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室》 巴黎 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其它两条边的平方之和 ——毕达哥拉斯 1）当我开始在浴室里消磨下午这段时光时，我并不打算呆在里面；不，我在那里让时间愉快地流逝，躺在浴缸里沉思默想；有时穿着衣服，有时光着身子。爱德蒙松喜欢呆在我的床头边，她觉得我变得更加安详。有时我跟她开玩笑，我们一起哈哈大笑。我边说边做大幅度的手势。我认为最实用的浴缸是两边平行、靠背倾斜、底部笔直的那一种，它可以使人浴者免去使用防滑装置。 2）爱德蒙松觉得我老是不愿离开浴室真有点枯燥乏味，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关照我的生活。她每天在一家艺术画廊工作半天，这样她可以兼顾到家务的需要。 3）我的四周是各种壁橱、毛巾架，还有一只坐浴盆。盥洗盆是白色的，上面是搁板，搁板上放着牙刷和剃刀。我对面的墙壁上到处都是斑痕，而且有裂缝；灰暗的油漆剥落，露出点点小洞。一条裂缝好像一直伸展到地面。我几个小时地观察这条裂缝的尽头，毫无结果地想发现这条裂缝的进展。有时，我又试图获得其它的经验。我在一面小镜子里盯住我自己的脸部，同时盯着我手表上移动的指针。但我的脸上毫无表情，从来就是毫无表情。 4）一天早晨，我拉下了晾衣绳，将壁橱和搁板上的东西全部搬走。把这些梳妆用具统统塞进一只大的垃圾袋之后，我开始将书橱里的一部份书搬出来，当爱德蒙松回来的时候，我手里拿着一本书，躺在浴缸里，两只脚交叉地搁在水龙头上。 5）爱德蒙松最后只得通知我的父母。 6）妈妈给我拿来了糕点。她坐在坐浴盆上，两腿之间是一大盒打开的点心，她把这些点心放进一只汤盆里面。我发现她心事重重，来到后一直避开我的目光。她忧心忡忡地抬起头来，想要说些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她拿起一块奶油小蛋糕咬了一口，对我说，你得去散散心，运动运动。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啦。她用手套擦了擦她的嘴角。我回答说，我觉得散心一事并不需要，我又笑笑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散心消遣。她看到无法与我讨论下去，机械地拿起一块千层糕递给我。 7）我每星期两次通过收音机收听法国足球赛的比赛实况。转播延续两小时之久。在巴黎的演播室里，节目主持人将各地赛场的特约记者的现场报导编排在一起。我认为足球是最能令人展现想像力的运动，所以从不错过这种节目。我摇荡在热情洋溢的播音员的声音中，边听广播，边将电灯关上，有时双目紧闭。 8）我父母的一位朋友路过巴黎，来我家做客。他对我说外面正在下雨。我伸出手臂指指盥洗盆，请他去拿毛巾。他宁可拿那块黄色的而不拿那块脏的。他久久地、小心翼翼地擦干了头发。我不知道他想要什么。因为大家沉默着无言以对，他就给我数说关于他业务上的事情，并且解释说，他所碰到的那些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因为这是同等级别的人员之间性格上无法相容而造成的。他神经质地揉搓着那块毛巾，并沿着浴缸边大踏步地来回走动。他越说越激动，态度越来越强硬，恶狠狠地大声叫喊。最后他把拉古尔骂作不负责任的人。他说，我尽了一切努力，一切！但没有一个人理解我。 9）我穿的衣服很简单：本色的粗布裤子，蓝衬衫，单色调的领带。这些衣服紧贴在我身上，以至于我穿着它们能显露出我身上细腻而强壮的肌肉。我躺着，浑身放松，双目闭拢。我想到那位身穿白衣的女人，想到甜品，还想到香草冰淇淋，上面浇一层滚烫的巧克力。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想着这道点心。从科学的观点出发（我并非贪吃的人），我在这种混合物中见到一种完美。一种蒙德里安式的画面。稠腻的巧克力盖在香草冰淇淋之上，体现出热与冷、凝固与流动之间的对比，失去平衡、严密性和准确性。而不管我对鸡肉怀有多大的温情，都不支持这种对比。不。我快要昏昏欲睡的时候，爱德蒙松走进浴室，转身交给我两封信。其中一封是奥地利使馆寄来的。我用一把梳子将信拆开。爱德蒙松从我的背后读信，指着请帖上我的名字，我既不认识奥地利人，也不认识外交官，就说这可能是搞错了。 10）我坐在浴缸的边沿上，向爱德蒙松解释道，在二十七岁（马上就要二十九岁）的年纪上，整天封闭在浴缸里生活似乎是不大健康的。我低下眼睛，抚摸着浴缸上的搪瓷说，我得冒一种风险，一种破坏我平静的抽象生活的风险，目的是。我没有把话说完。 11）第二天，我走出了浴室。 12）卡勃洛温斯基。那你姓什么？我问。维托特。这是一个白头发的男人，身穿灰色衣服，坐在我的厨房里，手里拿一只烟嘴。一位比他年轻的男人站在他背后。卡勃洛温斯基一跃而起，把他的椅子让给我。他以为这房子里就他一个人，他有点尴尬，并请求原谅。为了表明他在我的房子里的合法性，他迫不及待地告诉我，是爱德蒙松要求他来重新油漆厨房。我知道这件事。爱德蒙松工作的那家画廊正在展出波兰画家的作品。因为这些波兰人很穷，爱德蒙松曾对我说过，请他们来油漆厨房可以少付点钱。 13）我整个白天过得很安静，现在却被两位波兰人搅乱了我闲散中的平静。他们一直呆在厨房里，乖乖地等着油漆，那是爱德蒙松忘记提供给他们的。卡勃洛温斯基不时地来敲敲我的门，并从门缝里将头伸进来问这问那，我对这些问题一概友好地回答说我不知道。几分钟后，我不再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坐在床上，背靠枕头看我的书。外面的门发出了声音，我抬起头来。不一会，爱德蒙松出现在眼前，她满面春风，她要和我做％爱。 14）现在。 15）现在做爱？我沉着地合上我的书，将一只手指留在两页之间以便记住读到的地方。爱德蒙松笑了，双脚并拢地雀跃起来。她解开上衣的扣子。门后面，卡勃洛温斯基声音低沉地说他从早晨起一直等油漆，他讲到一天的时间变得支离破碎被浪费了。爱德蒙松很自然地把门打开，笑嘻嘻地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 16）爱德蒙松尝面条时烫着了自己的嘴唇。卡勃洛温斯基坐在厨房里的一把椅子上，低着头现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嘴里吸吮着他的烟嘴。当他知道爱德蒙松为什么没有买回油漆（药品杂货店已经关门）之后，他就不断地叹惜说今天已是星期一。同时，他想知道我们今天是否还付给他工资。爱德蒙松这时变得含糊其词。她承认今天她不管怎样都不会买油漆，因为她还没有决定选购什么样的颜色，她正在两种颜色之间犹豫不决：一种是浅灰褐色，她怕房间因此而变暗；另一种是白色，她又担心容易弄脏。卡勃洛温斯小声地问她能否在明天之前将此事决定下来。她给他端上面条，他说了声谢谢。除了用扇贝代替帘蛤之外，我们吃的是蛤肉面条。啤酒是温的，倒酒的时候，将杯子侧过来。卡勃洛温斯基吃得很慢。他用叉子小心翼翼地将面条卷起来吃。他说关于油漆厨房的事最好尽早开工。他转身用热切的神气问我，建筑物用的甘油漆如何。为了使他提的问题更有依据，他补充说他在我们的杂物储藏室里发现有两罐那种油漆。我不愿意显得游离于他们的对话之外，就回答道，我个人没什么意见。但爱德蒙松却竭力反对。她告诉我们说，那两个罐子，里面是空的，而且属于从前的房客所有。对她来说，这更是不能碰它的又一条理由。 17）爱德蒙松还没有将、门在客人的身后完全关上，就脱下了自己的裙子和紧身短裤，她扭动着身体，让它们沿着她的大腿滑落下来。卡勃洛温斯基在微开的门缝后面慢吞吞地向我们告辞。他感谢我们请他吃饭。关于油漆的颜色，他用一种满不在乎的口气说，他主张用清色调的灰褐色。当爱德蒙松要把门完全关上时，卡勃洛温斯基动作敏捷地将他的伞柄塞进门缝。他笑着要求原谅，并再次为了那顿美味的晚餐向我们表示感谢。一会儿之后，他抽回了他的伞柄，而躺在门背后的爱德蒙松已经脱下了她的小短裤。卡勃洛温斯基的话说得更明确了，他想在答应给他的工资中先预支一部份钱，他要付出租车及旅馆的费用。但爱德蒙松坚持不给。她终于把门锁上，朝我笑笑。她光着下身踮起脚在猫眼里向外张望。她没转过身体就把上衣的扣子解开。为了让她高兴，我也脱掉了裤子。 18）我们松开相互间的拥抱后，面对面地裸露着身体在前厅的地毯上坐了下来。 19）在浴室里，灯已关掉，一支蜡烛照亮了爱德蒙松身上的某些部位。水滴在她身上闪耀着亮光。她躺在浴缸里面，两只手平行地伸开，轻轻地拍打着水面。我静静地看着她。我们相视而笑。 20）我躺在床上，努力要读完这一章。爱德蒙松头上裹着毛巾，光着身体在房间里转悠，她慢条斯里地走动，双乳高耸，双臂在空中缓缓地摆动，在我的眼前划出无穷尽的园弧。我的手指压在读到的那一页上，我期待着自己继续往下读。她不停地转动，翻阅信件，整理文件。她离开书桌向我走来。她坐在靠背椅上，喻动着嘴唇，在读一本书。然后，她分开交叉的双腿，站起来发表自己的评论。嘘！我不停地示意她安静。她不再坚持，搔搔自己的大腿。她思考着，用一个手指划过书桌的表面，又看看四周，拿起一张纸，再把它撕碎。她站着一动也不动。接着她犹豫地拿起那张大的卡片，走到床上来躺在我的身边。因为我低着头。她把那张卡片放在我正在读的那一页上。我问她要干什么。没什么。她只是想知道是谁寄来了这张请帖。我慢吞吞地，心不在焉地表示同意，却用手指将请帖移开，继续读我的书。隔了一会儿，她打着呵欠，用变了调的声音又一次问我是谁发的请帖。谁？我自己也犹豫起来。这几天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或许，奥地利使馆的秘书处将请帖寄给我，这纯粹是搞错了于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又很难解释，信封上我的地址没有写错。也许，秘书处为了得到我的地址，曾经向我的朋友打听过？有可能。近来，作为一名研究员，我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有过较多的来往。我是t的助手，他是某个研究会的主持人。我有自己的学生，我也打网球。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别人愿意邀请我的理由。但我又感到，这都不是十分充足的可以说明为什么某个大使馆会邀请我去的理由她会怎么想呢？什么也不想，爱德蒙松已经睡着了。 21）爱德蒙松的一只手臂塞在枕头底下，用哀怨的声音问我几点了，因为有人在按门铃。时间还早，外面的天色未明。窗帘微开，但没有任何光线来打扰房间里宁静的黑暗。黑暗使物体的轮廓变得柔和，它包裹着墙壁、书桌和椅子。门铃重新响起。法西斯！爱德蒙松睡意朦胧地骂道。她合扑着身子，动也不动，双手抓住床单，仿佛已精疲力尽。等到门铃第三次响起时，她对我承认她没有勇气起身去开门。我随和地提议陪她一起去开。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去是一种最佳的妥协方式。爱德蒙松慢条斯理地穿衣服，我坐在床沿上等她。这时门铃响个不停，我心里很恼火。等她穿上衣服，我跟着她走进过道，一面扣上我的睡衣钮扣。卡勃洛温斯基站在门边，因为打了多次门铃而感到不好意思。他的羊皮上衣一直扣到领子，脖子上还围条围巾。他的两脚之间有一只透明塑料小口袋，里面是一堆粘乎乎的东西。他用手指拎起口袋，吻了吻爱德蒙松的手，走了进来。科瓦斯卡金斯基·让一玛丽还没有来？他看看四周问道。他不久就会到的，他又说，他一向很守时。这时，他发现塑料口袋在向外滴水，弄湿了地毯和他的鞋子，不由得用目光表示了歉意。然后他把湿淋淋的口袋小心地递给爱德蒙松，说，章鱼，算是一点礼物。是的，是的，一点礼物，他坚持道。然后他坐在厨房里昨天他坐过的那张椅子上，告诉我们说，他昨晚先在一家咖啡馆的后厅里下棋，后来结识了邻桌的一位年轻朋友。酒店关门之后，这个人把他拉到菜市场，在那里他们买了一大筐章鱼，然后大清早，在废兵院地铁车站里每人分了一半。我看着卡勃洛温斯基，心里想着其它的事。爱德蒙松也不在听他说话。她打开水笼头往开水壶里灌水。卡勃洛温斯基呆在厨房里，舒舒服服地坐着，两腿分开，继续使劲地搓着两只手。他说，昨夜他在冷冰冰的菜市场大棚子底下着了凉，他的周围褂着片状的半条半条牛肉，他给我们描绘了那里的景象：他面带微笑，谈到生的肉、血、苍蝇、脑子、肠子、下水，堆放在筐子里的牲口的各种部位。他打着手势，回忆那种散发出恶臭的场面，最后他打起喷嚏来了。上帝保佑你。正背着他煮咖啡的爱德蒙松恭恭敬敬地说道。她抬起胳膊，往过滤器里冲咖啡。我提出来要帮她一把，好让她出去买羊角面包。（还有油漆，卡勃洛温斯基加上一句）。 22）爱德蒙松出门之后，卡勃洛温斯基说他想刷刷牙，洗洗脸，梳理一番。我表示同意。我表现得十分友好，笑嘻嘻地对他说，浴室我要用，但水槽可以归他使用。那里面正躺着那些枪乌贼，可以拿出采放在一边。随你怎么用都行，我说。我为他找来了毛巾和肥皂。然后，我就把自己关进了浴室。 23）我站在镜子前，仔细地端详自己的脸。我摘下手表，放在我面前的盥洗盆的搁板上。秒针在手表的表面上转圈。我站立不动。秒针每转一圈，就过去一分钟，让人感到缓慢而愉快。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脸，用肥皂刷沾满肥皂，我将肥皂沫均匀地涂在双颊和脖子上，慢慢地移动剃刀，将一块块长方形的泡沫剃去，镜子里重新露出紧绷绷略带红色的皮肤。刮完脸，我重新将手表戴到手腕上。 24）厨房的桌子上，在那熟悉的面包口袋边上，放着三罐油漆。卡勃洛温斯基用刮刀打开其中的一罐。他觉得用桔黄色重新油漆厨房是一种超现代化的色调。但爱德蒙松表示怀疑。她解释道，这不叫桔黄色，这是一种较鲜艳的褐色。她把油漆罐放在角落里，端上了咖啡。我坐下来。当我往杯子里斟咖啡时，坐在我对面的卡勃洛温斯基想用刮刀打开果酱罐头。我们默默地吃着。爱德蒙松翻阅着一本杂志，她对拉斐尔的画展不延长有点吃惊。卡勃洛温斯基曾经在伦敦参观过拉斐尔的作品展览会。他觉得拉斐尔的画不赖。他对我们谈到他的欣赏口味，他承认他很推崇凡高，他也崇拜哈登和波洛克。爱德蒙松一只手衬在下巴底下以接住面包屑，匆匆忙忙地吃完了羊角面包。她必须走了，画廊十点钟开门。卡勃洛温斯基一面为自己重新斟上咖啡，一面请爱德蒙松向画廊的馆长转达他的问候。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曾经选中他的作品去画廊参展。他想了一想，喝了口咖啡，又对爱德蒙松说，她可以告诉这位好人，他随时准备会见买他画的顾客。爱德蒙松戴上帽子，系上大衣的腰带。她走到水槽前面时说，如果我们中午想吃章鱼的话，必须开膛剥皮才行。卡勃洛温斯基马上表示赞同。他顿时笑逐颜开，高兴极了。他身体向后仰去，满意地擦了擦嘴巴。他对已经站在门厅过道里的爱德蒙松大声说，不要忘记打电话给画室，了解一下石印画是否已经印制完毕。 25）卡勃洛温斯基弯着上身，白衬衫塞在灰色背带底下，正试图将刀尖刺进章鱼触手滑溜溜的皮肉里去，那章鱼躺在木砧板上。他的对面，科瓦斯卡金斯基·让—玛丽（爱德蒙松走后不久，他就衣冠楚楚地来到这里），正用他那双纤弱的手抓住章鱼不让它动。他摘下手表，有点犹豫不决地参与了这项活动。他在裤子外面系上了厨房里的抹布，身子挺得笔直，脖子僵硬，嘴巴咬紧。他不住地用一种断断续续的口气说，要对准章鱼的身首结合部，这样刀锋更容易进入。卡勃洛温斯基弯着腰，头发垂落到眼前，根本不听使唤。他做着怪脸，双手痉挛，用尽全身力气将刀尖插进章鱼的内脏里去。我交叉着双腿，坐在厨房那一头，抽着烟。我凝视着从过滤嘴里飘出的缕缕青烟，考虑是否要去参加奥地利使馆的招待会。我从中能期待些什么呢？下周三那次晚会的全过程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将会穿上深色外套，系上黑色领带。在人口处我会拿出请帖。在枝型水晶灯底下，到处是裸露的肩膀，珠宝首饰以及晚礼服的缎子翻领。我慢吞吞地从这个厅走到那个厅，目光微微倾斜。我不说也不笑，我笔直向前走，靠近窗口。我用一个手指撩起窗帘，看了看外面的马路。夜晚一片漆黑。在下雨吗？我放下窗帘，走到自助餐台前。在一组客人的背后，我站着不动。一位大使将会如此说：我国的情况非常健康。自从我国政府定期召开的会议开幕以来，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而这种结论又是建立在不带讨好意味的总结基础之上。这样一种结论之所以富有意义是因为它是在一种非常强制性的国际环境中产生的。我将会听他讲。他的讲话充满自信，令人肃然起敬。他解释道，在这种令人鼓舞的背景之下，议事日程中的不同议题得以逐一研究：会议的进展表明，由于富有成果的相互磋商，大量的事实得以澄清，使每一个有关的问题得到解决。从此之后，在会上表达的各种要求有了质的变化，这些新的要求名目繁多：目标中的现实主义，各种能力的结合，管理中的严格。严格。这个词使我发笑；我竭力不让自己笑出来，我半转身子，一只手插在口袋里走进客厅。我将会离开，当然不会忘记在前厅取回自己的围巾。回到家里，我会对爱德蒙松说，那些外交官们纷纷围在我的身边想听我谈谈裁军问题，而女人们统统挤到我的那一小组的边上来，我手中拿着酒杯，向大家发表演说。严肃、审慎而又博学的艾根恰夫顿先生，也就是奥地利大使本人，却向我承认，我的推理严密细致，我的逻辑无懈可击，他为之而深感敬佩，最后他还诚恳地说，他对我的美貌十分倾倒。这时候，爱德蒙松抬起眼睛，她的颧骨突起：她笑了。后来呢？我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水龙头前将我的烟蒂捏灭。我顺便瞥了一眼那条章鱼。它的上半身已经剥掉了皮，变得十分光滑。卡勃洛温斯基终于将灰色的皮剥了一部份下来。但不管他怎么努力，还是不能把最大的那只触手的皮剥下来。他用刀刃在吸盘的部位轻轻敲了几下，然后割开切口想把皮剥下来。他的感冒增加了他的难度：刚才一个强烈的喷嚏使他停下来，不得不擦干手指去干别的事。 26）我听到电话铃声之后，几乎是奔跑着快步穿过走廊去接电话。这是一个打错的电话，对方找的是这里以前的房客。灰蒙蒙的光线透过珠罗纱窗帘照亮了整个房间。我把话筒搁在我的老式电话的平衡架上，绕着书桌沉思地转了一圈，在窗前立定。外面正下着雨。马路湿漉漉的，人行道显得阴沉沉的。车辆都停靠着，停下来的车子上盖满了雨水。行人急匆匆地穿过马路，我对面的那幢现代化的大楼是邮电局，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我面前的玻璃窗上盖上了一层水汽。透过这层薄薄的雾气，我观察过往的行人，他们进去投寄邮件。在雨幕下，他们好像都是密探：他们在信箱前立定，从大衣里掏出信封，因为怕被雨水淋湿，他们将信迅速地塞进那条缝口，然后竖起衣领来躲避雨水。我把脸靠近窗口，双眼贴在玻璃上。我突然感觉到这些人好像都处在一个大的玻璃鱼缸里。也许他们害怕了？玻璃鱼缸慢慢地充满了。 27）我坐在床上，双手抱着头（我老是做出这类极端的姿势），心想人们并不是怕下雨。刚从理发店里出来的人才怕被雨淋着，然而没有一个人担心雨会一直下个不停，连续不断的雨流使一切消失——毁灭一切。我站在窗前，我眼前呈现出来的各种景象，雨蒙蒙的天气、来来去去的人群和车辆，使我担忧和困惑，突然之间害怕这坏天气，而时间的流逝又一次使我感到恐惧。 28）铺着白色漆布的桌子，厨房的家具，各种抽屉和吊柜、窗和窗台、我对面的水槽、一大堆碗碟，还有那只炉灶，我完全认不出来。地板的颜色好像变深了，有的地方地漆布脱了胶，靠墙放着两把扫帚。我注视着厨房里的一切，无法决定是否要跨进去。我站在厨房的门口，感到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些人是谁？他们在我家里干什么？ 29）那两个波兰人压根儿不在乎我是否在场，他们只管自己交谈，他们的神态专注而平和。卡勃洛温斯基的目光转向躺在木砧板上的那堆不成形的软体动物，不时地用刀尖在这里或那里切除突出的部位。那条章鱼的皮全部剥了下来，只剩下触手和末端还留着一些卷起的灰色的皮，像袜套一样。这些切下来的触手离开木砧板弯弯曲曲地向四面八方游动，它们沿着水槽的底部，越过障碍，相互交缠重叠在一起。最长的那些触手悬褂在空中。卡勃洛温斯基放下刀子，转身对我说，他开始掌握诀窍了。他的意思是说，尽管水槽里还有五条章鱼相互交缠在一起，但他只需要一刻钟时间就可以全部把它们剥完。再好不过，再好不过，我心里嘀咕着，伸手到口袋里去掏香烟。我把烟忘在我的房间里了。 30）大使将会说，争论已经展开，建议已经提出，结论已经得到，方案也已经通过。制订这些计划时已经考虑到上下文之间的协调一致，其目的是用经过充分研究确立的精确定义，对上次会议提出的措施加强实施的力度。此外，这些措施本身的目的还在于使与会者更有力地协调他们的研究行动，更好地掌握这些计划，并能使他们提高能力和效率。由于与会者们的共同愿望，他们已经同意在责任感、忠诚感以及凝聚力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努力。另外，他们还期待着——这句话出于大会主席之口——更多样化的合作方式，目的是完成已经明确的主要目标。你有没有生菜盆？卡勃洛温斯基问道。对不起？生菜盆，他一面做了个模仿生菜盆的手势，一面重复道。 31）卡勃洛温斯基微微弯腰，将砧板侧转，爱怜地将切成小圆块的章鱼肉倒进盘子里去。这只次等塑胶做成的绿色高脚盘子，是他打开所有的壁橱，把里面的锅碗盆碟翻遍之后，才在碗橱里找到的。科瓦斯卡金斯基·让一玛丽也帮着一起找，但他的信心不够足，最后只是用目光仔细地在厨房里搜索。那条章鱼已全部切开，鱼身切成长条块，触手切成圆块，变成活动着的一堆肉。然后卡勃洛温斯基用刀将它们统统划进盘子里。这一动作完成之后，他从水槽里又抓起一条章鱼，灵巧地将它举过我们的头顶，然后弯下膝盖，用一种包围的动作将它平放在砧板上。我早已知道我马上会离开厨房（我感到有点冷）。 32）我站起身，走出厨房，我要到房间里去拿羊毛衫。跨出厨房之前，我弯了弯腰，略带歉意地笑了笑，我告诉我的客人我很遗憾，必须离开。整个房子里很安静，我无声地行走。我曾经有多少次这样子走过前厅，在走道里，先向左拐，再向右拐，踏着有规律的步子走回我的房间？我已经有多少次这样地做着反向运动，我心中自问。走道的两扇侧门都半开着。灰色的光线从门缝里流泻出来，在地毯上交叉。我的鞋子踏着这些交叉的苍白光块，我向右拐，走进我的房间。我站在窗前，用手摩擦我的胳膊、胸部。我用手指在窗玻璃上勾勒出各种图案，在水汽中划出线条，无穷尽的曲线（外面，始终如一的巴黎景象）。 33）在家中的玻璃窗后看外面下雨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将视线固定在空间的某一点上，在选中的这一点上看雨丝的连续不断，这种方式脑子比较轻松，不用去考虑运动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第二种方式要求你的目光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即用你的目光跟踪一滴雨的运动，从它闯入你的视野之内开始一直到它散落在地上为止。这样你就可以想象，虽然从表面上看雨滴的运动只是一闪而过，最后它还是趋向于静止不变。其结果是连续不断地将物体引向死亡，有时候这一过程看上去很慢，而死亡就是静止不变。好啦！ 34）现在外面下着倾盆大雨：仿佛所有的雨都要一起落下，所有的。水汪汪的马路上，车子减慢了速度，汽车轮胎的两侧扬起了麦束状的水花。除了一两把雨伞滑过眼前，整个马路显得毫无动静。行人在邮局的门前躲雨，他们相互挤在一起，在窄窄的台阶上等待着大雨的间歇。我转过身子，打开衣柜门，在抽屉里寻找。内衣、衬衫、睡衣。我要找一件羊毛衫。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一件羊毛衫？我走出房间，用脚将挡在走道上的油漆罐移开，打开杂物间的门。我在小房间里弯下身子，将箱子一一移开，打开，寻找一件暖和一点的衣服。 35）贝壳、有收藏价值的石块、长条形的玛瑙、金属杯、蛋杯、桌布、手帕、花边、披肩、佐料瓶架、褂件、漆盒、开瓶器、旧的工具、牧羊刀、银刀、象牙鼻烟壶、碟子、叉子、彩色小泥人、坠子。我刚刚打开一只大的铁箱子，箱子上有一把褂锁，还有松散的绳子捆着。我看到里面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感到奇怪。这些东西应该属于这里从前的房客。从这些优雅的木版画来看，他们是挺会享受人生的。 36）我们是在搬进来的前夕认识原来的房客的。在搬走之前，他们想见见我们。他们打电话来邀请我们去喝上一杯。我们当天晚上就去了他们家，我们还带了一瓶波尔多酒。男主人仪表不凡，他看了看我们带去的酒瓶，说这瓶酒是好酒。但他小心翼翼地笑了笑说，他不喜欢喝波尔多酒，他喜欢勃艮第酒。我当即回答说，我呢，我多么不喜欢他穿衣服的方式。他的笑容凝结了，面孔涨得通红。后来出现了一段冷场，谈话无法继续进行。我们四个人都站在楼道里，交叉胳膊，眼睛向下。爱德蒙松看着墙上的画。最后是女房客解了围，她笑了笑，请我们进客厅去坐。在一大堆待搬运的箱子中间，我们在折叠式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男主人拿来了一碗橄榄和一瓶勃艮第酒，彬彬有礼地将酒瓶打开。为了从箱子里取出水晶玻璃杯，我们不得不站起身把椅子折起来。这些杯子用绸布包着，上下仔细地裹着旧报纸。他们为我斟了酒，我说了声这酒非常好，这使男主人感到放心，显得比较自在。他系上松开的围巾，开始对我们谈到他自己，谈他的过去，谈他的职业。他是个拍卖估价人。他的太太祖籍尼姆。他们是在撒丁岛的埃斯梅达海滩上相遇的。这次他们之所以决定搬家是因为他们在巴黎住的时间太长了。他们需要的是退隐，纯洁的空气和田野风光。（他已经在想象：清晨醒来听到的是莺啼鸟啭之声，这个念头令他兴奋不已）。因为今年年底他就要退休了，他们决定去诺曼底定居，住在一座略加翻修的农庄里。这样的前景使他十分高兴。他可以在那里钓鱼、打猎、修修补补。他还将写一部小说。你会有花园吗？我问他，目的是避免他接着对我讲述小说的主题、情节的曲曲折折、翻翻复复。一个很大的花园，他答道，几乎有公园那么大。我们可以在林下灌木丛里散步，布列吉特，是吗？布列吉特表示同意，她对我们笑了笑，并建议我们吃橄榄。她把碗搁在箱子上，转身问我是干什么职业的。我？我说。因为我接下来不作声，爱德蒙松就代我作了回答。当他们知道我是研究人员之后，他们很高兴，并开始轮流地询问我的工作，还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他们兴致勃勃地讲着，想要说服我，并为我出主意。他们说，要是换了他们，一定会采取另一种不同的做法。我把橄榄核吐在我的掌心里，点头表示同意，但并不真正听他们的。当他们说我那篇论文的主要论点应该怎么怎么样时，他们站了起来。他们大约以为我已经被他们说服，就对我们说可以去看一看房间，并给我们一点有用的意见。我们迈步前行。他们走在我们前面，将房间的陈设逐一进行介绍。我们像参观博物馆一样地察看了所有的房间，双手放在背后，态度不冷不热。在浴室里，他们强调说里面的上下管道全部是他们自己出钱安装的，墙上的镜子是新的，他们还保留着购物时的发票，至于墙上的瓷片，贴了还不到两个月。卧室里的地毯他们每平方化了五十六法郎。走道里的褂衣架，褂钩是野樱桃木做的，值六百法郎以上。 门厅里的枝型吊灯是件古董，并不多，值三千法郎。我们挺认真地听着这些数字，爱德蒙松悄悄地朝我笑笑，我挺想问他们客厅里的门值多少钱。回到客厅之后，他们请我们坐下，往我们的酒杯里斟酒。然后略带尴尬地向我们微笑，建议我们把房间里所有固定的设施买下来。他们说，否则他们将不得不拆除壁柜，拿走地毯，希望我们能理解他们的这种做法。善于精打细算的爱德蒙松马上回答说，我们并不需要那些壁柜，至于他们要拿走地毯，她非常感激，正好可以铺上我们自己的地毯。 37）我们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转来转去。我们坐在地板上喝了波尔多酒。我们打开箱子取出里面的东西，我们解开纸板箱的绳索，翻箱倒柜。我们打开窗户让老房客的气味吹走。我们终于到了自己的家。室内很冷，为了一件羊毛衫我们争吵起来，我们都想穿这件羊毛衫。 38）我们举办了庆祝乔迁的喜筵。我们邀请的那对夫妇很早就来了。他们是爱德蒙松童年时代的朋友。喝餐前酒的时候，爱德蒙松不得不告退去准备晚餐。我就与他们单独相处。他们都不说话。交叉着双腿，看着四周的墙壁。他们出于礼貌向我笑了笑之后，就对我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只管自己低声交谈，他们不理睬我，谈论着最近参加过的几次晚会，回忆度过的假期、去年冬天的外出旅行。后来，因为爱德蒙松老是不回来，他们拿起手边的杂志，边翻阅边将上面的图片相互指着看。我站起来，放上一张唱片，又回头坐下。啊！多么幸福，爸爸。在车库的门口，你开着那辆漂亮的车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天色已黑，但借着灯光，你可以看见山坡的两侧。我说，这是夏尔·特莱内的歌。我们开上去那波纳的公路，马达整夜轰鸣，我们看见卡尔加松的城楼矗立在巴贝拉的地平线上。你有没有弗朗克·扎巴的唱片？比尔一艾蒂安问我。他的神气又高傲又可笑。没有，一张也没有。我答道。我小口小口地呷完威士忌，将杯子放在桌子上。这时爱德蒙松在厨房里大声嚷嚷地说，她至少还要十多分钟才能做完，在等吃饭的当儿，希望我能陪客人参观一下我们的家。我们的朋友合上杂志，手臂挽着手臂，抱得紧紧地跟着我走进过道。我们先看浴室，我坐在浴缸边上，让他们自由自在地观赏。然后，我带他们看卧室。他们站在书架前，将书一本本地从书架上拿下来，又放回去，迟迟不肯离去。我在走道里等候着。后来经过厕所门口时，我把门打开，向他们走去，用手臂指着要让他们去的方向，把两个人都让了进去。他们马上从厕所走了出来，迈着慢吞吞的步子，东张西望，重新走进了客厅。爱德蒙松终于回来招呼我们了。她对自己的离开表示歉意，问他们对我们住房的感觉。我们这两位朋友手拉着手回答说：房间显得小一点，但布局很合理。大家坐上餐桌，我们吃的是芦笋。他们开始谈论国际政治，谈大学文凭。比尔一艾蒂安用好像对祖父母说话的语气，告诉我们他书读得非常好。他是个法学硕士，已经获得政治科学的教师资格，同时还在考虑拿20世纪历史的资深教学证书。但最后的那张文凭，他担心考试通不过。他边吃边解释道，在报考的人员中，有国立行政学校毕业的大官，有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掷铁饼者，我拿起一棵芦笋说。我变得严肃起来，并补充说，要是我当了主考官，那就有意思了。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我任他们去说，但如果碰巧那位t先生要我协助他去完成这次考试的话，我决不会喜欢这位比尔一艾蒂安。晚饭后，我们又一起玩了一盘莫诺布利牌。我为大家倒了威士忌。我们掷骰子、造房子、建旅馆，但玩得越来越没劲。我们的朋友掷骰子时老是相互抚摸手臂和手指。后来我们开始聊天，比尔一艾蒂安自问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没有必要去拍人家的马屁。我打垮他们之后就去睡觉了（在莫诺布利牌里是没有什么秘密的）。 39）这是一件宽粗的白色羊毛衫，一件宽条纹的套头衫，卷成一团的时候像个被扔掉的土豆袋。羊毛衫的胸部有菱型的灰白相间的花纹，手肘部的皮块遮住了袖子上的条纹。我从储藏室的地上将卷成一团的羊毛衫捡起，拿到前厅里展开来看。这件衣服太小，爱德蒙松穿它的时候还是位小姑娘。我脱去上衣，套上羊毛衫，衣服的大小对我来说差不多（？），可以将就。 40）我坐在厨房的尽头，沉倒头，将羊毛衫的袖子拉长，想盖住我的手腕。令人吃惊的是两位波兰人不再讲话。科瓦斯卡金斯基·让一玛丽继续在砧板上按住章鱼的头部。他的两只手红通通、湿淋淋的，显得十分紧张。我感到他已经失去了耐心，背部开始发痛。每当卡勃洛温斯基将刀举起来对准砧板上灰色的章鱼身体时，他都要干巴巴地提醒说注意不要将它戳破，因为里面有墨汁。卡勃洛温斯基不相信他，说这是章鱼的肝，为了证实这一点，他用刀尖一下子插到章鱼的器官里去。墨汁并没有一下子流出来，开始只是颜色特别黑的几滴冒到面上，接着又一滴滴地冒出来，最后变成一条细流，慢慢地流到砧板上。科瓦斯卡金斯基·让一玛丽解开围在腰间的抹布，对这种情况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走过来坐在我的身边。他拉长了脸，点燃了一支香烟，开始抱怨起卡勃洛温斯基来。他的话一半是法语一半是波兰语。他说为什么不让鱼贩子当场把章鱼的皮剥掉，他又说，那水槽里现在还有四条章鱼还没有剥皮。卡勃洛温斯基不听他的抱怨，他的手指上沾满了章鱼的墨汁。他说黑颜料就是用乌贼的墨汁做的。他年轻的时候，用这种颜料画过很棒的水彩画。对。他心不在焉地将章鱼放在水龙头底下，对水久久地冲洗着。他又用海绵擦去砧板上的墨汁。当章鱼冲洗干净，放回砧板上之后，他请科瓦斯卡金斯基·让一玛丽再过去帮他…… 直角三角形的斜边 1）我是突然走的，没有通知任何人，也没有带任何东西。我身上穿一套深色的西装和一件蓝色的大衣。我在街上走着，眼前闪过树木、人行道和三三两两的行人。我走进广场时，看见了公共汽车，于是加快步子，奔跑着穿过马路，跟着别人上了汽车，汽车开动了，我在车厢尽头的圆形座位上坐了下来。窗玻璃上积满雨水。我对面坐着两个人，一位是女的，另一位男的正在看报。对面座位上的人鞋子是湿的，鞋底的周围有一圈水迹。我们的车子越过塞纳河，后来又在奥斯特利茨桥上再次跨过塞纳河。车子每到一站，我都注意上车的人，并留神观察他们的脸。我害怕遇见任何人。有时，上来的人侧影看上去很熟，我马上低下头，因为我害怕这个熟人会认出我来。但当他向我转过身来时，陌生的脸庞让我松了口气。这时我的心情特别好，热心地目随着他直到他找到座位。我在终点站下了车，并向火车站走去。我在车站的大厅里徘徊。然后我买了票，本想买张卧铺票，但因为时间太晚而没有买到，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 2）第二天，列车到了站。我走下月台，双手插在我那件时髦大衣的口袋里，在车站里拖着脚步慢慢地走。在一个大玻璃橱窗的边上，有个加固的建筑物，里面是旅游协会的门市部。我看了看里面张贴的照片和广告。柜台后面的小姐正在打电话，一面用右手作记录。等她放下话筒，我走了进去。当我弄清楚她会讲法语之后，我要求她为我在旅馆里订一个房间。你要单人房还是夫妇用的双人房？她问道。我带着怀疑的态度望着她。不，她不会讲法语。是我自己用，我一面大声说，一面做着手势，用手将自己从头指到脚。 3）我在房间里巡视。床上覆盖着铁锈色的鸭绒被。一只洗脸盆从墙上突出来，下面是一只塑料的坐浴盆。房间的中央，怪怪地放着一张圆桌和三把椅子。窗子很大，外面是阳台。我没脱大衣，就往洗脸盆里放水。我打开小小的肥皂，洗了洗手。然后，我伸长脖子，往镜子里察看我的脸，我俯身向前，以便更好地看清脖子上分散的、深色的毛。水在珐琅质的脸盆里继续流淌，而且流到了我的围巾上。 4）我昨天夜里是独自一人在列车车厢里度过的。车厢的灯全关了。我一动也不动地躺着。我对运动是敏感的，这仅仅是指车子的运动，这一外界的，明显的运动，使不动的我不断地向前，我同时也感到了我身体内部的运动，它正在不断瓦解，我开始特别注意这种不易觉察到的运动，我竭尽全力地去维持这种注意力。但是怎样才能把握它呢？到哪里去证实它呢？最简单的动作也会转移注意力。我把护照递给一位意大利警察。 5）我把围巾放在散热器上烘干，然后带上围巾走出了旅馆的大门。在街上，我不停地用舌头去舔我的牙齿和上颚，我的嘴巴里有一股火车上的味道，我的衣服潮乎乎的。我掸掸衣袖上的灰，一面走一面抖动身上的大衣。窄窄的街道朝着一个方向，我不假思索地一直往前走，穿过了几座桥。我找到一家银行，在那里换了一些钱，然后我买了一台便宜的半导体收音机。我喝了一小杯咖啡，又买了香烟。在斯坦达百货商店，我买了一身睡衣、两双袜子、一条短裤。我手臂上褂满了各种袋子。最后我走进了一家药店，药店的大门发出吱吱的声音。药店老板听不太懂我的要求。我只得把各种袋子放到柜台上，用手势告诉他我要的是牙刷、剃须刀和剃须用的肥皂。 6）回到旅馆，我在楼道里迷失了方向。我沿着走道，上了好几层楼梯。旅馆里空无一人，我好像走进了迷宫，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指示牌。在一个铺有软木地毯，点缀着绿色植物的楼梯平台拐弯处，我终于找到了通向我房间的走廊。我把口袋里的东西统统拿出来放在桌上，脱下了大衣。我倒在床上，侧身躺着，打发上午余下的时间。我毫无结果地摆弄那台半导体收音机，将上面的旋钮弄来弄去，将开关拨到调频，又回到长波段。但那玩意儿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我不断地摇晃它，将天线重新调整方向。 7）我没有下楼去吃午餐。 8）浴室位于下面一层。我要去浴室的话，必须经过一个长长的走廊，走下一段螺旋状的楼梯，然后在楼梯平台上走进左边的第一扇门。今天早晨，打扫房间的女佣曾给我指过去浴室的路。在穿戴齐全的情况下，这并不难。但我现在只穿着内衣，手里还拿着毛巾和梳洗用具。所以当我发现有一对夫妇正打算从房间里进出时，我只能把身子贴在楼梯的墙边，想让他们先走过去。出于我弄不清楚的原因，我觉得他们还未决定是否走出房门。我听见他们正用法语在交谈。他们站在平台上，确切地说是站在房门口。他们交谈的主题是提香和委罗内兹的作品。男的讲的是他的真实感情和感觉。他是被委罗内兹的画打动了，真正地打动了，他说，这是独立于一切绘画文化之外的一种真诚的感受（我心里想，他们肯定是法国人）。我蜷缩在墙边，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了。我仔细地聆听楼上的任何响动，怕被别人看见我身着短裤的窘相，只能一动不动地呆在楼道里。后来，当我听见我头顶上的脚步声之后，我下决心只管走自己的路，那怕是在平台上被楼下的那对夫妇看见。我匆匆忙忙地跨下最后几级楼梯台阶，等靠近他们时，我放慢脚步，将毛巾围在我的腰际。我在楼梯口转弯时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轻松样子。我发现自己置身在旅馆的酒吧之中。酒吧里空荡荡的。坐在沙发里的一对夫妇转过身来打量我。而酒吧侍者连眼睛也没抬一抬。 9）浴室的墙壁漆成浅绿色。有的地方的油漆翘了起来。将门锁上之后，我脱下短裤，将它褂在门把手上。我在浴缸里冲了个淋浴，然后擦干身体。我背上搭着毛巾，打着哆嗦回到我的房间。我的新衬衣放在桌上。我用牙齿把两只用线连在一起的新袜子分开。羊毛袜软软的，发出好闻的味道。我穿上干净的袜子、新的短裤。我的自我感觉良好。我在房间里慢慢地转悠。我拉拉短裤上的松紧带，读读钉在门上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安全的规定、房间和早餐的价格等等。回到桌子边上，我穿上长裤，并套上我那件腋下臭烘烘的脏衬衫。 10）下午的时间变得没完没了。每次我去国外都有这种感觉。第一天的时间变得又长又慢，最难打发。我躺在床上，看着灰色的日光透过窗户。房间开始变暗，家具的轮廓变得模糊，在昏暗中渐渐缩小。我的半导体收音机播放的是某个电台的摇滚音乐。我把音量调到最高的地方，欣赏着音乐。我穿着袜子的脚搁在鸭绒被上，悄悄地随着音乐的节奏晃动。 11）我下楼去吃晚餐。旅馆的餐厅很小。沉重的紫红色天鹅绒窗帘拉了起来，使整个餐厅增添了一种亲切、窄小的气氛。布置典雅的餐桌大部分都空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独自一人在角落里用餐。朝着门的方向望去，我可以看见旅馆客厅的一部分，一台电视机的屏幕正在闪耀着光亮。但电视机的音量开关没有打开，因为没有任何声音伴着画面出现。再加上整个餐厅里寂静无声，只有我背后的老妇人偶然发出刀叉碰击杯碟的声音，更增添了这里的宁静气氛。吃完晚餐，我走进隔壁的客厅，坐在那台电视机前，屏幕上正出现一连串无声的无法理解的画面，讲的是一次灾祸。 12）由于缺少声音，那画面在传达恐怖气氛上就显得不足。如果将地球存在以来九百亿死去的人的最后几秒钟都用电视录像机拍下来，然后不停地在电影院里播放，我想那场景很快会令人感到厌烦。相反，如果他们临终前的最后五秒钟的图像再配上他们临死前痛苦的声音：例如他们的呼吸、喘气、喊叫的声音都能录下来，配制在同一条录像带上，然后在一间音乐会的大厅里，用大功率的音量播放给观众看，或者是在一家歌剧院里……电视机中足球场看台的画面打断了我的思考，球场上两个球队正在酣战。我赶快站起来，在电视机前蹲下，想把声音调出来。 13）正在进行的是欧洲杯的八分之一决赛，国际米兰队对格拉斯哥守林人队。比赛的地点在苏格兰。意大利人为了保留再次参赛的机会，采用的是不进攻光防守的策略，所以比赛显得死气沉沉。但尽管如此，还是有几个好球让我看了激动不已。我一只手撑在地上，身体突然前倾，想离电视屏幕更近一些。下半场比赛进行到二十五分钟时，酒吧里的调酒员走过来与我一起看比赛。他在落座之前，下意识地去动了动天线，调了调对比度的旋扭。最后一刻钟的比赛十分精采。苏格兰人采用长传方法，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射门，想在最后的几分钟里首开记录。当三十米外的一次劲射将足球打在门柱上时，我不由得屏住呼吸，和调酒员交换了一个眼色。我点燃一支烟，转过身体，因为我感觉到我的背后有人。果然，在我们背后，站在门口的是总台的接待员。 14）第二天，我醒得很早，度过了平静的一天。 15）我开始对这家旅馆熟悉起来，不再在走廊里迷失方向了。我用餐的时间很有规律：早餐吃得很早，一般来说，餐厅里只有我一个人。吃晚餐时也只有我一个人，大约在八点钟不到。旅馆里的住客不超过五个人。有时，在楼梯转弯的地方，我会与那对法国夫妇交臂而过。一天早晨，我看见他们一大早就走进了餐厅，感到十分惊讶。他们走进餐厅时没有向我打招呼，走过我身边时冷冷地望了我一眼。尽管那是大清早，但他们一坐下来就开始高谈阔论（他们肯定是长年生活在巴黎的法国人）。他们谈论艺术、美学。他们的推理纯粹抽象，却使我感到美妙而中肯。那男的谈话用词讲究，表现出很深的学问，当然也不乏犬儒主义的味道。那女的老是谈到康德，一边往面包上涂抹黄油。我觉得崇高的问题只是表面上将他们分开。 16）所有的日子，每天上午快完的时候，客房服务员开始清理我的房间，我穿上外套，把房间让出来给她，自己躲到楼下去呆着。我双手插在口袋里，在大厅里兜圈子，一直到我看见身穿天蓝色制服的她拿着水桶和扫帚重新出现在楼梯口上。我于是重新回到房间。这时我的床已经整理干净，梳洗的用具也整整齐齐地安放在洗脸盆上面的搁板上。 17）我每次离开旅馆，很少走远，只是在附近的几条马路上走走。但有一次我必须到那间斯坦达百货店去。我要买衬衣，我的短裤已经穿脏了。百货店里灯火通明。我在柜台之间的通道里慢慢地走动。像小学里的督学，不时地摸摸小孩的头。我在衣服柜边磨蹭，挑选衬衣，摸摸套头羊毛衫。在玩具柜，我买了一套玩具飞镖。 18）回到房间里，我把口袋里的东西倒出来，撕开玩具飞镖外面的塑料包装袋。里面是一块简单的圆盘，上面画有条纹的同心圆，还有六枝飞镖，饰有圆圆的尾羽。我把圆盘靶褂在衣柜的门上，向后退出几步，满意地端详那圆靶。 19）我玩飞镖时注意力非常集中。我一动不动地靠墙而站，用手指夹紧一支飞镖，我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目不斜视。我用绝对果断的神态瞄准那靶的中心，脑子里一片真空——然后我扔出飞镖。 20）我的下午过得很平静。午睡之后，我醒过来时心情很坏，牙床骨发麻。我穿上外套，下楼去到酒吧，这时候的酒吧总是特别冷清。那调酒员见我来到，就离开座位，踱着慢吞吞的步子，从我前面一直走到柜台里边。他不用我说什么，就会干巴巴地拿起过滤器对准大咖啡壶，再拿一只小托盘放在我的面前。等为我斟上了咖啡，就把糖缸推到我的杯子旁边。然后他擦干手，重新拿起他的报纸在他的椅子上落座。 21）我差不多每天都买一张日报。我看看上面的照片，并专门读有关气象预报的专栏。那专栏很清楚，上面有一幅云层的走向图以及有关今日或明日、测定或预报的各地最低和最高温度表。我匆匆浏览一下关于国际政治的内容，看看关于体育比赛的消息和影剧广告。 22）我开始慢慢地与调酒员熟悉起来。我们在楼梯上相遇时会相互点头致意。我傍晚去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会聊上一阵。我们的话题是足球比赛、汽车比赛。尽管我们不会说同一种语言，但并没有难倒我们。比方说，一谈到自行车比赛，我们就会滔滔不绝地聊个没完。他说：莫赛尔。我隔了一会儿就补充道，梅尔克斯。他又说科比，福斯托·科比。我用匙在咖啡杯里转动，思索着点头表示赞同。布吕埃尔，我喃喃地说。他问，布吕埃尔？对，对，布吕埃尔。但看来他不赞同我的看法。我以为我们的对话就到此结束，但当我离开柜台的时候，他拉住我的胳膊，对我说：古蒙迪。我回答道：范·斯普林格。我又补充说，普朗卡特，范·路易，德·弗拉明克，罗歇·德·弗拉明克和他的弟弟，埃立克。对这一连串的名字，叫人怎么回答？他果然不再坚持。我付了咖啡的帐，上楼回到我的房间。 23）飞镖不能很好地插进靶子。有时候，飞镖的头插入不深，镖身又重，就会失去平衡掉到地板上。每次掉下来都使我恼火。于是我坐在床沿上，用剃须刀将飞镖的头削尖。 24）我在半夜里醒来，感到自己好孤单。我身着睡衣在房间里转悠了一阵之后，穿上外套，光着脚，手臂伸直，走出房门来到走廊里。旅馆里黑咕隆咚。我一面走下楼梯，一面观察四周。周围的家具仿佛都变成了人，几把椅子直钩钩地盯着我。这里那里黑影幢幢，让我害怕。我把脑袋缩进肩胛，竖起了大衣领子。楼下万籁俱寂。大门在夜间锁了起来，百页窗都关着。我不出声音地穿过大厅，在黑暗中点燃打火机引路。我顺着走廊来到办公室。然后，我犹豫着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打开了通向厨房的玻璃门。在打火机微弱亮光的照耀下，我光着脚踩在冷冰冰的方砖地上，在厨房里转了一圈。这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干干净净，摆放得整整齐齐。靠墙边有两张空空的大桌子，水槽擦得亮晶晶的。我关上厨房的门，确信背后没有任何人跟踪之后，轻轻地打开冰箱的门（想找到一块鸡腿）。 25）第二天，我终于将我的行踪告诉了爱德蒙松。我走出旅馆，在马路上向一位正在急匆匆赶路的行人打听邮局的方向。（我喜欢向匆匆的行人打听消息）。他很快地用手指了一下方向，想避开我继续赶他的路。但我挡住了他的去路，请他讲个清楚。这时，他才真正地站定，并转过身去，非常耐心地为我解释去邮局的路。我很快就找到了邮局。这是个现代化的邮局，木质的柜台十分光滑，还有单独的电话亭。有几个人正在一张桌子周围忙碌，桌子上有成堆的表格，还有带细链的钢笔。我穿过营业大厅，走到第一个窗口前，打听发电报的手续。有人给了我一张表格，我起草了简短的电文，写上了旅馆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爱德蒙松今天就会收到我的电报（我很想再见到她）。 26）回到旅馆后，我停下来取回我的房门钥匙。在总台的柜台前，我问服务员他是否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打网球。他犹豫了一下，回答说在几家大酒店里可能有网球场，但据他所知冬天是关闭的。为了证实他的回答，他打开一本广告薄，一面戴上眼镜，一面翻阅，他告诉我说最好是去丽都打听一下。我问他怎么去法。很简单，出了旅馆立即拐弯（他摘下眼镜，向柜台外伸出手臂，把方向指给我看），向右的第一条马路，然后一直走到总督府。那里可以找到小汽艇送你去丽都。 27）傍晚时分，我正在房间里玩飞镖。总台接待员走来告诉我说有人打电话找我。我下了楼，拿起电话筒，把话筒的线拉出来，然后躲到边上的角落里。我紧缩在墙边，低声地和爱德蒙松长时间地通起了电话。 28）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们经常互通电话。每次听到对方的声音，我们都很激动。我们说话的声音很弱，因为激动而变得失真（我是非常胆小的）。但我们仍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爱德蒙松要我回巴黎，而我却要求她来意大利与我团聚。 29）现在我每天的日子都按爱德蒙松给我的来电时间进行分配。每次她都从她工作的画廊给我打电话。只要她的馆长一走开，她就开始给我打电话（既然她打电话不必付钱，我们尽可能利用电话来节省钱）。当我们在电话里聊得太长，我在电话机旁蹲得太累时，我干脆就在大门口的地毯上坐下来。爱德蒙松在和我讲话，我感到很高兴。我双腿交叉，背靠着墙，一面听她讲，一面抽着烟。每当我抬起眼睛，总台的接待员就会被我看得不好意思，装出在柜台后面忙忙碌碌的样子。他打开登记薄，翻阅里面的登记卡。我把电话机还给他的时候，他迅速地朝我笑笑，做出一副对工作不耐烦的样子。 30）有一天，我坐在大门口的地板上打电话，将听筒夹在肩膀和下巴之间，一面从烟盒里往外掏香烟，我突然看见那对法国夫妇走进旅馆。他们在总台前停下来，拿了房间钥匙，他们准备回房间去。在走过我面前时，从容不迫地交谈着（我的看法是他们到威尼斯来的目的像一九五九年那次一样是为了做％爱）。 31）每次用餐完毕，我都要去酒吧转一圈。我从桌子上拿些杂志。回到房间后，我躺在床上，随手翻阅这些杂志。 32）我什么也不干。我一直在等爱德蒙松的电话。我不敢离开旅馆，怕错过了她的电话，我连午睡也不睡了，也不再在浴室里磨蹭。我常常坐在大门口的椅子上，就在总台服务员的对面等着她的电话（我需要感到自己离她越近越好）。 33）爱德蒙松越来越频繁地打电话给我。我们通话的时候，有时双方都长时间地保持沉默。我特别喜爱这种时刻。我紧贴电话，努力想听到她的气息和呼吸声。当她打破沉默的那一刻，我能感到她的声音里带有水蒸气。 34）在电话里，爱德蒙松对我非常温柔。她在我需要她时始终安慰我。但她弄不懂我为什么不回到巴黎去。当她问起我这个问题时，我只是大声地重复说。为什么我不回巴黎？是啊，她说道，为什么？有什么原因吗？是否有个我能够说得出来的理由？不，没有。 35）爱德蒙松终于来意大利找我了。 36）我去车站接她。我在列车时刻表上再一次证实了她乘坐的那趟列车抵达的时间，然后我提前去了车站。我走出车站，坐在外面的台阶上。天气很冷。坐在台阶上等候的总共四个人，都穿得严严实实。坐在我边上的是位老太太，毫无疑问是个英国人，她正在背包里仔细地整理一件毛衣。还有一位军人，双腿搁在手提箱上，抽着烟。我不停地看时间，十九点十七分不到，我站起身向月台走。 37）列车晚点两个半小时。我的周围突然出现了闹哄哄的场面：车门开启的声音，行李箱撞击地面的声音，人声鼎沸，喊声震耳。许多人走过我的面前，我被人群推挤着。我在月台上等候，站得笔直，头抬得高高的。爱德蒙松一看见我，马上用手里的网球拍向我挥舞，大摇大摆地向我走来。她的双颊鼓起，向我微笑着。她向我跑过来，我等着她。她吻了我的脸，还夸奖我的头发好干净。 38）我们跟在其他旅客后面肩并肩地向车站出口处走去。我拿着她的手提箱。我们不停地看看对方，偷偷地、温柔地四日相对。我们一句话也不说，走到车站大厅里，爱德蒙松停下来，她解开我的大衣，把手伸进我的衣服下面，抚摸我的胸口。还是她先重新迈开步子。她转过身来朝我笑笑，她的牙齿上有小小的一丝口红印。 39）我在一家餐馆里预订了晚上九点钟的位子。等我们到达时，已经过了十一点，但餐厅的领班态度很热情，丝毫没有责怪我们。我们把手提箱和网球拍放在衣架卜，跟着他走进餐厅。这时，我们的身后跟进来一位女士，她一定要把一块衣帽间的牌子塞到我手中，但我没有横堂。她就趁我脱下大衣的时候，伸手来抢夺我的衣服。我的动作比她更敏捷，我很灵巧地把大衣挪开，放在她的手臂够不到的地方。那女人恶狠狠地瞪着爱德蒙松，把取衣牌放在桌子上。爱德蒙松坐在我的对面，我们感到很高兴。餐桌上摆放得非常漂亮，给人一种宁静，舒适的感觉。杯子很精致，碟子很厚实，面包篮里有各式品种不同的面包，有片状的和条状的。 40）上甜晶的时候，我把放在长条凳上的大衣小心地拿起来，没离开座位，同样小心翼翼地将大衣穿上了身。爱德蒙松以为我想离开，但是我并不想走。我拉住她的手，轻轻地抚摸。同时，我的另一只手像魔术师那样快地伸进我的大衣口袋，拿出一只小小的长方形盒子。我把这盒子放在她的手腕上。这是一件礼物。爱德蒙松吃了一惊。她动了动手，盒子掉在桌布上。她的眼睛里充满了笑意。她灵巧地打开盒子的包装。包装一层层的，纸头里面还有一层纸头，最后是盒子里的绸布，衬托出里面的一块表。 41）走出那家餐馆后，我们并不急着回去，我们在一条小马路上漫步，在一座座桥上逗留。在一个四周种树的小广场上，我们发现一条长凳。我们坐下来，把网球拍放在身边。四周的一切是那么平静。河对岸的宫殿灯火通明，照亮了夜空。运河黑沉沉的，显得像夜空里的云。河里的水像是凝固住了，将一座教堂的台阶团团围住。然后，又像瀑布一样地溶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退下去。 42）我们回到旅馆，爱德蒙松马上脱掉所有的衣服，只剩下一件胸口开得很大的蓝色衬衫。她踮起脚在房间里游逛，嘴里塞着一把牙刷。我躺在床上，简短地提醒她说，在她的小肚子底下、船形的部位，有一条瘤牛毛、斑马毛组成的短裤。她低下头来察看（看了一会之后，她为了表示真正的抗议，轻轻地在毛上面拉了拉）。 43）我们两人一齐躺在床上，大腿交缠在一起，共同翻阅一本妇女杂志，这是爱德蒙松从巴黎带来的。我一页页地翻动着，爱德蒙松不时地要求我往回翻，她还挡住我的手，为了仔细地看上面的某一幅照片。在时装部分，我们对上面的连衣裙、女套装、羊毛开衫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也评论模特儿的美貌程度。当我说某个女孩子很漂亮，而爱德蒙松又不喜欢这个人时，她就耸耸肩，对我表示她的藐视。 44）第二天一早，当我醒来时，阳光已经照进了我们的房间。阳光从半开的窗帘下，沿着墙面，将地面分割，在地板上划出灼人的光斑。尽管有这些光斑，有的甚至很强烈，但整个房间还是宁静地笼罩在栗色的阴暗之中。我的身边，爱德蒙松还在酣睡：她的脸很光滑，她的嘴，因为靠在枕头上而变了形，显得微微撅起。在她的头部上方，一缕斜斜的阳光中，灰尘的微粒在闪闪发光。我起身穿上衣服，不发出一点声音。走出房门之前，我又回到床边，我靠近了她（我端详着她）。 45）阳光从各个地方射进了走廊，所有的窗户都在熠熠闪光，绿色的植物显得欣欣向荣。天气真好。我走得很快。我的心情愉快。下楼梯时，我是跳跃着走下梯级的，到大厅时，我几乎是连奔带跑。总台的那位先生拦住我，和您在一起的郑位姑娘好吗？他问我。你是说爱德蒙松吗？我说，她很漂亮，是吗？那先生在总台后面站得笔直，庄重地扶了扶眼镜，然后在柜台后弯下腰，并把一本护照递给我。我打开护照，用手指放在爱德蒙松的身份照上，向他证实我们讲到的是同一个人。 46）我在橱窗前弯下腰，用双手围住眼睛，朝斯坦达百货店的里面张望，因为现在还没有开门，我用拳头轻轻地敲击玻璃橱窗，想引起营业员对我的注意。总算其中有一位营业员看到了我，我恭敬地对她说了声咕咕，并用手指指我的表，用目光询问她何时才开店门。在毫无结果地相互交换了几个手势之后，她拖着步子慢慢地靠近了我，她把两只手全部张开，让我看到九个手指头。然后，她走得更近，她的肚子和胸部贴到玻璃橱窗上，以致于我和她之间只隔着一层玻璃，她的嘴巴差不多贴到我的嘴巴，顽皮地说，九点，这时的玻璃上出现了一层水汽。我看看自己的手表，只有八点半。我走开去，在附近转了二圈。但最后，我在另一家店里买到了网球。 47）我回到旅馆的房间里，轻轻地把门关上，然后把买来的那盒网球放在鸭绒被上。我不出声音地爬上床去躺在爱德蒙松的身边。她闭着眼睛对我说，她没睡着。接着，她搂着我的肩膀往自己的身上靠。她迎合着我，将我的大衣解开，又静静地将我的衬衣扣子解开。她的双颊因为睡意而变得火热。我撩起床单，进入她的身体，我赤裸的身体贴着她的身体，肚子贴着肚子。那件解开的大衣盖在我们身上。我们开始动作。我们动得很慢，彼此情投意合。后来，床上的被子翻了过来，掉落到床下，那网球盒的盖子打开，里面的网球滚落了一地板。 48）爱德蒙松站在洗脸盆前化妆。她早已把窗帘的一侧拉开，用一把椅子拦住，阳光洒满了整个房间。我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把两条腿伸直沐浴在阳光下，并弓起身子观察腿上的毛。爱德蒙松在镜子里朝我笑。等她梳洗完毕后，她走过来坐在我身边，并提议我们去吃早餐。我穿上衣服，离开了房间。在一前一后下楼梯的时候，我们与那对法国夫妇交臂而过。等他们走过后，爱德蒙松说她认识那男的。他的名字叫……德·奥尔梅松。我们每次来总大利旅行运气都很好。几年前，在罗马，我们曾经巧遇明热和普拉东，他们正从一家餐馆出来。 49）我们肩并肩地坐在靠窗的位子上，我们是旅馆餐厅里唯一的顾客。阳光照在珠罗纱的窗帘上，使窗帘显得更薄，可以看见外面马路上的景色。我们吃完了早餐。我抱着双臂，对着空空的咖啡杯抽上了一支烟。我对爱德蒙松说，我在贝内东专卖店里买了两件运动衫，一件是浅黄色的，另一件是蓝色的。但我没有运动短裤。爱德蒙松不听我的解释。好吧。我继续说道，我前一天曾经打电话问过，网球俱乐部有整天可以出租的场地，租起来很方便。我提议中午以前去那里，这也是最简单的办法。我还笑着补充道，当然我们也可以在现场啃上一块面包。喂，你在听我说吗？我问道。不，她不在听我说。她早已从包里拿出一本关于意大利绘画的书，专心致志地阅读着，一面翻阅一面掀动鼻翼。 50）我们又回到房间里。我们分开坐在床的两边，我们不再讲话。我们要说的都说了，还是形成不了统一的意见。爱德蒙松想充分利用阳光明媚的好天气，要去街上闲逛、散步、参观博物馆。据她说，我们最好在傍晚时分去打网球。她说，那时的太阳不再刺眼睛。对她那么多不同的意见，我没什么可以说的。不，我什么也不说了。 51）教堂里——圣·马克教堂——很暗。我不大乐意地跟在爱德蒙松的背后，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让鞋底在高低不平的大理石块铺砌的地面上滑过。地上到处都镶嵌着图案。我让爱德蒙松走在前面，她迈着大步，走向那些金碧辉煌的绘画。而我却靠在廊柱上等她，一面欣赏我头顶上高大的拱廊。当她回过来后（我在这期间找到一张长凳并坐了下来），她向我提议一起去参观教堂收藏的珍宝。她拉我站起来，拖着我在教堂的大殿里向前走。我们买了两张入场券。走进教堂侧殿的时候，我不得不把头低下来，那侧殿很狭小，点着电灯，靠墙放着各种玻璃柜，里面陈列着各种武器和陶制品。侧殿的正中有一个玻璃罩，里面也陈列着各种珍藏的文物。我们跟随两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沿着陈列柜参观，但我们不得不常常停下来，因为他们不断地在我们前面停下来，用手指着古董相互议论。后来，当他们弯着腰，抬起眼镜，在一把弩前停着不走的时候（可以这样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弩这种东西），我终于挤过去，走到了他们的前面。我在里面转了一圈之后，走了出来。我靠在一根半霹柱前，在洗礼所里等候爱。 52）教堂的外面，阳光使我的眼睛发花。爱德蒙松来到教堂前的广场上与我会合，她也用手护住自己的眼睛。我们并肩站在教堂前面，眯着双眼，商量下一步做什么。爱德蒙松翻阅着手中的意大利绘画介绍，想继续参观教堂。我试图说服她别这样做。但她的态度是那样坚定（她不听我的劝告），我觉得无法使她改变主意，就独自一人回到了旅馆。 53）当爱德蒙松回到我的房间时，已经是傍晚时分。我正站在窗口看外面的景色。她坐在床上，脱掉了鞋子，然后俯身向前，对我说，她在美术博物馆发现了三幅塞巴斯蒂亚诺·德·比翁博的杰作，颜色十分暗淡。接着她一面按摩双脚，一面问我对这位画家的作品有什么想法。这很难说。隔了一会，当她再一次对我重复这个问题时，我向她承认我没有兴趣去评论任何绘画。爱德蒙松不再坚持，她站起身来。她脱掉裙子，在箱子里翻找运动短裙。我补了一句话，说我网球也不想再打了。爱德蒙松重新穿上裙子，她觉得我好讨厌（况且我没有运动短裤，我说）。 54）晚餐前，我们再次走出旅馆。爱德蒙松拉着我的手，我们慢慢地在街上走。我们停下来，看着墙上的音乐会和戏剧广告，也有一些讣告。其中有一张白纸黑边框的讣告，讲的是一位二十三岁的年轻男人的死，我撕下了这张讣告。 55）我们继续向前散步。爱德蒙松怪怪堆看着我，她的目光使我感到不舒服。我客气地请她不要再盯着我，这样，隔了一阵，我感觉好了一些。我们在商店的橱窗前停下来，在一家珠宝店里消磨了一段时光，最后走进了一家咖啡馆。咖啡馆装饰着细木护壁板。店堂里灯光幽暗，天鹅绒的座位上有几位老妇人正在用长长的茶匙喝着她们的饮料，有冰冻果汁、茶和巧克力。她们低声地说着话。爱德蒙松在我面前打开菜单。我既不想喝，也不想吃。女侍者站在桌前等着我们点菜。因为她站在那儿我觉得不舒服，我要了一份白夫人——目的是让她走开。 56）我看着面前的白夫人在溶化。在一层灼热的巧克力底下，香草冰淇淋正在不知不觉地融解。我看着刚才还是滚圆的冰淇淋小球慢慢地流淌，变成有规律的褐白相混的条纹。我一动不动地看着这种运动，两眼盯着托盘。我一点也不动。两只手凝固地放在桌下。我竭尽全力让自己保持不动的状态，纹丝不动，但我明显地感到在我的身上也有东西在流动。 57）我们走出咖啡馆，回到旅馆。我低着头，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使双脚压在人行道上，目的是让这个城市沉到水中去。每当我走完一段台阶，我总是并起双脚，小心地跳到地面，并在下面等侯爱德蒙松。我请她也这样做。我解释给她听：威尼斯这个城市每世纪要下沉三十公分，也就是说每年下沉三毫米，每天下沉零点零零八二毫米，每秒钟下沉零点零零零零零零一毫米。所以每当你用力踩踏人行道的时候，就可以推理说你在城市的下沉中也算起了点作用。 58）我们迷了路，完全迷失了方向。爱德蒙松在一个小广场上等着我，我沿着广场转悠，与广场相通的每条小路我都进去试试，看能否找到一条我们熟悉的路。但毫无结果。我们对这没完没了的散步已经感到厌倦（这时太阳已经落下），我们决定坐小船回去。爱德蒙松在船码头里面买票的时候，我走去看墙上挂的城市地图。我边上有一位女士用手指头在地图上寻找，她用食指不停地顺着一条路指来指去。我觉得她很讨厌，因为我什么也看不到了。我在她的手上拍了几巴掌。 59）我们在外面的餐馆吃了晚饭。回到房间之后，我大衣也不脱就往床上一躺。我一只手枕在脖子底下，大模大样地抽起了烟。我看着天花板。爱德蒙松坐在我对面的椅子里。我们重新又开始谈起晚餐时谈到的话题，但方式是断断续续的，不连贯的。在餐馆里，爱德蒙松谈到要去预订卧铺车票，我对她说不必了，我不想回巴黎。不（我当时是说得明明白白的）。 60）第二天，我可以说是足不出户，阅读帕斯卡尔的《思想》（可惜是英文版的袖珍本，是别人丢在酒吧里的桌子上的）。 61）我几乎很少看到爱德蒙松。我实际上一直不在旅馆里。我们一起在餐厅里吃完午饭后，去酒吧喝咖啡。我们肩靠肩地坐在高脚凳上，东聊西扯。这时，爱德蒙松会讲讲她上午所做的事情。然后，我上楼回房间，而爱德蒙松就出门，一直到傍晚才回来。有时候，她吃过晚饭还再次外出。比方说，有一天晚上，她去了教堂听音乐会，那天晚上演奏的是莫扎特和肖邦的作品。 62）当我玩飞镖的时候，我是平静的，处于完全放松的状态。我感到心平如镜。这时，我的头脑渐渐变得空空的，我让虚无占据我的心灵，头脑里任何紧张感都消失殆尽。于是——用闪电般的动作——我将飞镖投向靶子。 63）我在报摊上买回一本信笺。我坐在房间里的圆桌上，在信笺上划出两个栏目。在第一栏里，我写上了五个国家的名字：比利时、法国、瑞典、意大利和美国；在边上的第二栏里，我记下我玩飞镖的每一盘结果。经过第一阶段的淘汰，我将两个得分最高的国家进行一场比赛。决赛的是比利时对法国。经过第一轮投镖，非常专心一致的我方轻而易举地超过了这些笨拙的法国人。 64）我喜欢蒙德里安的画，主要是因为他画中的静止感。在表达静止这一点上没有一个画家可以与他相匹敌。静止的含义并非指没有运动，而是指没有运动的预感，它是死的。从总体上来看，绘画本身从来不是静止的。好比象棋，它的静止是充满活力的。每一个棋子是静止的一种能量，它包含着能量的运动。在蒙德里安的画中，静止本身是不动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爱德蒙松觉得蒙德里安是伟大的。但对我来说，蒙德里安使我放心。我手中拿着飞镖，眼睛盯着挂在柜门上的靶子，心里想为什么这靶没有使我想起贾斯帕·琼斯，反而使我想起爱德蒙松。 65）我的恶梦是刻板的、几何图形的，内容很简单，而且老是让我烦心。一阵旋风把我包围并将我卷到它的中心，或者是我眼前出现一些直线，我不断地想修改其结构，用一段去代替另一段，我无休止地进行修改想把直线清除掉。几天来，我老是玩飞镖，所以一到夜里，我的梦中常常冒出那靶子纠缠不休的形象。 66）凡是爱德蒙松不外出的晚上，晚餐后，我总是邀她去酒吧喝一小杯饮咖啡后喝的烧酒。柜台后面，收音机播放着音乐。隔一会儿，那位调酒员离开自己的座位（我的朋友调酒员，一开始我就这样叫他的），满脸不高兴地记下我们点的东西，默默地将烧酒端过来。他对我给他的微笑不予理会。我是看在爱德蒙松到来之前，我们曾经有过一段友好关系的份上，才冲着他笑笑的。 67）一天晚上，我要求爱德蒙松比平时提前一些用晚餐，因为八点三十分有一场欧洲杯锦标赛的八分之一复赛，是国际米兰队迎战格拉斯哥守林人队。十五天前，两队在苏格兰的比赛以零比零踢成平局。晚饭后，爱德蒙松陪我来到旅馆的大厅，那里有一台电视机。比赛立刻就开始了。苏格兰人集中防守，采用撞人的做法，并常用铲球来破坏对方的进攻。我坐的地方离荧屏只有一公尺。爱德蒙松坐在我的背后，差不多半躺在沙发上。她认为我有点像其中的一位队员。我表示抗议（那是个高大的红头发男人，脸上长满红色的雀斑）。是有点像，她说，特别是奔跑的时候。嘘，我说（因为爱德蒙松知道我奔跑的姿势？）。上半场结束时，国际米兰队已经打到二比零。我们在比赛结束前上楼回到我们的房间。 68）早上，当我半夜醒来时，在我紧闭的双眼后面，我看到即将来临的白天像一个阴沉沉的大海，大海无边无际，不可挽救地凝固起来。 69）有时候，我半夜里醒来并不睁开眼睛。我紧闭双眼，把手放在爱德蒙松的胳膊上。我要她安慰我。她用温柔的声音问我，安慰什么。安慰我，我说。安慰什么，她问。安慰我，我又说（安慰，而不是使舒适）。 70）但当我更深地去思考这一问题，并在找到引起我们一切苦恼的原因之后，我更想追根问底。我发现一条有充分根据的理由，那就是我们的人生是虚弱的，难免一死的，这种苦恼是自然的，我们是那么可怜。因此，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安慰我们（帕斯卡尔《思想》）。 71）午睡后，我并不马上起身。不，我宁可等待，冲动迟早会来临，它能使我在身体内部的无知中运动，动作的自在是人们无法想像的。 72）爱德蒙松想要回巴黎。我对此持保留态度，我不想动弹。 73）我们一起在旅馆的餐厅里用餐时，我感到爱德蒙松在盯着我。我没有出声，继续吃着。但我非常想上楼回房间一个人独处，我不愿意有人将目光盯着我。我不愿意再被别人看见。 74）我不想再说话。我在房间里穿着大衣，整天玩飞镖。 75）爱德蒙松觉得我讨厌。我让她去说，只管玩我的飞镖。她要我停下，我不理她。我将飞镖投向靶子，再走过去拔下。爱德蒙松站在窗前，直盯着我。她再一次要求我停下来。我用尽全身的力量将飞镖向她扔去，飞镖插进她的前额。她跪跌在地。我走近她，将飞镖拔下（我在发抖）。这算不了什么，我说，擦破点皮而已。 76）爱德蒙松在流血。我将她抱出房间。我们下楼来到总台。我们在走廊里奔跑，拼命找医生。我将她安置在大堂里的椅子上，跑着出去。我要去哪里？我在马路上跑啊，跑啊！我然后又停下，返回旅馆。当我走进旅馆时，有一些人围住爱德蒙松，他们用被子围在她的肩膀上。一个男人低声对我说，马上要送她去医院，救护车马上就到。我感到浑身乏力。我不想见任何人，我在旅馆里来回走动，在酒吧里喝威士忌。护士们终于来了。我扶着爱德蒙松让她站起来，我搂着她的腰，她的头靠在我的肩上。我们走出旅馆来到马路上，然后登上救护艇。摩托艇立刻启动，全速前进，在船身后面留下两道宽阔的水花。我坐在船头，睁大双眼，迎着扑面而来的风。我转过身子，看着爱德蒙松，她坐在长凳上，面色苍白，肩上裹着红黑两色的羊毛被。 77）爱德蒙松在长凳上躺下，将被子盖住胸口。她身体平躺，头抬起，睁着双眼。我们在运河中全速前进，避开其它的船只。我看看正在机舱里驾驶的护士。每次转弯时，爱德蒙松就用手抓紧长凳。有一次拐大弯，她的手臂变得无力，她的手一松开，人就从凳子上掉下来。护士过来帮我一起把她扶起来，我们将她背靠长凳坐着。这时，她晕了过去，到医院时，我们只能将她抬上去。我走在护士的身边，将爱德蒙松的一只手紧紧握住。他们要我在走廊里等候。 78）我坐在长凳上等候。白色的走廊长得没有尽头，空无一人。走廊里鸦雀无声，只有一股乙醚的气味，这种死亡的气息实实在在使我感到不舒服，我瘫坐在凳子上，闭上双眼。不时地有人走进走廊，并在我面前走过，一直走到走廊的另一头。 79）我站起来，在长凳前踱了几步。然后慢慢走开，向走廊的尽头走去。我走过一道玻璃门，进入一个狭小的昏暗的过厅，那里有一架服务电梯和一道楼梯。我一屁股坐在楼梯梯级上，背靠着墙，直到我的头顶上方传来一点声音。我站起来，登上楼梯。上了楼梯，我向左拐弯时，走进一个长长的走廊。走廊的两侧墙上，窗户开得很高。我停下来向一位护士打听……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用奇怪的神情盯着我看。我加快脚步，走上别的楼梯。在三楼，我又坐在电梯对面的一条长凳上。一会儿之后，电梯的自动门在我面前打开，我走进电梯。电梯很宽敞，里面是灰色的。我按了向下的按钮。自动门关上。电梯开始启动，慢慢地下行。然后电梯停下来，自动门打开。我走出电梯，推开通向走廊的玻璃门。爱德蒙松就在那里。 80）我们在白色的走廊里拥抱起来。 巴黎 1）爱德蒙松（我的心上人）回巴黎去了。 2）她动身的那天早晨，我陪她去车站。我提着她的行李。到了月台上，在敞开的车门前，我想搂抱她。她却轻轻地把我推开。车厢门一扇接着一扇地关上。列车开走了，像一件被撕破的衣服。 3）我在旅馆里过了好几夫，我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感到自己正在发烧。夜里，我的额头感到阵阵刺痛，我的眼睛发烫，像被开水烫伤一样。房间里一片漆黑，我疼痛难熬。痛苦似乎是我生命存在的最后保障，而且是唯一的保障。 4）我难受极了——最后，我还是去医院拍了额头和鼻头部位的X光片。我得的是鼻窦炎。替我看病的医生对是否采用刺穿手术还拿不定主意，他对着强光灯看我的X光片。最后，他认为还要根据炎症发展的情况，再拍一张面部的X光片，过几天再通知我。他说，不排除进行开刀手术的可能性，但只是轻微的小手术。 5）我拿着X光片，走出医生的办公室，来到医院的接待处，我要求住院。接待处的护士不懂法语，但我身边的一位先生看到我们之间沟通有困难，答应替我当翻译。后来我把封袋里的X光片拿出来，在医院的门厅里让所有围在边上的人看我的头骨照片。这时，护士让我稍等片刻，一会儿之后她又重新回来，带来一位比她年长的护士，但这护士似乎很难商量。替我当翻译的先生继续翻译给她听，说我几天后要动手术，今天起就想住院，在手术前想好好休息一下。那护士就问他替我看病的医生叫什么名字。我回答那位先生说我不知道。他又把我的话一字一句地翻给护士听。最终，他们把我带到走廊尽头一间病房。 6）房间里有两张病床，墙壁是白色的。床也是白色的。一扇敞开的门后边是小小的洗手间，里面有一个木制鞋形澡盆，澡盆的两边平行，带有抬高的平坦座位。房间里的另一张床上没有放被子，说明是张空床位，有两个高高的枕头耸立在床单上。我把网球拍放在椅子上，在房间里安顿下来之后，我打开窗户。窗外是一个院子。对面的墙上有许多窗户，窗户后面是其它的病房。 7）院子里空空如也。而我对面的房间里，有一个人不停地走来走去。这是个上了年纪的白发老人，穿一件长毛绒睡衣。有时候，他会在窗前停下来，于是我们便面对面地相互看着对方。我们谁都不想低下眼睛。尽管我们之间的距离很远，减低了视线的效果，仍旧目不转睛地相互对视，然而几分钟之后，我开始感到太阳穴处有针扎似的感觉。但我不愿低下我的眼睛。不。我把眼睛闭了起来。 8）当我抽完烟，我就套上大衣和围巾，穿得暖暖的，将房门关上，顺着走廊走向医院的出口。有时半路上我会向熟悉的护士点头微笑。在马路上，我在香烟店前停下，然后，我照例去对面再喝上一杯咖啡。柜台后面的小伙子已经开始认出我了。他知道我喝浓缩咖啡时爱加上几滴冷牛奶。走出咖啡馆，我就去买报纸，然后，一面看报一面回医院。 9）医院的门厅里总是挤满了候诊的病人。在走廊里，碰到担架车、餐具车来来去去。有时候，走廊的地面潮乎乎的。护士们在不停地洗刷地面。这段时间里，酒精的气味就被漂白水的酸味所代替。 10）两天前，我住进病房，这时，房间里就出现了我住过的痕迹：床头柜上是折叠起来的报纸，我的大衣挂在衣钩上，牙刷杯里积满了烟灰和烟头。我有时把X光片拿出来，看我自己的头颅骨。我喜欢站在窗前，手臂向前伸直，看着这张透明的X光片。我的头颅是白色的、长长的，额骨在太阳穴两侧部位往里收缩，嘴巴里有四颗补过的牙齿，在照片中显得很清楚。门牙的两端有裂痕，一端是有规则的，另一端只裂开一边，而且缺少光泽。眼睛的部位一片惨白，是令人担心的两个洞穴。 11）大部份护士待我很好。只有护士长对我有一种反感。每次她走进我的病房，先是慢慢地绕着床走一圈，然后用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我。禁止吸烟，她说。我不懂，我平静地低声说。禁止吸烟，她重复说，禁止。接着她把窗子全部打开，让房内的空气流通。这时窗帘在窗洞里被风刮得飘了起来，我床头柜上的报纸也被风吹散。 12）每顿饭都按规定的时间送进我的房间，但我从来不碰它。我是出于好奇才去看盘子里的东西。只有两种颜色的糊状的食品。一种是浅黄的，另一种是桔黄的。那盘子放在我房间里有好几个小时。有时我在盘子边经过时把手指放进食物里，然后用嘴舔舔手指去尝尝味道，可以说是淡而无味。我吃的东西要好得多。我常光顾的医院隔壁的咖啡馆，中午供应一顿正餐。我跟那个小伙子说好，每天他都将午餐送到我的房间里来，再配上半瓶西昂蒂葡萄酒（他们供应的普通葡萄酒是不能喝的，喝了之后扎喉咙）。午饭后，我将盘子送回咖啡馆。然后付帐。我并不立刻回医院。不，我才不着急，我在柜台边喝上一小杯浓咖啡，同时请小伙子喝上一杯烧酒。 13）每当我走过医院的中央走廊时，我会去敲敲我的医生的办公室的门。等门上的小绿灯亮起来我就走进去。我站在他的办公桌前等候，我的医生还在写东西。我感到自己有点打扰他。但是不，他请我坐下，十分笑容可掬地和我握手。我们开始东聊西扯。这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热情男人，对一位医生来说，他的一口法语说得着实不错。他问我许多问题，我有保留地回答他。一开始，说实话，我对他并不十分诚实。不，我对他说我是个社会学家，而实际上我是位历史学家。但他对我的话似乎很感兴趣。并不是说他觉得我很友善，而是我有点让他感到奇怪，就好比一幅十四世纪的可怕的绘画也会让人感到奇怪一样。他有空的时候也会走到我的病房里来，他坐在我的病床边上，然后我们开始交谈。尽管他对我的身体状况毫无兴趣（鼻窦炎这样的病对他来说是太平常的事），但出于某种好意，他似乎怕我在医院里呆腻了，因为我整天一个人呆在病房里，有一天下午，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跑来对我说，他和太太想请我去吃晚饭。 14）傍晚前，我跑去办公室找我的医生。他坐在桌子边一面看报，一面等我，他已经换上了栗色的便装。他仔细地折起报纸，拉住我的肩膀将我拖到外面，问我喜不喜欢吃腰子。喜欢。你呢？我回答他道。他也喜欢。我们一起走出医院，在马路上，我们继续谈论各自的口味。他的家离医院很近。在上楼之前，他往我的肚子上轻轻一击，对我承认说她母亲的烹调手艺比他太太的更好。 15）我的医生的太太在门口迎接我们。我礼貌地与她握手（你好，夫人），我看看房间的四周，用手指轻轻地抚摸了一下他们的小女孩的头，女孩子立刻跑开。母亲略带歉意地朝我笑笑。她让我的外套挂在椅背上，让我进入客厅。我慢慢地在房间里转圈，看看书柜里的书，又走到窗边去望望外面。天已经黑了。我希望您喜欢吃腰子，女主人对我说。行，他喜欢，我的医生替我回答道。我没有转身，而是看着玻璃窗上他的影子在移动。最后，他坐了下来，他的太太坐在他的身边。他们坐的沙发中间还给我留了一小块空位，但最后我没去坐，而是坐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我们相视而笑。在喝餐前开胃酒时——这是一种冒泡的液体，玫瑰红的颜色带有苦味——我们兴趣广泛地谈论绘画、航海之类的内容。我们很轻松自如，我自由地发表意见，甚至开了个玩笑。我的医生的太太认为我有英国人的幽默感。 16）喝完开胃酒，我的医生陪他的太太进入厨房去烹调腰子。我独自一人与小女孩相伴，她在门背后长时间地偷看了我一番之后，又回到客厅里。她围着我的椅子转了两圈，在我的身边站停，小心地将她的一只手放在我腿上，对我微笑。我问她会不会说法语，她不停地点头表示她会，她的身体站得笔直，双膝并拢。我向她提出一些词汇要她用法语说，她不知所措地对着我看。她的眼睛是黑的，一头卷发也是黑的，穿一条红白两色背带长裤。因为她不说话，我就弯腰对她说，要不要我讲个故事。我坐到地毯上，靠近她的身边，用低低的声音开始讲述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我的故事她听得很开心，她不停地笑，开始时还有点害羞，眼睛低垂，后来，当我开始做出划动救生艇的动作时，她就变得大胆起来，一双眼睛感激地望着我。 17）腰子的味道不错，焙烧时用威士忌做的调料。女主人请我用沙司，并替我重斟葡萄酒。尽管她的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但对我照顾得如同她的儿子一样。她坐在我的左侧，眼睛盯着我，老担心会让我感到缺少什么，她不断地向我提问题，问我会不会打桥牌。我回答说我不会。但我相信你是会打网球的，我的医生说。是啊，我回答道。真的吗？他的太太说。如果您高兴的话……明天……在俱乐部一起打球，如果天气好的话，您愿意吗7我愿意，我回答说。她立刻确定，明天上午一起进行混合双打，我可以和她的一位女友搭档，她的球打得很好，你会看到的。我心事重重地向她表示感谢。然后，犹豫一番之后，我对我的医生说我没有短运动裤。我的医生是位挺实在的人，他马上表示想办法解决。他擦了擦嘴，站起身，走进隔壁的房间，里还拿着餐巾。隔了一会儿，他拿着一条运动短裤出来将它放在我的盘子边上。他坐下之后，开始考虑明天约在哪里碰头最方便。这个问题似乎对他来说显得特别重要。考虑一番之后，他说明天他在办公室里还要处理一些文件，八点半前他将在医院等我。我说这个办法其实最聪明，他听了挺满意。晚餐结束之前，我拿起那条短裤准备去擦嘴巴，尽管我心里不太愿意，我的医生的太太一把抓住我的手，一面继续对我讲话，将一条餐巾递了给我。 18）我们一起回到客厅，坐在椅子上，用圆玻璃杯喝上一小口白兰地。我稍稍打量一下左手里的那条运动短裤。显然，对我来说这短裤太大。不，这是不合适的。我一面说一面把它放在桌子上。这时，身穿杏黄色睡袍的小女孩立刻从椅子上跳下来，拿起短裤就套在头上。她在房间里一面拍手一面转圈子。过了一会儿，因为她还不同意去睡觉，我的医生就用一种坚定的口气对她说已经十一点半了，这似乎才勉强使小女孩同意去睡觉。临走之前，她又怪怪地不愿意吻别客人。为了不至于让人感到我一心想等女孩来吻我，我就用随便的神气问他们小女孩叫什么名字。劳拉，我的医生千巴巴地回答道，他显然已经开始失去耐心。他一把抓住小淘气的胳膊，将她抱起，机械地将她的脸贴近我的脸颊，然后从我的双臂中将孩子抱了出去。 19）当我回到医院时，所有的灯都已熄灭。大厅里一片昏暗，在带玻璃窗的门房里，亮着灯，几个护士一面织毛线，一面轻声说话。桌子上放着一个暖水壶和一盒饼干。我轻轻地走过门房，走进中心走廊。走廊的拐角处点着蓝色的长明灯。我轻轻打开我的房门，在黑暗中开始脱衣服。 20）第二天早晨，我穿上浅黄色的衬衣和麻布裤子；拿起网球拍，早早地走去与我的医生碰头。走廊里十分明亮，玻璃窗闪闪发光。我穿过四处通明的大厅，里面一群护士正聚在一起讲话。在走廊的尽头，我看见了我的医生。他身边有一位穿着睡衣的病人。他戴一顶运动帽，身穿运动短裤，双手背在背后，正在踱方步。他和我握手，一面严肃地点点头。他说他的心情很糟，因为医院的行政当局把他的办公室锁掉了（每个星期天都是这样，他边说边用网球拍在门上敲了一下）。 21）在中央走廊里，当我们俩肩并肩地向门口走去时，一位先生走近我的医生。这个人满脸愁容，手里拿着帽子，他提了一些问题，我的医生简短地作了回答，一面审视手中的网球拍。因为那个人还要坚持问下去，为了打发此人，我的医生抬起头，用生硬的口吻对他说今天是星期天，而星期天他是不工作的。然后，他又变得和气起来，我们继续前进。他转身问我是否吃过了早点。 22）咖啡馆里，星期天的早晨照例很热闹，但也有一种社会性的慵懒、沮丧和静悄悄的气氛。太阳已经照进了半个店堂。在角落的阴影中，有个男人正在看报，一面无休止地将匙在咖啡里搅动。我的医生把运动帽摘下来放在柜台上，他俯身向前，因为没有语言的障碍，所以他用一种随便的态度对侍者说出他要的东西。在等侯早餐上来的时候，他离开座位，开始做打网球前的热身运动。他穿着衬衣和白色运动短裤，这一身运动装使他显得神采奕奕，他从容不迫地动胳膊动腿。小伙子把咖啡端到我们面前。我的医生将手肘靠在柜台上，迅速地将眼睛转了一圈，他继续做热身运动。最后他选中了一小块带果酱的羊角面包。他将头向后仰，像鲱鱼一样地一口将面包吞下去。接着他用餐巾擦了擦嘴，并用粘乎的手抓住我的手臂，跟我谈起昨天我们一起度过的夜晚。他轻轻地——仿佛是谈到非常奇怪的事情——对我说，他的太太觉得我为人很随和。 23）我的医生的太太正在网球俱乐部等我们。她穿一条短裙，坐在餐厅前的露天座上，她的脸向后仰起，鼻梁上架一副菱型的太阳镜。她坐在靠边的一张桌子上，头顶上有一把遮阳伞，她的身边是一位金色头发的胖子，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等我们走到他们跟前，我的医生的太太摘下太阳镜向我们笑笑，并向我们介绍说：这是她的哥哥。我说，我很高兴。但金头发胖子坐在位子上毫不动弹，无动于衷的样子。当我的医生弯腰和他接吻时，那胖子流露出不高兴的样子。我们在他们身边坐下，把网球拍放在桌子上。我的医生靠在一把椅子上，将鞋带重新系紧。他的太太说她预订的网球场要11点后才有空。我们一面等待，一面东拉西扯地闲聊，同时也开开玩笑。天气真好，那金头发的胖子不住地沉重地叹气。 24）在交谈过程中——就是在这时候，而不是更早——我的医生的太太解释道，她的女朋友不能赴约，因为她去乡下朋友家了。于是我明白那位金发胖子将是混合双打中我的搭档。 25）预定的打球时间到了，我的医生迈着跨步，高抬双腿，向第三号网球场走去。这时坐在位子上的金发胖子并不动身，对他的妹妹说他不想打球。她流躇出明显的吃惊神态，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他不必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兄妹之间对视着，气氛有点僵。妹妹开始飞快地说，一边做着激烈的手势。而他毫不动摇，坐在那里不动。他听她讲话的时候，态度很平静，一边用牙签剔着一个臼齿。一会儿之后，我的医生踏着小跑的步子又回到我们面前。他扬起头，流露出疑惑的眼光。得和气起来，我们继续前进。他转身问我是否吃过了早点。 26）我的医生的太太显得很过意不去。我的医生心情忧虑地坐下，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他看看自己的双手，比较着左右手。然后他戴上运动帽，将帽子戴正。他叹了口气站起来，用缺乏自信的口气说，该上球场去了。该死。我们开始向网球场走去，三号网球场在树丛中间，离网球俱乐部的中心楼大约有一百米。我们在砂砾上一个跟着一个慢慢地前进，四周的草坪一片翠绿，护理得很好。一位园丁脱帽向我的医生致意，可能他也是他的一位病人。随着我们走近球场，我的医生似乎又恢复了生气勃勃的样子，他与别人握手，隔着围栏与球场上的人打招呼。到球场的最后一段距离，他是大步跨过去的，当他越过网球场那扇小门时，用的是一种轻松的跳步。而他的太太却在他背后，顺着小路文文静静地走着。她对我说，今天他们把女儿送到姥姥家去过一天。 27）那扇门通向三片地面夯实的球场，上面刚刚洒过水。我们沿着一号二号场地走向我的医生，他已经站在三号场地的底线处，侧身准备试发球了。他的太太把手袋放在场地一边，把头发束成髻，用优雅小步，走到他对面的场地上站好位子。她刚站定，我的医生就用尽全力向她发出一个球。我的医生感到十分得意，他像大球星那样把运动短衫的肩部向上拉了拉，偷偷地将目光射向我，想看看我的反应。却看见我坐在绿色的椅子上，两手抱着后脑勺。他大声地喊我过去站住，但我用手指头作了一个不的手势，他就不再坚持，而是俯身向前，咬紧牙关，向长方形场地的另一侧又开了一个同样有力的发球。 28）我让我的医生和他的太太在三号场地上相互争战，自个儿在俱乐部的园子里溜达。我在小路上迈着方步，昕着我脚下的砂砾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我不住地在围栏后面停下来，观看场地上的比赛。这时太阳开始变得烤人。我继续散步，拐向一片小树林子，在树荫底下找到一条长凳。我对面的那片球场四周都是树，三个瘦瘦的小伙子，光着毛茸茸的大腿，正在练习打网球，但那打法很新奇：他们大步奔向网球，在最后站住的时候跨出之字形的快步，然后直着双腿向不同的方向猛烈击出发球。其中有一个小伙子，我始终没有弄清楚他偏爱的击球位置是在场地的左侧还是右侧。他常常沿着围栏走过来捡球，球拍挟在腋下，一路搔着大腿。他每次弯腰捡起一个球，都用手扶住脸上的眼镜以防它掉下来。然后，他一阵子快跑，与他的球友中的一位会合。他将网球在自己的面前高高弹起，用一种拼命的动作，跳起来，兴高采烈地将球击出。他的动作有点像花样滑冰，也有点像法国式的拳击。 29）半小时之后，在餐厅的露天座，我又看见这家伙一个人坐在桌子边，脖子上围着条毛巾，一边休息，一边喝金托尼克水。他的球友显然离开了他。我在邻近的桌子上坐下，眯着眼睛看菜单，一边等侯我的医生。十分钟后，他大汗淋漓地来了。他玩得精疲力尽，但十分开心。他在椅子上横下身体，得意洋洋地对我说，两个六比零。然后他脱掉鞋子和袜子，摊手摊脚地仰身躺下，浑身全部放松，同时也让脚凉快凉快，但他刚躺下，一位侍者就过来叫他接电话。该死。他叹了口气，只好爬起来，他光着脚丫在路上走，一双袜子搭在肩头。走上砂砾路时踮起了脚，最后，低头钻进了小小的电话亭。他几乎立刻就从电话亭里出来，回到楼梯脚下。走过砂砾路时痛得浑身扭曲。最后他拢起双手向我高声喊道，他要去洗个澡。洗澡，他重复道。 30）洗完澡，我的医生穿着麻布裤子和橙红色衬衫回到了露天座，满头湿淋淋的头发紧贴在脑后，露出一条条木梳梳过的痕迹。额头和鼻翼两侧还留有水滴。他一坐下，就用手指头示意侍者过来，然后一面看看菜单一面搔搔鼻子，要了三份皮姆酒。你喜不喜欢皮姆酒，他不安地问我，同时从椅子上站起来，重新招呼那待者。我连忙说，是的，我喜欢。这时，他才用一只手，快速地又有点疲倦地做了一个潇洒的动作，示意侍者走开。接着他叉起双腿向我微笑。我的医生的太太洗完了澡，也来到露天座，差不多同时皮姆酒也上来了。侍者站在我们边上往桌子上放杯子时，她将双腿搁在椅子上，挺起胸脯将头发撩向背后。侍者带着托盘离去，我的医生呷了一小口皮姆酒，周围看了看，说这真是幸福。 31）我喝完皮姆酒，站起身来。我穿过露天座，走进小楼里，来到一个用浅色木材装饰的餐厅，餐厅尽头的暗角里，有一位侍者正在洗杯盘。我四处望望，再向那位侍者问清了洗手间是在地下室里，就顺着下了楼梯。底下有一个灯光照明的幽暗过厅，有好几个门，这里是几间更衣室和一间厕所。 32）站在洗手间的长方形镜子前，我看我的脸，身后有一盏黄色的灯照着，我眼睛的一部份正好处在阴暗处。我看着我的脸被光线分成明暗不同的两半。我盯着自己的脸，并简单地问我自己。我来这里干什么？ 33）回到露天座，我默不作声地站在我的医生的身边，看着远处的网球场。我的医生和他的太太请我坐下，并邀我与他们一起用餐，我回绝了。他们坚持要请我，我对他们说我得回我的旅馆看看我的太太是否有来信。我的回答使他们大惑不解（我的旅馆？我的太太？但我并没有向他们解释的必要，我当即就跟他们告辞（甚至没有向他们对昨晚的邀请再次表示感谢）。 34）我乘坐汽艇时是站着的。手肘靠在船栏杆上，我看看坐在长凳上的乘客。他们正相互打量，偷偷地相互窥视。我偶尔碰到的目光中有一种敌意在扩散，当然这敌意不是针对我的。 35）当我走进旅馆大堂时，我有一种重返故里的感觉。木制的家具擦得发亮，沙发上的天鹅绒光洁无尘。我的脚走在地毯上，发出软软的声音。总台接待员一直守在他的办公桌后面，鼻梁上稳稳地架着那副玳瑁眼镜。我走向柜台，问他有没有寄给我的邮件。没有。他的声音是那样奇怪，令人感到不舒服。仿佛现在才知道我始终没有离开威尼斯，他在责怪我为什么换了旅馆。 36）我在附近的马路上晃荡。马路上杳无人迹。商店都已关门，金属的防盗门遮住了橱窗。我找到了一家酒吧，在那里吃了一个加番茄和金枪鱼的三明治软面包。 37）回到医院时，我发现我的房间里有人睡在我旁边的一张床上，不禁大吃一惊。我立刻到接待处去了解情况。值班的护士听不太懂法语。我还是向她解释道我的房间里出现了另一位病人。然后我用商量的口气要求院方将这个病人另行安置，或者替我换房间，如果这样做更方便的话，我完全可以搬动地方。护土打开登记手册，查阅了一番。她请我稍等片刻，然后去叫来了护士长。我与这位护士长始终没有相处好。她几乎是立刻回绝了我，而且口气很生硬——她因为受到打扰而不太开心——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还是不再坚持为好。 38）我决定回巴黎去。 39）在马可·波罗机场，我结识了一位苏联人。在圆形的候机大厅里，他坐在我边上，弯着腰，正在等候从罗马转往列宁格勒的飞机。他大约五十岁，长得很壮实，留一撮浓密的金黄色的小胡子，修剪成斜边的形状。他是一位水电工程师，经常到国外旅行。他与我一样通晓好几种语言，但语种不一样（俄语，罗马尼亚语），我不懂——他对我说意大利语——他来威尼斯究竟干什么。我们在这个机场里都要消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肩并肩地在大厅边上一起闲逛，然后来到小酒吧里一起喝啤酒。我们站在啤酒杯前，开始谈论现代历史和政治。中间沉默的一段时间里，他会用怀疑的神态掂量他自己的那只公文手提箱。在一段二十世纪意大利历史（格拉姆西、墨索里尼）的简单环顾之后，我们又要了一杯啤酒。后来，我们又谈到他的国家的历史，因为禁忌的关系，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微妙的话题，我们谈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我还特别提到了斯大林。他沉思地呷了一小口啤酒，有一种大难临头的表情，显然他想换一个话题，他用手指将玻璃窗外的飞机跑道指给我看。广播里宣布我们乘坐的飞机即将起飞。在我们各自走向登机口之前，我们热烈地握手道别。 40）上了飞机，我坐在中间走道的座位上，尽可能地远离飞机舷窗。飞机一起飞，我就开始注意机舱里的各种声音与气味。每次有人在机舱里走动，我都要看看他是否在抽烟。为了给自己壮胆，我一直看着那些空中小姐，她们没有流露出丝毫不安的表情。不，她们面带微笑在飞机上走来走去，仿佛这是一列火车。飞机一开始下降，我的鼻窦又开始剧痛起来，我痛苦地皱起额头。飞机下降的过程中，我瘫坐在座位上，使劲地抓住我邻座的手，这是一位高雅的意大利女人，她尴尬地向我微笑。 41）在奥尔利机场，我随着人流走向检查护照的出口处。我把自己的护照交给边境警察，这是一位女警察，她看了我的护照之后，随口向我提了个问题。问我在法国的地址？还是问我去哪里？因为我没有留意去听（我的眼睛看的是她挂在腰间的手枪）。我随便地回答了一句没有什么约束的话。她马上抬起头来，露出怀疑的目光。你在嘲笑我吗？她说。没有的事，我答道。她干巴巴地将护照交还给我。走吧，她说，别忘了你是在外国。 42）我在机场的走廊里磨磨蹭蹭，又在候机厅里坐下，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43）我从公用电话亭里给爱德蒙松打电话。她来接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很远，缺乏热情。她用一种中性的语气跟我说话，告诉我她周末做的事情。我问她我能否回家。可以，只要你愿意，可以回家。挂电话之前，她告诉我她会把房间钥匙留在踏脚垫底下，因为她还要外出。 44）我不在巴黎的那段时间，我的信件倒有一大堆。我从办公桌上堆得乱七八糟的信封中间认出有一封是t的来信。我在走进浴室之前，在走廊里拆开了这封信。他信中说他多少次给我打电话，但我都不在。他要我一回来马上给他挂电话。我脱掉衬衫，开始放洗澡水。 45）第二天，我没有出门。 46）我每天下午都泡在浴室里，我这样做并没有炫耀自己的想法。不，我有时会走到厨房去找啤酒喝，或者我会在房间里转一圈，看看窗外的景色。但我只有呆在浴室里才感到最舒服。开始，我坐在椅子里看书，后来我干脆躺在浴缸里——因为我很想躺着看书。 47）爱德蒙松下班后回来看我，她把白天发生的事告诉我。她谈论在她画廊里展览的那些画。她头上的伤口已经结疤。青色的血肿，我觉得反而增加了她的魅力，但我毕竟不好意思将这一点说给她听。 48）我整个下午都躺在浴缸里，我安静地沉思，双目紧闭。有一种不必说出来的想法，它会产生一种恰到好处的感觉。有时候，爱德蒙松会突然走进浴室，使我在浴缸里吓得跳起来（这会使她很开心）。有一天，她突然闯进浴室，我还没有来得及坐起来，她就转身交给我两封信，其中一封寄自奥地利大使馆。 49）出于某种期待的心情，我开始问自己，我是否应该去参加奥地利使馆的招待会？我坐在浴缸边上，向爱德蒙松解释道，到了二十七岁，很快二十九岁，整天封闭在一个浴缸里生活大概是不太健康的。我低下眼睛，抚摸着浴缸的搪瓷说：我得冒一种风险，一种破坏我平静的抽象生活的风险，目的是。我没有把话说完。 50）第二天，我走出了浴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