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序言 纯真的埃伦蒂拉与残忍的祖母

    假若我们说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当代拉丁美洲作家，我想应该是不会有人提出异议的。这不仅因为他是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上世纪60至70年代拉美新小说，或曰“文学爆炸”的首席代表作家，更因为他的享誉世界的长篇巨制还在80年代初就被译成了中文（至今已有了四个中译本），在我国大量发行；而且他的其他作品如《枯枝败叶》、《恶时辰》、《族长的没落》、《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尉》、《死亡时刻》、《绑架》、、、、《爱情和其他魔鬼》以及几乎他所有的短篇小说，都被译成了中文。可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我国“追踪”翻译、“追踪”研究的作家之一，这样说来，他在我国读者中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也便很容易理解了。

    我们的这个小集子选了他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纯真的埃伦蒂拉与残忍的祖母》，都是他风格独特的佳作。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1976年9月11日，在智利军事政变三周年之际，加西亚·马尔克斯为表示抗议宣布“文学罢工”，发誓皮诺切特不倒台就不再发表小说。一沉默就是五年。直到1981年，传闻鉴于他的文学价值，只要他再发表一部新作就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马尔克斯才终于结束“罢工”，发表了新作。小说一经出版，即在西班牙语国家中引起了巨大轰动。仅哥伦比亚“黑绵羊”出版社一家首版就印行了105万册，且在两周之内销售一空。该社还同墨西哥“迪亚娜”出版社联合印行了30万册。与此同时，阿根廷“南美”出版社和西班牙“布鲁格拉”出版社也大量印行。在哥伦比亚和西班牙还很快进行了再版。总发行量达数百万册。另外，这本书在出版的当年即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文字。此种情况被视为拉丁美洲文坛和出版史上的一件奇迹。翌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果然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描写的是发生在1951年的真人真事。出身显赫的巴亚多·圣·罗曼来到加勒比海沿岸的一个小镇，爱上了出身平庸的安赫拉·维卡略。这个在“金钱上游泳”的富翁为新娘买下了镇上最豪华的房子，举行了奢华无度的隆重的婚礼，以为用金钱和无限的权势买到了幸福。然而新婚之夜他却发现新娘不是处女，万分沮丧之下，几个小时之后就把她休回了娘家。姑娘的母亲大为恼火，当即将女儿毒打一顿，而后又叫来姑娘的两个哥哥，逼问是谁破坏了她的贞节。姑娘无奈之下将其归罪于一个叫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人，两个哥哥不分青红皂白，拿上杀猪刀凶残地杀害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这个无辜者。一桩悲剧发生了。

    这类题材在拉丁美洲的文学作品中几乎尚未触及过，然而它所反映的事实在这个大陆上却是屡见不鲜的。未婚的女子必须保持绝对的童贞，否则即遭遗弃；而男子却相反，他们十几岁出入妓院仿佛便是天经地义之事。这种“父系社会的文明产物——大男子主义”，女人是男人的工具的陈规陋习，至今在拉丁美洲仍严重地存在着。评论家认为：如果说加西亚·马尔克斯通过他的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这部巨著处理了一个大题材，即以哥伦比亚一个家族的兴衰史，表现了整个拉丁美洲相当一个时期的文化、历史、政治诸方面，包容了魔幻与现实、爱情与战争、生命与死亡的悲剧的话，那么则是通过一个小题材，即一个小镇上的凶杀事件，辛辣地嘲讽了权贵，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愚昧无知的封建礼教、封建思想、封建观念、封建迷信和仇杀行为，从一个侧面较为深刻地揭示了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这便是这篇作品的社会意义之所在。

    就小说的艺术特色而言，在中，以其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蜚声世界文坛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反自己的传统创作手法和风格，采用了纪实体的手法。有的评论家说，如果说美国的杜鲁门·加宝尔和诺曼·美勒是以小说的笔法写报道的话，那么加西亚·马尔克斯则是以报道的手法写小说。这话不无道理。不过，不是一篇通常意义上的新闻报道，而是运用第一人称加以叙述，把繁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有机地串连在一起，并且经过精湛的艺术剪裁和巧妙的构思把这一凶杀案的背景置于一场壮观华丽的婚礼前后，辅以主教乘船经过小镇的盛事，以四个家庭的活动为主线，穿插了全镇上下各种类型的人物，以惊人的想像力和创作才华，将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升华为一幕触目惊心的悲剧，揭示了一个普遍的哲理。此外，小说还打破了侦探文学的传统模式，不去故意制造许多悬念和迷宫，而是开头第一句就点明了谁是被害者，跟着又说明了被害的原因，以及何人是凶手；作者在“事先张扬”四个字上精雕细刻，真可谓是独具匠心。他不是以主观安排曲折离奇的情节取胜，而是用一个接一个的巧合把读者的兴趣始终保持在最高水准上。对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1982年5月间发表的文学谈话录《番石榴飘香》中写道：“在中，我着力发现和表述一系列几乎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大大小小的巧合事件。我描绘了那桩惨案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同时我又设计了许许多多的巧合，使那惨案得以发生。”还有，可说作者在这篇作品中继承和发扬了古希腊悲剧的特点。悲剧的“凶手”和“同谋”不是某一二个人，而是所有与之“有关的人”。拉丁美洲和西班牙文学评论家高度评价，认为仅以此书加西亚·马尔克斯就足以同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伟大文人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和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的索福克勒斯相媲美。

    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这样评价他的：“我读过的校样之后，再也没有看过一眼这本书。我实在没有勇气重读它。我最喜欢的是我的最近一本书，即。”“之所以是我的最好的作品，是因为我所希望写的东西百分之百地、准确无误地达到了。在我的其他作品中，我是被书中的人物和所要表达的主题牵着鼻子走的。然而在中，我一切都写得得心应手。”《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述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被贪财的黑心祖母逼良为娼的故事。作品情节生动感人，催人泪下，读来令人爱不释手。

 第一章

    圣地亚哥·纳赛尔在被杀的那天，清晨5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主教将乘船到来，他要前去迎候。夜里，他梦见自己冒着蒙蒙细雨，穿过一片榕树林，这短暂的梦境使他沉浸在幸福之中，但醒来时，仿佛觉得全身盖满了鸟粪。“他总是梦见树木，”27年之后，他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回忆起那个不幸的礼拜一的细节时，这样对我说。“前一个礼拜，他就梦见自己单身一人乘坐锡纸做的飞机，在扁桃树丛中自由地飞来飞去，”她对我说。她以善于为别人圆梦而著名，只要在饭前把梦境告诉她，她都能作出准确无误的解释。但在儿子这两个梦中，她并没有看出任何不祥之兆。儿子在被杀的前几天早晨，曾几次给她讲一些与树木有关的梦，她却没有看出任何征候。

    同样，圣地亚哥·纳赛尔也没有任何预感。那天晚上，他和衣而睡，睡得很少，很不好，醒来时感到头痛，嘴里有一股干渴苦涩的味道。他以为那是参加婚礼的后遗症——那场婚礼一直闹到午夜之后方才结束。从他早晨6点05分出门，直到一个钟头之后他像一头猪似的被宰掉，有许多人见到过他，他们记得，他当时稍带倦容，但情绪很好。凑巧，他遇到每个人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今天真是美极了。可是，谁也不敢肯定他指的究竟是不是天气。不少人回忆说，那天早晨，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海上的微风透过香蕉园轻拂而来，的确是这个季节中典型的美好的2月风光。但是大多数人都说，那天天色阴沉，周围散发出一股死水般的浓重的气味；在那不幸的时刻，正飘着蒙蒙细雨，正像圣地亚哥·纳赛尔在梦境中看到的森林景色一样。那时，我正在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温存的怀抱里，从前天夜里婚礼的狂欢带给我的疲劳中逐渐复苏。当教堂警钟齐鸣的时候，我几乎还没有睡醒，还以为那是向主教表示欢迎的钟声呢。

    圣地亚哥·纳赛尔和前天参加婚礼时一样，穿的是未经浆过的白亚麻布的裤子和衬衫，那是他的一套礼服。要不是为了迎接主教，他大概会穿一身卡其布衣服和马靴了。通常，每逢礼拜一，他总是以这副打扮出现在埃尔·迪维诺·罗斯特罗牧场，这牧场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尽管资金不算雄厚，但管理得井井有条。在山上，他腰里总是别着一支357型马格南左轮手枪。据他说，这种枪的穿甲弹能够把一匹马拦腰削断。在打鹌鹑的季节里，他总是随身带着猎鹰。在他的柜子里还放着一支马林彻·舒纳牌7.77毫米的来复枪；一支荷兰造的马格南300型来复枪；一支带有双距离望远瞄准器的22型大黄蜂牌步枪和一支温彻斯特牌自动枪。他总是像他父亲那样，睡觉时把枪支藏在枕套里。但是那一天，在离家之前，他取出子弹把武器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他的枪从来不上子弹，”他母亲对我说。这一点，我也知道。我还知道，他总是把武器放在一个地方，而把弹药藏在另一个冷僻的所在。因此，即使在偶然的情况下，在他家里也没有人能够出于好奇而把枪装上子弹。那是他父亲定下的一个明智的规矩，因为一天早晨，一个女佣人抽出枕头来换枕套，手枪被抖落到地上，走火了，子弹击毁了房间里的立柜，穿透了客厅的墙壁，像在战争中似的呼啸着从邻舍的餐厅穿出，最后把位于广场另一端的教堂大祭坛上和真人一般大小的石膏圣像打得粉碎。当时圣地亚哥·纳赛尔尚在幼年，但他从未忘记那个倒霉的教训。

    母亲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正从卧室里匆匆出来。当时，他想在黑暗中摸进浴室，从药箱里取出一片阿司匹林来。他把母亲吵醒了。母亲开了灯，见他正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水。这件事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时，圣地亚哥·纳赛尔向她讲了刚做的梦，但她却没有注意到梦中的树。

    “凡是梦中出现小鸟，都是身体健康的一种预兆。”在我回到这个被遗忘的村镇，力图重新拼凑那面支离破碎的记忆的镜子的时候，我看见这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正跪在吊床上面，过去，她就是在这同一张吊床上以同样的姿势注视着她的儿子的。尽管是在大白天，我却几乎认不出她来了。由于长年头痛，她在太阳穴上贴着草药的干叶，那是儿子在最后一次穿过卧室时给她的。她侧着身子，抓住床头的龙舌兰吊绳，想挣扎着坐起来，在房间的暗处，散发出一种洗礼盆的味道。这种味道在那发生凶杀案的早晨也曾经突然向我袭来。

    我刚一出现在门洞里，她就想起了圣地亚哥·纳赛尔，仿佛我就是她儿子似的。“他就在那儿，”她对我说。“穿的是一套用清水漂洗过的白亚麻布衣服，因为他的皮肤很细嫩，受不住浆过的衣服的摩擦，”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呆在吊床上，嘴里嚼着独行菜籽，直到儿子回家的幻觉在她眼前消失以后，才叹息道：“他是我的心头肉。”我在她的回忆中看到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在1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他度过了21周岁的生日。他身材修长，脸色苍白，长着一双和他父亲一模一样的阿拉伯人的眼睛和一头鬈发。他是一对由于利害关系而结合、没有过上一天幸福日子的夫妇的独子。不过，他和父亲在一起时似乎很幸福。三年前父亲突然死去，他继续和守寡的母亲在一起，生活得也很幸福，直到他在那个礼拜一死去。他继承了母亲的天性，但是，从父亲那里自幼就学会了使用武器、爱护马匹和训练猎鹰，他还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勇敢和谨慎的优良品德。他跟父亲讲阿拉伯语，但跟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却不讲，以免使她感到见外。他们在镇上身边从来不带武器。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他们带着训练过的猎鹰到集市去做劝募性高空飞翔表演。父亲的死，使他不得不在中学毕业后中辍学业，转而经营自己家中的牧场。圣地亚哥·纳赛尔生性快乐和善，平易可亲。

    在他即将被害的那一天，母亲看到他穿着白衣服，以为他弄错了日期。“我提醒他今天是礼拜一，”她对我说。但是他向母亲解释，他穿礼服是为了如果遇到机会，他想吻一吻主教的戒指。她对此却毫无兴趣。

    “主教不会下船的，”她对他说。“像往常一样，他为大家祝福以后就沿原路回去了。他讨厌这个镇子。”圣地亚哥·纳赛尔知道，这话是真的，但是教堂金碧辉煌的场景对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魅力。“就像是电影院，”有一次他曾对我这样说。而他母亲则相反，在主教到来这件事上，她惟一关心的只是儿子不要淋着雨，因为她听到他睡觉时打过喷嚏。她劝他带上一把雨伞，但他摆摆手向她告别，走出了房门。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他。

    厨娘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断言那天没有下雨，而且整个2月都没有下雨。“恰恰相反，”在厨娘去世前不久我去看她时，她告诉我说，“太阳火辣辣的，比8月份还厉害。”当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进厨房时，她正在宰杀三只兔子，准备午餐，几只狗喘着气围着她打转转。“他起床时没精打采的，看上去晚上没有睡好，”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毫无同情心地回忆说。她的女儿迪维娜·弗洛尔当时还是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像每个礼拜一那样，迪维娜·弗洛尔给圣地亚哥·纳赛尔端上一杯搀了一点白酒的粗咖啡，为的是帮他解脱前天夜里的疲劳。这间厨房很宽敞，炉火呼呼地燃烧着，母鸡卧在栖木上，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圣地亚哥·纳赛尔又服了一片阿司匹林，便坐下来慢吞吞地喝咖啡，他安静地思考着，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那两个在炉口宰兔子的女人。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尽管年纪已不轻，还是保养得很好，而女儿却显得有点粗野，仿佛她的情欲受到了压抑。她去接空杯子时，圣地亚哥·纳赛尔抓住了她的手腕。

    “你到了该变成温顺的小羊羔的时候了，”他对她说。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向他扬了扬沾满鲜血的刀。

    “放开她，白人，”她厉颜疾色地命令道。“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想吃这块天鹅肉。”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本人在青春时期曾被易卜拉欣·纳赛尔诱奸过。他在牧场的畜栏里偷偷地同她幽会。几年以后，他不再爱她了，就把她带到家里当女佣人。迪维娜·弗洛尔是她最后一个丈夫的女儿。那时姑娘认为自己注定要被圣地亚哥·纳赛尔偷偷地霸占，因此焦急万分，只是焦急得过早了点。“再没有比他更好的男人了。”如今青春已逝并已发胖了的迪维娜·弗洛尔同我说这话时，她跟另外的男人生的孩子就呆在她身边。“和他父亲一样，”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反驳女儿说，“都是下流货。”但是，她回忆起了当她给兔子开膛并且把热气腾腾的内脏扔给狗吃时圣地亚哥·纳赛尔表现出的那副骇怕的样子，顿时一阵恐惧又向她袭来。

    “不要这样野蛮，”他对她说，“你要知道，兔子和人一样。”维克托丽娅·库斯曼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才明白过来，为什么一个习惯宰杀手无寸铁的动物的人突然会那么恐惧。“上帝啊，”她害怕地喊道，“难道这一切都是预兆吗？”然而，在出事的那天早晨，她仍然愤恨不已，继续把那些兔子的内脏扔给狗吃，她就是存心要使圣地亚哥·纳赛尔吃不好早餐。正在这时，主教乘坐的轮船到了，汽笛颤抖地吼叫着，把全镇人从梦中唤醒。

    那幢房子，从前是一座两层的仓库，四壁是粗糙的厚板，锌皮屋顶两边泻水，屋顶上的兀鹫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港口上的残渣废物。当年建造这座房子的时候，河水充沛，许多海上驳船，甚至一些大船，都能冒险通过涨潮区的沼泽地开到这儿来。当易卜拉欣·纳赛尔和最后一些阿拉伯人在内战结束后来到这儿时，由于河流改道，海船再也开不进来，仓库也就废弃不用了。尽管代价很高，易卜拉欣·纳赛尔还是买下了这座房子，为的是开设一家他从未经营过的进口商店。只是当他要结婚时，才把它改成了居室。在底层，他辟了一个综合使用的大厅，在大厅的一端盖了一个马厩，养了四匹马，还有几间佣人的住室和一个供牧场使用的厨房，这厨房的窗户朝着码头，从那里随时都有河水的恶臭飘来。大厅里惟一完美无缺的是一架从一次海上事故中抢捞出来的螺旋形楼梯。上面一层原来是海关的办公室，如今改成了两个宽大的卧室和五个小寝室，这是为他未来的孩子们准备的，他想他会有很多孩子的，他还在广场的扁桃树上空建了一个木制阳台，3月的下午，普拉西达·里内罗便坐在那里消遣。房子的正面保留了大门，安了两扇旋制木棍结构的窗户。后门也保留了下来，只是改得稍稍高一些，以便骑马时可以通过，并且使得老码头的一部分可以继续应用。这个门用处最大，不仅因为它是去牲口槽和厨房的必经之路，而且还因为它直接面向新港大街，不必经过广场绕行。正面的大门，除了节日从不打开，而且总是严严地上着门闩。然而，那两个凶手，恰恰就守在正门口，而不是后门口。也正是从这扇门里，圣地亚哥·纳赛尔走往码头去迎接主教，尽管为此他不得不围着院子整整绕了一圈。

    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不幸的巧合。从里奥阿查来的预审法官应该觉察到这一点，但他却不敢承认，因为显然他所关心的只是在审判中对事情作出一种合理的解释。面对广场的大门，正像惊险小说所说的那样，是一座“死神之门”。实际上，惟一合乎情理的是普拉西达·里内罗的解释。她以母亲的理性回答了问题。“我儿子穿得衣冠楚楚时，是从来不打后门出入的。”这一点，谁都不会有所怀疑，以致预审法官只把这句话顺便记了下来，并没有把它正式载入档案。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她说，她和她的女儿都不知道有人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但是时光一年年过去，她终于承认，在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进厨房喝咖啡以前，她们已经知道了那件事。早晨5点钟，有个女人来讨牛奶喝，告诉了她们。这个讨牛奶的女人不但说了有人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而且还说了那人行凶的原因和准备行凶的地点。“我没有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因为我想这是那个女人醉后的一派胡言，”那母亲对我说。但是，在这个做母亲的死后，有一次，迪维娜·弗洛尔对我承认，她母亲之所以不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因为她心里希望有人把他杀掉。而她本人所以也没有说，是因为她当时吓坏了，自己没有主见，再说，当圣地亚哥·纳赛尔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腕时，她更加吓得魂不附体了，因为她感到他的手冷得像石头，仿佛真是一只死人的手。

    圣地亚哥·纳赛尔在熹微的晨光中跨着大步，穿过院子，主教船上欢快的汽笛声阵阵传来。迪维娜·弗洛尔走出去帮他开门。她穿过饭厅——那儿到处是关着熟睡的鸟儿的笼子、柳条做的家具和吊着欧洲蕨的花盆——时，竭力不让他赶上。但是，当她拉开门闩时，她还是没有逃脱那只猎鹰般的手。“他抓住了我的辫子，”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当我独自呆在家里的角落里时，他也常常抓我，但是那一天我不再像往常那样害怕，只是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场。”她闪在一边让他出去，透过半开半掩的大门，她看到了广场上沐浴在晨光中的扁桃树，但是她没有勇气再去看别的东西。“那时轮船的汽笛声已经停止，雄鸡开始打鸣了，”她对我说。“鸡声遍地，很难相信镇上会有那么多鸡，我以为鸡声是从主教的船上传来的。”她为那个人——这个人将永远不会属于她了——所做的惟一的事便是违背了普拉西达·里内罗的吩咐，没有把大门闩上，使他在紧急的情况下能够退到院子里来。有一个人——此人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证实——在门下面塞进一封信来，通知圣地亚哥·纳赛尔有人守在门外要杀他，写了地点，写了原因，还写了有关这个阴谋的精确的细节。当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家里出来时，这封信就丢在地上，但是他没有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也没有看见，直到这件凶杀案发生后很久，才被人发现。

    已经过了6点钟了，路灯还没有灭。在扁桃树枝上，在一些阳台上，还挂着庆贺婚礼的五光十色的花环，好像是为了迎接主教而刚刚挂上去的。细砖铺地的广场以及教堂的前厅——那儿是乐师演奏的舞台——堆满了寻欢作乐时留下来的空瓶和各种废品，好像一个垃圾堆。当圣地亚哥·纳赛尔走出家门时，在轮船汽笛的催促下，一些人正向着码头跑去。

    广场上惟一开门营业的是教堂旁边的牛奶店，在那里有两个人在等着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把他杀死。牛奶店的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在晨光熹微中第一个看到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她仿佛觉得他穿的是银白色的衣服。“活像一个幽灵，”她对我说。这两个准备行凶的人，把报纸裹着的刀揣在怀里，伏在座位上睡着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屏住了呼吸怕把他们惊醒。

    这两个人是一对孪生子，名叫彼得罗·维卡略和巴布洛·维卡略，当时24岁。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简直难以将他们分辨出来。“他们面目肮脏，但性情温和，”预审档案中这样记着。我从小学时就认识他们，要我也会这么写。那天早晨，他们还穿着参加婚礼时的黑色呢料衣服，那衣服对加勒比地区来说是显得过分的宽大和庄重了。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和焦虑，他们形容憔悴，但他们还是刮了胡子。尽管他们自从婚礼的前夕一直在不断地喝酒，三天以后却已经不醉了，而是变得像是彻夜失眠的梦游症患者。在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店子里等了几乎三个小时之后，他们在头几阵晨风的抚慰下睡着了，这是自从礼拜六以来第一次入梦。在主教乘坐的轮船第一次鸣起汽笛的时候，他们几乎也没有醒来，但是当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家里出来时，他们却本能地醒来了。那时，两个人紧紧抓起了报纸卷，彼得罗·维卡略站了起来。

    “看在上帝份上，”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喃喃自语道，“你们过一会再动手吧，即使是为了尊重主教先生。”“那是圣神的旨意，”她常常这样说。确实，那是天使神意，但是瞬息即逝。一听到她说话，维卡略孪生兄弟便思索起来，那个站起来的人又坐下了。当圣地亚哥·纳赛尔穿过广场时，两兄弟的目光仍然在盯着他。“他们简直是在怜悯地看着他，”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说。这时修女学校的女孩子们穿着孤儿的制服乱哄哄地奔跑着穿过了广场。

    普拉西达·里内罗说得有理：主教没有下船。除了当地官员和学校的孩子们外，码头上还有很多人，到处可以看到装满了又肥又大的公鸡的背篓，那是送给主教的礼物，因为鸡冠汤是他最爱吃的菜肴。装卸码头上堆满了待运的木柴，轮船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才能装完。但是它没有停下来，咿咿呀呀地响着，像一条龙似地出现在河流的拐弯处。这时乐队开始奏起了主教颂，公鸡开始在背篓里叫起来，引得镇上的公鸡也都引颈高啼。

    那个时候，以木炭作动力的传奇式的轮船几乎要绝迹了。尚在使用的寥寥几条已没有自动钢琴和为度蜜月者准备的船舱，而且几乎不能逆流航行。但是这船是新的，有两个烟囱，而不是只有一个挂着袖章般旗子的烟囱，船尾的木轮产生的推动力不亚于海船，在靠着船长室高处的栏杆旁站着穿白色法袍的主教和他的西班牙随从人员。“那时的情景就像圣诞节一样，”我的妹妹马戈特曾经这样说。据她说，问题是轮船在从码头前边经过时，汽笛一响喷出了一股蒸汽，把站得离岸最近的人喷了个透湿。那是一种短暂的梦幻。主教面对码头上的人群，在空中画了个十字，随后仍继续机械地这样做着，面部没有一点表情，直到轮船在远方消失，留下一片鸡鸣声。

    圣地亚哥·纳赛尔感到失望是有理由的。他应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的公开要求，捐赠了几驮木柴，此外，还亲自挑选了冠子最好吃的公鸡。但那失望只不过是一时的。我的妹妹马戈特和他一起在码头上，看到他当时情绪饱满，像是仍然在婚礼上，尽管阿司匹林一点也没有减轻他的病痛。“他似乎没有感冒，只是一心想着婚礼花了多少钱，”她对我说。那时克里斯托·贝多亚同他们在一起，他披露的数字更令众人惊讶。他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一起参加了婚礼，和我一起待到将近4点钟，但是他没有去父母那里睡觉，而是留在祖父母家中聊天了。在那里他得知了许多估计婚礼开支所需要的材料。他说那次婚礼请客杀了40只火鸡，11头猪，还有4头小牛犊，新郎把这4头牛犊放在公共广场上烤，请镇上所有的人吃。他说喝去了205箱走私来的烧酒和将近2000瓶甘蔗酒，那都是在众人之间分掉的。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没有一个人不以某种方式参加了那次最热闹的婚礼。在镇上，这样的婚礼是空前的。圣地亚哥·纳赛尔做美梦似地大声疾呼：“我的婚礼也将是这样的，”他说，“让他们一辈子也讲不完。”我的妹妹把圣地亚哥·纳赛尔看成了天使。她又一次想到弗洛拉·米盖尔的好运气，她生活是那样的富有，而到那一年的圣诞节又要把圣地亚哥·纳赛尔捞到手了。“我突然意识到没有一个比他更理想的丈夫了，”她对我说。“你想想，他漂亮，端庄，21岁就有了自己的财产。”当有木薯饼的时候，她常常邀请他来我们家吃早饭，而我母亲那天早晨正在做木薯饼，圣地亚哥欣然接受了邀请。

    “我去换件衣服，再来找你，”他说，并且突然发现手表忘在床头柜上了，“几点钟了？”那时是6点25分。圣地亚哥·纳赛尔挽起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拖着他向广场走去。

    “一刻钟之内我到你家，”他对我妹妹说。

    她坚持他们一起马上走，因为早餐已经准备好了。“她很少这样坚持，”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因此，有时我想那时马戈特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想把他藏在你家里。”然而，圣地亚哥·纳赛尔说服了她先走，他要去穿骑马的衣服，因为他必须早些到达埃尔·迪维诺·罗斯特罗牧场去阉小公牛。他就像告别母亲那样摆摆手向她告了别，拉着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向广场走去。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

    码头上的许多人都知道圣地亚哥·纳赛尔要遭杀害。享受着优厚退役金并且11年来一直任镇长的军校毕业的陆军上校堂·拉萨罗·阿蓬特用两个手指向他打招呼。“我有非常实际的理由认为他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了，”他对我说。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也没有在意。“当我看到他安然无恙的时候，我想所有那一切都是谎言，”他对我说。没有一个人想一想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否有防备，因为大家都以为他不可能没有防备。

    实际上，我的妹妹马戈特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尚不知道他要被杀的人之一。

    “如果我知道这件事，即使把他捆起来，我也会把他带到家里去的，”她向预审法官说。她不知道这件事是奇怪的，但是我母亲也不知道这件事就更奇怪了。尽管她多年来已经不上街，甚至连弥撒也不去做，但是对一切事情她都比家里任何人知道得早。自从我开始起早上学以来，我就很赞赏她这种才能。我像往常一样看见她脸色苍白，悄悄地在黎明的灰色光芒中用树枝做的笤帚扫院子。当我们睡觉时，她一边呷着咖啡，一边和我谈着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看来她和镇子上另外一些人有着千丝万缕的秘密联系，尤其是和她年龄相仿的人。有时她告诉我们一些尚未发生的事情，使我们惊讶不已，那只能是靠她的猜测本领想出来的。然而，那天早晨她却没有感觉到那场从凌晨3点起就酝酿着的悲剧。她已经扫完了院子。当我的妹妹马戈特出去迎接主教时，看见她在磨木薯准备做饼。“到处雄鸡高唱，”我母亲在回忆那天的情景时常常这样说。但她从未把远处的鸡叫和主教到来联系在一起，而是同婚礼的尾声联系在一起。

    我们家离大广场很远，坐落在河对面一片芒果林里。我的妹妹马戈特沿河岸一直走到了码头。人们由于主教来访都兴奋极了，所以根本顾不上其他新闻。他们把卧床的病人抬到门廊里，让病人在那儿接受圣药。女人们从院子里跑出来，手里拿着火鸡、提着猪崽和各种吃食。从对岸开来了装饰着鲜花的独木舟。但是，当主教没有上岸便离去后，另一个被压抑的消息便变得和他到来同样轰动了。就是在这时，我妹妹马戈特已知道得清清楚楚：安赫拉·维卡略，就是那个在前天结婚的美丽的姑娘，被退回了父母家里，因为丈夫发现她不是处女。“我觉得我马上要死了，”我妹妹说。“但是，尽管这件事已是满城风雨，但谁也说不清可怜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是怎样牵连进这件麻烦事里去的。”大家惟一确切知道的是安赫拉·维卡略的两个哥哥在等着杀死他。

    我妹妹咬着牙不哭出来，回到家里，她在厨房里看到了我母亲，老人穿着一身蓝花底的礼拜天服装，那是准备主教过来问候我们才穿的。与此同时，妈妈还一边整理餐桌，一边哼着一支题为《看不见的爱情》的葡萄牙民歌。我妹妹注意到她比平常多放了一个位子。

    “这是给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的，”我母亲对她说。“人们告诉我，你要请他来吃早餐。”“撤掉吧，”我妹妹说。

    于是，她对妈妈说了自己所听到的一切。“但是仿佛妈妈已经知道了，”她对我说。“就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开始给她讲点什么，还未讲到一半，她就全部清楚了。”那个不幸的消息使我母亲难过极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这个名字就是依照她的名字起的，此外，她还是他洗礼时的教母，不过，她和被退回的新娘的母亲普拉·维卡略也有亲缘关系。尽管如此，没等把女儿的话听完，她就穿上了高跟鞋，披上了只是去教堂参加悼唁仪式时才用的头巾。我父亲从床上听见了一切，他穿着睡衣睡裤来到餐厅，大惊失色地问她到哪儿去。

    “去告诉我的干亲家普拉西达，”她回答说，“所有人都知道有人要杀死他儿子，可惟独她不知道，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同她的关系和同维卡略一家同样亲密呀！”我父亲说。

    “永远应该站在死者一边，”我母亲说。

    我的弟弟们开始从别的房间里走出来。最小的几个弟弟听到发生了这样一场悲剧，不禁哇地一声哭了。我母亲没有理睬他们，这在她是平生第一次，她也没有理睬她的丈夫。

    “你等一下，我去穿衣服，”他对她说。

    她已经在大街上了。我的弟弟哈依梅这时还不满六岁，他穿好衣服准备去上学。

    “你陪你妈去，”我父亲命令他说。

    哈依梅跟在她后面跑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往哪儿去，他抓住了母亲的手。“她一边走，一边一个人自言自语，”哈依梅对我说。“这些坏蛋，”她低声说，“为人类所不齿的畜生，他们除了干坏事以外什么都不会干，”她甚至没有意识到她正拉着孩子的手。“大概人家以为我是疯子，”她对我说。“我只记得远远听到很多人的嘈杂声，仿佛婚礼又重新开始了，所有的人都涌向广场。”她以最大的决心加快了脚步，因为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直到有个迎面跑来的人对她的发疯举动表示了同情：“您不必麻烦了，路易莎·圣地亚加，”他跑过去时对她喊道，“他们已经把他杀死了。”

 第二章

    那个休掉妻了的人叫巴亚多·圣·罗曼。他是在前一年的8月，也就是婚前六个月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他来时乘坐的是每周一班的航船，肩上挎着褡裢，那褡裢镶着的银边和腰带上闪闪发光的卡子以及靴子上的金属环相映成是小牛皮的；小羊羔皮手套和衣服也是同样的颜色。玛格达莱娜·奥利维和他同船到达。整个旅途中，她的眼睛不由自主地一直盯着他。“他像是个女人，”她对我说，“太遗憾了，因为我真想将他抹上黄油活活吞下去。”她并不是惟一有这种想法的女人，也不是最后一个有下面这种看法的女人：巴亚多·圣·罗曼并不是一个很容易被看透的男人。

    我母亲在8月末往学校给我写的信中正好有这样一句话：“来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在下一封信里她对我讲：“这个奇怪的人叫巴亚多·圣·罗曼，人们都说他很迷人，但是我却看不出。”大家一直不知道他来干什么。在举行婚礼前不久，有人实在憋不住，曾经问过他，他回答说：“我所以走村串镇，为的是找个人结婚。”这可能是实情，不过，随便他怎么回答都是一样，因为他讲话时的那种姿态，与其说是想说明点什么，还不如说是想掩盖点什么。

    到达的那天晚上，他在电影院里宣称他是机车车辆厂的工程师，说是在河水泛滥之前急需修建一条通往内地的铁路。第二天，他立刻发了个电报，并且是他自己亲手发的，他还把自己的一套本事教给电报员，即如何利用废电池继续发报。他饶有兴趣地和那几个月正在当地征兵的一个军医谈了边境地区的疾病。他喜欢和大家热热闹闹地呆在一起，时间拖得越长越好；他嗜酒成习，乐于为人调解纠纷，但不喜欢变戏法。有个礼拜天，做过弥撒之后，他向许多第一流的游泳运动员挑战，结果在河里游了个来回，将他们中最优秀的甩在后边十多米远。这是我母亲在一封信中告诉我的，她还在信的末尾作了她特有的评论：“他也像是在金钱上游泳。”这同早已传出的说法是相符的，即巴亚多·圣·罗曼不仅什么都能干，干得非常出色，而且拥有取之不竭的财源。

    在10月的一封信中，我母亲对他做了最后一次赞扬。“人们非常喜欢他，”她对我说，“因为他为人忠厚，心地善良，上个礼拜天，他跪着领了圣餐，并且用拉丁文做了弥撒。”谁都知道那个时候是不允许站着领圣餐的，做弥撒也只能用拉丁文，但是我的母亲每逢想把事情讲清说透时，总爱做这种多余的说明。在做了这一颇有见地的论断之后，她又给我写过两次信，但对巴亚多·圣·罗曼却只字未提，即使在巴亚多打算和安赫拉·维卡略结婚这件事已经尽人皆知的时候也是如此。只是在那不幸的婚礼过了许久之后，她才向我承认，等她认识了巴亚多的时候已来不及修改10月信中的说法了；她说他那双金色的眼睛使她不寒而栗。

    “我觉得他像个魔鬼，”她对我说，“你亲自对我说过，这类事不要写在信里。”我认识巴亚多·圣·罗曼比母亲要晚一些，是在我回家来度圣诞节假的时候认识的，我并不觉得他像人们说的那样奇怪。我认为他确实有魅力，但远不似玛格达莱娜·奥利维说得那么理想。看上去他很顽皮，过分的诙谐掩饰不住他内心的不安，可我却觉得他实际上要严肃些。但我更认为他是个忧郁的人。那时他已经和安赫拉·维卡略正式订婚。

    关于他们是怎样相识的，一直没有人说得清楚。据巴亚多·圣·罗曼寄宿的男子单身公寓的老板娘说，9月末的一天，巴亚多正在摇椅上睡午觉，这时安赫拉和她母亲挎着两篮绢花走过广场。巴亚多·圣·罗曼当时半醒着，看到了这两个身穿重孝的女人。在下午2点的沉寂中，那儿似乎只有她们两个活人。巴亚多问那个姑娘是谁，老板娘告诉他，那是同她走在一起的女人的小女儿，名叫安赫拉·维卡略。巴亚多一直目送她们到广场的另一端。

    “她的名字起得真好，”他说。

    然后，他把头靠在摇椅的靠背上，重新闭上了眼睛。

    “等我醒来时，”他嘱咐说，“请提醒我，我要跟她结婚。”安赫拉·维卡略告诉我，在巴亚多·圣·罗曼向她求爱之前，公寓老板娘就对她讲了这段插曲。“我吓坏了，”她对我说。公寓里有三个人证实确有其事，但另有四个人却不相信那是真的。不过，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所有人都说安赫拉·维卡略和巴亚多·圣·罗曼是在10月国庆期间的一次募捐晚会上第一次见面的。安赫拉·维卡略在晚会上担当唱彩票的差事。巴亚多·圣·罗曼来到后，直奔全身重孝、神情凄楚的安赫拉照管的柜台，并且问她那镶有珍珠的手摇唱机要多少钱，这乐器无疑是集市上最诱人的东西。姑娘回答他说那东西不是拿来卖的，而是为了摸彩。

    “那更好，”他说，“这就更好办了，而且可以很便宜地弄到手。”安赫拉·维卡略向我坦白说，巴亚多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不是由于爱，而是别的原因。“我讨厌高傲的男人，从未见过一个男人像他这样傲慢，”她在回忆起那一天的情形时，这样对我说。“此外，我以为他是个波兰人。”她在焦急等待的众人面前唱出了手摇唱机的彩票，结果真的是巴亚多·圣·罗曼中彩，这使她更加反感了。真是难以设想，仅仅是为了打动她的心，他买下了全部的彩票。

    那天晚上，安赫拉·维卡略回家时，发现手摇唱机已经用彩纸包着，并且系了一根丝带，放在她家里。“我怎么也想不出他是怎样知道我的生日的，”她对我说。她费了好大的劲儿让父母相信，她绝没有给巴亚多·圣·罗曼提供任何理由让他送来这件礼品，更没有同他做过什么招摇过市的事情。于是，她的两个哥哥彼得罗和巴布洛，把手摇唱机拿到饭店准备还给它的主人，他们办事情是那样迅速，结果谁也没能得知手摇唱机的风波。这家人惟一没考虑到的是巴亚多·圣·罗曼有不可抗拒的魅力。这对孪生兄弟直到第二天黎明才重新露面，他们喝得醉醺醺的，手里不但拿着手摇唱机，而且还把巴亚多·圣·罗曼带到家中继续寻欢作乐。

    安赫拉·维卡略家境清苦，她是这家人家的小女儿。她的父亲庞西奥·维卡略是个穷金银匠，为了维护店子的声誉，他是那样精心制作金银首饰，最后双目失明了。她的母亲婚前叫普里西玛·德尔·卡门，一直做小学教员。她那温顺而略显忧伤的面容，把她的严厉性格掩饰得一丝不露。“她像个修女，”梅尔塞德斯回忆说。她以如此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来服侍丈夫和养育子女，以致使人常常忘记她还存在。两个大女儿很晚才结婚。除了一对孪生兄弟之外，中间还有个女儿，是害疟疾死的，已经过去两年了，亲人们在家中仍然为她穿着简孝，上街时则是一身重孝。妈妈教育两兄弟长大后要像个男子汉，教育女儿们生儿育女，做贤妻良母。她们会刺绣、缝纫、钩花边、洗熨衣服、做绢花和什锦甜食，还会撰写信函。当时的姑娘们对悼念死人的礼仪已漠不关心，可这家的四个姑娘却不同，她们熟悉昔日的知识，知道如何守护病人，安慰临终的人和为死者穿寿衣。我母亲惟一看不惯她们的是睡前梳头。“姑娘们，”她对她们说，“不要在夜晚梳头，这会倒霉的。”除此之外，她觉得没有比她们更有教养的女孩子了。“真是些十全十美的姑娘，”我常常听母亲这样说。“随便哪个男人找她们做妻子都会幸福的，因为她们从小就学会了任劳任怨。”不过，同两个大女儿结婚的人，却难以打破她们的圈子，她们走到哪儿都形影不离，组织舞会只让女人参加，在跟男人打交道时，随时提防他们的不良企图。

    安赫拉·维卡略在四姐妹中长得最俊俏，我妈妈说她跟历史上有名的王后一样，生下来时，脐带是绕在脖子上的。但她总是神态恍惚，精神萎靡，这预示着她前程未卜。我每年度圣诞节假期时都看到她，她在窗前一次比一次显得更加迷茫，下午她坐在那儿制作绢花，和邻居的女人们一起唱姑娘们喜爱的华尔兹舞曲。圣地亚哥·纳赛尔对我说：“你的这个傻表妹瘦极啦。”在她为姐姐服丧之前不久，我在街上同她不期而遇，第一次看到她穿得非常漂亮，还烫了发，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但是，这只是一刹那的印象，随着时光的流逝，她越发显得萎靡不振，没有生气了。因此，当获悉巴亚多·圣·罗曼打算和她结婚的时候，许多人都以为这个外乡人是在开玩笑。

    可是安赫拉·维卡略全家不仅对他的求亲信以为真，而且兴高采烈。只有普拉·维卡略例外，她提出了条件，坚持要巴亚多·圣·罗曼出具他的身份证明。直到那时，谁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对于他的历史，人们最多只了解那天下午他穿着艺术家的衣服下船以后的事情，他对自己的来历只字不谈，甚至他是否是个疯疯癫癫的怪物大家也不知道。据说，他曾指挥军队夷平过一些村镇，在卡萨雷纳河一带播下一片恐怖；还传说他是卡晏的逃犯；有人甚至看到他在巴西的佩南布科州想用两只驯服的狗熊发财；也有人说他在宾托斯运河打捞出一条装满金子的西班牙沉船。巴亚多·圣·罗曼为了使这种种揣测不攻自破，把全家人带来了。

    他家中有四口人：父亲、母亲和两个调皮的妹妹。他们是乘坐一辆福特牌t型汽车来的，上边有正式的牌照，那嘶哑的喇叭声在上午11点钟惊动了镇上的大街小巷。他母亲阿尔贝达·希蒙特斯是个又高又大的库拉索岛黑白混血女人，她讲的西班牙语掺杂着不少那个岛的方言，她年轻的时候曾被宣布为安的列斯群岛两百个美女中的第一号大美人。他的两个妹妹正值青春年华，犹如两匹永不安静的小母马。但是，家中最了不起的人物是父亲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他是上个世纪内战中的英雄，并且由于在图库林卡大难中解救了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成了保守党政府最受崇拜的人物之一。当知道了他的身份之后，我母亲是惟一没有去向他致意问候的人。“我觉得他们结婚很好，”她对我说，“但是结婚是一回事，而解救一个向赫里内尔多·马尔盖斯打暗枪的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挥动着白色礼帽向人们致意时，大家都认出了他是谁，因为这个名人的照片是尽人皆知的。他身穿金黄色的麻布衣衫，脚蹬交叉系着带子的科尔多瓦靴子，一副金丝夹鼻眼镜架在鼻梁上，并用一条银链系在坎肩的扣眼上。他的翻领上戴着“勇士奖章”，手持一把手杖，把柄上雕刻着国徽图案。他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由于我们这里道路不佳，他身上盖满了一层灼热的尘土。当大家看到巴亚多·圣·罗曼也同车而来的时候，马上意识到他随便要同哪个姑娘结婚都能如愿以偿。

    然而，安赫拉·维卡略不想同他结婚。“他男子气太重了，”她对我说。另外，巴亚多·圣·罗曼压根没有去引诱她，而是以他的魅力征服她的家人。安赫拉·维卡略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的可怕情景，她父母、两个姐姐连同她们的丈夫聚集在客厅里，强迫她同一个刚刚见面的男人结婚。两个孪生兄弟没有介入。“我们认为这是女人们的事，”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父母下决心这么办的理由是，一个有谦恭美德的贫寒之家没有权利蔑视命运的这一恩赐。安赫拉·维卡略鼓起勇气刚刚露出一点缺乏爱情基础的意思，母亲一句话就把她顶了回去：“爱情也是要慢慢培养的。”按照当时的习惯，恋爱关系要拖很长时间，而且男女双方都要受到监视，而巴亚多·圣·罗曼和安赫拉·维卡略却不同一般，由于巴亚多一再催促，他们只恋爱了四个月时间，所以没有再短，是因为普拉·维卡略坚持一定要等到过了家里的丧期。不过，由于巴亚多·圣·罗曼处理事情干净利落，时间还是绰绰有余。“一天晚上，他问我最喜欢哪幢房子，”安赫拉·维卡略告诉我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回答他说，镇里最漂亮的房子是鳏夫希乌斯的别墅。”要我，也会这样回答的。那幢别墅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微风习习，凉爽宜人；站在屋顶平台上，只见那广阔无垠的沼泽地上，盖满一层深紫色的银莲花，宛如极乐世界；在夏天晴朗的日子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加勒比海水平线和载着卡塔赫纳游客的远洋巨轮。巴亚多·圣·罗曼当天晚上便去社会俱乐部，并且在鳏夫希乌斯的桌旁坐下来，玩了一局骨牌。

    “老光棍，”巴亚多·圣·罗曼对希乌斯说，“我想买下您的房子。”“房子不卖，”希乌斯说。

    “我把房子连同里边的东西一起买下。”鳏夫希乌斯按照古老的方式彬彬有礼地对他解释说，房子里的东西是他妻子花费了一生的心血置办的，对他来说，那仍然是她的组成部分。“他说的也是心里话，”当时同他们在一起玩骨牌的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对我说，“我肯定他宁可死去也不愿卖掉一所在里面幸福地生活了30年的房子。”巴亚多·圣·罗曼也理解他的心情。

    “这样好了，”他说，“您只把空房子卖给我吧。”但是，直到那局骨牌玩完，老鳏夫还没有松口。过了三个晚上，巴亚多·圣·罗曼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又回到了骨牌桌旁。

    “老光棍，”他又重新谈起这件事，“您的房子值多少钱？”

    “没有价。”

    “随便开个价吧！”“很遗憾，巴亚多，”老鳏夫说，“你们年轻人不懂得老人的心事。”巴亚多·圣·罗曼丝毫没有思索老人的话。

    “就算5000比索吧，”他说。

    “您倒真痛快，”老鳏夫不失尊严而又警惕地回答道，“这房子不值那么多。”“给您1万比索，”巴亚多·圣·罗曼对他说，“就这样说定了，马上付款。”鳏夫看了看巴亚多·圣·罗曼，眼睛里滚动着泪珠。“他是由于极度气恼而哭的，”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对我说，他除了当医生外，还是个文学家。“你想想，这么一笔巨款，伸手可及，然而由于精神脆弱却不得不拒绝。”鳏夫希乌斯说不出话，但他毫不犹豫地摇头表示不接受。

    “那么请最后帮我一下忙，”巴亚多·圣·罗曼说，“在这儿等我五分钟。”果然，五分钟之后，他挎着装满了钱的褡裢回到了社会俱乐部。他把10捆1000比索的纸币放在桌子上，印着“国家银行”四个字的纸条仍然捆在上面。鳏夫希乌斯两个月之后死去了。“他就死在这件事上，”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说，“他比我们都健康，但是当给他听诊的时候，可以感到他的眼泪在心脏里翻滚。”他不仅将房子和里边的一切东西全部卖掉，而且还要求巴亚多·圣·罗曼慢慢地付钱给他，因为他连一个可以保存那么多钱的箱子也没有了。

    根本没有人想到，更没有人说过安赫拉·维卡略不是处女。她在和巴亚多·圣·罗曼认识之前，从未有过未婚夫，况且她又是在铁面无情的母亲的严厉管教下和姐姐们在一起长大的。即使到结婚前两个月的时候，普拉·维卡略也不允许她单独和巴亚多·圣·罗曼去看他们即将安家的新房，而是由她和双目失明的父亲陪着她，以保护她的童贞。“我惟一祈求于上帝的是给我以自杀的勇气，”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但是上帝并没有给我。”她是那样的心慌意乱，决心把事情如实地告诉母亲，以便从那一折磨中解脱出来。这时，她的惟一的两个知心女友却一片好意地劝阻了她。“我盲目地听从了她们的话，”她对我说，“因为她们使我相信她们是对付男人们卑鄙手段的行家。”她们向她担保说，几乎所有的女子都在童年时因为某件意外的事而失去了处女膜。她们再三对她说，即使最难对付的丈夫，只要没有人知道，他们任何苦果都会吞下去。总之，她们说服了她，使她相信大多数男人到了洞房的夜里都是惊恐不安的，以致没有女人的帮助他们什么也做不成；到了办正事的时候，他们已经无力自持了。“他们惟一相信的是在床单上看到的东西，”她们对她说。于是她们把产婆的诡计教给了她，让她如何假装没有失掉那宝贵的东西，要她在婚后的第一个早晨，将床单拿到院子里去晒，让人们看到那表示贞节的污痕。

    安赫拉·维卡略带着这样的侥幸心理结了婚。而巴亚多·圣·罗曼在结婚时则大概想的是他以无限的权势和金钱买到了幸福。婚礼的计划越庞大，他越是想把事情办得更有排场。当他听说主教要来访时，曾打算把婚礼推迟一天，以便让主教为他们主婚，但是安赫拉·维卡略反对这样做。“说真的，”她对我说，“我不愿让一个用鸡冠做汤，而把鸡身全部扔掉的人为我祝福。”不过，就是没有主教祝福，婚礼也大得到了难以驾驭的地步，就连巴亚多·圣·罗曼本人都感到束手无策了，结果变成了一桩公众的大事件。

    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及其家属，这次是乘坐国会礼宾船来的，船在码头上一直停泊到婚礼结束。同船来的还有许多名人，但他们在数不清的陌生面孔中并没有被人注意。他们带来了那么多礼物，以致不得不修复已被遗忘的第一座电厂的旧址来展出最令人赞赏的物品，其余的则全部送到鳏夫希乌斯原来的房子里去，那儿已收拾停当，只待新婚夫妇居住了。送给新郎的礼物是一辆折叠篷式汽车，并用哥德体文字在厂徽下边刻上了新郎的名字。送给新娘的是一盒可以供24个客人使用的纯金餐具。此外，他们还带来了一支舞蹈队，两个华尔兹舞曲乐队，他们使许多地方的军乐队、许多头顶木瓜叫卖的女人以及在欢闹的人群中兴致勃勃地拉奏手风琴的人大为逊色。

    维卡略一家住在一所简朴的房子里，砖墙，棕榈叶屋顶，上边开有两个天窗。每年1月，燕子便在那儿筑巢孵卵。房前的花坛上几乎摆满了一盆盆的鲜花；宽敞的院子里栽着果树，老母鸡咯咯地叫着跑来跑去。院子的尽头，孪生兄弟有一个猪圈，旁边有块杀猪石和肉案，自从父亲庞西奥·维卡略双目失明之后，这是一项重要的家庭收入。这项生意先由彼得罗·维卡略开始经营，但是他去军队服役以后，他的孪生哥哥也学会了杀猪的本领。

    一家人住在这所房子里十分拥挤。因此，当知道婚礼的规模很大时，两个姐姐便打算借一所房子。“你想想，”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她们想到了普拉西达·里内罗的房子，但是幸好我的父母坚持，两位老人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的女儿要么在我们的猪圈里结婚，要么不结婚。’”就这样，他们在原来米黄色的墙壁上又加刷了一层米黄色的墙粉，并整修了门窗，补平了地板，尽量使得它同那豪华的婚礼相称。孪生兄弟把猪赶到了另外的地方，用生石灰把猪圈刷得干干净净，但是，即使如此，地方还是显得窄小。最后，巴亚多·圣·罗曼想出了主意，把院墙推倒，借用邻居的地方跳舞，搬出木匠的工作台让人们坐在枝叶茂密的罗望子树下用餐。

    惟一料想不到的令人惊恐的事情在婚礼的那天上午发生了，那是新郎引起的。他去找安赫拉·维卡略时迟到了两个小时。而安赫拉·维卡略在新郎迎娶之前，拒绝穿结婚礼服。“你想想，”她对我说，“我甚至希望他不来，永远别让我穿新娘衣服。”她如此谨慎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对一个女人来讲，再没有比穿好结婚礼服站在众人面前等候新郎到来更难为情的了。可是，安赫拉·维卡略不是处女却竟然蒙起了面纱，戴上了桔花，这件事后来被认为是对贞节象征的亵渎。惟有我母亲认为安赫拉·维卡略不惜一切将牌玩到最后是勇敢的举动。“在那个时候，”她对我说，“上帝是理解这类事的。”然而，至今谁也不知道巴亚多·圣·罗曼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自他终于身穿礼服、头戴礼帽出现，到他带着新娘从舞会上走掉时，一直是个幸福新郎的完美形象。

    圣地亚哥·纳赛尔玩的什么牌，也从来不得而知。从教堂到舞会，我一直同他在一起，当时在一起的还有克里斯托·贝多亚和我的兄弟路易斯·恩里盖，我们谁也没有看出他的举动有任何反常。我不得不多次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四个人在学校一起长大，后来又一起度假，谁也不会相信我们之间会存在什么秘密，更不必说那么大的秘密了。

    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个爱热闹的人，他最高兴的时刻是在他死之前，当时他正在估算着婚礼花销的数目。在教堂里，他说单就装饰鲜花而言就相当于14个第一流葬礼的花费。这一精确的估计，多年来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时常对我讲，在他看来，室内鲜花散发的香气是与死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天在走进教堂时，他又对我重复了这句话。“我的葬礼不要鲜花，”他对我说，没想到第二天我真的不得不为他操心废除鲜花。在从教堂去维卡略家的路上，他数着装饰街道的五彩缤纷的花环，估算着乐队的开销，鞭炮的支出，以及舞会上为欢迎我们而撒下的那么多米粒要花多少钱。在中午蒙眬的气氛中，新婚夫妇绕院子转了一圈。巴亚多·圣·罗曼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正如当时所说的，是酒肉朋友，他在我们的餐桌上，看上去非常高兴。安赫拉·维卡略已经摘去面纱和花冠，穿着的缎子衣裳已被汗水湿透，竟这么快就呈现出了一副已婚女子的容貌。圣地亚哥·纳赛尔估计着，并且把自己计算的结果告诉了巴亚多·圣·罗曼，到那时为止，婚礼大约花了9000比索。显然，安赫拉·维卡略认为这样做是不礼貌的。“我母亲教育我不能在别人面前提钱的事情，”她对我说。相反，巴亚多·圣·罗曼听了以后喜形于色，甚至有点自鸣得意。

    “差不多，”他说，“但是我们的婚礼几乎是刚刚开始。到最后花的钱可能要翻一番。”圣地亚哥·纳赛尔打算核实到一分钱不差，他的生命恰巧让他做完了这件事。果真，根据克里斯托·贝多亚第二天于圣地亚哥·纳赛尔死前45分钟在码头上向他提供的最后材料，证实了巴亚多·圣·罗曼的预言是精确的。

    我决定根据别人的记忆把那次婚礼的情景一点一点地追记下来，因为我对当时的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我们家中多年来一直谈论着：为了向那对新婚夫妇表示祝贺，我父亲重新拉起了他年青时代的小提琴，我那修女妹妹穿着修道院看门人一样的教服跳了一个梅伦格舞，我妈妈的表兄弟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被人用官船带走了，免得第二天主教来时他在这里。在为这篇记事文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我还附带得到了许多其他材料，其中包括对巴亚多·圣·罗曼的妹妹娇媚的回忆。她们穿着天鹅绒衣服，大蝴蝶翅膀样的东西用金丝系在背上，比她们父亲的羽冠和挂着战功奖章的胸甲更引人注目。许多人知道，在昏昏沉沉的欢闹中，我曾建议梅尔塞德斯·巴尔查和我结婚，而当时——正像14年后我们结婚时她提醒我的那样——她刚刚读完小学。在那个令人厌恶的礼拜天，给我留下印象最强烈的是老庞西奥·维卡略，他独自坐在院子中央的一张方凳上。那是人们让他坐在那儿的，大概以为那是荣誉席，可来宾们碰到他时，都不知他的身份，因而要他换个地方，不要坐在那儿碍事。他把白发苍苍的脑袋摇得像货郎鼓一般，由于刚刚失明不久，脸上露出变幻莫测的表情。他答非所问，人家没有向他表示问候，他也要回答一下。他穿着浆得笔挺的衬衣，手握愈疮木手杖——那是为了婚礼特意给他买的——虽然被人们遗忘了，但仍然感到幸福。

    下午6点钟，正式仪式结束，贵宾们告辞而去。轮船上灯火通明，启航后，自动钢琴奏出的动听的华尔兹舞曲还不断地传来。一时我们陷入犹豫不决的深渊之中，不知如何是好，直到我们重新互相认识对方，一齐投入那欢乐的人群之中时，才摆脱了这种犹豫不决的感觉。片刻之后，新郎新娘出现在敞篷汽车上，汽车艰难地在人群中边开路边前进。巴亚多·圣·罗曼燃放了鞭炮，喝了人群中递给他的一杯杯烧酒，并且和安赫拉·维卡略一起从车上下来加入了狂舞的人群。最后他吩咐由他出钱，让我们继续跳下去，能跳多久就跳多久，而后他带上恐慌不安的妻子到他日夜盼望的新居去了，也就是鳏夫希乌斯在其中幸福生活过的那幢房子。

    众人大约狂欢到半夜方才三三两两地散去，那时只有位于广场一侧的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铺子还开着。我和圣地亚哥·纳塞尔，还有我的兄弟路易斯·恩里盖和克里斯托·贝多亚，去了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的妓院。去那儿的还有许多人，维卡略兄弟也去了。在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五个小时之前，两兄弟还在同我们一起喝酒，同圣地亚哥·纳赛尔一起唱歌。那时，这一独特的婚礼的余热尚未消失，因为从四面八方还传来一阵阵的音乐声，从远处传来一阵阵的喧闹声。直到主教乘坐的轮船汽笛长鸣之前的一刹那，那些声音还依稀可辨，只是越来越凄婉了。

    普拉·维卡略告诉我母亲，婚礼把家里弄得一塌糊涂，在大女儿们帮助她稍稍收拾了一下以后，她才上床就寝，那时已是夜里11时。大概10点钟的时候，还有些醉鬼在院子里唱着，安赫拉·维卡略派人来要放在卧室衣柜中的盛私人衣物的那只小箱子，她母亲想给女儿一只盛日常换洗衣服的箱子，但是来人等不及了。当有人敲门时，新娘的母亲普拉·维卡略已经睡熟了。“门敲了三下，敲得很慢，”普拉·维卡略告诉我母亲，“令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那不是好兆头。”她说她开门时没有开灯，免得吵醒别人。她看到巴亚多·圣·罗曼站在街灯下，身上的丝衬衣没系扣子，考究的裤子只是系了松紧吊带。“他脸色很难看，像是缺觉的样子，”普拉·维卡略对我母亲说。安赫拉·维卡略站在阴影中，因此，只是在巴亚多·圣·罗曼抓住她的胳膊将她拉到灯光下时母亲才看到她。她穿着劣质薄纱缎子衣服，浴巾一直裹到腰部。普拉·维卡略以为他们的汽车坠进悬崖，他们已经葬身于深涧了。

    “天哪！”她吓坏了，“请告诉我，你们真的还活着吗？”巴亚多·圣·罗曼没有进屋，只是把妻子轻轻地推进门口，什么也没有说。随后，他在岳母普拉·维卡略的面颊上吻了一下，用一种低沉无力然而却是充满感情的声音对她讲了话。

    “谢谢您做的一切，妈妈，”他对她说，“您是个大好人。”只有普拉·维卡略知道自己在以后的两个小时里做了什么，可是直到死去她都没有泄露这个秘密。“我只记得她一只手抓住我的头发，一只手没命地打我。她是那样的怒不可遏，我真以为她要把我打死，”安赫拉·维卡略这样告诉我。但是，这件事普拉·维卡略是偷偷做的，直到黎明来临，这场灾难结束之前，睡在另外屋子里的丈夫和大女儿们还一无所知。

    孪生兄弟接近3点钟时回到家中，他们是被母亲紧急召回的。两个人看到安赫拉·维卡略趴在饭厅的一张沙发上，一脸伤痕，但是已经不再哭泣了。“我那时并不害怕，”她对我说。“相反，我感到像是完全甩掉了死神的纠缠，当时我惟一希望的是这一切赶快过去，以便躺下去大睡一场。”两兄弟中最果断者彼得罗·维卡略拦腰将她举起来，让她坐在饭厅的餐桌上。

    “喂，不要脸的，”他说，浑身气得发抖。“告诉我们他是谁。”她没有拖延时间，几乎马上说出了那个名字。她在黑暗中寻找着，第一眼就从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那么多混杂的名字中找到了那个名字，并且用她那百发百中的标枪将它像一只没有意志的蝴蝶那样钉牢在墙壁上，对它的判决就这样一直留在那墙上。

    “圣地亚哥·纳塞尔，”她说。

 第三章

    律师认为这次杀人是出于正当的维护荣誉，并认为持这种见解是问心无愧的。审判结束时，维卡略孪生兄弟声明：为了维护荣誉，这种杀人的事可以再干一千次。自从他们在作案几分钟后去教堂投案以来，就预料到人们一定会说他们是为维护荣誉而杀人。当时，一群激愤的阿拉拍人在后面紧紧追赶，两兄弟气喘吁吁地闯进神父住处，将光洁无血的宰猪刀放在神父阿马多尔的桌子上。他们在干了残忍的杀人勾当之后，已经精疲力尽了，衣服和双臂浸透着汗水，脸上除了汗珠之外，还沾满了鲜血，不过，神父把他们主动投案视为十分高尚的举动。

    “我们是有意杀死他的，”彼得罗·维卡略说。“但是，我们是无罪的。”“也许在上帝面前是无罪的，”神父阿马多尔说。

    “在上帝和世人面前，我们都是无罪的，”巴布洛·维卡略说。“这是一件荣誉的事。”更有甚者，在回忆作案过程时，他们把凶杀描绘得比实际情况还要残忍得多，甚至说用刀砍坏了的普拉西达·里内罗家的大门，不得不用公款修理好。在里奥阿查监狱里，他们等候审判达三年之久，因为无钱求人保释。最早关押在那儿的老犯人记得他们性情温顺，为人随和，然而从未看到过他们有任何悔意。虽说如此，实际情况好像是维卡略兄弟根本不想在无人在场的情况下立刻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而是千方百计想叫人出面阻止他们，只不过没有如愿以偿罢了。

    几年之后，维卡略兄弟告诉我，他们先是到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家里找圣地亚哥·纳塞尔，在那里找到了他，并且同他一直呆到2点钟。这个材料，同其他许多材料一样，没有写进预审档案。实际上，孪生兄弟说他们在塞万提斯家找到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那个时候，他并不在那里，那时我们已经到街上一边蹓跶一边欢唱小夜曲去了；其实他们并没有去找他。“他们如果来了，是绝不会从我这里走掉的，”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说。我对她非常了解，对她这句话坚信不疑。实际上，维卡略兄弟是跑到牛奶店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家去等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在那儿他们打听到，除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外，还会有许许多多人去那里。“那是惟一的一个公众场所，”他们对预审法官供认说。“他早晚会在那里露面的，”他们在被宣布释放后对我说。不过，尽人皆知，圣地亚哥·纳赛尔家的大门就是大白天也都是闩得严严实实的；而圣地亚哥·纳赛尔总是随身带着后门的钥匙。果然，维卡略兄弟在前门等了他一个多小时，他回家时却从后门进去了；可他去迎接主教时，却是从对着广场的前门出去的，这一点谁也没有预料到，就连预审法官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从来没有过像这样事前张扬的凶杀案。维卡略兄弟俩在妹妹向他们透露了名字之后，便到猪圈储藏室去了，那里放着杀猪用具，他们选了两把锋利的屠刀：一把是砍刀，长10英寸，宽2英寸半；另一把是剔刀，长7英寸，宽1英寸半。他们将刀用一块布包着，拿到肉市去磨，当时那儿刚刚有几家店铺开门。开始来的顾客很少，但是有22个人声称维卡略兄弟俩讲的话他们全听到了，并且一致认为，他们说那些话惟一的目的便是让人听见。卖肉的法乌斯蒂诺·桑托斯是他俩的朋友，在3点20分时看见他们走进了屠宰场，那时他刚摆好肉案子；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礼拜一到他这儿来，而且时间又那么早，身上还穿着参加婚礼的深色呢料礼服。他们一般都是在礼拜五上他那里去的，而且时间要稍晚一些，身上系着宰猪的皮围裙。“我想他们是喝醉了，”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对我说，“他们不仅弄错了时间，而且弄错了日期。”法乌斯蒂诺·桑托斯提醒他们那天是礼拜一。

    “谁不知道是礼拜一呀，笨蛋，”巴布洛·维卡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我们只是来磨磨刀。”他们是在砂轮上磨的刀。像平常一样，彼得罗手持两把刀，交替着放在砂轮上，巴布洛摇动砂轮转柄。他们一边磨刀，一边同其他卖肉人讲着婚礼的盛况。有几个人在埋怨，尽管是同行，可是没有吃到喜庆蛋糕，他们答应以后补上。最后，他们又在砂轮上把刀鐾了几上，巴布洛将他那把刀放在灯旁照了照，锋利的钢刀闪闪发光。

    “我们去杀圣地亚哥·纳赛尔，”巴布洛说。

    两兄弟是有名的忠厚老实人，因而谁也没有理会他们。“我们想他们一定喝醉了，”几个卖肉的人说。后来见到他们的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和几个别的人也都这样说。有一次，我不得不询问屠夫们，是否从事屠宰这个职业的人不易被人看出事先有杀人的念头。他们反驳说：“我们在宰牛时，连牛的眼睛都不敢看。”其中一个屠夫对我说，他吃不下自己亲手宰的牲口肉。另一个屠夫对我说，他不敢杀自己熟悉的牛；如果喝过这条牛的奶，那就更不敢下手了。我提醒他们说，维卡略兄弟就是屠宰他们自己饲养的猪，他们对这些猪是那样熟悉，甚至都能叫出它们的名字。“是这样，”一个屠夫说。“可是，您应该知道，他们不是给猪起人名，而是以鲜花命名猪的。”只有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在巴布洛·维卡略威胁的语言中嗅出一点他们真要杀人的味道，并且开玩笑地问他，既然有那么多富翁应该先死，为什么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

    “圣地亚哥·纳赛尔知道为什么，”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

    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告诉我，他对此将信将疑，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一个警察。那个警察是过了一小会儿来的，他来买一磅猪肝给镇长准备早餐。据预审档案记载，这个警察叫利昂特罗·波尔诺伊，这人第二年在一次保护神狂欢节上被斗牛牴中颈部而丧生，所以我不可能同他交谈；不过，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向我证实说，在维卡略兄弟俩坐下来等圣地亚哥·纳赛尔以后，那警察是第一个来她店里的。

    那时，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刚刚走进柜台替换了丈夫。店里的习惯是这样的：早晨卖牛奶，白天卖吃食，从下午6点开始又变成了酒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凌晨3点半开门营业。她的老实厚道的丈夫罗赫略·德拉弗洛尔承担酒馆业务，直到关门为止。可是，那天婚礼散后来了那么多顾客，时过3点还没有关门，他只好先去睡了。那时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已经起床，她起得比平时早，因为打算在主教到来之前把牛奶卖完。

    维卡略兄弟是4点10分来到店里的。那时店里还只卖些吃的东西，可是，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破例卖给他们一瓶白酒，这不仅因为她尊重他们，而且也因为感谢他们叫人送来了喜庆蛋糕。维卡略兄弟两大口就把整瓶酒喝光了，可是仍然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都麻木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对我说。“就是弄一船石油来也无法燃起他们的感情。”随后，他们脱掉呢子外衣，小心翼翼地搭在椅背上；又要了一瓶白酒。他们的衬衣汗迹斑斑，胡子是前一天刮的，看上去像山民。第二瓶酒喝得慢些，他们坐在那里，一边喝，一边用眼睛盯着对面街上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的房子，那儿的窗户是关着的。凉台上最大的一扇窗户连着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卧室。彼得罗·维卡略问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是否看见过那窗户中有灯光，她作了否定的回答，但是她觉得这问题提得奇怪。

    “您怎么啦？”她问道。

    “没什么，”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我们只是在找他，要把他杀死。”他回答得那么自然，以致她不可能想到那是真的。可是，她发现孪生兄弟带着两把屠刀，裹在破抹布里。

    “你们为什么一大早就去杀他，可以告诉我吗？”她问道。

    “他自己心里明白，”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认真地打量了他们一番。她对他们是那样的熟悉，特别是彼得罗·维卡略服役回来后，就是不用眼睛也能辨认出来。“他们还像孩子呢，”她对我说。一想到这一点，她不禁打了个寒颤，因为过去她一向认为只有孩子才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她一把奶具准备停当，就去叫醒丈夫，把店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他。罗赫略·德拉弗洛尔半醒半睡地听她讲。

    “别瞎扯了，”他说，“他们哪能杀人呢，特别是杀像圣地亚哥·纳赛尔这样的富翁。”当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回到店里时，孪生兄弟正在和警察利昂特罗·波尔诺伊交谈，那警察是来给镇长取奶的。她没有听到他们谈些什么，不过从警察临走时看屠刀的那种样子，她推测他们可能对警察透露了点他们的想法。

    拉萨罗·阿蓬特上校是4点差几分钟起床的。当警察利昂特罗·波尔诺伊向他报告维卡略兄弟的杀人企图时，他刚刚刮完脸。前一天夜里他处理了那么多朋友间的纠纷，又一个这类的案子，何必着急呢。他慢条斯理地穿好衣服，打了好几次蝴蝶领结，才感到满意，然后把玛利娅教团的神符挂在脖子上，准备去迎接主教。早餐是洋葱炒猪肝。在他用早餐的时候，妻子十分激动地告诉了他巴亚多·圣·罗曼将安赫拉·维卡略休回的事，可是上校并不像妻子那样觉得此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的上帝！”他打趣地说。“主教该怎么想呀？”不过，还没有用完早饭他就记起了警察刚刚对他说的事。他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立刻发现这不正是一个谜语的答案吗？于是他沿着“新港”大街向广场走去，由于主教要来，那里的住户已开始活动起来。“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快5点了，并且开始下起雨来，”拉萨罗·阿蓬特上校对我说。路上，有三个人截住他，偷偷地把维卡略兄弟正等候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杀死他的事告诉他；不过只有一个人讲清楚了地点。

    上校在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店里找到了维卡略兄弟。“我看到他们时，以为他们只是说大话吓唬人，”上校按照他个人的逻辑推理对我说。“因为他们并不像我想像的那么烂醉如泥。”他几乎连问都没有问他们要干什么，只是没收了他们的屠刀，叫他们回去睡觉。他对他们和蔼可亲，就像在惊恐不安的妻子面前一样表现得若无其事。

    “你们想一想，”上校对两兄弟说，“如果主教看见你们这副模样，他该怎么说呀！”维卡略兄弟俩离开了牛奶店。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对镇长轻率地处理这件事又一次感到失望，因为她觉得镇长应该把孪生兄弟关起来，直到把事情搞清楚。拉萨罗·阿蓬特上校把屠刀拿给她看了看，就算了却了此事。

    “他们已经没东西杀人了，”上校说。

    “不是为了这个，”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说，“而是为了把那两个可怜的小伙子从可怕的承诺中解脱出来。”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凭着她的直觉看出了这个问题。她敢肯定，与其说维卡略兄弟急于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不如说他们是急于找到一个人出面阻止他们杀人。可是拉萨罗·阿蓬特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不能因为怀疑就逮捕人，”上校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醒圣地亚哥·纳赛尔；好，新年好。”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大概会永远记着拉萨罗·阿蓬特那副使她有点讨嫌的矮胖的样子，可是我却把他当作一个幸运儿留在记忆里，尽管他由于偷偷搞那种通过函授学到的招魂术而有点神魂颠倒。他那个礼拜一的举止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他办事轻率。事实是，直到在码头上见到圣地亚哥·纳赛尔，他才记起了他，那时他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而十分得意。

    维卡略兄弟俩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十二三个去店里买牛奶的人，这些人在6点钟以前早已把事情传得家喻户晓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认为对面街上的那家人不可能不知道。她认为圣地亚哥·纳赛尔不在家里，因为一直没有看到寝室的灯打开过。凡是有可能见到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人，她都要他们碰到他时提醒他。她甚至叫来给修女买牛奶的新入教的女仆把事情转告给神父阿马多尔。时过4点，她看见普拉西达·里内罗家的厨房灯亮了，于是便叫每天都来要求施舍点牛奶的乞丐婆最后一次给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捎去紧急口信。当主教的轮船鸣笛进港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起了床准备去迎接，那时只有我们很少几个人不知道维卡略兄弟在等着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其他人不但知道此事，而且连全部细节都了解。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还没有卖完牛奶，维卡略兄弟俩又回来了。他们带着另外两把屠刀，用报纸包着。其中一把是砍刀，刀面生了锈，工艺粗糙，有12英寸长，3英寸宽，那是彼得罗·维卡略以前用一把钢锯自己改制的，当时由于战争原因不能进口德国刀。另一把比较短，但是又宽又弯。预审法官在案卷上画了图案——这可能是因为他无法用文字描述——大着胆子说那把刀像小砍刀。他们就是用那两把刀作的案，两把刀都很粗笨，并且用过多年了。

    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对发生的事情无法理解。“他们又来磨了一次刀，”他对我说“又一次说是要去掏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五脏六腑，他们大叫大嚷，声音很高，为的是让人听见；所以，我以为他们在开玩笑，特别是因为我没有注意他们的刀，还以为是原来那两把呢。”不过，他们一进来，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就发现他们的决心不像以前那么大了。

    实际上，两兄弟之间首次产生了分歧。其实他们的谈吐举止并不相同，思想就更不同了，在困难的紧迫时刻，两个人的性格也是你我各异。从在小学念书时，他们的朋友们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巴布洛·维卡略比弟弟只大六分钟，一直到少年时代还富于想像，办事果敢。我觉得彼得罗·维卡略一向很重感情，因而也更有主意。到了20岁的时候，他们一起去登记服兵役，巴布洛·维卡略被免役，以便留下来照管家庭。彼得罗·维卡略在公安巡逻队里服役11个月。由于士兵贪生怕死，军队中章程严厉，这就培养了他发号施令的才干，养成了他替哥哥出主意的习惯。服役期满返回家园时，他身染严重的淋病，军队医院各种残忍的治疗方法、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的砷剂和高锰酸盐泻药对他都没有效果。后来被关进了监狱，才总算治愈。我们这些他的朋友，一致认为巴布洛·维卡略所以会突然对他弟弟俯首帖耳，是因为他弟弟退役时带回来了一套兵营式的作风，还随时“有求必应”地撩起衬衣让人看他左肋被子弹击中留下的伤疤。对于他弟弟把严重的淋病当作战功到处炫耀，巴布洛·维卡略甚至感到十分光彩。

    据彼得罗·维卡略本人供认，是他决定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开始哥哥只不过随着他罢了。可是，在镇长没收了他们的屠刀之后，也是他觉得那件事可以适可而止了，这时巴布洛·维卡略变成了指挥者。在预审法官面前，他们在各自的供词里谁也没有提到这一分歧。不过巴布洛·维卡略曾多次向我们证实，说服他弟弟下定最后决心实在不容易。也许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瞬间而逝的惧怕，可实情是巴布洛·维卡略一个人到屠宰场去拿了另外两把刀子，那时他的弟弟正在罗望子树下痛苦地一滴滴地撒尿。“我哥哥从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我们惟一的一次会见中，彼得罗·维卡略对我这样说，“那就像往外尿玻璃碴子一般。”巴布洛·维卡略拿着杀猪刀回来时，他还搂住大树站在那里。“他痛得浑身出冷汗，”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他想说服我，叫我一个人去，因为他已经无力杀任何人了。”他坐到一张为吃喜酒而摆在树下的木匠工作台旁，褪下了裤子。“他换纱布，大约换了半个小时，”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实际上，只不过换了十来分钟，可是巴布洛·维卡略却觉得这段时间是如此难熬和神秘莫测，以致他觉得弟弟又在耍花招，想拖延到天亮。因此，他把刀放在弟弟手里，几乎是强迫他去为妹妹挽回荣誉的。

    “没有办法，”巴布洛·维卡略对弟弟说，“事情只能这样了。”他们从屠宰场的正门走出去，手中的刀子没有用东西包住，院子里的狗狂吠着跟在他们后边。天开始亮了。“那时没有下雨，”巴布洛·维卡略回忆说。“不但没有下雨，”彼得罗回忆说，“还刮着海风，天上只有几颗天亮时的星星。”那时那桩事情已经传开，当他们从欧尔滕西娅·巴乌特家门口走过时，她正好打开大门。她是第一个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流下眼泪的。“我想他们已经把他杀死了，”她对我说，“因为我借着路灯看见他们手里的杀猪刀，觉得刀上还在滴着血。”在那条偏僻的街道上，为数不多的几家店铺都已开门，其中包括巴布洛·维卡略的未婚妻普鲁登西娅·科德斯家的店铺。维卡略孪生兄弟每回这个时候经过这儿时，特别是礼拜五去肉市的时候，总要进去喝第一杯咖啡。他们推开院子的大门，狗在黎明的昏暗中认出了他们，围了上来。兄弟俩进厨房向普鲁登西娅·科德斯的妈妈问了早安。那时咖啡还没有煮好。

    “我们回头来喝吧，”巴布洛·维卡略说，“现在有急事。”“我知道，孩子们，”她说，“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兄弟俩只好等咖啡煮好。这时彼得罗·维卡略以为哥哥是在有意拖延时间。在他们喝咖啡时，正值青春年华的普鲁登西娅·科德斯走进厨房，拿来一卷旧报纸，想把炉火扇得更旺。“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她对我说，“我不但同意他们，而且如果他不像个男子汉大丈夫，我就不会同他结婚。”在离开厨房之前，巴布洛·维卡略从她手中夺过两叠报纸，递给弟弟一叠，让他把刀子包起来。普鲁登西娅·科德斯在厨房里等着，直到看他们从大门里走出去，而后她又等了三年之久，从来没有灰心丧气过，直到巴布洛·维卡略出狱，成了她的终身伴侣。

    “你们可要好好当心，”她对他们说。

    因此，牛奶店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觉得孪生兄弟不像以前那样坚定不是没有道理的，于是她给他们上了一瓶烈性酒，企图最后打掉他们杀人的念头。“那一天，”她对我说，“我发现我们这些世界上的女人是多么孤单！”彼得罗·维卡略向她借她丈夫的刮脸用具，她给他拿来了胡刷，肥皂，挂镜和换上新刀片的刮胡刀，可是他却用剔肉刀刮了胡子。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认为那是男人的一种野性。“他像电影里的暴徒，”她对我说。后来彼得罗·维卡略亲口告诉我说，这事是真的，他是在军营里学会用剃头刀刮脸的，这种习惯一直没能改变。可他的哥哥则谦恭地借了罗赫略·德拉弗洛尔的刮胡刀刮了脸。最后，他们俩默默地、慢吞吞地将那瓶酒喝完，睡眼惺忪地看着对面那幢房子的紧闭着的窗户。此时，有些人装作顾客来买他们并不需要的牛奶，询问一些店里没有的食品，实际上是想看看维卡略兄弟是否真的在等候圣地亚哥·纳赛尔，要把他杀死。

    维卡略兄弟大概一直没有看见那扇窗户透出灯光。圣地亚哥·纳赛尔是4点20分回家的，但是他不必开灯就可以到卧室去，因为楼梯的灯是彻夜不熄的。他走进漆黑的卧室，一头倒在床上，连衣服也没有脱，因为他只能睡一个小时了。当维克托丽娅·库斯曼上楼叫他去迎接主教时，他就是这样躺在床上的。我们一起在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家里一直待到3点过后，那时她亲自打发走乐师们，将庭园里舞场的灯全部熄灭，让她的卖笑的女人们单独回房间休息。这些舞女已经劳累了三天三夜，开始是偷偷地招待那些上宾，其后是公开地来到我们跟前，同我们这些比贵宾低一等的人调情。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这个女人，我们应该说，只要和她睡上一次觉死了也甘心，我从未见过那样标致、那样温存的女人；她是最会向男人献殷勤的，但是，她也是个最严厉的女人。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所谓“这里”就是指她办的一所公开的妓院，有几间供租用的房子。还有一个供跳舞用的大庭院，那儿悬吊着从帕拉玛里波的中国人店铺里买来的形如大圆瓜的灯笼。是她毁掉了我们的童贞。她教给我们的比我们应该学的多得多，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告诉我们，生活中没有比一张空床更可悲的地方了。圣地亚哥·纳赛尔第一次见到她就神魂颠倒了。我提醒他：“秃鹫抓苍鹭，不知是祸福。”可是他没有听进我的话，他被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的迷魂汤灌得晕头转向。他完全被她迷住了，在他15岁时，她成了他寻花问柳的导师，直到易卜拉欣·纳赛尔揍了他一顿皮带，把他从床上拉下来，并且关进埃尔·迪维诺·罗斯特罗牧场达一年多之久，才算把他们拆散。那以后，他们依然感情很深，但那是严肃的，已经没有爱情纠葛了；她是那么尊重他，只要他在，绝不撂下他而去陪其他嫖客。在最近那次假期里，她托辞劳累——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把我们早早打发走，但是大门并不上栓，走廊里还留下一盏灯，为的是让我偷偷地回去。

    圣地亚哥·纳赛尔有一种几乎是神奇的化装本领，他最喜欢将舞女们装扮成另外的样子。他常常将一些女人的衣服抢出来给另外的女人穿上，这样每个女人都变得和原来不一样，变成了别的女人的相貌。一次，有个女人为自己被打扮得和另一次一模一样而痛哭一场。她说：“我觉得自己像是从镜子里走出来的一样。”可是那天夜里，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没有允许圣地亚哥·纳赛尔最后一次高高兴兴地变他的戏法，借口说那次不愉快的回忆使她改变了对生活的看法。所以，我们拉着乐队到大街上游逛演唱小夜曲去了；当维卡略兄弟等着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把他杀害时，我们正在娱乐。快4点钟时，正是圣地亚哥·纳塞尔出主意叫我们登上老鳏夫希乌斯住的小山为新婚夫妇演唱。

    我们不仅在窗下为他们唱了小夜曲，而且在花园里燃放了焰火和鞭炮，可是我们觉得别墅里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我们没有想到里面没有人，特别因为新汽车就停在门口，车篷还折叠着，为婚礼挂上的彩带和蜡制柑桔花完好地摆放着。我弟弟路易斯·恩里盖当时像个专业乐师似地弹奏着吉他，他为新婚夫妇即兴演奏了一首夫妻打趣的歌曲。直到那时天还没有下雨，而是明月当空，空气清澈，山下墓地中磷火在闪动。另一边，远远可以望见月光下蓝色的香蕉园和荒凉的沼泽地，天边的加勒比海波光粼粼。圣地亚哥·纳赛尔指着一盏导航灯，告诉我们那是遇难者的鬼魂，因为有一艘满载塞内加尔黑奴的轮船沉没在卡塔赫纳港湾里。无法想像他心中有什么不快，尽管当时他不知道安赫拉·维卡略的短暂婚姻生活在两个小时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巴亚多·圣·罗曼是徒步将妻子送回她父母家里的，免得汽车马达声过早地宣布他的不幸；他又孤单一人了，在老鳏夫希乌斯曾经度过幸福生活的别墅里坐守漆黑无灯的空房。

    当我们走下山时，我弟弟邀请我们到市场饭店去吃炸鱼，但是圣地亚哥·纳赛尔不愿去，他想在主教到来之前睡上一个小时。他和克里斯托·贝多亚沿着河边走去，路上看到旧港一带穷人下榻的小客栈开始亮起灯来；他在拐过街角之前，摆摆手向我们告别。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

    克里斯托·贝多亚是在他家的后门同圣地亚哥·纳赛尔告别的，他们商定过一会在码头会面。当狗听到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进家门时，像往常一样，汪汪地叫起来，但是他在暗影里摇晃着钥匙让狗安静下来。当他穿过厨房向卧室走去时，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正在炉灶上照看着咖啡壶。

    “白人，”她叫住他说，“咖啡就好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告诉她稍等一会再喝，并且请她转告迪维娜·弗洛尔5点半叫醒他，给他送一件和身上穿的一样的干净衣服。他刚刚躺下，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就收到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打发讨奶的乞丐婆送来的口信。5点半她按时叫醒了他，不过她没有打发迪维娜·弗洛尔去，而是亲自拿着亚麻布衣服上楼到他的房间去的，因为她时刻都警惕着不让女儿落入贵人们的魔掌。

    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没有闩门。我告别了弟弟，穿过走廊——妓女们养的猫睡在那里的郁金香中间——轻轻地推开门走进卧室。房间里没有灯光，可是我一进去马上就嗅到了女人身上散发出的热气，看到了黑暗中那双失眠“母狮子”的眼睛，随后我便心荡神移地忘掉了一切，直至教堂的钟声噹噹地响了起来。

    在回家的路上，我弟弟走进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店里买香烟。他喝得太多了，因此对当时情景的记忆一直模糊不清，可是他从没有忘记彼得罗·维卡略让他喝一杯酒，那杯酒几乎要了他的命。“纯粹是惩罚我，”他对我这样说。巴布洛·维卡略正在打盹儿，我弟弟进去把他惊醒了，他便将刀拿出来给我弟弟看。

    “我们去杀圣地亚哥·纳赛尔，”他说。

    我弟弟却记不清他讲过这句话。“即使我记得他说了这句话，也不会信以为真，”他多次这样对我说。“鬼才会想到那对孪生兄弟会杀人呢，更不用说是用杀猪刀去杀人啦！”接着两兄弟问我弟弟圣地亚哥·纳赛尔在哪里，因为他们曾看见他和圣地亚哥·纳赛尔呆在一起。我弟弟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答的了。不过，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和维卡略兄弟听了他的回答异常惊愕，此事在预审时两兄弟分别作了供认，并记录在案。据他们声称，我弟弟当时说：“圣地亚哥·纳赛尔已经死了。”随后，我弟弟为主教祝了福，身子碰到门框上，趔趔趄趄地走了出去。在广场中央，他遇到了神父阿马多尔。阿马多尔身穿法衣，正向码头走去，后面跟着个辅祭，手敲小铃铛，还有几个助手抬着祭坛，那是为主教做露天弥撒而准备的。一看到这些人走过去，维卡略兄弟在胸前画了十字。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对我讲，当神父若无其事地从她家门前走过去时，维卡略兄弟大失所望。“我想神父没有收到我的口信，”她说。不过，许多年以后，当神父阿马多尔在卡拉弗尔神秘的疗养院隐居下来时对我透露说，实际上他收到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口信和别人的告急信，当时他正准备到码头去。“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不是我的事，而是民政当局的事，但是，后来我决定顺路把事情告诉给普拉西达·里内罗听。”不过，在穿越广场时，他已把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您应该理解这一点，”他对我说，“在那个倒霉的日子里，主教要来。”在杀人的那一瞬间，神父感到那样绝望，那样鄙视自己，除了叫人敲钟报警之外，什么也没有想到。

    我弟弟路易斯·恩里盖是从厨房的门走进家去的，我妈妈怕爸爸听到我们回来的脚步声特意没有闩门。路易斯睡觉之前去上厕所，但是坐在马桶上睡着了；当我另一个弟弟哈依梅起床去上学时，看见他脸朝下趴在瓷砖地上，在睡梦中哼着歌。我那个修女妹妹不去迎接主教，因为头一天的醉意未消，她叫了好长时间也未把路易斯叫醒。“当我去厕所时，钟正敲5点，”她对我说。后来，当我妹妹马戈特进去洗澡准备去码头时，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路易斯拖到卧室去。在睡意蒙眬中，他迷迷糊糊地听到主教乘坐的船拉响了头几声汽笛。后来由于彻夜唱歌跳舞，累得精疲力尽，便酣然入睡了，一直睡到我的修女妹妹一边急急忙忙穿着法衣，一边闯进卧室，发疯般地把他唤醒：“他们把圣地亚哥·纳赛尔杀死了！”

 第四章

    那血淋淋的刀口只不过是令人惨不忍睹的尸体解剖的一个开始。由于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不在，解剖只好由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动手。“那就像他死了之后我们再杀他一次，”这个老神父在他的卡拉弗尔隐居地对我说，“但那是镇长的命令，那个野蛮的家伙，他的命令即使愚蠢，也是要执行的。”他命令这样做并非百分之百正确。在那个荒唐的礼拜一的混乱中，阿蓬特上校曾和省长通了紧急电话，省长授权他在预审法官派到之前先作初步的处理。镇长以前是军官，对司法方面的事情毫无经验，去向内行的人请教应该从何着手，他又觉得太失体面。他首先关心的是解剖问题。医学院学生克里斯托·贝多亚，由于同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密友，得以免除这项工作。镇长认为尸体可以保存在冰箱里，等待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回来，可是找不到一个能装下人的大冰箱，而肉市上惟一的一个合适的冰箱又不能使用了。当时尸体放在一张窄小的铁床上，停在大厅中央，任人观看，因为正在为死者赶做一口富人用的棺材。寝室里的电扇已全部搬来还不够，又从邻居家借来一些。但是由于那么多人挤着要看尸体，以致不得不搬走家具，摘下鸟笼，挪走欧洲蕨花盆。即使这样，大厅里依然热得透不过气来。另外，一嗅到死人气味，狗纷纷跑来，这更增加了惶恐不安的气氛。从我走进家里，狗一直汪汪叫个不停，那时圣地亚哥·纳赛尔还在厨房里挣扎着，尚未咽气。我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一边哭一边喊叫着，用一根大木棒把狗挡住。

    “帮我一下，”她向我喊道，“这些狗要吃他的内脏。”于是，我们把狗锁在畜栏里。死者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后来叫人把狗送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直到葬礼以后再放回来。但是，中午时分，谁也不知为什么它们一下子逃了出来，疯狂地闯进家里，普拉西达·里内罗顿时骂了起来。

    “这些该死的狗！”她喊道，“把它们都打死！”人们立刻这样做了，家里又安静下来。那时尸体还没有什么变化，面色依然如故，就和他唱歌时一样。克里斯托·贝多亚把他的内脏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并用布条将尸体包扎好。可是，到了下午，刀口开始流出一种糖浆似的液体，苍蝇嗡嗡飞来。嘴边出现一块深紫色的斑点，而且像水中的云彩一般非常缓慢地扩展到头发根下面。那张一向和蔼可亲的面孔变得难看了，母亲用一块手帕把死者的脸盖上。这时，阿蓬特上校知道不能再等了；于是吩咐阿马多尔神父动手解剖。“这要比埋在坟里过一个礼拜再扒出来好得多，”他说。这位神父在萨拉曼卡读过医学，学过外科，但是没有毕业就进了神学院，所以就连镇长也知道，他的解剖没有法律效力。尽管如此，他还是叫神父这样做了。

    解剖是在公立学校所在地进行的，由一位药剂师帮助做记录，还有一位正在这儿度假的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作助手。那不是解剖，而是杀戮。他们只有几件做小手术的器械，其余全是手工工匠的用具。不过，尽管尸体被砍得七零八落，可是阿马多尔神父的报告倒像是正确的，因而预审法官将它作为有用的材料纳入了档案。

    圣地亚哥·纳赛尔身上的刀伤很多，有七处是致命的。肝脏几乎在正面被两处很深的刺伤分为两半。胃部有四处伤口，其中一处扎得那样深，穿透了整个胃部，胰腺被破坏了。结肠有六个小孔，小肠部分多处受伤。背部在第三节椎骨处挨了惟一的一刀，右肾扎穿了。腹腔里积满了大血块，在从肠子里流出的排泄物中发现了一枚金质奖章，那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四岁时吞进肚里去的。胸腔两处被扎穿，一处在右侧第二根肋骨附近，伤及了肺，另一处贴着左腋。另外，手和臂上有六处轻伤，左大腿和腹部被横着砍了两刀。右手掌被深深扎伤了一个口子。报告说：“活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伤痕。”脑浆比正常的英国人要重60克，阿马多尔神父在报告上写道：“圣地亚哥·纳赛尔有超人的智力，前途无量。”但是，他在末尾的注文中指出：“肝脏肥大，炎症未消。”“这就是说，”神父对我说，“他最多只能再活几年。”恰巧，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确实在圣地亚哥·纳赛尔12岁时为他治疗过肝炎；在回忆那次解剖时，他极为不满。“只有神父才会这样愚蠢，”医生对我说，“永远没有办法使阿马多尔懂得我们热带人比西班牙人的肝脏要大。”报告最后说，造成死亡的原因是大出血，因为七处大伤口的任何一处都会引起这种后果。

    我们见到尸体时，那已完全是另一副样子。脑颅已被施过环锯术，锯碎了一半，死后依然保存下来的那种俊秀的面容如今已不复存在。另外，神父把破碎的肠子统统掏了出来，但是最后不知如何处理，气得他只好为这些东西做过祝福后扔进垃圾桶里。最后，趴在学校窗户上看热闹的人都感到索然无味了，而助手则昏厥过去。至于拉萨罗·阿蓬特上校，他曾经目睹和制造过许许多多次镇压性大屠杀，最后竟成了素食主义者和信奉招魂术的人。神父在掏空了的躯壳里塞满破布和生石灰，然后用麻绳像缝大包似地把躯壳草草缝上，当尸体放进铺有丝缎的新棺材里时，险些没有撑破。“我觉得这样保存的时间会更长些，”阿马多尔神父对我说。结果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在天明时急急忙忙地将尸体埋葬掉，因为保存得很不好，屋里的臭味实在难闻。

    礼拜二依然是个令人不安的日子。紧张地工作了一整天之后，我没有胆量独身一人睡觉。于是我推开了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的门，刚好她没有闩上。树上中国式的大灯笼还没有熄掉，设有舞池的庭院里有几处柴灶，上面放着热气腾腾的大铁锅，几个妓女正在上边把她们的舞衣染成丧服。我看见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像往常一样，天明时还没有入睡，也像平时一样，家中没有外人时就一丝不挂。她盘腿坐在“王后”床上，面前摆着一大盘丰盛的吃食：小牛排、清炖鸡、猪肉里脊，四周是香蕉和青菜，即使五个人吃也绰绰有余。毫无节制地吃上一顿，向来是她惟一表示伤心的方式，我从未看见过她这样痛苦过。我和衣躺在她身边，几乎没有说话，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哭泣。当时我在想着圣地亚哥·纳赛尔惨遭杀害的悲惨命运。他不仅死去了，而且被碎尸万段，扔得东一块西一块，直到最后毁灭。这一切使他20年的幸福生活付诸东流了。我梦见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小女孩走进房间，孩子的嘴里喀吱喀吱嚼个不停，半嚼碎的玉米粒落在她的小衣服上。那女人对我说：“这孩子傻乎乎地嚼东西，有些不雅观。”我突然感到一只手在急促地解我的衬衣扣子，闻到了躺在我背后的那个爱情野兽可怕的气味，她在抚摸我，我陶醉地投入了她深情的怀抱，可是，那女人突然住了手，从远处咳嗽了一声，远远地离开了我。

    “不行，”她说，“你身上有他的味道。”不仅是我，那一天一切都散发着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气味。维卡略兄弟在牢房里也有这种感受。他们被关在那里，镇长正在想如何发落他们。“不管我如何用肥皂和丝瓜瓤洗擦，也不能去掉那种气味，”彼得罗·维卡略对我说。他们三天三夜没有睡觉，虽然累了，但无法成眠，因为刚一闭上眼睛，就梦见又在杀人了。巴布洛·维卡略上了年纪时，企图给我解释那漫长的一天的情况，脱口而出道：“我好像特别清醒。”那句话使我想到，他们在牢房里最难以忍受的可能莫过于头脑清醒了。

    那间牢房三米见方，高高的天窗安了铁条，有一个活动厕所，盆架上摆着脸盆和水罐，两张石砌的床铺上铺着草席。这牢房是根据阿蓬特上校的命令修建的，上校说，没有比这更富有人情味的旅馆了。我弟弟路易斯·恩里盖同意这种说法，一天晚上，由于乐师们之间发生争吵他被关在那里，镇长大发慈悲，允许一个妓女陪着他。当维卡略兄弟俩早晨8点钟摆脱了阿拉伯人的威胁以后，也许想到会有同样的美事。那时，由于他们已经服罪而受到了优待，他们惟一感到不安的是那股气味持久不消。他们要了很多水，土肥皂和丝瓜瓤，洗去了臂膀和脸上的血迹，另外，把衬衣也洗了，不过就是没法睡着。彼得罗·维卡略还要了洗涤剂和利尿剂，以及一卷消毒纱布，上午他小便了两次。不过，那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彼得罗·维卡略感到日子越来越难熬了，以致气味的问题退到了第二位。下午2点钟，当热浪简直要把他们熔化的时候，他累得无法躺在床上，同样也无法站立。腹股沟的疼痛一直影响到脖颈，尿闭了，他恐怖地断定这辈子再也难以睡觉了。“我11个月没合眼，”他对我说。我对他相当了解，知道他的话是真的。那天他没吃下午饭，而巴布洛·维卡略呢，给他送去的东西每样只吃了几口，一刻钟之后，就上吐下泻起来。下午6点，在解剖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尸体时，镇长被紧急召来，因为彼得罗·维卡略坚持说有人给他哥哥下了毒药。“我水泻不止，”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我们一直认为那是阿拉伯人干的勾当。”到那时活动厕所已经溢出过两次，看守还带他去了六次镇政府的厕所。阿蓬特上校在那里看见了巴布洛·维卡略。看守把他领进无门厕所，他便哗哗地泻起来，他认为中毒这一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当断定了他喝的水和吃的午饭都是普拉·维卡略给他们送去的时候，这种看法立即消失了。尽管如此，镇长还是放心不下，他把犯人带到自己家中，进行特殊的看守，后来预审法官来了，才把他们转移到里奥阿查监狱去。

    孪生兄弟的担心和外边人的情绪是一致的。不能排除那是阿拉伯人报复，但是除了维卡略兄弟两人外，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人投毒。人们更多的猜测是，等到天黑，阿拉伯人从天窗里倒进汽油，将两个囚犯烧死在牢房里。不过，这种猜测也是很荒谬的。阿拉伯人是些安分守己的移民，他们在本世纪初来到加勒比海地区的村镇定居，当然，也有到穷乡僻壤定居的。他们在那儿卖彩带和零零碎碎的小杂货。这些人团结、勤劳、诚实，他们在自己人之间通婚，从外地买进小麦，在院子里养羊，种牛蒡和茄子，他们惟一的癖好是玩纸牌。成年人还像在他们国家那样继续讲农村阿拉伯语，在家里，直到第二代仍然完全使用这种语言，到了第三代——圣地亚哥·纳赛尔例外——只是听父母用阿拉伯语讲话，而回答他们时则用西班牙语。所以，不能设想，他们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自己的平和气质来为一个人的死报仇，而对这个人的被害我们大家都是负有责任的。同样，没有一个人想到普拉西达·里内罗一家会报复，虽然他们家在破落之前有权有势、战功累累，而且当初在权势的庇护下，这个家庭中还曾出现过两三个狂饮无度、大打出手的歹徒。

    阿蓬特上校听了流言很为不安，他一家一家地走访了阿拉伯人，至少那次他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阿拉伯人困惑不解，痛苦万分，祭坛上放着服丧的标志，有的人还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报仇的念头。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早晨，由于当时的气氛，他们有过反应，但是就连罪犯本人都承认，他们并没有挨阿拉伯人的打。不仅如此，还是阿拉伯人的百岁族母苏塞梅·阿布达拉建议煎煮有奇效的西蕃莲花和大洋艾治好了巴布洛·维卡略的类霍乱症，并使他的孪生兄弟尿道畅通。这以后，彼得罗·维卡略终于沉沉睡着了，而他的哥哥在复元以后也安安静静地睡了一觉。当镇长在礼拜二凌晨3点把普拉·维卡略带去跟她的儿子告别时，就是见到他们这样的。

    在阿蓬特上校的建议下，普拉·维卡略全家人，包括她的大女儿们及其丈夫都出走了。他们走时，众人都在沉睡，谁也没有发现他们，当时我们这些在那个不可挽回的日子里醒着的人，正在安葬圣地亚哥·纳赛尔。他们是遵照镇长的决定出走的，走时心情已经渐渐地平静下来，可是再没有回来过。普拉·维卡略用一块布为被休的女儿安赫拉·维卡略包上了脸，不让别人看到伤痕，并且给她穿上大红的衣服，避免人们怀疑她为私通的情夫穿孝。临行前，普拉·维卡略请求阿马多尔神父为狱中的儿子忏悔，但是彼得罗·维卡略拒绝忏悔，他还说服了哥哥，让他相信他们没有任何可后悔的。就这样，两个人孤孤单单地留了下来。在把他们转移到里奥阿查去的那天，兄弟俩精神已完全恢复，坚信他们做得有理，因而不愿意像家里人那样在夜间被带走，而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昂首离去。父亲庞西奥·维卡略不久便故去了。“他是因为精神上的创伤太重而死去的，”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孪生兄弟被赦以后，便留在里奥阿查，这儿离马那乌列只有一天的路程，他们全家就住在那里。普鲁登西娅·科德斯去那里同巴布洛·维卡略结了婚。巴布洛·维卡略在他父亲的作坊里学会了做金银首饰的手艺，并且成了个有名的师傅。彼得罗·维卡略，既没有结婚，也没有职业，三年之后又重新入伍，荣获了上士的官衔。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他带着巡逻队唱着淫秽的歌曲深入游击队活动区，从此下落不明。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有一个受害者，即巴亚多·圣·罗曼。悲剧的其他主要人物都尊严地、乃至颇为杰出地完成了生活赋予他们的使命。圣地亚哥·纳赛尔受到了惩罚，维卡略兄弟俩表明了他们像个男子汉大丈夫。被愚弄了的妹妹重新获得了荣誉。惟一失去一切的人是巴亚多·圣·罗曼，“可怜的巴亚多，”人们多年来想到他时都这样说。不过，凶杀案发生后，直到第二个礼拜六的月食之前谁也没有想起他，那天老鳏夫希乌斯告诉镇长说，他看见一只磷光闪闪的小鸟在他原来的房子上空盘旋，他以为那是他妻子的阴魂来索取她的东西。镇长在自己的额头拍了一下，根本没有理睬老鳏夫的幻觉。

    “他妈的！”他叫了一声，“我怎么把那个可怜的人给忘了呢！”他带了一支巡逻队上了小山，敞篷汽车仍然停在别墅门前，寝室里有一盏孤灯，他叫了一阵，但是没有人回答。于是他们从一侧破门而入，察看了由月蚀的余光依稀照亮的各个房间。“屋里的东西好像是搁在水底下似的，”镇长对我这样讲。巴亚多·圣·罗曼不省人事地躺在床上，仍然和礼拜二清晨普拉·维卡略看见他时那样，身着那条考究的裤子和丝绸衬衣，但没有穿鞋。地上扔满空酒瓶，床边还有更多的没有打开的酒瓶，但是没有一点吃食。“他已严重酒精中毒，”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对我说，当时对他进行了急救。没过几个小时他就恢复过来了，一有知觉，他就毫不客气地把那些人打发了出去。

    “谁也别来扯淡，”他说，“就是我的亲爸爸也别来管我。”镇长把这件事用加急电报报告了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在电报中连将军儿子说的最后那句话也一字不少地写了进去。圣·罗曼将军可能完全顺从了儿子的意志，因为他没有来探望他，而是派他的妻子带着女儿们来的，另外还来了两个成年妇人，看来是将军的姐妹。她们乘的是货轮，她们为巴亚多·圣·罗曼的不幸身穿重孝，悲痛得披头散发。在登岸之前，她们脱掉鞋子，在中午滚烫的土路上赤脚穿过大街，向小山走去。她们不时地揪抓头发，放声大哭，那令人心碎的喊叫仿佛是由于高兴而发出来的。我站在玛格达莱娜·奥利维家的阳台上看着她们走过。我记得我曾这样想：装出那样一副痛苦的样子只能是为了掩盖其他更大的羞耻事。

    拉萨罗·阿蓬特上校陪同她们去了山上的别墅，过了一会，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骑着他紧急出诊时骑的骡子来了。当炎热稍退的时候，镇上的两个男人在吊床上穿了一根棍子将巴亚多·圣·罗曼抬下了山，他的整个身子被毯子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群哭丧妇跟在后面。玛格达莱娜·奥利维认为巴亚多·圣·罗曼已经死了。

    “我的老天，”她喊道，“多惨呀！”由于酒精中毒，巴亚多·圣·罗曼再次昏迷过去，但是很难相信抬着的还是活人，因为他的右胳臂拖在地上，母亲多次把它放到吊床里，可是马上又耷拉下来，结果从悬崖边到轮船甲板的地上留下了一长道印迹。那是巴亚多·圣·罗曼最后留给我们的东西，一种对受害者的记忆。

    别墅按照原貌保留了下来。每当休假时，在狂欢的夜晚，我都和弟弟们上去看一看。在那些被遗弃的房舍里，值钱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有一次，我们找到了一只手提箱，那是结婚那天晚上安赫拉·维卡略向她母亲要的，不过我们根本没有重视它。里面装的看来都是女人的卫生用品和化妆用品。多年以后，安赫拉·维卡略告诉了我，为了骗过她的丈夫，别人教给了她一套产婆用的法子，我这才知道了那些东西的真正用途。那是她留在那个只过了五小时婚姻生活的家中的惟一的东西。

    过了些年，当我回去为这篇记叙文搜集最后一些材料时，连约兰达·德·希乌斯珍贵的遗物也不复存在了。尽管拉萨罗·阿蓬特上校再三叮咛要对这幢房子严加看守，可是里面的物品还是渐渐地不翼而飞，包括有六块穿衣镜的大衣橱。这衣橱由于从门口抬不进去，蒙帕斯的歌唱家们只好在房子里边组装它。老鳏夫希乌斯想到那是他妻子的遗物，她的阴魂自己会来拿走的，因而现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为此，拉萨罗·阿蓬特上校曾耻笑过他。可是，一天晚上上校突然想到要举行一次招魂弥撒，以澄清家具等等怎么会神秘地失踪的。据说，约兰达·德·希乌斯的阴魂亲自向他证实，确实是她通过那件人命案来索回她在幸福的生活中使用过的用品的。别墅开始损坏了。门前新婚夫妇的汽车渐渐地被糟蹋坏了，最后只剩下在风吹雨打中变得破烂不堪的空车皮。多年以来，对这汽车的主人的情况一直不得而知。预审档案上有他的一条供词，但是简短、一般，看来是最后一刻在别人的建议下为履行公事作出的。我惟一和他作的一次交谈是在23年以后，他带着敌视的目光接待了我，断然拒绝向我提供任何有助于澄清他在这场悲剧中扮演的角色的材料。说实在的，关于他，就是他的父母也不会比我们知道得多，他们根本不清楚他为什么来到一个偏僻的小镇，而看上去除了找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人结婚之外，没有其他目的。

    相反，关于安赫拉·维卡略，我却一直不断听到关于她的消息，从而在脑海里产生了一个理想化的形象。我的那个修女妹妹在上瓜希拉呆过一些日子，想说服最后几个她所崇拜的人入教，在那个被加勒比海水环抱的村子里，我妹妹常常同她交谈。她母亲把她送到那里，目的是使她与世隔绝。“你的表妹问候你，”我的妹妹马戈特总是这样对我说。她头几年常去看望安赫拉·维卡略，她说家里给安赫拉购置了一幢简陋的房子，有一个大院落，海风能时常迎面吹来，惟一的问题是，在夜晚海水涨潮时，厕所的粪水常常漫溢出来，黎明时海鱼在卧室里乱蹦乱跳。那期间所有看见过安赫拉的人都说她在全神贯注地、熟练地用机器绣花，在忙碌中忘却了过去的事情。

    许久以后，确切的时间已记不清了，我想了解一点我自己的事情，在瓜希拉一带的村镇卖百科全书和医学书籍，偶然来到了那个印第安人的小村落。海边一幢房子的窗前，有个女人在用机器绣花，那时天气很热，她半穿着丧服，戴着金丝边眼镜，金黄色的头发已开始花白，头的上方挂着一只鸟笼，一只加那利小鸟不住地歌唱着。看见这个女人这般模样坐在富有诗意的窗户里边，我不愿相信那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女人，因为我不愿承认生活最终竟是与拙劣的文学作品如此相似。但，那确实是她：那场悲剧发生23年之后的安赫拉·维卡略。

    她像从前一样，把我当作一个远房表哥接待，明智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并且十分风趣。她是那样的成熟和机敏，真难相信那是原来的安赫拉·维卡略。最使我惊愕的是她是怎样终于懂得了自己的生活的。只过了几分钟，我就发现她不像我第一眼见到时那样衰老，而是像我记忆中那么年轻了，可是跟她20岁那年被迫毫无感情地结婚时没有半点共同之处。她的母亲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老，她像对待一个难以对付的幽灵似地接待了我。她拒绝谈及往事，因而在这篇记叙文中我只是摘录了她同我母亲聊天时的片言只语，以及我记得的她的一些话。她竭力使女儿在社会上销声匿迹，但是女儿并没有按她的意志生活，因为她从不隐瞒自己的不幸。恰恰相反，她对所有愿意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详详尽尽地讲述一番，当然那个永远不能披露的秘密除外，即是谁、以什么方式在何时真正损害了她，因为没有人相信那件事果真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干的。

    他们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谁也没有看见过他们在一起，更不用说单独在一起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过分高傲，不会把她放在眼里。“你表妹是个傻瓜，”当不得不提到她时，他总是这样对我说。其次，正如我们当时所说的，他是一只专门捕捉小鸟的老鹰。他像父亲一样，总是只身行动，在那带山区长大的漂亮而意志薄弱的少女，没有哪一个不在他的涉猎之内。但是，在这个镇上，除了知道他同弗洛拉·米盖尔保持一种正常关系以及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曾使他丧魂落魄达14个月之久外，不知还有别的什么风流韵事。人们都说——也许这种说法最含恶意——安赫拉·维卡略为了保护她真正爱着的人，才说出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这个名字，因为她以为她的两个哥哥绝不敢把他怎么样。我将此文的情节安排就绪后，第二次去采访她，打算亲自从她嘴里掏出实话。可是，她继续绣着手中的花，头也不抬地推翻了我的想法。

    “表哥，你不必再拐弯抹角啦，”她对我说，“就是他。”所有其他方面的事，乃至新婚之夜的灾难，她都一五一十地讲给了我听。她说她的女友们教给她在床上把丈夫灌醉，直到使他失去知觉，要装得羞羞答答，让丈夫关上灯，为了伪装贞洁，要用红汞水染在床单上，以便次日好拿到院子里晾晒。这些专拉皮条的女人只有两件事没有考虑到：一是巴亚多·圣·罗曼坚决滴酒不进，二是安赫拉·维卡略由于自己的偏见而无法摆脱愚笨，内心仍然保持着她的贞洁。“她们说的那些事，我一件也没有做，”她对我说，“因为我越想越觉得那一切纯粹是卑劣的行为，对谁也不能那样做，何况是对那个同我结婚的苦命人呢。”她在灯光明亮的卧室里被脱去了衣服，全然不顾她的一生会毁掉。“事情很简单，”她对我说，“因为我决心死。”事实上，她毫无羞耻地讲她的不幸，是为了掩饰另一个不幸，即真正的不幸，这不幸使她痛苦万分。在她决定告诉我听之前，谁也不曾想到，自从巴亚多·圣·罗曼将她送回她家之后，他就一直留在她的生活中了。那是对她的最后一次打击。“妈妈一开始打我，我一下子就记起了他，”她对我说。拳头打在她身上她却并不觉得痛，因为她知道那是为他而挨打。当她倒在饭厅的沙发上呜咽时，还在继续思念着他，对此她自己都不禁感到惊讶。“我不是为挨打，也不是为发生的事情而哭泣，”她对我说。“而是为他而哭。”在母亲给她脸上敷上山金车花酊药布时，她仍在想着他；当听到大街上人声鼎沸，教堂钟楼的钟声齐鸣，母亲进来告诉她，最糟的事情已经过去，她可以睡觉了的时候，她就更加思念他了。

    她一直在想念着他，是真正的想念。有一次她陪母亲到里奥阿查医院去检查眼睛时，她们路过“港口”饭店，由于认识老板，便走了进去。普拉·维卡略在冷饮部要了一杯饮料。当她背着女儿喝饮料时，女儿在大厅的多面镜里看到了她自己脑子里思念的人。安赫拉·维卡略鼓起勇气回过头去，看见了这个人从她身边走过去，但他没有看见她，她看见那个人走出了饭店。然后她又万分痛苦地打量了一下母亲。普拉·维卡略喝完了那杯水，用袖子擦擦嘴，戴着她的新眼镜在柜台那儿对她笑了笑。在她的微笑中，安赫拉·维卡略生来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母亲，一个尽力掩饰她的缺点的可怜的女人。“混帐，”安赫拉自言自语地说。她完全神经错乱了，回家时一路上高声唱着歌，回到家里就扑在床上哭了三天三夜。

    她心中又燃起了希望。“我为他发了疯，”她对我说，“完完全全地发了疯。”她只要合上眼睛就看见他，听见他在大海上呼吸，躺在床上时半夜也会因为感到他那火热的身体而醒来。那个礼拜的最后一天，由于一直坐卧不宁，她便给他写了第一封信。那是一封普普通通的信，她在信中告诉他，她看见他从“港口”饭店走出去，并说她当时是多么希望他能看见她呀。她坐等回信。两个月之后，她等得不耐烦了，又写了一封同前封信一样语气平静的信，惟一的目的似乎是责备他没有礼貌。六个月之后，她已经写了六封信，但都没有得到回答，不过她相信他会收到那些信的。

    第一次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安赫拉·维卡略发现爱和憎是两种互相关联的感情。她寄出的信越多，感情的火焰燃烧得越旺盛，对她母亲也就越是又爱又恨。“我一看见母亲就心如刀割，”她对我说，“可是，每当我看见母亲，也就记起了他。”她被休回之后，还如同做姑娘时那样过着单调的生活，总是和女友们一起用机器绣花，如同以前做绢花和纸鸟一样，但是，当母亲躺下时，她便留在房间里写那些毫无指望的信，直至清晨。她又变得清醒了，有主意了，掌握了自己的意志，她又变成了处女，仅仅属于他的处女，她只听他的话，对他百依百顺。

    这半生以来，她每礼拜写一封信。“有时我想不起来要说些什么，”她乐不可支地对我说，“但是，只要我知道他收到信，就不停地给他写。”起初是婚约书，其后是偷偷的情书，一见钟情的恋人的香气扑鼻的简信，婚前誓约，重温办理结婚证件的往事，最后是一个被抛弃的妻子的不光彩的书信，假称自己重病在身要丈夫归来。一天晚上，她心情很好，墨水洒到了刚刚写完的信上，她没有撕掉，而是在信后写了一句附言：为了证明我对你的爱，给你寄去我的泪水。有时她哭得累了，又自己嘲弄自己的疯狂的行为。邮差换了六次，每次她都得到了邮差的协助。她惟一没有想到的是放弃写信。但是，他似乎对她的痴情无动于衷，仿佛她的信是写给一个不存在的人似的。

    大概是第10年的一个有风的黎明，她忽然醒来，恍惚觉得他赤身躺在她的床上，于是她给他写了一封长达20页的热情奔放的信，毫不掩饰地叙述了自从那个倒霉的夜晚以来已在她心中腐烂了的痛苦。她说他在她身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说他谈吐风雅，说他有非洲人那种火一样的热情。她把信交给了一位女邮差。这个邮差每礼拜五下午都来和她一起绣花，并且把人们的信带走。她确信那是她在死前的最后一次抒发心中的激情。但是，还是没有回信。从那以后她就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也不大知道在给谁写，但是17年之间她一直在不断地写着。

    8月的一天中午，她正在和女友们一起绣花，感到有人走到门前。她无需看一眼就知道那人是谁。“他胖了，头发开始脱落，看近的东西要戴眼镜了，”她对我说。“可是，那是他，妈的，是他！”她吃了一惊，因为她知道，她在他眼中已是十分憔悴，正如他在她眼中一样，而且，她不相信他心中的爱情会像她那样强烈。他身上的衬衣被汗水浸透了，恰如她在市场上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系的还是那条皮带，肩上还是那个饰着银边的绽了线的皮褡裢。巴亚多·圣·罗曼向前走了一步，没有去理睬那些由于惊愕而变得呆若木鸡的绣花女人，他把褡裢放在缝纫机上。

    “好吧，”他说，“我到这儿来啦。”他带着衣箱准备留下来，另外一个大小相同的箱子里装着她写给他的近两千封信。那些信全部按日期排好，一包包地用彩带扎着，一封也没有打开过。

 第五章

    许多年里，我们无法谈论其他事情。我们一向被那么多的成规束缚着的日常行动，如今突然开始围绕一件令人共同忧虑的事情转动了。晨鸡的啼鸣把我们惊醒，使我们想到去梳理造成那桩荒唐的凶杀案的数不清的巧合事件。显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澄清秘密，而是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不能确切地知道命运把我们安排在何处和给了我们怎样的使命，就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许多人对此是不得而知的。后来终于成为著名外科医生的克里斯托·贝多亚，一直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会突然改变主意在祖父母家里待了两个小时，直至主教到来，而没有到父母家里去休息。他的双亲一直等他到天明，想提醒他注意。大多数本来可以为避免这场凶杀案做点事情然而却没有做的人，都以这样的托辞聊以自慰，说什么有关声誉的事情是神圣不可触犯的，只有当事人方可介入。“声誉就是爱情”，我常常听母亲这样说。欧尔滕西娅·巴乌特在惟一与案件有关系的地方只是看见了两把杀人刀，不过她看见时凶手还没有作案。她总是觉得眼前幻觉重重，感到极度地悔恨。有一天竟然再也支持不住，赤着身子跑到了大街上。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未婚妻弗洛拉·米盖尔由于绝望而同边防军的一个中尉私奔了，后来在比查达的橡胶工人中卖淫。那位曾为三代人接生的产婆阿乌拉·维列罗斯，听到凶杀的消息时立刻得了膀胱痉挛症，一直到死的那天都不得不用导管小便。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忠厚的丈夫罗赫略·德拉弗洛尔这位86岁的老人，最后一次从床上爬起来，看了看圣地亚哥·纳赛尔是怎样被堵在自己家关闭着的大门前，惨遭乱刀砍死的，结果因受惊而丧生。普拉西达·里内罗在最后一刻关上了家门，但是她及时地抹掉了自己的过错。“我关上了大门，因为迪维娜·弗洛尔向我起誓她看见我儿子进了家，”她对我说，“可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回事。”相反，她对自己把吉祥之兆的树木同不祥之兆的飞鸟混淆起来，以及舍不得丢掉当时嚼独行菜籽的恶习却从不原谅。

    凶杀案发生12天之后，预审法官遇到一群痛苦至极的人。当时预审法官正在镇政府肮脏的木板办公室里喝着咖啡和甘蔗甜酒除暑消热，不得不要求援军来疏导那些未被传唤而自己急急忙忙赶来作证的人，他们急切地要显示自己在那场戏剧中的重要作用。这位预审法官刚刚走出校门，身上还穿着法律学校的黑呢制服，戴着具有应届毕业生标志的金戒指，脸上露出一副初出茅庐的幸运儿的傲然而得意的神气。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对他性格的了解完全来自预审档案，凶杀案发生20年之后，许多人帮助我在里奥阿查司法大楼里查找案卷。档案没有作任何分类，一百多年的诉讼材料全都堆积在那座殖民时期的陈旧建筑物的地板上，这座建筑物曾经做过弗朗西斯·德雷克两天的司令部，底层浸满了海水，一册册破烂不堪的案卷漂浮在一片冷清的办公室里。我多次站在没脚深的水里亲自在那堆严重破损了的诉讼案卷中查找着我需要的材料。五年的工夫过去了，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找到了差不多322页零零乱乱的有关那桩凶杀案的记录，而整个预审档案大概有五百多页。

    没有任何地方出现过预审法官的名字，不过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人酷爱文学。无疑他读过西班牙古典作家的作品，也读过一些拉丁文作家的作品，对尼采这位当时在法官中十分时髦的人物非常熟悉。所有旁注都仿佛用血书写的，这不仅仅由于墨水颜色的缘故。那桩无头案使这位法官茫然失措，以致他多次置自己的职责于不顾，陷入了抒情的消遣之中。特别是，生活中竟然出现了那么多连文学作品中都不曾描述过的巧合，毫无阻碍地酿成了一起如此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他始终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

    不过，最使他震惊的是，在煞费苦心地审理了一番之后，他没有找到圣地亚哥·纳赛尔确实玷污了安赫拉·维卡略的任何线索，更不用说可信的线索了。给安赫拉·维卡略出谋划策，要她欺骗丈夫的女友们，很长时间里一直在说，婚礼之前她就将她的秘密告诉了她们，但是没有向她们透露任何人的名字。案卷上有她们的证词：“她把那个奇异的秘密告诉了我们，但没有说出名字。”而安赫拉·维卡略呢，一直坚持原来的说法。当预审法官从侧面问她是否知道被杀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是谁的时候，她不动声色地回答说：“就是侮辱了我的那个人。”案卷上就是这样记录的，但是怎样侮辱了她，在什么地方侮辱了她，都没有任何说明。在只进行了三天的审判过程中，民众代表一直坚持认为那种指控是软弱无力的。看到对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控告缺乏根据，预审法官十分困惑，他为自己辛勤的工作于顷刻之间就变得毫无价值而大失所望。在案卷的四面16页上，有他用药剂师的红墨水亲手写的一条旁注：“请给我一个偏见，我将使世界转动。”在那个气馁的旁注下面，他用血红的墨水熟练地画了一颗被箭穿透了的心脏。和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亲密朋友们一样，在他看来，圣地亚哥·纳赛尔本人最后几小时的表现就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他是无罪的。

    确实，在他被杀的那天早晨，圣地亚哥·纳赛尔一刻也没有心虚的表现，尽管他清楚地知道把侮辱罪归于他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他了解周围人们是虚伪的，也应当知道维卡略兄弟俩头脑简单，经不住嘲弄。没有人十分了解巴亚多·圣·罗曼，但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却相当了解他，知道他除了世俗的傲慢外，也同任何人一样，有着自己天生的偏见。因而圣地亚哥·纳赛尔故意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等于是自杀。此外，当他在最后一刻终于得知维卡略兄弟俩在等着杀死他的时候，正如众人纷纷议论的那样，他的反应不是恐惧，而是一个无辜者的惶恐不安。

    我个人的印象是，他到死也不知道为何被杀。在他答应我妹妹马戈特到我家吃早饭以后，克里斯托·贝多亚便拉着他的胳臂在码头上走着。两个人是那样的泰然自若，以致造成了一种假象，使人们产生了幻想。“他们显得很高兴，”梅梅·洛阿伊莎对我说，“我感谢了上帝，因为我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很喜欢圣地亚哥·纳赛尔。发电厂厂主波罗·卡里略认为，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镇静不是清白无辜者的镇静，而是无耻之徒的镇静。“他以为自己有钱就没人敢惹他，”厂主对我说。厂主的妻子法乌斯塔·洛佩斯评论说：“他和所有阿拉伯人一样。”茵达列西奥·帕尔多刚刚走到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店门口，那两个孪生兄弟就告诉他，等主教一走，他们就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茵达列西奥·帕尔多像许许多多的人一样，以为那是醉汉在说胡话，可是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告诉他那是确实的，并且要他赶上圣地亚哥·纳赛尔，提醒他注意。

    “你不要劳神了，”彼得罗·维卡略对他说，“不管怎么说，他是死定了。”这种挑战是再明显不过了。孪生兄弟了解茵达列西奥·帕尔多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之间的关系，因此很可能认为他是可以在他们弟兄俩不失体面的情况下出面阻止他们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适当人选。可是，茵达列西奥·帕尔多在离开码头的人群中见到圣地亚哥·纳赛尔被克里斯托·贝多亚拉着胳膊向前走去的时候，却没敢把事情告诉他。“我胆怯了，”他对我说。他在他们两个人的肩膀上都拍了一下，然后便让他们走了。他们几乎没有看到他，因为他们还在聚精会神地估算着婚礼的开支。

    人们也沿着和他们一样的方向朝广场散去。人群拥挤，但是埃斯科拉斯第卡·希斯内罗斯仿佛看到克里斯托·贝多亚和圣地亚哥·纳赛尔这对朋友在人群中间一个空荡荡的圆圈中毫无阻挡地走着，那是因为大家知道圣地亚哥·纳赛尔要被杀害，不敢靠近他。克里斯托·贝多亚也记得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异常。“他们那样看着我们，仿佛我们画着花脸似的，”他对我说。当他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从萨拉·诺列加的鞋店前走过时，这位女店主正在开店门，看到圣地亚哥·纳赛尔脸色灰白，她吓了一跳。但是克里斯托·贝多亚使她镇静了下来。

    “您看看，萨拉姑娘，”克里斯托·贝多亚一边走一边对她说，“他醉成这个样子。”塞列斯特·唐孔德穿着睡衣坐在自己家门前，嘲笑那些穿得整整齐齐去欢迎主教的人。她请圣地亚哥·纳赛尔喝杯咖啡。“我打算在他考虑如何回答我时，拖住他几分钟，”她对我说。但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告诉她，他要赶快去换衣服，然后同我妹妹共进早餐。“我装起傻来，”塞列斯特·唐孔德向我解释说，“因为我突然觉得，如果他对自己要做的事那样有把握的话，维卡略兄弟俩不会杀他。”雅米尔·沙尤姆是惟一做了想做的事情的人。他一得知那个传闻，就立刻跑到他的布店门口去等圣地亚哥·纳赛尔，以便把事情告诉他。此人是同易卜拉欣·纳赛尔最后一批来这儿的阿拉伯人之一，直到圣地亚哥·纳赛尔去世一直是他的牌友，当时仍是他家的传统顾问。要找圣地亚哥·纳赛尔谈事情，谁也比不上他有威信。可是，他转念一想，如果传闻不可靠，那会给圣地亚哥·纳赛尔造成一场虚惊。于是他决定先向克里斯托·贝多亚问问，他可能知道得更清楚。克里斯托·贝多亚走过时，雅米尔·沙尤姆叫住了他。那时圣地亚哥·纳赛尔已经走到广场的拐角上，克里斯托·贝多亚拍了拍圣地亚哥·纳赛尔的背，然后朝雅米尔·沙尤姆走去。

    “礼拜六见，”他对圣地亚哥·纳赛尔说。

    圣地亚哥·纳赛尔没有回答他，而是用阿拉伯语对雅米尔·沙尤姆说了一句话，雅米尔·沙尤姆笑得直不起身子，也用阿拉伯语回敬了他。“那是一种双关语，我们经常用它来取乐，”雅米尔·沙尤姆对我说。圣地亚哥·纳赛尔边走边向他们打手势告别，然后拐过了广场。那是他俩最后一次看见他。

    克里斯托·贝多亚一听完雅米尔·沙尤姆提供的情况，立刻跑出店铺去追圣地亚哥·纳赛尔。他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拐过了广场，可是在开始散去的人群中没有找到他。克里斯托·贝多亚向好几个人打听，他们的回答都是同样的：“我刚刚看见他和你在一起。”他觉得圣地亚哥·纳赛尔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回到家里，但是他还是走进去问了一下，因为前门没有闩上，是虚掩着的。进去时，他没有看见地上的信，穿过黑暗的客厅时，他尽量不弄出声响，因为还不到客人来访的时间；但是狗在院子的尽头叫了起来，并且直奔他来。他晃着钥匙让狗安静下来——这是他从狗的主人那里学来的——然后走到厨房，狗一直尾随着他。在走廊里，他碰见了迪维娜·弗洛尔，她正拎着一桶水，拿着拖把，准备去擦客厅的地板。她十分有把握地告诉克里斯托·贝多亚，圣地亚哥·纳赛尔没有回来。在克里斯托·贝多亚走进厨房时，维克托丽垭·库斯曼刚刚把兔子肉放在炉灶上。她立刻明白了。“她的心都要跳出来啦，”他对我说。克里斯托·贝多亚问她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否在家，她假装天真地回答说他还没有回来睡觉。

    “可不是闹着玩的，”克里斯托·贝多亚对她说，“维卡略兄弟正在找他，他们要杀死他。”维克托丽娅·库斯曼不再是天真的样子了。

    “那两个可怜的小伙子不会杀人的，”她说。

    “他们从礼拜六起一直在喝酒，”克里斯托·贝多亚说道。

    “正因为喝酒才不会杀人，”她反驳说，“从来没有哪一个醉汉吃自己的大便。”克里斯托·贝多亚又回到了客厅，迪维娜·弗洛尔刚刚把客厅的窗户打开。“显然没有下雨，”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还不到7点，金色的阳光已经从窗户中射进来。”他又问迪维娜·弗洛尔，是否敢肯定圣地亚哥·纳赛尔没有从客厅的门走进家来。这次她不像第一次那么肯定了。他又向她问起普拉西达·里内罗，她回答说，她刚刚把咖啡放在她的床头柜上，但是没有叫醒她。普拉西达·里内罗一向如此，7点钟起床，然后喝咖啡，下楼安排准备午饭。克里斯托·贝多亚看了看表，是6点56分。于是他上了二楼，想证实一下圣地亚哥·纳赛尔确实没有回家。

    寝室的房门反锁着，因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从他母亲的卧室走出去的。克里斯托·贝多亚不仅像对自己的家那样熟悉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家，而且同这一家人不分内外，于是他推开了普拉西达·里内罗的房门，想从那儿穿过，到隔壁的卧室去。一束阳光照着飞舞的尘埃从天窗里射进来，那个美丽的女人侧着身子睡在吊床上，一只白嫩的手掩着面颊，看上去不像原来那个人。“她像一个仙女，”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他被她的美丽吸引住了，仔细地欣赏了一刻，然后悄悄地穿过卧室，经过浴室，走进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卧室。床铺没有动过，熨好的骑马装放在扶手椅上，衣服上有一顶骑士帽，地上摆着一双靴子，旁边是马刺。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手表放在床头柜上，时针指着6点58分。“我突然想到他拿了枪又出去了，”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但是，他发现马格南手枪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武器，”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但是我还是决定拿着那支左轮手枪送给圣地亚哥·纳赛尔。”克里斯托·贝多亚从衬衣内侧把手枪掖在腰带上，只是在圣地亚哥·纳赛尔被杀以后，他才发现枪里没有子弹。在他关床头柜的抽屉时，普拉西达·里内罗端着一杯咖啡出现在门口。

    “我的老天！”她叫了起来，“你可把我吓了一大跳！”克里斯托·贝多亚也吃了一惊。他看见她站在明亮的阳光下，穿着金黄色的云雀图案的晨服，头发蓬乱，令人倾倒的姿色已逝而不见。克里斯托·贝多亚有些含糊地解释说他是来找圣地亚哥·纳赛尔的。

    “他去欢迎主教了，”普拉西达·里内罗说。

    “主教没下船就走了，”他说。

    “我早就预料到了，”她说，“这狗娘养的。”她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她发现克里斯托·贝多亚那时神情尴尬。“但愿上帝饶恕了我，”普拉西达·里内罗对我说，“看到他那样狼狈，我忽然想到他是来偷东西的。”她问克里斯托·贝多亚有什么事。克里斯托·贝多亚明白自己受到了怀疑，但是他没有勇气道出真情。

    “您看，我一分钟的觉也没有睡，”他对她说。

    克里斯托·贝多亚没有再说什么就走了。“总之，”他对我说，“她总是认为别人在偷她的东西。”他在广场上遇见了阿马多尔神父，弥撒没有做成，他拿着祭衣正回教堂去。但是，克里斯托·贝多亚觉得他除了能拯救圣地亚哥·纳赛尔的灵魂以外，什么也帮不了他的忙。他再次向码头走去，这时听到有人从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牛奶铺里叫他。彼得罗·维卡略站在铺子的门前，面色苍白，头发蓬乱，敞胸露怀，衬衣袖子一直挽到胳膊肘，手里拿着他自己用钢锯条改制的粗笨的杀猪刀。彼得罗·维卡略装出巧遇的样子，然而那神情却显得过分骄横无礼了。虽说如此，这还称不上是在最后几分钟内惟一的和最明显的一次让别人出面阻止他去杀人。

    “克里斯托，”他喊道，“你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我们在这里等着杀死他。”克里斯托·贝多亚本来可以做件好事，阻止他们杀人的。“如果我会使用左轮手枪的话，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不会死的，”他对我说。可是，他听说过一颗穿甲弹的破坏力非常之大，这想法把他吓住了。

    “我告诉你，他可带着一支马格南手枪，子弹能打穿马达，”克里斯托·贝多亚喊道。

    彼得罗·维卡略知道那不是真话。“他不穿骑马装是从来不带手枪的，”彼得罗·维卡略曾对我这么说过。但是，话虽这么说，彼得罗在决定为妹妹洗刷耻辱的时候，还是作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带着手枪的准备。

    “死人是不放枪的，”彼得罗朝克里斯托喊叫着说。

    这时巴布洛·维卡略出现在门口。他像弟弟一样面无血色，仍然穿着参加婚礼时的外套，一把刀用报纸包着。“如果不是由于那件事，”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我绝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随着巴布洛·维卡略走出来，并且对克里斯托·贝多亚高喊着，叫他快一点，因为在这个人人都是女人胆的镇子上，只有像他那样的男人才能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

    从那以后，一切都是在众目睽睽下发生的。从码头回来的人听到喊声都警觉起来，并且开始在广场上找好位置，准备观看那场凶杀案。克里斯托·贝多亚向几个熟人打听圣地亚哥·纳赛尔在哪里，可是谁都说没有看见。在社会俱乐部门口，他碰上了拉萨罗·阿蓬特上校，他把刚才在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牛奶铺门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不会的，”阿蓬特上校说，“我已经吩咐他们去睡觉啦。”“我刚刚看见他们拿着杀猪刀在那儿，”克里斯托·贝多亚说。

    “不会的，我在吩咐他们去睡觉之前，把他们的刀没收了，”镇长说，“您可能是在那以前看到他们的。”“我是两分钟前看见他们的，每个人拿着一把杀猪刀，”克里斯托·贝多亚说。

    “啊，他妈的！”镇长说，“那大概是他们又拿了另外的刀回来啦。”他答应立刻去过问这件事，但是他进了社会俱乐部，去定下那天晚上的一场骨牌，而当他从俱乐部出来时，人已经被杀死了。克里斯托·贝多亚当时犯了他惟一的一个致命错误：他以为圣地亚哥·纳赛尔到后来决定先去我家吃早饭，而不是先去换衣服，于是便到我家去找他。他沿着河边急急忙忙地走着，碰到谁都问一问是否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过去了，但是人人都说没看见。他仍然没有惊慌，因为去我家还有别的路。时髦女人普罗斯帕拉·阿兰戈说她父亲躺在门前的台阶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求克里斯托·贝多亚帮帮忙，因为老人接受了主教短暂的祝福也没好转。“我看见他过去了，”我妹妹马戈特对我说，“他的脸像死人一样。”克里斯托·贝多亚为了进去看看病人情况，耽搁了四分钟，他答应过一会回来给病人急救，他帮助普罗斯帕拉·阿兰戈把她父亲送到卧室里去，又耽搁了三分钟。当他出来时，听到远处一片喊声，他以为是广场那边在放鞭炮。他想跑快一些，但是手枪在腰间没放好，跑不起来。当他拐过最后一个街角时，从背后认出了我的母亲，她几乎是拖着小儿子往前走着。

    “路易莎·圣地亚加，”他喊我母亲，“您的教子在哪儿？”我母亲稍稍回过身来，满脸泪痕。

    “啊呀，我的孩子，”她答道，“听说叫人给杀啦！”事情一点不假。圣地亚哥·纳赛尔在克里斯托·贝多亚最后一次看见他拐过广场之后，立即进了他未婚妻弗洛拉·米盖尔的家，因此在克里斯托·贝多亚到处去找他时，他在未婚妻家里。“我没想到他会去那儿，”他对我说，“因为那一家人中午12点以前是从来不起床的。”人人都说，全家人是遵从本族的老贤者纳希尔·米盖尔的命令睡到12点的。“所以弗洛拉·米盖尔肤色细嫩，犹如一朵玫瑰花，”梅尔塞德斯说。实际情况是，他们像很多人家一样，很晚的时候才关门，而起床却很早，是些勤于劳作的人。圣地亚哥·纳赛尔和弗洛拉·米盖尔的父母早已为他们订婚。圣地亚哥·纳赛尔年幼时就接受了这门亲事，并决心履行婚约，这也许是因为他和父亲一样，觉得和弗洛拉·米盖尔结合有利可图。弗洛拉·米盖尔颇有风姿，但缺乏情趣和头脑，她给所有同龄人都做过傧相，所以定下终身大事对她来说真是天意。他们一直顺利地相爱着，既不进行形式主义的互访，也不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已经多次推迟的婚礼最后定在圣诞节举行。

    那个礼拜一，弗洛拉·米盖尔听到主教乘坐的轮船的头几声汽笛声就醒来了，片刻之后，她就得知维卡略孪生兄弟在等着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她对我那个修女妹妹——在不幸的事情发生后惟一和她谈过话的人——说，记不清是谁告诉她的了。“我只知道早晨6点钟时人们都知道了那件事，”她对我妹妹说。不过，她觉得维卡略兄弟俩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不可思议的，相反，她当时想到的是他们俩要强迫他同安赫拉·维卡略结婚，以便挽回声誉。于是她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镇上许多人去等候主教时，她气得在寝室里大哭起来，同时整理着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学校开始就寄给她的那一箱子信。

    圣地亚哥·纳赛尔每次经过弗洛拉·米盖尔的家，不管里面有没有人，都要用钥匙刮一刮窗户上的铁纱。那个礼拜一，她怀里抱着那一箱子信，一直在等圣地亚哥·纳赛尔到来。圣地亚哥·纳赛尔从街上看不见她，可她在他用钥匙刮铁纱之前，就透过纱窗看见他走来了。

    “进来，”她对他说。

    早晨6点45分钟，莫说一般人，就连医生也从未进过这个家。圣地亚哥·纳赛尔刚刚在雅米尔·沙尤姆的店铺门口跟克里斯托·贝多亚分手，广场上又有那么多人在等待着他，但却没有一个人看见他进了他未婚妻的家，真是令人费解。预审法官想找到哪怕是一个看见过他的人，法官像我一样，坚持不懈地找了许久，但没能找到。在预审案卷第382页上，他又用红墨水写了一个旁注：不幸的命运使我们都变成了瞎子。实际上，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正门走进未婚妻家中的，毫无躲开别人的意思。弗洛拉·米盖尔气得面色铁青，身着常常在哀伤日子里穿的缀着环饰的服装，在客厅里等着圣地亚哥·纳赛尔。她把那箱信放在他手里。

    “还给你，”她对他说，“但愿把你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顿时一怔，箱子从他手中掉了下去，那些干巴巴的毫无感情的信撒得满地都是。他想到卧室去追弗洛拉·米盖尔，但是她把门关上了，并且闩上了插销。他敲了几次门，用急切的声音叫她，那声音清晨听起来太叫人惊讶，以致全家人都惊慌地跑来。把家人和亲戚、大人和小孩都算上，共有十四五口人。最后出来的是父亲纳希尔·米盖尔，他留着火红的胡须，穿着从故乡带来的贝督因人那种带有兜帽的长衣，在家中他总是穿这样的衣服。我见到他的次数很多，他身材魁梧，举止稳重，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有很大的权威。

    “弗洛拉，”他用他本族的语言叫道，“把门打开。”他走进女儿的房间，而全家人则凝视着神情茫然的圣地亚哥·纳赛尔。他跪在客厅里，捡起地上的信件放到箱子里。“他好像在做忏悔，”那家的人对我说。过了几分钟，纳希尔·米盖尔从女儿房间走出来，打了个手势，全家人便都离去了。

    老人继续用阿拉伯语同圣地亚哥·纳赛尔谈话。“从一开始我就明白他对于我跟他讲的事情一无所知，”纳希尔·米盖尔对我说。“当时我偷偷地问他是否知道维卡略兄弟俩正在寻找他，要把他杀死，他面如白纸，茫然不知所措，没法相信他是伪装的，”老人对我说。他也认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更多的不是害怕，而是茫然。

    “你大概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你，”老人对圣地亚哥·纳赛尔说。“不管怎么说，现在你只有两条路：要么躲在这里，这是你的家。要么拿上我的来复枪出去。”“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圣地亚哥·纳塞尔说。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是用西班牙语说的。“他像只落水鸟，”纳希尔·米盖尔对我说。他不得不把箱子从圣地亚哥·纳赛尔手中夺下来，因为他连放下箱子开门都不知道了。

    “那将是两个对一个，”老人对他说。

    圣地亚哥·纳赛尔走了。人们像游行的日子那样来到广场。大家都看见了他走出来，并且也看出了他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他是那样的惊慌，以致找不到回家的路途。据说有人在阳台上喊了一句：“别从那儿走，阿拉伯人，从旧港那边走。”圣地亚哥·纳赛尔看了看是谁在喊。雅米尔·沙尤姆呼喊着叫他到他店里躲一躲，并且进店去找他的猎枪，但是他不记得枪弹藏在什么地方了。这时四面八方的人都朝着他喊，圣地亚哥·纳赛尔转过来又转过去，无所适从，他被那么多同时而来的喊声弄得晕头转向了。很明显，他是想从厨房门进家的，但是，可能突然想起了前边的大门是开着的，于是转身向那儿走去。

    “他来啦，”彼得罗·维卡略说。

    兄弟俩同时看见了他。巴布洛·维卡略脱下上衣放在凳子上，拿出一把弯形杀猪刀。他们在离开店铺前，不约而同地画了十字。那时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抓住彼得罗·维卡略的衬衣，高声对圣地亚哥·纳赛尔喊着，叫他赶快跑开，说他们要杀他。她的喊声是那样的急促，淹没了所有其他的喊声。“起初他吃了一惊，”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对我说，“因为他不知道是谁在喊他，也不知道喊声是从哪儿来的。”但是，当他看到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时候，也看见了彼得罗·维卡略，后者把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一下子推倒在地，然后赶上了他的哥哥。这时，圣地亚哥·纳赛尔离家不到50米远，他拔腿向大门跑去。

    五分钟以前，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在厨房里把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告诉了普拉西达·里内罗。普拉西达·里内罗是个意志坚强的女人，她没有流露出半点惊慌的样子。她问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是否把事情透露给了她儿子一点，她有意说了谎，回答说圣地亚哥·纳赛尔去喝咖啡的时候，她还一无所知。迪维娜·弗洛尔继续在客厅里擦着地板，同时她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从临广场的门进了家，上了小楼梯回卧室去。“我看得清清楚楚，”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他穿着白衣服，手里拿着什么看不太清楚，但是我看像是一束玫瑰花。”这样，当普拉西达·里内罗问迪维娜·弗洛尔时，迪维娜·弗洛尔还要她不必担心呢。

    “一分钟以前他上楼回房间里去了，”她对普拉西达·里内罗说。

    普拉西达·里内罗当时看见地上有封信，但是没有想到去拾起来。只是后来在那场悲剧的混乱中有人把那封信拿给她看时，她才知道了上边写的是什么。她通过家门看见维卡路兄弟俩手里拿着明晃晃的杀猪刀向她家跑来。从她站的地方可以看见他们，但是看不到从另一个方向朝大门跑来的儿子。“我以为他们想闯进来，把我儿子杀死在屋里，”她对我说。于是她向大门跑去，一下子将门关上了。她正在拴门闩时，听到了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喊声；听到用拳头拼命敲门的声音，可是她以为儿子是在楼上，从他卧室的阳台上责骂维卡略兄弟俩呢。她赶紧上楼去帮儿子的忙。

    圣地亚哥·纳赛尔只消几秒钟就可以跑进家门了，但这时门却关上了。他争取了一点时间用拳头敲了几次大门，随后便马上转过身去赤手空拳对付他的两个敌人了。“当我面对面地看他时，我胆怯了，”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因为我觉得他有平时两倍高大。”圣地亚哥·纳赛尔举起手挡住彼得罗·维卡略砍来的第一刀，那是用尖刀从右侧砍过来的。

    “狗娘养的！”他喊道。

    尖刀扎穿了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右手，接着又从右肋深深地扎了进去。所有人都听到了他的惨叫声。

    “啊哟，我的妈呀！”

    彼得罗·维卡略使出屠夫的野劲将刀拔出来，几乎就在同一个地方又捅了第二刀。“奇怪的是，刀拔出来时滴血不沾，”彼得罗·维卡略对预审法官供认说。“我至少给了他三刀，他一滴血也没有流。”挨了第三刀以后，圣地亚哥·纳赛尔双臂抱着肚子弯下了腰。他像牛犊一样哀叫了一声，企图转身背对他们。巴布洛·维卡略拿着弯刀站在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左边，当即在他的背上砍了惟一的一刀，一股鲜血迸了出来，染红了他的衬衣。“那血同他身上的味道是一样的，”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圣地亚哥·纳赛尔受了三处致命伤以后，再次转身面对他们。他背靠在他家的大门上，毫不抵抗，仿佛只是想帮助他们各处都砍几刀，最后把自己杀死。“他没有再呼喊，”彼得罗·维卡略对预审法官说。“相反，我像是看到他在笑。”这时维卡略兄弟对着大门继续你一刀我一刀地、毫不费力地砍了起来，他们顾不上害怕，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刀光使他们完全沉浸在欢愉之中。看到他们这样行凶，全镇的人吓得喊声不绝，可是他们却听不见。“我觉得仿佛在骑着骏马飞奔一样，”巴布洛·维卡略供认说。但是，兄弟俩猛然面对现实醒悟过来，因为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可是还觉得圣地亚哥·纳赛尔永远不会倒下。“他妈的，表哥，”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你不知道杀一个大活人可真是不容易呀！”彼得罗·维卡略想最后结果圣地亚哥·纳赛尔的生命，便找他的心窝下手，但是他几乎到腋下去找了，因为猪的心脏是在那个地方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没有倒下，因为正是那两兄弟的刀不断砍来将他支撑在门上。巴布洛·维卡略绝望了，他拼命在圣地亚哥·纳赛尔肚子上横砍了一刀，肠子顿时全部涌了出来。彼得罗·维卡略也想这么干，但是由于害怕，手腕不听使唤，一下子砍在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大腿上。圣地亚哥·纳赛尔倚在门上继续站了一会，直到在阳光下看见自己洁净发绿的肠子时，才跪倒下去。

    普拉西达·里内罗在各个卧室呼喊着找圣地亚哥·纳赛尔之后，听到不知从何处传来另外的喊叫声，那不是他儿子的声音，那时她把头探出那扇朝向广场的窗子，看见维卡略兄弟向教堂跑去。雅米尔·沙尤姆手里拿着打老虎的猎枪紧紧地追赶着他们，另一些赤手空拳的阿拉伯人也在追赶。普拉西达·里内罗以为危险过去了。后来她走到卧室的阳台上，发现圣地亚哥·纳赛尔朝着大门趴在门前的土地上，想从自己的血泊中直起身子。他斜着身子站了起来，用手托着挂在外面的肠子，悠悠忽忽地迈起了步子。

    为了绕房子转一圈后从厨房门走进家里，他走了100多米。那时他还相当清醒，不从街上走——那样走要远些——而是从邻近的房子穿过去。庞乔·拉纳欧、他妻子和五个孩子，还不知道在距他家门口只有20步远的地方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们听到了喊声，”庞乔·拉纳欧的妻子对我说，“但是我们以为是欢迎主教呢。”他们正要开始吃早饭的时候，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满身鲜血、用手捧着一串肠子走进来。庞乔·拉纳欧告诉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股刺鼻的粪便味。”但是，大女儿阿尔赫尼达·拉纳欧却说，圣地亚哥·纳赛尔仍然像往常那样潇洒地走着，那张撒拉逊人的脸，配上被弄乱了的鬈发，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英俊。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过饭桌时，对他们笑了笑，随后穿过卧室从屋子的后门走出去。“我们都吓瘫了，”阿尔赫尼达·拉纳欧对我说。我姑母维内弗里达·马尔克斯正在河对岸她家的院子里刮鱼鳞，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从旧港的阶梯上下来，迈着坚定的步子朝他家的方向走去。

    “圣地亚哥，我的孩子，”她向他喊道，“你怎么啦！”圣地亚哥·纳赛尔认出了她。

    “他们把我杀了，维内弗里达，”他说。

    他在最后一道阶梯上绊倒了，但是立刻又站了起来。“他甚至想到用手掸掉沾在肠子上的尘土，”我姑母维内弗里达对我说。后来圣地亚哥·纳赛尔从那扇打6点钟起就开着的后门进了家，一下子扑倒在厨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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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第六章

    当那场给埃伦蒂拉终生带来不幸的灾风刮起来的时候，她正在给祖母洗澡。这座泥灰剥落的巨大建筑物，空旷而孤独，在狂风的第一次冲击下，连房架都震动起来。但是埃伦蒂拉和祖母对这个充满危险和动乱的大自然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在洗澡间里几乎没有觉察到那风力的级数。洗澡间里装饰着罗马浴池中常见的孔雀和幼童浮雕。

    祖母坐在大理石的浴池里，那赤裸而庞大的身体仿佛一条漂亮的白鲸。她的孙女刚刚满14岁，苗条的身材显得很疲惫。她那温柔的举动似乎和她的年龄很不相称。她用可以净血的树叶和香草水给祖母洗浴，叶子沾在丰满的后背上，披散的头发上和刻着水手们会笑掉牙的花纹的胳膊上。

    “昨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在等一封信，”祖母说。

    埃伦蒂拉急不可待地问道：

    “梦见哪一天会来信？”

    “礼拜四。”

    “那一定是一封带来坏消息的信，”埃伦蒂拉说，“但是这封信永远也不会来到你手中的。”她给祖母洗完澡，搀扶着她回到卧室。祖母胖得走也走不动了，只有扶着孙女，或者像主教那样，拄着一根手杖，才能蹒跚而行，但是她的威严仍不减当年。在这间布置得十分讲究的卧室里，埃伦蒂拉需要花上两个多小时为祖母梳妆打扮：她拨开祖母的头发，洒上香水，梳理停当后，给祖母穿上一件花衣服，脸上扑上粉，嘴唇涂上口红，用麝香抹眼皮，用珍珠釉子染指甲，直到精心地把她打扮成一个大洋娃娃。这时再把她带到一个满是鲜花的花园里，让她坐在一把祖传的安乐椅上，听留声机播放音乐。

    当祖母沉浸在对过去模糊的回忆中时，埃伦蒂拉还要忙着打扫房间。这房子又暗又乱，到处是家具，以及凯撒大帝、带眼泪的蜘蛛和天使的石膏塑像。还有一台镀金的钢琴和各种各样的钟表。院子里有一个贮水池，多年以来池中的水都是印第安人从远处背来的。在水池的一边有一只孱弱的鸵鸟，这是在那种恶劣气候下惟一残存的一只禽鸟。这偏僻荒凉的地区与外界的一切都相隔很远，由几条破烂街道组成的村镇在炎热的气候里煎熬。这里，每当灾风刮起时，小羚羊就纷纷死亡。

    这所神秘的住宅是祖父修建的，他叫阿玛蒂斯，是一个传奇式的走私犯。祖母跟他生了一个儿子，也取名叫阿玛蒂斯，这就是埃伦蒂拉的父亲。谁也搞不清楚这家人的原籍和来历。在那些印第安人当中最流行的说法是：老阿玛蒂斯从安地列斯群岛的一家妓院里赎出一个美丽的妓女作为妻子，后来在安地列斯群岛刺杀了一个男人，就带着妻子逃出法网，隐居在这穷乡僻壤。阿玛蒂斯父子俩，前者死于流行热病，后者在一场争斗中被打死。妻子在院子里掩埋了丈夫和儿子的尸体，辞退了14个赤脚女佣人。由于她做出牺牲，一手带大了她那个私生孙女，使得她在这所神秘的住宅中仍然过着作威作福的生活。

    孙女儿埃伦蒂拉光是给那些钟表上弦和校准时间就需要六个小时。在她遭难的那一天，没有干这件事，因为那些钟的弦一直可以走到第二天上午。她给祖母洗澡，换衣服，刷地板，烧午饭，擦玻璃，一直忙到11点。在她给鸵鸟的饮水桶换水，把脏水浇到阿玛蒂斯坟上的荒草上时，刮起了这令人窒息的灾风，她哪里知道这风就是她不幸的恶兆。中午12点，她正在擦最后几个香槟酒杯时，闻到一股怪味儿，于是，她赶紧向厨房跑去。还好，总算避免了一场玻璃器的灾祸。

    她几乎够不着放在炉子上的正在向外溢的汤锅。她放上准备好的菜叶后，便抓紧时间在厨房的一条凳子上坐下来休息片刻。她闭上眼睛，然后又无可奈何地睁开，往锅里加汤。她常常这样边睡边干活。

    祖母独自一人坐在餐桌的一端。这是一张可以坐12个人的餐桌，上面放着银质的蜡烛台。祖母晃动了几下响铃，几乎是同时，埃伦蒂拉端着汤盆进来了。盛汤的时候，祖母注意到她那副睡眼惺忪的样子。祖母伸出手，像是擦玻璃似的，在她眼前晃了晃。埃伦蒂拉竟没有看见这只手。祖母仍然盯着她，当埃伦蒂拉转过身回厨房时，她喊道：“埃伦蒂拉。”女孩突然惊醒，汤盆掉到了地毯上。

    “没什么，孩子，”祖母温柔地对她说，“你刚才边走边在睡觉。”“这是我的习惯，”埃伦蒂拉面无表情地说。

    她拾起汤盆，睡眼蒙眬，想擦去地毯上的污迹。

    “就这样吧，”祖母安慰她，“下午你再洗它。”就这样，下午除了日常的活儿外，埃伦蒂拉还要洗饭厅的地毯。她趁去水池的机会索性把星期一的衣服也洗了出来。此时此刻，那强劲的灾风总是想往屋里钻。她有许多事要做，天黑了她都没察觉。等她铺好了饭厅的地毯时，已是上床睡觉的时间了。

    祖母整整一个下午都胡乱弹着钢琴，自我欣赏地低声唱着她年轻时的歌曲，甚至眼里还噙着泪水。当她穿着软棉布睡衣躺在床上时，就好像又陷入那些既美好又痛苦的回忆之中了。

    “明天洗洗大厅里的地毯，”她对埃伦蒂拉说，“这条地毯很久没见过太阳了。”“是的，祖母，”女孩回答。

    埃伦蒂拉拿起一把羽毛扇，开始给这位正在向她下达命令的无情的主妇打扇，扇着扇着她自己就睡着了。

    “睡觉前把所有的衣服都熨好，这样你就可以安心睡觉了。”“是的，祖母。”“检查好那些衣柜，在刮风的夜晚，那些蛀虫最容易饿了。”“是的，祖母。”“你抽空把那些花拿到院子里，让它们呼吸点新鲜空气。”

    “是的，祖母。”

    “给鸵鸟放些食。”祖母都睡着了，还在继续下命令，埃伦蒂拉就是从她那儿继承下来梦中继续干活的长处的。埃伦蒂拉悄悄地走出去，做完了这一天的最后几件事。她从来都是这样一丝不苟地听从祖母梦呓中的吩咐。

    “你要拿些喝的到墓上去祭奠祭奠。”“是的，祖母。”“躺下睡觉以前要把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因为不让这些东西各得其所，它们会难受的。”“是的，祖母。”“如果阿玛蒂斯父子来了，叫他们别进来，”祖母说，“告诉他们，波菲略·格朗的无赖们正在等着他们，要杀死他们。”埃伦蒂拉没有再答理她，她知道祖母开始说梦话了，但是她并不漏掉一个命令。她察看了窗子的插销，吹灭了最后几支蜡烛，然后拿起餐厅里的一个枝形烛台照着路，走向卧室。此时，随着酣睡的祖母平静而又响亮的鼾声，窗外风势越来越大。

    埃伦蒂拉的卧室虽不及祖母的房间豪华，却也相当漂亮。屋子里摆满了布娃娃和她童年时玩的线编的小动物。她被一天的活计累得筋疲力尽，连脱衣服的力气也没有了。她把烛台放在床头柜上，倒头便睡。不一会儿，那使她不幸的灾风像一群狗一样钻进了卧室，把那烛台吹倒，烧着了窗帘。

    天亮时，风总算停了，开始落下一些大雨点子，稀稀拉拉的雨点浇灭了最后一点火星，房子的灰烬变得又湿又硬。镇上的人——大部分是印第安人，极力想从火灾中抢出一些东西：烧焦了的鸵鸟的尸体，镀金钢琴的架子，一尊缺头断腿的雕像。祖母用一种令人困惑的神情望着她那残存的财产。埃伦蒂拉坐在阿玛蒂斯父子的坟墓之间，不再哭了。祖母看到瓦砾堆中没有损坏的东西已所剩无几，便遗憾地看了一眼小孙女。

    “我可怜的孩子，”她叹了一口气说，“你的命全搭上也不够赔偿我这损失的。”就在这一天，在下着倾盆大雨的时刻，祖母开始让她赔偿损失了，她把埃伦蒂拉带到镇上商人的店铺。商人是一个肮脏而又贪婪的鳏夫，在这穷地方，他是有名的肯为处女出高价的人。当着厚颜无耻的祖母的面，他细心而又严格地检查了埃伦蒂拉的身子：计算她两条大腿的力量，胸脯的大小，臀部的直径。在没有算出她的价格以前，他一言不发。

    “她还太小，奶头才跟母狗的一般大，”他说。

    为了用数字证实他的看法，他让埃伦蒂拉站在磅秤上。体重42公斤。

    “只值100比索，”商人说。

    祖母喊叫了起来。

    “一个黄花闺女就值一百比索！”她几乎喊着说，“不行，伙计，这太不尊重处女的童贞了！”“那么150比索，怎么样？”商人又说。

    “这女孩使我损失了100多万比索，”祖母说，“按这种价钱计算，她需要两百年才能赔偿我的损失。”商人说：“幸亏她还有个长处，就是她的年龄。”暴风雨摇撼着这所房子，屋顶漏着雨水。

    在这充满灾难的天地里，祖母感到十分孤独。

    “加到300比索吧，”祖母说。

    “250。”

    最后双方同意，付给220比索现金，另外再给一些吃的东西，祖母这才让埃伦蒂拉跟着这商人去，好像送她上学一样。

    “我在这儿等着你，”祖母说。

    “是的，祖母，”埃伦蒂拉说。

    店铺后面是一间简陋的库房，四个砖砌的柱子支撑着一个烂稻草房顶，一堵一米高的土坯墙。大雨天洪水常常越过土墙灌进库房。墙边放着几盆仙人掌和别的热带植物。在两个柱子之间悬挂着一张褪了色的吊床，看上去像是随波飘浮的渔帆。外面是暴风雨的呼啸声，隐隐约约可以听到远处的喊叫声，动物的吼叫声，遇难者的呼救声。

    埃伦蒂拉和商人走进库房，小心翼翼地提防跌倒在雨水里，两个人都浇得像落汤鸡一样。由于雨声太大，他们互相听不见对方的说话声。商人第一次动手时，埃伦蒂拉吓得喊了起来，企图逃跑。商人默默地抓住她的手腕子把她的胳臂扭到背后，拖向吊床。埃伦蒂拉拚命抵抗着，抓他的脸，低声嘶喊着。商人狠狠地打了她一个嘴巴，把她抱了起来，悬空转了一会儿，然后不等她脚沾地，就抱住她的腰，按进了吊床。埃伦蒂拉吓得昏了过去，好像被暴风雨击昏了头脑的鱼一样。那鳏夫商人像拔草似的把她的衣服撕得一长条一长条的，像彩带一样随风飘动。

    当埃伦蒂拉被镇上所有男人玩够了以后，祖母便带着她搭乘一辆运货卡车，沿着走私的路线前进。在车上，她们坐在米袋和黄油罐头中间，带着火灾后剩下的几样东西：华丽的床头，一尊战争天使的塑像，烧残的椅子和几样没用的小东西。还有一个上面画着两个十字架，里面装着阿玛蒂斯父子骨灰的大箱子。

    祖母用一把破雨伞遮着太阳，汗水和尘土折磨着她，使她呼吸十分困难。但是，即使在这种困境中，她仍然保持着她的威严。在罐头箱和米袋后面，埃伦蒂拉正在以20比索的身价向卡车搬运夫卖淫，以此来付旅费和家具的运费。最初，她像反抗那个鳏夫商人的袭击一样，本能地自卫着。但是这个搬运夫的方法不同，他很狡猾，慢慢使得她温存地服从了。就这样等他们到达第一个镇时，艰难的旅程虽已结束，可埃伦蒂拉还在货物后面陪伴着搬运夫。卡车司机对祖母喊道：“从这里往前是另一个世界了。”祖母怀疑地朝那贫穷而又冷落的街道瞟了一眼。同她们刚离开的小镇相比，这个略大一点，但都同样凄凉。

    “看不出来，”祖母说。

    “这里是传教地区。”

    “我对慈善事业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走私。”埃伦蒂拉在货物后面听他们说话，随便用手指拨弄着一个米袋，无意中发现了一根线头，她就往外拽，一下便扯出一条珍珠项链来。这时，司机还在跟祖母说话，埃伦蒂拉胆怯地看着这条像死蛇一样挂在她手指上的项链。

    “夫人，你别大白天说梦话了，现在没有人走私了。”“当然有，”祖母说，“快告诉我！”“不信，你就去找找看，”司机笑道，“大家都在谈论他们，可谁也没见过。”搬运夫看见了埃伦蒂拉手上的项链，赶紧抢了下来，又放回那个米袋。这时祖母招呼孙女扶她下车，尽管这小镇很穷，她还是决定留下来，埃伦蒂拉吻了一下搬运夫，告别了他。这一吻虽然是急匆匆的，但却是倾心乐意的。

    祖母坐在那张放在街心的椅子上，等他们把东西卸完，最后卸下来的一件是装着阿玛蒂斯父子骨灰的大箱子。

    “这个箱子沉得像一个死人，”司机笑着说。

    “是两个死人！”祖母说，“你对他们应该放尊重些。”“一定是象牙雕像。”司机边说边漫不经心地把骨灰箱放在烧残的家具中间，伸出手对祖母说：“50比索。”

    祖母指着搬运夫：“你的助手替你领了。”

    司机惊奇地看了助手一眼，助手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司机走进驾驶室，那里坐着一个忧伤的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孩子热得直哭。搬运夫自信地对祖母说：“如果您没别的说的，埃伦蒂拉将跟我走。我是诚心诚意地跟您说这话的。”埃伦蒂拉胆怯地说：“我可什么也没说！”“我说的是实话，”搬运夫说。

    祖母上下打量了一下他，不知他到底有多少家底。然后对他说：“如果你赔偿我的损失的话，我没什么不同意的，因为这是由于她的疏忽造成的。862315比索，减去她已付还我的420，还差861895比索。”汽车开动了。

    “请相信我，如果我有这笔钱我会给你的，”搬运夫一本正经地对她说，“这个女孩值那么多钱。”祖母对搬运夫小伙子的话很满意，亲热地对他说道：“好吧，孩子，等你有了这笔钱时再来吧，现在你走吧，如果我把账算一算，你还欠我10个比索哩！”搬运夫踏上卡车的脚踏板，渐渐远去了。他用手势向埃伦蒂拉表示再见，但是埃伦蒂拉只顾在那儿害怕，没有看见他的手势。

    卡车把她们扔在那里。太阳地里，埃伦蒂拉和祖母两个人用薄铁片和亚洲地毯的残片就地搭了个棚子。她们在地上铺上两张席子，像在从前那所住宅里一样，睡得那么香甜，一直到太阳把棚顶晒开了口，烤在她们脸上，才醒来。

    那天，一反常态，早晨是祖母来为埃伦蒂拉梳理打扮。她用自己年轻时时髦的美容方式给孙女画眉描眼，给她贴上假眼睫毛，头上打了个花结，看上去像一只蝴蝶。

    “你看上去很可怕，”祖母满意地说道，“但是这样最好，在女人的事情上，男人们是很粗野的。”在她们的视野之外，隐隐约约可以听见远处有骡子走路的得得声。祖母一声令下，埃伦蒂拉像一个初次登场的演员似的，在幕布拉开之前就把准备工作做好，她躺在卧席上。祖母拄着手杖，离开棚屋，坐在椅子上等着骡子走过来。

    一名邮差渐渐走近了。他年纪在20岁左右，但由于职业的关系，显得很老。他身穿一件柿子红颜色的衣服，脚蹬长筒套鞋，头戴大沿帽，腰间皮带上挎着一把军用手枪，骑在一头剽悍的骡子上，手持缰绳，骡背上搭着麻布邮袋。

    经过祖母跟前时，他用手势向她问候，然后又继续朝前走去。但是祖母向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看一眼棚屋里面。邮差停了下来，看见埃伦蒂拉穿着一条深紫色的花边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地躺在卧席上。

    “你喜欢吗？”祖母问。

    邮差感到莫名其妙，笑了笑说：“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50比索，”祖母说。

    “好家伙，你是在要金子啊！”他说，“这些钱够我吃一个月啦。”“你不要那么吝啬，我知道航空邮差的工资比牧师的工资还高。”“可我是地方邮差，航空邮差都是开着小卡车的。”“不管怎么说，性欲和食欲一样重要。”“可还是不能当饭吃啊。”祖母知道，对一个心不在焉的男人来说，浪费时间去跟他讲价钱纯属多余。

    “你给多少吧？”祖母问他。

    邮差跳下骡子，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破旧的钞票，扔给祖母。祖母用一只禽兽爪子般的手，像接一个皮球似的，把钱一把接了过去，随后就对他说：“可以少要点钱，但有一个条件，你要到处张扬。”“这件事我办得到，我会一直张扬到世界的另一头，”邮差说。

    埃伦蒂拉不能眨眼。她拿掉假眼睫毛，躺在卧席上向旁边挪动了一下，给这位过路情人让出一块空地。邮差一进棚屋，祖母马上关上布帘门。

    果然很奏效，有了这个邮差的宣传，从远方来了20个男人，来光顾埃伦蒂拉的生意。伴随着这些个男人还来了好些卖彩票的和卖小吃的。随后又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摄影师，他在棚屋前面支起一架带黑布套的照相机，还有一块背景布，上面画着一只白天鹅在湖中戏水的图案。

    祖母坐在椅子上，手里摇着扇子，仿佛这里是她的集市一样。她兴致勃勃地照顾着等候在那里的顾客。最初祖母很严厉，甚至有一次因为差五个比索而拒绝了一位好顾客。几个月之后，她有了一些经验，索性允许用圣人的像章、家中的收藏品、订婚戒指，以及所有只要用牙一咬就可验明是金子的实物来付酬。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祖母手里有了足够的钱。她买了一头驴子，开始四处游动，寻找更合适的地方，好尽早收回那笔债务。驴身上捆着架子，祖母坐在架子上，埃伦蒂拉给祖母打着伞遮太阳。她们身后跟着四个印第安人，分别背着她们全部的财产：睡觉的席子，修复了的椅子，石膏的天使像和装着阿玛蒂斯父子骨灰的箱子。那位摄影师骑着自行车远远跟着这支队伍，保持着一定距离，好像他是要去另一个集市似的。

    从火灾到今天，时间已经过去了六个月，祖母的生意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一天，她对埃伦蒂拉说：“如果事情这样继续下去，再有八年七个月零八天，你就可以还清那笔债务了。当然这一切不包括工资、印第安人的饭费和其他零星开支。”埃伦蒂拉跟在驴后面，又热又累，她对祖母的计算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是她强忍着没哭出来。

    “我骨头都痛了，”埃伦蒂拉说。

    “睡一会儿吧。”

    “好的，祖母。”

    她闭上了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炎热的空气，走着走着就睡着了。

    一辆满载着笼子的小卡车出现在远处的土中，吓得小羚羊四处奔逃。车上笼子里的叫声，在这沉闷的圣米盖尔礼拜日，好像是一清泉发出的潺潺流水声。车上的司机是一位胖的荷兰农场主，风吹雨淋的生活使他的皮变得很粗糙，松鼠色的小胡子不知是从他哪辈祖父那里遗传下来的。坐在他旁边的是他儿子乌里塞斯，他是一个正处在黄金时期的年。乌里塞斯的眼睛像海水一样蓝，像钻石样亮，身材像天使一样苗条。一处游动的帐引起了这个荷兰人的注意，当地驻军的全体兵都在帐篷前排着队等候。他们坐在地上，一瓶酒传来传去地喝着，每人头上戴着扁桃枝编的帽圈，好像要准备参加一场战斗似的这个荷兰人用荷兰语问儿子：“那儿在卖什么东西？”

    “一个女人，”儿子毫不介意地回答他，“叫埃伦蒂拉。”“你怎么知道？”

    “在这个偏僻荒凉的地区大家都知道，”乌里塞斯回答说。

    荷兰人在这个镇上的小旅馆前下了车。乌里塞斯在车上停了一会儿，他飞快地打开父亲放在座位上的公文包，取出一捆钞票，抽了几张塞进口袋，然后又把那捆钞票原样放好。当天夜里，等父亲睡着后，他从旅馆窗户爬了出去，来到埃伦蒂拉的帐篷前面排队。

    节日般的狂欢正进入高潮，那些醉醺醺的大兵，踩着这免费的音乐的节拍，跳着没有舞伴的独舞，摄影师用闪光灯拍夜相。祖母一边在经营着生意，一边数着裙子里的钞票。她把钞票分开捆好，整齐地放在一个大篮子里面。外面只剩下12个士兵了，但是下午队伍中又增加了一些平民顾客。乌里塞斯是最后一个。

    轮到一个面带忧伤的大兵时，祖母不仅不让他进去，而且还推开他的钱。

    “不，孩子，”祖母对他说，“你就是把摩尔人的全部黄金给我，也不让你进去。你的样子太可怕了。”这个外地的士兵感到惊讶，问道：“这是为什么？”“你染上了晦气。不看别的，从你脸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她没有碰他，用手势让他离开，而给下一个士兵让路。

    “你进去，勇士，”祖母和气地对他说，“少呆一会儿，祖国正需要你。”这个士兵进去了，但是马上又出来了，因为埃伦蒂拉有话要跟祖母说。祖母挎起钱篮子进了帐篷。里面很狭窄，但很整齐干净。最里面，在一张麻布床上，埃伦蒂拉的身体不住地颤抖，她身上全是士兵的汗水，被折磨得又脏又累。

    她抽泣着说：“祖母，我快要死了。”祖母摸了摸她的前额，见她不发烧，就安慰地说：“就剩10个军人了。”埃伦蒂拉像一头陷入绝境的动物一样，低声地哭起来。祖母知道她不行了，就抚摸着她的头，让她静一静。

    “你太羸弱了。好了，别哭了！你用盐水好好洗一洗吧……”埃伦蒂拉安静下来。祖母走出帐篷，把钱还给那个正在等候的士兵，对他说道：“今天就到此为止。你明天再来，我让你第一个。”然后，她对排队的人喊道：“结束了，小伙子们。明天9点见。”士兵和平民们一边散掉，一边叫喊着，抗议着。祖母挥舞着手杖，一句不让地对他们喊道：“没头脑的！恶棍！你们尽想什么了，以为这女孩是铁打的。我倒想看看要是摊在你们身上会怎么样，色鬼！没教养的东西！”那些男人们用更难听的脏话回敬她。她不再回骂了，只是拿着手杖守在那里，直到小吃摊和彩票摊都拆了。她回帐篷时，发现了乌里塞斯孤身一人呆在漆黑的空地上，那儿先前是男人们排队的地方。他像一只兀鹫，立在半暗的夜色中，显得清清楚楚。

    “你把翅膀放到什么地方了？”祖母对他说。

    “我的祖父是有翅膀的，”乌里塞斯很坦然地回答她，“但谁都不相信。”祖母又仔细地看了看他，说道：“我相信。明天带着翅膀来，”说完，她进了帐篷，把乌里塞斯撇在那里。

    埃伦蒂拉洗完澡后觉得好受了一些。她换了一件绣花短衫，强忍着眼泪，擦干头发，准备躺下。祖母已经睡着了。

    乌里塞斯慢慢地在埃伦蒂拉床后探出头。

    埃伦蒂拉看见了那双明亮的眼睛，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手巾擦脸，以为这是在做梦。当乌里塞斯第一次眨眼时，埃伦蒂拉低声问道：“你是谁？”乌里塞斯露出上半身说：“我叫乌里塞斯。”然后又拿出他从父亲那儿偷来的钱，补充说：“我带钱了。”埃伦蒂拉两手扶着床，凑近乌里塞斯的脸，继续跟他说话，就像在上小学时做游戏一样。

    “你得排队呀，”她说。

    “我等上一整夜。”

    “那你得等到明天。我现在觉得腰难受，好像被棍子打断了一样。”这时候，祖母又开始说梦话了。

    “从最后一次下雨到现在快20年了。那是多么可怕的一次暴风雨，大雨使海水倒灌，房子里全是鱼和蜗牛，你那已故的祖父老阿玛蒂斯看见一个闪光的物体在天空中飞着。”乌里塞斯又藏在床后。埃伦蒂拉开心地微笑了一下，对他说：“小心，别出声，不过她睡觉时总是这样，疯疯癫癫的，就是发生地震也别想震醒她。”乌里塞斯又探出身来。埃伦蒂拉用顽皮而又亲热的目光望了他一眼，然后从床上撤下那条用过的床单。

    “过来！帮我换一下床单。”

    乌里塞斯从床后走出来，扯住床单的另一端。由于这条床单比床大很多，需要好长一会才能折叠起来。每叠一折，乌里塞斯就靠近埃伦蒂拉一些。

    他突然说道：“我一直很想见到你。大家都说你长得很美，你真是美极了。”“但是我快死了，”埃伦蒂拉说。

    “我母亲说：死在这偏僻荒凉地区的人不能升天堂，要死到大海里去，”乌里塞斯告诉她。

    埃伦蒂拉把那个脏床单放到一边，随后在床上又铺上另一条干净的熨过的床单。

    “我没见过海，”她说。

    “就像这荒凉的地区一样，但是有水，”乌里塞斯说。

    “那就不能行走了。”

    “我父亲认识一个能在水上走的人，但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埃伦蒂拉很高兴，但是她困极了，就对他说：“如果你明天来得早，你就可以排头一个。”“天一亮我就要跟父亲走了。”

    “你们不再经过这里吗？”“谁知道什么时候，”乌里塞斯说，“现在我们是碰巧经过这里，因为我们在通往边境的路上迷失了方向。”埃伦蒂拉沉思了一会儿，瞥了一眼睡熟了的祖母，说道：“好吧，把钱给我。”乌里塞斯把钱递给她。埃伦蒂拉在床上躺下来，但是他却站在一边害怕得发抖，失去了勇气。埃伦蒂拉拉着他的手，催促他快一点，这时她才注意到他那忧伤的表情。她了解这种胆怯的心情。

    “是头一次？”埃伦蒂拉问他。

    乌里塞斯没做声，只是难为情地微笑了一下。埃伦蒂拉老练地对他说：“慢慢呼吸，一开始都是这样。”她让他躺在自己身边，一边替他脱衣服，一边使出她那女性的一切手段去抚慰他。

    “你叫什么名字？”

    “乌里塞斯。”

    “这是美国人的名字。”

    “不，是航海家的名字。”

    埃伦蒂拉像孩子一样吻他。

    “你看上去像金子一样，可却有花的味儿，”埃伦蒂拉说。

    “应当是橘子味儿，”乌里塞斯说。

    他已比先前镇静了好多，脸上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又说道：“我们带着鸟是为了掩护，实际上我们是把橘子走私过国境。”“贩运橘子不算走私，”埃伦蒂拉说。

    “是的，橘子不算走私，”乌里塞斯说，“可这些橘子每只价值五万比索。”埃伦蒂拉头一次笑得这么开心。

    “我最喜欢你在编谎话时的那股严肃劲儿。”埃伦蒂拉又变得像从前那样，话也多了，似乎乌里塞斯的天真不仅改变了她的心情，而且还改变了她的性格。祖母离他们很近，还在那里说梦话。

    “那是3月初的一天，他们把你带回家来。你像一条小蜥蜴，裹在棉花里。阿玛蒂斯，你的父亲，那时又年轻又漂亮，那天下午他是那样的高兴，派人去买了20马车的鲜花，沿街边喊边撒着花，直到整个小镇淹没在花海之中。”祖母的梦话说了有好几个小时，声音很大，充满激情。但是乌里塞斯没有听见，因为埃伦蒂拉是那样真情实意地爱抚着他，直到东方发白。

    一伙传教士高举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并肩站在荒野里。一阵不吉祥的疾风吹动了他们的麻布长衫和胡须，使他们站立不稳。他们身后是一所修道院，这是殖民时期的建筑，粗糙不平的石灰墙上有一个不大的钟。

    这伙人为首的是一个年轻的传教士，他指着粘土地上的一道裂纹，喊道：“别过这道线！”四个印第安人抬着一顶木板轿子，轿上坐着祖母。他们听到喊声，停了下来。尽管她在轿上坐得很难受，又被这荒凉地区的尘土弄得精神不振，可依旧保持着她那高傲的派头。埃伦蒂拉步行。轿子后面是一行八个印第安人搬运夫，最后面是那位骑自行车的摄影师。

    “这荒凉地区并不属于哪个人的，”祖母说。

    “属于上帝，”传教士说，“而你又用你那伤风败俗的生意在破坏他神圣的宗旨。”祖母从传教士说话的音调和方式中听出他是西班牙人。为了既不让步，而又不丢面子，她婉转地说：“我不明白你们的玄妙，孩子。”

    那位传教士指着埃伦蒂拉说：“这个女孩年龄还太小。”

    “但是她是我的孙女。”

    “那就更不像话了，”那位传教士反驳道，“行行好，让我们来保护她吧，否则我们就采取别的措施。”祖母不希望事情发展到那种地步，只好作出了让步，说道：“好吧，不让过就不过，但是迟早我会过这道线的，你们看着吧。”在遇到那伙传教士三天之后，祖母和埃伦蒂拉在离修道院很近的一个小镇上住了下来。当天夜里，几个黑影，偷偷地溜进了帐篷。他们是六个强壮而又年轻的印第安人，身着粗麻布衣服，在月光下闪闪发亮。他们用一块蚊帐布，不动声响地把埃伦蒂拉裹起来，像裹一条大鱼一样把她装在一个网子里。

    祖母为了营救孙女，她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提出控诉。只是当她所有的利益都遭到破坏后，她才向地方当局上诉。地方政府是由一个军人领导的。祖母在这个军人家的院子里找到了他，他光着上身，正举枪朝炎热的天空中的一朵云彩射击，想打穿云朵使它降雨，他气愤地干着这徒劳的事。不过他还是停了一会儿，听完祖母的申诉，最后他说：“我无能为力，根据罗马教皇和政府间的协议，这些传教士有权保护这个女孩子直到成年，或到她结婚。”“那么，您镇长的责任呢？”祖母问道。

    “我的责任是使老天降雨，”镇长说。

    乌云飘走了，飘出了他的射程，他停止了这场徒劳的活动，同祖母攀谈起来。

    “您需要有个要人来为您担保，”他对祖母说，“得有一个人用一封签名信担保您品德良好。您不认识参议员奥·桑切斯吗？”阳光下，祖母坐在一张方凳上，那方凳刚好容下她那肥大的臀部，她郑重其事地回答道：“在这偏僻荒凉的地区，我是一个孤独可怜的女人。”镇长眯起他那只因天热而睁不开的右眼，遗憾地望着她说：“人都带走了，您别再耽误时间了，夫人。”其实埃伦蒂拉并没有被带走。祖母把帐篷支在修道院的门前。她像一个准备围攻要塞的武士一样，孤零零地坐在那儿思考着。那位摄影师是最了解她的，见她在阳光下，眼睛盯着修道院，就用自行车驮上行李，准备独自走了。

    “看我们谁先死，”祖母说，“是他们，还是我。”“他们300年前就在这里了，而如今还在这里，”摄影师说，“我走了。”直到这时，祖母才看见那辆装载停当的自行车。

    “你到哪儿去？”

    “随风飘吧，反正世界大着呢！”摄影师说完，骑上车走了。

    祖母叹了口气：

    “没用的家伙，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她头也不回，眼睛还在盯着修道院。多少个炎热的白昼，多少个狂风四起的夜晚，祖母的眼睛一直没有偏离修道院的大门，可始终没有看见有人出来。那些印第安人挨着她的帐篷搭了个草棚，在草棚里挂上了他们的吊床。但是祖母总是守到很晚，才在那把大椅子上打瞌睡，一边抱怨着，一边用口袋里的生米喂一头卧在她身旁的公牛。

    一天晚上，从她身边驶过一队卡车，车厢遮盖得严严实实，速度很慢，没开大灯，只开一些小灯。祖母突然认出了它们，这些卡车和从前阿玛蒂斯父子的卡车是一个样的。最后一辆车放慢了速度，停了下来，一个男人从驾驶室走下来，整理了一下货箱。他长得很像阿玛蒂斯，头上戴一顶宽边帽，脚上穿着高筒靴子，两条子弹带交叉搭在胸前，背着一杆步枪，歪挎着两支手枪。祖母被一种不可抵抗的诱惑力所吸引，向那个男人打招呼说：“你不认识我了吗？”那人很不礼貌地用电筒照了照她看了一会儿她那张由于缺少睡眠而显得憔悴的脸，她的两眼已疲倦得睁不开，显得十分苍老。尽管她目前的状况很不好，可从她的脸上还可以找得出当年一度为绝代佳人时留下的风韵。那人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证实确不相识之后，便关掉电筒，说道：“我敢肯定，您不是圣德罗斯·里梅蒂奥丝。”“恰好相反，我正是那位夫人，”祖母以一种甜美的声调说。

    那人本能地把手放在手枪上。

    “谁的夫人？！”

    “阿玛蒂斯大公的夫人。”

    “那么说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你想干什么？”他紧张地问。

    “让你们帮我赎回我的孙女，阿玛蒂斯大公的孙女，我们的小阿玛蒂斯的女儿，她被关在这个修道院里。”那人不再害怕了，对她说道：“你算找错了门。如果你认为我们能管上帝的事，那你就不是你所说的那个人，也并不认识阿玛蒂斯父子，你连走私人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这天清晨，祖母比往常睡得还要少。她嘴里抱怨着，扯过一条毛毯裹在身上，这一夜的时间使她忘记了对往昔的回忆。可是那些梦呓即使是醒着也止不住想说，她不得不用手压住胸口，以免再回忆她那海边的家园，在那座满园鲜花的住宅里，她曾是那样的幸福。就这样一直呆到修道院的钟声敲响，窗户上闪现出清晨的朝阳，空气中飘荡着热面包的香味。直到这时，她的疲劳才消失，梦想着埃伦蒂拉在起床，在设法逃回到她身边来。

    恰恰相反，埃伦蒂拉自从被带到修道院后，每天夜里都睡得很好。他们用剪子把她的头发剪得一般长短，给她穿上囚犯穿的粗布衣，交给她一个石灰水桶和一把扫帚，让她只要有人踩过楼梯，就去擦干净。这活可不轻啊，因为传教士和干杂活的修女们不断地上下楼梯，可是对于度过了许久难以忍受的卖淫生活的埃伦蒂拉来说，却像是一个休息日一样。再说，到了晚上又不光是她一个人疲倦不堪，因为这座修道院不是专门对付魔鬼的，而是在同这偏僻荒凉地区作战。埃伦蒂拉见过那些印第安女信徒的劳动：在牛栏里挤牛奶；整天在木板上跳着压制奶酪；护理难产的母羊。她看见她们像制革工人一样，流着汗水，提着水桶，精心地浇灌菜园，这菜园是一些印第安女信徒在荒凉地区的硬地上开垦出来的。她见过那地狱般的面包炉和熨衣服的房间。她见过一个修女满院追一头猪，后来抓住了那头受惊的猪的耳朵，可人却滑倒了，虽然滚到泥坑里也没松开手。另外两个印第安女信徒用皮围裙帮她捆住猪，其中一个用一把杀猪刀割下了猪头，三个人都溅了一身血和烂泥。她见过在医院的那间隔离室里，那些患肺病的修女，身穿寿衣，一边绣着结婚用的床单，一边等待着上帝最后的召唤。那些男传教士都在这荒凉地区四处传教。埃伦蒂拉虽然每天只身一人，但她也逐渐发现一些奇妙而又可怕的事情，这些事是她从前在她那一张床那么宽的世界里从来没想到过的。自从她被带进修道院以来，无论是那些性格粗野的，还是那些会说话的印第安女信徒，谁都没对她说过一句话。一天上午，她正在往桶里倒石灰，突然听到一阵乐曲声，那音乐好似在这光线暗淡的天地里射进一股最明亮的光。她被这奇妙的发现吸引住了，探出身子朝一间大厅望去，宽大的窗棂，大厅的墙上一无所有，6月明媚的阳光透过窗子照得大厅四壁生辉。大厅中央，一个她从不曾见过的漂亮的修女正在弹奏一首复活节圣曲。埃伦蒂拉聚精会神地听着，直到响起了午饭的钟声。饭后，她继续用刷子刷楼梯。等到所有的印第安女信徒不走楼梯而只剩下她一个人时，她说出了她进修道院以后的第一句话，“我真幸福！”祖母的希望破灭了，埃伦蒂拉没有逃回她身边，但是她仍然紧缩着牢固的包围圈，直到本特科斯特斯礼拜日，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些天，那些男传教士们正遍布整个荒凉地区，搜寻着未婚先孕的妇女，让她们出嫁。他们乘坐一辆陈旧的小卡车，带着四名全副武装的人员和一个大货箱到处奔走。在这种猎取印第安人的活动中，最难做的事情是说服那些女人，她们总是列举大量的事实为自己的圣洁辩护。她们说，男人们总是认为对合法的妻子有无上的权力，他们翘着腿躺在呆床里，让妻子干比情妇还要累得多的活。对这些宁愿做情妇的女人必须哄她们，诱导她们，用她们自己的语言向她们讲清上帝的意志，这样可以使她们听起来不感到刺耳，最终她们都被说服了。对那些男人却相反，一旦女人同意了，就用枪托把他们从吊床里赶出来，捆在一辆货车上，强行让他们结婚。

    几天内，祖母看着满载怀孕的印第安姑娘的小卡车一次又一次地开进修道院，但她却找不到机会进去。直到本特科斯特斯礼拜日才得到了这种机会。当鞭炮声和钟声响起时，她看见贫穷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去做节日弥撒，人群之中那些有了身孕的姑娘戴着新娘子的花环，胳臂上挎着不相识的丈夫去集体举行合法婚礼。

    在最后一批人中，走过一个情窦未开衣衫褴褛的小伙子，他头长得像个葫芦，留着印第安人的发式，手里握着一根带丝带的大蜡烛。祖母叫住他，温和地问：“告诉我一件事，孩子，在这个民间的盛会中你是干什么的？”小伙子吓了一跳，他那张着的驴子般的大嘴好半天才合上，然后回答说：“神父们将让我先吃圣餐。”

    “他们给了你多少钱？”

    “5个比索。”祖母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小伙子看呆了。

    “我给你20比索，但不是让你去吃头一次圣餐，而是让你结婚。”“跟谁呀？”

    “跟我的孙女。”就这样，在修道院的院子里，埃伦蒂拉身穿囚衣似的粗布长衫，头上包着一块印第安女信徒们送给她的三角头巾，跟那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由祖母花钱买来的丈夫结了婚。她带着一种渺茫的希望跪在硝石地上，忍受着硝石刺痛的折磨，忍受着从那200个有身孕的新娘子身上传来的酒臭味，忍受着酷日下背诵埃皮斯托拉、圣巴甫洛拉丁文祷文的惩罚。因为传教士们找不到别的办法来反对她这突如其来的婚礼。但是为了能把她留在修道院里，他们还是尽了最后的努力。尽管如此，婚礼一结束，当着那位用枪打云彩的军人镇长，当着用钱买来的新郎和残酷的祖母的面，人家问埃伦蒂拉最后的意愿和打算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愿意走，”然后又指着丈夫声明：“但不是跟他走，我要跟我祖母走。”埃伦蒂拉又重新落入祖母的魔爪里，这只魔爪从她一出生就一直控制着她。

    乌里塞斯为了偷他父亲园子里的一个橘子，耽搁了一下午的时间。因为父亲一边修剪病树，一边在树上望着他，母亲也从家里监视着他。这样一来他不得不放弃了原来的计划，至少今天是不行了。他没精打采地帮助父亲修剪完最后几棵橘子树。

    整个园子一片寂静，木板房子上的玻璃窗子闪着亮光。台阶上是个大花畦，里面种满了奇花异草。乌里塞斯的母亲呆在花畦里，坐在一个维也纳秋千上。为了减轻头疼，她在两侧鬓角上贴上两片湿树叶，她那纯印第安人的目光，像一道看不见的光一样，跟踪着儿子的一举一动，直到橘园的最深处。她长得很美，年龄比丈夫小好多。她不仅仍旧穿着本部族的服装，而且还知道有关自己部族的最古老的秘密。

    乌里塞斯拿着修剪工具回屋时，母亲关照给她取片药。他把药放在近处一张小桌上，又走过去想给母亲倒杯水，可他的手一接触到杯子和水瓶，它们很快就变了颜色。他又故意碰了一下同杯子放在一起的一个大玻璃瓶，那玻璃瓶也变成了蓝色。正在吃药的母亲看见了，当她肯定这不是错觉时，就用瓜基拉语问他：“你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打荒凉地区回来，”乌里塞斯也用瓜基拉语回答她，“只有碰玻璃东西时才这样。”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又一个接一个地摸了所有放在桌子上的杯子，结果所有的杯子都变成了不同的颜色。

    “这种事只有陷入了情网才会发生，”母亲接着问，“她是谁？”乌里塞斯没有回答。父亲不懂瓜基拉语，这时拿着一些橘子走过花畦，用荷兰语问乌里塞斯：“你们在谈什么呢？”“没什么要紧事，”乌里塞斯回答说。

    母亲不懂荷兰语，等丈夫进屋之后，她用瓜基拉语问儿子：“他对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乌里塞斯说。

    父亲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母亲见就剩下他俩时，就问：“告诉我，她是谁？”

    “谁也不是，”乌里塞斯说。

    他心不在焉地回答着，因为他的心思是放在办公室里父亲的身上。方才他透过窗子看见父亲把一些橘子放在那个财宝箱上，准备做标记。他在偷偷监视着父亲，母亲也在监视着他。

    “你好长时间以来不吃面包了，”母亲说。

    “我不喜欢吃嘛。”

    母亲的脸突然变了色，厉声说道：“撒谎！你这是被女人害的，凡是有这种事的人都吃不下面包。”母亲用眼睛逼视着他继续说：“你应当告诉我她是谁，否则我就强行给你来几次洗浴。”办公室里，荷兰人打开财宝箱，把那些橘子放了进去，然后又把铁门锁好。乌里塞斯离开了窗子，不耐烦地对母亲说：“我已经跟你说了没有，要不相信，去问我爸爸好了。”父亲走出办公室，腋下挟着他那本开了线的圣经，点燃那只航海家惯用的烟斗。妻子用卡斯蒂亚语问他：“你们在荒凉地区遇见过什么人了吗？”“没有啊，”丈夫觉得莫名其妙，回答她说，“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去问乌里塞斯好啦。”他坐在走廊里，吸完了那斗烟，然后翻开圣经，用荷兰语悠扬的语调吟诵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半夜里，乌里塞斯还在思念着埃伦蒂拉，久久不能入睡，在吊床里翻来覆去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他极力想控制住那些痛苦的回忆，可最终这痛苦还是给了他决定性的力量。他穿上牛仔裤、格子衬衫、靴子，从窗户跳了出去，开着那辆装鸟用的小卡车从家里逃走了。穿过橘园时，他摘了三个熟橘子，这是他一下午想偷而没能偷到手的。

    整个后半夜，他都在这荒凉地区转悠着。天亮后，他挨个向镇子和庄园打听埃伦蒂拉的去向，但是没有人知道。最后人家告诉他：她跟随在参议员奥桑切斯的竞选团后面，这会儿参议员大概在新卡斯蒂亚镇。乌里塞斯赶到那里却没见着，而在下一个镇子才追上他们。但是埃伦蒂拉已不跟参议员走了，因为祖母已拿到参议员的亲笔信——就是那封参议员吹捧她的品德的信，有了这封信，她就可以在这荒凉地区大张旗鼓地干了。第三天，乌里塞斯遇见了邮差，从他口中知道了埃伦蒂拉的下落：“她们要到海边了，你快点吧，那老家伙是想过海去阿鲁瓦岛。”按照邮差所指点的方向，乌里塞斯开车整整跑了半天，终于远远看见了那座宽大破旧的帐篷，这帐篷是祖母从一个倒闭的马戏团手里买来的。那位流动摄影师又回到她身边，他已相信世界确实不像他想像的那么大。他把背景布安放在大帐篷的旁边。一个小乐队在演奏着忧郁的华尔兹舞曲，为埃伦蒂拉招引顾客。

    乌里塞斯进了帐篷，他首先注意到的是：帐篷里十分整洁。祖母那张床又像总督夫人的床那样豪华了，天使的雕像跟阿玛蒂斯父子的骨灰箱放在一起，此外还有一个带狮脚形腿的铝澡盆。埃伦蒂拉赤裸着身体，平静地躺在她的新床上，睁着两眼睡着了。帐篷顶射进一道光线。乌里塞斯手里拿着橘子，站在床边，见她无动于衷，便把手伸到她眼前，用自己为她起的名字呼唤她：“阿丽德内丽！”埃伦蒂拉醒了，觉察到自己赤身裸体地躺在乌里塞斯面前，吓得唉哟叫了一声，拉过床单，一直盖到头上，嘴里说着：“别看我，我太可怕了。”“你皮肤的颜色像橘子一般，你看，”说着，他把手里的橘子举到她的眼前让她看。

    埃伦蒂拉露出眼睛，看到那橘子确实和自己的颜色一样。

    “现在我不愿你留在这儿，你走吧，”埃伦蒂拉对他说。

    “我进来只想让你看看这个，你看。”他用指甲划开橘子皮，又用两只手掰开橘子，让埃伦蒂拉看里面，橘心里嵌着一块钻石。

    “这就是我们带到边境去的橘子。”“可这是没剥开过的橘子呀！”埃伦蒂拉惊讶地说道。

    “当然，这是我父亲种植的，”乌里塞斯微笑着说。

    埃伦蒂拉简直不能相信，她露出脸来，用手指捏起那块钻石，惊奇地观看着。

    “有三块这样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围着世界转一圈，”乌里塞斯说。

    埃伦蒂拉灰心丧气地把那块钻石还给他。乌里塞斯又硬塞回给她。

    “另外我还有一辆小卡车，”他说，“另外……你看。”他从衬衫下抽出一把旧式手枪。

    “我10年之内不能走，”埃伦蒂拉说。

    “你要走，”乌里塞斯说，“今天晚上，等大白鲸鱼睡觉时，我在外面等你，我学猫头鹰的叫声做信号。”他学了一声猫头鹰叫，学得很像，埃伦蒂拉露出了笑意。

    “是我祖母。”

    “猫头鹰！”

    “鲸鱼。”

    两个人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但是埃伦蒂拉又收敛住笑容说：“没有祖母的允许，我不能走。”

    “你不必告诉她。”“无论怎样她都会知道的，”埃伦蒂拉说，“她会梦到这些事。”“等她开始梦见你走了时，我们早已出境了。我们就像走私犯那样越境……”乌里塞斯说。

    他学着电影里主角的样子，握着手枪，嘴里模仿着射击的声音，想以他的勇敢来鼓起埃伦蒂拉的勇气。埃伦蒂拉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但她的眼睛里闪出渴望的神情，她吻了一下乌里塞斯，便和他告别了。乌里塞斯很激动，他低声说道：“我们明天在船上相爱吧。”这天晚上，7点多钟，当又刮起那场曾给埃伦蒂拉带来不幸的飓风时，她正在给祖母梳头。那些印第安人搬运夫和乐队指挥站在一旁等着给他们发工资。祖母数完她身旁的一个盒子里的钞票，在一个账本上算了一下，然后交给印第安人中的领头的，对他说：“拿去，每星期20比索，除下8个比索的饭钱，3个比索的水钱，半个比索的新衬衫的磨损费，还剩8个半比索，数好。”印第安人领头的数好钱，说了声：谢谢白夫人。然后和其余几个印第安人一起鞠了个躬，退了出去。

    接着是乐队指挥走上前去。祖母看了一下账本，然后转过身，看着摄影师，他正在那里用古塔波胶贴照相机的遮光布，祖母对他说：“怎么样，你付不付四分之一的音乐费？”摄影师连头也不抬，回答说：

    “音乐又当不了照相。”“但是它能唤起人们对照像的兴趣，”祖母反驳说。

    “恰恰相反，”摄影师说，“音乐使他们回想起已故的亲人，结果照出的像都是闭着眼睛的。”乐队指挥插嘴说：“使人闭眼睛的不是音乐，那是夜里照相时闪光灯晃的。”“就是音乐搞的，”摄影师坚持说。

    祖母制止住他们的争论，对摄影师说：“你不要太贪得无厌，别忘了参议员奥·桑切斯给你的好处，多亏他带来了这些乐师，”她态度很强硬，“要么你就付钱，要么你就去单干，让可怜的小埃伦蒂拉承担这所有的费用是不合理的。”“走就走，”摄影师说，“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是一个艺术家。”祖母耸了一下肩膀，转过身，按着账本上的数字，给了乐队指挥一叠钞票，对他说：“254首曲子，每首半个比索，再加上星期天和集市日的32首，每首60分钱，总共是156比索零20分。”乐队指挥没有接钱，他对祖母说：“应当是182个比索40分，那些华尔兹舞曲的价钱要贵一些。”

    “为什么？”

    “因为这些曲子很悲伤。”祖母迫使他收起那些钱，对他说：“那么这个星期你给我演奏些快乐的曲子，咱们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乐队指挥不明白她这笔账是怎么算的，不过他一边算着这笔糊涂账，一边收下了那笔钱。这时候，那股令人恐怖的飓风几乎把帐篷掀掉，在风过后瞬息的宁静中，传来几声猫头鹰悲凉的叫声。

    埃伦蒂拉为了遮掩自己的慌乱，不知做什么才好。她锁好了钱盒，藏在床底下，但在她把钥匙交给祖母的时候，祖母发现她的手在发抖，就对她说：“你不要害怕，有风的夜晚总是有猫头鹰的。”祖母尽管这样说，可看见摄影师拿着照相机准备离开时，还是有些胆怯，就对他说：“要是你愿意，你就在这里呆到明天天亮，今天夜里死神被放出来啦。”摄影师也听到了那猫头鹰的叫声，但是他没有说什么。

    “亲爱的孩子，我喜欢你，”祖母又说。

    “那么我就不交音乐费了，”摄影师说。

    “啊，不，这不行！”

    “您看，您谁都不喜欢吧。”

    “那你就滚！混小子！”

    祖母感到受了莫大侮辱，直到埃伦蒂拉帮助她躺下，她还破口大骂摄影师：“狗杂种，他怎么能了解别人的心思。”埃伦蒂拉没有心思理会她，因为风静的时候，猫头鹰正在紧迫地向她呼唤着，而她还在这儿犹豫不安。祖母躺下时还是按着以往的老规矩：让埃伦蒂拉给她扇风。她吩咐着：“你明天要早点起来，在人们到来之前给我烧好洗澡水。”“是的，祖母。”“抽空把那些印第安人的脏衣服洗了，这样下星期我们就可以再多扣他们点钱了。”“是的，祖母。”

    “要好好睡觉，别累着。明天是礼拜四，是这个礼拜里最长的一天。”

    “是的，祖母。”

    “给鸵鸟放点食。”

    “是的，祖母。”

    她把扇子放在床头，在骨灰盒前点了两支蜡烛。祖母已经睡着了，可还给她下着那没用的命令。

    “别忘了给你爷爷和父亲点蜡。”

    “是的，祖母。”埃伦蒂拉知道她不会再醒了，因为她已经开始说胡话了。帐篷外狂风怒吼，但是埃伦蒂拉这一次又没注意到这使她不幸的灾风。她本能地对自由的渴望战胜了祖母的咒语。远处又传来猫头鹰的叫声。

    她离开帐篷还没五步远，就碰见了摄影师，他正在往自行车的货架上捆行李，摄影师那表示支持的微笑使她镇静下来。

    “我什么都不知道，”摄影师说，“我什么也没看见，也不付音乐费。”埃伦蒂拉做了一个祝福的手势表示告别。然后朝田野里跑去，她下定决心，朝猫头鹰呼叫的地方跑去，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

    这回，祖母立即报告了地方当局。当祖母把参议员的亲笔信展示在那位军人镇长眼前时，镇长立刻跳下吊床。乌里塞斯的父亲也等在门口。

    “见鬼，你怎么让我念信，我又不识字，”镇长喊叫着。

    “这是奥·桑切斯参议员的亲笔信，”祖母说。

    镇长二话没说，拿起放在吊床旁边的步枪，命令他的部下集合。五分钟后，所有的人都跳上了一辆军用小面包车，朝边境方向驶去。一场大风把逃亡者的足迹刮得干干净净。镇长坐在司机旁边，后排座位上是乌里塞斯的父亲与埃伦蒂拉的祖母，其余每个座位上坐着一名全副武装的宪兵。

    在一个村镇附近停着一队卡车，车厢上蒙着防雨布，躲在车厢里的人掀开雨布，用机枪和步枪向面包车瞄准。镇长问第一辆卡车的司机看没看见一辆装鸟的农用小卡车。

    司机拉长声音回答说：

    “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走私的。”镇长看见了那些乌黑的枪口，就微笑着举起胳臂朝他们喊道：“至少你们不好意思在大白天运行。”在最后一辆车的保险杠上挂着一条标语，上面写着：“我想你，埃伦蒂拉。”他们越往北开，风势越大，空气也就越干燥，又热又呛，他们全都喘不过气来。

    祖母第一个发现了远处的摄影师，他正艰难地蹬着自行车，头上围着一条手帕。

    “那个混小子是一个帮凶，”祖母指着摄影师的背影说。

    镇长命令一个宪兵下去抓住那个摄影师，他对宪兵说道：“你抓住他，在这儿等着我们，我们一会儿就回来。”那个宪兵跳下车，向摄影师大声喊了两声，由于逆风，摄影师没听见。当面包车超过他时，祖母的表情令他困惑不解，还以为是在问候他，便微笑了一下，用手势向她表示再见。他没听见枪声，身子向前倾斜了一下，便死在那辆自行车上了。头被一颗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从哪里飞来的子弹打开了花。

    快到中午时，他们发现了一些羽毛。羽毛被风刮得到处飞扬。这是新的鸟毛，乌里塞斯的父亲认出这是他家的鸟身上的羽毛。司机对了一下方向，脚下踏足了油门，不到半个钟头，他们就远远望见了那辆小卡车。

    乌里塞斯从反光镜里看见后面出现了一辆军用面包车，他开足马力，想拉开距离，但是这辆车的功率有限，不能再快了。他们开了一夜车，没有睡觉，又累又渴。埃伦蒂拉靠在乌里塞斯的肩上打瞌睡，等到惊醒过来时，看见面包车就要追上他们了，就从枪套中拔出手枪。

    “没用了，这是弗兰西斯·德拉克，”乌里塞斯说。

    埃伦蒂拉用手枪砸碎车窗玻璃，朝面包车开枪。军用面包车超过了卡车，拐了个急转弯，堵住了卡车的去路。

    “我算了解了这个最繁华的时代里的事，无论什么事，只要过了许多年，就不会再去追究它的细枝末节了，”这是拉法埃尔·埃斯卡罗纳在一首歌中所揭示的一场悲剧的结束语。我觉得有必要把它讲出来。我在里奥阿加省各地兜售百科全书和医药书。阿·塞·萨姆蒂奥也在这一带抛售冰镇啤酒机，他用他的小卡车拉着我在这荒凉地区到处转，告诉我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在一起说了不少废话，喝了很多啤酒，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才能走出这偏僻荒凉的地区。我们到了边境，这儿有那座游动的爱情帐篷，亚麻布上写着大字：“埃伦蒂拉是最上等的，来呀！埃伦蒂拉在等待着你！没有埃伦蒂拉就不算是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每条街上都有一处公开的赌场，每所房子都是小酒馆，每户人家都是逃亡者的避难所。音乐声和广告宣传的叫喊声混合在一起，形成一支使人神经错乱的交响曲。

    在这不分国籍的人群中，有位好人叫布拉加曼，他站在一张桌子上，让人给他一条真正的毒蛇，他好当场试验他发明的一种解毒药。还有一个因为没听父母的话而变成了蜘蛛的女孩，花半个比索就可以摸摸她，证明那不是骗人的，她还回答你所提出的有关她的遭遇的问题。一位算命先生在预言着星球上可怕的蝙蝠就要到来，那蝙蝠一呼吸，就会改变大自然的规律，会使海底的一切漂浮到水面上来。

    惟一安谧恬静的地方是教堂，到这儿来的都是那些厌恶城里噪音的人。来自四面八方的女人在这被遗弃了的大厅里打着呵欠，她们可以安然地坐在这里小憩一会儿，而不会有人来纠缠她们。她们在装有电风扇的天花板下面，静静地等待着星球蝙蝠的到来。突然，她们当中的一位站起身，朝临街的走廊走去，街上尽是埃伦蒂拉的慕求者，她对其他女人们高声说道：“看啊！她身上有什么稀奇的东西是我们所没有的呢？”“一位参议员的亲笔信，”有人喊道。

    其他的女人被这喊声所吸引，也都来到走廊上。

    “15天来有那么多人来，每个人50比索，”其中一位妇女说。

    先头出来的那位妇女决心要弄个明白，她说：“我倒要去看看这宝贝女人，到底有什么值钱的地方。”“我也跟你去，”另一个女人说，“那里一定比这不要钱的地方好。”在半路上，又加入了另外一些妇女，当来到埃伦蒂拉的帐篷前时，已经集合了一大群女人。她们也不通报就闯了进去，用枕头打跑了那个已经付了钱的嫖客，然后把埃伦蒂拉连人带床抬到街上。

    “这是暴行！”祖母叫喊着，“无法无天的东西！女魔！”然后她又朝着排队的男人们叫，“你们这些草包，你们的勇气到哪里去了？能眼巴巴地看着让她们这样肆意欺负一个可怜的女孩吗？你们这些王八蛋！”祖母挥舞着手杖，分开众人，拼命地叫喊着。但是周围是一片喊叫声和嘲笑声，没人理睬她。

    埃伦蒂拉无法挣脱，因为自从她那次逃跑之后，祖母便用一条锁狗用的链子把她锁在床上。不过她们并没有伤害她，只是抬着她在最繁华的街道上示众，好像抬着一位锁着的忏悔者似的，最后把她放在广场中心。埃伦蒂拉弯曲着身体把脸藏起来，她并没有哭。就这样她呆在那广场的酷日下，咬着嘴唇，为那条倒霉的锁狗链子感到羞耻和气愤。后来有个人把一件衬衫盖在她身上。

    这是我头一次见到的情况。但是我听说她们在那座边境城市里，得到了公众力量的保护。一直到祖母的钱箱被胀破，她们才离开了这荒凉地区，朝海边方向走去。在那穷人的王国中从未见过这样壮观的场面：一长队的牛车，上面堆放着那场火灾后残存下来的东西，其中不仅有罗马帝王的半身像和珍贵的钟表，而且还有一架钢琴和一架带有许多唱片的手摇唱机。一些印第安人赶车，每当快进镇子时，乐队就奏起音乐，向人们宣布她们的胜利到来。

    祖母脖子上戴着纸做的花环坐在轿子上。在教堂的阴影下，嘴里吃着口袋里的食品。她的上身显得又胖了一些，因为在衣服里面她加了一件帆布背心，背心上像子弹带一样缝着很多金条。埃伦蒂拉坐在她旁边，打扮得花枝招展，但是脚脖子上还是拴着那条锁狗的链子。

    “你不要发牢骚，”离开边境城市时，祖母对她说，“你有跟王后一样的衣服，一张华丽无比的床，一支自己的乐队，还有14个印第安人为你服务，你不觉得神气吗？”“是的，祖母。”祖母又说：“等我死后，你不用再侍候那些男人了，你将在一座大城市里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你的生活将会很自由很幸福。”这一席话对从未考虑过自己前途的埃伦蒂拉可是一个新的远景。祖母不再提起那笔旧债的事，随着生意的进展，她对那笔旧债的印象早已淡漠了。尽管如此，埃伦蒂拉并没有流露出她的真实思想，她默默地忍受着肉体上的折磨。祖母经常絮絮叨叨地在她面前讲述未来的前景，好像是她在扑克牌中看出来的似的。

    一天下午，走到一条闷热的峡谷尽头，她们感到一阵喜悦，她们听到了牙买加松鸡的叫声，心里不由得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总算是来到海边上了。

    祖母望着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加勒比海，想到这荒凉地区半辈子生活的结束，叹了口气，说道：“那里有你的一切，你喜欢吗？”

    “是的，祖母。”她们支起了帐篷。祖母嘴里说个不停，不时地把对往昔的回忆同对未来的憧憬混杂在一起。这天夜里，她要比往常睡得安然，直到很晚才被海的波涛声惊醒。当埃伦蒂拉给她洗澡的时候，她还是没忘记跟埃伦蒂拉谈论那些未来的憧憬，她的话充满了狂热的激情，好像梦呓一样。

    “你将成为一位有尊严的女主人，”祖母对她说，“在你所保护的人们眼里，你将是一位受尊敬的贵夫人，将得到最高当局的倾心和尊重，那些军舰上的舰长们将从世界各个港口给你寄来明信片。”埃伦蒂拉没有听她说话。澡盆里的温水是从外面一条水管流进来的，里面泡着香草叶。她一边用瓢舀水浇在祖母身上，一边用另一只手打肥皂。祖母还在不停地絮叨着：“你家的名声将从安地列斯群岛传到荷兰国王那儿。你的家会比总统家还显赫，你要知道，在总统的家里都是讨论决定民族命运的大事的。”忽然水管里的水没了，埃伦蒂拉出去看了看，原来是负责往水管里倒水的印第安人在劈木柴。

    “烧好了，需要凉一会儿，”印第安人说。

    埃伦蒂拉走到炉子前，炉子上有一口大锅，里面煮着香草叶。她用一块破布包住手，自己试着端起锅，然后对印第安人说：“你去吧，我来加水。”等到印第安人走出厨房，她从炉子上端起那锅开水，吃力地举到水管处。在她正准备把这致命的开水倒进去时，祖母在帐篷里喊她：“埃伦蒂拉。”她心里一惊，吓了一跳，好像被人发现了自己的动机似的，急忙回答：“祖母，我就来，我在凉水呢。”这天夜里，她很晚也睡不着，坐在床上思考着。祖母睡了，身上穿着那件装满金条的背心，睡梦中还在哼着小曲。埃伦蒂拉在床上，睁大了眼睛望着她，黑暗中那双眼睛像猫眼睛一样又圆又亮。她死人般的躺下了，两手合在胸前，用她全部的力量在心里叫道：“乌里塞斯！”乌里塞斯在橘子园的家里突然醒来，他清清楚楚听到埃伦蒂拉的声音，他看了看周围黑洞洞的房间，想了片刻，便抱起衣服鞋子，轻轻走出卧室，穿过台阶时，身后响起了父亲的声音：“你上哪儿去？”乌里塞斯看到月光下父亲那蓝色的身影，回答道：“走向世界。”“这一次我不阻拦你，”荷兰人说道，“但是我要对你说，不管你走到哪里，我的诅咒都会伴随着你。”“可能会是这样，”乌里塞斯说。

    父亲感到很惊奇，甚至为儿子的决定感到骄傲。他的目光随着儿子穿过橘园，渐渐地他微笑了。妻子用她那印第安美人的姿势站在丈夫的身后。等儿子关上园门后，丈夫对妻子说：“他会回来的，生活会无情地给他以打击，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回来的。”“你太粗心大意了，”妻子叹了一声，“他永远不会回来了。”这回乌里塞斯不必向别人打听埃伦蒂拉的去向了。他偷偷地搭上过路的卡车，穿过荒凉地区，饿了就偷些吃的随便吃一点，困了就找个避风处睡一会，他有时为了冒险取乐而故意偷东西，直到最后在海边一座城市找到了那熟悉的帐篷。这是一座漂亮的城市，到处是玻璃的建筑物。夜深了，一些军舰正在准备开往阿鲁瓦岛，码头上响起一片告别声。埃伦蒂拉被锁在床上，身体仍保持着那次呼唤乌里塞斯名字时的姿势睡着了。乌里塞斯默默地站在旁边，望着她，但没有叫醒她。不一会儿，埃伦蒂拉醒了，在黑暗中，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热烈地亲吻着，以从未有过的柔情蜜意，尽情地相爱着。

    在他们旁边，祖母在熟睡中翻了个身，又开始说梦话了：“在那条希腊船来到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那些使女人们幸福的疯子们，付给她们的不是钱，而是吸血虫，这些吸血虫后来在各家传开，搞得人们像医院里的病人一样整天呻吟，孩子们哭声不断。”她又翻动一下，在床上坐了起来，嘴里喊道：“正在这时候，我的上帝，他来了，他比阿玛蒂斯还要强壮魁伟。”最初乌里塞斯并没有注意到祖母的梦呓，当他看见祖母在床上坐起来的时候，才急忙想藏起来，埃伦蒂拉按住他：“别动，她总是这样，每当说到这个地方都要坐起来，其实她并没有醒。”乌里塞斯又躺进了她的怀里。

    “这天夜里，我正在跟那些海员们唱歌，我以为是一次地震，”祖母继续说梦话，“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全都叫喊着逃到外面，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屋子里。我一想起这些，就好像是发生在昨天，我在唱着当时的一支流行歌曲，连院子里的鹦鹉都在唱歌。”说着，她还哼起两句悲伤的歌词：“先生，请还给我过去的天真，为了重新享受你的初恋之情。”乌里塞斯这才注意到祖母在梦呓中对往昔的回忆。

    “他也在那儿，”祖母又说起来，“就像瓜塔拉尔到圭亚那时那样，背着一杆专打猛兽的大口径火枪，肩头立着一只金刚鹦鹉，英姿勃勃地站在我的面前，他对我说：我围着世界转了有上千次，到过很多国家，见过各种各样的女人，因此我有权对你说，你是世界上最傲慢，最殷勤，最漂亮的女人。”祖母又躺下去，在枕头上抽泣起来。乌里塞斯与埃伦蒂拉被沉睡中的祖母发出的一声长叹所惊动，沉默了好长一会儿。突然，埃伦蒂拉说：“你有胆量杀死她吗？”乌里塞斯吃了一惊，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就说：“不知道，你有胆量吗？”“我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祖母。”乌里塞斯又看了一眼那沉睡着的庞大躯体，好像在测量一下她的生命力似的，最后下定了决心：“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干。”乌里塞斯买了一磅杀鼠药，把它跟奶酪和草莓果酱搅拌在一起，又把一个大蛋糕的馅抠出来，把搀了毒药的奶油果酱馅放了进去，然后在上面放上一大块奶油，用勺子抹得不留一点痕迹，又在上面放了72根玫瑰丝。

    祖母坐在椅子上，看见乌里塞斯端着节日蛋糕走进帐篷，欠起身，挥舞着手杖，高声叫道：“不要脸的东西，你还敢登这个门！”乌里塞斯把杀机藏在他那天使般的可爱的笑脸后面：“我今天是来请求您谅解的。今天是您老人家的生日。”祖母被他的谎话解除了戒备，让人布置好桌子，布置得像婚礼时的晚餐一样。她让乌里塞斯坐在自己的右边，埃伦蒂拉在一旁伺候着，她一口气吹灭了蜡烛，然后把蛋糕切成同样的几份，递给乌里塞斯一份。

    “一个人知道能承认错误，求得别人的宽恕，他就有了半个天下。我现在把这第一块给你，这可是幸福的一块。”乌里塞斯说：“我不喜欢吃甜食，您吃吧。”祖母又把另一块蛋糕递给埃伦蒂拉，她把那块蛋糕拿到厨房，扔到垃圾箱里。

    祖母自己把剩下的全都吃了。她一块块地塞进嘴里，不嚼就吞下去了，吃得非常高兴。她把自己盘子里的都吃光了，又把乌里塞斯不喜欢吃的那一份也拿过去吃了。她一边嚼着最后一口蛋糕，一边用手指把桌布上的碎屑捏起来放到嘴里。

    她吞下去的砒霜足够杀死一窝老鼠，可是她一直到半夜还照常弹琴唱歌，舒舒服服地躺下，睡得很坦然，惟一的新症状是呼吸时有点气闷。

    埃伦蒂拉与乌里塞斯在另一张床上观察着她的动静，发现她说梦话时，声音还像往常一样。

    “我又疯了！上帝，我又疯了！为了不让他进来，我在卧室的门上插了两道门闩，还把放唱机的桌子顶到门上，桌子上又堆上几把椅子，可他只用一枚戒指轻轻一击，这些壁垒就全垮了，椅子自己从桌子上掉下来，桌子和唱机自己离开了门，两道门闩也都不打自开了。”埃伦蒂拉与乌里塞斯惊奇地望着她，祖母的梦呓越发引人入胜了，声音也更加好听。

    “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吓得我浑身汗淋淋的，在屋子里恳求他；一会求他打开门，一会儿又求他不要开门；求他进来，而又不要他进来；求他永远别走了，但又要他再也别来了；免得杀害他。”她这场戏剧道白式的讲述持续了几个小时，一直讲到他们最后一次同床的细枝末节，仿佛她在梦中又重新体验了一番似的。天快亮时，祖母在床上翻了个身，抽泣声打断了她的讲述。过了一会儿，她又叫着讲起来：“我替他预言将来，他笑了。我又替他算命，他又笑了。后来，他睁开他那吓人的眼睛，对我说：唉，女王！唉，女王！那声音好像不是从嘴里说出来的，而是从嗓子眼里蹦出来的。”乌里塞斯被祖母这可怕的举动吓呆了，紧紧抓住埃伦蒂拉的手，狠狠地骂了一声：“老害人精！”这时外面已开始放亮了，时钟敲响了五下，埃伦蒂拉说：“你快走，她就要醒了。”“她还活着，比一头大象还壮实，这是怎么回事？”乌里塞斯惊叫起来。

    埃伦蒂拉失望地看了他一眼，说道：“你真没用，我看你什么人也杀不了。”乌里塞斯听了她的责备，又羞又恼，走出了帐篷。埃伦蒂拉仍然望着酣睡的祖母，心里充满了仇恨，为失败而感到恼火。天亮了，各种鸟儿欢叫起来。祖母睁开了眼睛，看了她一眼，嘴角露出一丝幸福的微笑。

    “让上帝解救你吧，孩子。”

    她惟一的变化是改变了一下日常生活的顺序。这天是礼拜三，但祖母却换了一套礼拜天的衣服，要埃伦蒂拉11点钟以前不要接客。埃伦蒂拉帮她把指甲染成石榴色，准备替她梳一个文雅华贵的发型。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那么想打扮自己。”埃伦蒂拉开始给她梳头，但是当梳子梳过头发时，梳齿上留下一缕头发，她吓了一跳，赶紧拿给祖母看。祖母看了一会儿，便用手指又捏了一缕头发，看能不能再扯下来，结果这缕也留在她手上。她把头发扔到地上，又试了一次，这次又扯下更大的一缕。于是她狂笑着，用两只手扯头发，然后以一种令人费解的欢乐，把头发一把一把地向空中抛去，直到把整个头扯得光秃秃的，好像一个丑陋无比的秃头怪。

    两个礼拜了，埃伦蒂拉一直没有乌里塞斯的消息。一天，她在看帐篷外面的番瓜广告，祖母头上带着昂贵的假发套，弹着钢琴，陶醉在昔日的回忆中。

    埃伦蒂拉听见祖母叫她，便走进帐篷，这时她才发现从琴箱里伸出来的导火索，延伸到草丛里。她顺着导火索朝乌里塞斯跑去，跟他一起藏在灌木丛中。两人忧心忡忡地看着那蓝色小火苗，顺着导火索燃了过去，穿过那段黑暗处，进了帐篷。

    “堵住耳朵！”乌里塞斯说。

    两个人都堵上了耳朵，然而却是多此一举。帐篷里只是闪了一下，冒出一股浓烟，并没有爆炸声。埃伦蒂拉跑进帐篷时，还以为祖母已经被炸死了，却只见她带着烧焦了的假发套，正在用一条破被单扑火。

    乌里塞斯趁着印第安人慌乱时溜掉了，那些印第安人被祖母颠三倒四的命令搞得晕头转向，不知干什么好。他们总算是把火扑灭了，查点了一下，损失不小。

    “看来有人居心不良，”祖母说，“还好，琴弦没有炸坏。”为了找出这场灾祸的原因，祖母做了各种猜测，但是埃伦蒂拉坦然的回答和若无其事的样子，消除了她的怀疑。她在埃伦蒂拉的举动中找不到一点可疑的痕迹，更没有想到乌里塞斯的存在。直到黎明她还睁着眼睛，做各种推理设想，估计着这次的损失。她只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第二天早晨，当埃伦蒂拉给她脱下那件缝着金条的背心时，发现她肩膀和胸前都被火烧起来了水泡。埃伦蒂拉用蛋清给她抹着烧伤，祖母对她说：“难怪我昨天夜里睡觉一个劲地折腾，还做了一个怪梦。”说完，她努力回想梦中的情景，终于想起来了。

    “是一只孔雀停在一张白色的吊床上。”埃伦蒂拉听了大吃一惊，但很快又恢复常态，故意说：“这是一个好预兆，梦中的孔雀是长寿的象征。”“瞎说，我们又和当初一样了，还得从头开始，”祖母说。

    埃伦蒂拉没说什么，拿起满是绷带的托盘走出帐篷，只剩下祖母自己呆在那里，身上涂满了蛋清，头上搽着芥末粉。埃伦蒂拉在厨房里正往托盘里打鸡蛋，这时她发现锅台后面闪出乌里塞斯的眼睛，就像她第一次在床后看见的那样。她没有感到惊奇，没精打采地对他说：“你所取得的惟一的成绩是更加重了我的债务。”乌里塞斯的眼睛里充满了焦虑，他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默默地望着埃伦蒂拉，只见她聚精会神地在打鸡蛋，对他不屑一顾，仿佛他不存在似的。过了一会儿，乌里塞斯的眼睛又转动了，环视着厨房里的锅、葱头、盘子、切肉刀。他默默地走过去，拿起那把切肉刀。

    埃伦蒂拉还是不看他，但在他走出草棚时，她低声说：“小心，她已得到死讯了，她梦见了一只孔雀站在一张白色吊床上。”祖母看见乌里塞斯拎着一把刀进来，没用手杖撑着，就拼力站起身，伸出两臂惊叫：“孩子，你疯了。”乌里塞斯跳上前去，在她赤裸的前胸砍了一刀。祖母尖叫了一声，扑了上去，想用她那熊一般的手臂将他扑倒撕碎。

    “婊子养的”她嘴里骂着，“我发现你是一个叛逆的天使太晚了。”乌里塞斯挣脱出拿刀的手，又朝她胁下砍了一刀，她再也不能说话了。祖母又轻轻地哼了一声，拼命地抱住他。乌里塞斯毫不犹豫地又砍下了第三刀，一股血喷出来，溅了他一脸。这血像油一样，亮中透绿，好像薄荷蜜。

    埃伦蒂拉端着托盘出现在帐篷门口，观看着这场罪恶的搏斗。

    祖母那巨石般的躯体痛得直发抖，她紧紧地抱住乌里塞斯。她的胳臂，腿，直到那光头，全都被血染成了绿色，像破风箱一样呼呼直喘，剩下最后几口气了。

    乌里塞斯再次挣脱她，在她的腹部划了一刀，血水把两只脚也染成了绿色。祖母挣扎了几下，倒在地上。乌里塞斯从她那无力的胳臂中挣脱出来，紧接着，在她那倒在地上的躯体上又砍下最后一刀。

    这时，埃伦蒂拉把托盘放到桌子上，弯下身去，察看了一下，当看到祖母已经确实死了的时候，她的表情突然一下变得老练了，这是她20年的不幸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变化。她以飞快的速度，扒下祖母身上缝有金条的背心，离开了帐篷。

    乌里塞斯呆坐在那具尸体旁，这场激烈的搏斗搞得他精疲力竭。他想擦一把脸，可越擦越脏，弄得到处都是油腻腻的绿血，好像从他的手指里流出来似的。直到看见埃伦蒂拉拿着金条背心走出去时，他才猛醒过来。

    他大声叫喊着埃伦蒂拉，但埃伦蒂拉没有回答。他爬到帐篷门口，只见埃伦蒂拉正沿着海边朝城市相反的方向跑去。于是，他一面使出最后一点力气，追了出去，一面声嘶力竭地叫着她，这叫声已不再是情人的声音，而是孩子般的呼唤。但是在这场独自杀死一个女人的搏斗中，他已耗尽了全部体力，再也爬不起来了。祖母的那几个印第安人赶了上来，把他嘴朝下按倒在海滩上，他胆怯而又孤独地哭了。

    埃伦蒂拉并没有听见他的哭声，她还在逆风跑着，跑得比鹿还快，这个世界上任何声音也不能使她停下来。她头也不回地向前奔去，跑过热气腾腾的硝石水潭，跑过那几座云母火山口，跑过别具一格的原始水上住宅区，直到这海洋自然景色结束，又进入了荒凉地区。她带着那件金条背心，迎着干辣辣的风沙，在那永不消失的黄昏中继续奔跑着。……从此再也没有听到过一点她的消息，也没有发现她最后遇难的一丝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