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之死》 前言 是马里奥·普佐在1978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美国的金三角——纽约、好莱坞及拉斯维加斯为背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暴露美国社会生活阴暗龌龊的画面，发人深省。 小说描写了美国这个金元帝国追逐金钱的众生相。拉斯维加斯的桑那都酒店总裁郭鲁尼伏特以及科里手上握有“一支铅笔”，他们凭着这支铅笔，可以免费招待客人住宿，免费提供食物和饮料，甚至可以免费提供给客人来维加斯的机票和应召女郎。他们的慷慨大方，其目的只是留住赌客，让他们几十万、几百万地把钱输在赌场！其实，这种商业运作已经渗入到美国社会的每个汗毛孔中。对金钱以及由它派生出来的权力、名誉、地位的崇拜与追求，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赌棍的克丽斯汀，为了还债和讨取新的赌资，主动要求暗中卖淫；联邦预备役局的职员弗兰克和墨林暗中受贿，帮助青年人逃避现役；这种受贿作弊的勾当，连议员都在于，服装业巨头埃里·汉姆希就情愿重贿小职员墨林而不愿找大人物帮忙，以免受到更厉害的敲诈；作家奥萨诺为了保名保利，一直以正在创作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为幌子，招摇撞骗；电影制片商杰夫·瓦更等人为了谋利肆意删改剧本；影星克林诺为了讨好女影评家不惜以男色勾引；二流女演员詹娜丽为了获得一个角色而准备献身；经纪人多兰为了攫取电影拍摄投资而在无耻地利用女友的色相，充当了皮条客……上至大亨、下至小人物，各色人等，都在追腐逐臭，蝇营狗苟，非法地不择手段地谋利。郭鲁尼伏特说，“一个人必须在黑暗中才能富起来”，倒是一语道破了他们疯狂追逐金钱的本相。 在这样一个追逐金钱的社会里，一切都颠倒了，人性混灭，人们疯狂地纵欲，纸醉金迷，生活糜烂。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认为钱能通神，一切可以用钱买到。郭鲁尼伏特告诫科里说，不要欺骗妓女，和妓女上床后，要付钱给她，这样你就不欠她什么了。郭鲁尼伏特深信这一点，以致在和女石油大王淫乱之后，神差鬼使地付了她100美元，结果被无情嘲弄了一番。他这样做，只是下意识的习惯使然。金钱难道真的那么灵验吗？事实上，他们都已成了金钱的奴隶，被金钱异化了。作家奥萨诺一生结了七次婚，离了七次，最终他是不敢再结了，因为他再也付不起离婚扶养费；电影制片厂的大老板缪斯·瓦特伯一心为赚钱，而抑制了其他欲望，老婆与人勾搭，他也毫不在意，成了一架赚钱的机器；假赌客戴安妮为了保住在赌场的饭碗，身不由己，痛苦地任由歹徒凌辱；而害怕艰苦生活、贪图安逸和钱财的贝斯坎夫妇为了保持儿子的童音来赚钱，不惜策划阉割亲子罗里…… 在这样的金钱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郭鲁尼伏特每日都要亲巡赌场，生怕离开赌场，会大权旁落。赌场里经理，庄家等雇员随时随地伺机作弊，捞取外快。郭鲁尼伏特自己暗中大捞油水，同时又严密监视手下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偷窃作弊行为，严惩不贷。金库经理跟随郭鲁尼伏特多年，暗中窃取大量美元，东窗事发，从此失踪，遭到无情的毁灭。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郭鲁尼伏特老迈多病，被黑手党徒庄尼·桑塔迪奥密切关注，随时准备换马。这里，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都被扯去，剩下只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科里为了搭救墨林，和服装大亨埃里·汉姆希做了一桩直截了当的交易；然而在去日本偷运日元时，好朋友科里邀请墨林同行，目的只是为了把偷运的日元记在墨林名下，一旦出事，就拿他顶缸！ 怎一个钱字了得！但钱真能解决一切问题吗？这样的社会，这“迷人的霓虹灯下的精神压抑”（《克里夫兰箴言报》语），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厄运。佐顿在维加斯狂赌，赢了44万美元之后，感到生活中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优雅自如地把枪口对准了自己颈部的喉管，抠动了扳机——就在这永恒的一刹那，他感到了从恐惧中得到解脱的恬适”。书中的正面人物阿迪，“当他最后一次心脏病发作时，临死前一刻，他妻子试图对他实施嘴对嘴的复苏疗法，他却不安地躲开她。他生命中的这一最后举动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因为他已经意识到生活的压力太大，他的美德太难保持？” 在这样的社会，小人物为改善自己的命运，不遗余力地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科里一直在不择手段地向上爬，渴望着有朝一日取代郭鲁尼伏特，并为此走上了背叛的道路．但是“他在倒算牌架上的牌时出了差错”。郭鲁尼伏特称他是“又一个被百分比碾得粉身碎骨的赌徒”。郭鲁尼伏特笃信百分比，他说人“必须有赖于百分比生存。人不能指望运气，运气是靠不住的魔法。”百分比是什么呢？百分比既是强大的有形势力，又是这个社会的本质。小人物死了，只能是愚人之死。 《纽约时报·书评》一针见血地提出：“在那里，只有强者才能生存，而愚人只有死亡的下场。” 这部小说的谋篇布局很有特色，显示了作者驾驭小说结构的功力。小说展开的时间长达数十年，地跨美国东西部的纽约、维加斯和好莱坞，故事情节和人物有许多又互不相联。作者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把它们交织在一起。在时间上，他的视点是不动的，始终随墨林（我）立足于当前，在展开情节的同时多用回忆或听别人回忆来追叙久远的过去，身处此时而述及彼时，犹如放飞风筝，放得开而收得拢。在空间上，他的视点在来回地动，基本上随墨林（我）的行踪转移而转移，或以墨林关注的对象来聚焦。犹如舞台上的追光，充分展示不同的人物形象。这样，小说的时空容量就大大扩展了，而且情节看似散慢，但有机组成，主题凝炼而实不散。 小说交替使用第一、第三人称叙述，以墨林（我）串联场景，似红线串珠。这样，作者既能跳出三界，客观冷眼观察，增强理性描写的力度，又能以“我”直接进入故事情节，抒发亲身感受，从而增加故事的可信度。 第一章 “听我说，我将给你们讲一个人生活中的真实故事。我会给大家讲他爱女色的真实故事，他从不憎恨女人。也许你会觉得我的故事离题了，听我说下去，我是一名真正的魔法大师。 “你能否相信一个男人真心实意地爱着一个女人的时候却又经常背叛她呢？不是在肉体方面出卖她，而是在他的思想上出卖她，在‘灵魂中的诗的境界中’出卖她。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许多男人一直都在这么干。 “你是否想知道女人是如何爱你，使你得到满足，为的是处心积虑地毒害你的身体和思想，最终是为了把你搞垮？爱你爱得发狂却又选择不再爱你，与此同时，又使你得到极度的快感，把你弄得神魂颠倒。不可能？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但是别走开，这可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我会让你体会一下一个孩子的令人痛苦的天真无邪；一个青春少男的狂热的情欲；一个怀春少女的忧伤。然后（这又是难点所在）给你们看看男女之间是如何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在进行灵与肉的交流。 “当然，还会有真正的爱情。别走开！真情是存在的，或者我可以设法让它存在。我这名魔法大师可不是等闲之辈。所花的代价值得吗？性的贞节又如何看待？行得通吗？性欲是爱情吗？把邓念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做法有人性吗？如果它行不通，你再继续试验还能得到奖励吗？它是否具有双向性？当然没有啦，那是显而易见的。然而……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滑稽戏，其中爱情随着飞逝的岁月而变迁是最可笑的。一名真正的魔法大师可以使得他的观众同时又哭又笑。死亡是另一码事，我永远不会拿死亡当儿戏，因为我没有能力这样做。 “我一直提防着死神，它骗不了我，我一眼就可以认出它来。死神总是以乡村南瓜的伪装出现。它是一个突然狂长的肿瘤，是一个毛茸茸的黑痣却在骨头里生了根。死神还隐藏在低烧引起的美丽的红晕后面。狞笑的骷髅突然出现在受害者面前，使他防不胜防，要了他的命。但死神却对我无可奈何，因为我时时刻刻警惕着，等待着它的出现。 “和死亡旗鼓相当的东西就是爱情了。爱情是令人讨厌的孩子气的勾当，虽说男人对爱情的信任超过死亡，女人则是另一回事了。她们对爱情有自己的强有力的秘密武器：她们对待爱情从来就不会太认真。 “再一次请别走开，再一次说明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把爱情忘了吧。我将为你们展示人们是如何滥用权力的。首先告诉你们一个可怜的作家是如何为生存而奋斗的故事，他曾是个敏感、有才能甚至有天赋的人。我将给你们说一说这个作家为了自己的艺术曾经把一切世俗抛到九霄云外，告诉你们他为何如此献身艺术。我还将告诉你们他如何变成一头狡猾的野兽，尽情地享受人生。啊！当这名真正的艺术家蜕变成一个骗子的时候，他所感到的是无比的欢乐，他的真面目终于大白天下，无须再为他的名誉而躲躲闪闪了。这个狗娘养的是个骗子，同案犯。他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打着艺术家的旗号躲在阴暗角落里的骗子了，而是一个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社会的敌人，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人们可以松一口气了。然后我再给大家说说他又如何洗心革面，变成了一个诚实的人，因为当骗子总是令人心惊肉跳的。 “这也许有助于你们认识社会，原谅朋友。一旦达到以上目的，除了真正缺钱花的人，没有人会再沦为骗子。 “然后我叙述一下文学史上一些有着最辉煌成就的故事，我们时代文化巨匠的私生活的秘闻。我会特别提到一个疯狂的狗杂种，谈谈可怜的、充满勾心斗角的天才世界、骗人的世界以及典雅的文学世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一个淫字。一些复杂的想法不至于使你们迷失方向，但会使你们觉得有趣。最后在好莱坞的大结局中，主人公如愿以偿：金钱、名誉和美女……请别走开——以及这些是如何化成灰烬的。 “还不过瘾？这些故事你们以前都听过？但是你们别忘了我是个魔法大师，我可以把这些人描绘得栩栩如生，为你们展示他们的真实的思想和感情。你们会为他们所有的人哭泣的，我肯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许你们只会笑，不管怎样，你们都会觉得很有趣，同时你们也会学到一些没有多少帮助的生活知识。 “啊！我知道你们又在想些什么了：那个狡猾的狗杂种正企图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但是等等，这不过是一篇神话故事，看了又有何妨？即使我认真对待它，而你们却大可不必。把它当做消遣来阅读吧！ “我只是想给你们讲个故事，没有别的虚荣心。我不敢奢望成功、金钱或荣誉，这对于我来说并不难做到。但大多数男人有那种奢望，而大多数女人却并不真正有。这对于我来说再好不过了，我不需要爱。当我年轻的时候，一些女人说她们爱我是因为我的眼睫毛很长，我接受了她们的说法，后来她们爱我是因为我的智慧，以后又因为我的权力和金钱而爱我，再往后是为了我的天才而爱我。这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有这些爱我都可以对付，唯一让我害怕的女人是只爱我一个人的那位。我为她做好了安排：毒药、匕首、山洞里将埋藏她头颅的黑色的坟墓。不能允许她生存下去，特别是她对性爱忠贞不贰，从来不说谎，一事当前总是首先想到我，处处为我着想。 “这本书有相当大的篇幅是描写爱的，但它又不是一本爱情小说，它是一本描写战争的书，那种男人们的真正朋友之间的古老的战争，男女之间的伟大的新战争。当然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现在它已公诸于众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战士们自以为她们拥有新的东西，其实她们走出来的部队，也就是藏身于山林中的游击队。漂亮的女人总是吸引男人的，在摇篮边，在厨房里，在卧室里，还有就是在她们子女的坟墓旁，那个不必听到祈求宽恕的最佳地方。” “啊！你们以为我对女人有怨恨，其实我从来都不憎恨她们。你们将会看到她们在我的笔下显得比男人更善良。事实上只有女人才能使我不高兴，她们从坐在摇篮边就开始使我不幸福了。也许大多数男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我给大家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自己心知肚明，它似乎显得不可抵挡。你千万得当心，我是个很有心计的说书人，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艺术家。我还留有一手，足以让你们大吃一惊。” “到此为止吧，我还要继续工作，做到有始有终吧。” 第二章 佐顿·何里是在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里，在自己毫不觉察的情况下背叛了他的三个朋友的。 那天，他在桑那都大酒店巨大的赌场里掷骰子的赌档中穿行。他还没有拿定主意下一步该赌什么，特别是在午饭后不久，他就成了一万美元的大赢家，所以对闪闪发光的红色骰子在绿色的台面上一掠而过的游戏已经感到厌倦了。 他从赌档中走了出来，厚厚的紫色的地毯随着他的步履一步一陷。他朝着发出嘶嘶作响的轮盘赌档走去，轮盘桌的上面有红的、黑的和表示惩罚的零及双零的绿色格子。他漫不经心地赌了几个回合，全输掉了，于是又转到赌21点的纸牌档。他在并列的纸牌档中徘徊，就像一只猎物在铁夹子中挣扎。蓝色背面的扑克牌在两旁的赌档里闪着，他小心翼翼地从赌桌之间走到通往拉斯维加斯街道的大玻璃门旁边。从这里往外面望，可以看见由好些豪华酒店点缀着的狭长的街道，那12家著名的大酒店在内华达炽热的夕阳和百万瓦霓虹灯饰广告中闪闪发光，以至于它们似乎熔化成了可望也可及的金碧辉煌而又模糊一片的海市蜃楼。佐顿·何里赢了钱，却困在了装置着冷气设备的赌场里面——只有傻瓜这时候才会离开这里到其他的赌场去——谁知道到了那些赌场后他的运气将又会怎么样？在这里，他是赢家，很快还会见到他的朋友，而且可以避开滚烫的黄色沙漠。 佐顿·何里离开了玻璃门，走到离门最近的21点赌档的前面坐下，手里转动着发出响声的黑色的空心的百元筹码。他仔细地看了一会儿从长长的椭圆形木桌上拿起牌来玩弄的庄家，然后就左右开弓，同时在两个小圈上投下大赌注。他的运气很好，一直赌到桌上的几副牌都用完了为止，全是庄家输！轮到佐顿洗牌的时候，他就站起来，走到别的档口去了。此时的佐顿，口袋里塞满了赢来的筹码。他身上的那件维加斯赢家外套，特别制有带拉链的巨大的口袋，口袋深得连高明的扒手也无技可施，所以那些赢来的筹码很安全，再装多少进去也没问题，不过据说这种外套的口袋还从来没有人真正地装满过。 无数巨型的吊灯把赌场照耀得如同白昼，连深紫色的地毯都反射出朦胧的霓虹似的光泽。佐顿避开光亮，走到天花板低垂着的带有小型舞台的阴暗的酒吧去，坐在了一张小桌旁，从这里他可以像欣赏舞台演出那样欣赏着赌场里的那些光怪陆离的现象。 他睡眼惺忪地看着下午的赌徒们在那里好像踏着千变万化的舞步在各个赌档之间移动着；轮盘赌的转盘上，或红或黑的数字发出光芒与赌档的摆设交相辉映，仿佛一道彩虹划破蓝天；背面蓝白色的纸牌在赌桌的绿色的绒面上飞快地滑行；红底白点的方骰子在鲸鱼形的桌面上像条飞鱼一般令人眼花纷乱地滑翔；在较远处那成排的21点赌档的后面，下班的庄家正高举着双手洗牌，为的是让人们看清楚他们的手中没有藏筹码…… 赌场这个大舞台开始涌现越来越多的“演员”：那些在露天泳池里享受够了日光浴的人，那些打完网球和高尔夫球的人，那些睡醒了午觉或者受用过有偿造爱走出了桑那都的上千个房间的人，都陆陆续续地汇集到这里来了。佐顿看见另一个身穿维加斯赢家外套的人远远走来，他就是小伙子墨林。 墨林经过大转盘时，犹豫了一下，他明知道这种游戏的百分之五的抽水额就像是利剑在砍顾客，所以极少去玩它，但每次经过的时候，总是免不了受到诱惑，这正是他的弱点。佐顿举起深红色条纹的衣袖挥了挥，墨林马上就像逃避火灾吞噬一样大步流星地离开了转盘，穿越灯光灿烂的赌场舞台，走到佐顿身旁坐了下来。佐顿看到他那有拉链的口袋是瘪的，手里也没有筹码。 他们默默无言地坐着，彼此都很轻松愉快。墨林穿着这件红蓝外套，看起来就像是个魁梧的运动员，他起码比佐顿年轻十岁，漆黑的头发又浓又密，也比佐顿更兴奋更热切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那场碰撞运气的搏杀——夜间豪赌。 他们看见科里·克鲁斯和戴安妮也从赌场末端的纸牌档穿过那些很有气派的灰色栏杆向他们走来了。科里和他们一样穿着维加斯赢家外套，戴安妮则穿着胸口开得很低的白色夏袍，露出了一大截涂着珍珠白的双乳。墨林向他们挥挥手，他们便从赌场的档口中一直走了过来。他们坐下来后，对他们想喝什么早就心中有数的佐顿为他们点了饮料。 科里发现佐顿的口袋胀鼓鼓的，便嚷道：“嗨！不等我们来你就自己一个人先去发财啦？” 佐顿笑了笑，说：“是发了点小财。”当他付饮料费和拿出一个五美元的红色筹码作为小费递给女招待员时，他们三个人都惊讶地瞪着他，他感觉到了这些目光，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大惊小怪。佐顿来维加斯已经三周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体重足足轻了20磅，亚麻色的头发越来越长，白发也日益增多，相貌虽然还挺英俊，但也憔悴了不少，肤色更是变得发灰，整个人都已经非常干瘦。对这一系列的变化，三个朋友都十分担心，他本人却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任何不舒服的迹象。现在看着三个人的表情，他觉得很好玩——这三个才认识了三周的朋友是他目前在世界上最要好的人。 在三个朋友中，佐顿最喜欢小伙子墨林，墨林也为自己能成为引人注目的赌客而自豪，他在赌博时一般都做到无论是输还是赢均能喜怒不形于色，只有在一连串的大输特输时，才会露出茫然不知所措的吃惊神态，每当看到他的这种神态，佐顿都觉得十分有趣。 小伙子墨林的话从来不多，他喜欢观察每一个人，佐顿知道他还把做过的每一件事都记录下来，他很想知道墨林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很得意自己耍了那么一点点花招就把小伙子给蒙住了——这小伙子正踏破铁鞋在努力寻找复杂的题材，却偏偏没有看到身边的他恰恰就是自己所要寻找的目标，就是最好的描写对象！佐顿很乐意和这三个朋友在一起，他们使他摆脱寂寞，他给墨林取“小伙子”这个绰号倒不是因为他年轻，而是由于这家伙在赌博中比谁都迫切，比谁都投入。 科里是几个男人中年龄最轻的一个，才29岁，但出人意料他却似乎成了他们的头头。他们四人在拉斯维加斯这个赌场才认识了三个星期，相互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是不可救药的赌棍！按照赌场输赢率的常规，他们能够连续三个星期豪赌应该算是奇迹了，一般人在最初几天就会输得一干二净，甚至被埋葬在纳瓦德大沙漠里。 佐顿知道神机妙算的科里·克鲁斯和假赌客戴安妮都对他感到好奇，他对此全不在乎，而对他们他则几乎一点猎奇的心理都没有，他只是觉得小伙子似乎太年轻大聪明了，不应该成为一个自甘堕落的赌徒，即便有这种思想，佐顿也没有什么兴趣去管他，更别说去刨根问底了。 科里这个人没有或者说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地方，他是个典型的技艺高超的赌徒，居然有本事在四副牌一组的21点赌博中算出牌来，在百分比的赌博中他更是个顶尖级的高手，可以说他已经是个职业赌徒了。墨林最不适合赌博，太认真和太情绪化，佐顿则是个头脑冷静，善于抽象思维的赌徒，但他对自己却不抱任何幻想。在目前，他和他俩都属于同一个档次，都是赌场里的亡命之徒——全是些即使逢赌必输，依然为了赌而赌的疯子！在佐顿看来，就像战场上的烈士非死不可一样，赌徒也必定以输而告终，他们几个最终也都会把赌本输个精光。也许除了科里，他们都得离开赌场。科里是个既当拉皮条又当招待员的角色，总是在设法欺骗赌场来占便宜，有时他和21点赌档的庄家合伙来和赌场作对，这可是个弄不好就粉身碎骨的危险游戏。 那个假赌客戴安妮则是个天天赌博的赌博局外人——赌场专门雇来的假赌客。作为假赌客，她领赌场的工资，用赌场交给她的钱来做赌注，因此输赢都与她无关，赌博的运气左右不了她。赌场雇佣她是由于赌客们一般都不敢到一张空闲的赌桌上去冒险，所以每当纸牌赌档的赌客稀少时，她就以赌客的身份上场，其作用就像一张诱捕苍蝇的糖纸。为了引诱赌客，她还必须按照要求穿着富于挑逗性的服装。她常把那头长长的黑发当做鞭子来使用，一张多情的巧嘴配上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有着修长双腿的身材，的确非常迷人，乳房虽然略小了一点点，但衬在她身上还是挺合适的。纸牌赌档的老板把她家的电话号码给了那些大赌客，有时老板或中间人还会在她的耳边悄悄告诉她某位赌客要她到他的房间去。她有拒绝的权利，但她也必须谨慎地使用，否则后果可想而知。当她同意后，顾客并不直接付现款给她，老板的规矩是只给她一个特别的50或100美元的筹码，让她在事后去赌场的筹码柜台兑现金。她恨极了这一羞辱人的规矩，宁可花五美元请其他假赌客去为她兑现金。科里听说这件事后，就做了她的朋友。他喜欢和这种类型的女人交往，彼此可以互相帮助。纸牌赌档现在正轮到她休息，所以她到这里和他们在一起。她这样做是因为她觉得在整个赌场里，他们是唯一真正关心她的三个人。 佐顿给酒吧的女招待打了个手势，再要了些酒水。他满身心地轻松自如，觉得天色尚早就是幸运。他还有种超脱感，仿佛有位神仙发现了他是个好人，因而钟爱他，奖励他，要对他离开了多年习惯的圈子和所做出的牺牲给予一种特殊的补偿，所以和科里、墨林他们在一起时，他有一种他乡遇知己的幸运感。他们常常在一起吃早餐，也常常在一起喝点酒来打发黄昏，然后再一起去通宵达旦地豪赌。有时他们还在一起吃夜宵，庆祝赢了钱，赢家还为大家支付赌基诺下注的筹码钱。在过去的三周里，他们成了知己，虽然他们之间除了赌博以外其实绝对没有任何共同点，而且一旦赌瘾过去了之后，他们之间的友谊也就不可能再保持下去，不过现在他们的赌兴正浓，一种奇异的情感把他们缚在了一块。有一天，小伙子墨林赢了钱，带他们两人到酒店的服装部，给每人买了件红蓝相间的维加斯赢家外套。当天，他们三个人都赢了钱，从此以后，他们就天天都迷信地穿着这种赢家外套了。 佐顿在同一天晚上认识墨林和第一次遇到戴安妮，这也是戴安妮最受屈辱的那个夜晚。第二天，当她休息的时候，佐顿请她喝咖啡，聊了一会儿，可是佐顿根本没有听明白她那些话的意思，她则由于他对她缺乏兴趣而感到失望，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没能得到更深一层的发展，后来佐顿独自在豪华的房间里辗转难眠时，不禁为此而追悔莫及。 他夜夜失眠，入睡只能靠安眠药，但是服了药后的梦魇更令他心惊胆颤。 爵士乐队即将演奏，大厅里挤满了人。佐顿知道当他给了女招待员一个五美元的红色筹码时，科里他们认为他出手太阔绰，实在是过分大方了，但在他而言，这仅仅是不想为了一个不知值多少面值的筹码去费心思，就随便掏了一个递过去而已，他暗暗高兴自己的身价因此就能够得以提高。以前，他待人接物总是细心公平的，从来没有过鲁莽的大方。有段时间他衡量了一下自己所处环境中的人和事物，发现个个都在为挣得各人期待的酬劳而拼命奋斗着，但最终的结局却往往会因人而异，现在看来，自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所信奉的生活哲学简直荒唐可笑。 乐队在舞台的暗影中匆匆登场了，过了一会儿，他们那震耳欲聋的演奏就将使人们再也无法交谈，所以每次这轰鸣的乐声也就成了他们三人开始狂赌的信号。“我今晚的手气不错，我的右手已经赢了13次！”科里自豪地夸耀。 佐顿微微一笑，他对科里的热情总是礼貌地做出反应。佐顿知道科里在纸牌赌档那里赢得的绰号是“神算子科里”，他喜欢科里是因为这个人总是口若悬河，而且往往不需要别人的回应。他这样的角色在他们当中是必不可少的，特别佐顿和墨林都是说话不多的人，至于假赌客戴安妮，整天脸带笑容，也不善言谈。 科里身材矮小，面色黝黑，脸部的棱角分明，充满自信。现在他向他们三人“宣布”：“我准备在掷骰子档赌足一小时。除了七号以外，掷他100个号码，你们可以在旁边观察我有没有实践自己的承诺！” 爵士乐队开始演奏了，仿佛在支持科里的豪言壮语似的。 科里喜欢掷双骰的赌博，虽然他的强项是赌他能算得出牌的21点；佐顿喜欢赌纸牌，因为这种游戏不需要任何技巧，也不需要计算什么；而墨林喜欢赌轮盘，那是由于他总觉得飞快旋转的巨盘最富于神秘感，具有魔术般的刺激。但是今晚既然科里宣称他掷双骰会万无一失，大家也就准备一起陪他去赌骰子，助他的运气，作为好朋友，不能扫了他的兴。科里兴奋地扬起右手臂，变戏法一般把手中的13个骰子一下子弄得无影无踪。 戴安妮今晚第一次开口了：“佐顿在纸牌赌档的运气好极了，也许你们应该把赌注押在他的身上。” “看来你的手气不好啊！”墨林调侃佐顿道。 他这样说是因为她对赌友提佐顿的运气是违反赌博规矩的，按照赌场的惯例，如此一来赌友们就可以假借个吉利的名义来向他借钱，他也可能由于被人挑明财运摆上桌面而觉得倒霉，但戴安妮了解佐顿是根本不在乎这一类普通赌客所计较的迷信的，所以敢直言不讳。 科里甩甩头，喊了声：“我的预感来了！”一面装腔作势地挥了挥手，又摇了摇想象中的骰子。 刺耳的爵士乐声淹没了一切，他们再也听不见对方的说话声了，乐声把他们从黑暗中吸引到光亮的神圣舞台——赌场大厅。赌客很多，人来人往的通道上显得非常拥挤。戴安妮的休息时间结束了，她懒洋洋地走回自己的纸牌档口——用赌场的钱来下注，输赢都激不起她的热情，对于她来说，这种起着填补空缺作用的假赌实在无聊透了。 科里在前面带路，他们穿着清一色的红蓝相间的维加斯赢家外套一起走，活像三个滑稽的火枪手。科里充满信心，跃跃欲试，墨林怀着同样的心理紧跟其后，佐顿走在最后面，脚步沉甸甸慢吞吞的，恐怕是因为他刚才赢了很多筹码，所以负担比他俩都重得多吧？ 科里这时候正在设法嗅出一张财气最旺的赌桌，他的判断标准之一就是看看庄家的筹码堆是否很低。终于，他领着他们来到了一个小栅栏旁的开阔地带，然后三人排成一行，以便保证科里能够第一个从那位木头木脑的庄家手里接过骰子。 他们开始下的赌注都很小，直到科里的双手拿到了红色的骰子，他们才把赌注下大了：按美元计算，墨林下了20，佐顿下了200，科里下了50。他掷六号，他们都追加赌注，买下了全部号码。科里捡起骰子，信心百倍地把骰子用力地掷向桌子的最远端，大家的眼睛都紧紧地盯着目标，看到的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一个筹码也没有击中！他们的赌注全部被吃掉了，可谓损失惨重：小伙子输了140美元，科里比他还多输十块，最严重的是佐顿，足足没了1400美元！ 科里非常震惊，一直到离开骰子档时嘴里仍絮絮叨叨地念念有词。接下来他就只能专心一意地去赌21点。玩这种游戏他虽然很在行，可就是在赌的过程中一定要十分谨慎仔细地计算牌架上的每一张牌才能占到庄家的便宜，这可真是一桩苦不堪言的折磨人的劳役，另外，他因为自己能准确无误地记住每一张牌，计算出架子上还剩下的是什么牌，所以往往敢和庄家赌百分之十，并且押上一大堆筹码，但是如果他万一走神，算错了牌，可就会马上输得一塌糊涂，有时甚至在赢了那百分之十后又倒霉地全部输掉，这样就只好重新再计算另一副牌了。现在，他那神奇的右手臂背叛了他，他不得不回到21点赌档上去，而且只能下小注，还必须极其精细地计算着赌，否则在目前的情绪影响下，难免继续输，看来今晚接下去的时间对于科里来说已经成了难熬的光阴。 小伙子墨林也走开了，他也不得不下小赌注，他没有任何技巧来赢钱，完全靠运气。 佐顿一个人在赌场里面徘徊，他喜欢赌场中的嗡嗡声和骰子那清晰可闻的碰撞声，喜欢在人群里的孤独感——在这里即使一个人呆着也不会寂寞，只要你愿意，随便和一个陌生人聊上一个小时也无所谓，反正分手后就再也不会见面。 他在众多的21点赌档之间穿行，两边的纸牌架排成直线。他竖起耳朵想听到那偷换牌时的轻微得近似没有的声响——科里曾把这一欺诈行为告诉他和墨林：一个不老实的庄家想取得他所需要的那张可以赢的牌时，就会干这种偷龙转民的勾当，而且手快得旁人的眼睛绝对看不出来，只能依靠听觉。如果你静下心来全神贯注地听，当他把另一张牌从面牌底下替换上来时，就可以听见极其轻微的一刹那间的磨擦声。 虽然时间只是七点钟，人们已经在排长队等候看晚餐后的演出。赌场里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大动作，既没有大赌客，也没有大赢家，佐顿故意把黑色的筹码捏得咋咋响，然后走到一个几乎是空着的掷骰子的档日前，拿起了闪闪发亮的红骰子。 佐顿把维加斯赢家外套的口袋拉开，掏出一大把黑色筹码，堆在桌子前面的架子上，然后在线上选了一个号码，押下了200美元，再把所有的号码全买下，每个号码都押上500美元。第一个15分钟后，他的手上好像发出了一股电流穿越赌档，桌面上立刻堆满了他赢来的筹码。他把赌注控制在500美元，那些被击中的号码就如同变魔术似地源源不断地从他的手下蹦出来。他从意念上把要命的七号排除在外，不让它出现。很快，他那张桌面上的筹码架子就再也装不下这赢来的黑色筹码，连赢家外套的大口袋也塞得满满的了。骰子在他的手里几乎掷了一个小时，最后他的思想再也无法集中，再也无法排除那该死的七号，骰子才从他的手上传给了下一个赌客。赌档里所有的人都为他欢呼，赌档老板给了他几个金属篮子来装筹码，以便他拎着去筹码兑现处。墨林和科里这时走了过来，佐顿微笑着问他俩：“你们也像我一样赢钱了吗？” 科里摇了摇头，说：“我直到最后十分钟才交好运，赢了一点点钱。” 墨林耸耸肩，笑着说：“我不相信你的运气，所以没有借到你的东风！” 科里和墨林陪佐顿到筹码兑现处去兑换现金。佐顿得知光是金属篮子里的筹码累计已有五万美元时吃了一惊，因为他的口袋里还塞满了筹码呢！ 墨林和科里又惊又喜，科里马上认真地对他说：“佐顿，你现在应该离开赌城了，如果你继续呆在这里，他们会把钱又赢回去的。” 佐顿把话题岔开道：“天色还不算晚嘛！”他觉得两位朋友把这次赢钱当成一件大事实在很好笑，不过他也感到了高度紧张后的极度疲劳，所以说：“我先到房间去睡一会儿，半夜的时候我们再碰头，我请你们吃顿丰盛的夜宵，好不好？” 柜台里的工作人员数完筹码后对佐顿说：“先生，您是要现金呢，还是要支票？或者储存在我们这里，让我们代您保管好？” 墨林建议道：“要张支票吧。” 科里贪心地皱了皱眉头，不过随即注意到佐顿那秘密的内袋还鼓鼓囊囊地塞满了筹码，于是也微笑着说：“支票更安全些。” 在等候签支票时，科里和墨林站在佐顿的两旁，就好像两尊保护神，而佐顿则把目光转向了灯火辉煌的赌档。工作人员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锯齿状的黄颜色支票，把它交给了佐顿。 接过支票后，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急速转身离开了柜台，墨林和科里一人一边地把佐顿护送到他的房问。一路上，三个人外套上面的红蓝色和赌档的灯光交相辉映，好不威风凛凛。 佐顿的房间装饰得十分豪华：厚厚的红地毯，金色的窗帘，巨大的床上铺着银色的被褥，这里面所有的布局和浓烈的色彩都是专门为赌徒设计的。佐顿洗了个热水澡，看了一会儿书，仍然与以往一样无法入睡。赌城那霓虹灯的彩虹透过窗户在墙上熠熠生辉。他把窗帘拉紧，但在他的脑海里依然隐隐约约响着赌场的声浪，就好像遥远的海滩上传来的波涛一样一阵阵冲击着他。他关掉房间里所有的灯，躺在床上，闭上双眼，让自己完全处于催眠的状态，然而他的大脑偏要和他作对，顽固地拒绝休息，还要用这几个星期以来他已经熟悉了的恐惧和焦虑把他紧紧笼罩，似乎在时刻警告他千万别睡着，否则就会死去。他困极了，倦极了，可是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可怕的心理，硬是没办法入睡。 他想到了安眠药，月初曾借助它而睡着过，只可惜那随之而来的噩梦充斥了整个睡眠过程，以至于他醒来后更沮丧更消沉更疲倦，他打消了入睡念头，干脆任其自然。 躺了一会儿，佐顿打开灯，起床穿好衣服，把所有口袋里的钱都掏空，还把赢家外套上的内外口袋的拉链全扯开，让里面那些黑的、绿的、红的等等颜色的筹码都抖了出来，然后将这些东西一块儿堆在丝质的床罩上，只见百元钞票叠成一垛，各色不同价值的筹码组成了奇妙的螺旋形和棋盘形。为了消磨时间，他开始数钱，把筹码分门别类，大概花了一个小时才干完这件事。 他现在才知道自己共有5000美元现钞，8000美元的百元黑筹码，6000美元的25元绿筹码以及将近1000美元的五元红筹码。望着这堆花花绿绿的财产，他莫名惊诧，接着又把桑那都大酒店开的那张锯齿形支票翻出来，仔细地看着上面的红黑色字体和绿色数目——一共是五万美元，支票上面有三个不同的签名，其中一个特别大的最引人注目，字体清晰，一目了然：埃尔弗列德·郭鲁尼伏特。 他始终莫名其妙这是怎么一回事，只记得白天他去兑换过几次现款，却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居然赢了这么多！他一屁股坐到床上，便那些刚才精心堆砌起来的筹码又立刻散乱无章。 他为自己能有足够的钱留在维加斯而感到兴奋，最开心的是再也不必考虑到洛杉矶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去开始新的工作新的职业新的生活和组织新的家庭了，他又重新把钱和筹码数了一遍，加上支票，他总共拥有71000美元，看来可以永远地赌下去。 他关掉了床头灯，使自己躺在黑暗中，躺在金钱中，试图依靠身体摩挲钱财而产生的快感来驱逐恐惧的心理，冀求得以入睡，然而他一闭上眼睛就又听见自己的心脏由于恐慌而跳得越来越快，最后还是不得不再次打开灯，爬下床来。 在大楼顶层的套间里，酒店的大老板埃尔弗列德·郭鲁尼伏特拿起电话，查问筹码库被佐顿赢去了多少钱，当他得知该赌档当天的利润全被佐顿赢去了以后，马上叫总机接线员传呼桑那都的第五号人物。他知道要找到这个人得花几分钟时间，而且恐怕要传呼遍酒店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没把电话挂断。他坐在那里，懒洋洋地从窗口望出去，只见近处那五彩缤纷的巨蟒一样的霓虹灯正在争辉斗艳，而远处黑沉沉野茫茫的沙漠和群山交错环绕。多少年来，在这块风水宝地上，数以千万计的赌客试图跟他的赌场较量，妄想把赌场财库里那千万资产赢进自己的腰包，到头来，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几乎都输得血本无归，有的甚至连性命都输掉了。 他在电话里听见了科里的声音——科里就是他要找的桑那都五号。郭鲁尼伏特自己是一号。 “科里，你的朋友弄得我们输得好惨啊，你能否肯定他没有做手脚？” 科里用很低的声音回答他道：“是啊，郭鲁尼伏特先生，他是我的朋友，他绝对没有耍任何花招。请您放心，他在离开这里前一定会把钱输回给我们的！” “他要什么东西都尽量满足他，别让他跑到别的赌场去把我们的钱白白送给了别人！设法让美女缠住他！” “别担心，我会处理的！”科里说。郭鲁尼伏特听出他的声音有点异样，就在这一刹那间，他对科里开始有所戒备。科里是他安插的间谍，负责监察赌场的运作情况，曾揭露过21点赌档的庄家和手下联合作弊骗取赌场钱财的秘密。就是由于这一杰出成果，郭鲁尼伏特本来打算破格提拔科里，但现在他有些犹豫了。 “你那帮朋友中的另一个人，那个小伙子又是什么人？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究竟在这里要干些什么？怎么会一呆就三个星期？” “他赌得很小，只是别人的零头，但他是个好小伙。别担心，郭鲁尼伏特先生，我知道为您效劳对我意味着什么。” “那好吧！”郭鲁尼伏特说完放下电话，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科里虽然聪明却不知内情。原来赌档老板早就抱怨为什么还让神机妙算的科里留在赌场，旅店的经理也抱怨说把如此紧缺的房间让给没有多少油水的墨林和佐顿长达三个星期地占住，反而把那些来度周末的腰缠万员的新赌客拒之门外，他们都不知道郭鲁尼伏特对这三个人之间的友谊极为关注——友谊的结局将是对科里的最好的考验。 房间里的佐顿正在与是否回到赌场去的冲动作斗争。他靠在沙发上一面抽烟一面在想：现在一切都非常顺利，有了朋友，手气不错，自由自在的，唯一的美中不足是太累了，他需要在某个遥远的地方长时间地好好休息一番。 他一想到科里、戴安妮和墨林三个最要好的朋友就忍不住微笑。他们听说了很多有关他的故事，因为大家在赌场的大厅里一泡就是几个小时，谁都在抓紧赌博的空隙通过闲聊来放松一下，彼此之间又是无所不谈。佐顿虽然不是口若悬河，也不是沉默寡言，尽管他自己从不向他们提任何问题，但对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乐意回答。小伙子墨林总是带着浓厚的兴趣对一些很尖锐的问题追根究底，佐顿也从来不会因而生气。 为了找些事来消遣，他从柜子里把皮箱拿了出来，打算收拾一下。打开箱子，一眼就看见的是一支在老家买的手枪，他对朋友们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支枪。当妻子带着儿女离开家，抛弃他去和另一个男人同居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买了这支枪想把那个男人杀死。这个反应和他的本性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如今他还经常为此感到吃惊。当然，结果是他什么都没干，也不想有谁会受到这支枪的伤害。要把这支枪处理掉的最好办法是把它肢解后一件件地扔掉，遗憾的是他可没有这方面的本事。现在他把枪放在皮箱的一个角落，用几件衣服盖好，重新坐了下来。对于是否离开拉斯维加斯，离开金碧辉煌的赌场，他还拿不定主意。在这里他觉得舒服安全，不在乎输赢的心态是他赢钱的诀窍，更重要的是赌场把他一生的烦恼、痛苦和陷阱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想到自己赢了这么多的钱后，科里为他的安全担心时，不禁感激地笑了。是的，这么多的钱该怎么处理才好呢？最佳方案当然是寄给妻子了。她是个好女人，好母亲，是一个有气质有个性的好女子，即使她不念20年的夫妻感情弃他而去和另一个男人结婚的事实也改变不了她的这些优秀品质。此刻，他们分开已经几个月了，佐顿越发清楚地看到她的决定是正确的，她有权利追求幸福，有权利最大限度地去享受自己的人生。和他在一起生活时，她感到窒息，因为他虽然不是一个坏丈夫，而且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好爸爸，但是他不可饶恕的过错是婚后的20年中不能使她这个做妻子的感到快乐。 三个朋友都知道他的这些故事，在维加斯和他们相处的三个星期就像已经过了好几年，就连在家里都不曾对任何人讲的事他都对他们和盘托出。不论是在套间的客厅里喝酒还是在咖啡馆里吃夜宵，他都对自己的故事畅所欲言。 他知道他们认为他是个冷血动物。墨林问他对子女是否拥有探视权时，他只是耸了耸肩，又问他是否会再见他的妻子和儿女时，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不可能再见面了，他们过得很快乐。” 墨林紧追着再问：“那么你呢？你过得快乐吗？” 佐顿会心地笑了，他笑小伙子墨林逼得他难以招架。 他继续笑着回答他：“是的，我很快乐。”然后就盯着小伙子的眼睛冷静地说：“再也没有别的可打听了，我告诉你的就这么多。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当你年长一些的时候，自然会明白人生就是这么回事。”他从来不生小伙子的气，仅有一次责备他的讲话声音太大，这次也不例外。 墨林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垂下双眼温和地问：“你晚上睡不着觉就是因为这个，对吗？” 佐顿承认道：“是的。” 科里不耐烦地说：“赌城里人人都睡不着觉，吃两片安眠药不就解决了吗？” “吃了安眠药我会做噩梦。”佐顿看着他说。 “不，不！”科里嘻嘻哈哈地说，“我指的是她们。”他朝三个坐在酒吧前的妓女撇了撇嘴，佐顿也忍不住笑了——这是他第一次听说维加斯的暗语，也才明白科里有时中断赌博声称自己要去吃两片安眠药的真正含义了。 如果还要召妓的话就只剩下今晚了，天晓得明天会不会离开维加斯。可惜连这种“安眠药”对治疗佐顿的失眠症也无丝毫效果，在来到维加斯的第一个晚上他就尝试过了。他对这种逢场作戏的事应付自如，但事后并不感到自己的紧张情绪有所放松。有天晚上，科里的一个妓女朋友游说他同时和两个妓女一起上床，还说是看在他是科里的朋友又是个好人的份上，她和她的一个好友才一块儿侍候他，只需多付50美元就可以，他于是答应了。那天晚上，有这么多的乳房贴在他身上，对他来说有种鼓舞和安慰的作用——和婴儿渴望得到母爱抚摸的那种心理一样。 不管怎么说，这些妓女为他尽了力，她们是国家的奶油：握着你的手，付给你感情，陪你吃饭、看演出和赌博。她们的买卖直截了当，你出钱，她服务，既不骗取你的感情也不给予虚情假意，她们只是尽量在肉欲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你，而区区一张100美元的钞票比起这些来又何足挂齿？她们太便宜了，真的是太便宜了。 两个妓女临走之前还为他抹了身子和做了按摩，就像是给躺在医院病床上的重病号做的护理那样。即使在这段短暂的买来的服侍中，他也不能得到放松。她们确实比地道的安眠药要强，不会使他陷入噩梦，因为她们最终都没能做到让他入睡——他已经足足三个星期没有真正睡过好觉了。 佐顿焦虑地从床头抬起身来。他已经记不清是何时离开沙发倒在床上的，也不敢再关灯设法入睡，实在是害怕恐惧会再度袭来，那已不单是精神上的恐惧，同时也发展为整个人的惊恐，是那种即使有精神支柱也无法战胜的全身心的惊恐！他担心这样下去会发生意外，也知道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回到赌场上去。他把五万美元的支票扔进皮箱，准备只用现金和筹码来赌。 佐顿把摊在床上的东西统统塞进赢家外套的口袋后，就走出房间，下到赌场。凌晨正是赌棍们在各种赌档豪赌的黄金时间，他们或者是做完了一天的生意，在豪华餐厅酒足饭饱，带着妻子看完了演出，打发她上床或给她塞一把筹码让她自己去碰运气后，或者是出席了必要的社交活动甚至发泄完性欲之后，总之是都有了自由身，可以来和运气搏斗一番。他们站在掷骰子赌档的前排，赌档老板已为他们准备好了空白的表格，以便他们在输光了口袋里的筹码后马上签名再要1000、2000、3000……美元的筹码来继续赌下去。在天亮前的数小时内，有些男人会把全部财产都签光了还永远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佐顿的目光掠过他们，投向赌场最远的一端。 在赌场大厅的那边尽头处有个纸牌赌档，是用深灰色栏杆围起来的一个很高雅的长椭圆形的地方，入口处有个全副武装的卫兵站岗，那是因为该赔档是整个赌场中独一无二可以用现金而不是用筹码交易的，而且在铺着绿绒的桌子两边，分别设有一张高高的椅子，上面各坐着一名云梯警卫，专门在那里监视庄家收取偿付赌注时的一举一动。现在，云梯上的警卫正虎视眈眈地俯瞰着三位庄家和赌档老板的言谈举止，不过，他们那高度警惕造成的紧张气氛还是被围栏内的赌场雇员们的晚礼服稍微冲淡了一点点。佐顿开始朝这个赌档走过去，直走到能清晰地看见穿着正规晚礼服的庄家的五官为止。四名打着黑领带的“天使”——侍应生在那里为赢家唱赞歌，为输家唱挽歌。这些英俊男子的动作极为敏捷，带有美洲大陆人的魅力，为他们负责的赌档增辉不少。当佐顿走到深灰色的入口处时，科里和墨林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 科里轻轻地对他说：“他们只剩下15分钟就收档了，别进去了吧！”纸牌档总是在凌晨三点钟打烊的。 这时一个戴黑领带的天使冲着佐顿喊道：“我在准备最后一组牌了，J．A先生赌庄家牌架！”佐顿笑着点点头，他看见所有的牌倾泻在桌面上，蓝色的背朝上重重叠叠地堆在那里，接着又被集中起来准备洗牌，那些苍白的正面不时地露出来。 佐顿问：“我带两个朋友进来，可以吗？我给他俩出赌注，按每张椅子的定额赌。”这就意味着定额是2000美元的话，佐顿每次就得出6000美元了。 “你疯了吗？你可能因此而下地狱的！”科里阻止他说。 “坐好吧，如果你的椅子疯了，我将给你百分之十的酬劳，行不行？”佐顿安慰他道。 “不行！” 科里说完就坚决地走到纸牌档的栏杆旁，靠在那里看他们赌。 佐顿回过头来问墨林：“小伙子，你愿意为我坐在其中的一张椅子上吗？” “我愿意！”小伙子墨林对他微笑着小声说。 “你会拿到百分之十的！”佐顿高兴地鼓励他。 “好的，就这么定了！”墨林说着就和佐顿一起走进了入口处，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戴安妮拿着刚洗好的一副牌，佐顿就坐在她身边的一张椅子上，可以紧接着她拿到牌架。戴安妮向他弯着腰，低着头小声地哀求道：“佐顿，别再赌了！”当她从牌架上把牌发出时，他没有赌她手上的牌，这局戴安妮输了，输掉了赌场提供给她的20元美钞，也失去了做庄的机会，接着就把牌架传到了佐顿那里。 佐顿匆匆忙忙地把维加斯赢家外套的外口袋里面的黑色、绿色和红色的筹码以及百元面额的钞票全掏了出来。他先是把一堆钞票放在墨林坐的第六号椅子前的桌面上，然后拿起牌架，放了20个黑色的筹码在庄家的位置上。“你也照我这样办吧！”他对墨林说。墨林于是从钞票堆里数出20张百元美金，跟着他放在了庄家的位置上。 收取赌注的职员高举起一只手订下了佐顿的赌注，再朝桌面扫了一眼，看见人人都下了赌注后，他才放下手，换成了招手的姿势，对性顿唱道：“这是一张赌客的牌——” 佐顿开始发牌了，一张给职员，一张给自己，然后再给职员各发一张牌。职员又扫了一眼桌面，把这两张牌放在赌注下得最高的那位赌客的前面。那人小心翼翼地拿起来看是什么牌，然后马上微笑着翻开放回到桌面上，他得的是不可战胜的九点！佐顿看也不看就在桌面上把自己的那两张牌翻开了，两张上面都有图案，等于零点——他输了。佐顿把牌架传给了墨林，墨林随之把它传给了下一个赌客，在这一瞬间，佐顿企图阻止墨林，但墨林的脸部表情使他忍住了，两人都没有说话。 金黄色的牌架在桌面上缓慢地移动着。这一圈刚好轮番大砍杀，庄家和赌客轮流着输赢，没有谁能连续两次赢，也没有谁会连着输两次。佐顿一直下庄家的赌注，步步紧逼，从自己的一堆钱中已经输掉了1 美元。墨林拒绝再下赌注，几乎弃权固守。最后，牌架终于又一次传到了佐顿的面前。 他把赌注加到了2000美元的极限，又把手伸到了墨林的钱堆里，硬是抓起一把钞票扔到了庄家的位置上，再回头时才发现戴安妮已经不在他身旁的座位上了。这时候，他感觉到体内有股猛烈的冲动的力量，使他做好了全面冲击的准备。这股神秘的力量似乎能使他想要什么牌就可以让什么牌从牌架上走出来！ 佐顿冷静地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一下子就抽中了24个直轮。到了第八轮时，栏杆内的纸牌桌旁挤满了人，个个赌客都想碰运气，下注赌庄家；到第十轮时，钱柜的职员特地从下面拿出特制的500美元的筹码——一种带有金边的乳白色的非常漂亮的筹码。 科里紧靠着栏杆默默地注视着，戴安妮和他站在一起，佐顿第一次感到激动无比，向他们挥了挥手。 除了在佐顿赢了第13轮时，赌桌另一端的一位南美赌客情不自禁地欢呼了一声：“赌王！”在佐顿一直赌下去的时间里，赌桌四周都鸦雀无声，静得离奇。 佐顿毫不费力地从架子上把牌发出去，双手潇洒自如，从来没有出现过让一张牌绊跌或滑落的情况，更没有过使白色的正面暴露在外的失误。每次他把自己的牌翻转开来的时候，都是用同样的带有强烈节奏感的动作，而且看也不看一眼就让主管的职员报出号码的点数。每当职员唱“这是一张赌客的牌——”时，佐顿都轻松迅速地把牌抽出来，根本就不在乎是好牌还是臭牌；当职员唱“这是一张庄家的牌——”时，佐顿就干脆利索地抽出牌来，不含任何感情因素。最终到了第25轮时，他输给了赌客，赌客的手是由职员操作的，因为人人都在赌庄家。 佐顿把牌架传给墨林，但墨林仍然拒绝后又把它传到了下一个赌客。墨林面前也有几堆金黄色镶边的500美元的乳白色的筹码。由于谁都在赌庄家赢钱，所以每人就必须交给赌场百分之五的佣金，职员根据椅子号码算出佣金的总数是5000多美元，也就是说佐顿凭着那双幸运的手已经赢了十万美元，这个赌档的所有赌客也都赢了钱。 坐在高椅上的两个云梯警卫把这个消息用电话报告了赌场经理和酒店老板。纸牌档的不幸之夜对整个赌场的利润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当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并不意味就是没顶之灾，甚至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对于这些偶发性的灾难也不能掉以轻心，所以郭鲁尼伏特亲自从他的顶层套间走了下来，静悄悄地迈进栅栏，和赌档老板一起站在赌桌的另一端，仔细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等待着最后的结局。佐顿从眼角瞥见并认出了他——有一天墨林曾指着告诉他这个人是谁。 牌架沿着桌子移动，又转了一圈，依然是庄家控制着。像是害羞似的，佐顿这轮只赢了点小钱，然后，牌架又到了他的手里。 这一次，他的双手用芭蕾舞一般的优雅姿势，快速而准确无误地把牌发完，这种发牌水平简直和职业赌棍不相上下！架子上一张牌也没有了，最后翻牌的结果是：佐顿的面前放满了大堆大堆的金边乳白色的筹码！ 佐顿扔了四个这种筹码给职员的头头，对他说：“这是你们的辛苦费！” 赌档老板说：“佐顿先生，请您暂时坐在这儿，等我们把您的这些筹码、现金转成支票，行吗？” 佐顿把大把的百元钞票塞进外套口袋，连黑色的百元筹码也一起塞了进去，桌面上剩下的许多堆全是金边乳白色的筹码。“请你帮我数一数。”他对纸牌赌档老板说，然后站起来伸伸腿，挺挺腰，漫不经心地问赌档老板：“你能否再准备好一副牌？” 赌档老板拿不定主意，就向站在郭鲁尼伏特身旁的赌场经理请示，赌场经理摇摇头表示不可以——他早就认定佐顿是个堕落的不可救药的赌棍，这种人不输得精光是绝对不会离开维加斯的，今晚只不过是他鸿运高照的一夜，何必跟他计较这一夜雌雄？物极必反，明天他的牌运就会截然两样了，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都走运，随着登峰造极之后，必然穷途末路无疑。这种情况，赌场经理见得多了，赌场还有无数个夜晚，每晚还有无数的利润，一夜之失跟无数之得，这就是赌场的百分比。“结束这个赌档！”赌场经理下命令道。 佐顿点点头，转过身来看了看墨林说：“别走开，你那张椅子赢的钱里有你的百分之十的酬金。”可是他出乎意料地看见墨林的眼睛有近似悲哀的表情，并听见他轻轻地说：“我不要！” 赌档的职员在清点佐顿的那些金边乳白色筹码，把它们堆砌得整整齐齐的，这样，云梯警卫、赌档老板、赌场经理等人都可以清楚地监视着点数工作的进展了。最后，他们终于清点完毕，赌档老板抬起头来对佐顿充满敬意地说：“总数是29万美元，佐顿先生，您要把这些钱全部转换成支票吗？”佐顿点点头，他的口袋里还塞满了其他筹码和现钞，但不想把它们拿出来。 一般赌客在听到赌场经理说今晚的纸牌赌档停止营业后，纷纷离去，只有赌档老板和谁在低声地说着什么。科里走进栅栏里，站在佐顿的身旁，墨林站在另一边，他们三人穿着维加斯赢家外套站在一起，看上去活像街头的犯罪团伙。 刚刚搏杀完的佐顿实在是太疲劳了，再也没有体力去赌掷骰子或者大转盘之类的游戏了，赌21点又由于有500美元限额的规定，进度缓慢，很不过瘾，他们都不想去问津。科里说：“你不能再赌了！上帝啊，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样豪赌过！如果你再赌就会必输无疑，不可能还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佐顿点点头表示同意。 警卫员把佐顿的筹码和赌档老板那签了字的收据拿到赌场的金库去，戴安妮走过来和他们三个会合，并吻了吻佐顿。他们都无比兴奋，此时此地的佐顿觉得很幸福，因为他成了一个真正的英雄，而且是一个没有杀害或伤害什么人就能取得辉煌成就的英雄——他不费吹灰之力，仅仅是把一些钱押在移动的牌架上，一下子就赢了这么多的钱！ 他们必须呆在原地等候金库开出支票来，墨林挖苦佐顿说：“你成了阔佬啦，可以为所欲为啦！” 科里认真地说：“他无论如何得离开维加斯！” 戴安妮捏着佐顿的手，什么也没说。佐顿的目光却盯着郭鲁尼伏特，后者正在和赌场经理以及两名从高梯上走下来的警卫站在那里窃窃私语。佐顿突然说道：“桑那都一号，我们两人赌一局，好吗？” 郭鲁尼伏特离开其他人，走到强光下，佐顿看出他的实际年龄比他想象的还要大，可能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但身板子仍然很硬朗，那头又浓又密的银发梳理得非常得体，脸色红润，没有一丁点风烛残年的老态。佐顿还看出了当他听到不认识的人用内部电话里的特定代号称呼自己时，也只不过稍微愣了一下。 郭鲁尼伏特并不生气，回过头来对佐顿微笑着，但这句话已把他年轻时的那种疯狂的赌徒心态挑逗起来，使他身体内涌起了强烈的应战欲望。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他早已事业有成，余生有靠，尽管还会有许多压力，许多责任，许多风波，却极少有机会再去经历惊险了，要是能够在有生之年再经历一次惊涛骇浪倒是挺过瘾的，再说，他也想见识见识性顿究竟还要走多远，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如此忘形？ 郭鲁尼伏特轻轻地问：“金库将开一张价值29万美元的支票给你，对吗？” 佐顿点点头。 郭鲁尼伏特说：“我让他们准备好一副牌，我们仅赌一手牌，不是赢成双倍就是输个精光，一锤定江山，而且你必须赌赌客的位置，不得赌庄家的位置！” 在纸牌赌档栅栏内的人除了佐顿个个都惊得目瞪口呆，特别是负责收付赌资的职员傻乎乎地望着郭鲁尼伏特。要知道他这么干不仅是在冒输掉赌场一大笔钱的风险，而且还是与政府所规定的赌场法律背道而驰的，弄不好被州政府的赌博委员会追究起来，还要冒赌场的执照被吊销的危险！郭鲁尼伏特对他们微微一笑，下令道：“洗牌！把牌准备好！”这时纸牌赌档老板从栅栏入口处走过来，把一张黄颜色锯齿形的支票交给佐顿，佐顿只是看了一眼就把它放在赌客的位置上了，接着才对郭鲁尼伏特微笑着说：“就照你说的条件赌！” 佐顿看见墨林走开，靠在了深灰色的栏杆上。他看出墨林又在用那双探究一切的眼睛仔细地端详他，戴安妮也移动了几步站到边上，表情木然。他们的这些受惊的神态使佐顿心满意足，他现在唯一不喜欢的是要和自己的运气赌博了，他讨厌从牌架上发牌，何况还要和自己的手气赌，于是他转身向科里求助：“科里，帮我发牌，好吗？” 科里心神不定地走到发牌人的位置，按照规矩帮忙监视着收赌注的职员从桌底下拿出装牌的罐子，倒出牌来堆成一垛，准备洗牌。科里所站的位置正好在佐顿的对面，看上去他似乎有点发抖。 “佐顿，这是一个骗人的赌局。”科里小声地对佐顿说，不想让其他人听见。接着他又迅速瞄了郭鲁尼伏特一眼，对方也正好在盯着他，但他也只好豁出去了，继续不顾一切地说下去：“佐顿，你仔细听着，不管输赢，庄家总要对赌客抽水百分之二点五，每一局都如此，所以赌庄家位置的人必须交百分之五的佣金，现在赌场做庄，在这么大笔的赌注中抽水，佣金和它比起来就实在是微不足道了。你最好还是提出要求赌完一手牌后，赢者拿赌注，输者拿抽水。你明不明白这里面的奥妙？”科里的声音平淡柔和，仿佛是在和一个小孩子论理。 佐顿笑了笑说：“我当然知道了！”他几乎要说出口自己期待的就是这样，其实他内心深处并没有这种期待。这时他看见科里往旁边缩去，赶紧叫唤：“科里，科里！怎么了？你不为我发牌了吗？我不想和自己的运气作对啊，科里！”科里没有应他，径直往栅栏边走去，站在了墨林他们那儿。 职员已经洗好了牌，把他们叠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将空空的黄色的塑料断牌卡递给佐顿，让他切牌。佐顿又一次看了看科里，科里一言不发地避开了他的眼光，佐顿只好自己探过身去切了牌。人们都拥到了桌子旁边，围栏外面的赌客看到有新的牌局，就想挤进去凑热闹，结果全被警卫挡住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吵吵嚷嚷表示不满，这下子更吸引了大批赌客，栅栏外面马上被挤得水泄不通。突然，大家都安静了下来，四周顿时显得异常紧张。职员把从牌架上取出来的第一张牌翻开，那是一张七，就跟着从牌架上取出七张牌，压在槽沟下面，接着又把牌架推给佐顿。佐顿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还没行动，郭鲁尼伏特忽然说：“只用一只手！”职员举起他的手臂小心地说：“佐顿先生，你是赌赌客的位置的，所以我翻过手来就是你要赌的，而你翻过手来就是你要反赌庄家的，明白吗？” 佐顿微笑着说：“我明白！” 职员犹豫了一下，又说：“如果你喜欢，我可以直接从牌架上发牌。” “不，不用了！”佐顿说。此时的他处于极度兴奋之中，不仅仅是由于赢了钱，更因为他有能耐影响赌客和赌场。 职员举起手掌说：“把一张牌给我，一张牌给你自己，再把下一张牌给我，再下一张牌给你自己。”他停了停，夸张地举起手来，非常接近佐顿大声地说：“这是一张赌客的牌——” 佐顿快速敏捷地把蓝色背面的牌从牌架上的槽沟里抽出来，他的双手再次表演出优美典雅的姿势，动作干脆利索，十分准确无误地把牌发到职员手上，后者即刻把牌翻过来，看到的是九，一下子呆若木鸡——佐顿是不可能输的了！科里在他的身后喊了声：“自然九！” 佐顿今晚第一次在翻牌前看了看自己手上的两张牌，他实际上是在赌郭鲁尼伏特的运气，所以他希望手上的是两张输牌，现在他微笑着把庄家的牌翻过来说：“自然九。”果真如此——赌成了和局！佐顿大笑道：“我太走运了！”他抬起头来看着郭鲁尼伏特问：“还继续赌吗？” 郭鲁尼伏特摇摇头，毫无表情地回答他：“不！”说完又马上转过头去对赌档老板、职员和云梯警卫说：“把赌档关了！”紧接着就站起来走出了栅栏。这场赌博使他开心，然而他更懂得适可而止，此外，虽然偶尔来这么一次惊心动魄的刺激的确够味，但美中不足的是明天还得绞尽脑汁就这次异乎寻常的豪赌去和赌博委员会摆平，还有就是看来他不得不和科里做一次长谈了，也许他以前对年轻人的看法全错了。 科里、墨林和戴安妮像保镖一样簇拥着佐顿离开纸牌赌档的围栏。科里从赌桌上拿起那张黄色的锯齿形的支票，塞进佐顿的左上袋并且拉好拉链。佐顿笑得很开心，他看了看手表，已是凌晨四点钟，天快亮了。“我们去吃早餐，喝咖啡吧！”佐顿说着就带他们走进充满色情味的咖啡厅。 大家坐定后，科里说：“他赢了将近40万美元，我们必须让他离开这里！” “佐顿，你是该离开维加斯了！你现在有钱了，足以为所欲为了！”佐顿看见墨林边说边紧紧地盯着他，这该杀的，那目光可真叫人心烦！戴安妮抚摸着佐顿的手臂，柔柔地劝道：“求求你，别再赌了！”她的眼睛有点晶莹发亮。佐顿在刹那间意识到这三个朋友就好像对着一个已经逃脱了追捕或者是从流放中得到了特赦的幸运儿一样，在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为了报答他们的这份情谊，他说：“我要与你们分享我的战利品，包括你在内，戴安妮，每人两万美元！” 三个人都有点惊讶，墨林首先反应过来，说：“等你登上了离开维加斯的飞机后，我才肯拿钱。” 戴安妮接上说：“就这么定了！你必须搭上飞机，必须离开这里！对吗，科里？” 科里可没有他俩那么侠道热肠，总认为先拿了两万美元再送佐顿上飞机与送他上了飞机后才拿两万块的区别不大，现在就拿钱其实也没啥不妥，反正都是佐顿送的，他们本来又没有想过要占他一根毫毛！但是科里也知道自己居心不纯，不敢把这番心里话说出来，同时他的第六感官告诉他：这也许是自己今生中最后一次做出的理想主义的姿态了。为了表现出自己对佐顿的真诚友谊，就只好像墨林、戴安妮这两个笨蛋那样做，只是他心中始终忿忿不平：难道他们不知道佐顿是赌疯了吗？他完全可能躲开他们又跑去赌，把赢来的钱再输个精光！ 科里说：“我们一定要让他马上远离赌桌，必须从现在就开始看住他，直到把他送上去洛杉矶的飞机，离开此地为止！” 佐顿摇摇头，说：“我不去洛杉矶，我必须走得更远，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去。”他微笑着又补充了一句：“我还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呢！” 戴安妮说：“我们需要一张地图，让我打个电话给服务员的领班，他神通广大，可以为我们弄到一张世界地图的。”说着她就拿起镶了色边的电话，拨给领班。这个领班确实名不虚传，以前曾经有过一次在接到通知十分钟后就找到人来为她做了人工流产的纪录。 餐桌上摆满了食物：鸡蛋、成火腿、馅饼、早餐小牛排等等，应有尽有——科里点菜时活像个王子。 他们吃早餐时，墨林问佐顿：“你准备把支票寄给你的孩子吗？”他故意低着头不看佐顿，而此时佐顿正静静地审视着他。听到他的问题后，佐顿耸耸肩，他也确实还没来得及考虑这件事。出于某种原因，他有点生墨林的气，怪他太好提出这类尖锐敏感的问题了。当然，这点气仅仅存在了一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科里反问墨林：“他为什么要把支票寄给孩子？他曾经是个好爸爸，尽心尽力地照料着他们，也许你下一步会问他是不是该把支票寄给他的妻子了。”他说着就笑出声来，仿佛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似的。佐顿再次感到不愉快，科里把他妻子的形象歪曲了，她还不至于那么坏。 正在喝咖啡的戴安妮放下杯子，点燃了一支烟，脸上挂着微笑，手在佐顿的襟袖间摩挲，表示着理解或其他更复杂的感情，好像他也是个女人，她要与他结盟一般。就在这时候，精明能干的领班亲自送来了一本地图册，佐顿从口袋里取出一张100美元的钞票奖赏他，领班在愤怒的科里还来不及干预之前就飞快地走掉了。 戴安妮打开地图册时，小伙子墨林还在追问佐顿：“感觉如何？” “好极了！”佐顿答道。他一直微笑着，对他们的激情觉得很好笑。 科里说：“你要是再到赌桌前去，我们大家都会立刻把你拉开的，我们说到做到！”他郑重其事地举起手重重地敲了一下桌子后，又补充一句：“你不能再赌了！” 戴安妮把地图全摊开在桌子上，遮住了只吃了一半的食物，除了佐顿以外，大家都把身子探了过去仔细看。墨林选中了非洲的一个小城，佐顿冷淡地说他不想去非洲。 墨林把背靠回椅子上，不再和其他人研究地图了，又开始观察和揣摩佐顿。 科里突然出人意料地冒了句：“我熟悉葡萄牙那个名叫墨西达斯的小城镇。”大家过去都以为他从未离开过维加斯，现在才知道他连葡萄牙都呆过。 科里不动声色地继续说：“是的，墨西达斯，气候温暖宜人，有迷人的海滩，还有一个小小的赌场，赔额最高限定在50元，而且每晚只营业六个小时。你可以像个大赌客那样去豪赌，再怎么样也不会伤元气。这地方听起来不错吧，佐顿？墨西达斯如何？” “那好吧！”佐顿随意应他。 戴安妮于是就为他拟定行程表：“从洛杉矶经北极到伦敦，再飞到里斯本，然后……我认为你从这里开始应该坐小车到墨西达斯。” “不，不是这样走法的，”科里说，“有航班直抵它附近的大城市，我忘了该城的名字了，查查地图看。必须确保他不在伦敦停留才行，那里的赌博俱乐部可是吃人不吐骨头。” 佐顿无精打采地说：“我得去睡了。” 科里看着他，担心地说：“上帝啊！你看起来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赶快回房间去好好睡一觉吧，我们会为你安排好一切的。飞机起飞前我们会叫醒你，放心地睡吧！可别再企图溜回赌场去，我和小伙子将守在入口处阻挡你！” 戴安妮说：“佐顿，请给我些钱，好给你买机票。”佐顿从口袋里抓出一大把百元面额的钞票放在桌子上，戴安妮认真地从中数出30张。 “全程坐头等舱也不用超过3000美元吧？”她问道。科里摇了摇头说：“顶多2000美元，你同时给他预订好旅馆房间吧。”他说着把其余的钱从桌上拿起来塞回佐顿的口袋。 佐顿站起来，又做了最后一次的劝说：“还是让我现在就把钱分给你们吧，好吗？” 墨林赶紧阻止他道：“不！现在分钱会倒霉的，等到你上了飞机再说吧！”佐顿从墨林的脸上看到了怜悯和关心。 墨林接着说：“先睡一会儿，等我们来叫你时，自然会帮你收拾好行李。” “就这样吧！”佐顿说着就离开咖啡厅，回自己的房间去了。他知道科里和墨林将跟着他一直到走廊，非证实了他没有回到赌场不肯离去。他朦胧记得戴安妮和他吻别，甚至连科里也动情地捏了捏他的肩膀，谁能料得到像科里这样的人也去过葡萄牙呢？ 佐顿进入自己的房间后，把门双重闩好，而且还把门里面的链条扣牢。现在是绝对安全了，他在床沿坐下来，突然感到一阵狂怒，头痛欲裂，全身失控一般地颤抖起来——他们凭什么竟敢向他表示温情？凭什么竟敢对他表示怜悯？他们完全没有理由这样做！他从来没有向谁抱怨过什么，也从来没有向他们乞讨过同情，更从未鼓励过他们对他表示友爱！他根本就不需要爱，爱让他恶心！ 他跌落在枕头上，累得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有了，塞满了筹码和钞票的赢家外套硌得身子难受极了。他挣扎着摆脱了它，任其滑落到地毯上，然后疲倦地闭上了双眼，以为可以立刻睡着，但那神秘的恐惧随之就向他展开了猛烈的袭击，使他的身体像触电一样从床上弹了起来。他的四肢不停地痉挛，完全失去了控制。 黎明的小幽灵开始钻进他那间黑暗的房子里，安静下来的佐顿想给妻子打个电话，告诉她赢钱的喜讯，但是他更明白这个电话是绝对不能打的，同时他也不可能和他的孩子或老朋友一起分享这次胜利的愉悦。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中，他绞尽了脑汁仍然找不到一个可以让他炫耀好运气，可以和他一起庆祝赢钱的人！ 他起床收拾行李。发财了！要去墨西达斯了！他情不自禁热泪滚滚，被极大的悲哀和愤怒彻底淹没了。蓦然，他看见了皮箱里的手枪！这时候的佐顿，思想混乱不堪，过去16个小时在赌场的拼搏又在脑海里翻腾——掷骰子赢时出现的闪光的号码，21点赌档前那双发牌的手，在椭圆形桌子上穿梭的牌，衬衫雪白的、领带漆黑的收付赌注的职员高举着手在唱叫着：“这是一张赌客的牌——”…… 佐顿迅速利索地用右手举起了手枪，头脑十分清醒，然后就像他赢钱时的手势那么优雅自如地把枪口对准了自己颈部的喉管，抠动了扳机——就在这永恒的一刹那，他感到了从恐惧中得到解脱的恬适，而且在生命的最后那一瞬间，他清晰地想到自己永远不用去墨西达斯了。 第三章 小伙子墨林走出赌场的玻璃大门，他一向钟爱旭日东升的景色，尤其喜欢在喷薄而出的初阳还像个冷冷的黄盘子的清晨，顺带沐浴从环绕着这个沙漠城市的群山那里吹来的习习晨风。这也是他一天中唯一会踏出开放着冷气的赌场的一小段时问。他们四人常常提到要去那些山上野餐，有一次戴安妮还带了一个野餐的篮子来，但又由于科里和佐顿拒绝离开赌场而只好作罢。平时他极少抽烟，此时则点燃了一支，慢慢地吸进去，久久才吐出来，细细地品味着香烟的芬芳。太阳开始燃烧，变得火红了，就好像一个圆滚滚的烤炉悬挂在霓虹灯海洋的上方。墨林扔掉烟蒂，转身走回赌场，当他进入玻璃大门的时候，看见穿着那件维加斯赢家外套的科里正急匆匆地走过骰子赌档，分明是在寻找他，于是他迎了上去，在纸牌围栏旁边和他汇到一起。科里那黑瘦的脸被愤怒和惊恐扭曲了，看见墨林后，身子一歪就靠在了一张云梯的椅子上。 “佐顿这个狗杂种，骗了我们每人两万美金！”科里咬牙切齿地咒道，接着他又神经质地放声大笑起来，说：“他吞枪自杀了！他赢了赌场40多万美元后竟然开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 墨林没有像他以为的那样惊慌失措，只是疲惫地靠在了纸牌赌档的围栏上，慢慢地说：“哦，见鬼！他从来都没有福相。” “我们还是在这儿等着戴安妮从机场回来，好拦住她，这样还可以把退机票的钱拿来分掉。” 墨林望着她，并不是吃惊，而是好奇——科里可不是个冷血动物，怎么会讲出这么冷酷的话？他盯着科里探究了片刻，终于看出了他脸上那变态的微笑，原来是在拼命挣扎着企图表现刚毅，却反而暴露出近乎恐惧的无奈。 墨林倦倦地坐在已停止营业的纸牌赌档旁边，由于缺乏睡眠而觉得头晕脑胀。像科里一样，他也感到怒火中烧，不过却是出自不同的原因。三个星期以来，他总觉得佐顿有些不对劲，曾仔细地研究过他，不但观察他的一举一动，还曾经千方百计地引他讲自己的生活经历。墨林有他不愿意离开维加斯的预感。佐顿从来没有向他们提到过那支手枪，当他发觉墨林在揣摩他的时候，总是装扮出纯洁无瑕的样子，现在墨林才意识到佐顿把自己给蒙了。最使墨林头晕目眩的是自从他们认识以来，他一直都把佐顿想象得很完美，虽然曾经努力把自己对他观察到的各个侧面综合起来，可惜由于缺乏想象力而无法看出他的真实面目，如今佐顿已死，他才猛然意识到佐顿的结局只能是这样，因为从一开始，佐顿就是为了寻死才到维加斯来的。 只有郭鲁尼伏特一个人对佐顿的死毫不吃惊。他在顶层套间坐阵多年，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漫长难眠的黑夜和一场又一场冷酷无情的斗争。多少年了，他从来没有闲心去思考关于“引诱人心堕落是不可饶恕的罪孽”之类的问题，只知道为了胜利就必须不择手段。他特意到赌场底层的金库里秘存了100万美元现钞，引得全世界的赌徒都垂涎三尺，不远万里地跑来他的赌场花钱买梦、他夜夜躺在床上挖空心思的都是在设计这类引人上钩的妙计。他在掌握了所有的这些罪恶后，长夜里继续琢磨的问题是：掣肘罪恶的神秘力量到底是什么？经过了多少夜多少小时的冥思苦索，他终于悟出了答案——那种最令自己胆颤心凉的力量居然是一个人灵魂深处的善良！善良构成了对他的世界的最大的威胁，也是对他本人的最大危险。 当治安警察向他报告有枪声以后，郭鲁尼伏特立即电告了行政司法长官办公室，并让警察强行进入佐顿的房间，当然，他的亲信也都随同在场。清点了佐顿的遗物后，列出了一张分文不差的清单：上面写明了共有两张赌场开出的支票，总金额为34万美元，另外还有十万美元左右的钞票和筹码，那是塞在他那件令人讨厌的亚麻衬里的赢家外套上面那些拉上了拉链的大口袋里的。 郭鲁尼伏特倚窗眺望，远处的红日从沙漠群山后面渐渐爬上来了。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佐顿永远不可能把赢得的钱输回给赌场了，随着他的死，赌场这回可是真正地永远地输掉了这笔数目可观的美元。噢，这就是堕落的赌徒要保住侥幸赢得的钱的途径，唯一的途径！只是接下来郭鲁尼伏特因此就不得不又开始忙碌了：一个赢了40万美元的人竟会开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得稀巴烂？报界肯定会乘机大肆渲染这次自杀事件，这将给世人造成多坏的影响！他不希望有“赌场为了弄回输掉的钱而派人暗杀赢家”之类的谣言流传，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患于未然，消灭任何于赌场不利的流言蜚语！他多次打电话给东部的办事处，让他们选派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前参议员去详细地把这个悲惨的消息告诉佐顿的新寡妇，通知她先夫给她留下了40万美元赌博赢回来的遗产，当她前来认领遗体时，可以把这笔财产一起领走。他知道这样处理得到的报答是此事将立刻成为赌客们在豪赌之余的谈话资料，他们会更加变本加厉地把发财的希望押在他的赌场上，他本人也会因此被誉为善者仁翁。只不过郭鲁尼伏特本人没有这份闲情去理会它，他在很久以前已放弃了研究赌客心理的嗜好。 佐顿的遗孀坐飞机来照料丧事，郭鲁尼伏特和他的职员向她简单地说明了佐顿到底赢得多少钱，并且一分不差地付给了她——支票连同在尸体上发现的现金、筹码金分文不少，她写了张收据。郭鲁尼伏特问她是否准备把丈夫埋在维加斯，而且不让孩子们来参加葬礼，她当即表示同意。葬礼非常简朴，佐顿的遗体被埋在了金色沙漠环绕着的基督徒坟场。在政府和报界的配合下，自杀事件很快就平息下去，这件本来很有可能严重损害维加斯形象的爆炸性新闻，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无声无息了。 佐顿的遗孀离开维加斯的时候，郭鲁尼伏特、前参议员和律师护送她走上豪华轿车（桑那都大酒店免费提供豪华轿车接送，就如同酒店免费提供其他一切服务一样）。小伙子墨林一直在等待着她，看见她走出来，就迎了上去，对这位美貌的太太说：“我的名字叫墨林，是您丈夫的朋友，对他的死我感到难过。” 新寡妇察觉到他在认真地端详着她，立刻明白他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并且看出他对佐顿的真诚，不过认为他显得对这件事太过关心了。她在葬礼的小礼拜堂中已见过他和一个哭肿了眼的年轻女子在一起，她纳闷他当时为什么不走近她？现在看来也许是因为那女子是佐顿的情妇。 她平静地说：“我很高兴他在这儿有个朋友。”在公共场合有这么一个年轻英俊的男人盯着自己，她感到很得意。她明白自己有吸引男人的魅力，外貌美丽还在其次，主要是因为她的才华出众，如此的才貌双全在世间可是难得的。早就有很多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在她找到一个她愿意与之终生厮守的男人以前，她就已经有许多次对丈夫不忠了，所以对男人的恭维话她一点都不陌生。她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否了解她的过去，是否了解佐顿，是否知道最后那晚究竟出了什么事，但是对于这一切她都不在乎，也不感到内疚。她相信佐顿的死因除了她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的死完全归咎于他自己的意志，归咎于他自己的选择，可以说是一位绅士干了一件坏事。 被一个帅气十足的男青年在大庭广众之下专注地看着，她有点飘飘然。她哪里知道，他不仅看见了她娇媚的容貌，婀娜的身段，超卓的才智，还看出而且铭记心头的是：她的脸是一张死神戴着的假面具！ 第四章 当我告诉佐顿的遗孀我的名字叫墨林时，她冷静而友好地看了我一眼，眼神中既没有内疚也没有悲伤。我看得出这是一个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依靠智慧生存的女人，绝对不是那种放荡成性，随波逐流的淫妇。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佐顿从来不说她一句坏话，不过，我也不想进一步去了解这个特别吸引男人爱慕的女人，因为我自始至终都站在佐顿一边。我和佐顿是好朋友，尽管我明明知道他对我们是外热内冷——表面亲密无间，内心深处却一直把我们拒诸千里。 第一次见到佐顿我就看出他有些不对头。那是我到了维加斯后的第二天，在赌21点的时候手气特别好，赢了点钱，于是就迫不及待地挤到纸牌赌档去拼搏一番。赌纸牌纯粹是博运气，最低赌注是20美元，输赢都是听天由命，偏偏我从来最反对命运主宰一切的说法，总是认为一个人只要刻意奋争，就可以操纵自己的命运。 我在椭圆形的纸牌赌桌前坐下，注意力马上就集中到坐在桌子另一端的佐顿身上。他是个很英俊的中年人，大概有40到45岁吧，天生一头令人称羡的浓密的白发。当时的赌客只有我。他和另一个人，再加上赌场雇佣的专职凑数的三位假赌客，稀稀疏疏地围坐在桌子旁。假赌客中的一个就是戴安妮，她在距离佐顿两张椅子的位置上坐着，身上是值班时规定要穿的极为暴露的性感衣服，但是最吸引我视线的对象还是佐顿。 那天他表现得像一个老谋深算，稳操胜券的赌棍：赢时绝不手舞足蹈，输时也不垂头丧气。他掌握牌架时，分牌的技艺高超，那双白皙的手动作娴熟优雅。直到我发现他赢了一堆堆的百元钞票仍然无动于衷后，才猛然醒悟到原来他根本就不在乎输与赢！ 赌桌前的另一个赌客则简直像部“蒸汽机”，是个一丁点儿都输不起的坏赌徒。此人身材瘦小，几乎秃顶又不想太丑，就把脑袋上剩余的几终点黑发留得很长，梳过来遮盖那些光溜溜的部位。这家伙精力过剩，一举一动都带有暴力倾向。他那些用力扔牌、押赌注的姿势，那些赢牌时趾高气扬地数钱，输牌时愤恨交加地把钱堆拨乱的行为等等，都把他那横蛮无理，粗野鄙陋的德性暴露无遗。他操作牌架时，笨手笨脚，几乎无法控制住牌——有时打开，有时飞过雇员等待着的手，好在负责赌档的雇员训练有素，态度一如既往地和蔼可亲，彬彬有礼。这时，一张赌客的牌飞歪了，落在了一边，这个面目可憎的赌徒乘机企图在赌注里加上一个百元的黑色筹码，雇员劝阻他说：“A先生，对不起，您不能这么干！”他恼羞成怒，居然无理取闹起来：“他妈的，我才发了一张牌，谁敢说不可以这样干？”雇员朝右上方的云梯警卫递了个眼色，这个坐在佐顿上方的云梯警卫会意地略略点点头，雇员很客气地说：“A先生，您就这么赌吧！”其实第一张赌客的牌只有四点，是一张差牌，不管赌客怎么抽牌，A先生还是输了。 牌架转到了假赌客戴安妮的手里，A先生押赌客的位置来和戴安妮的庄家位置赌。我看了看桌子另一端的佐顿，他低着雪白的头，似乎对A先生那些出格放肆的做法视而不见。这时候，A先生在赌客的位置上押下了五张百元面额的钞票。戴安妮机械地发了牌，A先生一把抓起赌客的牌，慢慢地挤开来看了之后，又重重地甩回到桌面上——那是两张图画，两张没有数字的输牌！戴安妮的两张牌加起来一共五点，雇员继续唱到：“这是一张赌客的牌——”戴安妮给A先生发另一张牌，又是一张没有数字的图画！雇员喊道：“庄家赢！” 佐顿喜欢押庄家注。这局以前我一直押赌客的注，自从A先生的言行激怒了我，我就开始有意和他对着干，这次看见他在赌客的位置上押了1000美元，我反而把注押在了庄家的位置上，佐顿仍然一成不变地赌庄家。 戴安妮的第二手牌以一个自然九赢了A先生的七，A先生恶狠狠地怒视着她，恨不得一口把她的好运气给吞掉，偏偏这女子的举止无可挑剔，他找不到借口骂她以泄愤。 戴安妮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中立，摆出一副与己无关，机械地履行职责的样子，但是A先生在他那1000美元的赌注再次被她的自然九吃掉后，就再也按捺不住了，一面以拳捶打桌面，一面愤恨地瞪着她破口大骂：“臭婊子！”掌管赌档的雇员坐得笔直，面不改色，云梯警卫向前靠了靠，像耶和华把头探出天外那样观望着，赌桌旁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 我不动声色地留意着戴安妮，只见她脸部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佐顿则依然置身事外，仿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顾着自己在堆钱。A先生站起来走到赌档老板跟前低声嘀咕了几句，然后转身穿过深灰色的入口处，朝着走廊那头自己的房间走去。赌档老板走过来和戴安妮小声地谈了一会儿，之后她也离开赌桌往走廊那头走去，不难估计，A先生是把戴安妮召去满足他的兽欲了，也以便因此而改变他的手气。 赌桌前面的真假赌客都在趁着准备新牌的这段空隙时间抓紧休息一下，伸伸腿挺挺腰。雇员们需要足足花五分钟才能把新的牌架搞好，我乘机走到轮盘赌档那里去碰碰运气。到我回来的时候，牌架已经在再次运行中，佐顿仍坐在原来的座位上，赌桌旁多了另外两个男的假赌客。 牌架在桌上转了三圈后，正在切牌之际，戴安妮回来了，她的模样变得很可怕：嘴巴下陷，那张脸看起来就像快要散架似的，尽管她已经精心地重新化过妆，还是掩饰不了。她坐在我和一名雇员之间，他也察觉到了她的状况，于是低头悄声问她：“戴安妮，你没事吧？”——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她点点头。我把牌架传给她，只见她的手从架子上取牌时瑟瑟发抖，整个脸部都充满了被凌辱后的痛苦，还低垂着头以免让人家看见满眼的泪水。很显然是因为A先生认为刚才她的手气好使自己倒了霉，所以特意把她召到房间去，将输钱的怨恨残忍地发泄在她的身上。我想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雇员向老板做了个轻微的手势，他走过来，碰了碰戴安妮的手臂。她默默地站起来，离开了赌桌，坐在围栏旁边的椅子上。她的旁边靠着一位女的假赌客，另一个男的假赌客上来代替她的位置。 牌架由赌客到庄家，再由庄家到赌客，周而复始，又到了切牌。我试图更换押注，正好赶上了这一节奏。与此同时，A先生也回到了桌边，坐在了他原来的座位上——那里留有表示他还要回来坐的钱、烟和打火机。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洗了澡，梳过头，甚至还刮了脸，像变了个人似的，神采奕奕，面目也没有先前那么可憎了。他身上换了新的衬衫、裤子，原先那股邪气也消失了很多。虽然他无论怎么改头换面都没办法使自己放松下来，那种神经质的紧张情绪依然如旧，但是他至少不再像连环图画中的凶神那样盘踞在座位上了。 他坐下来后，一看见戴安妮倚在围栏旁，眼睛马上就发亮了，还冲着她示威似地恶毒地狞笑着，戴安妮掉过头去装着看不见。 不知道他在房间里的暴行达到了多么可怕的程度，或者还究竟做了些什么，反正不仅给他添了点幽默感，还居然让他得到了好运气——他押赌客的注经常赢！而我和佐顿这些正人君子的情况可就惨不忍睹了，输得一塌糊涂！这下子激怒了我，或者说使我更加同情可怜的戴安妮，于是我决定要和A先生决一雌雄，不破坏他的好运气誓不罢休！ 在赌博中，有一类赌客无论和谁一起赌都让人觉得愉快，还有一类赌客却是和所有的人赌都令人生厌。在纸牌赌档中最讨人厌的赌客就是那种不管是押赌客的还是押庄家的注，拿到头两张牌时总是慢吞吞地把牌挤开自己看后，又紧紧地捂住久久不肯翻开，让全桌人都等得不耐烦的家伙，我就是准备扮演这种最讨厌的角色来激怒A先生。 他坐在二号椅，我坐的是五号，也就是说我们坐在桌子的同一端，而且互相正对面，彼此可以看见对方的眼睛。我比他高出一个头，也比他壮硕得多。看外表，谁都以为我顶多20岁出头，怎么也猜不到我已经年过30，在纽约还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我相信在A先生的眼里，我也只不过是一个正在堕落中的傻傻乎乎的赌棍，一个势单力薄、软弱可欺的角色。衡量了两个人的实力后，完全可以肯定我在体力上占有优势，棘手的是他可能在维加斯有后台。 在纸牌赌档，我和佐顿一样几乎全把赌注押在庄家的位置上。现在要和A先生唱对台戏了，所以每当他拿到牌架时，我就改把赌注押在了赌客的位置上，而且得到了赌客的两张牌后，就故意拖延时间，慢悠悠地把牌挤开看过后，很久都不把它翻开。这下子把A先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虽然刚才赢了几盘，但这一局的前途未卜，于是心急火燎地催我：“小子，动作快点！” 他越急我越不把牌翻开，还若无其事地望着他。不知道是无意还是有心，我的目光和坐在桌子另一端的佐顿的眼光相遇了，他与A先生同样押的是庄家注，他瞅着我，心领神会地微笑着，我便放心地把这场恶作剧继续玩下去，要多慢就有多慢地又把牌挤开来自己看。 雇员友好地对我微笑着说：“M先生，您拖慢了赌博的速度，赌档会亏本的。其实不管您用力挤这两张牌有多久，都改变不了它们的点数的。” “那倒是真的。”我一边说一边装成输家的样子把牌猛然翻开，他看见我的牌时傻了眼——两张不可战胜的自然九！ A先生忍无可忍，破口大骂：“操他娘！” “难道我翻牌的速度还不够快吗？”我很有礼貌地问。 他用仇恨的目光瞪了我一眼，推了推自己的钱，还不知道我这是在捉弄他。我朝桌子的另一端瞧了瞧，看到了与A先生押相同位置而输了钱的佐顿正在冲着我开心地笑着。以后的足足一个小时里，我都在存心为难A先生。 我看得出来A先生在赌场并非等闲之辈，云梯警卫几次发现他作弊时都装聋作哑。这一档口的所有雇员对他也都是毕恭毕敬的，何况这家伙下的赌注不是500就是1000美元，而我多数只下可怜兮兮的20美元，所以万一有什么麻烦的话，赌场肯定会拿我来开刀的。 我尽量赌得循规蹈矩，即使那家伙骂我也不生气，不动武，对雇员向我提出的要求全立刻照办，力求让人们觉得A先生气得七窍生烟是他的本质恶劣，自作自受，而作为赌场的客人，我这种安分守己的赌客是应该受到保护的。如果赌场在A先生干了鲁莽之事后还公然站在他那边，就不但是羞辱了我，更是赌场的耻辱，只会使赌场丢脸，贻笑大方。 我发觉对面的云梯警卫拿起了安装在云梯上的电话，打了两次。我只顾着望他，在A先生拿到牌架时，错过了下赌注的机会，就干脆暂时僵旗息鼓，靠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纸牌赌档的椅子昂贵、舒适，坐在上面12个小时也不会觉得累，有许多人就这么干过。 A先生控制牌架而我没有参赌，使原先剑拔弩张的气氛松弛了下来，他们还以为我谨慎行事或是胆小如鼠呢。 牌架在运行中，我注意到有两个衣冠楚楚的彪形大汉从入口处走了进来，径直去到赌档老板的面前，跟他嘀嘀咕咕了一会儿，可能知道这里的紧张局面已经告一段落吧，他们那轻松的欢声笑语不时飘入我的耳中。 又轮到A先生掌握牌架了，我在赌客的位置上押下了20美元的赌注，使我大失所望的是雇员没有把分给赌客的那两张牌发给我，而是递给了桌子另一端靠近佐顿的一个新加入的赌客——他就是我第一次看见的科里。 “嗨，科里！你这个神机妙算的狗屁艺术家，干吗来赌纸牌而不去赌你的21点？那才是你的拿手好戏哩！”A先生眉飞色舞地欢迎他的到来。 科里笑着说：“我在这里歇歇脚。” A先生又嚷道：“臭小子，跟着我下注准没错，这一局肯定是庄家赢！” 科里只是笑了笑，没有答他，我看得出来他是在留意着我的动静。我把20美元押在赌客的位置上，他为了确保能拿到牌，立即也在这个位置上押下了40美元的注。他的注比我的大，雇员理所当然地把牌发给了他，他可是一拿到牌就立刻翻开了，A先生再一次赢了。 A先生得意忘形地哇哇怪叫：“好小子，科里！你是我的幸运之神，继续和我作对赌下去！” 雇员付清了押庄家位置的钱之后，对A先生敬畏地说：“A先生，您下的赌注已经到了极限了。” A先生考虑了一会儿才说：“那就保持这个数吧！” 我知道这回我必须非常小心谨慎，首先要做到镇定自若。操作赌局的雇员把拿牌架的手举起来，让赌客从我坐的桌子的这一端开始下注，直到全部赌客都下完为止。见我若无其事地坐着不下注，他用询问的眼光望着我，我依然按兵不动，雇员就将目光转向了桌子的另一端。佐顿还是在庄家的位置下注，和A先生押同一位置。科里一直注视着我，最后他在赌客的位置上押了100美元的注。 雇员把手放下，就在A先生准备从牌架上发牌之际，我把面前的一叠钞票扔到了赌客的位置上。刹时，我背后的赌档老板和他的两位牛高马大的朋友停止了说话，对面的云梯警卫也从上面把头探了出来。 “这是下注的钱。”我淡淡地说。这样做就意味着雇员只有在赌成定局后才可以数清注钱，赌客的牌应该发给投入这么一叠美金的我！ A先生把赌客的牌发给了雇员，雇员把这两张牌面朝下地递给了我。我立刻把牌挤开瞟了一眼，只有A先生一个人看见我充满了失望的表情。他猜测我的牌一定糟糕透了，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但我翻过来的牌却是一张自然九！雇员数清了我押的注钱是1700美元，宣布我赢了。 火冒三丈的A先生靠在椅子上，点燃了一支烟。我完全可以感受到他的仇视，于是对他微微一笑，说：“对不起！”扮成了一个天真无邪的毛头小伙子的模样。他怒火中烧，恶毒地瞪着我，恨得咬牙切齿。 在桌子的另一端，科里站起来，漫不经心地踱到我们的这一端，坐在我和A先生之间的一张椅子上，从而可以拿到牌架。他拍了拍牌架，快活地对A先生说：“嗨，奇曲，和我一起押注，我今天的手气顶好的，右手臂已经过了七关。” 原来A先生的名字叫奇曲，一个听起来颇不吉利的名字！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很喜欢科里，也许这也说明了科里是个很懂得如何讨取别人欢心的人。他在奇曲押了庄家的注后转过脸来，向着我说：“来吧，小伙子！和我押同一个赌位，一起来把赌场打个落花流水！” 我好奇地睁大眼睛问他：“你真的认为自己的手气这么好？” 科里满怀信心地回答我；“我有可能把牌架里的牌全部赢了，虽然不敢担保，但是我自信有这个可能！” “那就干吧！”我兴奋地说着，同时在庄家的位置上放下了20美元的赌注。这样一来，我、奇曲、科里和远在桌子那一端的佐顿都赌同一个位置了，雇员不得不代替对手的位置。他翻开的两张赌客的牌是冷六点，科里翻开的庄家牌是两张图画，添牌时得的还是张图画，总分为零！ 这场晦气至极的纸牌赌使奇曲输了500。我只输了20，是最少的一个，也是唯一责备科里的人。我装腔作势地用极其后悔的样子摇着头叹息：“噢，真冤枉，20美金就这么丢了！”科里哈哈大笑着，一边把牌架传给我。我从他的身旁望过去，只见奇曲气得脸色铁青——这个混账小子，仅输了区区20美元，就竟敢在那里喊冤叫屈，输1000的岂不是要跳楼了？——他的心思就像一副朝上翻开的牌摊在桌上那样让人一目了然。 新的一局又开始了，我在庄家的位置上押了20美元的注。这回操作赌档的雇员是刚才那位年轻英俊的，曾关心地询问戴安妮是否舒服的小伙子。他举起一只戴着钻石戒指的手叫我等所有的人都下注后才发牌。我看见佐顿一如既往地把赌注押在庄家的位置上，科里也在庄家的位置上押了20美元，他向奇曲建议道：“来吧，和我们一起押同一位置，小伙子的手气看来不错。” “他看起来就像个丧门星！”奇曲阴沉沉地低嗥了一句。我看见桌前所有的雇员都在望着我，高椅上的云梯警卫毫无表情，笔直地坐着，他们见我长得如此高大强壮，也许有些失望。 奇曲在赌客的位置上押下300美元。我发牌，赢了。接下来，我一帆风顺，不断地赢下去，他一路坚持和我作对，把赌注全押在相反的位置上，直输得叫人为他赊些筹码来。 架子上的牌不多了，我坚持良好的赌风，不但顺利地把牌发完，翻牌时没有挤牌，而且赢了也没有得意忘形——对自己能表现出如此优秀的君子风度，连我本人也感到相当自豪。雇员把牌掏空，准备将它们洗好后重新装一台新牌架。大家交付了酬金，佐顿、奇曲和科里都站了起来，抓紧时间伸伸腿，休息一下，为下一轮的拼杀养精蓄锐。我把赢来的钱塞进口袋，赌场老板走过来请奇曲在赊欠的表格上签字，一时间似乎风平浪静，相安无事。 我收拾好钱后，盯着奇曲笑着问：“嗨，奇曲，你说我是个丧门星？”说着就迅速绕过桌子走向准备离开纸牌赌档的奇曲，以便和他拉近距离，使他不得不下意识地采取主动出击的措施。 我自以为能在他一动手就打得他落花流水，没想到科里和那两个彪形大汉奇迹般地出现在我们之问。一个大汉把奇曲扬起的拳头捏在手中，好像抓住了一个小球似的，科里则用肩膀把我撞开去。 奇曲对着那大汉咆哮：“你这狗娘养的，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 令人恼火的是那大汉很快就放开了奇曲的手，缩到一边去了。他借口他的责任是起防御性的作用，而不是惩罚性的，现在目的已经达到，可以功成身退了。这时候，人们都被奇曲的嚣张气焰给镇住了，除了戴钻石戒指的那个小伙子，再也没有一个人在乎我。这个小伙子异乎平静地指责奇曲说：“A先生，您出格了！” 奇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拳打在了小伙子的鼻子上，打得他往后退了几步，大量的鲜血涌了出来，染红了他那件雪白衬衫的前襟，和那件漂亮礼服的蓝黑色融成一片。我快步越过科里和那两个大汉，一拳打在了奇曲的太阳穴上，使他跌倒在地板上，但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居然一下子就反弹了起来！看来这场祸闯大了，这家伙其貌不扬却身手不凡。 这时候云梯警卫从高椅上走了下来，脸色苍白，仿佛在多年的冷气中生活，连血液也让低温凝固了似的。他举起一只幽灵一样的手，冷冰冰地说：“别打了！” 在场的人好像都被他的寒气冻僵了，不声不响，一动不动。云梯警卫伸出长长的骨瘦如柴的手来，指着奇曲说：“别动，奇曲！相信我的话，你闯下大祸了！”他的声音不大，但富于威严。 科里领我走向出入口处，我也正巴不得赶快离开这一是非之地，只是心里对这些人的反应有点莫名其妙，特别是那个小伙子，虽然鼻子在流血，但脸上的表情却令人毛骨悚然：他既不害怕，也不糊涂，更不是伤重得无力反击，可是他甚至连手都懒得抬起来。再有就是他的同事们，没有一个人出手相助，他们全用惊恐的眼光看着奇曲，这回不是怕他，而是可怜他了。 科里推着我穿越沸腾的赌场，近千名赌客在全神贯注地投入各种类型的赌博时发出的那些如痴如癫的呼喊声简直惊天动地。我们最后走到了相对安静的咖啡厅。 我喜欢这间咖啡厅，里面的桌椅黄绿相间，衣着整洁的女招待配上金黄色的短裙子，显得更加年轻漂亮；咖啡厅靠外的一面全是玻璃墙，一眼就可以望尽外面那造价昂贵的葱绿色的人工草地，碧波粼粼的游泳池和高大挺拔的棕榈树等等，坐在这里真是赏心悦目。 科里把我领到了一个特别宽大的单间，这里可以同时容纳六人共饮，还装着电话。他似乎享有使用该单间的特权。 我们坐下来开始喝咖啡的时候，佐顿刚好经过，科里马上站起来，一把拉住他的手臂，热情地邀请道：“来吧，朋友！和你的纸牌赌友一块儿喝杯咖啡吧！”佐顿摇摇头想拒绝，可是当他看见我也坐在单间里时，朝我怪怪地笑了笑。也许是因为刚才那出闹剧使他觉得我是个有趣的人物吧，从而也就改变了主意，走进来和我们坐到了一块。 以上就是我和科里、佐顿初次会面相识的经过。 那天在维加斯见到的满头银发的佐顿相貌堂堂，一表人材，引得我诧异不已又想刨根探底的是他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不知道为什么，科里对这点全然不觉，硬是拉了他进来同坐。科里就是这么个人，若是有机会，他甚至敢拖住罗马教皇，并且请他同饮咖啡！ 我继续扮演天真可爱的愣头小伙子的角色，满带稚气地问：“究竟为什么奇曲要发脾气？天啊，我原以为大家都赌得很痛快呢！” 佐顿好像第一次对身边的事感兴趣，他抬起头来，对我像对一个不请世故却冒充大人的小孩那样宽容地笑了笑，科里则没有那么轻松。“小伙子，你仔细地听着，”他态度认真地对我说，“云梯警卫两秒钟就站在你身边，你以为他坐在上面是为了什么？挖他的鼻孔还是观赏周围的女色？” “是的，你说得有理，”我答道，“但是没人会说这是我的过错。奇曲出格了，我是个君子，这点你总该同意吧？酒店和赌场都不可能对我有无论哪一方面的指责！” 科里对我坦诚地微笑着说：“是的，你很聪明，策划得天衣无缝。奇曲竟然不知不觉地落入了你的圈套，但是有一件事你却估计不到——奇曲是个特殊的危险人物！所以我的任务是要你收拾好行李和送你上飞机。你的名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什么墨林？” 我不回答他的问题，却拉开运动衣，露出腹部给他看，那里有一条又长又丑的紫色伤疤，我问他：“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他非常小心地仔细看着，机警得像只猎鹰。 我一字一顿地告诉他：“我打过仗，这是让机关枪的子弹打的，医生像缝小鸡似地给我缝好，你以为我会怕你和奇曲吗？” 科里无动于衷，佐顿仍然在微笑。我所说的关于打过仗，经历过炮火洗礼，不害怕奇曲等等，都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在战场上从未受过伤，给科里看的疤痕是我不久前做的胆结石手术留下的纪念品。 科里叹了口气说：“小伙子，也许你比你的外表更坚强，可惜你仍然不足以坚强到可以留在这里继续和奇曲对抗！” 我记起了奇曲受我那一拳后立即弹起的事实，开始感到担心，有点想答应科里，让他送我上飞机，但还是骄傲地摇了摇头。 “听着，我只是想帮你，”科里已经是苦口婆心了，“发生了这件事之后，奇曲肯定不会放过你的，他将到处搜索你。请相信我，你不是他的对手！” “为什么不是他的对手？”佐顿第一次开口询问。 科里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因为这小伙子是人而奇曲是魔鬼！” 友谊的开端往往很有意思，当时我们都不曾意识到后来会成为维加斯的莫逆之交，尤其当时我们都在生对方的气。 “我会开车送你去机场。”科里再次强调道。 我对他说：“你是个好人，我喜欢你，我们是亲密的赌友，但是如果下次你再提开车送我去机场，你会发现自己醒来时躺在医院里！” 科里望着我哈哈大笑起来，说：“别充硬汉了，你用尽全力给奇曲一击，他都能毫不费劲地反弹起来，你不是个能打的武士，还是面对现实吧！” 我不由得也笑了起来。这的确是事实，我的本性就是既不会打也不是真的想打。科里继续说下去：“你让我看你给子弹打伤的地方并不能证明你就是个英雄，如果你指给我看哪个人身上的疤痕是你把子弹打进去造成的，我才会服你。要是奇曲被你那一拳击中后没有这么快就反弹起来，我也会服了你。还是离开维加斯吧！我是为了你好，这不是闹着玩的。” 说句老实话，他讲得句句在理，但对我却没能产生任何作用，因为我还不想回家去正视妻子和三个孩子，去面对生活中的失败。维加斯这片热土非常适合我，赌场适合我，赌博也适合我。我喜欢在这里可以一个人独处而不感到寂寞，周围还经常发生各种各样吸引人的事。我确实不是条硬汉，只是科里没有想到我的人生到了这一步，已经不在乎任何东西了。 所以我很认真地对科里说：“你说的都很对，但这几天内我都不想也不可能离开！”他端详了我半天，然后耸耸肩，拿起账单签了名，站起来说了声：“回头见！”就头也不回地离去了，把我和佐顿留在了咖啡厅。 我们俩都感到很尴尬，因为谁都不想单独和对方呆在一起。我朦胧地意识到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的——逃避现实生活而躲到维加斯来的，而且彼此都不打算表现得太露骨。佐顿本质上是个地地道道的绅士，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会本能地喜欢上他这个人，所以虽然可以毫不费力地找个借口向他告辞，却没有这样做。我真的不想扔下他一个人，伤害了他的感情。 佐顿放下手中的咖啡杯，若有所思地问我：“你的名字是怎么拼的？” 我给他拼出来：“MERLYN。”看到他顿时失去了兴趣，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告诉他这是一个古老的拼法。 他立刻明白了我所指的是什么，亲切地笑着说：“你父母希望你长大后当魔术师吗？你也想在纸牌赌档用魔法大显身手吗？” “不，不，”我说，“墨林是我的姓，我自己改的，因为我既不想当亚瑟王，也不愿做兰斯洛特。” “墨林有墨林的烦恼。”佐顿说。 “是的，但他永远不会死去。” 这就是我和佐顿友谊的开端，可以说充满了那种多愁善感的男学生之间的浪漫主义色彩。 跟奇曲打架后的第二天早上，我给妻子发了封短信，告诉她我过几天才回家，然后到赌场去逛荡。转了没多久，就看见佐顿在骰子档那里赌，显得憔悴不堪。我触了触他的手臂，他回头对我甜甜一笑。这真挚的一笑使我毕生难以忘怀，也许他现在只对我一个人才发出这种真情的微笑。 “我们去吃早餐吧！”我建议道。我其实是希望他能休息一会儿，看得出来他昨晚赌了个通宵。佐顿一言不发，捡起筹码就和我一起去咖啡厅。我手里还拿着早上写好尚未寄出的信，他询问似地看了看，我告诉他我每天都给妻子写封信。他点点头，要了份维加斯式的全餐：瓜、蛋、火腿、吐司和咖啡。我要的是一份来到维加斯以后才当早餐吃的大段牛排。 早餐刚吃了一半，科里右手抓住许多五美元的红色筹码一阵风似地旋了进来。 “够我一天花的了，我把牌架上的牌算出来了，赢了100美元！”他兴高采烈地说着就坐了下来，点了瓜和咖啡，接着是向我报喜：“墨林，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你不必离开赌城了！奇曲昨晚犯了个大错误。” 出于莫名的自尊心，他的话其实让我生气。对这件事他还要喋喋不休，简直和我妻子如出一辙，老是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地要我调整自己的人生，我不需要谁来教训我哪样该做哪样不该做。出于礼貌，我没有反驳，让他说下去。佐顿像往常一样缄口不言，只是盯着我足有一分钟，我感到他能够看透我的心思。 科里说话和吃东西的节奏都很快，他和奇曲一样浑身有着使不完的精力，区别之处在于他把精力放在做好事上，放在使世界运转得更顺畅方面，而奇曲正相反。 “你还记得挨奇曲打的那个年轻人吗？就是流鼻血的那个雇员，把衬衫都给弄脏了的那个呀，记得吗？那个小伙子是维加斯警察局副局长最疼爱的侄子！”科里边吃边说。 当时我对社会关系网的价值一窍不通，反而以为像奇曲这么一条硬汉、杀手、大赌棍，也许还是协助维加斯运作的一个帮凶，那么，区区一个地方警察局副局长的侄子又算得了什么？侄子的鼻子被打得鲜血淋漓又算得了什么？我说了一大堆诸如此类的话。 科里不厌其详地给我指点迷津。 他告诉我：“你应该明白，那个维加斯警察局的副局长是这里的土皇帝，这个大肥佬从来都是身不离警棍和一支有45发子弹的手枪的。他那庞大的家族在拉斯维加斯的历史悠久，早已经盘根错节。这里的人年年选他当副局长，他的话就是法律。维加斯所有的酒店都交保护费给他，所有的赌场都巴不得能用重金厚聘他的侄子去他们那里工作。你必须明白，在副局长的眼中，美国宪法以及民权法等统统是东部那些懦夫胡乱炮制的产物，在维加斯有一整套他制定的规矩。例如，任何有犯罪记录的人到访，必须先去警察局登记。请相信我，谁要是不想惹麻烦，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照办。我们的头头也不喜欢嬉皮士，你发现城里没有长发披肩的年轻小伙吧？他并不讨厌黑人，但他不喜欢游手好闲的人和乞丐，维加斯也许是美国唯一没有乞丐的城市。他喜欢女人，认为女人对赌城的事业有好处，但是他讨厌拉皮条的。他不在乎一个男人靠骗他的女朋友为生，或干类似的勾当，可是如果有某个自作聪明的人控制着一群妓女，那他最好当心自己的狗头，所以这里的妓女都是自己拉客，到处卖弄风情。你也许知道在监狱里自杀的囚犯中有穷困潦倒的赌徒，有已被定罪的杀人犯，有抢劫银行的匪徒，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人渣，但你可曾听到过有拉皮条的在牢里自杀的？维加斯就开了这个先河！有三个拉皮条的家伙在副局长的大牢里自杀了，这其中的奥妙你能够弄明白吗？” “那么奇曲出了什么事？他坐牢了吗？”我打断科里的话问他。 科里笑了笑，说：“他连那个地方都去不了，还曾经求助过郭鲁尼伏特呢！” 佐顿低声问：“求助桑那都一号？” 科里大惊失色地瞧着他。 佐顿微笑着解释道：“在我不赌的时候偶尔听到话务员这么称呼他的。” 科里在这片刻里显得有点不自在，顿了一下才接着讲下去：“奇曲寻找过郭鲁尼伏特的保护，祈求把他弄出城去。” “谁是郭鲁尼伏特？”我好奇地问。 “就是酒店的老板，”科里回答我，“告诉你，他的交际面大着呢，奇曲并不是孤立无援的。” 我望着他，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奇曲是有后台的，”科里见我一脸迷惘，就若有所指地说，“尽管这样，郭鲁尼伏特经过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定把他交给副局长处理，所以现在的奇曲正躺在社区医院里，头骨破碎，而且严重内伤，还需要动整容手术。” “上帝啊！”我惊叹道。 “他的罪名是拒捕，”科里继续说下去，“这就是副局长的厉害了，而且奇曲伤好了以后也永远不能重返维加斯，还不止这些呢——纸牌赌档的老板有责任照顾他侄子的安全，副局长怪他没尽职尽责，把他给解雇了，他在维加斯从此也就不可能再有立足之地，看来非得远走他乡到加勒比海去谋生不可。” “别人都不敢雇佣他了？”我又问。 “不，是副局长告诉他，不让他再呆在城里。”科里回答我。 “情况就这么简单？”我追问他。 “就这么简单！曾经有一个赌档老板偷偷溜回赌城，还找了另一份工作，副局长碰巧走进来，当场把他拖出赌场打了个半死，人人都知道这件事。” “他怎么能够如此为所欲为呢？”我觉得不可思议，又向科里请教，科里说：“因为他是合法指定的人民代表。” 佐顿听了忍不住第一次开怀大笑，而且笑得很痛快，把平时流露的与所有的人都格格不入的冷漠一扫而光。 当晚趁佐顿和我歇赌之时，科里把戴安妮领到我们习惯坐的那个单间里来。她已经从昨天晚上被奇曲凌辱后的创伤中完全恢复过来了。显而易见，她和科里很熟悉，此时科里把她作为诱饵介绍给我和佐顿的意图也不言而喻——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带她上床。 科里用俏皮话大赞她的乳房、长腿和小嘴如何可爱，又吹嘘她是如何使用那头又厚又密又长的黑发当鞭子的故事。在这些油腔滑调的评价中，他还插上了不少真心实意地称赞她优秀品德的内容，诸如她是赌城里罕见的不欺骗客人的女子，从不骗取免费的赌博，是个货真价实的好女孩，灵魂是不属于赌城的，等等。为了表示诚意，他伸出手掌来让她当烟灰缸用——这是原始的豪爽行为，在维加斯，无异于拿起公爵夫人的手来亲吻。 戴安妮是个沉默寡言的女人，看到她明显表现出对佐顿更感兴趣，我不禁有点愤愤不平，要知道毕竟是我像个勇敢的骑士那样为她报了仇，让那个可恶的奇曲丢尽了脸。她在准备离开我们去履行假赌客的职责时，探过身来亲了亲我的脸，略带伤感地微笑着说：“我很高兴你没事了，我当时真为你担心啊！你不应该那么傻的。”说完就走了。 在以后的几周里，我们都各自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彼此加深了解。每天下午聚在一起喝酒水吃点心成了我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每天的凌晨一点钟，等戴安妮从纸牌赌档下班后，我们就聚在一块儿吃早餐。当然，这也要看我们赌的情况，要是我们当中的哪一位手气好，赌兴正浓，那么他就暂时不吃东西，一直到手气转坏为止，这种状况往往是佐顿碰到的机会最多。 漫长的下午里，我们经常坐在室外的游泳池边，顶着沙漠的烈日，海阔天空地侃大山。午夜时分，我们喜欢沿着霓虹灯映照下的街道漫步，远处灯火辉煌的酒店宛如建在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有些时候，我们就干脆随意靠在纸牌赌档的围栏上大谈自己历经的沧桑。 佐顿的故事听起来似乎最平淡无奇，在我们四人中，他也表现得完全是一个凡夫俗子。他说他曾经有过美满幸福的生活，人生道路平坦，是个当经理的奇才，在35岁那年已拥有经营钢铁生意的公司。他在这一行中干的是某种中介的角色，生活非常富裕。20年前他和一个美丽的女人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拥有一幢大房子。可以说在生活中朋友、金钱、事业和亲情，他都应有尽有。这种称心如意的日子享受了20年后，按佐顿的说法是他的妻子对他厌倦了——这20年里，他为了家庭的富裕集中精力全身心在商海奋斗，他妻子在尽了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之余，开始觉得生活中她还应该享受更多的东西。她是一位机智的女人，天资聪颖，好奇心强，博览群书，尤其钟情小说与戏剧，经常参观博物馆，还参加了城里的文化团体。她热情洋溢地和佐顿分享着生活中的这一切，他对她的爱与日俱增，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对他说想离婚。这晴天霹雳对于他来说简直是致命打击。他为了家庭这个精神支柱付出了全部。为了保护家人免遭外界的危险，他用金钱和权力修筑起了坚固的堡垒，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堡垒会被自己最心爱的人从内部摧毁。他从此万念俱灰，再也不爱妻子、孩子、家庭和事业了。 这些故事当然不是他叙述的原版，而是我听后浓缩归纳出来的。他当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对事业太专注了，“没有和妻子一起成长”，忽略了家庭。他妻子和他离婚后嫁给了他的一个朋友，他没有责备他或她，因为这位朋友和她趣味相投，智力相当，而且都是及时行乐方面的天才。 佐顿同意了她提出的所有要求，并且把企业卖了，将全部钱财都给了她。他的律师提醒他这样做太慷慨了，将来肯定会后悔莫及的，然而佐顿认为这并不是慷慨，因为他可以赚更多的钱，而他的前妻和她的新丈夫都不能。“你们看我赌博的样子，一定以为我不懂得赚钱，其实我本来可以当一个大商人的，全国各地都表示愿意给我就业的机会，如果我坐的飞机不在维加斯着陆，也许我现在正在洛杉矶赚我离婚后的第一个100万美元呢！” 这是一个很动人心弦的故事，但在我听来总觉得有不真实的环节——他太善良了，这故事的情节也太文明了。 有一件可以落实的也是很反常很不对劲的事就是他晚上从不睡觉。每天早晨我为了有胃口吃早餐先去赌场掷骰子的时候，总会看见他在骰子赌档搏斗，很明显，他整个晚上都在赌。有时他太累了，就出现在大转盘或21点赌档。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身体也越来越糟糕：体重不断减轻，眼睛好像灌满了红色的脓液。他唯一保留不变的是待人温文尔雅，谈吐文质彬彬，而且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讲过一句妻子的坏话。 有时，科里单独和我喝咖啡或吃正餐，就会问我这样一些问题：你相信任顿那鸟人的话吗？你能相信一个男人会让一个半老徐娘搞得失魂落魄吗？你相信他老婆真的像他描绘的那么完美无缺吗？…… 我对他说：“她不单是一个半老徐娘，还曾经是他多年的妻子，是他孩子的母亲，是他精神的支柱。他是个守旧的清教徒，20多年的习惯在刹那间发生了质的变化，他经受不起这种打击。” 是佐顿让我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提了很多问题，却很少谈到你自己。”他停顿了好一会儿，仿佛在对到底是否值得再多打听下去进行了思想斗争，然后才问道：“你为什么在维加斯呆这么久？” “我是个作家。”我告诉他，而且从这里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他们听到我曾经出版过一本小说后的表情使我好不得意，更让他们吃惊的是我已经31岁了，抛开了妻子和三个孩子跑到维加斯来赌博。 “我一直以为你顶多不过25岁呢，而且你没有戴结婚戒指。”科里疑疑惑惑地说。 “我从不戴结婚戒指。”我告诉他。 佐顿开玩笑地说：“你不需要戒指，你不戴戒指才像个罪犯。” 我无法想象温和谦恭的佐顿会开这样的玩笑。他自己也结过婚，并且住在俄亥俄州。也许他内心也感到开这样的玩笑未免有些粗俗，他的思想根本就不可能这么自由化，也许是他妻子说这类话的时候他惯于纵容她随便乱说，渐渐也就听得心安理得。我相信她开这类玩笑是满不在乎的，但从他的口中讲出来就实在很不相称，当然，听到他这样说我也无所谓，绝对不至于把难以接受的内心世界也表现出来。我把自己的婚姻状况告诉了他们，在讲述这些故事的过程中，我对以前所吹嘘的牛皮也做了澄清——我腹部的伤疤不是战争造成的，只不过是胆结石手术留下的痕迹。 科里听后忍不住笑道：“你这个该死的艺术家！” 我耸耸肩，微笑着继续给他们讲我的故事。 第五章 我不知道自己的故乡籍贯，不认识任何堂表亲戚，甚至不记得父母的音容相貌。我只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当我刚刚三岁，他才五岁的时候，母亲把我们俩遗弃在纽约的一家孤儿院外面，从此杳无音信。对于这一切，我从来只字不提，别说告诉科里、佐顿和戴安妮了，甚至和我在世界上唯一最亲的人——我的哥哥在一起时，也绝对闭口不谈。 我不愿意谈它的主要原因是它听起来催人泪下，而身临其境的我们在当时却不觉得它有那么悲惨。孤儿院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那里的教学制度完善，院长精明能干，直到我和阿迪离开时，这里给我们的感觉都是良好的。就在哥哥18岁那年在外面找到了工作和住房后，我从孤儿院跑出去投奔他。几个月后，我又离开了哥哥，谎报年龄参了军，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事隔16年后，我在维加斯向科里、佐顿、戴安妮绘声绘色地描述那场硝烟弥漫的战争以及我在战后这么多年来的生活。 战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报名参加了新成立的社会研究学校里的写作班。当时人人都希望成为作家，就好像20年后人人都梦想当电影制片商一样。 我在军队时是孤家寡人，到了学校却交际颇广，并且认识了我未来的妻子。那时候，由于除了已成家的哥哥，我没有任何亲戚，所以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泡在学校的饭堂里。我嫌一个人呆在那所位于哥洛夫街的宿舍实在太寂寞，每隔不久，就说服一个女孩子和我同居几个星期。有趣的是我很走运，几乎每次都能成功。我在学校里交的朋友都是享受政府津贴的退伍兵，大家的经历类似，趣味相投，只有一样分歧就是他们对文学生活很感兴趣，而我则不屑一顾，因为我想当作家是由于自己经常被那些惊险离奇的故事魂牵梦萦，这些千奇百怪的故事使我跟世界脱离了，把我从人群中孤立起来。我发觉自己读的书比任何人都多，甚至比那些攻读英语博士学位的人还多。虽然我偶尔会花点时间赌博，那只不过是因为我当时无所事事，在靠近第十大街东边的地方发现了一本教人赌球的书。我依照这本赌球经书的指点，按图索骥一般地把橄榄球、篮球、棒球……等各种球类都赌过之后，觉得索然寡味，马上又回到了我的读书写作上来。我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并开始写一部有关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在短篇小说创作学习班里，我碰到了后来嫁给了我的妻子——她是一位娇小的爱尔兰加苏格兰裔的女孩子，胸部丰满，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对什么事情都非常认真。当时她正在很有礼貌很小心但措辞很激烈地评论着别人的作品。她无法评论我是因为我刚到这个班，还未来得及交上自己的小说。她跟着朗读了一篇自己的作品，我听后大吃一惊——这篇小说写得精彩动人，讲的是一个爱尔兰酒鬼舅舅的故事。小说读完后，全班同学为爱尔兰人爱喝酒这个观念大喝倒彩。她漂亮的脸蛋顿时显得因受到了伤害而惊慌失措，接着她据理力争了很久才得到答辩的机会。只见她站起来，用悦耳动听的声音出人意料地平静地说：“我在爱尔兰人中长大，他们全都嗜酒如命。”然后她转过脸去冲着她的老师问：“先生，您说这话对不对？”她的这位老师名叫梅乐尼，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地地道道的爱尔兰人，那天碰巧他又喝醉了，只不过班里的其他同学没有察觉而已。这位梅乐尼先生庄重地靠在椅背上，自豪地回答：“我不知道，我本人是斯堪的那维亚人！”全班同学都忍不住哄堂大笑，可怜的维乐丽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对这些醉醺醺的呓语莫名其妙，愣在了那里张口结舌。我情不自禁站起来为她辩护，因为这篇小说的确写得很好，但是同时，我的本能也告诉了我：她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作家，因为她和班里的绝大部分同学一样，虽然富于天赋，却不能像我和其他极少数的几个人那样精力充沛，坚韧不拔地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对于我们几个人来说，写作是生活中唯一真正愿意去干的事情，而她则不是。 学期快结束时，我交的一篇短篇小说大获好评。课后维乐丽走到我的跟前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那么认真写出来的东西都不尽人意，而你呢，整天嘻嘻哈哈，吊儿郎当的，写出来的小说却使我流泪！”她那种一贯如此的认真态度令我感动不已。为了让她理解我，我邀请她去喝咖啡。在咖啡馆里，我才知道她的全名是维乐丽·欧·格来蒂——一个带有爱尔兰色彩的姓名，她为此一直烦恼不休，以至于后来我总是怀疑她嫁给我只不过是为了摆脱她的这个“欧·格莱蒂”的姓氏，她还要求我称她作“维丽”。尽管那天我们已经聊得情投意合，她还是让我足足献了两个礼拜的殷勤才让我上床。更令我啼笑皆非的是，她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轻佻的村姑，上床前还要我戏剧性地先把她灌醉，据说是以便她有借口指控我利用了她的民族弱点。 们心而言，在此之前我对她远未达到朝思暮想的程度，但是居然和她初次上床就能融洽得无与伦比，也许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有些人在性生活中是天生的一对，想达到性高潮就必定非君莫属。她和异性在一起时总感到羞怯，只有对我才如此开放，而我和其他性伴侣在一起也从来没有这么自如轻松，看来真可能是这种神秘的“天生一对”使我们俩心有灵犀吧！经过了这一夜的颠鸾倒凤，我们就再也不肯失去对方了。在这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把住宅区内的电影院一个个去过了，把所有的外国片也一部部看过了。每天，吃完意大利餐或中国菜后，我们就溜回我的房间里造爱，直到将近半夜时分，我才把她送到地铁站，让她坐车赶回在昆士的家。她很久都不敢留下来过夜，直到一个周末，她实在挡不住诱惑了，向父母撒了个谎后，留了下来，第二天还为我做了可口的早餐，又和我一起看星期天的晨报，和我一块儿欢度了这个迷人的礼拜天，但是她也因此得到了整个家族暴风骤雨般的斥责。星期一晚上，她一见到我就哭得天昏地暗。“怕什么？我们结婚吧！”我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她吃惊地抬起头，瞪着我说：“我可没有怀孕！”我当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她更惊慌了——真可惜，她除了在写作的时候，一点幽默感都没有。我好不容易才让她相信我真心实意向她求婚，她激动得满脸通红，扑到了我的怀里不断抽泣。 第二个周末，我拜访了她那个在昆士的家，并且和她的家人共进晚餐。她的一家子人口兴旺，除了父亲、母亲。三个弟弟、三个妹妹，还有好几个醉眼惺忪的舅舅。她父亲在太美尼厅①工作，是个专职的政工人员。看得出来，这个大家庭虽然人口庞杂，但相处得非常和睦。成年人是为了大快朵颐才喝醉的，所以醉后也不会有什么暴力行为。一向滴酒不沾的我，这天也陪他们尽兴了几杯，大家都觉得很痛快。她的母亲长着一双勾人魂魄的大眼睛，一看就知道在继承基因方面维丽是得到了她母亲的性感和她父亲的缺乏幽默感。只见她的父亲和舅舅们醉了仍不失警惕地盯着我，仍在千方百计地判断我会否是一个假婚姻的名义来玩弄他女儿的骗子。欧·格莱蒂先生突然冷冷地问：“你们究竟准备什么时候结婚？”他终于把话题转到了关键之处。我知道要是我不小心答错了，马上会被他和那几个舅舅打得鼻青脸肿。我理解这位父亲对我跟他女儿在婚前就发生性行为一事的愤怒的心情，理解他身为人父的重重顾虑，于是我笑着回答他：“明天一早！”我明知道这个答案虽然使他们放心了，他们也无法接受，他们才不肯因为如此仓猝行事而让亲友们误会维丽已经怀孕了呢！其实我也并非迫不及待，何况我这个人从来就不习惯催促别人。最后，我们商定了两个月之后的一个吉日正式结婚。我很高兴有这么长的时间来过渡。说真话，我当时还不敢肯定自己对她到底是爱还是需要，使我感到幸福的真实原因是我将有自己的家庭、妻子、孩子了，我妻子的娘家人将成为我的亲戚。我将属于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将和家人们一起过节度假庆生日，将在生活中过上正常人的日子，再也不用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部队里的惊险经历也算不了什么，我将揭开自己历史的新篇章，十年之内在这个社会上站立起来！ 被我邀请参加婚礼的有我唯一的亲人——我的哥哥阿迪，还有写作班上的同学们。婚礼前最使我感到麻烦的是一定要向维丽以及负责婚姻登记的法官解释为什么我要使用“墨林”这个战后才改的假名。我以自己是作家，“墨林”是我最喜欢用的笔名为理由，还拿马克·吐温来做比喻，法官非常通情达理地表示了认可，还告诉我他所认识的上百个作家均是如此这般地改名换姓。他不知道我改名的真正目的是由于我对写作有一种神圣感，认为它是一座绝对纯洁高贵的艺术圣殿，害怕别人知道了我的底细后而玷污了这片净土。我希望人们以为作家的我和以前现实生活中的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 婚后，通过欧·格莱蒂的政治背景，我在联邦预备役局谋到了一份职业，成了GS—6预备役行政部门的一个职员。 孩子们出生之后，婚姻生活开始乏味，每天每周都如复印机一般地机械运作，据说这就是正常家庭的幸福标准。维丽和我从不出远门，节假日我们一家子就和她娘家的或者我哥哥家的亲人们聚餐。我上夜班的时候，她会和公寓里的房客们互相串串门。她交了很多朋友，周末的晚上，当这些朋友举行派对时，她总是兴高采烈地去参加，而我则是坚决留在家里照看孩子们和写作，任维丽怎么动员我都足不出户。轮到她在家里招待这些朋友的时候，我厌恶极了，而且丝毫没有掩饰这种不耐烦的情绪，搞得维丽往往因此而不开心。记得有一次，我以照料孩子为借口，躲到卧室里看手稿，维丽见我失踪得太久了，忍不住扔下朋友来找我。当发现我只是为了阅读而不肯回到她的派对上去的时候，她伤心欲绝，脸上那种极端痛苦的表情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经历了这场小风波以后不久，另一痛苦降临到我的身上：凌晨两点，我突然被胃部和整个背部的一种剧烈的刺痛疼醒了，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去找私家医生，只能硬撑到第二天才去我们享受免费治疗的退伍老兵医院。那里的医生给我做了X光等各种各样的检查和化验，折腾了整整一个星期仍然查不出是什么病。在我第二次发病的时候，医生们只好从发病的症状来诊断可能是患了胆结石。又一个星期后，我再次发病，医生见我痛苦不堪的样子，给我注射了吗啡，这次我躺在床上有两天不能上班。 临近圣诞节的时候，为了挣点钱给孩子们买节日礼物，我私下里到一家银行兼职上夜班。就在节前的一个星期，快下夜班之时，我的病又突然猛烈发作了，疼得我死去活来，我还是坚持要去退伍兵医院。我坐出租车走到第22商业大街，在医院入口处对面的马路旁下了车。深更半夜的，出租车马上就开走了。我还没走上半步，腹部的疼痛猛然加剧，一下子跪倒在街上。紧接着，强烈的疼痛放射到了我的整个背部，我实在无法忍受了，当即躺倒在冰冷的人行道旁。整条大街空寂无人，马路对面的医院大门离我只有100英尺之遥，但我已经疼得完全瘫痪了，一动也不能动。这时的我没有丝毫害怕，反而只求速死以摆脱痛苦，只要不再承受这份折磨，我宁肯不再为妻子、孩子和我的哥哥活下去。随着对死亡的渴求，墨林的传奇故事一下子间进了我的脑海，蓦然，我想到自己不是一个该死的魔法师，还不该死去！于是我用打滚来止痛。记不清楚我怎么样给滚得掉进了人行道旁的阴沟里，头靠在阴沟的边缘上。我稍微张开双眼，看见附近一家商店那装饰来迎接圣诞的节日彩灯，疼痛似乎减轻了一些。我躺在阴沟里，只觉得自己是条可怜虫——当我出版了一本书，被评论家誉为天才，称作美国文坛的新星时，怎么会想得到今天竟会瘫倒在阴沟里，像条狗似地悲惨地死去，而偏偏造成死亡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需要加班赚点钱来买圣诞礼物，仅仅是因为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处境并来关心一下我的死活！我完全陷入了自怜自叹的悲哀中，不可思议的是这种自我怜悯居然有吗啡一样的麻醉功效，疼痛又减轻了一些！ 我至今不能记起自己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才从阴沟里挣扎出来，爬到医院的大门口，只记得当我终于爬到有灯光的地方并被人发现后，匆忙赶来的医护人员七手八脚地把我抬进急诊室。我一边梦呓般地回答各种问题，一边庆幸自己终于奇迹般地逃脱了死神的纠缠，躺在了温暖舒适的病床上。 医生给我注射了吗啡，疼痛完全消失了，我只是感觉到又乏又困，所以很快便沉沉地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一位曾经给我看过病的年轻医生正在给我把脉。他名叫科恩，看见我醒了，笑着说：“已经给你的妻子打了电话，她说等孩子们上学后就来医院看你。”我点点头说：“我猜我不能等到圣诞节就得动手术，是吗？”科恩医生稍微沉思了一下，然后继续微笑着说：“你既然已经熬到现在了，为什么就不能等到圣诞节后？我把手术安排在27号，你可以在圣诞节晚上来，我们为你做好手术的准备。”“好的。”我说。我信任他，因为他似乎是医院里唯一理解我为什么不愿意在圣诞节前做手术的人。我记得他说过：“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推迟手术，但是我支待你。”我无法向他解释是为了使孩子们得到玩具，因为孩子们相信圣诞老人会在平安夜给他们送礼物来，所以我不得不打两份工；我无法向他解释我必须对家庭和家庭的幸福负责，因为这个家是我在世界上唯一拥有的东西。 我将会永远记住这位年轻的医生，他的样子就像电影中那些标准的医生，特别是他平易近人，从不装腔作势的作风令人不胜感激。这天他开了很多吗啡让我带回家，捧着如此大剂量的麻醉药，我有点纳闷，不明白他这是为了什么。直到手术后几天，科恩医生兴冲冲地对我说：“小伙子，你患的是胆结石，检验却查不出来，我们是根据你的症状来诊断的。手术证明了我们的诊断完全正确，果然是胆结石，好大的一块石头啊！告诉你，除了这块结石，你没有其他毛病。手术时我给你仔细地全面检查过，你尽管放心好了，很快你就会重新壮得像头牛似的！”我当时根本不明白他到底指的是什么，足足过了一年以后，才意识到他那么高兴是因为在我的腹腔里没有发现癌细胞，才知道他不愿意在离圣诞节仅一个星期的时候给我动手术是担心我会以为自己身患绝症而万念俱灰。 第六章 我把当时我哥哥和我妻子维丽每天到医院陪我，还有阿迪为我刮胡子和开车接送维丽往返医院，阿迪的妻子帮忙照料我的孩子等故事告诉了佐顿、科里和戴安妮。就在我讲得入迷，陶醉在昔日的亲情中时，忽然发现科里正在朝着我诡谲地偷笑。我装着没看见，继续讲下去：“你们看，这就是我手术后留下的疤痕，一看就知道不是机关枪打的。稍有常识的人都懂得，如果机关枪造成这么大的伤口，我早就完蛋了。”大家和我一起哈哈大笑，只有科里窃窃私笑，他暧昧地看着我，微笑着问：“你到底有没有想过你哥哥和你老婆在离开医院后会去偷情？你是不是为了这个原因才离开她的？”“我哥哥的确长得很帅，”我也微笑着答他，“我们俩长得很像，只不过他年长一些，你们真应该见见他。我还没有告诉你们，我娶维丽还因为她是我唯一没有爱上我哥哥的女朋友。”准确地说，我更像是我哥哥的炭笔画肖像，因为我的嘴唇太厚，眼眶太深，鼻子太大，整个显得太健壮了。 阿迪长得非常英俊，美中不足的是文弱了点，他那双像希腊雕塑一般优雅的眼睛曾使多少姑娘如痴如醉。记得我们还是单身汉的时候，有那么多的女孩子因他而哭泣，威胁要为了他而自杀，他却对这一切感到困惑和沮丧。他从来不知道自己长得有多漂亮，反而为自己的不够高大而感到自卑。他的手脚都很纤细，有个女孩子一见入迷，动情地赞叹道：“就像婴儿一般可爱！”偏偏阿迪对自己的这种天生的吸引女孩子的魅力非常讨厌，甚至到了憎恨的程度。唉，我要是有这种魅力该多好啊！从来没有女孩子如此疯狂地爱过我，直到今天我还在期待着这种只凭外表而不用靠美德、性格、才智。奋斗和活力就能赢得的爱情。一句话，我多么渴望这种不劳而获的爱，就像我喜欢自己在赌博走运时所赢得的钱一样！ 阿迪从来不修边幅，衣着保守，与他的相貌极不相称。他这是在故意隐瞒自己的漂亮。他只是在和他真正关心或者他感到放心的人在一起时才会轻松自如地原形毕露，但是虽然他如此刻意把自己扮成一个拒人千里、古板迂腐的守旧派，还是艳遇频繁，麻烦不断，所以他只好年纪轻轻就结了婚，而且成为了可能是全纽约独一无二的如此忠实的丈夫。 他在联邦食物药品检验局里当化学分析员，女同事和女助手都爱上了他，对此阿迪全视而不见，只有他妻子最要好的女朋友和她的丈夫能成为他的朋友。他们两家的友谊持续了五年后，阿迪放松了警惕。他信任这对夫妇，因此在他们面前不再装模作样了。没想到这么一来，他妻子的这位密友当即爱上了他，随后不但中断了自己的婚姻，还向所有人宣布了自己的这份单相思，弄得连阿迪的妻子也怀疑这不仅仅是一厢情愿了，起码阿迪也有意无意地怂恿了这份迷恋。于是我看到了阿迪那绝无仅有的一次向妻子大发雷霆，而且这种愤怒一发不可收拾，最后他用一种我从来也没有听到的任何男人会对女人使用的最冷冰冰的口气作结束语：“如果你相信那是真的，你就永远从我的生活里消失！”这句异乎寻常的最后通牒使他的妻子哭得山崩地塌，害得我当时很怀疑她其实宁可他真的有罪，以便掌握证据，达到控制他的目的，特别是她以前总是生活在他的操纵之中。另外她了解他那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一些连我也蒙在鼓里的事情——他害怕女人爱上他，原来因为他从来不忍心给任何人造成痛苦，也从来不愿意因此而责备任何人。我一直以为他既然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俊男就完全可以和许多女人相爱，其实他却由于不愿意忍受因此造成的后果而始终坐怀不乱。他和妻子从来没有真正冲突过，作为朝夕厮守的夫妻，他们之间和所有夫妻一样发生过不少摩擦，只不过每一次面对妻子的狂轰滥炸，他都是只需用一句冷冰冰的警告就足以使她在大放悲声中偃旗息鼓。 阿迪对我则截然两样，我是他唯一的亲弟弟，他比我的妻子更了解我，处处呵护着我，怎么都不会生我的气。 动手术后，我在医院里住够了整整两个星期。临出院那天，我去向科恩医生告别，他也祝贺我走运。护士小姐把我的衣服拿给我，还陪我去办公室签一些例行文件，办理出院手续。一路上，我只觉得很不是滋味——没有一个人来接我出院！我仿佛感到自己又成了一个凄苦无助的孤儿，不知道经过了这么大的手术后自己形单影只地坐地铁回家受不受得了？途中万一虚脱怎么办？晕倒了又会怎么办？上帝啊，我岂不是又要重演圣诞前的那场悲剧？我惶惑到极点，又突然放声大笑起来，这是因为一手造成今日困境的人正是我自己啊！ 阿迪曾经问我叫了谁来接我出院，我告诉他当然是维丽，而当维丽表示她准备来医院接我时，我却对她说假如阿迪来不了我完全可以自己坐出租车回家，其他亲友理所当然都以为由我的家人来接我，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一个谁都没有来接我出院的结局。我炮制这么一个恶果的原因是出自一种小小的怪念头，那就是存心要创造条件来抱怨一下大家。 我一向非常自负，从来就不需要别人的关心和照顾，自以为完全可以凭本事和能耐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根本就没有必要靠谁来为我排忧解难，偏偏这一次当我恶作剧地遣开了所有的亲友后，却又在如此强烈地渴望得到他们的温情！我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傻瓜。 当我可怜巴巴地回到病房时，居然发现阿迪正提着我的行李箱在等我！我激动得几乎哭出声来，马上冲了过去，一把拥抱着他——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动过感情！我欢笑着问他：“你是怎么知道我今天出院的？”阿迪淡淡一笑，疲倦地答道：“你也真是的，我打电话问维丽，才知道你说是由我来接你。” “我从来没有对她这样说！”我狡辩道。 “走吧，”阿迪边说边挽着我的手臂，领着我走出了病房，“我太了解你的作风了，只是你的这种做法对于关心你的人来说太不公平，太过分。” 我直到走出医院上了他的车，才喃喃道：“我只不过告诉维丽你可能来接我……我只是不想麻烦她……” 阿迪没有回过头来看我，他一面开车一面轻描淡写地责备我：“你不应该这样做，你可以这样对我，但不能这样对维丽。” 阿迪是世界上独一无二最彻底了解我的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我是在为自己成了一个完全的失败者而痛心：做一个没有成就的作家已经够我心灰意冷，不能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更增添了我的沮丧，我无颜请任何人为我做任何事，同样羞愧于请求任何人——包括我的妻子和哥哥接我出院。 我们的车开到家时，维丽已经在等我，她快步迎上来吻我，脸上流露着困惑和恐慌的表情。我们三人在厨房喝咖啡，维丽依偎在我身旁，轻轻地抚摸着我。“我不明白，”她终于忍不住说，“你为什么不和我说真话？” “那是因为他想当英雄！”阿迪回答她，他的话使她更加如坠五里雾中。啊！阿迪知道我不愿意让她了解我心灵深处的失败感，他也认为她知道这一秘密后反而对她不利，而且他仍然对我充满了信心，相信我很快就会重振雄风，因为任谁都会有衰倦期，英雄豪杰都免不了人生的低谷，我也一样，只要能闯过来，恢复元气，就会又是好汉一个。 喝完咖啡，阿迪准备走了。我向他道谢，他脸上露出调侃的笑容，可是我也察觉到这笑容里闪现着不安——他还在为我担忧。我也在暗暗心疼——叹息他被这沉重的生活拖累了。哥哥离开后，维丽坚持要我立刻上床休息，她帮我脱去衣服，盖好被子后，自己也光着身子钻进了被窝。 我柔情万种地拥抱着她，很快就睡着了，她那温暖的身体，那值得信赖的双手，那忠实可爱的小嘴、眼睛和头发都使我睡得如此安稳、平静和深沉，是服用任何大剂量的药物都不能达到的境界。当我一觉醒来时，听到她在厨房里忙碌的声音和已放学回家的孩子们的吱吱喳喳的欢闹声，我感到似乎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价值的。对于我来说，女人是一块被我自私地使用着的圣地，她使得一切都变得可以忍受，男人们要是没有了女人这一圣地，怎么能承受得起生活中的失败？家庭更是一片乐上，上帝最知道，每当我面对累累债务忧心忡忡，每当我为自己成了一名失败的作家而撕心裂肺，每当我……只要一回到了这片乐土，所有的痛苦都会烟消云散——我可以和最亲的人共进晚餐，可以给孩子们讲自己编写的故事，还可以和妻子造爱，她那份坚贞不渝的爱是我可靠的精神支柱。家庭，在制造着不可思议的奇迹。这个真实的奇迹不仅仅是我和维丽才享有的，所有的男人和他的妻子儿女都可以享有！无数年以后，地老天荒，海枯石烂，假如连这片乐土也消亡，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使人们欢聚一堂的东西了。不负责任的爱情和没有目的的仇恨都是不能够长久的。虽然我终于要告别这个世界，我还是为自己能在世上拥有过这片乐土而无悔。 在赌城维加斯，我把这些故事零零碎碎、断断续续地告诉了朋友们，有时是在客厅喝酒的时候讲，有时是在咖啡馆吃晚餐的时候讲，无论我讲得多么动情，科里都依然穷追不舍：“我们还是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离开妻子？”佐顿则有点不屑一顿地看着我，他早已走过了这些旅程，而且比我走得更远，可算是曾经沧海吧。 “我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我声明道，“我只不过是溜出来休息一下，我天天给她写信。哪天一觉醒来，我感到需要回家时，去搭飞机就行了。”“就这么简单？”科里问，没一点讥讽的意思，他真的很想知道答案。 沉默寡言的戴安妮一向都只是默默地听我讲，这次她却一反常态，热情地拍着我的膝盖说：“我相信你！” 科里问她：“你凭什么来相信一个人？” “大多数男人都不可信，”戴安妮回答他，“但墨林是个例外，至少他目前是可信的。” “多谢！”我好不得意。 “你最终也会变得不可信任的！”戴安妮又冷冷地摔过来这么一句预言。 我忍不住向她发难了：“那么佐顿又将会变成什么样呢？”我和科里都知道她爱上了佐顿，佐顿对于此事却既不在乎更不想点穿，听到了我的问题，他把脸客气地转向她，露出疑问的表情，仿佛很想知道她对他的印象。那天晚上他的脸色相当难看，泛着病态的苍白中还混着青黄色，颧骨突出得离奇。 “不，你是例外。”她对他说。佐顿当即把头转向别处，他不想听到这样的回答。 坦率豪爽的科里最后一个讲述自己的故事，他和其他人一样，隐去了最重要的内容。对于这一点，我几年以后才发现。当时他自我描绘的面目，至少那时的我们听起来觉得真实可信。我们都知道他和旅店老板郭鲁尼伏特之间有着神秘的关系，同时他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堕落的赌徒和坏蛋。 佐顿对科里的故事无动于衷，我却不得不承认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我对任何淋漓尽致的描述或尖酸刻薄的讽刺都会着迷，也从不去做道德伦理的判断，而且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反正我只是一个忠实的听众。 教训人和激励人均是科里的拿手好戏，谁都瞒不过他，他却擅长欺骗别人。他那惊人的生存能力和强烈的求生欲望建立在厚颜无耻和完全没有仁义道德的基础上。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十分可爱，幽默风趣，对什么都很好奇，特别是对女人很有一套。偏偏他那种丝毫不带感情色彩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恰恰就是女人们最欣赏的东西！他经常手头拮据，却仍有办法把酒店里的随便哪一个女演员弄上床：用甜言蜜语不奏效时，他就玩弄送皮草之类的骗术，先将她带到大街另一头离赌场很远的皮草店——当然了，她对他将要和店老板联演的双簧戏毫不知情——然后他请店老板把店里所有的皮草都拿出来给她挑选。店老板在表示没有成衣之后，就把一大堆尚未裁剪的原材料都摊在地板上，等科里和女孩子从中挑出最好的一幅，便装模作样地给她量身，还告诉她大概过两个星期就能把大衣做好，接着科里开出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作定金，叫老板到时把账单寄给他，又随手把那1000美元的定金收据交给了她。 当晚科里带着这个女孩子出去吃晚饭后，还会让她在轮转盘上赌它几美元，再接下去自然是把她弄进他的房间了。据科里说，她是绝对就范的，因为她的钱包里装着那张1000美元的收据，这张东西表明了他的真心实意，她怎么能不投桃报李呢？这种爱情加皮草的伎俩正如科里解释的那样：把本能加上贪婪做赌注，赢的把握是百分之一百。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女孩子永远都不会得到那件皮草，在为期两个星期的浪漫爱情生活中，科里总会有办法挑起事端，导致他们分手。科里说他从来都不要求女孩子把皮草的订金单据还回给他，因为虽然明知道她会在第一时间内匆匆赶到皮草店，希望把定金或皮草取到手，但他更清楚那位早已拿了回扣的店老板会毫不客气地告诉她，定金已经被科里取回，而且也取消了定货。 科里对合唱队中的暗娼用的是另一种战术。他会连续几个晚上倾听她们诉说烦恼，对她们表示出充分的同情心，而且没有什么非分之求或越轨的行为，直到他认为时机成熟后，就当着她的面拿出100美元放进一个信封里，顺手把信封放进上衣的内袋后，对她说：“我平时都不是这么做的，但我真的很喜欢你，需要你，让我们先上房间里舒服一下，然后你拿它去坐出租车吧。” 这种女孩子一般都会假装不屑拿钱，尽管很想要这100美元，还是不想给人留下当妓女的印象。科里便会娓娓动听地劝说她收下，还说什么：“当你离开这里时，天已很晚了，我怎么放心让你自己走回家呢？这点小意思你就收下吧！我是真心实意喜欢你，你又何妨拿点钱去做车费呢？”接着拿出信封交给她，而她也往往扭扭捏捏地把它放入了钱包，他于是立刻把她带进卧室尽情玩弄数小时后才放她离去。科里得意洋洋地向我们描述他自以为最富于戏剧性的结局：女孩子在电梯里发现只有一张十美元的钞票，因为他在上衣内袋早就准备好了另一个信封！ 通常女孩子都会乘电梯回来并拼命敲科里的房门，而他则早已走进了浴室，还让浴缸里的哗哗水声把外面的噪音淹没，自己悠闲地刮着胡子，直到她离去。如果哪个女孩子害羞又没经验，跑到大堂打电话问他是否弄错了，科里就油腔滑调地回答说：“没弄错，车费要得了多少钱呢？两三块就足够了，我是为了预防万一才给你十美元的。” 要是女孩子还天真地继续说：“我看见你是把100美元放进信封的呀！” 科里就马上翻脸斥责她道：“你想要100美元做车费？你究竟是干什么的？难道是妓女不成？我从来都不肯在妓女身上花钱的！我还以为你是个好女人，我也真的是喜欢你才和你寻欢作乐，没想到你却把关系搞僵了，以后再也别给我打电话了！”对某些天真得出奇的女孩子，科里就温柔地解释道：“啊，宝贝！是你搞错了！”他的手段精明到能够使这些女孩子真的以为自己误会了他，有的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妓女和不是为了百元大钞才和他上床，甚至还主动再次约会他。 科里这样做也不是为了省钱。他不在乎钱，还经常把钱胡乱花光。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魅力，显示自己有本事吸引并占有漂亮的女人。如果听说某个女人只和她心爱的男人来往，科里那种知难而上，非争夺到手不可的猎奇心理就会恶性膨胀；假如女人主动献身，他反而会退避三舍。他不喜欢那些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的东西，所以碰到这种唾手可得的女人时，往往在矫揉造作赞叹她们的纯洁无瑕中暗示自己的性无能，碰也不碰她们一下就脱身而去。科里最来劲的是遇上识破他的诡计，怎么都不让他上身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独出心裁地拽来一个在赌场上认识的朋友，然后向女人大肆簧鼓，瞎编胡诌这位富裕的朋友是多么忠诚豪气，肯为落难的友人照顾妻子，而且从不与她们见面，又是如何的侠义柔情，经常舍命当护花英雄等等。科里的骗术炉火纯青，他的那些天方夜谭总是能把女人说服去和他的朋友共进晚餐，而他的这些赌友也是些风度翩翩的风月老手，十分乐意扮演科里编导的骑士角色，总会兴趣盎然地花上几百块钱请这些女孩子大吃一顿和买一些精致的礼物送给她们，还慷慨地许诺给她们买皮草、汽车、大钻戒等，到了把她们弄上床销魂够本之后，这些富翁也就杳如黄鹤了。女人们或是为了回家的车费，或是为了寻找意中人，或是为了情感的慰藉，最终都会投入科里的怀抱。 铁石心肠的科里认为未婚女人全是暗娼，都在千方百计地勾引男人，欺骗男人的感情，所以男人也同样有权利回敬她们。只是对那些被玩弄之后默默离去的女人，他才会表现出一点点的同情心。他知道这些女人因为单纯幼稚而上当受骗并受到污辱，偶然，他甚至突发奇想，去找她们，要是发现她们需要钱交房租或维持当月的生活，他还会塞上一两百美元给她们，并请她们原谅自己以前对她们的胡作非为。即使这样，这一切对于科里来说，依然只是闹着玩的，仅是一些他可以用作向同伙中的贼、嫖客和赌棍们吹嘘的笑料而已。每次他们都听得开怀大笑，还祝贺他财色兼收。这些嫖客均是下意识地视女人为天敌，认为女人天生就垄断了男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必需品，要想得到这些必需品，就只好付出金钱、时间和感情。他们需要女人的性陪伴以及女人的温柔和女人的抚慰，所以他们就算花几千美元从维加斯带上女人飞去伦敦玩也不心痛，当然挣这笔钱的女人必须言听计从，最重要的是必须随时满足他们的性欲，包括午饭前而且是没有抚爱之类的调情阶段，特别是不允许有稍微的抗拒。她们的任务就是竭尽全力服侍好男人，尽可能使他满足，只要他需要，全套快速一流的性服务就必须马上开始，可谓刻不容缓，什么先吃饭，先游览……都滚到一边去吧，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在我看来，科里的寻花问柳极其恶劣，但使人大惑不解的是，他在女人之中受欢迎的程度超过了任何男人！她们似乎很理解他，尽管看透了他的鬼把戏，仍然趋之若鹜，一些被他欺骗过的女人居然还成了他的密友，只要他需要，随时愿意为他献身。有一次，他病了，成群花枝招展的夜莺聚集在他的房间里精心护理他，为他抹身、喂饭，力求他能全身得到放松，睡个好觉。科里极少对女人发脾气，对她们总是表示绝对的同情与尊敬，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充其量也仅仅是轻蔑地吼一声：“去散步吧！”就这么莫名其妙的一句话对他的女人们来说却威力无比，即使在场的女人明明知道是他理亏，看到他一反常态地吼叫，就还是战战兢兢地认错。科里每当无计可施的时候，就这么残忍地来一声怒吼，把女人吓得心惊肉跳。 虽然他劣迹斑斑，佐顿的死还是引起了他的不安。他非常生佐顿的气，认为自杀是一种个人冒犯。他破口大骂自己怎么那么笨，怎么就没有收下那两万块美金。我知道他是在以骂来渲泄，并不是真正在乎这笔钱。几天后，我看到他为赌场做庄赌21点，原来他在赌场找到了一份职业，自己却从此戒赌了。实在难以相信嗜赌如命的科里的的确确戒了赌。在我的心目中，他这回可真的改邪归正了。 第七章 佐顿死后一周，我离开赌城维加斯，返回纽约，当时我以为自己永远也不会再来了。 科里送我到机场，陪我在候机大楼里喝咖啡。他在认识我后第一次真情流露，舍不得我离去。“你会回来的，”他看着咖啡杯说：“人人都会回到拉斯维加斯来！我永远留在这里，会玩得很痛快！” 我把话岔开，说：“佐顿真可怜。” “是的，”科里答道，“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弄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自杀？他到底为什么要自杀？” 我看着他说：“他一直都显得闷闷不乐，没有幸福感。” 当机场广播我搭乘的航班开始上机时，我和科里握手道别。“如果你在家里碰到不顺心的事，给我打电话！我们是好朋友，我会帮助你！”他边说边拥抱了我。“你是一只好斗的公鸡，”科里抓紧我登机前的最后几分钟说，“你将会因为先动手而惹麻烦，到时候就给我打电话！” 我对这些临别赠言并不很在乎，尤其是出自玩世不恭的科里之口，没想到，四年后科里飞黄腾达，而我却要面对大陪审团的裁决，他接到我的电话后，马上就亲自飞到了纽约来帮助我。 第八章 告别了西部的阳光，巨型喷气机很快就投进了东部时区的夜幕。当飞机即将着陆的时候，我突然心头一阵惶惑——害怕见到开车来机场接我的阿迪，更怕见到正在布朗斯住宅区的家中等待着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尽管我给他们买了不少礼物，其中包括孩子们早就想得到的小型自动玩具售货机，以及给维丽的镶有珍珠的金戒指——这只原来摆在桑那都大酒店礼品柜台上标价500美元的戒指非常漂亮，维丽一定会爱不释手。当时售货小姐口气很硬，我怎么杀价她都分文不让，好在科里出面，一下子就打了个大折扣，只花了200美元。就算是捧回再多的礼物，我对家人还是有种负罪感，简直不敢想象当我走进家门时会出现什么样的场面，不敢想象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我。既然不敢想就不如不想，我还是干脆让脑子不断地回忆自己在维加斯的所作所为和所见所闻吧。 我想到了佐顿，他的死没有使我沮丧，起码现在没有。毕竟我们才认识了三个星期，彼此还来不及真正了解，但他的死却使我莫名地陷入了一种深沉的忧伤中，而且那是一种我从未感受过的，希望永远也不会再感受到的忧伤。他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人，我甚至还把他当做一盘棋那样研究过。据他说，他曾经活得一帆风顺，有过幸福的童年，美满的婚姻，富裕的生活，一切都称心如意，直列出了问题，也就是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他说过，不是解决，就是死掉，没有中和！可怜的他根本无力去解决，所以就一蹶不振，把自己推上了不归路。在我们认识的三个星期里，他的形象一天比一天枯槁，骨头仿佛就要顶穿皮肤一般地往外冒，身体萎缩的速度快得惊人。在我们相处的那段日子里，他把自己的内心世界严密地封锁起来，我看得出来他所有的言行举止都是为了不让我了解他。我完全是出于对他的真诚和怜爱才在他把赢得的钱分给我、科里和戴安妮时，婉言谢绝了他的。我真心实意地认为此举会对他有所帮助，做梦也没有想到，他那万念俱灰的心灵已经到了不能容纳任何感情的地步！他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以绝望为耻辱，也正是这种被美国人引以为荣的誓做生活中强者的道德标准，给佐顿的身心雪上加霜，促使了他的自尽。把他的死归咎于他妻子抛弃了他离家出走的说法最简单不过了，只有他的朋友才会纳闷：难道这么普通的事件都会造成一个地道的美国人自杀？难道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同事、邻居以及他过去的什么经历都没有责任？ 和佐顿一样，我也是出于幼稚的背叛心理才到维加斯去的。 整整五年里，我埋头写作，冷落了维丽。她虽然心里不高兴，但是从不埋怨，因为无论我多么不近人情，还是每天晚上固守在家里的书桌前，而不是像不少男人那样在外面鬼混，彻夜不归。直到出版社拒绝出版我的这部耗尽心血的力作，使我整个消沉时，她才埋怨道：“我早就知道你的小说是卖不出去的。”我无言以对，只能恼火她居然不理解我的痛苦。她是我最心爱的人，竟然在我潦倒的时候不知道我心中的感受！我试图向她说明出版商不肯接受是因为他们要求大团圆的结局，而我却坚持原来的悲剧收尾，我相信这样处理才合乎情理。我对自己的作品了解得最透彻，在这方面我很自信。我以为维丽明白我的苦楚后会站到我这边来帮我去据理力争，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她听完后，反而一下子火山爆发般地跳了起来，向我嚷道：“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的日子过得有多艰难？知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还清我们欠下的那一屁股债？你怎么到了这个时候还在自我欣赏，清他妈的高？”她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以前的她可从来不说粗话呀！她气冲冲地拖儿拉女一甩门走了出去，直到做晚饭的时候才回来。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一现实——一个曾经那么痴迷当作家的女孩子居然变成了对作家如此不屑一顾！ 我岳父竭力帮我们还清了债务渡过了难关，可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我刚好从旧书店“掘宝”出来，还边走边为自己能淘到几本好书而傻笑着，偏偏碰上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下班经过。看见我腋下夹着几本旧书神采飞扬的样子，他顿时暴跳如雷，当街对我破口大骂：“天啊！我他妈的还以为你在写小说呢，原来你他妈的在这里虚度光阴！”我瞠目结舌了半天没回过神来，不知道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还是由于忽然发现岳父的粗话竟然讲得如此顺溜？两年后，我的小说终于按我原来的写法出版了，好评如潮，可惜稿费也不过几千元，我岳父这下子更加嗤之以鼻了：“花了整整五年的光阴才挣这么几个小钱，往后还是老老实实想办法养家糊口吧！” 直到在维加斯赌博时，我才大彻大悟——我凭什么要他们做出牺牲？他们有什么义务支持我去执着地写作？他们对我的怨恨是人之常情啊！只是从此以后，他们在我心目中的价值也就与以往截然两样了。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理解我的只有我的哥哥阿迪，然而就连他，从去年开始也对我感到失望。虽然他在我面前竭力掩饰这种情绪，还是让我痛苦地感觉出来了，因为他是我从小就相依为命的亲哥哥啊！ 还是让思潮涌回维加斯吧！ 科里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这家伙无论我怎样追问，都只字不提来维加斯之前的经历，侃侃而谈的全是他目前的生活。我们四人当中，唯独我对重提往日情有独钟，可惜他们三个却又都只喜欢听，不好探究，否则我可能会把孤儿院的故事也讲出来。 我和阿迪虽然在孤儿院里长大，但我们那段时间的生活其实不错，也许比那些在军校或贵族寄宿学校里的富家子弟过得更惬意。阿迪在身材上长得不如我高大，也没有我壮实，人品却比我踏实得多，也倔强得多。他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入迷，我则喜欢那些飞天遁地的幻想。他埋首于化学、数学等书籍，经常钻研棋艺，还教我下棋，希望我能够假此修心养性，但我却总是不耐烦地躲避，一万个不愿意在这些费时耗力的东西上动脑筋。我钟情于小说，大仲马、狄更斯、萨巴缇尼、海明威、菲茨杰拉尔德以及后来的乔伊斯、卡夫卡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只要能搞到手的，我都要一睹为快。我敢说，出身于孤儿也丝毫没有影响我的个性发展。我和那些在正常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没什么两样，谁都看不出我们是连父母是谁，姓氏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弃儿。如果硬要找出这种出身的扭曲效应，那就是阿迪和我不像兄弟，更像父子。在我们十几岁时，阿迪离开孤儿院找到了工作和宿舍后，我也自作主张去和他住在一起。后来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子，我就参军投身第二次世界大战。五年后，我退伍回来找到阿迪时，他已当了父亲。我们之间极少重提旧事，尤其是对“孤儿”一词的内涵讳莫如深。有一次，我在阿迪家坐到深夜，他妻子临睡前来向我们道晚安时吻了吻阿迪，此情此景使我蓦然记起我们的孤儿身世——小时候从来没有人在临睡前吻我们！ 我们兄弟俩和很多孤儿不同的是，在孤儿院里我们从不觉得孤独寂寞，除了兄弟情深，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够以博览群书来逃避现实。我最酷爱的书是亚瑟王和他的圆桌故事，我阅读了它的普及版、马罗莱的原版等各种版本，并把它和现实生活融合为一体：先是把哥哥想象成了亚瑟王。在我心目中，他俩不但名字相同，都叫阿迪，而且连性格也一样那么可爱，只不过亚瑟王的身边终日簇拥着一群有勇无谋的武士，而哥哥除了我，几乎是孤家寡人。在那个充满奇思怪想的童年时代，我却对圣杯不感兴趣，也不想当加拉哈特式的勇士。最使我着迷的人物就是魔法师墨林了。此人拥有卓绝超凡的魔法，能够把自己变成一只凌空的鹰、潜海的鱼……总之任何一种飞禽走兽。他可以在瞬间消失或出现，甚至长时间销声匿迹，远遁去了天涯海角。我特别羡慕他能够长生不老，还顶欣赏他是一位先知，能够知晓过去，预感未来。他曾告诉亚瑟王自己再也不能当他的左右手了，因为以后的他将会遇上一个女孩子并教她魔法，而这个女孩子命中注定最后要背叛他，还用跟他学会的咒语战胜他，把他封锁在一个山洞里长达千年，直到咒语失效后他才能重返人问。他明明知道将有如此下场也不能不爱这个女孩子，因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情人。魔法师墨林的故事是多么可歌可泣，小时候我在哥哥面前老是想方设法把自己扮成墨林，当我离开孤儿院时，我们就一起把姓改成了墨林，从此以后在任何人面前我们都绝对只字不提自己是孤儿的往事，即使在我们两人之间也只字不提…… 飞机正在着陆。 维加斯曾经是我想象中的亚瑟王朝廷，是伟大的墨林的了如指掌的庇护所，现在我又回到现实中来了，我必须就这次离家出走向哥哥和妻子做出一番解释。 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已收拾好了大包小包的礼物和行李。 第九章 见面的情形比原来估计的要容易对付得多，阿迪根本就没有问我为什么要离开维丽和孩子们，倒是他换了一辆新的旅行车和告诉我他的妻子已怀上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我一面祝贺他又将当爸爸了，一面打算过几天给他的妻子送束花去聊表心意，但随即又把这个念头打消了，我总不能给一个借给自己数以千计美元的人的妻子仅送束鲜花吧，何况我将来很可能还要再向他借钱呢！我知道阿迪对此不会介意，但是他的妻子就难讲了。 在驶回我家所在的布朗斯新村的途中，我问阿迪一个最令我担心的问题：“维丽对我的出走有何看法？” “她能理解，”阿迪答道，“她没有生气，而且见到你肯定很高兴，何况你一直都很通情达理，每天都给她写信，还打过几次电话回来，你只不过是需要休息几天而已。”他的谈吐听起来确像若无其事，但我还是看得出来他对我这一个月的出走感到震惊，正在为我深深忧虑。 汽车驶进了早在多少年以前已使我沮丧的新村。这是一个当年政府为穷人建造的六角形高楼，我住在其中一个五居室的套间里，包括家具在内，每个月房租50美元。头几年住得还不错，新村是政府拨款建造的，最早那批居民都是刻苦耐劳、奉公守法的穷人，他们的美德使他们终于踏上了新的经济台阶——大部分人都搬到独家独院的高尚住宅区去居住了。现在的居民一般都是后来才搬入的那些没有办法或者不愿意在社会上活得堂堂正正的赤贫人士，其中有吸毒成性的瘾君子，酗酒发疯的醉鬼，还有被父亲遗弃后靠社会福利金过日子的单亲家庭，大多数新住户都是黑人。维丽不敢抱怨，怕被别人误会她是个种族主义分子，我则是从来都不在乎别人会不会说长道短，只在乎我们已经被不喜欢我们肤色的人紧紧包围住了，这些穷得叮当响的人无论再犯下什么罪过都不可能还有东西赔进去，所以敢旁若无人地为所欲为，而且会为蝇头小利铤而走险。和这种人朝夕相处十分危险，何况这情景还在继续恶化。我从来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喜欢白人，也没有道理因此就要去喜欢黑人，只不过鉴于目前的状况，我们必须离开这里，搬到白人区去，我们不能再困在贫民窟了。维丽的父母会为我们垫上买房子的首期款项，但是我不愿意拿他们的钱，而宁可向阿迪求援。 车停了，我对阿迪说：“上来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吧。”“不，我还是回家为好，”阿迪微微摇了摇头说，“我可不想看你们夫妻重逢的精彩戏，你还是自己去勇敢地面对现实吧！”我从后座拿出行李箱，迟疑了一下，说：“好吧，谢谢你来接我，过几天我再去拜访你。” “好的，你有钱花吗？”阿迪关心地问我。 “我不是告诉过你，我是赢了钱才回来的吗？”我笑着回答他。 “好一个魔法师墨林！”他一说完，我们俩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告别了阿迪后，我头也不回地沿着通往公寓门口的路朝前走去，心里在期待着听到他发动汽车开走的声音——我知道他仍然在望着我，直到我走进公寓的大楼为止。 我有钥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却选用了敲门，也许是觉得自己没有权利使用这把钥匙吧。维而打开了门，等我进屋把行李放到厨房后才拥抱我。她脸色苍白，默默无言，态度平静。我们漫不经心地接了吻，似乎这十年来的首次分开也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孩子们本来想等你回来后才上床的，但天太晚了，你们可以在他们明天上学前见面。”维丽轻轻地说。 “好的！”我点点头。我很想到他们的房间去看看，又怕吵醒他们后闹个没完没了，把维丽累垮，她已经显得很疲倦了。 我把行李箱提进卧房，维丽跟着进来，不声不响地给我整理这箱子东西，我一声不吭地坐在床上看着她干。她手脚麻利地把装着礼物的盒子拿出来，放在梳妆台上，把脏衣服分成水洗的和干洗的两堆，然后拿去浴室。很久都不见她出来，我忍不住走了进去，只见她正背靠在墙上伤心地哭泣。 知道我进来，她转过身去，说：“你抛弃了我！”我一下子笑了起来，因为她说的不是事实，况且这不是她婚后习惯使用的说话的方式——很久以来她都表现得那么成熟、老练、颇有城府，这回却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感受，就像她在写作班写的小说那样缺乏含蓄和幽默。她的老实使我笑出声来，我真高兴自己能够控制局面，跟她和解，于是我尽量表现得机灵、风趣、温存，让她放心，让她不再对我的出走耿耿于怀。 “我天天都给你写信，至少给你打了四五次电话。”我说。 “是的，是的，”她扑进我的怀里，“天天都收到你的来信，可我还是不知道你是否会回到我的身边，我爱你，要你天天都陪伴我，其他的我都不在乎！” “我也一样！”我冲口而出叫道。 她要给我做吃的，我告诉她我只想马上上床睡觉。接着，我急急忙忙淋浴，她穿着睡袍在床上等我，这是她童年时养成的天主教的习惯。我喜欢这种习惯，先帮她脱睡袍就成了我们造爱前的仪式。看见她躺在那里期待着我，我庆幸自己一直对她很忠实。我做过不少形形色色的错事，但绝对没有一丁点对不起妻子的行为，对于我来说，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也很值得，不知道这种忠实她是否也觉得真那么好。 关灯后，我们小心谨慎地造爱，尽量不发出响声，免得吵醒孩子们。和十多年来的每次造爱一样，我们俩都得到了满足，她的身材和乳房都十分迷人。我们的性生活从来都是无与伦比的。事毕后，她睡得很深沉，还紧握着我的手，连翻转身去时也不放松。 我由于生物钟被飞行提早了几个小时而无法入睡，躺在舒适的被窝里，拥抱着心爱的妻子，更是思绪万千。直到此时此地我都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为什么要远离亲人在维加斯呆了将近一个月。如今，仿佛是只迷途的羔羊重返家园一般，我感到了异常的轻松愉快。我庆幸自己由于贫穷而被这场婚姻束缚，被这几个孩子拖累，庆幸能和真心爱我的、与我同甘共苦的妻子同床共枕——人生能得到这些，即使再碌碌无为，也心甘情愿了。我猜大概佐顿在得到妻子背叛他的坏消息以前，也曾经有过此情此感吧？但我毕竟不是佐顿，我是魔法师墨林，我有能力让一切都正常运转！ 我应付人生的诀窍是牢记那些曾经拥有过的好事，回顾那些曾经欢度过的好时光。近十年里绝大部分的日子是幸福的，如果我不是对自身条件和能力过分自负，是不会弄得自己后来一连串碰壁，狼狈不堪的。由此，我想起了沙漠中灯火辉煌的维加斯，想起了被赌场雇佣去假赌，自己既没有输赢机会也没有悲喜刺激的戴安妮，想起了穿着绿色围裙在赌台后面为赌场作庄的科里，还想起了不知何故非自杀不可的佐顿…… 我现在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有家里人做后盾，感到自己有无穷的力量。我愿意为了他们能过上安逸的生活而拼命，那怕甚至有时得和我自己做斗争。我坚信能再写一本书出来致富，坚信能永远和维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那异化了的隔离我们的中间地带终将被彻底摧毁，我永远不会背叛她，不需被施魔法沉睡1000年，更不用当第二个佐顿！ 第十章 在酒店顶层郭鲁尼伏特的豪华房间里，科里从宽大的窗口往外眺望，脚下那红红绿绿的霓虹灯群如同巨蟒般蜿蜒伸向远方，无论是灯蟒的头部还是尾部，最后都融入了黑沉沉的群山沙漠。 此时的科里不是在思念墨林、佐顿或戴安妮，而是在紧张地等待着卧室里的郭鲁尼伏特，脑子里萦绕的是将如何回答他的提问，心里清楚自己的前途正处于关键的也是极危险的十字路口。 “桑那都一号”的套间很大，客厅里酒吧、厨房。餐厅……一应俱全，所有的窗口都朝着茫茫的沙漠和环绕着的群山。靠窗的地方一溜过去摆着很多大书架，上面放满了各种类型的书。科里拿不准郭鲁尼伏特是否真的读过这些书，只知道如果写文章报道郭鲁尼伏特的记者听说他真的读过这些书，肯定会大吃一惊。 正当等待多时的科里忐忑不安地走向另一个窗口时，郭鲁尼伏特从卧室的拱门中走出来了，他衣着光鲜得体，发型一流。虽然此时已经是深更半夜，他仍走到酒吧那里用分不清是纽约、波士顿还是费城的东部口音问科里：“要不要来一杯？”科里走到酒吧那儿，郭鲁尼伏特做了个手势让他自己随意倒酒，科里拿起一只杯子斟了些威士忌。他看见郭鲁尼伏特喝的是苏打水。 “你的工作一直都很出色，但是你却帮那个叫佐顿的人在纸牌赌档赢钱，你这是在和我作对。你拿我的工资，竟敢和我作对？”郭鲁尼伏特开口就一针见血，毫不客气。 科里双眼看着他说：“他是我的朋友，何况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知道他这种人如果赢钱的话是不会忘记我的。” 郭鲁尼伏特问：“他自杀前给过你什么东西吗？” “他本来打算给我们每个人两万美元，我指的是我、那个和我们在一起的小伙子以及那位在纸牌赌档内当内线的金发女郎戴安妮。” 科里看得出郭鲁尼伏特对他的话很感兴趣，对他曾经帮过佐顿这件事也不是十分气愤。 郭鲁尼伏特移步到巨大的窗前，欣赏着远处笼罩在朦胧月色中的沙漠和山峦。 “你没有拿到钱吧？”他背对着科里问。 科里仍然双眼看着他回答：“我是个大笨蛋，那小伙子说要等到我们把佐顿送上了飞机后才拿钱，这样一来我和戴安妮也只好同意，这种错误我永远都不会再犯了。” 郭鲁尼伏特转过身来，心平气和地说：“错误人人都会犯，只要不是致命的就不要紧。你以后还会犯更多的错误。”他把饮料喝完后才问：“你知不知道佐顿为什么要自杀？” 科里耸耸肩，说：“也许是他妻子席卷了他原来拥有的一切后离开了他，也许是他患了癌病之类的绝症。在最后的几天里，他看起来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郭鲁尼伏特点了点头，又问：“在纸牌赌档当内线的那个女郎的床上功夫如何？” 科里又耸了耸肩回答道：“还不错。” 突然，科里惊讶地看见一个浓妆艳抹，满身珠光宝气，挎着个时髦手袋的年轻女郎从卧室走到客厅来，科里认出她是一个在酒店舞台上演裸体舞的女演员。她不是陪客的舞女，而是演员，长得很漂亮，他记得她赤裸着乳房在舞台上翩翩起舞艳惊四座的芳容。 女郎吻了吻郭鲁尼伏特的嘴唇，没和科里打招呼，郭鲁尼伏特也没有给他做介绍就送她出门了。科里看见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百元大钞，在开门时，他握了握女郎的手，这张钞票就不见了。她走后，郭鲁尼伏特回到客厅中，坐在沙发上。他打了个手势让科里坐在他对面的软椅上后，说道：“我非常了解你，你的扑克牌玩得出神入化，赌21点能够巧妙地算出牌架上的剩牌，还有，从你为我所做的事中，不难看出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我早就派人摸清了你的底细。” 科里点点头，等他继续说下去。 “你是个赌棍，但不滥赌，而且你可以先算出赌局。相信你也很清楚赌城的规矩，凡是能预测赌况的人最终都不准进入赌场。这里的赌档老板们早就打算把你扔到沙漠里去了，是我制止了他们，关于这些，你也是知道的。” 科里还是一言不发地点点头，等他往下说。郭鲁尼伏特直视着他的眼睛说：“除了一件事，我把你的电话全录了音，那就是你和佐顿的交往以及你对待那个小伙子的方式，至于那个女郎，我知道你是不在意的，所以在我们继续往下说之前，你先给我解释一下和这些人的关系。” 科里不紧不慢，小心翼翼地说：“您知道我的精力过剩和好奇心重，碰上佐顿这么一个行为古怪的人，我有一种和他能办成一件大事的预感，至于那个小伙子和女郎都只是陪衬而已。” 郭鲁尼伏特问：“那小伙子是什么人？他和奇曲斗得可不简单。” 科里耸耸肩赞叹：“好一个棒小伙！” 郭鲁尼伏特和颜悦色地说：“你真的很喜欢他和佐顿，对吧？要不然你就不会站在他们一边和我作对了。” 科里瞥了一眼书架上那数百本书，恍然有种预感，于是他答道：“是的，我喜欢他们，一个人活在世上总会有些知心朋友。那小伙子写过一本书，但没挣几个钱。他们都是大好人，值得信任，和他们在一起完全不用担心有尔虞我诈的情况，我认为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会。” 郭鲁尼伏特笑了，他欣赏科里的这种急才，觉得很有趣。其实他博览群书的事鲜为人知，就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件可耻的罪行——作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是不应该开设赌场鼓励人们堕落的。“那个小伙子叫什么名字？他写的那本书叫什么？”他似乎是在漫不经心地问，内心却是真的很想知道。 科里说：“他的名字叫约翰·墨林，书名我可就不知道了。” 郭鲁尼伏特说：“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古怪的名字。”他把这名字玩味了一会儿，又若有所思地问：“这是他的真名吗？” “是的。”科里说。 接下来是一段长时间的相对无言，郭鲁尼伏特似乎在苦苦思索着一件什么事。半天，他终于舒了口气，抬起头来对科里说：“我准备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能够不多嘴多舌地按照我的吩咐去做，你将会挣大钱并当上这家酒店的总经理。我喜欢你也信任你，不过你也一定要牢记：如果你胆敢背叛我，就会有麻烦，我指的是极大的麻烦！我的意思你听清楚了没有？” “听懂了，”科里答道，“您的话不能吓住我，您知道我是个狡猾的骗子。当然，如果形势需要，我也可以做到开诚布公，忠心耿耿。” 郭鲁尼伏特轻轻颔首道：“记住，首当其冲的是要嘴巴紧！”讲完这句话，他的思路忽然跳到了黄昏时分与女演员销魂期间的情景和科里看到她从卧室里走出来的事，嘴巴紧是他对手下的最起码的要求，也是他事业中最起作用的帮助。 突然，他又有了一种很可能大权旁落的危机感，这种感觉在过去一年中常常困扰他，搅得他心神不定。每当这种时候，他总是马上下楼去，因为只要在自己的赌场中一站，他就能得以充电般地重新振作起来——他就像神话故事中的巨人那样，能够从他赌场那朝气蓬勃的运作中获得能量，从那些雇员敬畏的眼光中获得活力，从那些他认识的心甘情愿地来输钱的财大气粗甚至是权势倾国的名人中获得自信。 他这次只顾沉思，停顿的时间太长了，看到科里正全神贯注而且好奇心十足地盯着自己，才猛然记起自己原来在给新助手上课。 “嘴巴一定要紧，”郭鲁尼伏特又强调了一次，“你必须放弃你那些价廉质劣的骗子行径，特别是不要再欺骗女人。她们不就是要些礼物吗？给她们就是了！不就是花100、1000美元的事吗？记住，付了钱以后就不再欠她们的人情了。你一定要还清所有的债，尤其是女人的债。对她们应该慷慨，除非你是个拉皮条的或者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切切牢记！” 科里开玩笑地问道：“花100美元？能否只给50？我又不是开赌场的老板！” 郭鲁尼伏特会心地一笑，说：“你看着办吧，只要她稍有一点价值，就该待她不薄才好。” 科里点头称是，等他继续说下去，他知道到此时此刻为止，所谈的全是些无关痛痒的废话，郭鲁尼伏特很快就会切入正题了，他耐心地等待着这一重要的时刻。终于，他听到郭鲁尼伏特说：“眼下，我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偷税漏税，你知道要想光明正大、奉公守法，就别指望致富，但是一些酒店老板与合伙人在会计室里做手脚后，总是逃不脱联邦调查局的鹰眼利爪，往往由于某个人走漏了风声而弄得大家焦头烂额。我可不想被搞得这么狼狈，但不做手脚又挣不到大钱，我要的就是你在这方面助我一臂之力。” “您的意思是让我在会计室里干活？”科里问。 郭鲁尼伏特不耐烦地摇了摇头，说：“你起码得在那里呆上一段时间，学点真实本领，如果工作有成绩，就可以晋升为我的私人助理。就这么说定了，你从头做起，一路做出来，证明自己是能干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了，有危险吗？”科里问。 “危险只会是你自己造成的。”郭鲁尼伏特说完就默不作声地紧紧盯着科里的眼睛，仿佛是向科里传递一些无言的信息，并且要他马上理解和掌握这些信息。科里也盯着他的眼睛，郭鲁尼伏特的脸色略为沉了沉，稍稍露出点不安和不满，科里这才恍然大悟：如果他不能证明自己的能干和值得信赖，如果他胆敢耍花招，他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被抛尸荒野，从此在这个世界销声匿迹，与此同时，这种结局也将会使郭鲁尼伏特感到失望和沮丧。科里觉得有条奇妙的纽带把他们俩缚在了一块，从此息息相关，不过现在要紧的是让对方放心，所以他说：“别担心，郭鲁尼伏特先生，我知道该怎么做，常言道：‘人当为知己者死’，您看得起我，我也绝对不会使您失望。” 郭鲁尼伏特缓缓地点了点头，再次把背转向科里，一面遥望着窗外那些把绚丽的灯饰严严包围着的阴沉沉的沙漠和群山，一面说：“语言不能算数，我要的是你的聪明才智。明天中午再上这儿来，我会把你该干的事和盘托出。还有一件事……” 科里做出全神贯注在听的样子。 郭鲁尼伏特严厉地说：“把你和你的朋友们经常穿的那些令人厌恶的维加斯赢家外套扔掉！你根本不知道当我看见你们三人身穿这种外套在我的赌场里走来走去的时候有多愤怒！告诉商场经理，以后不许再订购和销售这种外套，你给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这种该死的外套从此在我眼前消失！” “是！”科里干脆利索地回答他。 “你走之前，我们再干一杯。过一会儿，我还得到赌场去巡视一番。”郭鲁尼伏特说。 他们碰杯时，郭鲁尼伏特脸上流露出来的如释重负的喜悦神情使科里很有点受宠若惊，他趁机壮起胆子打听奇曲后来的情况。 郭鲁尼伏特有点情绪不佳地摇摇头说：“奇曲仍在住院治疗，官方的说法是他被汽车撞倒了。他会康复的，只是在更换警察局副局长前绝对不可能在维加斯露面。告诉你，这是本镇的内部法则，任谁也无法扭转乾坤。” “奇曲的后台不是很硬吗？”科里呷了一口酒，非常谨慎地问，他实在很想透过这件事来了解一下郭鲁尼伏特在这个档次上的能耐。 “他在东部的后台很硬，”郭鲁尼伏特答道，“在西部也有一些朋友，这些朋友要我协助把他送出维加斯，我告诉他们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听不明白，”科里满脸狐疑地说，“你的势力比司法行政长官还要大啊！” 郭鲁尼伏特靠在沙发上，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悠悠地吞着苏打水，他看得出眼前这个年轻人已懂得全部答案，只不过在扮演着谦虚的样子讨好他。他一向乐于以长辈和智者的身份开导晚辈，今天也不妨来个顺水推舟。 “听着，”他说，“打起始以来，我们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律师去跟法庭周旋，不管是联邦政府，还是州长或控赌委员会怎么和我们过不去，给我们添多少大大小小的麻烦，我们都有自己的法官和政客去把这一切摆平。警察局的副局长同样是按照我们的意图来管理这个小城，我只要拿起电话就可以把任何人驱逐出城去。现在我们要树立‘维加斯是最理想的赌场，是赌客们最安全的庇护所’这样的好形象，没有了副局长，我们就做不到这样，而没有了我们，副局长的权力连个赌场的领班都不如！我们让他生活富裕，地位非凡，同时也让他明白自己的使用价值，做一个懂得该在哪里使劲的铁腕人物。他不肯让奇曲这样的流氓殴打了他的侄儿后不受到惩罚，他要打断这类挑衅者的腿，我们应该让他这么干，也只能让他这么干，奇曲本人就更加只好让他这么干了，远在纽约的人同样必须让他这么干，这是不得不付出的一个小小的代价。” “警察局副局长的势力能有这么大吗？”科里仍然心有不甘地问。 “是的，”郭鲁尼伏特说，“这是使赌城正常运转的一个办法。他是个聪明人，一个体面的政客，很快就能当上十年的正局长。” “为什么仅仅当十年？”科里费解地问。 郭鲁尼伏特含蓄地笑笑，说：“他将富到不愿意继续当局长。”接着他又补充一句：“当局长可是一件苦差役啊！” 科里走后，郭鲁尼伏特准备下楼到赌场走走。此时已是凌晨两点，他特别给大楼的工程师打了个电话，吩咐他通过空调系统输送纯氧到赌场，以便使赌客们精神百倍地赌下去。他还换了件干净的衬衫，身上原来穿的那件在和科里谈话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已经湿透了，粘粘糊糊地贴在身上不舒服。他一边换衣服，一边在琢磨着科里。 郭鲁尼伏特之所以对科里刮目相看，正是因为科里帮助佐顿赢了他的钱这件事。当时他坐在监控室里长时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科里，欣赏着这个肯为朋友两助插刀的年轻人在为佐顿冒险时的种种精彩表演。他看得出科里不是一个一次性使用的赝品，而是一枝不容易到手也不容易弯曲的利箭，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行骗高手！ 郭鲁尼伏特一生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骗子，他认为那些用同样手段骗人五六次还被人当做朋友的才是货其价实的骗子，而行骗一次就名声狼藉的则是赝品，充其量也不过是个业余水平的劣等货色。郭鲁尼伏特认为一个真正的骗子应该具有人道主义的品质，具有对女人的真情实感甚至恻隐之心。一个有才能的骗子应该十分珍惜自己的声誉，应该是慷慨大方乐于助人的善者仁翁——这一切听起来是那么荒唐，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这些美德都是为行骗这个根本目的服务的，事实证明只有具备了这些美德的骗子才能够在社会中稳如大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个真正的骗子为了攫取金钱、权力，或者为了除掉别人权力运作的杠杆，都必须极其狠毒残忍又不露痕迹，甚至纯洁无瑕。他们只有在自己真正的朋友面前才会偶尔把这些赖以生存的“美德”剥去。一个地地道道的骗子对挚友才肯赤胆忠心，科里就是这样的一个千古奇才！ 不过，郭鲁尼伏特仍有一点拿不准：科里这么做到底是出于真诚呢还是出于狡猾？他深知科里聪明能干，聪明到了令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必去监视他了。他相信在今后三年内科里都会对他绝对忠诚，也许在一些小的方面科里会不服从指挥，那是所有工作出色者应该得到的以一些行动自由作为回报的奖品，仅此而已，无伤大雅。郭鲁尼伏特很高兴在今后几年里有科里这样的人材来作为自己的助手，至于几年后，不论科里再如何拼命效力以表示自己的忠贞不渝，他都必须小心提防着，时刻紧盯着他了，因为科里作为一个无可匹敌的骗子，只要时机成熟，就必定会背叛他。到了那个时候，科里的“忠心”是陷阱，科里的“卖力气”是迷魂汤，全不能信任！当然，他也将防患于未然，绝对不会让这只本领高超的猢狲跳出自己的手掌心！ 第十一章 在维丽父亲的疏通下，我保住了原来的工作，而且我溜到维加斯偷懒的那个月，其中一部分被稍作假期，另一部分当做病休处理，这样我就不但没有受指责，反而可以补领工资。我的顶头上司——一名陆军上校对我能重返工作单位颇有微词，而我倒是心安理得。要知道，如果你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民政局工作，只要你没有野心又不在乎面子问题，你的上司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在GS——6区的陆军预备役部队里当行政助理。由于预备役部队每周只训练一次，所以我分管了三个单位的全部行政事务，其中包括誊录600人的工资单，为他们油印指示手册，检查由预备役人事部为他们的会议所写的早晨报告，裁减、晋升命令以及行政上的一些准备工作。除了在各个单位进行为期两周暑期野营训练时忙碌一阵子，这份差使还算是比较轻松。 我们办公室的同事都是各人有自己负责的工作，井水不犯河水，所以彼此之间关系融洽。有一个民职人员名叫弗兰克·埃尔克，年龄比我大些，从属于预备役部队，和我一样搞行政工作。我和他共事两年了，完全不知道他一直在贪污受贿，直到从维加斯回来后，才偶然发现了他的劣迹，并且最终被他用无懈可击的理论说服，一道通过非法途径挣外快。 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是块大肥肉：每周只用参加两个小时的会议就可以多拿一天的工资，普通军官日薪20多美元，士兵中最高的每天十美元，外加蓄积养老金的福利，另外，那两个小时的所谓开会也只不过是在听指示或看电影时打瞌睡。 大多数民事行政人员都参加了陆军预备役部队，我可能是局里唯一的例外，因为似乎冥冥中有种魔力在阻止我，提醒我万一爆发战争时，预备役部队的人都会被首先召人正规军。 人人都说我是个大傻瓜，弗兰克更是不断地游说我，告诉我凭着自己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光荣经历和在陆军预备役部队当行政人员的身份，他可以为我安排一个军士长的职务，这可是件两全其美的好差事，既尽了自己的爱国主义义务，又领取了两份工资，何乐而不为？他不知道对于已经不习惯听从命令的我来说，即使是每周只听从两个小时，每年夏季只听从两周时间的命令，也厌恶得难以忍受。当然，作为工作人员，我每天都在执行上司的指示，可是，这指示和命令的区别可就大不一样了。 每当我看到报纸赞美我国的预备役部队训练有素时，都忍不住摇头叹息——100多万人因为混日子而得到了荣誉！我不明白为什么还不取消这种劳民伤财的预备役制度，可能是由于许多地方要靠预备役的军饷来维持经济发展吧？也可能是由于州的立法机构和国会中有不少政客都是预备役部队里收入不菲的高级官员吧？不得而知。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无论是在家庭经济方面还是在个人心理素质方面都出现了始料不及的质的变化，造成了这一切的根源就是美国军事结构中的癌症，是这个机构的腐败使我也成了一个贪污受贿的人。 我从维加斯回来后不久，新的兵役法使美国的许多小伙子以及有子弟适龄当兵的家长们很快就意识到有机可乘——按常规应征入伍的青年得服役两年，而且说不定所在部队驻扎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而参加了预备役的军人却只需在美国本土服役六个月后，再用五年的时间每周参加两个小时的会议，每年进行为期两周的现役夏令营活动就行了，可见参军若能加入预备役部队，简直等于中了人生的头等奖。 但是华盛顿规定的预备役名额有限，所以一个指标起码有上百个小伙子申请，我有权批准的指标是每月30名，原则上是先申请先批准。 每个月我手上都收到近千份申请表，以前我总是按照递表的先后排列，秉公办理，可是在排列表的过程中，我的上司们——一名常规军陆军少校参谋和一名在预备部队当指挥官的中校经常会叫我把他们的一些关系户插到前面。对他们的这些要求我一律照办，从无异议，也从不在意，我的心思仍在忙着写作，上班仅仅是为了有份固定的工作和收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应征入伍的青年越来越多，不愿意到远在天涯海角的越南和古巴去的人也日益增加，我每月收到的申请更是与日俱增。这时候，发生了一些不能不使人怀疑的事，以致把我这个从来对周围漠不关心的人也吸引得注意了起来。 事情是从弗兰克·埃尔克开始的。他比我的年龄大些，也已成婚，有两个孩子。我们的行政级别相同，工作性质也一样，各人负责自己管辖的单位，每天所干的事务大同小异，每周所领的工资也都是100美元左右。虽然他加入了预备役部队，弄了个上士头衔，每年也不过比我多挣1000美元，然而他却开着一辆全新的比翼克牌汽车上班，还特别保管在每天收费三美元的附近停车场里。另外，他非常爱好赌球，什么橄榄球、篮球、垒球……总之是逢球必赌，一掷千金。我诧异他哪儿来这么多的钱，他眨眨眼睛，一本正经地说自己命好，常捡到钱，后来又说自己会算命，赌马的押注每次都使马场经纪人叫苦不迭。我知道这些全是谎话，听后一笑了之。既然他不愿意讲，我也懒得去打听，直到有一天，他请我到第九大街的一家意大利高级餐馆吃饭时自己主动地亮出了底牌。 那天喝完咖啡后，他问我：“墨林，你每月为你的单位征多少兵？华盛顿给你的指标是多少？”我知道他突然涉足我的地盘，肯定不怀好意，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上个月是30名，一般是25到40名左右，要根据我们损失多少人员而定。” “这些指标可值钱呢，你可以从中发点小财啊！”弗兰克不无诡谲地说。 我没有回答他，他继续往下说：“每个月你让五个指标给我，我每个指标给你100美元，怎么样？” 虽然有了这500美元就意味着我的月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但是我没有动心，摇摇头劝他别胡作非为去干这些违法乱纪的蠢事，并且告诉他我虽穷，却有自尊，成年后从没做过亏心事，不想为了几个钱玷污了自己的清白。不管怎么样，我是一个作家，一个期待着成名的小说家，不诚实就等于是一个大坏蛋，就会糟蹋了我心目中自己的那个完美的形象。为了维护这一形象，我可以忍受与妻儿一起在贫困线上煎熬的生活，可以顶着酷暑或严寒，假日和晚上去兼职来帮补家用，尽管人们自愿出钱买预备役指标的事弄得我心里痒得难受，我仍然宁可当一个自命清高的男子汉。 弗兰克不死心，还在那里喋喋不休：“你不会有一点危险的，那些名单可以是假的，又没有留底，而且你不必亲自从小伙子那里收钱，也不必亲自和他们谈条件。这一切都由我来干，当我说可以时，你就招他入伍，就这么简单，钱通过我的手交给你。” 如果他给我100美元，那么就意味着他肯定也留给了自己至少100美元。按每个指标卖200美元计算，他的职权是招15人，也就是说每个月起码增加了3000美元的收入！现在的富翁、政客、国会议员、参议员们为了子弟逃避现役都纷纷送他们来预备役部队，这滚滚的财源一定势不可当！可是弗兰克委屈地告诉我，他的那15个名额实际上不能全归他支配，因为他所属的部队的层层指挥官也出于种种目的有他们指定要照顾的人。这些占用了指标的高官把到了弗兰克嘴边的肥肉给夺走了，害得他每个月只能卖五个指标，真是哑巴吃黄连。在一番捶胸顿足后，他只好另辟蹊径。 俗话说：堕落的人总能为自己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其实无论上级怎么克扣，弗兰克仍能赚到每个月1000美元以上的免税的额外收入，却还在那里嫌少。对于捉襟见肘的我来说，这笔钱已无异于天文数字，不过我还是一口回绝了他的诱惑。我是真心实意不想干有损自己人格的肮脏交易。我从小就以诚实为美德，不会说谎，更不会因金钱去为非作歹。在这方面，我自以为颇有哥哥阿迪的风范。阿迪是绝对不会腐化堕落的，他在联邦食品医药局当化学工程师，主管新药的检验工作，掌管着一定的权力，收入相当可观，当然工作中的责任性和承受的压力也相当大。特别是他这个人在工作中铁面无私，总是认真得一丝不苟，结果往往会发生国内其他化学家检验通过了的药品到了他的手里却卡住不放的情况，为此，一些大的制药公司就经常派人上门疏通，或者是企图要他手下留情，或者是干脆想用高薪挖他到公司去。阿迪如果是个贪婪的人，甚至可以说阿迪如果是个原则性没有那么强，容易通融的人，他也早就富甲天下了，可是他把所有的说客都打发走，始终矢志不移。有一次，他的上司利用职权硬是放行了一种他否定了的新药，一年后，临床证明这种药有毒，甚至造成了一些病人死亡，传媒把这件事的内幕全部曝光，引起公众哗然。这段时间里的阿迪成为了万民瞩目的英雄，晋升到民政级别中最高的一级，但同时上司也向他暗示不可能再往上提升他了，因为他实在太迂腐，太不近情，太不会耍必不可少的政治手段，所以永远当不了局长。对此他毫不在乎，我更是为他感到自豪。 像阿迪那样过诚实的生活也是我的一个人生目标。我自诩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讲究实事求是，不奢望自己能做一个完美无缺的好汉，但是倘若我犯了错误，也绝对不会为自己开脱，而且日后会记取这一前车之鉴，只不过错误的种类和犯错误的机会实在太多，以至于我常常对自己的不检点感到吃惊，对自己的不争气感到失望。我实际上也很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像阿迪那样的英雄——他的诚实出于本能，而我想当老实人是因为我觉得说真话要比讲假话好受得多，清白要比犯罪舒坦得多。也就是说，在我的灵魂深处，要当老实人是出于实用而不是为了浪漫的理想，如果我觉得撒谎、做贼更好受和更舒坦的话，我早就干上了。我对那些讲假话、做违法事的人从不觉得厌恶、反感和看不起，反而总是采取容忍的态度，这就是因为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职业上而不是道德上的选择。也许很多人会说我这样看待骗子和贼人，是在向自己兜售变成这类人的思想，可能是吧，反正我始终认为真善美与假丑恶均是出于价值观念。 听了弗兰克说明真相后，我的竞争意识是要做一个比他完美的人。发现自己并不贪财，不像他那样为了得到金钱而自甘堕落时，我的心理上有一种说不清的满足感。珍惜名誉，尊重妇女，保持清白都是我的美德，此外我还能够做到信任别人的所作所为，不随便猜测他们的动机。我唯一不信任的人就是我自己，因为我干什么事都是自我感觉良好，结果却往往是一塌糊涂。在与人交往中，我情愿被人欺骗，被人愚弄而不愿意去欺骗和愚弄别人，宁可别人有负于我，我却不愿有负别人。不要浪漫地认为我有多高尚，这一切都是我为了应付社会来武装自己的盔甲，穿上了它以后，除非我有负罪感，否则这个世界就伤害不了我。只要我对自己的评价不错，哪怕别人把我说得一钱不值也无关紧要。当然，这种处世哲学并非放诸四海皆准，铁甲威龙尚且有被击倒之时，过去的几年中，我的麻烦同样不少。 另外，我的这套引以为荣的处世哲学说穿了不过是最低级的狡猾。我的道德观念以冷漠为基石，我之所以奉公守法是由于还没有能令我朝思暮想的东西来引诱我贪污腐化。迄今为止，我唯一想做的事仍然是写出轰动世界的，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文艺作品。我认为自己拥有这一理想不是为了金钱、名誉和地位——可能也只不过是认为吧！记得在少年时代，我曾被负罪感和没有出息的情绪所困扰，在陷入绝望之时，偶然发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克拉玛索夫兄弟》，就是这本小说改变了我的人生观，给了我力量，使我意识到：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外表看起来多么卑劣的人，都有着自己善良的一面。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我依依不舍地把小说还给了孤儿院的图书馆后，在秋日的阳光下散步时，心灵充满了一种圣洁的感情，恍若超凡脱俗。 从此，我渴望自己也能写出一本让人们读后也有我那天感觉的书来，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意味着鞭策自己去完成一项最高尚最纯洁的使命。然而，当我历时五年呕心沥血的创作再加上两年含辛茹苦的奋争才得以出版的小说问世后，我看到的第一篇书评竟然是攻击它俗不可耐！说它是一本根本就不应该写，写了也根本不应该出版的劣作。后来，尽管这本小说在文艺界得到了不少很好的评论，许多权威的评论家说我创作了一本有真正艺术价值的书，甚至认为这本小说一脉相承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风格，还有很多人写信来鼓励我，但是，我觉得这些安慰远远弥补不了因小说不受广大读者欢迎，销售上一败涂地而带来的失落感。 我本来还想以全身心投入再写一本真正伟大的小说，书名拟定为《罪孽与惩罚》，可惜没有一个出版商肯预付稿酬给我，我因而也就不得不辍笔。这时候的我已经债台高筑，全家生活穷困潦倒——孩子们没有起码的玩具，妻子不敢想象得到女人们都中意的物品。搁笔后，我躲到了维加斯，就像一只受伤的野兽逃到了无人知晓的角落，但是，舔干净创口上的血污后，我只能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这次的经历再加上弗兰克的花言巧语，我倒是悟出了一条哲理：要想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作家，就必须有金钱做坚强后盾。只有在物欲得到满足后，才谈得上精神的享受。 弗兰克足足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来死死纠缠，终于把我拉下了水，不过，他还是碰上了运气才成功的。弗兰克是个生活中的赌棍，连给妻子买礼物也像投赌注那样总是买些在日后手头紧时可以去当铺典卖的东西。我更佩服他因为滥赌而发明的使用支票的方式：每逢星期六上午，弗兰克总是上街采购家庭生活用品，他家附近的商人都认识他，并且都肯用现款兑换他开的支票。比如，他在肉店里买40美元最好的小牛肉和牛排，给店老板一张100美元的支票，老板找回60美元的现钞给他。在副食品店、蔬菜店以及酒店等，他都如法炮制，到了中午时分，从采购中找回的现金就起码有200美元以上，这样到下午时就可以用来赌球赛了。如果他在星期六就把现金输光了，星期天还可以在经纪人那里赊账赌马，变本加厉地赌。要是赢了钱，便在星期一早晨赶到银行去把支票的透支款补上；要是输了，他就先让支票透支，接着在这个星期的工作日里，使出浑身解数，骗取那些想以人预备役部队服六个月役来逃避服两年现役的年轻人的贿赂。 弗兰克经常请我去看那些晚间的球赛，还支付了两个人的全部开销，包括门票、吃热狗、喝饮料等等。他天生慷慨大方，当我抢着掏钱时，他总是把我的手推开，调侃道：“老实人是承担不起看球赛的消费的！”我无论在节假日还是上班时间，和他在一起总是很轻松愉快。在午餐休息的那一个小时里，我们有时会赔纸牌，我往往能赢他几块钱，不是因为我的牌艺超过他，而是他的心思不在纸牌，注意力全在运动项目的赌注上。 凡是道德防线崩溃的人，无一例外必然可以为自己找到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其实只有当你心甘情愿让防线崩溃时，它才会崩溃。 有天早晨我上班的时候，看见办公室外面的大厅里挤满了准备参加预备役部队的年轻人。整个国民兵训中心里人山人海，这栋八层楼里的所有部门都在为招兵入伍忙得不可开交。国民兵训中心是座旧建筑物，平日提供好几个营的士兵的军事理论训练场地，每层楼的一半面积用作储藏室、课室和行政管理办公室。 我的第一位顾客是个小老头，带着一位21岁的小伙子来应征入伍，小伙子的名字排在名单的后面。 我对他说：“对不起，我们恐怕起码要再过六个月才能招你入伍。” 小老头的蓝眼睛里闪着自信和高傲的火花，他慢条斯理地对我说：“你最好跟你的上司核对一下。” 此时，我透过间隔着办公室的玻璃墙看见了我的上司——现役陆军的一名少校正在向我不断地打手势。我站起来，走进他的办公室。少校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立过功，胸前戴满了各种勋章，只见此时的他汗流浃背，显得很紧张。 我对他说：“那老头要我和你谈谈，他要求让跟他来的那个小伙子插队入伍，我告诉他我办不到。” 少校生气地说：“按他的要求办！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个国会议员！” 我毫无表情地问：“那份名单怎么办？” “别理他妈的什么名单不名单了！”少校不耐烦地答复我。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议员和他的门徒正坐着等我。我着手把入伍的表格填好。在制表的过程中，我下意识地记住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他出身于一个美国历史上地位最显赫的家庭，现在正在我的办公室里为了逃避服两年的兵役而要求参加预备役部队，说不定将来某一天这名字会值一亿美元呢！ 议员的举止大方得体，既没有对我发号施令，称王称霸，也没有让我感觉到是屈服于他的淫威才破坏了章程。他说话文雅温和，恰到好处，不能不令人钦佩。他还设法让我产生了这是在帮他的忙的心理，并且提出如果我有什么事需要求助于他，可以直接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跟他来的小伙子自始至终沉默寡言，只有在我打印他的入伍表格必须由本人回答问题时，他才开腔。 本来对这类滥用权力的不公平现象我没有道义上的反抗，他们要我这么干，我也只能照命令办，仅此而已，别无他法，但是不知何故，我一直感到憋气。 小伙子是个富家子弟，凭什么就不能为国家在现役部队服役两年？何况这个国家对他的家族已经够意思了！于是我在他的材料里加上一个MOS的推荐记号。MOS代表军事职业特殊技能，加上这个记号表示推荐他参加具有特殊军事技能的训练。我推荐他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成为我们部队里稀有的电子专家，这样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他就必须首先应征入伍参加现役部队！虽然天晓得猴年马月才出现紧急状态，但推荐了他又有何妨？而且他们永远都无从知道被加上了这么一个记号。 少校过来主持小伙子的入伍仪式，让他跟着复述誓言，宣誓说自己不是共产党，也不属于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然后与在场的人握了握手。小伙子的自控能力还不错，一直到和议员走出我的办公室后才对着议员浅浅一笑。 那是顽童在恶作剧后发出的微笑。看见小孩的脸上挂着这种微笑总会让人浑身不自在，现在的情况更是如此。虽然他脸上发出这种令人恶心的微笑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坏青年，但这一笑足以消除了我心怀叵测地推荐他成为MOS后所引起的不安。 弗兰克·埃尔克从办公室的另一边观看了这件事的全过程后，当即跑过来揪着我质问：“你还准备扮演多久这种笨蛋的角色？那个议员刚才从你的口袋里拿走了100美元！天知道他为此还捞到了多少好处？也许好几千美元呢！如果那小子直接找我们帮忙，我至少可以弄他500美元！”看着他那被愤怒扭曲了的嘴脸，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对待什么事情都太随便了，”弗兰克无可奈何地叹息道，“你本来可以得到一大笔钱的，如果你肯听我的意见，你就可以解决自己的许多问题了！” “你不仅仅是在为我着想吧？”我笑着逗他。 “好，好，”弗兰克打蛇随棍上，“算是你帮我一个大忙吧，我迫切需要一个名额，你看到坐在我桌旁的那个红头发的小伙子了吗？他愿出500美元，因为他随时都可能收到应征入伍的通知书，一旦接到那张通知，就不能违反兵役法参加我们的部队了，所以今天就必须征他入预备役，可是我的手头上已经没有空额了。你把他征入你负责的部队，这笔钱我们俩平分。就帮这一次，总可以吧？” 听着他那近乎绝望的语气，我情不自禁地说：“好吧，叫那个小子到我这儿来吧，只是钱你留着，我不要。” 弗兰克如释重负地连连点头说：“谢谢，谢谢！我先替你保管着你的那份钱，说不定哪天你会改变主意的。”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吃完饭，和孩子们玩了一会儿。送他们上床以后，房间里只剩下了夫妻俩，维丽说需要100美元来为孩子们买衣服和鞋子过复活节，她只字不提自己也应该买新衣服。我知道100美元仅够买几套童装，而对于天主教徒来说，穿新衣服过复活节简直就是教规。 第二天早上，我到办公室后对弗兰克说：“我改变主意了，把我的那份钱给我吧！” 弗兰克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孩子！”然后带我到男厕所的僻静处，从钱包中数出五张50美元的钞票递到我的手里，临走又试探了一句：“周末前我还会有另一个顾客……”我没有搭理他。 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做亏心事，心里却不觉得难受，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在回家的路上就美滋滋地给维丽和孩子们买了些礼物。当把为孩子们买衣服的100美元交给维丽的时候，我看到她脸上绽出舒心的喜悦——不必再向她的父亲乞钱了。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安稳，而且好几年都没有睡过这样的好觉。 打那以后，不用弗兰克牵线，我自己就干起这勾当来。我的整个人格都在蜕变，当骗子原来这么过瘾，它把我的优点充分地展示了出来。我戒了赌，放弃了写作——事实上我已对自己正在写的那本新小说完全失去了兴趣——而且第一次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 我甚至着手研究数本厚厚的军事条文，当然了，目的是寻找法律上的漏洞来帮助那些想逃避兵役的人。我得到的第一个收获就是健康标准可以任意降纸或提高，一个小伙子在一个月前还因为身体问题不合格不能服兵役，可是六个月后却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体检，这都是依照华盛顿确定的兵役指标来决定的，还可能是依据军事预算的拨款而定。还有这样的条文规定：凡是由于精神失常受过休克治疗的人都不能应征入伍，不能入伍的人还包括同性恋者，在私营企业担任重要技术工作的人材等。 随后我还研究了自己的顾客，他们的年龄从18到25岁，热点在22—23岁。这个年龄层次的人往往大学刚毕业，害怕在军队里浪费两年的时间。他们最迫切要求加入预备役部队来只服六个月的现役。 这些年轻人都很富有，或者是他们的家庭很富有。他们都受过专业训练，总有一天会成为中产阶级之类的上层人物，有的还将成为美国各界的领袖。在战争期间，他们也许会争先恐后地进入军官学校，现在他们宁可当面包师、军服修补工或是军车维修员。他们之中有一个年仅25岁已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占有一席之地，另一个成了债券专家。当时华尔街由于有了新股票而充满了生机，这种股票刚发行就猛增了十个百分点，使这些年轻人一下子都富得令人咋舌。他们乐意花钱逃兵役，我也乐得大开财源，很快，我就把欠阿迪的几千块钱还清了，他十分惊喜和好奇。我胡诌了些诸如手气好，赌赢了钱之类的理由，而无颜把真相告诉他。从小我就极少对他撒谎，这是其中的一次。 弗兰克成了我的顾问，他提醒我说：“小心这些年轻人，他们是真正的江湖骗子，盯住他们，他们就会更尊敬你！” 我耸耸肩，实在不明白他的道德标准以什么为尺度。他解释道：“他们只不过是些乳臭未干的小子，凭什么不愿意去为祖国服两年的兵役？凭什么要来混他妈的六个月预备役？你我都曾为国家作过战，如今却两袖清风。国家已经让他们腰缠万贯，让他们的家庭八面威风，让他们有高尚的职业，无量的前程，而他们这些臭小子竟然不愿意为国家当两年的兵！” 他义愤填膺，令我感到吃惊。平时他是那么随和，从不说别人的坏话。我相信他的爱国主义是真诚的，作为一名预备役部队中的上士，他确实是尽忠尽责的，而他的行骗受贿仅限于当民政公仆之时。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建立了一支客户队伍，还特意制造了两份名单：一份是官方渠道的等候者名单，另一份是私下挑出的行贿者的名单。我时刻告诫自己要谨小慎微，千万不能贪得无厌，所以每个月我只拿出十个指标给出钱的人，其余那十个以上的是官方名单的人。开初，我订的价格是每名100美元，因为一个月有1000美元的额外收入对于我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没想到客户们总是自动加码，过不了多久，我的开价也就涨到了300美元一位。后来，有个穷得叮当响的青年来找我，知道这位要养家糊口的人在应征入伍前怎么都不可能从官方名单上轮得到参加预备役部队，我感到内疚，终日不得安宁，最后决定完全不管什么官方名单，除了十个指标给行贿者以外，其余的统统免费赠与求助于我的幸运儿们。一句话，我越来越肆无忌惮地玩弄权术，这种混账事我以前一直都不愿意干，然而干开了以后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在单位里交了大量的朋友，日后他们为我开脱罪名帮了大忙。我还订下了这样一条规矩：凡是艺术家、作家和初出茅庐的导演免费加入我们的预备役部队。这也算是对我不再写作，甚至没有了写作的冲动而感到内疚所交的一点点杂税吧，更何况我堆积罪恶的速度和我堆积金钱的速度完全成正比，我的确应该用传统的美国方式，即通过做好事来给自己赎罪，以求得心灵上的解脱。 弗兰克知道后又大喊大叫了一番，一个劲地骂我缺乏做生意的本能，品行太仁慈，应该学会厉害些，否则人人都会利用我的仁慈。其实他错了，我并不像他和其他人所想的那么好。 实际上我是应用了起码的智力朝前看，知道这种赚钱的把戏迟早要露馅，特别是它牵涉的人实在大多了——数以百计的和我工作相同的民政人员都在受贿，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在交纳一定数量的“入伍费用”后应征参加预备役部队，这简直形成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异化现象：人们在绞尽脑汁找门路并出钱买当兵的机会，目的又是为了不当兵！ 一天，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带着儿子走进了办公室，这是一名富商，儿子是个开业不久的律师。他们带来了一捆政客们写的介绍信，和正规军的少校谈了一会儿就离去了，晚上开会时又来拜会预备役部队的上校。军官们对他俩彬彬有礼，交谈后叫他们找我商谈有关预备役指标的问题。这父子俩来到我的办公桌前，把名字登记在官方的等候名册上，父亲的名字是希勒，儿子叫杰拉米。 希勒先生从事汽车生意，还经营名牌卡迪拉克。我让他儿子填了通常的问题答卷后和他们聊了一会儿。 他儿子的话很少，显得很窘。希勒先生问我：“按名单排，他得等多久？” 我靠在椅背上用通常的答案回复道：“六个月。” “在等到之前他就会被征入现役部队了，”希勒先生看着我忧虑地说，“如果你能想办法帮帮他，我将感激不尽。” 我用套话应付他：“我只不过是个小职员，唯一能帮你忙的人是已经和你谈过话的那些当官的，或许你应该和你认识的国会议员谈谈。” 他仔细地瞧了我半天之后，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如果你要买辆车，尽管来找我，我会按成本价卖给你的。” 我看了看他的名片，笑着说：“当我买得起卡迪拉克的时候，我就不必干目前这份工作了。” “那倒是实话。”希勒先生友好地对我微微一笑，告别前，他又说了一次：“如果你能帮我一把，我会很感激你的。” 第二天，希勒先生打电话给我，他用商人特有的交际本领加上销售艺术来和我套近乎。他先是关心我的健康情况，接着问我的工作是否如意，还扯到了那天很好的天气。一番寒暄后，他把话题一转，说昨天我热情接待他们父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政府雇员中很少人会用这种态度接待公众，所以出于感激之情，他愿意以原价让给我一辆别人仅用了一年，他刚买到手的多济牌汽车，还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共进午餐，顺便谈谈这件事。 我告诉他共进午餐就免了，但我可以在下班回家的时候顺路去他那里谈一下车的事。 希勒先生的汽车公司在长岛的罗斯林，离我住的布朗斯新村不过半小时的车程。当我到达那里时，天色尚早。我把车停妥后，在摆满了卡迪拉克的场地上转了转，欣赏一下这些名牌汽车的风采。这些车的车身修长锃亮，高贵端庄，有些金光闪闪，有些乳白可人，有些深蓝似海，有些红如骄阳……再配置上富丽堂皇的座椅，真是漂亮极了。从前我对汽车并不在意，此时此地却被中产阶级的占有欲火烧得热辣辣的。 我朝着长长的砖楼走去，经过了一辆蓝绿色的多济牌汽车。这辆车很不错，如果我刚才没有领略过那数英里长的卡迪拉克，一定会很喜欢这辆车。我朝车厢里面看了看，那些座椅高高的，十分舒适，可是和名牌车排在一起，怎么看都不够气派。 我的心理简直有点像一个暴发了的贼。 近几个月来，我的变化惊人。在第一次收取了贿赂后，心里还有点闷闷不乐，原以为自己一向以不说谎为自豪，这下子肯定会瞧不起自己，没想到如今反而对自己沦落为卑鄙的受贿者和骗子沾沾自喜。看来我没有以蜕变成社会渣滓为耻，反以为荣，我辜负了大众对政府雇员的信任，成了勒索那些求助于我的年轻人的罪犯！ 在一些不眠之夜琢磨新策略之余，我也会反思一下自己的变化，很有点怀疑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出于对社会拒绝承认我是一个作家的报复，又是不是对我曾经是个一无所有的孤儿，曾经在世界上历尽了千辛万苦仍一事无成的一种补偿。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可以干好的事了，终于能够满足妻儿的物质需要了，更离奇的是，我因而变成了一个好丈夫、好爸爸——我不再写作，和维丽在一起的时间也多了，孩子们做作业时，我也有空去辅导他们，还有钱请临时保姆，有钱买入场券和全家一起去看电影，有钱买礼物送给妻子和孩子。有几家杂志社约我写稿，我毫不费力地很快就写了出来。我乘机把受贿得来的钱加在稿费里，告诉维丽因为给杂志社摇笔杆子我的收入增加了。 我是一个快乐的贼，但在内心深处也很明白总有一天会东窗事发，所以我不敢奢望买一辆卡迪拉克，能拥有一辆蓝绿色的多济也就心满意足。 希勒先生的办公室很大，桌上放着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秘书不在，估计他是有意支开她，免得我尴尬。我乐于和这类聪明人交往，最忌讳与不识时务的笨蛋打交道。 希勒先生请我坐下，抽支雪茄烟，又再次问到我的健康等等情况，然后切入正题：“你看见那辆蓝色的多济了吗？车不错，保养得顶好，我可以廉价卖给你。你现在开的是什么车？” “1950年出厂的福特牌。”我说。 “以旧换新吧，”希勒先生说，“用你那辆福特再加上500美元，你就可以把多济开走了。” 我不动声色，从钱包里取出500美元放在桌子上，说：“成交了！” 希勒先生脸上顿时略显不安，问：“你可以帮得上我儿子的忙，对吗？”他是在担心我不明白他的条件。 我对自己因为这笔小小的交易而产生强烈的快慰也感到吃惊，其实我出这500美元已净赚了1000美元，也知道完全可以把价格提高到只用福特换多济，但我不想那么贪婪，还多少保留了一点侠义心肠，所做的不过是把富人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卖给他们，应该货真价实。我没有把这笔交易当做是贿赂行为，希勒先生脸上的忧虑可以说就是见证，所以我面无表情，公事公办地告诉他：“你儿子将在一周内加入为期六个月的预备役部队。” 他的脸马上云开日出，充满欣喜和敬意地说：“我今晚就把过户文件搞好，把车牌的事办妥，你过一会儿就能把车开走了。”他探过身来和我握手，说：“我听过许多有关你的故事，人人都说你的好话。” 我当然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心里不禁美滋滋的。作为一个老实的骗子，我的名声仍佳，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这就是成功！ 希勒先生趁职员在办理文件之际，有的放矢地和我聊天，他是要设法弄清在他儿子的这件事情上，我是全权处理呢还是必须再经过少校和上校。也许由于他那成功的商业头脑的本能吧，所以办任何事都很机灵和圆滑，也很周全。他首先夸我精明能干，善解人意，之后又问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项，他还担心那两名军官会在为他儿子主持入伍宣誓仪式时记起他的儿子是哪一位，我告诉他这确实有可能。 希勒忧郁地问：“难道他们不会问为什么他一下子就跳到了这么前吗？” 作为外行，他问得确实有道理。我心中暗笑他太过虑了，于是反问道：“难道我问过你关于多济的任何问题吗？” 希勒先生笑容可掬地说：“那当然没有。你熟悉自己的业务，我只是因为事关亲子，不想因自己所做的事给他带来麻烦罢了。” 我没有留意他的话，思想早飞回家去了。我想象着维丽看见蓝色的多济会有多高兴，她早就对那辆残破的福特厌倦了，何况蓝色是她最喜爱的颜色。 我强迫自己的思路回到希勒先生的问题上，我记得他的儿子杰拉米留长发，穿三件头的西装，打领带，所以说：“叫杰拉米把头发理短，换上运动服后再来我的办公室，他们就认不出他来了。” 希勒先生面露难色，说：“杰拉米不愿意这么干。” “那就算了，我也不习惯强迫别人干那些他们不愿意干的事，这一切交给我来办就行。”我显得有点不耐烦了。 “好吧，”希勒先生赶紧说，“这一切就交给你去办吧。” 我开着新车回到家，维丽果然很高兴。我带她和孩子们去兜风，多济跑起来真是棒极了。我们把车上的收音机打开，在原来的那辆旧式福特上可没有这份享受。我们还停车吃比萨饼，喝汽水……这些都是结婚以后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而尽量不去消受的东西。后来，我们把车开到了一家糖果店前，又买了冰淇淋和可口可乐，还为女儿买了洋娃娃，为两个儿子买了作战玩具，为维丽买了一盒高级巧克力。我今天的确够大方，花起钱来就像个王子。在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歌来。孩子们上床后，维丽把我当成了刚给她一只大钻戒的阿加·堪，如痴如醉地和我耳鬓厮磨。 我还记得在出走维加斯之前的那些敲打字机的光阴，如今，我终于时来运转，再也不用为了温饱去加班加点干双份工了，而且在衣柜底部的旧手稿中还藏有两万美元。这源源不断的生意真能使我发家致富，除非这种黑市交易彻底曝光，或者世界上的大国停止花巨款扩充各自的军队。我生平第一次明白了那些权贵、将军以及工业界的巨子对战争的感觉——世界和平、裁减军队对我所构成的威胁就是让我再度沦为穷光蛋。我当然不希望爆发战争，只不过是出于切身的利益暗暗祈求美苏两国别那么友好，哪怕再僵持一段时间也比冷战结束强。想到自己居然为了发财连自由主义都抛弃了，我忍不住一阵阵冷笑。 维丽的轻微的鼾声并不妨碍我的思绪，她要照料孩子和我，一大堆家务，真够她操心的，总是上床后就很快进入梦乡，奇怪的是比她更疲劳的我却常常三更半夜仍辗转难眠。过去，我往往会爬起来，躲到厨房里写小说，饿了就自己煮点东西吃，一直干到早上三四点才回到床上去。现在不写小说了，无事可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模糊地感到也许我应该重新笔耕。毕竟有钱有时间了，但我始终没有动笔，如今的生活太多内容，太激动人心了，开车、交际、交易，甚至像花花公子一样开始在一些蠢事上花钱…… 最成问题的是如何妥善存放那些现款，长期放在家里总不是万全之计。我想到求哥哥阿迪帮我把它们存入银行，他肯定不会拒绝我，但我开不了这个口——他是个从来没有为自己或妻子、孩子干过任何亏心事的完人，看到这么一大笔钱，准会问我是从哪里弄来的，而我只能把真相告诉他，虽然他依然会帮我，却从此将对我另眼相看，这个我可受不了。有些事倘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后果就会不堪设想，找阿迪帮这个忙就属于这一种类型。 有一种兄弟也是不能把钱托付给他的，那是因为他可能把钱吞掉，想到这里我突然记起了科里。科里一定知道存放这些钱的最佳方案，这是他的特长。等下次他来纽约的时候，我可得好好向他请教，以便尽快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我有预感，财源将会越来越势不可当地向我滚滚而来。 第二个星期，我轻而易举地把杰拉米安插进预备役部队，希勒先生为了表示谢意，邀请我到他的车行去，为我的那辆蓝绿色的多济更换四个全新的车轮子。我自然以为他的此举是出于感谢之心，因而对他真是感谢到了有点歉意的程度，却居然忘记了他是个精明强干的商人！ 机械师给我更换新车轮时，希勒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又给了我一个新课题。 他先是和以往一样眉开眼笑地说了些让我听了非常舒服的话，诸如何等聪明可靠，和我打交道何等愉快称心等等，还说如果我将来不在政府部门供职时他会为我谋到一份好工作，云云。这些恭维话使我飘飘然，在生活中我很少得到表扬，大多数赞誉话都是来自阿迪，还有就是一些不知名的书评者，现在我猜不透他到底准备说些什么。 “我有个朋友非常需要你的帮助，”希勒先生终于转到正题上，“他有个儿子迫切要求参加预备役部队。” “没问题，让那个小伙子来见我，别忘了叫他提你的名字。” “麻烦的是这个年轻人已经收到了入伍通知书。”希勒先生眼也不眨地瞅着我说。 我耸耸肩说：“算他倒霉，告诉他的家人，两年后再和他团圆吧。” 希勒先生和颜悦色地说：“你肯定像你这么绝顶聪明的年轻人也想不出高招来帮他一把了吗？酬劳很高，他父亲是个重要的人物。” “毫无办法，”我斩钉截铁地说，“军队的条令非常明确，任何人只要收到了入伍通知书就不能再参加预备役部队。华盛顿的那些人还不至于傻到连这也不清楚的程度，要不然谁都会等接到入伍通知书后才参加预备役。” 希勒先生仍坚持道：“这个人想见见你，他愿意为儿子付出一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见我也没用，我帮不了他。”我说。 希勒先生向我的身边靠了靠，用一种近似恳求的口吻说：“看在我的份上，去见见这个人，行吗？” 我明白希勒先生的意思——即使我仅仅是去见见这个人，即使我不帮这个人的什么忙，只要我去了，在这个人的眼中希勒先生已经是个了不起的大恩人了。那么，看在这四个全新的车轮的分上，我不妨花半小时去会会这个大阔佬。 “好吧！”我答应了他。 希勒先生立刻写了张纸条交给我，我看了一眼，名字是“埃里·汉姆希”，还有个电话号码。我记得这个名字，埃里·汉姆希是服装工业界的巨子，和工会有摩擦，与镇压暴动有牵连，同时又是市里面的一个光彩炫目的显赫人物，有政客为他撑腰，而且是慈善机构的顶梁柱，等等。既然他是一个大人物，为什么还要找我来帮他的忙？我向希勒先生提出了这个疑问。 希勒先生解释道：“这正是他的精明之处。他是西班牙裔的犹太人，是犹太人中的精英分子。在他们的身上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以及阿拉伯人的血统，这种混血使他们除了精明还练成了真正的杀手。他不想让儿子成为某个政客的人质来向他索取高价，说实话，向你求助要便宜得多也安全得多。此外，我告诉他你是个好人，绝对忠厚，现在你是唯一能帮他的人。那些大人物对入伍通知书之类的事不敢越雷池半步，这类事情实在太敏感了，政客们躲都躲不及呢！” 我想起了那个到过我办公室的国会议员，他算是有胆量的人，也许是因为他的政治前程已经快到终点了，所以他才毫不在乎。希勒先生正在密切地注视着我。 “别误会，”他和我眼光相碰的时候赶紧说，“我也是犹太人。我只是提醒你和西班牙裔犹太人打交道时得提防着点，否则他们会占上风的。当你去见他们时，要动动脑子。”他停顿了一会儿，又关切地问：“你不是犹太人吧？” “我不知道。”我说。我想起了当年做孤儿的情景，真是条可怜虫，连自己的父母是谁都不知道，才不会在乎是否犹太人或黑人呢。 第二天，我打电话到埃里·汉姆希的办公室找他——我的这些顾客的父亲全像那些已婚男人搞婚外恋似的，只把他们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给我，却要了我家的电话号码以便有事时可以马上联系。我已在家里接到过不少这类的电话，引起了维丽的好奇心，只好又编造些赌博上的事或者杂志社谈工作之类的谎话来搪塞她。 汉姆希请我在午餐时间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我去了。他的办公室设置在第七大街的一个服装中心的大楼里面，离军部大楼仅十分钟的路程。要我走过去也无所谓，特别是在春风中散散步还挺写意。 在服装中心，我不断给那些挂满了衣服的手推车让路，这些推车工人为了微薄的工资干重活还显得心满意足，而我只做些轻松的文读工作就拿数百美元仍怨天尤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黑人，他们为什么不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去外面打家劫舍？如果他们受过教育，就完全可以和我一样去混钱而且不伤害他人。 在大楼里，接待人员带我穿过为即将到来的季节而设计布置的最新时装展览大厅，然后走过一扇污秽的门，进入了汉姆希的豪华办公套问。大楼的其他部分都肮脏得不堪入目，这个办公套间却整洁漂亮得不可思议。接待员把我转交给汉姆希的秘书，这是一位衣着考究，而且颇有气质的中年妇女，她把我领进了里问。 汉姆希先生身材高大。如果不是穿着一套裁剪合身的西装，配上昂贵的白衬衫和深红色的领带，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哥萨克人。他的面貌刚毅，表情忧郁，给人一种高尚和诚恳的印象。他从桌子旁边站起来，握住我的双手表示欢迎，并良久盯着我的眼睛。他离我很近，我能清楚地看到他那头又深又密的白发。他很认真地说：“我的朋友讲得对，你有一颗善良的心，我知道你会帮助我。” “我真的帮不了你的忙，我愿意帮，但帮不了。”我回答他之后，又接着就像已经对希勒先生做过的解释那样，把入伍的规则条件详细地给他说明了一番。我的口气比原来预期的还要冷淡，因为我不喜欢别人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 他坐在那里，阴阴沉沉地点着头，然后又似乎没听进我说过的话，用忧伤的声音说：“我那可怜的妻子的身体很差，儿子现在去参军无疑会要了她的命，她是为了他而活着的，别说是要他离开两年，一年也不得了。墨林先生，无论如何你得帮帮忙。如果你能帮这个忙，我会使你今后的生活过得幸福！” 本来他是不可能说服我的，我根本就不相信他编织的故事，不过他最后的那句话刺激了我——“我会使你今后的生活过得幸福！”只有皇帝才有足够的权力充满信心地对一个人说这种话，现在他竟敢这样许诺，当然靠的是能使鬼推磨的金钱！ “让我好好考虑一下，”我说，“也许能想出一个办法来。不过，恐怕很难。”汉姆希先生又在不断地点头，表情依然非常忧郁地说：“我知道你会想出办法来，你的头脑很灵活，心地又很善良。”然后突然把话题一转，问：“你有孩子吗？”“有。”我答道。他又详细地向我打听孩子一共有多少个，年龄多大，什么性别，还问起我妻子的情况。此时的汉姆希不像在有求于我，倒像是个长辈在关心我的家庭。末了他还问清了我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等等，和其他客户的家长一样，说是以便必要时和我联系。 当我告别时，他亲自送我到电梯口。我觉得自己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明白了，该解释的也都解释得很清楚了，我没有办法可以使他的儿子和兵役局脱钩。汉姆希说得对，我有一颗善良的心，不愿意开空头支票来哄骗他和他妻子安心。我的头脑清醒，的确不可能为了拯救一个该服兵役的牺牲品而与兵役局搞僵关系。那小伙子已收到入伍通知书，再过一个月就得应征当兵，他母亲也只好单独地活下去。 第二天，维而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用激动得异乎寻常的声音告诉我：刚刚收到了“送货上门特别服务公司”送来的五大箱衣服，其中三个孩子的秋冬服装一应俱全，而且非常漂亮，还有一大箱是专门给她的，所有这些衣服都是我们买不起的昂贵的名牌货。“随货而来的一张卡片上写道：‘汉姆希送’。他是谁？”维丽惊喜地问，“墨林，这些衣服实在太美了！他为什么要送这些衣服给你？” “我为他的公司写了一些小册子，稿费不多，所以他答应送些衣服给孩子们。我原以为只是送几件而已，真没想到……”我又在编谎话敷衍她了。 电话里继续传来她那惊喜若狂的欢呼：“他一定是个好人！五箱衣服的价钱肯定超过1000美元！” “那太好了，我今晚回家再和你们谈这件事吧！”我匆匆挂断了电话。 放下话筒后，我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都跟弗兰克说了，还提到了希勒先生这位卡迪拉克汽车商。 弗兰克斜着眼睛看着我说：“你已经上钩了，那家伙要你为他做的事，你打算如何去办妥呢？” “真见鬼，我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会去见他！”我抱怨道。 “是希勒先生车行里的卡迪拉克促使你去的，”弗兰克冷笑道，“你也像那些——那些有色人种一样，只要能拥有卡迪拉克，就算回非洲住茅棚也心甘情愿！” 我注意到了他话中的火药味，他差点说出“黑鬼”这个字眼。他是马上改口说“有色人种”的，不知道是因为不好意思说出这个带侮辱性的字眼呢，还是以为我听了会反感？ 对于纽约贫民窟里的黑人酷爱卡迪拉克车的事，我始终弄不懂人们为什么要愤怒。是因为认准了他们买不起呢，还是因为反感他们借债买这些超出了实用价值的奢侈品？但有一点他说对了，的的确确是卡迪拉克促使我上钩的，我答应帮希勒的忙去见汉姆希的根源就在于我灵魂的深处确实曾有过开豪华车的念头。 晚上我回到家后，维丽和孩子们为我开了个时装表演会。她在电话里没有提到装衣服的那五个箱子的体积是多少，看完了他们的演出后，我才知道这五个装着给他们的每人十套衣服的硬纸箱有多么巨大。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维丽这么激动了，孩子们固然也很高兴，但他们在现有的年龄阶段还不太在乎衣服，连女儿也是如此。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这样一个闪念：如果走运遇上一个玩具制造商的儿子也因接到入伍通知书而需要我帮忙，那么最激动的就将是孩子们。 维丽接着提出了她不得不买新鞋子来配这些新衣服的要求，我让她等一段时间再说，为此我暗中记了备忘录：要特别留意有没有制鞋商的儿子申请服预备役。 使我为难的是倘若汉姆希先生送来的是普通质量的衣服，我会觉得他是在照顾我，会因为接受富人的施舍而感动不已，但是他现在送来的全是质地高档的精品，无论我怎样收受贿赂都不可能买得起的真材实料的时装。它们的价值在5000美元以上，而不是维丽以为的1000！我看了看附来的卡片，这是一张名片，上面印有汉姆希总裁以及他那间公司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没有手写的只字片句。汉姆希可真是够聪明的，不留下任何直接的证据说明这些东西是他送的，从而也就没有任何把柄可以指控他犯下了行贿罪。 在办公室时我曾经考虑过把衣服全部退回给汉姆希先生，回家后看见维丽的那种欢喜劲我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天晚上我一直到凌晨三点才睡着，脑子里不断思考着如何才能使汉姆希先生的儿子免去那两年的军旅之苦。 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之前已做出了决定：这个人的忙我帮定了，但绝对不能在文件上留下记载，以免将来追踪到我的头上。做这件事不但要手段高超，而且做完后要消灭一切蛛丝马迹——收钱后把一个申请加入预备役部队的人从原来的名单顺序中抽出来插到前面去是一回事，帮一个接到了入伍通知书后的人摆脱现役部队的羁绊却完全是另一码事。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找给汉姆希发出入伍通知的征兵委员会，那边接电话的是一个和我同级别的职员。我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后，告诉他保尔·汉姆希早就在我编排的预备役名单上，我原打算在两周前征他入伍的，但把寄给他的通知书上的地址写错了，出了这样的事故全是我的过失，假如保尔·汉姆希的家人大吵大闹的话，我会很麻烦，也许连饭碗都难保，而且我心中充满了负罪感……云云。我问他征兵委员会能否撤销这份入伍通知书，这样我也就可以按原计划征他入预备役部队以开脱罪责，事后我会把正式表格寄到征兵委员会，证明保尔·汉姆希已经加入了预备役部队。在电话里，我按照事先精心设计好的口气把这个纯属子虚乌有的故事讲完，不流露一点点热心助人的语气，绝对不过是一个老实人在设法纠正自己的一个不该犯却犯下的错误而已。在电话里，我还暗示他如果他们肯帮我这个忙，我一定会投桃报李，以德报恩。 最后的这一招是我前一天晚上苦思冥想出来的。我估计征兵委员会的职员们也许接触过一些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也许这些年轻人会向他们提出过想改服预备役的要求，说不定他们帮一个青年满足要求的话，能拿到1000美元的报酬。 但征兵委员会的这位职员对我的暗示充耳不闻，我请他是大乐意助人了，根本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就一口答应撤销那份入伍通知，还热情地保证说绝对没问题。我猛然醒悟到比我聪明的人早就在使用这一招，我这是在班门弄斧还自以为高明！ 第二天，我从征兵委员会那里拿到了那封至关重要的信后，立刻打电话通知汉姆希先生送儿子到我的办公室来准备入伍。 整件事进展得出乎意料地顺利。保尔·汉姆希在我的面前显得很羞涩、胆怯，说话的声音细如游丝。我派人为他主持了宣誓入伍仪式，暂时把他的文件保管好，直到他收到服预备役的通知为止。我又亲自为他把军需用品领了出来，直到他去服预备役时，他的机构里还没有一个人见到过他。我简直把他变成了一个幽灵式的人物。 我意识到如今此类行为已越来越白热化了，而且牵涉到的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也越来越多，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原形毕露。当然我这个魔法师墨林也不是等闲之辈，我戴上星条帽开始瞒天过海，把自己的劣迹掩饰得天衣无缝。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藏在家里的现款处理好，同时还必须显示我有其他合法的收入以便于公开花钱。 我可以把钱存在维加斯的科里那里，但是如果他起异心想吞掉这笔钱或者他失踪了或死掉了，怎么办？为了使这些钱合法化，以前我曾考虑过别人提供的写书评和给杂志社编点什么的建议，只是出于作为小说家去写那些旁门左道的东西太丢份的心理而拖延至今，没去动笔。现在已顾不得那么多，我必须尽快开始舞文弄墨，糊搞些东西出来掩人耳目。 弗兰克请我和他一起出去吃饭，我答应了。他如今正春风得意，依然无忧无虑，自以为稳立世界的巅峰，最近在赌博中又总是赢钱，可谓是财源广进，所以对世事难料的金玉良言毫不入耳，还天真地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常胜将军，认为贿赂他的款项只会源源不断，甚至以为这个世界的本身就充满了魔幻，适者生存，自己能巧妙地顺应潮流，当然就可以永远肆无忌惮地大发横财。 第十二章 差不多过了两个星期，我的代理人才为我安排了一次和《每日杂志》总编辑的会见。这是个一心要把美国淹没在消息海洋里的杂志社，每天在拼命地向读者兜售信息和假消息，桃色新闻和假新闻以及文化知识、通俗哲学等等东西。在美国，电影杂志、冒险丛书、体育月刊和有关钓鱼。打猎、喜剧之类的刊物是为蓝领工人们出版的，而出类拔萃的杂志则是那些倾向于专门介绍文学评论和先锋电影给学者们研读的刊物，所有这些出版物都是不同阶层的人们的餐前开胃品，都靠自由职业的作者们每天炮制出来，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杂志社每个月也要出版50万字以上的印刷品。 《每日杂志》社的人都好像疯疯癫癫的书呆子，没有归属感，然而他们却出版了利润可观的刊物，和他们截然相反的是我们这些联邦政府机构里的雇员，个个身心健全，人人都在高高兴兴地忙忙碌碌，但是工作的效率却都低得难以置信。 我的代理人告诉我，哥哥阿迪向他提出要为我找份兼职的工作，恰巧该杂志的主编埃迪·兰舍是阿迪在密苏里大学时代的同学，阿迪已跟他打过招呼，请他关照我了，可是，兰舍在对我面试的头两分钟就已明白我根本就不是干这份差使的料。这一点我心里也很清楚，我甚至连“一本杂志的背景”指的是什么都莫名其妙，真见鬼！奇怪的是兰舍没把这个当回事，他丝毫不在乎有没有工作经验之类的陈规。他要找的是那种多少有点精神分裂症的人，后来他告诉我，我正是在这方面得分最高。 埃迪·兰舍也是一位小说家，曾出版过一本小说，这是一本我一年前最喜欢看的小说。他告诉我他也看过我的小说，而且十分欣赏它，还说该小说在我得到这份职业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埃迪·兰舍的布告栏上有一条从《早晨时代报》上剪下来的头条新闻：核战争给华尔街的灾难！他看见我在浏览那份剪报，就问我：“你能否写篇短篇小说描述一个人对该消息的忧虑？” “没问题，”我一口答应了下来，并且马上就写了一个年轻的总经理在原子弹落下来后担心他的股票会大跌的故事。我没有嘲弄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没有暗示他的神经是否正常，全篇都是平铺直叙。如果你接受核战争很可能爆发这个前提，就会认为小说中的人物真实可信；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前提，你就会认为这个人物滑稽可笑，是庸人自扰。 兰舍很欣赏这个短篇，说：“你是个为我们的杂志增加销售量的天才！我的设想就是要把它写得模棱两可，让笨蛋和聪明人都喜欢它，你写得真是绝了！”他停顿了好一会儿，又轻描淡写地添上一句：“你和你哥哥阿迪的差别太大了！” 我笑一笑说：“是的，我知道，其实你和他的差别不也很大吗？” 兰舍哈哈大笑起来，说：“我们是大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忠厚的一个。当他要我在对你面试的时候关照你时，我大吃一惊，这是我们认识多年来他首次要我帮忙。” “他只是为了我才肯这么做的。”我不无内疚地说。 “他是我今生中所认识的最正直的人。”兰舍感慨万分地说。 我和兰舍都心照不宣的是：我们都是属于能够存活下来的人。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都不是真正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以要从事的写作为借口，招摇撞骗，大言不惭地活下去的骗子，其实所有宁屈不死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与众不同的充满说服力的借口。 我始料不及（兰舍则胸有成竹）的是我居然成了使杂志受欢迎的作者。我既会写迎合公众心理的惊险小说，又会写战争题材的英雄故事，还会为第一流的杂志写一些穿插着不太露骨的色情描写的爱情故事，我甚至会写些华而不实的用来哗众取宠的影评和一些严肃认真枯燥乏味的书评，然后又从另一个角度再写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来引诱人们亲自去阅读这些“好作品”。 我写这些文章一律不署真名，这绝对不表示我对自己的作品感到难为情。我心里非常明白这些虽然都是杜撰出来的绣花枕头，然而毕竟是自己一字一句编造而成的东西。我一生中再也没有值得自豪的技能了——在军队时不是个好士兵，在赌博中赢少输多，平日里没有业余爱好，更没有一技之长来防身，既不会修车，也不会种花，打字的速度不快，连收受贿赂也笨手笨脚……不错，我的确是一名作家，而且曾经把写作当成了一种神圣不可亵渎的宗教，可惜这种创作生涯没有一丁点实用价值，于是我利用自己的创作大才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编织假故事的大手笔，尤其是写这些杂七杂八的玩意儿还能使我每个月平均赚到400美元左右，足以使我的一家人合法地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我怎么能不自鸣得意？此外，在杂志社的兼职还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如水到渠成一般，我又开始了第二部小说的写作。埃迪·兰舍也在着手写一本新书，我们把在杂志社上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谈论彼此的新小说，只是在议论够了之后才提提杂志上的文章。 我们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在我当了六个月的兼职作家之后，他提议我出任一本杂志的全职编辑，可是我不愿意放弃每个月能收受2000到3000美元贿赂的预备役工作。受贿的事已经持续了近两年，麻烦仍远远躲着，我的心理也逐渐变得和弗兰克的一样，开始相信这种事会永远保密，而且还像染上了毒瘾一般越来越爱好这种与做贼异曲同工的勾当的那些刺激和冲动。 我的生活已进入幸福的港湾，写作进展得顺利，工作也称心如意。每个星期天我都带维丽和孩子们到长岛去兜风，那里的住宅象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我们去挑选自己喜欢的式样。全家人都看中的那套住宅有四间卧室和两个洗手间，26000美元的房价一年付清，而且首期只要交百分之十。这回，必须再请埃迪·兰舍帮个小忙了。 我告诉他说：“我一直都很思念拉斯维加斯，很想写一篇有关它的文章。” 兰舍一口允诺说：“完全可以，任何时间都行，不过文章里一定要写些有关骗子的内容。”他为我安排了公费的机票和食宿等事宜，还和我一块儿讨论了故事选用的彩色插图。过去的半年里，我们经常商讨此类有趣的问题，每每乐不可支。这次研讨的结束和往常的一样，最终还是埃迪·兰舍设计出一个妙不可言的方案——一个美女穿着极暴露的艳服在跳扭动臀部的舞蹈，她的肚脐旁边滚动着幸运的11点红色骰子，封面还写上这样的字句：会给你带来好运的拉斯维加斯。 接下来，埃迪·兰舍却说当务之急是要我先去为他那杂志社的旗舰——《每日生活》采访美国大名鼎鼎的作家奥萨诺，然后再去维加斯写这篇设想中的文章。 埃迪·兰舍认为自己实在太崇拜这位美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了，以至于竟然不敢亲自去采访他。 我是全杂志社中唯一不对奥萨诺有什么好印象的职员，而且总是觉得他并非人们所传颂的那么完美，同时我也不信任这类性格太过外向的作家——奥萨诺曾经成百次在电视上抛头露面，当过坎城国际电影节的评委，由于带领示威游行队伍而遭到过逮捕，对他的朋友们新出版的每一部小说都不遗余力地大吹大擂…… 另外，他是那种一步登天的作家，出版第一部小说时年仅25岁，而且一举成名。这个世家子弟获得过耶鲁大学的法律学位，却从来没有尝过艺术创作的艰辛，最使我反感的是我曾经把自己用心血铸成的第一部小说寄给他，冀求得到他几句美言，而他竟然否认收到过这部小说！ 我去采访奥萨诺时，这位功成名遂的作家已经极少有作品交给编辑了，不过，他仍然可以预支到数目可观的稿费，仍然是文坛上威风八面的显赫人物，仍然在恐吓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文艺评论家。实际上这位号称全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家所写的大部分作品都不是小说，他已经有整整十年写不出一本小说了。 据说，奥萨诺正在写他那本空前绝后的杰作，是一部长篇小说，一部自问世后再次惊世骇俗的最伟大的小说！所有的评论家都一致做出了以上的预言，他本人更是认为受之无愧。一家出版社还给他预支了十万美元以上的稿费，事隔十年，他们还在翘首期待着这部小说稿的出现和梦想着支出去的钱会一本万利地涌回来。与此同时，他写些非小说类的热门话题。一些评论家认为他的这些文章比大多数人的小说还好，实际上他只须花几个月就把文章写出来并能收取丰厚的稿酬，只可惜销售量却越来越少。他已经开始让公众不耐烦了，所以他终于接受了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星期天书评》总编辑的职务。 在奥萨诺之前的那个总编辑在此位置上干了20年。此君出身于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读过多所一流的学院，获得过各种学位，具备多种证书。人长得很有风度，却嗜好男色，本来这并不伤大雅，只是年纪越老，色胆越大。在一个晴朗的大白天，他按捺不住，居然在办公室那堵用书堆成的高达天花板的墙壁后面，骑在一个打杂的小厮身上泄欲，偏偏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被当场抓住了。如果他骑的是一个著名的英国作家，也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如果那些他用来当屏风的书已经被评论过，也许情况也不会这么糟糕，偏偏这些书积压在他的办公室里久久不见天日，从未到过他的读者群或自由职业书评家的手上，因此他不得不以名誉编辑的身份退休。 至于奥萨诺，人事部门知道他没有家庭的拖累，一直是个异性恋者，不至于出现他的前任所有过的尴尬。其实他何止绝不沾男色，他对异性的贪恋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高矮肥瘦，也不论老中青少，只要是女人，他都爱！一闻到女人身上分泌出来的味道，他就像瘾君子见到了海洛因一样激动不已。他和女人造爱时的投入程度比戒毒失败者重新吸毒时的狂放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奥萨诺的性欲一天得不到发泄，这一整天他就不得安宁，这时无论是口交还是手淫，他都会在所不辞。好在他没有展览自己性行为的心态，所以每次都把办公室的门锁得紧紧的。他的性伴侣中有的是书生气十足的小小女爵士迷，有的是坚信他是美国当代文坛上最伟大作家的女崇拜者，有的是急需要几本书来写评论以维持生计或维护自尊心的女作家……总之，他厚颜无耻地利用本身那如雷贯耳的名声和炙手可热的总编辑的地位来满足自己的性欲。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在认为自己是全美国最有潜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近似疯狂的自我陶醉。过去的三年里，他在文学界朋友的帮助下发起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向诺贝尔文学奖冲刺的运动，因而也乘机经常得意洋洋地向女士们炫耀那些登载在有档次的季刊上的鼓吹他应该获得此奖的文章，还恬不知耻地宣扬那些和他造爱的知识女性就是冲着诺贝尔文学奖而来的。 奥萨诺唯一有自知之明的地方是对自己的外貌没有多少信心，知道那歪斜的脸骨配上泛着鱼肚白的绿眼睛，无论怎样装腔作势都缺乏起码的魅力，于是他很舍得花钱来包装，终日衣冠楚楚。他还很聪明地扬长避短，运用自己那充沛过人的精力来装扮成风流潇洒的样子，事实上他名声噪起的很大成因不是来源于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而是来源于他的能耐——急才擅令，反应敏锐，智慧超卓等等，这些不但能吸引女人，也能吸引男人。 在为他发狂的妇女中，有聪明伶俐的女大学生，有知书识礼的夫人，还有妇女解放运动组织的成员。这些女权主义者事后经常在狠狠地咒骂了他之后再设法让他落入圈套并对他讹诈。她们宣称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们就是用这种伎俩来对付女人的，如今她们也要用之以战胜眼前的这个男人！而他所采取的对付她们的办法就是在作品中直截了当地和妇女对话。 我从来不喜欢他的作品，于是估计自己也不可能喜欢他这个人。物似主人形嘛，除非那些耳闻目睹的事实能证明该作者与其文章截然两样。 还好，在奥萨诺的笔下毕竟还有富于同情心的医生，勤奋好学的教师，诚实认真的律师，理想主义的政客，高尚纯洁的妇女，深明哲理的作家，富于正义感的演员等等，所以尽管他在写作时使用泼妇骂街式的架势，他的作品中又充斥着使人反胃的恶意，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奥萨诺还是一个可以相处的人，听他讲话，包括听他不知羞耻地吹嘘自己的写作也不是一件太可怕的事。 他把自己当总编辑的书评社搞成了一个独立王国，手下有两名秘书，20多个负责阅读的职员，另外还聘请了许多兼职的自由职业批评家——从著名作家到挨饿的诗人，从不得志的小说家到德高望重的教授等等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应有尽有。他既利用他们又看不起他们。 奥萨诺像个疯子一般地操纵着这个书评社，他知道作家们对《星期天评论》的扉页极其重视，就在向全国出版书评时订下了这么一条规矩：第一页必须刊登关于拿破仑或凯瑟琳二世传记之类的文章，而且一定要由有影响力的大学教授撰着。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憎恨大多数的小说家，嫉妒他们，他还憎恨出版这些小说的出版商。经他如此编辑的书或书评都让人无法忍受，这样就正中了他的下怀，达到了他激怒每一个人的目的。 我第一次见到奥萨诺时就发觉虽然关于他的流言蜚语确实是空穴来风，然而文学界的同仁对他的评价也并非都是人云亦云，还有他自己树立的公众形象更是名下无虚。在我的心目中，他以前的那个猥劣可耻的丑恶形象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自然艺术风格的伟大的作家，社会上对他的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美誉他也都受之无愧。 我在奥萨诺那间位于汉姆浦顿的别墅里采访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像个老苏丹王那样蛰居在这里。当时他已年过半百，穿着一条蓝色的网球长裤，上身是一件为了遮掩他那高高凸起的啤酒肚而专门设计的也是蓝色的网球衫。脸部皮肤相当粗糙，作为一个下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得主，这张脸正合适。虽然长着一双邪恶的绿眼睛，一见面他还是能给人一个不错的印象，今天他就表现得很友善。身为掌握着全国最权威杂志《星期天文学评论》权柄的头头，每期书评出版的前后，都有很多人争先恐后地去舔他的屁股以示忠诚。他早已习惯了人们的阿谀奉承，怎么能猜到今天的来者不善？又怎么会理解我这个失败的作家出版了一本失败的小说，第二本作品看来问世还遥遥无期，只能怀有仍然在失败中踯躅的潦倒文人的心态？相比之下，他写了一部几乎是伟大的小说后就能够一本万利地伟大下去，我的心理怎么可能平衡？如果《每日生活》杂志社允许的话，我早就向世人揭露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了。 两年前我已写好了那篇讨伐奥萨诺的檄文，句句击中他的要害，遗憾的是埃迪·兰舍不肯把它刊登出来公诸社会。当时他们正在谋求奥萨诺写一篇事关紧要的政治故事，不敢得罪他，结果害得我花在写这篇文章上的整整一天的时间就这么白白浪费了。做梦都没有想到两年后奥萨诺打电话给我，聘请我在他新创办的一本大型文学评论杂志当助手，原来他不知从哪个渠道看过我那篇杂志社不肯刊登的文章，对我记忆犹新，还说喜欢这篇文章的内容，说我是个了不起的作家，是他那些最自命不凡的作品的知音，云云。 采访他的第一天，我们坐在他那间别墅的花园里，一边看他的孩子们打网球，一边聊天。四次失败的婚姻给他带来了六个子女，这时他还未结后来的第五次、第六次和最后即第七次婚。我不能不承认他真心实意地疼爱他的孩子们，在他的身边可以真实地感受到那种浓浓的舔犊深情。他跟孩子们在一块从心底里快活，也许他本人就是一个老顽童。 他在作品里，总是表现出一个伟大的始终如一的左翼作家的姿态，实际上他却可能是一个德克萨斯沙文主义者。我想方设法把话题集中在妇女的问题上，好让他畅谈自己对女人、妇女解放运动和性的见解。他讲这类东西简直驾轻就熟，所以口若悬河，妙趣横生，而且不乏惊人之语。他先从爱情谈起，告诉我每当他爱上一名女子时，就不再嫉妒妻子。他摆出一副大作家兼思想家的面孔对我说：“男人们的嫉妒心再泛滥，每次的覆盖率都不应该超过一个女人——除非他是一个波多黎各人。”他拥有无可挑剔的激进证明，所以觉得自己有权开波多黎各人的玩笑。 孩子们在网球场上由发生纠纷而打起架来的吵闹声中断了我们的交谈，女管家跳出来对着他们大吼大叫，态度粗暴霸道，显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威势，又仿佛是一个母亲在向子女们发号施令。她的年龄和奥萨诺相仿，保养得很好，风韵犹存。这么有恃无恐的管家在世间实在少见。我百思不得其解，特别是当她平息了风波后，临走回屋之前朝我们两人轻蔑地扫了一眼，更让人疑惑这个家里的主仆是否易位。 我重提话头，奥萨诺开始用玩世不恭的态度议论有关女人的问题。当一个男人不是对某一个特别的女士入迷时，采取这种态度是明智的，尤其是作为除了海明威以外被绯闻困扰得最多的名作家，合时宜地发表一些权威性的意见也是十分必要的。 “小伙子，你听着，”他用谆谆告诫的语气向我说道，“爱情就像你在圣诞节或者童年时代得到的礼物，例如一辆小小的红色玩具车。在你对它爱不释手时，你感到无比幸福，但是迟早这辆车的轮子会脱掉，红漆会剥落，这时你就会把它遗忘在某个角落里了。堕入爱河是甜蜜的，但在爱河里畅游忘返却是一场灾难。”我得体地带着让他满意的尊敬平静地问：“你认为那些自以为和男人的思维能力完全相当的女人也有同感吗？”他那双绿色的眼珠滴溜溜地一转，瞥了我一眼，马上明白了我的意图，却丝毫没有生气。我不禁在心里赞叹这位大人物能拥有如此坦荡的襟怀。他继续侃侃而谈： “女权主义者以为我们男人有力量控制着她们的命运，这种思维方式和某些人以为在性问题上女人比男人纯洁的想法一样愚蠢。女人除了羞于启齿，也和男人一样可以和别人随时随地造爱，但是女权主义者却瞎扯什么一部分有权有势的男人在随心所欲地糟蹋女人，其实这些人根本就不是男人，他们甚至根本就不是人！女人应该取代的是这些家伙的地位而不是他们的行为，女权主义者不明白，女人必须经过艰苦奋斗才能达到目的，靠她们现在的那些胡搅蛮缠就只会更作贱自己！” 我又插入一句话问：“你就是‘这些家伙’中的一员？” 奥萨诺不动声色地说：“不错，用比喻的方式说，我必须搏杀。女人想得到也应该让她们得到只是男人才有的东西，那就是许多危险的、劳累的、肮脏的、男人不愿意干又非干不可的工作。我完全拥护男女平等，如果真的有平等的那一天，我就可以杀了那些臭婆娘了。听着，我现在得给四个健康的、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女人支付巨额离婚扶养费，唯一的原因就是她们和男人不平等！” “你和女人的风流艳史几乎跟你所写的书一样出名，你是如何处理和女人的关系的？”我继续单刀直入。 奥萨诺对着我哈哈大笑起来，也毫不掩饰地问：“你怎么净提这类问题？难道对我如何写作就不感兴趣？” 我对答如流：“关于你写作的问题看你的书就一目了然了。” 他耐人寻味地久久注视着我，然后才回答我刚才提出的问题。 “千万别对一个女人太好了，女人喜欢和酒鬼、赌棍、拉皮条的以及性虐待狂厮混在一块，她们不能忍受一个好人。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是因为她们会因此感到无聊，她们认为平常人的幸福生活太枯燥乏味了！” “你相信一个人对爱情应该专一吗？”我忍不住又打断了他的话头。 “我当然相信啦！听着，恋爱就意味着把对方变成自己生活的中心。当这种情况不再存在时，爱情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或者是变成了更好的、更实际的东西，或者就是成了谁都不乐意看见的什么。爱情基本上是男女之间不公平、不稳定、类似偏执狂的关系。男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比女人更糟糕。” 我们的话题忽然转到了直升飞机上去。他认为过20年人人都将拥有自己的直升飞机。那时候的汽车就自然会被逐步淘汰出时代的舞台，就如同当年汽车的方向盘和刹车问连女人都能掌握自如后，火车的生意使一落千丈那样。想达到这一目标只需进行一些技术改革就行了，届时，女人将驾驶着飞机满天飘……显而易见，由于在这个特别的早晨，我们总是把话题缠绕在妇女问题上，从而偏离了不到片刻就又扯回到了这方面上来。 “现代青年选择方式方法精明过人。他们会甜甜蜜蜜大大方方地告诉自己的女人，说她拥有和谁造爱都可以的自由，他全不计较，还会一如既往地爱她等等。这些都是哄人的脏话，天底下任何一个男人都极其鄙视水性杨花的女人，都不能容忍自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造爱！” 我对他的这番话颇费猜疑：伟大的奥萨诺，美国当代作家的精英，特别受妇女钟爱的，思想最最开明的奥萨诺，今天到底是我弄错了他的意思，还是他本身在这方面就是个保守迂腐的糊涂虫？ 我突然看见他的女管家在附近打了他一个孩子的耳光，于是情不自禁地嘲讽他说：“你给了你的女管家好大的权力啊！” 他的头脑灵活，思路敏捷，一下子就猜出了我的弦外之音。也许是为了刺激我一下以作为对我今天那些尖酸刻薄言论的回报吧，他终于和盘托出了这个女管家的底细。 “她曾经是我的一个妻子，”他神情淡漠，若无其事地说，“是我三个大孩子的母亲。” 当看到我的脸部表情时，他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不，现在我不和她过性生活了，作为主仆关系，我们相处得非常和睦，我付给她高薪，但不给她扶养费。她是我独一无二的得不到扶养费的前妻……” 很明显，他在期待着我接下去向他打听个中的原因，我也的确问了。 “在我出版了第一本书，开始名利双收之时，她也就跟着开始忘乎所以了。先是妒忌我的成功和受到世人瞩目，接着是不甘寂寞地去寻求别人的注意，于是某个年轻人，我作品的一个崇拜者就乘虚而入，刻意追求她。那时的她虽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又比他大五岁，但作为一个上流社会的性感女郎依然光彩照人。既然她上了钩真正地爱上了他，那也就只好由她去，我只恼怒她居然没有意识到那人和她通奸的目的是让伟大的奥萨诺难堪！她要求离婚并得到那本书出版收入的一半，我答应了。她还提出要孩子，我怎么能宽容到让我的孩子和她爱上的那条小爬虫在一块生活？我很了解那个不负责任的家伙看中的仅仅是她的金钱和姿色，因而对她说，她和小爬虫结婚后才能够得到孩子。之后，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来跟她尽情淫乐，挥霍无度。终于，钱花完了，他也就不辞而别了。她已经失去了抚养孩子们的资格，却还有脸回来要他们。她抛弃了孩子们整整两年时间，回来后倒敢大哭大闹说没有了他们连一天都活不下去了！所以我就让她当了管家。” 我冷冷地说：“这也许是我所听到过的最糟糕的故事。” 他那吃惊的绿眼睛闪了好一会儿才微微笑着，饶有风趣地说：“我猜这件事看起来也的确糟透了，但是如果你设身处地替我想想，或许会觉得没那么糟——我喜欢孩子们生活在我的身边，为什么做父亲的总是得不到孩子们的监护权？这究竟是哪朝哪代定下来的破规矩？你知不知道被这该死的规矩摆布后的男人是没有办法恢复元气的？为什么妻子对婚姻感到厌倦了，丈夫就得失去自己的孩子？而且还不能说一个不字！这算什么规矩？这是地地道道的阉割！好在我也并非等闲之辈，所以能在这场决斗中既保住了孩子们又马上结了婚。当第二任妻子忘了前面的教训，也开始惹麻烦时，我也同样成功地摆脱了她。” 我把身体向他倾斜过去，小声地问：“她生的那些孩子怎么想的呢？自己的亲生母亲当管家，在同父异母的弟妹面前不感到难堪吗？” 他那绿眼睛又闪了好一会儿，然后慈爱地说：“这没有什么，我从不难为她，她只不过是代替几个前妻来充当管家的角色，否则她更像一名自由自在的家庭职业女教师。她有自己的住宅，我就是她的房东。我曾经考虑过给她更多一些钱，考虑过给她买套房子让她独立持家，可惜她和她们几个一路货色，一有钱就昏了头，又会重操故伎，骄奢淫逸。如果她仅仅是自己造孽也就罢了，最讨厌的是又会给我增添新的麻烦，我实在赔不起这份时间和精力，需要专心致志地写作。是她自己逼得我要通过金钱来控制她的，这么一来她倒是过得顶安分守己，因为她心里明白，如果她胆敢出格的话，她就得离开这个家出去自食其力，为生活苦苦挣扎了。这办法还真灵，女人就是要不名一文才肯循规蹈矩。” 我靠在椅背上，跷起二郎腿，微笑着问他：“你是个歧视女人的人？” “假如有天时地利人和，你认为女人能和男人平等吗？” “不，绝对不可能！”奥萨诺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说，“她们忘不了自己比男人的衰老速度快得多，一个50多岁的男人还能吸引众多年轻的女人，而一个50多岁的女人却很难得到年轻男人的青睐。想男女平等？那就等到她们得以操纵人类的生杀大权之后，通过一项法律规定男人到了40或50岁就必须做整容手术，使他们显得和她们一样老态龙钟，或者可能把事情扯平——这就是民主的运作方式，同时也是一个愚蠢的观念。听着，女人得到的已经不少了，她们不应该再抱怨什么了！” 这天的奥萨诺对女人可谓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一个月后，我从一份晨报上发现他第五次结婚的消息，新娘是某剧院的一个年龄比他小一半的女演员，这就是美国文坛一代巨匠的言行！当时，谁都不可能预测有朝一日我会为他效劳，而且一直和他呆在一起直到他死去。他死时是个不再受婚姻束缚的单身汉，正在痴情地眷恋着一个女子并着迷地钟情着其他女人。 采访的那天，尽管他一直在唇枪舌剑地诛伐女人，我还是听得出他对女色的疯狂贪恋。这就是他的致命弱点，他对此也心中有数，也恨自己本性难移。 第十三章 我终于获准到拉斯维加斯去采访并完成那篇有关赌博的文章了，这是自从佐顿赢了40万美元之后吞枪自杀，事隔三年多后，我第一次重返赌城。 三年来，科里一直和我保持联系。他每个月都给我打几次电话，每年圣诞节都给我和我的妻子及孩子寄礼物。这些礼物全是桑那都酒店礼品部常进的货，我一目了然，而且知道准是他象征性地给一点钱甚至免费弄来的，这个神算子！但是不管怎么说，每年都给我们寄札物，单是这份心意就已经够难能可贵。我早就给维丽介绍过科里，可是从来没有提到过佐顿。 我知道科里在酒店谋到了一个好职位。他本人没有说，我是听到他的秘书接电话时尊称他为“总裁助理”才知道的。我猜不出他用的什么办法，竟然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捞到如此的肥缺！他在电话里说话的声音和腔调都变了，变得低沉、浑厚、有力，语气也显得更加热情和真诚，而且很有礼貌，就好像同一个演员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电话里，他大多数时间是和我闲聊天，讲一些住在酒店里的特大赢家及输家的趣闻佚事，却从来闭口不谈自己。每次通电话我们都会提到佐顿，一般总是在谈话即将结束时才讲起他的，所以一讲到佐顿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通话要结束了，这已成了我们之间的惯例。 我订的是周末的机票，这样我只需要向民政局请一天假就行了。我已预见到在遥远的将来，到了警察追查贪污受贿事件的那一天，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就可以帮我把到拉斯维加斯的真正目的掩盖起来。 我第二天一早就得动身，维丽为我打点行装时，孩子们已经睡了。她一边收拾皮箱一边微笑着对我说：“上帝，上次你走时太可怕了，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呢！” “我当时不得不离开一下，”我说，“当时的情况实在太糟了。” “现在一切都已改变了。”维丽喜气洋洋地说，“三年前我们穷得叮当响，实在揭不开锅时，我就不得不厚着脸皮去向我父亲伸手要钱，还要担心迟早被你发现，而你对我的态度又让我害怕你不再爱我了。真没想到，那次旅行居然改变了一切，你和走之前简直判若两人，不再对我随意发火，对孩子们也耐心多了，你还谋到了杂志社的工作。” 我怜爱地看着她，笑笑说：“别忘了，我是赢了钱回来的，赢了好几千块钱呢。如果当时输了钱回来，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 维丽把皮箱关上，说道：“不，你彻底变了，变得精神焕发，和我及孩子们在一块时也更快乐了。” “只是我总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我轻轻地说。 “可不是！跟维加斯那些漂亮的妓女混在一起，把魂给弄丢了。”她不无醋意地嘲弄着，我笑一笑，说：“她们要价太高，我还要留着钱来赌博呢！” 这些都是在严肃基础上的说笑而已，如果我把在维加斯从来没有注意过一个女人的事实告诉她，她准不相信，但她一定会相信这其中的原因——我早已对自己是个不争气的丈夫，不称职的父亲，不能给家人带来幸福，甚至无法让家人过上舒心日子而深感内疚，所以我绝对不能以对她不忠实来再增添自己的罪孽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性生活十分和谐，称心如意，她是我梦寐以求的性伴侣，我也自信能完全满足她，我对其他女人真的不屑一顾。 “今晚你还准备干点工作吗？”她悄悄地问我。我知道她其实是在问我们是否先造爱，以便她可以做好准备。以往每次造爱后，我通常会写一会儿东西，她则会睡得很深沉，动也不动地一觉到天亮。 “是的，我要干会儿活，我一想到明天的旅行就兴奋得睡不着觉。” 将近半夜了，她还到厨房里为我煮了一壶咖啡和弄了些三明治。我一般会写到凌晨三四点，然后睡一会儿，即使这样我早上还是比她醒得早。我觉得最令作家头痛的事莫过于失眠了，越是写作进行得顺利就越是睡不着，躺在床上，万籁俱寂，一片漆黑，小说中的人物在脑海中不断地活灵活现。这些人物是如此栩栩如生，以至于我与他们一起喜怒哀乐，全然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以及躺在身边的妻子，但今晚我不上床却有一些非文学性的不可告人的因素——我要在维丽睡着后把受贿得来的几万块钱从藏匿的地方取出来。 我先从卧室壁柜最深的角落里找出我那件躺在这里已经三年的维加斯赢家外套。从赌城回来以后我就一直没有碰过这件外套，现在看上去虽然它原来那鲜艳的颜色已褪掉不少，但还是相当漂亮的。我穿上它走到厨房，维丽一看见就皱起了眉头说：“墨林，别穿这件外套了吧！” “这可是我的幸运外套啊，”我笑着说，“另外，穿着它坐飞机既方便又舒服。”我知道她从一开始就嫌弃这件外套，但在没征得我的同意之前不敢把它扔掉，所以故意将它深藏在壁柜的角落里，好让我看不见，也就不会想起穿它。现在她不知道这件外套可是要派上大用场的。 “你这么迷信！”维丽叹了口气。 她错了，即使我自认为是魔法师也极少迷信，何况这回的真实意图并非如此简单！ 维丽和我吻别独自上床后，我喝了杯咖啡，看了一会儿从卧房的书桌上拿过来的手稿，干了一小时的编辑工作，然后往卧室瞧了一眼，看见维丽已经睡熟了。我走过去轻轻地吻了吻她，她毫无反应。我一向都非常喜欢她临睡前给我的亲吻，那种朴实无华的充满妻子责任感的亲吻仿佛把我们与外部世界的那些孤独和奸诈完全隔离开来。我也经常在凌晨时分无法入睡时轻轻吻熟睡中的维丽的双唇，希望她能醒过来和我造爱，使我不再感到那么寂寞，但是这一次我给她的是犹大式的一吻，感情成了陪衬，真正的目的是想拿准当我把藏着的钱取出来时她不会醒过来。 我悄悄关紧了卧室的门，然后在客厅的壁柜里把装着我那第一部小说手稿的大箱子拿出来。这些手稿包括了全部的原稿和整本用复写纸印出来的样稿，纸张多得无法统计。这本小说花了我足足五年的心血，我原以为这成千上万的稿纸会使我名利双收，受人尊敬，结果却是仅仅挣了3000美元，的确贻笑大方。我在稿纸的深处掏下去，摸到一个较大的用绳子扎紧的硬纸夫后，就把它取了出来，拿到厨房里，一面呷咖啡，一面把钱点清楚——共有四万多美元。眼下，我对收受别人的贿赂已经习以为常，而且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专盯可靠的富翁们的腰包，因此这类股款也就来得更快更隐蔽。我把大约7000美元左右的20元面额的钞票留在硬纸夹里，再把33000美元百元面额的钞票分别放在五个长信封中，然后把这些装满了钞票的信封塞进维加斯赢家外套的各个大口袋里，拉上了口袋的拉链，最后把外套挂在椅背上。 明天早上维丽和我拥抱道别时，她一定会感觉到口袋里有些鼓鼓囊囊硬邦邦的东西，我就告诉她那是我准备带到维加斯去写文章的笔记本。 第十四章 飞机准时在拉斯维加斯那个小小的机场上着陆，科里早已等候在机场出口处的玻璃大门旁了。我下机后要步行到出口处，只见机场正在扩建，旁边连接成片的大楼建筑物也已初具规模。赌城正在迅速发展，科里也在大展鸿图。 他变了，变得高了些，也更瘦了点，衣着光鲜考究，头发光泽照人。他拥抱着我说我没有变，看见我对此话莫名其妙，才笑着说是指我还穿着维加斯赢家外套，并叫我以后不要再穿它。 他给我安排了一个带有酒吧的大套间，客厅的桌子上还摆有酒和鲜花。“你一定发大财了！”我对他说。 “我干得很顺心，而且已戒了赌。你知道吗，我在赌场的身份也和以前不同了。”科里边说边帮我放好行李。 “可不是！”我说。我对科里感到陌生了，他和我从前认识的那个科里宛然两人。我开始有点犹豫能否仍信任他并按原计划行事——一个人分别三日就要刮目相看，三年的光阴足以把一个人改变得面目全非，再说，我们以前相处的时间毕竟只有短短的几个星期啊！ 当我们坐下来为庆贺重逢喝一杯时，科里诚恳地对我说：“小伙子，我真高兴再次见到你，你有没有想起佐顿？” “我一直在怀念他！”我点点头说。 “可怜的佐顿，”科里认真地说，“他赢了40万美元才死去，是他的死使我彻底戒了赌。你知道吗，自从戒赌后，我交上了鸿运！如果我手中的牌玩得好的话，我最终一定能成为这间酒店的头号人物！” “吹牛皮！郭鲁尼伏特呢？”我对他的话确实半信半疑。 科里不无得意地告诉我：“我是他的头号助手，他在许多方面都非常信任我，就像我非常信任你一样。我们刚才谈的那件事我不妨说给你听：我需要聘请一名助手，任何时候你如果想把家搬到维加斯来，我都可以给你安排一个很好的工作。”“谢谢你！”我很感动地说。我了解他不是一个轻易把别人放在心上的好汉，不知道为什么却对我如此厚爱。我喝了一口酒，告诉他：“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打算改行，我这次来是为了请你帮另外一个忙的。如果你帮不了我，我也能理解，只请你直话直说。什么答案都无所谓，反正我们至少能够在一起呆上几天，能够痛痛快快地玩上几天！” “不管要我帮什么忙，我都答应你！”科里豪气十足地许诺道。 我笑着阻止他说：“等你听完了以后再表态吧！” 科里听了我的这句话后似乎有点不高兴，过了一会儿才哼了几声：“我可不在乎是什么忙，只要能办得到，就一定帮！” 接下来，我就把贪污受贿的概况以及我现在共有33000美元赃款放在维加斯赢家外套口袋里，必须尽快收藏起来以免将来万一受贿之事曝光后被动等等，全盘托出给他。科里一直注视着我的脸，异常认真地听我把话说完，末了他笑逐颜开。 “你笑什么？”我实在大惑不解。 科里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俯后仰，半天才喘过气来：“你好像一个杀人犯在向牧师忏悔似的，其实只要有机会，人人都会这么干。不过，我百思不得其解，像你这么个正人君子如何开口向别人索取贿赂？” 我感到自己的脸在发烫，赶紧辩解道：“我从来没有向这些人开口要钱，全是他们来求我，在我帮他们把事情办成以后，他们才按原先答应的数目付给我钱。我从来没有先收钱后办事，而且他们完全可以赖账，我并不在乎。”我对他眨眨眼，自嘲道：“我只不过是个小骗子，还算不上骗术高手吧！” “小小毛贼而已，连骗子都称不上。”科里故意装出满脸的轻蔑相，“首先，我认为你太过自扰了。听起来，这种情况完全可能长期进行下去，即使有朝一日露了馅，对于你来说，最糟糕的结局也不外是失去工作和得到一个缓刑的判决。你也有说得对的地方，你是得找个合适的角落把钱藏起来，那些联邦调查局的鹰犬的鼻子可灵敏了，一旦让他们嗅到钱味，非一分不留地全部刮走不可！” 我对他这番话的前半部分最感兴趣。因为我顶担心的就是我可能坐牢而维丽和孩子们得自己活下去。我不想让她担惊受怕，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一直瞒着她的原因，更何况我不想让她小看我，我在她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纯洁高尚的艺术家。 我问科里：“你根据什么认为我的受贿罪即使被揭露出来也不会坐牢呢？” “这只不过是白领阶层所犯的轻罪，”科里显得极有把握，“你既没有去抢劫银行，又没有开枪杀人或者强奸妇女，你只不过是从那些想钻点空子以减少服兵役期限的年轻人的手中收取一点点小费罢了，这算什么大不了的罪过？上帝啊，竟然有人肯花钱要求入伍！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天下奇闻，没有人会相信，整个陪审团都会笑掉大牙！” “可不是，我也觉得这一切不可思议。”我也笑着摇了摇头。 科里突然摆出一副正儿八经的样子，问：“说说你现在需要我干点什么？说定了，万一联邦调查局追查你，你千万要立刻给我打电话，我会设法把你弄出来，好吗？”他友爱地看着我。 我感激地点点头，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先将现款分开多次在多家赌场兑换成筹码，大概每次1000美元左右，然后在各赌场都下小注，象征性地赌一赌，最后把钱以赌资的名义存在赌场的金库里。联邦调查局的人怎么都不会想到要上赌场来了解我的经济情况，而且我把现金收据存在科里那儿，需要用钱时再来取。 科里一屁股坐到我的沙发扶手上，调侃道：“为什么不把钱直接交给我保管？莫非你还信不过我？” 我知道他这是在故意开玩笑，但仍然颇认真地回答他：“我也曾经考虑过这么办，可是万一你出了事怎么办？例如飞机失事之类的天灾人祸，或者你重操旧业——又赌起来，那怎么办？我现在信任你，只是我怎么能肯定你明天或明年不会变得疯狂呢？” 科里赞许地颔首微笑，又问我：“那么你哥哥阿迪呢？你和他休戚相关，他就不能为你保管这笔钱吗？” “我无颜请他帮这个忙。” 科里又点点头，说：“是的，我认为你也不能。他太诚实了，对吗？” “对。”我不想在自己的感受方面再做进一步的解释了，就把话题转回到计划上去：“我的打算还有什么错漏之处？你认为它行得通吗？” 科里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这计划不错。”他挺内行地肯定道，“但是你没必要把钱分开存在拉斯维加斯所有的赌场里，那样做反而令人生疑，特别是如果钱在赌场里存放的时间太长，更惹人猜疑。一般人都只是把钱存在赌场的金库里直到他们的钱赌光为止，最久也只是到他们离开维加斯为止。你应该先在各个赌场买筹码，然后回到桑那都兑换成现款再全部存入到我们赌场的金库。每个赌场都分三四次兑换几千美元现钞，然后再存入我们的金库并拿回收据，直到你所有的现金存进我们的金库里，如果哪一天联邦调查局的人真的写信到酒店来查询，信肯定寄到我手上，我自然就会掩护你。” 我不禁担心地问：“这样一来不就连你也被卷入是非了吗？” “你放心，这种事我一直在办，”科里不屑地扬一扬手，“国家税务局经常向我们调查有关人员具体输了多少钱，我就把旧资料寄给他们。他们不可能识破我的手法，我早就提防着了。凡是对他们有用的资料都在第一时间里清理掉了。” “天啊，我可不想让我的资料从金库记录中销掉，那样的话我就无法凭收据取钱了！”这回我是在为自己担心。 科里忍不住笑了起来，说：“墨林，你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受贿者，联邦调查局才不肯花一大笔钱派一群探员来调查你呢！他们最多只是寄封信或传票来，我估计甚至连这些也不会有。也许他们会从另外的角度看问题，如果你花的钱超过了你的合法收入，你可以推说是你赌博赢来的，他们根本无法证明钱不是这样赢得的。” “但是我也无法证明这钱是我赌博赢来的呀！” “你当然可以证明了。我会给你做证，还会叫骰子赌档的老板和雇员一起来证明你是在赌骰子时赢了大钱，所以你完全不必担心钱的来源问题。现在要考虑的倒是把赌场金库的收据藏在哪里的事情。” 我们两人都想了好一会儿，最后由科里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 他问我有没有律师，我告诉他我没有，但哥哥阿迪有一个当律师的朋友。 “那你就立下遗嘱，”他说，“在遗嘱里写明你在这家酒店存有33000美元留给你的妻子。噢，对了！不必麻烦你哥哥的律师了，我可以在维加斯给你请一位信得过的律师，这个律师会把你那份遗嘱的副本合法地封入一个专门的信封寄给阿迪，而且另外寄一封信给他，请他不要打开装副本的那个信封，这样他就不会知道内容了。你回去后，只需要求他别打开那个信封，替你保存好它，这样做既不会给阿迪带来任何麻烦，他也不会知道内幕，不过，你得找出一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让他保管你的遗嘱。” “阿迪不会问我为什么的。我请他帮忙，他从来都不问为什么。”我在这点上可以说十拿九稳。 科里很羡慕地说：“他可真是你的好哥哥！还有那些用筹码兑换的单据怎么办？要是你在银行租个保险箱，联邦调查局的人一下子就会给翻出来。你还是像你以前把现金埋在手稿堆里那样把它们藏在那里吧，即使他们有搜查证，也不会注意到那些纸条的。” “我可不能冒这个险。让我为这些单据担忧？还有，如果丢失了，怎么办？”我连连摇头。 科里装着没有听懂我的暗示，很认真地向我解释到：“我们会存档记录的，当你来取钱时，我们就让你在一张收据上签名，证明你丢失了这些单据，也就是说你来取款时，仅需签个名就行。” 他完全明白我刚才那句话意味着我很可能私下里把单据撕毁，从而他也就心中有数，不能把赌场欠我钱的记录随意搞乱了。我这样做当然也意味着并不是百分百地信任他，但是他二话没说就给了我一个中肯的答复！ 商量好全盘方案后，科里兴高采烈地说：“我今晚已订了一席酒宴给你接风，并请了几位朋友作伴，包括演出队的两名漂亮女郎。” “我可不要女人！”我一口拒绝了他。 科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惊小怪地叫道：“天啊！次次都和太太造爱，你就不腻？这么多年了啊！” “不，我不腻！”我的态度坚定不移。 科里瞪着好奇的眼睛问：“你以为你可以永远对她忠实吗？” 我微笑着说：“我认为可以。” 科里摇了摇头，感慨万分地说：“那你就真的成为名副其实的魔法师墨林了！” “是的，那就是我！”我得意地点点头。 那天晚上，整整一桌酒席上只有我们两个人，饭后科里陪我到拉斯维加斯所有的赌场去兑换筹码，每次1000美元。这回维加斯赢家外套可真派上大用场了，亏得设计师在上面缝了这么多的大口袋，多少筹码都装得下。我们在不同的赌场都和赌档老板或赌场经理以及演出队的女演员喝上两杯。他们全敬科里为贵宾，都有关于维加斯的趣闻可以说给我们听。回到桑那都大酒店，我在出纳的柜台上把筹码推过去，取回一张15000美元的收据，小心地把它夹在钱包里。整个晚上科里一直陪着我，我一分钱都没有赌过。 “我想小赌一会儿。”我眼睛看着赌场对科里说。 科里狡黠地笑着说：“手痒了吧？如果你输了500美元还不勒马，我就把你的手臂打断！” 在骰子赌档，我掏出500美元的钞票换成了筹码，下了五美元的赌注，而且赌一切号码……我又回到了三年前那种赌的循环，从骰子档赌到21点档，又赌到大转盘档……轻松、自然、梦幻一般的小赌，赢了输，输了赢，玩着百分比的把戏，直到凌晨一点，我掏出2000美元买筹码时，科里就像尊保护神似地站在我的旁边，一言不发。 我把筹码放进外套口袋，走到出纳柜台，把它们都兑换成现款收据。科里倚在空荡荡的骰子桌旁，意味深长地望着我。 “干得好！”他舒了口气。 “我是魔法师墨林，不是那些臭赌棍！”我好不得意。确实如此，赌博时，我没有了以前的激情和冒险的冲动。我已经重新振作起来了，已经储够了买幢房子供全家安居的钱，还存了一笔钱以备不测之需，每个月都有数目可观的收入。我深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正在从事着第二部小说的创作。赌博充其量只是一种消遣，仅此而已，整个晚上我只输了200美元。 科里陪我在咖啡厅吃汉堡包。喝牛奶时，问我：“白天我得上班，我能否信得过你不再去赌？” “你放心，”我嘴里塞满了面包，“我忙于跑遍全城买筹码，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我准备一次只换500美元。” “那倒是个好主意，”科里放下喝完的牛奶杯说，“这座城市的联邦调查局密探比赌场的发牌员还要多。” 他停了好一会儿，又问我：“你肯定不要找女人陪你睡觉吗？我认识不少美女。”他说着就拿起咖啡厅单间里的电话准备拨。 “不，我太疲倦了。”这是真的，现在是拉斯维加斯时间凌晨四点，我的生物钟还停留在家里的时间中。 他对我说：“那好吧，如果你需要什么就到我的办公室来，哪怕来消磨时间和闲聊也行。” “好的，如果有必要，我就会去。”我答应他。 直到第二天中午时分我才醒过来，打电话给维丽没人接，当时是纽约星期六下午三点，维丽可能带着孩子们去了她父母在长岛的家，于是我往那里拨。她父亲接的电话，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明显在怀疑我去维加斯到底干什么。我解释说为了一篇文章在这里搞调查研究，但是听得出他对我的话始终半信半疑。维丽接过电话后，我告诉她我准备在星期一飞回纽约，并且直接从机场坐出租车回家。 我们在电话里只谈些夫妇之间的家常话，我不喜欢在电话里交流思想感情，我还告诉她为了不浪费时间和金钱，我不再打电话给她了，她表示同意。其实我知道她第二天还会呆在娘家，我主要是不想往那里打电话。我也很清楚自己不喜欢她回娘家是一种幼稚的嫉妒，但是维丽和孩子们是我的亲人，他们是属于我的，除了阿迪，他们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不愿意和外公外婆共同拥有他们。我知道这些想法都很愚蠢，只是不管怎么说，我都不打算再给她拨电话，况且这次分别的时间总共加起来也不过是两天罢了，有什么事她完全可以给我打电话的。 白天我光顾了全城的赌场和“联合木屑厂”，在每一处都把200至300美元的现金兑换成筹码，偶尔也赌上几美元才转到别的赌场去。 我沐浴着维加斯那干燥灼热的沙漠之风，一间一间赌场地走，乐此不疲，直到黄昏时分才到一家餐厅吃中饭。邻近的桌旁有一些漂亮的妓女在上班前填饱肚子，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全是神采飞扬的样子，其中两个穿着骑士式套装的姑娘笑闹起来就像十几岁的男孩子。她们压根就没有在意我，我也装着不注意她们，但又忍不住偷听她们的谈笑，而且听到她们有好几次提到科里的名字。 饭后我坐出租车回桑那都大酒店。维加斯的出租车司机可真是名副其实的热情好客，乐于助人，这位司机就问我要不要异性服务，我谢绝了。下车时，他还向我频频推荐一间驰名的中式餐厅，并且祝贺我白天过得愉快。 在桑那都大酒店，我把从其他赌场买回来的筹码兑换成现金收据并夹在钱包里，一共积聚了九张这种单据。我只剩下一万多美元要兑换了。我把维加斯赢家外套口袋里的现金掏空，将这些钱统统放进便装上衣的口袋里，它们全是百元钞票，分放在两个长长的白色信封内，然后我手挽着赢家外套到科里的办公室去。酒店的整个侧翼都辟为办公室，我沿着长长的走廊，穿过上面标明“管理人员办公室”的步行通道，来到了顶层中间那个门上嵌有“总裁助理”字样的大套问。进门的第一层是办公室的外间，坐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女秘书。听我自报了姓名后，她按了按里间办公室的铃，并在对讲机前做了通报。科里冲出来和我握手拥抱，他的这种崭新的个性举止使我很有点接受不了——太夸张，太戏剧性了，不像我们以前的关系那么朴实无华。 更显得华丽无比的是他的办公室套间，里面躺床、软椅应有尽有，灯饰安装得很低，墙上挂有原版的油画，可惜我不会欣赏，猜不出它们的价值。套间里还有三个运作中的电视屏幕，一个上面的镜头对着酒店走廊，另一个是赌场中的某个正赌得热闹的骰子档，还有一个屏幕上显示纸牌赌档。恰巧在我把目光投向第一个荧屏时，看见一个男人正在走廊打开他的房间门领一名年轻姑娘走进去，而他的另一只手则在摸她的臀部。 “这里的节目比我在纽约看到的还要精彩。”我朝科里眨眨眼。 科里笑笑点点头，说：“我必须监视大酒店里的一切动静。”他按了按桌面控制台上的键钮，三个荧屏上的图像都立刻转换了，这时我们眼前出现的是酒店的停车场，一个运作中的21点赌档以及收款员正在计账的咖啡厅。 我把维加斯赢家外套扔在科里的桌面上，也随口扔去一句话：“我把它交给你了！” 科里长时间盯着外套，然后似乎心不在焉地问：“你把所有的现款都兑换了吗？” “大部分都兑换了，我再也不需要这件外套了。”我回答他，接着又补充一句：“我妻子和你一样讨厌它。” 科里拿起外套纠正我道：“我并不讨厌它，是郭鲁尼伏特不喜欢看见人们穿着它在赌场里走动，你能否猜到佐顿的那件怎么处理了？” 我耸耸肩说：“也许他妻子把他所有的衣服都给了救世军吧？” 科里把外套拎在手上掂了掂，揣测它的重量，说：“很轻。你真走运，佐顿穿着它赢了40多万却自赴黄泉了。” “他太迂腐了。”我叹息道。 科里把外套轻轻放回到桌上，慢慢地在椅子上坐下来，若有所思地说：“当年拒绝接受他给的两万美元，我还以为你疯了呢。后来你说服我也表态不要时，我其实差点气炸了肺，但是，也许正是这件事给我从此带来了好运。回头想想，要是当时拿了那笔钱，我可能把它输个精光，之后又是一无所有。你知道吗，佐顿自杀后，我为自己没拿那两万块钱而自豪呢！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种情绪，只觉得自己没有背叛他，你也没有，戴安妮同样没有！我们几个虽然萍水相逢，然而只有我们三人才真正关心佐顿，最遗憾的是我们对他的关心还不够。当然了，也许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们是否关心他，可是这份付出却对我起了极大的作用，你是不是也有同感？” “不，我没有，我只是不想要他的钱，我有预感知道他迟早会自杀。” 我的话使科里大吃一惊，他哇哇怪叫道：“屁话！我才不信你会有这种预感呢！见鬼去吧，魔法师墨林！” “是下意识的那种预感，”我换了一下坐势，“那时在潜意识里面出现的，和你玩牌时的那种神机妙算是两码事。你还记得吗，当你把他的死讯告诉我时，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是的。你当时对他的死讯好像无动于衷。”科里回忆道。 “我早已熬过了那一关。戴安妮的感觉如何？”我问他。 科里用手支着下巴说：“她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她爱上了佐顿。你知道吗，葬礼那天她疯疯癫癫地又喊又叫，倒把我给吓蔫了……” 他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她酗酒成性，老是伏在我的肩膀上哭。上帝保佑，好在她后来遇上一个好心肠的半个百万富翁，总算在明尼苏达州的某个地方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你打算如何处理这件外套？”我问他。 科里突然放声大笑：“我打算把它送给郭鲁尼伏特。来吧，无论如何我要你见见他。”他站起来，一把抓起外套就往外走，我跟在他的后面，沿着走廊来到另一套巨大的私人办公室，秘书按铃告知里面的郭鲁尼伏特。 看见我们，郭鲁尼伏特站起身来，他比我记忆中的样子老了，我估计他恐怕已年近80，衣着依然非常考究，满头的银发使他挺像好莱坞的明星。科里为我们做了介绍。 郭鲁尼伏特握着我的手，慈祥地说：“我看过你的小说，书写得不错，坚持写下去，将来你会有出头之日的。” 这样的开场白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怎么可能想得到这种身份的人也会看书？ 郭鲁尼伏特接着用和蔼悦耳的声音，如老祖父数家珍一般侃侃而谈，从他投资赌场开始一直讲到自己曾经是个大坏蛋，现在在维加斯仍然是个让人害怕的人物。 我知道星期六和星期天对于郭鲁尼伏特及科里这些经营桑那都大酒店的人来说，是个大忙的日子，美国各地的客人都会跑来度周末和赌博，作为主人必须根据客人们的不同爱好和需要去款待他们。时间就是金钱，所以我本来只准备和郭鲁尼伏特打个招呼，客套一番就走，没想到一见面他就给我讲了这么多故事，更没想到科里把那件鲜艳的红蓝色彩相间的维加斯赢家外套一把摔在郭鲁尼伏特的那张巨大的办公桌上，开心地笑着说：“这是最后一件，墨林终于把它给放弃了！” 我看出科里的那种大笑就像是一个得宠的侄儿在嘲弄气急败坏的老叔父，当然，他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我还注意到郭鲁尼伏特在和他这个既能干又常给自己添麻烦的“侄儿”周旋时举止得体，看起来这个“侄儿”精明强干又忠实可靠，足以作为继承他事业的长远的人才投资。 郭鲁尼伏特按铃叫女秘书进来，吩咐她去给他拿一把大剪刀来。真难以想象桑那都大酒店总裁的女秘书在星期六晚上六点钟究竟能到哪里去弄把大剪刀来？但是仅仅过了两分钟她就把大剪刀给送来了。郭鲁尼伏特拿起剪刀就剪我那件维加斯赢家外套。他看着我那毫无表情的面孔说：“你不知道当你们三人穿着这种该死的外套在我的赌场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有多恨你们，特别是那天晚上佐顿这个死鬼就是穿着它赢了我那么多钱的！” 我默默地看着他把我的赢家外套剪成了一堆碎布片，忽然意识到他在等待着我的反应，于是问道：“您不介意别人赢钱吧？” “这和赢钱没关系，”郭鲁尼伏特一边继续铰那件外套一边说，“主要是它挑起人的强烈反感。科里在这里穿着那件外套时，就是一个堕落的赌棍，他现在仍然是，将来也肯定还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赌棍，但是起码在程度上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 科里摆出抗议的姿态嚷道：“我是个生意人！”郭鲁尼伏特挥了挥手，科里不敢再作声了，低头看着桌面上的那堆碎布片。 “我靠运气生存，绝对不是靠技巧和狡猾过日子。”郭鲁尼伏特严肃地说。 他已经开始在剪那件外套的人造里子了，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现在他这样干只是为了在讲话的时候不让自己的手闲着。他瞟了我一眼，直言不讳道：“而你，墨林，是我从事赌博业50年来所见过的最差劲的一个赌客。你连一个堕落的赌棍都不如，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赌徒，把自己想象成费勃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费勃笔下的女赌徒是为他的英雄人物作铺垫用的，你赌起来则像个白痴——有时靠百分比赌，有时又靠自己的预感赌，再有是靠一种规律赌，要不就是孤注一掷，乱赌一气。听着，你是这个世界上被我劝说应该戒赌的极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然后他放下剪刀，对着我真正友爱地说：“该怎么说呢，仿佛赌博最适合你的个性。” 他也看出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一向自诩为聪明的赌徒，能把逻辑和魔法结合起来赌，此时他似乎连我的这个心思也看透了，点点头说：“墨林，我喜欢这个名字，它很适合于你。据我所看过的描写，他并不是一个伟大的魔法师，你也不是。”他又拿起剪刀重新剪了起来，一面又很随意地问：“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和那个该死的赌棍奇曲打斗呢？” 我耸耸肩说：“那场架并不是我挑起的，相信您完全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而且我事事不顺心，要找个人来出出这口气。” “但你却选错了对象，科里在我的帮助下救了你一命。” “谢谢您！” “我已建议他在这里就业，但他不想干。”科里突然插进来这么一句。 他的话使我愣了一下，很显然，科里在给我建议以前已经和郭鲁尼伏特讨论过我的事了。刹那间，我意识到科里早就把我的具体情况原原本本地向郭鲁尼伏特汇报过，包括酒店准备在联邦调查局追询我时如何掩护我的计划。 “看了你的小说后，我认为像你这么一个好作家，应该可以在我们这里搞公关。”郭鲁尼伏特仍然在关心我的职业问题。 我不想和他解释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只是搪塞道：“我妻子不愿意离开纽约，她娘家的人都在那儿，谢谢您为我操心工作的事！” 郭鲁尼伏特又点点头说：“从你赌博的情况来看，也许你最好还是不要在维加斯定居。下次再来时，我们一起吃顿饭。”我们听出谈话到此为止的意思，于是就告辞出来了。 科里由于事先约好了和加利福尼亚来的大赌客吃饭，所以我一个人去吃晚餐，他给我定好了能边吃边看演出的最佳桌位，找坐在那里，看到的也不外是拉斯维加斯普通的演出节目：几乎全裸的女声合唱与舞蹈，一位明星的独唱和一些杂耍表演。仅有一个值得看的节目，那就是受过训练的狗熊演出：一名美女带着六只大熊上场，她指挥它们模拟各种人的动作。每只熊做完了一个动作后，美女就会吻它的嘴唇，那只熊便憨态可掬地蹒跚地走回队伍中最后面的位置上去。毛绒绒的大狗熊看起来像只没有性别的玩具，为什么那个美女把接吻当作指挥信号和奖赏的内容？据我所知，熊是不会接吻的。我忽然明白了这番吻是为了迎合观众的胃口，是对旁观者的一种挑逗行为，我还猜想这位美女设计这套动作是否有意显示她对观众的轻蔑，是一种刻意的污辱。我一向不喜欢看野兽的表演，也从不肯带孩子们去看马戏，但是今晚的这个节目却能吸引我把演出全部看完，尽管六只熊当中仅有一只有惊人的表现。 演出结束后，我在赌场漫步，把剩下的钱分批买回筹码，又把筹码兑换成现金收据。这项“正事”还没做完已经是晚上11点了。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骰子档不再采纳为了避免输得厉害而下小注的策略，每次都投下50到100的筹码，到科里站在我的背后时，我大约已经输了2000美元左右。他领着他的大赌客来到赌档为他们建立了借贷关系后，用挖苦的眼光看了看我的25美元一个的绿色筹码和我放在绿色绒台布上的那堆赌注，冷冰冰地问：“你还要赌下去吗？”我不肯把它们收回来，结果马上就全输掉了，我无奈地把剩下的筹码拿到出纳柜台上全部兑换成现金收据，再转过身来时看见科里正在等着我。 他提议一起去喝一杯，我表示赞成。他就领着我走进鸡尾酒吧。这里曾是我们和佐顿、戴安妮经常聚在一起畅谈的地方，我们俩习惯地坐回到往日那个幽暗的角落，面对着外面灯火通明的赌场。我们才坐下来，酒吧女招待一眼看见科里马上走了过来。 “看来你的赌瘾又发作了，这千杀的赌博就像疟疾一样，经常复发。”科里点酒后向我感叹道。 “你也复发过吗？”我好奇地问。 “发作过好几次呢，但是我从不会输得很厉害，我能控制住自己。你刚才输了多少？” “也就2000美元左右，我已经把大部分的钱变成收据，今晚就可以把这件事了结了。” “明天是星期天，”科里说，“我的律师朋友有空，这样明天你就能够立好遗嘱并寄给你哥哥了。之后我将会像胶水那样粘着你，直到下午把你送上飞往纽约的客机为止。” 我半开玩笑地提醒他：“别忘了我们曾经企图在佐顿身上试这一招！” 科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他为什么要走上绝路呢？刚刚交上好运，已经是个大赢家了，何况很可能一路赢下去，退一步来说，他就这么样继续呆在这里也行啊！” “也许他是想以此来留住自己的好运吧？”我说。科里以为我只是说着玩而已，没在意。 第二天，科里打电话到我的房间，拉我起床去共进早餐，然后开车送我到维加斯大道一家律师事务所。我立了遗嘱并做了见证，期间多次重复请律师邮寄一份遗嘱的副本给我哥哥阿迪。科里在一旁终于忍不住插嘴道：“这一点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别担心，一切该有的手续都会按规矩办妥的。” 离开了律师事务所，科里开车带我游览市容，让我见识见识正在兴建中的高楼大厦。山指大酒店那座新建的金光灿烂的塔楼在沙漠做背景的衬托下分外耀眼炫目，科里看着这些建筑物说：“这座城市正在成长！”我看着一望无际的沙漠和群山补充道：“它还有许多发展的空间！” 科里回眸一笑道：“你肯定也看得出来——赌博在这个世界是必不可少的。” 午餐时我们只是简单地吃了点东西，然后仅仅是为了怀旧，两人走进了山指赌场，结伴在骰子档每人赌了200美元，象征性地搏杀了一番。科里用三年前的那句话自嘲道：“我的右臂已经过了十关！”我也仍像三年前那样让他先掷，一切都没有变，他还是和那晚一样倒运，但是他的素质已完全变了：他赌时心不在焉，可以说已经彻底不喜欢赌，的的确确脱胎换骨了。 我们开车到机场，他陪我在门口等候登机的召唤时，很诚挚地对我说：“碰到麻烦时，一定要打电话给我！下次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和郭鲁尼伏特一起吃顿饭，他喜欢你。有他这样的人站在你的后面撑腰，对你很有好处。” 我点点头，接着从口袋里摸出总共三万美元存在赌场金库的现款收据单，把它们交给了科里，并郑重其事地说：“替我保管好它们！”我改变撕毁它们的主意了。 科里数了数这些白色的纸条，一共12张，又看了看款项，问：“你把存钱的收据交给我，这么信得过我？三万美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我必须信任某个人，我亲眼目睹你在两袖清风时拒绝拿佐顿结的两万美元。”我回答他。 “那只是在你的影响下我才这么干的，”科里恳切地说，“好吧，我替你保管着它们，当你缺钱花的时候，就来向我借钱好了，这些收据权当债券吧，这样你就更不会留下蛛丝马迹了。” “谢谢你，科里！谢谢你为我安排房间，请我吃饭并为我所做的一切，谢谢你帮我摆脱了困境！”我知道自己对他的友好情感发自内心深处。他是我仅有的几个知己中的一个，然而在我登机前他和我道别又拥抱我时，我对这种举止仍然觉得有点不自然。 飞机呼啸着迅速离开西方时区的落日，瞬间就投入了黑暗的东方时区的怀抱。我靠在机椅背上，回味着科里对我的深情厚意。说真的，我们之间互相了解甚少，友谊能达到如今的程度也许是因为我们俩的知心朋友都很有限之故吧，再有就是彼此都在分担着对佐顿的失败和死亡的忧郁。 我从机场打电话给维丽，想告诉她我提早一天回来了，但是家里没人接电话。我不想把电话拨到她父母家去，于是就坐出租车回布朗斯。维丽的确还没回来，那种每当她带着孩子们回她那在长岛的娘家时，我都要嫉妒一番的情绪又重新涌上了心头。放下行李后转念一想，又感到何必强求她连星期天都闷在公寓里呢。她完全有权跟她那乐天派的爱尔兰家族以及亲朋好友们一块儿度礼拜的啊，何况孩子们还可以在空气清新的草地上玩耍呢！ 我决定不先上床，等待她回家，她应该很快就回来。在这段空闲的时间里，我打电话给阿迪。他妻子接电话说阿迪因为身体不舒服已上床了，我叫她别惊醒他，反正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倒是有点担心阿迪的病情，她说他只是近来工作太辛苦，觉得很疲倦，没有什么大碍，连医生都不必去看。我告诉她第二天我再打电话到阿迪的工作单位去找他，然后就放下了电话。 第十五章 接下来的一年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期。我在期待着自己的房子很快建成，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子，心里有一股无法形容的愉悦。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就不必再依赖社会和他人，因为这标志着我能够自立。 这份喜悦的感情还可能出自于我对自己正在居住的政府公屋的日益不满——多年前，有着良好社会品德的黑人和白人获准搬进了廉价公屋，他们到了自己的收入超过住公屋的标准后，就自觉地搬了出去。等他们陆陆续续搬走之后，一批批另一种类型的经济状况不好的黑人和白人便住进了这些空出来的公屋。这些后来者则很可能在此地长久地住下去，因为他们尽是些吸毒者、酒鬼、业余拉皮条的、小偷小摸以及由于一时冲动而沦落的强奸犯。 在这些新房客进住以前，公屋的警察就曾经进行过战略上的撤退。新住进来的孩子们野得出奇，他们随心所欲地弄坏电梯，打碎大堂的玻璃，而这些被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毁坏的公物就一直没有人再来修理装配过。我下班回家时往往看见大堂过道上有不少空酒瓶，一些烂醉如泥的汉子瘫倒在大楼外面的凳子上。有好几次那些狂野喧哗胡闹的派对还招来了市警察署的正规部队。有一次，一个十岁的黑人女孩子被人强奸后又被从公屋的房顶上扔了下去，活活给摔死，现场惨不忍睹。维丽坚持每天在孩子们放学回家时到车站去接他们，她经常问我是否应该暂时搬到她父亲的家去住，直到我们自己的房子建好再搬过去。我没有同意她的建议，理由是我们应该靠自己渡过难关，只要咬紧牙关，就能守到云开月明！我知道维丽害怕黑人又不好意思把自己的恐惧说出来，她所受到的教育使她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相信平等的人，如今她却不得不接受自己畏惧所有新近住进来的黑人这样一个现实！ 我和她的看法不同，自认为是个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盲目信从者。纽约正在利用公屋计划作为标榜居住自由，没有种族隔离的样板。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就是把公屋住宅区变成了黑人的贫民窟，更别提正在兴建的黑人居住区了，那纯粹是把黑人从其他白人社区中隔离开来。小小的公屋住宅区确实显示了这个城市的自由，住在这里的除了成群结队的黑人，还有那些由于没受过良好教育而难以维持生计、难以保持家庭正常结构、难以得到社会尊敬的穷白人。任何稍有能耐的人都会想方设法搬到郊区及市区的私人住房或商品公寓去居住，好在目前公屋区的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比例还未发生质的变化，白人的数量仍然超过黑人，大约为二比一。有社会责任感的白人和黑人家庭还能勉强在居民中占有微弱多数，我估计在我们的房子建成以前的12个月之内，还是安全可居的。这里所发生的那些是是非非我才懒得去理它呢，反正事不关己！也许我根本就看不起住在这里的所有的人，这些家伙简直像野兽似地没有头脑，过日子就像脚踩西瓜皮一样滑到哪算哪，有的还靠吸毒来提神，全在醉生梦死中混。这个地方越来越像一个可怕的孤儿院——一个专门收容被社会遗弃的人的角落。那么，我为什么还住在这里呢？我自己又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这屋楼最近住进来了一个拖着四个孩子的年轻的黑女人，她身体健壮，长相风骚，富于幽默感，终日神采飞扬的样子。她丈夫在他们搬进来之前就抛弃了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黑女人白天是个尽职的好母亲，孩子们一个个干净整洁，她还亲自送他们上学，放学时也总是按钟点在汽车站接他们，但是一到了晚上，她就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出现了。每天晚饭后，我们总是看见她打扮得花里胡哨地出去和男人们幽会，把孩子们单独留在家里。她最大的孩子也只不过十岁。看到这种情景，维丽往往忍不住摇头叹息，而我则总是叫她别多管闲事。 有一天深夜，我们已经上床睡觉了，忽然听见楼下有消防车凄厉的鸣叫声，公寓里还可以闻到浓烟的呛味。我们卧室的窗口正对着那位黑人妇女的套问。就像电影中的镜头一样，只见猛烈燃烧着的套间里，几个年幼的孩子在熊熊大火中惊慌失措地抱头鼠窜。维丽马上穿着睡衣跳下床来，顺手扯起床上的一条毛毯就跑了出去，我紧跟在她的后面。我们正好看见对面套间的房门打开了，四个小家伙从里面逃了出来，他们身后的大火烧得呼呼作响。维丽紧追着这几个孩子沿着通往大堂的走廊奔跑，我一时弄不清她这是为什么。只见她一手拖着毛毯在拼命跑，越过她的身影我才知道她是因为发现了危急的状况：最大的那个女孩子跑在最后，维护着前面的三个弟弟妹妹，她的脚步不稳，踉踉跄跄的。她不知道自己的背已经被火燃着，又顺着风跑，转眼间就变成了一把暗红色的火炬，终于跌跌撞撞地摔倒在水泥地上，痛苦地打着滚。这时维丽扑到她的身边，用毛毯盖灭了她身上的火焰，紧接着消防队员带着水管和斧头也冲了进来。此时的大楼里到处都弥漫着肮脏的灰色的浓烟。 消防队员接手照料被烧伤的孩子，维丽和我一起回到自己的套问。几辆救护车尖声叫着开进了公屋的内部通道，我们突然看见被烧伤孩子的母亲在对面套间里一边用手打碎玻璃，一边悲哀地狂叫着，手上的鲜血直流。我起初不知道她究竟在干什么，后来才明白她是企图用碎玻璃片来戕害自己。她那个套间的火虽然给扑灭了，但已烧得一片狼藉，消防队员从余烟中出现在她的背后，把她从窗口拖开，绑在担架上，抬进了救护车。 这些不考虑利润，专门为低收入家庭兴建的公屋在设计时已采取了预防一家着火波及他户的有效措施，因此这次大火只有一户人家被烧毁。听大楼的邻居们说，身上着火的女孩子尽管伤势严重，还是能康复的，她的母亲也早已出院。 火灾发生后一周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维丽又带着孩子们回她的娘家去了，我和以往一样独自留下来安心写作。正当我文思泉涌，笔下生花之际，突然听见有人轻轻地敲了敲我家的大门。我坐在厨房的桌旁正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又隐隐约约听见一阵极轻微的敲门声断断续续地响起，听得出敲门的人胆怯畏缩。 我打开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留着稀疏的胡子，头发被处理得笔直，精瘦的黑炭似的男人。他嘀哩咕噜地说出自己的姓名。我没听清他到底是谁，但还是礼节性地点了点头，接着又听见他说：“我来感谢你和你的妻子救了我的孩子。”我这才明白他原来就是对面发生火灾的那家孩子们的父亲。 看得出他是由于感到耻辱和羞愧而来道谢的，此时的他几乎就要痛哭流涕了。我告诉他我妻子不在家，我将会把他来过的事情转告她，并问他是否愿意进来喝一杯。他说不想喝酒，但还是走了进来，免得因为拒绝进我家的门而得罪了我。 我尽量掩饰却还是流露了出来那份对他的厌恶之情。 自从火灾那天晚上开始，我就厌恶他了。他就是那些抛妻弃子，萍踪浪迹，使家眷不得不依靠社会救济金度日，以致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而自己则心安理得地在外面花天酒地，寻欢作乐的黑人中的一员。关于纽约黑人破碎家庭的文学报道我看得多了，还有那些有关黑社会组织和生活的磨难如何促使这些逍遥自在者六亲不认的作品都令我在思想上理解他们，在感情上则非常厌恶他们。我总觉得任何已婚男人都没有踢开家眷单独生活的权利，我永远都不会成为像他们那种找出一大堆借口来单独过日子的人。 这时候，只见这位黑人泪如雨下。他睫毛很长，棕色的眼睛在泪花中闪动着纯朴和善良。他抽抽搭搭地告诉我：“我女儿今天早上在医院里死了……”说着打了个趔趄。就在他即将跌倒之际，我扶了他一把，他继续往下说：“她原本应该康复的，烧伤并不太严重，但她最终还是死了。我们去医院探望她时，那里的所有人都盯着我。你知道，我是她的父亲，可是当时我在哪里？当时我在干什么？看得出来，谁都在谴责我。” 我记得维丽在客厅里放了一瓶裸麦酒，以便随时招待她那到访的父亲和兄弟们，但是通常我和她都滴酒不沾，所以也就不知道她把这瓶酒究竟放在了哪个位置。 我一边翻箱倒柜地找那瓶酒，一边对这位潸然泪下的男人说：“等一等，你需要喝杯酒！” 最后，总算在厨房的壁柜里找到了这瓶宝贝，我随手拿了两个杯子，坐过去和他一起喝几口。看得出来，酒下肚后，他的感觉好多了，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透过观察，我意识到他不是专程为感谢他女儿的救命恩人来登门拜访的，他此行主要是为了倾诉自己的悲哀和做忏悔，而且没有从我的脸部表情看出主人对他的厌恶。他喝干了杯子里的裸麦酒，我再给了他一些威士忌。他疲惫万分地靠在沙发上诉出了心中的苦恼：“你不知道，我从来不想离开自己的妻儿，可是她太活跃了，我拼命干活，打两份工，希望存点钱来买房子以及好好培养自己的孩子，她却终日沉迷于寻欢作乐。我爱我的孩子们，想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她则连孩子的面都不让我多见。我多给她的钱，她不是花在孩子们身上，而是拿去自己享受。这样，我们之间的裂痕就越来越大。我遇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女人后，和孩子们的关系也渐渐疏远。现在人人都怪罪我应该对女儿的死负责任，但我绝对不是一个喜新厌旧的花花公子啊！” “是你妻子把孩子们单独留在家里的。”我安慰他说。 那人叹了口气说：“这也难怪她，要她每天晚上都呆在家里，她怎么受得了？她又没有钱雇临时保姆。我本来可以容忍她，或者我本来应该杀了她。” 我无话可说，怔怔地望着他，他也望着我。我明白他羞愧于向一个陌生人，尤其是一个陌生的白人诉出自己的家五，我同时还意识到自己是他唯一能倾诉家丑的对象，因为我对他无足轻重，而我的妻子维丽曾把他女儿身上的火扑灭。 我告诉他：“那天早上，你妻子伤心得几乎要自杀。” 他又哭了起来，哽咽道：“啊，她爱自己的孩子们！把他们单独留在家里并不意味着她不爱他们。现在我担心的是她将会一辈子自责，那女人靠酒来浇愁，只能够醉死为止。她会一直消沉下去的，我不知道自己能为她做些什么才好。” 听着他的哀鸣，我再也无话可说，更无奈今天的工作时间全给浪费了，甚至连笔记都不能看，但我还是客气地留他吃点东西再走。他谢绝了，喝完杯中的威士忌后就立起身来告辞，脸上仍带着羞耻和惭愧的表情，一再感谢我和维丽为他女儿所做的一切，随后就低头离去了。 维丽和孩子们一回到家，我就把今天发生的事一字不漏地告诉了她。她听完后躲到卧室里落泪，我为孩子们弄晚饭吃。 我想到自己在见过这位黑人之前，在了解他的实际情况之前，曾经何等愤怒地谴责过他，还曾经把他想象成了书中描写的那类卑鄙的小人，把他当做是那些新住客中的酒鬼、色狼、吸毒者等一路货色；想象他为了追求那个原本不属于他的较富有的非黑人世界而抛弃了自己的妻室，冷酷无情；想象是他自己造成女儿惨遭烈火焚烧……今天才知道他永远也不会饶恕自己，他的负疚远远超过了我由于不明真相而对他的非难。 一个星期后，林荫路那边一对相爱的白人夫妇打架，结果丈夫对妻子的喉咙割了一刀。当时她的情人也在场，却不肯为她助一臂之力，好在伤势不是很重。当她挺着缠满了绷带的脖子送孩子们去坐校车的时候，充满了富于戏剧性的浪漫色彩。 我知道我的家庭一定会在尽可能短些的时间里搬出公屋区。 第十六章 在军部大楼的预备役办公室里悄悄进行的受贿活动欣欣向荣。为了受贿的需要，我研究了所有有关的极其复杂的新的规章法令，以致成为了办事效率极高的职员，成为了这一领域里的专家。在民事服务的生涯中，我第一次被评为了“优秀”。 我运用这方面的专门知识给我的客户设计了一整套方案。当他们服完了六个月的现役，回到我工作的预备役部队开会和参加为期两周的夏令营后，我就让他们从此不再露面。我精心地炮制了一套完美的合法章程来掩护他们，也就是跟他们达成协议，在他们服完六个月的现役后，名字就直接上了预备役里面的非军人的名单，只有在战争发生的情况下才会被召入伍，连五年半的周会和每年一次的夏令营也不必参加了。对此，我的要价当然也相应提高，同时还有更可观的收获，就是尽快地摆脱了旧有一批，自然也拓展了后面的财源。 有天早上我打开《每日新闻》，扉页上刊登了一大张三个年轻人的照片，其中两个是我在前天才征入伍的，他们每人给了我200美元。我的心一下子狂跳不止，四肢冰凉，全身血液都快速地往太阳穴上冲——除了揭露贿赂行径，还能有什么事呢？犯罪活动终于被公之于众了！我强迫自己看完照片旁边的说明，原来当中的那个年轻人是纽约州最大政客的儿子，报纸在赞美这位政客之子加入预备役部队的爱国行动——一场虚惊！ 然而，报纸上的照片还是令我心惊肉跳，一种不祥的幻觉老是在我眼前晃动：我入狱了，丢下了维丽和孩子们，虽然她的父母会帮忙照顾他们，我却不能在他们的身边，我又一次失去了家庭！这天我回到办公室后，把这支小插曲告诉了弗兰克。他狂笑着说这是件大好事，付钱给我的两名顾客居然上了《每日新闻》的头版，实在太棒了！他还把照片剪下来，贴在了他的预备役单位的布告栏上。这个我们俩内部的大笑话后来还被少校认为有助于鼓舞士气！ 这场虚惊松懈了我的警惕性，像弗兰克一样，我也开始相信受贿活动可以长久持续下去，如果不是柏林危机促使肯尼迪总统决定征集数以万计的预备役军人入伍的话，这一活动真的可能经久不衰。征预备役人员入伍对于我们确实是个沉重的打击。 预备役军人要应征入伍一年的消息不胫而走，整座军部大楼简直成了疯人院——那些花了钱才进人六个月预备役的年轻人气得上蹿下跳。他们当中受冲击最大的是那些极有才华的律师，那些广告界公认的奇才，以及那些能在华尔街上兴风作浪的后起之秀等等。这些年轻人中的精英万万没想到竟给最愚蠢的美国军队糊弄了，就如同城里的骗子竟然上了乡巴佬的当一样。他们被六个月的服役计划欺骗出卖了，而且是在他们自以为钻了空子，赚了一大把的时候被一网打尽的——他们随时会被重新征召入伍！ 这一事件也让我沮丧了一阵子。虽然庆幸自己以前没有因为贪图易得之财而成为预备役部队的一名成员，但是起码我的受贿活动因此而大受影响，再也没有每个月1000美元的免税收入了，偏偏我又很快就要搬进在长岛定购的新居，更糟的是一场我很久以前就预见到的灾难却是在我根本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降临的——当时为了处理手头上有关我管辖的部队正式转为现役部队的一大堆文件，我正忙得头晕脑胀。 堆积如山的军需品和军服要发，各种各样诸如此类的训练命令要颁布，还在应付那些拼命想逃避重新服役一年的人……大家都知道军队有对付困难情况的法纪军现。现在受震动最大的是已经在预备役呆了三四年、服役快结束的人。这些年来，他们的事业正如日中天，很多人也已结婚，生儿育女。他们原以为靠手腕战胜了美国军部的老爷们，哪知道这份成功感顷刻之间化做了泡沫。 别忘了这些年轻人是美国的顶尖级聪明人，是未来的商界巨子、大法官、娱乐圈骨干……他们绝对不肯坐以待毙，于是一个和父亲合伙经营华尔街股票交易所的年轻人让妻子住进了精神病院，以妻子患了精神分裂症为理由提出了退役的要求。我把必备的文件和医院、医生出具的正式信件一古脑儿寄给了有关单位，结论是此路不通，华盛顿早就收到了数以千计的这类申请，故此铁定了指令，任何人都不能以困难为借口逃避服役。一封复信说，这个可怜的丈夫必须先重新入伍，然后才由某个红十字会去调查他的实际困难。红十字会的工作果然出色，“手到病除”，一个月后，当这位丈夫的所在部队开往维吉尼亚州的李要塞时，自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妻子来我的办公室申请必要的文件以便和她的丈夫在兵营团聚。她很活泼，身体特棒，这种时髦太太根本无法遵照文字游戏的要求呆在医院里，何况医生也不一定愿意太离谱地帮她作弊。 希勒先生打电话谈他儿子杰拉米参军的事，我告诉他实在爱莫能助，他一再向我施加压力，我就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他的儿子是个同性恋，或者可以退出预备役，那样也就不必服现役了。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表示了谢意，挂断了电话。两天后，杰拉米来找我，交上了必要的存档文件，要求以同性恋为由退伍。我告诉他这些文件将会永久保留在他的档案里，也许在今后的人生中他会后悔留下这么一个不光彩的官方文件。看得出他本人也不愿意留下这么一个记录，但结果还是说：“我爸爸认为这总比死在战场上强。” 我把文件送了上去，很快就被嘉文那斯岛的第一军司令部退了回来，命令重新召见一等兵杰拉米·希勒，由正规军军部对他的问题鉴定，也就是说他还得通过另一个关卡。 我很纳闷为什么埃里·汉姆希一直都没给我打电话。自从给这位服装商的儿子保尔发出服现役的通知后，他一直没有露面，可真够沉得住气的。这一秘密的揭开是在我收到了一份由著名的心理医生签发的文件之后。这份文件证明保尔·汉姆希在过去的三个月中由于神经系统的毛病一直在接受电击治疗，倘若他应征加入现役部队，将会对健康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我查阅了有关的军队条文，毫无疑问，汉姆希先生找到了不需服现役的办法，他一定是从比我职务更高的人那里得到了忠告。我把文件转寄到嘉文那斯岛，文件也很快又再寄了回来，随之附有一道特别的命令：解除保尔·汉姆希的预备役义务。不知道达成这笔交易到底又花了汉姆希先生多少钱。 我绞尽脑汁，使尽浑身解数帮助任何一个提出有具体困难而要求退役的人，包括采取种种措施使所有申请者的文件都寄达嘉文那斯岛的司令部，还经常专门打电话查询这些文件是否已经寄到那儿了，换句话说，我对所有要求帮助的人都竭尽所能，而弗兰克所做的则和我恰恰相反。 弗兰克也被征入现役部队，他反而为此感到自豪。本来他上有老，下有小，按实际情况完全能够以家庭拖累为由要求不服现役，但是他不仅不为自己采取任何行动，而且对自己部队里的那些要求不服一年现役的人缺乏同情心。现在他身兼数职，既是预备役营里的首席行政长官，同时又以民政官员的身份担任现役营里的军士长。他拒绝了所有以困难为理由要求退役者的申请，把退役的事变得比登天还难，以至于他的部下没有一个人得以退役，包括那些有正当理由的人以及不少曾经用高价贿赂过他以求得进入六个月预备役的人。到弗兰克和他的部队离开军部大楼开往李要塞时，随从中的不少人已经对他恨之入骨。 我庆幸自己没有卷入预备役计划，有人以为我事先知道一些内幕，有人甚至认为我有先见之明而尊敬我，其实我只不过是军部大楼里独一无二不贪取这种易得之财的凡夫俗子，因而也就不会惹火烧身。我很洋洋自得，几年前我就考虑过了，金钱的报酬根本弥补不了它引起的危险。尽管参加了预备役的人应征入伍的可能性仅是千分之一，我还是抵制住了这份诱惑，也许我真的有未卜先知的天赋呢！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二战时期的老兵都落入了这一陷阱，连他们自己都难以置信。这些在上一场战争中浴血奋战了三四年的老兵又得重新忍受军旅之苦了，况且全已步入中年！当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用直接参战，无需去再次面临生命危险，可是被召入伍的人还是为这不公平的待遇而怒不可遏，只有弗兰克·埃尔克满不在乎：“以前拿了钱，现在就得付出代价，有什么好抱怨的？墨林，过去我总认为你是一个大笨蛋，事实上看来你比我聪明得多！” 到了月底，他们全部整装待发，我给弗兰克买了一只手表作为礼物，上面有指南针和指示日期的装置，还有绝对的防震性能。我很喜欢弗兰克，花200美元也在所不惜，而且他去服役，我却留了下来，总使我有种莫名的负疚感。他拿到礼物后很感动，深情地和我拥抱，我跟他开玩笑说：“你要是落难时可以把它典当了来应急。”我们两人都笑了起来。 足足有两个月的时间整栋军部大楼空空荡荡，异常寂静，有一半的单位都重新参加了现役部队，六个月的预备役已名存实亡，我的受贿活动也就自然而然地寿终正寝了。由于无事可做，我把小说拿到了办公室里写，少校经常外出，正规军的军士长也经常外出，弗兰克服现役去了，大部分时间办公室里就我一个人在镇守。有一天，又是我自己独处一室时，一个年轻人走了起来，坐在我的桌旁。我问他是否需要什么帮忙，他反问我是否还记得他。我端详了他半天，依稀有点印象。他说出自己的姓名是默雷·尼德逊，提起我曾帮助过他，他的妻子患有癌症。 我这下子记起来了，大概是两年前吧，一个乐天派的客户安排我会见默雷·尼德逊，我们三人共进午餐。客户是华尔街上的一名优秀经纪人，名叫巴狄·斯托夫，是个擅长经营的超级推销员。他把默雷·尼德逊的妻子患了癌症的消息告诉我，还说她的医疗费用很高，默雷既对花钱人预备役无计可施又非常害怕被征入现役部队后会给派到国外去服役两年。我问他为什么不申请推迟服役，他回答说这办法已试过了，遭到了拒绝。听起来此事有悖情理，但是我没有再问下去。巴狄·斯托夫解释说六个月预备役的最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就是在美国本土服役，这样默雷·尼德逊便可以把妻子接到他受训的基地外面去住。他们还提出希望得到我在六个月现役后把他转到控制组去的承诺，从而免去他参加周会和夏令营的麻烦，理由是他必须尽可能多地和生命不多的妻子在一起。我点头答应一定为他办成此事，巴狄·斯托夫毫不隐讳地挑明要求能免费为他的朋友帮这个忙，他的朋友默雷实在是连一分钱也花不起了。 在谈这些情况的过程中，默雷一直不敢正视我的眼睛，他自始至终低着头，一言不发。我那时认为这是个蹩脚的骗局，只是很费解他为什么要把癌症这种不吉利的东西安在自己妻子的身上，难道为了省几个钱就可以这么肆无忌惮吗？当时我还胡思乱想到，要是万一受贿的事昭诸天下，报纸登载文章披露我曾向一位癌症患者的丈夫索取贿赂，那我怎么还有脸见人？岂不成了落井下石，雪上加霜的恶棍？况且我自己也会受到良心谴责的，所以我二话没说就同意分文不取地帮他这个忙，还向默雷说了些希望他的妻子早日康复之类的宽慰话。 午餐就这么结束了，我心里多少有点不自在，虽然自己立下这么一个规矩：无论是谁，只要他说明自己没钱，又要求参加预备役，我都会为他免费尽此义务。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过多次了，我不收钱是把此举当做善事来做，如今又是入伍又是调到控制小组去省掉五年的预备役责任，得花我多少心思才能办得成啊！要我免费给他办这么复杂的事情，默雷算是开了先河，巴狄自己就是花了500美元才办成的，还没算200美元的入伍费呢！ 不管怎么样，我遵守诺言把一切必备的手续都高效而顺利地办妥了。默雷·尼德逊服了六个月役后被调到了控制组，在那里只是名单上有他而已。现在默雷·尼德逊突然到我的办公桌前来究竟又要干什么呢？我和他握手问好后拭目以待。 “巴狄·斯托夫打电话给我，”默雷说，“他从控制小组重新应征入伍，有个单位需要他的军职专长而让他去服役。” “巴狄可真够倒霉的。”我的口气听起来没有多少同情心，表明希望他别指望我能帮上什么忙。 默雷仿佛在鼓起勇气来说出一些难以启齿的话。他盯着我的眼睛，于是我靠在了椅背上，仰了仰身子说：“我帮不了他什么忙。” 默雷·尼德逊很善解人意地点点头，说：“这个他知道。” 他停了一会儿才说：“你曾经帮了我的大忙，而我从未好好谢过你，你是唯一帮了我的人，我以前就想亲口对你说，我永远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也许这次我能报答你，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他的话让我感到有点难堪，时至今日，要他的钱就更没意思了。对他的事既然已经仁至义尽，何不善始善终，在我的历史上保留下做这件好事的记载呢？ “别提了，别提了！”我对他连连摆手。我仍然持慎重态度，不去询问他妻子的病情如何了，何况我压根儿就不相信有这回事，倒是他这么郑重其事地感激我的同情心，反而弄得我有点不安了，我帮他纯属公关的需要，哪里有真正的恻隐之心？ 默雷·尼德逊说：“巴狄要我来看你，让我提醒你：在李要塞有不少联邦调查局的人在向你单位的士兵调查关于出钱入伍的事，他们的目标是你和弗兰克·埃尔克。看来你的朋友埃尔克的麻烦可大了，大约有20个人作证自己是给了他钱才得以入伍的。巴狄说大概过几个月纽约就将组成一个大陪审团给他定罪。他不了解你的情况，叮嘱我一定要忠告你对自己的言行备加小心。如果你要请律师，他会帮你找个能干的。” 有好一阵子我甚至看不见他，眼前一片黑暗，一阵恶心弄得我差点儿呕吐，全身难受得似乎要抽搐起来。我坐的椅子向前倾斜着，仿佛看到了自己锒铛入狱受尽羞辱，维丽极度惊恐悲痛欲绝，她父亲怒火中烧暴跳如雷，我哥哥伤心失望痛苦忧郁……我这个社会的叛逆者再也不是一只自由自在轻松快乐的百灵鸟了…… 默雷·尼德逊在等待着我的答复。 “上帝！他们是怎么发现的？自从重新征兵入伍以来就停止了这种行径，他们是如何抓到把柄的呢？”我问他。 尼德逊看起来有点为他们那些行贿的士兵感到内疚，他说：“他们里面有些人对重新应征入伍感到愤怒，于是就写了匿名信给联邦调查局，揭发花钱入预备役的事。他们有意要埃尔克吃苦头，因为他们后来设法逃避重新应征入伍时，埃尔克非但不帮忙，反而百般刁难，到了部队他又是一个干劲十足的军士长，弄得他们一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置他于死地。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我的思维功能空前快速地调动运转起来，自从我到拉斯维加斯找科里把钱处理好至今将近一年的光阴，与此同时，我又积存了15000美元，还有，我即将搬进长岛的新居。怎么凡事都爱挑最关键的时刻来塌台呢？如果联邦调查局的人在李要塞向所有的士兵调查我，起码有100人曾向我行过贿，他们当中将有多少人招供是靠行贿入伍的呢？ “斯托夫已经拿准将有一个大陪审团审理弗兰克的案子吗？”我问尼德逊。 “应该是的，”他回答我，“除非政府想掩盖这一丑闻。你知道，只需把丑闻踢到地毯下就行。”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又问。 默雷摇了摇头说：“不可能，但巴狄似乎有把握你可以不受株连，所有和你打过交道的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你是个好人，你不像埃尔克那样贪得无厌到办事总是无钱莫问。没有人想让你吃苦头，而且巴狄已向士兵们打过招呼，别把你也卷入到这场官司里去。” 尼德逊站起来和我握别道：“我再一次感谢你，如果你需要人为你作证，或者你想让联邦调查局的人找我了解情况，我都会尽力而为。” 我动情地握住他的手问：“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吗？你也会从控制组被重征入伍吗？” “不可能了，”尼德逊苦笑了一下，“我有了一个男婴，而妻子在两个月前死了，入伍这件事与我不会再沾边。”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此话时的表情，那充满着悲伤的声音，那流露着怨恨的眼睛，那被绝望扭曲了的脸部，都在说明他仅仅是为了把儿子抚养长大才苟活于人世的。今天早上他去上班，受了朋友之托马上赶到这里来提醒我，顺便感谢我过去曾为他所做的事情，并且告诉我愿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我渡过难关。虽然我的帮忙在当时对他的确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而今已经事过境迁。我懊悔当时不相信他的遭遇，现在只能用心意来表达对他妻子逝世的哀悼了。原来他那天自己不述说困境，在巴狄·斯托夫为他求情时又一直低着头，就是因为他很明白我不相信他们，以为他们全在说谎，现在他是用实情给我一个小小的报复吧。我希望他心里能够因此得到点满足。 在斧头砍来以前，我就像一只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地熬了一周。到了那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很惊讶少校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星期一都到得早，而且精神焕发。他用异样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才走进他自己的办公室。 十点整，有两个人走进了办公室，说是要找少校。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冲着什么来的了，文学作品和电影对于这行的描写实在太惟妙惟肖了——穿西装，打领带，戴着古板的软呢帽，这身正统保守的衣着就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年长的那位大约有45岁，面部粗糙，表情呆板，另一位和他完全不相称：年轻得多，身材高大硬朗，不是运动员的那种肌肉发达的矫健型，而是一副精瘦的大骨架，外面包着一套守旧的夹里西装，英俊的脸上缺乏经验，看样子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丁。我领他们走进少校的办公室。他们在那里呆了大约30分钟左右，然后出来站在我的办公桌前，年长的那位一本正经地问我：“你就是约翰·墨林吗？” “我们能否和你在一间单独的房里谈谈？我们已经征得你上司的同意了。” 我站起来，领他们走进一间用作预备役总部夜晚会议室的房问。一进门，他们俩就立刻打开皮夹子，出示了绿色的身份证。年长的那位自我介绍道：“我叫詹姆斯·华勒斯，是联邦调查局的，我的这位同事叫汤姆·汉南。” 汉南对我友好地微微一笑，背诵道：“我们现在向你提出一些问题，但是在取得律师的帮助之前，你不必做出回答。一旦你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利用你的回答来指控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说着在桌子的一端坐了下来，他们也相继坐下，一个在我的左边，另一个在我的右边，把我夹在当中。 年老的那个叫华勒斯的问我：“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 “不知道。”我早就下定决心，绝对不自觉供出一句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也不说俏皮话，更不要装模作样。也许他们估计到我已猜出他们此行的目的，那又能把我怎么样？ 汉南问：“你能否提供一些你个人所掌握的有关弗兰克·埃尔克收受预备役军人贿赂的情况？” “没有。”我面无表情地回答，我打定主意不当演员，既不表示吃惊也不献出微笑，反正不做出任何情感的流露，以免引起更多的怀疑或攻击。就让他们以为我在掩护自己的朋友吧，即使我无罪，这样为朋友保持缄默也是人之常情吧！ 汉南又问：“你有没有出于某种原因收受过任何预备役军人的贿赂？” “没有。”我回答得干脆利索。 华勒斯故意非常缓慢地说：“其实这些情况你全知道，你总是在收受了年轻人一定数量的贿赂之后才肯征他们入伍，你很明白是你和弗兰克操纵着那些名单的。如果你否认这些事实，就是有意对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撒谎，这就意味着你在犯罪。现在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有没有在收受贿赂或者其他东西后才帮小伙子们入伍？” “没有。”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汉南突然笑出声来：“我们已经抓住你的朋友弗兰克·埃尔克的尾巴了，我们有证据证明你们是合伙干的，也许在这幢大楼里还有其他民政职员甚至军队官员和你们一起胡作非为，如果你把你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如实向我们交代，将对你大有好处。” 他的这番话里没有提问题，这样我就只需看着他。不发一言。 突然华勒斯用冷冷的声音说；“我们知道你是这种勾当中的罪魁祸首！”他的这句话使我第一次打破了我原定的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对策，哈哈大笑起来。当然笑得很自然，合乎情理，他们不应该因此生气。我看到汉南也忍不住偷偷一笑。 促使我大笑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使用了“罪魁祸首”这个短语，让我第一次感到整个问话过程只不过是一部二流水平的电影而已。我笑的另一个原因是本以为只有稚气未脱的汉南才会提出如此没有水平的问题来，以为年长资深负责这个案子的华勒斯是个有威慑性的人物，结果这些全是想当然。我笑的原因中还有一个就是我完全明白他们已彻底地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居然以为是在追查一个组织严密，诡计多端，穷凶极恶的犯罪团伙，要不然他们就不会兴师动众地从联邦调查局派重击手来这里了。他们没有想到此案只不过是些穷酸的小职员骗取几个铜板来花花而已，他们忘记了或者真的不了解这里是纽约，人人天天都在某种意义上犯法，他们看不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人也是在天天上当受骗。 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大笑得罪了他们，所以盯着华勒斯的眼睛伤感地说：“我情愿自己是个罪魁祸首，而不是现在这么一个可怜兮兮的小职员。” 华勒斯专注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问汉南还有什么问题要向我提出，汉南摇摇头。华勒斯站起来说：“谢谢你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汉南在同一时间也站了起来，我跟着他们站起来，这样三个人就紧挨着站在一块了。我在不知不觉中伸出手来，华勒斯和我握了握手，我也和汉南握了握手，之后大家一起走出会议室，穿过大厅来到我的办公室门口。他们和我点点头道别后就向通往大楼出口处的楼梯走去，我则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从容镇定，一点都不紧张。最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会主动伸出手来和他们握别，回想起来也许这是为了消除紧张情绪的一种下意识的举动，还有就是可能因为他们既没有羞辱也没有威吓，我，所以我出于感激之情做出了此举。他们很客气很有修养地向我例行公事地提出了一些问题，事后我才悟出他们实际上对我抱有怜悯之心——一介收入低微的小职员找几个额外的小钱来帮补生计算得了什么！是的，我有罪，但罪行轻得不足挂齿，当然如果他们可以的话，也会毫不留情地把我投入监狱，好在目前他们没有这份兴趣，我这么个卑微的小人物根本不值得他们发威。“人们竟然为当兵去行贿”这一罪行的本身就够荒谬的了。想到这里，我又笑了，对于一个小人物来说，45000美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我又被自怜自叹的情绪淹没了。 我一回到办公室，少校就出现在里间办公室的门口向我打手势要我到他那里去。少校的军服上挂满了各类勋章，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随后又参加了朝鲜战争，一眼望去，他胸前起码有20条缓带。 “问话进展如何？”他问我，面带微笑。 我耸耸肩答道：“我认为进展顺利。” 少校摇摇头，好奇地问：“他们告诉我这种活动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干的？”他的言行里充满了赞叹。 “我认为全是些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我面不改色地回答，“我从来没有见过弗兰克从哪个人手中拿过一笔钱！还不都是那些被重新征入现役的人为了发泄私怨而血口喷人。” “也许吧，但是在李要塞，他们下令空运100名士兵来纽约面对大陪审团作证，那可就不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了！”他微微笑着看了我好一阵子，又问：“在和德国佬打仗时，你在哪个部队？” “第四装甲师。” “你的档案里有获得铜星的记录，虽然功劳不大，但总比没有强。”在他胸前的缓带中，有一颗银星和一颗紫星。 “不过我得到的不是战斗勋章，”我对他说明，“我是因冒着炮火把法国平民撤离出去而得到奖励的，我其实从来就没有杀死过一个德国鬼子。” 少校颔首表示理解，并说：“功劳不大，却比那些小子干得强多了。如果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尽管跟我说，好吗？” “谢谢！”我感激地说。 我站起来正准备离去，少校突然气愤地咕噜道：“那两个杂种居然向我提问题，我叫他们见他妈的鬼去，他们以为我也卷入了这种勾当！”他又甩甩手，提醒我说：“别大意，得留点神！” 做一个业余的罪犯真是得不偿失，就如电影中的杀人犯受到心理折磨一样，我对身边一些事情的极端反应也几近于神经质：每当我家的门铃在意料之外的情况下响起来时，我都会胆战心惊，总以为是警察或联邦调查局的人来捉我了，而往往开门后才知道要不就是某个邻居来借东西，要不就是维丽的朋友来串门解闷。在办公室，联邦调查局的人一周来几次，通常还带个年轻人来，很明显，他们是让带来的人认证我的，我估计他们全是那些花钱参加了六个月服役计划的预备兵。有一次，汉南跑来聊天，我下楼到自助餐厅为他和少校买了咖啡和三明治，三个人围在一起边吃边聊，汉南用非常随和的语气有意无意地对我说：“墨林，你是个好人，我真不愿意把你投入监狱，但你得明白，我已经把许多好人投入监狱了。我总是想，这有多可惜，如果他们能为自己想想也就不至于此了。” 少校靠在椅子上观察我的反应，我只是耸耸肩，若无其事地继续吃我的三明治。我的信念是对这类话根本无须理睬，答腔只可能导致一场关于收受贿赂的广泛的讨论，而在这种漫无边际的讨论中，我可能会说出一些有助于调查的事来，所以沉默是金，缄口以对才是上上策。 吃完三明治，我抬头问少校能否再请几天假陪我妻子去购圣诞礼物。办公室要干的事不多，又新来了一个取代弗兰克·埃尔克的平民职员，我不在时，他完全能管好公办室的那摊子事。少校准假，汉南不敢反对。他那番把许多好人投入监狱的言论实在是愚蠢透顶，他的年纪这么轻，怎么都不可能把许多坏人或好人投入监狱。我认定了他是一个毫无经验的新手，而不是一个即将把我投入监狱的人，如果他真的能做到，那我也就很不幸地成为了第一个被他投入监狱的人。 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汉南就告辞了。少校带着新的敬意看着我说：“即使他们无法给你定任何罪名，我都建议你找份新的工作。” 维丽从来都极重视圣诞节，平日再拮据，也要买圣诞礼物给父母、孩子们、我以及她的兄弟姐妹。今年圣诞节她手头的钱比以往哪一年的都多，于是为两个男孩买的自行车早已藏在壁橱里等着让他们惊喜，她又给她父亲买了件质量上等的从爱尔兰进口的带钮扣的羊毛衫，给她母亲买了块同样昂贵的带花边的爱尔兰披肩。我不知道她给我买的是什么礼物，她坚持对我保密，我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绝对不说将送什么礼物给她。我很自信送给她的这份礼物保证她会中意，那就是用现款买的一只小小的钻石戒指，这是我送给她的第一件货真价实的珠宝。我连结婚的时候也没有给她送过戒指，在共同生活的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我们两人都不再相信资产阶级的那些废话。十年以来，她已变化不少，而我对她的爱依然如故，我知道钻戒一定会使她开心。 圣诞节的前夜，孩子们帮她装饰圣诞树，我则躲在厨房里写作。维丽对我最近遇到的棘手事一无所知，我不愿意让她的圣诞节蒙上阴影。我为新小说写了好几页之后，就去客厅欣赏圣诞树。 这棵圣诞树漂亮极了，墨绿色的树上点缀着用银色丝带串起来的红色、蓝色和金色相间的小铃铛，树冠的最高处闪烁着一颗硕大的星星。维丽从来不使用灯饰，她喜欢用传统的式样来装点打扮圣诞树。 孩子们都很兴奋，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他们哄上床睡觉，但是小家伙们老是忍不住偷偷溜出来。在这一年一度的平安夜里，我们也很乐意原谅他们这些天真可爱的犯规行为。他们终于困了，睡着了。我悄悄走进房去检查他们是否真的进入了梦乡，只见一个个为了迎接圣诞老人的到来，都洗了澡，换上了干净的睡衣，还梳了头。他们看起来是那么漂亮，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就是我的孩子。此时此刻，我由衷地感谢维丽，觉得自己非常幸福。 我回到了厅里，维丽正在愉快地把已经包装好的扎着美丽彩带的圣诞礼物一件一件地堆放在圣诞树下，好像数量很多。我走过去，把送给她的盒子也放在树下。 我装模作样地对她说：“我没有能力送你很多东西，仅是这么一点点，聊表心意。”我知道她连做梦都不可能想到自己得到的是一只真正的钻戒！ 她微笑着吻我，没有追问是什么东西，她从不真正关心自己在圣诞节将得到什么礼物，只喜欢为别人，特别是为孩子们，其次是为我和她娘家的父母兄弟姐妹买礼物。这次，孩子们每人都有四五件之多。她还特意为最大的儿子买了一辆他盼望已久的特棒的双轮自行车，我则有点遗憾她买了这辆车，因为作为父亲的我责无旁贷，必须把它安装好，而我对此却一窍不通。 维丽开了瓶酒并做了几块三明治，我把大纸箱打开，取出自行车的不同部件排列在客厅的地板上，又摊开三张图文并茂的安装指南。我看了一眼那莫名其妙的图解，赶快求饶道：“我举手投降！” “别犯傻了！”维丽说着就盘腿坐在地板上，一边呷酒，一边仔细地研究图解，然后就着手干了起来。在这方面我是白痴一个，只能够跑跑龙套，干些递螺丝刀，找老虎钳，帮她抓紧部件以使她把它们拧在一起之类的下手活。等我们把这部车全部安装完毕，已经快凌晨三点钟了。这时我们也把酒喝光了，得赶快休息一下让紧张到了极点的神经松弛下来，否则孩子们一睡醒就会直奔客厅而来，其实就算现在马上入睡，我们充其量也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左右，然后就要开车到维丽的娘家去参加一整天欢乐热闹的庆祝活动。 “我们上床去睡吧。”我伸了个懒腰建议道。 维丽的身子一歪，躺倒在地板上说：“我就睡在这里了。” 我也在她的身边躺下来，和她一起侧睡着并紧搂在一块。我们两个躺在地板上只觉得既劳累又幸福，朦朦胧胧地沉浸在一种甜蜜的满足中，渐渐步入梦乡。突然，一阵巨大的敲门声把我们吓得跳起来，维丽满面惊讶，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刹时间，由于心中有鬼，我的脑海里立刻闪现出一连串骇人的镜头：一定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故意等到圣诞前夜，在我放松警惕之际来突击检查，而且随身带有逮捕证。他们翻出了我藏在家里的15000美元后，准备把我关进监狱，同时又提出：如果我坦白还可以放我一马，让我和妻子过完这个圣诞节，否则就要我在他们面前身败名裂——维丽因为我在她最注重的圣诞节被捕而怨恨我，孩子们惊恐地放声大哭，心灵受到了永久的创伤…… 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维丽关切地问我哪里不舒服。又一阵强烈的敲门声传来，维丽赶紧走出去开门。我听见她和人交谈的声音，于是自己走去厨房拿药吃。她很快就穿过客厅朝我这里走来，怀里抱着四大瓶牛奶。 “是送牛奶的工人，”她边说边把牛奶放进冰箱，“他提早送牛奶来是为了赶在他的孩子们醒来以前回到家。他在门口看见灯光，就敲门祝贺我们圣诞快乐。他可真是个好人！” 我无力地坐在椅子上。维丽放好牛奶，坐到我的大腿上，温柔地抚摸着我说：“我敢打赌你一定以为是哪个疯疯癫癫的邻居或恶棍来敲门，你总是担心天会塌下来。”她深情地吻着我，劝我上床睡一会儿，于是我们相拥着上了床。造爱后，她在我的耳边悄语：“我爱你！”“我也爱你！”我同样轻轻地说。 躺在黑暗中，我无声地嘲笑自己是西方世界最最没有胆量的一个小毛贼了。 圣诞节过后三天，一个陌生的男人走进我办公室，问我是不是约翰·墨林。我做出答复后，他交给了我一封折叠起来的信，然后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我打开信，上面用古英文的粗体字母印着： 美国地区法院 然后用一般的大写印刷体印着： 纽约南区 再用普通印刷体打印上我的姓名、地址，后面又用大写字母打印道：“祝贺你”。 信上写着：“我们命令你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做出拒绝，必须出席由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团体组成的大陪审团听证会。”信中写明了时间与地点，末尾注明：“被指控犯了美国法律的第18条”。信里还特别强调如果我拒绝出席，将会被指控为藐视法庭而受到法律的惩罚。 我起码知道了自己所触犯的是“美国法律的第18条”——一条闻所未闻，不知道具体内容的法律。我又将信看了一遍，这回被信的第一个句子吸引住了。作为一个著书者，我很赏识它的语法，制定法典的人一定是从英国的旧法律中照搬过来的，他们从来都能够做到简明扼要，使人绝对不会误解。我把该信再看了一遍：“我们命令你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做出拒绝，必须出席由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团体组成的大陪审团听证会。” 真太精彩了，只有莎士比亚才可能写得出这么精确的句子！ 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竟会有这种反常的心态，连我自己也感到好笑。这场官司不管是输是赢，只希望能尽早结束。下班后，我打电话到拉斯维加斯科里的办公室，告诉他过一个星期我必须出席大陪审团听证会的事。他叫我放心，说是第二天就会飞来纽约，届时将在纽约的旅馆住我家里打电话。 第十七章 在佐顿死后的四年内，科里成了郭鲁尼伏特的得力助手。除了内心深处，他再也不是一个倒计纸牌的神算大师了。一般情况下，他根本就不赌博。人们对他的称呼也改口为用他的真名实姓：科里·克鲁斯。他的电话代号是“桑那都二号”，更重要的是他手里捏着一支“铅笔”，这可是让拉斯维加斯的人都垂涎三尺的权力的标志——他只要用笔潦草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的缩写字母，就可以为他看得上眼的人免费安排食宿和酒类。精明的科里从不滥用这支“铅笔”，而且往往有意地把这一特权留给酒店的老板、赌场里有势力的经理等人去使用，所以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已得到了他所需要的回报。 科里是在21点赌档中受怀疑的三号台旁接到墨林的电话的，他答应墨林去纽约帮他渡难关。放下电话后，他又回到了三号台继续观察。该台已经连续三个星期不断输钱了，根据郭鲁尼伏特的百分比规律，这种现象根本不可能发生，里面一定有诈。科里曾通过“天眼”监视，又反复放看录像带，仔细琢磨每一个细节，但始终找不出丝毫破绽。在疑问得不到解决之时，他不想将眼下的答案告诉郭鲁尼伏特，郭鲁尼伏特也不会接受“该台运气欠佳”之类的解释，桑那都一号的信念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赌场永远是最大的赢家，百分比的规律不靠运气存在。和赌客们对自己的运气深信不疑一样，郭鲁尼伏特坚信的是百分比，他肯定自己的赌档没有道理连续三个星期都输钱。 科里在对三号台再三监察之后，终于得出仍是百分比在此台失灵的结论，他准备给郭鲁尼伏特写份详细的报告，让桑那都一号来决定到底是调换发牌员还是解雇他们。 科里离开庞大的赌场，从咖啡厅旁的楼梯上了二楼，径直往酒店的办公室走去。他先到自己的办公室看看是否有信件，然后到了郭鲁尼伏特的办公室。郭鲁尼伏特已经回到他那套设在酒店里的寓所，科里给他打电话，他要科里下楼去找他。 科里总觉得郭鲁尼伏特居然把家安在酒店里实在难以让人理解。这个家就设在二楼的尽头，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套间，外面的保卫措施周全，里面建有游泳池和绿色的人工草坪。这个套间确实名副其实，一层套一层的，每层都有保安人员把守。 郭鲁尼伏特自己一人在家，他身穿白色法兰绒裤子，衬衫敞开着。对于一个年过古稀的人来说，他可谓体魄健壮，活力充沛。他刚才正在看书，那本书还摊开在茶色天鹅绒面的躺椅上。他打了个手势要科里到酒吧里来，科里走过去给自己和他各调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然后两人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输钱的21点赌台没有作弊，至少我没有发现他们的手法。”科里向他汇报了自己监视的结果。 “这不可能！”郭鲁尼伏特的语气不容置疑，“四年来你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你至今不接受百分比的规律。那张赌台连续三个星期输掉那么多钱，肯定有人在里面捣鬼！” 科里耸耸肩问：“我应该怎么办？” 郭鲁尼伏特冷静地说，“我已下令叫赌场经理解雇这张赌台的雇员，他的意见是先将他们调到别的档口去看看还会出现什么新情况。我知道这只会出现什么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解雇他们。” “是，你是老板嘛，”科里呷了一口酒说，“你还记得我那个作家朋友墨林吗？” 郭鲁尼伏特点点头说：“他是个好小伙子。” 科里放下酒杯，他并不喜欢喝酒，只是为了郭鲁尼伏特不喜欢一个人独饮的缘故才陪着喝的。他说：“这个胆小如鼠的小毛贼的事露馅了，他需要我去帮忙，反正下星期我必须飞去纽约见我们在那里专管追债的人，所以我想提早两天去。如果你同意，我明天就走。” 郭鲁尼伏特又点点头说：“没问题，如果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尽管说，他是个好作家。”他这样说是在为愿意帮忙找个理由，想想又加上一句：“我们完全可以为他在这里安排一个工作。” “谢谢，”科里说，“在你解雇那些职员以前，再让我观察他们一次，你说是监视也行，我找不出原因心里总是有根刺。” 郭鲁尼伏特笑了，说：“如果我在你这个年龄，也会感到好奇的。这么办吧，叫人把那盒录像带送到我这里来，我们一起看，弄他个水落石出，这样你明天上飞机时心里也就不用再牵挂着这件事了，好吗？就审查在表演结束后，从晚上八点到两点那段最繁忙时间的吧！” “你为什么要选这段时间呢？”科里不解地问。 “一定是发生在这段时间，你看着吧！”当科里拿起电话时，郭鲁尼伏特又吩咐道：“点些东西叫他们送到这里来吃。” 他们两人边吃边看那张赌台上的这段录像带，科里全神贯注在荧屏上，嘴巴仅是机械地嚼着，食之无味，而郭鲁尼伏特则是漫不经心地偶尔朝屏幕上扫一眼，更多的是在慢条斯理地吃着，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牛排和红葡萄酒等美食。 他突然按停了录像机，问科里：“你还没看出问题吗？” 科里迷惘地摇摇头。 郭鲁尼伏特说：“我给你提示一下，赌场的老板是清白的，巡视员有鬼；一个发牌员是清白的，另外两上却不是，问题全出在晚餐演出之后。我再提示你一件事，很多时候，作弊的两个发牌员是用大叠五美元的红色筹码支付给赌客的，他们为什么就不使用省事得多的25美元筹码？你现在看清楚了没有？” 科里盯着静止不动的荧屏画面，半天看不出个所以然，喃喃道：“这筹码的颜色也会露馅的吗？” 郭鲁尼伏特往沙发背上一靠，点燃了一支特大的哈瓦那雪茄烟，医生只准他一天吸一支烟，他就在餐后享受几口。“你看不出问题是因为它太简单。”他一边舒服地吞云吐雾，一边和科里说着，还给楼下面赌场的经理打了个电话，然后轻轻地按了一下监视整个赌场的电视机的开关，让屏幕上的镜头对准了受到怀疑的那张赌台，看它现在的运作情况。从屏幕上可以看到赌场经理在发牌员的后面出现，经理身边左右各站着一名没有配带武器的便衣警察。 只见赌场经理把手伸向发牌员的盛钱托盘，拿出一叠五美元的红色筹码，郭鲁尼伏特关了监控的电视机。 十分钟后，赌场经理走进套间，把那叠五美元的红色筹码扔在桌子上，科里吃惊地发现筹码没有散开来。 “您的判断准确无误。”经理对郭鲁尼伏特说。 科里拿起这叠“五美元的红色筹码”，原来它是一个伪装成五美元筹码的红色圆筒，里面是空心的，底部可以由弹簧控制开关。科里摆弄了一下它的底部，用郭鲁尼伏特递过来的剪刀把它打开，从这个看起来像一叠五美元红色筹码的空心圆筒里滚出了五个100美元的黑筹码。 “你看出他们的鬼把戏了吧？”郭鲁尼伏特说，“他们的一个同党假装参赌，拿着五个100美元的黑色筹码来换小额筹码，发牌员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这五个黑色筹码放在五美元的红色筹码后面，压了压圆筒的底部，神不知鬼不觉就把百元筹码吸了进去，这个同党拿走了所有的筹码后，倒出装在圆筒里的黑色筹码，然后过一会儿又把这些红色筹码拿回来兑换现金，便能够得到500美元了，一个晚上干这么两次就可净赚1000美元！他们就是这么黑心地赚我的钱的。” “天啊，”科里叹道，“我永远都赶不上这些人！” “别担心，”郭鲁尼伏特宽容地笑笑，“先去纽约帮你的朋友把事情办妥，也把我们的事情做完。你要送一些钱去，上飞机前一个小时来见我。到你从纽约回来时我会有好消息告诉你，我还将要你办些事和见一些重要人物。” 科里笑着自嘲道：“我连21点赌台上的这个小骗局都揭不穿，还能指望得到提拔吗？” 郭鲁尼伏特安慰他说：“当然能得到！你只需要多点经验，心肠也要硬一点。” 第十八章 在飞往纽约的夜班机上，科里坐在头等舱，一只手拿着杯苏打水，另一只手紧紧抓住个外裹皮革、有金属内壳、安装着复杂的明暗锁的公文箱，只要这个箱子不离开科里，里面的100万美元就安然无恙，科里本人也没有钥匙把它打开。 临离开拉斯维加斯前，郭鲁尼伏特当着科里的面把这100万美元数清楚后，整整齐齐地叠放在箱子里，关好了箱盖，锁稳了之后才交给科里。纽约的收款人还不知道这笔钱将用何种方式在何时运到，这些安排除了郭鲁尼伏特和科里以外，就只有天知地知了，尽管如此，科里还是非常警惕，分分秒秒手不离箱。 倚靠在舒适的座椅上，科里回忆着这几年的经历，可以说他已经走过了漫长的人生路，学到了很多东西，他还将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学到更多的东西，同时也十分明白自己过的是危机四伏的日子，赌注下得极大。 郭鲁尼伏特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他？是看中了他的什么还是预见到了什么？科里·克鲁斯下意识地抓紧腿上的公文箱。设法给自己算算命，就像在21点赌档上推算剩下的牌是哪几张以及在骰子赌档憋足了力气用右手臂投掷时一样，他全神贯注地运用回忆和直观的脑力来分析他生活中的每一次机会都在给自己增添或删除了些什么，自己生命的牌架上还剩下多少东西。 将近四年前，郭鲁尼伏特把他变成了自己的左右手，在此之前科里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为他充当桑那都大酒店的间谍，并且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自从认识了墨林和佐顿，他们三个人一下子就结成了莫逆之交，郭鲁尼伏特曾对此感到失望。在那场众所周知的纸牌赌档摊牌战中，科里完全站在佐顿的一边，这使郭鲁尼伏特非常愤怒，科里甚至估计自己在赌场的前途已经完结。使他大出意料的是这次事件之后，郭鲁尼伏特反而给了他一份真正举足轻重的工作，对此科里以前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第一年，郭鲁尼伏特安排科里在21点赌档做个发牌员。这一工作与当他左右手的距离似乎太遥远了，科里曾失望地以为只好努力争取重新被启用当间谍，其实郭鲁尼伏特心中自有不为人知的目标——挑选科里充当酒店中主要的运钞员。 郭鲁尼伏特早就觉得来赌场钞房取钞票的酒店老板们全是些酒囊饭袋，迟早会被联邦调查局的人一锅端去。他们的惯例是老板或代理人亲自来点钞房碰头，然后每人各拿一捆钞票走，才再向纳瓦德赌博管理局报告收入状况。这种做法实在太鲁莽了，尤其是当五六个老板对总收入中究竟应该拿多少而大吵大闹时就更容易惹来耳目，郭鲁尼伏特由此创建了一套他认为更加安全妥当的制度，至少他是这样对科里说的。 他知道科里是一名“机械师”，虽说不是第一流，也够了不起——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最上面的那张赢牌留给自己，而把下面的第二张牌先发给正在聚精会神地盯着他发牌的对方，而且不管在座有多少赌博的里手行家都不会察觉到被换了牌。科里每当值最危险的下半夜班前的一小时，都必须先到郭鲁尼伏特那里报到，听取密令。接着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多半是在深夜一点或凌晨四点，就会看到一个穿着某种颜色衣服的人来到21点赌档，下的赌注是按某种数目的顺序，例如一开始下100美元，接着下500美元，然后下25美元……这就表明他是一个拥有特权的赌客了。在接下来的数小时的赌博中，科里必须暗中动作，让此人赢上一万或两万美元，也就是说，此时的科里要尽善尽美地发挥他那“机械师”的技巧，把好牌留给他，让他赢个满载而归。科里起初不知道被他赢去的钱最终流归何方神圣，也不知道郭鲁尼伏特为什么要这样干，他只是按指令办事，从不提问题，严守不多嘴的原则。 但是他也有心知肚明的东西，从一开始他就从牌架上剩下的牌中毫不费劲地算出了这个神秘的赌客每次赢去了多少钱，一年累积下来，大约有50万美元，误差不会超过1000美元。这是一笔多么可观的收入，既不用打税也不用和酒店及赌场股东们分成——郭鲁尼伏特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他的合伙人那里挖走了这些钱。 为了不使事态暴露，郭鲁尼伏特每天晚上都把科里派到不同的赌档去，有时还更换他的班次，聪明的科里也担心赌场经理会发现全部秘密，除非郭鲁尼伏特曾经警告过赌场经理不要干涉这件事。 于是，为了掩人耳目，科里应用他那“机械师”的手段去赢那些老实的赌客，以此来冲掉自己输钱的记录。他连续这么干了三个星期，直到有一天接到电话叫他到郭鲁尼伏特的套间去。 像往常一样，郭鲁尼伏特让他坐下来，请他喝酒。然后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科里，别再耍花招去欺骗那些赌客了。” 科里分辨道：“我还以为也许您正希望我这么做呢，只不过不便于明讲罢了。” 郭鲁尼伏特微微一笑，说：“一个绝妙的想法，但是没有这个必要，我早就在文件上给你打掩护了，你不会被发现的。万一被发现了，我也自有办法把狗引开。”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和赌客公平地赌，我们才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是不是我在第二张牌上做的手脚在录像中显露了出来？”科里好奇地向他打听。 郭鲁尼伏特摇摇头说：“不，你的手脚干净利索，问题不在这里，但是纳瓦德赌局的人有可能派人扮成赌客并听出你作弊的声音，然后就把你全扫赌客的事联系起来。如果你仅仅欺骗赌客中的一个也许还说得过去，他们会以为你是在骗酒店的钱，与我毫不牵连，即使因此惹得赌局委员会派出人马时，我也自有对付的办法。我要你在特定的时间输钱就是因为我已准备好所有对策，但是如果你为了一己之利瞒着我搞单独行动，我可就没有办法保护你了，特别是那些赌局委员会的鹰犬在看见我们输钱时若无其事，然而一嗅到你赢了大量赌客的钱可就会马上蜂拥而来刨根问底。一旦被揭穿，就不知要花多高的政治代价才能把事态平息。” “那好吧，我不干就是了，”科里说，“您又是怎么发现的呢？” 郭鲁尼伏特有点不耐烦地说：“百分比！百分比永远不会骗人。我们这些酒店就是建立在百分比之上的，我们的财富也是建立在百分比之上的。你经营的赌档在单据上显示出你在大量赢钱，同时你又在按我的指令大量输钱给特定的赌客，这种不可能出现的怪事连续在你手中发生，除非你是维加斯历史上最走运的发牌员。” 科里只能按命令行事，他很想知道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知道为什么郭鲁尼伏特要毫不心疼地这样输钱，直到他成为桑那都二号之后才终于看清楚了它的真面目，原来郭鲁尼伏特是用这个障眼法，不但挖走本应该交给政府的税金，而且挖走了赌场大多数股东的钱。数年后，他还知道了那位神秘的赢钱者被桑塔迪奥——郭鲁尼伏特的一个秘密合伙人从纽约打发走，从此销声匿迹，结果赌客们反而以为科里是纽约合伙人安插在赌场进行欺骗的发牌员，以为他们是在牺牲郭鲁尼伏特的利益。从此以后他才知道郭鲁尼伏特的自卫能力和掩护他那心爱的酒店的手段有多厉害。诸如此类的方式方法多得不胜枚举，科里直接参与的就有十多种。 郭鲁尼伏特的赌博生涯是在俄亥俄州的斯丢本瓦尔的那场著名的克利夫兰暴动控制了当地政治后的保护下开始的。他曾经在非法的联合赌场里干过，后来才辗转来到了内华达。虽然离开了俄亥俄州，但是在故乡他仍然享有热爱家乡的美名。任何一名斯丢本瓦尔的年轻人如果想在维加斯的赌场谋生都可以找郭鲁尼伏特帮忙，要是自己的赌场安排不下这位老乡，他也会尽量把小伙子介绍进别的赌场。得到过郭鲁尼伏特帮助的年轻人遍布世界各地，从斯丢本瓦尔到巴哈马斯，从波多黎各到法国的里维耶拉，甚至到英国的伦敦等，人数众多，单是在利诺和拉斯维加斯就有好几百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成为赌场的经理和赌档的老板。在赌博世界里，郭鲁尼伏特成了传奇式的英雄。 他本来可以从这数百人当中挑选自己最信得过的心腹来当间谍和左右手，事实上，桑那都大酒店里的赌场经理就是他的家乡人。为什么他却偏偏挑中了科里这个来自异乡的陌生人呢？科里老是在思索这个问题。直到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又深入了解到种种操纵与被操纵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后，他才恍然大悟到赌场经理是由于得到了珍惜才不充当他的角色的。这一发现对科里的震动很大——挑中他是因为他是个一钱不值的替死鬼！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他就得摆到台上去当牺牲品。 郭鲁尼伏特既有他书生气的一面，更有令人敬畏的赫赫名声。他浪迹赌场几十年，从克利夫兰拼搏到拉斯维加斯，没有人敢轻视他、欺骗他和愚弄他。在过去的几年中，他已在科里面前偶露峰嵘，一次严厉得残酷，另一次富于幽默感，均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那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以及在赌场中磨练出来的智慧。 科里当发牌员一年后，郭鲁尼伏特把他的办公室安排在自己的隔壁，指定他为自己的的特别助理，职责中包括了开车护送郭鲁尼伏特在城里转悠，夜晚陪他到赌场去巡视等。当他的老朋友、老赌客，特别是外地的亲朋好友到来时，也要陪同一起去会会他们。郭鲁尼伏特还有意任命科里当赌场经理的副手，使他从而更熟悉赌场运作的秘诀和认识各班的老板、所有的巡视员、发牌员以及各赌档收取和偿付赌注的职员。 每天早上十点钟左右，科里到郭鲁尼伏特的办公室去吃早餐。去之前他先从赌场金库主管那里取回一张过去24小时全场输赢的清单，以便郭鲁尼伏特在吃早餐的第一口时就可以开始仔细研究这一连串的数字。这张小纸条上的账目简单明了： 骰子档　输40万　尚存六万 21点档　输20万　尚存四万 纸牌档 大转盘档　输十万　尚存四万 其他包括幸运轮和奇诺等，老虎机的输赢每周才统计一次，数据由赌场经理在一项特别报告中向郭鲁尼伏特提供。老虎机每周的赢利大约为十万美元左右，是只名副其实的吞角子大老虎，设计它的时候就计算好了吃够一定数量的角子才吐出其中的多少分之一来，赢家绝对是赌场。倘若连老虎机都出现输钱的情况，那就必定无疑有人在其中做了手脚。 其他的赌博形式就不一定是赌场稳坐赢座了，例如骰子、21点和纸牌这几项中，赌场大概可以赢赌注的百分之十六上下，而且赌场还会碰到倒霉的时候，尤其是在纸牌桌上，豪赌的客人运气好又敢孤注一掷，常会赢掉赌场的大笔钱。 赌纸牌往往大起大落，有些晚上纸牌档将当天赌场在其他赌档赢得的钱输个精光，有时又会连续几周赢的钱多得数都来不及。 科里十分肯定郭鲁尼伏特在纸牌档中做手脚弄钱，只是不知道他的具体步骤而已。有天晚上，他注意到纸牌档把南美来的大赌客赢光了，而第二天纸条上的数目却比实际所得数要少得多。 每个赌场都害怕赌客的好运气长盛不衰。在拉斯维加斯，曾经有过几次骰子档连续数周输钱，害得赌场巴不得停业一天来缓口气。有时甚至连21点档的赌客也精灵得离奇，持续三四天赢了赌场。只有大转盘一个月也难得输一天，幸运轮和奇诺赌档可以说是赌场最忠实的赚钱的工具，赌客投在它们那里的钱全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这些都是开赌场应该知道的起码常识，是可以从书本上学到的常识，只要得到正确的训练和花一定的时间，谁都能够学到手，而跟着郭鲁尼伏特，由他悉心指导，科里学到的就更是远远比这些多得多了。 郭鲁尼伏特让人人都知道他不相信运气，他从来维护的信念就是百分比，认为只有百分比才是绝对值得信任的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上帝，所以每当像奇诺赌这类档口输钱的数量达到了25000美元的时候，他就当即把该档口的所有工作人员一个不留地解雇掉。桑那都大酒店刚开业两年时，有段时间很倒运，赌场接连三个星期没有赢过一天钱，损失将近100万美元，郭鲁尼伏特当机立断，除了赌场经理由于是乡亲和心腹，其他的职员全被炒了鱿鱼。 这一招的确立竿见影，大解雇后，利润又重新稳步上升，酒店的厄运终于结束了。赌场必须平均每天盈利五万美元才能维持酒店的正常营业。据科里所知，桑那都大酒店开业以来，从未有过亏损的一年，即使被郭鲁尼伏特挖掉了一笔数目不少的钱，仍是个赢利的大户。 科里充当发牌员为郭鲁尼伏特谋钱的整整一年中，从没有犯别人若是处于同等地位就可能犯的错误——乘机为自己谋钱。既然如此容易就弄得到钱，科里为什么不也找一个朋友串通起来如法炮制，赚它一笔呢？那是因为他知道这样做只会是自掘坟墓，何况他也不满足于这么区区蝇头小利，决心要下更大的赌注——他感觉到郭鲁尼伏特的寂寞和对友谊的渴求，看得出成为他的朋友后，会受益匪浅。 郭鲁尼伏特每个月两次带科里去洛杉矶收购古董，他们买旧式金表，早期的镀金相框，陈旧的咖啡壶，古老的玩具汽车，多年前流行的火车头形状的以及19世纪尖顶教堂式的储钱罐，还有黄金做的历史悠久的钱夹子等等。买回去以后，他就在其中一些古玩里放进100美元的黑色筹码或一些硬币，作为礼物送给别人。 对特别的大赌客，他会送些古代中国制造的瓷娃娃，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嵌有宝石的首饰盒，还有那些由于年代久远已变成灰色的花边围巾和古老的北欧麦酒杯等。 买这些物品每个至少得花100美元，也极少超过200美元的，这样的采购郭鲁尼伏特总要花上几千美元。他一般和科里在洛杉矶吃晚饭，再在贝佛里山酒店住一宿，然后搭早班飞机回拉斯维加斯。 科里将这些古董放进自己的衣箱带回桑那都后，让人做礼品包装，然后送到郭鲁尼伏特的套间去，以便他每晚或者说是几乎每晚都揣上一两件在口袋里带到赌场去送给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大亨或纽约的时装巨头等大赌客。这些赌客每年至少在赌桌上挥霍掉五至十万美元。 在这种场合，郭鲁尼伏特施展的魅力更让科里自叹不如。比如他会打开礼品包装纸，取出金表送给赌客，并情真意切地说：“那天我在洛杉矶发现了这只表，马上就想到了你，觉得它很配你的品味。我已让人把它修好和彻底清洗过了，走时应该是准确的。”接着他还会装模作样地补充几句：“人们告诉我这只表是1870年制造的，但又有谁能知道它的真实年龄呢？你是了解那些古玩店的骗人鬼话的。” 这样他就给这位赌客留下了特别受他关心并经常被他想起的印象了。他暗示这只表极其名贵，又是费了心思才修理好的，走得很准，最重要的是他从一开始就能够想到这位赌客，可见友谊为重。郭鲁尼伏特在赠送这些礼品时的天才表演，处处流露的深情厚意使礼品显得更加价值不菲，接受礼物者当然也会受宠若惊了。 他还聪明地利用“铅笔”战术，对那些大赌客提供“三免”——免费住宿、免费食物和免费酒水。甚至对那些刚来时仅赌五美元的富豪也给予同样的待遇。由于他工于心汁，最后总能够把这些人变成大赌客。 郭鲁尼伏特给科里上的另一课是千万别欺骗年轻的姑娘。他对科里以前不择手段地骗她们感到愤怒，曾经狠狠地教训过他，质问他为什么要耍弄这些除了色相就一无所有的女人？难道是一个鬼鬼祟祟的小偷？难道只会把手伸进她们那干瘪的钱包里抓出几张沾满了卖肉血泪的零钞？要这种手法到底算是哪路英雄？她们有汽车、银餐具可被人偷吗？她们除了肉体之外究竟还有什么财产？她们唯一的资本就是青春了。他要科里切切记住，占有她们的肉体后，塞回100美元就不再欠她们什么了，仍然是一个不欠账的自由人。不要为了占便宜而花言巧语，海誓山盟的，更别提为了和她结婚得跟妻子离婚之类的鬼话，别向她们借上千美元的钱，也别要求她们对你忠诚。这些风尘女子，只要给她500美元，她就可以随时为你服务，即使是她婚礼的那天也会在所不辞。 科里对这番长篇大论感到好笑。很显然，郭鲁尼伏特已对他和女人打交道的情况略有所闻。科里也同时意识到他对女人的了解远远不如自己透彻，不了解她们甘心受虐待的心理，以及她们愿意甚至需要被人欺骗的心理，但是他没有反驳，仅仅是辛辣地奉上一句：“这恐怕不像您所说的那么容易做到，对她们当中的某些人，就算是给十万美元也无济于事。” 出乎意料的是郭鲁尼伏特竟笑着表示他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还讲了自己的一件发生在多年前的风流趣事：桑那都大酒店开业不久，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百万富婆来赌博，他送给了她一件日本古董——一把花了50美元买来的扇子。这位年约40岁的风韵犹存的寡妇爱上了他，弄得他一时不知所措，虽然他比她年长十岁，但他喜欢的是更年轻美貌的女孩子。有一天晚上，只是出于为酒店经济效益考虑，他把她带到酒店的套间，和她上了床。完事后，在送她离开时，不知道是出于习惯还是愚蠢的邪恶念头，又或者是拉斯维加斯式的低级玩笑，反正他鬼使神差一般塞了一张100美元的钞票给她，让她自己去买件礼物。时至今日，他都搞不清自己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 这位石油大王的女继承人看了一眼这张100元钞票，轻轻放进钱包，又轻轻地说了声谢谢，后来她还继续来酒店赌博，只是再也不爱他了。 三年后，郭鲁尼伏特想增加酒店的房间，竭力寻找投资者。他的出发点是有充足的房间总会有充分的好处。他认为赌客赌的地方正是他们寻欢作乐的场所，他们不会有心思到处乱逛，只要为他们提供看演出的地方，社交的场合，各种不同的餐厅，使他们在到达维加斯后的头48个小时留在酒店就行了，因为打这以后，他们的钱也就所剩无几。 他向石油大王求助，她点点头说当然愿意帮忙，并且立刻就开了一张支票，还格外给他送上了一个甜蜜的微笑，可惜支票上只有区区100美元！ “这个故事的真谛在于，”郭鲁尼伏特沉吟了很久才说，“对富有的女人千万不能采取对待贫穷女人的方法。” 有时，郭鲁尼伏特会在洛杉矶采购古书，碰上心情好的时候，他还飞到芝加哥去参加稀有图书的拍卖会。在他的套间里，有极丰富的藏书，都存放在上了锁的有玻璃门的书橱里。科里搬进新办公室的第一天，发现桌上放着郭鲁尼伏特送的一件礼物，打开才知道是一本关于赌博的1847年出版的首版书。科里饶有兴趣地把它看完并摆设在书桌上一段时间，后来实在不知道它的使用价值在哪里，只好拿到郭鲁尼伏特的套间去还给他，并诚恳地告诉他非常感谢这件礼物，但是觉得放在自己那里只会埋没了它。郭鲁尼伏特仅是点了点头，什么都没说。科里认为一定是自己使他感到失望了，但这一来却奇妙地弥补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几天后，他看见该书锁在了郭鲁尼伏特那宝贵的书橱里，直到此时他才高兴地意识到自己没有做错事，而且郭鲁尼伏特肯为他割爱，可见对他的器重完全是出自于真情。当然，后来他也看清了郭鲁尼伏特的另一面，更清楚这一面才是郭鲁尼伏特那举足轻重的本色。 赌场里每日三次清点各赌档的筹码，这些关系到赌场命脉的场合科里必定到位，这已成了他的习惯。他陪着众赌档的老板清点各张桌子上的筹码以及现金，甚至进入赌场的金库去清点那里的筹码。每当科里驾到，金库经理总是有点紧张。初时，科里还以为他和自己一样是由于多疑的心理造成的，因此也就不当一回事，何况金库保险柜的现款和种种筹码和数目分文不差，金库经理更是郭鲁尼伏特打天下时就深得信任的酒店元老。 有一天，出自某种下意识的冲动，科里决定把保险柜里的黑色筹码连同架子一起拉出来，事后科里怎么都想不透自己当时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冲动。 当数十个金属架子从黑暗的保险柜中被拉出来仔细检查后，马上就发现其中有两架的百元黑色筹码是假的，竟是空心的黑色圆筒！它们被放在光线很差的保险柜中最深的角落里，一般情况下又不可能被使用上，所以能够长期以来相安无事地通过每天的清点。金库经理当场果若木鸡，谁都知道，这种弄虚作假的勾当不经过他的同意绝对做不成。科里拿起电话拨通郭鲁尼伏特的套间，郭鲁尼伏特立刻就赶到金库来。检查的结果是两架子筹码加起来共有十万美元，郭鲁尼伏特原来那红润的带点日光浴留下的健康黑色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他用手指着金库经理，却用很平常的声音命令道：“给我从金库里滚出去！”然后转身对科里说：“让他签字把所有的钥匙都移交给你，马上把三班的赌档老板都立刻叫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他妈的才不管他们现在身在何处，连外出度假的都必须马上飞回维加斯！一回来就立刻向我报到！”说完转身走出金库，一下子就不见了人影。 正当科里和金库经理办理移交钥匙手续，在文件上签字时，有两个他从未谋面的男人走了进来。看样子金库经理认识他们，一看见他们走来，当即脸色变得灰白，手也不由自主地发抖。 他们俩都对金库经理点点头，他也向他们点点头，其中一个说：“你移交完后，跟我们去趟老板办公室，他想见你。”他们从一进来就对科里视而不见，仿佛他根本就不存在似的。科里拿起电话拨给郭鲁尼伏特，向他报告这两个人到金库来的事，并问这是不是他的指令。 郭鲁尼伏特冷冰冰地答道：“有这回事。” 科里说：“我只是想证实一下。” 郭鲁尼伏特的声音变得稍为温和些说：“好主意，你干得不错。”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剩下的事你就别插手了，科里，忘了这件事吧，明白吗？”他的声音越说越温和了，似乎还含有一种悲切的情感。 这以后的几天里，人们还看到过金库经理在拉斯维加斯出现，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个月后，科里听说他妻子向警察局报告了他失踪的消息。尽管城里流传着关于他已葬身沙漠的说法，科里还是很久都不敢相信这种失踪就是意味着死亡。 他从来不敢在郭鲁尼伏特面前提起这件事，后者当着他的时候也总是回避此事，即使是在赞扬他这次的表现出色时，也不会涉及到金库经理半句。这正合了科里的心意，他实实在在不愿意由于自己的尽职尽责而致使金库经理落得个如此身败名裂、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悲惨下场。 此后的数月里，郭鲁尼伏特的神情态度再也没有那么阴森恐怖了，可以说他当天就恢复了典型的拉斯维加斯作风——腿脚灵活，思维敏捷。 拉斯维加斯所有的赌场老板都在拼命拉外国赌客。英国人很快就被从贵宾名单上勾销了。虽然在历史上他们曾经是19世纪最大的输家，可惜随着大英帝国的没落，也带来了她的子民们豪赌生涯的结束。数以千万计的印度人、澳大利亚人、南太平洋诸岛居民和加拿大人都再也不肯把钱倒入赌博贵族们的金库中，大英帝国也就越来越穷，原有的富人只顾挣扎着逃税，把自己藏在祖传的领地内，少数赌得起的人则偏爱法国、德国以及伦敦式的高雅的赌博俱乐部。 法国赌客也被勾销了。浪漫的法国人不愿意千里迢迢跑到维加斯来赌，这种比在本国贵上百倍的费用使他们浪漫不起来。 经营赌场的有识之士都在争先恐后地讨好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德国在战后的经济大发展中产生了许多百万富翁，日耳曼人爱旅行，好赌，喜欢维加斯的女人，而拉斯维加斯那野心勃勃的风格又尤其吸引着条顿精神，使人想起十月节，也许甚至还使人想起世界末日。此外，德国人的赌风良好，赌技也比其他国家的大多数赌客都高。 意大利的百万富翁同样为维加斯带来了巨大的收入。他们喝醉酒后赌起来最疯狂，而且任由赌场雇佣的女人在城里随意摆弄他们六七天，乐意伸长了脖子让人宰割。他们因为不用交所得税，所以似乎有花不完的钱，那些本来应该上缴罗马国库的金钱便溜进了设备舒适的赌场的钱箱。拉斯维加斯的女人们对意大利的百万富翁情有独钟是由于他们送礼物最大方，再有就是在那六七天的日子里，他们像狂赌那样疯狂地爱着她们。 墨西哥和南美赌客的钱就更容易赚了。谁也不清楚南美的局势究竟如何，只知道赌场经常派专机去接这些大富豪来维加斯，对于这些富于体育精神的绅士来说，一切都是免费的。这些人乐意把售出数以百万张兽皮后得来的钱留在赌场的纸牌桌上，他们带着妻子、女朋友、情窦初开的在赌场上跃跃欲试的儿子一起来。拉斯维加斯的烟花女子最喜欢这些客人了，据某个调查报告说，他们没有意大利人真诚，造爱时也不够细腻，但他们的情欲却比任何人都旺盛。有一天，科里正在郭鲁尼伏特的办公室里，赌场经理带着一个特殊的问题来请示：一位南美来的最大赌客要求派八名女子到他的套间去，她们无论是金发的还是红发的都可以，但就是不要褐发的，而且身高不能比他自身的五英尺六英寸矮。 郭鲁尼伏特静静地听完报告后问：“他需要什么时候发生这样的奇迹呢？” “五点钟左右，”赌场经理答道，“他要请她们吃晚饭，然后留下她们过夜。” 郭鲁尼伏特面无表情地问：“这样干得花多少钱？” “大约3000美元。”赌场经理说，“那些女子心中有数，她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赌资去玩大转盘和纸牌。” “好吧！免费为他提供这八个女人。”郭鲁尼伏特答应道，“但是要吩咐这些女人尽可能把他缠在酒店里，我不想让他把钱输在别的赌场。” 赌场经理正准备转身离去，郭鲁尼伏特又问：“他究竟要八个女人干什么？” 赌场经理耸耸肩说：“我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他说他的儿子也来了。” 郭鲁尼伏特在这次谈话中终于绽出了笑容：“这就是我说的做父亲的自豪！”等赌场经理离开后，他摇摇头对科里说：“记住，他们在赌钱的地方胡闹和嫖娼，父亲死后，儿子还会继续来，赌场花3000美元就使他有一个永远值得怀念的良宵，除非他的国家发生了革命，否则他对桑那都大酒店来说就是百万美元的财源。” 对于各赌场老板来说，一致首选和渴望得到的最大财神爷是日本人。他们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赌棍，一来维加斯就是一大帮。日本工业界的巨头们用免税的美元来豪赌，在每次逗留的四天中所输掉的钱，往往都超过百万美元。能干的科里为桑那都大酒店和郭鲁尼伏特招来了日本最嗜赌的富爷。 科里曾与一名在斯及普酒店东方轻歌舞团献艺的舞女有一段恋情，这个日本姑娘原来的名字令美国人叫不上来，她就改了个西洋名，叫戴茜。她虽然只有20岁左右，在拉斯维加斯却已呆足五年。她的舞技超群，长得非常可爱，就像颗刚出壳的珍珠一般光彩夺目。有一次，她突发奇想要去做整容手术，准备把眼睛弄成西方流行式，把胸部也隆成巨型，而且要大得令吃玉米长大的美国佬销魂。科里知道她的念头后当即强烈反对，苦口婆心地一再和她讲解这手术只会毁掉她的魅力。戴茜最终听取科里的劝告，因为他极力装出从她那花蕾般的乳房获得了最大的快感。 当他们的友谊发展到在床上继续时，她开始用日语给他讲课。每当他在她家过夜，第二天的早餐总有她亲手熬制的日本汤。开初他不想喝，她告诉他，在日本人人早餐都喝汤，而她熬的汤在东京郊区的一个乡村里是最著名的。尝过之后，科里惊喜地发现此汤香浓可口，易于消化吸收，对于消除一夜的纵欲与宴饮之后的疲乏大有裨益。戴茜还提供了一个信息给他：日本实业界的一个大亨打算到维加斯一游！戴茜的消息来源是日本报纸，她经常让家人把日本报纸空邮过来，以便她思乡之情可以从阅读日本报纸中得到慰藉。她告诉科里，一个名叫文郎的人是东京的大亨，在会见报界时宣称他将到美国创办他的电视机工厂的一个分部。戴茜说文郎先生在日本以豪赌出名，所以到美国就一定会来拉斯维加斯。她还告诉他文郎先生是位杰出的钢琴家，曾经在欧洲留学，如果不是他父亲下令要他继承家业，他本来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专业音乐家。 那天，科里请戴茜到他在桑那都的办公室，用酒店的信笺向她口授了一封给文郎先生的信，信的格式合乎西方的规矩，又在戴茜的建议下使用了日本的敬语，确保此信不会得罪文郎先生。 这封诚挚邀请文郎先生莅临桑那都大酒店的信，告诉他作为贵宾，他什么时间来悉随尊便，愿意住多久都无任欢迎。信中还遍请文郎先生的所有亲朋好友，而且他的全体随行人员，包括他在美国的同事，都将成为桑那都大酒店最受欢迎的客人。科里用婉转的语言向文郎先生传递了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信息，甚至包括看戏也免费。在信发出之前，考虑到自己还没有绝对的权力来如此使用“铅笔”，科里又征求了郭鲁尼伏特的意见并获得了他的许可。科里本来有点担心郭鲁尼伏特要在信上签名，结果证明这位桑那都一号更懂得处理这些关系，如此一来，从形式上讲，这些日本人如果来的话，就将是科里的客人，他也将是他们的“主人”了。 三周后，他接到了答复。在这一段日子里，科里花了不少时间向戴茜学习日本礼仪。他懂得了和一位日本客户交谈时，必须一直保持微笑，必须在声音和手势上表现出热情好客又不过分亲昵之类的礼节。她还特别提醒他注意，如果一个日本男人的说话声音里有一点儿嘶音，那就是愤怒的迹象，这可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就像蛇发出的响声一样。科里想起二战时期的电影里，日本坏蛋说话时的嘶嘶声，他过去还以为这只不过是演员的表演手法而已。 对邀请信做答复的方式是文郎先生设在洛杉矶海外分部的办公室打来电话，询问桑那都大酒店能否为文郎先生——日本全球销售公司的总裁和他的执行副总裁二毛田先生准备两个套间，外加十个房间给随行人员。电话是专门打给科里的，他当即答复说可以办到。狂喜之后，他立刻打电话给戴茜，告诉她过几天他将陪她出去买东西，还告诉她他将为文郎所有的随行人员准备十个套间，让他们都住得舒舒服服的。她听后马上叫他千万别这么干，因为如果所有的随行人员都得到同等规格的套间，会使文郎先生觉得在他们面前失去面子。科里接着请戴茜马上飞往洛杉矶去采购和服供文郎先生私下在套间里穿，戴茜说这同样会得罪以西化自豪的文郎先生，尽管他在自己家里肯定会私下穿日本传统的服装。科里又建议戴茜和文郎先生见面，也许还要充当他的译员，陪他一起吃饭。戴茜听后笑出声来，告诉他在欧洲留过学的文郎先生才不要译员呢，何况让一个西化了的日本姑娘在异国观察他的一言一行，他会感到非常不自在。 科里完全接受了她的意见，尽管在各个方面都向她请教，只有一件事他坚持己见，那就是要求戴茜在文郎先生逗留的三天里，天天给他熬新鲜的日本汤。科里计划每天早上到她的住所去取，在文郎用早餐时，派人把汤送到他的套间去，戴茜沉吟了一会儿，终于同意照他的意思办。 当天黄昏时分，科里接到郭鲁尼伏特的电话，问他第十号套间要一架钢琴做何用？还问科里：“酒店经理说他绕过主管部门，从其他渠道弄钢琴，把事情搞得乱糟糟的，是否确有此事？” 科里解释道这一切都是为了迎接文郎先生的即将到访以及他的一些特殊爱好，郭鲁尼伏特听后开怀大笑，并指令科里派他那辆罗斯莱斯去机场迎接贵宾。这辆豪华轿车是专门用来接待最富有的德克萨斯州百万富翁或者郭鲁尼伏特亲自邀请的关系密切的客人的。 第二天，科里和酒店的三个行李员乘着配有专职司机的罗斯莱斯和两辆卡迪拉克到机场迎接日本贵宾。他安排罗斯莱斯和其他轿车直接开进机场的跑道，这样他的客人便不用走过机场大楼了。 文郎先生一走下飞机，科里就迎了上去。这一群日本游客从服饰特点上都可以一眼看出是东方人，他们全穿着清一色的黑西装、白衬衣、黑领带。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衣服裁剪得相当差劲。这十个人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日本最富有、最有势力的企业领导阶层的人物，倒更像是一队勤快的职员。 文郎先生也容易被认出来，他是他们当中个子最高的。相对而言，他非常高，足有五英尺十英寸，而且体格魁梧，长相英俊，肩膀宽阔，头发漆黑。如果他去好莱坞应征扮演一个东方人的角色，完全有可能被选中——不知为什么，科里的脑海里会涌出这么一个念头。 这群人当中只有一个紧挨文郎先生站着。他比文郎稍微矮一点，却瘦得多，相貌颇像那些讽刺日本的漫画中的人物，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口龅牙。其余的人个子矮小，而且不显眼，都提着个仿中世纪织布的、很够气派的黑色公文包。 科里向那个他完全有把握肯定是文郎先生的人伸出手来说：“我是桑那都大酒店的科里·克鲁斯，欢迎您到拉斯维加斯来！” 文郎先生礼貌地堆着满脸笑容，露出一口整齐的大白牙。他用稍为带一点外国腔调的英语说：“见到您很高兴。”接着就介绍那个龅牙的人叫二毛田先生，是他的执行副总裁，然后又逐一道出一连串其他人的姓名和职务，他们都例行公事式地和科里握手。科里接过他们的行李托运单，向他们保证很快就能把这些行李送到他们在酒店的房问。 他带着这群人走向专程来恭候他们的小汽车，他和文郎、二毛田相继上了罗斯莱斯，其他人坐进卡迪拉克。在去酒店的途中，他告诉两位客人已为他们安排妥当存款的方式，文郎拍了拍二毛田的公文包，用几乎完美的英语说：“我们给你带来了现款。”两位客人朝科里微笑，科里也报以微笑。他记住开口说话一定要面带微笑，所以就微笑着把酒店的方便设施以及他们如何可以欣赏维加斯的所有演出等等，向他们一一做了介绍。他差点就要开口提到女伴的问题，但本能使他避开了这个话题。 到了酒店，他领他们直接到各自的房间，并叫登记处的职员拿注册表格给他们签名。他们都住在同一层楼里，文郎和二毛田的套间紧挨着，中间只隔着一个门。文郎视察了所有随行人员的房间，知道自己的套间是最高级的，科里从他的眼神明白他对此感到满意。当他又发现自己的套间里还有一架小钢琴时，眼睛立刻亮了起来，马上走了过去，坐下来弹了弹琴键，倾听着。科里多么希望钢琴已经调好音，可惜他听不出来，好在文郎用力地点点头，满面春风地笑着说：“太好了，你们想得真周到！”一边激动地握着科里的手。 文郎接着做手势让二毛田打开他带来的公文包，里面满满地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叠叠钞票，科里瞪大了双眼，他不知道这个包里到底有多少钱。 “我们想把这笔钱存入你们赌场的金库，”文郎说，“我们在这次短短的假期中需要钱时随时都可以取出来。” “那当然啦！”科里答复他。二毛田关上箱子，他们两人到楼下的赌场去存钱，留下文郎一个人在套间里梳洗清洁。 他们俩走进赌场经理的办公室，在那里数清了钱的数目，总共50万美元。科里要职员给二毛田收据和办好必要的手续，以便他们在赌桌上要钱时随即可以支取。赌场经理和科里还准备在赌场帮助各赌档老板以及巡视员确认文郎和二毛田，这样，无论在赌场的哪个角落，只要这两位日本人举起一个手指表示要支取筹码，马上签张单据就行了，省去了确认身份等诸多麻烦。总之，他们将会享有皇室般的待遇，受到至尊级的敬重，当然，这种尊敬只有和金钱挂钩时才是绝对真诚的。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科里每日一大早都带着戴茜熬的汤赶到酒店。负责送餐到房间的服务台按照他的指示，一旦文郎先生要早餐就通告他。科里等他进餐一个小时左右之后，就敲门向他问候早安。每次他都看见文郎正坐在钢琴旁入神地弹着，装汤的碗则空着放在他身后的桌子上。在这些早晨的会见中，科里为文郎和他的朋友安排了看演出的票子和参观游览的路线。文郎先生总是充满感激，面带笑容，彬彬有礼，而二毛田先生则从连接两个大间的门走出来和科里打招呼，极力称赞早餐的汤是多么美味可口，很明显，他也分享到这种汤了。科里没有忘记像他们那样微笑着点头。 这十个日本人逗留在拉斯维加斯赌博的三天里，惊动了当地的所有赌场。他们总是集体行动，一起出游，一起在同一个纸牌档上赌，当文郎控制到牌架的时候，他们全下同一种赌注——赌庄家。有时他们连续赢，幸好这种运气不是发生在桑那都。他们一般只赌纸牌，偶尔也会赌赌“生活乐趣”这种更具意大利风味而不带东方色彩的赌博项目。当文郎为自己发牌得到常胜的八或九点时，就会兴奋得连连拍打牌架的两侧并敲打桌子，他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赌客，要是赢了一次2000美元的赌，更会兴奋得难以自制。这使科里感到非常困惑：这位文郎先生在这里存有50万美元，为什么竟然会为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小数（虽然已是达到了拉斯维加斯的最高限额）就如此手舞足蹈？ 他只有一次看见文郎那常常微笑的英俊的外表下遮掩着的强硬一面。那天晚上二毛田在赌客的位置上放下了赌注，当时文郎正掌握着牌架子。文郎长时间地盯着他，眉毛都拱了起来，用日语嘀咕着什么，科里第一次听见他的声音里有戴茜警告过他不要发出的嘶嘶声，二毛田结结巴巴地说了些道歉的话，并立刻把赌注投向文郎的一方。 这次旅行对大家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文郎和他的随行人员回日本时赢了十万美元，但他们却在桑那都大酒店输了20万！他们的损失全是在其他赌场赢回来的。他们已在拉斯维加斯留下了一个传奇故事：这十个身穿黑色西装的家伙在赌城里赌完一家又一家，谁见到他们都忍不住心惊胆颤。这十个壮汉雄赳赳。气昂昂地步入赌场，仿佛是殡葬工人来赌场收集钞票的尸体！纸牌赌档的老板从罗斯莱斯司机那里得知他们的去向就马上通知那个赌场做好准备，以便隆重地接待他们。所有的赌档老板都在交流信息。就是通过这一渠道，科里才获悉原来二毛田是个东方的好色之徒。此人在其他酒店嫖妓，这意味着出于某种原因，他不想让文郎知道自己喜欢嫖而不愿意赌。 临别时，科里送他们去机场，他们将飞往洛杉矶。科里带了郭鲁尼伏特的一只古董金表赝品送给文郎，并转达了他的问候。郭鲁尼伏特曾经在这群日本人的餐桌前做过短暂的停留，自我介绍一番，展示了赌场的好客之情。 文郎真心实意地表示了自己的谢意。在他们登机之前，科里面带微笑和他们一一握别，之后就赶回酒店打电话让人把钢琴从文郎的套间搬走，然后来到郭鲁尼伏特的办公室。郭鲁尼伏特热情地和他握手并拥抱了他，以示祝贺。 “这次可以说是我在维加斯这么多年来所见过的最出色的一次接待工作。”郭鲁尼伏特赞扬道，“你是如何发现汤这种秘密武器的？” “是一位名叫戴茜的少女告诉我的，”科里回答他，“我想用酒店的钱给她买件礼物，可以吗？” “你可以花1000美元来买。”郭鲁尼伏特一口允诺，“你和那些日本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要继续和他们保持联系，给他们送些圣诞礼物和邀请信。那个名叫文郎的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赌客中的一个。” 科里略为皱了皱眉头，说：“我对是否向他施美人计举棋不定，您知道文郎是个正人君子，又刚认识不久，我不想和他套近乎。” 郭鲁尼伏特点点头说：“说得对！别担心，他还会再来的，如果他需要女人，就会做出表示。你要是羞于开这个口就赚不到这种钱。” 就像往常那样，郭鲁尼伏特果然料事如神。三个月后，文郎再次光临赌城，餐间看歌舞演出时，对一位双腿修长的金发舞女很感兴趣。科里知道她虽已嫁给桑德斯赌场的一个发牌员，但仍旧在做皮肉生意。看完演出后，他打电话给舞台经理，问那个女郎是否肯赏脸陪文郎和他喝一杯。女郎当即飘然而至。文郎和她干了一杯后又请她吃夜宵。女郎用询问的眼光看着科里，科里点点头，而且很快就借故离开了。他回到办公室打电话给舞台经理，叫他在半夜演出时另外安排一个演员顶替这位女郎。第二天，当早餐送到文郎的套间后，科里没有像往常那样去问候早安。这天晚些时候，他打电话到女郎家，告诉她只要文郎在赌城，她就不必去参加演出。 在以后每次文郎重返维加斯时，除了此时戴茜已把熬日本汤的技术传授给桑那都的大厨师，早餐的菜单上已正式列出了这道汤，整套接待程式保持不变。科里还打听到文郎爱看重播的某出西部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对剧中的一位勇敢坚强又天真可爱，充满女性美的金发舞女特别入迷。此事令科里心血来潮，马上通过电影界的关系联系上了这位天真美丽的名叫琳达·派逊的少女，他还亲自飞到洛杉矶请她吃午饭，把文郎对她和她的电视剧的爱慕之情不无夸张地描绘一番。她对科里描述的那些有关文郎豪赌的逸事非常入迷，特别是当她听到他如何在公文箱里塞满了百万美元，住进桑那都，有时两三天内就在纸牌档中把它们输光的情节后，眼睛里不禁放射出天真幼稚的贪婪之光。她迫不及待地告诉科里，非常愿意在文郎重返维加斯的时候去那里和他见面。 一个月后，文郎和二毛田住进了桑那都大酒店，预定住四天。科里立刻向文郎先生转告了琳达·派逊想见见他的意思。文郎听完后眼睛又立刻亮了起来。他虽然年过40，但保养得仍有小伙子般的英俊，在听到令他兴奋的消息时，就更显得青春焕发了。他要求科里马上打电话请这位少女来，科里答应照办，只字不提自己已经和她谈过以及她已经答应第二天下午到达赌城的事。文郎是如此激动，以至于当天晚上疯狂地赌，输掉了20万美元。 第二天早晨，文郎去逛商店，想买一套新的蓝色西装。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吧，他认为蓝色西装最能表现美国式的潇洒风度。科里联系好桑那都大酒店的特级裁缝为他量身、试穿，当天就给他赶制了出来。科里派出他在桑那都的得力干将来陪文郎，以确保一切顺利进行。 但是急不可耐的琳达·派逊赶上了早班机，不到中午就来到了拉斯维加斯。科里到机场接她回酒店后，她提出要在文郎回来之前梳洗打扮一番，他就让她进了二毛田的套问。因为他满以为此时的二毛田必定和上司在一起，结果这一决定差点酿成大祸。 留下她一个人在二毛田的套间后，科里就回到办公室去设法和文郎取得联系。裁缝店的老板告诉他文郎刚刚离去，一定是在去某个赌场的路上了。找不到文郎，只好耐心地等待。一小时后，他接到琳达·派逊从文郎套间打来的电话，听上去她有点不高兴：“您能下来吗？我和您的朋友出现语言障碍，无法沟通。” 科里没有提任何问题，他知道文郎的英语讲得棒极了，只是在某种需要的情况下他才假装不会说英语，这次恐怕就是他对该少女感到失望而已。但是科里已经注意到这位天真无邪的少女实际上比她在精心拍摄的电视剧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有头脑，该不至于把好事给搞砸了的，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琳达无意中说错话或者做错了事，得罪了他那东方人特别敏感的个性。 开门让科里走进套间的人是二毛田。二毛田满嘴酒气，一脸得意洋洋的神态，科里看见琳达·派逊身着绣有金龙的和服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上帝啊！”科里当场如雷击顶，完全傻了眼。 琳达朝他柔弱地笑一笑，说：“你肯定愚弄了我，他一点都不害羞，也一点都不好看，而且根本听不懂英语。我希望至少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他有钱。” 二毛田仍然在微笑，仍然在感到骄傲，他甚至在琳达说话的时候向她鞠躬，很显然，他的确听不懂琳达在说些什么。 “你和他造爱了吗？”科里几乎绝望地问。 琳达做了个鬼脸，说：“他老是在套间里追我，我原以为至少我们应该一起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有鲜花，还有人为我们演奏小提琴，没想到他竟然是一个如此好色的日本人，我无法摆脱他的纠缠，所以就想管他呢，不如先满足了他再说，于是就和他造爱了。” 科里连连摇头说：“但是你把对象搞错了！” 琳达有相当长的时间惊恐地望着科里，然后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她的笑声是自然而纯真的，直笑得东倒西歪，跌坐在沙发上，白白的大腿从和服中露了出来。科里有一瞬间都被她迷住了，好在很快就冷静下来，甩了甩头。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刻打电话到戴茜的公寓，戴茜听完电话后的第一句话是：“再也没有汤了！”科里叫她别开玩笑，马上到酒店来，而且事关重大，她必须动作迅速。然后他又打电话给郭鲁尼伏特，详细地报告了这一意外情况，郭鲁尼伏特说他马上就下来。科里接下来要干的事就只有在暗暗祈祷文郎千万别在这个时候回来了。 15分钟后，郭鲁尼伏特和戴茜都赶到了套间，琳达已经在酒吧里为科里、二毛田和自己每人都调了一杯酒，她的脸上仍然挂着笑，郭鲁尼伏特向她表示歉意道：“很遗憾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请耐心点，我们会把一切纠正过来的。”他跟着吩咐戴茜：“向二毛田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告诉他，他占有了文郎先生的女人，而她把他当成了文郎先生了。告诉他，文郎先生深深地爱上了她，并且专程去买新衣服来和她会晤。” 二毛田像往常一样满脸堆笑，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听着听着，他的眼神略显一丝惊慌，他用日语向戴茜问了个什么问题，科里注意到他的话里有一丝警告似的嘶声。戴茜用日语快速地和他交谈，她说话时始终面带微笑，而二毛田则越听脸上的笑容越少，她刚一说完，他就晕倒在地板上了。 戴茜立即采取行动，一把抓过威士忌就往二毛田的嘴里灌，又和科里一道把他扶到沙发上，琳达怜悯地看着他。二毛田绞扭着自己的双手，滔滔不绝地向戴茜说着什么，郭鲁尼伏特问他在说些什么，戴茜耸耸肩翻译道：“他说这意味着他的一切都完了，文郎先生肯定会解雇他，因为他让文郎先生丢尽了脸面。” 郭鲁尼伏特点点头说：“告诉他，什么也别说，我将把他送进医院治疗一天，因为他病了，然后送他飞回洛杉矶治疗，我们会为此给文郎先生编造一个故事的。告诉他，我们还会采取一切措施来补救，只要他不向任何人谈及此事，文郎先生就不可能发现出了这么一件事。” 戴茜把这番话翻译给二毛田听，他不停地点头，脸上又重新露出那礼节性的微笑，只是这种微笑比哭相还要难看。郭鲁尼伏特接着转身对科里说：“你和派逊小姐等候文郎先生，注意要表现出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来照顾二毛田，我们不能让他留在这里，要不然他一看见他的老板就又会晕过去的，我会把他弄出去，放心吧。” 善后计划就这么定了。一个小时后，文郎回来时，发现琳达·派逊容光焕发，美丽可人地和科里一起等候他，他立刻被她迷住了。她似乎也被他的英俊和风流倜傥所吸引，表演得像她在西部电视剧中那么天真无邪。 她对他说：“我希望你不介意我住进了你朋友的套间，这样我就可以接近你了，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 文郎听出了弦外之音，她不是那种恨不得马上就搬过来和他同床共枕的下贱女人，她要先爱上一个人才肯这么干。他笑容可掬地说：“那当然啦，那当然啦！”科里松了口气，琳达的牌玩得恰到好处。他向他们告别后在大厅里转了一会儿。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听见文郎的套间里传出钢琴声，而琳达正随着那优美的旋律在唱歌。 在以后的三天里，文郎和琳达·派逊在拉斯维加斯的古典式的爱情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境地，他们彼此真诚相爱，形影不离。无论是在床上还是在赌桌前，无论是赢还是输，无论是在华丽的拱形商场还是在富丽堂皇的时装店，他们分分秒秒都如胶似漆。琳达早餐时爱喝日本汤，尤其欣赏文郎的钢琴演奏，文郎则喜爱琳达的金发和白皙的皮肤以及那乳白的稍过丰满的臀部，还有她那修长的双腿和柔软而高耸的乳房。他最喜爱的还是她那美国式的幽默感和乐观的精神面貌。他曾向科里赞叹琳达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艺妓。戴茜给科里解释这是像文郎这种有身份的人所给予的最高的评价了。文郎还宣称在赌场上琳达总是给他带来了好运，当他准备离开赌城的时候，他仅花了20万美元，而他存在赌场金库的钱是100万美元。20万美元中还包括了他为琳达买的一件貂皮大衣，一只钻石戒指，一匹巴洛米诺马和一辆奔驰小汽车。他没花多少钱就离开赌城了。如果没有琳达作伴，他完全有可能在纸牌桌前输掉50万美元甚至100万！ 当初，科里认为琳达只不过是一个高级娼妓，但是当文郎离开维加斯后，在她坐夜班机飞回洛杉矶前，他请她共进晚餐时才发现她真的对文郎很着迷，这几天里她并不是在逢场作戏。“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她真诚地说，“我非常喜欢喝早餐的那种汤，也非常喜欢他弹的那一手好钢琴，再有就是他的床上功夫棒极了，难怪日本女人对自己的男人那么体贴入微，侍候得那么细致周到。” 科里微笑着说：“我认为他不会像对待你那样去对待本国女人的。” 琳达叹了口气：“这个我知道，但不管怎么说，我都不枉此行。你知道吗，他用自己的照相机为我拍了数百张照片！你也许以为我会对他的拍照感到厌倦吧？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他这么做，我也为他拍照，他是个很英俊的男人。” “同时也很富有！”科里补充上一句。 琳达耸耸肩说：“我也曾和富人呆过，也赚了不少钱，但文郎和他们不同，他只是一个毛头小伙。我唯一不喜欢的是他那么滥赌，上帝啊，他一天输掉的钱够我用十年！” 科里心里盘算着，看来她的这番话是真的，今后可千万不能让文郎和琳达·派逊再见面了。他略带着讥讽地微笑说：“是的，我也不愿意看到他输那么多钱，我本来可以劝阻他不去赌。” 琳达对他妩媚地笑着说：“是啊，我相信。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这几天是我一生中所过过的最快乐的一些日子，也许我还会见到你。” 他明白她在暗示什么，但他没有正面回答她，只是圆滑地说“你什么时候想来维加斯花日元，尽管打电话给我，除了筹码以外，其他一切都由赌场支付。” 琳达沉思了片刻，问：“你认为文郎下次再来会打电话给我吗？我把我在洛杉矶的电话号码给了他，我甚至说过等我拍完电视剧后，就飞去日本度假。他说他会很高兴，还叫我在去之前告诉他何时到达。只是看上去他对此事好像并不热心。” 科里摇摇头忠告她说：“日本男人不喜欢女人这么主动，他们落后于时代起码100年，对于文郎这样的大阔佬更是如此，你最好的应付办法就是安下心来冷处理。” 琳达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我心里想也只能是这样。” 他把她送到机场，在她登机前吻了吻她的脸，答应她说：“当文郎再来时，我会给你打电话。” 科里回到桑那都大酒店后，第一时间就来到郭鲁尼伏特的居室，而且讽刺道：“天底下竟有这么便宜的事，我们对赌客也实在太好了！” 郭鲁尼伏特安慰他说：“别失望，我们还不想这么早就把他那100万全赢过来，但是有一点你是对的，这个女演员不是我们理想中为赌客安排的那种女人，其一，她还不够贪婪，其二，她太直率了，最糟糕的是，她太聪明了。” “您是怎么知道的？”科里问。 郭鲁尼伏特微笑着说：“我说得对吗？” “那还用说？文郎下次再来时，我将采取措施不让他和她见面！”科里有点闷闷不乐地说。 “你用不着这么做，”郭鲁尼伏特笑笑说，“像他这样的人往往精力过剩，他已经不再需要她能够给他的那一切。这种人总是喜新厌旧，玩一次也就足够了，就这么回事！如果他还想和她继续来往的话，两人分手时，他会更善待她的。” 科里有点吃惊地问：“一辆奔驰汽车，一件貂皮大衣，一匹巴洛米诺马和一只钻石戒指，这些还不算贵重？还不算善待她？” “不算！”郭鲁尼伏特胸有成竹地答道。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不久，文郎再次来到维加斯，他甚至连提都没有提到琳达·派逊。这一次他把金库里的100万美元全输光了。 第十九章 飞机迎着朝阳飞行，空姐忙着给旅客们端咖啡送早点。科里在吃喝时也身不离箱。吃完早餐后他已能遥望到纽约那些高楼大厦的轮廓了，这一景观总令他感到敬畏。在飞离拉斯维加斯时看见的是延绵不断的沙漠，金黄一片与蓝天相映成趣；飞近纽约时所见到的则是延绵数英里的由钢铁和玻璃构成的密密麻麻的城市森林，直指天空，无穷无尽，使他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飞机开始下降了，它缓慢而优雅地向左倾斜，围绕着城市盘旋，徐徐降落。周围的颜色由白到蓝，然后到阳光普照的空间，再到灰色的水泥跑道以及如茵宜人的绿色草地。飞机降落时对跑道的撞击足以把还在酣睡的旅客惊醒。科里的头脑非常清晰，他感到精力充沛，迫不及待地要和墨林见面。他一想到这点就兴奋不已，正直、诚实的老朋友墨林是他在世界上唯一可以信赖的人。 第二十章 我必须出席大陪审团听证会那天，正好是我的长子小学毕业升中学的日子。维丽要我请一天假和她一起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我告诉她我去不了，理由是我得参加一个有关预备役军人入伍的特别会议。她仍然对我的困境一无所知，我对她还是严密封锁消息——反正她知道了也无济于事，反而担惊受怕，何苦来？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她永远也不会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事，这正是我的最大心愿。我一向都认为配偶在帮不上忙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让她分担忧愁。维丽为儿子的毕业感到自豪。几年前我们发现他连基本的阅读都不行却依然年年升级，维丽非常气愤，开始亲自教他读书。她教得很好，慢慢他能够拿到高分了。我对学校这种不管成绩好坏一律升级的做法也感到气愤，这是我对纽约市感到失望和怨恨的另一个原因。我们居住在低收入区，居民全是工人阶级和黑人。学校根本不关心孩子是否能真正学到知识，完全是为了早日摆脱他们而让他们升级，只要他们不闯祸，不惹麻烦，把他们顺顺当当地从学校打发走就万事大吉了。 维丽盼望着早日搬进新房子，它位于长岛社区，这个区的学校有口皆碑：教师们尽力要把学生培养成能考上大学的合格人才。另外，虽然她嘴上没有说，其实我知道她心中更庆幸的是那里几乎没有黑人，孩子们会在像她当年的天主教会学校那样安分守己的环境中成长。我不反对她的想法，也不想告诉她，她所设法逃避的种种问题的总根源在于整个病态的社会，不是到了长岛学校那有树有草坪的环境就能逃避得了的。 除此之外，我还有其他的忧虑，那就是我也许会去坐牢，这可就要取决于我今天在大陪审团面前的表现了。 那天早上起床时我就心情欠佳。维丽亲自送孩子们到学校去并准备留在那里参加毕业典礼。我告诉她，我可能工作到很晚才回来。他们比我先离开家。我自己煮了咖啡，一边喝一边仔细考虑应该在陪审团面前所做的一切。 我必须否认任何指控，科里已经向我保证他们绝对追查不到我所收的贿款。只有一件事使我犹豫，我必须填一张有关个人财产的问卷，其中有一道问题是问我有没有私人住宅，在回答这个问题上我必须冒险，因为我在长岛的住所已交了首期付款，是一笔定金，可是这所房子的余款尚未还清，按理说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说没有私人住宅，于是我填上的答案是“没有”，也不提已交定金的事。令我久久举棋不定的原因是担心联邦调查局的人是否已发现了我买房子这件事，我猜测他们可能已经掌握了这一情况。 我边喝咖啡边设想，假如陪审团问我是否已付定金购买了一栋房子，我的答案只能是肯定的。接下去他们会问我为什么不在问卷里填写清楚，我必须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还有，假如万一弗兰克垮下来，并认了罪，招供有关我们是合伙人和交易的情况等等，我该说些什么？我已下定决心对此事要讲假话，这样弗兰克的供词就对我不利。他总是一个人单独处理这种交易，没有人能够为他作证。我忽然记起很久以前的一天，弗兰克不在办公室里，他的顾客企图收买我，让我转交一个信封给他，我拒绝了。在这件事上我真走运，因为那个顾客就是向联邦调查局写匿名信控告弗兰克，导致这场全面调查的人当中的一个。那次对我来说拒绝接受贿赂纯属偶然，是因为我从心里讨厌那个一副猬琐相的家伙。这样，他出庭作证时应该指出我是拒绝收贿款的，这一点对我有利。 弗兰克真的会认罪和把我抛给大陪审团吗？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唯一可以自救的办法就是出来作证指控他的顶头上司，例如少校或者上校等人，问题是他们根本不牵涉在内。另外，我觉得弗兰克这个人一向够义气，他决不会因为自已被抓而出卖我。还有，他的处境危险，如果他认罪，就会失去在政府部门中的工作、养老金以及他在预备役的军衔和养老金，他只有硬着头皮顶到底，拒不认罪才行。 最令我忧心忡忡的就是保尔·汉姆希了。我是尽了全力来帮这个小伙子的，他父亲曾许诺会使我的余生都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在帮助保尔渡过难关之后，汉姆希就断绝了和我的联系，甚至连一双长统袜也没送过。我曾期待过他会再送一大堆礼品，或者送几千美元，但除了刚开始使维丽大惊小怪的那几箱衣服外，就再也没有下文。我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去索取任何东西，那几箱衣服毕竟也值几千块钱嘛。他们虽说没能“使我的余生过上无忧无虑的好日子”，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对于被骗从来都采取无所谓的姿态。 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后不久，有传说提到保尔·汉姆希逃过征兵关，他在接到入伍通知书后仍然参加了预备役部队。我知道兵役委员会发出取消他入伍通知的信已从我们单位的档案室里被抽调到更高的司令部去了，也估计联邦调查局的人已经和兵役委员会的职员交谈过，他也已把我编的故事告诉了他们。这个理由还是讲得通的，并不牵涉到违法行为，只不过是行政上的天天都会发生的小把戏而已。但是有传说保尔·汉姆希在联邦调查局的追问下屈服了，向他们坦白了我曾收受过他朋友们的贿款。 我离家后开车经过我儿子的学校，学校里有个巨大的水泥地篮球场，四周用高高的金属网围起来。我开车经过时，远远看见毕业典礼正在露天的大球场里进行，于是把车泊好，站在篱笆外面，紧挨着金属网往里望。 只见一大群13—14岁的男女孩子排着整齐的队伍，一个个穿戴整洁，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脸也洗得干干净净，正带着兴奋和稚气的自豪参加毕业典礼，准备步入人生的成熟旅程。 已经为孩子们的父母搭好了看台，还为显要人物搭起了一个很大的木制讲坛，上面坐着校长和该区的一名政客，以及一位头发灰白的戴着蓝色外国帽子、身穿20年代军服的退伍老兵。一面美国国旗在讲坛上飘扬。我听见校长说由于时间不够，不能一一颁发毕业证书了，只能在宣读到某一个班的时候，该班的全体同学转过身来，面对看台上的来宾。 我就这样观察了他们几分钟。每当宣读一个班级之后，一排男女孩子就转过身来面对看台上的父母亲和其他亲人，接受他们的鼓掌。孩子们的脸上充满了自豪、幸福和期待的神情，他们是今天的主角，受到贵宾们的赞扬和长辈们的欢呼，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些可怜虫至今还不识字，没有一个人准备好面对世界，也没有谁能预见到未来的烦恼。我庆幸看不见儿子的脸，接着就赶快回到车上，驶往纽约去见大陪审团。 我在联邦法院大楼附近的停车场寄存了车，走进地上铺着大理石的大厅，然后乘电梯上到大陪审团所在的厅。步出电梯后，我吃惊地发现长凳上挤满了在我们单位应征入伍的年轻人，起码有100人。他们有的人朝我点头，还有少数人和我握手，开些有关这件事的玩笑。我看见弗兰克·埃尔克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一扇巨大的窗口附近，于是走过去和他握手，他显得很镇静，不过脸绷得紧紧的。 “这一切够让人心烦的，对吗？”我们握手时他这么说。 “可不是！”我说。大厅里除了弗兰克没有谁穿军服，他还戴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获得的所有的战斗勋章和上士臂章以及长期服役的标志，看上去就像个干劲十足的职业士兵。我知道他想搏一搏，希望陪审团会拒绝给一名爱国的重新入伍保卫国家的老战士定罪。我希望他这一招能够灵验。 “上帝啊，”弗兰克说，“他们从李要塞空运了大约200人来这里，全是些废物！这次就是因为有些不争气的人吞不下被重新征召入伍这口怨气。” 联邦调查局的做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令我无比惊诧：看起来我们只不过干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只不过是弄些小玩意来赚些零花钱而已，严格说来还算不上欺骗，充其量也仅仅是一个互助互利的、对谁也不会造成伤害的、兼顾双方利益的行为而已。当然，我们是违反了一些法律，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干过什么坏事，而政府却要花数以千计的美元来企图把我们投入监狱！这似乎不公平——我们既没有杀害什么人，也没有抢劫银行，既没有贪污公款，也没有伪造支票，更没有犯下窝赃、强奸、给俄国人当间谍等滔天大罪，他们干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由于某种原因，我突然情绪高涨，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还在笑什么？”弗兰克惊奇地问，“事情可严重呢！” 我们周围都是人，有些近在咫尺。我眉开眼笑地对他说：“我们究竟担心些什么？我们是清白无辜的，我们都知道这些指控全是些无稽之谈！操他娘的！” 他听后也哈哈大笑，接过我的话头说：“说得对！操他娘的！只是不管怎么说，我都恨不得宰他几个兔崽子才解恨！” “别开这样的玩笑，我知道你是个有口无心的炮筒子。”我给他使了个眼色——这个厅也许安装了窃听器。 “说得不错，”弗兰克不情愿地说，“你以为这些人会因为给祖国服兵役而感到自豪吗？我已经历了一次战争的考验，这次重新入伍我都毫无怨言，可他们……” 过了一会儿，我们听见从两扇标有黑白标志的，上面写着“大陪审团”的大门那里传来法警喊弗兰克名宇的声音。就在弗兰克进去的同时，我看见保尔·汉姆希从里面走出来。我迎上去对他说：“喂，保尔！你的情况如何？”我向他伸出手去，和他握了握手。 他见到我时显得很不自然，但是他的眼神里没有犯罪的表情。“你爸好吗？”我问他。 “他很好。”保尔答道。经过一段短暂的犹豫后，他低声地说：“我知道我不该在你面前谈论我的证词，你也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做，但是我爸爸要我告诉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我听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是我唯一担心的人。科里说他会和汉姆希这家伙扯平，现在看来他真的做到了。我不知道科里是如何办到的，目前这一点已无关紧要。我看着保尔走向电梯。这时，另一个我曾经帮过的年轻人向我走来，他曾是一家戏院的见习导演，我分文不取就把他招进了预备役部队。他是真的很关心我，告诉我他和他的朋友们将为我作证，证明我从来没有索取或收受过他们的钱。我很感谢他，和他握手致意，还说了些笑话，并很自然地微笑着。我在扮演着一个兴高采烈的狡猾的受贿者的角色，尽量装出一副无罪的样子来。我吃惊地意识到我其实很欣赏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的许多顾客都在为我打抱不平，都说这是几个心胸狭窄的人惹出来的麻烦，说这样做是在耽误整个法庭。我甚至觉得连弗兰克也不会被判刑。这时，我看见弗兰克从大陪审团的厅里走出来，他显得很倔强，但也不气愤。看得出来他并没有屈服，准备斗到底。当我从两扇大门步入大陪审团大厅时，随即把脸上的微笑一扫而光。 大陪审团根本不像电影描写的那样，有许多人似乎是坐在一排排的折叠椅上，而不是坐在包厢或其他形式的地方。地区律师站在桌旁，桌上放着几捆供他查阅的文件。有几位速记员坐在一张小桌后面，桌上放着一部打字机。指定我坐的那张椅子是放在高出地板的平台上的，以便陪审团的人能清楚地看到我。我的自我感觉是仿佛成了在赌场纸牌档上的云梯警卫员。 地区律师是个穿着守旧的黑西装、白衬衫，打着天蓝色领带的年轻人，他的黑发浓密，肤色白皙。我当时不知道他的名字，今后也永远不会知道。他用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声音向我提问，这纯粹是为了表明他是在做例行公事，把信息记录下来，不想造成给陪审团留下什么印象的后果。 他就站在桌旁，连向我发问时也没有走近我。他首先问清我的姓名及职务，接着再问： “墨林先生，你曾否以任何理由向任何人索取过钱财？” “没有！”我回答他。我在回答问题时，始终正视着他以及陪审团成员的眼睛，脸上保持着严肃的表情。尽管由于某种原因我很想发笑，何况此时的我完全处于亢奋状态。 地区律师继续问道：“你曾否接受过任何人为了达到参加预备役部队的目的而向你赠送的任何钱财？” “没有！”我回答道。 “你知不知道有任何人收过行贿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所送的贿赂款？” “不知道！”我答时仍然看着他及那些由于坐在小折叠椅上而感到难受的人。这个大厅处在大楼内部的深处，照明设备极差，我看不清他们的脸。 “你知不知道有任何上司或其他人施加自己的特别影响，以达到让某个不在名单上的人参加你管辖范围的预备役部队？” 我早就估计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所以曾考虑过是否应该供出国会议员为钢铁大王后裔亲自前来施加影响以及少校出面说情的事，考虑过是否揭发预备役军营的官员要求把自己亲友的名字提前安插到名单上的事——也许这样做可以吓退那些调查人员，或者把他们的视线转移到那些高官身上。经过再三考虑，我意识到联邦调查局不厌其烦地调查此事，就是为了揭露出高层人物，如果真的牵涉及高层，调查还会加紧进行。还有，如果涉及到国会议员，整个事件将受到报刊的更多关注，所以我决定把这些事封锁在记忆之中。如果我被定罪和受到审判，我的律师可以利用出现在这些事件中的那些达官贵人，于是我的回答仍和刚才一样：“不知道！” 地区律师推开他的文件，连看也不看我一眼，说：“我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可以走了。”我站起来离开高台走出了大陪审厅。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为什么那么充满希望，那么兴高采烈了。我的确是一名魔术师，这么些年来，当人人都心安理得、无忧无虑地收受贿赂时，我已预计到将来会有这么一天，还预计到要回答这些问题，要上这种法庭，要受联邦调查局以及阴森森的监狱的威胁。我采取措施提防着这一切，所以把钱转移到科里那儿去，而且平时谨小慎微，在和那些人做违法交易时不树敌，从不主动地索取一定数量的钱财，明知道一些顾客在欺骗我，我也从不去追究，甚至连亲口答应让我的余生过上好日子的汉姆希先生装聋扮哑地食言时，我也没有去计较。这次他能做到让儿子不出庭作证就足以让我高兴。也许是他给儿子的压力而不是科里改变了我的命运？事后我更深入了解，才知道全靠科里帮我摆脱困境。不管怎么说，尽管我需要一些帮助，我仍然是个魔术师，一切都按照我预言的那样发生了，我真为自己感到得意。我不在乎，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会采取明智的预防措施的狡猾的骗子。 第二十一章 科里下了飞机，坐出租汽车到曼哈顿一家著名的银行去。他看看手表，时间已经是早上十点多了，郭鲁尼伏特此时可能正在和科里送款去的那家银行的副总裁打电话。 一切均按照计划进行：科里被引进副总裁的办公室，关门并上锁后，他把公文箱交给了副总裁。 副总裁用钥匙打开箱子，当着科里的面清点那100万美元。然后开了一张银行存款的条子，签上名交给科里。他们握手后，科里就离开了。他在离开银行一条街区的地方，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已经贴了邮票的信封，把存单塞进信封封好口后投进街口的邮筒里。他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全过程是如何运作的，副总裁又是如何掩盖这笔存款以及谁来取这笔存款，也许总有一天他会弄个水落石出。 科里和墨林在广场的“橡木房”餐厅会面。他们在吃午餐时只字不提那件要事，饭后，他们到中心公园漫步时才详谈。墨林把具体情况一字不漏地向科里倾诉，科里点点头并说些安慰的话。据他分析，这只不过是迟疑不决的联邦调查局采取的小规模的、虚张声势的行动。即使墨林被判有罪，他也有办法弄个缓刑的判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对墨林这么个老实巴交的人来说，留有案底会感到丢脸。科里认为他唯一担心的仅仅是这件事。 墨林提到保尔·汉姆希，科里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熟悉，直到他们快要逛完公园，墨林讲到有关他和汉姆希在服装中心会见的情况时，科里蓦然醒悟到事情大有转机。原来有一个名叫查尔斯·汉姆希的人也是一个服装大亨，常来拉斯维加斯度长周末和圣诞节及新年假期。此君是个大赌棍兼大色鬼，即使和妻子一起前来也要科里为他安排妓女。往往是汉姆希先生和夫人一起在赌大转盘，科里悄悄地将木制的房间号码牌及钥匙塞给他，并轻声告诉他那个女人会在什么时间等候他。 查尔斯·汉姆希总是设法先踱进咖啡厅以躲避他妻子多疑的目光，接着从咖啡大厅沿着酒店迷宫式的走廊溜进钥匙牌上标明的房间，在房间里他自然就见到那名正在等待着他的性感女郎了。不到半小时，他干完事后给那个女郎一个百元的黑色筹码，充分放松后再沿着铺有蓝色地毯的走廊溜回赌场。他会在经过大转盘时先装模作样地看他妻子赌，说一两句鼓励的话，给她一些小额筹码，然后又高兴地重新在骰子档拼杀起来。他是个身材魁梧、性格豪爽、态度温和的人，但他的赌技实在差劲，十赌九输，赢钱时又从不肯见好就收，典型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堕落的赌徒。科里没有立刻记起他，因为查尔斯·汉姆希有相当一段时间在企图戒赌。 这位先生在全拉斯维加斯都赊欠过筹码，单是桑那都赌场的金库就积存了查尔斯·汉姆希五万美元的欠条。有些赌场已经寄出催账信，郭鲁尼伏特叫科里不忙发这类讨债信，他说：“他有可能自己会还清的，到那时他会记起我们够义气，而他大部分时间就会在我们这里赌了。只要这个色鬼来赌，我们银行的存款就肯定会增加。” 科里对此话将信将疑，说：“那个色鬼在全城共欠了30万的赌债，他有整整一年没露面了，恐怕必须通过催债代理人才能追回欠款。” “也许是得这样，”郭鲁尼伏特说，“但是他在纽约有很好的企业，如果他赚了大钱，肯定会回来的，他挡不住赌博和女人的诱惑。听着，他现在和妻子儿女在一起，只到附近的派对去。也许他能够击败服装中心的骗子，但是他在赌城欠债这件事让他不得安宁，他朋友中知道内情的人太多了。况且拉斯维加斯这里多迷人，他又是一个赌骰子成性的人，绝对不会那么轻易地离开赌桌的。” “如果他的生意没有赚到大钱呢？”科里问。 “那他就会动用希特勒的钱。”郭鲁尼伏特看着科里那有礼貌的、满脸狐疑且好奇的神情，继续说：“服装界的人都这么称呼这种钱。战争期间他们都在黑市交易中发了财。当时政府分配供应材料，有许多钱在暗中交易，这些钱不必向国内税收部门报告，也无法报告，他们因此大发横财，当然了，他们到底赚了多少钱绝对不会让人知道。如果你想在这个国家发财，你就必须在暗中行动。” 科里永远记住了这句话——“如果你想发财，就必须在暗中行动”——这也是拉斯维加斯的信条，而且不仅局限在拉斯维加斯，还成了许多来拉斯维加斯的企业家的信条。许多自选商场的老板、用现款交易的企业、建筑公司的头头以及形形色色的令人怀疑的在圣殿收取现款的教堂官员等人，甚至那些拥有大量法律顾问、专门钻法律空子的大公司都崇拜这一信条。 科里心不在焉地听着墨林的诉说，幸好墨林的表达能力强，很快就把事情讲完了。他们在沉默中穿过公园。为了准确起见，科里叫墨林再描述一下老汉姆希。这人肯定不是查尔斯，他可能是查尔斯一个兄弟或企业的一个合伙人，听起来是个举足轻重的合伙人。科里从来就不认为查尔斯是一个兢兢业业的生意人。科里在心里盘算着应该采取哪些步骤，他敢肯定自己做的计划会很周密，郭鲁尼伏特一定会同意他所做的一切。当时离墨林出席大陪审团的听证会只有三天的时间，但这三天也足够了。 所以科里有心情享受和墨林一起在公园漫步的乐趣，他们谈到当年的日子，又翻出以前那些涉及佐顿的老问题。例如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一个赢了40万美元的人要把自己的脑袋打得开了花？等等。他们两人都太年轻，都无法想象成功后的空虚。墨林还算曾在小说和教科书中看到过类似的描写，科里则根本不信这一套。他心中只有“铅笔”，完整的“铅笔”会使他获得幸福，使他活得像个皇帝，有钱有势，有很多美女陪伴，他还可以让她们从天涯海角坐飞机赶来，钱都由桑那都大酒店支付。科里使用“铅笔”就有权让人享受豪华的套间、美食、美酒、美女，一次一两个，甚至三四个，全部是名副其实的大美人。他可以让一个凡夫俗子免费过上几天甚至一周神仙般的好日子。 当然，他们必须自己掏钱购买各种颜色的筹码，而且必须参与赌博。这仅仅是一个必须付出的小小的代价，何况他们如果运气好的话，也有大把赢钱的机会。如果他们在赌博时肯用脑筋的话，他们也不至于输掉太多的钱。科里还仁慈地考虑到他也可以为墨林使用“铅笔”，墨林任何时候来拉斯维加斯都可以得到一切他想要得到的东西。 现在墨林犯了欺骗罪，或者说至少犯了欺骗的错误。科里知道他这只不过是暂时的越轨行为，每个人在一生中至少要犯一次错误。他变得不如以前开朗了，起码在科里面前感到羞愧，也失去了一部分自信心，这些表现感动了科里。科里从来都没有天真无邪过，但他却非常注重别人的天真无邪。 科里在和墨林道别时，动情地拥抱了墨林，安慰他说：“别担心，我会把一切办妥的。到陪审大厅去否定一切指控，行吗？”墨林苦笑道：“除此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当你下次来拉斯维加斯时，赌场负责一切费用，”科里说，“你是我的客人。” “我的幸运赢家外套已经被剪烂了！”墨林仍在苦笑。 “别担心，”科里劝慰他说，“如果你输得太惨，我将在21点赌档那里亲自为你发牌。” “那简直是偷窃行为，而不是赌博了。自从我收到要我出席大陪审团听证会的通知那一刻开始，我已戒掉了偷窃的恶习。”墨林叹息着解嘲道。 “我只是说着玩而已，”科里调侃道，“我还不忍心对郭鲁尼伏特搞这套鬼把戏呢。如果你是个美女，或许我还会这么冒险，但是你太丑了。”他吃惊地看到墨林又一次畏缩了，这使他突然醒悟到墨林是属于那一类自以为相貌丑陋的悲观者。科里曾以为很多女人都有这种感觉，没想到还包括了男人。科里在最后一次道别时，问墨林是否需要动用他存放在大酒店里的黑钱，墨林说暂时不必，之后他们就分手了。 回到派拉若酒店，科里给拉斯维加斯的各大赌场打了好几个电话，得到的答复都是查尔斯·汉姆希赊欠筹码的钱仍未归还。他再给郭鲁尼伏特打电话，原来打算扼要地把计划禀告他，临时又改变了主意——天晓得联邦调查局在拉斯维加斯安装了多少个电话窃听器，还是慎重为上。所以他只是向郭鲁尼伏特提出准备在纽约呆几天，并向这里的拖欠债务者催还欠债。郭鲁尼伏特的回话更简单明了：“态度要客气些。”科里回答说这是自然的，况且除此他还能干些什么？他们心里都明白这些话是说给联邦调查局听的。郭鲁尼伏特的警惕性很高，要求他回拉斯维加斯后再做出解释，科里心中坦然，因此没有试图向郭鲁尼伏特掷出快速直球。 第二天，科里和查尔斯·汉姆希联系上，把见面的地点约定在长岛的罗斯林高尔夫球场，而不是服装中心的办公室。科里租了一辆车，早早就到了那里，然后在俱乐部悠闲地喝着酒等候。 他足足等了两个小时，才看见查尔斯·汉姆希从高尔夫球场走出来。科里站起来，漫不经心的样子踱到查尔斯和伙伴聊天的地方。他看见汉姆希递一些钱给其中的一个球员，这家伙连打高尔夫球都被骗，到哪里都是输钱。科里若无其事地走到他们跟前。 “查尔斯，”他用拉斯维加斯好客的主人身份愉快地和他打招呼，“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他伸出手来和汉姆希握了握。 科里从汉姆希脸上那狐疑的表情看出他认出了自己的样子，但是记不起来到底是谁和干什么的。科里告诉他：“我在桑那都大酒店工作，我叫科里——科里·克鲁斯。” 汉姆希的脸部表情迅速变化着，夹杂着害怕和气愤，然后又换成推销员的狞笑。科里仍然面带迷人的微笑，他拍拍汉姆希的肩膀说：“我们一直在惦念着你，已经好久不见你了。天啊，多么巧啊，想不到竟会在这儿碰到你！这简直像在赌大转盘的号码一样。” 打高尔夫球的伙伴们正在进入俱乐部，查尔斯也跟在他们后面。他是个大个子，比科里高大得多。他疾步走过去，科里也由他去，然后再在后面叫住他：“查尔斯，占你一分钟的时间，我来这里是想帮你的。”说这句话时，科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充满真诚，丝毫不带祈求的腔调。当然，也是柔中有刚。 查尔斯犹豫了一下，科里迅速走到他身边，说：“听着，做这件事你不必花一分钱，我还可以因此把你在拉斯维加斯赊欠筹码的债务挂起来。我只是要你的哥哥帮个小忙而已。” 查尔斯·汉姆希那张虚张声势的大脸一下子变得苍白，他摇了摇头说：“我不想让我哥哥知道我赊欠筹码的事，要是他知道了，准会气得发疯的。你不能够告诉他！” 科里和蔼地，几乎同情地说：“查尔斯，各赌场都等得不耐烦了，催债人也准备出场。你应该清楚他们是如何操作的，他们会到你工作的地点闹事，会在你可能去的场合大声叫喊，追讨你欠他们的钱；当你看见两个身高七英尺、体重三百磅的大汉来催促你还钱时，你的处境就更不妙了。” “他们吓不倒我的哥哥！他很坚强，后台也很硬！”查尔斯·汉姆希顽固地说。 “那当然，”科里说，“我不是说如果你不愿意还钱他们也能逼你还，而是说你哥哥如果知道你欠债的事，并且把他也牵扯了进来，那事情可就闹大了。听着，安排你哥哥见我一面，我就向你保证停止催讨你欠桑那都筹码的债。你还可以继续到那儿去赌，我也还会像从前那样始终陪伴着你。当然你不能再签单赊欠筹码了，你得付现款。如果你赢了钱，你就还回一些你以前欠下的债。这笔交易不错吧？好不好？”说到这里，科里做了个像是表示歉意的手势。 他看见查尔斯淡蓝色的眼睛流露出感兴趣的神情。此君已整整一年没到过拉斯维加斯了，他一定非常怀念在那里的胡作非为。科里回忆起在拉斯维加斯时，这家伙从不要求别人陪他打高尔夫球，这就意味着他并不喜欢打高尔夫球。有许多堕落的赌徒喜欢早上在桑那都大酒店的大高尔夫球场打球，此君却是个无聊的懒汉。可是，现在他仍然在犹豫。 “反正你哥哥迟早会知道的，”科里说，“当然从我这儿得知总比从催债人那儿得知要强得多。你是了解我的，我永远都不会出格的。” “帮什么样的小忙？”查尔斯问。 “小意思，他一听到我的建议就会同意干的。我向你发誓，他不会介意，而且很乐意帮这个忙。”科里轻描淡写地回答。 查尔斯无奈地微笑着说：“他不会乐意的！不过还是进俱乐部来再说吧，我们边喝边谈。” 一小时后，科里上路回纽约。他连哄带骗总算说服了查尔斯打电话给他哥哥，安排了他们的会见。作为交易，科里将帮助查尔斯结算他在拉斯维加斯所有赊欠筹码的债务，没有人再来催他还钱。下次他去拉斯维加斯还可以住最好的套间，并且一直都有人陪伴；而且作为奖励，科里将派一名从英国来的说纯正英国口音英语的、高挑个子双腿修长的金发女郎整个晚上陪伴他。她可是桑那都大酒店助兴演出中最美丽可爱的舞蹈演员，查尔斯一定会爱上她，而她也会爱上查尔斯。 他们最后达成了协议并做好了查尔斯在月底重游拉斯维加斯的安排。这时的查尔斯十分得意地认为自己正在品尝蜂蜜，而不是被人往喉咙里灌蓖麻油。 科里先回到派拉若酒店去梳洗并换衣服。他情愿步行到服装中心去，所以归还了轿车。他在房间里换上了一套他最好的名牌西装，里面是丝绸衬衣。还打了一条传统的棕色的编织的领带。衬衣的袖口都扣上钮扣。从查尔斯的描述中，他已经了解到许多有关埃里·汉姆希的情况，他不想给此人留下一个不好的第一印象。 在服装中心穿行，科里对这个城市的脏乱和街道上行人那痛苦憔悴的脸感到恶心。这里到处可见由黑人或那些因酗酒而脸部干裂发红的老年人推着的一种装有金属架子，上面挂满了色彩鲜艳的衣服的手推车，这些人像牧民赶畜牲那样推着车子满大街乱撞，既阻碍交通，又往往差点把行人碰倒。街道上那些被扔掉的报纸、吃剩的食物、空的饮料瓶子就像沙漠里的石块和衰草一样，随时会卡住手推车的轮子，而且弄脏了科里的鞋子和裤脚。人行道上挤满了人，即使是露天的地方也憋闷得使人几乎不能呼吸。四周的建筑物看起来就像是冲向天空的恶性肿瘤，阴森恐怖。科里有一瞬间后悔自己出于对墨林的爱护而要来到这种鬼地方。他非常厌恶这座城市，甚至认为人们选择这种地方居住简直不可思议。这些无知的人还要责备拉斯维加斯，还要咒骂赌博，让他们见鬼去吧，起码赌博能使拉斯维加斯保持清洁。 汉姆希大楼的入口处似乎比其他地方整洁些，通往电梯的贴了白瓷片的走廊上面的那层污秽也似乎要薄一点。科里心里想：上帝啊，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作呕的地方！但是当他在六楼走出电梯时，立刻就改变了这个想法——虽然接待员和秘书的素质还达不到拉斯维加斯的水平，可是埃里·汉姆希的办公室套间的豪华气派却比他们那里的毫不逊色。 科里一眼就看出埃里·汉姆希的确不是一个等闲之辈。只见他身穿深色的丝织西装，雪白的衬衣上打着一条珍珠白的领带。在科里开口说话时，他那颗硕大的脑袋向前倾侧着，全神贯注地听，那双凹陷的眼睛似乎带有悲伤的神情，把此人那精力过剩而且并非善良之辈的真相深藏着。科里心想：可怜的墨林，竟然不得不和这种人打交道！ 因为要和这种对手打交道，所以科里尽可能简要地说明来意，一副公事公办的腔调。科里知道和这种人讲客气是不必要的，只会浪费时间，于是直截了当地说：“我来是为了帮助两个人，一个是你的弟弟查尔斯，另一个是我的朋友墨林。请你相信我的话，这就是我来此地的唯一目的。要我帮这两个人的忙，你就得帮个小忙。如果你拒绝，我谁也帮不上了。当然，即使你拒绝帮忙，我也不会做伤害任何人的事，一切都将照旧。”说到这里，他停顿了好一会儿，想让埃里·汉姆希有机会插话，但是这人只是挺着那水牛一般粗大的头专注地听着，就是不开口，那双忧郁的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 科里继续往下说：“你弟弟查尔斯在拉斯维加斯的桑那都大酒店欠下五万多美元的债，他还欠了其他酒店25万多美元。现在我就说清楚，我的酒店决不会逼他还赊欠筹码的债，因为他是个非常好的顾客，一个非常好的人，其他赌场可能就不会对他这么客气了。当然，如果你利用你的后台，他们也无法逼他还债，我知道你的后台很硬，但是这样一来，你就欠了你的后台的人情，而且最终你还人情债时所花的代价就比我要求帮的小忙要大得多。” 埃里·汉姆希叹了口气，然后用他那柔和而又有力的声音问道：“我弟弟是个好赌徒吗？” “并不怎么样，”科里说，“但赌技如何其实没有多大差别，人人都会输钱的。” 汉姆希又叹了口气说：“他在生意上也不怎么样！我准备给他钱让他退出，这样我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他了。我必须解雇自己的亲弟弟。他现在除了嫖和赌，什么都不会干。他年轻时可是个了不起的推销员，可以说是最棒的，只是现在年纪大了，而且对做生意不感兴趣。我不知道我能否帮他的忙，但我是肯定不会帮他还赌债的。我没有赌的爱好，凭什么要我来为他的爱好还债？” “我并没有要求你替他还债，”科里解释道，“我所能做的是：我们酒店准备把他在其他赌场的赊购筹码的表格全买下来，这样除非他来我们赌场赌并且赢了钱，否则他就不必偿还这笔债。当然，我们不再让他赊购筹码，我也会采取必要措施，不让其他赌场再让他赊购筹码，这样做的好处是他就只能够用现金购买筹码来赌，也就不会输得太惨了。这是我们给他的特别优惠，就像我们容许人们赊购筹码是出于特别优惠一样，我可以承担起保护他的责任。” 汉姆希仍然在密切地注视着他，一边问：“但是我弟弟仍然会沉迷赌博？” “你永远也劝阻不了他去赌的，”科里简单地回答道，“像他这样好赌的人多的是，但像你这样不好赌的人却很少。好赌是因为现实生活不再令他感到激动，也可以说他已经感到厌倦了，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埃里·汉姆希点点头，用他那水牛般的脑袋权衡了一会儿利弊，然后对科里说：“这对你来说可真是一桩不坏的交易。你自己刚才也说过，没有人能够追回我弟弟欠的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你也就没有损失什么东西。当我那愚蠢的弟弟怀揣几万美元去你的赌场时，就全被你赢了过去。这样看来，你又赚了，不是这样吗？” 科里小心翼翼地说：“还有另外一点：你弟弟还会由于签名赊欠筹码而欠下更多的钱，当他欠的钱达到一定数量，使得某些人值得去催讨或者值得下力气去催讨时，有谁能估计一个人会做出什么傻事来？请相信刚才告诉你的话：你弟弟是离不开拉斯维加斯的，赌瘾已经溶进了他的血液。像他这样的人会从世界的各个角落跑到拉斯维加斯来，而且每年都要来几次。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来，赌博对他们的吸引力是你我都无法理解的。请记住，我得把他赊欠筹码的表格都买下来，这可是得花大价钱的。”其实当他说这话时，自己心中也没有底，还不知道如何才能说服郭鲁尼伏特接受这个建议，但如今他非这么说不可，至于能否兑现，那就待以后再去伤脑筋吧！ “你要我帮什么忙？”埃里终于用同样柔和而有力的声音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一种属于圣人的声音，似乎会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安宁，但如今这声音给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第一次对自己的这一招是否灵验感到担心。 科里说：“你的儿子保尔作证指控我的朋友墨林。你还记得墨林吗？你曾经许诺让他的余生都过上幸福的日子。”科里的声音渐渐强硬起来，他对这个人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感到不快。他知道，这个人的力量来自于他那积累了半生，已经富甲天下的财产；来自于他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能够从穷鬼变成富翁的诀窍；来自于虽然有一个愚蠢弟弟的拖累，仍然在人生的道路上成功拼搏的干劲。 埃里·汉姆希对科里这句挖苦他的话完全无动于衷，他甚至连微笑都没有，只是一味地听。 “你儿子的证词是唯一指控墨林的证据，不错，我也明白保尔是被吓坏了。”突然，科里看见那双一直在注视着他的黑眼睛危险地闪了一闪，这是因为被眼前的陌生人掌握了自己儿子的教名，并且熟悉和轻蔑地使用这个名字而感到恼怒。科里马上报以友善的微笑，说：“汉姆希先生，你有个好儿子，人人都知道他是被利诱和威胁才向联邦调查局做出这样的供词的。我向一些高明的律师请教过了，他们说他可以在大陪审厅放弃原来的证词，使陪审团不相信他以前的有关证词，这样做是不会得罪联邦调查局的。保尔甚至可以完全收回原来的证词。”他再次研究对面的那张大脸，仍然什么都看不出来，他又往下说：“我相信你儿子不必服现役，也不会受到指控。我也知道你已经为他安排妥当，他不须履行他的军人职责。他百分之百没问题，不会受此事牵连。我认为你已做到万无一失，如果他肯帮这个忙，我向你保证，这种情况将保持不变！” 埃里·汉姆希现在换了另一种腔调说话，更强硬些了，不再柔和，倒像一个经验丰富的推锁员在兜售商品那样充满说服力：“我多么希望我能够那样做。那个名叫墨林的青年是个好小伙子，他帮了我，我将永远感激他。”科里注意到此人经常把“永远”挂在嘴边，并非是中途做出来的姿态。他曾向墨林许诺要使他的余生都过上幸福的生活，现在又说他将永远感激墨林，一个该死的代理人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就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科里第二次感到愤怒——这个人竟然把墨林当成笨蛋那样耍了，但是他仍然装出笑容可掬的样子继续听这家伙说下去。 “我帮不上任何忙，”汉姆希说，“我不能让我儿子冒险。这样做我妻子不会原谅我的，他是她生命中的一切。我弟弟是个成年人了，谁能帮得了他？又有谁能引导他，使他改邪归正？但我必须照顾好自己的儿子，他是我的命根子！这件事以后，请相信我，我会为墨林先生帮任何忙的。10年、20年、30年以后，我都永远不会忘记他。当这件事了结后，你可以请我帮任何忙。”汉姆希先生站起身来，从桌子那边伸过手来，他那魁梧身体微曲着，脸上带着感激与焦虑的表情说：“我希望我儿子有你这样的朋友。” 科里冲着他一笑，边和他握手边说：“我不认识你的儿子，不过你的弟弟是我的朋友，他月底会到拉斯维加斯来看我，别担心，我会好好照顾他的，绝对不会让他惹麻烦。”他看到埃里·汉姆希脸上迷惑不解的表情，干脆趁机发挥，多说几句。 “既然你帮不了我，我就必须为墨林请一位好律师。也许地区律师以前告诉过你：墨林会认罪和获得缓刑，一切都将顺利结束，特别是你的儿子不但免于出庭作证，而且永远也不必回到部队去服役，你一定也相信了这种可能性。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墨林将不认罪！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法庭上的审判，你的儿子就不得不在公开法庭抛头露面，而且你儿子必须提供证词，这就必然会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我知道你对此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报界就会穷追猛打，非查出你的儿子保尔人在伺处，现在从事何种工作不可。我不管谁答应过你什么，反正这样一来，你儿子必将不得不去服兵役，单是新闻界施加的巨大压力已够他受的了。除了这个，到那时，你和你的儿子都已树敌，用你的话来说就是：我会让你的余生都过上不幸的生活！” 当科里把这一利害挑明之后，埃里·汉姆希重新靠在椅子上盯着科里，他那张凹凸不平的胖脸上与其说是布满愤怒还不如说是忧郁中夹着悲哀，于是科里更进一步把话说明白：“你有你的后台，打电话给他们，听听他们的忠告，你也可以向他们打听我的情况，告诉他们，我是为桑那都大酒店的郭鲁尼伏特工作的科里·克鲁斯。如果他们同意你的意见，就打电话给郭鲁尼伏特吧，我是帮不上忙了，而你也从此欠了他们的人情。” 汉姆希靠在椅子上问：“你说如果我儿子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一切都会顺利？” “这点我可以保证！”科里说。 “他就不必回到部队去？”汉姆希再问。 “这点我也可以保证，”科里强调，“像你一样，我在华盛顿也有许多朋友，而且有些事情上我的朋友能做到的，你的朋友却不一定做得了，何况在这件事上，他们恐怕不敢和你沾边！” 埃里·汉姆希送科里到办公室的门口时，对他说：“谢谢你，非常感谢你！我要把你对我说的一切仔细考虑考虑，我会和你联系的。” 当科里走到了套间的门口，他们再次握手。科里说：“我住在派拉若大酒店。我明天早上就要飞回拉斯维加斯了，所以要是你今晚能给我打电话，我将不胜感激！” 但是打电话给他的却是查尔斯·汉姆希。查尔斯带着醉意十分高兴地说：“科里，你这个小杂种！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办法，反正我哥哥让我告诉你，一切都没问题，他完全同意照你的意思办。” 科里心中的一块石头当即落了地。他猜到埃里·汉姆希肯定打过好些电话去调查他，而郭鲁尼伏特一定在全力支持他，才会有如此理想的结果，他为此更对郭鲁尼伏特充满了感激和敬仰之情。他对查尔斯说：“那太好了！我们月底在拉斯维加斯见，你会玩得极痛快的！” “我一定来！别忘了那个舞女！”查尔斯·汉姆希高兴地嚷道。 “忘不了！”科里笑道。 接完电话，科里穿戴整齐出去吃晚饭。在餐厅的走廊上，他用公用电话和墨林交谈：“一切都办妥了！只不过是一场误会而已，你会没事的。” 墨林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很疏远，几乎是抽象的，没有像科里期待的那样充满感激之情。“多谢，”墨林说，“我们在拉斯维加斯见。”一说完他就挂上了电话。 第二十二章 科里·克鲁斯为我把一切都搞妥，使我不受法律制裁，但是爱国的弗兰克·埃尔克就惨了，他终于被审判和定罪，不但被解除现役职责，只保留平民职务，还要去监狱服一年有期徒刑。一周后，少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没生我的气，也没表示义愤，甚至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 “我不知道你是怎样做到的，墨林，”他对我说，“你终于获得了无罪宣判，祝贺你！整个事件实际上都是个天大的笑话，他们应该做到的是把那些小子投入监狱才对。我衷心为你感到高兴！我自始至终对此事毫不在乎，但是却接到命令来处理此事，并且要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现在我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和你交谈，不是在施加压力，我劝你立即从政府行政部门辞职。”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一下子感到头晕眼花，本以为这回可以完全不受追究，竟想不到却是被砸了饭碗！我将如何生活下去？将如何养家糊口？我在长岛买的新房子过几个月就可以搬进去，但那些银行贷款将如何偿还？ 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摆出一副毫无表情的面孔，问他：“大陪审团已宣布我是清白的，为什么我还必须辞职？” 少校一定看透了我的心思。佐顿和科里在拉斯维加斯时曾取笑过我。说不管我怎么装模作样，别人都可以一眼就看出我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这时的少校带着怜悯的表情对我说：“我这样说是为了你着想，你自己也想想看：发生了这种事以后，上面的头头会在整个军部大楼布下犯罪调查部的人马；联邦调查局的人将继续到处窥探；所有在预备役的小子还会设法利用你，让你和他们达成交易，万一不遂心愿，他们就会继续兴风作浪。但是，如果你辞职了，一切都会很快地随风而去，调查人员也会由于失去目标，无事可做而随即冷却下来并很快撤走。” 我原打算再问问其他收受贿赂的民职人员怎么办的问题，还没等我开口，少校就抢先说：“据我所知，和你情况相似的参谋及单位行政人员中，起码有十个准备辞职，还有人已经辞过了。请相信我，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你将会渡过难关。其实你在现在的岗位上完全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在你这个年龄本该谋份更好的职业。” 我点点头。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我在生活中一直没有取得多少成就，虽然我出版过一本小说，但我每周只在民政部门挣100美元，如果不是每月为杂志社写稿有300—400美元的报酬，还不知如何维持生活呢！现在既然非法金矿已经关闭，这个岗位就确实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了。 “好吧，”我说，“我将写份辞职报告并在两周后离去。” 少校先点头后摇头说：“你还有带薪的病假设用，在两周内把它用完并找份新的工作。这里的事我会为你安排好的，你每周只要来几次处理一些文件就行了。”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写了份辞职报告。事情也许不像原来估计的那么糟糕，起码我有20天的带薪假期，这里已约有400美元，我还可以领取大约1500美元的政府养老基金，虽然这么一来就意味着我得丧失在年满65岁后可以每月领取养老金的权利，但那已是30多年以后的事了，也许我还活不到这个岁数呢！这样算起来总共约有2000美元左右，再加上存放在科里那儿的受贿款三万多美元……突然，我有一种恐惧感——万一科里背信弃义，拒绝把钱还给我，那该怎么办？我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只能哑巴吃黄连了。虽说我们是好朋友，而且他这次保护了我，使我绝路逢生，但是我对他仍不敢存有幻想，他毕竟是拉斯维加斯的一名骗子，假如他认为因为帮了我的大忙，这些钱就应归他所有，那怎么办？我是不能提出异议的，我本来也得花钱买自由，上帝啊，我该付出这个代价！ 更令我忧心忡忡的事是我不得不告诉维丽我失业的事，而且还要向她父亲解释我为什么会失业，那老头子就必然会到处打听，直到知道真相为止。 当天晚上我没有把事情告诉维丽。第二天，我没去上班，而是到杂志社去见埃迪·兰舍。我把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他却坐在那里又是摇头又是大笑。当我说完时，他不无惊奇地说：“你知道吗？我总是遇到令我吃惊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认为最直率的人莫过于你哥哥阿迪，其次就是你了。” 我之所以把有关收受贿赂使我变成了半个愚蠢的罪犯的事告诉埃迪·兰舍，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理负担少一些。这几年来，广大读者不接受我的小说，单调乏味的生活以及基本失败的人生造成我忧郁孤独的内心世界，现在把这些心中的苦水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也算是一种摆脱吧。 兰舍一直面带笑容地望着我，听我诉完后，他说：“以前我一直以为你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不神经质的一个——你的婚姻美满，有儿有女，生活安定，收入固定，现在正在写第二本小说，你究竟还想要些什么呢？” “工作！”我告诉他。埃迪·兰舍认真思考了一会儿这个要求。说来也奇怪，我向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竟然毫不难为情。 他对我说：“这件事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我大概再过六个月就要离开这个岗位了，他们会派另一个编辑来接替我，我将向我的接班人推荐你，他曾欠我一个人情。我会让他给你足够的自由写作任务，你就能有足够的开支了。” “那太好了！”我高兴地说。 埃迪轻快地说：“我在离任前会给你一大堆写作任务，诸如冒险故事、爱情故事以及我经常写的书评等，怎么样？” “好啊！”我快活得差点要跳起来，又随口问：“你估计何时能把你那本小说写完？” “再过几个月吧，”兰舍说，“你的呢？” 我最怕别人问这个问题了，因为至今我仍然是仅仅写了个提纲。我本打算把关于亚利桑那州那件家喻户晓的刑事案件改编成一部小说，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写出任何东西。我把提纲寄给出版商，他们都不同意预支稿酬给我，说是这种小说不可能赚钱，因为它牵涉到一个被绑架的小孩最终被杀害的惨案，人们不会同情小说的主人公——那个绑架者的。我打算写的另一部小说《罪恶与惩罚》也把出版商给吓跑了。 “我还在写呢，”我说，“还要写很长一段时问。” 兰舍同情地微笑着说：“你是个好作家，别担心，你总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的。” 我们长时间地谈论着写作和书本，两人都觉得自己比那些畅销书单上的大多数著名小说家还强，只不过命运的天平倾向于他们，让他们名利双收罢了。我离开兰舍时，已经对前途信心十足。兰舍总是鼓励我，他是我今生遇到的少数几个乐意鼓励我的人中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容易与人相处，又很机智和有才华的人。他夸奖我有才能的话使我振奋起来。 就这样，一切事情都随着我离开民政部而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我现在成了专职作家，能过上诚实的生活了。我不但免去受牢狱之苦，而且再过几个月就能搬进我有生以来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新房子。看来以前犯点小罪反而有好的报答呢！ 两个月以后，我搬进了刚建好的在长岛的新家。孩子们都有了各自的卧室，我们还共有三间浴室和一个专门的洗衣房，这样我就不至于像以前那样在泡浴缸的时候，头部总是被刚洗好的衣服淌下的水滴所困扰了，也不必等孩子们都洗完了才轮到我洗。我还有一个充满繁文缛节的豪华的私人小天地——一间可以供我写作的书房。我们的新家还附有一个有花有草有树的小花园。有了这座我梦寐以求的香格里拉，我到底能够和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了。总之，这些许多同龄人早就拥有的东西，现在我也终于拥有了！ 更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的家人安全了——我们总算离开了那些贫困和绝望的邻居。他们永远不可能赶上我们，他们的悲剧不再能威胁我们并造成我们的不幸，我的孩子们永远不会成为孤儿！ 有一天，我悠闲地坐在新家的走廊里，观赏后院的风光，忽然意识到：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将来的幸福怎么都不可能超过现在。这个想法使我感到有点不愉快，如果我是个艺术家，为什么就仅仅满足于一个我所爱的妻子，几个可爱的孩子和一栋廉价的郊区房子这样的小康生活？当然，我不能和法国画家高更比，但是，也许正是安于现状使我写不出作品来？我心里极其痛苦地涌出一种对维丽反感的情绪，上帝啊，是她把我牢牢地拴住了！ 除了这个想法使我感到不满足，其他一切都很顺利。对子女心满意足是人之常情，他们的确聪明伶俐招人喜爱。在我儿子五岁时，有一次，我带他在街上散步，有只猫从地窖里跳出来，跑得很快，简直像在我们面前飞行一般。我儿子稚气十足地问我：“那是只胆小鬼吗？”回家后，我把此事讲给维丽听，她兴致勃勃地把它写了下来，要寄给一家专门为精彩小故事付稿费的杂志社。我的反应与她不同，我想也许他的小朋友曾这样笑骂过他，而他对这句话根本不理解，反而没感到是受了奚落。我第一次认真思考我儿子所接触语言的奥秘和经历，我羡慕他的童真，也羡慕他有父母可以交谈，同时他的父母还会为他的才能大惊小怪。 记得有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全家人在第五大街散步时，维丽在欣赏商店橱窗里那些她永远也买不起的衣服。有个只有三英尺高的衣着考究的妇女向我们走来，只见她穿着雪白的有皱边的衬衣，外边套了件麂皮背心，下穿一条深色的苏格兰粗呢裙子。我女儿拉一拉维丽的外衣，指着那个侏儒妇女问：“妈妈，那是什么？”维丽感到既惊恐又不好意思，她对伤害别人感情的事一向反应过敏。她赶紧叫女儿不要作声，直到那个妇女走远为止，然后才详细地向女儿解释说那妇女永远不可能再长高了。女儿并不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于是又问道：“你是说她不会长大，那就是说她也像你一样是个小老太婆？”维丽尴尬地冲着我笑一笑，回答她：“是的，宝贝。别再想这件事了，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天晚上在家里，我给临睡前的孩子们讲故事，女儿似乎在沉思，没听故事。我问她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向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爸爸，我究竟是个小女孩呢，还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小老太婆？” 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父母都有无数类似的有关他们孩子的故事，因为这些事天天都在父母和孩子们之间发生。然而我仍然禁不住陶醉在和儿女们一块儿分享生活的乐趣中，这些欢乐丰富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就是由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编织而成的。 再说一个关于女儿的故事：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她不断地淘气，一会儿把食物扔到哥哥身上，一会儿又故意倒翻饮料，接着还把船形调味瓶撞倒，弄得维丽怒不可遏，终于忍无可忍地对她吼叫：“你再多干一件坏事，我就宰了你！”这当然是个夸张的威胁，但是女儿非常认真地盯着她并且小心翼翼地问：“你有枪吗？” 这可真够滑稽的，她居然以为除非她妈妈有枪，否则就杀不了她。小家伙对战争、伤风败俗的强奸犯和猥亵犯、交通事故、殴打、癌症、中毒、被人从窗口扔出去等等，均一无所知。我和维丽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维丽爱怜地对她说：“我当然没枪啦，别傻了。”听了这几句话，女儿脸上的忧虑顿时烟消云散，而维丽从此以后也没再说这类的气话了。 维丽有时也让我吃惊——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变得越来越富于宗教色彩，也越来越保守了，她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梦想当作家的玩世不恭的格林威治的女孩子了。住在城里的公屋区时，是不准养宠物的，她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她喜爱动物，现在我们拥有自己的房子了，她就买了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尽管儿子和女儿在草地上玩小狗小猫时的情景动人，我仍然感到有点不高兴，我不喜欢家养的猫和狗，那是因为它们都是孤儿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宠物。 我对维丽感到心满意足，但是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夫妻和谐的难能可贵。她是一个作家的贤妻及其儿女的良母，当遇到孩子们跌伤需要缝针，伤风需要吃药之类的事时，她从不惊动我，也不叫我帮忙。说到家务活，我最没耐心干了，而她任劳任怨，把通常是男人干的那些粗重的家务活也全包了。她父母家离我们只有30分钟的车程，她经常在晚上和周末开车带孩子们到那里去，她甚至不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同前往，因为她知道我不喜欢这样的拜访，了解我情愿利用独处的时间写作。 不知道为什么她晚上经常做噩梦，也许是和她那充满天主教教规的童年有关。晚上，她即使是在熟睡的时候，也会绝望地轻声叫喊与哭泣。每当这种时刻，我不得不叫醒她。有天晚上，她在梦中极度惊恐，我把她紧紧搂在怀中，问她梦见什么，有何不妥？她在我耳边柔声地说：“千万别告诉我关于我即将死亡的事。” 这件事对我的惊吓非同小可。我的直觉告诉我，她一定是去看过医生并得到了不幸的消息，但是第二天早上我追问此事时，她竟然忘得一干二净。我又问她是否去看过医生，她反而笑我婆婆妈妈，还若无其事地解释道：“这和童年所受的宗教教育有关，也许是我害怕下地狱的缘故。” 我为杂志社当自由撰稿人已有两年了。看着孩子们成长，婚姻美满得使我几乎要自寻烦恼。维丽经常回娘家，而我则把自己关在地下室的小书房里写作，因而我们之间相处的时间并不很多。 我一边在写作，希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名利双收，一边在为杂志社写稿，每周至少三篇。我写那些有关绑架和谋杀的小说是为了消遣和名誉，而给杂志社写稿则是为了挣钱养家。我估计得再过三年才能把小说写完，但我一点都不在乎。每当感到寂寞时，我就把越堆越高的手稿拿出来通读一遍。看到孩子们一天天健康成长，看到维丽越来越知足常乐，怕死的念头也越来越少，我感到无比欣慰。谁都说好景不长，我认为好景之所以不长是因为你不想它长，如果样样事情都完美无缺时，你就会去自找麻烦。 住在郊区的房子里也已经两年了，每天写作十个小时并阅读自己拥有的杂志、报刊和书籍；每月去看一次电影，日子过得非常有规律。有一天，埃迪·兰舍打电话约我去市区吃晚饭，我高兴极了，这可是我两年来第一次去看纽约市区的夜景。这两年里，我每次去市区跟杂志社的编辑讨论约稿事宜，都是在白天完成的，而且我总是开车赶回家吃晚饭。这一方面是因为维丽已经成为一个出色的厨师，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不想错过晚上和孩子们呆在一起的欢乐，再有就是晚上可以在清静的小书房里写作。 这一次是因为埃迪·兰舍刚从好莱坞回来，他向我打包票会有重要消息告诉我，还有美食等着我去分享。像往常一样，他问我小说进展如何。他总是以慧眼识英雄的态度待我，始终以为我会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这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巾少有的、不带任何私心地真诚待我的一位。他有些地方很有趣，令我非常羡慕，他还让我回忆起维丽在新学校学习写作时的情景。她那股劲头当时充斥在她的写作和日常生活中，即使是现在她每隔一段时间也会表现一下。我在电话里告诉埃迪我正好第二天要到杂志社去谈约稿的事，谈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共进晚餐。 那天晚上，他领我到一家叫珍珠的饭店去。我真是孤陋寡闻，竟然从未听说过纽约有这么一家著名的中国餐厅，这次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吃中国菜。我把新鲜感告诉埃迪，他觉得不可思议，也因此详尽地给我介绍了中国菜的各种珍馐佳肴，还指出哪些是名牌菜并把“招财饼”上那些汉字的意思解释给我听。看到我想吃招财饼，他赶紧阻止我说：“哦，你千万别吃这些饼，如果吃了就太没品味了。看来今晚你最大的收获要算学会不应该在中国餐厅吃招财饼。” 两个朋友之间有这么一个日常生活的小插曲已够逗的了，数月后，我在《绅士》杂志上看到他利用这件趣事写成的一篇文章。在文章里，他既开自己的玩笑，又开我的玩笑，把这件事叙述成一个精彩感人的故事。看了这篇文章后，我对他的了解更深了，原来他是把幽默感隐藏在自己那寂寞的、与周围的人疏远的外表下面。从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得知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他把我描写成一个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心中有奋斗目标的人。这篇文章让我久久兴奋不已。 不过，他说我那天晚上最大的收获是不吃招财饼，这可就说错了，因为晚饭后他说服我出席纽约文学界的派对，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伟大的奥萨诺。 我是在晚餐的最后阶段被他说服的。当时正边吃甜品、喝咖啡，边闲聊。我在埃迪的建议下要了巧克力冰淇淋，他告诉我这是配中餐吃的唯一甜品，还一再忠告我别吃招财饼。然后他即兴邀请我和他一起出席那个派对。我不想去，因为回长岛得开一个半小时的车，而且我宁可赶回家，也许可以在上床前再写上一个小时左右。 “还是和我一起去吧，”埃迪说，“你不能老是当一个溺爱妻子、儿女的隐士，抽出一个晚上来，在那里可以痛饮和畅谈，还会碰上一些漂亮的女士，也可以和一些重要人物接触。如果你认识某个评论家，以后他碍于情面，也就不可能把你的作品批得一无是处。如果某个出版商在派对上见过你，认为你是个好人，你的作品在他的心目中就能成为好作品。”埃迪知道我还没为自己的新书找到出版商，我第一本小说的出版商永远也不愿意再次见到我，因为他只卖出了2000本，而且以后都没有希望再出普及本。 在他的游说下，我出席了那个派对，见到了奥萨诺。在派对上，奥萨诺一直没有提起过他还记得和我的那次会见，我也只字没提，可是一周后，却收到了他寄给我的信，问我是否愿意去见他并和他共进午餐，谈谈他为我安排的一份工作。 第二十三章 我接受奥萨诺为我安排的工作是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首先是这工作本身很有意思，也很光荣：自从几年前奥萨诺被任命为这本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补充刊物的首席编辑以来，他就和手下的工作人员关系紧张，所以我将是他的助理，薪水可观而且不影响我写小说。再有就是我呆在家里太久太安逸了，成了一名资产阶级的隐士。虽然我很幸福，但是这种幸福的生活过久了也很乏味，我心底里渴望着刺激与冒险。 我依稀还记得自己曾经躲到拉斯维加斯去，把寂寞与绝望的情绪统统留在那里之后轻松地回来。如今，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回忆不愉快的往事，是否有点疯狂？而且如此身在福中不知福，又是否正常？ 我接受这份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奥萨诺这个人。他当然是全国最著名的作家，出版的一连串小说都非常成功，受到普遍的赞扬，同时他又因为和法律发生冲突以及对社会采取革命态度而臭名昭著，再加上他的桃色新闻就更是名声狼藉了。总之，他似乎和任何人、任何事都过不去。尽管如此，在兰舍带我去出席并见到他的那个派对上，他却风度翩翩，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出席这个派对的人都是文学界的精英，消沉和懒惰者是不可能赢得这些人的好感的。 我得承认确实被奥萨诺的魅力所吸引。在派对上，他和他的密友——一位极有权威的文学评论家，又是他作品的支持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位评论家一向以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而著称，他认为非小说类的作家也有许多是在创作艺术，同时，一些评论家本身就是艺术家。奥萨诺一只手拿稳酒杯，另一只手做出准备挥拳的样子，义愤填膺地痛斥道：“你竟敢靠欺诈真正的艺术家维生，还厚颜无耻地说自己是艺术家？你其实连什么是艺术家都不知道！艺术家从来不依靠任何东西，全靠自己创作，你懂不懂这些？你这个笨蛋！艺术家像一只辛勤的蜘蛛，每条蛛丝都是从自己的身体里抽出来的，而你们这些鸟人手拿扫帚，把他们千辛万苦吐出来的丝毫不留情地一扫而光！你们只会挥舞扫帚，你们这些不中用的东西，一辈子就只会干这些伤天害理的好事！”他的朋友感到愕然，因为他刚刚赞扬过奥萨诺的非小说类作品是艺术作品。 奥萨诺说完后走到一组准备巴结他的妇女中问。她们里面有两个女权主义者。他和她们在一起不到两分钟，这个组就成了全场注意的焦点——当他带着轻蔑的神情听一位妇女说话时，那双不安分的绿眼睛闪烁得像猫眼，这使她终于忍不住向他疯狂地诅咒，然而他却不屑一顾地耸耸肩。 我在四处随意漫步，听精英们高谈阔论。我发现奥萨诺的大部分议论都是废话。我和他最大的分歧是有关写作的，我讨厌文艺评论，尽管也看过很多评论文章和购买各种各样的评论报章和杂志。 而当一位艺术家又有什么了不起？既不见得敏锐过人，又不一定充满智慧，也许既没有痛苦，也没有狂喜，说的全是连篇废话。 事实上，他们就像一个以打劫保险柜为目的的人却在干些无关痛痒的事——拨了号码盘后只去听里面那个门栓进入位置的声音，至于保险柜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却根本不当一回事，直到若干年后，保险柜的门也许会自动打开，于是这个打劫的人就兴致盎然地开始验明该保险柜的类型。 至于写说长道短、讨价还价的评论则是件苦差使，总是弄得晚上睡不安宁，而且对他人，对外面的世界都失去了信心，渐渐变成了一个胆小鬼，一个在日常生活中逃避责任的人。这种对感情生活的逃避，却偏偏是件无可奈何的唯一能做的事，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对自己的那些为廉价的通俗杂志和书评写的劳什子文章感到沾沾自喜，这成了我的一技之长，也标志着我已经不仅仅是个一钱不值的艺术家。 奥萨诺永远不会明白这种事，就好像几年后他依然不明白好莱坞的作品一样。他一向致力于当一名艺术家，也发表过一些接近艺术的“艺术作品”，却对电影作品莫名其妙。其实电影是门新兴的事业，它像一个还不会坐马桶的婴儿，你不能责备它把屎尿撒到了别人身上。 有个妇女大声地问：“奥萨诺，你和女人的风流事打破了纪录，你能否公开你成功的秘诀？” 包括奥萨诺在内，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我对他的敬仰程度又增加了几分——一个有五位前妻的人竟然还能笑得出来！ 奥萨诺说：“在她们搬进来和我一起生活之前，我就对她们说得一清二楚，必须按照我的生活方式过日子，绝对不能按照她们的方式过。那时她们明白自己的地位，所以表示接受我的条件。我总是对她们说，如果她们不再满意我的安排，就可以搬出去，不必争论，不必解释，不必谈判，反正一走了之。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她们总是在搬进来之前信誓旦旦，表示绝对同意，搬进来以后却又千方百计地破坏规矩，老是想有起码百分之十的比例按照她们的生活方式来过日子，当遭到拒绝时，她们就开始拼命抗争。” “多美妙的条件，”另一名妇女嘲弄道，“作为回报，她们得到了什么？” 奥萨诺一脸正经地朝周围望了望，然后答道：“公平的造爱。”一些妇女马上发出了不满的嘘声。 我决定为他工作后，首先在家里看完了他的全部作品。他的早期作品的确一流，带有深刻而又简明的情景，活像蚀版画。几部小说联系起来看，可以由人物和故事情节串联起来，有好些想法可以说对社会是行之有效的。他后来的作品更趋向博大深沉，至于那些抒情文则属于夸张型，仿佛是一个大人物在唱咏叹调。他的小说招来各种各样的褒贬，为评论家提供了许多材料去评价、解释、讨论、攻击、赞美……我认为他最近出版的三本书都是糟糕透顶的，然而大多数评论家却持不同意见。 我开始了新生活，每天开车到纽约上班，时间是从早上11点开始直到日落。 书评社还包括出版一些发表书评的报纸。社里的各个办公室都很宽敞，里面的工作十分紧张，节奏快捷，非常忙碌。如果仅仅从出版字数来看是无法得出公平答案的，因为我们出书评的速度只为每周60篇，但是每月运到这里的书数以千计。对这些送来的书起码都得浏览一下大意，这种工作量恐怕只有过来人才能真正了解个中滋味。奥萨诺在工作上对每一个书评社的成员都非常和气，他老是问我那本小说的进展情况，还主动提出在出版前先帮我看一遍，并为我提一点编辑的建议，我却由于自尊心太强而不愿意给他看。尽管他名声显赫而我默默无闻，但在小说方面，我自认为比他强。 奥萨诺在晚上长时间阅读送来评论的书和写出相应书评后，就会从书桌里拿出威士忌来，一边就着瓶子喝，一边长篇大论地给我上文学课，或者就是谈一些关于作家的生平、出版商的秘闻。女人经之类他当时想得起来的话题。在过去的五年中，他一直在从事他的重头小说的创作，就是他那本自诩为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他已经预支了巨额稿酬，出版商也已经等得发慌，经常催促他。对他们的这种行为，奥萨诺相当光火，他说：“那家伙要我去阅读古典小说来获取灵感，这些无知的笨蛋！你试过重读古典小说吗？上帝啊，像哈代、托尔斯泰和高尔斯华绥这些老淫棍那样写作？他们要写足40页才放出一个屁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样干吗？他们是在故弄玄虚，玩弄欺骗读者的伎俩。当时没有电台、电视、电影，旅行又不方便，除非你不怕颠簸，坐那种把人的屁眼都震出囊肿来的驿道马车。在当时的英国，你甚至很难出去寻花问柳，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法国作家才循规蹈矩些。法国佬生性风流浪漫，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那么愚蠢。现在我问你：当一个人拥有海滩别墅，又有汽车、电视，他为什么还要去看蒲鲁斯特的作品？” 我从来没有机会阅读过蒲鲁斯特的小说，所以只能点头表示同意，但是其他人的作品我全看过，实在不明白海滩别墅、汽车、电视怎么取代得了这些伟大的杰作？ 奥萨诺继续说道“人人都说《安娜·卡列宁娜》是部杰作，其实是堆废话连篇的垃圾。它描写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物向妇女屈尊。作者根本没有提及那位妇女的感受和想法，只是为读者提供了那个时代的时间和地点等常规观念，然后就花了300页的笔墨来描写如何管理一个俄国农场。他自己呆在那里就以为人人都会去热爱那个鬼地方似的。又有谁会去关心那个笨蛋佛朗斯基及其灵魂？上帝啊，我不知道哪个国家的作者更糟，到底是俄国人呢还是英国人？那该杀的狄更斯和脱洛勒普，什么屁都没有竟也敢写上500页，居然还毫不在乎，他们都是在用种花草之余的时间写作的。法国人写的作品就短得多了，但那个巴尔扎克同样叫人受不了，我不欣赏他！我就是不赞成今天竟然还有人主张看他的作品！” 他喝了一口威士忌酒，叹了一口气说：“他们谁都不会使用语言，除了福录贝尔都不会使用语言，而福录贝尔也不那么伟大。其实美国人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那个鸟人德莱塞甚至连词义都未搞清楚，他是个文盲！我就是这个意思，他是个土著居民，整整写了900页无聊的废话。这些鸟人要是生活在今天，谁都无法出书，即使出了，文艺评论家也会宰了他们，孩子啊，他们是在那个时代出书的，当时没有竞争！”他停顿了一会儿，不安地叹着气，又继续对我说：“墨林，好孩子，像我们这样的作家正在消亡。设法另外找个职业，到电视电影部门去混混也比现在强，比现在的工作容易做得多。”他感到累了，就躺到特置在办公室用来午休的睡椅上。 我设法使他振作起来，于是建议道：“为《绅士》杂志写篇反映这种观念的文章会妙不可言，先列出六部左右的古典小说，然后逐一扼杀它们，就像你那篇抨击现代小说家的文章那样。” 奥萨诺开怀大笑：“上帝啊，那太有趣了。那篇文章我只不过是闹着玩的，把它当作权力游戏，有意激怒大家，使我有更多的资本，想不到这一招还真灵，令我变得更强大，而他们却显得更弱小了。这就是文字游戏，只有那些可怜虫才一点都不懂，他们躲在自己的象牙塔里混日子，竟然还心满意足。” “如此看来，这篇檄文并不难写，”我说，“不过那些教授、搞文艺批评的学者可就要对你火冒三丈了。” 奥萨诺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干脆从睡椅上爬起来，走到书桌前，问我：“你最讨厌哪部古典小说？” “《赛勒斯·马纳》，”我说，“人们还在学校教这本书。” “老乔治·艾略特，”奥萨诺说，“学校的教师们热爱她，好吧，这算一本。我最讨厌《安娜·卡列宁娜》，托尔斯泰比艾略特强些，今天谁也不会再崇拜艾略特了，但是当我攻击托尔斯泰的时候，那些教授准会跳出来大喊大叫的。” “狄更斯呢？”我问。 “一定得包括他！但不包括，我得承认我很喜欢那本书。狄更斯真是个有趣的人物，既可以被归为风流才子的类型，也属于那种伪君子之类，他写了许多胡编乱造的废话，多得很！” 我和他开始列一张清单，我们算是够意思，没有把福录贝尔和简·奥斯汀带上。当我提到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时，奥萨诺高兴地拍拍我的背，大声叫道：“那是一本糟糕透顶的书，我会把它变成德国汉堡包的！” 最后我们列出了一张清单： 《赛勒斯·马纳》 《安娜·卡列宁娜》 《少年维特之烦恼》 《当姆比和儿子》 《粉红色的信件》 《吉姆老爷》 《么比·迪克》 蒲鲁斯特（一切作品） 哈代（任何作品） “还得列出一本来凑个整数十。”奥萨诺沉吟道。 “莎士比亚。”我提议。 奥萨诺摇摇头说：“我还是喜爱莎士比亚的，他的创作本身就充满讽刺性。他为钱写作，写得很快，其实他是一个无知的小人，但是没有人能够攻击他，他也根本不在乎自己写的作品是否真实，只要美和感人就行了，对他那句‘当爱情发觉它已改变时，爱情就不再是爱情了’，你有何看法？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来，但是他太伟大了，虽然我一直都讨厌那个伪君子么多夫和那个低能的奥赛罗。” “你还需要一个来凑数。”我提醒他。 “可不是，”奥萨诺得意地笑着说，“让我们看看还有谁。陀斯妥耶夫斯基，就要这个人。他那本《克拉玛索夫兄弟》怎么样？” “我祝你走运！”我说。 但是奥萨诺马上又若有所思地说：“纳伯科夫已经议论过他不行了。” “我也祝他走运！”我泄气道。 结果我们怎么都列不出第十个来，奥萨诺最后决定只列九个算了，说是跟平常总喜欢凑够十的习惯有些不同或许更妙。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凑够十。 他当晚就把文章写好了，两个月后发表在杂志上。在这篇文章里，他非常慷慨激昂地咒骂这九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文中还悄悄地暗示：他正在创作中的伟大的小说就不会有这些经典作品中的毛病，因而将会取代它们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这篇文章招来了愤怒的声讨浪潮，全国都有攻击他以及侮辱他正在写的小说的文章，这正中了他的下怀。奥萨诺真不愧是一个第一流的骗子，科里一定会为他感到自豪的。我做好笔记，一定要让他们两个见上一面。 过了六个月，我成了奥萨诺最得力的助手。我热爱自己的工作，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做好读书笔记后提供给奥萨诺，以便他掌握第一手资料来适当安排我们雇佣的自由撰稿人写书评。我们的办公室成了书的海洋，桌、椅、地板上都堆满了书，来往的人在书中穿行就像淹没在书的汪洋中。钻在书堆里的编辑们简直就像吞食动物尸体的蚂蚁或蛆虫那么密密麻麻。我一向热爱和尊敬书籍，如今我总算理解一些知识分子、书评家和文艺批评家蔑视书的心理了，就他们而言，和书的关系就像英雄对待男仆那样。 我最喜欢工作中的阅读任务，特别是阅读小说和传记。我看不懂有关科技及哲学的书，还有那些博学的评论，奥萨诺就把这类书全给了特别安排的助手，他本人则自告奋勇承担了专门评论那些重量级文艺批评家所写之书的任务。通常情况下他都把他们一棍子打死，当他们打电话或者写信来抗议时，他就告诉他们，他“判的是球，而不是球员”，这样的回答往往使他们更光火也更无可奈何。好在他心里还想着要得到诺贝尔奖，因而对某些批评家还能够保持客气，经常安排许多版面来刊登他们的文章和连载他们的小说。当然了，这样的例外很少出现。另外，他特别讨厌英国小说家和法国的哲学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得出他早已厌倦了这份工作，而且在千方百计地偷懒。 他还厚颜无耻地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满足私欲。例如，出版商的公关小姐们很快就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如果她们手中有本“好书”需要评论，只需请他出去吃顿饭和好好恭维他一番就行了。如果小姐们年轻貌美，他就会跟她们打情骂俏并暗示他愿意用版面来和她们的肉体做交易。他这种寡廉鲜耻的德性使我非常震惊，我原以为这种事情只有在电影中才会出现，真没想到竟然活生生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他对那些想获得写评论机会的自由撰稿人也采取相同的伎俩。他拥有很大的预算权，我们可以为许多评论支付佣金，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动用过这笔钱，就因为他总是保留着手中的这张王牌，如果她们愿意走到那一步，他就满足她们的要求。当我开始在他那儿上班的时候，他已有一大群女朋友，她们用自己的肉体换取进入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文艺批评社的特权。这骇人听闻的丑陋现象和评论界里那深邃的学术、高尚的道德准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倒是挺喜欢欣赏这种离奇的格调的。 有时为了赶稿以便在最后的期限前交出，我经常和他留在办公室里干到深夜，然后我们便一起出去吃夜宵。酒足饭饱之后，他就去寻花问柳。他老想把我也带上，我总是拒绝他，告诉他我的婚姻美满，这一理由居然成了他经常用来开玩笑的材料。“你还没有对妻子感到厌倦？”他每次都这样问我，就像科里问的一样。我从不做回答，也不搭理他，因为这不关他的事。他便摇摇头，自言自语道：“这真是世界第十大奇迹，结婚100年了仍眷恋着和妻子造爱！”有时，我会不高兴地瞪着他，他就引用某位我从来没有拜读过大作的作家的话来解嘲：“不必当坏人，时间是敌人。”他最喜欢这句话，经常引用它。 由于在这里上班，我培养了自己对文艺界的爱好，我甚至幻想着自己已经是文艺界的一分子。我原以为这个地方很清高，不会为金钱而吵架或讨价还价，因为这里的人们既然能在作品中塑造出大家热爱的主人公，那么就应该和这些主人公一样高尚，然而如今我发现这些作者和常人一模一样，只不过更疯狂一点。 原来奥萨诺也讨厌这些人，他还在这方面给我上课：“唯一特别的人物就是长篇小说家。他们不像短篇小说作者和影视剧作者、诗人、舞台剧作家以及那些轻量级的文艺记者——这些人全是衣着花哨的瘦子，没有一个是有分量的，而在创作长篇小说的工作中，作者应该是重量级的。”讲完这一看法后，他沉思良久，然后在一张纸条上做了记录，我知道在下星期天的评论上就将有一篇有关重量级问题的论文了。 有时他会因为评论中的文章质量低下而大发雷霆，他把评论刊物发行量下降的原因归罪于这一重要职业中存在的沉闷现象，埋怨道：“是的，那些混蛋很聪明能干，但是他们却即使有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可说，也写不出一句像样的句子来！他们的文章就像口吃的人说话那样结结巴巴，当你费劲地琢磨这些从咬紧的牙关中蹦出来的每个字是什么意思时，他们反而要打断你的脚。” 每周，奥萨诺都在第二页发表他的论文。他的文笔精彩，笔锋敏锐，倾向于尽可能多树敌的做法。有一个星期，他发表了一篇赞成死刑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在任何一次全民公决中，绝大多数的投票者都赞成死刑，只有像评论读者一样看待公众的那些所谓精英阶级，才设法在美国把死刑搞到停滞的地步。他认为政府的政策就是为罪犯和穷人提供许可证，让他们对中产阶级偷窃、攻击、入屋打劫、强奸和谋杀。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下层阶级走上革命道路而有意为他们提供一条出路，因为政府中的高层人物评估过这种局面毕竟比革命造成的代价低。他指出精英们住在安全的环境中，他们的孩子上私立学校，还要雇佣私人保镖，所以不会受到那些被误导了的无产阶级造反时产生的伤害。他又嘲讽那些自由主义者，因为这些人认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政府处死公民的做法会对整体的人道主义造成野蛮的后果，而他觉得人类只不过是动物而已，当其中的某些人犯了杀人罪时，也应该像印度的野象杀人之后被处死一样。他断言，其实被处死的大象可以升天，比起那些因为受不了海洛因的折磨而杀人的罪犯更有尊严，现在这些杀人犯反而舒舒服服地在牢里住上几年后又出去杀害更多的中产阶级，这是何等的不公平！当论述死刑是否有阻吓作用时，他讲到英国公民是世界上最守法的公民，英国警察值勤时都不用带枪，他把这一成就归功于19世纪时英国人曾处死一个偷手帕的九岁小孩，然后他又承认这种严厉的措施虽然消灭了犯罪和保护了人民财产，最终却导致了强有力的工人阶级变成了强硬的政治动物，在英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文章的结尾，他为美国的统治者喝彩，说他们实在聪明睿智，竟然能高瞻远瞩到让下层人民去偷、去抢、去杀人，这样他们的子民就不会走英国工人阶级的老路，成为政治上的革命者了。 这是一篇极其无礼霸道的文章，然而文笔非常犀利，通篇的逻辑性也很强。奥萨诺在文中的一句话特别激怒了读者：“我们还不清楚死刑是否有阻吓的作用，但我们知道被我们处死的人是不会再去杀人了。”自由主义的。高文化层次读者，包括那些最著名的、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寄来了数以百计的抗议信。一个激进的组织写给出版商一封特别的信，里面由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联名，一致要求罢免奥萨诺的评论编辑的职务，奥萨诺干脆把这封信全文刊登在下一期的评论上。 他太出名了，不能轻易罢免他，何况人人都在期待着他写完那本“伟大”的小说，那本能为他赢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有时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见他正在长长的黄纸上写作，但是他一看见我走进来，马上就把它放进书桌的抽屉里。我明白那一定是创作中的传世经典，所以从不向他打听，而他也从不主动和我谈起它。 几个月后，他又惹了新的麻烦：他在杂志第二页的文章中，引用某些研究报告，说一些固有的说法也许是真的，比如：传统观念认为意大利人是天生的罪犯；犹太人最会赚钱、拉小提琴和最合适学医，而这个民族最糟糕的地方是不愿意赡养父母，甚至把他们赶到老人院去；他还引用研究报告证实爱尔兰人是酒鬼，原因是他们可能缺乏某种化学元素或者哪样食物，也可能他们是受压抑的同性恋者等等，不一而足。这篇文章自然又招来无尽的咒骂，只是任你骂声如涛，也无法阻止奥萨诺继续发表这类他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议论。 我看奥萨诺真是疯了，有个星期他用头版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评论一本有关直升飞机的书。他在文章里胡言乱语什么直升飞机必将取代汽车。在这一天到来时，数以百万英里的混凝土公路就要被销毁，被农田取代，直升飞机还能恢复老式家庭的核心结构，因为它能使人们轻而易举地随意到相距遥远的地方去走亲戚。他对汽车即将被淘汰这点非常有把握，也许又是出于他讨厌汽车的缘故吧，去汉普顿斯度周末时，他总是来海上飞机或特别租用的直升飞机。 他扬言只要对直升飞机进行一些技术改造，开直升飞机就像开汽车那么容易。他举例说汽车的自动换档装置就能够使数以百万计的不会操作排档装置的妇女也照样学会了开汽车，这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倒是稍为平息了妇女解放运动组织对他的怒火。 在同一个星期里，一名在美国可谓德高望重的文艺学者发表了一篇严肃的研究海明威的文章。这位学者有一张强有力的关系网，而且他从事海明威的研究长达十年之久。由于奥萨诺总是在第五页用三个栏而不是整版的篇幅刊登他的评论文章，所以这次全国的刊物都以头版发表这位学者的文章，我们的刊物却成了例外。快到周末的时候，出版商派人把奥萨诺请去，让他在顶层宽大的办公室套间里，足足花三个小时来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干。事后，他满面春风地走下楼来，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墨林，好孩子，我还会给这个让人瞧不起的杂志社注入生命力的，但我认为你应该重新寻找一份工作了，我不必为自己担心，我那本小说快写完了，到那时我就可以告老还乡。” 我差不多给他干了将近一年的工作，始终弄不明白他究竟是如何写作的。凡是能够接触的东西，他都要臭骂一通，再加上他要出席纽约所有的派对，哪有时间写作？在那段日子里，他胡编乱造拼凑成一本小说，预支了十万美元的稿费，这本小说是他花了两个月的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炮制的，却赢得了文艺评论家们的极度欣赏。不过尽管它获得了全国书奖的提名，书的销路仍然不太理想。我看过这本书，语言表达含糊不清，人物描写丑陋不堪，而情节则是超级疯狂的。在我看来，尽管小说所表达的思想错综复杂，但总的来说，此书一钱不值。毫无疑问，他的智力超群，可是我个人认为，此书作为一本小说完全彻底失败了。他从不问我是否看过这本书，很明显，他并不需要我的评价。我猜他对此书到底是什么货色自己也心里明白，所以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总算有钱来完成我那本大作了。”他似乎是用一种表示歉意的口气来说这句话。 我渐渐有点喜欢奥萨诺，虽然也有点怕他。他能够做到别人做不到的绝活就是把我的心掏出来，让我开口大谈文学、赌博和女人。他如果有心衡量我，总能够做到八九不离十。除了看不到自己的狂妄，他对别人的自负一目了然。在闲聊时，我告诉他有关性顿在拉斯维加斯自杀身亡以及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我如何觉得它改变了我的人生等，他沉思良久，然后把他自己的见解用上课的形式告诉我。 “你应该牢记这个故事，而且经常回忆它，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他问我，当时他正在苦读堆放在办公室的书，所以是在书海中挥动着手臂问我。不等我回答，他就接着说下去：“因为那是一个不会让你处于危险之中的安全区，在那里你不会被打得粉身碎骨，而且灵魂会得到净化。你知道我喜欢你，如果我不喜欢你，你就当不了我的第一助手。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你是我最信任的人，让我向你坦白一些事：上星期为了那个该死的文蒂，我不得不修改遗嘱。”文蒂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虽然跟他离婚后已经再婚，还是死皮赖脸地追着向他索财要物，搅得他终日不得安宁。所以每当提起她，他就咬牙切齿。过了一会儿，他冷静下来，对我甜甜一笑，活像个小孩子。这一颦一笑，完全看不出他已经是50开外的人。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他说，“我已经提名要你当我的遗嘱执行人。”我听后受宠若惊，除此以外倒真的想躲避这样的责任。我并不想他如此信任我、器重我，因为我对他确实没有同样的信任与感情。我虽然逐渐喜欢和他在一起，说实在的，那主要是对他的思维方式入迷，再有就是我不愿意承认的一点——仰慕他在文学界的显赫名声，也羡慕他因此成为有钱有势的人。但是他如此信任我的这个现实，又揭示了他是个脆弱的人，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更打破了我以前对他的一些幻想。 他在继续讲对我的印象：“你知道在所有表面现象下，你其实是在蔑视佐顿，尽管你不承认这一点。我也记不清你在我面前到底重复过多少次关于他的故事了，当然，你喜欢他，也可怜他，甚至还理解他，但是你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一个这么富有的人，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你的生活比他的要苦上十倍，却绝对不会取此下策，并且过得很幸福。其实你的生活根本不好过，不曾拥有过什么值钱的东西，终日做牛做马，被资产阶级的婚姻所束缚。你虽然是个艺术家，但已人生过半，仍未获得真正的成就。不过，你基本上还是幸福的，上帝呀，至今你还眷恋着和妻子造爱！你们已经结婚10年还是15年了？你要么是我所见过的最不敏感的男人，要么就是性欲最强的男人。有一点我敢肯定，你是最坚强的人。你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我行我素，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从不卷入麻烦，一旦有了麻烦，你也不惊慌失措，所以始终能摆脱麻烦。我羡慕你，但我不嫉妒你。我从未看到过你做一件坏事，可是也知道你并不真正关心任何人。你满足于掌握自己的命运。” 说完这番话后，他一面等我做出反应，一面在偷笑，狡猾的绿眼睛闪烁着挑战的光芒。我知道他把话说出来后觉得很痛快，我也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但是这样的议论让人听后总会觉得受到了伤害。 我要说的话实在太多了。我想告诉他，作为一个孤儿成长的滋味；想告诉他，我在成长过程中，所没有得到的竟是人类文明生活中几乎最基本的亲情；想告诉他，我当年没有家，没有社会关系，没有可以把我和世界绑在一起的纽带，我只有哥哥阿迪，当人们谈论家庭生活时，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直到和维丽结婚后才懂；想告诉他，这就是为什么我自愿去打仗，那时我已明白战争是另一种普遍的经历，我确实不想错过参战的机会，事实证明我做对了，不管听起来有多傻，当时我完全以为战场就是我的家，我很高兴自己没有错过它。奥萨诺没有提到或者不愿提到这些，是因为他确信我知道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不那么容易。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是，我永远都弄不清楚幸福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因为外部环境我童年的岁月大部分时间是不幸福的，我后来变得比较幸福，也是因为外部环境——和维丽结婚，生儿育女，有一技之长，或者说学会了从事文学创作以维持生计。这种幸福很有限，而且是我付出全部代价换来的，因而对于我来说非常宝贵，虽然我比他更清楚我的生活只不过是局限在简单的资产阶级方式的框框中。我想告诉他，我的朋友很少，既免去了社会应酬，也对获得成就兴趣不大。我只想在家庭生活中获得成功感，也许连这么个微不足道的冀求，也还是我的一厢情愿。 奥萨诺仍然在注视着我，仍然在微笑，他又添上一句：“你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坚强的杂种，你从不让人接近你，也从不让人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 对于这一点，我不得不做出反驳：“听着，不管任何事情，只要你征求我的意见，我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有些你即使不问，我也会告诉你。例如你最近出版的那本书狗屁不通，还有你把这家评论社办成了疯人院。” 奥萨诺乐得哈哈大笑：“我指的不是这类事情，我从来没说过你不诚实。还是由它去吧，将来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指的是什么，特别是当你开始追求女性并遇上像文蒂这样的女人时，你就会明白的。” 文蒂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办公室来一次。她是一个出众的褐色女人，有迷人的眼睛和充满性活力的身体，人很聪明，奥萨诺经常给她一些书去写书评。她是他所有的前妻中唯一不怕他的。自从他们离婚后，她就一直使他的生活不快活，只要他没有按时支付扶养费，她就去法院告他，还想方设法索取更高的扶养费。她把一名20岁的作家供养在她的公寓里，这个作家的毒瘾很大，奥萨诺担心他会对孩子们造成伤害。 奥萨诺给我讲述他们婚姻生活中的故事，这些故事听起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比如有一次他们去参加派对，因为刚刚吵过架，走进电梯后，文蒂就是不肯告诉他派对是在第几层楼举行，他气急败坏地掐住她的喉咙，想迫使她讲出来。他把这个叫做玩“掐住小鸡喉咙”的游戏，这场游戏是他在这次婚姻中的最美好的回忆。当时她的脸都变黑了，可就是摇头拒绝告诉他派对在哪里举行，他只好松开手，也意识到她比自己还要疯狂。 有时他们只不过是小吵小闹，她也会打电话叫警察来把他赶出公寓。警察来后看见她那横蛮无礼的举止也感到震惊。有一次，他们看见奥萨诺的衣服被剪成碎片扔在地板上，她承认是她干的，但又说这并不等于给了奥萨诺殴打她的权利。她唯一没有说出口的是刚才她坐在外套、衬衫和领带的碎片上，用一个自慰震荡器手淫。 据奥萨诺的故事所说，导致他最终离她而去的原因是她开始到处散布司各脱·费兹介路是如何从他妻子着德那里偷得写作精华和创作灵感的言论，显而易见，她那些喋喋不休地逢人就讲这个流言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如果她丈夫奥萨诺不这么干的话，她早就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了。奥萨诺知道后，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的鼻子摁在《伟大的格兹比》上，狠狠地吼道：“看看这本书，看十个句子后，再看看他妻子的书，然后来告诉我你的狗见！” 她看完两本书后，真的马上回到奥萨诺那里，告诉他书里面一些同样的东西，气得他挥拳打在她的脸上，把她的两只眼睛都打黑了，而且永远地离开了她。 最近，文蒂打官司又赢了他，使他极为光火。这次的导火线是奥萨诺早就知道文蒂把孩子的抚养费给了她的小情人。有一天，他女儿又来找他要钱买衣服，原来妇科医生告诉她，由于她的下身感染，不能再穿牛仔裤。她曾向母亲要钱买裙子，她母亲说：“找你爸要去！”这件事发生在他们离婚五年后。 为了避免争论，奥萨诺把抚养费直接给了他的女儿，文蒂也不反对这样做。但是一年后，文蒂把奥萨诺告到了法庭，向他索取一年的抚养费。女儿出庭为父亲作证，奥萨诺也一直很自信地以为法官知道全部真相后，一定会判他赢，然而出乎他意料，法官竟严厉地指令他不但要把抚养费交给孩子的母亲，而且要把上一年的抚养费一起交请，这样他实际上就等于交了两次。 文蒂对她的胜利非常高兴，在此之后她还有意对他客气一些，但是他当着孩子们的面，拒绝她的亲昵举动，还冷冷地说：“你是我所见到的最坏的女人。”在文蒂再到评论社来时，他不让她进入他的办公室，中止以前给她干的工作。让他纳闷的是她居然会始终不明白他为什么厌恶她。她在朋友们面前发泄对他的忿恨并散布谣言，说他从来没有在床上满足过她，还说他得了阳痿病，说他是一个压抑的同性恋者，他真正喜欢的是小男孩等等。她还设法不让他在夏天接触孩子们。不过这一次的官司给奥萨诺打赢了，然后他在全国性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不怀好意又十分诙谐的短篇小说。也许在现实生活中他不能够左右她，但是在小说里他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为她描绘出一个栩栩如生的可怕的肖像，而且由于在纽约的文艺界里人人都认识她，所以马上就在作品里看出所描写的角色就是她。可以说这篇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把她征服了，从此以后她才再也不随便招惹奥萨诺，可是她仍然像渗入膏盲的毒药一样令他心痛，他只要一想起她就仍然气得满脸通红，眼睛都差点喷出怒火。 有一天，他走进办公室，告诉我电影公司已经购买了他的一部旧小说的版权，准备把它拍成电影。他必须去那里洽谈电影剧本的事，一切费用由他们负责，他邀请我一同前往。我答应和他一起去，但提出想在拉斯维加斯逗留一两天去拜访一位老朋友，他一口答应。以前，他有妻子相伴，现在也不想单独旅行或一人独处，尤其是他觉得现在是进入敌人的阵地，迫切需要一个朋友和他同行。不管怎么样，他是这么说的，而我则由于从来没有到过加利福尼亚，这次又是带薪旅行，何乐而不为？我当时还不知道此行的收获比我估计的要大得多。 第二十四章 奥萨诺去开那个把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剧本的洽谈会，我则在拉斯维加斯聚旧。科里要我把奥萨诺也带到拉斯维加斯来玩，但我怎么也没办法说服奥萨诺这么做。几天后，我只好坐飞机前往洛杉矶，以便陪奥萨诺飞回纽约。 来到贝佛里山大酒店的套间，只见奥萨诺正因为觉得电影界怠慢了他而怒火中烧，比我以往见到的任何时间都可怕。令我困惑的是这里的人怎么会不知道他是世界著名人士？这位文艺界的宠儿，从伦敦到新德里，从莫斯科到澳大利亚的悉尼，都受到国宾式的热烈欢迎，他在30多种语言区域，包括各种斯拉夫语种都享有盛名。可惜不知道出于哪种原因，用他的作品改编的所有电影都赔钱，对于这一窘况，他当然避而不谈。 还有一件事让奥萨诺心烦，那就是他的自尊心使他无法忍受电影导演比作家更受器重的现实。奥萨诺本来想安插他的女朋友在影片中扮演一个小角色，但是人家不答应。这已够让他恼火了，更使他生气的是连摄影师和一个二流演员都能安插各自的女友在影片中扮演角色，也就是说，他们待他这个大作家还不如一个摄影师和一个二流蹩脚演员！我希望能在他发怒捣毁电影制片厂，最后被逮捕入狱之前就把他弄上飞机，可是我们还得在洛杉矶呆上一天一夜才能乘第二天的早班飞机走。为了平息他的怒火，我特意陪他到他在西海岸的代理人那里去。这个代理人是个嬉皮士式的人物，爱打网球，在娱乐圈有许多客户，身边围着一大群美艳无比的女友，名字叫多兰·路德。 可以说，为了奥萨诺的事，多兰已经尽了力，只是当灾难即将来临时，什么力量也无法抗拒。 “你晚上必须出去散散心，”多兰说，“去轻松一番，吃顿美食，找个美女做伴，就当是一个小小的镇静剂嘛，这样晚上你就能睡好觉了。也许还要一片避孕丸。”多兰在妇女面前温柔体贴，优雅极了，但当他面对男人时，又把女人贬得一钱不值。 奥萨诺努力控制住自己心猿意马，装模作样地表现出并非情愿就范，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世界著名的作家，一个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怎么能像个毛头小伙子那样一口答应和女人鬼混呢？不过，多兰·路德这位代理人也是位老手，经常和奥萨诺这类人打交道，对奥萨诺的心思了如指掌。他自称曾为一位国务卿和一位总统还有一位能把数以百万计的宗教信仰者召唤到圣堂的全美国最大的传道者等大人物介绍过女伴，那个道貌岸然的传道者原来是个世界拔尖的色中饿鬼。 看着代理人高明地抚平奥萨诺那颗受到伤害的自尊心也真有趣。他的手法完全不是拉斯维加斯式的，赌城的人是直接送风尘女子到客人的房间去，就像送比萨饼一样，而现在则是要讲究高雅档次。“我认识一名绝顶聪明的女郎，她渴望见你一面。”多兰对奥萨诺说：“她阅读过你所有的作品，认为你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我可不是乱说的，她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烟花女子，她获得过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学位，还在电影公司有股份，从而可以签约写电影剧本，她是你的最佳人选！” 相信他不敢愚弄奥萨诺，奥萨诺也明白现在该轮到他表演了，于是装出半推半就的样子来答应干这件他求之不得的事。当多兰拿起电话时，他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这样的安排很好，但我必须和她造爱吗？” 代理人正在用铅笔拨电话，抬起头来回答他：“你有百分之九十的机会。” 奥萨诺立刻问：“你这个数据从何而来？” 当别人在他面前谈起数据时，他总是做出这样的反应，他恨数据，甚至认为股票市场的报盘数据是《纽约时报》捏造出来的，比如他们的IBM股票明明只能卖290，为了便于出售，就有意公布价格为295。 多兰惊讶地停止拨号，说：“自从我认识她以来，派她和五个人出去过，其中四人和她造了爱。” “那是百分之八十。”奥萨诺纠正他。多兰又重新拨号，听到有人接电话，他就靠在转椅的背上，对我们眨眨眼，然后进行他的演出。 我对他的演技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是棒极了——声音柔和热情，笑声富有感染力。 “凯瑟琳，”代理人温柔地说，“你是我最欣赏的客户了。前几天我和那个准备与克林特·依斯特伍德合作拍西部片的导演交谈过了，你能否相信他自去年面试过你以后，至今还记得你？他说你的朗读比谁都强，遗憾的是他必须依照名单行事，影片拍成后，他更后悔没有录用你。无论如何他明天想见你一面，上午11点或者下午三点都行。我以后再打电话给你以便确定时间，行吗？我有预感，这将是个好兆头，我认为你的机会来了，你必将有所突破！我不是说着玩的。” 他倾听了一会儿对方的答话，又说：“是的，是的。我认为你一定会演好那个角色的，而且一定会很出色。”在通话过程中，他对我们又是挤眉又是弄眼，使我觉得很讨厌。 “是的，我一定会把意见提出来，让你扮演这个角色。喂，你能否猜得出谁在我的办公室？不，不，他是位作家。告诉你吧，他是奥萨诺！不，我不是在开玩笑，千真万确，真的是他。信不信由你，他碰巧提到你，当然，他不是提到你的名字，我们当时正在谈论电影，他提到你在《城市死亡》里所扮演的那个小角色。有趣吧？是的，他是你的影迷。是的，我告诉他你喜欢他的作品。我有个绝妙的好主意，我今晚将和他到察森餐馆吃饭，你愿意来给我们的餐桌增辉吗？太好了，我将派轿车八点去接你。好的，宝贝，我肯定他会喜欢你的。他并不喜欢那些小明星，不喜欢那种类型的人，他只是喜欢和你这样的人聊天，我认为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好的，再见，我的心肝！” 代理人放下电话，靠在椅背上，对着我们得意地笑着说：“她是个好姑娘！” 看得出来奥萨诺对代理人的这场表演感到沮丧，他真心实意地喜欢女人，看到她被欺骗，颇感难过。他常说他情愿被女人骗，而不愿意去骗她们。有一次，他把自己恋爱的哲学向我交了底，说明自己宁可当受害者的原因。 “要这么看问题，”奥萨诺说，“当你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即使她在哄你，你也是一个受益者。真正得到快感，得到享受的是你，而她则是在打发难熬的光阴。她是在工作，你却是在寻欢作乐，所以当她最后和你分手，当你知道她从一开始就在骗你时，你又何必去抱怨呢？” 天晓得他的哲学当晚就受到了考验。他不到半夜就回来了，打电话到我的房间来，接着就进来喝一杯，告诉我他和凯瑟琳交往的过程。那天晚上凯瑟琳和人上床的百分比下降了。本来，她充分施展出热情迷人的褐色美人的魅力，哄得奥萨诺心花怒放，使他明白她的确爱他，崇拜他，所以一知道将和奥萨诺共进晚餐，就兴奋得不得了。多兰看出了苗头，喝过咖啡就溜走了。可是就在奥萨诺和凯瑟琳打开最后一瓶香槟酒，准备回旅馆干正经事的时候，奥萨诺的倒运开始了。最后为了自尊心，他不得不强忍着，放弃了她。 坏了奥萨诺好事的是好莱坞的一个异乎寻常的男影星。此君名叫迪奇·桑德斯，曾经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并在六部成功的影片中有过骄人的演出。他的最特别之处在于他是个佛儒，听起来侏儒不怎么的，不过这一位的形象却不差，仅仅是个头矮得不正常而已。作为一个侏儒，他算得上是个很英俊的男人，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个缩小了的詹姆斯·汀。他面对女人时，脸上总是充满忧伤而又甜蜜的微笑，所以往往可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她们无法抗拒他，就像多兰在事后所说的那样：水性杨花的女性是没有办法抵挡住一个英俊的侏儒的诱惑的。 因而当迪奇·桑德斯单独一个人走进餐馆时，奥萨诺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他走到他们的餐桌前，停下来和凯瑟琳打招呼。原来他们早就认识，她在他的一部影片中扮演过一个小角色，不管怎么说，凯瑟琳崇拜他的程度超过对奥萨诺的一倍。奥萨诺醋意大发却又不得不由着她去和他调情，最后自己孤零零一人灰溜溜地回了旅馆。 “这个混账的城市，像我这么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竟然都会败在一个该死的侏儒手下！”这几天一连串的打击实在使他伤心极了。在这里，他的名声一钱不值，他的普立兹奖和全国书籍奖也无足轻重，他甚至还不如一个侏儒戏子！这真叫他受不了。我不得不把他扛回他的房间，放他到自己的床上去，末了还要不停地安慰他说：“听着，他不是个侏儒，他只不过是个小矮个而已！” 第二天早晨，我总算和奥萨诺登上了飞回纽约的波音747客机。他仍然郁郁不乐，原因不只是他把凯瑟琳与人上床的百分比降低了，还因为这里的人把他的小说改编成拙劣的电影剧本，而他明明知道这一点也无可奈何，所以他在机上的心情恶劣，在飞机起飞前就向空姐强行索取威士忌酒。 我们的位置非常靠近驾驶室，有两个精瘦且傲慢的中年夫妇坐在临近过道的位置上。那个男人满脸沮丧，一副被打败后哀怨的表情，给人的印象是他仿佛生活在自己罪有应得的私人地狱里。说他罪有应得是因为他表情高傲，衣着华丽，目光邪恶。他正在受苦，也想让他周围的人统统受苦，似乎以为人们愿意和他那样忍受这种痛苦。 他妻子的模样十足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古典式妇女，谁都可以一眼看出来。这两人都很富有，但是她比他更有钱。他们从空姐手里接过菜谱的姿态以及冷眼看着奥萨诺呷非分索取来的酒时的表情，均在显示他们目空一切的德性。 那女人靠第一流的整容手术才保住了她的美貌，又靠每日照射紫外线灯和沐浴南方的阳光来保持她那均匀的褐色皮肤。她那张永不满足的嘴巴也许是所有女人中最丑陋、最让人恶心的部分了。在她的脚边，就是靠近隔开驾驶舱那面墙的地方，有个金属丝编的笼子，里面关着一只非常漂亮的法国狮子狗。狗的鬈毛是银色的，眼睛周围的睫毛形成环状。它的嘴是粉红色的，头上系着一条粉红色的丝质蝴蝶结。它的尾巴也很美丽，也系着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在那里不停地摆动着。这条小狗真是幸福极了，样子也可爱极了，狗的主人更是明显地流露出以拥有它而自豪的感情。每当那个男人看狗的时候，表情都相对变得温和一些，那女人表现出来的神情则不是快乐，而是以拥有它为骄傲，就好像是一个丑陋不堪的老妇人傲慢地把自己那美貌的女儿介绍给市场似的。每当她伸出手来让小狗忠实地舔时，脸上的那副神情就好像是教皇伸出戒指来让信徒们亲吻一样。 奥萨诺的一个绝招就是尽管他看着别处，也能够把周围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此时他低头弯腰坐着，双目注视着手中杯子里的残酒，却咬牙切齿地对我说：“我情愿让那条小狗也不要那个女人舔我！”喷气式飞机的轰鸣声使坐在过道对面的女人不可能听见他所说的话，但是我仍感到紧张。她一直冷冰冰地对我们怒目而视，也许她习惯了用这副样子来看周围的人。 我为自己曾经如此苛刻地在心中谴责她和她的丈夫感到有些过意不去。他们两个毕竟也是人嘛，我为什么只凭猜测就把他们贬得这么低呢？因此我对奥萨诺说：“也许他们并不像他们的外表显得的那么坏。” “不，他们就是那么坏！”他回答道。 我觉得他不该如此随便地下这种结论，这会显得他心胸狭隘，很有点沙文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倾向，但是他这个人从来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因而我也不怎么在意。当漂亮的空姐伺候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还给他讲拉斯维加斯的故事，他无法相信我曾经是个堕落的赌徒。 我不理睬坐在过道那边的人们，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兴趣盎然地对他说：“你知道赌棍们把自杀称作什么吗？”“不知道。”奥萨诺回答。我微笑着告诉他：“他们把它叫做大么点。” 奥萨诺摇摇头。干巴巴地说：“那不是很妙的说法吗？” 我看得出他对这个胡闹的说法不感兴趣，但我还是继续说下去：“佐顿自杀后的那天早上，科里就是这么对我说的。科里下楼来说：‘你知道那该死的佐顿干了什么蠢事吗？他从衣袖里抽出了大么点，那混蛋使用了他的大么点。’”我停顿了一会儿，想不到数年后记忆还那么清晰。有趣的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记住这个说法，或者记不清科里那天晚上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他说此话时还加重了语气：大、么、点！”我又补充道。 “你为什么认为他真的是这么干的呢？”奥萨诺漫不经心地问我，他看出了我的不快。 “鬼才晓得呢，”我说，“我自作聪明，以为已经了解他了，起码几乎了解了，大知道他却是用假象迷惑了我，这一点真令我生气。他让我不相信他的人道主义，他那悲惨的人道主义，千万不要让别人使你不相信他们的人道主义。” 奥萨诺哈哈大笑，朝坐在过道对面的人撇撇嘴，问道：“像他们那样的人？”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正是他们才使我给他讲了刚才那个故事。 我看了那对男女一眼，也笑着说：“可能是吧。” “好吧，”他说，“但有时这恰恰违反他们的本性，特别是富人的本性。他们由于拥有巨大的财富就自以为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 “难道他们有什么不同之处吗？”我好奇地问。 奥萨诺说：“不同之处就是他们像驼背人。” “驼背人不如常人吗？”我又问他，差点说脱口而出说成侏儒了。 “不如，”奥萨诺很肯定地说，“独眼龙、四肢残缺的人、批评家、丑陋的女人以及胆小鬼都不如常人，他们得花大力气扮成和常人一样。那两个家伙连扮都不肯扮，因而他们就更低一等。” 他此时有点不讲道理，不合逻辑，不是处于平常的最佳状态。这也难怪，这一星期已经够他受的了，再来个雪上加霜，让一个侏儒夺了他的爱！所以我让他胡说，不和他辩论。 开饭了，连头等舱里供应的都是劣质的香槟酒和粗糙的食品。如果可能，奥萨诺会毫不犹豫地拿它们去换科尼岛上的热狗的。吃完饭后，乘务员放下银幕，奥萨诺则离开座位，拾级而上到747飞机的圆顶厅去，我喝完咖啡后也跟着上了去。 他坐在一张高背椅里抽着哈瓦那雪茄，他请我抽，我就拿了一支。近来我慢慢有点喜欢这种雪茄烟了，这让奥萨诺感到得意。他在其他方面很大方，但对哈瓦那雪茄却例外，如果你拿了他一支，他就会注意着你，看你是否真的会欣赏它，以免糟蹋了它。到这个厅来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值班的空姐在忙着调酒，其中的一位给奥萨诺端来了马爹尼酒。 就在此刻，拥有狮子狗的那对夫妇也上到圆顶厅里来了。无论如何我也不会爱上这个女人：她那张永不满意的嘴巴，那个靠手术切除了皱纹又靠人为因素晒成褐色的脸庞，都绝对不讨人喜欢，也不可能燃起任何人的欲望，除了那些有被虐待嗜好的狂人。 那个男的抱着那条可爱的小狮子狗，它正舒服地伸出舌头。怀抱着这只小狗，似乎使这个酸脸男人有一种弱者的感人气息。像往常那样，奥萨诺貌似对他们视而不见，尽管他们瞧了他几眼，可能认出了他是谁，也许是从电视上认识他的。奥萨诺上电视不下百次了，几乎都是以愚蠢的方式招人注意，反而贬低了他的真正价值。 那对夫妇叫了饮料，然后女的对男的说了些什么，他顺从地把小狗放在地板上。开始时，那狗紧挨着他们，过了一会儿，就在附近走来走去，嗅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椅子。我知道奥萨诺一向讨厌动物，但当这只狗嗅他的脚时，他仿佛并不在意，仍然继续和那位有心脏病的妇女聊天。她向前靠了靠，为那只狗扶正它头上的粉红色丝带，还让它那粉红色的舌头舔了舔她的手。我从不理解动物的事情，然而这只小狗确实有趣，很有性感。不知道那对酸脸夫妇正在忙些什么，这只小狗在厅里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主人身边，坐在女主人的脚上。她戴上黑色眼镜，看起来这可不是吉利的征兆，果然在空姐给她端来饮料时，她对少女说了些什么，空姐当即惊恐地看着她。 我突然下意识地感到有点紧张。我知道奥萨诺此刻极度狂躁，他对被困在飞机上已经厌倦，又被一个他毫无兴趣和她造爱的半老徐娘缠住说话，更是感到烦恼。他心里唯一想的是如何把年轻的空姐弄进厕所和她进行疯狂又快速的造爱。 这时候，那位空姐给我送来一杯饮料并在我的耳边说起了悄悄话，看得出来奥萨诺已经吃醋了，他以为这位少女在向我献殷勤，这一举动简直是对他那显赫名望的一种羞辱。他能理解少女需要一个更年轻更英俊的小伙子，但不能容忍她蔑视他的声望。 其实空姐小声告诉我的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麻烦，她说：“那女人要我转告奥萨诺：熄灭他的雪茄。她说烟让她的小狗不舒服。” 上帝啊，那狗根本就不应该到休息厅来跑动，它应该呆在笼子里，这本来就是旅行的常识！那个少女忧郁地小声问我：“我该怎么办才好？”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因为我明知道奥萨诺随时都有可能发狂，现在又正逢他情绪焦躁的高峰期，但我偏偏出于对人们可能出现的反应感到好奇的心理，想看看这位空姐是否有胆量为了一条区区小狗而要奥萨诺这样的名流熄灭他心爱的哈瓦那雪茄，特别是奥萨诺买头等舱的票就是为了能在休息厅吸烟：也想看看奥萨诺怎样对付这个傲慢的冷面女人——可以叫我放弃手中的雪茄，可是要奥萨诺为一只狗熄烟，他首先会把飞机打入地狱。 空姐正在等待着我的答复，于是我耸耸肩说：“履行你的职责吧。”当然，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不知道这位空姐是因为奥萨诺不再注意她，所以有意要使他感到难堪呢，还是因为她不够成熟，总之，她选择了认为最方便的方法行事。 如果你不了解奥萨诺，他看起来的确比那该死的酸女人容易打交道得多。 我们大家都犯了一个大错误。 那空姐站在奥萨诺的身边说：“先生，请您把雪茄灭了，可以吗？那位女士说她的狗被烟弄得不舒服。” 奥萨诺明亮的绿眼睛顿时变得冰冷，他久久纹丝不动地坐在位置上，严厉地盯着空姐，然后一字一顿地吐出一句话：“请你再说一遍！” 此时，我简直要做好跳出机舱的准备。只见奥萨诺脸上的狂怒已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那个刁女人还在不满地盯着他，她巴不得大吵一场才过瘾，看得出来，她喜欢打斗。她的丈夫望着窗外，在研究那无边无尽的万里长空，显然这种局面对他来说早就习以为常了，而且他十分肯定自己的妻子会占上风，他的脸上甚至流露出满足的微笑。只有那小狗感到难受，有点喘不过气来，不时地打着嗝。整个厅里烟雾弥漫，不单奥萨诺在抽烟，几乎人人手中都有一支烟，你会觉得狗的主人无疑是在阻止所有的人抽烟。 那位空姐被奥萨诺的脸部表情吓坏了，差点就瘫倒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那个女人一点儿也不怕，她甚至在欣赏他脸上狂怒的表情，可想而知她今生今世还没有挨过打，不但不知道牙齿被打掉的滋味，恐怕还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过，因而她居然向奥萨诺这边靠了靠，把脸伸到对话的范围内。我几乎要闭上眼睛，实际上我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真的闭上了眼睛。我听见那女人用有文化的、冷冰冰的声音毫不客气地对奥萨诺说：“你的雪茄使我的狗感到不舒服，你能否不抽？” 本来这句话已经够无礼了，她说话的腔调更是充满羞辱性，我看得出来她正在期待着对方的反驳——说她不能够把狗带到厅里来，说这个厅本来就是让人吸烟的……她这种冷血动物永远不可能意识到如果她是说烟使她本人感到难受，奥萨诺就一定会丢弃雪茄的，但她竟然要他为了她的狗而不吸烟，这显然是在惹是生非。 我认为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奥萨诺的怒火爆发。他在一秒钟内就彻底明白了所发生的一切，只见他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如果不是他那双阴冷的绿眼睛所射出的狂怒，人们还会觉得他笑容可掬呢！ 他并没有对她吼叫，也没有一拳打在她脸上，他看了她的丈夫一眼，估计一下他会采取什么行动。她丈夫的脸上也掠过一丝微笑，他喜欢妻子的所作所为——至少他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然后奥萨诺做了一个夸张的动作把雪茄弄灭在固定于座位上的烟灰缸里，那女人轻蔑地注视着他。奥萨诺从桌面上伸过手臂去，人们不难看出那女人还以为他想和小狗亲热一番，而我更了解奥萨诺，他的手已经伸到狗的头部和它的颈部…… 下面发生的事快得使我来不及阻止他——他把那可怜的小狗拉到他的座位上，然后用双手勒它。小狗喘不过气来，粉红色的尾巴无力地晃动着，眼睛也开始从毛茸茸的鬈毛里鼓出来。 它的女主人马上尖声高叫着，跳起来抓奥萨诺的脸，她的丈夫却没有离开他的座位。就在这时候，飞机撞上了一个小小的气流，我们全被滑向一边。奥萨诺完全喝醉了，他的全部力量都用在勒那条狗上，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撞倒在过道上。即使在这一刻，他的双手仍紧紧勒住小狗的喉咙，直到后来为了爬起来，他才不得不放开手。那女人狂叫着说要杀了他，而空姐因为恐惧也在尖叫着。奥萨诺笔直地站了起来，对大厅里的众人微笑着，一面朝那个仍在对他狂叫着的女人走过去。她还以为他会为刚才所做的一切感到羞耻，而她就可以尽情地糟蹋他的人格了，她不知道他已下决心要勒死她，就像他要勒死她的狗一样，她突然意识到眼前的危险——终于闭上了嘴巴。 奥萨诺怒目而视，阴森森地说：“臭婊子，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他完全失去了理智，向她扑过去，一拳打在她的脸上。我挤到他的面前，抓住他，但他的双手已经勒住了她的喉咙！她拼命地挣扎且惊叫着，整个厅乱成了一团，吵吵嚷嚷的像个疯人院。这时候，有两个男人，可能是飞机上的便衣警卫，冲过来熟练地反剪了奥萨诺的双臂，然后脱去他的上衣并把它变成束缚他的紧身衣，但他仍在撒野，拼命地撞他们。人人都在惊恐地围观，我试图使奥萨诺平静下来，但他什么都听不进去。那两名便衣警卫也千方百计想让他恢复理智，不断地叫他的名字，其中一个英俊的壮小伙问他，说如果放了他，他能否不再闹事，但奥萨诺只是一味地撒野，终于闹得连壮小伙也发了脾气。 奥萨诺的狂怒竟然一发不可收拾，这里一方面是他的天性，另一方面是他自恃为名人，深知别人不会因为他的暴躁而对他怎样。那个壮小伙对此也心知肚明，只是他对奥萨诺的那种根本不把他的年轻力壮放在眼里的态度实在忍无可忍，于是牢牢地抓住奥萨诺的头发，猛扭他的头，用过人的臂力几乎把他的脖子扭断。他接着用手臂扣住奥萨诺的颈部说：“你这个狗娘养的，再动我就把你的头扭下来！”奥萨诺这才被彻底制服，安静下来。 天啊，经过这番打斗，圆顶厅凌乱极了。机长要把奥萨诺捆在紧身衣内，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放弃了这个念头。警卫员把其他乘客撤离出厅去以后，就和我及奥萨诺一直留在那里。到了纽约，等所有旅客都下了飞机后，他们才允许我们离开，所以我们就没有再正面碰到那个女人。不过，从远处见她的样子也足够了，虽然她脸上的血污已经洗掉，但是一只眼睛肿得几乎张不开，那张嘴巴差点被打成肉酱。她丈夫抱着那条小狗，它还活着，在拼命摇尾乞怜。事后，一些法律诉讼将由律师们去处理，至于报纸，当然一下子就把事情的全过程都登了出来，什么美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小说家差点谋杀了一条法国小狮子狗等等，应有尽有，没有也有。 小狗固然可怜，奥萨诺也同样可怜。那个女人原来还是航空公司的大股东，一个地道的百万富婆，她当然无法威胁说从此以后不再坐航空公司的飞机，而奥萨诺对报界的大肆渲染也一样能泰然处之。他对动物一向没有感情，所以宣称：“只要是我能吃的动物，我就可以杀死它们。”我指出他可是从来没有吃过狗肉，他耸耸肩说：“只要烹调得法，我会吃的。” 奥萨诺有意不提的是，那个疯狂的女人也是一个人。是的，她有不近人情的一面，她眼睛肿胀嘴巴流血是罪有应得，也许这样对她反而更有好处，但是奥萨诺的所作所为也未免太过分了。我当时就认为要她掩饰自己的天性是不可能的，相信如果是早年的奥萨诺就一定可以看出这一点，遗憾的是由于某种原因，他现在看不到了。 第二十五章 由于那条性感的狮子狗没有死，所以那个女人也就没有上诉。她似乎并不计较自己的脸挨揍，或者她和她的丈夫都不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她甚至还有不打不相识的心理，因此竟然给奥萨诺寄来了一封表示友好的便函，敞开了希望交往的大门。奥萨诺看完便函后发出一声怪叫，随手就把它扔进了废纸篓。“你为什么不让她试试？”我问他，“也许她是个有趣的人物呢？” “我并不喜欢殴打妇女。”奥萨诺说，“是那条母狗主动要求我把她当做拳击练习袋来打的。” “她可能成为第二个文蒂。”我说。我知道尽管他们离婚多年，尽管她总是惹他发怒，但是文蒂对他还是有吸引力。 “天啊，那正是我需要的！”奥萨诺说完后忍不住笑了，他明白我的意思。也许殴打妇女并不十分使他感到难堪，他倒是想证明我关于文蒂和他之间关系的想法错了。 “文蒂是唯一促使我打她的妻子，”他说，“我其他的前妻都和我最好的朋友私通，她们全是明目张胆地偷我的钱，又都成功地迫使我付给她们扶养费，还到处乱造我的谣，但我从来不打她们，因为我不觉得她们讨厌，我和这几个前妻都能维持友好关系，然而那个风骚的婆娘文蒂却是一件艺术品，非要独树一帜不可，如果我还保持着和她的婚姻关系，肯定会宰了她。” 奥萨诺差点勒死一条狮子狗的丑闻在纽约文学界广为流传，他不能不担心因此会大大影响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那些无聊的斯堪的那维亚人爱狗。”他开始惴惴不安了，于是通过写信给所有的朋友以及专业上的熟人，大力开展争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积极运动，又不断地对刊登在评论杂志上的最重要的文艺作品发表评论文章，还加上一连串的文学论文。我总认为这些论文狗屁不通。有好多次，我看见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写他那本伟大的小说，这是他唯一用普通书法书写的作品，全部疾书在有黄色横线的稿纸上。他的其他文章则都是坐着转椅，从那部放在堆满书的办公桌上的打字机里用两只手指敲出来的。即使仅用两只手指，他也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快的打字员，打起字来的声音就像是在开机关枪。他就是这样打出了美国伟大小说的定义；解释了英国现代除间谍、侦探小说再无法产生不朽文学作品的原因；发表了大量的批评文章，对那些有可能成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对手，诸如佛克纳、梅勒、斯泰龙、琼斯等作家的最新作品或全部作品笔伐。他的评论出色，语言老到，往往令读者信服。通过发表这类文章，他剔除对手，为自己获奖扫清道路，唯一的麻烦是当人们探讨他自己的作品时，会发现他只有20年前发表的两部小说能够使他享有文学界的名望，而其余的小说以及其他的作品都不怎么样。 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里，他的确失去了不少以往的辉煌和文学方面的声誉——他发表了太多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作品，而且通过高压手段写书评，树敌太多。即使是他在写文章吹捧文艺巨头的时候，他也是不分尊卑，老是把自己和他们相提并论（例如在介绍爱因斯坦的文章中就有一半是在吹捧他自己），也就是说，他在自己吹捧的人中间也树敌。他发表论文说19世纪的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的巨大差别在于法国作家涉及很多性爱而英国作家却没有，这种观点引起了轩然大波，连我们评论社的读者也感到义愤填膺。 最糟糕的还是他个人行为不检点，丑闻层出不穷。我们评论社的出版商已经得知他在飞机上的事件，这件事也成了闲谈栏目的笑料。他在加利福尼亚学院开巡回讲座时，认识了一位19岁的学文学的“爱读书的”女学生。该生与其说是个爱读书的人，还不如说她像体育界的拉拉队长或是影视界的小明星，他把她带到纽约，同居了六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带着她出席所有的文学派对。奥萨诺年约55岁，虽然还不太老，但也大腹便便，谁看见他们在一起都会觉得不顺眼，特别是当奥萨诺喝得烂醉如泥，而她必须把他弄回家时，更是如此。还有甚者，奥萨诺在办公室工作时也喝酒，此外，他还瞒着他那19岁的女朋友去和一个刚出版了一本畅销书的40岁的女作家胡搞。她那本书其实并不真的那么好，全靠了奥萨诺在书刊评论杂志上写了一篇整整一版的赞美文章，称她为美国未来的伟大的文学家。 我最讨厌他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当别人请他吹捧书时，他总是有求必应。你会发现明明是本平庸的小说，上面却印有奥萨诺的评语：“自从斯泰龙的《在黑暗中躺倒》问世以来，这是一部南方最佳的小说。”或者印有：“这是一本令人震惊的书，它肯定会让你出乎意料。”这种含糊不清的评语，是在两面讨好：既帮了朋友的忙，又暗中警告了读者。 他的健康状况一天天坏下去已经显而易见。我以为他有可能发疯，只是拿不准他将会从哪里开始垮。他的脸虚胖，透出不健康的征兆；他的绿眼睛混浊，闪着不正常的光芒；他走路时脚步不稳，有点跛，或者说有时有点向左跛。我为他担心，因为尽管我不赞成他的作品，不赞成他为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拼命写作，不赞成他企图和一切与他打交道的女人发生性关系的好色行为，我对他还是有感情的。他经常和我谈论我正在写的那本小说，鼓励我，给我出主意。虽然他自己债台高筑，又要为了扶养五个前妻和八九个孩子而花钱如流水，还主动要借钱给我。 看到他能够在短期内出版大量的作品，尽管都不够完美，我也不禁肃然起敬。他总是在一家，有时两三家月刊发表文章；每年他都出版一本令出版商认为与热门话题有关的非小说类的书；他为注评搞编辑工作，每周为它写一篇很长的论文；他还为电影公司写稿……他虽然挣很多的钱，但仍然分文不名。我知道他已经欠下一屁股的债，而且不但借钱，还预支尚未写的书款。我提醒他这样做无异于在自己的脚下挖一个无底深洞，但他总是不耐烦地挥挥手，根本听不进去。 “我手中有救急用的王牌，”他自负地说，“我那本杰作快完成了，也许再过一年就行了，到那时我就又会富起来的。到时候一定可以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领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想想那些高大的可供我们消受的金发女郎吧！”他总是把我当做陪他一起去领奖的人。 有一次，他问我对他写的文学论文的总看法，导致了我们之间认识以来最激烈的一场争执。每当我用一句老话说我只不过是个说书人来做托词，就肯定会激怒他。我经常对他说：“你是个有神圣灵感的艺术家，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有超人的智慧，可以就现代文学的100个不同的课题发表惊人的见解，而我只不过是个打劫保险柜的人，只会把耳朵紧贴着柜壁，等待听到锁栓落入开关位置的声音。” “别提你那关于打劫保险柜的废话了，”奥萨诺说，“你在逃避我。你是个有主见的人，一个真正的小说家，但是你仅仅满足于当一个魔法师，一个骗子，一个可以控制一切的人——控制自己的写作内容，控制自己的生活，躲过一切陷阱。这就是你做人的准则。” “你对魔法师的看法不对，”我很认真地说，“魔法师只玩魔法，除此别无其他。” “那你认为这样就足够了？”奥萨诺问我时，脸上闪过一丝忧伤的微笑。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回答他。 奥萨诺点点头，又问：“你知道吗？我曾经是个大魔法师，你看过我的第一本书，书里讲的全是魔法，对吗？” 我很高兴能够同意他的这一说法，我很喜欢那本书。“是纯魔法！”我兴奋地说。 “但它对我来说还远远不够。”奥萨诺说。 我心里想，这对你来说应该是太不幸了。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说道：“不，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我也不会再这么写了，因为我不想这么写，也可以说我不能这么写了。那本书出版后，我就再也不是魔法师了，我成了一名作家。” 我无动于衷地耸耸肩。奥萨诺看到了并且说：“我的生活乱了套，这点你也看到了。我很羡慕你过的日子，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你不酗酒，不抽烟，不追逐女人，你生活中的乐趣就只是从事写作，偶尔赌一赌。你是个真正的好爸爸，好丈夫。墨林，你是一个不耀眼的魔法师，一个非常安全的魔法师——安全的生活和安全的书本，你已经把绝望驱赶得无影无踪。” 他在生我的气，自以为已经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却不知道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幸亏我并不在乎，这也说明我的魔法还行得通。他所能看到的仅此而已，这对我来说也就够了。他认为我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认为我从未受过苦，也不允许自己受苦，认为我没有尝过寂寞的滋味，而他则是被寂寞残忍地驱使去追求无数个女人，去借酒浇愁，去吸食可卡因。可悲的是他没有认识到关键的两点：他自诩为受苦之人，其实只不过是在发狂，在自寻烦恼，而不是被苦难煎熬；另外，世界上哪个人没受过苦？谁都尝过寂寞的苦涩，只要能从痛苦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受苦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事实上，人生本身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更不用说他的那些什么文学。 有一天，我突然从一个出乎意料的来源获得了一个令我心烦的消息。 那天，我正在评论社上班，接到了阿迪的妻子活打来的电话，她说有重要的事情和我单独谈，要我在阿迪不在场的情况下去见见她，还问我能否马上就去。我心里打了个愣，马上忧郁地联想到阿迪的健康问题——他近来身体虚弱，常常露出倦容，那小个子的英俊外表总是明显地现出已经不堪负荷的样子。我紧张地要求她立刻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是她不肯，只说他身体没有什么病，没有不治之症那类的医学报告单，是她和阿迪两个人的问题，她需要我的帮助。 我立刻自私地松了一口气，很显然是她而不是阿迪有问题。尽管这样，我还是提早下班开车到她家去见她。阿迪住在长岛的北岸，我则住在南岸，所以我们两家的距离并不算远。我估计听她讲完了以后仍可以赶回家去吃晚饭，最多稍为迟一点，我就没有打电话给维丽。 我喜欢到阿迪家串门。他有五个孩子，他们都有许多小朋友经常到家里来玩，潘从来都不介意这些孩子来游戏，还为他们准备了好几罐曲奇饼和大量牛奶。我来到时，只见他们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草地上玩耍。我和阿迪的几个孩子互相打了招呼，潘把我领到那个有一扇巨大凸窗的厨房里。她已经煮好了咖啡，给我倒了一杯之后，就低着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抬起头来，望着我说：“阿迪有个女朋友！” 尽管她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依然显得年轻，身段高挑苗条。她生孩子以前曾显得太瘦，现在恰到好处，配上一张性感的脸，带着圣母玛丽亚的神态，十分动人。她是中西部人，父亲是一家小银行的行长。她和阿迪是在大学时认识的。她家三代人生孩子的个人纪录都没有超过两个，而她却生了五胎。在她父母眼中，她简直成了英勇的壮士，他们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生这么多，我则清楚个中根源。有一次，阿迪见我对此事好奇，曾开玩笑说：“别看她长着圣母玛丽亚似的面孔，她可是长岛上最好色的妻子中的一个，这对我很合适。”如果是别的丈夫这样说自己的妻子，我会感到很气愤的。 “你真幸运。”我只是冷冷地对他说。 “可不是，”阿迪笑笑，“我认为她这样做是因为对我在孤儿院里度过童年而感到难过，她时时刻刻都不想让我有孤独感，这就是她愿意生一群孩子的原因。” “你真是太幸运了！”对此我不能不感慨万分。 现在潘居然这样指控他，我心里很不高兴。我了解阿迪，他是绝对不可能对妻子不忠的，也绝对不会做任何事去危害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家，危害这个给他带来幸福的家。 潘那高挑的身子佝偻着，虽然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仍紧紧盯着我的脸，她知道如果阿迪有婚外恋，他唯一会告诉的人就是我，她希望我的脸部表情会把她丈夫的秘密泄露出来。 “这不可能是真的。”我说，“追求阿迪的女人有的是，但他向来讨厌这种事，他是世界上最老实的人。你知道我不是个设法为哥哥遮掩的弟弟，我从来不说他的坏话，但也绝对不为他护短。” “这个我知道，”潘说，“可是近来他每周至少有三次很晚才回家，昨天晚上他的衬衣上有口红。还有，他老是在我上床后打电话，深更半夜的，他是给你打的吗？” “不是。”我说。现在我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了，这回莫非是真的？打死我也难以相信会出这种事，必须赶快找出事实真相。 “他现在花钱比过去多得多……”潘说着说着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 我问她：“今天他回来吃晚饭吗？”潘点点头。我拿起厨房的电话打给维丽，告诉她今晚我在阿迪家吃饭。我经常会因为想见阿迪而跑去他家吃饭，维丽早就习惯了，所以什么都没问。我放下电话才问潘：“多我一个人吃饭，行吗？” 她微笑着点点头说：“当然行啦！” “我到火车站去接他，”我说，“在晚饭前，我们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我还略带夸张地补充一句：“我哥哥是清白的！” “那当然最好了。”潘微笑着说。 我在车站等候火车的到达，这会儿已是黄昏时分。我心中为阿迪和潘难过，只是伤感中又夹杂有沾沾自喜的成分——以前都是阿迪帮我渡难关，现在终于轮到我来帮他了。尽管有这些明显的证据：衬衣上的口红，很晚回家还半夜打电话，额外的多花钱等等，我还是认为阿迪基本上是清白的，最糟的情况也只会是某个少女的死活纠缠，以致造成他的堡垒被攻破一个缺口，即使是这样，我仍然无法相信他的不忠。阿迪对女性有如此的吸引力是我望尘莫及的，对于这一点，我一向都很嫉妒，现在倒多了一层可怜他的感情，为此还引发了我一个感慨：形象丑陋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阿迪下火车后见到我时，并不显得吃惊，这种我没有事先约好就去看他，还去车站接他的事我以前已干过好多次。我每次这样做都很有点自鸣得意，因为他总是很高兴见到我在等他。今天我仔细观察他，发现他不像以往见到我时那么高兴。 “你来这里到底要干什么？”他问我，但还是微笑着和我拥抱。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他的微笑很甜蜜，很特别，他从童年时代起就这么微笑了，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我是来帮你渡过难关的，”我兴高采烈地对他说，“潘终于抓住你的把柄了。” 他笑出声来说：“天啊，又是老调重弹。”潘的嫉妒一向是我们之间的笑料。 “是的，”我说，“很晚才回家，半夜打电话，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你衬衣上的口红。”我这时的心情很轻松，因为和阿迪一交谈，我就已经明白这是一场误会。 但是阿迪突然在火车站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他的脸上露出倦容。我站在他身旁，心里开始觉得不对劲。阿迪抬起头来望着我，我看见他脸上带有一种奇异的可怜的神情。 “别担心，”我安慰他说，“我会把事情平息下去的。” 他试图微笑，说：“魔法师墨林，你最好还是把魔帽戴上，至少先坐下来。”他点燃了一支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烟瘾也越来越大了。我在他身边坐下来，心里暗暗思忖这回可是真的糟了，同时开始绞尽脑汁设想如何在他和潘之间充当和事佬。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既不想对她撒谎，也不想让阿迪对她撒谎。 “我并没有对潘不忠，”阿迪说，“我想对你说的仅此而已。” 我完全相信他的话，他从来不对我说谎，所以我立刻舒了一口气对他说：“我相信你，但你应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潘，要不然她都快气疯了，她是在我上班的时候打电话给我的。” “如果要告诉潘，我就得先告诉你，”阿迪说，“这可是你最不想听的。” “那么就先告诉我吧，”我说，“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你对我从来都是有话必说，说了又有什么关系？” 阿迪把烟头扔到石块和水泥砌成的站台上，说了一声“好吧”，然后就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小时候相依为命，每当他要安慰我的时候，总是先做这一个动作。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别打岔。”他说。 “好的。”我说，忽然感到脸上发烧，我无法估计他将会说出些什么话来。 “最近几年来我一直在设法寻找我们的妈妈，”阿迪说，“她是谁？在哪里？我们是哪里人？这些问题一直苦苦缠着我，一个月前我终于找到了她。” 我一下子站起来，从他手中把手臂抽回来。阿迪也站起来，想再次抓住我的手臂，一边继续说：“她是个酒鬼，经常涂口红，样子还相当漂亮，但是她独身一人，很想见到你，她说她忍不住……” 我打断他的话，恨恨地说：“别说了，我不想听！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可是死也不会去见她的！” “喂，话可不能这么说……”阿迪说着试图再次拉住我，但我挣脱了走到汽车旁边。阿迪随着我走过来，我们上了车，我开车送他回家。这时我已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并且看到阿迪很沮丧，于是我对他说：“你最好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潘。” 阿迪说：“我会说的。” 我在他家房前的汽车道上停了车。“你不进来吃晚饭了吗？”阿迪问我，他站在敞开的车窗边，再次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不了。”我回答他。 我目送着他走进屋里去，看他边走边把仍在草地上玩耍的孩子们召唤过去，和他们一起走进屋子，然后我才缓慢地、小心翼翼地把车开走。看到别人变得焦虑不安时，我就会努力把自己克制得更加冷静。 回到家，从维丽的脸部表情就可以看出她已经知道所发生的一切。孩子们已经上床，她把晚饭留在厨房的餐桌上。我吃完饭后，她走到炉边，用手抚摸着我的后脑勺和颈部，然后在我的对面坐下来喝咖啡，等待着我谈到那个话题。我还没开口，她忽然又想起一件事，说：“潘要你打电话给她。” 我打电话给潘，她主要是因为把我弄得不愉快而表示歉意。我告诉她这没什么，顺便问她得知真相后心里的感觉是否好多了。她大笑着说：“天啊，我倒是情愿牵涉到他有女友的事。”潘的心情又开朗了，现在我们的位置反而倒过来了：今天早些时候是我同情她，在设法营救她这个濒于险境的人，而现在则是她来帮我渡过目前的情感险关了。她似乎觉得不公平，因此表示歉意，我告诉她别为我担心。 潘在进一步说下去的时候变得有点口吃起来：“墨林，关于你妈妈的事——你不是真的不愿意去见她吧？” “阿迪相信我的话吗？”我问她。 “他说他早就估计到你会这样。”潘说，“本来，直到把你的态度软化之前，他是不准备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你的，都是因为我才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为了这，他很生我的气。” 我笑了，对她说：“你瞧，开始时，是你心里不好受，现在却轮到他心里难受了，还是让他难受好些，不过，他是真正受到伤害的一方。” “那倒是，”潘说，“我也真心为你感到难过。” “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轻松地说。潘表示理解，接着就挂了电话。 维丽在期待着我和她说这件事，所以一直都不动声色地注视着我。 潘和阿迪都已经简要地把事情的概况告诉了她，也许阿迪还把如何处理这件事的方法也向她说过了，因而她非常小心谨慎，可是我知道她根本就没有掌握问题的要害。她和潘都是好人，不过她们都不了解我们从前的处境。她们的父母都曾经阻止并反对她们嫁给我们这些家谱不详的孤儿，我能够想象出来在他们脑子里的那些流传中的类似的故事是如何耸人听闻的：如果家族成员中有疯子怎么办？有退化现象怎么办？有黑人的血缘怎么办？有犹太人的怎么办？有新教徒的怎么办？……现在倒好，有一个非常好的证据在人们根本不需要它的时候自己冒出来了！我可以估计到潘和维丽对阿迪的这份浪漫主义都不会太高兴的——何苦去把失去多年联系的母亲挖出来呢！ “你想不想让她到家里来见见孩子们？”维丽问我。 “不想！”我回答得十分绝对。 维丽面有难色，而且带着害怕的神情。我非常了解她是在担心将来要是她的孩子也这样对待她，该如何是好？ “但她毕竟是你的妈妈，她一定生活得很不幸。”维丽不无忧虑地说。 “你知不知道‘孤儿’这两个字的含义是什么？”我问她，“你有没有查过字典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意思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孩子，或是一个被遗弃的、一个失去母亲的小动物。你需要用哪个定义来解释呢？” “算了吧，别说了！”维丽说着站起来，她看来被我吓坏了，干脆走开去看看孩子们是否睡得安稳，然后回到我们的卧房。我听见她进了浴室以及铺床的声音。这大晚上，我和往日一样，看书和做笔记到深夜，上床时她已经睡熟了。 两个月后，这件事终于结束了。有一天，阿迪打电话告诉我，妈妈又一次失踪了。我们约好在市区碰头并吃顿饭，以便能单独聊聊，当着妻子的面我们无法谈论此事，好像让她们知道了会失去面子似的。阿迪显得很高兴，告诉我她留下了一张便条，还说她酗酒并总是要到酒吧去找男人，说她是个中年的放荡女人，但他还是喜欢她。他让她戒了酒，给她买新衣服，还为她租了一个有家具的套间，又给了她生活费，她也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诉了他。他认为遗弃我们不完全是她的过错。我不让他继续说下去，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听这类故事。 “你还打算再度寻找她吗？”我问他。 阿迪那迷人而又悲凉的微笑又出现了，他说：“不了！你可知道，我实际上使她感到头痛，其实她并不喜欢我在她的身边。起初，当我找到她的时候，她还能扮演一下我希望她扮演的角色，我以为她会出于内疚而将功补过，让我照顾她的，实际上她根本就不喜欢这样的安排。有一天她居然对我频送秋波，我想她恐怕是在寻找刺激。”他笑了起来，“我要她到我家里来看看，但是她不愿意，不来也许是件好事。” “潘对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我问他。 阿迪开心地大笑起来：“天啊，她竟然嫉妒我妈妈！当我告诉她这一切都已经结束时，你真该看看她脸上那种松了一口气的表情。弟弟，有句话我非得对你说，当你听到这个消息时，倒显得无动于衷似的。” “因为我压根儿就对此事毫无兴趣。”我回答他。 “是的，”阿迪说，“我知道。这没关系，而且我认为你根本就不可能喜欢她。” 六个月后，阿迪的心脏病发作，还好，不太严重。不过他在医院里也躺了好几个星期，出院后又全体了一个月。他住院期间，我天天都去探望他，而他却一直坚持说这只不过是消化不良，是个可住可不住院的慢性病。我专程跑到图书馆去寻找有关心脏病的书籍来看，从书中得知他的症状是心脏病人的普通状况，有时他们的自我感觉会是正确的。潘则是大惊小怪，阿迪出院后，她严格控制他的饮食，把家里的香烟全部扔掉，自己也戒了烟来促使阿迪戒烟。这是一件对于阿迪来说绝非容易的事，他居然也真的做到了，把多年的大烟瘾彻底戒掉。也许是因为这次心脏病发作的确使他感到震惊，所以他现在也学会照顾自己了。出院后，他遵照医嘱，坚持长距离散步，注意饮食，绝不再碰烟草。过了六个月，他的气色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我和潘都松了一口气。“感谢上帝，他终于彻底戒了烟，以前他曾经一天抽三包烟呢，就是这样抽使他患了心脏病的。”潘说。 我点点头，可是心里并不同意她的话，我一直认为是因为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设法找回了自己的母亲，结果却以更大的失败而告终，造成了他心灵的创伤才得了心脏病。 阿迪的病刚好，就轮到我碰上了麻烦——我丢掉了在文艺评论社的工作。不是出于我的过错，而是因为奥萨诺被解雇，我作为他的得力助手，也一起被解雇了。 奥萨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风浪，他对全国最有权势的文学界颐指气使，对政界刚愎自用，对文化狂热者视而不见，对妇女解放运动以及激进分子肆无忌惮；他有性丑闻，他在体育界赌博，他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游说诺贝尔文学奖；他曾出版一本为色情业辩护的非小说类的书，这本书不是为弥补它的社会价值，而是为了知识分子中的穷人反社会名流的乐趣而出版的。鉴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林林总总的劣迹，出版商早就打算解雇他。他们之所以迟迟不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他当了编辑后，评论杂志的发行量足足增长了一倍。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确挣钱不少。我还为奥萨诺写了许多文章。他只需花15分钟对某个题目的看法大吹大擂一番——通常都是些离经叛道的观点，我就能模仿他的风格把文章炮制出来。这种根据他那15分钟的面授机宜，我不费吹灰之力写出来的文章，让他过目一遍，有时再加入几笔佳句，就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稿费，然后我们把它平分。他稿费的一半都比我的稿费多一倍。 即使是这种行径也不至于使我丢掉饭碗，把我投入这一困境的是他的前妻文蒂。这种说法也许不够公平，准确地说应该是奥萨诺把我们都投入了困境，而文蒂则是那个把刀递给他的人。 奥萨诺又在好莱坞呆了四个星期，这段时间杂志社的事务基本上由我为他顶着，他去那里是为了完成电影脚本方面的工作。在这四周里，我们雇请了一个专职信使往返于纽约和洛杉矶两地，让他把我决定登载的评论文章送去给奥萨诺过目批准。终于，奥萨诺完成了好莱坞的事回到了纽约，他为所有的朋友开了一个派对，庆祝自己的凯旋归来以及在好莱坞赚到了大把的钱。 派对在他最后一位前妻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所居住的东区黄石公寓举行。奥萨诺自己住在乡间的一个小小的公寓里，他只能够住得起这样的公寓了，这次就是因为它太小，不能在那里举办派对。 我去参加这个派对是因为他坚持要我去。维丽不肯去，一是因为她不喜欢奥萨诺，二是因为她不愿意参加她家族以外的派对。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心照不宣地默定了一些协议，例如只要条件许可，我们互相不陪同出席彼此的社交活动。我的理由是我忙于写小说，还要赶着写出版社的约稿；她的理由是她必须照顾孩子，而且她从来不信任临时保姆。我们都对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尤其是对她更方便。我除了哥哥阿迪和杂志社，没有其他的社交活动。 不管怎么说，奥萨诺的派对在纽约是个大事件。纽约的报社、书评杂志社的重要人物，那些仍然和奥萨诺保持友好关系的评论家都出席了。我当时正坐在一个角落里和奥萨诺的最后一位前妻聊天，突然看见文蒂走进来。我立刻就想到这回又要有麻烦了，因为我知道她没有受到邀请。 奥萨诺也在同一时间看到她，于是迈着蹒跚的步履向她走去——他最近几个月走路的姿态都这么怪怪的。他已经略带醉意，我担心他会因发脾气而出丑，或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因而马上站起来走到他们那边去。我刚巧听到奥萨诺向她打招呼。 “你究竟想干什么？”他问她。他在生气的时候，样子是很可怕的。虽然我从他描述过的文蒂的概况中知道，她是唯一敢把激怒他作为取乐的人，然而今晚我仍对她的举动感到吃惊。 文蒂身穿牛仔裤和一件毛衣，头上绑一条围巾，这装束使她的瘦脸活像美狄亚。她那头鬈曲的黑发从围巾里伸出来，仿佛是一条条纠缠在一起的黑蛇。 她以胜利者的姿态，不怀好意地瞪着奥萨诺，神情非常平静。她又长时间地环顾这个房间，似乎是因为奥萨诺把她排斥在闪光的文学界之外，现在她要把它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似的。她那因仇恨而变得憔悴的脸带着满足的表情对奥萨诺说：“我有重要的事情相告。” 奥萨诺把杯中的酒喝干，对她恶意地笑着说：“说完后马上给我滚！” 文蒂严肃地说：“是个坏消息！” 奥萨诺夸张地哈哈大笑起来，她的话使他觉得滑稽。“你本身就永远是个坏消息。”他一边说一边忍不住笑起来。 文蒂不动声色地满意地注视着他说：“我必须单独和你谈谈。” “哦，见鬼！”奥萨诺说。他深知文蒂总是以无理取闹为乐趣，在目前的场合还是不要和她正面冲突为好，所以他领她上楼到他的书房去。事后我估计他不带她到卧房去的原因，可能是怕自己会忍不住想和她造爱，她对他仍有那种吸引力。为了避免看到她在拒绝他时的洋洋得意相，他就把她领进了书房，因而也就铸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这间书房是他最喜爱的一个房间，所以仍然作为他的工作室而保留着。书房里有个大窗口，他喜欢在写作的间隙望着窗外，观察街道上的动态。 我呆在楼梯的底层，自己也不明白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冥冥中总觉得奥萨诺需要帮助，因而我是第一个听到文蒂恐惧的尖叫声和立即对此采取行动的人。当时一听见声音不对我就转身冲上楼梯，踢开了书房的门。 我刚好看见奥萨诺抓住文蒂，而她则用那瘦弱的手臂敲打他，企图挣脱出来。她那瘦骨嶙峋的双手弯曲着，十只手指像爪子一样张开去抓他的脸。她的样子很惊恐，但又似乎显得很得意。奥萨诺右脸颊上被抓破的两条伤痕在流血。说时迟，那时快，我根本来不及去阻止他。奥萨诺在文蒂的脸上揍了一拳，她不由自主地向他倾斜过来，他就顺势使出吃奶的力气，一把将她举起来，从挂着一幅画的窗口扔了出去，就好像她仅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洋娃娃似的。窗破了，文蒂轻飘飘地飞了一段距离，跌落在街道上。 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此时究竟是文蒂那娇小的身体破窗而出跌落下去的情景还是奥萨诺疯狂的脸部表情更让我吃惊，只记得一边冲出书房一边大喊：“快叫救护车！”经过走廊时，我顺手抓了件外衣，快步跑到街上。 文蒂躺在水泥地上，活像一只断了腿的昆虫。我在跑出户外的时候，看见她正挣扎着用手脚支撑着想爬起来，勉强撑到膝盖那么高，又身不由己地瘫倒在地。 我跪在她旁边，用外衣盖住她的腹部，又脱下自己的上衣包裹住她头以下的部位。她处在极其痛苦之中，不过她的嘴、耳等地方并没有像一般坠楼者那样流血，眼睛里也没有我在战争年代见过的那种垂死的神情，事实上，她很快就平静下来了，神态安详。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还很暖和。她睁开眼睛四处看看，我对她说：“你会好起来的，救护车很快就会到，你会没事的。” 她又张开眼睛，看着我微微一笑，这时候的她显得很美丽动人，可以说直到此刻我才明白奥萨诺为什么会对她如此入迷。她很疼痛，居然还大笑着说：“我到底把那个狗杂种给套住了！” 人们把她送到医院后，发觉她仅仅是锁骨骨折和断了一只脚趾，而且神志完全清醒，能描述所发生事情的全部经过。警察上门找奥萨诺并把他带走。我打电话通知奥萨诺的律师，他让我尽量少开口，说他会负责把事情妥善处理的。他认识奥萨诺和文蒂很久了，比我更了解他们之间的内幕，他还要我在接到他的电话以前不要离开我目前所在的地方。 侦探要询问一些客人作见证，包括我在内，派对自然不欢而散了。我说除了看见文蒂从窗口掉下去什么都没有看见，我还特意对他们说，我没看见奥萨诺接近过她，他们听后也没提什么异议。奥萨诺的最后一位前妻给我一杯酒，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她脸上带着奇特的微笑说：“我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足足等了三个小时，那个律师才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已经把奥萨诺保释出来了，准备送他回他那乡间的带厨房厕所的单间公寓，还说看起来得有人陪他几天。律师问我这几天能否和奥萨诺在一起，以免他和报界乱扯。我答应说可以，然后律师简要地向我介绍了情况：奥萨诺的供词说文蒂袭击他，而他甩开她时，她失去了平衡跌出了窗户，向报界发表的内容也是这么说的。律师又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他会说服文蒂为了她自身的利益维护这一说法，因为如果奥萨诺去坐牢，她就将失去扶养费和孩子的生活费，只要不让奥萨诺乱讲话，这个事件过几天就可以平息下去。奥萨诺将由律师陪同过一个小时后到达公寓。 我离开黄石公寓坐出租车赶去乡间公寓。到了那里后，还不见他们的踪影，我就坐在公寓的门廊上等他们，直到律师的由专职司机驾驶的高级轿车到来，奥萨诺下了车。 他的样子很可怕：眼珠突出，皮肤由于紧张而呈灰白色。他从我身边走过去时，连招呼也没打。我赶紧跟着他进了电梯。他在家门口拿出钥匙，但是手抖得很厉害，我替他开了门。 我们一走进他那窄小的单间公寓，奥萨诺就扑通一声倒在那张坐卧两用的沙发上。他仍然对我一句话都不说，看也不看我一眼就躺下了。由于是担心而不是绝望，他用脸把双手压住。我环顾了一下这个单间公寓，心里不禁为他叫苦：世界最著名作家之一的奥萨诺竟然住在这样的一个洞穴里？不过我很快就记起，他也很少在这里住，他通常都是住在汉普顿或普林斯唐的家。有时则在某个和他有恋情的富有的离婚女人的家里住上几个月。 我在一张布满灰尘的椅子上坐下来，同时把一堆书踢到角落去。“我对警察说我什么也没看见。”我打破沉默对他说。 奥萨诺坐了起来，手已经从脸部移开了。我吃惊地发现他满面都是野性的笑容。 “上帝啊，你觉得她在空中航行的姿势如何？我以前就说过她是个巫婆，我根本就没有使劲地扔她，是她自己在飞翔。”他说。 我盯着他的脸，冷冷地说：“我认为你这是疯了，你最好去看看心理医生，我忘不了文蒂躺在街上的情景。” “屁话！她会没事的。”奥萨诺说，“你却不问问我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你认为我会把所有的前妻都从窗口扔出去吗？” “用什么借口都是徒劳的。”我说。 奥萨诺大笑起来，说：“你根本不了解文蒂。我敢和你赌200美元，当我告诉你她对我说了些什么后，你就会同意，如果换了你，你也会这么干。” “赌就赌！”我说着走进浴室，湿了条毛巾扔给他。他抹了一把脸和脖子，发出被冷水刺激皮肤后的快慰的赞叹声。 奥萨诺在躺椅上弯腰向前倾斜着，告诉我：“她提醒我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她写了多少信给我，都是为孩子讨钱的，当然我一分钱也没有寄给她，因为明知道她会把钱花在她自己身上。接着她说当我在好莱坞时她不想打扰我，即使我们最小的儿子患了脊椎髓膜炎，而她由于没有足够的钱，不得不把他送到市立医院的慈善病房时，也没有告诉我，你能想象得出她是这样一个狠心的贱妇吗？儿子病了，却不打电话给我，为的是把罪名强加于我身上！” 我知道奥萨诺非常疼爱所有前妻生的孩子，我对他这种疼爱孩子的热切心肠也同时感到不可思议。每当孩子们过生日，他就给他们买礼物，夏天总把孩子们接来和他一起住，此外，他一有空就会上门去看望他们，带他们去看戏、吃饭，或者去看球赛。我现在倒是对他不担心那个有病的孩子感到纳闷，他完全明白我此时的想法，所以说： “其实那个孩子只是由于呼吸道感染而发高烧。刚才你在为文蒂的伤势关怀备至，我则趁警察到来之前打电话给医院，他们告诉我不必担心，我又打电话给我的医生，现在他已经把我的孩子送到一家私立医院，一切都办妥了。” “你要我留下来吗？”我问他。 奥萨诺摇摇头说：“我得去看望那个生病的孩子，因为我把他们的妈妈弄伤住院了，我还得去照料其他的孩子，不过那条母狗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我在离开他之前，又向他提了一个问题：“当你把她扔出那个窗口的时候，你是否记得那个窗口离地面有两层楼的距离？” 奥萨诺又大笑起来。“当然记得，”他说，“不过，我怎么也估计不到她会飘出去那么远。我对你说过她是个巫婆。” 第二天，纽约所有的报纸都以头版登载了这件事。奥萨诺实在太出名了，动不动就要享受这种待遇。好在文蒂没有坚持提出指控，至少奥萨诺不必去坐牢，她改口说也许是由于自己失足才从窗口跌落下来的。然而她是在第二天才这样说的，而且伤害已经造成了。人们让奥萨诺体面地辞去了书评杂志社的职务，我也和他一起辞职。有位专栏作家风趣地说，如果奥萨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他将是第一个将自己的妻子从窗口扔出去的获奖者。人人都清楚出了这么个小小的喜剧之后，奥萨诺获此奖的希望已经绝对破灭，评委们怎么可能把如此崇高的备受尊敬的诺贝尔奖授予一个像奥萨诺这样的卑鄙人物呢？至于奥萨诺在事后不久写的讽刺小品，介绍谋杀妻子的十种最佳办法，更是不但于事无补，反而雪上加霜。 目前我们两人都面临严峻的问题：我不得不在失业的情况下靠自由职业谋生，而奥萨诺则必须找个地方躲起来，使新闻界不能再找他的麻烦。这一次，我倒可以为他效劳了，我打电话给在拉斯维加斯的科里，把奥萨诺的处境告诉他，问他能否把奥萨诺安置在桑那都大酒店两个星期，我知道不可能有人会想得出来到那里刺探他的情况，他可以安静地休息一下。这回奥萨诺倒很合作，一口就答应了去那个他从未涉足过的赌城拉斯维加斯。 第二十六章 妥善地安顿好奥萨诺之后，我就着手解决自己的当务之急。我没有工作，必须尽可能多地找些零打碎敲的活来干，于是我就经常为《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写书评，书评社的新编辑也给了我一些东西写，但是没有固定的收入还是使我焦虑不安，这也就促使我下决心要全力以赴尽早把拖了几年的小说写完，希望能因此挣到许多的稿费。 随后的两年，我的生活平淡无奇，基本上都是每天在工作室里呆上12至15个小时，有时和妻子到自选商场去购物，只有在星期天以及夏季，为了让维丽得到休息，我才会带孩子们到琼斯海滩去玩。平时为了能坚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我偶尔要靠服兴奋药来提神。 在那段时间里，我曾经约过埃迪·兰舍到纽约吃过几次饭。埃迪已成为好莱坞的专职电影剧作家，很明显，他已经放弃写小说了。他很喜欢好莱坞的生活，喜欢那里的女人和容易挣到钱，他甚至发誓不再写小说。他创作的四个电影剧本都成了热门电影，制片商们都愿意和他合作。他曾提出如果我愿意出道的话，他可以在那里给我安排个工作，和他一起干。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我根本就不想在电影界发展，原因在于尽管埃迪给我介绍了许多有关电影界的趣闻，有一点仍非常清楚，那就是当一名电影剧作家乏味得很，因为从此你就不是一个艺术家，你只不过成了一个把别人的思想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传声筒而已！ 这两年时间里，我大约每个月见奥萨诺一次，当年他只在拉斯维加斯呆了一个礼拜就失踪了，科里还打电话来抱怨说奥萨诺带着他最宠爱的女友，一个名叫查理的女郎私奔了。科里并不很生气，他只是感到很吃惊。他告诉我那个女郎很漂亮，在他的引导下，正在拉斯维加斯赚大钱，生活得很美满，而她竟然放弃了这一切，和一个肥胖的、疯疯癫癫的落泊老作家私奔，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我对科里说我又欠了他一次人情，并答应他如果我在纽约见到那个女郎和奥萨诺在一起，就一定会为她买一张回拉斯维加斯的机票。 “你只要告诉她和我保持联系就行了。”科里说，“告诉她我很想念她，告诉她我爱她，反正你想告诉她什么都可以，我只是想要她回来，在拉斯维加斯，那女郎对我来说是个价值连城的人物。” “好吧！”我说。但是每次和奥萨诺在纽约一起吃饭时，我发现他总是一个人呆着，根本不像是个有能耐赢得一个年轻美貌并且具有科里描述的那些优点的女郎欢心的人。 听说别人取得成功和名声大振时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名声就像流星似的，一下子不知从何处就冒了出来，璀璨夺目，可是当我获得成功和名声时，却显得非常平淡无奇。 我过了两年隐士般的生活，那本小说终于写完了，我把它交给出版商后就把这件事扔到九霄云外。过了一个月，我的编辑把我请到纽约，告诉我他们已经把我的小说以5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平装书籍出版社出版，我听后又惊又喜，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以前人人，包括编辑、代理人、奥萨诺、科里等都曾提醒我说这么一本描写绑架一个小孩，又以绑架者为主人公的书是不对大众胃口的，现在却完全出乎意料。我把自己的惊奇对编辑说了，他的答复是：“你的故事写得很动人，大众就觉得可以接受了。” 当晚我回到家里，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维丽，她也不觉得很惊喜，只是平静地说：“这下子我们就可以买一栋大一些的房子。孩子们已经渐渐长大了，需要更多的活动空问。”生活一切如常，除了维丽在离她父母家只有十分钟车程的地方发现了一栋合适的房子，我们很快就买了下来并搬了进去，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本小说出版后，立刻成为全国最畅销的书，但是它似乎并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我苦苦思索这是为什么，终于意识到因为我的朋友寥寥无几——这么些年来，我只交了科里、奥萨诺、埃迪·兰舍这几个朋友，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和我分享成功的快乐的确不成气候，当然还有最为我感到自豪的我的哥哥阿迪，他本来打算为我举行一个大型派对来庆祝我这本小说的出版，在知道我坚持不肯参加的决定后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奥萨诺登在文学评论扉页的对我的这本小说的评价也使我大为感动，他热情洋溢地赞扬了这本小说的长处，同时也中肯地指出了书中不足的地方。由于我们是朋友，所以他对这本小说的评价太高，同时，按照他的一贯作风，在评论的后面，他又提到了他自己和他那本正在创作中的小说。 我打电话到他的公寓去，但没人接，随后我给他写了封信。收到了回信后，我们在纽约共进晚餐。他的气色很差，却有个年轻美丽的金发女郎陪着他。她极少说话，可是吃的东西比我和奥萨诺的加起来还要多。他介绍说她的名字是“查理·布朗”，我马上就意识到她是科里的女人了，但是我没有把科里托的口讯传给她，我怎么能忍心伤害这时候的奥萨诺呢？ 有一个趣味盎然的插曲令我久久难忘，那一次我自告奋勇留在家里照顾孩子一整天，好让维丽去采购衣服。她临出门时，我告诉她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她是和几个女友一起去的，回来时拎着大包小包一大堆。当时我正在设法写一本新书，可是还没有理出头绪来。她兴致勃勃地把购买回来的东西拿给我看，先是打开了其中的一个盒子，拿出一条款式新颖的黄色连衣裙来让我评价。 “买这条裙子花了整整90美元，”维丽说，“你能相信吗？单一条夏天穿的裙子就要90美元！” “这条裙子真漂亮！”我赞赏她有眼光，她高兴地把裙子披在身上让我细瞧。 “你知道吗，我迟迟下不了决心到底是买黄色的呢，还是买绿色的？最后我还是买了这条黄色的，我认为我穿黄色的衣服更好看一些，你的意见呢？” 我笑着说：“宝贝，难道你就没想过你可以两种颜色的都买？” 她迷惑不解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自己也笑了起来。我说：“其实你可以黄的、绿的、蓝的、红的……总之你喜欢的都买回来呀！” 我们两人都会心地笑了，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过上了比较富裕的新生活。不过，总的来说，我发现物质生活上的成功并不如我原来想象的那么有趣，那么令人满意，于是，我就像惯例那样，对这个科目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结果发现我的遭遇很普遍，难怪世界上有很多人奋斗了一生，在到达事业的巅峰之后，却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时值冬季，我决定带全家到波多黎各去度假，这是我们婚后第一次有经济能力出国旅游，我的孩子们甚至连夏令营都没有去过。 一到波多黎各，我们就尽情地玩乐：游泳啊，享受热的乐趣、街的景色、异国的食物啊，尝试早上还在寒冬中发抖下午则在酷热之处出汗的滋味啊，总之，在这个阳光普照、柔风吹拂的旅游胜地，我们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晚上，我陪维丽到旅馆开设的赌场去碰运气，孩子们都安分地坐在大厅的柳条椅上等我们。维而每隔15分钟左右就跑到大厅去看看他们是否安全，最后她终于忍不住带他们先回我们的套间休息去了，我就单独留下来赌到凌晨四点钟。我现在富裕了，连运气也好了起来，一下子就赢了几千块钱，最奇怪的是，我在赌场赢了这点钱后的欢喜若狂居然超过了由于写作成功而获得大量稿费时的兴奋心情。 我们刚度完假回到家，又有一件更大的惊喜在等着我：有一间名叫莫勒马的电影制片公司出资十万购买了将我那本小说改编成电影的版权，另外还给五万美元和差旅费要我到好莱坞去写电影脚本。 我和维丽商量这件事，我本人是不愿意去写电影剧本的，所以告诉她我准备出售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版权，不打算接受写剧本的合同。我原以为她听后会感到高兴，然而她却这样对我说：“我认为你去那里对你有好处，这样你就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多认识一些人。你知道吗？我有时真为你担心，你实在太孤独了。” “我们可以全家一起到好莱坞去。”我说。 “不，”维丽说，“我在这里和父母家人一起很幸福，而且我们也不能让孩子们离开学校，我更不想让他们在加利福尼亚那种地方长大。” 维丽和所有的纽约人一样，认为加州是美国的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前哨，那里充斥着瘾君子、强奸犯和会枪杀天主教徒的疯狂的牧师。 “合同期是六个月，我在那里干了一个月后就可以在两地来回穿梭。”我只好同意她的意见。 “那太好了，”维丽说，“另外，实话对你说，我们也应该分开一段时问。” 她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可不想离开你！”我马上声明道。 “但我却想离开你一段时间，”维丽说，“有个男人整天在家里工作太让人紧张了。不信你可以问问任何一个女人，这种方式完全打乱了我料理家务的程序。以前因为你租不起工作室，我一直都不敢有任何怨言，但是现在你租得起了，我就希望你别再继续呆在家里工作。你可以租个地方一早去上班，晚上回家，我敢打赌，这样你会干得更出色。” 我直到现在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对她的话耿耿于怀，可能是因为以前我一直觉得留在家里工作是件愉快的事，没想到她却宁可我不在家吧？这也大伤我的心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才决定了接受去加州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这个建议。这么干也许太孩子气，似乎是因为她不喜欢我呆在家里，所以我就离开家，让她尝尝我不在家的滋味，尤其是直到那时，我都是认为看看好莱坞的书还可以，到那里去并不在我的兴趣范围之内。 我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已经过了相当一部分，奥萨诺曾经在他书评里说过：“所有的小说家，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全是英雄——他们都必须具有圣人的信念。因为他们是在单独作战，而这个丑恶的世界对他们从来就那么苛刻，所以他们的失败多于成功；他们往往力不从心（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小说都有弱点，都容易成为别人攻击的目标），何况在这个世界里有种种意想不到的烦恼，再加上孩子的疾病、朋友的背叛、妻子的不忠等等，这一切都得抛开；他们尽管身上伤痕累累，还是得继续战斗，同时盼望着有奇迹发生，能够给自己补充新的力量。” 我虽然不赞成他这种通俗剧似的说法，但我仿佛要抛开他所说的英雄的那种感觉却是真的，至于这是否就属于作家的典型的多愁善感，我倒不想去做深入探讨。 第二十七章 莫勒马电影公司虽然只是缪斯·瓦特伯的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附属公司，却享有独立的和创造性的制片自由，也有自己的一套设备，这样，伯纳德·莫勒马就完全有权拍摄他计划中要拍的电影，把约翰·墨林的小说改编成电影便是他今年计划里的一个组成部分。 莫勒马一心要做的事就是拍摄优秀的电影，这也正是最不容易办到的事，尤其是有瓦特伯的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在后面密切地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就更难从心所欲地拍出优秀的电影来。他极其讨厌瓦特伯，人人都知道他们是一对冤家，不过和瓦特伯这个冤家打交道也是很有趣的，而且莫勒马很佩服瓦特伯在财经和管理方面的天才，他深知作为一个电影制片商如果没有这种天才，根本不可能在好莱坞有立足之地。 莫勒马把自己的豪华办公室安置在公司的角落里，在那儿他得对待一个比瓦特伯更令他头痛的人物，那就是杰克·郝林南。虽然此君的地位不如瓦特伯，然而基于天天都得和他打交道的原因，所以他更让人讨厌。正如莫勒马戏称的那样，如果瓦特伯是直肠癌，那么杰克·郝林南就是痔疮了。 杰克·郝林南是一位负责公关的副总裁，每当他履行他的公关第一把手的职责时，总会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和惊人的诚意。假如他请你干一件极需勇气才行的事而遇到你的拒绝，他就会热情洋溢地肯定你完全有权利拒绝，他的口头禅是：“你对我说什么都可以，我绝对不会企图说服你去干你所不愿意干的事，我只不过是征求你的意见而已。”这家伙最喜欢刨根问底，甚至连某人从帝国大厦往下跳后死了一个小时，他还要追问为什么那人要采取跳楼的自杀方式，他这种死死纠缠的做法最经常表现在使他的新影片能在《时代报》占有一定的篇幅上。 但如果和老板们，比如和负责瓦特伯三重文化国际电影制片厂生产的副总裁，或者和莫勒马影片公司的墨林电影以及他自己的客户尤格·克林诺打交道时，他就坦率得多了，现在他就正在和伯纳德·莫勒马开诚布公地交谈，他知道莫勒马没有时间和他磨牙。 郝林南说：“我们遇上麻烦事了，我认为刚拍好的那部该死的影片将是自长崎以来最大的原子弹。” 自台尔伯格以来，莫勒马可谓电影厂里最年轻的头头了。他也习惯喜欢扮演哑巴天才的角色，只见他板着脸说：“我不知道那部电影到底怎么样，但我认为你是一派胡言，其实你真正担心的是克林诺。你要我们出大价钱，仅仅是因为那家伙决定亲自导演，所以你就想给他买保险。” 郝林南是尤格·克林诺的私人公关代表，年薪五万美元。众所周知，克林诺是个出色的演员，同时也是个极端的自大狂，这种毛病在顶级的男女明星中，在导演中，甚至在幻想成为剧作家的女场记员中都屡见不鲜。狂妄自大病在电影界就像肺结核病在矿区那么普遍，它有传染性和破坏性，但还不至于致命。 事实上，他们的狂妄自大也使他们变得更有趣味性，对克林诺来说尤其如此。他在银幕上充满活力的表演使他成为全世界最出名的50个男人中的一个。在他的住所挂的一幅幅新闻故事画和用红色蜡笔画的传奇故事，据说是“为了性交”，对此郝林南还用加重语气的口吻不无赞赏地说：“克林诺会和一条蛇交配！”他说这句话时的口气似乎不是在做一般的介绍，而是在讲为他的客户特意创造出来的广告词。 克林诺在一年前就坚持要亲自导演他的下一部电影，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明星寥寥无几，不过这次给他提供的预算很少，而且要他签订了保证完成的契约后，他才能得到预支和将来可能分利的合同，合同上还注明了莫勒马影片公司最多只能投入200万，并且以后不能再追加经费。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防止克林诺一时疯狂起来，每场戏都要拍上100次。要是拍他与最新的女友面对面交媾或是把最新的男友压在下面干的这类镜头，他还能够注意到不让影片中出现过露的画面，最怕的是他往往把电影脚本当儿戏，心血来潮时就让灯光柔和地照射在他那若隐若现的绝望的脸上，再配上冗长的独白，完全不管效果如何。他曾经向公众讲述过他那不幸的童年，以此来解释他为什么要在影片中玩弄男孩和女孩，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他的童年幸福，现在绝对不会出现这些变态的行为。更让人头痛的是凡有他的镜头，在最后剪辑阶段，厂方都不能够合法地在剪辑室补救，除非实在是不剪掉不像话了才可以这么干。莫勒马并不担心这些，他知道只要有克林诺这个明星领衔主演，厂方就能够赚回200万，既然这一点不成问题了，其他的事情办起来就容易得多。万一出现了最糟的情况，他还可以在发行影片前删除掉那些不雅镜头，使谁也见不到它们，这样，他的主要目标还是达到了。对于由克林诺主演根据约翰·墨林的最畅销小说改编成的电影能够给厂方带来丰厚收入这一点，莫勒马信心十足。 郝林南说：“我们得发起一场运动，不惜花上一大笔钱，总之我们要高水平地推销这部电影。” “我的上帝！”莫勒马说。他在通常情况下更讲礼貌些，但他对克林诺、郝林南感到厌烦，也对电影感到厌倦，觉得电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还对俊男美女感到厌恶，认为他们太矫揉造作。他现在连加利福尼亚的天气都感到讨厌。在他所有憎恶的对象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郝林南和克林诺，为了消遣，他还研究了这两个人的外表和内心世界。 郝林南衣冠楚楚：丝质的西装，丝质的领带，意大利皮鞋，派革特表，连眼镜框都是特别的，黑色中点缀着金色。他长着一张天真无邪的爱尔兰人的脸，令人一看就想起星期天早晨出现在加州电视屏幕上的那位善良的精灵似的牧师的脸，他的这种形象使人难以相信此君竟然是个黑心肠的狗杂种，而他还居然以此为荣。 几年前，克林诺和莫勒马在餐厅里大吵了一架，彼此破口大骂。这件事在报纸专栏和贸易版中大肆张扬，成了人们的笑柄。原来这也是郝林南设计的一个阴谋，目的是让克林诺在这次争吵中成为英雄，而莫勒马却成了胆小的坏蛋，以造成懦弱的电影制片厂老板向英勇的电影明星低头的轰动效应。郝林南确实是个要阴谋的高手，但也缺乏远见，这几年来莫勒马一直都在和他算账。 在过去的五年中，报纸上月月登载有关克林诺仗义疏财，帮助穷人的动人文章。例如，有个患白血病的住在西伯利亚的少女希望得到献血者的支援，各大报纸的第五版马上全登有克林诺已派出他的私人喷气机飞往西伯利亚的消息；一个黑人由于抗议和示威被投入监狱，克林诺寄去了保释金；一名有七个孩子的意大利裔警察在纽约黑人区哈林遭到黑豹党的伏击被砍死，克林诺立即寄去了一万美元的支票给寡妇，同时还为七个孩子设立了奖学金；一名黑豹党的成员被指控杀害了一个警察，克林诺也汇去一万美元，作为他的辩护费；每当哪个著名的昨日明星患病了，报纸就宣传克林诺曾经打电话到他治病的医院去，向他保证会在自己的下部影片中让他演一个小角色，从而使这个老演员有生活费……真是不胜枚举。一个有怪癖的千万富翁很反感他这种哗众取宠的慈善举动，在一个公开场合攻击克林诺的慷慨大方是在沽名钓誉，对他大泼污水，当时的场面是如此滑稽，以至于连神通广大的郝林南也无计可施。 郝林南还有很多不宜公开的才能，比如他的嗅觉极其灵敏，能从众多的小影星中一眼看出哪个愿意以身相许，因而他在好莱坞的拉皮条声誉不胫而走。郝林南经常到处吹嘘自己在这方面的特殊才能，说什么“对任何女星，你只要不断夸她的床上功夫如何了得，一个晚上夸她到第三次时，她就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扒下你的裤子”。他充当克林诺的前锋，曾经有许多次先检验过少女的床上功夫，然后才把她奉献给克林诺。如果是太神经质的女郎，即使按照色情标准衡量算是可以，也无缘经他的手和克林诺幽会。郝林南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克林诺不接纳的女人，仍值得重新动议。” 莫勒马今天第一次感到愉快，高兴地对郝林南说：“别指望在广告上多花钱，这不是那种类型的影片。” 郝林南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他，说：“私下通过几个重要的批评家来宣传这部影片如何？不是有那么几个大头还欠你的人情吗？” 莫勒马平淡地回答：“我可不想为了这部影片而浪费了我的人情账。”他没有说出来其实他已经着手准备为了下一年的重头电影动用他所有的人情债。对于筹划中的影片该动用哪些人情资本，他早就有所盘算，那部片子不归郝林南管，何况他打算清真正的明星来演，而不是克林诺。 郝林南又一次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他，然后说：“也许我应该亲自发起一场宣传运动。” 莫勒马不无担忧地说：“一定要记住它还是莫勒马电影公司的产品，有事不能瞒着我，行吗？” “那当然！”郝林南用充满强调的口吻说，似乎他从来未想过任何别的东西。 莫勒马冷静地补充一句：“杰克，记住有一条，你不能跨越过我的界线，不管你是谁！” 郝林南献媚地笑着说：“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难道我忘记过吗？喂，听我说，有位从比利时来的大美人，我把她安顿在贝佛里山旅馆的平房里，我们明天开个早餐会，好吗？” “改天再说吧。”莫勒马说。他对从世界各地飞来好莱坞出卖色相的女子早就腻透了。这些容貌姣丽美艳，体态苗条可人，衣着时髦的美女，经常和他在派对、签约、餐馆以及首映式等交际场合上见面，已使他腻得恶心。他在好莱坞不但享有最具天才的制片人的美誉，而且拥有占据着最美丽女人的名声，只有他的密友才知道他更喜欢和在他大厦里服务的丰满的墨西哥女佣造爱。莫勒马深知自己够帅气，不甘心拜倒在盛气凌人的美女们的石榴裙下。 如今，到了人生的收获时期，莫勒马一心一意要拍出好电影，他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晚饭后钻进剪辑室，给一部新片子剪辑，而且每次都干到凌晨 莫勒马领郝林南刚准备走出门，秘书小声告诉他小说的作者和代理人多兰·路德正在等候他的会见，莫勒马请她把他们带进来，他正好将他们介绍给郝林南。 郝林南迅速地瞄了这两个人一眼。他认得路德，觉得他真诚，有魅力……简而言之，是个精力旺盛的人。这种人属于一种类型，而一看作家就知道属于另一种类型。在影城，通常发生的情况都是这样：天真的小说家来到好莱坞改编电影剧本，一下子就被这里的花花世界弄得晕头转向，又被制片商、导演和制片厂的老板骗得忘乎所以，然后还迷恋上某个小影星，为了这个和每个导演都私通的滥情的女人而毁了自己的生活——和结婚20年的妻子离婚，然后对自己并不怎么样的小说在银幕上被删改得面目全非而愤愤不平。眼前的这个作家也一个样，他沉默寡言，很明显是个怕羞的人，而且衣着像个笨蛋，不是那种追求时髦的笨蛋——包括像莫勒马这样的天才制片商都心甘情愿做时髦的奴隶，故意穿着刻意打上补丁的、褪了色的由高级裁缝量身订做的牛仔裤。此位作家不是这种笨蛋，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笨蛋。他从头到脚的穿着都很难看，活像哪个在欧洲的高收入的法国男演员的打扮。那么，他，郝林南现在就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来把这个傻小子碾成香肠。 郝林南和作家墨林热情地打招呼，说他的书是自己到目前为止所看过的最好的一本书，其实他压根对这本书连翻都没有翻过。 走到门口他还故意转过身来对作家说：“克林诺很想和你合影留念。今天下午给你们拍照后，我们再和莫勒马开个会，这样可以为影片带来极好的宣传效果。那么就三点钟？说定了！到那时你在这里的事也该办完了，对吗？” 墨林表示同意，莫勒马做了个鬼脸，他知道克林诺此刻正在棕榈温泉那里享受日光浴，要到黄昏六点钟才回到城里来。郝林南这是在设计耍弄墨林，让他白等几小时，以便教训他，让他知道好莱坞是谁的天下，不过，也许这位作家该上上这一课。 莫勒马、多兰·路德和墨林开了一个长会，讨论电影剧本的写作问题。莫勒马注意到墨林看起来是个通情达理且很合作的人，不像是个刺头。他向代理人重复了那番千篇一律的废话，就是什么只准备投入100万，可是人人都知道最终他们得投入500万。倒是他们在离开时使莫勒马吃了一惊：当时他对墨林说可以在图书馆等候克林诺，然而墨林看了看手表，平谈地说：“现在已三点十分了。我等人从来都不超过十分钟，即使是自己的孩子也不例外。”说完就走了出去。 莫勒马对代理人微笑着说：“作家的脾气。”他经常用同一个腔调说“男演员的脾气”、“导演的脾气”、“制片商的脾气”，然而他从来没有说过“女演员的脾气”，因为人们不应该苛求一个既要对付月经，又要演出，还要为争当主角出卖色相的人。 多兰·路德耸耸肩说：“他甚至连医生也不愿意等候！最近我们都必须接受身体检查，和医生约定早上十点钟。所有医生诊所的情形你是知道的，病人总得等上几分钟，这算得了什么，可是他对接待员说：‘我准时而来，为什么医生却不准时？’说完以后掉头就走了。” “天啊！”莫勒马笑着说。 他突然感到胸口痛，赶紧走到浴室服了一片治心绞痛的药片，然后遵医嘱在躺椅上睡一觉，当郝林南和克林诺到达时，秘书会叫醒他。 《石女人》是克林诺当导演的处女作。作为一个演员，他是最出色的，但是作为一名导演，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而作为一名哲学家，他简直是虚张声势和卑劣。我并不是说《石女人》是一部坏影片，也不完全是垃圾，它只不过是部空洞的影片而已。 克林诺主演的每一部影片，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好印象，但他在这部影片中扮演的角色却不是我们喜爱的人物，请问我们怎么能接受一个抛弃了自己原来正常生活的人呢？何况他只不过是为了一个没有头脑的玩偶。像余林娜·登顿这类玩偶的特征就是靠浑圆的乳房和丰满的臀部来吸引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男人的青睐。余林娜的演技通常都是以呆板的印第安人的风格著称，她那令人乏味的圆脸经常因极度的快感而扭曲，看了真让人受不了。好莱坞负责选演员的人何时才能领会和理解观众的品味——他们要看的是真正的女人。像比利·斯托德这样的女演员，善于以娴熟的技巧非常投入地演绎，加上她那楚楚动人的银幕形象（如果人们忘记了自从有电视以来，屏幕上那些定了形的卖除臭剂广告的受花心男人喜爱的女郎形象，就会觉得她的确很美），本来是可以挽救这部电影的，然而让人们吃惊的是，一向演技精湛、富有直觉感的克林诺在挑选演员时竟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作为影片的主演、导演兼合伙制片人就自以为是，滥用决策权和忽略最关键的问题。 海斯堪·瓦兹写的电影脚本简直是伪文学的一篇作业，阅读起来还不错，在电影里就让人费解了。影片的制作者居然期待观众去感受没有悲剧发生的悲剧气氛，一个男人最终以自杀告终仅仅是因为他重返舞台失败了（人人都有失败的经历）！另外就是因为一个徒有美貌，没有头脑，又很自私的女人背叛了他。 克林诺在一切社会问题上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来拯救世界的本意是善良的，但是他的概念基本上是法西斯的，久经沙场的文艺英雄演变成了法西斯的独裁者，就像墨索里尼那样。影片中对妇女的处理方式基本上也是法西斯主义的，她们除了用自己的身体和男人造爱，就什么也不干了。即使是表现她们参与政治活动的地方，她们也不过是一些妨碍男人们为了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的绊脚石。难道好莱坞就不能相信男女之间除了性关系，还可以有别的关系吗？难道它就不能表现一次妇女也有男子般的美德，也相信人道主义并为之奋斗吗？难道他们就真的如此缺乏想象力，没有预见到妇女也有可能喜欢一部把她们描写为真实的人的影片，而不是那种屡见不鲜的企图摆脱男人绑在她们身上的纽带的反叛的木偶吗？ 克林诺不是一个天才的导演。他还根本不够格当导演，只会把摄影机放在适当的位置。整个拍摄过程中，他最大的麻烦就是导演，还好，他本人的演出总算避免了影片的彻底失败。糟糕透顶的电影剧本是注定要惨败的，克林诺担纲主演也帮不上忙，唯一的好处就在于影片不是毁在他的手上，其他的演员就可怕了：单凭一个演员的长相就讨厌他是不公平的，但是乔治·佛奥斯显得比剧中的瘦子更瘦骨嶙峋，余林娜则比剧中那空虚的角色更空虚，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在安排演员时或许故意不按照角色的要求也不是一件坏事，也许克林诺在拍摄这部影片时应该做这种尝试，但是也许根本就不值得这么干，因为剧本所宣扬的是法西斯哲学，在它的大男子主义思潮影响下所杜撰出来的‘可爱的女人’使它在没有把胶卷装入摄影机前就注定要失败！ “那个邪恶的女人！”郝林南看了以上的评论后，不是以愤怒而是以迷惑的口气说这句话，“她究竟想从电影里捞到什么？天晓得她为什么喋喋不休地大谈比利·斯托德的美貌？在我从影的40年中，还从来没见过一个比她更丑的影星。她的用心我怎么也猜不透！” 克林诺若有所思地说：“所有的批评家都跟在她屁股后面瞎起哄，我们不得不放弃这部电影了。” 莫勒马仔细地听着这两个讨厌鬼的话，心想克拉勒·福特的评论有什么关系？反正由克林诺担纲主演的电影是可以把钱赚回来的，能这样帮补一下制片厂的日常开支就是他对这部影片的唯一期望。现在他又把克林诺安排在由约翰·墨林的小说改编的重要电影的岗位上，尽管克拉勒·福特是个杰出的批评家，也不可能知道克林诺有一个不计较报酬的幕后导演在鼎力为他撑腰。 这个批评家是莫勒马特别憎恨的，她用权威的口气写出极好的评论文章，影响力如此之大真令人瞠目，但是实际上她并不了解拍一部电影所投入的代价到底有多大。她抱怨有关角色的分配工作，难道她不知道谁演女主角是根据克林诺和谁上床，次要的角色又是靠负责演职员表的女主管和谁上床来决定的？难道她不知道在有些影片中，这些真正当权者的秘而不宣而实际上早已众所周知的特权炙手可热？仅仅是竞争小角色的女人就有数百上千，当权者可以和她们之中的一半人上床后却不给她们任何角色，往往只是让她们朗读一下台词，然后告诉她们以后会打电话通知回来复试，让她们遥无尽期地等下去，而那些贪色的导演就乘机这样建立了自己的庞大的后宫。假如以拥有多少才貌双全的女人来计算资本，他们比那些赚钱最多的大老板更有势力，这不是因为大老板嫌麻烦或不屑于这么干，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特权。 让莫勒马高兴的是，这个批评家是唯一能引起一向镇定的郝林南不安的人。 使克林诺气愤的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他所说的：“她凭什么说这部电影是法西斯主义的？我一生都在反对法西斯主义！” 莫勒马疲倦地给他解释：“她只不过是个惹是生非的人，她使用法西斯这个字眼就好像我们使用婊子这个词一样随便，没有任何含义。”克林诺仍然怒不可遏地说：“对我的演技说三道四倒也罢了，只是别指望把我比作法西斯后还能得到我的宽恕！” 郝林南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差点就要伸手拿莫勒马的蒙地·克利斯托牌盒装雪茄烟，后来还是改变了主意。 “那个女人在扼杀我们，”他说，“她一直在算计着我们。莫勒马，你那防止她先看到电影的一招不灵。” 莫勒马耸耸肩：“我原来就不指望它会灵，我采用这一招不过是为了出口闷气。” 他们两人都惊奇地看着他，知道闷气指的是什么，但也知道他的性格是不习惯使用这个字眼的。他们不知道莫勒马那天早上在看剧本时接触过这个字眼。 郝林南说：“闲话少说，再谈这部片子已于事无补，我们还是来讲一下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对付克拉勒对我们的下部影片可能做出的评论吧！” 莫勒马说：“你身为克林诺的私人新闻代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克拉勒对你而言，不过是个不堪一击的婴儿。” 他希望这个会议能尽早结束。如果只有郝林南在场，这个会最多只开两分钟就足够了，但克林诺是一个真正的大明星，不能不给他一点面子。和这种人打交道，必须有耐心，还要表现出充分的爱心。 莫勒马早就计划好把剩下的和晚上的时间都用来在剪辑室工作，这是他最大的乐趣。在电影界，他是最棒的剪辑之一，对此他也心中有数，何况他很乐于剪辑一部影片。在他的剪刀下，所有小影星的多余的头像纷纷落地，一个个纯属多余的漂亮女人观看主要动作时的特写也全剪掉。导演和她们偷过情，就把给她们拍特写作为酬劳，而莫勒马在剪辑室里却毫不客气地把她们的镜头全部剪去，只除了他喜欢的导演或者那个镜头真的对影片有作用，可是这种机会恐怕仅有百万分之一。只有天知道有多少痴心的女子翘首以待从银幕上见到自己的镜头，哪怕只有几分之一秒也行，还以为就凭这几分之一秒也会带她们走上通往金钱与名誉的康庄大道，也会使她们的美貌和天才像闪电那样光芒四射。莫勒马对美女只感到厌倦，认为她们是祸水，而且越是聪明伶俐越可怕。他有这种厌倦情绪并不表示他永远明智，每隔一段时间他也难免上一次当。他已经有过三次失败的婚姻，对方都是女演员，现在他正在寻找一个不是有求于他或是想从他那里骗取物质的女人。他对年轻漂亮的女人的感觉就像律师听见电话铃响时的感觉一样：它意味着又有麻烦事要找到他的头上了。 “请叫一名秘书来。”克林诺说。莫勒马按了按桌上的按钮，一位少女立刻神速地出现在门口，莫勒马共有四个秘书，其中两个把住他办公室外围的门口，另外两个把守里面的私室，两道门都是一边一个秘书，像门神似的。无论发生什么灾难，只要莫勒马按铃，就立刻有秘书出现。三年前曾出现过预想不到的情况——他按了铃，竟然没有人出现！原来一个秘书得了神经衰弱症，正在附近的管理层办公室里接受一个独立制片人的治疗，另一个去了楼上的会计室拿一些数据以核实某部电影的成本，第三个那天病倒了没上班，最后一个刚巧去了洗手间。她是在冒险打破女人上厕所次数的纪录，最巧和最糟的是就在那至关重要的几秒钟里，莫勒马按了铃，四名秘书居然没有一个露面！于是四个人全部被解雇了。 克林诺要口授一封信给克拉勒·福特，莫勒马很欣赏他的这一作风，也知道他此举的目的，更明白他这样做只是白费劲，只不过不想告诉他。 “亲爱的福特小姐，”克林诺口授道，“我冒昧写信给您是由于我对您的工作高度赞赏，也为了指出您对我的新影片的评论中，有几处我实在不敢恭维，但是请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封投诉的信件。我的确非常敬仰您的美德和智慧，绝对不会贸然投诉您。我只是想表明：影片的失败，如果它真的失败的话，完全是因为我这个导演的经验不足造成的。我仍然认为电影剧本写得完美无缺，制作影片的全体演职员工也无可挑剔，只不过由于我这个不称职的导演而没能充分展示他们的才华，我想说的仅此而已。最后我要对您说我仍然是您的一个崇拜者，并且盼望有朝一日能和你共进午餐，痛饮一杯，畅谈彼此对电影与艺术的见解。我觉得我在执导下一部影片（我可以向您保证离这一天不会太遥远）之前有许多东西得向您请教。我相信在能对我赐教的人当中您是最合适不过的。您忠实的克林诺。” “这办法不灵。”莫勒马说。 “也许吧。”郝林南说。 “你得去追求她，充分满足她的情欲才行，”莫勒马又说道，“别忘了她是个绝顶聪明的女人，不会被你的几句好话哄住。” 克林诺说：“我真的崇拜她，是真心实意想向她学习的。” “别提这些酸话了，”郝林南几乎叫喊起来，“去和她造爱！就这么办！尽量满足她的情欲，最好让她神魂颠倒。” 莫勒马突然觉得他们两个俗不可耐，忍不住说：“别在我的办公室商量这种事，你们出去，让我好干活。” 他们走了，他甚至懒得送他们到门口。 第二天早上，郝林南在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自己那特别的办公室套间里干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准备举办新闻发布会。这将使他的一个客户成为上帝。他事先查过克林诺的合同，拿准自己有合法的权利做想做的事之后：他写道： 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及莫勒马影业公司 隆重推出 莫勒马——克林诺联合摄制 尤格·克林诺 联合主演 菲·美德斯 尤格·克林诺系列片之一 《愉快的旅行》 导演：伯纳德·莫勒马 参加演出的还有，他用很小的字体划了几个名字，又标明在排宇时用小号字体写，然后再加上：执行制片人尤格·克林诺和哈根·科德。最后他注明要用更小的字体写上：编剧：约翰·墨林根据约翰·墨林的小说改编。 写完后，他靠在椅背上欣赏了一会儿自己的杰作，再按铃叫秘书把它打好并放进克林诺的讣告资料档案里。 他喜欢看这个档案里的资料，里面已经收集了厚厚的一大叠资料准备在克林诺死后可以马上使用，这一计划是他和克林诺在棕榈温泉整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搞妥的。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克林诺会很快死去，而是他希望在自己一旦死去时，人们就会知道他曾经是个多么伟大的人物。在一个卷宗里面，详细地列举了他在娱乐圈中所认识的人的名字，以便有朝一日人们可以从这些人那里引证有关他的丰功伟绩。还有一张完整的为他歌功颂德的电视脚本提纲，用来制作足够播放两小时的特别节目。 克林诺在电影界的所有朋友都将被邀请出席此节目。另一个卷宗里面有他在电影中所扮演的他最得意角色的电影剪辑，以便在特别节目里播放，其中最精心制作的是一部记录他在两次获取最佳男主角奖授奖典礼上的电影剪辑，还有一份写好的喜剧草稿，表现他的朋友在得知他想当导演后嘲弄他的情景。 里面有一张名单，记录着所有受过克林诺帮助的人的姓名，他们可以向人们讲述关于克林诺如何把他们从绝望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的事迹，并说明当时他要求他们做出的唯一承诺，就是不要把他的名字公开。 另有一张备忘录，记载着他的前妻中哪些人可以接受采访而哪些人必须回避。还有几项特别的安排：在他死的当天，就用飞机将一个前妻送到非洲去狩猎，为的是避开新闻界对她的采访；把一位美国前总统肯定克林诺非凡才华的事作为宣传中的证据；致给克拉勒·福特一封信，要求她对克林诺的逝世说些好话，这是一封由郝林南授意，用《洛杉矶时报》的信笺写的合法信件。其实郝林南已收到克拉勒·福特回信的复印件，但是他没有给克林诺看过。现在他又将此信看了一遍，里面写道：“克林诺是位有才华的演员，他曾在一些影片中有过精彩的表演，如果得到合适的角色和引导得法，他完全有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他的英年早逝使他失去了这一机会。” 每当郝林南重读此信时，就不得不多饮一杯酒，他自己也弄不清楚更憎恨谁，到底是克拉勒·福特呢，还是约翰·墨林？郝林南一见到傲慢的作家就心烦，墨林就是这类作家中的一个。这小子算什么东西？竟敢不恭候克林诺回来合影！尽管如此，他还是有能力左右墨林命运的。至于福特则是个鞭长莫及的人物，他曾经试图发起一场运动，由影迷给她写抗议信，还运用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威力来迫使她丢掉饭碗，然而她实在太强大了，他扳不倒她。如今他唯有希望克林诺的运气能有转机，而且他很快就会知道结果——克林诺已经和她约会，前天晚上开始带她出去吃饭。事后克林诺肯定会打电话给他，向他汇报约会的全过程。 第二十八章 我在好莱坞的最初几周，就开始觉得这里是一个“黑寡妇”王国。这种说法起码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也许是因为我心存优越感来看待这个地方。 在蜘蛛这种动物里，“黑寡妇”可是个要吃掉配偶的家伙，交配的过程刺激了雌蜘蛛的食欲，所以雄蜘蛛往往在狂喜的最后瞬间突然发现自己的脑袋没了。 有意思的是，在进化过程中，雄蜘蛛学会了弄点食物包在由它身体组织分泌的蛛丝织出来的网内，在引诱凶残的雌蜘蛛在那里贪婪地剥网觅食时，与之快速交媾后立即逃离现场。 后来一只更发达的雄蜘蛛想出了更省事的办法，就是只要把卵石或别的什么废物织在网里就可以去行骗了。在这些伟大的进化过程中产生了又一次飞跃，就是那只雄蜘蛛摇身一变，成了好莱坞的制片人！我把自己的这一想法说给莫勒马听，他皱起眉头生气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忍不住笑了。 “好吧，”他问我，“你会为了一只雌的而丢掉自己的脑袋吗？” 在刚来的那段日子里，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是想为了自己的成功而把别人的脚吃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电影制作的那份激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无论是场记员、秘书、会计、摄影师、道具师、技术人员、男女演员、导演，甚至制片人都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们异口同声的那句最自豪的话都是：“我制作的影片……” 他们都自以为是艺术家。我发觉在和电影制作有关的人员中，唯一不这样说话的人就是剧作家，这也许是因为人人都在参与改编的工作，人人都想对剧作插一手。即使是场记员也不例外，她同样会修改它一两句，那些性格演员的妻子更是积极地为自己丈夫的角色改写台词，第二天他会把改动部分带来，说他认为他的角色在这部分应该这样演。他说的当然没错，改写的部分确实最能充分表现出他的天才，却也往往最忽略了体现影片的主题。这种情况对剧作家而言最烦恼不过，人人都想插一手，自己怎么办？ 我觉得电影制作是一种极端的业余艺术爱好的形式。这形式的本身无可非议，因为它作为媒体已经够强大了，完全综合运用了摄影、服装、音乐、简单的故事情节等，也正因为它如此强大，即使没有任何艺术天才的人也能在其间创造出艺术作品来。也许这种说法太偏激了点，不过，他们起码能制造出一些他们自己感觉到很重要和有价值的艺术作品。 电影能给人们带来很大的乐趣，也能感动人，但它们的教育意义却很小。它们对人物刻画的深度远远不如小说，无法像书本那样教会你一些东西，只可能让你感受到生活，却无法帮你理解生活。电影又是如此神奇，几乎可以给任何东西都带来一些价值。对许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毒品，一种软性的可卡因，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又可能是一种有价值的疗法。有谁不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记录过去的经历或者憧憬未来的景致，从而可以更有根据地热爱自己呢？ 不管怎样，我当时对电影的认识大致就是如此，后来，经历了一些教训后，我才意识到这种观点也许太残酷，大势利了。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电影制作似乎对每一个人都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莫勒马疯狂地热爱电影制作，所有从事电影生产的人都在拼命地去掌握这门艺术，从导演、影星、主要摄影师到制片厂的头头，个个如此。 我知道电影是我们时代最有生命力的艺术，我嫉妒它，因为在每间大学的校园里，学生们不去写小说，而是在拍摄自己的电影。我突然意识到也许电影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它是治疗的方法，谁都想把自己的人生经历，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思想向世人倾诉，然而究竟有多少本书能够为了这些原因而出版呢？我们暂且不说书本，就是绘画和音乐也绝对没有电影那么强的表现力。电影综合了所有的艺术，难怪它所向披靡。由于它的武器库装备齐全，所以生产一部差劲的电影几乎不可能。即使是世界最大的笨蛋也能够生产出一部有趣的电影。难怪在电影界有那么多任人唯亲的现象，你可以让侄儿写剧本，让儿子当上制片厂的厂长，还可以交个女朋友并把她培养成为明星，也就是说，可以让任何人成为出色的艺术家，再也不用担心会有哑巴的密尔顿。 为什么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演员去谋杀导演或制片人？在长时间的共事中，必定会产生许多摩擦，包括财务和艺术方面的矛盾啊！为什么也没有任何一个导演谋杀过制片厂的厂长？又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谋杀过导演？一定是在电影制作的过程里存在治疗作用，它净化了人们的心灵，消除了暴力倾向。 将来是否有可能发展到治疗那些受到感情困扰的人？也许最有效的疗法就真的是让这些人拍摄自己的电影呢。天啊，想想电影界的所有专业人士中有多少是疯疯癫癫的或接近疯癫边缘的吧！只要看看男女演员中的这种情况就已经足够证明。 因此，将来的情景可能是人人都呆在家里欣赏自己或朋友们为了避免发疯而拍摄的电影。也许应该善意地想到，这些电影可以救他们的命。当然，结果也就是任何傻瓜都可以当艺术家。既然这个行业的人都能够生产出好电影来，那么人人也都可以做得到，比如银行家、服装制造商、律师等可以决定拍摄何种影片，他们即使没有疯狂的特性也能协助创造艺术品。如果所有的傻瓜都能拍出电影，那么除了在降低成本上要动脑筋，还会有什么付出呢？人人都成为了艺术家，这个社会就连心理医生和天才都不需要了。那些既不可爱，又不理解一个人必须在被人爱的条件下才能工作的人，尽管充满了自私，极端幼稚和自我崇拜，仍然有办法将自己的这些丑陋的内在形象演变成银幕上那些高尚的外部形象，并把自己变成像影子那么可爱，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去赢得这些爱，这就是电影艺术！当然，你可以说所有的艺术家都是这么回事，想想那个在私生活中放纵的伟大的作家奥萨诺就已经足够了，但是他们至少要有些天分才行，他们的艺术作品一定要有才华，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学问和更深刻的理解才行。 而拍电影就不需要这一切了，一个人即使没有天才和本领，也可以拍出好电影来。例如你要拍一个富人的生平，不用什么大导演、大作家、大明星等人的帮助，光靠电影的魅力就足以把他拍成一个英雄人物。对于这些人来说，电影那辉煌的未来等于不需要天才也能够拍得很成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天才不可以把电影拍得更完美。 由于要密切配合写剧本，我和莫勒马相处的时间很长，有时深夜仍在他这个电影巨头的豪华住宅里讨论编写中的问题。他的住宅里有巨大的、摆满家具的多个房间，还有网球场、游泳池和一间独立的电影放映室。我总觉得一个人住这样的豪宅太奢侈，反而感到不舒服。有天晚上他提出放映一部新片，我告诉他我其实不太喜欢电影。也许我表现出傲慢的态度，因而令他有点不高兴。 他说：“如果你不这样蔑视电影事业，我们一起写剧本的工作就可以进展顺利得多。” 他的这些话对我有些触动，一方面我自以为对他的态度良好，不至于让他觉察到我对电影的蔑视，另一方面我对待工作一向有职业自豪感，没想到如今他却说我对工作不够认真。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来到这里无论怎样也应该尊敬莫勒马，他是制片人兼导演，一起共事时他完全可以盛气凌人，但他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我。他对剧本提出的那些修改的建议都中肯可取，而且如果我能通过辩论证明他的意见错误，他就尊重我的意见，一句话，他的行动说明我原先以为好莱坞是蜘蛛王国的看法不正确。 那天晚上我们既没有看电影，也没有写剧本，而是展开一场唇枪舌战。我把自己对电影以及电影从业人员的看法对他说了，我谈得越多，莫勒马的怒气就越消，听到最后，他眉开眼笑了。 “听起来你就像一个再也没有男人肯要的女人那样充满怨气。”莫勒马说，“电影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你就因此担心自己的职业会被淘汰。你这是嫉妒。” “电影没法和小说比。”我说，“书本能做到的，电影永远也做不到。” “那是不相关的。”莫勒马说，“电影是人们现在和将来都需要的艺术形式，你说的那些关于制片人和蜘蛛的话都是一派胡言。你到这里才几个月，就肆无忌惮地对这里所有的人妄加评论，把我们每一个人都说得一无是处，其实每个行业都一样，全是些利用绑在棍子上的胡萝卜来刺激毛驴的骑士！是的，电影人疯癫，他们招摇撞骗，而且利用性爱就像交换珠子一样随便，但是这些又算得了什么？你完全忽略了他们不管是制片人、作家，还是导演、演员，都吃过不少苦，在钻研业务或者说在技艺方面，比我所认识的其他行业的人干得更刻苦，他们有真正的敬业精神。不管你怎么说，想要拍出一部好电影，没有天资是办不到的！电影界里的男女演员简直就像战士一样，拍摄过程中也有丧命的时候。他们获得扮演重要角色的机会也不是靠出卖色相，他们必须显示出自己的艺术才能，也只有演技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才能拍出好电影。当然，这个行业里的确有傻瓜和疯子肯花500万美元请自己的男友或女友担纲主演一部差劲的电影，但是他们不可能长此以往。至于你谈到的制片人和导演，我不必为导演辩护，因为这是该行业中最苦的差使，但是制片人也有自己的作用，他们就像动物园里的驯兽师。你知不知道拍一部电影要过多少关卡吗？首先，你得讨好电影厂的由十个成员组成的财务部门，然后，你得给那些趾高气扬的明星又当爹又当娘，必须使出混身解数来哄住这帮人，否则他们会造谣中伤或者拖延时间，你还得采取措施防止他们之间相互伤害对方。告诉你，我虽然恨缪斯·瓦特伯，但我承认他有理财的才能，而这对电影事业的发展有贡献。我还尊敬他的才气，但也鄙视他的艺术品味，作为一名制片人和导演，我一定得和他斗到底。我认为即便是你，也会承认我拍的电影中，有几部还是可以称得上艺术作品吧？” “那起码还有一半是废品。”我说。 莫勒马说：“你一直在贬低制片人，其实他们才是成功地把电影拍出来的主心骨。他们得足足花两年的时间去亲吻100个各种各样的‘婴儿’：财务、演员、导演、剧作家等等小宝贝们，制片人得给他们擦屁股换尿布，把数以吨计的东西灌输到他们的大脑里去。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制片人往往有某种奇特的爱好，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对技艺相信的程度远远超过对天才或者疯狂相信的程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总有制片人获奖的场面。” “那是利己主义，”我说，“不是对艺术的信念。” “你和你的所谓艺术见鬼去吧！”莫勒马说，“可以肯定，所拍的电影中有百分之一的影片是优秀的已经很了不起了，但书本的情况又如何呢？” “书本有不同的作用。”我开始处于守势，“电影只能表现事物的外部现象。” 莫勒马耸耸肩：“你真是个刺头。” “电影不是艺术作品，”我坚持道，“它只不过是骗骗小孩的魔术而已。”我对电影的价值依然半信半疑。 莫勒马叹了口气说：“也许你说得对，它的各种表现形式都是魔术，而不是艺术。它是一种赝品，从而使人们忘记了死亡这回事。” 这句话说得不对，但我没有反驳。我知道莫勒马自从上次心脏病发作后身体一直不好，我不想说是由于他的健康问题而影响了他，其实即使是为了钱，能够理解应该如何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他在这次辩论中没有说服我，不过打这以后，我对周围事物的偏见逐渐比以前少了。有一点他是对的，我对电影的确感到嫉妒——电影制作的工作轻松，而报酬却如此丰厚，获得的名声又是如此之大。我一想到将来又要回到自己单枪匹马写小说的世界就感到厌烦。我蔑视电影其实是表面现象，骨子里真正存在的是幼稚的嫉妒心理。电影的拍摄工作与我无缘，我既没有这方面的天分，也没有气质参加进去，因此我总是出于势利的而不是道义的心理，采用道貌岸然的方式去蔑视它。 以前我曾经阅读过许多有关好莱坞情况的书籍，我所说的好莱坞的真正含义是指电影业。我曾听到作家们，特别是奥萨诺回到东部以后咒骂电影制片厂是黑暗、专制和犯罪的场所，嘲讽制片人是世界上最下流的好管闲事之徒，攻击制片厂的首脑们是还未进化的、最残酷、最粗野的猿人，咒骂那里的人总是颠倒黑白，把黑手党描绘成大慈善家。就这样，他们离开好莱坞时脑海里留下的印象便成了我进入好莱坞时对它的想象。 我一直踌躇满志地认为自己可以在好莱坞里对一切都应付自如，当多兰带我去见莫勒马和郝林南的时候，我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属于何种类型的人物。郝林南容易辨认，莫勒马则比我估计的要复杂得多，而多兰本身就是一幅漫画。说句老实话，我喜欢莫勒马和多兰，一见到郝林南就觉得他讨厌。他叫我和克林诺合影时，我差点就啐他见鬼去，所以到了约定的时间克林诺还不露面，我就掉头一走了之。我从来就讨厌等候任何人，何况既然我不计较别人迟到，别人凭什么反而计较我不等候他？ 好莱坞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有不同类型的蜘蛛：做了输精管切除手术的年轻人携带着胶卷、剧本和可卡因住进单间公寓，希望能拍摄电影，同时寻找有天赋的少女以及同龄人一起练习朗读和依靠淫乱度日。在电影厂一带有办公室和秘书，那些备有十万美元发展资金的诚实的制片人请代理人或招聘演员的机构给他们把人送过来。这些制片人手头至少有一部签约影片，通常是一部制作费用低廉的影片，完成后只能在飞机上和汽车电影院里放映，但是这些制片人会花钱买通一家加利福尼亚周刊来美言几句，称赞他们的影片是当年的十佳影片之一，或是宣称该影片打破了在乌干达所创下的票房纪录，事实上这部影片从来就没有在乌干达放映过。这些制片人的办公桌上往往摆着印有“爱”字的大明星的签名照片。他们白天对那些美丽的、有上进心的、对工作极为认真的女演员面试，她们根本就不知道这种测试对制片人来说只不过是打发一个下午的消遣方法，说不定他们还能占上一点便宜，能增加他们吃晚餐的胃口。如果他们特别看中某女星，就会带她到电影厂的餐厅吃午饭，并把她介绍给路过的重要人物。这些重要人物在少不更事时期基本上也经历过这种阶段，所以如果你不极力推荐的话，一般都会无动于衷。他们对这种小儿科的事早就不感兴趣了，也无暇顾及，除非这个少女很特别，才可能有试镜的机会。 少男少女们也知道这是一种游戏，知道部分的游戏早已内定人选，但他们又相信一个人可能会遇到幸运之神，所以他们通过制片人、导演、明星去碰运气。如果他们确实知道内情，同时又有些头脑的话，都绝对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作家的身上，我现在终于体会到奥萨诺的感受了。 金钱欲望、豪华套间、阿谀奉承和令人兴奋的厂部会议气氛，还有独特的拍摄一部大电影的自豪感等等，对此我从来不会上当。每当我实在感到情欲难熬，就飞到拉斯维加斯通过赌博来冷却，科里总是企图塞一个美女到我的房间里，但我一概拒绝接纳。现在我自命不凡，虽然也受到诱惑，但在赌与色之间选择了前者，对后者总是存有负罪感。 我在好莱坞呆了两周，业余时间都在打网球、和多兰及莫勒马上馆子吃饭、参加派对中度过。各种派对都很有趣。有一次我在那里见到了一位昨日明星，她曾是我少年岁月里诱发手淫的梦中情人。如今她一定有50岁了，经过整容和各种化妆品的修饰，看起来风韵犹存，只是身材稍为胖了些，由于酗酒，脸也略显臃肿。那天她喝醉了，企图和参加派对的每一个男女客人调情，却苦于无人响应。想想她当年曾经是美国数以百万计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姑娘，不能不感到这里面的反差太滑稽，同时也使人有一种莫名的沮丧。派对本身倒还不错，你可以见到男女演员们那熟悉的面孔，各类经纪人充满信心的微笑，风度翩翩的制片人和强有力的导演等，可以说，在派对里他们比在其他场合更吸引人，更有趣得多。 我喜欢好莱坞温和的气候，喜欢贝佛里山街道两旁的棕榈树，喜欢在电影院林立的西郊闲荡——在这里可以见到攻读电影专业的大学生，他们当中漂亮的少女还真不少。我还弄不明白为什么1930年的小说会“全部售罄”，那是因为人们只消在电影城里过着舒心的日子干上一周，就能够得到作家们花五年才能写完的一本小说的收入，有能耐的人何苦把精力花在爬格子上？ 白天我在办公室上班，和莫勒马讨论剧本，在电影厂的餐厅吃饭，然后逛到某个摄影棚观看拍摄中的一部电影。在那里，男女演员的紧张的工作精神深深地吸引了我，有一次还真让我肃然起敬。那是一对恋人表演一出男女造爱时小伙子杀害了女友的戏，戏拍完了以后，他们两人还在那里抱头痛哭，仿佛这是他们生活中的真正悲剧似的，最后他们相拥着离开了摄影棚。 在餐厅吃午饭也很有趣，你会见到正在拍戏的所有演员，他们似乎全看过我的小说，至少他们是这样对我说的。我觉得惊讶的是男女演员都很少开口，他们倒很愿意听别人交谈。制片人的话最多。导演都是事先有约，一般由三四个助手陪同着。工作人员似乎最快活，可能是他们要观看一部电影的全部拍摄过程太乏味之故吧。在好莱坞的日子过得不太坏，但我还是怀念纽约，惦念维丽和孩子们，思念和奥萨诺共进晚餐的时光。在一些实在难熬的夜里，我会匆匆飞到拉斯维加斯过夜生活，在那里住一晚，一大早又飞回电影城。 我在纽约与洛杉矶之间穿梭飞行了数次之后，有一天在厂里碰见多兰，他邀请我到他在马里步的家去参加派对，他说派对还邀请了影评家、剧作家、出品人、男女演员和导演等。我反正那晚无事可干，又不是非去拉斯维加斯不可，于是就出席了多兰这个友好的派对。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詹娜丽。 第二十九章 星期天我到多兰在马里步的住宅里参加一次非正式的聚会，这里有网球场和一个里面的水冒着腾腾热汽的游泳池，房子与海洋之间只隔着一条窄长的沙地。聚会上人人衣着随便，我注意到大部分男人都把车钥匙抛在第一间接待室的桌上，于是问埃迪·兰合这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洛杉矶男人的裤子做工非常完美，以至于无法在裤袋里放任何东西。 我随意地在不同的房间里走动，听到各种有趣的谈话并看到不少无聊的镜头。 走着走着，我听出一个纽约的小说家的声音在说：“在电影界，如果你是一个出了名的牙医，他们就会让你去给人做脑部手术。”我暗自思忖这又是一个心存不满的作家。 我漫步来到靠近太平洋海岸公路的停车场，见到多兰正在和一群朋友欣赏一辆斯塔兹·贝卡牌轿车。有人告诉多兰这辆车的价格是六万美元，多兰说：“花了这个大价钱，以后可真让人为它操心哦！”所有的人都笑了。多兰又说：“你怎么敢把它留在停车场？简直就像刚娶了玛丽莲·梦露又要去上夜班一样。” 我参加派对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见见克拉勒·福特，我个人认为她是美国最好的影评家。她绝顶聪明，博览群书，文章写得好，看过每部电影。在100部片子中，她对99部的看法与我一致，也就是说，一部受到她赞扬的影片就意味着此片值得我去看，而且我可能还会喜欢它，或者说起码我会耐心看完它。她的评论非常类似一个艺术家对艺术品的评价，我很高兴她没有自称是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而满足于当一名批评家。 在派对上，我没有多少机会和她交谈，对此我倒不在乎。我仅仅想见见她，看她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女士。她和克林诺一起来，他使她忙得不可开交。由于许多人围着克林诺转，克拉勒·福特就备受注意了。我就坐在角落里冷眼观察着这一切。 克拉勒·福特是一位娇小的、样子很甜而相貌平平的女人，但她的脸上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所以在我的眼里，她是漂亮的。她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她集刚柔于一身。说她刚，是因为她有胆量把纽约其他主要的电影批评家作为对手，并能够证明他们是最大的笨蛋。她就像一个原告的地区律师在处理一件无懈可击的案件那样，循序渐进地逐条提出如山铁证，不容辩驳。她曾经把某个专栏作家搞的幽默周日影评弄得极为狼狈，以至于他本人也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傻瓜。她还把一个经营格林威治乡村之声的，自称对电影深有研究的人批得体无全肤。她的最精明之处在于把他当做一个白痴学者，一个对某些电影带有真情实感的，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最愚蠢的人来亮相。当她和他们的论战结束时，她已经彻底地降服了他们。 看得出来，她在派对上玩得很开心，同时她也察觉到克林诺企图用自己的男色来操纵她。 透过喧哗声我仍听见克林诺说：“代理人是个著名的其实愚蠢的先锋。”这是他用来对付男女批评家的老办法，往往是在应付一个尖酸刻薄的批评家时，就把另一个称之为碌碌无为的人。他这一招还真灵。 克林诺把克拉勒·福特哄得服服帖帖，真像电影中的一个镜头。克林诺还向她炫耀自己脸上的酒涡，就像别的男人炫耀自己的肌肉一样，而克拉勒·福特尽管智力过人，也渐渐抵挡不住他的诱惑了。 突然有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你认为他们首次约会，克林诺会让她和自己造爱吗？” 这个声音是由一个相当标致的金发女郎，或者准确一点就是一个女人发出的，因为她已经不再是少女了。我猜她大概有30岁左右，像克拉勒·福特一样，是智慧增添了她脸上的秀气。 她的颧骨较高，脸部皮肤白洁光鲜，没有留下化妆品的痕迹。脸上有一双天真无邪的棕色眼睛，既像小孩的眼睛那么明亮，也像大仲马笔下的女主人公那样带有悲剧的色彩。如果说这种描绘听起来像大仲马小说中的情人的口吻，一点也不过分。也许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并没有这种感觉，这是后话。此刻这双棕色眼睛显得淘气，她站在派对中心的外围，似乎很开心，流露出就像有机会独处的小孩做了自己乐意做的事时那种欢乐的情绪。她身上的气质，在一般美女身上极少具备。我做了自我介绍，她说她的名字叫詹娜丽·兰伯特。 我认出她来了，记起她在不同类型的电影中扮演过一些次要的角色，而且演得都很好。她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时没有竭尽全力，但她的银幕形象依然讨人喜欢，不过也不被人们认为出类拔萃。看得出来她很崇拜克拉勒·福特，甚至希望这位批评家会对她说些什么，可是她的愿望落了空，因而此刻的詹娜丽有点恶作剧，要是换了另一个女人，她刚才的那些关于福特的话听起来一定很刺耳，但是出自她的口就好像没什么。 她知道我是谁，说了些人们通常说的那些有关我的作品的话，我摆出心不在焉的样子，仿佛没有听清这些恭维话。我喜欢她的衣着，得体而又有品味，不落任何刻意追求时髦的俗套。 “我们也去凑凑热闹吧！”她说。我原以为她是想见见克林诺，可是当我们走过去后才知道她是为了设法和克拉勒·福特聊天。她说了些有头脑的话，但是由于她的美丽使福特本能地对她采取了冷冰冰的态度，至少当时我这样认为。 詹娜丽突然离开了人群，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跟在她的后面，当我在门口赶上她时，看见她在哭泣。 她的双眼充满泪水时显得更美丽：金黄的棕色点缀着黑点——也许是深棕色（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戴了隐形眼镜），泪水使她的眼睛显得更大，更金黄。经过精心化妆的一些部分在泪水的冲洗下开始露出来。 “你哭泣的时候显得很美丽。”我模仿着克林诺在电影中的某个迷人角色的口气说。 “我操你的克林诺！”她说。 我讨厌女人使用脏话，现在可能是因为她那南方口音的关系，从她嘴里蹦出来的“操”字听起来反而富有幽默感和亲切感。 也许由于她最近才开始使用这个字眼，也许因为她要让我明白她知道我是在模仿克林诺的腔调，她冲着我大笑起来，而不仅仅是原来的微笑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傻，”她说道，“我从来不参加派对。这次来是因为我知道她会来，我是那么崇拜她。” “她是个出色的批评家。”我答道。 “啊！她很聪明，她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赞扬过我，所以我以为她喜欢我，想不到她竟然无缘无故地冷落我。”詹娜丽委屈地说。 “她的理由可是很充分的啊，”我为她排解道，“你很美而她却不美，加上今晚她早有预谋，一心想把克林诺弄到手，她当然不能让你坏了她的好事，冷落你是免得他因你而分心。” “如果她那样想就太愚蠢了，”她说，“我不喜欢男演员。” “但是你很漂亮，”我看着她说，“而且你的谈吐高雅，她不得不提防，不得不恨你。” 她第一次用饶有兴趣的眼光打量我，我可是早就对她感兴趣了。我喜欢她是因为她很美，因为她从不参加派对，因为她不喜欢像克林诺那种风流倜傥、发型完美、衣着光鲜的美男子，因为她有智慧，还因为她在派对上会由于一个拒她于千里之外的批评家而伤心落泪。如果她心肠不是那么软的话，她也许会讨厌我。出于对她的好感，我请她出去吃饭，然后去看电影。我不知道奥萨诺会对我此举有何评论——一个易受伤害的女人随时都可能宰了你。 有趣的是我和她的约会不是为了满足性欲。我很喜欢她，仅此而已，因为尽管她很美，眼睛充满泪水还能露出幸福的笑容，但是第一眼看上去她的确不是一个性感女郎。或者说是由于我缺乏经验而看不出来，因为后来奥萨诺见到她时，说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性魅力就像裸露的高压电线放电那样强烈。我把奥萨诺的这些评语转告给她，她说那一定是在她认识了我之后才产生的现象，因为在认识我以前很久，她已经和性无缘。我告诉她我不相信她的这些话并取笑她，她对着我快乐地笑起来，还问我是否曾听说过有关震荡器的事。 一个成年妇女向你透露她使用震荡器手淫的秘密，居然还燃起你对她的爱火，这说起来觉得可笑，其实不难理解，言下之意就表明她不是一个淫妇，何况她长得美丽，又身处一个男人追女人就像猫追老鼠那样迅速又普遍的环境中。 我们最终上床之前，足足有两周共五次一起外出，也许我们在一块儿睡觉前过得更快活些。 白天我到厂里上班，写剧本，和莫勒马喝几杯，然后回到贝佛里山酒店的套间里阅读，有时去看电影。在和詹娜丽约会的那些夜晚，她先来我的套间，然后开车陪我去看电影，再去吃饭，之后又回到我的套间，共饮几杯，畅谈一番。在凌晨一点钟左右她回家。在这段时间，我们是好朋友，不是情人。 她告诉了我她和丈夫离婚的原因：她在怀孕时，渴望过性生活，他却因为她怀孕而不理睬她。孩子生下来后，她一心扑在养育孩子上，每当看到奶水从自己乳房涌出而孩子拼命吸食时，她都很兴奋。有一次，她叫丈夫也尝尝奶水的味道，希望能让他通过吸她的奶头而感受到奶水涌出的情趣，她原以为他一定会很乐意接受的，哪里知道他竟然厌恶地掉过头去。他的这一举动中断了她对他的情分。 “我从来没有对别人提过这件事。”她说。 “他准是疯了。”我答道。 有一天深夜，在套间里，她坐在我身边的沙发上，我们像小孩似地拥抱。 当时我已经很喜欢她，她既然不愿意，我也不勉强，更奇怪的是我甚至没有那种遭到了拒绝的感觉。我们又在沙发上搂抱起来，当她准备离开时，我问她第二天晚上来不来，她说还来，我心里就明白她到时会和我上床的。 第二天晚上她走进套间，吻了我之后面带微笑地说：“见鬼，猜猜出了什么事？” 我再无知，听到一个准备和自己上床的女人说出这话时，心里也有数，但我并不担心。 “我的月经来了。”她说。 “如果你认为无碍的话，我并不在乎。”我说着就携着她的手领她进了卧室。 在一个小时内我们就造爱了两次，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这么疯狂过了。后来两人都感到口渴，我就到隔壁房间去开了一瓶早已准备好的香槟酒。我回到卧室时，她已穿上了内裤，双腿交叉地盘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一条湿毛巾，正在把白色床单上的深红色的血迹擦去。我手里拿着香槟酒杯，光着身子站在那里看着她。此刻我只觉得心头充满温情，而这正是厄运的信号。她抬起秀发蓬松的头，棕色的大眼睛带着严肃的神情，对我微笑着说：“我不想让女佣见到这个。” “是的，不要让她知道我们干的好事。”我说。 她非常专注地擦着，用近视的眼睛近距离地看着床单，以便确保她没有留下血迹，然后把湿毛巾扔到地板上，从我的手里接过一杯香槟酒。我们坐在床上，喝着酒，高兴而又傻乎乎地相互对视而笑，仿佛是为整个队出了力的球员，又像是通过了一场重要考试的学生。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没有真正爱上对方，这样的性生活虽然不错，但仍称不上心满意足，达不到忘我的程度。我们呆在一起感到很愉快，我挽留她住一晚，她不肯，坚持要离去，我也没有追问原因，估计她是和某个人同居，故此可以很晚才回家，但不能在外面过夜。我没有为这件事伤神，这也许就是没有爱上对方的好处。 妇女解放运动的效益之一也许在于使恋爱变得没有那么粗野，因为真正的恋爱总是以最粗野的传统方式出现的——不打不相爱。 有一次我返回纽约料理家事后回到加利福尼亚，我们原来约好了在我回来的第一天晚上见面。我迫不及待地赶回旅馆，途中闯红灯，结果我开着的那辆租来的车被另一辆车撞倒了，幸好我没受什么伤，我猜测自己的脑部可能只是受了些轻微的震荡而已，最大的损失就是必须买辆新车赔偿。我回到旅馆赶紧打电话给詹娜丽，她却惊讶地说她以为是第二天晚上才见面，我听后气得七窍生烟——为了见她我差点丧了命，而她倒好，轻描淡写地用两句话就敷衍过去了。好在当时我还能够强忍着怒火，表现得很有礼貌。 我告诉她第二天晚上我有别的事，只好在这个星期的晚些时候我知道何时有空之后再打电给她，她根本不知道我在生她的气，还和我在电话里聊了一会儿。之后我一直没有打电话给她。过了五天，她打给我，开口就骂：“你这个狗娘养的，我原以为你真的喜欢我，想不到你竟用唐璜的伎俩来对付我！不给我打电话，你为什么不干脆开诚布公地对我说你不再喜欢我了？” “听着，”我也毫不客气地反击，“你才是个骗子，你明明知道我们约好了那天晚上见面，你因为有别的更好的事要干就故意取消了约会。” 她平静而又很有说服力地说：“也许是我误会了，要么就是你弄错了。” “你是个该死的骗子！”我说。我对自己的无名火也感到难以置信，也许我的愤怒还有别的原因：我很信任她，觉得她很了不起，而她却对我耍女性的古老的鬼把戏，我讨厌这种玩意，因为在婚前少女们和我玩过这一手，曾弄得我火冒三丈，只不过那时候我并没有真正把她们放在心上。 事情要是这样结束了，我也不会太在意，但过了两个晚上，她又打电话给我。 我们在电话里互致问候，然后她说：“我以为你真的喜欢我。” 我禁不住说：“宝贝，对不起。”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会突然叫她“宝贝”，我从来没有对她使用过这个字眼，而这个称呼把她的怨气全打消了。 “我想见你。”她说。 “那就来吧。”我说。 她笑着问：“就现在？”当时已经是凌晨一点了。 “那当然！”我答道。 她又笑了：“那好吧！” 大约过了20分钟，她就来到了，我已备好了一瓶香槟酒。 聊了一会儿天后我问她：“你想上床吗？” 她说想。 为什么要描述一些令人愉快的事就那么难？我和她之间的性关系是世上最无罪的，也是最美好的关系。自从孩提时代在夏季整天都可以打球以外，我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幸福过。当然我也意识到，在我和詹娜丽在一起时，我会原谅她的一切不是，而当她离开我后，我就什么都不能原谅她。 我曾对她说过我爱她，她马上要求我以后千万别再说这样的话，因为她也看得出来我当时口是心非。我答应她以后不说了，一直到现在我也没再这样说过，可是偶然在夜里我们都醒来又造爱的时候，我听见她在黑暗中非常认真地说：“我爱你。” 这种情意缠绵的废话就像人们在推销某种新的剃须膏或者想让旅客乘坐某条特别航线的班机时所使用的商业用语一样，只是有谁能解释它为什么自古以来都那么有效呢？打那以后一切都改变了，连性行为也变得特别了。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搞婚外情，我的婚姻美满，相当长的时间里，妻子一直是我在世界上最爱的女人，即使在我开始对她不忠以后，她仍然是我最心爱的女人，因而现在我第一次觉得对不起她们两个，觉得内疚。缠绵的爱情故事总是使我心烦。 从此以后，我干了一些恋爱中人通常干的那些蠢事。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狡猾地向她周围的人打听她的情况，想知道她是否曾为了得到角色而勾引制片人和明星？是否还有其他恋情？是否还有另一个男友？换句话说，她是不是一个荡妇？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时，他的所作所为往往有点不可思议，如果他仅仅只是喜欢那个女子，他是绝对不会这么干的，还有就是即使他平时对自己的判断力充满自信，在涉及到这个女人的问题时，也往往会犹豫不决。一个人在恋爱时的举动，真是说不清道不明。 如果我探听到她确有污秽的话，我是不会爱上她的，把它作为逢场做戏不就行了吗？难怪有那么多的女人怨恨男人薄情。我到处打听时的唯一借口就是我多年来一直是个隐居的作家，正处在不善于和妇女交往的阶段。经过一番打听，我始终查不到她有任何丑闻：她从不参加派对，和男演员没有任何瓜葛。实际上，她作为一名经常在银幕上亮相的女子，被人们了解的却很少。她没有和电影圈中的人一起活动，也没有到圈中人经常去的餐馆吃饭，花边新闻专栏里从来没有刊登过她的任何事，一句话，她是个老实的隐居作家梦寐以求的情人。她甚至喜欢看书，我还能对她有什么苛求呢？ 经过这次打听，我吃惊地发现多兰·路德从小就和她在田纳西州的一个小镇里长大，他还诚心诚意地对我说她是好莱坞最正直的女郎，叫我别浪费时间去到处打听她的事了，还告诉我和她在一起是不会上当受骗的。听了他的话后我很高兴，问他对她的印象如何，他说她是他所认识的女人中最善良的。过了一段时间，詹娜丽亲口告诉我，他们两人曾经是情人，一起同居过，也是多兰把她带到好莱坞来的。 她是个独立性很强的女人。有一次我们坐她的车兜风，我想为她付汽油费，她笑着拒绝了。她不在乎我的衣着，更高兴我也不在乎她的衣着，我们穿着毛衣和牛仔裤去看电影，在昂贵的餐厅吃东西，我们花得起这些钱。一切都那么完美，性生活也越来越和谐，几乎可以和少年时代的性爱媲美。由于性生活前的充分爱抚，两人所得到的快感比任何色情爵士音乐所描写的性爱都更让人销魂。 有时我们商量要给她买华丽内衣裤的事，但是始终都只停留在口头上。 在那段幸福的日子里，我的这位金发情人就像《天方夜谭》中讲故事的女人那样向我讲述了她的生平，如此一来，我过的就不是两种而是三种生活了：一种是我和妻子在纽约的家庭生活，另一种是我和詹娜丽在洛杉矶的生活，第三种就是进入詹娜丽和我认识以前的生活中。我把波音747当作魔毯，在这些生活中飞来飞去。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快活过，为电影写剧本简直就像打台球或赌博那么痛快，那么悠哉悠哉，我终于找到了生活的真谛，过上了舒心的日子，而且妻子幸福，詹娜丽幸福，孩子们也幸福。阿迪不知道其中的奥妙，可是有个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时，他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我是第一次感到再也不必为你担心了。” “这种感觉有多久了？”我问他。心里暗暗思量也许是由于我写的小说获得了成功和从事了电影创作。 “就在刚才，”阿迪说，“就在此刻。” 我立刻警惕起来，他继续说：“你以前没有真正快乐过，老实说，你以前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没有真正的朋友，一天到晚不是看书就是写作，从不参加社交活动，不看电影，不听音乐，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即使我们两家人节假日一起聚餐，你也受不了。你甚至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也不觉得快乐。” 我听了他的这番数落既惊讶又难过，他说得不对，也许我看起来那么冷血，可是我的内心世界并非如此。既然连阿迪都这样评价我了，那么其他人眼中的我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觉得想呕吐，又一次感到了孤独。 “你说的不是事实！”我说。 阿迪对我微笑着说：“当然不是事实，我的意思是你现在除了我，会向其他人展示更多的东西。维丽就说你现在比以前容易相处多了。” 这话又一次刺痛了我，这些年来我妻子从没有向我抱怨过什么，也从来不责备我，我竟然毫不察觉她的不满。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除了婚后的最初几年，我从来没有使她幸福过！ “她现在幸福了？”我问他。 阿迪点点头。我心想这该有多蠢呵，我对她不忠才能使她感到幸福？我突然感到我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爱维丽。这种对妻子不忠反而更爱妻子的想法来得太容易，就是从我正在阅读的教科书里得到的，因为当我发现自己处于一般不忠实的丈夫的位置后，很自然地开始阅读有关这方面的文学作品以寻求精神支柱，现在对此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维丽不介意我经常出差到加利福尼亚去？”我又问阿迪。 阿迪耸耸肩说：“我认为她喜欢你出差。你知道我已习惯了你的臭脾气，你可真是个毛坑里的大石头。” 他的话又一次弄得我目瞪口呆，但我总不能对自己的哥哥发脾气啊。 “那好吧，”我赌气地说，“我明天又要动身去加利福尼亚搞电影创作了。” 阿迪笑了，他了解我的感受，所以说：“只要你经常回家就行，我们的生活中不能没有你。”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充满温情的话，那是他察觉到我的感情受到了伤害才这么说的，他仍然像以前那样哄我。 “去你的！”我说完以后心里又痛快了。 再过24小时我就将在离此地3000英里的地方和詹娜丽双双在床上，听她诉说她的人生历程了。 她最初给我陈述的经历是她和多兰·路德在田纳西州的南方小城约翰市里青梅竹马时的故事，后来他们成了情人，而且结伴来到加利福尼亚发展，她做了演员而多兰·路德当了一名代理人。 第三十章 詹娜丽决定和多兰·路德去加利福尼亚时，她心爱的儿子成了她的包袱。当时他只有三岁，用手推车推着他到处走吧已太大了，拖着他满地跑呢又太小了。在无可奈何之下她只好把他留给前夫抚养。在加州她和多兰同居，他答应为她在电影事业中铺路和帮她找一些小角色来扮演。或许他真的以为是自己帮忙的功劳，其实他只是为她安排了一些和有关人士的接触而已，能否得到角色还靠她的魅力和智慧才行。她在那段时间对他很忠实，而他却欺骗一切和他打交道的人，更有甚者，他还曾经企图说服她同时和他以及另一个男人上床。她拒绝了，不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而是厌恶被人当作性工具一般同时供两个男人玩弄。 她一直坚信是加州的气候使她的生活发生了这些变化，其他的因素都在其次。加州的人是不可思议的，她给墨林讲故事时，老是反复强调这一点，不难看出其实她心里喜欢加州人的那种不可思议的举止，不管他们曾经给她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多兰千方百计想挤进电影制片人的行列，还挖空心思去包揽制片的一切工作。有一次，他从一个不知名的作者那里购买到一个差劲的剧本，它唯一的可取之处在于作者同意领取净百分比作为稿费，而不要求一般惯例那样的预支现金。多兰又说服一名曾经是第一流的导演负责此片的导演工作，还请了一位早已耗尽才气的男明星担纲主演。 当然，没有一家电影制片厂肯接受此片的拍摄，只有不知内幕的人才会以为拍摄前的准备工作由一人全包的做法有吸引力。多兰不愧是一个杰出的推销员，他想方设法寻找外面的资金，这天，他领回来一个主顾：一个身材高大，表现很腼腆，相貌英俊的35岁左右的男子。此君不是一个等闲之辈，年龄不大已是一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专门从事投资的金融机构的执行经理，名叫狄奥多·李瓦蒙。他在餐桌旁就爱上了詹娜丽。 他们在察森餐厅共进晚餐，多兰付了账后就借口与编剧和导演有约而早早离去，临走前他还特意神情专注而略显无奈地说他们要讨论剧本，其实事前他已把下一步棋对詹娜丽说了： “此人能为我们的电影筹到100万美元，要好好待他！记住你在片中饰演第二号女主角。” 这是多兰的计谋，他答应让詹娜丽演第二号女主角是给自己在讨价还价时留有余地，如果她变得难于对付，他可以把赌注押上，让她扮演一号女主角。倒不是说这赌注有多大约束力，必要时，他可以马上毁约，一号二号女主角都不让她演。 詹娜丽本来并不屑于按照多兰的暗示去善待狄奥多·李瓦蒙，出乎她的意料此君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人。对于小明星之类的人物他没有语言上的冒犯，对她也没有任何越轨的行为，他千真万确是一个怕羞的人，而且完全被她的美貌和智慧迷住了，这倒让她觉得自己有支配他的力量。饭后，他送她回到多兰和她合住的公寓，她邀请他进去喝一杯，他再次表现出十足的君子风度，从而博得了詹娜丽的好感。她总是对人感兴趣，总觉得人人都有吸引他人的地方，她从多兰的口中得知李瓦蒙将来可以继承到2000万美元的遗产。多兰有意隐瞒此君已有家室，而且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这些事反而是李瓦蒙亲口对她说的，当时他羞怯地告诉她：“我们分居了，离婚手续目前给耽搁着，因为她的律师要的价实在太高。” 詹娜丽哈哈大笑，她的笑声富有感染力，总会解除大部分男人的武装，只有多兰一人是例外。“要价太高是什么意思？”她问他。 狄奥多·李瓦蒙面有难色地说：“要100万美元，数目倒不算太大，但她要求拿现金，而我的律师觉得此时偿付这笔钱不合时宜。” 詹娜丽笑着说：“你不是有2000万吗？要这么点价有何妨？”李瓦蒙第一次热切地说：“你不明白，大多数的人都不明白，我的家底大约有1600万或者1800万左右，但是我的现金周转不太灵。你知道我拥有地产和股票、公司，可是钱必须花在再投资上，所以我手头的流动资金极少。但愿我能像多兰那样花钱，你也知道洛杉矶的生活费用昂贵。” 詹娜丽想起了她曾经在文学作品中读到过类似的吝啬的百万富翁的故事，既然他不善于辞令，缺乏魅力，又没有性吸引力，一句话，他除了人随和以及有钱，再也没有什么诱惑力了，何况他已清楚地表明他不会轻易乱花钱，在这种情况下，她干脆和他喝完第二杯酒后，就把他送走了。多兰当晚回家得知真相后很生气。 “真见鬼，他本来可以成为我们的摇钱树的！”多兰气呼呼地向她嚷道。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下决心离开他。 第二天，她在好莱坞靠近百乐蒙摄影场的地方找到一个小小的公寓，并靠自己的本事在一部电影里争取到扮演一个小角色的机会。几天的拍摄工作完成后，由于实在太想念孩子和家乡田纳西州，她回去小住了两个星期。在故乡约翰市，她最多也只能忍受住两周的时间。 对是否把儿子带到好莱坞来这件事上，她思想斗争得很激烈，最终还是无奈地再一次把他托付给前夫。她离开儿子时心里很难过。可是为了在电影城安家之前多挣点钱和在工作上能够做到事业有成，她狠狠心又独自飞回了好莱坞。 前夫仍然明显地流露出对她的留恋，尤其是经过一段演员生涯，她的脸更楚楚动人，人也更成熟了。她故意把他的欲火浪起来，而当他情不自禁地要求和她上床时，她就一口拒绝了他，使他灰溜溜地走了。 离婚时，出于对他的蔑视，她拒绝接受他的扶养费。 回到好莱坞的公寓时，她从电话录音里得到两个口讯：一个是多兰的，另一个是狄奥多·李瓦蒙的。 她先给多兰打电话，并让他到她的公寓来。多兰在电话里知道她回过约翰市，感到很吃惊，而且对他们过去的共同朋友的近况连问都没问一声。和往日一样，他对自己以为是重要的事情太专注了。 “听我说，那个李瓦蒙真正迷上你了，我不是开玩笑，他疯狂地爱上了你，是爱，不光是为了肉欲。如果你的牌玩得好，你可以和2000万美元结婚，他一直在设法和你取得联系，因此我把你的电话号码给了他。给他回电话吧，你可以当女王！” “他已经结婚了。”詹娜丽回答他。 “离婚手续下个月就可以办好，”多兰说，“我调查过他了，绝对是个正儿八经的人。他只要一睹你在床上的风采，他和他那几千万美元就永远是你的了。”他并没有把自己真正的想法和盘托出——詹娜丽只不过是他手中的一张牌。 “你太令人讨厌了。”詹娜丽说。 多兰使出浑身解数，表现得柔情脉脉，亲切地说：“啊，心肝！来吧，虽然我们分手了，但你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令我留恋的女人，比好莱坞的任何女人都强得多，我多么怀念你啊，你知道吗？我明白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做朋友。我这是在设法帮你，你应该成熟了。给这个人一次机会，我要求的仅此而已。” “好吧，我会给他打电话。”詹娜丽说。 她从来没有为钱如此操心过，对致富她历来有自己的看法，但现在她必须全面考虑金钱的作用：有了钱，她就可以把儿子带来一起生活，她上班的时候就可以雇佣保姆照顾他；有了钱，她还可以跟最好的戏剧老师学习，她已经逐渐爱上了表演这一行，她知道自己最后会选择表演作为终生职业的。 她没有告诉多兰自己热爱表演这一行，可是不说他也察觉得到，因为她从图书馆借来大量的有关戏剧和电影的书籍回家通读，她还参加了一个小型的戏剧表演训练班。导师的自负使她觉得很有趣，也受到一定的感染。当他自然地告诉她，她是他所见过的最佳的一个自然天才时，她几乎立刻就爱上了他，因而他们也就很自然地上了床。 缺乏魅力，富有而吝啬的狄奥多·李瓦蒙掌握了打开许多门的钥匙，使她终于给他回了电话，还安排当天晚上和他见面并共进晚餐。 詹娜丽认为李瓦蒙可爱、沉默和腼腆，她故意采取主动，最终也总算让他开口谈了谈自己，虽然谈得很少。他有一双孪生的妹妹，比他小儿岁，都不幸在坠机事件中丧生，这个悲剧使他患了神经衰弱的毛病。现在他妻子又要和他离婚，还要索取100万美元和他的部分财产，他吞吞吐吐地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詹娜丽——优越的物质生活使他弱不经风并容易受到伤害，他唯一擅长的就是挣钱。他对多兰的电影有资助的意向，认为那部电影不是儿戏，但必须等待时机成熟，因为投资者有时会像鱼儿那样玩的，而他——李瓦蒙一定要把发展资金投入公用事业上。 他们足足有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几乎天天晚上一起外出，他总是那么彬彬有礼和腼腆，弄得詹娜丽都失去了信心。他居然每次约会后都派人给她送花，还给她在提凡尼商店买个别针，在谷西商店买只打火机，在罗伯特商店买古董的金戒指等，他爱她简直爱得发了疯。她用各种方式方法挑逗他，才惊异地发现他并不想和她上床，最后她甚至表示自己心甘情愿，他才邀请她在他为公司出差时和他一起到纽约和波多黎各去。她终于明白他由于某种原因在洛杉矶无法主动和她造爱，也许他有犯罪感。有些男人是这样的，只有在远离妻子1000英里以外的某处，他们才敢对妻子不忠。虽然李瓦蒙已经和妻子分居了，第一次总是要有些波折的。她觉得这样既好玩又有趣。 他们在纽约逗留期间，他带她出席他的业务会议。她目睹了他在为购买即将出版的小说的电影版权以及一个名作家的电影剧本而洽谈时，展示出来的精明能干：保持着低调，充分显示实力。当他们在广场酒店的套间里第一个夜晚上床时，她还发现了狄奥多·李瓦蒙的一个秘密。 他几乎是个完完全全的阳痿患者！开始她非常生气，以为是自己缺乏魅力，采取了一切措施后，最终总算帮他达到了目的。第二天晚上情况稍为好一点，到了波多黎各又更好一些，但他实在是一个最无能和最乏味的情人，所以回到洛杉矶时她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他把她送到她的公寓，向她求婚，她的回答是要考虑考虑。 “考虑？你还要考虑？还是真的用脑子好好想想吧！”多兰知道此事后竭力说服她，“这个家伙为你着了迷。你和他结婚，只要共同生活一年，然后就离婚，这样你至少可以得到100万美元，而他还仍然爱着你。你有钱后就能够自己拍电影，事业成功的机会就比现在要多100倍！另外，通过他，你还会碰到其他的富人，碰到你更喜欢甚至你所爱的人，这样你就可以改变你的整个人生了，只要忍受一年的枯燥生活，而且这种生活又不是去受罪。我怎么可能叫你去受罪呢？”她原本不想和他结婚，却终于经不住多兰的摇唇鼓舌，开始心动了。 多兰自以为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以为自己是在开拓詹娜丽的视野，点醒她去看看每个女人都应该清楚的，或者从小就受到熏陶渴望得到的多彩的人生。 多兰也看出詹娜丽讨厌干这类事情，不是因为它本身是缺德之事，而是因为她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如此绝情地背叛另一个同类，加上她热爱生活，实在难以忍受整整一年乏味的光阴。多兰马上鼓起三寸不烂之舌，指出尽管忍受一年的寂寞，她也不至于被狄奥多拖垮，而且她可以让可怜的狄奥多过上一年幸福的生活。 “詹娜丽，你知道吗？在你最不开心的时候和你在一起也比在那些人最开心的时候和他们在一起要好得多。”多兰自从年满20岁以来就极少说过如此心诚意切的话，尽管他这次说这番话的出发点还是为了他自己。 真正打动了詹娜丽心的还是狄奥多异乎寻常的大手大脚——他为她花了25万在贝佛里山买了一幢漂亮的房子，里面有网球场、游泳池，还雇了两个佣人。他知道詹娜丽喜欢打网球。她是到了洛杉矶才学会打网球的，还和她的网球教练，一个体型颀长，相貌英俊的金发小伙子有过一段短期的风流韵事。她万万没想到在他们情意缠绵期间，他竟然因为教她打网球而向她收学费！后来别的女人给她讲述了加州男人的特点：他们请你在酒吧一起痛饮，要你自付自己的那份酒钱，然后请你去他们的公寓共度良宵，事后，他们其至根本就没有想到要为你掏回家的出租车费。她和网球教练不论是在床上还是在网球场上，彼此都感到心满意足，而且他在这两方面都使她获得很大的进步，最后由于他在衣着上更胜她一筹而使她对他产生了厌倦。另外，他举止太轻浮，经常随意挑逗她的男女朋友，尽管她思想解放，也无法忍受他的这种行为。 她从来没有和李瓦蒙打过网球。他曾经偶尔提过在中学时，他打败过网球明星阿瑟·阿舍，从此她一直认为自己的水平无法跟他比，两人属于不同的档次。既然大多数网球好手都不愿意和技艺差劲的球员较量，自己也不应该要求和他对打，不过在他说服她搬进新房子时，他们准备特别举办一个网球派对来庆祝乔迁新居。 她很喜欢这幢房子。它在贝佛里山也称得上是一幢豪华的住宅，里面有多间客房，一间舒适的卧室，游泳池旁设置有一间专门的浴室，还有一个户外的温水漩涡池。她和狄奥多一起筹划了房子的装饰布置，刻意镶嵌了特别的木板，而且是他们一起外出采购回来的。美中不足的仅有一样，这就是在床上他又恢复了以前的那种十足的性无能。詹娜丽彻底放弃了和他造爱的尝试，他安慰她说下个月离婚手续一办好他就和她结婚，到那时他的性功能就可能会恢复。詹娜丽虔诚地希望如此，因为她的心里有负罪感，她是为了钱才嫁给他的。至少她应该做个忠实的妻子，但是过着没有性生活的日子也不能不令她精神紧张。在网球派对那天她就知道他的性功能不可能恢复，她甚至觉得整个事情的始末都有可疑之处，不过狄奥多·李瓦蒙竭尽全力给她打气，给她以及她的朋友，尤其是好猜疑的多兰以信心，以至于她以为这是由于自己那受到谴责的良心在寻找出路才产生了这种感觉。 在网球派对上，狄奥多最终还是上了场。他打得还不错，却绝对不是高手，更不可能是阿瑟·阿舍的对手。詹娜丽感到很纳闷，对于这个情人，她最有把握的一点就是认为他不是一个说谎的人。她不是无知，而是一直都以为情人之间不说谎是不可能的，但狄奥多从不夸夸其谈，自吹自擂，也从不有意无意地提及他的钱财或是他在投资界的崇高地位。他除了詹娜丽，甚至极少和别人聊天。他这种低调的处世方式在加州非常罕见，何况他还是从小就生活在该州的，难怪詹娜丽对此惊叹不已。看到他在网球场上的表现后，她知道他至少在这个方面说过谎，而且说得极其巧妙，只不过在关键的场合心不在焉似地提了一下，以后就再也没有那种自负的喋喋不休的重复了。她从未怀疑过他，从未怀疑过他所说过的话。他爱她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他无处不表现出他爱她，即使他在性无能时也依然表露出对她一往情深。 网球派对结束后的那天晚上，他对她说应该把她的儿子从田纳西州接来这儿住，如果他不是说过他曾经打败过阿瑟·阿舍的谎言，她就会马上采纳他的意见了。也幸亏她没有急急忙忙去接儿子来，因为第二天在狄奥多上班后，她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 客人就是狄奥多·李瓦蒙太太，詹娜丽到目前为止才首次与他的妻子谋面。这位娇小漂亮的妇人一副忐忑不安的神情，显然是被詹娜丽的美丽镇住了，似乎她无法相信自己的丈夫会碰上这么一个胜利者。当她开口表明自己的身份时，詹娜丽不知道为什么立刻有一种解脱感，她接待李瓦蒙太太的热情程度更使这个女人觉得不可思议。 李瓦蒙太太的表现也令詹娜丽的惊诧非同小可，她没有像一般妻子见到丈夫的情人时那样生气，可是她说的第一件事就足以惊心动魄：“我丈夫很紧张，又很敏感，请别告诉他我来见过你。” “那当然。”詹娜丽说。她的情绪开始高涨起来，显得很兴奋，别人的妻子要求丈夫立即回到自己的身边竟然会使她不知所措。 李瓦蒙太太小心翼翼地说：“我不知道特德从哪儿弄到这么多的钱，他的薪水是很高，但他并没有任何积蓄。” 詹娜丽大笑起来，她已经知道了答案，不过她还是问道：“那2000万美元难道不是钱吗？” “啊，上帝，上帝！”李瓦蒙太大喊道，她用双手遮住脸啜泣起来。 “他在读中学打网球时也从未打败过阿瑟·阿舍？”詹娜丽进一步问道。 “啊，上帝！”李瓦蒙太大开始放声大哭。 “你们下个月也不打算离婚？”詹娜丽再问。 李瓦蒙太太只是在呜咽。 詹娜丽到酒吧那里调了两杯烈性威士忌酒，递了一杯给她，她边哭边喝那杯酒。 “你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的？”詹娜丽又问。 李瓦蒙太大打开手提袋，好像是在寻找一条手帕来抹眼泪，其实不然，她拿出一捆信件递给詹娜丽，原来全是账单。詹娜丽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些账单，然后她就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他开了一张25000美元的支票作为这幢漂亮房子的首期付款，并附上一封要求在房款全部付清之前准许他搬进去住的信，结果这张支票被拒付，于是建筑商威胁说要把他投入监狱。同时，雇佣帮工的支票也被拒付，为网球派对提供食物和饮料的支票当然一样都被拒付。 “天啊！”詹娜丽惊叹道。 “他太敏感了。”李瓦蒙太太说。 “他有病？”詹娜丽问。 李瓦蒙太太点点头。 詹娜丽沉思了一会儿，问：“这是不是由于他的两个妹妹在飞机失事中死去所造成的呢？” 李瓦蒙太太烦恼地尖叫起来：“他根本就没有姐妹！你还不明白吗？他是个病态的说谎者！他对你说的全是谎话！他既没有姐妹也没有钱，他根本就不打算和我离婚，他挪用公司的钱带你去波多黎各和纽约，还用来支付这幢房子的费用！”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找回他呢？”詹娜丽最后问道。 “因为我爱他。”李瓦蒙太太回答她。 詹娜丽掂量这句话的分量足有两分钟之久，一面继续仔细地打量着李瓦蒙太太。她的丈夫说谎，是个骗子，还有个情妇，而且患了阳痿症，自己对他的了解仅此而已。还有，他是一个差劲的网球手，那么，李瓦蒙太太又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詹娜丽拍拍这个女人的肩膀，再给了她一杯酒，对她说：“请在这里等候五分钟。” 她的确只花这么点时间就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放进了两只他为她买的皮箱里，可能连这箱子也是用无效支票购买的。她提着两只箱子从楼上走下来，对他的妻子说：“我要走了，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你的丈夫，告诉他，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他。我对曾经给你带来痛苦表示歉意。请你相信我，他的确曾经对我说过是你离开了他，现在看来你对他的所作所为却并不在乎。” 李瓦蒙太太凄惨地点着头。 詹娜丽开着那辆狄奥多为她买的淡蓝色的麦斯唐牌轿车离去，毫无疑问，这车一定很快就要更换主人了，她可以让人把它开回这幢房子。现在的问题是她无处可去。她记起了导演兼服装设计师艾丽斯·德·桑迪斯，这个朋友一向待她很好，她决定先开车到她家去征求她的意见。万一艾丽斯不在家，她就到多兰的公寓去，他肯定会收留她的。 詹娜丽非常喜欢墨林对她的故事入迷的样子，他总是微笑着，闭上眼睛倾听，非常欣赏这些故事，而且从无恶意。这时他好奇地，几乎是羡慕地说了一句很得体的话：“可怜的李瓦蒙，可怜兮兮的李瓦蒙！” “那我呢？你这混球！”詹娜丽假装生气地说着。墨林睁开眼睛微笑着要求道：“再给我讲个故事。” 这次她以造爱代替了讲故事。她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要讲给他听，但目前他听这个故事的时机还不成熟，他得爱上她，就像她已爱上他那样。他还不能再听更多的故事，特别是关于艾丽斯的故事。 第三十一章 我现在已经走到情人们通常都会走到的那一步——两个人在一起是如此快乐，以至于他们不敢相信这种快乐是真的，因而开始怀疑这一切全是假象。对我来说，在享受造爱的极大快感之中常常会被嫉妒和猜疑所困扰。有一次，她要对台词，无法到机场去接我；另一次我要求她留下来过夜，而她不得不回到自己的住处，因为第二天一大早得赶到电影厂去，为了不让我失望，也为了使我相信她的话，她在下午就和我造爱；但我仍然认为这两次她都是在说谎，而且心里认定她会说谎之后，就忍不住要挑起事端。有一次，我对她说：“今天下午我和多兰一起吃午饭，他说当你还是南方的一个美女时，曾经有过一个14岁的小情人。” 詹娜丽微微抬起头来，对着我甜甜地笑着，这迷人的笑容马上驱走了我心中对她的憎恨。 “有这么一回事，”她说，“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她低下头，脸上露出心不在焉的样子，那欢愉的表情说明了她正在回忆当年的恋情。我知道她总是深深地怀念过去的恋爱经历，即使有些恋爱的结局很悲惨。她又抬起头来望着我。 “这件事也让你吃醋了吗？”她问我。 “不，不！”我赶紧说。但是不管我怎么否认，她心里也明白我是在吃醋了。 “对不起。”她说完，盯着我一会儿，然后掉转头去，把双手伸进我的衬衣里，抚摸着我的脊背。“那爱情是无罪的。”她喃喃地低语。 我什么也没说，仅仅是把身子移开而已。这抚摸使我宽恕了她的一切不是，此时此刻我在期待着她对我撒谎。 过了一会儿，我说：“多兰告诉我，你为了这个14岁的男孩吃了官司，被指控败坏了一个少年的道德。” 我全心全意地希望她对我讲假话，无论这件事是真是假我都不在乎，即使她是酒鬼是骗子是杀人犯，我也绝对不会去非难她责备她。既然我爱她，这所有的一切我都不在乎。她静静地、沉思地望着我，仿佛她愿意去做一切，只要能让我高兴起来就行。 “你想要我说什么？”她问我的时候眼睛直视着我的脸。 “事实的真相。”我说。 “那么，的确有这么回事，”她说，“最后宣告我无罪，法官撤销了指控。” 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顿时落了地，轻松地问：“那么，你没有干过那事？” “干过什么？”她反问我。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我也避而不答。 她对我半真半假地微微一笑，笑容里掺杂着既感人又天真的讥讽。 “你是问我是否和那个14岁的男孩造过爱？”她先问了一句，然后说：“有的，我和他干过。” 她在等候着我走出房间，我偏偏躺着不动。她脸上的嘲讽表情更明显了，又补充一句：“他的个子比他的年龄大得多。” 她话中的大胆与挑战成分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情况就不同了。”我干巴巴地说。她终于忍不住发出由衷的笑声，在此之前我们刚刚闹过别扭，彼此都在生对方的气。詹娜丽生我的气是因为我竟敢盘问她，现在我冷冷地瞧着她，不再说话。她看见我准备离开，就说：“这可是个有趣的故事，你一定爱听的。”她马上就知道我上钩了。我爱听故事的劲头几乎不亚于过性生活，有许多个夜晚，我入迷地听她连续几个小时讲有关她亲身经历的故事，猜想那些故事里被她省去的情节，或者甄别哪些是她专门为迎合男人口味而加工编辑的内容，就像她给小孩讲恐怖故事时要经过改编一样。 她曾经告诉过我，她最爱我的地方在于我对听故事的热忱，以及我不愿意对故事做出裁决。她察觉得出来我在脑海里琢磨着“要是换了我，我会如何讲述这个故事”，或者“我将如何利用这个故事”。以前我从未谴责过她的所作所为，此刻她明白在她讲故事的过程中我也不会这样做。 离婚后，詹娜丽有过一个情人，那就是多兰·路德。他在当地电台当唱片音乐节目主持人，个子长得很高，年龄比詹娜丽大几岁。他的精力充沛，风度翩翩，说话幽默，是个理想的情人。他在电台为詹娜丽找到一份天气预报节目主持人的工作。在像约翰市这样一个小地方来说，这个职业可是个收入可观的美差。 多兰自以为是该镇的一个人物而自命不凡。他有一辆巨大的卡迪拉克，穿的衣服要到纽约去买，并发誓将来总有飞黄腾达的一天。他受到演员们的青睐与敬仰，路边所有百老汇戏剧公司的演出他都去看，然后给某位女演员寄便笺，随后再送鲜花，接着就是请吃饭。把女演员弄上床是如此容易，连他也感到不可思议。后来他才逐步意识到她们是太寂寞了，她们在舞台上轰轰烈烈，风情万种，一旦回到她们所住的二流旅馆的房间，脸上就免不了露出凄凉神情。他经常给詹娜丽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他们两人的关系与其说是情侣，还不如说是朋友更合适。 有一天，他的机会终于来了。一个父子二重唱的组合被安排在镇的音乐厅演出。父亲是个凑合的钢琴手，原先在那士维靠装卸火车上的货物为生。某一天他发现自己那九岁的儿子很会唱歌，于是这位早就厌恶了干苦力活的南方人认定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也许能够从此摆脱那辛苦而乏味的重体力活了。 他知道儿子唱得好，但究竟有多好却心中无数。他教儿子学会唱所有的圣歌，并带着他在基督教区巡回演唱，收入相当不错，对此他也心满意足。一个天真漂亮的小男孩，以清纯的女高音颂扬耶稣，对教区的观众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做父亲的觉得这种巡回演出的新生活非常舒服，他又天生好交际，尤其喜欢和漂亮的少女打交道。能离开人老珠黄的妻子一段时间对他来说真是求之不得，这样，妻子也就理所当然地留在家里。 这位做母亲的自然也梦想儿子那甜美的歌声给她带来荣华富贵。夫妇俩都很贪婪，虽然和富人比起来还是相形见绌，但是要知道，他们不是以此作为理想的实现，而是像沙漠岛上一个快要饿死而又突然遇救，并且还最终实现了自己梦想的人那样贪婪。 多兰到了后台，对少年的歌声大加赞扬，然后告诉他的父母，如果让他当少年演唱的经纪人，他们的儿子的歌声可以征服更多的观众。多兰深知少年的歌声独一无二，所以他向他们保证，他对他们在圣歌演唱中的收入分文不取，只是在每年25000美元的收入以外提取百分之三十的费用。 这当然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提议，对于他们来说，每年能赚到25000美元，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既然如此，又何必心疼那其余的百分之三十呢？如果没有代理人，他们的儿子罗里所挣的钱怎么可能超过这个数字呢？不可能挣得到那么多钱的！而且多兰也向何雷寿·贝斯坎先生和艾迪斯·贝斯坎太太保证他绝对不会向他们再收取任何费用，于是很快就拟定一份合同，大家在上面签了字。 多兰立刻密锣紧鼓地行动起来，他首先靠贷款出版了一集圣歌，非常受欢迎。在合作的第一年，少年罗里就挣了五万多美元，多兰马上搬到那士维并和当地音乐界取得联系，他还带上了詹娜丽，封她为新建立的音乐公司的行政助理。第二年，罗里挣了十万多美元。钱的大部分靠演唱一集古老的宗教民谣挣得，这集民谣是詹娜丽在多兰当唱片音乐主持人的卷宗里找到的。多兰没有任何的创作欲望，他从来也没有承认过歌曲的价值。 多兰和詹娜丽同居了，但她经常见不到他。他有时到好莱坞处理某部电影的事务，有时到纽约去某家大唱片公司签订独家代理的合同。他们原来都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的，这时却突然降临了一场灾难——罗里得了感冒，似乎会因此失声！多兰当即带他到纽约去看最好的专家，专家把罗里的病完全治好了，但是他在经过多兰的身边时，偶然提了一句：“那男孩到了青春期就会变声。” 这可是多兰从来没有想过的，也许由于罗里的个头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更大，也许由于罗里是一个天真无邪的毫无处世经验的男孩——他父母不允许他交女朋友。他热爱音乐，又是个有建树的歌手，还有就是他在11岁以前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专家的话对于多兰来说犹如五雷轰顶，他就像一个知道某个秘密金矿的方位却又找不到标明确切位置地图的淘金者那样彷徨。他早就盘算好要从罗里身上榨取数百万美元，现在眼看这个计划就要落空，数百万美元危在旦夕，怎能叫他不心焦？ 经过一番冥思苦索，多兰终于有了个绝妙的主意。他向医学界打听过了，又掌握了所有的秘方，然后先在詹娜丽的身上打开突破口，她听后惊得非同小可。 “你真是狗娘养的！”她几乎是带着泪水说这句话的。 多兰无法理解她的恐惧，安慰她说：“天主教会以前都经常采取这种办法。”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上帝，而不是像你这样为了一个黄金矿！”詹娜丽说。 多兰摇摇头说：“请不要离题，我必须说服孩子和他的父母，这恐怕得费许多口舌才行。” 詹娜丽笑了：“你真是昏了头了，我不会帮你的，况且即使我帮了你，你也无法说服他们当中的的任何一个人。” 多兰暧昧地对她微笑着说：“他父亲是个关键人物，我在思量着你可以对他体贴一些，为了我把他给软化了。” 多兰说这话是在他定居于阳光普照的分外温暖的加利福尼亚以前，因而当詹娜丽把一个很重的烟灰缸扔向他的时候，他吓得不会躲闪，被打掉了一只门牙，满嘴鲜血。他居然没有生气，仅是对詹娜丽的正义感摇了摇头。 詹娜丽本来当时就想离开他，只是由于好奇心太重才留了下来，她很想知道多兰是否真的可以达到目的。 一般来说，多兰精于判断一个人的个性，特别是善于发现一个人贪婪的弱点。他知道这次的关键人物是那位父亲何雷寿·贝斯坎先生。此人可以指挥自己的妻儿，更重要的是他也最容易受到奢侈生活的诱惑。如果儿子不能再挣钱，他就只好回到教堂去，再也不能周游全国，像现在这样弹弹钢琴，和美丽的少女厮混，吃山珍海味，从此就只能凄凉地与那个红颜褪尽的妻子相伴，打发余生。这一切对于这位父亲来说，将失去的东西实在太多。罗里的失声对他的打击比谁都大。 多兰先是请那士维的一个低级爵士乐俱乐部里的一名漂亮的小歌手把贝斯坎先生软化了，然后在第二天晚上，多兰请他吃了一顿美食。他们一边抽雪茄，一边规划罗里的灿烂的前程：他可以进军百老汇的音乐厅，出一个由著名的丁兄弟专门为他写的歌集，然后在一部电影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这样下去也许能把罗里变成另一个朱笛·佳兰，或是另一个歌星猫王，到那时，钱会多得你没法数。贝斯坎听得如痴如醉，高兴得像只馋猫似地嗷嗷叫。他不是贪婪，因为这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好运气，他已经是个准百万富翁了， 这时多兰猛然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有一件事情非常不妥，医生说他的声音很快就要变了。他很快就要进入青春变音期。” 贝斯坎有点担心地说：“他的声音将会变得浑厚一些，也许会变得比原来的更好。” 多兰摇摇头说：“他成为超级明星全靠他那高亢清晰甜美的声音。当然他的声音有可能变得更好，但是这得花五年时间来训练，而且还得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出现，他再次成名的希望是百分之一，而我现在销售的唱片和录音带等音乐制品都是靠他现在的声音。” “也许他的声音不会改变。”贝斯坎充满期待地说。 “是的，有可能不变。”多兰把话说到这里就打住了。 两天后，贝斯坎到多兰的寓所里去，詹娜丽把他让进屋里并给他倒了杯酒。他两眼直勾勾地瞅着她，而她理都懒得去理他。当他和多兰开始交谈时，她就离开了房问。 那天晚上，在床上造完爱后，詹娜丽问多兰：“你那肮脏的计划进展如何？” 多兰笑了，他认为尽管詹娜丽鄙视他正在从事的勾当，但她的良心不错，还肯满足他的性欲。就像罗里一样，她仍然尚未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多兰感到信心十足，他需要的正是这些不知道自身价值的人良好的服务。 “我已经让那个贪心的老东西上钩了，现在要干的是在他母亲及他本人身上下功夫了。”多兰得意地说。 在这件事上，多兰自诩为洛基山东部最成功的推销员，把他最后取得的胜利归功于自己的推销才能。事实上只不过是他的运气好，碰上的这个贝斯坎先生在发现儿子的唱歌奇才之前过着艰苦的日子。这种苦日子吓怕了他，他死也不肯放弃黄金梦而回到从前的苦日子中去，这也是人之常情。多兰的好运气还在于他遇上罗里的那个母亲。 贝斯坎太太曾经是这个南方小城的一个美女，在十几岁时有过一些轻狂的举止，自从迷上了会弹钢琴的何雷寿·贝斯坎并嫁给他后，她就不再到处卖弄风情。随着年月逝去，韶华不再，她就转向狂热的宗教信仰，并以此来拴住自己那颗曾经不安分的心。随着丈夫的越来越不可爱，她就越来越觉得耶稣可亲。多兰正好利用了她的这一点。他去和贝斯坎太太谈话时，拉上詹娜丽来陪伴，因为他意识到如果自己单枪匹马和这个女人在一起，又是谈这么一个微妙的话题，这个女人会紧张的。 这天，多兰使出浑身解数，在贝斯坎太太面前装出一片诚心诚意的样子。他先指出再过几年，全世界无论天主教国家、穆斯林国家、以色列还是非洲的城市，将有一亿人会听到她儿子罗里颂扬耶和华的歌声，她儿子将成为自路德以来的最伟大的基督教的福音传播者，比奥罗·罗伯兹和比利·格拉汉还要伟大。这两个人都是贝斯坎太太最敬仰的圣人。她的儿子也将在传播福音中得到净化，不被充满罪恶与诱惑的尘世所毁灭，这显然是仁慈的上帝的旨意。 詹娜丽专注地观察着他们两个，她真佩服多兰的伎俩。他干这种完全是出于图利目的的亏心事竟然毫无负罪感，就像一个习惯了从自己母亲的钱包里偷零花钱的小孩又在打开母亲口袋时那么镇定自若。贝斯坎太太在多兰一个小时的热切说教之后态度软化了，多兰在结束说服工作前这样说：“贝斯坎太太，我是为了耶和华才让你做出这样的牺牲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你儿子罗里身上了，他还只不过是个孩子，想必你也知道男孩的特点。” 贝斯坎太太对他淡淡一笑，说：“我知道。”多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笑着说：“我就知道我可以依靠你。” 这时贝斯坎太太冷静地说：“我是为了耶和华才这样做的，但我要你起草一份新的合同，我要作为他的共同经纪人，从你那百分之三十的提成中分百分之十五给我。”她停顿了一会儿再说：“而且这事情不必让我丈夫知道。” 多兰叹了口气说：“多想想往日的那种宗教信仰吧，我希望这件事你能办妥。” 罗军的妈妈果然把儿子说服了，没人能知道她是如何办到的。事情就这么定了，只有詹娜丽这个知情者不喜欢这个主意，事实上她对这件事感到恐惧，恐惧到她中止了和多兰的同居，而他也正在考虑抛弃她。 多兰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找医生把这个14岁男孩的睾丸割掉，对此事他心安理得地认为既然以前教皇都认可的事情，他做做也无妨。 詹娜丽终于把他的这个阴谋化为了泡影。 第三十二章 莫勒马辛辛苦苦干了一天活后还和缪斯·瓦特伯以及杰夫·瓦更开了一次专门会议，他已经为墨林的也是他自己的电影和这两个人进行了多次较量。瓦特伯和瓦更看过第一稿后就不喜欢这部电影，他们一定要把它拍成一部通俗片，坚持要加入更多的动作，让人物变得更粗野，对此莫勒马寸步不让，这就成了他们经常争论的导火线。 “这个剧本写得很好，”莫勒马说，“别忘了这才是第一稿。” 瓦特伯说：“这个用不着你来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冲着这第一稿来判断此片的。” 莫勒马冷静地说：“你们知道我一直对你们的想法很感兴趣，而且非常认真地加以考虑，但是你们到目前为止所说的一切似乎都和影片无关。” 瓦更面带笑容，息事宁人地说：“莫勒马，你知道我们信任你。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肯按照你的意思签了合同，你有全权处理电影的制作过程，但是，我们也得用广告和宣传等手段来支持我们的判断。现在我们让你以100万美元的预算来制作此片，那么我们认为在道义上我们也应该有权就影片的最后定稿获得发言权。” 莫勒马说：“什么狗屁预算！我们大家都心照不宣这预算实际上等于白搭。” 瓦特伯说：“你知道在我们所有的合同中，如果我审计预算后，你超支了，那么你在影片中的提成就相应减少，你愿意冒这个风险吗？” “上帝，”莫勒马说，“我相信如果此片利润丰厚，你们就会求助于这个条款了。” 瓦特伯狞笑起来，说：“我们也许会，也许不会，如果你坚持一定得要照你的意思拍成这部电影，你就得冒这个险！” 莫勒马耸耸肩说：“我情愿冒这个险，如果你们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说，我就回剪辑室去。” 他终于离开了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坐上轿车，让司机开车送他回自己的公司去。此时的莫勒马，浑身只觉得精疲力尽，只想回家小睡一会儿，但要干的事实在太多，他必须至少再坚持干五个小时。他感到胸口又在隐隐作痛，“那些狗杂种是想要我的命啊！”他心里不禁这样想。突然，他意识到自从他患了心脏病后，瓦伯格和瓦更就不再像以前那么怕他了，不但敢经常和他争论，而且更多地用成本来困扰他，也许这些坏蛋的确是在想要他的命。 他叹了口气，有不少不如意的事需要忍受，比如那个自以为是的墨林，总是给制片人及好莱坞抹黑，胡扯什么他们不是真正的艺术家，而自己现在正舍命来挽救他的那部电影的构思。他真想打电话给墨林，让他亲自去和瓦特伯及瓦更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只是他也深深知道墨林准会从影片的制作过程中离开。墨林不像莫勒马那样相信电影的力量，也不像他那样热爱电影。 由他去吧！莫勒马这样想，他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拍这部电影，并努力把它拍好。墨林会喜欢这部电影，电影赚钱时，制片厂也会高兴的，如果他们由于制片费用超过预算而减少他的分成，他就会把他的制作公司撤到别的地方去。 就在豪华轿车停下来的时候，莫勒马已经恢复了平时的那种心态，依旧踌躇满志，这是一个深信自己会创造出精致优美作品的艺术家上班时的那种踌躇满志。 他和电影剪辑师们一起干了将近七个小时才下班。当他乘轿车回到家时已是半夜深更。他疲倦得立即上了床，骨架子似乎要散开一般，累得几乎呻吟起来。胸痛又出现了，而且扩散到背部。还好，几分钟后，疼痛消失了。他静静地躺着，设法入睡。他有点心满意足，因为今天的剪辑工作干得很多，效率很高，收获很大，何况他还打退了两条鲨鱼的进攻，可谓战果累累。 莫勒马喜欢坐在剪辑室里和编辑以及导演一起工作。他喜欢坐在黑暗中像上帝那样给他的同事们某种鼓励，和他们一起对那些闪动着的形象做出取舍的决定。如果那些形象真的可取，他就叫剪辑师把它们修剪得完美无缺，把那些不好的镜头毫无保留地剪掉，免得人物出现鼻子显得太尖，嘴巴显得太恶毒等模样。他还可以通过把灯光调亮一点来使女主角的眼睛显得更妩媚一些，而且让她的姿势更优雅更动人。他不愿意把正面人物拍成绝望的失败相，对他们，他比谁都富于同情心。 与此同时，他还密切注意着坏人的衣着是否合适，看那些领带的颜色、外衣的裁剪等能否使他们显得更丑恶，他们的微笑是否太真诚，他们脸部的化妆是否太善良，他们的举止会不会误导了观众。莫勒马通过剪辑机器对这一切把关，更重要也是更难得的是他还要尽量避免太枯燥，这些坏人还必须有内涵。莫勒马在剪辑室里总是观察得仔细入微，他要求自己创造的艺术作品必须符合逻辑，所完成的作品一定要让观众满意。 莫勒马创作了数百部电影，这些影片中的无数明星永远闪烁在他的脑海里。莫勒马在电影创作上的技艺令人惊叹和折服，但当他一旦离开了黑暗的剪辑室，回到上帝创造的现实世界时，情况就截然两样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莫勒马的心脏病曾发作过三次，医生说是由于过度疲劳引起的，可是莫勒马总是感到剪辑室的工作太多，他不可能离开那里去休息。他是公司里最不能够病倒的人，却偏偏他得了心脏病，倘若他休息去了，谁来监督正在制作中的电影？他非常注意保养身体，极少喝酒，保持着经常的但很有节制的性生活，从未吸过毒。他仍然年轻英俊，仪表堂堂，看起来像个英雄人物。他还尽力做到使行为规范，或者说做个人们心目中的完人。在莫勒马的剪辑室里，像他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死于心脏病——编辑要删除一个画面，制片人要求重写剧本……这所有的一切都要靠他指挥全体导演和演员协同完成，这种人物是不能够死去的。 但是莫勒马无法摆脱胸痛。他经常在深夜里，在自己那巨大的住宅里，口含着治疗心绞痛的药片，因恐惧而呆呆地躺在床上。他只是在疼痛实在太厉害时才打电话叫医生，医生来后会为他做检查，安慰他，握着他的手，陪着他一直到黎明。莫勒马曾经为这位医生写过有关他生平的剧本，所以他从不拒绝来为莫勒马治疗。莫勒马还把他推荐给那些美丽的女演员，让他成为她们的私人医生，有时还成为她们的情人。早年，莫勒马在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前，曾经过着荒淫放荡的生活，那时候，他这个宽敞豪华的家里经常挤满了来过夜的客人，都是些小明星和高级时装模特。当时医生就常常来和他一起吃饭，一起玩那些过夜的女客。 现在已经深更半夜，莫勒马孤孤单单一个人躺在宽宽大大的住宅里。他给医生打了个电话，医生来后给他做了检查，向他保证说心绞痛就会缓解和消失，没有生命危险，告诉他最好设法入睡。医生又给他倒了一杯水以便他把治心绞痛的药和镇静剂吞下去，还用听诊器给他听了听心脏，发现没有扩大，不会像莫勒马感觉到的那样胀得要裂成碎片。过了几小时，症状缓解，他可以休息了，于是请医生回家去。随后，莫勒马就睡着了。 他做了一个非常逼真的梦：他在一个四周围起来的火车站里买票，一个矮小但很强壮的男人把他推到一边去，要加塞先买。这个侏儒的头很大，对着莫勒马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莫勒马说了没关系就站到一旁去了，不但让他先买，而且对那人说：“看来你有不顺心的事，你先买吧！”他刚刚说完这句话，那矮子一下子就长得很高，像个正常人的身材，接着又突然变成一个年长一些的英雄。他对莫勒马说：“请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我会为你效劳的。”他喜欢莫勒马，这一点莫勒马看得出来。他们彼此都很客气，火车站的售票员对这个人也肃然起敬。 就在此刻，莫勒马突然从漆黑的大卧室里醒过来，他的瞳孔缩小，看不见周围的东西，只得盯着从浴室敞开的门口透过来的长方形的白光。有一瞬间，他还以为是剪辑室里银幕上的画面还没有完全消失，然后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梦。就在这一刻，他的身体猛然颤抖了一下，心脏马上狂跳得仿佛要脱离躯壳，连脑电波也顿时混乱了。他蓦地坐起来，满身大汗。狂跳的心脏最后又强烈地挣扎了一下，终于停了下来。他随之倒回到床上，闭上了双眼，刹时间，他生命的银幕中的所有光亮部退去了，消失了。在他永远告别人间时，听到的最后的声音是机器剪辑电影胶片的咔嚓声。 第三十三章 我在好莱坞的代理人多兰·路德打电话告诉我莫勒马的死讯，还告诉我第二大将在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召开一次大会，专门讨论有关把我的那部小说改编成电影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要求我马上飞回洛杉矶，他会到机场去接我。 我在肯尼迪机场打电话给詹娜丽，想告诉她我到洛杉矶来了的事，但是电话里只传出她留在录音机里的略带法语口音的声音，我只好给她留下了口讯。 莫勒马的死亡对我的震动很大，在过去的几个月和他共事的日子里，我已经逐渐地变得非常尊敬他。他从不说废话，长着一双锐利的鹰眼，一下子就能够发现剧本中或者影片里那些多余的东西。每当他给我放电影时，总会一边讲解一些诸如为什么某个镜头不行，如何去发现一位演员的天才，以及即使这位演员扮演的是一个坏角色，也可以一目了然他的资质等等有关的知识。我们经常争论不休，他坚决认为我的文学势利眼是防御性的，是由于我没有认真地研究电影造成的，他甚至还主动提出要教我如何当电影导演，只是被我毫不客气地谢绝了，为此他还一个劲地刨根问底，非要我说出不想当导演的理由不可。 我告诉他：“一个人仅仅是活着，能站着不动，不打扰别人，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主宰命运的君主了，偏偏许多人不肯不打扰别人，我之所以讨厌人生的原因就在于此，而电影导演则是世界最霸道的主宰命运的君主。想想那些遭到你拒绝的男女演员有多么痛苦吧！瞧瞧那些得听从你的命令的人有多么屈辱吧！再看看你所花的钱和你所操纵的命运有多作孽吧！而我只是写书，从不伤害任何人，我只是提供帮助，他们有着和不看的选择。” “你说得不错的原因是，”莫勒马说，“你永远也当不了导演，但是我认为你的其他观点却糊涂到极点，没有人会像你所说的那么被动。” 当然，他是对的，我只是想控制一个自己完全独立的世界。 对于他的死，我感到悲痛，尽管我们彼此之间不甚了解，我对他还是有好感，同时我也有点担心我们那部电影的命运会不会因而不利。 多兰·路德准时到机场接我，他告诉我将由杰夫·瓦更担任制片人，“三重文化”已经吞并了莫勒马的电影制片厂。他还提醒我做好要碰上许多麻烦事的思想准备。在去电影制片厂的途中，他给我简单介绍了“三重文化”的大致运作的情况，介绍了缪斯·瓦特伯以及他的妻子贝拉，还有杰夫·瓦更等人的情况。作为开头，他告诉我，他们虽然不是好莱坞最强大的电影制片厂的首脑人物，却是最令人憎恨的家伙，人们通常因此把他们的制片厂称之为“三个恶棍电影制片厂”。他说瓦特伯是条鲨鱼，其他三个副总裁是豺狼。我纠正他说不应该把比喻体搞乱了，如果瓦特伯是条鲨鱼，其他人就应该是鲭鱼。我一路上谈笑风生，但是我的代理人根本就听不进去，冷不防，他还冒了一句：“我希望你打条领带。” 我看了看他，只见他上身穿了件精美的黑皮外套，里面是一件圆领的汗衫。他耸耸肩继续说：“缪斯·瓦特伯完全可能成为一个闪米特族人的希特勒，只不过他的手法有点不同而已，他会在把所有的成年基督徒送入毒气室后，再为他们的子女设立大学的奖学金。” 我懒散而舒服地坐在多兰·路德那奔驰450SL型的轿车里，心不在焉地听着多兰的唠叨。他告诫我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我的那部电影将有一场恶仗要打。他又说杰夫·瓦更将成为制片人，瓦特伯对这部电影有着个人的兴趣。多兰还说正是他们对莫勒马的骚扰导致了他的死亡。我把这种说法当作好莱坞典型的夸张手法而置之脑后。这一路上多兰说的所有的话的实质，无非都是要告诫我：今天将决定这部电影的命运。于是在继续开往电影制片厂的长长的路途中，我调动了大脑里的所有记忆来重温自己亲眼所见的以及听人所说的有关缪斯·瓦特伯和杰夫·瓦更的所作所为。 杰夫·瓦更的骨子里是个彻头彻尾的庸俗不堪的人，更是一个一钱不值的制片人。他发迹于电视，然后脐于电影故事片制作的行列，过程就和一滴墨水在亚麻台布上慢慢化开的惊人效果一样。他拍了100多部电视故事片，20多部舞台艺术片。这些片子并非每部都是高雅的有魅力的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好莱坞的影评家、工作人员以及艺术家们都经常开瓦更的玩笑，把他称作苏尔兹涅克、鲁比兹、泰伯格等人的混合体。 一部典型的杰夫·瓦更影片中，扮演者基本上是年纪较大的在电影界已混了很久却依然经济拮据的昨日之星，稍有常识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部廉价的影片。导演往往由于瓦更的太多干预而起不了作用，他们本来又都是些平庸之辈，曾经导演过不少失败之作，因而他可以随意指挥他们按照他的意图来拍片。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影片虽然俗不可耐，但是由于它们的主题符合商业需要，所以很多片子不赚也不赔，有的甚至还赚了不少钱。可以说，这些影片一般都是事先瞄准观众的胃口，也就是说，是专门为某类观众拍摄的。杰夫·瓦更还是个守财奴，一向对电影的制作成本抓得极紧，如果影片获得成功，赚了很多钱，他就在合同上做功夫，挑毛病，使得人人都要损失一部分提成比例；要是这套鬼把戏还不灵，他就要求电影制片厂向他们提出诉讼，最终达成一个提成比例的协议。而他的顶头上司缪斯·瓦特伯总是说杰夫·瓦更能为影片提出极好的主意，也许他不知道这些主意都是瓦更从别人那里偷来的，瓦更擅长通过诱骗的手段达到目的。 他在年轻的时候，已经惯于盘剥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里所有的小影星，因此得了豺狼的绰号。他在拍电视的时候，为了把某个女子搞到手，通常的做法就是先让她在片子中扮演酒吧女郎或接待员的角色，如果她演得不错又对他百依百顺，那么就可能整年都有活干了。自从改拍电影后，他的这一套做法行不通了，一部预算为300万美元的影片里的角色总不能任他随心所欲地分配给那些满足了他性欲的人去扮演。从那时开始，他就让他们朗读某个角色的台词，口头上答应要关照她们，实际上没有承担多少义务。当然，她们当中有些有才华的人，借助于他的地位，在故事片中得到了一些好角色，有少数人还成为了明星，她们对他自然感恩戴德。在“黑寡妇”的国度里，杰夫·瓦更是最后的幸存者。 有一天，从俄勒冈的北部雨林里来了一位年方18的绝色美女。她天生丽质，有一流的脸蛋和身材，还有火辣辣的气质和独特的天才，遗憾的是她不上镜，在白痴魔术似的电影中，她的美貌不起作用。 她在俄勒冈的森林里长大，练就了一身当林业工人和猎人的本领。她能剥鹿皮，敢和灰熊斗。在她的代理人和她谈心后，她每个月极不情愿地让杰夫·瓦更玩弄一次。由于她生长在一个人人都是直率的猎人的地方，因此也相信了杰夫·瓦更能遵守诺言，为她弄到一个角色。在确知他不会为她安排到角色时，她带了一把剥鹿皮用的刀和他上床，在关键时刻把刀捅进了他的睾丸。 遗憾的是他伤得并不厉害，杰夫·瓦更自己则千方百计地掩盖这一事件，不愿意提出指控，但是这件事还是泄露了出来，他只好给了那少女一笔钱，足够她买一间木屋和一支新的来福猎枪，打发她回俄勒冈的老家。杰夫·瓦更也从此吸取教训，放弃了诱奸小影星的勾当，一心一意去打诱骗作家的主意。作家被骗后更不敢张扬，也比影星更胆小，这样一来，他不但更有利可图，而且没有那么危险。 他诱骗作家的手法不外乎是在请他们吃昂贵的午饭时，有意向他们虚提各种工作机会，告诉他们如果参加改编正在拍摄中的电影剧本，一次就可得数千美元。接着他就诱惑他们畅谈自己未来的小说或电影剧本的创作构思，然后剽窃他们的构思并移花接木——改变了其中的人物，但主题和情节都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他不但对提供这些原始构思的作家分文不给，还对干这种缺德事津津乐道，因为作家的付出是无形的，他们也不可能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些构思由他们提供，所以只好吃哑巴亏，不像那些为了得到角色而不惜向他提供性服务的女星期望得到回报那么简单直接。 倒是所有和杰夫·瓦更打过交道的代理人都会明智地阻止他们的作家主顾再跟他一起出去吃饭，不过全国各地有那么多年轻又没有处世经验的作家拥到好莱坞，渴望通过此人在好莱坞的地位来帮助自己名利双收，加上杰夫·瓦更已经精于此道，会很巧妙地打开一点点的门缝让他们往里瞧，随即又用力把门关上，连带把他们的脚趾夹个青一块紫一块。 有一次我在拉斯维加斯和科里聊天时说他和瓦更用同一手法欺骗受害者，科里当即表示不同意，他说：“我和维加斯是瞄准顾客的钱，而好莱坞要的却是睾丸。” 他还不知道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刚刚在拉斯维加斯购买了当地最大的赌场中的一家。 缪斯·瓦特伯的情况和瓦更有所不同。在我刚到好莱坞不久，有人带我到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去拜会他。 一见面，我就知道缪斯·瓦特伯是个什么货色了。他脸上那种鲨鱼似的表情就是那种长期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惯有的冷漠的样子，这种一般人装不出来的表情我曾经在高级军事将领。赌场老板、美艳而富有的女人以及黑手党的头子们的脸上见过。他的骨子里还渗透出权欲和冷酷，绝对没有丝毫的怜悯和同情心。这是一个权欲横流，大权小权都要独揽的强人。 那天晚上，我告诉詹娜丽我到过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还见识了瓦特伯，她漫不经心地说：“好个老缪斯，我认识他。”说完，她挑衅似地望了我一眼，我就上钩了。 “好吧，”我央求她，“和我讲讲你是如何认识缪斯的。” 詹娜丽起床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那时我到好莱坞快两年，仍然一事无成。有一天，我应邀出席一个有许多大人物到场的派对。我是以一个未来影星的身份去碰碰运气的，希望能接触到一些要人。派对上有十多个像我这样的少女，全打扮得花枝招展，希望能给某个有权势的制片人看中。算我最走运，风度翩翩的缨斯·瓦特伯走到我的跟前。我当时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中伤他，还记得他妻子曾走过来大约呆了一分钟，并且在设法把他拉开，但是他不理她，继续和我聊天。毫无疑问，我当时是南方来的有魅力的美女。当晚派对结束时，他邀请我第二天到他家吃晚饭。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所有的女朋友，把这个事告诉她们，她们向我表示祝贺，一再叮嘱我得为他献身。我说我当然不会在第一次和他的会就让他轻易得手的，我还认为如果我吊吊他胃口，也许他会更尊敬我。” “这真是个好技巧。”我插了一句。 “我知道，”她说，“这个技巧用于你身上是很灵的，这是我的感觉。事实上我向来都是除非真正喜欢一个男人，否则就不会和他上床。我从来就不会由于要某个男人为我办事而和他上床。我对女朋友们说了这件事，她们都认为我疯了，说如果缪斯·瓦特伯真的爱上了我，或者说真正喜欢我，那就意味着我可以走上当明星的道路。” 她花了几分钟的时间来生动地表演这出假美德的初时抗争，最终变成心甘情愿的犯罪的哑剧。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我好奇地问。 詹娜丽两手叉腰，戏剧性地昂首挺立，一副自豪的样子。“那天下午五点钟，我做了一生中最大的决定，那就是为了不断进取，我准备和一个根本不了解的男人上床！我自以为自己很勇敢，最终定出了这个只有男人才能够制定得出的决策。” 她暂时中止了自己的“演出”，转而友好地问我：“男人们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他们只要能在生意上达成协议，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出，连贬低自己的身份也在所不惜，这算不算生意经？” “我想是吧。”我回答她。 “你曾经干过这样的事吗？”她又问。 “没有。” “你对自己的评价还挺不错的嘛，对吗？我曾和几个已婚男人有过婚外情，我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他们全喜欢带那顶硕大的白色牛仔帽。” “此话怎讲？” “他们都想既对妻子又对女朋友表示公平爱恋，起码是希望能给别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责备他们了。连你也是这么干的！” 我思索了一会儿，弄明白她此话的含义后说：“就算是这样吧，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詹娜丽愤愤不平地说，“你说你爱我，但你又要回到妻子的身边。已婚男人除非真打算离开自己的妻子，否则他就不应该对另一个女人说他爱她！” “那是浪漫主义的假话。”我承认道。 她情绪激动了好一阵子才说：“如果我到你的家里去，对你的妻子说你爱我，你会反对吗？” 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用手压住自己的胸口说：“请你再说一遍，好吗？” 她重复道：“你会反对吗？” 我回答她：“百分之百不赞成！” 她咬牙切齿地瞪了我一会儿，然后又放声大笑了起来，说道：“我曾和你一起堕落，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干了。” 我明白她说这话的意思。 “好啦，”我说，“和瓦特伯的事进展如何？” “我用龟油彻底地，长时间地沐浴，然后又化了妆，穿上最好的衣服，自己开车到祭坛。我被引进屋子，见到了缪斯·瓦特伯。我们坐下来一起喝饮料，他问了我的工作等情况，和我聊了大约一个小时。他非常精明，让我明白如果这个晚上过得愉快，他会为我做许多事。我心里想这狗娘养的，今晚根本没打算和我上床，他甚至连饭都不请我吃。” “我可从来没有对你做过这种事。”我又插嘴道。 “他看了我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对我说：‘楼上的卧室里已备下了晚餐，你愿意上去吗？’我用南方口音回答他道：‘愿意，我有点饿了。’他陪我上楼去，他家的楼梯就像电影中的那么漂亮。打开了卧室的门，他把我让进了房间后，就在外面把门关上了。我在房里看见一张小桌，上面摆了一些精美的小吃。” 说到这，她又摆出一个天真少女的姿态，脸上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 “缪斯在那里？”我忍不住问她。 “他在外面，在走廊里。” “他让你单独进餐？” “不，贝拉·瓦特伯太太身穿极薄的晨衣在等着我。” “啊，我的上帝！”我惊叹道。 詹娜丽开始表演另一幕： “我事先并不知道得和一个女人造爱，本来这天我思想斗争了八个小时才决定和一个男人上床的，现在我却是不得不和一个女人造爱，我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我说我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是傻乎乎地坐了下来。瓦特伯太太请我吃三明治并给我倒了杯茶，然后她从衣服中抖出她的双乳，对我说：‘亲爱的，你喜欢这对乳房吗？’我机械地回答：‘你的乳房很漂亮。’” 这时詹娜丽盯着我的眼睛，接着又垂下了头，我问她：“后来呢？你赞美了乳房后她还说了些什么？” 詹娜丽张大眼睛，做出恐惧的表情说：“贝拉·瓦特伯对我说：‘你愿意亲我的乳房吗？我亲爱的！’” 詹娜丽说到这里，一下子瘫在床上，躺倒在我身旁，但仍然继续说：“我冲出房间，跑下楼梯，逃离了那幢房子。为此我足足等了两年才找到工作。” “这座城市可真够野蛮。”我感叹道。 “不，”詹娜丽说，“如果我事先和女朋友再谈八个小时，也许我就会肯干了，这仅仅是能否鼓足勇气的问题。” 我不出声，只是对着她眯眯笑，她则盯着我的眼睛，对抗着。我说：“是的，不过这又有什么区别？” 当轿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时，我设法去听多兰的意见。 “老缪斯是个危险的人物，得提防着他。”他的这个意见和我的不谋而合。 缪斯·瓦特伯是好莱坞最酷爱权势的人物中的一个，他的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在财力上比大多数的电影制片厂都要雄厚，但生产的影片却最糟糕，然而这个全身连一个艺术细胞都没有的缪斯·瓦特伯，竟然在生产艺术的领域里创造了摇钱树！就凭这，他成为公认的奇才。 瓦特伯是个不太整洁的胖子，身穿裁剪马虎的维加斯式的衣服，平时沉默寡言，从不流露情感。他信奉的原则是：只有你能够从他那里拿走的东西，他才肯给你。换句话来说就是：你要是没能耐强迫他和他的律师拿出来的东西，他就坚决不给你。他在影片提成方面欺骗制片人、明星、作家、导演等人倒是一视同仁。生产出了好片子后，他从不感谢导演工作的出色，演员表演的精湛，作家剧本的优秀，他的理由是他曾为劣质的东西付出过很多次大价钱，所以凭什么还得对一个称职人员的工作多付钱呢？ 瓦特伯就像人们谈论战争那样谈电影，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要想做煎鸡蛋，不打破鸡蛋不行。”如果某个生意合伙人因为自己和他有交情，或者某个演员因为敬爱他，以为他们之间的友谊有多深，到头来因不明不白地被电影制片厂克扣了工钱而去向他提出疑义时，他总是淡淡一笑，冷冷地说：“我一听到这个‘爱’字，就赶紧伸手捂住钱包。” 他对仁义道德不屑一顾，别人指责他缺乏信誉时他反而以此为荣。他根本就不希罕获得言而有信的美名。他认为握手是表面功夫，只有白纸黑字的合同才是真格的。只要有机会去骗取合伙人的建议和剧本，克扣他们的电影利润的合理提成，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干。要是那些过度疲劳的艺术家（制片人太了解情况了，明知道反对只是徒费口舌）忍无可忍地去责备他，他就只是简单地回答：“我是个电影制片商！”腔调和波多雷对一个类似的责难做出的回答：“我是个诗人！”一模一样。 瓦特伯使用律师就像流氓使用枪那般随便，玩弄感情就像妓女玩弄性爱一样老练，利用好的作品就像希腊人利用特洛伊木马。他支持罗杰兹退休演员之家就等于以色列支持千百万印度饥民和在阿拉伯各国栖身的巴勒斯坦难民，要想他对别人行善，就等于是要他做违反自己本性的行为。 瓦特伯刚接管时的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是个亏损严重的厂，他立刻在电脑中设置了严格的底线基数，订出全城最苛刻的条件，另外，他从不为创造性的主意冒险，要干也要等这些建议在别的厂得到验证为止，万一遇到紧要关头，他的王牌就是紧缩开支。 别的制片厂拍一部影片动辄耗费上千万美元，而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拍一部片子从不超过300万美元，事实上，一到费用超过300万时，缪斯·瓦特伯本人或三个副总裁中的一个就会一天24小时地盯着你了。他要制片人张贴完成契约的承诺书，要导演以自己提成的百分比发誓，要演员们千保证、万保证，反正大家务必按预算把影片拍成。凡是能按预算或低于预算拍成一部电影的制片人对缪斯·瓦特伯来说就是一个英雄，至于影片收入仅仅维持成本也没关系，但是如果影片超支，即使它净赚2000万美元，给电影制片厂带来丰厚的收入，瓦特伯也会执行和制片人签定的合同中的处罚条款，扣掉他们的利润分成。当然，这样做是要付诸法律程序的，但是厂里豢养着20个律师，他们正盼望着能上法庭实习，因而，和制片人的协议很容易达成，特别是那些还想在“三重文化”拍片的制片人和演员就更是只能忍气吞声。 瓦特伯的组织才能是众所周知的，他有三个副总裁，各人都有自己分管的天下，也都在为了瓦特伯的利益竞相卖命，特别是日后其中的一个人可能接他的班的指望激励着他们。这三个家伙全有富丽堂皇的房子、高额的奖金和在只有瓦特伯才有否决权的前提下处理自己管辖范围事务的特权，所以他们三个人都在拼命地猎取天才和好剧本，一心要降低预算，控制天才，扑灭任何标新立异的火花，然后炮制出特别的行动计划来，拿到设置在制片厂顶层的瓦特伯的办公室去。 他在性生活方面的名声无可指责，既不和小明星们打情骂俏，也从不向导演或制片人施加压力要他们在影片中启用某个相好，部分原因是他那禁欲的个性以及他低下的性欲，另外是他需要这份名声来维护权威，还有最主要的就是他对和从小相伴的妻子那30年的婚姻生活十分满足。 他们在布隆克斯中学认识，十几岁结婚，从此就一直生活在一起。 贝拉·瓦特伯过着童话般的生活。她十几岁读中学就以身材丰满性感而出名，她那对巨乳配上羞答答的表情，真是妙不可言，迷住了缪斯·瓦特伯。那时候，她穿着宽松厚实的特意大了两码的毛线衫和裙子，其效果就像把光辉灿烂的放射性金属隐藏在黑暗的山洞里一样，你越是知道它就在那里，它越要藏起来不让你见到，于是更引得少男们春情激荡，想入非非。缪斯前途顺畅，成为一名制片人后，她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顾着生孩子。尽管两年生了两胎，她还是愿意在育龄期每年都生一个，倒是缪斯不想再要了，那时他已把主要精力放在事业上，再说她那曾经使他感到性饥渴的胴体布满了生育的疤痕，那曾经令他爱得几乎窒息的乳房下垂了，而且青筋累累，整个人变成了犹太型的家庭妇女，很难再引起他的欲望。他为她雇了一个女佣后就把她连同性爱都弃在了一边。他仍然需要她，起码要她来为他的衣着操心。她是个出色的管家，他的衬衫经她浆洗后就好像是全新的一样，而且她还把他的拉斯维加斯式的西装和漂亮的领带保养得井井有条，总是在最适当的时候送到干洗店去清洗，既不太经常以免损耗，又不能太少造成他邋塌。有一次，她买了一只猫，它喜欢坐在沙发上，那天碰巧缪斯也坐在那张沙发上，他站起来时裤脚管上沾了一些猫毛，他抓起那只猫就一把扔到墙上，还对着贝拉歇斯底里地吼叫，她第二天就把猫送给了别人。 最神奇的是权力总喜欢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自从缪斯当上了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头头之后，贝拉·瓦特伯也同时仿佛被仙女的魔杖点了一下，顿时发生了质的变化——那些加利福尼亚培养出来的经理们的太太整天围在她身边和她套近乎；发型师上门为她设计了一个用黑色鬈发做成的发套，使她显得雍容华贵；娱乐圈里所有的人都参加的、设在温泉的健美操训练班坚决地毫不留情地把她的体重从150磅减到了110磅，甚至连乳房也缩小了些，只是和她身体其他部分比起来还是嫌太大。经过一番整容手术，它们终于变成了一对小小的非常匀称的玫瑰花蕾。外科医生给她做手术时，还削去了她大腿两侧和臀部的各一大块肉；制片厂的时装专家为她设计了整整一大立柜的衣服以适应她的新身材和新身份。贝拉·瓦特伯在镜子里欣赏自己的形象：再也不是往日的那个性感、多肉、漂亮却又俗气的犹太公主，而成了一个苗条细腰40多岁的精力充沛的活泼女人。夸张一点说，简直有些像一个不久前才踏入社会的少女了。她没有注意到另一面：她现在的外貌和过去的相比判若两人，实际上是对她过去的歪曲。不错，她是成了一个精瘦的时髦太太，只可惜那副天生的大骨架子无法改变，这样往日的她就像幽灵一般依附在她现在的躯壳和脸庞下不肯离去。她自以为已恢复了青春和变得更美，所以当一个正在受训的年轻男演员假装爱上她的时候，她就上钩了。 她真诚地以激情回报他的爱，不惜屈尊到他那间在桑塔·莫尼克的污秽的公寓里和他幽会。年轻的男演员充满活力，而且敬业精神可嘉，因而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扮演的角色，不但使她生平第一次享受到彻底完美的性生活，甚至几乎相信自己也爱上了她。他的功夫可谓做到了十足，还特意从故西珠宝店买了一只漂亮的手镯送给她，而她则把它当成自己第一次真正享受性的欢愉的证据，今生今世都会珍惜这件定情物。最后，他请她帮忙在“三重文化”的大故事片里争取一个角色。她告诉他自己从不过问丈夫业务上的事时，他的震惊难以形容。他们大吵了一场后，这位演员就永远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她怀念他，连他那污秽的公寓和他爱好的那些摇滚乐唱片都成了她深深思念的东西，但她毕竟曾经是个头脑清醒的少女，后来又成长为一个有清醒头脑的妇人，此事之后，她再也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再挑选情人时，就像喜剧演员挑选帽子那样小心翼翼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在和男演员的恋情中，渐渐成了一个谈判高手。首先，她非常注意寻找有才华的演员。事实上，从这种才气十足的演员身上，她的确得到的乐趣也更多。其次，在她的调弄下，一般智力就和天才挂上了钩。她在事业上帮助他们，当然不会蠢到直接去找她的丈夫，缪斯·瓦特伯是绝对不干预这类事务的。她去找三个副总裁中的任何一人，向他们大谈自己在某个艺术小组演出易卜生的戏时发现了某位男演员是如何有才能，并一再声明自己不认识他，只是肯定此君能给厂里创造财富，副总裁就会把那演员的名字记下来，给他安排一个小角色。这样搞法没过多久，贝拉·瓦特伯那淫荡的名声就传开了，有些流言还说她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和任何人造爱，以至于每当她到任何一个副总裁的办公室时，那个副总裁都坚持要有一个秘书在场，这种情形如同妇科的男医生给病人检查身体时坚持要一名护士在场一样。 三位副总裁都在玩弄手腕想抓大权，他们都必须或者是认为必须讨好瓦特伯的妻子，其中杰夫·瓦更捷足先登，成了贝拉的好朋友。他把介绍某个英俊健壮的年轻人作为友谊的交易，当她没有这类性伴侣时，就拼命逛昂贵的罗帝奥妇女用品商店，或者和漂亮的小影星泡在独特的餐馆里吃午饭，脸上戴着不吉利的巨大的男装墨镜。 杰夫·瓦更由于和贝拉的关系密切，就最有希望在缪斯·瓦特伯退休后接他的班。这里面的危险区是：如果缪斯·瓦特伯知道自己的妻子是贝佛里山的淫妇后，他会采取什么行动？花边新闻专栏作家已经把贝拉的风流韵事当作“匿名节目”来登载，瓦特伯不可能没有看到过，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经臭名远扬。 像往常那样，缪斯·瓦特伯这次又让人大吃一惊：他根本不做出丝毫反应！充其量就是偶尔对她的情夫报复一下，从不对妻子追究。 他第一次的报复对象是一个年轻的摇滚乐歌星。这家伙到处吹嘘自己的成功，把贝拉·瓦特伯称之为“老骚货”。他的原意是想高度赞扬她的情欲旺盛，哪知反而被缪斯·瓦特伯认定是莫大的侮辱，就像他的副总裁竟敢穿牛仔裤和圆领汗衫来上班是对他的侮辱一样。这个摇滚歌星出过一本歌曲专集，所挣的钱比他在一部故事片中所挣的要多出十倍，却受到好莱坞梦的影响，鬼使神差一般人了“三重文化”的门，自我陶醉在演电影的狂热中。在预演这部影片的那天晚上，他把乐队的全体成员以及他所有的女朋友都请到瓦特伯的私人放映室来，那里还挤满了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大牌明星。这次预演是当年好莱坞的大派对之一。 这位摇滚歌星坐在那里等了又等，电影一直放到结束，银幕上就是没有他扮演的角色，原来他的角色已被全部删剪掉了。这个打击使他丧失了理智，最后不得不被护送回家。 缪斯·瓦特伯用一个大变革来庆祝他从一个制片人晋升为制片厂的首脑。在过去的数年里，他注意到制片厂中有权势的人物对金像奖只授予演员、作家、导演和制片人这种做法颇感不满，是他们生产了影片，而荣誉却全给了他们的雇员，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恼火。缪斯·瓦特伯几年前就首先公开支持在金像奖中增设一个欧文·台尔伯格奖，他还很精明地在计划里写明此项奖不是每年一次，而且规定只授予某个数年来都能生产出高质量电影的制片商。他这个人工于心计，故意又在上面附上了一条一年只能够得一次台尔伯格奖的限令。设立了此项奖的结果是使许多在电影界有影响的制片商所生产的影片本来是与得奖无缘的，现在因为制片商获得台尔伯格奖后，也有机会享受到传媒广泛关注的荣耀了。但是制片厂的首脑和只顾赚钱而在影片中表现平平的明星们还是不能获奖，于是，缪斯·瓦特伯又支持设立一项人道主义奖，奖励某些带着崇高理想献身于电影事业，为改善更美好的人生做出了贡献的人。两年前，缪斯·瓦特伯终于获得了此项奖，并且在数百万美国忠实的电视观众面前接受了此项殊荣。此项奖是请一个有国际声望的日本导演授予的，理由很简单，实在找不到一位能在授奖时肯保持一副严肃表情的美国导演——多兰在向我讲述这个特别的故事时这么说。 在缪斯·瓦特伯接受此项奖的当天晚上，有两个电影剧作家由于激愤而心脏病发作，一位住在贝佛里威尔舍旅馆的女演员把电视机从她的四楼套间扔了出去，三名导演愤然辞去金像奖评委的职务，一位电影剧作家对此事的评论是：简直就像要关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投票选希特勒当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一样滑稽和荒唐。然而不管怎么样，这项奖的金像成了缪斯·瓦特伯最心爱的收藏品。 瓦特伯还想出不少强迫正在升起的新星为他拍坏电影的鬼点子，例如为他们提供数目可观的按揭付款来购买在贝佛里山的大楼公寓等。缪斯·瓦特伯的制片厂为了剥夺本该属于这些富于创造性的奇才的钱，还不断地在法庭上制造把官司打到底的局面。瓦特伯在华盛顿有靠山，他擅长用美丽的小影星和秘密基金招待政客，经常出资让他们到世界各地的那些费用昂贵的名胜之地度假。他深知该如何利用律师和法官去敲榨金钱，巧取豪夺。至少多兰是这么说的，我听起来，这个人就像是个精力充沛的美国奸商。 他除了狡猾之外，支撑着三重文化制片厂的最重要的资本是他在华盛顿的那些靠山。 由于他的禁欲生活，因而他的敌人所散布的许多关于他的流言蜚语都站不住脚，他们一会儿说他每个月都极其秘密地飞往巴黎去嫖童妓，一会儿又说他是个窥淫狂，在妻子的卧室开了个窥孔，放任他的妻子和奸夫淫乱就为了能够在那边欣赏，等等不一而足，不过，这些丑闻全是假的。 由于他的智力和个性，他和电影界里的其他重要人物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躲开传媒的报道，唯一的例外就是这一次争取人道主义奖。 多兰把车开进了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里，我第二眼就已经讨厌它了：楼房是混凝土结构的，空地的景色和工业区的公园大同小异，使整体建筑看起来就像是无害的机器人的集中营。我们进了几重门后，警卫没有为我们提供特别的停车位，我们必须使用计时的车位。出入口有能自动抬起的红白线条相间的木把手，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得交25美分才能从出入口的门通过。 我还以为没安排车位是个意外事件，是秘书处的疏忽，但多兰告诉我这是缪斯·瓦特伯的手段之一，为的是故意把像我这样的天才捉弄一番，他们不敢欺骗导演以及大牌明星，一般影星也自会把车开到泊车位的后面，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作家明白：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听了多兰的解释，我认为他有些偏执狂，所以笑了笑，没发表意见，不过他们的这种做法的确有点让人不高兴。 在主楼，有个保安员检查了我们的证件，然后打电话落实我们是否事先约好。不久，一个秘书下楼来接我们乘电梯到顶层。顶层的布局很有品味，但令人毛骨悚然。 尽管这样，我还是承认对杰夫·瓦更的魅力和他在电影业方面没底线的做法印象深刻。我知道他是个惯于玩弄骗术的人，可是干这一行的人行骗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就像在一个热带的岛上发现某种外形奇异却又不能吃的水果一样自然。我和代理人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瓦更叫秘书停止接所有的电话。他的这种做法当时真让人感动，后来才知道他并没有真正下达秘密暗号去停接所有的电话，因为在我们开会前他至少接了三个电话。 在开会前，我们还得再等半个小时瓦特伯才有空。杰夫·瓦更就给我们讲有趣的故事，连那位俄勒冈森林少女刺他的丑闻也被当做笑话来讲了。这个故事结束时，他笑着补充：“如果她的工作做得彻底一些，这些年来可就为我节省不少的金钱和麻烦了。” 瓦更的电话又响了，接完后，他陪我和多兰走过大厅，到了一间豪华的会议室。它也可以用作电影放映厅。 尤格·克林诺、郝林南和缪斯·瓦特伯都坐在长长的会议桌旁随意地聊天，稍远一些有一个满头白发的中年人，瓦更介绍说他就是影片的新导演，名叫西蒙·贝福特。我记得这个名字，20年前他导演了一部很好的战争片，紧接着他就和“三重文化”签了长期合同，成了为杰夫·瓦更炮制劣质影片的一员大将。 和他坐在一起的年轻人名叫费兰克·理查德。此人有一张狡猾的尖脸，身穿加州嬉皮士服装，看起来很刺眼。他正是詹娜丽描述过的那种在贝佛里山游来荡去，专门靠欺骗和拉皮条混日子的年轻漂亮的男子，她称他们这种人为“令人恶心的一群”。她这样说也许是为了让我振作起来，但我看少女们很难抗拒像费兰克·理查德这种人物的诱惑。他现在是西蒙·贝福特的制片经理。 缪斯·瓦特伯没有浪费时间来说废话，他的声音充满着权威，谈话马上切入正题。 “我不满意莫勒马留给我们的剧本，”他说，“方向全错了，它根本不是三重文化的影片风格。莫勒马是位天才，只有他活着，才能拍成这部电影，我们现在再也没有人能达到他的档次了。” 费兰克·理查德彬彬有礼地插了一句：“瓦特伯先生，我不知道您的话是否正确，其实您手下还是有一些出色的导演的。”他同时用敬仰的表情朝西蒙·贝福特微笑着。 瓦特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理查德就再也不敢多嘴了。贝福特的睑微红了一阵子，眼睛望到别处去。 “我们对这部影片投入了很多，”瓦特伯继续说下去，“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投资，但又不想影评家指着我们的鼻子骂我们糟蹋了莫勒马的作品，我们要利用他的名声来为这部电影服务。郝林南将向新闻界发布一条由我们全体在座者签署的声明，表示我们将按照莫勒马的遗愿把电影拍完。这将是莫勒马的电影，是电影界对他表示的最后敬意，也是他对电影业的最后贡献。” 当郝林南派发新闻稿让大家签名时，瓦特伯停顿了一会儿，我注意到它的信头是红黑颜色印刷着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厂名的信笺。 克林诺随口说道：“缪斯老朋友，我认为你最好提一下墨林和西蒙与我合作，尽快把新剧本搞出来。” “好的，就这么定了。”瓦特伯说，“尤格，我再提醒你一句，千万别把出品人和导演工作搞糟了，这可是我说好了的。” “那当然。”克林诺答道。 杰夫·瓦更微笑着，把身子靠在椅背上，说：“发布的新闻稿是我们正式的依据，但是，墨林，我应该告诉你，当莫勒马帮你搞剧本时，他已经病重了，所以剧本很糟糕，我们不得不把它改写，对此我已有一些主意了。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现在我们首先得用莫勒马的名声来封住新闻界的口。杰克，你同意吗？”他问郝林南，郝林南点点头。 克林诺诚恳地对我说：“我希望你和我合作把这部影片拍成一部按莫勒马遗愿所拍成的那种巨片。” “不，”我说，“我不能那样干！我和莫勒马一起搞的剧本创作，我认为这个剧本很好，所以我不同意剧本有任何改动，更不同意重新改写它。基于这一点，我也不会在什么新闻稿上签名。” 郝林南像个和事佬那样插进来说：“我们都知道你的感受，在这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你和莫勒马亲密无问。我很赞赏你刚才所说的话。我认为你说得好极了，在好莱坞这种忠诚坦率实在罕见，但是，你也应该记住影片的利润分成也有你的一份，拍好这部电影也有你的好处。如果你不是这部影片的朋友，如果你是这部影片的敌人，就等于你把自己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扔掉。” 听他说完最后一句话后，我差点笑出声来，说：“我是这部电影的朋友，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不同意改写它，你们才是这部电影的敌人。” 克林诺立刻粗野地说：“去他妈的，让他滚！我们不需要他！” 我第一次正眼瞧了瞧克林诺，突然记起了奥萨诺对他的描绘。像往常一样，克林诺衣着光鲜，外套裁剪合体，衬衣美妙绝伦，脚上一双丝质的棕色鞋，完全是个美男子的模样。我想起了奥萨诺使用过的用来概括他的意大利字眼——富农。“富农”是一个富裕起来的农夫，小有名气，于是就想爬上贵族的台阶。他的举止得体，学了点风度，而且不断改进自己的谈吐，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天使，但是不论他的衣着如何华丽，不论他多么注意言行，也不论他擦拭多少次，他的鞋子上还是总有一点屎。 看着克林诺，我更觉得上面的这段概括是多么精辟。 瓦特伯对瓦更说：“把这件事办妥了。”然后就离开了会议室，他才不屑于和半吊子的作家扯皮呢，他来开会是为了给克林诺面子。 瓦更圆滑地说：“尤格，墨林是这个工程的重要人物，我敢肯定在他仔细考虑之后会加入我们的行列的。多兰，我们过几天再碰头，好吗？” “那当然，”多兰说，“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我们站起身来准备离去之前，我把我那张新闻稿递给了克林诺，对他说：“你的鞋子有点脏，用这张纸把它擦去。” 我们离开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时，多兰叫我别担心，告诉我他会在一周内把事情办妥。他认为瓦特伯和瓦更不可能让我成为影片的敌人，他们会让步的，他也叫我别忘了影片的利润分成。 我告诉他我根本就不在乎分成的问题，只希望他现在把车开得快些送我回旅馆。我知道我的詹娜丽一定会在那里等我，此时此地的我似乎最想做的事就是再次见到她，抚摸她的身体，亲吻她，和她躺在一起，听她讲故事。 我很高兴有借口可以来洛杉矶一个星期左右，好和她在一起呆上六七天。说真的，我并不在乎那部电影，自从莫勒马逝世后，我心里就已经明白它将是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又一部廉价的差劲电影了。 多兰把车停在贝佛里山旅馆，我正准备下车，他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说：“等一会儿，我想和你谈件事。” “好吧。”我有点不耐烦地说。 多兰说：“我很早就想告诉你，但我又觉得自己是在多管闲事。” “天啊，你究竟想说些什么？我忙得很啊！”我真的不耐烦了。 多兰略显伤心地微笑着说：“我知道，詹娜丽在等你，对吗？我想对你说的事就是关于她的。” “听着，”我对多兰说，“我很了解她，至于她以前干过些什么，她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在乎。” 多兰停顿了一会儿才说：“你认识那个和她住在一起的女郎，名叫艾丽斯的吗？” “认识，是个很好的女子。” “她是个同性恋。”多兰说。 我有种异样的预感，好像自己成了科里在赌博时倒算的纸牌似的。 “那又怎么样？”我问。 “詹娜丽也是。”多兰说。 “你的意思是说她也是个同性恋？”我又问。 “准确地说，叫双性恋，男人女人她都爱。”多兰回答我。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微笑着对他说：“人无完人。” 我下了车，走进我的套间，詹娜丽正在那儿等着我。我们过完性生活后才出去吃晚饭，但这一次我并没有要求她给我讲故事。我对多兰说的那番话也闭口不谈，因为觉得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她的这一品行我很早以前就有所察觉，并原谅了她，毕竟这总比她和别的男人鬼混要好些。 第三十四章 在过去几年里，科里·克鲁斯已能把牌架上的牌准确地计算出来，而且最终战胜了大赢家。他现在是桑那都的第二号人物，有权有势，掌管着“铅笔”的全权——一支“金铅笔”。他有权为客人提供全部免费的待遇：不单是房间、食物和饮料这些所谓标准的“三免”，还可以提供从世界各地来拉斯维加斯的免费机票以及最昂贵的应召女郎，他甚至有权把赌客欠的筹码注销，有权分配免费筹码给在桑那都大酒店演出的大牌明星去赌。 在那些岁月里，郭鲁尼伏特对待科里简直像个父亲而不像是老板，他们的友谊与日俱增，更重要的是，他们联手跟数以百计的无赖做斗争，把赌场内外的企图占有桑那都大酒店财产的海盗们清除掉——那些追讨筹码时违约的代理人，那些企图作弊用磁铁把角子机掏空的扒手，那些利用假身份证混进赌场获取免费吃、住、赌的骗子，特别是那些故意输给赌客的赌场发牌员，在21点赌档做手脚的电脑操作员以及数以千计的替换假骰子的、伪造纸牌券的人，都被科里和郭鲁尼伏特一一打败了。 在过去的那些岁月里，科里凭着不断为大酒店找到客源的本事而得到郭鲁尼伏特的赞赏：他曾在桑那都大酒店举办过一个世界双陆棋邀请赛，又通过每年圣诞节送一辆全新的罗斯莱斯轿车而留住了一个一年在桑那都大酒店花掉100万美元的主顾——轿车是酒店以公关的名义购买的，可以享受减税待遇，只需花六万美元，但是如果这位主顾自己去商店购买，就得花18万美元，所以他得到轿车时非常高兴。科里最杰出的贡献还在于他巧妙地处理了和查尔斯·汉姆希的关系，郭鲁尼伏特在事后几年里还一直在大赞特赞科里的狡猾和能干。 当初，科里以十美分对一美元的价格收购维加斯周围赌场里汉姆希拖欠的筹码，对此做法郭鲁尼伏特持保留的态度，不过他仍然放手让科里去干。此后汉姆希每年至少来维加斯六次，每次总是住在桑那都。有一回他在骰子赌档交了好运，赢了七万美元，他用那笔钱还了部分拖欠筹码的债款，这样一来，桑那都在这笔交易中就赚了不少钱，从此以后，科里更显示了他的天才。 查理·汉姆希有次来维加斯曾提到他儿子准备和以色列的一名少女结婚，科里听到后当即表示为他感到高兴和坚持由桑那都大酒店负担全部结婚费用。科里告诉汉姆希，桑那都大酒店的喷气式飞机（购买飞机来和旅游部门抢生意也是科里的鬼点子）可以把全部参加婚礼的人送到以色列，并且承担他们在那里旅馆的住宿费。还有其他一切费用，诸如婚宴、乐队等等，全部由桑那都包起来。这里面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由于参加婚礼的人来自美国各地，他们应该自己到维加斯来上飞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根本不成问题，何况他们全可以来桑那都住，住宿费又是全免的。 科里算过一笔账，住宿费等全部加起来不会超过20万美元，他以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说服了郭鲁尼伏特，还告慰他即使赚不回来，他们也至少可以赢得查尔斯·汉姆希父子为终身赌客。结果证明了科里的精明：这100多位参加婚礼的客人在出发到以色列之前就留给桑那都大酒店的金库将近100万美元！ 今天科里准备向郭鲁尼伏特献上一个更大胆的挣钱计划，它将迫使郭鲁尼伏特和他的合伙人委任他为桑那都大酒店的总经理，这可是酒店里最高的公开职务，地位仅次于郭鲁尼伏特。 科里正在等待文郎的到来。文郎在付现款方面出现了麻烦，因而欠了一大笔筹码债。科里知道个中原因并想出了解决的办法，但是他也知道这解决的办法必须让文郎主动提出来，如果由科里提出的话，文郎肯定会拒绝的。这一点也是戴茜教他的。 文郎终于到城里来了，早上弹钢琴，早餐时喝了日本汤。他这次不沾女色，专心赌博，三天的时间就把他所带的现金全部输光，另外还签了30万美元的筹码借据。他在离开前把科里请到他的酒店套问。一见面，文郎非常客气，不过略显得有点紧张。他不想丢面子，怕科里会以为他想赖掉欠下的赌债。他非常小心地向科里解释尽管他在东京很有钱，几百万美元对于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数目，但问题是如何把现金运出日本，并把日元兑换成美元。 “克鲁斯先生，”他对科里说，“如果您能够到日本去，我就会以日元支付给您，我相信您总有办法把钱运到美国来。” 科里一再向文郎保证酒店对他完全信任，还很诚恳地对他说：“文郎先生，您不用着急，您的信誉很好，这100万美元可以等到您下次光临维加斯时再还也不迟，这完全没有问题。我们一直为能接待您这样的贵宾而感到荣幸。您的光临使我们的酒店增辉，请千万不要为这点小事不安。请让我为阁下效劳，眼下您如果有什么需要，请尽管说，我会尽力为您安排。有您这样的贵宾欠我们这点钱，其实是我们的一种荣耀。” 文郎那张英俊的脸上的紧张表情随即消失了，他明白和自己打交道的不是一个野蛮的美国人，而是一个几乎和日本人一样讲道理的文明人。他说：“克鲁斯先生，您为什么不到日本来看我呢？您一定会在日本玩得很痛快的。我会陪您到艺妓馆去，吃佳肴，喝美酒，消受美女。您作为我的客人，就让我有机会报答您长期以来对我的热情款待，同时我也就能把欠贵酒店的100万美元还给您了。” 科里知道日本政府有严厉的法律禁止走私日元出国，文郎是在建议他干一种违法的勾当。他过了一会儿才点点头表示同意，而且一直没有忘记戴茜提醒过他的要不断地微笑的忠告。 文郎继续说下去：“我想为您效劳。我完全信任您，所以我才对您说这样的体己话。我国政府对日元出口限制极为严厉，我想把自己的钱运出日本，既然您能够为酒店收取100万美元，也就能帮我运出100万美元来存在你们的金库里。可以的话，您将得到五万美元的酬劳。” 科里的心中仿佛有完全算对了牌架上的牌时的那种满足感，他诚心诚意地说：“文郎先生，为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愿意这么干，但是我必须先和郭鲁尼伏特商量一下。” “那当然，”文郎说，“我也会和他谈的。” 科里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立刻给郭鲁尼伏特的套间打电话，然而他的特别接线员说郭鲁尼伏特现在很忙，当天下午不接任何电话。科里留下有紧急事情的口讯后，在办公室里足足等了三个小时，电话铃才响起来，郭鲁尼伏特要他到他的套间去。 这几年来，郭鲁尼伏特的外表变化很大，他皮肤中的红润已经褪尽，只留下可怕的苍白色，他的脸看上去就像是年迈体弱的老鹰的脸。他是突然显老的，科里知道现在他极少叫女人到他的套间去消磨下午的时间了。他似乎把越来越多的光阴花在书本上，把管理酒店的具体事务全交给了科里负责，但是他每天仍然坚持到赌场去巡视，用鹰一般的目光监督所有的档口，察看发牌员和其他雇员以及档口老板的一举一动，他仍然有本事把赌场的能量吸收进他那瘦小的躯壳里。 郭鲁尼伏特穿戴好了，正准备下到赌场去。他无意地摸了摸能给赌场输送纯氧的开关，但现在还不到输氧的时间。他总是在凌晨，等赌客们困倦了打算回去睡觉时，才按下输氧的按钮的。他就像操纵木偶那样给他们活力。他在去年才让人把开关的线路直接装到他的套间里来。 郭鲁尼伏特叫人把晚餐送到他的套问。科里很紧张，不明白郭鲁尼伏特为什么让他足足等了三个小时，莫非文郎已经和他谈过了？科里马上意识到情况正是这样，他感到不快：这两个人的地位显赫，他还不到他们的级别，所以他们避开他而自行讨论。 科里婉转地说：“我想文郎已把他的想法告诉您了，我对他说我要先征求您的意见。” 郭鲁尼伏特对他慈爱地微笑着说：“科里，我的孩子，你真是个奇才，太完美了，我自己都不可能做得比这个结果更好，你让那个日本仔自己来求你帮忙这一招就出对了，我原来可担心你会对他大量拖欠金库里的筹码不耐烦了呢。” “这是我的女友戴茜教给我的一条妙计，她都快把我变成一个日本公民了。” 郭鲁尼伏特稍微皱皱眉头说：“女人是危险的，像你这样的男子应该和她们保持一段距离，这是我们男人的力量，女人有时会无缘无故派人把男人弄死。男人更有头脑，更值得信赖。”他叹了口气又说：“在这方面我不用为你操心，你和女人们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得体。”他又叹了口气，稍微摇了摇头，再回到正题上： “这项交易的唯一麻烦就是我们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安全的办法可以把我们的钱运出日本，人们欠我们筹码的钱足有一大笔，但我不会为这些筹码去花一分钱。我们面临的是一大堆问题，一、如果日本政府抓住了你，你就得坐上几年牢。二、你一旦拿到钱，你就会成为劫机者的目标，日本罪犯的消息可灵了，他们马上就能探听到取钱的消息。三、价值200万美元的日元要装满一大皮箱，在日本，行李必须经过X光检查，把日元取出后又如何兑换成美元呢？你又如何把钱带进美国呢？然后，虽然我能保证尽量不让此事发生，那就是如何对付在美国的劫机者呢？这家大酒店的人很快会知道我们派你到日本去取钱。我有合伙人，但不能担保他们个个都小心谨慎，守口如瓶。另外，还会有意料之外的偶然的突发事件可能使你丢失这笔钱。科里，这些都是你将面临的问题，万一你因此把钱弄丢了，除非你也死于非命，要不然，我们就会永远怀疑你干了缺德事。” 科里说：“关于这一层，我也曾考虑过，但是我到金库去查看过了，结果我发现我们至少还有其他日本赌客欠的筹码款100到200万美元，这样一来，我带出来的钱就将是400万美元！” 郭鲁尼伏特笑了，说：“一次就带这么多钱，冒太大的风险，这可是个很糟糕的百分比啊。” 科里说：“也许是一次，也许是两次，还有可能是三次，首先，我必须找出确实可行的办法。” 郭鲁尼伏特说：“你这是在全面冒险，据我所知，这冒险对你个人却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要是你赢了，你个人一无所得；要是你输了，却是把一切都输光了！假如你决定采取这次行动，那么我这些年来在你身上所花的心血就算是白费了。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一点百分比都没有。” 科里说：“我不需要帮手，一个人单独干，如果出了差错，我个人负责，但是如果我能把那400万美元带回来，我就期望能当上酒店的总经理。您知道我是您的心腹，无论身处哪个位置，我都永远不会和您作对的。” 郭鲁尼伏特叹了口气：“对于你来说，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我不愿意看着你去冒险。” “那么您同意了？”科里问道。他尽量使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他不想让郭鲁尼伏特知道他是多么希望这么干。 “是的，”郭鲁尼伏特答他，“但只是把文郎的200万拿回来就行了，别管其他人欠我们多少钱，如果出了差错，我们仅仅损失了200万。” 科里笑了，更正他说：“我们只损失了100万，另外的100万是文郎的，您忘了吗？” 郭鲁尼伏特一脸严肃地说：“全是我们的！一旦那笔钱进了我们的金库，文郎就会把它输得精光，这笔交易的妙处就在这里。” 第二天早上，科里用郭鲁尼伏特的罗斯莱斯送文郎去机场，他把一件昂贵的礼品送给文郎，那是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制造的古银行模型，里面装满了金币。文郎接过礼物乐不可支，但他在兴奋中流露出的一丝奸诈却没能逃过科里那双锐利的眼睛。 临登机前文郎问他：“你什么时候到日本来？” “从现在起大概再过两周或一个月吧，”科里回答他，“即使郭鲁尼伏特也不知道具体日期，想必你能理解个中原因。” 文郎点点头说：“是的，你必须非常小心，我会把钱随时准备好的。” 科里一回到酒店就打电话给在纽约的墨林：“墨林老朋友，陪我到日本走一趟好吗？一切费用，包括艺妓在内，全免！” 纽约那边沉默了良久，然后才传来墨林的答复：“好吧！” 第三十五章 我觉得去日本的主意挺不错，反正下星期我得到洛杉矶去搞那部电影，所以去日本也只是增加一点点路程而已，况且最近我和詹娜丽老闹别扭，得离开她一段时问。我知道她会把我去日本的事当做是对她个人的报复，如果她真的有这种想法就太中我的下怀了。 维丽问我准备在日本呆多长时间，我说大概一星期左右。她并不在乎我的离开，这几年来，她对此事从来不在乎，实际上她倒喜欢我离开家，因为我在家时总是烦躁不安，太神经质了。可能正因为这样，她经常去探望她的父母和其他家族成员，而且总是拖儿带女一起去。 我飞到了拉斯维加斯，科里和那辆罗斯莱斯已在停机坪上等候我，于是我就不必经过机场大楼，这使我轻松多了。很久以前，科里就曾对我解释过为什么他有时要在停机坪接客人，因为这样做可以避开联邦调查局的摄像机对到埠旅客的监控。 机场大楼所有的大门通道都经过一个中心候机室，此室的上面安装着一个巨钟，在钟的后面有一个特别的装置，里面隐藏着许多摄像机，从不同的角度拍摄那些由世界各处大量涌入的迫不及待的赌客，到了晚上，联邦调查局的值班人员就会根据被通缉人员的名单来彻底搜索他们是否在片子里出现。那些大模大样的打劫了银行的匪徒，盗用了公款后在逃的罪犯，制造假钞的骗子，绑架人质得逞的恶棍，敲诈勒索成功的案犯等等，在他们还来不及把不义之财赌掉之前就被逮捕归案时，总是会因此而吃惊不已。 我问科里他如何得知这些内幕新闻，他说他曾请过一个以前当过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的人当酒店保安队的头头，情况就这么简单。 我这次注意到科里亲自驾车，没有司机跟随，他绕过机场大楼到行李认领处，我们坐在车里等我的行李由传送带送过来，这时科里扼要地把情况告诉了我。 他首先提醒我不要和郭鲁尼伏特说我们第二天一早去日本的事，要装着我是来赌博和度假的，然后他告诉我这次去日本的任务是把价值200万美元的日元偷运出日本，以及承担的风险。他很诚恳地说：“我认为没有什么危险，但也许你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不想去，我绝对不会怪你。” 他知道我无法拒绝他。我欠他的情，实际上我欠了他两次人情，一次是免去了我坐牢之苦，另一次是把我存在他那里的三万多美元在所有的麻烦都过去之后交还给我。他还很周到地用面额20美元的钞票凑齐了这三万美元，可真难为了他。我把这些钱存进了维加斯的一家银行，掩护的借口是我赌赢了钱，万一被查问起来，科里和他手下的人会帮我回这个谎的。后来事情也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军队预备役的丑闻全过去了。 “我一直盼望有机会去日本，”我回答他说，“我愿意当你的保镖，我要不要带支枪？” 科里一听满脸惊讶，赶紧说：“你想我们两人都去送命？见鬼了！如果他们想从我们手中把钱拿走，就让他们拿去好了。我们的保护神就是机密和行动迅速，我全安排好了。” “那你要我去干什么？”我问他。我既好奇又有点担心，实在不能理解他的用意。 科里叹了口气说：“去日本的路程很遥远，我需要旅伴，我们可以在飞机上玩游戏，在东京游览和寻找一些刺激，另外，你是个大个子，如果碰上哪个小毛贼想谋我们的钱财，你可以把他们吓跑的。” “那好吧。”我说这话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半信半疑。 当晚我们和郭鲁尼伏特共进晚餐，他看起来气色不佳，但一讲起他早年在拉斯维加斯的故事来仍滔滔不绝，浓厚的创业兴趣丝毫不减当年，特别是那段有关在联邦政府派大量侦探和会计到内华达之前，他如何在不必交税的情况下发达起来的经历。 “一个人必须在黑暗中才能富起来。”郭鲁尼伏特教诲道，这是他的颠狂之所在，就像奥萨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狂热一样。“在这个国家里的人，都只有在黑暗中才能富起来。数以千计的小商店和企业都拼命避免被挤到顶层去成为众矢之的，大公司则努力创造合法的黑暗平原，但是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家能有在维加斯这么多的机会。”郭鲁尼伏特弹了弹雪茄烟的边缘，颇感满意地说：“这就是为什么维加斯比他们强大的原因。一个人在这里从黑暗中富起来要比在其他地区容易得多，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科里说：“墨林只是今晚在这里过，我打算明天和他一起去洛杉矶，买些古玩，我还可以顺便去会会那些在好莱坞赊欠了我们筹码的人。” 郭鲁尼伏特深深地吸了一口哈瓦那雪茄后才说：“这主意很好，我的礼物都快送完了。”他说到这里忽然忍不住笑了起来，“你们知道我是从哪里受到启发要给赌客送礼的吗？是从一本1870年出版的有关赌博的书那里受到启发的，看来教育的确伟大。”他呼了口气并站了起来，这是要我们告辞的信号。他和我握了握手，热情地把我们送到他套间的门口，在我们即将步出门口时，郭鲁尼伏特突然正色地对科里说：“一路平安！” 我和科里站在酒店外面的梯形台阶式的人造草坪上，沐浴着沙漠的月光，望着这里长长的街道上那些红红绿绿、绵延不断的万家灯火，以及远方那笼罩在夜幕之中的沙漠和群山。“他知道我们准备出发了。”我对科里说。 “如果他知道就由他知道好了。”科里说，“早上八点吃早餐时见，我们得一早出发。”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拉斯维加斯飞往旧金山。科里带了一只巨大的棕色的皮箱，箱子的四个角都用发亮的铜片加固，箱子的表面还缠绕着几根钢条，箱上的锁也很复杂，整个箱子看起来非常坚固。“它绝对不会散开来的，”科里说，“另外它也很容易在行李车上辨认出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皮箱，所以也同意科里的说法。“这是我在洛杉矶买的古董。”科里得意地补充道。 我们在飞机起飞前15分钟才登上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机，是科里有意安排得这么紧迫的。在漫长的飞行中我们玩赌博游戏来消磨时间，我的手气很好，玩到飞机在东京着陆时，已经足足赢了科里6000美元，科里对此似乎毫不在意，他只是拍拍我的背说：“我在回家的路上肯定会赢回你的。” 我们从机场坐出租车去我们下榻的东京的旅馆。一路上，我眼都不眨地望着车外，想好好见识一下这座远东的名城，可惜它看上去很像纽约，只不过稍为寒酸一些，更烟雾腾腾一些，没有纽约的范围那么大，行人相对矮一截，建筑物也没那么高。东京那灰暗的天空更像是缩小了的终日被飞机频繁经过的熟悉的纽约的天空。我们进入市区时，看见路上的行人普遍戴着外科大夫们常用的口罩，显得很古怪。科里告诉我，日本人在市中心为了防止由于吸入污染严重的空气而患病，所以都戴这种口罩。 我们经过的楼房和店铺看起来好像是木制的，就和拍电影用的布景差不多，不同的是它们与那些现代化的摩天大厦和办公楼混合在一起，很有点古今合一的味道。街道上有许多穿西装的行人，也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妇女身穿和服，她们看起来有点像是美术拼贴，令人眼花缘乱。 酒店太让人失望了，它完全是现代化的美国式建筑，宽敞的大厅里铺着巧克力色的地毯，摆了许多黑皮沙发。坐在沙发上的矮小的日本人大部分都穿着西装，手里拿着公文包。这酒店和纽约的希尔顿酒店没有什么两样。 我忍不住问科里：“东方就是这个样子？” 科里有点不耐烦地摇摇头说：“我们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我要办公务，办妥后，晚上我会带你去见识一下真正的东京。别担心，你会玩得很痛快的。” 我们住在一个有两间卧室的套间里，各人打开自己的皮箱。我瞟了一眼，发现科里的那个用钢条加固的巨无霸里的东西极少。由于旅途劳累，尽管东京时间只是下午六点，我们已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敲我的房门，我听见科里说：“该起床了。”可是从窗口望出去，只见黎明刚刚到来。 他已叫人把早餐送到套间来了。它们更让我失望，我开始觉得我不大可能看到多少具有东京特色的东西了。我们吃的是鸡蛋和咸猪肉，喝咖啡和橙汁，早餐中甚至还有英式的松饼，唯一表现东方风味的东西就是烙饼。这种烙饼很大，也比我们美国的烙饼厚两倍左右，与其说是烙饼，更像是巨大的面包块，只不过颜色是病态的黄色而不是棕色的，我尝了一块，我敢发誓吃起来像鱼的味道。 我问科里：“这些究竟是些什么玩意？” 他告诉我：“是用鱼油煎的薄饼。” “我要晕倒了！”我说着就一把将盘子推到他的跟前。 科里津津有味地把它们全吃完了，还说：“看起来你得适应这里的食物。” 在喝咖啡的时候，我问他：“今天有什么节目？” “今天可是个外出游玩的好天气，我们出去散一会儿步，我会把活动内容告诉你。” 我明白他不想在房间里谈正经事，怕房里装有窃听器。 我们出了酒店，天色还早，太阳刚出来。我们拐进了一条小街，这里才使我突然觉得是到了东京：矮小而又摇摇欲坠的房子，小型楼房挤在一块一眼望不到尽头，到处都可以见到的垃圾堆成一堵墙似的。 街上的行人很少，一个男子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我们身边擦过去，他的黑和服在他身后飘扬着，两个穿着卡其衣服，戴着大口罩的瘦高个的男人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吓了我一跳，等那两人走进另一条小街后，科里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的天，那些口罩真令人心惊胆颤。”我解嘲道。 “慢慢你就会习惯的。”科里对我说，“现在你要仔细听我说，我希望你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免得会出差错。” 我们沿着灰绿色的垃圾墙走，科里告诉我他准备偷运价值200万美元的日元出境，而日本政府有严厉的法律监控日本货币出口。 “如果我被抓住的话，我就得进监狱，”科里说，“除非文郎肯承担部分责任，或者文郎愿意和我一起去坐牢。” “那我呢？”我问他，“如果你被抓住，难道我还能逃脱？” “你是个著名的作家，”科里说，“日本人非常尊重文化，他们仅是把你驱逐出境，你只要守口如瓶就行了。” “这么说，我来这里就只是痛快地玩耍啦？”我知道他诡计多端，我要让他知道我明白他的手法。 这时我忽然又想到另一件事：“我们又有什么办法通过美国的海关呢？” “我们不必通过美国海关，”科里回答我，“我们把钱带到香港就行了。那里是个自由港，只有持香港护照的人才需要过香港海关。” “上帝，现在你又告诉我要到香港去，到了那里还要去哪儿？去西藏？” “严肃一点吧，”科里说，“别紧张，一年前我带着小量的货币已经试验过一次。” “给我弄一支枪来，我可是有妻子和三个孩子的，你这个笨蛋，让我有还击的机会总比坐以待毙好。”我是笑着说这番话的，也只好这样了，科里已经把我给紧紧套住。 科里居然听不出来我是在开玩笑，很认真地说：“你不能带枪，日本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有电子安全装置检查人身和手提行李，大部分航班还检查旅客的托运行李。”他停顿了一会儿才继续往下说：“唯一不用X光检查旅客托运行李的航空公司就只有国泰。如果我出了差错，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我无法想象一个人身带200万美元在香港该怎么办才好，那可是要冒随时都有可能遇害的危险的。”我对他说。 “别担心，”科里宽慰我，“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我们一定能够顺利过关。” 我虽然在笑着点头，其实心里虚得很，又问他：“如果万一真的出了事，那么我在香港干什么？” 科里说：“去二叶银行要求见副行长，他将会收下钱并且把它兑换成港币，还会给你开张收据并要你付出大约两万元的手续费，然后他又再把港币兑换成美元并要求你再付五万元的手续费，接下来银行就将美元汇到瑞士，并且再给你一张收据。过一个星期之后，桑那都大酒店就会收到瑞士银行寄出的从那200万美元中扣除了香港银行的手续费后剩下的钱的汇单。情况就这么简单。” 在我们往酒店走的回程中，我默默地考虑了一阵子，最后又忍不住重复那个老问题：“你究竟为什么需要我来？” “别再问我问题了，好不好？就按我说的办。”科里说，“你欠我的人情，对吗？” “对。”我说。既然已经说到这一步，此后我就再也不提任何问题了。 我们回到酒店，科里打了几个电话，都是用日语交谈的，然后他对我说他准备出去，并吩咐我道：“我大约在下午五点左右回来，但也许会更晚一些，你就在这房间里等我，要是我今晚回不来，你明天一早就自己坐飞机回家，好吗？” “好的。”我也只能悉听尊命了。 我设法迫使自己在房里看了一会儿书，后来好像听见厅里有声音，于是又把书拿到厅里去看。我叫人把午饭送到套间里来，吃完饭后，往纽约打了个长途电话。只几分钟就接通了，这一速度倒让我吃了一惊，我原以为至少要花半个小时才能接通的。 维丽马上就拿起了话筒。从她的声音里我听得出来她很开心接到我打去的电话。 “神秘的东方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她问我，“你玩得痛快吗？到过艺妓馆没有？” “还没有，到目前为止，我所见到的仅仅是东京早晨的垃圾，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都在等候科里，他出外办事去了，不过这趟出来至少我在飞机上和他玩游戏赌博时赢了他6000美元。” “好极了，”维丽说，“你可以给我和孩子们买那些美丽的和服了。哦，顺便提一句，昨天有个人自称是你的朋友，从拉斯维加斯打电话给你，他说他在那里等着你，我告诉他你去了东京。” 我的心简直停跳了一会儿，然后我用漫不经心的声音问她：“他说了他的名字了吗？” “没有。别忘了买礼物！” “忘不了。”我答应她。 整个下午的时间我都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的，我还打了个电话给航空公司预定了第二天回美国的机票。我突然有种不敢肯定科里能否回来的感觉，马上走到他的房间去查看，那只巨大的有铜条加固的皮箱不见了！ 科里回来时天已经黑了，他擦着双手，兴奋得很，对我说：“什么都办妥了，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今晚我们痛快地玩一玩，明天就能把剩下的事办完，后天我们就去香港。” “我打过电话给妻子，”我告诉他，“我们在电话里谈得很开心。她告诉我有人从维加斯打电话到我家，问她我在哪里，她说我在东京。” 听了这些话他冷静了下来，沉思良久，然后耸耸肩，说：“电话一定是郭鲁尼伏特打的，他只是想证实一下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他是维加斯唯一有你家电话号码的人。” “办这么一件事，难道你连郭鲁尼伏特也不信任了？”我问科里。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过界了。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科里说，“他这么些年来待我情同父子，是他造就了我。见鬼，我对他的信任超过任何人，甚至你！” “当我没说，”我答道，“那么你为什么没有把我们的行期告诉他？又为什么骗他说我们到洛杉矶买古董？” “因为这就是他教我的办事情应有的方法，他常常教我千万别对一个人说一些此人不必知道的事，现在他即使发觉了我们的秘密，也会为我感到骄傲的，因为我这是在用正确的方法办事。”科里心平气和地对我说。他接着又催我：“快点穿好衣服，今晚我要让你尽兴地玩，享尽人间的乐趣。”不知怎么的，他的话使我想起了埃里·汉姆希。 和所有看过有关东方的电影的人一样，我渴望能有机会在艺妓馆里一度良宵：享受才色俱佳的女人的服务。听到科里说今晚我们将去消受艺妓的接待时，我心中想象的艺妓馆就是我在电影上见到过的那种坐落在街头角落里的修缮得异常华丽的房子，所以当我们那辆配有司机的小汽车停在东京一条主要街道的那家挂有天篷的小餐馆门前时，我简直傻了眼：它看起来和曼哈顿下部的唐人街上的色情场所差不多！主人领我们穿过拥挤的餐馆，到了一个通往单间的餐厅。 房屋是豪华的日式装饰，悬挂着色彩斑斓的灯笼，中间摆放着一张只有一尺高的长方形餐桌，上面放有一些五颜六色的盘子，小巧玲珑的酒杯，象牙筷子等。餐桌前坐着四个穿和服的日本男子，文郎先生是其中之一。他和科里握手，其余的人对科里鞠躬，科里给他们逐一介绍我。我在维加斯曾经见过文郎赌博，但没有正式见面认识。 七位艺妓踩着碎步一溜小跑进来，她们都身穿厚厚的织锦的和服，上面绣有鲜艳的花朵，个个脸上都浓妆艳抹，进来后就分别坐在每一位男宾身旁的坐垫上。 在科里的带领下，我坐在餐桌前的垫子上。女侍者捧着一大盘一大盘的鱼和蔬菜进来后，每位艺妓就开始喂她身边的男客吃喝。她们用象牙筷子夹小量的鱼或菜送到男人的嘴里，再用洒了香水的湿餐巾帮我们抹嘴，这些小餐巾有点像洗脸用的毛巾，不过非常小巧。 我身边的艺妓把身子紧贴着我，微笑着劝我吃喝。她还不断地给我斟酒，我猜那是著名的日本米酒，很香浓，可惜所有的菜都太带鱼腥味，好在后来女侍者端上了切成块状的神户牛肉，还用可口的酱汁泡着。 我仔细端详身边这位美丽的艺妓，看出她至少已经有40岁了。她把自己裹得像个木乃伊，所以尽管她的身体紧靠着我的身子，我也是除了被她的厚织锦和服摩擦的新鲜感，什么其它的欲望都没有。 晚饭后，艺妓们逐个轮着为我们表演节月。有一位吹奏的那种乐器好像是笛子，此时我已喝下大量的酒，那不熟悉的乐器听起来就像是苏格兰的风笛；另一位艺妓朗诵的一定是首诗，男人们都给她鼓掌；然后轮到我的艺妓起来了，她表演的节目是让人吃惊的翻跟斗，我为她大声喝彩。 事实上她从我的头上翻跟斗过去时把我吓得要命，然后她在文郎头上继续翻，更神奇的是他居然在空中把她抓住并且要吻她。我有点醉了，看不太清楚，只模糊见她避开了，还轻轻拍了拍他的脸颊表示责备，他们又跟着都高兴地笑起来。 科里在我的后面压低嗓音说：“老天爷，下一个游戏是玩旋转瓶子了。”他笑得和文郎一样开心，文郎则用日语对艺妓们大声嚷嚷，还企图抓住她们。接下来又玩了棍子和球以及其他一些不乏骗术的游戏。我由于酒醉的原因，和文郎玩得一样忘情。 醒来后，我发现已经和科里坐在小汽车里。我们穿过幽暗的街道，在郊区的一栋大楼前面停了下来，科里领着我走到大门口。没有守卫的大门竟神秘地自动打开了，我终于看到了真正的东方式的房子，房间里除了睡觉用的席子外，什么陈设都没有，四面的墙壁实际上是可以左右滑动的薄木板的门。 我倒在一张席子上，只想睡觉，科里跪在我身边小声地说：“我们今晚在这儿过夜，明天早上我会来叫醒你，你就放心地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吧，有人会来整晚照顾你。”在他的身后我看见文郎的笑脸，我认为此时的文郎已经酒醒了，这不禁使我产生了一丝疑惑，就试图挣扎着从席子上起来，科里马上把我按了回去，我还听见文郎的声音在说：“你的朋友需要个伴。”我实在太困了，什么都顾不上了，就重新倒在席子上，一下子便睡熟了。 有人推门的声音把我给弄醒了，房间里充满了旭日的光芒。透过敞开的“墙”，我看见隔壁的房间，科里正坐在那个巨大的皮箱上，尽管隔得很远，我还是看见他在微笑。“墨林，起来梳洗吧，”他对我说，“我们今天早晨飞香港。” 皮箱重得科里无法提，只好由我来把它提到车上。这次没有司机，是科里开车。到达机场后，他把车停在机场大楼的外面。我把箱子提进大楼，科里在前面开路，领我走到行李托运处。我脚步不稳地走着，箱子老是碰撞我的小腿。托运单的票根放在我的机票上，我以为这没有什么区别，科里也没怎么在意，我就什么都没说。 我们穿过大楼的登机门走到飞机跟前，不过暂时没有登机。科里一直等着那辆满载行李的车子开出机场大楼，看见他的那个巨大的由铜条加固的箱子放在行李车的最上面，再目送搬运工人把它放进飞机的腹部之后，才和我一起上了飞机。 飞往香港的四个多小时里，科里都很紧张，在玩赌博游戏中我又赢了他4000美元，其间我还问了他一些问题。 “你原来告诉我明天才离开日本的。” “是的，那是我的估计，但是文郎比我预计的还要快就把钱都准备好了。” 我心里明白的他的鬼点子绝对不是如此简单，我转了个话题说：“我很喜欢和艺妓的聚会。” 科里假装在研究他的牌，可是我看得出来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游戏上，他不以为然地对我说：“像中学生玩的把戏，艺妓的招数一点都不好玩，我情愿要我的维加斯。” “那倒不一定，”我说，“我觉得游戏挺有意思，但是我得承认那以后所受到的服务更好玩。” 科里忘了手中的牌，问我：“什么服务？” 我对他说了楼房里少女的举动，科里大笑道：“那一定是文郎安排的好戏，你这幸运的杂种，当晚我却几乎跑断了腿。”他停顿了片刻，又不无促狭地说：“这样看来，你的自我防线最终还是垮掉了！我敢打赌，自从你在洛杉矶勾搭上那个女人之后，这还是首次对她不忠。” “是的，”我说，“但在远隔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干这种事就不算什么了。” 在香港着陆后，科里对我说：“你去小行李提取处等候箱子，我呆在机旁等候他们卸货，然后我跟随行李车走，这样就什么样的毛贼都无从下手了。” 我快步穿过大楼走到行李提取处，机场大楼里人山人海，人的样子和日本的不很相同，但毕竟仍然是东方人的脸庞。行李传送带开始运行了，我密切注视着加了铜条的皮箱是否出现。过了十分钟，真不明白为什么仍不见科里的人影，我朝四周望望，幸好没见任何戴口罩的家伙，也没见任何形迹可疑的人。 这时候，加了铜条的皮箱从传送带上掉下来了，我赶紧把它提了起来，它仍然那么重。我仔细检查看是否有被人用小刀撬开过的痕迹，无意中发现了有一个小小的方块状的名字标签牌挂在提手上，上面写着我约翰·墨林的名字，名字的下面还注明了我的家庭地址和护照号码。此时我才终于明白科里为什么要我到日本了——如果这次有人得坐牢，那就非我莫属。 我坐在箱子上等了大约三分钟，科里总算出现了，他看见我时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说：“太好了，我已经叫好了出租车，我们现在就去银行。”说着他毫不费力地拿起那只箱子，走出了大楼。 出租车沿着挤满行人的弯弯曲曲的街巷穿行，我什么话也没说。我欠了科里的一个大人情，现在我还清了欠他的人情债。我只是对他这样欺骗我，要我冒这么大的险感到痛心，我知道这样一来郭鲁尼伏特会为他感到自豪的。出于同样的传统，我决定不向科里点破我已经知道内幕，他也一定早就做好了我会发现秘密的准备，戳穿时也不过是听他再胡诌一个早就编好了的故事而已。 出租车在大街上的一栋不太起眼的大楼前面停下来，大楼的窗户上挂着一面金字招牌：“二叶国际银行”，大门口的两旁各有一名手持冲锋枪的穿制服的男子把守着。 “香港是座不很太平的城市。”科里解释着，一边对警卫点点头，就亲自把箱子提进了银行。 科里穿过大厅，在一扇门前敲了敲，之后就和我走了进去。里面一位身材矮小的留着小胡子的欧亚混血人对科里微笑着，和他握了握手，科里把我介绍给他。他的名字听起来很长，很怪。欧亚混血人把我们让进一个大房间，里面摆了张长长的会议桌，科里把箱子放在桌上，一面打开箱子。我必须承认这种景象十分吸引人——它装满了崭新的，灰蓝色的纸上印着黑字的日本货币。 那欧亚混血人抓起电话，我猜他是用中文大声发布命令。几分钟后，15名身穿黑色衣服的银行职员坐在了桌前清点箱子里的钞票，他们点完之后又重复点一遍，整个过程足足花了三个多小时。接着，混血人领我们回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一叠纸，他在上面签了名，盖上公章，然后交给科里。科里接过文件，放进口袋，这些文件就是他以前说的那些“小小的”收据。 我们终于站在充满阳光的的银行外面的街上了，科里显得无比激动地说：“我们终于成功了，终于可以平安无事地回家了！” 我摇摇头说：“你怎么能冒这样的险？用这种方式处理这么多的钱简直发疯。” 科里对我微笑着说：“你觉得在维加斯开赌场就不是冒险吗？全是冒险，我从事的职业就是冒险，但是冒这次险，我成功的把握相当大。” 我们坐进出租车，科里叫司机开往机场，我诧异地问他：“好家伙，我们飞了大半个地球来到这里，而你竟然不让我在香港吃顿饭？” “我们大意不得，”科里说，“可能仍有人以为钱还在我们手上，我们还是回家才好。” 在回美国的长时间飞行中，科里的手气极好，从他欠我的一万美元的赌债中一下子就赢回了7000美元，如果我不停手的话，他可能全部赢回去。“再玩几盘吧，”他说，“让我有机会把赌债扯平，公平一些。” 我盯着他的眼睛说：“不，这次旅行中我想在智力上仅仅赢你这一次不算过分吧？” 这句话让科里感到纳闷。在剩下的到洛杉矶的旅途，他让我睡觉。在我熟睡期间，他一定仔细地想过和猜出我已看到皮箱上的名字牌了，所以当我陪他等机飞往维加斯时，他对我说：“听我说，你应该相信我，这次旅途如果你有什么不测的话，我和郭鲁尼伏特以及文郎完全可以把你保出来。我很感激你所做的一切，这次旅途如果没有你，我是成不了行的，我没有这个胆量。” 我微笑着说：“你欠我3000美元，请把这笔钱存入桑那都金库，我将在纸牌档碰碰运气。” “没问题，”科里说，“你欺骗你的女人并感到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远离她们3000英里吗？这个世界太小了，用同一方法是不能骗上两次的。” 在他登机之前我们都又笑又握手的，他仍然是我的好朋友，只是从今以后我不能再太相信他了。我从认识他之时就知道他是一个怎样工于心计的人但还接受了他的友谊，当他原形毕露时我又怎么能生他的气呢？ 我穿过西方航空公司在洛杉矶的机场大楼时，在电话亭前站住。我得给詹娜丽打个电话，通知她我又到洛杉矶来了。我曾想把到过日本的事告诉她，后来又打消了这一念头，我也该遵循一下郭鲁尼伏特的模式行事。这时我突然记起了另一件事：我没有在东京给维丽和孩子们买任何礼物！ 第三十六章 当自己对一个人还很留恋，而这个人却对你已不再留恋时，是很有趣的，你会变得又瞎又聋，或者有意以瞎和聋来麻痹自己。我差不多经过整整一年的时间才接受詹娜丽对我的这些变化，尽管她有许多的迹象和许多的暗示。 在我多次前往洛杉矶的行程中，有一次，我乘的飞机早到了半个小时。在一般情况下，詹娜丽都会到机场接我，但这次她还没到那里，于是我一个人走出机场大楼，在外面等候她。我是个好猜疑的情人，在潜意识中总觉得将会发现她在干什么我不希望她干的事，至于是什么事我当然还不知道，也许她在候机室喝饮料时刚认识了某个人，也许是刚刚送走一个离开洛杉矶的男友，反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我真的发现了她的一些事，不过不是我所估计的那种事。 我看见她从停车场走出来，穿过宽阔的通往机场大楼的双街。她极不情愿地走着，走得很慢。她身穿一条灰色长裙，上面套一件白衬衫，那头长长的金发高高地挽在头上。就在那一刻，我几乎很同情她。她显得很无奈，仿佛是一个小孩在父母的逼迫下去参加一个他不会觉得开心的派对似的——在大陆的另一端，我千方百计提前一个小时赶到机场，又迫不及待地冲出机场大楼去见她，而她却显而易见地并不急于见我。就在我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她抬头看见了我，脸上立刻变得很兴奋。扑上来又是搂又是吻的，使我把刚才见到的现象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这次访问期间，她正在排演一出话剧。此剧过几个星期就要公开演出了，所以她非常忙。由于我在电影制片厂上班，我们可以在晚上见面，每次都是她打电话到厂里告诉我她们的排演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我向她要电话号码以便和她联系，她告诉我戏院里没有电话。 有一天晚上，她的排演弄得很迟，我就到戏院去接她。就在我们准备走的时候，一个少女从后台的办公室出来叫了她一声：“詹娜丽，伊瓦兹先生打电话给你。”然后领她到电话机旁。 詹娜丽从办公室出来时，玫瑰色的脸上洋溢着欢乐的表情，然后看了我一眼说：“这是他第一次打电话给我，我不知道他们可以打电话到戏院来找人。” 我觉察到我们之间微妙的裂痕已经出现。我仍然眷恋着她的陪伴，欣赏她的身体和她的脸蛋，仍然爱慕着她的眼睛和嘴巴的表惰。我特别喜欢她的眼睛，眼神在明显受到伤害的忧伤中闪烁着快乐的光泽。我认为她那美丽的嘴唇也是举世无双的——真见鬼，我怎么仍像个毛头小伙，居然不在乎她正在骗我！我知道她也不情愿撒谎，撒谎的本领就更差劲。她有时会笨拙地告诉我她是在说谎，甚至连这样的话也是谎言。 没关系，没关系！我当然会受到煎熬的，为了得到她，付出这样的代价还是值得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她身上得到的乐趣在逐渐减少，而她让我受到的痛苦却在不断增加。 我已经十分肯定她和艾丽斯是情人了。有一个星期，当艾丽斯离城去搞电影生产时，我到她们两人合住的公寓里过夜，艾丽斯打长途电话来和她聊天，詹娜丽对她极不耐烦，几乎要生她的气了。半个小时后，我们正在造爱，电话铃又响了，詹娜丽抓起电话筒就扔到了床底下。 我最欣赏詹娜丽的一个优点就是她在造爱时讨厌被人打扰。有几次，在酒店里，我们正准备上床，电话铃响了，她绝对不许我去接，即使侍者送食物和饮料来，她也不许我去应门。 一个星期后的那个礼拜天的早晨，我在酒店往詹娜丽的公寓打电话找她。我知道她通常睡得很晚，所以我直到上午11点才给她打个电话。听到忙音，我放下电话等了半个小时再打，还是忙音，以后我每隔十分钟打一次，整整打了一个小时还是忙音！突然我意识到詹娜丽和艾丽斯在床上，而受话器被撂在了电话机旁。直到我终于打通了电话时，接电话的却是艾丽斯，她的声音既温柔又愉快，我完全可以肯定她们是情人。 另一次是我们计划到桑塔·巴巴拉去游玩，正准备出发时，突然有电话叫她去制片人的办公室朗诵一个角色的台词，她说只需要半个小时，这样我就陪她到制片厂去。制片人是她的一个老朋友，他走进办公室时，十分柔情地做了个亲昵的动作，还用手指轻轻抚摸她的脸颊，她则看着他微笑。我马上看出这姿态的意义：他们以前是情人，现在起码是好朋友。 在去桑塔·巴巴拉的途中，我问詹娜丽以前是否和制片人上过床，她若无其事地掉过头来对我说有过，以后我再也没问其他问题。 有天晚上，我们约好出去吃晚饭。我到她的公寓去接她，她正在穿衣服，艾丽斯给我开的门。我一向对艾丽斯有一种奇怪的好感，明知道她是詹娜丽的情人也不在乎，当时她们还没对我承认有这种关系。艾丽斯总是吻我的嘴唇，很甜蜜的那种吻，她似乎也很喜欢陪伴我，我们相处得很好，但是她缺乏女性的魅力，她的身材消瘦，虽然穿紧身的衬衣能衬托出她那丰满的乳房，可是她举止公式化，不吸引男人。她给我倒了杯酒，同时播放埃地斯·皮耶夫的唱片，和我一块等詹娜丽走出浴室。 詹娜丽吻了我以后说：“对不起，墨林，我来不及往你的酒店打电话告诉你，今晚我必须排演，导演过一会儿要来接我。” 我觉得很意外，心里又隐约感到我们的情缘将尽。她对着我甜甜地微笑，然而那张漂亮的嘴却稍微有点颤动，凭这一点我就发现她在撒谎。她用眼睛仔细地审视我，力图要我相信她的话，也看出我并不相信，于是她又说：“他很快就来接我，我设法在晚上11点左右搞完。” “没什么。”我说。我从她肩膀上望过去，只见艾丽斯低头看着玻璃杯，有意避而不看我们，表示没听见我们的谈话。 于是我就在她家等待她排演完回来。导演的确来了，是个年轻人，但头发差不多掉光了，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而且颇讲效率，连喝一杯的时间也没有。他认真地对詹娜丽说：“我们在我家排练，我希望你在明天的彩排上表现出色。伊瓦兹和我改了几句台词和另一些内容。” 他转过身来对我说：“对不起，我扫了你的兴，但娱乐圈就是这个样子。”他这是在鹦鹉学舌。 他看起来像个好人，我对着他和詹娜丽淡淡一笑，说：“这没什么，你们高兴排练多久都行。” 詹娜丽听了这句话有点紧张，就问导演道：“你认为我们十点钟可以搞完吗？” 导演回答她：“如果我们拼命干，也许可以。” 詹娜丽说：“你和艾丽斯在这里等我，十点钟我就回来，我们还可以出去吃晚饭，好吗？” “可以。”我答道。 这样在他们走后，我就留下来和艾丽斯一起等她。我们随意聊了一会儿天，她提到重新布置过公寓，说着拉起我的手陪我到各个房间去参观。的确布置得十分漂亮，厨房里还挂了特别的百页窗，碗柜也用镶嵌图案装饰，铜质水壶和锅挂在天花板下面的固定位置上。 “布置得太美了，”我赞叹道，“很难想象詹娜丽能干出这么好的活。” 艾丽斯笑着说：“不，是我干的。” 然后她又带领我参观三个卧室，其中有一间明显是个小孩的天地。 “那是为詹娜丽的儿子准备的，他经常来看我们。”她解释道。 然后她领我到主人房，里面有一张大床，她完全改变了它原来的样子，把它布置成了十足女性化的床。房间里还摆了一些洋娃娃靠在墙上，沙发上放了个大枕头，床脚旁放了一架电视机。 我问：“这是谁的卧室？” 艾丽斯告诉我：“我的。” 我们到了第三个卧室，这里凌乱不堪，很明显是被当成了小储藏室使用，房间里堆满了杂物和废旧家具，床很小，上面只有一床旧被子。 “这是谁的卧室？”我挖苦地问。 “詹娜丽的。”艾丽斯说。她说这话时放开了我的手，并且把头转了过去。 我知道她在撒谎，也知道她和詹娜丽合住一间大卧室。我们回到客厅去等詹娜丽。 十点半的时候，詹娜丽打电话来说：“哦，上帝！”她的声音戏剧化得就像得了致命的疾病，“我们还得再排一个小时，你还想再等吗？” 我笑着说：“那当然，我愿意等。” “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的，”詹娜丽说，“一旦我们排练完就打，行吗？” “行！”我答复她。 我和艾丽斯一直等到12点，她想给我弄点吃的填填肚子，不过我一点都不饿。直到此时我才确信自己是被愚弄了，心里有股说不出来的滋味。 到了半夜，电话铃又响了，我知道她将会说些什么，她果然这么样说了：他们还没排练完，他们也不清楚何时才能排练完。 我在电话里对她的态度非常好，告诉她我知道她一定很累了，当晚也就不见她了，还答应她第二天我会从家里给她打电话。 “宝贝，你真好，真会体贴人，我很抱歉。明天下午一定给我打电话！” 我向艾丽斯道晚安并告别，她在门口和我吻别，是一种姐妹式的吻。她问我：“你明天会给詹娜丽打电话吧？” 我说：“那是肯定的，我会从家里给她打。” 第二天早晨，我坐早班机飞回纽约。下机后，在肯尼迪机场大楼里，我给詹娜丽打电话，她很高兴听到我的声音，说：“我还担心你再也不会打电话给我了呢。” 我说：“我答应过，我就会打的。” 她说：“我们一直干到今晨三点，今晚的彩排到九点才开始，如果你想见我，我可以到你的酒店去呆几个小时。” 我说：“我当然想见你，但是我现在是在纽约，我告诉过你我会从家里给你打电话的。” 电话的另一端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传来一句：“我明白了。” “就这样吧，”我说，“下次我再到洛杉矶的时候，再给你打电话，好吗？” 说完后，她就挂上了电话。 到了我再一次来到洛杉矶的时候，我们又和好了，一切又都重新开始。她想对我表示绝对的诚实，不希望再有别的误解，她发誓她从未和伊瓦兹或是那个导演上过床，一直都对我十分诚实，也永远都不会再对我说谎了。为了证实这一点，她把她和艾丽斯的关系告诉了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是它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它已经对我不灵了。然而，知道事情的真相总是比猜疑好。 第三十七章 詹娜丽和艾丽斯·德·桑迪斯住了两个月之后才意识到艾丽斯已经爱上了她。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她才知道这是因为她们两个人白天都得拼命干活——詹娜丽经常要赶去应付她的代理人为她安排的各种面试，而艾丽斯则要为一部耗资巨大的电影长时间地设计服装。 她们都有各自的卧室。在深夜，艾丽斯会到詹娜丽的房间去，坐在她的床上聊天，还会为她准备吃的东西和热的巧克力饮料以助睡眠。她们通常的话题都是各自的工作，詹娜丽往往还大谈当天哪个男人有意无意对她频送爱的信息，她们会因而笑出声来，不过艾丽斯从来没有向她指出由于她的南方美促使这些男人动情。 艾丽斯是个引人注目的高身材女人，完全是一本正经的样子，对外部世界基本上自我封闭，但是她对詹娜丽却很温柔体贴。每天晚上，她们在回到各自的卧室睡觉前，她都会像姐妹那样吻詹娜丽。詹娜丽很佩服她的才智，尤其是她在服装设计领域的办事效率。 詹娜丽的儿子理查德来和詹娜丽度过他的部分暑假时，刚好艾丽斯为影片的服装设计工作也结束了。通常当儿子来此度假时，詹娜丽会把时间都花在带他去逛洛杉矶，去看表演，去溜冰场和迪斯尼乐园，有时她还会在海边租一个小公寓套间和儿子住上一个星期。每逢儿子在假期来和她同住的那个月，她都过得很开心，但这个暑假也许是命运安排，她刚好在一部电视连续剧中得到一个小角色，弄得她大部分时间都很忙。她舍不得放弃这次机会是因为所得的酬金将够她一年使用，于是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前夫，解释这个暑假不能让理查德来的原因。写完后，想到自己可能真得放弃心爱的孩子了，她情不自禁把头伏在桌面上哭了起来。 是艾丽斯救了她，她对詹娜丽说尽管让理查德来好了，她可以代替她陪他玩，还会带他去拍摄现场看她工作，并在导演干预之前就知趣地离开。这样白天由她照顾他，晚上詹娜丽回家后就可以自己陪他玩了。詹娜丽对艾丽斯的这番好意真是充满了感激之情。果然在理查德来住的那段时间，他们在一起过得非常愉快。每天在詹娜丽下班回到公寓时，艾丽斯已经把理查德梳洗得干干净净，总是马上就可以到城里去玩。在那段日子里，他们三人一起去看电影，再去吃夜宵，十分融洽写意，詹娜丽感觉到甚至在她和前夫及理查德生活在一起的日子也从来没有像现在和艾丽斯、理查德在一起时这么愉快。现在的生活简直就像是美满的婚姻，艾丽斯从不跟她吵架，也从不责备她，理查德这次来后也没发过脾气或不听话，他过的日子几乎就是所有的孩子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有两个爱他关心他的妈妈，而且没有约束人的爸爸。他爱艾丽斯，因为她在好多事情上都宠着他，基本上没有对他严厉过。白天，她带他去学打网球并陪他练球，她还教他学画画和跳舞。艾丽斯所扮演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父亲的角色，她有运动天才又善于协调，却没有真正父亲的那种严厉，也没有男子的那种专制，所以理查德和她相处得十分和谐。每当詹娜丽下班回来后，理查德就帮艾丽斯侍候她吃晚饭，然后看两个女人为进城而打扮。他也喜欢穿戴整齐，特别是宽松的白裤子配上深蓝色的上衣，里面一件白衬衫，但不打领带。他还非常喜欢加利福尼亚。 理查德回家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艾丽斯和詹娜丽一起到机场送他登上了半夜起飞的班机。她们终于又单独在一起了，望着远去的飞机，詹娜丽和艾丽斯手拉着手，仿佛一对夫妇刚送别一位来他们家住了一段时间的客人一样松了一口气。詹娜丽出于深深的感激之情，紧紧地抱住艾丽斯，吻了吻她。艾丽斯回过头来，用柔软而小巧的嘴接受了她的吻。在那一瞬间，她把自己的嘴唇贴在了詹娜丽的嘴上。 回到公寓后，她们一起喝可可，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然后又各自回了自己的房问。詹娜丽总觉得有点心神不安，就敲了敲艾丽斯房门后走了进去，她吃惊地发现只穿内衣的艾丽斯虽然身材很瘦，却有着丰满的乳房，在胸罩的紧裹下高耸着。看见詹娜丽进来，艾丽斯把胸罩脱下，让乳房自由自在地挺立在那里，一面微笑着望着詹娜丽…… 有一天，艾丽斯对她说：“其实我们可以把理查德接来。大家长久地住在一块。” “上帝，我多么希望能够这样，”詹娜丽说，“但我们可没有时间去照顾他啊！” “我们当然有时间，”艾丽斯说，“我们极少在同一时间上班，况且他还要去上学，假期他可以去参加夏令营之类的活动。如果他病了，我们可以请个保姆。我认为如果理查德和你生活在一起，你会过得更幸福。” 詹娜丽心动了，她还意识到她们的关系会因为理查德来和她们生活在一起而维持得更长久。看起来这个主意相当不错，而且她如今在电影界的工作已足以使她的生活过得很好了，她们甚至可以找一间大些的房子，装修得更好一些。“好吧，”她答应道，“我写封信去问问理查德，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这封信她一直没有去写，因为她知道前夫肯定会拒绝她的这个要求，另一方面，她也不想过分依赖艾丽斯。 第三十八章 拿准了詹娜丽是个双性恋者而艾丽斯是她的同性恋人后，我的心里很坦然。两个女人在一起造爱就和两个女人在一起编织一样，这于我又何妨？我把这种想法对詹娜丽说了，好让她生气，而且她的这种安排对我来说等于是保释。我处在这样的一个微妙位置：有一个已婚的情妇，而她的“丈夫”是位善解人意的女性，这真是一组了不起的结合。 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渐渐地意识到詹娜丽爱艾丽斯的程度至少和爱我的一样深，更糟的是我逐渐意识到艾丽斯爱詹娜丽远远超过我爱她的程度！她不像我那么自私，对詹娜丽也不像我有那么多的要求。到了此时此地我已清楚自己对詹娜丽的感情生活没有多大帮助。我不在乎这是个无望的陷阱，也不关心无人能解决她的那些问题，我只是把她当做泄欲的工具。这倒也罢了，我居然还要求她接受在我的生活中处于附属的地位，我毕竟有妻子儿女，还有自己的写作，这一切都不容她插入，然而我却要求她把我摆在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位置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事事都含有讨价还价的性质，而在我和她的讨价还价之中，我略占上风，情况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对于我来说，美中不足的是自己的女友是个双性恋。詹娜丽在我的又一次洛杉矶之行时病倒了，她必须住院割卵巢囊肿。这次手术加上一些并发症使她不得不在医院住上十天。当然，我给她送去了大量的鲜花——这些无谓的劳什子却是女人们最注重的礼物，从来都不惜要男人因此为她们大掏腰包，而且，我每天晚上还到医院去陪她一小时左右。但艾丽斯则包揽了一切事务，甚至整天都泡在医院里陪她。有时我到医院，艾丽斯刚好也在，她就会知趣地借故离开一会儿，以便让我和詹娜丽能单独在一起。也许她知道詹娜丽在和我聊天时喜欢叫我抚摸她，我的抚摸对于她来说不是出于性的需要，而是一种安慰。上帝，性爱中有多少成分是安慰呢？诸如在一起洗个热个澡，吃一顿丰盛的晚宴，喝一杯昂贵的美酒？如果你能在没有爱情和其它感情因素的情况下也能享受性的欢愉，或许你能找到答案。 有一次我去医院，艾丽斯没有避开，不管怎么说，我一直都很欣赏艾丽斯那张可爱的的脸，事实上这两个女人看起来就像亲姐妹，都那么美丽动人。艾丽斯的樱桃小嘴常给人不够慷慨大方的印象，其实她非常慷慨，我很喜欢她，难道我有理由讨厌她吗？她一个人把本来属于我干的脏活全包了，也许没有艾丽斯，我也会把这些琐碎事担负起来的，但是连我自己都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由于我是个有妻室的大忙人，第二天就得赶回纽约，我偷偷带来一瓶酒，用来庆祝我和她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不介意和艾丽斯一同分享这瓶酒，詹娜丽也偷偷收藏起了三只酒杯，艾丽斯很能干，毫不费力就打开了酒瓶装置。 詹娜丽身穿一件漂亮的皱边睡袍，像往常那样，富有戏剧性地躺在床上。我知道她为了显示自然美，在我去探望她的时候特地不化妆，其实要不是她结实的身体和旺盛的生命力，她那苍白的容貌使她活像另一个卡米拉。 她慢慢地品着杯中的美酒，眼睛里充满快乐的神情。她把自己最爱的两个人聚在自己的身边，他们都待她很好，绝对不会伤害她的感情，甚至在她不能善待他们时也不责备她。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当艾丽斯坐在旁边看着她的时候，她伸出手来，把我的一只手握在她的手里。 自从我知道她们两人的秘密后，就小心地在艾丽斯面前不以詹娜丽情人的姿态出现，艾丽斯也从不在我面前流露出她和詹娜丽的性关系。看着她们两个，我敢担保别人一定会以为她们是姐妹，甚至是同事。她们之间没有任何亲昵的举止，那种不可告人的关系只是在詹娜丽偶尔像一个专制的丈夫那样使唤艾丽斯时才表现出来。 此刻的艾丽斯把椅子搬到靠墙的地方，离詹娜丽的床远远的，也远远地离开了我们，好像她有意让我们以正式情人的身份出现似的。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这一慷慨的举动使我感到痛心。 我知道我这是在嫉妒她们，因为她们两人在一起很开心，开心到可以纵容我，可以大方地让我以正式情人的身份出现。詹娜丽在玩弄着我的手指，我明白她这样做并没有恶意，而是真心想让我感到快乐，于是我对她微笑着。再过一小时，我们就会喝完香槟，我就将告辞去赶飞往纽约的那班飞机，她们两人就能单独在一起，詹娜丽就会对艾丽斯做出她所需要的补偿。艾丽斯也明白这一点，也知道詹娜丽此刻应该和我在一起亲密，所以会把这段时间让给我。我强忍着不把手抽出来，因为这样做太不够意思了，何况男人的神秘之处就在于男人通常都比女人更大方一些。我也明白自己的大方是装出来的，我巴不得快点离开。 最后，我终于和詹娜丽吻别，答应她第二天打电话给她。在艾丽斯悄悄离开房间后，我们搂抱在一起，但是不能太久，艾丽斯等在外面要陪我走到汽车旁。詹娜丽又一次轻轻地吻了吻我的嘴唇。 临上车前，艾丽斯对我说：“别担心，我会陪她过夜的。”詹娜丽早已告诉过我在她手术后艾丽斯整个晚上蟋缩在她病房的沙发上，所以听到艾丽斯的话我并不感到意外。 我只对她说了句：“谢谢你。你自己也要注意保重。”说完我就钻进汽车，马上驶往机场。 当飞机开始往东而去时，天已经黑了。我在机上一直没法入睡。 于是我在那里想象艾丽斯和詹娜丽如何在医院的病房里舒舒服服地过夜。我为詹娜丽不必一个人呆在医院而感到高兴，同时我也为明天一大早就能和家人一起吃早餐而感到快乐。 第三十九章 我有一件事从来没有对詹娜丽承认过，那就是我对她有别的情人的嫉妒不仅限于感情上，而且还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我查阅了所有的浪漫主义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偏偏找不到有关已婚男人要求情妇忠于他的一个原因是害怕传染上淋病，更怕把这种病嫁祸给自己的妻子的记载。究其原因，我认为男人之所以不敢向情妇承认这种心态，是因为他往往在情妇面前谎称自己已不再和妻子同床了，另外因为他已是欺骗自己的妻子在前，即使他把淋病传给了她，也难以启口向她承认。这样他也就犯下了新的罪孽，如果他还有良心的话，他就必须把真相告诉她们两人，这么一来可就暴露了他的双重欺骗。 有天晚上，我把这件事对詹娜丽说了，她阴沉沉地注视着我，间：“如果你从妻子那里得到了这种病，又把它传染了给我，怎么办？难道你认为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吗？” 我们经常上演斗嘴的戏，不是真正的吵架，而是一些充满斗智的幽默和真话，甚至是刻薄话的二重唱，只是哪怕斗得再激烈也不会出现暴力。 “有这个可能，”我回答她，“但这种可能性不大。我老婆是个虔诚的基督徒，道德高尚。”我举手制止詹娜丽的抗议，继续说：“加上她的年龄比你大，又没有你漂亮，所以有外遇的机会自然比你少得多。” 詹娜丽稍微缓和了一些，任何称赞她美貌的恭维话都可以软化她。 然后我又笑着说：“你说得对，如果我老婆把淋病传染给我，我就会把它传染给你，但是对此我不会觉得罪过，反而会泰然处之，因为这是上天对我们这两个罪犯的惩罚。” 詹娜丽听了这几句话后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几乎气得暴跳如雷，愤怒地喊道：“我简直无法相信你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无法相信！也许我是个罪犯，但你却还要加上是个胆小鬼！” 另一个晚上，已到了凌晨时分。我们在喝干了一瓶酒，造了几次爱之后仍然像往常那样兴奋得难以入睡，在她的一再坚持下我就把在孤儿院的经历对她说了。 我从小就把书本当成了魔法，每当在夜深人静的宿舍里自己一个人独自睡不着的时候，忧伤的孤独感就会比任何时间都强烈地笼罩过来，我于是通过阅读来寻求精神寄托，同时编织自己的梦想。我在12岁时最爱看的书要算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罗兰德、查理曼以及美国西部的传奇故事。特别是亚瑟王和他的圆桌武士以及他的英勇的兰斯洛特、加拉哈特爵士的故事。 在众多的人物中，我最崇拜的要算墨林，那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像他，于是在我编织的梦幻里，我的哥哥阿迪自然而然地成为亚瑟王，这是因为阿迪具有亚瑟王的所有崇高而公正的优秀品德，而我恰恰最缺乏的就是这些美德。在孩提时代我就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狡猾的，具备了远见的，可以动用魔法主宰自己命运的人，因而我逐渐地喜爱上了亚瑟王的魔法师墨林，他的生命延续了很久很久，而且未来的一切都在他的预见之中，这真是个不朽的人物。 就在那时候，我发明了一种能把自己超越现实，过渡到未来的绝妙办法，我在后来的岁月里也一直在使用这个办法。作为生活在孤儿院里的小孩，我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青年，拥有许多聪明的，而且充满书本气息的朋友。在想象中，我还拥有豪华的住宅，能在沙发上和风情万种、美若天仙的女子造爱。 碰到要对付那些讨厌的警卫或值班的巡逻队员时，我就想象自己到了未来世界，正在巴黎度假，享受美食，和性感的烟花女子同床共枕。在警卫和值班员的粗暴干预下，我居然可以神奇地通过想象逃避现实，想象自己正坐在树林里的一条静静的小河旁津津有味地看着一本自己最喜爱的书。 这一招还真灵，我经常魔术般地从现实生活中消失。后来我长大成年了，终于有机会经历童年的梦想。在这些幸福的生活中我会记起那些噩梦般的往事，但又似乎觉得自己曾设法逃脱了这些往事，似乎我从未受过苦，至于那些可怕的往事只不过在梦境中出现过而已。 我记得墨林把自己的魔法全部传授给一位少女，而这位少女却用向他学到的魔法把他和自己囚禁在一个山洞里。当读到他在进洞前向亚瑟王辞行，要亚瑟王在没有他辅助的情况下治理国家的情节时，我感到不可思议和震惊的程度是那么强烈，我提的问题和亚瑟王提的一样：为什么？ 为什么墨林要把自己所有的魔法都毫无保留地传给这位少女而最终成为她的囚徒？为什么在预先知道了亚瑟王的悲惨下场的情况下还会兴高采烈地走进山洞去沉睡1000年？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发觉自己可能也会做出和墨林一样的的事来，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任何伟大的英雄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其中也包括我自己。 我看过许多不同版本的有关亚瑟王的传奇故事书，在其中一本里，有一幅墨林的画像：留着长长的灰白色胡子，头上戴着一顶圆锥形的帽子，帽子上有闪亮的星星和一条条黄色道道的图案。在孤儿院的劳作课上，我做了顶这样的帽子，还戴上它在操场里走来走去。我很喜欢这顶帽子，有一天却不知被哪个男孩子偷去了，从此就再也没有找到它。我也没有重新做过一顶这样的帽子，因为我已经利用原来的那顶帽子为自己编织好了魔法的周期，我将成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将经历充满刺激的冒险，将做该做的善事，将寻觅到自己应有的幸福，所以我再也不需要那顶帽子了，反正这些幻想已经编织成了。我在孤儿院的生活仿佛只是一场梦，似乎我从来没有到过那里，似乎我在十岁时就成了墨林，成了一个任何东西都伤害不了的魔法师。 詹娜丽望着我微笑地说：“你真的以为自己就是墨林了，是吗？” “是有那么一点。”我回答她。 她靠在床上，冷冷地对我微笑着说：“你自诩为墨林，你以为我会对你在孤儿院里可怜兮兮地把自己想象成墨林的事同情吗？你是我所见到过的心肠最硬的狗杂种！我会向你证实这一点。你从来就不会让任何女人用符咒镇住把你关在那个山洞里，或者用围巾捆住你的双臂。墨林，你根本就不是亚瑟王的那个墨林！” 我没有想到她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我对这番话却有一个绝妙的驳斥，只是不能对她说而已。这个驳斥就是：在她之前已有一个手段并不太高明的少女捷足先登，而且获得了成功——我是个已婚的男人，难道不是吗？ 第二天我和多兰会面，他告诉我新的电影剧本的谈判可能要拖延一点时间，因为新的导演西蒙·贝福特正在力争从提成中增加百分比。多兰凝视着我，试探地问：“你愿意考虑从你的百分比中拿出两个百分点给他吗？” “我甚至连为电影改编剧本的兴趣都没有了。”我对他说，“西蒙是个有名的贪婪的家伙，而他的死党理查德生来就是一个贼。尽管克林诺是个笨蛋，但他毕竟是一个出色的演员。瓦更这厮是他们这帮人当中最利欲熏心的一个。请你安排我退出这个剧组吧。” 多兰息事宁人地说：“你在影片中的提成是由你改编剧本的权利来决定的，这一点已经在合同中写得一清二楚，如果你让这些人在你不参加的情况下去乱干，那么就是你主动放弃了自己应有的权利。电影制片厂拥有改编的权利，如果他们剥夺了本来是属于你的那部分权利，你还可以据理力争得到它，如今你主动放弃它，届时就只好到作家协会去要求仲裁了。” “就让他们试着这么干吧，”我愤懑地说，“我相信他们总不能一手遮天！” 多兰宽慰我说：“我有个主意，埃迪·兰舍是你的好朋友，我设法让他签约和你一起改编剧本。他是个精明能干之人，一定有办法替你跟这些人周旋的，行不行？请相信我一次吧。” “好吧！”我说。我对这件事实在相当厌倦了。 多兰在离开之前问我：“你为什么要生那些人的气？” “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尊重莫勒马遗愿的，他们甚至还对他的死感到高兴呢！”我也知道自己的这句话有点言过其实了，要是说我讨厌他们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他们企图左右我去写什么。 我及时赶回纽约去观赏电视传播的电影颁奖典礼，每年我都和维丽看这个节目，今年更是带着特别的兴趣来观看它，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詹娜丽和她的朋友们制作的一部半小时的短片获得了提名。 我妻子端来了咖啡和曲奇饼，我们坐在一起边吃喝边观看。她微笑着问我：“你有没有可能在将来也获得其中的一项奥斯卡奖？” “不可能，”我很肯定地说，“我的影片将是一部劣作。” 像往年一样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人们总是先颁发一些小奖项，所以很快就知道詹娜丽获得了最佳短片奖。她的面孔出现在屏幕上，红润的脸庞上洋溢着幸福的神采。很知趣地做了短时间的亮相，只说了句：“我要感谢和我一起制作这部影片的妇女们，特别是艾丽斯·德·桑迪斯。” 这句话使我想起那段日子，那段使我体会到艾丽斯爱詹娜丽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日子。 詹娜丽在马里步租了一栋海滩房子，租期一个月，有个周末我离开酒店到那里和她过周六和周日。周五晚上我们在海滩上散步，然后坐在小小的门廊上，沐浴在马里步的月光下，欣赏着夜空中的那些小鸟。詹娜丽告诉我，那些鸟名叫鹞，当波浪冲过来的时候，它们就跳跃着飞离水面。 我们在面向太平洋的卧室里造爱。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我们不吃早餐，只吃午饭。艾丽斯到海滩房子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吃饭前，她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小小的长方形的纸片递给詹娜丽，那是一张一寸宽二寸长的软片。 詹娜丽问：“这是什么？” “影片片头导演的排名，”艾丽斯说，“我把它剪掉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詹娜丽问。 “因为你会为此而高兴的。”艾丽斯答道。 我看着她们两个不做声。我看过这部电影，拍得不错，是詹娜丽和艾丽斯伙同另外三名妇女同心协力制作的一部女性影片。詹娜丽在片中任主角，艾丽斯当导演，另外两名妇女根据她们对影片的贡献也在演职员表上有名字。 “我们需要在表中加上导演，一部电影没有导演的排名不成体统。”詹娜丽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插嘴：“我认为艾丽斯是导演。” 詹娜丽生气地望着我说：“她负责导演工作，但是我就导演工作提出过许多建议，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应该得到一些回报。” “天啊，”我说，“你是影片的主演！艾丽斯也应该由于为影片所付出的劳动而得到荣誉。” “她当然应该得到，”詹娜丽愤愤不平地说，“我和她说过了，我并没有叫她把自己的荣誉从底片中剪掉，是她自己要这么干的。” 我转身问艾丽斯：“这件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艾丽斯十分坦然地答复我：“詹娜丽在影片的导演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并不真正在乎什么荣誉，詹娜丽可以得到它，我一点都不在乎。” 看得出詹娜丽很生气，她对自己这样被人误解而恼火，但连我也意识到她的确是不想让艾丽斯独享导演该片的荣誉。 “去你的，”詹娜丽对我吼道，“不要用这样的眼光看我！是我为影片的拍摄筹到了款，又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我们大家都对剧本的创作出了力，要是没有我的参与，影片是绝对拍不成的！” “这样的话，你应该享有制片人的荣誉，为什么导演的荣誉就那么重要？”我问她。 这时艾丽斯开口说话了：“我们打算将这部影片送去角逐奥斯卡金像奖并参加电影展。对这类影片，人们认为只有导演才是最重要的，整部影片可谓导演独领风骚，因此我认为詹娜丽是对的。”她转过头又问詹娜丽：“导演这一栏的字幕你喜欢怎么打？” 詹娜丽说：“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都打上，将你的名字排在前面，可以吗？” 艾丽斯说：“那当然可以了，就照你的意思办。” 艾丽斯和我们一起吃完午饭后就说要回去了，即使詹娜丽求她留下也无济于事。看着她们互相吻别之后，我独自送艾丽斯走到汽车旁。 在她开车离去之前我问她：“你真的不介意吗？” 她的脸显得很坦然，安详中透露出美丽，诚恳地说：“不介意，我真的不介意。在影片第一次放映后，人人都走过来祝贺我，詹娜丽就开始变得歇斯底里了，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对于我来说，让她幸福比什么都重要，这一点你能理解，对吗？” 我看着她微微笑了一笑，并在她的脸上吻了一下，回答她说：“不对，我无法理解这种事！”告别艾丽斯回到屋里时却不见了詹娜丽，我估计她一定是一个人到海滩上去散步了，她不想我陪她去，所以不等我回来就走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一小时后我看见她独自在被海水拍打着的沙滩上漫步。她一回到屋里就马上进了卧室，我走进去发现她躺在床上，蒙着被子哭泣。 我坐在床沿一声都不吭，她伸出手来握着我的手，一面仍在抽泣。 “你认为我是个坏女人吗？”她问我。 “不！”我回答她。 “你认为艾丽斯是个宽宏大量的好人，是吗？” “我喜欢她。”我小心翼翼地答复她，她正在担心这件事会使我认为艾丽斯的人品比她好。 “是你叫她把那张底片剪下来的吗？”我问她。 “没有，”詹娜丽委屈地说，“是她自己要这么做的。” “好吧，”我对她说，“那就接受她的这一举动吧！不要让谁比谁表现得更好、谁是更好的人这些想法来烦恼你了，她这样做全是为了你，你就接受她的这番好意吧，况且你也希望她这样做。” 听了我的这些话后，她又哭了起来，实际上她是在歇斯底里大发作。我就给她做了些汤，又给她服了十毫克蓝色的镇静剂，她从那天下午一直睡到星期天的早晨。 那天下午，我以看书来消磨时间，然后欣赏海滩以及潮水涨退的景色，直到黎明。 詹娜丽终于醒来了，时间已是十点钟左右。 这天是马里步难得的一个好天气，可是我立刻意识到我在她身边反而让她觉得不舒服。这一天的时间里她都不再需要我——她想打电话给艾丽斯，叫她来做伴。于是我就对她说接到了一个电话，必须赶回厂里去，不能再陪她了。她像往常那样以南方美女惯用的撒娇方式表示要挽留我，但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出她实际上巴不得我快点离去，她正迫不及待要打电话给艾丽斯，好向她表示爱意。 詹娜丽送我到车旁，她戴了顶宽松的大帽子来遮太阳，以保护皮肤。大多数女人戴上这种帽子都会显得很难看，可是詹娜丽那姣好的脸蛋和漂亮的肤色配上这顶大帽子，反而更美丽动人了。她穿着特别缝制的，经过褪色处理显得很旧的牛仔裤，更突出了她那苗条的身段。她为自己有南方的贵族血统而自豪。 她现在脸色红润，神采飞扬地和我吻别，根本就没有分别前的悲切表情。我知道她和艾丽斯将会度过愉快的一天，而我则要一个人在城里的酒店苦熬光阴，可是我心里明白自己不能因此而抱怨，因为艾丽斯应该得到这份情意，我则的确不配。詹娜丽曾经对我说过她是专门解决我感情需要的女人，而我却不是个解决她感情需要的好汉。 电视在闪烁着，有一个记念莫勒马的特别的节目。维丽对这个节目说了些什么，还问我他是不是个好人，我回答她说是的。我们看完了整个颁奖过程，然后她又问我到底从不认识参加颁奖典礼的嘉宾。 “认识一些。”我回答她。 “哪几个？”她继续追问。 我提到了埃迪·兰舍，他对一个电影剧本做出了贡献，获得了一项奥斯卡奖，但是我没有提到詹娜丽。有好一会儿我都拿不准维丽是否在布下陷阱，是否有意要看我会不会提起詹娜丽，犹豫了很久我才含含糊糊地说我还认识在节目开始时的那个获奖的金发女郎。 第四十章 过了一周，多兰打电话叫我到加利福尼亚去开更多的会，他还对我说他已把埃迪·兰舍卖给了三重文化。于是我又去了洛杉矶，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来参加会议，并和詹娜丽幽会。我现在有些不安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依恋加利福尼亚了。 有天晚上，詹娜丽对我说：“你总是称赞你的哥哥阿迪是个大好人，凭什么说他是个大好人？” “哦，我认为他对我来说既当爹又当哥。” 看得出她对我们两兄弟在孤儿院长大这件事很着迷，刺激了她的戏剧兴趣，也看得出她在脑海里编织着电影和童话的故事，一个有关两个漂亮的男孩子的故事，简直就像迪斯尼乐园那么吸引人。 “这样看来，你真的还想听一个有关孤儿的故事咯？你是想听令人高兴的故事呢，还是要听真实的故事？你是想听谎言呢，还是要听真话？”我逗她。 詹娜丽假装在考虑，过了一会儿才说：“先给我讲个真实的故事吧！如果我不喜欢，再给我讲假的故事。” 于是我就给她讲了所有到过孤儿院的客人都想收养阿迪而都不肯收养我的故事。我这次给她讲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头的。 詹娜丽挖苦地说：“你这个小可怜虫！”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尽管脸上带着嘲弄的笑容，还是把手放在我的身上表示同情。 那年我七岁，阿迪八岁。在一个星期天，我们穿戴得整整齐齐，也就是穿上了所谓的领养制服：淡蓝色的上衣，里面是件浆烫过的白衬衣，配上深蓝色的领带，白色的法兰绒长裤，脚上穿的是白鞋。工作人员把我们擦洗得非常干净，头发也梳理的服服帖帖。我俩被带到女院长的会客厅，只见一对夫妇已经等在那里，准备挑选我们了。接下来的程序和所有领养前的模式一样：工作人员给大家做了介绍，使之互相认识，握手。我们在他们面前尽量表现出最好的态度和举止，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加深了解，然后我们在孤儿院的操场里散步，走过大花园，足球场和教学大楼。我很清楚地记得的一件事就是那位妇女很美丽，甚至连七岁的我都爱上了她，很明显她丈夫也很爱她，但是他对领养孩子的事似乎并不太热心。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那位妇女非常喜欢阿迪，却一点儿都不喜欢我。这方面我不能怪她，甚至在八岁的年龄，阿迪看起来也已具有成年男子的英俊，脸上的线条棱角分明。尽管人们对我说我们长得很像，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亲兄弟，我也知道自己的形象远远不如阿迪，就好像他是给第一模板印出来的，因而形象清晰，而我作为第二模板印出来时，就粘了一些模具上的蜡泥，结果嘴唇厚一些，鼻子也大一些。阿迪有女孩子的秀气，而我的面部及身体的骨架都要粗壮得多。我印象最深的是长到这么大了，一直到那天我才开始嫉妒他。 那天晚上，人们告诉我们那对夫妇下个星期天会再到孤儿院来，尔后决定到底是领养我们两兄弟呢还是只领养其中一个。人们同时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如何富有，以及他们如果能领养一个也是很重要和荣幸的事。 我记得院长和我们谈心，是成年人教育儿童如何做人的那种谈心。她开导我们要以慈悲为怀，要防止罪恶的情感，要抛弃那些嫉妒、尖酸、刻薄之类的丑行等等。其实这些美德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要儿童也做到似乎奢望太高也为时太早。作为孩子，我们只能默默地聆听她的教诲，虽然并不真正理解她这些话的含义，还是不停地点头称是。我当时尽管只有七岁，也已经明白即将发生什么事了，那就是我的哥哥下星期天就要到那个富有而又美丽的太太家里去，而我则要一个人留在孤儿院！ 即使在孩提时代，阿迪也一点不爱虚荣，而我却不是。在和那对夫妇见面以后的一周内，我们有生以未第一次疏远了，我在那整整一周里都憎恨他。星期一下课后，我们玩橄榄球，我没有选他参加我的队——由于运动是我的强项，我们在孤儿院的16年里，我都是我这个年龄组里最棒的运动员，因而也就是理所当然的领袖，所以我总是做队长，可以随心所欲挑选自己的队员。平时我总是第一个就挑阿迪到我的队里来，但是那个星期一却是16年的漫长岁月中，我唯一的一次没有挑选他到我的队里来。我们玩球时，看见他拿到球，虽然他是我哥哥，我还是用力去撞他。30年后的今天，我还能清晰地记得他那天脸上惊恐和痛心的样子。吃晚饭时，我不肯坐在他的旁边，晚上我在宿舍里也不和他说话。在那一周里的某一天，我记得当橄榄球赛后他离开球场时，我正好手里拿着球，就冷不防扔出一个漂亮的20码远的螺旋球，击中了他后脑勺，他一下子就跌倒在地上。我扔球时也不相信会打中他，对于一个七岁的男孩来说，这可是了不起的技巧，即使现在我也弄不清为什么当一个人心怀恶意时会产生这么大的力量，而且让我的手臂扔得那么准。我记得阿迪爬起来默默地离开球场时我对他大叫道：“嗨，我不是故意的！”但他只是一声不吭地转身走开了。 他从来不报复，这就更让我感到气愤。不管我如何刺激他，侮辱他，他都只是疑惑地望着我，其实无论是恶意惹事的我还是无辜受辱的他，当时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挖空心思，终于又想起有一件事能够伤害他：阿迪从小就学会存钱，我们在孤儿院附近干些零活，挣点零花钱，阿迪总是把这些硬币存在一个玻璃罐中，藏在他的衣柜里。那个星期五，我牺牲了玩橄榄球的时间，偷了他的钱罐，跑到树林里，埋在地底下。我没有数到底有多少钱，只看见铜板和银币塞了满满一罐，都几乎顶到盖子的边缘了。阿迪一时没察觉罐子不见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他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不过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开始躲着我。 第三天是星期天，我们要穿上领养时穿的那套衣服去向院长报到。这一天的早晨，我起床后不吃早餐就跑到孤儿院后面的树林里躲藏起来。我知道那天会出现什么情况，知道阿迪穿戴整齐后，就会被我喜欢的那个女人带走，我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唯一安慰的是至少我拥有了他的钱！我在树林最浓密之处躺下来胡思乱想，接着就睡着了，睡了整整一天，到我醒来时天几乎黑了。我回到孤儿院，马上被带到院长的办公室，她用木尺打我的腿，足足打了20下，可我满不在乎。 我回到宿舍，居然发现阿迪正坐在床上等我！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没有被带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我的眼里立刻充满了泪水。阿迪在我的脸上打了一拳，问我：“我的钱在哪里？”然后他扑到我的身上，打我，踢我，一面尖叫着要我还回他的钱。开始时我试图自卫而又不伤害他，最终还是把他举了起来扔了出去。接下来我们就坐在那里对望着。 “我没有拿你的钱。”我说。 “是你偷的，”阿迪说，“我知道是你偷的！” “我没偷，”我嘴硬地坚持说，“我没拿！” 我们又对望着，那个晚上相互之间再也没说一句话。到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们又和好了，一切都恢复了常态。阿迪也没再追问钱罐的事，我也没告诉他把钱罐埋在了哪里。 过了好多年以后，阿迪才告诉我那个星期天所发生的事。原来那天早上他发现我逃跑后，就拒绝穿那套有人来领养时才穿的衣服，他尖声叫骂着，还企图打院长，结果为此而挨了揍。当那对年轻的夫妇来领养他并坚持要见他时，他对那个妇女吐唾沫，还用一个八岁小孩所能懂得的一切脏话来臭骂她，场面极为不雅，院长又把他痛打了一顿。 我讲完这个故事后，詹娜丽从床上爬起来，去给她自己倒了一杯酒，回到床上后，靠在我身上说：“我要见见你的哥哥阿迪。” “你永远别想见到他，”我说，“我带回家去的每个少女都会爱上他，我和妻子结婚的最大理由就是她是唯一没有爱上他的少女。” 詹娜丽问：“你有没有找回那个钱罐？” “没有，”我告诉她，“我从来就没想过再去找回它。我想就让它留在那里，让某个追随我的小孩找到它，使它成为他的魔法，反正我已不再需要它了。” 詹娜丽一边喝酒，一边带着醋意（她对我所有的感情都吃醋）追问：“你爱你的哥哥，对吗？”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不会用“爱”这个字眼来表明我对哥哥或其他任何男人的感情，另外，詹娜丽滥用了这个字眼，于是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第四十一章 过了一个月之后，我又回到了洛杉矶。我打电话给詹娜丽，商定一起出去吃晚饭，然后再去看电影。从电话里听得出她的声音有点冷冰冰，因此我格外小心，也为我去接她的时候可能会一见面就要经受震惊而做好心理准备。 艾丽斯为我开了门，我吻了吻她，同时询问詹娜丽的近况可佳。艾丽斯的眼珠子往上翻了翻，这意味着詹娜丽今天可能有点神经质，也许不至于到疯狂的程度，但是起码有点怪。果然，詹娜丽走出卧室时，换了一身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穿着打扮—— 她头戴一顶有条红带子的男式软呢帽，帽檐在她那棕黑色眼睛的两边向上定住，身穿一套做工考究的白色丝质男西装，或许是那质地看起来像是丝面料，那条西裤的腿管完全是严格地按照男式来裁剪的，西装里面穿了白色的绸衬衫，还打了一条红蓝条纹的领带。更有甚者她还拿了一支细长优雅的奶油色的藤手杖，她用它来戳我的腹部。她这是在进行直接的挑战，我看穿了她的鬼把戏，她有意用这身打扮无言地向世界宣布自己是个双性恋者！ 她问我：“你觉得我这身打扮如何？” 我微笑着说：“妙极了！”她的确是我见过的最衣冠楚楚的女同性恋者了。我问她：“我们到哪里去吃饭？” 她靠在藤手杖上冷眼观察着我，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们应该到斯堪的亚去吃饭，自从我们的关系开始以来，你还没有带我到俱乐部一游呢。” 以前我们从未到过昂贵的名牌饭店去吃饭，也从未到过俱乐部，但我表示同意，因为我自信能理解她的真正用意：她这是在强迫我向全世界承认我爱的是个双性恋者，是在考验我能否忍受有关女同性恋者的笑话以及身边的窃窃私语。既然我已接受了她的双性恋这个现实，我就不再在乎别人怎么想了。 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在餐馆里，人人都在盯着我们。我必须承认詹娜丽看起来美丽动人。她这位南方金发美人比马林·戴奇更有女性魅力，不管她的举止如何，她身上流露出来的绝大多数特征仍然是女性的温柔。当然，我心里也明白，要是我把这一切对她说了，她准会火冒三丈，因为她现在公开表明自己是双性恋者的目的就是为了惩罚我。 我喜欢她扮演女同性恋者的角色仅仅是由于我深知她和我在床上时是个温存的女人，因而对那些向我们行注目礼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双重笑话。我感到好玩还因为詹娜丽觉得她这样做可以激怒我，故此她总是在那里仔细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结果当然是使她大失所望，后来她看出我真的不介意时，才又重新高兴起来。 我以前从不到俱乐部去，但那天晚上我们去了，并且在波罗大厅里，在她的朋友和我的朋友的注视下，默认了我们的关系，这使她大为兴奋。我看见多兰在一张台边，杰夫·瓦更在另一张台边，他们都在冲着我笑。詹娜丽得意地向他们挥挥手，然后回过头来对我说：“在这个地方喝酒，还可以见到老朋友，真是件大好事，对吗？” 我笑着回答她：“对极了！” 午夜前，我陪她回家，她用藤手杖轻轻地敲敲我的肩膀说：“你今晚的表现很出色。” 我说：“谢谢！” 她又问：“你还会打电话给我吗？” “那还用说？”不管怎么样，那天晚上的确过得很快乐，至少詹娜丽已公开了自己是个双性恋者的事实，何况旅馆的经理，守门人甚至连那些照应客人停放车辆的服务员都对我备加注意。 这个插曲后不久，我就把詹娜丽当做一位有个性的人物来爱了，也就是说，我不仅想和她过疯狂的性生活，盯着她那深棕色的双眼入迷，或是恨不得把她那粉红色的嘴唇吞下去，而且极其乐意在漫长的黑夜里给她讲我的生平故事，或是听她讲她的生平故事，一句话，我终于意识到她唯一的作用就是使我幸福，使我喜欢她。我也把使她稍为幸福一点，不惹她生气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特别是当她再也不能取悦于我的时候。 我不是说我已成为一个爱上女人而使自己陷入不幸之中的人。对这种人我无法理解，事实上，我总是认为自己在生活上，在文学创作中，在婚姻和爱情方面，以至于在为人之父等等方面，都能得到最好的东西。 我也不是说我已成了个学会靠给她送礼物来博得她的欢心的人（虽然我很乐意送礼物给她），或是成了在她情绪低落之时，帮她搬掉路上的绊脚石，从而使她重新振作起来，能够继续完成她的任务，因而也使我自己感到幸福的人。 现在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她“背叛”了我以后，在我们开始怨恨对方以后，在我们发现对方的缺点以后，我却终于把她当做一个人来爱。 她是个好人，她自己也经常像个小孩那样对我说：“我是个好人。”事实上她的确是个好人，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很耿直。虽然她和其他男女也有染，但这又算得了什么？人无完人。她喜欢看的书籍正是我所喜欢的。我们看电影的品味以及对共同认识的人的评价都那么相同。她对我说谎以不伤害我为前提，而她对我说实话却往往有部分原因是为了伤害我（她有复仇的癖性，对这一点我甚至很喜欢），但又会因为我知道实情后会受到更加严重的伤害而感到害怕。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必然地越来越了解她的生活中存在着许多有害的东西，而且复杂得很，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世界上又有谁不是这样活着呢？ 到后来，我们关系中的那些虚情假意和幻想都一扫而光，终于成了真正的朋友，而且我把她当成了一个具体的人来爱。我赞赏她的勇气，赞赏她在事业上处于逆境甚至绝望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赞赏她在个人生活遇到挫折时所具有的那种不屈不挠的心态。对她的这一切我都能理解，而且真心同情她。 那么究竟为什么我们无法再重温旧梦？虽然我们的性生活远比其他人要过得好，但和从前那种彼此都狂喜不已的感受比起来却不可同日而语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魔法加魔法，结果是黑还是白？妖法、咒语、巫术和炼丹术，这一切对我们的命运能够起的作用到底多大？我们生命的枯荣难道真的由月亮的圆缺来决定吗？难道我们在地球上的命运真的由天上那闪闪烁烁、虚无飘渺的繁星来主宰吗？难道我们没有了虚假的幻想就真的不知道原来幸福是那么简单吗？ 在所有的婚外恋中，似乎总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当情夫觉得非常幸福时，情妇就会感到不快。她当然知道是自己使他得到幸福，也当然知道她能够做到这一点自己心甘情愿，这甚至是自己的责任，但最终她还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狗娘养的占了便宜！特别是如果这个情夫是个已婚男人，而情妇却是个未婚女人时就更如此，因为这种关系解决了他的问题却没有帮她解决。 于是这种关系就会逐渐发展到一方需要吵一架之后才造爱的阶段，如今，詹娜丽就已经到达了这个阶段。通常我都是采取开导她的办法来息事宁人，但有时我自己也感到需要大吵一场。一般这些吵架都是她因为想起我既保持和妻子的婚姻关系，又没有对她许下任何诺言来承担永远的义务而感到气愤时，有意找岔吵闹引起的。 有一次，我们看完电影回到她在马里步租的房子。夜已深了，从卧室可以眺望月色中的大海，那海面的景色就像漂着一束束金发似的。“上床吧。”我说。我迫不及待地要和她造爱，我向来都是这样的。 “啊，天啊！你老是想着要泄欲！”她不满地说。 “不是泄欲，而是要和你造爱。”我当时就是这样充满柔情蜜意地对她说。 她冷眼瞧着我，那双水汪汪的漂亮的棕色眼睛里充满了怒气。“你和你的忠实见鬼去吧，”她咬牙切齿地说，“你是个脸上还没有出现症状的麻风病患者。” “格雷安·格灵！”我用这个人名回答她。 “去你的！”她说着忍不住笑了。 我们的关系发展到这个地步的主要原因是我从不对她说谎，而她却希望我说谎。她希望我用所有骗奸的已婚男人对自己的女友所说的那些谎言去哄她，诸如“我正在和妻子办离婚手续”、“我和妻子已有几年不过性生活了”、“我和妻子不在同一间房里睡觉”、“我和妻子已达成了一个这方面的共识”、“我和妻子在一起时不幸福”之类的谎话。以上这些话对我全不适用，所以我从来不说这类自欺欺人的鬼话。 我爱妻子，我们同在一间卧室里睡觉，过着和谐的性生活。我和我的一家人在一起很幸福。我同时拥有两个最美好的世界，从一开始我就不想放弃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我的毛病也就在于此。 但是现在她上床前点燃了一支烟，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她打算吵一架！她的手提袋里露出一瓶“提劲丸”，一见到这个我心里就不受用，也准备和她吵一架。我的心情再也不像原先那么好了——那瓶提劲丸激发我无穷的想象力——我已知道她有一个女情人，也知道每当我回纽约去和家人团聚时，她也和其他男人上床。我已不像以前那样爱她了，这瓶提劲丸使我想起了她由于和别人鬼混，所以需要服用此药才能和我造爱！我当然不喜欢出现这种情况，她也看出了这一点。 “我不知道你也读过格雷安·格灵这个人物，”我说，“那个脸上没有症状的麻风病怪人是个不错的人物，所以你把他的形象安到了我的头上。” 她眯缝着眼睛望着香烟的云雾在空间缭绕，那头漂亮的金发优雅地披散在她那美丽的脸庞周围。“你知道这是合适的，”她说，“你可以回家和妻子造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如果我有其他情人，你就认为我是荡妇，你也就因此不再爱我。” “我仍然爱着你。”我解释道。 “你不像以前那么爱我了。”她强调道。 “我仍然依恋着你，渴望着和你造爱而不是把你当做泄欲的工具。”我耐心地对她说。 “你好狡猾，”她越来越强硬，“你狡猾得略带天真。你仅仅承认不像从前那样爱我，至于原因嘛，似乎是我一手造成的，你还要有意让我了解到这一点，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女人就不能有其他情人？就不能再去爱别的男人？你口口声声地说你仍然爱着你的妻子，但你更爱我，区别只在于此，我为什么就不能有这种区别？为什么女人就不能享有这种区别？为什么我们不能享有和男人同等的性自由，而男人却可以同时爱几个女人？” “你肯定知道如果那样的话，无论是你的孩子或任何男人都不会再爱你。”我当时还自以为这是说着玩的。 她戏剧性地掀掉被子，一下子站在床上，非常认真地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简直无法相信你竟然会说出这样的大男子主义的谬论来！” “我是说着玩的，”我赶紧声明，“真的，是说笑而已。但是你自己也知道你的这种想法不现实——你要我崇拜你，并且真正地爱你，把你当做处女之王那样爱着你，就像很久以前人们的那种爱法，可是你又要拒绝接受为那种爱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说，你要我像爱圣杯那样爱你，但是你却又想过着享有性解放自由的女人那种生活。你不肯接受这种现实，那就是如果你的价值观念改变了，我的价值观念也得改变。既然你变了，我也就无法按你愿望的那样来爱你，无法像从前那样爱你。” 她开始哭泣着说：“我明白了。上帝啊，我们从前是何等相爱啊！你知道我以前是强忍着头痛来和你造爱的，为了你，我不顾自己头痛，服了止痛药来和你上床，我多么留恋当时的性生活啊！但是现在我们之间的性生活大大不如以前了，是不是由于我们彼此之间太诚实了呢？” “不，不是这样的原因。” 我的这句话又让她怒火中烧，大声地吼叫起来，那声音听上去就像公鸭叫似的。看起来今天晚上将是个漫长的难熬之夜，我叹了口气，伸手到桌上拿了支烟。当一个美丽的女郎就站在你面前，正对着你的嘴时，要想点燃一支烟可真是件相当困难的事，但我却设法点着了，这幅活人构成的幽默画真有趣，她终于瘫倒在床上大哭起来。 “你说得没错，”我对她说，“但是你也很清楚有关妇女的忠实问题的那些争论。我对你提到过女人大多数时间不知道自己有性病的事，别忘了，和你发生关系的人越多，你得子宫颈癌的机会就越大。” 詹娜丽讥笑着拖长声音说：“你骗人！” “我不是说着玩的，”我很认真地说，“从前所有的禁忌都是有根据的。” “你这个杂种！男人都是幸运的杂种！”詹娜丽恨恨地说。 “生活本身就是这样，”我不无得意地说，“你大声嚷嚷的时候，你的声音活像那只唐老鸭。” 我马上被枕头击了一下，于是就乘机以此为借口抓住她，拥抱她，吻她，最后以造爱告终。 事毕后，我们在一起抽烟，她说：“我是对的，男人不公平，女人完全有权利和他们一样想要多少性伴侣，就可以拥有多少这种伴侣。请你严肃一点回答我，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说得对。”我说话的态度比她的还严肃，我是真的同意她的观点，起码在道理上我知道她是对的。 她紧靠着我说：“这就是我爱你的原因，你通情达理，即使在你的大男子主义恶性膨胀时也是这样。当革命来临时，我会救你一命，我会对别人说你是个好男人，只不过观念有些糊涂而已。” “非常感谢！”我笑着说。 她先关上灯，随即也把烟给灭了，同时沉思着问我：“你不会因为我和别人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爱我了吧？” “不会的。”我回答她。 “你知道我是真心实意地爱着你的。”她又说。 “我知道。”我说。 “你不认为我是个淫妇吧？”她还在追问。 “哪里会呢？”我说，“睡一会儿吧！”我说着就伸手去抱她，但是她却立刻移到一边去了。 “为什么你不离开你的妻子和我结婚？说真话！” “因为你们两个我都要。” “你这个杂种！”她用手指戳我，戳得很疼。“上帝，”我叫起来，“仅仅是因为我疯狂地爱上了你，仅仅是因为我更喜欢和你过性生活，仅仅是因为我更愿意和你聊天，就凭这些，你竟然敢要求我为了你而离开自己的妻子？” 她拿不准我究竟是认真呢，还是在开玩笑，最后错误地判断为我在说着玩，她不知道这可是个危险的判断。 “请你严肃并诚实地对我说，为什么你不和妻子离婚？说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 我在回答她这个问题之前就曲着身体，采取了最佳的保护姿势，然后才回答她：“因为她不是个淫妇。” 有一天早上，我开车送詹娜丽去百乐蒙电影公司，她在一部巨片中扮演一个小角色，将为这一拍摄工作而忙一天。 我们去得早了些，于是就在周围转转。那里有个非常逼真的小城复制品，让我大开眼界，那里甚至连假造的地平线都有：一大片金属板耸立在那儿直插天空，猛一眼看上去的确起了以假乱真的效果。其他布景居然都如此逼真，以至于我们经过那些街道时，我忍不住去打开了一家书店的门，几乎还期待着能见到熟悉的桌子和书架，而且想象那上面摆满了供销售的色彩鲜艳的书籍，然而当我打开门时，映入眼帘的除了青草和沙石，什么都没有！ 我们继续往前走，詹娜丽忍不住指着旁边笑了。那里有一个橱窗，里面摆满了19世纪的药瓶和药品。我们打开药房的门，又是只见到青草和沙石。我们又再往前走，我也一再打开各扇门。此时的詹娜丽再没有大笑，只是微笑着跟着我走。最后我们走到一家餐馆前面，餐馆那通往街口的大门上有个檐棚，棚下有个穿着工作服的男人在扫街。不知怎的，我被那个扫街男人给迷惑了，以为我们已经离开了摄影场，来到了百乐蒙的供应食品以及日用品的商业区，于是就问那个工人餐馆是否已经营业。这个人有一张苍老的脸，他眯着眼睛瞧了我半天，然后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睛几乎张不开了。 他好不容易才忍住笑，眨着眼睛问我：“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走到餐馆的前面，打开大门，所见的仍然是青草和沙石！这巧夺天工的布景实在令我叹为观止。我关上门，回头仔细地打量着那个工人的脸，他则几乎兴奋得要发狂，仿佛是他安排了我的这次旅游似的，又好像他就是上帝的化身，而我曾经向他请教：“人生严肃吗？”因而触发了他的回答：“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陪詹娜丽走到有音响设备的舞台，她将在那里拍片。她对我说，“那些景物全是假的，怎么竟然能把你骗了呢？” “它们并没有骗倒我。”我嘴硬地说。 “不过很显然你是在期待看到那些布景是真的，”詹娜丽说，“每当你打开一扇门，我都盯着你的眼睛，知道至少餐馆把你骗了。” 她闹着玩似地拉了拉我的手臂，装模作样地说：“真不该让你一个人出来，你太笨了。” 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但我也并不是把那些布景全当成了真景，只不过有一件事真的颇让我上心，这就是我真的相信那些门的后面必定有东西，不能接受那些画出来的布景后面空空如也，除了青草就是沙石。我也真的相信自己是一名魔法师，当我打开那些门时，真正的房间和人物都会出现。打开餐馆的门时，我还在想象中看见了红色的台布和深色的葡萄酒杯，看见了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候服务员给他们安排座位的顾客，当我看见餐馆里面原来什么都没有时，当然会大吃一惊了。 我意识到某种想象力促使我打开那些门，而且自己也为这一举动兴奋不已。我丝毫不介意詹娜丽的嘲笑，也一点不在乎与那位疯疯癫癫的演员配戏，上帝做证，我打开那些门只不过为了一件事——如果我没有打开那些门，我的好奇心就永远得不到满足。 第四十二章 奥萨诺为了一部电影的事到了洛杉矶，他打电话约我共进晚餐。由于詹娜丽极想见见他，我就带她一同前往。吃完饭后，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时，詹娜丽千方百计地要我谈谈有关我妻子的事，我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她的这份要求。 “你从来都闭口不谈这件事，对吗？”她问我。 我不吭声，但是她仍然紧追不放。她的脸色因酒后而潮红，加上奥萨诺的在场令她感到有点不自然，脸色更红，开始恼羞成怒，生气地说：“你从不谈论自己的妻子是因为你觉得这样做不高尚。” 我还是以沉默相对。 “你仍然对自己的评价很高，对吗？”詹娜丽咄咄逼人，她已经有点不近人情了。 奥萨诺含蓄地微笑了一下，以名作家的身份来扮演一个和事佬的角色。他用稍带讥讽的口吻说：“他也从不谈论自己当孤儿的事。其实所有的成年人都要成为孤儿，我们长大以后都会最终失去自己的父母。” 听了他的话，詹娜丽立刻就来劲了，她要等着看我的好戏。她以前告诉过我她很崇拜奥萨诺的思想和他的著作，曾做出评价说：“我认为他的思想和著作都光芒四射，而且非常真实。” “这简直是胡说，”我说，“如果你们两人想通过语言交际，就请用正确的词语表达。孤儿是指一个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失去了双亲，在很多情况下，也就是说往往在世界上没有了血亲关系，而一个成年人就无论怎样都不能算是孤儿，他只可能是一个不孝之子，因为对于他来说，父母已经成了累赘，他再也不需要他们了，而这样的孩子对于父母，也同样毫无用处。” 接下来便是令人难堪的沉默。过了一会儿，奥萨诺打破僵局说：“你说得对，可是这也表明你不愿意和别人分享你的特殊身份。” “也许是这样。”我模棱两可地回答他，然后回过头来对詹娜丽说：“你和女朋友以姐妹相称，什么是姐妹？姐妹指由共同的父母生育的女性孩子，通常都有相同的童年经历。不管她们的关系好坏亲疏，在她们的脑海里都留下了相同经历的记忆。这才是姐妹的真正含义，而你却称呼长大以后认识的女友为姐或妹，只不过说明你们两个都在瞎说。” 奥萨诺岔开话题道：“我又打算离婚了，这就意味着我要付出更多的扶养费。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我再也不敢结婚了，因为我实在付不出离婚扶养费了。” 我和他一起哈哈大笑，调侃道：“请别这样说，婚姻注册机构还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呢！” 詹娜丽抬起头来对我说：“不，墨林，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 听了这话我们大家都开怀大笑起来，随后我说我不想去看电影了，我实在太累了。 “那多扫兴。”詹娜丽说，“我们先到皮普士酒吧喝一杯，然后下双陆棋，我们可以教奥萨诺怎么下。” “还不如你们两人去，”我冷冷地说，“我自己回旅馆去睡一会儿。” 奥萨诺脸上带着一种悲凉的微笑注视着我，什么都没说，詹娜丽则用一种仿佛在说“你敢再说一遍吗”的眼神瞪着我，我就用毫无感情色彩而又冷冰冰的声音，不怀好意地说：“其实我并不介意，而且我不是在开玩笑，你们两个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我真的很想睡觉。奥萨诺，拿出一位绅士的勇气来取代我的位置！”我一本正经地说，意思非常清楚。 奥萨诺马上就猜到我在嫉妒他，于是立刻表态道：“墨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觉如何，反而认为我的表现太傻气了，我知道他会陪詹娜丽到皮普士，然后带她回家造爱，不让我再有后悔的余地。对于他来说，这事我管不着。 但是詹娜丽坚决地摇摇头说：“别傻了，我可以开自己的车回家，你们两个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我也猜得出她的心里在想些什么：两只充满大男子主义思想的猪猡企图分享她，做梦去吧！她同时也明白如果她和奥萨诺出去，那就给我找到了再也不理她的借口。我当然更清楚自己玩这一手把戏的真正目的：我正在寻找一个恨她的理由，如果她真的和奥萨诺出去了，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恨她，而且永远摆脱她。 詹娜丽最终还是和我回了旅馆，也让我领略到了她的冷淡——尽管我们两人温暖的身体紧贴在一起，过了一会儿她就离开了。我睡着后，好像在梦中迷迷糊糊地听见她起床时弹簧发出的声音，我困倦地喃喃道：“詹娜丽，詹娜丽……” 第四十三章 詹娜丽 我是个好人。不管人们怎么看我，我都自认为是个好人。我这一辈子所爱过的男人全让我失望，他们用他们所说的爱我的话来让我失望。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肯接受我不仅对他们感兴趣，也可以对其他人感兴趣的事实，这一分歧就把一切都搞砸了。他们总是先爱上我，然后就要求我变成他们的附庸，即使那个我一生中爱得最深的狗杂种墨林也是如此。他是这些男人当中最棒的一个，也是他们当中思想最守旧的一个。他了解我，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男人。我很爱他，他也很爱我。他和我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仍然战胜不了影响我们关系的男性因素——如果我喜欢其他的男人，他就受不了。我从他的脸部表情就可以看出他的不快。当然了，反过来说，即使他只不过是和另一个女人谈得很投机，我也受不了，也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场面。不过他比我聪明，能设法把自己的真实掩盖起来。当着我的面，他从不去注意其他女性，即使她们拼命挑逗他，他也视而不见。我就不够聪明了，不会装弄假象，或许这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太虚伪吧。然而，他做的事情尽管虚情假意，却挺有用，起码它使我更爱他，而我的老实则使他对我的爱逐渐减弱。 我爱他是因为他除了对待女人，几乎在一切事情上都很能干。他在处理和女人的关系时往往显得很笨拙，他对我也笨得可爱。也许不叫笨，而是他只能生活在幻想中。他曾对我说过我应该在他面前当一个更好的演员，应该让他产生我只爱他一人的幻想。我真的很爱他，可是他还认为这远不如我只爱他一人的幻想美妙。我理解他的心情，也试图这样做，但是爱他越深，我就越难让他有那种幻想。我希望他去爱那个真实的我，而不是幻想中的我。也许要爱上一个真实的人，包括你我他在墨林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真理——没有人诚心诚意地爱着真理。然而我要是失去了真实的我，就无法生活下去。虽然我也会说谎，但那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过后在我以为是适当的时间里我会主动承认自己说过谎。令人费解的是，我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 我经常向别人提起我在童年时代就被父亲抛弃的往事。当我喝醉酒时，我甚至会对一个陌生人说我在15岁那年曾经企图自杀。不过我永远不会告诉他们我想自杀的原因，那个真实的原因。我让他们以为我这么干是因为父亲遗弃了我，也许是吧！我承认了很多有关自己的丑事，如果哪个男人肯请我吃一顿有酒的晚饭，而且能让我喜欢上他，即使我当时爱着别人，我也会和这个男人上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男人们不都是这么干吗？他们可以这么干，为什么女人就不能？当我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如实地对我最深爱的男人说后，他却认为我是个淫妇。他无法理解这其实无关紧要，我要的只不过是性爱而已，男人们要的不也是这个吗？ 我从来没有在重要的事情上欺骗过任何一个男人，我指的是物质的东西。我从不利用一些雕虫小技来欺骗自己的男朋友，我有些最要好的女朋友就挺热衷于通过这些方法来从男朋友那里获取财物。即使我在怀孕时，也从不去指控某个男人，要他负责，从而得到他的帮助。我从来没有这样敲诈过男人。如果我不爱那个男人，就绝对不肯虚情假意地对他说我爱他，起码在开始时我不会这么说。倒是在过了一段时间，我不再喜欢他了，而他还爱着我，我不忍心伤害他时，才会对他说我爱他，然而已无法像以前那么爱他了。这样他们慢慢也会意识到其中的真相，我们的关系也就会慢慢地淡化，直到最终不再见面。一旦我爱上了那个男人，不管他后来怎样亏待我，我也不会真正地恨他。大多数男人对他们从前爱过的女人都抱有怨恨心理，至少他们对我是这样。也许这是因为他们仍然爱着我，而我从此以后不再爱他们，或许只对他们剩下一点点的爱恋之故吧。其实这已经不意味着还有什么实际内容，只一点点地爱一个人和非常爱一个人的差别非常大。 为什么男人总是怀疑你是否爱他们？为什么男人总是怀疑你是否对他们真诚？为什么男人到头来总是离开你？唉，上帝！这类事情为什么如此令人痛苦？我无法再爱他们了！这样的结局太伤害我了，他们这些坏蛋、杂种！他们就像小孩子那样粗心地伤害你，甚至恶劣到使你伤心地哭泣，然而你总是原谅这些“小孩”，因为你总是不在乎！从此以后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了，男人不能，孩子们也不能再让我哭泣了。 情人们往往很残酷，爱得越深就越残酷。我这里指的不是那些被称为淫棍的男人，诸如卡桑瓦更、宕朱安斯之类小爬虫。我指的是那些真正爱你而你也真正爱他们的男人。他们说爱你，我也知道他们当时说的是真话，但越是这样，我就越知道他们将来对我的伤害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男人对我的伤害更深。我想对他们说“别说你爱我”以及“我不爱你”。 有一次墨林对我说他爱我，我当时真想痛哭一场，因为我真正爱他，同时我又知道当我们彼此真正了解之后，他会对我很残酷的。我知道当幻想过去之后，到了我最爱他的时候，他对我的爱也就会降至最低点。 我想生活在一个男人永远不能用现在他们那种方式去爱女人的世界里，我想生活在一个我永远不用再像我现在这样去爱男人的世界里，我想生活在一个爱情永远不会随着任何东西而改变的世界里！ 啊，上帝！让我生活在梦中，当我死去之后，让我到谎言的天堂去。在那里谎言永远都不会被揭穿，人们都能够自我原谅，在那里有一个永远爱我的或者一点都不爱我的情人。啊，把那些永远都不会露馅的骗子赐予我，他们永远都不会用真正的爱情给我造成任何痛苦，他们也能让我心安理得地去欺骗他们。让我们都做永远也不会被揭穿的，又总是能够得到原谅的骗子，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相信对方。让战争、瘟疫、死亡、疯狂，而不是岁月的流逝把我们分隔开来，这样我就能够得到善良。别让我倒退到无知的时代，让我永远自由自在。 我有一次告诉他我曾经和理发师私通，他听后脸上的表情真是难以形容，其中不乏蔑视。男人就那么回事，他们心安理得地和自己的秘书私通，却瞧不起和自己的理发师私通的女人，而我则认为我们女人的所作所为更情有可原。 我这样做何罪之有？对谁造成了伤害？为什么男人一听到这类故事就要把女人贬为淫妇？他们所干的不全一样？这些狗杂种总是对女人的这类风流韵事做出尖酸刻薄的抨击，好在这种抨击对我不起作用，它们动不了我的一根毫毛，也不能改变我做人的初衷。当然，我偶尔会和一个烂仔上床，但是请问，又究竟有多少男人（其中还不乏优秀分子）不只一次地和下贱的女人上床？ 我必须抗争，以免倒退为一个无知的人。在一个男人爱上我的时候，我的确想对他忠诚，想从此不再和别人胡搞，还心甘情愿为他做一切事情，可是我现在终于明白这种爱情无论对他对我都不可能持久，他们最终会辜负你，千方百计让你淡化对他们的爱。 我一生中最爱的那个人，那个狗杂种墨林，我的确真心实意地爱他，我知道他也真心实意地爱我，但我讨厌他爱我的目的——我成了他的避难所。每当他承受不了社会的压力时，就来投奔我，他总是说在我们旅馆的套间里就能够感到平安无事了。我们不同的套间就像是不同的风景：宽窄不同的墙，形状不同的床，款式不同的沙发，颜色不同的地毯……唯一保持不变的是我们的裸体。这样说当然未免有点夸大其词，不过也显得有点风趣。有一次，我让他大吃了一惊，说起来还真有点好玩。 他总是说和我在一起他就有安全感，我明白他的意思。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我看见他脸上那原先紧张的情绪马上无影无踪，他的双眼立刻变得更加柔和。每当我们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让彼此那温暖的肌肤互相摩擦着，我展开双臂搂着他，真心实意地爱着他，听见他像只猫似地发出低沉而愉快的叫声时，我知道在那短暂的时刻里他的确很幸福，我也觉得自己好像拥有了使他幸福的魔法，甚至由于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可以使他进入这样的感情境界的人而有点飘飘然。我真的以为自己异乎寻常——我不是一个仅供人泄欲的女子，不是一个仅能被动地听取别人倾诉的工具，而是一个真正的巫婆，一个爱的巫婆，一个好巫婆！这实在太妙了。在那种时刻，我们两个都情愿幸福地一起死去。从字面意义上来说是幸福地一起死去，真正的意思是我们在那一时刻连对死亡都不畏惧。可惜达到这一境界的感情就只能持续那么短短的瞬间，和世上任何东西一样不能持久。也许因为好景不长吧，我们似乎也在有意无意地缩短这种快乐时光，让它就像昙花一现那样。我现在已看到了结束的迹象；那天他就对我说：“我再也没有安全感了。”还说我不再爱他了。 我不是莫里·布隆，那个狗娘养的乔伊斯，当她说是是是时，她丈夫总是说不不不。我才不和任何说不的男人造爱呢，从今以后再也不干那种蠢事了。 墨林睡着了，詹娜丽从床上爬起来，将一张扶手椅拖到窗前，点燃了一支烟，默默地望着窗外的景色。她在吞云吐雾之时，听着床上的墨林在不安的睡梦中辗转身子的声音。他在梦魇中呻吟着，喃喃地说些什么，但是她全不在乎。去他的，让所有的男人都见鬼去吧！ 墨林 詹娜丽戴着暗红色的、上面带有白条子的拳击手套，站在古典式的拳击栏里，正面对着我。她伸出左手，右手做出准备出击的姿势。她的下身穿一条白色的绸裤，脚上穿的是没有鞋带的胶底运动鞋。她那张漂亮的脸上挂着严厉的表情，那张俏丽的小嘴绷得紧紧的，雪白的下巴贴在胸膛上。她的模样充满了攻击性，一看就知道在她面前处境危险。 我向她微笑，她却毫无表情，反而一下子就用她的左拳打在我的嘴上。我叫了她一声：“啊，詹娜丽！”她的回答是又用左手重重地打了我两拳。我痛极了，还感觉到血涌进了我的舌头下面。她从我的身边跳开去，我伸出双手，这时才发觉自己的双手也戴着红白相间的拳击手套。我那双穿着胶底运动鞋的脚向前倾斜着，我提了提裤子。这时詹娜丽又跳上前来用右拳狠狠地攻击我。我仿佛进入了滑稽的连环画里，看见到处是绿色和蓝色的星星。 我把她逼到一个角落里，她弯下身子，用戴了红色拳击手套的手保护着自己的头，我用左勾拳伸进她娇美的腹部。我们扭在一起时，我恳求她说：“詹娜丽，别打了！我爱你，宝贝！”她跳开了，又打了我一拳，就像一只猫在用爪子撕我的眉毛。血流了下来，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只依稀听见自己说：“啊，上帝！” 擦去鲜血后，我看见她站在拳击圈中等着我。她那美丽的金发在头上盘成了一个漂亮的髻，上面还系着一个闪耀着迷人光芒的人造钻石发夹。她又以闪电般的速度猛击我两拳，那双小巧的红拳击手套出击时，简直像快速吞吐着的舌头。这时她终于露出了破绽，我完全有机会攻击她那张美丽的脸了，但是我却下不了手，我意识到唯一能够救我的办法就是和她扭在一起。于是在她又试图在我身边跳来跳去的时候，我一把抓住了她的腰，就着她企图挣脱之势，把她转过身来，使她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现在她的整个身体只有躯干部分没有全部转过来，我能看到她的背部。我只觉得心里一阵剧痛，弄不明白她究竟为什么要和我打斗。我抓住她的腰部，在她耳边低声说道：“伏着别动。”我的舌头触及到了她那金光闪闪的发丝，她快速转过身来，出其不意地用有拳向我的正面打来。接着，我就缓慢地向前漂浮了一阵子才又慢慢倒下去，倒在了帆布上。我非常吃惊，尽量用那条没受伤的腿支撑着爬起来。只听见她正在用可爱而又兴奋的声音在从一数到十，看看我是否能够再爬起来让她打。我用一只膝盖跪着，抬起头来望着她。 她正在微笑，然后我听见她叫喊着：“十、十、十、十！”语气狂热且迫不及待，脸上布满了极其激动的笑容，一边还举起双手，高兴地跳跃着。我听见数以百万计的妇女的欢喜若狂的吼叫声，看见一个肥胖的女人在拥抱詹娜丽。这个女人穿一件厚厚的圆领衫，在两个巨乳的地方印有“冠军”的字样。我哭了起来。 这时詹娜丽走到我的身边，拉我站起来，嘴里一面不停地说：“这是一场公平的战斗！我堂堂正正地打败了你！”我挥泪说：“不，你赢得不光彩！” 梦做到这里我就醒了，伸手去探她，才发觉她没有躺在我的身边。我赤身裸体地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套间的厅里。在黑暗中我看见她那香烟的闪闪红光。她坐在一张椅子上，注视着多雾的黎明的到来。 我伏下身来，用手去抚摸她的脸，既没发现鲜血，也没发现她的身体有受伤的迹象。她伸出一只温暖的手来抓住我的手。 “我不在乎你说了些什么，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爱你。”我轻轻地对她说。 她默不作声。 几分钟后，她站起来，把我拖回到床上。造爱后，我们搂抱着睡着了。处于半睡眠状态的我喃喃地说：“天啊，你差点就把我杀了。”她听后笑了起来。 第四十四章 我在深沉的熟睡中被某种声音弄醒了，透过旅馆房间那百页窗的缝隙，我看见加利福尼亚黎明的曙光。这时电话铃响了，弄醒我的就是它。我躺在床上呆了几秒钟，看见躺在床的另一边的詹娜丽连金发都几乎缩进了被子里。电话铃继续响着，我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洛杉矶现在正值清晨，如此看来这个电话一定是从纽约打来的长途，也一定是我妻子打来的。除非出现紧急情况，否则维丽是不会打长途来的，会不会孩子出事了？在詹娜丽躺在我身边的时候接到这个电话，我不由得产生一种负罪感。我拿起听筒时，很希望电话的铃声没有吵醒她。 电话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问：“你是墨林吗？” 我马上就肯定她不是维丽，但也听不出是谁。 “是的，请问你是哪位？” 原来是阿迪的妻子潘。她声音颤抖地说：“阿迪今天早上心脏病发作了。” 听了她的这句话，我的不安情绪稍微减轻了些——不是孩子出了事。阿迪的心脏病以前也发作过，因此我觉得他的病情不会太严重。 我对潘说：“真糟糕，我马上就坐飞机赶回来。我今天就可以到家，他现在是不是在医院？” 电话里的声音稍停了一会儿，然后我听到她哭着说：“墨林，他这次没能挺过来……” 我一时不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真的不明白，所以没有丝毫震惊的感觉，只是愣愣地问她：“你的意思是说他已经死了？” 她回答说：“是的。” 我尽量控制住自己的声音说：“早上九点钟有趟航班，我下午五点钟就可以赶回纽约，我到时直接去你家。你要我通知维丽吗？” 她回答道：“是的，请通知她。” 在电话里我并没有讲我非常难过之类的话，我什么安慰的话都没讲，只是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今晚就可以回来。要不要我打电话告诉你的父母？” 她回答我：“是的，请通知他们。” 我再问她：“你没什么吧？” 她说了一句“我没事，请马上回来。”之后就挂上了电话。 詹娜丽坐在床上，望着我。我什么都没说，拿起电话又给维丽打长途，告诉她已发生的事情，叫她到时去机场接我。她还想就这件事再多谈一会儿，但我对她说现在我没时间谈了，还得收拾行李去赶飞机，等见面时再详细讲吧。挂上她的电话后，我又和接线生联系上，打通了潘父母家的电话。幸好接电话的是潘的父亲，我对他说了发生的事情，他说他们夫妇将坐下一班飞机赶去纽约，还说他会打电话给阿迪的妻子。 我挂了电话后发现詹娜丽正在望着我，关切地研究着我的表情，她已经从我打电话时所说的内容得知发生的情况，但她什么也没说。我用拳头敲击着床，大叫：“不、不、不、不！”我既不知道自己在吼叫，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动作，接着我就失声痛哭，只觉得全身都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疼痛，而且似乎感到自己正在失去知觉，于是我从柜子里抓起一瓶威士忌喝起来。我记不清自己究竟喝了多少，恍恍惚惚中依稀知道詹娜丽给我穿好了衣服，陪我走出旅馆大厅，送我上了飞机。当时的我简直就像一具僵尸。这件事过了很久，我又回到洛杉矶时，詹娜丽才告诉我当时所发生的事：她不得不把我放进浴缸，以便我苏醒过来，然后给我穿好衣服，为我订好了机票，送我上了飞机，还把我托付给空姐和主要的机组人员，请他们照顾我。我一点也记不清这次的飞行情况，我只记得我突然就回到了纽约，维丽正在机场等我，一下子我的身体和理智全复原了。 我们开车到阿迪的家，我负责掌管一切和安排一切。阿迪生前就已和妻子商量好了，在他死后要按基督教的礼仪来安葬。好在我的身体还能挺得住，让我做足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到当地的教堂安排好他的葬礼。我不愿意让他孤零零地躺在太平间，于是安排当晚即为他守灵。葬礼在第二天举行，葬礼之后便立刻把他埋葬。我在为葬礼奔忙之时，已经意识到今后一切都不可能保持不变，我的生活将会改变，我周围的世界将会改变，我将丧失我的魔法！ 为什么我哥哥的死对我的影响如此之大？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朴实无华的普通人，又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我还真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在道德上能够和他相比的。 有时，他告诉我在工作中得和腐败以及行政压力做斗争，因为每当他在试验中发现了危险的添加剂，总有人利用权力压他，要他在报告中对此尽量轻描淡写。他从不向压力屈服，但他的工作也没有对那些自称清廉的贪官污吏构成任何威胁，因为他从不带感情色彩办事，而只是十分冷静地向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对富商们为了可观的利润而昧着良心坚持要毒害自己同胞的劣迹已不觉得吃惊，对自己能抵挡住腐败也不会欢欣鼓舞，他只是堂堂正正地以行动表明自己有义务为了正义而斗争。 他对自己的这种斗争到底会产生多大的作用从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可以攻击他。我记得他曾经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事：别的检验处正式化验的结果做出有利于厂家的报告，他的报告却从来没有做出这样的结论，到头来大行其道的仍是那些所谓正式的化验结果。他总是笑着向我讲述这些故事，他深深知道这个世界的腐败，也深深知道自己的道德改变不了这个现实，故此他对自己的美德从不感到自豪。 他只是绝不放弃正义而已，就像一个人不肯放弃自己的眼珠或大腿一样。他在处理任何事情时都是根据这条原则，如果他是亚当，他也一定会拒绝放弃一根肋骨的，至少在我看起来是这样。我知道他从未对妻子不忠，尽管他是一个英俊的男人。不过虽然他很少微笑，要是见到一个漂亮的少女时，也会流露出愉快的笑容。他喜欢一个人有才气，无论男女都一样，但他却从来不会像许多人那样被别人的才气所诱惑。他从不接受他人的金钱或好处，也从不要求别人对他的感情和命运给予宽容。他不轻易地评判任何人，至少不根据人的外表去评判他，他对生活的要求极其简朴。他说话不多，却喜欢倾听别人的谈话，静静地聆听是他的一个特殊爱好。 啊，上帝！想起来都让我痛心疾首的是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嫉妒他，至今也还嫉妒他：他从不在球赛中弄虚作假，从不偷商店里的东西，从不夸夸其谈，从不说谎，甚至对女孩子也一向真诚，所以他向来都是一个道德高尚、人见人爱的小孩。 现在他死了，他的这一生似乎过得很失败，也很悲惨，然而这却是值得我嫉妒的一生！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理解了人们——那些虔诚地相信上帝的人们——为什么要从上帝那里得到心灵的安慰，我也在安慰自己：辛苦了一辈子的哥哥如今再也无法拒绝他应得的报酬了，凭着他的美德可以在天堂得到永恒的幸福了！其实我心里明白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因为如此优秀的阿迪被夺去了生命，人品远远不如他的我反而活着！我不但活着，而且有名有利，享尽人间的欢乐。 骨灰、骨灰、骨灰！我失去父母、恋人和遭受各种挫折时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痛哭过，我还有良知为他的逝世感到悲痛。 有谁能告诉我世道为什么竟然是这样？为什么躺在棺材里的人不是我？难道不是我更该被魔鬼拖人地狱吗？我不忍心端详我哥哥的遗容，泪眼却固执地盯着他的脸久久不肯移开。我哥哥的面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刚毅，这么镇静和这么安详，唯一和生人不同的是，他的遗容灰白，仿佛是用大理石的粉末涂抹过似的。这时他的五个子女都穿着整齐的丧服跪在他的灵柩前方为他做最后的祈祷。我只觉得伤心欲绝，止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只得转身走出了小礼拜堂。 奇怪的是这种悲痛没有持续我以为的那么久，在新鲜的空气中，我很快就想到了自己的生命还在延续，还将一如既往地活下去，而且还知道第二天我就能如常进食，知道过些日子我又将享受偷情的欢愉，和情人在海滩漫步，知道我还将继续写小说，干自己喜爱的事业。我要提防这些美好的东西从我的身边逝去，敌人伤害不了我，只有失去那些我最疼爱的人才会导致我的死亡。阿迪的核心力量是他既不怕他的敌人，也不怕那些他爱着的人，也许这样对他反而更糟。他得到报答是众口皆碑的美德，死去则是愚人之举。 数周后，我听到一些有关他的故事，比如在他结婚后不久，为了给体弱的妻子治病，他到岳父母面前哭泣，求他们拿出点钱来做医疗费；当他最后一次心脏病发作时，临死前一刻，他妻子试图对他实施嘴对嘴的复苏疗法，他却不安地躲开她。他生命中的这一最后举动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因为他已经意识到生活的压力太大，他的美德太难保持？我也想起了佐顿，不知道他是否也是一个道德完美的人？ 赞美自杀的颂歌实质上是在谴责这个世界，而且把自杀的根源归罪于这个世界，但是自杀身亡的人又到底是否因为深信一死百了，什么烦恼都可以一笔勾销才选择此策？他们此举是否因为深信一切生物体最终必须死亡，所以死亡并不可怕？在这一点上，是否因为他们比任何痛失所爱仍苟延残喘的人更高瞻远瞩？ 然而这一切都太玄乎，太恐怖了，我还得节哀应变，用自己的罪行来当挡箭牌，小心谨慎地提防着死神，在罪孽中长久地苟且偷生。 第四十五章 一个星期后，我打电话给詹娜丽，感激她把我送上飞机。我在电话录音里听到用法国腔调伪装的声音，叫打电话的人留下口讯。 我才开口说话，她的真实声音马上就插了进来。 “你这一手打算防谁？”我好奇地问。 詹娜丽嘻嘻哈哈地说：“如果你听到自己的声音在电话里变成那样，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酸溜溜的？”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我这是在骗你的朋友奥萨诺，他老是打电话来纠缠我。”她告诉我。 听到这个消息我一点都不吃惊，只是很想呕吐——我一向都很喜欢奥萨诺，他也知道我对詹娜丽的感情，却竟然对我来这一手！然而这股怒火仅在我心头燃烧了一刹那就熄灭了，它显得那么无关紧要，根本不值得我把它当做一回事。 “也许他是想向你打听我的下落吧。”我说。 “才不是呢，”詹娜丽说，“我把你送上飞机后，就打电话告诉他发生的事，他为你担心，我对他说你还挺得住。你真的没事吧？” “真的没事。” 我很欣赏她不询问我到家之后那些情况。她知道我不想和她谈有关家中的任何事，我也很清楚她不会把我当时听到阿迪死讯后的表现以及晕倒后全靠她弄上飞机的事告诉奥萨诺。我设法对此事冷处理，于是问：“你为什么要躲开奥萨诺？我们三人在一起吃饭时，你不是很喜欢他做陪吗？我原以为你会为有机会再次和他见面而兴奋不已呢！” 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电话里传来了她那完全变了样的声音，那声音非常平淡，词语也简单明了，仿佛正在拉紧一张弓，准备放出由语言组成的箭。 “那倒是真的，”她说，“第一次接到他的电话时，我的确很高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他这个人确实很风趣。” 我简直不敢相信听到的居然是这样一个答案，我不无醋意地问：“你和他上床了吗？” 她又停顿了一会儿。在她射出下一支箭时，我几乎听到了她拉弓的声音。 “上了。”她回答得简明扼要。 一时间我们两人都无话可说，一股愤恨之火把我烧得发疼，我却不能咒骂她只言片语，因为我们之间曾达成协议，彼此只可以报复，不能够谴责。 她又一次长时间地沉默，随后开始放箭，声音中夹杂着委屈和反叛：“你没有权利对此事感到气愤，我和其他人的所作所为与你毫不相干，你没有生气的资格！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就解决了。” “你说得对，”我说，“我不生气。”当时我的确没有生气，只是这种心境恐怕比生气更糟——就在那一刻，我终于把这位我曾经那么爱恋的人彻底放弃了。我已经不记得对奥萨诺说过多少次我爱詹娜丽，也不记得多久以前詹娜丽就知道我那么关心奥萨诺，现在他们两人都背叛了我！对他们所做的一切再也找不到比“背叛”更恰当的字眼。有趣的是我对奥萨诺倒不觉得什么，心里只是生她的气。 “你吃醋了！”她说此话的口气似乎是在指责我不讲道理。 “不，我没有。”我淡淡地说。我知道她这样做无非是对我不肯离开妻子的行为报复，当然也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原因，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如果我不问她有关上床的事，她是不会主动告诉我的，她还不至于残酷到那一地步，这也说明她再也不会对我说谎了。以前她曾经对我做过这方面的承诺，如今她是在兑现这个诺言，不过，从今以后，她的言行举止已与我无关。 “我很高兴你打电话给我，”她说，“别生我和奥萨诺的气，我再也不会和他见面了。” “为什么不？”我仍旧淡淡地问，“你有这个自由啊。” “啊，见鬼！他确实是个风趣的人物，但他在我面前却始终阳痿。哎，不好！我原来不打算对你说这件事的。” 我叹了口气说：“你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我只好弃权。我要再次感谢你对我的照顾，我甚至到现在都无法相信你把我放进浴缸里。” “我的力气应该归功于我的健身锻炼，我的身体可棒啦！”詹娜丽说着口气又变了，“对于阿迪的死我十分难过，我当时多么希望能陪你一起回去，从而可以照顾你。” “我也曾这样盼望过。”连我也听出自己是在敷衍，其实心里暗自高兴她不能这样做。我这时只觉得此事最丢脸的地方是那天竟会当着她的面大哭，这使她对我的尊敬再也恢复不到从前的程度了。一想到这里，我心中就有股说不出的滋味。 这时电话里又传来了她的声音：“我爱你。” 我没有回答。 “你还爱我吗？”她平静地问。 现在轮到我为难了：“你知道我不能说一些诸如此类的话。” 她没有出声。 我解释道：“是你告诉我的：一个已婚男人不应该对一个女子说他爱她，除非他真的准备离开自己的妻子。事实上他在离开妻子之前的确不应该说这样的话。” 詹娜丽沉默了一阵之后，终于又开口了，声音变得温怒，口气也显得急促。 “见你的鬼去吧！”电话里传来了她摔听筒的声音。 我本来准备再打电话给她，但一想到她可能又让那部电话录音机用伪装的法国口音来搪塞就作罢了，什么“兰伯特女士不在家，请留下你的姓名……”，我心里嘀咕道：“你也见鬼去吧！”咒完这句后，我不禁有点自鸣得意。但是我也非常明白，我们的情缘还没有彻底完结。 第四十六章 詹娜丽根本不理解我听到她和奥萨诺私通时的心情有多复杂，我目睹过奥萨诺每见到一个稍有姿色的女人都要对她挤眉弄眼的丑态，却万万没想到詹娜丽会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上了钩！这使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更看透了她和那些水性杨花的妇女一样不懂得自尊。我还认为奥萨诺会因此而小看我——我疯狂热恋着的这个女子，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弄到手！ 思前想后，我倒没有伤心，只是沮丧而已，这也许是利己主义的表现吧？我曾打算把自己的这份感受向詹娜丽和盘托出，后来经过再三考虑，还是打消了这一念头，因为如果这样做，不但于事无补，反而让她得了意，同时她还很可能变本加厉地反击。说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又有何不妥？男人中滥情地追求女人，见异思迁的还少见吗？我又有何必要去追究奥萨诺的动机是否纯洁呢？他仪表堂堂，精明能干，天资聪颖，有吸引力，想和她造爱，为什么她就不能和他造爱？这一切又和我有何相干？只是我那一钱不值的利己主义受到伤害而已。当然，我可以把奥萨诺的丑闻告诉她，但是这样的报复既显得我气量太小，也于事无补。 然而我仍然感到沮丧，不管是否公平，我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喜欢她了。 我再一次到西部去的时候，没有给詹娜丽打电话，我们的关系已处于绝裂前的最后阶段，一般来说，所有婚外恋的关系在结束前都会经历这么一个似断非断的过程。 我像做其他事情那样，事先阅读了有关的文学作品，夸张一点地说，在人类情爱的兴衰知识方面，我已成了举足轻重的专家。我明白我们已处于分手的边缘，但偶尔还会见上一面，那是在尽量拖延最终一刀两断这一时刻的来临。我这次没打电话给她是因为我们的情缘已了，或者说我决意让此情了结。 埃迪·兰舍和多兰·路德说服我重新加入电影的创作工作，这是个痛苦的历程：衰老而疲劳不堪的西蒙·贝福特只不过是个在尽力而为的雇佣文人，对杰夫·瓦更唯唯诺诺；他的助手，那个“肮脏的都市”理查德，对他来说倒千真万确是只勤快的老鼠，总是在设法让我们接受他认为应该加入到剧本里的那些垃圾。有一天，他又说了一个馊主意，终于使我忍无可忍，于是对西蒙和瓦更说：“把那家伙赶走！” 接着是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我已经拿定主意准备退出创作组，他们可能也感觉到了，后来瓦更轻轻地说：“费兰克，请你到我的办公室去等西蒙。”理查德离开了会议室。 接下来又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还是我先打破僵局，说：“对不起，我并不想这么粗暴，但是我们对这该死的剧本是不是应该采取严肃的态度？” “应该的，我们继续吧！”瓦更接着打圆场。 在电影制片厂干了四天后，我决定去看场电影。我让旅馆给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开到澳斯特坞。 像往常一样，人们排成长蛇阵等候进入电影院，我也加入了等候的队伍，同时拿出带来的普及本小说看起来，我打算看完电影后去附近的餐馆吃顿饭，然后叫辆出租车回旅馆。 不知道为什么，缓慢行进着的队伍忽然停滞不前，我身边那些等候着的年轻人都在内行地谈论着电影。这些少女固然漂亮，而留着胡子，蓄着长发的青年男人显得更迷人。 我坐在人行道的边界上看书，毫不引人注意，因为在好莱坞，这根本不算古怪的行为。我正被小说的情节吸引得全神贯注时，一阵响个不停的汽车喇叭声把我吵得抬起了头。只见一辆豪华的罗斯莱斯停在我的面前，脸色红润的詹娜丽坐在司机的位置上。 “墨林，你在这里干什么？”她探出头来问我。 我站起来，漫不经心地和她打招呼：“喂，詹娜丽。”我看见她身旁是个年轻英俊，衣着华丽的男人：他穿着灰色的西装，打的也是灰色的领带，头发梳理得很精心。他似乎不介意詹娜丽停下车来和我交谈。 詹娜丽给我们做了介绍，还告诉我他才是车主。我称赞了他的车，他说他很欣赏我的书，也在急切地盼望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能早日出笼。詹娜丽告诉我他在电影制片厂的管理层工作。她说此话目的是表明她并非是和一个有钱的拥有罗斯莱斯车的阔佬出游，而是在和一个从事电影事业的人交往。 詹娜丽又问：“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该不是你又亲自开车吧？” “不，我是坐出租车来的。”我回答她。 詹娜丽继续问：“为什么要在这里排队等候？” 我望着她说我没有会员证，也缺乏美丽的人物陪伴着走进去。 她知道我是在开玩笑，以前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时，她总是利用她的会员证提前进去的。 “你即使有这种证也不会用它的。”她说。 她转身对她的朋友说：“他就是这么一个蠢人。”听得出来她的声音里略带有一种自豪的成分，她很喜欢我不屑于做诸如此类的事情，尽管她自己却热衷于这样干。 看得出来詹娜丽对于我一个人坐出租车来看电影，还不得不像乡巴佬那样排长队等候这一遭遇感到震惊和怜悯。她在编织着这么一个剧本：我是一个被遗弃的心力交瘁的丈夫，从窗外看见自己的前妻和她那新婚的丈夫以及幸福的孩子们在一起。她的棕色的带有金色斑点的眼睛里充满了同情的泪水。 我知道我占了上风，而这位英俊的坐在罗斯莱斯里的小伙子对自己已处于劣势还一无所知。我有意把注意力引向他，和他扯起了有关工作的事情。他真的就滔滔不绝地谈开了。我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他就更是说个没完没了，把好莱坞的那些劳什子如数家珍一般向我卖弄。这下子詹娜丽可就越来越紧张而且不快了。这蠢材是个什么料她心中有数，他不是我的对手。我接着又大赞特赞他的车子，这人就越发来劲，只消五分钟的时间我就掌握了这个罗斯莱斯车主的底细，比我预期的还要多。我刚才是对这部车赞不绝口，然后是逐字逐句重复詹娜丽知道的多兰的那个老笑话，也就是先让那人告诉我这辆车的价钱，跟着我就说花了这么多的钱，这辆车应该可以让人聪明起来了。 她讨厌这个笑话。 那人则开怀大笑，欲罢不能，还说：“这是我从未听过的最风趣的见解。” 詹娜丽的脸红了，她看着我一言不发。这时候长蛇阵开始向前移动了，我必须回到队伍中去，于是对那个小伙子说能认识他真高兴，又对詹娜丽说很高兴再见到她。 两个半小时后我走出影剧院时，看见詹娜丽那辆熟悉的奔驰停在影剧院的前面，我上了车。 “喂，詹娜丽，你是如何摆脱他的？” 她笑着说：“你这个狗杂种！” 我开怀大笑着向她靠了过去，她和我亲吻，然后我们开车回旅店过夜。 她那天晚上楚楚动人，还问我知不知道她会回来接我。 我说知道，她亲昵地骂了一声：“你这坏蛋！” 这个晚上我俩过得很愉快，但到了早上又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彼此就这么平平淡淡地告别了。 她临走前问我准备在这里呆多久，我说可能再住上三四天。 她又问：“你还会打电话给我吗？” 我答复说可能没有时间了。 她强调说不是见面，而是打电话。 我答应她说：“我会打的。” 我临走前还真的给她打了个电话，可是她不在家，只听见她那带法国腔的电话录音，我留了口讯之后就回纽约去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詹娜丽纯属偶然，当时我在贝佛里山的旅馆里，离和朋友们出去吃饭还有一个小时，就忍不住给她打了个电话，她同意在离旅馆只有五分钟车程的拉都维他酒吧见面。我立刻就动身到那里去，过了几分钟她也来到了。我们坐在酒吧里像老朋友那样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她坐在凳子上转身让招待帮她点烟时，脚无意中轻轻地碰到了我的小腿，虽然还不足以弄脏我的裤脚管，她却道歉道：“对不起！” 不知怎的，这一情景让我难过。等她点着烟抬起头来时，我对她说：“别这样，詹娜丽！” 我看见她的眼里噙着泪花。 文学作品中描写的情人分手一般都是这样的，情感的最后一刻，就像一个濒临死亡者的最后几次强有力的脉搏跳动一样，强烈的感情冲动仅是一种回光返照的现象，我当时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手拉着手离开酒吧，回到我的旅馆套问。我打电话给朋友们，取消了我和他们的约会。詹娜丽和我在房间里共进晚餐之后，我躺在沙发上，她像往常那样，盘腿坐在我的身旁，上身靠着我，和我紧紧依偎在一起。她这样坐，可以俯瞰我的脸，尤其是我的眼睛，以便清楚地辨别我是否对她说谎，她仍然认为自己可以看透一个人的心思。而在我的位置往上瞧，则可以看清她的颈部、下巴以及整个可爱的脸庞。我们搂抱了一会儿，她盯着我的眼睛问：“你还爱我吗？” “不爱了，”我坦率地告诉她，“但是我觉得在没有了你之后，日子很难过。” 有好一阵子她不说话，然后用加重语气的口吻重复说道：“我是认真的。我非常认真地问你，你还爱我吗？” 我也很认真地回答她：“当然爱。”我说的是真心话，可是我说话的语气也告诉了她：虽然我仍然爱她，却改变不了我们的关系再也不可能恢复到从前那种程度的现实，我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么宽厚地待她了。我看得出来她立刻就领悟到这一点。 “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呢？”她问我，“你对我们以前的争吵仍耿耿于怀吗？” “除了你和奥萨诺上床的事，其他的一切我都能原谅。” “但是那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她似乎很委屈地说，“我仅仅是和他上床而已，很快就完事了，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个我不管，”我淡淡地说，“这件事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 她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去倒了另一杯酒，喝了一些后，就和我上床。她的肌体对我仍有魔力，我认为这种魔力除了来自那些愚蠢的浪漫主义的爱情故事，恐怕还来自某些科学原理——一个人的那些数以百万计的细胞碰到异性的那些相同的细胞后，就会彼此吸引。异性相吸的说法绝对正确，这和权力、阶级或智力无关，也和道德或罪恶无关，只不过是异性之间相同的细胞的本能的吸引而已，如果从这一观点来看性爱问题就容易理解得多。 我们正全裸地躺在床上造爱，詹娜丽突然推开我，坐了起来。 “我必须回家！”她急促地说。 她这样做并不是故意来惩罚我，看得出来她是因为不能忍受继续呆在这里——她的身体几乎要蜷缩起来，容貌由于紧张而显得憔悴，这一切似乎是某种可怕的打击造成的。她的目光直视着我的眼睛，毫无道歉和找借口的意思，也没有任何要安慰我那受到伤害的自尊心的表示，只是简单地重复刚才说过的那句话：“我必须回家！” 我也不敢去碰她或安慰她，只是一边穿衣服一边说：“这没有什么，我能理解。我陪你下楼去取你的车吧。” “没有这个必要，”说着她已穿好衣服，“你不用去了。” 看得出来，她不能忍受和我呆在一起，她要的是我马上从她的视野里消失。我目送她走出套间，我们都没有吻别的打算。她在掉过头去之前企图对我微笑告别，却笑不出来。 我关上房门，上好锁后，又回到床上。奇怪的是我的自尊却没有受到伤害，我对刚刚发生的事完全理解，同时还觉得她这样做对双方都是解脱。我随后几乎立刻睡着了，没有梦的干扰，事实上这是我数年来睡得最香的一次。 第四十七章 科里正在制定最后计划来免去郭鲁尼伏特的职务，他并不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叛徒的行为，况且他也准备给曾经对大酒店做出杰出贡献的郭鲁尼伏特以最好的照顾，给他一大笔钱，还允许他保留在酒店里的套问。到时候，郭鲁尼伏特除了不再掌握实权，其余的一切都照旧。当然，他还永远拥有他那支“铅笔”，仍然可以招待他的那些朋友到桑那都大酒店来赌博，因为凡是郭鲁尼伏特愿意为之好客地做东的善举，都是有利可图的。 科里想，如果郭鲁尼伏特不曾中风的话，他是绝对不会准备这么安排的。自从郭鲁尼伏特中风以后，桑那都大酒店的收入就在滑坡，病魔使他再也不能迅速拿出应变的措施，不能在关键的时刻定出正确的决策。 然而科里仍然对自己的这个计划感到有点内疚，郭鲁尼伏特待他情同父子，帮他登上了权力的宝座，科里忘不了和他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的岁月——聆听他讲故事，陪他到赌场去巡视，这都是些多么值得怀念的快乐时光。科里为了郭鲁尼伏特甚至忍痛割爱，甘愿让他首先享受卡罗的青春，那个美丽的“查理·布朗”。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他极想知道查理·布朗现在人在何处，为什么她会和奥萨诺私奔。他回忆起自己如何碰上了她。 科里一直都很喜欢陪郭鲁尼伏特到赌场巡视。郭鲁尼伏特通常都是在子夜时分和朋友或某位女郎共进晚餐后再下楼到赌场去巡视他的王国。在那里他用那双能够洞察一切的眼睛寻找背叛行为的蛛丝马迹，剔出内奸或是外面来的骗子。这些坏蛋全在企图摧毁他的上帝——百分比。 科里总是紧紧地跟在郭鲁尼伏特的身旁，留意着他如何在赌场那厚厚的地毯上走过时吸取能量。他似乎每走一步都变得更加强壮，更加挺拔，连脸上的气色也随着迈出的每一步而变得更好。 有一天晚上，郭鲁尼伏特在骰子档听见一个赌客问一个庄家现在几点了，那个庄家看了看手表说：“不知道，我的表停了。” 郭鲁尼伏特马上警惕起来，盯住那个庄家，看见他的手表是个黑面的非常巨大的男装表，上面还刻有天文钟，郭鲁尼伏特对这个庄家说：“让我看看你的表。” 那个庄家在最初的一刹那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然后伸出手臂。郭鲁尼伏特握住这人的手，仔细地瞧那块表，接着又用极其灵巧的手指把那人的手表摘了下来，还微笑着对这位庄家说：“我拿到办公室替你保存着，过一个小时后你可以上来取表。你也可以不取表就离开赌场。如果你上来取表，我会向你道歉，并且给你500美元。”说完，郭鲁尼伏特就拿着手表转身走开了。 郭鲁尼伏特一上到他的套间，就给科里示范这只表是用来干什么的。原来它是空心的，上面有个入口的机关，可以把筹码从那里塞进去。郭鲁尼伏特拿出放在桌上抽屉里的小工具，轻而易举地把这块表打开了，里面有一个黑色的金斑百元筹码。 郭鲁尼伏特饶有兴趣地说：“不知道他只是自己使用这块表呢还是从其他班次的工作人员那里租来的？这个办法倒真不错，可是充其量也只是个小儿科，他当一次班能偷得了多少？300还是400？”郭鲁尼伏特摇摇头感叹了一句：“如果人人都只像他这么干，我也就不用操心了！” 科里重新下到赌场，档口的老板告诉他那个作庄的雇员已经辞职离开了酒店。 就是在那个晚上科里认识了查理·布朗——他转身离开骰子档口时看见她在轮盘赌档碰运气。她是一个美丽苗条的金发少女，那张天真幼稚的脸使他疑惑她是否到了可以赌博的合法年龄。她那身华丽性感的打扮也表示出她还没有多少生活阅历。他因此一下子就猜出她不是来自纽约或洛杉矶，只可能是从中西部的某个城镇来的。 科里密切地注视着这位在轮盘赌档碰运气的少女，看见她过了一会儿又转到21点赌档，便也跟着走进档口，站在发牌员的身后。他一眼就看出她在这个赌档中一点都不会运用百分比的诀窍，于是就上前去和她聊起来，并指点她何时出击，何时继续押同一点。她因而开始赢钱了，面前的筹码越堆越高。当科里问她在城里是否独自一人时，她开心地给了他很多的鼓励和暗示，还告诉科里她不是一人独居，和她住在一起的是个女伴。 科里递给她一张名片，上面印有“桑那都大酒店副总裁”的头衔。他热情地对她说：“如果你需要帮忙，就打个电话找我。你想不想看今晚的演出？肯不肯赏脸和我共进晚餐？” 少女说：“这实在太好了，我能否把女友一起带来？” 科里答应她说可以，又在名片上写了几个字后再交给她，还吩咐她道：“在晚餐演出前，将这个名片递给酒店经理看。如果你还需要什么，尽管给我打电话！”说完他就走开了。 晚餐演出后，他接到有人用传呼机传递给他的信息，他一拿起电话就听见一个女子的声音在高兴地说：“我是卡罗。” 科里微微一笑，说：“我听出你的声音了，卡罗，你就是在21点赌档的那位少女。” “是我！我打电话是想感谢你，我们玩得痛快极了！” “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你什么时候到城里来都可以打电话给我，我将乐意为你效劳。如果你订不到房间，打电话给我，我一定会为你办妥的。” “谢谢你！”卡罗说。她的声音里明显地流露出失望。 “等等，”科里赶紧说，“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维加斯？” “明天早上。” “让我请你和你的女友喝一杯，好吗？我将会很高兴再见到你们。” “那太好了！” “就这么定了，我在21点赌档和你们碰头。” 卡罗的女友也是个漂亮的少女，长着一头黑发和一对姣好的乳房。和卡罗比起来，她的衣着打扮略显保守一些。科里的举止得体，他在酒店的大厅请她们喝酒，闲聊中得知她们来自盐湖市，还没有工作的经历，两人的梦想都是当模特。 “也许我能帮你们的忙，”科里说，“我在洛杉矶的服装界有朋友，或许能为你们两位找到工作。下星期三左右打电话给我，我肯定能在这里或洛杉矶给你们安排到工作。”他们当晚就到此分了手。 第二周，卡罗给科里打电话，他把洛杉矶一家模特代理公司的电话号码给了她，告诉她他在该公司有个朋友，几乎可以肯定会给她安排工作。她也告诉他自己打算再下一个周末来拉斯维加斯。科里说：“你可以到我们的酒店来住，我为你提供免费食宿。”卡罗表示她很乐意这么做。 那个周末一切都照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当卡罗住进来时，服务员打电话到科里的办公室，他吩咐给她的房间摆上鲜花和水果，然后他就打电话问她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吃晚饭，她马上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晚饭后他陪她在街上其他地方看演出，还到其他赌场去赌博。他向她解释说他不能在桑那都大酒店里赌，因为他的名字写在酒店的营业执照上。他给了她100美元，让她在21点和大转盘那里碰运气。她兴奋地尖叫着，他则密切地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她没有把筹码偷偷地塞进手提袋，看来她确实是一个诚实的姑娘。他很有把握其他赌场的经理及赌档老板热情地跟他打招呼的情景已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这天晚上的夜生活结束时，已经足以让她意识到他在维加斯是个非同小可的重要人物。回到桑那都后，他对她说：“你想见识一下副总裁的套间是个什么样子吗？” 她天真地对他笑着说：“那当然了。”等他们上到他的套间后，她点头惊叹的程度恰到好处，还十分夸张地扑倒在沙发上，显出非常疲倦的样子说：“啊，维加斯和盐湖市实在太不一样了！” “你考虑过在这里住下去吗？”科里问，“像你这么漂亮的少女能在这里过上神仙般的日子，我可以把所有的社会名流都介绍给你认识。” “你真的会这样做吗？”卡罗问。 “肯定会的，”科里向她打保票说，“人人都喜欢认识像你这样的漂亮少女。” “哪儿的话，我一点都不漂亮。” “你当然漂亮了，这一点你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 此时的科里已坐到了她的那张沙发上，弯下身来在她的嘴上亲吻。她很甜，对科里的抚摸毫不反抗，只顾着和他热烈地接吻。科里此时突然想到别弄脏了自己那昂贵的沙发套，于是对她说：“我们到卧室里去吧！” “好吧。”她说着就和他手拉手走进了卧室。她的身体是他所见过的最完美中的一个：纯乳白色的肌肤衬上一头浓密的金发，真是艳丽无比。 他们疯狂地造爱之后，她把脸贴在他的颈部，双手搂着他，心满意足地叹了一口气。他们休息了一会儿，科里默默地品尝和估价着她的美色——不错，她的确很美，他还得好好调教她。科里忍不住马上就搜肠刮肚地盘算如何调教她的方案。她实在是他所见过的最美丽的一个少女，她脸上那天真的表情再加上那苗条的身段更增加了她无与伦比的魅力。她穿着衣服时显得窈窕，全裸的时候更让人神魂颠倒。科里认为她有古典美，那是一种非同一般的完美。不过，她尽管已不是处女，却仍然经验不足，加上对人过分轻信，就更显得太嫩了点。想到这里，科里一下子有了灵感：他完全可以把这个少女当做武器，把她当做向上爬的工具！维加斯漂亮的少女多得很，但她们要么太蠢，要么太生硬，况且她们也缺乏忠实的 第四十八章 为了给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最后一次重写电影剧本，我又一次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在贝佛里山旅店的大堂里，我碰见了奥萨诺。他外表改变之大使我的震惊非同一般，以至于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注意到查理·布朗和他在一起。奥萨诺的体重至少增加了30磅，肚皮巨大，几乎要把他那件旧的网球外套撑破。他那虚胖的脸上布满了小小的白色斑点，那双曾经是很明亮的绿眼睛已经褪成苍白的灰色。当他向我走来时，我看出他那奇特的蹒跚步伐已经十分明显。 我们在波乐大厅喝一杯。查理像往常那样把大厅里男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这还不仅是因为她的美貌和那张天真的脸。在贝佛里山和她一样漂亮的美女多如繁星，她惹人注目的还有那身衣着以及她独特的走路姿势，尤其是她打量周围时的眼神，给人的信息就如一个轻浮的女子在放电。 奥萨诺问我：“我的模样很吓人吧？” “我以前见过你比现在更糟的样子。”我说。 “我自己也见过比现在还差的形象，真他妈的见鬼。”奥萨诺说，“而你，你这个幸运的杂种，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身体却从来不会增加一两肉。” “但和查理比起来我可就差得远了！”我说。我对她微笑，她对我也报以微笑。 奥萨诺说：“我们要赶下午的飞机。埃迪·兰舍以为能为我安排一份改编电影剧本的工作，结果没谈成，所以我还是以离开这里为上策。我看来应该到减肥农场去，一方面恢复体形，一方面把那本小说写完。” “那本小说进展如何？”我问他。 “进展顺利，”奥萨诺告诉我，“我已写了2000多页，只剩下500页左右了。” 我不知道该对他再说些什么才好。此时的他在杂志出版商那里的名声已今非昔比。他总是交不出稿件，连那些非小说类的文章也写不出来了，那本讲了多年的小说成了他最后的希望。 “你应该集中精力写完那500页，”我说，“尽快把那本该死的书写完。这样一来你所有的烦恼都会一扫而光。” “你说得对，”奥萨诺说，“但我不能仓促赶活儿，即使是我的出版商也不想让我这么做。当此书写成的时候，它可要为我赢得诺贝尔奖的啊！” 我看了查理·布朗一眼，想知道她的反应如何，看得出来她甚至连什么是诺贝尔奖都不懂得。 “你太幸运了，能碰上这样一位出版商，”我对奥萨诺说，“他们盼望你那本书已经盼了整整十年了。” 奥萨诺笑了起来：“可不是，他们是全美国最好的出版商。他们已经预支了十万美元给我，却至今连一页书稿都还没见到。他们才是真正有品味的人物，不像电影界的那些混蛋。” “我过一个星期就回纽约去，”我说，“我回去后会打电话约你一起出去吃饭。你那电话的新号码是哪几位数？” 奥萨诺说：“还是原来的号码。” 我说：“我曾经往那里打过电话，但是没人接。” “哦，我跑到墨西哥去写我那本书了。在那里整天吃的都是豆类和玉米饼，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胖成这副样子的原因。查理·布朗吃得比我多十倍，她却一点也不胖。”他拍拍查理·布朗的肩膀，又捏捏她的肉，说：“查理·布朗，如果你比我先死，我会让人解剖你的尸体，看看究竟是什么法宝可以使你保持得这么苗条。” 她对他微笑着说：“这话倒提醒我肚子饿了。” 为了使大家开心，我给各人点了午饭。我要的是清色拉，奥萨诺要了份摊鸡蛋，而查理·布朗则要了汉堡包和炸土豆条，牛排和蔬菜，还有一份色拉、三个冰淇淋以及一份苹果批。奥萨诺和我一起欣赏周围的人们看查理吃东西的惊讶样子，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坐在我们邻座的两个男人故意大声评论此事，想让我们听见，以便和我们交谈，当然更想得到借口和查理聊天，但奥萨诺和查理都不理睬他们。 我付了账单，离开时我答应奥萨诺回到纽约后就给他打电话。 奥萨诺说：“那太好了，我已答应下个月在一个妇女解放运动会议上发表讲话。墨林，我需要你在道义上的一些支持，那天晚上和我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出席那次会议。行吗？” 我实在有些犹豫不决，一来是对任何会议都没有多少兴趣，其次是我更担心奥萨诺又惹是生非，弄得我不得不又要保他出来，不过我还是一口答应了他的要求。 我们两人开始时都只字不提詹娜丽，后来还是我忍不住问了他一句：“你在城里见到詹娜丽了吗？” “没有。你呢？”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和她见面了。”我说。 奥萨诺盯着我看了很久，那双灰白的眼睛有一秒钟的时间又变回了往日的淡绿色。他用略带悲凉的声音对我说：“你不应该冷落那个女子，像她这样的好女子你一生中只能够碰到一次，就像你一生中只能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一样。” 我耸耸肩，没再说什么。临别时我和他再次握手，还吻了吻查理的脸颊，随后离去。 那天下午我到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开创作会，与会者有杰夫·瓦更、埃迪·兰舍以及导演贝福特。以前我总认为那些在好莱坞开创作会议时，作家矜才使气、对导演和制片商刁蛮无礼的传说是无稽之谈，尽管有时候有些传说很生动逼真，到了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创作会上亲身领教时，才深信这种事情随时可能发生。所谓的创作会议实质上是杰夫·瓦更和他的导演在命令我们照他们的意志来编故事，完全不是根据我的小说来改编。我让埃迪·兰舍和他们争论了半天，最后，埃迪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杰夫·瓦更说：“听着，我不是说我比你聪明，我是说我的运气好一些，我已连续写了四部非常成功的电影剧本，为什么还不肯按照我的判断来搞创作？” 我听他的这个论点非常精辟，实在无懈可击，然而杰夫·瓦更和导演的脸上却露出茫然无知的惊讶表情——他们一点都不明白埃迪到底在说些什么。我醒悟到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他们拿定的主意了。 埃迪·兰舍最后声明：“对不起，如果你们要一意孤行的话，我只好退出这部电影的创作。” “这没问题，”杰夫说，“那么你呢，墨林？” “我看要按照你们的主意来创作实在没意思，”我回答他，“我认为我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搞好创作的。” “说得有道理。”杰夫·瓦更说，“很抱歉，出于你们已经做了绝大部分工作的原因，你们是否可以介绍哪个既能够和我们一起共事来完成此片的创作，又可以和你们有所商量的作家来？这样的处理不是对大家都有好处吗？” 当时我有过推荐奥萨诺来干这工作的念头。我知道他眼下非常缺钱花，也知道要是我提出让他来补此缺，他肯定就能得到这份工作，然而我马上又考虑到如果让奥萨诺在这样的创作会上听从杰夫·瓦更和那个所谓的导演的指指点点，实在是太强他所难。不管多潦倒，奥萨诺仍然是美国文坛的巨子，我还想到这帮庸才可能羞辱他，然后解雇他的尴尬结局。由于这种顾虑，我最终没有举荐他。 我直到入睡前才猛然觉悟到自己没有帮奥萨诺谋到这份职业的根本原因是我的潜意识在指挥我以此来惩罚他和詹娜丽上床。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埃迪·兰舍的电话，他说他已经和他的代理人碰过头，代理人告诉他，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和杰夫·瓦更向他许诺额外再给他五万美元，以此挽留他继续从事这部影片的创作工作，他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向埃迪表示无论他干什么我都没有意见，而我本人绝对不会再回去。埃迪想说服我，他说：“我会要求他们再出25000块美元留住你，否则我就不回去。”对于这一点他似乎满有把握。 我又一次想拉奥萨诺一把，但又一次否决了自己的想法。埃迪继续往下说：“我的代理人说，如果我拒绝回到影片的创作组，电影厂就得另请一些作家来创作，然后他们出于报复，将千方百计地使新作家获得我们已付出的心血。如果我们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辛辛苦苦创造的劳动成果，接下去的沉重损失将是作家协会合同中写明的权益和影片卖给电视台后的收入分成，另外还有影片的一些纯收入的提成，我们也许永远拿不到了。当然，这部影片能成为卖座电影的希望微乎其微，我们争夺利润的机会也很渺茫，可是，无论怎样，不退出来还是能够挣到一定数量的钱的。不过，墨林，如果你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到底来挽救我们的故事，那我就坚决不回去。” “我根本不在乎提成这回事，”我说，“或是创作荣誉的问题。至于目前剧中的故事情节，已尽是些一钱不值的垃圾，再也不是我那部小说里面的内容。不过你尽管回去好了，我不会介意，我说的是真心话。” “那好吧，”埃迪说，“我留在创作组也可以尽我所能来挽救你的权益。我如果到纽约时一定打电话给你，约你一起出去吃饭。” “那太好了，希望你和杰夫·瓦更合作愉快。”我说。 “是啊，我真需要愉快的合作。”埃迪说。 当天剩下的时间我把自己的东西从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办公室搬了出来，还去为家人买了些礼物。我有意在那天下午回纽约，好避免和奥萨诺以及查理·布朗同机。我曾动过给詹娜丽打电话的念头，不过最终没有付诸行动。 一个月以后，杰夫·瓦更在纽约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西蒙·贝福特认为费兰克·理查德应该在编剧组占有一席之位，与兰舍和我平起平坐。 “埃迪·兰舍还留在创作组吗？”我问他。 “还在。”他说。 “既然这样，那好吧。”我同意把费兰克·理查德也算做编剧的决定，并说：“祝你好运！” “谢谢你，我们会把影片的进展情况及时通知你。相信我们将在电影的颁奖典礼上见面！”瓦更说完后就放下了电话。 我忍不住笑了，这些混蛋把该片糟蹋得一无可取，还恬不知耻地奢望获奖！埃迪·兰舍还留在影片创作组一事使我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瓦更曾经说过埃迪·兰舍是天生的电影创作家，他的判断准确无误。其实兰舍同时还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不过我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写出一本小说了。 另外有一点不可思议，我为了剧本去据理力争，几乎和所有的人都闹了矛盾，虽然剧本越改越糟糕，实在无法看下去，虽然我已经拂袖而去，与剧组再不相干，但是我仍然对剧本感到心疼。我猜疑也许是在我心灵的深处依然希望自己能再到加利福尼亚去改编剧本，这样我就依然有机会见到詹娜丽。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面，也没有交谈过。上一次我打电话给她，只是一般问候。我们随意聊了几分钟无关痛痒的闲话，末了她说：“你能打电话来，我很高兴。”然后她停下来等待我的回应。 我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也很高兴。”她一听完就哈哈大笑起来，还模仿我的语气鹦鹉学舌般地叫道：“我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接着她又说：“哦，这没关系。”说完又开怀大笑起来。她最后的一句话是“当你过来时，打电话给我”。 我嘴巴答应打给她，心里却很明白自己再也不会打电话给她了。 瓦更来电话之后又过了一个月，我接到埃迪·兰舍打来的电话。他显得很气愤地说：“墨林，他们更改剧本是为了剥夺你的编剧资格！费兰克·理查德那家伙正在重新写对话，其实是仅仅在改写你的词句而已。他们把一些情节也更换掉的目的是为了造成与你原来所写的场景有区别的假象。我听说瓦更、贝福特和理查德这些王八羔子正密谋要把你的编剧资格和收入提成都搞掉。那些狗杂种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别担心，”我安慰他，“小说是我写的，最初的电影剧本也是我写的。我向作家协会查询过，至少他们无法搞掉我是编剧之一的资格，这样他们也就不可能剥夺我应有的提成部分了。” “这一点我就不得而知了，”埃迪·兰舍说，“我只是提醒你要注意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希望你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 “谢谢！”我对他说，“你怎么样？你在影片工作中进展如何？” 他回答道：“那个该死的费兰克·理查德是个狗屁不通的文盲，至于瓦更和贝福特，我也弄不清他们哪个更丑恶。这部电影将是好莱坞有史以来最差劲的电影，可怜的莫勒马一定会在坟墓里气得发抖的。” “啊，可怜的莫勒马！”我一提起他就感慨万分，“他生前总是不遗余力地向我赞美好莱坞有多么伟大，好莱坞的人是多么真诚，多么有艺术细胞。唉，我真希望他现在还活着！” “说得对。”埃迪·兰舍说，“下次你到加利福尼亚来，一定要打电话给我，我们一起去吃饭。” “我认为我再也不会去加利福尼亚了，”我说，“如果你到纽约来，给我打个电话。” “好的，我一定打！”兰舍答应我。 一年后，那部电影终于出笼了。我保留了原着的名分，却被剥夺了编剧的称号，编剧成了埃迪·兰舍和西蒙·贝福特。我向作协要求仲裁，结果我输了，因为理查德和贝福特做足了手脚，把剧本改得面目全非，这样一来我就失去了提成的资格。对提成我一向认为无关紧要，可恨的是影片糟得离了谱，更糟的是在电影界人们都把这部电影的失败归罪于原着。看来从此以后我的小说在好莱坞再也没有销路了，这恰恰正是在这场费时耗力的折腾中唯一让我谢天谢地的事。 关于这部影片的评论文章不胜枚举，其中最苛刻的一篇出自于克拉勒·福特之手。她那杆尖酸刻薄的利笔把这部片子评得一无是处，甚至连克林诺的表演艺术也不放过，看来克林诺在克拉勒·福特身上下的功夫并不到家。郝林南在曲终人散之际还刺了我一剑：他在一家通讯社发表了一篇题为《墨林的小说在电影中失败了》的文章，害得我边看此文边慨叹不息地摇头。 第四十九章 那部失败的电影面市后不久，我和奥萨诺还有查理·布朗一起到卡内基大厅出席全国妇女解放大会。奥萨诺是这次大会中唯一的男性演讲者。 来之前我们曾在“珍珠餐厅”吃饭，查理·布朗的惊人胃口又一次令那里的侍者瞠目结舌：她吃了一整只北京烤鸭，一盘螃蟹酿猪肉，一份豆豉牡蛎，一条大鱼，还把奥萨诺和我盘子里吃剩的食物一扫而光，最精彩的是她吃了这么多东西连口红都没碰掉！ 我们在卡内基大厅前面走下出租车，我试图说服奥萨诺走在前面，让我挽着查理·布朗的手臂跟在他后面，从而使出席会议的妇女们以为她是和我在一起的，因为她实在太像传说中的妓女了。这副模样很可能会激起那些左翼妇女的过敏反应，但是奥萨诺像往常一样顽固，他要在她们面前示威，展示查理·布朗是他的女人，因而当我们通过过道走向前台时，我跟在他们的后面。与此同时，我仔细观察大厅中的妇女，她们唯一让人感到奇特的地方就是整个会场里全是女人。我以前在部队和孤儿院以及球赛时所见的全是男人，或者大部分是男人，此时此刻置身于这么多的女人面前，我不由得一阵胆战心惊，仿佛自己正孤立无助地站在异国他乡。 几个妇女出来迎接奥萨诺，有人陪他走到主席台，我和查理·市朗则在第一排就座。我当时真希望我们能坐在最后面，以便万一发生什么不测时能够在第一时间离开会场。我一直暗自为奥萨诺捏一把汗，所以对大会的那些开场白之类的发言充耳不闻。紧接着只见奥萨诺突然被带上讲台，被人向全场与会者做了介绍。奥萨诺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等待欢迎的掌声，可惜一时间什么都没有。 数年前，许多妇女曾被他在男人杂志上发表的大男子主义的文章激怒过，还有一些和他同辈的女人则因为他是一个当代最杰出的文豪而妒忌他，当然也不乏一些他的崇拜者，因此会场上终于响起了稀稀拉拉的几下掌声，恐怕这还是为了不使奥萨诺在发言时因受到大会的抵制感到难堪而对他的鼓励。 奥萨诺站在讲台前，就像一个庞然大物摆在那里。他一声不吭地站了很长时间，然后倚在讲台上，缓缓地、傲慢地、清晰地把一个字一个字吐了来：“我要和你们做斗争，或者说我要和你们造爱！” 整个大厅顿时骚动起来，嘘声、骂声、喝倒彩声混合成一片。奥萨诺仍然站在那里，企图继续说下去。我知道他如此举动是想吸引她们的注意力。他原来准备的发言内容支持妇女解放，却让这么出格的开端造成了与会者不允许他接着讲下去的局面。会场里的叫骂声和喝倒彩声越来越大，每当奥萨诺一开口说话，那些铺天盖地的声浪形成高潮，把他的声音彻底淹没，直到奥萨诺极其夸张地向她们鞠了一躬，大步流星地走下讲台。我们在走廊上和他汇合，一起走到卡内基大厅的外面。此时的叫骂声和喝倒彩声马上变成了欢呼声和掌声，这是在向奥萨诺表示她们不需要他，赶他尽快离开。 奥萨诺当晚没有让我陪他回家，他想单独和查理·布朗在一起，但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说是要我帮个忙。他在电话里解释道：“我打算到北卡罗莱纳州的杜克大学办的米饭诊疗所去，据说这是全美国最佳的减肥中心，他们同时还可以使参加减肥的人恢复健康。我必须减肥，医生认为我似乎连部分血管也堵塞了，米饭疗法正好可以治疗此病。查理也要求和我一起到那里去，你能想象让那可怜的女孩子陪着我吃两个月的米饭吗？我决定不带她去，但这样我也就没法把车带过去了，所以我想请你帮我开车去。我们开车到那里后顺便玩几天，也许能乐一乐。” 我考虑了差不多一分钟后才说：“好的，我陪你去。”我们商定在下星期的某个时间出发。我对维丽说我只去三四天，先开奥萨诺的车送他去，把他安顿下来几天后就飞回来。 “他为什么不能自己开车去呢？”维丽问。 “他看起来身体不好，”我回答她，“我想他独自一人没办法坚持长时间开车。这段路程起码要开八个小时呢！” 维丽听后不再说什么。对我要开车送他去的这件事，我一直纳闷：奥萨诺为什么不让查理帮他开车呢？他们一到那里他就可以把她打发走，不让她吃大米饭的借口根本站不住脚。如此看来，也许是奥萨诺已经对查理感到厌倦，正在想方设法摆脱她。我倒不怎么为她担心，她的朋友多得很，完全可以照顾她。 于是我就驾驶着奥萨诺那辆用了四年的卡迪拉克送他到杜克大学诊疗所去。那天奥萨诺的精神饱满，身体也显得比平时好。“我喜欢美国的南方，”当我们驶进南方之后奥萨诺说，“我喜欢这里的人们所开办的耶稣事业——几乎每个小城都有一个耶稣商店。他们还开办了夫妻店，收入不错，又能广交朋友，这真是全世界最理想的职业。每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我常想到假如我是个宗教领袖，而不是一名作家，那该有多好哇！我的日子就会过得舒心得多。” 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边开车边听他唠叨。其实我们两人都清楚，奥萨诺除了当作家，别的哪行都干不了，他只能随着自己的思路去想象，去创作。 “这样我就可以组织一支由南方山地人组成的乐队，为了上帝，我给这支乐队取名为‘傻子乐队’。我特别欣赏他们对宗教的虔诚态度，也喜欢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严肃和自豪。他们很像正在受训的猴子，尚未把动作跟结果联系起来。关于这一点也许适用于所有的宗教，比如说以色列的希伯来人不就是那样吗？在神圣的日子里，他们禁止汽车和火车通行，同时还要和阿拉伯人打斗，而在意大利，天主教徒们对教皇是何等尊敬！我可真希望自己能统治梵蒂冈。我要写给世人一句话：‘所有的牧师都是贼’。这也将是我们的座右铭，将是我们的目标。基督教的问题就在于仍有少数牧师是诚实的，正是他们把一切都搞乱了。” 在以后的50英里的路程中，他先是喋喋不休地议论宗教，接着又转到文学，然后再大谈政客，最后快到目的地时，他一下子又扯到了妇女解放运动。 “你知道，我完全是为了她们着想的，我总认为妇女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即使在我对她们不公平时，我都有这种想法。有趣的是那些妇女竟然不让我把话说完，这可就是妇女的弱点了。她们完全没有幽默感，难道她们不知道我是在开玩笑吗？就没有想到我过会儿就说到正题并为她们说话吗？” 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把那篇演讲稿刊登出来？这样她们不就全明白了吗？《绅士》杂志会给你刊登的，对吗？” “那当然了，”奥萨诺说，“也许我在减肥诊所呆的这段时间里就把稿子写出来。这样登出来也像个样子。” 后来我陪奥萨诺在杜克大学诊疗所足足呆了一个星期。在那一周里，我见到了真正的大胖子。我说的是我见到了重250磅到350磅以上的肥胖人士，比我这辈子所见过的大胖子的总和还多。自从那个星期以后，我再也不相信披斗篷的女人了，因为所有超过200磅的女人都深信墨西哥的毛毯或法国宪兵式的斗篷可以遮掩她们肥胖的身躯，其实她们这样打扮的效果适得其反，她们披上斗篷走在路上简直就像个危险的巨无霸在那里耀武扬威，也像个可怕的膨胀的超人或是中世纪的拜火教教徒。 杜克医疗诊所绝对不是以美容为目标的减肥中心，它的宗旨是努力修复人体由于长期超重所造成的损害。每个新来的患者都得经过各种各样的验血和X光检查，因此我决定留在奥萨诺身边，以便帮助准确测定和控制他到餐厅吃大米饭的饮食量。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还算幸运——不论我吃多少东西，我的体重都保持不变。在杜克医疗诊所的第一周使我大开眼界，终生难忘：我看见体重300磅的女子在弹簧床上翻腾，还看见一个体重500多磅的男子让人抬到火车站的货物磅秤上测体重。每天看见胖子们在黄昏中拖着臃肿的身体，步履艰难地散步时，就好像看见一只只垂死的大象在迈向自己的坟墓一样叫人心寒绝望。 奥萨诺在杜克医疗诊所附近的假日酒店租了个套间，许多病人都住在这里。如此多的同病相怜者聚在一起，闲聊时有共同的话题，也方便约伴去散步和打牌，甚至可以创造机会开始一段婚外情。有个体重250磅的男孩子带上一个体重350磅的少女溜去新奥尔良搞周末骚动约会，不幸的是新奥尔良的餐馆太好了，他们在那里吃了两天，回来后每人的体重都增加了十磅。让我感到有趣的是他们增加十磅体重被当做弥天大罪，比他们所犯下的不道德的罪行还要严重！ 有个晚上，应该说是凌晨四点钟时，我和奥萨诺被一个男人的极端痛苦的尖叫声吵醒了，原来是一个男病人正四脚朝天地躺在我们卧室窗外的草地上呻吟。此君已经把自己的体重减到200磅，算是个令其他胖子佩服的成功者，现在很明显他正处于死亡的边缘，至少那挣扎声听起来是这样。人们冲去帮他，才发现已有一个诊所的医生在那里抢救他。他终于被救护车送走了。几个小时后我们得知了真相：该病人把酒店里所有卖巧克力的自动售货机都掏得一干二净，人们数过草地上的包装纸，足足有116张！更奇怪的是几乎没有谁认为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幸好这个人挺过来了，继续留下来减肥。 “你会在这里过得很快乐，”我对奥萨诺说，“这里的创作素材太多了。” “不，”奥萨诺反驳道，“你可以写一个骨瘦如柴者的悲剧，却不能够写一个肥胖者的悲惨故事。你还记得肺结核曾经猖獗一时吗？许多人都为卡米拉伤心，而人们怎么会为一个装满了300磅肥油的皮囊哭泣呢？胖的本身是个悲剧，但它看起来不像悲剧。艺术作品能表现的东西多着呢，它可不在其中。” 第二天是奥萨诺所有检查的最后一天，我打算当天晚上飞回纽约。奥萨诺的表现很不错，能够严格遵守吃大米饭的饮食规定，自我感觉也良好，这也许是有我陪着他的缘故吧。当奥萨诺到医疗中心去取化验结果时，我边收拾行李边恭候他回到酒店来。 奥萨诺过了四个小时才回来，他的脸部表情显得很兴奋，绿眼睛大放光芒，恢复了以往的明亮和光彩。 “检查的结果正常吗？”我问他。 “那还用说！”奥萨诺答道。 就在那一刻，我无法相信他的话，他显得太健康、太愉快了。 “样样检查都没事，我的身体棒极了，今晚你可以放心地飞回家。我应该说你是我真正的朋友，没有别的人肯这样为我吃苦：天天吃大米饭，更糟的是天天看见那些体重300磅的女人招摇过市。不管你对我犯下了何种罪行，我都宽恕你。”有一会儿，他的目光流露出慈祥和仁爱，脸上洋溢着和蔼的神情。“我宽恕你，”他又强调了一次，“别忘了你是个罪孽深重之人，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 我们认识以来很少用拥抱来表示友谊，这一次他却热烈地拥抱了我。我很了解他讨厌与男人拥抱，也知道他看不起多愁善感，如今他一反常态，我不能不感到惊奇。我没有深入分析他说的“宽恕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奥萨诺的智力过人，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聪明的一个，有办法得知我为什么没有在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为他谋到那个改编剧本工作的真实原因。他如今已宽恕了我，这是件好事，这才像奥萨诺的风格。他是个真正的伟人，剩下的麻烦是我还没有宽恕自己。 我当晚就离开了杜克大学飞回了纽约。一个星期后我接到查理·布朗打来的电话，这也是我第一次和她在电话里交谈。她的声音温柔甜美，天真得像个孩子，她说：“墨林，你得帮我一把。” 我惊讶地问：“出了什么事？” 她说：“奥萨诺快死了，他现在正躺在医院里，请你尽快来一趟！” 第五十章 查理已经把奥萨诺送进圣·温盛特医院，我们也就约定在那儿见面。看见奥萨诺正坐在单人病房的床上，查理也坐在上面倚傍着他。细看一眼才知道奥萨诺的病号衣服已被撕成碎片堆在地板上。在我的眼中，他的病没有大碍，体重也好像减去了一些。 我迅速地扫视了一下整个病房：没有输液的装置，没有特别护理的护士值班，从走廊上过来时就觉得这个房间不像是一个特护病房。我心里顿时一大块石头落了地，看来可能是查理弄错了，奥萨诺离黄泉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呢！ 奥萨诺若无其事地对我说：“喂，墨林，你真不愧是个魔法师，你是如何探听到我呆在这里的？我本想对我住院的事保密。” 我不想和他兜圈子，就无遮无挡地告诉他：“是查理·布朗打电话给我的。”也许他叮嘱过她不要告诉我，但我可不想说谎。 面对奥萨诺紧皱的眉头，查理仅仅是微微一笑。 奥萨诺抱怨她说：“我对你说过这只是你我之间的事，或者只是我个人的事。不管你意下如何，绝对不能再告诉别人了！” 查理几乎是心不在焉地说：“我知道你需要墨林。” 奥萨诺叹了口气说：“好吧，查理，你已经在这里陪了我一整天了，出去看场电影或去解决一下性饥渴吧，再或者去吃顿巧克力冰淇淋，要不就去吃十道中国菜。无论如何，今晚你该放假了，明天早上再来看我。” “好的！”查理说着便站起来，仍然靠在离奥萨诺很近的地方。 奥萨诺脸上露出的是安宁与满足的神情，仿佛他的崇高信仰得到了印证。 查理离开病房之后，奥萨诺才叹了口气说：“相信我吧，墨林，虽然我在小说、文章和演讲稿中都写了不少废话，我现在把唯一的真理告诉你：女性是一切开始的本原，也是一切终止的归宿。女性是人生中独一无二值得留恋的东西，其他一切都是虚无飘渺的假象。” 我在他的病榻前坐下，问他：“权力呢？你不是一向都喜欢权力和金钱吗？” “你还忘了一样——艺术呢？”奥萨诺说，“那些东西都不是不要，我还不至于去贬低它们的价值，但它们都不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们只不过是蛋糕上面的糖霜。” 此刻我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奥萨诺时的情景。他不知道我当时就了解他的真实思想，而现在当他亲口对我说出来的时候，我反而有点怀疑自己当时那些看法的正确性了，因为奥萨诺承认对刚才提到的那几样东西全爱。他现在说这番话的意思是表明他并不后悔和艺术、金钱、名誉以及权力诀别。 “你的气色比我上次见到时要好得多了，”我对奥萨诺说，“你怎么就到医院来留医了呢？查理·布朗还说你这次的病很严重，可是看起来真不是那么回事。” “不像病重？”奥萨诺兴奋地说，“那太好了！你知道吗？在减肥中心他们给我做全面体检后就告诉我坏消息了，现在就让我简单明了地说给你听吧：以前每次性交前我都服用的青霉素药片的剂量把病情复杂化了，也就是当我染上梅毒后，那些药片反而把螺旋体的损害掩盖起来，可惜药的剂量又不足以消灭它们，甚至使那些螺旋体对青霉素产生了抗药性。这种情况一定是在15年前就发生的，15年来这些存活的螺旋体在拼命地吞噬着我的脑、骨骼和心脏。现在他们告诉我只能活六个月至一年了，很快就会因梅毒攻脑而变成疯子或痴呆，如果梅毒攻心，就会导致死亡。” 我非常惊愕，对此难以置信，因为奥萨诺的气色的确不错，尤其是他那双不老实的绿眼睛炯炯有神，我疑惑地问：“难道就真的无法可想了吗？” “毫无办法，”他十分肯定地说，“但情况也不是那么可怕。我将在这里休养几星期，他们会给我打许多针，要我吃很多药，然后我就回到刚和你去过的那个小城，至少在那里再住上几个月。” 我不知道此时该说些什么才好，更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他的话，看上去他现在的状况比很久以前的他要好。 “我这样想，”奥萨诺说：“你隔一段时间就到医院来看我，并帮我回家。我不想在这里住到衰弱得不能动弹为止。到我认为是时候了，我就出院。在我决定采取这一措施时，我希望你到我的公寓来陪我，就你和查理·布朗两个人。以后的事就由你全权处理。” 奥萨诺盯了我好一阵子，然后又说：“你完全有权拒绝为我做这一切。” 我现在相信他的话了，于是对他说：“我还欠你的人情呢，当然愿意为你效劳。你认为你能够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吗？” “我会得到的，这个没问题，别为我担心。”奥萨诺说。 我和负责治疗奥萨诺的医生讨论了他的病情，他们却认为他得长期住院，也许永远也出不了院。不知道为什么，听后我有一种解脱感。 我没有把发生的这些事告诉维丽，甚至连奥萨诺即将不久于人世的事也没有对她说。两天后我到医院去探望奥萨诺，他曾要求我给他带一顿中国菜去，因此我拿着几个里面装满了食物的黄纸袋。一转入走廊就听见从奥萨诺的病房传出来一阵阵激烈的叫骂声，出现这种情况并没有使我感到意外，我把纸袋放在另一个单间病房外面的地板上，就跑了过去。 在他的病房里有一位医生，两个护士和一名护士长，他们都在对着奥萨诺高声吼叫。查理躲在角落里望着，她那张美丽的脸蛋由于惊恐而变得灰白，眼里充满了泪水；奥萨诺则全身赤裸地坐在床的边缘上，同样大声地对医生和护士们吼道：“你他妈的把我的衣服还给我！我要离开这个混账地方！” 医生几乎是在对他咆哮：“如果你出院我就不再对你负责！我将不负任何责任！” 奥萨诺大笑起来，轻蔑地对他说：“你这个笨蛋，你从来就没负过什么责任！请快点把衣服还给我！” 那位被愤怒扭歪了脸的护士长歇斯底里地喊着：“我才不理你是什么名人呢，你就是不能把我们的医院当成妓院！” 奥萨诺对她喝斥道：“滚你的！你给我滚出去！”他赤条条地从床上站起来，这时我终于看清楚他病情的严重性：他刚战战兢兢地向前挪了一步，身体就往一边倒了下去。一个护士赶紧冲过去扶住他，其他人也被怜悯心熄灭了怒火，不再咒骂他了。奥萨诺则挣扎着挺直身子，他这时才看见我站在门旁，于是旁若无人地吩咐我：“墨林，带我出院！”我被医生和护士们的愤怒惊呆了，他们以前肯定被指责过有病人在医院里偷情之类的丑闻，否则不应该如此怒不可遏。这时我仔细地看了看查理·布朗，只见她身穿一件绷得紧紧的迷你短裙，显然没有穿内裤，看起来像个雏妓，再加上奥萨诺那腐朽的裸体，确实不成体统。医生和护士们的愤怒看来是出于他们俩实在太丢人现眼，有损医院的形象，而不是对伤风败俗行为的过激反应。 其他人此时也注意到我了，于是我对医生说：“我为他办理出院手续，责任完全由我来负。” 医生马上表示不同意，用几乎是哀求的口吻要我三思而后行，见我们都不为之所动后他才对护士长说：“把他的衣服还给他。”他又给奥萨诺打了一针，告诉他这一针会让他在路上好受一些。 情况就这么简单，我付了账单，为奥萨诺办妥了出院手续，又去叫了辆高级的轿车送他回家。回到他的家后，我和查理把他搀扶上床。他睡了一会儿，醒来后就把我叫到他的卧室去，因为他觉得情况不妙，自以为末日已经到来。 奥萨诺把头稍稍掉过去一些，又继续对我说：“你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最可怕的事莫过于孤独地躺在床上死去。在医院里，即使全家人都守候在病榻前，也没有一个人会主动和一个垂死的病人躺在一起，而在家里，一个人临死前，他妻子也不愿意躺在他身边。” 奥萨诺回过头来对我甜甜一笑，他以前偶尔也会这么微笑。“因而我的梦想是：在我临终时要查理睡在我的身旁，这样我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没有枉度此生——活着的时候能够过得从心所欲，死亡之际也觉得挺惬意。这是一种象征性的举动，对吗？这对于一个小说家以及他的批评家来说都不算太过分吧？” “你什么时候能预见到临终时刻到来？”我问他。 “我认为现在就是时候了，”奥萨诺坦然地说，“我真的认为没有必要再拖下去了。” 听了他的话我不禁毛骨悚然，劝他说：“你为什么不再多等一天？也许明天你就会觉得好些的。你还有一些时日，再活他六个月也不错啊！” 奥萨诺问我：“对我即将采取的行动，你有什么疑虑和通常的道德上的偏见吗？” 我摇摇头执拗地问：“干吗要走得这么匆忙？” 奥萨诺望着我语重心长地说：“刚才在医院里我打算起床时跌的那一跤已经给我传递了信息。听着，我已经指定你为我的文学著作的管理人，你说了算。我没有留下任何钱，仅有版权，这些都将归我的几个前妻和孩子们所有。我的著作仍然畅销，因此我不必为他们的生活操心。我本来打算给查理·布朗留点东西，但是她怎么都不肯要，我想她也许是对的。” 有一句我平时说不出口的话突然鬼使神差一般冲口而出：“那个妓女的心地很善良，就像有些文学作品描写的那样。” 奥萨诺闭上眼睛说：“你知道，墨林，我最欣赏你的一个长处就是你从来不说这个字眼。也许我说过这个字眼，但我从来不会去想它。” “对不起！”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向他道歉，然后问他：“你要不要打几个电话？想不想见一些人？需不需要喝一杯？” “不！这些事我做得足够了。我有七个妻子和九个孩子，有2000个朋友和数以百万计的崇拜者，如今他们谁也帮不了我的忙，因此我也不想见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奥萨诺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顺便提一句，”他忽然摇摇头说，“你最爱的人往往是欺骗你的人。” 我坐在他的床前，和他谈了好几个小时，话题还涉及到我们都看过的书，后来他又一一谈起和他有过性接触的那些女人，并花了好几分钟来追忆15年前的旧事，大概就是在那段期间一个女人把梅毒传染给他，然而时至今日他已不可能具体探究到底是从哪个女人身上传染来的，“只有一件事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她们全是美女，全值得我冒这个险。啊，见鬼！讲这些又有什么用？谁传染给我还不都是一样？总之事出偶然罢了。” 奥萨诺向我伸出手来，我握了握，又捏了捏，他说：“叫查理·布朗到我这里来，你就在外面等候吧！”我走出卧室前，他冲着我的背影说：“嗨！请记住，艺术家的一生不一定都是很有成就的，请把这句话刻在我的墓碑上！” 我在客厅里等了很久，有时好像听到点什么，有一次还似乎听到了哭泣声，之后就是很长时间的寂然无声。我走进厨房，泡了壶咖啡，在厨房的餐桌上摆了两只杯子，然后又走出客厅，再等了一会儿。直到此时都没有人尖叫，也没有人喊救命，甚至连悲切的声音都没有。忽然，我听见查理用甜美的嗓音清晰地叫着我的名字。 我走进卧室，在床头柜上放着一个金黄色的锦盒，那是奥萨诺以前用来装青霉素药片的，现在盒子敞开着，里面空无一物。灯亮着，奥萨诺仰卧在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即使是在死后，他的绿眼睛似乎还在闪闪发光。查理还偎依在他的怀里，她那长满金发的头紧贴在他的胸膛上。看见我进来，她把被单扯上来遮盖住他们的裸体。 “你得起来穿好衣服。”我对她说。 她用一只胳膊支撑着身子，在奥萨诺的嘴上亲吻，然后她站在地板上，深情地盯着他良久。 “你得穿好衣服，马上离开这里，”我催促她说，“这以后还有许多事要忙乎。我认为奥萨诺要我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让你卷入这件事当中去。” 说完我就走回客厅等她。我听见她沐浴的水花声，15分钟后，她也来到了客厅。 “你什么事都不用操心，”我对她说，“一切包在我的身上。”她走向前来扑入我的怀抱，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她的身体，也部分明白了为什么奥萨诺能爱她那么长一段时间——她的身上有股与众不同的香味。 “你是他唯一想见的人，”查理说，“我了解他。葬礼后你会打电话给我吗？” 我答应给她打电话，她就转身走了出去，留下我一个人守护奥萨诺。 我一直等到清晨才给警察局打电话，报告我发现奥萨诺已经死亡的消息，而且说很明显他是自杀身亡的。有那么短暂的片刻，我曾有过企图隐瞒他自杀这个真相的念头，还打算把那个锦盒藏起来。我相信倘若我真的这么干后，新闻界和政府又愿意和我合作，奥萨诺也一定不在乎的。我告诉警察局奥萨诺是个重要人物，应该立刻派辆救护车来把他的遗体拉走，然后我打电话通知奥萨诺的律师，让他们承担禀告他的所有前妻以及子女的责任。我还打电话告诉他的出版商，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在报上发布消息，并在《纽约时报》刊登一则广告来悼念奥萨诺。出于某种原因，我希望奥萨诺能得到这份尊敬。 警察局和地区检查官向我提了一大堆问题，仿佛我是个杀人嫌疑犯似的。当然这种怀疑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听说是因为奥萨诺曾寄出一份备忘录给他的出版商，上面说明他已经无法把他的那本计划中的小说交稿，因为他打算自杀了。 在汉普敦为奥萨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他的七个前妻和九个子女全到齐了，《纽约时报》、《纽约书评》、《评论家》、《哈伯》、《纽约人》等报社杂志社中的著名文艺评论家都出席了他的葬礼。有一大汽车的人是直接从纽约的艾蕾妮赶来的，这辆车上放置着一个活动的酒吧和一大桶啤酒，满车人都喝得醉醺醺地来参加他的葬礼，他们都是奥萨诺的朋友，知道他会赞成他们的举动。如此隆重的葬礼，奥萨诺在九泉之下有知也一定会喜笑颜开。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许许多多的报刊杂志上都发表了林林总总赞美奥萨诺的文章，其中最普遍的是尊称他为我国文化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意大利文学巨匠。这样的赞美准会让奥萨诺感到难堪，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美藉意大利人，倒是有一件事肯定会令他心花怒放，那就是所有的文学评论家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如果他能活到他那部正在创作中的小说出版之时，他肯定可以赢得诺贝尔文学奖。 奥萨诺葬礼一星期以后，我接到他的出版商打来的电话，邀请我下星期和他共进午餐，我接受了这个邀请。 阿卡尼亚出版社历来被公认为全国一家最有文化品味、最典雅的出版社，他们私下里列了一张名单，上面登记着半打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几十个普立兹奖、全美律师协会奖获得者的姓名。该出版社以注重文学性更胜于销路而著称，它的主编名叫亨利·斯戴尔士。此人完全有资格当牛津大学的导师，但这天他却像个庸俗的商人那样迫不及待地为赢利而肆无忌惮。 “墨林先生，”他说，“我非常欣赏你的小说，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的出版社会把你的名字添加到那一张名单上。” “做为奥萨诺著作的管理人，我翻阅了他所有的著作。”我不想在闲话上浪费时间，所以马上提到了奥萨诺。 “那就好，”斯戴尔士先生说，“你也许已经知道，或者还不知道，奥萨诺先生的账务随着他的逝世也就结束了，可是我们曾为他那部酝酿中的小说预付过十万美元的稿费，因而我们理所当然有先得到这本书的权利。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那当然，”我说，“我还明白奥萨诺先生也希望你们出版他的这本书，你们以前出版他的书的工作有口皆碑。” 斯戴尔士先生的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他往椅背上靠了靠，问我：“那么，这件事就没什么问题了？我想你已经翻阅了他的笔记和文件，也发现了他的手稿？” “不，根本就没有什么手稿！”我对他说。严格地说，其实我此刻是在撒谎，因为毕竟有六页纸的手稿，只是斯戴尔士先生永远也不能戳穿我的这个谎言。 “哦！”斯戴尔士先生似乎对此答案并不感到惊奇。他接着对我说：“我们知道你曾经协助奥萨诺写过一些文章，而且是用他的名字署名，我们认为你把他的风格模仿得惟妙惟肖。你为什么不花上六个月的时间帮他写成这本书，再用奥萨诺的名字出版呢？当然这件事只能够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赚大钱了，当然，你也该意识到这件事在你我之间不能有任何书面合约。我们可以为你未来的书另外签非常慷慨的合同。这种代笔的事我们通常不会去做，尽管其他出版社早就这样做了。” 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想不到全美国最受尊敬的出版社竟然也会做只有好莱坞或拉斯维加斯某问酒店才干得出来的勾当！ “我不能这么干！”我一口回绝了斯戴尔士先生的“好意”，“作为奥萨诺的著作管理人，我有权利和义务制止根据他那些笔记拼凑出版他的小说的行为！如果你们只是想出版那些笔记，我没意见。” “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斯戴尔士说，“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谈。见到你真是不胜荣幸。”他失望地摇摇头，又说了一句：“奥萨诺是个天才，真可惜！” 我没有告诉斯戴尔士先生奥萨诺仅仅为他的那部小说写了六页纸，他把这六页手稿交给我时还附了一张便笺。 墨林： 这些是我为那本小说写的六页手稿，全交给你了，不知你能否用上它们。至于那些笔记就别提了，全是些废纸。 奥萨诺 我阅读了这六页手稿，决定留下来自用。和斯戴尔士先生分手回家后，我又逐字逐句地慢慢重读了一遍： 听我说，我将给你们讲一个人生活中的真实故事，我会给大家讲他爱女色的真实故事，他从不憎恨女人。也许你会觉得我的故事离题了，听我说下去，我是一名真正的魔法大师。 你能否相信一个男人真心实意地爱着一个女人的时候却又经常背叛她呢？不是在肉体方面出卖她，而是在他的思想上出卖她，在‘灵魂的诗的境界中’出卖她，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许多男人一直都在这么干。 你是否想知道女人是如何爱你，使你得到满足，为的是处心积虑地毒害你的身体和思想，最终是为了把你搞垮？爱你爱得发狂却又选择不再爱你，与此同时，又使你得到极度的快感，把你弄得神魂颠倒。不可能？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但是别走开，这可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我会让你体会一下一个孩子的令人痛苦的天真无邪；一个青春少男的狂热的情款；一个怀春少女的忧伤。然后（这又是难点所在）给你们看看男女之间是如何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在进行灵与肉的交流。 当然，还会有真正的爱情。别走开！真情是存在的，或者我可以设法让它存在。我这名魔法大师可不是等闲之辈。所花的代价值得吗？性的贞节又如何看待？行得通吗？性欲是爱情吗？把邪念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做法有人性吗？如果它行不通，你再继续试验还能得到奖励吗？它是否具有双向性？当然没有啦，那是显而易见的。然而……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滑稽戏，其中爱情随着飞逝的岁月变迁是最可笑的。一名真正的魔法大师可以使得他的观众同时又哭又笑。死亡是另一码事，我永远不会拿死亡当儿戏，因为我没有能力这样做。 我一直提防着死神，它骗不了我，我一眼就可以认出它来。死神总是以乡村南瓜的伪装出现。它是一个突然狂长的肿瘤，一个毛茸茸的黑痣却在骨头里生了根。死神还隐藏在低烧引起的美丽的红晕后面。狞笑的骷髅突然出现在受害者面前，使他防不胜防，要了他的命。但死神却对我无可奈何，因为我时时刻刻警惕着，等待着它的出现。 和死亡旗鼓相当的东西就是爱情了。爱情是令人讨厌的孩子气的勾当，虽说男人对爱情的信任超过死亡，女人则是另一回事。她们对爱情有自己的强有力的秘密武器：她们对待爱情从来就不会太认真。 再一次请别走开，再一次说明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把爱情忘了吧。我将为你们展示人们是如何滥用权力的。首先告诉你们一个可怜的作家是如何为生存而奋斗的故事，他曾是个敏感、有才华甚至有天赋的人。我将给你们说一说这个作家为了自己的艺术曾经把一切世俗抛到九霄云外，告诉你们他为何如此献身艺术。我还将告诉你们他如何变成一头狡猾的野兽，尽情地享受人生。啊！当这名真正的艺术家蜕变成一个骗子的时候，他所感到的是无比的欢乐，他的真面目终于大白天下，无须再为他的名誉而躲躲闪闪了。这个狗娘养的是个骗子，同案犯。他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打着艺术家的旗号躲在阴暗角落里的骗子了，而是一个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社会的敌人，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人们可以松一口气了。然后我再给大家说说他又如何洗心革面，变成一个诚实的人，因为当骗子总是令人心惊肉跳的。 这也许有助于你们认识社会，原谅朋友。一旦达到以上目的，除了真正缺钱花的人，没有人会再沦为骗子。 然后我将叙述一个文学史上一些有着最辉煌成就的故事，我们时代文化巨匠的私生活的秘闻：我会特别提到一个疯狂的狗杂种；谈谈可怜的、充满勾心斗角的天才世界，骗人的世界以及典雅的文学世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一个淫字。一些复杂的想法不至于使你们迷失方向，但会使你们觉得有趣。最后在好莱坞的大结局中，主人公如愿以偿：金钱、名誉和美女……请别走开——以及这些是如何化为灰烬的。 还不过瘾？这些故事你们以前都听过？但是你们别忘了我是个魔法师，我可以把这些人描绘得栩栩如生，为你们展示他们的真实的思想和感情。你们会为他们所有的人哭泣，我肯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许你们只会笑，不管怎样，你们都会觉得很有趣，同时你们也会学到一些没有多少帮助的生活知识。 啊！我知道你们又在想些什么了：那个狡猾的狗杂种正企图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但是等等，这不过是一篇神话故事，看了又有何妨？即使我认真对待它，而你们却大可不必。把它当做消遣来阅读吧！ 我只是想给你们讲个故事，没有别的虚荣心。我不敢奢望成功、金钱或荣誉，这对于我来说并不难做到。但大多数男人有那种奢望，而大多数女人却并不真正有。这对于我来说再好不过了，我不需要爱。当我年轻的时候，一些女人说她们爱我是因为我的眼睫毛很长，我接受了她们的说法，后来她们爱我是因为我的智慧，以后又因为我的权力和金钱而爱我，再往后是为了我的天才而爱我。这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有这些爱我都可以对付，唯一让我害怕的女人是只爱我一个人的那位。我为她做好了安排：毒药、匕首、山洞里将埋藏她头颅的黑色的坟墓。不能允许她生存下去，特别是她对性爱忠贞不贰，从来不说谎，一事当前总是首先想到我，处处为我着想。 这本书有相当大的篇幅是描写爱的，但它又不是一本爱情小说。它是一本描写战争的书，那种男人们的真正朋友之间的古老战争，男女之间的伟大的新战争。当然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现在它已公诸于众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战士们自以为她们拥有新的东西，其实她们走出来的部队，也就是藏身于山林中的游击队。漂亮的女人总是吸引男人的，在摇篮边，在厨房里，在卧室中，还有就是在她们子女的坟墓旁，那个不必听到祈求宽恕的最佳地方。 啊！你们以为我对女人有怨恨，其实我从来都不憎恨她们。你们将会看到她们在我的笔下显得比男人更善良。事实上只有女人才能使我不高兴，她们从坐在摇篮边就开始使我不幸福了。也许大多数男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我给大家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自己心知肚明，它似乎显得不可抵挡。你千万得当心，我是个很有心计的说书人，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艺术家。我还留有一手，足以让你们大吃一惊。 到此为止吧，我还要继续工作，做到有始有终吧。 以上就是奥萨诺那部在舆论界炒得沸沸扬扬的伟大的小说，一本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也是他重振雄风的小说。我真希望他能够写完它。 看来他是个空前绝后的弄虚作假的艺术家，就像他这六页手稿所展现出来的那样，上面的话互不连贯，前言不搭后语，有时简直风马牛不相及。也许这正是他非凡才华的表现？也许他想让外界的人们分享他的内心世界？反正现在他把它们当成他的最后的笑话交给了我。我说这是笑话，因为我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类型的作家，他是那么大方，而我如今也已意识到自己是那么小器。 我从来就不太欣赏他的作品，至今也弄不清楚自己是否喜欢他这个人，我只能肯定喜欢他这个作家。现在不知道是为了运气还是为了力量，或者为了骗术，反正我决定把他的这几页手稿当成自己的作品来使用，而且全部是搬字过纸，连半句话都不做改动，因为死亡总是让我震惊。 第五十一章 我没有家族历史，对于这一点，詹娜丽无法理解。我的家史从我和我的哥哥阿迪开始，既无爷爷奶奶，也没爸爸妈妈，更别说什么叔伯姨姑和堂表兄弟姐妹。在我的记忆中，童年时代没有过自己的房子和厨房，更不知道自己是何方人氏，属于哪个市镇乡村。我的家史从我开始后，再由维丽和孩子们以及维丽的娘家延伸出去。开始是和她住在纽约市的一栋房子里，我初为人夫，之后又初为人父，他们使我的梦想成真，也把我从无家的孤寂中解脱出来。现在我再也不用去苦思冥想詹娜丽了，我已经有两年多没和她见过面，而奥萨诺也死了三年。 我不忍心去回忆阿迪，因为即使是一想起他的名字我的眼泪都忍不住往外淌，他是唯一使我伤心落泪的人。 近两年来，我基本上是整天泡在家中的书房里读书写作，努力当个好爸爸，好丈夫，偶尔才会和朋友们出去吃顿饭，聊聊天。我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终于变得严肃了，能够忠于自己的家人，并且过上一个学者的生活。我的冒险经历已成为过去。总而言之，我已经很自甘淡泊地祈祷生活中不要再出现意外，让我平安地呆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我这间书房的周围摆满了我的魔法书——奥斯汀、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乔伊斯、海明威、德莱赛以及奥萨诺等人的著作。我觉得最后的奥萨诺就像一头疲惫不堪的野兽在经历了许多劫难后，终于找到了安息地。 坐在书房中，我知道妻子正在这栋房子的厨房里张罗着星期天的饭菜，孩子们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打牌。只要我知道他们在哪里，在干什么，我就能够忍受呆在这间房子里的所有的悲哀。 我重读了奥萨诺的全部著作，发觉他在初期的确是一名杰出的作家。我还试图分析他晚年失败的原因，特别是他为何不能完成那部伟大小说的原因——他被大千世界的千奇百怪所吸引才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而他结束自己的写作活动则是被受世俗影响的自我膨胀所拖累。不难看出，他所关心的只是写一部有关他个人生活的传奇故事，他要做的只是对世界炫耀而不是为了给人们欣赏。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充分暴露了他在傲慢地吆喝全世界的读者去注意奥萨诺而不是去注意他的艺术，他挖空心思要人们知道他有多么英明，多么光辉。他甚至不能忍受自己所创作的人物分享他的光辉，就像木偶剧中的幕后操纵者嫉妒自己手中的木偶能获得观众的笑声和掌声一样荒唐，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憾事！很多时候，我也会再次回顾他作为伟人的一面，想到他那独特的人道主义以及他对生活那无上的热爱，想到他是个万众瞩目的人物，还想到和他在一起是多么有意思。 他的成就虽然有瑕疵，仍比我们这些小字辈的要显赫辉煌得多，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失败的作家。作为他著作的管理人，我至今还记得在整理他的手稿时，因为找不到他正在创作中的那本小说，自己是多么震惊。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竟然是这么一个骗子，这些年来一直在装着写那本小说，实际上仅仅是用一些杂乱无章的笔记来糊弄别人！到今天我才意识到他真的才气耗尽了。他撒下这么一个弥天大谎，部分原因不是他用心恶毒或天性狡猾，而是开这样的玩笑让他感到开心，当然其中也不乏金钱的因素。 他有些散文写得美极了，写出了一些他们这一代人中的最有分量的思想，只可惜他满足于当一个无赖，因而固步自封。我把他那总共500多页的笔记都看过了，全写在长长的黄页纸上。这些笔记的文笔精彩极了，内容却如他自己评价的那样，是一堆废纸。 深入了解了他的轨迹后，我促使自己做了一番反省：我也写了一些作品，但我比奥萨诺更不幸，我追求不抱幻想也不做冒险的生活，根本就没有像他那么热爱生活，更没有他那种渴求生活的信念。奥萨诺说：“生活总是在试图欺骗你。”我苦苦思索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奥萨诺才活得如此粗野，才能如此拼命地抗争生活中的打击与耻辱。 很久以前，佐顿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抠动了扳机，而奥萨诺充分地享受了人生之后，到了山穷水尽别无选择之时，也自己结束了生命，但我却戴了顶圆锥形的魔帽，设法逃避死神！我认真地推敲了奥萨诺说过的另一句话“生活总是在妨碍着你”之后，终于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了——对于作家来说，世界就像是个被榨得干瘪了的瘦鬼，随着岁月的流逝会变得越来越苍白。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奥萨诺才放弃了写作。 我工作室窗外的雪花正飘得起劲，皑皑白雪给本来光秃秃的树枝和黄绿相间的草地披上了醉人的银装。如果我多愁善感又心甘情愿的话，面对眼前的景色，很容易联想到奥萨诺和阿迪的笑脸在飘舞着的雪花中旋转，但是我不愿意去做这种联想，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如此感情丰富，也不准备放纵自己去触景伤情，何况失去了他们我也一如既往地生存下去。也许他们曾以为他们的死会把我给缩小了，结果证明他们的这一想法永远不会在现实中出现。 尽管狂风席卷着漫天大雪撞击着我的窗户，但我在温暖如春的工作室里稳稳坐着。整个冬天我都将守在这里，哪儿都不去。 屋外，是寒风刺骨的冰雪世界，汽车在撒满了乱琼碎玉的道路上行驶，最容易打滑出事，但是，即使是躲在家里，死亡也随时会降临到我的头上——过滤性病毒引起的感冒会侵犯人的脊髓和血液，况且除了病毒的威胁，还有无数其他的危险。我对死亡的这些间谍是否会渗透进我的家中甚至侵入我的大脑都时刻保持着警惕，我对它们随时采取各种防御的措施。 我房间的四壁上贴满了说明我的工作和解脱的和有关吉祥物的图案。我已计划着手写一本讲述罗马帝国的小说，而且研究了有关的史料，这本书可以使我退却到古代。我又打算写一本研究25世纪的小说，这就可以使我躲藏到未来。为了使自己有所寄托，我还准备了数以百计的书籍来阅读。 我把一张大软椅拖到窗前，好靠在上面舒服地欣赏外面的雪景。厨房传来开饭的铃声，我的家人——妻子和儿女在等我下去吃饭。他们这段时间忙些什么呢？雪越下越大了，窗外白茫茫一片。催我去吃饭的铃声又响了，而且响个不停，铃声仿佛在说：如果我还活着就应该立刻站起来走到充满欢乐气氛的餐厅去吃顿开心的晚饭。但我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看雪，铃声又响起来了…… 我回头看了看墙上的工作图表，我已写完了有关罗马帝国的第一章以及那本有关25世纪的小说的十页笔记，就在那一刻，我决定写这本描绘未来的小说。 催我去吃饭的铃声又长时间地响起来了，我锁好工作室的门，下楼来到餐厅。一走进去我就轻松地舒了口气。 他们全在那里：孩子们已长大了，即将离开家去过独立的生活；维丽穿着家常的衣服，系着围裙，显得很漂亮。她那可爱的棕色头发挽在后脑勺上，脸色很红润，不知道是由于厨房的热气造成的呢，还是准备饭后去和情人幽会？有这种可能性吗？我不得而知。即使这个猜测纯属子虚乌有，生活就不用防范了吗？ 我在餐桌的首位上坐下，和孩子们说说笑笑，一边吃一边对维丽微笑着夸奖食物美味可口。饭后我还要到楼上的工作室去奋斗。 奥萨诺、莫勒马、阿迪、佐顿，我怀念你们。你们已经无法瞒哄我，倒是眼前坐在餐桌前的家人也许会在将来的某一天让我上当。一想到这点，我就不能不感到担心。 在吃饭时，我接到科里打来的电话，说他要到纽约来，叫我第二天到机场去接他。一年多来我还是首次听到他的声音，而且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他遇到了麻烦事。 在科里坐的飞机到达前我就提早到了机场，先是买了些杂志来阅读，之后又去吃三明治，喝咖啡。等到听见他乘的飞机着陆的广播后，我走到行李认领处，以前我都是在这里接他的。和往常一样，飞机到达后等了20分钟行李才从斜槽中出现，此刻大多数旅客都在行李旋转台前等候，但我仍然看不见科里，只好继续在人群中寻找他。人们认领了行李后都陆续离开，又过了一会儿，台前只剩下几只皮箱。 我打电话回家问维丽有没有接到科里打来的电话，她说没有。然后我又打电话到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问讯处打听科里·克鲁斯是否登机，他们回答他只定了一张机票，没有露面。最后我打电话到拉斯维加斯桑那都大酒店，找到了科里的秘书，她说据她所知科里是飞往纽约了，她可以肯定他现在不在维加斯，而且要过几天才能回来。把这些答案全加起来我也不觉得担心，估计又是出现了一些特别的情况使他没有及时到纽约来。科里经常为了酒店业务上的事在美国以至世界各地飞来飞去，那些往往在最后一刻才出现的紧急情况使他不得不随时更改自己的行程，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和我联系的。可是不知何故，在我心灵的深处总有一个不祥的疑惑：他从来没有拖这么长的时间不和我联系，如今要是行程临时更改，他也该来个电话说一声。他这个人一向细心周到，如果他不能来的话，绝对不会让我在冰天雪地里赶到机场白白等他几小时。过了几乎整整一个星期，在仍然不知他身在何处的情况下，我打电话给郭鲁尼伏特，才得到他的消息。 郭鲁尼伏特接到我的电话似乎很高兴，他的声音听起来宏亮有力，很健康。我把没有在机场接到科里的情况告诉他，又问他科里可能去了哪里，我还对他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会把自己所知道的这些情况告诉他。“我在电话里不能谈论这件事，”郭鲁尼伏特说，“我想请你到桑那都大酒店来做客，住几天，我会让你不再牵挂科里的。” 第五十二章 科里接到郭鲁尼伏特传唤他的指令后，给墨林打了个电话。 科里非常清楚郭鲁尼伏特要见他的原因，更明白他已到了必须考虑逃跑计划的时候。在电话里，他对墨林说他将坐第二天早上的班机飞往纽约，要求墨林到机场去接他，说有要紧事需要他的帮助。 科里来到郭鲁尼伏特的办公室后，小心谨慎地注意着郭鲁尼伏特的脸色和平时的一举一动，但他只能看到他为之卖命了十年的这位老人的身上那种被岁月和病魔消磨而发生的巨大变化。郭鲁尼伏特中风后，眼白、双颊和前额都留下了斑斑点点的血管痣，那双蓝眼睛似乎冻结了一般，身材也好像萎缩了，浑身上下都变得虚弱不堪。尽管这样，科里对他还是从心底感到畏惧。 郭鲁尼伏特和以往一样要科里先斟了两杯他们经常喝的威士忌酒，然后对他说：“庄尼·桑塔迪奥明天乘飞机来，他只想知道一件事：赌博委员会是否将批准他拥有这间大酒店的股权证？” 科里回答道：“您已经知道答案了。” “我的确已经知道，”郭鲁尼伏特说，“我还知道你曾经对庄尼说‘这是十拿九稳的事，一切都会安排好的’。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科里说：“他拿不到股权证，这事我没有办成。” 郭鲁尼伏特点点头说：“以庄尼的背景，要对他说‘不’这个字眼恐怕很困难。对了，他那十万美元呢？” “我已经把这笔钱存入金库了，就等他来取回去。他什么时候来取都没问题。”科里说。 “那就好，”郭鲁尼伏特又点点头说，“那就好！他会对钱的事感到高兴。” 他们两人都靠在椅背上慢慢地呷着酒，都在等待着一场真正的角斗，都在充分做好迎战和反击的准备。郭鲁尼伏特慢吞吞地先打破沉默：“你我都知道庄尼专程飞来维加斯的原因，你曾向他许诺说你可以和布莱恩法官谈妥让他侄儿摆脱诈骗罪和逃税的审判，获得缓刑，可是他的侄儿在昨天被判了五年徒刑，我希望你对此事有个交代。” “我对此事无法交代，”科里说，“我把桑塔迪奥先生给我的四万美元给了布莱恩法官，我能做的仅此而已。这是布莱恩第一次让我失望。或许我能把钱要回来，但我没把握。我一直在设法和他取得联系，可惜至今他仍躲得无影无踪。” 郭鲁尼伏特说：“你知道庄尼对本酒店的经营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如果他认为必须解雇你，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照办无误。科里，你也知道我自从中风以后，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处于掌权的地位了，我不得不把酒店的股份让出去，实际上我已成了前台跑腿的角色，我帮不了你的忙。” 科里讪笑着说：“我才不在乎被炒鱿鱼呢，我担心的是被杀掉！” 郭鲁尼伏特摇摇头说：“不，事情还不至于严重到这种程度。”他又像慈父对儿子那样对科里微笑着说：“你真的以为事态已严重到如此地步了吗？” 科里自进来后到这会儿才第一次感到放松了些，他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如释重负地说：“如果仅是被炒鱿鱼就能了结这件事，我情愿你现在就解雇我。” 郭鲁尼伏特拍拍他的肩膀说：“不用这么着急了结此事。庄尼知道自从我两年前中风后你为这间大酒店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做了许多重要工作，而且做得很出色——为酒店挣了几百万美元的收入。不仅我认为你有重大贡献，连庄尼这样的人都有同感。当然你也犯了一些错误，我必须指出他们很生你的气，特别是你夸口说你可以左右布莱恩大法官，又叫他们不必担心，结果他的侄儿还得去坐牢，他们无法理解你怎么能随意夸下海口，结果却不能兑现。” 科里不无沮丧地说：“我自己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五年来我一直都操纵着布莱恩法官，特别是当我有了那位金发美女来助我一臂之力以后，总是把他哄得服服帖帖。” 郭鲁尼伏特笑着说：“唔，我记得她，人长得很漂亮，心地也善良。” “可不是？那法官对她简直入了迷。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带她乘他的游艇到墨西哥去钓鱼，玩上一星期。他说她是‘理想的少女’，有她做伴会快活得赛如神仙。” 科里忍住没把有关查理和法官之间的淫荡史讲给郭鲁尼伏特听，这时他听见郭鲁尼伏特又在慢吞吞地说： “我有个办法让你表白自己，消除你们之间的误解。虽然这回桑塔迪奥气得火冒三丈，但我可以熄灭他的怒火。现在你只要帮他办成一件大事就行，点子我也给你想出来了。我们酒店在日本不是还有300万美元吗？其中有100万是庄尼个人的。如果你能像以前那样，把这笔钱拿出来，我认为庄尼看在这100万美元的份上也一定会饶了你的。但你也必须明白，干这种事可是比以前更加危险得多。” 科里听后非常吃惊，随即便产生了戒备之心，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桑塔迪奥先生知道我去日本的事吗？”如果郭鲁尼伏特回答说他知道的话，科里就准备拒绝此行，但是郭鲁尼伏特盯着他的眼睛说：“这是我的主意。我还要提醒你，绝对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此事。坐明天一早的班机先到洛杉矶，然后改乘日本的航班，这样你在庄尼·桑塔迪奥来到这里之前就已经到了日本。我会向他解释你不在城里的原因，放心好了。当你还在旅途之中时，我就会安排好叫人届时将钱给你送去。别担心，这次不用和陌生人打交道，因为我们是通过老朋友文郎来办这件事。” 提起文郎的名字，当即扫除了科里的疑虑。“好吧，”他马上说，“我去干。对了，有件事我得告诉你：我原来打算去纽约见见墨林，已约好他明天到机场接我，看来我得给他打个电话叫他不用去机场了。” 郭鲁尼伏特说：“不行！谁知道有什么人在监听电话，再说他也可能告诉别的人。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好了，我会通知他别到机场去接你。不要取消到纽约的定票，这样做还可以摆脱别人的跟踪，我又有证据对庄尼说你到纽约去了。这么一来，你不是反而有更好的掩护吗？你看怎样？” “行！”科里完全同意了他的说法。 临别前郭鲁尼伏特握住科里的手，拍拍他的肩膀说：“速去速回。如果你把钱带回来了，我保证庄尼·桑塔迪奥不再追究你的过错，我会处理好一切的，你放心地去吧！” 科里动身去日本的前一天晚上，打电话给他熟悉的两个女郎。其中一个是兼职妓女，是在街的另一头那间赌场里的一个赌档老板的妻子，名叫克丽斯汀·勒瑟。 “克丽斯汀，”科里对她说，“你是否有兴趣玩一场滚打情欲的游戏？” “那当然，”克丽斯汀说，“你打算勾销多少我欠筹码的借据？” 科里通常付给这种游戏的参与者双倍的钱，也就是200美元，这回科里心想：管他呢，我反正都要去日本了，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他很爽快地说： “我将勾销500美元。” 电话里传来了她喘气的声音。 “天啊，”克丽斯汀几乎是在惊叫了，“这种游戏想必是重量级的。擂台上的对手是何方神圣？该不是一只猩猩吧？” “别担心，”科里笑着说，“每次你都玩得很痛快，对不对？” 克丽斯汀问：“什么时间？” 科里告诉她：“我们得快一点，明天一大早我就要去赶飞机。你方便吗？” “没问题！看来你不打算请我吃晚饭？”克丽斯汀说。 “今天不行，我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没时问。” 放下电话后，科里拉开抽屉，拿出一叠白条，全是克丽斯汀赊筹码的借据，总数为3000美元。 看着这叠借据，科里不禁对女人那难以理解的一面感到纳闷——28岁的克丽斯汀是位风姿绰约的漂亮女郎，但她同时又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赌徒，两年来输掉了两万美元。有一天她打电话给科里，要求在他的办公室里和他见面。她来后向他全盘端出自己准备通过暗中卖淫来偿还这两万美元债务的打算，希望科里直接为她安排幽会的时间，而且要求为她绝对保守秘密，以免被她丈夫知道。 一开始科里还想说服她别干这种勾当，提醒她说：“要是你丈夫知道了，他还不把你给宰了？” “要是他发现我赊欠了两万美元的筹码，他还会把我给剁碎了呢！所以这有什么不同？另外，你也知道我戒不了赌。我估计我还清了赌债后，还可以在这些嫖客中找到愿意给我赌金的人，至少是肯为我下一次赌注的人。” 科里终于同意她的要求，此外，他还在大酒店帮她安排了一份工作——当食品饮料经理的秘书。他被她的美貌所吸引，每星期和她在他的套间里上一次床。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介绍她玩三人造爱的游戏，她也很乐意这种玩法。 科里在500美元筹码借条中抽出一张撕毁，接着他忽然一阵冲动，把克丽斯汀所有的借据都撕得粉碎，扔进了废纸篓，这下子从日本回来后，他就必须做些文件工作来掩饰这件事了，但那是多少天以后才要考虑的事，到那时再说吧！克丽斯汀是个好人，万一他出了事，应该让她无债一身轻。 他用了不少时间来清理办公桌上的一些琐碎事务，然后下楼回到自己的套间，他叫人送了一些冷藏的香槟酒来，再打了个电话给查理·布朗。 接着他洗了个澡，换上非常漂亮的镶了红边的白色丝绸睡衣，睡衣的口袋上还绣着他名宇缩写的字母。 查理·布朗先到，他请她喝了些香槟酒。克丽斯汀随后也到了，他们就坐着聊了一会儿天。他让她们喝光了整整一瓶酒后才领她们走进卧室…… 他从钱包里拿出五张百元钞票，把这五张有蜜蜂图案的钞票给了查理·布朗。 她和他吻别后就离去了，留下他和克丽斯汀单独在一起。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一只手搂着克丽斯汀的肩膀，轻轻地吻她。 “我已把你所有的借据都撕掉了，”他说，“你再也不用为它们感到忧虑了。我还吩咐金库给你500美元的筹码，今天晚上你就可以痛快地赌个够。” 克丽斯汀笑着说：“科里，我简直无法相信，你终于成了圣人了。” “人人都可以当圣人的，”科里说，“但我这样做不算过分。你这两年来表现一直都不错，我不想让你总被债务困扰着。” 克丽斯汀走后，科里还是怎么都睡不着，最终他只好下楼到赌场去转转。他远远望见克丽斯汀坐在21点赌档那里，面前有一大堆黑色的百元筹码。 她招手叫他过去以后，兴奋地对他笑着说：“科里，我今晚手气不错，已经赢了12000美元。” 她抓起一捧筹码放进科里的手中，说：“送给你的，但愿你肯收下。” 科里数了数，总共有十个筹码，价值是1000美元。他笑着说：“好吧，我替你保存着，哪天你需要赌资时再还回给你。” 离开她后，科里回到自己楼上的办公室，把筹码扔进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他又一次想打电话给墨林，但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环顾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实在找不到还有什么事可做，然而却总觉得忘了哪件事情，就像以往在计算牌架上的牌时发现一些重要的牌不见了一样。可是时间已经太晚了，容不得他再详细地琢磨下去，再过几个小时，他就将飞抵洛杉矶，随即又将登上飞向东京的飞机。 抵达东京后，科里坐出租车到文郎的办公室去。东京的街道仍然拥挤不堪，许多行人也仍然戴着外科手术室使用的白色口罩来防御空气中的细菌，甚至身穿鲜艳的红上衣，头戴白色盔帽的建筑工人也戴着口罩。这种景象使科里心头有一种不安的情绪，不过他很快想到这可能是因为他对这次旅行神经过于紧张的缘故。 文郎见到他时满面笑容，十分热情地和他握手。 “很高兴见到你，克鲁斯先生，”文郎说，“我们将竭尽全力使你在我国的逗留期间玩得开心，住得舒服！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向我的助手提出。” 在文郎那现代化的美式办公室里，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 科里说：“我把箱子留在旅馆了，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才适宜把它拿到你的办公室来。” “星期一吧，”文郎说，“现在是周末，什么事也办不成。但我家明晚开派对，相信你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谢谢你，”科里说，“可是我只想好好地休息一下，漫长的旅途使我感到不太舒服。” 文郎说：“这个我能理解。我有个好主意——在用贺有个乡村旅舍，离这里仅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我将用我的小汽车把你送到那里去。那是全日本最美丽的地方，环境优雅宁静，还有按摩女郎伺候。我将安排最出色的女郎在那里迎接你，食物也是一流的，当然是日本风味。那里还是日本要员经常带情人去度假的地方。你可以在那里无忧无虑地彻底放松一下，星期一准保能精力充沛地回来，到时我也就能把钱给你准备好。” 科里考虑了一下，事实上在他拿到钱之前没有任何危险，到乡村旅舍休闲一下又何乐而不为？ “这主意太好了！你的轿车什么时候送我去？”他挺开心地对文郎说。 “星期五晚上的交通是最可怕的，明天早上去吧！今晚先在东京好好睡一觉。我们星期一见！” 为了表示对科里的欢迎，文郎亲自送他到电梯。 坐轿车到用贺其实不只一个小时的车程，好在到了目的地后，科里一眼就看中了这个美丽的日武乡间旅舍，认为坐这么久的车值得，这里的确是个休息放松的好地方。 旅舍的确很安静，佣人在各个厅之间像幽灵一般飘来飘去，几乎像隐形似的，而且也并不见有其他旅客住宿的迹象。 科里住的套间舒服极了，套间里的那个浴室中装有一个巨大的浴缸，浴室里摆满了各种牌子的剃须刀和剃须膏，还有女士专用的化妆品，总之各种各样的清洁品和化妆品应有尽有。 两个含苞欲放的娇小少女为他在浴缸里灌满了热水，帮他先抹了一次身体，然后才让他进入香喷喷的浴缸。浴缸是如此巨大，他几乎可以在里面游泳，而且容纳的水深得差不多可以淹没他的头，泡在里面，全身的疲倦和紧张情绪好像一下子都离开他化入了水中。最后两名少女把他抬出浴缸，领他到另一个地板上铺了席子的房间，伺候他趴在席子上，并为他按摩。从躯干到四肢，以至每一只手指、脚趾，还有头上的每一缕头发，她们都给他按摩遍了，这是他有生以来享受到的最好的一次服务。 她们给他一只“佛他巴”，就是一只小巧玲珑的正方形的硬枕头。他把头靠在上面，一会儿就睡着了。他一直睡到了黄昏才起床，最后随意地散步到附近的乡问。 旅舍建在半山腰，站在那儿可以俯瞰整个山谷，还可以遥望到山谷那一边的大海，看到那蔚蓝色的无边无际的巨幅绸缎般迷人的海水。科里漫步经过一个被各种奇花异草点缀着周围的池塘，这些灿烂的花卉仿佛刻意用来呼应旅舍前走廊上的那些描绘着斑斓色彩的，用太阳伞图案装饰的席子和吊床。这些鲜艳夺目的色彩和清纯新鲜的空气使他心旷神怡，再也不感到忧虑和紧张。科里相信什么意外情况都不会出现，他会从老朋友文郎那里拿到钱，再到香港把钱存入银行，这样他和桑塔迪奥的恩怨就能够一笔勾销，他也可以平安地返回拉斯维加斯继续他事业上的赌博。他将拥有桑那都大酒店，也一定会像儿子孝敬父亲那样侍奉郭鲁尼伏特的晚年。 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他希望能够在这美丽的乡间度过自己的余生，这里的一切都那么优美清新，环境是如此恬静安谧，他似乎是生活在500年前的世界里。他从来都不想当一名日本武士，而现在居然认为他们发动战争是无罪的。 夜幕降临了，细小的雨珠滴落在池塘的水面上，激起了一个个涟漪。他也返回了旅舍的套问。 他喜爱日本的生活方式：不要家具，只用榻榻米；左右滑动的木框纸门可以随便把房间分开，或是间隔为客厅，或又换作成卧室。这些在他看来都既合理又聪明。 他听见远处响起银铃般的细小的钟声，几分钟后，纸门打开了，两个少女抬了一只巨大的直径足有五英尺的椭圆形的浅盘子进来，它可能是一张台面，上面摆满了诱人涎液的海鲜，有墨鱼、黄尾鱼、雪白的牡蛎、灰黑色的螃蟹和一种形状短胖的有斑点的鱼。这种鱼的鱼皮下面那粉红色的鱼肉清晰可见，鱼的颜色很像彩虹。浅盘里的海鲜足够五个人食用。少女把浅盘放在一张低矮的桌子上，并在地板上放了个坐垫让他坐着，她们自己则跪坐在他的左右两旁，一口一口地喂他吃海鲜。 其中一个少女捧起一只托盘，上面有日本米酒和玻璃杯，她把酒倒进杯里，举到他的嘴边让他喝。 食物和酒都很美，饱餐一顿后的科里站起来，走到窗旁往外眺望山谷里的松林和远处的大海。背后，女人收拾残羹剩饭后连大浅盘一起搬走，还顺手把纸门给关上了，留下他独自一人欣赏夜幕中近山远海的壮丽景色。 科里在脑海里把最近发生的各种事情细细梳理了一遍，又把即将发生的情况和机会——盘算清楚：星期一早上他将从文郎那里拿到钱，然后乘飞机去香港，到香港后，他就立刻前往银行……如果有危险的话——他试图设想危险可能在哪个环节出现。他想到郭鲁尼伏特或者桑塔迪奥甚至文郎都有出卖他的可能，为什么布莱思法官无端地背叛了他？这到底会不会是郭鲁尼伏特一手策划的呢？此外他又记起有个晚上他和文郎及郭鲁尼伏特共进晚餐，他们似乎对他表现出有点不放心，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文章？莫非牌架上有一张不知名的牌？但郭鲁尼伏特已是个老态龙钟的病人，桑塔迪奥对身处远东的他可谓鞭长莫及，而文郎则是他多年的老朋友。 不过一个人总会有倒运的时间，无论如何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冒险了，起码他目前在用贺还有一天的太平日子可过。 他听见背后的纸木门打开了，进来的又是那两位娇小的少女，她们还是像上次那样领他到红木浴缸去。 她们再次为他清洗身体，又再次把他放入注满了香喷喷热水的浴缸里。 他泡够了以后，她们又一次把他抬出浴缸，把他放在席子上，让他的头枕着佛他巴，又一次彻底地给他按摩了全身。这时，经过了一整天的真正休息，他感到了性欲的冲动，于是向其中一个少女提出性要求，她马上用脸部表情和手势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他，让他知道和他造爱不是她们职责范围内的事，然后她又打手势表明她会请另一个少女来。 科里伸出两只手指表示他需要两个少女，她们弄明白他的要求后都笑出声来，他不知道日本女子是否也搞同性恋，这就更增加了他的好奇心。 他躺在榻榻米上看到她们离去时又顺手把门关上。他的头枕着那个小方枕，整个身体非常放松，情欲难禁，但还是渐渐地睡着了，迷迷糊糊中，他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开门声。啊，她们终于来了！他心里想着，一面好奇地抬起头来，想看清楚她们的模样是否标致？穿什么样的衣服？可是，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向他走来的竟是两个戴着口罩的男人！ 起初他还以为是那两个少女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他要求更重量的按摩，闹了个天大的玩笑，然而，那口罩立刻使他惊恐不已，他很清楚在乡间人们是不需要戴这种口罩的！此刻，他猛然清醒地意识到大难临头了，于是本能地狂叫起来：“钱还没到手！钱还没到手！……”他拼命地想从席子上爬起来，但那两个男人已扑到了他的身上…… 他并不觉得痛苦或可怕，只是似乎又一次沉入海底，置身于红木浴缸里那香气四溢的水中……他的眼珠翻白了，静静地躺在席子上，头枕着佛他巴。 那两个男人用毛巾裹着他的尸体，静悄悄地扛出了房问。 在大洋彼岸，此刻的郭鲁尼伏特刚好在他的套间里打开了往赌场输送纯氧的开关。 第五十三章 我昨天晚上到达维加斯后，郭鲁尼伏特就邀请我到他的套间去和他共进晚餐。我们先喝了些酒，侍者随即端上一桌我们点的饭菜。我注意到郭鲁尼伏特的盘子里只有少量的食物，他确实显得苍老了，科里曾向我提起他中风的事，但现在看起来他除了动作比以前迟钝，回答问题需要长一些时间，并没有留下多少患过中风的痕迹。 我看了一眼他办公桌后面的往赌场输送氧气的控制台，郭鲁尼伏特马上说：“科里把这个秘密也告诉你了？他本不该这样做的啊！” “有些好事要不说出来实在很难，何况科里又是深知我不会往外传的呢！”我说。 郭鲁尼伏特微微一笑，对我说：“信不信由你，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赌客着想——纯氧能使输家产生一线希望，令他们在临睡前有信心再作最后一番拼博。一想到输家无法入睡的状况我心里就不好受，我倒是从来都不在乎赢家的。我可以和运气共存，但我不相信技巧，我有了百分比这个武器，他们就永远无法战胜我，我的百分比不但在赌博中有效，在日常生活中也很有效，凡是不相信百分比的人始终都要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可能是想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郭鲁尼伏特的侃劲十足。他还教导我说：“人除了只能在暗中发财，还必须有赖于百分比生存。人不能指望运气，运气是靠不住的魔法。”我点点头表示同意。吃完晚饭喝白兰地时，郭鲁尼伏特才提到了科里：“我说过你不必再为科里担心，所以我把他事情发生的真实情况告诉你。你还记得你和他一起到东京及香港取钱的那次旅行吗？科里由于自身的利害关系，决定再冒一次险。我曾经警告过他别再铤而走险，告诫他由于第一次的运气，现在的百分比极差，但基于他在这场利害冲突中的自身原因——很遗憾我不能告诉你是什么原因——此行至少对他来说是既重要又见效的，所以他决定去。” “但他非得得到你的同意不可才能去的啊！”我说。 “这倒是真的。”郭鲁尼伏特说，“他到那里去是为了我的利益。” “那么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我问郭鲁尼伏特。 “我们也不清楚。”郭鲁尼伏特答道，“他把钱取出来之后放进他那个漂亮的箱子里，接着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文郎认为他到了巴西或是哥斯达黎加，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但你我更了解科里，除了维加斯，他在哪里都没办法生活下去。” “那么你估计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呢？”我再一次追问郭鲁尼伏特。 郭鲁尼伏特对我微笑着说：“你听过叶兰的诗吗？我记得它是这样开头的：‘许多战士和海员都长眠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我认为科里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也许他已长眠于哪个艺妓馆的美丽的池塘底下。我想他肯定讨厌那种地方，他宁可死在维加斯。” “你采取了什么打听他下落的措施没有？你通知警方或日本政府了吗？”我问他。 “没有。”郭鲁尼伏特很坦率地说，“我不可能这么做，我认为你也不应该这么做！” “我尊重你的意见。”我说，“也许将来某一天科里又会重新露面，也许他会带着你的钱走进赌场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那绝对不可能，”郭鲁尼伏特说，“千万别存任何幻想，我不希望自己会给你留下任何幻想，还是接受现实吧，把他当成又一个被百分比碾得粉身碎骨的赌徒吧！”他稍为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柔和地说：“他在倒算牌架上的牌时出了差错。”说完他又微微地笑了。 我终于懂得答案了，郭鲁尼伏特要告诉我的真正意思是：派科里出去跑腿，结果他死了，这一切都是郭鲁尼伏特精心策划的，结局也是按照他的要求制造的。看着眼前这个老人，我明白他来这一手绝对不是出自于残酷的本能，也不是出自于他报复的心理，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应该这么做！对于他来说，令科里无声无息地从地球上消失，只不过是他业务范围内的事！ 我们握手道别，郭鲁尼伏特说：“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费用全免。” “谢谢你，但我打算明天就离开。”我说。 “今晚你准备赌吗？”郭鲁尼伏特问。 “要的，”我答他，“只是小赌而已。” “那我祝你手气好！”他微微一笑。 郭鲁尼伏特亲自送我到套间的门口时，塞了一叠百元筹码到我手中，说：“这些筹码都是在科里的办公桌里找到的，我相信他愿意送给你在赌档中碰碰运气，说不定还是喜钱呢！”他稍为停顿了片刻又说：“对科里的死我很难过，我很怀念他。” “我也很怀念他！”说完我就转身离他而去。 第五十四章 郭鲁尼伏特为我安排了一个套间，客厅用深棕色来装饰，颜色的搭配比通常的维加斯风格更协调些。我其实根本就不想去赌博，也不想去看电影，人太疲倦了。我数了数黑筹码，这是从科里那儿继承来的财产，一共有十个，整整1000美元。我相信如果我离开维加斯的时候，衣箱里仍放着这些筹码，没有把它们输掉，科里一定会很高兴。我认为我能做到这一点。 对于科里的下场，我并不感到很意外，他最终会违反百分比的规律几乎是他的个性所决定的。虽然他是个天生的骗子，但在他内心的深处，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赌徒。他深信自己的例算本事，实际上他从来都不是郭鲁尼伏特的对手，郭鲁尼伏特能用他的“铁少女”百分比把一切都碾得稀巴烂！ 我想睡，但睡不着，打电话给维丽又太晚了，此时的纽约起码也是凌晨一点。百无聊赖中我顺手抄起在机场买的维加斯日报，随意地浏览。我忽然看见一则有关詹娜丽最近拍摄的一部电影的广告，她演的是女二号，只是个配角，但由于她演得出色，已获得金像奖的提名。纽约一个月前才开始放映这部影片，当时我曾打算去看而没看成，眼下可真是天赐良机，于是我马上就去电影院，虽然自从那天晚上詹娜丽和我造爱的中途离开旅馆以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这是一部好电影，我一眼都不眨地盯着银幕上的詹娜丽的所有镜头，发现她在表演中的言行举止和音容笑貌都和我在现实生活中所见所闻一样。在硕大的银幕上，她的脸部展现着万种风情：温柔、怜爱以及对性欲的饥渴。这一切她都曾在床上向我展示过，以至于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差点弄不清到底是在看戏还是回到了往昔，更疑惑她和我一起在床上的真正感受是什么，而当她拍摄这部电影时的真正感受又是什么。影片中有这么一个镜头：由于她的情人的拒绝而使她的希望破灭了，这时她脸上显出的绝望的表情和她在我面前流露的如出一辙。当时她认为我对她太残酷无情，那脸上现出的绝望的神情曾令我心痛。尤其使我吃惊的是，银幕上的那些床上戏竟然和我们之间那些最实在、最原始、最秘密的性生活一模一样！到底是因为她和我在一起时正在酝酿角色呢还是她从我们这些痛楚的经历中获得了灵感，因而在演戏时就自然而然地用上了？看见银幕上的她，又使我再一次爱上了她。我希望我们这个爱情故事最后是这样的：似锦的前程和成功的事业使她在生活中得到了她所渴望得到的一切。我为此感到庆幸，而我这个可怜的不幸的情人只能在遥远的地方观望着自己昔日情人的辉煌。人人都同情我，认为我是这个悲剧中的英雄，因为我是那么敏感，并能忍受独居的寂寞——孤独的作家在笔耕，昨日之情侣则在明星荟萃的电影界大放光芒，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最佳结局。我曾答应过詹娜丽，如果我写她，一定不会把她描绘成一个失败者或是一条可怜虫。记得有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她对剧情恨得咬牙切齿。 “你们这些臭作家，总是在故事结局中让女人死去。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摆脱她们的最佳方案！你们对她们感到厌倦了，又不想当一个忘恩负义的恶棍，于是就安排她死掉，然后又假惺惺地为她的死痛哭流泪，捶胸顿足，这样你们倒反而成了让人们同情和尊敬的英雄。你们都是些混账透顶的伪君子！你们总是这样糟蹋妇女！”她转过身来面对着我，那双金黄色的大眼睛由于愤怒而变成黑色。她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别把我给杀了，你这个狗杂种！” “我答应你，”我说，“但你总是对我唠叨什么‘我绝对活不到40岁’，这又该做何种解释呢？你老是说自己会像蜡烛那样很快燃尽。” 她经常对我讲这些富于戏剧性的蠢话，喜欢用悲凉来描绘自己的一生，而且认为越夸张越好。 这次她这样回答我：“那不关你的事，到时我们已经反目为仇，彼此连话都不说了。” 我离开影剧院，尽管路程很长，我还是宁可步行回桑那都。我从街尾往回走，经过了一间又一间富丽堂皇的旅店，穿过一幅又一幅用霓虹灯编织成的瀑布，朝着那为街头站岗的黑沉沉的沙漠群山走去。我心中思念着詹娜丽，我曾答应她如果我写有关我和她的故事，绝对不会把她写成一个让人感到痛心的失败者和可怜虫。她在说笑中要求我做出承诺，我也在说笑中答应了她的这个要求。 但事与愿违，所以她不甘于像阿迪、奥萨诺和莫勒马那样崇高地停留在我心灵的深处。我的魔法不灵了。 其实当我在银幕上重见詹娜丽的时候，虽然她是那样生机勃勃，充满激情，令我又一次爱上了她，然而现实中的她却早已离开了人问。 那天，詹娜丽为了去参加除夕晚会正在精心地化妆，她把化妆用的放大镜倾斜一点以使画眼影。镜子的上半部映照出她身后的公寓套问。房间里凌乱极了，到处堆放着衣服，鞋子扔得东一只西一只的，茶几上还有脏盘子和杯子，床铺上的枕头被子滚成一团——她应该在门口迎接周尔而不让他进屋。周尔就是那个拥有罗斯莱斯车的男人，墨林老是这么称呼他。她偶尔会和周尔上床，但不太经常。她知道今晚又得和他睡觉，因为今晚毕竟是除夕之夜。为此她已经洗过澡，喷过香水，还使用了阴部除臭剂，可谓全部准备就绪。此时，她突然想起了墨林，不知道他是否会给她打电话，他足足有整整两年没和她通电话，但他还是有可能在今天、明天或后天打电话给她的。她很了解他从来不在晚上给她打电话，有那么几秒钟她曾经考虑过是否打个电话给他，但这样做肯定会让他惊慌失措。这个胆小鬼，最害怕家庭生活被毁掉，他的那个多年来苦心营造的安乐窝一直是他的精神支柱。其实她并不是十分想念他，因为她知道每当他回忆起和她的这段恋情时心里都充满了自责和蔑视，而她对这段恋情的回忆则是满怀着极度的欢愉。对于他们之间的那些尖酸刻薄地伤害对方的往事她早已不在乎，她在很久以前就原谅了他，但她知道他还没有原谅她。她知道他仍愚蠢地认为在和她的交往中他失去了一些宝贵的东西，只有她明白这种交往对于他们两人来说谁都没有任何损失。 她停止化妆，感到有点儿累，有点儿头痛，同时还感到有点沮丧，不过她总是在除夕之夜感到沮丧——又一年过去了，人也添了一岁，又往老年迈近了一步，她就怕老年的到来。她想打电话给正在三藩市和父母度假的艾丽斯，要是艾丽斯见到屋子这么又脏又乱肯定会生气，可是詹娜丽有恃无恐，深知艾丽斯从不责备她，总是自己默默地把屋子收拾干净。墨林就曾因此而说她这是野蛮地利用女情人，只有那些最大男子主义的丈夫才敢这么欺负人的。一想到墨林的这些话詹娜丽就忍不住偷笑，她现在意识到他的话还有点道理。她从一只抽屉里取出墨林第一次送给她的礼物——红宝石耳环。戴上这只耳环她显得更漂亮，所以她在所有的首饰中最中意它们。 门铃响了，她去开门，让周尔进来，至于他是否看见房间的脏乱，她才不在乎呢。她的头痛骤然加剧了，于是赶快走进浴室里服了些保可丹才出门。周尔像往常那样温和体贴，十分周到地为她开了车门，然后才走到另一边去。詹娜丽想起墨林老是忘记这样做，到他记起时就往往因不好意思而手足无措，结果还是她放弃了她那南方美女的待遇，叫他不必再拘泥于礼节。 在一栋大楼里举行的除夕大联欢，由于参加的人数众多而拥挤不堪。停车场入口处有许多穿红上衣的男仆从客人手中接过奔驰、罗斯莱斯、本特利、保时捷等名牌汽车开进停车场。詹娜丽认识当中的许多人，少不了各式各样的打情骂俏和约会邀请。对这些艳遇她愉快地用笑话周旋着，还告诉人们她迎接新年的规矩是至少洁身自爱一个月。 快到午夜时分，她精神极度疲乏的样子被周尔注意到，他陪她一起到一间卧室去，给她注射了一些可卡因。她立刻感到舒服多了，情绪也高涨起来，就这样一直硬撑到午夜钟声的响起，接受了朋友们的亲吻和爱抚。突然又一次头痛向她袭来，这次痛的程度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一次，她心里明白非马上回家不可，她找到了周尔，告诉他自己有病，他一看她的脸色就知道她身体非常不好。 “只是头痛而已，”詹娜丽说，“我会好起来的。送我回家吧！” 周尔开车送她回到家，并想和她一起进去。她很清楚他想留下来过夜，要是她的头痛能消失，他就至少可以和她在床上度过销魂的一天，然而她感到自己病得不轻，于是吻了吻他说：“请别进来吧，真对不起，让你失望了，但我确实有病，而且病得不轻。” 看到周尔相信她的话，她松了口气。他问她：“要不要我给你请个医生来看看？” “不必了，我服一些药片后就会好起来的。” 她一直目送他走出了公寓的大门，然后立即走进浴室去服用了大量的保可丹，还湿了一条毛巾缠在头上，就像裹了条头巾。从浴室走出来，刚走进卧房门，她突然觉得自己的颈背部被猛烈地撞击了一下，使她几乎摔倒。一时间，她还以为有人躲在房间里袭击她。看看没有动静，她又以为是自己不小心碰到了墙上某个突出来的物体，但是不容她再找原因，紧接而来的又一个重创把她击得跪在地上。她蓦然意识到自己是得了可怕的病，于是使出全身力气爬到床边的电话机旁，费劲地找到了红贴纸上的那个紧急求救的电话号码——这还是她儿子来住时，为了预防万一，艾丽斯给他贴上去的。她拨通了电话，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 詹娜丽告诉她：“我病了，不知道是什么病，难受极了。”她说完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后就放开了受话器，不管它落在哪里，然后她拼尽最后的一点力气爬上了床。令她诧异的是她忽然又感觉到好多了，似乎并没有生什么大病，她几乎要为自己刚才打了求救电话而难为情。可是，又一次突如其来的重击仿佛波及到了全身，她的视力在迅速消失，刹那间就只能够勉强看得见一点点东西。她又一次陷入了极度惶恐之中，不知道自己到底身患何病，而且房间以外的物体很快就变得模糊不清。她记起周尔给了她一些可卡因，手提袋里还有一些，于是她跌跌撞撞半爬半走地到了客厅，想把它扔掉。才来到客厅的中间，她就又遭受一次致命的重击，全身的括约肌顿时松弛了。在半昏迷的状态下，她意识到自己把大便拉在裤子里，于是吃力地脱下内裤，擦去地板上的粪便，又随手把内裤扔到沙发底下。接着她又摸索着要摘下还戴着的耳环，因为她担心别人趁她昏迷时把这对耳环给偷了。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耳环取下，又颤颤巍巍地摸进厨房，把耳环藏在碗柜的上面，那里积满了灰尘，一般人连看都不看它一眼。 救护人员到达时，詹娜丽的神志仍然清醒，还能够感觉到医生给她检查身体。有个医生翻看了她的手提袋，发现了里面的可卡因，他们怀疑她吸毒过量。一名救护人员问她：“今晚你吸食了多少毒品？” 她轻蔑地回答：“一点都没有。” 医生说：“讲实话！我们正在设法救你的命！” 她用了她曾经扮演过的某个角色的一句台词来回答，正是这句台词救了她。平时她也经常用这句台词来讽刺别人的价值观，这句台词就是：“哦，请吧！”用轻蔑的口吻说出这么一句“哦，请吧！”的效果就是表明她最不担心的事莫过于现在在救她的命。事实上这也确实是一件不允许磋商的事。 从救护车驶往医院的途中直到她被抬进白色的病房，放在病床上时，她的意识也仍然存在，只不过此时的她以为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她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而是她所创作的角色在表演，因而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只要她愿意，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离开这里，她本人则是安然无恙的。就在此时，她感到了又一次严重程度空前绝后的沉重打击，顿时失去了知觉。 元旦后的第一天，我接到艾丽斯打来的电话。我听到是她时不禁有点意外，事实上我听不出是她的声音，直到她自己报上了姓名，我还没完全反应过来。我脑海里的第一个闪念是詹娜丽在某些方面需要帮助。 “墨林，我认为你也许想知道，”艾丽斯说，“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我认为还是应该告诉你出了什么事。” 她的声音和语调都犹豫不决似的，说完后稍停了一会儿。我没吭声，于是她继续往下说：“是关于詹娜丽的坏消息，她因脑溢血住院了。” 我没有真正听懂她说的坏消息，或者说我的思想拒绝接受这个现实，我以为她只是告诉我詹娜丽病了。“她的病情怎么样？是否很严重？”我问她。 艾丽斯又略停了一会儿才回答我：“她现在靠机器维持生命，脑电图显示她已经没有任何思维活动。” 我非常镇静，只是不知何故仍然没有抓住她这些话的含义，于是我问她：“你的意思是她将要死去？这是不是你要说的意思？” “不是，这不是我要说的意思，”艾丽斯说，“也许她还会恢复健康，也许他们只能维持她的生命。她的家人都赶来了，他们将做出最后的抉择。你想赶来吗？来了以后你可以住在我家。” “不，我不能来，”我不假思索就拒绝了她，事实上我真的无法脱身，“明天再打电话给我，把她的病情告诉我，好吗？如果我能帮上忙我就来，否则我就不来了。” 艾丽斯沉默了很久，再说话时声音哽咽着：“墨林，我就坐在她的身旁。她的样子很美，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我握着她的手，那手还是暖的。看起来她就像是睡着了，但是医生说她的脑部已是一片空白。墨林，他们可能搞错吗？她能好起来吗？” 就在那一刹那，我敢肯定这是一个误诊，詹娜丽肯定会恢复健康的。科里曾经说过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一切都亲手卖掉，我当时就是这么干的：“艾丽斯，医生有时也会出差错，也许她会好起来，别放弃希望。” “好吧。”艾丽斯说，此时她正在哭泣，“噢，墨林，这太可怕了。她躺在床上睡熟了，就像神话中的公主那样，我一直在想也许会有某些魔法出现，把她救醒过来。我不能想象在失去她后我将怎样活下去，但我更不能忍心看着她现在的样子而离开她。我知道她肯定不愿意这么个活法的，如果他们不拔掉机器的插头，我就去把它拔掉！我不忍心让她这么个活法。” 啊，我充当英雄的机会来了——神话中的公主在中了妖术后死去，而魔法师墨林知道如何唤醒她。不过我没有主动提出要协助她把插头拔掉，只是说：“观察一下，看看会出现什么新情况，再打电话给我，好吗？” “好的，”艾丽斯说，“我猜你一定想知道这件事，我原以为你也许会赶来见她一面。”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她，也没和她交谈过了。”我说。此刻我又记起了詹娜丽问过我的那句话：“你会拒绝我吗？”以及当时我笑着回答她说：“肯定会的。” 艾丽斯说：“你是她最爱的男人。” 但她没说“最爱的人”！我想她这是把女人排除在外的意思。我岔开这个话题说：“也许她会好起来。你还会打电话给我吗？” “我会打的。”艾丽斯说。她的声音平静多了，她已听出我绝对不肯赶去见后娜丽，对此她感到大惑不解。“一旦发生新的情况，我就打电话给你。”说完她挂上了电话。 我笑了起来，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笑，但我还是一个劲地笑。我无法相信詹娜丽会病得如此严重，这一定又是她的诡计！这也实在大无礼，太戏剧化了。我知道这又是她幻想出来的场面，于是就导演了这么一出小小的猜谜游戏，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永远也不愿意看见她失去思维以后的那张美丽而空洞的脸庞。我永远不会去看那张脸，因为看了它之后我就会变成石头。现在我既不感到痛苦，也没有失落感，警惕着避免被这种情感困扰，我太狡猾了！这天我在不停的来回踱步中度过剩下的时间，一边走还一边不断地摇头发笑。后来我发现自己由于促笑而扭歪了脸，就像一个人实现了自己那罪恶的愿望后露出的丑态，也可以说像一个掉进了陷阱后永远没有逃生机会的人那样原形毕露。 第二天很晚了艾丽斯才打电话来说：“她现在没事了。” 好一阵子工夫我都把她的话当成了喜讯，以为詹娜丽已经恢复了健康，以前的诊断全错。等了一下，艾丽斯才说：“我们把插头拔掉了，我们已经把她从机器旁边搬走了。她死了。” 我们两人都长时间地默默无言，然后她才问我：“你要不要赶来参加她的葬礼？我们打算在戏院为她举行追悼大会，她所有的朋友都将出席，这也将是一个香槟酒的派对，朋友们将发表悼念她的演说。你会来吗？” “不，我不去，”我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过几个星期会去看你，但现在我不能去。” 她又一次沉默了很久，似乎是在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愤怒，最后她说：“詹娜丽曾经对我说你是可以信赖的，我也真的信赖你。你什么时候想来，我都会见你。” 她一说完就马上挂断了电话。 桑那都大酒店呈现在我的眼前，它上面那价值百万美元的，由灯饰构成的大遮檐把寂寞的群山拒之千里。我走过大酒店，回忆起那些一去永不复返的和詹娜丽共同度过的幸福光阴。自从詹娜丽逝世后，我几乎天天都在思念她，特别是追忆她那既温柔又泼辣的个性。有段时间，每天一早醒来，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她的音容笑貌。 那时候，往往在刚刚醒来的开初几分钟，我都痴心地相信她还活在人间，甚至想象我们再度重逢时的情景。我每次都得花五到十分钟来接受她已死去的现实。奥萨诺和阿迪的死都没有把我扯进这种伤感的漩涡，事实上，我近来已很少想起他们了，似乎把他们淡忘了。是不是我更关心詹娜丽呢？但是如果我真的更关心她，为什么我在电话里听见艾丽斯说起她的死讯后，反而会失态地傻笑呢？为什么在大白天听到她的死讯后会无缘无故地大笑三四次呢？我现在才意识到，我也许是因为她的死而生她的气——如果她还活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最终会原谅她的，而如今，在我原谅她之前她就撒手尘寰了。根据她生前的品性，她是不肯放过我的，一定会弄得我终生都不得安宁。 詹娜丽死了几个星期后，我见到了艾丽斯，才得知她的脑出血是由于先天性的脑血管缺陷引起的，也许詹娜丽对自己的这一缺陷也仅仅略有所知。 我还记得有几次约会她迟到了，还有几次她把我们约会的日子忘得一干二净。当时我气得七窍生烟，以至于那么肯定地说这就是佛洛伊德所称的那种失误，表明了她的潜意识在拒绝我。如今艾丽斯告诉我，詹娜丽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在她死前不久，这种情况更是变本加厉。显然这都和她那突出的动脉瘤有关。这可恶的瘤子压迫了她的脑神经，直到后来溢出的血流进了她的脑部，夺去了她的生命。我还记得和她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夜晚，当她问我是否爱她时，我是那么粗暴地回答她。我想，如果她现在再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的反应一定会截然两样：无论她的表现如何，无论她说了些什么，无论她要求怎样，我都会遂了她的心愿，都会接受她所使用的任何方式。啊，上帝！假如我能再见她一面，假如她所在的地方我也能去，假如我还可以和她接触，那我就是无比幸福的人，那我就有机会再次听到她既高兴又气恼地问我：“但是，告诉我，对于你来说，我的爱是不是最重要的？”她不但希望自己对于我是最重要的，而且希望对于所有她认识的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如果可能，她甚至希望最终成为全世界人们心目中的最重要的人物，她渴望得到爱护啊！我回忆起她躺在床上时对我所说的刻薄话，现在才明白这都是她的脑部受损才说出的呓语。我的心头一阵痛楚，耳边又响起了她的声音：“你不就是想我这样对待你吗？男人不就是期待着女人这样吗？我这样待你是你求之不得的呢！”现在我才明白如果她的脑部没有痼疾是绝对不会这么残酷，这么粗俗的！ 我知道自己在夜间多次梦见她，但我却无法记住那些梦。我醒来时老是思念她，仿佛她还活在人问。在我对她的这些深切悼念中，最令我莫名其妙又深感欣慰的是，我居然丝毫都没有想起我们之间的性关系。 我站在街道的最高处，笼罩在纳瓦德群山的阴影中，俯视着拉斯维加斯中心地带的那些被摧灿绚丽的灯饰装扮得更加美不胜收的景色，忽然决定今晚去赌一赌。反正明天一早我就将飞回纽约，明天晚上我就将和家人欢聚一堂，又将在自己的书房里写作，继续过着太平安稳的日子。 我走过桑那都赌场的大门，一阵凉嗖嗖的冷气迎面扑来，那是空调在炫耀它的威力。有两个黑人妓女走过来要挽我的手臂，她们那头浓密的鬈曲的假发闪闪发亮。这两位一个是深巧克力色的，另一个是悦目的棕色。她们的旁边还有穿着靴子和短裤的白人妓女在卖弄自己的大腿。由于吸毒，这些女人都形销骨立，连浓妆艳抹也掩饰不了她们面容的枯槁，在吊灯的照耀下，一个个恍如饥饿的幽灵在觅食似的，好不吓人！赌场最里面那铺了绿毛毡的21点赌桌间有一长串的发牌员正在高举着双手洗牌。 我穿过赌场大厅一直走向纸牌档，即将走近灰色围栏时，前面的人群忽然散开了，这些赌客又纷纷拥向骰子档，纸牌档里空出了几个位置。 四位系着黑领带的圣人在等待我的参与。发牌员高举着右手叫拿着牌架的庄家稍等一会儿，他迅速地看了我一眼，对我笑一笑，点点头，以示他已认出了我。他的右手还举着，大声地吟唱道：“请发给赌客一张牌——”两位脸色苍白的云梯警卫用耶和华关注尘世间的坐势向前倾着。 我转过身去，扫视着赌场，感觉到一股加了氧的空气向我袭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年迈的、中风后跛了腿的郭鲁尼伏特为了使所有的赌客精力充沛，赌瘾旺盛而在上面的私室里按下了他那神奇的开关。如果他按下的按钮是让科里和其他失去使用价值的人去死，那又会怎么样呢？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赌场的中央，寻找着一个开赌了的幸运赌档。 第五十五章 “我受尽磨难，却仍然活不成，我是一个不定的方程式中的一个未知数。我是一个在生活中不知道自己的过去与未来的幽灵。” 我十五六岁在孤儿院时就看过这样的句子，我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写下这样的句子是为了表现人类那无穷的绝望，或者是为了向人们的心中逐步灌输恐惧，以便说服人们信仰上帝。但在很久很久以前，当我还处于孩提时代，这样的句子确实能使我看到曙光，得到安慰。我并不惧怕自己成为幽灵，而且认为未知数和不定方程式只不过是具有魔法的盾牌罢了。现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我仍然谨慎地活着，只是我再也无法利用自己的旧魔法在岁月的长河里遨游了。我的生活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痛苦，然而未来也没办法挽救我。我被无数的赌档包围着，但我并不会对此抱有任何幻想，因为我对一个简单的事实心中有数，那就是不论我做多周密的计划，不论我如何把机关算尽，不论我说出哪种美丽的谎言或做出多少感人的善事，我也无法获胜。 我最终接受了我再也不是魔法师的现实，其实这又有什么关系？我还活着，却不能够解释阿迪哥哥、詹娜丽、奥萨诺、科里、莫勒马和可怜的佐顿的死。我现在终于了解佐顿了，他自杀的原因很简单，仅仅是再也无法忍受生活的压力。我倒不觉得生活的压力太大，只有笨蛋才选择死亡。 对于他们的死，我不但没有感到悲痛欲绝，反而渴望能苟且偷生，这是否表明了我是个魔鬼？我能牺牲自己唯一了解我历史的亲人阿迪，然后是奥萨诺和詹娜丽、科里。我没有因为失去他们而哀痛，只是在失去哥哥时哭泣过，我竟然能够在自己建造起来的安乐窝里心安理得地活着！ 我们常常嘲笑原始人对一些自然现象感到忧虑和恐惧，实际上自己对心中的恐慌和负罪感不同样非常忧虑和恐惧吗？现代人自诩的敏感只不过是从那些可怜的不会说话的野兽的恐惧那里进化来的。我们往往无缘无故地自陷于痛苦的折磨中，这种自己想死的愿望才是现代人的真正的悲剧。 墨林，墨林！你已在山洞里沉睡了整整1000年，现在该苏醒了！快戴上那顶布满星星的圆锥形帽子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去闯荡一番吧！你这可怜虫，居然用自己那奸诈的魔法来沉睡1000年，这究竟对你有什么好处？在这段期间，你的情人早已长眠于坟墓中，而我们各自的阿瑟王都已化作了灰烬。 你是否还留有一手确实行之有效的魔法？是否还打算再做一次大胆的尝试？但这对于一个赌徒又有什么用？要知道我手上就有一叠黑筹码，并且心中有着强烈的冒险欲望。 我在受苦，但我仍然活着。也许我真的是一个生活中的幽灵，不同的是我知道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我是一个不等式中的未知数，这也是真的，但这个未知数在渡过百万条银河后就将对人类构成威胁。可是无论如何，那个未知数都是供我站在它上面的一块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