有一次，张敬怀说：“你们把辈份都弄乱了。”可是十多年来，他们习惯了，彼此仍然这么称呼，这也反映了他们的亲密关系。 这次卜奎要走，艾荣却主动地问：“卜奎就这么走呀？好赖也得吃顿饭，表示感谢嘛。” “我也这么想。”张敬怀说。 多年来，夫妻第一次想到一起了。 在预定欢送卜奎和欢迎吉海岩那一天，艾荣给在公司的女儿打电话：“你卜奎叔叔要走了，今天要欢送他，你不来给送送行？” “哪能不来呢！” 不多时，胜美开着自己的丰田新车就来了。 只听院外“嘟嘟”一响，胜美风流袅娜的身影，踩着“噔噔”的高跟儿鞋，进了院子。 张敬怀发现女儿是开着一辆丰田汽车来的，问：“谁的汽车？” “谁的汽车？我的，我们公司的。” “你给公司当司机？哪个公司？经理是谁？” 胜美大笑着说：“爸爸，说你官僚主义，你就是官僚主义。你女儿已经和妈妈一起’下海‘了！这是本人自己公司的汽车，是私车！” “啊？”张敬怀有点吃惊。 “本人是经理，我妈妈是副经理，怎么样？” 张敬怀继续吃惊：“你们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 “爸爸，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如果告诉你，我们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你们可不兴在外面用我的名义……” 胜美又是一阵大笑：“爸爸，你以为你的名义那么好使呀！不用你的名义，什么事都好办，一用你的名义，就把人吓跑了。” 母亲也在旁边帮腔：“我们除了跟着你这个’走资派‘挨斗，还得过什么好处？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们娘俩？现在我们想干点事业了，你倒是关心起来了”。 张敬怀细看女儿，一方面是浓装艳抹，珠光宝气，另一方面却又穿着补了补丁的牛仔裤。张敬怀实在不能理解，这新衣服是如何和破补丁协调起来的。他不知道女儿那副带钻石的项练，值多少钱，到底有什么好看？把一件好好的衣服硬是磨破，磨旧，到底美在哪里？ 张敬怀沉默了一刻，像是自言自语：“原来我是想让你在家里补习一年，明年再考大学……现在……一身资产阶级小姐气！” 女儿又是大笑：“我说爸爸呀，我办企业是铁了心了。现在是合资，将来我要办自己的企业，而且要办得大大的！现在谁能使中国兴旺发达？是你们政治家吗？是企业家！企业家，企业家！什么’资产阶级‘？中国如果有五百个有一百亿美元资产的资本家，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咱们和香港搞’一国两制‘，咱们家也搞’一家两制‘吧。哈哈……”胜美畅快地大笑。 “什么话！一派胡言！”张敬怀说。 女儿口齿伶俐，又有一套歪理，你刚说了一句，她有十句等着你，爸爸总是辩不过她。今天是给卜奎送行的日子，张敬怀不再理她了。 但女儿还是不放过他：“爸呀，你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呢，别干预儿女们的’内政‘好不好？” 张敬怀转过身子，问：“饭菜都准备好了吗？都谁还没有到？” 卜奎从来不参与他们的辩论，当做听不见。这时，卜奎才回答：“就我和吉秘书，除了咱们家里，没有别的人。单秘书长听说了这事，他要参加。估计一会儿就到。” 过了几分钟，单秘书长到了。他也是受全家都欢迎的人。他一进门，胜美就模仿当年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腔调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单秘书长抚摸着胜美的脑袋：“这孩子……” 卜奎忙说：“别’孩子，孩子‘的了。胜美现在是’盘古工贸公司‘的经理！” 单秘书长笑着说：“对不起，张经理。你们成立个公司，开张时怎么也不发请帖给我呀？” “我们哪能请得动您呢？”胜美笑着说，“我们现在是个小公司，等做大了，开庆祝会，一定请单叔叔。” “好的，好的！希望你做得越来越大。”转身对张敬怀说：“如今的年轻人，比我们的思想解放，他们有超前意识。” 张敬怀问：“人都到齐了？那就开饭吧。” 这天，正是秋高气爽的日子。宴席就摆在院子中间的葡萄架下。西瓜、鸭梨、橘子、香蕉等水果，摆满一桌子。“稻黄螃蟹肥”，张敬怀特别叫厨师买了一筐河蟹。单秘书长带来一瓶茅台酒，还有其他饮料。宴席是很丰盛的。 席间，张敬怀对卜秘书说：“你这么多年为我服务，我们工作的成绩，都有你卜秘书一份功劳。”他向卜秘书表示感谢。 卜奎则说，跟张书记工作这么多年，向张书记学习了很多东西，张书记为人的品德，够他学习一辈子的，他到新岗位一定好好工作，不辜负组织上和张书记的信任等等。这些既是不得不说的套话，又都是真心话。 当为这为那干杯之后，单秘书长突然问吉海岩：“吉秘书，你是属啥的？” 吉秘书有点意外：“我属虎。” “你属虎不行。干别的行，当秘书不能属虎。” 大家一愣。单秘书长继续议论说：“当秘书的，你对张书记能属虎吗？虎太凶，不仅对张书记不能属虎，对来信来访的群众，你也不能虎；属兔也不行，兔子的耳朵太长，当秘书的耳朵不能长，你们听到的，看到的东西太多，所以耳朵要短，听到的当做没有听到，还不能传话；属龙也不行，龙能行云兴风，当秘书可不能属龙，只能老老实实，不该说的不能说，不该做的不能做；属蛇也不行，蛇的弯弯太多，办起事来拖拖拉拉，不利索；属马也不行，马跑得太快，秘书不能跑在领导前面；属羊也不行，羊太软弱，只能挨人宰，秘书还是要有自己一点个性的；属猴也不行，猴子太聪明，秘书要聪明，可是不能太聪明。因为常常给领导办事，出主意，久而久之，自以为超过领导了，行吗？属鸡也不行，鸡在天亮前叫明，可有时叫得太早，太超前，就不行；属狗也不行，无论干什么，都不能当狗，狗太顺从，也不好；属猪也不行，猪太笨，就不必说了……” 单秘书长说到这里，自己先哈哈大笑，在座的夫人、女儿和两个秘书也都笑了。 张敬怀说：“那么，你让吉秘书属什么？” 单秘书长说：“我看只能属鼠和属牛。” “为什么？” 单秘书长又议论道：“鼠最精明，但胆子小，牛勤奋，吃苦耐劳。”转身对吉秘书“当秘书的，心要细，胆要小；要有像老黄牛一样的服务精神。” 张敬怀又是哈哈大笑：“你这个老单呀，可以写一本《秘书经》了。快写，快写。出版了我们每人买一本。” 这是这次欢送和欢迎宴会最有趣的一个插曲。 吉海岩知道，这是单秘书长给他上的如何当好秘书的一堂课，于是站起来说：“为了我属鼠、属牛，我敬单秘书长一杯，干杯！” 说着自己先一饮而尽，单秘书长也干了杯。 胜美对吉海岩说：“我也属虎，我要使公司兴旺发达，就得属虎，现在你不吃人，就被人吃！” “胡扯！”爸爸对这个涉及到人生价值的逻辑不同意。 女儿反驳爸爸：“怎么是胡扯呢？老虎吃兔子，兔子吃青草，这叫生态平衡。 这没有什么客气的！” “还要不要道德了？”张敬怀又反问。 “商场如战场！”女儿振振有词“爸爸，当年你在战场上，向对方的战士开枪射击，你会想吗：啊！他肯定是贫农出身，是被抓来的壮丁，我不能向他开枪，战场上你有过这种感情吗？” 爸爸对在座的人说：“你们看，她多么会诡辩？” 大家都笑了。 张敬怀很高兴，在这次宴会上，是张敬怀家里从来没有过的快乐气氛。 饭后，单秘书长问卜奎：“你什么时候去林钢？我派车送你。” “谢谢了，单秘书长。他们会来接我的。” 单秘书长回去了。 张敬怀问卜奎：“小冯最近找过你吗？她怎么样？” “找过，也和她谈了，她同意调到林钢。不知道您有什么意见？” 张敬怀说：“只要她愿意，我能有什么意见。”停了一刻又说“调到林钢也好，什么事情有个照应。否则，哪一天她们领导不高兴，又把她下放，或者给小鞋穿，这是很有可能的。” “实际上，我已经办了，她可能很快去林钢报到的。”卜奎说。 张敬怀又说：“你不和吉秘书个别谈一谈？” 卜奎知道，张敬怀是要他提醒吉海岩，要他注意一些他们家里的“小事”。 卜奎说：“我要和他谈的。” 属于工作上的事，卜奎和吉海岩已经交接过了。桌面上的话，该说的也都说了。有些拿不到桌面上的话，卜奎早就打算和吉海岩个别谈谈。 张敬怀又小声说：“艾荣和胜美怎么办了个公司？你知道吗？” 卜奎说：“我不知道。” “你给我查一查，看看她们违不违法？” “好的。” 经过前一段接触，卜奎和吉海岩彼此的了解，使他们成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 这次谈话是私房话，是秘书和秘书的桌面下面的“交接”。 这天晚上，他们坐在以前的卜奎的，现在是吉海岩的宿舍兼办公室，冲好了茶，缓缓地，从容不迫地谈起来。 首先是卜奎说：“关于张书记，你经过这一段工作，应该是比较了解的了。 对于张书记，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很难得的。从党性说，是个好党员；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是个很有水平的好领导；他虽然是个’红小鬼‘出身，可是博览群书，善于思考问题，绝不是那种保守人物；我是常常认为他是’学者型‘的领导人。不仅仅是作为领导和被领导，而是作为个人，我又把他当成父亲、兄长、老师看待的……这些，以后你会有亲身体会，我就不多说了。” 吉海岩细心地倾听，生怕漏掉一个字。 卜奎继续说：“可是张书记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卜奎停了一刻，斟酌措辞：“夫人艾荣，本质还是一个好同志。但是，心量太小，对于……地位什么的，比较计较。和她有同样资历的，有的都当了厅局级干部，可她还是个副科级。甚至组织部门主动提出要提拔艾荣，张敬怀认为她不会团结人，就是不同意。为此，夫妇结下了疙瘩，一直解不开。对张书记，你和他可以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可是和夫人不行。你如果在什么小事情上得罪了她，她会永久不忘。这一方面，你千万可要注意。别说旁的，保姆每年都要换好几个。你如果和夫人关系搞不好，她倒是没有权力换你这个秘书，可是，事事会让你很不痛快。胜美呢？聪明绝顶，她只和妈妈亲。她们母女过去常常让我打电话给某某人，办什么事。我知道，我打电话，即使不用张书记的名义，人家也会认为，这是张书记的意思。张书记最讨厌家属打着他的名义办私事，这一点你也千万注意，只要发生一件这类事，你就没有资格给他当秘书了。可是，有时夫人让我出面替她办事，办和不办，使我很为难。……遇到这类事，必须找个适当方式处理好和夫人的关系。” “她们母女俩不是办了个合资公司吗？我看她们的能量大得很呢。”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到底她们怎么办成的，张书记不晓得，我也不知道。” 卜奎又停了一刻，接着说：“女儿胜美呢？因为张敬怀太忙，没有时间给她以父爱，又因为父亲挨整时，母女跟着倒霉，什么事情都站在母亲一边。……” “张敬怀和夫人感情不好，一直分居，像他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张书记和夫人这样的人，都非常注意社会影响，都把离婚当成一种罪过和耻辱，经常吵架，又不公开吵，为了社会影响，谁也不提出离婚。外边人人都以为张书记有一个幸福家庭呢，谁知道内情呀……” 说到这里，卜奎想到自己有家难归的苦衷，不觉潸然泪下。急忙擦了擦，说：“我们作为秘书的，虽然不是他们家的成员，但也算是半个成员吧。凡是他们一吵，我就躲开。你也可以采取这样的回避策略。” “胜美怎么还不结婚呢？”吉秘书问。 “我们和张书记算是两代人，但从思想感情说，我们之间没有’代沟‘。我和胜美只差半代吧，可是我很难理解她。她们这一代人赶上改革开放，我看她的传统观念是越来越少了。以前我听她讲过：结婚干什么，’付出‘太大，’收入‘呢？没有！或者是个负数。这不是嘛，现在办了个合资公司，自任经理──老太太当副经理。她刚才不是说了，她要搞’一家两制‘呢。” 第十章 敢为天下先者胜 省委书记杨同理，先是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一年，然后又留在中央等待另行分配工作，一晃又是一年。根据中央指示，在杨同理不在期间，由张敬怀代理省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不久又被任命为书记，待开下届省党代会时，经过选举确认。 张敬怀成为主持全面工作的一把手，感到身上的压力更大了。每天的工作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从吉秘书这一天为张敬怀制定的“日程表”中可以看出，他忙碌到什么程度。 4月25日日程安排： 上午： 8时10分，去党校，出席27届短期进修班开学典礼，张书记讲话，30分钟； 9时50分从党校到馨村宾馆，路上约10分，10时会见香港实发集团总经理张会有先生，谈话20分钟； 10时30，出席会山立交桥竣工通车剪彩，40分钟； 11时30分，再返宾馆，宴请香港张会友先生，40分钟；在宾馆休息约30分钟； 下午： 1时20分，听取三平地区汇报情况，约1点30分钟； 3点50分，和组织部长谈四阳地区领导班子的调整问题； 5点30分钟，话剧团新排话剧《李自成北京称帝之后》，进京参加会演彩排， 希望张书记观看审查，并在演出后接见演员。 晚上，有五个省委文件（急件）等待张敬书记批示，下发；有三个上报中央的文件，待张书记批阅后上报；有六封人民来信，需要张书记批办。 …… 这年年初，张敬怀有机会到世界上几个发达国家考察了一个月，这时，他不是凭文件，而是凭亲身体验知道，我们在各个方面和发达国家有多么大的差距！过去我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现在还可以说：落后就要饿饭！从国外回来之后，无论多么忙，他都要挤出一个小时读书。过去他读的书，大多是有关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现在他让吉秘书借来一些世界著名企业家传记，企业管理，现代前沿科学技术，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正是我们这么多年“以互相整人为纲”时，他们的经济发展了、科学技术走在了前面。 他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造上。从卜奎向他汇报的关于林钢的情况中可以看出，这个在五十年代建设并为国家立了大功的钢铁企业，由于设备落后，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下，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边缘。现在靠卖废钢发工资。林钢是他确定的试点企业，他经常去调查研究，帮助林钢制定大政方针，并让林钢“走出去”到发达国家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学习所有的先进经验，同时又“请进来”各个方面的“老师”，传授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 吉海岩在大型国有企业方面，有过很多调查研究和改革的设想，张敬怀让吉海岩当他和林钢的联络员。吉海岩常常去林钢，回来向张敬怀请示汇报，有什么指示，又及时向卜奎传达。这是张敬怀的试点单位。他想在林钢摸出一套改革大型国有企业的经验。 在农业方面，因为有了行之有效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他暂时没有花费更多精力。 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如果按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算，在全国各省市，从排名第十五位，已经上升到第十位了。 这天，张敬怀刚刚到办公室，吉秘书就向他报告，说是张主任病危。 张环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省委一名副书记。他是60年代初期调到本省工作的。在抗日战争时，他曾经是省委书记杨同理的上级，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他比杨同理反而低了一级。当时，张环友没有想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在一支队伍或一个团体中，占什么位置，是由各种历史的、客观的、个人的、偶然或必然等诸多因素综合而形成的，这既由不得他杨同理，也不是张环友自己能够决定的，但是，张环友一直心理不平衡，长期和一把手闹不团结，住在医院不上班。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建立省革委会的时候，根据“三结合”原则，必须结合一个老干部“进革”。当时，在结合老干部方面，在誓不两立的两大派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凡是“亮”了观点，当然都要结合支持自己这一派的老干部“进革”。 张环友成了当时两派都能接受的“中间人物”。一拍即合，“支左”的解放军代表也没有疑义。两派便达成了协议。张环友便成了代表老干部的新生“红色政权”的一名副主任。张主任“进革”之后，因为他也是“三八式”的老干部，一看那么多忠心耿耿的老同志，老战友被打倒，“同病相怜”吧，对老干部没有执行那一套极左路线，一上台，反而落实了一些干部政策，因此得到一些好评。“四人帮”倒台后，他又当了一段副主任，省委重新建立，接着恢复了副书记职务。比之文化大革命前，不升不降。 去年末，在干部体检时，发现他患了肠癌。张敬怀曾经去医院看过他两回，至今，他已经在医院痛苦地折磨了半年了。 张敬怀听了吉秘书的报告，立即说：“明天上午我去医院看他。” 吉秘书看着日程安排，说：“明天上午八点常委开会。”吉秘书的意思是：张书记已经到医院看过他两次了，现在是不是可以不去。 张敬怀说：“常委会推迟一小时。” 第二天，吉秘书陪着张敬怀到了医院高干病房。一进屋，见张环友在病床上拚命挣扎着，痛苦地大叫着说：“你们让我死吧！让我死吧！” 他的两个儿子加上老伴，死死地按着他的身子。他满脸是血，好像是忍受不了痛苦，是往墙上撞头撞破的。他的小女儿在旁边恐怖地看着老爸被扭曲的脸。 他们一见张敬怀来探望，忙向医生说：“这是省委张敬怀书记。” 医生当然认得张书记。 张敬怀走到病床前，俯下身子问：“老张，我来看你了……” 张环友仍然挣扎着大叫：“你们让我死吧！让我死吧！” 吉秘书问医生：“是不是给他打一针止痛？” 医生有点迟疑：“现在越打剂量越大，越来越不起作用。”但还是示意护士给张环友注射了一针杜冷丁。 张环友渐渐安静下来，见张敬怀在身边站着，苦笑了一下，说：“张书记，你们不要来看我了，看了会难受。……他们就是不让我死。这难道是让人天天受罪的’人道主义‘吗？何苦呢？” 张敬怀抚摸着他如柴的手，说：“会好的，会好的。” 张环友说：“你不要安慰我了。我知道，癌症到了晚期，神仙也没有办法。” “不对。”张敬怀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那样的岁月，我们都过来了，一切都会过去的。” 张环友说：“那不一样，那是对敌人，这是身上的病……”他喘息了一会继续说“张书记，在文化大革命’建革‘时，你们都被打倒了，只有我进了’革‘，我现在问你，也是向组织上表示，我有错误。可是，我惟一可以自慰的是，我没有参加’四人帮‘迫害老干部……” “知道，知道。” “可是，我一直认为这是我的耻辱。” 张敬怀替他排解说：“那是当时形势决定的。我们都客观地想一想，他老人家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运动，当时他们请你出来，你不出来也过不了关。” “你和省委如果有这个看法，我就可以瞑目了。”张环友轻轻闭了一会眼睛，又睁开：“我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让医生给我打一管毒针，医生不肯，省委能做个决定，不让我继续受罪，好吗？” 张敬怀摇了摇头：“别那么想，既来之，则安之。会好的，会好的……” “别安慰我了……” 张敬怀又握了握张环友的手，告别出来。医生知道他目前是省委一把手，也跟在他身后，出了门，医生悄悄说：“张书记，张主任恐怕过不了这月底了，准备后事吧。” 张敬怀问：“你们给家属说了吗？” 医生说：“告诉了。” 张敬怀已经不是第一次看望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病人了。每次都给他以强烈的刺激，总是想：哪一天会轮上我呀。如果我得了这种病，一定得设法安乐死。 还有一点他很感谢张环友：那就是他刚刚从监狱放出来，他的“问题”还没有一个说法，正在走投无路时，到了省革委会，当时张环友不仅没有歧视他，对他反而很亲切，给他批了条子，补发了工资。张敬怀每每想起这一段事，就十分感动。 张敬怀吩咐吉秘书：“回去你告诉办公厅，准备张主任的后事。” 实际上，张环友的生命之油并没有熬到月底，而是张敬怀在看过他的第三天就去世了。 过了一个星期，在安排次日张敬怀工作日程的时候，吉秘书问：“明天张环友书记的追悼会，你去不去？上午九点半。” 本来“治丧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向遗体告别计划。可是在写“生平事迹”的时候，和家属发生了争执。家属一定要写上“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起草悼词的和治丧委员会的同志都不同意。原因是他在“红色政权”中当过“副主任”，虽然大清查时，没有清查出什么大问题，可是他也还是没有经得起考验，算不得“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是，不写上这一句，家属就不同意火化。争执了一天，问题拿到张敬怀那里。张敬怀说：“从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到如今半个多世纪了，还不算’坚贞‘？至于有点思想毛病，更是人人难免。’文革‘中的事，是老人家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张环友同志进’革‘，一不是他的本意，二他也没有迫害老干部……这就不错了。按家属意思写上吧。” 张敬怀一锤定音，治丧委员会和家属的矛盾解决了。 张敬怀想了想，让吉秘书铺开宣纸，写了一幅挽联： 金戈铁马涤旧布新功标先贤榜 治国修身是非成败留待后人评 张敬怀嘱咐吉秘书：让治丧委员会挂在灵堂上，吉秘书问张敬怀：“您是否亲自参加追悼会？” “去去去，怎么能不去呢？”张敬怀肯定地说。 “那……”吉秘书迟疑地说“各地市宣传部长会议也是明天开幕，张书记要致开幕词呢。环友书记的追悼会，张书记不是已经送去挽联和花圈了吗？” 停了一下又补充说：“这话不该我说，张书记在省领导层，人际关系不太好，我估计去参加追悼会的人不会很多。” 张敬怀说：“别人可以不去，我不能不去。” “宣传部长会议怎么办？” 张敬怀想了想：“你打个电话，让宣传部长会议八点就开，我去讲几句话，主要是提出一些问题要大家讨论，不会超过半小时。讲过话，就去竹节岗。” 竹节岗就是火葬场，那里前年新建了一座灵堂，可以容纳五百多人开追悼会。 还建有存放骨灰的灵室。像中药铺似的，每个骨灰盒一个格。有一座灵堂是专门放革命领导干部骨灰的，谁放什么位置，是分科、处、部、省级别存放的。粉碎四人帮后，张敬怀参加过多次被迫害致死的老干部的追悼会。每次他都想，我死了后，可不住这里。生前分了一辈子“级别”，很多人为了级别闹得天翻地覆，死去活来，死后可不要再在这里“论级排辈”了。而且住在这里，是定“灵魂终身”的，再也提拔不了了。每次他都这样想一遍。 次日，张敬怀在宣传部长会议上讲完了话，匆匆驱车赶往竹节岗。一路上，一辆一辆的小桥车向竹节岗开去，每辆车前，都系着一朵大白花，显然都是去竹节岗开追悼会的。到了竹节岗一看，并不像吉秘书估计的那样“参加的人不会太多”，还没有到开会时间，在灵堂外面就来了好几百人，其中大多数都是省里厅局一级领导。人们在灵堂外面熙熙攘攘，有说有笑，完全不像来开追悼会的样子。 只听他们互相打招呼：“你怎么也来了？” “我怎么不来呀！治丧委员会把我列入’生前友好‘名单，我这个’生前友好‘还能不来呀！” 张敬怀知道，说话这位是前省委的一个部长，和张环友有矛盾，张敬怀还和他们双方谈过话，调解过两人之间的关系。 “你呢？人家张老头一贯对你’恩重如山‘……哈哈！” “得了吧。我来是……很多老战友难得见一面。咱们现在是’无车阶级‘。来这里是公家出车。组织上给一个大家见面的机会，为何不来？” “你对老张头儿也不能要求太苛。人家进了革委会，在对待老干部方面可没有执行那条极左路线……人无完人嘛！” “那倒是……” 灵堂内奏起哀乐，有人招呼大家：“各位领导，现在追悼会开始，请进灵堂时，各自戴上一朵白花……” 人们这才从说东道西中醒过腔来，拉下脸，显得悲痛的样子，进了灵堂。张敬怀在前面进去之后，大家依次进入灵堂。等大家都站好，原来省委办公厅的单主任，现在的单秘书长，宣读按照事前经过多次修改家属和治丧委员会都认可的“张环友同志生平事迹”。张敬怀注意到，在宣读中间，就有人小声互相耳语，只是因为有哀乐，他们声音又小，大家听不到罢了。又因为“生平事迹”是印在三页纸上的，封面还印有带黑框的张环友的遗像，宣读时根本不用听的。张敬怀在哀乐声中，低头走过摆满鲜花的张环友的遗体旁边，抬了抬眼，见化妆师把张环友的脸描得太红了。两腮凹进去，反而显得很难看。张敬怀突然想：人这一生，自己化妆的假面具，太多了。临死，应该留下个真面孔，再化妆一下，太不值得了。张敬怀急忙刹住自己的遐思，走过遗体，和站在旁边的家属一一握手，说了几句让他们“节哀”的话，就出了灵堂。 吉秘书也随后出来了。吉秘书给他开了车门，张敬怀进了车，即风驰电掣地往市内开去。宣传部长会议正在进行小组讨论，张敬怀要去听听情况，将来他要做会议总结呢。 一路上，吉秘书都想说说他对一次追悼会的感想。可是他见张敬怀低着头，没有说话的意思，便没有开口。 张敬怀多次到这里参加去世老同志的追悼会，每次都有一些感想。今天的感想就更多一些。他从张环友得了癌症想起：特别是在他最后弥留之际，那种痛苦是常人难于想像的。可是医生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仍然无休无止地进行抡救，用高价购买痛苦。这不是人道主义，而是“反人道主义”他想，如果自己得了这种病，一定要求安乐死。这时的生命，对于病人，除了痛苦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于家庭，对于社会，都是如此。再说这写“生平事迹”，人的一生都摆在那里，还有什么可写的。俗语说：“批判会上没优点，追悼会上没缺点”，生平事迹尽写好话，人的一生听过不少好话，再在死后，念些自己听不见的好话，有什么意思呢？可是家属总是争呀争，写得再好，念那么一通，别说人们没有听，或者听不清，即使听了，也听清楚了，一出门就忘记了，更没有意思。再说，邀请那么多“生前友好”，一个人一生，得一知己就不容易了，哪有那么多“生前友好”？许多人之来，或者出于面子，或者借机会会朋友，有几个是真正来“悼念”的呢？。 再说这骨灰盒，论资排辈放在那里干什么？别人他不知道，自己死后是不“住”在这里的。放在家里呢？自己和夫人、女儿感情不好，无论放在什么地方，她们肯定视作眼中钉。即使感情好的夫人，最孝顺的子女，放一年半载，也就改放在阴暗的床底下了。有什么意思？人有生有死，这是自然规律，即使世界上那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结果还不是一捧净土？这一方面，武则天是一个大政治家的风范，她给自己立了个“无字碑”，一切让后人评说，高明之极…… 张敬怀想来想去，这一套纯系陈规陋习，该破！自己有机会应当提前把“遗嘱”写好…… 张敬怀正继续想下去，吉秘书说：“张书记，到了。您出席哪个小组讨论？” 张敬怀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造有上。能否使大型国有企业复苏，是关系到全省国民经济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他把林钢作为试点单位。只要在林钢改造中取得经验，就可以在全省推广。他把卜奎放在林钢，并让吉海岩当联络员，是因为二人能够体会和贯彻他的意图，在大型国有企业改造中，他的许多有关设想，实行起来，有了这层关系，在实践中可以畅通无阻。 经过近两年的探索、实践，林钢的改造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改造过程中，简直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原来炼钢的平炉，全部被推倒，改为先进的转炉，并且引进了“连铸”设备，新建了堪称亚洲第一的一座高炉。轧钢方面，改造了一座大型厂，新建了一座薄板厂，引进了一套“连轧”设备。过去因质量不佳，卖不出去的钢材，现在不仅在国内成了抢手货，部分产品还打入了国际市场。因为裁减和合并机构，有三万多职工下岗，处级以上干部近千人失去了官职，在这方面曾经遇到过阻力。张敬怀给卜奎的定心丸是：天塌不下来。如果塌下来了，我替你顶着。卜奎在下这个决心时，也用了一句民谚“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一咬牙，“干”！不舍弃一些人的暂时利益，就救不活企业，大家会一起死亡！在环境方面，提出的口号是“工厂花园化”…… 这两年的日月，好像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像做梦一样，一觉醒来，什么都变了！ 林钢改造的成功，很快在省报上，在国家级的大报上，在新华社的电讯中，都反映出来了。在一段时期内，报道林钢的新闻、通讯、特写、人物专访，像电波喷洒的雪花，满天飞扬。你只看那标题，就可以感到林钢在全国的影响： 《探索，改革，前进──林钢改造的经验之一》接着是之二，之三等，连续发表了八篇。 《敢为天下先者胜──林钢人的超前胆识》 《置之死地而后生──记林钢人事制度的改革》 《把成本指标分解到每一个人──简谈林钢分配制度的改革》 《冲出国门，走向世界》──林钢是如何抓产品质量的 《建在花园中的工厂，建在工厂中的花园》 至于简短的新闻报道，三天两头都在报端、广播和电视中出现，例子不胜枚举。 新闻记者不算，来参观的，学习“取经”的，考察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从国家领导人，到兄弟厂矿，越来越多。凡是来林钢的，都要求见见卜奎，请他亲自介绍经验，有的要求不高，只是见见面，握握手就行。普通参观者，可以由公关部接待，不大不小的领导，亲自接见吧，正常工作就无法进行；不亲自接待呢？又有失礼貌，闹得卜奎左右为难。 后来，卜奎想了一个办法：凡是要听他亲自介绍经验的，他录了音。正式介绍经验之前，有一段说他如何忙，不能亲自接待，表示道歉之类的话，然后放他的讲话录音。客方索要时，还可送一盘录音带。 张敬怀是常常来林钢的，但他一来就住在小招待所，从不露面，也不接受记者采访或向人谈什么林钢的经验。 有一次，张敬怀到了林钢，听到卜奎给来客放录音带的事，有些生气，把他找到招待所，批评了他一顿：“你林钢有名了，在全国大大有名了。你可要过’出头关‘了。我听说你给来客放录音？” “我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卜奎为难地说。 “你节省了时间，可是你丢掉了什么？起码失去谦虚和礼貌了吧？” “我也听到有些反映。” “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谦虚谨慎。你怎么知道人家是来’取经‘的。你不能从来客中听听批评意见？不能向人家要点经验？” 卜奎说：“我一定改。” 张敬怀又补充说：“你现在很得意，一得意，就忘形，就骄傲，这就是失败的开始。人们的失败，往往不是在艰苦奋斗的时候，往往是从欢呼胜利的时候开始的。多少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个真理……” 吉海岩给张敬怀当秘书，张敬怀是满意的。但也有两次受到了张敬怀的批评。 第一次是一个老工人，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张敬怀住在招待所，跑来要求见张书记。吉海岩问他有什么事。这个老工人说：“我已经退休了。我儿子也下了岗，老伴又重病缠身……” 吉秘书明白了，是要解决他儿子的工作问题。张书记那么多大事还管不过来呢，哪有时间管这些小事？便写了个条子，说：“你拿着这个条子，去找你们公司的人事处吧。” 老工人说，他找过人事处了，没有解决问题，他听人说，张书记来了，只要他说一句话，准能解决问题。吉海岩怎么劝说，他还是坚决要见张书记。二人争执起来。后来张敬怀从室内走出来，把这个老工人领进自己的房间，整整谈了两个小时。 张敬怀把老工人送走后，批评了吉秘书：“你怎么把一个老工人挡在门外？” “他就是找张书记解决他儿子的工作问题，反正这事还得到他们人事处解决……” “你怎么知道他来找我只能解决儿子的工作问题？难道我不能从他那里了解点情况？研究点问题？” “我考虑张书记要休息……” “你是好心，你让我多睡了会儿午觉，可让我失去了一个工人朋友……” 吉秘书不语。 张敬怀说：“以后，只要是工人来找我，一律不许挡驾。” 这是张敬怀第一次对吉秘书发脾气。 张敬怀对吉秘书发脾气，还有一次，也是因为对来客挡架，这次不是别人，却是冯怡。 冯怡在卜奎调到林钢不久，也调到了林钢。卜奎把她分配到教育处。在卜奎的部下，张敬怀是放心的。可是，张敬怀总是想念她。连张敬怀自己也说不清楚，自从认识了冯怡之后，他常常感到，在别的场合，包括在自己家里，他都像是在演戏。可是只有在和冯怡在一起的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换了一个人。他和冯怡可以随便交谈，可以讨论任何问题，他没有权力向她发指示，下命令，冯怡可以和他争论，年龄上有差别，可是没有上下级差别，两人都是作为普通朋友之间交往。 他们可以大说大笑，不要顾及说错了话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也可以大叫大跳，不怕人家说他像个孩子。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觉得自在，快乐，自己是真正的“我”。 小冯调到林钢不久，卜奎就派她到教育学院进修去了，时间是两年。这一安排，张敬怀是满意的，因为冯怡说过，她最大的愿望是学习。冯怡到学校后，也曾给他写过几封信，但写得都很简单，只是说“一切都好”等等。张敬怀来林钢多次，每次也都向卜奎问起过冯怡，卜奎也没有更多的消息告诉他。他多么想见冯怡一面，像在翠谷山庄那样，随便谈天说地呀！那是人生的最高享受。 这天中午，张敬怀刚刚午休，来了一个女同志，看样子不到三十岁，没有向任何人打招呼，就闯进了招待所。而且大声喊：“张书记在哪里？” 吉秘书赶忙迎出来：“同志，请你小声些。你找谁？” 因为卜奎没有向吉秘书介绍过冯怡，所以他还不认识她。吉海岩细细打量这个女来访者，模样比较漂亮，但没有修饰，态度很随便，因为天气比较热，用一本刊物扇着风，对他这个秘书的态度，也不像其他来访者那样谦恭。 吉海岩问：“你找张书记干什么？” “没有什么事，就是来看看他。” 吉海岩想：张书记的正事还忙不过来呢，说：“没有事，你就不要来。” “来看看你们的张书记就不行呀？” “不行，就是来看张书记，也得事前约定。”吉秘书的态度很坚决。 “那么，你给通报一声行不行，就说一个叫冯怡的，来看他。” 吉海岩想了想说：“张书记正在休息，他的活动日程安排得很紧。你等着，我向张书记汇报，他同意见你，我再安排时间。” “用不着的，你先去通报一声嘛！” “不行。” “看样子，你是他的秘书，你们这些秘书呀……是一堵墙！”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呀？” “就是这么回事！” “请你回去吧。” “我可以在这里等着。” “您最好还是先回去，张书记今天没有时间。” 冯怡坚持说：“我给张书记送点东西总可以吧？” 吉海岩还是不肯，冯怡几乎是含着眼泪求他：“你放心，张书记不会因为这事埋怨你的。” 还是一百个“不行！”冯怡又提出个理由，说是：张书记托她买了些东西，她总该送给他吧？“ “张书记是不随便收礼的，请你注意，这对张书记会有不良影响！” 冯怡先是一愣，接着便有些激动：“我影响老张什么了？我怎么会影响老张？还’不良‘！” 吉海岩还是第一次听人称张书记为“老张”，自知一时失言，不知道如何解释。 这时，张敬怀从房间里走出来了，说：“小冯呀！来来来！” 吉海岩不便再说什么，冯怡就跟张敬怀进了房间。 张敬怀见冯怡眼泪汪汪的，问：“怎么回事。” 冯怡微笑了一下说：“一粒灰尘迷了眼睛。” 张敬怀说：“你别说了，我都听见了。” 冯怡忙嘱咐：“要见你们这些高级领导，得首先通过秘书这一关，他是在把关，尽自己的责任，你可不要批评他呀！” 张敬怀笑了：“你想得周到。”又问“你怎么回来了？毕业啦？” “还有半年，”冯怡说“这不是暑假嘛！我一听说你来了，就风风火火地跑来，碰运气……” “在学校怎么样？为什么不写信？偶然有信，也写得太简单。” “一切都好，没有什么可以多写的。在信上又不能谈天说地。” “那也该多写几句呀！” 冯怡拿着提包，微笑着问张敬怀：“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 张敬怀说：“我猜不着，你打开看。” “我不，我就让你猜嘛！” “吃的。” “猜对了，什么吃的？” “不是肉包子吧？” 冯怡哈哈大笑：“现在不是困难时期了，谁还送那玩意呀。况且你在这林钢招待所，什么好吃的没有呀？再猜。” “不猜了。你再卖关子，我就不要你的礼物了。敝人不接受贿赂！” “要是真的贿赂你，对不起，我也不敢送了。”说着打开一个纸盒，里面放着四五棵小胡萝卜。 张敬怀说：“我以为是什么宝贝呢，原来是胡萝卜。靠这玩意儿，想托我办事呀，你也太小瞧我了。” 冯怡一笑，“我看你是个植物盲，这是今年新下来的人参！” “人参可不敢要，如果是老山参，听说一支就得好几百元呢。” 冯怡说：“老山参我可供不起。这新鲜园参，是四年生的人工栽培的园参，一个朋友送我的。据说这人参’火‘大。年轻人不敢吃。送给你吧。” “那就谢谢了。” 冯怡一眼看见柜橱里有一只电热水杯，说：“我现在就给你熬一支，喝了汤，把人参当胡萝卜吃了就行。”说着把一支人参放进电热水杯，将插销插好。 “我就更没法感谢了。” 熬了一刻，水变成了淡茶色，冯怡给张敬怀倒在另一只瓷杯中，端给张敬怀，玩笑地说：“请老佛爷进参汤！”说着自己笑起来。张敬怀也开怀大笑。 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吉秘书进来说：“两点半了。”吉秘书提醒张敬怀，林钢有一个技术革新展览会，开幕式，张书记要去讲话的。 张敬怀问：“明天有什么安排？” 吉秘书汇报了日程，张敬怀想了想：“没有什么要紧的。都往后推。”转身对冯怡“你明天来吧。” 冯怡说：“那我就告辞了。明儿见。”说着走出了招待所。 见冯怡走远了，张敬怀越想越生气，对吉海岩发起脾气来：“我告诉你几次了？凡是来找我的人，一律不许挡驾，为什么不听？” “她说她没有事……” “呵，老百姓没有事就不兴和领导谈谈天呀？” “如果是那样，门庭若市，您就没法工作了！” 张敬怀不听他的辩解：“门庭若市好嘛！门庭若市说明老百姓来找你，是相信你！门庭若市比门可罗雀好。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得，还当秘书！” 这是吉海岩因为有人来访第二次受到张书记批评。 如果这事让卜奎遇着，他处理的方式，肯定比吉海岩周全。吉海岩和卜奎不同，他的个性和自尊心比较强。 这天晚上，吉海岩来到张敬怀的房间，迟疑了半天，说：“我接受张书记的批评，看来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秘书。如果张书记同意的话，我辞职。” 张敬怀先是一愣，一想，是因为下午小冯的事。是自己不对。他作为秘书，应该尽自己的职责，如果真像自己说得那样，他就没有办法工作了。随即平心静气地说：“吉秘书呀，是我不对。这些日子，有许多事，让人烦恼。是我’迁怒‘了。孔子说，’不迁怒，不二过‘。我迁怒了，不再’二过‘了。你跟我一年多了吧。我对你很满意。我无故发一次火，你就辞职，乱弹琴！”说着自己笑了。 吉海岩也笑了。这是张敬怀和吉海岩发生的一次最尖锐的矛盾，以后没有再发生过。 张敬怀不仅反对形式主义，甚至反对很多形式。比如这过生日，无非是吃顿饭，喝盅酒，说些吉利话。到头来，我还是我。辛苦工作了一阵，付出得很多，而不会促进事物发展变化的，他谓之“形式”。过生日是一种形式，所以他从来不过生日。 张敬怀不过生日，夫人和女儿的生日是一定要过的。母亲替女儿办；女儿替母亲办，每年都办得红红火火的。 改革开放这些年，我国引进了发达国家一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许多西方人的风俗习惯，也不请自来了。比如什么“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等等，难道科学技术发达，风俗习惯也先进吗？像过生日时，唱“祝你生日快乐”歌，接着是吹蜡烛，也逐渐普及起来。为什么我国春节之风俗，到了西方只在华人圈里流行，而西方这些节日，却在中国普及得这么快呢？有人说，这是“强文化现像”。像西方人过生日的“吹灯拔腊”，他就很不以为然。在我国人民的心目中，“吹灯拔蜡”是很坏和失败的同意语。为什么在过生日时要把生命之火吹灭呢？ 这几年，夫人和女儿过生日时，也“吹灯拔蜡”，由她们“吹”去，“拔”去，张敬怀不去管，也管不了。 转瞬间，吉秘书给张敬怀当秘书有两年了。他刚刚“上任”时，卜秘书和他的个别谈话，就是张敬怀授意的。张敬怀让卜奎告诉吉海岩，是要他注意和艾荣搞好关系，否则得罪了老太太，那脸色就会让你这个秘书下不去。在夫人不高兴时，要有点“忍”性。 吉秘书不像卜奎那样能“忍”，但遇到这类事，还是“忍”了。吉海岩当然知道，张敬怀夫妇的长期不和，责任在夫人方面。凡是他们夫妇吵起架来时，吉海岩按照卜奎的“策略”，“躲为上计”。夫人爱支使吉海岩干这干那的，这本来不是秘书的任务，可是为了工作，也碍于面子，吉海岩从来不推辞。比如，她有时托吉海岩去买点什么，吉海岩买回家后，把买的东西和剩下的零钱一起交给她。买的东西稍有瑕疵，为退换，可能要跑好几次路。拿回来的零钱，她也要数来数去，好像吉秘书会“贪污”似的。有一次，剩几枚找零的分币，吉海岩没有从口袋里掏干净，老太太数了几遍，说还差两分，吉海岩一掏口袋，果然又掏出两分，给了她，闹得这个秘书下不了台。这些他都“忍”了。 吉海岩同情张敬怀，夫妻不和，长年分居，家庭不像个家庭，从这方面说，他常常做点调解工作，以减少张敬怀一些烦恼。 下星期日是夫人艾荣的五十岁生日，吉秘书怕忘了，提前写在日历上。这天，他向张敬怀提醒，说：“下星期一是艾荣同志的生日，是个整数，按旧社会是’五十大寿‘，怎么办？” 张敬怀不经意地从身上掏出来一百块钱，交给吉秘书：“你看着办吧。” “买件什么东西，夫人能够高兴？”吉秘书征求张敬怀的意见。 “能买个官儿，她才高兴。”张敬怀冷冷地说。吉秘书也不再问了。结果是买了一条细毛围巾和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送给夫人时，说是张敬怀嘱咐他买的。 夫人听了还不相信，说：“他还会想着我的生日？” 吉秘书又和厨房大师傅商量，在艾荣生日那天，做了一桌丰盛宴席。摆好后，张敬怀也想借机缓和一下家庭矛盾，强颜欢笑地坐在夫人旁边。他们一家三口，加上汽车司机、厨房大师傅、小保姆，都坐好了。吉海岩主动当了主持人，说：“今天是艾荣同志的五十大寿，张书记，你说吧。” 艾荣插了一句：“现在五十岁不算什么’大寿‘……” “张书记说吧。”吉海岩又补充一句。 张敬怀举杯好像也很高兴：“祝我的好夫人和好战友健康长寿吧，大家干杯。”自己先站起来，大家也都站了起来。张敬怀还和夫人以及在座的人一一碰杯，大家也都干了杯。第二个站起来的是女儿胜美，她祝妈妈“永远健康”。她说了这祝词后，忽然想起来犯了文化大革命对林彪喊“永远健康”之忌，吉海岩赶忙插断说：“祝艾荣同志和胜美事业有成！” 胜美办的那个“盘古工贸公司”兴旺发达。艾荣觉得，即使当个什么“处长”之类，挣百八块钱，已经没有意思了。如今“关系就是财富”，企业办得很红火，吉秘书这一句祝词，夫人很高兴，大家都干了杯。 这时忽然张敬怀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吉海岩赶忙去接，一听声音，他就知道是冯怡来的电话。吉海岩忙说：“今天张书记太忙，改日你再约时间吧。” 冯怡忙说：“你告诉老张，我下星期要出国留学，如果可能，我想见他一面。” 吉海岩知道女人在这方面很敏感，说：“另约吧。”赶忙放下电话，回到座席。夫人问：“谁的电话？” 吉海岩说：“打错了。” 接着大家互相祝酒，张敬怀和夫人感谢吉秘书为他们这个家庭的热情工作，周到服务，也同时感谢厨房大师傅和保姆的服务。大家都捡叫人高兴的话，说了不少。 女儿胜美见爸爸高兴，便提出了一个问题：“爸爸呀，你的女儿完全是凭自己的本事，搞了我们这个大企业的。你的女儿，现在钱是够用了，但是我们的企业还得发展，还要挣更多的钱。你女儿不是为了花，而是想试试自己能量有多大，能干成多大事业，实现人生的价值。所以我还得发展。最近，一个华人富商，爱国华侨，要在我省办一个电子工厂，主要是生产电话机。市郊有一块地皮，约有十公顷。我们和市里也谈好了。华侨出八千万美金，我们出地皮和劳力。这个企业办成，每年可创两亿元的产值。这是改革开放的一件大事。要定盘子，需要省里审批。我们所有的申报材料，已经准备好了，到省委讨论时，你这个书记，不会对这个项目开红灯吧？……” 张敬怀沉默了一刻，说：“开什么灯，得省委讨论，又不是我一个人能作主的事。” 女儿忙说：“你是全省的一把手嘛，你的态度起决定作用呀。你女儿没有求过你，现在当着妈妈的面，又是妈妈五十岁生日，求你这一次。” 张敬怀的面色有些难看：“我们不要在家里讨论这类属于省委决定的问题好不好？” 张敬怀这个态度勾起了夫人的伤痛，说：“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能指望你给家里办点事。就说我吧：像别人，有我这样的革命经历……” 张敬怀说：“你不要说了，你说过一百遍了。” “都是因为你！”夫人大叫。 吉秘书想插话扭转局势，但张敬怀已经不耐烦了，说：“难道你嫁给我就是为了沾光吗？” 艾荣也伤心地说：“你说这话，就没有良心了！当初在朝鲜战场上，不是我救了你……” 两个人一吵嘴，她就拿出她是张敬怀的救命恩人这话数落他。确实在战场上她是背他下了火线。当初张敬怀之所以和她结婚，也有这种感恩成分在内，可是她老是说这话，张敬怀就受不了。这时，张敬怀突然冒出一句：“你背我下战场不错，你是卫生队的救护员嘛，这是你的职责，老把这话挂在嘴上，就没有意思了。” 吉海岩赶忙园场：“今天不谈公事……” 一时冷场了。张敬怀看了看表，说：“今天三平市不是要汇报吗？” 吉海岩明白张敬怀想退席，说：“是是是。” “咱们走吧。” “你别走，别走，我还有话……咱们这么凑合着，实在没有什么意思，离婚吧。”这是她憋在心中多年的话，第一次说出来。 “离就离！”张敬怀说。 “离就离！”夫人说“你别以为离了你这个省委书记地球就不转了。”说着晕了过去，身子滑到桌子底下。大家赶忙把夫人送进医院。 其实，有张敬怀和艾荣这样经历的人，有着浓厚的传统观念。说的是气话，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离婚的。他们想的是为了社会影响，为了组织观念，为了党性原则，又是这种生死战友关系，怎么可以离婚呢？感情不合？提出什么理由组织上都不会批准的。 夫人在医院休息几天就好了，可是，张敬怀却因为疲劳过度，累倒了。医生建议张敬怀休息疗养一段，在单秘书长的安排下，又住进了翠谷山庄。 第十一章 冯怡的国外来信 张敬怀一住进疗养院，吉秘书忙给在林钢的卜奎打电话，说夫人过生日那天，冯怡来见张书记，说是她要出国留学，可是没有见到他，现在张书记也累病了，住在翠谷山庄，想见冯怡，你让她来一趟吧。 次日，冯怡便风尘仆仆地来看张敬怀了。 冯怡进了张敬怀住的房间，气喘嘘嘘地说：“来得太匆忙，什么也没有带。”勉强笑了笑，好像她是一路小跑上了山的。 张敬怀很感动：“还要带什么，你人来了，比什么都重要。” “怎么样？”冯怡拉了张方凳，坐在病床前，尽力离张敬怀近些。 “没有什么，只是累了些。我想休息几天会好的。” 冯怡紧紧握着张敬怀的手说：“多休息一些日子吧，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呢，没有个健康身体，就一切皆休了！ 张敬怀也紧紧握着她的手不放松，说：“上次你给我家里打电话，正赶上艾荣过生日。可能吉秘书感到不方便，没有让我接。赶巧，艾荣又病了。是在艾荣住进医院后，他才告诉我你来过电话。我连电话也没有接，很对不住了。” “我能理解。”冯怡说“所以，这次一接到电话，我立马就跑来了。好像阎王爷在后边追着我似的。” “怎么样？好久没有和你谈天说地了。我感到和你聊天，什么负担都没有了，心情一轻松，可以治病的。” 冯怡说：“这几年，我在林钢教育处工作，应该说还比较轻松。有业余时间，先是进”业大“，又在正规大学学习了两年，经过考试，各门的分数，不仅及格，还超过了许多。进修了英语，考托福也过了关。我打算出国留学，正想征求你的意见，我到底去不去？” 张敬怀听了这话，好像心被扭了一下，但很快便冷静下来，表现得很坚决的样子：“去去去，当然要去。问题是你想学什么？” “你真的同意我去？” “真的同意。” “我不信，这很让我失望。”显然冯怡有点伤心。 “有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去呢？我有什么理由阻拦你呀！” 冯怡也让自己冷静下来，说：“你渴吗？我给你倒杯水吧？” “我不渴。那里有水果，你吃吧。” 冯怡打开床头小柜，见有一大包橘子，她拿出来几个，剥了皮，分了瓣，一个一个地放在张敬怀口中。这种福分，无论夫人或女儿都没有给过他。张敬怀笑着说：“让你喂我，真不好意思，谢谢你了。” “不许你说这话。”冯怡感到张敬怀好像是一个孩子，一种喂孩子的母亲的本能驱使着她，说：“其实，我出国留学，也不是想得个什么学位，只是……” 张敬怀说：“我知道，你是淡泊名利的。可是你何苦呢？这几年，又工作，又学习……你反对活得很累，你这不是也很累吗？” “我说过，事业是生活的调味品，人在世界上，总得干点事情，不然，活得没有味道。我想，在国外，还是研究社会学。我想满足自己一点好奇心：这世界，这社会，五彩缤纷，错综复杂，到底它是怎么来的？又怎么去？各个阶级，阶层是怎么运作的，它的发展有许多奥秘，我想弄清楚。不然，糊里糊涂，白白来到这世界一趟。” “你研究社会学，还应该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研究，离我国的实际不是太远了吗？” “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有个比较才有鉴别呀！” “我支持，坚决支持！” “你夫人的病，情况怎样？” “吵了一架，是气的。我觉得，她这一辈子，够亏的了。人太要强。可是老也达不到目的。有很多时候，我觉得对不起她。可是我又没有办法……但愿她能够在长寿中得到补尝。” “我们都祝福她早日康复吧。……咱们换个话题。我问你，我出去之后，你认为我会回来吗？” 张敬怀的心又被扭了一下：“那很难说，我们不是常常说，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吗？” “我怎么能不回来呢？在外面有什么好处？我是由一个远门亲戚做的经济担保，在那里要一面学习，一面打工，活得会很累的。况且，在国内让我想念的人和事太多了。就凭这一点，我也呆不下去。你信不信？”说完盯着张敬怀面容。 “我信，我信，你说什么我都信！” “我总是想，你活得太累了。可是历史的决定，让你进了你应该工作和生活的圈子。这是别无选择的事。”说着又往张敬怀口中送进一瓣橘子。 张敬怀从她手中拿过一半橘子，剥下一瓣，也送进冯怡口中，笑笑说：“我这个父亲不及格，从来没有喂过我的女儿。让我喂你一次吧。” 冯怡张开口，把张敬怀递过来的一瓣橘子吞进去，往后仰着身子，笑了：“你放进口中就行了，往里面塞干什么？差一点把人噎死……” 护士进来了：“时间不早了，不要累着病人，请回吧。” 冯怡只得站起来告辞，说：“我下个星期就走，你放心。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相信。” “我想，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应该已经离开你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了。那时候你就自由了。” “也许吧。” 冯怡跨出门，张敬怀要起来送她，被护士按住了。两人微笑地互相招了招手。 冯怡出国后，张敬怀一直惦念着她。可是过了两个月，还不见有信来，又没有办法打听到她的地址，他有些寝食难安了。 又过了几天，在吉海岩给他送来的文件中，有三包厚厚的信封。他一看地址是从美国来的，急忙拆开看。他的手有点颤抖，不知道是吉是凶。他让自己平静了一会儿。才打开那一罗信。 一看字迹，就是冯怡的笔体。字如其人，在潇洒中透出稳重，在秀美中包含倩细。第一封很短，是报告平安到达的；第二封是报告她已经到校进入正常学习，都没有讲她生活的情节和细节。他多么希望知道她的详细情况呀！第三封信像一罗稿子，有半寸厚。这三封来信日期，前后差二十天或一个月，可能因为邮递问题，是一起收到的。 敬怀友父： 请理解我这么称呼你，我父亲去世了，我没有父亲。在你身边时，我觉得按年龄，你是我的父亲，我享受着父爱；可是，我们无所不谈，我们又是平等的朋友。在我的眼睛里，你是一个普通人。所以我称你为“友父”。 以前，我因为忙着办理各种手续，没有详细告诉你我的情况。现在略加补充：我是按时到达目的地的，下了飞机就有朋友来接，有朋友安排食宿，有朋友帮助我办入学手续。因为要靠打工生活学习，又有朋友帮助联系当了钟点工。真想不到，人生有这么多朋友，特别是那些和我们一起“上山下乡”又来了美国的知青“战友”们，简直比亲人还要亲。过去我常常想，在“文革”中怎么冒出来那么多坏人？我现在想，天底下坏人不少，但比较起来还是好人多，关爱人的热心人还是多数。 我到美国的印像，除了满眼都是黄头发蓝眼睛人之外，还说不上有什么别的印像。但这里的华侨比我想像的还要多，我是生活在黑头发黑眼珠的朋友中间，暂时还没有寂寞之感。但是我想，困难一定会有的，首先我得自食其力地生活，又要打工，又要完成学业，是很辛苦的。给你写信少，这也是一个原因。苦一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能比在大荒的暴风雪中挖冻土还苦吗？我想，用我们过去常说的一句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 我一定要把社会学这门我喜爱的学科学好。我不在于拿什么学位，而是为了弄明白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一切。我不能稀里糊涂的生活在其中。 刚来这几天，我生活在友谊的包围中。但是美国这个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是很紧张的。朋友们把我安排好后，尽了他们朋友的责任，他们还要去为自己而奋斗。以后，就看我自己的了。我这个人很自信，我不觉得前面有不可逾越的火焰山。我只是觉得，有时会感到寂寞，会想国内的朋友，会想你。我常常觉得，如果有一天，我解脱不了这种寂寞时，也许会半途而废，跑回国去。到时，你一定会笑我，怎么这样没有出息呀。 我并不迷信的。关于命运，我是这么理解的：“命”是先天的，比如你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我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这是“命”，是不能由自己选择的；“运”是后天的，是社会的。因各人自身的偶然和必然因素造成的。比如你的许多经历，我的一些经历，我们的相识，就是许多偶然因素造成的“运”。我忽然想起了你的家庭，也是“运”造成的……你不相信吗？ 我常常想起你，你的地位很高，周围围着很多人。你不能不生活在你存在的圈子里，就像我不能不生活在我的圈子里一样。但是，我不认为你生活得很快乐。 我希望有一天，你能走出那个圈子。等着我，我想，在我回去那一天，你已经脱去那些个“紧箍咒”了…… 我这是随心所欲写了这么多，就此打住吧。 想念你的友女小怡月日 又及：我忽然想起，这里是白天，你一定在睡梦中，有什么好梦吗？ 张敬怀看了第一封信，感动得半天低头垂手不语，又看第二封。 敬怀友父： 我给你写了那封信，又有一个月了，这封信要报告你一个好消息： 世界这么大，又这么小。在这个大千世界，我居然遇见了一个亲戚！你说奇不奇？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有一天，一个朋友领我到一个中国餐馆吃饭，因为服务小姐把一碗汤弄洒了，湿了我的裤子。一个六十多岁的女老板，过来训斥服务小姐。其实责任在我。因为她端着那碗汤走近餐桌时，我偶然一伸腿，把她绊倒了。 在他们这里，不管什么原因，只要得罪了顾客，服务小姐就会丢掉饭碗的。老板娘正要训斥小姐，我忙站起来说：“这位女士，这事不怨她，责任在我，是我在她走近时，偶然伸了一下腿……” 老板娘又训斥她：“为什么不小心，你没长眼睛吗？” 我又替她解释。老板娘消了气，对我说：“在我们这里，就是这么个规矩。 我不训她，怎么对待顾客呀！” 我们又说了几句话。这老板娘忽然问我：“小姐一定是刚刚来美国吧。要是在美国呆久了，你就不会说这些话为她解脱了。” 我回答：“刚来，才两个多月。” “在哪里发财？” 我笑了：“发什么财呀，穷学生……” 老板娘问：“听小姐的口音，我们好像是老乡。小姐贵府在什么地方？” 我说：“浙江金华地区。” 老板娘有点惊喜：“啊，我们是老乡，你在金华的什么地方？” 我答：“在兰溪，离金华二三十里路吧。解放后改了胜利乡，解放前叫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从八岁到了北京，后来又到了外省，从来没有回过老家。” “越说越近了！”老板娘继续问“小姐贵姓大名？” 我答：“我姓冯，叫冯怡。” “哎呀，您是老冯家的人。你父亲叫什么？” 我答：“我父亲叫冯贡奇，已经去世了。” 这时老板娘拉着我的手：“你知道吧，你父亲是我姨夫的姐弟呀！按辈份，你该是我的妹妹呢！” 接着就亲热地拉着我的手叫：“好妹妹！”并且说“如果你在美国生活有困难，可以找我。”她知道，我一定很自尊。如果白白接受她的帮助，怕我难为情。 她又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在晚上到我的饭店像征性地打工，干多干少不计。每小时二十美元。” 我从饭店回去后，我和几个朋友商量，决定在她的饭店做钟点工。这样，我在美国学习期间的生活费用就解决了。这是一件喜事，应该告诉你。 我常常觉得，人生在必然中，是很多“偶然”的练条组成的。你设想一下，我这次奇遇，不是很多“偶然性”环节的圈圈，连接起来的吗？如果我不在那天去该饭店吃饭，如果在吃饭时，不是我偶然伸了一下腿，如果我伸腿时，没有把服务小姐绊倒，如果老板娘没有偶然看到，如果老板娘看到了没有训斥服务小姐，如果她训斥小姐时，我没有替小姐说话，如果我说话了，我的口音中没有带金华腔，如果老板娘不是金华人，如果我不是她的亲戚（我现在也拐不过湾来：这个我父亲的“姨夫的姐弟”怎么成了她的妹妹），这么多“偶然”，去掉任何一个练圈，以后的故事都不会发生。回想过去我走过的道路，比如生活让我遇见你，如果当时我在那里游泳不去干扰你钓鱼，如果……不说了，反正人生是很多偶然练条组成的。你说对吗？ 原来你担心我在美国留学期间的生活费用问题，有了这次偶然奇遇，你可以放心了。 按照课程安排，以后会更加紧张，我可能写信少些，这要请你这个友父“谅察”的。 你的身体好吗？我总是惦记着。你们天天坐车不走路，衰老要从腿脚开始的。 前天晚上，偶而写了几首小诗，照抄给你，你看看，解解闷，笑一笑撕了吧。 想念你的友女小怡 年月日 第三封信是 敬怀友父： 最近功课渐渐跟上了。放暑假，饭店又不太忙。又即兴写了几首小诗，抄给你。看看撕了吧。 “小舟” 一叶扁舟 飘向浩翰大海 说一声 我走了 告别绿色的浪漫 把真实留在梦里 飘向 水远 浪险 那个地方 留下两行 咸咸的诗 在我苍白的脸上 一行是 绵绵的思念 一行是 无期的等待 我用这两行诗句 铺一条 铁轨 在我的归心里 “老船” 岁月的骸骨 把你脸上的皱纹 写在海滩上 大海吹起狂乱的浪花 漫天飞舞 你潜入激荡的浪涛中 寻找献给世界的宝藏 满怀的雄心壮志 像白帆 虽然不断被扯碎 却仍然在飘扬 舵片把断断续续的思考 在大海的胸膛 划一条省略号 只剩下那船身的框架 晾晒着盐粒 弯弯的脊骨 像半个括号 记录了它在惊涛骇浪中 搏击的征程 黄昏 古松 托着弯月 枯叶 飘下暮霭 一片淡淡的金黄 凝住了半透明的宁静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像两座远古的雕像 隔着如丝的晚风 不能冰山似的碰撞 不能浪涛般的扑击 于是 彼此屹立着 任他们 在心底 崩裂 坍塌 粉碎 飞迸 在毁灭中也有生命的永恒 一片死寂 太粘太稠的血 胶结了 人性的萌动 两座对峙的大陆 隔着冻僵的时空 天 沉入海底 被地浆之火燃烧。 这几首小诗，信笔写来，是我心境的纪录。 你的友女小怡 年月日 张敬怀拿着信，看了又看。诗，读了又读，不觉潸然泪下。 他拿起笔，想了想。思绪像脱缰的野马，写了下去： 小怡友女： 我同意你称我为“友父”，因为我可以做你的父亲，但是又有忘年的友谊，你叫我“友父”再恰当不过了。 我以后写信要署名为“友伯”，即朋友和伯父两种含义。后来我想，你说你从小失去父爱，希望得到父爱，既然你称我为“友女”，以后我写信，也就署“友父”吧。你同意吗？ 我好像没有可以告诉你的事，除了忙，还是忙。忙什么？完全是按照我不能自主的安排而忙。我的一言一行，既是我自己，又都不是我自己。人的一生，就是奋斗。什么时候闭了眼，才能结束。这是不以每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 家里的事，一切如故，没有可说的。 你问到我的身体情况，好着呢！我现在除了每天早晨跑三千米，还时不时地“微服私访”，比如挤挤公共汽车什么的。这可是一个大课堂。在小汽车中是上不了这一课的。有时挤出一身汗，很舒服的。 你写的短诗，我以为很好。我喜欢古诗词，也读过一些。可是，你想一想，像我这样的人，在这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即使想写，哪里会出诗情画意呢？最近常常想一些问题，现在写给你，也算是我心境的一点写照吧。 我知道，路是从没有人的地方走出来的；我不知道，开拓者为什么 总是被荆棘撕得一丝不挂； 我知道，时间失去了，应该追回来；我不知道，为什么道路那么艰难； 我知道，我想讲的都是真话；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讲出来； 我知道，我听到的都是好话；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去听； 我知道，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不知道，每个人的心是不是都是肉； 我知道，人应该关爱别人；我不知道关爱别人的人是否都受到了关爱； 我知道，事实胜于雄辩；我不知道，雄辩为什么常常超越事实； 我知道，理论应该是挺拔的劲松；我不知道，舆论为什么常常超越理论； 我知道，真理应该是公认的；我不知道，公认的是不是都是真理； 我知道，做人应该有良心；我不知道，做人只有良心行不行； 我知道，我自以为知道的东西是不是真的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的东西，我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亲人告别时应该哭，可是都是笑着告别；我不知道，相聚时应该笑，为什么人们总是哭 我知道，在胜利的时候人们应该笑；我不知道，为什么胜利时都选择了哭； …… 感想太多，写不尽，就此打住。 我没有自己的诗作，对你寄来的诗，无以为报，我随便抄了秦观等三人的几首古词，作为对你的诗的回应吧： 眼儿媚 杨柳丝丝弄轻柔 烟缕织成愁 海棠未雨 梨花先雪 一半春休 而今往事难重省 归梦绕秦楼 相思只在 丁香枝上 豆蔻梢头 散桥仙 纤云弄巧 飞星传恨 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 佳期如梦 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虞美人 少年听雨歌楼上 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 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 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 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这里抄录几首词，聊以抒发一种心绪。所谓诗言志，如此而已。 友父老张年月日 第十二章 省委书记视察的台前幕后 这二年，张敬怀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大型国有企业改造方面了，至于农村，自从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基本上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他没有下工夫研究过农村和农业问题。 有一天，在吉秘书送给他的材料中，有一份标题是《五门地区关于推行“水火工程”经验的报告》。吉秘书在报告第一页，别了一张“内容提要”的条子，上写：请张书记阅。五门地委送来此报告后，曾经多次打来电话，他们希望省委批发各地，以便推广该项经验。 张敬怀一时不明白何为“水火工程”，便细看文件。 本省的五门地区，在全省各地，属于后进地区。原来所谓的“水”，是指他们地区采取的一项节水措施。本省东部十年九旱，他们用“渗灌”的方法，使农田灌溉用水节约百分之八十；所谓“火”是指农村普遍实现了“沼气化”。其中的东中县，是全省最贫困的县份，这个县地处平原，农民没有柴烧，地委在“水火工程”经验报告中，以东中县为例，经过推广“水火工程”，达到“一年脱贫”。 他们广泛推行的“沼气化”，不仅解决了生活用柴，而且同时解决了农田的肥料问题，和此相连带的还解决了农村厕所和沤肥中的卫生问题。前些日子，省报报道了这个消息，同时还有一个长篇通讯，描写该地区领导和县委书记在建设“水火工程”中的动人事迹。最近，各地纷纷请五门地区地委书记和东中县县委书记作报告，介绍他们“水火工程”的建设经验，一时几乎成了全省的“焦点”。从全省说，农村“水火工程”的建设经验，可以和“林钢改革经验”相媲美了。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该县在农村的建设中，将起到示范作用。 地委在总结中，将推行“水火工程”经验归纳为：一要解决“三个认识问题”；二要抓紧“四个环节”问题；三要实行“五个落实”问题；四要干部解决“六个责任”问题……一共七个“要”。 “好经验！好经验！”张敬怀暗暗赞叹。 张敬怀到省里这么多年，第一段，还没有真正开始工作，就来了那场“文化大革命”；第二段是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工作不久，又主要抓落实干部政策和“拔乱反正”，只去了一次三平地区；第三段，又将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和工矿企业的改造上。他自己认为，对农村和农业的情况，对地方组织中的各个方面，诸如地方干部的工作作风，上下级关系，各种工作的“运作”方式，可以说基本不熟不懂。他又将“简报”细细读了两三遍，觉得他应该实地考核一下，去摸摸农村和农业的情况了。 关于干部的工作作风，“大跃进”时，他在部队，略微知道有过“五风”，特别是其中的“浮夸风”最为严重，吹牛吹破了天，荒唐而又荒唐。他这几年还有一个重大发现：遇到问题，只要他先表了态，下面的干部总是讲“指示”如何重要，如何正确。有时，他发现自己掌握的情况不对，修正了自己的意见，听到的话，又是“指示”如何重要，如何正确。这种溜溜拍拍，顺着领导意见的“往上爬”的作风，使他十分讨厌。这不是尊重领导，这是领导被人欺骗，是帮助领导犯错误。殷鉴不远，不可不加以警惕！ 他很清楚，目前的上下级关系，和战争年代是大大不同了。那时，在战场上到了紧急关头，指挥员可以大喊大叫：“娘卖皮！给我冲，完不成任务老子枪毙你！”可是下级并不会生你的气，如果这个下级真的牺牲了，指挥员仍然要泪流满面的。那时军民之间，人们用“鱼水”形容，上下级之间，人们用兄弟形容。 可是现在，他深刻感觉到，人们爱看领导的眼色行事。张敬怀没有去过五门地区，对那里的领导人只是在省里开会时见过面，对他们不熟悉。所以，他想来想去，到五门地区之后，切不可轻易对什么问题表态。他只要一表示高兴，他们会顺着你高兴的事往下说；如果你一有不快，对方会立即改变方向。他决定这次到五门地区视察，喜怒不形于色。无论他们对工作怎么汇报，对生活怎么安排，他要对地方工作的现状，认真体验一番。 张敬怀下去视察，按照惯例，省办公厅先通知了五门地区和东中县，说张书记要去他们地区视察工作，特别是要了解“水火工程”的经验，要他们准备汇报材料。同时要安排好张书记的食、住、行和保卫工作，不可发生万一。张书记在工作疲劳时，经他同意，也可适当安排些娱乐和参观游览项目等等。 五门地区接到通知，地委书记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如何接待问题，这是一件大事，是一项政治任务。地区各个有关部门，像一部巨大的机器，便迅速运转起来。 临行前，单秘书长又来请示张敬怀，是不是还带其他随行人员？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从办公厅、组织、宣传部门临时抽调。张敬怀说，只带吉秘书一个人就够了。 单秘书长走后，张敬怀谆谆告诫吉秘书：我们这次下去，只带一双眼睛，两只耳朵，只听，只看，不要发表什么意见，不要表示什么态度，更不发什么指示。 如果发表了什么意见，表现出喜、怒、哀、乐，就难看到什么真实情况了。你虽然是我的秘书，但秘书的一言一行，往往也会对他们产生一些影响。一切要自然，以看到下边实际情况为目的。 吉秘书表示理解：“明白了。” 次日一早，张敬怀带着吉秘书，乘张敬怀那辆老“伏尔加”出发了。过了两个小时，到了海天市和和五门地区的交界处，迎面停着一队小汽车。旁边站着一群人。张敬怀的车子一停，站在路旁的一个高个子，便快步走上来，紧紧握着张敬怀的手自我介绍说：“欢迎，欢迎，我叫袁东升，欢迎张书记来我们地区视察，指示！” 此前，省委开过多次市、地委书记会议，张敬怀当然认得他，但没有个别交谈过，也许他怕张敬怀忘了，才自我介绍。张敬怀打量着这个地委书记：面皮白净，身着一套笔挺的西服，在同志中间好像鹤立鸡群似的高人一头。张敬怀和他握了手，只说“知道。”就没有再说什么。 接着袁东升又一一介绍前来欢迎的人：两位地委副书记，各部部长，专员和副专员。因为他们来前，接到的电话通知是：张书记主要是到东中县参观“水火工程”，所以，此县的县委正副书记和正副县长们，也都来迎接了。 张敬怀一看那欢迎阵势，想：“迎接我这个大员的派头可真不小呢。”但他什么也没有说。 袁书记请示：“张书记还没有来过五门市，既然来了，就在这个市看看吧。 咱们明天再到东中县看他们的”水火工程“，来来来，”袁书记摆手招呼，两个穿着整齐的干部走过来，神色有点拘紧。“我给张书记介绍：这是东中县的县委书记罗希平同志，这是城关区的沈区长。城关区是我们抓的’水火工程‘的典型，我们是要去他们那里参观的。” 张敬怀和他们一一握手。 接着，袁书记的车掉头领路，来迎接的车队，也都调转头向地区所在的五门市开去。这时张敬怀才注意到，有一辆警车拉着警笛“呜呜鸣……”地风驰电掣般开去。那警笛声十分瘮人。 五门市号称四十万人，是地委和专署所在地，这个地区虽然还没有脱贫，但沿街已经建了许多高楼，宾馆也十分豪华。吉秘书在地区办公室主任的帮助下，先让张敬怀住下。之后，那位主任便到吉海岩的房间，说：“吉秘书，我们这里条件太差，希望领导多多担待。” 接着问：“张书记在吃饭方面有什么要求？” 吉海岩答：“张书记没有什么要求，客随主便。” “我们这里有座笔架山，是有名的风景区。山里有一处道观，来这里视察的领导，是都要去参观的景点。请示一下张书记，有机会不妨去游览一下。” “还是客随主便吧。” “张书记吃海鲜吗？” “张书记是在江西长大的。” 主任沉思半天自言自语说：“张书记吃不吃，我们都要上的。这标志着一种接待规格。” 这时，地委办公室一个工作人员来向他们的主任报告：“有一件事要立即向主任汇报……” 主任的脸面立即拉得很长，说：“你没有看见我正忙吗？” 那人在主任耳旁小声说了句什么，主任马上说：“省报来了一个记者。好呀，好呀！你怎么安排的房子？” “安排在三号楼321房间。” “真是不会办事！换，换，换个大套间。” “是是是！”那个干部连连说，随即退出去执行去了。 下午，稍事休息，大家到宾馆的一个圆桌会议室，由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分别向张敬怀汇报关于“水火工程”的建设情况、经验和建设过程中的动人事迹。 袁书记在介绍情况时，首先表示：对张书记来我区视察表示欢迎，他说：“张书记这次来我们地区视察，是对我们地区的关怀、鼓舞和促进，希望张书记对我们的各项工作，多多提出批评和指示”等等。接着介绍说：他们地区在文化大革命中，每个农民干一天活儿，工分只有几分钱。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也只有一块五角钱，自从开展了“水火工程”建设，每个农民的年收入，平均已经达到了七百元。不仅解决了生活问题，同时也建设了一个“卫生农村”…… 袁书记介绍了一个小时，接着是东中县委书记罗希平介绍情况：他从解放思想，到具体建设过程，取得的经验，说明他带领着县委和县政府一班人，如何艰苦奋斗，使这个贫困县一年脱贫。他谈到农民生活改善的情况时说：“过去群众能够有糠菜果腹就满足了。现在粗粮已经不吃了。家家吃大米饭，动不动还割二斤肉改善一下伙食呢！”在介绍“水火工程”经验中，他把解决“三个认识”；抓紧“四个环节”；实行“五个落实”等经验，也都“揉”进去了。 吉秘书只顾低头做记录，张敬怀则认真听着。介绍情况进行了三个小时。之后袁书记请张敬怀指示。张敬怀只说：“我们看看，我们看看。” 袁东升书记一再请张书记作指示，张敬怀还是说“我们看看，我们看看。” 袁书记从张敬怀的面容上，怎么也看不出他的喜怒。看来张书记是真的不想讲话。这也合乎他“下车伊始，不哇啦哇啦”的一贯作风，没有再让张书记讲话。 袁书记问：“明天怎么活动？” “你们随便安排吧！”张敬怀说，仍然面无表情。 “那么我们明天就先到现场参观？先去什么地方？” “去哪儿都行。” “那……我们明天就去东中县的城关乡？”说着忽然想起似的：“我忘记介绍了：这是城关乡党委书记孙余同志。” 孙余解释说：“我有事耽误，来晚了。”急忙走过来和张敬怀热烈握手：“欢迎，欢迎。欢迎张书记到我区视察！” 这天晚饭，袁书记说是请张书记吃顿“便饭”，这“便饭”足足摆了三大桌。 主桌上作陪的是地委的书记们，专员们，东中县的书记和县长们，他们要去视察的城关乡的书记和乡长们。其他两桌则是为张敬怀这次视察做各项服务的工作人员，有地委办公室的，有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公安局的头头脑脑人物，大多是处一级干部，能不能参加这次接待，成了一种荣誉和待遇。 桌上早巳摆满了五光十色的精美菜肴，各种各样的琼浆玉液。服务小姐站立一旁。 宴会开始又是袁书记致欢迎词，欢迎张书记视察批评指示等。接着是大家轮替向张敬怀敬酒。张敬怀把脸拉下来，说：“谁也不要敬酒，我从来不喝酒的！”态度严肃。 看张敬怀的神色，人们也不敢再敬。为此，所有在场的人心情都很紧张，是什么地方安排得不周，使得张书记这么不高兴？以后更得小心侍候！ 次日，吃过早饭就出发了。一出市区，走了不多时，到了城关区乡下农村的地面。因为要在这里参观，那位孙余书记成了主人。他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地一面带路，一边介绍他们实现“沼气化”的情况。城关区是一个小镇，有一群小学生站在路旁，还有一批干部队伍，向开过来的车队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张敬怀还注意到，沿途新贴了许多标语： 欢迎张书记到我地区视察！ 欢迎张书记批评指示！ 向张书记学习，向张书记致敬！ 文化大革命的遗风还没有消除，张敬怀想。 汽车刚刚在一家门口停下，这家老小七口，早就在门口等着了。 乡党委余书记带路，随后大家都进了并不宽敞的房子。很显然，这家的房里院外，是经过精心打扫的，连墙壁上的年画，也像是新贴的。孙书记向这家主人说：“张书记要参观一下你们的沼气化。” 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也说了些欢迎参观、指示之类的话。说得很别扭，好像还没有熟练，接着打开沼气灶，划了根火柴，像城市的煤汽灶一样，忽忽燃烧起来。主人又领着大家看了沼汽池，讲了沼气化的许多好处。特别说：“我们赶上党的好政策了。我们地区，县委、乡党委领导得好，我们都跟着享福了！” 又看了两户沼气化的人家，接着去另一个乡，看节水的“渗灌”工程。 汽车慢慢开出市区，郊外一派田园风光。这里因为缺水，全部种的是旱田。 高梁，谷子，玉米，长得茁壮。风一吹，像绿色的海洋。 昨天，袁书记曾经问过吉秘书：“张书记怎么还坐’伏尔加‘？” 吉秘书说：“张书记高兴。” 今天出发前，袁书记要张敬怀坐在他的“日产牌”车上，张敬怀不肯，袁书记又要坐在张敬怀车上陪同，张敬怀说“太挤。”所以，在书记的汽车上，只有张敬怀和吉秘书两人。张敬怀前后数了数，那陪同的汽车队，居然有二十多辆。 张敬怀问吉海岩：“哪里来的这么多汽车？” 吉秘书说：“地委书记和专员们，县委书记和县长们，乡党委书记和乡长们。 ……咱们来时因为事前通知。为了保卫张书记的安全，地区公安局，县公安局，乡里负责保卫工作的干部，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可不得几十辆车子呀。” 张敬怀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 警笛在前面开路，听着那“呜呜呜”的声音，张敬怀说：“这种’阵势‘，我们能看到什么呀？” 说着，带路的汽车在一片田野边停下来。张敬怀也下了车，袁书记立即走过来，告诉余书记说：“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了，你是主人，你向张书记介绍介绍吧。” 余书记领张敬怀来到一个池塘旁边，说：“这就是我们的节水渗灌工程。我们这里十年九旱，以前依靠我们修的那个小水库，进行漫灌，很浪费水，现在改为渗灌。下雨的时候，我们把水拦住。等需要灌溉的时候，我们打开阀门，通过这些塑料管子，一滴一滴渗透下去，流向禾苗。过去灌溉一亩地，需要十八吨水，现在只要三四吨水就够了。节约百分之七十多。”说着，打开阀门，清水果然通过管子一滴一滴地在禾苗根部滴出来。 张敬怀看了表演，问那位书记：“你们搞这个渗灌工程投资多少？” 书记回答：“八百多万。” 张敬怀继续向另一个池塘走去，余书记领路又看了一个渗灌点。又是那番表演。张敬怀看过，继续向前面的一个灌溉点走去。余书记赶忙说：“张书记，前面路不好走，有泥！” 张敬怀没有听他的，仍然向前走。他只好跟着。前面有一个水泥蓄水池，水池旁边也有一个水龙头。张敬怀走近一看，水池中是干的。张敬怀扭开龙头，没有一滴水。问：“这是怎么回事？” 县长抢先回答：“是……是……新建的，水管还没有接通。” 余书记也赶忙说：“水管还没有接上，没有接上。” 张敬怀晃了晃那根铁管，一用力，居然拔出来了。张敬怀仍然不想说什么，把管子往地上一撩，又向前走。又走了约半里路，在另一个水泥池塘旁边站下来。 这个红砖砌的蓄水池，只在面向大路的一面抹了薄薄一层水泥，背面还是锯齿狼牙的裂着大缝的红砖墙。他一用力，又把那根管子拔了出来，随即扔到地上。这才回头，走向停在公路上的汽车。他明白，这些蓄水池大部分是供人参观的样子货。 到了汽车旁，袁书记马上来解释：“我们的’水火工程‘，有的刚刚上马，还没有完善，没有完善。” 张敬怀还是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汽车在袁书记的带领下，继续向着既定目标前进。下一个参观项目，是看农民生活的提高。汽车在一个村子中间停下来。村子中居然没有一个人。袁书记解释说：“现在是夏锄大忙季节，农民都下地干活了，下地干活了。” 张敬怀走进一户人家，户主不在，但是门却没有上锁。袁书记解释说：“现在人民生活提高了。社会安定，小偷小摸的已经绝迹了。可以说是夜不闭户。” 他们推门进入这家。袁书记像到自己家里一样，在厨房揭开锅，锅中有热水，温着大米饭，旁边还有一盆红烧肉。袁书记说：“嗬！白米饭红烧肉！” 张敬怀看了看，从这户人家走出来，又看了几户人家的厨房，各家各户的铁锅中，全都温着白米饭红烧肉。张敬怀有点奇怪：怎么今天各家各户，都吃白米饭红烧肉呀？是事前约定好的吗？但他仍然什么也不说。 当他们进入第七户人家时，情况有些变化：这家的主人也下地去了，家里没人。张敬怀打开锅盖，锅内是一小口袋生大米，约有三四斤重，米袋上放着一个纸条，上写：“兹发给张二蛋大米三斤，猪肉二斤。”旁边放着一条五花肉。大约主人还没有来得及做，就放在锅中了。张敬怀想：“这戏法变得不高明，以为人们都那么好胡弄呢。”但仍然是什么也不说，便走了出来。 出了这个标志人民生活提高的村子，继续向下一个村子走去。汽车开出去约有二三十里，张敬怀让车子停下来，似乎要小解的样子。他告诉吉秘书：你让他们的车子先走，我们殿后。于是吉秘书便站在路旁，担当了交通指挥角色。他摆着手：“你们先走！走，先走！” 袁书记也停下自己的车子，张敬怀吩咐：“你们先走，你也先走！” 袁书记只好上了自己的车子向前开去。 车子又开了约十分钟。旁边有一个岔道，张敬怀吩咐司机：“往岔道开！” 司机尊命向岔道开去。 这是一条土路，凹凸不平，汽车颠簸前行。刚刚走了不远，一个站在路旁的人摆手拦住张敬怀的车子喊：“前面修路，前面修路。” 张敬怀下车一看，二里路之外有一个村庄，根本看不见有什么修路的工程队伍。张敬怀不管他，车子便开了过去。那人在后面赶着，一面喊些什么。但此时汽车已经进了村庄。 张敬怀下得车来，走进一户人家。一个七十来岁的老人说：“你们是要找碗水喝吗？” 张敬怀说：“是的。” “水倒有，要吃饭可不行呀！” 张敬怀进了屋，见炕上的席子破烂不堪，几乎都掉渣了。张敬怀揭开锅盖，里面是地瓜叶子和没有成熟的苞米芯子。正当门的地下还放了一些青枣。显然他们是靠这些食物度荒的。炕上乱堆着一床破被。环顾四周，如果是进来个小偷，除了揭那口铁锅，整个室内简直没有什么可以偷的东西。 张敬怀和吉秘书都用筷子夹起一箸地瓜叶子，尝了尝，苦涩难咽。但还是咽了下去。 吉秘书问：“老人家，你们不是都脱贫过上好日子了吗？” 老人家半天才说了一句：“是，是，是。我们脱贫了！” 袁书记等人走出去很远，才发现张敬怀的车子没有跟上来。赶忙回头。这才见省委领导的车子下了道。于是急忙往回开。此时张敬怀的车子也开出了村庄。 袁书记解释：“这个地方治安情况不好，怕出问题，所以没有安排张书记到这儿参观。” 下午一点多钟，浩浩荡荡的车队，开到了东中县城。这个县过去是有名的穷县，俗称：一条马路看到头，一个公园一只猴，一个警察一岗楼……如今竟然盖了不少新式建筑物，街面也熙熙攘攘。汽车开进一个大院落。袁书记立即按事前定好的房间，安排张书记和吉秘书先住下。袁书记建议，让张书记稍微休息一会儿，洗漱洗漱再就餐。 这时袁书记没有忘记那位姓刘的记者，立刻走进记者的房间，道歉说：“实在对不起了，没有时间照顾您，请原谅。” 刘记者说：“不客气，我常常来你们这里采访的。” 袁书记说：“您上次在报上写的《一项爱民工程》，我读过了，你对本地区帮助很大，我们还没有表示感谢呢。” 记者说：“用不着感谢，宣传先进典型是我们的责任。” 又说了一些话，到了吃晚饭的时间，袁书记立即到张敬怀房间，请他吃饭。 袁书记请张敬怀进了餐厅，参加宴会的客人比在地区还多，摆了五六大桌。 仍然是山珍海味，琼浆玉液。张敬怀注意到：有几个服务员好像曾经在地区的宴会上见过，她们可能是从地区“借调”来临时服务的，那些餐具也似曾相识，也可能是从地区宾馆运来的。 宴会开始，这次是由东中县县长作为主人，致欢迎词了。 之后，袁书记说：“吃吧，吃吧，大家都饿了。”用筷子示意，让张敬怀先动筷。张敬怀不说话，接着吃起来。过了好半天，吉秘书还是不动筷。张敬怀小声说：“你怎么不吃？” 吉秘书还想着在那个老人家中的情形，说：“我吃不下去。” 张敬怀不动声色地说：“你吃你的！” 吉秘书这才动筷，在冷盘中夹了一箸青菜。 饭后，袁书记请示张敬怀：“我看张书记也累了。今天就休息吧。我们明天到青云道观看看。这个道观很有名，我们打算在这里建个旅游景点呢。” 张敬怀点了点头。 袁书记满有兴趣的介绍说： “据传说，这个道观是清乾隆年间所建。原来这里只是一座破庙，一片碎砖烂瓦。说是乾隆皇帝在此游猎。游累了，在山坡休息，一下子睡着了。梦见一个老道，穿得破衣罗索。他见了乾隆皇帝，立即跪下参拜。 乾隆皇帝问：“你这个老道，怎么这么寒酸呀？” 老道说：“启奏皇爷，此处地广人稀，人民贫瘠，香火不旺，小道故而落得如此贫穷。” “我在此给你修个道观如何？” 老道说：“果真如此，小道当保佑大清江山万年永固。” 乾隆皇帝醒来，随即下旨修了这个道观。现在道观大门上的匾额，据说还是乾隆的御笔呢。我想明天我们去道观参观一下，也松弛松弛。“ 次日，浩浩荡荡车队向县郊开去。走了有二十多公里，先是丘陵地带，再往前开了十多里路，就是山区了。山虽然不高，却也郁郁葱葱。现在已经铲完三遍地，农村不算太忙，有不少游人络绎不绝地向道观走去。可是他们到了道观，见大门紧闭。待车队开到门口，忽然道观大门开，一个年长的老道，走出来双手合什说：“欢迎，欢迎，欢迎张书记参观。” 袁书记向老道说：“你要好生向张书记介绍。这样的贵客，你们请都请不到。” 老道诺诺连声。“请！”老道说着在前引路，大家先后进了道观。 张敬怀注意到：道观外面有很多围观者，可是大门口有几个警察在阻拦人们，一面高喊：“站远点！站远点。有什么好看的！” 道观的院墙不高，探探身子，就可看到道观之内的景物。院外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扒着墙头往里看，好像是看动物园的动物。还有一个傻嗬嗬的大个子年轻人，先是骑在墙上往里看望。警察一撵他，那大个儿反而翻身下墙，往道观院内走去。 一个警察正要阻拦，张敬怀摆手：“你过来，你过来。”警察不再阻拦，那个胆大的汉子，走到张敬怀身旁，上上下下打量半天，说：“听说今天要来一个’首长‘，我以为’首长‘是个什么玩意儿呢，不还是个人吗！” 袁书记快步走过来，说：“一个疯子，疯子！”随后吩咐警察：“把这个疯子赶出去！” 立刻上来两个警察把这个汉子扭走了。袁书记向张敬怀解释：“这个地方人多杂乱，怕影响张书记的安全，所以没让他们进来。” 张敬怀还是一言不发。 东中县又是一个靠种果树使农民致富的典型，最近报纸有多次报道。张敬怀视察的第四天，去参观了山区的几处果园。 第五天，袁书记建议：东中县还有一个温泉。张书记这几天，沿途辛劳，可以在温泉住几天。据专家说，这个温泉的水，有多种微量元素，洗洗温泉，有病治病，无病健身。 张敬怀点头应允。 袁书记又介绍说：“在几年前，这里只是河滩上的一片荒野，连座房子也没有。附近老百姓知道温泉能治百病，经常有人来洗浴。夏天在树上挂块布单。冬天河中冒着热气，人们也来洗浴。前年省卫生厅在河岸建了一些房子，并成立了疗养院。其中有一座三层的办公楼，五层的疗养楼，供疗养员娱乐的活动室，还有几座专供领导住的小独楼。医疗机械设备是很齐全的。” 张敬怀没有说什么。 袁书记又说：“这个温泉属石河镇，卫生搞得好，现在正争取创造’卫生模范‘镇呢。” 当晚，浩浩荡的队伍，在温泉疗养院住下了。这个温泉疗养院，是省卫生厅的直属单位，和多家大企业，订有合同。每到疗养旺季，就人满为患。谁能摊上一次来温泉疗养的机会，是平生之大幸。张敬怀以前没有来过。可是张敬怀发现，他们进来以前，疗养院是空的。他们这么大的队伍住进来，还空着好多房间。 这天晚餐后，张敬怀告诉袁书记，说他累了，要早点休息，要随同人员也早些休息。待他们纷纷回到自己的房间，张敬怀趁人们没有注意，一个人悄悄走出房间。他信步来到疗养员活动室的棋牌室，见一个老工人模样的人，正在一张棋桌上摆棋式。张敬怀不声不响地在他身后观看。那老工人一回头，发现了他。 张敬怀问：“怎么？就你一个人玩儿？”接着细看老工人摆的棋式。 老工人看这个客人可能是棋界内行，笑着问：“这位老同志，喜欢走两着吗？如果喜欢，咱们走几步？” 张敬怀笑咪咪地说：“就走几步。” 说着噼哩啪啦摆好了对局阵势，老工人进攻“当头炮”。张敬怀以“双提马”防守。一面对局，张敬怀问：“你们这个温泉，疗养员怎么这样少呀？” 老工人一面出车，一面回答：“不知道那位’大爷‘来了，所有疗养员全都撵走了。说是为了首长的安全。” “噢？有这事？” 那工人说：“可不是咋的。这是常事。只要是哪个’大爷‘一来，原来住的疗养员全得滚蛋！还说这是政治任务。” 张敬怀问：“怎么没撵你呢？” 那工人说：“我是这里看大门的。我儿子在这里当医生。你想一想，一个职工，几年才摊上一次疗养机会，容易吗？刚住进来，就让回去，谁会没有意见？他们这些……当官的……” 正在此时，一个穿着白大衫的医生跑过来，责备他道：“爸爸，你胡说些什么呀，回家睡你的觉去！” 张敬怀这才知道，这帮子人在败坏自己的名声。但是，他现在还不到说话的时候，闷闷地回到房间。 （后来张敬怀才知道：疗养院院长被袁书记狠狠训斥了一顿，说他出了一个“政治事故”，给地区抹黑了。还给了一个记过处分，并通报批评。） 张敬怀有早起跑步的习惯，次日早晨五点钟，人们还在梦乡中时，张敬怀便起来了。吉秘书也早起。张敬怀悄悄走出房间，吉秘书随后跟着。张敬怀说：“咱们到农贸市场，看看这里的物价情况。” 他们一前一后，走出了疗养院大门。问了问路，穿过两条小街，前面就是农贸市场了。可是这里冷冷清清的。只有一个扫大街的人，在懒洋洋地挥动着扫帚。 张敬怀问：“我说老同志，您贵姓？” “免贵，姓钱。” “老钱同志，这里不是农贸市场吗？怎么没有卖菜的呀？” 老钱看了看张敬怀：“你们是疗养员吧？我们这个农贸市场，最近总是关关开开的，好多次了。” “为什么呀？” 老钱答：“我们这个温泉镇，是个卫生’达标‘镇，是县里供人参观的模范镇。最近听说，有一个大官要来。这农贸市场是个脏地方。要是上级来了，一看这么脏，影响卫生镇的名誉。” “关了几天了？” “也不知道是谁慌报’军情‘，早就说大官要来，关了几天，又没来，就开了，忽然又说，明天就来，又关了。……这不，开开关关好几次了。” “什么时候再开呀？” “昨天见一群汽车，可能是大官来了吧？上面有通知，说是大官一走市场就开。” 这时，几个提着空菜蓝子的人围过来互相发着牢骚：“他妈大官一来，老百姓连菜都买不到！” 另一个人说：“我们不是天天讲实事求是吗？你这个镇够’卫生镇‘，就当；你不够，就别要那个金字招牌。哄谁呀？” “反正不是哄老百姓。” “这开开关关的，是谁下的令？”张敬怀问。 “谁？上边呗：县里，街道，镇上，农贸，公安……” “自下而上，自上而下，有计划，有领导，有组织的集体作弊！”张敬怀愤怒地想。 张敬怀刚刚从农贸市场回来，一到疗养院的大门口，那位刘记者便迎上来，说：“我刚写了一篇稿子，请张书记审查修改，我们主编电话催稿，要争取这一周见报呢。” 张敬怀接过稿子，回到房间，记者也跟着进来了。张敬怀示意记者：“请坐吧。”自己先坐下来，看稿子。见大标题是： 《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副题是“随张敬怀书记视察农村记实”。 张敬怀反复看了两遍：稿子前面有一段“导语”，接着叙述张书记如何不辞辛劳的深入基层，访贫问苦，体察民情。张书记在整个视察过程中，认真调查研究，和群众亲切交谈。张书记认为：五门地区在实行“水火工程”中成绩是显著的，主要表现在，农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张书记表示，五门地区的经验值得推广。在视察果园时，张书记说：“广泛开展多种经营，是一条使农民迅速脱贫的道路。” 张敬怀看了稿子，问：“这稿子是你写的吗？” 记者面无表情，想了想，答：“是地委几位领导和宣传部领导先议了个内容提要，拟了个草纲，由我起草的。” 张敬怀又问：“稿子里的话，是地委领导们的话？是你记者的话，还是我的话？” 记者又回答：“主要是地委领导们想写的话。” “地委领导的话，作为你记者的话发表出去，你同意吗？” 记者又沉吟了一刻，说：“现在写报道……大体如此。记者报道哪里的事情，当地领导常常先出意图，……至于这篇稿子发不发表，当然得经过张书记同意……” 张敬怀停了一刻，大声说：“你是’记实‘呢？’记虚‘呢？你写这些话……不觉得昧心吗？记者要反映真实情况……一派慌言！” 刘记者没有想到张敬怀会发这么大的脾气，汗珠不觉从脸上浸出来。 张敬怀本想把憋在心中好几天的话，喷吐出来，又一想，现在还不是时候，记者有记者的难处，自己对他发脾气，也没有多少道理。理智随即占了上风，缓缓地说：“这篇稿子，不要发表了……我刚才态度不好，请原谅。” 记者说：“这些年，我们新闻界也染上了一些不良作风……” 张敬怀说：“不是我谦虚，事情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记者说：“写这类稿子，本来也不是我们新闻从业人员的心意。可是由于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新闻真实的最高准则，被扭曲了。” “我理解，我理解。”张敬怀说。接着张敬怀建议记者重新写一篇文章，并详细讲了观点、事件内容和结构。连标题都想好了，叫：《省委领导视察的台前和幕后》，要非常详实地记述他这次到五门地区的经历。记者有些顾虑，张敬怀说：“你就放心地写，我会告诉省报放心的登。出了事我担着。你是省报的记者，地区又管不到你，你怕什么？” 记者按照张敬怀的意见，以《省委领导视察的台前和幕后》重新写了篇文章，吉秘书又专门给总编打了电话，稿子要一字不改地见报。文章详细而具体地披露了张敬怀这次到五门地区视察过程中的真实情况，地方官员们是如何地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弄虚假，在招待方面大摆宴席，铺张浪费；在保卫工作中使领导脱离群众，在群众中产生恶劣的影响……一切都按事实全盘托出。这样的文章在省报的历史上绝对是没有先例的。文章发表后，不仅在全省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全国也产生了哄动效应。 也就在记者把稿子，用传真发给报社的当天晚上，张敬怀把地区、县、乡和有关领导，召集在一起，在疗养院的大会议室，开了一个会。 “同志们，现在开会。”张敬怀说“今天开会，我们违反一下常规，我先不讲话，先让刘记者念一篇他刚写好的稿子。这篇稿子，将来是要公开发表的。我让今天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先听为快‘。”接着转身向记者，你向大家念念你那篇《省委领导视察的台前和幕后》。 记者按稿子念了一遍。把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接着，张敬怀开始讲话了。这几天他心中积满了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我要先请同志们原谅，我今天有点火气，我忍了好几天了，今天非发出来不可！” 台下鸦淮无声。 “第一，我这个人一贯奉行的准则是讲真话。可是这几天，你们一直在弄虚作假，在胡弄我。这是我所不能忍受的！这是一个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的政治作风问题！ “仁义礼智信，为中国传统的’五德‘。’信‘是什么？信就是诚实，真实，实事求是。关于诚信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两千多年以前，我们的老祖宗就认识到了。孔子的弟子，子贡问孔子’怎么为政？‘孔子提出了三条：足食，足兵，民信。就是要让老百姓有吃的，要有巩固的国防，要讲诚信。子贡为了比较这三条哪个最为重要。又问：如果这三条必须去掉一条，那么去哪一条呢？孔子说：去兵；子贡再问，剩下这两条，如果必须再去掉一条，那么去哪一条呢？孔子说：去食！接着孔子说明他的道理：’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就是说，可以不要兵，可以不吃饭，惟独不能失去’民信‘！没有民信，你就不能’立‘，就要垮台！” 简单的一段话就把会场镇住了。 “在坐的诸位同志，都是’从政‘的吧？你们知不知道诚信的重要？ “我再从小范围讲，’不要说假话‘几乎是每个家庭的’常见课‘和’必修课‘。一个小孩子，在外面犯了什么错误，家长知道了，总是向孩子说：孩子，你到底怎么了？有天大的错误不要紧，你要讲真话，爸爸（或妈妈）不打你。谁人从小没有受过这种’不说假话‘的教育？可是现在弄虚作假成风，成灾，成为党内党外一大隐患。张敬怀的语气开始转为气愤： “当然罗，在历史上，在旧社会也有这种现像。但是大规模的，具有全民性的弄虚作假，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大跃进时候开始的吧？可是，那时是政治运动逼迫的，你不搞浮夸，不说大话，不报高产，就要挨批判，就要拔你的’白旗‘，就要定你的右倾分子。现在呢？现在弄虚作假是很自觉的了！为什么那么自觉？是为了创造’政绩‘，为了官帽更大一些。这种例子，那篇《省委领导视察的台前和幕后》里举了不少例子，是我亲身经历，我向大家保证，绝对是真实的。五门地区的袁书记来了没有？” “来了。”袁书记在台下站起来，低着头。 张敬怀接着问：“你作为地委书记讲讲，文章中写得是不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张敬怀说：“你坐下吧，我还有话呢。” 袁书记坐下。 “这种现像只有五门地区才有吗？只是个别现像？你们信吗？谁爱信谁信，我是不信！我以为，这种恶劣现像，和流行病一样，很普遍，很常见！ “再说，我们下到基层去，本来是正常工作，可是一到下边，我们讲几句话，无论讲什么，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们就说是什么’重要指示‘呀，’重大鞭策‘呀，如此等等。这种吹捧之风，即使一个聪明的领导人，久而久之，听惯了，也会被吹糊涂的。我以为，’爱吹不爱批‘，是作为领导者的第一大忌。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必然是’宴席摆下‘，陪同人员成群结队。我们这次五门之行，最多时，达四十八人，汽车二十三辆。哎哎，袁书记！” 袁书记又站起来。 张敬怀说：“你回去，给我算一笔账：我这次到你们这里，叫做’视察‘也好，公出也好，反正我一个子儿也没有花。这笔账要包括：全体人员的吃、住、行，你们不是都很忙吗？还要把这数十人耽误的时间算进去。” “好好好。”袁书记诺诺。 张敬怀说：“你们这么请我大吃大喝，你以为我会感谢你们呀？我才不感谢你们呢。你们不管花多少钱，报销单一写’招待我张某人‘，到底是你请我呢？还是我请你们呢？花这么多钱，我是不能给你报销的。如何处理，你们商量着办。 “你们以为我爱吃呀？高兴呀？我才不呢。你们地区还没有脱贫，你们怎么吃得下去呢？我吃了就很不舒服。我的吉秘书当时说，他吃不下去。他为什么吃不下去？一是他看了老百姓吃苞米芯子，地瓜叶子，不忍心动筷子，二是一天两大宴，吃得讨厌了！宴会变成了讨厌的’厌会‘，你们没有吃累呀！没有吃烦呀！ “我再讲讲这保卫工作。从省到地区，到县，到区，你们活活地把你们的’张书记‘和老百姓隔开了！脱离了老百姓，你们怎么要我们了解真实情况？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部队和国民党部队周旋，和敌人隔着一个山头，我们部队领导同志还接见老百姓呢，怎么我们现在掌握政权了，那么怕老百姓？都把老百姓当成了要打我的黑枪的阶级敌人？ “在美国的历史上，曾经有四个总统被暗杀。他们也有保安工作，可是他们为了争取选票，还是要到老百姓中去。我说这话，在以前可能会有人给我上纲，说我是’宣传资产阶级民主‘。现在大概不会了吧？你们可以数一数，在解放之后，我们有几个领导被打黑枪暗杀的？没有！一个也没有！话又说回来，是领导接近群众重要？还是防止暗杀重要？我宁肯被暗杀，也不愿被自己的人封锁！我看这’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保卫工作思想，还没有被肃清！真……这样我们怎么了解真实情况，怎么会有正确决策？……见鬼去吧！要知道，我是放牛娃出身，是农民的儿子呀！” 此时张敬怀口气有些哽咽，几乎说不下去，他让自己镇定了一下，接着说： “在参观那个道观和住疗养院的时候，我已经听到骂声了，我一来，他们没有了参观的自由，没有了买菜的自由！你们不是给我找骂吗？” 整个会场静得似乎掉在地下一根针都能听到。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位领导发过这么大的脾气…… 讲到这里，张敬怀自己也感到气氛太紧张了，有意缓和一下，说：“我今天讲话可能有点火气，有点火气，就得燃烧。无论批评到谁，我要请大家原谅。” 会场仍然没有任何声音。 张敬怀看了看台下，笑了：“都绷着个脸干什么？我给大家讲个古老的故事吧。” 张敬怀稍微停顿了一下说： “这是战国年代的故事：当时的齐国有一个叫邹忌的人，长得漂亮，人称美男子。邹忌听说城北有一个徐公，也是个美男子。他就问自己的妻子：’我比起徐公谁更漂亮？‘妻子说：’当然，你比徐公美多了。他怎么能赶得上你呢？‘邹忌不相信，他又问自己的妾：’我和徐公，谁长得更美呢？‘妾对他说：’徐公哪能比得上你呢？‘。邹忌仍然不自信。接着来了一个客人，邹忌又问客人：’你看，我比徐公谁长得美丽呢？‘来客很快回答：’徐公所谓的漂亮，比您差多了！‘有一天，徐公来了，于是邹忌对着镜子和徐公比较，自己的美，比徐公差远了。就这次经历和体验，邹忌悟出了一个大道理。他就入朝去见齐王，把这个道理讲给齐王听。他说：妻子之所以说我比徐公漂亮，是因为她对我有挚爱的感情；妾之所以说我比徐公漂亮，是因为她对我有畏惧之心；来客之说我比徐公漂亮，是因为他要办事，有求于我。他请齐王想一想：你现在掌握着全国的大权，天下的人，没有不想亲近你的；天下的人没有不畏惧你的，天下的人没有不有求于你的。由于大家都向你说好话，谁还能说你的缺点呢？大家都不讲你的缺点，可见你身上的弊端一定是很多的。齐王想了想，觉得这个意见很对，说：’好！‘立即下令：当面批评我的过错者，受上赏；编出文艺作品批评我的过错者受中赏；背后议论我的过错，传到我的耳朵里的受下赏……于是，到王宫直接提意见的，在大街上对齐王议论纷纷的；编出俚俗小段讽刺国王的，热闹了好多天。等大家的意见都说完了，齐王根据这些议论，进行了改革。一时齐国大治。在《古文观止》中，有一篇《邹忌讽齐王纳谏》，你们找来看看。” 张敬怀讲到这里，又停顿了一刻，接着说： “同志们哪，你们想一想，我们一个地区，一个大市，其版图比齐国差不多吧。你们都是一路’诸侯‘，一个’王‘。就我们省的版图而言，比齐国还要大。 可是我还没有听见过：’老张，你这么做是不对的！‘，’你错了！‘’你这个人缺点不少，如果不改，你就危险了！‘我还没遇见一个！你们呢？特别是一把手，有人直接批评过你们吗？这个道理，我们的老祖宗，在两三千年前都明白了。到现在──特别是我们当领导的，有几个人真正明白，而且能够像齐王一样有’纳谏‘的胸怀呢？” 会议到此为止。张敬怀讲了这些话，觉得前所未有的痛快。地方的领导们都是低着头走出会场的。 张敬怀住在疗养院的第二天，下起了瓢泼大雨。一连下了三天。据气像部门报告，降雨量最大的区域，达到三百毫米。暴雨造成洪水泛滥。腰带河正常的泾流量为每秒三百立米，这次暴雨造成的洪峰，达到五千秒立米。是属于百年一遇的洪水。暴雨造成了腰带河决口，西部八个区十七个乡受灾。受灾最重的是义和县，灾民达六万三千人。有一万五千间房子倒塌，四万三千人衣食无着和无家可归。省委单秘书长打电话来，问怎么办？张敬怀就在灾区，决定立即组织一个慰问团，到灾区慰问。要求单秘书长和省政府联系，要他们立即把救灾物资送到灾区，慰问灾民。 为了这次慰问活动，从组团到物资的运输、分发方案，使其真正落在灾民手中，吉秘书和地区的袁书记及有关部门，忙乎了三天没有合过眼。 次日，张敬怀带领着慰问团成员和一列拉着慰问物资的汽车出发了。因为道路不好走，张敬怀和大家一起坐在一个中型面包车中。下午二时，到达义和县。 县里领导从县长到县委书记全在一条河边迎接。这时下起了毛毛细雨。县里的领导就在附近的一个帐棚中，对着地图向张敬怀汇报灾情。同时汇报了这次腰带河决口的原因：主要是堤坝年久失修，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几乎没有搞水利建设。 再加我们对坝体上的薄弱环节麻痹大意，所以了造成这次决堤大灾。张敬怀又问了一些问题。雨停了，太阳从云隙中放出光芒。张敬怀要亲自到附近的灾民中发放一些物资。 但是，到灾区必须过一条小河，水才齐腰深。县里领导建议张书记不要去，由他们代表张书记去慰问并发放救灾物资就行了。张敬怀坚持要涉水过去。大家不敢再劝阻。由两个参加抗洪的解放军战士搀扶着，张敬怀便过了小河。 对岸迎接慰问团的数百灾民，站在大堤上欢呼鼓掌。就在这大堤上开了慰问大会。等船只把救灾物资公司送过来，分发已毕，张敬怀讲了话，回到对岸，汽车这才开回县城。 晚上接着开会，布置今后全面救灾工作和讨论发生这次洪灾的教训以及今冬明春的水利建设问题。大家发言很很踊跃，各项工作落实得比较具体，而且做了相应的决议。张敬怀也讲了几句话。 张敬怀在第十天才回到海天市。并立即召开了一次常委会。把这次他在五门地区的所见，所感，向常委们作了汇报。并建议以省委的名义制定几个文件。根据张敬怀的指示精神，由吉秘书起草，常委通过。这些文件是： 《关于五门地区在工作中集体弄虚作假追纠领导责任的处分决定》 《关于省委领导同志到基层考察、调研中，接待制度和费用的若干规定》 《关于改革保卫工作以利领导接近群众的建议》 《关于改进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的决定》 …… 这些文件经过广泛讨论，作为省委文件下发了。会议公布了省委对五门地区地委领导班子给予党内和行政的处分。与此同时，省报还发表了《讲真话，办实事》的社论。这些措施，首先在全省干部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接着消息不胫而走，在群众中传扬开来，无不拍手称快。 全省的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各条战线都在建设，在发展，在前进。你只要到商场看一看，那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张敬怀的夫人在院子里养鸡的年月，是不能同日而语了。张敬怀为此感到分外高兴。 第十三章 机遇先生 有人说：事业和爱情不可兼得。此言谬矣！省委副书记侯贵卿既有辉煌的事业，又有幸福的爱情。这都是“机遇先生”造成的。 “机遇先生”对人是不讲平等的，有的人总是遇着他，有的人一辈子和他也没有缘分。可是好机遇，总是光照侯贵卿。有人问过机遇先生：机遇是什么？他答道：机遇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诸多偶然性的综合。 我们可以说，侯贵卿一下生，好机遇就扑向他怀中了。 有一年冬天的黎明，那个扫大街的老大爷“刷，刷，刷！”有节奏地扫着大街上的尘土。忽然看见马路边影影糊糊地放着一个纸包裹。他如果认为是过路行人丢失的东西，等着主人来找，老大爷就不去管它也就罢了。他灵机一动，想把包裹放在附近门口的台阶上。这里显眼，一眼就可以看到。谁知他一拿，怪沉的。 也是一时没有拿稳，包裹掉在地上，“哇！哇！哇！……”扫街老大爷一惊：是谁把孩子扔在这里了？他急忙俯身抱起来。这个娃儿就是侯贵卿。可以设想：如果不是老大爷多手，不去管这个包裹，到了天明，婴儿会被冻死的。就是老大爷偶然多这一手，好机遇就一个接一个地来了。 老大爷抱着这新生婴儿，一面愤愤地想：是哪个丧尽天良的女人，把自己的孩子扔在这里了？一面自问：我该怎么办呀？抱在自己家里，肯定养活不起，放下不管，又不忍心。正在此时传来了“嚓嚓嚓”地跑步声。老大爷知道，这是住在附近四合院的一位姓侯的军队大首长。过去他每天黎明扫街，都会遇到这位首长。“有了。”老大爷迎上去：“您看，有这么狠心的爹娘吗？把孩子扔在这儿了，怎么办呀？” 首长看了看，孩子在老大爷的双手中微微蠕动，摸了摸，还有点体温。思索了一刻：“你交给我吧。”说着把孩子接在怀中，又补充说：“也真巧，我公出一个多月了，昨天才回来。” “怪不得这些日子，早晨没有见到您老跑步呢。” 首长说的“也真巧”又是一个偶然，如果首长不是昨天回到北京，老大爷也会把孩子送给另一个家庭，那样侯贵卿就可能是另一种命运了。 首长把孩子抱到家里，夫人还没有起床。夫人去年生了一个女儿，取名菁菁。 因为难产，并伴随产后大出血，医生说，夫人以后不可能再怀孕了。他们夫妇本来想要一个男孩子，可是生了个女儿。这时，他打开灯，叫醒夫人，说：“你看看，我拾了个什么？”随即解开胸怀，把孩子放在夫人身旁。 夫人一惊：“哪里的孩子？”又扒开双腿一看，“有个小’鸡鸡儿‘，还是个男娃儿哪！哪里来的？” 丈夫说了拾孩子的经过。 夫人猜测着：“天底下就有这么狠心的女人！” 首长说：“我可以肯定地说，百分之百是个私生子。咱们养起来吧。” “对对对。我正想要个儿子哪，”夫人想了想又说“将来人家不会来找呀？” “既然他们把孩子丢弃了，谁会再找私生子呀。况且他们往哪里找呀？” 于是，夫妇两人高兴地像自己亲生孩子一样养起来了。先是取个小名“精精”，后来，上小学时临居兼老战友张敬怀因为他们姓侯，取名“大圣”，“侯大圣”叫了一段，觉得不那么好，改为侯贵卿，直到如今。 侯首长的女儿菁菁，长侯贵卿一岁，姐姐弟弟一起进幼儿园，一起上小学，一起上中学。姐弟好得像一个人一样。侯贵卿长到十八岁，已经是一个男子汉了。 不仅相貌堂堂，标志的男子汉面容，在学习方面，历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姐姐菁菁也是一个才貌出众的姑娘。在上小学时，两人走在路上总是手牵手。玩“过家家”游戏，也总是弟弟演新郎，姐姐演新娘。到了上中学的年纪，他们不能手拉手了。两人暗暗怨恨：“如果不是姐弟，就能成为夫妻了！” 这时，侯首长夫妇也商量：如今给儿女找个既门当户对又才貌出众对像，太难了！菁菁如果找女婿，最好是“大圣”那样的，而“大圣”找妻子，最好是菁菁那样的。可是，他们现在的名分是兄妹呀…… 后来，他们还是想出了办法：夫妻先是告诉侯贵卿：他并非自己的亲生儿子……从拾他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到派出所进行了家庭成员关系的重新登记。 虽然“侯”姓未改，却可以和菁菁作为对像相处了。两人好不高兴！ 一九六六年春天，菁菁和侯贵卿已经登记结婚。可是还没有等举行仪式，“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原来的父亲，现在的岳父被打翻在地。可是，不久又被“解放”，到一个大企业“支左”。在那个人们近于疯狂的年月，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不参加造反组织，在社会上就无地自容，就是一种耻辱。侯贵卿不愿当“保皇派”，也不甘于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当“逍遥派”，领头成立了一个叫“捍卫毛泽东思想”大联合总部，自任领袖。他接受原来的父亲，现在的岳父的谆谆教导：第一，绝对不要参加武斗：如果打死了人，将来你必定当凶手；如果被打死了，你轻如鸿毛。第二，现在所谓的路线斗争，连我都弄不清楚，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成立个造反组织做做样子是可以的，切不可太认真；第三对老干部，能保护时且保护，不能保护时，也不要落井下石。 后来的事实证明：老泰山这番训导，是何等的英明！在“你方唱罢他登场”的激烈夺权斗争中，他没有参加“打砸抢”，也开过一些老干部的批斗会，是作作样子给对立面看的，实际上是保护了他们。在派性大发作中，他“站队”又站在“支左”的解放军一边，当时叫作“大方向是正确的”。在领袖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他主动要求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因为路线觉悟高，被公社推荐上了大学，有了文凭。 真是，人要是交了好运，就事事顺利；要是该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 革命又发展到了提拔干部要求“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关系最重要”的年代，三条他都有了。大学毕业后，他立即被调到中央一个重要部门，从干事、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一路攀升，像坐火箭似的，成为一名副部级主任。 俗语云：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在国务院当个副部级干部，不如在地方当一路“诸侯”有实权。所以，侯贵卿要求到地方工作，理由很简单：下基层锻炼。 领导也认为这是个接班人的苗子，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这不，侯贵卿到某地任了一年地委书记，经过在党校学习了一阵子，赶上河山省开省党代表大会。张敬怀被选为省委书记，经有关方面提议，侯贵卿进了候选名单，被选为副书记。按省委“排座次”，他是二把手。过几年，张敬怀一退，侯贵卿的“扶正”，顺理成章。人们从大趋势看，在河山省，未来是侯氏的天下。 这就是侯贵卿爱情和事业“兼得”的好“命”。 菁菁先是他青梅竹马时的姐姐，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侯贵卿堪称“美男子”，而菁菁走在大街上，对面来的行人，没有不“一步三回头”的。两个人在家里时，侯贵卿称“菁菁”为“亲亲”。侯贵卿的名字曾经叫过“大圣”，又因为姓侯，菁菁私下叫他“小圣子”，简称“圣子”。夫妻生活可以用古语的“如胶似漆”形容，分开的日子，每天必通一次电话，每三天必写一封信。在夫妻关系中，只有一点不太协调：就是菁菁多疑：对“小圣子”在外面不放心。但没有公开化的矛盾。 作为一个刚到中年的男人，菁菁深深知道，侯贵卿对女孩子很有魅力，她虽然很自信，但常常担心出现“第三者”。她多次告诫丈夫：“你在外面可得老实点，不然，我可饶不了你！”丈夫便在妻子身上轻打一拳：“不许胡说！”但是，毕竟外面的诱感太多，侯贵卿有追求自由的本性。在两人分离时，他在电话中或写给妻子的信函上说的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恨不能立即团圆，心里却想着多分离一段，有点自由的空间。但他总是怕，享受一段自由是可以的，他永远爱着妻子也是真的。他常常想：感情这个东西，不像银行存款，有一定的数量，别人分去一份，给妻子的就少一点。感情无量。他给别人的再多，也不会减少对妻子的爱。所以，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还是真实的。 到了侯贵卿这样的级别，也有私人秘书了。这个秘书名叫司马仁，此人做他的秘书，要多么理想有多么理想。 侯贵卿和司马仁同岁，从初中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文化大革命被煽动起来后，二人又属于一个造反组织。司马仁没有当上头头，可是观点是一致的。在“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高xdx潮中，两人又是一同下乡，在一个青年点，同住一铺炕，被窝挨被窝，上工一起修理地球，下工无所不谈。他们这对特别要好的朋友，有这么多的“一致”，可是论起智商，司马仁却又高过侯贵卿一筹。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也好，“站队亮观点”也好，参不参加武斗也好，在青年点和谁交朋友，团结谁，打击谁，都是两人一起分析，一起商量定夺。司马仁一讲自己的主意，侯贵卿立即说：“有理，有理！就这么办！” 两个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家庭：侯贵卿的老爹兼岳父，是军队的高干，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地方“支左”；而司马仁的父母却是个平头百姓。二人虽然都上了大学，可是侯贵卿是“指名推荐”的，而司马仁却是靠自己考取的。他们大学毕业后，正赶上提倡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等，一是因为侯贵卿老爹的关系，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侯贵卿不仅没有“打砸抢”行为，还设法保护过老干部。所以他大学毕业后，一参加工作，就火箭似的直往上窜。到了平反冤假错案时，他又负责了一段落实老干部政策工作，很快升到副部级。在给他配备秘书时，他不忘旧友，想起了老同学司马仁。因为目前他面临的形势，担当的任务，需要考虑的问题，比过去更为复杂，如果有司马仁当他的秘书兼高参，就没有可比的人选了！现在他既然有了权，向组织部门要谁当他的秘书，真是易如反掌。 他一句话就把司马仁调到身边。人生就是这么奇妙。地位和智商现在倒了个儿。 原来司马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一个工厂当宣传干事。一下调到当年的好友如今的副部级主任身边当秘书，司马仁千恩万谢。侯贵卿对他讲：咱们两个对外是上下级，“对内”还和过去一样：好朋友！ 司马仁更为感动：升官而不忘旧情，难得！如果司马仁从一个宣传干事，从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升到局长……没有十年二十年，是办不到的，越往上，像运动员创纪录似的，竞争越激烈，也许在一个“干事”的岗位上，他要碌碌终生。而给侯贵卿当秘书呢？三年，四年，顶多五年，也就有上天之日了。他相信，侯贵卿绝对不会亏待他。 侯贵卿和司马仁的亲密关系，从相互的称呼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青年点时，司马仁称侯贵卿为“大哥”，因为“司马仁”这个名字叫起来太咬嘴，侯贵卿叫他为“小司”，慢慢变成“小四”加个“儿”韵，就是亲昵的“小四儿”。 现在，在公众场合，他尊敬地称侯贵卿为“侯主任”，私下还叫他“侯大哥”或“猴儿哥”，而侯贵卿在公众场合叫司马仁为“司秘书”；私下亲热地叫他“小四儿”。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改成“老四”，司马仁私下则叫他“大侯”。 司马仁向侯贵卿建议：中国是“官本位”的国家，当官必得有威信。威信二字嘛，有威，又有信。威，首先你要是说了算，说了有人听，要让人怕你，谁不听话，思想不解决问题，就组织解决问题换成自己的人。信呢？就是你的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这和侯贵卿老岳丈的教导是一致的。所以，侯贵卿把“威”放在第一位。在公众场合，侯贵卿架子十足，训起人来，不管你的官多大，只要比他侯贵卿小一点，违背了他的意志，批评起人来，就和训三孙子差不多。许多人都怕他。他在实践中体会到：在一个单位当头，没有人怕你，你这个当领导的，就不算有威信，什么事也干不成！ 侯贵卿调到省委后，第一件事是要把他的夫人调来。妻子是不能容忍和他两地分居太久的。 原来菁菁在国务院某部是一个处长，调到省里作为副局长，算是提半格。按照菁菁的意思，她要到外贸局当副局长。可是，外贸局已经有三个副局长，没有“凳子”了。 省委常委讨论侯菁菁的工作问题时，侯贵卿是副书记又是常委，他打了主动仗，说：侯菁菁同志是学经济的，她到外贸局工作比较合适。 侯贵卿给张敬怀抛了个难题：搞外贸，可以经常出国，弄点外汇也容易。现在有好几个“关系很硬”的人，找过张敬怀，要到外贸局任职，张敬怀都顶住了。 这不，又加进来一个侯菁菁。张敬怀不便当面拒绝，打了个“太极拳”，说：“现在有好几个人要到外贸局，我们专门讨论一次，综合平衡一下再定吧。” 侯贵卿知道，张敬怀采取的是“拖”的策略，但是暂时也不便说什么。这就为两位领导的矛盾埋下了种子。菁菁的工作安排搁浅了。 侯贵卿回家，菁菁问起自己调到外贸局工作的事，侯贵卿如实回答，她向丈夫小小发了一顿脾气：“你这个人呀，真是窝囊。亏你还叫过’大圣‘！造他的反嘛！” 不久，妻子的事，侯贵卿还是办成了。原来是秘书司马仁经过和省委组织部商量，透露了侯副书记意思，组织部才把一个即将退休的副局长，调到其他单位，而且提为正职，菁菁调外贸局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问题解决了，不等于菁菁的气也消失了。她对张敬怀这个一把手窝着一肚子气。这个绊脚石！老家伙！还是早早搬开的好！ 俗话说：“妻贤夫祸少”。这话也适用于今天。这个菁菁，以后给侯贵卿惹下不少祸，差一点把他拉下台。 于是侯贵卿和菁菁，加上和秘书兼朋友司马仁三人一起商量：要找准张敬怀的弱点，给他一点脸色看。 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写“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第一个喊“打倒刘少奇”的，第一个敢于围攻中央工作组的，第一个带领造反派冲击监狱和抢国家档案的，第一个砸毁国宝表示“破四旧”的，第一个“告御状”的，在恢复高考后第一个交白卷的……他们都敢于“碰硬”，对社会起了“震惊”作用，都成了“反潮流”的英雄，都坐火箭上了天。这批人物的下场虽然并不妙，但是用“震惊”行动，以扬名天下的经验，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人开始秘密商量： 他张敬怀靠什么在全国有影响？靠什么当了省委一把手？不就是他有个“林钢经验”嘛！没有林钢经验，他什么也不是！商量结果，三人都认为：当前大型国有企业正在进行改革。河山省出了个“林钢经验”。到林钢参观取经的，请林钢人到外地“传经送宝”的，每天络绎不绝。全国大小报刊，宣传介绍林钢的，写林钢在改革中“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超前意识的文章、报告、通讯，不下数十篇。侯贵卿分工管工业，前些日子，他还到林钢去参观过一次。当时，就有人向他反映情况和提出不同意见。对林钢经验，不以为然的人也不少。他们说林钢的改革，脱离我国国情的实际，离开了实事求是原则。让大批工人干部下岗，也就是失业，这一点最不得人心。社会主义还有“失业”的？这违反马列主义基本原则。 司马仁说：“林钢是他的’点‘，林钢的总经理又是他原来的秘书卜奎。所以，林钢经验就是卜奎，卜奎就是张敬怀，三位一体。现在对于林钢经验，只有一种声音，我们不妨来点群众意见和群众呼声。否定了林钢经验，也就否定了他一半的成绩！” 侯贵卿说：“当他还没有官复原职的时候，到北京找过我。现在想来，我当时对他是很不礼貌的。估计现在他还记着这事。” “是呀！”司马仁说“现在你虽然是副书记，到将来接他的班时，他使个绊子，让别人接班，就麻烦了。三五年太久，只争朝夕！” 侯贵卿想了又想：“所以，我想拿他的’林钢经验‘开刀。” 司马仁说：“现在林钢经验在全国红得很，又是上边肯定的。公开写文章，哪里也不便发表，谁敢登呀？我看，不如先去找一部分人，开个座谈会。座谈会记录不便公开发表，省委不是有个内部的《内参简报》吗？这份”简报“，因为是”内参“性质，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这归’政策研究室‘管，在这个内部刊物上发表，谁也管不着。反正是”内参“，谁爱”参“你”参“去！我们把舆论造出去是真的。” “开座谈会，找谁参加很重要。老四，林钢还没有我们的人呀！” “’人‘都是培养出来的，大侯，我们一起去蹲几天点，不就’培养‘出来了吗？插起招军旗，就有入伍兵！” 侯贵卿和他的“小四儿”，便一起到了林钢。 侯贵卿第一次来林钢，因为只是一般地参观，林钢领导除了卜奎陪他吃了顿便餐外，全程陪同他参观并负责接待任务的，是公司办公室秘书科的女科长于丽。 这位于丽科长，对他很热情，像侯贵卿这样的领导人，无论到了哪里，下级的热情接待都是情理中的事。对这个女科长，侯贵卿开始并没有特别注意。这次他到林钢，说是要多住些日子，搞点调查研究，对这位女科长的热情，他的体会就很深刻了。 陪他参观，陪他吃饭，介绍情况，寻找他要的资料，自然都由于丽负责，只要侯贵卿一句话，她完成得又快又好。陪他参观时，公司派了一台专车。按习惯，应该是司秘书和侯贵卿坐后排座，她于丽作为服务人员也好，以主人身份领路也好，应该坐司机旁边的前排座。可是每次来了车，她总是很麻利的打开门，“请！”侯贵卿钻进车，自己随后上车就坐在领导身旁。司马仁心安理得地坐在前排。他理解，他的领导和朋友侯贵卿也愿意这么坐。 每天回到招待所，一般说，接待的人员应该告退似的问：“侯书记如果没有别的吩咐，那么我就回去了，请侯书记早些休息吧。” 可是于丽并不告退，而是陪侯书记喝杯茶，聊聊天。有时还摸摸叠叠被子，问问：“冷不冷？”什么的。 这天，吃过晚饭，于丽又是如此。侯贵卿觉得这个女人在身旁，有一种温馨感。谈到九点钟了，她还没有告辞的意思。侯贵卿说：“这次来林钢，可太麻烦于科长了。” 于丽甜蜜地嘻嘻一笑：“什么’麻烦‘，别人想陪领导，还没有这个福分呢。” “于科长这话可说远了……” 于丽马上说：“您叫我小于好了，叫于科长就生分了。” “好好好，我认错。”侯贵卿笑着“你一整天这么陪我，我有点过意不去呀！谁家里没有点事情呀，孩子，丈夫，一大堆家务活儿……” 于丽格格笑得更响了，说：“侯书记看我像结了婚的人吗？” “对不起！”侯贵卿说“我是说，谁家里还没有点私事呀！” “我就没有什么家务事，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侯贵卿切入正题：“我这次到林钢调查，发现你们的企业搞得真不错。” “是呀！我们在全国大大有名。” “一切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一分为二，这是辩证法嘛。” 于丽心中一机灵：“那当然。” “你是林钢人，知道的情况比我们多。除了肯定林钢经验，人们还有没有另外一种议论？” 于丽又是一机灵，在这一两秒钟内，她在脑海中进行了好多次运算之后，说：“改革嘛，很难。当然会有不同议论。” “都有些什么议论？”侯贵卿紧追不舍。 于丽却主动把球踢了回去：“你如果愿意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开个座谈会，什么人参加会议，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姓鲍，叫鲍中信，原来是薄板厂的厂长，你可以先找他谈谈。” 次日晚上，鲍中信应约前来。此人不像于丽，在话语中和你打太极拳。他满腹牢骚，直来直往，说：“省委领导要是愿意听听不同意见，我给你召集个座谈会，听听群众的呼声。” 这样，过了两天，一个座谈会召开了。 卜奎到林钢不到半年，老书记就离休了。卜奎顺理成章地当了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在侯贵卿第二次来到林钢之后，卜奎给他汇报了一次工作，剩下的是嘱咐下属人员，要为侯书记服好务，搞好这次调查研究。他因为太忙，省委领导在这里做什么事，怎么做，他就不便过问了。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名单是鲍中信拟定的：绝大部分是在改革中被罢了官，或者在“优化组合”中失去位置和提前退了休的，也有部分离休干部，还有十多个下岗只拿基本工资的老工人。 座谈会由鲍中信主持，他说：“同志们，我们林钢现在是大大有名了。林钢的名声，传遍全国。谁不知道林钢呀！可是林钢经验到底怎么样？我们过去只听到一种声音，我们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的呼声，是听不见的。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古之定理。现在，咱们省委的侯副书记，到我们林钢调查研究，想多方面听听各种意见，特别是反面意见，讨论一下林钢经验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请侯书记作指示，大家欢迎！” 一阵热烈鼓掌。 侯贵卿没有站起来，微笑着，抬起右手，从前往后轻轻理了一下油光水滑的头发，说：“你们这位鲍中信厂长讲得很好，我是来学习的。我不能’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现在，就请你们这些为林钢的建设和生产，奋斗了大半生的同志们讲讲心里话吧！” 接着是大家的踊跃发言： 第一个发言的是原一炼钢厂厂长林余。这个林厂长一发言就充满了火药味，他说：“这二年，我他妈见鬼了！从林钢是一片荒草地时，我就转业到了林钢。 林钢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滴上过我的汗水。当年抓起林钢任何一把土，我都觉得心里暖洋洋的。可是现在我老了，不中用了。在所谓的改革中，我第一个被勒令退出领导岗位！他们说，我没有文化。不懂得现代化管理。老子的文化是背着大盖枪，在行军中看着前面战士背包上的木板，一个一个学的生字。那时候，你们在哪里？你们还在你爹腿肚子里呢。我年龄大几岁是不错，可是我们不是还得承认’姜还是老的辣‘吗！老了，不中用了，被赶下来，这是什么社会主义？这是资本主义！是资本家的行为！怪不得人们都说：我把青春献给党，到了老年没人养……”因为说得动情，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接着发言的是一个在五十年代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老秦头：“我想大家都认识我，我就是那个老秦头儿。在林钢恢复建设阶段，谁不知道老秦头的’针线簸箩‘呀！那时建设困难很多，许多机器缺少零配件。我上班，下班，走路，在旯旮转游，眼睛老是盯着地下。遇见个锣丝钉，锣丝帽儿，半截电焊条，生锈的滚珠轴承，齿轮，即是一尺把长的铅丝，也要拣回来……积少成多，形成个零部件小仓库，人称是工厂的’针线簸箩‘。现在这些老爷、少爷们倒好，即使好的机器，在露天地里生锈，谁管了！我们这些人也真该倒霉，怎么摊上我下岗！现在只拿基本工资，我儿子也下岗了，我指望谁呀！我早就说过，这么个改革，就是……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睡到解放前‘。不行，我们决不答应！” 第三个发言的是原三炼钢的支部书记，姓曲。这位曲书记说：“现在这个改革，在总公司是总经理说了算，在各厂是厂长负责制，在车间是主任负责制。到底是党说了算，还是别的什么人说了算？这是否定党的领导，这种所谓’改革‘，就是倒退！” 发言几乎是“一面倒”。第十一个人发言时，他说：“大家的发言都很有道理，也很真诚。可是这么多年，我们的管理落后，设备落后，产品落后，当年轰轰烈烈的林钢，现在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我们面临的是生死存亡问题。不是我们哪一个个人的问题！我看，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企业倒闭，我们都喝西北风，一个是让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我们暂时忍受些困难……” “唱高调！”有人喊。 “你等一等！”主持会议的鲍中信中止了他的发言“有人比你举手早，别那么无组织无纪律！” 这次座谈会的成果是，由司马仁起草，形成了一个文件，题目叫作《关于林钢经验的再认识》还有一个副题“林钢部分职工座谈会纪要”。文件首先部分地肯定了林钢某些有益经验后，接着大量引用职工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最后用“大家认为”，或者“一致认为”，“参加会议的同志感到”，“有不少同志指出”等文句，得出了几项结论性的意见： 一，林钢在改革中，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使大批工人──特别是在林钢建设中有过巨大贡献的老干部、老工人下岗，实际上是失业的境地；极大的损害了广大职工的利益； 二，林钢在改革中有一大批有经验的老干部，以“优化组合”和“重新聘任”为名，被撤职或解职，他们都是党的宝贵财产，有的身体健康精力旺盛，这对于干部队伍是巨大损失； 三，林钢在改革中撤消了不少机构，这是对的。但把党的组织、宣传部门合并为一个“政办室”，剥弱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过分强调了厂长、经理负责制，实际上是弱化了党的领导； 四，“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感到：过去对林钢经验的肯定和宣传，有些过分，应该对林钢经验做重新认识，并从我们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别的什么道路的方向路线问题的角度，重新加以思考……” 司马仁把座谈会“纪要”拿给侯贵卿看。侯贵卿细细看过，半天才说：“这样，从方向、道路上提问题，林钢经验不就完了？事关重大，你让我考虑考虑。” “我们就是要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如果林钢经验被否定了，他们还有什么呀？” 侯贵卿还是沉默不语。 司马仁进一步说：“所以，我这个座谈会’纪要‘，下面署名是’调查研究小组‘，没有写你参加，也没有引用你的发言。我想，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由我承担责任……” 对于这位秘书能处处为他的领导着想，勇于承担责任，侯贵卿高兴地打了秘书一拳：“真有你的！那么这个文件怎么处理？” 司秘书说：“在《内参简报》上发嘛！由我转给他们，在内部发表一下。咱们还有供领导参阅的《大参考》，’参考‘嘛，不是正式文件，我看也出不了什么问题。有人问起来，就说是我把《纪要》捅出去的，你不知道就是了。” “你想得周到。”侯贵卿说。 司马仁脑子又一转：“甚至我也不出面，让于丽科长在下属某个单位打印，然后由她送到《内参简报》编辑室。此事，要暂时对林钢公司和卜奎他们保密。” “好！” 大动作就这样定了。 过了两天，一直陪同侯书记的于丽说：“侯书记，我要到省委去一趟，司秘书要我到《内参简报》编辑部送一份材料。” “什么材料？” “司秘书交给我的，封着，我哪能知道呢。” 侯贵卿想：装得挺像。接着说：“我正好也要回去一下……” “可不可以借个光，搭您的车子呀？” “看你说的，当然可以啦。” 于是他们同车到了海天市。 路上这四个小时，他们一直在聊天。因为她陪侯书记许多日了，她又会撒娇卖乖的，两人已经不像是上下级关系了。她把汽车前后座间的隔音玻璃轻轻摇上去，说：“像侯书记这样的，事业，爱情，什么没有？真令人羡慕。我不信命，可是你的命真好，前世怎么修的呀？” 侯贵卿说：“你呀，什么事业呀，爱情呀，事业让人搞得很累，爱情呢？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呢？” “您别说了。我听司秘书讲，你爱人可漂亮了，像天仙似的。又是厅局级干部。司秘书说，你们夫妻好的像一个人一样。” 侯贵卿说：“他知道什么！说我爱人漂亮，也算可以吧，可是你还不知道：形式和内容并不是都一致的。唉！一家人不知一家事，只从表面判断问题，常常是错误的。……” 于丽往侯贵卿身边靠得更紧，脑袋几乎枕着他的肩膀了，他也不躲。 心有灵犀一点通，两人已经心心相印了。 四个小时后，到了海天市，于丽问侯贵卿：“我说侯书记呀，我可不可以到贵府认认门儿呀！” 侯贵卿说：“我还没有家呢。” “你拒绝客人拜访，很不礼貌呀！” “真的。”侯贵卿说“我调来不久。原来省委一位书记的房子给我了。是个四合院。办公厅要给我修缮一下。这不，修了好几个月了，还没修好。” “您住哪里？” “我暂时住在省委那个小招待所。” “夫人呢？给我介绍介绍，咱们也开开眼，看看您的仙女。”说着哈哈大笑。 侯贵卿说：“她管外贸，周游列国去了。” 于丽暗暗惊喜，说：“我到省委办事，也常常住在小招待所的。” 这天他们一同吃的晚饭，招待所小灶给侯书记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侯贵卿说：“你陪了我这么多日子，多有麻烦。今天到了我这里，让我当当主人，以示感谢。你不喝醉，就不够朋友！” “好好好，我本来不能喝酒，舍命陪君子吧。” “你别客气了，我还没有见你喝过酒呀！” 在夜晚十一点半钟，等招待所的服务员把走廊的灯关好，也休息了的时候，于丽穿着睡衣，轻轻溜进了侯贵卿的房间。 开始时，侯贵卿有些紧张，像一堆湿柴，于丽怎么也燃烧不起侯贵卿的火苗，干冒烟，不着火。 他说：“不行，我对不起你。” “你怎么了？” “你听，我的心跳……” 于丽把耳朵俯在他胸上，说：“扯蛋，不跳还叫心呀！你害怕了吧？” “我们那一位……” “你放心吧，她在十万八千里以外呢……” “我有心理障碍。”侯贵卿说。 “你有什么心理障碍，你是害怕。怕什么？……我的宝贝！” “心一慌，就不行……” “别紧张，你冷静一些，别着急。看你，人高马大的男子汉，原来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过了好久，经过于丽的百般缠绵，千般抚摸，侯贵卿的火才燃烧起来。他感到，于丽是一座喷发的火山，激荡的海洋，跳跃的浪花。他被野火蒸腾，被柔情绞杀，被馋猫撕咬，被强力轧取；而他觉得自己是一位征战的英雄，投镖的猛士，游泳的冠军，气喘嘘嘘，以至筋疲力尽，像滩烂泥。 于丽回到林钢，思前想后，觉得自己这一段时间，有些事情做得不太妥当：这位年轻的省委副书记，虽然“接纳”了她，而且许愿将来把她调在自己的身边工作。可是这些日子，侯贵卿在林钢的活动，召开的座谈会和发表的“纪要”的内容，完全是否定林钢经验的。这样一个规模的会议，尽管暂时还没有什么人向卜奎汇报，但无论如何是保不住密的。自然，公司给她的任务是陪领导参观，访问，服务，省委领导干什么，她都无权过问。可是她觉得和鲍中信这样的人搞在一起，有些不妙。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粉碎“四人帮”后，虽然没有定他“三种人”，但此人在林钢却是人人避而远之的。她毕竟还是林钢的干部，将来卜奎过问下来，侯书记会承担保护她的责任吗？目前林钢是“现管”着她，想怎么处置她，即使把她调离办公室，她呼救都来不及。她“后怕”了，她又觉得办了一件很不聪明的事。现在要采取些补救措施。 “主动向公司领导汇报！对，争取主动！就是这个策略！” 她先是给卜奎的秘书打了个电话，说是她有重要情况向卜总经理汇报，请卜总安排时间，一个小时就得。（想来她有些遗憾：她本来要争取当这个总经理的秘书的，可是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卜奎没有接纳她，另外找了个男秘书）。 侯副书记来公司十多天了，对于卜奎说来，侯书记是上级，是领导。他来林钢之后，他陪侯贵卿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侯贵卿说：我前一次到省里来的时间很短，主要是到了解一般情况，调查研究。这次到林钢，也是这样。你们忙你们的，不要管我们了。卜奎实在忙得抽不出时间，也就没有主动再去拜望这位省委领导。还不仅是侯贵卿，目前来林钢参观访问的人太多了，兄弟单位，中央各部、委的领导，本省，外省的各市、地领导，研究大型国有企业改革之路的专家、学者等等，每天有好多帮。人家研究、考核什么，怎么研究考核，他都无权过问。 这次，他对侯贵卿也是如此。 既然于丽有重要情况要向他汇报，卜奎这天下午就接见了她。 于丽一见卜奎，就热情地说：“早就应该向卜总汇报，可是抽不出时间。因为接待侯书记，整天跑前跑后的，惟恐服务不周到。” “有什么事你就讲吧。”卜奎说，其实卜奎早就想把她调离办公室。这个女同志起码太“风头”，不招人喜欢。可是由于诸多原因，迟迟没有调动。 于丽说：“前几天，侯书记召开了个座谈会。我主要是为他们服务，那天我也没有旁听。昨天，我看到了一份他们整理的”座谈会纪要“，我觉得很重要，便复印了一份。”说着把那份材料交给卜奎。 卜奎接过材料，大体翻阅了一下，觉得此文不简单。但，也没有表示态度，淡淡地说：“知道了。” 这样一份否定林钢经验的文件，居然没有引起卜总的强烈反应，她感到意外。 说：“卜总如果没有别的指示，我就忙去了。侯书记带这么一帮人，我得服务周到呢。” “好吧。”卜奎说。 于丽出去后，卜奎又把“纪要”细细看了两遍，嗅出了一种味道，觉得事关重大，他不能不认真对待了。 卜奎注意到侯书记最后那段发言，他说：“今天大家的发言很好，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一定把大家的意见，写成材料，反映到有关方面。你们不要认为，有些东西很强大。像林钢的经验，表面上看就很强大。但现在强大的东西，不一定永远强大。它们常常是纸老虎，一捅就破的。我们可以用’反思‘的形式，来捅一捅它！” 这段话，在“纪要”打字时，被司马仁删去了，但原稿还有。于丽给卜奎的是原稿。 卜奎心中沉甸甸的。次日刚上班，于丽又送来另一份材料。是一封匿名信，揭发张敬怀在林钢“男女关系”问题的。虽然没有点名，但卜奎一看就是暗指张敬怀和冯怡的事。上面还有侯书记的批语：“查清！”一个副书记暗自指示调查一个正书记的什么生活问题，在党内是不允许的。 卜奎问：“你从哪里弄来的？” 于丽笑了笑：“我自然有我的途径。这是个复印件。原件当然他们不会给我。 你可别说是我给你的呀！” 卜奎不再言语。于丽只好告辞出来 正在此时，卜奎的秘书送来一罗文件。他大体翻阅了一下，见其中有一份《内参简报》已经把“林钢部分职工座谈会纪要”登出来了。 “好快呀！”卜奎心中一惊，觉得问题严重，他不得不到省委，当面向张敬怀汇报了。 卜奎先给吉海岩打了个电话：“吉秘书呀，最近侯副书记到林钢调查研究，开过一个座谈会，今天我收到刚刚出刊的《内参简报》，发表了《林钢部分职工座谈会纪要》，你见到没有？” 吉海岩说：“我也刚刚看到。” “我觉得问题很不平常。”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我想到省委去一趟，咱们商量一下，以后再去见见张书记。” “那好！我在后院小招待所等你。” 卜奎放下电话，立即安排车子，直驰海天市。 卜奎和吉海岩，张敬怀这一前一后两个秘书，在这两三年的工作中，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吉海岩知道，卜奎到了省委之所以不先去见张书记，一定是有原因的。 卜奎把那份没有删节的打字文件交给吉海岩，吉海岩斜歪在床上迅速看了两遍，问：“他召开这个座谈会没有通过你们？” 卜奎说：“按道理，上级到基层搞调查研究也好，蹲点总结经验也好，一般地说都通过办公室安排。但是，领导自己想搞些什么活动，不通过基层，领导当然有充分的自由。咱们敞开来谈。这位新上任的官儿，要烧三把火，可是他不是要烧出自己的政绩，而是要否定前人。” 吉海岩说：“否定前人，比’烧‘出自己的政绩，事半功倍。” 卜奎说：“他明明知道林钢是张书记的’点‘，他就是要烧，把林钢的经验烧掉了，才显出他的高明。我看问题的实质在这里。” 这两个无所不谈的朋友，观点完全一致。 吉海岩说：“你的分析对。我看了这个《纪要》后，很生气。立即写了篇文章，也想在《内参简报》上登一登，你看看行不行？”说着把稿子交给卜奎。 卜奎接过来看了一遍，内容和那篇“纪要”针锋相对：首先简要叙述了林钢原来的状况，说明不改革林钢只有等着破产，接着叙述了林钢改革以后的新面貌和林钢经验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第三讲任何新事物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会有这样那样难于避免的缺点，要求一切新生事物，都那么完善，是主观主义；最尖锐的是第四点：说，企图否定林钢经验的人，是想开历史的倒车，不管其动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而且用否定前人来树立自己的办法，也并不高明。为此，我们要听一听最大多数林钢职工的意见。（附：林钢职工三次座谈会纪录）。 卜奎又仔细斟酌了一番，说：“这简报一登，张书记当然就看到了。今天我去问过张书记，怎么办好？张书记的态度是无所谓的样子。他说：”怎么办？不怎么办！也用不着’办‘。张书记办什么事，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我看他的的意思是等等再说。“ 吉海岩说：“我还是想把文章发表，反正也是登在《内参简报》，兴他们打人，不兴我们正当防卫呀！” 卜奎说：“谁不知道你是张书记的秘书。你的态度，也就是他的态度。这样不是等于两个领导之间展开论战了吗？” “我可以化名发表。” “既然张书记有了态度，我们就不要说什么了。不经过张书记，千万不要发表。”想了一下又说：“那么，这次来海天市，我就不去见他了。我来省城一趟，不去见张书记。他会难过的。你不要告诉他我来过。” “好的。”吉海岩说。 卜奎又犹豫了半天，才从口头袋中掏出那份匿名信抄件，迟疑地说：“你看这封信，我一直想不出怎么处理？”说着递给吉海岩。 吉海岩看了半天没有言语。是告诉张书记呢？还是瞒着他呢？二人一时拿不定主意。 卜奎站起来在地上转游了半天，说：“这二年你已经观察到了。张敬怀和夫人感情不好。二人一说话就吵架，没有共同语言可言，多年不同居了。像他们这层干部在婚姻问题上，观念又很传统。为了道德，为了党性，为了群众影响，很少有提出离婚的。他的宝贝女儿，开放得很，现在又经商。女儿向着妈妈。她只会惹老爷子生气。张书记在情感上，是很空虚的。我一直认为，不管多大的首长，他首先是’人‘。在这种情况下，冯怡的出现，她对张书记的照顾，她的女儿心肠，张敬怀接受了。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这种感情的成份，那就不好分析了。感情这东西太复杂……” 二人又沉默了一刻，卜奎说：“我看，这事还是先不要对张书记反映为好。” 吉海岩说：“林钢是张书记的点，他又常常去。小冯在林钢时，每次张书记一到，小冯就去看他。有人借题发挥，做文章，这也是常见的手段。反正小冯也出国了。这匿名信的事，先瞒着张书记也好。” “好的。”卜奎答着，收起提兜儿回家了。 第十四章 选举风波 卜奎到省城多次，从来不回家。家──这本来应当使他感到安乐的小巢，只会给他增加痛苦。他和青莲的这种没有实际内容的婚姻关系，已经拖了多年了。 本来她早就口头同意离婚的，但就是拖着不办。这次回来，卜奎决心和她谈一次，她不起诉，卜奎就要起诉了。 卜奎一进门，青莲正好在家。她笑嘻嘻地强装笑脸，以很亲切地样子说：“回来啦？”一转身对旁边的孩子说：“你爸爸回来啦，快，叫爸爸！” 已经满地跑的孩子，像对路人一样，怯生生的，直往后退。卜奎看这孩子越来越像那个男人了。一阵酸楚拥上心头。孩子不叫爸爸，卜奎心中还好受一些。 孩子是没有什么过错的。他勉强地摸了摸孩子的头。 青莲问：“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 “我什么也不吃，马上我这就回林钢。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想不想离婚。 你和你父亲说过的，由你起诉，过这么久了。如果你不起诉，我可要起诉了。” “咱们还是好好过日子吧。你起诉离婚，有什么理由呀？” “什么理由，你自己知道！如果你不同意离婚，我在法庭上什么都可以说出来！” “你敢！”闵青莲露出凶狠面貌。 “我有什么不敢的！” “不管怎样，反正我就是不同意离婚。你想甩掉我呀，没门儿！” “我们冷静想一想好不好？咱们这么煎烤着，有什么意思？” 闵青莲说：“你已经感到我在铐你呀？我就是要铐你！晒你的干。你不让我幸福，你也别想幸福，你等到老死吧！” “你这是什么话？怎么是我不让你幸福？是你自己’作‘的。当初……” 卜奎觉得和她讲理，争论，都无用，说：“你相信，我会这样让你拖到死吗？” 女人的心，怎么那么狠呀！ 卜奎不作什么幻想了，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吧，转身走出家门，上了停在外面的汽车。 使卜奎没有想到的是：他一回到林钢，《内参简报》在职工中迅速地传播开来了。有不少职工私自复印传播，那些在改革中下了岗的职工和丢了官的干部，说，《内参简报》之所以发表座谈会“纪要”，是中央的新精神。林钢改革的大方向是错误的，现在要往回收了。于是要求重新上岗的，请求官复原职的，要求和卜总经理当面谈反映情况的，重新建立旧机构的等，纷纷到公司上访，三个人一伙，五个人一帮，这批人还没有走，第二帮人又来了。闹得卜奎连正常工作就没法进行了。 林钢部分职工闹得最凶的一天，有几百名职工，在某几个干部的带领下，到了林钢公司大楼门前。他们牵着一头驴，像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样，喊了一阵口号，当场把驴杀了。弄得血流满地。围观者，人山人海。 于是卜奎立即又打电话给吉海岩，要求面见张书记，谈谈新近发生的情况。 征得张敬怀同意后，卜奎立即驱车又到了海天市。张敬怀在家里等着他。卜奎把那些职工的要求、意见书，请愿信，还有许多谣传，整理了一份材料交给张敬怀。张敬怀看了半天，没有言语。 卜奎说：“这么闹下去，我担心……” 吉海岩立即拿出来前天他给卜奎看过的稿子，交给张敬怀。张敬怀看了哈大笑着说：“年轻人火气还真不小呢。” “我有气嘛！”吉海岩说。 张敬怀问：“你怎么说人家是’想否定别人，树立自己‘？” “事实如此！” 张敬怀又是微微一笑：“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上纲‘方法。你担心了，你怕了吧？你怕什么？你怕，说明了什么？说明你还不够强大。” 吉海岩又说：“这个座谈会是侯副书记召开的，《内参简报》又是省委机关的刊物，造成了思想大混乱。” 张敬怀想了想，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在动物世界中是讲’生态平衡‘的。老虎吃山羊，山羊吃草，各自都觉得合情合理。有一次，一群山羊群起反抗，逮捕了一只老虎。山羊王国的臣民们，要替他们的同胞报仇雪恨，非处死老虎不可。可是山羊国王说：’老虎固然可恨，可是他总是吃我们同胞中的病弱者，这就保证了我们代代遗传的优化。‘山羊国王尚且有此胸怀。难道我们还不知道保留一个对立面的重要性吗？” 两位秘书不语。 张敬怀继续说：“国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这说明，有内忧外患，可以使我们时刻保持警惕。否则，老是’太平无事哟‘，反而要出事。我们习惯舆论一律，听不得不同声音。俗话说，吵架的邻居不分家。吵架，就是暴露矛盾。暴露了矛盾，便于解决矛盾。我看，侯书记这个座谈会开得好，说明我们的改革还有许多弱点，还很不完善。……我看，再让大家闹腾一段再说吧。” 两个秘书不语，他们在思索张敬怀讲的辩证法。 “你和闵青莲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张敬怀转了话题，问卜奎。 “没有，难呀！”卜奎痛苦地摇了摇头。 卜奎的婚姻问题没有解决，张敬怀的家庭矛盾却激化了。 在一个星期日，张敬怀吃过早饭，在家门口等着吉秘书一起去出席一个会议。 张敬怀所住院子的大门外，有两个汽车门洞。汽车门洞是整个院子建筑的一部分，但门是向院外开的。张敬怀正在大门口来往散步等着汽车，左边的车库大门开着，见女儿胜美开着一辆崭新的“奔驰”倒出车库门洞。 张敬怀在省里，无论在任何众场合，讲任何一点意见，都是重要讲话，都是必须执行的领导指示，可是他在家里，对于夫人和女儿，无论他的态度如何严肃，严厉，都要受到她们娘俩的抵制。对这种关系，他毫无办法。 他知道女儿常常换汽车。最初坐的是“桑塔那”，后来换成了“丰田”，过了不多日子又坐过一段“蓝鸟”。这天，张敬怀看她又换了新型“奔驰”。他这个省委书记的坐车才刚刚换了“奥迪”，一个女孩子经常换车干什么？ 女儿见了老爸，也不打招呼，把车子停好，关上门，又回头进了院子。张敬怀便跟着她，进了夫人艾荣的卧室。 张敬怀问：“胜美，你怎么又换了新车？” 女儿说：“爸呀，我们不是早有’君子协定‘吗，我的事不用你管！” 夫人艾荣也说：“你这个老爷子，在我们受苦受难时，那怕是我住院生孩子，你啥也不管，我们一遇到点好事，你就该发指示了！” “这是什么话！”张敬怀有点发火儿“她是我女儿，她出了什么事，我要为她负责！” “出什么事？能出什么事？”夫人质问他。 张敬怀一时不能说“出什么事”。想了想说：“现在社会多么复杂呀！我不反对她去创业，但一个女孩子，……她是省委书记的女儿呀！” “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去创业，打天下，做了省委书记的女儿，就没有这个权利了？”女儿也质问他。 张敬怀严厉起来，：“你们无论出了什么事，我都要负责任的！” 夫人当然知道张敬怀的所指，说：“你要是怕负责任，干脆，我俩离婚，胜美和你脱离父女关系！我们过去总是’沾‘你的’包‘；现在可别让你沾我们娘俩的’包‘呀！” 这话顶得张敬怀一时哽咽得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这十多年来，他们夫妇也不止一次地谈到过离婚的事。但是吵过之后，又都觉得是气话，过后谁也不再提了。 如今，夫人这么一说，张敬怀也痛快地说：“离就离！你说说什么时候去法院吧，是你当原告，还是我当原告？” 夫人说：“随你便！我们先搬出去，我住胜美那里，省得你看见我们讨厌！”说着把早已打好的几个行李，扔到室内的地板上。张敬怀这才发现，她们娘俩早就准备好要和他分居了。这么大的事情，事前连个招呼也不和他打。 夫人又决断地说：“你一个人过吧，反正你有这个家和没有这个家，是一样的。” 这时，张敬怀家里的厨师、保姆、司机，都听到了他们的争吵。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呢，他们这些服务人员，是从来不去多嘴多舌劝解的。 张敬怀没有说别的，拂袖而去。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生闷气。不多时吉秘书来了，说：“张书记，开会该走了。” 张敬怀见那些行李已经搬走，大概她们娘俩不会回来了。 这是卜奎第三次进海天市了。最近几天，那部分职工闹得更不像话了。所谓的上访、请愿、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的人越来越多，这天竟然来了数百人围攻林钢公司大楼。而且他们声言，如果不解决问题，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明天就到海天市去包围省委和省政府。卜奎不得不第三次去向张敬怀请示解决问题的方法了。 卜奎向张敬怀汇报了半天，把最近公司发生的情况，以及他们已经采取并且将要采取的措施，刚刚汇报完毕，公司办公室打来电话，报告卜总经理：“围攻公司大楼的职工已经撤退了。” “怎么解决的？” 电话中回答：“是侯贵卿书记亲自和他们谈的，一谈就谈通了。详细情况等卜总回来再具体汇报吧。” 卜奎急忙驱车回到林阳市。 此时，侯贵卿正在林钢招待所，在处理了职工闹事问题之后，和他的朋友加秘书司马仁谈善后工作。 最近侯贵卿时时刻刻关心着林钢的形势，那个他新结识的亲信，天天有电话向他汇报。侯贵卿原来只是想否定林钢经验，没有想到闹出这么大的乱子。他深知中央当前的政策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他又深知，林钢最近有人闹事，都是他那个“座谈会”和《纪要》引起的。有的职工甚至在群众中公开说出这样的话：“侯书记是新近从中央派来的，他最了解中央精神。他的态度代表党的意见。” 这么多群众闹事，肯定会惊动中央。如果上级追究下来，他是有责任的。于是急急忙忙带着司秘书驱车到了林钢。先是把鲍中信找到招待所，严厉地训斥着：“怎么搞的！闹得天下大乱，你要负责任的！你怎么不考虑大局？你要鼓噪到什么时候为止？” 鲍中信赶忙认错：“我没有领会领导意图。我错了。” “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了！一个劲的造反行吗？总该有个’度‘吧？” “是是是。”鲍中信唯唯。 “去告诉你那些哥儿兄弟们，要他们撤！参加闹事的人每人写一份检讨！否则给以开除公职处分！” “是是是！”鲍中信答应着，正要走出门，又回头说“等我把职工们打发走，再来向侯书记详细汇报，听侯书记指示！” “别罗嗦了，快去！” 等卜奎回到林钢，公司大门前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卜奎略微问了问情况，就去见侯书记。 侯贵卿说：“这些职工，就是不顾大局。改革就是要克服困难嘛！不改革，大家都是死路一条！改革了，虽然暂时忍受些困难，但都有光明前途。这么个简单道理，一说就明白的事，有人就是不明白！” “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卜奎说。 侯贵卿说：“我打算在这儿多住几天，把职工们的提出的问题、要求、意见，整理一下。然后制定一些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方案。你看怎样？” “那好！”卜奎说。他猜不透这位侯副书记还有什么新招数。走着谯吧。 过了几天，侯贵卿召集林钢公司一些干部，又作了些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提出了某些处理问题的政策和意见。并作为林钢改革的新经验，写了一份文件，发向全省并上报中央。侯贵卿以个人名义，在文件之前写了一段按语： “这个文件很好！我们在改革中，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不足， 这是前进中的困难。经过我们的调查研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又有 创造了新的经验。现将他们的经验，转发下去，供各市、地在改革中参 考借鉴。“ 侯贵卿年月日 实际上，这些新“经验”是卜奎召开多次会议早就酝酿过的，文件都是卜奎和吉海岩起草的，侯贵卿和司马仁只参加了些意见。但侯贵卿这么一批，就成了他“蹲点”的新经验。这些细小的是非，是无法端在桌面上说的。在林钢职工闹事的问题上，侯贵卿“平息了事态，解决了改革中遗留的问题，总结了经验”，反而捞了一分政绩。 林钢党委又该“换届”了。开一次新的党员代表大会，以选出党委委员，党委书记、副书记，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纪委书记。这次党代会，对于林钢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张敬怀很重视这次林钢的党代会。按照他的设想，卜奎这几年在林钢的业绩和在党内外的威信，被选举的党委书记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在卜奎做一段党委书记之后，可以调到林阳市当一名市长，再过一段时间，调到省里，代替他的位置。 张敬怀认为，给卜奎更大的空间，他会对我们的事业有更大的贡献。 张敬怀自己呢？最近脑子里常常浮出一个念头：人，或早或晚都是要离开自己的岗位的，在省里当一把手这几年，自觉干得还说得过去。见好就收吧，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免得自己或者因为身体，或者因为思想跟不上时代步伐，当了绊脚石。他发现有的“同僚”，“自我感觉”太好，实际上已经有人背后议论了：这个老家伙，赖着地位不下来！这种事例，他见过的太多了。这是一。其次，每一个人或早或晚，都要去见马克思，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有时，年纪大了，从身体上说，到医院检查不出任何病症，可是心态的老化，就会误做很多错事。比如，早晨做了决定或指示，晚上忘记了。还有一种所谓的“老年态”：如冲动易怒，猜忌多疑，固执内向，不能容纳不同意见，表面看是性格问题，实际上是一种病态心理。这样的人，如果只是一家之主，会造成家庭不和，如果主持党的工作，就会坏大事。第三，他感到自己这大半生，活得实在太累了。早点退下来，过过轻松日子，是他多年的追求。当年，毛主席去世的时候，张敬怀哭得泪人一般，好像世界要毁灭了：中国怎么可以没有毛主席呀！中国向何处去？没有了毛主席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他老人家去世十多年了，地球不是还在转吗？中国的事情办得不是很好吗？这话老人家早就说过：不要以为离了谁地球就不转了。可是，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张敬怀为了走好这步棋，他派吉秘书到了林钢，列席林钢党代会，了解会议情况，及时向他汇报。 侯贵卿把身边的人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可信有用的；第二种是可信无用的；第三种是有用不可信的。第一种人，目前只有他的秘书司马仁，对他忠心耿耿，十几年如一日，智商很高，既能办事，又不出纰漏；第二种人，可信，老实，不敢越雷池半步，虽然不会出任何问题，可也办不成事，要这样的人何用？第三种人，你切不可信任他，但可以用他。林钢的鲍中信，就属于“第三种人”。这个人已经多次向他表过忠心。在这次林钢党代会，他计划，只要把鲍中信选为林钢党委委员，他的下一步计划就好办了。 使张敬怀没有想到的是，侯贵卿这一插手，林钢的党代会就出了问题。 侯贵卿越来越重视林钢在他事业中的位置了。抓住了林钢，也就牵住了“牛鼻子”。在林钢开党代会期间，侯贵卿亲临会议，并且代表省委致贺词。 侯贵卿在宾馆一住下，就向党代会的筹委会要下届林钢党委的候选人名单。 他发现在候选名单中，没有鲍中信。 鲍中信也看得清楚：这位侯副书记有很深的背景，年轻占第一优势，将来本省肯定是他的天下，得和他靠紧点。 林钢的闹事风波平息之后，又创造了新经验：《在大型国有企业改造中，如何解决下岗职工和待岗干部问题》经验中讲： 目前林钢有一万五千下岗工人，一千二百待岗干部。这些工人都是半个世纪以来林钢建设的骨干，是把毕生献给了林钢的人，是林钢的宝贵财富。这一千二百多待岗干部，也都有多年的领导和组织工作经验，他们给企业出一个点子，就是无价之宝。所以，解决这两部分人的问题，关系着改革的成败。 为了解决这部分同志的工作问题，以稳定林钢局势，他们把这些同志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永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这个公司时，有人提出叫“夕阳”公司，大家都不同意，“夕阳”再好，毕竟近黄昏了，“永辉”是永远光辉的意思）。这个公司的成立，一下解决了三千个职工，五百个干部的再就业问题。 “经验”中说，这个永辉公司，不要国家一分钱，不要国家一间房，不要国家一件设备，完全是靠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公司创立不久，就开始盈利，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变成利税大户。 成立这个公司的点子，是司马仁想出来的，具体操作是鲍中信办的。如果只从文字看，这项经验是好上加好。可是具体一分析，就会发现许多问题。首先说“不要国家一分钱，不要国家一间房，不要国家一件设备”，完全靠自力更生精神“白手起家”这一点，就值得怀疑： 这些重新复了官位的干部，大多是原来各分厂的党委书记、经理，小的也是副经理，顶不济也是车间主任和支部书记。他们虽然退下来了，但是，现任领导大多是他们提拔起来的。他们找到现任领导：什么“小张”呀，“小李”呀，“小王”呀，喊一声，说：“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公司，主要解决我们这些老家伙的饭碗问题，现在缺少点资金。你把二车间后面那些废钢拨给我们一些。这些废钢，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堆在那里了，现在让蒿草埋得看不见了。” “您要多少？” “那破玩意儿，多了也用不着。你让我看着办吧。” “好好好，你们需要多少就拉多少，反正帐上也没数。你拉走多少给我打个招呼就行。” “那就谢谢了。” “这是哪里话！没有你们这些老同志打江山，哪有我们呀！” “这话，算你小子有良心，当了厂长没忘本！” 另一个复官干部，也是： 先找现任领导：什么“小张”呀，“小李”呀，“小王”呀，喊一声，说：“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公司，主要解决我们这些老家伙的饭碗问题，现在缺少点设备。你把轧钢二车间后身那台旧轧机给我们，算是调拔也行，借用也行，要钱，我可一个子儿没有。是哪一年呢？我记不起来了。好像从你当徒工时，就放在那里，没有用过。再放下去，要锈完了。” “行行行，你需要就搬走。你拉走了给我打个条子就行。” “那就谢谢了。” “这是那里话！没有你们这些老同志打江山，哪有我们呀！” “这话，算你小子有良心，当了书记没忘本！” 第三个复官老领导找到现任领导，也是：“小张”呀，“小李”呀，“小王”呀，喊一声，说：“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公司，主要解决我们这些老家伙的饭碗问题。现在要建设一个小电器工厂，没有房子。我们厂原来那个备件仓库后面，还有一个小仓库，里面空空的。我那天去看了看，只存了些不合格的薄板，你给腾出来，让我们用几年。等我们公司发财了，再给你租金行不行？” “老领导说哪儿去了？那破仓库我们准备拆呢。你要有用，就用吧。让它的’余热发电‘嘛。” “那就谢谢了。” “这是那里话！没有你们这些老同志打江山，哪有我们呀！” “这话，算你小子有良心，当了主任没忘本！” 关于“永辉公司”的产权问题，名义上是“集资”的大集体企业，“挂靠”在林钢下属的服务公司下面。但是，他们却管不了这个“下属”公司。资金呢？从重新上岗职工个人那里募集了一些：三百、五百的，千二八百的，都是像征性的，不过三万元。公司的注册资金是三百万元。实际上现有的固定资产，何止千万了。反正目前还没有人给他们算过账。 所以“永辉公司”的经理，经侯贵卿提议由鲍中信担任。侯贵卿是省委领导，在林钢蹲点要探索改革经验，作为总经理的卜奎，只好同意。 就其“永辉公司”的资金呀，设备呀，企业归属呀，所有权呀，法人代表呀，经营范围呀，处在国企改革初期阶段，还要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探索和创造。 林钢要开党代会了。鲍中信是侯贵卿要“用”的人。但是要用他，就得使他有个“名份”，有了名份，就等于把他过去的污点洗刷了。 侯贵卿一心一意，要把鲍中信塞进林钢党委。 可是，侯贵卿一查，这届党代会候选人中，没有鲍中信的名字。 党代会有一个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是现任林钢党委副书记李石。侯贵卿立即把李石找到宾馆的房间，声色俱厉地问：“为什么候选人中没有鲍中信？” 李石回答：“在提候选人时，下面没有人提。” 侯贵卿质问：“下边没有人提，你们为什么不提？由你这个组长提行不行？” “也……可以。”李石犹豫了一下说。 “由我这个省委副书记提名行不行？” 李石想了想说：“我们这次党代会完全是按’选举法‘筹备的。候选人的提出，也是根据……” “你不要说了，还用你介绍！选举法是选举法，它必须保证贯彻党的领导的意图。” “如果我们不按选举法办，代表通不过怎么办？” “要做工作嘛，不做工作要你们这些领导人吃闲饭呀！” “既然叫大家选举，那就要体现民意。我们当领导的只有两只眼睛，而广大群众是几千只眼睛和几万只眼睛，他们提出的候选人，应该是比我们相中的人要好一些吧？” “加上，加上，把鲍中信作为候选人加上。你别给我上课了！” 毕竟侯贵卿是上级领导，胳臂拧不过大腿，李石只好退出来。吉海岩代表张敬怀也在这里蹲点，李石到招待所去找吉海岩，请他出个主意。 吉海岩一听，说：“这事很简单。这个鲍中信在林钢臭得很！你就给他列在候选人名单上，列上！列上候选人名单，也选不上。” 李石觉得有理。回去便让筹委会将鲍中信列入新一届党委候选人名单，尽管筹备委员会一百个不通，但这是省委侯贵卿副书记的意见，也只好照办了。 林钢党代会按照会议程序进行着。前面有侯贵卿代表省委致祝词，卜奎做工作报告，小组讨论，大会发言，通过决议等等，一切都很正常。在选举下一届党委委员时，却发生了大家都预料到的问题。按照选举法，候选人和应选委员差额是三分之一。在二百十一名代表中，鲍中信只得了七票。估计他投了自己一票，实际上只得了六票。鲍中信落选了！ 选票刚计算出结果，尚未向大会代表公布，侯贵卿急不可耐地问计票情况。 他得知鲍中信落选后，告诉大会主席团，不要公布选举结果，并立即召开了主席团会议，他作了动员讲话，说：“鲍中信同志，在解决职工重新就业上，建立了永辉公司，这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具有开创意义。大家要顾大局，要贯彻党和领导的意图，要用党性保证鲍中信同志当选。” 如此这般地进行了一番动员报告后，要求大家表态。 会场沉默了好久，有一个同志说：“既然领导有意图，还要选举干什么？领导一定，我们服从就是了。” “他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夺权，没有定他’三种人‘就算宽大了。怎么可以进党委？” 侯贵卿说：“谁没有问题？谁没有犯过错误？你没有？他没有？都过了十六七年了，这笔账还要挂到什么时候？重在表现嘛！最近在企业改革中，他可是立了功的。” 经过主席团重新讨论，侯贵卿指示要重新选举。而且把“差额选举”改为“等额选举”。原来多出来的三分之一的候选人，根据侯贵卿的指示，被划掉了，但保留了鲍中信。等额选举“保险”，只要上了候选人名单，一定会当选的。 重新投票的结果，在二百三十一名代表中，鲍中信得了一百三十票，在鲍中信选票的名下，有一百零一张反对、弃权和什么也没有画的“白票”。 虽然鲍中信当选了，但侯贵卿还是憋了一肚子气，选举后他讲了几句话，说：“有些党员，不贯彻党的意图，这是没有党性的表现。对于这种现像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适当时候调查处理”。 卜奎以高票当选为林钢党委书记，对于侯贵卿以势压人违反选举法的行为，卜奎考虑，不要因此而影响侯书记和张书记的关系，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这次党代会的选举，在党内外传开了六句顺口溜： 领导是诸葛， 代表当阿斗。 发张等额票， 不投也得投。 早知有此招， 形式何必走？ 接着，侯贵卿又采取了一项措施，把“永辉公司”从林钢剥离出来，成了一个独立企业，并“挂靠”在外贸局。他爱人菁菁在外贸局当副局长，“永辉公司”又争取到了出口权。目前林钢的薄板，质量比进口产品还好，成了国内的抢手货，各汽车厂家纷纷订货，供不应求。侯贵卿给林钢批了个条子：说是为了将来打开国际市场，现在应该作些探索性准备。请批给“永辉公司”三千吨板材，进入国际市场。 三千吨薄板对于林钢不算一个大数。可是“永辉公司”却换得了一大笔外汇。 林钢党代会一结束，卜奎和吉海岩立即到海天市向张敬怀汇报。 自从林钢部分职工闹事，张敬怀就派吉海岩到林钢调查研究，一直到党代会结束，他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和卜奎同车回到海天市。 张敬怀一前一后两个秘书，向张敬怀汇报了四个小时。内容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林钢部分职工闹事的前因后果和根据这些问题，制定了一些新的方针政策，解决了职工中遗留的问题；第二部分是林钢党代会开会经过和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关于“永辉公司”的问题。 两人一人一段，有时互相插话，张敬怀一面听，一面看他们带来的有关文件。 关于“永辉公司”问题。这个公司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林钢的领导，挂靠在省外贸局。侯贵卿授意请记者写了一篇通讯《自力更生的典范》，其中讲：“不要国家一分钱，不要国家一间房，不要国家一件设备”，完全是靠自力更生精神白手起家等等，把鲍中信树立为改革的先锋。 张敬怀当然知道最近侯贵卿在林钢所起的“作用”，也不便当着自己的下级，议论侯贵卿的是是非非。迟疑了一会儿说：“有些问题，出来了。你不让它出来是不行的。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等待，需要时间。有时得等到矛盾激化，非解决不可的时候才能解决。” 两人思索着张敬怀的话，半天又问：“这个永辉公司怎么办？比如产权问题，法人问题，先后从林钢调拔的物资和设备，现在都成了”永辉“的了。一笔糊涂账，怎么算呢？” 张敬怀又说：“现在不是都在试验吗？要他们试去吧。到该解决的时候，自然就解决了。”转身对卜奎“你要有一本账呀！” “我一直在做。”卜奎说。 这时吉海岩发了一段“题外话”的感慨：“最近，我在林钢这一段，怎么嗅到一种’官气‘呀？我一直想用几句话概括出来，可是嚼磨不透，这官气是什么？是怎么来的呀？” 张敬怀自然明白吉秘书讲的是侯贵卿，张敬怀自己到北京上访时候，就领教过他的官气。张敬怀笑着说：“你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又想了一刻，说：“官气嘛……无非是有这么几种表现吧：一是打官腔，拿官调，说起话来，哼哼哈哈的；二是冷漠，没有情感，不管你说得多么动情，多么急迫，对方听了总是无动于衷。好像一个只会喘气的植物人；三是只讲空话，不讲具体，只讲原则，不谈措施，只讲绝对正确的大道理，没有操作性；四是，更严重一点的是训人骂人，官升脾气长，一阔脸就变，官升一级，自我感觉智慧细胞也随即增加。水平不高，用摆架子撑门面，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官不在大，摆架就行，有主人之像耳，无公仆之颜容‘……” 先是张敬怀哈哈大笑了，卜奎和吉海岩也笑了。张敬怀和秘书能这样融洽地谈话，是很少见的。 过了一个星期，张敬怀和卜奎同时收到了一份新华社记者写的“内参”，标题是《林钢党代会选举的前前后后》，文中提出上级领导干涉基层选举，这“上级领导”没有点名，只是说“省委一位领导同志”是如何如何的用长官意志强加给代表，并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的某条某款，说明在党内是违纪行为，对国家是违法行为等。 新华社在林钢有长驻记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记者写这份“内参”卜奎和张敬怀都不知道。他们写的“内参”，是根据内容决定发放范围的。特别重要的内参，可以直接送给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侯贵卿当然也收到了这份“内参”。 他感到问题严重。上次，他对林钢搞了份“内参简报”，把林钢搞得人仰马翻，这次又让新华社记者写了他的“内参”，他不能不想一想自己的斗争策略了。 第十五章 天外来客 吉海岩给张敬怀当秘书，又有三年多了。张敬怀感到，这个秘书无论人格品质，工作水平，思想作风，执行方针政策，文字能力，在秘书中都是一流的。特别是派他在林钢这一段工作，面对侯贵卿这样的上级，有时年轻人气盛，有些毛楞，总体上说，问题处理得都比较准确、得当。虽然重大问题，都请示过他，但处理意见却是吉海岩提出来的。他不能像对卜奎一样，再在自己身边“窝”十多年了。只要有适合的人选作他的新秘书，他就像放飞鸽子一样，让吉海岩在蓝天翱翔。可是再找到吉海岩这样的秘书谈何容易！ 可是，发生了两个突然事件，使他不得不放走吉海岩了。 第一件是，有一天张敬怀夫人艾荣不知道为什么事，回家来了。夫人已经有半年多没有回过家了。她住在女儿胜美开的“盘古公司”里。据说这个公司办得兴旺发达，最近还盖了一座大楼。大楼底层是商场，中间几层是写字楼，上面几层是宾馆。夫人就住在宾馆的大套房里。这些情况吉海岩也只是听说，并没有去参观过。因为没有人给张敬怀汇报，他也不知情。 这天张敬怀去开一个重要会议。他在家里为张敬怀起草一份工作小结。只听院外汽车喇叭一响，夫人风风火火地进来了。吉海岩不像卜奎那样，除了当秘书，还要为夫人做“家政服务”，比如夫人让他去商店买点什么东西，他总是借口有这样那样的事加以拒绝。所以，吉海岩和夫人的关系，不如卜奎那么融洽。 张敬怀这个四合院，正房是五间：中间算是客厅，一般来人汇报工作，和谁个别谈话，就在中间客厅；东边第二间，是张敬怀的办公室，看文件，读书，写什么东西就在这屋；顶头一间是张敬怀的卧室。客厅往西的两间，原来是夫人和女儿的住室。 张敬怀在家庭与工作之间，严格按照规定办事，一丝不苟。比如，党内文件，按夫人的级别，即使是她可以看的，也让她到本单位听传达去。张敬怀决不在家里给她看。无论省委或中央有什么大事，他从来也不给夫人透露一分。他的办公桌上或者抽屉里放有重要文件，夫人即使进了屋，也不得随便翻这翻那的。这几乎成了他们的家庭纪律。 这天，夫人忽然回家了。因为她对吉海岩有意见，见了面像路人似的，什么也不说，进了张敬怀的办公室就乱翻一气。不准别人进他的办公室看文件，翻东西，张敬怀对吉海岩是有纪律的。她进了屋，就拉张敬怀的抽屉，吉海岩忙说：“艾阿姨，你要什么东西，我给你找。” 艾荣一翻眼：“我要什么东西，还要向你汇报呀！” “不是不是，”吉海岩忙解释“张书记是不让翻他的抽屉的。” “别人不能翻，我还不能翻吗？” “不行的，不行的！张书记说过……” “你才来几天？你就管我！” 吉海岩仍然挡着艾荣要拉抽屉的手，严肃地说：“我就是头一天入伍的新兵，领导派我站岗，我也得负责把门呀！” 这话把夫人惹火了，睁着大眼问：“呵？你是站岗的，我是敌人，是偷情报的密探呀！” “不是，不是！”可是吉海岩硬是用手挡着，不让夫人拉抽屉。 “你是什么东西，你不过是个小秘书，是他的一条狗！” 夫人一用力，把吉海岩推在一旁。对于一个女同志，吉海岩不能再动手了。 只好任她翻去。 翻了老半天，好像什么也没有找到，又拉其他几个抽屉，见有一罗信封，上面是英文，她不认识，下面是中文，是从美国来的。她估计可能是那位“冯小姐”来的，拿出来装在衣袋里，气哼哼地出了门，只听“嘟嘟”一响，汽车开走了。 说他是“一条狗”，太伤吉海岩的自尊心了。他从来没有流过泪，这次可哭了。一面擦泪一面整理被夫人弄乱了的文件。 夫人刚走，张敬怀回来了，见吉海岩流沮，问：“怎么回事？你哭什么？” 吉海岩如实向张敬怀作了汇报。 “她都拿走了什么东西？” “她到底要找什么，也不说，就是乱翻！后来拿走了一罗信，可能是那几封美国的来信。”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张敬怀也只是干发脾气，没有任何办法。 吉海岩说：“张书记，她骂我，骂我是……” “你和她一般见识！” “张书记，我向您提出请求，我不能再给您当秘书了。夫人的离家，可能和看我不顺眼有关系。也怨我，没有服好务……我不能忍受这样的辱骂！” “别胡扯了。你还不了解她！” 吉海岩不语。矛盾就这样暂时解决了。可是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张敬怀不得不“放飞”吉海岩了。 吉海岩有一个舅舅，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部队当兵。从那时开始，这位舅舅就和家里失去了联系。舅舅从小是个孤儿，是吉海岩的母亲养大的，那时吉海岩还没有下生，因为家庭贫穷，出去一个人家里就少一张吃饭的嘴，舅舅就当兵去了，那年才十五岁。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舅舅一出去，就杳无音信。所有的街坊邻居，都认为这位舅舅早已不在人世了。现在已经过了三十多年，母亲一提起舅舅，还止不住老泪横流。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吉海岩忽然接到一封母亲来信。这封来信，在吉海岩人生道路上摆出个岔路口，何去何从，使他难于选择。…… 母亲来信是这么写的： 海岩我儿： 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我是想不到的。这就是你舅舅的事。我以前给你讲过，你外公外婆去世得早，你舅舅是在咱家由我带大的。虽然他是我的弟弟，可是我对他和对你感情是一样一样的。你舅舅十五岁那年，因为在家挨不起饿，当兵去了。 当时并不知道他当的是什么兵，只是为了家里少一张吃饭的嘴。解放后，才知道他当的是国民党兵。他当兵时，还没有你。你也没有见过这个舅舅。他这一去就是四十多年，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人人都说他死了。可是我一直觉着他没有死，我不相信他会死，觉得有一天，他会回来。也真是上天有眼，就在我觉得自己要离开人世的时候，有一天邮递员给咱家送来一封信，说是从美国来的。我有点纳闷，我家在美国一无亲二无故，怎么会有来信呀。拆开一看，真的是你舅舅的来信。至于他怎么去的美国，你看他的来信就会知道。我还是不敢相信，让人写信到美国，问他少年时的许多事情让他回答，并且让他寄几张年轻时的照片。 他接着又回信了，把我问的他小时候在咱家的事，说得一点不错。同时也寄来了他年轻时的照片，我这才相信这是真事。你舅舅说，他在美国早已成家了。你舅母是咱们国家的人。他不仅成了家，还立了业。他在信上说，他开了两家什么工厂。你舅母生过两个女儿，一个夭折，一个有残疾。你舅舅知道我们家和你的情况后，要我和你到美国去。如果你愿意，将来是他的继承人。就是你不想长住美国，舅舅的意见是，让咱娘俩去，即使短时间住一段也好。不管你去不去，我想在我能走得动的时候，和弟弟见上一面的。如果我生前不能见见你这个舅舅，死了就不能闭目。 现在把你舅舅的先后几封来信，和他年轻时的照片和他现在国外的“全家福”寄你看看。 你是公家人，有工作，你不比我。你怎么决定，快给母亲一封回信。 母亲月日 就母亲这封来信，吉海岩想了很久，还是拿不定主意。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像他遇到的这种“天下掉下馅饼”的事，已经多有所闻了。陪着母亲去一趟美国，也是他的愿望。但是要他继承舅舅的遗产，那不是要自己去当资本家吗？目前自己在张敬怀身边工作，学习了许多东西。他这个位置，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有的好朋友，向他讲：“卜奎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他的前途是“无量”的。 但是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自己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是他宣了誓的。如果真的到外国去当资本家，在那么竞争激烈的社会，自己是不能适应那种环境的。 一旦破产，那就什么也没有了。在金钱第一的社会，他当叫花子，都没有资格。 如果请个假，去探一次亲，这是可行的。他决定先向张书记汇报，听听他所尊敬的领导的意见…… 于是他拿着母亲和舅舅的来信，去见张敬怀，他只说：“张书记，你看看这几封信……” 张敬怀大体看了来信，寻思了半天，问：“你是征求我的意见吗？” “是……”吉海岩答，低着头，显然在犹豫。 张敬怀又寻思了一刻，如果是在过去，张敬怀会这么答复他：“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你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你到外国去继承遗产，就是一种对事业和理想的背叛。你请假去探亲，我准假，但是我不同意你去继承什么遗产。” 可是如今的青年人，改革开放给他们创造了多种机遇，不能用过去的眼光，来处理这类问题。人各有志，让他自己去闯吧。 “你请假探亲，我准你的假。如果你想继承舅舅的遗产，不回来了。我也尊重你的选择。”张敬怀诚恳地说。 “我只是和母亲去看看舅舅，我舍不得张书记。在您身边。我学习了许多东西，无论在工作上，或者做人的准则上……” 张敬怀又寻思了片刻：“你在我身边已经工作三年了吧。作为一个秘书，我是很满意的。但是有时候你还是天真和单纯了一些。放你出去独挡一面工作，你可能一时适应不了很复杂的局面。” 吉海岩又犹豫了一会儿，“我先请三个月假吧。我想，我会回来的。也请张书记相信，一颗爱国之心，我还是有的。” 张敬怀微微笑了一下：“三个月不够吧。你先去半年。一方面探亲，一方面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一种学习。至于你半年之后回不回来，我尊重你的选择呀！” “谢谢张书记……”吉海岩没有想到张敬怀这么开明，感动得几乎要落泪了。 在吉海岩办理出国护照和签证期间，为张敬怀物色新秘书的事又开始了。这次物色新秘书，没有像卜奎和吉海岩那样费事。最近单秘书长和张敬怀说过：有一个很合适的人选，就是原省委书记杨同理的秘书厉顺为。先是杨书记到中央党校学习，后来杨书记留在了国务院当部长，因为厉秘书的父母亲，孩子都在海天市，考虑到照顾老人和正在上学的孩子，杨书记没有带厉秘书去北京。给厉秘书为分配新的工作时，找了几个单位，都不合适，他还愿意给领导当秘书。可是当时省委各位领导没有秘书的空缺，所以目前厉顺为暂时在办公厅上班，还没有正式分配工作。单秘书长说：厉顺为给杨书记当了几年秘书，无论业务能力，人品性格，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对上对下，文笔水平，综合能力，都很强，杨书记的许多重要讲话，省委的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单秘书长建议，让厉顺为做张敬怀的秘书，是最佳的人选。 对厉顺为，张敬怀在省委开常委会的时候，经常和他见面，没有特别的印像。 这个同志，好像有四十来岁吧，头顶已经半秃，亮亮的，显得很成熟的样子。经单秘书长这么一说，他既然是杨书记用过的老秘书，不要经过那么复杂的考核了，立即表示同意。说：“和他谈一谈就定下来吧。” 其实，厉顺为给杨同理当秘书，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原来他是处级待遇，一般说给首长当几年秘书，提为厅局级，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厉顺为的待遇问题还没有解决，杨书记调走了。如果就这么按处级给他分配工作，他会觉得心理不平衡。他想再给领导当几年秘书，也好解决厅局级待遇问题。巧就巧在吉海岩要出国，“空缺”有了，张敬怀同意后，单秘书长和他一谈，他乐不得的就同意了。 张敬怀现在是省委一把手，还给他当秘书，对厉顺为是不升不降。这样，单秘书长就领着厉顺为来见张敬怀了。 张敬怀和厉顺为作了一次简短谈话。只从厉顺为的风度看，就是一个秘书的材料：带副浅度的近视镜，风度文雅，说话不卑不亢，很有分寸。 张敬怀对厉顺为说：“我这个人性子很急，做什么事情，常常事不过夜，你给我当秘书，会很辛苦的。” 厉顺为说：“这一点，请张书记放心。我们当秘书的，就是为领导服好务。 没有什么辛苦可言。” 张敬怀说：“你会知道，我在部队工作多年，也许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脾气不好，有时会骂人的。” 厉顺为说：“过去我们这些秘书们都说，张书记的脾气在省委领导中，是最好的。我和卜奎、吉海岩同志谈过，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张书记有什么脾气，倒是他们常常说，张书记没有架子，平等待人……可是，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原来的杨书记就多次批评过我。我正是从这些批评中，得到了提高。张书记的工作作风，思想水平，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想，如果多在张书记身边工作几年，会学到很多东西。” 张敬怀有意给厉秘书介绍一下自己家里的情况，使厉顺为思想有所准备：“我的家庭情况，不用我说，你可能听到了一些，我们家里有点’内部矛盾‘。在以后的工作中，如果我们家里的成员，对你有什么不妥当或不尊重的地方，就要请你多担待一些了。” 厉顺为笑了：“家家如此吧。我在张书记家里，也就是服务员。除了本职工作，您夫人和女儿有什么要我做的，不管什么事，我都不会拒绝的。” “发生什么矛盾，你不理就是了。” “我明白。” “那么，你什么时候到我这里上班？”张敬怀问。 “办公厅那里还有一个调研报告，后天就可以交卷。我听说吉海岩秘书出国的签证已经办妥了，下月初出国。明天我想和他细谈一次，把应该交接的事交接清楚。我下星期一来上班，可以吗？” “好吧。”张敬怀答应他。 自从《林钢部分职工座谈会纪要》在《内参简报》发表之后，各市、地、县和各企业，纷纷来信问：“发表这个简报是什么意思？是代表省委领导意见，还是一部分同志的个人意见？还是政策研究室的意见？”有的来信质问：“林钢经验在国有企业改造中，是有成效的，也是中央肯定的。全国都来参观学习，如今发表这样的简报，会造成思想混乱。” 署名“林钢职工”的一封来信，提得更为尖锐：“否定了林钢经验，就否定了党中央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同时也就否定了林钢职工这几年探索改革的道路。 如果不是别有用心，是很难解释的！” 因为《内参简报》署名是“调研员”，纪录中也没有说明侯书记参加了会议，更没有引用他的讲话，编辑室对质问者的回信也以“政研室”名义，说明：这只是供领导参考的一部分群众的意见，并不代表领导云云…… 接着这些来信，就发生了林钢部分职工闹事的事。侯贵卿这才明白自己惹下麻烦了。 在这期间，省委还召开了一次常委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张敬怀外还有几位副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省长、副省长。会议本来是讨论其他问题的，可是大家对侯贵卿在林钢召开座谈会，背着省委，发“纪要”，引起了林钢职工闹事。大家很有意见。借此机会，向他提出了严厉批评。有的同志甚至说他有野心。 他在会议上进行了不痛不痒的检讨，说是自己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没有从改革开放的大局出发，只是想解决改革中的遗留问题等等。会议也就转了题目。 于是就发生了侯贵卿三进林钢，平息事态的举动。 侯贵卿感到：自己对形势估计错误，不能像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一造反就出大名，时代不同了。 他和司马仁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谈话： 司秘书说：“现在他在全省的威信高得很，权威大着哩。况且他目前的情况看好，据说有可能上调……” “我看，经过我们三进林钢，又推出了新经验，不良影响已经消除，以后和他的关系得改变策略。” 司马仁以朋友的身份建议：“你的脾气也得改一改，群众中有反映呢。” “对的，对的。我的好’小四儿‘！” 只有他们这样的上下级兼朋友，才会有这种无拘无束的谈话。 …… 从此，侯贵卿对下级也不再训人骂人了，每在群众场合，讲话时总是说：“我是向大家学习来的。我讲几点意见，对与不对请大家批评。于是讲：工作中要联系群众呀，要注重调查研究呀，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呀，要狠抓措施的落实呀！”等等。他讲话时，坐在前面的听众，凡是侯贵卿能够看到的，就拿着笔记本猛记，以表示虚心听取书记的精辟指示；在后排坐着侯贵卿看不到地方的人，则迷眯着眼睛打盹。但从来没有人提过这样的意见，说：“你这话说了等于没说！”主持会议的人，也总是这一套：“侯副书记的讲话很重要，大家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努力贯彻……” 侯贵卿为了缓解和张敬怀的关系，也采取了相应措施。 有一天，在一个星期日，他直接把电话打到张敬怀家里。电话中的声气十分亲密，说：“张书记吗？我是小侯呀？您今天有什么安排？” 张敬怀听出了他的声音和平常有所不同，说：“原来省里有个商贸展览会，今天开幕，要我去剪彩。我对这种礼仪性的活动，没有多大兴趣，可去可不去的。” “除了开会，我们很少交谈。”侯副书记以甜蜜的口气说：“有些问题，我早就想向张书记汇报，同时也谈谈心，征求一下您对我的意见。” 张敬怀想了想：“那……也好！” “我八点半到您府上可以吗？” “可以。” 就在这天的上午八点半，侯贵卿准时到了张敬怀的家里。因为是两位省领导谈心，两人的秘书都不在场。厉顺为和司马仁在另室聊天去了。 等保姆端上茶，退出去之后。首先是张敬怀说：“请品尝一下吧，这是我家乡今年产的新毛尖，很有味道的。” 侯贵卿端起茶杯，咂了一小口，叹赞着：“好茶，好茶！我虽然不懂什么茶道，可也算是品遍了天下名茶，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茶。” 张敬怀觉得侯贵卿主动来谈天，是个难得的领导和领导交流感情的好机会，很随便地说：“我给你讲个笑话：有一天，我约请了几位同志到我家开座谈会。 我请他们喝茶。我介绍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茶吗？他们都说不知道。我说，武夷山顶有一块平地，不过二亩有余。天然生的一种茶叶。因为山太高，茶农上不去。他们就训练猴子上山采茶。所以，此茶名为’武夷猴碧‘。这种茶，过去只能当贡品。每到采茶季节，皇帝就派专差监督着采摘和炮制，地方上一两不准留的。 我问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这茶的品位怎样？这个说是’极品‘，那个说是从来没有品尝过这么好的茶，又一个说应该组织开发出口，打入国际市场……其实，那茶叶就是普通的绿茶。” 侯贵卿笑着说：“可见他们品茶的水平不怎么样。” 张敬怀说：“我的意思是试一试，我先表态之后，看看他们的态度。结果呢？个个顺着我说是’好茶‘！可见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对问题的表态要慎重。你先表了态，有人就会’顺杆爬‘。” “张书记没有当场向他们指出来？” 张敬怀一笑：“我只是试试。当场戳破，多么不好意思。不过今天你喝这种茶是真的。我一个侄子前些日子特地从家乡寄来的。” “你侄子在什么地方工作？” “还是在农村，干的应该是中国当前最伟大的事业种地。” 侯贵卿忙说：“为什么不参加工作呀？在农村不是太苦了吗？” “苦事总得有人干。” “是这么一个道理。……我知道，你向来不办自己的私事。由我来办怎么样？” 张敬怀摇了摇头：“不可，千万不可！他都三十好几了，又有好几个儿女，就他一个劳动力。出门在外，一个月挣个百二八十块的，还不够来往路费。农村岂不是又多了一个困难户！” 停了片刻，侯贵卿虔诚地说：“我得向老书记检讨。我调来快三年了，和你这位老前辈除了会议上见面，讨论什么问题，从来没有单独向您汇报过工作。再别说你和我爸爸是老战友，是看着我长大的。每想到这一点，我就很羞愧。” “那也用不着，以后我们多交换意见就是了。你们虽然年轻，但朝气蓬勃，敢想敢干，较少保守。” “也不尽然。”侯贵卿说“就以您在国有大企业改造方面，林钢经验就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上一次，他们政策研究室搞了一个什么座谈会，发了一个简报。 因为是内部参考性质，我也没有认真看，就发表了。影响很不好。办公厅业务归我管，我对下面的干部要求不严，管理不够，老早就想向张书记检讨呢。” 张敬怀想：他知道影响不好，也就算了。要说“我没有认真看”，“对下面干部管理不严”就不是真话了。侯贵卿不仅直接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而且是他责令发表的。怎么都把别人当成瞎子、聋子、傻子呢。张敬怀一向有个观点：把别人当成傻子，以为都是好欺骗的人，自己一定是傻子。但张敬怀没有表露自己的心态。 张敬怀又沉思了一下说：“有的领导害怕反面意见和不同意见，这是很不好的作风。” 侯贵卿说：“张书记讲这话的意义很深刻，您的肚量像大海一样，吐纳百川。” 张敬怀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侯贵卿继续说：“人们的思想是保守，是解放，可不和年龄成正比。我自思自问，我虽然比张书记小一辈儿，可是张书记思想的解放程度，对事物发展的超前意识，连我们晚辈都自愧不如呢。” 张敬怀说：“我只是领会邓小平同志的精神，觉得中国不改革开放就没有出路。原来的道路是走不通了。不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吗？我在具体工作中也有很多失误。他们发那份”简报“也有好处。” “可别那么说了，就以这二、三年的工作而言，自从张书记主持全面工作之后，我省在农业上，工业上，交通、外贸……哪一条战线不是突飞猛进！以前的杨书记主持全省工作十余年，稳重有余，开创不足，少有建树！” “不能那么说，不能那么说！杨书记有他的优点和长处。他主持工作那个时期，还没有提出改革开放嘛！” “那是，那是！”侯贵卿忙说“只这一点，您就够我们学习大半辈子的了。 以后我得经常向张书记学习，多向张书记汇报。” “多交换意见是可以的，说不上汇报。我们是同级呀！” “那是形式上，实质上呢，我们是两代人。小时候，我不是叫您’张叔叔‘吗？我现在才明白，无论在哪方面，您不仅是我的叔叔，还是我的老师！” 张敬怀总感觉侯贵卿此行，不同寻常。谈话的兴致慢慢淡下来。他们作为全省的一二把手，团结合作共事，是最重要的，谈话一时沉默了一下。 侯贵卿端起茶杯，在房间四周寻了一眼，发现挂着几个条幅，有一副写的是“忘我为大，有欲难刚，知时识势，乐天则康”还有一幅写的是“向社会索取的不能带走，留给社会的可能永存”，再一幅写的是“巧言令色，鲜矣仁！”侯贵卿不知道这句文言是哪里来的，也没有明白其中的意思。但看过下边一行小字他明白了。这小字写的是“爱听好话，为领导人之大忌，要谨防巧言的小人”。每幅字下面的题款都是“张敬怀学书”。 侯贵卿大声说：“张书记呀，张书记，我今天可有个大发现，您是书法家呀。 看您这字写得多么苍劲！多么有阳刚之气！您得送我一幅字，我裱起来，挂着，就写你这几幅的意思，可以让我时常提醒自己！” 张敬怀迟疑一下说：“书法是一门艺术。需要大功夫锻炼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一点，我有自知之明，所以从来不给别人写字。” 侯贵卿死缠着：“我一定要您一幅字，我就是喜欢嘛！” 张敬怀仍然坚持说：“这是我给自己定的规矩，不能为你破例。” 侯贵卿好像哀求似地：“我还像小时候一样叫你’张叔‘行吗？张叔，请您赐给我一张您的字吧！” 张敬怀又迟疑了片刻：“后话，后话，暂时不提，不提。” “你别’后话‘，我可先谢谢您啦！” 在两位领导进行着“愉快而有成效”谈话的时候。两个秘书司马仁和厉顺为也谈得正热乎着呢。 因为厉顺为给杨同理当秘书时，两位就熟悉，而且也有某种友谊，他们的谈话，也是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进行的。 首先是司马仁问：“怎么样？你在这位新书记领导下，工作还舒心吧，有什么体会？” 厉顺为说：“我们当秘书的，什么时候都是领导的工具，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舒心不舒心的。” “可别小看我们这个’工具‘。从表面看，我们和领导是上下级，实际上，我们是领导的一只手，半个脑子。比如下面有什么来信，反映什么情况，有人求见领导，得先过我们这一关。我们像一个筛子，什么问题端给领导，什么东西给筛下去，作用还是很大的。” 厉顺为说：“我和你可不一样。谁不知道你和你那位领导，是同学，在青年点又睡一个炕头儿，是’铁哥们‘。表面上，你们是上下级，实际上，你当他一半的家。我和张书记的关系就大不一样。” “我们当这个’筛子‘都是一样的。这个筛子，实际上是参谋和助手。我们提供什么情况，是可以影响领导的决策的。” 按秘书的工作纪律，他们是不得议论领导之间的是非的。可是因为两人是好朋友，谈话内容也就不在此限了。 厉顺为说：“我们张书记的工作，这几年很有成绩，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在全省的威望又很高。可是家庭生活很不幸。夫妇长期分居。一谈论什么事，没有一次不以吵架结束的。女儿向着妈妈。单独出去闯天下。母女俩还一起搬到她办的’盘古公司‘去了。只剩下老爷子，孤苦零丁的。” “为什么吵呀？” “事事没有共同语言。主要是在女儿办企业时，老爷子不为她说话，她没有沾老爷子这个大干部的光……可能是这样。吉秘书临出国时，给我交待过，对张敬怀那位夫人，可得谨慎从事。她的说道多。” 司马仁笑了：“他这个女儿也太不知足了。她干什么事，还用老爷子自己去说话呀？只要这个’姑奶奶‘往那里一站，谁不知道她是省委书记的女儿。到哪里办事不是一路绿灯。” “人呀！知足太不容易了。这是张书记个人的不幸。不像你们侯书记，有个幸福家庭。” 司马仁笑了：“一家人不知一家事。本来这话我不该说，我们侯书记和他美丽的妻子，表面上卿卿我我的，甚至他有点’妻管严‘，就是因为我们领导的老岳丈，管着他的命运呢。他一句话，就够侯书记喝一壶的。实际上，我们领导就是不爱受她的管束。像他这么年轻，担任这么高的职务，有不少姑娘向他献媚呢。 他敢吗？” 厉顺为问：“胜美常常去找侯副书记？” 司马仁说：“是的。最近常找我的’猴哥‘。” “你可得提醒你的’猴哥‘。我们这位姑奶奶，可是不好招惹的。” “我会的。”司马仁说“有一件事情，你得帮忙。前几天，我们侯书记接见了那个从美国来的叫盖洪江的资本家盖老板。按我的观察，这个人很讲义气。他想让你们张书记也接见他一次。你可以给张书记吹吹风；说这是个爱国资本家。 在外省已经有许多投资，在我们省也将有大的投资项目。张书记接见他一次，盖老板是会感激你的。” “你和那个盖老板熟悉到什么程度？”厉顺为问。 “你老兄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你们张书记一接见他，你不就认识盖老板了吗？” 厉顺为说：“我的女儿要出国，托福考试过关了。但是需要国外经济担保。 如果盖老板能答应经济担保，那就谢谢你了！” “这有何难？”司马仁一笑，“小菜一碟！美国领事馆有个叫麦克的秘书，我们关系不同一般。你不要以为外国人不吃荤腥。他们也聪明着呢。你女儿的签证包在我身上。不就是打一个电话的事吗？再说，只要你让张书记接见了盖老板，他也会尽全力帮忙的。” 他们谈到这里，听到两位领导人在院子里说话，知道他们谈完了。从二人说说笑笑的表情，可能两位领导谈得很投契，已经解除了误会。两个秘书忙从房子里走出来，互相握手告辞。 艾荣把从张敬怀抽屉翻出来的信拿回公司。她先看了看，有许多地方看不懂，便把女儿叫过来，说：“小美，你看看这些信，是不是从美国来的？” 胜美赶忙走过来，接过信一看说：“是，是那个姓冯的姑娘来的。” “我一猜就是那个小狐狸精，”妈妈气哼哼地说“里面尽写的什么。我只是觉得味道不对，可是看不明白。你给我讲讲。” 胜美一封一封地仔细看了，说：“我看俩人互相有好感，写信写诗传情呗。” “传什么情？他都可以当她的爹了！” 女儿笑了：“那可说不定，感情这个东西复杂得很。” 妈妈说：“怪不呢，你看那小妖精一来，你爹见了她，谈笑风生地，比对咱俩个都亲。” 女儿笑妈妈：“谁让你不能’团结‘人呀，连我爸都’团结‘不住。” “这死丫头！”气哼哼地停了停，又说“把信交到组织上，臭一臭他！”一种报复心理涌上心头。 女儿想了想：“不行，你想一想，你把我爸臭了，不是也臭了咱们自己呀！归根到底他还是我的爸爸，你的丈夫吗？就是组织上，单凭这些信，也定不下什么性质的问题。” 妈妈沉默了一刻，自言自语：“也是……” 女儿接着说：“我看，就信中内容来看，确实看不出来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她叫我爸为’友父‘，我爸叫她为’友女‘，还没有发展到什么了不起的关系。”爸在家里得不到温暖，别人给他一点，可以理解。“ “你的思想可真够’解放‘的呀！”妈妈讽刺着女儿，生气了。拿起桌上的茶杯，’叭‘地在地上摔个粉碎“我喝过水的杯子，就是打碎了谁也别打算再用它喝水！” 女儿说：“妈妈，你用不着生气。你看你摔这杯子，是我舅舅给我的，水晶的呢。” 妈妈有些后悔，半天不语。 女儿一面收拾地下的玻璃碎片，说：“我看这事就拉倒吧。说到底，他还是我爸呀。我看，你把那些信还是给爸送回去，别再伤他的心了。” “你让我想想。”老太太说。 第十六章 爱国的“叛国者” 星期日下午，在厉秘书给张敬怀排列下星期工作日程的时候，因为他事先把有关盖老板的材料给张敬怀看了，并且建议张敬怀接见他一次，今天，又向张敬怀请示：“那个叫盖洪江的美籍华人资本家，张书记见不见他？他在宾馆等着。 ‘外办’柳处长让我请示张书记，他们希望能够安排一次接见。” “星期一安排了几项议程？” “一共安排了七项。周一上午，原来安排的是到北湖大厦，外贸出口商品展览会开幕，请张书记剪彩，之后是宴会。……” 厉顺为知道，张敬怀对于这类礼仪性的活动没有兴趣，故意排在前面。 “剪彩，吃饭，例行公事，没意思。”张敬怀不经意地说。 “如果张书记不出席大厦剪彩，周一上午正好空着。是不是接见一下盖老板？‘外办’催过三次了。他们说，这个人物对我省今后引进外资很重要，希望张书记宴请他一次。” 张敬怀沉默不语。在张敬怀的思想感情上，他一生革命的目的，一个重要对像就是“官僚资产阶级”，是我国在民主革命阶段，要推翻的“三座大山”之一；进城之后，我们在党内党外，一直反资产阶级，反“糖衣炮弹”，反资本主义复辟，反修正主义，反了半个多世纪，反来反去，现在反而又把他们反回来了。当然，张敬怀无论从理论上，从实践中，他完全拥护邓小平同志和党的改革开放路线。中国不搞改革开放，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是“死路一条”！原来那套极左路线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可是在感情上，他常常转不过弯来，心想：现在我们和不共戴天的敌人握手言和，共同干杯了。而且有时是向他们‘打秋风’。作为一个老党员，老革命，他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这个盖洪江，在国内已经有多项投资了。即使在世界上，他的‘孔方集团公司’，也是名列前茅的大公司。” “那好吧！”张敬怀终于下了决心。 到了周一上午，首先是外办的一个干部，把盖老板领到省委办公大楼门前，厉顺为秘书在那里迎接，互相介绍认识后，厉秘书把盖老板带领到张敬怀的办公室，同时来的还有电视台的两名记者。待张敬怀和盖老板握手，说了几句话摄录像后，外办和电视台的记者退出，张敬怀和盖老板进入礼仪性的谈话。 盖老板首先表示：他虽然现在是美藉华人，但是他无时无刻不惦念着生我养我的祖国。在这里，他还引用了当时流行的《我的中国心》中的几句歌词。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他希望能在祖国建设中，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接着说：张书记能够在日理万机中，抽出宝贵时间接见他，表示诚挚的感谢。同时介绍了他的“孔方公司”的业务发展情况，解释了他为什么叫“孔方公司”说：“我尊敬孔圣人，他是我国的‘至圣先师’。孔，是孔子的思想，方，是四面八方。‘孔方’，孔子的思想，要传遍四面八方，传遍全世界是也。”等等。 张敬怀在和盖老板的谈话中则表示：我们国家有三千多万华侨，他们都是爱国主义者，这些海外赤子，都有一颗中国心，都希望祖国繁荣昌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回国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祖国的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等等。 在旁边的秘书厉顺为，一面作二人的谈话纪录，一面观察着这位华人。他现在虽然是大老板，有时也附庸风雅似的用一些时髦或者半文半白的语言，但是还是不能掩盖他文化素质不高的本质。盖老板的面容，显然经过了精心保养，但仍然有些油黑，脸上的的皱纹很深，好像是长年修理地球时，风吹日晒留下的永远难于抹掉的印记。厉秘书对这个老板的出身历史有兴趣了。特别是盖老板在和张敬怀谈话时，总是细细观察着张敬怀的面容。张敬怀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好像引起了什么往事。 也就在和张敬怀谈话告一段落的时候，盖老板盯着张敬怀，忽然说：“张书记，我早就认识您！” 张敬怀一愣：“哦？怎么认识？” 盖老板说：“你是我的老首长，老上级呀！” “怎么回事？”张敬怀有些惊愕。 盖老板情不自禁地拉着沙发往张敬怀身边凑了半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你是我们的张政委呀！我就是咱们师的‘硬骨头连’的盖连长呀！在二次战役结束后的庆功会上，你还给我戴过奖章呢！也许你不记得我，可是我听过你多次报告呢！” 张敬怀一时不明白，这个志愿军连长，怎么成了美国老板，问：“那么，你怎么到了美国？” 盖老板说：“首长还记得吧，在朝鲜战争的第五战役中，咱们师负责穿插任务，我们连是尖刀连，……” 接着盖老板叙述了下面的故事： 在他们尖刀连穿插敌人后方，趟过一条河流时，突然和一股李成晚伪军遭遇，经过一场惨烈战斗，部队伤亡过半，他们连和上级领导，和主力部队也失去了联系。他自己也因负重伤昏迷过去。当他苏醒过来睁开眼时，才知道做了敌人的俘虏。敌人把他们送到南朝鲜的济州岛战俘营。他们在战俘营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这样，他一直被关到停战协定签字…… 关于在朝鲜战争中的第五战役中，我军受到巨大损失的事，张敬怀是终生难忘的。在我军的战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被俘过。当战争进行到第三个年头的时候，以中朝为一方，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为一方，开始进行停战谈判。谈判始终达不成协议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联合国军”提出了对战俘的所谓“自愿遣返”原则。因为国民党把特务派到了战俘营，进行了大量的反共宣传。 所谓的“自愿遣返”也就是说，在遣返战俘时，尊重战俘们自己的意愿：中、朝方面的战俘，愿意去南朝鲜、台湾，或者美国者，要尊重他们自己的意愿，我方不得阻拦；而美国和南朝鲜在我方的战俘，愿意到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或者到中国者，对方也不阻拦。大概这位连长，就是在那个时候去了美国的。一估计到这一点，张敬怀就没有和他谈话的任何兴趣了。但是盖老板谈兴正浓，他接着叙述以后的故事： 盖老板饱含眼泪说：“我受伤昏迷被俘之后，苏醒过来时，已经是在美国鬼子的一个野战医院了。后来身体逐渐康复，被押解到济州岛战俘营。那里关着很多我方战俘，有五战役被俘的志愿军战俘，也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俘。 …… “我们虽然在敌人的铜墙铁壁的关押之下，可是我们还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战俘营，我们还建立了地下党组织，领导战俘和敌人斗争。我在那里过了两个国庆节。每次都在铁丝网内，开会庆祝，游行示威，为了改善战俘们的生活，有一次我们把战俘营总管杜德，扣为人质，迫使敌人接受了我们的条件……” 盖老板讲着他的故事，张敬怀眯缝着眼睛，似乎在听，但没有任何表情。 盖老板接着说：“后来，美国勾结国民党，派了一些特务进了战俘营，对我们进行反共宣传。我们也进行过坚决抵制。有一次，他们把我和其他一批难友，押解到一个地方，给我们注射了迷幻药。当我们醒过来时，发现我们的左臂上，已经被刺上了‘反共抗俄’四个大字。我们提出严重抗议，那些国民党特务说，这是联合国军赐给你们的，你们如果不想要，就用刀子割下来。 “接着是‘志愿遣返’。我们许多难友回到了祖国，可是我们这些人，被刺上了字。我们觉得太丢人，没有脸面回来见我们的战友和同胞。况且，我们回来后，又怕说不清楚……我们当初并不知道，敌人要把我们怎么处理，无非是去当苦力，给敌人干活儿。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反共工具。我们被押送到台湾，当做‘反共义士’，受到‘欢迎’。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明白一些，一头碰死就好了。可是，当时没有这么做，老想着能有个机会，杀死几个敌人，逃回祖国。后来，在一个好心人的帮助下，我去了美国，说是从那里到苏联比较容易，只要到了苏联，就能回国了。谁知到了美国，并没有这个机会。为了生活，我不得不去做工。美国的华人可真多。他们中间，也有不少爱国之士。这样，为了生活，我就摆小摊，做小买卖。靠我们中国人吃苦耐劳的本性，买卖越做越大，……” 盖老板说在这里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唉，不说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对祖国，对人民有罪。现在有了些钱，我国又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我想回国投点资金，希望以这点微薄的贡献，赎回一点愧心……今天遇到了老首长，真是天意……” 在盖老板讲述他的故事的时候，张敬怀一直听着，没有制止他讲下去。他知道，在停战协定签字后，在“志愿遣返”中，确实有这种事。面对盖老板这么一个对像，他的感情是复杂的。他既不能肯定他，也无法否定他。当盖老板叙说时，他的脑海里，几次涌现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镜头。后来他甚至想到文化大革命。 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你只要是做过地下工作，或者被捕过，一定被打成“叛徒”或“特务”。在文革中，凡是被俘后，自愿遣返回来的志愿军战士，几乎全都被整得死去活来。前些日子，他还批过一个申诉要求平反的案子：也是志愿遣返回来的战士。那个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时，一条腿在逼供信中被打断了。张敬怀看了这封申诉信，把这个战士叫来，当面和他谈了。他一见这个战士，拄着双拐，面容黑瘦，衣服滥缕，像个叫花子。当时张敬怀就流下了眼泪。立即指示：对这个冤案平反昭雪，恢复荣誉军人待遇。此时，张敬怀把盖老板和那个战士相比，“反差”有多么大呀！这是极左路线制造的悲喜剧！ 对于张敬怀来说，一提到朝鲜那场残酷的战争，他就想到彭总，想到这位伟大的元帅。因为他的兴衰荣辱，甚至他的生命，都是和彭总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他的思想情感，回到了三十八年前的朝鲜战场了。那是一九五三年的春天，他们这支部队，被调到开城前线，进行战略防御作战。这里正是当时吸引全世界注目的一块土地：以中、朝为一方，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为一方，是在停战谈判的板门店附近。在这里，在停战协议签字前，美方在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向我方阵地进行了二十多次进攻，我军也进行了数十次的反击，双方的阵地，几乎是一寸土地，一寸土地反复争夺着。战斗之惨烈，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时，他是一个师的师政委。到了一九五三年七月下旬，为了迫使敌方在谈判协定上签字，我们的顽强进攻，把战线向前推进了五平方公里。 停战协定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签字了。也就是这天的凌晨，我军进行了马踏里东南山的进攻战，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斗。 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签字的是彭德怀元帅，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残酷战斗，敌人终于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我们是胜利者；代表“联合国军”签字的是美国的上将克拉克。这位将军后来说过：朝鲜半岛战争是美国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一个错误的地点，和一个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他并且说：“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使张敬怀没有想到的是，在停战协定签字的第二天，彭总到他们守备的大德山前线视察了。他作为前沿师一个师政委，有幸和军首长一起陪同彭总进行了这次有特殊意义的阵地视察。 他记得，彭总攀登到大德山主峰，我军防御的前沿阵地，看得清清楚楚。军首长向彭总汇报了我军执行志愿军司令部作战方针的情况，中午时分下了山。没有走多远，彭总见一个担架队，抬着几位烈士也正在下山。彭总走过去，让担架停下来，他要看看这几位烈士的面容。刚才军首长已经向彭总汇报了抗美援朝最后一次马踏里东南山之战的情况：从七月二十四日黄昏，一直打到七月二十七日黎明。战斗是在他们接到停火命令时，才停止的。这几名烈士就是在清理战场时在阵地上发现后，抬运下来的。彭总嘱咐负责抬运烈士的负责人，一定要妥善掩埋，记下他们的姓名，及早通知他们的亲属。 这时彭总把脸转向青山，沉默地望着，以掩饰他的悲痛。过了一刻，彭总转过身来，说：“我要到这个前沿阵地看一看。” 军首长和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同意。因为停战协定昨天才签字，在这里，两军阵地相距不过三百米，万一发生意外，敌人向我方挑衅，大家都担心彭总的安全，几经劝阻，彭总发火了：“我们的战士在这片阵地上拚命流血，我连上去看一看的胆量都没有吗？” 大家见劝阻不成，只好同意他上去。大家前后一起登上这块前沿阵地，阵地上的同志指着地上的几片血渍，说：“这就是刚才烈士牺牲的地方。” 彭总默默站了一刻。这位元帅，在几十年为革命的征战中，也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血和火的惨烈战斗。可是这时，他非常沉痛地说：“昨天早晨他们还在这里英勇战斗，是他们付出了年轻的生命！现在停战了，他们却没有看到和平……”他的声音哽咽了，随后拿起望远镜向远处观察。 当盖老板向张敬怀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的思绪却回到了停战协定签字的那两天。盖老板的话，他好像听到了，又好像没有听到，他没有心绪再谈下去了，等盖老板的话语一停顿，张敬怀说：“就谈到这里吧！” 回头对厉秘书说：“送客！” 在盖老板叙述自己的故事时，厉秘书一直在旁边坐着，并做了详细纪录。厉秘书喜欢文艺创作，已经发表过多篇文艺作品，此时他觉得盖老板的经历，是一篇很好的报告文学素材。他送盖老板出了大门，返回来请示张敬怀说：“我想把盖老板的事迹，写一篇文章。” 张敬怀说：“你写文艺作品，我不管。”想了想又补充一句，“他的事，你要调查清楚。不要把我写进去哟！” “是！”厉秘书答。 当天晚上在黄金时间，省电视台在时政频道作为重要新闻，播发了“张敬怀书记接见爱国华侨盖洪江”的消息。 次日，厉顺为打电话给盖老板，约定时间，让他再谈谈昨天讲的故事，如果可能，想写篇文章。这对于盖老板，当然是宣传自己的万金难买的机会，满口答应。他还求之不得呢。 次日，盖老板如约在宾馆等着。当厉秘书进入他的房间时，盖老板早已在茶桌上摆好了多种时鲜水果。并且热情地问：“厉先生是喝茶还是喝咔啡？” “随便。”厉顺为从容不迫的说。 于是盖老板一面为厉秘书沏茶，一面解释说：“这是我在国内买的福建产的‘大红袍‘。这类极品，在国外花多少美金也买不到。” 厉顺为说：“昨天我听了盖先生的经历，十分感动。我想写篇文章，为此，得再和盖先生细谈一次。这就要耽误你的时间了。” 盖老板当然知道，厉秘书在张敬怀面前说话的分量是一语千斤的。忙说：“哪里，哪里！我们在国内求发展，得仰仗先生的帮助呀。我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感谢，先生才能接受呀。” “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说不上感谢。”厉秘书说。 盖老板沏好茶，恭恭敬敬地双手捧到厉秘书面前。厉顺为品了一小口，果然异香满口。说：“咱们就谈吧。我想请盖先生谈详细一些，越细越好。特别是有关细节、情节和你当时的心情，要更细致地谈。” “好的，好的！”盖老板满口答应。“从哪里谈起呢？” “就从您的家庭和少年生活谈起吧。” 盖老板便从从容容地讲起来。 －－－－ 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厉顺为对盖老板的采访，整整进行了一个上午。谈话中间，盖老板把服务员叫进来，到房间外面吩咐了一些什么话。厉顺为知道是盖老板安排午饭。在谈得已经差不多时，盖老板说：“咱们吃饭去吧。有什么谈得不够或不详细的地方，请厉先生尽管问。咱们一面吃一面谈。谈一天都可以。” “好的。”厉顺为知道，此时是盖老板对他表示谢意，用不着客气的。于是二人在服务员的引导下，一起走进一个装饰精雅的小餐厅。当服务员为他们斟上酒后，盖老板挥手示意服务员：“你出去吧。我们自己为自己服务。” 服务员退了出去。 席间，厉秘书说了些盖老板如何爱国，希望对祖国的建设事业多做贡献等等，盖老板对厉秘书则千恩万谢。饭后盖老板建议，再回房间稍坐，喝杯茶。厉秘书同意。二人又进了房间。 一杯茶过后，盖老板从提包中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有一尺见方大小的一个盒子，说：“厉先生，得到您这么大的帮助，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感谢为好。这个小玩意儿，一定请先生收下。不然，就是看不起你这个老哥了。以后仰仗您的地方，还多着呢。” 厉顺为说：“不可，不可！”把盒子推给盖老板。盖老板按着盒子说：“咱们中国人的习惯，不当着客人的面打开礼品。请您回家再打开。不过我可以告诉您，不是什么贵重东西，是只值几美元的一件小工艺品。” 那盒子就放在茶桌中间，厉秘书不再往回推，盖老板理所当然的认为厉秘书把礼物收下了。停了一刻，盖老板又问：“厉先生夫人在哪里工作？孩子都长大成人了？” 厉顺为说：“我爱人原来在纺织局，是一个普通干部。这几年因为身体不好，停薪留职，长年在家养病。只有一个女儿，读大学三年级，很是聪明好学的……” 盖老板忙说：“应该让她出国深造呀！” 厉顺为说：“想是这么想过，可是要办成这事，困难太大……” 盖老板哈哈一笑：“这有什么难的！让我说，事情容易得是’举手之劳‘。可是像小姐要出国留学这样的事，对于我来说经济担保，连手都不用举，只用一句话。你就说小姐想什么时候出去吧？学习费用等，你什么也不用问了，你告诉我一声就得！” 厉顺为想了想：“等我回去和家人商量一下。” 盖老板又回里间，拿出一个稍微大一些的同样装饰精美的盒子，试探地问：“可不可以请厉先生将这个纪念品，转赠给张书记？” 这次厉顺为反应很快，说：“不可，绝对不可！” 盖老板问：“为什么？他是我的老首长，在战场上同生共死，又多年未见，我作为他的老部下，送给他一个纪念品有什么不可的？” 厉秘书说：“他不会收的。谁要找他办什么事，凡是该办的，他一定会办，你一送什么东西给他，反而办不成了。作为他的秘书，这事我遇到过多次……” 盖老板迟疑了一下又问：“张书记的夫人和儿女都在身边吗？” 厉秘书答：“他女儿可不是寻常人。风华正茂，自己开了一个大公司。我想你可能知道’盘古集团公司‘吧，她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敬怀夫人停薪留职，帮助女儿办公司，生意做得红火着呢！” 盖老板又试探地问：“可不可以请厉先生转送给张小姐？” “不便，不便。”厉顺为说。 “明白了。”盖老板说。想了想，又问：“可不可以把张小姐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告诉我？” 厉秘书说：“小姐因为业务繁忙，她另有一套房子，不常回家。她的地址和电话，我给你，你可以随时直接和她联系的。”随即在茶桌上写了个纸条，交给盖老板。 盖老板收好。 厉秘书说：“咱们就谈到这里吧。”站起来告辞。 盖老板又拿出来一个大硬纸提包，趁厉顺为没注意，将两个盒子一起装好，一直将厉秘书送到大门外，等到厉秘书上了汽车，才摆手说“再见！” 厉顺为回到家里，打开那只“只值几美元的小工艺品”，一看，吓了一跳。 过了几天，作者署名厉顺为的一篇通讯《爱国的“叛国者”》“在省报上发表了。盖老板一时名声大震。关于这位”爱国华侨“的题材，吸引了许多记者采访，在那段时间，大报，晚报，几乎每天都有关于盖老板的报道。他要投资的项目，无论到了哪个部门，都是一路绿灯。 厉秘书像卜奎和吉海岩一样，每天都送一摞文件给张敬怀阅批。有中央文件，省委文件，涉及各种问题的请示报告，人民来信。张敬怀俯案正要阅读、批示，他的女儿进来了。 她们母女搬出家里已经三四个月了，不要说来看他，连个电话也不打。好像没有她们这个家，没有他这个父亲。胜美进来后，张敬怀本来想问问，她们在外面怎么样？一想，不用问，她们住在大公司里，一百多米的房子，肯定错不了；即使问，她也没有好声气回答。又想问她的企业办得如何？他主要想嘱咐她，可不敢违法经营等等。又一想，女儿回答的肯定是：“过去你从来没有管过我的事，现在也别干涉我！”问她什么事，除了惹气，不会有别的结果。 女儿一进屋，什么也不说，就在翻箱倒柜。张敬怀以为该换季了，她可能找些什么衣物，地上也确实放着一些她翻出来的一些这类东西。可是当她搬着个凳子，爬到一个书架顶上，拿下来两个画轴时，张敬怀不得不问了：“你拿它干什么？” “我妈要！”女儿简单地回答他三个字。 这两个轴，一轴是一幅字，一轴是一幅画。“八一五”日本投降之后，我军进军东北。当时苏联军队尚未撤出。辛亥革命之后，清朝遗老罗振玉，是一个考古学家，对于金、石，书画，不仅有著作，所藏古文物书画也很多。他先是逃到日本；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伪满州国建立，罗振玉回到了东北，在伪满州国，任了伪职，人们称他为“文化汉奸”。罗振玉在旅顺有一所院子，十几间房子藏的全是价值连城的文物。苏联红军进驻旅顺后，罗振玉这所院子住进了一队骑兵。那年冬天奇冷，战争刚刚结束，不要说没有煤炭，连劈柴都买不到。这些苏联大兵哪里懂个这些中国古文物的价值，竟一捆一捆地填在炉子里当柴烧取暖。附近的居民，用树枝子，劈柴瓣子，换出来不少。张敬怀的一位老战友，从民间买了多幅字画。这位老战友知道他喜欢字画，便送给他两幅。后来博物馆一位馆长，来向张敬怀汇报建设新馆问题。张敬怀便想起他这两幅字画，拿出来让这位专家看。这位馆长一看大吃一惊：“唉呀，这个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呀！”经他一解释，张敬怀才知道：原来一幅是北宋米芾的字，一幅是清初大画家石涛的一幅山水。张敬怀当时就说，这样的宝贝留在我家何用，不如送给博物馆算了。这位馆长说：“不敢，不敢，国家现在还没有政策，收你的东西，该怎么报酬呀！” 因为送张敬怀这两幅字画的战友，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战友送他的纪念品，他也不想再提出上交的事，一直放在那里。这时他见女儿要拿走，说：“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拿，惟独这两样你不能拿。” 女儿说：“我妈说，这是她的，怎么不能拿？”一面说，一面连其他东西一起，抱起来就走。 “奇怪！怎么这两幅字画成了她的！” 作为爸爸，这时怎么也不能和女儿夺来夺去。只好听着外面汽车’嘟嘟‘开走了。 张敬怀没有任何办法对付这位骄傲的公主，只有生闷气的份儿。要这么一个女儿何用？ 张敬怀有气无处发，只有自己解脱：天底下什么样的人没有呢？不过是让我摊上她们母女两人就是了。好歹张敬怀是身经百战又是在“文革”中坐过牢的人：用不着为她生气！她气你，你生气了，她是胜利者；她气你，你不生气，她就失败了。 第十七章 考核 顺阳煤矿发生了一个冒顶事故，有二百多个矿工被困在巷道里等待抢救。当厉顺为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张敬怀的时候，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也觉得腿脚一软，几乎跌倒。现在是和平年代，人命关天，出了这么大的事故，说明我们生产的安全工作是有问题的。 为了抢救困在巷道里的工人，查明事故原因，省委和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全部出动了。作为省委一把手的张敬怀，决定立即亲自到现场，协助指挥和处理善后。此时，侯贵卿也接到了顺阳市里和煤炭局的报告。两人立即在办公室见面，商量谁到事故现场为宜。 原来省委正在开各市、地宣传部长会议。会议由侯贵卿主持。张敬怀说：“咱们两个去一人就行，你在主持会议，还是我去吧，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反正我这个一把手也得去。” 面对这么大的事故，在抢救中的决策，是要担风险的。侯贵卿故作姿态争着说：“还是我去吧，我又是分工管工业的书记，怎么可以不去呢？将来要受处分，我也应该是第一个。” 张敬怀说：“你主持你的会，我不到现场去，心里不踏实。” 这样定了之后，司马仁悄悄对侯贵卿说：“要他去好，你不去就对了。有个新情况，你要做些准备。” “什么新情况？”侯贵卿问。 司马仁不愧有人称他为“小诸葛”和“大灵通”，他的朋友多，消息来源也多。从北京到本省，发生或者即将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他总是“先知道”，即使是预测，也准得很。 原来，头一天司马仁接到北京一个好朋友的电话。电话告诉司马仁：我提醒你注意：最近有一位‘大员’要到你们省里去。你们要好好接待，会有意思的。 “‘大员’是谁？” “谁？是敬达公，即敬部长。” 司马仁一听就明白了。这位敬部长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常常作为中央派出的干部，解决地方上出现的重要问题。 “他来有什么要务？”侯贵卿问。 司马仁答：“对方说，很快要召开下一届全国党的代表大会，整个省的领导班子要相应调整。敬部长要去考核你们的头头脑脑的情况。敬部长到了你们省，由谁接待，谁就能有所表现，起码能说上话。” “是……很重要。”侯贵卿说。 司马仁又说：“对方接着交待：敬部长要带一个考核小组，敬部长的作风你会知道，很传统。他到达之时，不住宾馆，住在省委或省政府招待所就行。为工作方便，给敬部长安排一个套间，随行的四个人，两人合住一间，伙食安排标准每天每人十元，不可超标搞什么大小宴会什么的。那样会适得其反。考核小组可能住十天或一个星期。小组的工作内容，他会当面和你们谈的。对于考核小组的到来，来干什么，你们当然不能张扬，也不能问，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时侯，贵卿和司马仁就是以朋友的态度倾心而谈了。 侯贵卿问：“你知道这位敬部长吗？” “谁不知道这位鼎鼎大名的敬部长呀！”司马仁说“这位敬部长可是老资格，一九二六年的党员，多届的中央委员。最近因为身体不好，主动要求退居二线。 可是，上面往往作为中央大员，派出来执行特别重要的任务。” 侯贵卿说：“那，我们得好好接待？” “是呀，所以我说这次你不去顺阳就对了。接待好敬部长很重要。问题是怎么个招待法。这次接待任务我们得费点心思。”司马仁说。 侯贵卿问：“什么时候到？” 司马仁说：“我在电话中问过了，他们是从临海省来的，到我们省又要路过滨湖省，我估计，总得一个星期之后吧。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得好好准备汇报材料呢。” 司马仁又说：“他们‘考核小组’此番前来，肯定和省委、省政府人事安排有关系。你想，很快要开下一届全国党的代表大会，他们此行能和全国党的代表大会没有关系？将来省里谁进中央委员会，不得先经过考核吗？” 侯贵卿大悟：“对，对，对！肯定所说的‘考核’和党的代表大会有关系。 现在‘老爷子’不在，这给我们接待敬部长一个能够说上话的机会。老爷子下去处理事故，十天半月回不来，天赐良机！怎么安排接待呢？” 司马仁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通意见。侯贵卿好像他们在青年点时一样，拍着秘书的肩膀：“你他妈的！真是我的小诸葛！好了，你就这么办吧。‘你办事，我放心’！” 停了一会儿，侯贵卿觉得，敬部长此次前来事关重大，还想再和司马仁讨论一番，想了想，说：“你分析得对，这次敬部长带着考核小组来，十有八九还和下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有关系。也就是说，经过考核，拟定出下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为选举做准备。那么，咱们那位老爷子，原来就是中央委员。后来因为和彭德怀问题沾了边儿，把中央委员丢了。现在他的问题平反了，又是本省的一把手，进中央委员会，应该是他呀！” 司马仁继续叙述着他的观点：“按照惯例，进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各部、委一把手，中央军委和司、政、后一把手，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各省的省委书记……加上各界、各行党内外的著名人物，一部分劳动模范等。至于各省的省长、副书记，就视情况而言了。你能不能进个’候补‘？” 侯贵卿微笑着摇了摇头：“我……恐怕……不行。” “你和老爷子比较，自然他应该当中央委员。可是，你比起他来有优势，也有劣势。现在不是讲年轻化吗。老爷子再过两年就到’站‘了。按理，他是在可进可不进之列。他当然有再当一届中央委员的条件。但是，一干就是五年。五年中，谁知道形势会有什么变化？所以，我想，最好你能进这下一届中央委员，退一步说，也得弄个’候补‘。” “难度是很大的……” “所以，敬部长这次来考核很重要，这就看我们怎么对敬部长做工作了。” 司马仁想了想又说：“你得给我五天假，让我到敬部长家乡去一趟。敬部长是豫西人。‘安排’得从他的家乡开始……”然后把他的计划说了一遍。 侯贵卿觉得，这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既让敬部长高兴，还不违犯任何规章的方案，又以朋友式地拍得着秘书的肩膀：“我的小四儿，可真有你的。我只给你交一个底：我不会忘记你，也不会总是叫你老‘窝’在我身边的！” “咱们两个，谁跟谁呀，多余说这些……” 司马仁想了想，又有了新主意：“我想，除了接待好敬部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要做：既然上级考核干部，当然，其工作能力，政治思想水平，政绩，群众威望，是很重要的’参数‘。但个人品德，也会影响很大。” 侯贵卿说：“我们这位老爷子，这方面恐怕比我有优势。” 司马仁说：“这就看怎么讲了。群众反映呢？群众反映也很重要呀！如果群众在他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有很大反映，也会影响’老爷子‘的。” “你讲下去。” “就说工作作风吧：他当一把手的，什么时候在班子中，搞过民主？‘官僚主义’，‘人个专断’，是一顶软帽子。只要他是领导，往谁头上一戴，谁都难说自己冤枉。再就是生活作风。咱们在林钢蹲点时，那个姓鲍的，就写过一封匿名信。他只个别告诉过我。是表示效忠的意思吧。这类事，在中国最能臭人。第三，他的女儿和夫人，办那么大个公司，能说和他没有关系？到哪里也没有人相信。现在反腐败，反官倒，他一沾边，就玩完。” 这一番话，说得侯贵卿眼前亮堂堂的。 司马仁神秘地说：“这事由我具体办吧，你以不知道和不插手为好。” “那么，我就不管了。” “你把心放肚里吧。” 敬部长到达海天市的头两天，司马仁从豫西回来了。接待工作一切都安排就绪。因为张敬怀仍在煤矿抢救，自然由侯贵卿负责全面接待。 侯贵卿原来就认识敬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敬部长被某一派斗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侯贵卿这一派以批斗为名，把他“抢”进自己学校的’堡垒‘中，实际上是把他保护起来了。后来，敬部长下乡走“五七道路”，到了新疆，侯贵卿也下乡插队，中断了联系。这次，侯贵卿去接站，敬部长一下车，就抱着他说：“你这个小大圣，怎么不和我联系？当年你就不怕沾我这个’走资派‘的光，现在还怕吗？” 侯贵卿紧握着敬部长的手：“真想部长呀，你忙，不敢多打扰呀。” “假话，假话！你当大官了，我们这些老朽，不在话下了。”说着哈哈大笑。 一见面就这么和谐，形势大好！ “上车吧。”侯贵卿说。 到了招待所，敬部长洗漱已毕，稍加休息，侯贵卿就陪着敬部长进小餐厅。 对其他四个随行人员，由司秘书另行安排。在他们进入小餐厅的时候，敬部长先警告侯贵卿说：“小侯，我告诉你这个’一路诸侯‘：你摆什么宴席，可别怪我摔你的碗呀！” “放心吧敬部长，咱们不搞那一套。”接着以推心置腹的诚恳态度对敬部长说：“像你们这些老首长，什么没有吃过？我们这些省里的头头，就深有体会。 在我们到下边去时，下级都有这种心情：不宴请吧，怕责怪不尊重，不热情，慢待领导；宴请吧，又怕批评他们铺张浪费。其实，我们天天下去，吃得烦烦的，谁在呼吃什么宴会呀。你给我们一顿便饭才好呢。可是人家端上来了，你不吃也得吃。下面的人呢，请我们这些上级的人，当然多数人是愿意讨领导的高兴。可是也有许多人并不愿意宴请。一是地方经费少，一顿饭要吃掉一个部门半年的经费；二是，他们都很忙，也费时间。这就是，一个不愿吃，一个不愿请。可是请者自请，吃者自吃，这成了风俗习惯。成了风俗习惯的事，要改就难了。我们这些省领导如此，我想你们更高层次的领导也不例外。……这是我的体会，我想你们这些中央首长，也有吧！” 敬部长觉得这个年轻干部讲得真实而坦率，笑着说：“你讲得好，讲得好！” “不是我讲得好，现在提倡讲真话，我只是讲真话而已。” 敬部长表扬他：“你见了我这个’中央大员‘，第一次说话就能讲真话，不容易，不容易！”回过头又问“他们几个呢？” 侯贵卿知道敬部长是问考核小组的四个随行人员。忙答：“我的秘书陪着他们在外面另桌吃呢。今天我给首长搞点特殊化。经过十年浩劫，有好多话，要和敬部长讲呢。”笑着，口气有点神秘。 “搞什么名堂！”敬部长说了一句。 便饭开始了。服务员端上的第一道菜是一碗盐水煮毛豆。敬部长高兴地看着这毛豆，说：“久违了！久违了！”没有等侯贵卿让，就抓了一把放在自己面前，一个接一个地挤着吃。 “好好好”一连三个好字，“比什么山珍海味都好！” 第二道菜还没有上来，敬部长面前那碗毛豆就剩下不多了。敬部长叫着服务员：“再来一些，用盆装！” 服务员端上来的第二道菜是一盘蒸南瓜，同时遵照敬部长嘱咐，又上了一盆毛豆。敬部长又拿一块南瓜，贪婪地吃着说：“又甜又面又香，好好好！”。又是三个好字。 第三道菜端上来的是盐水花生，接着又是一盆新下来的煮地瓜。敬部长看着这些在小时候吃的土产，比那些五光十色的山珍海味强多了。好像什么都想吃，又不知道吃什么好。接着端上来的两道主食是绿豆面条，芝麻烧饼和小米绿豆粥。 敬部长高兴地问：“哪里来的这么多家乡玩意儿？” 侯贵卿答：“前两天，我们有一位厅长，是河南豫西人，敬部长的老乡。他家乡来了个乡长，带回这些土产，送我了一些。我想敬部长会爱吃，留下来没舍得吃。” 敬部长说：“这小米和绿豆，是好东西，我有多年没有吃过了。你们不知道我们河南人对小米绿豆的感情。我一九二六年当兵，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我就是在那里入的党。我们那个地方有个民谣： 家有良田和犍牛， 不如当兵在外头。 长枪好比两顷地， 子弹好比十头牛。 大米洋面都不吃， 单吃小米掺绿豆。 你从这歌谣中可以看出，河南人连大米白面都不爱吃，专吃小米绿豆……“接着端起一碗绿豆面条，唿噜唿噜喝起来，又补充说：”咱们习惯叫’吃‘面条，河南人叫’喝‘面条，我看还是用’喝‘的好！这’呼噜呼噜‘，岂不是喝？你说对不对小侯？“ 侯贵卿很高兴，敬部长叫他“小侯”是特别亲切的称呼，忙说：“当然，当然。这’唿噜唿噜‘就是喝嘛！” 敬部长已经完全放松了，后面的谈话，就是一句一个“小侯”了。 敬部长吃饱了，推开碗，说：“痛快！痛快！比什么山珍海味都好！” 侯贵卿解释：“是敬部长赶巧了。你们老乡，来看他兄弟。现在不是正赶上八月中秋吗，这都是刚刚从地里摘下来的，只坐了一夜火车，还保持新鲜呢。” 敬部长问：“我这位老乡，还在吗？咱们饭后见一见。” 侯贵卿忙说：“在在在。就住在这招待所。”忙向外面喊：“司秘书，请敬部长的老乡，就是那个乡长，过来一下，敬部长要见他。” 过了不到三分钟，一位朴素的河南农民打扮的乡长进来了。司秘书忙介绍：“他姓敬，叫敬得志吧，敬乡长。” 敬部长忙问：“你怎么也姓敬？这个姓不多呀！你是哪个村的人？” 敬乡长一说，原来他们是同村人！敬部长更是高兴万分，忙问家乡的情况。 敬乡长回答了一些问题，讲述了家乡在改革开放中的变化，又说：“我得向中央敬部长汇报，我这次来，还有任务咧。” “什么任务，我这个老乡，能帮上忙吗？”敬部长问。 敬乡长说：“咱们老家，现在温饱问题是解决了，就是想把教育办好，让孩子们上学，学文化，可是，就是’罗锅上树前（钱）紧‘呀。” 提到钱的问题，敬部长就很谨慎了，暂时没有说什么。他也是干拿工资的阶层，一贯廉洁自律，他觉得愧对老乡了。 敬乡长说：“我们家乡离咱村有二十多里路吧，有一个姓于的，在这儿当厅长，我就带来点土产求援。” 侯贵卿忙插言：“他一个文化厅长，清水衙门，往哪里弄钱？敬部长当然知道林钢。林钢下属有一个企业，算是个大公司。所有制是大集体性质，公司的头头自主权大，我请他们帮忙，不会有问题的。” “什么公司？”敬部长问“可别乱摊派呀！” 侯贵卿答：“叫’永辉‘工贸公司吧。也是几个老同志’余热发电‘组织起来的。他们挣了钱，就到处建’希望小学‘，特别是’老少边‘地区，已经建了好多个呢。” “如果他们出钱，在我们这个’鄂豫皖‘老根据地，帮助建个希望小学，我代表家乡，就感谢不尽了。”敬部长说。 侯贵卿说：“我和他们打个招呼，很快让他们把款汇过去，公司再派个工程队，我想，年底就可建成。” “能这么快？” 侯贵卿说：“这么一个小工程，比他们公司立个广告牌都容易，年底建成没有问题。” 敬部长连连说：“好好好！” 这时敬乡长插言：“如果是这样，有一件事，还得麻烦敬部长呢。我们得给学校取个校名，想来想去，像敬部长这样的老革命，是我们村，是我们乡，也是我们县的骄傲。没有你们这些老干部，哪有我们的今天呀！所以，我想校名用敬部长的名字叫’达公希望小学‘，还得请敬部长给我们写个匾额呢。” 敬部长显然很高兴，但谦虚地说：“不好，不好。尤其是我这书法，到哪里都有人叫我’留下墨宝‘，我知道，是有意捧我，实际是出我的丑……” 敬乡长坚决地说：“写好写坏我不管，反正只要是我们乡老革命写的字，就是把颜真卿请出来，我们也不让他写。” 侯贵卿忙叫：“司秘书，准备笔墨纸张。” 司秘书一声“好的。”不多时，几张大宣纸、一个盘龙端砚和一瓶文彩阁墨汁拿上来了。 服务员把饭桌擦干净，端上文房四宝，侯贵卿和敬乡长站在一旁伺候，敬部长将四尺长的宣纸摊好，两人在旁扯着纸边，敬部长略作构思，随即挥笔写下： “达公希望小学” 这时敬部长的随行人员、秘书和服务员等人，也都围过来观看，敬部长写就，把笔一掷，说：“不行，写得不好，让你们见笑了。” 侯贵卿的秘书司马仁也在旁边观看，见敬部长写好了，一掷笔，动作很潇洒，心想：这字写得实在不敢恭维，但他的反应很快，立即想了一个故事，说：“传说，早先有十个太阳，晒得五谷不生。后羿有十支箭，射去九个太阳，后来他想，得留下一个太阳呀。于是留下一个太阳，也就剩下一支箭。后羿把这支箭一掷，变成了如今的伏牛山。” 敬部长说：“伏牛山脉就在我们家乡，在解放战争年代，陈赓大将就在这里用’牵牛战术‘，拖夸了国民党几十万部队。” 司秘书接着说：“咱们这个小招待所，院子虽不大，可是还有空地，侯书记，我建议咱们在这个院子里建一个凉亭，叫’掷笔亭‘，以纪念敬部长在这里展示书法。可是敬部长且慢掷笔，您得给我留下一幅墨宝呢。” 侯贵卿说：“你要敬部长一幅字，可以。但是敬部长得先给我写。” 这时其他秘书和招待所的服务人员，也纷纷说：“我也要敬部长一幅字！” “我也要一幅！” “我也要一幅！” 侯贵卿忙说：“在场的一人一幅，敬部长累了，给在场的同志写完，不得再给自己的亲友求字了。”又转身对敬部长说“敬部长，我可替你答应下了，你不能驳我这个面子呀！” 敬部长显然很高兴，说：“好好好，在场的一人一幅，不然白吃你们的毛豆了！”接着哈哈大笑。 敬部长写了有五六幅字，这才放下笔，坐在沙发上休息。 侯贵卿说：“敬部长也累了，你们都回去吧，我和敬部长谈谈在这里的活动日程。” 大家都出了门，但侯贵卿看敬部长的面色，好像并不疲劳，用眼色示意敬乡长事先嘱咐他该说的话。 敬乡长会意，说：“敬部长，有一件事还得麻烦您老人家。” “你说吧。” 敬乡长说：“您知道，咱们家乡穷。每年国家都拔款扶贫，可是总是扶不起来。后来才知道，我们穷就穷在自己不能发展生产上，而发展生产又穷在没有人才上。人才呢，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没有新思想，新观念不行。所以，县里规定了一条政策，叫’送出去，请进来‘。这请进来，当然是请外面的人才，到咱们这个穷乡僻壤工作。也请了几个，但愿来的不多。这’送出去‘，您想咱们能送什么人？我们培训了一些女孩子，送给咱们河南在各地的老革命家里当保姆。当保姆，只是名义上的事，实际上是让她们开眼界，见世面，学习新知识，树立新观念。在首长身边，什么知识学不到！所以，我这次前来，还带了几个经过培训的女孩子，其他几个都有主了，还剩下一个，挺好的。敬部长如果愿意给咱们家乡培养人才，你看一看，相中了，就留下跟您回北京。” 敬部长想了想问：“能做咱们家乡的饭菜吗？” “这是我们专门培训的项目。除了家乡菜，其他鲁菜，川菜，也能照量一两下子。” 敬部长说：“你不知道，找个保姆有多难。我那老太太，这一年之内，换了三个保姆。我说，咱们从老家找个农村姑娘吧。河南农村人朴素，厚道。可是还没有去找呢。” 敬乡长说：“让她进来，敬部长相看相看。” “好的。”敬部长说。 侯贵卿叫：“司秘书！把那个河南姑娘领进来。” 不多时，进来一个打扮朴素的农村姑娘。敬部长问了她几个问题，回答使敬部长很满意。敬部长觉得这个姑娘很诚实，很聪明，因为初中毕业后，家里没钱供她上学，便下地干活了。 敬部长又问：“这工资怎么开呀！” 敬乡长笑着说：“你看敬部长说的，给咱培养人才，我们得交学费，还要您老出费用呀？” 敬部长说：“不出费用，说不过去。咱们乡里乡亲的，不细说了。反正不能让姑娘吃亏就是了。” “我们信，我们信。”敬乡长说。 火候到了。 侯贵卿说：“敬部长也累了，休息吧。明天怎么活动，请敬部长指示。” 敬部长说：“休息，休息！明天我们五个人分别活动，该找谁谈，他们会告诉你们安排的。我呢，咱们俩人单独谈。” 侯贵卿说：“好好好。上午九点怎么样？敬部长可以多睡一会儿。” 敬部长说：“可以。” 侯贵卿和司秘书一起送敬部长进了房间又仔细看了看一应设施（其实两人昨天就看了又看，这次看是让敬部长知道他们工作的细心）。 两人安排敬部长休息，又回到刚才吃饭的小餐厅，首先是司马仁问：“怎么样？” 侯贵卿大笑着说：“完全成功！完全成功！”又问“这女孩子真是他们乡里培训班出来的？” 司马仁说：“哪里是呀！是我让敬乡长那么说的。这女孩子自己学习过厨艺，开过小饭店，没有挣到钱。我给她一说，她高兴的不得了！” “姑娘的工资怎么办？” 司马仁说：“这还要你这个首长操心呀。每月工资四百元。由林钢的永辉公司每月寄到女孩子家里。这一点也和女孩子谈好了。不让她告诉敬部长，敬部长给她开工资，也不能要。” 侯贵卿沉默地微笑着，显然很得意。过了一会儿，推心置腹地对他的朋友说：“先别说这接待头一天给敬部长的印像，以后在敬部长身边，咱们就有个眼睛和耳朵。现在时兴什么？别说在首长身边有个亲人了，给首长反映什么情况、意见，得经过秘书这一关，有很多人民来信，为什么首长看不到？就是因为秘书过筛子给’筛‘下去了。有这个保姆在部长身边，有什么材料，端饭功夫就交到敬部长手里了。” “我可没有’筛‘下去过你的’重要来件‘呀！除了……她的来信，我不敢拆……” 侯贵卿打了秘书一拳：“你这个小四儿！……” 第二天的上午九点钟，侯贵卿准时到了招待所。他估计昨天接待的安排给敬部长的印像不错，看来敬部长这个老革命，已经把他当成“小朋友”了。敬部长也真的喜欢他，确实觉得这个年轻干部人才难得。侯贵卿一进屋，敬部长就热情地招呼他说：“坐坐坐！” 侯贵卿不卑不亢地落坐，问：“敬部长昨天休息得好吗？” 敬部长说：“好好好！……你们省里的工作都很忙，昨天吃饭用了那么多时间，说了那么多没有用的话，实在不好意思。” 侯贵卿忙说：“哪里是没用的话？敬部长的话句句都有用，对我们句句都是一次深刻教育。” 服务员端上两杯茶，退了出去。敬部长品了半口茶，缓缓地说：“我们这次来，是搞点调查研究。我们小组成员是分了工的，由我找你们领导谈，其他同志分别找另外的同志谈。” 侯贵卿等着敬部长说下去，敬部长问：“你们的张敬怀书记呢？怎么我来了，连面也不露？” 侯贵卿答：“张书记忙，到基层去了。”他没有讲张敬怀到煤矿去处理事故。 敬部长有些不悦，说：“他资格老，参加过长征！”下面的潜台词没有说，但侯贵卿听出来了。 “咱们谈吧。”敬部长说。 “怎么谈？”侯贵卿以请示的态度问。 敬部长说：“随便谈，随便谈，像聊天谈家常似的，越随便越好。先谈谈你自己的工作吧。” 当然侯贵卿了解敬部长的“随便谈”，他是不能“随便”的，每一句话必须字句斟酌又斟酌，但态度是要使敬部长感到“随便”。 侯贵卿开始讲：“我这个人太年轻，是改革开放的形势，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的。用句俗话说：敬部长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都多。所以我在工作中，特别注意两条，一条是尊重老前辈的意见，二是经常下基层，倾听群众的呼声……” “你这两条好，好！” “所以，我们省委这个班子，主要是我和张敬怀书记的关系。工作上很融洽，我自觉当他的助手，他有很多经验，我们必须借鉴。团结是没有问题的。” 敬部长不语，等着他说下去。 侯贵卿说：“我们的张敬怀书记，资格老，水平高。他是书记，我是副书记，主要是我当他的助手，时时处处注意听取他的意见，他怎么决定我怎么执行。” 敬部长插言：“你这个态度是对的。可是，这也得一分为二：老同志有老同志的优势，但老同志框框多，往往稳重有余，创造不足。青年同志虽然经验少，框框也少，敢想敢干，富于创造性。” “这一点，我可做得不够。我只能是张书记怎么说，我按指示怎么办，不敢越雷池半步。” 敬部长摇着头：“从组织上说，书记和副书记是平级，从党的关系说，书记是一把手，是一个班的班长，还有个党内民主嘛，还有集体领导嘛！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第一条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侯贵卿不语，敬部长继续发挥他的观点：“我们许多地方的工作，之所以出问题，犯错误，就是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就代表党。这是多年的’老大难‘毛病。” 侯贵卿忙说：“我们张书记确实水平高，我们确实很尊重他。” “尊重是对的，但作为一把手，也不能只爱听顺耳之言。” “没有，没有。我们张书记没有。”侯贵卿忙忙否认。 敬部长又继续发挥着：“爱听颂歌，不爱听逆耳之言，是作为领导人的最大缺点。有几个人知道这一点？就是知道了，有几个人能做到？”敬部长停了一下，好像让自己平静心态似的，“我这个人爱看金庸的小说，有本叫《鹿鼎记》的小说，你看过吗？” 侯贵卿说：“看了一下……没看完。” 敬部长说：“这中间有个人物叫韦小宝，他凭什么青云直上，所向披靡！论出身，是个婊子的孩子，一没有文化，二没有武功，更没有老子当靠山。他就有一手，就是会拍马。这一手可真是战无不胜的法宝。别说远的了，连他老人家都没有经得起这个考验！何况我们凡人呢？” 侯贵卿说：“这种道理，有几个领导能像敬部长这样理解得深刻呀！” 敬部长问：“如果是这样，你怎么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呢？” “也能！”侯贵卿说：“张书记定下来的事，在这个范围内，我们能发挥积极性。” 敬部长问：“你在工作中没有自己的想法？” “也有……”侯贵卿答：“比如，在改革开放中，注意多引进外资是对的。 这方面我们和张书记没有不同意见。可是，我们省西部是山区，雨量丰沛，东部是沙区，十年九旱。我们想搞一个’西水东调‘工程，张书记认为：这项工程周期长，投资大，见效慢，不如引进外资见效快，所以不同意西水东调工程上马……” 敬部长：“工作最忌搞短期行为。” 侯贵卿忙说：“这个意见我只是放在心里，对谁也没有讲过，否则我要负不团结的责任的。因为敬部长这么平易近人，和我谈心，我才有勇气说呀！”语气很使敬部长感到他很委屈。 敬部长说：“你和我说什么都没关系，我看你这个年轻人，还是有敬业精神的。你在我的印像中，最深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在那个’造反有理‘的时候，有几个人能有勇气，有办法，保护老干部呀！你很实在，你讲，讲，讲，有什么话，都讲深讲透。” 侯贵卿又讲了他想做的几项工程，因为张书记不同意而没有上马。 敬部长又沉默不语。 侯贵卿接着说：“都是我不好，经验不足。人们又说我是’少年得志‘，遇事总想来点创造性，可是有时候碰得头破血流！我常常想要干些事，可又常常是叫你’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真想哭！” …… 侯贵卿和一个中央大员促膝谈心还是第一次。敬部长也觉得这个年轻干部的确是个好苗子。双方都觉得这次谈话获得完全成功！ 谈话一直到了吃午饭时刻，侯贵卿说：“敬部长该休息了，今天午饭，我就不陪了。” 敬部长说：“不陪好，不陪好。” 侯贵卿说：“有什么要谈的，敬部长可以随时找我。” “好的，我会再找你的。当然也还要找很多同志谈的。兼听则明嘛！” 敬部长第二次找侯贵卿谈话，是在第四天下午。 敬部长说：“侯书记……” 侯贵卿忙说：“敬部长还是叫我小侯吧，我觉得亲切，你一叫’书记‘，我觉得身上颤抖……” 敬部长笑着说：“好，就叫你小侯，我说，你这个小侯，上次我和你谈话，说到张敬怀同志，你没有和我讲真实情况，我得批评你！” 敬部长虽然说是“批评”，可是那口气分明是爱护。 “什么问题我没有反映真实情况？” 敬部长说：“我问你，张敬怀同志的女儿开了个大公司，有没有这事？” “哦……”侯贵卿说：“有是有，可是这算什么事呀，现在多少领导的儿女开公司呀！” 敬部长说：“你们省报上登了一篇文章，叫什么《叛国的”爱国者“》，你看过吗？” 侯贵卿摇摇头：“没注意。” 敬部长说：“是张敬怀的秘书写的，你怎么没看？” 侯贵卿答：“噢，可能……我到北京开会……” 敬部长又拿出一份材料：“你看这个盖老板是什么人？” 侯贵卿接过材料看了，不语。 敬部长又问：“这个盖老板送给张敬怀女儿一部奔驰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听到些风声，一把手家属的事，我无权查问。估计张敬怀同志也不知道。”侯贵卿说。 “一部大汽车，又不是一个小钱包，他会不知道？你不能为’团结‘大局，而丧失原则呀！” 侯贵卿装做替张敬怀解释的样子：“她女儿的公司有一套房子，母女在那里住，他们早就分居了。”侯贵卿又替张敬怀说话。 “你向省纪委反映了吗？” 侯贵卿解释：“敬部长，你想一想，我这个二把手，只是配合一把手工作，他有什么问题，我怎么能让纪委查他？再说，就是告诉纪委，纪委书记也是在张敬怀同志领导下，纪委书记的兴衰际遇，全在张书记手中，他怎么敢……” 敬部长想了想，“可也是，这是个体制问题，如果纪委直接归中央纪委领导，可能他们的胆子就大了。” 侯贵卿又为自己解释：“我和张书记的团结，是大局，我向敬部长讲什么，或不讲什么，不能不顾这个大局呀！” 敬部长不想再责备这个年轻有为的干部了，说：“顾大局是对的，可是更重要的是要讲原则，为了大局，也不能丧失原则！” 侯贵卿忙检讨：“我接受敬部长的批评，一定改正。” 敬部长说：“你改正，好！你对这个张敬怀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侯贵卿看火候到了，这才打开了话匣子：“先说这党内民主问题。在我们省委这个班子，无论按资历，按水平，谁都难和张书记比。在我们这个班子中，无论什么问题，都是一把手定夺，他说了，就算省委决议。” 敬部长说：“那还有集体领导可言吗？省委会是个集体，有什么问题，应该实行民主集中制，是集体作决定。” “对于张书记，没有人敢提出不同意见。有时，我们开会讨论问题时他不在省城，我们决定了，是多数人的意见，可是如果不合张书记的意，他也可以推翻。” “那就没有党内民主可言了。” “按照我的理解，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一个领导极其普通的知识，可是要做到，是很不容易的。有几个领导，在实践中能做到这一点呢？” “是呀，这就看领导本人的思想作风和党性原则了。” …… 次日，敬部长又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参加者有在家的省委常委，还扩大了几位在职的部长。敬部长在会上说：“我们来调查研究，请大家就目前省委领导班子的情况，谈谈意见。” 会议是侯贵卿主持的，他说：“敬部长这次来我省调查研究，找了很多同志谈话，开了多次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在多次会议上，对我们的工作，做了极其重要的指示。这些指示，在我省今后的工作中，必将发挥重大推动作用，今天敬部长又找大家开会，希望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敬部长说：“对对对，你们侯书记讲得好。有什么意见讲什么意见，不管他的地位多高，官儿多大，都可以批评。”－－－－ 敬部长在省里这些日子，表面上省委和省政府机关平静如水，实际上私下里无不议论纷纷，谁不知道敬部长这次的考核，是为下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做准备呢？大家又进一步了解，从敬部长的态度看，侯书记的“行市”看涨。人们常说“四化加一化不如上边有人替你说话。”这“四化”中的年轻化（年龄），知识化（文凭），专业化（在大学所学专业）都是硬指标，只有革命化是难于量化的软指标，所以“上边有人替你说话”更重要。侯副书记上边有老子，看来这些日子对敬部长的工作做的差不多了，本省未来的天下，肯定是姓侯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言，讲些什么？谁心中没有个“小九九”呀。大家可惜的是，张书记在这关键时刻救人去了，这种偶然，对张书记是绝对不利的…… 会议上，大家也讲了不少这几年全省的工作成绩，也讲了不少张书记的长处，但讲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也不少，在讲工作中缺点和失误的时候，都用的是“我们”，谁也没有点张敬怀书记的名字，但谁都可以听出，是针对张敬怀的。…… 敬部长完成了考核任务，就要回北京了。临行前，侯贵卿要敬部长在家里吃顿便饭。在侯贵卿家里，他见了菁菁。 敬部长说：“我来好多天了，你这个’西施‘怎么不来见我？是装病，是害羞？” 菁菁说：“张伯，不是不想见，想得很呢。可是你们这些”大员’，来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敢来见您？不得避避嫌呀！“ 敬部长哈哈大笑，不客气地说：“我还没有吃饭呢。” 侯贵卿说：“正好，我让厨师刚从乡下买来些土产，新鲜的。” 敬部长高兴地说：“好好好。我到下边，就是反对大吃大喝。你们花公家的钱，一张纸条，报销项目是‘招待我敬某人’，将来搞廉政，一查账，我就说不清了。” “今天是在我家，咱们吃星星，喝月亮，都没有关系，不花公家一分钱嘛。” 敬部长说：“我就反对那些礼仪性的东西。‘钦差’还没有出京城，六十里快马就报告了官员到达的日期。于是，准备行营，打扫大街，旗锣伞扇，清静回避……我们这次来，是到各地搞点调查研究。” 菁菁忙让上菜上饭。说着，水煮毛豆，新鲜苞米，南瓜，地瓜，芝麻烧饼，小米绿豆粥……端了上来。 最使敬部长高兴的是，侯贵卿拿出来一瓶“杜康酒”，他一面看瓶子上的商标，一面赞叹着说：“这是我们家乡的好酒，有谁不知道曹操的名句‘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呀！” 侯贵卿笑着说：“现在有两种品牌的‘杜康’，一个是河南品牌的，一个是陕西品牌的，两家为了争这个品牌，都说是自己‘挖掘’出了当年的‘秘方’，生产的是当年曹操饮过的真正的‘杜康’。其实，现在的‘杜康’都是蒸馏酒。而蒸馏酒的发明，是宋朝末年以后的事。以前的酒，都是米酒，像《水浒传》中描写的，武松一次喝十八碗，也是米酒类。他们挖掘出来的，哪里是曹操当年饮过的‘真正杜康’呀！” 敬部长说：“你懂得可真不少，管他什么真假，这杜康酒就是好喝。” 侯贵卿接着又说：“这个诸葛亮真不简单，湖北省襄阳有一个‘卧龙岗’，河南省的南阳，也有个‘卧龙岗’，在解放前两地就争论，说自己才是真正刘备‘三请诸葛’时的卧龙岗。” “有意思，有意思！”敬部长说“我就不客气了。”说着自己打开，倒了一杯，一饮而尽。一面饮酒，一面夹了一箸菜说：“我要警告你这个小侯，侯书记！在我们考核时，大家对你的反映也不少呢。” “要做事，就会有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就会有反映。老农们说得好：听拉拉蛄叫，就不种地了？” “对的，对的！身正不怕影子歪。群众有意见，有反映，不要影响你们的工作的积极性。”敬部长赞许地说。 “我理解，我理解。我现在一心只想搞点事情。不做点事情，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信任！其他，都不是我追求的目的。”－－－－ 敬部长告辞时，侯贵卿说：“忙了这么多天了。我建议敬部长明天休息一天。” “听你的！”敬部长满意地说。 侯贵卿介绍：“市郊有一个金佛寺，寺内有一尊四百吨重的大佛，世界第一。 说是金佛，实际是铜铸的，外面贴了一层金箔，带底座十八米高。是本市一个旅游景点。敬部长去过没有？” 敬部长说：“听说过，但没有去过。过去一出来，就是忙工作，来去匆匆。” “明天我陪敬部长轻松半天，好吗？” 敬部长又说：“听你的。” 侯贵卿回到家里，司秘书也回来了，他问：“你那几个朋友怎么样？” 司马仁答：“宴请他们一次，还送了纪念品。人家帮助咱们，我们要对得起朋友。” 侯贵卿轻轻拍了他的朋友一下肩膀。 侯贵卿又说：“明天敬部长要去金佛寺参观，你今晚安排一下，既要游人如织，又不要出安全问题。你和公安局共同商量着办吧。” “我办事，你放心。”司秘书也回了一句。 “可不兴搞‘回避’‘肃静’那一套，敬部长烦！要搞得热热闹闹的，还要保证安全！” 司马仁说：“我知道” “敬部长那几个随行人员怎么安排？”侯贵卿又问。 司秘书答：“他们去过此寺，不想再去了。他们和敬部长说了，要利用这一天的时间探亲访友，敬部长也同意了。” “你可安排得让他们满意呀！”侯贵卿又嘱咐。 “你放心吧。我会领他们到一个好玩的去处，让他们玩个痛快的。” “那好。”侯贵卿说。 司马仁又和省市公安局忙乎了大半夜，黎明才睡了一会儿。次日，吃过早饭，一起去金佛寺，夫人菁菁也前来陪同。 今天是司马仁亲自开车。行前敬部长问：“你们这个‘司机’能保证安全吗？” 侯贵卿痛快地答：“开车技术不过硬，我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让他开，出了事故，我们怎么向中央交待？司马仁秘书是经过考试，有驾驶证的。” 敬部长也引用了一句名言：“好，‘你办事，我放心’。” 说着，汽车缓慢地开出市区，沿着一条柏油马路，向前疾驰。只用了四十分钟，就到了金佛寺。此时正是中午十点来钟，寺内已经挤满了游人，外面排着买票的长队。司秘书去买了票。敬部长也和他们一起排队入寺。一进寺门，迎面是一个广场，中间放着一只铜铸高座香炉。游人不断往香炉中投入一把一把的柱香，烟雾缭绕。穿过一道门，后面就是“大雄宝殿”，两边是十八罗汉。释加牟尼双足盘坐在莲花宝座上，金光闪闪，幢幡低垂，宫灯掩映……如此等等。 敬部长见得多了，觉得没有意趣。一走一过而已。大雄宝殿后面的那个院子甚为宽敞。有一群参观游览的学生，一见当敬部长走近，就有人高喊：“敬部长，敬部长，敬部长，你们看，这是不是敬部长呀？” 于是一帮小学生围过来，又有孩子叫喊：“是，是敬部长！是敬部长！敬部长，您好！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 敬部长抚摸着一个孩子的脑袋：“你们怎么认识我？” 一群孩子齐答：“我们常常在电视上见您老人家！” 又是孩子们齐喊：“祝敬部长健康长寿！” 敬部长好不高兴：“谢谢小朋友！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孩子们齐喊。 这时一个穿着黄袈裟的老和尚挤进来，对敬部长来了一个双手合十，说：“失敬，失敬！事前我不知道敬部长前来，未曾迎候，失礼了！”接着自我介绍：“我是本院的住持，请敬部长赐缘，到小斋一坐。” 敬部长说：“不客气，不客气。”高兴地随着老和尚到一间清洁的小室。室内早已准备好香茶。敬部长问了有关佛家的一些问题，老和尚一一作答。他讲了一些佛经、佛法中的道理，也就是佛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他们的哲学理念。敬部长听了更为高兴，说：“有意思，有意思。我参观过不少寺庙，像这样和您这位长老攀谈，还是第一次。长了不少知识。” 此时一个小和尚早已经准备好文房四宝，老和尚说：“请敬部长一定挥毫，给敝寺留下一幅墨宝。” 说：“我这字写得不好。” 老和尚说：“敬部长不必过谦。敬部长是书法家。能够得到敬部长赐的一幅字，是本寺的荣幸，我们将当做传寺之宝，珍藏起来！” 说着亲自打开一张宣纸，并沾饱墨汁：“请挥毫！” 敬部长站起来，看着窗外群山环抱，满眼苍松翠柏，随即挥笔写了四个大字： 胜似仙境 题就上款和下款，将笔掷在一旁，笑着说：“写得不好，不好。” 老和尚不断赞叹：“好好好，笔力遒劲，布局雄伟！” …… 又谈了一会儿，老和尚说：“敬部长来此一游，实属敝寺之幸。已经准备好几样素斋，敬部长务必不要推辞。” 敬部长说：“来了就要打扰？”显然是答应在此就餐了。这正是司马仁的安排。 “这是敝寺的光荣！” 接着到了一间敞亮的房间。一桌素餐早已摆好。 …… 往回走时，敬部长说：“不虚此行，不虚此行！” 第十八章 匿名信和具名信 当敬部长觉得完成了考核任务马上要回北京的时候，从中央纪委接连来了两个急件。敬部长拆开看了，第一包是几封检举张敬怀书记的匿名信。 其中的头一封，检举张敬怀利用职务之便，帮助女儿和夫人开办“盘古工贸公司”。原来公司的注册资金，只有一百万元，现在已经是大大“发展”了。估计这个公司的总资产有上亿元之巨。 第二封是检举张敬怀接见美籍华人盖老板，并命令他的秘书写了一篇《爱国的“叛国者”》。为这个盖老板诈骗，提供了政治资本。据调查，这个盖老板是前志愿军的战俘，在朝鲜战争停战后，作为“反共义士”去了美国，发了点小财。 他在几个省的投资，只是“意向”，资金并没有到位。那篇张敬怀授意秘书写的文章，为盖老板行骗大开方便绿灯，至于他们之间还有什么‘猫匿’，外人不得而知。 第三封是检举张敬怀的生活作风问题。说他和一个叫冯怡的姑娘，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他利用他的原来的秘书、现任林钢总经理卜奎的地位，带工资到美国留学，而且由林钢负责留学期间的全部费用。 第四封是检举张敬怀的工作作风独断专行，官僚主义，压制不同意见，是河山省的“秦始皇”。 这三封检举信，有的署名“一职工”，有的署名“群言”，有的署名“惧报复”。 中央纪委领导批示：彻底查清，严肃处理。 敬部长打开另一包快件，则是检举侯贵卿的。 第一封署名是“林钢党委纪委石明”。检举信一共反映了以下问题： 一，林钢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打砸抢”分子，名叫鲍中信，粉碎“四人帮”后作为“三种人”被清查，同时被撤销职务。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善于钻营的鲍中信，忽然和省里一位领导挂上了钩。他靠“长官意志”调出林钢一部分资产，所谓“白手起家”，成立了一个“永辉集团公司”。下设若干分公司，从事工商业，房地产，进出口贸易活动。由鲍中信任总经理。名义上是集体企业，实际上鲍中信是大老板，一切经营活动都是鲍中信说了算，成了他的私人公司。 二，这个大企业，名义上是“不要国家一分钱，不要国家一个编制，不要国家一间房子”，实际上，注册资金是由省委领导指示，由林钢调拨出来的，土地和设备也是一些老同志从林钢下属单位“募集”的，现在成了大集体企业，法人是鲍中信，实际上成了鲍中信的私人企业，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这样一个企业，按理应该归林钢领导。可是该公司和林钢却断绝了关系，尽管名义上“挂靠”在林钢，直接领导人却是省外贸局副局长的侯菁菁。这种体制令人感到奇怪。 三，从美国回来一个美籍华人，名叫盖洪江。此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原来是个战俘。在“自愿遣返”中去了美国，发了财，回国投资。也是通过鲍中信和何菁菁局长挂上了钩，以“合资”为名，成立了一个“孔方集团分公司”。这个盖老板到处投资建厂。可是，据说他投的成千万美元，都没有到位。只在林阳市，就买了五百亩土地，已经一年多了，盖老板回美国，也没见工厂开工，土地荒芜了。看来是等着土地涨价，再卖出去赚大钱。 四，“孔方公司”有进出口权，报上宣传，他们每年出口多少多少，都是虚报的数字，目的是为了套取国家的外汇。盖老板还送给鲍中信一辆豪华型林肯牌轿车，鲍中信不敢坐，转送给省外贸局侯菁菁副局长。后来盖老板又把此车送给了省委某领导。 五，因为永辉公司的一切开支，都是鲍中信“一支笔”审批。他们有一个小金库，某省领导在省里不能报销的开支，都在该公司报销，用了多少钱，无账可查。每逢年节，鲍中信都派大汽车往省里送礼品。到底送了多少，除了礼品，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外人不得而知。 …… 这封信，表面上是揭发鲍中信和侯菁菁副局长的，实际上把侯贵卿副书记也捎带揭发了。 在这包检举信中，最厉害的要算省委几位退下来的老领导和现任几位常委的联名“上书”了。这封“上书”，不仅涉及到上面揭发的经济问题，还直接点名，讲了侯贵卿的工作作风问题。 信中说：侯贵卿同志一到河山省，就背着省委到林钢召开座谈会，发表了所谓《座谈会纪要》，否定林钢经验，造成了职工思想混乱，并引起了部分人闹事。 侯贵卿同志一看形势不妙，急忙“转弯子”，把林钢解决待岗职工和下岗干部的经验，加了一段“批语”，贪天之功为己功，算是他的“蹲点经验”。 侯贵卿同志在领导班子中，爱搞小动作。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吹吹捧捧，对人封官许愿，拉拉扯扯。上面拥抱，下面踏脚，作风很不正派。 ……。 还有一封具名检举信，是于丽写的。 于丽曾经多次找侯贵卿，说她怀孕了。要求侯贵卿和妻子离婚，和她结婚。 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司马仁出面了，说：“她不就是要官吗。把她调到省里，提拔个处长，再给她找一个没了妻子的大干部，马上结婚就完了。” 谁知这一招对于丽不灵。一是侯贵卿下令把她调到省里，但组织部经过和许多部门商量，谁也不要这位“姑奶奶”。后来侯贵卿和妻子商量（这时侯贵卿还不知道于丽写信检举了他），她是外贸局副局长，把于丽安排到外贸局，当一位副处长应该不成问题。菁菁一看于丽，凭女人的敏感，觉得这是个“危险”人物，菁菁一句“不要”！侯贵卿也毫无办法。而且提为副处长，比原来的秘书科长只升了半格。这位姑奶奶嫌职务低，也不接受。因此问题就拖下来了。于丽和侯贵卿谈了多次，她感到侯贵卿是在敷衍她，想：你别把姑奶奶当成“省油灯”！便写了检举信，告到中央纪委，说是侯贵卿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欺骗她的情感，现在都有了身孕，又要抛弃她。如果不满足她的要求，她什么事都能做出来，包括到省委门前静坐云云。 中央纪委领导批示，“不管涉及到什么人，一定要一查到底。” 既然有纪委领导批示，敬部长便不能马上回北京了。决定在开全国党代会前，把这两个涉及省委领导的大案、要案调查清楚。原来的“考核”，变成了清查。 俗语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人要是该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坏机遇先生来光顾侯贵卿了。 与此同时，海天市发生了一起案子。这桩案子，一直报告到了公安部。此案也涉及到侯贵卿。 海天市有一条文化街。这条街的许多店铺，经营古今名人字画和文房四宝。 有一天，有两个十来岁的女孩子，到“国宝书画店”拿出来一张画要卖。画店老板打开卷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这幅画是唐伯虎一幅仕女图。但凡有点文化知识的人都明白：这位唐伯虎，又名唐寅，是明朝一个大画家。山水、人物、工笔、写意俱佳。他和沈周、文徵明、仇英，合称“明四家”。这幅画上还有乾隆皇帝的题词。唐伯虎的每幅画，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即使把此画收购了，谁也不敢卖出。老板问两个女孩子：“你们叫什么名字呀？”两人都如实回答了。 老板又问：“你们的家庭地址呢？在什么学校读书？”两人回答得也很痛快。老板又问：“这副画你们要多少钱？”一个女孩子说：“你给一百元钱吧！”老板说：“可以。”随即给她们两人一百元。两个女孩子高高兴兴地拿着钱跑走买糖果去了。 这两个女孩子其中一个叫“乡妹”，是侯贵卿的女儿，她爱吃巧克力。可是妈妈爸爸都说，吃多了对牙齿不好，不给她买。乡妹的一个同学，和她好得像一个人似的，也有吃巧克力的嗜好，苦于没有钱买。她问乡妹：你爸爸是大干部，你们家里的宝贝肯定很多。你拿出来一两件，咱们卖了，不是就有钱买了吗？乡妹想了想，说：“我们家的一个箱子里，有一张画，一个木轴卷着。我爸爸妈妈常常拿出来看了又看。可见这幅画是个好东西。”于是乡妹借机悄悄偷了出来，拿到画店卖了。 再说画店老板，买了这张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只花一百元，一方面说明孩子不懂事，另一方面，这幅画肯定来路不正。这个老板本人就是一个古字画鉴定家。但他看来看去自己认为是真品。为了保险，他又邀请了几个专家一起鉴定真伪。大家看了老半天，有的说是真品，有的说是后人临模的赝品。但大家一致认为：乾隆皇帝的题字是真的。即使是赝品，把乾隆皇帝都蒙住了，可见手法之高明。即使画是假的，乾隆的题字本身就很有价值。老板还记得，在清查四人帮的时候，北京有一位高级首长，说是在红卫兵大抄家的时候，他家里的一幅唐伯虎的仕女图被红卫兵抄走了。当时来抄他们家的是三个红卫兵，要求落实政策，把这幅画还给他。可是红卫兵抄家当时是一阵风潮，又没有留下侦破此案的线索，往哪里去找？时过境迁，以后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此案曾经是通报全国的大案。 老板觉得这幅画，也许和那位首长丢失的画有关，便立即报告了公安局。公安局按孩子给留下的姓名、学校、住址一查，其中那个叫乡妹的女孩子，是侯贵卿的女儿，便立即报告了省委，同时报告了公安部。在清查四人帮时，有线索说，在那三个红卫兵抄家红卫兵中，有一个是侯贵卿。可是调查结果，有两个红卫兵都在武斗中死了。根据侯贵卿提供的证据，在抄首长家的那天，他到外地串连，根本不在北京。当时此案也就不了了之。 因为这次清查，涉及到省委两位领导人，为了加大力度，中央纪委又派了五个干部。好像秘密私访似的，没有通知省里任何领导，也没有向省里任何人透露消息。他们不声不响地住进一个普通招待所。调查也是个别谈话，他们先后到林钢、外贸局，甚至省委，找了数十人次谈话，取证，又折腾了半个多月。 这也多亏侯贵卿的秘书、好友兼高参司马仁。他在敬部长考核省委领导班子的四个随行人员中，交了一个朋友，希望他多加关照。所以，这次新增调查人员还没有从北京出发，侯贵卿就得到了消息，因为司秘书在事前做了一些工作。没有发生大问题。 这些问题查证的结果是： 关于鲍中信同志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由于清查“三种人”时，专案组仍然存在着“派性”，给鲍中信同志一个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现在看，这个处分是过重了。经过这几年工作的考验，鲍中信同志工作积极肯干，思想解放，具有开拓精神。经过他的努力，他领导的永辉公司（后来改为和外资合营的“孔方分公司”），三年内发展了百分之五百，在进出口贸易中，为国家换取外汇三百万美元，解决六百个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是改革开放的先进人物。（见“附件一）。 关于“孔方分公司”的隶属关系问题：原来孔方分公司是林钢的一个下属单位，因为对外合资，为取得进出口权，改归省外贸局直接领导。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们的体制需要不断理顺，如何理顺，都没有经验。“孔方分公司”是省里改革开放的一片“试验田”，此事经过省委讨论。如果认为目前的体制不顺，是可以再改的。其中并没有其他问题。（见附件二）。 关于美籍华人盖洪江的问题。这里有一份省委秘书张敬怀同志秘书厉顺为写的一篇文章（见附件三）。我们认为文章所反映的事实基本上是真实的。他对国内的投资，也没有虚夸。因为有些只是“投资意向”，故资金没有到位。有些建设项目，因为在设计和招标问题上，耽误了一些时间，并不存在揭发的那些问题（见证词四、五。）…… 关于侯贵卿同志家里那张唐寅仕女图问题。经省图书馆和古文物专家鉴定，是一件赝品。据专家们说，这类赝品，在全国并不罕见，只这一幅，就有数十张临摹的“作品”。至于这幅画如何在侯贵卿同志家里，据查证，是侯贵卿同志女儿乡妹在一个收破烂人手中买的，只花了十元钱。因为这个女孩子喜欢绘画，才买来放在家里。女孩子也不知道这幅画的价值。侯贵卿同志夫妇素来对什么文物没有兴趣，也不懂得什么“珍品”“国宝”之类。侯贵卿同志夫妇喜欢音乐，让女儿学钢琴。可是女儿总是乱写乱画，为此他们还打过女儿，几乎把那幅画扔进拉圾堆。（见调查“附件”六） 关于盖老板“送给”侯菁菁副局长一辆林肯牌轿车问题。此车原来是盖老板的专车。他回美国后，林钢的车库太潮湿，长时间在那里存放，怕放坏了无法向盖老板交待。故鲍中信同志让此车暂时放在外贸局车库。外贸局司机出于好奇，想试试这台汽车的性能，拉着侯菁菁副局长兜过一次风，并没有揭发材料上说的“成了侯副局长的专车”（见调查证词七、八） 至于省委几位老领导集体署名，揭发侯贵卿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都是“软指标”。如果说那位领导有官僚主义等等，谁也说不出‘冤枉’二字。也很难就这些问题给于处分的…… 在考核小组（同时也是“清查小组”）讨论侯贵卿的问题时，争论很激烈。 因为有许多问题，从法律上说，证据不足。敬部长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说谁有问题，马上就进行关押、批斗。现在讲法制。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这些检举揭发，都定不了案。” 于是，就按前面所述，向中央纪委写了个报告。敬部长在报告上签了字。 最麻烦的是于丽揭发的问题。她坚持侯贵卿诱骗了她的感情，使她有了孕，不解决她的问题，她要到省委门前静坐。这事如果在社会上暴露出来，它所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 敬部长打电话请示中央纪委。中央纪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即使侯贵卿这些问题一时不能定案，却已经不适合在山河省工作了，把他调到临海省，任副省长。 一是把他调开现岗位，便于进一步调查，二是避免于丽问题造成恶劣影响。 中央纪委的这个指示，司马仁很快得到了消息。他立即报告了他的“大侯哥”。 侯贵卿有些犯难了。 侯贵卿一下班，副局长菁菁也回家了。侯贵卿把“最新消息”告诉了妻子。 菁菁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夫妇二人商量该怎么办呢？ 菁菁：“看来这事还没有完。” 侯贵卿：“是，看来还要查下去。” 二人沉默了好久，菁菁问：“你以为当前最危险的人物是谁？” “谁？” “我看最危险的是你那个‘小四儿’。” “为什么？” “他知道的事情太多！” “对对对！”侯贵卿顿时醒悟，挠着脑袋说“你看怎么办？” 菁菁说：“调你的命令不是还没有下达吗？现在知道这事的人也不多。我看，趁你现在还有权，把这个‘小四儿’放下去，让他离海天市远远的，省得他瞎掺和！” 菁菁接着愤怒地说：“是谁这么和老娘过不去？查一查，匿名信是哪个找死的人写的，我饶不了他！” “你算了吧，我原来不想告诉你，就是怕你惹事！现在事情到了这步天地，你不要没事找事。打击报复是犯法的！” “告他诬陷！” “妇人之见！” “就便宜了这写信的小子？” “忙什么！” “哼！”菁菁气恨恨地出去了。 第三天，侯贵卿找司马仁谈话了，亲切地说：“我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参谋呀！我早就给你说过，不能让你老是窝在我的身边。对你，我该‘放飞’了。 让你在广阔天地创一番事业！” 司马仁似乎没有准备，沉默了一刻问：“要我到哪里？” “到塞县，当副县长。”又忙补充说“这个县的县长年纪大了，很快要退下来，到时你就是县长。” 司马仁又沉默了一会儿像是自言自语：“塞县……” 侯贵卿又补充说：“那是个穷县。到穷的地方，才能大有作为，创造政绩呀！” 司马仁心想：你很快就要下台了，这个消息还是我告诉你的。把我发配到边疆呀？太不够朋友了！问：“不能改了吗？” “看来不能改了。省委已经决定，组织部很快要下令了。” “那好吧。”司马仁气哼地退出。侯贵卿感到一种不祥之兆。 司马仁回到家里，越想越憋气，自己那么为他卖命地干，没有想到他的‘猴哥’这么不够意思。人家给省委书记当秘书，谁不闹个厅、局级？副县长，只是个副处级，又是在边远的穷县，这和“发配”有什么两样？你不仁，也别怪我不义！虽然侯贵卿行为的许多主意是他出的，但是是你侯贵卿干的。你是领导，我当秘书的有什么责任？我一封检举信，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写了一个夜晚。 他一定要出出这口头恶气！ 再说考核（调查）小组对张敬怀的查证。 敬部长和原来考核小组的四个干部，加上新来查证张敬怀这一“大案”、“要案”的五个干部，共十个人。经过半个月的个别谈话，集体座谈，特别是听取了退下来和在位的省委新、老领导的意见，还找各种“有关”人士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没有任何材料说明张敬怀有任何问题，也没有发现“盘古公司”有违法经营的问题。 在这中间，已经出国的吉海岩留下的一封信起了关键作用。他这封信，是留给单秘书长的。他嘱咐单秘书长：如果谁对张书记有个“风吹草动”，请他将此信交给有关领导。考核小组这么大的“动作”，单秘书长感到，他所尊敬的张书记面临“风吹草动”的时候了。便把吉海岩留下那封信，交给了敬部长。 吉海岩在信中说： 我给张敬怀同志当了三年秘书。对这位领导人，我应该说是了解的。从侯贵卿同志调到本省工作，我就感到有一些不正常的情况。首先是侯贵卿同志一到省委工作，就到林钢召开了座谈会，发表了《纪要》，此事组织上已有结论，不在这里赘述。最使我感到不正常的，是我在出国前，侯贵卿同志找我的那次个别谈话。侯贵卿同志对我说：“你是张书记的秘书，对他应该最为了解。他在夫人和女儿办的盘古公司中，是有问题的。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理应该站出来揭发他嘛！” “张书记有什么问题？”我问。 侯贵卿书记说：“现在你要出国了。张敬怀管不着你了，你不要有什么顾虑，该揭发的问题，不要替他瞒着。” 呵，我要出国了，才让我“揭发”，这话是很没有原则的。 侯贵卿同志又问我：“你还回来不？” 我说：“当然回来。” 侯贵卿书记又说：“张敬怀同志快要退了。你回来不是还在省委工作吗？那时，我们是不会亏待你的。你回国后，省内厅局一级单位，你可以任意挑选。你现在就应该立功。” 这不是为了让我“揭发”张敬怀书记，明目张胆的封官许愿吗？ 侯贵卿书记又对我说：“如果你有顾虑，可以不具真名。” 这是让我写匿名信了。 关于写匿名信一事，早在林钢时就有过。林钢有一个叫于丽的秘书科长，她就奉命动员一个叫鲍中信的人写过揭发张敬怀书记所谓“生活问题”的匿名信。 这是于丽和侯贵卿同志搞翻了以后，于丽自己向人讲的。 侯贵卿同志在党内搞这些“小动作”，其目的昭然若揭。 关于侯贵卿同志其他方面的问题（如他和他的夫人菁菁局长和孔方公司的关系问题）已经有人揭发，不在这里赘述。…… 下面是吉海岩的签名。 关于张敬怀的问题，考核（调查）小组当然也对卜奎进行了调查。两个秘书提供的材料是一致的。这样，张敬怀的所谓问题，就全部被推翻了。 敬部长和他的考核（调查）小组对省委领导班子和对侯贵卿、张敬怀案子进行考核和调查的时候，张敬怀正在煤矿抢救被塌方隔在一个掌子面里的二百多名矿工。省委办公厅也给张敬怀通过一次电话，报告敬部长带着考核小组的到来。 但人命关天，张敬怀觉得有侯副书记接待就可以了，因为领导没有找他汇报工作，他就没有回海天市。对用匿名信揭发他的几乎把他冲击得粉身碎骨的暗流，他却毫无所知。 厉顺为陪着张敬怀在煤矿处理事故，定期回到省城取文件，同时打听一些情况。他回海天后，先去办公厅领了一大摞文件和信件。在他的小办公室整理之后，又发现有一封给他私人的信件。他看信，先看是谁来的信，下款落的是“知情人和关心你的朋友”，是一封匿名信，他有些犯疑。再看内容，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信中说： 厉顺为先生： 前些日子，你在报纸上发表的长文《爱国的“叛国者”》，写的是抗美援朝时一个被俘战士的传奇经历。看来可能是真实的。可是我告诉你，这位盖老板盖洪江的“孔方公司”，绝对是个骗局。盖板老声称，他在全世界有多少分公司，在国内办了多少个厂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盖老板公司在美国注册的地址都是假的。…… 再者，你文章中讲：盖老板声称他在上海建了一个电讯工厂，说是已经开始生产了。其实，他只是和有关方面签订了个意向书，说到生产，八字还没有一撇呢。他在某市买了一块地皮，原来说一年建成，次年投产。可是现在那里还是一片荒草，盖老板买该地皮的钱也只是付了定金，看来盖老板是等着地皮涨价，再卖出去，根本就不想建什么工厂。盖老板在国内的几家合作伙伴，答应出口多少产品等等，有的签订了协议，至今一年多了连一笔生意也没有做成。 这个盖老板用的是“空手套白狼”，先许给你美好的希望，让你上当，然后吸你的血。当然他也不是“空手”，而是给“有用”的人一些好处，像钓鱼一样让你上钩。…… 我看，你厉秘书对盖老板是有用的人，你为什么写这篇文章，是奉谁人之命写的？我奉劝你，还是早早揭发为好。不然，你就要对这个盖老板的欺诈行为负责！…… 厉顺为对这封匿名来信，连着看了两三遍，看着看着，手心出汗了。他首先想到的是盖老板送给他那个“小玩意儿”，原来是一个香炉，出产在明朝宣德年间，他托人侧面问了价值，吓了他一跳。后来，在他的《爱国的“叛国者”》发表后，盖老板又送了他一些纪念品和资助他女儿出国经费，数目他就说不清了。 拿着这封信，他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封信是谁写的。当然是知情人写的了，他估计是侯贵卿书记手下的人干的。第二个他考虑的是，此人写信的动机，是敦促他揭发张敬怀。可是文章是他写的，他怎么也摆脱不了干系，况且他也收了不少盖老板的“小玩意儿”。第三个他考虑的是此信怎么处理。他刚来给张敬怀当秘书上班的第一天，张敬怀告戒他的话，反映情况第一是要真实，第二还是真实。这信他应该交给张敬怀。可是这件事又涉及到张敬怀，张敬怀之所以接见盖老板，是他极力促成并具体安排的，文章是他写的，发表前张敬怀说过，“你别写我”，他确实没有写张敬怀一句话，但是这文章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盖老板真是一个骗子，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盖老板真是骗子？这封信反映的情况是真的？我怎么处理这封信呢？”厉顺为细细想着。 “这不是真的。”他首先肯定，如果是真的，他为什么不署真实姓名？这是一。 其次，他信中所讲的材料是谁调查的？没有经过调查的事，怎么能肯定！商场如战场，说不定是同行的阴谋呢。 他接着想怎么处理此信。他仔细看了信封，是一封平信，没有挂号，没有登记签收，他最近又不在家，他可以说自己没有收到，如果有人查问，他有可以推托的理由。 想来想去，决定把信撕了。 这样，厉顺为又安排了一些“必要”做的事情，待回到顺阳煤矿时，已经晚了两天。心中总是有个东西塞在心里，七上八下的…… 张敬怀严厉地问：“你上哪里去了，怎么找不到你？” “我回省里取文件，找材料？” “什么材料？事故材料不是在现场吗？怎么晚了两天？” 厉顺为说：“有点家务事耽误了。” 张敬怀发着火儿：“人命关天，还有比抢救几百人的生命重要的吗？” 厉顺为一时语塞。 “需要你时，你就没影了。这是第一次吗？也不知道你一天尽忙些什么？” 张敬怀这么训他，已经不是一次了。他已经感觉到，张敬怀对他的极度不满。 说不定哪一天，会把他辞退。他想，让这位张书记解决他的厅局级待遇和“放外任”的希望是很渺茫了 敬部长在省里考核了前后二十多天。这二十多天，张敬怀在煤矿抢救被堵在掌子面中的二百名矿工，他从来不知道白天和晚上，不记得吃饭和睡觉。掌子面的职工，被冒顶的一百多米巷道堵在里面。必须组织抢险，把巷道打通。可是抢险人员多了，摆不开；人少了，进度慢。何况抢险本身就有很大危险。煤矿的技术人员讲：搞不好如果再冒顶，连抢险人员也会被埋进去！这就是特大事故又加特大事故了。张敬怀又变成战争年代的将军，许多事情他都要亲自参加。在战场上有望远镜，可是地底下的情况，他什么也看不到。有一次他甚至要和抢险人员一起，亲自到“现场”看个究竟。因为大家拚命阻拦，他才没有下去。这些日子，凡是和抢险无关的事，在脑子里都没有留下印像。根据煤矿技术人员建议的方案，一面从另一个巷道口通风，保证被堵在掌子面矿工的呼吸，一面轮班日夜不停的用突击队的形式，打通冒顶巷道。在第十五天的夜里十二点半钟，正在竖井旁边帐棚中打盹的张敬怀被叫醒，报告他说：“张书记，所有矿工都救出来了，无一伤亡！”张敬怀一低头就睡着了，怎么也叫不醒。是大家把他抬到矿区招待所的。 他睡了一天一夜，才醒来，吃了一顿饭，这才记起：好像前几天有人报告过他，说是中央有位部长来我省调查研究。印像很模糊。中央来领导调查研究，他如果不亲自接待、陪同是失礼的。张敬怀处理了这次煤矿的冒顶事故，回到省里，扎扎实实的睡了几天才算休息过来。立即上班继续主持省委工作，一切都正常地进行着，像日出日落一样，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工作是顺利而平静的。 实际上，那几股对着他汹涌澎湃暗流的涌动，只是张敬怀不知道罢了。 有一天，张敬怀偶然从女儿开的“盘古工贸集团公司”门前经过，见那座二十层大楼盖得十分豪华。大门上那个“盘古工贸集团公司”的牌子，金光闪闪的。 张敬怀本来对她搞的什么公司，没有兴趣，他的夫人艾荣也搬出他家一年多了，除了那次要画，他们母女从此不再回家，好像没有他这个父亲和丈夫。他也没有想念她们母女的意思。张敬怀觉得不见面，少吵嘴，少生闲气，他的日子过得也不错。今天既然来到了她的门口，出于好奇，便进来看一看。站在门前的两个保安，都认识他，一个急忙跑到总经理办公室报告，一个陪着老爷子进电梯上楼。 等他到了女儿的办公室，一看那个豪华劲儿，把他吓了一跳，别说他这个省委书记，就是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室，也没有这么阔气。此时，他的夫人艾荣也在场。 二人一见张敬怀来了，面孔立即拉下来，过了半天，夫人突然冒出一句话：“你来，干什么？” 张敬怀压着火气：“我来看看不行呀？” 这时女儿说话了：“你从来不关心我们娘俩，你不关心我们，我们会更好一些；你一关心，我们的日子就难过了！” “我是怕你们出事！” 夫人说：“出什么事？我们守法经营，照章纳税，能出什么事？你不要瞎操心了！这里没有你的事，请回吧！” 不要说是夫妻、父女，就是来个生客，也不能这么没有起码的礼貌。张敬怀觉得心中一阵绞痛，满脸冒着汗珠，一头栽倒了。 “心脏病！”母女立刻意识到了。两个保安要抬老爷子去医院。 夫人说：“不要动！不要动！”说着把一片药丸塞进张敬怀口中。 过了一刻，张敬怀才苏醒过来，夫人和女儿陪同由保安把老爷子送进了医院。 新一届全国党代表大会如期举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张敬怀住进了医院。 他虽然是全国党代会的代表，却没有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选举结果，张敬怀当选为中央委员，侯贵卿不仅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在“候补”榜上也没名，让他大为失望。可是作为国有大型企业代表卜奎，却当选为中央委员了，而且当选票数很多。虽然本省还有其他代表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但卜奎“上去”的呼声最高。 代表大会闭幕后，敬部长特别从北京来到海天市，代表中央来看望张敬怀。 到医院前，他买了一个大花篮，还买了许多水果，装了一大框，以示慰问之意。 敬部长一进屋就握着张敬怀的手，说：“我来晚了，因为开党代会，实在对不起。” 张敬怀一看那花篮和水果，说：“还带这些东西，现在缺少什么？什么也不缺。前几天，我还让人们把送来慰问的东西，又拿去送人呢。” 敬部长说：“表示一下意思吧，知道你啥也不缺。” 闲言道罢，敬部长示意护士退出，二人在医院的病床前做了一次长谈。 敬部长亲切地说：“这次安排你进中委，有一个重要原因。按年龄，你还有一年多就到‘站’了。为了我们党的事业，中央想让你推荐一个接班人，你把他扶上马，再送一程。这是使各级领导集体年轻化的一条重要方针；关于侯贵卿同志，按‘四化’要求，条件也可以，但是在我们考核时，有不少反映，组织部决定，很快要把他调离目前岗位。……” 张敬怀只是听着。敬部长停了一下，好像让张敬怀消化他的意见似的，过了一刻才又缓缓地说：“等你选好接班人，他在省的党代会当选为书记后，你才能退居二线。关于你的工作，中央考虑，要你到省人大去，当一届主任。……” 敬部长不说了，看着他，等待反应。过了老半天，张敬怀仍然没有说话，敬部长才说：“你考虑考虑再答复我吧。第三，是卜奎同志的问题。他以前当过你的秘书，当然你是最了解他的。无论我们的考核或党内外群众的呼声，都很高。 他先当副书记；你退下来后，我们拟安排他做省委书记，一把手，想听听你的意见……” 敬部长等着他的回答。 张敬怀半躺在病床上，想了想，说：“关于我个人的安排，敬部长想一想，我们这大半辈子，什么时候不是‘一切交给党安排’？什么时候张口提出过个人要求？所以，我没有什么意见。这一点，我早就想通了：人的一生，再轰轰烈烈，也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古往今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都轰轰烈烈过，但不还是成为一捧泥土了吗？我虽然也犯过错误，但现在下来，算是‘软着陆’吧。 所谓‘见好就收’吧。这‘见好就收’，人人都明白，但做起来就难了。所以，将来让我到省人大常委当一届主任问题，按常规，由省长到省委书记，省委书记退下来，到人大，人大退下来，到顾问委员会当‘顾委’。现在‘顾委’没有了，干一届人大就到政协。这好像成了‘常规’。” 张敬怀停了片刻，微笑着说：“人们不是编了个顺口溜吗，‘省长、书记不要怕，退下来还有政协和人大。’其实怕什么？怕丢掉位置，到政协和人大，看透了是一种‘安慰赛’。一生为党工作，无悔无愧，自己安慰自己就行了。何必让位置来安慰？人们怎么看不破呢？即使看破了，也是东比、西比的想不开。所谓‘看破容易想开难，看破想开是神仙’你看破了，想开了，你就自由了。我个人的安排，想打破这个常规。退下来后到不到‘人大’，……给我个考虑时间吧。” 张敬怀想了想继续说：“关于侯贵卿同志的安排，我不能提出什么意见。因为他刚到省里工作那一段，我们有一点不愉快。后来，我和他搭这个班子，人们反映是‘团结’的。其实他对我是有意见的，我对他未尝没有意见呀。彼此为了团结这个大局，不说就是了。我对他的意见主要是觉得这个同志不太老实，有野……也可以叫雄心吧。……” 张敬怀选择了一下词语，继续说：“这老实和不老实，都是相对而言的，只是一种感觉，要我拿出什么事例，我也说不出来；至于这所谓的野心，和创业精神，和雄心壮志，就更难区分了。我只是有这个感觉，他对我有意见，我向来是当作工作中的不同意见看待的，没有和过去的什么‘整人’联系过。我今天之所以讲出来，也算知无不言吧。我希望我这只是‘感觉’的意见，不要成为安排侯贵卿同志工作的障碍……” 张敬怀又停了好久，敬部长耐心等待着，过了有四五分钟，张敬怀才说：“关于卜奎同志的工作，当然也得听中央的安排。因为他当过我的秘书，我不便说得过多。但，按历史发展规律，我绝对相信，这个年轻人会比我干得好。有些同志对他们不放心，如果一代不超过一代，历史还怎么前进？” 敬部长：“对的，对的。”过了一刻，敬部长又关切地问：“我听说，你的夫人和女儿都搬出去了，还没有回来？” 张敬怀说：“家务事，怎么说得清楚？我和艾荣是在朝鲜战场上认识，也谈不上恋爱，就匆匆结婚了。结婚后，也不能说我们的感情没有好过，但是一谈论什么问题，总是没有共同语言，就是吵。我女儿和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也不同。到现在都快三十岁了，还没有结婚。她要实现她的人生价值，要搞一番事业。可是，我对她总是不放心。有一次，我实在气得不行，打了她一耳光，伤了她的自尊心。从此，搬出家门，再不回来。后来她母亲也搬走了。三年了没有回来过。” 敬部长理解地说：“家务事，是非很难说清楚。” “只有这么过下去了。” 敬部长说：“像你我这样的人，把党性，道德，人品，看得比生命都重要，再不好的婚姻，也得一起过下去。离婚，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影响多坏呀，让群众议论我们这些人的所谓‘生活问题’，羞耻之心，人皆有之……” “就这么凑合过吧，她提出过离婚，是气话，我也不当真，女儿倒是撺掇过她妈和我离婚，老太太也觉得这是件丢人的事，不同意……”张敬怀说。 敬部长也深有感慨地说：“据我看，天底下的夫妻，绝大多数是‘凑合’婚姻。不懂得爱情的时候，结婚了；到懂得爱情的时候，生米做成了熟饭……你看，到我们这把年纪，谈起什么爱情，可笑不可笑！” 张敬怀又说：“我们这一代人，你说幸也不幸？要说‘幸’，也‘幸’，战场上没有牺牲，经过历次运动，没有被整死，又熬到了一个高级干部，还不算‘幸’？要说‘不幸’，也真是‘不幸’。身上让子弹，炮弹皮，钻了好几个眼，动手术时，当时没有麻药，硬是仿照关云长的‘刮骨疗毒’，这还可以忍受；就是在‘运动’中，无缘无故挨整，叫人想不通。人都需要一个家庭，常说的享受‘天伦之乐’，偏偏人们都认为我们是最幸福的家庭，其实最不幸福。我并不迷信，可是有时想，从长征受过的苦，到如今，怎么‘上帝’把不幸都给我了？” “凑合吧，到了这把年纪，现在只有凑合下去了。”敬部长有同感地说。 到这里，二人停了一下，敬部长说：“本来只是想来看看你，通报点情况，坐几分钟就走，没有想到话匣子一打开，说了这么多，难得我们这些老人凑在一起，说这么多话，痛快！痛快！……你好好养着吧，今天就说到这里，我走了。” 张敬怀要下床送他，敬部长忙按住他：“别，别动。”匆忙出了房间。 敬部长来医院看张敬怀的第五天，卜奎也到了医院。 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卜奎被选上中央委员，完全出乎他自己的意料。 会议闭幕后，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要他等几天，谈谈他的工作问题，所以，他回到海天市，比省里的代表团晚了三天。这位领导和他谈话的结果，更出他的意料：要他担任省委副书记，排名在张敬怀同志之后，二把手。还说，待张敬怀同志退下来时，在下次省党代会上，经过选举确认，让他接张敬怀同志的班。他接受了党的安排，但感到担子太重，压力太大了！ 他一回到海天市，就直接到医院来了。 卜奎一进病房，见张敬怀躺在那里打吊针，赶紧走在病床前面，握住了张敬怀的手。张敬怀欠了欠身子，似乎要坐起来，他忙轻轻按着张敬怀，小声说：“别动，千万别动。” 卜奎一握张敬怀的手，又一看他清癯的面容，就说：“张书记，你瘦了！”声音有些哽咽，几乎掉下泪来，问：“感觉怎么样呀？” 张敬怀躺在那里微微一笑：“好多了，人过五十百病来。我都向七十奔走了，有点病是正常的，没有病反而不正常了。”张敬怀的乐观态度，使卜奎感到宽了些心。 “看来马克思暂时还不想收留我。”张敬怀又笑着说。 卜奎说：“张书记别这么说，你健康着呢。”接着又问张敬怀的吃饭、睡眠和服药等情况，卜奎的心又放下了一大半。 张敬怀说：“这次在全国党的代表大会上，你被选为中央委员，我先是听了广播，后来又看报纸，我很替你高兴！听说中央领导又找你谈工作，谈什么？” 卜奎按中央领导和他谈的内容，如实汇报了一遍。 “我在林钢干得已经很吃力了，现在这么安排，我感到压力太大了。”说着掉下了眼泪。他想，他的思想、作风，政策水平，工作方法，以至于他的为人的品格和生活准则，哪一点不是从张敬怀那里学来的？哪一点没有受张敬怀的影响？哪一方面张敬怀没有指点过？接着说：“我总觉得，应该感谢……” 张敬怀的脸色有点难看了：“到现在，你还说这话，就有点出格了。你感谢谁？你如果感谢任何一个个人，就大错特错了。” “我明白了……”卜奎低头擦着眼泪。 张敬怀问：“你没有回家？” “张书记知道，”卜奎说“我那叫家吗？……我一下火车就奔医院来了。我也不想回去。” 二人沉默了很久，张敬怀迟慢地说：“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 关于你的婚姻问题，我从来不想说话。一，这是你的私事，我不能干涉，二，我觉得说什么话也不好。可是我心中总觉得愧疚，都是我们那位艾荣同志，是她极力促成的……” “她是一片好心，”卜奎说，“责任主要在我自己，我如果……也不会……人呀，在什么问题上都难免犯错误……” 张敬怀又犹豫了一会儿，才说：“要不，你们离婚算了，你还年轻，这么拖着到哪一天是个头儿呢？” 卜奎说：“张书记还不知道吗？我们那位青莲同志，虚荣心极强。以前我老是想告诉张书记，就是不好意思。她有优越感，像他们那样高干的女儿，认为离婚是被‘甩’，哪能被别人‘甩’呀？要‘甩’，也得她‘甩’我。所以我们谈离婚时，她总是说，必须她当原告。我说，算是你‘甩’我行不行？由你当原告。 可是她又不提起诉颂。” “那么，你就提嘛！” “我一提，她又说，我是什么陈世美呀，地位高了，要‘杀妻灭子’呀，什么恶言恶语都能说得出来。不谈了吧。” 卜奎由自己联系到张敬怀的家庭，他问：“艾荣同志和胜美来过吗？” “来过。”张敬怀说：“面子上的事，过场她们还是要走一走的。” 卜奎一时觉得现在不适于和张敬怀谈这个问题，马上改口说：“现在党这么安排我的工作，我觉得压力太大，怕干不好。” “能干好，能干好！肯定会比我干得好，一代胜过一代。否则社会怎么往前走呀！” “我没有经验，……” “其实，你干了这么几年，也可以说，有些经验了。你们年轻，思想里的框框比我们少，富于创造性，所以你应该放手干……” “试试吧……”卜奎低声说。 张敬怀又沉默了一刻，说：“关于我的工作，中央派敬部长和我谈了：让我先帮你干一段，然后要我到人大常委当主任。我实在不想再干了，太累，太累！” 卜奎说：“张书记还是干吧。你当了人大主任。我有事也便于找你，无论顾问也好，参谋也好，帮我出些主意，你如果不在位，我觉得没着没落的……” “不干了，不干了！我爱看书，许多书都想看，以前像拧手巾似的，靠自己挤时间，该看的书，还是没有看。书可以告诉你，世界是怎么来的，它要到何处去；过去世界是怎么样的，将来它是怎么样的，从宏观的宇宙，到微观的原子，从地球产生了生命，到如今智慧的人类；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地球，生活在这里，让糊里糊涂去见‘上帝’，我是不甘心的。” “张书记还是干吧，让我有个依靠。人家说，老同志对我们要‘扶上马，送一程’。您总不能，扶上马让我绊跟头呀！” “用不着了，‘时辰’一到，我就退。我看你比较成熟了。犯点错误也没啥了不起。我这二年还犯了个大错误呀！” “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张敬怀说：“都是那位厉秘书搞的！当然我自己也有责任。在厉秘书到我这儿工作时，我一再嘱咐他，给我当秘书，别的都可以原谅，只有错误反映情况，或者隐瞒事情真像，是不能原谅的。去年，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个美籍华人来我省参观访问，说是要投资。厉秘书极力向我推荐，说这个人如何如何了得！要我接见他。后来，我见了他。没有想到，谈着谈着，他说他是我的下级，你说巧不巧！原来他是志愿军的一名战俘，在‘自愿遣返’时，去了美国，……我不说了，厉秘书那篇《爱国的”叛国者“》写得很详细。你一定看过。” 卜奎说：“看过，看过。厉秘书在文章发表前，没有请你审查一下？” “没有，他说他写的是文艺作品，又没有具体写到我。我就没有看。凡是文艺作品，我都采取宽容态度。可是，这篇文章，给这个盖老板多大的资本呀！” “我也听说了，这个盖老板在国内的许多‘投资’，都是假的。” “是呀，这是我的一大失误！” “关于盖老板后来被人揭发的事，我问过厉顺为：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他一点也不知道，我不相信。可是也没有材料证明他向我隐瞒了真相。” “最近他怎么样？” “我这一病，他多次来看过我。我又没有什么事给他做。他和我谈话中暗示，他应该像别的秘书一样，干几年，提拔起来。起码应该把他的正厅级待遇解决了。 我不能这么办，他看着没有希望，便也冷淡下来。” 卜奎不语，即使他和张敬怀这样的亲密关系，也不想议论这些。 但是张敬怀接着说：“刚才，我说，对你的工作，我放心。这么一说，我也有不放心的地方。将来你得和省委许多领导同志共同工作，有些同志比你年纪大，资格老，要学会‘委曲求全’。有时，是要受点委屈，不委屈，便不能求全。你更要注意这一点，一定要处理好和班子中的关系。领导班子之间的团结是大局。当然得讲原则……这事太复杂，是要在实践中慢慢体会，才能有所领悟的。” 卜奎当然理解张敬怀的意思，他和侯贵卿和他的司秘书，他们在林钢的两次“蹲点”和“总结经验”时，已经领教过了。 次日，敬部长回到北京。 第十九章 休闲的日子 张敬怀在医院住了四个月，虽然出院了，但仍然觉得周身无力。此时卜奎在林钢交待了工作，已经到省委上班了。 张敬怀之所以没有上班，一是觉得自己身体还没有恢复健康，二是他也是有意让卜奎单独主持一段工作，以便进一步观察。如果卜奎干得好，他就彻底退下来。这样，他就算是“平安着陆”了。他在家里过着从来没有过的休闲日子。有时间多读点书，实现他多年的愿望。 在医院那些日子，他的夫人艾荣和女儿胜美，倒是常来看他，每一次，都坐不到十分钟，好像没有说什么，娘俩就走了。平常，还是由小保姆照顾他的生活，厨师照样一日三餐，他从来不挑吃的，基本上是厨师做什么，他吃什么，即使厨师做菜忘了放盐，他也不挑剔。在生活上张敬怀是个马虎人。 这天吃过早饭，他一看表，七点半了。过去，总是在这个时候，司机把车停在门外，按一下喇叭，表示车子在等他。这天他看了几次表，也没有听见喇叭响。 过了几分钟，厉秘书进来了。 他对这位秘书的印像越来越坏。从厉顺为的眼神中，他感到厉顺为对他这个书记的不满情绪。他当然知道那不满的原因。厉顺为多次向他表示，他自己想到基层锻炼锻炼。张敬怀明白“到基层”的意思，可是他不能这么做。他觉得这个人不老实，城府太深。他向来对这种人有厌烦情结，不能提拔他。 这天，厉秘书进了他在家里的办公室，例行公事地问：“张书记，今天到哪里去不？我好安排车子。” 按过去的规矩，秘书会把昨天安排的日程，次日一早就给他看，问需不需要有什么变动。可是今天厉秘书手中空空的，连一张纸也没有拿。他这才想起：哦，我已经请假，实际上是要退下来了，说：“没有什么事。你忙你的去吧。” 张敬怀感到最近厉顺为很忙，忙些什么，和他没有关系的事，他也不便问。 厉秘书退了出去。 虽然他还算“在岗”，因为他是向中央和省委正式请了假的。所以，没有会议，也没有电话，没有人排着队等着向他请示、汇报，没有文件要他批示。他感到轻松极了。 这天，他看了两个多小时的书，觉得眼睛有些疲劳，想一个人出去走一走，可是他怕迷失了方向，回不了家。这可能被大家传为笑谈的。有时，他想和小保姆去农贸市场或者商店买点什么，可是他不适应那种烦闹的场合，他从来没有自己买过东西，也不知道市场行情，又觉得什么也不需要，到那样挨挤的地方不是活受罪吗？ 于是他在院子里散步，这个房间，那个房间，像过去视察工作似的，让保姆和厨师给他打开门，他这才知道，有一间房子是储藏室，专门储藏家具和暂时用不着的物品的。过去他从来没有数过，他这个小院有几间房子。今天他数了数，正房，厢房，门房一共十六间。自从艾荣胜美娘俩搬走之后，空着好几间。大门口有一间屋子，是所谓的“门房”，即收发室。这个房间很大。秘书，保姆，厨师，没有事时，常常在这里聊天，门卫有时也在这里避避风雨…… 张敬怀在院子里散步，来来往往，用脚步丈量着，计算出每个房间的米数，院子里有个葡萄架，现在正是结果季节，累累的葡萄像一串串珊瑚。过去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事物。葡萄架下有几个石凳，保姆正在和厨师聊天，他们谈话的题目是厨师的分房问题。他听厨师讲：“我都有三十年的工龄了，怎么分房名单没有我呀？” 保姆说：“据说，分房条件是按到省委工作的时间算。你来省委才三年。” 厨师说：“那我以前的二十七年，不是给共产党干的？我看他们是看人下菜碟。是张书记不……”他一见张敬怀走来，不说了。 张敬怀走近了，对厨师说：“老李，我这里不是有空着的房子吗？你把家搬过来就是了。” 老李说：“这是不行的，张书记，谢谢您了。这事得办公厅说了算──恐怕办公厅说了也不算，得分房委员会分给我才行，我的‘分儿’不够。” “什么‘分儿’？” 厨师给他介绍：分房得按工龄、级别等换算成分……说了一大堆，他过去没有问过这些事，原来分房还这么复杂呢。 这时厉秘书走过来，说：“这是省委的房产，别人是不能随便住的。” 他又想，这么一个有三十年工龄的老厨师，理应分到一套房子的。如果他说一句话，厨师就可能分到房子。可是他觉得，分房是个复杂问题，给谁，不给谁，由分房委员会定。他从来不为身边的人说话，现在更不便说话了。他身边的人都知道张敬怀的这个习惯，从来也不为自己的私事求他。 可是，这时他对厉秘书那句话特别反感“这是省委的财产”！厉顺为说话的态度虽然很平和，但分明有“你说了不算”的意思。他总觉得，这个厉秘书的眼神中，表现了对他的轻侮。早晚得把他撵走！张敬怀想。 当初，单秘书长向他介绍厉顺为时，因为是在杨书记身边服务过的，用不着再由组织部门搞诸多项目的审查，他也就放心的用了他。没有想到这个人这么不老实。他写的那篇盖老板的文章，使姓盖的捞了不少资本，他们还有没有什么交易？谁也说不清楚。 想到这些烦人的事，他才知道：自己在位时，每天累得难受，回到家里就想躺着，可是有很多文件还等着他批阅，他不得不强打精神坐在办公桌前，有时工作到下半夜，还要想一想明天在某次会议上，因为要他讲话，想一想该说些什么。 当时他总想，等我退下来就好了，但他没有想到，在岗位上有他难受的时候；可退下来，也有退下来的滋味……他甚至想，要不要再当一届省“人大”主任呢？ 冯怡在国外留学这几年，每个月都有信给他，报告自己在那里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她的信中总是说：请你放心，我过得很好。不久前的一封来信说，她的学业已经结束，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很快就可以回国了。从信上的口气看，他估计，至少在三个月之后她才能回来。届时他一定去机场接她。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有一天厉秘书领着一个人进屋，竟是冯怡。她站在张敬怀面前，傻哈哈地笑着说：“我回来了！”一个大背兜还在肩上。 厉秘书见张敬怀没有别的吩咐，便出去了。 张敬怀也看了她半天，这才说：“快，快放下！”忙帮冯怡解那背兜。 冯怡把背兜放下，两人都愣愣地站着，张敬怀多么想像对女儿一样拥抱她一下呀，但是他没有。倒是冯怡主动给他来了个西方的“见面礼”将他拥抱起来，轻声喊着：“我的老爸呀……”这是她第一次这么喊他。 他也轻声喊着：“我的小女儿……” 过了有两三分钟，二人才松开手臂。张敬怀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 “我，我想让你感到意外，让你惊喜！” “快去洗漱一下吧，我让保姆给你冲茶。” 不多时保姆端上茶来，转身退出，冯怡也一面搓着面部一面进了屋。 张敬怀问：“怎么样？讲讲你的情况，我想知道的事很多呢。” 冯怡说：“先别说我了，先说你吧。你信上不是说住院了？病全好了吗？” “全好了。”张敬怀答“出院前对身体进行了全面检查，一切‘零部件’都没有大毛病。我这部机器，运转这么多年，什么‘磨损’没有经过？居然没有大毛病，也是一个奇迹。可是就是觉得累，睡觉呢，又睡不着，于是就看书。这是我多年的愿望，如今是如愿以偿了。” “战争中受伤，运动中挨整，‘零部件’居然没有问题，你真禁折腾！”冯怡说“我看你能活一百岁呢。以后的时间安排，你听我的。累嘛，感觉累才是健康的表现。休息休息就会好的。” “人们说‘健康长寿’，没有健康，我就不想长寿，那不是活受罪嘛！” “你健康嘛，当然应该长寿。”冯怡说。 二人都笑了。 张敬怀问：“你回来怎么办？得先解决工作问题呀！要不要回林钢？” “我想先休息一段，工作问题以后再说。如果组织分配，我想到社会科学院，最近一段时间，我也得调理调理，以后再和他们联系吧。” “你休息一段也好。”张敬怀说“可是总得有个地方住呀！要不住在我这里……反正有空房子，空着也是白空着。”低头又一想，自己又否定了，说“不好，不好，住我这里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你不欢迎，怕我干扰你？” “不是，不是，是……” “是什么？你这个人呀，活得真累。我行我素，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管他呢！他们能说什么？无非是‘冯怡住张书记家里了’！第一天说了，人们认为是新闻，第二天是旧闻，第三天是历史。第四天再有人这么说，就让人讨厌了！”说完自己哈哈大笑起来。 张敬怀想了一下：“要不，你和保姆住一间。” “可以，我还可以帮助她做饭。我给你做做西餐，是我新学的本事呢。” 张敬怀吩咐保姆，把冯怡的背兜拿进她的房间，并准备一套被褥。接着说：“卜奎调到省委来了，代替了我。” 冯怡说：“好好好，他真是一个好人。也该这么安排了。你呢？” 张敬怀说：“我，现在还算‘在岗’，可是卜奎已经主持工作了。我正在想，还没有下决心。原来，按不成文的规矩，当几年省长，当书记，当几年书记，退到人大当主任。这是领导的关心，怕人们一下失去的东西太多，太突然，搞点‘安慰赛’，当然也可以说是‘余热发电’。现在，我算请假休息。休息个一年半载的，年龄也‘到站’了。上面要安排我当人大主任，我还没有答应哪。” “你这个人呀，还是没有觉悟过来。你这一生够光明磊落的了，自己安慰自己就够了，还要别人安慰？” “是，是，是！”张敬怀说。 冯怡说：“我以前就想‘劝退’你。你活得太累了，为什么不趁身体尚健的时候，过几年轻松日子？那时，不到火候，我没有说。现在天赐良机，为什么不退？你还恋什么位呀？” 除了冯怡，谁能这么和他说知心话呀！ 他说：“对的，对的！革命几十年了，一时没有事干，有点空虚和寂寞感。” “我看你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还是没有解决。你看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中，讲他的时空观，说得多好：天地宇宙，是万物的旅馆；光阴是时间的过客。人在世界上，能过几天快乐的日子？白天玩不够，夜晚打着灯还要游玩呢，况且现在正是春光明媚的日子……” “你说得对，听君一席话……” “你得啦吧！你现在得听我安排。等我休息一两天，我领你上街，逛公园，溜商店，去旅游。还有读书，写点回忆录，事情多着呢。有什么可寂寞的。” 根据张敬怀的吩咐，保姆已经把饭做好了，请他们去吃饭，二人便进了东厢房的小餐厅。 保姆摆好饭菜，退了出去，冯怡小声问：“刚才领我进屋那个人是谁？” 张敬怀说：“是我的新秘书，姓厉，叫厉顺为。卜奎到了林钢之后，又来了个秘书，就是吉秘书，你认识的。后来又换了这个姓厉的，是第三个。” “吉秘书呢？”冯怡问。 “吉秘书出国，继承他舅舅的遗产去了。早就说要回来，可是一直也没有回来。” “你这个新秘书怎么长了那样一双眼睛？看人的时候，好像要看到你的骨缝里，让人很不舒服！” “他以前是杨书记的秘书，杨书记调走后，他没有跟着走。我也没有像对卜奎和吉海岩那样考核他。后来我也觉得此人不太好，但没有动。一干又是二三年。” “我给你当秘书怎么样？”冯怡笑着问。 “你？你给我当秘书？哈哈！笑话！笑话！我是从来不用女秘书的。我以为……” “又是‘你以为’，你以为会有反映……对不对？关于这一点，我对你很不以为然，你好像总是为‘你以为’活着，就是不为自己活着……” “我马上要退下来了，还要什么秘书？你也有事情干，不是还要研究你的社会学吗？” “先别说了。反正我得休息半年，陪你过一段老百姓生活。要知道老百姓生活，有老百姓生活的乐趣。你不会感到空虚和寂寞的！” “说这么多闲话了，”张敬怀说：“讲讲你这几年在美国的情况和感受吧。 我特别想听呢。” “一言难尽，我一段一段给你讲，有很多故事呢。”停了一刻“我先从到了美国下飞机讲起吧……”冯怡说。 “吃菜，吃菜，一面吃一面讲。”张敬怀夹了一箸菜给冯怡。 冯怡吃过饭，扎扎实实的睡了两天觉，除了吃饭起来一会儿，吃过饭又是倒头便睡，好像要把这几年欠下的觉全要补上似的。也可能是时差的关系，第三天，她觉得睡足了。吃过早饭，向张敬怀提议：咱们今天上街溜溜怎么样？ “好的。”张敬怀高兴地答。 “可是，你什么人也不能带，就咱这两个老百姓。” “好的。” 过了一会儿，厉秘书过来问：“张书记今天去什么地方吗？” “我和小冯上街。” 他们刚出门，汽车就停在那里等着。小冯对司机说：“我们今天去散步，不用车的。” “是的。”张敬怀对司机说。司机便把车子倒回车库。 两人沿着小胡同（过去一般的车辆是不准从这里通行的）往外走。冯怡总是搀着张敬怀的胳臂，好像怕他跌跤那样。而张敬怀觉得让一个年轻女人搀扶，既不习惯，又不好意思，总是摆脱她的搀扶，说：“用不着的，我自己可以走。” 冯怡说：“我扶老，你携幼，有什么不好……要是把你摔了，我可没法向……交待。” “向谁交待？我现在是老百姓一个。” “对了。咱们今天就当一当普通老百姓，你也体验体验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 “这些年，我也体验过的。有时也做所谓的‘微服私访’，借以了解真实情况。” 冯怡笑他，：“那可不一样。那时，你到哪里去，不得通知公安部门呀！一出点什么哪怕是很小的事，也会有人出来保护你。只要你一动弹，就会有便衣跟着，要说自由，你们是最少的。” “对了！”张敬怀想起一件事，给冯怡叙述着：“有一年，听人说海天市的服务行业，搞‘五满意服务’运动，很见成效。全省为了推广海天市的经验，在这儿开现场会。我想去看看真假。那时我还在军区当副政委，和秘书一起换了便服，到一个饭店去。饭店里人多得……” 冯怡说：“那时，你在埋头吃饭，后面就有人扶着你坐的凳子，等着座位。 旁边还有农村来的老乡，等着你吃剩下的东西，用舌头舔盘子。” 张敬怀继续讲他的故事：“我和秘书坐下，要了两个炒菜，一个汤，六两粮票的米饭。可是等呀等，老也不上菜。等了半个小时，先上来的是一碗汤，这就有点怪。可是，有一帮穿警服的人，比我们来得晚，几盘热气腾腾的炒菜，却端上来了。他们在那儿呜嚎喊叫的吃酒行令。我问服务员：‘他们比我们来得晚，为什么这么快就上菜了？’那服务员不屑答理地说：‘他们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能比吗？’我也不能和她争论。过了一会，菜还是不上来。我生气了，对当时的毕秘书说：也不知道会等到什么时候，咱们不吃了。我拿着买的菜票去退。 毕秘书要去，我说让我体验体验。便自己去退票。” “肯定会有故事。”冯怡插了一句。 “那卖票口儿，人挤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我好容易挤进去，本来那卖票窗口就小，交款，给票，只有一个拳头大的小孔，我说要退票，收款员在人们的吵嚷声中根本听不见。好容易听见了，我把收款单往里递，好几只手同时往里伸。服务员说，‘快点，快点！’你这个老头，怎么这么慢？我说，你这个眼儿小，我伸不进去。这话，那女服务员却听清楚了。睁着大眼问：什么‘眼儿小’？‘进不去’？她好像一下提高了‘觉悟’，大叫着说：这老家伙耍流氓。……” 说着畅快地大笑。 冯怡也笑弯了腰：“这事就这么完了？”冯怡问。 “哪里会完呢？”张敬怀接着叙述他的故事“女服务员一喊‘这老家伙耍流氓’，坐在那里吃酒行令的几个人走过来，没用分说给了我几拳。毕秘书过来说：‘你们怎么随便打人’？那几个人对毕秘书说：‘你管什么闲事！’对他又是几拳！毕秘书走出去，给市公安局打了电话，说我这个政委挨打了。不多时，来了一帮警察，把那几个穿警服的人和饭店经理带走了。回到机关，毕秘书给市委书记打了个电话，说了我的偶然遭遇。你们还搞什么‘五满意运动’，开现场会推广先进经验呢？这不就说明问题了吗？” 冯怡说：“今天要是出了这种事，我可调动不了警察……当然，现在也不会有这事发生了。现在是市场经济，买方市场，服务态度好着呢。要不咱们今天到饭店吃顿饭体验一番。”说着自己小声地现编现唱：“市场经济好！市场经济好！市场经济顾客地位高。官面孔，不见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市场经济新高xdx潮，新高xdx潮……” 冯怡的声音很轻，但张敬怀都听清楚了，哈哈大笑。这是这几年他第一次开怀大笑。 …… 说着二人出了胡同，又走了一段路，到了一个公共汽车站。这里已经挤了许多等车的人。 不多时，来了一辆大客车。人们拚命往上挤，冯怡先是在后面推张敬怀，推不动，有一个大个子挡着。冯怡自己又先挤上车，回头拉张敬怀。这时那个大个子喊：“往里挤，往里挤，里面空着呢。”他刚刚上了车，一回头就说：“里面没有地方了，等下一趟吧！”张敬怀记得。早先听到一个“变心板”的故事。说是在台上和在台下的人思想观点是不一样的。当时是讲的人的政治地位，这个比喻，可能就是从这里来的吧？像那个大个子，挤上车前，喊往里挤，往里挤！踏上了汽车，一转身态度就变了。 下车时，又拚搏了一场。上车的人等不及人下完，往上挤；下车的人喊：“等下等，等一等！下完了再上，下完了再上！”冯怡先是在后面往下推他，到了车门前又先下车怕他摔着，往下接他。上车下车还是弄得他出了一身大汗。他感到内衣都湿了。 出门时，他交给冯怡几百元钱。冯怡说，要给他买两套衣服。他现在穿的那灰不溜球，蓝不啦唧的中山装，太不合时宜了。张敬怀因为自己不抽烟，不喝酒，又没有别的嗜好，身上从来不装钱的，也不懂得市场上的行情。他夫人和女儿，从来不给他买东西。有什么需要买的，也是秘书给他办。所以，今天他的几百元钱，装在冯怡的口袋里。 他们下车走了一段路，到了一条热闹街。 到了这条街口，见里面人挤如潮，流动着，拥挤着，混搅着，像一锅开水。 他问冯怡：“这是什么地方？” 冯怡说：“这是连世界上都有名的‘中京街’，你都不知道……”接着讽刺他“你这个人，除了会当官，还会干什么？只看刚才人们挤车，就知道你的‘政绩’了。” 谁么批评过他这个书记呀！说：“搞革命像吃饭，得一口一口来嘛！”张敬怀笑着给自己辩解。 冯怡又笑他：“你不懂得老百姓，搞什么革命！” “我就是老百姓出身，怎么不懂得老百姓？” “那是过去！现在你就懂得开会，决议，文件，指示，……” “国家也需要这些呀！没有人搞这些事，也就不成其为国家了。” “进去吧！”在一个大百货商店门口，冯怡搀着他上了台阶。对这个商店，他好像还有印像：这是一个省城去年兴建的最现代化的商场。当时，厉秘书极力劝他出席开业剪彩。他也来了。剪了那么一剪子，就出席别的会议去了，以后再也没有来过。 冯怡领张敬怀进了商店。按照冯怡的建议，今天要给他买两件春秋穿的外衣，两条裤子，两件衬衫。冯怡为他定的标准是，又要新潮，又要合乎他的年龄和身份，款式呢？要在朴素中透出华彩。 张敬怀笑说：“你这标准──朴素和华彩就是矛盾的。” 冯怡说：“矛盾统一嘛！” “我可不穿西服呀！系上领带，弄得脖子像套个绞索似的。” 冯怡说：“不给你买西服。外衣给你买两件夹克衫。老少皆宜，干群通用。 也可拉上拉练，也可敞开胸怀，又随便，又帅气。” “听你的。” 冯怡先到一个柜台，为他挑了两件夹克。一件是蓝黑地透出淡红和暗黄色方格。冯怡像开导小学生似的说：“这蓝黑地，有庄重感，两种淡淡颜色的方格，给人华丽而不轻佻的视觉。”第二件是银灰地，配以黑色不规则图案。张敬怀穿上，对着镜子看自己，说：“这两种彩色对比太重了。” 冯怡说：“这设计服装和做菜差不多，豆腐、白菜都没有什么个性，和什么菜都可以搭配。这银灰色，也是如此。大红大绿太刺眼，这银灰配黑纹路是大方、庄重，又质朴。” “听你的。”张敬怀说。 买了上衣，又买了两条裤子。两种颜色，都是在同一颜色中织出不同花纹。 张敬怀也很满意。 接着又去买男衬衣。张敬怀说：“还是买的确凉吧，耐穿，又不用烫。” 冯怡笑他：“你落后十年了！现在谁还穿的确凉？”转向售货员“要纯棉的。” “不用烫吗？”张敬怀问。 冯怡又笑他：“这纯棉是经过‘后整理’，怎么洗也不打褶，你摸摸这手感……” 张敬怀用手指拈了拈，果然柔软而有弹性，但一看那价格标签“80元”，说：“不买，不买，太贵了，太贵了！”又看旁边柜台中的的确凉衬衫，标价“25元”说“还是的确凉耐穿。” “你得了吧。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早过了。不消费，怎么发展生产，不发展生产，怎么提高人民生活？” “道理我都懂，可是多年形成的习惯，改也难。” 冯怡又问“样式质量你相中了吗？” “倒还可以……” “相中了就买！你穿上试一试。” 张敬怀说：“号对就行，不用试了。怪麻烦售货员的。” “什么麻烦，现在我们是上帝。” 张敬怀试了又试，觉得很合身。 冯怡吩咐“小姐，要四件，给包起来。”随即从身上掏钱，又说“钱花了才是自己的” “钱花了才是自己的”新观念，张敬怀想。 服务员对张敬怀笑说：“你这个女儿真孝顺，如今有几个这样女儿？你有福呀！” “我有福！”张敬怀也满意地笑着。 出了商店，张敬怀说：“我对叫‘小姐’总是不习惯，还是叫同志的好。” “你以为，谁是你的同志呀？‘同志’贬值了。”冯怡说。 他们在商店买妥了预定的衣服，已经是上午十二点了。冯怡提议，他们到一个风味餐馆来顿小吃。既可口，又省钱。拐了一个弯，到了“食品一条街”。 冯怡指着那条街上的块块招牌，问：“咱们吃什么呀？” 张敬怀说：“要辣得过瘾的。” 冯怡说：“四川人不怕辣，湖南人辣不怕，贵州人怕不辣……”冯怡领张敬怀进了一个四川餐馆。 服务员拿来菜谱，冯怡让张敬怀点菜，张敬怀说：“我从来没有点过菜。你点吧。” 冯怡点了几个菜，果然是张敬怀最爱吃的。冯怡问他：“喝酒吗？” “不喝。”张敬怀说“你愿意喝我就陪你喝点葡萄酒。” 冯怡便要了一小瓶葡萄酒。 这顿饭吃得很惬意，比什么宴会都高级，张敬怀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 他们一直到下午四点多才回家。秘书厉顺为等在门口头，走过来为他开门时，用埋怨的口气说：“张书记到哪里去了？见你中午没有回来，我们便报告了公安局！” “报告公安局干什么？小题大做！多此一举！”张敬怀生气了。 “我们要为张书记的安全负责！”厉顺为嘟嘟哝哝地说。 “有谁要暗杀我吗？” 说着进了张敬怀正房的办公室。保姆冲上茶来，张敬怀说：“今天真累。可是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出了几身大汗，现在也没有感到疲劳。” “怎么样？过过老百姓的生活，也很有意思吧？” 冯怡说：“你那个厉秘书的眼光真讨厌！好像老是在问我：你是书记的什么人呀？” “我早晚要辞掉他的，只是他老是赖着不走，说是等着解决了他的级别问题。 让他等吧。” “这是你工作上的事，本来不该我说话，如果是我，早把他打发走了。” 这天晚上，冯怡和小保姆在屋里闲聊。小保姆问冯怡：“冯姐，你怎么不结婚呀？” 冯怡答：“没有适合的对像。” 小保姆说：“像你这么有学问的人，找个爱人还不容易呀？” 冯怡说：“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小保姆问：“什么是‘可遇不可求’呀？” 冯怡答：“就是可以想想，也许偶而遇到个合适的对像，是很难强求的。” 小保姆说：“你只要愿意，那些大知识分子，还不是可以成把抓呀！” 冯怡哈哈大笑：“你还小，你不懂，不懂！” 小保姆也笑了：“找个男人，能一起好好过日子，生娃娃就行呗！” 冯怡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小保姆说：“我看你们这些人，越是有学问，越难找对像，你是不是条件太高了？” “你不懂，给你说不清楚。”看了看表“睡吧，都十点多了” 小保姆立即睡着了。可是冯怡睡不着。 这天晚上张敬怀先是看了一会书，关了灯，却怎么也睡不着。又起来看了一阵书，再关灯，还是睡不着。他似乎有一种渴望，这渴望是什么，他自己也不明白。他觉得需要有一个人说说话吧？他一看表都十点多钟了，不能叫冯怡陪他聊天了。可是，他犹豫了很久，忍不住拿起电话，打到小保姆房间：“小怡，你过来一下。” 过了三四分钟，冯怡站在他面前了。 两个人对立着，谁都没有说话，只隔着一米远。 像尊远古的雕像。 像两座相持的冰山。 像两个凝固的幻影。 地震了，雕像要崩裂！ 火山爆发了，冰山要熔化！ 幻影出窍了，灵魂要狂舞！ 可是寂静着，寂静着，寂静着…… 不知过了多久，冯怡打破了沉默，她近乎耳语般地：“爸……” 这一个“爸”字，似乎把眼前的一切都消熔了。 张敬怀沉默着，喃喃自语般地说：“没有事啦，你回去吧。” 冯怡泪水猛地涌出了眼眶，她再没看张敬怀一眼，转身走出了房间。 一切似乎都归于沉寂。 次日早饭后，张敬怀对冯怡说：“我今天要到机关去一趟。” “有什么事吗？”冯怡问。 “我的办公室还留着，去看一看。你也该跟我去一次，你不去看看卜奎吗？他知道你回来了。” “是，是，我是得去看看他，谢谢他。他很关心我呀！”冯怡说。 不多时厉秘书也来了，问：“张书记今天有什么事？” “我要去机关办公室。” 厉秘书忙去备车。其实省委机关离他们家只有十分钟的路。张敬怀说：“我和冯怡走着去，不要车了。” 两人散步似的出了院子，沿着一条胡同，向省委走去。到了大门口，两根巨大的门柱前，站着两个塑像似的卫兵。卫兵们都认识张敬怀，向他敬礼。倒是收发室那老头叫着：“呃呃呃，我说那位女同志，你站住！” 张敬怀对老头说：“她是跟我来的……” 老头忙摆手：“进去吧，对不起，进去吧。” 两人进了大门，绕过一个花坛，又走了一段路，进了办公大楼。书记们的办公室在三楼，最近新安装了电梯，可是张敬怀说：“我练练腿脚吧。”随即拾级来到三楼。掏出钥匙，打开301房间，冯怡也跟着进了屋。 办公室是里外两个大套间，外屋摆着一张长桌，桌上铺着四边低垂的白线毯，放了一套茶具，周围有十多张椅子，很显然这是开小型会议的地方。里屋靠一角摆了一张大写字台，靠两边墙壁放着两套沙发。一面还放着一台电脑。冯怡禁不住问：“你都用电脑了呀？” “他们给安装的。一直摆在那里，我没有学，也没有时间和心思学。”张敬怀说。 “我教你，手脑并用，能延迟脑子老化呢。况且你将来写个回忆录什么的，用得着呢。” 冯怡又满屋撒了一眼，觉得房间太大了，摆了那么多东西，中间还可以容纳五六对男女跳舞。里外间加起来有一百多米。她说：“你要这么大办公室干什么？” “是他们设计的……”随即拿起电话，“卜奎呀，小冯冯怡从国外回来了，你……”他本来想说“你不来看看她呀！”因为地位不同了，他改口说：“她要去看你，现在在我的办公室。” 卜奎在电话中犹豫了一下：“哎呀，八点半有个会……”又一顿“我马上去看她。” 过了两分来钟，卜奎进来了。先和冯怡紧紧握手：“哎呀，我听说你回来了。 祝贺你得了博士学位。怎么样？” “简单说吧，一切都好！” “工作谈了吗？” 张敬怀插言：“人家是靠亲朋好友自费留学，工作得找个自己满意的地方。” “大博士，还怕大家不抢着要呀。有什么问题言一声。我八点半开会，要他们推迟了十分钟。有时间再详谈吧，对不起了！过两天我去看你。” “开你的会去吧。”张敬怀说。 卜奎出了门，冯怡说：“还是那么热情，热心。” “他不忘本。” “一阔脸就变阔了不变脸，就很难得。”冯怡说。 这天的下午，午睡过后，冯怡对张敬怀说：“关于你离休的事，我有一些想法，想和你彻底谈一谈，可以吗？” “当然可以，我正想听听你这位社会学博士的意见呢。”张敬怀笑着答。 于是，冯怡和张敬怀又一次进行了长谈。 冯怡首先从省委留给张敬怀的办公室谈起。她说：“今天我看了你的办公室，就有感慨：你既然已经决心退下来了，还留那套办公室干什么？从组织上说来，是照顾退下岗位同志的情绪，怕退下来的同志，一下失落得太多，感情受不了。 可是，我不相信你的感情会那么脆弱。在战场上，你连死都不怕，还怕丢掉个办公室吗？况且办公室给你留着，你是去也不去？你去了，无公可办。偶尔去一次，见着卜奎他们，让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如果冷淡了你，他们自己也过意不去。如果热情些呢？再向你‘请示汇报’呢？他们都忙得很，你又担着‘垂帘听政’的嫌疑。所以，留着这个‘闲物’，是不必要的。” 张敬怀耐心听着。 冯怡接着说：“再说，这个厉秘书，你退下来后，除了给你发发文件，并没有很多事可做。我最讨厌他那双眼睛，东张西望的，疑神疑鬼。好像家里时时刻会进来贼似的。留着这个闲人没有一点必要！” 张敬怀还是耐心听着。 冯怡说：“再说，给你留着这部车子。你退下来之后，每天不去上班，又不去逛商店，有多少社会活动？就算一个星期有一次社会活动，去一次书店，一个星期才两次。过去咱们不算经济帐。可是国家养着一辆专车，不算司机的工资，各种费用，得一两万元吧。你这个一辈子为人民利益奋斗的老党员，让几十个农民一年的劳动，养着你很少用得着的一部车，心里能平衡吗？再说，一个大司机闲着，你能保证他不出事？前天”晚报“上登了一则消息：一个汽车司机，借由拉着一个女孩子，到了市郊，在车上先行强暴，再杀人灭口。后来公安局侦破此案，原来是某退下来的首长的司机。首长可以不负刑事责任，负不负管理教育不严的责任？”过了一刻，冯怡又补充“况且现在出租汽车越来越多，出门招手就有车，方便得很。我想你不会因为坐着出租见了同志、朋友什么人的，觉得低人一等吧，我不相信你的觉悟那么低。” “最后，最重要的是你的工作，我看你不想接受人大主任这个职务，是对的。 要退，就彻底退！何必再搞一段‘安慰赛’呢？” 冯怡停了好久，不说话了。但张敬怀等着她说下去。 冯怡把一杯茶，像饮酒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喝完了，才接着说：“咱俩个比起来来，你好像是一座大山，我只是一芥草民。这些事，本来不该我说三道四，可是谁让我是你的‘友女’呢？说错了，说了一些让你不高兴的话，说了我不该说的话，这就要请你原谅了！”冯怡在这里才停下来。 张敬怀还是半天沉默不语。 冯怡接着说下去：“你问我美国，我讲了许多情况。他们是资本主义，不和他们比，好像也没法比。美国总统换了届，上任总统在下台那天，办公室、汽车、秘书、服务和保安人员，要在当天24点0分交出来，法律都是有规定的。一下台，就是普通老百姓。你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没有他们开明？我不相信！” 张敬怀也端起茶杯，像饮酒似的，一小口一小口，把一杯茶喝完，才说：“小冯，我的好女儿，你这些话，我何尝没有想过呢？你说得对，也完全说到我心里去了。但是要真正下决心，总得一个过程吧？” 冯怡说：“难什么？也许这些东西，你丢不得！但丢掉了，就说什么也没有了。可是有一点你是有的，就是你有了自由！我在出国之前，就有这种想法，让你退下来。一旦退下来，离开你生活的圈子，你就是‘自由’的富翁。” 张敬怀叹息着说：“地位，以前是没有的，后来有了，现在又没有了，返朴归真；权力，以前是没有的，后来有了，现在又没有了，返归真；威望以前的没有的，后来有了，现在又没有了，返朴归真。” 冯怡哈哈大笑，拍着巴掌：“我的好老爸呀，你还是想通了。” “不，早就想通了。可是还得吃一副‘催化剂’呀！” 冯怡想了想，又说：“下面这些话，就有点‘干涉内政’的嫌疑了：我建议，你还是应该把艾荣和胜美接回来。不管有多少矛盾，到底是一家人呀！” “破镜重圆？”张敬怀迟疑了一下“她们娘俩都是自尊心很强的人，况且我听说，她们的事业有大发展，日子过得比我舒服多了。她们既然出去了，就难再回头的。” “我可以去说服她们。” “那就劳驾了，就看你这个‘社会学’博士的三寸不烂之舌了回来也是多生闲气。你试试吧。” 停了一刻，张敬怀问：“你的工作呢？总不能老是跟着我吧？” “你说呢？” 张敬怀说：“你原来是林钢的干部，出国时是‘停薪留职’，你还回林钢怎么样？你总得生活，要生活总得有个地方给你开工资呀！这一点很容易做到，和卜奎说一声就行。况且你还有你自己的事业呀！” “我已经想好了，”冯怡说“我想，我研究社会学，就研究你。你这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政治经验，生活历程，党内外的运作规则，‘风土人情’，从苏区、长征，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历次政治运动，改革开放……够我研究一辈子了。 研究了你，就研究了中国社会，研究了中国革命。以前我听卜奎说过，你要他研究过苏区的什么事。我想和你谈谈你的一生，你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帮你写一本回忆录，这可能是一本很有价值的社会学著作呢。” “再说吧。”张敬怀叹息地说。 就在第二天，由张敬怀口述，冯怡笔录，写了一份张敬怀给省委并转中央的要求辞去一切职务并不再出任人大主任的报告。 过了两个星期，原来省委的单秘书长，陪着卜奎书记到了张敬怀家里。冯怡知道他们要谈工作，便回到她和保姆住的房间。 落坐之后，先是单秘书长问了张书记的饮食起居等情况，张敬怀的回答是一切都“好得很！” 接着卜奎说：“张书记给省委和中央的报告，我们研究了一下，又向中央组织部打电话请示过，有几个问题，觉得还是和张书记商量一下，再听听您的意见。” “你说吧。” 卜奎说：“先说这人大主任一职，中央的意见要和我们和您商量，认为你还是做一届人大主任的好。有你在岗，我们有什么疑难问题，找你帮助拿个主意也方便一些。……” 张敬怀打断了卜奎：“按年龄，我再过半年多就到‘岗’了。再干岂不是就‘超龄’了。你所说的‘有什么问题找我商量’，不是要把我推到‘垂帘听政’的地步！我真的累了，身体不行了，我要休息，干部离休的权利，谁也不能剥夺。 我决心下了，你们谁也别再劝我了。” 卜奎最了解张敬怀的作风，他下了决心的事，是很难改变的。也不再说话了。 张敬怀又补充：“以后有什么事，也别再找我了。这一年，你们干得不错嘛。 国民经济总产值以每年百分之八点九的速度递增，比我干得好嘛！” “那是中央给的政策好。”卜奎又问“关于厉秘书的工作呢？怎么安排？” “厉秘书一直要解决他的正厅级待遇，我没有解决，他对我是有意见的。我有一个原则：要官的人就是不给。秘书我是不要了。至于他工作如何安排，按什么级待遇，已经不是我的事了。” “你报告上说，连秘书也不要了。不要个秘书怎么能行？总会有些事情需要服务吧。厉秘书可以另行分配，但你还是配一个新秘书吧。” “没有秘书怎么就不行！”张敬怀的态度很坚决“天底下的人有几个有秘书的？人家不是照样工作、生活、创作吗？弄个秘书，没有多少事情让他干，纯粹是浪费人才！” “那……厉顺为同志的工作怎么安排？” “看看看！这是你们工作中的职责，又问我！”张敬怀有点生气。 卜奎不便再说什么了，停了一刻，说：“您报告上说，连汽车也不要了。这恐怕不行，出个门，社会活动，总会需要的。” “你们要我走点路，锻炼锻炼嘛！我这身体主要是让坐车惯坏的！” “这样……”卜奎不知道往下怎么说了，停了一刻“要是张书记这样安排，别的离了岗的老领导怎么办，他们的秘书、汽车、办公室……” “别人是别人，他们对什么有兴趣，我管不着，反正这些我全不要了！” 谈话在这里僵住了，谁也不说话。 过了一刻，张敬怀打破了沉默，说：“关于小冯的工作，我得说几句：她原来是林钢的干部，出国留学，是‘停薪留职’。现在回来了，得了个博士学位。现在打算让她帮我写点东西。写完东西，再由组织分配。这算我一点请求。总得有个地方给她发工资吃饭呀！如果你们觉得可以，就让林钢给她再发工资。如果你们认为不合适，饭，我还是管得起的。” 卜奎忙说：“这好办，这好办，让林钢恢复发工资好了。将来她的工作，也好办，一个社会学博士，留在省委都是可以的。省委第一要研究的，应该是社会。” 冯怡征得张敬怀的同意，在某一天的下午，先是和胜美在电话中约好，她只说是：去参观参观她的企业，胜美表示热烈欢迎，说：“你如果来敝公司工作，我们可以高薪聘请！” 冯怡说：“我这个博士，是搞社会学的，尽是研究观念性的空东西，对你这个实业没有用的。” 胜美说：“搞经济就得懂得社会，不了解社会，也搞不好经济。你帮我发展企业文化嘛！” “咱们见面再细谈好不好？”冯怡说。 “好的。见面谈。” 那天，按约定时间，冯怡到了盘古工贸实业公司。胜美知道，妈妈对冯怡有戒心，怕妈妈说些没有礼貌的话，便把妈妈打发出去了。她作为一个企业家，不能那么小肚鸡肠的。如今“关系就是财富”，这个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在美国会有很多关系。她得好好接待。 使冯怡没有想到的是，只那座二十层大楼四周的玻璃窗，把附近的街道的房子都映亮了。金碧辉煌的大门，四根银色的门柱，两只一人多高的石狮子，大理石台阶，和穿着他们公司特制服装的保安，说明公司气魄之大。当冯怡到达门口的时候，胜美见她是步行来的，就问：“你怎么步行来？我爸没让他的汽车送送你？” “用不着的。”冯怡说。 接着两个年轻女人行了拥抱礼。 胜美领冯怡进了大楼。一个服务小姐把她们引到电梯前，电梯门开着，又一个小姐等着。二人进了电梯，没用胜美吩咐，好像早准备好的，电梯在某层楼停下来。 “我带路吧。”胜美先下了电梯，进了她的大办公室，冯怡感到，这里比起她爸爸的办公室又阔气多了。好像她爸爸大半辈子拚命流血所得到的，让女儿一下就超过去了。 “请坐！”胜美大方的一伸手，冯怡也没有客气，二人同时落座。又是没有用胜美吩咐，服务小姐端上香茶。 冯怡说：“我一看大门，就感到妹妹的企业办得这样兴旺发达，真替你高兴。” 胜美说：“你可别以为我们是借老爷子的光。我们那老爷子，当他的儿女都倒霉。别的普通人能做的，我们就不能做，怕说我们搞特殊化，在他当权的时候，我们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连我小时候生病，送医院都不让用他的汽车。怕影响他的清廉名声……” 冯怡感到，胜美一见她就对爸爸搞“大批判”，她此行可能要失败。 冯怡为张敬怀解释：“在他那个岗位，注意影响也是对的。” 胜美说：“你别替他说话，他当权时候我们没有沾他一点光，他挨批斗的时候，我们娘俩可做跟着一起倒霉！现在，我们办这个企业，是靠自己的本事。老爷子根本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了，我们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看样子，女儿一提到老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 胜美往冯怡身边凑了凑，亲切地说：“冯姐，过去咱们总是吸收外资，让外国人赚中国人的钱；我现在想在外国办个企业，我们去他们那里投资，赚他们的钱。我正发愁没有个经理呢。我聘你当经理怎么样？高薪，只要你开个数，我照付就是！” “我哪会搞企业？你要把企业交给我，我不给你搞破产才怪呢。风险太大。” 胜美说：“要创业，就没有没风险的事。呆在屋里，怕树叶掉下来砸着脑袋，最保险，但什么事也搞不成。” 冯怡说：“妹妹是要发大财的。” “钱，对于我已经无所谓了。我主要想试一试，我这一生到底有多大能量。” 冯怡觉得应该切入正题了：“妹妹，我这此来，是奉命而来……你爸爸想请你们回去。” 胜美“噢？”了一声“我不相信，他才不会要我们回去呢，几十年了，不说话不吵架，再回去吵呀？” “真的，张书记真的想请你们回去。”冯怡说。 胜美说：“我听说，他退了。退得‘一丝不挂’，是不是退下来感到寂寞，想找个人吵吵架呀？” “你想哪儿去了？” 胜美说：“我们不会回去的，你也不要做这个说客了。况且我现在要出国，筹备在国外办个工厂，签证都办好了，就等着买机票呢。” 冯怡问：“你一走，国内这么个大摊子，谁替你支应呢？” “有我妈呢。”胜美说。你别看我妈在爸爸面前啥也不是，人各有优势。她老人家办企业，在公关方面是位能手。我一走，她更不能回家了。“ 冯怡感到她不能再当这个说客了。换了个话题，说：“妹妹干这么大事业，是个成功者。婚姻问题不考虑考虑呀？” 胜美哈哈大笑，“你怎么不问问你自己呢？” “这事，可遇不可求。” 胜美又是大笑：“我才不想把自己捆绑在婚姻这个战车上，让人拉着走呢。 太不自由，太烦人！我觉得现在最好了！谁也管不着我，连我这个可爱的妈妈也管不了我。” 冯怡说服张敬怀夫人和女儿回家团园没有成功，她告诉张敬怀结果时，张敬怀说：“我知道你这个说客是当不成的，由她们去吧。各人走各人的路，各人好自为之吧。如果她们真的回来，也难免要天天吵的。本性难移，都这么大岁数了，谁能改变谁呢？” 冯怡从胜美那里回来的一个星期之后，胜美就拿到了去加拿大的签证。她雄心勃勃地要施展自己的才能，发展自己的事业。她带去了二百万美金，办了一个小电器工厂，并打算以此为基础，逐步扩大在在国外的事业。 第二十章 飞鸟各投林 厉顺为 他被张敬怀辞去秘书职务之后，省委分配他到一个中型企业当党委书记。厉顺为觉得虽然是平调，感到自己受到了冷遇，没有接受分配。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去了。经商又没有资本，他建立了一个“夕阳美公司”，向省里的老干部集资。 每股一千元，年利息20％。说是“为老干部谋福利”。集资了八十万元。可是，不到一年，因为用人不当，赔了个净光。纪委派检查组，查了三个月，也没有查出贪污问题。厉顺为表示：要命有一条，蹲监狱他愿意，就是没有办法还那些老干部入股的钱。因为问题是用人不当和经营不善，也没有诉诸法律。这可亏了那些老干部，大半生的积蓄，打了水漂，入股者人人恨，人人叹，可是谁也没有办法。 这事一直拖着，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厉顺为的女儿实现了到美国留学的理想。三年之后得了个经济学硕士。在美国工作了一段，取得了“绿卡”。厉顺为想去探亲，如果能习惯那里的生活，他就不回来了…… 盖老板 他回美国后一直没有回来。据说他卷走了几百万元。国内不少企业被骗，吃了哑叭亏，没有起诉。也是不了了之。他送给厉顺为那个“宣德炉”和其他“纪念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也成了历史秘密。 胜美 过了不到一年，她从美国回来了。她办企业失败了。闹得血本无归。可是她也有所得，不是一个人，带来一蓝眼金发的洋鬼子。因为没有结婚，只能是个“准丈夫”。这个洋男人，名叫什么“麦克”。回到海天市，就住在胜美的公司里。事前，母亲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她回国前连个电话也没有打，也没有让谁去机场接她。当她站在艾荣面前向母亲介绍这个洋人时，艾荣几乎气得昏了过去。 她把这个“准丈夫”在公司里安排住下之后，才来向母亲解释，老太太叫嚷着：“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这叫怎么回事呀！”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女儿说“在国外多得很！” “弄个洋鬼子，我觉得害怕，觉得丢人！” “你害什么怕？他又不吃人。” “抗美援朝时，我吃过他们的枪子儿！我也丢不起这个人！” “要丢，也是丢我的人；我不觉得丢人，你丢什么人？” “不行，不行！限你一天，把他撵出去，你不撵他，我就走！我就死！” 这是母女第一次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从此，母女也分开了。虽然都住在一座楼里，但彼此并不来往。这个家，一分为三，不仅是“一家两制”，又是“一家两国”了。 不久胜美就又同“准丈夫”到美国去了。据说，胜美在美国生了一个男孩子，按照美国的法律，在美国本土生的孩子，自然成为美籍公民。这样，张敬怀不仅是“一家两制”（张敬怀的社会主义和女儿的资本主义），又成了“一家两国”（美国人和中国人）。至于这个小外孙的遗传基因，是黄发碧眼，还是黑发黑瞳，没有人见过，胜美写信也没有告诉母亲。本书不敢妄拟。 吉海岩 也吉海岩也回国了。他继承了舅舅的一份遗产，是一座家用电器工厂，还有一套花园式的房子。他经营了不到一年，就觉得力不从心。他认为，自己是个学术圈里的人，或者说是对政治有兴趣。他相信，如果他继续经营企业，很快会破产的。况且他也适应不了那里的生活方式。按美国的法律，办过一切手续，把工厂、房子拍卖，带着他的舅母回国了。他将几百万美金和国内一家民营企业合资，办了一个电子设备厂。他和胜美相反，带回来一个贤妻，是个美藉华人。他这个华裔妻子，既聪明又贤惠，而且懂得经营之道。在合资公司当了一名董事。将来是赔是赚，吉海岩在所不计，由妻子“折腾”好了。 吉海岩回来的第二天，就来见张敬怀。原来他出国时，办的就是停薪留职手续。当时他告诉张书记：他会回来的，现在实践了诺言。 吉海岩先见张敬怀，算是向组织报到。张敬怀高兴地接待了他，二人深谈了很久。张敬怀说：“我已经从岗位上退下来了。现在卜奎代替了我。你应该去看看他。” 接着吉海岩先向单秘书长报过到，才去见卜奎。 二人都先后当过张敬怀的秘书，又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这次他见了如今成为省委书记的卜奎，好不亲热！关于吉海岩的工作，卜奎的意见是，还让他到省委政策研究室当研究员。吉海岩完全同意。卜奎说：“什么时候我去拜访‘弟妹’呀，你得补我一顿喜酒呢！” 吉海岩说：“我和张书记讲好了，后天晚上，在宴宾楼，可以吗？” “可以的，可以的！”卜奎痛快答应“请不请张书记夫人？” 吉海岩说：“请是要请的。我估计她知道老爷子在，是不会来的。我分别专请夫人、小保姆和厨师吧。” 过了一刻，吉海岩迟疑地问卜奎：“你，你和你那位‘公主’怎么样？还没有离？” 卜奎痛苦地摇摇头：“不提吧，不提吧！” 卜奎的婚姻 自从吉海岩从国外回来，带了一个夫人，卜奎看到他们夫妇那么如胶似漆的感情，羡慕得不得了。两位张书记的前秘书一交谈，卜奎这才又把他的离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首先是吉海岩鼓励他：“我的卜大哥呀，你的个人生活太窝囊了。过不下去，就离嘛！” 卜奎说：“就我目前的岗位，怎么好上法院呢？” “你怎么了？省委书记就不能上法院，就不兴离婚？都到什么年代了？” 卜奎又把他几次提出离婚时的情况讲了讲。 吉海岩说：“她不起诉，你起诉嘛！你怎么不能当原告！” …… 在吉海岩的鼓励下，卜奎又到了他的老岳父家里，（因为青莲总是住在她娘家）提出离婚问题。他不记得这是第几次了。 使卜奎没有想到的是，他那位老岳丈，一见面就让卜奎下不来台。他训斥似的说：“你来干什么？当了大官了，要当陈世美是不是？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当了省委书记就有什么了不起！我当省级干部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哪！” 老太太也数落他。此时青莲又不在家，他只好转身就走。 他又和吉海岩商量，结果是他提出了离婚诉讼。 法院院长当然知道原告和被告的身份和地位，几次登门拜望卜奎，也拜望青莲全家，企图“调解”。可是卜奎在吉海岩的鼓励下，坚决提出了离婚诉颂。法院院长多次亲身调解不成，只好开庭审理。法院院长还建议：你作为一位全省的领导人，亲自出庭不方便，我给你找个律师，由他代理好了。他也觉得法院院长说得有理。省委书记离婚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件特大新闻。再让人们在背后议论他这个“陈世美”。他实在不能忍受， 在预定开庭审理这个离婚案件的头一天晚上，法院院长来了电话，告诉卜奎：“我们发了传票，青莲表示，她自己不出庭，她也不委托代理律师。……明天开庭有问题，……是不是等我们做做工作再说。” 卜奎只好同意。他离婚的问题就无限期地拖下来了。 侯贵卿和于丽 过去人们形容品格高尚的人，有四句话：“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人们背后议论这位老姑娘于科长，改成：“见困难就让，见领导就上，见利益就要，见男人就帮。”可是人家是“万能外交家”，关系多，消息灵，又不犯错误，谁也奈何不得她。 卜奎刚到林钢上任时，还没有配专职秘书时，她作为林钢办公室的秘书科长，每逢卜奎外出，她都毛遂自荐，作为秘书都跟着一起外出。经过这么两三次，卜奎已经感到这位女科长气味不对，赶忙选了一个名叫马可的秘书，以防止群众中出现可以预料的议论。这个叫马可的秘书，二十三岁，刚从大学毕业，工作态度积极认真，文笔相当好，又绝顶聪明，试用了一段，就正式定下来了。 卜奎有了正式秘书，于丽作为秘书科长“见领导就上”的策略没有奏效。不久，侯贵卿来了。以后，她和侯贵卿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本书前列面已有描写，这里不再赘叙。 问题发生在中央纪委检查组到来之后。侯贵卿的一屁股屎，一时擦不干净。 根据中央意见，调离了河山省。因为于丽声言，侯贵卿欺骗了她的感情，并且已经怀孕。这事如果闹腾出去，社会影响是很坏的。纪委有同志建议：把于丽也调出本省，在一个处级小厂当了一名副厂长。最重要的是给找了一个副部级干部的男人。此人的夫人去世了。孩子们又都独立出去了。一进门就是高干夫人，又有独门独院的小楼。一说即妥。这样把于丽也安顿住了。没有再生是非。至于以后他们的夫妻生活得是不是幸福，别人就不得而知了。 张敬怀和冯怡 冯怡帮助张敬怀写回忆录。 写了一些日子，冯怡觉得张敬怀应该出去旅游一次，一是散散心，休息休息，二是以普通老百姓的身心和眼睛，看看社会生活及其变化。她的建议，张敬怀立刻就同意了。 张敬怀和冯怡商量的旅行路线：一是，回家探亲；二是到几个这几年没有去过的改革开放的大城市看看；三是，走一段张敬怀走过的长征路线；四是，到一个老根据地在抗战时掩护过张敬怀的老乡家里拜访一次。这些定下来之后，两人就讨论这次旅游以什么名义出去的问题。 他们商量的结果，一是走“公方路线”。张敬怀虽然退下了岗位，但，如果省委以组织名义写封信或者打个电话，给他要去的地区，就凭张敬怀的社会地位和革命资格，各地仍然会以很高的“规格”来接待的。那一定是：张敬怀没有动身，电话就把到达的车次和航班次通知到了，宾馆早就准备好了房间。车接车送，各地还会宴请接风。参观任何景点，都会有当地官员陪同，门票也不用自己买。 每天的行动日程，按时、分计算。这样以公家的名义出去，张敬怀得出结论：那样必然形成“饭来张口，车来就走，进门就住，沿途喝酒”的局面。和当地的官员，既不认识，更无感情上的交流，免不了无话找话的尴尬和说些“今天天气很好……”之类的废话。同时，人家都很忙，平白无故耽误人家的时间，叫人背后议论长短，没有意思。这样的安排，除了表面的东西，什么也看不到。最主要的是没有自由。 第二是，以个人，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旅游。这样就有很多麻烦：一是要自己站排买票，有时要提前在半夜去站排；再就是住宿，得自己去找旅馆，找不到好地方，被褥油滓巴奶的小旅店也得将就。吃饭呢？也是街头巷尾，随时就餐，是不是卫生就很难说了。可是有这么多不方便，只有一个好处：有自由。你想走就走，想看就就看，你看到的，感到的都是真实的。张敬怀说：“我多年没有享受当老百姓的自由了。”张敬怀和冯怡都愿意走第二条路线。 再就是安全问题：张敬怀问冯怡：“你相信有谁会打我的黑枪吗？” “那怎么会呢？” “没有这种可能，我身体尚健，爬个坡，上个山什么的，小心一点就是了。”张敬怀说。 冯怡说：“我看咱们把小保姆带上，有两个人照顾你，无论上车下车，买票，爬山，多一个帮手，总比一个人强。” “对的，对的。”张敬怀说“这小保姆在我们家服务，有五六年了。可以说是忠心耿耿，作为报答，也该带她出去旅旅游。” “就这么办吧。”冯怡说。 张敬怀说：“咱们说走就走，谁也不要告诉。不要告诉办公厅。一告诉他们，他们又要惊动公安局什么的。我现在是一个老百姓，”保卫条例“管不着我。一告诉他们，不晓得又节外生什么枝呢？” “就这么办。”冯怡说。 他们出发三天之后，办公厅来给张敬怀送文件，才发现张敬怀不在了。大门上贴了张条子：“我去看望老战友，并回家探亲。不要‘兴师动众’地找我张敬怀。” 此事由办公厅主任，报告了单秘书长，单秘书长又报告了卜奎书记。卜奎紧张起来。要他们赶紧寻找，而且发了脾气。说：“张书记不告而别，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向中央交待！” 但是，他们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打听到张敬怀的去向。但是，有冯怡和保姆陪着，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吧？ 因为张敬怀有话，他又不便告诉公安局。 过了一个半月，由冯怡和小保姆陪同，张敬怀回来了。所有见到张敬怀的人，都说他脸色红润了，身体健康了，体质增强了。冯怡和保姆也向大家介绍，张书记在井冈山爬山，一气攀登到有两千米的高峰，没有让他们搀扶。在小饭摊上吃了好多次饭，没有闹过肚子，淋过几次雨，没有患过感冒等等。 关于这次出行，张敬怀看到了光明，看到了阴暗；看到了进步，看到了落后；看到了富裕，看到了贫穷；看到了好人，看到了坏人；看到了热情，看到了冷漠；看到了阴险拦劫，看到了助人为乐……总之，这一个多月，他所看到的事物，都那么真实，那么亲切，比他作为书记到下面视察时所看到的几年都多。无论见到什么人，他和人聊天，和人争论，他说什么话，说完拉倒。他享受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自由，如果他现在“在位”，他一定又要把自己的体会，制定一些政策或法规。可是这些感受，他连卜奎也没有告诉。他想让冯怡写在他的回忆录中。 他认为，历史的发展，自然会解决阴暗方面的问题，历史需要等待全民全党的觉悟，要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是着急不得的。张敬怀虽然成了一介平民，但冯怡一直劝他，你离开你原来那个圈子，而且平安“着陆”，应该庆祝。你丢掉了许多，可是也得到了许多。人生总不能什么都要呀！ 有冯怡陪着张敬怀谈天说地，他也不感到寂寞。只这一点，他得到的够多了。 关于冯怡，一直帮助张敬怀写回忆录，她没有结婚。写完回忆录后，作为一个社会学博士，到什么地方就职，也超过了本书所写的范围，就此打住吧。 后记 这是我写的第十部长篇了。小说写完了，可是话还没有说完。 这二十来年，要形容我国的形势，好像一阵疾风，把门和窗子都吹开了，一阵尘烟夹杂着各种物品拥进了房子。 过了一刻，尘埃稍定，往门窗外一看，有亿万富翁，有无赖小偷，有万丈高楼，有茅草小屋，有总统选举，有议会吵架，有如水的美元，有灿烂的霓虹……五光十色，应有尽有，闹得眼花缭乱。 回头再看室内，中堂的“寿”字被吹落了，写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对联，也不知道被刮向何方。一个宋朝的古瓶被吹倒破碎了。吹进来的东西也很多：美元英镑，马克日元，大亨们的传记，桌面上的电脑，机器洋娃娃，款爷旅行家，哈巴狗和波斯猫，蚊子和苍蝇……如果分类整理一遍，得费很大功夫。 用木棍头往墙角一扒拉，吹进来还有文学艺术一类的东西，这里，我们必须细看。 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主义、思潮、风格、流派。有的标明“新”，有的标明“新新”，有的标明“新新新”。有的是真“新”，有的因为没见过，对我国说是新的，对外国，则是半个或一个世纪以前的旧货。因为新，有人又好奇，便学将起来：照抄照转的，把西服改为“中山服”或者长衫马褂的，西装上衣缝上块长布作连衣裙的……反正只要“新”就好，加上一阵炒作，一时身价百倍。 等待又加冷静时，再仔细斟酌，原来那些吹进来又打着当成新旗帜的，是从旧衣服上扯下来的一块布；奶油蛋糕加上山西陈醋，怎么吃也不顺口。没有生活积累，只靠少女时期一点青春躁动作题材，写来写去的，无非是“三角”、“四角”，“五角”、“六角”的自我重复。……外国闹了一个世纪的思潮，我们在几年之内，重复走了一遍。 现在好像要想一想该怎么往下走了。 回顾这一二十年，我从来没有反对和排斥过任何新的东西，但我从来也没有受到任何“风”的吹动。我深知，作家是属于时代的，作家不可能不受自己时代、社会、个人经历和生活体验的制约。勉强去学，就“画虎不成”了。我学不了青年作家；他们也不一定学得了我，因为他们没有我们的历史磨难。我的一贯思想是：我就是我，我坚持我！我们这一代人的社会经历，生活体验，人生价值，注定文艺要去“载道”，要去“载德”。怎么也改不了，怎么也“空灵”不起来。 不影响读者一点什么，你写作干什么呢？ 当我们想想怎么往前走时，不妨回头看看历史。历史是一部巨大而无情的筛子。它筛选着一切事物，也筛选着文学艺术。在历史上，什么文艺作品留下来了，什么东西被筛下去了，很能说明问题。在历史上凡是反映社会生活，凡是为人民呼喊，凡是关注时代和社会的，凡是推动了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这样的作品都留了来了。那些无病呻吟，个人向隅而泣，或者在形式上玩点花活儿，无论中国或外国，同样都被历史的“筛子”给筛下去了。在我国的科举制度中，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们的“八股文”，写了好几万篇吧？可是，留下来几篇呢？ 这几年的“西风东渐”，吹进来的主要是好东西。即使有些这样那样的不良影响，也是我们必须走一遍的道路，也是我们的一部分财富。我们不必责备，也不必后悔。关着门，好像很安全，可是你什么也看不到，打开门，虽然难免有苍蝇和蚊子，但你发展了，进步了。历史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现在想讲一讲《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的写作。 文学创作，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习惯。我是比较重视结构的。动笔之前总是把“总设计”想好：每个人物从出场到归宿，每个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故事发展的重要情节和细节……都有了成熟的想法才开始写。 这部小说，比起过去我写的长篇，要费劲一些。原因是我没有构思好，就打开电脑“动笔”了。 首先是我的主人公没有构思好。他是一位党的高级干部省委书记。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他是挨过整的。没有经过这些“运动”，既不能表现他的历史，也不会形成他的性格。这个人物在晚年，重新放出了他的光辉。在改革开放中，他敢为天下先，创造了在战场上不可能创造的业绩。他的业绩，不仅在本省，在全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威信很高，尽管有人想推倒他，他泰然自若，巍然不动……他的故事该怎么发展下去呢？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成就和威信也一样：他可能因为成就而骄傲了，也可能因为威信高而专断了……有许多人经得起困难和挫折的考验，可是经不起成就和威信的考验。小说写了一多半，我才下了决心，让他经受住了这些考验。任何领导人都是从平民来的，而且都要回到平民中去。 丢掉官职是容易的，可是丢掉官架子，恢复平民意识却不容易。我的主人公，始终没有丢掉平民意识，最后又回到平民中去，这是他自己理想和归宿。我在写作中，有作家朋友问我：“现在还有你写的这样人吗？”我说“当然有，没有我就创造一个。他代表了我的理想。” 其次是题材，我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文革”前写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在文艺创作领域，有四大热门题材：宫廷戏，反腐倡廉、警匪和情爱故事。宫廷题材看得多了，难免雷同化，公式化，出现“审美疲劳”；警匪题材，我没有生活；反腐倡廉，我觉得作家们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肯定写不出新意，写不过青年作家。情爱呢？在我过去出版的小说中，也都有情爱故事，但，我写情爱总是不成功。作家是时代的产物，时代是有局限性的，作家也难免有自己的局限性。像我这样一个从战争的血和火中走过来的人，最关心的是政治，而在政治层面，其中最关心的又党的作风。有人现在淡化主题，我也暗暗强迫自己淡化一些主题，可是怎么也淡化不了。这可能是我的缺点，也可能是我的优点。 有作家朋友问我：“现在人们关心的是发财，谁还关心你写的题材呢？”也可能。 但是，你可以不去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却时时刻刻关心着你。包括你的发财。同时，我也想，每一种题材的作品，有自己的读者层面。我作品的读者层面有多大呢？我希望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都关心我写的这类题材。你了解了其中的运作机制，你做人做事，就知道“必然”；知道了“必然”，你就会有更多的“自由”这就是辩证法。 我既然写到改革开放，写到高层领导，就难免涉及到经济问题。因为本书的主旨不在反腐倡廉，故事中的经济问题有的“案件”并没有查清。现在的腐败案件，从南方到北方，从中原到边疆，实际发生的腐败案件，和已经破获的腐败案件，是没有办法算出比例的。我故事中某些领导的经济问题，之所以没有查清，一是因为我的主题和题材不在这里，二是永远埋历史上的谜，是很多的。将来如果我再续写下去，也许会让天下大白的。本书也就在这里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