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皆商机·温州人的创富史（1978-2010）》 序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过 怎样的草根？他们的出生地，不是“地大物博”，巴掌大的地方既不能“靠山吃山”，也不能“靠海吃海”，唯一一条水路还是死路。而他们的发迹之路，似乎与“知识就是力量”背道而驰。大多数人都是泥腿子下海，与高学历、海归毫无瓜葛，商人的底色大都以“农民”、“小商小贩”渲染；政策撑起保护伞时，他们少受庇佑，往往被边缘化；急刹车时，他们则是风眼，承受着各方意识形态的压力，是所有口诛笔伐者的活靶子。然而，就是这群人，在巴掌大的温州，顶着“资源禀赋贫乏”的帽子，以彻底弱势的姿态，创造着财富神话，成为经济命题中的悖论。而一场理应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温州也自发演变成一出自下而上的、由无数个个人奋斗史所组成的空前宏大的经济运动。运动的关键词曾经一度很敏感也很“坠落”： 私营经济。 奔跑的年代，怀念历史是件艰难的事。 又过了两年，史无前例的金融大灾难，令温州陷入了危机的漩涡。本意良好的民间融资，由理智演变成疯狂的抬会风波，在政府谨慎的治理下逐渐平息。却未料，数年后，曾经风云一时的苏方中误入歧途，走上了非法融资的老路。千夫所指中，苏方中身陷囵圄18年。 这是一部没有主角的草民史，虽然其间不乏草莽、打擦边球甚至原罪，但在这个民生力量与改革勇气喷涌的地方，创造出中国的经济奇迹。直到现在，这些令人心潮澎湃的瞬间还在延伸他的生命力，这正是温州经济史的价值所在。而幸运的我们，因为赶上了难得的历史机会，才得以见证、经历、研究、记录了温州这一段辉煌的历史…… <er h3">二 每个纷繁芜杂的事件，千头万绪。或巨大或细微的变革背后，都有一摞鲜活的或悲或喜的故事推动着历史的前行。这些跌宕起伏的历史叙事，不应该是岩石的挤压、权威者手中的面团、修炼的丹药，它只能是双脚站在现实土壤中的解读者尽量以客观、谨慎的视角诠释的时代痕迹。 一直以来，非常赞同和欣赏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若用先生的话来说，“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历史虽为过去时，但它也是现在时、将来时。它由活人创造，因而如何避免将历史静化、固化、标准化，势必成为我们完成写作力图规避的一个问题。 叙事，空间上不一定要宏大，时间上不一定要绵长。每一次瞬间的闪亮，即使只迸发于方寸之间，一样值得记载。有人说，时间像残忍的刷子，不显山不露水地抹去人们对琐碎历史的记忆，可总有几件事、几个人，顽强地占据着我们的思维一角。由此，温州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想要表达的主题。 历史又总是在短暂性的撤退与超越中前进。时隔两年，大气候开始解冻，开放、蓬勃、昂扬向上成为主格调。1984年，因“投机倒把”罪名被长期关押而近乎绝望的郑元忠，得到人生的一次大赦——无罪释放。激动的他在出狱后径直去了镇工商所，细细研读解救他性命的一号文件。这份文件为他东山再起奠定了坚实的信心。也正是在这一年，日后统领中国电气行业的南存辉与胡成中在一间破屋子里建起了作坊式的求精开关厂，开始了艰难跋涉。 慢慢地，我们意识到，这股力量无他，皆来自民间草根——崛起于草根，游走于民间。他们脚踏实地，以朴实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有意或无意地推动商业的变迁，义无反顾地涌入创造气象万千的民间改革先行者的行列之中。 数十年如一日。一场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改革变局浩浩荡荡。今天，历史把我们带到十字路口，我们看到了沉甸甸的变局： 有超越、也有倒退，有疯狂的高潮、也有窒息的低谷；从万马齐喑到众生熙攘，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共存；从禁锢铁窗到破冰之旅，从单纯而虚妄的理想主义到复杂而务实的现实主义…… 一个爆发经济革命的时代，必然把人的潜能发挥到极致： 最美好的和最丑陋的，最善良的和最卑鄙的，最伟大的和最平凡的，最富有生机的和最没有生命力的，最具价值的和最悖论的……以及介入是与非、左与右两极间的中间状态，都在沸腾的温州尽览无遗。历史在剑走偏锋的道标前徘徊。在苦难的磨砺与生存的压力下，人的爆发力总是相当惊人。短短30年，温州以独辟蹊径的行走模式凸显中国经济的创造性与原创性。 <er h3">三 经济学家是这样诠释宏观环境的：“宏观就是这样，永远有人在悲观时更悲观，有人在狂热时更狂热，也有人冷眼看世界，更多人是墙头草——两边倒。” 这就是宏观的不可抗拒，任何波浪壮阔的序曲，都离不开大开大阖的时代撞击。温州经济的风生水起，只是滚滚中国经济洪流中的一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样的宏观背景，任何以区域起誓的经济理想只能胎死腹中。 <er h3">四 市场大闸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自由的水流渗透了进来，一切变得不可逆转： 计划经济的裂缝萌生了温州私营经济最原始的市场主体——他们在时代的感召下，以懵懂的姿态，茫然或有意识地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埋下伏笔。一批别无所有的温州人南存辉、王振滔、尤小平、邱光和、周成建、叶文贵、钱金波……因为无意间抓住了计划经济的软肋，随后快马扬鞭，一路奔跑。 1978年前的若干年或者数十年的厚积薄发，给了历史新的命题。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福祉，不再悬挂于计划体制，壅塞在意识形态里的水泥开始破裂，朝向世界的窗口徐徐打开。中国，开始向世界主流的轨道靠拢，直至今天以大国的身份崛起。个人权利得到自由的伸张，市场化让平凡人有了比以往空前的影响力。 幸而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伸张，细化到温州是平等而融洽的从商环境的培育，这很大部分得益于温州官方的“异端”。袁烈芳、董朝才与刘锡荣等人的魄力在于敢于同温州的小商小贩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接受来自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屡屡拷问。即便如此，曾在1989年后跌入谷底的民营经济，在全面复苏之中，却碰上了柳市这样一个例外——温州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对假冒伪劣的围剿让柳市经历了一场切肤之痛。处于低潮期的柳市如何完成经济复兴的历史使命，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故事…… 作为一个典型个案，温州发展的跌宕起伏，戏剧性地展现或者扩大了国家政策在历史的反复中对私营经济的鼓励与打压。尽管经历了“八大王事件”和“抬会风波”，温州的个体户和金融改革也得到了高层的认可，但也无法扭转调查组三下温州，对其私营经济的争议与存疑进行研究论证。 后现代思想大师德里达说：“没有事件就没有历史和未来。”历史意味着什么？历史总是事件的历史，事件构成历史的本身。财富的迅速积累，让在角落里独自发力的温州人无端地卷入一场致命的风波。改革开放第四年的1982年，乍暖还寒。国务院两次发文：“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处于风尖浪口的温州个体户，逃的逃，被捕的被捕，一片七零八落。温州从此进入经济发展的低谷。 当从荒漠状态中惊醒过来的人们意气风发，勾勒气势磅礴的未来而陷入无言的兴奋之中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忽略过往的阵痛。逝去的岁月顽强却脆弱，在微风中，传来它们时断时续的声音。历史的记忆，我们怎能轻易忘记。 “该典藏的正在坠落，该坠落的正绽放着荣光。”霍拉斯《诗艺》中的一句话或许可以成为温州民营经济过往境况的写照。 “眼睛远了，心走得很近很近；眼睛近了，心却走得很远很远。”历史不重复自身，却充满了平行线式的相似。在对其纵深的认识上，我们懂得了历史记忆，可缺乏一种向后展望的勇气与睿智。我们需要对历史的出入与穿透，温州民营经济的创业史则给我们提供了绝佳的案例。 波里比阿在《罗马史》中曾谈到：“历史之特殊功用在于能使人明白某种政策或政见的成败原因。研习过去，则能使我们更谨慎、更大胆地面对现实。”自1978年，温州，这个土地贫瘠、面积狭小、位置偏隅的小城，以不容置疑的速度与力度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无限放大，在鲜有政策辐射的劣势中绝处逢生、平地而起。所以，探寻温州崛起的背后是否有种神秘力量的牵引与推动的大胆想法，刺激着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场旷日已久的写作中去，并始终保持着创作的激情。 第一章 曙光乍现 哈耶克在中有如此文字：“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而只需把自己的功能限制在提供公共安全和保障产权与公正规则的实施上……”“温州的改革被称为是一次‘自费改革’，它在没有取得正式的‘改革授权’、‘政策资源’条件下，自发自觉、从下而上变革经济。”所以，“八大王事件”之所以有价值，就正是因为它将拉开我们正要描述的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史中政府观念转变的序幕。也就是因为政府态度的趋于明朗，民间经济力量在与地方行政力量冲突了几个回合之后，双方终于达成某种无言的妥协。 袁芳烈等人开始反思。政府对自发私营经济态度也由无所适从、时紧时松，到“无为而治”，直至顶住压力极力保护民营企业。从此以往，历届政府一直用抽象规则，以此保护个人自由领域不受侵犯，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正是由于政府的放手，温州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私营企业从此再未受到致命的冲击。 打鱼、打铁、打拳的郑元豹，通过熟人承包了停产的飞鹰机电控制厂。他给对方的承诺是： 我投资、我制造、我销售，利润你们拿60%，我只要40%。 1892年8月31日，有关温州工商概貌的报告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人的办公桌上。一位英国人煞费苦心地在报告中写道：“温州拥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使之有希望成为外国人在中国的居住地。气候温和有利健康，靠海空气清新……”但在伦敦英国海关总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这份关于温州的报告并没能引起欧洲人的兴趣——那里的贸易业绩一直很不出彩，令人失望。 车站商店里小糖和部分品牌香烟已敞开供应，这在前几年不可想象。在一小吃店，要了两个花卷，一碗绿豆粥，一个咸鸭蛋，共花费2角5分，真是便宜又爽口。与此同时，温州之外的广袤国土上发生着沧海桑田、气象万新的变化。 两周后胡金林回到柳市，发现税务部门在他的门市部水泥柱贴上一张白纸红章的文件，通知营业税从0.35%连补带罚上调增加到6%。再过了一个月，工作组告知他：“从现在起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直接或间接表明，胡金林将是下一个整顿对象。此时，其他的“大王”们已经陆续被叫到工作组，且进去就没有再出来。 1978年年末，为了推销低压电器，胡成中已经在长沙郊区85个村子的抽水站间连续跑了十几天。远处驶来一辆拖拉机，他拼命追赶，可拖拉机还是驶了过去。他只能在寒冷中耐心等待搭乘下一辆车，载他到下一个推销地点。一天夜里9点，在公路上冒着刺骨寒风等了4个多小时，胡成中才吃力地爬上了路过的运煤车。此时，他心中唯一的心愿是能喝上一碗热开水，能在两块钱一夜的通铺上肆无忌惮地睡一觉。 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当时，最热闹的前后市街，“八大王”彼此店铺相邻。而10多年后才声名鹊起的正泰南存辉这时刚辍学不久，正在“目录大王”叶建华的店门前练摊修鞋。 春水萌动 12岁的周成建，将父亲买给姐姐做嫁妆的缝纫机零件拆了一地，被父亲暴打了一顿。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当名裁缝…… 一位叫陈春先的教授穿着特意购置的西服访美回国，带回中国同行还很新鲜的事物——硅谷创业精神。谁也未曾想到，正是此人在一潭死水的中关村掀起惊涛波澜。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温州就被一种神经质的质疑与争论压抑着。整个经济局势在争议中于积极和消极中飘摇不定、左右摇摆。局势不明朗，各方都在沉默中博弈、抗衡。几乎每个私营经营者都小心翼翼，谨慎地防止自己的财富外泄，从而成为众矢之的。 “邓小平理论”逐步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思想。于是，在现实境遇改观后，被物质与精神双重束缚压抑数十年的亿万国民中，必须要有人挺身而出。这可以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群人，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有着孤注一掷的勇气、破茧而出的韧性以及热血沸腾的激情。 改革刚绽萌芽，远未如火如荼，匮乏的市场处处冒着商机，只要敢扛起经济大旗，给点阳光就能灿烂。从经济学角度，“八大王”的财富积累显得易如反掌。不过，对领跑者造成致命冲击，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不是市场规律，却是阴晴不定的政策。“大王”们身不由己地卷入一场风波之中，遭遇严重挫折。 号称离经叛道的吴志泽，高中毕业后为了生存，同大多数温州人一样，靠推销发卡、表壳、纽扣等小商品走上经商之路。 1978年，正是温州打破旧制度的刚性约束，冲破种种阻碍，掀起这场经济新革命的起点。 第二张大字报出现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立场“鲜明”，文字“精彩”： 李云河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工厂搞包工到人，在家庭包娘教子！自己讨个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讨的老婆都是包、包、包。 可以想见，恶劣的生存环境必然使民间“反叛”的冲动由一种可能性演化成一种必然性。历史的机缘终于再次垂青温州。一批在规则的“边际”，若即若离地保持着适度灵活性的个体迸发出不可限量的潜力。温州也在彷徨中找到一条似有似无的起跑线，一个不偏不倚的历史位置。长此以往，温州扬眉吐气，备受瞩目，以叹为观止的节奏走向繁荣。 一直如履薄冰的“八大王”们在起步时，无意间抓住了中国计划经济的软肋——五金产品供求渠道不畅通——快马扬鞭，一路奔跑。到1978年，电器厂产值达到1个亿。事实上，“大王”们的“出格”只是被诠释为生存使然，在他们创业之初注定不显山不露水，少为人知。而同一年，日后苏南模式的代表江阴华西村，在吴仁宝的带领下，理直气壮地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为改革宣传的范本，风光无出其右。 李云河“农村试验田”中途夭折，可未“杀鸡儆猴”，斩断温州人革新的基因。那时，中国更多的区域随波逐流，并未依靠自身的力量尝试去扭转命运，从而在关键时刻错过了一趟车，后来趟趟被落下。只有温州等少数地方，以生存的欲望再加上成长的希望，构成起跑的原动力，尽管结局壮志未酬。但在此种意义上，如果浓缩单个温州个人的奋斗史，或许可以窥见一群社会底层人物的成功史。 回过头来，审视整个事件中温州市政府扮演的角色，不难发现政府行为有时就是这样难以理解。凭借一腔热情的“整顿”和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引导规范一地的经济，反而扼杀了经济的活力；用计划经济来指挥新生的经济力量，无法企及的调度能力却演变为闹哄哄的逞能。 这些无依无靠的柳市个体户们势单力薄，委婉恳切。他们既刻意维持自己低微的尊严，又因面对悲怆的现实而选择低声下气；他们不遗余力地想尽办法追求温饱的生活，而环境的残酷总让其无奈。但是，他们要如蝼蚁般顽强地活下去。于是，大多数没有本钱的人选择了为五金电器业务跑供销： 新华的郑元孟出身赤脚医生、天力管件的柳知春出身铁匠，均做过供销员。有统计数据称，今天绝大部分40岁以上的柳市老板都当过电器供销员。 所谓巅峰，就是当人一个转身，无论走哪个方向，就开始了下坡路。过去几年，当生意鼎盛时，“大王”们是整个城市最忙碌的活跃分子。突然，好时光不再，一场变故骤然降临。 这些温州“名人”，经营企业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应付这场来势汹汹、措辞严厉的打击“经济犯罪”运动更无经验可谈。他们慌了头脑，“各显神通”，可结局大都黯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给了郑秀康启发，他思考着如何改变贫困的现状。33岁的他拜师学做皮鞋，康奈由此而来。 我能把旧债还清的原因有几方面： 妻子的私人小厂生产景况见好。父亲被允许在自家小屋摆小百货摊子，有了日常收入，不仅不再要我寄钱给他，反而在粮油上支持我们。温州市场供应好转，亲友们不再需要我通过部队供给捎带肥皂、白糖、布料一类日用品。这些数额不大，说句小气话，毕竟也要在工资那碗水里舀。多进少出，危机化解。 最早被逮捕的是最年轻的程步青。乐清专门为此召开公审大会，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台，接受批斗和唾骂。叶建华则是在家给孩子洗脚时，被通知到旅馆谈话。一进门，手铐就铐住他的双手。回忆当初，叶建华眼神迷离，眼眶泛红。 类似的故事站在今天的角度听来是那么的荒唐与可笑的，可谁说历史就不是由七棱八翘、桀骜不驯，一堆说不清、道不明的人和事组成？对于一些既成事实，总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接受；对于一段历史，也总需经过打磨、沉淀，才能看清真实的细节。 初开的混沌 长沙郊区的乡村土路上，胡成中背着样品在泥泞中艰难跋涉。馒头和水背在身上，一般在村户家借宿，实在找不到住的地方，找个草垛也能过夜。 潜逃的还有郑祥青、李方平和王迈仟与郑元忠。出逃前，柳市工商所多次“传讯”郑元忠，要他写如何投机倒把发家的检查材料。写到第29天，实在愤懑难当，郑元忠抓起墨水瓶扔向隔离审查室的墙上。之后抓住上厕所的机会，他跳上村后小河的一条小船，开始长达20个月，历经几十个省、市的流亡漂泊。可最终的结局仍是以“投机倒把”的罪行锒铛入狱，牢一坐就是186天。而另外三人的命运也殊途同归，相继落网判刑。 令人亢奋的冬天，留下了奋斗者的回忆。若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在历史的坐标轴上进行评价，即使时间的纵轴再延长几倍，都不会缩小它的贡献。许多敏感的青年开始懂事，若干年后他们将成为中国民营经济赫赫有名的人物。不妨看看这份名单： 温州市区著名风景点江心寺门口有一副对联： “没有！”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在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总结讲话，“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在如此的繁华之下，在计划与市场、自主与开放、保守与激进的博弈之中，温州的民营经济将集合中国商业变革的所有要素，开始闻所未闻的跃进式发展，并生生不息。 上面春雷滚滚，下面春潮涌动，经济的活跃因素以核聚变的力量正浓缩在温州蓄势待发。一旦宏观政策回暖，温州便开始沸腾。有些人受到政策的感召而跃跃欲试，有些人厚积薄发应了政策转向的火候，有些人则是在贫穷线上实在混不下去……他们以自己特有的笔墨，在中国商业进程的底色中涂抹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并出色从容地融入民营经济的一片汪洋中： 与城市相比，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始于农村这块希望的田野上。城市处于权力的中心，它的肌体更为复杂，利益犬牙交错，改革步子始终难以迈开。所谓，大变革的机遇，小村庄的现实。所处的基层位置给予农村干部更多相对的自由和可实现抱负的空间，身上的政治属性也让这群人时刻留心并揣摩着权力最高层领导人的每一句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论。 潘石屹，“右派”父亲平反，一家人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将搬往县城。回城前，潘家长子潘石屹必须将家里粮食拉到县城粮站交公，换成省流动粮票。200多斤粮食，一辆平板车，20多里土路，一米四几的14岁的“小潘”，“两个坡道怎么拉也上不去，只好在路边等人帮忙”。不久，他转学到县城高中，“从农村到县城，感觉到生活很有希望”。 “这不是馒头吗？” <er">引子 岁月，如潮似云。历史上，数十年乃至千年，温州曾是一个极易被人“遗忘”的地方。在中国浩瀚版图上，这里是蛮荒而不起眼的角落，置身于中原经济发展和文化主流之外。而温州人描述自己的生存环境，喜欢用“浩浩东海，巍巍雁荡”来形容。东海、雁荡作为大海名山，名气确实远盖温州。但是，东海的狂风恶浪，日夜不停地历练出温州人不屈的求生存的意志；雁荡山的骇人眼目，磨砺出温州人为生存搏斗的坚强性格。 叶祥尧，费尽周折买到简单的制作工具，和几个伙计摸索打造最初的电器产品，办起作坊式工厂，后被人称之为“温州模式”的缔造者之一。仅18年时间，他把只有42万元资产的企业发展为资产23亿元、年产值逾60亿元、旗下拥有9家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 解冻的形势，开放、蓬勃、昂扬向上成为主格调，一切都充满着希望。人心亦如奔腾的河流，民营经济破土而出，呼吸着逐渐松绑的自由空气，焕发出勃勃生机。而温州，这个名称本身，也借助本地民营经济的激扬超越了地理的局限，放射光芒。 “八大王”其实有10人。电器厂每年都会表彰营业额最好的10个门市部。10位负责人按从事的行当冠以“大王”称号：“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和“电器大王”郑元忠。 李云河靠“包”起家，靠“包”成家，日夜出入“包”府大门，简直被“包”迷住了心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公开评论，四次点名李云河，指责其“做法错误”。最终，李云河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之后每次运动，他都被当作“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接受批判。而包产到户的“始作俑者”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13级降为16级。永嘉县委常委韩洪昌，撤销职务，被当作“漏网大右派”批判。永嘉县委农工部秘书长潘长平，开除党籍、公职，送去劳动教养，最终家破人散。 温州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如所云：“瓯居海中”。建城史应追溯到公元323年。晋明帝临海立郡，统永宁、安固、松阳、横阳四县。当地人请出寓居永嘉，以精通卜筮之术闻名于世的学者郭璞“为卜建郡”。郭璞过江登山，眺群山错立，似北斗星座，提议跨山建城。相传建郡时，有白鹿衔花腾空跨城而过，所到之处鸟语花香、祥云腾飞。人们认为是祥瑞之兆，故温州又名“白鹿城”。时光流逝，白驹过隙。永嘉建郡，至今日1680年有余。经无数兵戈灾变，城址位置及范围始终未变，“温州”名沿用至今。 个体经商实在算不上是件体面的事情，相反只要在国营厂，无论什么样的职位，全家与有荣焉。时任柳市工商所所长的胡万昌有这样一段经历，他一天去国营商店买东西： “饿了，有馒头吗？” 唯一逃脱惩罚的是刘大源。关于此人，有文字记载如下： 1967年夏，刘大源弱冠之年，温州大旱。前后131天，柳市未降滴水，十夹河干涸见底，整个虹柳平原哀鸿遍野。乐清水库枯竭，不能发电，刘大源做煤油灯来提供照明，一天内能做100多个，全部热卖一空。他后来做了一个铁箱，把做煤油灯生意换来的5000块钱放进去。四年后，这个灵活的年轻人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小铁师傅。一晃十多年，他被称为柳市八大王。在这期间，柳市经历了个体经济缓步觉醒的过程。1971年，一社队企业生产煤油钻开关，急需1万件3×25螺丝，寻遍各商店没有着落，便求助于刘大源。神通广大的他四处购齐所需螺丝，赚了一笔丰厚的差价。自此，刘大源摆起螺丝摊。尽管他得到一个国营企业招工指标，可他敏锐地感觉到商品气息正逐渐渗透着柳市，便毅然选择了放弃。 一个年份，隔开了新旧两个世界。邓小平的远见和温州人的果敢，超越地域的局限碰撞在一起。尽管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温州仍旧接二连三地发生： 有人在街边卖虾皮，被工商人员抓住，走投无路竟跳进九山湖里自杀。还有人卖螃蟹，被工商人员的哨声当场吓晕，被送往医院抢救，未能再苏醒。另外一养鸭专业户，见有干部登门上访，以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吓得簌簌发抖，赶紧声明：“以后不敢养了”。 曙光乍现。毕竟，形势还是日趋明朗，旧时代的伤痕正在淡去。翻开温州人张国谦的两篇日记： 凭着激进的性格和冒险的精神，这10人掸掉身上的尘土，洗尽满脸的污垢，迅速积累起个人财富。 1982年9月，刘大源早起上街，墙上张贴的“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大幅标语触目惊心。他暗自胆战，作出生平最快速的决定，趁人不备钻进小巷，回家取出7万元钱后，亡命天涯。之后整整三年，像老鼠一样，他四处躲藏，山穷水尽时沦落到与乞丐争抢垃圾箱里食物的境地。后来听说形势变了，他才在农历大年三十回家团圆，但人枯形瘦，相熟亲朋大半不敢相认。 虽然名单中的多数对于这个冬天发生的事情反应各不相同，他们的一生也会耳濡目染。 任何时候，经济的发展都是上下合力的作用。如果少了政策的支持、行政的力挺，那些散落在温州各个角落的商贩、小作坊主乃至刚刚被财富催生起来的“暴发户”，恐怕在社会的词典里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即使凭借一时的锐气把天捅个窟窿，也难以与经济主流接轨。 不管文字描述得怎样天花乱坠，温州毕竟只是个弹丸之地。1978年以前，在这个国家经历着大动荡、大迁徙，其近代史前所未有的复杂、曲折；许多人的生活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时，温州与国家相互间的前途却拉开了巨大落差。它默默无闻，甚至几乎不为外界所知。可除去一段浮华且值得渲染的历史，偶然交织着必然也能产生出闪光瞬间。有些人就意志坚定地相信，在1978年之前接近30年的时间内，温州绝对有可歌可泣之处。 正是这一年，是一个动荡却叫人有换了人间感觉的转折期。一部分温州人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渐次醒来，贫穷犹如芒刺穿透复活不久的肌肤，他们开始了经济上的探索，亦步亦趋、如履薄冰。无人知晓，这群人将走向何处；更无人能够想象得到，接下来的中国温州，繁荣程度会远远超过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太平盛世。 今天是残酷的，明天是残酷的，可后天是光明的。正是看到了未来的曙光，胡成中憧憬着自己走南闯北跑供销。愿望愈发强烈，带着姐姐给的200元钱，他平生第一次乘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 卡尔·波普尔曾经讲过：“人们选择民主，并不是由于它的种种好处，而是为了避免暴政。”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这么说： 温州人之所以选择民营经济，也绝非他们从一开始就辨析地看到了它的种种优劣，而是为了脱离贫困。这是一种无关乎理想的人性本能，是跳跃在温州经济躯体内最为朴素而核心的自由精神。 重新回到温州，刘大源成了唯一未坐牢的“大王”。尽管难免心有不甘，但他对生意心灰意冷。歇业几年后，他重操旧业，经营螺丝店至今，可已非彼时。“大王”头衔虽成过去但毕竟曾戴在身，他为此严格要求自己，宁可生意清淡，也一定避免留人口舌。 宁静只是短暂的，该来的终究要来。那是1982年一个焦躁难安的夏天，紧张的氛围笼罩着整个温州，所有先知先觉的人不约而同地嗅到了空气中的变化，只是没有人料到变化会来得那么突然和迅猛。尤其是个体私营者，站在最前沿，往往更具备敏感的触觉感知局势的冷暖。从年初开始，温州柳市的“八大王”们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将要大祸临头。 1978年，柳市五金电器风生水起，大批量的螺丝需求催生市场。刘大源赶到上海，一周内收集到300公斤螺丝。码头到轮船有500米距离，他将螺丝分成四担，来回搬运。当把螺丝全部装到船上，他早已汗流浃背。口渴难忍，想进船上餐厅喝水，服务员见到他的寒酸样子，直接当着众人的面将他拒之门外。不过，刘大源的螺丝种类越来越多，达到17000多种，无论怎样少见的螺丝都能在他这里找到。《人民日报》两位记者听到“螺丝大王”的名声，决定调查是否货真价实，想方设法找了两种极为罕见的螺丝要求配。刘大源看到螺丝，马上说：“有！”记者惊奇不已。 历史总是在欲扬先抑中前行，尤其是当新事物以试探的角色挤进旧传统的生存空间中时，总有阵痛，甚至中途搁浅。这是时代进步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20世纪60年代末，柳市最好的劳动力，一天只能从生产大队挣到0.57元。最差的收入还不到4分钱。人人都清楚无误，不论做什么，活下去才是第一要务。由此，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毫不害羞地坐在马路边补鞋。不知不觉，一片民间创业汪洋中，泥瓦匠、木匠、弹棉花、补鞋等做劳力的群体竟然发展到10万人有余，简直蔚为壮观。 再后来，农民陈维松、陈庆瑶等兄弟11人，集资2200元，购置冲床、台钻等简易器材，创办五金电器制造厂，获利甚丰。终于，一笔天文数字——淮北矿务局汇给陈家兄弟厂35万元汇款，震惊了当地政府。投机倒把办公室强制该厂全体职工集中参加“学习班”，半警告半威胁地告诉：“赚1000元坏分子，赚5000元坐牢子，赚10000元杀头子。”学习班结束，陈家兄弟只得遣散人员，工厂也就倒闭了。时至今日，陈氏已为当地第一家族，但有关这段惊心动魄、事关生死的创业典故，连家族中的长者都渐渐淡忘了。 “左”倾思潮恣意奔流，这场意义深远的有益实践和顽强探索终究在不到两年后被打入“冷宫”，匆忙地被打上苦涩的印记。而两张批判李云河的大字报，则极具创意。 有人说，温州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当市场大闸被小心翼翼打开后，自由的水流渗透了进来，一切就已经变得不可逆转。所以，计划经济的裂缝萌生了温州私营经济最原始的市场主体： 离土的农民、乡镇企业的分离人员和国营企业的退休人员。他们在时代的感召下，以懵懂的姿态，茫然或有意识地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埋下伏笔。 农民的积极性被空前调动，经验在温州地区得到推广。现在看来，李云河的做法不足为奇，但当时却是“大逆不道”。有些人公开发难。温州地委机关报指名道姓批评李云河主导的包产到户是“打退堂鼓”。不服气的李云河撰写长达5500字的专题报告发表在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上，作为反击。 徐冠巨，连续两次考试失利后，参加了鲁冠球万向节厂的招工考试，从600人中脱颖而出，担任工厂会计。后来，徐冠巨创办的传化集团实力上不逊于万向，其政治声望也在当选为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和省政协副主席后如日中天。 不管怎样说，即使困难重重，1978年还应该算是柳市个体户的黄金时期。穷困的人们如同一夜之间确定了人生理想。偷鸡摸狗的不务正业者学会了扎花圈，爱赌博的混混也有模有样地做起了摆摊的买卖。“八大王”之一的刘大源记忆中，“柳市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治安最好的三年”。可见，经济，这个日后被保守主义者一再指责为“导致道德下滑”的元凶，也是无形的道德规范者、社会秩序维持者。 等来了政策 温州人头顶上，是国家即将掀起改革大潮的政策。遥远却也可及，不过需要时间的层层传递。可是，另一方面，倘若没有温州人被脚下诸多负面因素所激发的种种创业激情，单靠政策的渗透，温州经济不知要慢下来多少节拍。 据权威部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国家对温州累计投入5.95亿元。以温州700多万人口计1953年到1962年的10年间，台州与丽水地区大部分县属温州。，平均每人每年仅为人民币2.83元。因此，改革前的温州也是国有经济比重最低的城市之一。1978年，温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3，远低于全国80％左右的比重。加之交通不便，距离其他发达城市距离较远，温州农村难以得到城市经济有效辐射，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1%。这些客观现状作为日后“温州模式”形成条件，日积月累，积淀下来。 1982年1月11日和4月13日，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风声鹤唳，在这场全国性的斗争中，因私营经济而备受争议的温州成为重灾区。 正如此，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秘密签订契约，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才会十分风光地记录进中国的改革史。但从更长的时间范围内看，1956年5月，温州永嘉就已出现包产到户的端倪。当时，26岁的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目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矛盾和弊端后，与戴洁天一起悄悄试验中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 如果能对自己的人生重新规划，胡成中会选择读完初中、上高中、考名牌大学，用知识来改变命运。人生没有假设，少年失学的他只能眼看着同学们背着书包兴致勃勃地上学而心里阵阵难过。生活总是贫苦不堪，又怎么能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呢？对于饭都吃不饱的人来说，读书简直就是一种奢侈和浪费。穷则思变的冲动与遥不可及的大学梦无疑发生了不可扭转的冲突。 00社会大环境的闭塞造成温州衰落，一个商贾云集之地，昙花一现，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中，沉闷数百年。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是前线，60年代是火线，70年代是资本主义黑线”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将温州作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政府决定“放进来，关门打狗”，将温州定为反帝反蒋的前线。随着国民党派遣的武装人员一次次登陆、空降，温州政治之弦，绷得比任何地方都紧。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温州发生过大规模武斗，当时全国武斗最厉害的地方是武汉和温州。与武汉不同，温州武斗战火猛烈，死伤不计其数。武斗使温州粮食、水、煤、电全面紧缺，人心惶惶，所以流行民谣：“日昼无米，黄昏无被；工总、联总，有饭吃就让你总；日昼靠天光，黄昏靠月光。”20世纪70年代，温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个弹棉弓，以四海为家闯天下，本是以防饿死的下下策，无意间挑衅了政治神经——全国人民都在朝八晚五、老老实实地上班，唯有温州人东流西窜地去赚钱，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黑线。，一句颇具诙谐的顺口溜道出了温州的尴尬与温州人的郁闷。温州人饱尝的苦难，可谓冷暖自知。 柳市自古有经商传统，诸如前文所言的“大王”们无一例外来自温州柳市。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乐清有柳市、封市两镇。”柳市地处独龙岗，水边岸头杨柳成荫，镇上有武桥、龙首桥，两桥之间有一棵千年大柳树，如一团绿色的云，遮盖了一方天地。乡人多聚此树下交易经商，年长日久，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市场，从而成为自然集镇。 面对突如其来的诘难，胡金林第一个做出反应。他扛上一袋六万元现钞，主动找到工作组，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他以为这样做就给工作组一个交代了。可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胡金林的想象。大街上挂着“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的横幅，有三四年没有响过的大喇叭整个白天不停息地用强硬口吻宣传政府的大政方针。看到苗头不对，胡金林干脆关了门市部的卷闸门，带上新婚妻子去全国旅游散心。 这天，胡成中赚了100元。那年，中国农民的贫困线是年纯收入100元。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文章引发全国上下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争论。尽管如此，温州那些草根创业者们似乎根本不知道整个国家发生着怎样石破天惊的大事。不过，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当“真理大讨论”逐渐走向高潮时，柳市最热闹的后街水果店中，悄然出现了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 大唐天朝，四海升平，国力强盛。温州和海外的交流逐渐频繁。因慕温州风土，李白留有《孤屿诗》：“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但温州真正的繁荣始于宋朝。宋室南迁，偏安东南之隅，虽被后人所不齿，可因此机缘，给温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灿烂——宋商品贸易和对外交往大都依赖海上。商品经济气息浓郁的永嘉学派在那个时代异军突起，不妨视为温州商品意识天然浓郁的极好佐证。不过，这个宋元之间的“六朝繁华地”，明、清以来却凋零冷落。两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温州沿海全线内迁。从此，温州鱼盐之利尽失，海上贸易处于停滞状态。 当时浙江省最年轻的副省长袁芳烈出任温州市委书记，受命到温州治“乱”。袁芳烈雷厉风行，决心割掉温州的“资本主义尾巴”。他认定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最严重的在柳市。很快联合工作组进驻柳市，一场轰轰烈烈全市范围内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正式展开。像“大王”们这样的出头鸟自然首当其冲，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时称“八大王事件”。 胡金林从上海、北京流窜到东北，甚至在曾经是土匪猖獗、小说《林海雪原》中座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了一段时间。两年后，他结束流亡生活溜回柳市，当夜被捕获。警察告诉他说：“通缉令还在，必须抓你。”第二天，乐清广播站报道：“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被抓获归案。”在监狱，胡金林被关在重刑犯单间，他彻底绝望，甚至做好判重刑乃至死刑的准备。谁知道66天后，他先取保候审，然后案件撤销。 没有一项伟大的社会试验可以在暮气沉沉中完成，更没有一项改革能够在四平八稳中成功。温州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进程史上，温州人以年轻而不无鲁莽、激越而不无尖锐、感性却不少理性的创业基因，充当着开拓者的角色。“八大王”即为典型。 退伍回乡的黄作兴，他被安置到温州市永中制冰厂。经济大潮涌动，黄作兴放弃稳定的工作，到一家私人阀门厂跑起供销。 庄吉金三角之一的吴邦东此时正在读中学，不过已经开始留意社会发展态势。 李如成，父亲被打成“右派”且进了监狱，他和精神崩溃的母亲以及四个兄妹无法返回上海，只好用返城补助款，开了一家乡镇企业： 青春服装厂。 最悲惨的是戴洁天。他被戴上“右派”和“反革命”两项帽子，送回原籍管制劳动，其子女的户粮关系全部迁往农村。当年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如此写道： 被告混入革命队伍，利用职权上之便利，首创包产到户，丑化集体生产，积极推广单干，使全县42%合作社受影响。同时被告污蔑粮食政策，“农村混乱是粮食问题”等等。正是“包产到户”在土地严重缺乏而观念转为领先的沿海地区，将大量闲散人口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自然地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的机会，从而直接诱发社队企业的意外崛起。所以，有人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民间公司的庞然生长，逻辑根源上可以从小岗村开始追寻。那么，如今唯一能告慰李云河等几位当事人的是，他们先知先觉的改革尝试比安徽小岗村农民惊天动地的“包产到户”实践，整整早了22年。 打击“八大王”之后，事件高调处理的副作用与活生生的现实刺激着以袁芳烈袁芳烈（1929—2009），山东沂南人。袁芳烈担任温州市委第一书记、书记后，在当时温州情况比较复杂，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工作比较艰巨、困难的情况下，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在政治上大刀阔斧平反“八大王”冤假错案，扭转了温州派性严重、治安混乱、干部群众信心不足等状况；在经济上结合温州实际，提出大力发展民办工商业，引导人民群众创业致富，在全省首先推行包产到户，为“温州模式”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首的温州市政府官员的神经。数字证明了事实： 打击个私经济，低压电器生产和销售步入低谷，主要经济指标一路下滑。1980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31.5％，1981年为7.0％，1982年为-1.7％。工人失业、街市冷落，老百姓生活更加无所适从。 牛根生，一出生就被父母卖了，14岁失去养母，19岁失去养父，这名苦孩子在全会后成为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厂的一名养牛工人，不再挨饿、受冻和申请救济。 “文化大革命”期间，温州“顶风作案”，柳市负责人石锦宽为解决支边青年就业，以居委会名义成立了一家街道企业——通用电器厂。32个门市部独立经营组成电器厂，经营各种业务，每月只需向厂方缴纳30元管理费。一批除了仅有勇气、别无所有的农民，开始渗透商贸领域，做起五金配件、原材料、机电、贸易合同、目录生意。 负责过宣传、民兵、共青团工作的邱光和从部队回到了家乡，成了人民公社半脱产干部，受公社委派担任过社队企业的厂长和书记。 “这不是馒头是面包！”销售人员非常粗暴。正是如此，当柳市第一家电器门市部在一片水果店的包围中出现时，就显得扎眼而突兀。负责人吴迎春，36岁。此后，以门市部结合家庭作坊，这种温州式“前店后厂”逐渐由1家增加到3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5万人。只是“八大王”事件后，它们一度元气大伤。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柏格森曾说过，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只是在这个社会下定决心进行实验后才一蹴而就。因此，需要某个人或某群人赋予社会以自信。所以，最先感受到时代的召唤，是出类拔萃者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 第一张大字报“言简意赅”，省人代会期间，张贴在杭州红楼招待所： 33岁的刘大源家里装上了柳市第一部电话，区长办公室的电话都不及他家的好用。他心情的好坏，甚至可以直接决定这天区长能不能拨通长途电话。他还购买了柳市第一辆摩托车。多年以后，回想起当年的风光，他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骑着摩托车呼啸穿过柳市大街，警察都傻眼了，以为是大人物的子弟。”李方平造价7万多元的房子，被人斥责为“将军也没能住上这样好的房子”。而胡金林的生意大到“要电器，找金林”成为一时的流行语。 发明创造者： 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 在全国公安协力严办下，其他几个“大王”的前途各有乖舛，但大抵相似。转眼之间，他们从人生顶峰跌落到生命的谷底。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们的命运不是逆流而上，而是不得已随波逐流，淹没于红尘滚滚。 第二章 一座城市的原罪 改革的步子，走得有条不紊，人们却总能在空气中嗅到不一样的味道。毫无疑问，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年1980年，这个国家正迫切地想要改弦更张。 澎湃的八十年代 隔着历史的尘烟可以触摸到那个年代的生机勃勃： 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成立、第一家合资企业正式营业、第一次发行外汇兑换券、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力首位论”、北京有了第一家个体饭店、海南迎来开放元年。 就其意义来说，这些任何的第一次都比不上《人民日报》——这家权威性极强的报纸——第一次大规模、多篇幅地报道个体经济韵味悠远。 1月，《人民日报》“从农民怕露富说起”，言辞激动地写道：“担负领导的同志一旦有了怕农民富的思想，眼前生财的道路纵有千万条，也是不敢迈出一步的，这怎能带领群众尽快地富起来呢？” 2月，一家居然逃过“文化大革命”浩劫，“侥幸”经营了20年的夫妻客店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对象。报纸上说，人们需要这样的“夫妻客店”。 3月，“要把小商品生产搞活”；6月，“为长途贩运是否是‘投机倒把’辩护”；7月，“怎样看待城镇个体经济的性质”；8月，“上海私营饭馆‘味美馆’生意兴隆”；10月，“正确对待城镇个体经济”……这是高层试图借助舆论，消除公众的顾虑。 《人民日报》刊载的意味深长的文章，对于偏南一隅的温州是否能够一叶知秋，我们无法得知。身处底层、读书少、鲜有读报习惯的温州第一代创富者，通过报纸洞察先机，显得极为困难。很难断定，领导们体现在媒体上的良苦用心，温州人能否体会。不过，这群草莽正在发财欲望的左冲右突中，游走于灰色地带，建构着民间商业体系，也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原罪。 “标准石油公司让祖父发了大财，同时也是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小报抨击标准石油公司的经营活动，指责它犯下了诸多罪行——包括谋杀，因为它毫不留情地致力于清除所有竞争力量，完善自己在石油行业的垄断地位。”洛克菲勒孙子戴维，在《洛克菲勒回忆录》中诠释他的石油大王祖父。在一个竞争无序的年代，什么样的竞争都是合法的，什么样的经营活动都是合法的，没有反不当竞争法的出台，更没有反垄断法的问世，洛克菲勒何罪之有？ 原罪之复杂，其实远非“有”，还是“没有”。温州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从特殊年代的“资本主义尾巴”，到改革时代的先行者，以至到今天的经济增长英雄。 他们身上的正向砝码不断增加，从边缘走向主流，从灰头土脸到鲜活光亮。光环越大，光环下的阴影也越大。社会不断质疑温州人曾经聚敛财富的正当性。原罪浮出水面，成为温州这座城市头上拿不下的紧箍咒。 经济发展，大浪淘沙。人处其中，难免心生迷茫，走错方向，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与人心态相同，有关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改革，在迷茫中探索发展。每一步前行都是危险的，引发危险的背景却相当深刻。但是在缺乏善恶感的时代，面对“摆脱贫困”的主题，一切道德的价值评判都显得苍白无力。 有人说，温州人胆子大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好怕。比如泰顺就出过这么个匪夷所思的经济案件： 当地农民向全国的国营企业投递信函订购各种二手机械设备，设备到了后当即被就地倒卖。然后，那些农民在报纸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讣告，等外地企业上门来讨债时，有人哭丧着脸把讣告拿给讨债人看： 人死了，向谁催债？一个村庄的农民全部参与了这场黑色幽默的诈骗游戏，当地也因此形成了浙南最大的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 草莽峥嵘 的确，早期一部分温州人在经商上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狡黠，截然不同于强取豪夺，却将资本积累过程中没有伦理底线的狡诈与粗暴，演绎得淋漓尽致。温州人就像搏命的鲶鱼，出现在每个可能盈利的领域。他们贩运小商品、炒卖房产、去山西承包小煤矿、在陕西打油田、到新疆倒棉花。他们是最早的商业活动实践家，也是最早的走私者。国家对外开放，沿海壁垒一除，走私迅速成风。第一波走私潮起点便是温州和潮汕。 1980年，温州成为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艘又一艘的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手表、服装、小家电和小五金偷运进来，在乐清、苍南渔村上岸。胆大包天的温州商贩背着走私商品沿街兜售，甚至走出了温州，走进了上海。这一批人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走私，完成了最开始且并不光彩的原始积累。 温州靠近台湾，地缘优势明显。与其隔海相望的岛屿之间两岸人可以自由来往，为走私提供了天然的交易所。走私风大约始于1977和1978年前后，到1980年左右盛行，直到1982年仍然余风强劲。 一开始，走私行为多为小部分渔民“散兵游勇”之举。可那时，物质是如此的匮乏，而人们对琳琅满目的新鲜外来货又是如此渴望。以全自动机械表东方表为例。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手表是上海牌手表，每块120元，普通工人省吃俭用一年才能买得起一块。走私的东方表售价60元，性能好，外观更漂亮。 当第一个人违背“禁止捕鱼”的指令下水摸鱼时，众人皆观望，结果下水者安然无恙，于是第二个人随即下水摸鱼。由于开拓者只尝到甜头，并未受到惩罚。随后，众人跳入水中冒险摸鱼。先行者的“模范”作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原罪不断蔓延，成为经济中的常态。走私品大受欢迎，走私成为一种暴利的商业行为。愈来愈多的温州人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走私的行列，形成团伙，进行公司化操作。最疯狂时，几乎所有温州渔民均放弃正业，参与其中。狡猾的他们在渔船上修一个夹层，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让边防人员根本防不胜防。不过，在闭关自守的年代，走私盛行的短短几年里，聪明的温州人借助模仿“舶来品”工艺，的确提高了温州小作坊工业的水平，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当然，这种产品升级方式无疑是历史给温州人开的玩笑。 站在今天的角度，经济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温州走私的故事。或许他们认为这段历史只是温州发展的末端小节。可实质上，它却是日后掀起大事件波澜的机缘。其间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 有关原罪有罪否的争论不绝于耳，有人说“罪”就是“罪”，不可饶恕；有人说“罪”前面有一个前缀——“原”，不追究也罢。悉数原罪履历，多是人们与贫穷的角力。可温州的“走私”这样被道德、法律所不容的野蛮致富行为，无论头上顶着多大的“原”，又是多大程度的贫穷所驱逐，不可能逃脱被讨伐的命运。 果然，走私者们的好日子很快就到了头，一场打击走私的运动迫在眉睫。然而，这场立意明确、思路清晰的行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不知不觉变了味道。雷厉风行的运动被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它不仅打击了走私，同时也让温州私营经济有了“秋风萧瑟”的感觉，为“八大王”与“登山鞋厂”事件埋下伏笔。 漂泊 面对财富的诱惑，为数不少的人利欲熏心、急功近利。他们一夜暴富，大多数却始终未能逃过整顿，财富如梦，一朝烟消云散。同样有数量相当的人选择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他们每一步都是行程弥艰，可步履坚稳。 与走私的商贩相比，他们的风向更健康、更积极，活得更长久。而且，温州人的神话不仅仅是在温州沸腾的土地上缔造。那些走出温州，在异乡开出经济奇葩的商人，更是温州民营经济中难以割舍的精彩落笔。 夏天，代课教师杨介生以苍南一个乡镇标牌厂业务员的身份，带着300元钱，踏上了只是在电影和照片上领略过风采的上海滩。 既然漂泊已经开始，那么寻求彼岸就已经注定。在地下室旅馆昏暗的灯光下，杨介生制订了一个上海生存计划： 每天房租1.40元，生活费1.50元，车费0.20元，大约能在上海生存两个半月。 杨介生这样回忆他的上海滩第一夜： 我是在闸北区一个地下室旅馆里度过的，这一个夏夜也许是我一生中睡得最不好的一宵。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一样给我这么强烈的刺激： 不仅是因为林立的高楼和繁华的街市给我以巨大的想象力，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魅力和上海人特有的素质，更给我一种震撼。这一夜，我就暗暗下了决心： 上海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杨介生认为“要得到上海人的认同，必须接近上海文化”。在上海的每天早晨，听了电台的上海新闻后，他会挤到街头的阅报栏，仔细读一遍《解放日报》、《文汇报》。随后，挤上拥挤的公交车，从最北的闸北到城南的龙华，从沪东工业区到沪西文化区，根据企业名录，一家家登门拜访。 一般的温州购销员，进门都是发一圈香烟，然后乞求般地讨要项目订单。杨介生到一个单位，先不谈业务，只聊上海当天新闻，再说天南地北趣事。国有企业人浮于事，看完报纸无所事事的职工遇到杨介生这样能“侃”的人，自然非常欢迎。聊到尽兴，杨介生不仅能接到订单，更重要的是还能交上上海朋友。 一天奔波，回到地下室，杨介生会执笔伏案，把当天的经历和感触记下来，并拟出第二天行程，再找一个地方看上海电视新闻。一个半月以后，他不仅为标牌厂觅到了足够开工一年的订单，最大的收获是交上了几十位上海朋友。这些素来把上海以外的人都称为“乡下人”的上海朋友，居然分别邀请杨介生到家里做客。而每次接到邀请，他都会用上海话彬彬有礼地回答：“谢谢侬”。 一个堆满了大石块的玻璃瓶，看起来似乎已没有空间，实际上大石块之间的空隙之间，还可以容纳小石子；最后，在石子的缝隙里，还能继续填满细沙。当很多白手起家的人抱怨创业荒凉、四处贫瘠、资源寸草不生时，不妨看看杨介生这位草根民营企业家的心酸积累。 当上海对杨介生不再陌生的时候，他决心创业，在四川北路的白厦宾馆，租住了整整三年。 走出温州的还有年仅20岁的郑月球。他离开家乡乐清，辗转来到地广人稀的拉萨。 20多天的旅途，换了无数趟汽车，郑月球踏上了青藏高原，却出现了高原反应。一连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后，他挣扎着起来上街寻活。 当时的拉萨，都是土房，非常落后。不过，幸亏穷，才有创业的机会。郑月球凭借手艺谋生。他做木匠，吃住在藏民家里，一做就是5年。 西藏环境恶劣，海拔高、温度低、工程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农牧民用不上电，只能点酥油灯和蜡烛。于是，郑月球成立西藏华东水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专为小水电站提供设备和安装。 建设水电站工程要跑很远的路程，车在漫山遍野的雪地里行驶常常会翻车。经过狭窄而倾斜的山路，身边是悬崖绝壁，透过车窗，甚至可看见山下出事故车子的残骸。一次，郑月球去藏北验收水电站。一个冰面上，他的车陷在冰窟窿中无法动弹。零下十几摄氏度的环境下，僵持就意味着死亡。一个多小时后，来了一辆大货车，郑月球才死里逃生。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温州人聪明，他们即使只是草芥，还不风光，但已学会高瞻远瞩，跨出门槛，把外界资源用得如鱼得水。哪里资源丰富，哪里商机富足，他们就更愿意把创业的坐标原点定格在那里。 温州地处偏远，除海运发达外，多年不通火车，陆路交通极为不便。1980年3月26日，宁波—温州—香港海运航线通航，谓之温州当年大事。航线开通不久，有两兄弟坐上轮船，顺着海路一直往南，到了香港，赤手空拳开辟天地。 在温州，提及李中方、李中坚两兄弟几乎无人不晓。弟弟李中坚个头不高，一副板寸头，长相酷似伟人邓小平，极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哥哥李中方魁梧高大，高调且爱出风头，常为媒体焦点。 兄弟俩的父亲是一名国营照相馆的摄影师。儿时的两兄弟，对父亲崇拜至极，他们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像父亲一样的摄影师。1979年，父亲退休，长子李中方子承父业，顶职进入照相馆，从事摄影工作。那时的摄影技术相当初级，所谓的摄影师大多也只是为人们拍一些普通照片，离艺术的距离相差很远。工作枯燥，月工资仅有20元钱。 李中方正值19岁，血气方刚且野心勃勃。入职不多久，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就让他产生了挣脱的念头。恰巧此时，他接到姐姐的消息。其姐姐早年远赴香港做生意，现在业务扩大，托人带来口信“想邀请弟弟过去帮忙”。突如其来的机遇给困顿中的李中方一个天大的惊喜。他急急忙忙收拾好行李，带上弟弟李中坚来到了陌生的花花世界。 香港社会经济的发达和城市浮华与温州简直是天壤之别。两座城市强烈的反差，直接刺激着两兄弟的感官神经。他们在为这座城市的繁华叹为观止的同时，许下了出人头地的誓言。然而，制度、语言、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差异成为两人先生存后发展的考验。同时，他们姐姐生意的规模与前景远不如言语中描述的那样振奋人心。不过，两人因地域的变迁获得商机。而他们之所以也有幸成为巨大财富的创造者，就在于他们比别人更早地进入了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最初，两兄弟只能靠帮助贩卖饮料勉强维持生计。每天住在四五平方米的“贫民窟”，接触最底层的群体，尝遍人间冷暖。 这是一场放弃与坚持的意志磨炼，也是一次甘于平庸和勇于突破的心理较量。李中方、李中坚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可能飞黄腾达的机会。整整打拼了六年，他们在香港创办了一家属于兄弟俩的贸易公司——香港东方实业。 20世纪80年代初，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消费者往往认准了各种各样的日本品牌： 三洋收音机、雅马哈电子琴、双狮手表、富士胶卷、花王洗涤，当然还有日本品牌的王者： 索尼电器。这些品牌从日常用品到大宗家电，伴随着动画片《铁臂阿童木》的热潮，席卷中华。李氏兄弟公司最初的业务就是从日本一家公司采购电子产品零件，将其销往内地，赚取差价。这是一个风险小，利润可观的项目。两年后，逐渐有了第一笔大的资本积累，李氏兄弟在香港投资100万港币，将公司更名为东方国际推销有限公司，做的还是电子贸易。 定调 温州人散散落落、稀稀拉拉的，却不拘泥于一隅，把温州商人的从商智慧、道德及其狡黠带到中国、世界的许多地方。毫无疑问，这是温州民间力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尽管这种影响力可能是断点的、分散的和弱小的。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大潮也不断向温州渗透。有进有出，温州这潭水才活而不死。 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80年，改革风起云涌，无一不在预示着崭新且充满生机的20世纪80年代的来临。 温州之外，一群经济学家聚集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北京，参加“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会上学者达成共识： 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就业都有好处。他们同时强调：“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 同样是在北京，有关部门提出发展商业服务业的办法。刘桂仙这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在自家31平方米的堂屋中，开出了20多年来北京第一家私人经营的“悦宾饭馆”。 重庆，一批“文化大革命”前，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商贩重新开业。上海和辽宁，城镇个体经济各有1万多户。1980年6月底，光沈阳、阜新和丹东就发了3300多张个体户执照。福州，或明或暗地经营的个体户，只要遵守“五定”： 定点、定价、定质量、定营业额和定业务范围，就可以“按全市商业网点的总布局，在有关部门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价格进行营业”。即使远在新疆的乌鲁木齐，也一样有了民营经济的萌芽。一个由维吾尔、回、汉三个民族的女知识青年组成的青年工艺美术社，生意兴隆。 在这种形势下，1980年被称之为“中国个体户元年”。再回到温州。这一年，这座城市激情萌动，充满着未知的新鲜。 温州人对沉闷的风气开始反感。爱情电影《庐山恋》上映，五分钱看一场，电影院上座率场场高达95%以上。刚复刊的《大众电影》杂志刊登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剧照——青年恋人激情接吻的镜头。杂志传到温州，一边是少数老同志疑问“这样的东西会不会带坏年轻人？”一边是青年人的喜闻乐见，压倒了质疑的声音。 罗大佑的和邓丽君的《甜蜜蜜》伴着“四喇叭”卡带机，隔岸传来，植入温州人的记忆。他们涌进电影院，唱起港台流行曲。有人搜集磁带盒上明星时尚发型，有人研究电影里的时髦装束。城乡街头巷尾，发型屋和服装店悄然走红，渐渐演变成温州的“全国标识”…… 春天，平阳基层干部陈敬练在报纸上倾诉苦恼，全市上下掀起一场解放思想讨论。在争辩与摸索中，“温州模式”渐有雏形。 28年后再回首，陈敬练感慨万千。他的一篇现在看来并不“出格”的文章——《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在风气尚未开放、许多地方都有禁忌的当时，因为敢于如此直言，成为引燃一场空前全民讨论的起始点。而争论最令人回味之处在于，最终为“温州模式”的盖棺定论奠定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尽管确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曲调，可是，不少干部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迂腐不堪、墨守成规。他们看不惯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敢传达高层精神到基层。像平阳城西公社党委副书记陈敬练这样的基层干部夹在上级和市民、农民之间，左右为难，有苦恼，但不敢挑破说。 年初一次会议，陈敬练上台连续提出13个“为什么？”质问中央精神为什么不能畅通落实执行，震动全场。在场领导脸色难看，更多人心里却强烈共鸣。《温州日报》记者意识到事件的新闻价值，邀请陈敬练就此给报社写一封来信。有些灵感总是一闪而过。做好了应对刊出后可能带来压力的准备，陈敬练洋洋洒洒写下一篇千字文： 去冬今春以来，农村围绕着放宽政策和所有制动荡产生的一些混乱现象，给基层干部带来为难，不少干部为此感到苦恼。 城镇出现“夫妻店”、“兄弟厂”，那么农村分田到户，“父子队”、“兄弟队”有何不可？ 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包产到组与分队的界限也不清。 政策放宽一点，怎么放，宽到什么程度？哪些该放宽？哪些不该放宽？我们基层干部心里没底，请教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他们也说不出道理。1980年9月27日，来信在《温州日报》第一版显要位置刊出，同时配发编者按，欢迎读者踊跃讨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敬练的“苦恼”迅速在温州全市城乡传开。各类群体积极来信，各抒己见，畅谈看法。一周后，《温州日报》专门开辟“《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引起的讨论”专栏。持续三个月，刊出“不能把‘苦恼’归咎于放宽经济政策”和“‘穷’是最大苦恼”等言辞犀利、内容振聋发聩的文章。 改革是个大篮子，装得进农村联产承包，也盛得下在小镇、城市的夹缝里战战兢兢四处突击的个体经济。或许，两者不能齐头并进，但可以互相推动着跌跌撞撞前进。就像陈敬练提出“城镇出现‘夫妻店’、‘兄弟厂’，那么农村分田到户，‘父子队’、‘兄弟队’有何不可？”这是城镇个体经济带给的示范效应，给了陈敬练理直气壮的底气。而当温州农村改革因陈敬练一“闹”时，同样让城市里的个体经济暗自窃喜。 有的历史回过头看不堪入目，有的却禁得起持久注视。很多温州人坚定地相信，“大讨论是‘温州模式’思想大发动的首个阶段”。蔡育麟在《为“温州模式”鼓与呼》一文中指出：“讨论进一步解放温州干部群众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它消除顾虑、纠正错误，从而为‘温州模式’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讨论让温州人搞经济的思想更活跃，步伐更激进，由此延伸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联产承包’、‘专业承包’乃至‘胆大包天’、‘无所不包’，道路越走越宽，赢得世人注目。” 金融“擦边球” 政策变得宽容，这是温州个体经济日子好过的信号。不过，当时大多数人并没有明显感知金融改革变暖的迹象。初夏，中国首次农村金融改革，位列“温州模式”三大内容之一的浮动利率浮出水面。整个事件惊心动魄，但在温州政府与民间力量的齐心协力推动下，一步步成就温州成为中国首个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 苍南金乡镇，明朝曾是抗倭的军事重镇，迄今已有600年历史。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就是从这座浙南小镇拉开帷幕的…… 1978年以前，外面各种政治、经济运动轰轰烈烈。在金乡，家家通过制售和外销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发家致富。1978年以后，金乡个体户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经济急剧发展，金融政策却严重滞后。 保守的银行机构不可能给个体户发放贷款。个体户从银行贷款成功，需要等到1983年。那年，人民银行湖南省各基层单位，发放350多万元贷款，帮助近2000家个体工商业户解决了资金不足的困难。《人民日报》有专题报道： 长沙王晓莉的皮鞋店，缺钱买原材料，银行贷款300元给予扶植。拿到贷款，她根据顾客需求专门加工商店买不到的异形鞋，产品畅销全国29个省市，年营业额达2万余元。 温州个体经济，除了提防阴晴不定的政策之余，“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故事时常发生。融资困难导致民间高利贷风行。国家基准利率月息6厘，民间高达两三分。与此同时，金乡信用社承担农业贷款与农民生活贷款，连年亏损。信用社主任陈礼铨思忖破解之策，“以信用社名义提高利率，抢占民间借贷市场”。国家当时严格管制利率，浮动需国务院批准。私自调动，触犯政策红线，随时可能丢掉头顶“乌纱帽”。 中国人从来不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智慧。而恰恰，中国的经济改革往往又是自上而下，因而制度的变革时常落后于现实的实践。 于是乎，当政策尚未出台，一些人或企业就已然跃跃欲试，一步跨在改革的前列。就如民营企业，还没有民营企业之说时，一些企业搭起民营企业的台子，挂国营企业的牌子，绕道而行做自己的买卖。从今天法律的角度来看，很多人在空白处已然犯规，但放在当时或是胆识之举。 利率浮动是绝对的禁区。试验之初，除了信用社3个人，陈礼铨连自己老婆都不敢告诉。他唯一的惊人之举是租下两间店面，将信用社迁到繁华地段。不敢大肆宣传浮动利率，一切运作都是私底下、小范围、偷偷摸摸地进行。大家积极吸纳放贷，不出百天，吸收存款12.5万元。 陈礼铨想方设法地掩盖信用社“违规之举”，金乡浮动利率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县、市一级以及更上面。县、市行抱着默许的态度，而更高的上级行却责令停办： 利率是国家统一的，谁也不准动，谁动就犯错误。 无奈之下，陈礼铨只得“阳奉阴违”： 对上说，已停办；对下说，照样办。交通和通信的滞后，反倒成为他与上级“玩太极”最有利的条件。上面了解下面的情况，往往需要相对较长的取证过程。利用时间差，信用社加速扩展业务。当信用社有了一定规模，陈礼铨斗胆联合另一位利率改革推手陈岳清，联名向上级申请批准实行浮动利率。他们言辞凿凿：“供销社有议价商品，粮食局有议价粮食，信用社搞议价利率有何不可？” 反问引起了上层的关注。国家农业银行总行派政策研究室主任丁非皆率队调研，得出结论： 此事与法规相抵触，但的确合情合理。临走之前，丁非皆示意陈礼铨：“先试试。全国放在你们金乡试点，搞好了全国推广，搞不好就你们一家。”“丁主任，口说无凭，你要把话记在我的笔记本上。”陈礼铨拿出早准备好的笔和本子。丁提笔写下：“在国家计划调节下，引导市场调节融通资金。” 1980年10月1日，金乡信用社在店面门口张贴公告，宣布实行浮动利率。陈礼铨找来专业户，开协储员会议，宣传信用社的浮动利率。政策不稳，改革开放还没有完全形成气候，富裕起来的农民对公开财产大都有所避忌。为此，信用社破例作出决定：“不愿到信用社来存款，信用社可派人上门办理；储户不愿写名字，可用代号代替；怕来取息给人看到，信用社可派人按时送上门。” 之后，陈礼铨召集个体户开会，询问是否需要一分五利息的贷款，响应积极。如此一来，浮动利率最大限度地吸纳民间闲散资金，将之投入到个体经济，为个体户在初创阶段提供资本借贷。 一场打擦边球的金融改革，为融资难的个体经济带来曙光。据统计，“当年金乡的金星村，全村产值三年之内从过去的13万元跳到326万元，人均收入从70元翻到了672元。”不仅如此，金乡信用社因赚取利率差价而彻底脱掉亏损帽子，盛行已久的高利贷也得到抑制。 中国金融改革的这场破冰之旅，在国有银行不向个体经济借贷的时代，灵活地解决了个体户面临的经济难题，开辟了一个新的金融市场。经历了太多的质疑，杂音最终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逐渐消失殆尽。许多信用社纷至沓来，人头攒动，接踵摩肩，“连广东也一批批来人考察取经，有时一天要接待三四拨客人。”一条锁链被打开，温州经济改革发生着更全面的解冻。 第三章 光明行 1981年7月25日，烈日当空、骄阳似火，这或许又是普通而酷热的一天。 下午三点，风云突变，台风夹着大潮席卷而来。暴雨成灾，海水高潮位顶托，内河和水库的水位均超过警戒线。大半个温州城在狂风与瓢泼大雨的肆虐下损失惨重。 这是一场毫无预示的台风。而与天气一样捉摸不透的还有这个国家的时势。谁也未能想到，改革的局势在年初就急转而下。 阴与晴 在算不上是个吉利的1981年，外国媒体似乎并不看好中国的经济状况。路透社北京1981年2月18日电中有这样的判断： 中国试行比较放宽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必然带来像通货膨胀和严重的预算赤字这样一些过去所不熟悉的问题。 民营经济的生存状况也不理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建立的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遭遇寒流。大环境的初步解冻与小环境依然处于冰冷状态的深层次矛盾，埋下了私营经济危机的种子。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文件口气严厉，措施细密，均被要求在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进行刊登报道。 文件对于国营企业凤毛麟角、个体户俯拾皆是的温州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更为不幸的则是，决策层做出打击“投机倒把”的决定，竟然出于这样一种判断： 一个物资短缺的时代，新兴的私营经济正以无孔不入的姿态，与国营企业争夺有限的资源。 由此，原本出于维护经济秩序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了对私营经济的打击。众多在改革开放前3年事业小成的私营经济业主们被“纷纷错杀，并引发桩桩公案”。相反，与私营经济举步维艰对应的是，投资数百亿、正在建设的上海宝钢项目即使承担着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却也自然不会因为非议停下建设的节奏。 尼采说：“一个更富于阳刚之气的，再度把勇敢视为荣誉的时代亟需大批做好准备的、勇于任事的人。他们将是沉默、孤独、果决、不求闻达、坚持到底的人；他们具有爽朗、忍耐、简朴、蔑视虚荣的个性。” 气候阴晴不定。也许正是温州人与生俱来的乐观精神支撑着他们不断在跌倒中爬起，在挫折中努力奋进，哪怕途程中碰到顽石坚硬的棱角和拦路的荆棘。紧张的空气弥漫在整个国家上空，报纸每天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整治“投机倒把”的新闻。温州人依然兴致勃勃，尝试着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未来的感受。 包飞机的王均瑶 文工团一位年轻剧作家创作了话剧《光明行》。剧情简单却寓意深刻，讲述了三位女知青面对苛刻境遇，自谋生路而成为个体老板的故事。而后，文工团拿出3000元经费，请来导演带领一群年轻人排练上演。 话剧在温州及浙江各地上演后，万人空巷、一票难求。 大潮风起云涌，难免不令人心生茫然。中国经济的前途明明是光明的，出路也着实很多，可为什么偏偏被人为地搞得错综复杂，让人理不出头绪？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在这年出版《美国与中国》一书。 这位才华横溢的美国人根据对中国国情的判断，在书中大胆揣测：“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事实上，费正清明显低估了中国人扭转自己命运的决心。形势无法左右，个人命运却可以挑战。冰与火的两极，温州人并未被撕裂。私营经济仍然潮起潮涌，彰显着顽强的生命力与无孔不入的生存法则。 精彩的经济改革史是一个连续的画面，这是前赴后继的企业传递经济接力棒的结果。尽管从该年开始，一些刚有起色的小企业在政策突变中挣扎，但还是有人逆势上扬，激情燃烧。年仅15岁的王均瑶就此踏上了改变人生的“光明行”。 苍南大渔镇渔岙村，一面临海、三面环山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天然避风港。每次台风来临，四面八方的船只都会在此得到庇护。42年前，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出生于此。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与众多从“草根”崛起的温州民营企业家一样，王均瑶身上带有明显的“温商印记”： 大胆而敢于创新、心思缜密且注重实践、吃苦耐劳又意志坚定。但略有不同的是，他踏实却不低调，务实又不失张扬，并不排斥与媒体接触，因其“另类”而被冠之“最开放的浙商”称号。 生存的欲望再加上成长的希望，构成起跑的原动力，但圆满的句号并不等于精彩的起跑。1981年，王均瑶被母亲送到邻居肖玉宝处拜师学艺。提着装满不干胶的手提箱，跟着师傅走南闯北“讨生活”，王均瑶年纪轻轻尝遍生活的冷暖百味。 启蒙者的梦想，总是由被启蒙者来完成。转眼一年，王均瑶“单飞”。他离开家乡，在湖南长沙一带推销五金和印刷制品，至此与肖玉宝基本失去联系。但传闻却不断通过老乡传来，“就听说他要包飞机回来了，而且他真的就这么做了。” 1989年春节前夕，疲于奔忙业务的王均瑶没能买上回家的火车票。无奈之下，与同乡商量后，大家以两倍的价格包一辆大巴回家。汽车颠簸在1200公里的蜿蜒山路上，大家都产生筋疲力尽之感。王均瑶随口感叹一句：“汽车太慢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旁边一个老乡略带嘲讽地回应道：“飞机快，你包飞机回家好了。”“土地可以承包，汽车可以承包，为什么飞机不能承包？”王均瑶提出疑问，不料立即招来讥笑。分析当时客观形势，王均瑶确实是痴人说梦： 坐飞机是个奢侈的梦，因为机票的购买需要县级以上政府部门的证明。事实上，这个“胆大包天”且心细如发的温州人，两年后用实际行动创造了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奇迹。 1990年，温州机场正式通航，让原本只想争口气的王均瑶，觉察到民航市场不可估量的前景。在同乡的不解和质疑声中，他迅速行动，进行客户走访、市场调查，以及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工作。历时9个月的工作为王均瑶的信心埋下了铺垫。最终，这位长着娃娃脸的24岁温州青年，怀揣着身份证和温州市政府开具的证明，迈进湖南省民航局的大门。 可以想象，从未向民营企业开启过的中国民航系统大门，是多么壁垒森严。王均瑶在盖完100多个图章后，通过这扇紧闭的大门，开启了人生财富之旅。一架从湖南飞来的“安24”银鹰降落在温州永强机场，王均瑶首开中国民航史上私人包机先河。那确实是王均瑶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我的个人形象、人生道路都改变了！如果说人生是个大舞台，那一天，作为一名演员，我面试合格，被允许登上舞台。接下来，我要努力的是把戏演得更好……”每次提及包机，王均瑶总是难掩内心的激动。 当不可能变成可能，当可能变成奇迹，这样的经历是否有训示？第一年包机为王均瑶带来20万元的利润。他一口气承包下全国400多个航班，成立全国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温州天龙包机有限公司。 由此，他的名字与曝光率极高的民航业联系起来，国外新闻媒体称此举为“中国民航扩大对外开放迈出的可喜的一步，中国的私营企业将得到更健康的发展”。美国《纽约时报》更是做出极高评价：“王均瑶超人的胆识、魄力和中国其他具有开拓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可以引发中国民营经济的腾飞。” 自食其力 1981年7月台风过后，温州持续高温一个月有余。但是，个私经济存活的环境仿佛有了好转的迹象。同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个体经济，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从事个体经营的公民，是自食其力的独立劳动者……对个体经济的任何歧视、乱加干涉或者采取消极态度，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都是错误的。” 《规定》如同空气清新剂，荡涤了个体户合法身份周围的污浊空气——“自食其力的独立劳动者”。日后，在政策不断左右摇摆中生存并发展的个体户们，不断刺激着中国，直至促成温州的民营企业力量的苏醒，并最终以非公经济的身份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邱光和正是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期浮出了水面。 在温州，邱光和也算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父亲早年患病丧失劳动能力，养家的重任由母亲和大他四岁的姐姐承担。家境贫寒，但父母坚持要求他读完初中和高中。 高中毕业，面对挣扎在贫困边缘的家庭，心中内疚的邱光和最终放弃高考，报名参军。他希望通过军营的磨炼闯出一条人生新路，为家庭做些什么。4年后，他退伍回乡，成了人民公社半脱产干部，负责过宣传、民兵、共青团工作，受公社委派担任社队企业的厂长和书记。可是，40元的月工资根本无法改变家庭的困境。不甘受穷，要出人头地，厂长邱光和燃起了闯荡商海的激情。 一次在国内跑供销时，邱光和偶然发现： 温州本地最紧缺、需求量最大的彩电、电扇等商品，外地多滞销；当地供大于求的鞋和旅行席等，外地多紧俏。于是，1981年，邱光和与两个朋友一起创建了瓯海娄桥家电公司。因为三人决策意见常发生冲突，他干脆借钱买下朋友手上的股份。 邱光和做家电生意极其注重口碑，一件小事即可说明全部： 一位教师购买彩电，讨价还价。邱光和告诉她： 一台彩电利润50元不到，不要还价。这位教师接受了价格，顺便说了一句：“我们夫妻俩都是教师，经济困难，价格是低一点好一点”。邱光和听后，只收了彩电的成本价，还负责送货上门。不久，这位教师称彩电无法看到图像。邱光和就派人上门维修，发现显像管被烧坏了。为此，邱光和打报告给厂方，要求解决。厂方查明是使用不当引起，拒不赔偿。邱光和做厂方工作，希望按成本价560元提供显像管，自己负责安排人免费维修。可是，由于家庭拮据，这位教师却付不起这560元。邱光和觉得作为教师辛辛苦苦教书育人，于是帮忙垫付了这笔钱。 事后，教师夫妇写了一封感谢信投递到市消协表扬邱光和。感谢信无意间推波助澜，给邱光和做了最好的广告宣传，他很快成为温州城内口碑最好的彩电销售商。从这时开始，邱光和陆续在温州开设了80多家销售网点，家底达到千万余元，直至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席卷了他的门市部和仓库上千万存货。仅仅一夜之间，邱光和就损失了200万元。面对一片狼藉的门店，他欲哭无泪…… 这一年，这个国家还是先进与落后共存，未来与传统争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不断呈现，当了五年文艺兵，李涛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抉择。此后，在有限的时空中，他将自导自演一部百感交集的人生悲喜剧，折射温州30多年的时代变迁。 温州民营经济开创时期的那些可称之为杰出人物中，李涛在许多方面独一无二。他从小体弱多病，刚出生时居然不会说话，在保温箱内放置8小时后，才被医生“拍”出声音。3岁患上麻疹，注射强心针无效，医生发出死亡通知书。在用毯子和草席包裹着送往太平间的途中，保姆感觉到一丝动静，从而将李涛从死亡线上救回。 另外，与温州大多创业者出身草根不同，李涛出身于军人家庭，母亲一家在新中国成立前曾是上海的民族资本家。他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那个年龄的人拥有差不多的命运：“长在饥荒时期，上学在动乱岁月”。用一句既感伤又难忘的话总结，他们是“被毁掉的一代”。李涛就属于这一代。 幸运的是，李涛没有被毁掉。“文化大革命”中，批斗别人或被别人批斗，实属常态。但是，军人父亲捍卫了这个家庭的平安，母亲祖上的家风底蕴则让李涛在更多人肆无忌惮挥霍青春，或者为温饱背井离乡的时候，能够静下心来读书。家里丰富的藏书让少年李涛受益无穷。文学的种子埋在心里，并影响一生。 1981年，凭借父亲在军队的声望，李涛进入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文化局《园柳》杂志社做编辑。满脑子浪漫主义且热血沸腾的他一边编杂志，一边自组诗社，积极探讨诗歌，自费印刷诗刊《匆匆》，办起“美学研讨班”，不定期讨论美学问题。 距离“解禁”并不长的20世纪80年代初，仍处处敏感。因《匆匆》里发表的《国库券》一诗中“蔡伦发明的纸张，大量印过红宝书，又在印着国库券”的诗句，被指责属精神污染，李涛被迫做出检讨，前途成了问题。不过，写作改写了李涛的命运。他与人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温州形象》出版。 写《温州形象》一书时，李涛采访了大量温州上流人物，包括各级官员。此时，他的一位国外朋友准备回温州投资3亿元，建四星级宾馆——王朝大酒店。这位朋友看中了他在温州的社会关系资源，李涛就这样走上“一入商门深似海”的人生道路。 大酒店完工后，由于一些人事矛盾和经济利益，李涛没有成为王朝的职业经理人。当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时，他选择了离开。 温州人说，他们是财富的崇拜者。无论是王均瑶、郑胜涛、邱光和抑或是李涛，他们都为追逐财富不断改变自己的轨迹。“藏富于民”是时代的呼声，就是这些坚韧而活跃的温州人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这个呼声。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 每一个时间的节点，都会有明星涌现。人如是，企业如是，城市亦如是。1981年的温州远没有如今这般大红大紫，以苏州为代表的一干苏南城市才是当年媒体大张旗鼓宣扬的重点。 1981年10月，费孝通第三次访问苏南的开弦弓村。他发现： 20世纪30年代曾见到过的养羊和养兔，如今已是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且加起来占到了人均总收入的一半。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革命，势必受到观念、体制等一系列接踵而来的阻挠。因此，并非每个人迈向革命的脚步都是那么义无反顾。有人跃跃欲试，有人左顾右盼。终究，苏南那些，几乎是一夜之间涌现出来，因陋就简的小作坊形成了所谓的“苏南模式”。经过调查，费老先生写下《三访江村》，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予高度评价。苏南由此进入了公众的视线，虽引发诸多争议，但得到更多的是赞赏。 而温州的知名度与苏南旗鼓相当还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批政界、理论界和新闻界人士争先恐后地对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炒热了苏南，更炒火了温州。不过，1981年的温州也绝非没有亮点，交通破冰，序幕次第拉开……翻开温州市交通局本年档案，一组数字呈现眼前： 全市载客汽车为37辆，包括三轮汽车和简易机动车在内的其他机动车为38辆，运输用拖拉机97辆；公路建设竣工里程为3.4公里，竣工公路桥为5座，公路通车里程为1887公里，年客运量为345.85万人次。全市115家市、县运输企业中，只有52家盈利，年利润总额为32.14万元；亏损企业63家，亏损总额达到113.33万元，盈亏相抵后，温州运输企业当年还亏损81.19万元。数字浓缩出温州交通内外交困的辛酸。10万销售大军走南闯北，没有铁路，没有航空，纵横的河流，“死路一条”的窘境羁绊着热血沸腾、寻求命运突破的温州人闯荡世界的步伐。对胡成中、周成建这一批甚至更早的民营企业家来说，每次出行都是对他们体力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一名玻利维亚华侨忍无可忍，干脆提笔写信给市政府领导，称坐客车简直如同运猪，车窗外尘土飞扬，车厢里黄尘弥漫。 现实不堪回首。运力与需求间的冲突尖锐到一触即发。国家公路客运国营独营的政策没有一丝松动的迹象，制约交通发展的禁令尚未废止。但是，坚冰之下，暗流早已涌动。温州人酝酿着一个石破天惊的举动： 引入社会力量，筹备民营运输企业——金丽温客运联合公司。此举风险极大。一封检举信随即寄到省交通厅。厅长亲自带队走访，临走时留下“好自为之”。 “好自为之”四个字留下无穷的遐想空间。既然没有直接否定，那么索性放手一搏。短时间内，凡具备经营客运线路、能力和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约而同地投入运输市场。一张桌子、一个电话、几个人，便可以雇佣车辆运输。他们长途短途齐上，甚至有人又盯上了夜间营运。 当时，夜间不得行车禁令仍在实施。为此，市交通局连续向省厅打报告，要求增开夜班车。省厅没有回音，对此温州人有自己的独特理解： 沉默等于默认。于是，市交通局下发文件：“根据本市的交通运输情况，允许客运车辆24小时发车。”在没有官方说法的情况下，省级媒体对此进行正面报道。随后，浙江省内各地及广东、福建等仿效温州，夜班车开始全国流行。 三十几年来，温州民资屡闯“禁区”、北伐西进、左冲右突，在温州市道路运输业界已雄踞九分天下。可以说，温州道路运输业就是民营的道路运输业，民营规模和贡献率占据99.9%。 山雨欲来 1981年8月15日，一则关于温州的报道出现在《人民日报》。在这篇名为《活跃的温州市场》的文章中，作者万分激动地写道： 到过温州的人，都感到温州的农副产品市场和饮食服务行业非常兴旺。点心从早晨四时到深夜零点，随时可以买到；谁家如有宾客临门，生熟菜肴也随时可购；一年四季做衣不成问题；理发、修配也不犯难。 过去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市场冷冷清清，群众吃了苦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温州有关部门清理了“左”的影响，局面逐渐发生了变化……允许多种经济并存，流通渠道畅通了，商业网点增加了，市场活跃了……在我们国家，还有什么舆论像《人民日报》那般能真切地反映上层的态度和国家的情绪。文章的意义显而易见。这恰好说明主流媒体对温州，这个向来“惹是生非”的城市正在轰轰烈烈探寻市场经济的行为开始持“暧昧”的默许。 舆论的支持，似乎应该对商业形态处于懵懂状态的温州推进多种经济有事半功倍的效用。但是，温州，又尤其是当地私营经济的参与者在很长时间内都承受着非议的压力，发展跌宕起伏。这其中除了社会陈旧保守的观念“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外，其参与者经营与管理的不规范甚至闯红灯才是外界否定他们的主要依据。 正如一扇小小天窗，在带进了清新的空气的同时，也放进了苍蝇。《活跃的温州市场》刊出不到一个月，《人民日报》撰文《温州地区不少社队企业大肆骗钱》，揭示部分温州人所谓的“工厂”和他们的骗人手法： 1.订合同、出广告就凭书包里的一个假印章。“书包工厂”伪造温州市各部门的印章，以及各种对他们有用的印章。凭这样的假印章，骗了全国各地许多单位与个人。刻假印章招摇撞骗，在温州已成为某些人的职业。所以，按读者揭发的厂名去找，好多都是查无此厂。乐清县清北公社农副产品加工厂，经县有关部门批准后，刻了印章，但至今没有资金、厂房、设备和固定人员；印章放在书包和抽屉里，作为投机骗钱的合法招牌。 2.最近，温州市有两个人骗了7万元。起初，这两个人向工商行政管理局打报告，说他们现办厂的厂房、设备、技术力量都有一定规模，请予批准。为了慎重，工商局人员到厂里察看，果真如报告中说的那样。于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不久，他们骗钱的事情暴露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才知道受了骗。原来，骗人者事先与那个厂的领导拉好了关系，该厂同意骗人者利用他们的厂。像这样借厂行骗的事在温州并非罕见。 3.骗钱发工资。有些社队企业由于没有正式生产计划，时停、时开。开不出工人工资，就想歪门邪道。有一工厂用发假订货单的手段，骗了黑龙江省一单位的几十万元，几年不还货款。这个单位派人到温州法院申诉。经法院一查，骗钱工厂的财产早已被分光吃净，骗来的钱也分光了，无力偿还。 …… 温州好些地方制造假黄连素成风。瑞安的一个公社就有30多个这样的厂。这些假药厂是未经批准的非法生产单位。他们制成的假药，以3倍、甚至5倍、8倍的利润，通过各种渠道，大搞不正之风，直接远销省外医药公司或医疗单位。瑞安县封了52个假药厂，把其中骗钱多的一个厂的负责人拘留，法院依法判了刑。处理前，有人为犯罪分子开脱：“这药不是假的，因为有成本，虽治不好病，但也治不死人。”有的领导同志还替他们求情说：“社队企业没饭吃，望你们高抬贵手。”世景变迁往往让人恍若隔世。回头来审视上述文章的要义，事实上温州私营企业很长一段时间是在非规范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市场经济的闸门如“潘多拉魔盒”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自由的水流势不可挡地渗透进来，无法逆转。初始，水流很小，却相当肆意；随后，它在妥协中积蓄力量，集涓为流、轰然成势；最终，水浊水清，集建设和破坏于大成，推倒旧的秩序，新的天地以混乱无度的面貌呈现出来。在这天地之中，温州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在体制外拼命呼吸，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与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背景下高速成长。这样的地位决定了这个企业群落的草莽和灰色，使其在有些时候为了可以游刃有余的存活而不择手段。 经济学家中钟朋荣曾经谈及温州模式：“温州模式的背后，隐藏着温州人思维的无模式。”自从踏上改革开放的节奏，温州形成了一个民间力量与改革勇气井喷的经济活跃地带。推陈出新、唯利是图、自强自立的精神，注定其是草根经济崛起的典型，少有国有企业，但家庭式作坊和私人工厂已成燎原之势，怎一个“活”字了得，又怎一个“乱”字了得。温州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异端”。 因此，正是《人民日报》那篇分量十足且针对性极强的文章，理所当然地给了一些以严肃自居、看不惯温州发展模式的领导予以整顿的口舌与把柄。 几乎与此同时，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袁芳烈受命担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一下车就直奔温州最繁华的五马街口，感觉一脚陷入了“敌占区”——到处是杂牌的小作坊和灰头土脸的农民推销员。他感觉温州已经到了非“治乱不可”的地步。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年底，颇具声势的检查在温州迅速开展。检查本应只是维护经济秩序的行为，可是一场经济整风的暴风雨毫无征兆地悄然开始。山雨欲来风满楼。“兴师问罪”的氛围愈加浓厚，1982年的温州注定无法平静。 第四章 冰火两重天 前仆后继 出乎意料，这批夹克居然畅销。卖衣服的钱，支付了给客户的赔款后，还有剩余。从此，周成建做起了前店后厂的生意，还清了所有债款，也伺机等候下一个商机。 不同的是，政策的着眼点在宏观与基业长青，小心翼翼，趋于保守；企业、企业家的着眼点在微观与争取生存，一往无前，肆无忌惮。两股不同的时代流碰撞时，难免出现分歧，甚至背道而驰。不过，经过岁月的洗礼，他们总会混为一体，共同勾勒经济的壮阔蓝图。 温州个体户们的命运也是“冰火两重天”。 瑞安塘下镇，袁芳烈钻进灯光昏暗的地下工场。半间房子，5台简单机器，主人兼工人是带着孙子的一位老太太。她早晨领料，晚上将成品松紧带交给小贩。5台机器投入500元，年净6000元收入。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自叹弗如。他算了一笔账： 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年利润60万元；1000个，600万元。在当时的温州，袁芳烈竭力帮助而纯利超过60万元的国营企业不过3家。 当然，无论是政治风，还是自然风，温州人哪有那么容易被吹倒的。杀掉几个，抓捕一批，地下工厂、“投机倒把分子”照样前仆后继，“春风吹又生”。吃尽苦头，饱受争议，依然创造出“全国第一”的纪录——转包粮田第一人朱炳新创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家庭农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冰突破。 未来如迷宫。1983年，究竟严冬落幕，还是回暖的春天在望？ 五年前，有经商和手工业制造传统的永嘉瓯北和二大队开办阀门厂。全村160户，近80户人家在队办企业当工人。加之做小买卖的和其他手工业的，到1981年，村里10户人家中有7户不再种地。 就拿这一年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来说，国家发的都是一号文件。文件标题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看似针对文化宣传部门的，最终在温州的执行却无一例外地落到个体户的头上。 相对于郑荣德的激进与大胆，柳上淡谨慎了许多。作为温州第一批个体户，柳上淡本人几乎见证了温州民营经济成长的每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位不修边幅、习惯穿拖鞋的企业家记忆里，念念不忘的是1982年的尴尬。 1982年，四邻八舍见朱炳新田种得好，不约而同地将承包的口粮田交于朱炳新。他一鼓作气转包口粮田28.2亩，为转包农田挂牌“瓯北炳新农场”，当年向国家交售粮食10989公斤，向转包户提供口粮5500公斤，商品率达到70%。年底，永嘉县政府奖励给朱炳新一台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村里人天天到朱炳新家里看电视，因为人太多，有一次坐塌了床板。有人看到朱炳新风头之劲，紧张万分地提醒他：“你不怕将来成为地主？不怕批斗？” 在温州城区，钱金波开门面做木匠活接到第一笔生意时，因为太激动，凿子一偏，刺伤了大腿，鲜血涌出来，钻心的痛。他用手紧紧捂住伤口，血从指缝溢出，慢慢溢出。但他觉得自己应该是男子汉，有泪不轻弹。就是如此一位男子汉在遭遇经济整顿时，无奈之下只能悄悄关了店门，跑到了湖北，一呆就是两年。 应该说，“八大王”和“登山鞋厂”事件只是温州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到1982年年末，温州揭出并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有16.4万多件，近3万人被判刑。对私营经济的高调讨伐，的确令温州民营企业再不敢公然与国营企业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也就在“大王”们逃的逃、被抓的抓；支持登山鞋厂主政领导职务被免的免、撤的撤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自称是“割资本主义尾巴高手”的袁芳烈进行了两次深入调研。 为了会议顺利召开，袁芳烈亲自给各县县委书记打电话，要各级领导干部亲自上门做工作。市领导分赴乐清、瑞安、瓯海、永嘉，走进田间地头访问专业户和重点户，同他们亲切交谈，请他们放心参会。市区机关、工厂、商店、大街小巷挂出大幅标语，热烈欢迎“两户”代表。最终，1200来位“两户”代表参会，34位在大会上作典型介绍，70多位披红戴花坐上主席台。全体代表群情振奋，他们别无要求，只提出希望市委将袁芳烈的讲话每人发一本，作为凭据。 并不温暖的冬日，会议犹如烈火，点燃了温州人发展私营经济的热情。瑞安一个挂靠学校的校办工厂，“两户”会议后总共100多名员工中突然有四五十人辞职独立办厂。会议也许更是一个暗示——更加开明的温州，开始拥有了更加开放的视野。在此之后，每当温州经济体制改革模式遭遇质问的时候，政府与民间经济力量总是站在了一起。双方在时而剧烈、时而微妙的博弈中，取得了一种巧妙的平衡。 对方说：“120元一支，侬买不起的！” 在政府庇护下，温州民营经济得到近乎狂放甚至百无禁忌的发展。不过，改革带来的政治风险最后常为改革者所担承。袁芳烈、继任者董朝才以及后来者，一直笼罩在意识形态的诘问中，时不时会被拎出来“示众”质问。 温州商人，与其说他们天赋经商才气，不如说他们勇于挑战、敢于吃苦。无奈之下，到妙果寺服装市场练摊成为周成建翻身的唯一机会。他什么重活、累活都干，火车上三天三夜站过，一天只吃一顿熬过。白天卖衣服，晚上做衣服，一天劳动强度在16小时以上。他想法简单： 一分一分地攒钱，尽快把20万元债款还掉。 如此受挫、动荡、喘息的时期，毕竟还是有胆大无畏且心细如发之人。意识形态的“红与黑”禁锢不了他们如地火奔突的勇气。他们争先恐后地涉足商业，在走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之路后，曾经羸弱不堪的生命而今变得无比强大。 柳上淡反问：“多少钱一支？” 为摆脱贫穷，周成建从小就学会裁缝手艺。1981年，他借了20万元钱，办起一家服装企业。没有经商经验，中了别人精心设计的圈套，企业倒闭，他血本无归。即使放到现在，20多万也不是一个小的数字，何况在当时。债款给周成建和他的家人带来了巨大压力。 老书记袁芳烈 顶风上行 这场猝不及防的暴风雨风眼在地处浙江东南的温州，首当其冲的便是这些年名声远赫的“八大王”。昔日威风八面的“大王”们，顿时仓皇而逃，甚至锒铛入狱，恍惚之间竟不分今夕何夕。 1982年12月16日至19日，在袁芳烈提议下，温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召开“两户大会”，请“两户”代表现身说法。 袁芳烈，主政4年，温州全市经济实际增长率估计在20%以上，政府财政收入同时翻了一番多。但他从来没有获得过上级一句公开的评价。平调回杭州很久，他才知道，上级对他的继任者特别嘱咐：“要搞活国有企业，冻结原来的干部。”此时，袁芳烈才明白，这是对他4年工作的否定。 1979年起，周人正投资38000元，雇工50人，承包2000亩荒山。“两户”会议上，他作为典型发言。《温州日报》在头版发表一条400字的新闻，在第二版发整版长篇通讯，配合宣传。消息见报，轰动温州，人们称之为“爆炸性”新闻。 最初，袁芳烈着力扶持国有经济。尽管有三分之一的国营厂彻底破产，剩余的也仅仅只是苟延残喘，但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帮助这些国营工厂跑贷款。袁芳烈努力的实际作用至为微薄，乃至最终无济于事。与此，几十万温州人在国营企业体制之外，辗转于全国，弹棉花、补鞋、在上海车站码头帮人站队、倒卖车船票和推销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他们背负流言与指责，遭受冷眼和唾弃，仍然激情四溢，仿佛无时无刻都充满着对未来的期望。 出生于小海岛上的郑荣德，为家中长子，上有4个姐姐，下有两弟一妹。一家十口人靠父亲打鱼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常常一锅稀粥可以照见人影。小学毕业，郑荣德不得不像祖辈们一样下海打鱼。浩渺大海的波涛骇浪中危机起伏。在大风大浪中经历过数次生与死的考验，更坚定了郑荣德“人定胜天”的意志。从此，他的命运，像是在历史的戏剧性跌宕中，苦苦挣扎、不断幻灭，却始终不放弃最后的希望。 温州的冰火两重天，是政策与企业、企业家共同导演的一场大戏。 同学走后，在记忆中还没有流过泪的郑荣德，独自跑到海边，面对大海大哭一场。一种对看不到希望的未来的恐惧强烈刺激着他离开这个封闭的小岛，“如果留在这个岛上的话，就只能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当渔民。”不甘命运摆布，“要出去”便成为他急切的愿望。 “我买，你里面还有多少支？” 零是虚无，也是一个拥有无穷可能的起点。除了300元钱，一无所有的郑荣德走出海岛，目的地——柳市。在那里，他买了150张产品照片和一本价格表，开始了没有目标的推销之路。他一路走到金华，在火车站随意买了一张去湖南郴州的车票。 听完这位副书记的话，柳上淡拔腿往家跑。他立即将已凑起来的股金重新退还，把自己的32万元钱深深地埋在地板之下。 17岁，柳上淡当上五六十人的镇办机电厂的学徒工，月工资12元。工厂业务不景气，10多元的工资也经常发不出。柳上淡的唯一收获是，学得一身精湛技艺，为日后在机械制造领域驰骋风云奠定基础。 当会议通知分别告之参加会议的代表后，许多人捉摸不透其中缘由而不敢参加会议。“八大王”的遭遇让他们心生怀疑：“是不是政府搞‘鸿门宴’把我们一网打尽？”据说，一个专业户，带着棉被和衣服去开会，交代老婆，这次去开会，可能回不来了。 从学徒到工人，一干就是10年。27岁时，柳上淡感悟“这样下去连老婆也娶不到”。于是他与几位朋友一起开办了地下工厂。上海、南京、西安到新疆，他走遍大江南北，拿到大批电焊机、卷扬机的业务订单。接到业务后，没有图纸，柳上淡花100多元买海蜇皮、虾干等土特产跑到上海“等价交换”一大捆卷扬机的图纸。那年月，温州人缺技术，上海人则想吃海产品。在朋友的配合下，一间公社化留下来的农机修配小厂里，柳上淡生产的卷扬机质量达到部委颁布的设计要求，受到各省建委技术部门的认可。 人民大会堂内，正在举行由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主持的首都各界新春团拜会，每个人面前仅有清茶一杯——从1981年开始，团拜会只提供清茶。 钱金波激动万分，乃至他想都未想就一头扎进了表面平静实则暗涌的商海。他哪里知道，其实1982年并不是一个创业的好年份。 中国经济的开场白，仿佛足以令国人增添几分乐观的情绪。但是，政策变幻不定，让人雾里看花。当时的温州因自发的经济行为游离于当时的准则之外而风声鹤唳。上下对比，真可谓“冰火两重天”。 希望的雏形 灿烂的太阳终于钻出云层。榜样的力量，掀起了一阵阵强烈的改革冲击波，温州私营经济冲破牢笼，出现繁荣局面。据了解，会议后发展起来的专业户、重点户，大都成为有温州特色的私营企业的老板。对他们的扶持、鼓励，为“温州模式”形成奠定基础。 郴州出站口，他买了一张当地地图。按照地图标示，他一家家修理厂上门推销。35天后，当口袋里只剩下三块四毛钱时，他签订了第一份合同，赚到了1000多块钱。随后，郑荣德越走越远，千里迢迢跑去东北的牡丹江。北方昼夜温差之大，让他猝不及防。早上八点，他租了一辆自行车出门推销。下午一点回旅社，气温从零下七度降到零下二十几度。自行车按钟点计费，温度再低也要骑回去。一路上，郑荣德摔了两跤，围巾全部冻得粘在嘴上。 临近年终，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凭借轻快的曲调和积极的歌词，唱响全国。“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在歌声中回顾1982年，冰火两重天，真是奇妙无比。 “还有11支。”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的辩证法更能在温州凸显它的践行性。一边温州模式受到冲击，经济整顿愈演愈烈，丝毫看不到偃旗息鼓的迹象；可一边则是创业的火焰熊熊燃烧。英雄辈出的年代，带着光荣与梦想，郑荣德这样的温州人凭借激情和对“中国特色”的深切把握，迅速成长。同时，虽然他们事业小有成就，但因远不如“八大王”们起眼，幸运地成了打击中的“漏网之鱼”。“树大必然招风，船小却好掉头”。郑荣德们从容地在政策夹缝中游走，反而为以后的长足发展留得了青山。 溪水、草地、红蜻蜓，山村生活的18年，虽绝非十全十美，但钱金波的日子却过得如行云流水，少有忧虑。他印象最深的便是漫天飞舞的红蜻蜓，一种无忧无虑的精灵。来到外面的世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生命不再安详，空气中到处传递着创业的躁动，力争上游的气氛压迫着每一个不甘平庸的温州人去尝试着做点什么。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温州人中间一直有这么一说： 春天怕一号文件风，秋天怕台风。 除夕，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用一组画面展示各地过节的气氛： 首都北京长安街旁所有建筑物彩灯闪耀；花城广州已有春天的气息，每年一度的迎春花上市，市民们在除夕夜走上街头，购买鲜花点缀居室；冰城哈尔滨，第三届冰灯艺术节中，冰灯的数量和规模远远多于从前；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楼以三天一层的速度搭建。到1982年3月底，深圳特区招商引资600多项，总投资额达到22亿港币。 1982年，温州私营经济步履蹒跚，钱金波与周成建则恰恰扮演了顶风上行的角色。倘若此时把诸如民族大义、经济崛起这样的帽子盖在他们头上未免有些夸大其词。而把“贫穷”与“勇气”衔接起来，才是他们破土而出的真正原动力。这虽比那些浪漫主义的柏拉图理想国要粗糙和野蛮，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这股被温州商业文化熏陶出来的原生态力量，造就了一大批底层精英。毫无疑问，他们形成推动温州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鼎足之势。 瑞安调研路途中，袁芳烈惊讶地见到上百头牛，个个膘肥体壮。多年的基层工作，袁芳烈见过的牛，大多缺乏照料，瘦的瘦，死的死。他向牛倌请教。牛倌告诉他： 牛是一家一户养的，所有权归集体，收益归个人。瑞安人把水牛叫“三五牌干部”，一头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炼乳厂收购值500元，每年产犊一只500元，1500元正好相当于一个有30年工龄的干部的年收入。 有人建议慎重对待周人正，不一定打击压制，也不能树成典型。面对不同的声音，袁芳烈没有退缩。当天晚上，报社编辑部把版面大样送到市里审阅时，他明确表态，坚定地予以赞赏。而值班编委、农村组组长蔡育林，认真细致地推敲稿件内容后，把雇工问题隐蔽，决定见报。18日上午，在周人正作大会介绍之前，代表们一进会场，和读者一样，拿到了一份有周人正突出报道的《温州日报》。 理论界关于“雇工人数能否超过八人”，争得面红耳赤。高层领导间产生了争论和分歧。有人引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论断：“雇工到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按马克思的计算，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就是小业主；超过8人，则“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争论前后持续6年，连风云一时的“傻子”年广久也被牵扯其中，差点深陷牢狱。因年广久名气实在太大，才逃过一劫。所以，袁芳烈与《温州日报》推出周人正这个典型，确实是冒着极大的风险。 局势不容乐观，可也不是那么悲观。即使政府习惯于以行政手段和思路解决经济问题，改革仍旧是整个国家的主流。民间的经济洪流滚滚，政策、行政的大坝可以抵挡到几时？到底是疏还是堵，这的确是个问题。1982年下半年两次调研后，袁芳烈的心态就在不动声色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盛夏，永嘉瓯北镇和二村东边村头，运砂石工程车在土地上进出作业，尘土飞扬，身材精干的朱炳新站在土地边上凝望。 英雄辈出的年代 改革开放到了第4年，国民经济总量比开放之前增加了近一倍。全国上下一切迹象都表明这应该是振臂高呼、放手大干的一年。 春节刚过，尽管很想过完元宵节再出门，但钱金波还是叹息着对母亲说：“我18岁了，家里生活困难，我不能再在家里白吃饭，我要出去打工。”于是，这个神态谦和的小伙子背上简单的行李走出了山村。 周成建的人生是在一片模糊与混乱中展开的。他出生于石坑岭，一个在温州地图上都不显眼的小村落，地处偏僻。以至于功成名就后，他偶尔开车回家，也需不停询问才能找到返乡之路。 上一年春天，一个亲戚找到朱炳新，想把家里的承包田给他，收成时只需交200斤谷子。僵化滞后的体制遗留下来的思维惯性对人的影响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该年，中央1号文件正式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只是政策规定不许转包土地。突破限制，可能面临危险，也可能获得成功。败，则大败；成，则大成。这是打政策擦边球的成败法则。朱炳新答应了亲戚的请求。而那一年，亲戚交给他耕种的土地获得了不错的收成。 飓风将要刮起之时，温州私营经济迎来了萧瑟冬季。 就是这么有钱的柳上淡，怀揣着大把钞票却花不出去。他想投入80万元，联络十几位有技术和业务的朋友，征地3亩，合股扩大生产规模。一腔热情的他来到鳌江镇政府，请求一位副书记支持。话没能讲完，副书记一脸严肃地说：“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我告诉你，你搞资本主义的检举材料早已经到了陈书记手里。” 政策走势变化万端，整风运动给温州经济人为地设定了一个“拐点”。其间起承转合，进退微妙，不光外人难以体会，即使对于经历这一过程的温州人来说，亦是一言难尽。“八大王”与“登山鞋厂”事件演绎出一个区域民营商人与企业沉浮的生态样本。不知道这样的悲剧是中国民营企业崛起的“原罪”还是必然经历的“淬砺”？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只有一点毋庸置疑，敏锐的商业神经从来不会停止跳动，只要有机会，温州人还会掀起波澜，直至扬眉吐气。 至1982年，柳上淡已经腰缠万贯。具体到有多少钱，一则故事可以说明。他从上海回家过年准备买几支别直参。南京路外滩一家药店，因为柳上淡穿着旧大衣，营业员操一口上海腔对他说，“侬不用看，不用看了，这种东西不是侬这种人买的。” 在广西贵港的一个农村，年夜饭的丰盛给只有7岁的徐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长大后当上报社记者的他在《那年春节，大块吃肉》一文中回忆： 我兴奋地发现餐桌上居然有四道肉菜。它们真实地摆在桌子上，一块一块地，向我发出诱惑的光芒。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些热气腾腾、油水横溢的“柔韧的物质”。直到现在，我仍然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形容当年大块吃肉的那一种畅快淋漓、奇妙无比的感觉。在那个时代，商品种类、数目的多少，成为经济是否繁荣的一个重要指标。餐桌上的四道肉菜，恰恰成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微观缩影。 “地主”、“批斗”，敏感的词被拿上了桌面。庆幸的是，没有人要霸道地给朱炳新盖棺定论为“地主”。因为，对于经济上的新兴事物，温州当权者袁芳烈们已经开始表达出包容与支持。于是，才有了12月的“两户会议”。 正是这些“黑工厂”、家庭工业和“不务正业”的人支撑着温州经济的大半个“江山”，并积聚成为一股无法抗拒且正在蓬勃向上的自发生命力。不过，当时袁芳烈的工作重心是割掉私有化的毒瘤，将这些“大逆不道”的人圈回温州。他雷厉风行开展的一系列打击私营经济的组合拳，在让其势头偃旗息鼓的同时，整个温州经济形势也黯淡下来。 倘若能够稍微改善物质生活只是那个时候温州人卑微的奢望，可是“八大王”与“登山鞋厂”成为杀气腾腾的1982年，摆在他们面前的沉重榜样。经济整顿搅动得大半个温州城噤若寒蝉。个体户与私营老板，人人提心吊胆，无不担心陈瓯江与廖冒畴陈瓯江，一个为人侠义的供销员，他和廖冒畴于1977年因“投机倒把”罪被枪毙，为自己比别人先行一步付出了血淋淋的代价。的悲剧重演。 17岁以前，郑荣德从未离开过海岛，连城区都没去过。海岛之外的精彩世界对于他而言显得陌生且遥不可及。直到有一天，一个中学同学去上海游玩后，回来描述大上海是怎样一个繁华世界，他才知道外面还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雇佣8人以上不是罪，创造财富更不是罪。但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将雇工人数达到50人的人物报道出来，“处理不好，就是犯严重的政治错误”。难题摆在袁芳烈和报社编辑部面前。 周成建的创业生涯，就像自己产品的广告语一样：“不走寻常路”。 柳上淡拿出两捆人民币说：“我全买，全都给我。” 现在还不敢肯定“两户”会议后，温州是否将雨过天晴。或者说，私营业主们心中存在的重重疑云能否就此烟消云散。可是总结大会，最风光的人物必然要数林业专业户周人正。 袁芳烈是带着在省委立下的“军令状”——一年内，解决温州所有制问题——和对个体经济的偏见，履任温州市委书记。到温州后，他自我感觉像是进入了一个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城市： 没有熟悉的国营企业和人民公社，没有政治觉悟高的人民群众，一切乌七八糟。官员们冷冷观望。看得出他们并不欢迎袁芳烈的到来，有的制造舆论，放言“袁芳烈3个月就会卷铺盖走人”。 没有比摆脱贫穷的渴望，更让人敢于冲破体制的樊篱。“吃饭”问题压倒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走访让袁芳烈转变了对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判断： 由主动打击到被动接受再到自觉保护。这一心态变化似乎暗合了张维迎的观点： 从地方保护出发，民营化的进程不可避免。但是，如何消除温州人普遍存在的心怀余悸，尤其是“八大王”与“登山鞋”事件后，大多数人想动不敢动、想富不敢富、富了怕冒富，而等待观望的疑虑，是摆在袁芳烈面前的一个难题。也正由此，一场“两户”（重点户、专业户）代表会悄然酝酿。 <er">引子 体力的透支最终酿成大祸。周成建在操作机器时，因为实在太困，一批西装的袖子被裁短了一截。客户要求赔钱，一赔又是十几万元。没钱的他，不得不将西装袖子改成夹克袖子，花800元在当地报纸上刊出一则广告：“我给出成本价，你随便加点钱衣服就拿走”。 将民间经济与中央宏观政策嫁接起来的桥梁，就是地方官员。他们不但上传下达，更明白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如果他们具备足够的魄力与智慧，经济史势必会被改写，当然可能并不都是大刀阔斧。 第五章 势不可挡的力量 改革中的精彩坐标，很多源于时间与空间的碰撞。 如果说，之前15年，注定某些年份是具有地域属性的，那么1984年当之无愧地属于北京中关村与浙江温州。在这两个弹丸之地，寂寥的勇士与无畏的先驱们壮志凌云。 中关村，激荡着浮华悲凉的历史。偶然与必然交织的故事，上演着壮阔的经济革命。柳传志、段永基、万润南、张旋龙……悉数登场，或明目张胆，或掩人耳目，进行着有声的呐喊、无声的前行。 温州，则有了些风云际会的味道，渗透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息，充斥着亢奋的无度与少有的气势磅礴。创富主义盛行，无限的落寞者和英雄齐聚一起，一批势不可挡的力量乘势而出，得到了市场的锤炼。他们创办的企业后来居上，如日中天。 转型年代 2008年1月12日，10位当今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在北大百年讲堂开讲，思考中国改革30年成为讲坛上最热门的话题。现场，民间经济学家茅于轼感慨：“中国今天的财富增加跟30年前相比，就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如果一个人一觉睡了30年，今天醒过来一看，不会认为还是在中国，好像到了外国。”茅于轼的话说得既有无穷意味，而又滴水不漏。 梦的起始应该追溯于1984，发生的转变是拨开计划经济的迷雾，“从计划到市场”。 那几年，有这样一首流传甚广的歌曲《黄土高原》：“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豪迈的词风、自由奔放的旋律恰恰代表了改革之风的强悍与势不可挡。合众社选出1984年十大国际新闻，中国宣布经济改革赫然列于第五。 在这年，用日本《国际贸易》一篇文章的话说“中国进入真正的商品经济时代”。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里的很多话在今天看来属于不言而喻的道理，那时却石破天惊。关于为商品经济“翻案”，吴敬琏的女儿在《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中回忆道： 1984年7月，吴敬琏和夫人一起从美国回到北京。 …… 他筋疲力尽地从美国回到北京，本打算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开始学术研究。不想他前脚刚进门，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后脚就来访，动员吴敬琏跟他去出差。一开始吴夫人还出来挡驾，说才从国外回来需要休息，但马洪说此去就是到东北几座城市开开会，还可以边走边休息，另外一起修改一篇文章。 …… 一行人到达东北沈阳，要改的文章拿出来了。吴敬琏一看，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稿上的笔迹他熟悉，一部分是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周叔莲的；另一部分是财贸所所长张卓元的。他觉得事情有点蹊跷，询问之下才知道，文章是当时国务院领导建议写的，目的是为“商品经济”翻案。由于进入了商品经济的时代，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变化。无论是媒体的评论员还是官员都把话说得高屋建瓴。 思想意识的变化就很明显，“勤俭节约是美德”变成“提倡消费”。《人民日报》赞许地报道某县政府建立“消费指导协会”，帮助年轻人“改变在花钱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好几家党报发表文章批评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观念。田纪云副总理也用经济观点批评说：“如果每个人都是一件衣服穿九年，我们还怎么发展我们的纺织工业呢？”宣传产生了影响，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对采访他的美国《波士顿邮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好政策。” 北京，养鸡工商户孙桂英受到奖赏——政府允许她成为北京第一个有小轿车的工商户。《北京日报》头版刊登了她和轿车合影的照片。从西藏到广州，在讨论中共中央1984年一号文件时都把孙桂英作为典型。中国政府要借孙桂英的事迹，表达“从现在起，个人办企业有政策的鼓励，他们绝不会因走过去所谓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遭殃”。前景明亮，南存辉们借势腾空而出。 夏天，把自家房屋折价5万元，南存辉与朋友在一间破屋子里建起了一个作坊式的求精开关厂，开始了在电气事业里的艰难跋涉。 德鲁克把熊彼特建立的发展模型落实到管理实践层面，力主有创新精神的人该“不断搜寻变化，回应变化，把变化当作潜在的机会”，并且断言：“未曾遇见的情况往往是启动革新的良机”。而对于南存辉，我们更愿意看作是贫困的抗争者。他脚踏贫困线，面对政策的感召，为脱下贫困的帽子而勇于创业。 据传，在温州，碰到姓南的当地人，只要回溯三代以上，就会发现他们大都来自一个地方： 乐清黄华镇叫做南宅的古村，南姓为当地望族。碎石片垒墙、茅草盖顶的住房，半饥半饱的日子，遭人歧视的感受刻骨铭心，历尽艰辛与磨难，南存辉的童年和少年与望族无关。6岁时，他挑着米糠，提着鸡蛋沿街叫卖。13岁那年，初中刚毕业，父亲在劳动中脚被水泵砸伤，造成粉碎性骨折，一躺就是两年。作为长子，南存辉辍学养家。 寒冷的冬天，补鞋的锥子扎入手中，咬牙拔出锥子，用破纸包上伤口，坚持为客人补好鞋——这是南存辉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他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怕同学看见后没面子。终于，他遇到了同学的母亲。她关切地问：“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里补鞋？难道你不上学了？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读好书。” 几句关心话冲破了南存辉的心理承受极限。他当即收摊回家，对躺在床上的父亲大声喊道：“这事没有前途，拿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干了。”他父亲耐心地劝说：“靠自己双手养活一家很光荣。如果弟妹们将来成才，那就是你的成功。”就这样，生活的无奈让南存辉不得不重新背起工具箱，早出晚归，一晃就是三年。 南存辉补鞋这三年，温州低压电器生产酝酿着一场革命。 1984年的某一天，南存辉低头补鞋，听到有人叫自己，抬起头一看，是胡成中。胡成中是他小学同班同学。上小学时，他俩一个是班长，一个是体育委员。后来，此两人事业不分伯仲，但形同水火。从性情上看，南存辉心高气盛、壮志雄心；胡成中则稳重老练、城府如海。在当时两人关系颇为亲密。 胡成中告诉南存辉，自己不再做裁缝，改行推销电器，一趟生意能赚1000元。胡成中的话让后者既羡慕又嫉妒： 补多少双鞋才能赚1000？南存辉动心了。他有两种选择，建厂或当推销员。无论哪种选择，困难均难以估量： 自己建厂，没有技术；当推销员，没有离开过温州，对外面的情况丝毫不熟悉。 左右权衡，南存辉觉得自己建厂难度稍小。于是，求精开关厂横空出世，即正泰和德力西电气的前身。第一个月，开关厂赚了35块钱。有人沮丧了，而南存辉兴奋异常： 很高兴，赚到钱了，没有亏本。 那时的柳市，低压电器市场良莠不齐，许多人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生产伪劣产品。南存辉没有被诱惑，踏踏实实地经营“求精厂”。合伙人试探地问他：“如果要发财，你不会比别人差。如果要创牌子，就要耐得住寂寞。”南存辉选择了“忍耐”。 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温州交通闭塞，去一趟上海要坐24小时的船。南存辉前后三次到上海聘请人民电器厂退休工程师王中江。柳市电器声名狼藉，温州与上海生活环境相差何止太多，而且国家的政策远不如现在明朗，王中江两次拒绝了邀请。直到第三次，南存辉在王中江家中的地板上一连睡了几天，终于感动了工程师。 如果只是活跃、蛮力、勇气，温州的经济远不会发展到今天这般川流不息与繁荣。对于很多有远见的温州商人来说，创业的目的不仅仅是财富。他们高瞻远瞩，注重品牌的塑造，在产品质量上苦下工夫，这才是温州经济的主动脉。秉承如此信念，温州经济才得以在数次洗牌中屹立不倒。 事实证明了南存辉的远见。几年后，柳市低压电器生产因质量问题声誉跌入低谷，但“求精厂”的产品却畅销全国，一年的产值达到100多万元。在有关部门进行的三次拉网式的清理整顿中，“求精厂”每次都因质量过硬而免于被清洗。尤其是国务院六部委联合大规模打假后，“求精厂”成为政府重点扶持的企业。 一位被清洗出低压电器行业的老板不无感慨：“产品好坏都有人要，我只图眼前利益，没想到是条末路。南存辉看得清，他胜我衰，这是关键。” 好气候 在华贻芳的眼中，“1984年大气候好，中气候好，小气候好。”大气候是国家政策支持，中气候是地方积极配合，小气候是个人有强烈的争口气的愿望。气候转暖，天气晴朗，“八大王”昭雪理当在即。 时年，党中央下发了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提出要搞活流通。稍微有些政治嗅觉的人无不认为，温州的转机出现了。 不过，这一年的开端，温州仍然在惶惶中似乎裹挟着未知的希望，两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所带来的思想惊悸并未完全消除。也因此，依靠个体经济发展的温州尽管经过上一年的发展，但“八大王”不平反，极度压抑下的温州私营经济阴霾不散。 一号文件下发不久，洞头出了一桩“虾米案”： 一些农民收购渔村的虾米运到外地贩卖，被当作投机倒把。事情立即被制止。也借由这个案例，温州市委开始对还关在狱中的“八大王”展开讨论。明确的中央文件与客观的事实摆在眼前，促使大家对这一问题达成一致： 案子，非平反不可。在袁芳烈授意下，市政法委会同公检法三家组成联合调查组，复查“八大王”全案。调查结果除了发现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八大王”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之后，市委召开乡镇干部以上参加的全市电话会议，宣布“八大王”全部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将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 对于浩瀚大国来说，平反事件不过是历史中一个毫不起眼的变奏。但是，就“八大王”们而言，这无疑是一场有惊无险的人生浩劫。重获新生的“大王”们，却在这场大起大落的人生中，多了几分忧虑，少了几分胆魄。数年过去后，与那些在1984年后快速成长起来的新兴企业家相比，“大王”们曾经的光环不再，了然遁世： “目录大王”叶建华与儿子一同出国，先后在法国、意大利、美国居住。1992年，创办长城汽修厂；1995年，汽修厂倒闭，后开设广告公司，不久又倒闭。 “线圈大王”郑祥青获释之后办过小厂，经营不尽如人意。现赋闲在家。 “胶木大王”陈银松释放后休整多年。1987年开设一家模具厂，后因右腿受伤停业。现在柳市经营杂货店。 “旧货大王”王迈仟出狱后重操旧业，后改直接经营电器。1995年，因肝癌去世。 “合同大王”李方平侨居加拿大。近几年，他回到国内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翻砂大王”吴师濂重操旧业，经营小厂，使其发展成为注册资金2000万元的浙江红光金具有限公司。2001年，退居二线，赋闲在家。 “矿灯大王”程步青1986年赴上海开店经营电器。1998年，租下上海黄浦区北京东路面积最大的低压电器商场，经营电器批发。2003年，接手德力西上海总经销业务。 “五金大王”胡金林平反后没多久，当时的浙江省副省长吴敏达看望了他，希望他继续努力经营。胡金林回答：“我现在只希望‘比好的差得多，比差的好一点’。”时隔24年，胡金林面对记者采访说：“1982年，对我的人生是很大转折。没有这个打击，现在就不是正泰的天下了。” “八大王”的人生遭遇，是对他们所处不同时期商业状态的精确描绘。而在为他们的境遇叹惋时，“电器大王”郑元忠则呈上了一个值得欣慰的故事——故事的主题叫东山再起。 1984年3月27日，被关押了186天的郑元忠无罪释放。 郑元忠，浓眉大眼，常戴一副金丝半框眼镜。他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小时候，郑元忠一度对红色政权满怀热情，14岁时带领11个小伙伴去北京大串联。在天安门广场如海的人潮里，远远看着毛泽东的身影，年幼的他激动得热泪盈眶。读完初中，他开始自立，曾经到过湖北、江西的工地修路盖房，也到过大山险岭修水闸打隧道。底层生活的历练让他踌躇满志。不甘就此一辈子靠力气过活的他回到村里，当供销员，把柳市低压电器产品推销到外地。辛辛苦苦两年，不多不少，挣了足足1万元。 世面和眼界变得开阔和活络。郑元忠拿出积攒，办起开关厂。一只开关国营厂卖10元，他用台湾走私来的白银做拉线开关，只卖3元，还有2元的利润。郑元忠据此积累资本，几年下来，资产翻了几倍，是柳市仅次于胡金林的“二富”。 农村有盖新房子的习惯，赚了钱的郑元忠盖起一幢占地一亩的3层小洋楼。他万万没想到，小洋楼被《人民日报》说成院子里可以停12辆小轿车和摩托车的豪华庭院，成了“投机倒把”的“罪证”。 一个茫茫黑夜，郑元忠远走他乡。1982年初夏到1983年中秋，他逃亡在外，对他的通缉令撒往全国。一年后，以为风声已过的郑元忠悄然潜返。1983年9月15日凌晨1点30分，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多人，带着手枪、手铐冲进郑元忠家，把他从床上拉下来，关进了乐清看守所，和一批重大嫌疑犯关押在一起。 郑元忠想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显然，仔细思量，任何人都会觉得这是一场荒谬的运动。“八大王”事件平反后，连《人民日报》都称其为“历史上的大玩笑”、“法律上的大玩笑”，足见其不可思议之处。在当时，“左”倾思想之严重程度不容乐观，这也是所有人都无法回避和拒绝的现实背景。 狱中艰难度日的郑元忠，靠在墙上写了一封3万字的信，“如果我是投机倒把，柳市七八万生意人应该全关起来。”他一连写了数十封信，寄给有关部门，均石沉大海……未来变得晦涩。那期间，他彷徨、无助、意志消沉，直到被无罪释放。 走出阴暗的牢房，和其他“大王”不同，郑元忠并不是赶着和家人团聚。他先去理发店理了发、刮了胡子，后跑到柳市镇工商所，细细研读一号文件。从文件中，郑元忠读出端倪，全然没了入狱时的苦闷和怨愤。只不过，当他回家发现那个被称为“可以停12辆小轿车”的院子，已经被挖成了一片水汪汪的水田时，还是难过了好一阵子。 出狱后“大王”们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发展问题。几乎所有人都达成共识： 急流勇退，轻轻松松过小康。唯有郑元忠，这个强烈感受到政府对个体民营经济松绑信号的“大王”，决定继续打拼厮杀。填平了院子里的水田，他办起乐清第一家股份制合作企业——乐清精益开关厂。 一个人有意识地进入到历史洪流的主流时，每一个奋勇向前的动作也就自然带有了重大的责任和意义。站在郑元忠之外的“大王”们的角度看，1984年最不平静而又最平静。做好最坏的打算，却九死一生的他们，怎能平静？所以，出狱后对政策变化的心有余悸，令他们开始追求极度平静，即使生活淡定有如一潭死水。 不过对于陈敏、吴邦东这些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而言，他们则显得轻松许多。“八大王”事件平反以后，温州城乡的活力被极大地激发起来。吴邦东坐上一辆灰蒙蒙的长途汽车，从柳市一路颠簸到金华，独自一人闯天下。陈敏此时有了一份很体面的工作——温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员。他们虽与郑元忠在空间上错开，可并不影响数年后三人的相聚，并成就一段传奇。 朦朦胧胧地到了金华，密密麻麻的人群，大大小小的行李，混混乱乱的场面令吴邦东心慌。买到一张站票，他挤上开往东北的火车。在旅客座位底下、脚底旁边，疲惫不堪的他铺上报纸，侧身钻进去，伴随晃动的火车和车厢里的浊气昏然睡去，一路向北。 初到东北的吴邦东，不知气温已是摄氏零下40多度。下了火车，他张嘴吸了几口冷空气，喉咙突然呛起来，不停咳嗽。多年后，吴邦东几经磨炼，成为郑元忠创办的精益集团总经理，意气风发。但喉咙的毛病，一到秋天就受凉发作，连续咳嗽两个月，昼夜不安。人生奋斗过程中的代价，竟然如此沉重。 在研究所工作的陈敏则逐渐不安于这份轻松但无所事事的工作。他总觉得现实与理想间存在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一边是一眼到头的困惑，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未知。直到有一天他突发奇想，买来面料，请人加工了5件风衣拿到市场去销售。7天后，5件风衣全部卖出，每件赚20元，共赚了100元。 数着100元，陈敏认准服装业有前途。他与同学各出500元，从胶鞋厂购买了一捆帆布，自己动手染成蓝色做牛仔裤，将其销往市场，钱赚得不亦乐乎。 1986年市场突变，大批牛仔裤积压。陈敏另辟渠道，背着大包牛仔裤，跑到青岛、大连，一路贱卖。有过这样的经历，自称见识了市场风浪的他干脆辞掉工作，创办华联服装厂，生产男式西服。次年身家过万。 一个人的悲情韶华 当今天温州企业界几乎所有重要角色还都籍籍无名时，因为温州市委的一次任命与《人民日报》的报道，叶文贵显赫一时。 1984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消息： 浙江省温州苍南金乡家庭工业专业户叶文贵被政府破格提拔为金乡区副区长。私营业主成为正经八百的父母官，这又是温州人一个石破天惊的举措。 苍南金乡，相距柳市大约10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明清以来就是远近闻名的讨饭村。叶家善于经商在当地却有口皆碑。他的祖父早年在上海开银楼，是著名乡绅。二伯父为上海自行车三厂的创始人，凤凰自行车就出产于三厂。叶文贵14岁便学会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而这时收音机才刚刚上市。 1969年，4000温州知青之一的叶文贵来到黑龙江，落户只有50户人家的偏僻山村。他劳动一天挣到8角钱，一年只能吃三次猪肉。不久，山村通电。供电局工人装好变压器，村民们特意杀猪宰羊表示感谢。知青们闻着肉香酒香，馋得要死，却没份。然而，电工一走，灯竟然熄了。村民骂声一片，堵住村长家讨说法，乱作一团。 叶文贵学过电工，断定是变压器在运输途中接头脱焊。他找到村长，说自己能修好，但有条件： 第一，杀一头猪款待众温州知青；第二，需要几天时间，队里不能减工分。心急如焚的村长完全答应了条件。叶文贵故意围着实际上几分钟就能修好的变压器转了几天——修变压器比参加劳动轻松。 叶文贵会电工的消息传到附近矿务局。矿上和矿工经常请他上门帮忙。时间一久，他发现矿务局挖矿用的铁锹需安木柄，但矿里购回的铁锹都不带柄。他知道，东北本身有大量林木，如果生产锹柄，价格绝对是优势。 找来8位知青，叶文贵说服他们每人出资2元。他自己请矿务局负责人吃了一餐饭，谈定锹柄合同，公司预付600元定金。利用这600元钱，叶文贵开起了锹柄厂。一开始用木工车床，运转太慢，一天只能生产100多根锹柄。于是，他进行技术革新，联想到铅笔刀和生产木锹柄原理相近，设计出了一台机器，每分钟转速3000余次，一分钟能生产锹柄14根。当地林区，伐木工人们伐取大圆木，一些小杂木通常被扔在林场任其腐烂。叶文贵和林场联系，付很少的一笔钱获得这类木材。原料供应轻松解决，生产规模随即不断扩大，几年后锹柄厂产品从关外销到关内。 1978年，金乡新任书记到任当天，金乡人贴出海报以示“欢迎”： 今晚召开要饭吃、要工作大会，敬请书记莅临指导。同年，大批温州知青返城，99%的人是落魄而归，叶文贵却是带着一笔可观的财富回到金乡。第二年，他召集亲戚集资，生产铝板。 金乡铭牌徽章生产史悠久。恢复高考后，各大高校正因难以区别本校学生和社会闲杂人员而犯愁，金乡人抓住机会，集中于学校推销校徽。其后几年8万人口的小镇涌现700多家商标厂，从业人员1万多。生意兴旺，难题随之而来，生产必需的大量铝板需从外地采购，成本倍增。现在金乡有了轧铝机，众多徽章厂自然欢迎。仅4个月，叶文贵们的投资全部收回，到年底净赚20多万元。投资不过400元，一年增长25倍，回报率实在可观。但是叶文贵却忧心忡忡： 铝板机结构简单，容易仿造，要领跑市场只有提高行业门槛。其他股东理由充分，“现在有钱可赚”，断然拒绝提议。 工厂最红火的时候叶文贵选择退出股份。他先后投资高频热合机厂、压延薄膜厂等，每一家厂都利润滚滚。他创建金乡第一个企业集团，或者说是整个温州的第一个企业集团。叶文贵经营思路独到，行事风格也极具个人特色。他致力于培养后备人才，选送职工去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培训深造；企业内部开办电大班、阅览室，组织职工知识更新和升级。当国人还在为百万富翁瞠目结舌时，叶文贵的个人资产已悄然上千万，成为苍南首富。 叶文贵富甲一方。费孝通在他厂里转了三圈说： 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地方政府也注意上了他，领导几次登门，告诉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中国的传统，任何人在任何行业取得成功后，最终将走入仕途。 长期边缘化的地位和所有制甄别，使温州私营业主们惶恐和苦恼。他们渴望认同、渴望融入。叶文贵的伺机出现无疑提升士气，振奋人心。然而，区长一职，对于叶文贵来说，是有形的荣誉，更是无形的压力。他或许经营企业游刃有余，绝不等同于在官场中也如鱼得水。 短暂的亢奋消逝后，叶文贵不胜其烦，无所适从。他厌倦开会，繁琐冗长的会整天没完没了；他厌烦写报告，报告中夸张的数据在做企业出身的叶文贵眼里显得十分可笑。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将苦恼透露给新华社常驻温州记者张和平。后者写了题为《叶文贵当副区长的烦恼》的内参。紧接着，领导批示，他副区长职务悄无声息地被免去了。 差不多过了两年，浙江召开全省首届家庭工业会议。叶文贵成为预备成立的省家庭工业协会会长的唯一候选人。他断然拒绝这份多少人求之不得的职务。他有更雄心勃勃的抱负： 造电动轿车。 在温州，不少人一直在尝试改写整车制造的历史，他们收获的多是失败的苦涩。造车，温州人最深的痛，也是心底最真的梦。叶文贵要造混合动力电动车。站在今天的角度，这是何等的有远见——汽油逐渐紧缺，环保和新能源开发势在必行，而研发电动轿车无疑是缩短中国轿车业与世界差距的最好途径。他摒弃一切俗务，淡出人们视线，专心营造“轿车梦”。与此同时，政府对叶文贵的热情消退，他身上的光环逐渐暗淡。 转型是企业成长过程的应有之义，可惜很多企业像无头的苍蝇，转来转去，将自己转向绝路。叶文贵投入全部身家。几年后，叮叮当当的榔头和不算先进的机床竟掀开梦的一角——电动轿车充满电最高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一夜电能跑上百十公里。 值得一提，该车95%以上的配件来自温州本地。当时温州所有的汽配厂家都盯着叶文贵，等待他的成功。然而，他失败了。 这几乎是一开始就注定将以悲剧结尾的故事。孑然一身，光环是一个人的、赞誉是一个人的，可跌倒时的黯淡和叹息也是一个人的。一张无形的网中，叶文贵经历着一场一个人的战争。电动轿车从构思到商品，需要完善的技术、巨额的资金。耗尽了千万家财，背上沉重的债务时，他发现了自己的孤独，也意识到一己之力根本走不通这条路。作为普通的农民商人，他的力量微不足道。他点燃的中国农民的轿车梦，最终演变为“一个中国农民和一个中国农民的轿车梦”。沉舟侧畔千帆过，醒悟代价实在太大。新一代温州企业家层出不穷，叶文贵却从温州企业家的名单上黯然消失。 13年后，两位新华社记者通过朋友再三联络，找到不接受任何采访的叶文贵。偌大的厂区寂寥无声。厂区一角，荒草丛中躺着锈迹斑斑的钢铁躯壳。一辆玻璃钢车身的红色小轿车车身陈旧，但仍能开动，车头“Y”字形的车标，源于叶文贵的叶姓。 “现在可能时机到了……”采访中，叶文贵感慨叹息。事实上，在他偃旗息鼓的十来年，离温州不算远的台州，“汽车疯子”李书福制造出第一辆完全由民营资本投资的轿车。而另一位民营企业家王传福则搭上陕西省政府，投资20亿元组建生产线，生产叶文贵朝思暮想的电动汽车。当然最令人意味深长的一个细节是，后来叶的儿子在大学读的专业正是汽车制造。 经济的高速发展仍然掩盖不住中国商业传统底蕴的苍白。市场经济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市场竞争的经济规律和执政党的政治规律，一并构成了中国企业特殊的游戏规则。民营企业家如果想要在游戏中取胜，就必须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采访结束，两位记者在分析叶文贵失败的原因时如此写道： 发展目标的锁定上过于罗曼蒂克，在具体运作上脱离实际……除此之外，有一点是不能不提及，他一脚踏进了堂吉诃德般独斗风车的黑胡同，近似于闭门造车，没有充分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政府与政治，是动员、整合社会资源的最强大的力量。依靠这一强大力量，叶文贵不是没有可能。机会，从手指缝间无声滑落……所谓枭雄，是那些在前进路途上过早倒下的英雄；所谓英雄，是那些达到目的后抹去了身后痕迹的枭雄。叶文贵想单枪匹马创造一个市场，但他根本难以克服既有的重重障碍。个人英雄主义过度膨胀，寄希望于一个人的战争，最终孤立无援。 因为理想过早倒下的叶文贵，他的故事已然成为1984年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一段注脚。而这段事实也许能告诉我们，温州的民营企业遇到难题时，通常是孤军奋战、举目无亲。这是一个局部问题，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和政治难题，至今仍然未能得以解决。 资本博弈 长期夹缝中成长的温州草根资本，早就习惯了靠“嗅觉”捕捉机会。于是便有了新中国成立后，大陆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也就是只见过一天阳光的地上钱庄。 钱庄老板、在公立医院当收发室工人的青年方培林开办钱庄前，曾四处翻寻中央文件，寻找政策依据。细心的他竟然在中共中央［1984］1号文件中发现这样一句话：“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事业，尤其是兴办开发性事业……”他立即大胆解读： 集资如果合法，那么与股息性质相同的私人利息理应合法。 为长远发展，方培林在经营管理中采取当时十分罕见的董事会制。钱庄投股集资，每股金额1000元，个人入股不限，总股为100股，计10万元。由股东选出董事会和董事长，董事长委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年终结算，董事会研究作出合理分红。他同时采取财产法人承保制，凡将现金存入钱庄，借贷双方都要有法人资格，严格借贷手续，到期不能偿还者，按政府有关条例处理。 1984年9月19日，方培林拿着材料申请。镇政府专门召开镇委扩大会议讨论方案。两天后，镇委书记黄德余反馈说：“不要搞股份制，万一股东思想不统一，容易出问题。就你一个人去办，不要叫什么金融服务社，干脆就叫方兴钱庄。”为求稳妥，黄德余觉得应该有上级“批文”，但考虑让上级“用批文对办私人钱庄这种出格的事给予肯定，恐怕为时尚早。”黄决定由镇里发文件——为改革经济体制，适应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狠刹社会高利贷活动歪风，经镇委研究，同意方培林同志试办方兴钱庄。 9月30日，苍南钱库，白底红字的木质招牌“方兴钱庄”，竖立在横街29号方家老宅。按原人行温州分行副行长应健雄的说法，这比人行温州分行的开业足足早了一个月。开张当天，方培林把几沓手写的借贷利率表张贴在钱库的大街小巷，不足3万人口的小镇一天之内都知道了方兴钱庄。 钱庄的挂牌，绝对冲击力十足，引起的震动之大，可想而知。而因其有悖于国家金融管理的相关条例。以至于《温州日报》记者撰写的《钱库方培林试办钱庄》一文，没能刊登，只能以转为内参的形式保留下来。文章称： 钱库经济繁荣，商店发展到134家，全镇从事商业活动的就有659户，占总户数60%；企业也发展到240家。社会上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很大，自由借贷月利率达到2%～4%。镇上的方培林从《温州日报》刊登的“市区可办信用社融通资金”一文中受到启发，决定创办钱庄，解决社会资金融通问题。他深入调查，了解到镇周围5个大队流动资金需要1000万元，现约缺200万元，而农民手头有大量闲散资金。因此他确信，办钱庄能够弥补信用社不足之处，起补充作用。钱庄开张当日，方培林贴出比银行更优惠的存贷表。 长期存款：月息1.2%，3个月以上结算。 临时存款：月息1%，随时存取。 贷出款项：月息2%，视情况而定。当时银行、信用社的月息是： 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而民间高利贷高达3%～5%。中间利率对存、贷客户都充满吸引力。 钱庄经营灵活自主，弥补了银行因各种制约造成的不便。比如，银行、信用社服务时间为法定8小时工作制，而方培林的钱庄24小时不间断提供服务。手头现金不足，方培林会以信誉临时向社会调剂，或不惜以高利向民间借贷。他不停地奔走于客户间，了解各家企业运行情况及现金余缺，判断贷款额度。他还专门在信用社存款5万元，根据信用社存一贷三的规定，一旦需要，能有15万现金解燃眉之急。钱庄因此生意兴隆，开张不到1年，存、贷2400多人次，资金周转总额达500多万元。 经营没有问题，也得到当地政府公开支持，但上级部门却横加干涉。挂牌第二天，市农业银行上门抗议，方培林不得不摘下招牌，转入地下。尽管转入地下，钱庄顽强地生存了近5年之久。而在钱庄存在的这5年不长的时间里，无时无刻不伴随着质疑和刁难。钱庄的定性，金融界争论不休，大多数权威人士干脆直接否定。本该持有由管理机构签发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在几年经营活动中，一直无证经营。 应健雄曾试探性地给国家总行写过要求批准签发方兴钱庄“金融许可证”的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回复姗姗来迟，一年后才发来由行长刘鸿儒签字的电传： 11月6日电悉，经与国家体改委研究答复如下： 对于私人钱庄，请按国务院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办，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电传同时抄送浙江省人民政府、温州市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 为挤掉钱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率先批准温州施行利率改革。温州由此成为中国利率改革的“晴雨表”。在变通后的银行包夹中，方兴钱庄未能成功突围，出于经营原因自行关闭。由于业务额不大，且都是短期存贷，加上方培林对客户认真负责，钱庄关闭后的扫尾工作相当顺利，没留下任何纠纷。 钱庄虽然停业，但这股外围力量势不可挡，促使金融业体制内改革的步伐再也无法抑制。而变革来临之前，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只能感触到冰山一角。方培林的“中国第一私人钱庄”躲躲闪闪地蹒跚前行，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温州民间资本力量涌向地面的不可遏制。他们躲在方培林醒目的身影背后，以极端和激烈的方式进行着贪婪的金钱游戏。方兴钱庄开张一年后，温州全境爆发了让人不寒而栗的“金融抬会灾难”。不过，这已是发生在1985年秋天到1987年冬天的故事。 有时一年犹如人生百年。 1984年，奥林匹克大逆转，洛杉矶奥运会一改奥运会长期亏损的历史，为加利福尼亚南部地区带来了32.9亿美元的收益。 1984年，中国企业史上的公司元年，万科、联想、海尔、科龙与健力宝……日后驰骋一时的公司舒展开梦想的翅膀。 中国的改革开放每每是以经济的破冰推动政治的前行，以政治的前行保护经济的破冰。而在两者滚动式行进的1984年温州，有人沉冤昭雪、意气风发；有人心灰意冷、自甘沉默；有人销声匿迹，有人声名鹊起。 但是更多舞台上的角色，则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充满着激情、狂热、亢奋、躁动和叛逆——过去100年中，只有1911年、1945年和1978年这三年里他们有过这样的感觉。他们自述胸襟怀抱，慷慨真切，做起事来自然畅快淋漓。 1984年，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分割点。 第六章 温州年 细心的人总能发现，在中国大多数变故的前奏始于媒体。 中国人对政治的把握敏感且脆弱。当白纸黑字堂而皇之出现在报纸上时，政府支持或反对的态度一目了然。消息出现的媒体分量越大、级别越高，这意味着事件背后暗含的政治力量就越强，理所当然能对摇摆不定的彷徨者，要么警示告诫，要么壮胆定心。 我们国家的人还喜欢对一种规律性的经济行为定性总结，以数学方式对经济问题过程进行描述。1985年以前，集体经济的代表“苏南模式”红遍大江南北，叫好声一片。而温州模式在“静悄悄的革命”中始终提不上桌面。 对此，温州人似乎不以为然。 然而，在中国，只有免除政治恐惧，才能保全创新因子。即使对于英雄来说，也要有用武之地。没有良好的制度空间与经济氛围，个人再大的抱负也只是南柯一梦，难以实现鸿鹄之志。长时间以来，以袁芳烈为首的温州市委领导苦心造诣、忍辱负重，他们一直在试图为温州发展找准一个清晰的原点，以此证明温州的前行并未偏离国家道路的主旋律。 “温州模式”诞生记 中国经济是一壶温吞水，总需要敢干的人作为典型来加热，温州人的行为契合改革的需求，受到刻意凸显只是早晚的问题。就在他们一面风风火火地开赴各地寻找订单，一面如火如荼地从事家庭工业生产时，不知不觉还是被嗅觉敏锐的媒体捕捉到了踪影。 1983年底到次年年初，《人民日报》围绕温州农村商品生产问题，先后比较系统地组织报道和发表评论文章。从那时起，温州步入了专家学者的视野，关于温州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文章逐渐增多，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1985年3月18日，林业部部长杨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以及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杜润生等一行专程来到温州。视察结束后，他们评价：“温州商品经济搞得活跃、有特色”。 3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本想从上海赴温州考察，但却病倒在了上海。袁芳烈得知此事，立即委派农委副主任李仁续，带了一盘《温州农村商品产销基地》的录像带，赶往上海汇报。万里看了录像后很高兴，对李仁续说：“我今天在这里什么人也不见，但你是例外。这么远赶来，成绩这么大。你们的录像我看了，我不还了，我准备送给小平同志看一看。你回去带话，叫大家继续大胆干。只要革命，只要前进，工作中总会有不可避免的缺点。但总得走出来才对啊，这里不许走，那里不许闯，哪能走到四个现代化。”据说，这是中央高层领导最早听取温州汇报，并最早对温州给予肯定的评价。 4月，《人民日报》登出文章《温州的谜——浙江农村采访札记》。记者用大量篇幅记载温州私营经济的成就，感言“温州是个谜，不少到过那里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这里不像苏南、浙北，有较雄厚的乡镇企业的底子，而是很不相同的另一种模式——异军突起的家庭工业挑大梁。” 在可以搜寻到的当年对“温州模式”的报道，这一篇算是意识较早的文章。不过，由于体裁限制，文章重描述轻评论，作者对温州模式仅仅点到为止。而仅仅20天后，《解放日报》才给“温州的迷”找准了答案。文章把谜底精确地浓缩到四个字——“温州模式”： 地处浙南的温州广大乡镇，这几年走出了一条发展经济、治穷致富的新路子，这条路子的独特方式，就是乡村家庭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各种专业市场的兴起。它同乡镇工业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具有鲜明的不同特色，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温州模式”。4月，《解放日报》新闻部主任张也平带着记者桑晋泉来到温州。他们此行主要是想通过对温州对外开放委员会以及温州市主要领导的采访，全面报道该地对外开放的面貌。实地的调查采访中，他们却发现了另外一些惊天的素材，导致采写改变了原定的思路和方向。 在张也平对市委书记袁芳烈的采访中，后者只字不离家庭工业和商品市场。而副市长方善足提供的10个专业市场名单，让张也平兴奋不已。张也平和桑晋泉到了瑞安塘下镇、苍南宜山镇、乐清柳市镇。面对眼前千家万户投入商品经济热潮的蓬勃景象，两人瞠目结舌——温州人所做的一切，无一不是在闯禁区。 历时10多天的采访，张也平和桑晋泉竭力观察与聆听最真实的温州。他们所见所闻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既不缺高歌颂德，也不乏斥责反感。 对于庞杂而翔实的一手资料，张也平感到为难，其中很多材料既可以公开报道，也可作为内参。当两人为确定主题犹豫不决时，温州市委办副主任王运正告诉他们，最近一些经济学家考察温州，有专家提出，温州发展经济的道路，是不是可以成为“温州模式”？这番话让张也平茅塞顿开。 为避开“雷区”，张也平和桑晋泉在新闻导语的最后和评论第一段里，十分客观地在“温州模式”前加上斟酌已久的定语“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并在标题中回避了“温州模式”。总编辑助理周瑞金周瑞金曾应邀赴温州参加恳谈会，考察过苍南、平阳、瑞安等地的家庭工业，对温州感受极深。看完后决定作为重大新闻，上一版头条。周瑞金的想法，得到总编辑陈念云的肯定。《解放日报》的开明和勇敢，最终促成了“温州模式”在媒体上公开亮相。 一种改革模式的价值，并不在产生效果的迫切性上，而在于可持续性、公平性和对社会资源的最小的破坏性。温州的改革，没有进程表、没有预谋、甚至没有计划。所以，现实的境况造成变革的压力。“温州模式”的文字见报尚且经历曲折，作为实践者的温州人又该担负怎样的果敢与坚忍？ 温州人的价值理念及所谓经济模式的选择，虽说更多是源自本性冲动的天然释放，是一种渊源的自由流向。但若从经济理论中找依据，“温州模式”的出世显然毫无争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指出，经济发展引起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产品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活动，即工业化过程”，以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变化，即城市化过程”。基于以上观点，“温州模式”正是“典型的、利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然而，经济理论认为行得通的事物，不一定能在政治上顺利行进。在意识形态主导社会的年代，对经济的区分，更多来自政治的视角。寥寥数字的文章理所当然地引发铺天盖地的喜恶纷争，讨论实际上脱离了经济本体的主旨，成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泛化争论。当时主流的观点认为，“即使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也必须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只能让民营经济起补充作用，这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毫无疑问，“温州模式”被认为是私有化的样板，远不如“苏南模式”风光逼人。 庆幸的是，对于“温州模式”的看法并非一边倒，少数学者理性地站到了支持“温州模式”这一边。已辞世的董辅乃指出：“‘苏南模式’必向‘温州模式’转变。”从事农业研究工作的杜润生也显示了对温州的关爱：“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经济学家钟朋荣则说：“‘温州模式’之后，隐藏着更重要的模式，即温州人的思维无模式——不从教条出发，而从实际出发；敢闯敢试。” 叔本华说：“一棵大树想要到达天空就必须进入最深的土壤，根必须进入地狱，深深地进入，这样树顶才能达到天空。树必须接触到两者： 地狱和天堂。”改革大潮潮起潮落，社会进程起伏跌宕。总之，不论褒贬与否，不论是地狱还是天堂，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温州模式”从此声名鹊起。 温州脊梁 “温州模式”的热议既是经济学家们的思想撞击，也是理论界和政治家们意识形态的交锋。但是对于更多的普通温州人来说，他们关心的或许上升不到政治和理论的高度，而只是与自己切身相关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日子有没有过得更好？袋子里的钱是不是更多？ 他们的日子当然过得更好，钱也越来越多： 永嘉桥头镇“万元户”占到80％；温州农村每百户自行车拥有量近60辆。年轻人追求品牌高档的自行车，还掀起“摩托热”；宜山、金乡、龙港、柳市的农民纷纷盖上新房，大理石、抽水马桶等现代家具设备成为新房必有之物；少有问津的呢绒、绸缎等高档衣料和服装普遍进入人家；西装、连衣裙、风雪衣、健美裤开始流行。 当时初中三年代培费1000元，高中三年2000元。费用高得令人咋舌。可富起来的农民企业家还是不惜代价地把子女送往上海、杭州学习。致富光荣的意识深入到包括赵章光、伍温荣在内的温州人的心。 春天，潦倒了快半辈子的赵章光前途忽然出现曙光。 赵章光前半生可谓一波多折、诸事不顺，甚至某一时期内几乎穷途末路。1943年，他出生于乐清象东乡普通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专攻皮肤科的乡村医生。初中毕业后，赵章光跟随父亲学习中草药，20岁就成了粗通医道的赤脚医生，方圆数十里名气很大。 专治皮肤病的赵章光研究生发实属偶然。数月内，三位被脱发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女病人不约而同上门求医。第一位女孩曾有一头人人羡慕的长发，但2个月间脱得一干二净。这对年仅16岁的女孩来说，不啻为晴天霹雳。她不愿出门见人，一度想轻生。第二位女孩一夜之间头上缺了一片头发，未婚夫为此与她解除了婚约。最后是一位女教师，一到讲台上，总有孩子指着她的假发捂嘴窃笑。 女病人的遭遇促使赵章光作出承诺。这样的梦想在很多“治国安邦”的鸿鹄之志面前显得十分卑微，然透出些许正面光辉。或许，连赵章光自己也没想到，他孤身一人打破了“贫穷是催生温州民营企业崛起的原动力”的固定模式。这不为吃饭、不为穿衣，裹挟“为人民服务”色彩的创业动机，成为温州经济一道别样风采。 不过，生发研究异常艰难，第一他没有钱，因此他没有试验的工具和材料。 那是一段非常清苦而寂寞的日子。他钻研书籍，上至晋代术士的《肘后方》，下至李时珍的以及清代太医编选的《慈禧光绪医方选议》，积累心得。而后赵章光到处借钱，1000元、2000元……借到5000元时，研究仍然毫无头绪，试验、失败，改变配方，再试验、再失败……他在自己的身上试验，在妻子、5个孩子、母亲、父亲的皮肤上试验。究竟试验了多少回，失败了多少次，他没有详细记录。101次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也是章光101牌子的由来。 赵章光最终卖掉了妻子唯一的戒指。家里的床卖了，加起来不到50平方米的三间祖屋，也被卖掉了一间。剩下两间房，父母亲住一间，他和妻儿7口人挤在另一间。这间拥挤的房子，同时兼作试验室，凡能放药水的地方，都堆放着各种形状、颜色和味道奇怪的瓶瓶罐罐。一次次地试验，一次一次地失败，6年后，赵章光得偿所愿。 难以想象辉煌背后的卧薪尝胆。似乎是命运的锤炼，“101”研制出来后的10年，赵章光并没有苦尽甘来。相反，他在“非法庸医”的责骂中战战兢兢。 药水研制出来，赵章光来到乐清卫生局，请求批准行医。意想不到的是，卫生局早已把赵章光和“假药”、“骗子”、“江湖郎中”等同起来。负责人用怀疑和冷淡的口气警告他，“以后不准再行医骗人，否则取缔法办”。 这种状况又持续了6年。1980年夏天，感觉在乐清前途无望的赵章光带上药箱来到温州城区，寻觅当地医院合办脱发诊室。他不厌其烦地介绍“101”功效。遗憾的是，总是被一口回绝，甚至得不到对方拒绝的理由。 第二年，幻想着能在宁波施展抱负，赵章光北上宁波，一边“非法”行医，一边联系医院。宁波依然没能给他带来好运。生活所迫，他不得不返回温州。 3年后，通过不懈努力，他在鹿城获得行医许可证。然而，乐清卫生局负责人很快得到消息，一纸公函发到鹿城相关部门： 赵章光是庸医，乐清不批，你们为什么批准行医？结果，行医证被吊销。赵章光再次来到宁波，公函却随之发到宁波。此后，他行医到哪，公函就跟到哪。 梦想被蹂躏，甚至是粉碎，再回首已是无语凝噎。无论多么坚强的心在屡次打击下，也不堪重负，赵章光心灰意冷。 1985年，仿佛换了人间。命运的垂青让赵章光幸福得有些措手不及。 一天下午，赵章光不经意看到《浙江日报》上的一则广告。广告只有简单两句：“本店有护发水零售批发，请广大用户购买、洽谈。” 刊登者来自千里之外的河南郑州市亚美商店。他立刻写信寄给对方，就此建立联系。不久，郑州管城中西医结合医院改名为脱发专科医院。亚美推荐赵章光当上名誉院长。医院为他开设了诊室，当年在郑州治疗13000多人。 在郑州，赵章光破天荒地享受到专家待遇。医院每天补贴5元的生活费，派专人给他做浙江口味的饭菜。借助医院的上下斡旋，河南省科委主持召集全国著名皮肤病专家、教授、药理学专家进行鉴定，确认“‘101’生发真正是有效”。1986年，脱发病研究所宣告成立，赵章光任所长。紧接着，郑州市“101”毛发再生精厂顺利建立。 赵章光和“101”产生的口碑一次又一次传到北京。北京市民政局负责人卢积存按捺不住内心激动，三番五次派人邀请赵章光到首都安家落户，合作办厂。得到应许后，北京有关部门以最快的速度办起“101”毛发再生精厂，赵章光出任厂长。 同样改头换面的还有泥水工伍温荣。 拍掉沾满泥星的衣服，筹来2000元，他在柳市团结东路开起一家五金店。工商所的人来问有没有许可证。伍温荣大大咧咧地说自己只听过“卫生许可证”，不知道卖个电器还要什么证。 泥水工出身的伍温荣哪有什么文化。电器货号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成，第一次看到这些字母，他只觉得跟扑克牌上的差不多： 把J念成丁，把Q念成皮蛋，X实在不认识，想了半天，原来念乘。 如今，伍温荣已是利尔德继电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不仅会说几句英语，还和韩国人合作做生意。 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讲演时，将改革总结为“民众基于自由的创造”。在温州，总有像赵章光、伍温荣这样的人物，一旦把他们放进整个如火如荼的创业大军中，很难从成千上万个忙碌又不乏激情的疲惫背影中将其分辨出来。他们大多缺乏学院训练，谈论经商之道时少言寡语。他们的故事几分心酸，几分诙谐。可正是这些人物，以超乎寻常的魄力与毅力，汇成滚滚洪流，冲破制度上、舆论上的种种藩篱，在温州这块相对自由的土地进行着自由创造，成为温州经济的脊梁。 低调 温州人终究还是低调的，即使他们的城市正当炙手可热。 他们不善表达、不善理论、不善总结，他们总是用自己的实践为别人的理论创新提供最佳的佐证。事实上，当饱尝创业初期艰辛的温州人受到“集中火力的表扬”时，他们依然选择一心一意地埋头挣钱。 所以，各类媒体不吝笔墨地大肆宣扬“温州模式”，但一些颇具典型性的事情却在毫不张扬地默然推行，若干年后才浮出水面。 第一所民办全日制学校——乐清七里港高级中学开学，从此社会各界将投资目光聚焦民间办学。温州政府以“保中间，放两头，活全局”的办学思路，推进民办教育的改革试验，形成市场需求主导、投资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和学校管理规范的民间办学特色，成为国内四种最富代表性的民办教育模式之一。 股份合作企业在温州的践行是另一个秘而不宣的故事。1985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转载《河南日报》消息： 河南临汝县出现一种新型的经济合作形式——股份制合作。就是合股经营、按股金比例分红。资金可以入股，土地、厂房、牲畜、车辆等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技术均可以计价入股。村民以入股形式参加股份制合作企业后，获得的股权证，上面标注了其所持股份。从这篇不到120字的文章里，临汝当年股份合作企业的兴盛清晰可见。但是，如能撩开历史的迷雾，温州实践这个新思想其实已百年有余。 有据可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清朝。瓯海区泽雅纸山一块清雍正四年（1726）楷书纪年题刻上，详细地记载着山民凑股份兴造碓坊造纸及如何分担费用。而在泽雅塘宅村一古老碓坊旁发掘出的一块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石碑上，则清楚地写明潘子玉等7人合股建造一座碓坊，为明确相互间的权责，特立碑为证。 若读出这样一段渊源，那么日后股份合作在温州历史上的数次演练便不那么突兀和难解了。就在“温州模式”被大张旗鼓地宣扬的1985年，温州人依着这低调的个性，开动马力，在原始的股份制模式下去挣取更多的钞票。 20世纪80年代初期，伴随着家庭工业的发展，股份合作经济的雏形在温州农村逐渐形成。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企业在这里诞生。 在桥墩这个贫困的小地方，牙医吴祖宗在桥墩卫生院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工作，生活波澜不惊。这一年，几个做啤酒批发生意的朋友找到吴祖宗。他们看中了当地丰富优质的泉水，想创办一家投资35万元的啤酒厂。由于国家投资和银行贷款依旧对私营企业紧闭大门，朋友们来找吴祖宗筹措办厂费用。 朋友们对啤酒厂未来宏伟蓝图的激情描述，令吴祖宗怦然心动。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吴祖宗被推选为厂长。可是，35万元岂是小数目。啤酒厂发起人陈绍准与人合伙卖水产，一个月收入是100多块钱。野生大黄鱼时价0.8元一斤，35万元对于普通农户是一笔巨大的资产。 为解决资金问题，吴祖宗带头以5000元一股入股，并广招股东，81个农民筹集到了37.5万元启动资金。这种股份合作方式与清末民初温州人陈虬在《救时要议》中建议提出的“愿入股份者，先将货物按时酌值，计数给予股票”，待出口销售后，“所赢子钱若干，照数派还”不谋而合。 资金的问题迎刃而解。而按照不成文的习惯，办厂需要找挂靠单位。合股创办的企业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既不属于国营，也不属于集体，啤酒厂的定性成了难题。没有单位敢让啤酒厂挂靠，吴祖宗几次三番领取工商营业执照也没有成功。最后，还是桥墩工商局“欺上瞒下”，给啤酒厂办了一张临时营业执照。没有挂靠单位的啤酒厂却因祸得福。摆脱了束缚与掣肘，啤酒厂毫无顾忌地大胆推行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分离，在此基础上正确划分股东、董事会和厂长的权利与义务。 初生的啤酒厂并不顺遂。资金估计严重不足，股东们不得不再次筹集资金；企业性质终究未定，要抓吴祖宗的传言甚嚣尘上，他的儿子痛哭着求父亲不要冒险；啤酒酿造出来，南北两面的国营闽东啤酒厂和平阳啤酒厂虎视眈眈，行夹击之势；销路难打开，有股东见势不妙，闹着退股。以下的故事在当地流传甚广： 一个春夜，吴祖宗和13位核心股东在小溪边，按古老习俗烧香盟誓。赤膊的吴祖宗吼着问大家：“有没有信心？”众人齐声回答：“有！” 真正让啤酒厂血脉畅通的转机出现在1987年。 市委书记董朝才带队在瓯海、苍南考察时，常有人们问，“我们到底算什么企业？”就在从苍南灵溪到龙港调研路上的一辆面包车里，董朝才提出，对这些“非驴非马”的企业，要定一个名。他对调研组的人说，过去有股份企业，有合作企业，我们把“股份”和“合作”合在一起，叫“股份合作企业”，把集体企业的利益给它，把私人企业的利益也给它。在董朝才提议下，温州出台《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文件一出，桥墩上上下下都在说，“上头认可了啤酒厂的做法”。同时，个体私营企业在贷款、征地等方面有苛刻的限制条件。没有集体性质的桥墩门啤酒厂根本无法和国营企业竞争。股份合作制的定性，让啤酒厂享受到政府的扶持，受益匪浅。1990年前后，5000元的一股就能分到1000元的红利。 啤酒厂的柳暗花明，成为中国式经济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处于主流、游离还是被边缘化的企业，都割不断与政治的千丝万缕。政府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关键资源配置者，企业为遵循游戏规则和资源配置的市场主体。能够得到政府的庇护，对于企业无疑是得到了一张免死金牌。因此，温州首创的股份合作制恰恰体现了中国改革的“中庸”特色。就是这种“非驴非马”的产权制度，因角色尴尬反而避免了被卷入利益冲突的格局，在体制外获得了存活的氧气，并出乎意料地完成了改革的目标。 另一方面，“温州模式”难懂，某种程度上源于外界对温州的认识始终流于表面。 很多人能亲眼目睹温州街巷充满的火热奇景，能亲身深入“户户闻机声、家家办工厂”的生产现场。但无论是投资教育、涉足出租车私营化，还是首创股份合作，很多展现温州人积极、开拓和创造性的举措却难以被挖掘发现。本来只关乎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却引来沸沸扬扬、毁誉参半的各种评论。从姓资姓社到姓公姓私，从资本外流到模式生死，温州被层层贴上黑白迥异的标签。支持者将其描述得天花乱坠，批驳者把它批判得臭气熏天。结果便是，“温州模式”在“神化”和“妖魔化”间左右摇摆，持续好多年。 蚂蚁雄兵 先跳出民营经济发展的圈子来审视整个中国社会，柏杨的在1985年出版应该值得关注。书中提出的“龙虫说”：“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一条虫……中国人窝里斗天下闻名，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做不过日本人，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缺少团结的细胞”，一针见血。刺痛了许多中国人的心，也刺激了许多中国人的反省。 在温州，柏杨的观点既灵验又失真。南存辉和胡成中源于彼此迥异的价值理念与商业个性而造成的和平分手无人不晓。“永嘉二杰”王振滔与钱金波的分家故事尽管鲜为人知，毕竟也是一段无法抹去的历史事实。 然而，透过事实的另一面，基于乡情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小型群体社会，对于温州商人的重要性更加不言而喻。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温州村”、“温州街”，正是温州人义薄云天、抱团作战的最好明证。 追根溯源，温州群体的形成，要从欧洲找答案。据说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温州人偷渡到欧洲以后，由于身份的非法性，使他们少有机会正大光明地参与社交，对外交流往往只能局限于自己的亲戚和朋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小的社会圈。在这个圈子里，他们相互鼓励，从在不见天日的小黑屋里替人加工皮包，到靠低价挤走犹太人，巴黎的庙街俨然一条温州街，似乎形成某种无法改变的路径依赖。 温州人的抱团有历史的原因，不仅仅局限于此。从深层次来说，乡情是他们义结四海的根基所在。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巴黎十三区的温州餐馆，陆陆续续来了8个温州老乡，坐到了一起。原来，其中一个朋友的一笔20多万元的皮件给一个犹太富商拿去了一直不付款。这个犹太富商在塞纳河光游艇就有三艘。 由于处在地下加工的特殊情况，大家无奈决定选择自己私了。行动前，大家收买了这个犹太富商的一个伊朗保镖，掌握了犹太富商的住宅线路。当9个穿着李小龙功夫服的人齐刷刷地把9支枪对准这个犹太富商时，这个犹太富商惊诧地大叫“强盗”，同时也有4把枪对准这9个温州人。这时，其中的一位温州人不紧不慢，用流利的法语说明了催款的来意，听完道理后的伊朗保镖慢慢地放下了枪，而这位犹太人还大声嚷叫着“不是不还你们，是因为最近手头没钱。” 话音刚落，一声子弹就从他的腋下穿过，保险箱也被打开了。两个同去的人就迅速从已打开的保险箱里拿了厚厚的20万法郎。犹太富商看到此情景，脸也吓白了，急忙地又拿出5000法郎，说这点费用算是今晚的酒水钱。领头的温州人说道：“我们只想拿回我们想要的”，直接把5000法郎掷还给了犹太人。踌躇满志的马云这样表示：“中国企业未来的全球化发展可能是蚂蚁雄兵，以中小型企业带队，在全世界各地‘悄悄进村’，迅速占领市场。” 蚂蚁雄兵的故事早已渗入温州人的血脉。数以百万计的个体户、倒爷、小作坊、集体工厂，前赴后继，无孔不入地团结起来，钻入体制的缝隙，冲破旧体制的提防，以卓越的创业者精神与生存勇气不断壮大。 其实，无论是温州之外，还是温州之内，倘若为这些企业家们赋予经济角色，他们都是改革的产物。一样的改革环境，产生了千秋各异的经济作品。这，恰恰印证了改革开放所带给社会的跌宕起伏。 《中国企业家》1985年创刊，或许称得上是该年度中国企业界的一件大事。这本关注“一个阶层生意与生活”的财经杂志，将不同领域各领风骚的企业家们纳入公众的视野。从此，中国有了企业家的概念。日后包括南存辉、周成建在内的许多温州杰出民营企业家都上过杂志的封面。这意味着温州民营企业家的群体性崛起，影响力跨越地界。 1985年，温州以外，大多数《中国企业家》陆续报道过的中国腕儿级企业家的经历境遇与这批温州创业者大相径庭。 28岁的李东生刚出任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11月份，他带队参加全国邮电系统订货会。当时tCL刚生产出自己的电话机，用摆摊的方式，低声下气地向与会者推荐。最后签下10张订单，还不够此行的差旅费。 张茵，一个女人，只身闯荡香港。16岁的黄光裕则跟着年长三岁的大哥黄俊钦远走他乡。两人不约而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彼此的人生创业路。 机载火控雷达专家倪润峰入主长虹。若干年后此人发动国内彩电内战，被称为“价格屠夫”。内耗后，包括长虹在内、元气大伤的中国彩电业，在与国外品牌抗争中一败涂地。 倪润峰家乡山东，张瑞敏任职青岛电冰箱总厂(海尔前身)厂长。上任伊始，他做出惊世之举： 召集全厂职工把76台不合格的电冰箱全部砸毁。北京，中科院下海一年的科技工作者柳传志出现在IBM公司PC代理商的招标会上，坐在最后一排的他表现得诚惶诚恐。 新疆，心存高远的唐万新第二次中途退学，彻底终结了自己的学生时代，“一入商门深似海”。他赚到60万元，因为义气与莽撞，又负债累累。 …… 梦想没有高低贵贱，只有大小。就在这么矢志逐梦、意气风发的时代，温州人在相同的改革浪潮的驱动下，奏出别样乐章。他们厚积薄发，乃至一鸣惊人。 耳目一新的变化中，更多的人看到了温州人发光、发亮的一面。 1985年10月，温州产品展销北京，6万多顾客光临。遐迩闻名的正宗海味、地方小吃、系列配套的“擒雕”奶品、韧度均匀的“隆山”松花彩蛋、味美醇厚的甘露酱油、气味芳郁的“老酒汗”酒，价廉质高的温州鞋，受到首都人的欢迎。展销期间，专柜前水泄不通。展销结束次日，八天时间，零售额达100万元，批量额700万元。 另一方面，经济向高位运行毕竟良莠不齐，有人就找到了黑暗的角落。经济的弊病与违反市场规则的现象同样被纳入“温州模式”。 比如，乐清的柳市、北白象、翁墙因此上了《经济日报》。报纸上说，三个小镇集中了五金电器门市部1300多家，小百货店1000多家。密集的同类商品经营，竞争异常激烈。为赚钱，不惜行贿、诈骗。竞争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骨肉相残，杀人害命。经济纠纷之外，民事、刑事案件不可忽视。一些人富了之后受金钱万能和封建宗族观念的影响，目无法纪。独霸一方的“大户”出钱雇打手打架斗殴，重婚案件屡有发生。于是，有人提出责问： 如果都像温州那样，中国不就乱套了吗？ 问题相当尖锐，像武林高手点穴，直接点中了温州的命脉，问得人哑口无言。 接近年终的时候，香港经济学者张五常的两本著作《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辗转传到大陆，并很快在一小群人中传播开来。 这是两本明显的盗印书： 版面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但并不妨碍两本书诱发的共鸣。书中，张五常看问题高屋建瓴，站在国家的高度，思考中国的未来。 而在1985年的这个温州年，温州以所向披靡的势头在中国崛起。在新旧体制的断层中，一群不屈不挠曾被边缘化的经济群体与制度时不时擦出火花，留下些许把柄，由此承担着更大的压力。但是，他们带给整个社会的变革的意义，让时代铭记。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卷》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现在，温州的经历正努力证明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曲调风格正潜移默化地改变。 第七章 金融大灾难 如今仍有不少人对会主抱有复杂的怨恨与偏见。若客观追论金融风波的始作俑者，与其将全部责任归咎于这些会主，倒不如说这场本不该发生的错误源于当年温州民营企业的迫切融资与国家尚未对私营经济开放的金融政策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成为“抬会”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因。 两年前，温州玻璃钢建材厂濒临倒闭，人们想起了被排挤走了多年的滕增寿。 正名 在金钱膨胀起来的无穷欲望面前，人的意志力简直不堪一击。太多的人幻想着一夜暴富。他们无所顾虑，从而中了自己的埋伏。当然也有与众不同之人。为了梦想实现，他们会玩些小聪明；为了资本积累，也会表现出商人的狡黠。但是面对诱惑，他们又总能保持着少有的理性和出奇的冷静。 改革从那里自然地扩散开去。用农业所得创办轻工业，从乡村扩大到市镇及城市。 案件造成经济损失2.8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温州经济犯罪数额之最。认购“偿还股”的温州人多达2000名，清退工作不得不按姓氏顺序分17天陆续进行。而那颗宣称价值3000万元人民币的“世界第一大人工钻石”，只拍出了1.5万元人民币，中南大厦则一再流拍。 毕竟，苏方中在温州也是风云一时的人物，他的话博取了不少温州人的信任。何况他又是那么会抓住人的弱点以及利用媒体造势。 太阳照常升起。 董朝才离开温州那天，是个下雨的夜晚。晚上10点，他去了温州蒲鞋市小商品市场，那里依然灯火辉煌。他的脸上有了笑容，喃喃地对前来送行的官员说：“要是中国到处都有这样的市场，该多好。”而离职后的10年里，董朝才也一直想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里？ …… 苏方中一副儒雅、清癯、为人谦和的样子，与他接触的人会认为他更像一个书生，而非企业家。当时他是东风家具厂厂长。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家具业尚未形成气候，一家独大的东风家具厂赚得钵满盆满。而与当时大部分冒出来的企业家不同，苏方中绝非小富即安之人。书生气质的他其实野心勃勃。在温州农业部门以及市体改办的鼎力支持下，苏方中继杨嘉兴之后也创造出一个全国第一。 “革命”的中心 邓小平先生似乎是施政方面的最大务实派。他采用行之有效的办法，摒弃毫无成效的方法。根据这种观念，他正耐心地一步一步地悄悄改造中国。 当时，梦特娇服饰在温州非常流行。一件普通的梦特娇t恤也能卖上百元。张文荣偶然得知福建沿海有个地方梦特娇批发特别便宜。他就带着钱跑到福建，做起服装倒卖生意。一进一出，赚到的差价让人目瞪口呆： 3个月净赚10多万元。还有一次，日本厂家停止本田摩托车供货，摩托车在温州暴涨1万元。正在黑龙江做生意的张文荣发现黑龙江还有本田摩托车在卖，只是数量不多。他收集到市面上所有能买的摩托车，然后拿着现金在黑龙江马路上逛。只要碰到本田摩托车他就拦下，原价买进。张文荣在马路上买的车有600多辆。他把旧车修整一新后卖到温州，平均每辆车赢利1万元。 老滕女儿身体不大好。厂里其他领导瞒着老滕，把她从车间调出来搞管理。老滕知道后，毅然把女儿送回了车间。 病态的“抬会”体系集体性地瞬间雪崩，所带来的血与泪的教训并未就此打住。成千上万的讨债者疯了似地冲向会主的家，一幕幕不堪目睹的悲剧不断上演： 苍南几十个讨债的人拿着炸药包赶到一个会主家，逼迫他交出钱来，否则同归于尽；平阳两个会主被讨债者抓住，吊绑在柱子上，用竹签钉入会主手指，用铁钳烧其胸肉，折磨三天三夜导致受刑人死亡；上百所小学被迫停课，原因是学生常常在路上被讨债的当作人质抓走；平阳县乡下数百名妇女步行数十里赶到县城游行，要求政府帮助讨回被骗去的钱。 大灾难后，一个名叫郑乐芬的女人，一个死刑犯，38岁痛苦离世，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作为灾难主角之一，郑乐芬不幸成为政府决力整治的靶心。这位温州妇人在潜逃百天后被捕，5年后被判执行死刑。其丈夫蔡胜南潜逃一个月后主动自首，被判无期徒刑，总算是保住了一条小命。 当时苏南、珠江、温州都有争议，但前两个毕竟是社会主义的东西。温州比较特殊，资本主义、假冒伪劣都打上了温州“烙印”。所以，在温州人的眼里，费孝通这篇文章的发表被视作高层公开的支持。 杨嘉兴的搭档心怀岌岌，连忙抽回资金。一位请来的银行退休会计，看到人民银行措辞如此严厉，告诉杨嘉兴：“我不干了，再搞下去会坐牢的。金融不比其他，你也要小心点。”杨嘉兴一时陷入绝境，进退两难。他又找到王思爱。后者的态度没有变，但这已超出职权范围。王思爱建议杨嘉兴去找官更大的市委书记。 同自然气候相仿，温州正遭遇有些寒冷的“早春二月”： 同样是人多地少，也同样是由贫变富，为什么人们对苏南肯定得较多，而对温州的看法却有大分歧？ 他在职工大会上说：“我回来了，有人开心，有人担心。打开窗户说亮话，我的原则是： 换思想，不换人。为国家、为企业谋利，我就用谁，不管他过去拥护我还是反对我；否则，就是亲兄弟也不用。” 为了履行合同，杨嘉兴只能以高息向社会举债，而赚得利润大部分贴补了利息。之后的两年，他不停地思考： 能否办一家面向街办小企业、个体户，没有门槛的“民间银行”？他的想法得到鹿城区委书记王思爱的肯定。王是位思想开放的领导，他表态说：“这有利于区街企业发展，你们大胆去试，需要我支持，一定尽力。” 时代真的变了，整个国家都在巴望着能有更多的突破。 清醒者 1986年2月，乍暖还寒，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来到温州。 读初三时，他帮助家里做点小生意，把稻谷磨成米卖。别人100斤稻谷磨80斤米，他却磨68斤米。这样王振滔磨出来的米非常光亮，糠的营养也好。 国际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许是最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份美国报纸，它总是会在合适的时间登出恰当的评论，比如1986年1月9日的《中国悄悄的革命》： 毛去世才八年，邓小平已使中国重新恢复活力并改变了面貌。 蜜月从此结束，这是个红与黑的世界，可它却不再令人着迷。 两年前，杨嘉兴还是一家街办企业厂长。那年夏天他运气不错，从太原重型机器总厂订到很多业务。可是工厂资金不足无法组织生产。当他向温州几家银行申请几万元贷款时，这个地位低微的街办小厂厂长一次次被断然拒绝。理由简单明了： 国家银行没有向街道企业发放贷款的义务。 苏方中异常珍视这难得的机会，肆意地享受着财富制造的快感。东风信用社的发展速度也远远快于当地的官办金融服务机构。原因其实很好理解： 第一，温州人有做生意的传统，大多数农民没有存钱的习惯，担心国家政策有什么变化，钱存在银行里就露富了。第二，国家金融机构官本位，手续繁杂，常常吃拿卡要。民营机构服务周到热情，彼此间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信誉。第三，民营金融机构还有一个与生俱来的优势，他们对周边情况轻车熟路，甚至清楚到谁家里的2万元钱有4个小时的闲置。 短短3个月，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900多人被非法关押。这一段血腥而可怕的灾难，成为中国民间金融演进史中一个令人心悸和警醒的片断，让经历者难以忘怀。 人们之所以如此狂热，那是由于他们被承诺的收益几乎和高利贷相差无几。按当时最流行的“抬会”规矩： 一个会员入会交1.16万元，第二个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12个月，计10.8万元；第十三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环滚动，一个会期为100个月。最大的风险在第一年，会主要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有人计算过，一个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6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第12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到第18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万个会员。 <er">引子 9点5分，村长找到了邻居借钱。邻居说这笔钱动不得，在武汉跑供销的儿子还要拿这笔钱买材料，下午2点汇出。村长讲好用这笔钱，只需要周转到午休后的银行营业，并且强调了这次不超过4小时的周转，他支付利息。 这场政坛的人事变动吸引了温州人的关注： 董朝才有前任那么开明吗？温州的私营经济又将走向何方？敏感的温州人觉得“天变了”，大批资金不敢贸然投资扩大再生产，而转向消费，豪宅成片，赌博盛行。 改革是全国性的，更是地域性的。温州经济活跃，百姓亦安居乐业，欣欣向荣中私营经济已有落地生根之势。然而，此种蓬勃的生机却被推上姓资姓社争议的风口浪尖。思想的禁锢和理论的贫困，仍然使许多人对温州讳莫如深，甚至非常反感。现在，“温州模式”被拿出来公开讨论，质疑声难免会掀起些许微澜。 1990年1月，任期未满的董朝才突然离任，被调到省体改委。 …… 机关干部、中学老师，乃至拾荒者，不用别人游说，只要一有闲钱就会将钱放在箩筐里，上面盖着菜叶，趁天黑时挑着一担一担的钱往会主家里送。经历事件的人描述： 钱收进来，先在墙两头放着，很快两头的钱连在一起，一上午整面墙堆满了，到晚上一间房子全部是钱，脚都插不进，封门派民兵举刺刀看门，人群不肯散去，高呼着要入会，把大叠的钱扔进来，民兵只有用刺刀逼他们后退。 9点35分，经营日杂的老板拿到钱，高兴地到了市区进桂圆干等干货去了。 产品积压，资金匮乏，利润率大幅度下降。占苏州市民营企业产值一半以上的纺织行业只能开工50％；无锡市花费数亿元建立起来的汽车改装业，开工之日便“断炊”；常州市民营企业的支柱——电子行业，疲软地垂落。不少人怀疑民营企业的“青春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 每一天的变化都是天翻地覆。 马津龙说：“董朝才任上5年，风风雨雨就没有停过，民间有句话：‘打雷在深圳，下雨在温州。’温州的问题，哪怕是芝麻粒大，都可能跟意识形态挂钩。”但董朝才顶住四面八方的压力，力图给温州民营经济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 “董书记变调了！”温州人振奋地奔走相告。远在杭州的袁芳烈拊掌而笑：“温州除此之外，无路可走。老董绕了几个月弯子，上道了。”但也有人痛惜地捶胸顿足，他们把董朝才的言论寄到北京，称之为《温州的资本主义宣言》。 对年轻的王振滔来说，居无定所的“游方木匠”生活艰苦且赚不到大钱。不想满足于成为一个手艺人的他投奔远在福建的舅舅。 1987年夏天，一场大火成为许多人心中的伤痕，而这不过仅仅是个开始。 时间漫长得仿佛停顿。 1986年，很多人建议张文荣加入抬会。可21岁的他眼光明显放得更远——决定到上海发展。在上海，他看到废铜被满街丢放，可在温州，铜极其缺少。于是，张文荣做起废铜生意，且事业越做越大。 老滕并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他要实践自己的誓言： 为中国的玻璃钢事业，奋力拼搏，再创奇迹！这是篇主旋律味道很浓的文章，满足打造一个时代偶像的所有标准。只是当时的鲁冠球名气实在太大，且温州这年发生的事情确实太多，文章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滕增寿真正引起国内外关注，成为温州经济的形象代言人，还要再等两年。 这些严格而规范的规定，在精明的苏方中看来并非无机可乘： 东风信用社依托于他的东风家具厂。这是一家企业——即使全部由企业控股，他个人不占任何股份，也和他个人控股并没有太大区别。 硬币的另一面 《人民日报》的表扬文章，其实还有这么一篇： 《奋力拼搏，再创奇迹——记温州玻璃钢建材厂厂长滕增寿》： 奇迹，与滕增寿紧密相连。 杨嘉兴并不认识董朝才，只在电视新闻中知道董住在市政府招待所。1986年10月29日清晨，杨嘉兴来到市政府招待所苦等，一直到晚上，才等到董朝才。在二楼董的房间，近50分钟的时间里，董朝才耐心地听完杨嘉兴关于信用社的规划后，给人民银行主管领导打了电话：“温州金融体制改革，就让杨嘉兴先来试点。” 邓先生上台后，工业产量也急剧增长。重工业仍由国家经营。但是私人开办轻工业受到鼓励。 较之于张文荣，王振滔算是一个相当老实的商人。 接下来的两年，问题层出不穷，矛盾全面爆发。 如此大张旗鼓的作秀活动，既是苏方中在为自己制造辉煌，也是他自我毁灭的开始。因为“很有钱”的他事实上并没有太多的钱。所以，在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情况下，他以“无风险、高利息、信用好”为诱饵，提供“认购券”——到期还本，利息每三个月发还一次，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1986年新年刚过，杨嘉兴兴致勃勃地赶到温州市人民银行咨询。没等话说完，对方明确表示： 办私人银行完全不可能。 一名在云南大理经销草编制品的苍南灵溪人，在大理街头转悠了半年也没卖出几张草席。眼看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情急之下，此人来到大理州政府表明处境。 无独有偶，6天之后，中国第一家私人独资控股的城市信用社——东风信用社正式挂牌。信用社创立者苏方中，一夜走红，若干年后还被某些媒体和机构选入《共和国之最》予以广泛宣传。 1986年，从武汉回温州过春节，王振滔路经南昌，随朋友参观了一个展销会。他注意到皮鞋卖得最好。老乡告诉他，推销皮鞋比较稳定，利润较高，可以尝试。 然而“抬会”以信用作基础，其在法律保护上的缺失将成为其短板，制约着这种信用金融的未来发展。若遭遇信用危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将成为不可避免的注脚。1985年，人们沉浸在“抬会”高回报的片刻喜悦。更多的人带着更多的钱涌入会主家中，或许用“疯狂”来形容都不足以表达当时的情境。 他包飞机，把温州的头头脑脑以及新闻界等100多人请到深圳，参加中南大厦新闻发布会。仪式场面之大、耗资之大，至今都让参与者记忆犹新。 有人为此归结原因为，温州政府内部的精英与知识分子实现了真诚的衔接，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存在于政府内部，他们拥有双重身份。温州经济的现实，使这些人坚信，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到政府体制，都可以通过温和渐进的方式进行，对现有秩序的摧毁，无益于所有阶层的利益。正如，即使无法得知看到费孝通的文章后，董朝才心里会有怎样的滋味，但无可辩驳的是，这位原本对私营经济心怀质疑的新任温州一把手此时的心态正在转变。 蛊惑人心还只是苏方中的小伎俩，他的“大手笔”是花费大量集资请媒体采访报道、吹捧贴金。曾经9天时间，三家报刊、杂志连续9次图文并茂地报道苏方中：“深圳传奇”、“明日宏图”及“乘风破浪正当时”。这些媒体写道：“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苏方中一定会在深圳走出一条金光闪闪的大道。”越是在资金周转不灵时，就越是有媒体连续轰炸性地报道。于是，债权人放松了警惕，苏方中得以苟延残喘。 电影说：生命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要么忙于生存，要么赶着去死。 误入雷区 人流如潮，温州告急；取经的车辆堵塞了浙南的山间小路，车祸频频，以至于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下发文件，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严格控制到温州市参观的人数和批次。 10点，有人给了村长2万元，让他周转出去生息。此时，村长并不打算把钱还给邻居。他把其中的1万元放贷给了一位求贷者。 为试制新产品，老滕自费外出考察。在厂里，他顶班连轴干，不准时吃饭，睡不了整宿觉是常事。人们眼看着厂长眼肿了，腮瘪了…… 这夺人性命的金融游戏，当地人称为“抬会”，实际上是对温州一带民间融资活动的笼统称呼。所谓的“抬会”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便流行于乐清城乡。那时作为民间互助筹资融资方式，资金投向主要用于满足生活消费。随着规模扩大，以及资金投向生产经营资金的垫支，久而久之，便产生出一些食利阶层：“抬会”会主。许多灾难后，负债累累的家庭，都或多或少源于郑乐芬，或者和郑乐芬一样担当会主的温州妇人。 “是致富楷模还是经济犯罪的渊薮？是闯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新路还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带着疑问与不解，费孝通到了温州。在四周窗玻璃残缺不全、冷风丝丝吹进的乡政府接待室，76岁的费孝通安之若素。他把一件短大衣的领子竖起，双手拢袖管，不时抽手做记录。温州新鲜的事物触动了费孝通的学术灵感。 敌意和攻击随之而来。 同样因为“抬会”，石矾镇一位妇人走投无路，喝下一瓶农药。临终前她安慰子女：“不要难过，我如果不死，债就会利滚利，子孙三代也还不完的。我死了对你们也是解脱。” 温州几十年的传奇，因大起大落引人入胜。大起是时势造英雄般的华丽，大落则是遭遇十面埋伏般的悲壮。苏方中只是这大起大落中看得见的冰山一角，温州地下金融违规操作早已如野草燎原之势，无孔不入。这些资本游走于法律边缘，一不小心就踏入了雷区。 抑或正是如此，国家领导人不遗余力地表达着对“私营业主或是个体户的关怀”。全国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正式成立。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条例》共十七条，自该年度起施行。 张文荣的发家史就是典型的“投机”史。他总是善于利用各种不对称的信息，捕捉商机。 1991年，苏方中在温州销声匿迹，让人诸多揣测，最为流行的版本说他裹挟巨资漂洋过海。后来，人们才知道，苏方中南下深圳隐姓埋名，过起了“打工”的漂泊日子。打工之余，他在深圳闹市区宝安路和红桂路交叉处看上一块地皮，准备投资近1亿元建一幢26层高的摩天大楼——中南大厦。 诱人的投资，高额的回报，一个“不可能的游戏”在侥幸、病态的集体驱使下燃烧起来。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 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城市信用社，因为有董朝才的“同意试点”而不至于“胎死腹中”。方培林的私人钱庄一度停业，又是董朝才手写批条，让工商部门“违规”发展民间金融，才重新开业。他领导草拟了8个地方性行政法规，保证私营企业的合法经营。他为温州争取到“实验区”的批复。即使在整个国家民营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的1990年，董朝才也顶住省里要求“写报告请求中央撤销温州实验区”的压力。董的回答是：“要不要撤，由中央定；要写报告，你写。” 无奈之下，王振滔做出决定，提前交纳承租费，不让商场承担风险，租借国营商场的柜台。终于有商场负责人同意租半个柜台给他。面对辛苦争取到的半个柜台，王振滔细心地记下顾客对皮鞋款式、尺码、颜色、质量的意见。顾客要什么样的鞋，他就打电话给温州的厂要什么样的。他半个柜台的销售额，比商场10个柜台的销售额还高。 温州，一座在政治的惊涛骇浪与政策的夹缝中生存发展起来的城市，能给人留下日新月异的印象，也总是让人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但有一点事实毋庸置疑： 温州的官僚体系和政府，因着改革而拥有较高的社会认同。 在王振滔的记忆中，一位长者的话令他终身难忘。村里一户人家盖房，王振滔极不情愿地被叫去帮忙递砖瓦。看着他懒散的样子，一位长者说：“这孩子长大了干不了什么事的。”王振滔当时就懵了。他递完最后一片瓦，马上离开。就这样，17岁的王振滔走出家门，到外地闯荡。他坐船到武汉，跟随堂舅学木匠手艺，走家串户给人做家具。 2006年2月20日凌晨，董朝才悄无声息地走完了74岁的人生里程。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纪念文章称，这位为温州的改革开放“把官帽子放在桌子上随时等候上级来摘取”的市委书记赢得了温州人的衷心爱戴和怀念。2月22日9时起，细雨蒙蒙，杭州之江饭店大堂里，聚集了众多开夜车从温州自发赶来参加告别会的人，他们之中既有和董朝才并肩工作过的政府官员，也有在他扶持下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 讲述温州的民营经济传奇，董朝才是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任温州市委书记的5年里，他用自己的行为方式赢得了尊重，也给人生增添了另一种色彩。上一年（1985年）12月24日，西方平安夜，袁芳烈有些落寞地平调回杭州。4年的成就并没能得到上级的认可，他在任时搭建的班子也遭遇冷落。而接替者董朝才临到温州前，省里高层再三嘱咐的一句话是：“你去要搞活国有企业，把温州的做法全面改变过来。” 2001年2月12日，鹿城区法院门前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手里拿着巨幅标语：“枪毙苏方中！”“还我血汗钱！”昨天默默无闻，今天摇身变得人人皆知，转瞬间又为千夫所指。眼花缭乱中，苏方中身陷囹圄18年。 他背着装有2000元现金和一些衣物的皮包，跟车从温州往福州运货。货车路过苍南，一名老人坐进驾驶室，搭便车去福建。到达福州已是晚上，道别后，王振滔住进旅社。他打开包，顿时惊呆了： 里面竟有厚厚的一沓钱，整整11万元。他明白过来： 乘便车的老人拿错了包。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钱的王振滔拉上司机到各旅馆一家一家地找老人。欲哭无泪的老人看到王振滔出现时，一时哽咽，拿出1000元表示感谢。王振滔谢绝了，“我想要你的钱，就不会来找你。我只想取回自己的2000块钱和皮包。” 这样这笔2万元的钱在几个小时之内，被有效地利用了几次。2点之前，要汇款给武汉做生意的儿子的邻居准时拿到了现金，也拿到了利息。 文章为温州争取的空间是实质性的。 1999年4月，异想天开的苏方中花6.8万元买了一块人造水晶钻石，起名“东方海鸥1号”。钻石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确认为“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水晶钻石”，先在上海世贸中心亮相，后移至上海某处警戒保护，再运到温州展出，为苏方中挣足面子。同年7月，苏方中承办了规格相当高的理论研讨会，邀请国内知名度颇高的经济学家参与研讨。“钻石秀”与研讨会的“盛况”经权威媒体宣传，再次提升了苏方中的“可信度”。 债权人张某到深圳找苏方中调查大楼施工情况。在宾馆会议室，张某看见会议室里摆着钢丝床，桌上摊满图纸，旁边放着方便面，苏方中则穿着拖鞋，完全是一副废寝忘食的模样。张某回到温州逢人便夸苏是个“实干家”。 温州市、县两级政府派出相关部门所有人员，也根本无法应付，只能将代表团从车站接到宾馆就再无法顾及。至于1986年到底来了多少人，谁也无法准确统计。而到头来因为接待不周“得罪”了不少客人，却是不争的事实。来的客人实在太多，凡是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下的干部，不得不委屈地被安排在招待所集体澡堂过夜。 丘吉尔说过：“我们正处于一个有因必有果的年代。”疯狂之下，1986年的温州注定无法平静。春天，“抬会”链条出现断裂崩盘的迹象，恐慌如瘟疫般在各个乡镇飞散开来。大小会主逃的逃，跑的跑，自杀的自杀。村民家里哭声一片。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仍是在1986年，发生的一件事成为成名后的王振滔愿意与人分享的一段经历： 倒腾的奥秘在于利润。国有的银行、信用社贷款的月利率是： 活期0.24%，5年存款为0.78%，贷款利率是1.5%，在温州民间高利贷的利息基准是3%~5%。利润正是利率的差价。不知名的村长凭借简便的手续，灵活的利率，承借人的偿还信用盘活了资金。故事表现出温州人的精明与灵活。也正如“抬会”通过以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优惠吸收存款，再以一个合理的贷款利率放出贷款，通过利率差赚取费用，这本身无可厚非。同时，也不能抹杀“抬会”对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给艰难发展的温州私营企业提供的帮助： 1985年前后的温州，以这种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超过3亿元，成为私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动力。几乎所有的业主都从“抬会”中借贷或出贷过资金。因替美军陆战队制造军徽而名噪一时的陈加枢回忆：“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借到1000万元。” …… 作为此行的成果，费孝通在《瞭望》上发表了15000字的《小商品大市场》，为温州正名。文中激情澎湃地写道：“无论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或其他群众创造的模式，评价的唯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这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发展史上都旷古无师……” 在这种背景下，东风信用社刚开张便火了起来，苏方中更无异于得到了一棵“摇钱树”。1988年，财大气粗的苏方中兼并了3家国营企业，创办了温州市第一家民营股份企业——东方企业集团，自任总裁。事业达到了顶峰。 那三期《瞭望》是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争相传阅的必修材料。研究室因此专门整理了一本绿封皮的小册子，在内部发行。小册子成为第一本“温州模式”解读本，《小商品大市场》是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篇。“原来心里没底的事情，费老开口像给我们筑了道防线。”研究室副主任马津龙如是说。费孝通前后三次考察温州。1986年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8年后的1994年。他走访了市区、瑞安、苍南等地，以《家底实创新业》为题写了再访温州的调查文章，连续发表于《瞭望》周刊。文章中，他得出结论：“正在温州发生的历史事实说明，市场经济是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发展生产力的。”1998年10月，费孝通第三次来到温州。当年全国“两会”期间，市长钱兴中带着南存辉登门拜访费孝通。钱兴中介绍了温州的变化，费孝通十分高兴，表示要再写一篇反映温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文章，当场敲定题目为： 《筑码头闯天下》。而在文章的推波助澜之下，考察取经的各地党政代表团蜂拥而至。“温州的土地差点被踏沉了。”负责接待的领导回忆情景时如是说。 无限的能力加上无限的欲望，其结果不是一场大胜利，就是一场大灾难。两年前，短命的方兴钱庄只开张了一天便由地上转向地下。但温州人历来胆大，既有明中勇也有暗中谋。禁令并未威慑到活跃的民间金融。在明令禁止下，一场金钱游戏悄然发生，最终疯狂地演变为一场人为的金融大灾难。 长期在夹缝中成长的温州民间资本，早已习惯了靠嗅觉“逮”机会。村长玩钱的故事，讲的就是一位村长在一天之内，轻车熟路地玩转好几万元： 一早开门，迎来愁容满面的小老板。这位老兄希望村长借他1万元进货。讲好了利息，村会计还没来。村长微笑地应承了下来。他知道，他家隔壁的邻居手头有一笔2万元的现金。这个时候是上午的9点。 事实上，对于信用社的建立，国家的控制仍然十分严格。口子的松动并不意味着无的放矢，政策门槛依旧以国家、集体为主要导向。比如政策规定城市信用社必须以机构为主，个人投资不能超过10%等。 热闹的温州被熙攘的参观者搞得吵吵闹闹。可是温州之外，一群人舒服地借助温州日益响亮的名头而脱颖而出。 不幸的是，中南大厦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利润。再加上生活糜烂，2亿多元公众存款、银行贷款，几亿元私人借款，都让苏方中回天乏力。1999年8月，东方企业集团这艘曾经享有“航空母舰”之誉的巨轮搁浅，一向如期兑现的“偿还股”停止兑现。 变化同样印证着盛衰交错的生存法则，就好像该年民营企业所经历的震荡，前所未有。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动，使企业遭遇严峻挑战： 资金吃紧，“大路货”饱和，原材料、能源涨价，税收和各种社会性开支增多……四面八方的冲击波，使得像苏南、温州这样的乡镇、民营企业发达地区，坠入谷底。 一位在外单位工作的中年知识分子放弃原来的优越条件，投到了老滕的“麾下”。建材厂的人没换，但人变了，变好了，变强了。 更可怕的是，灾难即将来临。 革命已经发生。它使中国得到了新的活力。它正在为共产主义重下定义……它进行得那样静悄悄，以致遥远的世界的另一边几乎没有注意到。革命的中心应该是在江浙一带，尤其以温州为甚，那里跳动着太多“不安分”的因子。 日后，费孝通每每谈起这次“温州行”时，无不对所见所闻津津乐道。有这么一件事，虽然在《小商品大市场》里找不到记述，不过全程陪同的一名温州领导却记得相当清楚： 费孝通听说一名81岁的老太婆自食其力，在家生产松紧带，一天可赚1元多钱。他不顾劝阻，登门拜访。这位健朗的老太婆在阁楼上，娴熟地操控着电动织带机，一天可以编出三四十米松紧带，产品全部被服装厂家订购。费孝通关切地问：“有没有累着？”老太婆笑着说：“这活轻松，活动活动筋骨，比闲着没事还舒服。”费孝通感叹说：“这就是家庭工业的活力所在啊。” 为救活温州玻璃钢建材厂，党委书记王家凌“三顾茅庐”。滕增寿很爽快，谢绝了几千元的补发工资。 第八章 夏天里的一把火 每当人类看不清前路时，往往喜欢回溯历史，在时间纵轴上定位当下的处境。 放纵的代价 2001年2月18日，温州人兴致盎然地带着温州鞋走进中央电视台大名鼎鼎的《实话实说》。本期节目的话题叫：“新鞋子旧鞋子”。 这该是温州鞋名扬中国的一次最好的契机。残酷的是，当着千万电视观众，温州人像是坐在了“被告席”。他们得到的不是主持人崔永元的褒奖，而是话里藏针的讽刺： 崔永元： 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数字不太相信，说温州产的皮鞋每年有10亿只。我算了算，如果有10亿只的话我们每一个人脚下都应该有一只鞋是温州出产的。那我就在现场做个调查好不好？ 观众甲：我原来买过温州的鞋，可是穿了也就没有几天吧，20来天就没了，就坏了。 崔永元：天天穿着它爬香山是吧？ 观众甲：不是，因为我喜欢活动。我喜欢跳舞，我觉得那鞋样子挺好看的。结果跳了几场舞就完了。 崔永元：我跟您说，您是幸运的。我听说过这样的事，下着雨，穿着温州鞋走，后来，人还在继续走，鞋底不走了。您好，是哪儿的鞋？ 观众乙：我这鞋是上海的。温州鞋我没穿过。听说温州鞋不好，我就从来不穿。 崔永元：问问这位小伙子，穿过温州鞋吗？ 观众丙：穿过。就是不好，穿穿就坏了，断底开胶。 崔永元：那以后还会不会再买温州鞋？ 观众丙：再买就傻了。 …… 到现场的温州人有王振滔，面对主持人的“挑衅”和观众的指责他尴尬而欲言又止。 节目播出，面对汗颜、震惊、且耿耿于怀的温州人，崔永元说：“我去过温州，也穿过温州的坏鞋。十几家单位组成中央记者团到温州采访，每人发一双鞋，特好看。我的鞋是第3天坏的，其他人没多久也都坏了，没一个穿出温州。直到做节目前，我对温州鞋还是这个想法，就是差。除了鞋差，温州也没其他什么好东西。”事后，中国消费者协会主席武高汉概括了两句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请神容易送神难。”武高汉说：“温州不得不为自己当年的放纵付出长久的代价。” 这次温州鞋的危机是史无前例的吗？ 假如记忆足够深刻，14年前的夏天，那把火带给温州人的触目惊心理应阴云未散。 温州制鞋自古皆有传统。明清时期，“温州靴鞋即为贡品，进奉朝廷”。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第一双猪革皮鞋，第一双硫化、压模、黏胶皮，第一双高跟女鞋的制造者均为温州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全市皮鞋产量2400万双，占全国一成。 只要是非政府主导的市场热点从来都有温州的参与。而价格低廉、款式新颖，温州鞋没有道理不所向披靡。1986年，温州来福门从几家鞋店快速发展为全国最大的皮鞋专业市场。四面八方的商人小贩云集此地，长期包住旅馆，各大小皮鞋作坊生产的皮鞋都被他们收购。从来福门出发，收购的温州鞋被肩挑背扛，运往全国各地。 看到身边的亲戚朋友个个赚得钵满盆满，每个温州人都想挤进队伍。这也是英雄辈出的时期，吉尔达鞋业已故董事长余阿寿、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东艺鞋业董事长陈国荣、浙江莱丽斯鞋业董事长诸建平等企业家腾笼换鸟，迅速壮大。 低层次的价格血拼、无技术含量的简单复制，把单纯盈利当作经营目的，温州鞋如脱缰野马般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过后，泡沫终被“吹炸”。很快有人发现上了温州鞋的当。投诉的声音愈来愈高，讨伐者无不义愤填膺。 温州市长三天两头会收到莫名其妙的邮包，里面是一双双温州产的破皮鞋。《经济日报》也不知用多少版面刊登读者来信，几乎全是指责温州鞋“是糨糊黏起来的，所谓的真皮也是仿牛皮的合成革”。晨昏鞋、礼拜鞋、伪劣商品、粗制滥造的责骂铺天盖地。各城市开始驱逐温州鞋。无数商场挂出“提高警惕，勿买温州鞋”或“本店无温州货”的招牌。东北一些大商场门口甚至贴出这样的告示： 对温州鞋质量投诉，本地消费者协会不予受理。 事情的高潮出现在1987年8月8日。 杭州武林门广场，一场大火将5000多双从南京、上海、湖北等地查抄的温州鞋烧成灰烬。导火索，据说源自商业部部长胡平的女儿在武汉商场买了一双新皮鞋。一天后鞋底脱胶。女儿的抱怨让主管商业的部长胡平大发雷霆。新华社记者报道此事，商业系统的打假活动拉开序幕。 这是一次地震般的袭击，事态的严重性远不止如此。武林门火烧温州鞋直接导致温州制造危机蔓延，信誉崩溃。八月之后，柳市的劣质低压电器、苍南的假商标、永嘉的假广告和残次手表……纷纷在镁光灯下原形毕露。永嘉瓯北一个小镇，甚至因假冒伪劣问题被各地媒体曝光5000多次。 温州人累积的声誉须臾间被打得七零八落，温州货声名狼藉。以至于多年后，朱镕基考察山西太原商贸城，当陪同人员告之商贸城内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是由温州人操办的，跨出车门的朱总理脱口而出：“温州的假冒伪劣商品很出名。” 紧接着，饶有兴致的朱镕基向众人讲述了一则插曲： 他率团访问日本。隆重的国宴上，随同的一位中方高级官员肚子一胀，“啪”的一声撑断了皮带。皮带上面赫然印着“浙江温州”。那位官员惊出一身冷汗。 温州鞋臭名远扬，而为之辩护者也不在少数，海螺集团的邵奇星便是其中一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考察温州时，这位死不认输的温州人当着李瑞环的面阐释他的理论逻辑。 那天，李瑞环来到海螺集团样品室，拿起一双皮鞋里外摁摁、拧拧： 我这次是带着一个怎么看温州皮鞋质量的疑问来的。现在社会上有两种观点，有的说温州皮鞋穿半年就坏，是坑人。也有的说温州皮鞋价格便宜，更新换代快，坏了就买新的。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邵奇星应声作答：“产品质量肯定要保证。不过这里有一个价格和价值对等的问题。温州皮鞋才20来元一双，如果上海皮鞋也是这个价格，会不会也做出像温州这样的皮鞋？温州皮鞋本身价格比较低，至于中间商拿到北京卖六七十元一双，那是另一回事了。”听完邵的回答，李瑞环沉吟片刻：“我大概听懂了你的意思。”然后，再也不语。 邵奇星的理论仿佛道出事实而能自圆其说，可那终归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与之前摇摆不定的政策倾斜相比，这场事关质量的拷问所造成的冲击显得更为沉重和深远。在质量上栽了跟头，对每个温州人都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洗刷的耻辱。温州经济，迎来了政策之外的致命挑战。温州鞋四面楚歌，如过街老鼠。许多制鞋企业应声倒闭，勉强存活的，则改换门庭打出上海牌、广东牌，做贴牌销售。 武汉电视台一则报道——《武汉市民脚踏30万温州纸皮鞋》，拉开了湖北省大清洗温州鞋的序幕。一天傍晚，工商局执法队员突如其来，没有任何理由，查抄了王振滔柜台里价值20多万元的货。他根本阻止不了，即使不断声称“皮鞋是真材实料”。 让王振滔愤慨的是，有关部门竟然在长江边租了条船，以5元一双的低价，限量人均一双处理他代理的温州鞋。销售现场，武汉市民的队伍从码头一直延伸到市区的公路上，场面几近失控。痛心不已的他怨气难平： 我的鞋是假冒伪劣，那么可以集中销毁，但公开销售，说明鞋没有问题。他与工商部门打起了“民告官”的官司。经过半年的行政诉讼，王振滔获得2000元的赔偿，相当于损失总额的1％。 无妄之灾让王振滔两年的积累损失殆尽。 从头再来，温州鞋人人喊打，偌大的市场已无立锥之地。他萌生了自建皮鞋厂的想法。筹集3万元资金，以住房为厂房，请了几位手艺不错的制鞋师傅，精心做鞋。 当时全国正在申办奥运会，王振滔将企业命名为“永嘉县奥林皮鞋厂”，意为： 发扬奥林匹克精神，艰苦创业。他注册商标时，被告知“奥林”属国际公有，不能作为企业商标进行注册。工商人员提出建议： 不如将“奥林”改为“奥康”，即发扬奥运精神，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第一批皮鞋问世，王振滔带着皮鞋重返武汉。一连半个月，皮鞋无人问津。王振滔急中生智，在柜台前贴出告示称，奥康皮鞋经久耐穿，在保质期6个月内出现质量问题，以一赔二。一位男顾客试探性地买了一双。王振滔立刻要求他留下姓名和通讯地址，并告诉他，他将是奥康皮鞋永远的荣誉顾客。奥康将来做大，他将永远免费穿奥康皮鞋。 温州鞋在“假冒伪劣皮鞋”的清理门户声中被围得水泄不通，王振滔却用奥康为温州皮鞋重见天日凿开了一条细缝。这桩离奇的新闻，传播出去后引来武汉媒体争相报道，奥康无意间名声大振，4000双皮鞋，10天内被闻讯而来的市民一购而空。 温州，这扇无法躲避八面来风的窗口，总会带来错综复杂的思考。透过大火，是温州制造在金钱的炼狱中翻滚重铸，在阵痛中洗礼、召唤、蜕变与塑就。这也便是温州鞋先抑后扬的路径。后来，在与崔永元对话中，王振滔说了这么一句话：“没有这把火，就没有最初的逆风起航。” 知耻后勇 不管怎么辩解，武林广场的那把火都是温州人心中的刺痛。每每谈及此，他们目光躲闪，声调都会降低半截。 一片嘘声中，温州各界加入了“质量”兴温州的卧薪尝胆。市委、市政府对假冒伪劣实行了严厉的釜底抽薪。他们在全国最先树起以“质量立市”为支点的二次创业大旗，制定出全国第一部有关质量立市的地方性法规。他们强调： 各级政府所辖行政区如出现面大量广的质量问题，将追究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三个层次主要负责人的共同责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被查获者，一次重罚，再次则逐出业主队伍，只准打工，不准在温州注册任何企业。 大火也推动了“温州制造”从杂乱无章的绿林军向正规军迈进。有一大堆资料证明温州人知耻而后勇的成效，最醒目的当属郑秀康的“康奈”入选中国驰名商标。 有据可考，郑秀康是最早萌发商标意识的温州商人之一。就在大火燃烧那天，距离他成立鸿盛皮鞋厂、注册鸿盛商标已经整整三年。鸿盛皮鞋很快打进了杭州、上海皮鞋市场。 大火过后，上海商场都撤下鸿盛皮鞋。一家商场的负责人告诉郑秀康：“不是你的鞋不好，而是你的出身不好，现在谁还敢要温州鞋？”鸿盛皮鞋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痛定思痛，郑秀康第一次奋力抬头寻找方向。 “什么时候温州鞋敢打‘温州制造’，温州鞋就彻底翻身。”郑秀康开始走访调研全国的市场。然而，一抬头，他看到了温州鞋的差距。他找人托关系，来到意大利，亲眼看着一双双工艺精湛的皮鞋在流水线上制造出来，他震惊了。 在温州鞋处于最低谷时，郑秀康“自寻死路”，决定创立自己的品牌，酝酿机械化生产皮鞋。他和公司副总经理周金淼，把商标名称定为“康奈”，取意为“健康发展，其奈我何”——只要我们好好做生意，别人对我们也就无可奈何。两人共同设计了一个人头像商标，希望温州人将头抬起来。 依靠手工作坊积累的原始资金，在一条100多万元的机械化生产流水线前显得杯水车薪。郑秀康说动亲朋好友。他们没有现金，只有将家里的房产、地契交到了郑秀康手里，“摞起来足足有一尺厚”。 这是一群人破釜沉舟的举动，而举动的回报是： 1993年，郑秀康在央视上打广告： 穿康奈，好气派。温州人多不理解。结果，竞争者的孩子回家都念康奈的广告。这些老板气得打孩子的耳光。到这时，大家才意识到广告在创牌中的作用。 同年下半年，北京王府井、西单商场，上海第一百货等打出横幅，欢迎中国十大鞋王进店。康奈成为第一家进驻全国商场的温州皮鞋； 1996年，康奈为温州鞋获取了第一个“真皮鞋王”的桂冠； 1999年，康奈获得浙江鞋业第一块“中国驰名商标”的金牌； 2001年，康奈在世界时尚之都巴黎开专卖店。《经济日报》发表专题报道： 康奈品牌在法国巴黎叫响； 2001年6月，郑秀康亲赴意大利罗马为康奈专卖店剪彩…… 大火烧尽了一些人的信心，也点燃了一些人的勇气。事件之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温州人除了王振滔与郑秀康，还有想找回温州制造辉煌的吴志泽。 温州诸多民营企业家创业的经历惊人雷同。不知纯属巧合还是定律使然？尽管如此，那种几乎来自复制的记忆与感受依然让人感慨不已。而吴志泽最初的创业故事就与温州最常见的版本如出一辙。 吴志泽高中毕业，同大多数温州人一起，靠着推销发卡、表壳、纽扣等小商品走上经商之路。 1980年，温州涌现出几万家服装个体户和服装作坊，全国服装商人都奔向温州。吴志泽和做服装出身的弟弟趁势加入服装大军。温州服装企业密密麻麻，每个家庭都是一个作坊。兄弟两人边累积财富，边招收工人，小作坊逐步变成工厂。 与温州其他服装作坊和工厂不同，吴志泽起步就高人一等。他并不局限于将眼光放在简单的成衣制作上，而是品出了服装的品牌力量。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商标概念模糊而微弱。哪怕是在温州，几乎所有的服装企业都是自己生产，仿或者直接盗用外国人的商标。因为自己没有商标，什么流行温州人就挂什么服装的牌子。于是，大家都生产梦特娇、啄木鸟、鳄鱼。他们对这些品牌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比如知道梦特娇就是一朵花而已的地步。 1987年，国家成立工商局，对知识产权市场进行规范。这触动了吴志泽的神经。他下意识觉得也应该有自己的商标，“人家可以做我为什么不可以做，我也注册一个”。出于本能的想法，吴志泽在温州工商局登记注册了当地第一个服装商标——嘉利士。 商标注册的效果立竿见影。 在武汉，由于“武林门大火”，对温州产品管理严格起来。但凡没有商标的服装全被清理出了武汉，嘉利士“因祸得福”占据了武汉整个属于温州服装的市场份额。 条条大道 “属虎的上山，属龙的下海”，这是1987年初流行于湖北的一句口号；“八闽齐念‘山海经’，向绿（山）蓝（海）两大‘银行’要财富”，这是年中福建提出的战略；“当晚划定，半夜就干”，这是1987年广东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罕有的快节奏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一种对空间的开拓渴望，成为全国民营企业大潮涌起的推动力。但是，源于简单空间占有欲望的推动，带着浓重的自然经济色彩。恰在这时，市场介入了。它以巧妙的拉力，把兴办民营企业的浪潮带动起来，一经与市场结合，便由一般的空间扩张，转向目的性极强的商品性生产。这种新的趋势，在市场开放得较早、发育较为充分的东南部沿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可惜，一场大火给了蓄势待发的温州致命的打击，尤其给那些想要寻求突破的温州人平白增添了无形而厚重的障碍。很多人隐姓埋名，刻意淡化温州痕迹，远走他乡。这是无奈之举，也是求生的策略。 罗云远去了武汉，计划卖鞋和服装的他不得不临时做起了五金生意。他依靠温州货源优势，从亲戚朋友那里赊货批发。可他不敢打出温州货的招牌，而且进来的货，罗云远总是低于进价卖。进价7毛的灯泡，卖6毛8，从而招揽了一批客源。 一年下来，罗云远赔了两三万元，但客户却增长很快。同时，他先从厂家拿货，然后再付钱给厂家，资金周转也非常灵活。大火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消除，罗云远调整了策略，说服了老客户，把价格提到正常水平。 离开温州的还有黄良明，目的地是重庆。 为了立足重庆，做眼镜生意的黄良明出门一般都揣着两包烟，一包是4块多的红塔山，用来招待他人；另一包是自己抽的1块多的山城。正是借助这4元一包的红塔山，他疏通了人脉，也占领了市场。 温州人自豪地说：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罗云远、黄良明异乡谋生，折射出温州人“随岸赋形”的灵动与韧性。大火让温州的财源元气大伤，与其拘泥于方寸之间，留下来束手束脚，不如走出去换种方式为温州正名。 假如没有这场大火，1987年理应是温州私营经济动力强劲、突飞猛进的一年。在势如破竹的官方力量及坚忍不拔的民间势力的推动下，中国民营经济环境越来越趋向坦途。天堂的大门正徐徐打开。 逃不开的争议 最可笑的事情同样也在这年发生。 温州小五金市场，硝烟四起。烽火连天时，有人标新立异。瓯海娄桥个体企业曙光五金厂，为了提高身价，擅自更名为“温州市娄桥曙光五金厂”。有意思的是，五金厂印了2000份《告客户书》，详细开列了“有奖订货”名目，陆续发给北京、河北、山东等省市的纺织、机械行业的一些小厂，拉拢客户，推销产品。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有奖促销简直司空见惯。倒霉的是，那时人的思想是多么的保守、迂腐与呆板，就连一向脑袋活络的温州人也跳不出思维局限的圈子。 曙光五金厂的“创新之举”未能得到外界认可。《经济日报》闻风而动，一篇批评文章标题醒目：“靠金钱拉客户终非正道凭信誉办企业才是根本”。瓯海县长陈荣看到公开稿后，当天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宣布： 吊销该厂的营业执照，全县通报，加强对个体工商企业的管理工作，坚决取缔非法经营，引导他们走健康发展的道路。在此之后，《经济日报》又登文表示： 本报2月18日批评浙江瓯海县娄桥曙光五金厂搞“有奖订货”后，各地反应强烈。不少读者给本报写信肯定这一报道，有的还寄来材料，希望报纸对那些经营思想不端正的企业继续予以揭露和批评。不符合社会主义经营原则的做法，在我们国家是不许可的。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只有端正经营思想，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搞好售后服务，才能获得发展，歪门邪道是走不通的。希望有关领导部门，能像瓯海区人民政府那样，对经营思想不端正的企业进行严肃处理。温州每一寸进步、每一个冲破即有藩篱的尝试，即使只是营销上的小小变通，在特殊时代也会被拔高到意识形态的高度。第一个迈出变革步伐的人，总是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接受更为残酷的生存考验。但无论成败，先行者都为打破思想的牢笼凿开了一条缝。一旦裂缝开了，就会放进满屋子的阳光。 从最初的起点到而今的落点，如果我们跳跃式地扫视温州民营经济的昨天和今天，就会发现最值得还原与审视的，应当是中间那段跋涉的历程。而之所以说这一年的温州的天要比以往明朗，完全在于挂户经营政策的出台。 放在今天，也许根本无法领略到当初决策者的英明。而在那时，这项政策是多么的伟大。 经商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可民营企业不但生产经营受种种限制，安全性和稳定性也缺乏保障，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温州家庭作坊风起云涌时，具体而迫切的困难摆在他们的面前，概括起来有四难： 第一难，供销员走遍全国，出门必须携带证件，但他们不是任何机关、企业的工作人员，到哪领取证件？第二难，走到外地住旅店，既无介绍信，又没工作证，如何住店？第三难，做成生意不能不开发票，发票从哪来？公章由谁盖？第四难，做成生意之后，对方汇款，银行账号哪来？ 与之相比，国营与集体企业相当抢手。有多少人趋之若鹜，削尖脑袋往国营企业里钻，又有多少人想背靠大树乘凉！黯淡很久的民营企业家们，虽不至于再彷徨不可终日，但终日游走于政策的边缘，社会总还是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们。如有方式可以与国营企业、集体企业挂靠，戴上名正言顺的“红帽子”，地位必是新旧两重天。 特殊的环境往往造就特殊的对策。权宜之计悄然在温州诞生： 私营企业找国营或集体单位挂靠。此举一出，为经营者减少了大量不必要的麻烦。然而，当端端正正的“红帽子”戴在头上，福祸由此而生。管理学家艾学蛟在《生死劫》一书中是这样评价此举的：“好看好用的红帽子是烧红的炭火，在民营企业不受认可的漫漫长冬，它雪中送炭；但炭架得并不牢固，稍有不慎，就会火盆倾倒，烫热的火炭会滚落到取暖者身上，后果不堪设想。” 1987年，柳市发生了一件经济案件案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经济日报》1987年11月19日《一起引人注目的贪污案——温州地区乐清县胡金春、包秀余贪污案庭审实录》有详尽记录。。一家“红帽子企业”的两个合伙人分掉了8.6万元利润。他们因此被刑事拘留，以贪污罪判刑。名为集体，实为私人合伙。这样挂户经营的企业在温州约有10万。当时国家法律规定，只有国家、集体、个人三种企业性质。显然，温州人的“企业制度创新”超越了法律的界限。 矛盾交到董朝才手里，他的一举一动将决定温州脆弱的新经济组织的前景。好在他态度鲜明： 个人合伙企业不能被当作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企业处理。旋即，法院宣告涉案人无罪释放。 1987年8月18日，在董朝才的决策下，一份中国首创，合法、合情、合理的地方法规《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应运而生。规定指出： 挂户经营是家庭工业户和购销员，因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和不具备在银行开户立账条件，为开拓其销售业务渠道，挂靠集体企业或国营企业的户头，以该企业的名义从事多方经营活动的特殊的经营方式……挂靠企业要支持和帮助挂户者疏通、开拓生产经营渠道，推销产品，采购原材料，提供经济信息和技术咨询服务，并对其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指导或者监督，切实履行经济合同。规定从制度的角度有力地保护了温州私营经济的合法性。“红帽子”戴得有理有据，经营者由此有了合法的身份和地位。就在全国其他地方因为“红帽子”造成的刑事案件层出不穷，让国家领导人极为关注时，下一年温州民营企业注册户比1987年增加了3倍，“股份合作”这种企业形式在瑞安、乐清等地达到一半以上的比例。 杂乱乐章 参差多态的经济激浪杂影斑驳。温州模式先抑后扬，温州制造先扬后抑，这依旧是一波三折、褒贬不一的一年。 1987年11月，中国卖出的第一台移动手机来自NEC，广东中海集团董事长徐峰成为第一位消费者，号码是吉利的901088。这个需要用一辆丰田农夫车的价格才能换来的“砖头”机，价值为2万元人民币，很长时间里是金钱、地位和特权的象征。时间长了，人们将“砖头”机叫做“大哥大”。 这实在是贴切的名字，属于躁动的暴发年代，对财富的追求和炫耀达到鼎盛的年代。两手七八个金戒指的人比比皆是。但这根本不算什么，因为还有做得更出色的温州人。在那里，有派头的人请客，必上两道汤，一道海鲜大盆中飘浮一只由百元美钞折成的小船，是为“一帆风顺”；另一道海鲜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有规则地摆了10只进口手表，在座各位一人一表，是为“表表心意”。 温州人，就用这样原始的方式表达着对财富的炫耀。所以，无需遮掩，温州矛盾交叠、令人困惑的现象还有很多，多样化经济中并非全是一片瑰色： 一些私营企业无法再简陋的厂房，密密麻麻挤满了人和机器，粉尘迷眼，怪味刺鼻。 一些12至16岁的学龄儿童，为赚钱终日从事着紧张、单调和机械的手工劳动。 一艘舟山渔轮在东海翻沉，33名渔民丧生，原因是船上黏接板缝所用的桐油是假的，假桐油产于瑞安家庭作坊。 市区一幢“敬老楼”，一层开商店，二层为文化娱乐室，三层放菩萨供人们烧香拜佛。 24辆摩托车开道、上百人披麻戴孝，身穿白制服的管乐队吹奏着与哀乐大相径庭的乐曲： 《十五的月亮》、《妈妈的吻》……棺材由马车拉着，上面放着基督教的十字架。 苍南两户毗邻家庭，各自大门对联高悬，一边：“致富全靠三中全会，幸福不忘一号文件”；横批：“知识万能”。另一边：“钱如东海浩大无边，利如潮头滚滚而来”；横批：“上帝赐福”。 新兴的“农民城”龙港，人们集资建学校、游艺场、电影院，同时也建庙宇，而更多地方“最好的房子是神庙，最差的房子是学校”。 金权交易虽查无实据，但“钱能通神”却是不争的事实。乐清一位专业大户对《人民日报》记者说：“这不奇怪，我们私下互惠互利，天知地知。” 先富起来的人互相竞争，内容越来越丰富，最后竟然比起谁家祖坟和阴宅壮观。《中国青年报》记者麦天枢记载： 船行瓯江，迎面扑来的是成百上千的坟墓……这些堂而皇之、居高临下、傲视天地的椅子坟包藏着的，不只是温州人祖先的骨血，这是来自传统的精神的流向，这也是来自市场的新财富的流向，一个地方的富裕程度往往可以从观察椅子坟轻易得出结论： 哪个村镇最富有，那里的坟墓就最气派。这场造坟运动甚至成为《华尔街日报》和合众国际社报道的话题。《华尔街日报》的美国记者说： 中国农民在富裕起来后花在建墓立碑和烧香拜佛方面的钱增加了。温州的青山由于堆起了一座座坟头正在变成白色。造一座新坟所花的费用可能相当于2700美元，这在中国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合众国际社则报道： 温州四周的山坡上现在布满了白色的马蹄形坟头。这是宗教和封建迷信复活的佐证，受到北京的严厉批评。 透过非驴非马、纷乱驳杂的经济现象，隐喻的现实似乎在告诉我们： 先进与落后共生，富裕与贫穷同存，文明与愚昧结伴；不同信仰交织，多种需求重叠。先富起来的私营业主成为一切现实的始作俑者。而这，就是温州现状的真实写照。 第九章 寒流 改革似乎遇到了问题。198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在改革的第十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那天，有些凄凉。细雨夹着小雪，淅淅沥沥，弥漫在北方大部分地区。 社论的语调如此阴郁，如此沮丧，在前十几年中前所未见。自从1988年以来，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陌生。只有理智的人才能清楚地意识到，改革没有理想化的方案，没有对真理的盖棺定论，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一改就灵。障碍更具有放大效应，而这恰恰需要改革者不容置疑的脚步，扫除传统、制度等因素所引发的寒流。 晴雨表 有人指天骂地，有人缅怀过去，有人歇斯底里，有人把讽刺社会种种现象的段子编得好笑又犀利，有人剑拔弩张地批评改革开放将中国带往资产阶级的方向。还有人说：“改革开放该收一收了，阶级斗争要抓抓了。”更有人说：“私营经济是不正之风的来源，经营机制是资本主义。”甚至“中央要取缔个体户了”的荒唐传言都能一次次撕裂着企业家的神经。 思维与实践的断裂，精神与物质的脱钩，偶然和混沌中不自觉地使中国陷入到一种病态的境界，难以自拔。身处其中的温州又岂能独善其身？ 政策具有层层传递的效应，站在经济前沿的区域往往首当其冲。 民营经济发展最迅猛的温州，应该是中国政治风向最敏感的晴雨表。每当政策走向出现变动的时候，在这里往往可以嗅出最初的迹象。 1988年，温州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温州人不得不在惊惶中度日，在焦灼中等待中央给出的说法。 5月14日，《人民日报》撰文《温州的畸形消费》，揭露温州种种在当时的人看来深恶痛绝的现象。要知道就在一年前，这份同样的报纸还立场鲜明地指出1987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温州的实践》的文章。： 温州商品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上必然存在一些自己的特点。这在温州的实践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那篇《温州的畸形消费》的文章中，作者以厌恶和说教的口吻写道： 近几年，许多现象曾像幽灵一样光顾这块土地，畸形消费现象成为青年人的时髦话题。 …… 向任何人都开放的街头“卡拉OK”舞厅，门票每张15元。但你若认为人们来这儿是为比舞弄姿，那就错了。人们聚拢于此，穿金戴银，你穿100美元以上的毛衫，我必得千元人民币买来与你相陪，你戴5颗金镏子，我有3两黄金的手镯，珠光宝气，交相辉映。要说兴趣，比阔才是他们真正的兴趣。 温州人不管钱多钱少，必办两件大事： 盖房造坟。很多方面，消费的竞争日趋激烈，“比学赶帮超”，花样迭出。不讲花多少钱，但求一鸣惊人；人可以累倒，挥金不能手软。 …… 对温州青年来说，消费就是目的。姑娘用香水，必须是法国、德国、美国的。她们不管脚下的烂泥臭街，不在乎哪种香型对国人的黄皮肤是否合适。钱花到了数就成，就快乐，生活就充满阳光。一位腰缠万贯的个体户坦率地告诉我，他第一信钱，第二信花钱……除了媒体，社会上不利于温州的传言四处流传。激愤而又充满创意的批评者们不惮于用最刻薄的言辞来质问与奚落曾经“光环满身”的温州。国务院也不断收到一些人反映温州问题的信函。温州市副市长去外地参加研讨会，与会的人听说温州就摇头，且毫不犹豫地断言“温州就是中国的东欧”。一位很有来头的老干部到温州转了几天，受到好酒好菜的款待后，回到北京发表观感： 温州除了市委、市政府大门上的国徽是社会主义的，其他都不是社会主义。 6月，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一位浙江省政协委员的提案说：“温州市自开辟为试验区以来，物价高涨，走私偷税现象严重，一切向钱看，以钱开路、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不正之风横行，造成民间贫富悬殊……”言语强硬，措辞强烈，温州被认作罪恶的渊薮。 8月，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指派武树帜等4人到温州调查。 回京后，调查组向中央提交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私营经济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几个问题》等三个专题材料。针对“温州模式”，调查组认为：“温州试验区的改革试验工作要继续下去。温州有温州的实际，温州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只要是符合十三大精神，因地制宜，有利生产、利国利民的，就要继续向前走。温州的十年改革，成绩是主要的，任何时候也否定不了。” 争议仿佛到此结束，一夜之间温州恢复了表面的平静。然而，一位“温州老百姓”的来信，再一次将温州推向风口浪尖。 一个以“吴金侯”署名的“温州老百姓”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瑞环和宋平。在普通方格纸上，这位“老百姓”描述说：“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请中央领导同志派得力要员，把温州重新引导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李瑞环将原件摘要转送李鹏，后者亲自批示： 请袁木同志组织调查。闻讯的温州又“紧张”起来，好多私有企业变得畏畏缩缩。为此，温州大学老师马津龙写了《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并通过相关渠道被推荐给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国务院的两次调查对温州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经济在温州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也还是作了积极而明确的肯定。但对温州的争议并没有完全结束，1991年有了第三次调查。调查的起因是： 1991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社编发的每日总汇刊登署名温州市某医院主治医师、离休干部许某的文章《当前温州老板和雇工的一些情况——一位离休干部写给本报的信》，信里反映温州个体、私营企业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偷税漏税、投机、剥削雇工和生活荒淫的情况，描绘温州老板骑的本田王(摩托车)、穿的A底王(高级鞋)、睡的弹簧床、抱的花儿王(高级妓女)。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看了这封信后十分严肃地作了批示。李鹏总理也作了批示，要国务院研究室再派人调查。这次调查作出了与前两次基本相似的结论。 降温 斗转星移，似乎换了人间。随着渐进式的变革，宏观环境的格调陡然发生变化。 在这突如其来的剧变中，永远有人在悲观时更悲观，在狂热中更狂热，冷静看世界者则少之又少。但不管如何，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家，无一例外都是这场宏观剧变中的主角。温州的官员们在疲于应对来自中央的调查，第一批进入私营经济的企业家则多少产生了这样与那样的顾虑。 他们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越发好转的创业环境突然拐向，“密集的连珠炮似的批判文章满天飞。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分罕见的现象”。那是因为文章的作者们“担心民营经济的膨胀会造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变色’”。 就连香港《星岛日报》都将治理的重点归结为乡镇和民营企业。文章写道： 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有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农民丢掉农事，纷纷开办企业，其中以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为最多。本来，大陆经济在三方面困难甚大，一是能源不足，二是原材料缺乏，三是交通运输困难（先天后天的原因都有）。加上近些年企业如雨后春笋，纷纷冒了出来，占用了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设备，治理整顿，当然包括这些企业在内。文章由此得出结论： 如果认真清理，大量企业非关门不可。曾经邓小平跟前的红人年广九都风光不再。他提前进入了人生的冬季，第三次蹲进大狱。《芜湖日报》对逮捕理由作了详细诠释： 贪污挪用公款6万余元。有人质疑： 看不懂账本的年广九如何挪用公款？ 同一时期，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速度也降到了冰点，进入了诚惶诚恐、惊悸不安的历史性低潮和曲折徘徊期，显得异常脆弱。一年间，许多企业无端蒸发。全国数十条“温州街”、数十个“温州村”店铺被封，货物被充没，上万温州人逃回故乡。1989年至1990年，温州经济增长仅为1%至2%。经济专家却说，实际可能是负值。 企业家既要“埋头种地”，还要学会“抬头看天”。报纸长篇累牍地出现吓人的论调，留心大势的潘挺宇一看就心惊胆战，“把我搞成资本家怎么办？”这是一场真实版的“幸存者”游戏。状况还在变糟，聪明人开始明哲保身而各显神通。 当过去的一切成为历史时，也许就如黑格尔所说的“回过头看，都是理性的狡诈”。一种无可掩饰的社会现实逼迫着每个人都必须在“正视”与“逃避”间做出选择。 高天乐与朋友飞抵香港创办电器贸易公司。在朋友帮忙之下，陈金明来到匈牙利，成为最早一批到东欧的温州人。 国内政治形势不明朗，经商环境不乐观，绕道而行率先纵横四海的民营企业家则更有可能享受到国外制度完善、市场开放带来的优惠。因此，无论是进出香港、还是远赴欧洲的高天乐与陈金明都因地域的变迁有幸成为巨大财富的创造者。 陈金明家住温州东门，是温州最早的个体户之一。他自立门户创办小五金制钉厂，很早就积累了万元资金。初到异乡，他一切从头开始，其中的艰难困苦简直难以用语言描述。每天凌晨4点，陈金明就背着贩来的小百货日用品到小商品市场占位设摊，饱尝酷暑严寒、狂风暴雨，还经常遭到吉普赛人的哄抢。有一定规模后，他开始用面包车装满货物，夜里赶路白天卖货，饿了啃面包，困了睡车上，专找别人不愿去的边远城镇。 通过“流动摊贩”的方式，陈金明了解到匈牙利南部居民的需求。在靠近罗马尼亚边境的小城久洛，他开办当地第一家商场。以滚雪球的速度，短短几年时间，陈金明从一家起步继而陆续开出30多家连锁商场，遍布匈牙利东南部各个城市。 主动的蜕变才能防止被动的灭亡。宏观的力量，无论能不能看懂，永远无关喜好，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改革中出现反复甚至回转，是反思中的矫枉过正。今天看来，的确让人啼笑皆非，但在1989年却是正儿八经的针砭时弊。如果硬充好汉，只能是鸡蛋碰石头。倒不如索性随岸赋形，寻找寒流的盲点，寻求栖身。 所以说，有路子的是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但没路子的也不愿意束手就擒。当时有种说法，叫做“深圳打雷，温州下雨”。同样的事，同性质的社会现象或经济运行方式，如果有领导认为不妥，在深圳吼叫几声就过去了，不会作处理，那里毕竟是特区。在温州却会下大雨，浇得人灰头土脸，一身污水。春天，陈道荣不得已踏上了南下的征途，来到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经济特区，与几位台湾商人办起合资公司，自己出任总经理。 逆流中的世界 1989年，在新一代世界体系理论研究领军人物阿瑞吉的判断下是“20世纪的终点，现代世界体系由此进入混乱、过渡和重组时期。”他集中研究近200年的历史演变后，进一步地指出，西方主宰的现代世界体系目前正陷入危机，走向终结和没落，东亚能否为世界开拓出一条全新发展道路则尚在疑问当中。 这的确是一个疑问。 这一年，日本索尼公司买下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新闻周刊》专门设计了一个封面——穿上了日本和服的自由女神。可一年后，东京股市崩盘，楼市泡沫破裂，日本经济从此陷入长达17年的漫长低迷，未能代表东亚“为世界开拓出一条全新发展道路”。 这一年，因为物质主义的疯狂，外媒少有地以揭短的眼光审视中国社会种种畸形的现象。改革产生层出不穷的阵痛，商品意识过分的无孔不入，让道德捍卫者痛心疾首。 中国的未来会走出一条怎样全新的道路？一切都似乎取决于人们的心态和理智。对于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来说，激情飞扬的时代需要一场理性的跋涉。然而，在1989年的中国，对于理性的把握又是多么的艰难。 意识形态的迷雾、政经语境和政企生态使先富起来的人胆战心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和平演变”是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经济特区被上线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诘难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批判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改革开放究竟是拯救中国还是危害中国”，是分歧的焦点，连其合法性都遭到质疑。就拿温州来说，围绕着温州是否是“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疑问，范围也还在不断扩大。 1989年10月，浙江省主要领导来温州视察，在事先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公开提出要撤销“温州试验区”，令董朝才十分吃惊。董朝才当即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 温州改革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定的；省委确定的“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成员”都是省里的领导，温州没有人进入这个班子；改革试验区成绩明显，也没有什么问题；撤销改革试验区，温州老百姓接受不了，他们会以为改革方向错了。当然，公开与省委“对着干”的董朝才，其“下场”是明明白白的事情。 是啊，温州从来都是矛盾的综合体，盛名之下是诡秘，荣誉背后是焦虑，以至于连当政的一把手都前途未卜。那么温州的民营经济将何以为继？温州人曾经走过炼狱到达荣誉的巅峰，难道只是一次伟大的奠基？ 英国戏剧家戴维·劳伦斯曾说：“我们的时代说到底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所以我们才不愿意悲剧性地对待它。”这句话用在那时的温州人身上，似乎再恰当不过。寒流中，他们经历着社会评介的轮回——从妖魔化到改革榜样再到新一轮被妖魔化的可能——展望着未来的商业旅程。 第十章 柳市之殇 20世纪80年代的轰轰烈烈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终结，萧索落寞的气息氤氲在中国内地，经济的萎靡不振已经进入第二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5%上下。 国务院仍旧忙着“治理整顿”，物价逐步平稳，但社会需求被抑制，仓库积压到了惊人的程度。市场疲软到那些永远有理的经济学家都不知道如何出来打圆场。那些在上个10年风光无限的企业家们终于回过神来，那个物资紧缺，卖什么赚什么、愁买不愁卖的年代结束，曾经井喷式释放出来的民众消费热情已经荡然无存。现在，把产品卖出去是最难的环节。下岗成为描述工业现状的流行语，也是消费抑制的一个前兆。邓小平指出：“和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地区比，这叫滑坡。”而一位西方经济学家则说：“没有必要继续将经济压制到完全死亡的境地。” 波动 一家颇有影响的杂志——《当代思潮》，在第一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的文章说： 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人民日报》《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的文章，矛头竟然直接对准颇为流行的邓小平语录——“摸着石头过河”和“黑猫白猫”。一篇署名“闻迪”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文章，洋洋洒洒地在《人民日报》上连续转载。 这类文章铺天盖地，表面上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际阻碍改革开放，阻碍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个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柏林墙倒塌。有人说中国应该挑头充当世界革命中心。改革开放没人提了，谁要是提，就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政治的天平看不清该向何处摇摆，局面让人心寒。就这样，姓“社”姓“资”的争论上，“左”倾势力甚嚣尘上。思想上的混乱必然带来生产上的停滞和经济上的下滑。 春节过后的几周内，坏消息接踵而至。国内，农业部部长说，粮食减产，形势严峻。外经贸部官员为出口下降愤愤不平。统计局公告写着，工业产值再创新低，全中国经济都在疲软。据说，一位退休的原高级将领指着刊登统计局公告的报纸骂娘，说：“疲软？什么疲软？就是完蛋。” 国外，西方人经过1989年的分崩离析，一夜之间空前团结，至少20个国家联合起来“经济制裁”、排斥中国。钱其琛用一句诗形容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大环境，黑云压城，小环境却不是暗无天日。 斯威夫特说过：“如果某人能使只长一根草的地方长出两根草，他就有理由成为比沉思默想的哲学家或形而上学体系的缔造者更为有用的人。” 社会不只是“左与右”的争论和“社与资”的争吵。当政治家们为路线方针殚精竭虑的时候，普普通通的温州人没有放弃，与那些在方寸纸片上争得面红耳赤的评论家相比，他们的生活显得更为实际。温州的氛围反而要比1989年更加轻松。 潘挺宇从欧洲归来，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委员。叶子建敢下血本，花6万元买来自动切割镜片的设备，大张旗鼓地扩展眼镜厂规模。 下海的官员逐渐有了规模。在市委任职的王建辉组织圣诞礼品出国销售，只可惜运输延期错过圣诞节，大大亏本。王建辉气得胃出血住进医院。 娱乐方式是精神状态嬗变的具体表达形式。 先创音响总经理陈良春在1990年，正当朝气蓬勃。作为乐队一名鼓手的他和温州大部分痴迷音乐的年轻人一样，实践着自己“卑微”的音乐梦。温州华联商厦的开业则给众多温州人带来了无限惊喜，当天以至于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这件盛事。 然而，轰动一时的温州华联最终昙花一现。 但是，商厦虽失败，却培养了温州人一种崭新的商业理念： 百货公司可以由个人经营，买东西可以自选商品而不是由售货员递到手里。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零售市场出现本质性的变化，以人本、民丰、木子为代表的民营连锁超市迅速崛起。 跌入谷底的民营经济正在复苏，温州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景象。唯独柳市例外，其正经历着一场切肤之痛。 1990年5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史无前例地为柳市一个镇“单独发文”——《关于温州乐清县生产和销售无证伪劣产品的调查情况及处理建议的通知》。国家七部委（局）、省市县三级政府联合组织了近200人的工作组、督查队开进柳市，进行了温州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对假冒伪劣的围剿。 中国的版图上，柳市这个背山面海的东南古镇难以寻觅，然其声名早已远播。据称，寄往柳市的信件，即使忘了邮编，漏写“温州乐清市”，照样不会寄丢。柳市名声在外就靠低压电器。不足50平方公里的旮旯之地，聚集着2000多家上规模的工业电器企业、数千家加工企业，密度之大在全国屈指可数。此时的柳市，恰是经济学家钟朋荣笔下的“小狗经济”的雏形，出现了用市场交易关系代替企业内部的产权合作关系和内部管理关系的端倪。不起眼的“小狗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力量，不过这些单个群体组织的经济实体必然难以接受市场与道德的考量。 一份报纸曾如此描述柳市的繁荣： 人潮车流，南腔北调，数不清的电器商店和地摊一家挨一家，各式电闸电表、开关应有尽有，大街小巷涌动着商流，慕名前来的客商扔进票子，带走电器，柳市扮演着“电器大都会”的角色。在这个大都会里，南存辉、胡成中、高天乐、郑元豹、郑元孟、陈成曼等一批温州民营大佬崛起其间，风云际会。 亚当·斯密在《道德的情操论》中认为：“追求金钱名利超出对智慧和道德的追求，整个社会便会产生道德和情操的堕落，结果便是公正性原则被践踏，市场经济趋于混乱。”市场混沌初开，经济主体的趋利行为没有法制的规范和道德的约束。不健全的经济机制下，产生了不健康的利益导向，最初的柳市沦丧为“假冒伪劣品”的泛滥之地。 事实上，柳市原本是一批收起农具的农民创造的奇迹，一开始就面临着资金、技术与道德的挑战。新华社记者在当地采访时目睹： 刚放下锄把的庄稼汉在斑驳陆离的机床前，肢解废旧交流接触器。他们用稻糠换下熔断器的石英砂，用砂纸和鞋油将锈迹斑斑的电器擦得发光发亮。锅灶旁，太婆们一边煮饭，一边慢悠悠地摇着漆包线。河边挤满了村妇，她们清洗着一筐筐电器，然后分别铺开晾干。 低压电器触头必须用白银，柳市人以白铜相代。两者产品质量、寿命和安全性能相差甚远。国家规定低压电器必须凭证生产，柳市上千家企业中有证企业不到1%，有证产品不到0.1%。明明是本地产品，出厂地却全部标着北京、上海，制作相当精致，不明底细难辨真假。这一切无怪乎都是为了追逐那30%~50%的暴利。 “假名远扬”的柳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困境。乐清市供销员协会副会长黄忠平见客户只能假冒上海人。对方说口音不对，黄忠平就谎称自己是插队到上海的，“把自己的人格都卖了”。周海雷的包里也会装上七八个单位的假证件，一会打上海的牌子，一会打杭州的牌子，“说来自柳市，人家连门都不让进”。 苍白的信誉大大增加了柳市产品在市场中实现价值的成本。然而，精明的温州人巧妙地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只用国营企业20%的费用，就可生产出同样的低压电器产品。所以，柳市出售的劣质电器，一般会给买方高达20%~30%的回扣。 北京一家国营企业买了大批质量不合格的柳市低压电器，堆放仓库。之后，柳市人主动找上门用废品的价格买回堆积品，然后擦得光亮，以正品价格再卖给这家国营企业。哈尔滨一家生产低压电器的国营企业，生产成本高，效益不佳。后来该厂有了降低成本的“诀窍”——从柳市低价买进低压电器，贴上自己的商标高价销出去，企业利润猛增。此类现象不胜枚举。尽管有行业专门下文件禁止购买柳市伪劣电器；有的地方贴出告示： 谁买柳市假货，谁自负其责。可是，文件和告示形同废纸，采购人员疯了似地涌往柳市。即使在国务院工作组前往温州的同一架飞机上，都有不少来催货的采购人员。 人命关天，伪劣电器产品带来的事故隐患势必将这场疯狂的假冒行动导入灭亡。河南某钢厂建成剪彩时一包钢水吊在空中正要倾倒时突然卡壳，解放军某重要国防建设因电器是废品而受影响，新疆一名电工因劣质空气开关起火被严重烧伤致残……年初，黑龙江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多人死亡，惊动高层。而最具黑色幽默的一幕则是，打假中工作组的一位成员病了，在乐清人民医院看病。医院院长得知此人来查处低压电器问题，便诉起苦来： 医院从哈尔滨买回一台X光机，在一次连续透视时机器突然失灵，低压开关出了问题。没想到开关正产自乐清柳市。劣质产品转了一圈，又回到产地。 不赚钱的企业是不道德的，为了赚钱而超越道德底线、在产品质量上做手脚更是不人道的，必将受到惩罚。打假治劣，刻不容缓，史无前例的举措预示着山雨欲来。工商、财税、银行、边防、技术监督部门联合行动，沿路沿海处处设防。 迅即之间，许多昔日门庭若市的电器商店和地摊门面被贴上封条。公开的报道披露： 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关闭，1544家家庭生产工业户歇业，359个旧货电器经营执照被吊销。当时的浙江省工作组组长翁礼华将治理整顿形容为“风雷激荡”。柳市确实元气大伤。 大浪淘沙 激荡之后，柳市街上行人稀少，经济发展速度一落千丈。有人开始担心： 柳市会不会从此一蹶不振，衰落萧条？ 整顿就是一次改革，沉浮期间无论有多少阴霾，也总有暖风吹过。整顿过程中，政府当时有言在先： 无证企业全部取缔，但只要产品达标，就能申领许可证。所以，如此轰轰烈烈的治理，从结果上看，并没有让柳市的低压电器走上毁灭之路。相反，家庭小作坊乱世纷起的时代一去不返，而一批有实力的企业显山露水，开始脱颖而出。因为，允许申领许可证，无异于给个私企业打开一条门缝。 最先挤进“门缝”的有郑元孟与陈成曼。前者是“八大王”郑元忠的哥哥，曾经是一名赤脚医生。1986年，郑元孟放弃在杭州年盈利300多万元的企业，应邀到亏损32万元的乐清新华开关厂担任厂长，进行了第一次产权制度改革，企业当年即扭亏为盈。而后者，为了拿到许可证，从上海请来专家。验收之前，陈成曼偏偏发生了车祸。但他顾不上可能残疾的危险，躺在担架上赶回了公司。市场变得纯净，无良的竞争对手被清理出局，此两人都成为打假后理所当然的受益者。 拿到许可证的企业中，有一家叫求精开关厂。开关厂的两位创始人南存辉与胡成中此时正经历着轮流坐庄的七年之“痒”。 求精开关厂建立时，南存辉与胡成中最初的合作，无疑是有益的互补。南存辉合作之前对企业的内部管理、生产调配等比较熟悉；胡成中以跑码头、搞推销起家，对外销很有一套。 有民营企业家说： 民营企业难过但必须过的三关是分银饷、排座次、轮荣辱。“求精厂”逐渐有了知名度，地方政府常给企业领导人评先进。荣誉到底给谁？南存辉和胡成中想出折中的办法——“厂长轮流做”。但当开关厂产值做到1000多万元，双方各有亲戚、朋友进入管理层时，两人在经营决策上就有了争议。分家成为必然。 关于两人的分家细节，《走近南存辉》一书的记载依稀可辨当时的情景： 乐清县委书记和南存辉、胡成中关系都很好。他很关心求精厂的发展，对企业情况了如指掌。有一天，书记打电话告诉南存辉“晚上我到你家吃饭”。晚上，书记来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胡成中。席间，书记说：“你们既然谈不到一起，不如分开试试。让我做‘娘舅’，分家！” 南存辉和胡成中分道扬镳，“正泰”与“德力西”由此问世。 处在十字路口的南存辉和美商黄李益合资，弟弟南存飞、外甥朱信敏、妹夫吴炳池相继加入，他100%的股权被稀释到60%。 不过，南存辉个人命运的真正转折还是政治小环境的使然。 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来到柳市考察，南存辉被安排在电器总厂接见。李瑞环说了很多勉励的话，忽然问南存辉：“你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对问题没有准备的他犹豫了好久，才吞吞吐吐地回答：“几万块吧。”李瑞环听后哈哈一笑：“你不要怕露富嘛。” 在民营企业主南存辉看来，那几年民营企业的大气候远不如今天乐观。争议、冲突与社会对这一群体所持的复杂心理，南存辉的犹豫和担心可以理解。李瑞环视察后，南存辉的底气陡然增强。在李瑞环走后一个月，他投入1000万元，更新原求精厂全部生产和检测设备，开通生产、销售、财务和人事等方面19个终端微机管理网络。他注册了正泰。关于正泰的由来，那是一次偶然机会南存辉发现一张从香港购买设备时开的发票，商店名字叫“丰泰”。南存辉觉得“做人要正直，处事要泰然，把两个字合起来就叫‘正泰’”。 南存辉作为一个典型温商的魅力将在正泰注册两年后散发出来。某日，正泰定好船期，准备出口一批产品到希腊。这是正泰产品第一次出口欧洲，发货前南存辉最后一次到仓库查看。 一切如常，大部分产品装箱上车，正准备运往港口。南存辉让质检员随机打开包装箱，拿出产品细细察看，果然发现了产品的瑕疵。他厉声质问在场的质量工程师。后者解释：“根据惯例，产品是合格的。”南存辉没有了平常的笑容，口气强硬地一声令下：“这批货不能发，全部开箱重验。” 一箱箱产品重新卸下运回仓库。负责运输的经理跑过来提醒南存辉： 这样会延误船期，如不能按时交货，对方会提出索赔。南存辉面不改色地说了两个字：“空运。”海运改空运，运输费需要增加80万元。在场的正泰职员全都觉得不可思议。南存辉则坚定地说：“正泰的牌子和信誉不只值80万。今天损失80万，但保住了公司的信誉。有了信誉，我们能赚回十个80万，一百个80万，一千个80万。”这是一个“鲁冠球把40万次品当废品卖”的温州版故事，也与“张瑞敏砸冰箱”如出一辙，细细品味，三者意蕴一以贯之，无不表明民营企业家自我蜕变和质量意识的觉醒。 南存辉的品牌保卫战为很多陷入品牌缺失之殇的企业敲醒了警钟。有些企业却把品牌的早期积累视为浪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只看到眼前利益，疏于为企业品牌镀金甚至贴牌生产，即使企业在不断做大仍是籍籍无名。一旦天气突变，此类不知名企业往往难以找到金刚罩。对于南存辉来说，品牌才是正泰做强的通行证。 正泰的规模与现代化引起欧洲一家跨国电器公司的注意。这家公司开出很有诱惑力的条件，征询南存辉是否愿意成为其在中国的子公司。 跨国企业在中国快速扩张的策略一般不外乎有两种方式： 其一，以合资的名义招安本土企业；其二，“如果不能打败它，那就收购它”这是国际跨国公司在中国面临本土公司激烈竞争时所奉行的经典策略。 当时，中国低压电器市场，能够撑门面的几家国有企业都与外商合资，换了洋牌子。与胡成中迥异，南存辉是一个有血性的温州商人。他精明、现实且又极具理想主义。与一些打着“民族主义”与“实业报国”的商人不同，在正泰创立的17年间，尤其是在与法国电气巨头施耐德的较量中，他的决心与果敢表达得淋漓尽致。 总之，南存辉放弃了合资的机会，再次“孤单的忍耐”。他说：“正泰要多跟外商合作，但决不会抛弃属于中国的民族品牌。”这些话今天读来平淡无奇，17年前却让人眼球一亮。南存辉更加“变本加厉”，召集30家企业成员，组织企业联盟。结果发现自己做了冤大头。抓了五年管理，联盟下属仍有成员将不是指定的产品贴上“正泰”标签以次充好，有的干脆做假账骗利润。 危急中，南存辉找到吴敬琏和周其仁。两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建议他把多级法人消灭在萌芽状态。他把成员企业主拉到雁荡山开会，讨论“合好还是不合好”。吵吵闹闹了三天三夜，南存辉拍板“统统合并”。 动荡与奇迹 柳市风云激荡的时候，也是高天乐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刻。 香港九龙永安大厦的一间写字楼里，高天乐心中隐隐作痛。他久伫窗前，思考着是否重回温州。他的想法遭到朋友的极力劝阻。但就在一群群人从柳市搬往温州之外试图苟延残喘时，高天乐出其不意地选择了回归。 投资5万元钱，雇佣6个工人，高天乐迈出了创业第一步。他买了一本《电工手册》，把别的企业产品买过来，拆了装，装了拆，分析每个产品的外表、性能，最后生产自认为性价比最高的低压电器。但要与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正泰和德力西抢占市场，如此规模的企业无疑是蝼蚁撼树。于是，错开犬牙交错的城市，高天乐将产品目标市场集中在了农村。刚创办企业不久的他做起了广告。 他把产品广告刷到农村各个农宅的墙面上，专挑那些在公路上能看到的农宅，最贵的不过200元钱，花了不到1万元钱就把柳市附近几十个村子涂满了广告。后来，人们津津乐道于高天乐的神奇崛起，最关注的正是其独辟新径的营销策略。后来者纷纷仿效，但往往难以望其项背。高天乐在典型的“农村包围城市”模式下，奉行“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前进原则，从农村向城市突进，步步为“赢”。 他要求厂里工人上班时全部穿白大褂，戴白帽子。当时，别人的产品包装大多用马粪纸，高天乐则加了一层铜版纸；别人用铜版纸时，他套红印刷；别人用两色印刷时，他已经开始采用四色印刷，“我们产品的外表一定要比别人漂亮”。 当大家一再抱怨市场行为是大企业的霸权主义，小企业根本没有话语权时，不妨考虑高天乐“麻雀变凤凰”的神话。差异化成为他把企业做大的最畅销手段。他的企业掀起一阵旋风，第一年实现销售收入30多万元；第二年，销售收入猛然增长到500多万元；到了1994年，销售收入突破1亿元。 高天乐的奇迹只是动荡中的故事一角，还有很多小厂办大事的案例，值得思索。 “柳市假货”，这一边倒的呼声，事实上对柳市人而言并不够公平。质量并不像传言的那么可怕，有些产品其实相当不错。润滑设备厂试制成功的JRB脚踏润滑泵被冶金部在全国推广，且能取代从德国进口的同类型产品。铭东开关厂生产的空气熔断器，开国内生产先河，为数百家企业使用。相似的企业在柳市不乏其例，可惜大多名不见经传。毕竟像乐清铜管件厂，因为助力卫星发射上天，登上国家级报刊（1990年8月9日《经济日报》《小厂办大事——乐清铜管件厂艰苦创业记》）的民营小厂少之又少。 1990年2月20日，乐清铜管件厂厂长柳知春忽然接到通知，“600只卫星空调净化器系统配套用的铜管接头必须在当月底运达北京”。除去送货时间，从工艺论证、模具设计开制到产品出厂只有五天时间。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按照计划“长征二号”火箭应该在1990年7月把卫星运载上天，但断了铜管接头货源。时间紧迫，计划不可更改。1990年2月，担负发射装置配套设备生产任务的北京冷冻机厂获知柳市一家小厂能够生产这种高质量的接头，当即发出急信：“军工‘长征二号’火箭发射装置配套设备急用，请立即安排生产，以保证任务按时完成。” 用户对产品要求极为严格，时间也没有拖延的余地。铜管件厂38名职工日夜鏖战，1990年2月26日晚制足多于订货量的产品连夜发货，终于在2月28日下午接头送到北京。五个月后，“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1990年8月，铜管件厂事迹被《经济日报》报道。而真正引人关注的消息是： 铜管接头首创者只是3位仅仅上过小学或初中的温州青年。 6年前，低压电器小作坊生产者柳知春在杭州展览会上发现外国造的铜管接头。经过打听，他得知“这样的接头国内居然没人做得出来”。那时的柳市，电器市场已然饱和，模仿者依然耻于人后。柳市早陷入惨烈血腥竞争的“红海”。 开拓思维，不必对旧市场、旧产业紧抱不放，不必再寸土必争，死守固有市场；跳出传统的“红色血腥”竞争，寻找新的商机，大胆开辟新的“蓝海”，才是发展之道。一切伟大的成功者都是优秀的学习者，善于学习和借鉴的温州人柳知春发现了自己的“蓝海”。他跃跃欲试，联合两个要好的朋友，迅速停止低压电器生产，专攻接头成形工艺。 研制接头国内一无工艺参照，二无数据可查，只能凭国外的样品揣摩分析。同伴有了疑虑： 国营大厂工程师都没做成，我们行吗？柳知春却认定：“外国人能搞出来，中国人也一定能。”三个家有老小妻儿的青年孤注一掷，租借祠堂，倾尽几十万积蓄买下3台旧机床，边请教边自学。他们负债一身，失败上百次，历经500多个日夜，接头一次成形。按上海中华造船厂常温液压破坏性试验要求，接头超过实际承受压力4~5倍后破裂才算合格，而柳知春们的接头承压竟大于7~15倍。 之后，柳知春兴冲冲带上接头，闯进上海推销。国营厂推托不要他的产品。柳知春提出： 白送给用。国营厂试用后发现接头壁薄体轻，使用效果赶上进口货。鉴定认为： 这种新型接头“安全系数余量很大，强度足够，货真价实”。 赫尔曼·西蒙在《隐性冠军》里讲：“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群数量庞大的企业，他们的成功总能用卓越或者辉煌来形容，但他们的事迹和经验却鲜为人知——哪怕是那些号称无所不知的商业媒体，无所不通的商学院教授，或者无所不能的咨询专家。这是一群‘隐性冠军’。”未来的时间里，低压电器仍旧吸引着相当多的柳市人趋之若鹜时，“隐性冠军”柳知春们将发展目标锁定铜管接头。 1990年乏善可陈。除了北京亚运会，几乎没有什么能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 不过，接下来的90年代是另一个世界。而亚运会也带给了中国人更多的自信。它留给这个国家的还有一首叫《亚洲雄风》的主题曲。歌词“亚洲风乍起，亚洲雄风震天吼”唱响整个国家，是为本年度最流行的歌曲。 在20世纪过去的90年里，这个国家的人背负了太多的苦难与悲痛。亚运会的承办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与其说它宣告着一个大洲的世界地位，不如说其更多地表达出一个国家与民族对崛起、融入，并被世界接纳的渴望。“雄风震天吼”，这是改革开放的主题，也是温州人乃至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命题。 第十一章 走出去 走出温州，将目光放置于中国乃至世界，大洋之外的德国《商报》正在用惊奇的眼光记录下本年度中国一扫沉闷，而蔚为壮观的惊喜变化： 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紧接着，纽约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赵章光“101生发精”荣获金奖。与此同时，黄作兴江南阀门摘取了国际表面技术与防腐技术博览会金奖。随后几年，黄作兴获奖成为常态。 不过，当信河街上排满了手提现金等待提货的外国人时，温州打火机市场疯狂起来了。粗制滥造的事件层出不穷，有人在箱子里放上块砖头就让老外提走。恶性竞争骤然成为常态，周大虎的100多个熟练工人被轻易“挖”个精光。因为，按他的质量标准，工人一天最多只能做150个打火机，生产劣质打火机的厂家可以做到500个。工人薪水按件计算，在周大虎厂里工作，薪水少，没有吸引力。 1993年，深圳推出“买房子送户口”政策。林立人觉得政策对温州人会很有吸引力，于是在《温州日报》刊登“买深圳房子，送深圳户口”的广告。广告登出，买房人络绎不绝。但不久，深圳买房入户政策突然取消，林立人“温州小区”项目没开工就已经结束。 他为人低调，不事张扬。在记者的笔下，书记刘锡荣的家：“一套三间单元房，住着5口人。水泥地、白灰墙面，床边贴墙处糊着报纸。没有录像机、电冰箱、洗衣机，唯一家电是台日本松下彩电……窗外阵阵刺鼻药味，胡同之隔的对面，正好是医院病房，窗户对着窗户。”记者感叹说：“这样的摆设，这样的环境，难道就是一位省委常委的家？难道这就是一个‘富名满天下’的温州市委书记的家？不必与温州那些耗资10万元、20万元营造的华丽私人住宅相比，即使与冰箱、彩电、录像机、新式家具满堂灿然的温州中等水平的居室相较，刘锡荣的家也实在差得太远。”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温州民营草根经济波澜壮阔，但与外界的交流却仅靠一条公路维系。于是，张碎唐购置四辆大货车成立运输社。几年间，运输队不断壮大，成为温州地区五大运输公司之一。期间，一位旅居巴西的朋友回乡探亲。酒席间，两人聊“合计想搞信用社”。可信用社的批条迟迟不下，朋友不得已返回巴西，临行前建议张碎唐“出国看看，两三万美元就可开一个店，干脆在国外开创事业”。 1991年6月下旬，飞行了36个小时，张家四口踏上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土地。朋友把他们安顿在一个家庭旅馆，每天50美金的住宿费让有点“小钱”的张碎唐心疼不已。六天后，他干脆把家搬进市郊的一所道教庙宇。家人一时不能适应，妻子竟流泪抱怨：“家里四层楼房不住，来这鬼地方！” 熊彼特的经济史价值谱系里，企业家是世界的英雄。然而在中国，商业在社会习惯的压力下仰人鼻息，并未获得真正的主动。于这样的氛围下，经商本就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因此，当“觉得人生总要做点什么”的永嘉上塘镇党委书记叶康松提交辞呈，搭上一辆手扶拖拉机回家，并用政府发放的910元退职金承包零星荒山、兴办水果试验场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镁光灯下的焦点。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万念俱灰的林立人“心都在滴血”。 阿根廷曾为西班牙殖民地，居民多是西班牙后裔，保有互赠礼品的传统。张碎唐选中礼品街上的门面，打出“温州礼品行”招牌，经营温州小商品。 1991年，30出头的陈九松终究也没能耐住寂寞，告别家人，远赴13000多公里外的西班牙，开始一段天马行空的人生旅程。 这群年轻人还是被抓回了温州。带头同乡以“黑包工头”的罪名被枪决，周大虎也进了监狱一个月。关押结束，他开始到处流浪，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顶替母亲进入邮电局。流浪的经历让他分外在意工作，即使扛邮包，“也要扛得比别人多，比别人好”。所以，若不是妻子意外下岗，他极有可能在邮局工作一辈子。 彼时的深圳，吸引着大批心比天高的人蜂拥而至。房屋中介无疑是个一本万利、以小搏大的买卖。生意火暴的林立人“一不小心，就成了民营租房中介公司的祖师爷”。而“祖师爷”林立人又发现楼花比房产中介更赚钱——一套楼花能赚5000~10000元。 这其中，李中坚和周大虎风头最劲。 只是命运捉摸不透。明明都是同样的努力付出，有人一帆风顺，有人则苦苦挣扎；有人翻云覆雨，有人却需要长久忍耐孤独。 过颊即空。在一个被无限拉伸的经济变革背后，其丰富的底蕴远远不是经济与政治的裂变乃至突变那么简单。而周大虎所经历的种种看似荒诞不经的事实，其实都有时代的痕迹。 一年内，林立人资产翻倍上涨。钱挣得太容易，他的心态开始膨胀起来。 次年春天，邓小平视察浦东，在杨高路上走了几步。这条路身价马上见涨。上海市将其改造列为重点工程，市政府一掷千金。数月之间，陈氏兄弟选中的地块变为黄金地段，店铺租金直线攀升。五年时间，他俩净赚300万元。 在新华社记者眼中，“这种新型企业组织形式继承了家庭工业产权明确、利益直接等优点”，同时，在家庭作坊基础上，“拥有明显的规模效益，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青春细节与个人遭遇两相重叠，难解难分，李中坚这边的风景独好，却衬托出周大虎的苦闷不堪——熟练工遭遇“挖墙脚”，公司面临停产困境。更蹊跷的是，一个星期内，周大虎骑摩托车出了三次车祸。事后，他解释说，“当时压力真的很大”。最终，周大虎决定招聘一批新的普通工进行培训。而他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创业的起点。 如同海德格尔那句：“人人各奔前程，却又都在林中。”中国经济的态势虽然参差不齐，但毕竟已是五彩缤纷。假如《经济学家》杂志的编辑稍微大胆一点： 和往后中国的10多年相比，1991年的光彩又能算得了什么？ 早开张、晚打烊，节假日不休息，“温州礼品行”很快搏出位： 一家四人忙不过来，“雇来一对台湾夫妇帮忙”。一年后，张碎唐把礼品店交给孩子打理，自己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繁华的地段筹备餐馆，取名“金州餐厅”，经营中、西自助餐。依托礼品店名气，餐馆开业后，客人往往排队等候才有座位。再后来，他和朋友投入30万美金，同样于布市黄金地段开了一家可同时容纳300人就餐的“大世界酒家”。充满东方情调的酒家吸引了大批客流，甚至连阿根廷国家政要、各界名流也经常慕名光顾。 “阿诗玛什么价？” 初中毕业，黄作兴应征入伍，在铁道兵某部做机械兵。 几乎在林秋兰到达法国的同时，比她小17岁的陈钱康选择去了美国。他先在一家服装厂打工，利用业余时间到语言学校学英语。一年后，他通过语言关，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服装厂。随后，生意越做越大，在香港地区以及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设立了分公司。 这一年，把公司开到美国的叶康松再次成为温州城的名人。距离他的上一次声名鹊起，已然五年。 国家工商总局统计，仅一季度，温州共有企业44757户，股份合作企业占41.17%。 寓言 随后，一个署名皇甫平的文章皇甫平，从1991年2月15日开始，《解放日报》评论部主任凌河、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处长施芝鸿、《解放日报》记者周瑞金三人以“皇甫平”为笔名，先后发表《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四篇文章，呼吁加深改革开放，引起广泛讨论和热烈反响。对辛未羊年前溯后瞻，提出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新的交替与转折点上。 细节与洪流 …… 《温州日报》头版报道叶康松辞官下海的事迹。 于是，他们在政策转变的时空交错的幻觉中，体验痛苦，也感受刺激。为了生存，他们学会了不文明的商业手段，并乐在其中。可是，政策日趋完善，市场日益成熟，消费者需求日渐理性，新商业文明需要约束野蛮生长甚至为发展不惜越轨的企业行为，使其逐渐步入有序生长的轨迹。而同时，层出不穷的假货曾经让温州人颜面尽失。清醒过来的温州人已然明了： 质量，才是商品世界的主宰。 生产力 过完春节，邓小平在浦东发表讲话，“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当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华人做的都是苦差事，开超市的台湾同胞就算混得不错。张碎唐把孩子送到台湾人的超市，“两个孩子白替你干，不要工钱，吃也自己带”。他则带个面包和一瓶矿泉水，每天步行出去考察市场。半年时间，张碎唐做出决定，从事礼品业。 诸如此类的插曲总是挥之不去，沉淀于严肃冗长的温州私营经济浩荡的历史岁月中，勾起人们关于财富和人生的种种遐想。许多人听完后，心潮澎湃，似乎置身其中，自己倒成了故事的主角。 这年岁末，破落不堪的上海浦东杨高路，温州陈氏兄弟在此已游荡五天。 辞职回家的黄作兴把房间一角收拾成工作间，买了工具，研究阀门。一年后，阀门生产出来，他背着一麻袋阀门去了上海。白天跑供销，晚上做改进。他几乎跑遍上海大街小巷，画图纸用掉的草稿纸足有三尺厚。花光积蓄，生意无太大进展。黄作兴只能把家里唯一的店面卖了3万元，继续投入研究。反复试验，他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高性能中压调节型蝶阀，获得世界科技发明最高奖尤里卡金奖。 经济变幻莫测，有时需要左右回环于多重政策之间，甚至背道而驰。而个体命运与经济改革两个层面跌宕起伏。那么，有多少官员甘愿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去尝试这种激活经济的实验？除非他们知道参与其中将会缔造出伟大的成果。这么做，牺牲个人之利；可不做，背上的或许就是历史的罪名。所以说，史上所有人物都是侥幸留名。这句话洞悉了世事的一半真相。 1991年6月28日，市委书记刘锡荣的照片登上了《经济日报》。 人人皆知“温州模式”，温州人自己并不认为“模式”万古不朽。他们试图不断延伸温州的商业轨迹，幸运的是其间并没有政府行政的预先设计。1991年2月，一批农民个体工商业主，以资金、实物、技术等自愿投股组合，建立农民股份合作企业。 曾经一位新华社记者撰写张碎唐报道时说，“看名字就知道他是平民出身的温州人”。张碎唐确实“平民出身”。张氏兄弟三个，全靠父亲卖柴养大。因为经济拮据，小学毕业后张碎唐成了“瓯江上的挖沙人”。 其后，黄作兴再次背上编织袋去寻求合作。又逢温州货“声名狼藉”，降到谷底。他四处碰壁，了然无希望。最后，江南造船厂看上了黄的这项发明。双方合作创办上海江南造船阀门有限公司，他的事业才从此走上了正轨。1997年秋天，黄作兴发明的防火型三合一多功能阀再次荣获尤里卡金奖。此时的温州经济业正在逐步摆脱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高附加值的科技企业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黄作兴所言：“以前，一火车皮的阀门拉出去才卖100万元，现在我们卖出去两个阀门就值100万元。” ……还是温州人，仿佛总能在宏大的“社会叙事”中，通过细枝末节而嗅到新商业的价值。尽管有人把这叫做投机，有人也称之为眼光。总之，他们穿插于城市变化的每一个故事中，成为众人嫉妒且羡慕的对象。 那时候，他一天能收到接近10万只打火机的订单。而若干年后，由于李中坚、周大虎为代表的先行者的领跑效应，温州打火机已发展为“小商品，大市场”的产业集群。有位温州老板这样自豪地说：“我想做德隆那么大，177个子公司，搞几十个产业，可几百万不够。我就做打火机弹簧，有300万足矣，我一点都不小。”在市场上单枪匹马难以生存的中小企业，正是在这个被市场经济催生的草根模式的庇护下，有了披荆斩棘的韧性与力量。 看到一张温州三轮车牌照被炒到五六万，惠阳一带没有动静，他借钱购进100多辆三轮车，准备在惠阳申请牌照，然后“坐地分钱”。希望仍旧没有来得及实现。三轮车刚到惠阳就遭没收，身在深圳的林立人被告知，“拿10万元赎车”。 “三块二一包，多要可便宜一点。” 付款，点上一支，吸两口，不对劲，这烟怎么不是个味，再抽出一支看看，烟丝也不对，黄烟丝中不但夹有焦黄的硬梗，还掺杂一些黄绿色的烟丝，怎么回事？转身问摊主：“你的烟不对劲啊，不是阿诗玛吧！” 8月，一项温州史上规模最大的旧城改造计划全面铺开，整个工程投资3.6亿元。市政府通过房地产业开发，筹措资金。国务院清理基本建设小组到温州考察后结论基调是：“不依赖国家投资，靠吸收社会资金改造旧城，路子对头，政策合理，做法新鲜。” 命运着实奥妙无穷。明明到了绝境，小小的打火机却帮助叶康松找到了回旋的余地。 未来充满变数，被动地等待曙光乍现，是最省力也是最颓废的生存方式。命运怎么扭转？走出去，成为该年度温州人给出的答案。 1991年4月，市民集资，政府配套服务，18万温州人搬进新房。中国房屋建设开发公司提供的房价统计资料表明，温州商品房价格仅为全国42个大中城市商品房平均售价的一半左右。 ……最后，这位吃了温州人“亏”的记者感慨地说： 像这种产品在温州还不仅是香烟。 那段时间，价廉的温州鞋在市场上表现得相当“剽悍”，陈九松们的生意自然风生水起。然而，因为过低的价格，破坏了当地的商业生态，不知不觉中，隐患悄然埋下。多年后一个秋天，矛盾终于爆发，西班牙埃尔切市一把大火把价值百万欧元的温州鞋毁于一旦。 1991年春天开始，电视剧《渴望》风靡大江南北。黄金时间，全国观众聚在电视机前收看这档写实色彩浓重的电视片。 温州请客送礼之风盛行。然而刘锡荣任职多年，收礼仅破戒一次： 泰顺一位革命前辈临终留下两只瓷瓶，嘱托老伴一定要交给刘锡荣。瓶中盛满泰顺氡泉水，愿党的干部廉洁为民，像泉水纯洁温暖。 海风裹挟着大洋彼岸的气息在瓯江口激荡，让人徒生向往。 一位浙江籍记者外出开会。会议闭幕后东道主招待就餐，奉上56度高粱酒助兴。不胜酒力的记者以“雪碧”代替。一位客人多次询问记者籍贯，记者答曰绍兴。有人接话说，“以为你是温州人”。记者不解，另一人解释：“君之府上既然不在温州，又不在温州谋事，何以如此善于搞假冒骗。” 文章中，叶辞职的几个细节被描述得栩栩如生： 永嘉县委书记提议系个“保险带”——编制、户粮关系保留在县农科所，不成功也有后路。“但叶康松坚决要求要下就下得彻底，不留尾巴”；辞职前他发现患糖尿病，治病的医生特地来劝说“叶书记，下海后再没有公费医疗”，那天医生开够了一个月的中草药。随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相继跟进。一系列媒体的视角中，叶康松被刻画为“弃官下海第一人”和“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这年5月，周大虎妻子失去工作。一个人的收入显然不够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他腾出儿子的房间，置办一些工具，招来三五个工人，制作技术含量显然不高的打火机。9元的配件，装配好10元钱卖出去，赚取差价。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意。下半年，洛杉矶白人警察殴打黑人事件导致十几万黑人抗议暴动。社会动乱、市面萧条，康龙公司处于停业状态。再后来，先是养鱼，失败；空运香菇，失败；合股办种菇场，再次失败……难以接受重重打击的叶康松萌生自杀的念头，“甚至想到采取什么方式自杀”。 钱，挣得相当辛苦，可毕竟是一份稳定的收入。思虑再三，周大虎辞去邮电局劳务公司经理职务，专门去工商局注册“虎”牌商标，“全心全意地要干出个名堂”。 这种穿透时空、令人激越的事件不是小说，而是温州人带来的真实撼动。1991年，有太多类似于季岳仁的温州人走出国门，在“自我救赎”中寻找“脱胎换骨的更新”。 这样鱼龙混杂、光怪陆离的市场里，不谙规则的人得道升天，而坚守信念的周大虎却濒临破产。幸运的是，市场规律总会主持正义。随着时间的沉淀，3000多家打火机生产厂家只剩数十几家。品质最终还是让“退到创业起点”的周大虎赢回市场。 一个新的商人阶层正在形成，他们像东京或香港的同行一样穿深色西服。而象征这个阶层的地位的是便携电话。 年终的一天，有感于温州以及整个国家较之头年的日新月异，英国权威的财经杂志《经济学家》称，这是“中国大放光彩的一年”。 凌志军说：“温州繁荣所给予中国的启示，不在于它企业所独有的组织形式和所有制关系，在于它在自己发展中真正把生产力放在第一的和支配的位置。前者因地因时变化，后者成为温州千变万化的经济背后不变的线索。”而我们则能肯定，当这些温州农民、个体工商户懵懵懂懂地“把生产力放在第一的和支配的位置”时，他们根本上升不到记者们高屋建瓴的高度。但股份合作的确成为日后风云一时的温州企业家们在初生年代的催生剂： 周大虎出身温州一个干部家庭。“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母亲下放到乡邮电所，初中毕业的他不得已插队农村。“乡下生活根本没有办法维持”，在同乡带领下，他悄悄去了西安郊区一个工厂做钣金工。 军旅生涯，他熟练掌握了一套车、刨、铣、切的钳工技术。四年后，带着技术退伍回家的黄作兴，被安置进温州市永中制冰厂。黄天生性格内敛，搞供销不是他的特长。没过几年，黄作兴放弃了这个人们都“十分羡慕的好工作”。 一遍遍观看中，人们好像从剧中人身上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大环境的变化始终让人无奈，从而催生出酸甜苦辣的诸种情绪。倘若将错综复杂的情绪带到1991年的温州，用心挖掘，稀奇古怪的事情总也不断。 许多城市中房子翻修一新……美发店到处都是。俱乐部、迪斯科舞厅和卡拉OK酒吧，使原来单调无聊的夜生活活跃了起来。 政策如一道壁垒，横亘在所有人面前。它能制造失败，同样也能造就成功。 这些属于温州人的花絮，倒相当让人百感交集。 而试图通过“走出去”改变命运的温州人中有一个叫林秋兰的女人。反复几次考虑终于下决心后，她只身飞往巴黎。在那里，她租了一间小阁楼，买来缝纫机，昼夜加工皮包。 挖沙既辛苦又不挣钱，张碎唐努力挖掘新的商机。 下海后的第一次沉重打击让叶康松感到寻找新路的紧迫性。一位负责外贸的官员建议他到国外搞农产品经营，于是，叶康松产生了赴美的念头。 当然，所有出去的人中，张碎唐的决心则似乎更大一些。他把四层楼和一份殷实的家业交给亲戚看管，带着妻子孩子去了尚且少有华人，其父亲甚至怀疑“地球上没有这个地方，担心儿子被骗”的阿根廷。 5月，鹿城印刷机械厂受到港商的青睐，香港汉强公司、立信公司订购了多种包装机械。厂长郑胜涛表示，到年底“与港商合资兴办一家印刷机械公司”。 房地产开发蔚然成风，林立人显然赶对了时机。他用做房屋中介赚的钱，“按揭”买下东乐花园的30多套商品房，拉开职业炒楼序幕。“潘多拉魔盒”就此打开。今后数年，一个以温州人为代表的炒房团将掀起波澜，其间引发喧嚣争议无数。 林立人涉水房地产的两年，正值中国第一次房地产泡沫时期。但世界并没有跌入深渊。假若他能冷静一点分析政策，断然不会经历那么多失败。 走出去，这些林林总总的温州人某种程度上看就像是身不由己、可顽强地寻找自己轨迹的小石子。他们是经济大潮下芸芸众生的缩影——人生充满挫折却自强不息，出身卑微但敢于追求财富。他们重构、建构甚至解构着中国传统的精神世界，正仿佛叶康松，不断地挑战着世俗的神经。 作为一名商人，大都走不出这样的轮回： 可以战胜强大，可以战胜弱小；可以战胜成功，却少能战胜“失败”的宿命。 端倪若隐若现，事态的变化微妙而明确。尽管在这一年还只是私下百转千回。然而，民营经济却呈沉浮逆转之势，豁然涌出而成大潮，且已然定势。 当然，人无完人，在温州的发展中也有不少“插曲”，但这些“插曲”并非主调。也不是所有的温州人都热衷于投机取巧： 异国谋生免不了五味杂陈。刚开始，语言不畅的陈久松只能在一家餐馆的后厨做帮工。为攒钱，六年没有回家探亲。之后，他辗转波兰，摆地摊卖服装。小有积蓄后，重回西班牙，和一群温州老乡抱团做鞋类生意。 1989年1月18日，全国私营经济系列研讨会在温州召开，温州市人大常委叶康松发表讲话。当时，温州之外的安徽，“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雇佣工人数突破八人限制，引发全国一片喧嚣。叶康松却在发言中干脆地认为，“雇工越多贡献越大！”两个月后，《报刊文摘》把叶的话延伸成了头版标题： 一个共产党员说，雇工越多贡献越大。 故事的开头毫不起眼，可结局的确豪迈得震撼人心。辗转腾挪15年，这位温州人已为里约热内卢四大华商之一。故事主角的名字叫季岳仁。 1991年，互不认识的李中坚和周大虎不约而同地选择做打火机。承平的岁月，两人既是对手，更是朋友。而11年后，他们将共同面对欧盟打火机生产商联合会提出的反倾销诉讼。但是，这一年，李中坚才刚刚走出高中校门。他先在一家街道企业跑供销，接着开厂生产电磁炉，没多久赶上打火机热潮。这个因饰演邓小平一夜成名的小个子拿出所有积蓄，开了家东方打火机厂。一年后，兄长携21万美元加入，引入进口设备。仅仅两年，李中坚的生意迎来“鼎盛时期”——每三只出口的温州打火机，有一只产自“东方”。 无独有偶。同年，《经济日报》的一篇《温州买烟记》，无疑是给温州人并不算好的口碑雪上加霜： 出差温州，正巧兜里没烟，顺道路过小烟摊旁，摊主热情招呼：“先生要盒烟？中华、云烟、阿诗玛……” 浙江官场长期流传如此的一个段子： 话说，浙江官员向北京领导介绍成功经验，总结一靠“警察”、二靠“妓女”。领导吓了一跳。原来，浙江很多地方的方言，“政策、机遇”的发音很接近“警察、妓女”。在相当的时间里，这个段子成为各路官员宴席上佐餐的佳品。有调侃的成分，却点出事实。一位温州官员不无感慨地说：“改革从违规开始。”谁都听得出话中挥散着的清醒、无奈和决然。不过，必须意识到，温州民营经济走投无路或者面临抉择时，温州政府恰如其分的政策，无疑帮助温州人从条条框框中找到生存的空间，最大程度上使得温州出现“藏富于民”这样的生态。不过，“藏富于民”并不意味着制定或执行利好政策的官员能够“渔翁得利”。市委书记刘锡荣的两袖清风，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三块二，不贵，我心嘀咕了一下，决定：“来一盒阿诗玛。”拿过烟，看看包装，原封未动，装潢也精致，正宗“阿诗玛”。 牛仔服、时装和出口转内销产品在人行道上的“时装店”里都有出售。 年初，某位一无所有的温州人，为了逃票混上了一艘闷热的货轮。整整颠簸了七个月，货轮终于停靠在巴西的一个港口。迈着浮肿的双腿，他抵达这片无亲无故，甚至一无所知的国度。在未来十数年内，这位温州人将扮演一位孤胆英雄，尝尽辛酸冷暖。他尝试了许多当地人眼中很卑微的职业，受了无数的委屈，最终靠着“提包”（用大书包装着赊来的小商品、小礼品挨家挨户推销小商品，巴西华人称为“提包”）生存下来。 没有一板一眼的行走规则，在自发秩序下，温州人以摸索前行的心态，创造着市场经济的实践样板。他们会觉得学院派里的经济理论深不可测，甚至就干脆无暇打听他们的经济形式是否符合他人的经济理论。但他们有着最原始的生存渴望——为简单的生存或创富欲望驱使，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为政策提倡的，他们都以最彻底的草根姿态，冲破藩篱。 话是讲给上海听的，300公里外的温州却率先领会了精神。至于其他的地区，要到一年后才能领会话语包含的意义。而事实上，思想早已解放得“过火”的温州人，这一次将玩得更大…… 1991年1月，温州电刷镀设备真空包装机厂登上《经济日报》，这个厂推出的不少产品在国内外连续获得金奖。 1991年8月，经过重重审批和多方洽谈，康龙农业在洛杉矶注册成立，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外开办的首家私营股份合作企业。《温州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则新闻。 苍南以塑料生产闻名。几年前，苍南从事塑料编织业的作坊达上万家。规模小，同质竞争，作坊死亡率奇高。11个个体户联合起来，筹股132万元办起塑料六厂，引进先进的全自动圆织机，机械化生产，头半年创产值200多万元，税利22.5万元。 天下瓯商 元旦刚过，一股久违的清新扑面而来。 “你错过了深圳，你还要错过大亚湾吗？”大亚湾很快转移了并未吸取教训的林立人的视线。惠阳一家房地产公司准备和他合作开发房地产，利润七三分。然而，地基刚打好，国家宏观调控开始，银根紧缩，林立人贷不到一分钱，“温州大厦”成了烂尾楼。 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小饭店。花几块钱就可尝好几种四川的辣味菜肴。在它们的附近有美食殿堂，大多是香港企业搞的合资项目。海鱼、对虾、小虾等从南部空运到内地，供应美食家的殿堂。几年前，不论是地方上的还是北京的国营餐馆，晚上7时30分后就不卖东西了。现在就是凌晨2时，在成都也能毫无问题地在外面吃到饭。 顺应市场需求横空出世，却未能一路坚持不懈走下来。某种程度，林立人就是一个时代、一群温州人的表征： 张扬与狂放，模糊与混乱，即使山穷水尽，却不死心。 一份聚焦经济的权威大报很少会把地方官员作为采访对象，刘锡荣是个例外。过去几年，温州修铁路、建机场。经济一路扶摇，无数草根享受其中并发家致富，而刘锡荣的家没有多大变化，依旧住在那条不起眼的胡同。 傍晚，灰头土脸的两人拎着蛇皮袋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大门。他们相中了路旁闲置不用的破房子，打算改建成铺面来销售温州小商品，愿意把营业额的20%作为地租。精明的上海人这次却没有思考太久，一份五年的合同顺利签订。 1989年到1991年，温州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汪洋一片。刘锡荣忍辱负重，试图恢复民营经济。他宣布“市委、市政府三年内不买车、不建房”。为争取海外投资，他了解到国学大师南怀瑾祖籍乐清，其在海内外有不少功成名就的弟子。他以极具人情味的政治智慧，感动了南怀瑾，筹资到约5亿元人民币。 奢华的外表下，每一个暴富者的身后，都有一段灰色、隐忍的故事。夏天，偿清债务，孤独的林立人选择南下深圳。巴丁街2号，朋友简陋的出租屋内，他开始了睡水泥地板的日子。极短的时间内，林立人找准了二次创业的方向，做房屋中介。内地政策限制，他特意到香港注册一家名为“立业”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竞争的激烈和政策的空白，必然造成经营的无序。源自草根的温州民营企业主们，从诞生之日便自觉不自觉地陷入野蛮中生长的状态。他们面临着经济环境的双重性： 政策阴晴不定，政府主管部门冷热不明，伸展拳脚的空间忽大忽小。一切不确定的因素，让许多人成惊弓之鸟，犹豫、观望、徘徊，自始至终心有余悸。 摊主笑一笑，直言不讳。 1991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献词《为进一步稳定发展而奋斗》：“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继续专心致志抓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能放松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切工作都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1981年12月，刘锡荣配合的第一任温州一把手是袁芳烈，随后辅佐董朝才。他几乎全程经历温州民营经济的惊心动魄，其间目睹无数大起大落和大悲大喜。对温州人来说，幸运的是，漫天风云中，刘锡荣认定了前两任坚持的路子。 别的地方，有些应该做而很难做的事情，到了温州，却做得出人意料的简单自然。 这位出身革命家庭——抗战中牺牲的中共第一任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遗腹子——的温州当权者，给温州人留下了太多值得尊敬和追忆的故事。 晚上夜市，类似于香港或台北，用霓虹灯吸引顾客。商贩们手持扩音器推销自己的特价商品。 命悬一线之际，叶康松用残存的希望，从事“中国货美国卖”，经营打火机；和“美国货中国卖”，在温州开设西洋参专卖店。他的事业终于渐现曙光。 当时的奥康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王振滔说服了一些亲属及小企业主，以股份合作形式开始了第一次生产扩建，当年产值突破100万元。 其实，打火机成就的何止叶康松。自从温州人手工制作出第一只叫“猫眼”的打火机，不到一年，信河街就聚集起500多家厂商。再有几年，来势凶猛的“打火机配件一条街”，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了90%的世界市场，日韩厂家纷纷关门歇业。 藏富于民 <er">引子 第十二章 百舸争流 新年伊始，两则消息在温州城里不胫而走： 某位市权威领导的孩子，因为屡次违纪，被当地一家颇有规模的民营股份合作企业炒了鱿鱼。说情者要求企业董事会重新表决，最后还是以八票对一票维持了原先的决定。 鳌江镇的一家私营企业，大模大样“承包”了县里最老的国营企业，承包经营期5年。当地人戏称这是“倒踢紫金冠”。倘若时间再稍微往后数月，邱光和以“个人信用”作担保从温州市农行贷款1800万元，则完全算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 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却能引起莫名的骚动。激进、大胆的城市基因在每个温州人跳动的心中，如血脉般喷涌。聒噪之余，难免发生一些看来出格的事情。许多思考来不及进行，便进入群体性的感慨和惊讶。然而，事后仔细梳理，恍然才觉，定局早已埋下…… 若是前几年，“出格”的乡镇企业很可能被戴上各种帽子，成为打压的对象。但这一年，国家对私营经济的宽容让人有种换了人间的惊喜感觉。 偌大的中国，到处氤氲着挣钱的欲望和躁动。就这样，一个“一扫前几年的平凡，充满了一种全新的活跃气氛”的1992年，不知不觉地在朦朦胧胧的不确定中闯入了温州人的生活。 闯 大政频出，豪言连天。可高层一再不遗余力地强调“重点搞好国营企业”，后者的颓势之势依然不可避免。18家国营企业同时宣布资不抵债，报纸上列出了它们的名单。倘若再没有人接手，破产是唯一的结局。过去43年来，这些企业既依靠政府，又养活政府。 潮涨潮落，这个微妙的时刻，私营经济这边峰回路转。《爱拼才会赢》这样的口水歌，不经意间成为社会主旋律，映衬着国民的心态。集体行动下，孕育着个人改变命运的萌动。经商，不再是危险的勾当。无论对于官方抑或民间，都是百舸争流的季节。即便在国家的上层建筑中，也有人投身商界，遑论诸多草根。“下海”，毫无避忌地成为那一年最流行和最时髦的词汇。 教师马云成立杭州第一家翻译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务员陈东升放弃公职，搞起拍卖；摄影师罗红日后将以卖蛋糕为主业；最离谱的还是一名叫冯军的清华高材生，此人竟然闯进“中关村”，拉起板车倒卖电脑耗材。而哪怕是一年以前，上述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对商人的评价还很尖酸刻薄，几乎没有人会把自己与“下海”联系起来。 人生豪迈过后，他们之中，有人将大业有成，有人则空空一场。但下海的人绝非等闲之辈。他们目睹众多纷纭变幻，经历无数挫折和成功后，早已看破万事。纵然如此，这一年对于这群人价值观念的冲击和影响终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偏偏，中国人特好“文以载道”。51名乡镇企业家名单登上《人民日报》，其中19人被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两天后，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名乡镇企业家受到李鹏总理的接见。国家确定了“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私营经济方针。从属性上来说，乡镇企业徘徊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从实际演变的过程中看，从“公”到“私”的转变步伐中，集体经济总扮演着一个桥梁的作用。这次的表彰就不例外。 平静的表面下，奋进向前的潜流悄然积蕴。人心所向。也难怪，在许多人的回忆中，这年的春天似乎特别悠长。 过完春节，一个内地人去温州出差。坐车经过大溪岭的盘山公路到温州，还在五马街逛了逛，这里让他“感觉很洋气”。后来回忆时，他写道，温州“跟浙江的其他地方不太相同，犹如当时的广东跟中国其他地方的关系一样”。 实际上，当时的广东正在经历一场有关未来的大变革。 1992年2月，邓小平用四天时间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敢闯”的深圳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南方谈话”则把深圳经验推向更广阔的前台。广东俨然成为改革开放的标杆，激荡出阵阵春风。 风从南方来，吹到温州。尽管彼时的温州，早晚气候仍有小股寒流，回暖之势终究无可阻挡，最终凝聚而成“让改革来得更猛烈”的呼声，大气磅礴。 天气晴空万里之时，有人不再小心翼翼地收敛光芒，而变得急迫起来，大胆且露骨地表达着自己的意见。温州柳市，胡万地正被媒体追逐。《中国乡镇企业报》等6家媒体联合采访，前者“口出狂言”： 目前，国家营业执照改了。 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代表人： 中国共产党；经济性质： 社会主义，括号，中国特色；经营范围： 凡符合“三个有利于”的都可以做。 就是说，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个公民手举五星红旗，听从共产党的领导，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什么都可以做。 我当然也就可以舍弃铁饭碗而到民营企业工作。在这里同样可以放心大胆地有所作为，同时给众多有识之士提供施展才华的新天地。温州的个体户、小老板也多了起来，“走在大街上，一头会撞到5个老板”。可与胡万地的高调不同，这些小老板们仍旧习惯于缄口不言。 的确，记忆里的阵痛远未退去，低调的温州人明白生意与微妙的局势之间，永远存在诸多变数。而缄口不言的后果是，越发激起了外界无尽的好奇。温州人好做生意的名声吸引着无数市场经济支持者密切关注。短期内，取经的外地访客达50万人次。那个感觉温州像广东的北方人也在其中，他的话分明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 春末，一批京城名记来温调研。政府大楼里，大小官员们“不是西装墨镜、就是夹克牛仔”，讲话干净利落，完全没有官员的样子，反而像“哪家公司的经理”。迥异于当日中国官场的现象让京城来的记者倍感新鲜。 当时，温州全城正大搞基建。包括人民南路在内的12条主要路段的改建工程同时启动，市民们一边忙于经商，一边垂手观望。大胆的官员们意气风发。他们好像心中有数，一切尽在掌握中，对来访者表现着自己的沉稳或激扬。 午饭时间，负责接待记者的温州市委副书记请客。地点选在市委大院对面一家个体餐馆。大红字的招牌相当显眼，反而衬托着下面的“市政府礼堂”有些黯淡。 故事的内涵远不止这些。此时，个体餐馆、私家酒楼已在温州遍地开花。大面积的繁荣带来大规模的一致，餐馆的饭菜、定价、服务，几乎雷同。可是，头脑活络的温州人很快想出“新点子”： 提供外卖服务。家里来客人，许多人“一个电话打到餐馆叫几份菜，吃完餐馆叫人取盘碗”。私营餐馆经营方式灵活多变，服务意识超前，生意好得一塌糊涂。即便是政府官员请客，也常选择“下馆子”，国营饭店“门前冷落”。 餐饮改革，也许是贯穿全国的整场商业复苏中的沧海一粟。温州人变革的另一个案例是房地产。城市建设大张旗鼓，温州街头冒出许多新式楼房。看着这些陌生建筑，有人忍不住打听，才得知叫“商品房”。 这个词汇之新鲜，让人浮想联翩。事实上，1992年之前的温州人住在联建房里，“一座楼房有10来个门洞，每个门洞是一家”。但在这年许多人搬进了商品房。温州私人的房产开发公司推出9个楼盘，根据房屋情况不同，售价分为每平方米800元、1200元、1500元三档。当时温州工薪阶层的月收入在一二百元之间，这意味着拥有一套60平方米的住宅，双职工家庭至少需要不吃不喝攒10年钱。 即便如此，新楼开盘不久还是遭到了疯抢。也许，温州最不缺乏的是财富，而金钱总是能领先一步在尚处于计划体制范畴内的温州展现出惊人的魅力。正因如此，温州人才对财富充满渴求，“只要有一点赚钱的机会，他们便极力寻找”。 心如潮涌 然而，浙西南的崇山峻岭无情地阻隔了温州人的“渴求”。政府投入资金开通至北京的班车，时常有人买不到车票。温州更需要一条铁路。 一个世纪前，孙中山提出在金华和温州间修建铁路的构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温铁路开工、停工，反复不下七次。到1992年，一切反复是需要有个交代了。 温州人当然对铁路迟迟不能落成耿耿于怀。几乎每年“两会”，温州人大代表都会联名提议，甚至有人放言，“不造金温铁路，我们死不瞑目”。疾呼之下，政府部门纷纷表示支持，资金问题却迟迟不能解决。“既然政府没钱，何不请海外温州人投资？”提议引起共鸣。政府想到温州老乡南怀瑾。 南怀瑾早年赴台，颠沛流离半个世纪，门下弟子无数，在海内外拥有相当的影响力。而在南的老家乐清，其高龄老母和原配妻子依然健在。1988年，温州市长刘锡荣几经努力，获得特批，接通国际电话。电话两端，南母子闻声哽咽，感慨万千。随后，刘锡荣请发绣大师魏敬先用南母亲落发制成老人肖像，派人专程送到南怀瑾手中。收到礼物时，后者跪倒在地，泣不成声。 家乡诚意感人至深，可投资铁路不能贸然决定。经过审慎思量，南怀瑾委婉地表达出自己的担忧：“修建金温铁路，不能达成几个突破性的关键做法，恐难办通”。他所说的关键做法，最重要的是如何与地方政府合作，设立拥有独立经营自主权的铁路公司。南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在中国，铁路经营权掌握在政府手中，私人无法涉足。 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并非行云流水。其过程中的波谲云诡，有意无意塑造出温州政府层持续的敏感且严谨——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也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所以，令人赞叹的不是这些一届届上任卸任的地方干部究竟具备多大的才智，而是他们在实际操作中练就的机敏与洒脱。 政府网开一面，1992年11月12日，浙江金温铁路开发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这是一家中外合资公司，南怀瑾以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名义参股，占80%；浙江省占股20%，由省政府和温州、丽水、金华一起出资，其中温州占大头，约占20%投资中的1/3。 一个月内，第一批资金顺利到位，各项工作就绪。1992年12月18日上午，金华到温州沿途的五个施工点同时响起爆破声，金温铁路正式开工。 两年后，铁路如期建成。投入营运之际，正逢“两会”召开。温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乘坐火车到省城赴会。据说，他们脸上洋溢着笑意。 再后来，通过这条铁路，无数温州人踏上冒险的旅程。尽管早已蠢蠢欲动的温州人已经在这一年挤上超载的长途汽车，成群结队涌入京城，平地掀起万丈波澜。 温州人传统、讲孝心，满山椅子坟；温州人又很不传统，他们挈妇将雏、四海为家。北京有个浙江村，温州人马上纠正： 与其说是浙江村，不如说是温州村。 1992年，政府文件中，北京的温州人数目是10万。而他们几乎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南面五公里的地方——浙江村。 村子里的景象常让人陷入迷茫。老胡同两边到处是临时搭建的砖棚；“成衣店”、“粉干店”招牌四处飘摇；小三轮、摩托车和老驴车四处穿梭；背着大包小包的人们不时掏出大哥大嚷些什么，然后匆匆而过。 浙江村，光怪陆离、形影乱纷。生存其中的绝大多数人灰头土脸，至少当下暗淡无光。可蔚然成风的气候下，还是不断有温州人趋之若鹜。这一切，始于一次意外。 初始，乐清毕氏兄弟跑到千里之外的包头卖服装。虽然款式新奇，价格便宜，包头保守的人们并不敢突破传统。兄弟俩支撑不下，收拾行李，准备回家。 火车在北京站短暂停留，“没有进过京城”的老大忍不住好奇，拉着兄弟下了火车，“想第二天看一眼天安门，也算不枉此生”。 北京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敞开嗓子叫卖的商贩。走在京城大街，兄弟俩发现这里的管制并不像想象中的严厉。他们索性把肩上包裹一抖，找个有人气场所，“练起摊来”。不曾想，一堆衣服在北京成了抢手货，一下午兜售一空。 傍晚，兄弟俩到丰台租间民房。第二天，他们买来缝纫机，准备在这个充满诙谐、嘲讽因子的城市里，用倔强的酒杯，浇灌命运的垒块。 小作坊生产的衣服总能在北京找到市场，毕氏兄弟如鱼得水。消息四散传开，更多温州人闻声而来。没多久，南苑乡大红门一带，骤然聚起数万温州服装专业户。 他们通常赁屋而居。一间小平房既当车间又当起居室，屋外的墙壁挂着“批发皮夹克”的牌子，屋内则是一派热闹的生产景象。 但是生意不会一帆风顺，在京温商时常遭到种种歧视。就如，北京某展销会不接收零星个体摊商的申请，数千家浙江村个体户一筹莫展。但是，在这个封闭的、理想化的小世界里，温州人做着自己心目中的大生意，演绎着草根商业及人性的启示录。 他们日夜加班，用自己廉价的人力，去挑战这座城市的商业竞争规则；他们薄利多销，市场上198元一件的皮夹克，他们卖120元，“仍然有得赚”。他们隐忍、沉默，丝毫不敢张扬与狂放；他们焦虑、挣扎、不断幻灭，可从不放弃最后的希望。终于，温州货充斥大街小巷，浙江村风光无限。 不过，毕竟狭小的村落人来人往，自然藏污纳垢，怪相迭出。浙江村的前途注定会在一片模糊与混乱中落下帷幕……风潮起又落，但至少在眼下，还没有停止的迹象。耳闻目睹着别人波澜起伏的故事，成千上万的温州人依旧争相涌出。 下海吧 1992年6月的中国自有另一番热闹景象。 一首歌词简单，内容直白的歌曲《小芳》突然飘红于大江南北。暧昧而混沌的气氛中，人的热情轻易地被鼓动起来。伴随轻快的经济节奏，人们丢掉“铁饭碗”。 面对宽松的创业环境，许多人选择兼职。一外地记者到温州采访。街头招呼一辆“菲亚特”，坐进去。和司机攀谈，得知对方是温州市政府某局的副处长。记者万分意外。实际上，温州街头，身兼数职者大有人在。有的公职人员每天下班替别人开两三个小时出租车，收入便是工资的好几倍。温州人认为，“一个人能赚钱说明他有能力”，至于钱的“姓氏”谁能顾及。 从政府办公室到田间地头，经商创业风气早就不是盛行一时。而此时，郑元豹正酝酿一次变革。他找到总经理叶玉森，两人合伙买下人民低压电器厂51%的股份。 体制转变增加了企业活力。郑元豹推行“新政”。不久，他买下四层柳市镇电器城，稍加改造成生产车间。人民电器厂生产的低压电器产销两旺。郑元豹忙着扩大产能，他要把“人民电器”推向新的高度。 这一年，温州产品出奇平静。质量有了保障，声誉在慢慢恢复。报纸上没有再出现关于温州假货的报道，相反多了一些褒扬的信息。 7月，“月兔”空调登上《经济日报》： 温州空调器总厂生产的三个系列20个品种规格的“月兔”牌家用空调器，经国家权威部门检测，各项指标均优于国家标准。目前，该厂产品已行销全国20多个省市，并远销法国、新西兰、东欧等国家和地区。空调器总厂厂长谢铁澜无比自豪。在给温州市长的信中，他说： 我厂今年在中央电视台赞助“广而告之”栏目，每天5秒钟的广告费就是近1万元，我们舍得花钱，为了在月兔空调前面加上“温州”两个字，情愿不加“部优”二字。这不仅是为我的产品打广告，也是为您这位市长争口气。不管承不承认，“争口气”已仿佛为温州人的共同心愿。前几年，关于温州假货的报道铺天盖地，温州货名誉扫地，温州人也吃到了苦头。他们关起门搞整顿，决心扭转外界对温州货的成见。那时，郑元豹被政府从几百里外的杭州火速召回。摆在他面前的是个烂摊子： 假冒产品层出不穷，产品无人问津，利润大幅下降，员工人心惶惶。 面对萧条市场，郑元豹推出方案： 精简行政人员，扩充技术人员，狠抓质量、责任到人。“宁失利益，不失市场；宁失数量，不失质量；宁失面子，不失顾客。”改革成效明显。质量扭转，产品受到追捧，“人民电器”名声渐响。可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限制着企业的发展。郑元豹趁“股份制改革”东风，再次掀起风暴。他建立厂房扩大规模，还在黄金地段开设经营部，在主要路口竖起路牌广告。 而同样从事电器生产的南存辉则更具气魄。他在乐清建起现代化生产车间。 南存辉的一系列举止超前且大胆，有人称赞，而更多人持怀疑与不解的态度。不管怎样闪展腾挪，当时的乐清低压电器市场终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混乱江湖，掺杂其中虽不乏心系鸿鹄之人，然而涌向前台的多是卑微的小角色。 这些人如何能前瞻到一个行业10年，甚至更久的未来走向？ 10多年过去，依然有相当的温州企业硬伤和困局与10多年前大相径庭。他们集中在“微笑曲线”的最低位，徘徊在贸、工、技的逻辑里，没有建立起品牌价值，更没有突破性的技术专利。对比之下，正泰日后的前进轨迹，以及最终成为温州第一家登陆中国主板的上市公司，无疑客观上验证了企业之生命与人之经历，幽深处不可不察，叫人感慨万千。 新鲜事 人们在各自领域奔忙，牵出大大小小故事。尽管杂乱，也精彩纷呈。 前几年无比风光的牟其中发表管理论文《99度＋1度》，这或许是中国第一批民营企业家发出自己思考的始端；大洋彼岸，彼得·杜拉克出版了《管理未来》一书，这位管理学泰斗和他的著作日后风靡中国。人世间的煊赫光荣，往往在瞬间注定。风云莫测，电光火石间，世界早已流转一新。 城市运转不停，新旧更替交织。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发廊”散布全国，外来事物也纷涌而来。人们摸不准温州的脉搏，任它们兀自吐故纳新。 手提电话刚进国门没有几年，温州人已迫不及待。当时，人们将这款称为“大哥大”的手提电话看作是“身份的象征”。虽然带有暴发户色彩，但恰如其分。砖头大的手持机总是特别显眼，大街上边走边通话，注定招来“不少回头率”。 温州街上的“大哥大”清一色是摩托罗拉8900。笨重的块头套在专门夹包中，露出颤巍巍的天线，拎在手里“很风光很洒脱”。虽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这种“风光”和“洒脱”。 因为数额有限，首批移动电话号码需要“公开拍卖”。1992年8月2日，第一次放量拍卖38个号码。五六百名竞拍市民将鹿城拍卖行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显然是有备而来，过程异常火暴，每次报价都有人举牌竞拍，最后拍得247.55万元。最高的号码拍到12.1万元。 想拥有一部手提电话，光一个号码费是不够的，还需缴2.2万元初装费（包含“大哥大”），每月缴纳150元月租费。市内通话每分钟0.5元。长途通话则加收长途通话费。一年下来，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样一件耗钱的东西，在温州却供不应求。 这就是温州，仿佛物理学上的黑洞，任何新事物出现，便会受到追捧。手提电话引起的兴奋没有消退，股票又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对象。 1992年9月，温州第一家证券营业部温信证券营业。开张第一天，营业部门口排起长队。不少人“彻夜排队”，更有人“将人民币成筐成篓地抬进营业部”。50张委托单很快在短时间一抢而光。买到股票的人露出胜利者的笑容，没买到的“摇摇头走开”。 然而，事后证明，火暴的景象仅仅是昙花一现，股票很快在温州遭受长期的冷落。 温州人的群体发家史，从来不缺少对新事物的追捧。某个财富领域出现空白时，庞大纷杂的温州大军便会蜂拥而入。炒房、炒煤、炒矿，通过各种“想得到就做得到”的方式，无数温州人摆脱贫穷，走向暴富。他们对财富的追捧总能激起更大范围的涟漪。 现在，涟漪有了波及不到的地方。多少年后，中国人对炒股已习以为常，温州人倔强的“不喜欢炒股票，买基金”， 尤其“那些大款，投入资金炒股的更少”。事事争先的温州人“唯独对股市避而远之”，《经济日报》对此大惑不解，称之为“一种奇特的金融现象”。 然而在狂热和冷寂交替中，还是有人在股市里捞到了未来。 开市那天，王建波从证券营业部对面的眼镜厂下班，看到有人排队，就下意识跟了进来。就这样，他戏剧性地成为温州最早的50个股民之一。牛市时，王建波大发其财，半月时间狂赚1亿。而据坊间传言，同样是靠着做股票、炒期货、卖眼镜的黄伟一夜发迹，如今荣登温州首富。 黄伟温州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瑞安城关一中当老师。没多久，他辞职下海。当时，杭州名头最响的商场是国际大厦。黄伟在一楼租下几个柜台卖眼镜，赚到2万多元。恰逢股市走牛，他用这笔钱买进800多张认购证。这笔投资为他换来800多万元人民币。 认购证出现不久，温州民间流传这样一个段子： 1991年，“票贩子”章某以50元一张的价格购买3个认购证。几天后，认购证暴涨200倍，章某轻松赚了3万块钱。因此，为限制疯狂抢购，股票市场需要凭身份证购买认购证。 黄伟大范围地收集身份证，然后以5元钱的价格疯狂购进认购证，“转手能赚到几倍的利润”。握着这笔钱，黄伟转身进期货市场，做得风生水起，“输赢都在千万元以上”。 与多数人不一样，而和多数温州人一样，黄伟最终从变幻莫测的金融市场抽身出来，投身进入实业领域。1994年，他分别投入1亿元资金，先后创立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新湖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进军地产业。 黄伟搞房地产很像做股票，“有点投机的味道”，“看好土地升值于是买了很多地”。不到一年，他手中握有不下100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号称当时土地储备最多的地产商。 随后几年，黄伟在资本市场翻云覆雨。通过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股权交易，先后进入地产、金融、矿产、制造四大产业领域，未来财富的空间充满变数，黄伟不容置疑地一跃成为温州首富。 财富总是能激起人们的好奇，媒体也试图制造出更大的轰动。面对询问，黄伟总是尴尬地笑笑。外界猜测甚嚣尘上时，黄伟愈加神秘。他甚至不直接面对记者。“这辈子黄总都不会接受记者采访！”旗下公司高层甩下话，起身而去，任凭记者惊得目瞪口呆。庞杂与理智，喧嚣和静谧，就如同一场盛大而又不可思议的隐喻。 悲喜交织 冬天，天气出奇寒冷。福建石狮的风雪衣、夹克衫畅销全国，一到货便被抢购一空。周成建当机立断，生产此类衣服。小作坊生产的衣服量不大，质却不错，卖到东北，被一个黑龙江老板一眼相中，老板下了数百件的订单。 工人连续加班几个昼夜完成任务。质优价廉的衣服很快占有一部分市场，客户接踵而来，订货量激增到几千件。过完冬天，周成建钱包鼓了起来。 几个订单挣上数百万，这钱来得容易，可周成建没感到满足。服装市场摸爬滚打几年，他的眼光老道许多，胃口也膨胀起来。 温州服装行业同质竞争到白热化的程度。个体户、小作坊散兵游勇般蜂拥着，看到什么流行就生产什么，产品大同小异，抄来抄去总是几种款式。 温州街上逐渐出现国外的服装品牌。新奇的款式吸引周成建的注意。这些洋牌子主打休闲，受年轻人欢迎。心头一阵激动，周成建把手里的钱全部投进了制衣厂，借鉴外国品牌，给衣服起了颇为绕口的名字：“美特斯邦威”——既新奇又好记，还带有异国情调。 这年，中国服装市场掀起休闲风，“美特斯邦威”随风飘散。再后来，这个已上口的品牌被植入进《变形金刚2》的电影。随着影片在全球上映，引发热议无数，有褒有贬。 伟大的创意通常源自碎小的细节。周成建大张旗鼓之时，陈鸿斌还在苦苦寻找灵感。 为寻找设计灵感，陈鸿斌利用各种机会观察学习。他跟团赴香港旅游。10天的旅游时间，他把其中7天消磨在香港皮鞋街上。返程时，别人带着香水、玩具，陈鸿斌带回一大批高档皮鞋。 深圳一家商城内正在进行一场时装表演。坐在头排的陈鸿斌目光被一双鞋子吸引： 鞋跟造型从来没有见过，米黄色的鞋底闪闪发光，像镀了一层什么材料。他起身走入后门，塞给门卫50元，希望“见见那位穿闪光鞋的模特”。 面对眼前陌生的男子，模特感到诧异。陈鸿斌赶紧解释，“我专做皮鞋的，能不能看一下你的鞋。”手捧鞋子，他盯了五分钟： 鞋底材料是改良过的聚氨酯，经过电镀处理，鞋跟则是细桥跟。弄明白后，陈鸿斌赶回温州，一头扎进了新型鞋底的研制。 从温州到北京，再到纽约、巴黎，温州人的坚韧和执著成了市场经济的完美寓言。然而，并不是所有温州人都一帆风顺。 那个年初豪言壮语地解读大政方针的胡万地，这一年更像一首有头无尾的悲歌，尽管开始气势昂扬，最后却草草收场，留下一个无限落寞的身影。 一年前，胡万地是二轻企业的厂长。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4年，成功挽救半死不活的工厂，还利用一次全国会议的机会，拉到180万元的项目，“搞出很大的动静”。 1992年年初，胡万地辞职，成了私营企业“精益”开关厂的厂长。他意气风发，成为人们眼中的另类。《“出格”的胡万地》，媒体用如此标题将他的形象放大。家人替他紧张，身为机关干部的哥哥找到他，狠狠地说：“胡万地，你头大啊，这样的话，你都敢说。”胡万地不为所动，回应说，“你们不看文件，我说得没错。” 柳市这个是非之地，姓氏问题依旧模糊不清，人们紧张但无奈，仍旧操持着各自的生意。胡万地一鸣惊人，“我们说这盆水很脏要倒掉，但总不能把坐在盆里的胖娃娃也一起倒掉吧”。说这话时，他手里正拿着《人民日报》，思路却飘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几天前，他收到美国一家大型企业的邀请函。如果谈判顺利，这将是笔大生意！多年的经验让胡万地满怀信心。1992年年底，他搭上飞往美国的航班。 谈判果真顺利。飘雪的纽约街头，胡万地手捧汉堡边走边吃，尽管冻得发抖，他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过几天就要回国了，回去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只要他的“精益”开关厂算出一笔账，缺多少，美方出资多少！他甚至追忆起上任第一天简单“讲的几句话”： 希望大家扭成一根绳，同甘共苦，为“精益”发展做出各自的努力。 生意蒸蒸日上，可大家没能“扭成一根绳”。从美国回来，胡万地感觉到了异样： 办公室变成了车间，办公桌椅“不翼而飞”，诸如“企业效益好了独自跑到美国去逍遥”之类的流言四散。失落之余，他选择了离开。 颓废无可避免。失落的胡万地要重新崛起，尚需要时日。 猛回头已是万年身。对于凡夫俗子，世间一切，皆是背景。 胡万地默默离开的时候，售价一元的一次性打火机风靡全国，曾经风光的火柴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 绚烂至极，归于平淡。辉煌的过往在事后看来，总让人意味深长地叹息。岁末，温州火柴厂寿终正寝。 综观这年，一个人或一个碎片的失落并不能遮掩温州的繁忙。陌生并熟悉着的这个城市，正以世人瞩目的速度领跑繁荣。更多的温州人，或出走异乡、或坚守本地，在激情与战栗之间小心又大胆地闯关。下一年，温州人的故事，在挥洒着大红大紫色调的宏观背景下，又会演绎出怎样的悲欢离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四处蔓延的商业脚步，已然无法阻挡……“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第十三章 交锋 1994年，对外开放一下子加大了力度。 中央在全国批准建立一大批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开放沿边、沿江和省会城市。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梯度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初现雏形。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夹杂着意识形态争论，以及中外间交锋的故事不断上演。 如同战役 新事物层出不穷，旧事物终将被雨打风吹去。 奥拓开始在街道上抛头露面，菲亚特显得寒酸过时。当时，一部名为《喂，菲亚特》故事讲述20世纪80年代，温州青年丁志方借高利贷购置菲亚特汽车，成为全市第一个个体出租车司机，几经挫折，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走出低谷。菲亚特不仅是温州人的谋生手段，也成为蓬勃发展的温州民营经济的象征之一。的电视片正在温州城热播，却也阻挡不了菲亚特被淘汰的命运。 1994年年初开始，菲亚特陆续退市。10月，市政府发布通告，限定市区菲亚特在1996年12月26日前全部报废更新。就这样，在大街小巷中穿梭数年的菲亚特以这种戏剧化结局收场。 历史滚滚而来，一切障碍终被碾成碎渣，和时间一起，飘散在记忆深处。多年后，行走在温州的街道，或许还能听到一些老人这样拦出租车：“喂，菲亚特！”个中滋味，百转千回。 奥拓对菲亚特的胜利显然是新老事物更替的一个罕见侧面，更多的危机和挑战，正由外部而来。是年，中国引进奥斯卡影片《亡命天涯》。40岁的哈里森福特亡命逃生的经历，悄悄地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上创造了2500万元的票房纪录，让国人第一次惊呼“狼来了”。 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显示出坚硬无情的一面。人们怀着对旧事物的留恋，投身于新事物引起的躁动之中，欢欣雀跃之情溢于言表。 事物潜滋暗长，风暴开始在角落里悄悄酝酿。 潮起潮落，兴衰更替绵绵不绝。 制造产品—物欲吸引—消费渴求—市场扩张—新品上市。按照这样的流程，经济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市场经济蕴藏的力量潜移默化，中国人在消费和满足中张望，进而制造出更大的空间。没有丝毫悬念，新空间将被新产品占领。 对外国公司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1994年，福特汽车公司在中国建立若干汽车零部件的转包厂。而此前，德国大众已在上海和长春两地设立合资企业。 变化不仅仅是这些，美国饮料巨头也盯上了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2月，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分别与中国轻工业部签署合同。前者计划两年内把对中国的投资追加到5亿美元。后者表示，今后7年将在中国投资3.5亿美元，将中国销售额增加一倍。 中国的年轻人中间刮起“可乐”风暴。一种普遍观点认为，可口可乐是前卫时尚的象征，更“派”一些。北京著名商城“蓝鸟大厦”的冷饮机旁，常常会排起购买可口可乐的长队。 一听可口可乐价格为3.6元，带有蜂蜜味的健力宝价格为3.5元。可价格显然不是主要因素。一位“每天吃饭时都喝可口可乐”的小伙子认为，冰镇可乐很提神，“任何国产饮料都无法与之匹敌”。 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发生在1993年。重庆“天府可乐”公司被 “百事可乐”正式收编。这个曾登上人民大会堂国宴席的饮料公司一度被作为中国饮料业的希望，它的没落让人欷歔不已。这年，两大可乐巨头在中国大肆扩张，先后收购8家饮料公司，销售量达到创纪录的70万吨，占中国碳酸饮料市场的20%。 外国公司大行其道，步步紧逼，中国本土企业面临挑战。《中国经济新闻》一篇报道中用悲观的语调写道：“能与外国公司竞争的中国饮料公司的数目十分令人失望。除了出类拔萃的健力宝外，余下的只有一家新的‘海南椰子汁’公司。” 然而，健力宝也逐渐感到力不从心。公司总经理李经纬不止一次呼吁：“我们需要政府提供优惠贷款，以便扩大生产、改良技术和开拓新的市场。政府还必须对外国公司适当控制。” 李经纬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数本土企业家的心声。随着国际资本大举进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发力，各个行业的本土公司都面临空前挑战。然而，政府急于进入关贸总协定，显然不会制定限制性政策。 当然，政府也不会坐视不管。1994年初，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是： 统一政策、开放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 李经纬们忧心忡忡，可贸易壁垒性政策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对外贸易交流中，中国公司需要学习的仍有很多，政府更愿意本土企业在竞争中成长，而非一味地提供温室。 有前瞻的企业人其实早已开始自我充实。北京，北大工商管理学院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1995年迎来首批MBA学员。青岛，带领海尔走到第10个年头的张瑞敏提出“OEC”（日清日高）管理方法。如今看来，这当属“中国式管理”的最原始结晶。 中央政府在为建立巩固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而忙碌，外来者则跑马圈地。世界融合大势所趋，竞争与交锋不可避免。除了奋起反抗，中国的企业家们别无选择。 中外企业的竞争自然会波及温州。温州人，在交锋中吃尽苦头。 冬天渐行渐远，人们心中的寒意并未散去。莫名的压力扑面而来，所有人绷起神经。命运无法逾越，可结果敲定之前，无人轻言放弃。 过完春节，一位个体户到民航售票处购买去广州的机票。售票员告知票已售完，他不假思索地说，“那我买到杭州再转”。“杭州机票也没了。”“那干脆买到北京吧。”售票小姐吃惊了：“你到广州为何要绕这么大的圈子，经济上合算吗？”个体户说：“我们做生意图的就是快，快就能赚钱。买机票多花几个钱无所谓。” 大背景下的小插曲总是能凸显鲜明的意义。温州民营企业的异军突起曾经制造出无限荣光，但正如肆无忌惮的野草，疯长之后总会被无情摧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温州民营企业家草根式的崛起引起了国外竞争对手的恐慌。 太平洋浩瀚缥缈，彼岸正在密谋。 温州个体户仍旧奔波不已，只是在冰冷的国家意志面前，所有奔劳都注定徒劳。他们像扑向悬崖峭壁的海浪，一次次积攒起力量，猛烈地冲击过后，总会洒下粉身碎骨的希望。一波接一波，收效甚微，但慷慨激昂不减，反而多出些许悲壮。 前几年，质优价廉的温州打火机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节节上升。以著名打火机厂商ZIPPO为首的美国企业多次掀起针对性的反倾销诉讼，都无果而终。但1994年这一年，温州打火机业将遭遇一场蓄谋已久的伏击。美国政府悍然推出旨在维护本国打火机生产商利益的CR法案，试图将在美国市场攻城略地的温州打火机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每年因儿童玩耍一次性打火机而引发火灾，造成数千万美元损失。美国市场上95%的一次性打火机出自温州。ZIPPO以此为契机，积极游说国内相关立法机构，最终促成CR法案的出台。 CR法案全称为“Cance Law”，意为“防止儿童开启法案”。该法案以保护儿童为由，要求凡进口价格低于2美元的打火机必须通过安全装置、标签、测试、认证、货物储藏等一系列检验才能进入美国市场，以防5周岁以下的孩童开启。 温州出口到美国的打火机的价格多在1美元左右，未设任何安全装置。美国人意图明显，就是要将风头日盛的温州打火机永远挡在大洋彼岸。 法案一经通过，温州人措手不及。由于不了解该法规的具体要求，一些企业盲目闯关，致使货柜被美国海关扣押、退货或没收，甚至被处罚款。以黄发静的公司为例，其对美销量转瞬下降七成，而更多的打火机生产商因此一蹶不振，只留得心中一片孤寂。 反攻 灾难中，有人倒下，有人崛起。 CR法案击碎了无数温州打火机生产商的雄心，并不能泯灭温州人的壮志。昔日风光四下飘零，踏着同乡们支离破碎的梦想，一部分温州人走上复兴之路。 他们姿态万千，熠熠生辉。悲情，可不伤感；细碎，却足以震撼人心。 游走在飞扬与落寞之间，习惯了浴火重生的温州人，再一次重整旗鼓，铿锵前行。而林光的故事则是其中最不能错过的一节。 9年前的1985年，林光的身份是温州市某医院的一名中医，他只身赴美，做了两年医生后在餐馆打工。没过多久，他托朋友从温州进小商品，在街边摆摊谋生。摊位上最抢手的商品便是温州打火机。 等到小有积蓄，林光成立美国幸运贸易公司，专营温州打火机。物美价廉的温州打火机深受美国普通消费者欢迎。林光因此被称为“第一个把温州打火机卖到美国的人”。 CR法案颁布后，林光的生意同样遭受重创。但他迎接挑战，“国际贸易自有一定的游戏规则，如果谁要参加并想取胜，就得创造条件遵守和适应这个规则，否则只能被市场淘汰出局”。此后3年，林光投身于新技术的研发当中，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发明“加重型防儿童开启装置”，获美国专利保护。 然而，林光并未靠此谋取个人私利，而是与温州打火机企业无偿共享。从此，温州打火机生产商跨越CR法案的障碍，重新占领美国打火机市场半壁江山。 迷茫一晃而过，繁荣与没落此起彼伏。日后，尽管游戏规则变幻无穷，温州人逐渐在初始的被动中，变得游刃有余。 国外，打火机制造者们鱼跃龙门，这是温州人在中外贸易战中获得的最宝贵财富。温州本土，一位“下海”公务员偶然间悟得“真金不怕火炼”，开始创业，且意气风发。 1994年4月8日上午，市人民中路翡翠大楼106号张灯结彩。“安信”实木地板商店开业，主人名叫卢伟光。几天前，他还是市渔船检验局的一名公务员。在那里，他当差六年。后来回忆，他说，简直是“误入歧途”。 卢的父亲经营游戏机生意。14年前首次把日本任天堂游戏机引入国内，卢家一夜致富。但卢父不愿儿子重走老路。卢伟光却相当执拗。偶然的机会，他听见父亲与香港客商讨论建材生意，便产生经营地板的想法。 1994年，地板价格不低于每平方米200元人民币，最高能达到每平方米1200元。卢伟光顶着家人压力，辞职出来，借了30万元，租下一间28平方米的店面，进来第一批地板。开业当天上午10点，卢伟光迎来第一位客人。年轻人进店逛来逛去，又看又摸，“你的地板到底好不好啊，以前有没有人买过？” 急于开张的卢伟光脱口而出：“耐磨不怕烫。”小伙子较起真来：“我正装修房子，你拿块板让我烫两分钟，如果不坏，我就买。” 进货时，厂家说过地板不怕烫之类的话，卢伟光并没有亲自尝试。“不试的话我就没机会”。他递上一块地板，“烫吧！” 年轻人燃起一支香烟，耐心地在地板上烫起来。10厘米左右的香烟一点点地变短。两分钟后，地板安然无恙。最后，卢伟光以每平方米270元的价格卖出18平方米地板，净赚1000多元。从此，卢伟光“整个人精神起来”，对地板行业充满信心。全国5000多家木地板经销商，“安信”不过是其中普通一员。不过，卢伟光最终把“安信”培育成中国地板业的老大。 2009年8月25日，《温州商报》刊出一篇名为《安信地板15倍重金寻找第一位顾客》的文章。卢伟光解释：“我们做出行动，寻找第一单客户，把以前他买地板花的钱，经过15年，以15倍返给他，表示对客户的尊重和感激。” 志在必得的后继者卢伟光已经突破重重阻隔，在国际地板市场上呼风唤雨，俨然一方人物。今后他将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必然和偶然之间，引人入胜。 即使为人熟知的成就与1994相距甚远，可所有后来的故事都在这年埋下伏笔。 这一年，南存辉不再为在美国市场受阻而发愁。就在几个月前，他刚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把38家企业收入麾下。正泰集团横空出世，强力进入美国市场，瞬间艳惊四座。 然而，正泰与外商施奈德的交锋才拉开序幕，将在更长的时间段内延续不止。 年中，全球最大的电力与控制企业施奈德派商务代表访问正泰。南存辉派专车到永强机场，以最高规格礼遇迎接不速之客。参观完正泰总部和公司生产线，施奈德商务代表郑重提出，以现金方式收购正泰80%的股权。 南存辉不容权力旁落，严词拒绝对方提议。此后数十年，施奈德和正泰上演“蝶恋花”。奈何“落花有情、流水无意”，合资谈判都以正泰拒绝告终。每次谈判破裂，施奈德便会以正泰产品侵权为名发起诉讼，借机索要巨额赔偿。 12年间，施奈德起诉正泰多达24次。南存辉始终隐忍不发。“谈归谈，打归打”，在和施奈德的纠缠中，正泰和南存辉都在成长。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南存辉也越发感到人才的重要性。家族企业的局限性严重限制了人才才能的发挥。1998年，南存辉在正泰集团内部掀起股份制改革。 通过推行股权配送制度，南存辉一方面弱化家族控股权，另一方面把空出来的股份配送给最优秀的人才。几乎一夜之间，陡然生出数十位百万富翁，多是南氏家族外的企业员工。正泰面貌焕然一新。股东由原来的10个增加到100多个，南存辉个人股份骤降至20%。但“正泰”活力大增，发展迅猛。南存辉坦陈：“分享不是慷慨，对创业者来说，分享是一种明智。” 分水岭 1994年7月1日，《公司法》出世。这部酝酿5年之久的法律对公司设立、组织结构以及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规定，旨在建立中国现代企业制度，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4个月后，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朱镕基总理指出，现代企业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我们要在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进行各种形式的探索，不是要把所有的企业都办成股份制公司，更不是要把所有的企业都办成上市公司。 朱总理的这番话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1994年年初《日本工业新闻》上刊登的一篇针对中国经济形势的评论。那篇文章用前瞻性的眼光预测：“中国将迎来重大转机的1994年”。当时即有人断言，《公司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提出将成为中国企业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变化声名昭著，首先发生在企业名称上。之前，中国企业多以“厂”命名，生产味十足而商业化不足。《公司法》颁布实施，新成立的企业统称“公司”，企业法人代表为“经理”。 从厂到公司，从厂长到经理，名称的改变只是宏大转机的直观化表现。伴随着种种细微变化，中国企业的名称、组织结构、功能以及权利和义务，发生一系列实质性的提升。无可否认，《公司法》的出台，打开了中国企业现代化进程的大门。 变化透彻肌理，事情的发端却起始于细微。 1994年下半年，公司以庞大纷杂的姿态出现。新生事物欢欣雀跃，仿佛未来无限美好。人们看不到出路，可时刻感受着激励，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公司的运作当中。有正确、有错误，有激进、有落伍，大河奔流，人们在各自的领域奔忙，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周成建筹集400万元，在国内外1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商标美特斯·邦威。他以20万元的年薪，聘请职业经理人洪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两人策划制作了一件10米长的巨大风衣，引来新闻媒体疯狂追逐。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组把这件风衣和周成建双双搬上银屏，亮相达8分钟之久。 与此同时，温州服装市场经历着行业重组。 为追求规模效益，许多生产商结盟，组建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打造自有品牌。温州1000多家西装厂中，年轻的“威丽斯”西服公司脱颖而出。几个月前，该公司生产的“威丽斯”牌西服刚刚在国际优质商品博览会上拿到金奖。 这家公司的老板正是两年前到温州大学自费深造的郑元忠。在温大求学期间，他与本书第一作者结为“要好的朋友”。在前者邀请下，本书第一作者辞去教职，担任“威丽斯”公司首任总经理。年底，“威丽斯”实现利润1500万元。 西装市场竞争加剧，看不到希望的郑兴涛则转行卖起内衣。他投入10万元启动资金，在五马街高公桥开设了温州第一家品牌内衣专卖店，经销台湾“百利安”内衣。生意并不好做，但郑兴涛“对这个行业充满信心”。他注册成立安安内衣贸易公司，投入重金，在广场路开设第二家内衣专卖店，不时在温州电视台投入广告，“希望能增加品牌影响力”。 其他行业，同样几多欢喜几多愁。 月兔空调厂顺风顺水，乃至温州市委书记张友余亲自为他们做广告，在自己专车后挡风玻璃上打上醒目的“温州月兔空调”广告字样。 月兔空调声名鹊起，温州家具市场也显山露水。许多温州家具厂商都和“富得宝”家具董事长林潘武有相同感觉：“订单多得根本做不完”。 而小有名气的奥康则步入家族企业的固有困境。王家人与钱家人矛盾重重、摩擦不断，王振滔、钱金波最终分开单干。双方亲戚一片叫好，王振滔却高兴不起来。分家之后，皮鞋厂元气大伤，“几乎是半做半停”，前后持续三四个月。那段时间，王振滔常常感到喘不过气来，他迫切希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事实上，种种利好消息总是表面与肤浅。外来商业势力的入侵，支撑温州的乡镇企业十余年发展的草根模式已不足以提供长久动力。缺少资金、技术以及人力资源等现代企业生产要素，温州民营经济的“夹缝工业”其实面临着被淘汰的威胁。 不只是温州，在中外经济的交锋下，整个中国经济都需要作出调整。早在1994年年初《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再次强调：“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高速增长，但整体形势不容乐观。”而法国《费加罗报》认为：“经过几年的高增长，北京政府试图把经济增长速度降到10％，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力图放慢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唯一国家。 除此之外，中国应该效仿日本、韩国以及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保护很多效率不高的农民和城市产业，直至现代工业吸收掉这部分劳动力。”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诺曼麦克雷认为：“这才是中国的未来”。 实际上，温州市政府正在如此行事。 新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也随即展开。这项名为“一村一品”的活动中，温州市政府提出： 每个村都集中生产一种产品，在每个村形成一种专业市场。 口号一经提出，响应者云集影从，顷刻间，温州乡间建立起大大小小的专业市场约500处。为打开销路，10万温州人遍布全国各地，推销温州小商品。这些离开温州的人是幸运的，也是痛苦的。他们躲过一劫，却为死难的同乡亲朋欲哭无泪。 1994年8月21日晚10点半，台风登陆温州龙湾区海城街道。当远在玉环的坎门站阵风突破50m/s时，狂风早夹杂着暴雨倾泻进浙南大地。“FRED携带着茫茫海潮将万物吞噬的时候，一切皆成枉然”。台风造成的损失骇人听闻： 损坏房屋84万间，倒塌17万间；淹没农田9.8万公顷， 4.6万公顷稻禾颗粒无收；冲毁堤塘760公里；工矿企业停产6万多家，直接经济损失达95亿元。特别令人痛心的是，台风中死亡千余人。整个温州城一片汪洋。 灾难像则寓言，如同整个时代，裹挟着急躁的情绪轰隆而过，许多人来不及看清方向便投身进去，激荡出更大的波澜。日后追忆过往，妄自感慨。 旧大陆与新革命 所有人都急不可待，理智变得如此稀缺。大环境如此，25岁的温州青年吴伟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今后6年，他将徘徊于犹豫中，苦苦奋进。 前一年，经营机电生意的父亲被骗千万，公司一蹶不振。吴家上下沉浸在阴云当中。一天，吴伟在一本叫做《太阳月亮》的香港杂志上看到中国首家性用品商店在北京开张。国人观念逐渐开放，对性的好奇转化成巨大的市场。保健品行业蕴藏巨大潜力，但政策限制，性产品经营处于灰色地带。 这不是交锋却胜似交锋，一场思想与意识、新与旧的交锋。 出于生意人的敏感，吴伟决定赴京考察，其父亲吴振旺、二弟吴辉及其女友随行。 北京白塔寺附近，四人转了许久，终于找到那家商店。严格意义上，它还不能算作商店： 不过是一家药店在一个柜台里摆放了几个没有厂牌、没有批文的自慰器。尽管如此，这些产品很畅销，每月能给药店带来4000元的收益。 1994年底，“亚当夏娃”保健品公司成立。专卖店开张第一天引起轰动，作为温州首家性用品商店，生意红火。一年后，吴伟开设多家分店，申请得到国家药监局的生产批文和销售批文，可谓名正言顺。 吴伟春风得意，准备把产品铺到全国药店，找到中国医药集团寻求合作。“我们非常看好国药的销售网络，那么庞大，效果一定不错。”结果出乎意料，“货铺下去后，一点动静也没有”。吴伟隐约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几经调查，找到原因： 性观念保守，买卖双方都羞于启齿。 市场巨大，产品却陷入滞销困境。一年下来，吴伟损失惨重。为了找到市场突破口，他一度想出很多办法。但是按照政策规定，性保健品既不能做广告，也不能搞促销。吴伟手段频出，都收效甚微。6年间，“亚当夏娃”保健品公司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好几次，吴伟想关门了事，最终还是没有放弃。当初为一纸批文，他曾耗费无数心血，何况批文全国只此两张，丢弃了实在可惜。 中国与外界心照不宣地互动着，而在这喧嚣与哗动的商业场中，吴伟是这一年最孤独的一个。但他一直在想，再忍两年，说不定就会春暖花开。 到了秋天，《报刊文摘》注意到发生在温州校园的一个细节： 从温州市区的几所小学校了解到，一些家庭比较富裕的学生，在同学之间的交往上已使用上名片，而且种类繁多。瓦市小学一位林姓学生，名片上除标有校名、姓名、住址、班级以外，还把家里的电话号码、父亲的手提机、传呼机号码和父亲的职务标上。一部分温州人变得热切而急躁。财富的鼓动下，他们不再含蓄，而是以正大光明甚至骄傲自得的面貌示人。这，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发生在三亚的一桩杀人劫财案件证实了这点。 某个傍晚，32岁温州老板程某驾驶本田2.0小轿车外出办事。行驶到凤凰镇后遭遇歹徒劫持。被抢走身上3000多元现金、一枚金戒指和一部BP机等财物后，程某最终被歹徒用尼龙绳勒死，其尸体被丢弃在凤凰镇海坡工地海滩上的草丛内。 视角切回年初。1994年3月份，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是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大局。我们在各项工作中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认真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改革开放是推动发展的动力，发展与改革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而保持社会稳定则是发展经济和顺利进行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诚如斯言，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相得益彰的社会环境。而市场经济大潮下的社会如同“校园名片”一样，早已聒噪絮烦。在这样的环境下，稳定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主题。 这年，中国城市的电影院中热播一部名为的影片。电影让人无所顾忌地大笑或流泪，“可大喜大悲过后，总觉得活着真是不容易”。个人命运随波逐流，被历史牵引。命如蝼蚁般的个人，只能产生枉自兴叹的生命之痛。 岁末，作家叶永烈回故乡温州探亲。“温州这几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叶永烈感到一丝陌生，除市中心旧城区之外，他已“不识故乡路”！变化就在交锋中迅速发生，身处其中的温州人感觉不到，只是更大的变化还将席卷这座城市。 第十四章 正本清源 1995年年初，浙江省评出全省1994年十大专业市场。义乌小商品城以102.1亿元的成交额雄居榜首。闻名全国的温州竟无一上榜。大惑不解之余，温州人不禁要问： 温州怎么了？ “冷门”为什么冷？因为不赚钱。一亩地成本7万元，加上三通一平成本3万元左右，加起来10万元。而卖13万元还没人买。但是，吴敏能卖到16.8万元。他有诀窍： 不在上海招商，而跑回温州花60万元大做广告。 20世纪60年代初，小学未毕业的张独自谋生杭州。摸爬滚打数十年，带着所有家底，张朝荣成立安装队。几年下来，赚了几万元。后来，他把目光投向交通运输业，申请开往杭州、金华和长沙的线路。客车运输业带来滚滚财源。1990年，他一次性购买35辆中巴车，准备投入温州市内交通，未获批。理由是： 私人无资格经营市内交通，“有关部门明确表示，市内公交只能由国营或集体企业运营。公交运营，除非挂靠国营或者集体企业。” 孔繁森的事迹传到温州，大荣电气总公司总经理朱明焕按捺不住。为孔繁森的精神所感动，他承担了两个藏族孤儿的生活、学习费用，直至大学毕业。 办企业为了什么？过去温州人目的比较简单： 脱贫致富。今日温州一些新型企业家的回答则要响亮得多： 干一番事业，创中华名牌，兴民族工业！ “发展在前、政策滞后”，特殊的环境往往造就特殊的对策。民营企业的尴尬处境下，权宜之计悄然诞生： 个人注册公司，找一个国营单位挂靠。此举一出，诸多创业有路、注册无门的人大为叫好。一方面，可以堂而皇之地拥有自己的公司；另一方面，有“红帽子”保护，为经营者减少了不必要的行政麻烦。民营经济主动靠拢也可让地方政府回避搞“资本主义”的“帽子”。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数据，1995年中国集体企业数量达到534万户高峰；另全国工商联、私营经济研究会联合进行的第四次私营企业调查，全国1/4以上的私营企业戴过“红帽子”，沿海一些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更是高达95%以上。 温州鞋业市场上4300余家鞋企厮杀激烈。“跟别人走一样的路等于没有出路”，其他鞋厂老板忙于扩充产能，钱金波决定独辟蹊径，选择“无工厂”的虚拟经营模式。 几天前，该村鱼市上出现了一条罕见的黄鱼王。按当地风俗，吃到黄鱼王者必能交一世好运。于是围绕黄鱼王有了一场激烈的竞价。竞拍价直线上扬之际，外村人闻声而来，且出手阔绰，一开口便喊到10万元。 打造品牌，设计出与众不同的产品，钱金波重金聘请设计人才。温州有位名气不小的制鞋师傅。钱金波多次邀请，老师傅委婉拒绝。钱金波亲自登门拜访，对方提出年薪10万要求，他当场再加两万。因此一事，钱金波在温州鞋圈有口皆碑。 收货时，经销商们感到意外和惊喜，他们将照片挂在店面里作为宣传。红蜻蜓打出了名气。可由于投入过大，公司陷入资金困境。 潮流奔涌，顺势者生。众说纷纭的评议中，温州人不为所动，决意执著。各种怪异举止，外人看来当时恍若隔世、懵懵懂懂，事后往往恍然大悟。 是什么令一个人作出如此彻底决绝的抗争，显示出不妥协的前进力量？如果说有什么激励因素的话，那便是开放时代个人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自我理想的追求。金星完成男女转换的时候，一首来自香港流行乐队Beyond的歌曲《真的爱你》正在走红。此后多年，这首歌曲将以超越时空的精神意义影响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短短3个月，经销商卖出1300多台富康车。轿车货源紧张，而银灰色的富康车却无人问津： 一边是静静排着的几十辆银灰色富康车，另一边是几十位不屑一顾、拿着提货单嚷嚷着要提车的司机。“颜色不讨彩，‘银灰’、‘银灰’，温州话谐音为‘银不要’，连银子都不要，驾驶员不喜欢，乘客也不要坐。” 仓库里装满粮食，城里人用了30多年的粮票被取消，商店货架上什么都有，老百姓买东西再不用排队。政府的统计报告说有600种商品供大于求。从这一年起，商品市场调转了风向，一个新概念随之问世： 买方市场。 在城市，人们出差旅行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已不是新闻。而广大的农村，有人用卖粮食的收入投保养老保险，还有人买了独生子女养老保险后，主动退掉第二胎生育指标。 “鹿运红帽子”事件就此告一段落，可其影响并没散去。4年后，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国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写进宪法。此后，徐文荣、茅理翔等国内一批民营企业家陆续摘掉“红帽子”，回归本来面目。 最先变革的是企业制度。原先维系并促使家庭工业迅速发展的家族血缘关系逐步为现代契约关系和法制关系所取代。 人们惊喜地发现，“温州模式”被温州人扬弃、突破。 文章发表一天，有两人购买了银色富康车。随后几天，无人问津的银灰色富康成为抢手货。买车现场，司机们议论纷纷，“汽车颜色并不能帮人挣钱，如果汽车颜色好看，自己不去劳动，谁会把钱送上门来？”“如果人勤车勤，加上服务态度好，不怕‘银不来’”。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张朝荣的命运并未因此改变。他求诸法律，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却一连几月没有回音，看来诉讼已被“搁浅”。 吴敏剑走偏锋，可效果不同凡响。到上海寻求发展空间的温州中小企业都去购买他的地产。短短几年，他积聚起庞大的财富，在沪温商中名气大振。 对比之下，过往风光无限的张朝荣张朝荣是温州商人中颇具代表意义一员，以安装队起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投资交通运输业，和国营客车公司竞争，其人风光一时。，是年，流年不利。 然而，福祸皆此而生。 吴敏原名吴积敏，与9个兄弟姐妹同属“积”字辈。当初因为怕被人看作家族企业才改名。怕归怕，他骨子里仍旧是坚定的家族企业维护者。 张朝荣到场时，会议室里坐了10多个人。5人是鹿城区工交委工作人员，其余人员是公司股东。严格来讲，这称不上“股东大会”，因为公司的其余29位股东缺席。 一番争执，朱明焕得以资助形式参与抚养曲印和贡桑。王跃进则直接向孔繁森家属捐助。 但不管怎样，公交市场总算打开大门。他相继开通多路班车。公交线路越开越多，国营公交公司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公私双方摩擦不断。“电视经常报道，车撞了，司机跟司机打架，乱七八糟。”张朝荣说。而公交之战最后以他被罢免而告终。 质变之路 改变由表及里，呈现层次分明、有条不紊的递进。随着企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用人制度也由用亲向用贤转变。柳市一镇，一年就引进3000多名各类人才，中高级职称者1300多人。李忠宽是浙江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生，毕业后任教温州大学，被求贤若渴的高天乐请到麾下，出任副总经理。 几天后，公司换血，“新班子”上台，随即更换《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就这样，张朝荣彻底出局。前后投入360多万元的公司被接管，自己无能为力。张朝荣心有不甘，四处奔走维权。 召开“股东大会”不该由行政部门发文，且事前作为大股东的张朝荣竟然不知内情。他隐约感到不祥。 一年前和王振滔分道扬镳，钱金波无时不想自谋出路。多年经商让他意识到，没有品牌的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即便短期盈利，但欠缺持久动力，终究做不大。32岁的他重返故乡，创建红蜻蜓皮鞋公司。 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在给温州带来初步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疏于管理，偷税漏税、假冒伪劣时有发生。企业无规模，产品档次低，只能靠低价、低值参与市场竞争。凡此种种，说明“小商品、大市场，千家万户办工厂”的模式已走到尽头。 <er">引子 1993年，吴敏掏空积蓄，向亲友借债，凑够启动资金，成立上海大地王实业发展公司。 《中华工商时报》刊登了张朝荣的一封信件。紧接着几天，该报刊登了8篇系列报道。媒体介入让此事迅速发酵全国，并掀起一股“摘帽”运动，有7000余家“红帽子”企业要求变更登记，摘除“红帽子”。 不笑时，钱金波的表情介于恬淡和冷漠之间，仿佛已然超越七情六欲。就是这样几乎成熟到让人无法猜透的面孔覆盖下，隐藏着一颗极其跳动的心。 “红帽子”在全国遍地开花，成为中国经济的别样风景。而1989年，温州市发布《关于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中，温州政府为保护民营经济发展进行各种制度安排，许多温州商人挂靠在政府或集体的名下开办公司。 张朝荣看到一线生机。他多方运作，1993年终于戴上“红帽子”，挂靠五马街道办事处下的鹿城运输总公司正式营运。 事情的本质往往透过细枝末节的微观现象反映。温州经济经历了初级阶段的辉煌，处在二次发展的十字路口。有人疾呼，温州应该走出固有模式，重新振兴。 海风夹杂着新鲜的鱼腥味和令人神魂颠倒的金钱味扑面而来，1995年的温州，在如此热闹喧腾的氛围中开场。 张朝荣是早上接到的鹿城区工交委《关于召开鹿城运输总公司股东大会》的通知，当时刚刚要出门。实际上，他是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兼总经理，而且还是最大股东。 1995年10月，章烈成投资5800万元，成立南麂岛开发有限公司，买下南麂岛1750亩土地使用权和10098亩海域的开发使用权，成为中国“包海”第一人。 进军上海前，吴敏对南京、武汉、广州和上海等城市做过详细调查。他认为，无论从做大企业，还是拓展新的产业领域与市场的角度，上海是理想选择。“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培育更多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超大型企业，中国经济才会形成强劲的国际竞争力，而上海必将是中国第一大区域经济。” 1992年，吴敏满怀信心回到瑞安，向股东们宣布迁址上海。不料，齐心协力的亲兄弟，这时根本无法理解他的战略意图。“关键在于，大家思想方面已经拉开了差距。”吴敏“没办法，一人一票，亲兄弟也得按股份说话”。 城市改革本来已经出现转机，可是这一年有那么多工人下岗，无所事事，实在触目惊心。印钞机器的转速慢了下来，通货膨胀被遏止，紧接着是通货紧缩。 春末夏初，钱金波生产出第一批产品，尝试一种新的宣传方式： 用鲜花、绿草和鹅卵石铺就方寸之地，请专业人员设计摆放鞋子，并请婚纱摄影师为产品拍摄照片。“每只鞋子45度角摆好，只有这个角度出来效果才是最美的，每个镜头我都要亲自看好，完了才让摄影师按下快门。”随后，钱金波将艺术照放大到婚纱照大小并塑封，每个发货箱里一张。 尘埃落定，事情余波却未平息。温州企业家争养孤儿的事迹传为佳话。类似的事件通常都能激起人们的好奇和议论，而故事也常常会从侧面折射出趋势的变化——经过岁月的忍辱负重，温州人的形象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灵感来自他钟爱的红蜻蜓： 蜻蜓有大脑袋、两只眼睛、四扇翅膀和一条尾巴。根据仿生学原理，大脑袋可以视作企业增长方式；两只眼睛是研发和渠道；四个翅膀是人才、品牌、创新和规模四大工程；一条尾巴则以品牌为核心带动生产。 温州鹿城交通局三楼会议室空气凝重。张朝荣推开虚掩的门，轻轻走进去。现场的景象再次印证了他的担忧。 1995年上半年，南汇工业区715亩用地销售一空。吴敏离开瑞安时的想法变为现实——以上海房地产业为核心，以瑞安机械制造、广东发电设备及零部件配套供应、上海和浙江两地钢结构建筑业为支撑，组建吴泰集团。 钱金波一没关系，二没担保，索性找到当地建行行长直言困难。“这个年轻人的确与众不同”，建行行长 “违规”贷给红蜻蜓30万元。从此之后，钱金波没有为钱发过愁。“每天都是客户找上门来要货”，有的一出手订金就是15万元。他似乎天天都是在数钱，“很兴奋”。 有时候，贫穷和富有仅一步之遥，二者间微弱的差距也只是方向的不同。一旦正本清源，事物便会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发展蔓延，直至精力耗尽，真相大白。 有人说，“我真的很想知道，1995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什么？”对于温州人来说，疑问并不存在。乍暖还寒之际，温州苍南靠近福建的一个小渔村一改往日平静，热闹得不可开交。 的确，我们的国家在“痛与快乐”中历久弥新，整个社会也正经历着一场蜕变。 经过比较，吴敏制定“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发展策略，躲开竞争激烈的浦西和浦东，到了没有开发的南汇区，从“冷门”的工业房地产切入。 彼时，温州市场上流行着“天上开价，地下还价”的生意经。店里明确注明“不二价”，很气派但也很有“技巧”，但只要会讨价还价，标价2680元的西装也能便宜300块钱。 在这一年，台湾歌手齐秦发行了唱片。充满辩证的歌曲名称，不经意地成为具有时代意味的流行词汇。 几个月前，一篇《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的长篇通讯登上《人民日报》。文章记录了西藏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的感人故事。 焦急的变革者 朱明焕的举动传遍温州。霸力集团总裁王跃进也找到温州晚报社，请报社帮助做工作，把两个孤儿“让” 一个给他。 本村人着急了，六位富户挺身而出，合资12万元买下黄鱼王。当晚，人们在村头摆下大锅，熬出一锅热气腾腾的鱼胶汤。一户一碗分吃完毕，村民们才满足地散场，脸上挂着神气的表情，仿佛明早起来就会交上大运。 上海房地产行业风云激荡，大佬层出不穷。夹杂期间，吴敏仍然豪气冲天，“改革开放后经历两次经济周期，1993年是第三次周期开端。农业改革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轻工业的发展是解决穿，现在轮到住。这是我到上海发展的直接原因。” 痛并快乐着 “做企业的想法很单纯，就是赚钱，而没有把企业当作事业。”但走出温州，企业越做越大，吴敏逐渐认识到家族企业的弊端。“原有的股东价值观上的差距就暴露出来。”为避免企业陷入内耗泥潭，吴敏重组集团股份。 而一位京城记者特地来温州考察，不料受到一番“冷遇”。负责接待的单位甚至都没有去迎接，直接告知：“下飞机你直接去饭店大堂找服务台就行”。他感慨万千，“机场接待单位不露面的，还真是找不出先例来”。采访调研的四天时间，他没坐过一次专车。除了步行，便是乘坐出租车。有一次，市委书记秘书老曾直接推来自己的摩托车，带着他去了采访单位。 前几年，由于过度重视物质文明建设，经济持续过热，国人心态良莠不齐。经济发展的代价不应该以社会退步来埋单。政策制定者开始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应该注重社会整体发展的协调一致。两个文明被反复提及，二者相辅相成，推动中国社会的稳步向前。 没有清理任何一个股东，只在持股比例上做调整。通过这次调整，吴敏成为新吴泰的最大股东。决策上的发言权悄然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层一层向上集中，能力弱的股东逐渐淡出关键领导位置。 温州在公务接待上厉行节俭，其他方面却舍得花钱。温州市体育馆落成并投入使用，从此偌大的市区有了“一处像样的体育场馆”。 执著于品牌和公司变革的还有远在上海的吴敏。夏天，吴敏总算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并盘算着对家族企业进行重新调整。 在温州，一些事情的发生也变得耐人寻味。 抗争之余，张朝荣只能徒唤奈何。痛定思痛，他仍锲而不舍，而巨大的阻力和压力将他微小的希望一次次击碎。直至2000年，事态水落石出。那天，被“罢免”五年的张朝荣拿回正本清源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重新当上法人代表。 温州企业家奔走呼告，声势浩大的“卸下枷锁”的改变断然新生。 24年前，他从浙江第十一地质大队辞去电工班班长职务，和大哥凑了500块钱，在瑞安开出电子电器服务部。进货用去237块钱，两人便以此为股本金，一人一半股份。 1995年3月10日，《人民日报》上名为《浙江温州涌现72个亿元镇》的文章中，记者写道： 浙江省温州农村集镇经济发展迅猛。目前，全市有72个镇的总产值超亿元，其中工农业总产值超10亿元的镇达11个。温州市的建制镇现有136个，它们成为商品流通、信息交流的良好场所。集镇内承载的430多个商品市场，仅1994年上半年成交额就达30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82%。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其他地区处于计划经济笼罩之下，温州率先引入了市场机制。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以小商品起步，专业市场的发展带动了一系列产业出现。连续几年，千家万户家庭作坊，每年赚进几十个亿，从而使“温州人均只有3分地的穷乡僻壤发生巨大的变化，率先跨入小康社会”。 投票结果对吴敏不利，但他不肯认输。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 撤出股份，在上海另起山头；撤回提议，维持原状。思考半年，他找到一条既不分家，又去上海的第三条路： 不带企业一分钱，不带企业一个人。做大两地企业再合起来，败了他一个人担着。 区工交委主任主持会议。而他只宣布了一件事： 罢免张朝荣一切职务。张朝荣无法接受，提前退席，宣泄不满。事后，张朝荣感觉自己遭受了极大的愚弄。实际上，那天的“最终审判”是场策划已久的预谋。在这之前，张朝荣的道路可谓一帆风顺。 世事无常、造化弄人。钱金波心灰意冷，回到温州寻找差距。为了这10分的差距，他先后投资3000余万元打造鞋履文化，以至于有人问他到底是在卖鞋还是卖文化。 企业发展初期，缺乏资金、技术，为抵抗风险，吴敏选择家族化发展模式。“企业出现风险，家族的亲和力会凸现出来。”正是认识到家族合力的优势，企业每发展到一个阶段，他会吸收新的家族成员加入。实际上，这也是多数温州中小企业的普遍选择。 夏海鹏感慨，“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又少了一道枷锁。而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时的温州正在卸下更多的枷锁。 1995年1月底，相关部门发布数据显示： 温州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到创纪录的103亿元。温州人的财富变成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可他们在想着怎样把数字变成活生生的实物。所以，东风汽车推出新款富康轿车，温州人一哄而上。 精神层面的旧观念像一道枷锁，牵引着人们迟疑不前。一名叫夏海鹏的记者决心打破魔咒。他在《温州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人都说“富康”好，为何“银灰”卖不了》的文章，分析人们心理。 五马街街道办事处下面挂靠企业千家，娱乐场所，做服装、鞋子、打火机，“千奇百怪，什么都有”。张朝荣印象最深刻，一旦开会总特别热闹，吃饭都是20来桌。如果企业交税好，还能领到奖金，他最多时领到过5000元。 迫于压力，温州政府直接介入。经过详细核查，温州经委发现鹿运公司银行账户、注册码以及股东身份都是私人背景。“非常明白，这是一个假集体”，温州经委对其产权进行鉴定，作出正式报告： 确认鹿运系私营企业。 1995年，尽管《公司法》已经出台，对非公经济而言其实明朗的天还远未来到。从事民营企业不但生产经营受到限制，其安全性和稳定性也缺乏保障，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与之相比，国营企业相当抢手。有多少人趋之若鹜，削尖脑袋往国营企业里钻，又有多少人想背靠国营企业这棵大树乘凉。黯淡很久的民营企业家们，虽然不必再惶惶不可终日，可终日游走于政策的边缘，社会总还是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们。如果有方式可以与国营企业挂靠，戴上名正言顺的“红帽子”，地位必是新旧两重天。 事业小有所成，钱金波满心欢喜，拿着生产出来的皮鞋飞赴意大利，找著名皮鞋设计师Marlogce鉴定。后者却当头一盆冷水泼来，“我对你的皮鞋的质量、款式满意，但我只能给你打90分，那10分是文化附加值，你没有”。 事情的开端多波折，但最后往往豁然开朗、回归本源，耐人寻味的结局下面隐藏着一成不变的发展观规律。迹象明了之前，所有人都按图索骥。有人忧虑、有人迷惑，有人担心、有人茫然，芸芸众生多被过往束缚，妄自迷惑、犹疑不前。 这年，一个叫金星的男人在北京医科大学整形外科医院做完变性手术，成功地变成女人。多年后，此人成为杰出的舞蹈家。当时人们观念保守，对于变性之类的行为大惑不解。针对金星的批评如潮水般，而金星坚定不移，完成了精神上的重生。 醒来 第十五章 未来去往何处 四处闯荡的温州人，他们不仅面临源源不断的财富，更有源源不断的麻烦。 魅惑的迷雾 北京大红门，曾经一度是温州人的天下。几个月前，这里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清洗。山雨欲来的气势令素以胆大著称的温州人也心神不定。 然而，春节一过，大红门又热闹起来。操持着温州方言的人们忙着收拾房屋、张罗生意。节日喜庆的延续，让情况看起来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糟糕。而不久前对他们还冷冰冰的管理部门此时也温和慈祥起来，甚至连办暂住证都容易了许多。 不久，丰台区投资的“大红门服装城”举行隆重的奠基仪式，北京市主要领导到场祝贺。在现场，温州人是最受欢迎的客户。 一个月后，规模更大的温州大院动土兴建。经历突如其来的清理，浙江村以更韧性、蓬勃的姿态发展起来。此后，多年制度建设一度停步不前，但随着规模和范围的扩大，浙江村和政府的关系变得含糊暧昧。虽然有人“咬牙切齿地动议要根除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浙江村，可要进行实际的动作毕竟已越来越难”。 唐纳·沃许说：“对宇宙需要有的第一个了解是，没有情况‘好’或‘坏’，所以停止做出价值判断；第二件需要明白，事往哪个方向变，操之在你。”看上去，以温州人占多数的浙江帮要在这里长久扎根，至于未来会不会再有波折，谁也说不好。 就这样，天安门南面5公里，浙江村如一则寓言般“令人难堪”地向着未来奔去。 春节来临前的几个星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题研究部署1996年经济工作。会上，朱镕基总理宣布1996年关于涉外税制的三项重要改革： 大幅度降低关税税率，取消进口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进一步调低出口货物退税率；对加工贸易实行进口料件保证金台账监管制度。 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再次得到检验。现在我们的政府不再说 “治理整顿”， 而改了说法叫“宏观调控”。 《人民日报》随后发表社论《开好头起好步》：“一定要紧紧抓住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各级领导都要减少事务性和应酬性的活动，特别要反对形式主义，精简会议和文件，精简评比、评选活动，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搞调查研究。” 政策条例颁布的几个月内，几乎所有政府部门都忙于学习、贯彻、落实中央思想。官员们放松了对原本决定严格清理的自由市场的监管。 有人认为他们精力有限，对此无暇监管；还有人认为是《人民日报》社论起到作用，官员们才不敢贸然行动。议论莫衷一是，但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 政府高层的决策常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就如，浙江村从死寂中缓过气来，展现新生。 奥运会选拔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男子足球预选赛亚洲区决赛即将在吉隆坡打响。200多名温州人订购观赛机票。比赛日，吉隆坡足球场热闹欢腾。自费而来的温州团呐喊助威、声势浩大。国奥队最终败北，但他们着实在国人面前露了一次脸。 而邻国俄罗斯正在用好奇的目光打量这个东南方的邻居。《论据与事实》周报第9期刊登了一篇充满对比意味的文章《人力车和“奔驰”之间的中国》： 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是廉价劳动力和开放的投资政策。国家自由经济区的数量在逐年增加。摩天大厦、饭店、贸易中心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像莫斯科练马厅广场那样规模的建筑工程，在中国大城市是家常便饭。街道上不仅自行车多，外国生产的汽车也不少。10年前在中国最常见的进口汽车是“日古利”，现在是“奥迪”和“大众”。文章结尾写道：“看腻了西方怪事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一批一批地来到中国。中国新闻界透露，去年中国旅游业总收入超过100亿美元。” 实际上，世界面前的中国，如同国人面前的温州： 渐次释放出魅惑的气息。尽管，未来去向何处，谁又能说得清呢？ 轮回 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但一百个人心中只有一个温州老板。 世人固有印象，温州人永远是急迫求富。张峰的出现或许是个特例，造“铁马”（摩托车）起家的他在温州非常普通，但极少有温州老板能像他那样的闲情逸致。 年初，他买下17亩地，成立马术俱乐部。据说此事颇有渊源。多年前，他去兰州旅游，初次骑马便在众人面前重重地被马甩下，大丢面子。数年后，他以“养马为业”。 此时，一本名为《温州市场： 改革开放的硕果》的书正走红温州。来温州取经的考察者，返程之际都会收到这本书作为礼物。趋之若鹜的考察者来了又走，温州经验也弥漫开来，氤氲成朦胧神秘的想象，反而激起更多人的兴致。 1996年4月，《经济日报》记者刘彦广乘飞机去温州采访。途中，坐在旁边的一个温州老板和他聊起最近发生的烦心事： 年前，河南某服装店下了10多万元的订单。交货前，对方自信地保证按期付款。直到合同约定的日期，对方仍不肯付款，前两趟去河南都没拿到钱。这次去，干脆见不着人。年轻的温州老板牢骚满腹，抱怨说：“做生意怎么能这样不讲信誉呢？” 实际上，许多温州老板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西山特种陶瓷工业企业集团公司被赊账800万元，不得不抽出人力四处要账，收效甚微。总经理谢进兴无奈地说，“有些人做生意，看市场好，想尽各种手段要货，市场一变，马上翻脸，无一点信誉可言。” 曾经被人诟病颇多的温州人也开始抱怨别人。如一位温州人所言，“过去，我们遭人蔑视和排斥，我们从中理解了经营之道与做人之道的关系。我们改变了自己。我们不希望看到，我们之后，其他地方在发展经济时，走我们的旧路。” 心态的变化是一种回归。实际上，温州人的原始积累付出了昂贵的学费。那些看似捷径，可在日后都付出了更多以求弥补的代价。当他们意识到诸如诚信这样的问题并竭力加以改正的时候，温州之外的人们却显得急功近利。 温州人的抱怨，将经历更长的时间考验后，得以印证。而在此之前，勤奋是他们克服迷茫唯一凭仗的力量源泉。 19岁的林建芳，坐上北去的列车，到长春推销汽车零配件。“到处雪白的一片，那是家乡看不到的，想想都觉得美。”初来乍到，林建芳对一切充满好奇。很快，他感到了“落差”。 北国3月，天气寒冷。每天天不亮，他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人地生疏，一连10多天，一个产品都没卖出去。晚上，林建芳走在长春街头，看到家家灯火通明，眼泪止不住往下流。可第二天一早，冒着严寒他又走门串户推销。一种浇灌命运而出自本能的追求，竟是如此的倔强。慢慢摸索，林建芳改变策略： 先试用后付钱。产品渐渐打开销路。 饕餮的时间吞噬一切，林建芳像急速旋转的陀螺，转个不停。他没有休息日，天天骑着自行车推销。每当遭受挫折，他会想起大雪纷飞的寒夜，“温州难得一见白雪皑皑的场面，在长春看雪景也不错”。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林建芳回到瑞安，创办宏达汽车配件厂。因为在长春已经建立起销售网络，汽配厂产品不愁销路。可他不愿意小打小闹，于是厚着脸皮，通过各种关系找上一汽下属企业。凭借质量，宏达汽配厂拿下一汽电阻丝供应项目，后来逐渐发展到雨刷器、玻璃升降器等配件合作项目。到长春发展就是看中一汽集团，林建芳并不知足。 2000年，一汽进行汽车配件招标。林建芳千方百计获得竞标资格，并着手研究竞标对手的产品性能、价格、特点，不断地改善竞标方案。一个月的准备期中，他兴奋得每天睡不着，最终击败竞标者，进入一汽集团中心采购网络。 和一汽的合作无形中抬高了宏达汽配厂的身价，其他车企主动上门寻求合作。事业进入正轨，林建芳觉得前途辽阔。 勤奋的何止男人。温州女人在生意场中的表现早就有目共睹。在奔向苍茫的未来途中，总有一些值得记忆的温州女人。她们胆大妄为，性格直爽。 众多新注册的公司中，“女强人”名号相当上眼。牌子的主人缪雪峰，从18岁起，跟随两个哥哥制作皮鞋，后来成为鞋样设计师，设计的鞋子式样新颖。 在亲友支持下，兄妹三人创立“样样红”公司。企业不断壮大，缪雪峰萌生品牌保护意识。夏天，她到市工商局注册企业商标，被告知“样样红”已被抢注。20岁的缪雪峰脱口说出“女强人”三字。就这样，“女强人”诞生。 张蕾蕾也是一位“女强人”。还在上海大学国际商学院读二年级时，她就已经展现出不俗的经商头脑。 夏末，母亲让她陪同，和中东客商谈生意。她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巧妙周旋。价值12万元人民币的订单轻松敲定。中东客人对小姑娘的表现赞不绝口，而张蕾蕾微笑以对。 然而几个月前，张蕾蕾还对做生意充满排斥。 上海读书一年，她喜欢上这个繁华现代的城市，最大的心愿是留沪工作。虽然父亲一心想她日后接管家族事业，张蕾蕾心有旁骛。若不是这年春天发生的一件事，她的人生或许是另外的样子。 父母打理的华利医疗器械专门生产动静脉留置针（一种长期留置在病员动静脉内，作为持续注射进行输液、输血的新型套管针），海外业务占公司贸易很大份额。父母不懂外语，每次谈判临时请翻译。一次与外商谈判，父亲将产品报价降到1.70元/支，对方还说价格太高。事后得知，原来是翻译擅自加价到2.00元/支，想吃其中差价。 家人吃了哑巴亏，张蕾蕾受到极大触动。事后，她正式成为企业“驻上海办事处代表”，全权负责家族在沪生意。 两年后，张蕾蕾进入华利公司，角色是车间生产工人。从最基本的原材料筛选干起，全面涉及所有工序，几个月下来，她不仅能独立制造一支留置针，还掌握了全部生产流程及工序的关键控制点。她主动提出成立外贸部并负责自营进出口业务，一人独当一面。 当时的华利公司已是中美合作企业。外方并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但和多数温州企业一样，公司管理层家族色彩非常浓。张蕾蕾权衡过后，与父亲商量，让亲戚离开。其父很矛盾，即使内心明白，亲戚情谊为重，觉得难以开口。思虑再三，终于同意。亲戚们天天哭诉，长辈也当起说客。但张蕾蕾意志坚定。多次碰壁，亲戚们渐渐散去，只是逢年过节往来减少。 摆脱家族制的束缚，张蕾蕾一身轻松。她招兵买马，聘请产品研发和销售人才，打造团队。公司研发出四大系列的动静脉留置针产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医药企业看中留置针市场，他们大肆模仿华利产品。 2000年，张蕾蕾向相关部门寻求保护，要求上海、江苏、广东、河南等地侵权企业停止生产。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日益重视，华利多次诉讼均以胜利告终。唯独与上海“金环”的官司陷入泥潭，前后持续4年之久。其间，自知理亏的“金环”曾表示给予50万元象征性赔偿来庭外和解。张蕾蕾觉察到对方别有用心： 一旦和解，意味着自己放弃知识产权，其他企业将跟风模仿，后果不堪设想。 张蕾蕾执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多次上诉上海市专利局，请求责令“金环”立即停止侵权行为。“金环”反咬一口，以德国贝朗医疗产品样本中“理想的动静脉留置针”公开该专利技术特征为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 华利公司该项专利无效。 双方各执一词，事情陷入僵局。官司从上海、温州两地一直打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期间纷争不断，直到2004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才给这场专利权之争画上句号。 品牌雏形 1996年这一年，是外资品牌的狂欢。 8月30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报道，这篇《一个经济庞然大物》的文章写道： 中国相对来说仍是穷国，但是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多达两亿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已有钱买得起各种进口消费品。毕竟改革开放持续还不到20年，中国商业的崛起不足以让国家实现整体飞跃。而传统发达国家对中国这个“经济庞然大物”觊觎良久。开放过程中，海外资本侵吞中国市场，许多民族品牌来不及壮大，翻身落马。令人担忧的是，有些本土名牌被外商收购、控股之后随即被雪藏起来，多年努力化为乌有。 针对这种情况，香港《信报》用充满悲情的笔调写道： 生产熊猫牌洗衣粉的北京日用化工二厂及另外一些年产5万吨以上的同类主要厂家，都被外商合资控股。广州洁花牌洗发液、上海中华牌牙膏等产品商标易主。国内60家年产5万吨以上的啤酒厂，70%与外商合资，且大多数是国货名牌产家。像北京的双合盛五星啤酒厂被美国亚洲战略投资公司以60%的比例控股，北京啤酒、杭州啤酒和烟台啤酒与香港中策公司合资，广州啤酒厂被生力牌啤酒租赁，美国AB公司收购武汉中德啤酒，澳大利亚富士达收购了天津渤海啤酒厂。现在，只剩下青岛啤酒厂与珠江啤酒厂等少数几家维持自身独立。大部分电视机厂与外商合资，空调行业正掀起外商收购热。照相机行业中，除上海海鸥几个牌子，其余全部换上洋名字。心有不甘，可实力的差距却横亘在中外企业之间，短时期内如何能轻易消除？而商业民粹主义又怎么能抗衡得了商品经济优胜劣汰的规律？品牌和资本结合掀起的狂风骤雨，本来就应该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历练。 不是中国企业不努力，国产品牌也曾扬眉吐气。 1996年这一年，三九胃泰的广告矗立在了纽约曼哈顿广场；郑州亚细亚的强势似乎宣告本土连锁商厦的回归；长虹打响价格战的第一枪，其结果是——年底国产品牌彻底击溃外国品牌占据了71%的中国市场。然而，短暂的市场优势后，中国企业人发现那些胜利不过是饮鸩止渴般的“惨胜”。无品牌、无技术，将成为日后“中国制造”无尽的伤痛。而与此同时，温州资本暗流涌动，酝酿着联合重组的品牌之路。 是年，温州遍地丛生的家族企业中出现两个异类： 报喜鸟和庄吉。两者由家族企业演化，最终超越家族企业轨迹，在早已波澜不惊的温州城掀起涛声。 报喜鸟前身是温州三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小型家族企业： 吴真生的报喜鸟服装公司，吴志泽的纳士服装公司与奥斯特服装公司。 “规模扩大就一定要寻找家族之外的更多经营资源才能做强、做大，股份合作是条很好途径。”吴真生和吴志泽不谋而合。他们注销掉原来的三家企业，重新注册组建规模庞大的报喜鸟。 就在吴志泽和吴真生运筹帷幄之际，瓯江南岸的一个房间内，密谋悄然进行。乃至于事隔数年，吴邦东仍然清楚地记得： 1996年6月的一天，郑元忠、陈敏和我，三人坐在一起，商量着合办一家大规模的服装集团。 1996年，郑元忠已拿到温州大学国际财贸系毕业文凭，陈敏正进修浙江大学成人专修班，而吴邦东则取得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管理专业毕业证书。和报喜鸟的故事走向如出一辙，三人商量的结果： 重新注册新集团，组建温州服装界龙头。 冯仑调侃： 民营企业跟水浒的组织机构相似，大家目标一致，事业就是“排座次，分经营，论荣辱”三关。 庄吉未能免俗，却顺利过“三关”。论股份，郑元忠理应是董事长，但如他所言：“服装该由懂服装的人做，陈敏是温州服装界数得着的少帅，又是服装商会副会长，3个人里边，肯定他最行，而且年轻。”吴邦东也有同感。 于是，有了一段庄吉让贤的佳话： 通过发展小股东，郑元忠将自己的股份稀释，使三人股份维持在相等水平，从而由陈敏出任董事长。 庄吉成立，三人决定走“中间路线”，在竞争较小，利润较大的中、高档服装市场开辟空间。围绕领域，层层推进，独领风骚。 充满矛盾的舞台 1996年，曾任联想公关总经理的陈惠湘出版了《联想为什么》一书，这是第一本研究中国现代公司的商业书籍。同年，中信推出英特尔总裁格鲁夫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一书。 从中关村到硅谷，It产业逐渐炙手可热。北京出现了第一家网吧。 新的商业趋势若隐若现，可这个国家物欲充斥： 经济炽热，人情在冷。 《深圳青年》杂志记载这样的故事：“警察抓住一小偷，其上衣口袋里搜出一封尚未寄出的家书：‘我已经到了深圳。这个城市里的人都很有钱。男的个个手拿大哥大，女的个个穿金戴银，满街跑的都是靓车。’” 人们睁开懵懂双眼，打量这个乍富还贫的社会。 价格并轨，以前靠补贴的国营企业，竞争力真实显现： 3万多家国营企业，利润率下降55%。停产，破产，下岗。而中国南方的风潮正劲，农民工、投机者、商人、记者，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赶往深圳。“三资”企业和私人企业加班加点，财源广进。有个东北籍的官员南下任职，一上任就让当地新华社记者大开眼界：“我们东北国有企业，都是被你们这里的小老板搞垮的。” 1996年9月，京九铁路开通运营。2398公里长的铁路在沿途搅动起脱贫致富的热潮。人们决然地打起行囊，奔赴南国。《经济日报》评价：“京九铁路除了解决当时全国铁路运力不足的问题外，承担的最大责任是扶贫。” 社会财富以震惊的速度增长，多数人并没因此走上致富道路。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有加重的趋势。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日益变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京九铁路的开通无疑振奋人心。只是，一条铁路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有待时间检验。 10月14日，大陆长大的歌手王菲出人意料地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这个国家伟大的领袖邓小平也曾经成为这本全球畅销杂志的封面人物。在改革者的眼中，事件有着更深层面的诠释： 中国与世界越来越接近的一个缩影，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 “Pop Diva（流行天王）”，《时代》周刊的评价不乏溢美之词。看起来，美国人好像对中国越来越有好感。中国也沉浸在一种意象的乐观中，所以很少有人会记得就在不久前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耻辱的一幕： 当中国代表团走过主席台时，美国现场解说员大声说：“吃兴奋剂的中国运动员向主席台走来。” 世界是个舞台，也是个贵族云集的聚会。各国对新近崛起的中国指指点点，褒贬不一。而中国显然缺乏足够的自信： 喜欢看人脸色，害怕受到恶评，对偶尔的赞扬每每回报以好意，却不知这是各国玩弄百年的游戏规则。世界就是如此复杂矛盾，纠缠着情绪和利益。 12月12日，日本《日刊工业新闻》年终特稿对这年的中国经济进行粗略回顾： 一些大规模项目取得进展： 2月21日亚洲最大的车站，北京西客站竣工；9月1日京九铁路开通；工期长达17年的三峡水库建设计划（1993—2009年）也迎来工程的关键时刻。水库完工后，将超过巴西的伊泰普发电站，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发电站。此外，超过百万人的移民计划顺利进行。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也出现问题。中国经济的栋梁国有企业改革没有按照想象的那样发展。沈阳市上半年有33家国有企业破产，武汉市到11月末为止，破产的企业数量达到百家……中国首次发表环境白皮书并指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三河三湖的公害情况确实很严重。假冒商品泛滥、偷工减料的工程时有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呈现出的良莠不齐令政府头疼。这一年，GDP增长9.6%。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既抑制通货膨胀，又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有外国人发文，认为朱镕基该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市场经济有利有弊，政府意图通过行政手段把弊端最小化。精神文明建设应运而生。这个名词此后将被反复提及。 等到了1996年最后一天，时间急不可待地逼近上午9点，耐人寻味而又意义深刻的拍卖即将在温、杭两地同时开始。拍卖的物件其实并无特别——10柄越王古剑仿制品，仅此而已。 拍卖首创中国拍卖史上异地拍卖先河。多年后，人们或许已忘记其历史意义，但一个场景定会在现场许多人的脑海中反复闪现： 编号为18的仿制剑最先出场，温州两个竞买人连番叫出高价，杭州方面几乎没有争叫的余地，最后106号竞买人以3.2万元拔得头筹。 被国人讥讽为“文化沙漠”的温州，展现出强大而不可遏止的文化诉求。 诉求中究竟包含多少文化成分？不妨再来看看这年温州图书超市开业时的情景： 开业当天营业额达3.6万元，最畅销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邓小平文选》；而定价为4800元的精装本的《四库全书》几天内售出22套，购买者多是个人。 令人惊讶的事情屡屡发生。感觉一夜之间，温州城多出许多书店、报亭，走在街上，每隔几百米便会看见一个书报摊。据传言，一些地区的书店比米店、金店多出近4倍。 钟声敲响，一只由温州桥头镇农民组成的管弦乐队正在上海音乐厅演奏。悠扬的乐曲声中，所有人都沉浸在对于未来的想象之中。 第十六章 岁月无声 一个叫樊志军的年轻人来到温州。 踏上柳市的土地，年轻人豁然开朗，“觉得停薪留职是个错误的选择”。他眼中的柳市，充斥着昂扬的创业氛围，街头车水马龙呈现特有的繁华。相比之下，老家衢州显得“萧条”。 几天前，樊志军还在衢州一家国有企业上班。日复一日地重复让他找不到人生方向，反而意志消沉。经不住温州同学劝说，“过来看看”。但他为自己留下退路： 办停薪留职手续，心想“万一不行可以继续回去上班”。 柳市的情境让他彻底推翻了念头。他想“我不可能再回去了”。岁月依旧无声，只是时代激昂豪壮。万马奔腾，激情四射。不甘平庸者如樊志军，倾听内心召唤，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这条路曾晦明不定，许多人上下求索，亦步亦趋。而今，迷雾消散，曙光乍现，无数人得以脱身于枷锁，握住命运的喉咙。 生命轨迹由此改写。这注定将是滚滚长河中的非凡年代。 大事件 春节期间，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照例四处视察，以示亲民。 普通的人们因此觉得国家并无新事，天下太平。这是中国的老百姓观察国家高层的一种智慧——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否出现在公开场合，以此判断国家动态。但这次人们忽视了一点，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一直没有出现在电视里。而身处各地的领导们也没法像近几年来电视直播的那样在老百姓家里过年。他们得到了邓小平病危的消息。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猝然与世长辞，终止了充满劳累和战斗的一生。据说，当天晚上，天气很好，星星月亮当空闪烁。国人相对平静地接受了他的离去，虽然遗憾他没能等到香港回归，而那将在五个月后。遵照邓的遗嘱，骨灰撒向大海。这个充满浪漫情怀的葬礼，令人泪流。新中国的历史上，只有他最好的战友周恩来，同在那片海洋。 邓的去世和香港的回归，被视为一个时代的开始。中国从改革开放的大幕中走来，进入更加快速的上升通道。 回归当天，香港下雨，且雨势不小。中国记者和外国记者默契地借助这场雨表达心境，英国记者说：“上苍哭泣。”中国记者则说：“闻报香江归故主，喜泪长流。” 岁月沉淀。 英国，这个老牌的世界强国已经跟不上中国的步伐。然而，其底蕴依然强劲。《自然》杂志报道：“英国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利用克隆技术培育出母羊‘多莉’。一个科幻片中的情节变成现实，人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多重可能。科技在发展，人类则显得有点踉跄。” 国内，伟人离去没有引发大的变故。1997年5月2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发表讲话。官方和民间称为“五二九”讲话。 公开发表的部分态度平和，对于新一轮意识形态的论争未予置评。可是，现场直接聆听讲话的人，都发现江泽民心有所指。此后几个月，官方媒体号召全国学习讲话，统一思想。等到秋天，中国私营企业主终于从1990年的惊慌中摆脱出来。时政作家凌志军在《变化》一书中这样写道：“公开的舆论，包括北京的理论界、新闻界、出版界，还有北京之外的省市区，大家的倾向都是明显的，全都摆出更高昂、更开放的改革姿态。” 中国再次统一了思想，可世界又乱了。1997年7月2日，香港回归第二天，亚洲金融风暴在泰国爆发。两者之间并无关系，但在时间上而言，让人浮想联翩。 泰铢大幅贬值，股市一落千丈。外媒称金融风暴，不仅会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而且到处游走，到了哪里，那里就要完蛋。 幸运的是，“风暴”在中国内地的海岸线徘徊几许，终究没有登陆。由于采取保守的金融政策，金融危机并未侵入内地，当年（1997年）10月，席卷香港股市，但在中央政府支持下，港人很快就渡过难关。 此时，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必须扶持私营企业，让这些极具成长力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抓住机遇存活壮大，为风暴过后“中国制造”引领世界埋下伏笔。 制度建设之门缓缓开启，一切有所节制，却井然有序。 同志仍需努力 高层的讲话到底有几分可信？ 思想的滞后曾令无数人心灰意冷。“摸着石头过河”的游戏法也让许多人用自我牺牲换来微不足道的胜利。不过，改革开放十余年，国家领导人们逐渐摸索到一条稳健的发展路径。 全中国进一步开放的间隙，22岁的胡旭苍被推上董事长的位置。 接班时，他父亲只对他讲了一句话：“你年轻，即使跌倒还有机会爬起来。”就这样，大学毕业不到两年的年轻人成为公司的领导者和决策者。实际上，他几乎和企业一起成长。读书时，他已在建设工厂的工地上“发票”： 有人运来一车沙，给一张沙票；运来20包水泥，就给20张水泥票，工作简单枯燥。 站在新的位置俯瞰全局，企业未知的境况让人无法乐观。为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完成从低压电器到热塑料管道的生产跨越，那是一个在国内尚处空白的全新行业，前景乐观。胡旭苍明白，行业空白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没有经验支持，无法从他人处借鉴参考。胡旭苍的孤独无处诉说，而他排遣孤独的方法是让自己忙碌起来。 他带领工程师辗转各地，到大学实验室和科研机构考察。辛苦数十天，结果令人扫兴： 国内技术落后，不可能生产出高精度部件。无奈之下，胡旭苍决心自主研发，投入800万元技术攻关。钱花光了，还是没有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家族内部有人心灰意冷，拒绝再次投资。 山穷水尽之际，胡旭苍从互联网上得到消息： 美国诺誉公司将参加北京召开的塑料展览会。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CPVC塑料生产商。为了近距离接触，胡旭苍应聘展会解说员，一连五天，寻找任何可能的机会和诺誉员工交流。通过接触了解，更大胆的想法在他的头脑中酝酿： 和诺誉合作，利用对方技术优势，帮助企业走出困境。 合作似乎是唯一出路，但“凭什么条件和人家合作？”胡旭苍把自己的弱势坦白告诉对方，但刻意强调“中国最能打开市场的是温州人”。而对中国市场志在必得的诺誉对此事高度重视，派遣谈判代表前来考察谈判。数月后，美方被胡旭苍的坦率所感动，同意合作。问题迎刃而解，胡旭苍长出口气。 按照农历来说，1997年的春节姗姗来迟。 2月下旬，作家戴来准备过与“以往不一样的新年”。她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蜷缩在鞭炮四起的新年中，感受孤寂——“没有时间，没有季节，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比利时作家图森在《浴室·先生·照相机》一书中，用叹息般的声调自言自语： 在这本书中，我什么也没有写，几乎一无所有…… 但是，对更多的中国人，快乐的新年，缘于邓小平的离世而默然不语。惊闻变故，郑元忠怅惘良久。 十几年前，在柳市经营电器的他因“投机倒把”，被关了整整186天。当他绝望地认为“只有死路一条”时，却被莫名其妙地释放。出狱才知道，是邓小平的讲话救了他一命。从此，他对邓小平一直念念不忘，在不止一个场合说过：“我的命，是邓小平救回来的。”郑元忠在集团大楼内设立灵堂，专门召开追悼会，表达对领导人的感谢和缅怀。邓小平“救回”的不仅是郑元忠一人。所有温州人都受惠于他以及他推行的开明政策。李中坚说：“邓小平让我们有胆量去赚钱，有胆量去花赚来的钱；也是邓小平让我们赚到钱，并有信心赚更多的钱……” 改革开放前，物资流通不畅，头脑灵活的温州人靠低买高卖的手段赚钱。但质疑声音如影随形。有人认为，温州是资本家的聚集地，潜藏着“投机倒把”因素，应该严厉打击。先富起来的人理所当然地成为被打击对象，温州人人自危。1978年年末，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方针。温州和石狮、广州一并成为推行改革的试点城市。而邓小平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味着温州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做自己的事”。正因如此，类似倒卖油漆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胡金畴们才敢在全国各地推销电器。 时局时好时坏。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黑典型”，大小老板摇摆不定。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在和浙江省领导的谈话中指出，无论乡镇企业，培育商品市场，还是温州经济模式，不要争论，要敢想、敢闯、敢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试验，好的就加以推广，不行就重新研究，实践中解决问题。 1997年初春的温州城，湿漉漉的空气掺杂着情绪，在大街小巷发酵。人们的心情和脚步同样沉重，除了缅怀，似乎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发泄心中的悲痛。 祸福相倚 内心伤痛的大有人在。这一年，企业界正经受着无妄之灾。 秦池酒业骤然崩盘，三株口服液土崩瓦解，沈阳飞龙奄奄一息，巨人大厦遭遇停工，亚细亚商场陷入绝境。 大环境不再令人着迷，外部金融生态恶化。即使新的权力接班人努力安抚民心，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去世让中国的商业前景看上去扑朔迷离。 接下来，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1997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政府工作的突出任务。按照“规范破产，鼓励兼并”的改革基调，通过“加强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管理，整顿和建设好企业的领导班子，认真抓好企业的扭亏增盈工作，大力提高企业素质和效益”。 市场经济冲击、砥砺着社会的每一个单位和个体。计划经济体系运行的国有、集体企业连年亏损，入不敷出。自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成为年度经济工作计划中的重中之重。5年来，改革向纵深推进，国有企业迎来最为艰难、没落的时期。 1997年这一年，每一个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的人都心头紧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大面积的国有企业会恢复元气。这说明改革不会停止，反而愈加猛烈。数年内，六成的国有企业员工失去饭碗。旨在让更多人获得幸福的改革一度让许多人生活无着落。 强制下岗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而长时间的温室生活几乎令下岗职工丧失自谋出路的能力。众多下岗工人中，年龄参差不齐，却对未来充满迷惘。政府出台一系列扶持下岗工人再就业的优惠政策，包括再就业工程，发放最低生活保障。但是，政策并不能解决所有人的困境。下岗而生活潦倒的工人们必须在当下寻找到维系生存的路数。 无数人忧心忡忡，温州却景象别样。打破铁饭碗的初衷是让社会成员参与市场竞争，实现社会血液流通顺畅。潮流面前，顺势而为自然走得更为长远。7万多下岗职工，带着些许新奇，操持新的职业，静悄悄地完成了新旧角色的转换。 机械厂境况不佳，数月发不出工资。黄小兰主动下岗。她拆下两块门板，摆开小摊。攒下钱，她把摊位变成商店，打出“兰兰糖果店”的牌号。再后来，她和下岗的丈夫考汽车驾照，轮流看店、开出租车，靠勤劳发家致富。 和黄小兰一样，多数温州下岗职工选择摆摊、服装销售这些启动资金较少的职业。另一些人则凭借一技之长，做“自由职业者”。他们中有医生、广告策划人、职业歌手、写作专业户和修理工……温州高度市场化的经济运作为他们提供了创业平台。而事实上，年销售额上亿的高邦总裁朱爱武也是下岗职工。从温州电池厂下岗，她骑着自行车，穿梭于温州各个角落寻找便宜的花边、纽扣、线，以最低的成本做服装生意。 走出困境的还有林立人。今年，他最犯愁的问题是如何从国外采购更多的传呼机。 中国通信领域建设刚刚起步，大哥大、传呼机等通信器材供不应求。林立人用仅有的200元钱买来最便宜的寻呼机。随后在街头电线杆上贴了转让的小广告。一个小时，有人找上门来，买走了寻呼机。前前后后，林立人赚到差价几十元钱。他觉得这是条生财门路，于是便做起寻呼机的买卖。 随着对行业了解程度加深，林立人发现： 越是便宜的寻呼机，需求量越大。市场上卖得最好的传呼机多是由国外的二手机改频而来，一个二手传呼机成本在20元左右，改频后价格上涨十几倍，利润空间相当大。 改频二手传呼机需要两个条件： 拥有大量二手传呼机货源和懂得改频的技术人员。身在深圳的林立人无法出国，想到利用网络联系生意。 互联网方兴未艾，通用的方式是拨号上网，速度慢费用高，且无法访问国外网站。希望忽明忽灭，林立人踌躇满志却有心无力。准备放弃之际，香港回归的新闻见诸报端，敏锐的他利用地利，跑到香港上网。日本NEC公司的网站帮了大忙。按该公司网站主页上的联系方式，林立人通过邮件和对方联系。一段时间后，首批二手传呼机到货。林立人找到几个改频的技术人员，修改传呼机的频率和制式。货物推向市场，一炮打响。 网上交流合作的加深，NEC公司把库存的二手机低价转让。年底时，林立人已腰缠百万，也切身体会到互联网蕴含的无穷潜力。可惜两年后，他放走了一次绝佳的机会。那年夏天，他在北大学习，住在校方提供的宾馆里。某个傍晚，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敲开他的房门，自我介绍是国外回来创业的学生，准备做互联网搜索业务，没有资金，想找合作伙伴。 互联网的春天即将来临。北大校园，学生们都在谈论网络，一墙之隔的中关村更是气象万千，有了风云际会的味道。太多的迹象表明这是一次资本和技术的爆发性结合。可林立人犹豫了。虽然靠网络赚钱，但年轻人谈论的事情已经超出了他的阅历和想象。 未来像是一个被帷幕遮掩的谜，众人按照各自命运的节拍，本分却不安分地走着。林立人这个素来以胆大著称的温州人最终没能迈出那至关重要的一步。多年后，一个叫做李彦宏的青年带领百度登陆美国纳斯达克，创下收盘价每股122.54美元的交易记录。那一刻，国内骤然多出数十名千万富翁和上百名百万富翁。然而，一切都与林立人无关。 当天的电视画面反复播放着那个激动人心的画面，林立人关掉电视，点燃一支烟，起身来到窗前，留下一个无限落寞寂寥的身影。 苦果的滋味 鲁迅说过：“有些道理，你不说我倒还挺明白，你越说，我就越糊涂。” 郑秀康就怎么都不服气，“为什么合作六年的燕莎商场会把康奈轰了出来？”他找到商场经理交涉。后者拿出招商名录，许多国际顶级品牌赫然在列。 康奈在国内鞋业评比均名列前茅，一举斩获“中国真皮标志领先鞋王”的称号，但与国际品牌的差距还是明显。郑秀康心怀愤懑，可不得已撤出专柜。 在郑秀康看来，这是一次耻辱的撤退。 回到温州，郑秀康闭门思考。沉默过后，他投入几乎全部身家的2400万元，引入国际一流的技术设备，在企业内部掀起技术改造浪潮。他多方打听，接触到一位制鞋台商，说服其允许自己去他的鞋厂参观。 东莞郊区的鞋厂内，机械化大生产的场景令郑秀康震惊： 数百台机器安静运转，所有工序秩序井然、条理分明，生产效率极高。郑秀康想把所见的拍成照片。台湾老板爽朗一笑说：“我和你不沾亲带故，但都是中国人。你把皮鞋打入世界，是中国的光荣。” 郑秀康在这一年的境遇只是整个温州鞋业的缩影。 中国市场是个悲欢的洗牌机，品牌优胜劣汰故事每天都在演绎着。是是非非、生生死死、沉重也惊心。竞争力不济，本来就应该被超越抑或淘汰。 多年粗放型、原生态的野蛮生长，温州皮鞋制造业已然后劲不足。毛利润被越拉越低，行业竞争日趋无序。一些企业开始走下坡路，其中有曾风光无限的“耐宝”。 耐宝的辉煌最早要追溯到1990年。 那年夏天，补鞋匠出身的王成栋联系到一家香港公司搞合资公司。作为温州为数不多的合资企业，耐宝成立之初出手阔绰，率先从国际、国内引进设备，是温州首家拥有意大利制鞋流水线和配套设备的厂家。随后一帆风顺，获得“中国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产品质量特等奖”、“北京百鹿杯鞋类博览会金奖”、“第八届国际鞋业博览会金奖”等称号。 1997年，耐宝总资产达138亿元，全国开设328家专卖店。王成栋豪情万丈，准备多领域进军，打造企业集团。他搞“千店工程”，气势吓人，可收效甚微。他融资3000多万元投资兴建豪华的“耐宝大酒店”，由于精力分散，酒店经营不善。与此同时，耐宝皮鞋遭遇质量危机，销路严重影响。到1997年秋天，耐宝破产，王成栋负债出走。 兴勃焉，亡忽焉，企业的兴衰更替往往转瞬之间。耐宝事件给温州人敲响警钟。这一年，很多鞋革企业对企业进行了一次分水岭式的调整： 康奈、奥康、吉尔达、红蜻蜓等选择做自主品牌，拓展内需；而霸力鞋业则去开辟另外的战场。 王成栋的出走对温州制鞋老板们震撼极大，尤其是霸力皮鞋掌舵者王跃进。回顾往昔，霸力和耐宝的发展路径呈现出异乎寻常的一致。 耐宝合资企业当年，鹿城跃进皮鞋厂的牌子被摘下来，取而代之的名字是“霸力皮鞋厂”，主人就是“从小就跟舅舅学做鞋”的王跃进。 霸力第三年，王跃进突破性地把信誉卡放到皮鞋包装盒中。“霸力”品牌知名度迅速上升，并在首届中国鞋王杯大赛中夺得“中国鞋王”称号。王跃进觉得“鞋王”称号该有个宏大的表现形式。他极具夸张的用7张牛皮造出世界上最大的男式皮鞋，长2.05米。 种种迹象表明，王跃进敏锐、胆大且性格张扬。而在自信心极度膨胀上，他比王成栋更要急不可耐。1994年，他利用公司改制，组建浙江霸力集团，成为省皮鞋行业首家集团公司。当时，其他制鞋企业只有一两条生产线在生产，霸力则8条生产线全部开通。王跃进志得意满，曾经对来参观的郑秀康说，“老郑，我成立集团公司，你也去弄一个吧。”郑秀康有所顾忌，委婉地说，“我还是先把鞋底做扎实了再说吧。” 不甘寂寞的神经被拨动。和王成栋一样，王跃进陷入自我陶醉、盲目扩张的恶性循环。王成栋负债出走的同时，王跃进对资源投资产生兴趣，涉足矿业领域。 于是，霸力的辉煌就在创始人的辗转反侧中一去不返。而温州制鞋界呼风唤雨的这两位风流人物也终究被雨打风吹去。 非凡年月 某个温州商人说：“有一点毋庸置疑——越封闭的地方，越适合温州人发展。” 封闭的地方往往没有成熟的商业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卖方市场。而温州人总会本能地去寻找那些封闭的地方。 回归庆典带来的快乐稍瞬即逝。1997年8月，一份非公开的政府文件在温州市级领导的案头传阅。文件披露： 上半年超过100家灯具企业大举外迁。直接后果是，温州灯具产业就此衰落。 吴建海就在外迁的人群中。 放下经营多年的国内成熟市场，他只带着几只皮箱和一本从地摊上淘来的励志书，去喀麦隆重起地盘。他的目的也非常单纯，仅仅“听说喀麦隆是非洲一颗灿烂的明珠”。 杜阿拉市是终点。他惊奇地发现这里“没有中国商店”，可中国货很受当地人欢迎。这显然是不容错过的商机。不费太多周折，吴建海筹备起贸易公司，专门经销中国商品。 时间推移，这个善于观察的温州人慢慢发现有中国人来喀麦隆经商，但语言限制、店面难找以及治安问题，大多半途而废。更激情的想法在他脑中酝酿： 办一座中国商城，“中国商人汇聚一堂，形成规模经营，使中国商品走进非洲千家万户。”当吴建海面积4000平方米的商城开业时，数十家店面预购一空，温州眼镜、皮鞋、服装等小商品蜂拥而入。 大举外移的还有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 数年沉淀，温州民间资本已有数百亿之多。膨胀的资本急需寻找出路，许多温州人便联合起来，投资煤矿，承包年限从数年到数十年不等。 黄益铫也想趁机大赚一笔。他拉拢做生意的朋友，前后凑齐200多万元，承包下一口煤井，准备坐地收金。不曾想，煤井承包到手，煤炭价格一路下跌，到触底价每吨10元钱，亏损达400多万元。 不利情势之下，黄益铫等人决定不再坚守，忍痛把原本承包年限数十年的煤井转让他人。那时，大多数温州炒煤团都在山西惨败而归。几年后，国家政策日益宽松，煤炭价格直线上扬。转让的矿井身价倍增，评估价值达到5亿元。形势大好，温州人再一次趋之若鹜，一度掌控山西省60%的小煤矿。不过，事态的走向向来让人猝不及防。 泪水和欢笑，担忧和希望，日子匆匆而来又匆匆而逝。无论曾经多么不寻常，岁月总是倔强得毫不留情。 1997年，重庆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这个管辖着接近3000万人口的庞然大物在日后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仅有震撼，还有真实的思考。 三峡和黄河小浪底相继截流成功，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华南虎野外灭绝。两则消息，前者是工业文明过往积累的成就，后者则是人类文明未来延续的隐喻。而有意思的是，一个台湾人柯受良在亿万人注目下飞跃黄河壶口瀑布。 有人评价是年，说： 阅读的世界，属于去世的王小波。他用短暂的一生和作品诠释了什么是自由的精神。而年初开始，中国工商界无可救药地迷上了MBA。 1997年10月，温州首家上市公司“浙江东日”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成为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史上零的突破。与此相对，是一件国际大事，美国众议院通过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英语简称tMD。国人戏谑称其为“他妈的”。入关谈判中，美国更是中国最大的障碍。1997年的中美关系恰如这年风行的一首歌所唱：“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下一个新年来临前一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厦门召开。会议部署下年度工作要点，着重指出： 要贯彻“稳中求进的方针，把握全局，重点突破”，以加速实现“资源配置市场化，福利分配货币化，公共服务社会化，经济运行法制化”这四个目标。 上至国家，下至个人，大家都忙着制订新一年的计划。这样的氛围中，一部名为《甲方乙方》的贺岁片隆重登场： 故事发生在1997年夏天，四个年轻人推出“好梦一日游”的业务，帮人们过一天好梦成真的瘾。招牌打出去，受到追捧： 卖书的板儿爷想当一天巴顿将军，明星则想做回普通人，大男子主义者希望受气，大腹便便的大款却琢磨着怎么吃苦。 喧闹的气氛中透露着荒诞的气息，观影者在哄堂大笑之余，不免生出诸多感慨。最后，影片在一场婚礼的闹剧中收场，一如这个非凡的年份，纷扰热闹，虚怀感叹： 在挥洒着大红大紫色调的背景下，明天会演绎出怎样的悲欢离合？ 第十七章 悲喜交织的故事 1998年，改革开放的20周年。 陈寅恪与顾准，这两位逝去多年的知识分子，重回视野。前者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后者的“拆下肋骨当火把”，让以天下为己任的学子们追慕不已。过往20年，我们国家年均增长7.5%，远离饥饿，小康在即。这难道不是顾准病榻上预言的“神武景气”？ 看起来，社会愈发开放、开明。然而，气象万千中各种变革似乎遇到了些许障碍。社会发展进程积累的问题像雪球般越滚越大： 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三农”问题长期无解、国有企业改革步履维艰、失业人数不断攀升，亚洲金融风暴余威阵阵……新中国最大规模的产权变革，也势必发生一些令人伤感的悲情、无奈与不安。 看来“神武景气”的中国需要一个懂经济且可依赖的强势人物。无疑，朱镕基是最适合的人选。支持者和批评者们终于心有灵犀，达成一致。12天后，朱镕基接任李鹏，以98%的选票当选为新一届中央政府国务院总理。 正式上任那天，面对众多媒体朱镕基悲壮起誓。他的演讲充满个人色彩，不像一位治理国家、扭转经济的高官上任言辞，倒像是一篇悲愤而不顾一切的战斗檄文。但是，人们喜欢这样的演说，因为很容易被感动。 所有的这些，都始于1998年，后邓小平时代，也可以说，新的改革时代。 迈步从头越 政府“自上而下”发起指令，人民“自下而上”进行参与，中国社会的稳定得到维系，并带动经济层面的改革。《中国大趋势》一书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将这种变革称为“中国纵向式民主”，“政府给我们规划了森林，中国的人民将其创造出来”。而国家酝酿着大变革，小城温州则迎来罕见的寒潮。 这个以“温”为名的南方小城，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但另一方面，生意人不管恶劣的天气，照样早出晚归，沿街叫卖声不减；店铺一早开张，营业直至深夜。喧闹的街市、肃杀的自然气候，风格鲜明、对比强烈。 一位京城记者前来考察采访，看到街道两旁店铺密密麻麻，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不禁由衷感言：“全温州城连起来就是一间大超市”。此言非虚。兴起不久的房地产充当了良好载体，新建小区楼下均是商铺房。记者不解，为何住宅楼下全开店铺？他向一位杂货店老板求教。店主一怔，反问： 为什么楼下不开店铺？ 记者无言以对。他意识到自己的唐突，也意识到温州人的那种天性。他们总能在千篇一律的单调中制造出一丝亮色，外人看来，这是特立独行，反其道而行；事实上，他们不是刻意为之，一切皆自本能，所以才显得自然而然、浑然天成。 安徽青年刘永晖在街上闲逛。路边的繁华让他联想到上海的南京路。内心激荡之余，他辞去计委工作。 激发刘永晖内心激情的是位于人民路上的“开太百货”。那是一家开业不久的百货商场。几个月前，这个庞然大物陡然出现时，在遍地专卖店、零售店的温州掀起偌大波澜。有人悲观地断言，百货商场将会把扎根在地摊经济土壤上的无数小店送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几个月来的事实却证明这种担心是杞人忧天。 地摊经济的顽强如野草，本金少、变现快，只要有需求就能生存下去，而资金雄厚的百货公司船大不易调头，往往在市场末端徘徊。开业以来，拥有港资背景的开太百货并未取得预想中的成就，反而在专卖店、零售店的夹击中举步维艰。 刘永晖想做救世主，他看到了百货公司的坦荡前途。 开太百货之前，曾经风云一时的华联商厦昙花一现，温州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百货商场。这显然背离了时代发展。摆地摊、开专卖店到连锁经营，温州人纵向销售发挥极致，可市场经济对商业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诉求层次分明，一部分人希望在一个商店里买到所有需要的商品，而不是到商业街上走马观花。出师不利并非是误入歧途，而应该归咎于定位不明、营销缺失。刘永晖深入分析原因，信心百倍地进入开太百货。 这一年，白色风潮流行于温州。大街小巷，到处是穿着白色西装、套裙的青年男女，即便家具、家电也多以白色为主。年轻人追求前卫的行为无形中创造出新的市场，白色产品供不应求，售价数千元的白色麻棉西装售价昂贵，但销势颇好。顺应白色浪潮，温州印染厂日夜不停地生产白色“摩力克呢”面料，4万多米面料投放市场被抢购一空。 时尚经济让刘永晖深受启发： 抓住年轻群体等于抓住消费市场。此后，开太百货把目标定位于年轻、时尚群体，引进国际流行品牌，扭亏为盈。 其实，几年前初来温州，刘永晖“对这个城市第一感觉并不太佳”。可就是“处处透露出繁华后面的杂乱”的城市让他的人生焕发出光芒。事业日盛，他融入原本陌生的异乡。 和刘永晖一样，廖辉军也是闯温州的异乡人。他“带着美好的憧憬来”，“火车站外绿色玻璃幕墙的电信大厦”让把这个城市的高度展露出来。从3公里的人民中路，到商店爆满的五马街，再到水泄不通的广场路，巴掌大的地方，别人“用不着一天便能走个遍”，他却走了许久。天黑的时候，他下定决心： 勤劳工作，成家立业。 温州开放的民营经济环境为他们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土壤。其间，发生的种种事情总能唤醒人们心中最原始的渴望和力量。许多不甘没落的外地人借此大有作为。多少年后，人们送给他们一个称号： 新温州人。 “歌舞升平” 令人高兴的事情层出不穷。产业、商业的崛起与文化的兴盛形成鲜明的对比。 张艺谋声名鹊起。他忙着拍摄一部名为《我的父亲母亲》的新片。没有人能够想到，他会挑选19岁的中戏学生做女主角。这个名叫章子怡的女孩显然没有任何银幕表演经验，第一个镜头足足拍了27条。天分不是最好，可她足够努力，对自己够狠，更懂得抓住机会。日后，章子怡一步步走上奥斯卡颁奖台，隐然无限风光。但她却说，不相信童话，只相信努力。而与她的作品相比，成名经历更能引起普罗大众的兴趣和认同。 很多人眼中，不简单的章子怡透露出一股野气。从她奋斗的故事中，有人感受到方向，而有人会从中看到自己从前的影子。温州人属于后者。 夏天，当地一家新闻单位在街头做题为“假如你碰到困难，你是首先找别人还是靠自己”的随机调查。结果显示，98％的受访者选择“靠自己”。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温州人只相信个人努力而非其他。 事实正是如此。104国道平阳段受到大山阻隔，温州政府决定打条隧道。初步预算，需投入资金4900万元。这不是一笔小数目。按照其他地区的方式，很可能因为资金问题项目搁浅，或者干脆进行道路改道，在大山边绕行一圈。 可温州人制定出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以出让15年隧道交通费征收权的方式招标。隧道建成，投资方从每辆车收取10元过道费，15年后无偿交付国家。政府分文不花打通隧道，15年后拥有全部产权，承包者也有利可图。方案一提出，投标者不计其数，最后平阳轧钢厂老板章烈成中标承包，投资5000万元，如期建成隧道。 投资15亿元的人民路如法炮制。政府先按一定价格买下道路两侧土地，拆迁后进行公开招标，中标者可建造若干用于租售的新楼房，前提是由他们出资改造道路。相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其他领域。2000多所幼儿园除31所由国家投资外，其余均为个人建设；3000多所农村医院和卫生所也多由民资兴办。以市场经济的手段优化资源配置，不仅有效解决了城市建设等领域的资金问题，更使得民间空闲资本得到有效利用，从而实现政府和民间的“双赢”。 金温铁路通车、温州大桥建成和市内道路加宽，但出租车供需矛盾却加剧。市里决定“个体化改革”，一次性投放300个经营权，公开拍卖，永久买断。4年来首次拍卖出租车牌照，群情高涨，人人都想分羹于稀缺资源，乃至有人极端地卖掉房产换取车牌。每个牌照20万元的价格起拍，拍卖结束时均价达68.8万元，政府财政净增2亿多元。不久，新增摩托车牌照参与拍卖，所得款项被划拨为市政建设专项资金。 市场经济思维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温州人把拍卖之风发挥得淋漓尽致。歌星刘德华到内地举行个人巡回演唱会，首场演出地点选择温州。 灵光的温州人把演出彻底变成一场商业游戏。坊间流传一个津津乐道的说法： 某老板在天都大酒店为刘德华举行欢迎宴，邀请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前来助兴，但预留席位拍卖。利用名人效应，刘德华指定白酒、服装、鲜花。演唱会下来，相关的温州人大发其财。 深得经商之道的温州人利用经济手段调配资源，激活市场，同时使悬而未决的难题一蹴而就。而更有意思的是一位记者竟然从廉政建设的角度指出，温州政府的诸多做法“杜绝黑箱操作产生的随意性和腐败现象”。 无疑，记者的文章将温州政府的所作所为上升到党政建设的高度。这年，中国领导人开始强调加强法治的必要性和惩办腐败官员的重要性。卸任前的一次讲话中，李鹏坦承，贪污腐化、犯罪率上升和环境恶化等是政府工作的严重“缺点和失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对此评价： 北京的官员似乎强烈意识到了腐败现象横行的危险性。 温州又出难题。个体户开业开店，总想请头头脑脑撑撑门面。“大人物”倒大方，应邀赴席者甚多。事情多了，逐渐形成不成文的规矩： 市长剪彩，15万元一刀，副市长10万元一刀，其他领导依次递减。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上面重视，派专案组调查情况。调查结论： 不错，有创新，可以继续。原来，所谓的“出面费”剪彩者分文不取，而是直接打入市级财政，存为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据传仅此一项每年便达数百万之多。 严肃呆板的政坛，温州官员俨然成为经营城市的商人。他们别出心裁的方式引起围观性的瞩目。常理，“富裕起来”的政府本应慷慨大方，花钱如流水。温州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仍安之若素，极其节省节约。各级机关的办公用纸多是双面打印，正面用完接着用反面，甚至贴在信封上标有邮编、地址、单位和姓名的纸条也是两面打过字的“废纸”。 不仅机关单位如此，个体户、大老板也多克勤克俭。东阿外大酒店老板每天凌晨2点自己买菜；一位服装店老板叫清扫工把每天清理的垃圾中的布头拣出来，每月回收废布卖的钱，远超发给清扫工的工资；一家产值5000万元、“家当不小”的皮鞋公司经理亲自到广州的原材料厂谈判，每双鞋成本减少3分钱，虽微薄，仅此一项，该厂每年可节省27万元费用。 温州的经济奇迹让人痴迷不解，一穷二白的个体户创造令人艳羡的财富，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也许就是自上而下开源节流的意识。 说到开源，王荣森不能疏漏。这个温州女人中的佼佼者，在艳阳高照的陕北高原上神情焦灼。前方10多米，起重机声嘶力竭地拖起放下，卡在井中的钢管纹丝不动。有人说，钢管上的“水利锚”被卡住，弄不好整口油井会报废。王荣森脸色瞬间变白。 一年多前，在西安做服装生意的她偶然碰到陕西地质学院一位丢失钱包的老师。她掏钱帮老师渡过难关，为感谢她的好意，对方透露出赚钱的秘密： 陕北地区勘探出石油，国家鼓励私人投资。“谁抢先，谁能赚上一笔”，对方信誓旦旦，指点她到延安一带问询。 王荣森信以为真，跑到延安证实了消息来源： 当地政府鼓励外来资金投资勘探开采石油，不过不提供任何技术和资金。 一口油井的勘探开采成本高达100多万元。而虽然地质部门探测到确有石油储量，但谁也无法保障一定能打出石油。风险和机会并存，“赢”，得到滚滚财源；“输”，不过从头再来。王荣森和丈夫拿出所有积蓄250万元，从老家筹集到230万元，承包三口勘探井。夫妻二人吃住在工地，井打到600米，石油没有冒出来，丈夫不堪劳累而去世。一旦放弃，前期巨额投资付诸流水，王荣森苦苦支撑，不料还是“卡”在油井的门槛上。 神思恍惚，一个技术员提醒她，可以向专家咨询。王荣森整理情绪，跑回驻地，打电话向熟识的专家求助。电话打了20多分钟，她有了主意： 用千斤顶把钻井机拉出来。几个小时，卡在井里的“水利锚”被拉出，人们准备散去时，意想不到的黑黑的石油喷薄而出。 辛苦守候换来戏剧性结局，王荣森大喜过望，马不停蹄赶回温州，筹集到3600万元投资勘探新油田。空旷的荒原中，30口油井同时开工，一派繁忙景象。 梳理温州经济史，每个人物背后都有王荣森这样的一段辛酸经历。一无所有的窘迫激发起最彻底的力量，白手起家者爆发出震撼的顽强。风起云涌不断，世事变幻莫测，事业几经坎坷，终有人修成正果。蓦然回首，来路艰辛，却已化作云烟，被记忆典藏，沉淀成往昔荣耀。 大局难料 各种神奇的温州故事中，全中国的形势显得愈发悲壮。改革的进一步推行让温州有了更好的机遇，然而改革是痛苦的。1998年，这种痛苦不只局限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自身，而在于各种天灾人祸的并行。除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江南暴雨似乎在给新政府制造困局。 盛夏，洪水来袭，大半个中国一片汪洋。 长江、松花江、嫩江、珠江、西江、闽江，六个江河流域全线告急，从南方到北国，洪水泛滥、热浪滔天，中国遭遇世纪水灾。 这是一场毫无征兆的全流域大洪水。夏天到来前的几个月里，平均气温比往年略高，中国代表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上签字，作为第37个缔约国，其有责任和义务为环境变化付出努力。然而，自然的报复性反应彻底打乱了中国社会的节奏。 灾难结束，有人反思，国家是否正在为快得让人提心吊胆的经济发展付出代价？ 生态学家适时站了出来，他们已经在角落里隐藏很久，也许有人曾经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很不幸，经济发展的狂热和喧嚣遮盖一切。“对森林的经营性砍伐”会给“自然资源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话分量不重，但一语中的。实际上，用环境为经济增长埋单，是许多地方政府乐此不疲的法宝。水患中暴露出的问题让人忧虑，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由此进入公众视野。 与国内学者的含蓄相比，国外媒体的结论直接犀利。典型的观点认为，“环境危机是旧的工业体系和过去20年经济蓬勃发展的双重因素造成”。 政府有所觉察，审视以往政策，频频出台各类环保举措。专门针对令人担忧的水土流失速度而设的计划，将以2300亿元人民币的成本，培育2600万公顷林木。期限是2030年。 与此相比，严禁砍伐森林的政策直接有力，即使会让许多人感到无奈，比如伐木工人、林场老板以及家具制造商等。木材砍伐、加工、制造，产业链环环相扣，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 许多人放弃改行另谋出路，坚持下来的只有另辟蹊径。卢伟光属于后者。 洪水肆虐，国家禁止砍伐森林的公文令生意陷入停顿。安信地板断了材料来源，工厂只能停工，工资不能停发，卢伟光焦灼万分。他办公室墙上贴着一张世界地图，地图右下角大片翠绿让他灵光一现： 去巴西进口原料，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 国外木材经销链条由台湾商人把持，他们对巴西木材供应商的联系方式守口如瓶。卢伟光唯一的突破口是台商，但这似乎是不能完成的任务。机缘巧合，他去长期合作的台商那里检验木材质量，不经意瞥到包装胶带纸上印着个巴西电话。他偷偷记下。 接下来几十天，卢伟光打掉千元电话费。电话那头的木材供应商对这个“中国疯子”暗中敬服，决定与素昧平生的中国人做生意。前提是，卢伟光预先支付30万美元。 犹豫再三，卢伟光下了赌注。几个月后，上海港集装箱码头迎来巴西人的高品质实木地板原料。 蜜月期转瞬即逝，问题出现： 木材总量有限，安信买得多，其他人就买得少，少买的人为多买会加价，如此往复，恶性循环。卢伟光只能向产业上游推移，根本办法是拥有森林。可巴西法律严禁外国人购置森林土地。一位老华侨的指点让卢伟光茅塞顿开。他把第二个儿子选在巴西出生，加入巴西国籍。他作为监护人取得绿卡，合法拥有购买森林的权力。他投资过亿，两次购买永久砍伐权的巴西森林，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 1998年10月，温州举办第一届商品交易会。 会上万人聚首， 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外籍人士是最大的亮点。《经济日报》分析，温州经济探秘线，引起海内外浓厚兴趣。 三个月前，温州在巴西开办“中华商城”，38家企业参展的服装、鞋帽、打火机、节能灯等样品被一抢而空。当年数据显示，温州人出国者有50万之多。可谓“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也有温州人开拓”。 温州和世界交流日益频繁，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7亿美元，同比增长35.8%。市委书记蒋巨峰总结：“温州机制活，民间资金丰富，国内外市场渠道畅通，目前在市场疲软、资金短缺情况下应该发挥优势，迎难而上。” 基层政府的激励下，温州人做买卖“胆”子越来越大。 3家私营企业联合承包“华东中铁快运X228次火车”，开通杭州经乌鲁木齐至莫斯科的国际快运专列。当日起，每天凌晨2时，一列满载温州皮鞋、服装、打火机、电器等货物的火车从杭州艮山门火车站开出，运行11天到达莫斯科。相比动辄数个月的公路运输，时间成本大为减少，因时令差而错失销售良机的温州货在异国找到市场。不久，金温铁路开通，专列的起点由杭州改往温州，家门口发货直达销售地的夙愿变成现实。温州人在铁路构建的联络网中如鱼得水，成千上万的小商品像水银倾泻般被卖到世界各地。 道路建设有效提升一个地区物质流通的速率。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条铁路对于交通闭塞地区的意义不亚于新生。如同封闭的空间中划开一道口子，外界光线照射进来，里面的空气也散发出去，铁路的出现为新陈代谢提供可能。但是，它的意义不止如此。它缔造出思想交汇的纽带，新奇想法由此而入，人们眼前豁然开朗。 小商品，大世界 外界的进来，里面的出去，彼此交流中，活力才会释放。 秋天，被经济危机搞得晕头转向的皮鞋商王建平决定出国。凌晨两点，他从温州站坐上西去的列车，太阳升起时到达冰雪漫漫的莫斯科。 前苏联解体后，这个国家向民主社会艰难转变。叶利钦采取休克疗法，大规模摆脱国有化工业，力图建立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观察家却坚持认为此种做法“喧闹”而不实用。《洛杉矶时报》记者的笔下，俄罗斯社会“到处是运用手段谋到职位的既得利益者”，裙带主义盛行，寡头政治家“贪婪地掠夺财富，并利用这些财富得到莫斯科的庇护”。受困于粗鲁的发展模式以及政治改革的流弊，俄罗斯经济低迷许久。 质优价廉的温州小商品在生活用品短缺、物价飞涨的俄罗斯长驱直入。凡在此搞外贸生意的温州人十有八九赚得盆满钵满。王建平既惊喜又兴奋，用旧集装箱摆成摊位，经销皮鞋。 一个在国内混得潦倒的小皮鞋商，跑到异国寻觅市场，然后以毫不起眼的方式重操旧业，开始时简陋寒酸不入流，可他自顾自地奋斗，一点点积累。一年后，简陋的鞋摊赚到百万美元。王建平建立起贯通乌鲁木齐、阿拉木图、莫斯科等城市的物流销售线。 生意顺风顺水时，他屡屡成为异国街头劫财者或者执法者刁难的对象。和王建平一样突然“发觉脑袋后面有冰凉凉一块硬的东西”的中国商人不在少数。在秩序混乱、法律漠然的俄罗斯，他们只能听天由命。同时，王建平的发展模式被更多温州皮鞋商复制。俄罗斯市场上国内同行增多，“大出血”式的恶性竞争下出现卖一双赔一双的现象。这也成为多年后温州皮鞋在俄罗斯折戟沉沙的一个伏笔。 王建平在俄罗斯打拼，池万锋以闯入者的姿态在“巴黎童装名街”扩展地盘，吴国胜则把意大利高档男装“佛伦斯”引入广东市场，独享名牌代理优势，另一个温州人吴晓斌也在日本打开致富之门。 来日本多年，吴晓斌做烧烤、洗公厕，遍尝生活艰辛，急切地想从社会百态中寻到商机，改善窘迫状况。机会终于敲门。一天，吴晓斌街头闲逛，前面的日本青年边走边打手机。看着形状怪异的手机，他突然开窍。日本青年喜欢标新立异，手机多装饰各种时尚另类的配件，生产新奇的手机配件不是一条捷径？ 他速回温州，筹集20万元启动资金，在日本注册成立名为日本忠成贸易有限会社的公司，研制生产针对年轻人群的有机天线。3个月后，第一批闪光天线面市，表现不俗，占据日本市场的76%，利润巨大。吴晓斌完成原始积累，涉足数码、通信、家电、汽车用品以及网络等领域，打造出年销售6000万美元的资本帝国。 入局 温州之外，陌生的互联网横空出世1997年被广泛视为中国互联网元年，这一年，网易、搜狐、新浪三大网站粗具雏形。1998年，随着腾讯的出现，中国互联网时代正式开启。 。27岁的马化腾创办名为腾讯的网络公司。在此前后，王志东推出新浪网。张朝阳的“搜狐”也步入正轨。而丁磊的网易在广州运营数月，且表现不俗。在这一年，中国商业互联网领域呼风唤雨的四大网站先后面世。 大城市的街头巷尾陡然冒出许多网吧，环境嘈杂、空气沉闷，上网者置若罔闻。一些人热衷收发电子邮件，感受世界同步的妙趣；还有人喜欢浏览新闻，沉醉于对世界大事的掌控中。每小时支付8元钱的上网费和4元钱的电话费，可是高额消费并不能阻挡人们对互联网的迷恋。 世界第一次如此之近，许多人被眼前景象鼓舞。郑元忠投入重金，打造“庄吉服饰网”；身在迪拜的“淘金者”王伟胜则创办华人网，为国人提供免费商业资讯；“吉尔达”总经理余进华在因特网上发布信息，成功引来俄罗斯商人。 浙江省政府推出的“金鸽工程”主页月平均访问量超过百万人次，温州是访问率最高城市之一。不久，温州市人民政府注册“www.wenzhou.org”国际域名，以《温州之窗》名义对外宣传，旅游业因之火暴。 再综观1998年全年，布下的棋局年初已然成形。 曾在“分配”管制下不显山不露水的房子风光起来。一个名为《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颁发，宣布“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这纸通知给中国的房地产带来了春天。从这一天开始，房地产名正言顺地市场化，其投资品的性质不再遮遮掩掩。市场的闸门打开，中国的房地产以超长的速度发展，带动建筑、家具、家电、钢铁、中介、金融、室内装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拉动GDP发展的重要动力。今后，房子将成为大部分普通中国人一生的“梦魇”，忧郁、焦虑、辛酸和无奈掺杂其中。然而，却也为温州资本的呼风唤雨提供了新的延伸空间。 一家民营房地产企业老板，拿出2000万元参股当地最有名的优势企业荣事达。这位异想天开的民营企业家不知道究竟会引来什么样的后果。可在诞生过“小岗村”故事的地方，此举为“国退民进”写下新的注脚。他最终成功，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无论公有、私有，都是社会资本。联合资本使企业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后来，他被评为首届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会“优秀企业家”。 “国退民进”逐渐成为1998年不可阻挡的大趋势。时任安徽省省长的回良玉说，要拿出当年“大包干”的劲头搞股份制。回的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著名的“小岗村”。据说最早搞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凤阳县就是在一年之内把上百家集体企业全部卖给私人。 政府决心关停一批国有企业。股份制在全国大势已非星星之火，或方兴未艾，而是如火如荼，成燎原之势。政令下达，一夜之间，大量集体企业和中小国营公司摇身一变为私人公司。经济变革的悬念被赋予种种神秘色彩，有人揣测，“国家政策资源通过某种隐晦的方式产生转移”，“一种扭曲的、不公平的政策被又一次非公平的方式反向扭曲”。 作家梁晓声在《中国社会阶层分析》一书中写道： 国有资产流失，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合理合法、里应外合地洗劫而去。中国太大，国有资产巨细并存，仿佛是永远也清理不了的没有尽头的仓库。道德评判的尺度，是靠不诚实的劳动巧取暗夺的。按照法律裁决的条文，数额往往巨大；按照时代演变的规律，又不得不承认，乃是发生在一定逻辑之内的现象。许多人因为钻制度或政策的空子一夜暴富。与穷人的致富相比，这种轻松的钻营并不值得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欣喜。反而是温州那些“不靠权势背景，不靠灰色潜能，命运中没有什么吉星高照过的小百姓”靠着纽扣、小五金批发，“发展为中国的小业主”。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脱颖而出。他们的产生和存在，使“这一行列令人最初大不以为然的成分有所改观”，更为中国的改革带来应有的凝重感、庄重感以及令人欣慰的乐观。 可即使这样，有些时候，他们还是会受到不公正待遇。 那时候，个体户，民营企业老总，常常会为资金发愁。意味深长的是，这个问题直到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整个官方金融系统对私营经济设置限制性政策，中小企业很难通过合法渠道贷款融资。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占温州经济总产值90%以上的非国有经济，从合法机构贷款不超过放贷总额的7%。 由此形成一个奇怪的现象： 濒临倒闭的国营、集体企业成为放贷大户，盈利能力强的民营经济则借贷无门。个中端倪，耐人寻味。 面对政策性壁垒，温州中小企业自有生存之道。 这一年，国家计划下调水电价格，消息传开，许多水电站老板坐立不安。 泰顺是发电大县，私营水电站是其主力。听到风声，50多位老板找到县小水电协会寻求帮助。副会长何序昌把意见反映到省里，省委副书记刘锡荣决定帮忙。最终，浙江省上报国家计委的水电上网电价为0.45元／千瓦时，比邻省江苏高出6分钱。 工人们保住饭碗，水电老板们保住数百万利润，政府留下了好名声。类似的插曲层出不穷。大背景中，温州经济蓬勃生长，引起了吴敬琏的兴趣。他专程到温州中小企业考察，回来后写信给朱镕基汇报情况。看完信后，后者在信末题写肯定性按语。 人们唱着《相约1998》，却不得不和彼此说再见。千头万绪，又到一年收官时。郑元忠被评为“温州改革开放20年十大风云人物”。 穿越时空，将时间拉回那段或风光或无奈的岁月。其人其事，浮屠再现。“从十几年前被四处追捕的投机倒把罪犯，到改革开放风云人物”，他身着西装，还戴着金边眼镜，面对采访的记者侃侃而谈，丝毫不避讳之前落魄，“这不仅仅是我个人身份的转变，而是一代人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在一个人身上的聚集体现。”讲这话时，郑元忠的身份是温州市政协常委，头上还有“十大风云浙商”、“十大工商英才”等多个光环。 江湖夜雨十年灯。时光逝去，郑不复当年之勇，也不再是那个风风火火的个体户，可时代还是在他身上留下悲与喜的双重痕迹。他在许多场合发话，“要买下温州大学”，只有这时，人们仿佛才能依稀看见那个“骑着摩托车招摇而过”却已然陌生的身影。 第十八章 时代的晚上 1999年，全球经济复苏，有人说，“好日子，回来了！”然而，一本诺查丹马斯的书却预言：“8月，太阳系九大行星和月球呈十字排列，处于十字中心的地球将接受末日审判。” 真真假假，是是非非，新中国迎来成立50周年的大庆之年。 静水流深 追求新奇和创意的《财富》杂志适时宣布，享有盛名的财富年会将在上海进行。主办者给年会起了一个寓意十足的口号：“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认识世界”。 很快，中国人明白了“让中国认识世界”的真正含义。此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正在艰苦进行。而这场国际贸易领域的拉锯战，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教科书上中美谈判的场景——那时中方的主角是李鸿章。当时有人说，这是美国人在用谈判来夺回他们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失去的东西。谈判的火药味很浓，唇枪舌剑就如同刀光剑影。原来，世界如此的分毫必争。这一点，其实，中国并不需要重新认识。 秋天，45架跨国公司专机停在上海浦东机场，有美国RICh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里奇的“FAL900”，有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理查德·瓦格纳的“湾流5”。他们的造访是为参加《财富》杂志的年会论坛。 论坛的题目叫：“中国——未来的五十年”，显然是个空洞的幌子，就像李光耀所说：“要想预测中国未来50年发生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的确，无数大事即将发生，只是谁也没有能力预测。这是个平静中蕴含着暗流的时代之夜。 1999年3月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面对台下3000代表，朱镕基总理提出：“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确保社会政治稳定”。与一年前相比，朱的讲话缺少了一丝锐气，多了些许沉重。日本《产经新闻》认为： 建国50周年，这特定的年份，“稳定压倒一切”，被放在首位。 政府在努力避免风险的同时，尽可能扩大改革成果。随后根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邓小平理论被写入宪法序言，这被视作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有力信号。焕然一新的变化还有，过去对公有制经济起着“补充作用”的私营经济，如今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和“多种形式的分配制度”成为宪法确认的“国家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 外媒评价说： 伴随着私营企业的成长，中国政府确定了它的合法地位。这次修改宪法，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措辞，是进一步促进其发展。然而，这次的修正案里也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文，说明中国领导层尚不允许私营企业无限制地发展。在国有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私营企业释放出惊人活力。1999年，中国纯粹的私营企业突破100万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超过10%，并呈进一步扩大之势。私营企业产值以年平均69%的迅猛之势增长，成为“接收国营企业裁减人员的重要部门”。 私营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也开始享受到切实好处。此前，政府“批准61家大型私营企业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简化成立私营企业的手续”。年内还制定《私营企业法》，保护私营企业的权利。联想到一系列优待政策，外报认为： 中国想通过发展私营企业，刺激低迷的出口和设备投资，以实现7%的经济增长目标。 会议第三天，北京突降大雪。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来自南方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欣喜万分。“瑞雪兆丰年”，大雪或许带来了极具象征意味的开端。 梦想家 “两会”期间，范鸣强携家人去北京游玩。天安门广场人潮如水，他不禁神思遐想： 城楼下开家“马列书店”，店内以红黄“国旗色”为主色调，悬挂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画像，销售伟人著作，说不定能稳赚一笔。 朋友认为想法“太痴狂”，奉劝他不要冒险，否则“吃定红灯”。范鸣强一意孤行，叩开天安门城楼管理处大门，畅谈胸臆：“新中国成立50周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周年，在天安门这个庄严肃穆的地方，销售马列书籍，还怕没有销路？” 对方当即同意，破例免收租金，以示对“红色阵地”的支持。范鸣强用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梦幻开局。书店开张，他坐地收金。 私营经济前途明朗，胡成国决定三进上海。 几年前与国外公司谈项目，老外在“地图上指点半天都找不到温州”，经常问“温州与大连还是深圳毗邻”。胡成国好笑又无奈，也产生走出温州的决心，上海成为首要选择。 1993年，胡成国投资100万元，但由于投资环境不完善，投资失利。3年后，他再度赴沪，投资240万元兼并一家开关厂，最终合作无疾而终。1998年，上海市政府制定24条政策，吸引国内大企业集团。当年秋天，青浦区组团到温州招商。胡成国则显然老道许多。他开车领着夫人赶到青浦，选中“交通便利，有三条公路经过，离青浦城、虹桥机场、大观园都不远”的香花桥镇，圈下135亩地。而尽管当地政府频频示好，胡成国仍然没有贸然行动。前两次失败让他心有余悸。 1999年3月，私营经济写进《宪法》。胡成国才放心，出资3亿元投资建设上海德力西。他一次性招来600余名员工，高薪聘请高级工程师，设置与总部同样齐全的部门。 做法引起相当多的质疑： 生意才起步，工厂按照年销售额两三亿元的规模做，这不是杀鸡用牛刀？胡成国自有高见： 不能看眼前有多少生意招多少工人，既然进了行业，来到上海，就要做行业状元。 事情在预料之中，不到4年，公司年销售额达2亿多元，净增9倍。德力西进入上海同行业前5位，被列入当地政府的“小巨人”企业。 彼时，中国流动着无法遏制的渴望，四两拨千斤的创业方式自然激起关于财富的无限遐想。“多挣点钱儿多挣点钱儿，钱儿要是挣多了事情自然就会变了”，一个叫崔健的摇滚歌手在歌词中这样唱着，还口气老城地喊道，“其实动点脑子绕点弯子不把事情都就办了”。 财富早是光明正大的追求，即使追求的方式五花八门。国家对私营企业放开进出口自营权，一部分人却嫌财富来得太慢，大胆地铤而走险，做起走私勾当；个别官员大开方便之门，居然能从中分一杯羹；当然也有人不越雷池，安稳地经营，梦想着小打小闹发展壮大，但事后看来，无情的市场却未给其机会。 多年后，前者或者急流勇退、改邪归正，抑或者锒铛入狱、永不翻身。后者多在岁月的磨洗中失去棱角，乃至销声匿迹。只有精神顽强如范鸣强、胡成国之流，起伏于经济大潮，昭示出颠扑不破的商业本质。 代言人 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非同寻常。然而，某种意义上，这个国家依然贫穷。 4000多万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而他们多数集中在西部地区。与沿海繁荣不同，那里，看不到鳞次栉比的高楼，看不到现代化生产车间，扑入眼帘的是被时代不屑一顾，乃至抛弃的生产方式，以及无数无助迷茫的眼神。“神武景气”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平衡愈发失控。 就在这年夏天召开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江泽民提出：“抓住世纪之交历史机遇，加快西部地区开发步伐。”三个月后，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终敲定“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甚至发话：“像当年搞特区那样，加快西部地区大开发。” 默默无闻到举世瞩目，“热”起来的西部引起温州市委的重视，政府组织的考察团接踵而至。事实上，敏感的温州个体户们动作要快了许多。 更早之前，西北地区商家进货需跑到武汉甚至更远的地方，路途遥远费时费力。在西安做服装生意的温州人江金波和林家希抓住市场空当，“拢到一块儿把这钱给赚了”。他们在碑林区李家村租下经营不佳的企业厂房，兴建市场。 西安浙江村开业，经营低档服装。西北五省及山西、四川客商慕名前来。随后，市场吸收千名下岗职工，每年上缴数百万元利税。起于微末的西安浙江村风头日盛。 西部大开发，温州人惊觉而起，带着资本和憧憬以及对商业拜物教式的执著，干脆者甚至不带分文只身上路，趋之若骛于西安、兰州等西北城市淘金。打拼的人中，陈玉琴名气不小，她事业几经波折，把温州女人的干练、耐性和不服输，发挥得淋漓尽致。 怀揣3万元借款陈玉琴闯西北。下火车，她惊喜地发现温州50多元的灯具，这里竟卖到上百元还多。陈玉琴本能地判断，这是缺少竞争但利润巨大的行业。她花万元租下店铺，一面墙摆灯具，另三面转租给别人。尽管不伦不类，她还是勇敢地打出灯具店招牌，开张营业，4卡车灯具销售一空。 灯具零售有利可图，当地人效仿。半年下来，利润骤减，陈玉琴转而经营灯具批发，“灯具店如果都找我进货，生意不好都难。”可惜，天不随人愿。灯具店老板们并不批量进货，而是卖一个进一个，陈玉琴的批发店实际成了别人的库房。经营失败，血本无归。陈玉琴改行做服装生意，苦拼半年，重新“活”了过来。 这一年，温州人到西北创业者众多。惊鸿无数、藩篱丛生，行业千差万别，但共性明显： 挣钱。当一个月拿2000元时，他们想着下个月怎样拿3000元。西北人对此不可理喻，“要那么多钱干嘛？”他们能挣到1000元工资，就已觉得“800元足够了”。巨大的思维差异让温州在每一个缝隙和角落中游刃有余，把民营经济的草根本性发挥极致。 时空经常错位。无论你是何种角色，都不要被历史的大潮淹没，或者冲刷去独立存在的价值，至少要在大时代中做个坚强的小人物。多年后，有人才幡然醒悟，对当初明显落后于时代的思维感到后悔。可是在那时，杂草般丛生的温州草根们占据大多市场空白，后来者似乎已无立锥之地。甚至遥远的海外，温州人也努力着出人头地。 夏天，美国西海岸惠风和畅。 为筹建中的研发机构招徕人才，南存辉飞赴硅谷，却听到刺耳的声音。流亡美国的“民运分子”魏京生、吴弘达发表言论，“中国政府限制和歧视私营企业，不尊重在华投资的外国厂商，只保护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 魏的无稽之谈居然得到美国国会议员马克的信任。后者计划在国会会议中大做文章，提出取消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原“最惠国待遇”）的议案。一旦议案通过，中国进出口企业将面临巨大损失。南存辉了解情况，当夜发送邮件给马克，说明真相、驳斥偏见。 第二天，洛杉矶，国会议案如期举行。南存辉针锋相对，自掏腰包召开记者招待会现身说法。他拿着一份《中华工商时报》慷慨陈词： 报纸统计，正泰集团是当时中国第八大民营企业，1998年产值20多亿元人民币，约合3亿美元。假如一直受到限制和歧视，我们能在短短十来年，由一个几万元起家的小作坊发展到如此规模？ 台下的美国记者兴趣陡增。南存辉进一步反问：“我的家乡中国温州，私营经济占95％。没有国家政策扶持，怎么可能有私营企业的今天？”最后，他语气坚定：“各位美国朋友如果不相信我，可以亲自去中国。如果有必要，我也可以到美国国会作证。” 次日一早，《世界日报》、《国际日报》等10多家媒体以“私有企业在中国内地不受重视？温州殷商南存辉以个人成就反驳”、“温州正泰集团董事长要为中国说公道话指魏京生、吴弘达对大陆企业批评不实”等类似标题将南存辉推上显著版面。 受此鼓舞，加州两位政界知名人士随即给美国国会决策人物曼杰森发送邮件，转达南存辉上述观点，并在信的结尾写道： 美国参、众两院的先生在对中国的政策投票前，应该了解中国的今天，多倾听中国商人的意见。健全的商贸关系必须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南先生认为魏京生和吴弘达对中国的现状太不了解，他们的见解荒谬无知。 不久后，美国众议院否决了“取消对华正常贸易关系”议案，中美贸易关系得以维系。 回到国内，南存辉被媒体奉若民族英雄，在京城主流大报连篇累牍的报道中，他形象高大。次年春，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中央领导来浙江代表团座谈。《人民日报》摄影记者捕捉到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 中央领导人与两位浙江代表团代表亲切握手，右侧是公认的中国乡镇企业代表人物鲁冠球，居中者为南存辉。 多事之秋 1999年6月末，温州大罗山风景区草长莺飞。 风景区内，一幢洋楼门口，“私人住宅谢绝参观”的牌子被“瓯海国防教育基地”的石碑替代。不久后，那里会出现炮台、枪械和操练场。 这是中国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微观缩影。毕竟，这一年国人的情绪刻骨铭心。 年初，江泽民主席访问欧洲三国，向“欧洲显示中国的存在”。期间，北约空袭南联盟。在此前后，美国五角大楼资助的课题小组发表报告： 今后25年不大可能出现能在全球与美国竞争的国家，但新兴国家——单个或者结盟——将越来越大地限制美国的地区选择，抑制美国的战略影响。报告预测，“像中国这类竞争势力的出现将给美国造成限制”。 中国的崛起令美国人感到不安。而中国同样该为此谨慎，未来两国关系当然不会是一条通行无阻的坦途。如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所言： 中国发展到一个阶段，内部可能会出现要求调整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压力。外部环境也可能恶化，譬如当今唯一超强美国，就可能会千方百计地从中阻挠，或者借故挑起冲突，甚至发动一场小型冷战，生怕一个强大的中国，会夺走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很不幸，随后发生的事实印证了这种猜测。美国轰炸机疯狂轰炸贝尔格莱德，五枚精确制导武器落地生花，中国驻南使馆一片废墟。三位中方记者遇难，其余伤者数十人。 消息传回国内，无数年轻人受到真实而沉重的侮辱。他们举着写有反美标语的床单，冲出校门，走上街头，放肆地宣泄不满。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美国驻华使馆的玻璃和门灯被砸碎，麦当劳和肯德基未能幸免，不得不“暂停营业”。愤怒的年轻人挥舞国旗，在街道上浩荡前进，尽可能地煽动围观市民的情绪。 除了空袭，谁也不曾想到，中美两国间的较量还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 美国玫瑰蔓体育场的世纪大战让无数国人难以忘怀。90分钟比赛，双方不相上下，点球大战中中国女足悲壮出局。美国人在球门前欢呼庆贺，仿佛赢得的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次战争。这是民族主义者不愿看到的另一个场景。事实已定、挣扎徒劳，满腹愤懑只能在互联网世界宣泄。铁血社区、强国论坛等具有民族主义思潮的网络社区迅速走红，中国红客由此进入公众视野。以后一段时间，他们被视为“中国对抗西方的希望”。 国人亲历的煎熬以及各种事件背后的曲折，让旁观者如芒在背，接续者如鲠在喉。民族主义情绪伺机空前高涨，政府适时提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口号。温州市政府积极响应，筹建国防教育基地，地点选在茶山镇茶山村——一处风景优美的景区。 任务下达，茶山镇政府迟迟不能拿出方案，主要原因是缺乏资金。李芝尧主动提出投资建设国防教育基地。全国还没有民营企业家投资建设国防教育基地的先例。几番讨论，镇政府拍板： 同意。李芝尧出资100万元。他一方面派人收集军事图片、影像资料；另一方面请专家设计综合大楼，成立涉及军事文化教育展览、餐饮娱乐等领域的股份制公司，专门负责国防教育基地的经营管理。 奇迹对于时局的扭转总是令人沉迷，但等待奇迹的过程一般都如此漫长。 贯穿这年的商业新闻，“打假”是个焦点。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某家属院发生燃油锅炉爆炸事故的报道。 江泽民看到新闻后，“心里不安”，立即给经贸委主任盛华仁打电话，“锅炉产品，从制造到安装，每一环节必须进行严格的质量检验，不合格的绝不允许出厂和使用。运行中的锅炉，必须定期严格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现在制度松弛，不那么严格，非常危险。人命关天，要慎之又慎，确保万无一失。希望你们对安全生产问题认真进行检查和总结，从发生的事故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切实加强和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一旦涉及假货，温州似乎难逃干系。人们目光狐疑地投向温州，王振滔心急如焚。他一手创立的奥康声誉日隆，可假冒产品如影随形。武汉、安庆、高密、临沂、泰安等地市场上，存在诸如“×奥康”、“奥×康”、“奥康×”等近似商标。 王振滔派人去山东打假。打假人员回来汇报： 高密碾头村生产的假冒奥康皮鞋具有相当规模。10家造假企业，形成一条龙配套生产的流水线。1家专门制作奥康商标，3家专门制作奥康包装，另外6家则专门生产假冒奥康皮鞋。 王振滔果断决定： 火烧假冒温州鞋。“现在烧这把火，说明我们有信心把它做好，不但是我们行业，包括政府也有信心，进行温州的二次创业、三次创业，再去继续发展。” 工作人员问：“火烧地点选哪里？” 王振滔毫不犹豫：“杭州武林广场，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12月15日，杭州武林广场再一次人头攒动，巨大的横幅“打假保名牌”格外显眼。王振滔点燃火把。 《经济日报》评论：“12年前一把火，烧温州人的劣质鞋；12年后一把火，温州人烧仿冒温州鞋的劣质鞋。”而王振滔说：“为这一把火，我付出了怎样的长达12年的努力。” 温州制鞋发展到1999年，鞋机、鞋革，乃至鞋扣、鞋带等制鞋的各种配套设施都已经非常到位。康奈、东艺等品牌荣获“中国驰名商标”、“中国鞋王”。 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向十四届六中全会献礼片“世纪的呼唤”中，连续报道温州鹿城鞋业和温州长城鞋业公司；在北京举办的“十四大以来辉煌成就展”，温州鹿城“康奈”皮鞋被录取参展。“共和国50年成就展”，中国皮鞋行业仅“康奈”被录取参展。 好消息频传，温州制鞋产业园区在鹿城区双屿镇前陈村隆重奠基，“中国鞋都”呼之欲出。 走向新时代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预言：“过去的一切又全完了，一切业绩化为乌有。不同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要达到这个新时代，还要经过多少地狱和炼狱。”温州人用盛大的姿态摆脱了假货，锻造出激动人心的故事。而整个跌宕起伏的1999年，对于中国与中国商业而言，颇为壮观。 这一年，是中国商业房地产的元年，也是中国E时代的元年。世界是平的，更多的人知道了“信息高速公路”并非真正的公路。“信息爆炸”令人惊叹和向往，人们被告知“知识经济”即将到来。没有现实世界的尊卑秩序羁縻，BBS成了普通人发言的广场。 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之星”的吴鹰，其时投资数千万发展小灵通——一种外形酷似手机的通信工具，以“便宜”、“信号差”而著称。通讯的便利，无疑以摧枯拉朽的态势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它让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变得如此简单。 同在1999年，星巴克进入中国；陈天桥创立盛大；马化腾推出“OICQ”聊天工具；马云的阿里巴巴横空出世，新时代的商业模式百花齐放。 1999年12月20日凌晨，时针和分针恰好重合的瞬间，五星红旗在澳门上空迎风招展，红绿相间的葡萄牙国旗在绿色灯光的映衬下悄然谢幕。时隔112年，澳门脱离葡萄牙非法占有，回归祖国。是夜，北京城天寒地冻，天安门广场上空烟花绚烂。3万名市民在烟花下狂欢，庆祝“中国南部沿海这个小小城市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此时，珠江三角洲经济圈悄然形成。香港、深圳、广州、珠海和澳门，五座城市连接起珠江沿岸肥沃的平原地带，日后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 20世纪最后一天深夜，北京再次被烟花和灯光照亮。当新千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中华世纪坛亮如白昼，镌刻着五千年文明史的青铜甬道旁，狮舞龙腾。 “今夜月明风清，波平如镜。”一段历史结束，另外一段历史开启。时代的夜晚，一切才刚刚开始，而我们是否站立在未来的入口处？ 第十九章 千禧年 100年前，“天朝上国”神话破灭。50年战乱，生灵涂炭、民生凋敝，脆弱的国家备受摧残。50年休养生息，朝气蓬勃的改革使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到这年，人均GDP迈入850美元大关，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邓小平21年前的夙愿成真。 从此之后，双方接触频繁，可都无实质性合作。虽然没有接受“形象代言人”的请求，但克林顿对这个极富创新精神的温州人充满好感。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更多的温州商人一劳永逸，走上他们人生与事业的快车道。 温州工商局的注册资料中，潘明虎作为“最早一批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被记录备份。悠悠岁月，小小的门脸成为他及全家人生活的来源。20年后，商铺周围高楼遍起，商场林立，潘明虎亦不复当年之勇。每天，他坐在柜台后，看着街上人来人往，经受着这个城市时刻发生的财富神话和跌下神坛的幻灭。他依然每天安然享受早餐，殊不知： 门外人来人往，可城市每年有1000多位和他一样的人在失去营业执照。这意味一部分人从富者回归贫穷。 大环境下，一个细节颇有意思，温州市“关于老板财富来源”的调查问卷，57％认为其财富是靠才能挣来，37％认为是苦干出来，只有5人怀疑老板财富“发得不明不白”。这也许是百里挑一的好消息。无论如何，温州人走完了20世纪，在21世纪的开头也基本上给日后多年的发展定下了调子。 “入世”谈判进展顺利，经济走出低谷，歌舞升平，美好前程氤氲上升，人们展开想象，期待新世纪是如何与众不同。 创业初，市场竞争较弱，企业强力切入，靠强打硬拼及管理者个人魅力，显示生猛霸道之气，余威所及，皆尽慨然，企业完成从低位到高端的初级蜕变。但草莽终究日暮途穷，市场格局已定，竞争加剧，此种战略路径却不能提供动力，企业徘徊原位。报喜鸟旗下分公司四处开花，但企业辗转挪移，发展举步维艰，每一次细小的进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迪拜谋生的温州人已经不少，多是打工赚辛苦钱。陈志远初来乍到，白天在餐馆打零工，晚上去酒吧煮咖啡，下班后住仓库，睡地板。沙漠地区长年日照强烈，栖息仓库，每天像蒸桑拿，个中滋味自是不言而喻。忍受过无数不眠之夜，他渐渐攒下积蓄。迪拜还是个商业处女地，中国小商品很走俏。陈志远利用手头资金摆起6平方米的地摊，买卖廉价小商品。 出租车司机的话让他茅塞顿开： 温州人忙，只想赶着多赚钱，哪有时间吵嘴。有时两辆汽车发生刮擦，理亏的一方留下一张名片，说声“修好了找我来报销吧”，双方各自散去。找交警处理要花时间，“还有事，等不起”。 居安思危 或许，胡长清的一番感慨能说明一些问题。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看着玻璃窗上透亮的世界，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够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生意兴隆，陈志远踌躇满志，吞下木沙拉大街上的另外两座商城，取名“志远鞋城”与“中国轻工城”。他也成为迪拜的名人，经营理念被当地人视为金科玉律。木沙拉大街华丽转身，从荒芜的大街变成迪拜繁华的商贸中心。 多数人置身于未来的美好想象中时，吴志泽做出令人颇感意外的决定： 分家。这一年的“报喜鸟”集团已是一个庞然大物，实力雄厚、前途无量。“分家”岂不自毁前途？ 新年钟声敲响，千年虫随着计算机逐渐普及，与之有关的技术问题层出不穷，千年虫无疑是最令人忧虑的一例。千年虫，又叫做“2000年病毒”、“千年病毒”，是指在某些使用了计算机程序的智能系统中，由于其中的年份只使用两位十进制数来表示，因此当系统进行跨世纪的日期处理运算时，就会出现错误的结果，进而引发各种各样的系统功能紊乱甚至崩溃。 并未如期而至。几十年前的预言没有即刻发作，虚惊一场，人们开启香槟酒庆贺新年，觥筹交错间，阴影烟消云散。 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每个中国人都感触良多。 南存辉劝钟普明：“下海是时候了！”对方犹疑不决。南存辉接着说：“经济发展很快，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跟不上，如果干部按能力、大家选的话，你不至于还做经委副主任……”钟普明轻微战栗了一下，显然，此话击中要害。最终，他决定先把自己解放，毅然下海。 这就是时代分水岭。站在其面前，人们不自觉地分排而站，有人犹豫徘徊，更多人怀着美好愿景在理想之路上奔驰，未来虽变幻莫测，但尚有当下可以把握。 言谈中，三人达成共识： 西部大开发不应简单照搬东部“模式”，而是应该从中学习发展过程中树立的观念、形成的思路和培育的精神。 精明、暴富、狡猾、可恶……炒房团横扫大江南北。他们出手阔绰，飞扬跋扈地赚回大把钞票，还能全线撤退，安身事外。进退之间，财富暴涨。 不过，陈志远灵光乍现。当时，在阿联酋经商的中国人成千上万，多是分散经营，如果把商城改造成“中国商品城”，把中国商户聚集起来，岂不是一举两得。他找到管理部门，不费精力就租下这座不景气的商城。 而您，一定对“中国”这个东方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前些年您到过中国的西安、桂林，我们的一位员工曾亲眼目睹过您的容颜。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媒体关注您。 作家张平深谙世人心思，小说的出版把反省思潮推向高潮。稍后改编的反腐电影《生死抉择》则将之推向极致。影院中总会爆发出惩恶扬善的快意掌声，将反腐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 商海大潮此起彼伏，个人命运亦随之跌宕，沉浮间兴衰荣辱交替轮换，在大河奔流的背景下，映衬出进退有度的纷繁世态。 东人西行，首站西安。同时，有三位“西人”来到温州。街道上人来人往，并无人高声说话，张登社印象深刻。作为西北某棉纺厂厂长，前后走过不少城市，但如此“温和”的城市性格还是第一次碰到。走在大街，竟然看不到中国城市“街头巷尾经常爆发的口舌之争”，这让他充满困惑。 这个专售学生电脑的小店和他的主人一样，清冷惨淡。而整整20年前，政策春风吹到温州，一路遍地花开，潘明虎心潮澎湃，花费60元钱，申请注册这家店铺，做起个体户，早期生意经营日用杂货。 安万红四处打探消息，得知国家对私人购买直升机并无限制。另一方面，内蒙古的4架直升机是俄罗斯乌兰乌德飞机制造厂生产的米8t，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客货两用直升机，适合山区飞行。他多方奔走，用3400万元买下这4架直升机。 我们欲高薪聘请您担任“法派”的“形象代言人”，我们是极其真诚地对您发出邀请。望我们的愿望能实现。 实际上，吴志泽为企业前途忧思多日。 严格来讲，这不能算是一次真正意义的分家： 股权结构没有改变，五大股东的股份还在集团。改变的只是五大股东在子公司的股份，“谁主持公司，谁的股权将上升。”实际上分家只是报喜鸟按照“动态股权制”，重新划分权力、责任和利益的一次调整。集团还制定严格的奖罚制度： 每个子公司必须保证20%以上的年增长率，成绩突出的管理者，其股权比例将得到进一步扩大。3年之内，子公司资产增长率未达到年均20%的增长目标，总经理就地免职，永远不得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其在所经营子公司的自然股扣减一半，总股权随之减少。 租期10年，花光所有积蓄，陈志远成败在此一举，破釜沉舟。他四处跑动，大肆宣传，与温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合作，组织温州人到商城经营开店。数月，商品城开张。上百家商户进驻。可不久，问题随之而来： 商品品种单一，商铺间为争夺客户，陷入杀价的恶性竞争。许多商户惨败搬离，即使残存的也元气大伤，交不起租金或者根本不交，拖欠直接走人。 炒煤有利可图，温州“游资”闻风而至，成为被人羡慕或痛恨的煤老板。 这种平静很快被一个名气不大的公司打破。该月最后几天，喜欢上网的人们忽然发现，新浪、搜狐、网易等几大门户网站首页不约而同地出现一条爆炸性新闻： 温州一家民营公司向美国总统克林顿发送电子邮件，表示愿以20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聘请”他在卸任后担任该公司“形象大使”。 信中写道： 群氓的疯狂，少有人在喧嚣中保持着一份清醒。 三人在温州街头流连忘返时，温州西南山区的小城泰顺“火”了起来。泰顺地处温州西南山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 回到宾馆，三人意犹未尽，接着总结考察心得： 温州并非十全十美，高科技人才不足、产业水平尚需提高、市容市貌有待改善。但瑕不掩瑜，温州经济的核心是“人”，敢闯市场的温州人，才是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 <er">引子 陈志远本是温州一富商，1999年生意亏损，血本无归。对于一个享受过富贵的男人来说，转变之剧烈，犹如冰火两重天。他消沉了一段时间，但最终没有一蹶不振，借了笔路费，孜然一身到迪拜闯荡。 2000年，小小的地摊远不能满足陈志远生意的诉求。他流连街头，寻找机会。 制度缺失的年代，胡长清参与倒卖钢材、柏油，用权力出版推销台历、挂历，利用关系为银行揽储得回扣，参与企业入股分红，和那些上蹿下跳者沆瀣一气，和那些试图越界者同流合污。小钱养大的胃口，最终把他们吞噬。 商业再次恢复繁荣，一个新词汇“CEO”出现在企业家视野里。舆论争论此词汇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却并不妨碍企业家们对它的钟情。 新浪网登陆美国纳斯达克。紧随其后的是网易，尽管发行当天跌破发行价。而搜狐不甘落后，互联网泡沫崩溃前夕，三只中国门户网齐聚纳斯达克。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有鞋童热情地招呼翟松天擦皮鞋，一双两元。他邀请王、张二位同擦，三人排好顺序，准备依次擦鞋。那个鞋童一挥手，招来两个鞋童，一人一位，5分钟擦完，6块钱到手。付完钱，翟松天慨叹：“都说温州人‘脑袋富’，赚钱办法多，市场意识好，我看协作精神也不错。缺乏资源的温州能很快富起来，除了政策、机制方面的原因，这也是一个关键因素。西部很多地方资源是很丰富的，如果脑袋能富起来，观念新起来，致富的办法一定就会多起来。” 这样的机会无处不在。 2000年大年初五，民工专列开进上海。这是第一趟载满民工的列车，并以此命名。它始发自安徽西部阜阳。车厢里满满当当，各种声音扰扰，气味难闻。外面地冻天寒，车厢里有人中暑。即便这样，能挤上开往大都市的列车去奔赴前程，这些小地方的农民们还是庆幸。有人受不了拥挤，爬上行李架，乘务员声嘶力竭地高喊，赶紧下来，不想活了？躺在上面的人不为所动： 就是想活得更好，才来的。从此后，“民工流”愈演愈烈，呈现参差复杂的走势，成为中国社会一种奇特现象。 强强联合战略奠定了报喜鸟最初的“飞黄腾达”。天长日久有时尽，当大家期待上新台阶，却不乏失望地发现所向披靡的战略模式已是强弩之末，不仅动力衰竭，且弊端乍现。 反思 几个月前，“法派”董事长彭星赴欧洲考察。期间，无意中听到信息： 美国总统克林顿卸任后可能从事影视业。他下意识地察觉到其中有文章可做。当年“伟哥”上市，克林顿曾半开玩笑地说自己要给“辉瑞”做广告，彭星对此记忆犹新。他想，“为什么不能花钱请克林顿”为公司代言？公司国际化路线，挑选品牌代言人举足轻重，如果能聘请到卸任美国总统担任公司形象大使，引发的效应该是如何轰动。 有人买飞机，更多人倒买倒卖房地产。杭州城西某房地产项目开盘，苍南一生意人花200多万元买下5个商铺，随即转手净赚300万元。这样的财富神话刺激着温州人进入资本市场。《温州晚报》广告部主任董文远见证了这段辉煌。那时候，晚报广告版被各种房产广告占据，广告部到手的价格“9.2折就算是不错的价格”。后来，晚报专门成立了以房地产为主要投资工具的投资俱乐部，拥有庞大会员。其中多是女性，“丈夫经营实业、妻子炒房”，全国各地考察投资，“太太炒房团”由此而来。 陈志远始料未及，既然上路，无法回头，只能背水一战。商城一派死气，危急关头，他石破天惊，四处贴“安民告示”，承诺经营户： 所欠租金一律免交。商铺们为诚意所感，回归市场。陈志远联合经营户，制定规章制度，帮助树立品牌。商品城起死回生。 “没有默默无闻的好企业”，彭星决定“该吆喝的时候就吆喝”。回到温州，他着手实施计划。结果大感意外：“这么多媒体报道这件事”，就是“拿5000万元到中央台做广告，也没有这样的效应”。法派公司在中央电视台每年投入广告费不下千万，也“根本没有这样的效果”。 这年，温州炒煤团斩获颇多。 遍地流金 我们是用“真诚”和“敬意”给您写信。这封信凝聚了数千名“法派”员工的心愿和梦想。 单凭一封电子邮件制造出如此声势，深谙商道的彭星做了一笔很划算的生意。 早年，安万红靠个体起家，致富后寻找振兴家乡经济的途径。偶然得知内蒙古有闲置的直升机，他敏锐地捕捉到其中商机： 泰顺交通落后，大好风光只得藏匿深山，如果购买直升机用来搞旅游经济，有可能会火暴。 时间可以磨损容颜，也能消磨斗志，但它能让真相大白。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值得孜孜以求。时间孕育出答案，什么样的当下，都会倒映出一个同样的未来。 人类正在结为一体，共同为困扰自身的世界难题群策群力。而彼时，中国并不是论坛的关键词，只是在静静地参与，成为达沃斯的主角则还需要等上8年。然而，遥远的温州，南存辉和钟普明在均瑶宾馆会面。一位政界精英，一位商界领袖，两人促膝长谈，也在为各自的未来确定方向。 我们给您写信，就是希望您卸任后做我们的“形象代言人”。我们公司的情况在此信中就不一一赘述。总之，“法派”企业是一个生机勃勃、不断向世界靠拢的中国服饰企业。 2000年5月，温州春风激荡。街道上繁华依旧，人们如往常一样经营生活，日子波澜不惊。 2000年2月，瑞士小镇达沃斯持续沸腾，瑞雪中迎来大批政商名流。33个国家领导人，1020位一流公司高级执行官在为期6天的时间里，“为21世纪初叶确定基调、氛围和重点”。 三人中，翟松天是唯一一位学者。身为青海省社科院副院长，他对温州人的“能吃苦”、“会赚钱”早有所闻，此次是为亲自感受见证。 清冷潮湿的空气中，小贩们的叫卖声绵长回转。潘明虎来到鼓楼前一家小吃摊，照旧叫了一份生煎包和一杯豆浆。简单的早餐后，他走到另外一条街上，在一个临街的铺子前停下，掀开门板，走了进去。逼仄的空间，杂乱地摆放着一些计算机配件，鼠标、键盘以及游戏软件和碟片，不时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进来打看一番，转身离去。 11月，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首批案件一审14人被判处死刑，另有1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大批腐败分子倒下，行贿受贿的老板们也张皇失措，一个官员的背后总能牵连出一系列从事不法勾当的商人。 前后境遇截然相反，折射出独特的变局： 中国社会发展到能够容得下怪异，经得起颠覆的阶段。吕燕的走红，恰如时代潮流中的一个缩影，映衬出未来的无限可能。 这封信件再次吊起媒体和公众的胃口，人们拭目以待。不久，克林顿与彭星在北京会面。事件的两个当事人第一次握手，共进午餐，显示出亲密神态。会谈结束，克林顿欣然接受彭星馈赠法派西服、衬衫、皮鞋、领带系列产品。 权力和财富的勾结让人动容，也让人心有余悸，而反省变得必不可少。 法派服饰有限公司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家名叫“法派”的公司顺理成章地登上数千家媒体的头版，不乏《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朝日新闻》。借助克林顿名人效应，以及媒体疯狂报道带来的眼球效应，这家此前多少有些默默无闻的服装公司名声大振。 任雁鸣，温州第一强镇——柳市镇镇长。该镇1999年财政收入2.7亿元，超过内地有些地市，故有“柳市是个市”之说，任镇长因此被戏称为“任市长”。 梳理温州民营经济发展，事后风光无限的企业多是起于毫末之间。起步时，一穷二白，只能局限于有限的领域。摆地摊成本小、变现快、风险低，成为温州创业者首选。靠卑微摆摊吆喝，他们挣到人生第一桶金，手头宽裕，便谋求大生意。这时候，他们多放弃地摊，转而进军更高层次的销售，专卖店代理、连锁经营、大宗批发。 他走到木沙拉大街。荒芜宽阔的街道，行人寥寥，阳光明媚耀眼，水银泻地般在街道上四处流窜，增添一份萧瑟。他脚步匆匆，边走边左顾右盼。街头的一座商城门可罗雀。他决定进去看看。进门后才发现这根本不能算作商城： 空空荡荡，总共两家商铺，生意萧条。 我们“法派”是把最精致的服饰奉献给热爱生活、追求卓越的人们。而您的气质、风度及丰富的人生内涵不正是我们寻找的最佳选择？ 与法派的“真诚”相比，白宫方面不做任何表示，更加深了“自我炒作”嫌疑。猜疑与辩解声中，事情逐渐被媒体和公众淡忘，但远没有真正结束。 泰顺的“火”和老板安万红有关。 荣华富贵转头空，是商业社会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然而，对于40多岁的陈志远来说，剧变着实残酷。辛苦拼搏半生的财富顷刻烟消云散。 在北京漂泊一年，无人赏识，吕燕的“模特梦”支离破碎。中国审美传统判断，这个原本“含胸驼背”，“下河上树”无一不通的乡下女孩，实在不具备模特资质。她被中国时尚界视作“奇丑”，独特的外形令她在本土屡屡碰壁。 当然，愿意解放自己的人还有很多。 一年后的2001年，余波又起。法派意外收到克林顿妻子希拉里的电子邮件，前美国第一夫人明确表示，卸任的克林顿愿意认真考虑“法派”的邀请，期待与法派方面进一步洽谈。 这几乎可以被称为一个标志事件，自此之后，LV登陆中国，GUCCI摩拳擦掌，人们一边忙着挣钱，一边对服装、发饰指指点点。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三位来自不同阶层的温州人结伴，冒着漫天大雪，要去履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此行三人的身份颇具代表意义： 叶正猛，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政府办公室主任。 甘肃人王立泰也是第一次来温州。在老家，他见过家财万贯的温州大老板，也见到过风雨无阻在街头钉鞋的温州小老板，直到身临温州，才体会到这个城市的精髓。看着身边匆匆而过的行人，他感觉整个城市就是“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不停地创造着价值”。 有人说，将来中国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必定在温州。不过，下一个千年的温州商业会沿着什么逻辑与脉络薪火相传？今天那些初创而成的商业王国中，何种类型的企业可以经得起百年间社会变迁、结构调整、板块重组后依然占据主流？ 但担心也变成现实。2000年，深圳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四川为510美元，而贵州只有280美元。生活其中的老百姓强烈地体会到差距： 当京城时髦男女朝圣般地赶到剧院看《切格瓦拉》时，贵州省许多山村甚至还没有通电。 站在千禧年来看，各种反思绝非心血来潮，但其中的分量，则需要细细品味。 高天乐，天正集团公司董事长。5万元起家，10年后，资产数亿。三人同行，目的各不相同： 叶正猛打算招揽人才，任雁鸣前去投资，高天乐“想再伸一条腿”，完成战略扩张。 而这时有人认为此事纯粹是自我炒作。面对质疑，彭星辟谣说：“从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是很真诚的态度。如果我们真是炒作，当初该搞个新闻发布会之类的。可其实我们只是在当地媒体采访我们时，谈到了我们想请克林顿做形象代言人的打算。” 问题成堆，不改革没有出路，突破口放在了严治腐败。声势凌厉的反腐随即到来。中央电视台“极少曝光负面新闻的栏目”《新闻30分》，罕见地斥责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这位副省级官员被执行死刑，罪名贪污腐败。当时，另外一位部级高官成克杰正在接受中纪委调查，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走私案也进入尾声。 平阳人李东来山西多年，从挖煤人到煤老板，身份巨大转变，不过数年时间。2000年，中国采矿权市场实质上已经形成。李东联合同乡承包村集体煤矿，拿到几十口煤井。煤价暴涨10倍，李东等“煤老板”几乎一夜暴富。 随着更多人的介入，煤矿市场逐渐演变成一场“击鼓传花式的疯狂游戏”，不断陷入疯狂。一座煤矿的价格从300万元，被炒到500万元，而后一路飙升，上涨几千万元、上亿元甚至数亿元。温州人仍乐此不疲，买进卖出，“总以为能找到下家”。多年后，国家宏观调控之手翻云覆雨，来不及全身而退者成为最后的牺牲品。 2000年这一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次讲话被发展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开春，中国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关于艾滋病的广告片。每天傍晚6点半，中央电视台第6频道会定期播出一个长达30秒的公益广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如下画面： 一所工地的空房中，穿戴整齐的少年说，“我过去一直是有责任感的。如果没有那黑暗的一夜，我的生活会很好”。在黑暗的一夜，头发染成金黄色、戴着墨镜的小伙子脸色青绿，旁边的注射器空空如也。一个青春的声音充满悔意地说，“我因为好奇和无知而毁了一切”。接下来，“艾滋病”3个红字迎面扑来、令人窒息。尽管“问题在中国很敏感”，拍摄时过程一波三折，甚至因为演员的不情愿差点流产，但毕竟开始受到正视。 制度出台，一部分人抱持谨慎的乐观： 未来走向何处，报喜鸟能否重整旗鼓、走出困局？当下，一切都没有答案。 吴志泽苦思冥想： 之前的联合“把大家简单地绑在一起”，企业的发展需要跳出原有的商业模式，寻求新的突破。他找到的突破口就是“分家”： 自己坐守总部，指挥大局；吴真生担任报喜鸟服饰股份公司总经理，管理集团本部；吴文忠担任报喜鸟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主管西服皮具系列；陈章银担任报喜鸟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主管国内外西服贸易；叶庆来担任上海报喜鸟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主管“宝鸟”高档职业西服与贴牌西服。 或许她应该向上一辈那样，上学、工作、成家，平平淡淡过完一生。但无奇不有的千禧年赋予了她改变命运的机会——被法国大都会经纪公司看中，邀其前往巴黎深造。经过外国公司包装，原本“不符合中国审美”的女孩，却完全“迎合了国际潮流”，她“朴实憨厚又充满冷漠犀利之美”，成为世界公认的“东方之美”。 沧海横流 风气无比开放，艾滋病仍然是人人谈之色变的禁区，且形势相当严峻。连续几年，中国患者增长率一直在高速盘桓，到2000年，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人数突破60万大关。 第二十章 迷梦之巅 恍然中，20世纪90年代已然过去了；21世纪，这个给人感觉相当遥远的概念终于到来。 回顾前10年，收放之间，各种看似磅礴实则平淡无奇的情节中，这个国家完成了蜕变。一切都归功于稳定压倒一切的路线——党在平稳中用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关乎民生的商品市场已经完全放开，很多项目出现了私营企业的身影。 新生事物让人大开眼界，国际互联网的接入、奢侈品的涌现、草根阶层的恶搞、娱乐行业的红火、大学生的贬值、铁饭碗的重新升温、性观念的大胆突破……眼花缭乱的东西取代了过去100年的风云事件。这样的情节，恰迎合了《立春》那句开场白： 立春一过，实际上城市里还没有春天的迹象，但风真的不一样了。好像一夜之间变得朦胧和沧桑起来。 中有句话：“当现实折过来严丝合缝地贴在我们长期的梦想上时，它盖住了梦想。”世景变迁，幅度之大。而就是这些轻飘飘的新事物，让中国脱下了苦难的负累，以更轻快、理性、阳光的脚步走向世界。更关键的是，改革把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转移到那些原本无权无势的人身上。由此，下层阶级的梦想尽管千头万绪，可结果整齐划一。 资本旋风 遥远的乌鲁木齐，一条爆炸性消息四处流传： 温州民企吞并三家新疆国有企业。 被兼并的三家企业都在当地名头响亮。消息的爆炸点在于，兼并者籍籍无名： 一家名叫德汇的民营企业；老板钱金耐，一名陌生的温州人。 钱金耐一夜成名代表着所有温州人此时此刻的梦想——国退民进拉开大幕，大批草根民营企业家雄心勃勃。他们的目标是以往可望而不可即的国有企业。一切，确实是个具有颠覆性的命题。 钱金耐本人履历平淡无奇。和众多那个年代浮出水面的民营企业经营者一样，他出身贫寒，后考入温州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乐清一所中学任教。市场经济浪潮冲击温州大地，一大批教师下海经商，钱金耐成为其中一员。唯一让他显得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随众冲向深圳、广州，而选择经济欠发达的新疆。在这里，他的梦想一点不比沿海特区逊色，反而多年后开花结果，梦想成真。 1985年，带着仅有的300元路费，钱金耐孤身一人，踏上西行之路。 六天六夜颠簸，到达乌鲁木齐。走出火车站，他来到乌鲁木齐饭店，付8角钱，挤到许多人睡的大通铺上，和衣而睡。 几天考察，钱金耐发现商机： 乌鲁木齐采矿行业日渐火热，配套服务行业发展落后，特别是机器维修方面，常常缺少关键部件，一连停工数日。钱金耐以此作为事业突破口，在靠近石油基地的塔里木盆地边缘，租到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店，经销机电产品。 浩瀚的塔里木盆地吞噬了无数的生命，掩埋了人性中一切欲望，却没能阻止钱金耐追寻梦想的计划。三年间，他走遍塔里木盆地每个石油工地争取订单。供销队伍逐渐壮大，钱金耐成为百万富翁。1990年，他创办新疆首家机电批发市场，从“行商”变为“坐贾”。 随着沿边开放政策出台，新疆对外贸然日渐频繁。钱金耐组建亿通集团，专门围绕中亚和俄罗斯开展贸易，为温州产品打开西方之门。而就在其春风得意之时，他投资建设的乌鲁木齐电缆厂被强行收购。一场突变令钱金耐不知所措。沉默许久之后，他走进中国人民大学课堂，攻读MBA。连续几年学习，让钱金耐有时间思考企业的未来和人生的出路。 2001年，钱金耐正式复出。复出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和德力西集团联合，共同组建新疆德汇置业有限公司。 当时，新疆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整个自治区85%的国有企业连年亏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空壳企业”。地方政府亟待资本注入，为暮气沉沉的国有企业带来增量效应。 深思熟虑，钱金耐决定兼并乌鲁木齐宾馆、饭店和南站小商品批发市场，“量体裁衣地兼并国有企业不仅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且可以通过低成本扩张，创造商机，把企业做大做强”。 消息刚公布，媒体大肆报道，各种各样的嘈杂声中，一个记者道出问题本质： 钱金耐率领德汇首开东部民营企业兼并新疆国有企业的先河。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想当初，电缆厂被迫国有，钱金耐也被一脚踢出企业；数年之后，他却成为三家国有企业新主人。人生境遇之波诡云谲，叫人欷歔不止。 他用温州人的思维方式来治理企业。一番伤筋动骨改造，三家企业扭亏为盈，为钱金耐带来巨大资本回报。两年后，钱金耐收购兼并石河子银河房地产公司，并主导德力西入主新疆双安商贸有限公司，实现资产重组。 靠着几次收购，钱金耐在市场经济寒冻带的西北大漠成功发迹。他的事迹在街头巷尾的议论中，逐渐丧失了原来的面貌，成为温州人资本扩张的缩影。 钱金耐的梦想，在兼并的路上达至巅峰。而显然，他并不是这条路上的独行者。新年刚过，一批上海人直奔温州，以另外一种方式营造全新的梦想，招徕温州的追梦者。 这些大城市来的体面人少有的放下面子，像街头小商贩样，叫卖房子。他们徘徊于温州街头，四处张贴海报，宣称可以申办“蓝印户口”，打出“永久产权，可自营、转让”的口号，目的有且只有一个： 为新落成的虹口商城招徕温州买家。 世纪之初，两个城市碰撞出激情火花。这种看似浮躁的描写是当时的真实写照。现实生活的节奏也许更具有颠覆力。一切都在于弥漫在温州这座城市头上的梦想光环。 过去几年，骄傲的上海人已然见识到温州人和其资本的力量。从这个小城市走出去的人们，多数衣着平常、相貌普通，却每每做出惊人之举： 有时承包煤矿，有时承包飞机，有时建造大学，骨子里总是充斥一种叛逆与不羁。 有人戏言： 温州与上海相互欣赏。上海人欣赏温州人对市场的灵活把握、大手笔、高效率、做事敢作敢为的风格；温州人喜欢上海的环境、教育、良好的市民素质。实际上，温州人有很深的上海情结。因此对于上海人的邀请，大多数欣然接受。而虹口商城招商团此番也有备而来，不光口头叫嚷，以“上海商业制高点”自居，还拿出明确的商铺分割销售示意图，以示诚意。但对于多数温州人来说，“蓝印户口”似乎更有吸引力。 展销会上，温州百姓蜂拥而入。销售员指着示意图上的户型侃侃而谈，极力打消对面客户的不确定感，旁观者一面听介绍，一面心里盘算着，投资是否物有所值。与住宅相比，商铺有着更好的投资潜力： 高回报，升值快，不易贬值。而且人们从各种各样的传言中发现投资商铺的巨大利益。坊间传闻，鳌江镇一位人士，1999年在杭州文一路花350万元，购下7间大商铺，到春节转手，价格飙至680多万，翻转将近一倍。 类似的消息最终促成了一桩桩交易。人们有理由相信，自己将是下一个得上天眷顾的幸运者，毕竟，癫狂的市场已经提供最具说服力的证明。 展销会的具体过程无从知晓，结果却十分明了： 商铺几乎销售一空，还不断有人赶来，要求订购；一些不挑剔的客户毫不犹豫地决定购买剩下的那些位置较差的小型商铺，要知道在上海，人们对此不屑一顾。上海人心满意足，斩获颇丰的温州人则不想就此止步，他们蠢蠢欲动，酝酿着更为惊人的计划。 醉人的美景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部分学者专家把入世和商品降价联系一起。后来的事实证明，小宗商品确实降价，但和入世关系不大；而诸如房子，大宗商品则涨得没完没了，这倒和入世不无关系。 入世的效应立竿见影，上海的房地产市场骚动不安。第一批奔赴上海的温州人打开了一扇门，门后是节节攀升的房价。紧随其后，更多的温州人趋之若鹜。整个3月份，温州人谢老板转遍整个上海楼市。一个多月前，他感觉办厂做生意很辛苦，于是抽出企业资金，投资房地产，先后花费88万元、150万元，买下两套住宅。 持同样想法的温州人不计其数。1999年，当地中小企业的一部分多余资金脱离生产经营领域，进入房地产市场。与资本同进同出的，还有那些幕后操刀人。 那时，温州经济经历一个调整期，人们对投资实业失去信心。信奉“钱生钱”的小企业主，不得不另寻出路。他们不喜欢买国债、炒股，觉得只有“房子实在”。这个看似无稽的理由，成为温州人进入楼市最原始的动力。 一个梦想的开端，不知是否演变为另一段梦魇。无可辩驳的现实是，温州炒房人从此成群结队，并和此后持续增长的中国房地产业形影不离。 触发这一个群体的另一个按钮，显然是地区间楼市的差价。2001年，上海房价和温州不相上下，即便是静安区、陆家嘴等较好地段的房价，每平方米不过6000元。对于想获得蓝印户口的温州人来说，和在温州市区买房没什么区别，甚至更加划算——上海的房屋出租价格远高于温州，部分租金收入可以用来偿还银行按揭贷款。 壮观的场面层出不穷，温州炒房客涌向上海滩。他们通常不是一次付清房款，而是付完二三成的首付后，直接把房子出租，上海租金高，剩下的按揭完全可以靠租金偿还。以租养房并不是温州人的首创，却是他们第一次大规模地付诸实践。 温州资本流入上海的进程中，许多隐藏在角落中的小人物突然现身，情不自禁地迷恋上这肆意与疯狂。如果此前他们因默默无闻不为人知，那么，这段资本、土地和财富的进退博弈，以及其中显现出来的大胆、激进与草根式的彻底决然，将会让他们成为中国商业地产史上，慷慨激越的一个章节。 在零星的记录中，只能摘取一些闪亮的瞬间。诚然，故事的发生都有各自的机缘背景，可当无数个类似事件集体爆发时，不能不承认，许多偶然其实源于必然。众多小人物发迹的背后，有一个昭然若揭的事实： 时代为个人成功提供了无限可能。 作为小人物，可以选择按兵不动，也可以选择随大流，加入炒房大军。没有钱不要紧，重要的是，知道如何规划。而温州人显然深谙此道，且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2001年狂躁不堪的夏天，一切都为迷梦。 温州的天气潮湿闷热，国贸大厦的楼道上，程老板脚步轻松，腰间的钥匙摇摆晃荡，发出细碎的声响。人人都知道他有35把钥匙，每把钥匙代表着一套别墅，上海房价持续走高，每套别墅涨价100万元，他抱定“小猪要养成大猪才能卖好价钱”的道理，把钥匙挂在裤腰上，丁当作响。闪闪发亮的金属，像一种诱惑，蛊惑着人们不断冒险。 两个温州人去上海出差，办完公事，到徐家汇附近游玩，偶然间看到开发商打出的广告： 销售花园式商住楼，每套150平方，7600元每平方米。再打听，这是“天价”，鲜有问津者。 两人都是机关工作人员，无能力买房。可其中一人居然打起上海买房的主意。回到温州，他将自住房抵押，从银行贷到几十万元钱。他二赴上海，首付后，剩余钱支付每月的贷款。按计划，30年后他将真正拥有这套住房。两年后，上海楼市热火朝天，房价逾万。此人见好就收，将房产转手卖出，偿还完银行贷款，净赚70余万，堪称“空手套白狼”。 另一个温州人的故事则更加荡气回肠。他原本只是苍南一机关干部。偶然机会，此人得到小道消息： 上海的一块好地段低价转让。他决定放手一搏。工资积蓄不足以提供启动资金。几番思量，他毅然卖掉住宅，全家搬进出租房，用卖房所得110万元与人合资，联合开发房产。2002年，上海成功申办世博会消息传出，房价狂飙，他参与开发的楼盘带来巨大回报。 世纪之交突如其来的房地产大牛市中，类似的故事层出不穷。由此带来的激进、躁动和暧昧不清的气息，弥漫了整个2001上半年，也为谜一般的温州人的个性给出鲜明的注脚。 2001年8月18日，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个看似与梦想相连实则无比疯狂的故事其实才刚刚拉开帷幕。地点同样是在上海——这个温州炒房团发迹的第一站——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即将成为新闻的主角，占据上海乃至全国性媒体的主要位置。 日后，媒体还将反复提及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时刻。几乎所有的记录者，都不约而同地把这天标榜为温州炒房团正式登台的开端。旗帜鲜明的观点背后，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157个温州人浩浩荡荡闯进上海，据说整整坐满三节火车车厢。 下车后，他们一路上有说有笑，且出手大方，四处置地，只要看好房子，当下即付订金。三天时间，买下100多套房子，砸进去5000多万元。这个结果令《温州晚报》副总编陈康汉大为吃惊。作为此次活动策划者，他最初的动机只是为换取上海开发商5个整版共30万元的广告，可事态的激进远远超出他的预料。经此一役，温州炒房团名声大振，这一切仿佛也暗示着大规模炒房时代的到来。 随后，《温州都市报》、《温州商报》等媒体相继效仿，拉起“媒体看房团”大旗。刚开始，看房团成员由商人、个体工商户等富裕的中产阶级组成，少则百人多则数百。炒房愈演愈烈，普通市民也加入进来。令人热血沸腾的场面出现——每周五晚上，大队人马从温州出发，游走全国，周日晚上返程。通常情况，报社负责交通住宿，开发商负责请客吃饭，看房者则只需根据安排考察比较，然后决定买或不买。 不买是不可能的。中国大地，楼市的春天姗姗而来，温州炒房团随之达到巅峰。一名《温州晚报》的房产记者见证这段历史： 大伙集体砍价，九五折、九折都有，每次都有30%左右达成购房意向，有的直接下订金，一个团买近百套的事常有。 媒体不遗余力的宣传和躬身延请的姿态，彻底激发了温州人潜在的投资需求。中介看房团、太太看房团、老板炒房团跟风而起，全国各地跑马圈地，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数据显示，是年上海房价涨幅超过24%，冠绝全国，为时下中国房价最昂贵的城市。温州人的作用不言而喻。而值得品味的一个小花絮是，温州老板在上海期间，一位市领导曾专门吩咐“一定要把温州看房团服务好”。上海房地产协会心领神会，“领导的意思”被迅速传递下去。从开发商到销售员，所有人绷紧神经，生怕对客人照顾不周。 很明显，这是一场由政府官员与私营资本持有者共谋的巨大表演。温州人经过多年辛勤的实业投资，终于在此刻敏锐而水到渠成地充当了这场迷梦的前台代言人。 炒家 众多炒房者之中，小炒家组团购房，大炒家整栋接盘。而到上海地产界掘金的温州大炒家中，王均瑶则无疑是最大的赢家。 王均瑶到上海之前，徐家汇的金汇大厦是个不折不扣的烂尾楼。它已经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只有王均瑶，这位“胆大包天”的温州商人敢斥巨资，以1.5亿元的价格买下此栋大厦。一番包装打造，又用去2亿元。工程结束，王均瑶给大厦周围的广场取了一个风格鲜明的名称： 上海均瑶国际广场。 没有人能够想到，王均瑶的折腾竟然奏效。原本无人问津的烂尾楼，摇身成为寸土寸金的热土，登门求购者络绎不绝。 同样看重烂尾楼生意的温州企业，还有气势汹汹的飞洲集团。 飞洲集团吃下的是号称上海“烂尾楼王”的宝通大厦。上海房地产业内人士熟知，这是块难啃的骨头，工程艰巨浩大，且债务错综复杂，谁也不敢轻易下手，怕被拖进泥潭。 温州人哪里管这些。他们信誓旦旦，要把那座无人问津的建筑打造成上海的新地标。当然，一切需要时间来印证。 飞洲集团以7亿元高价买下这栋29层的高楼，再花3亿元，重新装修改造。三年后，面貌一新、焕发着新时代精神气质的“飞洲国际广场”隆重推向市场时，人们惊呼：“烂尾楼王”被盘活，温州人一时间成为治愈烂尾盘的“妙手神医”。 迷梦继续上演。借用汇丰银行某高管的话“如果人是PC，那么金钱就是indows”。 全国各地大门次第而开，温州商人如同10多年前再一次从故乡出发，水银泻地般四处蔓延。只不过，之前他们为了“讨生活”，而现在则是“夺利益”。 昔日的谦恭卑微一扫而光。如今，他们不再是四处兜售廉价商品的小贩，而是出手阔绰、腰缠万贯的大佬。他们目光炯炯、底气十足，脸上洋溢着踌躇满志的神情，似乎胸有成竹。 北京的地产界当年流传以下一个段子： 世纪初的一天，北京西站附近某楼盘售楼处，来了两个中年男人。他们瘦弱矮小，穿着普通的休闲服，拎着旧皮包，相貌平平，不像是能买得起房子的人。售楼小姐瞥了他们一眼，有一搭没一搭地接待着。俩人想要楼书看看，售楼小姐嫌他们烦，躲到一边去了。售楼处里一个小伙子看见后，忙迎上去，边送资料，边详细介绍楼盘情况。 看完材料后，两位来客问： “你们这楼，一层有多少套？” “一层有12套房子。” “那这一层的12套，我们全要了。” 小伙子一愣，“12套？这是要付定金的，两万块一套。” 他们随即拉开旧包，取出24万元现金，放在桌上。小伙子目瞪口呆，大厅里的人也都围过来看稀奇，“啧啧啧”地议论，售楼小姐后悔莫及。很快，人们知道两人来自温州。同年，20多名温州人北上，横扫京城，第一单生意成交额就达到2000万元。见惯大世面的京城媒体依然控制不住内心的惊讶，报道说：“京城楼市刮来温州旋风”。 旋风不断，场所交替变换。媒体记录中，以下几个场景被反复提及： 2003年8月，温州购房团30人在徐州买下价值3200万元的房产；10月，40个温州人在武汉“下注”4000万元，爆炒武汉房地产市场；当月，40个温州人奔赴青岛，两天成交2500万元；11月，80个人组成的温州购房团浩浩荡荡奔赴深圳，投入6000万元开炒深圳楼市。 与此同时，民怨升腾而起，温州人不可逃避地面临追问。他们被视作无孔不入的投机者，张扬而无所顾忌。他们构成强大的话语场，被贬斥为妖魔。上海的士司机听到是温州人，“直接拒载”，避之唯恐不及。原本单纯的商业投资行为被推上道德审判的被告席，温州炒房者一次次经受疾风骤雨。 有时候，这群人也会困惑： 究竟是听从内心的召唤，还是该在反对声中悄然退场。可大多数情况下，不等思考出结果，他们便被形势裹挟进下一场游戏中。 而尽管，他们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但是，不可否认，正是这些四处游走的投机客，第一次把商业思维带进发育期中的房地产市场。 隐喻下的另类 奇幻、悲壮、荒诞可又合情合理，所有的表现仿佛印证着，温州商人在2001年正处于梦想之巅。可事实上，迷梦的顶点必然伴随着意料之外的风险。 过去的数十年改革历程，温州人对商业规律的反反复复熟悉不过。当炒房团风起云涌之际，GDP相对下滑，资本、产业外流。支撑经济长足发展的制造业问题频频，成本持续抬高、产品质量无常。温州“经济模式即将衰落”说甚嚣尘上。讽刺的是，这给炒房团提供了更好的理论依据——实业已不足以承担财富快速膨胀的愿望。很快，《温州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标识合格率仅两成——皮化产品质量堪忧》的文章，给温州鞋业敲响警钟。 皮鞋质量曾令温州人蒙羞，政府与企业均付出沉重代价。“质量立市”与“诚信温州”举措为温州挽回不少名誉。可与中国大多数地方的情形类似，政策调控能遏一时之风，却未能改弦更张，构建良性商业环境。一旦监管放松，藏匿在角落中的逐利人便会现身。他们通常有见风使舵的本领，善于和政府“打交道”，通晓官场伎俩，深谙人性本质与进退之道。风头过后，他们迅即造假制假短期谋利。此时，大火风波平复多年。少数胆大者又故伎重施，把市场经济大潮下，官民进退博弈、鱼龙混杂不清、个体良莠不齐、质量反复无常的多样现实反映得触目惊心。温州民营经济的草根性与无序性可见一斑。 尽管这块土地上生产的皮鞋已经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光环，但是，时至今日，每提及温州鞋，许多人仍旧会下意识地和假冒伪劣产品联系起来。普通消费者心目中，多年前上当受骗的经历，成为心理上的阴影，难以平复。一个温州鞋业内心照不宣的秘密是，货真价实的温州鞋一直“隐姓埋名”，明明产自温州，而产品的包装盒上标注的产地却是“上海”。 情况持续10年，王振滔决定改写。 温州企业界，王以老实厚道出名。温州鞋业的拯救史上，此人也有不俗表现。如今，他决定以身作则，打响“温州制造”。王振滔在上海开办“奥康”专卖店，贴出标语，“明目张胆”地告诉众人，这是“温州货”。 不到100平方米的专卖店，位于繁华的南京路上，而王振滔“到上海开专卖店，首要目的不是赚钱”。他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就是打牌子，摘掉假冒伪劣的帽子，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 市场反复总能唤起一部分人的理性。有人以身试法，有人公然作则，而温州鞋业，正是有了王振滔等人的存在，才不至于一落千丈，不可救药。 王振滔在上海开专卖店，宣告“温州鞋”要杀回“上海滩”。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当年占领全国市场半壁江山的上海几家名牌皮鞋企业，如今销声匿迹，基本全军覆没。 流年暗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在循环往复中迎来送往。什么才是基业常青？没有人知道，却已有人开始寻找。 雄心壮志的温州人，除了王振滔，还有李振林与周成建。 10月，“温州人4亿元买走上海半条街”的新闻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不胫而走。媒体笔下，温州人的商业扩张掺杂着疯狂、血腥甚至狰狞的气息。上海商界人心惶惶。 这一次，温州人并无恶意，反而做了一件好事。 温州人“买走”的街道叫七浦路，上海非品牌服饰最集中的批发市场集聚地。一年前，上海市政府推出七浦路马路批发市场改建工程，决定建造五个新的上档次的批发市场。 李振林在上海做机电生意已有10多年。他意识到七浦路市场改建工程商业价值，毅然与同乡合股投资1.7亿元，兴建其中的兴浦服饰批发市场。市场开业后，短短半月时间，摊位年租从10万元上涨到15万元。 周成建的目光也聚焦在了上海。 过去6年，他的企业没有生产过一件成衣，生意居然越做越大。到今年年底，公司财务报表显示，当年销售收入达8亿人民币。 美特斯·邦威已是尽人皆知的流行品牌，公司却还没有一所像样的办公场所，所有工作人员都挤在属于上个世纪的建筑中。周成建终于发话，在温州建一座21层高的大楼，作为企业的总部，以此打造温州第一服装品牌。 周成建选中鹿城开发区。政府自然欢迎，双方一拍即合。声势浩大的建设开始，选址、勘探、设计。可不久之后，周成建突然改变主意： 大楼不建了，到上海去发展。 这个裁缝起家的中年人显然有着更加高远的追求。 梦想之年的故事由炒房团引起，穿插其中的众多细节却几乎无人问津。年终，34岁的张胜利到合肥考察投资项目。独具慧眼的他看中濒临破产的合肥电缆厂，当下签订《租赁协议》。此时此刻，陈方义接手父亲的事业，在温州火车站前的奔驰大厦租了几个房间，招来20多名员工，组装照明灯具。短短几年，小作坊将发展为年产值过亿的一流电子电路企业；而老牌的合肥电缆厂也会在张胜利的主持下，脱胎换骨。 追梦的国度 温州人的故事在不尽繁琐的刻画中格外匆忙。其实，整个2001年，这个国家都充满了一种追寻梦想的狂热气息。 2001年1月，“神舟”无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国家最高领导人发电庆贺。贺电中，江泽民称，“载人航天事业向实现载人飞行迈出了重要一步”。 国家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将在这年表现得史无前例。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江泽民向吴文俊、袁隆平颁发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作为获奖者，他们每人获得高达500万元人民币的实际奖励。 进入新世纪，政府一改过去几十年的传统，公开用巨额现金表彰贡献突出的科学家，意味着，上层建筑开始接受社会风气的潜移默化。 2月末，博鳌亚洲论坛成立；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立；连通北京和拉萨的青藏铁路全线开工；中国参与绘制的人类基因图谱公布…… 好消息不断传来，7月13日这天达到顶峰。凌晨，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声音穿透时空，从遥远的莫斯科直达北京。当他喊出“北京”的那一刹那，国人心中酝酿已久的喜悦迫不及待地喷薄而出。有些人找不到更好的方式庆祝，干脆给出生的孩子起名“奥运”。 娱乐界同样迷醉癫狂。一切，都因一匹“黑马”而起。 一个因风格怪异常被退稿的年轻人，在老板不看好其前景的情况下，凭借独特风格闯出名堂。走进大众视野的他，时尚另类、桀骜不驯，有一张令人记忆深刻的面容，以及同样让人过目忘记的名字： 周杰伦。日后，这三字将会成为市井百姓最熟悉的名字，这位年轻人也将给中国流行音乐带来颠覆性风暴。 长时间的默默无闻，时间终究无法掩其光华，周杰伦在新世纪开端崭露头角。秋天，他马不停蹄推出个人第二张专辑《范特西》，简直是对传统的挑战。他口齿不清的说唱引起新生代集体追捧。大街小巷上到处传唱着《双截棍》，嘻哈曲风包含着戏谑与不羁。 两年后，他的特立独行引起周成建的兴趣。后者的“美特斯·邦威”已移师上海，风头正盛，急需品牌气质契合的广告代言人。周杰伦顺理成章地担此重任。时尚偶像与媒体包装之下，“美特斯·邦威”红极一时，并如周成建所愿，逐渐脱离草根身份，华丽转身。 对规则的破坏以及对新秩序的渴望让周杰伦成了大众的偶像。一个叫金乡的地方同样因为石破天惊的举动，引起轰动。 全国的财经媒体上，经常出现这个温州乡镇的名称。金乡信用社推出的“浮动存贷款利率业务”，突破计划经济思维对金融领域的禁锢，成为温州人创新精神的体现。受惠于此，当地个体经济发展迅速。 而麦肯锡年轻的合伙人比尔曼在其撰写的一份《2001年中国新生企业调查》的报告中惊讶指出： 今年，中国市场新诞生的民营企业超过了过去5年之总和。 中国民营企业气势如虹，最直接的受益者或许是这个“又平又热”的世界。12月11日，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15年漫长的谈判终于有了结果。几千公里外的多哈，中国正式成为tO第143位成员。从此，中国以参与者而非旁观者的身份，加入到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包括温州打火机、皮鞋和数不清的小商品在内的“中国制造”，借此席卷全球。 年底，和以往一样，全国工商联按照营收总额给民营企业排座次，并且把其中前十名公布出来，作为“2001年中国民企十强”，它们分别是： 1.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2. 万向集团公司 3. 横店集团 4. 正泰集团 5. 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 6.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8. 上海新高潮（集团）有限公司 9. 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天正集团有限公司 这一年，上述10家企业的年营业总额达到910亿元，其中联想公司已经连续四年名列第一，来自温州的正泰集团也在榜单中连续出现四年。 不为大众所知的事实是，10家企业中，有三家出自温州。除正泰集团外，还有排名第五的胡成中的“德力西”，以及排名第十位的高天乐的“天正”。难以想象，以温州弹丸之地，竟然蕴藏如许爆发力，民营经济发达如此，令人叹为观止。 如果说，之前温州民营经济给人以草根式的疯狂与无度，进入新世纪，形势大为改观。尽管有不愉快的插曲，但大趋势在所难免。从上面情形看来，温州民营企业正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慷慨前进。他们身后，一个理性、有序、良性循环的商业环境悄然而起。这的确是值得骄傲的成绩。在梦幻般癫狂的2001年，一切显得不尽真实。然而，这又是活生生的现实。温州前景无限，只待风起鹏举。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温州晚报》推出的“谁是温州青年的偶像”的大型调查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的名字赫然在列，位于薄熙来、雷锋、张艺谋三人之后。媒体总结为： 中国新兴民营企业的代言人、温州人奋斗发家史的缩影。 作为温州最富有者的代表，南存辉名下财富约为8亿。“许多地方的人可能对富人眼红，可在温州，他们是偶像和骄傲。”出租车司机杨方善说，“我与南存辉年龄差不多，一样是农民出身。我也做过一点生意，挣了百八十万，可就没干出他那个样子。对这些人，我服！” 面对事实，南存辉对慕名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刚把企业做到1000万的时候，参加市里、县里的会议，我总是在心里问：‘为什么不让我上去发言？’现在，企业规模到几十亿元了，每次开会时，我心里祷告：‘千万别让我上去发言。’企业做得越大，我越感觉到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越感觉到要如履薄冰。人，其实就像猴子，爬树爬得高了，容易把尾巴露出来。所以，必须时时警惕，要不断跨越自我，老老实实做人，才能真正做好一个企业。” 南存辉为2001年的故事画上了一个清醒的句号。这个句号也成了温州人的另一种寻梦的开端。 机会主义与长远目标间，温州人将如何取得平衡？温州商业又会沿着什么逻辑与脉络薪火相传？ 在众多痴迷于资本快速翻番的故事中，南存辉给温州人的迷狂形象进行了重新诠释。多样化的投资，迎合政府关于快速增长理论的面孔，还有保持理智和长远计划的大商人，他们共同构建起这个以迷梦为主题的年份。 第二十一章 嬗变 迷局通常令人向往，那些微妙的变动，往往引发巨大的事件，而结局又往往总是因此不同。如此奇妙而刁诡的规律实质反映着微妙在时空流变中的永恒。 嬗变的力量 2002年，中国发生着既激动不已又忐忑不安的变化。 大街小巷，一首名为《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情歌四处飘荡，歌词露骨，引人联想。另一个女歌手陈琳慵懒而惆怅地唱着《爱就爱了》，一不留神，竟然成为流行歌曲。 社会风气无限开放，时髦的青年人在大街上公然接吻见怪不怪。他们有着奇形怪状的发型，穿着另类，频频进出网吧、游戏厅和迪厅，口中喃喃有词，归根结底是在追求“自我”。 何止年轻人，整个社会的自我意识都在集体觉醒。 手机普及，最受欢迎的手机品牌是摩托罗拉，无论男女，以拥有一部V998自豪。一些人在汽车上涂抹奇形怪状的符号，把好端端的汽车改装得面目全非；更有人打起车牌主意，申请充满个性的数字组合，政府居然不加阻止。潮流从城市传进乡村，三位山西农民驾驶车头印有中国地图，车身写着“两岸携手，共创繁荣”、“爱和平，促统一”标语的面包车，自费周游全国。 一切，都不是无中生有。 中国加入tO，国家间交流合作日益频繁。世界各地的物质、信息、理念和潮流，洪水般奔腾入国门，击打人们心理，潜移默化着这个期待变化的民族。美国人斯宾塞的《谁动了我的奶酪》一书被介绍进来。这本论述变化的读物顺理成章地迎合主流，大行其道。 剧变还发生在资本领域。“权贵资本”现形，数额庞大的国有资产被以各种名义划拨到私人的名下，社会上一下子窜出来众多背景神秘、出手大方的人物，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他们慷慨大方、享用豪奢，就是无法清楚掌握他们的来路。 而开年仅仅几天，副总理吴仪视察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时值开发区建成10年，综合实力发展缓慢，甚至一度排名倒数第二位。吴仪不留情面地质问随行官员：“再倒数下去的话，我看你们这个开发区也不用办了。” 温州官员诚惶诚恐，回去反省。 英国《金融时报》记录下一个浙江义乌商人遭受非法地下钱庄的遭遇，并把矛头直指温州这样的小城市，还对“一些地方政府”委婉提出批评。而国外买家突然发现，自己几个月前在温州厂家网站上的问询迟迟无人回复，这些花哨的网站原来是“空壳”一个，它们的温州主人压根就不懂什么叫电子商务。 官员们对这种情况相当着急，频繁开会研究对策，最终提出“信用温州”，信誓旦旦： 决心用3年时间，建立良好的信用坏境，再用5年，达到国际信用水准。经济学家茅于轼不无惋惜地对《人民日报》记者说：“要是温州发展初期就强调信用，老早就发展得更好。” 人世间的悲欢，本身就是一场轮回。 无需多疑的剧情，这时代赋予子民的使命和精神面貌，注定是追寻荣耀的宿命。这便是包括温州人在内的国人之所以在新生物浮现的第一时间，冒着各种风险仍然乐此不疲。而目空一切和辛酸荣辱的背后，充斥着磅礴而感伤的情愫。 一批批混迹于商业变革的洪流中，努力去营造惊人戏剧的探路者倒下和崛起。在这样的记忆交错中，有一种嬗变力量，始终让人坚定不移。 2002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迈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步伐》：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先进的精神文明。实现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由之路。 因为无法参透，所以不愿放手。显然，温州在积极响应社论的号召。 民间，几位老板自发捐款16万元，抢修古老的木拱廊桥；一个普通市民，数十年如一日地收藏动植物标本，投资建设的野生动植物标本博物馆堪称国内之最；钱金波则不惜血本推广鞋文化，被金庸称赞为：“文化出招，叫‘飞龙在天’。” 至于政界，或许基于“信用”二字，掀起一股清理整顿风波。瓯海区对1297名干部的档案进行重新审查，62名干部文凭遭到质疑，其中2人因学历造假受到严肃处理。 紧接着，刚从鹿城区公安局局长位子退下来的王天义被检察机关调查。这个曾经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处级干部，在位时贪赃枉法、卖官鬻爵，10年间收受贿赂1800多万元，创下浙江官员的受贿记录，最终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终得春风来 除夕，百无聊赖的贾和芬正准备回家过年，突然收到来自以色列要求发货的传真，并答应预先支付定金。厨具公司成立半年，问询者多，下单者少，贾和芬沮丧地怀疑是否下海过早？此时负面情绪一扫而光。看完传真，顾不上吃年夜饭，贾和芬急忙打开电脑，通过邮件沟通交货细节。第一单交易顺利谈成。她给自己买了辆跑车，把办公室装饰一新。 摩拳擦掌的还有陈涛与何德贤。 几个月前，陈涛的身份是海员，而何德贤的身份是皮鞋厂的打工仔。他们对命运的安排并不满意。前者辞掉工作，到温州一家眼镜店谋了一个人事助理的差事，月薪600。随后禁不住弟弟劝说，开了一家名为“顶丰”的补发店。 一连数月，补发店无人光顾，使出浑身解数，陈涛发传单、打海报、送礼品，仍不见效。情急下，他从其他理发店拉来客户，为博取对方的信任，他用自己头发做实验，剃了个“地中海”式发型，再用店里的技术补好。他的诚意打动客户，迎来开业第一位客人。 没有想到，客人对补发效果非常满意，充当起免费宣传员，回家逢人便讲，前来补发者骤增，小小的补发店人满为患，“顶丰补发店”名声渐渐响亮，给其后的连锁加盟奠定基础。 2002年4月，非洲现代史上最旷日持久的内战结束。饱受战争创伤的安哥拉归复平静。易会场迅速出击，在安哥拉注册“温州易得利进出口有限公司”。苍南编织袋、毛毯等传统产品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运往非洲西海岸。 易会场还在安哥拉开办遮阳伞工厂。印着“易得利”商标的太阳伞，布满安哥拉首都罗安达——这个有400多万人口的热带海滨城市。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到此，易会场可谓苦尽甘来。商界沉浮，本是不归路。尽管成功未免来得过于苛刻，可易会场的这条路，因为两次破产、七次遭抢劫而变得更为惊心动魄。易会场初下海时，什么都新奇。当从朋友处得知饲料厂高价收购玉米，他以为赚钱的机会来了，倾尽所有购进玉米，准备运回温州。但货物运回，易会场发现玉米被动过手脚，掺水变质，只能贱价出售。像多数温州人一样，易会场第二次创业选择进出口贸易。廉价而多样的小商品提供巨大的采购空间，唯一的困难在于需要找到恰当的市场。 令人不解的是，易会场把目光对准安哥拉，一个位于非洲大陆西海岸、长期战乱的穷国。中非关系虽然日益紧密，可吸引中国商人目光的也只是少数的几个国家。长年战乱对商业生态造成破坏，不稳定的社会治安让人心有余悸，不入流的安哥拉根本不在中国商人考虑之列。这个国家总共只有30名中国商人。对易会场来说，这是人生第二次劫难。与上次生意失败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他向安哥拉发送完最后一批货物，合作者彻底断绝音信，170多万货款石沉大海。懊恼中，易会场登上开往罗安达的飞机。 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首都，看到满街的垃圾、拥堵的街道、破败的建筑、横行的疟疾和纷飞的战火，易会场心中怒气却一扫而光，他决心在这里扭转颓势。 在罗安达最有名的圣保罗批发市场，易会场硬租下一间店面，开始创业。这里长期由西非人和越南人垄断经营，外人欲想分羹，多数会被打得头破血流。 明显的叫板果然引起垄断者的不满，易会场接连遭受恐吓。一天晚上，易会场在罗安达郊外的房间休息，一阵机关枪猛扫，顷刻间墙壁被打得千疮万孔，玻璃支离破碎。另一天早上，一群蒙面大汉闯进家，用手枪顶住头部，强令他双手贴在卫生间墙壁上，横扫了11万美金和手表、手机、相机等贵重物品后，扬长而去。 易会场没有知难而退。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批发市场，他带领不多的温州商人抱团作战。2002年，100多家店铺的主人，全部换成了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 国际化的突进，管理视野的突变，温州人的雄伟抱负油然而生。外面的世界对温州人而言，意料之外的机遇总要大过意料之中的挑战。 同年，林建清收到邀请，发出者是乌克兰国际人权保护委员会。就这样，经商之余，他扛起人权保护大旗，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中国商人鸣不平。 三年前，林建清从温州来到乌克兰开拓市场，选中奥德萨城，一个位于乌克兰南部的港口城市。开始，林建清做鞋类贸易。经他之手，大量温州鞋找到下家，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奥德萨城。这自然引起当地竞争对手的愤懑。激怒的乌克兰人联合警察部门对林建清这样的温州人进行“围剿”，只要发现中国模样的人出现在奥德萨七公里市场，便蛮横地收缴一切货品。林建清就曾经被当地警察吞掉10个集装箱的货物。 商业环境每况愈下，温州商人们决定联合起来，维护正当权益。浙江同乡会应运而生，林建清为领导者。在和当地政商两界斡旋过程中，温州商人商业势力地盘不断扩大，建立了拥有300个店面的“中国市场”。可这也没能改变他们被欺负的命运。直到林建清受邀乌克兰国际人权保护委员会，情况逐渐改善。 中国，当之无愧地成为让人既爱又恨的“世界工厂”。随海外华人急速扩张，制造业被推到世界竞争前沿，与全球对手的短兵相接中，中国制造铺天盖地。5月末，一条反倾销消息从土耳其传来： 该国外贸署发布公告，决定对中国出口的自动铅笔和圆珠笔进行反倾销调查。 温州，随即一股骚动。 过去半年，中国出口到土耳其的自动铅笔和圆珠笔价值高达1000多万元，半数以上产自温州。反倾销调查，意味100多家温州制笔企业的市场空间面临挤压威胁。 感觉威胁的并非只有制笔业，所有的轻工业制品都受到冲击，打火机厂商们面临的困难甚至更为棘手。 温州经济的三大“主力”之一，打火机在温州的经济地位不言而喻。政府部门开列过这样一张清单： 每小时，温州生产皮鞋12万双；每天，温州有100万副太阳镜销往世界各地；每年，1亿只打火机走下装配线，其中70％出口到国外。有人开玩笑地说，温州生产厂家打个喷嚏，全球打火机市场都会得感冒。 温州打火机遂风行天下。西方厂商无力从价位取胜，便以各种借口，向本国政府施压，设置贸易壁垒。 如此背景下，“中国入世第一案”应运而生。5月，欧洲标准化中心通过打火机“CR法案”。对温州打火机生产商来说，其中的两条规定具有极强的杀伤力： 其一，全面禁止玩具型打火机进入欧洲市场流通和使用，以防止吸引儿童玩耍；其二，售价在2欧元以下，即人民币15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加装保险锁，以防止儿童开启。 这简直就是当年美国打火机“CR”法案的翻版。中国入世不到一年，欧盟效仿美国当年做法，阻击中国商品。“前车之鉴”可谓刻骨铭心，栽过跟头的老板们决定不再任人鱼肉。而大大小小的贸易争端中温州人逐渐成熟。他们学习tO贸易规则，开会研究对策，用法律自我保护——以周大虎为首，进行无损害抗辩。 改变历史和世界的到底是巨大的动荡，还是微小的细节？问题本身就带有迷惑性，毕竟巨大往往遮蔽微小，而微小却是隐藏在背后的力量。事情却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欧盟延缓了法案推行日期，并派出调查官，到温州实地调查，内容包括： 企业财务、销售和成本，并查看所有账目，细致到原材料的入库单、房产契约以及水电费账单。 从2002年9月一直持续到当年12月，调查历时4个多月。期间，调查者发现，温州劳动力成本低廉，家庭作坊的生产方式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温州打火机的低价位绝非恶意竞争。而温州老板开诚布公的态度也让他们心悦诚服。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商们说： 欧洲没有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企业，没有竞争，何谈损害？充气打火机生产商则说： 自己的产品与欧洲一次性打火机有巨大差别，各自有生产、销售和消费对象，谈不上损害。 到最后，纷争竟然不了了之，温州打火机厂商逃过一劫。 做大做强 2002年夏初，陈时升得知： 福建省交警巡警合并，大规模更换车用警灯、警报等装置，福州市公安局全国公开大招标。他亲自携带最新研制的警灯，赶到福州招标。经过比拼，五家企业入围。最后的考验项目是： 连续运转15小时，正常运行者获胜。 两家企业的警灯未能挺过漫漫长夜，另外两家企业的警灯也因超负荷运转而变烫，陈时升的警灯仍然强劲地闪耀着，没有明显的发热迹象。凭借过硬的质量，陈时升拿下价值不菲的订单，再一次证明了其无可争议的行业翘楚地位。 从默默无闻到行业领跑，陈时升用了12年的时间。他的经历颇为耐人寻味，在浮躁、喧嚣的大环境中，始终坚守技术优先的发展理念，最终厚积薄发。 高中辍学，陈时升到温州无线电六厂做学徒。他研发设计的“蜗牛灯”名噪一时，为企业带来500万元的利润，但自己仅获得奖金100元。 这件事彻底改变了陈时升的命运轨迹。 1990年，陈时升辞职下海，创办星际公司，生产警灯。四个人、三间房、3万元启动资金，这是创业的全部资本。一年后，企业净利润突破10万元，陈时升信心倍增。 熟悉陈时升的人会说，他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工作之余，他唯一的爱好是看警匪片。而警匪片吸引他的原因在于，影片中可以看到各种款式的警灯。他对技术的偏执追求由此可见一斑。到今天，星际已经是中国警用器材市场的佼佼者。但真正名声大噪的产品是长排警灯，触动陈时升研发长排警灯灵感的仍旧是警匪片。 1993年的一天，陈时升坐在电视机前，眼镜盯着风驰电掣的追车场面，目不转睛。突然，目光被美国警车顶部的新款警灯所吸引——画面里的警灯与车体同样宽度，配合着呼啸的警报声，闪烁不停，看起来具有十足的震慑力。陈时升预感到，长排灯将引领未来国内警灯趋势。三年后，星际率先推出长排警灯。时值全国公安系统大换装，进行大规模统一采购。陈时升赶上顺风车，打破美国道奇公司在中国警用器材市场的垄断地位。 夏末，家具界传言： 王东升涉足家具制造业，既从事终端销售又兼顾家具生产制造。 在温州家具行业，王东升能呼风唤雨，麾下数十家连锁卖场遍布全国，位于市区的旗舰店“新天地名家居博览中心”引领温州家具市场。温州人知“新天地”者众，知王东升者更甚。 少年时代，王东升家境窘迫。上学时，他利用周末打工挣钱，帮人粘过纸盒、推过板车。高中毕业，王东升跟随做家具的表哥做学徒。他把自家厨房改成店面，做家具买卖，很快赚到4000元钱——人生的第一桶金。 20岁，王东升考取温州轻纺技校，毕业后留校担任化学实验老师。课后，他还到一家颇具规模的家具卖场兼职做业务员。王东升掌握到这行的诀窍，曾创下轰动的销售记录，让他迷恋上家具事业，最终迈出辞职经商的重要一步。 1990年，王东升与两名好友凑足10万元钱，开了家200多平方米的家具卖场，取名“新天地”。开业不到三个月，生意火暴、业绩超群，俨然成为家具界黑马。几年内，王东升南征北战，把“新天地”的招牌打到全国数十座大中城市，50多家连锁卖场一呼百应。王东升开创的家具连锁经营引起业界热切关注，被定义为“新天地模式”加以推广，中国家具协会理事长贾清文亲笔题词：“开创家具连锁经营新天地”。 事业如日中天，王东升决心扩张上游。2002年，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上，王东升提出进军家具制造业，创办“城市之窗”，获得多数股东认同。 对于作坊生产起家的老板们而言，销售业可以在短时间内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这是资金匮乏的中小企业主梦寐以求的愿景，也是单纯的经营性生产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图景。当连锁经营模式被发扬光大后，销售业绩达到辉煌，同时意味着获利渠道的干涸。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成为多数企业家的共同追求。凭借广阔的销售渠道和庞大的资金优势，顺利切入制造业，短期盈利。而制造业和销售业的联姻，一方面有效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可增强抗风险能力。假若再往上游扩展，霸占原材料领域，做到极致，便会实现垄断。 梳理温州老板发家史，在产业链上上下求索者众多，但悍勇如王东升者鲜有。 创办城市之窗时，王东升投资数百万元，修建“生态展示厅”，展示产品的生活气息。当时，国内家具制造商过分执著于产品外观、质量，对家具的功能、搭配和展览缺乏应有重视。王东升此举他们不屑一顾，有人放言，这是有钱没处花，但是很快他们就改变了观念。 和王东升思路一致，区区卖烧鸡的陈剑平都无时无刻不想着做大做强。 山东淄博，陈剑平这个外来温州人也算名头响亮，十有八九的当地人都品尝过他的烤鸡。早些年，他和人合伙，卖“南源”烤鸡，风靡一时。后来，两人不欢而散，陈剑平失去“南源”招牌。再后来，他筹集400万元，买下一间商铺，到工商局注册新商标“国梁”，照旧做烤鸡生意。最终，“国梁”烤鸡后来居上，风头盖过“南源”。陈剑平出了一口气。但他没有在产业链上多做徘徊，而把目光瞄向眼镜业。 这个雷厉风行的温州人成立轻工制品公司，像模像样地盖起厂房，生产高档眼镜片。从烧鸡到眼镜，这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领域。曾经的同行暗下结论，这是一桩赔本的生意。他的一举一动也牵动旁观者的神经。 淄博地价低廉，能建设规模庞大的工厂，可产业链不全，只适合做配件生产。温州眼镜行业已经发展成熟，相关配套设施齐全，进行二次加工，加之物流渠道完善，成品直接发售。优化配置资源，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按照这样的蓝图，陈剑平生产眼镜片，把产品运往温州，加工成眼镜后销往国外，打入国际市场。 变化 就是有了源源不断的陈剑平们，嬗变的2002年，崛起中的中国不断地“拨动”别人的奶酪。贸易摩擦无法避免，好在并不妨碍大局。 2002年，中国外贸总值达6000亿美元，GDP为10万亿元。鼓舞人心的是，数字还在不断增长。显然，这是中国国际环境不错的一个年份。西方世界经济衰退，可不影响中国外贸出口的长足进步；相反，凭借质优价廉的优势，中国制造充斥全球。篮球运动员姚明则幸运地成为“中国输美的单价最高的商品”。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这名大个子会获得近3亿美元的工资收入，其中不包括广告代言。 10月，美国《华尔街日报》以“世界工厂”为题，对中国产品的全球化攻势进行报道： 全球市场现在已经少有什么产品不在中国生产。许多外国制造商发现他们要么必须在中国进行生产，要么必须扩大从中国的购买额。 摩根士丹利香港公司的一名经济专家说：“中国崛起为一个生产基地对世界造成的影响好似当年美国工业化对世界造成的影响，而且可能还要更大一些。” 近年来，世界市场上销售的照相机有50%以上是中国生产的，30%的空调和电视机产自中国，25%的洗衣机和近20%的冰箱产自中国。全欧洲市场上销售的微波炉的40%是广东格兰仕公司生产的。世界市场上销售的金属打火机的70%产自中国温州。中国已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大经济体，迅猛的经济增长态势震惊日本，同时也使他们多了一份忧虑。长期关注中国的大前研一适时地推出新书《中华联邦的崛起》，并大胆预测： 50年内中国经济将是目前日本的8倍。尽管美联社记者的眼中，日本的忧虑完全是杞人忧天：“中国收入快速增长，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中国前所未有地积极参与世界事务、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并且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是“江泽民已经努力构想出这个国家的未来”，一种讲求实际的和温和的民族主义的发展模式。 不过，这还不足以打消日本的忧虑。 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在北京召开。日本媒体认为，“代表大会将指引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完成其迅速的经济扩张”。 江泽民总书记在《工作报告》中宣布，“2020年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这意味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正式开始。江泽民还谈到“三个代表”理论，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吸收所有社会阶层，自然包括众多温州老板在内的民营企业家代表。通过电视，人们注意到，参加这次党代会的几个民营企业老板： 刘思荣、蒋锡培、沈文荣、昝圣达和孙甚林。 日本《读卖新闻》揣测，这“将是中国共产党向‘脱离阶级化’迈出的重要一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写道，“中国领导人敦促共产党向资本家敞开大门”；《华盛顿邮报》评价更为拗口，“一个竭力设法在受到经济和社会变革冲击的国家中保持重要性的组织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另一个转变”；路透社记者则认为，“通过吸收资本家入党的办法来保持党对这个迅速变化的国家的控制”，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大胆努力”。更熟悉中国政情的基辛格提醒西方世界，不要低估“三个代表”包含的意义，“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变化”。 十六大通过党章修正案，新修改的党章增加53个字：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是“三个代表”思想的官方定义。 《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在《变化》一书中给出宽泛的解释：“一个城市的繁荣、一种新技术的推广、一部新电影的上映、一个官员的访贫或者亲耕、一个警察的临危不惧，都有可能被归入‘三个代表’之列。”这个细心的观察家甚至从生硬词语中体察到不易察觉的变化：“党的领袖对党组织的落后于时代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直觉”。 另一个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变化。新旧更替的换届大会，胡锦涛接替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其他5位政治局常委全部退出，被更年轻的8位新人接替。 胡锦涛的任命是以传统方式宣布的： 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他带领新的政治局常委在媒体面前亮相，简洁且有条不紊地加以介绍。许多中国老百姓通过电视直播了解了自198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领导层人事变动。 媒体见面会上，胡锦涛数次微笑着向记者和全国人民挥手致意。胡锦涛59岁，比“江1989年担任全党领导人的时候年轻4岁”，站在他左侧的8位常委“平均年龄年轻了将近10岁”。外国媒体评价，中共在“谋求建立充满活力和不断奋进的形象”。日本《读卖新闻》写道： 十六大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最大特点是，大胆提拔了可以说是“新领导后备军”的务实派经济干部。重用专家型干部，是为了适应入世后经济形势的变化。上任后，胡锦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表明他的执政思想将与前任一脉相承。 一次简短讲话中，他用很大篇幅“明确地告诉大家”：“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要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为我们的前进指明了方向。” 人们相信，中国还在路上，改革仍在进行。 跳出政治上的诸多变化，这一年的社会当然也精彩绝伦。 一部名为的贺岁影片上映全国各大影院。中国最炙手可热的明星们穿着2000多年前的服饰，打杀得不可开交。其实，导演张艺谋才是绝对的主角，年过50的他激情不减，接受各种采访。有人认为他哗众取宠，有人认为这是虚张声势。不间断的争议，创下3亿元票房纪录。正是这部令人“有点故弄玄虚”的影片开启了中国的大片时代。中国人的娱乐生活中有了更多的中国元素，而非千篇一律的好莱坞式视觉冲击。 银幕下，人们指指点点，评头论足，体验着本土大片引发的幸福、焦躁和稍微的不满。而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有演员刘晓庆。成名以来，话题人物的她被司法机关调查，起因是偷税。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温州地税局在浙江省率先推出“税吧”——为企业提供税收网上申报服务，网上缴费者络绎不绝，交税大厅一度人满为患。 这年，温州全市5.6万家企业中，民营企业占了98.8％，贡献了94.6%的工业总产值。 第二十二章 挣扎与伤痛 升温，依然是中国主题。 世界上首条商业运营的磁悬浮列车于2002年在上海开通。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上海为精心打造的线路付出代价——开通第一年即亏损2.68亿元，两年后的2004年，营业额不到1.35亿元，亏损额则上升至4.4亿元。 同样在上海，新年来临前的最后几天，上海房产界广传流言： 温州人即将撤出大上海。在煞有介事的口口相传中，小道消息变得有鼻有眼，最终如同重磅炸弹引起轩然大波。 自2001年夏天，第一波温州看房团开进上海。三年间，无数温州人裹挟数亿资本，在上海房产市场翻云覆雨，俨然成为一方财富力量。他们的到来，使上海楼市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当然他们收获了丰厚回报。而金钱只是一方面，很多时候，他们是地产商的座上宾；他们凭借不小的经济贡献，与地方政府培养了相当程度的默契与好感。 温州人愿意置业上海，上海人也乐于将楼盘卖给温州人。“温州人买楼不挑剔，少有纠纷。”一位上海售楼小姐对采访她的媒体记者说，“不像上海人精明。”她甚至比喻，“温州人买楼像农贸市场买大白菜”。与此相比，上海人抱怨： 上海的楼盘价格都是被温州人炒高的。 难以想象，没有温州投资客，上海会是怎样的景象。历史没有假如，它还在贪婪地吞噬着未来。 透支 春节过后，温州照例推出一年一度的房展会。期间，上海房产开辟专展，仍旧受到温州投资者的热烈追捧。面对火暴的场面，上海记者并没发现风言中所传的撤退迹象，反而有感 “投资热情不减”。事后看来，记者们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 或许意识到泡沫经济的存在，上一年年底，政府断断续续推出政策调控房价。 政策收紧、放贷变严、舆论加剧，方方面面的迹象表明，房地产市场的春天难以长久维系，拐点即将到来。寒冬到来之前，避免损失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尽早撤离。 温州人的上海大撤退只是冰上一角。猜测变成现实，大规模的撤退开始。温州市政府也站出来，以旁观者的姿态，叫停“炒房团”。由此，叱咤风云的温州投资客隐忍锋芒，暂时性地退出国内房地产舞台。 没有人担心温州商人的未来。这是一群对于商业拜物教式充满执著的另类，他们会为此不惜代价的努力。所以，任何事物到他们手中总能演绎出财富传奇。只要有闲钱，他们“总有炒不完的东西”。 那么，接下来要炒什么，一切拭目以待。 国内的大规模撤退形成强烈对比，温州资本在海外房产市场依旧放肆扩张。 趋利避害的属性驱使资本流向更能产生利润的领域，国内缺口被封堵，“平的世界”总有资本发泄的空间和回旋的余地。 温州对外贸易合作局数据表明： 2004年，出口45.8亿美元，同比增长34.5％。民营企业出口的25.5亿美元中，一大部分外汇转向海外楼市。 这年，巴黎街头常有“温州太太团”出没，她们的任务是： 一购物，二看房。许多在美国纽约的温州人掀起炒房高潮，皇后区，有温州人购买地皮，自建房屋用于投资。温州人的目光还并不仅限于发达国家。越南、缅甸等经济落后的国家，都成为他们投资的热门之选。 从2003年末，大批温州人集体开赴越南芒街，考察投资地产。一个温州老板在当地建成的中国轻工城，温州人买走所有商铺。柬埔寨，10个温州商人中，起码有六个从事地产投资。之前发家的服装、眼镜贸易，反而成了副业。而另一个吸引温州炒房团目光的是中东迪拜。那里，基础建设大张旗鼓，房地产的春天刚刚到来。 伊拉克战争结束，中东各国经济复苏，恢复重建是共同的主题。迪拜政府大兴土木，率先放宽政策，允许外国人购买永久性不动产，房产一路狂涨。2004年初，迪拜推出“耶稣岛”别墅，叫价960万人民币，温州人闻风跟进。跟进的结果，就是狂飙式的财富增长。 淘金潮中有叶鑫。看到迪拜火热场景，只是来参观的他决定留下。他并未像大多数人炒房，而是进军建材市场。带着翻译，顶着高温，叶鑫热情兜售自家产品。做成第一单生意后，一发不可收拾，俨然成为迪拜建筑行当里颇有头脸的人物，并受到酋长接见。 除了地产，温州人盯上了煤炭和石油。 房地产上斩获颇丰的温州人，忽然感悟能源具有更强的投资性。当这一年，法国结束约200年的开采煤矿史时，气魄的温州人包揽下山西省六成的中小煤矿。数据指出，温州人用40亿元的成本，控制了8000万吨的煤炭年产量，这个数字占全国总产量的1／20。 一位太原当地人如此形容温州人无处不在的身影：“随便拦下一辆高级轿车，十有八九就是温州老板。”几年前，这样的风景难得一见。 温州人最先与煤炭产生联系，是在20世纪80年代。 山西煤矿的井巷工程多由温州人施工。当时国内煤炭市场低迷，煤矿企业普遍不景气，类似拖欠工程款非常普遍。夸张的说法，有些矿井建成的那一天便面临破产。于是，出现以资抵债的现象： 温州施工队没有收回欠款，反而得到煤矿。但在被过度控制的市场和难以揣测的政治环境下，私人经营煤矿是件冒险的事情。早期经营煤矿的温州人，不赔本者甚少。 2002年情况扭转。国内煤炭市场全面复苏，而许多人对投资煤炭心有余悸，温州人悄无声息地承包下矿井。一年间，投资额超过30亿元，最大一笔交易过亿，最少者也不下500万。期间，地方政策大开方便之门。最极端的做法，政府以破产拍卖的方式，吸引温州游资投资下辖村办、镇办煤矿。灰色交易掺杂其中： 山西某地价值上千万元的煤矿以200万元低价转给一温州商人。 温州人投资煤矿达到鼎盛，他们是山西煤炭市场当之无愧的主角。结果是，近千家煤矿掌控于温州人手中，占据山西小煤矿半壁江山。在承包期内最大限度地争取利润，他们往往忽视生产安全。这恰恰为日后饱受诟病的安全事故埋下隐患，也为日后温州投资者的困局埋下伏笔。五年后，山西省长治县率先封杀“温州炒煤团”，此风刮到朔州、吕梁、晋城等地。后来，山西省颁布新政，全省2840家煤矿收归国有，温州炒煤团兵败晋城。 资本大规模进入山西煤矿的同时，有一些转向了新疆。 独特的地理优势，新疆出产的棉花质量优厚，受国际市场青睐。2003年起，大量温州商人进入新疆收购籽棉。仅阿克苏一地，就有上千名温州棉客活动，他们手中掌握的资金高达数十亿元。他们的炒作使得籽棉的收购价格一度超过每公斤8元，创历史新高，“所有温州投资者认为行业回报稳定、利润高”。可2004年，市场给这群冲动的投资者上了一课。 中国棉花价格急剧下跌，温州棉商损失惨重。可是，温州人又很快发现新疆石油储量丰富，是天然的投资场。大量棉客摇身一变石油炒家。46岁的陈文高看着油价攀升，就有了投资油品的计划。半个月时间，他承包下一口油井，更换设备、招聘员工。 其实，温州流向油品市场的资本超过50亿元，有100多人成为油井主人，还有大量的温州人经营加油站与成品油买卖。据称，仅仅数月时间，最早涉足成品油销售的黄银荣经手石油5万多吨，获利达数千万美元。更多的温州人则在酝酿“油井投资联盟”，“聚集起来形成合力”分羹“油品投资市场”。甘肃、陕西等地，频现温籍油商影子。 炒房、炒煤、炒油，温州人无利不起早。“楼市泡沫论”甚嚣尘上，且资源毕竟投入所需巨大，许多财力有限可不甘沉默的温州人忽然又想到了出租车。 温州人历来有炒车的传统。 早在10年前，温州出现第一批炒车族，其中包括王克诚，“那时候太好赚钱”，“10万元投资两年收回成本的项目一般人瞧都不瞧一眼”。他以11.5万元的价格买进一辆夏利出租车，仅仅七个月，车价飙升至38万元。 1998年，温州拍卖300辆出租车的营运权，新出租车经营权证竟以70万元的高价入市。王均瑶斥资近亿元，以平均每辆68.8万元的价格，买下百辆市区出租车经营权，让人瞠目结舌。接着，市政府以明文规定的形式确认出租车经营权的商品性。《温州市区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有偿使用暂行办法》明确规定： 通过有偿取得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长期有效，属个人的，可以继承、转让；属法人的，可以转让。同时，政府适度控制出租车市场，使得车总量一直维持在3329辆，3287辆车的经营权归个人所有。另外，出租车经营权不仅可以交易，甚至可到银行抵押贷款，一辆车大多能贷到50万元，10年内分期还清。 政策大大提高出租车投资价值。漫长而不引人注目的炒车行为在温州拉开序幕。实际上，炒车的利润比炒房要高得多。50多岁的下岗工人陈安德有辆出租车，靠租金，月收入达7000元。同样价值的房子，月租金只有2000元。可见，“作为纯粹的投资，出租车租金收益远远超过炒房。”重要的是，出租车出租收益立马见效，房子需要装修，还有套牢的风险。 国家房产政策从紧，挣扎一番后，越来越多的热钱撤出楼市，投进出租车经营权的炒作。短短数月间，温州投资客炒遍温州地区所有市县，又游走江西、江苏、福建各省。 当然，战役首先从温州本土打响。 2004年4月底，业内传出消息，郊县出租车可载客到温州市区，据此，有人预测郊县出租车价格将随之抬高。 果不其然，进入5月，波澜不惊的瑞安、永嘉等市（县）出租车牌照突然经历涨价狂飙。不到两周，瑞安出租车单价从65万元暴涨到75万元；与温州市区一江之隔的永嘉，出租车行情一路大涨，从20万元升到30万元。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平阳、苍南等地。 其次，温州炒家把目光转向外地车市。有媒体注意，这年夏天，江西南昌与山西太原两地出现出租车经营权转让价格暴涨现象，背后“有温州炒车团的身影”。 然而，温州人并非百战不殆。宁德、镇江两地，温州炒车团遭遇伤痛。 温州民间游资疯狂进入宁德出租车市场。整个宁德地区的出租车主几乎清一色是温州人，司机则基本全部是当地人。车辆租金上涨，起步价面临抬高的压力。情况引起“当地管理部门的极大关注”。关注的结果是，出台干预措施，打压温州投资客。不久，温州炒车团在宁德销声匿迹。 江苏的形势也悄然变化。 2004年七八月间，许多温州人转让出租车经营权，意想不到，收购价10万元的出租车，叫价9万元，没人接手。被套牢的温州出租车投资者据说达数百人。 与炒房一样，炒车团遭受舆论谴责。有人认为，他们暗中操纵市场价格，是交通成本上涨的幕后推手。有人认为，这些人投机心理太重，影响市场经济秩序，该大力打压。而更多的人对此一无所知，只是明显地感觉到，出行价格上涨。自然，温州人或不屑一顾，或一笑置之。他们只会重复耐心地解释，“温州的民间资金太多了，总得找些出路”。幸运的是，他们总能为充满增值欲望的资金找到用武之地。 同年10月28日，温州媒体公布消息称： 温州市道路客货运输发展规划显示，根据城区面积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以及出租车需求和经营状况，预测到明年，温州市区出租车合理规模为3650辆，比目前的3329辆要多出321辆。敏感的投资者马上觉悟： 出租车放量，交易价格必波动，正是大笔吃进的机会。只4天，温州出租车平均交易价格猛跌十几万元。不少人趁机入手，大肆跟进。又是几天，行情上涨，抄底者大赚一笔，最高的一笔交易达到146万元。 炒楼、炒煤、炒棉花、炒石油再炒车，温州每年用于炒的资金，高达400亿元。各地区到温州招商，基本不会空手而归，可见曾经的温州草根们积聚的资本实力。 凡人的江湖 2004年7月初的一天，一家北京商务咨询公司千里迢迢跑到温州召开朝鲜投资说明会，场面异常热闹，挤满200多位企业家，座位坐不下，很多人站着听完介绍。 温州每周都有类似的投资贸易洽谈会，而关于朝鲜市场，这是第一次。主办方眉飞色舞的宣传，温州人动了心。7名温州企业家组成的商务考察团飞往朝鲜。此时，朝鲜国内紧缺轻工业品，政府鼓励经济免税和减税政策，庞大而饥渴的市场呈现在考察团面前。但真正决心大干一场的是曾昌飚。 8月，一个温州商人瘸着一条腿，不远万里来到朝鲜，获得平壤第一百货大楼10年的经营权。此人正是35岁的曾昌飚。对于他，朝鲜人并不熟知。这却并不妨碍故事的展开。 在温州，曾家是当地望族，除父亲做官外，曾昌飚兄妹8人全部经商。年少时，曾昌飚不幸患上小儿麻痹症，逃得一死，可落下残疾。他天生好强，18岁发明国家专利。19岁，曾昌飚说服父母外出闯荡，先后辗转北京、沈阳，帮助叔叔料理生意。 觉得时机成熟，曾昌飚借了30万元，成立龙飙纺织品。当时，沈阳两家企业垄断一种紧俏的台湾面料。曾昌飚以零售价买进，以批发价出售。对此，大家认为曾昌飚必死无疑。奇怪的是，他的生意居然大见起色。原来，赔本的方式建立信誉，赢得客户，并且拿到面料的总代理。他赚得人生第一个100万元。 用这100万元，曾昌飚和几个温州老乡买下南乐郊路，筹划温州商品一条街，专营服装材料。后来，南乐郊路演化为东北最大的服装面料集散地，成百上千的外国客商慕名前来。看到市场里的外国人，曾昌飚想，为什么不把生意直接做到国外？经过分析，他从俄罗斯、韩国与朝鲜三个国家中，选择了经济最落后的朝鲜。 1997年，曾昌飚第一次到朝鲜。从丹东到平壤，整整20小时，到了那里已是晚上。供电紧张，整个城市一片漆黑，没有一丝令人心动的活力。更令人失望的是，朝鲜政策不明朗，对外来投资者态度晦涩。曾昌飚败兴而归，却并未死心，每年都会去朝鲜看看。 2002年，朝鲜政府大幅提高物价和工资水平，破天荒地对个体经营采取宽容政策，各种形式的承包出现，设立经济开发区，企业也自负盈亏，计划经济的影子渐渐退去。朝鲜领导人这样定性上述行为： 经济政策调整。表面上看不到任何改革的意味，其经济改革的步伐已箭在弦上，不可逆转。2003年底，朝鲜与韩国合资生产的一款小汽车有幸成为朝鲜历史上第一块大型商业广告的主角。出现在平壤街头的这块大幅广告，画面是，一名骑自行车的市民正在观看广告牌，广告牌上画有“真令人心动”的广告词和汽车商标。这之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对温家宝总理抛出橄榄枝： 欢迎中国企业到朝鲜去。 曾昌飚期盼的机会终于来临。他看中位于平壤繁华地带的“第一百货大楼”。严格来讲，承包之前，那座建筑根本算不上一座百货大楼，大多数时候，里面没有什么商品。 现在，朝鲜政府抱定决心要改弦更张。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高规格地接见了来自温州的平民曾昌飚，微笑着接受了对方赠送的金蟾蜍。现场，曾昌飚对一名朝鲜官员说，“我会改变你们国家的经济”。后者瞪大了眼看着他，沉默不语。 最终，曾昌飚获得平壤第一百货大楼10年的经营权以及5%的税收优惠。他投资5000万元，装修和改造百货大楼，并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反复讲起一个中国的古老故事： 一名老汉把一头牛拴在桩上喊，大家不用付钱就能牵走它了。所有人都不相信，最后有一个小孩真的把牛给牵走。很显然，他把自己比作“那个幸运的小孩”。他梦想着，以百货大楼为切入点，在朝鲜飞黄腾达。 这年，法国影片《第13区》被引入中国。人们乐道于正义与黑暗的较量，以及主人公矫健的身手。许多人并不清楚，现实中的巴黎第13区是旅法华人聚集地，那里有欧洲极负盛名的唐人街。在法国，名声大噪的还有3区、4区的“温州街”——曾经是黑人和阿拉伯人的天下。法国《费加罗杂志》周刊以惊奇的口吻说，人们有13亿条理由对温州人产生兴趣。 引起外国人对温州人产生兴趣的最大理由是充斥全球市场的廉价产品以及它的扩张方式。对于后者，他们常常露出惊恐甚至鄙夷的神色；对于前者，外国人则既好奇又吃惊，他们搞不明白中国的产品为何那样便宜，而中国的工人们又如此好对付。那时候，800美元足以让一个农村男青年在鞋厂干上300小时，其间少有休息。在外国人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多年后，一个被许多人引用的事例就发生在这年： 一个北京人专程跑到德国法兰克福彩尔街，想给上高中的孩子挑欧产的名牌球鞋，逛遍整条街的鞋店，竟然没有找到不是中国制造的球鞋。最后，他骄傲且无奈地说：“既然都是咱中国的，何必来做搬运工。”事实上，真正让国人扬眉吐气的是联想集团把IBM公司的PC业务收入囊中。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标志性事件。 西方世界的普遍不满与恐慌随之而起。德国《明镜》周刊：“充当世界经济火车头的，是中国；像一只巨大的猩猩，吸尽西方国家工作位置的，也是中国！”毫无疑问，文章后半句在指责中国，不友好的语气中透露出不安和焦躁的情绪。而情绪迅速转化成了行动。“中国制造”经历最猛烈的一波阻击。 秋天，温州人陈九松到西班牙埃尔切，做鞋类贸易。按照当地法律，外国人没有“老板居留”，不能注册公司。灵活的陈九松用朋友的身份登记注册公司，打理生意，一面申请“老板居留”。没多久，他遇到反对华商潮流，莫名其妙成为受害者，一败涂地。事后总结，人们倾向于认为，陈九松个人经历并非偶然，而是温州人数十年疯狂扩张埋下的伏笔。 说起来，温州鞋和西班牙间的瓜葛能追溯到20世纪末。 最早进入西班牙的温州人远没有现在这么体面，他们多摆摊起家，被当地人鄙视。靠零售，慢慢攒下一笔小钱，之后想方设法巩固地盘，把生意做大。他们的确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第三方代理。 联系国内厂家，寻找国外买家，赚取不多的差价，获取微薄利润。一双普通的温州鞋，经过汽车、轮船、关税等重重关卡，到达目的地，只卖5欧元；同类的西班牙鞋至少定价8欧元。更多时候，二者之间的差价高得离谱。 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转行进入皮鞋设计制造领域，以工贸一体的方式生存。所有海外皮鞋商，没有谁能摆脱这样的发展路径。更多的温州人跑到海外，以同样的方式生存下来。 温州商人的大量涌入直接导致仓储租金上扬。一位当地商人抱怨，“中国人再待下去三个月，我们都要关门”。可中国人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他们源源不断地把皮鞋运往西班牙。大量西班牙本土鞋厂倒闭，幸存下来的企业则直接向温州下订单，然后贴上自己的标签，虽然价格下降，还是和温州鞋没法比。大量西班牙鞋业工人失业。西班牙媒体报道称： 2002年，埃尔切有12个鞋厂破产，2003年增加到14个，2004年7月增至26个，1000多名工人失业。 西班牙人的不满蓄势待发。有人暗中商量，要给温州人一点颜色瞧瞧。埃尔切挂出写着“把进入我们城市的鞋子货柜箱倒掉烧毁”的极富煽动性的广告牌。民怨升腾而起，矛头直指温州鞋商，西班牙行会负责人趁机火上添油，号召抵制中国鞋。当地政府态度暧昧不明，一方面信誓旦旦地保证，保护中国商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警察们“用枪顶着中国商人的脑袋”，进行突击搜查。这显然不是正常的盘查态度。 2004年9月16日，厄运落到陈九松的头上。300多名西班牙人高呼“中国人滚回去”的口号，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行进到埃尔切的中国鞋城。提前得到消息，大部分鞋商早早关门歇业，躲避风头。陈九松没有，他在等待国内订购货物。他的16个货柜被堵在路上，前途未卜。事后看来，这是悲剧的源头。当天7点左右，货物安全运到。陈九松刚松一口气，震惊的场面出现： 20多名示威者冲进鞋店，把准备好的汽油瓶扔进仓库里，刹那间，“火光冲天，空气中飘荡着厚重焦煳味”。 价值800万元的货物化为灰烬。望着滚滚黑烟，陈九松前所未有的沮丧无奈，站在身旁的亲戚早已精神崩溃。 本地警察视若无睹，任由人群肆意妄为。“精神和身体上不适应”的陈九松在西班牙华文报纸《欧华报》刊登求救信。“希望通过合理的方式，向西班牙政府交涉，帮助尽快获得政府赔偿”。当天，埃尔切再次爆发针对“中国制造”游行。 十几天后的9月27日，埃尔切街头再次出现号召示威游行的海报。令华商不安的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也出现不和谐声音。温州人聚集的仓库批发区，流传着各式各样的小道消息，公共汽车站的玻璃上明目张胆地贴满声援埃尔切的传单。最终，在中国政府抗议下，西班牙方面采取措施。大火事件逐渐平息，由此的思考并未终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 西班牙烧鞋事件是世界各地阻击“中国制造”的延续。来自中国商务部的统计表明，截至2004年5月底，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起637宗涉及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调查。另一个佐证是，津巴布韦对中国出口的鞋类提高了1000倍的关税。欧盟开始酝酿设置进口壁垒以保护本地制鞋企业，同时对制鞋材料中的一些化学用品提高检测标准。 同年10月，杭州《都市快报》发表题为《西班牙烧鞋风波促我们反思温州发展模式》的评论文章。文章写道： 西班牙的排华事件，显示一些当地民众把温州商人视为侵略他们经济生活的外国奸商。这事件显示，中国企业若要在海外扩展市场，不能单以成本低为单一竞争条件，显然也不能不下些工夫，建立企业和品牌的公关形象。同样是中国制造，李宁牌服饰甚至成为西班牙男篮的赞助商。有人发问，如果温州鞋的品牌高端一些，会不会有这些麻烦？ 对于这个问题，温州人并不是没有考虑。但日益紧迫的局势已经不允许他们做出实质性行动。未来，更大危机正在温州制造业快速蔓延。 年景难过 在温州，一些曾红火一时的制造商，明显地感觉到日子难过。周大虎抱怨，“看起来产值继续增长，利润同比已经差太多”。有同样感触的企业家有很多。一个事实是，上半年，温州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66%，原材料进价同比上涨6.35%，剪刀差达4.69个百分点。 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大规模普及，生产过剩的趋势显现，人力成本、原料价格上扬，利润下滑，制造业的春天似乎即将过去。部分专家因此提出，温州制造业的微利时代已到来。而温州企业家面前的选择，要么继续在微利行业挣扎并伤痛着；要么主动出击，开拓新兴市场；抑或放弃制造业，转而从事其他行业。 时至今日，依靠科技创新、专利发明，进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机械化大生产已被演绎极致。少数成功企业，依靠积累多年的品牌优势，才得保证赢利。多数制造商则徘徊在生死线上。 制造业日薄西山，突围在所难免。 多数温州人选择的突围方式，借助廉价优势，迅速倾销，开辟海外市场。但引起的负面影响接踵而至，温州皮鞋在西班牙的遭遇不正是最好的说明？ 昆剧《班昭》唱词：“最难抛的是荣华，最难耐的是寂寞。”这一年，刘周华的企业陷入转型困扰，只不过他面临的形势并不严重。仔细梳理，大环境下小人物个人命运的起伏转折，以及从中显现的原委曲直，或许可以看到中国商业环境的变迁。 时代既然纵容一切冒险与征服，就也处处充满陷阱与禁忌。很快，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让刘周华的商业梦在狂飙中破碎。不过，越挫越勇却已无本钱的刘周华，巧舌如簧，鼓动20多名员工集资入股，凑齐300万元，组建“瓯海联运公司”，在一片混乱的运输市场中杀出血路。 到2004年，物流运输利润淡薄。刘周华转行服装批发。 经人介绍，他找到花花公子服装负责人。一见面，他把随身携带的百万现金摆在对方面前：“你们需要有诚意的代理商，我需要有品牌号召力的服装供应商。合作，是我们最好的选择。”言语直白得惊人，效果却出奇的理想，他成功拿到花花公子湖北总代理权。为节省资金，他干脆在服装店角落打地铺。辛苦并没换来相应的回报。开张数月，看的人多，买的人少，有人质疑，“花花公子休闲t恤是假的”。 刘周华发现问题症结所在： 店铺所在的街上卖的衣服都是仿品牌，顶级品牌到这里，自然被人怀疑是假货。于是，他以最快速度转战汉正街白马商城，短时间内将花花公子打开销路。 生意理应步入正轨，可是正装、休闲装划分的花花公子竟然开发出西服、衬衣、皮具等几十个系列。刘周华迷惑的是，武汉花花公子代理商居然冒出几十家，市场大乱，刘周华只能放弃“花花公子”，改做其他品牌。 多方联系，他拿下美国“花雨伞”代理权。这次，他变得小心谨慎，谈判时额外多了一个条件： 销售任务定高点，但一个区域只能有一个代理商。 前进的动力 多事之秋，宏观经济的骤然趋冷，2004年的确是挣扎与伤痛的一年。 温州以外，德隆、托普、科龙、健力宝败在脆弱的资金链上，轰然坍塌。此外，海信爆发“集体辞职”事件，沃尔玛拒建工会引发争议。随之相伴，一头灰白头发的海归教授郎咸平频繁亮相媒体，指手画脚中国经济。锋芒所及，引来叫好一片。只是人们分不清，叫好是在反思，还是在否定改革。 “你给了我一个江湖梦，但我却看不到江湖的边。”电影《卧虎藏龙》玉蛟龙的这句对白也许最适合于风光无限的中瑞财团与中驰财团。 短短几周，两家公司高薪招聘的总裁先后离职，企业群龙无首。 提起中瑞、中驰两大财团，温州无人不知。它们分别由若干中小企业组合，向西方垄断集团靠拢，大胆地以财团自居，聘请来两名职业经理人做总裁，向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转变。惋惜的是，所有的理想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财团组建那天起，“财团”即被“有关部门”盯上，并被盯得死死的，以防止它“非法集资”，最终“财团”变成了“房地产集团”。而集团内部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集体成员之间未真正走向联合；两位总裁也被以外人身份对待。 事实既定，外界由此感慨，温州民营企业始终在寻找解脱之道，却终究难以走出困局。 在如此般的叹息和忧虑中，温州民营经济的开局人物王均瑶因病辞世，享年38岁。接班的是35岁的王均金。一个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民营企业，能否顺利度过这个动荡的转折时期？一切为温州家族企业拉响警报。 人们从王均瑶的辞世看到一个时代的结束，下一个时代能否重续辉煌，不至于衰落。除了担心与焦虑，没有人知道答案。 听到王均瑶去世，柳市第一个买摩托车、第一个装电话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刘大源感喟之余的第一句话是：“我很幸运”。如今，“大源螺丝店”变成“大源精密焊接材料公司”，单开间狭长的门面，并不起眼，但足够支撑老人安享晚年。 刘大源最好的朋友是53岁的叶建华，当年“八大王”中的“目录大王”。遗憾的是，辉煌过眼烟云，后者境遇不佳： 企业关门大吉，为图改善，偷渡国外，谋生更辛苦，只好回来，赋闲在家，专注技术。他的一项摄影显像技术2004年拿到3000元的乐清科技专利奖金。对此，叶相当满足，一副别无他求的样子。 2004年11月，温州药店叶同仁堂被告上法庭，原告北京同仁堂认为其侵犯自己商标，要求后者去掉招牌中的“堂”字。在浙江省高院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温州叶同仁堂去掉招牌中“堂”字，承诺两个月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承担诉讼费40万元。 一场闹剧告一段落，有远见的温州企业家纷纷反省，温州人除了肯吃苦还有什么优点？作假、仿冒、侵权，再到西班牙大火，看起来头脑灵光的他们，在2004年却处处碰壁。唯一一则关于温州的好消息是，温家宝总理特地赶到温州考察，与当地企业家长时间交谈。期间他反复说的一句话：“宏观调控对民营企业是有好处的。”而借助修改宪法的机会，总理对民营经济的关注被转化为字句写进根本大法：“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年底温州财政数据显示，温州市区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当然，老百姓对统计数据没有太大兴趣，他们在乎实际的东西。GDP是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写照。这年，温州人吃方面的资金超过80亿元，增幅达4.6个百分点。更加专业的说法是，温州跨过了现代化的门槛，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其国民经济具备相当实力，进入活跃、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 在这样的情况下，温州掀起鼓励创业的高潮。 政府在大学里开设指导创业的课程，把企业家请到课堂，与学生分享成功经验。校方以实际奖励的方式，支持创业。政府加大了针对青年人创业的表彰力度，其中一项奖励特别针对外来务工青年。报社编辑廖毅因此被评为“温州市十佳外来务工青年”。这是对他工作的承认，可他高兴不起来，名誉前面的“外来务工”四个字，他觉得别扭、反感和抵触。他认为，“词汇多少带有歧视”。 温州总有那么一点点不尽如人意。然而，这不正是这个城市不断前进的动力来源么？ 第二十三章 盛宴 中国热继续流行。在美国，人们关心的东西有四件： 小布什、伊拉克、橄榄球和中国。 史志文亲自跑到温州专门生产服装辅料的小镇，选择几家规模较小、质量有保证的辅料厂家。他提出的优惠是，保证其一年的销售额，作为交换条件，对方必须保证最低供货价。史志文所选厂家本身规模较小，无议价能力，面对自动找上门来的生意，虽然条件苛刻，但还是有钱赚，大都爽快达成协议。由此，史志文顺利解决了两个棘手难题，公司现金流日益充足。他继续推行品牌化战略，客户不请自来。 企业界，国外的管理思想舶来品“蓝海战略”席卷中国企业圈。大家见面必定言谈“蓝海”，否则可谓过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理解“蓝海战略”的精髓，但最善于抓细分市场，借助潮流发财的还是温州人。韩流侵袭亚洲，韩国衣物、饰品大行其道。一个温州老板，既不会打字也不会用电脑，他瞅准时机，注册了名叫“非主流”的商标，从韩国进来一批衣服，拿到淘宝网上销售，大受欢迎。 节目给人权威感的是衣冠楚楚的经济大佬，与主持人口中宏大的解说词。除了当观众，唯一能和普罗大众产生关系的是“评选”，普通人只要会上网，都可通过网络为支持的经济人物投票。由此，中国社会那些身价最高的人和数量最多的平民，两个差距甚大的阶层间发生了互动。从富人的身上，部分不愿泯然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在风起云涌的时代，人们急切地寻找榜样，并试图从参照对象身上获得某种启示。 几年前，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说：“种树永远正确，不会因企业破产而给国家造成损失，老百姓也不会骂。对一些投资没把握、看不准的项目上的资金，不如放到发展林业上去。” 2006年7月，台风“桑美”在东南沿海肆虐。 1986年，拿着父亲资助的300块钱，周荣办起乐清兰光无线电厂。其实，这只是一家不成熟的作坊： 面积不到40平方米，7名工人，年产值不到万元。几年折腾下来，小厂不但没有发展壮大，反而由于周荣缺乏社会经验，被恶意拖欠货款，亏损严重，最终歇业。周荣欠下一屁股债。 转眼间到了10月份。这是服装行业的旺季，可是只做品牌、不拉单的史志文尚未收到一张订单。他重新进行定位与思考，找准突破口，推出“一站式采购”服务，把各种服装辅料汇集起来，供客户挑选。服装企业无需东奔西走，即可找到所需服装辅料，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加上之前苦心打造的声名，大批客户终于闻风而至。 名利面前，在书斋沉寂已久的学者们蠢蠢欲动。文化与经济，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发生着种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文人周荣凭此契机从一帮温州商人中脱颖而出。他创办的“路之遥”和1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合作。因与温州政府提出的招商引资政策不谋而合，周荣成为政府特意推广的典型，众多场合被反复提及。 一个世界，百万温商 当地政府规定：“纳税超过300万元民营企业大户的子女中考加20分”。一个学习不好的王全，因前一年其父纳税1000多万元，进入了当地最好的中学就读。他的同桌，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只能进入三流学校。 史志文抓住了机会。一个炎热的午后，他到郑州街头复印店打印了许多名片，上面印着辅料公司名称和看起来冠冕堂皇的职务，虽然一切都是虚拟的。当他身穿白衬衫，手提着皮包，走过烈日暴晒的街道，去往曲梁镇的时候，看起来简直就是地道的个体户。史志文一家家地叩响大门，恭敬谦虚地递上自己的名片。令他喜出望外的是，他没有被一家服装企业拒之门外。等他诉说完来意，大多数企业表示出明显的合作意向，唯一的条件是： 质量好、价格低。他既兴奋又忐忑，在平复下情绪后，他才跑去工商局注册了盛世传美服装辅料有限公司。 全球经济一体化最终使打工女们成为产业链条上的一环。记者把一组美国男女狂欢的照片展示给她们看，疯狂的人们脖子上带着颜色鲜亮的珠子，正是她们的产品。只不过，原本不值钱的一串珠子，到了美国居然卖到100美元，足够令一个熟练工操劳两月。尽管这样，锋芒毕露的“中国制造”仍旧遭受指责。为争夺市场冲得头破血流的温州小商品自然是重点打压的对象。 人们因此知道，知识能够带来财富，学者可以成为明星。即使，那些吹毛求疵的批评者对此指指点点，但并不妨碍市民阶层的价值判断，也无力阻止学术造星的潮流。 接着，温州企业在巴西接受反倾销调查…… 没有技术特长，几天下来，史志文不仅没有找到饭碗，反而屡屡受挫备受打击。失望之余，史志文回寄居的同学处百无聊赖看报纸，无意间竟从一张旧报纸上发现了命运的拐点。 元旦，《人民日报》评论员以惯常的语气为新一年呐喊助威。 有人不失时机地评价，这是温州企业家创新精神的表现，也是品牌意识的觉醒。这样说有拔高的嫌疑。对于此种行为，究竟是好是坏，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不过，为数众多的国内企业依托王伟胜的电视台走出国门。他也摘得风云浙商的桂冠。然而，一切刚刚开始，和日后的大手笔相比，这些事情多少显得微不足道，但温州商人的形象正是在看似微末的变迁中完成蜕变的。 在一个无比重要的年份，“一个坚持改革开放的大国理当对世界有新贡献”。文章提出四个“着力”： 着力加快改革开放，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社论发表当天，温州市民王毅诚创办的“温州市温信电脑租赁公司”开张营业。整个公司只有他一个人，王毅减既当老板，也做员工，名副其实的“一人公司”。 风雨中，树叶四处飘零，原本茂盛的法国梧桐变得稀稀落落，看上去满目萧索。寒冷绝非千篇一律的基调，长安街西侧那幢白色电视大楼中，热闹盛大的评选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教育公平论甚嚣尘上。在媒体的追问下，官员多用促进经济发展之类的官话搪塞。推搡之间，很多人猛然发现，社会风气已然发生大变。 但最令人拍手叫绝的是陈道荣，一个靠推销柳市电器起家的乐清农民，盯上了新能源领域。他在新疆投入巨资，开发风能。即使投资前景被大部分人否定，陈道荣依然我行我素。在他的身上，温州老板的精悍与韧性展露无疑。 服装辅料行业存在潜规则： 欠款、拖款。许多服装企业客大欺店，对于大额订单，不会一次性付清货款，而是尽量拖欠货款。订单越多，形势对史志文反而越不利。资金本来就紧张，客户提货不全额付款，使得财务捉襟见肘。 作为商人，周荣与不识丁卯的老板不同，身上多了一份儒雅与坚持。他曾落魄潦倒，以致众叛亲离；韬光养晦两年，东山再起。这或许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关。 有意思的是，海南富豪孟克非因举报贪官，反遭冤枉入狱4年。出狱后，“因为害怕黑”，睡觉时会把房间里的灯悉数打开，否则“就睡不着”。 多方求助，在专业人士的建议下，史志文采取“宁可不接单，也不能欠款，必须一次付清”的策略，以保证基本利益。然而，更大的危机不期而至。作为中间商，盛世传美在采购的同时，过分看重辅料种类，有所忽略价格。随着业务深入，上游供货方单方面提高出货价格，导致盛世传美的出货价格水涨船高，客户流失。 每天都有假象被戳穿、权威被解构、庄严被嘲弄。人的境遇就在不可预知的跌宕中起起伏伏。就如清贫了半辈子的历史学教授易中天，哪里知道一档名叫《百家讲坛》的电视节目会让他一炮走红，并迅速发家致富。 过去的几年，全世界的观察家们不约而同地啧啧称奇于中国经济的雷霆万钧。尽管，我们知道，一件事过热或过冷，都不是什么好兆头。 不久，国家实施农村电影改革发展“2131”工程，作为试点，温州吸收民营资本，组建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再次让人眼前一亮。 陈道荣往北，24岁的史志文则向南，到广州找工作。 衬托于王伟胜的举动，2006年的别样的背景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其实前一年已然发力： tCL收购汤姆逊彩电，明基收购西门子手机业务，海尔竞购美泰，华为报价马可尼，上汽跟南汽为竞购罗孚明争暗斗，而事态的走向结局大相径庭。李东生发誓18个月让汤姆逊盈利，事实上，18个月后tCL面临全面亏损；明基掌门人李焜耀则宣告收购失败；海尔与华为无功而返。中国企业心怀梦想欣然迈出国门，却怆然碰壁。 回顾王伟胜人生前半程，和一般温州人并无二致： 辗转经营着各种商品的进出口，无大富，但足以衣食无忧。在迪拜经商10多年，他令人刮目相看的事件是创办中文网站。而2006年年初对阿联酋国有电视台的收购，使他真正走进公众视野。 接着，中国工商银行股票在上海和香港同时上市，IPO募得资金高达191亿美元，刷新全球IPO的纪录。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在港交所大厅激动地对记者说：“我非常非常的满意，今天的上市非常非常的成功。”两年后，中国股市无度狂升，工商银行的市场资本总额变成了一个令人无法相信的数字——2540亿美元，超越美国花旗银行，独占世界银行鳌头。 台风掠过温州苍南，460人被夺去生命，6万幢房屋倒塌，损失高达238亿元，刷新中国历史上风灾损失之最。 2006年4月，温州鞋再次遭遇欧盟的反倾销。 美国经济学家说： 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格局。社会学家躲在厚厚的眼镜片后面，语气严肃： 美国将被中国取代。学生们没这么高深，他们想的问题无非是就业和挣钱，中国已是他们职业生涯规划中的一部分，或许要不了多久，他们便可以亲身体验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临近2007年，贺岁片《疯狂的石头》一石激起千层浪： 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价值不菲的宝物、拆迁、房地产开发商、靠坑蒙拐骗生存的混混……无一例外地囊括了当下的纷繁复杂。借助充满黑色幽默的剪辑，28岁的年轻导演在小成本制作中，抽了现实一个意味深长的耳光。 此话传到温州，感觉“做生意难，风险大”的余常丰决定种树。他跑到湖北，承包一片商业林，种了数万棵意大利杨树，收获不菲。 思想变奏 公司成立后，史志文没有急于去谈客户、拉业务，反而窝在办公室里分析行业形势。与多数下游产业类似，服装辅料行业还是块未经深入耕耘的市场，以至于没有培育出任何叫得出名来的品牌，所有的竞争者都是低端生存。后来者的史志文不甘如此平庸。他想走品牌化路线，于是利用各种机会传播“盛世传美、辅料航母”的理念，在大大小小的媒体上宣传“品牌辅料成就品牌服装”的口号，把郑州服装市场搞得人心躁动。人人开始知道有个温州年轻人打起辅料品牌化的主意，尽管没人能看出这么操作的未来在哪里。 记者们翻看历史记录，发现这个“一人公司”是全国首家，于是大声惊呼： 温州人又开创了一项“中国第一”。联想到几十年前的全国第一张营业执照、第一家股份合作企业，还有第一条股份制铁路，一贯苛刻的评论员也放低姿态，认为“创新的温州在继续发展”。 遭受台风波及的还有福建漳州。不过，这时候的漳州被一则更大的新闻包围。令其名声大噪的是一则原本被“不以为然”的“政策优惠”。 在一份前一年的报纸上，史志文看到一条标题为“中国女裤看郑州”的财经新闻。 多家鞋商转战俄罗斯市场，旋即引起俄罗斯不满，俄方单方面调高进口税，温州轻工业品受到巨大波及。大批温州鞋在叶卡杰琳堡被查封，温州商人损失惨重。 每年11月份，评选会进入至关重要的第二轮淘汰环节。2006年，按照“责任、创新、影响力、推动力”的标准，23人从众多提名者中显露出来。他们每人都在陈述“这一年中有标志性的事件和突出的作为”。其中唯一的温州人是王伟胜，入围理由是： 新浙商代表，不是炒地炒房，而是瞄准媒体，迈向海外。 收购中，王伟胜与合伙人完成对阿拉迪尔卫视的100%控股。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不惜动用“中国收购海外卫视第一人”的字眼把他的形象放大。 王伟胜最显赫的身份是阿联酋温州商会会长。但这并不是一个能引起广泛关注的角色，充其量只是一个民间组织的领导者而已。更长时间内，王伟胜的人生角色是一名商人，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温州商人的集体烙印： 长时间默默无闻，不经意间作出惊人之举。 作假事件被曝光一周后，32家温州企业登上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稍晚不久，83家温州企业生产的87类产品登上国家免检产品目录。 私营企业，在多数民众眼里，还是属于野路子。当然，有意思的是，出现在国内富豪榜上的名字，民营经济的带头人又占据多数。 据《参考消息》上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天新建房屋面积占到全球总量的一半左右。重庆10天的建筑成果，相当于15个纽约曼哈顿的克莱斯勒大厦。 虚拟世界中，最流行的事物是博客。名人们大放异彩，草根们找到发言空间，企业家写博客也成为热点。他们都有了新的独立话语平台。2006年年内，凯雷收购徐工，半路杀出三一重工向文波。他的一篇博客，让凯雷对徐工的收购从控股变成参股。 遗憾的事情同样存在。 春天，温州老板携带上百亿元资本，组团进京。据说，他们这次不是为“炒房”，而是要“大规模投资”，“开发国有企业”。靠“种树”出名的余常丰是团中代表。 而在湖北，20多个温州老板成立“湖北浙商投资公司”，组建“湖北浙商集团”，从高科技机械加工方面寻求突破。 美国著名红杉资本合伙人莫瑞茨飞到中国，寻求投资项目。这位因投资雅虎、Google而号称伯乐的人对中国垂涎欲滴。据说，之前的红杉资本投资半径“不超出硅谷40英里”。现在莫瑞茨却主动来到中国。 陈旧的“新闻”让史志文心生波澜，2亿多条裤子，每条需要纽扣、拉链、吊牌，算下来是笔庞大需求。他立即动身，赶往郑州调研。经过几天的走访，他发现当地服装企业的辅料提供者以东莞和温州商人居多。由于地理阻隔以及沟通不畅等原因，供求信息经过重重传播后往往走样，以至于服装辅料厂家生产的产品与服装企业的要求存在较大差别。即便如此，服装厂商仍对辅料需求渴望，以致来者不拒。 另一个作为佐证的事情发生在温州。这年，温州市公开招录449个公务员，引来近3万人网上报名，最热门的岗位引来400人角逐，其中不乏民营企业主子女。 为还债，他想过卖肾，直到被多家医院拒绝，才善罢甘休。此后两年，周荣置身书斋，研读书籍。1993年，下海经商蔚然成风。周荣二次创业。中秋夜，他写下《发奋诗》求自勉：“世事茫茫难预防，是非成败休究往。志士岂能等老死，英雄怎可失意亡。 ” 1986年，陈道荣拉来4位亲友，每人出资8000元，在一家破祠堂创办了“华仪开关厂”。两年时间，“挣了一些钱”的创业伙伴见好就收，留下陈道荣一人坚守，他却意外地大赚一笔，从此事业平步青云。 日本《朝日新闻》强调，“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是参与还是抑制，如何采取对策，是日本中长期最重要战略判断的课题”。不久后的2006年3月末，中国的外汇存底达到8751亿美元，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一，旋即引发各国恐慌，中国产品面临封杀围堵。 当然，更多的普通人都在为各自的生计奔忙。氤氲上升的奔流中，这就是2006年。 乐清一家电器公司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记者摄像机下工厂里不光彩的场景展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工人们用瓦楞纸代替金属线圈生产电器。温州人再次成为作假的主角。 毕竟，新旧交替之际，一场瑞雪会让人们精神抖擞。 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行业重组盛宴中，民营企业无奈作为看客。“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上，国有资本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8.4％，排行榜中的70余家私营企业，资产合在一起竟然不到工商银行的1/10。很明显，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上最赚钱的行业无外乎汽车、食品、电子电器、建材、贸易、银行、制药等竞争性行业；只是在中国，最赚钱的公司是电信、钢铁、石油、石化、电力等垄断行业。 活动的官方称谓叫“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有人把它叫做“中国经济界的奥斯卡”。但这只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主办的一场严肃性节目，通过评选经济领域的杰出人物，回顾该年度的重大经济事件。活动的前面挂有“CCtV”，以便借助国家媒体力量，吸引最大范围的关注。 由于2006年是“十一五”时期第一年，社论以《伟大的开局之年》为题，强调“这将是一个深化改革之年、科学发展之年、促进和谐之年”，也将是“一个希望之年、奋斗之年、前进之年”，还是“站在新起点、肩负新使命的开局之年”。 惆怅的民企，火热的中国 初涉辅料行业的史志文毕竟不知道江湖深浅。短暂风光后，就是一场危机。 但是，这毕竟只是少数的特例。经历了市场经济20多年的浸润与陶冶，更多的温州企业选择自重，人们当然愿见其成。就如，王忠强穿着自己生产的皮鞋走进摄影棚，自任形象代言人。广告片在央视七套投放，为产品销售带来小高潮，这令他欣喜不已。另一个温州人盛永盈则被诚信万里行活动组委会选为“中国温商领袖”。 新年来临前的几天，温州持续着一贯的低温阴冷，天空中不时会有零星的雪花，落地后旋即不见，人们期盼着一场痛痛快快的大雪，浸润干渴已久的大地。 秋末冬初，几场冷雨过后，北京街头骤然冷清了许多。 周家祖籍乐清白象，世代读书，家风醇厚。祖父是当地名气响亮的文人，擅国学，通星相，治家严谨。周荣少时即能诗善文，被乡亲们视作“才子”。祖父对其下过如是论断： 学好，必为一代宗师；做好，可成一方豪杰。与“一代宗师”相比，周荣更乐于做“一方豪杰”。16岁，他弃笔从商，跟随亲戚做电子器件生意。 影片的走红，很大程度上契合了社会。娱乐大众和解构权威成为流行文化的主流，颠覆与恶搞被市民阶层喜好并接受。这，与互联网的普及，以及草根阶层的觉醒不无关系。 <er">引子 看起来，温州老板们的观念正在发生转变。他们“不希望儿女再从商”，“最希望他们考公务员”，还有很多老板“愿意将女儿嫁给公务员”，甚至有人“不惜花钱为儿女谋求一个稳定的职位”。对此，温州学者马津龙的解释是，温州老板开始谋求“政治地位”。 中国的经济与企业是如此磅礴大气，许许多多“第一”加诸其身。然而，有人不无悲观地发现，大多数在国际上抛头露面的中国企业均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则暗自神伤。 这种奇妙的对比，对于参与其中的温州企业，仿佛在隐喻着什么。 温州人长志气的事情还有，一家民营企业在深圳挂牌上市。至此，温州民营企业有了上市公司。最让人交口称赞的是王振滔。他的企业销售产值超过20亿元，王振滔以个人名义成立一家慈善基金会，第一次就大方地捐出2000万。 2006年这一年，央行放松人民币汇率管制。依赖出口的中国，乃至温州制造，头上升起第一片乌云。虽然增速有所下滑，但是温州经济还是保持了活力。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温州上亿规模企业达到5000多家，其中9家企业销售产值超过10亿元大关。纳税百强排行榜的入围门槛比上一年提高了240万元，排在最末位的企业也缴纳了高达1024万元的税款，相当于一个中西部贫困县半年的财政收入。 所有的商店不可避免地出售中国产品，介绍中国的书籍和文章受到欢迎；学术风气浓郁的伯克利校园，有关中国的讲座海报是学生们关注的焦点。校方开设中文课，肤色各异的外国学生在课堂内操着不太熟练的汉语，乐此不疲。有人会磕磕绊绊地问“毛泽东和江青是怎么认识的？”等稀奇古怪的问题。 回过头来，一年后，王伟胜帮助同乡胡宾以2800万美元的天价购入迪拜“世界地图岛”中的上海岛，则又是一桩热谈。 复出后，周荣销售机场成套设备，赚了些钱再次进入老本行。生意时好时坏，直到1996年，才偿还完债务。他开始由贸易向实业转型，目光放在苏州。后者聚集了众多世界500强企业。周荣找到三星，要求供货。对方对周荣提供的样品不满意，拒绝合作。但周荣并未死心，多次上门寻求合作，年关时仍然费尽周折递交样品。他不断追加投资，改进设备、原料与技术，期间多个股东感到前途渺茫而中途退出。周荣背负巨大压力，最艰难的时候，他在办公室里挂起“惟勤惟算”四个大字。 1979年，陈道荣出道，23岁的他怀揣200块钱，跟着朋友去陕西宝鸡推销柳市小家电。此后7年，他经常往返于陇海线上，就连列车乘务员也对他印象深刻。最艰难的一次，为了去一个铜矿推销电器，陈道荣徒步行走10多个小时，差点葬身在风雪交加的唐古拉山口。 形势终于好转，研制的电子元件通过三星审核。三星在全球市场份额空前扩张，路之遥发展迅速。再往后，路之遥成功打入西门子、松下等知名企业的全球采购网。到2006年，经济形势呈现出“过剩”苗头，其他企业急迫寻找新出路时，路之遥已经打入高端领域，年产值接近50亿元。与20年前的小厂相比，断然不可同日而语。期间，温州企业新生无数，死亡无数，历经同样风雨，却少有一路坎坷、不断壮大者。 2006年前后，几乎看不到任何论调暗示或明示“中国经济即将崩塌”，而此种论调曾经屡见不鲜，虽然无一应验。不经意，外国人转换了态度，开始赞美中国。市面上出了一批颂扬中国变革的图书，且非常畅销： 詹姆斯·金奇的《中国震撼世界》进入全美畅销书排行榜，一举获得这年英国《金融时报》年度最佳图书奖；法国资深记者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撰写的《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也迅速热销欧洲…… 2006年5月，温州眼镜企业在米兰眼镜展上拿下4000万美元订单，引起一片恐慌。仅隔1天，4家中国打火机企业就在美国遭遇调查，其中包括两家温州企业。 第二十四章 潮叩温州 未来属于中国吗？《新闻周刊》国际版总编辑法瑞克·扎卡利亚用肯定的语气说：“中国的崛起不再是一个预言，它已经是一个事实。”到2007年年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不出意外地超过德国，成为美国、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大环境好得是如此的迷离且迷人。 血脉承袭 2007年1月，一种名为“熊猫烧香”的电脑病毒开始在网络上疯狂肆虐，让习惯了网络的中国网民饱受惊慌。直至两个月后，病毒始作俑者李俊被捕，其党羽亦随之落网。这个号称中国最大网络犯罪案的神秘面纱才被揭开。互联网的行情在这一年实在算不上好，各大公司都在绞尽脑汁寻求新的增长点，结果堪忧。 进入公众视野的犯罪分子都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身上有着“80后”的标签，还有一项共同特征分外引人注意： 低学历，求职受挫，对社会心怀憎恨。令人遗憾的是，李俊等人的落网除给自身亲友带来羞辱外，并未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当时恰逢农历新年，大江南北洋溢着节日的气氛，电视中反复播放全国各地欢度新春佳节的画面，只是新闻节目中偶尔提及此案，亦被人们视作聊天消遣的花边新闻。 事后看来，人们一定忽略了些什么。抑或，乐观的大环境让人无暇反思。 所有的一切都在不约而同往好的方向发展。经济迅猛的态势人所共见。如果把这年算在内，连续4年保持两位数增长，速度之快，时间之久，世界范围内属少见。国家财政收入达到史无前例的5万亿元人民币，百姓收入大幅增长，大国崛起呼声愈发强烈，社会图景令人欢欣鼓舞。 社会气氛中，一位摄影师跑到南中国海的一角——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他用镜头捕捉到浪花拍击岩石的画面，冠以“潮叩中国”的标题，刊登在供职的报社。不曾想，原本普通的照片一炮走红，被各类媒体竞相转载，引出国人对未来的无限希冀与期待…… 不会有太多的人会像温州人那样，对外界的气候是如此的痴迷和在意。 潮叩中国，何尝不是潮叩温州。只是，在这个寒冷的冬春之交，一向自诩清高的大学毕业生们明显地感到求职受挫与“不受欢迎”。 招聘会上排起拥挤的长队，互联网上出现名目繁多的求职网站。相关部门解释，就业市场上活跃的本科毕业生高达500万之多，除了少数幸运者，大多数毕业生苦于着落。“没有工作经历”、“缺乏社会经验”是被拒绝的主要原因。不过，作为应届生，这几乎不可避免。 万般无奈下，一些人走进传销行列，一些人当起啃老族，还有人跑到大城市打零工，对“传菜员”、“面点工”趋之若鹜。最悲哀的是，经过十数载寒窗，这些20出头的年轻人仍旧无法自立，国家除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之外，也无任何得力措施。另一个矛盾的现实是，中国经济赖以增长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由此导致的劳动力缺口高达1300万。 郁闷的气氛下，温州春季招聘会如期而至。 180多家企业推出2000多个具有诱惑力的岗位，海报上打出年薪六位数的信息，吸引各路人才，不乏博士、海归。可是，务实的温州老板并不认学历，反而更看重本事。一家企业负责人对每一位面试者问一个挑剔的问题： 我们公司去年的效益是3000多万元，假如我20万年薪聘用你，你能否在两年时间内提升2/3的产值？ 一样在温州，“大学生做猪倌”激起波澜。 甘当猪倌的大学生叫陈芝朦，乐清人。一年前，他从畜牧兽医专业毕业，进入父亲养猪场帮忙： 每天6点起床，打扫猪场，给猪喂食。两个月后，他学会了小猪育苗、母猪防疫、母猪接生。过了一年，陈芝朦迅速成长为养猪方面的行家里手。转过年来，父亲放心地把猪场交给他。而他也不负众望，“闹出”了大动静。 接管养猪场后，陈芝朦破天荒地投入百万元进行科技改造。他引进计算机管理系统，对小猪死亡率、商品猪量肉比等数据进行监控；另一方面把卷帘换成风机水帘，利用空气动力学原理营造出冬暖夏凉的效果；还大力推广零排放养猪法，得到政府肯定，承担起国家级星火项目“净化沼气环保工程”。 到2007年春天，陈芝朦猪场存栏数达4500多头，产值高达1500多万元。陈芝朦也凭此成为大学生吃苦创业的典型，在媒体笔下形象生辉。由此人们知道，温州年青一代延续了父辈的创业精神，绝非一般的“富二代”那样纨绔与不可救药。 每当就业形势不好，创业就会再度流行。广东、陕西等10多个省份提出“全民创业”，响应者云集。一位记者统计，中国每六个劳动力中“有一个是老板”。一位经历颇多坎坷的大学教授由此感慨：“现在，很多人提到创业的时候，就像是去散步一样随便。” 经商蔚然的温州，创业风潮迭起。为数众多的创业者中，以下几位人物值得提及： 海归张宏伟苦心孤诣，两年的时间感动了一位法国精油理疗师。这年，他携带戒烟配方回到温州，创办艾薇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发戒烟产品。 孙宝森则只身跑到意大利普拉托打工。和早年外出的温州人一样，他从服装厂学徒做起，几年下来，创办的新温州时装公司小有名气。这年，他提出创新理念，进军大众服装市场，在意大利掀起中国风。 李振达发明全密封微波硫灯，一只800瓦灯泡可照亮一个广场，光效是同功率普通钠灯光的15倍。他注册的企业受到美国GE和日本松下等大牌企业的关注。另一位温州商人看好2008年的美国大选，到工商局注册了“美·奥巴马”、“奥巴马”两个商标，等着转手。照旧，温州企业界评选年度“十大杰出在外创业青年”。获奖者中，36岁的陈建一枝独秀。陈建出生在瑞安市塘下镇，16岁时在自家的汽车电器厂做推销员。1993年，他看中安徽市场，转战合肥，从事汽车配件生意；后来引入连锁经营模式，慢慢成为安徽最大的汽配经销商。 生意盘子放大，陈建的目光转向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开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收购国有企业。他最早收购了芜湖一家国有轴承厂。花费不菲，可陈建从中尝到了资本扩张的甜头。于是，他到合肥工商局注册“温商”品牌，同时拉拢一大批温州商人，共同收购国有企业，开发房地产。 “温商”在徽商遍地的合肥创出天地。2007年，陈建一次性买断工龄，再次收购了一家产值过亿的大型国有企业。他还以1500万元的价格，收购南陵王酒厂。经过彻底改造，酒厂重新包装上市，并且一炮打响，被当地政府指定为接待用酒。 “十大杰出在外创业青年”中徐慧和黄贤波成就傲人。 2007年下半年，发改委等部门陆续出台支持太阳能的相关政策。以眼镜贸易起家的温州女商人徐慧在安徽收购了名气不小的瑞鑫广电，与沙特巴格山集团签下三年的合同。以往生意一切归零，徐慧再度出发，向太阳能市场巨大的中东进军。而黄贤波则斥资5000万元，拿下青海省祁连县小沙龙东沟铜矿，同进他拥有一个玉矿、一个铜矿和两家“发展势头很好”的网站。接下来，他的目标是新疆和甘肃的两座金矿。事实上，徐慧与黄贤波所涉足的矿产资源、互联网，正是近年来温州创业者以资本“扎堆爆炒”的领域。 民族的还是世界的 2007年4月，中国人的目光聚焦在了娃哈哈与达能的股权“口水战”。 企业家的“契约精神”引起方方面面的强烈争论。无论结局好坏，“灯下黑”的合资方式注定不可能持久。由此，商业纠纷案也带上了更多的民族主义色彩，许多中国人恍然大悟： 电视广告中天天叫卖的娃哈哈早已成为外国人的囊中之物。有好事者历数中国品牌被外国品牌收购雪藏的案例，不忘记旁敲侧击，提醒人们民族品牌的岌岌可危。 人人心急如焚，对此案投以莫大热情，民族工业保护论甚嚣尘上。沸沸扬扬之际，温州低压电器生产企业正泰以产品侵权的名义，把跨国巨头施奈德推上了被告席。消息传出，群情激昂，进一步把民族工业保护论推向高潮。 施奈德公司自1995年进驻中国后，一直以胜利者的姿态自居。10多年来，通过各种方式并购中国企业达17家。广为人知，正泰多次拒绝与其合资，竟被施奈德24次告上法庭。南存辉在不同的场合讲述了以下几个事实： 1994年，施耐德希望以现金方式收购正泰80%的股份，被拒绝； 1999年，施耐德提出控股正泰51%的股份，被拒绝； 2004年，施耐德把门槛降低到各占50%的方式合资，仍遭拒绝； 2005年，谈判失败后，施耐德马上在几个国家对正泰提起诉讼。如今，正泰抓住对方把柄，转守为攻，把气势凌人的施奈德告上法庭。施奈德措手不及，狼狈不堪。正泰风光无限，被视作本土品牌翻身正名的希望。 正泰状告施奈德的理由是： 施奈德生产的5款产品对正泰1997年注册的专利形成侵权，并在2004年至2006年间获利超过3.348亿元。正泰通过代理律师，希望法庭要求对方停止一切侵权行为，赔偿经济损失3.3亿元。 一个不知是否刻意的细节是，受理案件的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把开庭日期定为4月26日，恰逢“世界知识产权日”。好事者似乎看出某些“征兆”，认为侵权案得到官方的背后支持，是中国企业奋起反击、对抗外国品牌的信号。案子一开始就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开庭当日，施奈德代理律师提出正泰“注册专利无效”。案件一度搁置。直至5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裁定： 正泰专利有效，驳回施奈德“注册专利无效”请求。案件审理向着有利于正泰的方向发展。 9月的最后一天，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案件二次开庭审理。正泰前来旁听的人员众多，组织者只得安排中巴车接送，而施耐德只来了两名律师。 下午4点，审判长宣读判决书。厚达55页的判决书大部分篇幅论述枯燥的技术问题，旁听者经过长达40分钟的等待，终于等来了已成定局的审判结果： 施耐德侵权成立，赔偿正泰3.3亿元。低压电器行业内的中国老大和全球老大的侵权案告一段落。专家解读：“民营经济技术落后，知识产权掌握不多的局势有所改观。” 不过，柳市低压电器生产商们并未从官司胜利中感到乐观，反而因技不如人而心怀焦虑。看来，温州人把正泰的胜利更多地归为个例而非常态。 与此同时，另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事件是，温商积极抗诉欧盟反倾销事件。默默无闻的温州泰马鞋业公司曝光率大幅攀升，董事长廖跃当选为2007年“温州经济十大年度人物”。 再度狂飙 2007年，利好的消息实在太多，至少股市就牛气冲天，着实让潜伏已久的老股民体验到了暴富的梦幻。金钱的刺激效应激发了更多人的效仿。炒股热升温，不到一个月时间，中国股民数量暴增300多万。人人都想从股市里捞钱，就连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也胆战心惊地把微薄的积蓄投入股市。而大学生们保持着一贯的眼高手低，无本钱炒股，却不妨碍他们对股市异乎寻常的关注。如今，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从李彦宏转变成了沃伦·巴菲特，一个在股市悠游的美国老头，想要和他吃上一顿饭，最少都要付出数十万美元。 这一年，被当作天方夜谭而在亿万股民间广泛传播的事件至少有以下两则： 一家名为杭萧钢构的企业股价由2元多暴涨至30多元，市值由7个多亿元暴增到70多亿元，两个月创造的市值相当于过去13年的10倍。而其上涨缘由竟是“重孙”公司的虚假订单。 一位平庸的前证券咨询人员在网络上出卖“内幕消息”，众多散户甘愿为此付费，少则3000，多则3万。此人由此非法获利700多万元。人们看到“股指飞涨，市盈飙升”，很少有人意识到，股市的背后是监管的真空和操纵的不规范。某些经济学家们站出来警告：“泡沫正在形成”。被财富冲昏头脑的人们已经停不下脚步，何况“股改基本完成”，“经济形势那么好”，股市没有理由“不上涨”。 同样“上涨”的物价也促使更多人进入股市。涨价先从猪肉开始，一度暴涨56%，大米、面粉与食用油价格一路飙升，出现“两位数上涨”。普通城市家庭每月用于食物方面的开销要比一年前多出两三百块，这正是“推高CPI的罪魁祸首”。 对此，标准官方用语是： 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学术界的观点相对直接： 通货膨胀的预期形成，全面通胀的迹象已经出现。恐惧和不安最终迫使更多的人把钱投入股市，股热最终演变成一场货币保值战。 2007年4月的最后一天，108万新散户进场；5月8日，又有42万人投身股市。中国股民数量达到9400万，全民炒股时代正式到来。数月后，上证指数突破6000点。《人民日报》上出现警告文章，与11年前重挫股价的那篇社论相比，不难发现，这次“话说得更重”。只是成长于顺风顺水年代的人们看不懂“政治信号灯”，正是他们，把股市推向高潮。 温州，民营企业上市潮顺势而为。 8月16日，报喜鸟在深交所上市。至此，温州企业中已有5家上市公司，还有30多家企业摩拳擦掌。而专门为中小企业上市做背后推手的投资公司在温州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富翁云集的温州民间也是卧虎藏龙。一家国字号银行专门推出温州商人卡。持卡人享有优惠股票买卖佣金、赠送保险、免费洗车等项目。一向自认高贵的国际奢侈品牌也走下神坛，向温州大佬们示好。有数据显示： 中国富人购买奢侈品的金额达到30亿美元，占据全球奢侈品市场份额的12%。而11月份出炉的中国最牛百强散户，温州股民王建波位列第26位。关于他的故事，流传版本很多，但都指出，他正是从此番牛市中赚得钵满盆满。 日后看来，对于那些把钱投入股市而不是选择存进银行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无比幸运的年份。低开高走的股市让许多人大发横财。人们切身体会到财富增加的快感，以至于多年后，许多人仍对此心怀向往。 喜欢“马后炮”的媒体会说，这一年，只要炒股就能赚钱。但不可否认，这一年的辉煌属于富人。借助股市狂飙，他们名下的资产扩充数倍，以致富豪评选的门槛水涨船高： 前一年，中国最富者的身价是270亿；一年后，这个数字只能排到第16位。一份南方刊物在回顾这一年时沉重地写道： 从来没有哪一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财富数字获得了如此惊人的爆炸性增长，也从来没有哪一年房地产商们的集体上榜如此令人目眩。 文字暗示出富者的风光、荣耀与不可一世，也婉转地揭示了股市、楼市的火暴与普通人的无奈。房价高企，异样的繁荣面前，不少人望而却步。安徽滁州的乡镇上，农民们自建起现代化的住宅楼，除自住，兼卖给在城市买不起房的人，大受欢迎。这种房产开发模式从长三角的小城镇被国有企业搬到北京郊区，盛行一时。为了区别产权房，媒体给这种建在集体土地上的建筑起了一个名字“小产权房”。 改革的乐章 “转动着的中国财富魔方，把有些人转上峰顶，有些人转入谷底。”其实，政府已经注意到种种微妙而奇特的变化，一再出台各类政策措施，试图使局势向有利的方面转化。但是，直到2007年10月中旬，官方才借助党的十七大的时机表明姿态。 党的十七大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致辞中“作出不同寻常”的行动： 呼吁中国重新思考其经济道路。国内刊物《财经》杂志说，这是“政改”；外国媒体则认为，这是“转型”的征兆。 国内外媒体从各自的着眼点观察这次大会，只有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在他的新闻中全面记录了长达“2小时20分钟”的报告讲话。他在文章中写道： 党代表大会将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章，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政治口号一道，让胡锦涛在开始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第二任期（也是最后任期）之时晋身领导人的伟人祠。 …… 胡锦涛修订了2000年到2050年经济翻两番的既定目标，他表示党如今将把目标定为“人均GDP翻两番”。这个转变反映胡锦涛强调亲民目标。 …… 在“科学发展观”的定义中，胡锦涛讨论了贫富之间日益加大的差距。他表示经济过分依赖投资，对消费依赖不足，而且领导人应该做更多事情保护环境。 他表示党应该更积极回应公众。他还呼吁“党内民主”，让更多党的官员参与决策。他表示腐败对党的生存构成威胁，在领导层整肃上海前市委书记陈良宇之后，这特别能引起共鸣。但胡锦涛主张只能渐进的政治改革。这场五年一度的大会像过去以往任何一届一样，“颂扬过去的领导人，欢迎新近晋升到领导位置的年轻官员”，“表现出天衣无缝的统一性和连贯性”。 当然，大会最重要的举措是提出“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口号，具体目标是： 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人们由此知道，新一届政府将会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 此时，温州乐清政坛正好发生着新奇而适时的变化。 在这项被称为“权力监督”的改革中，7名副市长被请到前台，向人大常委会委员“汇报工作”。听完一位领导的报告，乐清人大代表质问：“你把成绩罗列那么细干什么？你对问题的分析呢？我们要听的是这个！”当一位副市长直言“这是我工作没做到位”时，现场响起难得的掌声。 借助网络与电视直播，无数乐清市民目睹了这场在当地乃至全国都颇为少见的会议。出现在镜头里的市长们表情严肃、如履薄冰，坐在台下的40多位前来旁听的市民表现活跃。 有市民说，“乐清现在哪块地还在种菜？土地已经卖完了。一套商品房要卖100多万元，老百姓干一辈子也买不起，房价虚高，社会怎么和谐？”还有人语气凌厉地批评某副市长，“你为什么在违规建设达到50%以上时，才来人大轻描淡写地讲这个问题？如果责任倒查，我看徇私枉法、行政不作为的被告席上，你是第一个！”也有代表不让步地说，“拆违极不平衡，流于形式，是在作秀。” 这是中国地方官员们第一次公开地被老百姓“问责”，有些不适应，可当地官员们还是希望“它成为一项制度”。毕竟从成本角度考虑，“这也是最经济的改革”。 冬天的时候，中国地面接收站接收到“嫦娥一号”传回的图片信号。中国政府对外公布了自己拍摄的月球三维照片。国人渐渐明白，中国“不应只有服装百货”，还要有“发达的航天技术”，更不会“永远做西方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市场”。 同时，世人的目光投向天津滨海新区。政府准备在这里制造继经济特区、浦东新区后的第三个经济引擎。不知道向来敏锐的温州人参与其中，又能找到多少机会？ 2008年元旦将要来临，新一年的中国注定会拥有许多值得记录的辉煌，国人的信心也势必高涨至顶峰。可惜的是，历史的不确定将给人们带来极大的震撼与冲击。恰恰在年末几天，美国经济界偶像格林斯潘出版回忆录《动荡年代》，书中后记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知道我这本书里一定有很多错误，可是真遗憾，我不知道这些错误在什么地方，如果我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那它们就不会在那里。 岁暮天寒，兴奋之余，回望来路，不得不惊讶，这依然是个具有传奇性的年份。不过，繁荣总会让人以为自己无所不能。2007年间的所有轮回与涅槃，悲喜与甘苦，成就与局限，期望与绝望，其实余澜未了。 第二十五章 涅槃 时间奔腾不息，把前一年的喧闹与悲欢，一并带入下一个年份。 最好的时光 先引发轰动的是升空的“嫦娥一号”。新年到来前的几个小时，绕月飞行的“嫦娥一号”在太空中传来遥远的祝福：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从东北到西南，从草原到雪域，让我们同声歌唱美好生活。卫星传回的，还有《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和《青藏高原》两首歌曲。电波回荡、激人遐想，曾几何时，唱着《东方红》长大的一代，而今已过不惑之年，反观今日之中国，与30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几个小时后，借助广播和电视，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向十几亿国民祝贺新年，并再次强调要“改善民生”：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促进社会和谐。 话是对中国老百姓讲的，但并不妨碍外国人听见，因为讲话中，胡锦涛“欢迎各国体育健儿来中国参加奥运会和残奥会”，“欢迎各国朋友来中国观看奥运会和残奥会”。不用说，这是在为北京奥运会做铺垫。 新年贺词还提醒人们，“2008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我们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与奥运会一样，这也是可预见的大事之一。 政治人物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向来被赋予更多意义，公众对此也习以为常。相比之下，大学校长在新年晚会上演唱流行歌曲的新闻更能引起世人的兴趣，后者暗示着社会风气的开明与开化。所有的变化，皆因改革而生，由开放而起。 新年钟声轰然作响，告慰历史，也宣告未来。 与此呼应，《人民日报》在开年社论中充满激情地写道： 这是13亿中华儿女热切期盼的年份，是世界向中国投来更多目光的年份，是必定镌刻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年份。2008年，必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南方一份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报纸在卷首写道，“毫无疑问，没有30年来的思想解放、观念嬗变，就没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两件大事的不期而遇让所有中国人精神大振，受此鼓舞，民族复兴的气氛异乎寻常地强烈。 元旦当日，10万四川人抖擞精神，用跑步的方式迎接新年，加油奥运。是夜，几千里外的浙江温州，人们走进剧场，在充满法兰西风韵的新年音乐会中恭候新年。如报纸上所写，“一个大时代的派对年，一个大中国的狂欢夜”。 放眼全国，类似的活动数不胜数，一派歌舞升平。前一年的好形势点燃了国人的梦想，人们希望以这样的开端延续未来辉煌。 考验 然而，上苍有意要考验国家的意志，前景无上光明时，灾害不期而至。 2008年1月12日，冷空气南下，长江以南地区气温骤降，十数日，罕见暴风雪席卷南中国，低温酷寒堪称百年一遇。 异常恶劣的天气摧垮了缺乏足够设计远见的电力系统。城市到乡村，大面积爆发“电荒”，湖南省8000余名电力人员卧冰爬雪，仍杯水车薪，北方各省不得不紧急增援。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冰雪导致的交通瘫痪“阻断了数千辆运送煤炭、粮食和旅客的货车及客运列车的运行”，冻结了数百万人回家过年的欲望，物价飞涨激发小范围的恐慌。几毛钱一斤的白菜暴涨到3元一斤，小道消息流传，有人囤积居奇，通货膨胀雪上加霜，上海股市因此一天下跌7.19%。 时值腊月，年关在即，全国上下无丝毫过年氛围。 大自然的灾害倘若无可避免，人为的灾难则叫人心生惋惜。持续恶化的美国经济没有丝毫回转的迹象。就业、制造业和零售销售等经济领域的疲软数据表明，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的增长正在下滑。坏的消息接踵而至。 美林证券、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相继宣布巨额亏损。雷曼兄弟疯狂裁员。美国股市一落千丈，美元持续走软。华尔街噩耗频传，布什政府紧急出台刺激方案，美联储不得不输血救市。起始于房地产领域的次贷危机其实刚刚开始。 危机不可避免地浸入实体经济领域，只是早晚问题。金融危机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倒下： 冰岛国家面临破产，比利时全国陷入瘫痪状态，傲慢的英国人也不能幸免，西方世界引以为豪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遭受质疑。“与他国相比，中国固若金汤”，德国之声的播音员电波中不无期待地评论，“中国不是金融危机的救世主，但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中流砥柱”。说法充满紧迫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但与中国实情相差甚远。 政体不同导致的隔阂增加了了解的难度，一些西方媒体常常把中国视作独善其身的事外人。实际上，严重依赖出口拉动的中国经济并非想象的不可动摇。经济世界的连锁反应在第一时间就跨越国界，漂洋过海。 遭受重击最直接的是股市。2008年元旦起，一路高歌的中国股市狂跌。人们的注意力恰好被大众媒体连篇累牍的冰雪灾情吸引，回过神来，股市早已伤痕累累。22万亿元财富灰飞烟灭，数千万股民血本无归。 3月，危机传染至企业界，制造业不断告急。 浙江台州，5371家上规模企业中，亏损1111家，亏损面达20％。缝纫机厂起家的飞跃资金链断裂引发财务危机，邱继宝忍痛割让69%股权，造成民营企业界巨大惶恐。 100多公里外的温州，200余家企业破产，小作坊倒闭无数。形势急转，上万家中小企业惊恐万分，纷纷开源节流，有甚者干脆停工停产。当地政府频频出招，为企业排忧解难。比如，启动高校毕业生民营企业“红领”招选工作。重重考核， 44名党员身份的毕业生，集中培训后，推介到30多家民营企业，目的是要把党员的先进性带进民营企业。派遣到康奈工作的王蓓蕾设计的“寻找康奈10大浪费现象”活动， 收到员工几百条合理化建议，其中一条建议每月为企业节约成本7万元。 值得一提的还有“温州名购”计划。 地产商胡时俊主动找到相关部门，愿低价出租自己开发的天津麦购时代广场半个楼层，集中展示温州品牌。几经辗转，此事被新任市长赵一德得知。 2008年，经济危机当下，赵一德被任命为温州市长，统筹全局，被寄予厚望。 出任市长前，赵一德在温州任职多年，口碑极佳。他是位开明而富有远见的技术型官员，有学历，有想法，精力旺盛，思维敏捷，且据说仕途前景极为光亮。 赵一德对胡时俊的意见相当重视。他认为，温州商人历来有抱团传统，如政府加以引导，以遍布全国的营销网络为依托，召集企业开拓市场，定能形成强大冲击。 因此，他顺势提出“温州名购”策略，“争取两年内在国内重点城市创建百家‘温州名品购物中心’”。计划的精髓是强强联合，以大带小，把温州强势品牌集聚一起，形成效应，带动弱小企业共生共荣。 为推广“温州名购”，赵一德提出“政企联动、克难攻坚”，以政府名义奖励企业，给予补贴，组织参加有影响力的商品交易会，并派干部深入基层，调查企业实情。为了解企业心声，他与网友在线交流，还亲自前往北京推销温州商品和旅游资源。2008年年底，他带队飞往温商聚集的西班牙，勉励危机风暴下的海外温商，鼓励他们回乡创业。 在政府的推动下，分散各地的温州商人影从而入，“温州名购”成为寒冬中难得的一个闪亮片段。 然而，危机蔓延，那些没来得及加入的企业终于感受到阵阵寒意。 各行业中，损失最大的当属鞋业。外汇持续走高，出口退税减少，订单骤减，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依存度过大的传统制鞋业利润单薄。危机中，大多数小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规模较大的鞋企思考转型。 颇有名气的老牌企业新丰，董事长缪存良制鞋起家，经十载创业，打下半壁江山。不过，新丰染上家族企业人浮于事和“懒散松垮”的通病，让留洋归来的儿子缪新颖颇为“看不惯”。廖新颖一己之力当然未能改变现状。两年前，征得缪存良同意，缪新颖前往上海，开辟和家族生意完全不同的期货领域。他收罗人才，广结好友，一面布局，一面等待机会。 2008年，危机袭来，温州企业界涌现转型热潮。电气企业转向新能源，汽摩配件企业向整车产品发展，泵阀行业进入炼油、石化、核电。龙头企业，乘危机中其他企业裁员，积极招揽人才，准备产业升级。缪新颖敏感地意识到，机会来了。他看得很清楚，纯粹做制鞋加工，能赚的钱微乎其微，不如另辟蹊径，选择证券期货经纪公司。他悄悄在上海转型。这一年，忙白头发的他说的最频繁的一句话是：“产业转型，公司里没有其他人会考虑，只有我来考虑。”话说出口，他仿佛为新丰找到了奋斗的新方向。 与此同时，先行一步的胡金林已经在打理他的柬埔寨森林。相比出口贸易，这个行当风险小。按照胡金林规划，15万亩的森林一面伐售，一面种植橡胶，不出五年可割胶，“一割就长达40年”。媒体充满惊讶的语气猜测说，“不出意外，胡金林极有可能成为橡胶大王”。20多年前，他的身份是“五金大王”。今天，其他“大王”们泯然众人。 比胡金林还要风光的是林东。他从传统行业向互联网转型的事迹被《福布斯》杂志记者写进文章，刊登了三个正版。记性好点的人说，“这是温商首次登上《福布斯》杂志封面”。 大悲大喜 2008年4月30日，奥运会倒计时100天。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誓师、健身、文艺活动。 北京太庙敲响了古老的钟声，天安门广场上竖起倒计时牌；青岛万民欢唱奥帆；拉萨街头打出迎接奥运标语，大学生们准备用跑步的形式来庆贺；90岁的河北老人打出“爱和平、爱奥运”的横幅；内地和港澳台的歌手合唱《北京欢迎你》。 可仅仅12天，所有的欢乐被击得粉碎。 印度次大陆与欧亚大陆挤压形成的能量在川西北地底积聚。5月12日下午2时28分，成都西北80公里的汶川县映秀镇不幸成为能量的突破口。 这一次的地震比以往任何一次要更为强烈。短短三分钟，相当于252颗原子弹爆炸的能量从地底倾巢而出。刹那间，大地震颤，房屋坍塌，近7万人瞬间丧生，8451亿元财富灰飞烟灭。地震冲击波一路延宕，大半个中国有明显震感，即便一水之隔的日本也感应明显。 灾难后，恢复重建提上日程。重新打量这块伤痕累累的土地，人们发现，重建难度简直前所未有，仅保守估计费用便达1万亿元。而温州政府部门统计，地震中遇难温州人有7人，失踪15人，不包括震时在汶川进行隧道作业的某工程队数十名温州人，经济损失9000余万元。 乐清老板江维清和文成老板薛晓燕，前者投资1000余万元兴建的电碳厂刚投产一年便遭摧毁，后者的水电开发公司亦受重创，有6名员工遇难。德力西的光彩大市场墙体开裂，华峰集团的分公司被损，日泰、红黄蓝等品牌铺设的销售网络受到不同程度破坏。 实际的损失尚待评估，“为富不仁”的舆论风暴又席卷而来。 震后，照捐款多少制作的企业慈善榜频现网络。网民们发现，知名企业捐款“并不能与其名声和利润相提并论”。失望之余，许多人对“抠门者”口诛笔伐。掺杂着焦躁与愤懑的不满情绪倾泻而出，民营企业聚集的温州成为被批驳的对象。 尽管温州企业界慷慨解囊，三天内捐出超过1亿元的款物，但并不能达到民众的预期。网络上不友好的言论，“没有看见温州人抱团捐赠的影子”；有人打听到温州商人贩卖物品趁机发财的小道消息，批评温州人“为富不仁”；还有人把海尔、联想等国内企业拿来对比，对温州企业界的捐款指手画脚。 不明真相的温州民众也被汹涌而来的民意裹挟，自觉颜面无光。但当民意呼啸而去、喧嚣渐散时，汶川地震中因救人遇难的温州女老板金雪娥事迹开始曝光，人们恍然发现，温州人并非缺乏善意，而是不善张扬。 进入盛夏，地震带来的伤痛逐渐平复，并消弭于奥运会的紧张与喜悦中。 8月8日晚8点，北京的夜空被烟火点亮，29个烟花组成的大脚印迈向鸟巢，烟花供应的公司来自温州。运动场2008名演员击缶而歌欢迎远方宾朋。 4小时的表演，中国人向全世界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古老元素与现代科技的大场面演绎出恢弘而别具一格的壮丽场景，让挑剔的西方媒体赞誉有加。美国记者毫不保留地写道，“北京奥运开幕式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奥运开幕式”。英国《卫报》说，“新中国有意让全世界感受到它的存在”。德国《世界报》认为，“完美的表演标示了中国对认可的疯狂渴望”。 别出心裁的点火仪式，承担任务的李宁——曾经是运动场上的“体操王子”，如今的身份则是民营企业家，以他名字命名的体育品牌在中国家喻户晓。点火人选一度猜测甚广，李宁的当选某种程度暗示了中国社会对民营经济的认同。 整个8月，中国社会沉浸在奥运盛典的狂热中，观看奥运比赛是许多中国人每天的头等大事，讨论奖牌榜成为街头巷尾最热门的话题，时髦的年轻人则疯狂追捧奥运纪念物品，“奥运经济”火热一时。温州人不会放过这个赚钱的机会。一些商人以“燃放孔明灯，迎接奥运年”为卖点赚足了钞票；工艺品生产商金牛公司不仅拿下奥运奖牌木制外包装生产权，还趁机把奥运纪念品推向市场；农民出身的梁毅拿下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多功能演播塔等奥运会场馆的照明系统。 奥运会未结束，温州人又盯上“后奥运经济”。有人买下“鸟巢”的剩钢，也有人重金拿下“鸟巢”草地经营权。闹出最大声响的是鲍寿海。他以绝对优势买断“水立方”品牌特许经营权，还重金买断“水立方” 的剩余膜，应用到礼品设计。 手中握着“水立方”的经营权，他四处寻求合作。果然，茅台酒厂与他签订合作意向，筹备以“水立方”冠名的“特供茅台”赠送给中国奥运健儿；香港的一家公司决定与其合作生产“水立方”泳衣；“爱国者”生产“水立方”U盘；北京大宝公司筹备生产“水立方”沐浴露……限量版“水立方”文具、烟具早已接受预订。 陈加枢也是奥运经济的赢家。此人以生产徽章著称，曾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军徽而轰动业内，然而给他带来最广泛知名度的正是奥运会。北京奥运会，小小的徽章给陈加枢带来了8亿元的销售收入。 鲍寿海、陈加枢无疑是温商挖掘奥运经济的佼佼者。但借奥运会实现声名鹊起的是瑞安青年徐骅。中国书法界“连小人物都算不上”的他，题写了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过冬 温州人收获财富的另一个战场是苏州。这里的温州人并没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寻求转型，而是谋划着怎样守业。 1995年，叶海丰打听到灯具行业利润高，借债20余万元，前往苏州创业。老百姓购物信任大商场，他便在名号响亮的八面风商厦租下一方柜台，经营单一的家庭用灯。 15年转瞬即逝，如今从事灯具销售，生意规模却不可同日而语，多年经营积累的声誉，叶海丰成为当地最有影响力的灯具销售商。 比叶海丰晚到苏州三年的吴学贵生意做得更大。夫妻联手的陶瓷作坊发展成连锁企业，吴学贵俨然为当地陶瓷业的大人物。为巩固品牌，他转变思路，召集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到陶瓷企业创业培训，此事赢得无数声誉。 在苏州打拼的20多万温商中，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平常。他们把持经营着服装、眼镜、皮鞋、低压电器、装饰、灯具、物流、纺织、房地产，渗入苏州经济的所有角落。几十年如一日地辛苦操劳，小商品拼出了大市场，守业越来越游刃有余，创业层次也不断提升。 还有谢卫国。他在高科技行业的成就大长温州人风头，赋予了温州人的创业途径与时俱进的色彩。 谢卫国创业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生毕业，他被分配到重庆一所大学教书。每月105元的收入并不能让他安于现状，不甘寂寞的心态促使他萌生出国深造的念头。自费出国读书所需的20万元费用是最大的难题。为筹钱，他放弃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回温州接管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厂。37岁，谢卫国终于漂洋过海，博士毕业后进入世界顶尖的芯片公司英特尔。 1999年，互联网经济风头正盛，谢卫国甩下在美国的一切，在电子产业聚集的苏州创办华芯微电子。最困难的时候，他连员工的工资都没有着落。民营企业的不稳定和缺乏保障令员工们纷纷离开。一个深得谢卫国信赖的员工甚至把公司的核心技术一并带走，谢卫国不得不出让股权，才免于公司破产。 公司境况一直不见起色。到2004年，谢卫国背水一战，卖掉房产，包括美国的两套别墅，向朋友拆借，凑齐1000万元，赎回所有股权，重新创业。这成为他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谢卫国率领科研队伍开发出10多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IC芯片，研发出集成式多功能电源信息管理芯片，扭转了中国在国际芯片行业的被动地位，为企业带来滚滚财源。 2008年，谢卫国个人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被评为苏州骄傲，作为当地“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接二连三地登上领奖台。 冬天，金融危机持续加深。热钱大撤离，中小民营企业大量倒闭，企业界风雨如晦。 为破解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局，国家在民间资本发达的浙江进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消息公布，温州企业闻风而动，不够条件的企业甚至联合起来“抱团”申请，抢夺“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壳资源”。 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总是新旧对撞、政策发酵的实验场，顽强炽烈的奋斗气息也总能激发热情。这样看来，“2008民营企业对话世界500强”地点选在温州尤为意味深长。 12月的温州，天气温和湿润，让遭遇经济寒冬而心境不佳的中外企业家们感受到难得的暖意。而当数千名经济学翘楚聚首温州，商讨金融危机下企业的生存之道时，以担保、财务咨询命名的创投公司在温州街头出现，达上百家之多。南存辉发起成立云杉基金，林阿信建立温州基金，黄伟建与温州市委组建创业投资公司，引人注目。经济寒冬中，正泰、德力西等知名企业拿出2000万元“救急费用”，为困难企业提供无偿帮助。温州政府为企业提供信贷支持。而更广阔的范围下，14万温州草根企业自力更生，坚韧过冬。 2008年这年，温州火灾绵绵不断，一共发生火灾346起，日均损失4.8万元。最大的损失出现在乌鲁木齐，大火中温州人损失逾10亿元。 天灾人祸，海外经商的温州人也不太平。在捷克，12家温州商铺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每户损失上百万美元。在泰国南部，温州商人在向当地人兜售毛毯时被不明身份袭击者枪击身亡，成为暴乱牺牲品。在意大利，威尼斯水难给当地温州人带来灭顶之灾。 曾经的温州经济杂芜，如流水四溢，无序而疯狂，注定遭受现实的极端回应。 历经挫折之后，温州人意识到，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指明出路。现实的重任落到市委书记邵占维的肩上。邵占维是工学硕士出身，在宁波等地为官多年，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与赵一德同年，邵占维担任市委书记。上任伊始，他掀起产业转型升级新热潮。 温州产业落后，发展乏力，邵占维提出，“两轮驱动”： 一方面，坚持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让广大中小企业参与其中，将转型内化为自觉行为。 危机年，邵占维更决定以此为契机，助推产业升级。因此，大环境的凋敝，温州反而涌现一批“特灵轻工”、“聚光科技”、“优衣派”等科技企业。与此同时，他积极走访民间，调查社会实情，从宏观角度提出“五大战略”，站在城市建设、产业升级、人才引进、生态优化、先进文化等角度，奠定温州未来基调。 邵占维应该感到欣慰，虽遭遇种种挫败，但政商联动下，温州民营经济蓬勃势头不灭。2008年年底，相关部门发布数据称，温州新注册企业超过8000家，全市生产总值达2424.3亿元，比上年增长8.5%。 定心丸 2008年这一年，中国经历了太多的悲怆和喜悦。 从抗击风雪、汶川地震，到北京奥运、索马里护航与宇航员太空行走，震撼、惊喜、仓皇、兴奋、喜悦与感动无以复加，历史进程中的磨难带来伤痛，逐渐让人民理性成熟。 连接悲喜两端的，是喧闹与躁动，也是无可逃避的成长代价。 改革开放迎来30周年。中国GDP超30万亿元，人民币升值，GDP人均超3000美元。新华社说，“30年与5000年的中国历史相比虽短暂，其影响却重大而深远，它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前途未来”。CNN则说，“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希望中国再出现一个令世人瞠目的30年”。 借助奥运会，30年改革得以集中体现。 世界面前的中国，“更自信，理性和开放”。西方媒体把运动员刘翔视作“中国代言人”，两者的共同点是“崛起”，只是速度快得令西方人不安。 抛开那些充满溢美之词的言论，现实中国的背后赫然在目。 山西，襄汾垮坝死难者众；河北，三鹿爆出三聚氰胺丑闻；贵州，瓮安事件令民怨沸腾；北京，三届“中国首富”黄光裕被警方带走，再度引发对民营经济原罪的声讨声。 富豪们的生活并不好过。这年，有200多位新人登榜，可胡润的统计中，中国最富有的1000人平均财富缩水达22%，堪称历史之最。未随时局大起大落的财富黑马是温州人周成建。他的服装品牌在夏天上市，资产巨幅膨胀。排名温州富豪榜第二、三位的黄伟与周庆治则没有周成建那般幸运。 还有两件值得提及的经济事件是“汇源收购案”与百度竞价排名。前者令民族品牌保护论者紧张一时，而后者把中国最具创新力的企业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莎士比亚在《辛白林》中喃喃而出：“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三十年一轮回，如今打量来路，人们惊觉知道，下一个三十年，仍需“摸着石头过河”。 下一块石头在哪里？胡锦涛说：“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第二十六章 大救赎 当你穿过一场风暴，请高昂你的头，不要害怕黑暗，在那风暴尽头，是片金色天空。 ——哈默斯坦《你永远不会独行》 危机如同一面镜子，滤去浮华、焦躁和狂热，烛照出一个真实世界的内核，触目惊心。 余澜未平 2009年，经济危机愈演愈烈，温州萧条、受挫，遭遇大败退，境况之惨淡，前所未见。6月，俄罗斯官方焚烧温州鞋，22个集装箱、价值8亿美元的温州货化为灰烬，至少400家温州鞋企遭受直接损失，其中100多家破产倒闭；11月，罗马尼亚政府突击大检查，“中国商城”300多家温州商铺被查封，停业半月，损失超过3亿欧元；年底，迪拜爆出债务危机，温州炒楼者损失数亿人民币，“上海岛”计划中途搁置。 国外哀鸿遍野，国内亦悲戚伤感。 最大的挫折发生在产煤大省山西。国家整顿山西煤矿，政令下、无敢不从，温州人再次充当先驱，150亿元温州资本跟随500多座小煤矿一起永久消失。 败退而归的“温州煤老板”们灰头土脸，尽管仍在打听“有什么投资渠道”，只是很少有人轻易出手，为求保险，许多人购买房产，更多人选择储蓄。 2009年这一年，受需求低迷影响，温州外贸出口持续保持低迷，连续四个月负增长。第一季度，温州2500多家较大规模企业中，有29.1%开工不足，10%处于停工状态。2009年上半年，温州工业总产值与销售产值分别下降8.1%和8%。 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支柱产业纷纷溃败。 为温州带来无数声誉与财富的打火机几近没落，硕果仅存的100多家企业拼命挣扎。接不到订单，黄发静“脸色严肃，抽烟不止，言语愤懑”，他的日丰打火机厂停工多日；温州鞋业接连遭受重创，上百家鞋企破产倒闭，余下鞋厂选择停工躲避低潮，遍布鞋企的龙湾区俨然空城；眼镜业也风光不再，2009年1月至9月，眼镜企业出口额仅为3.84亿美元，增幅为-6.3%。 制造业的辛酸冷淡使得很多温州商人对实业丧失信心和兴趣。他们抽身实体经济，投身股市、楼市。虽一时红火，可让经济失去繁荣的根基。 温州企业合力突围之际，“中国鞋王”霸力集团突然垮塌。 霸力的倒下，事先毫无征兆。2009年8月16日，一个极其寻常的日子。上午，生产流水线照常运转。中午，一群鞋料供应商闹着结算货款。然而，王跃进不知所踪。“将在营在，将亡营散”，找不到王跃进，企业群龙无首，领导层开了一个会，随后宣布停产，“像队伍解散一样，说散就散”。 当天下午，风闻霸力倒闭，十几家温州鞋企打着“招聘”、“急聘”的牌子，开着车到霸力门口挖人。工人们从两尊石狮子前面鱼贯而出。辉煌一时的民营企业，就这样日落西山。 经济危机背景下，霸力破产不免引人遐思，而创始者王跃进则成为众矢之的。 霸力可谓成也王跃进，败也王跃进。创业初，靠胆子大、脑子活，只有小学文化的王跃进把不起眼的皮鞋厂搞得红红火火，取得“中国鞋王”、“中国名牌”等鞋业顶级称号，霸力在20世纪末达到鼎盛，销售额一度高达2个亿。 可惜，社会经济发展对企业管理者提出更高要求，霸力从家族式转变成股份制，但王跃进掌管大权，管理上还是旧理念、老套路，霸力鞋业开始走下坡路。 企业停滞不前，王跃进急不可耐，他抱怨鞋业利润太低，但不是寻求管理上的突破，反而打着“多元化经营”的旗号，把目光投向其他行业。 2003年，他从广东购来一批保税进口牛皮，按照规定加工后应返还给供应商，再出口，王跃进却把原料直接卖给四川的制革企业。保税进口物资未交关税，在内地销售等同于“偷税”，因此被温州海关定性为走私。惊慌之下，他悄悄逃往澳大利亚，躲避追查。经过多方求情，检查方网开一面，王跃进逃过一劫。但他行事勇猛、不求实际的作风并未收敛，恰恰为霸力的衰败埋下伏笔。 2005年，温州民营企业界出现矿产投资热。王跃进南下广西，到盛产稀土、大理石的贺州成立矿业有限公司，2000万元接手无以为继的老矿区。面对采访的媒体，他毫不掩饰其雄心，“这里矿石成品价格低廉，常用的大理石与温州相差20来倍，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他又先后花费5000万元拿下当地三家矿山探矿权，踌躇满志。 王跃进对鞋业撒手不管。先交海归的儿子管理，后来他把儿子带到广西，鞋业交给毫无经营经验的妻子打理。王跃进对矿业的热衷近乎霸道。内部会议上，只要有人提不同意见，他当场让其离开，甚至开除。员工们私下都叫这个对矿产一窍不通的老板“王霸力”或“王霸”。毫无开矿经验，且听不进建议，矿业经营一塌糊涂，因涉嫌非法开采，被当地有关部门查处整顿。一旦矿场遇到麻烦，王跃进个人主义作风再次显露。他一茬接一茬地换副总，把温州鞋厂的经理调过去搞矿业。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步步沉沦。 2007年，全球矿产价格下滑，霸力矿业入不敷出，资金链几近绷断。温州本土的鞋业也无以为继，一度出现“以货抵债”，抵价60元一双鞋子，鞋料采购一直“打白条”，欠下大约700万元左右的货款。 2009年8月7日，企业日薄西山时，王跃进选择一走了之。 这天，他登上飞往澳大利亚的航班，再次出走，留下一个被掏空的烂摊子，上亿元的银行欠款以及数目不详的民间借贷。8天后，前文那令人感慨的一幕最终出现。 霸力集团的分崩离析，一个曾经无限辉煌的企业就此成为温州经济史上的标本。 然而，王跃进的故事并未给温州家族企业的悲剧画上句号，一场更大的闹剧还在温州平阳的远东集团上演，且未有停止的迹象。 如果说霸力集团的没落在于王跃进一意孤行、不听进谏，那么远东集团就是在家族成员争权夺利的内耗中五味杂陈。远东故事的发展脉络和中国商业历史上家族争斗的范式如出一辙，只不过在商业气息日益浓烈的现代社会尤显沉重。 16年前，王氏家族的二儿子王敏成立广告公司，为当地企业拍制产品录像。独家生意，红火起来，“一年赚个一二十万不成问题”。王敏说，这些钱多数交给父亲王大同，被管得很严，自己并无多少积蓄。因此，1994年成立远东皮业公司时，他不得不卖掉广告公司，从信用社贷款，开始做皮革生意。 生意发展，王敏力不从心，让几个兄弟过来帮忙，自任公司董事长，负责市场拓展，兄弟们在温州负责生产。公司先后兼并当地企业，建成平阳远东工业园，下辖13家分公司的皮革集团，年产值达20亿元。巅峰之际，包揽中国进出口猪皮业务一半以上份额，以至于“远东说价钱要涨，全世界猪皮立马就涨；远东说要降，马上就降。” 企业日益壮大，家族成员争夺私利。1998年，矛盾爆发，以王敏退让，重新划分企业股权结束。这让王敏意识到家族企业在管理上的种种缺陷。2004年，他高薪聘来副总裁、一位财务总监和一位人力资源总监，希望规范企业管理，不期引起家族矛盾。 远东几个亿的资金分散在几个兄弟手中，王敏准备收回财务大权，推行财务管理透明制。执行两年，磕磕绊绊。2006年底，副总裁和两位总监匆匆辞职。 兄弟们的不配合激怒王敏，他干涉其他家族成员的正常业务，时不时流露要独揽公司大权的意图。王怀、王楚等兄弟几人也暗中策划，偷偷领取王敏的二代身份证，企图更改公司股权。2006年12月，王敏发现此事，向温州公安机关报案。事情败露，兄弟几人主动上门示好，签署股权协议。然而，仅仅三个月，王敏去温州开董事会议，被家人强制送往温州市民康医院精神病院，医院的病历本上，确诊为“目前未见精神病性症状”。 从此，王敏与家族彻底决裂，最终2009年相见公堂。无休止的争斗中，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庞大集团步履维艰，前途扑朔迷离。 寂寥深深 霸力与远东，只是时间片段下的两个缩影。曾几何时，温州企业家还是各个经济领域的翘楚。 错位的时空下，计划经济背景下走来的这批人，率先挣脱意识形态的枷锁，摆地摊、搞个体，靠着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草根精神，走到了致富潮流的前列。 正如激进勇猛成就了王跃进早期的辉煌，却成为他后来不能挣脱的个人宿命一样，多数从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温州企业家始终无法超脱自身的局限： 农民式的狡黠、投机取巧的乖张、一意孤行的奋勇、家族联合的强势……种种特质使他们能够在市场经济初取得骄人成绩，可无法在健全的商业社会提供继续前进的发展动力。于是，这群市场经济的先进者逐渐感觉到落伍的寂寞。 三十年一轮回。如今，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人跳出固有思维，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路径外，绝大多数温州民营企业家不是原地摇摆，就是茫然失措。温州人做生意套路数十年一成不变，即便把地摊和商铺升级换代成大商场、综合性批发市场，即便采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聘请高素质的经理人管理企业，表面的改弦更张不过是换了一种外壳，难以掩饰发展的后继无力。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温州人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摸索了数十年，仍旧困惑难解，不仅没有形成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更在新一轮产业调整中迷失。 “小商品、大市场”的产业格局经不起外部的风吹雨打，制造业升级未成功就以窥见末路，闹腾一时的“多元化”最终不了了之。 更为严重的是，商业青黄不接。传统产业没落前，温州人还没有找到赖以生存的“新大陆”。2009年有7万名温州人加入创业者的行列，但多数人只是重走前人老路，创新者无几。“十大振兴产业”温州寥寥无几，不仅在重工业和文化产业上乏力，也未赶上互联网等新兴经济的潮流。2009年，中国网民数量突破3.38亿，超越美国稳居全球第一，互联网经济引得李彦宏、丁磊风生水起，只可惜难觅温州人踪影。 传统制造领域的节节败退和新兴市场的把握不足致使数十年积攒的财富无法找到增长突破口，只能频频进出房地产、矿产、重金属等投资性领域。 虽知风险与利润并存，但越来越迷失方向感的温州商人只能沉沦其中，无力自拔。而这，不仅是个人或群体的悲哀，更是温州的悲哀，温商未来的悲哀。 所以，经济危机，对于温州，与其是救赎现在，不如是救赎未来。 不确定的未来 21世纪头一个十年的最后几天，新年的气息一如既往的强烈。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顺利完成了GDP保八的任务。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保住坚挺的底线。期间，险象环生，总算有惊无险，中国经受住经济危机的考验。 与大趋势相一致，温州经济呈现V型反弹，复苏征兆明显，人们脸上出现久违的笑脸。黄静发重新接到订单，“让企业活下去”的目标可以顺利实现。危机即将过去，停工许久的温州打火机、制鞋企业纷纷招工开产。这场排山倒海的经济危机给无数人留下痛苦的回忆，而折戟的王跃进们似乎已经没有回路。 2009年年底，大大小小的媒体忙着回顾、总结，进而把乐观的情绪渲染到新的高度。广东一份读物以老道的口吻“说说这十年”；视频网站上播放着人们的新年愿景和祝福；一个媒体人在他的网络空间中抱怨： 这一年缺少变数，过得太过平凡。语气中透露出焦躁、不安，还有些许自鸣得意。然而，这不正是温州社会经济30年大变迁的真实写照？ 回顾来路，温州民营经济从荒芜到庞杂，从特立独行到泯然众人，从异军突起到裹足不前，剥茧抽丝、历经沧桑，却始终无法化蛹成蝶。 日本战国三雄织田信长所做《人间五十年》，词曰： 人们是如此迷恋历史，可又如此健忘。 300年前的英国，200年前的德国，100年前的美国，20年前的日本，所有做过“全球工厂”的国家，它们的商业伦理、商业模式有故可查，有规可循。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全球小商品生产地——温州——民营经济博兴的要素，除了超乎寻常的市场眼光与义无反顾的果敢外，是否固化成了一些商业规律性成型因子，可供参考、复制。所谓的“温州模式”其实需要重新赋予新时代的意义。 哈默斯坦说：“当你穿过一场风暴，请高昂你的头，不要害怕黑暗，在那风暴尽头，是片金色天空。”这是个积极的隐喻，我们希望未来的温州人如话语中那般坚强。可似乎30年沉淀的辉煌泯灭了温州人继续成长与突破的决心。当已不再是“草根”的他们，欢欣鼓舞地迎接下一个30年的到来时，命运之神是否还会眷顾他们？ 2010年，经济危机的伤痛还未消退，温州人急不可耐地投身房地产。这一次的热点是海南。三亚市鹿回头半岛一个叫做“半山半岛”的楼盘，温州投资客的热门之选。 站在海景公寓的阳台上，吹着海风，一面可以看到日出，一面可以看到日落。只是，温州人不知道，未来深不可测，而下一次危机到来前，他们能否安然享受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