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誓言与祷告 我想说……我要说话，统统说出来！总算有人愿意听听我们说话了，我们沉默了这么多年，即使在家中也不敢出声，都几十年了。从战场回来的第一年，我说啊说啊，可是没有人要听。于是我静默了……现在你来了真好。我一直在等着什么人，我知道有人会来，一定会来的。那时我还年轻，纯洁无瑕，真可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甚至记不得了…… 在战争爆发前几天，我和闺密谈到战争，我们都坚信不会打仗的。我和她去电影院，正片前放的新闻纪录片就是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互相握手，画外音解说深入我脑海中：德国是苏联的忠实朋友。 可是不到一个月，德国军队已经打到莫斯科城下了…… 我们家有八个孩子，前面四个都是女孩，我是老大。有一天爸爸下班回来，他流着泪说：“我以前还为我头几个孩子是姑娘挺高兴呢，都是漂漂亮亮的未婚妻。可是如今，家家都有人上前线，唯独咱家没有……我老了，人家不要我，你们呢，都是丫头片子，儿子们呢，又太小……”我们全家人都很为此而难过。 后来上面举办了护士训练班，父亲赶紧把我和一个妹妹送去。那年我十五岁，妹妹十四岁。爸爸逢人就说：“我是为胜利尽最大贡献了……献出我亲爱的女儿……”当时根本没有其他的想法。 一年后，我就上了前线…… ——纳塔利亚·伊万诺夫娜·谢尔盖耶娃 最初那几天……城市一片混乱，充满动荡不安和冷漠的恐惧。人人都在抓间谍，彼此之间都要敦促对方：“不要中了敌人的反间计。”甚至没有人敢想过我们的军队已经崩溃了，几个星期之前已经被打散了。我们还被教导说，我们将到别国土地上去作战。宣传部门说：“我们的土地一寸也不会放弃……”事实是我军正在败退…… 在战争之前早就风传希特勒准备侵略苏联了，可是这些言论被全面杜绝，有关部门严禁传播……您知道那是什么部门吗？它叫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是肃反特工……如果有人私下议论，不管在家里、在食堂，或者筒子楼里，就必须躲进自己房间锁上门，或躲在浴室里打开水龙头。但是，当斯大林说话时，当他向我们发出号召，说“兄弟们姐妹们”时，人们顿时都忘记了自己的不满……在我们家里，大舅正在蹲劳改营，他是铁路工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是在工作中被逮捕的……您知道是谁抓的他吗？是内务部……他是我们最喜爱的舅舅，我们也知道他完全是清清白白的，对此坚信不疑。他在国内战争中还立过功……但听了斯大林的讲话后，妈妈对我们说：“我们先保卫祖国，然后再申诉自己的冤情。”我们全家人都是爱祖国的。 我立即跑到征兵委员会，是带病去的，扁桃体发炎还没完全退烧呢。但我迫不及待了…… ——叶莲娜·安东诺夫娜·库金娜 我母亲没有儿子，她一共养了五个女儿。我对音乐有出色的感觉，曾经梦想进音乐学院学习。但是听到广播里宣布战争爆发后，我立即决定要把自己的天赋听力用到前线上去，我可以当通信兵。 我们和妈妈一起被疏散到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被围困时，我们都自愿上了前线。全家都上前线了：一个妈妈和五个女儿。父亲那时早已经在作战了…… ——安东尼娜·玛克西莫夫娜·克尼亚杰瓦 我们大家都有个相同的愿望：上前线。害怕吗？当然有些怕……不过反正就那么回事……我们到了兵役委员会，可是那儿的人却对我们说：“再长长吧，姑娘……你们还嫩呢……”是啊，我们当时都只有十六七岁。不过我还是达到了目的，他们把我收下了。我本想和女友进狙击学校的，可是人家告诉我们：“你们只能当调配员，而且没工夫教你们打枪。” 我们要乘火车走了，妈妈一连好几天守候在车站上。看到我们要集合，她赶紧跑过来，把馅饼和十几个鸡蛋塞给我，然后就晕倒了…… ——达吉扬娜·叶菲莫夫娜·谢苗诺娃 形势在急速变化……我还记得最初那些日子……妈妈每天黄昏就靠在窗边祈祷，我以前还不知道妈妈是信上帝的。她一遍又一遍对着天空祷告。 我原来是个医生，就入伍了。我是出于责任感而参军的。女儿上前线去保卫祖国，老爸很高兴。那天，爸爸一大清早就跑到兵役委员会，领取了我的入伍通知书，又专门赶大早返回来，就是想让全村人都知道，他女儿要上前线了…… ——叶夫罗西尼亚·格里戈利叶夫娜·勃柳思 那是夏季，是最后一个和平的日子……晚上我们都去参加舞会，那年我们都是十六岁，出来进去都结伴而行，回家也是大家一起，送完一个再送另一个。我们还不确定谁和谁是一对儿，如果出门，总是六个男孩六个女孩一起走。 仅仅过了两个星期，这些曾经作为我们舞伴的小伙子，成了坦克学校的学员，后来又遍体鳞伤地缠着绷带被送了回来。这太可怕了，令人恐怖！当时，我就是听到别人的笑声，都感觉是不能原谅的。在如此残酷的战争正在进行时，怎么还能笑出来，怎么还可以高兴？ 不久，我爸爸也加入了后备役部队。家中只留下幼小的弟弟们和我，两个弟弟，一个七岁，一个三岁。在我告诉妈妈我要上前线时，她顿时就哭了，我自己也哭了一整夜。但我还是从家里逃走了……我到部队才给妈妈写了信，她那时已经不可能把我拉回家了…… ——莉利亚·米哈伊洛夫娜·布特科 听到命令全体列队……我们马上按照个头高低排列站好，我是最矮的一个。连长走过来，扫视了一遍，朝着我走过来： “这是哪儿来的拇指姑娘啊？你在这儿会做什么呢？要不，先回到妈妈身边去，再长长个头吧？” 可是我已经没有妈妈了……妈妈在轰炸中死掉了…… 我毕生难忘的最强烈印象……是在战争的第一年。当时我们正在后撤……虽然我们是躲藏在灌木丛后面，但是我清清楚楚地都看到了，我们的战士是用步枪和德国的坦克对阵，是用木枪托和铁甲车拼！只要还没倒下，他们就流着泪水怒吼着厮打，直到中了德军机枪手的扫射。用步枪对付德军的坦克和轰炸机，这就是战争的第一年…… ——波林娜·谢苗诺夫娜·诺兹德拉乔娃 我事先就请求妈妈，甚至是央求妈妈，到时候千万不要哭出来。当时虽然是白天，可是天色黑沉沉的，四下里一片哭声。我们的母亲们都在为自己的女儿送行，她们简直不是在哭，而是在号啕大叫了。我妈妈倒确实没有哭，她那么呆呆地站着，就像块石头。难道她真舍得我走吗？不，她是在控制自己，她是怕我也突然大哭出来。我是她最小的女儿，家里人都宠着我。而此时我的头发给剪得像个男孩，只剩下一小绺刘海儿。妈妈和爸爸起初都不肯放我上前线，但我那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上前线，上前线，上前线！就是今天挂在博物馆里的那些宣传画，像《祖国母亲在召唤！》啦，《你为前线做了些什么？》啦，当时举目皆是，对我影响可大了。当时有什么歌曲？唱的都是《起来，强大的国家……挺起身，殊死搏斗》这些歌。 我们出发时，惊讶地看到车窗外的站台上已经摆放了尸体。战争已经在进行……不过青年就是青年，我们还一路高歌，甚至还很高兴，纷纷说笑打趣。 战争接近结束时，我们全家都参战了。爸爸、妈妈和姐姐当了铁路员工，随着战线向前推进，修复铁路，我们家人都获得了胜利奖章：父母、姐姐、我…… ——叶夫盖尼亚·谢尔格叶芙娜·萨普洛诺娃 战前我就在军中做电话接线员。战争爆发后那几个星期，我们的部队就驻扎在鲍里索夫，通信站站长召集我们大家排好队。我们不是现役军人，不是士兵，是平民职工。 他对我们说：“残酷的战争已经开始，姑娘们，你们将会遭遇很多艰难、很多危险。趁现在还不算迟，如果谁想离开，可以回到自己家里去。愿意留在前线的，请向前跨出一步……” 这时，全体姑娘就像一个人似的，“唰”地同时向前迈出了一步。我们一共二十个人，一致决心保卫祖国。战前我连打仗的连环画都不喜欢看，只喜欢读爱情小说。可是瞧瞧我现在呢？！ 我们没日没夜地干着。士兵们把饭盒送到电话总机旁，我们匆匆吃点东西，在总机旁打个盹儿，再戴上耳机继续工作。根本没有时间洗洗头发，我只好提出这样的请求：“姑娘们，把我的辫子剪去吧……” ——加琳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扎波尔斯卡娅 我们一趟又一趟地去兵役委员会…… 我已经不记得多少次了，当我们又一次上门时，兵役委员总算没有把我们赶出去：“好吧，你们至少得有一些特殊本事才行，比如做过护士啦、司机啦什么的……你们行吗？你们在战场上到底能做些什么？”我们听不懂他的话。能做什么？我们面前不存在这类问题啊。我们就是想打仗，这就够了，根本没有想过，上战场还需要哪些本事，需要具体的能力。他一下子可把我们问住了。 于是我和其他几个女孩就去学了护理课程。训练班要求我们至少学习六个月，而我们坚决表示：不！时间太长了，对我们不合适。还有一个学制只有三个月的短训班。说实话，三个月我们也认为太长。好在这个训练班就要结业了，我们便申请参加考核。只学习了一个月，晚上在医院实习，白天上课。就这样，我们总共只学了一个月多一点…… 但是，并没把我们派到前线，而是派到了医院。那是在1941年8月底，学校、医院和俱乐部统统都住满了伤员。但是到了次年二月，我离开了医院，干脆说吧，我是逃出来的，开了小差。我不可能公开提出来。我身上没有证件，也没带任何物品，就这么钻上了卫生专列。我写了一张纸条留给医院：“我不来值班了，我上前线了。”就是这样…… ——叶莲娜·巴夫洛夫娜·雅科夫列娃 我那天本来是有个约会……我简直就像插上翅膀飞着过去的……我还以为他那天会向我表白，说“我爱你”呢，不料他满面愁容地来了：“薇拉，战争来了！我们要直接从课堂被派上前线去。”他是读军校的。这样子，我当然也必须让自己扮演圣女贞德的角色。只要能上前线，只要能拿起武器，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在一起是必须的！我跑到兵役委员会，但遭到严厉驳回：“我们现在需要的只是护士，而且至少要学习六个月。”六个月？我呆住了。对我来说，这可是感情问题啊…… 人家告诉我，不管怎样都必须学习。好吧，我去学习，不过不是学护士……我想学开枪！像他那样去射击。反正我已经准备好就这样了。在我们学校常常有参加过内战和西班牙战争的英雄来演讲。女生都觉得自己可以同男生平起平坐，但他们瞧不起我们。反倒是在童年读书的时候，我们常听到的是：“姑娘们，去驾驶拖拉机吧！”“姑娘们，去当飞机驾驶员！”当然了，我这里面含有爱情成分，我甚至想象到我和他两人如何死在一起，当然是在同一场战斗中…… 我是在戏剧学校学习的，一直梦想当一名演员。我的理想，是当拉里萨·赖斯纳那样的女人。穿着皮夹克的女政委，我喜欢她那种美丽…… 所有比我年纪大的朋友，都被送上前线了……剩下我独自一人没有被录取，我痛哭了一场。别人对我说：“丫头，你应该去学习啊。” 但是刚刚学习了没有多久，我们院长突然来了，宣布说： “姑娘们，战争终究会结束，然后你们可以继续完成学业，但现在是需要保家卫国。” 我们上前线那天，工厂的领导们都来送行。那是夏天。我记得所有的车厢都装饰得五彩缤纷。人们纷纷给我们赠送礼品。我得到的是一盒很美味的家制曲奇饼和一件漂亮毛衣，我激动得在站台上跳起了乌克兰戈帕克舞！ 列车昼夜兼程了许多天……有一次，我和姑娘们在一个车站用桶打水，放眼望去，差点喊出来：一列接一列的车厢里，全都是清一色的姑娘，有的唱着歌向我们招手，有的挥舞头巾，有的扬起船型军帽。我们突然明白：是男人不够了，他们都牺牲或者被俘了，所以现在由我们姑娘去接替他们。 妈妈给我写了一个祷告，我把它放在一个小盒里，也许真的会保佑吧？最后我真的平安返回家乡了。每次打仗之前，我都会亲吻这个小盒子……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赫洛罗维奇 我在战争时期是个飞行员…… 早在我读七年级时，我们家乡就第一次有飞机来过。您想吧，那还是1936年，在那些年头飞机是很稀奇的。那时有个口号说：“好姑娘和好小伙儿，我们都去开飞机！”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我当然是要走在前列的，就立刻报名参加了飞行俱乐部。不过父亲却坚决反对。在此之前我们是冶金世家，几代人都是做高炉冶炼工作，爸爸认为冶金事业是适合女人的工作，而飞行员不是。飞行俱乐部的头儿知道了，就特批父亲和我一起坐上飞机，我带着父亲升到空中。打那天之后他不再吭声了，也喜欢上了飞机。我以优异成绩从航空俱乐部毕业，而且跳伞也很棒。我还在战争爆发之前嫁了人，生下一个女儿。 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起，我们飞行俱乐部就开始了重组：男人都当兵走了，我们女人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学员都由我们来教，从早忙到晚，工作很多。我丈夫是第一批上前线的，只给我留下了一张照片：我俩双双站在飞机前，戴着飞行员头盔……这样一来，只有我和女儿相依为命，所有时间都住在营地里。怎样过日子？我每天凌晨四点钟要去飞行，早上出去就把女儿关在家里，给她留下熬好的粥。等到傍晚回家时，也不知道她是吃了还是没吃，反正她浑身上下都是粥。女儿甚至从来都不哭，只是瞪着眼睛看我。她长了一双大大的眼睛，像我的丈夫…… 1941年年底，我收到阵亡通知书：丈夫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阵亡了，他是飞行中队长。我很爱我的女儿，但还是把她送给丈夫的家人抚养，自己就申请上了前线…… 上前线的前一晚……我在女儿的小床边上跪了一整夜……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 我那年刚满十八岁……自己高兴得就像过节一样。可是周围所有人都在大叫：“战争来了！战争来了！”我记得人们都在痛哭，走到街上见到的人，他们都在哭。甚至有些人在向神祷告，这是早就几乎见不到的情景了……人们公开地祈祷，公开地在胸前画十字。我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是说上帝根本不存在。可是，我们的坦克和我们好看的飞机都跑到哪儿去了？我们以前总是在游行中看到它们，总是为它们而骄傲啊！还有，我军的统帅们都去哪儿了？布琼尼呢？当然……惊慌失措只是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想另一件事了：如何去战胜敌人？ 我当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助产学校就读二年级课程。我马上想到的是：既然战争来了，那么就应该上前线。我爸爸是个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曾经当过政治犯。从小他就对我们灌输“祖国就是一切”的思想，祖国是必须保卫的。所以我毫不犹豫：咱不上前线，谁上前线？义不容辞…… ——塞拉菲玛·伊万诺夫娜·帕纳贤 妈妈向着火车奔跑过来……她一向是个严肃的妈妈，从来没有亲吻和赞扬过我。如果我有事情做得好，她也只是温和地看我一眼而已。这一次，她跑过来抱住我的头亲了又亲，眼睛又直勾勾地盯着我看，看了很长时间。我意识到，恐怕以后再也看不到我的妈妈了。一阵难过涌上来……我顿时想放弃一切，丢下行李就回家去。我觉得对不住所有的人……家里的奶奶，还有小弟弟们……就在这时候，军乐奏起了，口令下达了：“各就各位！……按照车厢顺序，上车！” 我从车上，向妈妈久久地挥手，挥手…… ——塔玛拉·乌里杨诺夫娜·拉德尼娜 我入伍后被分到通信团……要是从来不去干通信工作，也许我永远也说服不了自己，因为我不明白这工作也是战斗。有一回，师长来看望我们，我们整装列队。在我们中间有个姑娘叫玛申卡·松古洛娃。这位可爱的玛申卡一步跨出队列说：“将军同志，请允许报告！” 将军回答：“好，说吧，战士松古洛娃，请说吧！” “列兵松古洛娃请求解除她的通信勤务工作，派到开枪射击的岗位上去。” 您知道吗？我们当时全是那样的情绪。我们全都认为我们所干的这项工作——通信联络，实在是太渺小了，简直是在贬低我们。我们只想到最前沿去。 将军脸上的笑容倏地收敛了： “我的小丫丫们呐！（您要是能瞧见我们当时那副模样就好了，个个都吃不好、睡不安。而师长显然已不是作为师长，简直就是作为父亲来跟我们说话呢。）你们也许还不明白自己在前方的作用吧。你们，就是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耳朵！军队要是没有通信联络，就好比一个人身上的血液不流动……” 玛申卡·松古洛娃又是头一个按捺不住自己：“将军同志！列兵松古洛娃就像一把刺刀，时刻准备执行您下达的每一项战斗任务！” 后来我们就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刺刀”，一直称呼到战争结束。 1943年6月，在库尔斯克战线，上级授予了我们一面团旗。当时，我们这个团，第六十五集团军一二九独立通信团，已经有百分之八十是女性。我很想好好同您讲讲，让您明白，当时在我们心灵深处产生了怎样的想法。我们当时是那样一种人，今后不会再有了，完全绝种了！我们是如此天真、如此真诚，有绝对的信念！我们团长接过旗帜，下达指令：“全团官兵，单膝下跪向团旗致敬！”此时此刻，我们所有的女兵，是多么幸福啊！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现在和其他兄弟团，不管是坦克团还是步兵团，都平起平坐了！我们站在那儿哭啊，个个泪如泉涌。现在您是不会相信的，当时由于一种震撼，我全身绷得紧紧的。我身体是有病的，患有夜盲症，是因为营养不良和神经过度疲劳引起的。可是授过团旗后，我的夜盲症居然好了。知道吗？第二天我就没病了，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这是通过心灵震撼而治愈的…… ——玛丽亚·谢苗诺夫娜·卡利贝尔巴 那是1941年的6月9日，我刚刚成年……满十八周岁就是成年人了。两个星期后，确切地说是十二天之后，开始了这场可恶的战争。我们被送去建设加格拉至苏呼米的铁路，征召的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我还记得我们吃的是什么样的面包。几乎没有面粉，全都是汤汤水水而已。就是这种面包在桌子上，旁边放着小水盆，我们只能用舌头舔舔罢了。 到了1942年……我自愿报名到第三二〇一疏散医院工作，这是一所非常庞大的前线医院，隶属于外高加索和北高加索前线和滨海独立军区。战斗十分惨烈，伤员越来越多。我被派去做食品分发，这是要昼夜值班的，上午要分发早餐，晚上要供应晚餐。几个月后我的左腿受了伤，就用右腿跳着走路，继续工作。后来又提拔我当了管理护士，也是全天候工作。我的全部生活就是在工作中。 1943年5月13日……正好是克拉斯诺达尔大轰炸那天。我跑下楼去，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把伤员从火车站送出去。两颗炸弹正好炸中一个弹药库，弹药箱就在我眼前飞到六层大楼那么高并发生爆炸，爆炸的巨浪把我甩出去撞到墙上，我失去了知觉……我醒来时，已经是傍晚。我抬起头，试着掐掐手指，还能动弹，左眼感觉湿乎乎的，走到办公室，那里到处是血。我在走廊里看到我们的护士长，她一时都没认出我来，问道：“您是谁？从哪儿来的？”等走近一看是我，惊叫了起来：“柯赛尼亚，这么久，你去哪里了？伤员们都饿坏了，可你人影都不见了。”别人草草地给我包扎了头部和左臂的伤口，我马上就去打晚饭。我当时是双眼发黑，汗如雨下。刚开始分发晚餐，我就晕倒了。恍惚意识到别人把我抬了起来，还听到：“快点快点！”过了一会儿又听到有人在说：“快点快点！” 没过几天，我又要为重伤员输血了。很多人正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战争期间我变化太大了，以至于当我回到家时，妈妈都没认出我。别人指给我看她住的地方，我走到门前敲门。里面回应：“来啦来啦……” 我走进门先问了好，又说：“请允许我在这儿过一夜吧。” 妈妈把炉子通了通，我看到两个弟弟在地板上蜷缩在一堆稻草中，赤身裸体，什么都没有穿。妈妈还没认出是我，又说：“您看看吧，女公民，瞧我们是怎么活的？趁着天还没全黑，您还是继续上路吧。” 我又走上前一步，她还在说：“女公民，趁天还没黑下来，您继续赶您的路吧。” 我扑到她身上，紧紧抱住她大喊了一声：“妈妈，我的好妈妈！” 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一起扑向我，尖叫着抱住我…… 现在我住在克里米亚……这座城市的人们都生活在花丛中，但我每天看着窗外的大海，依然在痛苦中煎熬，我到现在仍然不像一个女人。我经常哭，每一天都在呻吟。整天生活在回忆中…… ——柯赛尼亚·谢尔盖耶夫娜·奥萨德切娃 <hr /> 注释： 恐惧气氛和一提箱糖果 我上前线的那天，天气好极了。空气清新，细雨霏霏，多美丽的一天！我是早晨启程上路的，站在家门口我就想：也许我再也回不来了吧？再也看不到我们家的花园和家门口的街道了……妈妈一边哭着一边紧抓着我不放手。等我走远了，她又追上来，死死地抱住我不肯松开…… ——奥尔佳·米特罗芳诺夫娜·鲁申茨卡娅 说到死亡……我那时才不怕死呢。大概是年轻，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吧……死神就在周围打转，可以说形影相随，但是我从来没去想过它，大家也从来不谈论死。死神总是在我们旁边绕来绕去，紧紧贴身，但又总是擦肩而过。有一天夜里，我们全连出动，到我们团的作战区域进行火力侦察。黎明时分，全连人员撤出时，在中立区传来一阵呻吟声，原来我们有个伤员落在那里了。战士们都不放我回去：“不要去，你会被打死的。你瞧，天已经亮了。” 我不听他们劝阻，坚持爬了回去。找到了那个伤员，我用皮带把他拴在我的胳膊上，花了八个小时硬是把他往回拖，活着拖了回来。连长知道后大怒，宣布以擅自离队的罪名将我拘捕了五天。可是副团长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她应该得到奖励。” 在十九岁那年，我得到了一枚勇敢奖章；在十九岁那年，我的头发就开始变白；也是在十九岁那年，我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被子弹打穿了两肺，第二颗子弹从两个脊椎骨之间射过去。我的双腿一动都不能动……大家当时以为我被打死了…… 那年我只有十九岁……可现在我已经有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孙女。瞧，这是她的照片，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我还会有孩子！ 当我从前线回到家时，妹妹给我看阵亡通知书……我已经被宣布阵亡…… ——纳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阿尼西莫娃 我不记得妈妈的样子……记忆中只有模糊的影子和轮廓……忽而是她的脸，忽而是她的身形，探过身来俯视着我，很近很近。其实那也是我后来的感觉。母亲去世时我才三岁。父亲是个职业军人，在远东工作。他教过我骑马，这是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象。爸爸不希望我长成一个俗不可耐的娇小姐。我记得从五岁起我就在列宁格勒和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在俄日战争中当过护士，心地善良。我爱她，就像爱自己的亲生母亲…… 我小孩子时是什么样子？那时我就敢和人打赌从学校二楼往下跳。我喜欢足球，总是在男生比赛中当守门员。苏芬战争开始后，我不顾一切地奔向芬兰前线。1941年，我刚刚读完七年级，准备进入中等技校学习，就听到姑姑哭着说：“战争爆发了。”我听了还挺高兴，因为那就可以上前线，可以去打仗了。我哪里知道流血是怎么回事？ 人民预备役第一近卫师成立了，我们几个女孩被录取到野战医院。 我给姑姑打电话说：“我要上前线了。” 姑姑在电话那头回答我：“马上回家！午饭都要凉了。” 我挂上了电话听筒。后来我觉得很对不起姑姑，为我的没有理性而愧疚。后来德寇开始围城，就是恐怖的列宁格勒大围困，全城的人死了一半，而她竟然孤独地活了下来。我的老姑妈。 我还记得那次我得到一次短期休假。在回家看望姑姑之前，我走进一家商店。战争之前我就非常喜欢吃糖果。我说：“给我来一盒糖果。” 售货员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子。我还不明白什么是配给卡，什么是大围困。所有正在排队的人都转过身看我，我那时还背着一杆比我的个头还要高的步枪，上级给我们发枪时，我就一边看着枪一边心想：“什么时候我能长到步枪这么高呢？”这时候，所有排队的人突然都向售货员请求说：“给她一些糖果吧，就从我们的配给券中扣除好了。” 于是售货员就给了我。 大街上发起了支援前线的募集活动。直接就在广场的一排桌子上摆上大托盘，人们走过来主动捐献，有人扔进去金戒指，有人放下黄金耳环，也有人拿来了手表、金钱……没有人登记，没有人签名。女人们从手上摘下婚礼的戒指…… 这些景象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 就在当时下达了那个著名的《斯大林227号命令》：“决不后退一步！”只要后退就枪决！就地枪决，或者由法庭审判，送往专门设立的刑事罪犯营。进了那里的人被称为敢死队，从包围圈冲出来的和从囚禁中逃出来的，都被送到这些甄别集中营。打仗时，在他们身后是督战队……自己人对自己人开枪…… 这些景象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 那是一块普通的林中旷地……刚刚下过雨，湿地泥泞。一个年轻士兵跪在那里，他戴着的眼镜少了一条腿，他就用手扶着眼镜。这是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列宁格勒男孩，浑身被雨水淋透。他的步枪已经被缴下。我们全体人员都集合排起队。地上到处都是水洼……我们只听到他在求饶……在诅咒发誓，在恳求不要枪毙他，他家里只剩下妈妈了。他哭泣不止。可还是执行了，一枪就打在额头上，用手枪打的。这是杀一儆百，任何动摇分子都会是同样下场。哪怕一分钟的惊惶都不许！不许有“私字一闪念”…… 这个命令立即让我成年了。但我们甚至久久不敢回想那件事……是的，我们是打赢了，但胜利的代价又是什么！多么可怕的代价啊？！ 伤员太多了，我们总是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有一次连续三昼夜没一个人合过眼。我被派去跟车送伤员到医院，送完伤员空车返回的路上我就睡着了。回来的路上我们一个个都像蔫黄瓜一样，腿一软全都倒下了。 后来我见到政委，就说：“政委同志，我很惭愧。” “怎么回事？” “我睡着了。” “在哪里？” 我就告诉他，我们是如何运送伤员，在回来的空车上睡着了。 “这有什么呢？你们是好样的！只要有一个人是清醒的，其他人都可以在路上睡会儿嘛。” 可我还是很惭愧。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良心经历整个战争的。 野战医院对我很好，但我就是想当侦察兵。我放风说，如果他们不放我走，我就会自己跑到前线去。为此他们还想把我开除出共青团，因为我不服从战时条令。但无论如何，反正我是逃走了…… 我是这样得到第一枚勇敢奖章的…… 有一次战斗打响后，敌人的火力相当猛烈，把我们士兵压得只能趴在地上。指挥员高声下命令：“冲啊！为祖国前进！”战士们刚起身又被火力压倒。再次下令，再次卧倒。这时候我站了起来，甩下了军帽，让大家看到：女孩子挺身而出了……这下子，男兵们也都跳了起来，和我一起冲向战火…… 为此，上级给我颁发了一枚奖章，而就在我得奖的同一天，我们又出去执行任务了。就在这天，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出现了……就是我们女人的那事儿……我发现自己身上有血，惊叫着大哭出来：“我受伤了……” 和我们一起去侦察的是一个医务人员，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他走到我身边问道：“哪里受伤了？”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但是流血了……” 他就像父亲一样，原原本本地给我讲了这是怎么回事…… 战争后都过了十五六年，每个夜晚我还都在梦中去侦察敌情。要么梦见我的冲锋枪打不响了，要么梦见我们被包围了。醒过来后牙齿还咯咯作响，一时总是忘记了自己是在哪里，在战场上还是家里？ 战争结束了，我有三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我终于不用再匍匐爬行了，可以坐在无轨电车上，爱去哪儿去哪儿；第二个愿望是买来全麦面包吃；第三个愿望是在一张白色的干净床单上打着滚儿睡觉，要白色的床单…… ——阿尔宾娜·亚力山德洛夫娜·汉吉穆洛娃 我那时候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儿子，我又怀孕了。但就在这时爆发了战争，我老公上了前线。我就去了我自己的父母家，做掉了……嗯，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做了流产……虽然那时流产是禁止的……但周围都是哭声和眼泪，叫我怎么生孩子……可恶的战争！在死亡中间怎样生育？ 我结束密码专业培训后就被派往前线。我要为我失去的小宝贝去报仇，那是我的女儿……本来应该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女儿…… 我请求上前线，但是上级把我留在了司令部…… ——柳鲍芙·阿尔卡迪耶夫娜·恰尔娜雅 我们离开了城市……大家全都出来了……那是1941年6月28日中午，我们斯摩棱斯克教育学院的学生聚集在印刷厂的院子中。会开了不长时间，我们就出城沿着老斯摩棱斯克大道赶往红光镇。我们一边观察警戒，一边分成小组前行。傍晚时分，暑热消退，双腿变得轻松起来，我们走得更快了，不能回头也不敢回头看……只有在停下来休息时，我们才转头向东方望去。整个地平线都被淹没在紫色光芒中，大约是四十公里开外，却好像映红了整个天空。很明显，那不是十几幢也不是一百幢房子在燃烧，是整个斯摩棱斯克都在燃烧…… 我有一件很拉风的褶边新裙子。我的闺密薇拉一直很喜欢它，她还试穿过好几次。我已经答应了，要在她结婚那天送给她。她正在准备结婚，未婚夫是一个好小伙儿。 可是突然间打仗了，我们都出城去挖反坦克壕，宿舍里的东西都要给管理员。可是那裙子怎么办？“裙子你拿去吧，薇拉。”出城前我对她说。 可她没有接受，说是都讲好了要在婚礼上才送她的。好看的裙子就在大火中烧毁了。 现在我们是一步三回头，就好像我们的后背在受着烧烤。但我们一整夜都脚步不停，天一亮就开始工作了，挖反坦克壕沟，宽度三米半，深度七米，里面要像陡峭的墙壁一样。我挖得铁铲都像烤红了似的，沙土好像都红了。可是我的眼前还是浮现着鲜花和丁香丛中的家屋……白色的丁香…… 我们住的帐篷搭在两条河流之间的水草甸中。闷热又潮湿，蚊子黑压压的，临睡前必须从帐篷里把蚊子熏出去，一到黎明就漏水，真是一夜都睡不了一刻安宁觉。 我病了，被送到医院。我们并排睡在地上，很多人生病发高烧打摆子。我躺着那儿正哭呢，病房门开了，医生出现在门口（她不可能迈进门来，因为床垫铺满了）说：“在伊万诺娃的血液中发现了疟原虫。”她说的就是我。但她不知道，对我来说，自从在读六年级时从书本上知道了疟疾之后，最害怕的东西莫过于疟原虫。但此刻，广播里不停地播放着：“起来，强大的国家……”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想：“我得赶紧治好病，立即去前线。” 我被转移到距离罗斯拉夫尔不远的克兹洛夫卡，他们从车上把我抬下来放在板凳上。我坐在那儿，身不由己地要倒下去，恍恍惚惚听到有人说： “就是这个姑娘吗？” “是的。”医生助理说。 “先把她送到食堂去，喂她吃些东西。” 这下我是真的睡在床上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说，我不是睡在篝火边的草上，不是睡在大树下的帐篷中，而是睡在暖融融的医院里，睡在有床单的病床上了。我一觉睡了七天都没有醒来。后来别人告诉我：护士们曾经唤醒我，喂我吃饭，可我全都不记得了。七天后我才真的醒过来了，医生来查看了一番，说：“身体强壮了，已经恢复过来。” 而我再一次沉入了睡梦中。 回到前线后，我和部队一起很快就陷入了敌人的围困中。正常定量是每天两块面包干。埋葬死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就用沙土草草掩埋，用船型军帽盖上他们的脸……连长对我说：“如果我们这次能够活着突围出去，我一定要把你送回后方。我从前以为，女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坚持不了两天的，我就是这样想我妻子的……”听了这话，我委屈得都哭出来了，在这样的时刻待在后方，对我来说比死还要糟糕。不过，虽然我的精神和心灵都顶得住，可是身子却不争气，体力上负担太重……我记得当时如何用身子背炮弹，在泥淖中运武器。尤其是在乌克兰，春雨过后的土地非常泥泞和沉重，就像松软的面团一样。甚至为了在这里挖个墓穴合葬战友，我们也要三天三夜不能睡觉……简直太艰难了。我们都不再哭了，因为连哭也要费力气。就是想睡觉，想睡它几天几夜。 每次上哨，我都要来回不停地走路或者是大声地读诗。还有别的女孩就唱歌，为的是不要倒下去，不要睡过去…… ——瓦莲京娜·巴甫洛夫娜·马克西姆丘克 我们从明斯克往外运送伤员……我以前走路总是要穿高跟鞋，因为我很介意自己的个子矮。有一次一个鞋跟断了，马上就有人大声喊道：“空降兵落地啦！”吓得我赶紧把鞋子拿在手里，赤着脚跑掉了。那是双很漂亮的鞋子，让我心疼不已。 当我们被敌人团团围住，又看不到突围的希望时，我和护士达莎就站起身来走出了战壕，挺胸抬头不躲不藏了：就算脑袋被子弹打爆，也比被敌人抓住当俘虏受羞辱好。我的所有伤员，凡是能站起来的，也都站了起来…… 当我看到第一个法西斯士兵时，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我失语了。他们都很年轻开朗，满面笑容。不管他们在哪里驻扎下来，只要看到水管或者水井，就洗开了。他们的袖子总是卷起来，不停地洗啊洗的……到处都在流血，到处都是哀号，而他们还走哪儿洗到哪儿……我心头的仇恨直往上蹿……我回到家时，一连换了两件衬衫，即便如此内心里还是充满着反感，因为德国兵来过这里。我一连几夜都无法入睡，难以自制。而我们的邻居，克拉娃大婶，看到德国人走在我们的土地上，一下子气晕了，就在她自己的家里……因为她实在忍受不了德国人，很快就死去了……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什洛巴 德国兵进了我们村……他们驾着大黑摩托车……我睁大眼睛仔细望去：他们都是些快乐的年轻人，总是笑容满面，还哈哈大笑！看到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嘻嘻哈哈，我的心跳都停止了。 我做梦都在想如何报仇，也想象着如何壮烈牺牲，以后会有人写一本关于我的书。我的名字将永远被人牢记，这就是我的梦想…… 1943年，我生下女儿……这时我已经和丈夫进森林参加了游击队。我是在沼泽地的草丛里生产的。我要用自己的体温烘干尿布，焐在怀里，温暖了再给孩子垫上。周围的一切都烧毁了，连人带村子都烧成灰烬。德寇把我们的人赶进学校或者教堂……浇上煤油……听到我们的对话后，我那五岁的侄女就问：“玛丽亚阿姨，如果我被烧死了，会留下什么呢？只是靴子吗？”这就是我们的孩子问我们的话…… 我自己去搜集残骸……为我的女友寻找她的家人……我们在灰烬中搜索遗骨，就算看到有一点衣服碎片，虽然斑驳不清，我们也能认出这是谁的。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家人。我捡起一片碎布，女友马上叫起来：“这是我妈妈的毛衣……”说着就晕倒了。还有人用床单、枕套收集骨头，有什么用什么。我和女友带了一个拎包去，捡到的还没有半个包。我们把所有的遗骨葬在一个小公墓里，什么都是黑色的，只有骨头是白色的，还有骨灰……我已经熟悉了骨灰是什么样……骨灰是那种磷白色…… 从那儿以后，不管上级派我去什么地方，我都不害怕了。我的孩子还很小，只有三个月，我就抱着他去执行任务。政委派我出去时，他自己都忍不住流泪……我从城市带回来药品、绷带，还有血清……就藏在孩子的小手小腿之间，用婴儿襁褓紧紧包住，就这么带出来。森林里的伤员危在旦夕，我必须这样做，必须！到处都是德国人和警察，没有其他人可以混过去，没有人可以携带物品，只有我能过关，因为我带着宝宝，他在我的襁褓中…… 我现在要承认，那真是太可怕了……真的很难过！为了让宝宝热得哭出来，就用盐揉搓他。他全身都被搓红了，就像生皮疹一样，这样他就会哇哇大哭。哨卡叫住我时，我就说：“孩子正在出斑疹，也可能是伤寒……”他们一听就赶紧放行，催我快走快走。我用盐搓过孩子，还用大蒜头辣过他。我可怜的孩子还那么小，我当时还在给他喂奶呢。 每次通过关卡后，一回到森林我就哭起来，号啕大哭啊！真对不起我心爱的孩子。可是过了一两天我又要去执行任务了…… ——玛丽亚·季莫菲耶夫娜·萨维茨卡雅-拉丘凯维奇 我学会了仇恨……第一次知道了这种感觉……他们凭什么要随意走在我们的土地上！他们算是什么东西？我一看到这些场面就怒火中烧。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 战俘列车开走了，丢下几百具尸体在路上……几百具啊……那些没有力量站起来的人就被他们立即枪毙。活着的人像牲口一样被驱赶，死者没人理睬，来不及埋葬，实在太多了。他们躺在地上很久很久……生者与死者相伴着过活…… 我遇到我的继妹，他们的村庄全被烧毁了。 她有三个儿子，一个都没活下来。房子被烧毁，孩子被烧死。她坐在地上逢人就哭诉，哭诉自己的不幸。等她终于站起身来，又不知道该去哪儿，该去找谁？ 我们全家都进了森林：爸爸、哥哥们和我。没有任何人鼓动我们，更没有人强迫，我们是自己要参加游击队的。只有妈妈和一头牛留在村里…… ——埃琳娜·费多洛夫娜·克瓦列夫斯卡雅 我根本就没有多想……我有自己的专业，那是前线需要的。我丝毫也没有犹豫和动摇。其实我没怎么见到谁在这个时候还想安坐家中等待什么。我只记得一位年轻女子，她是我们家邻居……她对我坦诚地说：“我很热爱生活，我喜欢打扮，我不想死掉。”我见过的其他人都不是这样子，也许他们是不想说出来，是掩饰自己。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 我记得我临行前把自己房间的花搬出来，请邻居照看：“请帮我浇浇花吧，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可是等到我回来时，已经是四年以后了…… 留在家里的小女孩们都羡慕我们上前线，可成年女人们都哭了。和我一起走的姑娘当中只有一个站着没有哭，其他全都哭了。可是后来她也禁不住泪水如潮，一次一次用手帕擦眼睛。她说大家都在哭，不哭不合适。难道我们真的明白了什么是战争？我们那时太年轻了……现在我还经常半夜吓醒，梦见我还在战斗……梦见飞机在空中，是我的飞机，飞得很高……突然又下来……我知道是我被打下来了，只有人生的最后几分钟了……可怕极了，直到醒过来，直到这个噩梦散去。老年人都怕死，年轻人就知道笑。年轻人不相信死！我当时也不相信我有一天会死去…… ——安娜·谢苗诺夫娜·杜波罗维纳-库诺娃 从医学院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家里有个生病的父亲。战争就在这时候爆发了。我记得战争是在早上……而我得知这个可怕消息是在上午……树上的露水还没干呢，人们就在说战争来了！直到上了前线之后，我都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我好像突然发现草丛和树木上的露珠那么晶莹剔透，那么清澈明亮。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发生的事情有着那么鲜明的反差。那一天阳光明媚，鲜花盛开，遍地都是我最喜爱的矢车菊，在草地上星星点点，时隐时现…… 我记得我们都藏身在小麦田中，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德国鬼子的自动冲锋枪嗒嗒嗒地扫射，然后就是一片沉寂。只听到麦浪摇动的哗哗声。又是一阵德国冲锋枪的嗒嗒嗒……我就想：以后还能听到麦浪的声音吗？那是多么惬意的声音…… ——玛丽亚·阿法纳西耶夫娜·加拉楚克 我和妈妈一起被疏散到后方，到了萨拉托夫……我在那里三个月就学会了机床车工，我们每天十二个小时站在机器旁，忍饥挨饿。我每天只有一个念头：要去上前线。前线总会有些食物吧，总会有面包干和加了糖的茶吧？应该还有黄油吧？我不记得这是听谁说的了，也许是在火车站上听那些伤员说的吧。能从饥饿中活下来的，很显然，都是共青团员。我和女友一起去兵役委员会，没有承认我们已经在工厂工作，否则是不会要我们的。就这样我们当上了兵。 我们被派到梁赞步兵学校，那里是专门培训机枪班长的。重机枪很沉，都得自己拖着走，我们就像马匹一样。夜间要站岗，留意捕捉每一种声音，就像猞猁一样，每个沙沙的响动都要密切小心……在战争时期，就像俗话所说，我们一半是人一半是兽。真是如此……没有独到的本事就活不下来。如果你只是个人类，那就无法安然无恙，脑袋随时搬家！在战争中为了自保，必须要学会某些本事……必须要找回人类还没有完成进化时的那些本事……我不是很有学问，只是个简单的会计，但我知道这一点。 我打到了华沙……大家都像是散兵游勇了。用我们的话说，步兵是战争中的无产阶级。我们简直就是爬行前进……不要再多问我了……我真不喜欢战争书籍，不喜欢看英雄书籍……实际上我们都疾病缠身，咳嗽不断，睡眠不够，肮脏不堪，衣衫褴褛。饿肚子更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胜利了！ ——柳鲍芙·伊万诺夫娜·柳布契克 我知道爸爸阵亡了……哥哥也牺牲了。死或不死，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最可怜的是我的妈妈，她本来是个大美人，一瞬间却变成一个老太婆，被命运折磨得不成人形，因为没有父亲她就活不下去。 “你为什么还要去打仗？”她问我。 “我要为爸爸报仇。” “如果爸爸看到你背上了枪，他也不会好受的。” 从小就是爸爸给我编辫子，扎蝴蝶结。他自己就比妈妈还喜欢穿漂亮衣服。 我曾经在部队里做电话接线员。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指挥官在电话中大嚷大叫：“援兵，我要援兵！我要求补充兵力！”每一天都是这样子…… ——乌里扬娜·奧西波夫娜·赫姆泽 我可不是女英雄……我过去是一个美人坯子，从小就受到溺爱…… 战争爆发了……我不愿意去死，又那么害怕打枪，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射击。唉，有啥法子呢！我还很怕黑，害怕进入茂密的森林。当然我也害怕野兽啦……嗯……反正我无法想象自己怎么可能和老狼或者野猪相遇。小时候连狗我都害怕呢，因为我很小的时候被一只大牧羊犬咬过，从此我就怕狗了。唉，有啥法子呢！我就是这样子啦……可是在游击队里我学会了一切：我学会了用步枪、手枪和机枪射击。如果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表演给你看，记得可牢了。我甚至还学会了除了刀铲之外没有任何武器时怎样和人搏斗。我也不再害怕黑暗与野兽了……不过见到蛇还是要绕着走，我一直不能习惯蛇。一到深夜，在树林中常常有野狼嗥叫。我们坐在自己的掩蔽洞里，一无所有。只有外面的恶狼和身体的饥饿。我们栖身的掩蔽洞非常小，也就是个猫耳洞。森林就是我们的家，游击队的家。唉，有啥法子呢！战争结束后我就一直害怕森林了……我现在从不进入森林…… 整个战争中我都在想，要是能够坐在家里依偎在妈妈身边该多好。我有个漂亮的妈妈，非常美丽的妈妈。唉，有啥法子呢！我自己又不可能决定……身不由己……我们被告知……德国占领了城市，我知道自己是犹太人。战前我们所有民族都和睦相处：俄罗斯人、鞑靼人、德国人、犹太人……不分你我。唉，有啥法子呢！我以前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犹太佬”这个词，因为我只是和父亲母亲还有书籍住在一起。战争开始后，我们变得跟麻风病人似的，到处都被人驱赶，人人都对我们避之不及。甚至我们过去的一些朋友也不再打招呼，他们的孩子也不敢同我们打招呼。有些邻居还对我们说：“交出你们所有的东西吧，反正你们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在战争之前我们与他们还都是好朋友啊，每天叫着沃洛佳叔叔啦、安娜阿姨啦……忽然间全都变了！ 妈妈被他们射杀了……就是在我们不得不搬到犹太人隔离区去的前几天。城市无处不在地张贴着禁令：犹太人不允许在人行道上走，不允许去理发店，不允许在商店里买东西……还不许笑、不许唱歌……唉，有啥法子呢！妈妈还没有习惯这些禁令，她还总是四处逛街。大概她不相信这些是真的……也许她是去了商店？人们非常粗鲁地对待她，她还报以微笑。妈妈是个绝色美女……在战争之前她是爱乐乐团的歌唱家，人人都喜爱她。唉，有啥法子呢！我觉得，如果她不是那么漂亮的话，或者她一直跟我或爸爸在一起的话……我想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有个陌生人在深夜把我们带去看她，她已经死了，身上的大衣和靴子已经不见了。这真是一场噩梦，那个可怕的夜晚！太恐怖了！妈妈的外套和靴子都被人抢走了，还抢走了她的金戒指，那是爸爸给她的结婚礼物…… 在隔离区里我们是没有自己的住房的，只能挤在别人房子的阁楼上。爸爸有一把小提琴，那是我们家战前最贵重的物品，爸爸想卖掉它。我当时扁桃体发炎很厉害，躺在床上发高烧无法说话。爸爸想要买一些东西给我吃，他怕我会死掉。没有妈妈我真的要死了……听不到妈妈说话，没有妈妈的怀抱。我是个从小受到宠爱娇生惯养的女孩……就这样，我在床上躺了三天等爸爸回来，后来有认识的人传话来说，爸爸也被打死了……他们说，就是因为那把小提琴……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么贵重，只记得爸爸离开的时候说：“太好了，也许能换来一罐蜂蜜和一块黄油呢。”唉，有啥法子呢！我没有了母亲……又失去了父亲…… 我出去寻找爸爸……就算他死了，我还是想找到他，我要和他在一起。我那时是金色头发，不是黑色，头发和眉毛都是金黄色，在城里谁都不敢接触我。我去到市场……见到了爸爸的一个朋友，他已经搬到农村住了，和他父母一起。他和我爸爸一样也是个音乐家，我叫他沃洛佳叔叔。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把我藏在一辆盖着帆布的货车上。车上又是猪在拱又是鸡在叫，开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唉，有啥法子呢！一直开到晚上。我睡过去，又醒过来…… 就这样，我投奔了游击队…… ——安娜·约瑟佛夫娜·斯特鲁米林娜 那次阅兵……我们游击队员和红军部队一起列队受阅，但是阅兵之后我们被通知要上缴武器，回去重建城市。我们很纳闷儿：怎么回事啊？战争还在进行，仅有一个白俄罗斯刚刚得到解放，我们怎么能交出枪支？！我们每个人都想把仗打下去。于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们那儿所有的姑娘都来了……我向他们表示：我是护士，请把我派上前线。兵役委员会的同志许诺说：“好吧，我们一定考虑您的要求，等需要您的时候，我们马上通知您。您先去工作吧。” 我等啊等……可他们根本没来找我。于是我又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一连跑了好多次。最后，他们对我说了实话，护士已经太多了，不再要护士了，不过明斯克市正需要人清理废墟…… 您要问，我们那儿的姑娘们都是些怎样的人？我们游击队有个叫切尔诺娃的，已经怀孕了，还把地雷夹在腰里，紧靠着胎儿噗噗跳的心脏。通过这件事您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了。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又何必说？我们从小就受这种教育：祖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祖国。我还有一位女友，她带着女儿走遍全城，在小姑娘的裙子里，好几层传单裹在身上。女儿举起小手，央求妈妈说：“妈妈，我太热了……妈妈，我难受……”这时大街上布满了德寇和伪警。德国人还可能瞒过去，要想蒙骗伪警就太难了。他们也是俄国人，他们了解你的生活，能看透你的内心，猜到你的心思。 就连孩子们也参加了游击队……是我们把他们带到队伍上的，但他们毕竟是孩子。如何保护他们的安全呢？我们就决定把孩子们撤出前线，可是他们还是从儿童收容所跑回前线来。他们在路上、在火车上被截住，但还是一次次逃出来，再次跑上前线。 恐怕要过上几百年才会弄清楚这段历史：这是怎样的战争？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怎样造出来的？您可以设想，一个孕妇怀揣着地雷……而她还在等着自己的孩子降生……她热爱生活，她想活下去……她当然心里也害怕。可她还是那样做……她那样做不是为了斯大林，而是为了自己的后代，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她不愿意跪着生存，不想向敌人屈服……也许我们当时都太盲目了，我甚至也不否认当时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也不明白，但我们的盲目和纯洁是共存的。我们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由两个生命组成的。您应当明白这些…… ——薇拉·谢尔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 夏天开始了……我正好从医学院毕业，获得了文凭。就在这个时候战争爆发了！我立刻被召到兵役委员会，得到的命令是：“给您两个钟头时间，收拾一下，我们就送您上前线。”我急忙回去整理行装，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一只小手提箱里。 您打仗随身带的是什么？ 糖果。 什么？ 满满一皮箱糖果。我从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农村工作时，给发了安家费，一有了钱，我便用它们统统买了巧克力糖，整整装了一皮箱。我知道在战争中我是不需要现金的。在皮箱的最上面，我摆放了一张医学院同班同学的合影，上头全是女孩子。就这样，我又赶到兵役委员会报到。兵役委员问我说：“您想我们派您到哪儿去呢？”我反问他：“我的女伴要去哪儿？”——我和她是一起毕业分配到列宁格勒州来的，她在邻村工作，离我十五公里远。兵役委员听了我的话笑了：“她恰恰也是这样说的。”于是，他拎起我的皮箱，要送我上一辆卡车再去火车站：“箱子里是什么，这么重？”“是糖果，一箱子都是。”他不说话了，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我看出他心情很不自在，甚至有些难为情。这是一个中年男子……他知道要把我送到哪儿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季霍米洛娃 我的命运是在一瞬间决定的…… 兵役委员会贴出了一份公告：“需要司机。”我就是从司机训练班出来的，学了六个月开车……我本来是个教师（战前我读过中等师范），但根本无人问津，战场上谁需要教书的？需要的是军人。我们训练班里有很多姑娘，组建了整整一个汽车营。 有一天外出训练……我一想起这事就不由自主地要流泪。那是在春天，我们打完靶返回营房。我在野外采了一束紫罗兰花，很少的几朵。我采来后，把紫罗兰绑在枪刺上，就这样一路走了回来。 回到营地，营长召集大家列队，点到我的名字。我跨前一步站了出来，可我忘记枪刺上还扎着一束紫罗兰花。营长开始厉声训斥我：“军人就应该是军人，而不是采花女……”他弄不懂，为何在这种严酷环境中我居然还有心思去想花花草草。这种事情男人永远不明白……可我没有把紫罗兰扔掉，而是把它悄悄取下来，揣进了衣袋。为了这几朵紫罗兰，我被罚了三次额外勤务…… 还有一次，轮到我站岗。夜里两点钟，别人来换我的岗，但我不想换。我对下一班的人说：“你就站白天的岗吧，现在再让我站一班！”我自愿站了一整夜的岗，一直到天亮，仅仅是想听听鸟叫。只有深夜能够让我想起以前的那种安宁的生活。 我们开赴前线路过大街小巷时，道路两旁自动排起了送行的人墙：有妇女，有老人，有孩子。大家都在抹眼泪：“小姑娘都要上前线了。”我们整整一个营全是姑娘。 我开车做什么？……就是每次战斗结束后去收尸，战场上到处都是散落的尸体，都是年轻轻的小伙子。有一次，突然发现一位姑娘的尸体躺在地上，一个战死的女孩子……所有人顿时都沉默无语…… ——塔玛拉·伊拉利奥诺夫娜·达薇多维奇 我准备上前线的时候……您不会相信……我那时以为战争不会打多久。我们马上就会战胜敌人！我还买了一条十分喜爱的裙子、两双袜子和几双鞋。那是我们从沃罗涅日撤退时，我记得当时我们冲进商店，又为自己买了一双高跟鞋。我记得很清楚，撤退的时候城市上空已经是黑烟笼罩——但是商店居然还开业，真是奇怪！不知怎么地，我就是喜欢买鞋子。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双鞋子多么精致优雅……我买到的是一种精神愉悦…… 确实，要想马上就告别战前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不仅是心理，就是全身各部分都很抗拒。所以我还清楚记得当时拿着这些鞋子跑出商店时我是多么高兴，开心极了。其实当时已经是硝烟四起炮声隆隆了……虽然人已经处于战争中，但还是不愿意去想它，硬是拒绝相信战争已经开始。 我们已经被战火包围了…… 战场生活和琐事 我们的梦想……就是要去打仗…… 我们刚进入车厢，训练就开始了。一切满不是我们在家时想象的那样，必须很早起床，自由活动的时间一分钟也没有，而我们身上还保留着以前的生活习惯。只受过小学四年级教育的下士班长古利亚耶夫教我们军事条令，他连有些单词的音都发不准，我们很不满意。在我们看来，他能教我们什么啊？其实也就是教我们怎样战场求生…… 体检以后要进行入伍宣誓。司务长拿来了全套的军服：军大衣、船形帽、军便装、军裙。没有女式衬衣，就发了两件厚棉布缝制的男式长袖衬衣；没有绑腿，发的是一双长袜子和一双笨重的前后都钉着厚铁掌的美制大皮鞋。在连里数我个子最矮，体重最轻，身高才一米五三，鞋子穿三十五码。不用说，军工厂是不制作这么小尺码的军鞋的，美国人更不会供给我们这种小号鞋，于是就发给了我一双四十二码的大皮鞋，穿鞋脱鞋都不用解开鞋带，直接就可以把脚插进鞋筒。这双皮鞋那么重，我穿上它只能拖拖拉拉地走路。我走列队方步的时候，石子马路上都迸出了火星，步伐古里古怪，根本不像在走队列。那吃尽苦头的第一次行军，现在真是想想都可怕。我是准备在军队建功立业的，但没有料到三十五码的小脚却要穿上四十二码的大皮鞋，那么沉重又那么丑陋！难看死了！ 连长看到我走路的模样，把我叫住了：“斯米尔诺娃，你是怎么走队列的？难道你没学过吗？为什么不高抬腿？我宣布罚您三次额外勤务！” 我回答说：“是，上尉同志，三次额外勤务！”我转过身去要走，可是没迈出腿就摔倒了，人从鞋子中甩了出去……两只脚都被鞋筒磨出了血…… 这时事情才真相大白：我都不能走路了。于是，连队的鞋匠帕尔申奉命为我用旧帆布改制了一双三十五码的高筒靴…… ——诺娜·亚历山德洛夫娜·斯米尔诺娃 有不少可笑的事情呢…… 纪律、条令、等级标志——所有这些军中奥妙我们并不是很快就掌握的。我们就是每天站岗放哨守卫飞机。按照条例规定，如果有人过来，必须命令他站住：“站住，哪一个？”可是，我的一位女伴有一天站岗看到团长远远过来了，竟然大声喊道：“请停一下，那是谁呀？对不起您，我可要开枪了！”您说可笑不？她竟然喊：“对不起您，我可要开枪了！”对不起您了……哈哈哈……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 姑娘们刚到航校来时，都是一头长发，梳着各式各样的发型。我也把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可是怎么洗头呢？到哪儿去吹干？刚刚洗好头发，警报响了，就得马上跑出去。我们分队长玛利娜·拉斯柯娃命令所有人都要把长发剪去。姑娘们一边剪一边哭。后来获得了荣誉称号的飞行员莉丽亚·利特维亚克，当初怎么也不愿意跟她的长发分手。 我只好去找拉斯柯娃：“队长同志，您的命命执行了，只有利特维亚克违抗命令。” 玛利娜·拉斯柯娃尽管具有女性的温柔，但毕竟是个称职的十分严肃的领导。她命令我回去：“要是你连上级指示都不能完成，还算什么党小组长！向后——转，开步——走！……” 连衣裙、高跟鞋什么的，我们实在舍不得扔掉这些东西，就把它们藏在背囊里。白天穿长筒靴，晚上就在镜子前面偷偷穿穿高跟鞋。这事还是被拉斯柯娃发现了——过了几天便下了个命令：所有女式衣物全部要打邮包寄回家去。必须如此！不过，我们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学会了驾驶新式飞机，这在和平时期需要两年。 训练开始没有多久，我们就牺牲了两组学员，一共四口棺材。我们一共三个团，大家都伤心地痛哭。 拉斯柯娃站出来说话了：“姑娘们，擦干眼泪吧。这还只是我们的第一次损失，以后还会很多。你们要把柔弱的心攥在拳头中……” 后来在战争期间，我们再也没有在安葬同伴时流泪，大家不再哭泣了。 我们驾驶的是战斗机。对于所有女性身体来说，高度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负担，有时好像肚子直接顶住了脊梁骨。可是我们女孩子们飞得很棒，屡创奇迹，还有尖子飞行员！就是如此！您知道，我们飞行时，就连男人都看得惊奇：女飞行员又升空了！他们很羡慕我们…… ——克拉芙季亚·伊万诺夫娜·杰列霍娃 那是在秋天，我被召到兵役委员会……兵役委员亲自接待了我，他问我：“您能跳伞吗？”我承认我害怕，他又把空降兵的待遇夸了一通——服装漂亮不用说，每天还有巧克力吃。可是我从小就有恐高症啊。“那您愿意去高射炮部队吗？”高射炮？这我可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又建议：“那我们把您派到游击队去吧。”我问他：“到了那儿，我怎么给莫斯科的妈妈写信呢？”最后兵役委员只好用红铅笔在我的派遣证上写道：“去草原方面军……” 在火车上，有个年轻的大尉爱上了我，整夜待在我这节车厢里不走。他在战争中身心受到很大创伤，多次负伤。他反复打量着我，说：“小维拉，您可千万别灰心丧气，不要学得粗暴。您现在多么温柔可爱啊……我可是什么都见识过的……”在当时那种好心情下，接下来自然发生了些什么，人们都说，想从战争中洁身自好地走出来真是太难了。战争是个地狱。 我和女伴走了一个月，总算到了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第四近卫集团军。我们到达还没几分钟，主治外科医生出来打量我们一番，就把我们带进手术室说：“这就是你们的手术台……”救护车一辆接一辆开来，还有史蒂倍克美国重型卡车，伤员有的躺在地上，有的睡在担架上，我们只问了一句：“先救谁？”“先救不吭气的……”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已经上手术台工作了。一直做下去……一连做了几天几夜手术，稍稍打个盹儿，然后很快揉揉眼、洗洗脸，继续做。两三个伤员中总有一个不治而死，我们不可能救活所有人。三分之一是死在手术台上的。 我们在士麦林卡火车站遇到非常猛烈的轰炸。火车停了下来，我们都四散逃离躲避。有一位副政委，昨天才切除阑尾，今天就已经在奔跑了。我们在森林里坐了一整夜躲避飞机，可火车已经被炸成了一堆废铜烂铁。清晨，德国飞机又超低空飞行，仔细搜索树林。我们还能躲到哪儿去呢？又不能像田鼠一样钻到地下去。我抱紧一棵白桦树站牢：“啊，我的亲妈呀！……难道我就这么死了吗？要是我能活下来，我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后来我无论对谁讲起我怎样紧抱着白桦树不放，都引起一阵笑声。其实，当时真是千钧一发啊，不是吗？我就是那么直挺挺地站着，死抱住白桦树厉声尖叫…… 我是在维也纳迎接胜利日的。我们到动物园去玩了一趟，我一直都渴望去动物园。本来我们也可以去参观集中营的，大家都被带到了集中营去看展览受教育，但我并没有去……直到现在我还很奇怪，当时我为什么不去？……其实就是不想难受，就是想高兴点、开心点，想看看另一种生活…… ——维拉·弗拉季米洛夫娜·谢瓦尔德舍娃 我们家一共三口人：妈妈、爸爸和我。父亲是第一个上前线的，妈妈想跟父亲一道去，她是个护士。可是父亲去了一个地方，母亲去的是另一个地方。我那时只有十六岁，人家不愿意要我。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往兵役委员会跑，磨了一年多，总算把我收下了。 我们坐了好长时间的火车。和我们在一起的有从医院返回前线的战士，他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他们给我们讲前线的故事，我们坐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他们说我们会遇到敌机扫射的，我们就坐立不安地等着：敌人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扫射？于是他们又说，这样吧，我们一起去打声招呼，就说我们已经全都被扫射过了。 我们到达了前线。不料，没有派我们去握枪杆子，而是叫我们去洗衣做饭。姑娘们全是我这个年龄，参军前父母十分宠爱我们，我就是家里的独生女。在这里我却要搬柴草生炉子。最后我们还要把炉灰收起来，放到锅里代替肥皂，因为肥皂还没有运到，原来的已经用完了。衬衫都很脏，满是虱子，还尽是血迹……在冬天要洗掉血迹很难很难…… ——斯维特兰娜·瓦西里耶夫娜·卡泰希娜 至今我还记得我救护的第一个伤员，常常会想起那张面孔……他是大腿根附近开放性骨折。您想想看，骨头都戳了出来，伤口稀烂，肉全都翻到外边。骨头都出来了……我虽然从书本上知道该怎么处置这种伤口，可是当我爬到他跟前看到这样子时，我支持不住了，恶心得直想吐。突然，我听到了说话声：“小护士，给我点水喝。”这是那个伤员在对我说话，好可怜。我到今天还记得这情景。当他说出这句话时，我突然冷静下来了。“哼！”我心里责备自己，“好一个屠格涅夫笔下的贵族少女！人家受伤都要死了，而你这软弱的造物，还恶心啥呢……”我赶快打开急救包，给他包扎伤口。就这样，我开始镇静下来，提供了我力所能及的战地服务。 我现在常常看一些战争影片：护士上前沿阵地时，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还不穿棉裤，只穿一条小短裙，凤尾发型上戴一顶船形帽。唉，太虚假啦！难道我们这样子还能去背伤员？……周围清一色都是男人，怎么能穿着一条短裙这样爬来爬去？说实话，只是在战争结束时，上级才把裙子当作盛装发给我们。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领到了针织品内衣，不再穿男式的粗布衬衣。您知道吗？我们真是欣喜若狂，为了能让人看到我们里面的内衣，我们就把套头军装前面的扣子统统解开…… ——索菲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杜布尼亚科娃 我们遇到了空袭……敌机一遍一遍地轰炸，没完没了地轰炸。人们都争先恐后四散逃命……我也拼命地跑。忽然听到有人在声音微弱地呼喊：“帮帮我……救救我……”而我还在继续跑……过了一会儿，喊叫声又传到我耳朵里，我这才突然感到了肩膀上救护挎包的分量，还有一种负疚感。恐惧顿时抛到九霄云外！我扭头就往回跑：原来是一个受伤的士兵在呻吟。我立刻冲上去为他包扎，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 战斗到深夜才结束。清晨又下了一场雪，大雪覆盖上很多很多的尸体……很多人的手臂都是朝上举着……伸向天空……您不是问我那时候有没有幸福感吗？我告诉您：突然在死人堆里发现了一个活着的人，那种感觉就是幸福…… 那是我人生中看到的第一个死者……我低头站在他旁边哭……痛哭不已……就在这时有伤员喊叫起来：“快来给我包扎腿啊！”他的一条腿在裤子上摇晃着，已经被炸断了。我撕下他的裤子。“把我的腿给我，放在我旁边！”我就那样做了。他们只要还有意识，就绝不丢下他们的手臂或腿脚。他们要回自己的断肢，就是死了，也要埋葬在一起。 在战争中我曾想过：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而事实上好多事情都被我逐渐淡忘了…… 一个年轻漂亮又风趣幽默的小伙子被打死了，平躺在地上。我本来以为所有牺牲的人都会得到隆重安葬，但人们只是把他抬起来，送到了一片榛树林里，草草挖了个坟坑……既没有棺材，也没有任何仪式，就把他放进坑里了，然后直接盖上了土。阳光是那么强烈，照晒着他……那是在暖融融的夏天，连遮太阳的篷布也没有，没有任何陪葬，只好让他穿着身上现有的军装和马裤。好在他的服装还是崭新的，显然他刚到前线不久。就这样把他安葬了，坑很浅，刚好够他躺进去。他的伤口不大，却是致命伤——一枪命中了太阳穴，血也流得不多。这样一个人现在躺在那儿，就跟活着一样，只不过脸色是苍白的。 扫射之后便开始地毯式轰炸，炸烂了这片地方。我不知道还会留下什么…… 但我们在那种处境里怎样埋葬死者？只好就近，在我们所待的掩体附近，挖个坑，把他们埋掉就得。只留下一个土堆，不用说，只要是德国人紧跟过来，或者开来汽车，坟头会立刻被轧平，成为普普通通的平地，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我们经常在树林里掩埋战友……就在那些橡树底下，在那些白桦树底下…… 直到今天我都没勇气到森林里去，特别是到长着老橡树和白桦树的森林……我不能在那种地方停留……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柯尔日 在前线我失声了……我有一副美丽的歌喉…… 直到打完仗返回家乡我的嗓音才恢复了。晚上亲朋好友聚餐时，几杯酒下肚大家就说：“来，维拉，唱一个吧。”我就放歌一曲…… 我离开家上前线时，可以说是个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是个成绩优异、品行良好的苏联女中学生。可是到了前线……在那里我开始祷告了……每次打仗之前我都要祈祷，出声地祷告，祈祷词也很简单……都是我自己的大白话……意思只有一个，就是上天保佑我能活着回家看爸爸妈妈。真正的祈祷方式我并不知道，我从没有读过《圣经》。也没有人看见我祈祷，我是暗地里悄悄祈祷，小心翼翼。因为……我们那时是另外一种人，当时都是另一种生活。您明白吗？我们想事情和现在不一样，我们都明白……因为……我来给您讲个偶然事件……有一次，在新兵当中发现一个教徒，当他祈祷时，士兵们都嘲笑他：“怎么样，上帝给了你什么帮助啊？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又为什么要容忍这一切发生呢？”对于一个人要趴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前痛哭，他们绝对不理解，说是如果耶稣爱你，为啥他不来救你啊？我是战争结束后才开始读《圣经》的……现在我要一辈子读《圣经》……说回到那个士兵，他也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了，就是不要开枪。他拒绝说：“我不能啊，我不能杀生！”其他人都同意杀人，但他就是不同意。时代？那是什么时代啊……可怕的时代……就因为信教……他被送交军法审判，两天之后就被枪决了……造孽啊！ 那是另一个时代……那是另一种人……该怎么向您解释呢？该怎么解释啊…… 幸运的是，我从来没见过那些被我杀死的人……但是，反正都一样……现在我认识到自己也是杀生的。现在想到这些了……是因为我老了吧。我为自己的灵魂祈祷，我嘱咐女儿们，在我死后，我所有的战斗勋章都不要送进博物馆，要交到教会去，送给神父……那些死者，他们经常来到我的梦中……被我杀死的人们……虽然我没有看到过他们，但他们却在梦中来看我。我睁大眼睛找啊找，也许有人只是受伤，虽然身受重伤，但仍然能救活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他们都死了…… 我最受不了的是给人截肢……常常要做高位截肢，就是把整条腿都锯下来，当我把断腿搬出去，放到盆子里时，抱都抱不动。我记得，那些断腿都很沉。我轻轻地抱着，不能被那个截肢的伤员听到，又像抱个孩子，像照顾婴儿那样小心翼翼……特别是几乎从大腿根上截下来的腿，我最受不了。那些麻药还起作用的伤员，要么是在呻吟，要么就在叫骂，俄语中所有骂人的话都用尽了。我身上总是溅着血迹……像点点樱桃一样……不过是黑色的…… 可是给妈妈写信我从来不写这些事。我只写道：这里一切都好，我吃得饱穿得暖。妈妈已经把三个孩子送上前线，她心里够难过的啦…… ——玛丽亚·赛丽维斯特罗夫娜·巴若科 我出生在克里米亚……距离敖德萨不远。1941年，我从克尔登姆区的斯洛博德中学十年级毕业。战争爆发后，开始几天我一直从电台收听广播。我听懂了，我军是在撤退中……我跑到兵役委员会要求参军，被送回了家。又去了那里两次，两次被拒绝。7月28日，后撤下来的军队通过我们斯洛博德，我就与他们一起奔赴前线，根本没有什么入伍通知书。 我头一次看到伤员，吓得昏了过去。过后就挺过来了。我第一次爬到枪林弹雨中救伤员时，拼命大叫着，好像要压倒炮火的轰鸣。后来就完全习惯了，过了十天后，我自己也被打伤，我就自己把弹片拔出来，自己给自己包扎…… 1942年12月25日，我们五十六集团军三三三师坚守着通往斯大林格勒的一片高地。敌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它夺过去。战斗打响了，德军坦克向我们进攻，但我军的炮火打得它们寸步难行。德国人退了下去。在开阔地带，我们一个炮兵中尉受伤了，他叫科斯加·胡多夫。几名卫生员冲上去想把他救回来，结果都牺牲了。两条救生犬爬过去（我在那儿生平第一次看到这种狗），也给打死了。这时，我一把扯下棉帽子，挺直身子站立起来，先是小声，然后就高声唱起一支我们在战前最喜爱的歌曲《我陪伴你去建立功勋》。双方的士兵——我们这边和德国人那边——全都安静下来。 我跑到科斯加跟前，弯下腰，把他抱上小雪橇，拉回我方阵地。我一边走一边暗自想：“只要不打后背就行，宁可让他们打我的脑袋。”当时的每分每秒都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一瞬间……想知道我当时感觉到痛苦没有？太可怕了，我的妈啊！可是最终，一声枪响也没有…… 那时发给我们的衣服根本不够用：就算是发了新衣服过两天也全都沾满血迹。我救的头一个伤员是上尉贝洛夫，最后一个伤员是谢尔盖·彼得洛维奇·特罗菲莫夫，迫击炮排的中士。1970年他来我家做客，我把他头部受伤的地方指给女儿们看，那儿落下一块很大的伤疤。我从炮火下一共救出了四百八十一名伤员。有个新闻记者算了算：整整一个步兵营……我们要把那些比自己重两三倍的男人背在身上，伤员就更沉重了，不但要背人，还要拖走他的武器，他们还有军大衣和大皮靴，都要带走……放下一个，立刻再回去背下一个伤员，又是七八十公斤……每次冲锋就要来回这样五六次，而我自己也就是四十八公斤，芭蕾舞蹈演员的体重。现在简直不能相信……我们那时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玛丽亚·彼得洛夫娜·斯米尔诺娃 （娘家姓古哈尔斯卡娅，卫生指导员） 那是1942年，我们越过前线去执行任务，隐蔽在一片坟场附近。我们知道，德国人距离我们只有五公里远。这是在深夜，他们一个劲儿地发射伞式照明弹。照明弹一发接一发，此暗彼明，把很大一片地照得通亮。排长把我带到坟场边，指给我看照明弹是从哪里发射出来的，那儿是一片灌木丛，里面可能有德国人。虽说我不害怕死人，从小就不怕坟地，可我那时才二十二岁啊，又是第一回站岗，所以两个钟头里吓得够呛。结果，早晨我发现了一绺初生的白发。我站岗时，眼睛紧盯着那片灌木丛，它簌簌作响，摇摇晃晃，我总觉得好像有德国鬼子从那里走出来……好像总是人影绰绰……鬼怪精灵在附近……而我孤单一人……深夜里在坟场站岗，这难道是女人干的事吗？男人们对待一切都比较简单，他们往往就是这样想的：该站岗了，该射击了……而对于我们，这毕竟太难以接受了。或者一口气急行军转移三十公里，背着全部战斗装备，又热又乏，连马匹都累瘫了…… ——薇拉·萨弗隆诺夫娜·达维多娃 你想问在战争中最可怕的是什么？你在等我答复……我知道你在等什么答案……你以为我的答复一定是，战争中最可怕的就是死亡，是丢掉性命。 呶，是这样吧？我认识你那帮哥们儿，新闻记者那些玩意儿……哈哈哈……你怎么不笑啊？啊？ 其实我要说的是不同的答案……对我来说，在战争中最可怕、最糟糕的事，是穿男式内裤，这才是最可怕的了。这对我来说就好像……我形容不出来……嗯，首先吧，非常难看……你上了战场，本来是准备为祖国去牺牲的，可是身上穿着男人的内裤。看起来总是很可笑、很荒唐。那时候的男式内裤都是又长又宽，是用棉缎制作的。在我们掩蔽洞里有十个女孩子，全都是穿男人的内裤。哦，我的天啊！春夏秋冬，整整过了四年。 后来我军反攻，打出了苏联边境……用我们政委给我们上政治课时的话说，就是我们打到野兽的巢穴去了。我们到达第一个波兰村庄附近时，全都换了服装，上级发给了我们新的制服……而且……啊呀呀，还第一次给我们送来了女人内裤和胸罩，整个战争中这可是头一次。哈哈哈……嗯，明白吗？我们总算盼到了正常的女人内衣…… 你为什么不笑？你哭了……是啊，为什么要哭呢？ 人家不批准我上前线……我当时刚过十六周岁，离十七岁还差得远呢。我们家有个邻居被征召了，她是个医助，入伍通知书送到她家，她哭个不停，因为她家里还有个很小的男孩。于是我跑到兵役委员会对他们说：“让我代替她去吧……”妈妈不许我去参军，她说：“尼娜，你才几岁啊？再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母亲就是疼爱孩子。 战士们看到我，有的送我面包干，有的送我方块糖，都很体贴照顾我。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军有喀秋莎火箭炮，它就伪装隐蔽在我们后面。开始射击时，真是天摇地动，火光四起。刹那间，我都惊呆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喧嚣和闪电般的火光把我吓坏了，我一头栽进水洼中，军帽也丢了。士兵们看了捧腹大笑：“你这是怎么了，小尼娜？你怎么了，小宝贝？” 常常进行肉搏战……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呢？记得最清楚的是肉搏时发出的骨头折裂声……肉搏开始了：立刻出现了这种骨头折裂声，软骨咯咯响，还有野兽般的狂叫。每次冲锋我总和士兵们一块儿上去，当然是跟着他们，但只是稍稍靠后，可以说就在他们身边。所以我什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男人之间扭在一起厮打……往死里整，砍杀不眨眼，直接把刺刀往嘴里捅，往眼睛里扎，往心脏和肚子里戳……这情景……怎么描述啊？我太软弱了……不能描绘那场面……一句话，女人从来不会见识到男人会这样子，她们在家时从未见过这样的男人。女人们和孩子们都没见过。叫人毛骨悚然…… 战后我回到土拉老家，还经常在夜里做噩梦大喊大叫。妈妈和妹妹就常常深夜守在我床头……我总是被我自己的惊叫声所吓醒…… ——尼娜·弗拉季米罗夫娜·克维连诺娃 我们到达了斯大林格勒……那儿正在进行殊死的战斗，是生死交关之地……鲜血把水和土地都染红了……而我们必须从伏尔加河这边跨到对岸去。根本没有人理睬我们的央求：“你们在说什么啊，丫头们？谁会需要你们这些人啊！我们需要步枪和机枪射手，不是通信兵。”可是我们有很多人，八十多个女孩子。到了傍晚，那些大一些的姑娘被接受了，就剩下我和另一个小女孩没人要，嫌我们个子太矮，没有长大。他们想把我们留在预备队，于是我拼命大哭起来…… 第一次作战，军官们就不断把我从掩体上推下去，而我总要从战壕里探出头，好能亲自看到一切。那时是充满了好奇心，幼稚的好奇心……很天真呢！连长就大声吼道：“列兵谢苗诺娃，列兵谢苗诺娃，你疯了吗！我的小祖宗啊……敌人会杀死你的！”我当时还不能够明白，我只是刚刚来到前线，怎么就一定会被杀死呢？我那时还不知道，死亡是一件多么寻常的事情，又是多么随意的事情。死神是不请自来而并非相约而至的。 破旧的卡车拉着增援部队上来了，上面都是老人和男孩。发给他们每人两枚手榴弹就投入了战斗，根本没有枪，枪支只能用在正规的战场上。一仗打下来，没有谁还需要包扎抢救……全都战死了…… ——尼娜·阿列克赛耶娃·谢苗诺娃 我从头至尾参加了全部战争…… 我背着第一个伤员时，两腿软绵绵的。我一边背着他走，一边哭着小声嘟囔：“你可别死啊……可别死啊……”我一边给他包扎，一边哭着，还一边温柔地哄他。这时一个军官从旁边走过，对我大骂起来，甚至骂得很粗鲁…… 为什么他要骂您？ 因为像我这样怜悯和哭泣是不许可的。我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可是还有很多很多伤员要救。我们乘车一路过来，到处躺着死人……剃得精光的脑袋泛着青色，就像被太阳晒过的土豆……他们就像遍地的土豆散落着……姿势还是像在奔跑一样，却已经横尸在被炮弹翻耕过的野地里……就像散落的土豆…… ——叶卡捷琳娜·米哈依洛夫娜·拉勃恰叶娃 我现在已经说不清那是在哪儿，是在什么地方了……一次就有二百多名伤员挤在一个板棚里，而护士只有我一个。伤员从战场直接运来，很多很多。好像是在某个村子里……过去这么多年我不记得是哪儿了……但我记得，当时我连续四天没睡觉，没坐下来歇口气，每个人都在喊我：“护士……小护士……救救我，亲爱的！……”我从这人跟前跑到那人跟前，有一次我绊倒了，倒在地上立刻就昏睡了过去。但叫喊声又把我惊醒。这时有个军官，是个年轻的中尉，也是伤员，撑起没有负伤的半边身子对他们喝道：“静一静！不许叫，我命令你们！”他理解我，知道我是精疲力竭了，可是其他的人还在叫喊，他们疼得厉害呀：“护士……小护士……”我一下子跳起，拔腿就跑——也不知往哪儿跑，要干些什么。这是我到前线后第一次放声大哭…… 就是这样……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心。冬天，一群被俘的德国兵走过我们的部队。他们冻得瑟瑟发抖，褴褛的毛毯盖在脑袋上，身上的大衣都结了冰。严寒使得森林里的鸟儿都飞不起来，连鸟儿都冻僵了。在俘虏行列中有个士兵……还是个小男孩……他脸上的泪水都结冰了……我当时正推着一独轮车的面包去食堂。他的眼睛就一直离不开我的手推车，根本不看我，就是死盯着独轮车。那是面包……面包……我拿出一个面包，掰了一块给了他。他拿在手里……还不敢相信。他不信我会给他面包……不相信！ 我当时心里是幸福的……我为自己不去仇恨而幸福。我当时也为自己的行为而惊讶…… ——纳塔利亚·伊万诺夫娜·谢尔盖耶娃 布娃娃和步枪 我还记住了另一封信，上面没有寄信人地址： 我体内的金属够多的了……我在威帖布斯克受的一次伤，弹片钻进了肺里，离心脏只有三厘米。第二块弹片打在右肺上，还有两块弹片在腹部…… 但是从战争第一天起，我就确信，敌人不会战胜我们。我们的国家这么大，无边无际…… <hr /> “斯大林去世后，他才从哈萨克斯坦回来……已经是满身病痛。我们没有孩子。我不需要记住战争，我毕生都在作战……” 姑娘们，你们还记得吗？那时我们坐在闷罐车里，男兵们嘲笑我们拿枪的姿势。我们简直不是在持枪，而是……如今都做不出来了……就像搂着布娃娃…… 我还记得我们是怎么开往前线的……整车都是女孩子，防水帆布覆盖着大卡车。那是漆黑的夜晚，树枝敲在车棚帆布上，高压线的声音就好像是子弹，嗖嗖地射向我们……战争改变了我们的话语和声音……战争啊……唉，它现在还永远伴随着我们！连“妈妈”这个称呼都成了新的词语，“家”也成了完全不同的单词，都有新的含义添加其中了。是更多的爱和更多的恐惧，还有更多…… “包包里面可有我的证件啊。” 一颗的炮弹呀！再说，怎么把她们分配到各个炮连去呢？每个炮连只有一个掩蔽部，里面住着清一色男人的炮班成员。她们还得一连几个小时坐在火炮机械上，而这些设备全是铁的，就连火炮座位也是铁的，她们是姑娘啊，怎么能吃得消？最后的麻烦是，她们在哪儿洗头发，怎样吹干头发？问题一大堆，而且都不是一般的问题…… 每天早上我都去打开自己的信箱…… 我经常到各个炮兵连走走看看。见到姑娘挎着步枪站岗，见到姑娘拿着望远镜守在瞭望哨上，说实话，我心里是很不舒服的——也许因为我是从前线、从前沿阵地上回来的。姑娘们的性格各个不同，有腼腆的，有胆小的，有娇气的，也有果断的，甚至火爆的。军事纪律不是人人都能服从的，女人的天性本来就与军事秩序格格不入。她们不是忘记了命令的内容，就是在收到家信后哭上整整半天。要是惩罚她们吧，第二天准得取消——心肠硬不下来。我老是忍不住想：唉，我可是被这帮姑娘坑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不得不消除了全部疑虑。姑娘们都变成了出色的军人。我和她们一起走过了残酷的历程。请您来吧。我们好好长谈一番…… 姑娘们，我要给你们说一个故事……一次轰炸结束后，我睁开眼看去，面前的土地全都翻了一遍。我赶紧跑过去挖掘伤亡者。在泥土中我双手觉得摸到了一张脸，还有头发……这是个女人！……我把她挖出来，趴在她身上就哭了起来。不料她却睁开了眼睛，也不问自己身体怎么样，倒是担心地问： （原七八四高炮团第五营营长） 唉！那么多的伤啊……全身上下四分五裂，里外都是伤……真叫人发疯……子弹片、手榴弹片、炮弹片，炸开头颅、炸进肚肠、切碎整个身体。我们把金属碎片连同士兵的纽扣、破烂的大衣衬衫还有皮带一起从他们身体上除下来。有个士兵整个胸腔都被炸开，心脏都暴露在外，怦怦跳动着，不用诊断就知道人已经不行了……我给他做了最后的包扎，硬是撑住不要哭出来。我希望快点结束，让我躲在某个角落里去大哭一场。他忽然对我说话了：“谢谢你，小护士……”并伸出手给我，手中有个小块金属似的东西。我猜想那可能是一枚刀枪交叉的徽章。“你为什么要给我？”我问他。“我妈说，这护身符会保佑我，但我已经不再需要了。也许你会比我幸运？”他这样说完就翻身面向墙壁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决心写自己的回忆录，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诉诸文字。就像女报务员A.布拉克娃中士所说：“泪水阻碍了我们……”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回忆录只不过抄录了一些地址和新名字。 这就是我的地址……请您来看我吧。我不能继续写了，眼泪使我什么都看不清楚…… 又有一次，有个伤员大声喊叫：“小护士，我的腿好疼啊。”其实他的腿已经没了……我最害怕的是抬死人，微风掀开床单，死者正瞪着眼直勾勾地看着。只要死者睁着眼睛，我就不敢抬，只好先把他的眼睛合上…… 哎哟哟，姑娘们，这场战争多么卑劣……用我们的眼睛好好看看吧。用女性的眼睛去看，简直没有比它更可怕的了。所以人们从来就不问我们…… ——伊万·阿尔卡吉耶维奇·列维茨基 我的私人信箱越来越像是兵役委员会或博物馆的信箱了：“来自玛林娜·拉斯柯娃航空团女飞行员的问候……”“我受铁人旅全体女游击队员的委托给您写信……”“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向您祝贺……祝您已经开始的工作取得成功……”“野战洗衣队的战士们向您报告……”到现在为止，对于我的会见请求只有少数几位断然拒绝：“不，这像可怕的噩梦……我受不了！我说不出！”或者：“我不愿意回忆！我不想回忆！已经忘记很久了……” 严冬时的重伤员就更惨了……军服都僵硬了，血水和雪水冻在一起，油布毡靴里灌满了血和冰，刀都切不开。他们都冻得跟死人一般。 从窗口向外望去，冬天的景色美丽得难以形容。神奇的白云杉耸立。那一瞬间你才会忘记一切……还有在梦中你才能忘却…… “我的丈夫，光荣勋章的获得者，战后却被关了十年劳改营……祖国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英雄们，这样对待胜利者的吗？！就因为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在大学里的同事，说他很难为我们的胜利感到骄傲：在本国或者异乡的土地上布满了俄罗斯人的尸体，浸透了我们的鲜血。他立即就被逮捕……摘下了军人肩章…… 那是个滑雪营，里面清一色都是十年级的男学生。敌人的机枪朝他们密集扫射……一个受伤战士被送到我们这里，他一个劲儿地哭。我跟他是同样年龄，但自我感觉却比他大，就抱着他，哄着他：“乖孩子……”他就对我说：“要是你也去战场待待看，就不会在这里说什么乖孩子了！”他已经奄奄一息，可是整夜都在喊着：“妈妈！妈妈！”我们医院里还住着两个库尔斯克小伙子，我们管他们叫“库尔斯克夜莺”。我每天来叫他们起床时，他们都睡得很香，嘴巴上还挂着口水。十足的招人疼爱的娃娃！…… ——瓦莲京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格罗莫娃 血腥味和死亡前的惊异 人人都不愿意死……我们得对每一声呻吟、每一次尖叫做出回应。有一个伤员，感觉到自己快死了，紧紧抓着我的肩膀，紧紧抱着我不放手。他以为，只要有人在他身边，只要护士在他身边，生命就不会离开他。他会央求：“让我多活五分钟吧，哪怕多两分钟……”一些人已经毫无声息地安静下去，另一些人还在叫喊：“我不想死啊！”有人骂遍了脏话，有人突然唱起歌，唱着摩尔多瓦民歌……一个人直到临终都不去想死，仍不相信自己会死。你可以看到，一种黄黄的颜色从头发根下蔓延出来，像影子一样开始移动到脸上，然后到衣服下面……死后他躺在那儿，脸上还带有一种惊讶，似乎在那儿仰面思考：我怎么就这样死了呢？莫非我真的死了吗？ 只要他们还能听到说话，我就要把这句话说到底：不会，不会的，你怎么会死呢？我亲吻他们，拥抱他们，劝他们说：瞧你，这是怎么啦？直到他们死去，眼睛直瞪着天花板，我还在和他们轻声耳语……继续安慰他们……现在他们的姓名我都遗忘了，从脑海中消失了，但面孔还清楚地保留着…… 送来了一批伤员……他们放声大哭……不是因为伤痛而哭，而是为无力作战而哭。第一天打仗，他们刚刚到前线，一些战士甚至还从未打过一枪，因为还没有给他们发枪，在战争的头两年，武器比黄金还贵重。而德国人又有坦克又有大炮还有飞机。我们呢，只有战友倒下了，才能拿起他们的步枪手榴弹。许多人就是空手上阵……就好像打群架……就那样跳上敌人的坦克…… 当他们死的时候……他们都在看什么，都在想什么…… 我的第一个伤员……子弹击中了他的喉咙，他又活了几天，但什么也不能说…… 截掉胳膊或大腿，开始根本不见血……只有白净净的肉，过一会儿才涌出血来。我直到现在还不能切鸡肉，特别是一看见白鸡肉，我的嘴里就会涌出一股咸津津的味儿来…… 德国人是不把女兵留作战俘的……抓住立即枪毙。或者把她们拉到集合起来的德国士兵面前，展示说：瞧瞧，这些都不是女人，而是怪物。我们始终都要为自己准备两颗子弹，必须两颗，是为了防止第一颗是哑弹。 我们有一个护士被俘了……一天之后我们夺回了被敌人占领的村子，随处可见散落着死马、摩托车、装甲运兵车。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她：敌人剜掉了她的眼睛，割去了她的乳房……把她的身子残暴地竖插在木橛子上……寒冬腊月的天气，她身子雪白雪白的，头发也是灰白的。这姑娘才十九岁。 在她的背囊里，我们发现了她的亲人来信和一个绿色的橡胶小鸟，那是她儿时的玩具…… 我们向后撤退，敌人追着轰炸。战争的第一年我们是一退再退。法西斯飞行员飞得很低很低，追撵着每一个人。总是感觉他好像就贴在你身后，我就拼命逃跑……我清楚地看到和听到敌机直冲着我俯冲而来……我都看到了飞行员的面孔，他也看见下面是姑娘们，是救护列车……还是狞笑着沿着车厢扫射，就像娱乐一样……那么残暴可怖的笑容……但是面孔却很英俊…… 我实在受不住了……大声尖叫着钻进了玉米地，而他就跟到玉米地，我再往树林里跑，他又逼得我趴倒在地上，那是一片灌木丛……我又跳起来拼命逃进树林，钻进一堆枯树叶里。我吓得直流鼻血，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动动手脚，哦，没有事，还活着。可是从此以后，我就得了飞机恐惧症。飞机还在很远地方时，我就吓得要命，脑子里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想着：飞机来了，我要赶紧躲藏起来，得跑到什么地方去，既看不见也听不到它。直到现在我还听不得飞机的声音，不能乘飞机…… 唉唉，可怜的姑娘们…… 战争之前我原本都准备嫁人了……嫁给我的音乐老师。那是一段疯狂的爱情故事。我很认真地恋爱……他也是深爱着我……但妈妈不同意，说：“你还小呢！” 可没过多久战争就开始了。我申请上前线，想离开家做一个成年人。家里人一边哭一边给我收拾出发行装。我还记得温暖的袜子和内衣…… 上战场第一天，我就看到了第一个死人……事情发生在一所学校的校园，那里安置了临时医院，一块弹片飞进来，一位助理医生受到致命伤。我当时就想：对于结婚来说，妈妈坚持说我年纪太小，但是对于战争来说，可就不是了……我亲爱的妈妈…… 我们刚刚停下脚步，立刻建起医院，伤员很快运送过来了。可就在这时我们突然又听到了疏散的命令。但只能运走一部分伤员，还有些不能运走，因为没有足够的车辆。上级催促我们：“留下他们，你们自己快离开。”我们整理行装的时候，伤员们都在一旁望着，一双双眼睛注视着我们。他们的目光中包含了一切：有谦卑也有屈辱……他们哀求：“兄弟们！姐妹们！不要把我们丢给德国人。你们向我们开枪吧。”那样悲哀！那样绝望！只有能够站起来的，才能和我们一起走。不能站起来的伤员就只能躺在那里。我们都不敢抬起自己的眼睛，因为已经无力帮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那时很年轻，一路哭着离开…… 等到我们反攻的时候，就没有再丢下任何一个伤员，甚至还收容了德军伤员。我曾经在工作中和德军伤员打过交道，习惯了给他们包扎，好像没事似的。可我没有忘记1941年我们丢下自己的伤员时，德国人是怎样对待我们的伤员的……他们如何对待我们的人，我们看到过……想到这儿，我觉得很不愿意再去治疗德军伤员……可是到了第二天，我照常要去给他们包扎…… 我们抢救人的生命……可是很多医务人员都非常后悔干了医生这行当，因为她们能干的只是包包扎扎，而不能拿武器，不能去射击。我记得……我记得这种感觉。我还记得在雪地中鲜血的味道特别强烈……那些死人……他们躺在田野上。鸟群啄着他们的眼睛，吃着他们的脸和手。唉，无可奈何的生命…… 当战争临近结束时，我都不敢给家里写信了。我想，我不能再写信，万一我突然被打死，妈妈就会哭死的：战争结束了，我却在胜利前夕死掉。我们谁都不谈论这事，可是谁心里都在担忧这事。我们已经感觉到胜利就在眼前，春天已经到来。 我突然发现天空更加蓝了…… 我能记得的是什么……有什么截留在我的记忆中？记忆最深的是寂静，病房里不寻常的寂静，躺着的都是重伤员……奄奄一息……他们彼此间不说话，谁都不打招呼，很多都不省人事。他们就那样寂静地躺在那儿。可是他们都在想事，他们总在望着什么方向思考着。就算你大声叫他们，他们也听不见。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呢？ 马匹和鸟儿 我们坐在火车上走啊走啊…… 有一次，我们运送伤员和运送马匹的列车同时停在车站上，这时轰炸开始了。两趟列车都着起了大火……我们赶紧打开车厢门往外救伤员，让他们逃离现场，可是他们却全都冲过去救那些被大火包围的马匹。人受伤时，喊叫是十分吓人的，但远不如马匹受伤时的嘶鸣那样可怕。要知道，马没有任何过错，它们不能对人类的行为负责。当时呢，所有的伤员全都冲过去抢救马匹，没有一个人往树林里躲。所有能行动的人都奔过去了！ 我还能说些什么？我想说，法西斯的飞机飞得很低很低，几乎贴着地面。我后来在想：德国飞行员肯定都看在眼里，难道他们不感到羞耻吗？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啊…… 我还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来到一个村子，在村边的树林附近躺着一些被杀害的游击队员。他们是怎样一副惨状，我无法讲述，我的心脏承受不了。他们是被活活折磨死的……就像杀猪一样，他们的内脏都流出来了……就躺在那里……而不远的地方，一些马儿在徘徊。显然，这是游击队员的马，甚至马鞍还在马背上。也许它们从德国鬼子手中逃了出去，后来又回来了，也许是德寇没来得及把它们带走——怎么回事我不知道。马儿们迟迟不肯远去，地上是厚厚的草。这时我就想：人怎么能当着马的面干出这么残忍的事情来？当着动物的面，它们全都看到了…… 田野和森林在燃烧……烟幕冲天。我发现了被烧死的母牛和狗……从未闻过的味道，难受死了。我又看见存放西红柿和白菜的木桶都烧焦了。甚至鸟儿也被烧死，还有马……很多很多的马匹全都烧得焦黑，散躺在道路上。到处都是这种气味，让人不得不接受…… 那时我意识到，一切都是可以燃烧的……甚至血液也会燃烧起来…… 有一次轰炸，只见一头山羊从村子里跑出来，跟我们躲避在一块儿，紧靠着我们卧着，咩咩地叫着。轰炸停止后，它又和我们一块往回走，紧紧偎依着人。瞧，连动物都害怕了。我们进村后，把这只羊交给了头一个遇到的妇女，说：“把它牵回去吧，多可怜哪。”我真想救救这些小动物…… 在我的病房里躺着两个伤员……一个德国兵，一个是我们全身烧伤的坦克手。我走进病房去看他们： “你们感觉怎么样？” “我很好，”我们的坦克手回答我，“这位情况可不好。” “这是个法西斯……” “不，我没什么了，他情况不好。” 他们已经不是敌人，而只是普通人，是并排躺在一起的两个伤员。在他们之间出现了人情味。我不止一次地看到过，这种情形发生得那么快…… 就是这样……嗯……您记得吗……深秋的一行行大雁……成群结队地飞在天空中。我军炮兵和德寇炮兵在对射，而大雁群继续飞它们的。怎么对它们呼喊？怎么向它们发出警告说：“不要飞过来！这里在打炮！”怎么叫停它们啊？！结果鸟儿们被击中，摔落在地面上…… 我们被派去给党卫军包扎伤口，党卫军军官……有个小护士走过来对我说： “我们怎么给他们包扎呢？弄痛他们还是正常包扎？” “正常包扎。这是伤员……” 于是我们就给他们做正常包扎。有两个家伙后来逃走了。我军又把他们抓住了，为了不让他们再次逃跑，我剪断了他们裤子上的纽扣…… 有人跑来报告，只说了这几个字：“战争结束了！……”听了这话，我一下就坐到消毒台上去了。我曾和医生约定，只要一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我们就坐到消毒台上去。我们要做些反常的事！搁在平时，我可不许任何人走近消毒台，就像不许别人靠近射击时的大炮。那天，我已经戴上了橡皮手套，戴好了面罩，穿上了消过毒的手术服，拿出了一切必需的东西：棉塞子、手术器械……可一下子我浑身瘫软了，坐到消毒台上去了…… 我们那时最渴望的是什么？第一，当然是战胜敌人；第二，是要活下来。一个姑娘说：“等战争结束，我要生一大堆孩子！”另一个姑娘说：“我要进大学读书。”还有一个说：“我走进美发厅就不出来了，要打扮得特别美丽，让所有的男人都盯着我瞧。”也有姑娘说：“我要去买漂亮香水，我要去买围巾和胸针。” 但是当这个时刻真的降临时，所有人却突然都沉默了…… 我们夺回了一个村庄……寻找取水的地方。走进一所院子，我们看到了一个水井吊杆，木雕边围的水井……院子里躺着被射杀的主人……而他身旁蹲着他的狗。看到我们，狗儿开始呜呜地低吟。它没有立刻到我们跟前来，只是对着我们低声吠叫。然后狗儿带着我们进了茅草屋……我们跟着它走进去。在门槛旁躺着女主人和三个孩子…… 狗儿就蹲在他们旁边哭泣。真正在哭泣，像人一样…… 我们开进老家的村子，村里只竖着几根柱子，别的一无所剩！在乌克兰我们解放的一些地方，也是什么都不剩了，只留下一片西瓜地，人们只靠吃这点西瓜过活，别的什么都没了。我们进村时，他们就拿来西瓜给我们……代替欢迎的鲜花。 我回到家里，妈妈、三个孩子，还有我们家的一条小狗，都住在地窖里，正在吃煮滨藜。他们把草一样的滨藜熬熟，不仅自己吃，还给小狗吃。小狗也肯吃……战前我们家附近有好多夜莺，战后足足有两年，谁也没听到它们的声音。整片土地翻了个个儿，像俗话说的，连祖坟都给掘出来了，直到第三年，夜莺才重新出现。它们先前躲到哪儿去了？无人晓得。过了三年，它们总算回到自己的故乡来了。 原来是人们又盖起了房屋，夜莺这才肯飞回来。 每当我看到野花，就会回想起战争。那时候我们从来都不折断花朵。只有在给战友送葬的时候，才会采集大束大束的鲜花……送给永别的战友…… 唉，唉，姑娘们……这可恶的战争，它是多么卑鄙啊……我们会永远记住那些女伴…… 一双小皮鞋和该死的小村子 我们在沼泽地中行军，战马经常陷入沼泽而死掉。汽车也呼哧呼哧地开不动……士兵们就用身体拖拉大炮。用人力拉着装有粮食和服装的马车行进，还有马合烟草的大箱子。我看到过一个烟草箱子怎样飞落到沼泽地中，引起一片破口大骂……战士们很珍惜弹药，也很珍惜烟草…… 我丈夫总是反复地对我说：“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吧！这就是史诗！史诗啊！” ——达吉扬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斯梅良斯卡娅 战前我过得很幸福……待在爸爸妈妈身边。我爸爸是从苏芬战场上回来的，回家时右手已经少了一根手指头，我总问他：“爸爸，为什么会有战争？” 战争这么快就来了，我还没怎么长大呢。明斯克居民开始疏散，我们被送到了萨拉托夫。我在那儿的集体农庄里干活。有一次，村苏维埃主席把我叫了去。 “小姑娘，我一直在考虑你的事。” 我很奇怪：“您考虑我什么事呀，大叔？” “还不是这该死的小村子！都得怪这该死的小村子……” 我站在那儿莫名其妙。他又说： “上面来了一个文件，要我们出两个人上前线，可我没人可派。本来想自己去，可是又放不下这倒霉的小村子。又不能派你去：你是疏散来的。或许你还是能去的吧？我这儿有两个小姑娘：你和玛丽亚·乌特金娜。” 玛丽亚是个高个子姑娘，身体已经成熟，而我呢，又瘦又小…… “你能去吗？”主席又问。 “能发给我一副裹腿吗？”我反问。 那时我们浑身衣服都烂了，我们就是想领到一些日用品！ “你真是个好姑娘，到了部队会发给你一双皮鞋穿的。” 于是我同意了。 …… 我们从军列上下来时，一个魁梧的大胡子叔叔来接我们，可是谁也不肯跟他一起走。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也没问。我是这种人，不愿当积极分子，从来不干挑头的事。反正我们大家都不太喜欢这个大叔。后来又来了一个漂亮的军官，真是个美男子！他劝动了我们，我们就跟他走了。等我们到了部队，在那儿又遇上了这个大胡子叔叔。他笑着说：“噢，调皮鬼们，怎么不肯跟我一块儿来呀？” 少校对我们点名，逐个询问：“你会干什么呀？” 一个姑娘回答：“我会挤牛奶。”另一个姑娘说：“我在家帮妈妈煮过土豆。” 点到我的名了：“你呢？” “我会洗衣服！” “我看，你是个好姑娘，要是你再会做饭的话。” “我也会做饭。” 于是，整个白天我就做饭，到晚上再去给战士们洗洗衣服，还去站岗。当人家对我喊“哨兵！哨兵！”时，我却怎么也回答不出来，因为一点力气也没有，甚至出声的力气都没有了…… ——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季尼娜 坐在卫生列车上……我记得，头一个星期我一直在哭：第一，因为离开了妈妈；第二，我睡的是上铺，那儿算是我的“小房间”，可后来堆满了行李。 您是什么年龄上前线的？ 我那时正在读八年级，但没有读到年底。我是偷偷跑到前线去的，卫生专列上的姑娘们全都是我这个年龄。 你们都干些什么？ 我们的工作就是照料伤员，喂水、喂饭、送便壶——这些活儿全是我们干。有一个比我大一些的姑娘和我一块儿值班，一开始她很照顾我：“如果他们要便壶，你就招呼我。”伤员们伤势严重：有的没有手臂，有的没有腿。第一天我还叫那位姑娘递便壶，可是她也不可能整天整夜跟我在一起，后来就留下我一个人值班了。于是伤员也这样喊我：“小护士，便壶！” 有一次，我把便壶递给一个伤员，可是他不接过去，我这才发现他没有手。我脑子里马上闪过一个念头，想象着该怎么办。我站了好几分钟，不知如何是好。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确实应该帮助他……可是我不知道男人那个是怎么回事，从来没有瞧见过，甚至在训练班上也没人跟我们讲过…… ——斯维特兰娜·尼古拉耶夫娜·柳毕契 我从来没有打过枪，我的任务是每天给战士们烧粥，为此我还得过一枚奖章呢。对于这枚奖章，我从来不当一回事：我又没有打过仗！我只管烧粥，烧大锅汤，搬锅灶和大桶，它们死沉死沉的……我记得，连长有一次很生气地说：“我真想开枪把这些大桶都打穿……这样劳累下去，战后你还怎么生孩子呀？”后来有一次他果真把所有的大桶都开枪打穿了。结果不得不到村里又找来了一些小一点的桶。 有一天，从前沿阵地上回来了一群小战士，是让他们来休假的。可怜的小家伙们，浑身肮脏，累得不成样子，手脚都冻坏了。大家特别害怕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地区的严冬。在他们老家那儿，常常有太阳，很暖和，而这儿往往冷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他们身上暖和不起来，只能由我们来喂饭。他们自己都拿不住汤匙吃东西了…… ——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玛莎柯夫斯卡雅 我一直给士兵们洗衣服……整个战争期间就是跟洗衣盆打交道了。我们全都是手洗，棉袄啊、套头军装啊都洗……衣物送来了，磨损得那么厉害，肮脏不堪，爬满了虱子。还有医务人员的白大褂，几乎都认不出来了，上面溅满了血，大褂已经不是白色，而是红色的了。旧的血迹是黑色的。第一遍水是没法下手洗的，马上变成黑红色……军装没了袖子，胸口上全是窟窿眼儿，裤子没有了裤管。我们真是用泪水洗，用泪水漂啊。 要洗的军装堆积成山……还有棉袄、棉背心……我现在一想起来，胳膊还酸胀呢。冬天的棉衣很沉，上面的血迹都冻硬了。我常常在梦里见到这些情形……一座座黑色的大山在我面前…… ——玛利亚·斯捷潘诺夫娜·杰特科 战争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我告诉你一件…… 我们的通信员阿尼娅·卡布洛娃躺在草地上……一颗子弹射中了她的心脏，她要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天上飞过了一群排列成人字形的仙鹤。我们全都抬起头望向天空，阿尼娅也睁开眼睛，看着天空说了句：“真可惜，姑娘们。”她停顿了一下，又对我们笑笑，“姑娘们，我是要死了吗？”就在这时，我们的邮差克拉瓦跑来了，一边跑一边高叫着：“你不要死啊！你不能死啊！你家里来信啦……”阿尼娅并没有闭上眼睛，她一直在等待着…… 我们的克拉瓦在阿尼娅身边坐下，打开了信封。这是阿尼娅的妈妈写来的一封信：“我亲爱的，心爱的女儿……”我旁边站一个医生，他说：“这真是个奇迹，奇迹啊！她居然还活着，这是违反全部医学定律的……”一直到读完了她妈妈的信……阿尼娅方才闭上了眼睛……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瓦西里耶夫娜 我的专业嘛……我的专业就是给男人理发…… 那天来了一个姑娘……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给她剪发了。她有一头秀发，天生自然卷的美丽长发。指挥员进入掩蔽部说： “给她剪个男人头。” “但她是个女人啊。” “不，她现在是一名军人。战后她才会重新成为一个女人。” 反正……反正只要姑娘们的头发稍稍长出来，我就在夜晚偷偷给她们卷头发。没有卷发筒，我们就用松枝，用云杉球果……嗯，至少能卷起些波浪来…… 我只读过很少的书……所以无法讲得很好听……我们的工作就是给士兵们换衣服、洗衣服、熨衣服，这就算是我们的英雄行为了吧。我们全是骑马，很少乘火车，马匹真是苦死了，也可以说，我们是一路步行到达柏林的。如果回忆我们做过的全部事业，就是这样的：我们帮助卫生员背过伤员，在德聂伯河畔搬运过炮弹，因为不能用大车运，只好捧在怀里硬是走了好多公里，我们挖过掩蔽部，我们铺设过桥梁…… 我们也陷入过包围圈，我和大伙儿一样，边打边突围。我说不出自己到底杀过人还是没杀过人。反正就是一边开枪一边逃出重围，和大伙儿一样。 我觉得我记得的东西太少了。总共没有几件事情！我再想想吧……等你下次再来…… ——安娜·扎哈洛夫娜·戈尔拉契 我的故事很不起眼…… 司务长问我：“小姑娘，你多大啦？” “十八岁了，干吗？” “是这样，”他说，“我们不收不够年龄的人。” “随便您派我干什么，就是烤面包也行。” 于是他们就接受我了…… 我被列入文书编制……说定了我到司令部去做这项工作……上级对我说，我们知道您战前曾经在照相馆工作，那就在我们部队负责照相吧。 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情是我不想给死亡者拍照，死人的照片我不能拍。我总是在士兵们休息的时候、抽烟的时候和说说笑笑的时候给他们拍照，特别是在授予奖章、勋章的时候。可惜的是当时我没有彩色胶卷，只有黑白胶卷。要是有彩色胶卷的话，在授予战斗团旗帜的时候，我就可以拍得很美很美……而今天……就常有记者到我这里来问：“您给牺牲者拍过照片吗？在战场上……”我就开始找……我很少有牺牲者的照片……如果有人死了，小伙子们都请求我：“你有他生前的照片吗？”我们去找他活着时的照片……为了看到他的微笑…… 我们是工程兵……就是修建铁路、搭建浮桥、构筑掩体。前线就在旁边，我们只能在夜间挖战壕，以避免被敌人发现。 我们也做伐林工作。我那个班里基本上都是女孩子，都非常年轻。男人没有几个，因为这是非战斗部门。我们怎么伐树？所有人一起砍倒一棵树，然后把它拖走。整个班就围绕一棵树。我们手上都磨出了血淋淋的水泡……肩膀上也是血…… ——卓雅·卢基亚诺夫娜·维尔什毕斯卡雅 我读完了师范学校……等拿到毕业文凭时，战争已经爆发了。既然开战了，我们也就没有毕业分配，被打发回各自老家。回到家里没过几天，就得到通知要到兵役委员会去。妈妈不放我走。不错，我那时还年轻，只有十八岁。妈说：“我送你到哥哥家里去，对别人就说你不在家。”我说不行：“我是个共青团员呀！”兵役委员会把我们集中起来，如此这般地动员了一番，要求我们妇女去为前线烤面包。 活儿很重。我们共有八个大烤炉，每到一个被破坏的村镇或城市，就要把烤炉架起来。架好烤炉，又需要柴火，二三十桶水，五大袋面粉。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姑娘，搬的都是七十公斤的面粉袋，我们两个人一抓就扛起来了。或者是四十个战争面包放在担架上，像我这样的身子骨根本抬不起来。我们日日夜夜地烤面包，这几盆的面还在发酵，那几盆的面已经快做成面包了。敌人炸敌人的，我们做我们的…… ——玛丽娅·谢苗诺夫娜·库拉柯娃 整整四年战争我都是在车轮上度过的……我们按照“绣锦农庄”或“科卢罗农庄”等指示牌四处奔波，在市场上征集烟草、香烟和打火石，如果没有这一切，士兵们是不能上前线的。在一个地方收购后，还要继续上路。有时我们乘汽车，有时我们坐马车，更多的就是步行，和一个或两个士兵一起。到前线战壕时，所有的东西都在自己身上扛着背着，因为不能赶着马匹，那样德国人会听到马蹄作响，所以全都压在自己身上，就像骆驼似的，而我的身材是非常瘦小的…… ——叶莲娜·尼基甫洛芙娜·叶夫斯卡娅 战争开始时……我是十九岁……我住在弗拉基米尔州的穆罗姆市。1941年10月，我们一批共青团员被派去修建穆罗姆市——高尔基市——库列巴基的汽车公路。当我们从劳动第一线返回时，又被征集入伍了。 我被送到高尔基市的通信学校学习邮政信使课程。课程结束后就参加了作战部队，第六十步兵师，负责一个团的邮政信件。我亲眼看到前线的战士们收到家信后如何一边亲吻信封一边痛哭。很多官兵的亲人都被敌人杀死，或者是在敌占区度日，不能写信来。那个时候我们还以陌生的姑娘的名义写了很多信给战士们：“亲爱的兵哥哥，我是一个与你素不相识的女孩，我写信给你，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打击敌人的？你什么时候能够带着胜利勋章回家？”我们整夜整夜地坐在那儿写信……为了战争，我写了数百封这样的信…… ——玛利亚·阿列克赛耶夫娜·雷姆涅娃 凯牌特殊肥皂和警卫室 我是五一节结的婚……6月22日战争就爆发了。第一批德国飞机进行了空袭。战前我在西班牙儿童保育院工作，孩子们都是1937年从西班牙送到我们基辅来的……那时是西班牙内战……德寇空袭时，我们都不知所措，而西班牙的孩子们已经开始在院内挖壕沟了。他们倒是全都懂……我们把他们送到后方，然后我到了平札州。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是组建一个护士训练班。1941年年底，由我主持了这个训练班的考试，因为所有的医生都上前线了。我给学员们发了证件后，自己也申请上前线。上级把我派到斯大林格勒，进了陆军野战医院。我在周围的姑娘们中间是最年长的，至今还和我保持友谊的索尼亚·乌特鲁戈瓦雅，那时才十六岁，刚刚读完九年级，就进了这个医务训练班。我们到了前线，都第四天了，索尼亚还坐在小树林里哭。我走到她身边： “索涅奇卡，你怎么还在哭啊？” “怎么你不懂，我已经三天没见到我妈妈了！”她回答我。 现在我一向她提起那件事，她就咯咯笑起来。 在库尔斯克会战时，上级把我从医院调到了野战洗衣队当政治指导员，洗衣员都是非军事人员，所以通常是这样：我们坐在大车上，车上堆放着大水桶、洗衣盆、保温桶，最上面坐着身穿五彩缤纷的裙子的姑娘们。这一下，谁见了都大笑着说：“洗衣大军来了！”……人们把我叫作“洗衣政委”。过了好长时间，我的姑娘们才穿得不太刺眼了，就像俗话说的那样，马马虎虎过得去了。 工作很繁重。那时听都没有听过什么叫洗衣机，全是手洗……全靠女人们的双手……我们每到一地，上级就拨一间茅屋、木房或掩蔽部给我们，我们就在里面洗衣服。为了先灭虱子，必须先用一种专门的凯牌肥皂水浸泡，然后再洗净烘干。灭虱剂是有的，可是当时灭虱剂已经不顶用了，我们只能用凯牌肥皂。这种肥皂非常难闻，气味简直吓人。而在这间房子里，我们不但要洗衣、烘衣，还要在里面睡觉。上级规定每个战士洗衣服的肥皂定额是二十到二十五克，全都发到我们手中。这肥皂像土块一样，黑乎乎的。很多姑娘因为长期洗衣负担过重和紧张过度而得了疝气病，还有很多人双手都被凯牌肥皂腐蚀出了湿疹，指甲脱落，我们都以为指甲不会再长出来了。不过，只能歇上一两天，就又得去洗衣服了。 姑娘们都很听我的话…… 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营地，那里驻扎着空军飞行员，整整一个飞行大队。您想想吧，他们都在盯着我们看，而我们却穿得破破烂烂、邋邋遢遢。于是，这些花花公子轻蔑地说：“真了不起，原来是洗衣大姐们啊……”我的姑娘们听了这些话差点气哭了：“指导员，您瞧他们……” “没关系，我们会报复他们的。” 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这天晚上，我的姑娘们穿上了她们最好看的衣服来到小草坪上。一个姑娘对着飞行员那边拉起了手风琴，他们闻声赶来，跳起了舞。可是我们都说好了：绝不和任何一个飞行员跳舞。他们凑了过来，但没有姑娘理睬他们，整个晚上，姑娘们只和自己的女伴在一起跳舞。最后飞行员们求饶说：“一个傻瓜出言不逊，你们却怪罪我们大家……” 一般说来，非军事人员是不得关禁闭的，但你跟前儿这一百多个姑娘，对她们怎么管理呢？比如，我们这儿空袭警报常常要到夜里十一点才解除，可是她们谁也不把它当一回事，总是千方百计地逃出去——姑娘家到底是姑娘家。我只得把几个姑娘关了禁闭。有一回，附近部队的首长到我们这儿来，恰好在我的房间里正关着两位。 “这是怎么搞的？你们把非军事人员关禁闭？”他们问我。 我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上校同志，您想给上级打报告就打好了，随您的便。可我还是得严明纪律。我的队伍要有良好的秩序。” 他们只好走开了。 纪律是不能动摇的。有一次我从房间里走出来，看到一个大尉正好从我屋子旁边走过。他看到我，停了下来。 “我的天哪！您怎么从这儿出来了，您知道这屋子里住的是谁吗？”大尉对我说。 “我知道。” “这儿就是那个政治指导员的住处，您不知道她有多么厉害吗？” 我说，她厉害不厉害我从没听说过。 “我的天！她从来没笑过，总是一脸气势汹汹的。” “莫非您想跟她认识认识吗？” “谢天谢地，我可不敢！” 于是我对他说： “让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就是那个政治指导员！” “不，这不可能！人家给我讲过她的事……” 但我也很爱护自己的姑娘们。我们洗衣队里有个很漂亮的姑娘，叫华丽娅。有一次，上级有事把我叫去司令部，十天没回来。回到洗衣队时，我听说华丽娅这些天常常回来很晚，在偷偷和一个什么大尉来往。好啊，好啊，原来在干这种事！两个月过去，我听说华丽娅怀孕了。我把她叫来：“华丽娅，这是怎么搞的？你现在到哪儿去好呢？你后妈（她没有母亲，只有后妈）也还住在掩蔽部里呢。”她哭了，对我说：“这都是您不好，要是您不离开，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她们和我在一起，就像和母亲、和大姐姐在一起。 华丽娅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天气已经挺冷了。我就把自己的军大衣送给了她。我的华丽娅就这样走了…… 1945年3月8日这天，我们正在过妇女节。我们烧了热茶，还好不容易弄到一些糖果。我的姑娘们从屋里出来时，突然发现从树林里钻出两个德国兵，自动枪挂在身后……是两个伤兵……姑娘们立刻把他俩收拾了。我作为政治指导员，理所当然地向上级写了一份请功报告：今天，3月8日，洗衣女工俘虏了两个德国兵…… 第二天，我们去参加干部会议，政治部主任头一件事就说： “听着，同志们，我先要让大家高兴一下：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还有，就在昨天，二十一野战洗衣队的洗衣女工们抓了两个德国俘虏……” 大家鼓起掌来。 战争进行当中我们没得过任何奖励。在战争结束时，上级对我说：“你们洗衣队可以嘉奖两个人。”我一听就火了，愤愤不平，据理力争说： “我是洗衣队的政治指导员，我知道洗衣女工的劳动有多么繁重，她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得了疝气，手上起了湿疹，姑娘们都很年轻，洗衣机也没有她们洗得多，她们就像牵引车一样负重。”上级问我：“您明天能再上报一些需嘉奖者的材料吗？我们再奖励一批……”于是我和队长又研究嘉奖人员名单，一夜未睡。结果，很多姑娘获得了勇敢奖章和战功勋章，还有一位洗衣女工被授予了红星勋章。这是一位最优秀的女工，她时刻不离洗衣盆，往往在大家都筋疲力尽、累得躺倒时，她仍在埋头洗。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她全家人都死了。 我要送姑娘们回家了，真想送点东西给她们。她们全都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而那里已经彻底毁于战火了。我怎么能让她们两手空空地回到家乡呢？我们那时正好驻扎在一个德国村庄里，村里有一个缝纫工场。我跑过去一瞧：缝纫机都在那儿，完好无缺。我真为此庆幸。就这样，我们送给了每个要走的姑娘一份礼物。我当时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好幸福啊。这就是我力所能及为姑娘们所做的一切了。 其实，所有人都想回家，但又害怕回家。没有人知道在家乡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瓦莲金娜·库兹敏尼契娜·勃拉特契柯娃-鲍尔肖夫斯卡娅 （中尉，野战洗衣队政治指导员） 说说我爸爸……我亲爱的爸爸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圣洁的人。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好的人，他总是教育我：“要是没有苏维埃政权，我什么都不是，就是个穷光蛋，给富农扛长活儿的。是苏维埃政权给了我一切，让我受了教育，成为一名桥梁工程师。所以我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祖国政权。” 我自己也热爱苏维埃政权，热爱斯大林，热爱伏罗希洛夫，热爱所有的国家领导人。这些都是爸爸教我的。 战争在进行，我在成长。每到晚上，我都和爸爸一起唱《国际歌》，唱《神圣的战争》，爸爸还拉手风琴伴奏。到我一满十八周岁，爸爸就带我去了兵役委员会…… 我从部队上写了一封信回家，告诉爸爸我在修建和保护桥梁。这是我们全家人的快乐！爸爸使我们家里人都爱上了桥梁，我们从小就喜欢桥梁。每当我看到那些因轰炸或爆破而毁掉的桥梁，我都会难过得哭出来，我对待桥梁就像对待一个宠物，而不是一个战略设施……我一路上亲眼看见大大小小几百座桥梁遭到破坏，战争中首先就是要摧毁桥梁，那是第一目标。每当我们通过了毁塌的桥梁时，我总是要想：要重新修复它们，又得需要多少年啊？战争也是在扼杀时间，扼杀人类的宝贵时间。我清楚地记得，每一座爸爸建立的大桥是花了多少年时间。他每天夜里都坐在那儿看图纸，即使是周末也不休息。战争中我感到最痛惜的就是时间。爸爸的时间…… 爸爸早已不在了，可是我还继续爱着他。当有人说我爸爸这样一批人相信斯大林是愚蠢和盲从或者是因为惧怕斯大林的时候，我绝对不信。他们是真诚地相信列宁思想，真正是始终如一的。请相信我，他们都是善良而诚实的人，他们倒不是相信斯大林和列宁，而是相信共产主义思想，就像后来所说的那样，是相信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相信要为所有人谋幸福，要为每个人谋幸福。他们是一批梦想家，一批理想主义者，但绝不是盲从的人，我绝不认为他们是盲目追随者，绝不同意这样说！在战争中期，我们也有了优质的坦克和飞机，有了精良武器，但是如果没有信念，我们也不可能打败如此凶恶的敌人，希特勒的军队是强大而有纪律的军队，他们征服了整个欧洲。没有信仰，我们不可能打断他们的脊梁骨。我们的主要武器就是信念，而不是恐惧。我对您说的是一个诚实党员的心里话，我是战争期间入党的，至今也是共产党员。我不以为有党员证是耻辱的，我从来没有抛弃过党证。从1941年开始，我的信念就没有改变过…… ——塔玛拉·卢基亚诺娃·托洛普 我们在沃罗涅日城外阻止了德寇的侵犯……他们每天狂轰滥炸，但是久久攻不下这座城市。德国飞机每天飞过我们莫斯科夫卡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敌人，只见到了他们的飞机。但我很快就意识到，战争就是这样的…… 上级派人到我们医院传达说，沃罗涅日城下有一列火车遭到轰炸，命令我们立即赶赴现场。在那里我们放眼看去……看到了什么啊？到处是被炸碎的血肉……我都说不出话来！我记得主治医生是先来到的。他大声喊道：“担架！”那时我是最年轻的，刚满十六岁，他们全都看着我，怕我昏倒过去。我们沿着铁轨，一节一节地爬上车厢查看。已经没有人可以放上担架了：车厢烧毁了，已经听不到任何呻吟或哭喊声，已经找不到完整的人形。我的心跳简直要停止了，吓得闭上双眼。等我们回到了医院，所有人都倒下了，有人把头放在桌上，有人瘫在椅子上，就这样睡着了。 我值班后回到家。带着满脸泪痕倒在床上，只要一闭上眼睛，就又看到了那一切……妈妈下班回家了，米佳舅舅也回来了。我听到妈妈的声音： “我不知道莲娜会怎么样。你瞧这段时间去医院之后她的脸色都成了什么样子。她都不像自己了，总是沉默不语，跟谁都不说话，只是在梦中大哭大喊。她以前那些笑容和开心都到哪儿去了？你知道她以前是多么快乐的姑娘。现在她再也不说笑了。” 听着妈妈的话，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 1943年沃罗涅日解放的时候，我加入了战时警卫队。那里清一色都是姑娘，全都是十七到二十岁左右，年轻美丽，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么多漂亮的女孩们集中在一起。我第一个认识的是玛露西亚·普罗霍洛娃，她还有个闺密叫塔尼亚·费多罗娃。她俩来自同一个村庄。塔尼亚不苟言笑，特爱整洁，井井有条，玛露西亚就喜欢唱歌跳舞，总爱说些淘气顽皮的歌谣。她最喜欢的是描眉化妆，在镜子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塔尼亚总是责骂她：“美丽不是画出来的，你不如把自己的服装好好熨平，把床铺弄干净些。”我们警卫队里还有个女孩叫帕莎·利塔夫琳娜，是个毫无顾忌的女孩，但她的女友舒拉·巴蒂谢瓦雅，则是既腼腆又谦逊，在女兵中是最安静的。还有柳霞·利哈乔娃喜欢烫卷发，一边卷头发一边弹吉他，每天睡觉起床都抱着吉他。姑娘中年纪最大的是宝莉娜·涅维洛娃，她的丈夫在前线战死了，她总是一脸愁容。 我们所有人都是穿着军队制服。我妈妈第一次看到我穿军装时，脸色变得煞白：“你决定参军了？” 我安慰她： “不是的，妈妈。我都和你说过了，我们就是守护桥梁。” 妈妈却哭了起来： “战争很快就结束。你要尽快脱掉你的大衣。” 我也是这样想的。 过了两天，听说战争结束了，我们都被集合在荣誉室开会。警卫队队长纳乌莫夫同志说了一番话。 “我亲爱的女兵们，”他说，“战争是已经结束了。不过昨天我接到命令说，西部道路还需要警卫队战士们去保卫安全。” 不知谁喊了一声： “要知道在那边是有反革命匪帮的！……” 纳乌莫夫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是的，姑娘们，那里是有匪帮。他们在和红军作战。但是命令就是命令，应该去执行。有谁愿意去，请向警卫队领导提出申请，志愿参加。” 我们回到了宿舍，每个人都在自己床上躺下，大家非常安静。谁都不想再背井离乡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了，谁都不想在战争结束后还要面临死亡。第二天，我们又集合起来开会。我坐在主席台桌子后面，桌上覆盖着红布。我想我是最后一次坐在这张桌子后面了。 警卫队长讲话：“我知道，巴比纳同志，你是第一个参加的。而你们所有人，姑娘们，年轻人，也都很勇敢。战争是结束了，你们本可以回家的，但你们还要出发去保卫自己的祖国。” 两天后我们出发了。上级给我们派出一列货运火车，车厢里铺着干草，弥漫着草味。 我早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斯特雷这个城市，现在就是我们要守护的一个地方。我不喜欢这个恐怖的小城，日日飘荡着哀乐，天天有人被埋葬：要么是警察，要么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我们再次看到了死亡。我和一个女孩佳丽雅·克洛波金娜交上了朋友，后来她就牺牲在那里。我还有另一个女伴……也被刺死在夜里……我自从到了那个地方后，就完全没有再说笑过…… ——叶莲娜·伊万诺夫娜·巴比纳 <hr /> 注释： 烧坏的轴承和骂娘的脏话 我长得很像我爸爸……一看就是他的女儿…… 我的父亲米隆·帕夫洛维奇·连科夫，由一个没文化的小伙子成长为一名国内战争时期的红军排长，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牺牲的时候，我和母亲正住在列宁格勒，我身上所有的优点都应归功于这座城市。我对读书着迷，被丽吉娅·察尔斯卡雅的爱情小说感动得痛哭流涕，对屠格涅夫的作品爱不释手，还喜欢读诗歌…… 那是1941年夏天……六月底我们家人一起去顿河的外婆家做客，走在半路上就遭遇了战争。携带军事委员部特急件的信差腾云驾雾般地策马飞驰。哥萨克女人们唱着歌，喝着酒，号啕大哭着，送哥萨克男人上战场。我赶到鲍柯夫斯克镇，到了区兵役委员会。那里的干部生硬而干脆地说： “我们不要小孩子上前线。你还是共青团员？这非常好，就请你帮助集体农庄干活去。” 我们在贮粮窖里用铲子翻动粮食，以免霉烂，接着又是收蔬菜。手上磨出了很硬的老茧，嘴唇也裂开了，脸被草原的阳光晒得漆黑。如果我与村姑们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知道很多诗歌，在从地里回家的长长道路上，我一口气能背出许多诗。 战场在逼近。10月17日，法西斯占领了塔干罗格。人们纷纷离家疏散。外婆自己留下不走，把我和妹妹送走了，说：“你们都还年轻，要逃生去啊。”我们走了五天五夜，到达了奥勃利夫斯克。平底凉鞋扔掉了，我们是光着脚走进这个哥萨克镇的。火车站站长提醒所有人：“你们不要等客车了，就坐上露天车皮走得了。现在我给你们去张罗机车，把你们送到斯大林格勒去。”真走运，我们爬上了运燕麦的车皮。我们光着脚丫子踩进燕麦里，用头巾裹着脸，彼此紧紧依偎着，打起盹儿来……粮食早吃光了，并且是身无分文。最后那几天，哥萨克女人就匀给我们一些东西吃，我们不好意思接受，因为没什么好报答的。她们就劝我们：“吃吧，可怜见的，现在大家都在受苦，应当互相帮助。”我暗暗发誓，永远不忘这些善良的好人。永远不能忘记！不管怎样，都不会忘记。 我们从斯大林格勒乘轮船，然后转乘火车，在一天深夜两点钟到了梅德韦吉茨车站。人潮把我们带到月台上，因为我们两个都要冻成冰棍了，动都动不了，只好站在那儿，抱在一起，免得倒下去被人踩断骨头。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只青蛙从燃烧的氧气中跳出来掉到地上，摔得粉身碎骨。幸亏有和我们一起来的什么人还记得我们。来了一辆装满人的四轮大车，他们就把我们拴在车子后面，给我们穿上棉袄说：“你们得走走路，不然会冻死的。身上没暖过来，不能让你们上车。”我们起初一迈步就倒下，但又爬起来走，后来干脆跑了起来，就这样跑了十六公里…… 弗兰克村，又叫五一集体农庄。集体农庄主席听说我是从列宁格勒来的，而且念完了九年级，高兴得很：“这很好，你就留在这里助我一臂之力吧，顶替会计员。” 我起初很高兴，可是我马上就看到了，在农庄主席身后挂着一幅宣传画：“姑娘们，握紧方向盘！” “我不坐办公室，”我对主席说，“只要能教我，我一定会开拖拉机。” 拖拉机停在地里，落满了雪。我们把它们从雪里拖出来打扫干净。天冷得滴水成冰，手只要碰到金属，立刻就被粘去一层皮。紧紧拧住并且生锈的螺丝钉好像焊死了一样，逆时针方向拧不动，我们就试着往顺时针方向拧。在这节骨眼上，好想故意为难似的，生产队长伊万·伊万诺维奇·尼基金像是从地里突然钻出来一样。他是集体农庄唯一的正规拖拉机手，也就是我们的老师。他恨得抓耳搔腮，不住地乱骂脏话。“嘿，他妈的！”……他骂的声音倒是很轻，但是我还是一下子就哭了出来…… 我是倒退着把拖拉机开进地里的：这台斯大林格勒出产的拖拉机，变速箱里的大部分齿轮都已经老掉了牙。原因也很简单，变速箱是从那些行驶了两万公里、在设备账上已报废的拖拉机上拆下来装成的。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位和我一般大的女拖拉机手萨罗契卡·戈占布克竟然没发现散热器漏水，结果把马达弄坏了。当然又是一顿臭骂：“嘿，他妈的！”…… 我在战前连骑自行车都没有学会，在这里却开上拖拉机了。马达长时间运转，违背操作规程，很容易起火。我知道超负荷运转是怎么回事，也知道按照这种程序如何驾驶拖拉机——不能转圈，也不能斜着往前开……润滑剂和燃料全都按照战时定额标准使用，得对每一滴油尽心负责，对每一个哪怕已彻底磨损的轴承也得视若性命。嘿，他妈的！……每一滴油都跟命一样…… 有一天……在下地工作之前，我打开齿轮箱盖子检查油质，发现了一些乳浆。我忙喊生产队长来，说应该注入新机油了。队长走过来，用指头蘸了点机油，捻了捻，闻了闻，说：“甭担心！可以再干一天活儿。”我急忙说：“不行呀，您自己说过的嘛……”他打断我的话：“我真是自作自受，倒叫你给咬住不放了。知识分子就是难弄。嘿，他妈的！……我命令你开，就这样开！去吧。”……我只好开着拖拉机下地了。拖拉机冒着烟，热极了，叫人喘不过气来。今天还真是有些奇怪：轴承怎么不对劲啊？我觉得拖拉机在不断跳动，赶忙停下来，好像又没什么了。等到再踩油门，它又跳动起来！又过了一会儿，我的坐垫下面突然间“突突突”地震动起来！ 我赶紧熄了火，跑到检视孔那儿，打开盖板一看，上面黏糊糊的机油沾着一层金属细屑，两副轴承都已经磨得粉碎！我跳到地上，抱着轮胎大哭起来，这是我在战争中第二次哭鼻子。我真该死：刚才明明看出是什么油质了！助手玛塔也害怕起来。刚才我真该厉害地跟生产队长争辩一下的，可是却没有，迂腐的书生气啊！ 我听到身后有人说话，转过身一看，糟了！集体农庄主席、拖拉机站经理、政治部主任都来了，当然，还有生产队长伊万·伊万诺维奇本人。都怪他不好！ 他站在那儿，不敢过来。他心里有数，可是却一言不发。嘿，他妈的！…… 拖拉机站长也心里有数，问道：“坏了几副轴承？” “两副。”我回答。 按照战时法律，这就应该抓去送审了，罪名是：疏忽怠工和蓄意破坏。 政治部主任转过身去对生产队长说：“你为什么没有照看好自己的小姑娘？我怎么能把孩子们送交法院受审！” 他们经过了几次交涉，事情总算过去了。从这儿以后，队长在我面前再也没骂过娘。我倒是学会骂娘了……嘿，他妈的！……狠狠地骂人…… 后来我们交好运了：找到了妈妈。妈妈也来到这个集体农庄，我们又有了家。有一天，妈妈突然对我说：“我想，你应该到学校去。”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到哪儿去？” “难道要别人去替你把十年级读完吗？” 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重新坐到课桌边，解习题，做作文，背德语动词变位（而不是直接去打德国法西斯），这该有多么不习惯！而此时敌人已逼近了伏尔加河！ 我本来完全应该稍微等一等：再过四个月我就满十七岁了。就算没有十八岁，至少有了十七岁，那就谁也不能把我赶回家了！在区委还算一切顺利，可是在兵役委员会就非得干上几架不可了。需要检查年龄和视力，而且优先考虑的是年龄……当他们指出我的年龄问题时，我就骂兵役委员是官僚……并且宣布绝食。我就坐在兵役委员的办公室里，两天两夜没动地方，他吩咐送来的面包和开水都被我拒绝了。我威胁说我马上就会饿死，但我要写下遗言，说明谁是造成我死亡的罪魁祸首。兵役委员大概既不害怕也不相信，但他真的把我送去体检了。所有项目的检查都在兵役委员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进行。大夫检查了我的视力后，遗憾地摊了摊手，这时兵役委员笑了，说我饿肚子白费劲了，他很同情我。可我回答说，我正是因为绝食才什么都看不到的。我走向窗户，凑近那张可恶的视力表大哭起来……哭啊哭啊……一直哭到背熟了最下面那几行图形为止。然后我擦干眼泪，说我准备再接受一次检查。就这样，我通过了。 1942年11月10日，我们按照指令，准备了十天的食品，共有二十五个姑娘，钻进了一辆破卡车的车厢。我们一路上高唱着《军令已下达》这首歌，不过把“投身到国内战争中去”的歌词改为“保卫自己的国家”了。我们在卡梅申宣过誓，然后出发沿着伏尔加河西岸步行走到了卡普斯金崖口。预备役团就在那里安顿下来。那儿有几千名男人，我们混在里面简直让人发现不了。但是从各部队到此补充兵源的“雇主”们，也是尽量不想看见我们，总是想法摆脱我们…… 在路上，我同安努什卡·拉克申科和阿霞·巴茜娜交上了朋友。她俩没有什么专长，我也知道自己不具备军事专长。所以，不管人家要什么人，我们三个总是步调一致地向前迈出三步。我们认为自己在任何位置上都能很快掌握专业知识。可是，人家根本不理睬我们。 不过，当“司机、拖拉机手、机械员，向前三步走”的口令一发出，我们应声跨出了队列。这次的“雇主”是一个年轻上尉，他没能够摆脱我，因为我不是向前跨了三步，而是跨了五步。他怔住了，默默地盯住我，不开口。 “你们为什么只要男人？我也是个拖拉机手！”我说。 他听了我的话，挺奇怪：“不可能吧！那么，说说拖拉机的操作规程。” “一、三、四、二。” “你烧坏过轴承吗？” 我老实地承认我烧坏过两副轴承。 “好吧，我收下你。就为了你的说话诚实。”他点点头，走开继续问别人去了。 和我一起向前跨出来的还有身边两个女友呢，上尉只好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嘿，他妈的！…… 部队首长在会见补充人员时，问上尉：“你怎么把这几个姑娘带来了？” 上尉表情窘迫，回答说是因为他看我们很可怜：“她们要是随随便便去了哪个单位，会像山鸡一样被打死的。” 首长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好吧，一个到厨房，一个到仓库，那个有点文化的，到司令部来当文书。”停了一会儿又补充说，“真是怜香惜玉。” 我们三个姑娘中，最“有文化”的就算我了，可是要我去当文书，那不行！这叫“怜香惜玉”？我忘记了军队的纪律，直接就怒吼起来：“我们都是志愿者！是来保卫祖国的！我们必须参加作战部队……” 大概因为我态度很坚决，上校居然马上让步了：“要去作战部队就去吧。那两个姑娘到流动组开机床，这个利嘴姑娘，去装配发动机。” 就这样，我们在第四十四自动装甲坦克野外检修场开始了工作。我们的工厂是建在汽车轮子上的。在称为流动服务队的汽车上安着几种设备：铣床、镗床、磨床、旋床，还有电站、浇注组和硫化组。每两人一组，操作全部车床，一个人要不歇气地连续干十二个小时。早、中、晚饭都由副手替换你。要是两人中一个去出公差勤务，那么，留下来的那个就得一气工作二十四小时。常常要浑身是雪、浑身是泥地干活，就是在敌人轰炸时，工作也不能停下。已经没有人说我们是美女了。当然在战争中大家还是都怜惜美女，比平时更加怜惜，这是事实。不忍心参加她们的葬礼……不忍心给她们的妈妈写阵亡通知书……嘿，他妈的！…… 我现在还经常做战争梦……我知道做了些什么梦，但是却很少记得住细节，不过会留下感觉，那是在战争中的什么地方……我又回到了战场……在梦境中，一瞬间就可以完成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很多年才能做到的事情。还有一次我把梦与现实混淆了……我梦见那是在季莫夫尼基，我刚下班回来躺了两个小时，轰炸就开始了。嘿，他妈的！……我心想，宁可被炸死，也不能让这两小时的甜蜜睡眠被破坏。附近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房子都摇动了，可我又沉入了酣睡之中…… 告诉你吧，我当时毫不惧怕，根本没有这种感觉。只是一次最猛烈的空袭后，我的一颗蛀空了的牙齿松动了。即使这样，也没松动多久。战后的五年里，我身体的各部位常常出现莫名其妙而又难以忍受的疼痛，我不得不去找专家诊断，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迄今还会把自己看成是绝对勇敢的人。一位很有经验的神经病理学家在得知我的岁数后，惊愕了：“才二十四岁，全身植物性神经系统就遭到了彻底破坏！往后你到底打算怎样生活？” 我回答说，我打算好好过日子。最重要的是我还活着！战争中我是那么梦想活下来！不错，我是活了下来，可是战后的安生日子没有超过几个月，我就开始全身关节肿胀，右臂疼得要命，不听使唤，视力不断衰退，还有肾下垂、内脏转位，等等。就像后来弄清楚的那样，植物性神经系统全乱了。我在整个战争中的梦想就是继续学习。但对我来说，大学却成了第二次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我提前了一年大学毕业，否则真没精力读下去了。战争的四年中，我就穿着一件军大衣度过冬天、春天和秋天，还有一件发白的褪色军便服……嘿，他妈的！…… ——安东尼娜·米隆诺夫娜·连科娃 <hr /> 注释： 男人的靴子和女人的帽子 我们就像鼹鼠一样住在地底下……但姑娘家的一些小摆设、小玩意儿却一直保存着。春天到了，折下几根柳枝插起来，心情就愉快不少。因为明天你就可能不在人间，看到这些婀娜的柳枝就会想起我们自己，提醒自己，记着自己……一个姑娘收到了家里寄来的毛料衣裙，我们大家都很羡慕，虽然军队里是不允许穿个人衣服的。我们的司务长，他还是个男人呢，却喜欢唠唠叨叨：“要是给你寄来一张小床单也好啊，那倒是更有用处呢。”确实，我们连床单和枕头都没有，都是睡在树枝和稻草上面。但我自己也偷偷藏着一副耳环，每到夜里我就戴上耳环睡觉…… 当我第一次被震伤后，耳朵听不到声音，嘴巴也不能说话了。我对自己发誓：如果我的嗓音不能够复原，我就一头扎到火车轮下算了。我是那么喜欢唱歌，突然却失声了怎么行。幸好，后来我的声音又回来了。 这下我可高兴了，还把耳环也戴上了。上岗的时候，我高兴得大声喊起来： “上尉同志，哨兵某某向您报告……” “这是什么？” “什么什么？” “你给我离开！” “怎么了？” “立即脱掉耳环！这算是什么军人？” 上尉长得非常英俊，我们所有的女孩都有点为他痴迷。他常对我们说，战争期间需要的是军人，只是军人。当然是需要军人……可是我也还想做美女嘛……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很害怕，生怕腿受伤，我有一双美丽的长腿。对于男人来说，这又算什么啊？他们就不那么害怕，就算丧失了双腿，反正他们都是英雄，照样可以做新郎！而一个女人如果瘸了腿，那她一生的命运就算是定了。女人的命运啊……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谢洛克娃 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很乐观……我觉得必须尽可能多地开口去笑，因为女人就应该有光彩。在上前线之前，一位老教授这样教我们：“你们应该对每一个伤员说你爱他，最有效的灵丹妙药就是爱。爱能救人，给人活下去的力量。”伤员躺在那里，他疼痛得忍不住哭出来，而你对他说一句：“我亲爱的，我的宝贝……”要是对方问你：“你爱我吗，小妹？”（他们对我们这些年轻女孩都叫小妹。）我们就回答：“当然，我爱你。但你要快点好起来哦。”伤员们可能因为太痛苦而开口骂人，但是我们绝不能。一句不礼貌的话语都会使我们受处罚被关禁闭。 很困难……当然很困难……比如当身边清一色都是男人，你还要穿裙子爬上车的时候。专用救护车是高高的大卡车，你必须要爬到最上面去！你试试看…… ——维拉·弗拉季米洛夫娜·谢瓦尔德舍娃 上级让我们上了火车，是货车车厢……我们只有十二个女生，其余全部都是男人。火车行进了十到十五公里就停下了。但就是这十到十五公里，让我们陷入尴尬的僵局。既没有水又没有厕所……你明白吗？ 男人们在停车附近燃起了篝火，脱下衣服，一边抓虱子，一边烤火。我们能去哪里呢？我们得跑到一些背静的地方去换衣服。我穿的是一件针织毛衣，虱子钻在每一个缝隙中、每一毫米的毛衣小孔里。看一下就感到恶心：头虱、体虱和阴虱，我身上全都有了……但我不能和男人们待在一起……怎么能和男人一起烤火除虱子呢……丢死人了。我干脆就扔掉了毛衣，只穿着一件裙服。不知道在哪个车站，有个不认识的女人脱下一件上衣给我，还有一双旧鞋子。 又乘了很长时间的火车，接下来还步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冰天雪地啊。我一边走一边不住地照镜子：我没有被冻伤吧？可是到了晚上，我就发现脸颊冻伤了。在这之前我啥都不懂……我听说脸颊冻伤时，都是白色的。可是我的脸却是通红通红的，很好看。我就想，既然还挺漂亮，不如就这样冻一冻吧。可是第二天就变成黑色了…… ——娜杰日达纳·瓦西里耶夫娜·阿列克谢耶娃 我们当中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有一次我们去洗澡，澡堂附近有一个理发馆。于是我们就走了进去，互相看着，给眉毛和嘴唇化了一番妆。结果军官训斥了我们一顿：“你们是打仗还是跳舞来了？”我们大家都哭了整整一夜，把妆都涂抹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军官又走来走去对每一个女兵重复说：“我需要的是战士，而不是淑女名媛。美女在战争中是活不下去的。”真是位非常严格的指挥官。而在战争之前，他是一个数学老师…… ——阿纳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谢列格 我觉得我走过了两个人生，男人和女人的不同人生…… 我一进学校就开始讲军事纪律：除了上课就是走队列，在宿舍里一切也都按章行事，对我们女孩子没有任何宽容。一天到晚就是听到：“别说话！”“谁在偷偷说话？”可是每到晚上，我们就急着要坐下来缝衣绣花……女人嘛，反正就是这点记性……任何时候都放不下。我们已经背井离乡，没有家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就不是女人了。上级只给我们一小时休息：还只能坐在列宁主义学习室里写信，也可以自由地站着交谈一会儿，但是不许笑出声来，更不许大喊大叫——这些统统都是纪律。 能唱歌吗？ 不，不能。 为什么不能唱歌？ 有规定的。必须是集合列队时上级下令唱歌，才可以唱。要听命令：“开始，唱歌！” 其他时候就不能唱歌？ 不行。这不符合规定。 这很难习惯吧？ 我觉得我根本就不可能习惯。你仅仅来得及睡觉，而且还常有紧急集合：“马上起床！”就像风一样把我们吹下床来。你开始穿衣服，可是女人的衣物总比男人要多，手忙脚乱的。最后就把腰带拿在手里急忙跑到存衣室去，再边跑边穿大衣冲进武器库，在那里把挖掩体的铁铲套上套，固定在皮带上，再挂上子弹盒，扣紧腰带。然后背起步枪，一边跑一边扣上枪栓，沿着楼梯从四楼跑下去，简直可以说是滑下去的。最后急急忙忙站到队列里。一切都必须在几分钟内完成。 在前线就是这样子……我的靴子大了三个尺码，像两只弯曲的船，灌满了灰尘。女主人送给我两个鸡蛋说：“带着路上吃吧，这么单薄的身子，一会儿就倒下了。”这两个鸡蛋很小，我悄悄地打碎它们，不让她看到，用这两个鸡蛋洗干净了我的大靴子。当然我也想吃，但是女人爱美的天性占了上风。您都想不到那件大衣多么粗糙，那身行头多么沉重，从皮带到其他，全都是男式的。我特别不喜欢大衣摩擦我的脖子，还有这双靴子，走路都歪了，一切都改变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当时是多么悲惨，而行军是最惨的时候…… ——斯坦尼斯拉娃·彼得罗夫娜·沃尔科娃 把我们变成战士可是没那么容易哦……真的没那么简单…… 上级下发制服时，司务长召集我们列队，说：“鞋尖要对齐！” 我们赶紧对齐鞋尖。鞋尖倒是对齐了，但是我们人又靠后了，因为靴子是四十到四十一码。司务长还在不住地叫着：“鞋尖，鞋尖！” 接着又下令：“学员们，看齐第四位的前胸！” 我们当然做不到，他就厉声大叫：“你们在上衣口袋里都装了什么东西？” 我们都笑了起来。 “不许笑！”司务长大叫。 为了准时而正确地办好欢迎仪式，从椅子到标语，一切都必须做好。哈哈，司务长对付我们这些姑娘，也算是吃足苦头了。 有一次进城，我们列队去澡堂洗澡。男兵在男澡堂那边，我们在女的这边。可是一走进女澡堂，就听见里面的女人们尖叫起来，还有的女人赶紧遮住自己的身体，喊道：“大兵进来了！”原来她们已经分不清我们到底是女孩还是男孩了，我们头发都剪得很短，又是清一色不分男女的军装。还有一次我们进厕所，结果里面女人都跑去把警察叫来了。我们就问警察：“那么请问我们应该去哪里解决呢？” 警察就转身大吼那些女人：“这些都是女孩子啊！” “什么女孩子啊，都是大兵嘛……”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斯捷潘诺娃 我只记得一条道路，那条我们来来回回走了无数遍的道路…… 当我们到达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时，上级本来想把我们留在师部。他们说：“你们都是女人，为什么一定要上前线？”我们回答说：“不，我们都是狙击手，请把我们派到需要的地方去。”于是上级又对我们说：“那就把你们派到一位很爱惜姑娘的上校那个团去吧。”指挥官的性格脾气是很不相同的，他们这样告诉我们。 这位上校是用这番话迎接我们的：“姑娘们你们瞧，你们来到战场，是要打仗的吧，那就打仗吧，可是别的事情你们可不能做。周围都是男人，根本没有女人。鬼晓得该怎么才能向你们解释清楚这件事。战争，女孩子……”他很清楚，我们还完全是孩子。第一次有敌机来空袭时，我就坐在那儿用双手抱住脑袋，后来我才想到，手也舍不得啊。就是还没有准备好去死。 我还记得进入德国以后……哦，太好笑了！在一个德国小镇，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城堡过夜，城堡里有很多房间，好大的前厅。好美丽的大厅啊！衣橱里挂满了漂亮衣服，都是女孩子的衣服，每一件都适合自己。我很喜欢一件鹅黄色的裙子，还有一件长裙，美得没法形容，长长的、轻飘飘的……觉得只有在普希金的诗歌中才会有的！已经到时间躺下睡觉了，所有人都累坏了。我们就穿上这些衣服躺下睡觉，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马上就睡着了。我就穿着那件黄色裙子，外面再套上长裙…… 还有一次，我们在一个主人逃走了的帽子店里，一顶一顶地试戴帽子，为了哪怕多一点点时间戴帽子，我们整整一夜都是坐着睡觉的。早上醒来……我们对着镜子再照一次……然后把帽子全都脱下来，依旧穿回我们自己的军上装和军裤。我们什么都不能拿，行军路上就是多一根针都嫌沉重。但最后还是偷偷把一个小匙勺塞到自己的靴筒里，这就是全部了…… ——贝拉·伊萨科夫娜·爱泼斯坦 男人……他们是另一类人……不是都能理解我们…… 但我们大家很喜欢普季钦上校，都叫他“老爸”。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很了解我们女人的心思。在莫斯科城外撤退时，是最艰难的时候，他告诉我们： 姑娘们，莫斯科就在我们身旁。我会为你找来一个美发师，你们可以画画眉毛，卷卷睫毛，烫烫头发。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可是我希望你们个个都保持美丽。战争是持久的……不会很快结束…… 上校还真的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个理发师，我们都烫了头发，自我美容一番。那天我们真是好幸福、好开心…… ——季娜伊达·普罗科菲耶夫娜·霍马列娃 那次我们越过拉多加湖的冰面向敌人进攻，遭遇了猛烈的炮火。到处都是冰水，人一受伤倒下，就会马上沉入水底。我爬来爬去地给伤员包扎。当我爬到一个双腿都被炸断的战士身边时，他的腿已经失去了知觉，却推开我，扑向自己的小“精品袋”，就是一个口袋。他是在找自己的应急口粮袋。人都快死了，还在找吃的呢……我们在冰雪中行军时，都是自己携带食物。当时我想给他做包扎，他却只知道把手伸进自己的口粮袋中，不管里面有什么。一些男人好像是很难忍受饥饿的，饥饿在他们看来比死还要痛苦…… 关于我自己我也就是记住这些……开始是怕死……然后在内心里是担忧和好奇相伴而生，再后来，就是既无害怕也无好奇了，就是因为疲劳过度了。无时无刻不是到达了力量的极限，或超越了能力的极限。到最后只剩下一种担心：死后会不会样子很难看。这就是女人的恐惧：只要不被炮弹炸得支离破碎就行……我知道那是怎样的样子，我自己就收集过炸碎的残肢…… ——索菲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杜布尼亚科娃 大雨没完没了地下着……我们在沼泽地急行军，不断有人倒在泥淖中。有的是受伤了，有的是死掉了。没有谁愿意死在这片沼泽地里，黑色沼泽地。呶，一个年轻姑娘怎么能那样躺在沼泽地里呢……还有一次，我们已经打到白俄罗斯了……在奥尔沙大森林中，到处是小灌木樱桃，花是蓝色的，整片草地都是蓝色的。要是死在这样的花丛中也值了！安静地躺在这里……那时候真是傻啊，只有十七岁……我想象自己就应该那个样子去死…… 那时候，我以为死后就像飞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一次我们彻夜在谈论死亡，但只有那一次。我们后来再也不敢说出这个字眼了…… ——柳波芙·伊万诺夫娜·奥斯莫洛夫斯卡雅 我们整个飞行团全都是女性……1942年5月，我们飞往前线…… 上级分给我们的是“波2”型飞机。这种飞机体积小、速度慢，只能低空飞行，往往还是超低空飞行，贴着地面飞！战前都是年轻人在飞行俱乐部学习驾驶这种飞机，没有人想到它也会被用作军事目的。这种飞机是木质结构，完全是由胶合板制成的，外面再覆盖一层高密度帆布，其实也就是纱布。这种飞机只要一被命中就会燃烧，像一团火球在空气中燃烧，直到坠落，就像划一根火柴那样，瞬间就会熄灭。机内唯一的固体金属零件就是M-II型发动机。后来，都到了战争快结束时，才发给我们降落伞，并在驾驶舱内配备了一挺机关枪，在那之前是没有任何武器的，只有在起落架下面挂了四个炸弹，这就是全部装备。现在人们把我们的飞机称为“神风”，是啊，我们那时就是“神风敢死队”。是的，我们就是敢死队！而胜利的价值远高于我们的生命。一切为了胜利！ 您问我们是如何挺下来的？我来回答您…… 退休之前，我一直为这样的想法而苦恼：我不工作会怎么样？为什么在五十岁之后我还要读完第二个大学？我成了历史学家，其实我应该毕生都是地质工作者，但是一个优秀地质学家应该一直在野外工作，而我已经没有力量了。医生来给做了心电图之后问我：“您何时发作过心肌梗死？” “梗死是什么？” “您的心脏中有些疤痕。” 这些疤痕显然就是战争留下来的。当我在目标上空盘旋时，整个身体都发抖，全身打哆嗦，因为身下是一片火光：战斗机向你射击，高射炮对你开火……有些女孩被迫离开飞行团，因为实在忍受不了。我们飞行大多是在夜里。有段时间上级试着派我们白天去轰炸建筑物，但马上就放弃了这想法。因为我们的“波2”连冲锋枪都能打中…… 我们都是每天午夜十二点之前起飞。我看到过著名的王牌飞行员波科雷什金，那天他正好打完空战飞回来。他是一个坚强的男人，也就是二十岁到二十三岁之间，和我们年龄相仿：飞机加油时，技术员只来得及把他的衬衫脱下来拧一拧，汗水就像下雨一样流出来。现在不难想象当时我们是怎样做事情了吧？我们完成任务飞回基地时，连爬出驾驶舱的力气都没有了，得要别人把我们拖出来。我们也无力背着飞行图囊，只好在地面上拖着走。 我们女机械师的工作就更甭提了！她们要徒手把四个炸弹，一共有四百公斤重，一次都挂上飞机。就这样，整个夜晚，一架飞机起飞，又一架飞机降落。我们身体机能全都变了，整个战争的几年中我们都不是女人了，失去了女性的那事情……每个月来的那事……呶，您是明白的……战争结束后，有些人就失去了生育能力。 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抽烟，只有在抽烟时我才能感觉一点点安慰。上天飞行时全身都会颤抖，只有点燃一根烟才能冷静下来。我们穿着皮夹克、长裤和套头军装，冬天还要穿男式皮上装，行为举止不由自主就变得男人气了。战争结束后，上级给我们缝制了卡其套裙，我们才突然觉得我们还是女孩子…… ——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波波娃 不久前我得到了一枚奖章……是红十字会发的南丁格尔国际金质奖章。所有向我表示祝贺的人都惊讶地问：“你怎么能够把一百四十七个伤员背出来啊？在军报照片上的你是一个很娇嫩的小丫头呢。”其实还有人计算我当时可能救出了两百多人呢。我从来都没把这些记在脑袋里，我们那时还不明白数字的重要性。战斗在进行，人们在流血，我怎么可能坐下来记录我救了多少人？我从来没有预计过冲锋何时结束，只是在战火中爬啊爬啊，来来回回地救伤员。如果他身上中了一个弹片，我却要过一两小时才爬到他身边，那人家早就流尽了血，我等于什么都没做。 我身上三次受伤，还有大脑三次震伤。在战争中，有人梦想早日返乡，有人梦想打到柏林，而我只是在想，我能不能活到生日那一天，活到满十八岁。不知怎的，我很害怕自己会早早死掉，甚至不能够活到十八岁。我穿着男人的裤子，戴着男人的帽子。因为总是要用膝盖跪着爬行，身上还要背着沉重的伤员，我总是破衣烂衫。简直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一天，还有可能站起来在土地上直立行走，而不再爬行。这在当时只是个梦想！有一天师长不知为何来了，看到我，就问：“你们怎么还招这样的少年当兵啊？你们怎么把她留下来的？这样的孩子本来应该送去上学的。” 我记得有一次绷带不够了……那种机枪扫射的伤口非常严重，用尽了所有的急救包也不够。我就把自己的内衣撕了下来，又转身向小伙子们请求：“脱掉你们的内裤和背心吧，我的伤员都要死了。”他们都脱掉内衣内裤，撕成碎条。我看着他们也不觉得难为情，就像和哥哥们在一起，我就像个小男孩生活在他们中间。我们行军时，都是三个人手臂挽在一起，中间的一个就可以睡一两小时。然后我们再换一个人到中间。 我一直打到了柏林，在德国国会大厦上写下几个大字：“我，索菲娅·孔采维奇，来到此地，是为了消灭战争。” 我看到无名烈士墓，都会在墓前下跪。在每一个无名烈士墓前……都只是下跪，不说一句话…… ——索菲娅·阿达莫夫娜·孔采维奇 姑娘的尖叫和水手的迷信 我听人说过……语言，就像毒药……语言，就像石头……还说，男人的愿望就是为国家去战斗。可要是女人也去杀人呢？！那就不是正常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了吗？…… 不对！一千个不对！不，其实这也符合人性的心愿。战争已经爆发，我依旧过着正常的生活，女孩子的生活……但女邻居收到了一封信，她的丈夫受伤，躺在医院里。我就在想了：“他受伤了，谁会顶替他？”还有，下来了一个失去双臂的士兵，谁去顶替他？回来了一个失去双腿的士兵，又有谁去顶替他呢？于是我写信恳求接收我入伍。我们从来都受到这样的教育，说我们的国家如果没有了，我们就会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自小就学习热爱国家，赞美国家。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去帮助国家。需要护士，我们就去做护士；需要高射机枪手，我们就去开高射机枪。 我们在前线是不是真的想和男人一样？起初我们真是非常想：我们把头发剪得短短的，甚至故意去改变走路的姿态，但后来就不行了，受不了！再往后，就好想化妆美容，宁可不吃白糖，也要节省下来，用它去浆白衣领。每次我们得到一锅热水可以洗头发时，那就是我们的幸福时光。经过长时间行军，如果发现了一片柔软的草地，我们就采集一些嫩草搓在腿上……您知道吗？用草可以洗身体……我们是女孩子，一定会有自己的特点……部队领导不会去想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把腿脚都涂成绿色……当然，如果司务长是一位有年纪的男人，他就懂得这些，就不会从我们的背囊中拿走多余的内衣；但如果是个年轻司务长，他就一定会要求我们扔掉多余的衣服。其实对于姑娘们来说，有什么是多余的呢？我们每天总要换两次衣服嘛。我们就从被迫丢下的内衣上剪下两只袖子，实际上也只有两件内衣，也就是总共四只袖子…… ——克拉拉·谢苗诺夫娜·吉洪诺维奇 战争之前我对一切和军人相关的事都喜欢……喜欢男人的事……我跑到航空学校去了解录取规则，对我来说，那就是全部的军人范儿。我还喜欢列队操练，喜欢一丝不苟的动作和简洁有力的口令。不过航校的答复是：“先读完十年级再说。” 战争爆发了，以我的性格和激动程度，当然是不能坐在家里的。但是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怎么都不让去，因为我才十六岁。兵役委员这样说，如果战争才刚开始，我们就把这样小的孩子送上前线，把未成年的女孩子送到前线，敌人会怎么想我们啊。 “我必须上阵杀敌。” “没有你们，敌人照样会被粉碎。” 我企图说动兵役委员，说我的个子很高，没人会以为我十六岁，一定以为我挺大的啦。我还赖在兵役委员的办公室不肯离开：“您就写我是十八岁，不是十六嘛。”“你现在是这么说，以后你会怎么想我啊？” 确实，战争结束后我就不愿意了，这时候仅凭着一种军事专业是到哪儿都行不通的，最好是除去自己身上的全部军人味道……至今我都还是很讨厌军裤，就算是到森林里去采蘑菇、采野果，我也不愿意穿长裤，我就是想穿戴正常女人的衣物…… ——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冈察洛夫 我们立即感受到了什么是战争……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有“买家”出现在我们校园，我们把那些从重新整编部队来招兵的人称为“买家”。这些“买家”都是男人，完全能够感觉到他们很同情我们。我们的一双双眼睛直盯着他们，但他们却用另一种眼光看我们。我们从队伍里冲出来，以为越早显示自己，就越能被发现和招收，可是他们都看腻了，只要扫我们一眼，就知道该把我们往哪儿发送。他们心里全都有数。 …… 我们团是个男人团，第八百七十远程轰炸机团，只有二十二个女的。我们回家拿了两三套衣服，不许拿很多。我们在路上遭到敌机轰炸时，只能在原地找地方躲避，或者逃到来得及跑去的地方。男人们都到了中转站，他们在那里换上军装。而我们什么都没有，只发给了我们裹脚布，我们就用这些布缝制了内裤和胸罩。领导知道之后还大骂了我们一通。 半年过后……由于超负荷压力，我们已不再是女人了……我们停止了月经……生理周期受到破坏……明白吗？我们很害怕！担心自己永远不再是女人了…… ——玛丽亚·涅斯特尔洛夫娜·库兹敏科 我们是有追求的……我们不愿意人家这样说我们：“哈，瞧这些妇女！”我们比男人更加努力，还必须证明自己并不比男性差。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是傲慢而居高临下地对待我们：“这些小娘们儿也去打仗了……” 如何去做一个男人？成为男人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我们的自然属性又是一回事。我们有生理特点…… 那次我们行军……一共二百多个姑娘，后面跟着二百多个男兵。天气酷热，急行军三十公里，三十公里啊！我们在前面走，就在身后沙土上留下红色斑点……红色的痕迹……呶，这些事情……是我们的那个……怎么能藏得住呢？后面那些男兵们就跟着这些印记，却装作什么都没注意到，不朝脚底下看……我们的裤子晒得就好像破裂的玻璃筒子，出现裂痕的玻璃那样。有伤口的那里，一直散发出血腥味。那时候不发给我们任何女性用品……男兵们在灌木丛晾晒他们的衬衫时，我们就在一旁悄悄看着，抽空就去拿走两件……他们后来猜到是我们干的，就笑道：“司务长，再发给我们一件衬衫吧，女孩子把我们的偷走了。”包扎伤员的棉花和绷带不够了……但那不是因为伤员……女人的衣物两三年之后才有的，我们就一直穿着男子的裤子和衬衫。行军时都是穿着大靴子！脚很受折磨。有一次行军……前往一个渡口，那里有渡轮在等待。可是我们到了渡口，突然遭到敌人轰炸。轰炸很厉害，男兵们纷纷跑去藏身，又喊着叫我们过去……可是我们没有听到炸弹，没有遭遇过轰炸，我们反倒纷纷向河边跑，跑到水里……下水！下水！我们只能坐在河里，全身都湿透了……冒着横飞的弹片……但是这样又不敢起身，羞怯简直比死还要可怕。一些女孩就被炸死在水里了…… 也许那是第一次，我想成为一个男人……第一次…… 终于，我们胜利了。头几天我走在大街上还不相信已经胜利了，坐在桌子旁也不相信已经胜利了。后来才相信真的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玛丽亚·谢苗诺夫娜·卡利贝尔达 当时我们已经解放了拉脱维亚……部队驻扎在陶格夫匹尔斯城外。这天夜里，我刚刚准备躺下睡觉，听到哨兵在对什么人大声喝道：“站住！谁在那里？！”过了正好十分钟后，有人把我叫起来去见指挥员。我去了指挥员的掩蔽部，里面坐着几位我们的同志，还有一个穿便服的男人。我清楚地记住了这个人，因为那些年间我看到的男人都是只穿军装和军大衣，这位却是穿着毛绒领子的黑大衣。 “我需要您的帮助，”这个男人对我说，“我的妻子在距离这里两公里之外，她正在待产，现在孤身一人，那个房子里再没有人了。” 指挥员对我说：“那是在中间地带。您自己知道，那并不是安全区。” “有妇女在分娩。我一定要帮她。”我答道。 上级给我派了五名冲锋枪手。我在背包里装满了包扎材料，还随身带上一团最近才发给我的新法兰绒绑腿布。我们出发了，周围一直有炮击，弹着点忽近忽远。森林里漆黑一片，连月亮都看不见，最后终于看到一个房子的轮廓。这是一个小木屋，我们走进去，只见一名女子趴在地上，浑身衣衫褴褛。她丈夫马上去放下窗帘，两个冲锋枪手留在院子里，两名守在门口，还有一个为我举着手电筒照亮。女人勉强克制自己的呻吟，她病得很重。 我不断地劝她：“坚持一下，亲爱的。你不能叫出声。坚持。” 这是两军对峙的中间地带，如果敌人发现了什么，马上就会对我们发射炮弹。但是当士兵们听说孩子生下来后，也不由得轻轻喊出：“乌拉！乌拉！”声音非常低，几乎像是在耳语。这是个在前线出生的婴儿！ 士兵们带来了水。但是无处可以烧热，只好用冷水给孩子抹了身体。用我的绑腿布把孩子包起来。房子里真是空空如也，只有几件破衣服垫在母亲身体下。 就这样，我又连续几个夜晚都赶到这个小木屋里忙活。直到进攻之前，我最后一次来到小木屋，向他们告别：“我不能再来看您了，因为我要开拔了。” 那女人用拉脱维亚语和她的丈夫说了什么。男人转过身对我说：“我妻子问您叫什么名字？” “安娜。” 女子又说了些什么。丈夫翻译给我：“她说，这是很美丽的名字。承蒙您的恩德，我们要给女儿取名安娜。” 那女子还不能够起来，就欠起一点身子，递给我一个非常美丽的、镶嵌有珍珠的香粉匣。可以看出来，它非常昂贵。我打开这个小匣子，在夜晚，香气是那么沁人心脾，尽管周围枪声不断，炮弹不停……这是多么诱人的香味……我现在想起来还想哭……香粉的气味，镶着珍珠的盒盖……小小的婴孩……可爱的小姑娘……多么有家庭气息啊，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女人的生活……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赫洛罗维奇 女人登上舰船，这向来是一种禁忌，甚至是违反自然性的。人们都认为，女人上船会带来不祥的结果。我本人是出生在法斯蒂夫，在母亲活着的时候，她一直被村里的女人们逗乐追问：你生了一个姑娘还是小伙子啊？我甚至给伏罗希洛夫本人写过信，请求接收我去列宁格勒的炮兵技校。正是由于伏罗希洛夫亲自下令，我才真的被炮校录取了。我是被炮校招收的唯一女性。 炮校毕业后，他们还是想把我留在陆地上。那时起，我就不再承认自己是女性了，乌克兰的姓氏“鲁坚科”掩护了我，可是有一次我还是把自己出卖了。那天我正在擦洗甲板，突然听到一阵骚动，转过身一看：原来水手们在驱赶一只猫，不知道它是怎么上了船，大概是古代航海者流传下来的迷信，说猫和女人都会给出海带来霉运。那只猫不想离开船，还使出各种机灵精彩的假动作，简直会令世界级的足球健将嫉妒，在船上引起一片笑声。就在这时，猫儿差点跌落到海里，我不禁惊吓得大叫起来。这显然是一个姑娘的尖叫声，男人们的笑声顿时消失，甲板上一片安静。 我听到舰长的声音在问：“值班水手，是有女人上舰吗？” “绝对没有，舰长同志。” 于是再次出现了恐慌：竟然有女人在舰艇上。 …… 我是第一个成为职业海军军官的女人，战争期间我在军舰和海军陆战队都打过仗。那时候英国媒体有过报道，说在俄罗斯海军有某种性别不明的造物在作战，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且他们说，这种“佩剑小姐”是谁都不会娶的。没有人会娶吗？！不，大错特错了，恰恰有位优雅的绅士，最英俊的军官娶了我…… 我是一个幸福的妻子、快乐的母亲和祖母。我的丈夫在战争中牺牲了，这不是我的罪过。我很喜欢海军，毕生热爱海军…… ——泰西亚·彼得罗夫娜·鲁坚科-舍维廖娃 （大尉，莫斯科海军编队连长，现为退役中校） 我那时在工厂工作……是在高尔基州克斯托夫斯克区，就在我们米哈依尼克沃村的链条工厂。一开始征召男人上前线，马上就把我安排到车间去完成男人的工作，后来又把我调到锻造车间做锻工，制造舰船上用的各种链条。 我要求上前线，但工厂领导以各种理由把我留在工厂。后来我就写信给共青团区委会，终于，我在1942年3月收到了入伍通知书。我们是好几个女孩子一起离开家乡的，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送行。我们徒步三十公里走到高尔基城，然后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队。我被分到第七百八十四中口径高炮团。 没过多久，我就被任命为一号瞄准手。但这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想做一个填弹手。没错，这项工作被认为纯粹是男人干的：必须要抱起六十公斤的炮弹，并跟上五秒钟一次的密集火力排射节奏。幸亏我曾经做过锻工。一年后，我被提拔为下士，并被任命为第二班班长，下属有两个女兵和四个男兵。由于激烈发射，炮筒热得发红，继续发射十分危险，就得违反了所有规则，用湿毛毯给炮筒降温。炮不能坚持发射，但人必须坚持忙碌。我是个身强力壮又有耐力的姑娘，但我也知道，在战争中必须比和平生活中有更大的能量，甚至体力也必须更强……也不知道从哪儿发出来的一股从未有过的力量…… 在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胜利的消息后，我拉起警报集合炮手班，下达了我的最后命令：“方位1500，炮筒高度100，引爆点120，速度10！” 为纪念经过四年战争取得的胜利，我亲自拉动了炮栓发射了四发炮弹作为礼炮。 炮台战位上的所有人听到炮声都跑了过来，就连斯拉特文斯基营长也来了。因为我的任意妄为，营长当场下令把我逮捕，但随后又推翻了自己的决定。这下我们都聚集在一起，扔掉了自己的武器大肆庆祝，我们互相拥抱和亲吻，喝着伏特加唱歌。然后，我们又哭了一整夜一整天…… ——克拉夫迪娅·瓦西里耶夫娜·科诺瓦洛娃 我肩膀上扛着一挺机枪……我从来不承认它很沉重，那时候能让谁把我甩在第二名吗？不称职的战士就必须更换，会被派到厨房去，这是很丢人的。上帝保佑可不能在厨房里打完战争，那我可就哭鼻子都来不及了…… 会派妇女去做与男人完全相同的任务吗？ 上级会尽量照顾我们，所以我们不得不去请求作战或类似的任务，要主动表现自己。做这样的事情需要勇气和打拼性格，这不是每一个女孩都能行的。瓦丽亚就一直在厨房里工作。她身体柔弱，待人随和，你无法想象把她和枪支武器放在一起。当然，在极端情况下她也会开枪，但她并不渴望冲上去打仗。我呢？我就很渴望打仗。梦寐以求！ 其实，我在学校读书时是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很低调的女孩。 ——加林娜·雅罗斯拉沃夫娜·杜波维克 （斯大林第十二骑兵游击旅游击队员） 命令下达：二十四小时后必须到位……方向：第七百一十三野战机动医院…… 我记得我是穿着黑色长裙和凉鞋到达医院的，上身套了一件丈夫的外衣。医院当即发给我了全套军装，但是我拒绝穿：这套军装全都比我通常的尺码大出三四个号。他们向医院院长报告说我不服从军纪，院长却没有对我采取任何措施，说是过几天之后我自己就会换上军装的。 几天之后，我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遭遇了激烈的轰炸。我们躲进了马铃薯田地，之前地里刚刚下过雨。这可好，您能想象我的长裙和凉鞋会变成啥样子吗？到了第二天我就穿得像个士兵了，全套军装都穿上了。 就这样我开始了军事生涯……一直打到德国…… 1942年1月的最初几天，我们进入了库尔斯克州的阿方涅夫卡村，那正好是酷寒天气。两栋教学楼都挤满了伤员：躺在担架上的、地板上的，还有稻草上的。没有足够的汽车和汽油把所有伤员都运到后方。院长就做出了一项决定，从阿方涅夫卡和邻近村庄组织一队马车。第二天早晨马车队到了，完全由妇女们管理马匹。在雪橇上铺上土布垫子、被子和枕头，有的马车上甚至还有棉被。一想起这些事情，到今天为止我还不能不落泪，多么感人的场面啊……每个女人都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伤员，准备上路，她们都轻声地呵护他们：“我亲爱的宝贝！”“好了，我亲爱的！”“嗯，我的好孩子！”每个女人都随身带来了一些家里的食物，还有热乎乎的土豆。她们用自己家里的东西把伤员包裹起来，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放到雪橇上。直到现在我的耳边还能听到这样的祷告，这种轻轻的女人的叹声：“哦，我的小宝贝……”“唉，我的好孩子……”我真感到后悔，甚至感到良心在受折磨，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没有问过这些女人的姓名。 我还记得如何在解放了的白俄罗斯土地上推进的，我们在村庄里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一个男人。遇到的只有妇女，只有妇女留下来了…… ——叶莲娜·伊万诺夫娜·瓦留欣娜 <hr /> 注释： 沉默的恐怖和臆想的美丽 难道我真要找出这样的话说说吗？我可以告诉您我是怎么开枪的，但我是怎么哭的，就没有什么好说，那是没法说清楚的。我只知道一件事：在战争中，人都变得十分可怕，又不可理喻。怎么可能理解透呢？ 您是一位作家，您自己去想吧，想些美丽的东西。没有虱子和污垢，没有令人作呕的东西，也没有伏特加和血腥的味道……不要这么可怕的人生…… ——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梅德韦特金娜 我不知道……不，我很明白您在问什么，但是我的语言不够用……我的语言……怎么形容呢？必须的……是为了……每当深夜躺在寂静中突然想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都抽搐得厉害，好像要闷死我。窒息得浑身发抖，就是这样子…… 能用什么语言去表达呢？或者需要一位诗人，一位像但丁那样的诗人…… ——安娜·彼得罗夫娜·卡里亚金娜 我常常想听音乐或歌曲……想听女人的歌声……从中可以找得到我那时候的感觉。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 我去看战争影片，觉得太虚假了，我去读写战争的书，也太虚假了。根本就不是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当然，就算是我自己现在说，也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其实，既没有那么恐怖，也没有那么美好。您知道吗，在战场上经常会出现多么美丽的早晨？就在战斗打响之前……看到那个早晨你马上就会想到这有可能是你人生的最后一个早晨。大地是如此美丽，空气是如此清新……朝阳是如此可爱…… ——奥尔加·尼基契什娜·扎贝利娜 在犹太人隔离区，我们被围困在铁丝网里面……我甚至还记得那是在一个星期二发生的事情，不知为什么我很清楚那天是星期二，却记不得是几月几日，就记得那天是星期二。我偶然走到窗前，在我们房子的对面，一个男孩和女孩坐在一个长椅上接吻。四周枪炮声不断，他们却在接吻！我一时间被眼前这和平的景象惊呆了…… 我们这条街道很短，这时就在街道另一端出现了德军巡逻队。他们一定也都看见了，当时视野很好。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当然是来不及……就听见了惊叫声和枪声，德国人开枪了……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第一感觉就是恐惧。我正好看到那个男孩和女孩，他们刚刚站起来，就倒了下去。他们是一同倒下去的。 然后……这一天过去了，第二天、第三天也过去了……我依然在回想着那个情景。我想弄明白：他们为何不在家里，而要在街上接吻？到底为什么？他们应该就是想好了要这样死去……他们知道，在犹太隔离区里，反正迟早也会死去，不如以另一种方式死去。当然，这就是爱情。还有其他原因吗？哪里还会有其他原因？只有爱…… 我和您说过了……真的，这就是在我眼前发生的，这就是美。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我经历的全都是悲惨……是的……还能有什么？我现在仍然认为……他们是在抗争……他们是想优美地死去。我确信，这就是他们的抉择。 ——柳鲍芙·埃杜阿尔多夫娜·克雷索娃 我？我可不想谈……尽管没什么……总之……关于这些我不能说…… ——伊琳娜·莫伊赛耶芙娜·列彼茨卡娅 有一个疯女人在满城游走……她从来都不洗澡、不梳头。她的五个孩子都被杀死了，那是她所有的孩子。孩子们被杀死的方式各有不同，一个是头部被枪打中，另一个是被子弹射进了耳朵…… 她在街上逢人就讲……见到每一个人都这样说：“我给你讲啊，我的孩子们是怎么死掉的。先讲谁呢？先说瓦辛卡吧……他们打中了他的耳朵。还有托利卡，是被子弹打进脑袋了……是啊，从谁开始讲好啊？” 所有的人看到她就远远地逃离。因为她疯了，所以她还能够喋喋不休地说啊说啊…… ——安东尼娜·阿尔贝托夫娜·维鲁托维奇 我只记得一件事：人们都在高喊胜利了！整整一天欢呼声不绝于耳……胜利了！兄弟们！我们胜利了！起初我不敢相信，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战争，这已经成了我们的生活常态。胜利了！我们打胜了……我们多么幸福！多么快乐！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彼列别尔卡 魔鬼女人和五月玫瑰 这场战争夺走了我的爱……我唯一的爱…… 德寇轰炸城市时，尼娜姐姐跑来和我道别。我们都已经想到，彼此不会再见面了。她对我说：“我想去当卫生员，但是我在哪里会找到他们呢？”我现在还记得那情景：我望着她，当时是夏天，她穿着一件薄薄的短裙，我看到她左肩的脖子附近有一块胎记。她是我的孪生姐姐，但我却第一次看到她有胎记。我一边看着她一边想：“我对你是无所不知的。” 感觉就是这样敏锐……爱情也是这么敏感……心都会跳出来…… 所有人都撤离了明斯克。大路遭到轰炸，我们只好从森林里走。不知哪儿有女孩子在喊叫：“妈妈，战争来了！”我们的部队已经撤退了。我们走在宽阔的田地间，黑麦正在抽穗，路边上是低矮的小农舍。已经到了斯摩棱斯克……在路边站着一个女人，看上去她比自己的小房子还要高，她穿着一身亚麻衣服，上面绣着俄罗斯民族的图案。我们的士兵走过时，她就把双臂在胸前交叉并深深鞠躬，一边鞠躬一边说：“让上帝保佑你们返回家乡。”您知道，她向每个人都鞠躬，并说着同样的话。听到她的话，所有的战士都流出了眼泪…… 我在整个战争期间都记着这个女人……而另一件事情发生在德国，那时我们已经在追击德国人。到了一个小村庄……有两个戴着便帽的德国女人坐在院子里喝咖啡，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战争……我当时就想：“我的上帝啊，我们都被炸成了碎片，我们的人在地底下求生，我们的人在吃草根，而你们却坐在这里悠闲地喝咖啡。”附近就是我们的汽车，我们的战士在赶往前线，她们却在喝咖啡…… 后来我回到了我们的国土上……我看到了什么？看到一个村子只剩下一个烤面包炉，一个老人坐在那里，身后是他的三个孙子，看得出来他的儿子和儿媳都失去了，还有一个老妇在低头生炉子。墙上挂着一件羊皮袄，看来他们是刚从森林里回来的，在那个烤炉内其实什么都没有。 感觉就是这样敏锐……爱情是这么强烈…… 我们的列车停了下来。我不记得因为什么，要么是在修复道路，要么是在更换机车头。我和一个护士坐在一起，附近有两个我军的士兵在煮粥。这时候不知从哪里出来了两个德军俘虏，朝我们走过来，向我们讨吃的。我们有面包，就拿出一个面包，掰开给他们。那两个煮粥的俄军士兵看到了，就在议论： “瞧瞧啊，还有这样的医生，把面包送给我们的敌人呢！”接下来他们越发起劲地说，她们哪里知道真正的战争啊，都是待在医院里，她们没有打过仗…… 可是过了一会儿，又有另外一些德国俘虏来到熬粥的战士旁边。那个刚刚指责过我们的士兵对一个德国大兵说：“什么，想吃东西？” 德国俘虏兵就站在那儿，一言不发地等着。另一个我们的士兵就递给自己同志一个整个儿的面包：“好吧，你切给他吧。” 那个士兵就把面包切成片。几个德国兵都拿到了面包，还站在那儿不动，眼睛直看着锅里熬的粥。 “好吧，”我们的士兵又说，“给他们一碗粥吧。” “可以，但是粥还没有熬好呢。” 您听听，他们说的什么啊？ 那些德国大兵好像也明白俄语似的，还站在那儿等待。我们的士兵在热粥里加了一些黄油，然后就给德国兵倒满了他们的铁罐。 您这就看到俄罗斯士兵的心肠了吧。他们虽然指责我们，但自己也把面包给了俘虏兵，还有粥，而且还给加了些黄油。这都是我记得的…… 感觉就是这样敏感……也是这么强烈…… 战争结束多年后，那一次我要去疗养，那时正巧发生了加勒比海危机，世界又变得不安定了。已经准备好出发，手提箱装满了，衣裙和衬衫都折叠得整整齐齐。还有什么不能忘记的？对，我又找出一个文件袋，从里面拿出自己的军人身份证。我心想：“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可以随时找到当地的兵役委员会。” 已经航行在海上，我悠闲地休息，在甲板散散步，在餐厅吃饭时和同桌旅客聊聊天，告诉人家我为什么来乘船，而且还随身携带了军人身份证。我这样对人说，并没有任何想法或炫耀的意思。餐桌上有个男人得知我的身份，兴致勃勃地说：“再没有别人了，只有我们的俄罗斯女人，在外出疗养时还随身带着军人身份证，认为如果发生情况，她立即就可以去兵役委员会。” 我还记得他那个热情劲儿和喋喋不休的夸奖。他看着我的那种目光，就像我丈夫那样子…… 不好意思，我说了太长时间……我无法说得有条有理。我的想法一直很跳跃，感情用事…… 我是和丈夫一起上的前线，两人同行。 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我还记得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那次战斗结束了……安静得难以置信。他用双手抚摸着青草，草很柔软……就那样看着我，看着我……用那样的眼光…… 还有一次，他们分成小组出去侦察。我们等了他们两天……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后来禁不住打了瞌睡，醒来时他正坐在身边看着我。他对我说：“躺下睡吧。”我说：“舍不得睡。” 感觉就是这样敏锐……爱情也是这么敏感……心都会跳出来……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几乎全都忘记了。但我认为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已经在通过东普鲁士，大家都在谈胜利。可是他却牺牲了……瞬间就死了……因为一个弹片……当场死亡，只有一秒钟时间。听说他们把他带回来了，我跑了过去……紧紧地抱住他，不让别人把他带走埋葬。战争中下葬很快：当天牺牲，如果仗打得快，就立即把死者收集起来，从四处归到一起，挖一个大坑就掩埋了，战友们长眠在一起。还有一次就是掩埋在沙中，如果长时间看着那个沙丘，会感觉它正在移动，正在颤抖。为什么沙丘在动？我的感觉是因为在那里面还有活着的人，他们不久前还是活生生的啊……现在我依旧能看到他们，能跟他们交谈……我不相信他们死了……我们大家朝夕相处，怎么相信他们突然间已经长眠在那儿了……他们去哪儿了？ 我不许他们马上掩埋我的丈夫，我想和他再过一个夜晚。我就坐在他身旁，看着他……抚摸着他…… 第二天早上我拿定了主意，要亲自把他带回老家。这是在白俄罗斯，家乡在几千公里以外，而且一路上都在打仗……兵荒马乱……大家都以为我是悲伤过度精神失常了：“你需要冷静下来，你一定要睡一会儿。”不行！我不能丢下他！我从一个将军找到另一个将军，一直找到了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起初他拒绝了……这个女人太不正常了吧！我们有多少战友都被掩埋在无名烈士墓中，都长眠在他乡异地了…… 我又一次去向他请求：“您想要我给您跪下吗？” “我很理解您……可是他已经死了……” “我没有为他生过孩子，我们的房子被烧毁了，甚至连照片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如果我把他带回老家，至少还能留下一座坟墓。我在战后也好知道应该返回哪里啊。” 司令沉默不语了。他在办公室来回踱步。 “您也曾经爱过吧，元帅同志？我不是埋葬我的丈夫，我是在埋葬爱情。” 他继续沉默。 “那么我也想死在这里。没有了他，我为什么还要活着？”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走过来，吻了吻我的手。 就这样，上级专门为我派出一架专机。我上了飞机……抱着他的棺木，我失去了知觉…… ——叶芙罗西尼亚·格里戈里耶夫娜·博列尤斯 战争把我们夫妻分开……我丈夫上了前线，我自己先疏散到哈尔科夫，然后又到了鞑靼，在那里得到一份工作。有一天有人在找我，那时我用的是娘家姓氏“利索夫斯卡娅”。听到所有人都在喊叫：“利索夫斯卡娅！利索夫斯卡娅！”我立刻回答：“我就是！”他们对我说：“快去内务部，领取通行证，马上去莫斯科！”为什么？没有任何人向我解释，我什么都不知道。那是战争时期……我去莫斯科的路上就想，也许是丈夫受伤了，所以他们叫我去看他？我已经四个月没有他的任何音讯了。我打定了主意，如果我看到他失去手脚成了残废，就立即带他回老家去。我们就相依为命地活下去。 到了莫斯科，我按照地址找过去。那里的牌子上写的是“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是说，到了我们白俄罗斯政府。在那里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我们都很好奇：“什么事？为什么？为啥把我们都召集来这里？”工作人员回答说：“你们会知道一切的。”然后我们被集中在一个大厅里：白俄罗斯党中央书记波诺马连科同志和其他领导人接见了我们。领导同志问我：“你想不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是的，我从哪里来的？来自白俄罗斯啊！我当然想回去。于是上级把我派到一所特殊学校学习，准备派到敌人后方去。 头一天完成学业，第二天就把我们装上汽车送往前方，下车后我们又步行。我都不知道前线是什么样子，其实就是一个中间地带。上面下令：“准备就绪！一号行动！”这时“啪”的一声，几颗信号弹升上天空。亮光下只见一片白白的雪，还有我们排成一线，一个挨着一个地趴在那儿，有很多人。信号弹熄灭了，再也没有发射。新的命令下达：“跑！”我们就开跑，就这样通过了中间地带…… 在游击队里，鬼使神差的是我居然收到了丈夫的信。这真让我喜不自胜，完全没有想到，两年来他杳无音讯。那是难得的一次，有飞机来空投食物、弹药，还有邮件……就在这包邮件中，在这个帆布包裹中，有给我的一封信。当时我就以书面形式向党中央提出了求诉。我写道：只要能和丈夫在一起，我愿意做任何工作。我偷偷避开游击队长，把这封信交给了飞行员。不久我就得到消息，是通过无线电传达的：完成任务后，上级在莫斯科接见我们小组，我们特别小组全体成员，上级要把我们派到一个新地方……所有人都必须乘飞机离开，费多先科更是必须离开。 我们等待飞机，这是在夜晚，天空黑得让我们觉得自己待在桶里。一架飞机在我们头顶盘旋，可这时敌机却来向我们这儿投弹，原来是德国人发现了我们的隐蔽处，一架“梅塞施密特”轰炸机掉头转了回来。此时我们的У-2飞机正在降落，就在我附近的云杉树下。我们的飞行员刚刚降落，马上又准备起飞，因为他看到了德国飞机，于是掉头回来，并且开始扫射。我死死抓住了机翼，大声喊叫：“我要去莫斯科，我有上级命令！”他甚至有些粗暴地吼道：“你给我坐下！”就这样我跟他两人一道起飞了。两个人都毫发无损。 莫斯科是五月的天气，我却还是穿着冬天的毡靴走来走去，进剧院也是穿着毡靴，但是感觉好极了。我写信给丈夫：“我们怎么见面？”我仍然在等待当中，上级答应过我的……因为我到处请求：送我到我丈夫所在的部队吧，哪怕只有两天，哪怕让我只看他一眼，然后我就返回，上级可以派我到任何地方去。所有人都对我耸耸肩膀。但我反正是从邮箱号码中知道了丈夫是在哪里打仗，我就自己搭车去了。我先找到州党委，给他们看我丈夫的地址，以及证明我是他老婆的文件，告诉他们我想见到丈夫。他们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他是在最前线，您还是回去吧。我已经筋疲力尽，又饿又乏，叫我这样子怎么办？怎么后退回去？我又去找军事卫戍司令。他一看到我，就下令让人给我送些衣服来。我拿到一件套头军便服，扎上一条军皮带，然后他开始对我进行劝阻： “您这是怎么了，您丈夫那里是非常危险的啊……” 我坐下来就放声痛哭，最后他心软了，给了我通行证。 “您去吧，”卫戍司令说，“沿着公路走，在那儿你会看到一个调度员，他会指引你如何去。” 找到了公路，找到了那位调度员，他把我安置在一辆汽车上，我就上路了。 我来到部队，那里的人们看到我都十分惊讶，因为周围全都是军人。他们纷纷问我：“你是谁？”我不能说我是一位妻子。是啊，怎么能这么说呢，那是四面都有炸弹爆炸的地方……我就回答说我是他妹妹。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说，是他妹妹。他们就对我说：“等等吧，你到那边去还有六公里要走呢。”我这么老远地来到，怎么还能够继续等呢。正好有辆汽车从那边开过来领取午饭，车上是一位棕色头发、脸上有雀斑的准尉。他说：“哦，我认识费多先科，但他是在战壕里啊。” 于是我就百般恳求他。他们总算让我上了车，一路上我看不到任何地点、任何东西……只有一片黑暗的森林……森林间只有一条路……对于我来说，这很新鲜：虽然说是前线，但没有见到任何人，只是不时地听见枪声。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准尉问：“费多先科在哪儿？” 有人回答说：“昨天他们出发去侦察了，现在已经天亮，他们得在那里等待了。” 他们有无线电联络，这边通知他说你的妹妹来了。什么妹妹？这边说：“是个棕色头发的姑娘。”他的妹妹是黑头发，一听说是棕色头发，他立刻猜到是个什么妹妹了。我不知道他从那边是怎样爬回来的，反正费多先科很快就出现了，我们终于在前线见了面，别提多高兴了…… 我和他只待了一天，第二天我就做出了决定：“你去向司令部报告，我要留下来和你在一起。” 他去找领导了，我屏住呼吸等消息：嗯，他们会怎么说呢？才二十四小时，她就迈不动腿啦？这是在前线，可以理解。忽然，我看到领导进入了掩蔽部：一位少校和一位上校。他们都和我握了握手，然后，我们当然就在掩蔽部坐了下来，喝着茶，他们都说了一番赞扬我的话，说一个妻子到战壕里来寻找丈夫，还是真正的妻子，有证明文件的，这是多么伟大的女人啊！大家都学学这样的女人吧！他们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边全都哭了。这个夜晚，我是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我还有什么舍不得呢？ 部队接收了我当护士，但我常常和他一起出去侦察。有一次敌人炮击，我眼睁睁看着他倒了下去。我马上想：他是被打死还是打伤了？就不顾一切要奔过去，当时迫击炮弹还在不断落下来，指挥官大声喊道：“你乱跑什么啊？见鬼的女人！” 我还是匍匐着过去了，他活着……还活着！ 在第聂伯河畔的一个晚上，月光之下，我被授予了红旗勋章。第二天我的丈夫就负了重伤，那天我们是在一起奔跑，一起陷在泥泞的沼泽地里，一起爬着出来。敌人的机枪不停地扫射，我们就一步一步地爬着，他的伤是在大腿上，被一颗爆炸子弹击中，我用尽了绷带给他包扎，但是他臀部全都炸烂了，污垢泥土都在里面。我们正在进行突围，无法安置伤员，我也没有什么医药用品。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冲出去。突围之后，我护送丈夫到了医院。可是把他送到医院时，他已经血液感染。这是新年，1944年到来的第一天，他却要死了……我已经感觉到他不行了……他被授予过很多次奖，我把他得到的奖章、勋章全都汇集起来，放在他身边。就好像经过了长途跋涉一样，他睡着了。医生走过来说：“你离开这里吧，他已经死了。” 我回答：“轻些，他还活着呢。” 丈夫正好睁开了眼睛，他说：“天花板在变蓝。” 我看了看说：“不，那不是蓝的。瓦夏，天花板是白色的。” 可是在他看来就是蓝的。 一位邻床伤员对他说：“好吧，费多先科，如果你能活下来，那你就应该把妻子永远抱在怀里。” “我会永远抱着她。”他同意。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感觉自己快死了，因为他抓住了我的手，拉到自己嘴边亲着。这是我一生最后一次被人吻：“小柳芭，很对不起，所有人都在过新年，但是我和你却在这里……但你不会后悔的，我们还有很多新年……” 他只能活几个小时了……这时他很难受，需要给他的床整理一下……我给他的床换上干净被单，重新包扎了他的腿，又把他扶上枕头，可他是个男人，很重很重，我抱起他的时候，腰弯得很低很低。现在我觉得一切都到尽头了，每分每秒他都可能离开，这是在夜晚。到了十点十五分，我还记得那最后时刻……宁可是我自己去死……但是我肚子里已经有了我们的孩子，这是我唯一的支撑，为此我度过了那些日子。在1月1日我埋葬了他。过了三十八天之后，我们的儿子降生了，他是1944年出生的，现在也已经有了孩子。我丈夫名字叫瓦西里，儿子也叫瓦西里，我的孙子叫瓦夏，这是瓦西里的爱称…… ——柳鲍芙·弗米尼奇娜·费多先科 我看得太多了……每天都在看……但还是不能够习惯。那么年轻英俊的男人一个一个地死去……我只想能来得及去……亲他们一下。既然没有办法像大夫那样帮到他们，那么女人的一些做法对他们还是有用的。关键时候，哪怕是一个微笑、一个抚摸，或者拉住他们的手…… 战争过后很多年，有一个男人向我承认说，他一直记着我年轻时的微笑。而对我来说呢，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伤员，我甚至都不记得他。可是他说，就是这个微笑把他从另一个世界拽了回来，活了下来。这应该叫作……女人的微笑…… ——薇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谢瓦尔德舍娃 我们到了白俄罗斯的一方面军……一共是二十七个女孩子。男人们欣赏又敬佩地看着我们说：“你们不是洗衣女工，也不是电话接线员，而是女狙击手！我们可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姑娘呢，多么棒的姑娘们！”司务长还为我们写了诗，大意是这样的：姑娘们是如此动人，就像五月里的玫瑰，战争也无法毁坏她们的灵魂。 我们每个人上前线的时候都发过誓：在战场上绝不能出现情感瓜葛。只要我们能完整无损地从战场上回来，一切都会有的。在战争之前我们甚至连亲吻都没有过。我们看待这些事情可要比现代人严格得多。对我们来说，接吻就代表了毕生的爱情。在前线，恋爱是禁止的，如果被领导知道，通常就会把恋爱中的一个人调到另一个部队，以这样简单的方式棒打鸳鸯。我们都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隐秘的爱情。实际上，我们都无法坚持自己那些幼稚的誓言……我们都在恋爱…… 我想，如果在战场上我没有坠入爱河的话，那我就根本活不下来。爱能救人，我就是被爱情拯救的…… 您是问爱情那些事？我不怕和你讲真话…… 我曾经是一个ППЖ，意思就是野战妻子、战场老婆、二奶、不合法的女人。 我的第一个男人是营长…… 其实我不爱他。虽然他是个很好的人，但我并不爱他。我是过了好几个月才去了他的掩蔽部。走投无路啊！周围全是男人，跟一个人过，总比担心所有人要好。在战斗中还不如战斗结束后那么糟糕，特别是休整过来，重新镇定之后。在枪林弹雨中，他们都叫我“护士小妹、卫生员妹妹”，可是打完仗以后，每个人都追逐着，不怀好意地围着你……夜晚根本不敢走出自己的猫耳洞。已经有别的姑娘们告诉你过这些吧？或者是她们都不敢承认？我想她们一定都羞于启齿，所以沉默不语。其实应该骄傲才对！事实摆在那儿，谁都不想白白死去。那么年轻就死去，太可惜了……而对于男人来说，他们整整四年都没有碰过女人，也是太难过了……在我们军中没有妓院，也不提供任何药品。有些军队可能比较照顾到这方面，但我军没有。整整四年……只有军官可以允许自己做那些事，而大头兵是不行的，有纪律。大家都心照不宣……其实没有人能守住纪律，没有的……比如我吧，是全营唯一的女性，我住在公共掩蔽部，和男人们在一起。他们给我划出一个单独的地方，可那算什么单独啊，整个掩蔽部只有六米宽。我一觉醒来张开双臂，一只手就会摸到别人脸上，另一只手又放到另一人脸上。后来我受伤了住进医院，睡觉时还是习惯性地张开手臂去摸，夜班护士推醒我问：“你怎么啦？”这个秘密，你可以告诉谁呢？ 第一个营长被地雷炸死了，又来了第二个营长…… 对这个营长，我是真的爱上了。我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我总想和他寸步不离，我爱他。但他还有一个心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他给我看了他们的照片。我知道，战争之后，如果他能够活下来，就得回到他妻子和孩子那里去，他的老家在卡卢加。可那又怎么样？反正我和他有过如此相爱的一段时光！我们体验过这样的幸福！更重要的是，我们都从那场可怕的战争中回来了……我们都活下来了，他再不会和任何人发生这种恋情了，绝不会了！我知道……我知道他没有我将不会再有幸福。他和任何人都不会再发生和我在战场上那样的感情……不可能了……永远不可能！ 在战争后期我怀孕了，这正是我想要的……但我们的女儿是我一个人养大的，他没有帮我，一根手指都没碰过，任何礼物或信函都没有过……哪怕是一张明信片。结束了战争，也结束了爱情，就像唱了一首浪漫曲……他离开我，回到了他的合法妻子和子女身边，只留下一张小照片给我做纪念。我真不希望战争结束……这样说很可怕吧……却是敞开自己的心扉……我是疯了，为爱疯狂！我知道这段爱情随着战争一起结束了。他把爱带走了……但无论如何，我都为他给了我的那些感情而感激！那是只有我和他知道的感情。我就是这样用一生去爱他，多年来都背负着这份感情。我没有理由撒谎，我已经老了。是的，我毕生承受着这一情感！无怨无悔。 女儿责备我说：“妈妈，你干吗还要这样爱他？”我就是爱……不久前得知他死了，我哭了很多次，甚至因此和女儿吵起架来，女儿说我：“你哭什么啊？对你来说他早就死了。”可我至今都还爱着他。在记忆中，战争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只是，请不要公开我的姓氏。为了我的女儿…… 在战争期间…… 上级把我派到一个最前沿的部队……指挥官见了我，第一句话就说：“先请您脱帽，谢谢。”我很奇怪……就摘下了军帽……在兵役委员会的时候，他们已经给我们剃成了男孩头，可是在军营训练时，还没有上前线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头发慢慢长了出来，卷曲着蓬上去，就像一只小羊羔……你猜不到我那时的样子，现在我已经老了…… 那位指挥官就这样上下打量着我说：“我已经有两年没见过女人了，我就是想看看女人啦。” 战争结束后…… 我住在一个集体公寓。邻居们都用自己的丈夫来伤害我。她们嘲笑道：“呵呵……给我们说说你在战场上是怎么和男人们在一起混的吧……”她们往我熬土豆的锅里倒醋，或者撒上一勺盐……然后哈哈大笑…… 我刚才说的那位指挥官，他复员之后就来找我，我们结婚了。到登记处去了一趟就搞定，没有婚礼什么的。一年后，他离开我跟另一个女人走了，她是我们工厂食堂的负责人。他说：“从她身上飘出的是香水味儿，而你身上是毡靴和绑腿布的味儿。” 后来我就一直独居，在这个世界上我再没有和任何人来往。谢谢你这次来了…… ——叶卡捷琳娜·尼基蒂奇娜·桑尼科娃 我那位丈夫啊……幸好他不在家，上班去了。他一直严格看管着我……他知道我喜欢跟人说我们的爱情故事……喜欢讲如何在一个晚上就用绷带缝制成婚纱礼服，我一个人做的。绷带是我们前线女兵们用一个月时间收集到的，都是战利品……这样我就有了一件真正的婚纱！那时的照片还保存着呢：我身穿婚纱，脚下穿的是一双毡靴，不过鞋子是看不到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穿的是毡靴。结婚礼帽是我用一顶旧船型军帽改制的……很棒的礼帽哦。但是我为自己做的这些事不能说……关于爱情往事，丈夫命令我不许吐露一个字，只可以讲述打仗的故事。他对我非常严厉，按照地图教我说话……足足两天他教我看地图，前线在哪个位置啦，哪里是我们的部队啦……我还马上就得掌握，要跟着他做记录，要全都背熟…… 你笑什么？呵呵，你笑得多可爱，连我都要笑了……好吧，我就这样成了战争史学家！但我最好还是给你看看我用绷带缝制的婚纱礼服的照片吧。 我当时是那么欣赏自己……身穿白色的礼服…… ——阿纳斯塔西娅·列昂尼多夫娜·沙尔杰茨卡娅 <hr /> 注释： 面向天空的特别沉静和一枚失去的戒指 我从喀山上前线的时候，只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孩…… 半年之后我写信告诉妈妈说，上级还以为我是二十五到二十七岁呢。每天都在害怕和惊恐中度过。弹片横飞，就好像在剥你的皮。身边的人不断死去，每天每小时，甚至感觉每分钟都在死人。裹尸的被单都不够用了，只好用内衣。病房里总是出奇地寂静，这种寂静我不记得在别的地方有过。一个人在临死之前，他总是仰视上方，从来不看别处，甚至对就在他旁边的我也不理睬。只是看着上面……望着天花板……那样子就仿佛是在仰望天堂…… 我一直告诫自己，在这种地狱般的地方绝不谈情说爱，我不可以相信爱情。就那几年战争中，我都不记得听到过任何歌曲。甚至那首著名歌曲《掩蔽部》我都不记得了，一首歌都没听过……我只记得自己离开家乡上前线时，家里的花园正是樱花盛开，我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后来，我在去前方的路边大概也见过不少花园，鲜花在战争中也照样开放，但我都不记得了……在学校里我很喜欢笑，但是上战场后就从来没有笑过。看到有女孩子在前线描眉涂唇，我就会很生气，对这些我是断然抗拒的：怎么能这样呢？在这个时候她怎么还想去取悦男人？ 身边和周围都是伤员，耳旁是一片呻吟的声音……死者的脸都是黄绿色的。在这种环境中你怎么可能去想开心的事？怎么去想自己的幸福？我是不想把爱情和这些情景一起联想的。可它们有时就偏偏是连在一起的……我觉得在这里，在这种环境下，爱情瞬间就会消亡。没有快乐，没有美丽，怎么可能有爱情？只有战争结束后，才会有美好生活，才会有爱。而在当时，在战场上，是不应该有的。要是我突然死了，那个爱我的人不是会很痛苦吗？我又怎么能受得了呢？那时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现在的丈夫，我们是在前线相识的，他是在战场上追我的。可是我当时不想听他的甜言蜜语，我说：“不要不要，要等到战争结束，那时我们才能谈恋爱。” 我不会忘记，有一次他打完仗回来，问我：“你连一件女式衬衫都没有吗？穿一件吧。让我看看你穿女装是什么样子嘛。”而我确实什么都没有，除了套头军便服。 我的女朋友是在前线嫁人的，我对她说：“花儿也不送，婚也没求过，他突然之间就要娶你了。这叫爱情吗？”我就不支持她的恋爱。 战争结束了……我们面面相觑，不敢相信战争已经结束，而我们真的活了下来。现在我们可以生活了，可以谈恋爱了……可是我们都已经忘了，已经不会了。我刚回到家，就和妈妈一起到店里去定做结婚礼服，那是我战后的第一件裙子。 轮到我了，店员问我：“您想要什么样式？” “我不知道。” “您怎么来到礼服店却不知道想要哪种裙子呢？” “我不懂……” 五年来我真是没有见过一条裙子，甚至都忘了裙子是什么样子。有些常识必须现场补习，比如裙子是怎样剪裁的，低腰啦，高腰啦……这些我都是糊里糊涂的。买回来一双高跟鞋，我在房间里走了几步就脱掉了，扔在角落里，心里就想：“我可能永远也学不会穿高跟鞋走路了……” ——玛丽亚·赛利维斯托弗娜·波若克 我想回忆……我想说说我从战争中得到的那种非同寻常的美好感情。当时那些男人对我们女兵是那么喜欢和夸奖，不是用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我和他们同住一个掩蔽部，同睡一条通铺，同去完成一样的任务。而在我冻得都能够听到自己脾脏的声音、舌头僵硬了、大脑失去意识时，就向身边的男兵请求：“米莎，解开你的外套，暖暖我吧。”他就解开大衣把我拥在里面：“怎么样，好些了吗？”“好些了。” 我一生中再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景。但那是在祖国处于危亡之际，个人私事是不能去想的。 可是，当时你们有过性爱吗？ 是的，有过性爱，我就遇见过……不过对不起，也许是我错了，也许那不算是完全自然自愿的，而且我在内心里还谴责这种人。我认为我没有时间去真正恋爱，周围只有邪恶和仇恨。我觉得，身边的很多人也都是这样想的…… 那战争之前您是什么样子呢？ 我那时候喜欢唱歌、喜欢笑。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那时候我们的爱情观可不一样呢！认为爱情在我的一生中并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祖国。今天我才知道，我们那时候太幼稚了…… ——叶连娜·维克多罗夫娜·克列诺夫斯卡娅 在医院里……伤员们都很高兴，为自己活了下来而感到幸福。一个二十多岁的中尉，虽然失去了一条腿，但是他活下来了啊。在全民大苦难中，他还活着，这就是幸运者了。想想看，他只少了一条腿，重要的是他还活着，他还能恋爱，他还能娶妻，他还能拥有一切。虽然他现在只剩下一条腿，确实很惨，可是他们都能用一条腿蹦着去，他们还能吸烟，他们还能说笑，他们更是被视为英雄！而我们又算什么呢？！ 您在战场上爱过吗？ 当然，我们都是那么年轻的女孩。每当有新伤员送达，我们一定有人会坠入爱河。我的女友爱上了一个上尉，他全身伤痕累累。女友指给我看：喏，就是那个人。我当然知道他，那也是我爱上的人。在被转送到别的医院之前，他问我要一张小照片。那是我仅有的一张照片，是我们一群姑娘在一个火车站上拍的合影。我找出这张照片，正要送给他，但转念一想：如果这并不是爱情，干吗我要送他照片做礼物呢？这时他正在被抬出去，我向他伸出一只手，手中攥着那张小照片，还是没有决定是否松开手把照片送给他。这就是全部的爱了…… 后来的帕夫利克是个中尉。他也是伤得很重，我悄悄把巧克力放在他枕头下。可是战争结束二十多年后，当我们再次见面时，他却向我的女伴莉丽娅·德罗兹多娃不住地道谢，就因为那块巧克力。莉丽娅莫名其妙：“什么巧克力呀？”这时我才承认，当时偷偷送他巧克力的是我……他亲吻了我……迟到二十年的一吻…… ——斯韦特兰娜·尼古拉耶夫娜·卢比契 有一次，在一个很大的后方医院，我的音乐演唱会结束后，主任医生来找我请求道：“我们这里的一个单独病房，有个受重伤的坦克兵。几乎对什么都没有反应，也许你的歌声会帮到他的。”我去到那间病房。啊！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人的，他奇迹般地跳出了燃烧的坦克，但是从头到脚都烧坏了。他就那样四肢摊开，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双眼失明，面色紫黑，只有喉咙在痉挛。见此情景，我有好几分钟都不能自制。过了一会儿，才轻声吟唱起来……我看到，那伤员的面孔在微微颤动，好像低声在说着什么。我弯下腰，听到他喃喃道：“再唱一首吧……”我为他唱了一首又一首，把音乐会上的歌曲都唱过了，直到主任医生说：“看来他睡着了……” ——莉丽娅·亚历山大洛夫斯卡娅 我们的营长和护士柳芭·赛琳娜，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大家都看在眼里……每当他去打仗，她都很不安……说如果他牺牲时她不在场，她是不会原谅自己的，因为她没有在他活着的最后一分钟看到他。她说：“我宁愿两人一起被打死，被同一颗炮弹埋葬。”他们就是打算要么同死要么共生的。战场上的爱情，没有今天和明天之说，它只发生在今天。谁都知道只能爱在此刻，因为一分钟之后，要么是你，要么是那个人，都可能不在了。在战争中一切都发生得飞快：无论是生存，还是死去。虽然在战场上就那么几年，但我们已经走过了全部人生。无论多久，无论对谁，我从来都无法解释那种体验。战场，那是另一个时空…… 有一次战斗中，营长受了重伤，柳芭受了轻伤，只是弹片擦伤了肩部。营长被送到后方，她仍然留在了前线。那时她已经怀孕了，他给她写信说：“去我父母家吧。无论发生什么，你都是我的妻子。我们就要有自己的儿子或女儿了。” 而后来柳芭写信告诉我，营长牺牲了，但他的父母不接受她，也不承认孩子。 多年来，我一直打算去探望她，但总没有实现。我们曾是最好的女伴。她走得太远，去了阿尔泰。前不久收到一封信，说她已经死了。现在是她的儿子来找我，去为她扫墓…… 我很想去再看她一眼…… ——尼娜·列昂尼多夫娜·米哈伊 胜利日那天……我们准备去参加传统的老兵聚会。我刚刚走出宾馆，就有几个当年的女兵问我：“你当时是在哪个部队，莉丽娅？我们刚刚眼睛都哭肿了呢。” 原来，是有一个哈萨克男子找到她们问：“姑娘们，你们从哪个部队来？从哪个医院？” “您是要找谁呢？” “每年我都来到这里，要寻找一个护士小妹。她救了我的命，而我爱上了她。我要找到她。” 女兵们都笑了：“还到哪儿去找护士妹妹啊？早都成老奶奶啦！” “不……” “您已经有妻子了吧？也有孩子了吧？” “孙子都有了，孩子也有，妻子也有。但灵魂失去了……灵魂没有了……” 女兵们一边给我讲这个故事，我就一边在回想：他会不会就是我的那个哈萨克小伙子？ …… 医院送进来一个哈萨克男孩。唉，完全还是个男孩子。我们为他做了手术，他的肠子被炸成七八截，已经没有活的希望了。他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我立刻就注意到了。趁着一分钟空隙，我跑过去问：“喂，你怎么样？”我亲自给他做了静脉穿刺，测量体温，他总算捡了一条命，并且继续好转。我们不会把伤员留在这里很长时间，因为我们是在第一线，只提供急救，把伤员从死亡线上救回来，就送他们去后方。不久，他就要按照顺序一起被送走了。 那天他躺在一个担架上，有人告诉我，他在叫我。 “护士妹妹，请到我这里来一下。” “什么事？你需要什么吗？你各方面都很好，现在要把你送到后方去。一切都会正常起来。请相信，你已经活下来了。” 他恳求说：“我真的有事求你。我是父母亲的独生子，幸亏你救了我的性命。” 说着就给了我一个礼物：一枚小指环，很精致的小戒指。 我是不戴戒指的，不知为何从来不喜欢那玩意儿。于是我拒绝了他：“我不能接受，不行。” 他坚持求我收下，别的伤员也都帮助他。 “拿着吧，他的心是纯洁的。” “这是我的责任，你们明白吗？” 但他们还是说服了我。不过后来，我实际上却把那枚戒指弄丢了。那戒指对我的手指来说太松了，有一回坐车的时候，我睡着了，车翻了，戒指就失落了。我那时非常难过。 您找到过这个男人吗？ 我们一直未曾谋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个人，那天我和姑娘们一整天都在寻找他。 …… 1946年，我复员回到家。人家都问我：“你外出是穿军装还是穿便服？”当然是穿军装，甚至没有想过脱下来。有一天晚上我到军官之家去跳舞，您听听这里的人们是怎样对待女兵的吧。 我换上了一双高跟鞋和一条连衣裙，把军大衣和毡靴存放在衣帽间。 一位军人走了过来，邀请我跳舞。 “您大概不是本地人吧？”他说，“您是个很有修养的姑娘。” 整场舞会他都和我在一起，寸步不离。舞会结束后，他对我说：“请把您的电话号码给我吧。”真是得寸进尺。 在衣帽部，人家把靴子给他，大衣也给他。 他说：“这不是我的……” 我走上前说：“不，这是我的。” “您怎么没有告诉我您上过前线？”他说。 “那您问过我吗？” 他竟然有些不知所措，都不敢抬起眼睛看我。其实他自己也刚刚从战场回来…… “您干吗这么惊讶？” “我不能想象您曾经当过兵。您知道，前线的姑娘……” “您奇怪的是我还在单身是吗？是我没有丈夫，也没怀孕是吗？是我既不穿军棉袄，也不抽卡姿别克烟叶，还不骂粗口是吗？” 我没有给他送我回家的机会。 我永远感到自豪的就是：我上过前线，我保卫过祖国…… 我的初吻是…… 给了尼古拉斯·贝洛赫沃斯蒂克少尉……哦，您瞧，虽然都已经是老太婆了，说起这事我还脸红呢。那时还是青葱岁月，都是年轻人。当时我以为……我确信那事……反正我对谁都没有承认过，甚至对女伴也没说过我爱上了他。但是我真的陷入情网了，那是我的初恋……或许还是唯一的一次？谁知道……我以为连里的战友中没有谁会猜得到。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喜欢过一个人！就算喜欢过，也没有这样强烈过。只有对他……我走到哪里都想着他，每分每秒都想着他。这是什么？这就是真正的爱！我深深地感觉到了。各种表现都是那样……您瞧，说到他我还脸红呢…… 有一天，我们安葬了他……他躺在帆布担架上，刚刚被打死。德国人还在对我们进行炮轰，必须要尽快埋葬，就地埋葬……我们找到了一片老桦树林，选择了一棵老橡树旁的白桦，是林中最高的一棵白桦树。我站在这棵树旁，力图记住它，为的是今后返回来还能找到这个地方。这里是个村庄的边缘，有个岔路口……但记得住吗？如果一棵白桦树在我们眼前燃烧，你又怎么能记得住……怎么记住？大家开始和他告别……同志们对我说：“你先告别吧！”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明白了，原来每个人都知道我的爱情，大家全都知道的……这时有一个念头击中了我：莫非他自己也是知道的？可是太晚了，他已经长眠……大家把他安放在泥土中准备掩埋……但当我想到他或许也知道我爱他的时候，却不禁狂喜起来。但突然又想到，他是否喜欢我呢？仿佛他还活着，现在就能回答我似的……我还记得新年的时候，他送给过我一块德国巧克力做礼物，我有一个月都舍不得吃，一直在口袋里装着。 我一生都会记得这一刻：炮弹在乱飞，而他就躺在担架上……那个时刻，我居然感到高兴，站在那里为自己而微笑。当时我人都不正常了，就为了他可能知道我对他的爱，我感到高兴…… 就这样，我走上前去，当众亲吻了他。在此之前我还从未吻过一个男人……这是我的初吻…… ——柳博芙·米哈伊洛夫娜·格罗兹比 孤独的子弹和人 我的故事是独特的……只有祈祷能够安慰我。我也为自己的女儿祈祷…… 我牢记着母亲的口头禅。妈妈喜欢说：“子弹是个傻瓜，命运才是凶手。”她遇到任何坏事都要唠叨这句话。子弹是单独的，人也是单独的，子弹飞往它想去的地方，命运却任意捉弄人，来来去去，反复无常。一个人就像羽毛，就像麻雀的羽毛，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未来会飘向何处。我们没有天赋……没有能力参透人生的奥秘。战争之后我回到家乡时，一个吉卜赛女人给我算过命。她在车站上走过来，把我叫到一旁……发誓说我会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我当时有一块德国手表，为了感谢她向我预言了伟大爱情，当场摘下来送给了她。我就是相信命运。 要是在今天，我才不会为什么爱情去哭泣呢…… 我是高高兴兴上战场的，和女伴们一起，满怀着共青团员的理想。我们乘的是运货的列车，车身外面用黑色重油写着：“容量：四十人和八匹马。”但车厢内实际上挤了一百多人。 我成了一名狙击手。本来我可以当通信兵，那是个有用的专业：既是军人，又不用打仗，适合女人。可是人们都说，当兵就应该去开枪，我就干了射击这一行。我的枪法是很准的，在三年战争中，我获得过两枚光荣勋章和四个奖章。 我还记得，从听到人们欢呼“胜利了”，到听到广播中正式宣布胜利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快乐，但同时又立刻产生了害怕的感觉！紧张，甚至是恐慌！因为不知道怎样继续生活下去。我的爸爸牺牲在斯大林格勒城下，两个哥哥在战争初期就失踪了，家里只剩下妈妈和我，两个女人。我们怎么生活呢？这是我们所有姑娘都在思考的……我们晚上聚集在防炮洞里议论，我们的生活现在刚刚开始，真是既喜悦又慌张。在此之前我们害怕的是死，现在害怕的却是生……同样的可怕。真的！我们说啊说啊，最后都坐着沉默不语了。 我们是嫁人还是不嫁人？要为爱而嫁，还是不爱也要嫁？……我们撕菊花瓣占卜，花儿被扔进河里，随波逐流……我还记得在一个村庄，当地人指给我们看一个女巫住的地方，大家就都跑去算命，甚至还有几个军官。姑娘们全都去了。那个女巫是用一盆水算命的。还有一次，我们在一个街头拉手风琴的那儿抽签算命，我抽到的几张全都是幸运纸签……可是我的幸福在哪里呢？ 那么，祖国又是如何欢迎我们的？我真是忍不住要哭出来……四十年过去了，说起来还是面孔发热。男人都沉默不语，而女人们，就都冲着我们大喊大叫：“我们知道你们在前方干的那些事！用你们的年轻身体去勾引我们的男人，前线的婊子！穿军装的母狗……”侮辱的话语五花八门……俄国的语言词汇很丰富…… 有一次舞会后，一个小伙子送我回家，我突然感觉很不好，心脏突突急跳。走着走着，一屁股坐在雪地里。“你怎么了？”“哦，没什么，跳舞跳累了。”其实是因为我负过两次伤，是因为战争……现在我们要学做小鸟依人的女人了，要表现得弱不禁风的样子，可是我们的脚都因为穿靴子而变大了，有四十码呢。也不习惯被人抱住自己，只习惯于自己解决。希望听到恭维的客气话，但又不很明白，对我来说就像是儿童用语。在前线时，混在男人当中，通行的只有粗鲁的俄罗斯国骂，都已经习惯了。在图书馆工作的女伴就重新教我：“读读诗歌吧，读读叶赛宁。” 我很快就结婚了，战争结束一年后就嫁给了我们工厂的工程师。我幻想爱情，想有家庭和家人，希望家里有小孩子的气息。我捧着第一个孩子的尿布，闻啊闻啊，就是闻不够。那是幸福的气味，女性喜欢的气味……在战争中没有任何女性气味，所有女人都男性化了。战争就是男子汉的味道。 我有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老大是儿子，善良聪明的男孩。他大学毕业后做建筑师。但是女孩，我的女儿呢，她五岁才会走路，七岁才会叫妈妈，可是直到现在还把妈妈说成“姆嫫”，把爸爸叫“布波”。她是怎么了？我觉得不对劲，肯定有什么错了。她进了一个精神病院……在那里住了四十年。我退休后就每天去看她。是我的罪孽…… 这么多年来，每逢9月1日，我都要给她买本新的识字课本。整天整天地和她一起看图识字，有时我离开她回来，感觉连我自己都忘记了如何阅读和写字，忘记了如何交谈。我感觉什么都不需要了，这是怎么了？ 我在遭受惩罚……为了什么？也许是因为我杀过人？我是这样想的。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过去……左思右想。每天早上我都跪在窗前向外张望，向上帝祈祷，为所有的事情而祈祷……我不抱怨丈夫，早就原谅了他。当年我生下女儿时……他来看我们，只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还责备我：“难道正常的女人会去打仗吗？会去学习开枪吗？所以你都没有能力生下一个正常的孩子。”我也为他祈祷…… 或许他是对的？我也这样想……大概是因为我的罪孽吧…… 我曾经爱祖国胜过世界上的一切。我是真心地爱……现在我能够向谁讲述这些呢？只能给我的女儿讲，她是唯一的倾听者……我对她回忆战争，她以为我是给她讲故事，讲童话故事。多么可怕的童话故事啊…… 请您不要写我的姓名。不要…… 装炸药的篮子和毛绒玩具 那次，我完成了一项任务，不能继续留在村里，就投奔了游击队。几天后，盖世太保进村抓捕我的家人。虽然弟弟侥幸逃脱，但母亲被他们抓住了。敌人残酷地折磨我的母亲，向她拷问我的行踪。母亲被关押了两年，在这两年里，每次搜索行动，法西斯都把她和其他妇女一起，押在最前面。他们害怕踩到游击队的地雷，所以总是逼着当地居民走在自己前面，如果遇上地雷，群众就会被炸死，德国兵们就得以保全性命。整整两年，他们就这样押着我母亲…… 不止一次了，我们正要打伏击开火，突然发现妇女们走在前面，德国人走在后面。等她们走近了，又看见自己的亲人都在里头。这时大家最提心吊胆的，就是游击队长下令开枪，大家都在痛苦的煎熬中等待指令。一个人小声嘟哝：“那是我妈。”另一个人也说：“那是我小妹。”还有人发现了自己的孩子……我母亲总是围着一条白头巾。她个子高，所以大家常常最先认出她。往往我自己还没有看见她，别人就告诉我：“你妈妈在那儿……” 射击命令一旦下达，你就必须开枪。在那个关头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朝哪儿开枪了，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紧紧盯住那块白头巾——看看妈妈是活着，还是倒下了？那块白头巾很显眼……只要枪声一响，乡亲们和敌人都向四处跑开，也就会有人被击中倒下。如果我没有弄清楚妈妈是否还活着，就会一连数天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直到联络员从村里回来，告诉我妈妈还在，我才又恢复正常。就是这样，直到下一次伏击，再经历一回。这种事要是搁在今天，我是怎么也受不了这种刺激的。可当时我非常仇恨法西斯，就是这种仇恨，支撑我挺了下来…… 直到现在，我的耳边还时常出现一个小孩子的惨叫声，一个被扔到井里的孩子的叫声。您哪里听到过那种声音啊？那孩子被扔进井里时，尖声凄厉，简直像是从地狱里，像是从阴曹地府传出来的声音。那已经不是孩子的喊叫声，甚至不是人的声音了……还有，谁看到过一个年轻小伙子被钢锯活活锯成几段？……那是我们的游击队战友……从那儿以后，我每次执行任务，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杀敌报仇，有多少杀多少，用最无情的方法消灭他们！我一看到法西斯俘虏，就想活活掐死他几个。用我的双手掐死他们，用我的牙齿咬死他们。我都不想开枪击毙他们，这种死法对他们太便宜了。我不想用武器，不想用枪去杀死他们…… 在法西斯逃跑之前，这时已经是1943年，他们枪杀了我母亲……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人，在临死前还在为我们祝福： “坚持下去，孩子们，你们应该活下去。就是死，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死……” 妈妈并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她说的只是普普通通女人的话。就是想我们能活下去，并且要读书学习，特别是学习。 跟她一起关在囚牢里的妇女后来告诉我，每次母亲被押出去时，都请求她们：“噢，姐妹们，我只有一件事挂在心上，如果我死了，请照顾我的孩子们！” 所以，待战争过后，当我回到老家时，母亲的一位难友便把我带到她家去生活——虽然她也还要养活两个小孩子。法西斯把我们家的茅屋烧掉了，我弟弟牺牲在游击队里，妈妈被枪杀，爸爸还在前线打仗。爸爸从前线回来时，满身的伤、满身的病，没有活多久也去世了。就这么一大家子人，到头来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母亲这位难友自己也很穷，再加上两个很小的孩子。因此我决定离开她，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她哭着，不肯放我走。 我得知母亲被敌人枪杀后，变得神志不清，心智恍惚，常常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一定要找到她的尸体……敌人枪杀她们后，把尸体埋在一个很深的防坦克壕里，又用推土机在上面碾过。人们在现场指给我看，妈妈当时站在什么地方，我就跑过去用双手挖了起来，找出了好几具尸体，我凭着妈妈手上的一枚戒指认出了她。看到这枚戒指，我大叫一声，就不省人事了。几个女人把母亲的尸体抬回来，用罐头盒舀水洗净她的身子，安葬了。我现在还保存着那个罐头盒。 一连几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摆脱愧疚：妈妈都是因为我才死的啊。可是，也不全是因为我……如果我因为担心自己的亲人而不去抗敌，如果另一个人也这样想，如果第三个、第四个人也都这样，那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我决意让自己忘记，忘记妈妈向我们走来时的情景，忘记听到命令的那个瞬间……可是我确实朝她那个方向开过枪，我忘不掉她的白色头巾……您绝不能想到，这种感受是怎样让人痛不欲生。时间愈久，愈是苦不堪言。 有时在深夜里，窗外突然有年轻人的笑声和说话声传来，我都会吓得乱打哆嗦，刹那间以为这是孩子的哭喊声、孩子的惨叫声。有时我突然从梦中惊醒，觉得喘不过气来，一团焦煳味堵住心口……您不知道人肉烧焦是什么气味，特别是在夏天，那是一种叫人毛骨悚然的甜丝丝的味道。我如今在区政府的工作就是，如果哪儿着了火，就必须赶到现场搬走文件。可是如果听说是农场失火，有牲畜烧死了，那我是说什么也不会去的。我不能够去，因为那会使我回忆起过去……那种味道，就像被烧焦的人肉的味道……有时深夜醒来，也会跑去取香水，因为我觉得空气中也有这种气味，到处都是…… 我很长时间不敢结婚，不敢要孩子。因为我害怕如果突然又爆发战争，我还是要上前线，那我的孩子怎么办？现在我喜欢阅读有关人死之后的书籍，死后的世界是怎样的？我在那边会与谁相遇？我是多么希望，但又如此害怕见到我的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不怕，但是现在年龄大了…… ——安东尼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康德拉绍娃 我最强烈的体会是，一看到德国鬼子，就好像在被人殴打，整个身体都难以忍受地疼，每一个细胞都感到痛苦：他们凭什么到我的家乡来？那种仇恨十分强烈，超过对自己亲人的担忧，甚至比对死亡的恐惧都要强烈得多。我们当然每时每刻都在担忧亲人们，但我们却别无选择。敌人穷凶极恶地侵犯了我们的土地，用火和剑杀了进来…… 那一次，我在得知敌人要来抓我时，就逃进森林参加了游击队。我一个人走了，把七十五岁的老母亲留在了家里，而且她是孤身一人。我们商量好，让妈妈装作又聋又瞎，以为这样，敌人就不会把她怎么样了。其实，这都是我在自我安慰。 就在我逃离的第二天，法西斯就破门而入。按照我们说好的，妈妈假装她是既看不到又听不到。但敌人还是残酷地毒打她，逼问她女儿在哪里。母亲也因此生了一场大病，长期卧床不起…… ——雅德维佳·米哈伊洛夫娜·萨维茨卡雅 我会一直保持我们当年的样子，到生命结束……是的，那时我们多么天真，多么浪漫。虽然现在我们白发苍苍了……但是我依然不变！ 我有一个女友叫卡佳·西玛柯娃，是游击队的联络员，她有两个女儿，都不大，也就是六七岁吧。她常常牵着两个女儿的手，走遍全城，记下哪儿有敌人的军事设施。敌人岗哨喊住质问她，她就张着嘴巴，装出痴呆的样子。就这样极度危险地工作了好几年……作为母亲，她是把自己的女儿奉献了出去…… 我们还有个叫扎查尔斯卡雅的女战友，她有个女儿叫瓦列丽亚，小姑娘才七岁。有一次，需要炸掉敌人的一座饭堂，我们决定把炸药包放到敌人的烤炉里去，可是得有人先把炸药带进敌营。这位母亲说，她的女儿可以把炸药带进去。她把炸药放在篮子里，上面铺了两件儿童裙、一个毛绒玩具、二十个鸡蛋，还有一些黄油。就这样，硬是让一个小姑娘把炸药包带到敌人饭厅里去了。人们都说，最强大的力量是母亲保护子女的母性本能，但我认为不是！理想更有力量！信念更有力量！我在想……甚至我可以相信，如果没有这样的母亲，没有这样的女儿，如果她们不敢这样带炸弹进入敌营，我们根本就不会胜利。是的，生命诚然宝贵！但还有更加贵重的东西…… ——亚历山得拉·伊万诺夫娜·赫罗莫娃 我们游击队里有一对姓契木克的兄弟。有一次，他们在自己家的村子里中了埋伏，被堵在一个谷仓里，敌人从四面向他们开枪，又放火围攻，他们一直坚持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最后浑身大火冲了出来……敌人把他们放到大车上示众，让人们辨认他们是谁家的人。希望有人会出卖他们…… 全村男女老少都站在那里，他们的父母也在人群里，但谁也不吐露一个字。做母亲的要有一颗多么坚强的心，才不至于喊出声来呀……但没有任何应声。她知道，如果她哭喊出来，整个村子都会给烧光。敌人不仅会杀死她一个人，全村乡亲都会被杀害。为了一个被打死的德国兵，德寇是会烧掉整个村子来报仇的！她知道这一点。任何功绩都能受勋，但这位母亲呢？就是用“金星英雄”这种最高勋章去表彰她，也不算什么啊……就是为了她的沉默…… 我和母亲一同参加了游击队……妈妈在游击队里给大伙儿洗衣服、做饭。需要的时候，她还站岗。有一次我外出去执行任务，我妈听人说我被绞死了。过几天我回到了营地，她看到我时，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一连几个钟头，好像口舌麻木了。当时这所有的一切都得忍受……所有这些都是当时必须忍受的痛苦…… 曾经，我们在路上救起过一位妇女，当时她已经神志恍惚，路都不能走，只能在地上爬，她说自己已经死了。尽管感觉血还在身上流动，但她断定自己是在阴间，已经不是在人间了。我们使劲摇晃她，她才多少恢复了神志，对我们讲述敌人是怎样把她和她的五个孩子一道拉出去枪毙的。敌人把她和孩子们拉到板棚前，先把几个孩子枪毙了，一边开枪，还一边狞笑着……最后只剩下一个吃奶的孩子。一个法西斯比画着说，放下你的孩子，我要开枪了。这位母亲使劲地把孩子摔在了地上，她宁可把自己唯一的孩子摔死，也不愿意让德国鬼子开枪打死……她说她不想活了，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她再也无法在人间活下去了，只有活在阴间。她不想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想杀人，我不是天生就要杀人的。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教师。但是，当我看到法西斯怎样烧毁我们的村庄，我既不能尖叫，又不能哭出声来：我们那次是被派出执行侦察任务，恰好到了这个村子。我能做的，只有用力咬住自己的手，我的双手至今还留有那时候的伤疤，咬到手都出血，咬到肉里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人们是怎样尖叫，牲畜是怎样尖叫，家禽是怎样尖叫……我觉得连牛羊鸡鸭都发出了人的尖叫声。所有生命都在尖叫，痛苦地号叫。 这不是我在说话，而是我的悲伤在说话…… ——瓦莲京娜·米哈依洛夫娜·伊尔凯维奇 我们知道……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必定胜利…… 后来，人们都以为是上级把父亲留下来执行区党委的任务。其实，没有任何人要求他留下，也没有什么任务。是我们自己决定留下来战斗的。我记得，当时我们家人完全没有害怕和惊慌，有的只是愤怒与痛苦。是的，绝没有惊慌，大家都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就在德国人入侵我们村庄的那天傍晚，父亲用小提琴奏起了《国际歌》。他悲愤地拉着小提琴，表达自己抗争的意志…… 两三个月过去了……或者，更多时间过去了…… 我还记得，看到一个犹太男孩……一个德国人把他拴在自行车上，他就像狗一样跟在德国人车后面紧跑。“快跑！快跑！”德国人一边骑车一边大笑着。是个年轻的德国人……等他玩累了，就从自行车上下来，比画着叫男孩跪在地上，四肢着地，就像狗一样跳着走……他在一旁大叫：“狗崽子！狗崽子！”又扔出一根木棒，喝令孩子：捡回来！犹太男孩站起身，跑过去把棍子拿在手里跑回来。德国人大怒，气势汹汹地打他骂他，比画着要男孩四肢着地，像狗一样跳着跑过去，用牙齿衔起木棒。最后，男孩是用牙齿咬着木棒回来的…… 那个德国青年这样耍弄了犹太男孩两个多小时后，又把他拴到自行车后面，转身回去。男孩就像狗一样跑着……朝犹太人隔离区那边…… 听到这个故事，您还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去作战，为什么要学会射击吗？…… ——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柯热米亚金娜 我怎么忘得掉伤员们用汤匙只能吃盐的情景啊……还有集合列队点名时，士兵刚应声出来，就和步枪一起倒在地上——饿得站都站不住了。 是人民在支援我们。要是没有人民的支援，游击运动就无法存在下去，是人民在和我们并肩作战。虽然有时他们会流泪，但毕竟还是把自己的东西全都贡献了出来：“孩子们，我们一起吃苦吧，也一起盼望胜利。” 他们把粮食都给了我们，连最后一点点土豆仔也拿出来，一口袋一口袋送到森林里交给我们。这个说：“我有多少，交多少。”那个说：“我也是。”“那么你呢，伊万？”“你呢，玛丽亚？”“我跟大家一样，可我还有孩子……” 要是没有老百姓，我们怎么办？游击队全都驻扎在森林里，没有老百姓我们就活不成。他们耕地、播种，养活自己和孩子，也供我们吃、供我们穿，整个战争期间都是这样。夜里只要不打枪，他们就出来耕地。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村子，那儿正在安葬一位老人，他是夜晚耕地播种粮食时被打死的，死的时候种子还紧紧攥在手里，掰都掰不开。他们对粮食永远不放手…… 我们有武器，我们可以自卫，可他们呢？因为把粮食送给游击队，他们会被敌人杀死。我在村里过上一夜就走，可是如果有人告密，说我在哪家待过，那家家人都会被枪毙。一个村里有个单身妇女，没有男人，却带着三个小孩。她有孩子要养活，但我们到她家去时，她从不赶我们走，还给我们生炉子烤火，洗衣服……她把最后一点糊口的东西都送给了我们：“你们吃吧，年轻人！”春天的土豆很小很小，就像豌豆一般。我们吃着，孩子却在炉边坐着，哭着。这是最后一点豌豆大小的土豆仔…… ——亚历山得拉·尼基伏洛夫娜·扎哈洛娃 （戈麦尔州二二五团游击队政委） 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我收到一批传单，把它们缝到了枕头里。妈妈铺床的时候摸出来了，她把枕头拆开，发现了里头的传单，哭了：“你这是害你自己，也害我呀。”可是后来她也帮我干起了工作。 那时游击队的联络员常常到我家来，虽然从马匹上卸完东西就走，但您想，别人会看不见吗？谁都能看到，也猜得出来。我总是对人说，他们是打我哥哥那儿来，是从乡下老家来的。可是邻居们都一清二楚，我在乡下根本没有什么哥哥。我永远感激他们，我应该向我们那条街上的所有邻居致敬。只要走漏一丝风声，就足以使我们全家人遭到杀身之祸……甚至只须用手指头朝我们家这边指一下，我们就完了。可是没有，没有一个人干出那种事……战争期间，我真的太喜欢那些邻居了，对他们的爱永远不会减少…… 解放以后，我走在大街上总要习惯性地环顾四周：已经不能不害怕了，已经不能心情平静地通过街道了。走路必须注意汽车，在火车站要注意火车……好久都不能放弃这种心态…… ——薇拉·格里戈利耶夫娜·谢多娃 我当时忍不住哭了……泪水夺眶而出…… 我们走进一家小茅屋，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两条磨得光光的长凳和一张桌子。连喝水杯子也没有，老百姓的一切都给敌人抢走了，但是屋角却摆着一尊圣像，圣像上罩着一条手巾。 屋里坐着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我们一个游击队员脱下长筒靴，解开包脚布，包脚布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哪里还能裹住脚呢。野外又是下雨，又是泥泞，靴子也是破的。老婆婆看在眼里，起身蹒跚着走到圣像跟前，慢慢取下罩在圣像上的手巾，递给了游击队员：“包上吧，孩子，不然往后你怎么走路呢？” 这个茅屋里再也不剩什么了…… ——维拉·萨弗伦诺夫娜·达维多娃 在最初几天，我在村外找到两个伤员……一个是头部受伤，另一个士兵是腿上中了弹片。我自己把那个弹片拔了出来，再往伤口里倒煤油冲洗，那时候找不到其他用品，而我知道煤油可以消毒…… 处理好这两个伤员，我扶着他们站起来。先扶着一个走进树林，然后是第二个。这个伤员离开时，突然跪在我的脚下，想亲吻我的脚：“亲爱的小妹妹，是你救了我的命啊！” 那个时候，既不知道名字，也没有任何事情。只有妹妹和哥哥。 一到晚间，村里的女人们就聚集在我家茅屋里议论时局：“德国人说他们拿下了莫斯科。” “他们永远别想！” 解放之后，同样是这些妇女，我们一起建立了集体农庄，她们选我做农庄主席。我们农庄里还有四个老爷爷和五个十到十三岁的小男孩。这就是我农庄的全体成员。我们有二十匹马，但它们已经是浑身生疮，必须治疗，这些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既没有车子，也没有马匹，妇女们就自己一铲一铲地翻地，赶着牛耙地，拽着牛尾巴一步一步地走，公牛一尥蹶子，她们就起不来了。几个男孩子白天拉犁耙地，晚上才能把绳子从身上解开。所有的食物都是一样的：野菜饼。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吧？是用酸模草的种子碾碎揉成面后烤成的……没有听说过吧？这是一种草，三叶草挤压磨碎，再完全捣成粉，就能做成烤饼。这种饼很苦很苦…… 秋天政府发来了派工单：要上交木材五百八十立方米。谁能做到啊？我就带上自己十二岁的儿子和十岁的女儿干。其他妇女也学着我干，我们就这样砍倒了一片森林…… ——薇拉·米特罗凡诺夫娜·托尔卡切娃 下面是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雅修凯维奇和他的女儿，原罗科索夫斯基旅彼特拉科夫游击队联络员玛丽亚讲的故事。 为了胜利，我把全部家人都贡献出去了……最亲的家人。我的儿子们都在前线打仗，我有两个外甥，因为跟游击队有联系而被敌人枪毙了，我的姐姐，也就是他俩的母亲，被法西斯活活烧死在家里的茅屋中……当时在场的人们说，她一直抱着一尊圣像，直直地立着，像一根蜡烛，直到被火焰吞噬。战后，每当我看到夕阳，总会感觉那是一团烈火在熊熊燃烧…… 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只有十三岁。我知道父亲在帮助游击队，我全都懂……经常有人深更半夜到我家里来，留下一些东西，又取走一些东西。父亲外出时常常把我也带上，他把我放在大车上，对我说：“好好坐着，不许站起来。”我们坐着大车到约定的地点去，他从那儿运回武器和传单。 后来爸爸开始派我一个人去联络站，他教我必须记住哪些要点。我总是悄悄地藏在灌木丛里，一直蹲到深夜，暗暗记下敌人列车通过的数目，还要记下车上是运送什么东西。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在运武器，有时运的是坦克，有时运的是士兵。树丛就在铁路旁边，德国人每天都要朝这里扫射两三次。 你当时不害怕吗？ 我那时长得很小，偷偷钻进树丛去，谁也发现不了我。有一天我印象很深，爸爸两次试图走出我们住的村子，游击队在树林里等他。可是他两次出村，都被敌人巡逻兵赶了回来。天色黑下来了，他终于喊起我来：“玛琳娜……”这时妈妈说话了：“我不放孩子去！”要把我从爸爸身边拽走…… 可我还是去了，按照爸爸的吩咐悄悄地穿过林子。虽然我熟悉那里的每条小路，但说实话，我很怕黑。最后，我总算找到了游击队，他们正在等着呢。我把爸爸说的话告诉了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天已经开始黎明。怎样才能避开德国人的巡逻队？我在树林里绕啊绕啊，结果掉进了湖里，爸爸的上衣、皮靴，全都沉到水底了。我从冰窟窿里钻出来……在雪地上光着脚丫跑啊跑……回到家我就病了，我一躺下就再也没爬起来，双腿麻木。那时候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妈妈只能煎些草药汤给我喝，用黏土敷在我头上…… 战后才把我送去看医生，可是已经太晚了，我全身瘫痪了，只能躺在床上……现在我可以坐起身来，但是时间不能久，只能躺着看电影……这就是我记忆里的战争…… 我把她抱在怀里，过了四十年，还是像小孩子那样……我妻子两年前去世，临终前，她原谅了我的一切。年轻时的罪孽，全都怨我……但玛丽亚仍不肯原谅我，从她的目光中我能看出来……我现在很怕死去，因为那样就把女儿一个人留在世界上了。谁还能这样把她抱在怀里？谁还会在夜间为她祈祷？还有谁能为她祈求上帝呢…… 阿妈和阿爸 明斯克州沃洛任斯克区拉坦茨村，距离首都一个小时的车程，是个典型的白俄罗斯村庄：木结构房屋，开满鲜花的院落，鸡和鹅在街道上行走。孩子们在沙土中玩耍，老年妇女们坐在长凳上聊天。当我走近其中的一个，整条街的女人都聚集过来，七嘴八舌，但异口同声。 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又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都是关于如何犁地、如何播种，如何给游击队烤面包，如何保护孩子们，如何去找巫师和吉卜赛人算命解梦，如何请求上帝宽恕，如何期待丈夫早早打完仗回家。 我只记下了头三个女人的名字：叶莲娜·阿达莫夫娜·维利奇科、尤斯金娜·卢基亚诺夫娜·格里戈罗维奇，还有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玛祖罗。接下去，就由于一片哭声而分不清谁是谁了…… 啊，可爱的姑娘！告诉你吧，我的宝贝，其实我并不喜欢胜利日，因为我总会在那天痛哭不止！号啕大哭！我的脑子里撇不开那些念头，一切都旧景重现。虽然说是苦尽甘来，但接着还是痛苦啊…… 德国人把我家抢得一干二净，又一把火烧毁了我们的茅屋，只剩下一块灰色岩石。我们从树林里回来后，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野猫偶尔出现一下。吃什么？夏季就是去采集浆果和蘑菇。我还有一窝孩子要养活呢。 战争结束后，我们都参加了集体农庄，耕种、收割、打谷，用自己代替马匹拉犁。没有马匹，它们都被杀掉了，连狗也都被射杀了。我妈妈就说：等我死的那天，有什么能和灵魂做伴啊，只有两手空空。我的女儿才十岁，就跟我一起耕作。生产组长过来看到了，心疼地说，这么小的姑娘，从早到晚当作成年人用！我们就这么干啊干啊，从太阳落到树林后面，做到它再次升起。我们白天时间都不够用，因为上面把我们母女俩当作两个整劳力。其实我们得不到任何报酬，只是记劳动工分。从初夏开始下田地耕作，秋天还分不到一袋面粉。我们就用这点可怜的食物抚养孩子…… 战争结束时，只剩下我孤身一人。我既做牛马，又做女人，还做男人。唉…… 战争真是一场灾难啊……我的小茅屋里除了孩子什么都没有，既没有椅子，也没有柜子，家徒四壁。只能吃橡树果，春天就吃草……我的小女儿该上学了，只有那时我才给她买了第一双鞋子。她连睡觉都穿着，不想脱下来。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这辈子都快到头了，但我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那场战争…… 有消息说，我军的一批被俘士兵被押送到村里，要是谁家发现里面有自己的亲人，就可以领走。各家妇女们听说了，马上都跳起来跑了过去！晚上，有人在战俘中找到了亲人，也有人把生人带回家去。她们都说没有能力去辨认：被俘士兵都被折磨得不成人形，饿得奄奄一息，一直在吃树叶、吃草茎，从地里挖草根……我第二天才跑去，没有找到我自己的儿子，但是我想我也应该去救别人的孩子。有个皮肤黝黑的孩子看着我，他叫萨什卡，和我现在的孙子同名。他十八岁……我给看押的德国人送了熏肉鸡蛋，按照教会方式，一边称他“兄弟”，一边在胸前画十字，他们才让我把萨什卡带回家。这孩子已经衰弱得很，连一个鸡蛋都吃不下。可是，这些被俘士兵在我们村连一个月都没住满——因为村里出了一个畜生，他和所有人一样过日子，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但就是他，跑到德军指挥部举报，说我们领回家的是外人。第二天，德国人开着摩托车来了。我们下跪，趴在地下求情，但是德国人欺骗说会把他们送回家乡。分手时，我把爷爷的衣服给了萨什卡，我以为他会活下去…… 谁知道他们到了村外，就被自动步枪打死了。所有的人，一个都不剩……都是年纪轻轻的好孩子啊！我们收留过这些士兵的九个人，商量决定要安葬他们。五个人挖坑，四个人放哨，提防德国飞机飞来。天气酷热，他们已经在地上躺了四天……我们不能动手去碰他们，也不敢用铁锹，只有找来一张桌布铺平拉开，再打来水给他们洗身体。为了不让自己倒下去，我们都得把鼻子捏住……就这样，我们在树林里挖了一个墓坑，把他们摆成一排……用床单把头都包盖住，腿就只能露在外面…… 整整一年，我们都没有安静下来，为他们哭泣。每个女人都在想，我自己的丈夫或儿子又在哪里啊？他们还活着吗？因为从战争一开始，我们就等啊等啊，又总是要埋葬死人……唉，唉…… 我有一个善良的好丈夫，我和他一起过日子只有一年半时间。他离开家时，我正怀着孩子。但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女儿，没有等到女儿出生就上前线了。他是夏天走的，我是秋天生下的女儿。 那一天，我正坐在床上，怀里抱着不到一岁的女儿，给她喂奶。忽然有人从外面敲着窗户说：“莲娜，通知书来了，是你男人的……”（邻居女人们没有放那个邮差进来，而是亲自进来告诉我。）我大吃一惊，抱着正在吃奶的女儿站起来，又跌倒在地，女儿也惊吓得不再衔着我的奶头，放声大哭。我得到这一噩耗正好是在棕榈星期六，那是四月份，阳光很明亮温暖……从那封通知书中，我得知我的伊万在波兰牺牲了，是1945年3月17日牺牲的，被葬在格但斯克城下。我们好不容易熬到了胜利，花园里的花儿都开放了，我以为我的男人就要回家了，可是我只得到这张薄薄的阵亡通知函…… 女儿遭到那次惊吓后，病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上小学的年龄，只要有人大声敲门或者大声喊叫，她就会病倒，夜间睡梦中还常常哭闹。我很久很久一直和她一起受苦受难，大概有七年里没有见过太阳，它不会照在我身上。我的眼前总是一片黑暗。 等到人们欢呼“胜利啦”的时候，男人们也陆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可是，回来的男人远远少于我们送走的，甚至还不到一半。我的哥哥尤西科是第一个回来的，但是他已经成了残废。和我一样，他也有一个女孩，四岁多，快满五岁了，我女儿常常去他家里玩。有一次，女儿大哭着回家说：“我再也不要去她家了。”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哭？”女儿回答：“奥尔加（哥哥的女儿叫奥尔加）的阿爸跪着抱她，疼爱她。我就没有阿爸。我只有阿妈。”我们母女两个相拥而泣…… 就这样又过了两三年。有一天，女儿从街上跑回家对我说：“我可以就在家里玩吗？因为我在街上和其他孩子一起玩，那个阿爸走过来了，可是他认不出我来，看都没有看我一眼。”我又不能把女儿从茅屋里赶出去和孩子们一起玩，她就整天在家里坐着，苦苦地等待自己的阿爸。但是我们家的阿爸永远不会回来了。 我男人出发上前线的时候，哭得好厉害，他把一堆幼小的孩子留在家里，怎么能舍得呢？孩子们真的是太小了，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有个爸爸。主要是他们全都是男孩子，最小的一个还在我怀里吃奶呢。我男人紧紧抱着小儿子，贴在自己胸前。那边的人大声喊叫：“所有人马上列队！”他还是不放开儿子，我在他后面紧跟着，他就抱着孩子站到队伍中……一个带兵的军人对他大声呵斥，可是他像小孩子一样，哭得泪水淋淋，孩子的襁褓都湿了。我和孩子们跟着他的队伍跑出了村子，追了五公里后还不舍得停下。和我们一起的还有村里别的妇女们。后来我的孩子们都累倒下了，我也快抱不动小儿子了。而我男人沃洛佳还在不断地回头张望，我就继续跑啊跑啊。最后只剩下我一人，我把孩子们都扔在了路上，只抱着最小的儿子，继续追赶我的男人…… 过了一年之后，来了一张通知书，上面写着：您的丈夫弗拉基米尔·格里戈洛维奇牺牲在德国柏林城下。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坟墓。一个邻居完好无缺地回来了，另一个邻居失去双腿回来了。唯有我是这么可怜：只要我的男人回来，没有腿脚又怎么样？只要他还活着，我会用双臂抱着他生活…… 我只有三个小儿子在身边……我把一捆一捆的庄稼背在自己身上，从森林里背出木材，还有土豆和柴火，全部活儿都自己干……把犁耙套在自己身上拖耕土地。有什么办法呢？！在我们的小茅屋里只有两种人：寡妇或者小男孩。谁家都没有男人，也没有马匹，马也在战争中给抢走了。我就是这样……我还总是先进工作者。上级发给过我两张奖状，有一次还奖励了十米印花布。我真是高兴啊！用这些布给我的三个小子缝了三件衬衫。 战争之后……那些牺牲者的儿子们刚刚发育成长。虽然只有十三四岁，但是男孩子已经自认为是成年人，想到娶妻生子了。因为没有男人，女人们也都是处女…… 所以，如果有人告诉我，交出自己的牛就能够不打仗，我会立刻交出去！只要能够让我的孩子们不再遭遇我那时候的苦难就好。一天一天，一夜一夜，我都在倾听自己的痛苦…… 我总是呆呆地看着窗外，就好像他坐在院子里，晚间我常常有这种幻觉……我已经老了，可是我看到的他永远是年轻的，还是我送他上前线时的样子。如果是在梦中相见的话，就不仅仅是他年轻，连我也是年轻貌美的…… 其他妇女都收到了阵亡通知书，只有我那张纸上面写的是“失踪”，用蓝色墨水写的。第一个十年里，我每一天都还盼望着他回来，直到现在我也在等待。只要人活着，就可以继续抱有希望…… 一个孤独的女人怎么生活？不管别人是否来帮助我，或者不帮助我。苦难才是唯一的伴侣。什么样的话都听过了，人们说得太多，狗儿也叫得太多……不过，我在自己的五个孙子身上都能够看见我的伊万。我一次又一次地守着他的照片，给孙子们看他的照片。心里有话总还是要和他说说…… 唉唉唉……我们的上帝……仁慈的主啊…… 战争刚刚结束那会儿，我总会做同一个梦：我走到院子里，就看到我的那位正在院子里散步……他穿着军装，还在一直不断地叫我的名字。每到此时，我就掀开毯子，跳下床，打开窗户朝外看……可是院子里静静的，就连鸟叫都听不到，一切都在睡梦中。只有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只有风在轻轻呼啸…… 终于有一天，我早上起床后就带着一打鸡蛋去找茨冈人算卦。那个女人摆出扑克牌，占卜了一番后对我说：“他已经走了，不要白白等待了。那只是他的魂灵在家里飘游。”我和他是因为爱情而走到一起的，火热的爱情…… 一个女巫教我说：“当深夜里所有人都睡着时，你戴上一条黑色围巾，坐在大镜子前。那时候他就会从镜子里出来……但是你既不能碰他的人，也不能碰他的衣服，只能和他说话……”我按照女巫说的那样，整夜整夜坐在镜子前面。就在大清早时，他真的来了……他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他这样子出现过三次，我只要叫他，他就会出现，总是哭着来看我。后来我就不再叫他了，因为我不忍心看着他流泪…… 我一直在等待和我的男人会面……我想白天黑夜都和他说话。我什么都不需要他做，只要他听我说话。他在阴间可能也在变老，就像我一样。 你是我的小老乡……我每天就是挖挖小土豆，挖挖甜菜……总感觉他还在什么地方，我马上就会去找他……姐姐告诉我：“你不要往地下看，要往天上看。抬头看看天空吧，他们都在那里啊。”可我总感觉他就在我的小草屋里，就在我身边……请在我们家住一夜吧，过夜之后，你会知道得更多。血毕竟不是水，舍不得洒出去，它是在身体里流动的。我看电视……每天都看…… 你还是不要写我们吧，心里能记住更好……所以我对你什么都说，也和你一起哭。等你和我们告别时，再看一下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小屋。不要像陌生人那样只看一次，多看两次吧，就像自己的家一样。别的也都不需要，就好好看一下吧…… <hr /> 注释： 渺小的生命和伟大的思想 那个时候，我就是确信无疑……我相信斯大林，我相信共产党员，我自己也曾经是共产党员。我信仰共产主义，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生存，也正因为这个信念，我才幸存下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了秘密报告后，我听他谈到斯大林的错误，一下子就生了大病，卧床不起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战争期间，我也高喊过：“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不是有人强迫我……我真的是相信……信仰，是我生命的支撑…… 这就是我的故事…… 我在游击队打了两年仗……在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两条腿都受伤了，整个人失去了知觉。可那是在天寒地冻的地方啊——待我醒过来时，两只手也冻伤了。别看现在我的两只手很灵活、很健康，可当时都发黑了……两条腿当然也冻伤了。如果不是严寒，两条腿兴许还可以保住，因为它们当时还在流血呢。我在雪地上躺了很久，他们找到我时，把我与其他伤员一起集中到了一个地方。伤员有很多，又正在被德军包围，游击队要撤退突围出去，我们就像柴火一样给扔到雪橇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都拉到森林深处，隐藏起来。就这样运来运去，后来游击队才向莫斯科报告了我的伤情，毕竟我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算是个大人物，人们都为我感到骄傲。我是从最基层，一个普通的农妇，从一个农民家庭成长进步的。我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 我的腿就这样没有了，被截肢了……为了救我的性命，就在树林里动了手术，条件是最原始的。他们把我放在桌子上，连碘酒都没有，使用简单的钢锯，把我的双腿锯了下来……就在桌子上啊，碘酒都没有。同志们又跑到六公里外的另一支游击队去找碘酒，我就躺在桌子上等待。那时什么都没有，更不要说麻药了，代替麻药的是一瓶家酿白酒。什么手术器械都没有，只有一把普通的钢锯，木匠用的锯子…… 游击队一直同莫斯科联系，要求派飞机来。一架飞机飞来了三次，但只能在高空盘旋，周围的敌人拼命向它射击，无法下降。第四次，飞机总算降落了，可我的两条腿已经截掉了。后来，我在伊万诺夫和塔什干又做了四次修补截肢，因为发生了四次坏疽病，每次都切下一段，截位越来越高。第一次我还哭呢，因为想到今后我只能在地上爬，不能走路，只能爬行，所以哭得很伤心。我自己也不知道后来是什么帮助了我，支撑了我，更不知道我是怎样说服自己的。当然，我遇见了很多善良的人，很多的好人。有位外科医生，他自己也没有腿，他有一次谈到我的时候，这样说道（这是别的医生转告我的）：“我对她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给那么多男人做过手术，却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的人。没有叫喊一声。”我确实是有毅力……我已经习惯于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坚强有力…… 后来我回到了后方，回到迪斯纳，我的家乡小城。我是拄着拐杖回去的。 我现在走路不行了，因为我老了。可当初那会儿，我跑遍了全城，全都靠步行，装了假肢到处都可以去。我常常到集体农庄去，因为我那时是区执委副主席，承担了很繁重的工作。我从来不坐在办公室里，总是往农村跑，往农田里跑。要是别人想照顾我，我反而会发火。当时那会儿，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有文化的集体农庄主席，每逢有什么重要活动，区里就得派人下乡。每逢星期一，我们都要被召到区委，上级分配任务后，就派我们到各农庄去。有一回，我一大清早就起来，望着窗外，看见别人不断地到区委去，偏偏就没叫我，伤心极了。我也想和他们一样去开会啊。 终于，电话铃响了，是第一书记打来的：“费克拉·费多洛夫娜，请您来一下。”我那时多么满足啊，虽然我到各个村庄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被派往的地方都有二三十公里远。有的地方可以乘车去，有的地方只能靠步行。我有时在森林里走着走着就跌倒了，好半天爬不起来，只好把手提包放在地下，挣扎着撑起身子，扶住树干站起来，继续赶路。我已经领取了退休金，本来可以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可是我想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嘛…… 我没有任何私人财产，只有一些勋章、奖章和证书。房子是国家造的，又高大又宽敞。因为里面没有孩子，就显得格外空旷……在这么高的天花板下面，这么大的房子里面，只有我和妹妹两个人住。她既是我的妹妹，又是我的妈妈，还是我的保姆。我现在老了……早上都不能自己起床…… 我们姐妹二人相依为命，都是活在过去的时代。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过去，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既美好又诚实。我问心无愧，一辈子都问心无愧……我这一生从没有过污点…… ——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 是时代把我们变成当时那样的人，我们也展现了自己。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时机了，历史不会重复。那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年轻的，我们的人也是年轻的。列宁刚去世不久，斯大林还活着……当我戴上少先队的红领巾时，在我戴上共青团徽章时，是那样自豪和骄傲…… 战争就在这时爆发了，而我们正是最有理想的一代人……当然，在我们的日托米尔，马上出现了地下抵抗组织。我立即参加了地下组织，甚至不用商量：参加还是不参加？害怕或不害怕？这根本不用说…… 过了几个月，我们的地下组织被出卖，遭到敌人追踪。盖世太保抓住了我……当然，这是很痛苦的，对我来说比死更痛苦。因为我害怕受刑，害怕受折磨……要是万一我忍受不了酷刑呢？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想过，如何面对酷刑……比如我吧，从小时候开始，就很难忍受任何疼痛。其实，我们当时都不了解自己，不知道我们会有多么坚强…… 在盖世太保的最后一次审讯中（这次审讯后我第三次被列入枪毙名单），这已经是第三个审讯我的人了，这是个自称教育历史学家的家伙。在他审讯我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个法西斯想要弄明白，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人，为什么思想观点对我们是如此重要。“生活高于思想。”他对我说。我当然不同意他的话。他就狂叫着毒打我，边打边问：“是什么使你们成了这样的人？是什么使你们连死都不怕？为什么共产党人认为共产主义必定在全世界获胜？”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俄语。于是我决定把一切都讲给他听，反正我知道他们要杀死我的，我不能这么白白死掉，要让他知道我们是有力量的。大约在四个小时里，他提出问题，我就尽我所知，尽我在中学和大学所能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回答他。哈，他当时是多么狼狈啊！抱着脑袋，在刑讯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又像钉在地板上似的站住，呆呆地看着我，盯着我，却第一次没有动手打我…… 我挺立在他面前……以前我还有两条大辫子，如今头发却被揪掉了一半。一个连饭也吃不饱的女囚……起初，我想吃一块哪怕是很小的面包；后来，连面包皮也行；再后来，哪怕有些面包渣也可以。但我就是这样，挺直身子，站在他面前，两眼放光。他久久地听我说话，认真地听着，居然不再毒打我……不，他那时并不是感到害怕，因为当时才是1943年。但他已经感觉到了某种危机。他是想弄清楚，这种危机感到底来自何处。我正是回答了他的疑问。可是当我走出刑讯室时，他把我列入了枪毙名单…… 在被执行枪决前的那一夜，我回忆了自己全部的一生，短促的一生…… 我记得，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父母要返回老家的时候。他们是为了躲避轰炸而背井离乡几十公里外的，只有我留在家中哪儿都没去。我知道我们必须继续斗争，我们也感觉胜利就在眼前，一定的！我们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寻找和救护伤员。他们遍布在田野、街市和沟壑里，我们甚至爬到牲畜棚里去找人。有一天早上，我出去挖土豆，在我们菜园发现了一个伤员。他是一个年轻军官，快死了，气若游丝，连告诉我他的名字都没有力气，只是喃喃地吐出了几个字，我都听不清楚。我记得自己当时曾经很绝望，可我也觉得从来没有像那些日子那么幸福过。我第二次得到了双亲。在这以前我以为爸爸是远离政治的人，实际上他却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妈妈是个没文化的农家妇女，她笃信上帝，整个战争中她都在祈祷。想知道她是怎么祈祷的吗？她跪在圣像前祷告：“求主保佑人民吧！保佑斯大林吧！保佑共产党不受希特勒恶魔的糟害吧。”在盖世太保刑讯室里，我天天巴望着大门会突然打开，亲人们会走进来，爸爸拉着妈妈走进来看我……我知道我已经落入怎样的境地，但我感到幸福，因为我没有出卖任何人。我们也怕死，但是更怕当叛徒。当我被他们抓走时，我马上就明白痛苦的折磨要开始了。我虽然相信自己的精神是坚强的，但是肉体呢？ 我已经记不清第一次审讯的情景了……尽管我那时并没有失去知觉。只有一次我昏了过去，那是他们用一个什么铁轮子绞我的双手。好像我没有叫喊过，虽然在这之前敌人常拉着我去看别人受刑时的惨状，听别人的惨叫声。在后来的审讯中已经失去了疼痛感，身体麻木得就像木头一样。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说！在敌人的眼中我不能死，绝不能！只是在拷打结束后，他们把我扔回监牢里，我才能感到遍体鳞伤的疼痛。体无完肤……但是要挺住！一定挺住！要让妈妈知道，我宁死不屈，没有出卖任何人。妈妈！ 敌人还剥光我的衣服，把我吊起来拷打我，还给我拍照。我光知道用两只手紧紧遮护着胸脯……我看到敌人疯狂得丧失了人性。我曾经看到一个叫柯连卡的小男孩，还不到一岁，大人还在教他学说“妈妈”呢。就是这么幼小的婴孩，当敌人把他从母亲怀里夺走时，他似乎是超自然地知道要失掉母亲了，于是平生第一次喊出了：“妈——妈！”其实这还不是语言，或者说，这不仅仅是语言。我想好好地讲给你听，全都讲给你……唉，我在牢房里见过的，都是多么好的难友啊！她们在盖世太保的地下室里默默死去，她们的英勇行为只有牢狱的四壁知道。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在心中向她们表示深切的敬意。她们常说：“死比什么都简单！”可是，活着呢？……人们又是多么想活着！我们坚决相信：我们必定会战胜敌人。我们怀疑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能否活到那个伟大的日子？ 我们牢房里有个很小的窗子，上面有铁栅栏，得让人托着你，才能看到外面，而且看到的不是一抹天空，仅仅是一小片屋顶。我们大家都虚弱得厉害，根本做不到互相托一把去看看外面。有位难友叫安尼娅，是个女伞兵。她是在一次从飞机里跳伞到敌后，一落地就被敌人抓住了，伞兵小队全都中了敌人埋伏。就是她，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却突然请求我们：“托我一把吧，我想看看自由，我只要能上去看一眼，就想看一眼。” 看一眼，这就是全部了。我们大家一齐用力把她托了起来。她叫了起来：“姑娘们，那儿有一朵小花……”于是，每个姑娘都开始要求：“托我一下……”“托我一下吧……”那是一朵蒲公英，它怎么会长到屋顶上的，又是怎样在那儿生根的，我想不出原因。每个姑娘都在想这朵小花的来由。我现在知道了，当时大家都是同一个疑问：这朵小花能活着离开这座地狱吗？ 我曾经那么喜欢春天，喜欢看樱桃花开，喜欢闻丁香树周围飘溢着的丁香花芳香……您不会对我的情调感到惊讶吧？我还喜欢写诗呢。可是现在我不喜欢春天了，那是因为战争横在了我们之间——在我和大自然之间。就是在那年的樱桃花盛开时节，我看到法西斯践踏在我的故乡日托米尔的土地上…… 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一些尊重我父亲的老百姓把我救了。我父亲是个大夫，在那个年代，医生是个很崇高的职业。在敌人把我们送上刑场枪决的路上，有人把我推下了火车，推到黑暗中。我完全不记得伤痛，就是跑啊走啊，像是在梦境中，一直朝着人们都跑去的那个方向……后来人们找到了我，把我送回了家。我全身都是伤，而且马上长满了神经性湿疹。我甚至连人说话的声音都不能听，一听到声音就会疼痛，爸爸妈妈只能小声交谈。我难受得整天喊叫，只有泡在热水里才会住声。我不许妈妈离开我一会儿，她只好求我：“好女儿，妈妈要去生炉子，侍弄菜园子……”可我还是不放她走，因为只要我一松开她的手，往事就要向我袭来，我经历过的一切都会浮现出来。为转移我的注意力，妈妈给我找来一束花，是我最喜欢的风铃草和栗子叶，她想用花草的味道吸引我的注意力。我被盖世太保抓去时穿过的连衣裙，妈妈都给藏了起来。直到妈妈去世，那条连衣裙都一直压在她的枕头下面。她活着时一直藏着它…… 我第一次起床下地，是在我看到我军战士的时候。当时我已经躺了一年多，却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跑到大街上高喊：“我的亲人们！最亲爱的人……你们回来了……”是战士们把我抬回家的。我十分兴奋，第二天、第三天接连跑到兵役委员会去：“给我分配工作吧！”有人告诉了我爸爸，他赶紧跑来领我：“孩子，你怎么到这儿来啦？谁能要你去工作啊？”就这样折腾了几天之后，我又不行了……又开始犯病，浑身痛得不行……我整天整天地叫着喊着，人们从房屋外边走过，都祈祷着：“上帝啊，要不您就收走她的灵魂，要不就救救她，别让她这么痛苦了……” 最后，还是茨卡尔图博的医疗泥浆救了我，也是求生欲望挽救了我。活下去，活下去，别无他求。我终于活了下来，能和大家一样生活了。我在图书馆工作了十四年，那真是快活的岁月，的的确确。现在呢，生活又成了与疾病没完没了的斗争。无论怎么说，衰老是件可恨的事情。还有疾病和孤独，我完全是一个人过活，那些辗转难眠的漫漫长夜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总做噩梦，每次醒来都吓出一身冷汗。我不记得安尼娅姓什么了，也不记得她老家是勃良斯克还是斯摩棱斯克，我只记得她是多么不愿意死啊！她常常把白白胖胖的手臂弯在脑后，透过窗棂向外面大喊：“我想活！” 我没有找到她的父母，也不知道可以向谁述说她的故事…… ——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 战争之后，我们才知道了奥斯威辛，知道了达豪……看到了这些，我还怎么敢生孩子啊？当时我已经怀孕了…… 战后我马上被派到乡下去征订公债。国家需要钱，需要重新建立工厂，恢复生产。 我到了一个村庄，村子早就不存在了，人们都在地底下住着，生活在地窖里……有一个妇女钻了出来，她身上穿的是什么啊，简直不忍目睹。我钻进地窖，看到里面有三个孩子，全都饿得不成人样了。那女人把孩子们撵到一个铺着干草的大石槽里。 她问我：“你是来征订公债的吗？” 我说是的。 她说：“我根本没有钱，只剩下一只母鸡。让我去问问邻居大婶要不要买走，昨天她还问我来着。要是她买了，我就把钱给你。” 我现在说起这件事，还像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这些都是怎样的人啊，多么好的人啊！那位妇女的丈夫在前线牺牲了，丢下三个孩子，家里一无所有，只剩下这只母鸡，她还要把它卖掉，好向我交钱，我们那时征的是现金。她宁愿贡献出一切，只要能换来和平，只要能让她的孩子活下去。我一直记得她的面孔，还有她那几个孩子…… 他们会怎样长大？我很想知道……很想再去找他们，看看他们…… ——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冈察洛娃 <hr /> 注释： 洗澡的宝宝和像爸爸一样的妈妈 我不是只身一人来到这儿的，还带着我的女儿。过去我每次外出执行一两天的任务时，都会把女儿托付给别的同志，可是长时间执行任务就没人可托付，只好把孩子带上。这一回，连女儿也落入了敌人的包围圈，德寇把这个游击区团团围住了。如果说男人们行军只带一支步枪就行，我却不仅背着步枪，而且带着一部打字机，还有艾洛契卡。我抱着女儿走路时，常常会突然绊一跤，女儿便越过我的肩膀，跌进沼泽地。我们爬起来继续赶路，走不了几步就会再摔一次……就这样走了两个月！我那时暗暗发誓，要是我能活下来，一定要远离沼泽地，永远也不想再看到它。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我问他。 我终于凭着一只小皮鞋认出了我的艾洛契卡，否则我根本就认不出是她…… “我早先和奶奶住在一起。后来她死了，我把她埋了。我每天都去看她，求她把我也带到坟里去。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他把艾洛契卡抱在手臂上，抱着她、吻着她，翻遍了他自己所有的衣袋，把零星食物都搜出来给她，那正是有一次她差点被沼泽地的脏水淹死之后。别的游击队员也都学政委的样子，把衣袋都翻开，倒尽里面的东西给她。 我把儿子接回家，请婆婆帮助照看一下，又跑出城去接女儿。我一路紧跑赶到郊外的托儿所，可是那儿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几位乡下女人示意我，孩子们都给带走了。我问：到哪儿去了？谁带走的？她们说也许是进城了。原来，托儿所里只有两位保育员，她们不等到汽车来，就带着孩子们步行离开了。从这儿到市区有十来公里，可那都是小娃娃啊，有的才一两岁。我亲爱的，为了找他们，我到处转了两个星期，走遍了所有村落……终于有一天，当我走进一幢房子时，别人告诉我这就是托儿所，孩子们就在这里，我都不敢相信了。上帝啊，孩子们全都躺在地上，真要命，满身的屎尿，有的还发着高烧，像死了一样。托儿所所长是个少妇，都已经急出了白头发。原来，他们从头至尾全是走路到市里来的，还迷了路，几个孩子都奄奄一息了…… “廖尼亚……” 等游击队突围之后，我彻底病倒了。全身生了疖子，皮都蜕了下来。而我怀里还抱着孩子。我们等待从大后方派来的飞机。据说如果飞机能飞来，就要把伤势最重的伤员运走，还可以把我的艾洛契卡带走。我清楚地记得，把女儿送走的那一时刻，那些伤员们都向艾洛契卡伸出手招呼：“艾洛契卡，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我这儿有地方……”他们全都认识艾洛契卡，她会在医院里给他们唱歌：“哎——真是想啊，真想活到结婚那一天……” 我亲爱的，这样的事情难道我能忘记吗？塔玛拉和她的孩子与我们一起分吃土豆皮。为了给儿子送点生日礼物，我只好用自己的旧裙子缝制了一条小裤子…… “我的孩子们正患百日咳，怎么能去您家呢？”我说。 当她说到“我心疼你们所有人”和“你们都是我的亲人”时，在场的男人们也都开始哭出声来。谁都忍不住泪水，控制不住自己了。整个队伍一片哭声。这时指挥员大声发令：“鸣枪致意！”哭声这才被枪声压倒。 我回到老家的村里…… “你和谁住在一起？” 在整场战争中，我全家人都死了。战争结束后我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等待…… 我带回一块肥皂送给孩子做礼物，这在那时候可是相当讲究的礼物了。可是在给女儿洗澡时，她竟用牙齿啃起肥皂来，想尝一尝肥皂的味道，以为是一种可以吃的东西。她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是个年轻妇女，但她来接我时，已经是个老太婆了。有人说她女儿回来了，她从菜园子里一蹦就跳到大街上来，看到我，张开双臂就跑过来。我也认出了她，朝她跑去。她还差几步才跑到我身边时，突然虚弱地瘫倒在地上，我也瘫倒在她旁边。我又亲吻妈妈，又亲吻土地，心中充满了爱和恨。 那是1943年5月的一天，上级派我把一部打字机送到另一个游击区去，在鲍里索夫地区。他们那儿有一部俄文打字机，配有俄文铅字，可是他们需要德文字型，而这种打字机只有我们支队才有。这部德文打字机还是我受地下委员会的派遣从沦陷区明斯克带来的呢。可是当我沿途经过帕利克湖地区时，没过几天围困就开始，于是我就耽搁在那儿了……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 一个飞行员问她：“在这儿你是跟谁过啊，小姑娘？” 她说我是个狠心的女人，没有女人的良心。可是要知道，在战争中我们吃了那么多苦头，失去家庭、房屋和自己的孩子。很多人都把孩子留在了家里，又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做。我们背着降落伞，坐着等待上级随时下达任务。男人在抽烟、在玩牌，可我们呢，在起飞信号弹升起前，还在坐着缝头巾。我们终究还是女人啊。您瞧这张相片，这是我们的领航员。她想寄照片回家，于是我们有人找出一块头巾替她扎上，为的是不让肩章露出来，我们还用被单遮住她的军上装，好像她穿的是连衣裙……就这样拍出的照片。这是她最珍爱的照片…… “爸爸活着，他在前线。妈妈被法西斯打死了，是奶奶告诉我的……” 他一下子跳起来，大叫了一声扑向我：“爸爸——！”因为我穿的是男人服装，戴着男人帽子。过了一会儿，他才又抱着我大喊了一声：“妈妈！” 在我和丈夫重逢时，一连几个星期都是说啊说啊，没个够。我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对他讲…… 过了一会儿，一位老太太牵着她的手出来了。这老太太就是我的外祖母。她领着柳霞朝我走来： 孩子们用手指了指，说跑掉的那个就是。我这才明白，那就是我的女儿。 可我谁也信不过。要是突然遇到敌机扫射，要是她被击中，我不在身边可怎么办？要是小女儿丢了怎么办？ ——拉依莎·格利戈里耶夫娜·霍谢涅维契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帕甫洛维茨 “叫上你妈妈，让她和你一起飞吧。” 我当时穿着男式军服，戴着船形帽，骑着马。我女儿一定是把她的妈妈想象得跟太外婆和别的女人一样，而今天站在她眼前的却是一个大兵。 我从栅栏门看进去，院内有好几个孩子，我儿子正在安慰别的孩子。可是他一看到我，便哆嗦起来，大声哭了。原来他自己也害怕极了。 我跑到幼儿园，敌机已飞到城市上空在扔炸弹了。我还在幼儿园墙外，就听见我那不满四岁的小儿子的说话声：“你们都不要害怕，我妈妈说了，敌人会被打垮的……” 我走进他们的院子。您知道我当时穿的是什么？一件德国军便服、一条补丁撂补丁的黑裙子、一双破旧的高筒皮靴。女邻居马上认出了我，但她没吭声。儿子坐在那儿，光着小脚丫，破衣烂衫。 但是我们仍然渴望去参加斗争。碌碌无为是苦恼的，只要有机会参加地下工作，我就感到痛快，不能两手空空地坐在家里等待。儿子毕竟大了一点，我就常常把他送到婆婆家。而婆婆提出的条件是：“我可以照顾孙子，但你再也不许到家里来。我们会因为你而全都被杀死的……”结果，我在三年中都不能去看自己的儿子，甚至不敢走近那座房子。而女儿呢，当盖世太保盯上我时，我就带着她逃到了游击队。我抱着她走了五十公里。这五十公里路，我们走了两个多星期…… 她跟我在游击队待了一年多……今天我还时常在思考：当时我是怎么带着她活下来的？您要是问我，我也答不上来。我亲爱的，那简直是不可能挺下来的！如今要有谁提到“围困游击队”这句话，我的牙齿还会打战。 “我知道敌人开枪时你干吗不卧倒，你就是想让子弹把我们俩一起打死。”这就是我女儿，一个只有四岁的孩子对我说的话。其实我是没有力气卧倒了：如果我趴下去，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你爸爸和妈妈呢？” 女儿害怕，好长时间不敢走到我怀里来。我再委屈也是白搭，因为我毕竟没有抚养她，她是跟着老奶奶们长大的。 队伍肃立，没人说话，也没有人去打扰她。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发现牺牲的不只是她儿子一个人，还有很多年轻人躺在地上。于是，她又为别人家的儿子放声痛哭起来：“你们这些孩子，我的亲儿子们啊！亲人啊！你们的亲娘都不能来看望你们，她们都不知道你们要入土了！这土地这么冰冷，真是太冷了啊。只好由我来代替她们来哭了，我心疼你们所有人啊。你们都是我的亲人啊，我亲爱的孩子们……” 这就是他们，我们的孩子们。我望着她的小脸，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往后我还能见到她吗？…… 我赶紧跑到幼儿园去接儿子。我的小女儿已经在城郊，她刚满两岁，在托儿所里，托儿所那时已经迁去了城郊。我决定先把儿子接出来领回家，然后再跑去接女儿。我想尽快把两个孩子都接到我身边。 游击队政委洛帕京接见了我。 周围十分寂静，敌人停止了朝我们开枪。只有我妈妈还在叫喊……也许敌人后来开枪杀死了她？我没听见…… 我在前线常常想念女儿，一刻都忘不掉她，做梦都会看到她，想她想得好苦啊。一想到不是我在夜里给她读童话故事，一想到她睡觉和醒来时身边没有我，就不由得哭起来。也不知道是谁在给她编辫子……但我并不埋怨孩子她姑姑，我理解她，她很爱自己的弟弟。我丈夫是个强壮、英俊的男人，真不相信他这样的人会被打死。他是当场就牺牲的，是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敌人飞机一大清早突然轰炸地面。在战争刚爆发的那几个月，甚至大概是战争爆发后整整一年里，空中优势完全是被德国飞行员所掌控，他就是这样被炸死的……他的姐姐不愿意把弟弟留下的骨肉交出来，这是他唯一的骨肉。她是那样一种女人，在她心目中，家庭和孩子，这些都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不论是遇到轰炸还是扫射，她只有一个念头：今天怎么没给孩子洗澡呢？我不能责备她…… 后来，我们的房屋都被烧毁了，我们只身逃出，流落街头。这时德国军队已经进城，我们连藏身之地都没有。我一连几天带着孩子们在大马路上到处流浪。在街上，我遇到了塔玛拉·谢尔盖耶夫娜·西妮查，战前我和她并不太熟悉。她听说了我的情况后，就对我说：“你们到我家来吧。” “真是个好女人！”他很感动地说，“在这种情况下还带着孩子，打字机也不丢掉。这种事连男人也不是个个都能做到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德国伤兵趴在地上，他很疼，两只手死命地抠着土地。这时我们的一个战士走到他跟前说：“别动，这是我的土地！你的土地在那边，你是打那边来的……” ——拉丽莎·列昂季耶夫娜·柯罗卡雅 我是追随丈夫上战场的…… 游击队员们有一次也同情地说：“你够受的了，还是把小女儿交给我们来领吧……” 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你怎么连妈妈都不认识了？” “我们去，我们去……我们这就去问问这位妈妈，她为什么把我们丢下不管了……” 当然，后来我和女儿相处得非常好，一辈子都非常好…… ——柳鲍荚·伊戈列夫娜·鲁德柯夫斯卡雅 我在孩子中间跨着走着，就是没找见自己的女儿。所长安慰我说：“不要绝望，再找找看。她应该在这儿的，我记得她……” 我在逃跑……我们几个人在一起逃跑。敌人一边对我们紧追，一边朝我们开枪。我妈妈也在跟着跑，当她看到我们跑掉了，就停了下来，她是在德寇冲锋枪手的看押之下。我隐约听见了她的声音，她是在喊叫什么。后来别人告诉我，她喊的是：“好啊，我的好女儿……你穿上了白裙子……往后再不会有人替你换衣服了……”妈妈以为我肯定会被敌人打死，但她高兴的是，我将穿着一身白衣服倒下。在事情发生之前，我们正准备去邻村做客。那天是复活节，我们要去走亲戚…… 我看不到这条路的终点，苦难似乎永无尽头。我已经不能仅仅把它作为历史来看待。又有谁能够回答我这个问题：我到底是在与谁纠结？是与时间还是与人？时间在变化中，而人呢？莫非我所思考的，只不过是生命过程的呆板重复？ 那一次，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战斗中我们损失了很多人，我也负了伤。每次战斗之后都要举行死者安葬仪式，人们通常要在坟墓前简短地致辞。首先是指挥员讲话，然后是战友讲话。这次，牺牲者中间有一位本地小伙子，他的母亲来参加了葬礼。这位母亲号啕大哭：“我的儿啊！我们已经为你准备了新房啊！你还保证说要把你年轻的未婚妻带来给我们看啊！你这是要到地下去娶亲了啊……” 这件事深深打动了我，直到今天我还常常想起来，慈母心真是伟大：在安葬自己儿子、痛不欲生的时候，她那颗心同时也在为其他母亲的儿子恸哭，就像为自己的亲人那样恸哭…… 邻家的小姑娘跑来告诉我：“喂！廖尼亚妈妈，廖尼亚还活着……” 我再给您讲讲我跟儿子是怎样见面的吧……那是在家乡解放之后，我朝婆婆的房子走去，两条腿软绵绵的。游击队里年纪大一些的妇女事先教我说： “不行，妈妈不能飞走，她还要打法西斯呢。” 这是怎样的一声喊叫啊，歇斯底里般的喊叫……整整一个月，儿子哪儿也不让我去，连上班也不放我走。我到哪儿都带着他，因为他过去很少看到我在他身边，所以理所当然地缠着我。就连和我一起坐着吃饭，他也用一只手抓牢我，用另一只手吃饭。嘴里一个劲儿地重复着“妈咪”。一直到现在他还这样叫我：妈咪，我的妈咪…… 战争，就是每时每刻地埋葬死人……那时我们常常要埋葬游击队员，有时整个小分队遭到伏击，有时所有人都战死。我要给您讲一个关于葬礼的故事…… 听到这话，我的两条腿再也迈不动了：儿子还活着！小姑娘又告诉我，我婆婆已经死于伤寒，是女邻居收留了廖尼亚。 在我家房子旁边，有一群孩子在玩耍。我一边看一边就想：“哪一个是我的孩子呢？”他们全都一个样，头发剪得短短的，就像以前我们给绵羊剪毛那样，齐刷刷的。我认不出哪个是我女儿，就问他们中间谁叫柳霞。只见一个穿长褂子的小孩应了一声，转身就朝屋里跑去。当时我很难分清谁是女孩，谁是男孩，因为他们全都穿得一模一样。我又问：“你们当中到底谁叫柳霞啊？” “你要是看见他，决不要马上承认你是他妈妈。你知道没有你的时候他是怎样熬过来的吗？” 而她们，既是作为士兵在讲述，又是作为女人在倾诉。她们中的许多人，自己本身就是母亲…… 她也有两个小娃娃，弄不好会被传染的。那个时候真没法子，没有药，医院早已经关门了。但是她坚持道：“别说了，快走吧。” “跟我妈妈，她在机舱外边站着呢。” 和我一起回来的，还有两个游击队员。他们是来安葬牺牲的同志的。听到儿子这么回答，他们都流下了眼泪。 小红帽和在战场上看到一只小猫的高兴劲儿 我是过了好久才习惯战争状态的…… 有一次，我们向敌人发起进攻，有个伤员动脉出血不止，我以前哪里见过这般情景啊：血就像喷泉一样涌出来！我正要跑去喊医生，可是那伤员却对我大喝了一声：“你要到哪儿去？哪儿去啊？还不快帮我用皮带扎上！”这时我才回过神来…… 还有一件让我想起来就心疼的事情。有一个男孩，一个七岁的男孩，没有了妈妈，他妈妈被打死了。这孩子就坐在大路边上，守在死去的妈妈身边。他还不知道妈妈已经没有了，他还在等妈妈醒过来，他想跟妈妈要吃的…… 我们的团长没有丢下这个孩子。他把男孩拉到自己身边说：“好儿子，你的妈妈没有了，但你会有很多爸爸的。”从此这个男孩就和我们在一起，在军队里长大，就像是全团战友的儿子。他当时七岁，负责给我们的转盘自动枪装填子弹。 等您离开我家之后，我丈夫一定会骂我一通。他不喜欢我谈论这些，不喜欢我谈论战争。他没上过战场，是个年轻人，年龄比我小，我们俩没有孩子。我心里一直记着那个男孩，他本来可以做我的儿子…… 战争过去之后呀，我瞧着什么都觉得怜悯……不但怜悯人，还怜悯公鸡，怜悯狗狗，现在我完全受不了看到别人吃苦。我在医院工作时，病人们都很喜欢我，说我心肠好。我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我从来连一个苹果都不会卖，连一个野果都不会卖，我把它们全都分掉了，分给别人，从战争到今天，我只剩下了这个，就是一颗怜悯的心…… ——柳鲍芙·扎哈洛夫娜·诺维克 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有同志被捕。一连几天我们都会提心吊胆地等着：他们能不能忍受住严刑拷打？如果他们受不住酷刑，那么新的一批逮捕就会开始。过了一段时间后，听说敌人要处死他们。上级给我的任务是：到现场去，看看今天敌人要绞死哪些同志。我在大街上走着，看着敌人在准备绞索。我们不能哭，也不能有一秒钟的迟疑，因为到处都是密探。有好多词能够表达当时的心情，只有一个词是不恰当的，就是勇敢。需要有多强大的心灵力量，才能够保持住沉默，不流泪水地从旁边经过啊。 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当盖世太保把我抓走时，我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什么，我早已明白和预感到了一切。敌人把我投入监牢，用皮靴、鞭子拷打我。我算是见识了什么叫法西斯的“修指甲术”。他们把我的两只手卡在桌子上，用一种刑具把针插进我的指甲里，同时把所有指甲都插进钢针……这简直比下地狱还痛苦！我立刻昏了过去。我甚至都记不住当时的情景，只知道那痛苦实在太可怕，后来我怎么也无法回想起来。他们还用圆木来撕扯我的身子，可能我记得不确切，说得不对茬口了。我只记得一点：这边和那边各摆一根圆木，把我放在中间……这是个什么刑具呀，我都能听到自己骨头断裂的嘎嘎声……这样折磨了我多长时间？我也记不得了。他们还把我放在电椅上拷问，这是在我吐口水到一个刽子手脸上的时候，那个坏蛋是年轻还是年老我不记得了。他们把我全身剥得一丝不挂，这家伙还上前来抓住我的乳房，我只能往他脸上吐口水，没有别的能力了。我吐在他的脸上，他们就把我按在电椅上…… 从那时起我就一点都碰不得电器。我一直记得他们是怎样把我按到电椅上去的……我现在连电熨斗都不敢用，一辈子都落下了这块病。要是熨衣服，我就觉得全身都仿佛通了电。凡是与电有关的事，我一件也干不得。也许战后应该建立一种心理治疗科吧？我不知道。反正我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不知道我今天怎么会这样大哭。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最后，敌人判处我绞刑，我被押解到死牢里，里面还关着另外两名妇女。知道吗？我们一滴眼泪都没有流，毫不慌张，因为我们早就知道，既然干地下工作，必然会有这样的命运在等待我们，所以我们十分镇定从容。我们在一块儿谈论诗歌，回忆自己喜爱的歌剧。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我们谈论爱情，故意不去想我们的孩子，那是不敢想。我们微笑着，互相鼓励，就这样过了两天半……第三天早晨，我被叫了出去。我们互相道别、亲吻，但没流眼泪，也不觉得恐惧。显然，我多少已经习惯了死的念头，连恐惧感都没有了，也没有眼泪。只不过还有些空虚感，已经什么人都不去想了…… 我们被关在囚车里走了很久，也记不清车走了几个小时，反正我是与人生永别了……汽车停下来，我们一共是二十个人，因为被折磨得太厉害，连下车的气力都没有了。敌人把我们扔下车，就像扔口袋一样。德军指挥官命令我们爬到板棚去，他还用皮鞭抽打我们……在一个板棚跟前，站着一个女人，她还在抱着孩子喂奶。唉，您是知道的，旁边就是军犬和警备队，他们立在那儿一动不动，像柱子似的。但那个德国军官看到这个情景，就跳了过去，一把从母亲手中抢走了孩子……您知道，当时人们正在排队打水，他就把孩子摔在铁制的水龙头上。孩子的脑浆当场就流了出来，是像牛奶一样的颜色……我看到那位妈妈顿时昏倒了，我是医生，我明白，她的心碎了…… 我们每天被押着去干活，都要在城里走过，穿过熟悉的街道。有一次下囚车，正好是在一个聚集了很多人的地方，我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在叫：“妈妈，妈咪！”我抬起头：只见达莎大婶站在那边，我的小女儿从人行道上跑了过来。她们是偶然到马路上来看见我的。女儿飞快地跑着，一下子扑到我怀里来。您想想，边上就是狼狗，它们是受过专门训练、专往人身上扑的。可是这回，连一条狼狗都没有动。平时要是有谁过来，它们早就扑上来撕你的衣服了，它们就是为此而受训的。可是这回，它们全都一动不动。女儿扑到我身上来，我没有哭，只是说：“好女儿，娜塔申卡，我很快就会回家的，别哭。我明天就回家。”警备队和狼狗都站在旁边，可是谁也没碰她一下…… 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我女儿五岁就开始读祈祷文，而不是读诗歌。达莎阿姨教她必须祈祷，她就成天为爸爸妈妈祷告，保佑我们活下来。 1944年2月13日，我被送去服法西斯的苦役，被投入英吉利海峡边上的克罗泽集中营。 那年春天，正好是巴黎公社纪念日那天，法国人组织了越狱。我也逃了出去，参加了马基 我还获得过一枚法国“战斗十字勋章”…… 战后我返回了家乡。我还记得踏上祖国土地第一站的情景……我们当时全都跳出了车厢，亲吻土地，把泥土捧在怀里。我记得我当时穿着一件白色长衫，我趴倒在地上亲吻着，捧起一把土贴在胸前……我当时想的是，我怎么还能和祖国分开呢？怎么还能和亲爱的土地分开呢？…… 回到了明斯克，丈夫不在家里，女儿在达莎大婶家。得知丈夫被内务部逮捕了，关在监狱里，我马上就赶过去，到了那儿才听说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我说：“你丈夫是个叛徒。”实际上我是和丈夫一起做地下工作的，一直是两人相伴，他是个勇敢而诚实的人。我知道一定有人诬告他、诽谤他、中伤他。我回答说：“不，我丈夫不可能叛变。我相信他，他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调查人员就像神经错乱似的对我说：“闭嘴，你这个法国妓女！给我闭嘴！”那时候对所有人都会产生怀疑：只要你在占领区生活过、被俘过，或者曾经被送往德国，被关过法西斯集中营。他们就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活了下来？为什么没有死？甚至连死者也会被怀疑，连牺牲者都会被怀疑。他们从来没有关注过我们曾经进行的艰苦斗争，为了胜利我们牺牲了一切。现在我们胜利了，人民胜利了！但是斯大林还是不相信人民。祖国就是这样感谢我们的，就是这样回报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热血…… 我四处奔波申诉，写信给所有部门。半年后丈夫总算获释，但他的一根肋骨被打断了，一个肾脏被打坏了……他在纳粹的监狱里曾经被打坏了脑袋，打断了手臂，他在法西斯监狱里白了头，1945年他又在内务部的监狱里被打成了残废。我护理他好多年，把他从疾病中拉扯出来。可是我什么反对意见都不能说，他就是不愿意听……他反复说的只有一句话：“这不过是一个错误。”他还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胜利了，这就是根本的一点。当然，我对丈夫总是坚信不疑的。 我没有哭。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 该怎样对孩子解释啊？如何给孩子解释死亡是什么呢？…… 我带着儿子在街上走，到处都是死人——躺在马路这边和那边。我一边走一边给儿子讲童话小红帽的故事，而周围全是死人。当时我们是离开逃亡的难民群回到我母亲那儿去，因为我拿儿子没办法：他老是爬到床底下去，在那儿一坐就是好几天。那年他才五岁，又不能放他到街上去…… 我跟他在一块儿，吃了一年多苦头。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他到底是怎么了？我们住在地下室里，每当有人从街上走过，我们会看到一双双大皮靴。有一次，儿子不知为什么，从床底下爬了出来，但一看到窗外有一双大皮靴，就失声尖叫起来……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法西斯们曾用皮靴踢过他…… 不过，这反应很快就在他身上消失了。有一次他在院子里和孩子们玩，晚上回到家里，突然抬头问我：“妈妈，爸爸是什么样子啊？” 我就给他解释说：“爸爸啊，他是面孔白净的美男子，他在军队里打仗。” 明斯克解放那天，坦克最先浩浩荡荡开进城来。我儿子哭着跑回家来说：“那里没有我爸爸！那些人全是黑面孔，没有白面孔的……” 那正是七月份，坦克手们全是年轻小伙子，面孔晒得黑黝黝的。 我丈夫从战场上回来时已成了残废，而且也不再是年轻人了，他变成了一个老头。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儿子已经认定他的父亲是个白面孔的美男子，可是回来的却是个老头，一个病人。儿子好长时间不承认他是爸爸，也不知道怎样称呼他。我只好想法让他们父子俩彼此亲近起来。 丈夫下班回家经常很晚，我就问他：“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季玛急坏了，说：“我的好爸爸到哪儿去了？” 丈夫打过六年仗（还参加过对日战争），确实是跟儿子生疏了，跟这个家生疏了。 每次我给儿子买了东西，总要对他说：“这是爸爸给你买的，他惦记着你……” 后来他们就相处好了…… ——娜杰日达·维肯吉耶夫娜，哈特琴科 那就说说我的故事吧…… 我从1929年起就在铁路上工作，当火车副司机。当时在苏联各地还没有一个女司机，这正是我的梦想。机务段领导很无奈：“一个姑娘家，却一定要干男人的活儿。”我还真就梦醒成真了。1931年，我开创了咱们国家的先例，成了第一个火车女司机。您大概不信，当年我开火车时，每到一个车站都有许多人围上来看热闹：“呵，姑娘家开火车了。” 当时我们机务段的火车头正好在放气，就是在修理，我就和丈夫轮流开一个车头。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个孩子，就做了这样的安排：如果他出车，我就带孩子，要是我出车，他就待在家里。那一天丈夫正好回家来，轮到我去出车。早晨醒来时，我听到大街上有些反常，人声鼎沸。我打开收音机一听：“战争爆发了！” 我赶忙叫醒丈夫：“廖尼亚，快起来！战争爆发了……快起来，打仗了！” 他跑到机务段去，回来时已经是泪流满面：“战争！战争爆发了！你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吗？” 我们怎么办啊？该把孩子送到哪儿去呢？ 上面把我和孩子撤到了后方，撤到了乌里扬诺夫斯克。我们分到一套两间的住房。房子很好，到今天我都没有那样的住宅。儿子也上了幼儿园，一切安适，人们对我都非常好。还用说吗，我是女火车司机，又是全国第一个……可是您大概不相信，我在那儿没住多久，不到半年我就住不下去了：这怎么行？人人都在保卫祖国，而我却蹲在家里？！ 有一天我丈夫来了，他问我：“怎么，玛露霞，你还打算待在后方吗？” “不，”我说：“我们一起走吧。” 当时，上面组织了一支为前线服务的特别预备纵队。我和丈夫都申请加入了这支队伍。丈夫是司机长，我是司机。一连四年我们都住在闷罐子车里，儿子也和我们在一起，他在我身边度过了整个战争，甚至连一只猫也没见过。有一次他在基辅郊外弄到一只小猫，那时我们的机车正好遭到猛烈轰炸。有五架敌机向我们袭击，他却还抱着那只小猫：“基萨尼卡，小乖乖，我看到你真高兴，我在这里谁都看不到，你就和我坐在一起吧，让我亲亲你。”真是个孩子，只有孩子才这么天真……他在睡觉时还说梦话：“妈咪啊，我们现在有了一只小猫咪，我们现在有真正的家了。”你不会想到这些，也不会写这个吧？……可别放弃这段，一定要写一写这只小猫…… 我们常常遭到轰炸和机枪扫射，敌机专门瞄准车头打，他们的首要目的就是打死司机，毁掉机车头。飞机进行低空俯冲，向机车和闷罐子车厢扫射，而我的儿子就待在车厢里。每次敌机轰炸扫射，我最担心的就是儿子。没法形容……轰炸时我只好把他从车厢转到机车里，放在身边。我紧紧抱着他，贴在心口上：“让同一块弹片把我们娘儿俩都打死好了。”难道想死就死得了吗？您瞧，我们偏偏活下来了。你一定要写这些…… 火车头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的青春，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所在。我现在还想开火车呢，可是人家不让我开了，嫌我老了…… 在战争中带个孩子是多么可怕，又是多么愚蠢啊……瞧瞧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住在儿子家里，他是医生，而且是主任医生。我们的住房不大，但我哪儿也不想去，从来不领旅游证……没法描述……我就是不能离开儿子，不能离开孙子，哪怕离开一天我都会害怕。我儿子也是哪儿都不去，他工作快二十五年了，从来都没有外出旅游过。工作单位的所有人都奇怪得很：他怎么一次都没申请过旅游证呢？“妈咪，和你在一起我最舒服。”他就是这么说的。我的儿媳妇也是这样。没法描述……我们甚至连别墅也没有，就因为我们连分开几天都做不到。我是一刻也不能没有他们的。 如果谁参加过战争，他就会明白，分开一天，这是怎么回事。哪怕只是一天…… ——玛利亚·亚历山德洛夫娜·阿列斯托娃 <hr /> 注释： 那些已经可以说话的人的沉默 我现在说话都是轻声轻气，不管说到什么都很小声。四十多年过去了…… 我总算忘掉了战争……因为战后我一直都生活在恐惧中，就如同活在地狱里一般。 已经胜利了，已经高兴了。我们开始收拾破砖碎瓦、废铜烂铁，开始清理我们的城市。我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不记得什么时候睡过一个安稳觉，吃过一次安稳饭，只是干活啊干活。 到了九月份，天气暖洋洋的，我还记得那时的充足阳光，我记得各种各样的水果，许许多多的水果，在集市上，苹果都是一桶一桶卖的。就是在这一天，我在阳台上晾衣服……我还记得所有的细节，因为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全部颠覆了，天翻地覆了。 当时我正在晾衣服，是白色的内衣，我总是穿白色的衣服。我母亲教过我怎样用沙子代替肥皂洗衣服，我们都到河边找沙子，我知道哪里有沙子。就是那个时候，晾衣服的时候……有邻居从下面喊我，声音都不像是她了：“瓦丽亚！瓦丽亚！”我赶紧跑下楼，首先想到的：我儿子到哪儿去了？您知道，那时候男孩子们总是在废墟之中跑来跑去，玩战争游戏，寻找真正的手榴弹、真正的地雷。可是，一旦发生爆炸，人们不是丢了胳膊，就是没了腿脚……我还记得，家长们无论如何都不放孩子们离开自己，但他们都是男孩子啊，就对这些玩意儿感兴趣。哪怕你大声吼叫：“要好好在家里待着！”五分钟后，他还是会不见人影。武器总是很吸引男孩子，战争结束后特别如此…… 我赶紧跑下楼冲到院子里，不料院子里站着的竟然是我丈夫，我的伊万！……我最爱的老公万尼亚回来了！从前线回来了！活着回来了！我扑上去亲吻他，浑身上下乱摸他，抚摸他的军装和他的双手。啊，他终于回来了！我的双腿发软，而他却呆呆地站在那儿，就像一块石头，像一个纸板人似的站着，板着的面孔上没有一丝笑容。他也不拥抱我，好像冻僵了一样。我可吓坏了：我想他大概被炮弹震伤了吧，也可能是耳朵聋了？那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人回来了。我可以护理他，我可以照看他！我已经看到过不少别的女人和这样的丈夫过日子，但是她们仍然会被所有人嫉妒，会被所有人羡慕。所有这些都一瞬间在我脑海里闪过，仅仅一秒钟，我的双腿又因为幸福而发抖了，浑身激动不已。重要的是人还活着！唉，我亲爱的，这就是我们女人的命运啊…… 邻居们听说，马上都跑了过来。大家都很激动和高兴，互相热烈拥抱。而他还是像石头一样沉默不语。所有人都注意到了。 我说：“万尼亚……万尼奇卡……” “我们回家吧。” 好了，我们一起回到了家。我恨不得就挂在他的肩膀上，好幸福啊！整个人都沉浸在快乐和喜悦中。我又是多么骄傲啊！但是，回到家后，他在凳子上坐下来，依旧沉默不语。 “万尼亚……万尼奇卡……” “你懂的……”他还是欲言又止，而且哭了起来。 “万尼亚……” 我们在一起只过了一夜，总共只相拥了一个夜晚。 第二天，有人来找他了，大清早就来敲大门。他已经知道他们会来，一边抽烟一边等待着。他对我说得很少很少，来不及说了……他到过罗马尼亚，到过捷克，带回来了很多奖章，但他是在恐惧中回家的。他已经受到过调查，受到过两次内务部甄别。因为他曾经被俘，他们就给他打上了烙印。那是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他在斯摩棱斯克城下被俘虏，本来他是要自杀的，我知道他一定想过自杀……但他们的弹药打完了，既不能打仗，也不能自杀。他的一条腿受了伤，他是受伤后被俘的。他亲眼看到政委用石头砸烂了自己的脑袋，因为他最后一颗子弹是哑弹，他是亲眼看到的。苏联军官绝不能做俘虏，我们的军人不能被俘虏，谁被俘谁就是叛徒，斯大林同志就是这样说的，他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认，因为儿子被俘虏了。可是我的丈夫，我的老公被俘了……调查人员对他大声喝道：“你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还活着？”他是从战俘营逃脱出来的，逃进森林参加了乌克兰游击队。乌克兰解放时，他又申请上前线。他在捷克迎接了胜利日，上级给他颁发了奖章…… 我们只待了一个夜晚……如果我知道的话，我还是想给他生孩子，想给他生个女儿…… 早上他就被带走了，他们把他从床上抓走了……我坐在厨房的桌子边，等待我们的儿子睡醒。儿子刚满十一岁，我知道他醒来第一句话就会问：“我的爸爸在哪儿啊？”我该怎么回答他？该如何向邻居们解释？该如何告诉妈妈？ 又过了七年，我的丈夫才回来……我和儿子等了四年才把他从战场上等回来，但是胜利过后又经过七年，他才从科雷马回来，从劳改营回来。我们一共等待了十一年，儿子都长大成人了…… 我学会了沉默……在任何调查问卷中都有这样的问题：您的丈夫在哪儿？谁是你的父亲？亲属中是否有人曾经被俘？我如实写出之后，他们甚至不接受我到学校去做清洁工，连我去拖地板都不被信任。我成了人民的敌人，成了人民敌人的妻子、叛徒的老婆。我这一辈子都完了……战前我是一名教师，从师范学院毕业，战后我却为建筑工地拉砖头。唉，我这一辈子……对不起，我说话总是这样前后矛盾，充满困惑，匆匆忙忙……那个时候，我经常夜间独自一人，躺在那里自言自语，好像对什么人讲述我的生活遭遇，多少个夜晚，讲了又讲。可是一到白天，我就沉默不语了。 现在我总算可以讲出一切了。我想质问：在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月中，我们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和军官被俘，到底是谁之罪？我想知道：到底是谁，在战争爆发前让我们的军队没有了头领？又是谁，污蔑我们红军将领是德国间谍和日本间谍，因此枪毙了他们？我还想知道：当希特勒以坦克和飞机武装到牙齿时，是谁仍然只相信布琼尼的骑兵？又是谁曾经向我们保证：“我们的边境固若金汤……”可实际上，在战争的头几天，我军的弹药就已经屈指可数了…… 我早就想问……现在是可以问了：我的生活到底是在哪里？我们的生活到底在哪里？但是我依旧沉默不语，我丈夫依旧沉默不语。哪怕是在今天，我们仍然恐惧，我们依旧害怕……我们必将在这种恐惧中死去，痛苦而屈辱地离开…… ——瓦莲京娜·叶甫杜金莫夫娜·马……娃 战争的最后几天，杀人已经令人厌恶 这是一条胜利的大道…… ——阿格拉雅·鲍里索夫娜·涅斯特鲁克 他马上说：“我没有开枪，我没有杀人。是他们逼我来打仗的，但我没射击过……” 还有一次，我从燃烧的坦克里钻出来，四处大火熊熊。天空在燃烧，大地也在燃烧，铁甲都烧红了，到处是死人，那边还有人在呼喊：“请救救我……请帮帮我。”……我陷入了如此恐怖的场景！我都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想逃走，我为什么没有逃离战场呢？那情景是如此地可怕，没有字眼可以形容，只有感觉。我早些时候还不能，现在已经可以去看战争电影了，但还是会忍不住哭出来。 到了柏林之后，我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我正走在大街上，忽然迎面跳出来一个手持冲锋枪的男孩，一看就是冲锋队队员，那已经是战争的最后几天，马上就要停战了。当时，我的手上也有枪，随时可以开枪。可是，那个男孩子看着我，眨了眨眼睛，却哭了起来。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我竟然也流下了眼泪。我其实很可怜他，这样一个孩子，呆呆地站在那里，背着一支笨重的冲锋枪。我赶紧把他推到旁边一座楼房废墟的大门洞里，对他说：“快去躲起来！”他十分恐慌，以为我要枪毙他，因为我头上戴着军帽，看不出我是个姑娘还是小伙子。他紧紧抓住我的手，大声狂喊。我就轻轻摸摸他的脑袋，让他逐渐安静下来。战争，把人都变成了这样子……我自己也说不出话来了！在整场战争中我都在痛恨他们！但是不管公正不公正，杀人总是叫人恶心的，特别是在战争的最后几天…… 我和女伴有一次在街上骑自行车，走过来一位德国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两个坐在童车里，一个紧抓着她的裙子跟着她走。那女人面容十分憔悴。唉，您知道吗？当她走到我们跟前时，竟然一下子跪了下来，趴在地上向我们道歉。就是这样子，趴在了地上……我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只见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又指指她的孩子们。我们总算弄明白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们致意，表示感谢，因为她们的孩子们活了下来…… 我多么想告诉我的母亲啊……可是我的母亲已经在战争中饿死了，家里既没有粮食，也没有盐巴，一无所有。我的一个哥哥负了重伤在医院里，一个妹妹在家里等着我。她写信告诉我，当我们的军队开进奥廖尔的时候，她跑去找遍了所有穿军大衣的女兵。她以为我一定会在女兵当中，以为我应该回家了…… ——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伊琳斯卡娅 家乡和祖国解放后，我们打出了国界……我简直都认不出我们的战士了，他们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人：个个脸上都笑呵呵的，身上穿着干净的衬衫，还不知打哪儿弄来了许多花儿在手中，我再也没见到过那么幸福的人了。我原来以为，等我们打到德国去，我绝不怜惜敌人，绝不饶恕那里的任何人。我们胸中郁积了多少仇恨啊，还有屈辱！如果一个人从来不怜悯我的孩子，我干吗要怜悯他的孩子？如果他杀死了我的母亲，我干吗要怜悯他的母亲？如果他烧了我的家园，我干吗不能烧他的房屋？我为什么不能？为什么？我真想见见他们的妻子，和生养了他们这群儿子的母亲。她们敢正视我们的眼睛吗？我真想盯着她们的眼睛看看…… 我常常想：我会干出什么事情呢？我们的士兵会干出什么事情呢？我们都很清楚地记得往事，我们能够克制吗？那得需要有多么大的力量才能够克制啊？部队开进了一个小镇，那里流落着很多孩子，都是些饥饿的、不幸的孩子。他们看到我们很害怕，纷纷躲藏起来……可我呢？尽管发过誓要仇恨他们所有的人，可我还是从战士们手里搜走了他们所有的食物，连一块糖都不放过，然后统统给了德国孩子。当然，我什么都没忘记，我还记得所有的往事……可是要我平心静气地望着孩子们饥饿的眼睛，这个我做不到。一大清早，已经有一队队德国孩子站在我们的行军灶旁。我们按次序发给他们食物。每个孩子的肩上都背着一个装面包的袋子，腰上拴着一个盛菜汤的小铁桶，里面是菜汤，或者也有粥和豌豆汤。我们给他们食物，给他们治病。甚至还抚摸他们……第一次抚摸德国孩子时，我都有些害怕……我怎么能够去抚摸德国人的孩子呢……我起初由于紧张而觉得口中干涩涩的，可是后来很快就习惯了。他们也习惯了…… 我问他：“为什么？” 您以为原谅是很轻松的吗？看看那一片片完整的白色瓷砖屋顶的小房子，看看那些玫瑰花园，我真的好希望也让他们吃些苦头啊……我当然也想看看他们流眼泪……马上变成好人是不可能的，也不会立刻变得公正与善良，就像您现在这么好。可怜她们也不容易做到，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几十年时间…… 我是一个坦克团的高级助理军医。我们团的坦克是t-34型，很快就都被烧毁了，那场景非常可怕。我战前听都没有听过，后来我居然能够使用步枪射击了。我们上前线的时候，有一次遭到敌机轰炸，轰炸发生在挺远的地方，但是我感觉整个大地都在震动。那年我只有十七岁，刚从中等技校毕业。事情就是这样巧，我一到前线，立即就投入了战斗。 我们开始挖壕沟，德军俘虏待在一旁看着。我们向他们解释：帮忙挖一挖吧，我们一起干。当他们听懂我们要他们干什么时，却恐惧地望着我们，以为挖好坑就会把他们推下去枪毙。他们预计到自己的下场……您真该看看他们挖坑时的那副恐惧相，他们的面孔啊…… 她回答说：“都是因为希特勒……” 有一个德国伤兵被送到我们医院，我觉得他是个飞行员。他的大腿被打烂了，已经开始感染坏疽病。这引起了我的同情。他成天就躺着那里，沉默不语。 我们的恨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很难理解他们的恨是从哪儿而来？他们为什么要仇恨我们啊？ ——索菲亚·阿达莫夫娜·孔采维契 ——阿尔宾娜·亚历山大洛夫娜·汉图姆洛娃 <hr /> ——莉丽娅·米哈伊洛夫娜·布特科 战争的人应该成为非战争的人…… 他在一张照片上写了地址，还有一个完整的信封。后来我就随身带上这些照片，经过了很多年。就是遭遇猛烈轰炸的时候，我都没有丢掉它们。可是当我们终于进入德国时，这些照片却丢失了…… 我们有一名军官爱上了一个德国女孩…… 祖国的土地终于解放了……人们开始不能接受司空见惯的死亡，也不能够忍受埋葬死者的悲哀。但还是有人不断地死在别国土地上，被掩埋在异国他乡。上级对我们反复说，敌人必须要彻底打垮，敌人仍然非常危险……其实每个人都明白这些，但是大家已变得十分珍惜生命，没有人愿意在胜利前死去…… 上级允许我们寄些包裹回家。包裹里有肥皂，有砂糖，也有人寄鞋子回家。德国人制造的鞋子、手表和皮具都很结实。大家都在四处搜寻德国手表，但我不能。我心里有一种厌恶感，他们的东西我什么都不想拿，虽然我知道妈妈和几个妹妹还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我们的家被烧毁了。当我回到家后，把这些讲给妈妈听，妈妈抱住我说：“我们也不要拿他们的任何东西，是他们杀害了你们的爸爸。” 忽然他恳求我说：“我很想很想……求求小姐……”他给了我一包照片，指给我看哪个是他的妈妈，哪个是他自己，哪个是他的兄弟姐妹……这是很好看的照片。在照片背面，他写下一个地址：“您一定会去我家乡的，一定会的！”这个德国人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在1942年的哈尔科夫，“等到那时候，请您把它投入邮箱。” 我是在战后几十年才重新拿起《海涅诗集》的，还有我在战前就喜欢的德国作曲家唱片…… “反正所有人被俘都是有原因、有道理的。” “不是希特勒亲自做的，而是你们的孩子和丈夫杀的人……” 我记得当时的道路两旁有很多海报，就像一个个十字架：“这里，就是该死的德国！”我想所有人都会记得这种海报…… 在德国人的房子里，我也看到了一个被枪打烂的咖啡机，还有栽着鲜花的花盆，还有枕头、婴儿车……不管怎样吧，他们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情，我们对他们是无法做出来的，我们无法迫使他们像我们一样遭受煎熬。 我打到了德国…… 在那个时候是应该听听这种事情，不但要听，还应该记下来。可惜的是，当时已经没有谁的脑子里能进去这些事情，没有人会听我们说，所有人都在重复两个字眼：“胜利！”其余的似乎都不重要了。 您根本无法想象胜利大道是个什么样子！在路上走的全是被解放的囚犯，他们乘着人力车和马车，背着大大小小的包袱，车上插着各式各样的国旗。他们有俄罗斯人、波兰人、法国人、捷克人……所有民族的人都混在一起，每个人都朝着自己家乡的方向走。所有人都来拥抱我们，亲吻我们。 我就回答他：“这是你现在这样想，现在这样说的，因为你现在是躺在这儿。要是在别处，你还是要杀人的……” 我可以说一些德语，就过去问他：“要喝水吗？” 我每次给他喂水时，他都呆呆地看着我。有一次他突然说出一句话：“希特勒完蛋！” “他快死了……我要帮他……” “不要。” 这件事被领导发现了，他被降职并送回了后方。如果他是强奸的话……这种事情当然是有的，只是我们很少有人去写，这是战争的规矩。男人们这么多年没有女人了，有的只有仇恨。我们开入一些城镇或村庄，头三天确实是大肆抢劫……这些当然都不能公开说，心里有数……不过三天之后就有可能受到军法追究了。怀里的热乎劲儿还没有散去，三天的酒意还未消，结果却产生了爱意。那个军官在特别部门坦白说，他确实是产生了爱情。这样一来，可就是叛变行为了……爱上了一个德国女人，爱上了敌人的女儿或者老婆？这事就严重了，等于是投敌……总之，他手上那个女人的照片和地址都被没收了。当然不会留给他…… 注释： 德国伤兵的一条腿都发青了，已经无法挽救。他连续几天几夜发高烧——感染能够很快吞噬掉整个人。 但是，如果说她们的生活早前被分裂为和平与战争两部分的话，现在又被分裂为战争与胜利两部分。 其他伤员都听说了医院里有个德国伤兵，躺在单独病房里。在我打水的时候，他们就愤怒地质问我：“您难道去给敌人送水吗？” 我还记得一件事……我看到了一个被强奸过的德国女人，她赤身裸体地躺在那里，一颗手榴弹插在她的两腿之间……现在说起来，真是丢人的事，但我当时并没有觉得这是丢人的。当然了，感觉是在变化的，在头几天我们是一种感觉，过几天又是另外的一种感觉……几个月之后的一天，有五个德国姑娘来到我们营，找到了我们营长。她们哭诉自己的遭遇……妇科医生给她们做了检查：她们的那个部位都受了伤，撕裂性伤口，内裤里全都是血……原来她们被轮奸了整整一夜。听了之后，营长要求士兵们都出来列队…… 我们遇见了几个俄罗斯女孩，我和她们搭话聊天，她们对我讲了一个故事……她们几个都曾为一个德国人干活，而她们中最漂亮的一个姑娘，被迫和主人住在一起，被主人强奸后怀孕了。那个姑娘一路走来时，一边哭一边不断捶击自己的肚子，嘴里说着：“不行，我不能带一个德国孩子回家！不能带回去！”女伴们都不住地劝说她，但她最后还是上吊自杀了，和自己肚子里的德国娃娃一起死了…… 在那场战斗中，我们捉到了很多俘虏，在他们中间有些是伤员。我们给他们包扎，他们也像孩子一样呻吟。天气很热……热极了！我们还找来水壶，喂他们喝水。我们那片地方光秃秃的，没有遮蔽，敌机不断来进行扫射。上级下令：立即挖掩蔽壕，进行伪装。 我没能履行一个请求……想起来就很难过…… 请您不要录音，请关掉录音机。真的，我说的全部都是真的！我们全营士兵都集合起来了，上级对这几个德国姑娘说，你们去找找看，如果你们认出是谁干的，当场就把他枪毙，不必看他们的军衔。这种事情真是叫我们很羞愧啊！可是，那几个德国女孩却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她们不想去指证，她们不想让更多的人流血了，她们就是这样说的……后来，上级给她们每个人发了一个面包，就当这事结束了。当然，这都是在战争时期…… 她马上沉默了。 我一路打到了德国，从莫斯科一路走来…… “那又是谁的罪过啊？我们又有多少人被杀死了啊！” 在德国土地上我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路边上竖着一块自制标语牌，上面写着：“这里就是该死的德国！”我们进了一个小镇，百叶窗全部都紧紧关闭着。那里的居民扔下所有东西，踩着自行车逃跑了。戈培尔蛊惑他们说，俄国人到来后就会乱砍乱杀。我们打开一扇扇门，发现里面要么是空无一人，要么就是全家人都躺在床上，已经服毒自尽，连孩子们也都死了。他们用枪自杀或者服毒而死……我们当时有什么感觉？当时高兴的是我们已经战胜了敌人，让他们现在也尝到了痛苦，就像我们以前遭受的那样。我们有一种复仇的感觉，可同时又很可怜那些孩子…… 我们终于踏上了他们的土地……最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那些良好的公路，是那些宽敞的农舍，是一盆盆的鲜花，甚至他们的谷仓都挂着优雅的窗帘。房间里的桌子上都铺着白色的桌布，摆着昂贵的器皿，还有精美的花瓷。我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洗衣机的……我们实在无法理解，既然他们生活得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打仗？为什么？我们的人蜷缩在防空洞里，他们还有白色的桌布。咖啡都倒在精致小巧的杯中，我只在博物馆里才看到过这种杯子。我还忘了说一件叫人惊讶的事情呢，简直让我们全都呆住了……那是在反攻时，我们第一次夺取了德国人的战壕。我们跳进他们的战壕，看到那里的暖水瓶里，居然还有热咖啡！咖啡的味道，好香啊……还有饼干！战壕里又有白色床单、干净毛巾，甚至还有卫生纸……我们这边却是什么都没有的。他们有这么舒服的床单，我们却是睡在稻草里，睡在树枝上，两三天没有热水是经常的。我们的士兵举起枪就朝着这些暖水瓶扫射过去……打得热咖啡溅满了战壕…… 终于胜利了…… 这也是为人妻子啊……她的丈夫可能就在东线打过仗，在俄罗斯打过仗…… 我对她说：“我们战胜了。” 她们再次地被划分到两个不同的世界和两种不同的生活中。在学会了仇恨之后，她们需要重新学习爱，她们需要找回已经忘却的感情，还需要找回已经忘却的话语。 我打到了德国…… 我们都感到很幸福…… 大家全都久久地等待这一刻，现在我们终于踏上了这片土地……我们真想看看那些德国鬼子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他们的家乡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房子是什么样子？他们难道不是普普通通的人吗？他们不是也过着平凡的生活吗？在前线作战时，我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再去读海涅的诗歌，还有我心爱的歌德。我已经不能听瓦格纳了……战前我是在一个音乐世家长大的，我很喜爱德国的音乐：巴赫、贝多芬。多么伟大的巴赫啊！但是所有这一切，我都从自己的世界中驱除了。后来我们又看到了他们的罪行，看到了火葬场，看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看到了堆积成山的女人衣服和童鞋，还有灰色的骨灰……骨灰被撒到田间地头，撒到白菜和莴笋的根下，所以我更加不能再听德国音乐了……等到我重新听巴赫和演奏莫扎特的时候，已经流过了很多时光。 我记得一场战斗…… 她大哭起来：“我有两个儿子死在了俄罗斯。” 这是在1942年。我们还处于哈尔科夫的大围困中。 写作文的幼稚错误和喜剧 战争结束了…… 有一天，政委把我叫去：“维拉·约瑟夫娜，要派您去护理德国伤兵。” 不久前我刚刚失去了两个哥哥。 “我不去。” “可是，您要明白，您必须去。” “我咽不下这口气，我两个哥哥都被他们打死了。我不能看到这些坏蛋，我想杀他们，而不是给他们治病。请您理解我的心情吧……” “这是命令。” “既然是命令，那我服从。谁让我是军人呢……” 我给这些德军伤兵治疗，例行公事地处理各种事情。要我每天照顾他们，给他们减轻疼痛，可是却使我非常痛苦，结果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自己第一次长出了白发。我为他们做了一切：动手术、喂饭、镇痛——完成任务，公事公办。但有一点我办不到，就是晚间查病房。白天给伤兵包扎、诊脉，我是作为医生，一句话，干就是了。可是晚间查房时必须同病人交谈，问他们感觉怎样，这些我可做不到。包扎、换药、动手术，我都行，但要同他们谈话，没门儿。我也预先对政委这样说过： “不能到他们那儿去做夜间查房……” 那是在德国……我们医院里已经有了很多德国伤兵…… 我还记得我处理的第一个德军伤员。他开始生坏疽病，一条腿已经截肢了，就躺在我管的病房里。 有天晚上，有人对我说：“卡佳，快去看看你那个德国佬吧。” 我赶紧往病房跑，心想也许是他又出血了，或者是出了别的什么问题。可是进去一看，他醒着，躺在那儿，不发烧，啥事儿都没有。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突然掏出一支小手枪来：“呐……” 他说的是德语，我已经学不上来了，可我听得懂。中学里教的那点德语也够用了。 “呐……”他说，“我过去想杀你们，现在你们杀我吧。” 那意思，似乎是他的命已经被保住了。他杀过我们的人，我们却救了他的命。我不能告诉他，真实情况是他已经不行了…… 我从病房里走出来，发现自己流下了眼泪，真想不到…… ——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沙雷金娜 我本来可以和他见面……但我很害怕见面…… 那是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学校与德国关系很好，经常有德国中学生来我校参观。他们到莫斯科时，我们带他们一起去剧院，一起唱歌。我还认识了一个德国男孩……他歌唱得太好了。我和他交了朋友，甚至爱上了他……在整场战争中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这时见到他并且认出来，该怎么办？莫非他也在这些侵略者当中？我是很重感情的，从小就非常敏感。想到这些，真让我害怕！ 有一次，我在田野上走，一场战斗刚刚结束……我们在给自己的牺牲者收尸，不理会德国人的尸体……但我似乎感觉他也躺在那里……是的，有个十分相像的年轻小伙子，躺在我们的土地上……我在他的尸体旁站了很长一段时间…… ——玛丽亚·阿纳托利耶夫娜·弗列罗夫斯卡雅 您想知道真相吗？可是我自己却很害怕真相…… 我们有一个士兵……怎么对您解释呢？他的家人全都被杀死了。他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或许只是喝醉了？反正越是快要胜利了，他喝得越多。在屋里和地下室里总是可以发现酒，杜松子酒。他喝啊喝啊，突然就拿着枪冲到德国房东的屋子里去……打空了子弹夹……谁都没有来得及追上他。我们跑到那里时，屋子里已经全是尸体了，还有孩子的……我们缴下他的枪，把他捆起来。他声嘶力竭地叫骂：“让我自己杀死自己吧。” 他被逮捕并接受了审判，最后遭到枪决。我为他惋惜，大家都为他惋惜。他全部战争都打过来了，都打到了柏林…… 这件事情能够写出来吗？以前是不可能的…… 我遇上了战争…… 那年，我才刚满十八岁，收到一份通知书：到区执行委员会去，带上三天的食物，两件衬衣，还有喝水杯子和吃饭勺子。这叫作：劳动前线大征召。 我们被带到奥伦堡州的新特罗伊茨克城，开始在工厂工作。天气冷到了这种程度，连房间里的大衣都被冻结了，你拿起大衣，它沉重得就像一块劈柴。我们四年没有休过一天假，每周都工作七天。 我们盼啊盼啊，盼望战争结束那天，盼望最后的那一刻。那是凌晨三点钟，宿舍里突然喧闹嘈杂起来，工厂经理和其他领导突然进来大声叫喊：“我们胜利啦！”那时候我都没有力量起床了，是别人把我扶起来的，我自己又倒了下去，他们一整天都不能把我弄起来。由于喜悦，由于强烈的情感，我居然瘫痪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爬起来……冲到大街上，我想拥抱每一个人，我想亲吻每一个人…… ——克塞尼亚·克里门特耶夫娜·贝尔科 胜利，是多么美丽的字眼啊…… 我在德国国会大厦的墙上写下了我的名字……我是用随手捡到的一块煤渣写的：“我，一个从萨拉托夫来的俄罗斯姑娘，打败了你们！”所有人都在国会大厦的墙壁上留下了字迹，留下了话语，有欢呼，也有诅咒…… 胜利了！女伴们问我：“你以后会做什么？”我们在战争中实在是饿坏了，忍无可忍了，我们首先是都想吃个够，哪怕是吃上一次饱饭呢。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获得战后第一次薪水后，买它一盒饼干。那战后我到底会做什么？当然要做厨师啦！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大众饮食业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何时嫁人？”越快越好！我常常都梦见我怎么接吻，非常渴望亲吻……我还渴望唱歌，要唱个够！就是这些了…… ——叶莲娜·巴甫洛夫娜·沙洛娃 我学会了开枪，投掷手榴弹，布设地雷，还有战场急救…… 但在那四年间，为了打仗，我却忘记了所有的语法规则，学校里学习的科目全都忘掉了。我可以闭着眼睛拆卸枪支，但是在进入大学的写作考试里，却净犯些小孩子的幼稚错误，而且几乎没有标点符号。幸亏军功章救了我，总算被大学录取了。我开始了学习，但我读书不明白，读诗歌也不明白，我把单词都忘记了…… 每天夜里都要做噩梦：党卫军的面孔、狼狗的嘶叫、人的最后哭声……垂死的人们常常会喃喃自语，那是比哭叫更可怕的声音。一切都回到了我身边……他们把人送去枪杀……临死前的人眼中都有一种可怕的光线，显然他们不愿意相信，直到最后一刻也不想相信。他们也有好奇和不解，即使在最后一分钟，他们面对着冲锋枪枪口，还用手遮住自己的面孔……每天早上醒来时，我的脑袋里全是一阵阵哭叫的声音…… 在战争期间我从来没想过这些，现在却想起来了，翻来覆去地想，不断地重复……我患了失眠症，医生禁止我继续学习。但周围的女孩子们，宿舍楼里各房间的姑娘们，都劝我不要理会医生的话。她们纷纷支持我，每天晚上轮流拖着我去看电影，看喜剧片。“你应该学会笑。要多多地笑才行啊！”不管我愿不愿意，女友们都要拉着我去看喜剧片。当时喜剧片很少，但是每一部我都去看过上百次，至少一百次。我在第一次笑的时候，就像哭一样…… 噩梦终于退去了。我终于可以好好学习了…… ——塔玛拉·乌斯季诺夫娜·沃洛贝科娃 祖国、斯大林和红色印花布 那是一个春天…… 我们的一批年轻士兵牺牲了，他们死在了春天，在三月和四月间……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春天，已经是鲜花盛开了，每个人都在盼望胜利，这时候埋葬死者比任何时候都难过和沉重。也许别人已经对您说过这些吧，那也请再记录一次吧。我的记忆太强烈了…… 我在前线一共两年半的时间。我这双手做过成千上万次包扎，清洗过成千上万的伤口，包扎了一个又一个……有一次我去换围巾，头一靠在窗框上，就不省人事了，醒来之后才感觉好些。医生看到我这样，破口大骂，可我什么都听不明白……他离开之前，命令我做两次额外勤务，我的助手向我解释怎么回事：因为我离开岗位超过了一个小时，医生发现我睡着了。 现在我的身体也很不好，神经衰弱。每当有记者问我：“你得过什么奖章啊？”我都不好意思承认我没有得过奖励，上级从没发过我奖章。也许有很多人都没能获得奖章，但是每个人都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大家都全力以赴了……难道能够奖励所有人吗？其实，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有一个最大的奖赏，那就是5月9日，胜利的日子！ 我还记得一个不寻常的死亡，当时没有人想得通，也找不出原因，但我一直都记得……就在我们踏上德国土地的第一天，有一个大尉死去了。我们知道，在占领期间他的全部家人都死了。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一直在等待胜利……他生怕死得早了不能活着看到这一天，他要踩上敌人的国土，看到敌人的痛苦、敌人的悲伤，要看到敌人怎样哭泣，敌人怎样受难，要看到敌人的家园变成废墟瓦砾……可是他突然就死了，并没有受过伤，什么都没有。原来，他是达到目的了，他看到了一切，然后就死去了。 即使是现在，我也常常会想起这个问题：“他为什么就死了呢？”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库拉耶娃 我请求离开火车赶往前线，马上就去。我的部队已经开拔了，我要追上部队。同时我心里有数，要是从前线回家，哪怕是花上一天时间，也比从后方走要早到家。我把妈妈一个人留在了家里。我们的姑娘现在也都还记得说：“她当时不想在狙击连呢。”实际情况是，我到了狙击连，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又找到了一些穿的，就回到了自己的战壕，那是前沿阵地。我从来不为自己着想，摸爬滚打，急速奔跑我都行……只是血腥味太重，我一直不习惯血腥味…… 战争结束后，上级把我分配到产房当助产士，可是我在那儿待的时间不长，可以说是很短……因为我对血腥味过敏，身体碰不得血。我在战争中看到过那么多血，已经不能再继续看下去，身体不能再碰更多的血了。我于是离开了产房，转到急救室。我浑身都生了皮疹，喘气都困难。 我曾经用红布给自己缝制了一件上衣，但是只穿了一天时间，双手就长满了斑点，发成了水泡。原来，无论是红色的棉布或红色的花朵，不管是玫瑰还是康乃馨，我的身体都不能接受。任何红色，任何血的颜色都不行。现在我的家里就是没有任何红色，绝不能有红色。人的血液是非常鲜艳的，不管在大自然中还是在画家的作品中，我都没有见过这样鲜艳的颜色。只有石榴汁有些相似，但也不尽相同。像那种成熟的石榴…… ——玛丽亚·雅可夫列夫娜·叶若娃 呵呵呵……哈哈哈……所有人看到我身上的色彩都会大笑起来，因为我总是穿得五彩缤纷，就是在战争中我也是如此。我并不是军人，身上就戴着各种各样的小挂件……还好我们的长官思想开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民主。他不是军人出身，是从大学来的。您想想看，他是一位副教授呢，举止优雅，彬彬有礼。在那个时候他可算是异类了，一只珍禽异鸟飞到了我们这里…… 我喜欢戒指，虽然都是便宜货，但是我有很多，两只手上全戴着戒指。我喜欢良好的心灵状态，我追求时尚，收藏各种小饰物，琳琅满目，多不胜数。我们家里人都嘲笑我：“我们这位狂热的小莲娜，她过生日还有什么礼物好送呢？当然戒指是不嫌多啦！”战争结束后我的第一个戒指是哥哥用旧罐头盒子给我做的，还有一个是用酒瓶底的玻璃，磨啊磨啊，磨成了一个吊坠，那是一块绿色碎玻璃，还有一个是浅咖啡色的玻璃吊坠。 我身上挂了一大串，就像喜鹊一样，全都闪闪亮亮。没有人相信我是在战争中，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就是在此刻，我和你坐在这儿谈话时，我也不相信呢。不过在我的首饰盒里，还有一枚红星勋章，最美丽的勋章……真的，好看吧？那是上级特别颁发给我的。哈哈哈，严肃些说的话，算是历史证明，对吧？你的这个玩意儿，录音机，还在记录吧？就是说，为了记录历史……我还想说的是：如果我不是个女人，在战争中根本就无法活下来。我从来不羡慕男人，无论是儿童时期、少年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我一直很高兴做一个女人。有人说，武器，冲锋枪啦、机关枪啦，都是美丽的东西，里面有许多人的思想和激情，而对于我来说，武器从来都不是美丽的。我看到过男人如何对一支漂亮的手枪大为歌颂赞叹，但我确实无法理解。我就是一个女人。 为什么我一直孑然一身？我从来没有过未婚夫。追求者倒是很多……但我还是一个人，自得其乐。我的女伴全都很年轻，我热爱青春，我害怕战争，但更加害怕衰老。你来得太晚了……我现在所想的都是关于衰老的问题，而不是战争…… 你的这玩意儿还在记录呢，对吧？是为了历史，对吧？ ——叶莲娜·鲍里索夫娜·斯维亚金采娃 我，终于回家了，家里人都还活着……是我的妈妈保护了所有人：爷爷和奶奶、妹妹和弟弟，现在我也回来了…… 一年之后，我们的爸爸也回来了。爸爸带回来一大堆奖章，我也带回来一枚勋章和两枚奖章。但是在我家里，名次应该是这样排列的：大英雄是妈妈。她保护了全家，既保护了家人也保护了房子，那是一场那么可怕的战争啊。爸爸从来都不佩戴任何勋章或者军功章，他认为在妈妈面前夸耀战功是很羞愧、很尴尬的，因为母亲没有任何奖章…… 但是，在这一生中，我从没有像爱妈妈那样去爱过任何人…… ——丽塔·米哈伊洛夫娜·奥库涅夫斯卡娅 我从战场上回来时，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长久以来，我早就和死亡建立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我要这样说，那是一种奇异的关系…… 战后，明斯克第一辆有轨电车开始行驶，那天我就坐在这辆电车上。突然间电车停了下来，有乘客尖叫起来，有女人在哭：“有人被撞死了！有人被撞死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电车里，我不明白人们有什么好哭好喊的。我没有感到这有什么可怕，我在前线死人见得多，没有任何反应。我已经习惯于在死人中间活着，与死者为伍。我们就在尸体身旁抽烟、吃饭、聊天。那些死去的人，他们既不在远处，也不在地下，就像和平生活时一样，永远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 后来我的感觉恢复正常了，看到死人又会感到害怕了，就是看到棺材也害怕。这种感觉过了几年之后又回到我身上，我变成了正常人，和其他人一样了…… ——贝拉·伊萨柯夫娜·艾普什泰因 那是发生在战前的一件事情…… 那天我正在剧院里看戏。中场休息期间，灯光亮起时，我突然看到了一个人，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到了……顿时响起热烈的鼓掌声，雷鸣般的掌声：在政府包厢中，坐着斯大林。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被捕了，我的哥哥在劳改营里毫无音讯，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非常激动，泪水夺眶而出，幸福得喘不上气来！整个剧院大厅都沸腾了，观众们全都站立起来了，鼓掌长达十分钟！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走向了战争，参加了战斗。可是在战场上，我听到过悄悄的对话……那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几个伤员在走廊里边抽烟边交谈，当时有人睡了，有人没有睡。他们说到了图哈切夫斯基，说到亚基尔，还说到几千名失踪者，还有几百万受难者！他们都去哪儿了？乌克兰人告诉人们，他们是如何被强迫加入集体农庄，他们是如何被镇压……他们把那次斯大林制造的饥荒称为大饥荒，悲痛欲绝的母亲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可是乌克兰的土地是那么富有，插下一根小树枝就能长出一棵大树。德国战俘们都把乌克兰的土壤倒进包裹里寄回家去。这里的土地是如此肥沃，地表以下一米深的土都是黑色的，即使地表层也都能丰收粮食。他们的对话很轻，声音压得很低。人们从来不聚众谈话，永远是两个人。第三个人就多了，因为第三个人可能就会告密…… 我给你讲个笑话吧……说笑话是为了不要哭，就是这个意思……话说有一天深夜，在一个板棚里，囚犯们躺在地上聊天。他们互相询问：“您是为什么被关进来的？”有个人说，是因为说了真话；第二个人说，是因为父亲；第三个就回答说：“是因为懒。”怎么会这样呢？！大家都很惊讶。那人就解释说：“是这样，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一伙人坐在一起聊大天说笑话。有一次回家晚了，老婆问：我们是现在就去告发他们，还是等到明早再去呢？我就说：明天早上再说吧，现在想睡觉。于是被别人先告发，一大早就被抓来了……” 你说这事情滑稽吧？但是却叫人笑不出来。倒是让人想哭，应该是哭。 战争结束后……每个人都在等待亲人从战场回来，我和妈妈却等着亲人从劳改营出来，从西伯利亚回来……现在怎么样啊！我们胜利了，我们证明了自己的忠诚，证明了自己的热爱，现在他们应该相信我们了吧。 弟弟是1947年才回来的，但我们一直没有找到爸爸。我最近去乌克兰看望我在前线时的女伴们，她们住在敖德萨附近的一个大村庄里。在村庄中间竖立着两座方尖碑：一座是纪念死于饥饿的半个村子的人，还有一座是纪念死于战争中的全村男人。而在俄罗斯又怎能计算得过来？幸好总还有人活着，你们可以去问活着的人们。亲爱的，在我们的故事中有很多很多像你这样的年轻姑娘。写写我们的痛苦吧，我们有流不尽的泪水。我的姑娘…… ——纳塔丽娅·亚历山大洛夫娜·库普里亚诺娃 <hr />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