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说对了吗》 郎教授用供需定律的存在去证明其不存在 我们知道,“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及整个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供需定律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如今郎教授却颠覆了供需定律,这也就让人为难了,难道说整个经济学都要土崩瓦解了吗? 然后,这些金融炒家在全世界大肆散布大米要涨价的消息,这样一来,那些大米出口国就恐慌了,不敢出口大米了。因为大米价格将要飞涨,一旦出口了自己不够吃(同时没钱进口高价国际粮食)就惨了,让老百姓饿肚子是会酿成本国政治动荡的。 于是乎,郎教授惊呼,供需定律不存在了!在震惊之余,郎教授迫不及待地要找出这其中的奥秘: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供需定律消失了呢?功夫不负有心人,天资过人的郎教授很快就找到了答案,原来是国际炒家们在操控农产品的价格,是他们任意操纵这些价格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从中牟取暴利。 郎教授的误区在哪里呢?原来啊,他把供给理解成产量了,供给的正确含义是什么呢?经济学中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某一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也就是说,国际炒家通过散布谣言使得本来愿意到国际市场上卖的很大一部分大米现在不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也就是供给减少了,所以价格上涨。具体而言,就是说供给不是指郎教授说的2008年世界粮食产量21.6亿吨,而是指真正愿意拿到国际市场上卖的那个量。 这下好了,国际炒家前期造势(涨价趋势),满世界散布谣言,这样一来,各粮食出口国都不敢出口粮食了。那么,这必然导致世界范围内粮食供给大幅减少,于是粮价就真的涨起来了。各国看着粮价上涨,心中暗想,这些人的消息真准啊,果然涨了,好在我们及时限制了粮食出口,否则现在就麻烦了。 郎教授说得很明白,国际炒家通过前期造势和满世界发布的谣言来使得国际市场的大米供给急剧下降,从而导致国际米价上涨,这不就是根据供需定律得出来的结论吗?供给减少导致的供不应求,从而使得米价上升啊!所以说,郎教授举的国际炒家操纵大米价格的例子不是否定了供需定律,恰恰是运用了供需定律。 那么,国际炒家们是怎么操控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呢?郎教授自己的论述有点乱,我稍微整理了一下。 郎教授是怎么说的呢?郎教授不只在一个场合,不只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供需原理已经不复存在。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是说国际农产品(大米)的价格形成因素。郎教授说,你们在教科书上学到的都是错的,国际市场大米的价格与供需无关,它的价格上涨不是因为供不应求。为了证明这点,喜欢用数据说话、治学态度相当严谨的郎教授列出近年来国际市场的大米供需数据:2008年世界粮食产量是21.6亿吨,总需求是21.5亿吨,也就是供过于求,按照经济学供需定律,价格应该下跌,然而郎教授发现这一年的国际大米价格不跌反涨! 阅读提示:郎教授认为国际大米的供给明明大于需求,而价格却暴涨,所以经济学的供需定律被推翻了。实际上,并非供需定律不成立了,而是郎教授没有好好理解供给和需求的含义。 各位还想和郎教授一样沉浸在这样的自相矛盾的“论证”当中不能自拔吗? 除了大米之外,郎教授还举了国际油价的例子,套路差不多,都是在用供需定律的发生作用去证明供需定律已经不存在。 第一步,国际金融炒家在期货市场拉升大米价格,形成一种大米在涨价的气势。 呜呼哀哉,原来是这么回事!有点经济学常识的读者应该已经看出来了,郎教授明明就是在用供需定律来证明供需定律不存在。 毋庸置疑,郎教授有聪敏过人之处,其对世界和中国经济、金融刁钻的洞察力非常人所能及。他曾经一度是我所膜拜的偶像,但是,既然要对这位曾经的偶像进行批判,我就要给出大家足以信服的理由,让各位对区区在下的能力能有那么一点信心。那么首先我就来揭发郎教授的两个谬论,让各位和我一样,告别无条件的崇拜。 郎教授说美国靠炸掉飞机坦克摆脱大萧条 阅读提示:如果打仗真能使国家富强,那也就不用提倡发展生产了,还不如让全民常年搞国际军事演习。美国不会是像郎教授认为的那样,靠二战才走出的大萧条,靠战争实现新的繁荣。 我发现郎教授有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似乎千方百计地与主流作对,只要主流观点说是,我就说否,你说东我就说西。总之,我就是要和你死磕,并且我能自圆其说拿出一套理论来。 比方说,对于美国是如何摆脱1929年左右的美国大萧条,我们所熟知的观点是罗斯福实行新政,大肆运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有点类似今天的中国,通过大规模的政府公共支出和基建项目来拉动经济复苏和增长,最终走出危机,恢复繁荣。 可是郎教授说,这是错的,他说,“……今天的金融海啸就像美国1929年一样……失业率高达16%,这是非常可怕的。结果一个伟大的总统上任了——罗斯福,很多人认为他挽救了美国经济。” 郎教授回顾了他当年在大学时也受到了这样的“错误教导”:“……当时老师跟我讲,罗斯福怎么挽救美国经济,他说美国失业人口是非常多、非常严重,因此美国政府就请几个工人过来挖一个洞,挖完洞之后再把它填回去。他说,由于工人挖洞,肚子饿就要去买面包,面包店为了卖面包给工人,得重新开门,重新开门就得生炉子来烤面包,为了生火就必须去买煤炭或者木柴,同时要买面粉、买糖。由于他要买面粉、买糖、买木柴、买煤炭……透过这一种复杂的连锁反应,美国经济就这样复苏了。” 今天的郎教授是怎么批判他的老师的呢? 郎教授这样讲,“前面讲的故事呢,都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首先,从就业看,罗斯福新政毫无效果,1930年左右的美国失业率是16%,10年之后的二战之前,失业率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提高到17%。而1929年之前没有萧条的时刻,失业率是3%。所以从1929年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罗斯福这种挖洞的政策是失败的,没有增加就业量。其次,从私人投资占GDP的比重看,在1930年左右是16%,到了二战之前跌到了14%。1938年美国发生第二次经济大恐慌,历史上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罗斯福萧条。” 郎教授还说,建两条高速公路拆两条高速公路、挖两个洞填两个洞不可能使经济复苏。因为整个经济体系过于复杂,高速公路、桥梁、挖洞,它所影响的行业太少,同时这些建筑工人、挖洞工人薪水很低,无法产生购买力去刺激造糖工业、造面粉工业,煤炭、木柴。“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我们投资基础建设也好,挖洞也好,都是一个幻影。你想透过这种方法来拉动经济是不可能的,至少罗斯福没做到。” 郎教授一下子把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颠覆了,够强悍。那么郎教授认为美国是怎么走出大萧条的呢?答案是二战。“……其实美国经济怎么恢复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战,美国参战。你别听他讲,为了民主、自由。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经济萧条,不行了,这是我对他的评估。失业人口17%,多么危险的社会动荡,干脆都去打仗。美国参战之后,对各种产品的需求,消耗特别快。比如说要造一架飞机,就不只是一个机械的问题,而是螺丝钉、玻璃、塑胶。因此对于战争而言,它带动的整个需求就不是挖洞工人的一点薪水去买面包那么小的需求量,范围也不会那么窄,它带动的是整个美国的工业,各方面的需求,因为所有的工业都需要才能够造一架战斗机。而这种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对于各种行业的需求大幅上涨的结果,挽救了美国经济。” 各位可能会质疑,如果郎教授所言不虚,那么次贷危机中的美国不也可以发动战争来摆脱危机吗?郎教授早已料到你会这么问,郎教授帮你自问自答了:“当然很多人会问我,那你觉得现在美国会不会发动一场战争来解决问题?我认为不会,因为目前不是当时那个时代。发动战争不是这么简单的,打打伊拉克跟伊朗弥补不了62万亿的,你必须发动一场世界大战,而这是不可能的。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之下,美国如何解决问题,据说这就是奥巴马总统头发变白的真正原因。” 不过在下还保留了一个疑问:如郎教授所言,二战中消耗的军事物资和飞机坦克等装备拉动了美国经济全面复苏,也就是说,是这些物资和设备的毁灭使得美国复苏而不是战争本身。那么按照郎教授的意思,美国当年根本就不需要等到二战,直接在1930年就把这些物资和设备全部炸掉,然后再造新的不就好了?按照郎教授的理论,这样产生的巨大需求不也能摆脱危机吗?或许郎教授会说,当时美国人想不到这一点啊,要是想到了他们就不用等到二战了,自己先动手就可以了。 好的,就算当时的美国人确实没想到这一点,而是碰巧遇到了二战,不经意间就摆脱了危机。那么今天的美国呢,今天的美国应该知道这个道理了吧?如果不知道,那您可以去告诉他们:亲爱的美国同胞们,快把你们的贵得要命的飞弹全部扔到大西洋去,把你们的航空母舰炸掉一半,飞机、坦克也弄到太平洋沉到海底,你们的危机就会解决,经济就复苏了! 事实上,二战当然不是美国走出大萧条的原因,战争不可能促进美国的内需内供,从而改善了美国经济,打仗对经济一定是有净损害的。在战争中花1元,其拉动的经济增长的价值一定少于1元。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乘数”小于1。空口无凭,还是用数据说话。哈佛大学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曾经发布的一篇短文《乘数的巫术》(《Voodoo Multipliers》)介绍了他对二战投入的乘数的实证研究。其研究表明乘数为0.8,也就是说在战争中花1元,其产出的价值是0.8元。具体来说,美国二战增加了54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而经济增长了4300亿美元,乘数为0.8。原因何在?巴罗的解释是,“战争降低了国民收入,而主要的损失出自私人投资、政府非军事采购和净出口,而个人消费支出变化则很小。”参见薛兆丰文,《世界二战不是走出大萧条的原因》 至于说罗斯福新政到底是不是美国走出大萧条的原因,我们就不讨论了,这的确是个有争议的话题。但即便答案是否定的,也丝毫不能说明郎教授的战争复苏学说是正确的。这很容易理解,如果打仗真能使国家富强,那也就不用提倡发展生产了,还不如让全民常年搞国际军事演习呢。 有时候,我所崇拜的郎教授是如此可爱。 郎教授的新著《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第二章标题为“亚洲泡沫大战”,讲了美国如何利用亚洲四个国家(地区)的泡沫经济对它们进行狙击获利的故事。通俗地讲,郎教授把这四个受害者看作是美国养的猪,养肥了就被美国宰掉。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四头猪是如何被养大,又是如何被美国宰杀的。在养猪和杀猪的故事上郎教授讲得很好,我也就偷一下懒,对其作部分地“参考”。 猪一:泰国危机(1997年) 阅读提示:1997年美国猎杀泰国,说起来很简单,先忽悠泰国实行自由的金融政策,让外资自由的出入泰国,然后就拉高泰国股市和楼市价格,制造泡沫效应,引诱泰国企业、民间资本竞相涌入股市楼市投机,房价股价于是进一步被大幅推高,美资瞅准机会获利逃跑。泰国数十年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在即将跨入发达国家门槛之时功败垂成。 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美国的一个阴谋,那是养肥了泰国这头猪进而宰杀的时刻。这养猪杀猪的过程,简单地说很简单,先眼睁睁看着泰国经济高速增长几十年,这头猪养到一定程度了,美国金融资本就开始进入拼命拉抬该国股价楼价,制造大泡沫,待到泰国民众都跟进炒楼炒股时,就果断捅破泡沫,撤资获利走人,留下一个可怜的满目疮痍的泰国。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的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是什么独一无二的奇迹,这太普通了,在东亚随手一抓都是一把,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都经历过这样的增长;东南亚的印尼、新加坡也同样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不过前者功败垂成,最终没能成为发达国家,个中缘由我们后面再解释。事实上,泰国也是一个和印尼类似的国家,经历数十年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但最终没能成为发达国家。 泰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一样,一开始都是靠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然后发展出口贸易。泰国从1961年开始实行开放的市场经济政策,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比如允许外国企业有权拥有土地,允许外商将所获利润自由汇往国外,对进口原材料实行免税、解除外汇管制等。泰国很快吸引了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台湾、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在内的外资蜂拥而入。 1987年~1990年为外国对泰投资高峰期,1991年后投资势头有所减缓。1993年外资又大幅回升,全年申请扶助项目为1252宗,总投资额2788亿铢,超过最好时期的1990年。其中日本和欧洲的投资增长速度最快。 与外资进入同时发生的事情就是泰国外贸出口的迅猛扩张,成为泰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91年~1997年间,泰国出口总额增长了一倍,由282亿美元增长到567亿美元。另一个数据是,1986年~1994年间,泰国制造业出口增长率每年都在30%以上。这些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情况如出一辙。 外贸出口拉动了泰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1974年到1994年这20年间,泰国的年均增长率超过8%。好了,20年的高速增长,猪也就养肥了,美国是打心眼里不想看到世界上再冒出一个叫泰国的发达国家来,必须宰杀之。 泰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干了两件事,给美国动手制造了方便。第一是泰国开始允许本国银行和外国银行(在泰国分部)到国外吸收美元存款到泰国花;第二是泰国开始允许外国人自由借贷泰铢。正如郎咸平在其书中所言,从1990年到1996年,泰国逐渐完全对外开放了资本账户,到了1996年外资可以随意来泰国开设账户炒股、炒楼。 如此一来,美国金融资本就可以随意进出泰国了,现在我们把这些快进快出的钱称作国际热钱。从1990年开始,这些国际热钱开始大量进入泰国,全面介入泰国股市和楼市,引起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同步飞涨,资产泡沫开始形成。1993年泰国股市已经流入了30亿美元外资,到了1995年翻了一倍达到60亿美元。1993年10月的股价比1987年的股价翻了六倍多。楼市的情况也一样,在外资介入下暴涨。泰国固定资产投资(买楼)占GDP的比重与外资进入泰国的增长速度同步提高,这个比例从金融全面开放之前的1989年的25%以下逐步攀升到1996年的42.5%之高(这和2002年中国房地产火爆之后差不多,我们的房地产占据GDP的比重也是50%左右)。 泰国民众和企业眼看着房价股价如此迅猛而持续地上涨,于是纷纷倾囊而出也开始投机楼市和股市。谁都想不劳而获嘛,把钱投入股市,睡一觉就获利了,谁还想干活呢?那就把资金全部投入其中,坐享其成好了。 可惜,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出来混是要还的。美资把泰国股市和楼市拉高之后,猪养肥了,到点了就杀了。外资开始抛盘获利,泰国股市楼市泡沫一捅即破,一泻千里。泰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此拉开序幕。 外资获利的机理很简单,就和中国股市里面的庄家是一样的,把股价拉高了吸引股市醉虾们鱼贯而入,他们就在高位抛盘获利。 猪二:香港危机(1997年) 阅读提示:同一时期美国对香港发动的金融战,则稍微复杂一点,采取的是声东击西的办法,索罗斯装模作样卖空港币,等香港政府上钩了,拼命抛售美元回收港币时,索罗斯却在股市上狂赚百亿美金。香港实际上成了美国游资的“提款中心”。 中国香港也是美国养的一头猪,1997年的中国香港金融危机就是杀猪的事件。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香港经济高速发展,银行存款20多年间增加了81倍,猪也就养肥了,到1997年,美国人开始磨刀霍霍了。 美国人怎么宰杀中国香港呢?根据郎教授的说法,索罗斯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方法对付比较精明的中国香港人(没有对付泰国人那么简单)。 具体是这样,第一步,索罗斯在纽约卖空港币。卖空这个词不太好理解,拿股票做例子吧,比方说今天这只股票的价格是10元,你向证券公司借出一定量的股票,卖掉;等到股价下跌到6元的时候,你再买回来同样数量的股票,还给证券公司,这样你就赚了一笔钱,当然万一你的判断是错的,股价反而涨到了12元,那么你就亏了,每股你要多花两块钱才能买回来。说白了,卖空股票就是赌股票价格将来会下跌,你如果有把握它会下跌,你就可以卖空它而盈利。那么,卖空港币是同样的道理,比方说今天1港币能兑换0.2美元,你赌它将来会下降,你就从纽约的银行把港币借出来(比如借出来10港币),卖掉;然后等到港币跌到只能兑换0.1美元时,你再用美元买回这些港币还给银行,这样你就白赚了1美元(0.2×10-0.1×10)。 索罗斯在纽约卖空港币,按理说就是要赌港币贬值(也就是港币与美元的兑换价格下跌)。不管港币什么走势,索罗斯都必须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归还港币给纽约的银行,而一下子要买回这么多港币,他非得去中国香港买才行。这时港府已经听到了风声,吓得不得了,干脆想办法让索罗斯在中国香港搞不到港币,让他没法还钱,还不了钱他就输了。 港府怎么做的呢?很简单,香港金融管理局在市场上大量抛售美元收回港币,市面上港币全被收回,索罗斯竟然真的就买不到港币了,索罗斯输了。 索罗斯真的输了吗?没有,他正偷着乐,中国香港中了他声东击西之计。原来,索罗斯卖空港币只是个幌子,他并不真想从这里赚钱,他挖的大坑在股市。他在卖空中国香港股市。按照前面已经说过的,要从卖空中国香港股市中赚大钱,就一定要想办法让中国香港股市暴跌。好了,索罗斯已经成功做到了,港府回收港币的行为已经让港币利率暴涨,当时香港同业拆借利率一天就涨到了280%的天价。利率暴涨意味着什么?对股市有基本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意味着股市暴跌嘛!这个中缘由很简单,银行利率那么高,股民的钱就会撤出来存银行收利息,股市没有资金流支撑不就得暴跌吗? 郎教授查到,索罗斯卖空了8万个恒生指数合同,赌的就是恒生指数的狂跌。结果如何?1997年10月23日当利率提高到280%的时候,香港股价狂跌不止,400亿美元市值灰飞烟灭,从16673点的高峰一直跌到6660点,跌去了60%左右。 在股市暴跌的同时,中国香港楼市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暴跌,从1997年一直跌到2003年,跌去了60%,港人财富蒸发2.2万亿港元,平均每个业主损失267万港元。 索罗斯从中赚了多少?郎教授推断至少百亿美金。 猪三:越南危机(2008年) 阅读提示:2008年,美国对付越南基本上和当年对付泰国雷同,只不过在郎教授看来,这里面有更多的阴谋。在郎教授的逻辑中,外资拉高股价制造泡沫后,等越南人都不想干活,拼命投机股市,股价越推越高时候,外资为了获利出逃就得让越南股市崩盘。郎教授认为美国运用了一系列连环计让越南的银行利率大幅提高,从而实现了越南股市的崩溃。实际上这种逻辑是无厘头的,外资要出逃,压根就不需要多此一举,直接跑就行了。相反,外资要想更好地获利逃跑,恰恰需要让越南股市看起来仍然欣欣向荣,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这一点和索罗斯在香港的作为是不同的,索罗斯之所以要引诱港府提高利率击溃港股,是因为它和人赌恒生指数下跌,跌了它能获利。在越南的事情上,则没有这种赌局,美国有什么理由去打压越南股市,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首先还是看“越南猪”怎么养大的。1986年开始越南实行革新开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中国一样,越南迅速踏上了经济高速增长之路。尤其是近10年,越南的年均增长高达7.4%,其经济增长速度直逼中国。20年的革新开放的高速增长,也就使得这头猪被养肥了。 美国人选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对越南下手,杀猪。美国人对付越南比中国香港简单多了,不用绕弯子,和当年对付泰国差不多一样的套路,那就是大量热钱进来把越南的股价楼价直接拉升,最后套利出逃,留下一个烂摊子给越南。 越南和泰国有个类似的地方,那就是拼命吸引外资投资,并且对外资进入本国的股市楼市相当宽松。你可以观察一下2005年到2007年外资在越南的迅猛增长,在2005年时只有40亿美元,2006年激增至76亿美元,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竟然高达207亿美元了。这种不太正常的外资增长,按照郎教授的说法,这些外资是要跑进来制造泡沫的。 外资拼命拉升越南的股市,直到拉到了2007年3月的1170点峰值,而楼市也被同样操作,胡志明市的商铺被拉升了40%。 不过,接下来郎教授分析美国人狙击越南的逻辑是相当混乱的。首先,郎教授竟然认为,美国为了狙击越南这个小地方而让美元贬值。而让美元贬值的目的又是为了让国际粮食和能源价格大涨,这样大量进口粮食和能源的越南外汇就大量流失,乃至产生外贸赤字。 而一旦产生了贸易赤字,越南政府就会提高利率。2008年1月30日,越南央行把利率从7.25%提高到了8.75%,到了5月17日,利率进一步提高到了12%。为什么提高利率可以对付贸易赤字,很简单,这是一个浅显宏观经济学理论问题,因为资本在国际上的流动也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越南提高了利率,那么国际上的美元就会被吸引过来拼命换成越南货币存起来拿利息嘛。12%的利息,吸引力是很大的。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由于其他因素存在,不一定会有效,甚至不排除相反的结果发生,越南就是这种情况。 因为,利率的大幅提高会导致什么结果?在中国香港危机中我已经说明了,会严重打击股市吗?越南股市在利率提高之后开始“触顶转跌”,外资一看苗头不对,立马大量抛售股票,大量撤出,越南股市开始一泻千里。当然,消息灵通而善于操作的外资都是在高位率先抛盘,倒霉的是越南本国股民,外资是获利而走。 审视一下郎教授的整个逻辑,他的意思就是说美国人在拉抬越南股价之后,让美元升值从而使得越南产生贸易逆差,最终迫使越南提高利率,从而使得越南股市开始下跌,然后美国资本获利抛盘撤出。 郎教授在这里有两个明显的逻辑漏洞:第一,美国绝无可能为了狙击越南这个局部小地区而使得美元贬值,越南这个小国压根不可能使得美元为之贬值,美元是全球一大盘棋,即便贬值在越南获利,但又如何防止这个贬值在全球带来的潜在的巨大损失?美国人不会冒这个险; 第二,郎教授把几个风马牛不相及或者说没有必然因果联系的事件串在了一起编故事。美元贬值、越南提高利率与外资出逃股市崩溃三者之间没有任何必然联系,美元贬值绝无可能专门针对越南,而只是恰巧在这个时候美元发生了贬值,从而引发了越南的贸易赤字。而越南的贸易赤字以及由此导致的越南提高利率,与美资获利出逃之间则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美资随时可以获利出逃,绝无可能等到越南股市面临下跌趋势的时候才撤出,更无可能通过一系列操纵人为制造越南股市的下跌趋势之后才开始出逃,相反,美资恰恰应该在大盘形势看起来一片大好,而实际上泡沫已经膨胀到极限的时候偷偷撤出,只有这样才能在高位偷偷抛盘,让越南本国股民在高位接盘当冤大头。 所以,郎教授描述的美国通过美元贬值制造越南贸易赤字,进而使得越南提高利率,最终达到打击越南股市的效果,然后美资再撤出,实在是无厘头的逻辑,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实际上,事情的真相很简单,美资进入越南套利就是简单地拉升股市然后高位出货获利的操作。美资只需要大批进来,然后找个时机抛货获利即可,压根不需要任何其他复杂操作。只不过,在美资进入越南股市制造泡沫之后,恰巧发生了美元贬值的事件,进一步发生了越南为了应对贸易逆差而提高利率的事件,外资一看利率提高将导致股市下跌,就在这个时候抛盘获利出逃了。 猪四:日本危机(1985年) 阅读提示:1985年美国对付日本,与前面的几个案例有本质的不同,如果说前面几个案例仅仅是为了金融获利的话,对付日本则更有深意,不仅要获利,而且要把日本对于美国的威胁彻底消除。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形成了非常严峻的挑战,再不打压日本,美国岌岌可危。在操作手法上,与上面说的类似,也是通过制造股市和楼市泡沫、引诱日本人投机的办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使用了一个被郎教授称为金融原子弹的玩意儿:日经指数看跌期权。 日本危机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同时又常常被拿来和今天的中国类比的例子,所以我把它放到最后来重点讨论。 日本这头猪绝非前面三头猪可比,其肥大的程度远远超过前三头猪的总和,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人均GDP上,则超越美国。 更为重要的一点,用养猪杀猪的比喻来描述美日之间的关系,最恰当不过,因为日本本身就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到头来给日本制造危机,宰杀日本经济的也是美国。 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产业和经济几乎被摧毁。然而,美国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不得不对日本进行扶植,其力度不亚于对欧洲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中,美国军需订单源源不断地发往日本,日本重工业得到迅速复苏。直接开启了1955年的日本经济“神武景气”。所谓景气,是日本对于经济高潮的称呼,神武景气是日本战后经历的第一个经济发展的高潮,神武景气中日本经济经历了神话般的繁荣。神武景气之后,在美国的持续扶持下,日本又接着出现岩户景气、伊弉诺景气。以制造业为龙头日本经济快速成长,经过短短20年战后发展,日本GDP在1968年就超过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期间的1961年~1971年,日本实施了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它主要内容是: ⑴充实社会资本。 ⑵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比重。 ⑶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 ⑷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 ⑸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 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经济达到极大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充分就业,消除日本经济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状况;其具体目的是10年后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这一计划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实施的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超过计划规定的目标;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60年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1592美元;10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83%。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完成之后,日本彻底被养肥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考虑宰杀日本经济这头肥猪。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才下定决心并付诸实施。因为这时的日本,实在让美国忍无可忍。正如郎教授所描述的,日本太过嚣张。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人偷袭过的珍珠港夏威夷,几乎已整个被日本人用重金买下,1986年、1987年两年,日本在夏威夷的房地产投资就达65亿美元以上。日本买下了珍珠港海滩区2/3的豪华酒家、大批楼房、大餐厅、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畜牧场和种植园。每年到夏威夷的数以百万计的旅客中,日本人占51%。美国人对日本人再次入侵夏威夷深感忧虑。檀香山市市长疾呼:“檀香山市快变成东京的一个区了。” 美国大陆本土也四处告急,城池连连失守。三菱公司出资8.46亿美元收买了被称为美国“富有的标志”和“美利坚的标志”的纽约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份;索尼公司动用34亿美元买下了被称为“美国灵魂”的好莱坞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松下公司出资61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环球影业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大厦失守;花旗银行总部大厦易帜;莫比尔石油公司总部大厦陷落……日本通过投资来“收购美国”,逐步取得了对美国经济命脉的控制,逼得美国无还手之力。据统计,1980年至1988年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0倍以上。日本人拥有2850亿美元的美国直接资产和证券资产;控制了超过3290亿美元美国银行业资产(占美国银行业资产的14%);控制了加利福里亚州银行业资产的25%以上以及其未清偿贷款的30%;在美国拥有的不动产超过欧洲共同体的总和;购买了30%~40%的美国财政部债券;占有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日交易量的25%;美国市场上20%的半导体器件,30%以上的汽车,50%以上的机床以及绝大部分消费类电子产品和其他数十种商品和服务是日本提供的。 这还了得?日本简直成了美国的心腹大患。这时美国要对付日本,就不仅仅是从日本套利了,把日本经济打下去本身对美国而言就具有巨大的意义——打掉对美国威胁最大的经济体。 前面说了,美国狙击越南和泰国乃至中国香港都是一个套路,那就是先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美国热钱就通过各种操纵手法引诱这些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流向股市和楼市,然后美国人通过操纵股市和楼市,把这些钱“提”出来。说白了,这些地方的股市和楼市是被美国人当作提款机来用的。 采用郎教授的比喻,比方说1代表比较低的财富水平,10代表比较高的财富水平。当泰国越南这些地方的财富只是1的时候,没什么好狙击的,一定要等到这些地方的财富经历经济高速增长而积累到10的时候,美国人才开始动手,引诱这些地方的人拿出5元钱来炒股炒楼,美国人就从股市楼市中把这5元钱卷走,一夜之间窃取这些国家数年乃至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成果。10元钱被美国人卷走5元,这些地区的财富被打回5元钱的比较低的水平,那种试图按部就班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愿望对这些国家地区来说如同南柯一梦。一切都要在5元钱从头再来。 美国人对付日本是同样的逻辑,只不过,由于日本人天生不爱投机炒作,都爱踏踏实实地工作、创造财富,所以要想让日本人的10元钱拿出5元钱来炒股炒楼,那真是难度挺大。 最终美国人想到了一个妙招。你日本人不是爱从事实业吗,赚的10元钱全都又投回实业中去了,日本人的实业就是制造业外贸出口,除了技术水平比较高之外,和今天的中国无异。好,美国就想办法让你的实业无利可图,让你们的出口赚不到钱,手中的10元钱无处投资了,看你们这些钱用来干吗?最终美国人一定可以把你们引诱到股市楼市中来。 怎么才能让日本的出口业无利可图呢?很简单,美国人的办法就是逼迫日元升值。这就和今天对付中国一样,首先是在全世界造舆论,让全世界都相信世界经济的不平衡都是由于日元币值被低估了。美国在欧洲的那些盟友首先被说服,一致认同美国的说法,德国、法国、英国等和美国一同谴责日元币值低估。这些国家开始加入逼迫日元升值的行列,到1985年9月,日本终于顶不住了,不得不和美国、德国、法国、英国一起在美国纽约的广场酒店签订了《广场协议》,此协议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规定日元必须大幅升值,日本签字同意。 协议签订之后,短短三个月内日元兑1美元就从250日元升到了200日元,即日元升值25%。此后一直连续升值,到1987年已经升到了120日元,相比于1985年协议签订之时升值超过100%。 一切都如美国所愿,升值使得日本出口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日本制造业变得无利可图,大量制造业企业纷纷倒闭,制造业不能再投资了,无数的企业老板手中开始出现闲余资金,拿着不知道干吗。 此时,美国热钱便开始流入日本,这些热钱的首要目的是来拉升日本股市楼市,制造上升趋势,引诱日本制造业老板的闲散资金也进来炒股炒楼。在热钱的作用下,日本股市节节攀升,老板们看到股市赚钱如此容易“可靠”,手开始痒痒了,最后终于坐不住了,他们开始全面跟进股市。楼市的情况也一样。 企业老板们的资金注入股市楼市,使得股价楼价如同火箭般飞蹿。到这时,所有日本人都坐不住了,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全民炒股炒楼,泡沫越吹越大。在这期间,日本政府还作出了一项错误的决定,给股市和楼市泡沫火上浇油。是什么政策呢?那就是把银行利率降低到2.5%,需要注意,这项政策也是被美国政府忽悠而来的,具体不表。利率降到如此之低,产生两个恶果,一是普通百姓也把钱从银行取出来投到暴利的股市楼市,存在银行利息太少了;二是那些企业老板一看贷款利息这么低,干脆贷款来炒股炒楼。这两笔资金注入日本股市楼市,泡沫被吹得更大。 从1987年到1989年,日本股票价格涨了94%,如果拿1989年的股价和更早的1984年相比,则是涨了368%。同时,日本城市土地价格涨了103%。日经指数的最高点纪录是1989年12月29日的38915点。 好,到此为止,美国人已经成功地引诱日本人把10元钱中的5元(甚至更多)投到了股市楼市,而股价楼价也被炒到了天价。到点了,美国热钱高位出货,获利出逃,大获全胜,满载而归。各位还得知道,美国人不仅仅从股市和楼市中把日本人10元钱中的一半以上圈走了,同时,由于日元升值,这些提前进来的美元还获得了外汇上的套利。这套利同样巨大,日元兑1美元从1985年的250日元升值到1987年的120日元,假如你1985年拿着1美元进入日本,兑换成250日元,拿着别动,等到1987年,你这250日元已经可以换到250÷120=2.08美元,你白赚了1.08美元,利润率超过100%。实际上,日元升值比例多少,你的利润率就是多少。当年到底有多少热钱流入日本,我想美国的投机资金肯定是倾巢而出,因为根据《广场协议》日元要不断升值,美元进入日本是明摆着可以稳赚不赔进行套利的。美元进来1万亿,日本的外汇储备就被套利挖走1万亿,因为日元升值了百分之百嘛,可怕啊。 前头说了,美国人不仅仅是从日本套利这么简单,它还要彻底消除日本对美国在经济层面的严峻威胁。怎么达到这个目的?从股市楼市以及外汇套利上圈走的日本财富已经相当可观,可以说足以把日本几十年来对外出口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掏掉一半了,但这还不够“致命”。美国还要来一招更狠的,“送佛送到西”。 因为你想啊,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积累起来的财富实在太多了,简直是天文数字,美国热钱引诱日本人吹起的股市楼市泡沫,即便在这些热钱撤走之后,他们的股市和楼市也未必会立马崩溃,因为日本人仍有大量接盘资金啊,简直是取之不尽。美国人要的是如同当年原子弹轰炸日本的效果,也要搞一个经济原子弹把日本经济轰到崩溃边缘,让它再也对美国构成不了任何威胁。这就需要把日本股市和楼市彻底整垮,捅破日本泡沫。 美国人的经济原子弹就是日经指数看跌期权,这名字听起来挺复杂,说起来也得费一番口舌。我简单地解释一下吧(参考郎教授),这东西其实就是美国人和日本人签的一种赌博协议,美国人赌日本股市跌,日本人赌股市涨,协议规定,美国每签一个协议就付给日本人10元(假设的数字,下同),无论美国输赢,这10元都归日本人。如果指数下跃,即美国赢了,比方说从100点跌到60点,日本人就赔给美国人40元,以此类推,指数跌得越多,日本人就要支付越多的钱给美国人。如果指数上涨呢?那就是日本赢了,他们不用赔钱给美国人,而得到了美国人的10元钱。合同会规定日经指数涨到一定点数就结束游戏,日本人拿到10元钱了结。否则指数一直涨,这游戏就没完没了啊。 日本人一看乐坏了,日本当时是全民炒股,股市怎么可能跌呢?美国人必输无疑啊,所以他们很爽快地和美国人签了协议。这是稳赚不赔啊,签一个合同就赚10元钱。日本人和美国人签了无数个这样的合同,当然每个合同都收到10元钱。 日本人就这样上了贼船,美国人既然敢和你赌,就有办法把你的股市打下来。你知道美国人多缺德吗?他们把这天文数字的协议拿到证券市场上去出售,由大名鼎鼎(或者说臭名昭著)的高盛公司来操作,它把这些协议首先转卖给了丹麦政府,有了丹麦政府的信誉背书,这些协议竟然在1990年2月在美国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你得知道,美国股市是全球化的,全世界的资金都在买美国的股票。日经指数看跌期权在美国上市的结果就是让全世界的资金都来打压日本的股市,直到把它打倒为止。 你只要把日经指数从100点打到50点,日本人就得赔给你50元,除去10元成本,你还净赚40。 所以,全世界开始齐心协力一起来打压日本股市,结果,日经指数的死期也就到了。从日经指数看跌期权挂牌上市那一刻起,日经指数就开始狂跌不止,日本股市暴跌70%,直接崩盘。而从日本股市崩盘开始,日本陷入长达20多年的衰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彻底走出萧条。而日本房地产市场也同样经历了连续14年的下跌,至今未复苏。日本经济对于美国的威胁彻底消除。 美国到底在这场经济战中从日本卷走了多少财富,日本到底损失了多少,《金融战败》一书作者吉川元忠(日),在书中表示,1990年日本的金融战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相当。 到此为止,美国在亚洲养4头猪的故事就讲完了,末了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关于郎教授的小问题。那就是,郎教授在讲述这4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危机的时候,讲到美国不仅要从这些地方捞钱,而且还要费尽心机去搞垮它们的金融和经济。比如,他在讲到越南和泰国的时候,描述了美国如何处心积虑地引诱这些地方的政府提高利率,从而导致股市崩溃。我前面说过了,这正是郎教授没有逻辑的地方,美国不就是为了圈钱吗?用郎教授自己的话说,就是从股市和楼市上把这些地方多年来积累的10元钱财富拿到5元钱,那就拿钱得了,为何还要额外去击垮它们的经济呢?当然,美国热钱进来把越南股市拉到高位,然后集中抛盘套利走人,本身也有可能引发越南的股市崩溃,但是郎教授还描述了美国还有额外的一招,不仅要圈钱走人,还通过一系列操纵使得越南政府大幅提升利率,从而使得越南股市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美国为什么要多此一举?第一种可能是郎教授描述的根本不是事实,美国压根没有额外刻意打击它们的经济,而仅仅是从这些地方圈钱而已;第二种可能是,郎教授说的与事实符合,而一旦这是事实的话,则在郎教授自身的思路、在他的书里面是压根找不到合理的解释的,因为郎教授说了美国这些行动就是为了圈钱,那么美国压根没必要在圈钱的同时额外损毁它们的经济。 解释不通,这就让人怀疑郎教授的理论有什么欠缺,确切地说,我们可以怀疑郎教授并没有认识到美国的真面目,他只看到了某种表象和局部。或许,美国人在亚洲养的根本不是猪,而是别的什么。美国到底是把泰国、越南、日本、中国香港乃至中国内地当作什么来养的?我们到第二章来一起探究。 中国会不会遭遇危机 阅读提示: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日本还有一个最为关键的相似点,那就是我们的制造业出口面临和日本当年一样的困局,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导致出口愈发艰难,制造业成片倒闭。用郎教授的话说,营商环境开始急剧恶化,在实业中无路可走的制造业资金最终流向楼市和股市,和国际热钱一起来吹起股市和楼市泡沫。种种迹象表明,今天的中国很可能和日本遭遇同样的危机。 不过,即便美国人并不是把亚洲这几个经济体当作猪来养的,我可以告诉各位,那也是和猪有联系、类似的某种东西。我们不妨暂且还把它们当作是猪吧,也就是仍然按照郎教授的逻辑,美国就是把它们当作猪,一次性养大养肥了宰掉获利。那么,中国会不会也遭遇同样的危机呢? 很多人喜欢把今天的中国与1985年的日本相比,的确,这两者之间有太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本国币值上,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一样,都被欧美人联合起来逼迫升值,唯一不同的是,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和速度要比当年的日本小很多,从2005年开启升值以来,到今天人民币才升值了20%多,这差不多和日元开启升值之后三个月的结果一样,日元在《广场协议》签订三个月内就升值了25%,两年之后更是升值了100%。 既然都有升值预期,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一样,都有大量试图套利的国际热钱流入,其中很大部分流入了股市和楼市,催生股市和楼市泡沫。多数人认为,今天中国的楼市泡沫已经不亚于当年的日本。这意味着,美国也正在预谋把中国的楼市和股市当成提款机,等到时机成熟就提款,和当年对付日本一样。 尤其需要注意在房地产走势上,两者有惊人相似,2010年3月网上流传的一份众所周知的中国楼市崩溃时间表,虽不够严谨,但把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当年的日本作了很好对比: “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30年的经济飞涨后,日本楼市、股市相继崩盘,开始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淖。回顾日本1985年~1991年楼市的走势可以发现,大约经历了几个重要节点:1985年日元开始升值;1986年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1987年日本房价飙升3倍;1988年房价下降、地王拉升房价;1991年房价再次下降、楼市崩盘。 “而中国楼市2005年~2008年所经历的情况,与日本惊人的相似:从2005年人民币开始升值;2006年同样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2007年房价飙升;2008年房价下降、地王频出……因此预测2011年中国楼市也将像日本一样面临崩盘。” 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日本还有一个最为关键的相似点,那就是我们的制造业出口面临和日本当年一样的困局,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导致出口愈发艰难,制造业成片倒闭。用郎教授的话说,营商环境开始急剧恶化,在实业中无路可走的制造业资金最终流向楼市和股市,和国际热钱一起来吹起股市和楼市泡沫。 种种迹象表明,今天的中国很可能和日本遭遇同样的危机。 再计算一下时间,1945年到1985年,日本被养了40年,养肥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差不多,也养肥了。难道,今天的中国真要面临和当年日本一样被美国宰杀的命运? 未来会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但在经济高速发展了这么多年以后,中国确实需要提高警惕去应对未来世界的种种变局,应对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预谋。至于美国是不是正在准备着找机会把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的财富窃取掉,什么时候会下手,有没有能力动刀,则需要进一步讨论。“中美国”的真相要比民众的想象复杂得多,离奇得多。 前头说了,如果像郎教授那样认为美国在亚洲养的是猪,到点就宰杀,就会存在解释不通的地方,最后我们只能推断,美国养的其实不是猪。那到底是什么呢?且听我娓娓道来。 两种不同的美元 阅读提示:美元的性质在1970年代初发生了质变,之前的美元是有黄金作为保障、有美国的产能和财富为依托的真实的货币;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的美元,则彻底变质为国家信用货币,从本质上,美元就是可以任意印刷的纸,是一种不可兑现的忽悠。 要搞清楚美国养的是什么,首先就要搞清楚美国是什么,而要搞清楚美国是什么,就必须搞清楚美元。我主要和大家讨论取得国际货币霸权之后的美元,也就是从1945年开始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因为只有在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之后,它才成为连接美国与世界经济的纽带,才在我们的关注范围内。 同样是美元,同样是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以1973年为分界线,前后却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美元。1973年以前的美元,是真实地代表财富和价值的美元;1973年之后的美元,则是脱离了任何财富保证的废纸美元。 先来看前者,它大体上就是指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美元。 1944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44个国家政府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次年12月27日,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22国代表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签字,正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由此确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简言之就是美国的美元实行金块本位制,任何人只要拿着美元都可以在美国按照一定比率兑换黄金,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的货币不可以直接兑换黄金,你要想兑换黄金就必须先换成美元,然后去美国换黄金。这样一个折腾的过程,就叫做金汇兑本位制。 美国的金块本位制,说白了就是传统的金本位制,就是说这个国家的货币直接与黄金挂钩,它们的货币就是黄金的代金券,相对于黄金永不贬值,也不升值。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的金(块)本位制规定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之所以叫金块本位制,就是说你随时可以用美元按照规定的比率去美国银行换金块(金条)。 金本位制总共就三种,已经说了两种,还有一种是什么,是金币本位制,这种制度会把黄金铸造成金币直接发行,这是最原始的金本位制。早已被历史淘汰。这年头谁还铸造金币。 所以你明白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一种美国实行金块本位制,而其他国家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因为在这个体系中除了美国是金块本位制外,其他国家都是金汇兑本位制,所以一般把布雷顿森林体系叫做金汇兑本位制的货币体系,也有简称金本位制的。 你也可以看出,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两大支柱,第一是美元可以兑换黄金,第二是各国实行盯住汇率制,也就是各国死死盯住美元,基本上和美元实行固定汇率制,各国货币与美元汇率保持不变。为什么要这样做?很简单,美元与黄金固定比率,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比率,一传导,各国货币也相当于与黄金固定比率了。这就是保证了这个体系中所有国家的货币都与黄金固定交换比率,使得各国货币有坚强的靠山和保证,获得坚不可摧的货币信用。 1945年~1973年,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基本上就是黄金的化身,任何人手中的美元,只要愿意都可以随时去美国的央行按照固定的比例兑换黄金。 由于有黄金的制约,美元虽然已经取得了世界货币霸主的地位,但是仍然无法无限地印钱,因为这会导致世界各国的怀疑和对美元信心的崩溃,随之而来的是各国抛售美元,挤兑美国国库的黄金。 毋庸讳言,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很糟糕的体系,从它成立那一天起,它就注定要崩溃。确切地说,所有金本位的货币体系都是糟糕的体系,都是不合时宜、不适应经济发展时代潮流的体系,都注定会崩溃。为什么?很简单,现代社会需要大量印钞票,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经常要面临巨额财政刺字,数量极为有限的黄金储备压根就不够实施金本位。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动摇这个体系的根基。 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系仅仅维持了30年就彻底崩溃了,而在这短短30年中,就发生了四次比较大的美元危机。 第一次美元危机爆发于1960年10月。起因是朝鲜战争以来,美国一直处于国际收支逆差的境地,黄金储备由(价值)400亿美元骤降至170多亿美元,而美国短期外债高达210亿美元。这引发了各国对美元的信任危机,出现大规模的抛售美元,抢购黄金风潮。市场黄金价格高出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价的20%。危难中美国只好求助英、法、德等七国,建立起七国“黄金总库”,终于缓解了危机。 第二次美元危机爆发于1968年3月。由于类似的原因,美国黄金储备又骤降至了121亿美元,短期外债高达331亿美元,“金不抵债”。国际市场上再次掀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黄金总库”为了平抑金价,天量抛售黄金,导致自身巨亏近35亿美元,黄金总库被迫解散。最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取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承诺,取消允许任何人按照35美元1盎司的价格到美国自由兑换黄金,而只允许各国央行向美国兑换。到了这一步,实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离崩溃就不远了。 第三次美元危机爆发于1971年5月。由于越战巨额财政开支以及工业生产危机,美国短期外债高达553亿美元,国际逆差也达到220亿美元,黄金储备则降为110亿美元。欧洲市场爆发大规模抛弃美元、抢购黄金和西欧国家货币的狂潮。到了当年8月,美国政府宣布停止外国央行用美元到美国兑换黄金,美元对黄金贬值7.89%,布雷顿森林体系名存实亡。 第四次危机爆发于1973年,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彻底终结。自从1971年美国宣布停止兑换黄金以来,美元的信用降到冰点。到1973年初,欧洲市场几乎倾囊抛售掉最后1美元;2月初,美国政府再次宣布美元对黄金贬值10%,每盎司金价为42.22美元。美元信誉彻底崩溃,西方各国纷纷取消本国货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改行浮动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布雷顿森林体系这种金本位的体系最终悲剧收场,根源就在于黄金的数量压根就不足以为美元纸币提供足够的保证,黄金的数量是有限的,印钞机的开动是无限的,这两者的矛盾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被逼无奈”之下,美元终于进入了国家信用货币的时代,美元再也不需要用任何东西作抵押了,只需要凭着美国的国家信誉,就直接印刷美元。而印刷出的美元又可以发给美国人购买全世界的商品,说白了,自从这种美元时代开启之后,美国人可以不干活,就靠印刷美元去购物而维持富裕生活。 一句话,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之后的美元,是一种与之前的黄金美元性质完全相反的美元,它是毫无保证的货币,随着美国经济的日益空壳化,这些美元实际上成了不可兑现的纸钞,更确切地说是废纸。世界上任何国家赚取的美元,都再也不可能从美国换回等值的财富,因为,美国根本没有这么多东西可卖。要理解这一点,这其中有太多要细说的环节,下面接着讲。 美国的债务经济模式 阅读提示:表面上看,1973年之后的美国经济似乎是一种债务循环经济,世界其他国家不断地出口货物给美国,这些国家由此储备的美元中的大部分由于暂时用不着又转而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金融产品而回流到美国,美国的金融机构则继续把这些回流的美元借贷给美国百姓,美国百姓借到这些钱又继续从国外买产品,美元又流到这些国家,然后又同样地回流到美国,无限循环。 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在2004年有一个说法,他说美国经济从1973年以来是一种债务经济模式。所谓债务经济模式,就是说美国不再需要一般性实业企业,除了食品等一般消费品和一般性工业设备美国还自己生产外,其他商品都从国际市场进口(这意味着同时向世界源源不断地输出美元,出口国则建立起“外汇储备”),其他国家为了国际贸易结算顺利进行,也就是为了获得美元这种可以在国际上买东西的工具,不得不建立相当数量的美元储备;而一旦建立起美元储备后,由于其中经常有一部分是暂时用不着的美元,这些国家为了美元储备保值增值,又不得不去购买美国债券或其他所谓安全的美元资产。这样,出口国赚到的美元又回到了美国,为美国的债务经济模式“融资”,说白了就是这些钱又回到美国借给了美国百姓花销。如此循环往复,就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债务经济模式,美国人永远有花不完的钱(因为可以无止境地借钱)。 债务经济模式之所以可以永恒持续,就在于美国人花出去的钱总是回流到美国继续借给美国人花。美国百姓借到的钱花出去后,下一轮仍然回到美国继续借给他们。比如,中美之间的经济就是这么回事,中国长年累月拥有数以万亿计的用不着的美元,基本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新赚的美元都百分之百回流到了美国(购买美国国债),重新借给美国人花,然后循环往复。 各位可以注意到,这种循环游戏进行下去,实际上美国人是永远不需要还钱的,因为可以无限地借嘛。这种事实上不用还的借贷,本质上和直接印钱发给他们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是借贷消费会导致美国消费者个人银行账面上的欠债越来越多。但这没关系,就是个符号,压根就不需要偿还。 在循环往复这种债务经济中,只要美元霸权不倒,外国政府就永远需要美元储备,美国欠下的债务就永远不必归还。确切地说是只须付利息,而不必还本金。很多情况下其实利息也不必付,因为疯狂印钞导致的美元逐年微微通胀会自然蚕食掉利息率。 不是债务经济,而是印钱购物空壳经济 阅读提示:随着美元变质为毫无保证、不可兑现的废纸,美国经济也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印钱购物空壳经济。这才是美国经济的深层本质。从根本上说,由于各国都必须储存美元,美国只需要不断地印刷美元发到国民手中,美国人用这些美元进口外国货物就可以过上世界顶尖的好日子。从此,美国人可以不干活而衣食无忧。 美国当真就是债务经济模式吗?我告诉各位,永远不要相信美国人自己主动承认的事实,你以为阴险狡诈的美国人会主动揭发自己吗?不会的。 美国要真是债务经济模式倒好了,欠债要还钱的,还得有利息,借给美国人钱的国家也不会亏,没什么不好。只要你能还,我就借给你。这有什么呢?债务经济模式绝不是真相,美国经济的真相是印钱购物的空壳经济。这是我发明的一个专有名词,你只要理解了这个词,就能看到美国是多么无耻地利用美元霸权奴役着全世界,而中国是其中主要被奴役的对象之一。你会为美国奴役和剥削世界的高明方法叹为观止,这是亘古未有的。 美国印钱购物空壳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要从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说起。1973年该体系解体后,美元并没有丧失国际货币霸主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基于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在于美国成功地游说石油输出国组织把美元作为了国际石油贸易的唯一结算货币,美元与石油绑在了一起。这意味着,任何国家想要进口石油,就必须拥有美元,而你要获取美元,就必须出口商品到美国。 失去黄金限制的美元可以任意印刷,而与石油挂钩的美元又可长久地保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这就使得美国进入印钱购物的时代成为可能,美国人从此不必再干活,只需要夜以继日地印刷美元发到百姓手中,然后去全世界购买生活用品。世界各国为了获得美元,不得不大量出口商品给美国,即便明知道美元就是印刷出来的废纸,你也没办法,因为没有美元你没法购买石油啊。 既然只需要印刷美元就可以过上好日子,继续过富裕生活,那么美国人还需要干活吗?当然不需要,美国人再也不用生产产品。所以,从1973年到1990年的20年间,美国几乎把绝大多数的产品生产都赶出了国境,只保留了几个事关美国霸权地位的产业在本土生产:汽车、航空航天业、军事工业、金融服务业、娱乐业等。今天的美国,物质产品的产值只占美国GDP的10%~20%之间。 美国人不用干活了,可以通过美元霸权奴役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为他们干活,印刷美元发给民众去买就行了。美国是怎么把钱发到民众手中的呢?美国政府当然不能直接挨家挨户去发钱啊,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太鄙视其他国家的智商了。直接发钱,显然会引起别国质疑,从而会引发对美元的质疑,有可能引发美元危机。 那该怎么办呢?不要低估美国政府的智商,他们有妙法,美国是靠高工资的服务业把钱发到民众手中的。什么叫服务业呢?那就是今天我帮你开一下车门,你给我高额小费;明天你帮我搬家,我给你按分钟计费……总之,凡是用到人工的地方,就一定付给变态的高报酬。当然,服务的种类是五花八门的,我举的是日常生活中比较“低端”的例子,还有各种服务啊,比如家教、通下水道、心理咨询、私人律师、股票经纪和其他金融服务等,无论高端低端,共同的特点是不生产物质产品,还有高工资拿。钱首先发到为政府提供服务的人手中,这包括政府的公务员和庞大的为政府提供劳务的人和企业。然后,美国民众之间互相服务,再互相发高工资。 钱发下来了,下一步就是从中国购物来满足富足生活。这就是简单概括的美国印钱购物空壳经济。 现实中的美国印钱购物“经济模式”的形成要复杂得多。我们来看看这种经济模式的形成过程和运行过程。美国印钱购物经济模式的形成有一个前提条件和三个诱发因素。前提条件前面已经说了,就是美元与黄金脱钩而与石油挂钩,美元成为纯粹的国家信用货币,同时美元世界货币霸主地位不倒,任何国家都必须储存美元外汇(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买到石油等物资)。下面说说这三个诱发因素。 第一,美国的工会制度。各位知道美国工会的外号是什么吗?吸血鬼,工会吸血鬼。美国工会就像吸血鬼一样附在每一个企业、机构和政府身上,你只要雇人,就要面对强大的工会。他们将为工人的工资福利血战到底,工人的待遇只许升,不许降。这一点导致两个后果,一方面美国企业在绝大部分工业品的生产上都将处于劣势,高成本下它们一定竞争不过外国同类企业,这些产业将不断地倒闭和迁到国外,到最后美国经济空壳化;既然生产产品在美国不行,美国政府开始引导绝大多数人从事“服务业”,而每一个从事服务业的美国人都拿着高得不得了的工资和报酬。一句话,工会制度保障了美国人的高收入,使得美元可以高效率地发到美国人手中。在美国只要是个人,随便找一个工作,年薪也有3万美元左右,折算成人民币就是20万元左右,相当于中国第一层次的高收入群体。 第二,发达的信贷消费。如果靠自己的职业(主要是服务业)获得的高收入仍然不足以满足美国人的消费需求的话,美国还有发达的信贷消费弥补。你没钱,那政府和银行为你想办法,借给你。美国自从19世纪50年代缝纫机行业开始大规模推行分期付款,从此信贷消费扩散到所有行业,所有东西都可以按揭。时至今日,每一个美国人都有好多张信用卡,鸡毛蒜皮的商品也要“贷款”买(刷信用卡)。 第三,喜欢玩赤字财政的美国政府。美国政府的作用就是为美国人的印钱购物融资,除了印钱“发给”百姓之外,美国政府还负责借钱,在全球发放美国国债,比如中国就买了近万亿美元美国国债,这些钱,都回到了美国,借给了美国百姓花。 我们再来更为细致地看看美国印钱购物空壳经济的整个运行过程。第一步是要使得政府印刷的货币发到美国百姓手中。这好办,首先美国政府部门的所有人员都拿着高工资,政府拿什么发工资给他们,是税收吗?税收是一部分,但别忘了美国政府已经保持了几十年的高额赤字财政,所以更多的是印出来的钱。其次,美国政府向私人部门购买商品和劳务,比如搞一些大规模的基建工程、政府日常活动的服务人员、公共设施的维护等等,都需要雇用大量劳动力以及购买大量市场上的商品。由于美国工会的强大力量,你雇人就必须支付高额工资,所以,钱源源不断地大规模地从政府流向私人部门。此外,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做得非常好,这也是发钱的一大捷径。 这样,政府印刷的货币就高效率地发到了居民手中。居民拿着这些钱呢,一方面是购物;一方面相互之间“服务”,今天我为你开开车门,你给我100美元小费;明天我为你修修下水道,你给我500美元;后天我帮你搬搬家,你给我800美元。不过,这些“服务业”只是让金钱在不同的人手中流动,这些钱最终大部分还是要购买物质产品,美国自己已经没有大部分物质产品了,所以绝大部分就是购买进口产品,其中的大头就是“中国制造”。当美国人钱不够花的时候,美国政府和银行还想办法为他们融资,为他们提供取之不尽的信贷资金。 所以,印钱购物的整个流程就是,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重点是支付给政府雇佣人员的报酬),把钱发到了民众手中,同时通过信贷加以补充,使得美国人手中有花不完的钱,他们拿着这些钱疯狂购买中国商品,过着富足的生活。 事实上,通过服务业和极高的劳动报酬保证美国人高收入是一种掩人耳目的做法,表面上这是美国人赚到的钱,其实呢,是白白得到的钱。因为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工会是一种垄断组织,他搞定的工资压根不是市场工资,而是远远高于市场工资。如同吸血鬼般厉害的美国工会,为美国的劳动者争取到的是变态的高收入。一句话,服务业的高工资和直接发钱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美国这样高的人工成本,放到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家都要丧失90%的竞争力,国家将崩溃,因为你无论生产什么你都竞争不过别国。但是,这个情况发生在美国,却使得美国人保持了世界第一流的富足生活,这是怎么回事? 很简单,之所以美国如此高的人工成本还能富足,谜底就是美元霸权。有了美元霸权,美国人压根不需要什么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就是不要这90%的产品又如何,把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产业90%都赶出美国去,那又如何?美国只要有服务业就够了,通过服务业让美元到达百姓手中,百姓就可以拿着美元购买全世界的商品,衣食无忧也。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格林斯潘所谓的债务经济模式。债务经济模式这个词显然没有全面和准确地描述美国经济的真相,借贷消费只是美国人购买外国产品的一种方式,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前面说到的直接印钱购物,美国政府直接印钱通过高工资发到美国民众手中,这才是美国经济的根基。债务经济模式只是美国印钱购物经济的补充,或者如果你把不需要偿还的债务也看成是印钱的一种的话,债务经济模式就是美国印钱购物经济模式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我只是说理论上美国人可以永不偿还债务,并且事实上他们也可以这样做到,但是并不排除美国政府主动去捅破这种泡沫,比如美国出于对本国经济彻底虚脱的担忧,主动捅破了泡沫,掀起了次贷危机(这点在本章第六节会细谈)。 日本和中国一样是冤大头 阅读提示: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是美国印钱购物阴谋的受害者,从受害程度上说,仅次于中国,甚至于,日本被美国通过印钱购物忽悠的财富的数量比中国还多。 美国印钱购物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依靠金融霸权奴役和剥削别国,美国人不劳而获,通过印刷美元白白得到产品,那些为了获取美元储备而出口产品给美国的国家的劳动者,就是美国人的苦力。 美国要运转印钱购物空壳经济,就必须物色“受害者”,寻找合适的被剥削对象。世界范围内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被选中。当然,事实上只要是和美国发生贸易的国家,都是受害者。但是,在“祸害”大量这些国家的同时,美国会物色少数几个(有时候就是一个)主要的受害者,集中剥削和奴役他们,也就是说印刷的钱主要从这几个国家购物。 很不幸地,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成为美国的首选,而日本是第一个重量级受害者,是第一个冤大头,1973年至1990年的日本比之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被美国剥削的程度丝毫不“逊色”。为什么要截止到1990年呢?因为前面说了,这个时候日本已经被美国整垮了,到现在都还没复苏,而从1990年开始,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主要受害者,日本退居二线。 这时期的日本虽然仍然受到美国印钱购物剥削,但是它作为美国的小弟,也跟在美国屁股后面从中国获得了天大的好处。 需要注意,尽管从数据上看,日美贸易从1990年以后依然非常巨大,直到2003年日美贸易额仍然超过中日贸易额(2004年日本对华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了22兆2005亿日元,这是二战以后日本对华贸易首次超过了日美贸易额)。但是各位一定要知道,1990年之后的日美贸易和1990年之前的日美贸易有本质的区别。什么区别呢?那就是1990年之后的日本的经济也开始空壳化!1990年之后日本也开始把大量的物质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了中国内地,他们本土只保留了品牌的壳子,日本品牌从汽车到家电到数码产品等等,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他们把这些产品贴牌卖给美国人,计入日美贸易。 虽然这时的日美贸易仍然是美国印钱购物下的贸易,但是日本卖给美国的产品实际上不是日本人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是中国人的劳动成果,从根源上讲,日美贸易剥削的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中国人。从这个角度看,你可以看成是日美联合剥削中国,这也就是日本作为美国小弟的含义。中国才是最大的冤大头。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0年之后是美国印钱购物国际剥削的主要受害者。你或许要说了,中国的美元外汇应该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宽裕了,之前一直是不够用的,那之前的中美贸易应该是对中国有利的。要是不靠中美贸易积累起美元,中国想要到国外买商品、设备、能源都办不到,国家何从发展?是的,事实是如此,的确对中国有利,并且是巨大的利处。 但这丝毫不能说明美国就不是印钱购物的剥削者,1973年之后的美元就是印出来的,美国国内压根没有足够的财富基础作为保证,你不可能去美国兑现美元(把美元兑换成其他真实的财富),空壳化的美国压根就没有这么多财富可兑现。给中国带来巨大好处与美国的国际剥削之间并不矛盾,并不能掩盖美国是靠印钱白白得到了中国的产品,而它能达成这样的剥削,是基于美元的国际货币霸权地位。你只要想一下,假如国际货币不是美元,而是超主权的货币,由国际组织负责发行。中国出口货物给美国,美国就得用这种货币来支付给我们,而由于美国是无权印刷这种货币的,那美国就无法实现印钱购物的国际剥削了。反过来说,只要这国际货币是美国可以印刷的,它就可以实施这样的剥削。 我们到底出口了多少货物给美国,到底被剥削了多少?你看看我们的外汇储备就知道了。外汇储备是历年中外贸易顺差积累下来的,而中国的主要顺差就来自于欧盟和美国,而其中中美之间的顺差又是大头。中日之间基本上是平衡的(经常出现一定量的逆差)所以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主要就是美国印钱购物形成的,这就是美国对中国30年剥削的结果。 再看看具体的数据则更加触目惊心,比如2007年中美贸易总额,3020.6716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2326.7655亿美元,进口则只有693.9061亿美元,2008年的这三个数据分别是:3337.4348、2523.8355、813.5993(单位:亿美元)。 美国对华出口几乎只相当于它对华进口的零头,而各位不要忘了,美国出口给中国的产品都是些虚的或者价值极高的产品,主要是娱乐产品(电影)、高技术产品(航空航天)、虚拟品牌产品(比如加盟麦当劳)、技术专利等等。这些产品的出口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剥削。其真实价值要远远小于它实际出售的价格,很多产品是运用了消费宗教的手法维持了高价格,其他一些产品是忽悠,那些技术性产品则是依靠垄断地位收取超额回报。这些分析详见第三章,这些东西与印钱购物一起,构成了美国新帝国主义的全貌。 美国养的到底是什么 阅读提示:实际上,美国养的并不是猪。猪养大了是一次性宰杀的,宰杀之后就没有第二次从这头猪上获利的机会了。而美国养肥了一个国家,宰杀了一次之后,稍待时日,以后还可以继续宰杀,可以无数次的获利。更为关键的,美国主要的获利并不是在宰杀的过程,而是在“养”的过程,在养的过程中,美国已经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宰杀的环节只不过是顺便多捞点。 现在我们对美国的战略逐渐明朗了,它就是需要不同的国家轮番成为它印钱购物的洗劫对象,要保证任何时点上都有足够的海外产能是为了美国人而运转的。 美国开启印钱购物空壳经济到今天才不到40年,很不幸地,这40年里美国人的洗劫对象就圈定在我们周围,到目前为止,美国人还没有洗劫过世界其他地区。这主要是东亚黄种人的特殊优秀品质和相对优越安定的制度环境特别适合为美国人生产产品,这里的人勤劳、聪明,加班加点为美国人干活,很称职。 此时此刻,中国是最主要的角色,是美国的主要“洗劫”对象,并且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至少20年内),“中美国”是不会解体的,还看不到任何其他国家可以取代中国为美国人干活的迹象,印度还差得很远,越南太小。说实话,美国很难再物色到比中国更适合的国家,将来如果“中美国”解体,也一定是迫不得已,美国是舍不得的,一定是中国不干了。 在明白了印钱购物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之后,你就会明白郎教授金融宰杀理论到底谬误在何处了。金融宰杀也就是养猪,养猪的收益方式是怎样的呢?那就是经历一个养猪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没有收益的,直到养肥之后宰杀掉,你才得到一次性的收益。 那么,日本、中国以及东亚各国对于美国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美国从这些地区获益的主要部分是在养的过程,是在这些国家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印钱购物奴役这些国家的劳动者,通过印钱购买它们的天量财富,到了养肥的那个时刻宰杀所得的利益,与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印钱购物红利”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 所以,如果你要说美国是在养猪,那么它养的绝不是肉猪,而是母猪,在养的过程中就让母猪生孩子,得到收益,到最后母猪老了,生育能力消失了,再把猪宰掉,充当肉猪的肉浑水摸鱼到市场上出售,一次性得到一点肉钱。这点肉钱与养母猪的过程中生孩子获得的收益相比显然小太多了,主要收益是在养的过程中,而非杀猪之时。 不过,如果思考再严谨一点,就会发现养母猪的比喻也不恰当,因为母猪终有一天会绝育,完全失去价值(生孩子),只能宰掉卖肉,从此这世界上就没有这猪了。而美国的受害者们则不是这样,这些国家即便在被美国宰杀之后,还将继续存在,在经济和股市崩盘之后,它们又会慢慢地恢复,经济再次增长,会再次被养肥,还可以再次被美国宰杀,当然更重要的是增长的过程中再一次被美国全程印钱购物剥削。 到底用什么比喻美国与这些国家的这种经济关系才恰当呢?可以比作养蛋鸡吗?这和养猪一样,最终鸡也会不能生蛋,得宰掉,世界上从此也没了这只鸡。 这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必须找到一个恰当的比喻,只有这样才能形象地把美国的经济战略讲清楚,让大家百分之百听明白。思来想去,终于有一天突然想起南方农村中的一种植物,确切地说,和猪有关系,它是用来喂猪的,不妨就叫做猪菜吧。 这种菜农民种在地里,它就像一颗很小很矮的树苗,“树干”长出菜叶,农民每天都可以摘一次拿去喂猪,第二天又会重新长出来,如此循环往复;但是,摘到一定次数的时候,这个树干就会老化,长菜叶子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下降,这时候,你只要把树干齐地面砍掉,它竟然很快又会长出新的树干!然后继续生长数量和质量都很可观的菜叶子,就和第一次的时候一样。每次砍掉的树干呢,还可以累积起来晒干了当柴烧。 你看,这和美国的印钱购物多么相似。农民种这菜,主要是过程中获益,日复一日地收获新长出的菜叶,这就好比美国与某国结了对子之后年复一年地从该国进口货物,得到利益;然后,菜叶收到一定时候,就需要把树干砍掉,让它重新长出树干来,继续获得好菜叶。这就好比美国对待它的受害者,等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美国就要狙击它,把该国财富砍掉一半,打回原形,然后让这些国家继续发展,美国继续剥削。农民砍掉树干得到的收益就好比美国在一次性狙击某国时候获得的收益,这收益与过程中的收益比起来是小的。 还有个关键问题需要解释,美国为什么非得宰杀这些国家呢,难道不可以一直让这些国家发展下去,美国一直就这样剥削他们?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些国家如果这样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也成了“美国”了,怎么还会让美国继续剥削呢?你想,越南以每年8%发展50年,那不是赶上美国了吗? 日本就是美国最大的“败笔”,当然这可能是由于美国第一次“搞对象”(印钱购物的对象),经验不足所致。日本的发展差点就成了第二个美国啊,你看日元也国际化了,日本的经济也空壳化(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技术专利和品牌、娱乐业直逼美国高度,钱多得花不完,差点没把半个美国买下。直到火烧眉毛的时候,美国才恍然大悟,必须宰杀日本,1985年动刀子,5年之内拿下。不过,这已经晚了,日本再也不可能继续做美国印钱购物的主要对象了,因为日本自己已经有实力去剥削别国,自己都已经进化成了国际剥削者。 好在,没了日本还有东亚其他国家,有亚洲四小龙。更为幸运地,还有了改革开放的中国这个后起之秀,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主要对象,这对一结就是30年,到今天也没有分手的迹象。 美国收拾中国:还没到点 阅读提示:郎教授基于“养猪理论”而认为美国就要宰杀中国了,而我基于我的“猪菜理论”则可以告诉各位,美国收拾中国还没到点。因为中国还不够强大,还不到像当年日本那样威胁美国的地步,中国的产业只有量、没有质,中国没有一项拿得出手的科技创新、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品牌。所以美国的判断就是:继续印钱购物剥削中国,直到中国真正有强大的苗头的时候,美国才会出手毁灭中国经济。 虽然我断定美国不可能终结“中美国”,但是次贷危机以来却有种种假象足以迷惑人们,令人作出错误的判断。 2008年开始的美国,有点让人看不懂了。本来嘛,既然印钱购物和债务经济模式是可以永恒持续的,泡沫就是比天大,只要不捅破,也可以维持。为什么这样说?很简单,世界范围内都是产能过剩嘛,美国人只要印钱,就总是能从世界范围内买到东西,像中国这样的还要求着美国佬来买呢。所以,美国政府为什么这样傻呢,美国人即使每个人都欠了100万美元,这毫无关系啊,你继续发钱、借钱给他们就行了,让他们继续维持富足生活。哪怕最后欠了一个亿,也无关紧要啊,压根不用还。只须不断地发钱借钱给他们,他们就永远可以在世界上购物。什么次贷危机那点债务,算得了什么啊。 美国政府偏偏就干了“蠢事”。伯南克接任美联储主席之后,大幅提高美元利率,并且上涨速度越来越快。到了2007年,对美国印钱购物经济真相了如指掌的格林斯潘再也看不下去了,在伯南克最后一次加息之前不断地提醒他,哥们别这样干了,你这样干美国经济会出大麻烦的。可惜的是,伯南克这哥们置若罔闻,一下子把利率提到了5.5%之高,这一狠招导致美国经济泡沫的破灭之势不可逆转。 提高利率为什么会刺破泡沫?很简单,美国人还不起这利息,旧债还不起,新债不敢再借,债务经济链条不就中断了吗?一中断,美国经济就露出了本来的空壳面目,“美国次贷分子们”还不上钱就导致次贷危机,而金融机构之间是环环相扣的,次贷危机拉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全美金融危机。 其实,美国压根不需要捅破这泡沫,伯南克看到美国百姓账户的欠账金额也没必要发慌,有什么好慌的呢?一则美国可以印钱直接帮百姓还上嘛,二则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的美元储备源源不断地提供给美国人,美国人可以持续不断地借到钱嘛。这两条都可以维持美国人的印钱购物空壳经济和债务经济。你伯南克好端端地为何要加息,紧缩银根,就是要害的美国百姓借不到钱,民不聊生。然后次贷危机还祸害全世界,美国是金融危机,你可知道中国因为没了美国人来买货物,其性质直接就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就是东西卖不出去,东西卖不出去就是工厂开不了工、工人失业)。 所以,伯南克着实可恨,不但害了美国人民和美国经济,还害了全世界,这哥们引爆了一场本来压根不需要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附带中国这样的国家的经济困难。 我继续观察,更加吃惊地发现,原来奥巴马和伯南克是穿一条裤子的,他俩简直是一唱一和。我们看看奥巴马的表现(表演): 2009年2月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会发表讲话,呼吁美国人放弃多年以来过度花费和缺乏约束的短期行为。 2009年4月16日,奥巴马在乔治城大学发表45分钟的演讲宣称,“我们必须为增长和繁荣打下新基石——这个基石将把我们从借贷和花钱的时代带向一个储蓄和投资的时代、增加对外出口的时代。” 2009年5月14日,他在新墨西哥州发表讲话宣称,“我们不能一直向中国借钱。我们必须为借贷付出利息,那就意味着我们在用我们子孙的未来作抵押,让他们还更多的债。”奥巴马说,美国债券的持有者最终会“厌倦”购买美国的债券,那就会导致从汽车贷款到房屋按揭贷款的一系列贷款利率的上升,“这会让我们的经济雪上加霜。” 2009年7月7日,奥巴马的传声筒、总统经济顾问说,“美国需要转变经济结构,以出口取代消费拉动经济。”2009年11月2日,奥巴马亲自重申这一观点,他说得更明白,“美国经济要从过去的以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转向出口推动型增长模式。”奥巴马在这天发表声明表示,“今后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这种增长将为广大中产阶级带来高工资和高生活水平。这种模式历史上曾经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模式。” 2009年11月25日,奥巴马再次呼吁美国人要改掉借贷挥霍的陋习,他说,“希望国人能从借贷花费的时代,变为储蓄与投资的时代。” 各位从奥巴马的这一系列表演中读到了什么?奥巴马说的这些话表达了很简单的一个意思:美国要终结印钱购物和债务经济的模式,而要重新恢复到自己生产产品、出口赚钱的经济模式。也就是从印钱购物的时代恢复到1970年以前的传统经济模式时代。 各位若真相信了这是奥巴马的真心话,甚至相信奥巴马正要把美国拉回到40年前的样子,那就很傻很天真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各位,奥巴马压根没想这么干,或者,即使他真想这么干,也无力回天,不可能把美国倒退回40年前的美国。 为什么美国不能回到40年前?很简单,美国的工会摆在那里,高工资无可改变,绝大多数产业都将毫无国际竞争优势,在绝大部分物质产品领域(这是指除高科技、航空航天、军事工业等尖端产业之外的产品)根本不是中国和日本的对手,美国唯一有竞争优势的是具有知识产权和技术垄断的行业,这些行业天下无敌可以漫天要价,再高的人工成本也能用高利润来弥补。你要问,为什么1970年以前美国的那些普通制造业在国际上有竞争优势,出口也很多呢?那是因为日本和中国没起来嘛!现在日本和中国都建立起了庞大而完备的制造业生产基地,美国就不是对手了。别说中国的人工成本如此之低你不是对手,就是日本同样是高工资,美国的汽车业也不是日本的对手啊,因为美国的汽车工业工会实在太厉害了,工人福利待遇要远远高于日本,成本就会使通用之类的美国汽车在日本面前落败。正在发生的事实不就是如此吗?美国本土的汽车制造亏损了几十年了,美国的汽车行业利润都是靠海外的分公司和生产基地的利润来弥补的,比如通用在中国的利润就很庞大,足以弥补美国本土母公司的亏损。 不仅仅人工成本这一个因素,还有,美国的那些产业的生产环节从1970年代开始已经全部消灭了,要么是搬到了国外,要么是直接倒闭消失了。要想让这些产业重新恢复,那就是要在美国重建这些生产基地和工厂,你搬出去花了20年(1970~1990),你重建也需要几十年,等你重建完了,花都谢了。再者,你重建这些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工,单单建设工厂所需要花费的劳工成本就够你头大,美国企业基本上负担不起这些成本啊。 所以,重建产业、重振出口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客观上不可能实现,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身边如此多经济学家顾问,不可能不了解这个真相,所以奥巴马不可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些言辞,也就是嘴上说说,忽悠美国百姓和世界人民而已,他说这些一则为了选票,他的竞选口号是改变嘛,既然要改变,就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吧,恢复到40年前,不说这些,奥巴马何以树立一种改变的形象,如何谋求连任?二则奥巴马这些言辞其实不全是说说而已,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其真实意图。 奥巴马为什么不全是说说而已呢?因为他的确有所行动,比如和伯南克一唱一和打击美国百姓的借贷消费、逼迫人民币升值以削弱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而提高美国产品竞争力、增加美国出口进而增加美国就业等。 奥巴马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其实说出来很简单,奥巴马是要让美国缓一缓,中场休息一下,不让印钱购物导致美国彻底虚脱死掉了。这就是说,奥巴马其实明知美国印钱购物经济的真相,也明知这种经济其实可以通过印钱发钱不断持续下去,而没必要去阻断它。但是,包括奥巴马和伯南克在内的美国精英们心里是暗暗发憷的,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美国经济很可能彻底成为空壳,到时候美国什么都生产不了,美国人什么都不会干了,只会金融投资和“互相服务”,只会我给你开开车门、你给我按按摩,这还了得,美国就要完蛋了。你想啊,万一国际社会突发变故,中国等国突然不卖东西给美国了,美国人就要全部冻死饿死;再比如发生极端情况——战争,不巧的是中国就是美国的敌对国,中国禁止出口所有产品给美国,美国也得死翘翘。 所以,奥巴马的真实意图,就是趁发生这次危机的这几年,让美国稍微恢复一些制造业,让美国人缓缓,让美国人重新从事一下物质产品的生产,不要让美国彻底虚脱了。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的两年时间,美国是在中场休息,可以断定,美国不会休息太久,美国百姓等不了那么久,美国也不需要休息那么久,5年的时间足矣,再过两三年,等美国恢复了元气,重新在世界面前树立起繁荣假象和骗取世界信任之后,它一定会重新恢复印钱购物和债务经济模式。美国不是傻子,既然可以不劳而获,怎么可能恢复40年前那种操劳的生活呢?百分之百不可能。 所以,可以下一个结论,美国收拾中国还没到点,现在还远未到像宰杀日本和泰国一样宰杀中国的时候。 到现在我可以告诉各位什么是当代新帝国主义的真相,印钱购物就是其主要真相,但这不是全部真相。下面我要更完整地谈当代新帝国主义是如何奴役和剥削全世界的,印钱购物主要是美国人干的,是美国的专利;而其他的掠夺方法则是欧美日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这些方式包括:在全世界收品牌费和专利费、金融狙击套利、娱乐业剥削和消费宗教等。 当代新帝国主义新在哪:从抢劫到忽悠 阅读提示:新帝国主义的核心并非郎教授所关注的金融战和商战阴谋,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真正的新帝国主义是美国的印钱购物空壳经济和虚拟产业的全球剥削。 如前所述,郎教授对新帝国主义的认识停留在了细枝末节,没有看清当代新帝国主义的真正面目和主要真相。但是有一点,郎教授发现了,那就是当代新帝国主义主要靠忽悠,而这一点,郎教授也只停留在了金融层面。事实上,新帝国主义的忽悠是全方位的,金融忽悠是他们掠夺全球的主要方式之一,但不是全部,还有很多其他重要方面。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各位,新旧帝国主义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靠忽悠,后者靠枪炮。当然,新帝国主义的忽悠也是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综合国力基础之上的,他们掌控着主要资源能源、高新技术、世界舆论,在此基础上进行忽悠,如果遇到聪明人要揭穿它们的忽悠,它们则会用旧帝国主义的办法大棒压上。 新旧帝国主义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共同点就在于它们都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国际剥削和掠夺,这样说有点抽象。说白了,它们的本质就是做寄生虫,不劳而获过富足生活,奴役别国人民为它们干活。 旧帝国主义达到国际剥削的目标很野蛮、很没技术含量。主要有三个方式: 第一靠抢,就像英国一样到处侵略别国,抢劫别国的产品、资源和财富。抢劫其实就是暴力剥削。把别人的劳动成果直接抢过来,去使用这些产品,那么你就可以不劳动了嘛。 第二靠直接奴役别国劳动者,这点我们很熟悉,帝国主义列强当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直接设立工厂,残酷剥削和压榨当地劳动者,包身工的故事各位都知道。 第三靠不平等贸易,这一点还算比较文明,这种剥削是这样的:列强们生产高技术、具有垄断性的工业产品来交换我们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学过或了解经济学的朋友都知道,农产品和原材料是接近于完全竞争性的产品,就是说这东西(世界范围内)市场上太多了,价格会被压到最低,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以及非洲落后国家都可以提供,这些国家之间互相“竞争”卖东西,价格当然被打下去;而工业品呢,怎么都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工业国就是欧美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它们就可以具有定价权,把价格定到能实现最大化的利润的水平。所以,这种剥削,本质上就是用垄断性的产品交换竞争性的产品形成的剥削。其背后的实质就是,前者付出很少的劳动,可以交换到后者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劳动。 新帝国主义的国际剥削和掠夺,则很先进、很隐蔽、很有技术含量。 其一是金融剥削,最有技术含量的就是前面说的美国印钱购物阴谋。你看人家美国印钱,通过服务业的高工资发到百姓手中,而服务业的产值可以计入GDP,给世界人民造成美国人在创造财富的假象,实际上他们什么财富也没创造,就是发钱。百姓们领到钱,就可以购买中国的各类产品,物质极大丰富。印钱购物,让美国人可以不劳而获,可以白白占有中国工人的劳动产品,这就是高水准的当代帝国主义国际剥削。 其二是品牌与专利剥削。一百年前,帝国主义列强用工业品交换落后国家农产品和原材料的剥削方式,已经过时。因为,这些那个时代的落后国家今天都已经逐步实现工业化了,它们也能生产几乎所有种类的工业品了。这时候,帝国主义国家也拿工业品和它们交换,就占不到便宜。那怎么办?当代新帝国主义国家灵机一动就想出一个妙招:品牌。新帝国主义国家这样忽悠我们:“你看啊,虽然咱们造的都是一样的工业品,尽管外观和质量都差不多,甚至你们的质量比我们的好,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产品和你们不一样哦,我们的是品牌产品,用起来倍有面子,所以我们的产品必须卖得比你们贵,而且要贵数倍才行。”我们一听,有道理啊,咱们的产品只能满足原始需求,人家的产品可是很时尚的,可以满足精神需求的哦,成交!你看看,新帝国主义就这样忽悠倒了我们,成功实现了高水平的国际剥削。这种剥削的实质是,它们一双鞋子可以交换我们10双,也就是它们的劳动可以换我们10倍以上的劳动,基本上和不劳而获无异。这还是品牌剥削的低级形式,现在这种形式有了更为登峰造极的变种。后面再谈。 至于专利剥削,当代新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技术垄断,每一项技术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没完没了地收取专利费,比如微软,你要用他们的软件你就得付专利费。这种剥削比抢劫效率高很多倍,只要垄断了技术,坐在家里收钱就行了。这是很无耻的,鼓励技术创新可以,不能没边,技术专利费不能永无止境地收下去,永无止境地收下去就一个结果:国际剥削,这帮人不用干活可以长期占有别国人民的巨量劳动成果。 其三是娱乐业,包括电影、电视剧、流行歌曲、动漫、迪斯尼乐园等等。这种剥削与专利剥削非常类似,一个专利可以在全球重复收取无数次的钱,而一部电影也同样可以无限复制,可以上映无数次,收无数次的票房。 其四是推广消费宗教。通过舆论引导,让全世界人民变成疯子,花一些不该花的钱,把消费当作一种精神信仰,而要满足这种信仰就必须去消费新帝国主义国家产品或者购买他们提供的服务。这一点比较晦涩,容后文解释。 所以,当代新帝国主义就是靠这四种剥削方式来维持本国人民的富足生活的,这四大忽悠方式,就是当代新帝国主义的共同特征,是它们的生命线。 新旧帝国主义的分界点在20世纪70年代 阅读提示:我把1970年代初作为新旧帝国主义的分界点,依据就在于,从这时开始,美国推动了印钱购物空壳经济和虚拟产业的剥削,新帝国主义的剥削就是杀人于无形,让你被剥削了还偷着乐。拿着废纸美元,送出去真金白银的财富和产品,还以为得了多大的利。 那么,新旧帝国主义的分界点在什么时间呢?我认为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 为什么不是在二战结束后?的确,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不久纷纷独立了,它们已经告别了殖民掠夺的旧帝国主义时代。然而,虽然告别了过去,却没迎来新时代。从1945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基本上是一个过渡期。 在这个过渡期内,新帝国主义的四大忽悠方式都没能产生和形成。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这个时期基本上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那么金融层面,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就无法实现印钱购物的金融忽悠,因为美元是和黄金挂钩的,不可能滥印,印多了人家就要怀疑美元的可靠性,就会拿美元储备来美国挤兑黄金。 第二,这个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基本相互隔绝,一方面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花费了美帝国主义的主要精力和力量,它们腾不出手来去琢磨如何搞新帝国主义剥削。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隔绝,帝国主义也无法在全球范围内物色足够数量的被剥削国。不像今天,基本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成为美国的四类忽悠剥削的对象。 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苏冷战开始趋向缓和,而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土崩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新帝国主义才开始萌芽。随后开始逐步发展成熟。可以粗略地划分一下新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 整个20世纪70年代是萌芽时期,这个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刚刚瓦解,而苏联方面的压力渐渐减少,美国开始腾出手来琢磨经济上的事,怎么在世界进行新的掠夺。由于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占了半个地球,美国只能在另半个地球上寻找剥削的对象。思来想去,非洲是不合适的,南美还凑合,最合适的还是日本。他们首先准备拿日本下手。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是靠印钱来买日本的产品,当日本人傻呵呵地为赚取美元储备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却不知道已经掉入了美国人的印钱购物阴谋。 1980年到1990年是美国新帝国主义的形成时期。这个时期,美国继续印钱购物,范围从日本扩大到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还有中国一道白白为美国人干活,为美国人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换回来废纸一般的美元储备。印钱购物在这个时期已经逐步成熟。同时,格林斯潘口中的债务经济模式也开始逐步形成,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赚取的美元,由于其中大部分都用不着,到头来只能购买美国国债回流到美国本土,美国人再用这些钱继续进口产品,如此循环。 除了印钱购物,美国的其他三大忽悠也开始伸出魔爪,美国的消费潮流、电影和流行音乐、品牌和专利都开始输入这些地区乃至全球,在全世界疯狂吸收美元。 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是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成熟期。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基本结束,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绝大部分都改旗易帜,融入全球经济,而硕果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朝鲜和古巴外,也纷纷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也融入了全球化浪潮。这就使得美国的国际剥削范围一下子可以扩展到了全球,从此美国不用担心吃了这顿没下顿,今天剥削完日本,明天可以搞亚洲四小龙,后天可以搞中美国,还有越南、印度乃至非洲国家。 正如前面所言,这个时期新帝国主义的主要剥削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我们中国。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日本仍然是美国的主要忽悠对象的话,1990年开始到现在的20多年间,中国则是当之无愧的新主角。 我们该怎么办,继续维系中美国吗?显然,既然我们已经认清了美国的阴谋和真相,我们所要做的是想办法去结束这悲剧,而不是让悲剧继续。在给出我的观点之前,有必要先来细致地看看当代新帝国主义的四大忽悠术。 当代新帝国主义真相之一:金融剥削 阅读提示:印钱购物是美国推行金融剥削的主要方式,此外也有很多其他辅助的方式,也每时每刻在全球席卷财富。 对于这一点,可以说我们前面已经说得够多、够详细了,金融剥削的主要方面就是印钱购物。其他方面的金融剥削还有什么呢?那就是郎教授所说的全部,郎教授在几本书里面谈到的美国金融阴谋,全都属于印钱购物之外的金融剥削。这就是我说郎教授只看到新帝国主义细枝末节而没有看到主要方面的原因之一。 这里主要说一下印钱购物之外的金融剥削方式。第一章中说的那些基本上都在此范围内,美国通过金融战获得的一次性暴利,就是这种金融剥削。当然正如第二章所述,这些都只是小头,印钱购物才是大头。 第一,忽悠别国购买美国的金融产品。我告诉各位,今天美国的金融产品,已经没有好坏之分,全都是虚的,全都是庞氏骗局,它就是靠全世界的资金不断去接盘才具有了表面的价格和“稳定”价值表现。美国已经是一个空壳经济,它生产的真正的财富已经占不到GDP的20%,根本就没有支撑这么庞大的金融产品的现实财富基础。而庞氏骗局是一定要破产的,以美国之大,则可以让这样的庞氏骗局维持得相当持久。因为它面对的是全世界的傻瓜市场,美国的金融庞氏骗局基本上都可以维持几十年,但终究还是破灭,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就是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庞氏骗局的破灭。 中国也是世界上陷入美国金融庞氏骗局的众多傻子之一,就拿次贷危机来说,中国到底买了多少次贷?有人说中国买得很少,事实是怎么样的还真难以考证。不过,2008年7月14日,有报道称,美国最大的两家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贷美和房利美可能会宣布破产,而中国用外汇储备购买的这两家公司的约3760亿美元的债券14日公开市场没有买家出价。中国外汇储备中约有1万亿美元的美国证券,其中包括2000亿~3000亿美元的ABS债券,如果再加上这次两家房贷公司的3760亿美元公司债,外汇储备有至少超过5000亿美元的次级债,占到了中国购买的美国证券总值的一半。 第二,给别国挖金融陷阱,席卷财富。在这一方面,郎咸平有一些比较精妙的分析,当然很多是他的揣测,并不是全都站得住脚。美国金融到底有没有阴谋,肯定是有的;它们有没有到处挖金融陷阱让中国往下跳,我想肯定也是有的。我只想举一些事实和数据: 1、2007年5月,中投公司斥资约30亿美元以29.605美元/股的价格购买黑石近10%的股票。随后,黑石集团股价连续下跌导致中投公司投资大幅缩水。2007年年底,就在人们以为中投公司应该“学聪明的时候”,中投公司购买了摩根士丹利56亿美元面值的到期强制转股债券,占摩根士丹利当时股本的约9.86%。随后,这笔投资因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大幅缩水。 2、中国平安2007年年底和2008年年初在二级市场购入约1.13亿股富通集团股票,2008年6月26日又参加闪电配售增持750万股,共计持有1.21亿股,合计成本为人民币238.38亿元。由于比利时富通集团爆发财务危机导致股价暴挫,手持富通股票的中国平安投资浮亏超过157亿元。 3、2007年9月中旬,中国首个股票型QDII南方基金全球精选火爆发行,当天被抢购一空,此后华夏、嘉实和上投摩根分别发行的QDII均受到内地投资者的追捧。然而,受美国次贷危机冲击和美国经济降温等因素的冲击,一年后的QDII却出现巨额亏损,其中净值最低的上投摩根亚太优势单位净值已跌至0.52元,全国已发行的九只QDII基金均全线亏损,仅前四只先发行的基金QDII持有人亏损幅度就高达700亿元。而银行系QDII也出现逾95%亏损。基金QDII产品近期也随着全球股市的暴跌,而连续大幅下挫,10月8日新净值更是在前期大跌的基础上再遭重创。 华夏全球当日净值为0.531元,跌幅达6.68%;上投亚太优势净值为0.411元,跌幅达7.22%;嘉实海外净值为0.428元,下挫7.56%。此外,工银瑞信净值也由10月6日的0.636元骤降至10月9日的0.586元。0.411元已经与最低的A股基金份额净值接近。全球的金融海啸让基金QDII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根据最新的国内基金QDII净值显示,上投亚太优势、嘉实海外基金已经跌破0.5元,南方全球也已跌破0.6元,其余后“出海”的QDII基金面值也全都徘徊在1元以下。长假过后,国内基金QDII净值变化尤其明显,上投亚太优势、南方全球、工银全球的跌幅均超过10%以上,创出新低,其余产品也是大幅下跌超过5%以上。 以上三个例子,就是中国海外投资三大败笔。败是必然的,因为这些本身就是美国人挖的坑让你跳。当初美国金融风暴席卷全球,陷入危机的那些金融公司、投行和商业银行都在寻找买家,中国当时高达1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成了它们主要忽悠对象。 第三,通过别国的金融漏洞进行投机炒作而套利。各位都知道,美国资本运作大师、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是学哲学出身,他从他的老师那里学到一条伟大的智慧:任何事物都存在漏洞。他投身金融领域,就是用漏洞哲学来指导,专门寻找某个国家的金融漏洞,进而去攻击,为了盈利,不惜毁掉这个国家的金融和经济(比如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搞垮泰国)。美国金融投机家们也在利用中国的金融漏洞投机炒作,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1997年10月,国际炒家首次冲击中国香港市场,造成中国香港银行同业拆息率一度狂升至300%,恒生指数和期货指数下泻1000多点,大获而归。当时10月风暴过后,又多次小规模狙击港元,利用汇率、股市和期市之间的互动规律大肆投机,将中国香港戏称为他们的“超级提款机”。据统计,这些折腾导致当时的港人财富蒸发高达2.2万亿港元之巨。 美国金融投机家们在中国投机主要是大规模热钱介入中国股市和楼市等,利用这些领域的制度和监管漏洞套利。国际热钱有多大能力在中国投机盈利?我觉得郎教授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他说国际热钱有三个“不可想象”,“第一,它外汇操作手法之复杂是你不可想象的……1400多亿美元怎么流进中国来,我们到现在不知道,因为这个操作太复杂,怎么进来的我们都搞不清楚。第二,它动用资金能力之庞大是你不可想象的。它能够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挤跨英格兰中央银行。你会是对手吗?第三,最重要的一点,国际炒家跟各国政府关系之暧昧是你所不可想象的。” 2007年下半年之前,由于中国持续的大牛市,美国热钱主要投机中国的股市,例如,仅仅在2007年上半年就有高达千亿美元的国际热钱涌入大陆,这些钱最终大部分流入股市,股市大起大落之后,他们卷走的财富是你不可想象的。200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股市几乎崩溃,外资大赚一笔后撤出。2007年之后,国际热钱(主要是美国)则进攻中国楼市,2009年是中国楼市的大牛市,这一年国际热钱大规模围堵中国楼市,例如,2009年3月到9月之间,中国无法解释的外汇储备增量分别为149亿美元、362亿美元、610亿美元、250亿美元、271亿美元、130亿美元和418亿美元,七个月合计达到2190亿美元。伴随着这些热钱流入,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纷纷取消房地产投资的“限外令”,炒房客中出现了相当规模的中国香港和老外炒房团,甚至于一些外资与内地房地产大企业结盟,以项目合作、股权融资等支撑内地房企四处创造地王纪录。众多国内经济观察家在2009年6月就指出,进入内地的2000亿美元热钱相当部分已经进入内地楼市。 第四,为中国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收取巨额服务费,比如美国的大投行帮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就这个还算靠谱点,基本上属于金融最初的功能范畴,虽然收费高点,中国企业怎么说还是得到了服务的。 最后,我还想对美国印钱购物阴谋进行一点补充说明。在以往,我曾经一直认为美国的印钱购物经济模式其实不是美国政府有意策划的,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你想啊,由于美国的工会制度以及民主选举制度,必然压着美国必须高工资高福利,这就确保了无论如何都会保障美国人的高收入,而高工资高福利自然而然又会使得美国的制造业失去竞争力,大部分物质产品生产都会被迫关闭。而美国人有高收入就会饱暖思淫欲,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从而带来服务业的繁荣,最终服务业占到了GDP的80%,美国人从此就相互之间“服务”,或者为政府“服务”,拿到高工资。美国人拿到这些钱,如果美国是封闭的,那美国人会全部饿死(至少是过着清贫生活),因为美国本土压根就没有生活所需的商品啊,他们根本没有这些产业了。但是别急,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国人可以用这些钱购买外国产品嘛,美国人非但没有饿死,反而成为世界上过得最富足的人群。 在我出版的《中国超过美国还要多少年》中,我也是如此认为的。然而,这段时间在更细致地考察了1970年以来的美联储主席的言行之后,我越来越怀疑,印钱购物经济实乃美国政府主动实施的战略,至少是美联储主席有意为之的。 如果是美国政府有意为之,可以肯定的是这是美国少数政治精英的秘密,不是说美国是少数精英统治着一群笨蛋吗?美国的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这个秘密的。 值得庆幸的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外国人已经在参透美国的阴谋。你想想前面说到的20世纪70年代的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的所作所为,他实乃故意放松美元的管制,故意加足马力开动印钞机。 再看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的言行,此人在2005年4月8日美联储第四届年度社区事务研究会议上,大加赞赏美国次级按揭贷款从1990年初的1%增长到2005年的10%,把这作为一件欢欣鼓舞的事情。显然,格林斯潘相当了解美国印钱购物经济的真相,只不过为了掩人耳目他不敢使用类似印钱购物的词汇,而是提出了债务经济模式这样的似是而非的概念。在格林斯潘看来,美国次贷的大规模增长无疑是一大“金融创新”,这将导致借贷消费大规模扩展的“经济奇迹”。次贷这种东西在格林斯潘眼里是作为印钱购物经济的有益补充的。 当然我们前面说的,格林斯潘的接任者、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捅破了债务经济泡沫,使得美国债务经济奇迹在美联储加息、楼市持续下滑中变成了海市蜃楼,由次贷危机揭开了一场祸害全球的金融危机。至于伯南克的所作所为是否表明此人实际上没有参透美国印钱购物经济的真相,因为不懂而做了错事呢?前面已经说了,这应该是美国因为害怕虚脱而有意为之的一计,用不了几年,美国一定会恢复轰轰烈烈的印钱购物和债务经济模式。 当代新帝国主义真相之二:品牌与专利 阅读提示:美国通过品牌与专利费在全球抓钱,不费吹灰之力,这钱来得太快了,就如同天上掉下来一样。 品牌已经是当代帝国主义剥削发展中国家的重型武器,通过品牌来剥削,其“效率”远远超过了旧帝国主义的战争掠夺。 一百年前,发达国家用工业品交换我们的农产品和原料,所以他们富裕;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也能生产工业品了,发达国家如何维持以往的“剪刀差”呢?用品牌。 所谓卖品牌,卖的是符号,值钱的也是符号。物资层面的工序成本都差不多,比如熟悉皮鞋行业生产的读者都知道,商场里售价上万元、几万元的皮鞋,其成本也就是几十元人民币。同理,售价上万元、十万元、数十万元的路易威登的小皮包,成本也高不到哪里去。现在的世界就是这么神奇,一样的“血”一样的“种”,一样的皮一样的包,贴个世界品牌的标签身价就百倍了。 发达国家拥有品牌,用同样的东西可以交换我们百倍的东西,这样的剥削你可曾在马克思那里读到过?没有。因为还没有人真正认识到这种残酷的剥削,这是种剥削率百分之一万的剥削,你学过的剥削,都是不超过百分之百的(以往的剥削是指资本家从工人创造的财富中拿走的比例,总会给工人留点,不会达到百分之百,不然工人饿死了,谁给他干活),所以品牌的剥削,是超乎你想象的剥削。美国的1个可以换我们100个,净赚了99个。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美国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品牌剥削发展到今天又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新阶段,那就是虚拟化的品牌经营。美国人最初是怎么搞出这种发明创造的呢?很简单,本文前面说了,品牌商品的“价值”不在于商品物质实体本身,而在于其符号,我都能看明白的问题,美国无比奸诈的资本家怎么会看不出来?既然如此,他们就想啊:干脆老子只经营“品牌符号”算了,没必要再辛辛苦苦去造产品,产品的生产就让那些穷国代劳吧,等他们生产好产品,我们低价收购过来,贴个标签,价格翻一百倍出售。 这就是虚拟化的世界品牌经营。美国的品牌总部只负责做广告和产品设计,在全球推广品牌符号,不断增加知名度和美誉度,而产品物质实体则全部由穷国(例如中国)代工。 这种虚拟化的品牌经营是美国哪个哥们最先发明的呢?是耐克的创办人P。耐克从20世纪70年代就完全不生产鞋子了,它全部的生产流程都交给了日本和西欧的厂商,20世纪80年代则进一步蔓延到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内地和印度,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也逐渐有了耐克的代工者。耐克总部都干些什么呢?就是品牌经营,做广告,比如请乔丹做代言;产品设计,比如1994年设计了“双重气垫系统”的运动鞋,1998年又推出了“全掌气垫鞋”。 举一例美国如何通过造鞋业剥削中国:美国的耐克鞋有30%左右都是中国东莞一家叫做裕元工业的台商企业生产的,假定1双耐克鞋最终售价1000元人民币,裕元工业顶多能拿到100元,中间商(运输、售卖)和品牌所有者(即耐克总公司)各拿450元。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把中国人生产的鞋子,贴上一个商标之后又卖给了中国人,赚到的钱又可以回过头来从中国进口5双同质量的鞋子。这就是说中国的裕元工业每为耐克生产1双鞋子(卖给中国人),最终还要再附送5双同等质量的鞋子给美国人穿。这样的空手套白狼的国家,物质能不极大丰富吗? 实际上,何止耐克是裕元工业生产的呢?中国人在内地购买的几乎所有国际知名运动服装(包括鞋子)品牌的运动鞋都是裕元工业生产的:耐克、锐步、阿迪达斯、彪马、新百伦、天木蓝等,裕元工业生产了全世界知名品牌运动鞋的17%,这个产量不但足够供应中国内地市场,还远销全球,这就是你在国外买的名牌鞋经常是“中国制造”的原因。这其中最知名的耐克是在裕元工业生产最多的,例如,2002年,耐克鞋全球的总产量的25%都是裕元工业贡献的。最后,别忘了,中国内地还不止一家为耐克之类的品牌代工的工厂,中国内地为耐克总共生产了多少,还无法统计,肯定远大于25%。 事实上,美国虚拟化经营的品牌远不止运动鞋,还包括了所有服装品牌,所有其他类别的品牌,例如汽车、电视机、冰箱、电脑等,只有那些不方便交给中国生产的,他们才会自己生产,比如涉及到保密的军事工业、高技术产品等。 美国通过虚拟化经营,让中国人白白为它干活还倒贴数倍的财富,多年来从中国攫取了数不清的财富。我们单拿汽车行业为例。 美国的汽车品牌不算是完全的虚拟化经营,但与虚拟化经营也差不多了,我们都知道,美国的福特、通用、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品牌在美国本土的生产是长期亏损经营的,全靠中国市场的巨额利润来弥补。美国的福特、通用、克莱斯勒都在中国内地有生产基地(与中国企业合资),中国汽车行业的利润大部分都是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公司拿走的。2008年,福特、丰田、本田、日产、现代等企业的外国母公司,在中国汽车市场获取的净利超过2000亿元,占整个中国汽车行业利润的60%左右。 我们以通用为例,说明美国汽车品牌在中国攫取的惊人财富。通用汽车在中国建立了8家合资企业和两家全资子公司,拥有员工超过20000人。通用汽车在中国进口、生产和销售别克、凯迪拉克、雪佛兰、欧宝、Saab萨博及五菱等品牌的系列产品,所提供的产品系列之丰富位居所有在华跨国汽车企业之首。2007年,通用汽车及其合资公司在国内的总销售量为1031974辆,同比增长了18.5%,连续第3年在华销量位居国际汽车制造商之首。2004年通用汽车在华利润达到4.37亿美元,2005年中国已经成为通用公司利润最高的市场,到了2007年,通用在中国的产量只占它全球总产量的4%,但是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占到了通用全球总利润的25%。 与品牌类似的是专利费剥削,它和品牌费一样,可以无限地收取,阿迪的商标你贴一次就得付一次钱,同样,美国的技术专利你用一次也得付一次钱。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专利费的无耻之处?先来看看一位美国学者自身的说法。 2004年在中国的武汉大学珞珈山上,美国有一位奇怪的著名大经济学家米歇尔·博俊(Michele Boldrin)发表了一个奇怪的言论,其言论概括而言包含以下三点: 1、知识产权保护是美国加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物。 2、知识产权保护阻碍全球经济增长。 3、美国经济起飞时就是“偷”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先进科技成果和科学知识,它没有资格在现在要求中国。 天下真有这等怪事,这位美国教授怎么不为美国说话,而为中国说话呢?在下感到有点得意的是,我与这位经济学大师有共同看法。很显然,博俊先生对于美国用知识产权牟取暴利感到义愤填膺,我同样声讨美国利用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对中国进行无耻的剥削,无止境地卷走中国劳动者创造的巨额财富。 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与品牌有共同之处(有时候它们也重叠在一起,有的品牌就是以技术专利为基础的,如微软),都是虚的,不用生产就能不断地收获暴利。它与一般的品牌的区别是,它一般是实用性的(比如微软的技术专利),不像一般的品牌那样仅仅是个符号、提供“精神享受”。技术专利和知识产权同时还可以无限“复制”(比如微软的正版软件),同一个东西卖无数次(这一点又和娱乐业产品比较类似),你每使用一次就得支付一次专利费给我。呜呼哀哉,世上还有比这更无耻的买卖吗?技术创新是值得鼓励,应该鼓励,但总得有个限度吧? 对于此问题,博俊这哥们比我还激进,他愤怒地讲出来: “国家授予创新者的独占权对自然生态或社会并无实质益处!” “19世纪和20世纪初,由于根本没有所谓全球性知识产权存在,在科技方面较为落后的美国对来自欧洲的先进技术也是采取模仿和改造的方法加以学习。” “一张唱片卖得这么贵是因为制作方和歌手都想牟取暴利。” “中国在和美国就技术进口谈判时,不要认为是自己在乞求对方降低价格,而要认为中国正在帮助美国缩短成本回收期。” “即使设置专利,其有效期也不应该太长。” “无数创新发明,都是在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涌现的。” “真正需要专利保护的应该是一些特殊的行业。” “企业界也一直在尝试各种毋须政府介入而自愿解决问题的方案。” “西方发达国家侵犯知识产权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不过我与这哥们还是有点区别,他是完全否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正面作用,专挑不好的说。我仅仅是反对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作为剥削手段而使用所体现的巨大的不正义,它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被奴役,为拥有这些专利的发达国家白白干活,为他们创造物质财富,并且这是无止境的。发达国家、美国不能无耻到这地步。 美国靠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剥削了中国和全世界多少财富呢?看看微软的情况。indows、Office和服务器部门是微软的主要盈利部门。微软已发布的去年的财报显示,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第二财度,微软indows与indows Live部门营收为69.04亿美元,上年同期为40.64亿美元;运营利润为53.94亿美元,上年同期为40.64亿美元。微软服务器和工具部门营收为38.44亿美元,上年同期为37.55亿美元;运营利润为14.91亿美元,上年同期为13.75亿美元。微软娱乐和设备部门营收为29.02亿美元,上年同期为32.56亿美元;运营利润为3.75亿美元,上年同期运营利润为1.30亿美元。微软商务部门营收为47.45亿美元,上年同期为48.81亿美元;运营利润为30.10亿美元,上年同期为30.21亿美元。 所以,未来二十年中国要想不受别人的制约,必须大力发展自己的技术创新,多搞一些自己的专利。 当代新帝国主义真相之三:娱乐业剥削 阅读提示:娱乐产品的剥削手段,和品牌以及专利费类似,其产品的边际成本也是几乎为零,并且可以无限复制,一个影片可以复制任意多的拷贝在全球上印,可以在无数的影院上印任意多的次数。 今天美国的娱乐业是作为他们搜刮全球财富的工具而存在的,若是用实实在在的东西赚钱还好,关键是娱乐产品这种东西是虚的,它得以在全球高价出卖,在于美国营造了一种好莱坞文化崇拜,这几乎成了全世界的精神信仰。美国娱乐业是靠着这种精神信仰来赚钱的,本质上说,这与中世纪的宗教上层利用人民的宗教信仰搜刮钱财没什么区别。 我这里以中国为例说说美国娱乐业对别国的剥削,娱乐业中电影是重头戏,不妨就以电影行业来说明。 我告诉各位,别以为世界各国都有电影,就都有娱乐业,其实,只有美国才有真正的电影和真正的娱乐业。因为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娱乐业与美国比起来,都是被搜刮的对象,都是在瞎折腾,没办法在国门之外赚取巨额利润,只有美国的娱乐业可以在全球获取暴利。 我想,有必要细说一下电影业的历史,我们知道电影是从法国和美国几乎同时兴起的,最初是无声黑白电影。那么美国是怎么打败了法国成为世界电影业的垄断者呢?很简单,法国把电影当成了艺术,而美国则是把电影纯粹当成商品,就是这个区别,导致了法国和整个欧洲电影成了好莱坞的手下败将。 说白了,这是两种电影史观的对立,最后决出了胜负。法国的是艺术电影史观,它的要点是: 1、电影是一门艺术,艺术发展的规律在于艺术家的独特创新。它们构成了电影史上一个个结点,一块块里程碑。 2、在艺术家的先锋思潮及艺术团体、流派的先锋运动带动下,在电影形式的革新性创造下,电影不断发展着。所以,形式创新是电影发展的原动力。 3、好莱坞电影虽然霸占着全世界电影的市场份额,然而,它属于商业电影,支撑它的是“类型”、“明星制”这些工业化的商业要素,而非艺术规律,因此它虽是银幕主流,却是“电影艺术”中的另类。 法国的艺术电影史观注定了它的惨败,你可以从历史中看到他们是多么荒唐可笑。当有声片出现时,他们大呼默片(无声)艺术消失,电影不复存在;当彩色片出现时,他们又大呼黑白片艺术消失,电影不复存在……然而这么多新手段、新科技出现时候,电影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日益繁荣。当初反对有声片的学者们,也在转过身去反对彩色片的时候,忘记了目前他们所坚持的“黑白有声片”;而美国电影则毫无疑问地紧紧跟随着科技的步伐,每一样新发明出现,永远是美国人首先将它运用起来,将科学的柴火不遗余力地添加到电影的熊熊烈火当中。电影艺术观将这种现象与美国式的功利主义联系在一起,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地说了百年,一直说到今天眼睁睁地看着好莱坞电影统治着全世界每个角落的每一块银幕。 把电影当作商品,把电影的进步寄托于技术进步的态度,是好莱坞取胜的关键。事实也是如此,电影压根不是什么艺术,如果是艺术,它的进步就应该来源于研究这门“艺术”的艺术家们的理论创新。而事实是,电影的进步来自于技术革命,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再到今天的3D电影,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出现的时候就被好莱坞应用到了极致。那些把电影当成艺术的国家,注定要毁掉电影。注定无法和美国在电影业竞争。 我们将目光从过去转向未来,好莱坞将继续独霸全球娱乐业。从DV技术、U-tube网络视频等新鲜玩意开始盛行以来,我们不断看到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非电影从业人员用家庭DV拍摄的短片也开始赢得观众,并在拍摄水平上呈现出越来越专业的倾向。可以想见,也许这样的倾向将导致主流电影将来发展成为3分钟的手机视频短片,以电脑屏幕、手机为终端下载播放。到那个时候,欧洲电影人将会在“电影已死”的悲哀中,在空空如也的剧场中坚持着“长片艺术”,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好莱坞的商业电影美学继续让电影在手机里好好地活着,并用无与伦比的商业策略,将影院转化成像现在的歌剧院一样的精英阶层奢侈型消费的高雅艺术展示场所。 美国电影能给美国带来天文数字的收入,原因是什么呢?是劳动创造的这些价值吗?是因为美国人拍片子耗费了比我们多得多的劳动吗?这和劳动毫无关系,而是市场面决定。美国电影面向的是全球市场,很简单的道理嘛,电影的票价乘以总销售数量不就是它的收益吗?美国电影面对的是60亿地球人。你中国的电影只能面对华人市场,同样的票价,你的销量只是美国电影的几十分之一,你的收益也就只能是人家的几十分之一。 需要指出,电影本身根本不创造财富,而是带来财富的净损失。好莱坞拍一部电影假定花费1亿美元,然后在全球上映票房收入20亿美元,从GDP核算的角度美国会增加19亿美元。那么,世界果真会因为这一部电影而增加了19亿美元的财富吗?显然是扯淡,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没有任何增加,而是拍电影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全世界人民的财富在观看电影之后转移了20亿美元给美国,世界范围内的财富其实是蒸发了1亿美元,也就是好莱坞拍电影耗费的1亿美元财富,拍电影炸毁的各种道具(汽车、飞机)等等是世界范围内财富的损失。 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一则是它的商业定位让它打败了竞争对手欧洲,二则是美国在全球灌输美国文化,让观看好莱坞大片成为时髦和潮流,成为一种精神追求乃至于“身份象征”。对于中国来说,好莱坞也有除此之外的专门招数,那就是搞一些中国元素,弄几个华人演员,拍些与中国相关的剧情,夸夸中国,拍拍中国人马屁,这样我们更加趋之若鹜,屁颠屁颠地跑到电影院奉献我们的财富。 这就是好莱坞的吸星大法,用电影这种虚的东西卷走了我们巨额的财富。 事实上,目前影视娱乐业并没有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从中国剥削到像品牌剥削那样多的财富。首先,中国人还没有真正掀起去影院看电影的热潮,你看看本书前文中说的中国人均拥有的银幕数量就知道了,看看中国内地电影票房总额与美国的票房对比就知道了。其次,盗版的泛滥导致美国收不到本来应得的很多影视业的版权费。 但是你得知道,从潜力上讲,美国影视娱乐业在中国的剥削翻一百倍都不成问题,目前这种翻番成长的苗头已经显现出来了,《阿凡达》是首部在中国内地超过10亿人民币票房收入的电影,这就是标志。如果你要预计一下未来20年美国将通过电影这个剥削工具从中国卷走多少财富,那将是非常吓人的。 2009年中国内地电影总票房才62亿元人民币,但我要告诉各位,用不了10年,中国的电影总票房就将达到千亿乃至数千亿。下图是艺恩咨询公司绘制的2005年~2012年中国电影票房增长趋势图。 其中2005年~2009年这五年是已经发生的真实数据,你可以看到,这5年每年都是以大于27%的高速增长的,2007年比2006年增长了27%,2008年比2007年增长了30.5%,2009年则比2008年增长了43%之高,这是在以加速度增长啊!短短5年时间,中国电影票房总收入翻了两倍(变成了原来的三倍):从20.46亿元增长到62.06亿元。2010年~2012年这3年则是预测的数据,我认为这种预测是过于保守的,他们可能认为2009年是因为《阿凡达》等多部好片的上映才导致票房那么高,2010年要开始减速增长。即便是按照这种保守估计,3年之后的2012年年底,中国的年票房总收入又比2009年年底翻了一倍多,达到了145亿多元。我们就以5年翻两倍的速度计算好不好,也就是5年之后票房就变成5年前的3倍。那么你算算20年后的2029年中国电影业票房是多少?我还是列一个表吧,为简化计算,2009年的票房就取整数60亿元好了。 无限制条件下每5年翻3倍的中国电影票房情况 各位看清楚了,按照保守估计,也就是按照2005年~2009年的每5年变为3倍的速度,中国到2029年的票房收入可以达到1.45万亿元!按照现在美国片占据中国票房一半的比例计算,2029年美国将从中国卷走7000多亿元。可怕吗?很可怕。 事实没这么可怕,1.45万亿元早超出了中国票房的增长极限。和今天的北美对比一下就知道,2009年美国电影在本国和加拿大总票房收入是106亿美元。北美一共多少人口呢?3.3亿。这是两个发达国家的票房收入,到2029年中国也是个发达国家了,那时的人口是接近15亿(预计中国人口在2033年达到15亿的峰值),差不多是北美的5倍,那中国也应该最多500亿美元的票房,也就是3000亿元人民币。打个折扣吧,2000亿元作为中国票房的极限好不好? 有极限的条件下每5年翻3倍的中国电影票房情况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中国在2022年左右就会达到2000亿票房,以后就稳定在这个数据,波动不会太大了。这样,从2022年开始,美国每年用电影从中国搜刮2000亿的财富。 现实比我们的想象和预测来得更残酷更猛烈,2010年的中国票房并没有像艺恩咨询公司预计的那样减速增长,反而发生了剧增。最新的数据已经出来,2010年上半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已经达到44亿元,业界保守估计2010年全年总票房将突破100亿大关,远远大于我们上图预计的83.91亿元。这意味着什么呢?这表明,中国的电影市场正在爆发式的增长,正式形成了加速度增长,一年比一年的增长速度加快。业界估计2010年的票房将比2009年激增80%以上。 各位,这难道不是一个极为恐怖的消息?以这样的速度,5年内中国的电影总票房就会超过1000亿元,7年内就达到2000亿元。中国电影业迅速成为美国的超级提款机,以美国电影票房占据50%的估计(实际上要大于这个比例,比如2010年上半年进口片票房26亿元,占59%;国产片票房仅18亿元,只占41%),5年后美国1年从中国提取500亿元,7年后提取1000亿元…… 我把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票房过亿的好莱坞电影按年份先后罗列出来,你就更清楚地看到这种趋势有多可怕: 在2006年之前,很少有在中国内地上映的好莱坞电影票房过亿,20多年才冒出了四部。但是从2006年就开始逐渐增多,直至开始扎堆出现,2007年和2008年都有5部,2009年更是有7部之多,显然,它是在以可怕的加速度增长。 当代新帝国主义真相之四:消费宗教 阅读提示:新帝国主义无时无刻不在卖力地向全世界推广这种消费宗教。我们的这些消费观念,并不是自己产生的,而是被他们灌输的。老一代的人不容易灌输,他们的灌输主要从青少年开始,通过各种媒体,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向青少年灌输这样的消费观。 这个题目我本想自己来解释,怕说得太晦涩各位听不懂,好在找到了一篇比我说得更好的文章,全文照搬过来,请大家先过目,完了我再作评论和解释: <er">时尚新宗教 “张曼玉穿旗袍了,海派款式”、“章子怡穿着肚兜到美国去了”、“还是朱丽娅·罗伯茨的那件阿玛尼古董裙更有气派”…… 说起时尚,小资们总是津津乐道,术语一串一串的,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在流行什么,明星们穿的是什么款式、什么牌子,他们都一清二楚,并能及时地模仿。而无产阶级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假装不感兴趣。其实他们全都听在耳中,记在心里,并在琢磨着怎么仿制成本更低廉。 资产阶级在操纵时尚,他们拥有大量的资金,控制着设计师、艺术家、模特、工厂、媒体、销售渠道和发布会。小资产阶级在模仿或传播时尚,他们是时尚神话在尘世中的扮演者。数量更为庞大的元首阶级则是时尚的杀手,他们能在一夜之间将时尚普及到跳蚤市场,并及时宣判时尚的死刑。 但换一个角度就可以发现,时尚更新的频率取决于无产阶级将时尚通俗化的节奏。比如,当迷彩服作为一种时尚,全世界无产者全都联合起来,一律穿上了盗版流行迷彩服的时候,迷彩服作为一种时尚的使命就结束了。因此,说只有资产阶级才是时尚的操纵者,也不一定准确。作为时尚的模仿和传播者的小资们,是时尚最直接的表现者,也只有他们最迷恋时尚。同时,将时尚迅速通俗化(降格处理)的无产阶级,不也是时尚的操纵者吗?是他们逼得时尚专家不停地更新,就像黑客逼得杀毒软件要不停地升级一样。看来,所谓时尚,是一个社会性的合谋。制造者、传播者、反抗者一起在左右着时尚的兴衰。 时尚成了一个国际性事件,巴黎天桥上的一个喷嚏,都会惊动在南部非洲或者远东睡觉的小白领,那信息传播的速度之快、流行面积之广,真是令人咋舌。电影、电视、报刊、广告、网络、各种时髦的休闲场所,凡是最先进的传播手段,都成了时尚传播的渠道。 影视当然是最重要的传播渠道之一。麦当娜在《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中展示85套戏服、39顶帽饰、56幅耳环、42种发型,她甚至还动用了意大利Ferragamo手工打造的多款“艾薇塔”鞋。著名时装设计师乔治·阿玛尼,先后为、《天生杀人狂》、《美国总统》等影片搞服装设计。电影、电视、好莱坞,永远是时尚传播的最好渠道。观众们,特别是小资们,总能最先发现影片中的闪光点:你看,《007》中的邦特,戴的是欧米茄手表;《云裳风暴》中索菲娅·罗兰的黑色丧服出自迪奥之手;尼科·基德曼在《末日戒备》中穿的是卡尔文·克莱恩,等等。 人们会密切注视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橱窗展示物怎么样,纽约曼哈顿格林尼治村的前卫作家和艺术家正在想什么、做什么,这些都是国际时尚的前沿触角。小资们一般都懂英文,他们通过英文报刊、英文网站及时了解行情。因为等到中国香港的《ELLE》、中国台湾的《VOGUE》出来,你已经落伍两三个月了。 选秀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传播渠道,比如,世界精英模特大奖赛、夏奈儿春夏时装发布会、名人内裤拍卖会、香港小姐、亚洲小姐评选等。这一类活动都是时尚的通行证。 大都市的街道,如今已经成了通俗时尚展览会,正在悄悄地传播时尚信息。特别是酒吧以及各种高级娱乐场所,是有消费能力的小资们经常出入的地方。这些场所因此成了时尚的集散地。它主要是负责将前卫时尚传播给更多的人,是将时尚通俗化的一个中转站。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并不是每一种信息都能畅通无阻。为了让自己的产品信息在拥挤的信息渠道上冲到前沿,制造商必须投入大量的广告费用。在这一方面,时尚信息发布的力度,恐怕是其他产品望尘莫及的。因为它总是善于及时在发布渠道中增加一种最有效的润滑剂——影视明星、超级美人(模特)。美人和明星的诱惑,无论是有钱人、小资们,还是大老粗都无法抵御的。一位明星或超级美人出场费用之高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她所产生的效益,当然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因此,美人就成了时尚信息发布渠道的最好润滑剂。有了她们,时尚就能家喻户晓,就能成为追逐的对象,就能转换成货币。 1998年,当17岁的德国超级美人克劳迪娅·希弗登上法国《ELLE》封面的时候,报酬仅仅是1000法郎。今天,她的开价可以涨到30万法郎。美国工人家庭出身的辛迪·克劳馥,则先后上过全球500多家时尚杂志的封面。辛迪·克劳馥已经跟欧米茄牌手表一起,成了万人瞩目的名牌,成了小资们一个永恒的梦想。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懂这种东西,都会对她们感兴趣。尤其是明星、超级美人与名牌产品之间的关系,很多人都弄不明白。因此,时尚狗仔队在这里充当了重要的角色。狗仔队负责打探消息,并进行通俗的解释。这是将时尚信息传播到更底层的重要手段。 比如,林青霞生第二个女儿之后为什么不发胖?她用什么方法控制体重?穿了什么牌子的束腹内衣?辛迪·克劳馥生孩子的时候采用的是什么止痛方法?据说是用了瑜伽术,那么,练瑜伽术就成了一种时尚。比如,陈慧琳与人幽会的时候穿了什么牌子的t恤,那种牌子就会流行起来。 也就是说,影视明星、超级美人就是时尚传播的润滑剂。资本家是润滑剂的涂抹者。他们见缝插针,到处涂抹,弄得满世界油乎乎、滑腻腻的。 在电影金球奖的颁奖仪式上,电影明星丹泽尔·华盛顿登台时,竟然是穿着一双典雅的黑丝绒拖鞋,鞋头刺绣,价值200美元,折合人民币1800元左右。这不是谁都能穿得起的。但拖鞋因此流行起来,不过大都是些仿冒品。 也就是说,在时尚消费的过程中,真正的实物经常是不到场的,人们仅仅是在消费一种影像、一种信息,就像看三级片一样,满足一下饥渴的欲望。实在想模仿,也只能穿一穿冒牌货。更有能力的,就买名牌服装的二线、三线货。但人们并不失望,他们知道了,观赏了,依然感到很满足。要知道,人们对时尚的爱是纯洁的,就像对上帝的爱一样。 宗教失宠已经很多年了。传统宗教离我们太远,并且不近人情,没有它也罢了。现在,人们终于找到了新的宗教——时尚。在时尚这个新的宗教中,金钱就是耶稣基督,影视明星、超级模特儿,就像已经获得了救赎的人,正在天堂里翩翩起舞。看模特在巴黎、纽约、米兰的天桥上扭屁股,就像到教堂做礼拜一样。读明星的绯闻,看电视的娱乐节目,就像吃饭前画十字、做祷告。 我要告诉各位,现代经济是一种走入人类心灵世界的经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代的消费者在他日常的消费支出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用来满足精神需求,花钱“慰藉”自己的心灵。有的花费,百分之百就是为了满足精神需求,而即便那些本来与精神满足无关的消费,也附着了某种精神的成分,比如,衣服本来是保暖的,但如今则是更加追求时尚和炫耀;比如,你购买任何商品,不仅要在意产品质量本身,也在意产品的包装和外观,这都是精神需求;又比如,喝咖啡本来是满足动物性需求(口舌快感),但是现在也变成了一种时尚性需求,有调查显示去星巴克喝咖啡的消费者中竟然有50%是从来没有喝咖啡的习惯的,他们进去只是为了体验一种情调和时尚。 这种消费,的确和人类历史上几千年的宗教信仰有一拼。都是让人如痴如醉,都是满足精神需求。 事实上,成为宗教的并非只有时尚,而是在所有精神消费的领域,形成的是一种更为普遍的消费宗教。好莱坞电影、国际品牌咖啡连锁店、奢侈品崇拜、KtV、时装业……它有无数具体的形式,这些构成了消费宗教的整体。 诚然,追求精神的满足本身并非什么坏事,但是一旦你认识到这是新帝国主义的阴谋,当它成为新帝国主义国际剥削的工具时,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我可以确定地告诉各位,新帝国主义无时无刻不在卖力地向全世界推广这种消费宗教。我们的这些消费观念,并不是自己产生的,而是被他们灌输的。老一代的人不容易灌输,他们的灌输主要从青少年开始,通过各种媒体,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向青少年灌输这样的消费观。 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几乎无一幸免地成为这种宗教的信徒。哪一个中国小孩不想去肯德基、麦当劳?哪一个不想穿耐克和阿迪达斯?哪一个不崇拜欧美的品牌服装?哪一个不崇拜美国好莱坞的电影? 当然,50后、60后、70后也同样被灌输,这一代中的富人们,有哪一个不对欧美的奢侈品顶礼膜拜,从香水、服装、皮包、钟表、葡萄酒到汽车,这些是他们全副装备。 新帝国主义怎么剥削我们呢?很简单,他们垄断了消费宗教的产品供给嘛,并且垄断的是最高端的。这就如同中世纪的教会,垄断了圣经一样,全体老百姓成为教会的剥削者,隔三差五地要去教会购买免罪符啊。 为什么说他们卖这些产品是对我们的剥削和掠夺呢?很简单,这些产品都是耗费劳动很少的产品,大部分也和我们的同类产品无异,但是价格是我们的十倍百倍乃至千倍万倍。说白了,他们是靠符号的“价值”来赚钱。比如肯德基总部,它并不需要付出劳动搞生产,中国人只要加盟一家店,要用他们的商标符号,就得付给它几百万加盟费;比如耐克鞋,那本身就是中国生产的,你要贴个耐克的商标,就得付给耐克一大笔钱。 我要特别指出奢侈品这玩意儿,它是最高形式的消费宗教。对奢侈品的崇拜,是一种对完美、极致的变态追求,你把这看成是心理疾病也不过分。一个小皮包售价十万乃至数十万人民币,而材料无非就是动物的皮,厂商的幌子是他们的做工超级精细、设计更是引领全球时尚,不就是个装东西的包嘛,你再精细他还是一个包包。比如,一块劳力士的手表,售价也是几万到几十万人民币,表走得再准,有什么用呢?不就是掌握时间吗,难道你的生命的时间要精确到秒?质量再好,它能抵得过一百个质量上乘的普通品牌手表?劳力士能用500年,我买500个普通手表,一个接一个用,也花不了这么多钱啊。一个人只有达到了宗教的狂热,才有可能为一种不值得的东西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可悲的是,这种宗教狂热已经是普遍现象。宗教信仰是不跟你讲道理的,因为信,所以信。 奢侈品是人类最高形式的消费宗教。奢侈品不是用来使用的,而是用来感受的。奢侈品是有精神有感情的,它和你心连心,在明处暗处呼唤着你的名字。中国富人离开法国奢侈品,他们比死还难受,就如同基督徒离开了上帝和《圣经》,那是不行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郎教授并没有认识到当代新帝国主义的主要真相,而只是局限在对一些微观、具体的金融操纵的研究与描述。既没有认识到印钱购物是帝国主义的首要国际剥削手段,也没有认识到其他一些重要的国际剥削手段,比如品牌、娱乐业、技术专利等,而这些随便一个方面都要比郎教授所关注的所谓金融战争对新帝国主义有更大的意义,随便一个方面比金融战给新帝国主义国家带来更大、更持久、更日常的利益。 另外,郎教授更没有认识到新帝国主义的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及其不同阶段的特征和表现,郎教授并不清楚新旧帝国主义是以20世纪70年代初为分界点。 接下来,我们转而探讨新帝国主义经济危机的话题,那么,郎教授是否认识到了新帝国主义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真相呢? 前面三章实际上我讲到了新旧帝国主义经济的区别。旧帝国主义国家虽然也掠夺落后国家,但是它们自己也是会搞生产的,它们的实体经济也是实打实的,制造业的产品和产能都是实实在在的,GDP中的大部分都是真实的财富(产品)构成。 新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则是印钱购物的空壳经济,服务业占绝大部分比重,实体经济只保留少数几个高技术产业,绝大部分一般的产品它们是不生产的,而是靠印钱购买。 新旧帝国主义经济的区别,就决定了新旧帝国主义经济危机的区别。 1990年之后的美国不可能再发生经济危机 阅读提示:1990年,美国完成了由“真实的经济体”向“印钱购物空壳经济体”的华丽转身,从此以后,美国仅保留诸如房地产、农产品、汽车、高科技、军工、航空航天等必备产品,这些大概占到美国GDP的10%左右,其他产品一律不再生产。剩下的90%都是“服务业”,我已和各位说明过,这种服务业其实就是美国印钱发钱的幌子。所以我说,美国从这时候开始已经没有“经济”了,没有了经济,何来的经济危机。美国从此以后只有金融危机,本质上就是美国印钱发钱的体系出现乱套的危机。美国摆脱危机就是重整印钱发钱的体系,使之顺畅。 对于经济危机一词,中国人很小的时候就经常接触到,我们的政治课本上都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批判。什么是经济危机?马克思说经济危机就是严重到一定程度的生产过剩。这个定义是没问题的,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对经济危机的定义是没有分歧的。 事实上,经济危机是再简单不过的一种现象,也不可能产生概念上的分歧。用最简单明了的话说,经济危机就是东西卖不出去的危机,不是一家两家厂子产品滞销,而是大量、成片的厂子面临销售困境。产品滞销的后果当然就是工人大量失业,产品都卖不出去,资本家就得裁员,少生产点。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家可能比较笨,把产品生产出来才发现卖不出去,所以就生产过剩,因为实实在在地多生产出了多余的卖不出去的产品;现在由于资讯发达,而资本家也聪明了,所以现在资本家一般提前就知道产品要卖不出去了,提前就裁员减产,而不用生产出产品来。所以,当代的经济危机其实就是产能过剩的危机。 产能过剩,就是说资本家已经投入的厂房、机器设备、技术储备原本可以生产100个产品,经济危机来了,就得停掉一些机器,炒掉一部分工人,只生产50个产品了。产能的大小主要是用厂房、设备等来衡量的,因为工人是随时可以雇用的,不是产能的瓶颈。一个工厂十台机器,每个机器需要配备工人,它的最大产能就由这机器决定,而不是由工人决定。 明白了不同时代经济危机的含义,各位是否猜想新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是产能过剩的危机? 那你就错了。新帝国主义其实没有经济危机,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经济”,何来的经济危机呢?它们根本就不搞生产,何来的产能过剩呢?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帝国主义是有经济危机的,在早期就是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比如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就是实打实的生产过剩危机,我们都知道那时候资本家往河里海里倒牛奶;二战之后更多的是产能过剩经济危机,比如1970年的美国经济危机,这个时候的危机,资本家聪明了点,倒牛奶的事情少了,很多资本家提前知道卖不出去,就不生产那么多,当然,工人也提前炒掉。 但是,1990年之后,新帝国主义就不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理由很简单,我前面提到过,1970年至1990年美国基本上把绝大部分制造业赶出了本国,彻底实现了经济空壳化。本书在第三章中也说了,从1990年开始,美国印钱购物空壳经济基本成熟定型。对于这样一个基本没有产能的空壳经济,也就不可能出现经济危机,他们没有产品,何来的产品滞销(当然,我这是极端化的说法,美国还是有10%的GDP是有产品的,这样说为了表述方便,更通俗易懂)。 那么,这次次贷危机不也引发了美国大量失业吗?失业就是经济危机的一大特征啊,美国应该也有经济危机吧? 我告诉各位,只要看过这本书之后,就不要再有这样的想法。次贷危机之后所有学者、媒体凡是认为美国有经济危机的,全都错了。 那么美国到底是什么危机,失业是怎么回事?很简单,那是美国印钱购物空壳经济的发钱机制出了问题。而导致这种问题的正是华尔街,是他们的贪婪无度给美国政府惹了大麻烦使得本来很完美的印钱购物经济循环被破坏了。而我们前面已经知道,美国印钱购物空壳经济的发钱就是靠服务业,发钱机制出问题就是服务业出问题,也就会导致“失业”——如果这些所谓失业者之前的就业也算就业的话。事实上,本书已指出,美国人的相互服务的服务业压根就是虚假的经济运行,不创造任何财富和价值,但他们能产生数字上的GDP并将美元发放到美国百姓手中。 所以,我不认为他们这种就业是真的就业,而应该是从政府领钱花的“表演”。进一步说,所谓的失业,则是因为发钱循环机制出了问题,使得他们的表演出现了局部问题,有一部分人被迫退出了表演。 发钱机制与失业具体是怎么发生因果“关系”的呢?下面接着谈。 新旧帝国主义金融的区别 阅读提示:新旧帝国主义金融之间的区别很简单,1973年之前的美国金融,是真正如经济学教科书所言的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也正如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中所讲的那样,是美国立国和强国的根基,是鼓励科技创新、扩大经济需求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好金融。而1973年之后的金融则是掠夺性的金融,其主要功能已经不是为了促进美国本土的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技术创新,而是通过国际印钱购物和各种金融工具掠夺世界各国的财富。 要回答上面的问题,就要搞清楚新旧帝国主义金融危机的区别,而要搞清楚这个区别,就先得知道新旧帝国主义的金融有什么区别。 新帝国主义的金融我们已经知道,就是简单的印钱购物和国际金融忽悠(国际范围内的投机与圈钱)。今天的美国金融,已经早已远远超出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功能,投机和欺骗是其主体功能。但是各位得清楚,美国金融并非一开始就是这么坏的,最初它的确就像我们在经济学和金融学教科书上说的那样,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实体经济大发展的,美国金融在历史上对美国实体经济(真实的制造业)的促进作用确实就如同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鼓吹的那样。可以这么说,美国是靠金融立国,也是靠金融强国的。 有必要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先来看金融与美国建国的关系。我们知道,美国独立战争始于1775年4月19日“来克星敦的枪声”,这一仗打了两个月,英军伤亡1000多人,“美军”伤亡500人。 战争打了一年多以后,1776年7月4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宣布美国独立。从这时候开始,才是“美军”真正艰难的日子。8月27日英国海军攻下曼哈顿的长岛,“美军”惨败。之后,华盛顿不得不领导“美军”开展长达四年的“游击战”,而不敢大规模和英军作战。 “美军”的颓势根源在于经费问题。他们怎么筹措军费?宣布独立后的美国只有13个州,本来可以征税,靠税收维持军费,然而这实际上不可行,因为独立战争打英国人的理由就是反抗英国人对北美殖民地征税,“美军”根本不可能自己也去征税,否则就会失去人民支持。 最后,“美军”只能靠金融和债务市场。主要分为五个方面:其一,政府印钱,发行“大陆币”,1775年到1780年间总共印37次;其二,大陆会议政府发行政府公债;其三,13个州凑的“份子钱”,这些州自己也发行了债券筹钱;其四,国际贷款,主要是从法国借;其五,拖欠士兵工资,打欠条。 在前一两年,这些金融措施很好使,越往后则越艰难,“大陆币”无限发行导致了超级通货膨胀,大大降低了大陆政府的信誉,“大陆币”和债券都越来越被北美人民反感,“美军”筹得的军费越来越少。到了1780年下半年,北美已经没人愿意购买政府债券,同时“大陆币”也无人接受,13个州也弹尽粮绝无法再支持,在所有人看来,美国独立战争看样子就要失败了,北美将重新沦为英国殖民地。 然而,“美军”靠“国际金融”扭转了战局。华盛顿派去法国的助理成功说服法国国王再借250万法国金币给“美军”。可是远水不解近渴啊,如果等到金币运到北美,“美军”可能早就被全歼了。这时大陆政府的天才“金融家”汉密尔顿(此人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任财长)的一个简单的金融安排就解决了问题,这哥们在法国金币没到之前就用这些金币作抵押,向北美人民重新发行巨额债券,终于筹得了救命钱,这笔钱让“美军”一直打到了1781年9月,终于在法国海军的支持下彻底打败了英军,美国独立战争结束,这是美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开始。 可见,美国是靠金融打的独立战争,靠着金融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成立之后,金融进一步成为美国富强的根基之一,简单地说,金融主要在三个方面促成了美国的崛起,并维持了其繁荣。 第一,股市的建立和发达使得美国超越了英国。我们知道,股市最初是在英国兴起的,然而1720年英国政府因为南海公司的股票泡沫事件带来的金融危机,一气之下关闭股市长达130年之久。到1860年英国醒悟过来重新允许私人公司发行股票、恢复股市的时候,美国已经在股市上遥遥领先了。这意味着什么?你得知道股市对于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股市是人类迄今为止实现社会化大生产、鼓励创新的最佳机器,美国用这个机器捷足先登,迅速成为世界创新的中心,把英国远远甩在了后面。 股市是怎么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各领域创新上发挥威力的?很简单,股市可以让未来财富变现,也就是说,一个很有前景的公司,它的股票就会受到追捧,人们因为看到这个公司未来的收益而提前投资该公司(以便分享该公司未来的收益)。这样一来,凡是前景好的公司都能把未来的收入提前拿到手,这些资本投入到生产,则使得公司更加以百倍的动力迅猛发展。什么样的公司是有前景的公司,当然是创新的公司,具有开发新的产业、新的利润领域的公司。所以,股市天然地鼓励创新,鼓励具有创新能力的公司、个人获得巨大财富,形成财富与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 英国金融是受海洋贸易激发出来的,主要是银行、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而美国金融主要是围绕技术创新的股市。陈志武说,18世纪、19世纪美英资本主义的核心差别就是美国具有英国不具备的股票文化,而这个差别是美国能超越英国的重要原因。 以19世纪中期最为关键的铁路技术为例,本来火车和铁路是英国人发明的,但是美国却因为有发达的股票市场而后来居上,率先建立了贯通全国的铁路网。那时候大量的美国铁路公司在新英格兰、芝加哥等地成立,而当时全美国人都认为铁路是新世界到来的象征,积极参与其中,于是在纽约和波士顿各地迅速掀起购买铁路股票的热潮,1860年左右的美国证券市场交易的大多数都是铁路股票。这为美国铁路建设迅速筹集了足够的资本,促成了美国铁路网的建成。 美国股市还促成了各种近代发明的大爆发。比如,著名的爱迪生1875年发明电话之后,建立了贝尔电话公司,到1892年他的公司和另一家电力公司合并成一个新公司,1902年这家公司股票上市,借助股市的力量,这个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公司,这就是通用电气公司。 总之,英国开创盛世靠的是海外贸易,它在金融上的依托是债务、银行和保险;而美国的盛世则是靠股市支撑的技术创新,它的依托是以股票为代表的风险资本。这也就决定了美国超越英国。 第二是政府债券,就是美国国债。赤字财政极大使得美国政府可以用足够的财力去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以国家力量推动技术创新、发展军力。美国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时候经常运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通过政府的财政赤字刺激经济,这些都是卓有成效的。 第三是信贷消费。这其实是美国维系繁荣的根基。美国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进入了消费瓶颈时代,当时美国最大的缝纫机公司的一项销售方式的创新,拯救了美国经济,开创了美国经济从此以后蓬勃发展的百年神话。1856年一台缝纫机要100美元左右,而美国普通家庭年收入才500美元,所以缝纫机就滞销。怎么办,这家公司的销售总监想到妙招:先让美国家庭用上缝纫机,然后让他们分期付款。首付5美元,以后每月付几美元。这样,消费的瓶颈就解决了,该公司20年内卖出了26万台缝纫机。这种销售技巧迅速蔓延到所有行业,例如钢琴、汽车、后来的电脑等等,并且不再是分期付款这种简单模式,更多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介入进来提供借贷资金服务,美国经济从此最大限度地摆脱了消费瓶颈。 你会问了,借钱是需要还的,今天消费多了明天不就少了吗?长期看不是没有任何好处吗?这当然是大错特错,借贷消费的真正奥妙远不只解决了当时的消费瓶颈,还在于借贷消费会创造天量的就业岗位来生产满足这些新需求的产品,这些就业岗位会大大增加你的未来收入。 以上就是旧帝国主义的金融。 那么在新帝国主义时代,美国金融是否丧失了上述功能呢?没有完全丧失,因为美国至少还有10%的真实生产嘛,这些产业还是需要股市来支撑的,你看美国的纳斯达克股市在1990年之后也催生了不少优秀的世界一流企业,比如微软。 但,这已经不是美国金融的主要功能,美国已经没有相对应足够多的实体经济需要它的金融去为它提供融资服务。今天的美国金融主要就是忽悠世界各国的财富,进行杀人不见血的国际剥削和掠夺。 次贷危机首先是美元危机 阅读提示:之所以说次贷危机首先是美元危机,在于这个危机表面上是次级贷款导致的房贷还不上的债务危机,而实际上则是美国长期以来大肆无节制印刷美元导致整个美国金融体系的严重病态,次贷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这场危机之所以能蔓延全球,在于全球对于美元的信任危机。 明白了新旧帝国主义的区别,对于新帝国主义金融危机的真相就好理解了。郎教授谈论次贷危机的文章很多,可惜都停留在表面,只是对现象的描述,郎教授反复说的就是一点,次贷危机就是美国人借不到钱了,没钱花的危机。这样说也对,因为这就是对发生过的事实的描述,次贷危机不就是很多信用不良的美国百姓借了银行的钱还不上了,导致了债务危机吗?然后银行怕了,收紧了钱袋子不借钱给美国百姓了,习惯了借贷消费的美国百姓一旦面临借不到钱的日子,那真是大危机。不过,这样说了等于没说,这是简单的现象描述,我们需要看清其背后的真相。 在次贷危机刚爆发的时候有一位仁兄写了一篇叫做《美国在技术层面上已经破产》的文章,该文指出,次贷危机实质上是第二次美元大危机。我对此观点深表认同。 表面上看,这次金融危机是美国人挥霍无度的借贷消费导致的危机,或者说是美国“债务经济模式”的危机,就是美国在全世界借款把全世界都掏空了,没法再借下去了,这样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爆发了美国人无法偿还债务为特征的危机。 而实质上,这是一次美元危机,那就是由于美国人不干活,不事生产,专靠借贷和印钱来购物,美国经济就空壳化,已经没什么实际的财富与美元所代表的财富相对应。随着借贷消费的不断扩大规模,这种空壳经济与美元地位不相称的矛盾就日益突出,到最后就会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金融危机其实是对美元的客观质疑和警告。 《美国在技术层面上已经破产》一文也写道:这场危机的本质绝非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而是美国债务经济模式(注:格林斯潘2004年第一次使用这个词)走到了尽头的危机,是美国“死不了又活不成”的信任危机,是第二次美元危机。次贷危机不过是使技术上早该破产的美国,遭遇了一个破产的契机或者说导火索而已。 这次的金融危机实质是第二次美元大危机。第一次美元大危机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深陷越战的美国产生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双赤字”进一步导致欧洲国家不再信任美元,从而大规模地用美元换回黄金。面对这样的困局,美国总统尼克松竟然宣布废除35美元兑1盎司黄金的自由兑换的约定,世界一片哗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瓦解,引发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美元危机。这场危机曾让世界苦不堪言。 然而,基辛格博士很快就成功游说“欧佩克”,将美元确定为国际石油市场唯一的计价和结算货币,美元的地位总算保住了,同时由于失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黄金的约束美元变得完全虚空,从此开始了在全球肆无忌惮的剥削。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紧接着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世界各国的美元需求大幅上升(因为美元是国际石油交易的唯一结算货币)。 这就意味着,所有国家为了获得石油都得储备大量的美元外汇,各位请注意,奇妙的变化就从此刻开始。既然你们都得储备美元,那么美国就只须印刷美元就可以了,印刷的美元当然不是白白给你的,你得拿货物来跟美国换。 美国的这种债务经济之所以得以发生,根基在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牢不可摧,世界各国都需要储备美元。所以美国债务经济模式的危机,实质就是美元危机。 新帝国主义金融危机真相 阅读提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更深层次的本质还在于,这是新帝国主义的第一次金融危机,其本质是新帝国主义的固有矛盾的爆发,这就是资本严重过剩与资本逐利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一方面,美国金融机构在全球忽悠钱财的能力非常强,获取的暴利是天文数字的天文数字,这些忽悠来的钱,还要继续生钱,只能借贷给美国百姓收利息,而信用度高的百姓仍然不足以消化掉这么多的钱,那么就形成了严重的资本过剩。另一方面,因为资本逐利本性,这些过剩的资本终于忍耐不住,于是就变着法子一定要要把钱借出去,好收利息,最终就搞各种金融衍生品,搞次级贷款,让毫无信用的美国百姓也能借到钱。这就是次级贷款,这些人是没法还钱的,最终必然泡沫破灭。新帝国主义金融危机必定是周期性的。 次贷危机是爆发在新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世界性金融危机,意义非凡,值得花费大量的心血去研究。实际上,尽管本书已从深层次指出次贷危机的实质是美元危机,然而,这还不是最深刻、最本质的真相。或者说,用美元危机来揭示其本质还不够贴切,那么,新帝国主义金融危机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早在次贷危机风暴正烈的2009年初,美国就提出银行业恢复分业经营的金融改革,而直到一年半之后的2010年7月15日,才终于通过了最终版本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即《多德·弗兰克法案》,7月22日奥巴马总统最终签署该法案,即日起开始生效。该法案号称史上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真有传说中那么厉害?我看不见得。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美国金融监管历史变迁。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爆发世界经济危机,为应对这次危机,1933年美国颁布了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规定银行的分业经营,即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商业银行不能从事证券业而只能提供存贷款的金融公共服务,由投资银行来专门经营证券业务。从此美国金融业形成了银行、证券分业经营的模式。 这一状态一直维持到1999年克林顿总统签署《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上述法案,美国银行重开混业经营。这样做其实也是被逼无奈,美国的商业银行的钱都多得不得了,形成严重的资本过剩,银行间互相竞争导致银行利息越来越低,商业银行获利太低,就必须给政府施压,允许他们经营证券业务。 然而,美国银行业一旦恢复混业经营,商业银行就又开始大量参与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这为9年之后的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可以这么说,混业经营就是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奥巴马及其智囊显然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在2009年初就提出要恢复银行业的分业经营,进行金融监管改革。 然而,这怎么可能,商业银行不可能答应,因为这与它们的利益严重对立,而且只是要它们不愿意干,提案一定通不过。你得知道,美国商业银行被称为“大到不能倒闭的企业”,谁也拿他们没办法。他们太大了,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太重要了,你把他们惹急了,国家会乱套。 所以,奥巴马最终签署的金融监管法案根本没有涉及恢复分业经营,而仅仅是对衍生品交易实行了更为严厉的监管。 这样的法案有用吗?显然是治标不治本,如果这样的监管有用,就不会出现次贷危机了。唯有分业经营才是治本之策,只要允许商业银行去经营证券和金融衍生品业务,就永远无法避免下一次次贷危机的到来。你必须一刀把商业银行的病根切断,让它没法从事这业务,监管是没用的。 关于这一点,各位看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是怎么说的:“……我们过于依赖监管者了。这就留下了一个开放的问题:我们能否信任他们?在我看来,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这也正是为何我们需要打造一个更加坚实的监管框架……我们应该信任谁?对于复杂的经济问题,人们一直把信任给予银行家和监管者。对于前者,既然他们能够挣那么多钱,显然知道得不少!而后者往往、甚至多数情况下都是从市场中来的。然而最近几年的事件向我们表明,即便给经济造成破坏、给自己的公司带来巨额亏损,银行家也能够大发横财。” 连身为美国人的他都不相信监管会有用,指出银行家可以为了自己发财而不惜让自己的公司(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我们有什么理由看好这一法案? 那么,美国到底能不能找到解决办法?这是无解。这从根本上说是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最深层次的一种无法解决的经济矛盾,这就是资本严重相对过剩与资本追求利润之间的矛盾。这种资本过剩是一种相对过剩,美国的金融资本家太厉害了,从世界范围内忽悠了太多的钱,而美国国内的经济已经空壳化,国内的投资根本消化不了这些钱,那么要继续获取利润的话,这些钱只能在金融行业里面继续想办法让钱生钱。那就必须发明更多的金融玩法,比如次级贷款,不择手段地让这些钱运转起来产生利润。之所以是相对过剩,那是因为另一面还有无数的美国百姓没钱花、不够花,买房子也没钱(次级贷款就是提供给这些人的)。 如果要根除美国的问题,除非这些金融资本家把钱发给美国民众。当然,这是完全不可能,要这样美国就不是腐朽的资本主义了,因为它不符合最根本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逐利。 因此,新帝国主义金融危机是资本严重过剩的危机,印钱购物空壳经济的新帝国主义再也不会爆发旧帝国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只会爆发这种资本过剩的金融危机。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本章第一节提出的问题了,即新帝国主义的金融危机为何也会引发类似于旧帝国主义经济危机那样的失业问题。原因其实前面已经说明,是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印钱购物空壳经济的发钱机制出了问题。这里需要更具体地解释一下这其中的奥秘。 次贷危机是怎么导致美国人失业的呢?其实很简单,只要真正理解了美国印钱购物的空壳经济的运行模式,答案很容易找到。 次贷危机直接导致金融服务业萧条,很多金融公司、银行倒闭或者裁员,而各位知道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中占的比重极大,那么大量本来在金融业里靠忽悠赚钱的人就失业了。这些人失业又继续产生恶果,他们没钱继续付钱让其他美国人为他们“服务”了:没钱请管道工、没钱请人搬家、没钱付小费给五星级酒店看厕所的服务生……附带导致这些行业的人失业。 次贷危机还直接摧毁了借入款的一方,也就是那些借次级债的美国穷人,本来华尔街不去忽悠他们,他们租个房子凑合住,随便从事点服务业赚的钱也够花,再加上身上还有好几张信用卡可刷,小日子不至于那么惨。这下可好,房贷到期了还不上,那就得倾家荡产啊,还坏了自己的信用,信用卡也可能被银行收回去了。 次贷危机一旦爆发,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全部银行开始紧缩信贷,连那些本来信用不错的、压根没有次级贷款按揭的美国人的信用卡也被银行收回,美国人集体借不到钱了。这还了得,美国很大一部分服务业就是靠刷卡支付的报酬,而以往债务经济和印钱购物空壳经济循环顺畅的时候,他们可以不断地借入新债还旧债,无限地维持个人的借贷消费,现在这一循环被斩断了,他们买不起更多的服务了。以前靠这些服务就业的人,也就失业了。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引发更多的连锁反应,最终就是大范围的美国服务业从业人员失业,理发店、搬家公司、金融公司、运输车队、家政公司、保洁公司……通通无法再维持危机爆发前的就业量。而失业的原因,也就是民众和企业之间靠服务业互相发高工资的发钱机制出了大问题,因为银行斩断了信贷消费嘛,他们没法像以前那样刷卡享受服务了。这时候,单靠美国政府为百姓发钱是无法维持过去那样的状况的,除非美国政府豁出去了,夜以继日开动印钞机直接印刷美元帮所有还不上钱的美国百姓给银行还上,给银行吃一颗定心丸,然后银行重新放开信贷,这样就能使得美国印钱购物经济恢复“健康常态”;又或者更简单地,美国政府直接把为政府服务的人报酬提高一倍,人数也大量增加,这样也同样可以使得足够的钱发到民众手中,恢复危机前的“健康运转”。 然而,这些做法都会导致一个后果:露馅。全世界都在眼睁睁看着美国的印钞机,你这样一搞,大家就看穿了美国的印钱购物空壳经济,从而对美元产生强烈质疑,有可能引发美元危机。 所以美国政府不那样做,而是装模作样地做些看起来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事情:我们美国失业是由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被中国政府操纵,人为调低了,这样你们中国货便宜,大量出口到美国,我们美国的工厂就没法开工,工人就失业了。 忽悠,这纯属忽悠。美国压根就是个空壳经济,中国出口给他们产品中的绝大部分,美国人是生产不了的,那些厂子早就在1970年至1990年之间被赶到国外去了。同时,美国保留的少数产业,那是有绝对优势,举世无双无人能敌的产业,比如汽车、军工、航空航天产品,中国产品和他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压根就不会发生竞争,你说中国的QQ车能挤掉美国的别克车的销量吗? 所以,中国输入美国的产品,美国大部分是没有的,不存在挤占;而即便有少数同类产品美国也在生产,中国产品压根就和他们不在一个档次,消费者根本就不是同一群人,不存在挤占问题。除非美国也生产类似QQ这样的车,那你就可以说中国的QQ因为价格更低可能挤掉美国的QQ,导致美国QQ工人失业。 美国为什么这样说,我前面已经说了这是他们的权宜之计,他们是在争取时间恢复元气,慢慢地让债务经济和印钱购物经济循环恢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释放烟幕弹,让我们看不懂他们在干什么。 实际上美国政府很清楚,这都是华尔街贪婪无耻的金融大忽悠们闯下的大祸,让本来完美运行的美国空壳经济突然面临中断和困难。你可以看到奥巴马对华尔街的金融家们表现得多么愤怒。 本来,在美国空壳经济附加债务经济循环的经济运行中,美国百姓是很幸福很富足的,美国百姓在借贷的时候也悠着点借,不会太离谱,这样就不会产生大问题,空壳经济循环就会健康持续下去。而华尔街却非得引诱美国穷人去借根本还不上的大笔房贷,最终引发这样的次贷危机。你说美国政府能不对华尔街火冒三丈吗? 所以奥巴马在危机爆发的第一时刻就发了狠话要拿华尔街开刀,很快就提出了前面说的要恢复银行业的分业经营。不过,我估计奥巴马也就是吓唬吓唬他们,把筹码抬高一点,最终方案只要能达成对银行金融衍生品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就行了。 不过,正如我已经指出,这样的监管短期内可能有效,但是长期一定是无效的,因为商业银行的资本过剩与他们逐利本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忍受若干年的严厉监管之后,如果他们的银行资本利润一直处于低位,那么他们一定会想出新的办法,会有比次级贷款更狠的招数推出,因为他们必须追逐利润,不择手段忽悠!所以,资本过剩与追逐利润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将是美国印钱购物经济无可铲除的障碍,它一定会隔段时间就制造金融危机,让美国的空壳经济运行发生大问题。 因此,新帝国主义的金融危机将是一个隔若干年就来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并且两次危机之间相隔不会太久,因为美国商业银行资本家的耐心极其有限,他们会忍不住出来作恶。2008年是新帝国主义首次金融危机,从新帝国主义经济成型的1990年算起,仅仅过了18年就爆发了危机,下一次危机也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到来,不会超过20年,我可以和各位打赌。 最后我想提醒各位,尽管新帝国主义国家自己已经不会再发生经济危机,而只有金融危机,但是它们的金融危机却会引发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因为世界上还有中国这样的具有实际产能的发展中国家,美国的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的经济危机,很简单,中国的东西卖不出去了(因为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人没钱买了,美国是我们的需求大户)。 因此,周期性的新帝国主义金融危机,一定会导致周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 郎教授怎么解释大学生就业难 阅读提示:郎教授认为,在这七个环节中,后面六个环节是需要大量大学生去做的,第一个环节则是基本不需要大学生的,而中国恰恰在国际分工中分到了所谓“6+1”中的“1”,即生产环节,也就是说中国的主要产业是低端制造,所以导致中国大学生就业难。 讲到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很多人说那是因为大学生多了,供过于求了。这样的回答当然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是在同义反复。就好比说一个人死了,是因为它生命结束了一样。大学生就业难本身的含义就是说大学生供过于求,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会造成这种“过剩”,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吸收不了这些大学生就业,以及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们的大学生数量是真的多了吗,还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格局出现了问题,本来可以吸收这样一个数量水平的大学生,最终却不能吸收呢? 近年来,在各类媒体(尤其是网络)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用以解释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理论”,那就是郎教授提出的“6+1”理论。 郎咸平在许多不同场合阐述过这个理论。他认为,今天的国际不再是产品竞争,而是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的竞争阶段。产业链包括七大环节:一是原料与生产,二是产品设计,三是原料采购,四是仓储运输,五是订单处理,六是批发经营,七是零售。在这七个环节中,后面六个环节是需要大量大学生去做的,第一个环节则是基本不需要大学生的,而中国恰恰在国际分工中分到了所谓“6+1”中的“1”,即生产环节,也就是说中国的主要产业是低端制造(对产品物质形态的制造),这种产业根本不需要大学生,中国在“6+1”中的需要大学生的“6”中极度欠缺,所以导致中国大学生就业难。 乍看这样的“理论”,似乎无懈可击,许多媒体跟着起哄,说郎教授完美地解释了中国大学生为何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实际上,郎教授这回的确找对了门路,只可惜日理万机郎教授注定只能是浅尝辄止,并没有深入下去。这种“6+1”理论的解释只能是肤浅的,停留在表面,到探究问题的根本时则有了很大的偏差。 暂且不谈这种对大学生就业难的解释错在哪,先看看“6+1”理论本身有什么问题。 “6+1”理论是谬论 阅读提示:整合“6+1”与品牌之间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其实很容易说清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品牌是因为整合好了“6+1”而创立的,如果真有这么简单,创立品牌真是太容易了。整合“6+1”可以在创立品牌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绝非只要整合了“6+1”就能创立品牌。 “6+1”理论是一个从头错到尾的“理论”,在这本书中的多个章节会谈它的错误的不同方面,而在这里则只谈谈这其中的一个方面:“6+1”与品牌的关系问题。 郎教授的观点很明确,那就是当代的企业竞争是“6+1”产业链竞争,而打造品牌(尤其是国际品牌)则必须建立在做好了“6+1”(主要是其中的“6”)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先有“6+1”后有品牌的创立。郎教授以tCL的国际化为例进行说明: “有一家公司叫tCL,我在2004年说过它,很多人不以为然,你看我是不是说对了?我不会错的。这都有实际数据在这里检验,不是我吹牛。我当时说过的话是不是今天的tCL?tCL和明基,他们都不来听课的。他们想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配合国外的品牌以及技术要走出去,要国际化……我说你们百分之百是失败的。 “tCL为了完成这个使命,和法国汤姆森合作在中国的市场,中国市场的劳动力优势够明显的吧?阿尔卡特和汤姆森品牌够大的吧?技术够先进的吧?明基收购了西门子的移动,西门子品牌够大吧?技术够先进吧?再配合上周围的廉价劳动力,想当然可以国际化,可以走得出去,如果你们今天不来听我们的演讲,你们大多数人认为它们是对的,因为你们活在过去的思维里。这两家公司一两年之后轰然垮台,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不理解产业链竞争的本质,因为在产业链竞争之下,劳动力的优势只占2.5%,劳动力的优势在整条产业链竞争格局之下,它所占的比重不到2.5%,你有什么优势?你根本没有优势。”(见郎咸平“亿达智赏2008”大连城市经济发展论坛演讲) tCL打造国际品牌所使出的两大招数,第一招是“借壳”,即借用(收购)现有的国际品牌(阿尔卡特)而直接使得tCL成为世界品牌;第二招是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利用廉价劳动力。 郎教授断定这两招都是错的,注定要失败,为什么呢?就因为它“不符合”郎教授的“理论”,因为这两招都没有涉及“6+1”中的“6”啊,其中的第二招是“6+1”中的“1”也就是产品的生产环节,第一招则与“6+1”无关。你不听郎教授的去整合好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这六个环节,“你们百分之百是失败的”。郎教授这么说是很有底气的,因为tCL国际化确实失败了,谁叫你们当初不来听郎教授的讲座呢,活该。 不过依我看,我们都知道郎教授的讲座门票挺贵,李东生同志虽然不差钱,他应该是认定了郎教授不值这个钱所以才没去听。这一点从李东生在某卫视的“头脑风暴”节目与郎教授PK时表现出的对他的不屑就可断定。我支持李东生的判断。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到底是先有品牌还是先有(做好)“6+1”?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事关我们寻找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的最终真相。对此问题,郎教授的观点很明确,“……当你做‘6+1’产业链整合成功之后,你就能创造品牌。所以我们不要误解,不是它有品牌,所以创造出它的效益,而是它掌控了整条产业链之后它才会有品牌。”郎教授的意思也就是说,先整合好产业链,才有品牌,并且是只要这样“就能创造品牌”。 其实,真正本末倒置的是郎教授自己,他在“贼喊捉贼”。 整合“6+1”不是创造品牌的必要条件。这无论是对于国际品牌还是国内品牌而言,都适用。我们可以用事实来说话,先拿中国国内的一些知名品牌来说,中国改革开放前十几年的那些品牌是怎么创立的呢?很简单,是靠在央视等电视媒体做广告建立的,一夜之间就可以称为全国知名品牌。大家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有一个叫做“秦池”的白酒吧,它就是玩了一个历史概念,说秦始皇曾经在那里酿酒,然后在央视黄金时段广而告之,就这样一跃成为全国知名品牌,这个品牌和茅台不一样,它是突然冒出来的。当然这个品牌后来由于经营不善垮掉了,但是从它创立来看,和“6+1”一点关系都没有。像秦池这样的品牌创立的故事,在中国比比皆是,改革开放早期的包括洗衣粉、牙膏、冰箱、彩电等等品牌,主要就是靠广告。当然,越到后来,创立品牌就越艰辛,单靠广告已经不行,而必须针对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玩法,但和“6+1”的整合绝无关系,这里暂不细谈。 你再看看国际品牌,读读他们创立的历史,有哪个的创立是因为整合“6+1”的?拿国际奢侈品为例,汽车中的劳斯莱斯、宾利、宝马、法拉利、奔驰等等;时装香水中的阿玛尼、范思哲、香奈儿、杰尼亚等等;酒类的轩尼诗、人头马、酩悦香槟……所有这些品牌从来不是靠整合“6+1”而创立品牌。国际品牌的创立,和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都有关系,如果整合“6+1”就能创立国际品牌,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欧美以外的地区诞生过酒类的奢侈品?其实,即便你在中国造的葡萄酒和欧洲的奢侈品酒色香味全方位都一模一样,并且你的“6+1”完全整合好了,你也成为不了世界品牌,为什么?因为奢侈品是精神层面的,中国产的不具有这种精神,不被世界认可。 可以从香奈儿这个国际级时尚品牌的创立和延续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香奈儿同时也是这个品牌创始人的名字(Coco Ce Couture)的领域。1914年,Coco开设了两家时装店,影响后世深远的时装品牌Chanel宣告正式诞生。 步入20年代,Ceau)等等。她继续设计了不少创新的款式,例如针织水手裙(tricot sailor dress)、黑色迷你裙(little black dress)、樽领套衣等,这一连串的创作为现代时装史带来重大革命。 除了时装,Chanel也在1921年推出Chanel No.5香水。 香奈儿品牌的延续和发展的顶峰,是影星梦露为他们做的广告。有记者问梦露,晚上睡觉穿什么,她回答说:“什么也不穿,除了几滴香奈儿5号香水”(not a few drops of No.5)一句看似寻常的话语,却道出了香奈儿香水调制技艺的精湛和蕴含的独特情调,也是香奈儿夫人在寻到产品独有特点的同时,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这一独有特点,正如香奈儿夫人自己所形容的:“这就是我要的。一种截然不同于以往的香水;一种女人的香水;一种气味香浓、令人难忘的香水。” 可见,香奈儿的创立是基于创始人的才华和上流路线,更基于对时尚精神的精确把握,并把这种精神推广到市场获得世人的认可。这些和“6+1”的整合又有何关系?当然,在品牌之间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业已存在的品牌,的确是需要做好“6+1”这些环节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因果倒置地认为是因为“6+1”整合才创立了品牌。 所以,事实正好相反,是因为先创立了品牌,然后你的“6+1”才会产生价值。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不是和品牌结合在一起,“6+1”的七个环节(原料与生产、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通通都不可能创造很高的市场价值,这是明摆着的,只要你不是品牌,你的最终售价就是低的,你“6+1”做得再好,也等于零。你看看家乐福超市有那么多无名(指没知名度)商品,服装、鞋子等,这些产品能够在家乐福上架,本身就说明七个环节都做得不错,但是它的利润呢,怎么可能和阿迪达斯这样的品牌相比。 香奈儿的创立不是因为“6+1”的整合,而反过来,一旦香奈儿的品牌创立之后,和它相关的原料与生产、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等环节就统统具有了高度的市场价值了。事实上说到底,这些市场价值是由香奈儿的品牌价值所派生的,而与这些环节关系不大,换言之,只要香奈儿设计好了一款服装,无论拿给谁去生产、营销、零售,结果都一样,那就是暴利。 再拿郎教授自己经常用来论证其观点的中国华为公司来说,华为是创立品牌在先,还是整合“6+1”在先呢?显然是创立品牌在先,整合“6+1”至多是这几年的事情,这种整合是为了维系品牌竞争力和开拓国际市场,而不是创立品牌。华为品牌的创立是多方位、综合性的艰巨工程,而绝不是什么“6+1”,但是华为品牌树立之后,通过整合“6+1”改善经营、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倒是说得过去的。 明白了这些道理,我们就可以继续分析,中国大学生就业难不在于中国的“6+1”没整合好,也不在于我们做不好“6+1”中的“6”(即郎教授所谓能够大量吸收大学生就业的六个环节)。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缺乏大学生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产业和“虚”的产业。这一切,乃是因为中国经济“太实在”,而其中关键一点,恰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品牌战略。 美国大学生为何就业不难 阅读提示:高技术、垄断性(对全球而言)和“虚”的产业能消化大量的大学生就业,而美国正是在这些方面称雄世界,所以美国可以确保大学生持久的高就业率。 从20世纪末开始一直到今天,10多年的时间,中国大学生就业愈发艰难,无论是量(就业率)还是质(工作的好坏)上都每况愈下,而这10多年恰恰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繁荣兴盛的时期。这就是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离奇之处。美国绝不会出现这种局面,美国只有在遭遇经济萧条时才会出现暂时的大学生就业困难,这种局面往往是几十年才一遇,在大多数时期,美国大学生毕业之后是高枕无忧的。 即便是在经济危机和金融海啸之后的2009年,美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并未遭遇特别严重的就业寒冬,美国大学和雇主协会在2009年4月对850所大学的3.5万名毕业生所作的抽样调查,在申请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中有19.7%的学生找到了工作,乍看起来很吓人,其实2008年同一比例是26%,相差并不大。从就业的“质”的层面看,2009年应届毕业生的平均起薪是49353美元,几乎与2008年的平均起薪49300美元相同,有一半以上的专业起薪还有不同幅度的上涨,比如金融专业毕业生的起薪上涨了2.3%,达到49754美元。 这么多专业起薪逆势上涨,说明美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质”在提高,这个事实只能说明美国大学生就业即使有困难,那也是暂时的、局部的、不严重的。那么,美国为什么能长期吸收那么多的大学生就业呢? 其实很简单,这是因为美国拥有的是高技术、垄断性、“虚”的产业,这些高技术和“虚”的产业恰恰就是大量吸收大学生的产业。高技术自不必说,美国的军工、航空、计算机、互联网等都是需要大量大学生的,本国的学生还不够用,还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吸收优秀人才。 至于“虚”的产业,就是指美国基于综合国力和文化优势,建立的非物质形态的产业,这主要包括“虚拟化”经营的世界级品牌(美国仅经营品牌符号本身,物质产品放到中国内地来生产)、金融服务业、娱乐产业、少量奢侈品等,这几样虚的东西,无一不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搜刮财富的强大工具,而这些产业,恰恰需要大量大学生来做。 高技术、垄断性(对全球而言)和“虚”的产业保障了美国大学生的持久高就业率,这就是我的解释。 我的解释与郎教授的异同点 阅读提示:我与郎教授的相同点在于,都认为“虚”的产业才是吸收大学生的行业,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就在于“虚”的不够,“虚”的经济在国际上无竞争力,也就不可能吸收太多的大学生就业。 那么,我的解释与郎咸平的“6+1”理论有什么异同之处呢?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看到了“虚”的层面是能吸纳大学生就业的所在,没错,吸收大学生的就是“6+1”的“6”。不同之处在于,郎咸平只停留在了表面的七个环节,错误地得出今天的国际竞争不再是产品竞争,而是产业链的竞争结论。 要证明郎咸平的错误非常简单,按照他的理论,我们只要发展好“6+1”的“6”就能在国际产业链竞争中取胜,大学生就业问题就迎刃而解,而实际上,中国在“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等六个环节早就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准,许多世界品牌的这六个环节都是中国人在做,除了产品设计这一环可能稍逊,其他五个环节中国人做得非常好。 事实上,问题的关键根本就不在于这六个环节本身,问题仍然在于产品(品牌),国际竞争仍然是产品的竞争,而不是所谓产业链竞争,你只要创立了世界级的品牌,那六个环节自然而然就运作起来;如果你没有品牌,去搞这六个环节就如同“巧妇做无米之炊”。也就是说,所谓六个环节,是围绕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去运作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品牌创立之后催生了六个环节,而不是靠六个环节本身去竞争。如果中国创造出一个可以和耐克匹敌的世界级运动品牌产品,那六个环节马上就会运作起来,大学生就业岗位就源源不断。 所以,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真实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6+1”整合不好,或者后面六个环节做不好,而在于我们缺乏让这六个环节产生价值的品牌和“虚”的产业。换句话说,很多业已存在世界品牌,如果要把七个环节尤其是后面六个环节全部交给中国来做,今天的中国已经有能力做好。 事实上,从品牌的创立角度,品牌的打造只与六个环节中的“产品设计”有关联,要在当今世界创立一个品牌,一流的产品设计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品牌打造是一个综合性的庞大工程,并不是单靠设计就能成功。所以说,“6”是果,而不是因,把大学生就业难归根于“6”是荒谬的。 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全部真相 阅读提示:要解决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大力发展“大学生密集型产业”,也就是要在高技术和虚拟产业上在世界范围内杀出若干条血路,日本和韩国都能做到,中国也一定能做到。 “6+1”理论除了肤浅之外,还在于片面,仅仅涉及了产业领域的大学生就业,而实际上,政府部门也是吸收大学生就业的关键领域,政府对大学生的需求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维持日常运作,二是开发公共产品(包括国防产品与技术研发、制度设计、法律建设、经济政策研究等)。大量的大学生是直接进入政府工作或者为政府打工的,国家战略和方针政策也就成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我想综合考察中国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但政治层面只一笔带过: 其一,国家战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低技术发展战略,国家对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投资严重不足,这一领域恰好是需要大学生来完成的。 其二,法制化进程。我国的法制化进程障碍相当大,行政力量依然非常强大,法律“说话”不算,这就导致法律人才的需求大打折扣,如果我们能像美国那样,每一个人都聘请为自己长期服务的私人律师,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就业将大大增加(增加数十倍、数百倍甚至数千倍),不够用了,其他专业的大学生就会转法律类。 其三,其他一些短期政府政策。 我们回到经济层面作为探讨的重点,毕竟大学生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从经济角度看,只有两类产业是“大学生密集型产业”,这就是高技术产业和“虚”的产业,大学生就业难在于缺少这两种“大学生密集型产业”,而不在于什么“6+1”。 从高技术产业看,我们的计算机产业、软件产业、汽车工业、军事工业、航空航天工业没有一个能在世界上占据重要位置,产品在世界范围内销量太小,自然就无法吸收更多的大学生来生产、研发产品。在这些方面,中国哪怕能在一个领域占据世界市场的较大份额,就能让理工科大学生就业大大改观,韩国都能创造出现代这样的世界品牌,难道中国举全国之力就不能做出一个来吗? 从“虚”的产业看,我们几乎不拥有世界级的品牌,没有一个奢侈品牌;我们的明星娱乐产业冲不出华人圈;我们的金融业非但不能剥削别人,反而成为国际游资席卷我国财富的工具,所谓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也主要靠内地支撑着。“虚”的产业无一例外都是大学生密集型产业。 如果我们有世界级的品牌,我们就可以虚拟化经营,让印度的廉价劳动力为我们生产物质产品,我们只须雇用大量大学生进行技术研发、外观设计,广告宣传(明星代言)。须知,韩国三星手机仅仅外观设计团队就聘请了500多名艺术类的大学生,软件和硬件等技术类的大学生更是数量巨大。 如果我们有真正的世界级的金融服务业,我们经济类的毕业生就不必挤破脑袋去外国的投行,我们自己就能消化掉这些毕业生。 如果我们有能走出国门的娱乐业,我们就需要大量的文科大学生进行编剧、摄像、表演、导演、营销、宣传、策划等,事实是,我们连“韩流”都抵挡不住。我们所谓去了好莱坞发展的导演和演员,只不过出口转内销而已,他们只是充当了美国人占领中国市场的好工具。我们的娱乐明星如果也只能在华人圈里折腾,那么所能吸纳大学生的数量是相当有限的。 如果我们能有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至少在亚洲范围内大行于世的软件、网游产品,我们就可以吸收大量的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进行软件开发和产品生产。事实上,我们的网游市场被韩国人占据了半壁江山。 纵观所有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某些“虚”的产业或高技术产业上在国际范围内占据一席之地,这是他们不存在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共同原因。法国有无数奢侈品和国际品牌、还有飞机,德国也有诸多国际品牌,日本汽车工业世界首屈一指,美国军工、金融服务业、汽车行业也是世界领军,韩国有三星、现代等国际品牌。所以中国大学生就业难,不在于“6+1”,不在于高校扩招,也不在于专业不对口,我们的大学生比例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在于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和“虚”的产业,一句话,我们缺乏“大学生密集型产业”。 要解决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大力发展“大学生密集型产业”,也就是要在高技术和虚拟产业上在世界范围内杀出若干条血路,日本和韩国都能做到,中国也一定能做到。须知,日本和韩国乃至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都是依靠大量虚拟产业寄生在中国内地无数劳动者身上的,我们必须摆脱这样的悲哀局面。 在2007年至2008年之间,在金融危机中中国出口型经济困局初现之时,郎教授对于中国面临的经济困难有一个解释,许多人认为很有道理,但我从中发现了一个很搞笑的逻辑:中小企业因为缺钱而腾出钱来炒股炒楼。 各位不信郎教授会提出这样自相矛盾的“理论”吗?且听我娓娓道来。 郎教授推翻了自己的说法 阅读提示: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初,郎教授一直鼓吹说中国的制造业危机与次贷危机无关,主要是中国政府错误的宏观调控政策导致了中国出口企业的困境。转眼到了2009年,我却发现郎教授改变了说法,开始说中国的制造业危机完全就是因为次贷危机导致美国消费者借不到钱了,无法像以前那样大肆购买中国货,中国制造业由此丧失了美国需求,所以才发生了危机。显然,郎教授后面的说法是靠谱的,这本来是众所周知的简单事实。 看郎教授是怎么说的,“处在过冷部门的民营制造业,他们怎么办?请注意银行利率上升,存款准备金利率上升,因此处于过冷部门的民营制造业,他们的投资环境急速恶化……如果你是他们,你会怎么做?你会和他们一样,那就是你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拿出来或者把工厂关掉,把钱拿出来,打到过热的部门炒楼、炒股去了。所以第二个管道就是在这种宏观调控的压力下,使得制造业的企业家把资金从过冷的部门抽出,打到过热的部门去炒楼,也使得过冷的部门更冷,过热的部门更热。”(郎咸平:“亿达智赏”2008大连城市经济发展论坛演讲) 请注意,郎教授在这里说银行利率上升,存款准备金利率上升,导致了民营企业投资环境恶化,然后导致他们干脆关了工厂,转投到房地产和股市去了。这其中的意思就是说,银行利率导致贷款成本大了,而存款准备金上升贷款的难度也大了。我们知道准备金是指商业银行要拿出来存到中央银行的那部分钱,这部分钱商业银行不能拿出来放贷,准备金提高就意味着商业银行放贷的那部分钱少了,所以贷款就难了。按理说,贷款难了,民营企业家资金短缺了,如果工厂产品仍然有足够的销路的话,企业家就应该更加节省、从自己的其他方面腾出钱来维持自己的工厂才对啊。可是郎教授不这么认为,他明确告诉我们,因为投资缺钱,工厂主反而把投资工厂的钱给腾出来去炒楼炒股了。是什么原因导致郎教授产生这么雷人的推理呢? 很简单,是因为郎教授当时没看到问题的真实本质,尽管郎教授经常宣称自己看问题就是看本质。其实,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银行紧缩贷款导致民营企业家关闭工厂,而是因为当时(2007年年底至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已经爆发,那里的银行吓怕了,不敢放贷给老百姓消费了。须知,美国人在危机前人均六张信用卡啊,这下那里的老百姓没钱买东西了,这就导致中国出口艰难,产品卖不出去,所以中国工厂才会关闭,这些企业主才不得不把钱投到房产和股市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部需求的锐减,出口量仍然像以前那么好的话,企业主一定会想方设法筹集资金维持工厂的。反之,在外需锐减、产品无销路的情况下,即便银行不紧缩信贷,甚至是放宽信贷,这些企业主仍然会毫不犹豫关闭工厂,你银行给我再多贷款有什么用啊,我产品都卖不出去。 可惜的是,在2007年年底和2008年的时候,郎教授到处鼓吹说中国的制造业危机不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而是中国的紧缩政策导致的,是宏观经济政策搞错了。郎教授在不止一个场合说过,即便没有次贷危机,中国的制造业也会在国家宏观调控中面临危机。说什么中国的制造业利润只有5%,提高利率直接就会导致他们破产。 到2009年郎教授终于醒悟,发现原来这一切是因为“美国人不买中国产品”(郎咸平2009年3月出版的《金融超限战》第四章第四节的标题)了。郎教授解释道:“我最近看很多别的媒体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电视媒体的一个节目,是关于华尔街的。看了几集之后发现,我都看不懂这个节目,而且越看越乐观,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干脆我自己出来讲算了。不讲不行了……”(《金融超限战》第四章开篇语)至此,郎教授终于推翻了自己之前说的中国制造业危机是由于政府的宏观调控的观点。 事实上,我早在危机一开始就已经指出了这个真正的问题,美国是金融危机,而中国引发的可能是经济危机。从次贷危机爆发的那一刻开始,我们面临的就是实打实的实体经济危机:制造业产品销量一夜之间锐减,中小企业成片倒闭。 美国面临的是金融危机,中国面临的是经济危机 阅读提示:美国已经不会再爆发经济危机,因为它已经没有了经济,美国只会爆发金融危机。而只要美国一爆发金融危机,几乎同时地,中国这边就可能爆发经济危机。很简单,中国经济依赖于出口货物到美国,只要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美国百姓的信用卡就被银行限制了,没法更多地消费中国货。中国出口企业就会成片倒闭,可能形成马克思所定义的经济危机。 我们已经知道,美国已经不会爆发经济危机,它只有金融危机。在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风暴中,美国是次贷危机的新帝国主义金融危机,但是中国则相反,从次贷危机在美国全面爆发的第一刻起,中国面临的是经济危机。很简单,美国是中国制造业第一大的出口市场,次贷危机就是让美国人一下子没钱买东西了,中国的产品就卖不到美国了,中国沿海制造业中小企业立马成片倒闭。这不是经济危机的性质是什么?你把马克思请出来,他也得说这是经济危机的性质,因为这恰恰就和他定义的经济危机是一回事:生产过剩(产品卖不出去)、大量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当然,本书前面说了,今天的资本家基本上不会生产过剩,而是产能过剩,他们今天发现苗头不对,明天就会解雇工人、减少产量,而不会出现大量产品积压的情况。 早在2008年年底,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以下简称人大课题组,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就对中国将要面临的这种经济危机作出了预测。他们当时预计2009年潜在GDP缺口将进一步扩大,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进一步恶化,2009年潜在GDP缺口比2008年平均恶化了85.3%;失业水平将进一步扩大,2009年中国的失业规模将会接近3200万人,调整后的失业率也将由2007年的7.1%攀升到9.3%左右。世界经济将深度下滑。这会对中国出口带来严重打击,使得中国外需下滑的幅度远超过2008年的水平。同时,由于中国出口收入弹性很高,出口对于主要贸易国的国民收入增长较为敏感。欧洲、美国、日本三大经济板块的同步大幅度下滑将对中国的出口带来直接的深度冲击。因此,对中国当前经济影响巨大的出口和进口增速将双双持续回落,其中出口增速下滑更为剧烈,预计出口增速将下降69%,进口增速下降6.1%。这导致2009年贸易顺差较2008年少增加146亿美元,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为-5.5%。 与2007年、2008年不同的是,2009年中国出口的问题不是内部成本上升与竞争力下降,而是外部需求下降造成的冲击。2009年金融危机对美国、欧洲、日本的实体经济带来的实际冲击,其进口需求的下降才将全面显现。这种需求冲击,很难利用人民币升值减缓、出口退税率提高以及出口补贴等供给方刺激政策来缓和外需的下降。 当然,我们幸运地看到,无比强大的中国政府在2009年用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打败了经济危机,4万亿(2008年11月推出)基建工程砸下去,立马消化了钢筋水泥的过剩产能,从而也弥补了出口骤减导致的GDP增长缺口,中国经济在2009年成功“保8”,全球一枝独秀。 但是各位也不要忘了,尽管在数字上我们的GDP达到了8.9%的年增长,但是实际上整个2009年中国的出口型中小企业的局面并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有更多的企业继续倒闭了,打工仔们的就业问题依然很严峻。因此可以这么说,在这一年整体上我们打败了经济危机,但是在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这个局部,仍然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原因很简单,只要欧美一天不复苏,我们的出口就没法恢复啊,4万亿投资都投到了基础设施和工程,获利的是钢筋水泥的生产厂家和房地产行业及其相关产业,4万亿投资如果能拿出一半来直接扶植制造业企业,那它们的危机就能解决。但我们并没有做,所以制造业危机依旧。 2009年的中国制造业危机,比2008年严重数倍,到2010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时我们发现,2009年中国的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竟然是-3.9%,而这一数据在2008年是0.8%!这个负值中国只有通过政府4万亿投资去弥补,2009年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从2008年4.1%猛增到8.0%,这才中和了出口-3.9%的负效应。 中国的制造业真正走出危机,开始复苏是在2010年,因为进入2010年欧美才开始了真正的复苏,欧美人对于中国制造的订单才开始有比较大的回升。我们可以从2010年以来的新闻报道上看到,由于危机导致中国的中小企业倒闭了很多,没倒闭的也炒掉了一半以上的工人,所以今年欧美的订单一恢复,竟然导致许多工厂的生产能力满足不了需求,而一下子想要恢复危机前的产能比较困难,许多厂家争相招工,在短期内竟然又形成了民工荒。 世界经济危机,十七八年再来一次 阅读提示:世界经济危机,十七八年会再来一次,这种周期是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周期一致的,只要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全世界就会爆发经济危机,因为全世界的实体经济都依赖于美国的进口。十七八年是一个乐观的估计,七八年再来一次也不是不可能。 在2009年许多媒体就开始使用“后危机时代”一词,我在当时就说这很不靠谱,还为时过早。但是到了现在这么说,基本上没问题,欧美已经在复苏,中国的制造业也走出了危机,虽然又有新的欧元区的希腊危机等,但不足以导致世界和中国经济二次探底。基本上可以下定论,这一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过去。 但是,只要对这一次危机的本质——新帝国主义资本过剩的第一次金融危机有了清晰的认识,那么“后危机”就变为“后面还有无数的危机”。第二次新帝国主义金融危机必将在20年内重新到来。而新帝国主义的金融危机,则又必然再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自从新帝国主义国家成型,这个世界就划分为新帝国主义阵营和被剥削国家阵营。新帝国主义国家是不从事大部分的生产的,而是用金融、品牌、技术等进行国际剥削,所以从此以后的世界经济危机就泾渭分明地划分为:新帝国主义国家是金融危机和被剥削国家的经济危机。被剥削国家是有产能的,生产几乎所有类型的产品,一旦新帝国主义国家爆发金融危机,那么这些国家的百姓的购买力就瞬间骤减,于是他们对于被剥削国家的产品购买能力就锐减,这些被剥削国家出口剧减从而形成经济危机。 为什么说下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必然在20年内到来?我的理由是,自从1990年新帝国主义确立以来,只经过了18年,2008年爆发了次贷危机,那么下一次危机的爆发只能是更短的时间而不可能更长。也许17年、15年,甚至10年。为什么这么确信呢?因为,这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嘛,也是各位生活中的常识嘛,你的电视用了10年坏了,修好之后还能再用10年吗?不可能的,下一次坏一定是在10年之内,可能5年就坏了。你的手机也一样啊,使用了2年坏了,修一次之后,最多1年就会再次坏掉,甚至半年就坏了。 新帝国主义的印钱购物空壳经济系统也是一样的,你可以把它看作和电视机一样的机器,它在运转,由于内部有不可克服的缺陷,用了一定时间就会坏掉,修好之后,再过更短的时间会坏掉。 所以我的预言就是,自从新帝国主义诞生之后,世界经济危机的周期就大大缩短,世界将更频繁地爆发经济危机,当然这是由于新帝国主义将更加频繁地爆发金融危机。 当然,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原因在于,新帝国主义印钱购物空壳经济和债务经济模式存在无可解决的漏洞。这就是第四章中说的资本过剩与资本逐利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国的金融资本家们赚钱的速度太快了,由于美国是空壳经济,这些钱压根找不到足够的投资渠道,所以只能继续在金融领域折腾。逐利的本性使得金融资本家要不择手段地为这些钱谋求继续生钱的途径,那就只能是不断地“创新”金融产品,不断地开发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品,金融衍生品为衍生而衍生,忽悠美国民众来买。 金融资本家这样做,是一定要破坏美国政府本来设计得很好的印钱购物经济的运行的。这个印钱购物经济设想的是这样健康地运行:政府发钱给为政府提供劳务的民众,然后民众、企业之间互相服务互相发钱,所有美国人拿到钱购买外国产品,而外国赚到的美元又通过买美国国债回归到美国。当美国人发的钱不够花的时候,他们可以借贷这些从外国回流到美国的美元进行信贷消费。 本来只要美国人都不做得太过分,这一运转就没问题。然而金融资本家插进来,问题就出现了,他们为了牟利,必须忽悠和引诱美国人进行更大的借贷消费、进行更多的金融投机,这些泡沫化的借贷和投机,最终必然积累成集中爆发的金融危机。 美国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没办法,除非把华尔街关闭。关闭了华尔街,美国政府倒是可以顺利地推进印钱购物空壳经济了,但是这样一来美国也失去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失去了用金融忽悠全世界进而圈钱的好处,所以美国不可能这么干。事实上,美国的金融资本家们也有足够的力量迫使美国政府不这么干,他们完全可以操控美国。你看,奥巴马政府连一个银行分业经营的提案都通不过。 现在国人都说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阻碍中国实现更好的发展。那么美国也同样,金融资本利益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他们的印钱购物经济的良好运行,隔十七八年就要把这个空壳经济的运转破坏一次。 而美国政府毫无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迎接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到来,永远忍受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对印钱购物经济的破坏。 世界经济危机的另一面 阅读提示:前面说了世界经济危机的一面,即美国的金融危机,另一面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实体经济国家的产能过剩。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产能大规模过剩,在没有发生危机的时候,这些过剩产能由美国来消化,而一旦美国发生金融危机,这些产能就没人消化了。于是这些国家就马上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定义就是大规模产能过剩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大规模失业。 试问各位,美国得以印钱购物的客观条件是什么?是其他国家的产能过剩。很简单,美国人印了钱,要能在这些国家买到东西才行啊,如果这些国家的产能连本国人所需要的产品都满足不了,怎么可能卖给美国人呢? 所以,新帝国主义国家印钱购物的前提就是,除它们之外的国家都处于普遍的、严重的产能过剩状态,这些国家的产能在满足了本国人民的有效需求(买得起且想买所导致的需求)之后,还有大量的剩余产能,这些产能继续寻找海外的需求,把产品卖出去。 这时候,美国就充当了救世主的角色,“乐于助人”的美国拿着大把的花不完的美钞来帮我们消化过剩产能。当然是花不完的美元,因为想花多少就印多少,你中国能产多少产品,美国就能印多少钱来买。 这时你会发现,美国人似乎是做了大好事,因为他们买中国的产品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试想,如果他们不印钱来买中国的产品,中国的出口增长就为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就是靠出口拉动,那么中国经济也就将停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国明明是做了一件无耻之极的坏事,怎么反倒帮了我们,好像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明明是美国在进行国际剥削,得到了好处,而似乎我们这些被剥削者也得到了更大的好处。没有美国对中国制造的大量进口,哪里有中国出口制造业工厂的繁荣昌盛,哪里有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转工的就业? 这是一个迷局。不过,我并不想在这里揭开。到第八章再讲吧。 还是先看看这种产能过剩与世界经济危机的关系,很简单,这些国家的产能过剩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另一面,美国的金融危机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这些国家不是产能过剩,就不会形成经济危机。而因为这些国家产能过剩,本来是靠美国来消化这些产能,一旦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这些产能就没法消化了,于是工厂就倒闭、裁员,经济危机就来了。 你要问,这些国家怎么这么傻,自己有这么大的产能为什么不可以用来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非得去换美元呢?答案是,这是市场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企业不可能生产出产品免费发给本国人,只要卖不出去,他们就不会生产。为什么卖不出去呢?是因为本国人民没钱,内需提不上去。所以,美国印钱购物经济得以维系的条件也在于,这些被剥削的产能过剩的国家,没有把藏富于民作为本国的发展战略,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或者说收入有提高,但是相对于资本利润的增长速度却小得多,这样的收入增长无法促使内需型经济的出现。那么它们就永远得依赖美国的购买力,要美国帮忙消化过剩产能。 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对于产能过剩有另外一个词语进行描述,即“增长型衰退”。什么叫“增长型衰退”?克鲁格曼的解释是:“一个经济体仍在增长,但增长的速度赶不上产能的扩张,于是,闲置的产能和失业者越来越多。”克鲁格曼认为他的萧条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就是“经济的需求面失灵——私人消费不足以充分利用可用的生产能力。正因为没有充足的消费需求,一个接一个的经济体遭遇衰退,无一幸免:20世纪90年代起历时10年的日本,1995年起的墨西哥,1997年起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2002年起的阿根廷,2008年起的所有国家。” “增长型衰退”没什么深奥的,和马克思的生产过剩,和我们现在说的产能过剩都是一回事,说白了就是生产在扩张,而消费却在萎缩或者扩张的速度远远小于生产,就会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工厂产品就滞销,失业者就增多。只不过,他把产能过剩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看。 克鲁格曼这段话中有一句看似可怕的话,他说2008年起所有的国家都将面临增长型衰退,也就是从此以后是全球性的增长型衰退。为什么增长型衰退以前只发生在日本、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阿根廷等国家,而2008年起却要蔓延到所有国家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前面说的产能过剩有一个补充说明,本书前面说的产能过剩是说产能相对于本国需求来说的过剩,而来自国外的需求则刚好可以消化这些过剩,把国内国外的需求加起来看,产能实际上是不过剩的,因为所有产能都被消化了。那么克鲁格曼所提到的这些经历产能过剩(增长型衰退)的国家,绝大部分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这里所指的产能过剩则是指总的产能过剩,就是说,国内国外的需求加起来都消化不了这些地区的产能,所以它们就出现了增长型衰退。 这些国家为什么发生增长型衰退呢?很简单,就是它们的出口出现了骤减,使得其产能出现一个缺口无法消化。20世纪90年代起历时10年的日本,显然是日元升值导致了日本货滞销;1997年之后的泰国、马来西亚等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打击了它们的出口,也更由于后起之秀中国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后期)出口增长,挤占了这些国家的原有国际市场份额。 2008年之前的中国,可以看作基本没有产能过剩(国内国外的需求加起来看),所以没有经历增长性衰退。那么,2008年之后的全世界,都将经历增长型衰退啊?显然不能这么说,首先,新帝国主义国家空壳经济根本就没有产能,何来的产能过剩?它们不是产品多得卖不出去,而是压根就没有什么产品。所以,即便经历增长性衰退,也必须是中国这样的具有巨大产能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因为新帝国主义的金融危机导致这些国家出口锐减,从2008年起开始经历产能过剩。其次,还必须有个时间限定,世界各国不可能从2008年起没完没了地增长型衰退,只要美国缓过来了,恢复了印钱购物经济运转,那么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出口就会立刻恢复到以往的水平,中国的产能过剩也就解决了,增长型衰退也就结束了。 如何面对“增长型衰退”:4万亿花完后中国经济会二次探底吗 阅读提示:4万亿已经快花完了,失去了这些刺激,中国经济会二次探底吗?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外需恢复的程度,二是相对于危机前新增的产能有多大。这两者只要有一个出现大问题,中国经济二次探底就在所难免,如果两个问题都很严重,那么二次探底就很厉害。从目前的形势看,外需恢复得相当不错,剩下的问题就只有等4万亿花完,看看到底会导致多大的新产能过剩。 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的这几年,可以说中国正是面临了克鲁格曼所说的“增长型衰退”,我们的解决办法是用4万亿政府投资来消化出口锐减导致的产能缺口。然而,这样做虽然解决了当下的问题,但很可能在将来导致更大的增长型衰退,即“(经济)增长的速度赶不上产能的扩张(速度)”,因为,正如郎咸平教授所言,4万亿的投资很可能是用将来的更大的产能过剩为代价,去消化今天的产能过剩(我对郎教授的这个论断是深表认同的)。 2009年年底由我国四家商务会共同制作、投放的关于“中国制造”的广告开始逐步在全球投放,而商务部虽然否认了是这次宣传的直接委托者,但承认在其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见政府与企业一样着急“中国制造”的销路问题。 的确,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府的经济战略直到今天仍没有丝毫改变,那就是死死把握“中国制造”,除了出口还是出口,把外向型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主要方面。 2008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一旦面临国际需求的锐减怎么办?中国政府有妙法。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国政府便采用“临时性紧急措施”,即政府大量增加投资和公共支出来扩大内需,弥补由出口锐减带来的经济衰退,使中国经济保持必要的增速(“保8”),直到国际经济环境好转为止。“临时性紧急措施”一般维持三五年的效果。上一次亚洲金融风暴是这样,这一次全球经济危机也是如此,4万亿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字:“拖”,一直拖到世界经济回暖,外部需求回升为止。 然而,西方学者对此的评论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中国还没有变。中国针对全球金融危机作出的回应,看似极为成功。但这是一个假象。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大幅增加投资支出,这将带来更大的产能过剩。高储蓄、高投资的中国经济,对中国人民来说代价高昂,对世界也具有破坏稳定的影响。早就应该推行彻底的改革……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政府对家庭收入征税,支持企业利润。如今,企业占中国庞大储蓄额的一半以上。由于消费的增长速度往往低于GDP增速,过剩产能只能通过更多的投资或出口得到利用。今年,经济危机使出口变得不可能。但中国急需再度扩大出口。结果很可能是一场贸易体系内的危机。”(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11月30日)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政府的这一意图还是相当明显的。首先,中国的出口退税在全国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上调至17%高度,政府倾全力维护出口;其次,我们的4万亿投资计划,既没有用于民生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也没有用于调整经济结构,而是投入巨大的GDP工程,目标只有一个:保障经济增速;第三,政府在房地产政策上超级宽松,开发商资本金比率下调至15%,房产交易营业税、契税可以减免,购房可以办理当地户口等等一系列政策比2003年房地产调控以前还宽松,因为房产本身也是巨大的GDP拉动器,维护和刺激房地产的目标也是GDP。总之一句话,在外部需求锐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的是临时性的可以骤然增加GDP增速的内部经济措施,而不是持久的藏富于民的经济战略。 从过往看,这种战略基本奏效,这种战略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外部需求的锐减是暂时的,三五年之内一定会恢复;然而,从将来看,这种假设是否存在破灭的可能呢?即在一次危机之后,如果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远远超过三五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需、外需无法恢复,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 而克鲁格曼则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主要是东亚)的经济繁荣称为“建立在浮沙之上”的增长,“就是一只纸老虎”。他主要担忧的是这些经济体不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基础上的实质性增长,而是主要靠劳力与投资增加的膨胀性、依赖外需的增长。亚洲繁荣1997年被一夜戳破,资产泡沫破裂。 诚然,若干西方经济学者在此基础上宣扬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并不可取,然而这些论述实在值得中国警醒。一面是消费需求不足,一面是巨大的产能过剩,这是增长型衰退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欧盟商会最新报告显示:2009年铝业的产能利用率预计为67%、风力发电业为70%、炼钢业为72%、水泥业为78%、化工业为80%、炼油业为85%。然而,庞大的额外产能仍在建设中。产能过剩的规模可见一斑。2008年底,中国炼钢业产能为6.6亿吨,而需求为4.7亿吨。其差额大致相当于欧盟的总产出,“目前,中国还在建设5800万吨的新产能”。我们用于对付外部需求骤减的“临时性紧急措施”(GDP投资工程)似乎带来了一种滑稽的循环,我们用这种投资“治愈”了今年的产能过剩,结果是增加了明年的产能过剩(参见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11月30日)。 如此往复,则一年比一年增加过剩产能,当然,按照“经验”如果能拖到国际需求恢复之时,这些过剩的产能就可以用来生产卖给外国人的产品。而倘若政府钱花完了,外部需求还没有改善,那么我们就有迎来持久的产能过剩的危险,也就是持久的“增长型衰退”。当然,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我们已经了解,美国不可能不恢复它的新帝国主义印钱购物经济和债务经济的运转。我们也看到,从2010年开始,美国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信贷逐渐恢复到危机前的松度;相对应的,中国的出口已经在强劲复苏。 政府4万亿之后面临的唯一潜在的风险是,由于这些投资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用将来更大的产能过剩来消化当时的产能过剩,这也就意味着,这种政府投资结束后,即便外需已经恢复,但是中国的产能已经变得比经济危机发生之前还要大了不少。如果说危机前的产能刚好被国内国外的需求加起来消化掉的话,那么危机之后,国内国外的需求加起来就消化不掉这些产能了,会形成总的产能过剩。如果这个产能过剩比较大,经济就会继续“增长型衰退”,如果过剩得不大,那就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讨论4万亿花完之后中国经济会不会探底,我想答案已经很明确: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外需恢复的程度,二是相对于危机前新增的产能有多大。这两者只要有一个出现大问题,中国经济二次探底就在所难免,如果两个问题都很严重,那么二次探底就很厉害。从目前的形势看,外需恢复得相当不错,剩下的问题就只有等4万亿花完,看看到底会导致多大的新产能过剩。 而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也是一种庞氏骗局,只不过它不是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单独设局操控的,而是由无数投机楼市的人共同“打造”的。 郎教授鼓励买房是在误导中国经济 阅读提示:任何资产泡沫“都是一种没有人操纵的自然形成的‘庞氏骗局’——只要不断有傻子加入进来,涨价链条就不会断裂,也就能不断赚钱。然而傻子终究有限,一旦没人愿再当傻子时,泡沫就会全盘崩溃”(经济学诺奖得主克鲁格曼言)。世间没有不破的房地产泡沫。 2009年底郎教授在鼓励买房。他这样说道:“民国初年,1两黄金可以买两亩良田,5两黄金买北京一个四合院。100年后的今天,1公斤的黄金等于25万元人民币,只能买北京四合院落的一个厕所。如果你在100年前没有买四合院,而保存5两黄金,那你今天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置产观念并不是空穴来风,历朝历代,对于一个战乱频繁的国家,房地产相对而言是比较保值的……”郎教授还强调,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通胀,应该买房来保值。 先不论郎教授鼓励买房的对错,就其整段话的逻辑就是相当混乱的。战乱频繁的国度怎么会是房地产相对保值?难道北京的四合院的价值从5两黄金涨到1亿人民币是因为战乱?郎教授怎么能把1949年前的战乱和四合院的价格变迁扯上关系。把两件毫不相关的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事情扯到一起,捏造两者的因果关系,显然是伪科学。北京四合院从民国涨到现在的价格道理很简单,民国时北京才多少人?现在北京多少人?全国人民都往北京跑,全北方的人都在北京买房,北京变得寸土寸金了。 事实上,战乱期间房地产恰恰一文不值,一个炮弹就把房子炸毁了。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有两个大官,有一个获得了老蒋的大笔黄金,一个获得老蒋赠与的房产,结果解放军打来,获得黄金的军官拼死抵抗,获得房产的军官立马投降了,战乱中此刻的房产就是下一刻的废墟,这军官有头脑,为了一堆废墟不值得拼命。 当然,这里不是要说黄金比房产更保值啊,我是不谈黄金的,说这些就一个目的,即说明郎教授有时候逻辑很混乱。 这里真正要探讨的是郎教授鼓励买房应对通胀的观点,我认为这是在害人,也是在误导中国经济。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严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任何资产泡沫“都是一种没有人操纵的自然形成的‘庞氏骗局’——只要不断有傻子加入进来,涨价链条就不会断裂,也就能不断赚钱。然而傻子终究有限,一旦没人愿意再当傻子时,泡沫就会全盘崩溃”(经济学诺奖得主克鲁格曼言)。 什么是庞氏骗局呢?克鲁格曼说资产泡沫是无人操纵的庞氏骗局,换言之,原始的“庞氏骗局”这东西是有人操纵的,是人为设置的骗局,那就先来了解一下庞氏骗局的由来。 什么叫做庞氏骗局呢?它是指用后来的“投资者”的钱,给前面的“投资者”以回报。“庞氏骗局”源自于一个名叫查尔斯·庞齐(Charles Ponzi,1878~1949)的意大利人,1903年他移民到美国,干过包括油漆工在内的各种工作,但他却一心想发大财。他发现赚钱最快的方法就是金融,1919年的某一天他忽然灵感浮现设计了一个投资计划,来到波士顿向大众兜售。 他宣称,购买欧洲的某种邮政票据,再卖给美国,便可以赚钱。国家之间由于政策、汇率等因素,很多经济行为普通人一般确实不容易搞清楚。庞齐一方面在金融方面故弄玄虚,另一方面则设置了巨大的诱饵,他宣称,所有的投资,在45天之内都可以获得50%的回报。而且,他还给人们“眼见为实”的证据:最初的一批“投资者”的确在规定时间内拿到了庞齐所承诺的回报。于是,后面的“投资者”大量跟进。 在1年左右的时间里,差不多有4万名波士顿市民,傻子一样变成庞齐赚钱计划的投资者,而且大部分是怀抱发财梦想的穷人,庞齐共收到约1500万美元的小额投资,平均每人“投资”几百美元。当时的庞齐被一些愚昧的美国人称为与哥伦布、马尔孔尼(无线电发明者)齐名的最伟大的三个意大利人之一,因为他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钱”。庞齐住上了有20个房间的别墅,买了100多套昂贵的西装,并配上专门的皮鞋,拥有数十根镶金的拐杖,还给他的情人购买了无数昂贵的首饰,连他的烟斗都镶嵌着钻石。 因为再也无法忽悠更多的人来“接盘”,1920年8月这个游戏就玩到了终点,庞齐破产了,庞齐被判处5年刑期。出狱后,他又干了几件类似的勾当,因而蹲了更长的监狱。1934年被遣送回意大利,他甚至想办法去骗墨索里尼,可惜没能得逞。1949年,庞齐在巴西的一个慈善堂去世。死去时,这个“庞氏骗局”的发明者身无分文。 自庞齐以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各种各样的“庞齐骗局”在世界各地层出不穷。比如大家熟知的葛优代言的万里大造林,事实上也是这一“古老”骗局的更新版,只不过“庞氏骗局”45天回报周期,被万里大造林改为8年。 而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也是一种庞氏骗局,只不过它不是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单独设局操控的,而是由无数投机楼市的人共同“打造”的。 为什么说地产泡沫也是庞氏骗局呢?因为它符合庞氏骗局的本质,即,被炒作的东西的价格仅仅是由于有不断的后来的接盘者所维持,房子已经脱离了用来居住的原有属性,而变成和股票一样的“证券”。对绝大部分买房者而言,房子不是用来居住了,买了房子就是为了下一步获利抛售。 各位,只要有足够的人和钱来支撑,在庞氏骗局中,一张毫无价值的邮票都可以被炒到成千上万美元一张,何况是本来就具有一定价值的房子呢?所以,房地产一旦开启了庞氏骗局的游戏,房价炒到再高都不足为奇,但如果你认为这房子就值这么多钱,你就和当年高价买庞齐邮票的人一样傻了。 的确,只要在房地产庞氏骗局破灭之前你去购买,只要你不是最后一批接盘者,你就是赚钱的,因为庞氏骗局的运行中,标的物的价格一定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高的。然而,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最后一批接盘者呢?庞氏骗局的特点就是随时都有可能破灭,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后继无人的情况。说白了,加入高价买房的行列之中,就是加入了一个赌博游戏,如果你不是最后一批,你就发财了,如果你是最后一批,你将输掉你大部分的投资。纵观历史上所有国家的楼市泡沫破灭,从来没有跌幅小于一半的。就拿中国自己1993年左右的海南房地产泡沫来说,海口房价从5000元跌倒1000元,跌幅高达80%。房地产庞氏骗局一旦破灭,往往几十年都恢复不了,海口的房价直到2002年仍然是1000元左右,在谷底维持了10年之久啊。 中国香港的楼市泡沫也同样经历类似的破灭,第一章已经提到过。你知道香港的楼市泡沫破灭给香港人带来多大的悲剧吗?举个例子,歌星王菲1997年以7成按揭、20年供款4800万购入沙田宝松苑豪宅,月供29万。楼价大跌而王菲每月开支仍高达80万。她壮士断臂试图将宝松苑半价约2500万蚀让放盘,可惜乏人问津。最后只好不管是电影、广告还是唱片合约来者不拒。 白天不懂夜的黑,头脑昏了的庞氏骗局过程中的参与者是无论如何不会预料到将来是怎么个死法的。 2002年之后,包括海南在内的房地产泡沫再次被吹起,一个更大的庞氏骗局形成了。只要是骗局,就一定会破,这一次将比1993年更惨烈。郎教授鼓励买房,最终一定是在害人,因为最后一批接盘者一定是死无葬身之地,而中国经济也会被拖累的很惨。 中国楼市泡沫何止是迪拜的千倍 阅读提示:所有鼓吹中国房地产没有泡沫的言论,都是欺骗,中国的楼市泡沫一定是世界第一的,那些衡量泡沫的指标不会在中国失效,不是不破,时候未到。这是银行信贷推动的泡沫。千万不要相信中国房价能够一直上涨或者保持高位长期不变。 那么,中国楼市泡沫到底有多大?美国一哥们(美国著名的对冲基金Kynikos Associates创始人兼总裁查诺斯)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比迪拜严重1000倍以上”,而美国《新闻周刊》也预测,中国将因房产泡沫破裂而陷入经济崩溃。 实际是,中国地产泡沫比之迪拜泡沫,何止大千倍?迪拜的房价才两万元,与广州持平,只相当于上海和北京的一半,随便一个一线城市就是迪拜的好多倍,而中国还有几千个县城,无数的二、三、四、五线城市,以中国之大,迪拜之小,中国的地产泡沫我看是迪拜的10000倍都有可能。 当然,千倍也好,万倍也好,都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并不是精确的量化,我们只须知道中国地产泡沫的确很严重就是了。 单纯从价格上,你很难说清楚泡沫到底是多少,北京4万/平方米的价格,大家都说泡沫很大,但是到底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楚,因为你无法搞清楚多少的价格是没有泡沫的价格,是一万还是两万? 国际上对于房地产泡沫的主要衡量标准是房价收入比、租售比和空置率。 房价收入比,即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国际上通用的房价收入比的计算方式,是以一套住宅的价格的中值,除以家庭年收入的中值。一般认为房价收入比在3~6倍之间为合理区间。中国的房价和自己家庭的房价比,大部分都在8倍以上。在整个世界经济史上找不到比目前中国更高的房价收入比,中国的房价泡沫已经居于巅峰状态。 北京的数据则更惊人:以80平方米一套的住房价格为中值,2010年北京4环以内单价已达3.5万元/平方米,这样的一套房子价格为280万元。北京月工资3000元为比较中位的水平,则家庭月收入(夫妻俩)为6000元,年收入为7.2万元。这样北京的房价收入比为38.8倍。即便以夫妻俩月工资均为5000元计算,房价收入比仍然高达23倍。如此“泡沫”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1991年的日本和1929年的美国,更是超过了1997年的香港和次贷危机爆发前的美国。 租售比,是指每平方米使用面积的月租金,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房价之间的比值。国际上用来衡量一个区域房产运行状况良好的租售比一般界定为1:200~1:300。这个比例后面的数字表示就是多少个月的租金能收回房款,1:200就是说200个月可以收回房款,这是国际上比较正常的水平,高于300个月就意味着泡沫比较严重了。2009年11月北京楼市租售比突破了1:500,达到1:525,部分区域甚至达到了1:700。 空置率,是指某一时刻空置房屋面积占房屋总面积的比率。按照国际通行惯例,空置率在5%~10%为合理区,在10%~20%为空置危险区,在20%以上为商品房严重积压区。尽管每个开发商作宣传时,都说自己的楼盘卖得非常好,即将售完,但是看看各个城市的夜晚,新楼盘有多少家在亮灯。有专家认为,中国很多城市的商品房空置率不低于30%。而2010年2月19日香港《南华早报》曾刊文《空荡写字楼中已现房地产崩盘迹象》,文中称北京写字楼空置率高达50%,隐现房地产崩盘苗头。 这三个衡量房地产泡沫的指标,各位应该并不陌生,这些数据也应当从媒体上看到过。然而,我这里真正想说的是,千万不要因为中国房地产高涨了十几年,直到今天国家高压宏观调控的情况下仍然看不到明显的走弱势头,就认为这些指标对中国是失效的。不是不爆(破),时候未到。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说,泡沫只有破了才能证明是泡沫,这句话可能是对傻子而言的,在惊天的泡沫面前,只有傻子才一点感觉没有,直到见了棺材才会掉泪。 有的人还自作聪明、煞有介事地去论证为什么三个指标对中国是失效的,给出的理由则是贻笑大方。他们说,你看,北京的房价收入比为什么失效,那是因为大多数在北京买房子的根本就不是北京本地常住居民,而是外地人乃至外国人,是投机性购房。 这种傻话是由于没搞懂房价收入比是怎么回事,这个指标本身就没有要求必须是本地居民买房,恰恰相反,只有当外来的投机资金多了的时候,本地的房价收入比才可能大幅度提高嘛。如果都是本地居民的居住性需求,怎么可能推高房价泡沫。 所以,外来资金购房的比例较大推高了房价收入比,恰恰是反映了这一地区的泡沫比较严重,怎么还能得出相反的结论说房价收入比会因此失效呢? 其他几个指标也类似,它们并没有要求在只有本地居民买房的情况下进行统计。无论是谁买房,这些指标都同样可以有效地衡量泡沫。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延续的时间很长啊?一点也不算长嘛。人家美国次贷危机前的房产泡沫延续了20年,你中国的高房价才10年,算什么啊?即便是日本当年的房地产泡沫,也延续了好几年。所以,并不能以泡沫延续了10年就否定这是泡沫,就认为这泡沫可以不破。地产泡沫在全球范围看,恰恰是一种可以长时间延续的庞氏骗局,短的也有好几年,长的一二十年。 中国的楼市泡沫能撑到什么时候? 中国楼市泡沫撑不过2014年 阅读提示:陈志武、谢国忠、曹建海等有远见的经济学者,无一例外都在2009年表达了类似的预测,五年之内中国高房价必然破灭,不是到顶,而是破灭!而谢国忠更是在2010年10月份已经宣告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到顶了,将迎来五年的衰退期。我论断,中国楼市泡沫撑不过2014年。 各位或许看到过网上那份流传甚广的“中国房地产崩溃时间表”。中国房地产崩溃到底存不存在时间表?答案是肯定的,但要精确的把这个时间表预测出来,恐怕只有上帝能做到。 这个“房地产崩溃时间表”对比日本1985年~1991年与中国2005年~2008年的楼市走势,两者惊人相似,在货币面临升值压力、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宽松货币政策等方面,也颇为类同。它最终预言中国房地产会在2011年崩盘。 楼市明年崩溃当然是有可能的,我的判断是,从2011年开始,随时都可能崩溃。如果要加一个最终的年限,中国的高房价最多撑不过4年。 不要拿城市化来蒙人,这是在偷换概念,城市化与房地产和楼市价格关系不大。因为我们探讨楼市,压根就不把县城包含在内,中国绝大部分农民的城市化都是通过县城来实现。我们探讨房价,就是指大中城市的房价,尤其是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的房价。中国几千个县城的房价,则根本不在探讨范围之内。农民搬到县城住跟北京、上海、广州的房价有什么关系?没任何关系。 有没有农民搬到大城市住?有,极小一部分,主要是农村出来的大学生、数量极少的暴发户。这构不成支撑长期高房价的理由。 也不要拿土地供给有限来说事,中国土地多得不得了,高房价压根就和土地无关。你看看海南就知道了,海南全省才几百万人,地广人稀,房价不是照样被炒起来了?还是要回到我之前的判断,中国的变态高房价是资金堆起来的庞氏骗局。 也不要因为全北方的人都到北京买房,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游资都到北京炒房就一口咬定北京的房价是绝无可能大跌的,更无可能崩溃的。北京的确不会第一个崩溃,但若要说它完全不可能崩溃,那就是只从经济谈经济了,你忘了,一旦形成了全国性的恐慌情绪,别的城市的崩盘一定会带动北京的崩盘。北京是高房价的最坚强堡垒,但这个堡垒一定会被最终的董存瑞炸掉的。 我也来列一个中国楼市崩盘时间表吧。参照日本和美国的历史:1990年日本股市崩溃,两年后房市崩溃;1929年美国股市崩溃,三年后房市崩溃。 这就是说,他们的楼市在股市崩溃两三年之后崩溃。这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可以这么解释,股票崩溃导致居民财富湮灭,所有人过紧日子导致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实体经济危机发生。危机之初,在实体经济无利可图的工厂主们纷纷把资金投入地产牟利。这些资金的注入导致房产高涨,有储蓄的居民也跟进投机。一两年后,由于经济一直在萧条,工厂主仍然无法在实体经济赚到钱,工薪阶层则失业或者拿低工资,这时,为了维持生活,他们不得不开始把房产变现,抛盘的人越来越多,直到汹涌而至,而接盘者寥寥无几,楼市崩溃。 2007年到2008年,上证指数从6000多点跌倒1000多点,可看作崩溃;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出口锐减,内外交困的实体经济危机开始。大量实体经济资金开始大规模介入房地产。2009年,尽管数字上显示GDP增速“保8”(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堆出来的),实则实体经济危机仍在持续,大批企业倒闭。2010年,实体经济危机继续,开始有倒闭企业老板和失业房奴因为缺乏现金维持生活,不得不卖掉房子。 2011年~2014年,楼市抛盘将会逐渐汹涌而至,直至再无一人接盘,崩盘。2014年属于乐观估计,如果比照上面日本和美国的例子,很可能在2011年底中国楼市泡沫就该破灭了,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情况,或许楼市还可以多撑3年。 地方政府不能再以房地产为经济引擎 阅读提示:地方政府以房地产为经济引擎,是没办法的办法,一是GDP政绩的压力,二是财政困境迫不得已。1990年代初的分税制改革导致了地方财政的严重困境,那时候可以说大范围的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都濒临了“破产的边缘”,发不出工资。1990年代中后期,终于靠房地产摆脱了危机,地方政府也开始富裕起来了。时至今日,我认为地方政府不能再这样依赖房地产了,一方面百姓被掏空了,再这样下去经济将面临崩溃的危险,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已经有长足发展,地方政府应该可以逐渐寻找其他的财源,替代房地产卖地收益。 去年房价的新一轮猛涨再次引起关注,而去年年底龙永图先生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高房价是可以控制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愿不愿意去控制。他直言“政府做得不够”、“政府不是穷得叮当响,是有钱”、“应该2/3房子由政府提供;1/3开发商去做,这部分房价越高越好,让富人去买,税收给政府”、“可以将高档房放在郊区,富人不是有汽车吗?让他们开着奔驰宝马去”。 事实上,这不算什么秘密,甚至于可以说,龙永图先生充当的是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那个小孩子。 诚然,房地产价格迅猛增长,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的推动。地方政府在市场监管、公共品提供、保障社会公正上严重失职。 1994年分税制改革造成财政“联邦化”现象出现,即绝大部分财政收入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则急剧下降,而其开支却未降低,因此基层政府普遍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这样就导致了地方政府寻求开源渠道增加财政收入,土地公产是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资源,土地资源在很多地方成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地方政府将房产列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在许多地方,房产已经成为地方政府GDP上升的重要支柱。 表面上看,房地产繁荣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地方财政,然而以土地换取GDP的暂时增长完全是短视的行为。 更严重的是,房产过度繁荣正是抑制内需的重要原因之一。房地产及房地产相关行业需求的拉动,是以更大范围、更多行业的消费需求被压抑为代价的。房价越高,其对内需拉动的破坏性就越大。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20世纪80年代62%下降到2005年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48.8%下降到2005年38.2%,可世界平均消费率却高达78%~79%。高房价将民间财富洗劫一空,严重影响了普通民众的消费信心与消费能力。 房地产泡沫将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将可能引发经济危机。纵观世界各国或一些地区所发生的金融危机,绝大多数都是从房地产泡沫开始的,比如中国香港、日本和美国都发生过这种事情。 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建筑质量普遍比较低劣,建筑寿命仅为30年而已,而英国平均为132年,这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房产建设浪费国。 总的说来,房地产泡沫必须要严肃对待,地方政府更不能将房地产行业视作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与引擎。这就要求对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评要从单纯的GDP指标增加为包含地方民生与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综合指标,防止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使得中央政府的房产调控政策达到应有的效果,从而改善民生并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事实上,高房价和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我只说两点: 第一,所谓房地产可以拉动近百个关联行业的增长,这是错的,不是房地产会拉动,而是只要盖房子就会拉动,只要稍微有头脑就懂得房地产和盖房子是两个概念。比如允许百姓集资建房,这照样可以拉动那些行业,什么水泥、钢筋、装修通通都需要。高房价的房地产更不是拉动这些行业的原因,房价再高,好处主要被开发商和炒房者拿掉了,至于钢筋水泥、装修工人的收入等上涨非常有限,房价翻4倍,钢筋水泥涨修材料工人工资总体涨50%就不错。用巨大的房价泡沫去拉动这些建筑材料的虚假涨价,有何意义?出来混是要还的,中国根本用不了这么多房子,今天多建了,10年之后就不用建了,今天多用的材料、多聘用了工人,10年之后就少用了。 第二,大量资金涌入楼市投机导致的虚假繁荣说成是拉动经济增长更是大错特错。社会的资金总量是有限的,投入到房地产行业的资金多了,也就意味着投入到其他行业的资金少了,新涌入的资金导致房地产繁荣从而带来的所谓经济增长,并非不可替代,它们投到其他行业同样可以带来经济增长。 更多地请参考曹建海的文章《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是个伪命题》: 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是一个伪命题选自《向高房价宣战》(曹建海著)一书,有删节。 由房地产业拉动的国民经济增长,究竟是房地产开发商们创造的,还是由作为其上游的规划设计、建筑、装饰装修、建材、家居设备等部门创造的,稍微有些常识的都可以给出唯一正确的答案。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住房商品化可以覆盖全部城乡土地,如果在坚持严格的城乡统一规划条件下,允许任何经济主体从事住房开发,则在中国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大背景下的中国,绝无房地产开发不振从而拖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发生;而为广大人民诟病的高房价问题,必将在居民自建成本的压迫下,低下它那持久高昂的头颅。 把老百姓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最基本需要,当成垄断经营的企业事业单位借机要挟和财富掠夺的工具,是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扩大内需的重要改革之举。其中,医疗、教育改革的最大成就,是造就了一大批心灵和肌体皆被金钱腐蚀的“白衣天使”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群落,以及极其低效但昂贵的医疗和教育服务。目前,中国政府正在设法修复传统的市场化、产业化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与公众愿望存在巨大差距,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在房地产领域,将原有房改方案中作为供给主体的经济适用房,列入只有少数中低收入阶层才有可能享有的“保障性住房”,将绝大多数城镇居民驱赶到开发商任意定价的商品房市场,由此中国经历了2003年以来全国房价和房地产投资持续高涨、国人望而生畏、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虚假经济繁荣时期。 在我看来,高房价下的房地产业不仅不能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而且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复兴的最大障碍。 首先,高房价损害了居民消费福利,在高房价下,出现了一些人住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的局面,影响了一些城市年轻人的创业热情;在高房价下,工人的工资即使上涨,也失去了改善生活的意义。 其次,高房价必将危及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高房价推动的高工资势必推动商品价格的虚高,将使中国制造业步香港地区的后尘,失去国际竞争力。即使世界经济复苏,中国产品的出口也将失去扩张的机会。 最后,高房价直接影响社会总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效率。房价高了,租金自然大涨,店铺的生存就成了时下最艰难的一个问题。当商铺普遍无法生存时,货物必然不能畅其流,失去了“外部需求”的全球1/4~1/3的工业品生产能力,必然面临一个更加凶险的环境。由于国内消费被高度压制和阻塞,大规模投资推动下的产能过剩问题会更加突出,必然在不久的将来深层危及中国的银行体系安全,引起金融和经济体系的大危机。 案例:海南热土,有多少游资可以重来 就在迪拜泡沫破灭之时,中国海南的房地产市场正如火如荼地上演另一部新的神话。是的,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过楼市崩盘的海南,再次迎来了各路炒房游资的卷土重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6月三亚房价为9526元/平方米,而到了9月则已到了14751元/平方米,3个月内暴涨60%,时至今日,恐怕此地已经不存在两万以内的房子了。2010年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显示,去年12月,三亚房价比当年11月上涨5.1%,排名全国第一,海口环比也上涨了3.3%,排名全国第四。这一切,仅仅是来源于一个“国际旅游岛”概念,全国各地开发商和投资客蜂拥而至,以三亚为代表的东海岸地价和房价一路飙涨。 海南地产的热炒让游资和热钱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也成为媒体关注热点。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与2006年左右的炒房热已经有明显的区别。这一次主要是国内民间游资的炒作,海外热钱没有介入。三亚市房产管理局局长李洪海透露,目前三亚的购房客来自东三省、北京、上海、江浙、山西、四川等省市。 之所以海外热钱没有加入进来,一则去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外资进入房地产有所限制,二则海外投机巨头基本上已经看空中国楼市,从2009年上半年他们就开始撤出中国楼市而不是进入。2009年新进来的海外热钱是回避房地产的,这些钱基本上都去了股市。 这一次爆炒海南的游资有多大,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截至今年1月至少有6000亿元的资金在海南获批“国际旅游岛”前后进入海南的房地产市场。一夜间,海南冒出了近60家信托投资公司及一批股份制、会员制的金融性公司。这数千亿的国内游资主要构成无外乎浙江商人(温州炒房团)的钱、山西煤老板的钱、内地官员的“腐败基金”,当然也包含零散的全国各地居民投机客。《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的消息称,单单从山西撤退转战海南的浙商就带来了300亿资金进军三亚房地产,6000亿元数据可信度可见一斑。当老谋深算的摩根士丹利和高盛都在抛售他们在中国的房产和物业之时,海南的这轮爆炒不得不让人心惊胆战。 从历史和现实看,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是有相当大的潜力的,甚至可以说是无限大,这是因为自从海南设立特区以来到今日,海南的游客大部分都是国内游客,国际游客则寥寥无几。如果真能建成国际旅游岛,其经济前景可想而知。1983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就提出“海南岛有条件逐步建成国际避寒冬泳和旅游胜地”。1988年接待国内外游客118.5万人次,而其中国际游客仅为19.8万人次;如今的海南已初步形成吃、住、行、游、购、娱配套的旅游接待体系。海南目前有导游9844人,与旅游业直接相关的从业人员超过16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2%。2009年,海南接待游客2200万人次,旅游收入206亿元,而这其中的国际游客仍然比例相当低。 这20多年来国际游客不青睐海南,自有他们的理由。从夏威夷到马尔代夫,从普吉岛到巴厘岛,生态天然的热带海岛,成为度假胜地容易,但要吸引国际游客的纷至沓来却不容易。为什么?因为雷同,一样的椰风海韵,一样的碧海白沙,热带海岛度假的国际化生意,在海南建省之前早已在东南亚连串海岛上成熟得不得了。而后起竞争的海南,时至今日显然仍未找到与这些领先巨头们争夺国际游客的法宝。 英国6000万人口,每年出国旅游高达5600万人次,比例极高吧?可是你在海南的各个景点却很难看到他们的踪影。前几年海南也运作过英国游客包机来海南,结果无以为继,回头客更是少之又少。美国人带薪度假比例也极高,而他们来亚洲首选日本和印度,来中国不多,来海南更少;俄罗斯每年出国游超900万人,按说,冬季来三亚游泳,是离他们最近,花费最少的热带海滩,前几年也来过一些人,圣诞节、新年假期是他们冰天雪地最想去热带度假的季节,可如今却很少看到他们的踪影了,他们全去越南,不来海南。你只要到三亚的酒店里看看就知道了:没几个国际游客,全中国人。 造成这样的局面是由于我们的海南非但没有形成后发优势,反而养成了后发劣势,这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海滩景区建设、经营模式、酒店建设、语言文化等方方面面。比如,三亚的旅游区有密密麻麻的居民区,这在其他国际旅游岛是看不到的,居民区撤出旅游区才是发展之道,而三亚恰恰反过来把住宅楼建进度假区,东北大秧歌每晚扭在酒店门前,是一道人见人厌的风景线;又如对原生态椰林海滩的保护不足,海南毁于城市化、村镇化的海滩比比皆是,例如,好端端的东郊椰林硬是被村民变成了没人再愿光顾的种植、养殖场;三亚的房地产开发,在贴近海滩的地方建起高层、超高层住宅来卖,连海边建筑高度梯级升高、层层看到海景的常识都不顾及,如何奢谈国际化? 我想正是看到这些现存的问题,正是基于海南离国际旅游岛相差万里的现实,中央政府才有了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全新规划。海南是到了要大干一场的时候了,30年来我们这个最大的经济特区人均GDP排在全国末尾,实在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政策资源环境极不相称,“国际旅游岛”规划的提出适当其时。然而,这绝不能成为新一轮房产炒作的理由,国际旅游岛不是靠房地产泡沫来堆砌的,海南的热土,再也经不起又一次烂尾楼遍地的折腾。 对海南发展颇有发言权的迟福林最近说,如果国际旅游岛建设又炒起了房地产泡沫,那就是失败!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过来人记忆犹新:先是炒免税炒出“汽车潮”:军舰、登陆艇都参与倒卖免税车,全海南所有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家家有批文,个个倒汽车。中央一个禁令下来,6万台车停满海口市的大小院落等待善后处理。后来是炒特区政策炒洋浦封关,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抢滩海南,泡沫破裂后造成近千亿呆坏账,造成海南经济长期萧条的历史性失误。如果今天记吃不记打地再来炒作房地产,所谓国际旅游岛建设难免重蹈覆辙。 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炒作与国际旅游岛建设本身也是背道而驰,炒高的房价房租只会让国际游客望而却步,而不是纷至沓来。各位看看全国每个中小城市乃至县城都有几座号称“国际大酒店”的,可其中有几个老外来住,有的只是本地官商消费。为什么?因为国际游客不是富翁,都是自掏腰包。性价比最高的热带海岛才是其首选,我们的海南国际旅游岛怎能按照国内公款消费、质次价高的宰客模式经营国际旅游呢?须知,国际旅游岛不是奢侈消费的场所,不是像迪拜那样的全球炫耀性消费基地,况且,就连迪拜泡沫都已经破灭了。我们到底是要打造国际旅游岛还是中国式迪拜? 我们的国际旅游岛建设,不是要制造楼市泡沫这样的庞氏骗局,这只会带来一时的热火朝天,到头来泡沫崩溃毁掉的则是大局。 面对卷土重来的汹涌游资,我们必须释放出明确信号,那就是坚决打压海南楼市泡沫的信号,决不能让地产炒作毁了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美好前景。而地方政府也千万不要把国际旅游岛当成房地产开发的“新概念”来运作,为了一时的“土地财政”爆发而牺牲海南走向国际化旅游的前景。 千万不要忘了游资的本质:推高泡沫,席卷财富。游资从来不是建设性的,而是投机性的,投资者不创造财富而是卷走财富。游资不是真实的投资,没有持久性,投资者看到的是可以短时期炒作的概念而非真正有预期价值的良好项目。他们来到海南,不是相信他们的房产会在将来稳定升值,而是相信眼前介入、利用概念炒作而短期转手捞一笔。至于他们炒高的泡沫吸引来很多盲目的真实投资者,进一步把雪球滚大,而将来有朝一日突然发现原来国际旅游岛根本就与地产没什么大的关系时,到手里的房子多得卖不出去时,则不关他们的事了。 看看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南房地产泡沫的结局吧,高房价能有价无市地苦撑8年,这种“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戏剧化情节,真令人扼腕:那时候多少最后想跳楼的老板后悔爆炒到4000、3000/平方米时坚决不出手,落得个后来1000、2000/平方米无人问津。 面对这样的轮回,不禁感叹,海南的热土,有多少游资可以重来? 中国经济的增长绝不是民众心中所谓的“增长”。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一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滑稽悲剧。 郎教授说中国的货币发行制度和香港不一样 阅读提示: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香港金融管理局只有拥有了相应的美金,才能发行相应数额的美元。表面上中国的货币发行与香港不一样,中国可以自行决定发行人民币的数量。然而实际上,由于中美国的机制和中国的强制结汇制度,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大部分也是和美元一一对应的,也就是说央行每收入一美元才会发行相应的人民币,换言之,人民币的发行实际上也是以美元为基础的。 我在早几年就看到过郎教授数次谈我国香港的汇率制度,包括在新书《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第20页)中,又再次谈到我国香港的所谓“联系汇率制度”。 什么是联系汇率制度呢?郎教授说,“它和固定汇率不一样,那就是香港三家发钞银行,包括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中国银行,只要它们想发行港币,就一定要先存美元到香港金融管理局,也就是说存100美元去金融管理局,银行才能发行750港元。如果不存美元进去,那就不能发行港元,这就是联系汇率制度,这几乎是全世界唯一的。和中国不一样,中国发人民币是不需要存美元的,只要政府说,1美元换7元人民币,如果价格发生变化,政府来调节。” 中国内地的货币发行制度果真与中国香港不一样吗?非常不幸,这两者虽然在表面上不一样,你翻开两地相关的法律规定的描述也的确不一样,但是,从本质上,两者其实是一样的。中国内地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发行人民币就是以美元为基础的,每印刷1分钱人民币,就有相应的等值(按汇率算过来)的美元存到了中央银行。 这是怎么回事呢?很简单,这是由我国对外汇的管理制度造成的,那就是,国家强制性地要求所有个人、企业赚得的美元一律必须交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则印刷等额的人民币给他们。实际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央行基本不需要额外印刷人民币,单单为了“兑换”国民手中的外汇印刷的人民币就足够中国的经济体使用了。所以,你要想知道中国总共到底发行了多少人民币,你只要按照汇率去算一下2.4万亿美元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即可,绝对不会错(需要注意,这里说印刷人民币是形象说法,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印刷显示的人民币,央行只须把钱用电子的方式拨给商业银行即可,商业银行照样可以用这种方式支付给来兑换外汇的商家,所以真正印刷的纸币要远远小于发行的人民币总量,有说中国总共才印刷了3万亿人民币)。 举个例子说明一下,2008年初中国的外汇储备为两万亿美元,而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当时我国的基础货币约为13万亿元,你按照汇率去算算,大体就等于这些外汇折算成人民币后的数额(须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1993年以前是5点多,1989年以前在3点多,你算30年来的汇率的时候,就会一定程度拉低平均值,若以6.5的均值计算,两万亿美元刚好就是13万亿元人民币。) 事实上,我国的人民币发行法定的途径有四种:一,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二,中央银行收购黄金、外汇;三,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再贴现(即贷款给商业银行);四,财政部发行通货。 然而,无论从逻辑上推导,还是查阅已公布的数据,你都会发现,第二种方式发出去的人民币占了绝大部分,其他三种方式占了极小的部分。而第二种方式中,购买外汇又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与之相比,购买黄金的金额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的发行实际上也是央行获得了1美元外汇就相应地发行等值的人民币,与中国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竟然是一样的。 这个结论只是作为引子(同时告诉大家郎教授的观点不准确),不是我的重点,我真正要说的是,在中国的这种货币发行制度背后,隐藏<u>http://</u>着中国经济增长的真相。 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是美国印钱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吗 阅读提示:中国的经济增长,其实是由美国印钱购物的“二轮效应”导致的,第一轮是美国印钱买中国货,美国百姓得到了印钱购物的第一轮利益,第二轮是中国央行从中国厂家手中没收这些美元,同时印刷等值的人民币给这些厂家,厂商拿到这些人民币一部分用于投资,一部分用于消费,另一部分发给工人工资,工人也用这些工资消费,从这时开始,中国经济才真正开始增长。这种印钱购物的二轮效应,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印刷美元印钱购物带动了中国印刷人民币购物,也即是说,实际上中国已经在实施印钱购物。实际上,中国完全可以直接实施印钱购物,而不需要储备了美元才敢印人民币。 各位还记得本书在第六章提到,美国人的印钱购物虽然是国际剥削,但是搞不好它这是为全世界做了一件大好事,没有它印钱来买中国的货物,哪里有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中国劳动者的就业和人民收入、生活水平的提高? 所以,这样看的话,美国人印钱购物竟然使得所有人都获利了,美国人自己用钱买到了物品,满足了富足生活所需,而中国人因为出口也获得了就业和收入。难道美国人真是做了一件好事?我要告诉各位,的确是的,美国人的确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没有美国人来“剥削”我们,我们的经济就得不到增长。 然而,我又要告诉各位,之所以需要美国人来帮助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无知,一旦我们认识到事情的真相,我们就可以不需要美国人的“帮助”,而达到比美国人的“帮助”之下还要好的经济发展。 换言之,在我们无知的情况下,没有美国人的印钱帮我们购物,我们自己就不会发展经济了,这是一种比被美国人印钱剥削还要惨一万倍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人帮了我们。而一旦我们摆脱了无知的状态,知道自己怎么发展经济,就不再需要美国人来帮助我们了,在没有美国人印钱购物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能取得比美国人“帮助”更好的经济发展,与这个结果比,美国的“帮忙”就是个本不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不要美国继续“做好事”。 我们的无知之处在哪里?是什么样的无知导致了我们需要靠被美国剥削来实现经济增长?我想在下一章来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真相。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从表面上看很简单,就是因为美国人印钱买我们的物品,我们的外向型制造业就能开足马力生产,数亿农民兄弟就能获得就业。 然而,实际上真相是很复杂也很滑稽的。首先,美国人印刷100美元来进口中国货,中国的厂商得到100美元,交给中国央行,央行印刷800元人民币给这厂商,而央行转手就把这100美元买了美国国债(因为这美元中国根本用不着啊)。 各位注意,到此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了吗?在GDP统计上确实增加800元人民币,而实际上中国人得到任何好处了吗?没有,得到的美元又回到了美国,而我们的价值800元人民币的货物白白送到了美国。所以,到此为止,我们的经济实际上非但没有增长,而是损失了800元人民币的货物。 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哪一刻才开始的呢?是从厂商拿到800元并分配它开始,这800元假定发给工人400元,自己留着400元。而老板和工人都把400元花费了,这时候,总共产生了800元的需求,这800元都是要购买中国货的,由于这需求,中国境内的厂家就会多生产出价值800元的产品来。中国的GDP又增加了800元,从这800元开始,中国人才得到了实惠,花钱的人得到了商品,卖商品的人得到了人民币。而这一轮结束,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实际增长”(打上引号是为了和GDP统计上的经济增长区别,GDP已经显示增长了1600元了)为零,因为出口的时候白送了800元,刚好和这800元抵消了。 直到这800元进行下一个轮回,中国经济才真正开始“正的增长”(即抵消了白送给美国人的800元货物之后,多生产了货物)。 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真相。那么,这增长真正滑稽的地方何在呢?你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其实是央行印刷了800元人民币,购买了中国制造的商品送给了美国人,然后,这800元人民币到了中国人手里才开始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 你会奇怪,那些商品不是说是美国人印刷了100美元从中国买的吗?怎么又说是中国央行印刷了800元人民币帮他们买的呢?各位,你只需要注意这100美元其实是美国印出来的“废纸”,中国拿着根本没用就可以了。中国央行印刷了800元人民币给中国的厂家,央行得到废纸(100美元),这和央行什么也没得到没区别,这也就和中国央行自己直接印刷了800元人民币买中国货送给美国人没有区别。 如果各位还不明白,那么请你对比一下两种情况下各方的收益,就知道两者没什么区别了。 第一种情形:美国人自己印100美元买中国货,中国央行印刷了800人民币给中国厂家。各方收益:美国人白白得到100美元货物;中国厂家得到800元人民币;中国央行得到100美元用不着的废纸。 第二种情形:中国央行直接印刷800元人民币购买中国货送给美国人。各方收益:美国人白白得到100美元货物;中国厂家得到800元人民币;中国央行得到100美元用不着的废纸;央行什么也没得到。 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目前的中国经济现实运行,第二种情况是我假设的,这两者有本质区别吗?答案是没有。因为央行“得到废纸”和“什么也没得到”这两者之间没区别。 至于为什么我们(央行)得到的美元是废纸,本书前面几章已经论证得很多了,这里无须多说。 理解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相,你是否会觉得这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滑稽悲剧? 我们怎么终结这悲剧?央行是否可以直接印刷800人民币买中国货发给中国人而不是送给美国人?这个问题同样需要到第九章再回答。 外资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我们还需要外资吗 阅读提示:我们吸引外资,本质上不是钱的概念,而是外资所附着的许多中国迫切需要而又搞不到的东西:人才、技术和设备、管理营销理念、国际贸易经验、石油等能源资源等等。外资来了,一方面会直接带来这些东西,一方面带来了外汇,中国可以用这些外汇去国际上买这些东西。改革前15年,外资的功劳太大了,可以说,外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但是今天我们需要反思,我们还需要外资吗?答案是否定的,外资所带来的这些好处基本上都到尽头了,愿给我们的都给了,剩下的就是不能给我们的了,而外汇储备我们也远远够用了。外资对中国已经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意义。 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呢?我想大家最熟悉的一条是:引进外资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这话到底对不对?答案是既对又不对。它在一定历史时期成立,在另外一些时期则不成立。我可以给一个大概的时间区分,把改革开放30年一刀切成两半,前半段这话是对的,对于后半段,这话就需要斟酌。 先来看改革开放前15年,外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一时期,外资毫无疑问是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甚至可以这么说,没有外资,压根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的发展,这1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功劳都属于外资。 在这15年,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意义是什么呢? 第一,是外汇。1980年前后的中国外汇是相当紧缺,紧缺到国家重要人物出国的花费都要精打细算。改革开放之后,你中国想到别的国家买设备,你也没有美元,人家不收人民币,不卖给你啊。外资进来就好办了,直接就形成了外汇,进来100万美元,国家就形成100万美元的外汇。 外资进来100万美元,同样地,中国央行全部“没收”,印刷等额人民币给这家外企,当然,外企如果需要从国际上买设备,随时也可以用人民币去中国央行换回所需的美元。假如外企自己只花了50万美元,那么剩下的50万美元就可以被中国政府、企业使用了。当然,外企花的50万美元其实也是为中国而花,因为企业是在中国嘛,要在中国搞生产,雇用中国工人嘛。 各位需要注意的是,外资在钱这个字眼上对中国唯一的益处就是这钱能在国际上买到中国没有而又需要的东西,而不是钱本身。我们经常听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是多么缺资金,其实不是缺人民币,人民币自己就可以印刷,怎么会缺呢?缺的是能在国际市场上买东西的资金,也就是美元。 第二,是直接带来中国所没有的技术、设备、人才、管理科学以及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思维观念。资本不单指钱的概念,也包括设备和技术,外资就是指外国人投入中国的资本。来中国投资的外商,不仅会带钱进来,也可以直接带设备进来,你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珠三角的很多工厂就是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日本等地转移过来的,很多设备是直接搬过来的。和工厂设备一起进来的自然还有技术和人才,以及管理方式。而同样重要的是,外商也带来了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包括所有的游戏规则、商业模式,把它传播给了每一个在这方面都是头脑空白的中国人。 这两点,使得中国的商品经济得以成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得以初步建立,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得以大规模建立,也使得整个中国的百姓从政治走向经济,从革命走向了商业。短短15年,中国经济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物资紧缺的国度迅速变成商品丰富,乃至产能过剩的国度,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就走出了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时代)的生产瓶颈经济,而到了消费瓶颈的时代。就是说,任何一种产品,你要多少我都能生产出来,就怕你不要,就怕市场的需求量太小。 巨大的产能建立起来后,要消化这些产能就必然走向了出口导向型经济。 所以外资对中国的意义不是别的,就是它能带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而中国又不具备的东西。离开了这一点,单纯的外国金钱,对中国毫无意义。换言之,什么时候外资已经不具备个能力了,它就对我们而言失去了全部的意义,这时候,我们也就不需要外资了。如果外资不具备这个功能,它就和“内资”毫无区别,而从全国范围的宏观上看,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缺“内资”,因为内资是可以用印钞机印出来的。 时至今日,我们还缺、还需要外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我们已经不缺外汇,相反,我们的外汇多得成了灾。 其次,外资还能给我们带来我们需要的而又没有的技术、设备、人才吗?显然不能了,该带来的都来了,能给我们的都给了,剩下的就是他们的保留科目了,不会再给我们,真正的好东西他们是不会给我们的。至于现代化的管理、市场经济的意识,我们都不缺了,学习西方已经学得炉火纯青。 外资对中国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意义,中国的对外开放到今天已经不是为了吸引外资,而是要与昔日帮助我们的外资在国际市场上一决雌雄了。 中国政府怎样推动了经济增长 阅读提示:中国政府推动中国经济增长首先是制度层面的,中国有一套很好的经济制度,这就是张五常先生提出的县域竞争的经济制度。其次是政府部门不经意间充当了印钱购物的实施者:公务员体系的数千万人的庞大的浪费型消费极大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而这些消费的钱,很大程度上是印出来的,因为财政刺字最终是要靠印钱来抹去。 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认为是主导作用,改革开放是政府主导的,30年来招商引资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在紧紧抓住的核心任务。 中国政府的功劳不仅在于引进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更在于它直接从事经济发展的工作。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认为,中国政府促进经济增长主要的在于县域竞争的制度,我认为这很有道理。这话的意思就是,每一个县政府其实是一个集团公司,不同的县之间在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上展开激烈竞争,正是这种竞争导致了全国经济的质和量的发展。 而我要说的是另外两点,这两点与县域竞争的经济制度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样重要。第一点就是中国政府历年来推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第二点是政府庞大的消费支出。对于前者各位都很熟悉,而后者则超乎各位的想象,因为下文我会把腐败问题纳入到分析中来。 先看第一点。各位都清楚,所谓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我们也知道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在正常年份三驾马车中出口对经济的拉动是最大的。而一旦出口遭遇困难的年份,政府就会出面进行经济干预,比如1997年前后中国政府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中国出口萎缩而推出的大规模扩大内需的政策,政府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西部大开发战略,全国各地建了无数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又比如2008年前后中国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这些政策的逻辑很简单,就是要把出口萎缩导致的经济增长的缺口补回去,一定要“保8”,就是通过政府投资使得三驾马车中的“投资”暂时取代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中国政府投资的规模取决于出口萎缩的规模,前者只会比后者大而不会小。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表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个表统计了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2007年)三驾马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给出了它们的贡献率,你会发现,无论什么年份政府投资与出口之间一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只要出口降了,政府就要行动。 <span class="center">三大需求(三驾马车)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 </tr></tr></tr></tr></tr> 先解释一下这表中相关数据的含义。这个表中统计的三驾马车分别对经济拉动的百分比加起来就是该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比如1978年消费拉动4.6%,投资拉动7.7%,净出口拉动-0.6%,那么197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是4.6%+7.7%-0.6%=11.7%。而三驾马车的贡献率就是指,在这11.7%中它们各自贡献了多大的力量,比如消费贡献的力量就是4.6%除以11.7%等于0.3931,所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是约为39.4%,这意思就是说,11.7%的经济增长消费贡献了39.4%。 我们再来看看投资与出口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我取若干年份的数据画一个图出来,就一目了然。图中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投资或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经济增长的百分比。两条曲线中,实线表示的是投资,虚线是净出口。你可以发现,这两条曲线是相反的走势,净出口的低点对应的就是投资的高点。当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负值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就一定是正值,并且后者可以抵消掉前者。比如1985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8.9%,政府为了维持经济高增长,扩大政府投资,使得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高达10.9%。 在大多数正常(出口旺盛)的年份,经济增长则主要由出口拉动,政府投资的规模相对较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不大。政府投资主要在出口大规模锐减时起到关键作用,保障经济的高速增长。1985年、1993年、1999年和2009年这四年中国的净出口为负值或者接近于零,就是出口锐减导致的(净出口=出口-进口),政府无一例外地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加大了政府投资。这样的年份,如果政府不干预,经济增长很可能会降到极低的水平,甚至发生零增长。需要指出,这里说的投资是包含私人和企业投资在内的总投资,政府投资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在出口面临困难的年份,私人和企业投资一定也是不景气的(这些投资大部分都是投到出口产业,出口不景气,当然投资就少了),这时就只有依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了。 各位,我提一个疑问,既然政府投资可以如此高幅度地拉动经济增长,那么政府为何不把它作为常规行为,而不是等到出口锐减的时候才做这件事情,如果在出口正常的年份政府也同样做这些事情,中国经济岂不是每年都可以保持12%以上的增长?这个问题我们到第九章来一起探讨。 政府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好理解。下面我要关键说第二点,这一点比较诡异,一般人是看不懂的、也想不到的,那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臃肿、“铺张浪费”的政府反而能极大地拉动经济增长。 为了深刻地说明这一点,我先来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这个国家只有9个人和1个企业,先假设这个国家是没有政府的,只有私人和企业,这个国家只生产一种产品——面包,面包越多表示国家越富足。这9个人其中1个是面包厂老板,剩下的人都只能以到工厂打工为生。这老板开工厂和我们这里一样,都是为了利润。 假定这个国度对面包的市场需求只有100个,而以现在的产能工厂雇用8个人刚好可以生产出100个面包。这个经济体这样发展下去,本没什么好说的。然而有一天,这个国家由于技术和设备革新生产效率提高了两倍,8个人可以生产出300个面包了。各位发现,这时国家和我们中国一样,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个国度本来可以生产出300个面包,也就是这个国度本来有能力创造出3倍于当前的财富。然而,由于市场需求不足,导致老板不可能生产出300个面包,因为会有200个卖不出去啊! 既然如此,老板思前想后还是决定不引进新设备,还是雇用8个人按原来的方式进行生产。 这个国家面临的是一个悲剧,这样的经济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技术和设备明明已经大大进步,生产能力明明提高了两倍,明明可以生产出三倍于原来的财富,现在却无法生产出来。 怎么办呢?终于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8个工人当中竟然有3个人起来闹革命,成立了“政府”,这3个人从此不再进行生产活动,而通过收税甚至印钱来花,并且这3个人“坐稳江山”后花钱大手大脚,成天胡吃海喝,奢侈浪费。 这时奇迹出现了,你会发现,这个国家非但没有因为工厂减少了3个工人(同时增加了3个大肆白吃白喝的政府人员)而导致财富生产的减少(即面包减产),相反,这个国家的面包产量反而增长到了187.5个,几乎翻了一倍。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由于这3个政府人员的印钱大肆购物,导致市场需求剧增,人家5个工人和1个资本家总共才消费55个面包,而这3个人却能消费150个,这样市场的总需求是205个,资本家于是更新设备,让5个工人开足马力生产,由于产能的限制,最终只能生产出187.5个面包,全卖出去了! 各位发现,在这个故事当中,“奢侈浪费”的政府竟然促进经济增长了近两倍,8个人干活反而不如5个人干活的产量高。 我们从中得出一条非常重要的经济原理,那就是,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全体人都从事生产所得到的经济成果,反而不如让一部分人脱离生产、专门不劳而获地花钱享受所得到的经济成果高。 我这里并非为腐败和奢靡辩护,也不是在论证什么腐败润滑剂之说。只是告诉各位,在客观上,这种状况很可能真的极大地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如果没有政府人员的大规模花费消化了大量产能,中国经济极有可能放缓好几个百分点。 至于中国的具体情况,各位自己查阅资料和新闻报道,一目了然,诸如每年三公消费多少千亿,诸如隔三差五、逢年过节国家部门给自己人发放福利、物品、购物券各位更是目见耳闻。政府的会议、出差、考察、交流活动,无一不是大规模的消费,就不细说了。 都说中国地方政府的聘用人数和花费之巨排在世界前列,各位除了一味地谴责,却并没有认识到如果政府不雇用这么多“白吃”者,裁掉一部分让他们去市场上就业、从事生产活动,后果反而是使得中国经济倒退。为什么我很肯定地这么说,因为在这些人“白吃”的情况下,我们中国的产能仍然是过剩的,这些人再进入市场只能产生更大的恶果:第一,增加了劳动力、产能更大;第二,他们的退出导致政府花费的大规模减少,整个国家市场的产品需求锐减。两个因素综合,我们的产能过剩翻倍扩大,更多的工厂产品滞销,更多的工厂倒闭。 这种看似诡异的经济现象的原因,其实是由于政府的行为不自觉地符合了印钱购物的原理,这个原理不同于在本书第二章中说的美国印钱购物经济,确切地说,后者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印钱购物的整体逻辑是什么?它的完整原理在下一章讲述,所有疑惑则会顿解。 靠郎教授的整合“6+1”产业链是无法拯救中国经济的,这是认知的偏差导致的错误理论。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核心障碍是美国基于美元霸权基础上的印钱购物“剥削”。只有认清这一点,破除美国的印钱购物阴谋,中国人民才能摆脱世代为美国打工的悲惨命运,才能过上和今天美国人一样的富足生活。 郎教授说整合产业链可以拯救中国经济 阅读提示:郎教授说的整合产业链拯救中国经济是不靠谱的,因为各位已经知道,中国的实体经济危机是由于对这些产品的总需求的减少导致的,主要是欧美人的需求锐减。如果总需求没有变化,所谓整合产业链增强企业竞争力,只不过是A企业竞争赢了,把B企业的市场份额侵占了,从宏观上看不会有任何改观。 郎教授专门出了一本书就叫做《谁在拯救中国经济》,这本书最终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要有“第四驾马车”——产业链高效整合才能真正拉动中国经济,才能拯救中国经济。事实上,这个观点我在郎教授的另一本书《金融超限战》就已经读到了。这个产业链理论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好几年前郎教授就已经提出的所谓“6+1”理论,也就是在本书第五章中说到的那个东西。 郎教授说整合产业链以拯救中国经济,确切地说是针对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世界经济危机而言的,也就是2008年和2009年,由于出口大减,中国经济面临困局。《金融超限战》第五章标题为“中国要如何救市(一):通过产业链整合提高利润,以供给创造需求”。郎教授是怎么说的呢?首先他的大方向是没错的,认清了中国经济危机主要发生在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才是中国经济的主心骨,用郎教授的话说,占中国经济总量70%的民营经济雇用了90%的劳动力,也就是全国90%的劳动者都是靠民营经济实现就业的。郎教授指出救中国经济应该是救民营经济,而不应该拿4万亿仍然花在基建工程上。 那么政府应该怎么救民营经济呢?郎教授搬出了几年前发明的产业链理论,按照郎教授的观点,“6+1”里面“6”是最赚钱的,所以政府就应该帮助企业整合产业链,使得企业能在“6”里面赚到更多的钱。 郎教授仍然举了几年前的那个例子,“我们东莞玩具工厂制造一个芭比娃娃,它的出厂价大概是1美元,2008年的利润是多少?如果不是负的话,也应该是0。所以,如果我们拿4万亿人民币资金去直接帮助这些制造企业来制造芭比娃娃的话,他们制造得再多,利润都是接近于0,所以我不是建议政府直接帮助制造企业。要怎么做,请你想一想,这1美元的芭比娃娃卖到美国的售销终端——沃尔玛的零售价是多少钱?10美元。10美元减掉1美元的9美元就是通过整个大物流环节产生的,即它是由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六大物流环节所创造出来的。” 接着郎教授举了几个例子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方说2008年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晋江和汕头这两个地方的企业却仍然表现不错,郎教授解释说,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品牌企业都做好了“6+1”的整合,“不是简单的品牌效应,而是他们除了‘1’的制造之外,这些公司还有产品设计部门,而且还有众多的终端零售点,这就是‘6+1’其中的一个环节。当然从产品设计走到终端零售还有其他的几个物流的环节……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企业都是知名企业,实际上这些企业成长率还不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掌握了‘6+1’的整条产业链。虽然‘1’的制造利润很低,接近于0,但是通过整个大物流六大块的环节,让这个企业非常有利可图。所以平均下来,整个公司的效益还是不错的。而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创造品牌,也就是说当你做‘6+1’产业链整合成功之后,你就能创造品牌。所以我们不要误解,不是它有品牌,所以创造出它的效益,而是它掌控了整条产业链之后它才会有品牌。” 基于此,最后郎教授对政府拯救经济给出的建议: “我给政府提供一个新的思维,来考虑救市的钱要如何用在刀刃上。目前我们的制造业似乎很困难,但困难的原因在哪里?比如说浙江、江苏跟广东有很多企业倒闭,生产力水平低当然是其中一个原因。可是我告诉各位,由于它们只重视制造这个环节,所以生产力水平低的问题就很严重,最后利润是负的时候,它们扛不下去,必须倒闭。但是对制造企业来说,如果它掌控了六大物流环节的话,它的生产力自然会提高,就这么简单。 “所以,通过掌控整个所谓的‘6+1’产业链之后,企业就特别能抗压。而我们所谓产业升级思维就要做改变,不要在‘1’里面继续下工夫,因为你的利润率接近于0,你要从‘1’进入到‘6’。这个才是产业升级的具体观念。所以我们各级政府在这个萧条的时候,希望能够促成产业转型。在这里,我也希望把政府所谓产业转型更加具体地勾画出来。所谓产业转型不是在制造里面继续下工夫,不是叫你去购买更多先进的制造设备。我认为在萧条时候,我们政府更要协助企业进行一种特殊的转型,也就是从过去的‘1’转到‘6+1’的高效整合,才是我们该做的事。 “只有做成‘6+1’的整合,才能替企业创造可观的利润,而企业赚更多利润之后,它就会给员工更多的薪水,员工拿了薪水之后,他才会去消费买很多东西,然后企业才能赚更多的钱,企业赚更多的钱之后,他才会去做转投资,然后才会有乘数效果。这就是供给创造需求的新思维,而不是简单地要求企业增加产能。” 各位看到这里算是明白了郎教授所谓整合产业链提高企业利润、以供给创造需求的含义,就是政府帮助企业完成转型,使得企业从以前的主要从事“1”也就是制造产品转变为“6+1”的整合,从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六个环节中获取高利润。而企业一旦有了很好的效益,那么员工的工资待遇也就提高了,如果全国的企业都如此,那么就是所有劳动者的收入有了保障,老百姓口袋里有了钱去花,那么社会的消费总需求就上去了,这就是以供给(供给就是指厂家)创造需求。需求创造好了之后,下一步,当然是反过来促进生产的发展,消化了过剩的产能,经济就增长了嘛。 一不小心,就会掉入郎教授的逻辑陷阱里,你是否觉得上述的拯救中国经济的办法很靠谱?那我来证明给各位看,一点也不靠谱。 首先,在本书第五章中已经指出“6+1”产业链理论本身就是个谬误,完全颠倒了因果。“6”本身根本不创造大的价值,而只有跟品牌结合在一起,它才会创造那样的价值。道理很简单,芭比娃娃卖10美元,压根就不是因为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六个环节的缘故,那是什么缘故?很简单,就因为它是芭比娃娃!这个品牌的东西就值这么多钱,你只要生产出来贴上这个标签,就是10美元的价格,没得商量。至于六个环节的经手者赚到的钱,那纯粹是芭比娃娃的品牌所有者付给他们的劳务费。同样的产品、同样的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如果你贴上的不是芭比娃娃的标签,而是贴上了“沙比娃娃”的标签,那就是完全不可能卖到10美元,卖10元人民币差不多。 其次,退一万步来说,即便的确可以通过整合产业链的办法使得企业提高利润,但这个微观的东西并不可能推广到宏观层面。什么意思呢?很简单,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出口锐减,是产品的总需求降低了,从整个中国而言,你只要没办法使得这个总需求上升,中国的宏观经济就不会好转,中国的大量中小企业就一定仍然面临困境。 打个比方吧,比如一个国家总共只有一池子水,全国总共10个人去均分这些水,结果有时候洗澡水不够用。这时郎教授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对其中的一个人说,你去练习武术,增强自身“竞争力”,就可以抢更多的水。这个人这样做了,果然使自己的水够用了。然后郎教授欣喜若狂,他把这个推广到宏观层面,他想啊,如果全国的10个人都练武术去争水,岂不是全国人都有足够的水使用了。各位肯定一看就知道这是荒谬的嘛,水的总量没有变,一个人多抢了水,就有人的水减少了,怎么可能在宏观上把全部人的水问题解决了。 你整合产业链提高了一部分企业的市场份额,一定就有另一部分企业的市场份额被挤掉,因为总量是一定的。所以无论你怎么整合,你只能使得一部分企业利润增加,而另一部分企业则一定会更加艰难,社会的总需求不会有任何改变。根本不可能使得大部分企业都因为整合而提高了利润,然后工人收入提高,再从宏观上拉动内需,也就是“以供给创造需求”根本不可能成立。 中国面临的经济困境郎教授其实是知道的,那就是出口产品锐减。只要海外的需求没上来,国内无论怎么折腾,也就是互相之间争抢国内的市场份额。这样的争抢不可能产生“以供给创造需求”而扩大内需的好结果,因为一些企业效益好了结果必然是另一些企业效益更差或者倒闭,因为国内总的市场份额在短期内是固定的。你要真扩大内需,绝不可能是靠整合产业链,而只能是靠藏富于民、社会保障、信贷消费等(第四节将继续谈扩大内需的问题)。 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能在宏观上改观中国经济大局,那就是你中国的企业能走出去打败欧美日韩的品牌,抢占它们的市场份额,但这也绝非仅仅整合产业链就能做到的。 所以,郎教授“通过产业链整合提高利润、以供给创造需求”的观点纯属伪命题。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面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如果危机再次来临的话,我们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且听下回分解。 现代经济增长的奥秘:印钱购物原理 阅读提示:印钱购物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前面说到的都是国际印钱购物,即美国印钱去消化别国的过剩产能。实际上,在一国范围内,只要这个国家是大量产能过剩的,该国自己也可以印钱去消化自己的过剩产能,从而促进经济的爆炸式增长。 在全面阐述这个原理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这个经济思想的来源与形成。 首先,印钱购物绝不是我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进行了长期的苦苦思索,这是独立思考的结果。 其次,在我即将把这个原理写在《中国超过美国还要多少年》中之时,我遇到了《货币迷局》一书的作者蔡定创先生,当时他这本书还没出版,我在网上看到他的一篇博客提到了“印钱消费”的字眼(蔡在全文中并没有对印钱消费进行介绍,只是提到了这个词),感到非常震惊(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立即和他取得联系,表示有类似的看法,相逢恨晚。有QQ聊天记录为证,时间是2010年1月1日凌晨3点左右。 直到大概三周之后,市场上开始能买到《货币迷局》一书,我急忙买了一本,其书第八章标题就是“印钱消费?破解滞涨迷局”。蔡的书及其理论体系给我起到了两个作用,第一,坚定了对“印钱购物”这一想法的信念;第二,他的印钱消费给我带来了一些启发,很有参考价值。 但是需要说明,“印钱购物”理论与“印钱消费”理论有着巨大的差别,各位可以同时购买蔡书进行对比。而鉴于蔡书先出版,我可以接受“我的理论是对他的理论的发展”之说,也承认我在写作时对他的书进行了参考(在《中国超过美国还要多少年》一书中参考书目和后记中都提到了蔡书),但绝不接受我是剽窃或者是看了他的书才有了自己的印钱购物的思考。 下面开始阐述整个印钱购物的理论,这是从对消费瓶颈经济的思考开始的。消费瓶颈经济是东西卖不出去的经济,是产能过剩的经济,是马克思那里的生产过剩的经济,也是凯恩斯那里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更加是克鲁格曼那里的“增长型衰退”的经济。这一切都说的是一回事,工业化以来的人类经济,普遍存在着消费跟不上投资的现象,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远远大于全社会对商品的购买需求。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这个社会有能力生产100辆自行车,而有能力并且想买的只有50辆,那么剩下50辆就是过剩的产能,基本上所有产品都是如此。 马克思是怎么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的呢?很简单,他认为这是由于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导致的,因为资本家拿了太多,工人拿得太少,然后资本家进一步扩大生产,而工人的消费能力进一步萎缩,这结局就是资本家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于是就发生了诸如农业资本家在河里倒牛奶的事情,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你现在看那个时代的资本家会觉得挺搞笑,他们怎么这样蠢呢,为什么不调查清楚市场的供求信息而决定自己的产量,搞到最后形成了生产过剩,多生产的产品还要毁掉。事实上,不是他们蠢,而是客观条件的限制,你看今天的资本家智商也没增长,但是由于信息发达,供求信息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查得一清二楚,所以就不存在生产过剩了,而只存在产能过剩——资本家们没有把多出的产品生产出来,尽管他们是有能力生产那些产品的。 凯恩斯是怎么解释的呢?他是用消费者的三大心理定律来解释的,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用大白话说就是,随着你赚的钱越来越多,你用于消费的钱占你收入的比例会越来越小。比方说,你18岁的时候每个月赚500元,这些钱你几乎全部都会花掉,因为你要活下去差不多就得花掉这么多,这时你的边际消费倾向是百分之百的,到你20岁的时候,你每个月赚2000元,很可能你每月仍只花500元,剩下的钱你存起来了,这时候你的边际消费倾向是25%,因为你每新领到的2000元钱,你都只花掉500元;当然,假如你40岁的时候不小心成了亿万富翁,年收入上亿,那么你这每一年新赚的1亿元钱很可能就花掉了100万元,这时你的边际消费倾向就是低得不得了——只有0.1%。这种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意味着什么呢?很简单,会导致全社会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也就是全社会的人愿意(当然必须也有这个能力)花在消费上的钱严重不足。这就导致产能过剩,消费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会认同这一点,产能过剩是一种经济困境或者是灾难,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巨大的效率浪费,因为整个社会本来可以生产出多得多的产品,从而能使人们过上比现在富足得多的生活,然而,由于各种因素导致的消费不足,愣是使得这些商品不能被生产出来。一句话,这是个巨大悲剧,是一个人类有能力生产却不能生产的悲剧。 然而,问题不在理论,而在于实践,自私的人不可能在公有制经济里卖力干活。 凯恩斯怎么解决同一问题的呢?那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凯恩斯主义,就是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财政扩张、大兴土木去消化全社会的过剩产能。这是非常管用的,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就是靠着这个走出了大萧条。1980年后的中国也在持续、反复使用凯恩斯主义,这一次中国政府的4万亿投资也是这玩意,多亏了这4万亿,中国才实现了“保8”。 我思考的结果是什么呢?首先是不能抛弃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解决产能过剩只在理论上行得通,在实践中行不通。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完全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让社会生产实现在现有生产能力的条件下最大化,从而产品最大化、人民生活最富足呢?思考的结果就是印钱购物。凯恩斯主义其实就是印钱购物的一种,只不过它是政府在花钱,政府在购物,政府是靠着财政赤字、发行国债筹集资金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其实完全没必要这么折腾,直接印钱就可以,效果是一样的。 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的印钱购物只能适用于基础设施薄弱或欠缺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各种建筑材料(钢筋水泥等)产能极大过剩,市场本身可能只能消化一小部分,那么政府就可以参与进来,印钱购买这些钢筋水泥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大修铁路、高速公路、体育场馆、农业基础设施等等。你会发现,政府(央行)印钱带来的是皆大欢喜的局面:工厂获得了利润,整个社会多出了那么多的钢筋水泥等产品,最终这些产品又变成了铁路、公路、体育场馆等,还从两方面增加了社会就业(一是钢筋水泥产量的增加需要雇用更多的工人,二是基础设施建设直接需要大量建筑工人和工程师、设计师等)。印钱会带来通货膨胀吗?不会,因为通胀的前提是货币多了,而商品没变(或减少),但在印钱购物中,印刷货币直接导致了商品的等量增加,岂会有通胀? 但是,凯恩斯主义并不适合那些基础设施已经健全的国家,因为这样最终建成的这些基础设施却是无用之物(原来的设施已经足够用了),你建设的高速公路、铁路都没车跑,体育场馆长期空置、农业设施压根用不着,这更是极大的浪费,你把过剩的钢筋水泥产能开发出来,结果搞出一堆人民无用的废物,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最后,我严格地列出印钱购物的实施条件: 第一,只能在产能过剩的国家施行,只有这样才会印刷货币直接导致社会产品的等量增加。 第二,在基础设施薄弱的产能过剩国家,可以一方面进行凯恩斯主义印钱购物,消化生产资料(钢筋水泥)生产厂家的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比如发给居民消费券)实施生活资料上的印钱购物。 第三,在基础设施完善的国家,只适合实施生活资料上的印钱购物,你印刷的钱只能去购买生活用品。 第四,印钱的总额不要超过过剩产能所能生产的商品总值。在实践中很好把握,可以逐步地增加印刷量去购物,一旦发现商品出现供应困难时,就要停止印刷,如果你继续印刷就会导致通过膨胀。因为,产能已经开发到了极致,继续印刷的货币不会带来商品的增加,那就形成货币增多,而商品不变的情形以上四个条件,蔡定创先生在《货币迷局》中也有类似的两条…… 中国不再需要美国帮着印钱购物 阅读提示:一旦认识了印钱购物原理的真谛,我们就可以确信,中国实际上可以不必再让美国人帮着我们印钱购物,正如在上一章第二节中说的那样,中国可以直接印钱购物,而不是傻傻地等美国印钱购物之后才能享受到第二轮效应。中国应该去掉美国的环节,自己直接享有印钱购物的第一轮红利。 了解了印钱购物的全部逻辑,我们终于知道,原来事情竟是这么简单,任何一个产能过剩的经济,你只要印钱去购买这些物品,这些本来不能被生产出来的(因为没人买)物品就能被生产出来,社会的总财富就会因为你印钱而剧增。印钱直接导致了社会物质财富的等量增加,这就是印钱购物的基本逻辑。我们一定要推翻印钱购物导致通货膨胀的传统经济学观点,欧美人这种理论是在愚弄我们。一方面欧美人自己在印钱买我们的货物,另一方面他们吓唬我们说千万要注意印钞机哦,印多了是会导致通货膨胀的,而通货膨胀是会导致政权不稳定的。 美国印了那么多美元在全世界购物,怎么就不见美元巨额贬值(也就是货物相对于美元的“通胀”)?很简单,因为世界的产能是过剩,所以美国每印刷1美元去买外国人的东西,就会导致世界范围内多生产出1美元的东西来,各位千万要理解,如果美国人不印刷这1美元,世界范围内是不会生产出这个东西来的。也就是无论怎么印刷美元,总是导致世界范围内等值的货物冒出来,货币多了,货物也多了,又怎么会通胀?美元怎么会贬值?从长期看,美元一直是坚挺的。但是对于美元坚挺的原因,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几个人真正认识到了,基本上所有人都愚蠢地认为美元坚挺是因为美国经济厉害,而我这里就告诉了各位,美元坚挺是因为上面说的这种印钱购物的规律(多印钱导致多冒出来货物)在起作用。这哪里是因为美国经济厉害嘛,美国明明是个空壳子。 知道了印钱购物的原理,我们也就知道,这种东西并非是国与国之间(美国印钱购中国的物)才能施行,而实际上,一国之内也同样可以施行。我们前面说了,美国当年的大萧条施行的凯恩斯主义,本质上就是美国人自己印钱购自己的物,是一国范围内的印钱购物。事实上,我们前面也说了,所有国家施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其实都属于本国内的印钱购物,凯恩斯主义主要是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印钱购买生产资料,从而消化了制造生产资料的厂家的过剩产能,使它们开足了工生产,也就雇用了足额的工人,就业也保住了。对于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而言,凯恩斯主义的印钱购物能迅速提升和完善诸如铁路、高速公路、城市设施、农业设施,而这些成就,就是印钱导致的。 由于世界各国都还没认识到印钱购物的规律,所以现在各国只有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才敢用用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是误打误撞的一种印钱购物,任何国家在用它的时候都不知道这其实是运用了印钱购物的规律。政府都只是在通过增发国债、财政赤字的办法来筹钱购买投资品(钢筋、水泥、工人等),其实根本就没必要这么绕圈子,直接印钱购买就得了。压根就不会通胀,因为你一印钱,就会导致本来不存在的钢筋水泥冒出来。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政府玩凯恩斯主义最终都完成了印钱购物,因为发行的国债最终还是靠印钞机来还,或者是发行新国债还旧债,这和印钞机还债从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政府已经会用印钱购物,只是并不理解其中的真谛,而一直把这叫做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我告诉各位,就是在产能过剩发展到极端严重的程度时,也就是需求不足与生产无限扩张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境地时,政府采取印钱购物而解决供需矛盾的行为。了解点马克思的读者都知道,这种情形就是马克思说的经济危机的情形,经济危机不就是生产过剩嘛,牛奶卖不出去倒河里嘛。当然经济危机有大有小,但凡这些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当代国家都是靠凯恩斯主义(实则印钱购买钢筋水泥)去解决的。 所以在本书第八章第四节提到的中国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两点,都可以归入印钱购物的体系。第一点是凯恩斯主义印钱购物,说白了是政府印钱购买投资品,比如钢筋水泥,第二点是政府印钱购买消费品。这两种行为都极大地增加了社会总需求,消化了大量过剩的产能,极大地拉动了经济增长。 这里需要重新审视第二点,事实上,只有在我们还不明白印钱购物的原理的时候,政府机构人员的庞大消费浪费开支才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增长立了大功,因为与政府裁员和节约开支相比,这样的结果好了很多倍。而一旦我们已经明白了印钱购物的真相,那么,就可以找到比这更好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政府依然可以裁员、廉洁奉公节省开支,而换一个方式印钱购物,那就是把钱发给老百姓嘛,藏富于民嘛,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钱来买东西,同样可以消化过剩产能,拉动经济增长。 事实上,印钱购物并非只能在经济萧条时才能使用,只要产能过剩达到一定规模,就可以运用。这也就意味着,印钱购物的政策可以作为政府的日常政策,因为产能过剩是现代经济的常态,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中国的任何角落的产能都是过剩的。我们可以印钱横扫这所有角落的过剩产能,使整个社会的产品极大化,从而人民生活水平极高化,当然,前提是能想办法让这些产品都能被百姓享有。 综上所述,既然从空间上看,印钱购物并不限于国际之间,而可以在一国之中实施,那么我们何必再让美国来帮我们印钱购物?我们自己来嘛!既然从时间上看,印钱购物并非只能在经济萧条时实施,那么我们何必只在经济出问题时才动用凯恩斯主义?我们可以把印钱购物变成常规国策嘛!它可以年年用、月月用、天天用! 学习美国 阅读提示: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的藏富于民、信贷消费和凯恩斯主义,还应学习美国的“虚”的经济战略。 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中国怎样实现长远的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如何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靠郎教授的整合产业链是不行的,我们唯一可以走的路是——学习美国。 1973年以前的美国,怎么实现民富国强的呢?从经济角度看,除了技术创新(股市对技术创新有极大的鼓励)、人才培育等因素外,至关重要的一条是,美国从历史上一直成功地想办法去化解产能过剩,扩大社会的总需求。我们已经知道,在产能过剩、消费(需求)瓶颈的经济中,增加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增加一个总财富、实现更富足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一句话,你创造了多大的总需求,社会就能生产出多大的总产品,总需求的多少决定了国家的富足程度。 美国是怎么做的呢?美国用三大利器去扩大总需求。 第一,藏富于民,建立强大的工会组织为工人争取工资福利。这样的结果是,资本家的剥削程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工人拿到比较高的收入和福利,由此形成了强大的购买力去消费资本家的工厂生产的产品,美国的“内需不足”问题在藏富于民的政策下得到很大缓解。在强大的需求拉动下,经济快速增长,资本家与工人双赢。藏富于民,从美国成立那天起就做到了。 第二,信贷消费。美国政府发现,单靠藏富于民竟然还是不够的,不足以消化那么大的产能,因为技术进步实在太快了、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工人老百姓们领的钱虽然不少,但是仍然不够花,仍然消化不了日益增长的产能。美国依然面临马克思所言的生产过剩,当这种过剩达到一定程度时,就爆发经济危机。比如,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差点把美国整死。 一看这样老发生经济危机可不行,美国政府想到了一招,那就是发展信贷消费,借钱给你花,要多少借多少。借贷消费的发达,迅速化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扩展与消费不足的矛盾,也就是生产过剩的问题,这点前面已经说过。 第三,凯恩斯主义印钱购物。这个招数是被1929年大萧条逼得没办法才想出来的,前面说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刺激政策其实就是误打误撞应用了印钱购物的原理。就是政府印钱把过剩的钢筋水泥等产能消化掉,于是经济生产恢复,工人就业恢复,经济复苏。从20世纪30年代起,只要遇到经济不景气,美国政府就会行动,用凯恩斯主义去刺激经济。 美国这样做就一劳永逸了吗?非常不幸,各位可以发现,40年后美国又爆发了经济危机,原因还是一样,生产过剩、消费不足! 也就是说,藏富于民、信贷消费、政府刺激三管齐下的情况下,仍然不足以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无法消除经济危机的爆发。 怎么办呢?美国最后想出了绝招——历史表明搞生产就得遇到经济危机,无论怎么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不发生危机,老子干脆不搞生产了,我连生产都没了,哪来的危机呢? 各位知道,这就是1973年以后的新帝国主义美国,从此开启的是印钱购物加虚拟国际剥削(品牌、技术专利、娱乐业等)的空壳经济。把生产全都赶到了国外。这种经济怎么运行,本书的前三章已经叙述。 今天的中国,确切地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面临的是和历史上的美国一样处境:产能过剩。我们至少应该做到1973年以前的美国所做的三件事,遗憾的是,我们只做到了其中的一点,那就是政府的作用。我们没有藏富于民,改革开放以来劳动报酬的比例一直在降低,我们也没有发达的信贷消费,申请信用卡非常难,中小企业贷款也很难,房贷也很难。 美国做到了三点仍然不可阻止经济危机爆发,我们只做到了一点,从长期看我们一定会面临更大的问题。 中国必须警醒,要有对未来经济风险的高度警惕。我们也必须做好社会福利保障,做好藏富于民,大力发展信贷消费。同时,政府可以继续使用凯恩斯主义政策(限度是基础设施还没饱和,一旦饱和,政府投资就是做了无用功,建设的是没车跑的公路)这样才能提振内需,不断地消化过剩产能。 那么我们能不能学习美国,干脆把生产消灭掉,我们也来搞印钱购物空壳经济呢?我们就整天印刷人民币去买外国的商品。这是做梦,谁认你的人民币?你中国印钱购别人的商品,没人愿意收你的人民币啊。美国是靠世界第一的技术水平、军事实力、综合国力来维持它的空壳经济的,谁敢质疑美元、挑战美元,它是要打你的,萨达姆不就是因为拒绝用美元结算石油贸易而被美国打掉了吗?今天的伊朗也够戗。 然而,尽管我们不能像美国一样去印钱剥削别国,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抵制美国的剥削,减少被剥削的量,降低被剥削的程度吧? 我们怎么做?那就是除了做到上面三点美国历史上曾经做过的事情外,我们可以发展“印钱购物实体经济”(与美国印钱购物空壳经济相区别),即我们自己来印钱购物。凯恩斯主义已经是印钱购物的一种,我们已经用了很久了,我们还可以在消费品领域开展印钱购物,那就是政府印钱购买消费品发给民众,提高人民生活水品,由于政府印钱买消费品,就能极大地消化掉无数的中小企业的产能。这样,我们就不必再靠出口去换无用的多余美元了,我们自己的印钱购物已经足够消化这所有的产能。 至于我们怎样印钱购物,请参阅我的另一本书《中国超过美国还要多少年》,这里就不重复了,只要我们实施印钱购物这一金融创新,那么中国可以一夜暴富,而美国一旦从中国买不到产品了,很可能迅速变成一个只能维持温饱的国家。这其中的逻辑也请参阅该书。 拯救中国经济、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印钱购物还不够,印钱购物只能在现有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下最大限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这种生活的质的提高取决于产品的质量有多好,很多产品,我们都造不出质量上乘的来,比如汽车。所以还必须注重技术进步。 中国经济战略的其他重要方面,那就是与新帝国主义的国际剥削手段相对应的,我们也应该壮大那些“虚”的产业,以实为基础,大力发展“虚”,走虚实结合的道路。这些产业包括: 1、明星娱乐业,至少可以在东亚中华文化圈占据市场,至少不被韩国的娱乐业所剥削,更进一步,甚至可以把这产业当作国家战略,直接把好莱坞买过来,做世界娱乐业的霸主; 2、品牌与技术专利,在比亚迪、海尔、tCL等品牌的国际化的带动下,应该创立真正的国际品牌,而国家要投入巨大力量作为支撑,不但要发展以创新技术为基础的实品牌,更要发展时尚炫耀性的奢侈品牌(虚品牌),以中华文化数千年积淀,就打造不出一件奢侈品吗?须知,历史上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可是欧洲贵族的奢侈品啊。虚的品牌比实的品牌成为国家谋取财富上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试想,如果阿迪达斯是中国的,我们每年只须从世界范围收取的品牌费就是天文数字了,一本万利。 3、金融服务业也应当面向全球,首要是争取舆论话语权,金融这东西,主要就是靠说话来操纵的,十分简单,谁说话有分量,谁就操纵了国际金融。你一个好公司,我也把你说死,我给你评一个差的评级,明天你的股价就大跌;相反,再烂的公司我也可以吹得跟朵花似的,股价可以坚挺。前段时间中国成立了大公国际评级公司,这是大好事啊,说明中国有这个意识了。这是欧美人垄断的评级领域首次被打开一个缺口。这几天大公国际想进入美国,新闻上说被拒绝了。很自然嘛,美国人就是靠舆论控制金融,是靠这个吃饭的,大公国际的成立无异于挑战他们的命根子,他们能不抵制吗?抵制可以,中国要有办法应对。 本书的最后,我再来谈一个具体问题,那就是中国汽车产业的振兴问题,汽车产业的先进与否几乎是当代发达国家的标志,所有重要的发达国家,一定有世界级的汽车品牌,一个造不好汽车的国家,给人的印象就是技术落后的国家。郎教授对汽车问题也谈得比较多,在《新帝国主义2》他还大谈特谈了美国针对丰田的阴谋。不过,这里我并不想对郎教授的观点进行评论,只谈谈自己的观点。 汽车产业对一个国家是如此重要,那么在经济危机中乃至后危机时代,中国的汽车产业何去何从? 振兴汽车产业不能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 阅读提示:振兴汽车产业能在多大程度上拉动内需,提振中国经济?汽车产业有没有可能成为替代房地产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行业? 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汽车产业正步入严重的危机之中。2008年包括一汽、上汽、东风等在内的19家重点企业利润为负增长。在这种形势下,2009年年初国务院提出了“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该规划包括三个部分: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刺激消费;支持企业重组;国家支持并资助自主创新尤其是新能源技术方面的创新与自主品牌。然而,我认为,就刺激国内需求拉动经济来说,其措施不太可能达到预期效果。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在任何经济萧条时期,居民的收入增速都会大幅度下降,难以支撑消费增长。2008年,中国城镇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速开始缓慢下滑,农村现金收入增速虽然处于提速阶段,但是大规模的中小企业倒闭、农民工失业都将遏制这个趋势。根据人大课题组的研究,2008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下滑4.7个百分点,2009年下滑6.9个百分点。外向型经济的大幅度下滑将导致大量外向型经济和劳动力密集的低端产业的企业利润的下滑,从而导致工人失业和工资水平的下滑,而该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边际消费倾向最高,最终将加重对2009年消费拉动的打击。 其二,房产以及金融资产价格的巨幅缩水将引起强烈的“财富效应”,使消费下降。人大课题组的研究表明,中国自2002年以来,财富效应逐渐出现,在2005年~2008年期间,居民财富每减少10%,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是2%。2008年~2009年,中国股票市场的缩水程度达到60%以上,股票市值减少13万亿,与此同时房地产价值预计缩水15%左右,使居民总财富缩水在12%~18%区间。这将意味着消费将由此减少2.4%~3.6%的支出。 其三,从轿车保有量来看,家庭购买轿车的浪潮已达顶峰,正趋下滑。2008年三季度中国城镇家庭百户拥有轿车量已达到8.67辆,超过同类收入水平国家百户拥有轿车量的最高线。 其四,中国居民消费绝对值仅相当于美国的5%,消费拉动绝对值过低,难以实现经济增长。这不仅因为中国经济总量低于美国,更因为劳动力收入过低。据统计,2008年,我国城镇职工工资只占GDP的12%,农民收入不到GDP的10%,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不足22%。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50%~65%的水平。 谁的自主技术能力 阅读提示:自主技术与自主品牌的范围是什么,哪些技术算中国的自主技术,哪些品牌算中国的自主品牌?完全依靠外国企业技术平台生产的汽车品牌,这种企业在不在政府支持的范围内? 面对危机,美国众议院2010年初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的“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条款。所谓“购买美国货”条款,是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中附带的一条,其用意是号召公共建设工程使用美国钢铁而不是进口钢材。实际上,美国原先的相关法案就已经规定,美国的交通及道路修建工程必须使用国产钢铁,新贸易条款不过是大大地扩充了内容而已。 就日本而言,贸易保护措施则更早。颁布于1950年经修改沿用至今的《日本外资法》第一章第一条明确规定:“本法的目的是,只准许有利于日本经济的自立和健全发展以及可改善国际收支的外国资本进行投资,同时保证外国投资所产生的汇款,并采取适当措施保护这些外国资本,以便为外国向日本投资奠定健全的基础。” 在印度,根据当地《经济时报》2009年1月26日的报道,印度政府此前施行的对中国进口玩具为期6个月的禁令,有可能延长为永久性禁令。 在巴西,政府2009年1月27日宣布,将对包括玩具、鞋子、成衣和照相机在内的24种进口产品实行许可证制度,部分中国出口产品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在欧洲,欧盟将对中国紧固件征收反倾销税一事进行正式终裁。一旦通过此前的决议,中国紧固件行业将面临63%~87%的高额反倾销税,大量的中国紧固件企业不得不在至少5年内痛别欧洲市场。 由此看来,全球经济危机以来,无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对自己企业的保护对他国企业的排斥都是不言而喻的。再来看看我们的“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是如何应对经济危机的。其中有关对技术创新与自主品牌支持的条款,没有明确指出支持哪些所有制形式的企业,是合资、国企还是民营,更没有明确指出自主技术与自主品牌的范围,哪些技术算中国的自主技术,哪些品牌算中国的自主品牌。完全依靠外国企业技术平台生产的汽车品牌,比如一汽大众的轿车品牌完全没有自主研发的技术能力与平台,这种企业在不在政府支持的范围内。 早在几年前,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就曾说过: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是由总部设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精心制定的外购战略,而不是中国本土公司的快速成长。杜克大学高柏教授则更进一步地指出:所谓东亚模式是对本国幼稚产业实行严格的保护政策,依靠政府的产业政策在国内市场实行寡占竞争,力图使本国企业在本国市场内培养出竞争力后走向国际市场。这种国际竞争力以民族品牌和自主开发为特征。与东亚模式恰好相反,中国鼓励的出口是基于通过生产要素,尤其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来参加全球生产分工。以这种方式参与国际分工的好处是见效快,即单纯引进外来技术和品牌并不需要艰苦的自主开发和学习。然而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即没有独立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主要利润被跨国公司攫取。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综合技术能力由以下两点作为评价标准:第一,是国家能够掌握和控制的核心技术以及充分发挥这种核心技术作用的完整产业体系,所谓掌握和控制是指在面对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时刻,政府有能力独立应用这些技术用于维护国家安全;第二,充足的具有高度使命感和责任心的各层次技术人才,以及发挥这些人才能力的管理机制。按照这一标准,所谓中国三大的技术能力的提高能提高国家的综合技术能力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即使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技术有所转移,当然,没有任何跨国企业的高管愚蠢到养虎为患的程度,也是以其对企业具备足够的控制权为前提。因此,当所谓自主创新的研发支出出自如大众、通用、日产这样的跨国公司之手时,研发支出增加可能反而是更加损害国家的经济自主性。最根本的威胁与损害不仅在于对外国技术本身的高度依赖,更根本的在于本土企业普遍失去对国外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开发的能力。 振兴哪个国家的汽车产业 阅读提示:难道我们进行企业兼并重组的目的,只是为了提高外国企业的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只是为了振兴“八国联军”的汽车产业吗? “汽车产业振兴规划”中明确提出“支持大型汽车企业集团进行兼并重组,支持汽车零部件骨干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扩大规模”。我认为,如果是围绕上海大众、一汽大众或东风日产这样的合资企业来做兼并重组的资本运作,只能说是饮鸩止渴,令人扼腕而叹。企业集团的兼并重组,无非是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规模优势,从而达到成本下降和竞争力提高的目的。然而,北京大学路风教授早已指出:产品技术被制于跨国公司的所谓中国控制的合资企业根本无法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实现规模效益的关键是在一定规模基础上对生产过程进行集中协调的组织能力。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的充分条件是对大规模生产和分配进行集中化协调的有效管理机制的形成。这种管理机制在于能够迅捷高效地协调组织内部的资源配置,而缺乏这种协调则会阻碍实现新技术机会的经济收益潜力。 当产品技术开发能力的控制权由外企控制时,因产量增加而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属于合资的外国母公司,而不属于合资的中国母公司,中国企业并不拥有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集中化的协调能力与权力。这是因为规模经济是和大批量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而大批量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是零件可互换性和专用性生产设备。虽然一个企业内部必须标准化,但企业技术有一定的演进轨道,不同企业之间不具有互换性。例如,一汽大众与一汽丰田的零部件不能互换,上海大众和上海通用的零件不能互换,拥有不同合资公司的中国母公司当然不能通过零部件标准化来实现规模效益。反之,一汽大众和上海大众的零部件则可互换,因为两者的产品技术标准都属于同一个母公司——德国大众。同理,丰田在华投资的几十个项目对中方来说都是互相独立的企业,但它们却处于丰田总部的统一协调之下。不仅如此,这些合资企业的产品及其零部件供应都处于外国母公司的战略协调之下。合资双方在协调能力上的这种对比恰恰证明,能够对合资企业进行统一协调的是外国母公司,而不是中国母公司。 因此,合资企业并不是独立的企业,它们只是外国企业跨国扩张战略的组成部分,依赖外国母公司的产品技术,处于外国母公司全球战略的统一协调之下;合资企业生产规模的任何扩大都导致外国母公司产品线的扩大和产品技术应用范围的扩大,即这些母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且使外国母公司的品牌和销售网络深入中国社会,构建起使所在国本土企业难以发展起来的壁垒。 外国母公司对中方的压倒性优势使得其在中国市场赚取了超额利润。例如,奥迪轿车——多年来国内政府采购的宠儿,尽管其只占政府采购数量的20%,但政府示范效应已经使得奥迪成为国内高档公/商务车的代名词。2008年,奥迪在中国销量超过10万辆,拥有高档车市场70%的占有率,占其全球销售量的10%,奥迪为一汽大众贡献了120亿利润,德国大众的利润则超过70亿。2008年,福特、丰田、本田、日产、现代等企业的外国母公司,在中国汽车市场获取的净利超过2000亿,占整个中国汽车行业利润的60%左右。 我不禁想问,难道我们进行企业兼并重组的目的,只是为了提高外国企业的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只是为了振兴“八国联军”的汽车产业吗? 汽车产业乃至整个国家工业的振兴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 阅读提示:总是存在着一个两难选择:如果政府更加依赖跨国公司将引致民众强烈的不满与民族主义情绪;如果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对待跨国公司将引致跨国公司及其所属的国家对中国经济进行制裁,这又意味着经济增长的进一步衰竭以及由此引发的失业率激增和社会动乱。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发展最主要和最持久的推动力量就是科技进步。在关于中国汽车产业乃至整个国家科技振兴的各种政策建议中,我较为赞同北京大学政府与企业研究所所长路风教授与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粱研究员的观点。路风教授《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一书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政策建议更是有理有据。我在此就不多此一举,狗尾续貂了。 总的说来,汽车产业乃至整个国家工业的振兴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升级与转型的代价。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以下两点: 其一,汽车产品集成了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大量技术,涉及冶金、石油、机械、金属加工、化工、橡胶、塑料、仪器仪表、电器、电子、微电子等各个工业领域。因此,汽车产业本身的水平代表整个国家工业水平的高低,反过来,国家整体工业水平的高低限制了汽车产业本身的发展。然而,对于中国整体工业来说,由于技术能力不足导致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但低技术产业过度繁荣导致工资收入过低,从而使工人无法对自己和下一代进行足够的教育投资。同时由于劳动力成本过于廉价,无论是民企、国企或外企只要是在中国的企业都宁愿降低技术含量、雇用大量廉价劳工来获利,这是严重损害中国社会制度思想的根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象,更是严重削弱了中国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能力。 因此,整体工业技术水平的落后将使得汽车产业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振兴。 其二,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劳动力参与到现代化生产中的参与率是社会平均技术水平高低的指标。在中国,“参与率”的上升,在相当程度上正得益于国企所培养的技术骨干的知识外溢。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增长,部分受益于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技术能力储备。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实行追赶式发展战略的30年中建立起来的自主工业体系,虽然缺乏有市场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但也培养了庞大的科研和生产队伍,特别是培育了大量的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这些人成为民营企业和各类外资企业中的骨干力量。汽车行业亦不例外,地方国企奇瑞草创之初从上到下各部门骨干均来自一汽、二汽。然而30年来,涸泽而渔式的发展正在迅速耗尽这一技术力量的储备。许多关键领域的技术进步越来越缓慢,研发人员和高级技工断档以致严重匮乏,这严重制约中国自主创新的提高。 由此看来,政府此次颁布的“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实在过于粗糙、模糊。既不能在短期内帮助部分自主企业的度过困境,也未能站在国家战略高度的角度考虑进行高瞻远瞩的长期规划。 就我来看,实际上,我们的政府在对任何行业或国家宏观经济进行战略性规划或一时救急之时,总是存在着一个两难选择:如果政府更加依赖跨国公司将引致民众强烈的不满与民族主义情绪;如果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对待跨国公司将引致跨国公司及其所属的国家对中国经济进行制裁,这又意味着经济增长的进一步衰竭以及由此引发的失业率激增和社会动乱。因此,虽然政府这种所谓“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竟然显得如此模棱两可、首尾两端,但却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我认为,终归来说,政府存在的目的是最大化本国民众的共同利益。奇瑞、比亚迪这样的民族企业才是真正能够确保政府拥有国家经济自主权的绝对支持力量。政府必须要警惕部分官僚由于受其自身利益的驱使而损害国家工业体系的长远利益,防止出现政府部门或公共政策受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与跨国公司紧密相连的买办集团影响的现象。 最后给出新加坡外长杨荣文近年说的一句话——“中美关系决定世界当前体系的运转。美国人在思想上具有传教精神,试图同化其他族群;中国则没有将非中国人变成中国人的意愿。”这句韵味无穷的忠言良药实在值得我们的政府与民众揣摩与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