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福赛斯惊险悬念小说集》 未知的魅力——解读弗·福赛斯的惊险悬念小说 「文／潘自强」 我记不清谁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位作家，一辈子写出一部让人爱看的小说并不难，但每写一部作品都能够得到读者的喜爱则很难。此言极是。 对于作家来说，这个要求真有点苛刻，但也就是这么个理。当我们将作家放在一个较高层次来衡量时，能够得到人们首肯的也就是那么几位。不过，凤凰和鸡都是鸟，各有各的活法，自不必计较。 我想说说英国作家弗·福赛斯。 将福赛斯称为国际政治惊险小说大师并不过分。读读他的那些小说，诸如、、、等代表作，就会心服口服。因为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得到读者的喜爱，每一部作品都引起社会的轰动。令我们赞叹的还不止这些。因为我们发现福赛斯还是一位擅长于写作悬念小说的大家、高手。 本书所收集的十多个中、短篇小说，均是福赛斯的力作，它鲜明地体现出作家驾驭悬念小说的能力，每一篇作品都会使你获得别样的感受。 19世纪最杰出的悬念大师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说：“每个人生来就具有悬念癖，作家就是把悬念兜售给他们，使他们得到迫切想知道的事情而已。” 悬念，营造的是一种未知的魅力，满足的是人类求知的欲望。当许多作家将悬念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操作时，故事就显得丰富多彩，勉力无限。福赛斯深得其中三味，他把悬念运用到了极致。 在福赛斯所有的惊险小说中，就已经具备了悬念的特质。从开篇到终结，那种紧张的悬念就紧紧抓住了人们的心灵。而中，则以“那个还能活10分钟的人正在开怀大笑”为开端，一句话，就将读者的疑惑、好奇、不解全部挑逗起来，你不看也不行。 当福赛斯将写作的目光从西方各国军政要员转向社会中下层的小人物时，作品的题材发生了变化。银行的小职员、剧院的女歌星、失业的流浪汉、无耻的诈骗犯等都成了笔下的主角。题材的转换并不重要。题材仅仅是一个载体，任何作家都可能涉猎到。同样的题材，在他人笔下可能是一个直白而平庸的故事，但在福赛斯的作品中，篇篇都暗含着一种使你欲罢不能的悬念。 在《爱尔兰没有蛇》中，我们随着故事的展开，越读越紧张，目光紧盯着那条锯级蝰蛇的行踪，一波三折，真把人折腾死。《无头案》更为奇妙，当杀手把黑洞洞的枪口指向那个美艳而善良的女性时，我相信读者们必定会大吃一惊。悬念的气氛始终掌控着读者的情绪，我们虽然无法预料事件的发展，但肯定能在每一篇最后获得一个令人目瞪口呆、拍案叫绝的结局。 西方的悬念小说与推理小说、探案小说、间谍小说是同宗的一个分支。有时，它们的界线很难划定。当它走向辉煌之时，也自然和其它同宗作品一样显露出的某些弱点，脱离社会生活而玩弄结构技巧，形式大于内容而步入雷同的模式。福赛斯的作品显得笔力冷峻苍劲，叙述语言不温不火，人物仿照事件的轨迹和性格的逻辑自然而然地发展着，似乎现实生活中就充满了绝不雷同的紧张、神秘、变数……在或悲或喜的矛盾中，一个个有生命力的人物鲜活起来，我们在享受悬念所制造的紧张气氛的同时，也认识了那个社会及其中的人物。 任何一部小说都应该是作家思想意识、文化知识、社会历史等一切精神类物质的集中体现。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读小说就是在读作家，通过字里行间你会感觉到作家的一切。福赛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我们时时都能体会到他丰富的阅历和广博的知识。《牧羊人》中那位飞行员暗夜迷航的奇遇，《事物的艺术》围绕一次次古画鉴赏和拍卖的斗智斗勇，对战争和历史的夹叙夹议均显露出作家超人的才华。知识和人物、历史和现实。故事和悬念结合得天衣无缝，真可以说没有丰富的阅历，没有广博的知识，没有扎实的积累也就没有福赛斯的悬念小说。所以，美国《纽约时报》的书评人说，“谁都会讲故事，但福赛斯的悬念故事与他的惊险小说一样与众不同。” 走进福赛斯为我们创造的悬念世界，自己去细心体会吧！ 享受未知的魅力，感知悬念的力量。此时，我们才知道现在拜读的是一位文坛高手的名篇，一位大师级的精品……他的每一篇作品都令我们爱不释手，在西方世界，这样的作家也就是那么几位。 二零零二年四月 敲诈 若不是赛缪尔·纳特金那天早晨在爱丁桥开往伦敦的通勤火车上把眼镜掉在座垫空里，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了。 但他偏偏掉了眼镜，偏偏又伸手到坐垫空里去摸眼镜，于是，这事就注定要发生了。 他摸索着，手指不仅触到了眼镜盒，还触到了一本杂志。他先以为是一本火车时刻表，就漫不经心地抽了出来。这趟通勤车，他已经坐了25年。每天都是在同一个时间乘这趟车从清贫小镇爱丁桥到伦敦的茶陵道口站，每晚又乘同一趟车回去，并且旁边老是那几位跟他一样的通勤人员。他根本用不着火车时刻表，他只不过是好奇而已。 纳特金先生一看到封面，脸刷地一下红了，赶快又塞回到坐垫下面，下意识地看看四周是不是有人看到了。 他的对面，两份《金融时报》、一份《时报》、一份《卫报》，随着火车的节奏一晃一晃地颤着，看不到读者的脸，可能都在埋头看市场价格专栏；左边，老弗格梯正全神贯注地填文字游戏；右边，窗外，一个小站飞驰而过。 纳特金松了一口气。 杂志不大，封面很光亮。上部印着《新圈子》，这显然是杂志的名字。下部是“单身、一对、成群——性生活联系杂志”。封面中间是一个胖女人的照片，高高的胸脯，脸部遮住了，遮去的空白中印着“广告者h331”。 纳特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杂志。但是，一路上他都在想着这个事。 到站后停在六站台。门一打开，人们都涌到熙熙攘攘的站台上。纳特金磨磨蹭蹭地整理文件包、折叠伞以及圆顶礼帽，最后一个离开车厢。他鼓足勇气，把那本杂志从坐垫底下抽出来，塞进文件包，混到人群里，来到检票口。 从车站到地铁，从地铁出来又穿街过巷到保险公司的一路上；他都觉得不大对劲儿。 他是保险公司的一个职员，听说过一个人过马路时，被汽车撞了，在医院里，人们发现他兜里有一迭彩色照片。这件事一直回旋在他的脑中，这种事情，谁能解释清楚呢？躺在病床上，腿被绷带牵引着，自己的秘密被人公开了。哎，那种见不得人的事，那种尴尬处境，是谁也忍受不了的。 想到这些，一路上，每横过马路时，他都格外小心。 可以看出，纳特金先生是不习惯这种事情的。有人曾说过，人是跟他的外号很相似的。纳特金10岁时，一个小孩看了松鼠的故事后，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松鼠”，这是非常恰当的。 自从23岁起，他就在伦敦商业区工作。战争结束后，他退了伍，军衔是下士。那时，他能找到这个工作是很幸运的。在一个大保险公司里当职员，工作安全，最后还有退休金。这个保险公司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分公司，如同200码以外的英格兰银行那样根深叶茂。得到这个工作就说明纳特金步入了实业界——这个方圆数英里的经济、商业和财政金融的大本营，它的触角伸到地球的各个角落。 40年代末，他非常喜欢这个实业区。午休时在街上逛来逛去——面包街、玉米市、家禽市、伦敦墙，中世纪时，这里都是卖面包、玉米和家禽的地方，它们标志着伦敦的变迁。他回想起，正是在这些俭朴的石墙内，商业冒险家们发了财后，才漂洋过海到棕色人、黑人和黄种人那里去做买卖、采矿和冶炼，再把战利品送到这里，由这里的董事会和计算处做出决定，进行保险、存入银行，或进行投资。这里直接影响着成千上万下等人的生死存亡。这里的人是地地道道的世界掠夺者。这对于他赛缪尔·纳特金来说是永远做不到的。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光阴流逝，一晃25年过去了。今非昔比，他已成了那种穿着笔挺的灰色西装、拿着折叠伞、戴着圆顶礼帽、拎着文件包的职员中的一员，每天赶到这里来，坐上8个小时，再返回远郊的家中。 在这个商业森林里，他像他的绰号形容的那样，是一个友善无害的生物。多年的职员生活已使他适应了办公室的气氛，成了一个讨人喜欢的、八面玲珑的人。 他刚过60岁，为了贴得近近地看东西，眼镜总是卡在鼻子尖上。他性情温顺，对秘书总是毕恭毕敬。她们都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对他总是很照顾。他根本不会看那种肮脏杂志的。 然而，今天他带着的东西是另外一回事。上午他就干了那种事。他溜到厕所里，拉上插销，把《新圈子》的每一个广告都看了一遍。 他感到迷惑不解。有些登广告的人附有照片，都像是家庭妇女，穿着内衣，装模作样地摆出一些不伦不类的姿势；其余的没有照片，但内容都很明了，说什么提供服务。这些话，至少对于纳特金先生来说，是丝毫没有吸引力的。多数的广告他都懂得，而且大多数登广告的女人都是希望结识善良的而且有职业的先生。他看完后，就把杂志塞到公文包的最底层，又回到办公桌旁。当晚，他设法把杂志带回家中，没有被警察发现。他把杂志藏到壁炉前的地毯下，心想千万不能让莱娣丝发现。 莱娣丝就是纳特金太太。她总是待在床上。她声称自己有严重的关节炎和心脏衰弱，而布斯林劳德大夫认为她是严重的疑病症。她是一个意志薄弱而又体虚气短的妇女，尖尖的鼻子，暴躁的声调。已经好多年了，她都没有给纳特金带来精神上或肉体上的欣慰；而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为了不使她伤心，他干什么事情都情愿。她说腰疼，从来不干家务活，更不会去掀动炉前的地毯了。 纳特金先生3天来一直想着心事。脑中总是回想着那位登广告的女士。从她的广告中知道，她个头稍高，体型比较粗壮。 第三天，他一而再地鼓起了勇气，坐下来给那个广告回信。他写在一张白纸上，内容言简意赅。他写道：“亲爱的女士……”然后解释说，他看到了她的广告，非常渴望与她见面。 杂志中有一段说明，告诉读者如何写回信：写好回信，把回信与一张写着你的地址的并贴上邮票的信封一起装入一个空白信封中，封好，在信封背面用铅笔写上你所回信的广告的编号，再把这个信封和邮费一起装入第三个信封，把它寄到该杂志编辑部。在办公室里，纳特金先生照上述说明做了，只是在信封上写了阿卡西亚街27号转交亨利·琼斯收。地址是真的。 以后的6天里，每天早晨邮差来送信的时候，他都站在门口等信。第六天，他看到写给亨利·琼斯的信。他把信揣到口袋里，上楼去收拾老伴儿早餐的盘碗。 早晨坐火车的途中，他溜进厕所，手指颤抖着打开那封信。里面除了他的信什么也没有，信的背面有几行字：亲爱的亨利，对于您回答我的广告，谨致谢意。我相信，我们在一起一定会很有意思的。请您在XX时给我打电话。爱你的莎丽。他发现，那个电话号码是伦敦西区贝兹沃特一带的。 信封上什么也没有。赛缪尔·纳特金把电话号码抄到一个纸条上，揣在兜里，把信和信封丢到便池中冲走。他回到座位上时，心中七上八下的。他想，人们一定都瞧着他，但老弗格梯刚刚把文字游戏填上15个字母，别人也没谁抬头看着他。 午休时，他在最近的地铁口给那个号码打了个电话，一个声音嘶哑的女人接了电话：“喂！” 他把5便士塞到钱孔中，清了清喉咙说：“哦——你好，是莎丽女士吗？” “正是，”那人说，“你是谁呀？” “哦——我是琼斯，亨利·琼斯。我今天早上收到你的信，是给广告回信的事……” 电话里传来翻纸的声音，那女人说：“啊，对，我想起来了，亨利。那么，亲爱的，你来看我好吗？” 赛缪尔·纳特金觉得自己的舌头硬得像根棍子。“是的。”他笨笨嗑嗑地说。 “太好了，”那边的女人高兴地说，“但有件事，亨利，亲爱的，我总希望我的男朋友能给我带点见面礼，就是说，帮我解决点房租困难，25英镑就行。但不着急，您看行吗？” 纳特金点了点头，又对话筒说：“行。” “好极了，”她说，“那么，您什么时候来啊？” “得在吃午饭的时候，我在商业区上班，晚上回家。” “那好吧，明天行吗？好，12点半？我告诉您地址……” 他的心一直是七上八下的。 第二天中午12点半，当他来到贝兹沃特那个女人的门日时，他的心里就像揣着只兔子一样，跳得都要蹦出来了。他不安地敲了敲门，听到里面过道中传来高跟鞋的声音。 里面的人从门上的观察玻璃孔看了看，然后，门开了，一个声音说：“进来吧。”她站在门后，待他进来后，便关上门。“你一定是亨利啦？”她柔声细气地说。 他点了点头。 “那就到客厅来吧，咱们聊聊。”她说。 他跟着她来到左边第一个屋内，他的心像在敲鼓一样。她比他想像的要老一些，有三十四五岁，显得有点苍老，浓妆艳抹。她比他高足足有6寸，也部分地由于她穿着高跟鞋的缘故。从那拖地的睡衣所显出的臀部来看，她的身体很沉重。她转身让他进客厅时，睡衣前襟开了一下，露出里边的黑色镶红边的紧身胸衣。她让门开着。 屋里的摆设很简单，只有几件个人用的家具。那女人挑逗地朝他笑着。 “你给我带来见面礼了吗，亨利？”她问他。 赛缨尔·纳特金点点头，把裤兜中揣的20镑给了她。她接过来，放到梳妆台上的一个手提包中。 “坐吧，别不好意思，”她说，“没必要紧张。那么，你要我干什么呢？” 纳特金坐在软椅的边上。他觉得自己的嘴里像塞满了石灰一样。 “这很难说出口。”他结结巴巴地说。 她又笑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你想干什么？” 他犹豫不决地告诉她了。她丝毫没有显得吃惊的样子。 “那好吧，”她很爽快地说，“好多先生都喜欢那种事。你就脱衣服吧，还有裤子和鞋，然后跟我到卧室去。” 他按照她说的做了，跟她穿过走廊，来到卧室。里面的灯火亮得令人吃惊。一进屋，她就关上门，锁上，把钥匙揣到睡衣兜里，脱了睡衣，挂在门后。 3天之后，一个牛皮纸信封的信投到阿卡西亚街27号。赛缨尔·纳特金把它与其他邮件一起拿到饭桌上。一共有3封信。一封是莱娣丝姐姐写给她的；一封是花圃来的账单；牛皮纸信封上的邮戳是伦敦，收信人是赛缨尔·纳特金。他毫无疑心地打开了，以为是一封业务往来信函。但它不是。 6张照片掉到桌子上，画面朝上。他迷惘地盯着照片，愣住了。 当他明白过来时，一种异常的恐惧感马上抓住了他的心。这些照片，无论是对比度还是焦距，都很差劲；但它们足以说明问题。每张照片上，那女人的脸面都很清楚，其中两张上面，很容易认出是他的脸。他急忙掏信封里面，看是否还有什么，但什么也没有。他又把6张照片翻过来，背面也什么都没写。根本没写什么字，意思都由正面的照片说明了。 赛缪尔·纳特金完全陷入心慌意乱之中。他把照片塞到炉前地毯下，那本杂志仍在那里。一转念，他又把这些东西拿到外面，在车房后面烧了，又用脚跟把灰烬踩到湿湿的泥土里。回到房中后，他想请个病假，在家里待上一天。但又意识到，这会引起莱娣丝的怀疑，因为他是好好的呀。他急忙把她的信送到楼上，又拿下她吃完早点的盘碗，便急匆匆地去赶通勤火车。 他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望着窗外，想把早晨的事理出个头绪，但心中如一团乱麻，直到新道口东站时，他才想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 “是我的上衣，”他低声自语着，“上衣和钱包。” 老弗格梯正在研究七字游戏，摇着头说：“不行，字母太多了。” 赛缨尔·纳特金伤心地注视着窗外，伦敦东南郊一晃而过。他并不习惯这种事。整个上午，一种阴森的恐怖始终索绕在他的心中。他神思恍惚，根本静不下心来工作。 午饭时，他又按莎丽给的那个电话号码打电话，但已经打不通了。 他叫了一辆出租车，一直开到贝兹沃特的那个房子去，但门锁着，并且钉上了，栏杆上挂着“出租”的牌子。下午，纳特金先生意识到，即使是报告警察，也无济于事了。几乎可以肯定，杂志社给那个广告回信的地址一定是一所早就没人住的住宅。贝兹沃特那个房子很可能是被人以假名租了一周后，又空起来了。那个电话号码也可能是某人的，但那人可以说，他已经一个月不在家了，回来后发现门被撬了，并且常常接到找莎丽的电话，这也把他自己搞得莫名其妙。一天之后，那个人也可能不见了。 他回家后，莱娣丝埋怨个没完，说来了三次电话指名找他，搅得她整个下午都不得安宁。 这真是太伤脑筋了。 刚过8点，第四次电话来了。赛缪尔·纳特金立即从椅子上蹦起来，留下莱娣丝一个人看电视，到大厅里去接电话。他很紧张，让电话响了一会儿后才拿起话筒。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但装得好像把手绢捂到话筒上了似的。 “纳特金先生吗？” “对。” “赛缪尔·纳特金先生吗？” “正是。” “也可以叫你亨利·琼斯吗？” 赛缪尔·纳特金的心格登一下就提上来了。 “你是谁呀？”他问道。 “不要管我是谁，朋友。你早晨取信时收到我的小礼物了吗？” “你要干什么？” “我问个问题，朋友，收到照片了吗？” “收到了。” “仔细瞧了瞧吗，嗯？” 赛缪尔·纳特金一想到这事，就怕得喘不上气来。“看了。” “那好。你真是一个不走正道的家伙，你承认不？我看我还应该给你的老板寄去一套，啊，是呀，我知道你的办公室，也知道董事长的名字。也可能给你太太寄一套，或者给网球俱乐部的秘书长寄上一套。你钱包里的东西真不少啊，纳特金先生……” “你听我说，请别那样。”纳特金急切地说，但那个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我不会就此罢休的，别想去找警察，他们根本找不到我。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吧。朋友，你可以把一切都拿回去，底片和所有的照片。好好想一想。你早上几点钟去上班？” “8点20。” “我明早8点再给你打电话，祝您晚安。” 电话啪的一声挂上了，纳特金先生只听到嗡嗡的声音。 他一夜都没睡好。他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 莱娣丝上床后，他借口去给炉子添点柴禾，把钱包里的东西一个一个地检查了一遍。火车季票、支票本、网球俱乐部会员证、两封写给他的信、他和莱梯丝的两张照片、驾驶执照、保险公司俱乐部会员证。这些足可以知道他是谁以及他的工作地点。 阿卡西亚街灯透过窗帘照进来，在那半明半暗的光亮中，他看着那边双人床上莱娣丝那不高兴的面容——她总是坚持在双人床上睡觉——心中想像着他不在家时她打开第二次送信送来的牛皮纸信封的情景，想像着经理部本森先生收到同一套照片后的情景；或者网球俱乐部组织委员会召开的“审查”赛缪尔·纳特金成员资格会上传阅那些照片的情景。他再也想不下去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个打击会要可怜的莱娣丝的命的……一定会要她命的。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自己。他简直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直到天快亮时，他才迷糊了一小党。 整8点时，电话来了。 纳特金正在厅堂中等着，他的打扮跟往常一样，深灰色西装，白衬衣白领子，圆顶礼帽，折叠伞和公文包，准备按时出发去车站。 “你好好考虑了没有？”那个声音问。 “考虑了。”纳特金声音发颤。 “你想收回这些底片吗？” “想啊。” “那好，恐怕你得买才行，也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 纳特金先生吸了几口气。“我不是有钱的人，”他央求说，“你要多少？” “1000镑。”那人斩钉截铁地说。 纳特金先生吓坏了。“可我没有1000镑啊！”他争辩说。 “你干吗不贷一点呢？”那人从牙缝中说，“你可以贷款，用你的房子，你的汽车或什么东西，随你的便，作抵押。但你得搞到，而且要快。我今晚8点再给你打电话。” 那人又撂了电话，纳特金的耳朵中只有嗡嗡声。他来到楼上，匆匆地在莱娣丝的瘪腮上吻了一下，就离开家去上班。但他没有坐上8点31分去茶陵道口的火车，反而来到公园，一个人坐在长椅上。一位应该去商业区办公室的绅士，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却孤影身单地坐在树木花丛中间。他认为应该好好想一想，坐在老弗格梯和他那没完没了的猜字游戏旁边，是不能好好思考的。 他设想，托托人的话，是能借到1000镑的，但那会使银行的人产生疑问。即使他提出全要现金时银行经理不表示什么怀疑的话，也是不妥当的。他可以说。输了钱，要还账，但没人会相信，他们知道他是不赌钱的。他只喝一杯葡萄酒，多一点儿也不喝；而且不吸烟，只是在圣诞节时才抽一只雪茄。他猜测，他们会认为他搞女人了，这不行，他们会知道的，他们会认为他不要老婆了。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他的脑中一片混乱，进退维谷。 当然可以到警察局去，虽然他们用的是假名字租的房子，但一定能查出来。可是，那就要开庭审判，他就得去作证。他们总是说，被敲诈者是XX先生，他在报上看到过，但是，人们总会知道是谁的。一个人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出庭作证而不被人察觉，特别是一个循规蹈矩、天天如是生活了35年的人，更是谁也瞒不住的。 9点半时，他离开长椅，找到一个电话间给办公室主任打了个电话，说他今天上午不舒服，下午再来上班，然后，向银行走去。 在路上，他绞尽脑汁想找个办法，回想他在报上看到过的所有关于敲诈的案件。法律上叫什么来着？讹诈钱财，对，就是这么说的。多么响亮的法律语言，他痛苦地想道，但对于被害者有什么用呢？ 要是个单身汉就好了，他想，再年轻点也行。他会告诉他们到哪儿去拿钱的。但他已太老了，不能再换个工作了。而且，还有莱娣丝哪，可怜的弱不禁风的莱娣丝，这个打击会要她命的，那是毫无疑问的。无论如何，得保护莱娣丝，想到这儿，他决心下定了。 走到银行门口时，他又没有勇气了。他不能向银行经理提出这种奇怪而又说不清道不明的请求，那就等于说，“我被敲诈了，我要贷1000镑。”另外，给了这1000镑后，他们会不会再来要更多呢？把他榨个精光，再寄还照片？很可能的。然而，无论如何不能在家门口的银行贷款，他是个老实巴交的正人君子，不能在当地人面前漏了馅儿。他必须到伦敦的银行去贷。因此，他坐上了10点31分的火车。 他来到商业区，但上班还太早。于是，便去买东西消磨时间。作为一个小心谨慎的人，他不能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兜里揣上1000英镑，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所以，他来到一个卖办公用品的商场买了一个钢制带锁的小钱匣，又到其他一些店铺买了一磅糖霜（他说给妻子做生日蛋糕用）、一听给他的月季花施用的化肥、家里电表用的保险丝、厨房中打耗子的夹子。一把焊水壶用的电烙铁以及其他一些日用品，都是一些遵纪守法的家庭常用的东西。 下午2点，他来到办公桌旁，先向办公室主任打个招呼，说身体好多了。然后就埋头于公司的账目工作。好在是，纳特金先生并没有寄希望于从公司的账目上非法挪用一笔钱款。 晚上8点，他把莱娣丝留在楼上看电视，自己到电话旁等着，正好，电话响了。 他拿起听筒，又是那个人的声音。 “你搞到钱了吗？纳特金先生？”那人开门见山地问。 “哦——搞到了，”纳特金说，不等那人开口，他接着说，“你瞧，你干吗不把底片寄来？我们把这件事忘了算了。” 电话里没有声音，好像那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你疯了怎么的？”那人终于问道。 “没有，”纳特金一本正经地说，“我很好。我只是想让你明白由此所引起的一系列麻烦，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 “少废话！你听我说，老顽固，”那个声音愤愤地说，“叫你他妈的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不然的话，老子就把照片寄给你老婆和老板，见你的鬼去吧！” 纳特金先生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气，说：“我就怕这样，你说怎么办？” “明天午休时间，坐出租车到阿尔伯特桥大街，拐到巴特希公园，然后走进去，沿着西甬道背向河朝南走，走一半时间向右拐到中央甬道上，一直走下去，走到一半时，那儿有两把椅子，在这个时候那里不会有什么人的。把那东西用褐色纸包好，放到第一把椅子下，然后一直走出公园。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纳特金先生说。 “好，”那人说，“还有一点，你一进公园，就有人监视你，你放东西时也有人监视你。甭想警察会帮你的忙，我们知道你长的什么样，但你不认识我。如果有一点儿不对头的现象，或有警察监视，我们就溜，你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事的，对不？纳特金？” “我懂。”纳特金先生有气无力地说。 “好，照着告诉你的办，别出什么差错。” 那人挂了电话。 几分钟后，纳特金借故溜到屋侧的车房里，他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第二天，纳特金丝毫不差地遵嘱而行。他沿着公园的西南道走着，刚要拐向中央南道，突然一个人向他打招呼，那人就在几步之外，旁边停着一辆摩托车，他正看地图，戴着头盔、风镜，脸上围着围巾，他透过围巾叫道，“喂，伙计，能帮个忙吗？” 纳特金先生是一个讲礼貌的人，他停下来走到几码外的摩托车旁，低头去看地图。一个低低的声音传到他的耳中：“我要拿走那个东西，纳特金。” 那包东西从他的手中拿走了。摩托车打着火，将那包东西放到车把前的筐中，只几秒钟，就开走了。这事的发生是如此之短暂，那人动作是那么敏捷，逃得那么快，即使是有警察监视，也是抓不住他的。纳特金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然后，回到商业区的办公室。 一周以后，刑侦部的斯麦雷探长来敲纳特金的门，他那长得像马一样的脸上遮着一层愁云。他站在门口，穿着黑色长大衣，像一个商人。冬天的夜晚又冷又黑。 “纳特金先生吗？” “对。” “赛缪尔·纳特金先生吗？” “哦——正是，我就是。” “我是斯麦雷探长，可以耽误你几分钟吗？”他掏出证件。纳特金点头示意，说，“进来吧。” 斯麦雷探长有点吞吞吐吐的样子。 “嗯——我要问的是，纳特金先生，一点私人的事情，也有点难堪。”他开口说。 “天啊，”纳特金说，“有什么可难堪的呢，探长？” 斯麦雷探长望着他，“没什么，可……” “你瞧你，探长，没必要。给警察一些球票，没问题。我们网球俱乐部发了一些，作为今年的秘书，我想……” 斯麦雷探长叹了一口气。“不是球票的事，老兄，我是来调查的。” “那就更没什么难堪的了。”纳特金先生说。 探长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我是考虑——这个——你的难堪，不是我的。”他耐心地说，“你夫人在家吗？” “在，但她上床了。她总是早休息，是这样，她的身体……” 好像鬼使神差一样，楼上一个抖抖嗖嗖的声音传下来，“谁呀，赛缪尔？” “一位先生，警察局的，亲爱的。” “警察局的？” “你甭管了，亲爱的，”赛缨尔·纳特金向楼上喊道，“嗯——只是谈谈两周以后跟警察队比赛网球的事儿。” 斯麦雷探长点头表示同意他的遁词，并跟着他进了屋。 “现在，你可以说说是怎么回事了。有什么使我难堪的？”纳特金一边关门一边说。 “几天前，”斯麦雷探长开了腔，“警察局在伦敦西区的一所房子里搜查，碰巧在一个锁着的抽屉里发现一堆信封。” 赛缨尔开始感兴趣地瞧着他。 “大约30来个信封，每个里面都有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一个男人的名字和他的家庭住址，有的是工作单位的地址；每个信封里还装有10多张底片，每张上都是一个男人，大都是成年人和一个女人胡来的事。” 赛缨尔·纳特金的脸一下子变白了，紧张地舔着嘴唇。 斯麦雷探长显出不高兴的样子。“每张照片上，”他接着说，“都是同一个女人，一个犯了罪的妓女。实不相瞒，有一个信封中是你的名字和地址，还有6张底片，表明你跟那个女人在一起。我们已肯定，这个女人跟某个男人就是被搜查的这个房子的主人。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赛缨尔·纳特金不好意思地双手捧着头，两眼直愣愣地瞧着地毯。最后，他长叹了一口气。 “哎，天啊，”他说，“该死的照片。准是有人偷拍的。这要是宣扬出去，多丢人！我向你发誓，探长，我根本没想到那是不合法的。” 斯麦雷探长眨了眨眼。“纳特金先生，让我把话说明白了。你的所作所为不是不合法的。只要不违法，即使是警察问一问，你的私生活还是你自己的事，谁也管不着。” “但我不明白，”纳特金疑惑地说，“你说你是来调查的。” “但不是你的私生活，纳特金先生。”斯麦雷探长斩钉截铁地说，“我接着说下去好吗？谢谢。我们警察局认为，这些男人被诱骗到这个女人的家中，不是靠个人勾引，就是靠广告，然后被秘密拍照，再了解到他的住址，以便后来向他进行敲诈勒索。” 赛缀尔·纳特金抬起头，圆睁双眼盯着探长，不知如何是好。 “敲诈，”他小声说，“哎呀，老天爷，那就更糟了。” “简而言之，纳特金先生，现在……”探长从大衣兜里拿出一张照片，“你能认出这个女人吗？” 纳特金看着一张酷似叫做莎丽的那个女人的脸面，无奈地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探长说，把照片放在一边。“那么，老兄，你能用你自己的话说一说你是怎么跟这个女人认识的吗？我一点记录也不做，你的话会被保密的，除非有那么一天证明跟案件有关。” 稍停了一会儿，赛缪尔·纳特金羞愧而抑郁地把那件事情从头到尾说了说，并发誓再也不干那种事了。 “那么，”他说完后，斯麦雷探长问，“很重要的一点，那天下午以后，你是否接到过电话或听说给你打过电话，利用那些照片向你敲竹杠？” 赛缪尔·纳特金摇了摇头。“没有，”他说，“没那回事儿，看来，他们可能还没有找到我。” 斯麦雷探长笑了，一声狞笑。“他们已经找到你了，老兄，但不会来了。不管怎么说，警察搞到了这些照片。” 赛缪尔·纳特金抬头看看，眼中出现希望的神情。“当然了，”他说，“你们调查了，他们还没来得及找我，你们就发现了。你说，探长，这些照片该怎么——处理呢？” “只要我向苏格兰场汇报说你的那些照片跟我们的调查无关，就会烧掉的。” “啊，那很好，我就放心了。那么你说，这两个人有把柄能敲诈那些人，他们一定敲了不少人吧？” “那是毫无疑问的。苏格兰场派出许多警察调查那20多个有瓜葛的人，顺藤摸瓜，那些被敲了竹杠的人，一定会被找出来的。” “可是，你怎么知道谁敲了谁没被敲呢？”纳特金先生问，“一个人可能被敲了，但他害怕，不敢说出真情，就是对警察也不敢。” 斯麦雷探长朝这位保险公司的职员点了点头。“银行有单据，老兄，大多数小人物只有一两个存折，要想搞到一大笔钱，就得到他存钱的银行去或者变卖什么值钱的东西。总会有点端倪的。” 他们起身来到门口。 “哎，说心里话，”纳特金先生说，“我真佩服那些到警察局揭露这些坏蛋的人。我想，那家伙要是到我这儿来敲竹杠的话，早晚会来的，我也一定会报告的。还有一件事，我不用出证，是不是？我知道，这一切都会保密的，但你清楚，人们终会知道的。” “你不用出证了，纳特金先生。” “那好，那些被敲的人真可怜。” “卡片上所有的人谁也不用出证了，老兄。” “这我就不明白了，两个人都暴露了，证据确凿，肯定要逮捕的。那你们的调查是……” “纳特金先生，”斯麦雷探长从门口看着外面说，“我们不是调查敲诈案，我们在调查杀人案。” 赛缨尔·纳特金一下子变呆了。“杀人案？”他气急败坏地问，“你是说他们还杀了人？” “谁杀了人？” “那两个敲诈犯啊。” “你搞错了，老兄，他们谁也没杀，一些恶作剧的人把他们杀了。问题是，谁？伤脑筋就在这儿。他俩或许已经敲诈了100多人，但其中一位上当者却找到了他们的老窝。他俩干的一切可能都是通过公用电话间，除了这些上当者的证据外，其他什么线索也没有。从哪儿下手去找呢？” “确实呀，从哪儿呢？”赛缪尔·纳特金叨咕道，“他俩是被枪杀的？” “不是，老兄。干这个事的那个人一定是把一个包裹送到了他们的门口。所以，那人一定知道他们的住址。包裹中有一个钱匣，盖儿上拴着钥匙，当用钥匙去开锁时，盖就会由于装上了耗夹子的蹦簧的力量而跳开来，从而就触发了机关，炸弹一开花，他俩就成了肉酱。” 纳特金盯着他，似乎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真想不到，”他说，“可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公民上哪儿去搞炸弹呢？” 斯麦雷探长摇了摇头。 “这年月呀，老兄，那就太多了。爱尔兰人，阿拉伯人，还有那些外国人。还有制炸弹的书，跟我那个时候可大不相同喽。现在呀，只要有点儿合适的材料，连中学六年级的学生都能给你造一个炸弹。好了，晚安，纳特金先生，我不会再来打搅你了。” 第二天，纳特金来到商业区的镜框商店，取回一周前放在那里的照片。他让店主给换上一个新镜框，并嘱咐说，一定替他保存好，到时候他自己会来取的。当晚，这幅照片又被摆在家中壁炉旁桌子上显眼的地方了。 照片上是两个年轻人，穿着皇家工程兵布雷兵种的制服，两人骑在德国造五吨“大德人”炸弹的弹壳上，前面的毯子上摆着几十件从炸弹中拆除的零件和6个触发装置，背景是一个村庄的教堂。一个年轻人瘦瘦的，高颧骨，肩上佩着少校肩章；另一个又胖又圆，鼻子上卡着一副眼镜。照片下面是一行字：炸弹专家麦克·哈罗兰少校和赛缪尔·纳特金下士惠存，诺顿教堂村全体，1943年7月。 纳特金先生骄傲地望着照片，然后自豪地说：“六年级学生，一点儿也不错。” （郝启成译） 无头案 马克·桑得森喜欢女人，同时，也喜欢阿伯丁鱼片。如果他觉得有点饿了，便给餐馆打电话，让他们用饭盒把他想吃的东西送来。这点钱，他是花得起的。他是拥有几百万资产的富翁，而且是英镑，抑或在不景气的时候，每英镑也可以值2美元。 跟那些一帆风顺的富翁们一样，他也有三种生活。作为金融大亨的社会公务生活；私生活——这种私生活不一定私，因为好些人的私生活都是在大庭广众下度过的；再就是他的秘密生活。他的第一种生活，每年都定期地在主要报纸的财经专栏和电视节目中反映出来。 60年代中期，他在伦敦西区开始经营住宅。他受教育很少，但脑瓜很活。不到两年，他就掌握了生意经。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既会钻营，而又不触犯刑律。23岁时，他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交易，在24小时内脱手一笔房产交易，净得利润1万英镑。而后，他用这笔钱建立了密尔顿股票，一直使用了16年。在70年代初，他的财产已达100万，于是，便脱离了住宅经营，而从事发展办公楼。70年代中期，他的财产已接近500万，并开始从事多种经营。他如同得了点金术一样，在金融、银行、化工和地中海假日疗养地等项经营中左右逢源，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大报的编辑们竞相报道他的业绩。人们相信，他的密尔顿股票誉满全球，稳固上涨。 他的私生活，也偶尔出现在报纸上。一位阔佬，拥有高级住宅、伊丽莎白式的庄园，国外多处别墅；游艇、高级赛车、高级罗依斯轿车；常常有一些年轻而健美的电影新星与他照相或出入他的豪华卧室……尽管在婚姻和子女问题上遇到点麻烦，但他都逢凶化吉，免去灾星，在老伦敦当中，他算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了。 他的秘密生活却是另一回事。可以归纳为一个词——无聊。对一切，他都感到厌烦极了。他曾有过一句名言：“马克想什么就有什么。”这句话却成了对他自己的绝妙讽刺。他39岁了，但并不显得难看，身强体壮，容光焕发，可仍然是光棍一条。 他开始感到，他需要一个人，并不要很多，只要一个，以及她的孩子和在乡间一个叫做家的地方。他也知道，这个人是很难找到的。他早就想找一个理想的人，但十几年来，却从未遇见过。 桑得森和大多数追求女性的有钱人一样，虽然遇到了一个心中的女人，使他大为动心，但那女人却不喜欢他，不喜欢他的地位、他的钱财或他的名誉。跟其他追求女性的人不同的是，他至少还有点自知之明，自己还承认这一点，如果公开地去搞女人，就等于自找苦吃。 他肯定地认为是不会碰到理想的女人了。但在一个夏初，他遇到了。 那是在一个慈善事业的晚会上，用晚会票的一点点剩余去支援孟加拉。她，穿过房间去听一个矮胖的、嘴里叼着一只大雪茄的人讲什么。她静静地听着，微带笑意，看不出是对那人讲的奇闻轶事感兴趣呢，还是被那小个子的怪相所吸引。但那人却在极力地讨她喜欢。 那小个子是一位电影制片人，桑得森跟他有点头之交，于是便凑了过去，他们认识了。她的名字叫安琪拉·苏马。与他握手的那只手是纤细而冰冷的，并蓄着长长的指甲。她手中拿着饮料，无名指上戴着一只牌子不明的金戒指。桑得森不是粗心人，已婚妇女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他喧宾夺主地与她攀谈起来，把制片人晾在一边。然后，把她带到另一个地方去谈。她的体魄打动了他。 她不是一般的女人，他的心有些跳。 但她却显得无动于衷的样子。 苏马太太个头高挑、身板平直，脸面虽然不是那种很时兴的脸型，但眉清目秀、淑静沉稳；她也不是80年代那种瘦削如柴的流行体型。她胸窝很深，细腰、宽臀、慧腿颀长；她那闪亮的褐发盘在脑后，虽不显得富态，却显得很有气派；她只穿一件白府绸连衣裙，露出微微晒黑的皮肤；她没戴首饰，只在眼睛旁淡淡地化了化妆，这使她与房间里那些社交妇女迥然不同。 他估摸她有30岁，后来知道她32岁。 他估计，那晒黑的皮肤可能是由于寒假长时期的滑雪或春天在加勒比海旅行的结果。这说明她或她丈夫必须有这笔钱才行。他的这两种估计都错了。后来他知道，她和丈夫住在西班牙海边的一所小别墅里，靠丈夫撰写关于鸟的书和她自己教英语的微薄收入度日。 他沉思片刻想，从这深色的头发，晒黑的皮肤来看，她一定是西班牙血统。但她却跟他一样，也是英国人。她告诉他，她回到英格兰中部看望双亲，一个旧时的同学劝她回去以前到伦敦玩几天。她是很听别人劝的；也很容易跟人相处。她并不奉承他，这很对他的脾气；而且，他谈到一些逗人乐的事情时，她也从不张大嘴哈哈大笑。 他俩背墙站着，面对着晚会。 他问她：“你对我们伦敦西区这些人怎么看？” “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她若有所思地回答。 “就像装在坛子里的一群鸟一样。”他恨恨地说。 她把一边的秀眉挑了挑，“我以为马克·桑得森是他们的一根台柱子。”她开玩笑地说，虽不过分，但却是一个很认真的玩笑。 “我们的所作所为对西班牙也有什么影响吗？”他问。 “甚至在哥斯达布兰卡都能看到《每日快报》。”她毫无表情地说。 “也能看到马克·桑得森的生活报道吗？” “哪能没有？”她平静地说。 “你感兴趣吗？” “我应该感兴趣吗？” “那倒不必。” “那我不感兴趣。” 她的回答使他松了一口气。“很好，”他说，“我能问为什么吗？” 她想了一下说，“那些都是假大空。” “也包括我吗？” 她转过头来看了看他，他顺眼溜了一下她那又浅又薄的白府绸下一起一伏的胸脯。 “我不知道，”她一本正经地说，“不过，我不信它能使你成为好人。” 这个回答使他有点受不了。 “这话不对。”他不高兴地说，但她却心平气和地笑了笑，像面对着一个孩子似的。 过了一会儿，她的好友过来邀她回去，并向桑得森致了歉意，然后便要带她走。 在陪她去门厅的路上，他小声地邀请说，明天晚上请她出去吃晚饭，他已经几年没有这样请人吃饭了。她没有找什么借口拒绝他，只是考虑了一下，然后说：“好吧，我愿意去。” 那一夜，他一直想着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袋里全是她的影子。 她那闪闪发光的褐色头发，就好像在他的枕边，他抚摸着她那微黑而柔软的皮肤……他不能入睡，便到厨房煮了点咖啡，坐在黑黑的起居室中喝着。当太阳老高时，他仍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外面公园中的树木。 对于办什么事情来说，一周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一周时间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是两三个人的生活。 第二天傍晚，他去找她，她下楼来到他的车边。她把头发挽起来，高高地耸在头上，穿着自上衣，袖口上镶着花边，黑色的长裙，系着宽宽的腰带。这一身打扮显得很雅致，他感到很高兴。这跟他昨晚想像的那个样子完全不一样。 她谈得很少，但很有涵养，仔细地听他谈生意经。这些事，他是很少跟女人谈起的。随着深夜的到来，他感觉到，他对她的感情不是出自一种吸引力，也不是单纯的性欲，他很敬佩她，她有一种内在的沉静，一种庄重安详的仪态，使他感到踏实而愉快。 他感到，他跟她的谈话越来越随便，本来平时只能跟自己讲的事，都滔滔不绝地说给她听了：他的财政事务，社会给他带来的烦恼……他鄙视这个社会，整个社会就像被追逐的鸟儿一样。 她似乎懂得不多，但好像还能听明白。 对于女人来说，重要的是明白事理，而不是懂得许多。已经是后半夜了，他们仍在角落里的桌子旁谈着。 餐厅要关门了，她竟然愿意到他的家中再喝一杯夜酒，对他来说，这已是好几年没有的事了。 几天以后，他默认，他几乎有点神魂颠倒了。他问她最喜欢什么香水，她说最喜欢狄奥小姐牌的，只是在坐飞机时才舍得在免税商店买一瓶四分之一两装的。他打发人到街上买了一瓶最大的，当晚就送给了她。 她满心欢喜地接受了，然而马上又埋怨他干吗买了这么大的一瓶。 “这有点太过分了。”她说。 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只是想给你一点特殊的东西。” “这得花好多钱哪。”她一本正经地说。 “你知道，这点儿钱我是花得起的。” “这我相信。这香水太好了，但你不能再这样给我买东西了，这太过分了。”她警告说。 周末快要来到时，他给他的私人游泳池管理员打电话，让把池中的加热器打开。星期六，他俩便开车到那里去游泳。然而，5月的风仍然有些凉，他便叫人把滚动玻璃屏风拉开，将游泳池的三面围起来。她从更衣室走出来，只穿一件白毛巾布游泳衣。 看到她这副样子，他倒抽了一口气。无论从哪方面看，他对自己说，她都是一个绝妙佳人。 他们的最后一次幽会是在她回西班牙的头一天晚上。他把罗依斯轿车停在她住所旁的墙边，在黑黑的车中吻了她好长时间。 当他把手向她衣服下面摸去时，她轻轻地，同时又是坚决地把他的手推开了。 他建议她跟丈夫离婚，跟他结婚。他是一本正经地提出的，她也一本正经地听着，但摇了摇头说：“我不能那样。” “我爱你，不是一时冲动，真正地，完全的。你要我怎么做都可以。” 她透过车窗望着外面黑黑的街道，“我信，你会的，马克。我们不应该走得太远，我应早点注意到这点，不再和你见面就好了。” “你不爱我吗？一点也不？” “这话有点太早，我还不能那么快。” “那你不能爱我吗？现在或什么时候？” 她又来那一套了，端出妇道人的架势，认真地对待他的问题。 “我想是能的，或者应该爱你，你并不像那种人；可是，你那愤世嫉俗的思想是很容易受到别人诋毁的，但这不是坏事。” “那你就跟他一刀两断，和我结婚吧。” “我不能那样做。我嫁给了阿奇，不能再离开他。” 桑得森妒火中烧，他恨西班牙那个挡道的人。 “他有什么比我好的地方吗？” 她苦笑了一下，“哎，没什么比你好的，他又瘦又小，并不招人喜欢……” “那干吗不离开他呢？” “因为他需要我。”她简单地说。 “我需要你！” 她摇了摇头。“不对，不是真需要我。你要我，但没有我你照样可以找到。但他不行，他没这个能力。” “我不单单是想要你，安琪拉，我爱你，爱你胜过爱一切，我爱慕你，我敬佩你。” “这你就不明白了，”她停了一下说，“女人喜欢被人爱、被人尊重、被人敬佩，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她需要别人需要她，阿奇需要我，如同需要空气一样。” 桑得森把烟头一下扔到烟灰缸里。 “那么，你就跟他待在一起吧……至死不分离。”他气嘟嘟地说。 对于他的话，她并没有生气，反而却点了点头，转过脸来看着他。“你说得对，是那样的，至死不分离。对不起，马克，我就是这样的人。换个时间，换个地方，如果我没有嫁给阿奇，那就是两回事了，也许我会的；但我已经嫁给了我丈夫，就不能再胡思乱想了。” 第二天她走了。他派自己的司机把她送到机场。 爱情和需要、敬佩和性欲之间是有明显界限的。这四点中不管哪一点，都会使一个男人坐卧不安。 然而，在桑得森的心中，这四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使得他心烦意乱。 随着5月的逝去、6月的到来，孤单的感觉又使这种烦躁情绪火上浇油。以前，他从未经受过什么挫折。跟大多有权势的人一样，十几年来，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相信什么道德的人。对他来说，为达到一个目的，从决定到预谋、到策划、到实施，都要有精确的推断和步骤。而这些总是所向披靡、功成名就。 6月初，他决定要把安琪拉·苏马搞到手。 而当他考虑如何将她搞到手时，首先出现在脑中的一句话就是祈祷书中那句格言：“至死不分离”。 就算她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女人，她也同样会被金钱、豪华、权势、地位所打动的，毫无问题。一方面，用金钱迷惑她，从而得到她；另一方面，她不是那种市侩女人，不必为她大伤脑筋。但他又老在一个地方打圈圈，这样下去会疯的，必须突破这个圈子。 他以约翰逊的名字打电话从一家租房代理人处租了一套小房子，用挂号信付了两个月的房租，解释说他将在凌晨到达伦敦，让房主把钥匙放在门外的垫子下面。 以这套房子为基地，他开始给私人侦探处打电话，讲明了他想干什么。对方说得交些预付款，于是他马上汇去600英镑现金。 一周后，约翰逊先生收到一封信，说那件事已完成，还得补交250英镑。他汇去了，3天之后，收到了他要的材料。一份个人简历，他大致看了一遍；一张照片，是从一本描写地中海鸟类的书中撕下的一张扉页，用望远镜头拍的几张照片，可以看出一个矮小的窄肩膀的男人，留着牙刷一样的小胡子，凹陷的面颊。阿奇·苏马上校，侨居的英国军官，住在西班牙海滨的一个半闭塞的小村的别墅里。还有别墅的几张照片：在小小的院子里喝咖啡，上午他妻子教当地3个孩子学英语，每天下午3点到4点，她在海边晒太阳或游泳，上校则在总结哥斯达布兰卡鸟类的笔记。 他开始实行下一步计划。他打电话告诉他的办公室，说他得在家中待些天，但他每天都会打电话联系的。然后，就按计划来改变一下相貌。 从报纸广告上他发现一家小整容店很理想。他把长发剪短，把自然的暗褐色染成金黄色。整容进行了一个小时，这样足可以维持几个星期了。 然后，他把车一直开到自己的地下停车场，坐电梯一直到最高层的卧室，不让人看见他。他打电话与舰队街最有名的一家图书馆联系，那里专门收藏当代资料，还有一个特殊的部分，收藏参考书和剪报。3天之后，他得到一张以约翰逊名字开的阅览卡。 他从主要目录中“雇佣兵”那一栏查起，里面有许多索引，写着一些人名；还有一些索引涉及刚果、也门、阿尔及利亚、罗得西亚、安哥拉等国家。他在资料中翻来翻去，资料中每提到一本书，他便记下来，到总阅览室去，把那本书找出来看一看。他阅读的书中包括《雇佣兵史》、《刚果雇佣兵》和涉及安哥拉的《军火威力》等。 一周以后，一个名字从这些资料中突现出来了。这个人参加过三次大的战役；那些有名的作者一提到他时，都小心翼翼地选择用词。资料中没有他的照片，但他是英国人。桑得森只得冒蒙去猜，他可能住在伦敦某处。 几年前，他接管一家公司的固定资产时，里面有一份代理人的名单，他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些代理人有什么用场，但名单中有一个人的私人地址，正好是他在图书馆中所看到的一本回忆录作者的地址。 当这位富豪大亨去拜访这位作者时，却发现他已颓废不堪，沉湎于饮酒来消磨余生。这位前雇佣兵以为拜访者能重新出版他的回忆录，得一笔稿酬。当他听到不是那样时，显得非常失望。但听说将给他一笔丰厚的见面礼时，他马上高兴起来了。 桑得森介绍自己是约翰逊先生。他解释说，他的公司听说某位前雇佣兵想出版他的故事，他不想让别的公司抢去出版权，但问题的关键是不知道这个人的地址…… 这位前雇佣兵听到那个人的名字时，轻蔑地哼了一声。 “这么说他要洗手不干了，对吗？”他说，“真想不到。” 他一直不肯帮忙，直到喝到第六瓶威士忌和触到一捆钞票时，才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交给桑得森。 “这家伙进城时总到这儿去喝酒。” 当晚，桑得森找到了那个地方，这是一家位于僻静街道上的咖啡馆。 第二天晚上，那人来了。桑得森没有见过他的照片，但回忆录中有一段对他的描写，包括下巴上的一块伤疤。酒吧侍应生用他的第一个名字来称呼他，这名字也相符，他高额头、宽肩膀，看起来很结实。桑得森从酒吧后面的镜中看到，那人喝啤酒时露出忧郁的目光，嘴唇也紧绷着。他尾随那人走出400多码，到了他的住处。 他在街上注视着屋中的灯光，10分钟后，他开始敲门。这位前雇佣兵穿着背心和深色裤子。桑得森注意到，他开门之前，关了门厅的灯，他隐身在暗影中，而走廊里的灯却能照着来访者。 “你是休斯先生吗？”桑得森问。 那人扬了扬眉毛，“你是谁？” “我叫约翰逊。”桑得森说。 “证件。”休斯以命令的口吻说。 “别开玩笑了，”桑得森说，“普通公民，我可以进去吗？” “谁告诉你到这儿来找的？”休斯问，根本不理会他的请求。 桑得森说出了告诉他的人，又补充说：“不过24小时内他是什么也想不起来的。这些天他醉得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 休斯的嘴角微微露出点笑意，但绝不是出于幽默。 “好吧，”他说，“是那么回事。”然后把头向里摆了一下。桑得森从他面前走过，进入起居室。室内家具很少，质量也很低劣。屋中央有一张桌子。 休斯跟在他后面，示意让他坐在桌子旁。桑得森坐下来，休斯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对面。 “什么事？” “我想做件事，签个合同，或行话叫做个活儿。” 休斯看着他，脸上毫无表情。 “你喜欢音乐吗？”他终于开了口，桑得森不由地一怔，但他点了点头。 “咱们听听音乐吧。”休斯说。他站起来朝角落的床头柜上的手提收音机走去。他扭开收音机的同时，把手伸到枕头下。他转过身时，桑得森发现一支考尔特45式自动手枪正对着自己的鼻子。 他倒抽了一口冷气，紧张得喘了起来。 休斯把收音机音量开大，音乐声哇哇地响着。他把手伸到床旁的抽屉里，眼睛仍盯着桑得森。随后他抽出一叠纸和一支铅笔，回到桌旁，在纸上写了什么并推到桑得森面前，上面只有两个字：“脱光”。 桑得森的心都要跳出来了。他听说过，这种人是很残忍的。休斯用枪口示意，让他离开桌子。他离开了，脱了上衣，解开领带和衬衣，丢在地板上，他没有穿背心，那枪又指下面，他拉开拉锁，脱掉裤子。休斯看着，毫无表情。然后，他开口了。 “好了，穿上吧。”他说。手中仍握着枪，但枪口已朝下了。他走过去，将收音机开小，又回到桌旁。 “把上衣扔给我。”他说。桑得森穿上了裤子和衬衣，把上衣放在桌子上。 休斯拍了拍软软的上衣。“穿上吧。”他说。 桑得森套上外衣，然后又坐下来，他觉得应该坐下来。 休斯坐在对面，把自动手枪放在桌子上，靠近自己的右手，点了一支法国烟。 “这是为什么呀？”桑得森问，“你以为我是带枪来的吗？” “我能看出你没有枪，”他说，“但如果你带了录音机什么的，我就把麦克风绕到你脖子上，把录音交给你的老板。” “是这么回事，”桑得森说，“没有硬家伙，没有录音带，也没有老板。我雇了我自己，有时也雇别人。我说的是正经事，我要做个活儿。我也准备出好价钱。我考虑的是很周到的，不这样不行。” “就是没为我好好想想，”休斯说，“蹲风眼儿的那些硬汉子哪个不是只听了人家的花言巧语就利令智昏的。” “我不是想要你去干，”桑得森心平气和地说，休斯又耸了耸眉毛，“我不要住在英国或在这儿有根儿的人。我要一个外国人在外国干一件事。我需要一个名字，我准备为这个名字掏腰包。” 他从里边的口袋里掏出一叠50张嘎嘎响的新票子，每张面值20英镑，放在桌子上。 休斯看着，脸上毫无表情。 桑得森把票子分成两叠，把一叠推给休斯，又把另一叠小心地撕成两半，把其中的25张半截票子揣回口袋里。 “这头一个500英镑是为了试一试，”他说，“第二个500镑成功之后再付。我是指这个‘名字’必须跟我见面并且愿意做这个活儿。不必担心，并不复杂。目标不是名人，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人。” 休斯望着眼前的500英镑，没有伸手去拿。 “我或许能知道一位，”他说，“多年前我们在一起干过，但不知他现在洗没洗手，我得找找他。” “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嘛。”桑得森说。 休斯摇了摇头。 “我不喜欢国际电话，”他说，“窃听太多，这年月在欧洲更厉害。我得亲自去看看他。还得要200镑。” “可以，”桑得森说，“给我带来那个名字。” “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呢？”休斯问。 “你不知道，”桑得森说，“但如果我骗了你，我想你会跟上我的。我没必要那样，为了700镑，不值得。”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骗你呢？” “是呀，我不知道，”桑得森说，“但我还会找到另一个硬汉子的，我有钱，签两个合同去对付一个人，算不了什么。我不喜欢受人骗，关键是信用，你明白吗？” 两个人对视了足足有10秒钟。桑得森感到他的话有点过了头。 然而，休斯笑了，这次是开怀地笑了。他把那500镑和那一叠半截票都搂了过去。 “我给你找个名字，”他说，“我们约好，你得到那个名字，就把那一叠半截票子寄给我，再加上200。如果约定的时间一周后收不到，我的伙伴就会认为你是骗子，他就得逃脱，好吗？” 桑得森点了点头，“我什么时候得到这个名字？” “一周之后，”休斯说，“我到哪儿去找你？” “你不必，”桑得森说，“我找你。” 休斯并不生气，他说，“给今晚我去的那个咖啡馆打电话，晚上10点钟。” 一周以后，桑得森按时拨了电话，酒吧侍应生接了电话，然后传来休斯的声音。 “在巴黎米奥林大街有个咖啡馆，你要找的那个人在那儿和你会面。”他说，“下周一中午到那里去，那人会认出你。你看那天的《费加罗报》，把大标题朝向屋内，他把你当做约翰逊，然后就看你的了。如果你周一不到，周二周三中午他还在那儿等你。过那个时候再不去，事情就吹了。带现款去。” “多少？”桑得森问。 “大约5000镑，满打满算的话。” “他们会不会当面硬抢我的钱呢？” “那你就甭多心了，”电话里说，“他也不知道咖啡馆里有没有你的保镖啊。”只听咔嚓一声，耳机里传来了嗡嗡声。 一周后的中午，桑得森坐在米奥林大街的那个咖啡馆里，背靠墙读着《费加罗报》。12点过5分时，对面的椅子被拉开，一个人坐下来。他是一个小时以来一直坐在咖啡馆中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约翰逊先生吗？” 他放下报纸，将它叠起来搁在一边。那人很高，又瘦又长，黑头发黑眼睛，大下巴，是个科西嘉人。他俩谈了30分钟。科西嘉人说他叫卡尔维，这实际上是他老家的地名。20分钟后，桑得森递过去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男人的头像，背面写着阿奇·苏马上校，后面写着西班牙阿利坎特市的详细地址。另一张照片上是一幢白油漆的小别墅，黄色的百叶窗。科西嘉人慢慢地点着头。 “必须在下午三四点钟。”桑得森说。 科西嘉人点了点头。“没问题。”他说。 他们又在价钱上谈了10分钟。桑得森交给他5迭钞票，每迭500英镑。 国外做活是很贵的，科西嘉人解释说，西班牙警察对一些游客很不客气。 最后，桑得森站了起来。 “多长时间？”他问。 科西嘉人耸了耸肩膀，“一周，两周，也许三周。” “我想知道你干完的时间，你懂吗？” “那你得想办法跟我联系。”这位刺客说。 英国伦没有回答，在一个纸条上写了一个号码。 “一周以后算起的三周内，早上7点半到8点往伦敦的这个号码给我打电话。不要去查这个号码的地址，也别干砸锅了。” 科西嘉人会意地笑了笑，“不会砸锅的，因为我还想要那一半钱哪。” “还有一点，”英国佬说，“一点痕迹也别留，更不能跟我有丝毫瓜葛。要干得像当地人偷窃未遂而导致的杀人。” 科西嘉人仍在笑，“您考虑您的名声，约翰逊先生，我还要过我的日子哪。不然的话，在西班牙托莱多监狱里至少要关30年。不会留下蛛丝马迹的，这是一件——无头案。” 英国佬走了以后，那位科西嘉人，即卡尔维离开了咖啡馆。确认无人跟踪后，便转到市中心的另一家咖啡馆里消磨了两个小时。在6月初阳光的照耀下，他陷入沉思，考虑怎样去干。合同本身没什么麻烦，向一个毫无提防的傻子直接开枪；伤脑筋的是如何把枪带到西班牙。可以带着枪从巴黎坐火车到巴赛罗纳，冒险去闯过海关检查。 但是，一旦被查出来，抓他的是西班牙警察，而不是法国警察，那些西班牙警察对职业刺客有旧式的成见。飞机更没门儿让那些国际恐怖主义分子们闹的，飞离巴黎奥利机场的每次航班都严格地检查武器。他跟住在西班牙的旧时同伙还有来往，他们曾一起在美洲国家组织中干过。现在，他们宁肯在西班牙的海边生活，也不愿回到法国。他算计，可以从他们之中雇一名枪手。但又感到不用他们为好，因为他们过着流亡生活，闲得没事儿，容易胡诌八扯。 科西嘉人终于站了起来，付了账，去买东西。他在西班牙旅游问事处花了20分钟，又在伊白利亚航空公司花掉10分钟，最后，在一家书店和一家文具店买完东西后，就回到郊区的寓所。 当晚，他给西班牙巴伦西亚市最高级的旅馆都市饭店打电话，预订两个单人房间，两周以后，只住一天。登记的名字是卡尔维和他自己护照上的名字。在电话里，他说自己叫卡尔维，并答应写信确认所订的房间。他还在伊白利亚航空公司预订了从巴黎到巴伦西亚的往返机票，时间正是他预订房间的那一天，第二天晚上返回巴黎。 打完电话，他就写了确认信。信写得简单扼要。信中确认了预订的两个房间，并补充说卡尔维先生在到巴伦西亚前一直旅行，没有固定地点，他订购了一本西班牙历史书将寄到贵饭店，从巴黎寄出，都市饭店代收转卡尔维，请贵饭店代为收存并在他到达时交给他。 卡尔维估计，如果书一旦被截获和打开的话，当他以自己的真名去取书时，饭店服务台人员脸上一定会表现出不对头的表情，于是，他可以趁机溜走。即或他被抓住了，他也可以声称是上了当，只是想帮朋友的忙，受卡尔维的托付，并没有怀疑他是别有用心的。 他用左手以卡尔维的名字签了字，封好并贴上邮票准备寄出。然后，就在下午买来的那本书上干了起来。那确实是一本西班牙历史书，又贵又沉，纸张很好，照片又多，这使书增加了不少分量。 他把书的前后封面并起来，用橡皮筋套住，再把里面的400页整个地夹在桌子边上。 又用下午买来的锋利刀片把书页的中心挖空，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挖完，每边都留出约一寸半的边，中间是一个6寸宽、7寸长、8寸的空腔。在空腔的内壁，他用粘胶厚厚地涂了一层，抽了两支烟等胶干好。胶硬了后，那400页书就再也打不开了。 他把一块橡胶海绵切成空膛的尺寸塞进空腔中，代替那挖出去的一磅半纸页，他又用秤称了一下。称后，把9毫米勃朗宁自动手枪卸开，这是两个月前他在比利时搞来的。那以前，他用的是一只考尔特38式手枪，他用过后就把它扔到河里了。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同一件武器从不使用第二次。勃朗宁手枪突出半寸，枪口上装了一只消音器。 电视惊险片中，由于使用音响效果的作用，使无声手枪一点声音也没有。然而，带有消音器的自动手枪实际上是不能真正消音的。自动手枪不像左轮手枪，枪膛不是封闭的。子弹脱膛后，子弹壳便弹回空膛跳出去，同时又顶上一颗新子弹，所以叫“自动”。但是，弹出弹壳的一瞬间，枪膛是打开的，所以，弹药爆炸声的一半便从枪膛跑了出来，而枪口的消音器只起到50％的作用。 卡尔维真想用左轮手枪，因为它的膛是封闭的。但他现在需要的是一只较平的枪身，以便能装进书中。他把消音器放在勃朗宁零件的旁边，它是最长的，有6寸半。他把五个部分，包括消音器和弹盒，摆在海绵上，可是，有点摆不下。他就把弹盒装进消音器的柄内，这样可以节省地方。然后，把四个部分在海绵上摆开，用记号笔在海绵上划出各个部分的形状，再用一把新手术刀切割海绵。到半夜时，都弄好了。长长的消音器竖在一边，横着的是枪管、枪膛和枪托三个部分，用一片薄海绵盖起来，再在两个封面的里面抹上一层胶，合上，放到地板上，把桌子翻过来压在上面。整本书便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方块，只有用刀子才能撬开。他又称了一下，比原书只重了半两。 最后，他把这本西班牙历史书装进一只透明的聚乙烯口袋中，就像书商们用的那种结实信袋一样，以保护书皮不被弄脏或撕坏，把开口的一端卷起来，用烧热的刀子把它粘住。如果他的包裹被打开，他希望检查者透过口袋看到里面的书后，便会认为没什么问题而放过。 他把这本书又装入一个寄书的大信袋内，袋口只用金属夹子夹起来，要想打开的话，只需把夹子的金属软脚扳开就可以了。 他用一台自用印刷机印了一家著名大书店的贴签，又打上了收信人的地址：西班牙巴伦西亚市都市饭店代收转卡尔维先生。又用那台印刷机印上一个图章，并在封口处印上“印刷品”的字样。 第二天上午，他把信用航空邮件寄出，而书却用平邮寄出，这就是说，用火车邮递，要晚10天左右。 伊白利亚航班飞到了马尼斯机场，着陆时太阳刚刚西沉。巴伦西亚的气温仍很热，30多名乘客中多数都是来自己别墅度假的巴黎人，聚在那里埋怨行李来的慢。 卡尔维提着一只中型箱子，这就是他的手提行李。海关人员把打开的箱子仔细检查了一下就让他走了。他离开机场大楼，来到机场停车场转了转。他很高兴地看到，周围全是树，把停车场与大楼分开。树旁停着一排排小轿车，等着主人的到来。他决定明天到这儿来搞一辆，作为交通工具，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进城。 都市饭店的服务员很热情，这位科西嘉人一提自己的名字和拿出护照，他就想起了预订的房间和卡尔维的确认信，并钻进办公室拿出那包印刷品。 科西嘉人解释说，真不凑巧，他的朋友卡尔维来不了啦，不过，两个房间的账可以由他一个人支付。他还掏出一封卡尔维的信，委托他代领那本书，服务员看了看信，谢谢他代付两个房间的钱，便把书交给了他。 在房间里，卡尔维检查那包印刷品，发现被打开过，夹子的软脚被扳开过，然后又扳了回去，因为他粘在一只脚上的胶已经没有了。但里面的聚乙烯袋子却没有动过，因为不把它撕坏是打不开的。 他把袋子打开，用刀子把书皮撬开，拿出手枪零件，装在一起，拧上消音器，又检查了一下子弹盒中的子弹，子弹都在。这是他特制的子弹，每颗子弹都取出一半火药，以使声音降低到不大的响度。即使靠这一半火药，在10尺之外，这种9毫米的子弹，也可以直接穿入人的脑袋。而且，卡尔维从来没有在10尺以外开过火。 他把枪锁在衣柜的最底层，钥匙揣在兜中，在凉台上抽了一支烟，望着饭店前面的斗牛场，想着明天的事。9点时，他下来了，仍穿着那套深灰色西装，这一身跟这座古雅豪华的饭店很协调。他吃了饭，半夜时才睡觉。从服务员那里得知，早上8点有一班去马德里的飞机，他让6点钟叫他。 第二天早上7点钟，他算了账，叫了出租车来到机场。他站在门口，看了十几辆车开来，记下牌子、号码和开车人的相貌。有7辆是男人开来的，没有乘客，打扮都像是生意人。他从送入大厅望着一溜登机去马德里的乘客中，有4个人是车主。他又看了看记在信封背面上的笔记，他们的车分别是一辆西姆卡，一辆奔驰，一辆加瓜尔和一辆小型西班牙卧车，这是当地产的菲亚特600型。 飞机起飞后，他进到厕所里，把衣服换了，穿上乳黄色的牛仔裤、浅蓝运动背心和带拉锁的尼龙运动衫，把枪包在毛巾里，装在自己带来的旅行软袋中，然后，把手提箱存在寄存处，又确认了当晚回巴黎的机票，便向停车场走去。 他选择了那辆西班牙小卧车，它在西班牙最普通，而且车门对于偷车贼来说是最好开的。 他等了一会儿，有两个人开车进来，他们离开后，他就走到那辆红色小车前，从袖中把一根粗铁丝伸进门把手中，向下拨着，只听咔嚓一声，锁就开了。在车内，他打开仪表盖，把电瓶负极用导线与起动马达连接起来。在方向盘下，用一只纽扣使车发动着了。他倒出车，离开停车场，上了从巴伦西亚到阿利坎特的公路，路程只有92公里，他用了两个小时。 沿路的海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沙滩像一条金黄色的绸带，上面点点斑斑的是一些晒黑了的游泳者。天热得连一丝风儿都没有，海平面天际有一抹淡淡的云朵。 他进入阿利坎特市内，路过帕尔玛旅馆，他知道，美洲国家组织首脑萨兰将军的前秘书仍住在这里，写着回忆录。在市中心，他问了一下去那个别墅村的路，好心的人告诉他，在城外3公里的地方。他开车到了那个地方。 这里都是外国人的别墅。已近中午时分了。他兜来兜去，寻找照片上的房子，那照片他早已销毁了。打听到海边的路是一回事，但打听到哪所别墅的路却是另一回事，那会留在人们记忆中的。 快到1点时，他发现了那幢带黄色百叶窗的白房子。他检查了一下门牌上的号码和名字，然后把车停在200码以外的地方。 他肩膀上搭着旅行袋，像旅游者一样懒洋洋地向海边走去。他窥视那所别墅的后门。从别墅那里有条小路通向后面的一片橘子园，透过树木，看到橘子园和别墅之间只有一道矮矮的篱笆。他看到那个人正在用水罐浇花。一楼后墙上有落地窗，窗子大敞着，以便让风能吹进去。他看了一下表，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于是，又开车回到城里。 他在一家大餐厅中一直坐到3点钟，吃了一盘大虾，喝了两杯当地产的柔性葡萄酒，付了账就离开了。 当他又把车开到这片别墅区时，从海上飘来一片乌云，响起了闷闷的雷声。这在7月份是很少见的天气。 他把车停在橘子园旁边，把装好消音器的勃朗宁插在腰带里，把拉锁拉到下颌，向园内走去。园内一片寂静。他走出橘园，来到别墅后的矮篱笆前。当地人都在睡午觉。 开始下雨了，打在树叶上沙沙作响，一排大雨点打在他的肩上。他来到窗前时，雨大了起来，打在屋顶上砰砰地响。他很高兴，不会有人听到的。 在客厅的左边，传来几声啪啪的打字声。他站在客厅中央，一动不动，掏出手枪，打开保险机，向书房的门走去。 阿奇·苏马上校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事，他看到一个人站在书房门口，正要站起来问他有什么事，却突然看到不速之客手中的家伙，嘴还没有张开，在雨声中只听噗噗两声响，两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第三颗又从2尺远的地方自上而下地穿入他的头颅，但这一颗他根本没有感觉到。科西嘉人在尸体旁跪下来，摸摸他的脉。他突然蹲起来，蓦地转向客厅的门…… 第二天晚上，两个人，刺客和雇主；又在米奥林大街的咖啡馆碰头了。 头一天晚上，卡尔维就离开了巴伦西亚，半夜回到巴黎。今天早上给英国佬打了个电话，桑得森马上飞到巴黎。当他交出5000镑的那一半时，显得有点紧张。 “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吗？”他又一次问。 科西嘉人无声地笑了，摇着他的头。 “很简单，你的上校必死无疑，两颗子弹射入心脏，一颗穿过脑袋。” “没人看到吗？”英国佬问，“一点儿线索也没留吗？” “放心吧，没有。”科西嘉人站了起来，把几叠钱揣到胸前的口袋里。 “虽然干完后出了点小岔子，因为雨下得很大，来了一个人，看到我蹲在尸体旁。” 英国佬恐惧地看着他，“谁？” “一个女人。” “高个儿，褐色头发？” “不错，长得还挺标致哪。”他低头看着雇主那惊恐万分的样子，拍着他的肩膀说：“只管放心，我的好老爷，”他像下保证似的说，“万无一失，一起无头案。我把她也干掉了。” （郝启成译） 爱尔兰没有蛇 麦克奎因隔着写字台以某种怀疑的眼光打量着这位申请干活的人。他以前从来没雇佣过这样的人。但麦克奎因并不是一位毫无慈悲之心的人，如果找活儿的人缺钱而且愿意干，他从不反对给人家一个机会。 “你知道，这活儿他妈的很苦吗？”他说。贝尔法斯特口音很重。 “知道，先生。”申请人说。 “要知道这种活要速战速决。不能发问，不是野营训练。干的是包工活儿，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不明白，麦克奎因先生。” “嗯，就是说，给你的钱多，但是用现金支付，不受官方条条框框限制，你懂了吗？” 他说的意思就是开支时不交所得税，不纳国家保健捐款。他似乎还该补充说，没有国家保险做担保，也不管保健和安全措施。当天的活干完，大家马上都拿钱。由于他是承包商，他得拿大头儿。找活干的人点了点头，表示“懂了”，尽管实际上并没懂。麦克奎因打量地看了看他。 “你说你是学医的学生，在皇家维多利亚念最后一年？”那人又点了点头，“正放暑假？”那人还是点了点头。 这位申请者显然是手头拮据的学生，需要钱来念完医学院。这位坐在班戈这间破旧办公室里经营着鸡鸣狗盗生意的麦克奎因是拆除承包商，他的资产只包括一辆破旧的卡车和一堆都是二手货的大锤。他把自己看做是白手起家的人，虔诚地拥戴北爱尔兰新教徒的工作伦理观念。具有这种理念的人，不管来者看起来什么样子，他都不会拒之门外的。 “好吧，”他说，“你最好在班戈这儿找个住处，每天从贝尔法斯特赶来赶去，是不可能及时的。我们早上7点干活，直到日落。按钟点计工，很累，但很挣钱。要是向政府透露一个字儿，你就会被炒鱿鱼，像破铲子一样被扔出去，明白吗？” “明白，先生，请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干？在哪儿？” “卡车每天早上6点30分到火车站广场接大伙儿，星期一早晨到那儿。工头是大个子比利·卡麦伦。我会告诉他你在那儿。” “好的，麦克奎因先生。”申请者转身要走。 “还有件事儿，”麦克奎因手中举着一支铅笔说，“你叫什么名字？” “哈尔基尚·拉姆·拉尔。”那学生说。 麦克奎因看了看手中的铅笔，看了看眼前的名单，又看了这位学生一眼。 “我们就叫你拉姆吧。”他说，于是把这个名字写到名单上。 学生走了出来。班戈的7月，阳光明媚。这里位于北爱尔兰道恩郡的北海岸。 到星期六傍晚的时候，他在站前街不远的一家破旧客栈里找到了一个便宜的住处，这一带是班戈“一床加早点”小店的集中地，至少到火车站很方便。每天早晨太阳刚露头儿，班车就要从那里出发去工地。从他房间那积满灰尘的窗户，可以一直看到带有栏杆的路基一侧，贝尔法斯特开来的火车就从那里进站。 他找了好多家才找到这个房间，有许多亩上贴着“一床加早点”的小店，但当他走到门口时，却大都被订完了。确实不假，在这盛夏季节，许多闲散劳力都蜂拥到这个镇上来。更确实不假的是，麦克戈克太太是天主教徒，因而，她还有空房间。 星期天上午，他把随身用品从贝尔法斯特带了过来，大部分都是医学书籍。下午，他躺在床上，想着他的故乡旁遮普邦，那里火热的太阳照射着褐色山峦。再过一年，他就成了合格的大夫了。再经过一年工作实习，他就可以回到老家去给乡亲们治病了。他盘算着，这个夏天他可以赚到足够的钱来渡过最后的难关。打那以后，他就有自己的工资了。 星期一早上6点差一刻时，他被闹钟吵醒，起了床，用冷水洗把脸，刚过6点就来到了车站广场。时间还早，他便找了一家开门早的咖啡馆，喝了两杯红茶。他的早点就是如此。6点一刻，那台破旧卡车由拆迁队的一个工人开了过来。十几个人围了上去。哈尔基尚·拉姆·拉尔不知道该走过去自我介绍呢，还是在远处等着好。他等在那里。 6点25分，工头坐着自己的汽车来了，把车靠在路边，大步地向卡车走过去。他手里拿着麦克奎因开的名单，扫了眼那十几个人，都认识，点了点头。这位印度人走上前去，工头盯了他一眼。 “你就是黑鬼麦克奎因招来干活的吗？”他问道。 拉姆·拉尔站住了。“我叫哈尔基尚·拉姆·拉尔，”他说，“是我。” 没有必要问大个子比利·卡麦伦是怎么得到他的雅号的。他只穿袜子站着是6英尺3英寸，何况还穿着一双大靴子，底上钉着钉子，尖上包着钢。两条胳膊像树干一样，挂在宽宽的肩膀上，满脑袋蓬蓬乱乱地长着姜黄色的头发。两只没精打采的小眼睛恶狠狠地朝下盯着这个瘦小的印度仔。他显然不很高兴，他向地上唾了一口。 “那就上车吧。”他说。 在去工地的路上，卡麦伦坐在前面的驾驶室里，驾驶室与卡车后厢并没有隔板，车厢里两边的长木凳上坐着十多个工人，拉姆·拉尔挨着后挡板坐着，旁边是一个又小又结实的人，蓝眼睛炯炯有神。他叫汤米·伯恩斯。他看上去很友好。 “你是哪儿人？”他问，完全是出于好奇。 “印度，”拉姆·拉尔说，“旁遮普邦的。” “啊，哪的？”汤米·伯恩斯又问。 拉姆·拉尔微微一笑。“旁遮普邦是印度的一部分。”他说。 伯恩斯想了一会儿。“你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他接着又问道。 “都不是，”拉姆·拉尔耐心地说，“我是印度教徒。” “你是说你不是基督教徒？”伯恩斯惊诧地问。 “对，我信印度教。” “嗨，”伯恩斯向大家说，“这位连基督教徒都不是。”他并不是气愤，只是感到好奇，就像小孩刚刚发现一件新奇的玩具一样。 卡麦伦从前面的驾驶室转过头来。“咳，”他喊道，“一个异教徒。” 拉姆·拉尔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盯着车厢对面的帆布篷。现在，他们已经来到了班戈的南边，沿着公路向纽敦纳兹方向眶呕开去。过了一会儿，伯恩斯开始把他介绍给别人。这儿有一位叫克雷格，一位叫门罗，一位叫帕特森，一位叫博伊德，还有两位叫布朗。拉姆·拉尔来到贝尔法斯特很久了，完全能从名字上识别出这些人都源自苏格兰，表明他们都是虔诚的长老派信徒：在6个郡里新教徒占多数，而长老派是他们的中坚。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友善，都向他点点头。 “你没带饭盒吗，小伙子？”那位岁数大点、叫帕特森的问道。 “没有，”拉姆拉尔说，“太早了，还没来得及叫房东准备一个。” “你得吃午饭，”伯恩斯说，“嗯，还有早饭，我们自己生火煮茶。” “我一定买个饭盒，明天带饭。”拉姆·拉尔说。 伯恩斯看了看印度人的胶底软靴。“你以前没干过这种活吧？”他问。 拉姆·拉尔摇摇头。 “你得有双结实的靴子，保护你的脚，明白吗？” 拉姆·拉尔答应，如果晚上能找到一家不关门的店铺的话，就买一双军用靴。他们穿过了纽敦纳兹，仍沿着A21号公路向南朝小镇康伯开去，克雷格从对面看着他。 “你干什么工作？”他问。 “我是学医的，贝尔法斯特皇家维多利亚医学院的学生，”拉姆·拉尔说，“明年该毕业了。” 汤米·伯恩斯高兴起来。“很快就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夫了，”他说，“喂，大个子比利，咱们谁碰伤了，拉姆这小伙子可以给咱们治治了。” 大个子比利咕哝地说，“他甭想碰我一手指头。” 这句话把谈话压了下去了。一直到工地，谁也没有吭声。出了康伯，司机又向西北开去。在通向邓多纳德的路上开了2英里，向右上了一条小路，在树林的尽头停了下来。他们看到一座待拆建筑。 这是一座巨大的旧威士忌酒厂，长期弃置不用，四壁濒危。这地方曾经有两家酒厂，都生产上好的爱尔兰威士忌，但多年前都停产了。这是其中之一。它坐落于康伯河畔。河水从邓多纳德流下来到康伯，推动酒厂的巨大水轮，再继续向下流，倾泻到斯特兰福德湖。大麦由马车沿着那条小路拉来，一桶桶威士忌又沿着同一条小路运出去。推动机器的甜甜的河水也曾经用于酒锅中酿酒，但酒厂已空空地闲在那里，废置不用多年了。 当然，当地的孩子常常闯进去，发现那里是理想的玩耍场所。直到一个孩子摔断了腿以后，郡政府来调查了一下，宣布它是危房，并向房主发出了强行拆除令。 这位房主是一家古老的豪门大户的后裔，这些大户曾显赫一时。现在，他想把房子拆掉，越便宜越好。于是，麦克奎因便插足而人。用重型机械拆除，会快得多，但费用也多，大个子比利和他的拆除组只用大锤和撬棍来干。麦克奎因甚至和一个零散装修商成交，将最好的木料和数百吨熟砖卖给他。而今，那些有钱人都想使他们的新房子带有一种“风格”，也就是，看上去要显得古气。所以，那些上层的首席执事们便拨出一笔费用，购置古老的风吹日晒的旧墙砖和真正古老的木料房梁来装饰他们的看起来古老的新宅门大院。麦克奎因一定会满足他们的愿望的。 卡车轰隆隆地开回班戈去了。“好，小伙子们，”大个子比利说，“就是这儿。咱们从顶瓦开始，你们当然知道该怎么干。” 这些人站在一大堆工具旁。有头重7磅的大锤；6英尺长1英寸多粗的撬棍；一码长的钉拔子，尖上分叉弯着，以便起钉子；短柄重头的榔头和各种木锯。惟一考虑人身安全的就是一些带钩卡的安全带和几百英尺的绳子。拉姆·拉尔抬头看了看建筑物，倒抽了日冷气，有四层楼高，而他有恐高症。搭脚手架是很贵的。 其中一个人没有听吩咐就向建筑走过去，撬下一块门板，像撕纸牌一样把门弄碎，生起一堆火。从河里提来一铁皮罐水，很快就烧开了，接着就冲好了茶。除了拉姆·拉尔，每人都有一个搪瓷缸子。他心里记下来，也要买一个。这活儿干起来灰尘大，口渴。汤米·伯斯喝完自己的一缸子，又倒上，递给拉姆·拉尔。 “印度喝茶吗？”他问道。 拉姆·拉尔接过缸子。茶里已兑好了，甜的，并不白。他不喜欢。 他们站在高高的屋顶上，干了第一个早上。瓦片是不用留存的，所以他们用手拆下来，抛到离河远一点的地面上。曾有指示，不能让瓦砾堵塞河道。所以，都得扔到建筑的另一边，丢在酒厂周围长满蒿草、杂草、金雀花和荆棘的地面上。工人们用绳子连着，一旦有人抓不住，要从屋顶滑下去时，旁边的人好能拉住他。由于没有瓦了，屋梁之间的空窟窿便露了出来。他们下面就是顶层的地面，是大麦库。 10点钟时，他们沿着建筑物内摇摇欲坠的楼梯走下来，到草地上吃早饭，又煮了一罐子茶。拉姆·拉尔没吃早饭。两点钟时，他们休息吃午饭。一伙人吃着一大块一大块的三明治。拉姆·拉尔看了一下自己的双手。手上有几个地方划破了，流着血；他的肌肉酸疼，也很饿。他心里又暗记下来，要买一副厚手套。 汤米·伯恩斯从自己的饭盒中拿起一块三明治，“你不饿吗，拉姆？”他问道，“放心，我足够了。” “你这是干什么？”大个子比利坐在火堆的那边，他隔着火堆喊道。 伯恩斯显出辩白的样子。“就给小伙子一块三明治嘛。”他说。 “让那黑鬼他妈的自己带三明治嘛，”大个子比利说，“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大家都低头看着自己的饭盒，默不言声地吃着，显然谁也不想与大个子比利争辩。 “谢谢你，我不饿。”拉姆·拉尔对伯恩斯说，他走开来，坐到河边，把火辣辣的双手浸在水里。 到太阳下山、卡车来接他们时，宽大屋顶上的瓦已被揭掉一半了。再有一天，就要用锯和钉拔子拆椽子了。 这个活整整干了一个星期。一度威风凛凛的大楼，它的椽。板、梁都被拆掉了，站在那里，空空旷旷。张口的窗洞像睁着的眼睛，死盯盯地盼着死神的到来。拉姆·拉尔很不适应这种艰苦的劳动。他的肌肉酸痛不止，双手打满血泡。他挣扎干下去，为了钱，他太需要钱了。他买了一个铁皮饭盒、一个搪瓷缸子、一双厚靴子和一副厚手套。别人谁也不戴手套。别人的手经过干了多年体力活，都变得很结实。整个一周期间，大个子比利·卡麦伦不停地刺激他，让他干最重的活儿。一听说拉姆·拉尔怕高就把他安排到最高处干活。这位旁遮普人忍气吞声，因为他需要这笔钱。星期六那天，终于摊牌了。 木料都拆光了，于是该拆砖石了。使这座庞然大物在离河远的一方倒下去的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在面对开阔地的那面墙的角落处埋上炸药。但绝不可能使用炸药。在北爱尔兰任何地方使用炸药都必须有特许证。这样就会惊动税务人员。麦克奎因和他的手下人就都得交一笔可观的所得税，麦克奎因还得向国家保险捐一笔款。所以，他们危险地站在发发可危的地板上，将墙一大块一大块地凿下来，下面支撑的墙壁在大锤的震动下不断地开裂，随时有坍塌的危险。 午饭时，大个子比利绕着大楼走了两圈，然后回到火堆旁。他开始给大家讲，怎样把三层楼上外墙上的很大一块弄倒下来。他转身对着拉姆·拉尔。 “我想让你到那上面去，”他说，“当那墙要倒时，把它往外蹬。” 拉姆·拉尔往上看了看那块墙，在墙基处横着一条很长的裂缝。 “那块墙随时都会倒下来。”他争辩道，“谁站在那上头都会跟它一起摔下来的。” 大个子比利直盯盯地看着他，脸涨得通红，气得白眼仁都变红了。“用不着你教我怎么干；让你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这个黑鬼笨蛋。”他转身愤愤地走开了。 拉姆·拉尔站了起来，他声音又尖又响亮地说：“卡麦伦先生！”大个子比利·卡麦伦惊异地转过身来。工人们坐在那里，一个个惊得张着嘴。拉姆·拉尔慢慢地朝大块头走过去。 “咱们要说清楚。”拉姆·拉尔说，声音清脆响亮，空地上的人都能听到。“我是印度北部旁遮普人，也是刹帝利血统，武士家族的成员。我现在或许没有足够的钱学医，但我的祖先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是王子武士、达官学者了，而你的老祖宗还只能赤身裸体四脚爬行呢。请你不要再污辱我才好。” 大个子比利朝下瞪着这个印度学生。他的白眼仁变得通红发光。别的工人坐在那里，惊得目瞪口呆。 “是这样吗？”大个子比利冷冷地说，“现在还是这样吗？啊，今非昔比了，你这个黑杂种。我看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说着，他张开巴掌抡起胳膊，啪地一声甩到拉姆·拉尔的脸上。这个小伙子一下子跌出几英尺远，摔在地上。他的头嗡嗡响，他听到汤米·伯恩斯朝他喊，“躺那别动，小伙子。你若站起来，大个子比利会打死你的。” 拉姆·拉尔仰视着阳光。那个巨人站在他的眼前，双拳紧握。他意识到，他与这个高大的北爱尔兰人打仗是占不了便宜的。一种羞愧耻辱感涌上心头。他的先祖曾经手握宝剑长矛，在百倍于爱尔兰这六个郡的原野上飞马驰骋，所向披靡。 拉姆·拉尔闭上眼睛，躺着不动。不一会儿，他听到大个子走了，别人在喊喊喳喳地小声说话。他把双眼闭得紧紧的，不让耻辱的眼泪淌出来。在冥冥黑暗中，他看到灼热的旁遮普原野上人们飞马奔驰；豪放威猛的人们，戴着穆斯林头巾，鹰钩鼻。大胡子、黑眼睛，他们是五大河流域的武士们。 很久以前的一个上午，马其顿的伊斯坎达曾经瞪着一双贪婪似火的眼睛，飞驰在这片广阔的原野上；年轻的神亚历山大，人们称其为大帝，在他25岁时曾经遗憾得流泪，因为他没有什么地方可征讨了。那些飞马的人们都是大帝手下将领们的后代，也是哈尔基尚·拉姆·拉尔的祖先。 他躺在尘埃上，而他们驰骋着，从他的身边经过，低头看着他。每个疾驰而过的人都向他说了一个词：报仇。 拉姆·拉尔一声不吭地站起来。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该怎么办就得怎么去办。他们的民族就是这么行事的。当天的其余时间里，他都是在默不言声中干活，他不跟别人说话，人家也没跟他说一句话。 那天傍晚，天黑下来的时候，他开始准备了，他把破旧梳妆台上的刷子和梳子都挪开，拿下来那块脏垫布，又把镜子从座架上拆下来。他拿出印度教经书，从书里裁下一页，背面有萨蒂女神的像，她是权力和正义的化身。他把像钉在梳妆台上方的墙上，这就变成了一座神龛。 他早已从车站的小摊上买了一束花，将它编成一个花环。在女神像的一侧，他放了一只浅碗，里面盛有半碗沙子，在沙子上插上一只蜡烛，再点着。他又从衣箱中取出一个布卷，从中抽出6支香。从书架上取下一只短颈花瓶，将香插在里面点着。一股沁人的香烟气充满屋中。外面，从海上滚过来隆隆霹雳声。 神龛备妥后，他站在前面，低下头，手指托着花环，开始祈祷神灵指点迷津。第一声霹雳在班戈上空滚过。他说的不是当代的旁遮普话，而是祈祷用的古梵语。“德威——萨蒂……妈——萨蒂女神……伟大的母亲……” 外面又霹雳一声，头一阵雨落了下来。他摘下第一支花，放在萨蒂像前。 “我受了天大的委屈，我要报复那个祸首……”他摘下了第二支花，放到第一支旁边。 他祈祷了一个小时，雨也一直下着。雨点砸得头上的瓦片作响，再顺着他身后的窗子流淌下来。祈祷结束时，暴雨也小了下来。他想知道应该采取什么形式来进行复仇。他需要神灵给以指点。 他做完时，香也烧没了，屋中充满浓郁的香气。蜡烛也烧短了。神像前梳妆台的漆面上洒满了花。萨蒂无动于衷地看着他。 他转身走到窗前朝外看着。雨已经停了，窗外的一切都在淌水。正当他全神贯注地看着时，一股雨水突然从窗上方的流水槽淌下来。一注细流顺着满是灰尘的玻璃往下流，在污垢中冲出一条路。因为污垢，水流不能一直往下淌，而是偏向一边，于是，他的视线便随着那条水路被引向窗角。水流停止时，他的视线正看着房间的一个角落。他的睡衣正挂在那儿的钉子上。 在下暴雨时，他就已经注意到，他的睡衣带子掉到地板上了。带子盘在那里，有结儿的一端压在下面看不见，另一头露在地毯上，上面的十多个流苏只有两根露了出来，像一只带叉的舌头。这条盘在一起的睡衣带子，在角落里再像一条蛇不过了。 拉姆·拉尔明白了。第二天，他乘火车到贝法斯特去看那位锡克教徒。 兰吉特·辛格也是医学院学生，但他却幸运得多。他的父母很富有，给他一大笔生活费。他在宿舍里一间装饰考究的房间里接待了拉姆·拉尔。 “我收到了家里的信，”拉姆·拉尔说，“我父亲病危了。” “我感到很遗憾，”兰吉特·辛格说，“我很同情你。” “他要求见我，我是长子，我该回去。” “那当然，”辛格说，“父亲去世时，长子总是应该守在身边的。” “是飞机票的事儿，”拉姆·拉尔说，“我正在打工，挣钱很多。但现在手头上还不够。如果你能把缺的钱借给我就好了。我回来后继续打工，再还给你。” 锡克教徒对借贷是很在行的，只要利息合适和还钱有保障就行。兰吉特·辛格答应星期一上午到银行去取款。 那个星期日傍晚，拉姆·拉尔来到位于格鲁斯波特的麦克奎因家中拜访他。这位承包商正坐在电视机前，手边放着一听啤酒。他就喜欢这样来度过星期日的夜晚。他妻子把拉姆·拉尔领进来时，他把电视音量开小了。 “是关于我父亲的事，”拉姆·拉尔说，“他病危了。” “我得回去看看他，这种时候，长子总要守在父亲身边的，这是我们民族的风俗习惯。”麦克奎因有个儿子在加拿大，已经7年没见面了。 “唉，”他说，“对的，是该这样啊。” “我已经借了机票钱，”拉姆·拉尔说，“如果我明天走，周末就能回来。可关键是，麦克奎因先生，我就更需要这份工作了，要还借款，还有下学期的学费。如果我周末回来，您能给我保留这份工作吗？” “可以，”承包商说，“你不在的几天是不能给钱的。这份工作也不能再多留一周。但是如果你周末能回来的话，还可以干那个活儿。条件不变，这话要说清楚。” “谢谢您，”拉姆说，“太谢谢您了。” 他没有退掉站前街的房间，但回到贝尔法斯特的宿舍过了夜。星期一上午，他陪兰吉特·辛格到银行取了钱，于是这位锡克教徒把钱交给了这位印度教徒。他打出租车到阿尔德格鲁乌机场，乘区间飞机飞到伦敦；又买了一张经济舱机票，乘下一次航班去印度。24小时之后。拉姆·拉尔在热浪滚滚的孟买着陆了。 星期三，拉姆·拉尔在大路桥那无所不有的市场上发现了他所寻求的东西。当他腋下夹着爬行动物教科书逛了进来时，查德基先生的热带鱼和爬行动物商店里几乎无人光顾了。他发现老店主正坐在半暗的店铺后部，其周围全是一缸一缸的鱼和正面是玻璃的匣子，里面的蛇和蝎子都在打吨，以熬过这个大热天。 查德基先生对学术界并不陌生。他向几家医学中心供应研究和解剖的标本，有时还有赚头很大的国外订单。当这位学生向他解释要买什么时，这位满脸胡子的人会意地不住点头。 “啊，是的，”这位孟加拉老商人说，“我知道那种蛇。你来得巧，我有一条，几天前才从拉吉普塔纳运来。” 他把拉姆·拉尔领进他的私室，两个人默默地透过玻璃看着新匣子中的蛇。 教科书中把它称做Ecus，书的作者当然是个英国人，但他用了这个拉丁学名。英语叫锯级蝰蛇，在致命的蛇类中，它是最小的，也是毒性最大的。 教科书说，这种蛇分布很广，从西非往东，再往北直到伊朗，从印度到巴基斯坦，都可以找到。它适应力很强，什么气候环境都能适应，从西非潮湿的树丛，到伊朗冬天的寒冷山丘，乃至印度炎热似火的山地，都可以。 匣子中树叶下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教科书又说，其身长9到13英寸，很细。身体呈褐绿色，有浅色斑点而且有时看不出来；身体两侧各有一条颜色稍深的线。在干热天气时夜间出来活动，白天炎热时则躲起来。 匣中的叶子又刷刷响起来，一个小小的头露了出来。 教科书说，抓这种蛇时特别危险，它比赫赫有名的眼镜蛇所杀的人还多，多数原因是由于它太小，稍不注意，手脚就会碰上它。教科书的作者还加了一个脚注，指出吉普灵在他的名著《里基——提基——塔维》中所提到的毒蛇肯定不是印度产的毒蛇，因为它有2尺长，很可能是锯级蝰蛇。作者显然很乐意搬出名人吉普灵来证明其准确性。 匣子里，一条黑色的叉形小舌头在玻璃后面连连伸向这两个印度人。 那位过世已久的作者、英国自然科学家在该章结尾时描述Ecus说，它非常机警，易怒，无任何预示便疾速攻击；毒牙小得像两根细小的荆刺，咬人后留下几乎让人看不见的痕迹；一点也不疼，但几乎必死无疑，通常只能活2到4小时，还要看被咬者的体重以及当时和尔后身体抵抗能力如何。死因都是脑出血。 “你要多少钱？”拉姆·拉尔低声地问道。 老店主无奈地摊开了双手。“这种珍贵的品种，又这么难找，500卢比吧。”他说得后悔的样子。 拉姆·拉尔把价压到350卢比成了交，用罐子把蛇提走了。 拉姆·拉尔为回程伦敦做准备：他买了一盒雪茄，把盒子倒空，盖子上扎120个透气的小孔。他知道，细小的蝰蛇可以一周不吃东西，两三天不喝水；有些微一点空气就够呼吸。所以，他把蝗蛇和叶子装在雪茄盒里，再包上、封上，又裹上几条毛巾，即使在衣服箱子中，又厚又蓬松的毛巾里也会有足够的空气。 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手提包，于是他买了一个纤维衣箱。又从市场小摊上买了几件衣服，装到箱子里，雪茄盒放在中间。在离开旅馆去孟买机场前几分钟，他才关上衣箱并锁上。在回伦敦的航班上，他把衣箱交给航空公司托运了。他的手提行李被检查了，但里面并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东西。 星期五的上午，印航喷气航班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着陆了。拉姆·拉尔排到拥向英国的印度人长队之中。他证明自己是医学院学生，而不是移民，很快就被放行了。他马上来到行李认领处，第一批行李转出来了，在头一批20多个行李中，他看到了自己的衣箱。他把衣箱提进厕所，从里面抽出雪茄盒又放到手提包中。 在无申报通道，他还是被拦住了。但这里检查的是衣箱。海关官员扫了一眼他肩上的挎包，让他过去了。 拉姆·拉尔坐上机场大巴，穿过希思罗机场，来到1号候机楼。他搭上中午的区间班机飞回贝尔法斯特。喝下午茶时，他已经在班戈了，终于可以好好地看一看他带进来的东西了。 他从床头柜上取下一块玻璃，在打开雪茄盒之前，小心翼翼地将玻璃插到盒盖与里面的致命毒蛇之间。透过玻璃，他看到蝰蛇在里面转来转去。它停下来，瞪着黑黑的眼睛，愤怒地瞧着他。他把盒盖放下来。盒盖一合上就飞快地将玻璃抽出来。 “睡觉吧，若是你想睡觉的话，我的小朋友，”他说，“上午，你就要为萨蒂履行她交给你的使命了。” 天黑前，他买了一小罐旋盖咖啡，将里面的咖啡倒入室内的一个瓷壶中。早上，他用厚手套将蝰蛇从盒子抓到罐中。激怒的蛇咬了他的手套一口，但他并不介意。到中午时，他的毒液还会产生出来的。他观察了一会儿那条蛇。它在玻璃咖啡罐里盘得紧紧的。接着他把盖子最后一次拧结实，放到饭盒里。然后，他去赶班车。 大个子比利·卡麦伦有个习惯，一到工地就脱下上衣，挂在近处方便的钉子上或树枝上。拉姆·拉尔注意到，午饭时间，这个高大的工头一吃完，就必然一次不漏地要走到上衣那儿，从右手口袋里掏出烟斗和烟口袋。天天如此。惬意地抽完烟后，他便磕掉烟灰起身喊道，“好了，小伙子们，干活去。”说着把烟斗送回上衣口袋。在他转身回来时，每个人都得站起来。 拉姆·拉尔的计划很简单，但不能出错。上午他将把毒蛇偷偷地放进挂着的上衣右手口袋中。野蛮的大个子比利·卡麦伦吃完三明治后，将从火堆旁站起来，走到上衣跟前，将手伸进口袋里，那毒蛇将遵照伟大的萨蒂的意志，实现它被从横穿半个世界带过来所应该执行的使命。将这位北爱尔兰人处以死刑的将是它——蝰蛇，而不是他拉姆·拉尔。 大个子比利一定会骂着将手从口袋中抽出来，蝰蛇挂在他的手指上，毒牙深深地咬入肉中。拉姆·拉尔将一跃而起，扯掉毒蛇摔到地上，踩住它的头。这时，它已是无害的了，它的毒液已泄尽了。最后，拉姆·拉尔将以一种厌恶的姿态，将踩死的蝰蛇远远地甩到康伯河里去，河水将把这罪证带到海里去。也许会引起一点怀疑，但只不过是那一点点怀疑而已。 11点钟刚过一会儿，借口去找一柄新大锤，哈尔基尚·拉姆·拉尔趁机打开饭盒，拿出咖啡罐，旋开盖儿，将里边的东西抖落到挂着的上衣右手口袋里。不到60秒钟，他又回来干活了。他的所作所为，谁也没看到。 吃午饭时，他觉得这顿饭难以下咽。大家和平时一样，围着火堆坐成一圈。干裂的旧木板烧得劈啪作响，铁皮罐里的水在火上咕咕地沸腾着。工人们像往常一样说说笑笑。大个子比利狼吞虎咽地吃着他老婆给他准备的一叠大块三明治。拉姆·拉尔早就选了一个火堆周围靠近那件上衣的地方坐了下来。他强迫自己往下吃。胸中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心情也越来越紧张。 终于，大个子比利将吃完的三明治纸揉成一团扔到火里并打了一个饱嗝。他哼了一声站了起来，朝他的上衣走过去。拉姆·拉尔转脸去看。别人谁也没注意。大个子比利走到上衣旁，将手伸人右手口袋中。拉姆·拉尔屏住了呼吸。只见大个子比利的手在口袋中摸了几秒钟，接着掏出了烟斗和烟口袋。他开始把新烟丝装到烟锅里。他装烟时，看到拉姆·拉尔在盯着他。 “你在看什么？”他恶狠狠地问道。 “没看什么。”拉姆·拉尔说，脸又转向火堆。但他坐不住，便站起来伸展一下四肢，一边伸展一边把身子偏过去。从眼角里，他看到大个子比利将烟口袋放回口袋中，又从口袋中掏出一盒火柴。工头点着烟斗，自得其乐地抽了起来。他又踱回火推旁。 拉姆·拉尔又坐回原先的位置上，不可置信地瞧着火苗。怎么回事，他问自己，伟大的萨蒂怎么这样对待他？那毒蛇是按她的旨意带来的，是她的工具，是她的法宝，但她却打退堂鼓了，拒绝使用她的报复手段了。他转过头去，偷偷地看了一眼那件上衣。在那上衣衬里的最底部紧靠接缝的地方，靠最左边，有东西动了一下又不动了。拉姆·拉尔震惊得双眼紧闭。一个洞，村里上有个小洞，把他的整个计划给毁了。在一下午的干活中，他都是恍恍惚惚地，而且忧心冲忡。 坐卡车回班戈时，大个子比利和往常一样坐在前面。由于天热，他把上衣叠起来放在膝上。在车站前，拉姆·拉尔看到他把仍然叠着的上衣丢在自己小汽车的后座上，然后开走了。拉姆·拉尔追上汤米·伯恩斯，他正在等公共汽车。 “请问，”他问，“卡麦伦先生有家吗？” “当然有，”这位小个子工人爽快地说，“一个老婆，两个孩子。” “他住的离这儿远吗？”拉姆·拉尔说，“我是指他开着车。” “不远，”伯恩斯说，“在基库雷小区那边。我想是加纳威花园。去拜访他，你？” “不，不，”拉姆·拉尔说，“星期一见。” 回到他的房间后，拉姆·拉尔盯着公正女神那张冷漠严肃的面孔。 “我本来没想害死他的妻子和孩子，”他告诉她说，“他们并没有伤害我。” 女神从远处看着他，没有回答。 这个周末，哈尔基尚·拉姆·拉尔都是在忧虑的煎熬中度过的。那天傍晚，他走到环路旁的基库雷小区，找到了加纳威花园。这地方就在欧文楼花园旁，他在这儿逗留了一个小时，假装打电话，同时观察着路对面的短短街区。他认为在一个窗口看到了大个子比利·卡麦伦的身影，并且记住了房子的位置。 他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从那儿出来，走不远就碰到几个朋友。一时间他真想追上前去，告诉她那条多么凶险的东西正藏在他父亲的上衣里，可是他没有勇气。 接近黄昏时，一个妇女从房中走出来，挎着购物篮子。他尾随她来到克兰德鲍伊购物中心。这个中心关门较晚，为的是给那些周末开支的人提供方便。他认为那妇女是卡麦伦太太。她走进斯图尔茨超级市场。这位印度学生绕到她身后的货架后面跟着她，设法鼓足勇气走上前去，告诉她家中的危险。他还是不敢。万一他认错人呢，甚至房子也可能看错了。那样的话，人们就会把他当成疯子带走的。 当晚他睡得很不好，脑子里老是浮现着那条锯级蝗蛇的影子，它从上衣衬里的藏身地方爬出来，在全家酣睡的房子里爬来爬去，屋内一片寂静，而死亡却在潜行。 星期日，他仍然没有离开吉库雷小区，而且认准了大个子比利家的房子。他清楚地看到大个子比利在后院花园里。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他已经引起当地人的注意了。他意识到，他要么是大胆地走到正门前，承认自己所干的事；要么是走开，一切听从女神的摆布。一想到与可怕的大个子比利面对面，讲出他的孩子正处于迫在眉睫的致命危险，讲出实情，他简直是怕得要命。于是，他又走回到站前街。 星期一早上，差一刻6点时，大个子比利全家起床了。8月的早晨，阳光明媚。6点钟时，全家4口在房子后部的小厨房里吃早点。儿子、女儿和妻子都穿着睡衣。大个子比利已穿好衣服，准备上班。他的上衣还在过道的一个柜橱里，整个周末都没动过。 6点刚过，她的女儿杰妮一边往嘴里塞一块果酱吐司面包，一边站了起来。 “我去洗洗。”她说。 “姑娘，先从柜橱把我上衣拿来再去。”她父亲一边说着，一边吃盘中的麦片粥。几秒钟后，姑娘又出现了，拎着上衣的领子，递给父亲。他连头也没抬。 “挂在门后。”他说。姑娘照办了。但是上衣领子上没有悬挂用的襟套，挂钩也不是生锈的钉子，而是光滑的铬制品。上衣挂了没一会儿，便滑落到厨房地板上。姑娘正要走出屋，父亲抬头看了一眼。 “杰妮，”他喊道，“把东西捡起来。” 在大个子比利家中，谁也不敢跟一家之主犟嘴。杰妮走回来，捡起上衣好好挂了挂。正当她挂的时候，一个又细又黑的什么东西从衣服的缝里滑落下来，婉蜒地穿过地毯，刷刷地爬到角落里。她惊恐地瞧着它。 “爸，你上衣里是什么呀？” 大个子比利·卡麦伦停了下来，一匙麦片粥还没送到嘴边。卡麦伦太太从炉灶转过身来。14岁的鲍比也停止往吐司面包上抹黄油，向这边看过来。那小东西弯曲地趴在一排柜橱旁的角落里，紧紧地弓着身子，一副防卫的样子，盯着周围的一切，小小舌头快速地一伸一抽。 “上帝保佑，这是蛇呀。”卡麦伦太太说。 “别犯傻了，老婆子，你还不知道爱尔兰没有蛇吗？这个谁都知道。”她丈夫说。他放下匙。“这是什么，鲍比？” 尽管大个子比利在家里家外都像个暴君，但对他小儿子的学识还是有点敬佩的，儿子在学校学习好，正在学习许多奇闻趣事。男孩透过他那猫头鹰眼睛般的深度眼镜看着那条蛇。 “可能是蛇蜥，爸，”他说，“上学期别人弄到学校几条，上生物课用的，拿来做解剖。是从海对面搞来的。” “我看不像蛇蜥。”他父亲说。 “它不是真正的蛇蜥，”鲍比说，“它是一条没腿的蜥。” “那为什么人们还管它叫蜥？”他那不轻信的父亲追问道。 “我不知道。”鲍比说。 “那你上学是干什么去了？” “它咬人吗？”卡麦伦太太害怕地问。 “根本不咬人，”鲍比说，“它不是害虫。” “弄死它，”父亲说，“扔到垃圾箱去。” 他儿子从桌旁站起，脱下一只拖鞋，像苍蝇拍子一样拿在一只手中。他光着脚向角落走过去，恰在此时，他父亲改变了主意。大个子比利抬起头来，脸上露出惬意的笑。 “等一下，稍等，鲍比，”他说，“我有个主意，老婆子，给我拿个罐子来。” “什么样的罐子？”卡麦伦太太问。 “我怎么知道你有什么样的罐子？有盖儿的罐子就行。” 卡麦伦太太叹了一口气，绕过那条蛇，打开一个橱子。她审视着她那一橱子瓶瓶罐罐。 “有一个果酱罐，里面装着干豆子。”她说。 “把豆子倒到别的地方去，把罐子给我。”大个子比利命令道。 她把罐子递给他。 “你打算干什么，爸？”鲍比问。 “我们班儿上有个黑鬼，一个异教徒，他来自一个多蛇的国度。打算跟他开个玩笑，一个小小的玩笑。把厨房里防烫手套递给我，杰妮。” “你不必带手套，”鲍比说，“它不会咬你的。” “我不能去碰那个肮脏东西。”大个子比利说。 “它不脏，”鲍比说，“它们是很干净的生物。” “你这个傻瓜，小子，你的书都白念了。圣经里不是说，‘汝必须用肚子爬行，以土为生……’哎，何止吃土呀，反正，我决不用手碰它。” 杰妮将防烫手套递给爸爸，大个子比利·卡麦伦左手拿着开了盖的果酱罐儿，用手套保护着右手，俯身站在蝰蛇旁。他的右手慢慢地向下伸，到低处时，疾速地一抓。但那条小蛇更快，它那微小的利齿刺入絮得厚厚的掌心处，毫无伤害。大个子比利并没有看到，因为他的视线被自己的双手挡住了。转眼间，那蛇被抓到果酱罐中，盖上了盖儿。透过玻璃，他们看到它在里面发疯地扭动着。 “我讨厌这些东西，不管它有没有害，”卡麦伦太太说，“谢谢你，快把它弄出去吧。” “这就弄出去，”她丈夫说，“我都迟到了。” 他把果酱罐放进挎包里，饭盒早已装在里面了，又把烟斗和烟口袋装到上衣右口袋里，把挎包和衣服都拿出去放到车里。他到车站时，已经迟到了5分钟。他发现那印度学生盯着他，他感到很诧异。 在他们朝南开向纽敦纳兹和科默的路上，大个子比利想道，“我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这样看我。” 上午过了一半的时候，工地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大个子比利的玩笑秘密，如果都同意，就刺激一下“那个黑鬼”。真是机会难得；大家都确信，蛇蜥是无害的，大家也认为是个好玩笑。只有拉姆·拉尔蒙在鼓里，他闷头干活，忧心忡忡地想着心事。 吃午饭的时候，他本该怀疑会有什么事儿的。气氛不对头，大家和平时一样，坐在火堆周围，但谈话都有些不自然，如果他不是那么心事重重的话，他本该注意到别人脸上那半掩饰的笑容和盯着他的神情。他没注意到，他把饭盒放在两膝间，将盖打开，在三明治和苹果之间盘着那条蝰蛇，悠地回头向他袭来。 印度人的尖叫响彻空地的上空，紧接着是工人们的哄然大笑。在尖叫的同时，他用尽全身的气力将饭盒抛向空中。饭盒里的东西像天女散花一般，纷落在周围的蒿草、金雀花和荆棘之中。 拉姆·拉尔边喊边跳起来。大家直笑得在地上打滚，大个子比利笑得最厉害。他已经几个月不这么笑了。 “那是蛇，”拉姆·拉尔尖叫道，“一条毒蛇。大家快跑开，它会要人命的。” 大家笑得更甚了，谁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这个被开玩笑者的反应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求你们了，相信我。是蛇，是条毒蛇。” 大个子比利笑得满脸通红，擦着眼里的泪，坐了下来，在他面前空场的对面，拉姆·拉尔站在那里，疯也似的扫视四周。 “你这个无知的黑鬼，”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爱尔兰没有蛇，这你难道还不知道？根本没有，明白吗？” 他肚子都笑疼了，便在草地上向后仰去，双手支撑着。他没有感觉到两根刺，像细小的毛刺，刺入了他右腕的内侧。 玩笑开完了，饥肠辘辘的人们大口地吃起午饭。拉姆·拉尔在离蒿草远远的地方情不自愿地坐了下来，不停地环顾四周，右手中老是端着一缸子热气腾腾的茶，只用左手吃饭。午饭后，他们又继续干活。古老的酒厂快拆没了，一堆堆的砖石和可用的木料都盖满尘土，沐浴在8月的阳光下。 3点半时，大个子比利·卡麦伦停下活儿；站了起来，拄着镐，抹了一下额头。他用舌头舔了舔稍微有点肿的手腕内侧，接着又干了起来。5分钟后，他又站起来了。 “我感到不太舒服，”他告诉身旁的帕特森说，“我到荫凉下歇一会儿。” 他在一棵树下坐了一会儿，双手捧着头，4点一刻时，他仍在紧紧地抱着剧痛欲裂的头。他猛地抽搐一下倒向一边。几分钟之后，汤米·伯恩斯才注意到他。他走过来并喊帕特森。 “大个子比利病了，”他叫道，“他不应声。” 大家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聚拢到工头躺着的树阴下。他那无神的眼睛瞪着脸旁几英寸处的草地。帕特森俯下身来。他干这种活多年了。见过一些工地上死人的事。 “拉姆，”他说，“你学过医，你看怎么了？” 拉姆·拉尔根本不用做什么检查，但他还是检查了一下。他直身站起来时，什么也没说，但帕特森已经明白了。 “你们都待在这儿，”他向大家指挥地说，“我去打电话找救护车并叫麦克奎因。”他顺着小道向大路走去。 半小时以后，救护车先到了。它在小道上掉了头，两个人把大个子比利抬到担架上。他们把他送到纽敦纳兹总医院，那里是最近的急救点。在那里，工头被医生记录为“入院死亡”。过了30分钟，满脸愁容的麦克奎因才赶来。 由于死因不明，必须验尸。尸体被送到纽敦纳兹市殡仪馆，在那里由负责爱尔兰北方地区的病理学家验尸。这天是星期二。当天傍晚，病理学家的报告就已经上路送往位于贝尔法斯特的爱尔兰北方地区验尸官办公室了。 验尸报告没有提到异常情况。死者为男性，41岁，身躯高大，非常健壮。体表有多处轻微划伤和疤痕，多位于手上和腕部，都是干粗活造成的，无一处与死因有关。最后，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大面积脑溢血，其本身可能是由于在高温下劳累过度所致。 有了这份报告，一般说来，验尸官就不用进行调查了，可以向班戈户籍科签发因自然原因致死的死亡证书了。但是，有些事情，哈尔基尚·拉姆·拉尔以前并不知道。 大个子比利·卡麦伦曾经是北爱志愿军班戈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这是一个持强硬路线的新教徒准军事组织，已被宣布非法。在北爱省死亡的任何人，无论多么清白，都要输入到卢尔根的计算机程序中。计算机显示出了他的背景，于是，卢尔根的一个人拿起电话向卡斯尔里格的北爱皇家警察署报告。 那里的人给贝尔法斯特的验尸官办公室打了电话，命令进行正式调查。在北爱尔兰，光说意外死亡不行，必须有意外死亡的见证。至少，有些人必须有见证。调查于星期三在班戈市政厅举行。对麦克奎因来说，这就意味着麻烦，因为国内税务署来参加了。北爱志愿军委员会也来了两个默不作声的人，他俩都是铁杆儿。他俩坐在后面。死者的工友们大都坐在前面，离卡麦伦太太只有几英尺远。 只有帕特森被叫起来作证。在验尸官的提醒下，他将星期一的事情叙述了一遍。由于没有什么异议，其他的工人一个也没叫，也没叫拉姆·拉尔。验尸官大声宣读病理学家的报告。事情再清楚不过了。读完，他总结了一下，然后做了结论。 “病理学家的报告是非常明确的。我们都听到了帕特森先生所讲的午饭期间的情况，以及死者对印度学生所开的那个愚蠢的玩笑。看起来卡麦伦先生似乎是太开心了，笑得自己几乎接近了中风的边缘，随后紧接着在火辣辣的烈日下，手拿镐和锹，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从而导致脑中的一条大血管破裂，造成了正像病理学家用医学术语所说的——脑溢血。本庭对遗孀及其子女表示深切的同情。法庭认为，比利·卡麦伦先生由于意外原因而死亡。” 在市政厅外面的大草坪上，麦克奎因正跟他的工人们谈话。 “我要说几句公道话，小伙子们。”他说，“这个活儿还要干下去，但我不得不扣除税款和其它费用了，我不能让税务署的人老在脖子后盯着我。明天是葬礼，你们可以歇一天。想要继续干的，星期五来报到。” 哈尔基尚·拉姆·拉尔没有参加葬礼。当葬礼在班戈公墓举行的时候，他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康伯。他让司机等着，自己走下了小道。司机是班戈人，也听说卡麦伦的死讯了。 “到现场去致哀，是吗？”他问道。 “差不多。”拉姆·拉尔说。 “你们的民族这么做吗？”司机问。 “你也可以这么说吧。”拉姆·拉尔说。 “唉，可是，比起我们到墓地致哀，我也说不出哪好哪坏。”司机说，并准备一边等一边看报纸。 哈尔基尚·拉姆·拉尔沿小道来到空地上，站在曾经生火的地方。他环视四周沙土地上的蒿草、金雀花和荆棘。 “蛇呀，蝰蛇，”他朝着隐蔽的蝰蛇喊道，“啊，你这条毒蛇，听到我在喊你吗？我把你从拉吉普塔纳的山区带过来，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你本该死掉的。假如一切按照我的计划进行的话，本该是我弄死你，把你那肮脏的躯壳扔到河里去。 “你在听吗，你这害人的东西？那么你就好好听着：你或许能多活一阵子，但然后你就会死去。万物都要死的。而你会孤单单地死去，不会有雌蛇来与你配对儿，因为在爱尔兰没有蛇。” 那条锯级蝗蛇没有听到，但也许听到了，却没有发出听明白的暗示。在深深的洞内，在它身下温暖的沙子里，它正全心全意地忙于做着自然界所赋予它的使命。 在蛇尾的底部有两块重叠着的片状物，遮盖着它的生殖孔。蝰蛇将尾部竖起来，身体有节奏地抽动着。片状物分开了，从生殖孔里，一个接着一个的透明液囊分娩出来，每个只有1英寸长，而每个一生下来就像其母亲那样具有剧毒致命的功能。这条母蛇正把她的十几个婴蛇带到这个世界中来了。 （郝启成译） 祸不单行 从法国勒阿弗尔开来的圣基利恩号滚装渡轮驶入另一国家的近海，它那庞大的船体离爱尔兰越来越近。A层甲板上，司机利亚姆·克拉克凭栏远眺，他看到韦克斯福德镇上座座小山越来越近。 再过20分钟，这艘爱尔兰洲际渡轮就会泊到罗斯莱尔的小码头，又一趟欧洲大陆之旅即将结束。克拉克看了一下表：是下午1点40分，他巴望着能在都柏林赶上和家人共进晚餐。 渡轮又准时进港。克拉克离开船舷回到客舱收拾旅行包。他觉得没必要再等下去，便下了三层来到汽车货仓。他的重型大货车和其它的车都停在这里。带车旅客再有10分钟才能轮到，但他想最好是坐进驾驶室里。船码头上的热闹早就看腻了，他带上船的爱尔兰报纸，虽说是昨天的，但赛车版要有意思得多。 他钻进温暖舒适的驾驶室坐下，等着船头的大门打开让车开进罗斯莱尔码头。他前面的遮阳板上夹着一叠整齐的海关手续单据，以备海关检查。 圣基利恩号在两点差5分时通过了港口的防波堤，两点整时大门打开了。不耐烦的司机们迫不及待的开动马达，底层货舱里顿时一片嘈杂。他们总这么着急。一百多个排气管噗噗地喷着烟，但重型卡车排在前面，他们先出，时间毕竟就是金钱。 克拉克打着了火，他的大富豪马达就起劲地转起来。这时引导员挥手让他们前进，他排在第三个，前两辆卡车爬上吱嘎作响、通向码头的铁坡道，后面轰轰地喷出一大堆尾气。克拉克跟在后面，在他那隔音的驾驶室里，他听见了松开液压刹车的嘶嘶声，接着，他开上了厚厚的钢板。 由于其他车轰鸣加上车轮下的钢板嘎嘎作响，他没听见自己车上发出的刺耳断裂声，就在他身下稍后的什么地方。他把车开出圣基利恩号渡船，沿着200码长的鹅卵石路又开进了拱顶的海关大楼的阴暗棚子下。透过挡风玻璃，他看见一个官员挥手让他开进前面卡车旁边的停车位，他照做了。停好后他熄了火，从遮阳板上拿出那叠单据，下到水泥地面上。因为是常客，他认识大部分海关人员，但这个不认识。那人点了一下头伸手拿过单据，开始迅速翻阅。 海关官员只花了10分钟就满意地看到手续齐全，执照、保险、装船单、已付讫的关税、许可证等等。显然，即使在欧洲共同市场内，将货物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也要有全套手续。他正要把单据还给克拉克，突然他看到了什么。 “嗨，那到底是什么？”他问道。 克拉克顺着他的目光看见卡车的驾驶室下面有一滩油，而且还在缓缓地扩大着。它正从靠近后轴的什么地方滴下来。 “哎呀，上帝，”他绝望地说，“好像是差速器。” 海关人员找来一位岁数大的同事，克拉克认识他。那两人弯下腰去看油是从哪儿流出来的，两品脱多的油已经淌到地上了，油还继续流着，还会流出三品脱，年岁大的海关人员站起身。 “你这下挪不开了，”他说，然后对着他的同事又说，“咱们得让周围的车绕过去。” 克拉克爬到驾驶室下面想看个仔细。发动机前上方一根粗大的驱动轴撞到了差速器铸钢的外壳。 箱体里面，驱动轴的旋转动力侧向传给旁边的后轴，这样推动卡车前进。而这些都靠机箱里安装复杂的齿轮来完成，而齿轮要泡在润滑油里才能长时间运转。没有油，走不了多远，齿轮就会卡住。可是，油现在正源源滴出。钢板机箱裂开了。 轴上面是绞盘。载货的拖车部分就挂在上面，克拉克从下面钻出来。 “全漏光了，”他说，“我得给公司打电话。能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海关高级官员对着落地玻璃墙的办公室摆了一下头，然后接着检查其它卡车。几个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身来对克拉克喊着粗话；克拉克自顾去打电话。 都柏林的公司里没人，他们都出去吃午饭了。克拉克在海关郁郁寡欢地转悠，最后一批旅游车也离开了海关驶向了内陆。3点钟时，他终于联系上了塔拉运输公司的营运主管，解释了自己的麻烦。那人咒骂了几句。 “我这儿没备件，”他告诉克拉克。“我得到富豪卡车代办处搞一个，一个小时后再打给我。” 4点钟时还没消息。5点钟时海关的人想关门了。今天从菲什加德开来的最后一艘货轮也抵达了。克拉克又打了个电话，说自己要在罗斯莱尔过夜，过一个小时再联系一下。一个海关人员好心地把他捎到镇上，又给他指了一家“一床加早餐”的小旅店，克拉克当晚就住下了。 6点钟时，公司总部通知他说：他们明早9点能拿到差速器部件，公司的一位修理师将开维修车送过来，那人中午12点能到。克拉克给妻子打了个电话，说他得晚一天。他喝完茶又去了间酒吧。3英里外的海关那里，塔拉公司那台与众不同的白绿相间大卡车孤寂地停着，下面汪着一大摊油。 第二天克拉克让自己睡了个懒觉，9点钟才起床。他10点钟给总公司打了电话。那边告诉他，替换的零件已装上车，5分钟后出发。11点，他搭便车回到港口。公司说到做到，修理师开着维修车在12点时便沿着码头叮叮咣咣地进了海关，克拉克正等着。 干劲十足的修理师像雪貂似的爬到卡车下面，克拉克能听见他咂吧着嘴。当他出来的时候，身上沾满了油污。 “机箱的事儿，”他说，“整个儿裂开了。” “得多长时间？”克拉克问。 “如果你搭个手，我能一个半小时让你从这开走。” 比那稍微长了点儿。首先，他们得擦干那摊油，可是擦干5品脱的油很是费时。然后修理师拿起一把重扳手小心地拧下连着机箱和主体的一圈螺栓。干完后，他取出这两个半轴，开始松开传动轴。克拉克坐在地上看着他，时而按照吩咐递递工具。海关人员看着他们两个，没有来船的时候，海关里没什么事可做。 快到1点钟时，破损的部件一块块地拆了下来。克拉克饿了，想到公路上找个餐馆吃点午饭，但修理师想接着干。这时，远处的海面上，比圣基利安号小一点的姊妹船圣帕特里克号渡轮正驶过地平线向罗斯莱尔开回来。 修理师开始按照相反的程序来装新件。新机箱装上了，传动轴被固定住，两个半轴塞了进去。1点半时，圣帕特里克号对任何一个注视着它的人来说，已经清晰可见了。 墨菲正注视着它。他趴在码头后面高坡上低洼地方的枯草上，100码以外的地方谁也看不到地，当然也没人去看。他把战地望远镜举到眼前，监视着驶近的渡轮。 “来了！”他说，“挺准时。” 布伦丹哼地应了一声，他长得粗壮，正趴在墨菲旁边的长草里。 “你觉得那能成功吗，墨菲？”他问。 “当然，我计划得像军事行动。”墨菲说，“不会失败！” 稍微更在行的罪犯都会告诫墨菲，干这种勾当有点出格。墨菲是个经销破铜烂铁的商人，也搞搞拆装汽车的副业。他已经花了几千英镑来策划这次行动，他是不会打退堂鼓的。他继续注视着越来越近的渡轮。 海关这里，修理师紧完了新装零件周围的最后一个螺帽，从下面爬出来。他站起身，伸了伸筋骨。 “好了，”他说，“现在，我们加5品脱油，然后你就可以开走了！”克拉克从维修车上提过一加仑油和一个漏斗，修理师拧下了传动箱边上的一个小螺帽。 海关外面，圣帕特里克号缓缓地把船头开进停泊处；固定之后，它的船头大门打开了，坡道降了下来。 墨菲稳稳地拿着望远镜盯着圣帕特里克号船头的黑洞。第一辆出来的卡车是棕褐色的，有法国标记。第二辆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现出白绿相间的车身。在拖车的侧面上，“塔拉”两个字用大大的绿色字母写着。墨菲慢慢地松了口气。 “就是它，”他喘着气说，“那是咱的宝贝儿。” “咱们现在去吗？”布伦丹间，他没有望远镜什么也看不着，变得不耐烦了。 “不急，”墨菲说，“我们先等它从海关出来。” 修理师旋紧加油嘴的螺帽，转向克拉克。 “交给你了，”他说，“可以走了。我嘛，我要去洗洗，或许在都柏林的路上能超过你。” 他把油桶和剩下的工具放回车上，挑了瓶洗净剂向卫生间走去。那辆塔拉运输公司的大货车隆隆地通过码头来到海关里。一名海关官员挥手让它停到同伴旁边的停车位上，司机爬下车。 “到底出了什么事，利亚姆？”他问道。 利亚姆·克拉克对他解释着，一名海关官员走过来检查新到司机的单据。 “我可以开走了吧？”克拉克问。 “开走吧，”官员说，“你把这地方搞得一团糟。” 已是过了一天一夜，克拉克才又进了驾驶室。他发动了马达，踩住离合器，他和公司同事挥了挥手，挂上挡，这辆货车从海关的棚子下开到了阳光明媚的外面。 大货车出现在海关旁边的空地上，墨菲调整着望远镜的距离。 “他已经出来了，”他告诉布伦丹。“没有麻烦，你看见没有？”他把望远镜递给布伦丹。布伦丹爬到高一点的地方去，500码远的地方，大货车转了个弯驶离了港口，开上了去往罗斯莱尔的公路。 “我看见了。”他说。 “用肥有750箱上好的法国白兰地，”墨菲说，“就是9000瓶。每瓶零售卖到10镑多，我能得4磅。你觉得怎么样？” “那是好多酒啊！”布伦丹很是眼馋地说。 “是好多钱，傻瓜，”墨菲说，“好了，咱们该走了。” 这两个人离开那里，猫着腰跑到下面停着车的沙土路上。 他们开回到小路和公路的交界点。公路从码头通向镇上。没等几秒钟，司机克拉克就开着大货车轰然驶过。墨菲开着他的黑色福特牌格拉那达轿车，那是两天前偷来的，现在挂着假牌照，他在大货车后面开始跟踪。 大货车一直没停，克拉克想快点到家。他开过斯莱尼河上的桥，出了威克斯福德，又向北开上都柏林公路。这时，墨菲决定去打电话。 他来的时候就看到了电话亭，并且从听筒把膜片拿了出来，以确保自己过来用时没人用它。确实没人用过。但有人或是被这没用的摆设弄火了，把皮线从底座上撕断了。墨菲骂了一句又向前开。他在安那斯奇北面的邮局旁边又找了个电话亭，他拨号时，前面的大货车已开出了视线。 他是打给戈里北部公路边上的电话亭的，另两个同伙在那儿等着。 “你他妈去哪了？”布雷迪问，“我和基奥在这等了一个多钟头了。” “放心”墨菲说，“他上路了，会按时到的。你们在停车点的灌木后面好好守着，等他过去再行动。” 他挂了电话接着向前开，凭着那辆车的高速，没到弗恩斯村他就追上了大货车，并尾随它来到了公路上，在卡莫林前面，他转向布伦丹说，“咱俩该变成法律卫士了。”他说着，开车又离开了公路。这次开上的是条他早探看好的狭窄土路，那里很偏僻。 他们俩跳下车，从后座拉出个手提包。他们脱掉前拉链式的防风上衣，穿上手提包里的两件夹克。他们早就穿着黑鞋、黑袜子和黑裤子。风衣一脱掉，他们穿上正规的警察蓝衬衫，扎上黑领带。再套上夹克，便伪装完毕了。墨菲穿着三道杠警官服，布伦丹穿着普通警服，两个人都佩带着爱尔兰警察的警徽。包里的两顶高帽子也戴到了头上。 包里只剩下两卷黑塑料胶布。墨菲将胶布展开，扯掉衬布，小心地铺展在手上，在格拉那达的前车门上每侧贴上一条。黑塑料和黑涂料混到一起，每个车门上都有了白色的“警察”二字。墨菲偷车的时候就精心地选了台黑色格拉那达，因为那是最普遍的警察巡逻车。 从上锁的行李箱里布伦丹取出最后一个装备，那东西有两英尺长，截面为三角形。三角底边安了一块强磁铁，可以紧紧地吸到车顶。前后两面都是玻璃，均印有“警察”字样；里面没有照明的灯泡，但白天谁会注意到呢？ 这两个家伙钻回汽车倒出小路时，他们怎么看上去都是一对高速公路上的巡警。现在是布伦丹开车，警官墨菲坐在他旁边。他们发现大货车正等在戈里镇的红绿灯下。 戈里北面有一个新建的双车道公路，就在阿克洛和老市场之间。在向北的车行道的中途有个停车点，那就是墨菲选中打埋伏的地方。正当排在大货车后面的车队进入双车道公路时，后面车的司机都乐不可支地超过了大货车，墨菲看在眼里。他摇下车窗对布伦丹说了声“干”。 格拉那达毫不费劲地开到卡车驾驶室旁边，并排行驶着。克拉克低头看到旁边的警车，一个警官从客座上向他挥手，他摇下车窗。 “你的后胎要瘪了，”墨菲顶着风吼着，“开到停车点去。” 克拉克看着前面，看到了路旁指示牌上大大的停车标记，那有个停车点。他点点头开始减速。警车在前面开，转到停车点的指定位置停下了。大货车跟着也停到了格拉那达车后面。克拉克下了车。 “是后面的这个地方，”墨菲说，“跟我来。” 克拉克听话地跟着他绕过车头沿着绿白相间的车走到后面。他看到胎并没瘪，不过他没机会再看一眼了。灌木丛分开了，身穿工装服戴着头罩的布雷迪和基奥蹦了出来。一只戴手套的手捂住克拉克的嘴，一条有力的胳膊抱住他的胸部，另一双胳膊抱起他的脚。他像个麻袋似的被拖了进去，消失在灌木丛里。 不到一分钟，他那套上衣口袋上带有塔拉标志的工作服被扒走了，手腕、嘴巴和眼睛都被胶布贴住。凭借大货车的庞大车身的掩护，为了不被过路司机看到，他被塞进了“警车”的后座。一个嘶哑的声音让他躺在地上别动，他照做了。 两分钟后，基奥穿着塔拉工作服从灌木丛里出来，走到驾驶室旁。墨菲正在那儿检查着倒霉的克拉克的驾驶执照。 “都符合手续，”墨菲说，“现在你叫利亚姆·克拉克，这叠单据应该也齐全，两小时以前在罗斯莱尔海关不是已经检查过了吗？” 基奥在来到爱尔兰芒特乔伊打工之前是个司机。他咕咕哝哝地应了一声便钻进卡车。他环顾了一下各个按钮。 “没问题。”他说着把那叠单据放回到遮阳板上。 “一个小时后农场见。”墨菲说。 他盯着劫持的大货车从停车点开出来，混人都柏林公路上北行的车流中。 墨菲回到警车上，布雷迪坐在后排，脚搭在被蒙了眼睛侧卧的克拉克身上。布雷迪脱了工作服和头罩，只穿了件羊毛夹克。克拉克很可能看见了墨菲的脸，但只看了几秒钟，而且那时还戴着警察帽。他没看到另外三个模样，这样，即使他起诉墨菲，另外三个也会给墨菲作无懈可击的无罪证明。 墨菲前前后后地扫了几眼公路。那会儿没什么车，他瞧了瞧布伦丹，然后点点头。他俩撕下车门上的“警察”标记，团了团扔到后面，墨菲向路上扫了一眼，一辆车飞驰而过，没有引起注意。墨菲从车顶拔下照明警灯，把它扔给布雷迪。又扫了一眼，还没什么车。两件制服夹克衫也脱了下来，扔给后座的布雷迪。防风大衣又穿到身上。当这辆格拉那达开出停车点时，它只是辆普通小轿车，能看见里面坐着三名普通人。 他们就在阿克洛北面超过了大货车。这时墨菲又开车了。他轻轻地按了一下喇叭。格拉那达正在超过大货车时，基奥举起一只手，大拇指冲上，打着OK手势。 墨菲向北一直开到基马卡诺格，然后开上一条叫做落基山谷的小路，这条路通往卡拉沼泽地。那儿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只是他在那荒野里找到了一个废弃的农场，其优越性就是里面有个大谷仓，大得可以装下大货车。要的就是这个。一条泥泞的土路通向农场，路上盖着厚厚的针叶。 他们在天黑前到达，比大货车早到50分钟，比和北方佬以及他们的4辆车接头的时间早两个小时。 墨菲心里盘算着。他做成了这笔买卖，感到洋洋自得。想在南方卖掉这9000瓶白兰地，谈何容易。这些酒是保税的，每箱每瓶都有编号，迟早会被发现，但是在北方的阿尔斯特省情况就不同了，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到处是非法小酒店、无证的地下酒吧夜总会。 地下酒吧是严格隔离的，分别是基督教派的和天主教派的，都牢牢地控制在黑社会手里。而黑社会也早就被逃到那边的爱国者们接管了。墨菲也知道打着为了爱尔兰的荣誉而战的旗号而进行的宗派仇杀，相当的一部分是在保护敲诈勒索，而不是什么爱国主义。 因此，他和其中一个大势力的大亨之一做了买卖。那人是好多家地下酒吧大供货商，白兰地在酒吧里可以任意买卖而无人过问。那位大亨连同他的司机定好在农场和他接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把白兰地卸到他的4辆货车上。然后，穿过错综复杂的乡间小路，再沿着弗马德——莫纳亨公路越过大湖之间的省界，赶在天亮前把货运进北方。 他吩咐布伦丹和布雷迪把倒霉的司机克拉克带进农场，将他扔到农场废弃厨房角落里的一堆麻袋上。三个劫持犯坐下来等候着。7点钟时，大货车沿着小路在昏黑中、没有开灯、隆隆地响着开了过来。三个人跑出门外，借着模糊的手电光，他们拉开谷仓的大门。基奥把大卡车开了进来，大门关上了。基奥下了车。 “我觉得我那份钱挣到手了。”他说，“外加喝的。” “你干得不错，”墨菲说，“你不用再开这卡车了，午夜就能卸完货，然后，我来把它开到10英里外的地方扔了，你喝点什么？” “就来份白兰地吧？”布雷迪提议说，他们都大笑起来，这是个不错的玩笑。 “我不会为了几杯酒就开箱，”墨菲说，“再说我是只喝威士忌的，威士忌行吗？”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瓶酒，大伙都觉得那也凑合。8点差一刻时，天全黑了。墨菲拿着手电筒来到小路尽头给北方来的人引路。他告诉过他们详细路线，但他们还是可能找不着路。8点10分，他回来了，领回了4辆板厢货车。货车在院子里停下，一个穿着驼绒外套的大个子从头一辆车的乘客座位上下来，他提着一个手提箱，表情严肃。 “墨菲吗？”他说，墨菲点头。 “货搞到了吗？”来人又接着问。 “刚下法国来的船，”墨菲说，“还在卡车上，谷仓里。” “要是你已经开了封，我就要按箱检查。”那人威胁说。墨菲咽了口唾沫。他很庆幸自己抵住了看货的诱惑。 “法国关封原封没动，”他说，“你可以自己看。” 北方人哼了一声，对着随从点了一下头。随从拉开谷仓大门。火把照在车后门的两把锁上，关封还盖在上面，没破。阿尔斯特人又哼了一声，满意地点点头。一个随从拿起撬棍走到锁跟前，北方人突然摇摇头。 “咱们进屋吧。”他说。墨菲手里拿着火把带路来到这个老农场从前的起居室。北方人打开手提箱，放到桌上，掀开了箱盖。成捆的钞票让墨菲两眼放光，他从没见过这么多钱。 “9000瓶，每瓶4英镑，”他说，“也就是36000英镑，对不？” “35000！”北方人咕哝着说，“我喜欢凑整。” 墨菲没争辩。他觉得和这人争辩不明智，无论如何，他还算满意，给每个弟兄3000英镑，再扣去支出，他能净剩两万多，“就这么着。”他说。 另一个北方人在破窗户那儿现出身来，他对着自己的老板说。 “你最好来看看。”那人只说了一句话。 然后他走了。大个子合上箱子，拉开门迈步出来。4个阿尔斯特人，还有基奥、布雷迪和布伦丹围在卡车开着的厢门周围。6把火炬照亮了里面，他们看到的不是整齐地码成堆的箱子，上面也没印着世界驰名的白兰地制造商名字，而是别的东西，里面是堆成垛的塑料袋子，每个上面都印着一个有名的花园用具制造商的名字，下方印着“玫瑰花肥”。北方人瞪着那堆货，一个个面无表情。 “这他妈是什么？”他不满地问。 墨菲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我不知道，”他嘶哑着声音，“我发誓我不知道。” 他说的是实话，他的消息绝对没错——那可没少花钱。他搞到的船号和运货车都没错，他知道那天下午到的圣帕特里克号上只有这么一辆车。 “司机呢？”高个子男人怒喝着。 “在里面。”墨菲回答说。 “咱们走。”大个子说。墨菲带路，可怜的利亚姆·克拉克还被绑得像只袋装鸡。 “到底是什么货？”大个子不客气地问道。 克拉克愤怒地从胶布后面呜呜着。大个子向一个随从点了一下头，那人走上前，不管不顾地从克拉克嘴上扯下医用胶布。司机眼睛上还贴着一条胶布。 “我说到底是什么货。”大个子重复着，克拉克咽了口唾沫。 “玫瑰花肥，”他说，“不都在货单上吗？” 大个子用火把照着从墨菲那儿拿过的那叠单据。他盯着看了看，刷的一下把货单伸到墨菲鼻子底下。 “你没看看吗，笨蛋？”他喝问道。 墨菲把火气发到司机身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训问说。 虽然克拉克看不见谁在呵斥，但狂怒使他鼓足了勇气。“因为我嘴上贴着该死的胶布，那就是为什么。”他吼了回去。 “墨菲，那倒是真的。”布伦丹傻呵呵地说。 “闭嘴。”开始绝望的墨菲喝道。他移近克拉克，“下面就没什么白兰地吗？”他问。 克拉克的表情明白地显出他毫不知情。“白兰地？”他重复着，“为什么有白兰地？比利时不产白兰地。” “比利时？”墨菲咆哮着，“你是从法国的科尼亚克到勒阿佛尔的。” “我这辈子还没去过科尼亚克，”克拉克吼着。“我拉了一车玫瑰花肥，泥苔薛和干牛粪做的。公司从爱尔兰出口到比利时，我上周接的货，买方在安特卫普开包验货说不合格，拒收。都柏林的老板让我把它弄回来，我在安特卫普花了3天时间才点清单子。都在上面写着。” 北方人一直用火把照着单据，那证明克拉克的话没错，他不满地哼了一声，把单据摔到了地上。 “跟我来。”他边向外走边对墨菲说。墨菲一边跟着他，一边为自己的无辜辩解着。 在院子的暗处大个子打断了墨菲的辩解。他放下手提箱，转过身，抓住墨菲的风衣前襟，把他提起来摔到谷仓门上。 “听着，天主教小杂种。”大个子说。 墨菲先前还不知道他和阿尔斯特哪边的帮派交易，现在他知道了。 “你，”大个子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低沉声让墨菲凉到骨头里。“劫了一车狗屎——真白痴，你白费了我和弟兄们的时间和钱……” “我跟你发誓……”墨菲哑着声音，他觉得喘不过气来，“老天在上……一定是下艘船，明天下午两点到，我再去……” “不敢劳驾，”大个子低声说，“买卖吹了。最后你记着，要是你再跟我这么耍花样，我就让两个兄弟过来敲断你的腿，明白了吗？” 老天，墨菲想，这些北方佬真是野兽。就知道在英国人面前装笑脸，但他知道还是保命要紧，便把这想法压住了，他点着头。5分钟后北方伦和他的4辆空车离开了。 在农舍里，借着火把的光，墨菲和他的几个沮丧的同伙喝干了那瓶威士忌。 “我们现在怎么办？”布雷迪问道。 “这样，”墨菲说，“咱们销毁证据，除了我自己，大伙儿没捞着可也没亏着。” “那我们的3000英镑呢？”基奥问。 墨菲盘算着，他刚受过了阿尔斯特人的恐吓，不想自己人中再生事端。 “兄弟，只能是1500英镑，”他说，“但你们得等我弄到钱，为了这笔买卖我赔了老底。”他们看上去虽然没有不高兴的样子，但内心也不大乐意。 “布伦丹，你，布雷迪还有基奥把这儿弄干净。证据、脚印还有泥里的车辙，一个不剩，全都销毁。干完后，开车把司机扔到南面的路边，嘴、眼睛和手腕都贴上胶布，这样他就是报警也得些时候。然后向北转开回家。” “基奥，还是像我说的，我开着卡车把它扔到基普尔可的山上，我步行下山，然后可能在干道上塔便车回都柏林，同意吗？” 他们同意了，也别无选择。北方佬砸掉了拖车后门上的锁，所以他们不得不四处找小板条好把这两扇门别住。随后他们关上了这批倒霉货物的车门，用小板条固定住。墨菲开着车，大货车沿着原路开出农场。左转弯朝着朱斯森林和威克洛的山区驶去。 刚过9点30分，墨菲在朗德伍德公路上驶过了森林，突然他遇到一台拖拉机。一般说来，农夫这么晚了不会开着拖拉机出来，何况拖拉机的一只大灯不亮，另一只沾满了泥，拖车上装着10吨重的稻草捆。但就有这么个农夫。 墨菲正在两堵石头墙中间急驰，这时他看到迎面开来个庞大的拖拉机。他狠踩刹车。 值得一提的是：多节汽车虽然能比等长的固定结构汽车更灵活地转弯，但是刹车的时候这却是很要命的。要是起拖动作用的驾驶室和载货的拖车不在一条直线上，它们就会顶牛。重重的拖车会追上驾驶室把它撞得向旁边打滑。墨菲的车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多亏了这种威克洛山区随处可见的石头墙挡着，他才没全滚下去；农夫开着拖拉机冲进了就近的农场大门，拉着稻草捆的拖车被抛在了后面，拖车顶了上来。墨菲的驾驶室开始滑动。刹车也失灵了，化肥货厢把墨菲挤进了一侧的稻草堆。稻草天女散花似的甩得到处都是，几乎把驾驶室埋了起来，拖车的后部撞上了石墙，被弹回到路上，又撞了对面的石墙。 金属与石墙摩擦的吱吱声停止时，农用拖车还竖在那里，只是被拖动了10英尺，断开了和拖拉机的连接。这股冲劲把农夫从座位上甩到了一堆青贮饲料里。他对着上帝在喃喃祷告着。墨菲正坐在满是稻草的昏暗驾驶室里。 撞上石头墙的冲劲使得别着车厢后的木板条断裂，两扇车门洞开。一些玫瑰花肥散落在卡车后面的公路上。墨菲打开驾驶室门，扒开稻草垛下到公路上。他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这里，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农夫在黑暗中不会认出他。正当他向下爬时，他想起没来得及擦掉驾驶室里面的指印。 农夫已经从青贮饲料堆里拨出脚来站在墨菲的驾驶室旁边的路上，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这种气味，是现代香水业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气味。显然，他在等墨菲爬出来。墨菲的脑袋飞快地转着，他要让农夫消气再帮他装好拖车。这样，他就有机会擦掉驾驶室里面的指印，再趁机溜掉。 就在此时警察巡逻车到了。警车可真是怪，你需要它的时候哪儿都找不到，可是你刚惹点事儿，他们却突然在你面前冒出来。这辆警车护送了一名大臣从都柏林回老家安那摩尔，现在是在返回首都途中。当墨菲看见车灯时，他以为又是辆冒牌货；车灯熄灭的时候他看出来这辆是正宗的。车顶有“警察”二字，里面的灯也亮着，这个灯泡的确发着光。 警士和警察慢慢地绕过卡住的拖挂拖拉机，检查着扣翻的稻草堆。墨菲意识到只能撒谎骗过去了，黑暗之中他还可以趁机逃掉。 “你的？”警士冲着车点了一下头问道。 “是。”墨菲说。 “从干道上开出挺远了。”警士说。 “啊，天气也不早了，”墨菲说，“今天下午到罗斯莱尔的渡轮晚点了。我想交完了货回家睡觉。” “单据。”警士说。 墨菲钻进驾驶室把利亚姆·克拉克的那叠单据递给他。 “利亚姆·克拉克？”警士问道。 墨菲点点头。单据相当齐全，警察检查完拖拉机回到警士旁边。 “他的一个大灯坏了，”他说着向农夫摆了一下头，“另一个灯蒙着土，10码外看不见车灯。” 警士把单据递还给墨菲，转而注意起了农夫。农夫前一阵还理直气壮，这会儿却显得很担心的样子，墨菲来了精神。 “我不想小题大作，”他说，“但警察说的对。拖拉机和拖车根本看不见。” “你有执照吗？”警士问农夫说。 “在家里。”农夫回答。 “不用说也有保险吧，”警士说，“我希望都很齐全，我们过会儿去看。车灯坏了，你不能再开了，把拖车弄到田里，稻草从路上清走。天亮时你再来收堆。我们送你回家，顺便也看看你的证件。” 墨菲更来了精神，这伙人一会儿就滚蛋了。警察开始检查卡车车灯。灯一点毛病都没有，他又走过去检查尾灯。 “什么货？”警士问。 “肥料，”墨菲回答，“一半苔藓，一半牛粪做的，玫瑰花用。” 警士发出一阵大笑。他转头看着农夫，农夫已经把拖车弄进了田里，正在扔稻草，路面基本上干净了。 “这车拉了一车粪，”他说，“你却栽了进去，没了脖儿。”他被自己的风趣逗笑了。 警察从货车拖车后面走回来。“门撞开了，”他说，“几个袋子掉到地上摔破了。您最好看一看，警士。” 他们三个沿着车身走到后面。 有12袋化肥从开着的后门里掉了出来，4袋散了包。月光洒在已被扯开的塑料中间一堆堆的褐色肥料上，警察举起火把照在上面，就像后来墨菲对他的狱友所说的那样，有的时候倒霉的话，喝凉水都塞牙。 映着月光和火把光，从破损的袋子里冒出来的不是别的，正是火箭筒和机关枪，直挺挺的，一清二楚。墨菲的心顿时翻了个个儿。 爱尔兰警察一般不带手枪，但执行护送大臣任务时，他们是带枪的。警士的自动手枪对准了墨菲。 墨菲叹了口气，这可真是该倒霉的一天，他不但没劫成9000瓶白兰地，反而中途截获了人家发运的秘密军火，他心中明镜似的知道“人家”是谁，他也能想得出今后两年他要待在什么地方了，但是都柏林的大街恐怕回不去了。 他慢慢地举起双手。 “我要坦白。”他说。 （肖忠哲译） 死角 “不要求你说什么。但是，凡是你讲的话都要记录下来，而且可能当做证词。” 这是英国和爱尔兰警察局的官员对嫌疑犯的训词。 威风凛凛的警车缓缓地停在路边。离这儿50尺的地方，马路中间拦上了路障，将围观者隔在一边。司机没有灭火，雨刷有节奏地刷着车窗上的小雨。威廉·汉雷局长从座位上透过车窗看了看前面围观的人群和不知所措的官员。 “停在这儿。”他对司机说，并准备下车。司机很乐意，因为车内又挡风、又遮雨，还暖和。这种下雨的鬼天气，在街上走来走去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他点了点头，关了引擎。 该管区的警察局长下了车，关上车门，把自己的深蓝色大衣裹紧，朝着隔离带的缺口一直走去。一位浇湿了的警察正站在那里，看着从隔离区进出的人。他看到汉雷，敬了一个礼，向边上挪了一步，让汉雷进去。 大个子汉雷已经当了27年警察，从一般的巡警升到现在的地位。他个头1.85米，身强体壮，正适合干这一行。30年前，他曾是爱尔兰阿斯隆郡橄榄球队中有名的前锋，身穿绿色爱尔兰球衣，在三重皇冠赛中，他们队三年三连冠，大灭了英国队、威尔士队、苏格兰队和法国队的威风。他参加警察部队后，打球也没有影响他的晋升。 他喜欢自己的工作。虽然工资低、上班时间长，他也感到满意。但是，每次执行任务时总免不了要有棘手的事。今天上午就是这样的麻烦事——动迁事件。 两年来，都柏林市政厅一直致力于拆除一片乱七八糟的旧区内的房屋。这个地区叫格鲁赛斯特宝石区。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还始终是个谜。格鲁赛斯特是英国有名的皇族，但这个地区与皇族的财富和盛名毫无关系；也没有什么宝石，只不过是一片工棚贫民窟，坐落在利菲河北岸码头的后边。现在，这里的绝大部分都已拆平了，居民被迁到高层公寓里。 这一片恰恰在汉雷管辖区的中心地带，所以，今天上午的差事对他来说是义不容辞的。这件事也使他大伤脑筋。 这片由两条路障隔离开来的地方，正是以前梅友路的中间地段。在这11月的天气里，隔离区里面也显得一片荒凉。路的一边已是一片瓦砾，推土机马上就要开始工作，平整夯实，作为一座综合大楼的地基。路的另一边就是人们瞩目的中心。在这个上下几百尺的地面上，一座建筑物也没有，平平的一块场地，方圆约有两英亩。上面已经铺好了一层柏油，雨水浇在上面闪闪发亮。这是一个停车场，准备供将来在附近一带办公大楼里上班的人们使用。这两英亩的场地已被一排9尺高的环形图案栅栏围了起来，但还没有合拢。也就是说，还差一点儿没有封闭。 恰恰在中间，正对着梅友路，仍然还有一座孤零零的房子。这所房子周围的房子早已被拆除，墙壁用木桩子支着。它后边的房屋也拆除了。这所房子的三面都已铺上了黑黑的柏油，就像海滩上三面被海水包围的沙丘一样；房子前面紧靠路边。正是这所房子和住在里面吓坏了的老头，成了今天上午事件的中心。附近的居民都凑过来看热闹，看看他们的最后一位邻居是如何被迁走的。 房子的正门前围着一些人，汉雷朝他们走过去。大家都盯着破房子，现在已到拆除的时候了，但好像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里没什么好看的。便道边是一面砖砌矮墙，将便道和花园隔开。花园也不是花园的样子，只是几尺宽的一块地，长着杂草。房子的一端是正门，门被抛来的石头打得斑斑驳驳。汉雷知道，门内一定是一块一码见方的小门厅，接着是一条窄窄的楼梯通到楼上。门厅的右边通向小客厅，客厅的窗户已被打碎，用纸板挡着。门厅和客厅之间是走廊，通向又小又脏的厨房，那一头又是一个门，通向后院和厕所。客厅中一定有一个壁炉，因为靠那一侧有一个烟囱伸向雨濛濛的空中。汉雷从侧面看去，房后的院子与房子一般宽，约25尺长，用6尺高的木板墙围着。有人曾从板墙上向院内窥视过，他们告诉汉雷说，院内光秃秃的，养着4只鸡，到处是鸡屎。那老头在紧靠后墙那儿修了一个鸡窝，在里面圈鸡。就这些。 市政厅已经尽量安排得使老头满意，给了他一套又亮又干净的公房，甚至在别的地方还另给了他一座小房子。社会工作者。退休会的工作人员、教会的工作人员轮番去看望他，劝他，给他讲道理，一次又一次地推迟搬迁期，但他就是不搬。马路修好了，从他的房前院后绕过，他还是不走。工程在进展，停车场轧平了，铺上了，围起栅栏，从三面包围了他。然而，这个老头还是一动不动。 当地新闻界曾前来采访，并以“梅友路隐士”的标题报道了他；当地闲散青年也聚拢来，用泥球和石块把他的玻璃全砸碎了。老头在里面叫骂，但青年们根本不理会。 最后，市政厅发出了搬迁通告，法官也下令强制搬迁。一些居民公众也冒着这11月的寒风冷雨来到他的门前。 房管局局长向汉雷打了个招呼。他说：“真是苦差事。我真讨厌这些搬迁。” “是啊。”汉雷说，并扫了一眼人群。这里有两名执行人，长得膀大腰圆，却显得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两位市政厅来的人；两名自己手下的警察；一位保健站的人，一个当地医生，还有几个芝麻官儿。当地报纸的老摄影记者巴尼·凯莱赫也大驾光临，身边跟着一位年轻的小记者。汉雷与当地报界的关系一向很好，甚至可以说，与那些老记者都是朋友。他们各干自己的事，没有必要勾心斗角。巴尼飞过来一个眼色，汉雷点了点头。小记者认为这是友好的象征。 “你要动硬的把他弄走吗？”小记者直截了当地问。 巴尼·凯莱赫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汉雷把眼光转过来盯着小记者。小记者被看得后悔起来，真不该问那句话。 “我们要尽量和和气气的。”汉雷严肃地说。小记者急忙记下来，倒不是怕把这短短的一句话忘了，而是想找点事干。 法官命令中的截止时间是9点钟。现在是9点过两分，汉雷对房管局局长点了点头。 “开始。”他说。 市政厅的官员走到门前，用力敲门。没有回答。 “拉金先生，你在里面吗？”他喊道。没有回答。那官员回头看看汉雷，汉雷点点头。官员清了清嗓子，宣读了市政厅搬迁命令。他声音很洪亮，里面完全可以听到。没有声音。他又回到路边人群这里。 “再给他5分钟好吗？”他问。 “可以。”汉雷说。在路障的后边站着一帮人，他们原先都是这里的居民。人群中喊喊喳喳地说着什么。终于，后边的一个人大胆地开了口。他喊道：“别折腾他了，可怜的老头儿。” 汉雷大大方方地走到路障那边，神情坚定地在人们面前走了一趟，看了看每个人的脸。 他轻声地问：“你们是不是要可怜他啊？把他的窗户全打碎了，让他在里面受冻，这是可怜他吗？向他扔砖头瓦块，这是可怜他吗？”人们沉默了好长时间。“抓紧去忙你们自己的事吧。”汉雷说，又回到门前人群那里。汉雷向瞧着他的两名执行人点点头。 “开始吧。”他说。 两人都拿着撬棍。一个人绕到房子一边，在房子与板墙的连接处，很在行地轻轻一撬，便撬开了三块板子，进入了后院。他走到后门，用棍子敲门。另一个人在正面这边听到敲门声后，也敲着前门。前后门都无人回答。前门的执行人把撬棍尖插到门和门框之间，一下子就撬开了。门开了一道缝便推不动了，里边有家具挡着。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便转向门的另一边，把两个合页都撬掉，将门拆了下来，放在前边的花园里。又将堆在里边的椅子、桌子一件一件地拿出来。门厅里空了。他走进门厅，喊道：“拉金先生？”从后边传来破碎声，另一个执行人从厨房那边进来了。 两个人在楼下搜寻着。街上的人们鸦雀无声。楼上卧室的窗前，出现了一张惨白的脸。人群看到了。 “他在楼上！”人群里三四个人喊道，就像猎人发现了狐狸一样。他们只是想帮帮忙。一个执行人从前门探出头来向上看，汉雷向楼上卧室点头示意，两个人爬上狭窄的楼梯。窗上的脸不见了。没有听到扭打的声音。不一会，他们就下来了，前边的人怀中抱着那个虚弱的老头。他走到雨濛濛的外面，站在那里不知如何办是好。退休会的工作人员急忙拿着一条干毛毯走过来，那个执行人把老头放下，让他站着，将毯子裹在他身上。老头看起来饿得一点劲也没有了，并且有些头晕，但更主要的是怕得要命。汉雷当机立断，他转向自己的车，抬手让司机开过来。市政厅可以在以后把老头送到老人之家去，但现在得好好让他吃顿早饭和喝杯热茶。 “把他放到车后边。”他对那位执行人说。老人被放到温暖的后座上后，汉雷也钻了进去，坐在旁边。 “走吧，”汉雷对司机说，“过去半英里的地方有个小饭馆，在第二个胡同的左边。咱们上那儿去。” 车倒了一下，穿过路障和注目的人群。这时，汉雷看了一眼这位非同一般的客人。他穿着肥大的脏裤子和一件薄上衣，里面是一件没有扣扣儿的衬衣。像常言说的那样，好像好几辈子都没有收拾自己似的，显得面色憔悴、形容枯槁。他一声不吭地盯着前座靠背，虽然汉雷盯着他，他也不抬眼皮看一眼。 “早晚要这样的，”汉雷温和地说，“这前前后后你都知道。” 汉雷身材魁梧、力大过人，在碰到码头上那些不三不四的捣蛋鬼时，只要他高兴的话，三拳两脚就会把他们都打下水去。而且，他的长相和两次被打折的鼻子，使他显得很凶。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老头慢慢地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但什么也没说。 “我是指搬迁的事，”汉雷说，“会把你安置在一个很好的地方的，冬天暖和，吃的也好。你看到就知道了。” 车停在小饭馆旁边。汉雷下了车，转向司机说：“把他带进去。” 在温暖的、热气腾腾的小饭馆里，汉雷朝角落的一张空桌子点了点头。司机陪着老头走到角落里，让他靠墙坐下来。老头什么也没有说，既不说谢谢，也不拒绝。汉雷看着柜台后墙上的牌子。老板用湿抹布擦了擦手，用探询的眼光看着他。 “两份鸡蛋、熏猪肉、西红柿、香肠和土豆片，”汉雷说，“角上那个老头。但先上一大杯茶。”他把两英镑的票子放在柜台上，说：“一会儿回来给我找钱。” 司机从角落里来到柜台前。 “待在那儿看着他，”汉雷说，“我自己开车。” 司机想道：今天真是好运气，先是待在温暖的车里，现在又在温暖的饭馆里，真是喝杯茶抽支烟的好机会。 “我非得跟他坐在一起吗？”他问，“他身上有一股味儿。” “看着他。”汉雷重复了一句。他自己开车回到梅友路的工地上。 工地上的人一点时间也没有浪费，他们早就准备好了。承包商的工人们从房子里进进出出，把东西都搬出来堆在路边。雨下大了。房管局局长撑起了雨伞，在那里看着干活。停车场里，两辆胶轮机械铲正在等着，准备从房后开始破土，铲平后院和小厕所。在机械铲的后边是一排翻斗车，一共11辆，准备运走房子的砖瓦碎石。水管、电、煤气在一个月以前就切断了，所以，房内又潮又脏。那里从来没有下水道，所以，外面的厕所有一个埋在地下的化粪池。化粪池很快就被填起来了，打上了混凝土。汉雷下车后，房管局长向他走过来，向一辆房管局的汽车示了示意，车的后门敞开着。 “我已经把值钱的东西收拾起来了，”他主动地说，“旧照片。硬币、几个奖章、一些衣服，一个雪茄盒中装着一些私人文件。大部分都发霉了。至于那些家具……”他指着雨中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家具，“都稀里哗啦的了，大夫建议烧了，连几分钱都卖不上。” “对。”汉雷表示同意。局长说得对，但那完全是他自己的事。然而，他似乎是想得到道义上的支持。 “他能得到一些赔偿费吗？”汉雷问。 “啊，当然，”局长急切地说，极力表明他们局并不是吝啬鬼，“房子嘛，是他的私有财产，家具、摆设、灯具以及一切个人东西所受的损失，都合理作价。而且，搬家的不方便也给以一定的补贴……但说实在的，他这么长时间不搬家，给我们局造成的损失也太多了。” 正在这时，一个工人从房子一边绕过来，双手各拎着一只鸡。 “这玩意该怎么办啊？”他问。 他的一个同事回答了他。巴尼·凯莱赫拍了一张照片。他想，一幅绝妙的照片，梅友路隐士的最后几个伙伴。真是抢了一个好镜头。一个工人说，他也养鸡，可以把这几只放到他那里一起养。于是，找来了一个纸箱子，把几只湿漉漉的鸡塞到里边，放到车里，以便随后送到那个工人家中去。 一个小时就干完了，房子搬空了。一位身穿黄油布雨衣、身强力壮的工长来到局长面前。 “可以开始了吗？”他问，“老板要求今天把停车场搞完并且围起来。如果今天晚上能打上混凝土的话，明天就可以浇沥青了。” 局长叹了一口气。“开始吧。”他说。工长转过身去，向一辆汽车吊抬了抬手。汽车吊的吊臂上挂着一个半吨重的大球。吊车缓缓地开到房子旁，定了位，噬哩地落下液压脚，使车轮离开了地面。大球开始摆动，起初很慢，但弧度越来越大。人们饶有兴趣地观望着。他们已经看过自己的房子被这样拆毁；这种事情总是吸引人的。终于，大球撞向房墙，离烟囱不很远，打飞了十多块砖，两条裂缝从上裂到下边。人群发出一片“啊——”的声音。对于闹得无聊的人来说，没有比观看拆毁东西更开心的事了。在第四球击过去的时候，楼上的两个窗户从窗框上掉下来，落到停车场上。房子的一角开始裂开，慢慢地转了半圈，倒向后院。过了一会儿，砌得很结实的烟囱也被拦腰撞断，上半部向屋顶倒下去，砸透了地板，掉向地面。这所旧房子已经四分五裂了。人们很愿意看到这种样子。汉雷局长回到车里，把车开回小饭馆。 小饭馆里比刚才更热更湿了。司机坐在柜台前喝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汉雷走过来时，他掐灭了手中的烟，从高凳上站下来。那老头在角落里好像仍在忙忙火火地吃着。 “他吃完了吗？”汉雷问。 “他吃了好长时间了，长官。”司机说，“那些抹黄油的面包让他吃得就好像明天再也吃不着了似的。” 汉雷看到老头又将一块又白又软的面包抹上黄油、放到嘴里嚼起来。 店主过来说：“面包得另加钱，他已经吃了三份了。” 汉雷看了一下表，11点多了。他叹了一口气，坐在一个高凳上。 “一杯茶。”他说。他曾经告诉保健站的人过30分钟来会面，把老人转给市政厅照管。然后，他就可以回办公室，完成有关的书面材料。使他高兴的是，整个事件中都给老头照了相。 巴尼·凯莱赫和小记者进来了。 “你们给他买了早饭，是吗？”巴尼问。 “我会把钱要回来的。”汉雷说。凯莱赫知道他不会往回要钱的。“要照几张相吗？” 巴尼耸了耸肩膀。“还不坏，”他说，“小鸡的那一张很妙。还有烟囱倒下来的；他被裹在毯子里的。划时代的照片。我还记得10万人住在这个宝石区的日子。那时，所有的人都工作，工资很低，但都得干活。50年才发展成这儿一个贫民窟。现在呢，只5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汉雷含含糊糊地说：“这就是进步。” 第二辆警车开到门前，曾经在梅友路的那个警察跳下车来。他透过玻璃看到局长正和记者在一起，显得有点犹豫。小记者没有注意到他；巴尼·凯莱赫却装作没看见。汉雷从高凳上溜下来，走到门口。在门外的雨中，那个警察对局长说：“您最好回去一下，长官，他们……发现了点情况。” 汉雷抬手叫出司机，说：“我去一下，看着那个老头。”说着，往饭馆里扫了一眼。 角落里，老头已经停下来了。他一手拿着叉子，一手拿着一块面包，里面卷着半截香肠。他看到外面的三个警察制服影子时，便停下不动了。 工地这边所有的工作都停止了。身着黄油布雨衣和戴着安全帽的工人们在瓦砾堆那儿围成一圈，剩下的那名警察也在那儿。汉雷从车中走出来，人群中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这是那老头的宝贝！”人群中一个人大声说。有人应声附和着：“他把财宝藏在那儿了，怪不得他死也不搬呢！” 汉雷来到人群中间，看着他们盯着的东西。剩下的半截烟囱仍然立着，有5尺高，周围是一堆砖头，在砖堆底部，一个老式的黑壁炉仍依稀可见。在一边，有几尺高的外墙还没有倒。在屋内的墙根边是一堆砖头，从砖堆里伸出一支干枯萎缩的、但仍然可以看得出的人腿。一只像袜子的东西仍然扎在膝盖下。 “谁发现的？”汉雷问。 工长跨上前来。“汤米正用一把镐在烟囱前干活，他清出一些砖头，以便能甩开镐。这时他看到了这个，便把我叫来了。” 汉雷碰到一个证据时，总是把它弄得确确凿凿的。 “那时，它是在地板的板子下面吗？”汉雷问。 “不是。这一带过去是沼泽，建筑者把地板都打成混凝土的。” “那它在哪儿了？” 工长躬下身去，指着壁炉。“从客厅中看过来，壁炉似乎是嵌在墙里的。实际上并不是那样。原先，壁炉和烟囱是贴着墙修出来的。后来，有人顺着壁炉和烟囱，在两边各修起一面墙，直砌到天花板，里边形成一个12尺宽的夹层。但夹层的另一半是空的，尸体在这一半里。屋里是重新裱糊过的，以便把夹壁墙遮盖起来。你瞧，烟囱墙上的纸和夹壁墙上的纸是一样的。” 汉雷顺着他的手指看去，一块块由于发潮而变得斑斑点点的壁纸贴在烟囱墙上的周围的墙壁上。这是一种很老的壁纸，上面带有玫瑰蓓蕾图案。但是，在壁炉旁的原有墙上，可以看到一张张更古老的壁纸。 汉雷站了起来。“好吧，”他说，“你们今天的工作结束了。你们可以让工人们待着，也可以让他们回去。这儿由我们接管。”工人们开始散去。汉雷对他的两名警察说：“把人们隔出去，封锁这个地方。再调些人来，多设些障碍。四面都要围好，谁也不能进来。我要多搞些人力来，再找几个法院的人。在他们来之前，什么也别动。好吗？” 两个警察敬了个礼。汉雷又钻到车里，向局里打电话，发布了一系列的指示。然后，又让局里把电话接到调查局技术处。技术处设在位于休斯顿火车站后面的一座维多利亚式旧建筑里。他很走运，欧基夫探长接的电话，他俩是老相识了。汉雷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和需要什么。 “我就派人来，”欧基夫在电话里说，“你要谋杀组的人来吗？” 汉雷抽了抽鼻子，说：“不用了，谢谢。我想，我们局可以应付。” “那么，你们只是怀疑吗？”欧基夫问。 “啊，是的。只是一般的怀疑。”汉雷说。 他又自己开车回到小饭馆。他从巴尼·凯莱赫身边驶过，凯莱赫正在徒劳地企图通过路障到里面去。这一回，值勤的巡逻警察可不那么好说话了。 在小饭馆里，汉雷看到司机还坐在柜台前；角落里坐着老头子，已经吃完了，正在呷茶。他瞧着这位向他走来的高大警察。 “我们已经找到了那个女人。”汉雷说。他俯下身去，声音说得很小，屋内的别人谁也没听到。 “咱们还是走吧，好吗，拉金先生？回局里去，可以吗？咱们还得谈一谈，行吗？” 老头看着他，一言不发。到现在为止，他还没张过口。老头的眼睛闪了闪。恐惧？放心？大概是恐惧。几年来，他一直处于恐惧之中，毫不奇怪。 他站了起来。汉雷的有力大手抓着他的胳膊向警车走去。司机跟着他们，然后，坐在方向盘后面。雨已经停了。瑟瑟的冷风把糖纸吹得满街都是，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但街上一棵树也没有。车离开路边。老头缩在座位里，默默地盯着前面。 “回局里。”汉雷说。 任何国家里的谋杀案调查都不会像电视里那样，充满着令人鼓舞的推理和判断。实际上，百分之九十都是繁琐的手续、填写一系列的表格；还有善后工作，麻烦得要死。 大个子汉雷亲自把老头送进拘留所后面的小拘留室中。老头没有提出任何抗议，也不提出请律师。汉雷还不想起诉他，至少可以拘留他24小时。况且，首先需要的是更多的事实。他坐在办公桌前，开始打电话。 “按规章办事，小伙子，按规章办事。咱们不是福尔摩斯。”多年前，他的老上司总是这样对他说。好办法。许多案件的败诉，不是由于调查的不充分，而大都是由于手续不全，经不起法庭上的严密追究。 汉雷正式地通知了民政机关，说发生了一起死亡案。他的电话正是时候，那位老民政官员正要去吃午饭。然后，又给设在汽车终点站后边的斯道大街的陈尸所打了电话，说下午将送来一具死了很久的尸体。他又设法找到了病理学家麦卡瑟教授。教授正在食堂里吃饭，他专心地听着电话，叹了一口气，可惜自己的这顿佳肴没有吃好，但他答应马上就来。 还得搞些帆布将现场围起来；找些人，让他们拿着锹镐到梅友路报到。他还找来手下的三名刑侦人员。他们正在吃午饭，立即被叫到办公室来了。他一边工作，一边胡乱地吃了两块三明治和一大杯牛奶。 “我知道你们忙，”他对他们说，“我们都忙，所以，我想把这个案子快点搞完，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他指定探长为现场指挥，立刻打发他到梅友路去。两名年轻的刑侦人员分头去执行任务。一个去详细调查那所房子。房管局局长说过房子归老头所有，属私人财产。市政厅税务局可能了解该房的历史和所有权的变动情况，在财产注册中会有确凿线索的。 另一个刑侦人员是跑腿工作。要查出梅友路的每一家老住户（现在大都住在市政厅公寓大楼里）；找到老邻居、知情人以及该区拆毁前15年间负责该地段的警察们。但凡过去的，不管多少年以前，只要了解梅友路情况、认识老头的人都要问一问。汉雷还强调说，也包括那些了解已故拉金太太的人。 他还派了一名穿制服的警察，让他开车到房管局，把上午用车拉走的那些私人东西都拉到警察局来。 当他站起来伸伸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了。他指示把老头带到审讯室。他喝干了牛奶，又等了5分钟。他走进审讯室时，老头正坐在桌子旁，两手交叉握在身前，眼睛望着墙。一个警察站在门口。 “他说什么没有？”汉雷小声问警察。 “没有，什么也没说。” 汉雷示意让他走开。 就剩下他们俩时，他在老头对面坐下来。市政厅的记录上说，他叫赫伯特·杰姆斯·拉金。 “那么，拉金先生，”汉雷和蔼地说，“你难道不认为只有说出来才是明智的吗？” 经验告诉他，吓唬这个老头是没用的。老头不是黑社会的那种痞子。他曾经处理过三个杀害老婆的犯人，都是胆小温顺的人。那些人在这位高大而具有同情心的警察面前交待出犯罪的具体情况之后，都显得很轻松，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老头慢慢地抬起头看了看他，看了一会后，又低头去看看桌面。汉雷掏出一盒烟，把烟打开。 “抽烟吗？”他问。老头没有动。“其实我也不抽。”他说，但他把烟敞开着放到桌上，旁边放了一盒火柴。 “你真有个挺劲儿，”他承认地说，“在房子里挺了好几个月。但早晚还是市政厅要赢的，这你很清楚，对不对？既然知道他们早晚会派人来，何必呢？多下不了台。” 他等着对方表态，随便老头说什么都行。但一点反应也没有。没关系，他等待犯人张口时，总是很有耐心的。他们早晚会张口的。说出来才痛快，不说出来总是病。教堂的人都知道，一个人忏悔后，他的内心是很痛快的。 “多少年了，拉金先生？你担惊受怕、等待，有多少年了？从第一辆推土机开到那块地方拆房子起，过去几个月了？伙计，这一关你是躲不过的。” 老头抬起眼睛，正碰到汉雷的眼光。他可能在寻找什么。一个人深居简出、与世隔绝了多年，可能在寻求同情。汉雷觉得他快说了。老头的眼光移开去，从汉雷的肩上望着后墙。 “完了，拉金先生，一切都完了。早晚要暴露的。我们要一年一年地追溯回去，一点一点地仔细清查，再把所有的线索综合起来。你是知道的，是拉金太太，不对吗？怎么？另一个男人？或者，只是一次吵嘴？或者是一次偶然的事故？所以，你害怕了，随后就那么干？又像隐士一样地消磨时光。” 老头的下嘴唇动了动，用舌头舔着下嘴唇。 我把他说通了，汉雷想，就要说了。 “这可能是件坏事，这么多年了，”汉雷继续说，“孤零零地待在那儿，没有朋友和亲戚，就你自己，心中老想着自己的老婆就在那里，近在飓尺，就在壁炉旁的墙里。” 老头的眼睛闪了一下。想到那件事就惊慌？打消他的惊恐心理大概会起作用。老头眨了两下眼。汉雷想，我击中要害了，让我击中了。但老头的眼光移回来又跟他的目光相遇时，眼神又暗了下去，什么也没有说。 汉雷又磨了一个钟头，但老头始终也没有说一个字。 “请你好自为之，”汉雷一边站起来一边说，“我会再来的，那时再好好谈。” 汉雷又来到梅友路时，那里是一片繁忙景象。人比以前多多了，但他们什么也看不到。房子废墟的周围都用帆布围起来了，虽然被风刮得啪啪作响，但却可以完全挡住那些好奇的眼睛向里面窥探。在里面，20多位身强力壮的警察穿着沉重的靴子，拿着搜查工具，正在用手将乱七八糟的东西扒开。每块砖、每块石头，楼梯上的每块板子、每块瓦都小心地抽出来，仔细察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但什么也看不出来，便都被扔到路边。瓦砾堆越来越高。柜橱里的东西也检查了，柜橱也被拆开了，看里面藏没藏什么东西。所有的墙都敲个遍，听听是不是空堂，然后把砖一块块地拆下来，扔到路边。 在壁炉附近，两个人格外小心地干着。尸体上的砖头被轻轻拿开，直到剩下厚厚的一层尘土盖着尸体。尸体侧卧着，像个胚胎的样子蜷曲着。原先在夹壁墙里时，可能是脸面朝外坐立着的。麦卡瑟教授仔细地察看着剩下的断墙，指挥着两个工人工作。他认为差不多了的时候，便走到跟前，像一个细心的家庭主妇一样，用一把软刷子刷掉盖在尸体上的泥浆。 他把大部分泥土刷掉后，便更仔细地观察那具尸体，敲了敲露出来的大腿和上臂，然后站了起来。 “是个干尸。”他对汉雷说。 “干尸？” “是的。地面是混凝土的或砖的，六面都封闭着，2尺之外有炉子的热气，于是，便使尸体干化了，脱了水，但保存得很好。内脏器官都会很完好的，但像木头一样硬。今晚是切不开的。我得用热甘油泡上，这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汉雷问。 “至少12个小时，还可能更多。据我所知，有的得好几天。”教授看了看表。“快4点了。到5点时，我能把它泡上，明天上午9点左右，我再到陈尸所看看，看能不能解剖。” “该死，”汉雷说，“我本想把这件事快点解决了呢。” “这话很难说，”麦卡瑟说，“我尽力而为。但实际上，我看内脏器官不会说明什么问题。我可以看出来，脖子上有勒过的痕迹。” “勒死的？” “可能。”麦卡瑟说。工地承包商的卡车停在帆布墙外。在病理学家的监护下，两名工人抬起僵硬的尸体（仍然侧卧着），放到一个担架上，用一块大毯子包起来，抬到卡车上。教授尾随着枢车到斯道大街陈尸所去了。汉雷走到技术处来的指纹检查员身旁。 “发现什么没有？”他问。 检查员耸了一下肩膀。“这儿都是砖头瓦块，连一块平滑的表面都没有。” “你呢？”汉雷又问技术处的摄影师。 “我还得等一会儿，等到伙计们清理到地面的时候，那时才能看看有没有可照的。清不完的话，我就得等到晚上了。” 工长悠闲地走了过来。按照汉雷的建议，他被留了下来，一旦出现什么倒塌险情时，他可以做个技术指导。他笑了笑，用很重的爱尔兰口音说：“你们干得真棒，我的人几乎都没什么可干的了。” 汉雷朝路边示意一下，那里，拆下来的砖瓦木头堆得很高。 “你们愿意的话，可以把那些都运走。那些都没用了。”汉雷说。 工长借着暗下来的光看了一下表，说：“还有一个小时。大部分都能运出去。房子里剩下的那些，明天上午能干吗？老板让把停车场的工程结束并且围起来。” “明天上午9点再来问我，那时再告诉你。”他说。 他离开前，把自己的探长叫到跟前。探长一直在这儿负责。 “手提灯很快就送来了，”他说，“让小伙子们清理到地板平面，检查一下，地面打好后是否有动过的地方。” 探长点了点头。他说：“到现在为止，只有那么一个隐蔽地方。但我要看着他们清理完。” 回到局里后，汉雷才有机会看看有关老头的材料。从房中清理出来的、拉到房管局的那些材料已经被整理了一下，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他仔细地阅读每份材料，用放大镜看那些变旧发黄的文字。 里面有出生证明，名字正是那老头的，出生地是都柏林，生于1911年。有一些旧信，都是外人来的，大都是很久以前的，看不出什么与案件有关。但有两样东西使他很感兴趣。一个是一张褪了色的照片，又折又皱，污迹斑斑，装在一个很次的相框里，没有玻璃。照片上是一个军人，似乎穿着英国军装，面对照相机微笑着。汉雷看出是老头年轻时的模样。挎着他胳膊的是一个丰满的年轻妇女，手中握着一束鲜花。她没有穿结婚礼服，但却穿着40年代中期到后期的那种掐起宽宽肩膀的素色双大襟上衣。 另一个是那个雪茄盒。里面又是一些信，也都是与案件无关的；三枚勋章别在一条长杠上，下面还有一个英军服役工资册。汉雷拿起电话。已经5点20了。他想试试自己的运气。确实很走运，在坐落在桑迪福德的英国大使馆里，英国武官仍然在办公桌旁。汉雷解释了一下自己的问题。武官道金斯少校说，他将尽量帮忙，当然是从私人关系的角度上。这话一点不假。官方要求的话，必须通过正常渠道。按照正常渠道的话，就得从爱尔兰警方拐到英国警方。非官方的话，就方便多了。谁都承认，官方办事既繁琐又拖拉。道金斯少校答应，在回家的路上要到警察局停一下。虽然绕点弯儿，但他不在乎。 两名外出调查的刑侦人员中头一个回来时，天早就大黑了。他是出去调查注册和纳税单的那个人。他坐在汉雷办公桌的对面，打开记录念了起来。 根据注册记录，梅友路38号的房子是赫伯特·杰姆斯·拉金于1954年买过来的，原房主已经死了。从纳税单上看，从他买房那天起，该房就归他所有并一直由他和太太居住。他太太叫维奥莱特·拉金。记录上看不出他老婆是什么时候死的或离去的，后来也没有居住改变的记录。在海关查询了死亡登记，一直查回到1954年，也丝毫没有查到关于维奥莱特·拉金太太死亡的记录。 保健部门的记录表明，拉金从两年前开始支取养老金，但从没提出过额外申请。退休前，他是个店员和更夫。还有一点，那人补充说，他的所得税预扣册是从1954年开始的，上面有一个他过去在英国北伦敦的旧地址。 汉雷把桌上的服役工资册递给他。 “这么说来他在英军中服过役。”那人说。 “这没什么奇怪的，”汉雷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5万爱尔兰人在英军中服役。看来，拉金是其中的一个。” “他老婆可能是英国人。他是。1954年和她老婆一起从北伦敦回爱尔兰的。” “她可能是，”汉雷说，把结婚照片推过去。“他结婚时还穿着军装。” 内部电话响了，说英国使馆的武官正在前厅。汉雷点了点头，他的手下人去了。“请把他领进来。”汉雷说。 道金斯少校是今天给汉雷帮了大忙的人。他在汉雷的对面跷起二郎腿，穿着条纹裤子，油光闪亮的皮鞋尖对着汉雷，一声不吭地听着。然后，他仔细地看了一会儿那张结婚照。 最后，他绕过桌子站到汉雷的身旁，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金制铅笔，他用铅笔尖点着照片上的拉金的帽徽。 “国王龙卫队。”他胸有成竹地说。 “你怎么知道？”汉雷问。 道金斯少校把放大镜递给汉雷。 “双头鹰，”他说，“属于龙卫队的帽徽。很清楚，没有第二个。” “还有什么吗？”汉雷问。 道金斯少校指着照片上新郎胸前的三枚勋章，说：“第一枚是1939～1945星章，第三枚是胜利纪念章，中间的一枚好像是非洲星章，从杠徽上看，可能是第八军。有道理，国王龙卫队在北非打过仗，是装甲部队。” 汉雷拿出三枚勋章。照片上的是真正的勋章，桌上这三枚是微缩型的，以便在不穿制服时佩带。 “啊，正是，”道金斯少校溜了一眼便说，“瞧，同样的图案，还有第八军杠徽。” 汉雷通过放大镜看出，两套徽章的图案是相同的。他把服役工资册递给道金斯少校。道金斯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他一页一页地翻着。 “1940年7月，在利物浦志愿参军，”他说，“可能在伯顿征兵站。” “伯顿征兵站？”汉雷问。 “是伯顿，战时是利物浦的一个征兵中心。许多爱尔兰志愿人员都是在利物浦码头上的岸，被指引到伯顿征兵站参了军。1946年1月遣散的，光荣复员。奇怪？” “怎么？”汉雷问。 “1940年志愿参军，在北非装甲兵作过战，一直到1946年，他始终是个士兵，臂章上一道杠也没有，连个下士都没熬上。”他指着照片上的军装袖子说。 “大概他不是一个好战士。”汉雷揣测说。 “可能。” “你能给我搞来一些他在战争中的详细情况吗？”汉雷问。 “我明天的头一件事就干这个。”道金斯说。他记了一些工资册中的细节，然后离去了。 汉雷在机关食堂中吃了晚饭，等着第二个刑侦人员回来汇报。过了10点半，那人才回来，筋疲力尽，但却兴冲冲的。 “我跟梅友路上了解拉金和他老婆的15个人谈了话，”他说，“而且有三个可靠的证人。莫兰太太，邻居，她在那儿住了30年，记得拉金搬来时的情形。邮递员，现在退休了，直到去年，他都一直给梅友路送信。还有伯恩神父，也退休了，现住在退休神父之家。我刚从他那儿回来，所以耽误了。” 他打开笔记本，从头开始汇报。汉雷向后靠在椅子上。 “莫兰太太回忆说，1954年，住在38号的鳏夫死了，房子上挂出了‘出售’牌子。只挂了两周就摘掉了。又过了两周，拉金夫妇搬来了。那年，拉金大约45岁，他太太年轻得多，英国人，伦敦人。她告诉莫兰太太说，他们从伦敦搬来，在伦敦时，她丈夫是店员。一个夏天，拉金太太不见了。莫兰太太说，肯定是在1963年。” “她是怎么肯定的？”汉雷问。 “那年11月肯尼迪被刺，”他说，“消息是从路口旅馆酒吧传来的，旅馆里有个电视。不到20分钟，梅友路的人就都聚到路边议论这个消息。莫兰太太非常激动，她闯到邻居拉金家去告诉他这个消息。她没有敲门就直奔客厅里，拉金正在沙发里打吨，他惊得跳起来，急急忙忙把她推出了房子。那时拉金太太就不见了。但是，春天和夏天她都在。她过去总是在星期六晚上给莫兰家看孩子。莫兰太太的第二个孩子生于1963年1月。所以，拉金太太是在1963年夏天不见的。” “原因是什么呢？”汉雷问。 “出走了，”刑侦员毫不迟疑地说，“谁都不怀疑这一点。他工作很努力，但晚上总也不想出来玩玩，连星期六都不出来，所以，他太太才能给人家看孩子。他们吵了许多次，还有别的原因。她轻浮，有点好调情，所以，她挟起包裹出走的话，谁也不会觉得奇怪。有些妇女认为他活该，谁让他不待她好点了？谁也不怀疑什么。 “打那以后，拉金就更缩着不出来了，既不收拾自己，也不收拾屋子。人们主动去帮他忙，就像小地方那样，但他都拒绝了。终于，人们再也不管他了。两年以后，他丢了店员工作，成了更夫。天黑后离家，日出时回来。门上两个锁总锁着，因为晚上他不在家，而白天又想睡觉。他是这样说的。他开始养小动物。先养雪貂，在后院的一个棚子里，但都跑掉了。后来养鸽子，但不是飞走了，就是在别处被打死了。最后养鸡，过去的10年一直养鸡。” 退休的神父也证实了拉金太太的情况。拉金太太是英国人，但信天主教，而且经常上教堂，定期作忏悔。1963年8月，她出走了。大多数人都说是跟一个男朋友私奔了。而且，伯恩神父不知道是否有别的原因。他不能违背忏悔的誓言，但他至少可以说，他不怀疑她是出走了。他曾几次家访，但拉金不信教，拒绝任何精神上的说教。拉金曾骂过他老婆是婊子。 “这些都符合，”汉雷小声说，“当他发现以后，对她有点太狠了，她或许会打算离开他的。天知道，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 邮递员没有补充多少情况。他是当地人，也常到当地酒吧去。拉金太太也喜欢在周六晚上出来喝点什么。一个夏天，她还到酒吧去当过服务员。但不久，她丈夫就不让她干了。他回忆说，她比拉金年轻得多，明朗，欢快，也不讨厌别人挑逗。 “她外貌什么样？”汉雷问。 “小个儿，大约1.60米，相当丰满，圆墩墩的，黑卷发，好笑，胸脯很高。邮递员回忆说，当她从过去的旧式桶中倒淡啤酒时，那副模样是很值得一看的。但拉金知道她喝酒时，便大发雷霆，进来便把她拖走。不久，她就离开他了，或者是不见了。” 汉雷站起来伸了伸腰，已经快到半夜了。他拍了拍年轻的刑侦员。 “太晚了，回家去吧。早晨都写下来。” 当晚，汉雷的最后一个来访者是探长——现场负责人。 “已经清完了，”他告诉汉雷说，“最后一块砖都清出去了，但一点有用的线索也没找到。” “那么，就得靠那个可怜的女人的尸体来告诉我们想要知道的其它情况了，”汉雷说，“或者拉金本人。” “他说了吗？”探长问。 “还没有，”汉雷说，“但他会说的。这些人，最后总要说的。” 探长回家了。汉雷打电话告诉妻子说今晚在局里过夜了。过半夜时，他到拘留室里去看看老头醒着，坐在床边，盯着对面的墙。汉雷朝看守他的警察摆了一下头，他们便一起来到审讯室。警察坐在一个角落里准备好笔记本，汉雷面对着老头，向他宣读训词：“休伯特·杰姆斯·拉金，不要求你说什么。但是，凡是你讲的话都要记录下来，而且可能当做证词。” 然后，他坐在老头的对面。 “拉金先生，15年了。那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真不容易啊。1963年8月，对吗？邻居们都记得；神父记得，甚至邮递员也记得。那么，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老头抬起脸，看了一下汉雷的眼睛，又低下去看看桌面。什么也没说。汉雷坚持问下去，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角落里的警察直打哈欠，但拉金都显得毫无倦意。汉雷明白了，拉金打了多年的更，可能晚上比白天更有精神。 他终于站了起来。这时，审讯室挂了霜的窗户上已经透出了一层灰白光。 “你可以顽固下去，”他说，“你可以不说，但你的太太维奥莱特会说的。奇怪吗？嗯？从墙后的墓穴中讲话，过了15年了。她会讲的。她会在实验室中说出那时发生了什么事，何时发生的，甚至为什么发生的。然后，咱们再来这里，那时，我就要起诉你。” 尽管他不易发怒，但这回却让老头的沉默把他气坏了。不是因为说得太少，而是因为他根本不说什么，只是用捉摸不透的眼光盯着汉雷。汉雷问自己，这眼光是什么意思呢？惊恐？惧怕他汉雷？悔恨？嘲讽？不，不可能是嘲讽。这老家伙的劫数到了。 他站起来后，用大手摸着脸上的胡茬子，回到办公室。拉金又回到拘留室去了。 汉雷坐在沙发里睡了三个小时，脑袋枕着靠背，伸直两腿，鼾声如雷。 8点钟时，他醒来了，到卫生间洗了洗脸，刮了胡子。两名实习小警察看到他来得这么早，不禁大吃一惊。9点钟时，他已吃完早饭，批阅着堆积如山的文件。9点半时，梅友路的工长打来了电话。汉雷考虑着如何回答。 “好吧，”他终于说，“你们可以围起来和打混凝土了。” 20分钟后，麦卡瑟教授来了电话。 “我已经把四肢都拉直了，”教授兴致勃勃地说，“皮肤也软得可以解剖了。我们正在淋干，再过一个钟头就可以开始了。”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一个报告呀？”汉雷问。 “那要看你指什么，”电话里说，“正式报告的话，得两三天；非正式的话，午饭后就能告诉你一些。至少是死因，我们昨天已经肯定了脖子上的勒痕，正如我昨天怀疑的，是用袜子勒的。” 这位病理学家同意两点半时从陈尸所到汉雷办公室来。 一上午没有什么打扰，只是道金斯在中午时打来了电话。 “挺走运，”他说，“在战争局的档案室找到一个朋友，给了我特殊照顾。” “谢谢，少校，”汉雷说，“我在做记录，说吧。” “事情并不多，但却肯定了咱们昨天的想法。” 汉雷心里说，你昨天想了什么呀，这个殷勤的英国佬。 “士兵休伯特·杰姆斯·拉金于1940年10月抵达利物浦的都柏林码头并志愿参军。基本训练是在约克郡的卡特里克军营进行的。后来转到国王龙卫队，1941年3月被旅往埃及作战。然后，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连下士都没有熬上的原因了。” “什么原因？” “他被俘了。在同一年，他在德国的秋季攻势中当了俘虏，后来的战争年代里，他一直都在第三帝国东部的西里西亚战俘营里当农工。1944年10月，被俄国人解放。1945年4月被遣返，正赶上5月份欧洲战争结束。” “有没有关于他婚姻状况的？”汉雷间。 “当然有，”道金斯少校说，“他是当兵时结的婚，所以，档案里有记录。1945年12月14日在北伦敦爱德蒙顿的圣玛丽救世主天主教堂结婚。新娘维奥莱特·玛丽·史密斯，旅馆服务员，那年她17岁。你知道，1946年1月，他光荣复员，在爱德蒙顿当店员，一直到1954年，所以，部队知道他的地址，也是最后的地址。” 汉雷诚恳地感谢了道金斯，放下了电话。拉金娶那位17岁姑娘时，是34或35岁。他们搬到梅友路时，她可能只有26岁，但他可能已经是暮气沉沉的43岁的人了。她1963年死去时，才35岁，仍然很动人，而且也可能很有性感和性欲。而他已经52岁了，已经不令人感兴趣了，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兴趣了。是啊，这就会出问题。他耐心地等待着麦卡瑟教授的到来。 病理学家真是说到做到。两点半时，他已经坐到了汉雷办公室的椅子上。他掏出烟斗，清闲地装着烟丝。 “实验室不准抽烟，”他道歉地说，“但烟能盖住甲醛，你应该喜欢它。” 他惬意地抽着烟斗。 “已经搞到你要的东西，”教授轻松地说，“谋杀是毫无疑问的了。是用一只袜子勒的，引起窒息，又狠狠地击了头。舌骨这儿，”教授指着自己下额和喉头的地方，“三处骨折。在死之前，头部被狠狠地砸了一下，头皮破损，但没有死。可能是被打晕后又引起窒息死亡。” 汉雷靠到椅子上。“太好了，”他说，“死亡年代呢？” “啊，”教授说，拿过来自己的文件箱，“我给你带来一件小小的礼物。”他把手伸到箱子里，拿出一个塑袋，里面装着一块变了色的旧报纸片，约有4寸宽6寸长的样子。 “头皮可能流血不止，凶手为了不让血流到地毯上，一定是用报纸把流血的头皮包了起来。毫无疑问，正是在他砌假墙秘室的时候。值得庆幸的是，还可以看出是一张旧日报，上面的日期还能看出来。” 汉雷接过塑料袋。通过透明的袋子，用放大镜看着那块旧报纸。他突然站了起来。 “这一定是一块很旧的报纸了。”他说。 “当然是很旧的了。”麦卡瑟说。 “是过去的旧报纸，不是当时的报纸，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只是用来包头上的伤。”汉雷坚持说。 麦卡瑟耸了耸肩膀。 “也许你是对的，”教授附和地说，“这样的干尸，谁也确定不了准确的死亡年月，只是推断而已。” 汉雷轻松下来了。 “我也是这个意思，”他心情舒畅地说，“拉金可能是随便抓过来垫在抽屉里、柜橱里的旧报纸，那旧报纸早就放在那里多年没动了。所以，报纸上的日期是1943年3月13日。” “尸体也是那时候的，”麦卡瑟说，“我断定死亡是在1941到1945年间，可能跟报纸上的那个年月差了多少。” 汉雷盯着他，半天没有挪动眼珠，“维奥莱特·玛丽·拉金太太死于1963年8月份。”他说。 麦卡瑟盯着他，一边盯着一边又点着了烟斗。“我想，”他轻声地说，“咱们说的不是一码事。” “我是在说陈尸所的尸体。”汉雷说。 “我也是啊。”麦卡瑟说。 “拉金和他老婆1954年才从伦敦迁到这里。”汉雷慢条斯理地说，“在梅友路38号房主兼住户死亡之后，他们买的房子。人们都说拉金太太是1963年8月离开她丈夫而出走的。昨天我们拆房时，在夹壁墙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你并没有告诉我说拉金夫妇在那所房子里住了多长时间，”麦卡瑟有理有据地指出说，“你只是让我对一具干尸进行病理检验，我照你的话干了。” “但它已经干化了，”汉雷坚持说，“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死亡时间的幅度会很大的吧？” “但不会大到20年。”麦卡瑟平静地说。 “那个尸体根本不可能活过1945年。内脏的化验是不容置疑的；当然，袜子也可以进行分析，还有报纸。但是，像你说的那样，可能用的是20年以前的旧东西。可是，头发、指甲、内脏——这些不可能错。” 汉雷觉得好像是大白天做梦。他好像是在1951年的橄榄球冠军赛中，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去冲破英国队的防守队员，艰难地向端线奔去。他几乎要触抵端线时，球从手中滑脱了，他奋力去抓，但抓不住…… 他醒了过来。 “除了年月，还有什么？”他问，“这个女人很矮，1.6米左右？” 麦卡瑟摇了摇头。“对不起，即使在夹壁墙里过了35年，骨头也不会长长的。她大约是1.79米到1.8米的样子，又瘦又高。” “黑头发，卷曲？”汉雷问。 “非常直，浅黄色的。头发仍长在头上。” “她死时大约35岁？” “不，”麦卡瑟说，“她足有50多岁了，生过孩子，我敢说，是两个。而且在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做过补救手术。” “你是不是认为，”汉雷问，“从1954年开始，他们直到维奥莱特·拉金出走，以及拉金自己过的15年——都一直跟几尺外的死尸居住在一起？” “很可能那样，”麦卡瑟说，“在那样温暖的屋子里很快就会干化的。尸体干化后是不放味的。假设像我认为的那样——她在1943年被害，到1954年的时候，尸体跟我们挖出来时是不会有什么区别的。那么，1943年你的那位拉金在什么地方？” “在西里西亚一个战俘营里。”汉雷说。 “这样看来，”教授一边站起来一边说，“他不是杀死那个女人并把她砌到墙里的凶手。那么是谁呢？” 汉雷抓起内部电话要刑侦科。那位年轻的刑侦人员接了电话。 汉雷故意地问：“1954年以前，梅友路38号的房主兼住户是谁？” “我不知道，长官。”年轻人回答。 “他在那住了多长时间？” “我没有记录这一点，但我记得前房主在那儿住了30年，他是一个老光棍儿。” “他当然是光棍儿了，”汉雷低声说，“他叫什么？” 对方停了一会儿。“我根本没有想到问名字，长官。” 两个小时之后，老头被释放了。但他是从后门走的，以防前门有记者在那儿逛来逛去。这一回，没有警车，也没有陪同了。他口袋里揣着民政局招待所的地址。他一句话也没说，顺着便道走下去，拖拖沓沓地回到了宝石区的简陋小巷。 在梅友路，原先房子占的那一块地面上，环形栅栏已经合拢起来了，整个停车场都围起来了。在原先的后院的地方，混凝土已经打得一溜平。在昏暗的黄昏光线中，工长正和两名工人在混凝土地面上呕哐地走来走去。 工长不时用钉有铁掌的靴子后跟跺着地面。 “肯定干了，”工长说，“老板让今晚搞完，铺上柏油。” 在路对面的乱石堆里，正烧着一堆垃圾、楼梯板、棚板、棚条、柜橱、窗框和门，栅栏、厕所、鸡窝也都烧了。但即使在火光的照耀下，也没有一个工人注意到环形栅栏外面的老头身影，他正在盯着工人们。 工长检查完这块新打完的长方形地面，走到另一边去，来到原先的后板墙的地方。他低头看看脚下。 “这是什么？”他问，“这不是新打的，这是旧的。” 他指的地方是一块6尺长、2尺宽的混凝土板。 “这是鸡窝的地板。”一个工人回答说，上午是他打的混凝土。 “你怎么不打上一层新的呢？”工长问。 “我没打。那样会使这块地方变得太高了。若是打上的话，柏油也会鼓包的。” “如果这儿下陷的话，老板会让咱们返工的，而且要包赔损失。”工长郁郁不乐地说。他走出去几步，拿过来一根沉重的铁棍子，把棍子举得高高的，向旧混凝土板狠力地砸下去。铁棍被弹了回来，工长嘟嚷了一句什么。 “好吧，够结实的了，”他承认说，回身向等着的推土机摆手，“马克，填吧！” 推土机的大铲开到热气腾腾的沥青混凝土堆后，像推砂糖一样，将它推散在混凝土地面上。几分钟后，整个地面就从灰色变成了黑色，又被耙平。压路机等在喷洒机后面，准备最后一道工序。 当天空的最后一道光线消失的时候，工人们都纷纷回家了。停车场完工了。 在栅栏的外面，老头转过身去，拖拖沓沓地走开了。 他没有说话，什么也没有说。但是，他笑了，第一次笑了，笑得是那么开心、那么长。 他心中的沉重石头终于落地了。 （郝启成译） 遗产之谜 蒂莫西·汉森是那种庚近暮年而又审慎持重的人。他引以自豪的是，他的这种禀性——沉静地审时度势、做出最佳选择并继之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去实现这种选择——使他在而立之年就成了豪富巨头并一直腾达至今而未艾。 这是4月的一个上午，风清气爽。他站在伦敦高级医疗区的中心德文夏大街的一座小楼的台阶上面，身后又黑又亮的大门轻轻地关上了。他考虑着自己的处境。 他的保健医生——一位老朋友、多年来一直是他的私人医生——若是对一位陌生人，就会百般安慰和讲些爱莫能助的客套话；但对于一个老朋友，他真是难于开口。他那模样简直比他的患者更难堪。 “蒂莫西，我这辈子就说过三次这样的坏消息，”医生说，瘦瘦的手中拿着X光片子和病历夹子，“我希望你相信，这对于任何医务工作者来说，都是最可怕的事情。” 汉森回答医生说，他完全相信。 “你若不是我所相信的那种人的话，我就不告诉你真情了。”医生说。 汉森向医生的夸奖和坦率道了感谢。 保健医生亲自把他送到诊室的门口。“如果有什么不好的话……我知道，这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了……但你明白我的意思……一旦……”汉森握住医生的胳膊，报以微微地一笑。这就可以了，也是必要的。 身着白大褂的护士将他带到门口并送出门来。现在，汉森站在那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昨晚，东北风从城内掠过，使空气变得清新凉爽。他站在高台阶上向街上望去，路边是一排漂亮而又坚固的楼房。现在，这些楼房大都是金融顾问的办公处，高级律师事务所和私人开业医师的诊所。 在便道上，一位穿着高跟鞋的女郎正向玛丽博大街的闹市走去。她的双眸明亮妩人，两个脸蛋冻得微微有点红润，看起来既漂亮又娇嫩。汉森正好碰上了她的眼光，不知哪来的一股冲动劲，他飞过去微微一笑，苍白的头点了一下。那女郎显得有点吃惊的样子，但立即意识到并不认识他，而且他也不认识她。那纯粹是一种挑逗，而不是问候。但她报以嫣然一笑，又继续走下去，而且屁股扭得更欢了。他的司机理查德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样子。实际上，司机把这些尽收眼底，并且也很欣赏那女人。罗依斯轿车正等在那里，司机恰恰站在车子的尾部。 汉森走下台阶，理查德将车门拉开。汉森钻进去，在暖烘烘的车内放松下来。他脱掉上衣，小心地折起来放在旁边的座位上，又把黑礼帽放在衣服上面。理查德坐到方向盘后面。 “办公室吗，汉森先生？”司机问。 “去肯特。”汉森说。 银灰色的罗依斯轿车掉头向南朝着大波特兰路开去，一直向泰晤士河奔驰。理查德不揣冒昧地问道：“心脏没什么事吧，东家？” “没事儿，”汉森说，“还跳。” 确实，他的心脏没什么问题。要按心脏来衡量，他可以说体壮如牛。但是，跟自己的司机谈论那些疯狂地、贪得无厌地吞噬着他的肠子的细胞，现在还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罗依斯驶过了皮开迪利广场的爱神塑像，汇入车流中，向草市大街开去。 汉森向后仰去，盯着车顶的软包袱。他心中想道，6个月——当你刚刚被判了刑或双腿折断被送到医院里时，那时间一定长得像几辈子似的；但是，你的风烛残年就仅仅剩那么一点点时间时，那就显得不长了，一丁点儿也不长了。 当然，在那最后的一个月里，可能要躺在医院里。那时，一切都会变得很糟糕，一定会的。但是，有镇痛药，新药，非常灵的…… 小轿车向左转到威斯敏斯特桥路，然后驶到桥上，过了泰晤士河。汉森看着市政厅大楼那奶油色庞然大物向他移过来。 他提醒自己，尽管新政府实行了高额课税，但他并不是一个无声无息的小财主；在伦敦商业区，有他的稀世古币和珍贵钱币经销处，并享有经销处那座大厦的完全保有权——既没有合股人，也没有股票。在商界，他根深叶茂，深孚众望，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罗依斯驶过大象街和古堡路的交叉路口，向旧肯特区开去。玛丽博大街那巧夺天工的建筑设计，牛津大街那豪华绚丽的商肆店铺，白厅、市政厅两座权力所在地的威严傲慢，都远远地被抛在后面了。在威斯敏斯特桥过了河后，从大象街开始，景象就显得贫穷而且具有另一种特点了。这里正是城市中心的奢华和权力与郊区的悠闲潇洒之间的过渡地带。 汉森缩在价值5万英镑的高级轿车里，疾驰在每英里造价100万英镑的高速公路上，眼里看着那些旧式建筑匆匆闪过。他欣然自得地想到肯特区那片别致可爱的庄园别墅。现在，他正在朝那里飞驰。这片庄园占地20英亩，树木花草都修剪得井然有致，还点缀着橡树、锻树和山毛樟。他想道，这片庄园别墅将来会怎么样呢？还有在市内美以费尔区那套大型住宅，将来又会如何呢？有时，他宁肯在那里度周末，而不愿驱车到肯特去。在那里，他还可以招待一些外国客商。那里的气氛总比在饭店里要随便一些，总是给人一种轻松的感觉，因而，也更利于贸易成交。 除了他的经销行和两处固定资产外，还有他那私人收藏的钱币，他已经苦心经营多年了。他还有大批的股票和证券，更不用说在各种银行的大量存款和现在乘坐的这辆豪华轿车了。 汽车突然刹在旧肯特区的一个较穷的街口上，理查德生气地用舌头打着响。汉森向车外望去，一队儿童正在4名修女的带领下横过马路，两个在前面，另两个在队尾。队尾上一个小男孩在横道中间停下来，天真无邪而又兴趣盎然地盯着罗依斯轿车。 那孩子长着圆脸、狮子鼻，一副淘气的样子。蓬乱的头发上歪戴着一顶帽子，上面印着圣·本奈迪孤儿院的简称。他的一只袜子已经滑到脚脖子上，无疑地，他已经把松紧带派了更重要的用场——做弹弓去了。那孩子抬起头来，正看到车内尊贵的白头老翁从有色车窗里看他。顽童立刻毫不犹豫地做起了鬼脸，把右手大姆指点到鼻子上，其余的手指煽来煽去，表示蔑视的样子。 蒂莫西·汉森的表情毫无变化，也把自己的右手拇指点到鼻尖上，向那孩子做同样的动作。理查德可能从反光镜里看到了他的手势，但只是将一个眼眉扬了二下，便又盯着前方。横道上的小淘气包子愣住了，他把手放下去，转而又裂开大嘴笑了。恰在这时，那孩子被一个怒气冲冲的修女拖出了横道。孩子们又排好了队，向路旁的灰色大楼走去。道路畅通了，罗依斯开上了通向肯特的公路。 30分钟后，婉婉蜒蜒的郊区被抛在后方，宽敞的M20号高速公路在眼前展开。过了灰白色的北丘陵，便是波浪起伏的英格兰园林区。汉森的心潮又回想起他的太太。她已经谢世10年了。他们的婚姻很美满，确实很美满，但可惜没孩子。他们要是收养一个就好了。他们曾经反复考虑过，但最后还是没有收。他太太是独生女，父母早年去世；而他这边呢，还有一个妹妹。但他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个妹妹，而且，她那死鬼一样的丈夫和讨人嫌的儿子，也同样使他感到恶心。 在梅德斯通南边，高速公路到头了。又驶了几英里，在哈利山姆，理查德驶离了干线，斜向南方，朝着一片遍是果园、田地、树林和花圃的地带开去。那地方叫做威尔德。正是在那一片郁郁葱葱的美丽乡间里，坐落着汉森的庄园别墅。 汉森又想到了财政大臣——国家的财政大老板。汉森想，他决不会放过我这份遗产的，多么殷实的一份啊，无疑地，他要设法搞去的。但是，无论如何，我要立一份遗嘱。早就该立，已经拖了多年了。 “庞德先生现在见您，先生。”秘书说。 蒂莫西·汉森站起来，走进马丁·庞德的办公室。庞德先生是高曼蒂区庞德律师事务所的老资格股东。 律师从桌后站起来迎接他：“亲爱的蒂莫西，见到你真高兴。”跟其他有钱的中年人一样，汉森很早就跟他的4个重要顾问——律师、代理人、会计师和医生——建立了私人友谊，并且互相直呼名字。两个人坐了下来。 “你有什么事吗？” “马丁，好些时候以前，你就让我立遗嘱。”汉森说。 “是啊，”律师答道，“这是明智的，有备无患，应从长计议。” 汉森将手伸进公文箱，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用一大块红漆封着，从桌上递给感到惊奇的律师。 “给你吧。”他说。 庞德接过信封，平时光滑的脸上呈现出疑惑不解的样子。“蒂莫西，像你拥有那么大一笔财产……我希望……” “不用担心，”汉森说，“那确实是一个律师拟定的。签字。证人样样不少。没有模棱两可的言词，毫无纸漏，无懈可击。” “我明白了。”庞德说。 “别见怪，老朋友。我知道你纳闷为什么不让你拟定而找了一个远处的事务所。我有我自己的原因。请相信我。” “那当然，”庞德急忙说，“没问题。你是希望我把它妥善保管起来吗？” “正是。还有一件事，在遗嘱中，我要求你作为主持人。我知道你想看一看遗嘱。但我向你保证，没有任何地方能给主持人带来麻烦，也不会影响你的职业和你的信誉。你同意吗？” 庞德把信封在手里掂了掂。 “我同意，”他说，“你也相信我。不管怎么说，我毫不怀疑咱们还会多年打交道的。你的气色非常好。但丑话说在前头，你可能会比我活得长，那时你怎么办呢？” 汉森也以玩笑的方式回敬了这个玩笑。10分钟后，他走了出来。外面格雷饭店大街上，5月初的阳光明媚耀眼。 一直到9月中旬，蒂莫西·汉森都像往年一样，总是忙个不停。他到欧洲内陆跑了几次，而且穿梭似的出入伦敦商业区。没有几个人能在死前的有限时间内将他自己的纷繁杂乱的事情处理得有条不紊。然而，汉森却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把一切都处理得既心满意足又适当得体。 9月15号那天，他把理查德叫到房中来。这位司机兼勤杂和他的妻子照顾汉森已经有12年多了。他进来时，发现东家正在书房里。 “我告诉你一件事，”汉森说，“我打算在年底退休。” 理查德吃了一惊，但没有表示出来。他估计，后面还有话。 “我还想移居国外，”汉森说，“退休后住在小一点的房子里，找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 理查德想，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老头子提前3个月告诉他，还是不错的。但是，从劳动力市场的形势来看，他得立即着手找工作。这话不仅仅意味着失去了工作，而且，那座满不错的小房子也跟着没有了。 汉森从壁炉台上拿来一个厚厚的信封，将它递给理查德。司机莫名其妙地接了过来。 “我担心，”汉森说，“如果这座庄园将来的主人不想再护你的话，还有你太太，那么，你就得另择它枝了。” “可以，东家。”理查德说。 “当然，在我离开之前，一定给你提供一些最好的方便和主意，”汉森说，“但是，由于一些业务上的原因，如果你能在适当的时候之前对这件事守口如瓶的话，对任何人也不透露半个字，那么，我会非常感激你的。而且，我也希望你不要过早地去找工作，比如，在11月1号以前不要去找。那我就更高兴了。我不想让我即将离去的消息散布出去。” “好吧，东家。”理查德说，仍然拿着那个信封。 “还有最后一件事，”汉森说，“就是这个信封。你们夫妻俩12年来对我一直很好，对我很忠诚。我希望你们知道，对此，我是很感谢的，一直很感激。” “谢谢您，东家。” “我出国以后，如果你们能一如既往地那样忠诚于我的话，我更是非常感激。我明白，6周之内要你不找工作会带来一些困难。除此之外，我还想对你们将来的生活帮一点忙。在这个信封里装着一迭20镑的钞票，都是用过的，但没有什么记号。一共是1万镑。” 理查德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了，他的双眼睁得大大的，说：“谢谢您，东家。” “不值一谢，”汉森说，“我把钱都换成了现金，是因为我们这种人都不愿意将自己挣来的血汗钱大把大把地拿去交税。” “太对了。”理查德深有同感地说。透过信封，他能够感觉到里面厚厚的一迭纸。 “由于这么大的一笔赠送要缴纳礼品税，我建议你不要将它存到银行去，将它放在一个保险的地方。而且在花的时候也别一次花得太多，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是为了在你们俩的新生活中能够得到一点帮助。” “放心好了，东家，”理查德说，“这我懂。现在是人心不古啊。非常感谢你，代表我们俩。” 理查德穿过卵石铺砌的院子，继续给崭新的罗依斯打蜡，心情非常舒畅。他的工资一直不错，而且住房不花钱，已经攒下了一笔不小的数目。加上这笔飞来的外快，可能不必再到那令人毛骨惊然的劳动力市场去了。他还想到了老家威尔土的波恩考尔镇那套小住宅，今年夏天，他还和老婆去看过…… 10月1日的早晨，太阳刚刚从地平线露头，蒂莫西·汉森就离开卧室下楼了。现在距理查德太太过来准备早饭和收拾屋子还足有一个钟头的时间。 昨晚，他又被折磨了一夜。锁在床头柜里的那些药片对于胃下部的阵阵剧痛越来越不顶事了。他的脸灰怆怆的，一副枯槁的样子。跟他的年龄相比，一下子老了许多年。他意识到，不会再有什么好法子了。那个时刻到来了。 他花10分钟给理查德写了一张便条，对于两周前的说谎表示道歉，并嘱他立即给马丁·庞德家打电话。他有意地将便条放在书房门口的地板上，在暗色的镶木地板上格外显眼。然后，他打电话叫理查德，电话里传来睡意朦胧的声音。他告诉理查德，让他太太不用来做早饭了，但让司机30分钟后到书房来。 打完电话后，他打开办公室的锁，拿出一支短枪。他已经把枪管锯短了10寸，以便使用时更灵活。他向枪膛里压上两颗威力很强的子弹，又回到书房里。 最后又仔细地考虑了一下，他用一块厚毯子将自己心爱的包革扶手椅盖起来——现在，它已经属于别人的了。他坐在椅子里，怀里抱着短枪。他最后一次环顾了一下四周，看看他那一排排精致的书，看看那几只曾经珍藏稀世钱币的立柜，然后，将枪口对准胸膛，摸准了扳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射穿了自己的心脏。 马丁·庞德先生关上与办公室紧挨着的会议室的门，坐在长桌的首席上。在右手不远的地方，坐着阿米塔奇太太——他的雇主兼朋友汉森先生的妹妹。这个女人，他是有所耳闻的。她旁边是她的丈夫，两人都穿着孝服。对面坐着他俩的儿子塔金，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一副厌烦和懒散的样子。他似乎对自己格外大的鼻子里的鼻涕嘎巴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兴趣。庞德先生正了正眼镜，对三个人讲了话。 “你们将会明白，已故蒂莫西·汉森先生要求我作为他的遗嘱主持人。按照正常的案例，按照我们的权力，一接到死讯时，我就会立即打开遗嘱，看看是否有需要立即执行的重要事项，比如，准备葬礼。” “遗嘱不是你写的吗？”老阿米塔奇问。 “对，不是我写的。”庞德回答。 “那么，里面写的什么，你也不知道竣？”小阿米塔奇问。 “对，我也不知道。”庞德说，“实际上，已故汉森先生在他去世的房间的壁炉台上给我留了一封私人信，他的遗嘱就是这样事先安排好的。在信中，他对一些事情进行了说明，现在我可以传达给你们。” “咱们还是打开遗嘱吧。”小阿米塔奇说。 庞德先生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别打岔，塔金。”阿米塔奇太太温和地说。 庞德继续说下去。“首先，蒂莫西·汉森在他的理智平衡受到影响时并没有自杀，实际上是在癌症的晚期。今年4月，他就知道自己的病情了。” “可怜的家伙。”老阿米塔奇说。 “尔后，我把这封信给肯特郡验尸官看了，而且，他的私人医生和验尸分析也确认了这一点。这样，就必须办理死亡证明。验尸证明和取得在两周内尽快安葬的许可证等手续。其次，他明确地表示，在这些手续全部办理完毕之前，不能打开遗嘱并宣读。最后，他明确地表示，他要求正式宣读遗嘱，不能采取邮政通信的方式。要当着他的仅存亲人——他的妹妹阿米塔奇太太。她的丈夫和儿子的面正式宣读。” 屋内的其他三个人向周围看了看，不是因为悲痛，而是因为吃惊。 “但是，这儿只有咱们啊。”小阿米塔奇说。 “一点不错。”庞德说。 “这么说来，咱们准是惟一的受益人。”他的父亲说。 “还不好说。”庞德说，“今天来的纯粹是按照已故雇主的信的要求而请来的。” “若是他跟我们开什么玩笑的话……”阿米塔奇太太郁郁不乐地说。她的嘴撇成一条线，好像很有经验似的。 “咱们按遗嘱进行好吗？”庞德问道。 “好吧。”小阿米塔奇说。 马丁·庞德拿起一把开信刀，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大信封拆开，从里边抽出另一个牛皮纸信封和三页文件。文件左边用窄窄的绿色条带系着。庞德将大信封放在一边，展开那几张折着的文件。他开始念道：“这是我，蒂莫西·约翰·汉森的最后遗嘱……” “这套老八股我们都知道。”老阿米塔奇说。 “继续念。”阿米塔奇太太说。 庞德从眼镜的上面不高兴地向他们扫了一眼，继续念下去：“我声明：我的这份遗嘱要按照英国法律进行解释。第二，在此，我撤销过去所做的一切遗嘱和安排……” 小阿米塔奇冒失地叹了一口气，简直有点等不了的样子。 “第三，我指定下述先生——一位律师作为我的遗嘱主持人，即高戛蒂区庞德律师事务所的马丁·庞德，由他来掌管我的财产并支付应缴纳的税金。第四，我要求我的主持人在此时此刻拆开封着的信封，他将发现一笔钱。这笔钱是用于支付我的葬礼、他的佣金以及在执行遗嘱中所需的其它开销。如果该款在支付各项开支后仍有剩余的话，那么，我授权，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选择，将余款捐赠给某个慈善团体。” 庞德先生放下遗嘱，又拿起开信刀，从另一个信封中抽出5迭20镑面额的钞票，都是嘎嘎响的新票子。每迭捆着一个棕色纸条，标明每迭1000镑。室内一片寂静。小阿米塔奇停止了抠鼻子，以一种漫不经心地蔑视一名少女的姿态看着那堆钞票。庞德又拿起了遗嘱。 “第五，我要求我的主持人，以珍重我们的长久友谊为宗旨，在我的葬礼的第二天继续承担他的主持权力。” 庞德先生又一次从眼镜上面扫了一眼，说道：“按正常案例的过程，我应该已经走访了汉森先生在市内的商行以及他的其它已知固定资产，以确认这些财产都完好无缺并得到妥善管理和保存，以确保不至于因为在固定财产方面的疏忽而使遗嘱受益人遭受到经济上的损失。”他说，“但是，我刚刚得到正式通知说我是主要执行人，还没来得及完成那些事情。现在看来，在完成葬礼之前，还不能执行遗嘱。” “喂，”老阿米塔奇说，“漏了这一层手续，不会降低房地产的价值吧？” “我不敢说这话，”庞德回答说，“恐怕不会。汉森先生在商业区有几个能干的助手，我毫不怀疑他们会忠于他并能把事情办好的。” “你最好抓紧办一下，好吗？”老阿米塔奇问。 “那得在葬礼之后。”庞德说。 “那好吧，让我们尽快地举行葬礼。”阿米塔奇太太说。 “那就看你的了，”庞德回答说，“你才是他的骨肉亲人。”他又继续念道：“第六，我把……” 在此，马丁·庞德停了一下，眨了眨眼，好像有点念不下去了。他吸了一口气，“我把其余的房地产全部送给我亲爱的妹妹，并坚信，她能与她的敬爱的丈夫诺尔曼和他们的出类拔革的儿子塔金共同分享这笔财产。但是，必须按照第七段的条件去做。” 室内陷入死一般的沉静。阿米塔奇太太巧妙地用细手绢擦着眼睛，与其说是擦眼泪，还不如说是在掩饰挂在嘴角上的微笑。她拿开手绢后，溜了丈夫和儿子一眼，摆出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就像不下蛋的老母鸡抬起屁股发现身底下有只金蛋一样；而那爷俩却张着大嘴坐在那里。 “他有多少钱？”终于，父亲张口问。 “我可说不准。”庞德说。 “咳，痛快点，你应该知道。”儿子说，“大概地说吧，你一直处理他的事务。” 庞德想到了拟定他手中这份遗嘱的那位律师。他说：“不管怎么说……” “怎么？” 庞德难于启齿。然而，不管他怎么不喜欢阿米塔奇一家人，他们毕竟是已故朋友遗嘱的主要受益人。“按照当前的市场价格的话，我认为，假设所有的房地产都算在内作价的话，可能在250到300万英镑之间。” “哦——天啊，”老阿米塔奇说。他开始还想起来。“那么，死亡税要纳多少呢？” “恐怕要好大一个数目。” “多少？” “这么多的房地产，恐怕要按最高税率算，百分之七十五。满打满算，我想也得在百分之六十五左右。” “还能净剩100万？”儿子问。 “你们应该明白，这只是大概的估计。”庞德爱莫能助地说。他不由地想起了故友汉森的样子：有涵养、幽默、精明。咳，蒂莫西，天啊，你何必呢？“这还有第七段。”他指点说。 阿米塔奇太太从将来社交生活的憧憬中醒了过来，问道：“怎么说的？” 庞德又读起来，“我的一生中，一直有一种巨大的恐惧，害怕早晚要被埋在地下，遭受虫咬菌噬。为此，我已经制造了一个镶钻的棺材，保存在阿什福德镇的伯奈特和甘斯殡仪馆内。我希望用这口棺材作为我的安息之处。其次，我不希望有那么一天被人或别的什么挖出来。鉴此，我指示，要将我葬在海里。一定要将我葬在德文海岸正南方20英里的地方。我曾经作为海军军官在那里服过役。最后，我指示，要由我的妹妹和妹夫，出自于他们对我终生的爱，亲自将我的棺材推入大海。我指示我的遗嘱主持人，如果这些愿望没有实现，或者我的受益人对这种安排制造什么障碍的话，那么，上述一切都失去效力。从而，我指示，我的全部房地产都捐赠给财政大臣。” 马丁·庞德抬眼看看。对于已故朋友的这种担心和要求，他本人也颇感吃惊，但他丝毫没有表露出来。 “好了，阿米塔奇太太，我得正式地问问您，您对于亡兄遗嘱的第七段，有什么异议吗？” “荒唐！”她回答说，“还要葬到海里，说实在的，我还不知道允不允许呢。” “这确实很罕见，但并不违法，”庞德回答，“我以前也知道有这样的事。” “那一定很费钱的，”她儿子说，“比在墓地埋葬要贵得多。干吗不火化呢？” “葬礼的花销不影响遗产继承数额，”庞德不耐烦地说，“埋葬费从这里开支。”他敲着旁边的5000英镑。“那么，你们反对吗？” “我不知道……” “我不得不再次向你们说明一下，如果反对的话，遗产的继承权便立即失效。” “这是什么意思呢？” “归国家所有了。”她丈夫气嘟嘟地说。 “说得非常对。”庞德说。 “没有反对意见，”阿米塔奇太太说，“但我还是觉得太荒唐。” “那么，您作为同胞骨肉，是否愿意授权让我来安排下葬事宜？”庞德问。 阿米塔奇太太不礼貌地点了点头。 “越快越好，”她丈夫说，“然后，咱们好进行遗嘱检验和继承遗产。” 马丁·庞德急忙站了起来。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差不多了。 “这是遗嘱的最后一段，每页都有两次合法的签字和证人。我认为没什么可讨论的了。我将着手进行必要的安排，并通知你们有关的时间和地点。再见。” 10月中旬的英吉利海峡的中部可不是个好去的地方。要不是狂热或有要事的话，谁也不会到那儿去。阿米塔奇夫妇在离开港口防波堤时曾竭力不想去了，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去。 庞德先生站在后甲板上，叹着气。他不愿意到舱中去跟他们泡在一起。整整花了一星期，他才把事情安排好，并在德文郡布利克斯翰码头上雇到一只船。三名渔夫在沿海掌管一艘拖网渔船，只是在他们认为价钱满意并确信不违法时，才答应接受这桩非同一般的差事。这些天，海峡里的渔情并不怎么景气。 今天一大早，在肯特郡阿什福德的一家殡仪经办人的后院，用铰链吊杆将半吨重的棺材吊到载重一吨的敞篷汽车上，后面跟着黑色轿车，一直向西南开到海边。一路上，阿米塔奇夫妇怨声不停。在布利克斯翰码头上，货车开到岸边，用拖船的吊杆将棺材吊到船上。现在，棺材就停后在后甲板的两块长板子上。打蜡的橡木和抛光的铜扶手在秋天的长空下闪闪发光。 塔金曾坐在小轿车里一直跟到布利克斯翰，但看到大海后，便宁肯留下来，想在城里找个舒服的地方等着。不管怎么说，在海上的葬礼是不需要他参加的。庞德在皇家海军牧师部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一位退休皇家海军牧师。他听到给那么优厚的服务费后，也乐不可支地前来效劳。现在，他就坐在舱室里。他的白色法衣外面罩着一件厚大衣。 拖船的船长摇摇晃晃地来到庞德跟前。他拿出一张海域图，地图在风中飘着，他用食指指着从出发点往南20英里的地点，扬了扬眼眉征求意见。庞德点了点头。 “水很深。”船长说。他又朝棺材点了点头，问：“你认识他吗？” “太认识了。”庞德说。 船长嗯了一声。他和胞弟以及一个表弟掌管这艘拖网渔船，跟其它船一样，船员间都有些沾亲带故。他们仁都是勇猛的德文郡人，脸和手都晒得黝黑，典型的祖祖辈辈以打鱼为生的那种人的模样。 “一个钟头就能到那儿。”他说，两脚不停地前后晃着。 到达指定地点后，船长将船头掉向迎风面，让发动机处于怠速状态，以保持位置。船长的表弟拿来板子，将三块板子铺成3尺宽，在下面垫上横梁，再用螺栓拧在一起，将它搭在船舷栏杆上。板子光面朝上，船栏杆几乎支在长板的中间，像一个跷跷板。板子一半搭在甲板上，另一半指向萧瑟的天空。船长的兄弟开动了吊杆铰车的马达，表弟将吊钩挂到棺材的4只铜扶手上。 马达响起来，吊杆拉紧了，巨大的棺材离开了甲板。吊到3尺高时，船长的表弟将橡木棺材转到木板上并将格首朝向大海，然后点了点头，铰车又慢慢放下来，将棺材正正当当地放在栏杆支撑的地方。他将铰车松下来，棺材稳稳地就了位，正好里一半外一半。船长的表弟将棺材把住后，船长兄弟从铰车上走下来，摘掉了钩子，帮着将里端木板抬得平起来。现在，并没有多大分量了，因为棺材几乎是平衡的。一个人看了看庞德，庞德把牧师和阿米塔奇夫妇从舱中找了出来。 6个人默默地站在那里。浮云低垂，偶尔，巨浪冲到船帮，溅起飞花。他们在摇摇晃晃的甲板上竭力将身子站稳。说句公平话，牧师也是尽量把祷告做得短一些，见好就收。因为，他的银发和白色法衣也在风中抖来抖去，使他感到很不自在。诺尔曼·阿米塔奇也光着头，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浑身冻了个透。对于已故内兄——现在正长眠在几尺之外由樟木、铅和橡木制成的棺材里——他是怎么想的呢？那只有老天爷才知道。至于阿米塔奇太太，那就什么也看不出来了。她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围着毛围巾，只露出一个尖尖的冷冷的鼻子。 牧师祷告时，庞德看着天空。一只海鸥在风中盘旋，不怕湿冷，也不恶心；对于租税、遗嘱和亲戚毫无所知。只是靠着自己的完美的空中力量自食其力，独立而又自由自在。律师回头看了看棺材，又看看外面的大海。他想，如果你向往这样的事情，也不是坏事。律师自己从来没有在意过死后会怎么样，也不知道汉森对此这么重视。但是，如果你真的顾虑死后事的话，那么，这个地方确实不错。他看到浪花溅到棺材上，却透不进去。他想，蒂莫西老友，它们永远不会烦扰你了。 “……将我们的这位兄长蒂莫西·约翰·汉森托佑在您的庇荫下，通过耶稣基督，我们的主，阿门。” 庞德一惊，意识到祷告结束了。牧师正殷切地看着他。他向阿米塔奇太太点点头。他俩分别走到扶着板子的渔民旁边，将一只手放在棺尾上。庞德向渔民点点头。他们将板子慢慢地抬高，棺材终于动了。阿米塔奇夫妇推了一下，棺材一擦，便迅速地向那边滑去。船摇了一下。棺材落入海面时正冲上一个浪头，哗啦一声便不见了。庞德抬头看到了上面舵舱里的船长，船长举起一只手，朝开来的方向指了指，庞德又一次点点头。引擎的节奏越来越快。大木板已被拖回甲板，收了起来。阿米塔奇夫妇和牧师急忙跑回去。风更大了。 他们返回到布利克斯翰防波堤时，天已快黑了。港内的房屋都闪出了灯光。牧师自己的小车就停在附近，他很快就离去了。庞德跟船长结了账，船长很高兴，一个下午就赶上一周所挣的钱了。棺材经办人的伙计和轿车以及喝得酩酊大醉的塔金·阿米塔奇等在那里。庞德叫他们坐车走，他自己宁愿一个人坐火车回伦敦。 “你要立即计算一下房地产，”阿米塔奇太太尖声尖气地叮咛说，“还有遗嘱检验手续。这种儿戏我们可受够了。” “请您相信，我不会浪费时间的，”庞德淡漠地说，“我们会保持联系。”他抬了一下帽子，向车站走去。他猜测，这桩业务不会拖得很长。他早就知道汉森的房地产的底细，一定会井井有条的。汉森一直是一位很审慎的人。 直到11月中，庞德才感到有必要再次与阿米塔奇夫妇联系。虽然只邀请了遗嘱主要受益人阿米塔奇太太到他的办公室来，但她却与丈夫儿子又一起来了，一个也没少。 “我发现事情很难办。”他对她说。 “什么事难办？” “您亡兄的房地产，阿米塔奇太太。让我解释一下。作为汉森先生的律师，我早就了解他的房地产情况，所以，我能够毫不拖延地一一进行检查。” “都有什么？”她急忙问。 庞德却故意慢条斯理起来。“实际上，他的房地资产共有7项，总共占他的财产的百分之九十。首先，在伦敦商业区有古稀钱币经销处。你们知道，那个公司是独股经营，全部归他所有，公司大楼也归他所有。那还是战争刚结束后物价很低时以抵押方式买来的，抵押款早就还清了。该公司具有完全所有权，而他拥有该公司。” “这些值多少钱？”老阿米塔奇问。 “这没问题，”庞德说，“算上大楼、经销处、储备以及大楼内其它三家租赁公司没过期的债券，正好是125万英镑。” 小阿米塔奇从牙缝里打了个口哨，乐了。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准确？”老阿米塔奇问。 “因为他卖了这么多钱。” “他怎么……” “在他去世前3个月，经过简短洽谈后，他将该公司全部卖给了一个有钱的荷兰经销商。那人多年来一直想买，那人付的款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数目。” “但他死前一直在那里上班呀？”阿米塔奇太太反驳说：“还有谁知道这件事？” “别人谁也不知道，”庞德说，“连职员都不知道。大楼交易的成交是由外地的一个律师主持的，那个律师不肯多透露内情。交易所剩的只有他和荷兰买主的私人契约。契约上附有条件：5名职员继续干他们的工作；他自己作为总经理干到年底或死，不管那种情况出现在前还是发生在后。当然，买主认为那只不过是形式而已。” “你已经见过这个人了吗？”阿米塔奇太太问。 “戴容先生？见过了。一位有名的阿姆斯特丹钱币经销商。我也看到了文件，都完好无缺，全都符合法律手续。” “那么，他把钱弄哪去了？”老阿米塔奇问。 “他存到银行了。” “那好，这就没问题了。”他儿子说。 “他的另一块固定资产是肯特郡的庄园，一座很漂亮的别墅，坐落在20英亩郁郁葱葱的花园里。今年6月，他以百分之九十五的债券将这座庄园抵押出去了。他死的时候，只付了四分之一的分期付款。他一死，房产公司就成了主要债权人，现在已经把所有权都收回去了。这一切也符合法律手续。” “这所庄园他得了多少钱？”阿米塔奇太太问。 “21万英镑。”庞德说。 “这钱他也存起来了吗？” “对。另外，还有在美以费尔区的住宅。他也在同一个时候以私人契约形式卖掉了，是雇了另一名律师成交的。卖了15万，也存到银行了。” “这是三项固定资产。还有什么？”儿子问。 “除了这三份财产，他还有一套私人的珍贵钱币收藏。这些钱币，他也分期分批地通过公司拍卖了，大约卖了几个月，共得款50万英镑。但发票都是零零散散的，在他庄园的保险柜里都找到了。都符合手续。而且，每次拍卖都有详细记录。每卖一次，都把钱存起来。在8月1日，他的代理人按照指示，把他的股本和股票都贴现了。最后第二项，还有他的罗依斯高级轿车，卖了4.8万英镑。他又租了另一辆，出租公司已经收回了这辆车。最后一项，他在各种银行里有一些存款。按照我的统计，他的资产，全部不漏的，一共能有300万英镑。” “你是说，”老阿米塔奇说，“在他死之前，他把财产全变卖了，兑成现金，又存了起来，谁也没有告诉，就连认识他的人。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没有察觉？” “你说的大对了，正是如此。”庞德承认地说。 “那好，我们不需要那么一大堆废话，”小阿米塔奇说，“我们只想把钱支出来。看来，他最后一个月是干着你的工作。你把总数加起来，付清债务，估计一下剩余，让我们得到这笔钱。” “我恐怕办不到。”庞德说。 “怎么办不到？”阿米塔奇太太的声音里有一种怒气冲冲的情绪。 “他把所有存起来的钱……” “怎么了？” “他支出来了？” “他什么……” “他把所有存起来的钱又全都取出来了。从20来个银行里。在几周时间内、分期分批都取出来了。全取出来了，都是现金。” “他不可能取出300万现金。”老阿米塔奇不相信地说。 “哪儿的话，可以，完全可以。”庞德温和地说，“当然不是一次都取出来。从大银行里，事先通知的话，一次可以取5万。好多大的买卖都是大资金流动的。比如娱乐场、赌场，而且，任何二手货市场的经销商也是如此……” 他的话被越来越厉害的吵闹声打断了。阿米塔奇太太用大拳头狠劲地敲桌子；她儿子站了起来，食指不停地点着桌子；她丈夫则摆出一副法官的样子，好像要宣布一项重要判决似的。他们立即大喊起来。 “他不能把这些钱都搞没了……他一定放到什么地方了……你最好找出来……你们俩是狼狈为奸……” 正是这最后一句话，使马丁·庞德的耐性再也控制不住了。 “安静……”他吼道。这突如其来的怒吼使三个人都静了下来。庞德用手指直接指着年轻的阿米塔奇，“你，先生，必须立即收回你那最后一句话。还要我解释吗？” 小阿米塔奇缩回到椅子上，看着父母，他俩正瞪着他。“对不起。”他说。 “好吧，”庞德继续说，“这个妙法以前也有人使过，通常是为了逃避纳税。但蒂莫西·汉森这样做却使我感到吃惊。这个招儿并不灵。一个人可以取出大量的现金，但处理却是另一回事。他可能存在一家外国银行里，但知道自己要死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不会想让那些有钱的银行家更富有。一他不会那样。他一定是放到什么地方了，或者是买了什么。这可能要花费时间，但结果都会一样的。如果他存起来了，也会找到的。如果他买了什么固定财产，也能察访出来。除此之外，还有资本获取税和房地产税，在出卖固定资产和房地产时都要打税。所以，要到国内税收局去问一问。” “你个人打算怎么办呢？”老阿米塔奇终于问道。 “到眼下为止，我已经在他的遗嘱的授权范围之内，与全英国的主要银行和他的商业伙伴进行了联系。现在，什么都是电脑化了的。但以汉森为户头的存款一项也没有。我也在全国的大报上发了广告，也没收到任何回音。我还拜访了他从前的司机理查德先生，他现在退休了，住在南威尔士，但他也爱莫能助。他从来没发现过大堆的钞票——请你们相信我，我认为一定会有大堆的、价值可观的钞票的。现在的问题是：你们还要我帮你做什么呢？” 三个人都在心中揣摩着，鸦雀无声。 从私人角度上讲，马丁·庞德被他的这位亡友搞得很伤心。他试问亡魂：你究竟是怎么把这笔钱搞走的呢？你对国内税收局毫不信赖吗？蒂莫西，你根本不必惧怕那些浅薄的吝啬鬼；最令人讨厌的是那些收税员，他们是那么冷酷无情，像苍蝇一样盯住不放，那么不怕麻烦、无休无止地收税。他们总也不缺资金。不管你把钱藏得多么严密，咱们要是弃而不顾的话，那就轮到他们的了，他们会穷追不舍的。他们越找不到地方，就越加劲盘查。他们永远永远不会善罢甘休的。只有他们确切知道，这笔钱已经不在英国，而且，对他们来说已经鞭长莫及之时，才不得不罢手。 “你能再找一找吗？”老阿米塔奇问，口气比刚才客气一些了。 “短期的，可以，”庞德同意说，“但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还有事务所的业务，不能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寻找上。” “那你看怎么办好呢？”阿米塔奇问。 “得靠国内税收局，”庞德和气地说，“我早早晚晚，也可能很快就得把这件事报告给他们。” “你认为他们会追查吗？”阿米塔奇太太急不可待地问，“在某种程度上，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也是受益者。” “我肯定他们会的，”庞德说，“他们想要他们那一份。他们掌握着全国的关系网。” “他们得用多长时间呢？”阿米塔奇问。 “啊，”庞德说，“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我的经验是，他们总是不慌不忙地，就像上帝的磨一样，慢慢地磨呀磨呀。” “几个月？”小阿米塔奇问。 “也可能是几年。他们永远不会中止追查，但他们并不着急。” “咱们可不能等那么久，”阿米塔奇太太耸耸肩说。她的上层社交生活的腾飞似手就要毁灭了。“应该有个捷径才行。” “那么，找一个私人侦探怎么样？”小阿米塔奇建议说。 “你能雇到私人侦探吗？”阿米塔奇先生问。 “我也认为找私人侦探办事处比较好一些，”庞德说，“他们也愿意干。对，有可能。我以前曾经请过一个很能干的侦探，寻找一名失踪的受益人。这回哪，看来受益人却在，而财产却丢失了。而且……” “那好，找找他，”阿米塔奇太太催促说，“让他找找那死鬼把钱搞哪儿去了。” 真是贪得无厌！庞德想道，如果汉森在天有灵，知道他们多贪婪就好了。 “很好。但是——还有个钱的问题，我不得不把丑话说在前头。这5000镑是规定开付所有一切费用的，已经所剩不多了。这笔额外的开支非同一般……而且，那位侦探的服务费并不便宜。但话说回来，他可是最能干的侦探……” 阿米塔奇太太看着丈夫，“诺尔曼！” 老阿米塔奇深深地抽了一回气。他正走神地想着他的汽车和即将被葬送的暑假计划。他点头说：“嗯——那5000镑花光以后的费用……由我……来负担。” “那太好了，”庞德说着站了起来，“我跟尤斯塔斯·密勒先生联系一下这个业务，让他亲自出马。我坚信他一定能找到丢失的遗产。他还没使我失望过呐。” 说完，他把他们送出去了。随后折回办公室，给私人侦探尤斯塔斯·密勒先生打电话。 4周过去了，但密勒先生那里音信杳无。而阿米塔奇夫妇这边却总是雷电交加，不停地询问马丁·庞德关于他们应该应得的丢失遗产的下落。终于，密勒向马丁·庞德报告说，调查已经有了眉目，应该约定一个时间碰头，以便汇报他的进展情况。 这回，庞德几乎与阿米塔奇一家一样好奇了，于是，他安排在他的办公室会面。 如果阿米塔奇一家所期待会面的是一位福尔摩斯一样的堂堂人物，或者是一位具有敏锐犀利、咄咄逼人眼光的侦探的话，那他们就会大失所望。尤斯塔斯·密勒个头矮小，圆墩墩的，面孔慈祥，秃顶上稀稀落落的几束白发，戴着半月形眼镜。他衣着朴素大方，里面马甲上挂着一条金表链。他站起来并不比坐着高多少。他开始念汇报。 “我开始探查时，”他说，从半月眼镜上面扫了大家一眼，“抱着三种假设：一种是，已故汉森先生在去世前的几个月内出于一种有意的和坚定的信念完成了一项非同凡响的事情；第二，我当时这样想，现在仍认为，汉森先生的目的是堵塞所有接近他的财产的门路，使他的明显财产继承人和国内税收局在他死后得不到任何财产……” “这个老混蛋。”小阿米塔奇咬牙切齿地骂道。 “可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留给你呀，”庞德插嘴说，“说下去，密勒先生。” “谢谢。第三，我设想，汉森先生考虑到那么一大笔钱必须全换成一大堆现金，既没有把钱烧掉，也没想冒险把钱走私出国。总之，我得出的结论是，他用这笔款买了什么东西。” “黄金？钻石？”老阿米塔奇问。 “没有。这些可能性我都分析过，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后来我想到了另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既非常值钱，但体积又很小。我与约翰逊·马特希商行——稀有金属经销商进行了联系，我终于找到了。” “钱？”阿米塔奇一家三口异口同声地问。 “答案，”密勒说，慢条斯理地从他的公文箱中抽出一迭文件。“这是汉森先生与约翰逊·马特希商行的交易单据。他买了250锭高纯度白金，每锭50盎司，纯度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五。” 桌子周围的人惊愕得张口结舌。 “说心里话，这并不是一个保险的办法！”密勒先生不无遗憾地说，“买主可以把他的收据都销毁了，但卖主绝不会销毁自己的发票。这些就是发票。” “为什么是白金呢？”庞德迷惑不解地问。 “这就很有意思了。根据当前工党政府的规定，购买黄金必须有批件；而钻石在商界是了如指掌的，在保管上难处又很多，消息不胫而走，以讹传讹，往往成为恐怖小说的素材。而白金不要批件。除了铑是世界上最贵重的金属之一外，那就是白金了。它的自由市场价格，每盎司是500美元。” “他花了多少钱？”阿米塔奇太大问。 “接近他的所有财产的300万英镑。”密勒说，“用的是美元——他买东西总是用美元计算的——合625万美元，一共是1.25万盎司。或者像我刚才说的那样，250锭，每锭重50盎司。” “他把这些白金弄哪去了？”老阿米塔奇问。 “带到肯特庄园去了。”密勒说。他不紧不慢地卖着关子，不急于把好戏推出来。 “但我到那里去过呀。”庞德不同意地说。 “你去是带着律师眼光去的，我是带着侦察眼光去的，”密勒说，“而且，我知道要找什么。所以，我没有从住房入手，而是从外围建筑入手的。你知道汉森先生在马厩后边的旧粮仓中有一个设备完善的木工房吗？” “当然知道，”庞德说，“那是他的业余爱好。” “正是如此。”密勒说，“我便把注意力集中到那里。那地方已被彻底清扫，是用吸尘器清扫的。” “可能是理查德收拾的，他是司机兼勤杂。”庞德说。 “可能是理查德收拾的，但也可能不是。尽管清扫了，我还是在地板上看到一点油迹。取样分析后，是柴油。经过进一步探讨，我想到一种机器，可能是发动机。这个范围很窄，一周后我便找到了答案。5月份，汉森先生买了一台大马力的柴油发电机，安到了木工房中。他临死前将它当废品处理掉了。” “无疑是带动他的电动木工机械用的。”庞德说。 “不是。那些机械用电铃电源就可以操作。是带动别的什么东西了，一些需要大马力的东西。过了一周，我找到了那个东西——一个小型的、现代化的、效率很高的熔炉。但也早已不见了。然而，我敢肯定，铸勺、劳保手套和钳子等一定扔到哪个河里或湖里了。而且，还是我比汉森先生更细心一些。在地板缝里夹着，上面盖着压实的锯沫子，谁也看不见，可我却找到了这个。” 这才是他的王牌，他拿了出来。他从文件箱中拿出一片白手纸，小心翼翼地打开，从里边拿出一片薄薄的银光闪亮的金属，在灯光下熠熠发光。那一定是从铸勺边滴出后溅到一边的地板缝里的熔泊。大家注目看着，密勒耐心地等着。 “当然，我也进行了化验。它的纯度很高，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五的纯白金。” “其余的你也查到了吗？”阿米塔奇太太间。 “还没有，太太。但我会找到的，不必害怕。你们瞧，汉森先生在挑选白金时犯了一个错误。有一个特殊情况他可能低估了——一个惟一的因素，那就是重量。现在我们至少知道我们该找什么——一个某种样式的包装箱，可能看起来不大起眼，但是——这一点很关键——它的重量大约是半吨……” 阿米塔奇太太抬起头向后仰去，发出一声受伤野兽般的嚎叫。密勒吓了一跳。阿米塔奇先生把头低垂下埋在两手中间。塔金·阿米塔奇则跳起来，布满雀斑的脸气得紫红，喊道：“这个老混蛋！” 马丁·庞德难以置信地盯着这位惊呆的私人侦探。“天啊，”他说，“我的乖乖，他把白金带走了。” 两天以后，庞德先生把整个案子的始末向国内税收局作了汇报。他们详细地审查了各项证据。尽管不大情愿，还是不得不停止追究了。 巴尼·斯密愉快地向银行疾速走去，满怀信心地认为在圣诞节关门之前能赶到那里。使他心花怒放的东西就揣在胸前的口袋里：一张支票，一张数目相当可观的支票。只是上几个月的几张支票才使他发了一个洋财。这笔收入比他20年来冒险经营宝石工业废旧金属的收入还要多。 这次冒险是冒正当了，他为自己庆贺，真是一次最大的风险。现在，不管什么人都是想逃税漏税的。那位财神佬愿意用现金交易，逃了税又能怪他妈谁呢？对于那位投资者——自称理查德并以驾驶执照作为证据的白头老翁，他是很理解的。很显然，那老翁是几年前买了那些50盎司白金锭。那时还很便宜。他要是通过约翰逊·马特希商行在公开市场出售的话，无疑会卖到好价钱的。但是，那样的话，资本所得税该怎么对付呢？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而巴尼·斯密也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 不管怎么说，整盘交易用的都是现金。那些白金锭都是高纯度的，甚至上面还有约翰逊·马特希商行的原始印记，说明是从那里搞来的，只是系列编号已经被熔掉了。这就会使老头子损失许多钱。因为没有系列号，斯密就可以按平市价格还价，只能给旧货价钱或者出厂价钱，每盎司大约中440美元。但是，若是有系列号的话，国内税收局就可能辨认出原主，就要追税。看来，这个老头子是很精明的。 巴尼·斯密终于把那50块铸锭通过交易行又脱手了，而且每盎司自己净剩10美元。他怀中揣的便是最后一笔交易的支票，最后的两锭白金的价钱。但他又哪里知道，在英国的其它地方，还有另外4个人跟他一样，整个秋天也都是在跟一位白发老翁卖主打交道，各用现金买了50锭50盎司的白金。随后，又通过二手交易投放市场。巴尼·斯密拐出了胡同，来到旧肯特路。他刚一拐弯，便与一位从出租车上下来的人撞个满怀，两人互相道了歉并互相祝愿圣诞快乐。巴尼·斯密又高高兴兴地赶路去了。 这位从出租车上下来的人是位律师，是从古恩塞来的。他看了看下车地方的这座房子，正了正帽子，向入口走去。10分钟后，他与疑惑不解的女院长来到一个密室开始谈话。 “请问院长，贵院圣·本奈迪孤儿院是不是按照慈善法案注册的合格慈善单位？” “是啊，”院长回答，“合格。” “好，”律师说，“这样的话，就不会违法，也不用申免资本转移税喽。” “你说什么？”她问。 “最好还是叫做‘礼品税’吧，”律师微笑着说，“我很荣幸地向您报告，有一位捐赠人，按照雇主和律师之间业务保密条款的要求，他的名字我不能透露。他认为应该向贵院捐赠一笔钱。” 他等着反应，但那位白发苍苍的老院长却惊恐地看着他。 “我的雇主——他的名字您永远不会知道——指示我在圣诞之夜的今天专程前来见您，把这个信封亲手交给您。” 他从文件箱中拿出一只厚牛皮纸信封，递给了女院长。她接了过去，但没有打开。 “据我所知，里面是一张支票，是在古恩塞开业的一家很有名望的商业银行买来的。可以到那个银行去支款，用于圣·本奈迪孤儿院的发展事业。我没有看过里面的内容，但我是按照对我的指示说的。” “不缴纳礼品税？”她问，手中擎着信封，不知所措的样子。慈善捐款是很难争取到的，而自愿捐赠者更是凤毛麟角。 “在海峡岛上，我们的财政制度与英国本部有所不同，”律师耐心地说，“我们那里没有资本转移税，我们还实行银行保密。在古恩塞或在海峡岛进行捐赠则不抽税。如果受捐者的户籍或居住在英国本部上，那么，他（她）就得受本国纳税法律的约束。但有免税权的不在此列，这是根据慈善法案的规定。好了，如果您愿意签收这份内涵不明的信封的话，那我的使命就完成了。我的佣金已经得到了。而且，我还要赶回家去团聚。” 两分钟之后，就剩下院长一个人了。她用纸刀慢慢地拆开信封，抽出信瓤儿。只是一张担保支票。但她一看上面的数额，便颤巍巍地摸索起念珠，口中急急叨叨地念念有词。待到稍稍收回神情之后，马上走到靠墙的祷告台，跪下去祷告了半个小时。 她回到桌旁，仍然感到很虚弱，又看了一眼那张250万英镑的支票。天底下谁会有这么多的钱呢？她在绞尽脑汁考虑怎么花这笔巨款。她想，这是捐赠，也可能是信托资金。对于资助孤儿院是绰绰有余的了。当然，她的终生宿愿也会实现了——把孤儿院搬出伦敦贫民区，在广阔天地的乡间的新鲜空气中建一所新的，收容的儿童还可以增加一倍。她还可以…… 她浮想联翩。但突然出现一个念头，是什么了呢？哦，对了。大上星期天报纸上的消息。她一眼就碰到了那条消息，使她产生一种急切的向往感。就是它，那就是她要去的地方。现在，她手中的钱不但已经足够了，而且可以永远资助下去。她的梦想变成现实了。那条消息就是财产专栏中的广告：出售庄园别墅，带有绿化花园20英亩，地点——肯特…… （郝启成译） 耍钱鬼 科明法官在一等包厢的角落座位上舒服地坐下，打开当天的《爱尔兰时报》，扫了一眼标题然后放到膝上。 到特拉利的4个小时缓慢旅程中有的是时间看报，他悠然地注视着窗外金斯布里奇车站的忙乱，几分钟后这列从都柏林开往特拉利的火车就要离站了。这趟火车将把他送到凯里镇，他将在那里审案。他暗自希望，这个包厢就他自己才好，以便处理一下文件。 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个想法一闪念的时候，包厢门开了，有人走进来，他不想去看。门关上了，来人把手提包举到行李架上，然后隔着泛光的胡桃木桌坐到他对面。 科明法官扫了他一眼，这个旅伴是个小瘦子，一络黄卷发调皮地从脑门上立起来，一双褐色眼睛忧郁哀伤。他的西服是立领的，配了一件西装背心和编织领结。法官估计他是和马打交道的，要么可能是个小职员。随后他又继续看向窗外。 他听见外面的列车员对着下行的喷着气的老式蒸气机车司机喊话，然后是列车员的尖声哨音。正当火车鸣笛，车厢开始缓缓开动时，一个一身黑衣的高大身影追过了窗口。法官听见不远处车门霍地打开，接着有人踏进过道。不一会儿，伴随着一阵急喘，黑影出现在包厢门口，然后不紧不慢地坐到了斜对面的角落。 法官又扫了一眼，来人是个红脸膛神父。法官再次看向窗外，他不想搭腔，这是在英格兰养成的习惯。 “老天！你差点赶不上了，神父。”他听见瘦子说。 黑衣人又喘了几口气。“还真有点悬，孩子！”神父回答说。 之后，他们陷入了沉默。科明法官看着金斯布里奇车站滑出视野，取而代之的是几排难看的烟熏黑了的房子，那就是当时都柏林的西郊了。大南方铁路公司的火车铆足了劲，车轮在铁轨上的咔嚓节奏也快起来，科明法官拿起报纸。 标题和头条新闻是关于首相——埃蒙·德·瓦莱拉的，昨天在众议院就马铃薯价格一事他大力支持农业部长，最底端是条两指宽的报道，提到某个叫希特勒的先生占领了奥地利。编辑可是有特权的人，科明法官想。报上再没有什么能让他提起兴趣的事了。5分钟后他折起报纸，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法律文书开始翻看。他们离开了都柏林后，基尔戴尔的绿油油田地也从窗口匆匆滑过。 “先生！”对面一个声音怯怯地说。天哪，他想，那人想开聊了，他抬眼盯着对面那人讨好似的眼睛。 “我用点儿桌子，您介意吗？”那人问。 “不介意。”法官回答。 “谢谢，先生！”那人说，话里明显带着种西南部的土腔。 法官继续研读那些复杂民事案件的处理文书，那是他从特拉利回到都柏林得做的判决。这次作为巡回法庭法官到凯里主持每季审问，他相信，不会多么复杂。这些农村巡回法庭，以他的阅历，只弄些最简单的案件让地方陪审团来判决，陪审团的判决一般都不难明白。 瘦子从口袋里拿出一副脏兮兮的扑克牌，排成列，玩起了接龙。法官无心去看，但只一会儿他的注意力就被吸引到一阵咯咯声上，他又抬起了头。 瘦子牙齿间咬着舌头正全神贯注——这弄出了声响——他盯着每列最后翻开的牌。科明一瞥间注意到一张红9没接到黑10上，这两张牌那么显眼。瘦子没看出那搭配，又发了3张牌，科明法官压住好奇心回到文书上。和我无关，他心里想。 但一个人玩接龙时是挺吸引人的，尤其是他玩得很臭的时候。不到5分钟，法官便神不守舍，看不下去法律诉讼文书了，他盯着看翻开的牌。最后，他实在按捺不住了。右侧有一个空列，第三列一张翻开的K应当挪到空位上。他咳了一下，瘦子忙抬起头。 “这个K，”法官轻声说，“它应放到那儿。” 玩牌的这位低下头看出来了，挪动了K。现在能翻开的是张Q，它接到了K后面。停下前，他又正确地挪了7次，K打头的那列现在接到了10。 “这张红9，”法官说，“现在能挪过去了。” 红9和连带的6张牌挪了过去，又一张牌可以翻开了，是A，可以先拿出来。 “我绝对相信你能解开它！”法官说。 “暧！我不行，先生。”瘦子说着晃了晃长着一对忧伤眼睛的脑袋。“说实在的，我这辈子还没解开过呢！” “玩下去，玩下去！”科明法官说着，越发来了兴趣。在他的帮助下，牌局到底解开了，瘦子盯着解开的牌局有些不敢相信。 “解开了，你看，你做到了。”法官说。 “嗯，但不能没有大人帮忙，”瘦子说，“先生，您对牌很有一套啊！” 科明法官不知道玩牌的人会不会知道自己是个法官，但推想那人不过是用当时爱尔兰的一般方式称呼一个多少值得尊敬的人。 神父甚至也放下了那本已故纽曼大主教的讲经选集，转而看着纸牌。 “哦，其实不怎么样！”法官回答，他在基尔代尔街区俱乐部和老友也打打桥牌、玩玩扑克。 私下里，他是很为自己的那一套自豪的：优秀的法律脑瓜加上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再精通演绎又记忆力敏锐，这总是能打一手好牌的。 瘦子不摆了，开始懒懒地发着5张一组的牌，他翻看了一下后，又放回到整副牌里面。最后，他放下纸牌叹了口气。 “到特拉利还远着呢！”他若有所思地说。 过后，科明法官怎么也想不起来究竟是谁提到“玩扑克”这个词，但他怀疑可能是自己。随随便便地，他拿过牌自己也发了几手牌。其中有一手，他高兴地注意到是个葫芦，三张J和两张十。 瘦子拿起一手牌举到前面，他含着笑，仿佛在惊讶自己的放肆。 “先生，我敢打赌，假设一个便士，你拿不到比这手牌更好的牌。” “来吧。”法官说，然后又发了一手牌，他也举到前面，这次不是葫芦，是一对9。 “好了吗？”科明法官问。瘦子点点头，他们放下了牌，瘦子有三个5。 “哎呀！”法官说，“但我没摸新牌，我本可以摸的。重来，伙计！” 他们重来了一次，这次瘦子摸了三张牌，法官两张，法官的牌大。 “我赢回了那假设的一便士！”法官说。 “你是赢回去了，先生。”另一个说，“那是手好牌，你玩牌有窍门，我看得出来。虽然我自己没有。真是，先生，有窍门儿！” “只不过是推理清楚和有算计地冒险。”科明法官纠正说。 这时他们互问了名字，当时的惯例也只是姓而已，法官省掉了自己的头衔，只简单地告诉对方他姓“科明”，另一位自称是“奥康纳”。5分钟后，在萨林和基尔代尔之间，他们友好地玩了一会儿扑克。5张牌的摸法看来比较合适，又不用啰咦，当然也不耍钱的。 “问题是，”奥康纳在第三把后说，“我记不住谁押了多少，大人的好记性帮帮忙吧。” “我有办法。”科明法官说着从公文包里得意地翻出一大盒火柴。他早饭后要享用一根雪茄，晚饭后再来一根，而且从不用汽油打火机去点四便士一根的哈瓦那雪茄。 “就是它了。”当法官分给每人20根火柴时，奥康纳惊喜地说。 他们玩了十几把，有那么点尽兴，输赢还平均。但两个人玩扑克还是麻烦，因为如果一方牌不好，想扣牌的话，另一方也就玩不成了。刚过了基尔代尔，奥康纳问神父，“神父，玩玩不介意吧？” “哦，恐怕不行。”红脸膛神父笑着说，“因为我不太会玩。”他又说，“不过我倒是和神学院的兄弟玩过一次‘惠斯特’。” “规则一样，神父！”法官说，“学过就不会忘，就是5张牌；如果你一直觉得牌不好可以模新牌，5张为止。然后你算计一下你手里牌的好坏，如果好，你就押比我们的好；如果不好，你别下注，然后扣牌。” “我拿不准下注啊！”神父没有把握地说。 “这只不过是火柴棍，神父！”奥康纳说。 “不会有人要花招吗？”神父问。 奥康纳不满地瞪了一眼，科明法官不以为然地笑了。 “不会耍花招。”他说，“你拿的牌是有严格分值的，瞧……” 他在公文包里翻了一阵，然后抽出张白稿纸，从内口袋里掏出贴金自动铅笔，他开始在纸上写，神父凑过去细看。 法官说：“最大的牌是至尊同花顺，意思是5张牌，同花顺次以A打头，既然得按顺序那就是说，其它的必须是K、Q、J和10。” “我猜是这样。”神父领会地说。 “然后是四条。”法官边说边在至尊同花顺下写着这几个字，“那就是字面意思，4个A，4个K，4个Q依次到4个2，不必管第五张牌。当然了，4个A要比4个K和其它的都大，懂了吗？” 神父点点头。 “接着是葫芦。”奥康纳说。 “不对，”科明法官纠正说，“伙计，接着是一手同花顺。” 奥康纳拍了一下脑门，就像有人承认自己犯傻那样。“的确，那对。”他说，“你看，神父，一手同花顺就像至尊同花顺那样，只是不以A打头，但5张牌必须同花连续。” 法官在纸上“四条”下写上了他的解释：现在才是奥康纳说的葫芦，意思是3张同点和两张同点构成的5张牌，如果3张牌是10另两张是Q，这就叫葫芦。3张10和两张Q。 神父又点点头。 法官接着往下列，解释着每种牌，从“同花”、“顺子”、“三条”、“两对”、“一对”到“单张A比大小”。 “那么，”列完后他说，“显然了，‘一对’、‘单张A比大小’或是杂牌通常叫做臭牌，是很糟糕的，你不要在它们上下注。” 神父盯着单子，“我能参考一下吗？”他问。 “当然！”科明法官说，“你拿着吧，神父，当然可以的。” “那好吧，就看成只是赌火柴棍……”神父说着就加入进来，偶尔的友谊赛毕竟不是什么罪恶，赢火柴棍也不是罪过。他们把火柴分成三等份，开始打牌。 前两把神父早早扣了牌，看着另外的两个叫牌，法官赢了4根火柴，第三把神父脸色一亮。 “这该是好牌吧？”他边给那两人看牌边问。牌不错，是葫芦，J和K。 法官懊恼地扣下自己的牌。 “是，这很不错了，神父！”奥康纳耐心地说，“但你不应该给我们看，明白吗？因为一旦我们知道你有什么，如果我们的牌没你的好，我们就不下注，你自己的牌应该……对了，就是应该保密。” 这让神父懂了，“应该保密！”他重复着、“啊，我明白了。一个字也不告诉别人，嗯？” 他为此道了歉，他们又开玩了。到瑟勒斯的60分钟里他们玩了15把，法官的火柴堆成了小山，神父快输光了，奥康纳也只剩了一半，他时不时地出错；神父看上去不知所措；只有法官起劲地玩着，用那训练有素得法律脑瓜算计着出牌，估量着让步余地。牌局恰当地证明了他的头脑胜过运气的理论。刚过瑟勒斯，奥康纳看上去在走神儿，法官不得不两次提醒他回到牌上来。 “用火柴棍玩恐怕没什么劲了，”第二次走神后他坦言，“我们别就这么结束吧？” “哦，我得说我还挺喜欢的。”法官说。大多数赢家都喜欢这玩法。 “要不我们玩点有意思的？”奥康纳歉意地说，“我天生不是赌徒，但几个先令没什么关系。” “只要你们愿意，”法官说，“但我可看到你们输了些火柴。” “哎呀，大人，我的手气就要来了。”奥康纳调皮地笑着说。 “那我得退出了，”神父最后说，“因为我的钱包里恐怕只有3英镑，那还要维持我和我妈在丁格尔度假的花销呢！” “但是，神父，”奥康纳说，“没有你我们玩不成啊！就几个先令……” “就是几个先令，孩子，对我来说也太多了。”神父说，“圣母教堂可不是让人口袋里铜板叮当作响的地方！” “等等。”法官说，“有办法了，你、我、奥康纳一起分火柴。我们每人借给神父等量的火柴，从现在起火柴有了价值，如果他输了，我们不要债，如果他赢了，再还回我们借给他的火柴，这下平衡了。” “大人，你真是个天才。”奥康纳惊喜地说。 “但我不能赌钱。”神父反对说。 一阵难捱的沉默。 “除非赢的钱给教堂慈善会嘛，”奥康纳提醒说，“想必上帝不反对吧？” “是主教反对，”神父说，“我得先经他同意，但是……丁格尔有个孤儿院，我妈在那儿做饭，冬天那破屋子冷死了，可炭价又……” “捐款！”法官有些得意地大声说。他转向那两个迷惑不解的同伴，“无论神父赢了多少，超过我们借给他赌金以上的，算我们给孤儿院共同捐款，你们说怎么样？” “我看就是主教也不能拒绝一笔给孤儿院的捐款。”神父说。 “捐款也是份礼物，算是你陪着玩扑克的回报。”奥康纳说，“这下好极了！” 神父这下同意了，他们又开始了。法官和奥康纳把火柴分成两堆。奥康纳注意到火柴不到50根，他们可能会用光。科明法官又搞定了那个问题。他们把火柴一折两半，有硫磺头的半根顶没有头的两个。 奥康纳自称身上带着度假的30多英镑，不超过这个数他就可以玩，没有谁反对科明用支票，他显然是位绅士。 这么定了后，他们借给神父10根有头的火柴和四根没头的，每人出一半。 “那么，”科明法官边洗牌边说，“赌注是多少？” 奥康纳举起没有头的半根火柴。 “10个先令怎么样？”他问。这让法官受了点震动。盒子里倒空的40根火柴现在成了80个半根，代表着60英镑，在1938年那很可观的了。神父面前有12英镑，另两位每人有24英镑。法官听见神父长出了一口气。 “小钱也赢，大钱也赢，上帝保佑！”神父祈祷着。 法官无所谓地点点头。他没什么好担心的。头两把他赢了，几乎赢了10镑。第三把奥康纳早早地扣了牌，输掉了10先令。又下注。神父押下了4根一英镑的火柴，科明法官看着自己的牌，他有个葫芦，3个7和2个人再大点就好了。神父只剩下7英镑了。 “我跟你的4镑，神父，”说着法官把火柴推到中间，“我再加5镑。” “天啊！”他说，“我要输光了，怎么办呀？” “只有一个办法，”奥康纳说，“如果你不想让科明先生再押到你不能跟的赌注，你也跟5英镑然后要求看牌。” “我要看牌！”神父一边把5个有头的火柴推到前面一边像背诵公文似的说。法官亮出葫芦等待着。神父亮出4个10。他赢回了自己的9英镑还有法官的9英镑。算上30个先令的底金再加上手里的2英镑，他有21英镑10先令了。 就这样他们到了利默里克中转站。这个中转站是爱尔兰铁路系统的一个大站，它并不在利默里克，却靠近蒂珀雷里。因为下行列车搭不上月台，火车驶过主站台，又倒了回去。有几个人上下车，但没谁进这节包厢，也没谁打断牌局。 到查尔维尔时，神父赢了奥康纳10英镑，奥康纳看起来忧心冲忡，牌打得慢下来。奥康纳想快点扣牌，但等到另一家也决定扣牌时总还得摸许多牌。快到马洛时，经商定，他们拿掉了所有小牌，留下了7以上的牌，凑成了一副32张的扑克牌，这下牌打得又快起来。 到了黑德福德，倒霉的奥康纳没了12英镑，法官没了20英镑，都输给了神父。 “我现在还回那开始借的12英镑应该不是什么坏主意吧？”神父问。 两人都同意，各自拿回6英镑。神父剩下32英镑，奥康纳继续谨慎地玩着。只押了一次，用葫芦胜了两对和同花，赢回了10英镑。基拉尼的三大湖泊掠过窗户，谁都无心去欣赏湖光。过了法兰福时，法官知道终于等到了他要的牌，摸了3张牌后他兴奋地看着手里的4张Q和一张梅花7，奥康纳也肯定有好牌，因为当法官跟了神父的5英镑又加他5英镑时，他也跟了牌。神父跟了5英镑又加押了10英镑后，奥康纳慌神了，扣了牌。他只剩下开始的那12英镑了。 法官咬着大拇指指甲。随后，他跟神父的10英镑又加了10英镑。 “还有5分钟到特拉利！”列车员从车厢门探过头来说。神父发慌地瞪着桌子中面的火柴，又瞪着自己那堆值12英镑的火柴。 “我怎么办哪？”他说，“哦，上帝啊，我该怎么办哪？” “神父，”奥康纳说，“你不能再下注了，你必须跟并要求看牌。” “我想也是。”神父沮丧地说，把10英镑的火柴推到桌子中央，自己就剩下了2英镑。“我那会儿干得还不赖，我有32英镑时，就应该留给孤儿院了。但现在我只剩下2英镑给他们了。” “我来补到5英镑，神父！”科明法官说，“瞧！4个圈儿。” 奥康纳打了个口哨，神父看看亮开的Q，又看看自己的牌。 “K没Q大吗？”他疑惑地问。 “比Q大，只要你有4张。”法官说。 神父把牌摊到桌子上。 “可是我有。”他说。他真有！“上帝保佑！”他喘着气说，“我以为全输了，我还以为你一定有至尊同花顺！” 火车开进特拉利时，他们清理了纸牌和火柴。奥康纳拿回自己的扑克，法官把断火柴放到烟灰缸里，奥康纳从口袋里数出12张一英镑的钞票递给神父。 “上帝保佑你，孩子！”神父说。 科明法官不无遗憾地掏出支票本。“应该是整整50英镑吧，神父。”他说。 “可以这么说，”神父说，“的确是。但我都忘了咱们开头怎么说的啦。” “我保证给你我欠孤儿院的50英镑。”法官说。他准备开支票，“你说的是丁格尔孤儿院吗？我就那么开吗？” 神父显得迷惑不解的样子。 “嗯，我想他们没有银行户头，那么个小地方！”神父说。 “那我最好是开到你名下了。”法官说着，等神父说出名字。 “但我也没户头。”神父有点为难地说，“我从来没管过钱。” “这么办吧。”法官礼貌地说。他飞快地写完，撕下支票，递给神父。“这是付给持票人的，特拉利的爱尔兰银行能兑现，我们刚好赶得上。他们还有半个小时关门。” “你是说在银行里凭这个他们给我钱吗？”神父小心地拿着支票问道。 “当然！”法官说，“但小心别弄丢了，那是付给持票人的，所以谁拿了都可以兑现。好了，奥康纳、神父，这是次非常有意思的旅途，虽然不便宜。祝你们今天好运！” “至于我，”奥康纳郁郁地说，“上帝一定是偏向您，神父。我还没见过这样的牌，这对我是个教训。别在火车上玩扑克，至少别和教堂里的人玩。” 神父说，“我负责在日落前把钱存到孤儿院的账上。” 他们在特拉利站的月台上分手后，科明法官来到旅馆。明天上午要开庭审案，他想早点睡下。 上午的两起案子很简单，过失抗辩，他罚款结案。特拉利选出的陪审团百无聊赖地坐陪着。 第三个被告被传唤时，科明法官正在埋头写文书，从下面只能看见他的法官假发。 “带罗南·夸克·奥康纳到庭！”法庭执事低沉地喊道。 一阵踢踏的脚步声，法官继续写着。 “你是罗南·夸克·奥康纳吗？”执事问着新被告。 “我是。”那人应声说。 “罗南·夸克·奥康纳，”执事说，“你被起诉用牌诈骗，触犯了1845年《赌博法》第17条之规定。案件中，你，罗南·夸克·奥康纳，于今年5月13日在凯里镇，利用扑克，或是打牌，靠欺骗或非法手段从一位叫卢根·基息处赢得大笔金钱，由此构成了以欺诈手段从上述的卢根·基恩处获取了大额现金。对起诉有无异议？有罪还是无罪？” 在陈述过程中，科明法官小心地放下笔，凝视了一会儿自己的文书，好像希冀着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整个审讯一样，最后他抬起眼睛。 长着一双讨好眼睛的小瘦子从对面有些吃惊地默视着他，科明法官也同样吃惊地看着被告。 “没有犯罪。”奥康纳小声地说。 “等一下。”法官说，法庭的人静坐着，看着他坐在凳子上纹丝不动。他那掩饰的面孔背后，内心一片混乱。他本可以马上不审这个案子，只要说出自己认识被告即可。 随后他想到，这将意味着重审，额外花销要由与本案有关的纳税人来付，因为被告现已被正式起诉。他心里想，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他能不能信任自己公正地判案，并向陪审团做出真实公正的结论呢？他肯定自己能做到。 “请向陪审团宣誓。”他说。 执事照做了，然后问奥康纳是否有律师。奥康纳说他没有，但希望能自我辩护。科明在心里暗暗发了誓。现在，公平就要求他站在被告一方对付公诉人律师。 律师现在站起来陈述事实，他说的很简单。5月13日，特拉利的杂货商——卢根·基恩在都柏林登上了从都柏林开往特拉利的火车回家，他碰巧身上带了一大笔现金，即对英镑。 旅途中他偶然参加了与被告及另一个人的赌局，用的是被告的扑克牌。他输的钱太多了，于是产生怀疑。在法兰福，特拉利的前一站，他找了个借口下车，找到铁路公司的一名员工，并要求在特拉利站台上警察能到场。 他的第一证人是特拉利警察，这个面容严肃的高大男子为逮捕做了证。他发誓说，5月13日得到消息后他就来到特拉利站，正当都柏林的火车进站。他在那儿遇到这个人给他指出了被告，后来知道那人是卢根·基恩先生。 他让被告和他去一趟特拉利站警署，那人和他去了。在那儿他搜了身。东西中有一副扑克牌，基恩认得那是在火车上玩扑克用的。 他说，“这些东西已被送到都柏林检查，一收到都柏林的检查报告，奥康纳就被起诉犯法。” 如此而已，下一个证人是都柏林爱尔兰警察诈骗科的。法官心中暗想，他昨天显然也在火车上，但坐的是三等车厢。 探长发誓说，经过严格检查，这副扑克是做过记号的，公诉人律师拿起一副纸牌，探长按照记号分辩出来了。这副牌传给了法官，律师询问说：“这副牌是怎么做记号的？” “用两种方法，大人！”探长对法官说，“用俗称的明暗处理和描边法。四种花色的每张牌背面不同位置都描了边，牌的两端也描了，这样无论哪端朝上都不影响。描边法中，图案边界和牌边缘之间的白色界限被改得宽度不一，这种变化虽很细微，但从桌子对面能看出来，这样就为骗子指明了对家拿的是什么花色。这么说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科明法官盯着奥康纳说。 “大牌，从A到10，是用明暗法区分的，也就是用化学药物轻微改变纸背面图案小区域的明暗，这种区域很小，并不比手指尖儿大，但足以让桌子对面的人认出来，因为他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搞鬼的人发牌时也有必要作假吗？”律师问，他知道陪审团都非常感兴趣。这毕竟和审讯偷马案大大不同。 “发牌可能作假。”诈骗科的探长承认说，“但没什么必要。” “有可能把这样的赌徒赢了吗？”律师问。 “绝对不可能，先生！”证人对法官说，“搞鬼的人知道对手有好牌时可以不跟牌，知道自己有好牌时可以多押赌注。” “没有问题了。”律师说。奥康纳又一次放弃盘问证人。 “关于证人证词你有权问任何问题。”科明法官对被告说。 “谢谢，大人！”奥康纳还是缄口不语。 律师的第三个，也是最后的主要证人是特拉利的杂货商——卢根·基恩。他进了证人席就像是公牛进了斗牛场，他瞪着奥康纳。 经律师提醒，他作了陈述。那天他在都柏林了结了一桩生意，所以他身上带了一大笔现金，在火车上，他被诱骗参加了扑克赌博。他以为自己是个老手，但还没到法兰福就输掉了60英镑。他犯嘀咕了，因为无论他的牌多么好，他还是赢不了人家，还是输钱。 在法兰福，他下了火车，确信自己是上当了，于是请警察在特拉利车站到场。 “我就知道，”他转向陪审团大声地说，“他用作了记号的牌玩。” 陪审团的12位好心人都一一严肃地点点头。 这时奥康纳站起来盘问证人，他看上去无比忧郁，就像是牛棚里无辜的小牛。基恩先生怒视着他。 “你说我掏出了那副牌？”他沮丧地问道。 “对！”基恩回答。 “怎么掏出来的？”奥康纳问。 基恩看上去不明所以，“从你口袋里。”他说。 “对！”奥康纳赞同地说，“从我口袋里，但我用它干什么了？” 基思想了一想说，“你开始玩接龙。” 科明法官简直要相信这种惊人巧合的可能性了，他的心又咯噔一沉。 “是我先和你搭腔的？”被告问，“还是你先跟我搭腔的？” 身材魁梧的杂货商看起来很懊丧的样子，“我先和你搭腔的。”他又转向陪审团说：“但他玩的太差劲了，我忍不住。黑牌连红牌，红牌接黑牌，他看不出来，所以我给他指了几个。” “但玩扑克的时候，”奥康纳追问，“是我建议玩友谊赛还是你建议的？” “你建议的。”基恩恨恨地说，“你建议说咱们少赌点，玩得有意思点儿，那可是大赌啊。62英镑不是小数啊！” 陪审团又点头。的确是，够一名工人一年的开销了。 “我说是你，”奥康纳对基恩说，“是你建议玩扑克的，是你提议赌钱的，那之前我们正用火柴棒玩！” 杂货商仔细地想了想，他一脸诚实忠厚。他想起了什么，他不会撒谎。 “或许是我。”他承认道。接着他又想起了什么，转向陪审团说，“但那不就是骗局吗？那不就是搞鬼的人想干的吗？他设的圈套，诱骗人赌博。” 他显然喜欢上了“诱骗”这个词，对法官而言那是个新词。陪审员点头同意，显然他们也厌恶被诱骗。 “最后一点！”奥康纳郁郁地说，“当我们清账时，你付给我多少？” “62英镑！”基恩愤怒地说，“血汗钱啊！” “不对。”奥康纳在被告席上说，“就我本人，你输给我多少？” 特拉利的杂货商仔细地想着，他的脸拉长了。“没输给你。”他说，“没有。是那个农民赢了。” “我从他那里赢钱了吗？”奥康纳问，他此时快要哭出来了。 “没有！”证人说，“你输了大约8英镑。” “没有问题了。”奥康纳说。基恩先生正要走下去，这时法官叫住了他，“等一下，基恩先生。你说‘农民赢了’，到底谁是农民？” “包厢里的另一个人，大人！他是韦克斯福德来的农民，玩的不好但手气好。” “你没问他名字吗？”科明法官问。 基恩看起来迷惑不解的样子，“没问。”他说，“是被告拿的扑克，他就是要诈骗我！” 案件调查结束。奥康纳站在证人席上为自己作证，他发了誓。他的陈述简单平淡。他贩卖马匹为生，这没什么违法的，他喜欢打打小牌，但不是什么高手。5月13日乘火车的前一周，他在都柏林酒吧里逍遥地喝着黑啤酒，突然觉得椅子上大腿旁边有个硬东西。 那是副扑克牌，显然是前一个坐在这儿的人丢下的，确实不新了，他想过交给店主，但又想这么一副旧扑克不值钱，便自己留下了，也好用它在买马贩驴的漫长旅途中玩玩接龙找点乐趣儿。 如果牌作了记号，他也毫不知情。他不懂探长所说的什么描边和明暗处理，也不知道这副从酒吧椅子上捡来的扑克牌背面能看出什么名堂。 至于说诈骗，诈骗还不赢钱吗？他问陪审团，他自己的8英镑10先令全输给了陌生人。他自己也是个傻瓜，因为那个农民手气太好，如果基恩先生赌输的比他多，那或许是因为基恩先生比他更沉不住气。至于诈骗，他和那没关，不然他肯定不会输掉那么多血汗钱。 在盘问证人时，原告律师想找出陈述破绽，但瘦子谦恭又顽固地坚守着，无懈可击。最后律师不得不坐了下来。 奥康纳回到被告席等着法庭结论。科明法官朝他看过去。你是个可怜虫，奥康纳！法官想：不管你的话哪个是真的，你都是个背运的牌手，否则的话，你也是个窝窝囊囊的耍钱鬼。不管怎样，你两次都输了，用自己的扑克，在火车上输给了陌生人。 但在总结中他没说别的，他向陪审团指出：被告声明自己是在都柏林的酒吧里发现了这副牌，并且完全不知道那牌有记号。陪审团私下里可能信也可能不信，但事实是：按照爱尔兰的法律，原告并不能推翻被告辩护，原告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 其次，被告指出不是他而是基恩先生要玩扑克又要赌钱的，并且基恩也承认可能是这样。 但更重要的，起诉要件是：被告用欺诈手段从证人卢根·基恩那儿赢了钱。不论诈骗是真是假，证人基恩已经直言不讳地承认被告没赢他的钱，他，即证人，连同被告都输了钱，只是数目悬殊而已。就这点而言案子得败诉。他有责任指示陪审团宣布被告无罪。他很了解庭审的规矩，所以顺便指出还差15分钟就到午饭时间了。 不让特拉利的陪审团错过午饭也是不可或缺的法律程序之一。这12位先生没用10分钟就做出无罪判决，返回法庭。奥康纳被释放了，他离开了被告席。 科明法官在法庭后面的更衣室换下法袍，把假发挂到钉子上，然后去吃午饭。他脱下了法袍和假发后，别人就认不出他来了，他从人行道上的人群中穿行过去。 他穿过马路朝镇上的旅馆走去，他知道他肯定能点一盘香农河大马哈鱼来享用一下，正在这时他看见旅馆前院驶出一辆又气派又闪亮的名车。奥康纳开着车。 “你看到那个人了吗？”一个人的声音从旁边问他。他向右侧瞅了一眼，发现特拉利的杂货商正站在身旁。 “看到了。”他说。 小轿车悠悠地驶出旅馆大院，坐在奥康纳旁边的人穿一身黑衣服。 “你看到谁坐在他旁边吗？”基恩问。 汽车峻地驶向他们，那个关心了格尔孤儿院的神父露出亲切的微笑，向人行道的人们打了个V形手势，然后汽车沿街而去。 “那是宗教祝福吗？”杂货商问。 “或许是吧！”科明法官应承说，“但我看不像。” “他怎么穿那身衣服？”卢根·基恩又问。 “因为他是神圣教堂的神父。”法官回答。 “他才不是哪！”杂货商气愤地说，“他就是韦克斯福德的那个农民。” （肖忠哲译） 特权 刚过8点半，电话便响了。由于是星期日早晨，比尔·查德威克仍在被窝里。他不想接电话，但它却响个不停。响了10次之后，他从被窝里爬起来，下楼来到厅里。 “谁呀？” “喂，比尔吗？是亨利。” 是同条街上的亨利·卡彭特。他认识这个人，并不熟，只有点头之交。 “你好，亨利，”查德威克说，“星期天早晨你也不睡点懒觉儿？” “哦，不，”对方说，“我只是出来到公园里跑一跑。” 查德威克哼了一声。他心中暗想，这真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打了个哈欠。 “大冬天的，这么早，找我有事吗？”他问道。电话那端，卡彭特似乎有点踌躇。 “您看了今早的报纸了吗？”卡彭特问。查德威克朝厅门口的垫子上扫了一眼，他的两份报纸还在那儿，没有打开。 “没有，”他说，“怎么啦？” “您订了《星期日信使报》吗？”卡彭特问。 “没订。”查德威克说。电话里停了好一会儿。 “我想您今天应该看一看，”卡彭特说，“上面有您的事儿。” “是吗，”查德威克说，他来了兴致。“报上说什么了？” 卡彭特更踌躇起来。他声音中明显地露出了窘迫之情。显然，他认为查德威克应该看过那篇文章了，好跟他议论议论。 “那么，您最好还是自己看一看吧，伙计。”卡彭特说，并挂了电话。 查德威克盯着嗡嗡响的话筒，将它放了回去。跟所有的听说报上文章提到他、但还没有看到文章的人一样，他很感兴趣。 他拿着《快报》和《电讯报》回到卧室，交给他妻子，在睡衣外面穿上裤子，套上开领毛衣。 “你要上哪儿去？”他妻子问。 “就到街上买张报纸，”他对她说，“亨利·卡彭特说报上有关于我的事。” “啊，你终于出名啦，”他妻子说，“我准备早点。” 街角上的报店只剩两份《星期日信使报》了，这是一种厚厚的副刊很多的报纸。在查德威克看来，是一些装腔作势的人写给装腔作势的读者看的。街上很冷，他不愿意在这儿就钻到一大堆栏目和副页中东找西找。他宁肯耐着性子几分钟跑回温暖舒适的家中再去看它。他回到家中时，妻子已经把桔汁和咖啡摆在餐桌上了。 他开始翻报纸时才意识到，卡彭特没有告诉他页数，所以，他从一般新闻版开始看。他喝。第二杯咖啡时，把新闻看完了。他撇开了艺术文化栏，同样又跳过了体育栏。只剩下一些彩色专利和商业评论了。他是伦敦郊区的一位小本自营商人，于是，他开始读商业评论。 在第三版上，一个名字引起他的注意；不是他自己的名字，而是一个公司名，这个公司最近才垮台，但跟他有点买卖，而且使他损失惨重。文章刊载在一个自称为旨在调研的栏目里。他读着读着便放下了咖啡，不由自主地张大了嘴。 “他怎么给我写出这些事情呢？”他低声说，“根本不是那回事儿。” “怎么啦，亲爱的？”他妻子问。显然，她很关心丈夫脸上的惊讶表情。他一句话没说，把报纸递给妻子，折叠起来，以便好找那篇文章。她仔细地读着。读到一半时，不禁倒抽了一口气。 “太可怕了，”读完后，她说，“这个家伙暗指，你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欺诈。” 比尔·查德威克站起来，在厨房中踱来踱去。 “他不是在暗指，”他说，他已从吃惊转为忿怒。“他就是在明说。结论是不言而喻的。真他妈的，我以前上当了，是被蒙在鼓里的。我真心诚意地卖给他们产品，他们垮台了，我的损失比谁都不少。” “这篇文章对你有什么伤害吗，亲爱的？”他妻子问，脸上忧心冲忡。 “伤害？简直是毁了我。而根本就不是那回事，我从来没见过写这篇文章的人，他叫什么名字？” “盖洛德·布伦特。”他妻子一边读着文章的作者行一边说。 “可是我从没见过他。他也从没与我联系和核实一下。他根本不能那样说我。” 星期一下午，他与自己的律师私下商谈时，也是以同样的表情说着。律师表示，他看到那篇文章时，也感到非常讨厌，并且很同情地听着查德威克讲述着他与那个被清算的销售公司的关系和事情的真相。 “从您说的来看，这篇文章所说的，从表面上看来，无疑是犯了证据确凿的诽谤罪。”他说。 “那么，这帮混蛋就得撤回文章，并且要道歉。”查德威克火冒三丈地说。 “原则上是这样的。”律师说，“我想，作为第一步，最好由我代表您给编辑写封信，解释一下，我们认为您受到了编辑的一位雇员的诽谤，请他寻求以撤回文章并道歉的方式来纠正一下。当然，要刊登在显要位置。” 他们最后就这么办了。两个星期过去了，《星期日信使报》的编辑却音信皆无。整整两个星期，查德威克都得忍受着手下几个人的白眼，躲避着与他联系业务的人，两桩本来有望签订的合同也白白失去了。 《星期日信使报》的回信终于寄到了律师的手里，该信是一位秘书代表编辑签发的，其口吻是客气的回绝。 信里说，编辑已经认真地考虑了律师代表查德威克先生所写的信，并且准备考虑在读者来信栏刊登查德威克先生的信，不过要服从编辑对该信的删改权。 “换句话说，就是要把信改得面目皆非，”查德威克再一次面对律师坐下来时说，“这就是回绝，不是吗？”一律师前前后后考虑了一下，决定直言不讳。他与这位当事人打交道几年了，了解他的脾气。 “是的，”他说，“是拒绝了。在这以前，我只与国家报纸打过一次交道。这种回信是一种相当标准的官腔儿。他们不愿意撤回自己的文章，更甭说赔礼道歉了。” “那我该怎么办呢？”查德威克问道。 律师出了一个主意。“当然，还有出版署，”他说，“您可以向他们投诉。” “他们会怎么办呢？” “他们办不了什么。他们所接受的申诉只是那种由于报纸疏忽或由于报纸记者报道的不准确而造成的麻烦，他们通常回避那些明显的诽谤投诉，而将它推给法庭。不管哪种情况，他们只是发表一篇不痛不痒的文章。” “出版署不能坚持让他们撤回文章和道歉吗？” “不会。” “那还能怎么办呢？” 律师叹了一口气。“恐怕惟一的办法就是打官司了。向高等法院上诉诽谤罪，要求赔偿损失。当然，如果法院真的发出了传票，那么报纸可能不愿意让事态发展下去，于是就可能刊登您所要求的赔礼道歉。” “会吗？” “也许会。但也许不会。” “但肯定他们必须这么做。这是非常简单的案子。” “我跟您实话实说，”律师说，“在诽谤案中，根本没有非常简单的案子。一方面，实际上还没有诽谤法。或者说，它只归属于普通法律。几个世纪来，大量的案例中都涉及到过诽谤案，这些案例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您的案子，或任何案子，在某些细节上都会与过去的案例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人家还会争议您当时的理智状态，您的思想状态，即特定情况下，一个人的实际感知情况，是意向明确的，而不是糊涂的，因而是清白的，我说的您能听懂吗？” “能。我也这样想，”查德威克说，“但毫无疑问，我没有必要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 “实际上，有必要，”律师说，“您知道，您将是原告；报纸。编辑和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是被告，您必须证明，当您与新近被清算的公司往来的时候，您是清白的，没有意识到其不可靠。这样，才能表明您是被人含沙射影，受到了诽谤。” “你是不是劝我不要起诉？”查德威克问，“你真的要我容忍那家伙一点也不核实就出版的那堆无耻谰言吗？要我听之任之，毁掉我的买卖而不去控告吗？” “查德威克先生，让我跟您开诚布公地说，有时，人们劝我们这些律师：应该怂恿我们的当事人告这个，告那个。因为，这样我们就能挣到大把大把的律师费。实际上，恰恰相反。往往是诉讼当事人的朋友、妻子、同事等等怂恿他去起诉。当然，他们这些人是不必承担诉讼费的。对于门外汉来说，一场好官司就像吃面包看马戏那么舒服。而我们干法律这一行的人，对于诉讼的费用，可是了解得再清楚不过了。” 查德威克仔细地考虑了一下诉讼费的问题，他以前可很少想这个事儿。 “费用会有多高？”查德威克心平气和地问道。 “高得会毁掉您。”律师说。 “我本以为，在这个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查德威克说。 “理论上，是平等，现实中却常常不同，”律师说，“您是一位富豪吗，查德威克先生？” “不是。我只经营一个小买卖。在这个年月里，真是如履薄冰，随时可能破产。我苦干了一辈子，勉强混日子。我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汽车，自己的衣服。一份个体经营养老金，一份人寿保险和几千英镑存款。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微不足道。” “我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律师说，“今天，只有富豪才能起诉富豪，而在诽谤案件中更是如此。一个人可能打赢了官司，但他必须支付自己的诉讼费。打了一场长官司之后，更不用说上诉了，其费用可能是赔偿费的10倍。 “大报纸，像大出版社什么的，都投了很大的保险，以应付被判决诽谤罪而支付的巨额赔偿费，他们可以聘伦敦西区英国王室法律顾问那样收价最高的一流律师。所以，当他们面对着一个——恕我直言——小人物时，他们就会搞得他一蹶不起。稍稍耍个手腕儿，一桩案子就会拖上5年再开庭。在这期间，双方的法律费用就会一加再加，光案情准备就得花上成千上万。如果到了法庭，辩护律师要收费，还有日常‘重理’费，费用会直线上升，而且辩护律师还要一位年轻的帮手，还得加一笔钱。” “费用会达到多高？”查德威克问。 “就一起长官司来说，准备上几年，还不算可能发生的上诉费，也得几万英镑，”律师说，“即使这样，或许还没到头儿。” “我还得了解些什么呢？”查德威克问。 “如果您打赢了，您能得到赔偿费和判决由被告——也就是报社——支付诉讼费，那么，您的损失就得到了补偿。但是，如果法官没有对诉讼费做出判决，您还得承担您自己的诉讼费。不过，他们只有在那些最坏的案件中才这样做。如果您输了，法官甚至可以判决，你不但要承担自己的诉讼费，还要支付被告的诉讼费。即使您赢了，报社还可以将案子上诉。为此，您可能花掉双倍的费用。即使您赢了上诉，如果不对诉讼费做出判决，也会毁掉您的。 “而且，还会让您背黑锅。两年之后，人们早已忘记了报纸上的那篇文章。而该案件在法庭上会反反复复，不断大量地增加材料和辩护证词。虽然您可以起诉，但是，报社的法律顾问却会出自其当事人的利益，不断地诋毁您这位诚实商人的名誉。让您背上黑锅，永远也甩不掉。有这样的人，可以说多得数不清，虽然赢了官司，但名誉却扫地了。在法庭上，所有的辩护词，不必经过核实，都可以印刷出来公布于众。” “不是有法律援助吗？”查德威克问。他跟大多数人一样，只有耳闻，却从未核实过。 “可能不像您想的那样，”律师说，“要得到法律援助，您得表明您没有财产。这不适用于您，在任何情况下，诽谤案都不会得到法律援助。” “这么说来，怎么办都会毁了我的。”查德威克说。 “很抱歉，非常抱歉。我本可以鼓励您去打一场旷日持久、费用高昂的官司的。但是我真心感到，我对您最好的帮忙就是指出这种事儿实际上多么的危险，多么的坑人。有许多人，头脑一热就打起了官司，却落得个终生悔恨。一些人从来都没有从多年诉讼所导致的精神压抑和经济担忧中恢复过来。” 查德威克站了起来。“你很实在，我很感谢。”他说。 当天晚些时候，他从办公室给《星期日信使报》打电话，要求与编辑通话。一个女秘书接了电话，她问他的名字，他告诉了自己的名字。 “您想跟巴克斯顿先生谈什么？”她问。 “我想约定一下，见他本人。”查德威克说。 电话那边停了下来，他能听到在打内部电话。她回话了。 “您见巴克斯顿先生要谈哪方面的事？”她问道。 查德威克言简意赅地解释说，他想见见编辑，就两周前盖洛德·布伦特的文章中的提到的关于他自己的情况，讲明一下自己的看法。 “恐怕巴克斯顿先生不能在办公室会客，”秘书说，“或许，您可以写封信，我们会给予考虑的。” 她撂了电话。第二天上午，查德威克乘地铁来到伦敦中区，出现在信使报社的传达室。 在一位魁梧的、身穿制服的门卫的眼皮底下，他填写了会客单，写上了姓名、住址、要会见的人以及理由。会客单被拿走后，他坐下来等着。 过了半个小时，电梯门开了，出来一位文雅潇洒、身材瘦削的年轻人，身上散发着刚刮完脸的气味。他询问地看了一眼门卫，门卫朝比尔·查德威克这边点了点头。年轻人走了过来。查德威克站了起来。 “我叫安德里安·辛克莱尔，”年轻人说，把自己的姓圣克莱尔说成了辛克莱尔，“巴克斯顿先生的私人助理。有什么事吗？” 查德威克解释说要谈谈署名盖洛德·布伦特的文章，说想跟巴克斯顿先生亲自解释一下，文章中对他的报道不但不真实，而且对他产生威胁，可能毁掉他的买卖。圣克莱尔表示遗憾，但脸上却无动于衷。 “是啊，当然谁都能看出您的心事，查德威克先生。但跟巴克斯顿先生私人会见，恐怕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是个非常忙的人，您明白吗？我——哦——知道，一位代表您的律师已经跟编辑交换意见了。” “写了一封信，”查德威克说，“一位秘书回了信。信中说，‘或许’可以考虑在读者来信栏中刊登一封信。现在，我要求他至少要听听我这方面的意见。” 圣克莱尔笑了一声。“我已经说了，那是不可能的，”他说，“我们准备做的，最多也只不过是以编辑的名义写封信而已。” “那么，我能见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本人吗？”查德威克问。 “我认为那没用，”圣克莱尔说，“当然，如果您或您的律师还想写一封信的话，我敢肯定，我们的法律部会按常规给予考虑的。否则的话，我就爱莫能助了。” 门卫带着查德威克从旋转门走了出来。 他在舰队街旁的咖啡吧吃点三明治算作午饭。整个吃东西的时间中，他都在沉思。下午，他早早地就坐在了伦敦中区一座参考资料图书馆里，那里专门提供当代档案和剪报。他仔细阅读了最近诽谤案件的卷宗，发现他律师的话并没有夸大其词。 一宗案子使他很震惊。一位中年男子遭到一位著名作家的严重诽谤。他起诉了并且赢了，得到3万英镑赔偿费，判决出版商承担诉讼费。但出版商上诉了，而上诉庭撤销了原判赔偿，让双方各自承担自己的诉讼费。打了4年官司，原告面临着经济上的毁灭，便将案子呈递到上议院。上议院纠正了上诉庭的判决，重新判给他赔偿费，但没有裁决诉讼费。他赢回了3万英镑的赔偿费，但5年期间的法律费用账单却是45000英镑，出版商的法律费用账单和他一样，总共损失了75000英镑。但这一大笔金钱是有保险的。原告是赢了，但一辈子也毁了。打官司的第一年，他的照片是一位精神抖擞的60岁的人。5年之后由于案子缠身，忧虑无穷，债台高筑，他却变得瘦骨磷峋没有人样儿了。尽管他的名誉恢复了，但他却在破产之中死去了。 比尔·查德威克决心不让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他来到威斯敏斯特公共图书馆，他拿了一部霍尔斯伯里写的《英国法典》，坐进了阅览室。 正如他的律师所说的，没有像道路交通法那样的成文的诽谤法，但却有1888年的诽谤法补充法案，其中对诽谤或毁誉下了普遍可以接受的定义：诽谤之辞，一般说来就是贬低他人之言辞，旨在促使社会上正常思维的人们在评价该人时而降低其身份，或使别人不敢接近之而回避之，或使之遭受仇恨、蔑视或嘲笑，或嫁祸之，使其在公务、职业、行业、贸易或生意中受到低毁或中伤。 嗯，至少最后一句适合我的情况，查德威克暗忖道。 他的律师关于法庭的一套说教在他的脑海中翻腾。“在法庭上，所有的辩护词，不必经过核实，都可以印刷出来公布于众。”难道真的是这回事吗？ 然而，律师的话是对的。就在这本1888年的法案中就说得很清楚。在法庭上所说的话，都可以报道和出版，记者和编辑。印刷者和出版者都不必担心被指控诽谤，只要该报道是“公正的、及时的和准确的”即可。 查德威克想道，这一定是为了保护法官、地方官、证人、警官、律师，甚至被告，使他们敢于讲真话，用不着考虑其后果。 任何人的行为，不管其辩护词是多么侮辱、中伤、多么诋毁名誉或诽谤，只要是在当庭向大家讲的，都有豁免权；准确报道、印刷和出版上述言辞者也有豁免权。这种豁免被称之为“绝对特权”。 在乘地铁回远郊的途中，一种想法在查德威克的心中油然而生。 经过4天的寻找和跟踪，查德威克终于发现盖洛德·布伦特住在汉普斯特德区一条很现代的小胡同里。随后的星期日上午，他便来到这条街上。他估计，星期日报纸的记者是不会在星期天上班的，并揣摩布伦特一家不会到乡下去度周末。他走上台阶并按了门铃。 过了两分钟，一位三十四五岁、长得很讨人喜欢的女人开了门。 “布伦特先生在家吗？”查德威克问道，紧接着补充道，“是关于《星期日信使报》上他的文章的事儿。” 这并不是撒谎，但却足以使布伦特太太相信，来访者是舰队街报馆的人。她微笑着，转身朝门厅喊“盖洛德”，又转过来对着查德威克。 “他马上就来。”她说，随着就向房中有小孩声的地方走去，没有关门。查德威克等在那里。 一分钟后，盖洛德·布伦特本人出现在门口，穿着浅色亚麻便裤和粉色衬衫，文雅潇洒，四十五六岁左右。 “什么事儿？”他问道。 “是盖洛德·布伦特先生吗？”查德威克问。 “我是。” 查德威克将手中拿的剪报打开，递过去。 “是关于您在《星期日信使报》上写的这篇文章的事儿。” 盖洛德·布伦特仔细地看了看剪报，手却没有碰一下，脸上露出困惑而不高兴的神情。 “这大约是四周前的，”他说，“怎么了？” “星期天一大早就打扰您，很对不起，”查德威克说，“但这看来是我们大家都得承担的风险。您要明白，这篇文章诽谤了我，严重地诽谤了我。而且给我的生意和社交生活带来相当严重的损害。” 布伦特的脸上仍带着困惑的神情，但很快就转为怒气冲冲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他质问道。 “哦，很抱歉。我叫威廉·查德威克。” 听到这个名字，盖洛德·布伦特终于明白了。于是，他勃然大怒。 “现在你听着，”他说，“你根本就不该跑到我家来说三道四。有正常渠道，你必须叫你的律师写……” “写了，”查德威克说，“可一点儿用也没有。我还想见你们编辑，但他不接待。所以，我只好找您。” “真是乱弹琴。”盖洛德·布伦特抗议地说，随着要把门关上。 “你瞧，我给你一样东西。”查德威克温和地说。布伦特推门的手停住了。 “什么东西？”他问。 “这个。”查德威克说。 紧跟这话，他抬起右手，攥紧拳头，着着实实地但并不特别狠地击向布伦特的鼻尖。这一拳，不能把鼻梁骨打折，也损伤不了鼻中隔软骨，但却使布伦特向后踉跄一步，发出“嗷嗷嗷”的叫声，并紧忙用手捂住鼻子。他眼中淌出了泪水，开始抽吸着鼻中流出的血。他盯了一眼查德威克，似乎面对着一个疯子，然后，砰地关上了门。查德威克听到门厅中的脚步声跑远了。 查德威克在希思大街的路口找到了警察，一个年轻人，正在上午的清新空气中享受安谧宁静，但又有点百无聊赖。 “警官，”查德威克走到跟前说，“您最好跟我走一趟。一家本地住户遭到了袭击。” 年轻警察精神一振。“袭击，先生？”他问，“在哪儿？” “只隔两条街远，”查德威克说，“请跟我来。” 不等警察多问什么，他用食指示意让警察过来。转身便走，疾速沿原路返回来。他听到身后的警察向对讲机说话和哒哒的警靴声。直到布伦特家那条街的拐角处，警察才追上查德威克。为了不让警察多问问题，查德威克依旧快步走着，同时对警察说，“就这儿，警官，32号。” 他们来到时，门仍然关着。查德威克用手指了一下。 “在这儿。”他说。 警察停下来，疑惑地看了一眼查德威克，于是走上台阶，按了门铃。查德威克也走到台阶上，与警察站在一起。门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布伦特太太走了出来，他一看到查德威克，眼睛惊得一睁，还没等警察张口，查德威克抢先说话了。 “布伦特太太？这位警官可以和你丈夫说句话吗？” 布伦特太太点点头，又急忙转回屋中，两位来访者可以听到从屋内传出的喊喊喳喳嘀咕声。“警察”和“那个人”依稀可辨。过了一会儿，盖洛特·布伦特来到门口，他用左手将一块冰过的湿洗碗布捂着鼻子。布后面不断发出抽鼻子的声音。 “啥么事？”他说。 “这是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查德威克说。 “你是盖洛德·布伦特先生吗？”警察问。 “是。”盖洛德·布伦特说。 “几分钟以前，”查德威克说，“布伦特先生的鼻子被人故意打了一拳。” “真的吗？”警察向布伦特问道。 “真的。”布伦特点点头，眼睛从洗碗布上方盯着查德威克。 “我明白了，”警察说，实际上他没明白。“那么，谁干的？” “我干的。”他身旁的查德威克说。 警察转向他，不可置信的样子。“您说什么？”他问。 “我干的。我打了他的鼻子。这是一次一般袭击，对不对？” “真的吗？”警察问布伦特。 洗碗布后面的头点了点。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警察问查德威克。 “这个事嘛，”查德威克说，“我只准备到警察局后再正式解释。” 警察有点不知所措，最后他说，“很好，先生，那么，您得跟我到局里去一趟了。” 这时，一辆警车来到希思大街，是这位警察5分钟前叫的。他跟车内穿制服的人简单地说了几句，便和查德威克爬进了车的后座。不到2分钟，警车就把他们送到了当地警察局值班警官那里。当年轻警察向值班警官解释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查德威克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值班警官是位中年人，有经验，有耐性，有点看破红尘。他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查德威克。 “你打的这个人是谁？”他终于开口问道。 “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查德威克说。 “不喜欢他，对吗？”值班警官问。 “有点儿。”查德威克说。 “为什么又找这位警察自首呢？”警官问。 查德威克耸了一下肩膀。“这是守法，对不对？从法律上讲，既然触犯了法律，就得报告警察。” “想得对，”警官赞同地说。他转身问那位警察，“布伦特先生伤得重吗？” “看起来不重，”年轻警察说，“就像轻轻撞了一下似的。” 警官叹了一口气。“地址，”他说。警察把地址给了他。“在这儿等着。”警官说。 他走进里屋，盖洛德·布伦特的电话号码没在电话簿上登记，但警官在查号台间到了。然后，他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儿，他走了出来。 “盖洛德·布伦特先生看来不想告你。”他说。 “那无关紧要，”查德威克说，“告不告不取决于布伦特先生。这不是在美国。事实是，已明显地犯了袭击罪，触犯了国家的法律。应该是警方决定是否起诉。” 警官以厌烦的眼神看着他。 “你还懂点法律，是吗，先生？”他问。 “读过一点儿。”查德威克说。 “警方可不一定非那样做，”警官叹了一口气。“可是，警方可能决定不起诉。”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别无选择了，我只能告诉您，如果您不起诉，我只能到那儿去再干一次。”查德威克说。 警方慢吞吞地抽出一本起诉表。 “那就起诉吧，”他说，“姓名？” 比尔·查德威克告诉了姓名和地址，并被带进看守室。他拒绝交待，只是表示要在适当的时候向法官说明他的行为。他的话被打了字，他在上面签了名。他被正式起诉了，并且自己交了100英镑保释金，由警官保释，第二天上午要到伦敦北区法庭出庭。然后就让他回家了。 第二天，他以还押身份出现了。听证会只进行了两分钟，他拒绝进行抗辩，因为他知道这种拒绝会被法庭理解为，在适当的时候，他会请求做无罪判决。他被还押两周，而且又交了100英镑保释金。由于只是还押听证会，盖洛德·布伦特先生并没到庭。还押的起诉只是一般袭击，所以，地方报纸上的报道还不到1英寸大。比尔·查德威克住的那个区的人，谁也不看这种报纸，所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在本案审理的前一周，舰队街及其周边的主要日报、晚报和星期日报纸的新闻编辑们都收到了匿名电话。 在每个电话中，打电话者都向新闻编辑透露，《星期日信使报》的明星记者因卷入被袭击案将于下星期一到伦敦北区法庭出庭；该案是警方起诉查德威克，请不要单单依赖出版署法庭报道的资料；如果派出自己的记者，编辑将得到补贴。 多数编辑都查了该法庭那天的出庭程序，确认名单上确实有查德威克，于是派出自己的记者，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都抱着巨大的期望。舰队街的行业友谊理论，同工会运动一样，由于缺乏真诚团结，早就束之高阁了。 比尔·查德威克上午10点整保释期满，法庭让他等待开庭时传唤。庭审于11点一刻开始，当他进入法庭时，扫了一眼新闻记者席，那里已坐得满满的。他也注意到盖洛德·布伦特坐在法庭外大厅里的一条长椅上，他是被叫来作证的。按英国法律，证人在被叫出庭作证之前是不能进入法庭的。只有在作完证之后，才可以坐在法庭的后部，旁听剩余的审讯过程。这使查德威克一时迷惑起来，他只好用不服罪的办法来摆脱这种困境。 他拒绝了庭审法官关于待被告有了职业律师后才能开庭审理的建议，说明他要自己为自己辩护。法官耸了一下肩膀，但还是同意了。 公诉律师列举了该案的事实，或者说，至少是已经掌握了的事实。当读到，正是查德威克本人在那天上午在汉普斯特德找警察克拉克报告袭击消息时，引起了一阵惊讶。然后，没有什么拖延便传唤警察克拉克。 这位年轻警察宣过誓后，便讲述了逮捕的证词。法庭问查德威克是否要盘问证人，他拒绝了。再次要求他盘问，他又拒绝了。警察克拉克返庭，坐到了后面。传唤盖洛德·布伦特，他站到证人席，宣了誓。查德威克站起来。 “法官阁下，”他声音清脆地对法官说，“我反复考虑了，想改变抗辩。我承认有罪。” 法官瞪眼看看他。已经站起来准备举证的公诉律师坐了下去。在证人席上，盖洛德·布伦特沉默地站着。 “是这样，”法官说，“你拿准了吗，查德威克先生？” “拿准了，阁下。非常肯定。” “卡吉尔先生，你有什么异议吗？”法官问公诉律师。 “没有，阁下，”公诉律师卡吉尔说，“我想，被告对我刚才列举的事实没有什么歧义了吧？” “一点歧义没有，”查德威克从被告席上说，“完全符合事实。” 法官转向盖洛德·布伦特。“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布伦特先生，”他说，“现在看来你不用作证了。你可以走，也可以坐在法庭后边。” 盖洛德·布伦特点点头，离开证人席。他向新闻记者席上的人们又点点头，便在后边挨着作完证的警察克拉克坐了下来。法官向查德威克发话了。 “查德威克先生，你已由抗诉转为认罪。这当然意味着你承认对布伦特先生进行了袭击。你还想找证人为你作证吗？” “不，阁下。” “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找证人，或者你自己出证，以减轻罪责。” “我不想找证人，先生，”查德威克说，“为了减轻罪责，我想在被告席上做一番申诉。” “这是你的特权和权利。”法官说。 一直站着对法庭讲话的查德威克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折叠的剪报。 “法官阁下，6周以前，盖洛德·布伦特先生在他效力的报纸《星期日信使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如果阁下能看一下，我将非常感激。” 一位法庭传达员从律师席上站起来，拿了剪报，送给法官。 “这与本案有关吗？”法官问。 “我保证，先生，有关，非常有关。” “好吧，”法官说。他从传达员手里接过剪报，快读了一下。读完后，他把剪报放下说，“我明白了。” “在这篇文章里，”查德威克说，“盖洛德·布伦特对我进行了恶意中伤而构成严重诽谤。您可以看到，阁下，文章涉及的是，一家公司推销一种产品，然后破产了，使许多合作伙伴的押金受到损失。不幸的是，我也是其中之一，跟其他生意人一样，被卷了进去。我们这些人都曾相信该公司底子雄厚，产品可靠。实际上，我们是受蒙蔽才犯了错误，蒙受了损失，而在这篇文章中，突然间我被毫无根据地指控为该事件的同谋，而且是被一个马虎的、懒惰的而且无能的雇佣文人所指控，这个人连事先的调查准备工作都不愿意好好做一做。” 法庭上的人都倒吸了一口气，接着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记者席上的铅笔刷刷地在横格本上疾书。 公诉律师站了起来。“阁下，这对于减轻罪责真有必要吗？”他带点怨气地问道。 查德威克马上打断地说，“我保证，阁下，我只是在设法说明本案的背景。我确实感到，如果您能了解这件事情的原委的话，您会对这种错误的做法做出更公正的判决。” 法官屏气凝神地看了一会查德威克。 “被告的话有道理，”他承认。“继续进行。” “谢谢，阁下，”查德威克说，“可是，如果这位所谓的报道记者在写这篇臭文章之前稍微屈尊和我联系一下的话，我就会把我所有档案资料、账单和银行报表都拿给他看。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我和其他买主一样，都是被误导上当的。但他根本就不想跟我取得联系，何况在电话簿里，在商务指南里都能找到我。这似乎表明，这位自命不凡小人的画皮背后，藏着一颗无所顾忌的狂妄之心，他痴心地收集道听途说，而不愿去调查事实……” 盖洛德·布伦特火冒三丈，从法庭后边站了起来。“大家注意……”他喊到。 “安静，”传达员吼道，也站了起来。“法庭内保持安静。” “我理解你的愤怒心情，查德威克先生，”法官严肃地说，“但我很想知道，这与减罪有什么关系。” “阁下，”查德威克谦恭地说，“我期盼的只是您的公正。当一位守法的、过着和平生活的人突然打了另一个人时，弄清他这种反常行为的动机，肯定是非常必要的。这一点，我也承认，也必然会影响负责判决此案者的判断吧？” “那好，”法官说，“解释一下你的动机吧。但说话请注意礼貌。” “确实，我会的，”查德威克说，“这篇充满着乌七八槽谎言的文章出现在貌似严肃的报纸上之后，我的生意受到严重影响。很显然，我们一些商业伙伴不明真相，不知道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所谓的暴光只是出自酒后的胡说八道，而以为是来自深入的调查研究，于是他们就开始相信这种诽谤了。” 在法庭后面的盖洛德·布伦特已经按捺不住自己了。他碰了碰身边的警察。 “他不能这样信口开河，是不是？”他悄声地说。 “嘘。”警察说。 布伦特站了起来。“阁下，”他喊道，“我想说两句……” “安静。”传达员喊道。 “如果还有人在法庭上捣乱的话，我要把捣乱者撵出法庭。”法官说。 “因此，阁下，”查德威克继续说，“我开始琢磨。我很纳闷儿，一个连事实都懒得核实的捕风捉影的小丑，凭什么权利躲在一家大报的法律和经济的保护伞下，并借其淫威来毁灭一位他不屑一顾的、老实厚道、操劳终生的小人物呢？” “本来还有其它办法来对付诽谤的嘛。”法官提示道。 “确实是有，阁下，”查德威克说，“但是，您作为一位法律人士，一定很清楚，当今没有人能顶得住一家国家级大报的巨大压力。所以，我带着事实和文件，想找他们的编辑，说明一下。他们的雇员是大错特错了，而且还不想改邪归正，编辑拒绝见我，永远不想见我，所以我去见盖洛德·布伦特本人。因为他们不让我到他办公室去见他，我就只好到他家去了。” “去打他的鼻子？”法官说，“你也许是遭到了诽谤，但是，靠暴力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天哪，阁下，不是这样，”查德威克说，一副吃惊的样子。“我根本不是去揍他，我是想跟他论论理儿。让他核对一下证据，我认为这样会使他明白，他写的那东西不符合实际。” “哦，”法官很感兴趣地说，“动机原来是这样，你到他家去求他？” “我确实是这样做的，阁下。”查德威克说。他如同公诉律师一样清楚，由于他并没有宣誓而在被告席上发言，因而是不会受到盘问的。 “那你为什么不和他理论呢？”法官问。 查德威克的肩耸了一下，“我试了，”他说，“他和报馆一样，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蔑视我，不理我。他知道我是一个小老百姓，微不足道，无法与强大的《星期日信使报》抗衡。” “后来又怎么了？”法官问。 “我承认，我当时是鬼迷心窍了，”查德威克说，“我干了不可原谅的事。我打了他的鼻子。在我的一生中就那么一刹那，我失去了理智。” 说完，他就坐了下来。 法官心中忖度道：你呀，我的朋友，你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啊。于是，他不禁想起了几年前的一桩事，当时他在另一个法庭上判案时，也曾受到新闻界的粗暴和无礼；后来，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他的气愤更是有增无减。于是他大声宣布道：“这是一桩非常严肃的案件。法庭应该接受你是受了冤枉的，甚至，你那天早晨从家里去汉普斯特德时，心中是没有诉诸暴力的想法的，然而，你确实在布伦特先生的家门口打了他，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公民随便就去打一位国家大记者的鼻子。罚款100英镑，加50英镑诉讼费。” 比尔·查德威克这边填支票时，那边记者席上已经空无一人了。他们都急忙去打电话和乘出租车去了。他从法庭的台阶走下来时，觉得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转过身来，发现盖洛德·布伦特站在他面前，气得脸色发黄，浑身颤抖。 “你这个混蛋，”记者说，“你不能在法庭上信口开河地胡说八道。” “我能，确实能，”查德威克说，“我在被告席上发言，合法的，我可以讲。这叫绝对特权。” “但是，我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也没干那种事，”布伦特说，“换谁你也不能那样说。” “为什么不能那样说？”查德威克心平气和地说，“事儿都是你干的。” （郝启成译） 军人的天职 汽车的发动机噼噼啪啪地响了两英里了。当它最终熄火的时候，我发现我已不知不觉地爬到了一个陡峭、婉蜒的山坡上了。我向爱尔兰的众神祈祷：千万不要把我困到这个地方，这片法国的山野，虽美丽，但很荒凉。 在我身旁的伯纳黛特惊恐地向我瞥了一眼。我弯腰俯在方向盘上，连连地踩油门，好让这个奄奄一息的马达发动起来。显然，机盖的下面出了什么故障。我敢保证，关于这样的技术活儿，我是天底下最低等的人。 这辆名为胜利五月花牌的老汽车刚刚爬上了山顶，噗噗几下便沉寂无声了。我关掉了打火，拉上手动刹车，从车里爬了出来。伯纳黛特也从车上下来。我们朝下望去，看到山的另一侧有一条乡间小路伸向了山谷。 不可否认那个夏日的夜晚在50年代初是极其美丽的。那时，多尔多涅河这个地区完全没有被发现——至少没有被最赶时髦的人士所发现。这是法国的乡村地区，几个世纪来都没有变化。这里没有工厂的大烟囱，没有电线杆伸向天空，青山也没有因兴建公路而被凿通。小村庄坐落在狭窄的小路旁边，人们靠种地为生。两头牛拉着吱呀作响的木车，载满了收获的庄稼。在那个夏天，我和伯纳黛特决定乘坐我们的老爷车去观光的就是这个地区，这是我们首次在国外度假，也就是在爱尔兰和苏格兰以外的地方度假。 我从车上找出了交通图，研究了一下，用手指着多尔多涅山谷外围北边的一个地点。 “我想我们大约在这儿。”我说。 此时伯纳黛特盯着我们前方的小路。她说，“那儿有一个小村庄。” “你说得对。”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了看。 透过树梢，我们依稀地能看到教堂塔尖，还有仓库的圆顶。我打量了一下我的汽车和小山丘，没有把握地盘算着。 “没有发动机，我们或许也能赶到那儿，”我说，“但再远就不行了。” “那也比整个晚上困在这儿强呀。”妻子兴奋地说。 我们回到了汽车上，我挂到空档，最大限度地踩着离合器踏板，放开刹车。这辆老爷车开始往前缓缓地滑行，然后速度逐渐加快，在令人不安的寂静中，我们往山下，朝着教堂的方向滑了下去。 汽车把我们拉到了村边，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拥有24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庄，由于惯性，我们的车子滑到了这个村子的中央，然后终于停了下来，我们再次从车里爬出来，这时，夜幕已经降临了。 街上显得空空荡荡的。在一个用砖垒成的大棚子的墙边上，一只鸡正孤零零的在泥土中啄食，两辆被扔在那儿的运草大马车，车辕着地，但车主不知去向。我打定了主意去敲开一家紧闭的门户，好用我那蹩脚的法语说明一下我的困境。这时，一个孤零零的人影从相距100码远的教堂的后面出现了，并朝着我们这边走了过来。 当他走近时，我看出他是这个村子的牧师。在那个年代，他们依然穿着长长的黑色法衣，并且束着腰带，戴着宽边的帽子。我竭力想找出一句法语和他们招呼，可是没有用。当他走到我们面前时，我还是用英语喊了声，“神父。” 不管怎么说，这一声招呼就足够了。他停了下来，面带微笑，并显出很好奇的样子来。我用手指了一下我的车，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好像在说，“好车。”要怎样向他解释我并不是个寻求别人艳羡我拥有靓车的得意车主，而是一个汽车抛锚的游客呢？ 用拉丁语，我想。他是个老人，想必他还记得一点在学校里学过的拉丁语的词汇。关键是，我会说拉丁语吗？我绞尽脑汁。基督教会的人花了几年的时间教我学拉丁文，但是我除了会说“弥撒”之外，从未用过拉丁语。而且在弥撒书中也没有任何解决这台老爷车的故障的参考呀。 我指了指汽车引擎盖。 “马车，我的，坏。”我告诉他。它确切的意思的：我的车坏了，但好像我这话获得了成功。他的圆脸上露出了明白的神色。 “噢，你的车子坏了，我的孩子？”他用法语重复道。 “是的，神父。”我用法语告诉他。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做了一个手势，示意要我们等他一会儿，他大步流星地返回到街上，然后走进一家房子。我后来路过那儿的时候，发现那是这个村子的咖啡馆，显然是这个村庄的活动中心。我本该想到这一点的。 几分钟后，他又出现了，和他一起来的是一个大块头的男人，那人身穿蓝色帆布裤子，上身穿着一件典型的法国农民穿的衬衣。他脚上穿着一双帆布鞋子，踏着尘土慢慢地朝我走来，而他旁边的牧师却步履矫健。 当他们来到我们跟前时，牧师突然快速地说起了法语。他对着这辆汽车比比划划，然后指点着大路的前后方向。我感觉他在告诉他的教区居民：这辆车不能整个晚上堵在路上。这位农民点了点头，没说一句话，他又向大路走去，把牧师、伯纳黛特和我留在了汽车旁边。伯纳黛特走到路边，静静地坐在那里。 有时，人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不得不等待事情的发生，与此同时，还要面对一个言语不通的人。只有遇到过此类事情的人才会理解我们当时是什么样子。我向他点了点头，并示以微笑。他也向我点头微笑。最后还是他打破了沉默。 “是英国人吗？”他用法语说，指着伯纳黛特和我自己。我耐心地摇了摇头。有史至今，被错当成英国人是爱尔兰人的忌讳之一。“爱尔兰人。”我用法语说，希望我说明白了。他的神态一下子明朗起来。 “哦，荷兰人？”他说。我又摇了摇头，于是拉着他的胳膊，来到了汽车的后部。车尾侧面贴着的标牌上，白底黑字，写着爱尔兰字头的三个字母。他笑了，像是一个尴尬的孩子。 “爱尔兰人？”我向他微笑着点头。 “爱尔兰？”我又微笑和点头。“英国的一部分。”他说。看来有些事情人们争也无济于事。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多亏了伯纳黛特的父亲和叔叔的牺牲，爱尔兰才没有成为英国的一部分。现在显然不是和这位好心的牧师解释这个问题的时间和地点。 这时，从路两边都是用砖垒成的棚子的小巷里，刚才那位农民坐在一辆旧的隆隆作响的拖拉机上出现了。在这个由牛马拉车的世界里，它或许是这个村中的惟一的一辆拖拉机。它的发动机的声音听起来比我这台车的发动机在熄火之前的声音好不了多少。它突突突地响着来到了街上，而且就停在我的汽车旁。 这位穿着蓝色衣服的农民用一根结实的绳子，把我的车与他的拖拉机连上。牧师示意让我们上车。这样，牧师在旁边走，我们被拖拉机拉着，绕过一个路口，进了一个院子。 借着落日的余晖，我发现这也是一个砖垒起的棚子。棚子上方写着：“汽修厂”。显然它已关门上锁了。农民取下连接汽车和拖拉机的挂钩，把绳子归拢起来。牧师指着他的表和这家关了门的修理厂，示意该厂第二天早上7点开门，到那时那位现在不在的修理工就可以检查一下汽车的毛病了。 “一直到那个时候咱们怎么办哪？”伯纳黛特小声对我说。我把牧师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用双掌放在脸的一侧，歪着头，用这种国际上的通用的手势来表达我们想要睡觉，牧师明白了。 牧师和农民之间又快速地说了几句话，我一句话也没听懂，但那位农民抬起了一只胳膊，指点着什么。我听出了，“普里斯”这个音，当然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看到牧师同意地点了点头，然后他转过身来，向我们示意把车上的行李拿下来，登上拖拉机的后部的踏板上，并且要用手牢牢地抓住。 我们照做了。拖拉机开出这个院子，上了大路。那位好心的牧师向我们挥手告别，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了。我们肩并肩地站在拖拉机的尾部的踏板上，感觉这样子实在是太傻了。我用一只手拿着装有过夜用品的旅行包，另一只手继续抓住拖拉机。 驾驶员一声不吭地沿着村子对面的公路行进，穿过一条小溪，又爬上了一座小山，快到半山腰时他拐进了一个农家院，里面满是夏天的尘土和牛粪。农民把拖拉机停在农院门口附近，示意我们下车。马达还在运转着，发出很大的响声。 农民来到农院门前，敲了敲门。不一会儿，一位妇女出来了，她身后煤油灯的光映射着她的轮廓：矮个儿，中等年纪，扎着一副围裙。拖拉机司机指着我们和她说着话。她点了点头。他也显出很满意的样子。然后，他回到了拖拉机上，对我们指了指那扇敞开的门，然后开车离开了。 就在他们俩谈话的时候，我凭借着最后一抹霞光，环顾了一下这个农家院。 它是到目前为止我看到过的众多农家院中典型的一个：小杂院，物品东一堆西一堆。一个牛棚，一个马圈，在一个手压井旁有一个木制的水槽。一大群褐色的鸡在大堆肥料上刨食，所有这一切都经历着大自然的洗礼。没有现代化的气息，也没有高效率的氛围，但就是这种成百上千的传统法国农家小院构成了农业经济的支柱。 从某个看不见的地方，我听到了斧头有节奏地一起一落的声音以及它劈进木头的重击声，也听到木头被劈开时的绽裂声，有人在为即将来临的冬天准备采暖用的劈柴。这时，门口的女人在用手召唤着我们进屋。 这座农舍可能有个起居室、客厅、休息室——你只管随便叫好了，但我们被让进了厨房，显然这里是家庭生活的中心。这间屋子的地面是由石板铺成的，里面有一个洗碗槽，一个餐桌，在火炉旁有两把旧的舒适的椅子。石头水槽旁还有一个手压水泵，表明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一盏煤油灯散发着微弱的光。我把行李放了下来。 女主人看上去很可爱：圆圆的、苹果红的脸蛋儿，灰色的头发在脑后盘成发髻，一双饱经风霜的手，灰色的长裙，白色的围裙。她脸上流露出欢迎的微笑，她向我们介绍自己是普里斯夫人，我们把名字告诉了她。她是肯定不会拼读我们的名字的。我们之间谈话显然就被限制在不停地点头和微笑这个范围之内了。但是想想一个小时以前在山上我们的困难处境，有这么一个地方待着，我们已经很是感激了。 普里斯夫人示意我妻子可以看看房间，洗洗澡什么的。我根本不关心这些细节。两个女人手拉着手上楼了。我走到敞开的窗户前，一股暖流扑面而来，这扇窗户对着这幢房子后面的另一个院子。在那儿，一辆马车停放在一个木屋附近的一片乱草中。在这个小木屋的外围，有一小段篱笆，大概有6英尺高。这时透过篱笆我看到一把大斧头的刀刃在一起一落，同时也听到了持续不断的劈柴的声音。 10分钟后，伯纳黛特从楼上下来了，看上去比刚才鲜亮多了。她把石罐里的凉水倒入一个瓷盆里洗了洗。原来，我听到的奇怪流水声就是水从上面的窗户流入院子里的声音。我抬起头来询问地看着她。 “很不错的一间小屋子。”伯纳黛特说。此时正看着我们的普里斯夫人微笑着，上下忙活着，除了表示赞叹的语调外，我们什么也听不懂。“我希望，”我妻子说，“这儿可别有什么虫子。” 恐怕会有的。我妻子总是遭受跳蚤和小虫之类的叮咬，使她那凯尔特族特有的白皙的肌肤上起许多大包。普里斯夫人比划着示意让我们坐在一对旧扶手椅上，我们坐下了。她在这个屋子另一头儿的黑色铸铁炉灶上忙碌着。还不时地和我们说上几句话。做饭的香味勾起了我的食欲，也让我感到了饥饿。 10分钟后，她叫我们到餐桌旁坐下。然后，她在桌上摆上瓷碗、汤勺，每人一块酥松美味的面包。最后桌子中央放上了一个又大又深的带盖大碗，里面有一个钢勺。她示意我们随便吃。 我给伯纳黛特盛了一份浓汤，主要是马铃薯，既好吃又有营养。它是这顿晚餐中的主食，加上它味道不错，我们俩每人吃光了三碗。我要给普里斯夫人盛一份，但她没要。显然当地没有这个习惯。 “吃好喝好，先生，吃好喝好。”她三番五次地说。于是我给自己又盛了满满一碗，我们大吃起来。 过了大概5分钟，劈木头的声音停了下来。一会儿，后门被推开了，男主人进来吃晚饭了。我起身和他打招呼。当他夫人向他解释我们俩的来历时，看得出来他对两位陌生人在他的餐桌旁就餐没有多大兴趣，于是我又回到座位上。他是一个大个子，头几乎碰到了屋顶。他行动迟缓，与其说是走路，倒不如说在蹒跚。人们一看到他就会产生一个印象——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事实也确实如此。 他大约60岁，上下相差不了几岁。他的灰白头发剪得很短。我注意到他长着一对圆圆的小耳朵。尽管他看我们的时候，目光里并没有任何问候的表示，但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却显得很坦率的样子。 这个巨人坐在了他久已坐惯了的椅子上，一言不发。他妻子马上给他盛了满满一份汤。他的黑手还带有泥土，很脏，而且我知道还粘着别的什么东西，但是他没有去洗手。普里斯夫人又重新回到座位上，她又朝我们笑了笑，而后又点点头，我们又继续吃饭。从眼角的余光中我看到这位农民正大口地喝着汤，不管不顾地将面包掰开。 这对夫妻之间什么话也没说，但我注意到她不时地瞅瞅自己的丈夫，目光中满含深情与宽容，可是他丝毫也没有察觉到。 我和伯纳黛特尽量找话说，至少我俩互相说点什么，与其说是交谈，倒不如说是打破沉寂。“我希望明天早上能把汽车修好。”我说，“如果这辆车坏得厉害的话，或许我还得去附近的大城镇买个零件或者找一辆抢修车。” 想到修车开销或许会加重我们这次战后的小小旅行的负担，我不禁心头一颤。 “最近的大城镇在哪儿？”我妻子一边一口口地喝汤一边问。 我竭力回想汽车上那幅地图的内容。“可能是伯尔格拉克。”我回答道。 “有多远？”她问。 “噢，大约有60公里远吧。”我回答说。 然后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又陷入了沉默。过了足有一分钟的时间，不知从何处传来了有人用英语说了一声，“44。” 当时我们俩都低着头吃饭，伯纳黛特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和她一样，也感到大惑不解。我看了看普里斯夫人，她高兴地笑了笑，并且继续吃着饭。伯纳黛特微微地冲着那位农民的方向点了点头。我举目看了一下他，他还在狼吞虎咽般地喝着汤，吃着面包。 “你说什么？”我说。 他对我所说的没做任何反应，又喝了几勺汤，大口吃着面包。过了一小会儿，他用异常清晰的英语说道，“44，到伯尔格拉克，44公里。” 他并未抬头看我们一眼，只是继续吃着东西。我迅速地瞥了一眼普里斯夫人，她的脸上浮现出幸福的微笑，似乎在向我们说，“我的丈夫有语言天赋。”我和伯纳黛特吃惊地放下了勺子。 “你会英语？”我问他。 几秒钟过去了。最后他只是点了点头。 “你是在英国出生的吗？”我又问道。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他没有作答。足足过了50秒钟。 “威尔士。”他一边说着一边又往口中放了一大块面包。 说到这里，我应该解释一下。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如果我不加快速度的话，读者们将会感到厌倦得要死。而实际上，我们当时的对话并非这么快。相反，对话展开得异常缓慢，可以说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完成。这都是由于我们的一问一答之间总是有一段较长的停顿造成的。起初，我以为他听力不佳。但并非如此。实际上他的听力好得很，然后我又想他或许是一个谨小慎微、狡诈多疑之人，就像是一名棋手一样，每走一步都要思前想后。但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简单地说，他根本不是什么耍诡计的人。他是个思维迟缓的人，往往是先听了一个问题，把它的意思琢磨出来，再构思出一个答案，然后把它传递出去，这样几十秒，甚至整个一分钟的时间就过去了。 或许我本不该有足够的兴趣来耐着性子和他聊了两个小时。但是好奇心驱使我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威尔士人在法国内地这样偏僻的地方务农。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这团迷雾被驱散开来。这是一个十分令人着迷的故事，我和伯纳黛特都高兴地听了起来。 他不叫普里斯，而叫普赖斯，按法语的读音是普里斯。他的全名是埃文·普赖斯。他出生在威尔士南部的朗达山谷。将近40年以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是一名威尔士军团的二等兵。 这样，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马纳第二次大战役，这场战役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这场战役中，他受了重伤，曾在一家英军医院躺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停战协定开始生效了。当英军返回家园的时候，普赖斯由于伤势太重，被转移到一家法国的医院。在这儿他得到了一位年轻护士的悉心护理。正当他遭受病痛折磨之时，这位姑娘爱上了他。后来，他们结了婚，来到了南方的多尔多涅，他们在这位姑娘的父母的农场里安顿下来。他再也没回过威尔士。他岳父母故去后，他妻子作为惟一的子女，继承了这个农场。这就是我们现在待的地方。 普赖斯夫人在我们所进行的如此缓慢的对话过程中，一直坐着，听着，同时也在一直捕捉着她能听懂的话，并且每当此时，她总会示以快乐的微笑。我努力地想象她在1918年的样子：身村苗条，像一只伶俐的麻雀，乌黑的大眼睛，利利索索，快快乐乐地干着她的工作。 这名小护士在弗兰德斯的医院里，悉心照料并爱上了这位五大三粗的、无助的、头脑简单而又带有孩子气的男人。伯纳黛特也深深地被这位小护士的形象打动了。她探过身去，用手碰了一下普赖斯的胳膊。 “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普赖斯先生。”她说。 他无动于衷的样子。 “我们来自爱尔兰。”我说，似乎有一种作为回报也向他们提供一些信息似的感觉。 当他妻子为他盛第三份汤的时候，他仍然保持沉默不语。 “你去过爱尔兰吗？”伯纳黛特问道。 又过了几秒钟。他咕哝着点了点头。我和伯纳黛特惊喜地相互对视了一下。 “你在那里工作过吗？” “没有。” “你在那儿住多久？” “两年。” “那是什么时候？”伯纳黛特问道。 “1915……到1917。” “你在那儿干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 “当兵。” 当然，我本该知道的，他不是1917年人的伍。他人伍的时间更早一些，他是1917年被送到弗兰德斯的。在那之前，他在英国军队中服役，驻扎在爱尔兰。 伯纳黛特微微地打了个寒战。他来自狂热的共和党的家庭。或许我本应该不去管它，不再探究下面的内容。但出于记者的本能，我又继续问了下去。 “你们的基地在哪儿？” “都柏林。” “啊，我们都是都柏林人。你喜欢都柏林吗？” “不喜欢。” “噢，听你这么说，我感到很遗憾。” 我们都柏林人往往是非常自豪的。我们更喜欢外国人——哪怕是驻军——来欣赏我们这座城市的特色。 有关这位前二等兵前期生涯，正如前面所展开的后期那部分经历一样，十分缓慢地展示出来了。他1897年出生在朗达山谷的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里。生活艰难和凄凉，1914年，他门岁，参了军，参军的动机与其说是出于爱国的热情，还不如说是为了吃的、穿的和住的更合适。他一直是二等兵。 当其他人奔赴弗兰德斯前线时，他则在训练营度过了12个月。而后又在威尔士一个军用的物资仓库里工作。在1915年年底，他被派往爱尔兰，他的部队驻扎在都柏林利菲河南岸的爱兰布里奇的寒冷兵营里。 我想对他来说生活一直非常乏味，因此他才说他并不喜欢都柏林。孤零零的营房宿舍，微薄的津贴，没完没了、没头没脑地打扫整理，在冰冷的夜晚站岗，在瓢泼大雨中放哨。至于消遣，当兵的那点津贴无疑是杯水车薪。军营的食堂没有啤酒，或者说啤酒和这些信仰天主教的人们来说是无缘的。两年后，他被派往别处了，他或许为此而感到高兴过。不晓得这位动作笨拙、行动迟缓的伙计是否为什么事所高兴过或悲伤过。 “没有发生过有趣的事情吗？”我最后问道，有些绝望了。 “只有一次。”他终于回答说。 “什么事儿？” “是一次处决犯人。”他说，然后又一门心思地喝起汤来。 伯纳黛特放下了勺子，僵直地坐着这时屋子里的气氛有点儿令人不寒而栗。只有那位夫人一句话也听不懂，而她的丈夫显然是过于迟钝了，因而，他俩是不以为然的。对于这些我本应该不去理会才是。 毕竟在那种年月里，很多人被处决了。普通的杀人犯在芒特乔伊都被绞死了。但他们是被狱卒绞死的。难道他们还需要士兵来干这种差使吗？而且在英国士兵当中那些杀人犯、强奸犯，根据军规，经过法庭审判，也是要处死的。但是他是被绞死还是枪决呢？我不知道。 “你还记得这次处决是什么时候吗？”我问。 伯纳黛特一动不动地坐着。 普赖斯先生平静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接下来，他摇了摇头。“很久以前。”他说。我想他可能在撒谎。但他没有。他只是记不起确切的时间了。 “你在行刑队吗？”我问。 他还是像以往那样想了一会，然后他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作为一名行刑队的队员一定是什么样子。眯着眼用枪瞄准另一个被绑在60英尺远的杆子上的人，辨认出心脏的位置，把准星定在那个活人身上；一听到射击的命令，立即扣动扳机，只听到“砰”的一声，接着又会听到人体倒地的声音，然后看到这个被捆住的人脸色惨白地扭曲和突然跌倒。而后回到营地，擦拭步枪，吃早点。谢天谢地我从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样的场面。 “尽力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时候？”我催促道。 他确实尽力想了，他真的是尽力了。你几乎能够感觉到他是在努力回忆。最后，他说，“1916年，我想是在夏天。” 我向前探过身子并碰了碰他的小臂，他抬头看了我一下，目光中并没有狡诈，只有耐心地询问。 “你还记得……好好想一想……你射的那个人是谁？” 但对他来说太难了。尽管他尽了力，但他还是没能记起来。最后他摇了摇头。 “太久了。”他说。 伯纳黛特突然站起身来。她冲着普赖斯先生的夫人紧张而又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我要去睡觉了。”她对我说，“不要待得太久了。” 20分钟过后，我上了楼。普赖斯先生坐在火炉旁边的太师椅上，没抽烟，也没看书，眼睛盯着火苗，一副恰然自得的样子。 房间里很黑，我不想点亮煤油灯。借着窗户外的月光，脱了衣服，躺到了床上。 伯纳黛特静静地躺着，但我知道她并未睡着。她在想着心事，我也是如此。在1916年明媚的春天里，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有一群人策划着把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来。在当时，这个想法是不得人心的。他们把邮政大楼和几个其它大型的建筑给捣毁了。 成百上千的士兵开过来，用枪炮血洗了他们。但其中可能没有驻扎在爱兰布里奇军营中的无聊二等兵普赖斯，如果有的话，他会记起这个情景的。在硝烟和呐喊声中，街上到处是瓦砾、死尸和奄奄一息的人们。有爱尔兰人，也有英国人。最终邮政大楼里被击败的造反者被带走了，他们死也不投降。这些叛逆者挂到楼顶上的鲜艳的绿、橙和白三种颜色的旗帜被轻蔑地扯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旗子。 现在的学校当然不教这段历史，因为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微不足道，但它毕竟是挥之不去的事实；当叛逆者戴着镣铐，被押送到都柏林码头，经由水路去往利物浦监狱途中，都柏林人，其中多数是穷苦的天主教徒们，诅咒谩骂他们给都柏林人带来了那么多的灾难。 本来这件事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但英国当局却做出了一个愚蠢的、疯狂的决定：5月3日到12日在基尔美因哈姆监狱处决了16名反叛领导人。在一年之内，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在1918年大选中，独立党在全国所向披靡。经过两年的游击战，终于获得了独立。 伯纳黛特在我身旁辗转反侧，不能人睡。她思绪万千，不能自己。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在想，5月份那几个令人心寒的早晨，在拂晓前的黑暗中，行刑队的士兵们穿着带钉子的靴子，从驻地向监狱进发。士兵们在监狱的大院子里耐心地等着，一直到犯人被押上来。犯人们被带到远处靠墙的柱子旁。 她想到了她伯父。在这个温暖的夜晚，她一定在想着他。他是她父亲的胞兄，是她很崇拜但又在她出生之前就已不在人世的伯父。在监狱中，他伯父拒绝和狱卒用英语对话，在军事法庭，他也只用爱尔兰语讲话。最后，他高昂着头，在太阳要升出地平线的时候，倒在了枪口下，还有其他的几个……奥康奈尔、克拉克、麦克多诺、帕德里克·皮尔斯。当然，得想到伯父皮尔斯。 我因不满于我的愚蠢而咕哝着。所有这些全是废话，英国军队中还有其他犯人，如强奸犯、抢劫犯、谋杀犯和逃兵，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也都被枪毙了。那些日子就是这个样子。有很多类型的犯罪都是要强制判处死刑的。而且随着战争的继续，就会有更多的人被判死刑。“在夏天。”普赖斯曾说过，那是一段很长的时期。从5月到9月底，对于一个小国来说，1916年春天所发生的事情可谓重大事件。在重大事件中，二等兵起到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我摒弃了这些思绪，进入了梦乡。 我们第二天早晨醒得很早。黎明之后，阳光就照进了屋子。院子里母鸡的叫声足以把死人吵醒。我们俩都从壶中倒了一些水，洗了脸，我把胡子尽可能地刮干净。然后把用过的水通过窗户泼到院子里。这还能够湿润一下干燥的土地。我们又穿上昨天的衣服，下了楼。 普赖斯夫人在餐桌上为我们每人准备了一碗牛奶咖啡，还有面包和黄油，非常可口。她丈夫没有露面。我还没喝完咖啡时，普赖斯夫人把我叫到院前。在那儿离大路不远处的堆着牛粪的院子前面停放着我那辆汽车，旁边还站着一个人，后来知道他是那个修车厂的主人。我想普赖斯先生或许会帮着我翻译一下，可是哪儿也找不见他。 那位修理工解释的时候口若悬河，我只听懂了一个字，他反复重复法语‘汽化器’这个词，然后又做着对管子吹气，以便吹走管中尘土的动作。原来如此。这么简单。我发誓要学一学汽车基础课程，他向我要了1000法郎。在戴高乐发明新法郎以前的那些日子，1000法郎大约相当于1英镑。他递给了我汽车钥匙，和我道了别。 我和普赖斯太太结清了账，又是1000法郎（在那个年月，确实花一小笔钱就可以在外国度假）。随后便叫伯纳黛特出来。我们装上了行李，上了车。汽车立刻发动了。普赖斯太太最后挥挥手，然后就进屋了。我马上倒了车，朝着公路驶去。 我刚刚上了路，这时，我听到有人大叫一声，便停了下来，透过开着的挡风玻璃，我看到普赖斯穿过院子向我们跑过来了。此时，他手里拿着他那把大斧子，他握在手中轻得像一只牙签似的在眼前挥来挥去。 我大吃一惊，我以为他是来袭击我们的，如果他有这种念头的话，他可能把我们的车砍成碎块。随后我看到他的脸上喜气洋洋的。他的喊声和挥动斧头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以便让我们停下来。 他气喘吁吁地跑到车窗前，他的大脸盘子立刻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想起来了，”他说，“我想起来了。” 我吃了一惊。他像是一个为了让父母高兴而做了什么特别事情的快乐的孩子似的。 “想起来了？”我问。 他点了点头。“记起来了，”他重复道，“我那天早上枪毙的是一个叫皮尔斯的诗人。” 我和伯纳黛特坐在那里惊呆了，一动不动，毫无反应地盯着他。他脸上的高兴神态消失了。他想尽办法想让我们高兴，但是他没能做到。他把我的问题太当回事了，害得他想了整个一晚上。其实这些事情与他有什么相干呢？10秒钟以前，通过冥思苦想，他终于想起来了。他及时地赶上了我们，而我们却毫无表情，并且无言以对。 他垂头丧气。他直挺挺地站着，然后转过身去朝着棚子后面劈木头的地方走去，一会儿，我又听到了劈木头的那种抑扬顿挫的声音。 伯纳黛特坐在车子里，透过挡风玻璃盯着前方。她脸色惨白，双唇紧咬。我脑子里出现了一幅画面：多年以前一位来自朗达山谷的、高大的、笨手笨脚的小伙子从爱兰布里奇驻地的军需官那里领取了一支枪和一枚子弹。 伯纳黛特说话了。“简直是个魔鬼。”她说。 我往院子里劈木头的地方望过去，就是那个手握斧头上下挥舞的人曾经用过一枚子弹引发了一场战争，并使一个民族走上了独立的道路。 “不是魔鬼，亲爱的，”我说，“不是魔鬼。仅仅是一个军人，履行了军人的天职。” 然后我挂上挡，朝着通往伯尔格拉克的路开去。 （陈连丰译） 鱼皇 “还有一件事。”穆加特罗伊德夫人说。 在出租车里，她身边的丈夫掩饰地低声叹了一口气。同穆加特罗伊德夫人在一起就总会还有一件事，无论境况多么顺利，埃德娜·穆加特罗伊德的生活从来就离不开喋喋不休、唠唠叨叨的抱怨和不满。因此一天到晚她不停地吹毛求疵。 在司机的身边坐着不言不语的年轻人，名叫希金斯，是从总部办公室来的执事。公司选送他度假一周，费用全部由银行支付。原因就是在年度考核中他是最有前途的新人。他在外汇部工作，是一个积极热情的年轻人。就在12个小时之前，他们刚刚在希思罗机场见面，而这位年轻人天性中的热情在穆加特罗伊德夫人喋喋不休的饶舌下逐渐退潮。 那位司机是克里奥耳人，因为他们选用他的车去宾馆，几分钟之前还是满面堆笑，满口恭迎之辞，此刻也领教过了女乘客的唠叨而陷入沉默。虽然他的母语是克里奥耳法语，但是他对英语的理解十分准确。毛里求斯毕竟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有150年之久。 埃德娜·穆加特罗伊德的唠叨话语像归旧的泉水一样流淌不完。一会儿啧啧自惜自怜，一会儿又愤愤不平。穆加特罗伊德盯着窗外，直到普莱桑斯机场渐渐地在后面消失。前面的路通往马埃堡，是原法属岛国的首府。他看着沿路残破的堡垒。在1810年，它们曾被用来保卫这座都城抵御英国的舰队。 穆加特罗伊德凝视着车窗外，眼前的景物强烈地吸引了他。他心想一定要在这个热带岛屿上尽情地享受一周的假日，这将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真心出来冒险。临行之前，他饱览了两厚本有关毛里求斯的旅行指南，而且从北到南查阅了它的大幅地图。 当进入盛产甘蔗的乡村时，他们穿过一个村庄。在路过农舍的台阶上，他们看到了印度人、中国人、黑人和混血的克里奥耳人，他们一起生活，和睦相处。路旁的印度教寺庙和佛教神殿距离天主教堂也只有几码远。他从书中读到毛里求斯是由六七个民族和四大宗教混合而成的国度。可是，他从来没有亲眼看到他们竟然能够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继续向前行，他们经过更多的村庄，都不富裕，当然也不整洁。不过，村民都朝着他们微笑和招手。穆加特罗伊德也向着人们挥手。突然，四只瘦小的鸡仔扑打着翅膀从汽车轮下逃生，就在方寸之间没有送命。当他回头看时，它们又回到了路上，在尘土中，啄食星星点点的食物，以维持生命。车子在拐弯处慢下来，一个泰米尔族男孩子穿着衬衣从一个棚屋出来，站在路边的铺石上，拉起衣襟提到腰部，下面光着身子。在车子开过时，他就在路上撒尿，并且一只手拉着衬衣，另一只手朝他们挥动。穆加特罗伊德夫人一个劲地哼鼻子。 “真讨厌，”她一边说着一边急着向前探身拍一下司机的肩膀，问道：“他为什么不去厕所呢？” 司机朝后甩了一下头，笑起来。然后转过脸来回答她，他控制好车子又转过了两个弯。 “Ps de tollette，madame．”他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她问。 “他说，路即厕所。”希金斯翻译说。 对此，她嗤之以鼻。 “喂，”希金斯说，“瞧，大海。” 在右边，当他们沿着悬崖向前开了一段路，印度洋在早晨阳光的里清澈蔚蓝便展现出来，直到天边。距离海岸半英里远处，翻腾的浪花形成一条白线，那是标志着环绕毛里求斯的大珊瑚礁，它把岛国与汹涌澎湃的海域分隔开。在大环礁内部他们可以看见环礁湖，淡绿色的湖水清澈明亮，四周的珊瑚群特别醒目，20英尺的深处清晰可见。接着，出租车折转身进入甘蔗园。 50分钟之后，他们穿过那个叫“甘海村”的渔村。司机指着前方。 “宾馆，”他说，“10分钟就到。” “谢天谢地，”穆加特罗伊德夫人松了一口气，“再不会坐这样叮当响的破汽车了。” 接着，他们拐上宾馆的车道，道两旁是修剪整齐的草坪，并排的棕桐树。希金斯转过身咧嘴笑了笑，说道：“从庞德区来这儿真是千里迢迢啊。” 穆加特罗伊德报以微笑。“的确。”他说。他有充分的理由庆幸自己在伦敦的庞德区近郊上班。在那里，他是一个银行分部的经理，附近有一家轻工业工厂刚刚开工6个月。他当时突发奇想，去了解内部管理和劳动力状况，并提出用支票来支付周工资以便减少发放工资（如行政部门工资）的时候被抢劫的风险。让他有些吃惊的是，工厂的大多数头头都同意采纳他的方案，结果有几百个新账户开在他的分理部。就是这个巧妙的计划引起了总部办公室的重视，其中有人还提出更令人激动的计划，把这个方案在地方政府和下级部门中实行。在方案试行的第一年，他获得成功。为此总部奖励他到毛里求斯度假一周，全部费用由银行支付。 汽车终于在圣热朗宾馆的高大的拱形的廊前停下，两名杂差跑上前从行李箱和行李架上把行李拿下来。穆加特罗伊德夫人即刻从后座位上下车。尽管她并没有出过国，只是常常去博格诺市的姐姐家度假，也只不过去泰晤士河口玩过两次，但是，她马上开口不迭声地训斥杂差服务生，颐指气使的样子就像个印度总督。 由服务生在前推着行李走，他们三个人依次跟在后面，穿过门廊走进了清新凉爽的正厅。正厅的上方呈拱形隆起，穆加特罗伊德夫人当然领先，她的印花连衣裙，由于乘机乘车已经揉皱了。希金斯身着整洁漂亮的米色条纹热带男装，而穆加特罗伊德先生则是一身朴素的暗灰色套装。厅内左边是服务台，当班的是一位印度办事员，笑容可掬地迎接来宾。 希金斯抢先一步介绍说，“这是穆加特罗伊德先生和穆加特罗伊德太太，本人是希金斯先生。” 那位办事员核对预定单之后说，“对，一点不错。” 穆加特罗伊德注视着他的周围，大厅由粗凿过的当地石头装饰得傲然高大。看头顶上方，黑褐色的木梁撑起屋顶，大厅向四周伸展直到深处的廊柱，另外有些柱子将四壁托起。微风习习吹送，让人心清气爽。再从大厅的尽头看去，热带的阳光闪烁，满游泳池里戏水的人声和溅水声清晰可闻。走过大厅一半向左，有石阶楼梯可以上楼到一侧客房。在一楼的另一个拱门通向楼下的套间。 这时，从服务台后面的房间里出来一个年轻的英国人，金黄头发，身着薄纱衬衫和淡雅宽松的裤子。 “早晨好，”他面带微笑招呼道，“我叫保罗·琼斯，本店的总经理。” “我是希金斯，”希金斯介绍说，“这是穆加特罗伊德先生和夫人。” “非常欢迎，”琼斯说，“稍候让我安排一下房间。” 这时从大厅过来一个瘦高个儿，懒洋洋地朝他们走来，那人穿着斜纹短裤，支着两条长腿，一件花色图案的海滨衫在身上飘动。他光着脚板，一脸天使般笑容，一只大手抓着一罐啤酒。他在穆加特罗伊德不远处停住脚步，低头盯着他看。 “你们好，新来的吗？”他打招呼说，话音里有明显的澳洲调。 穆加特罗伊德先生有些吃惊，答道：“哦，是的。” “你叫什么名字？”澳洲人毫无客套地问。 “穆加特罗伊德，”银行经理回答，“罗杰·穆加特罗伊德。” 澳洲人点点头，记下了这条信息。又问：“你从哪儿来？” 穆加特罗伊德没有听清楚，以为他说的是，“你从谁那儿来。” “是米德兰银行的。”他说。 澳洲人仰起啤酒罐，放在嘴边一气喝干，打着嗝问道：“他是谁？” “那是希金斯，”穆加特罗伊德说，“他是总部办公室的。” 瘦大个儿开心地笑了。他眨了几下眼睛，以便能看清楚一些。“很好，”他口里叨念着，“米德兰的穆加特罗伊德，还有总部办公室来的希金斯。” 直到这时，保罗·琼斯才发现了澳洲人，他从服务台转过来，拉住大个子的胳膊引导他回到大厅里面去。“好啦，好啦，福斯特先生，你最好回到酒吧，我好把新客人安排妥当……” 福斯特被彬彬有礼而又不由自主地引导着回了大厅。 当他离开时，友好地向服务台这边挥着手，口里喊着：“好运气，穆加特罗伊德。” 保罗·琼斯又回来招呼他们。 穆加特罗伊德太太一脸冷漠厌恶的神情，说：“那个人喝醉了。” “他在度假，亲爱的。”穆加特罗伊德说。 “那不应该是借口，”穆加特罗伊德太太说，“他是谁？” “哈里·福斯特，”琼斯回答说，“来自佩思。” “他并不像苏格兰人。”穆加特罗伊德夫人说。 “是澳大利亚的佩思市，”琼斯补充说，“让我带你们到房间去吧。” 穆加特罗伊德心情愉快，从二楼房间的阳台注视四周。下面是整洁的草坪，向前延伸到一片银光粼粼的海滩，上面点缀着高大的棕榈树，微风习习，大片的树影浮动。此外，有十几个圆形草顶的凉亭，能遮荫避日。暖洋洋的环礁湖，微波泛起白沙，一片乳白，拍打着海滩。向前望去，海水变得碧绿，远远眺望，一片蔚蓝。视线掠过有500码宽的环礁湖，他能分辨出乳白色的珊瑚礁。 一位青年，一头浓密的散发下全身呈赤褐色，在100码之外迎风冲浪。一阵风迎面吹来，他在滑板上灵巧地保持平衡，身体倾斜，轻松娴熟地掠过水面。两个皮肤黝黑的孩子，黑头发黑眼睛，在浅滩上喊着叫着打水仗。有一位中年欧洲人穿着蛙人蹼板从水中跋涉上岸，露着圆圆的肚皮，闪着光，海水从身上、面具和通气管上纷纷滴落。 “噢，天啊！”他用一口南非口音向阴凉处的一个女人召唤。“真不敢相信，那儿下边有许多鱼儿。” 在穆加特罗伊德的右边往上，靠近主楼处，围着各色各样腰布的男男女女正朝游泳池酒吧走去，在午餐之前喝杯冰镇饮料。 穆加特罗伊德先生说：“咱们游泳去吧。” “你如果能帮我把箱子打开把东西都拿出来，那我们马上就能去游泳啦。” “把它搁下好不好。在午餐之前，我们只需游泳用品就足够了。” “决不可以，”穆加特罗伊德夫人的语气不容反驳。“我决不让你像个本地佬的样子去吃午餐。请换上短裤和衬衫。” 过了两天，穆加特罗伊德已经适应了在热带度假的生活节奏，甚至已经达到了妻子要求的标准。他早晨早起，反正以前也总是早起。所不同的是，在家里透过窗帘所看到的是雨水冲过的人行道，而现在他坐在阳台上观看一轮红日从印度洋上冉冉升起，在珊瑚礁的外面突然照亮黑色平静的水面，就像飞散的玻璃闪闪发光。7点钟，他去晨泳，留下埃德娜·穆加特罗伊德倚坐在床上，满头戴着卷发卡，不停地抱怨早餐服务太慢，而实际上早餐送的特别及时。 他在温暖的水中泡上一个小时，有一次他竟然游出去将近200码，他对自己的胆量也觉得吃惊。他并不是一个强健的游泳者，可是他渐渐地成为一名熟练的游泳者。值得庆幸的是，他妻子没有看到他的冒险行径。因为她听信人们说鲨鱼和校鱼在环礁湖大批出没。凭你如何劝说、如何保证那些食肉鱼不会跳过珊瑚礁，而环礁湖就像游泳池一样的安全，她也决不相信。穆加特罗伊德开始在游泳池的露台上进早餐，加入到其他的度假者中间，挑选西瓜、芒果或是巴婆果。尽管早餐上供应所有食品，他们只吃麦片粥，不吃鸡蛋和熏肉。这个时间里，大多数男士都穿游泳裤和海滨衫，而女士则在紧身泳衣外穿一件棉布薄衬衫或是围上腰布。穆加特罗伊德穿着到膝的斜纹短裤，上身衬衣是从英国带来的网球衫。每天快到10点钟，他妻子来与他会合，坐在海滩上的草顶凉亭下，一天之内不断地喝软饮料。尽管她很少让自己晒到太阳，也要涂几次防晒油。 有时候，她会将红润的身体缩到宾馆的游泳池里，并用带饰边的浴帽把波浪发型护住。游泳池环抱着的酒吧就像坐落在绿阴里的小岛。女主角在池中游过几码远就赶紧爬上岸来。 虽说希金斯是单独一个人，但很快就与另一伙年轻的英国人混熟了。他们就很少见到他的面。他把自己看做是一位时髦的出众人物，并在宾馆的时装店里着实把自己打扮一番。他按照海明威照片的样子，戴上一顶宽边草帽。同样地，他每天也穿着衬衫短裤，在晚餐桌上露面时，身着色彩柔和的便裤和带有胸兜和肩饰的狩猎衫。晚餐之后，他经常光顾娱乐场或迪斯科舞厅。然而穆加特罗伊德先生竟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情形。 不巧的是，那位哈里·福斯特先生的幽默感并没有使他受人欢迎。这个宾馆的大多数宾客是南非人。澳洲人和英国人。在他们当中，恰恰是米德兰的穆加特罗伊德这个名号逐渐深入人心。尽管希金斯极力设法甩掉总部办公室头衔，想与穆加特罗伊德平分秋色。但是，穆加特罗伊德不知不觉地名声大振。当他穿着过膝的短裤和胶底布鞋轻松地走上早餐平台的时候，就会出现相迎的笑脸和欢快的问候声，“早上好，穆加特罗伊德。” 有的时候，他会遇到为他起这个名号的那个人。有几次，哈里·福斯特让开路绕过他，一副咱得其乐的样子。他的右手张开，似乎只是为了扔掉一罐啤酒，而合上则是为了再拿一罐。每次遇到他，这位友好的澳洲人都咧开嘴笑一笑，举起空着的手打招呼，大声说，“好运气，穆加特罗伊德。” 第三天早上，穆加特罗伊德吃过早点，游过泳，从海水中出来，躺在草亭子下面，背靠在中柱上环视周围。太阳当空照着，晒得灼热，而时间只过了9点半。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尽管听从妻子的忠告注意保护，还是成了煮龙虾的颜色，红白分明。他很羡慕那些在不长的时日里就晒得黝黑发亮的人。他知道，一旦晒黑，就会永远保持下去，而不会在假日以后再变回青白色。他想道，在博格诺市度假时就曾经有这种打算。但是，过去的三次度假中不是下雨就是阴天。 他的双腿从格子呢游泳裤中支出，瘦瘦的长满了绒毛，活像拉长的醋栗。滚圆的肚子架在两条腿上，胸前的肌肉向下垂着。坐在老板椅上的岁月使臀部肥大，却使头发变得稀疏。幸运的是，他的牙齿完好无缺，眼睛也好，只是读材料时要戴眼镜，而他最爱读的材料莫过于公司的报告和银行的账目。 这时，水面上传来轰鸣的马达声，他抬头望去，一艘小快艇在加速疾驶。小艇的尾部拖着条绳子，绳子的末端，闪露出一个头在水面上跳动。突然绳子拉紧了，从环礁湖冲出一道飞溅的浪花，现出一名滑水者，浑身红褐色。年轻的滑水者一脚蹬滑水板、另一只脚向前抬起，随着船加快滑水速度，身后荡起一缕海浪的泡沫。船上的舵手掉转舵，滑水者在水上画出一个大圆弧，在穆加特罗伊德面前的海滩附近掠过。那人全身肌肉绷紧，臀部收紧，挡住快艇尾波的冲击，就像一尊木雕傲然挺立。他迅速滑过，发出胜利者的大笑和呼喊，这声音在湖上回荡，真叫穆加特罗伊德羡慕不已。 然而，他不可能再争强好胜了，他今年50岁，身材矮小，并不健壮，发胖了，只有在夏天下午的时间，他才到网球俱乐部去消遣一下。到星期日，只有四天假期啦。他爬上飞机离开此地，就很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可能会在庞德区再干上10年，然后就退休，去博格诺度过余生。 他环顾四周，看见一个姑娘从左边的海滩上走来。出于正人君子的礼貌，他不能盯着她看。可是，他禁不住去看。她光着脚在走，显出岛上女孩后背笔挺的风姿。她的皮肤未抹防晒油或洗浴液，是一种黄褐色。她披着带暗红色花边的白棉布披肩，在左臀下打着结。围肩下垂刚好盖住屁股。穆加特罗伊德揣摸，她里面一定穿着衣服。出乎意料，一阵风吹起棉布围肩，眨眼间闪露出坚挺的乳房和细腰。风停了，围肩又落下来遮住身体。 穆加特罗伊德发现她是一个肤色发白的克里奥耳人，深眼窝，黑眼睛，高颧骨，发亮的黑发卷着波纹垂到后背。当她走过来与他平行时，转过头送给什么人一抹满面微笑。穆加特罗伊德有些吃惊，他并没发现周围有别的人。他慌乱地向四周瞧，要搞清楚谁能让这位姑娘送上微笑呢。他周围并无别人。当他回身再朝海滩看时，姑娘又笑了，一排白牙在晨光里发亮。他肯定他们互相并不认识，没有什么人引见过他们。对不认识的人微笑，一定是一种自发的表情对陌生人的表露。穆加特罗伊德忙拉下太阳镜，对她报以微笑。 “早上好。”他打了个招呼。 “先生，再见。”姑娘用法语说道，又向前走去。 穆加特罗伊德注视着她远去的背影，那缕油黑长发垂到臀部，两个屁股蛋儿在白棉布下微微扭动。 这时从背后传来一个声音说：“你就打住那种浪漫的念头吧。”穆加特罗伊德太太过来会合他。她也正盯着看那个走过去的女孩。 “小荡妇。”她说完就在荫凉里坐下来。 10分钟以后，他朝着穆加特罗伊德太太看了看。她一定又被女作家笔下一部浪漫史所深深吸引住了。这类书她带了许多本。他又转回头朝环礁湖望去。一边看一边想。就像以前常常令其疑惑那样：为什么她对浪漫小说如饥似渴，而对现实生活中的强烈的情感却冷若冰霜、啧啧非难呢？他们的婚姻本来就没有爱情的基础。在她宣称她不喜欢“那种事情”之前的蜜月里，他们之间也不曾有真心的情爱。为此，他曾考虑过这种婚姻是否要维持下去。他的想法错了吗？从那以后20多年中，他一直被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禁铜着。这种沉闷、单调、令人窒息的状态，时不时被明显的互相厌烦而产生的争吵所打破。 有一次，在网球俱乐部的更衣室里，他无意中听到有人对另一个人说，他应该“在几年前就该狠狠地揍她一顿”。当时，他气愤极了，忍不住要从衣橱后冲出来揍他们。不过他还是忍住了，内心里承认那家伙说的也许是对的。问题在于，他并不是那种能动手打老婆的人；他也不相信她是那种一打就能改变的人。他的性格一贯是温良宽厚，年轻时就这样。在外面，他能够管理好一家大银行。但在家里，他的温良宽厚蜕变为逆来顺受。他内心的想法使他感到压抑，便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埃德娜从眼镜上方瞧了他一下说：“如果你着凉了，就回去找点药吃吧。” 星期五的晚上，穆加特罗伊德正在大厅里等着，他妻子去了卫生间。希金斯悄悄地走上前来，用嘴角悄声地说，“我有话跟你说，单独地。”他的话神秘兮兮的，谁都会被他吸引住。穆加特罗伊德说：“好吧，什么事，不能在这儿说吗？” “不行，”希金斯一边低声咕哝说，一边仔细观察着蕨类盆景。“你妻子随时会出来的，请跟我来。” 希金斯溜达着走开，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出不远进入花园，来到一棵树后，背靠在树上等着穆加特罗伊德。穆加特罗伊德在后面轻手轻脚跟上来。 他在树丛后的阴影里赶上希金斯，问：“什么事？”希金斯朝着明亮的大厅过道拱形门看了看，确信穆加特罗伊德夫人没有跟踪而来，才说道：“去钓鱼，您以前钓过吗？” 穆加特罗伊德说：“没有，真没有钓过。” “我也没有。不过我真想玩一玩，哪怕只有一次。试它一次吧。听着，眼下有三个约翰内斯堡的商人租到一条明天上午的船，他们因故不用那条船了。因此，现在我们可以租这条船。一半的船租已付，人家不给退租金。因此，他们放弃了押金。你的意见如何？咱们租下它吧？” 穆加特罗伊德听到这话有点惊异，他问道：“你为什么不从你那些伙伴中找两位一同去呢？” 希金斯耸耸肩说道：“他们都想与女朋友一起度过最后的一天，而那些女孩子不想出海。来吧，穆加特罗伊德，让我们试一试吧。” 穆加特罗伊德问：“租金是多少？” “正常价是每位100美元，”希金斯答道，“不过，一半的租金已付，我们每人只需要再付50美元。” “就为几个钟头？那可是25英镑啊。” “26英镑75便士。”希金斯脱口而出。他毕竟在外汇部工作。 穆加特罗伊德计算了一下：雇出租车去机场，再回到庞德区家一路上的花费，加在一起算，他手上的钱还有一点剩余。可是他的妻子一定会把剩余的钱派上用场，买一些免税的商品并给博格诺的姐姐买礼品。他摇摇头说：“埃德娜根本就不会同意的。” “不告诉她。” “不告诉她？”这个主意使他一震。 希金斯极力怂恿说，“就这样吧。”他凑近穆加特罗伊德，有一股花盆里散发出的混合的香气扑面而来。“就这样做。事后，她会大发脾气的，就让她大发雷霆好啦。想想，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到这儿来了，甚至可能再也看不到印度洋了。既然如此，干嘛不去一次呢？” “唉，我真不知道……” “老兄，就一个上午，乘上小船到广阔的海上，海风吹散头发，小船疾驰，抛下鱼钩鱼儿——鲤里、金枪鱼，还有大海鱼，我们很可能钓到一条大海鱼，至少回到伦敦以后这也是一次值得记忆的历险。” 穆加特罗伊德愣住了神儿。他想到那位滑水的年轻人冲击着波浪、一路滑过环礁湖的情形。“我决定去，”他说，“按你说的。什么时候出发？” 穆加特罗伊德掏出钱包，撕下三张10英镑的旅行支票，只留下两张。然后，在支票底线上签上字，交给了希金斯。 希金斯接过支票小声说道：“很早就出发。4点起床，4点30分乘车离开宾馆。5点到达港口，5点45分出海，7点左右就能到达捕鱼场，黎明前后是最佳的出海捕鱼时刻。活动的主管人员陪同我们一起出海，他懂得使用那些绳索。4点半钟我在门厅等你。” 他轻松地踱着步回到大厅里，朝着酒吧走去。穆加特罗伊德跟着走进来，对自己鲁莽的决定有些茫然，并看到妻子在审视地等着她。他就陪同妻子向里边走去用晚餐。 那天夜里，穆加特罗伊德几乎没有睡觉。虽然他有一个小闹钟，可是他不敢把闹钟定时，惟恐它响起来吵醒她。更不能睡过头。要是等希金斯在4点半来敲门叫，他更吃不消。到闹钟的夜光针指向4点时，他只打了几次瞌睡，看看窗外仍然一片漆黑。 他蹑手蹑脚溜下床，瞧了一眼妻子。她像往常一样仰面睡着，呼吸伴着鼾声，头上的卷发卡由头网罩着，很规整。他悄悄地把睡衣扔在床上，穿上内裤，拿着胶底布鞋、短裤和衬衫，悄悄地闪出门来，轻轻地关上房门。在黑暗的走廊里把衣服穿好，没料到外边的凉风叫他打个冷颤。 在门厅里，他见到了希金斯和向导，一个瘦高个子，南非人，名字叫安德列·基里安。他负责客人们全部的体育活动事宜。基里安瞧瞧他的装束说：“黎明之前，海上很冷。日出后，太阳又热得要命。在外面能把人烤焦。你没有带一条长裤子或长袖风衣吗？” 穆加特罗伊德说：“我没想到，没有，哦，我没带。”这会儿，他可不敢再回房间去取。 “我有一件多余的，”基里安说着递给他一件套衫。“我们走吧。” 他们开车走了15分钟，穿过黑暗的乡村，经过一些矮小房屋，有的闪出点点灯光，有的人家已经醒了。他们的车子从干道下来，转弯抹角，终于到了那个小码头，名叫tou d 'EauDouce，意思是甜水湾，之所以称此美名，是因为很久以前有一位法国船长可能在此地发现了可以饮用的泉水。渔村的房屋是用木板条钉的，一片昏暗。不过，靠近码头边上，穆加特罗伊德分辨出停泊在那里的一只船，以及在火把的照耀下有些人在船上忙碌的身影。他们在木栈桥边停下来，基里安从一个小贮藏柜里取出一个盛着热咖啡的长颈瓶子，并把它传给大家喝。 大家喝过咖啡后，都感到很爽神。 南非人离开汽车，沿着栈桥走向那条船。人们用克里奥耳地方法语低声说话，断断续续地传回到汽车这边。很奇怪，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的说话为什么总是那么轻。10分钟以后，他回来了。现在，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道微弱的白色缎带般的云霞，若明若暗，飘在天空。码头、栈桥、船、人都显得越来越清晰，水面反光明显可见。 基里安说：“我们可以把船具装上船了。” 他从客货轿车的后厢中拖出一个真空冷藏箱，到时候也好用它冷扎啤酒。他和希金斯将它抬下栈桥。穆加特罗伊德拿着下午餐盒和两个装咖啡的旅行瓶。 这只船并不是新式豪华型玻璃钢游艇，而是旧式的木板船，船头又宽又平，多层防水板的甲板。它有一个小船舱向前敞开着，里边似乎塞满各类船具。舱门内的右侧是一把单人高座加垫椅，正对着舵轮和操纵装置。这部分封闭着。船的后部则敞开着，靠两边安放着光板凳子。在船尾部安放一把转椅，就像在城市的办公室里所看到的，不同的是这把系着根皮带，皮带松松的，另一端固定在甲板上。 在船后部有两个长杆子，向不同的方向支出去，就像两根细细的天线。起初，穆加特罗伊德认为它们是钓鱼竿，可是后来才知道它们是伸出舷外的托架，用来支撑放出的线以免与收回的线缠绕在一起。 一位老人端坐在舵手的椅子上，一只手把着舵轮，静静地等待着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基里安从木凳下拖出啤酒箱子，并示意大家就座。一个小船工，年龄也就十一二岁的样子，伸手解开船后头的缆绳，把它扔到船板上。在他们旁边的栈桥上，一个村民把船头的缆绳解下扔上船，并把它推离开埠头。老人发动马达，他们脚下响起单调的轰鸣声。船头慢慢地转向前方的环礁湖。 此刻，太阳上升很快，接近海平面了。太阳的光辉划过水面向西展开。穆加特罗伊德能够清晰地看到沿着环礁湖边的村舍了。女人们生火，准备早点咖啡，缕缕炊烟袅袅升起。一会儿功夫，天际的最后几颗星星也隐没了，天空变为蛋青色，太阳的光辉像利剑一样刺向水面。一阵微风，不知是从那里刮来，转尔又消失了。在平静一望无际的环礁湖上掀起一片涟漪，阳光变成一片片碎银。然后又平平如镜。只有船尾退出栈桥时拉起的长长尾波才打乱了它。穆加特罗伊德遥望着礁湖的边缘，已经分辨出一簇簇的珊瑚礁，水下有4米深。 基里安开口说：“现在，请允许我向诸位介绍一下。”随着升起的太阳，他的声音也变得响亮了。“本船是AVan，法语意思是‘前进号’。船龄虽老，却结实得如岩石一般。它有过风光的日子，捕捞到一些大鱼。这位是船长帕蒂安先生，这是他的孙子让·保罗。” 老人转过头来朝着客人点头致意，但他并不说一句话。他身穿粗糙的蓝色帆布衬衫和裤子，一双骨节突起的脚垂下来。他的脸色黝黑，瘪瘦的脸颊就像老核桃，头上顶着破烂裂口的帽子。他注视着海面，由于长年盯着明亮的海水，两只眼睛周围布满了皱纹。 基里安说：“帕蒂安先生从童年开始在这一带海域捕鱼，已经有60年了。甚至他自己也不清楚有多长时间了，更没有人记得啦。他熟悉这片水域，熟悉这里的鱼。这是他捕鱼的诀窍。” 希金斯从腰包里取出照相机，他说：“我想照张相。” 基里安说：“我想再等一会儿，稳注神儿。一会儿我们就要穿过珊瑚群了。” 穆加特罗伊德盯着前方逐渐靠近的珊瑚礁。原来，从宾馆的阳台望去它显得非常松软，而且毛茸茸的，浪花飞溅就像泛起的乳汁。靠近它，他能听到大海的浪涛，汹涌澎湃，拍打在水下错落的珊瑚尖锋上，浪涛变得粉碎。在环礁湖的边上他看不到缺口。 刚好在没有泛起水沫的地方，老帕蒂安向右大转舵轮，“前进号”的船身一下子与泛起白沫的礁岸线平行，离它有20码远。接着他瞧见了航道。它两边是珊瑚礁，中间正巧有一条窄沟。也就是10秒钟的光景，他们便开入了航道。波浪从左右两边拍打着船身，它在离岸1海里的位置朝着东方平行前进。奔腾的海浪迎面扑来，“前进号”便猛烈地颤抖摇晃。 穆加特罗伊德朝下看去，两边翻滚着激浪。在他这边水沫刚刚退去，10英尺外的珊瑚礁，看上去很松软，毛茸茸的。但是，如果摸上去的话，它就像刺刀一样的锋利。船或人若是擦上去，很容易地就会被剥皮透骨。老船长似乎什么也没看，他坐在那里，一只手稳操着舵轮，另一只手扶住制动杆，透过挡风玻璃目视前方，就像在接收从浩渺无际的远方灯塔传来的信号。他时而扭一下舵轮或是突然加大油门，“前进号”便不断地摆脱一个个新险境。穆加特罗伊德只看到一个个的险情在眼前化为平安。 如此惊险的60秒，就像很长一段时间。但终于过来了。在船的右边，珊瑚继续延伸，不过左边的礁群终止了。他们已通过了狭窄的航道。船长又一次打转舵轮。“前进号”船头指向开阔的大海。立刻，他们就遇到了印度洋的滚滚浪涛，令人惊心动魄。穆加特罗伊德意识到，性格脆弱易受惊吓的人绝不能做这样的航行。他只希望自己不要太丢脸。 “我说，穆加特罗伊德老兄，看到那该死的珊瑚礁了吧？”希金斯说。 基里安得意地笑一笑说：“很刺激，不是吗？要不要咖啡？” “经历这种刺激，我真想喝点烈性的东西。”希金斯说。 基里安迎合着说：“我们全都准备了，瓶子里有白兰地。”他用手拧开第二个保温瓶。 船上的男孩立即着手准备渔竿。他从舱里拿出来四条用强玻璃钢制的渔竿。有8英尺长，后部2英尺用软木包着，以便握紧。每一根竿的上面又装有大卷轮，轮上缠绕着800码的尼龙丝线。渔竿的柄是硬铜制成，并车出槽口，以便与船上的插口相吻合，防止转动。他把每只渔竿安在船上插口里，用绳子和钢夹子把它们固定好，以免滑落下去。 红日刚刚在海上拱起，在波涛翻滚的海面上铺满阳光。顷刻之间，黑色的海水变成靛蓝色，随着太阳的升起，海的蓝色冲淡了，呈现出青绿色。 随着船前后颠簸，左右摇摆，穆加特罗伊德颇费周折地撑住身体，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小船上的男孩在做准备。只见他从大渔具箱里拿出几种长短不一的铜线，被称作挽绳，又挑选出几种不同的鱼饵。有的看起来像是用橡胶制作的小鱿鱼，有粉色的，还有绿色的。接着他取出了一些红色的、白色的公鸡的羽毛，以及闪光的匙形假饵和旋转的假饵。这些假饵是设计好的，可以在水中闪烁摆动，以便吸引打食的鱼。还有许多雪茄形的铅坠，每一个上面套装一个扣环，可以固定在线上。 男孩子用克里奥耳语问爷爷几句话，老人咕哝着回答他。然后小孩就挑选出两个鲜艳的小鱿鱼，一只羽翎和一个匙形假饵。每一个鱼饵上边都带有10英寸钢丝，下边安着一个单钩或三向渔钩。那孩子把鱼饵上的扣环锁在长一些的挽绳上，把挽绳的另一端接在渔竿的线上。当然在鱼饵上也要安上铅坠，这样鱼饵就能保持在水下游动。基里安注意观察所用的鱼饵。 他说：“那旋转的鱼饵好用来钓零散慢游的楼梭鱼。假饵鱿鱼和羽翎可能吸引来鲤鱼、剑鱼，甚至更大的金枪鱼。” 帕蒂安船长突然转变航向，他们伸着脖子想看个究竟。可是前方的海面上并没有发现什么，过了一分钟他们才弄清楚老人刚才看到了什么。在远处的地平线上，一群海鸟正在海上盘旋，俯冲潜水，远远看去只见小小的斑点。 基里安说：“海鸥，它们找到了大群的小鱼，正在潜水捉鱼。” 希金斯说：“我们去捕那里的鱼吗？” 基里安说：“不。别的鱼会去捕食它们的。这些鸟儿为我们发来了鱼群的信号，但鲤鱼捕食鲱鱼，金枪鱼也以鲱鱼为食。” 老头转过头来对孙子点了一下头，小孩就开始把准备好的渔线顺尾波放下去。放出的渔线在浪花上激烈地上下跳动，小水手熟练准确地解开了卷轮上的线结，它便自由地转起来。尾流的拖力将鱼饵、铅坠和联结绳远远地拖入尾波里，直到完全消失在水中。孩子继续放线，直到放出去100多码，他才满意地收住线，并马上把卷轮锁定。鱼竿的前端稍稍弯曲，线拉紧了，拉动了鱼饵。在远处的绿波里，鱼饵和鱼钩在那里平稳地追逐在海面下，如同真正的鱼儿在飞快地游动。在船边固定着两根鱼竿，一根在左，一根在右。另外两根安在后甲板两边的插柱上，高高架起。它们的线分别固定在长长绳索的大挂钩上。那些绳索由舷外的支架托起来。男孩把这些鱼钩鱼饵抛入海中，并把大挂钩拉到支架的顶端。支起的托架可以使外面放出的线与里面的线分开，两者平行伸展。如果有鱼上钩，它就可以从大挂钩上把线拉出。它的拉力就会从卷轮直接作用于鱼竿和鱼本身。 基里安问道：“你们俩有谁钓过鱼吗？”穆加特罗伊德和希金斯都摇摇头。“那样我最好还是讲一下鱼咬钩时的情形吧。鱼咬钩的情景一会就看到。请过来瞧一瞧。” 南非人坐在钓鱼的位子上，拿起一根鱼竿。“鱼咬钩的情形是：线突然从卷轮拉出，接着它就发出一声尖叫。你肯定会听到。然后看一看，是谁的鱼竿谁就过来坐在这里，或是让·保罗，或是我，就会把鱼竿交给他，明白吗？” 两个英国人点头称是。 他接着说：“现在，请你拿起这个竿，并把竿柄放在两腿中间架在插柱上。然后用这个带牙的夹子卡住，再把它的系带绑在座位上。如果鱼竿突然脱手，这么昂贵的鱼竿和渔具也不至于损失掉。现在看看这个东西……” 基里安指着从卷轮上突出的、带有调位孔的铜轮叫他们看。他俩又点点头。 他又说：“那是一个滑动控制轮，当调定承受轻一些的拉力时，比如5磅重，这样在咬钩时线就会自动放出，卷轮同时转动，转动特别快时，连续咔嚓咔嚓的响声如同尖叫。当你坐定后，必须马上控制它，因为你准备的时间越长，放出的渔线就越长，而放出的线你要拉回来的时间也会越长。你就这样慢慢向前转动铜轮摇把。其作用就是使卷轮卷紧，直到线不再放出。这时咬钩的鱼就被船拖着走，而不是被鱼拉出更长的线。 “然后你就绕线，把鱼拉近。左手在这儿握住软木柄，往回绕线。如果真是一条大鱼，用双手握紧，用力向后拉直到鱼竿立起来了。此刻右手马上下滑抓住绕线轮，继续回绕，同时，把鱼竿往船尾朝下放。这样，绕线更容易些。再练习一次。双手握紧，向后拉竿，一边绕进渔线，一边朝船尾下放鱼竿。最后，你会惊喜地看到，钩到的鱼从船尾的水波中跳出。然后，那个男孩会叉住它，把它弄到船里来。” 希金斯问：“那些在滑动离合器和鼓形铜罩上的标志表示什么？” 他答道：“它们标明线的最大拉力限度。这些线的拉力限度是130磅。湿线拉力减少10％。为了安全起见，这个绕线轮明确标出，以便在这些标志相互交叉时，滑动离合器只能放断渔线。这时，线的另一端的拉力是100磅。事实是，长时间拖拉100磅的物体，别说把它绕回来，即使一直拉看，人的胳膊也会受不了。因此，大可不必再管它。” “但是，如果我真的钩到了大鱼应该怎么办呢？”希金斯坚持问下去。 基里安回答说：“那时惟一能做的就是把鱼拖得疲惫不堪，把它拖垮，展开一场拼搏和较量。你只有让它拖走线，再把线绕进来。拉着它再放线，再绕线。就这样坚持下去直到鱼筋疲力尽再也不拖线为止。但是，果真遇上了大鱼我们有办法对付它。” 就在他讲话的时候，“前进号”已经驶进了上下飞旋的海鸥群，船长帕蒂安先生减小了油门，船开始巡航，船身划过下面看不见的鱼群。海鸟不知疲倦地叫着，在离海面20英尺的空中盘旋，头朝下，双翅展平，每当它们锐利的眼睛盯住了汹涌的浪峰之上的闪亮点，就会一头扎下来，双翅收紧，尖尖的嘴向下，扎进波浪里。 不一会功夫，这只鸟就从水中浮出，嘴里衔着一条挣扎着的银色小鱼，这条鱼顷刻间进入细细的咽喉。生命能量不尽，它们就不会停止觅食。 希金斯又提了个话头：“我说，穆加特罗伊德，最好确定一下谁钓第一个上钩的鱼，掷钱币来决定吧。” 他从衣兜里摸出一个毛里求斯硬币。然后他们分别掷一下，结果希金斯赢。几秒钟后，船边上的一根鱼竿猛烈地被拉弯，渔线带着嗤嗤声放出去。绕线轮转动起来了，先是发出低唱，然后就是尖利的叫声。 希金斯欢快地喊道：“我的。”并一下子跳到转椅上去，叫让的小男孩把鱼竿递给了他。线轮还在转，这会儿慢了下来。希金斯砰地一下把托柄放到插口上，并把钢夹和绳子联结好，开始滑动离合器。几乎是同时，放出的线突然停止。鱼竿的前端弯了下去，希金斯用左手握鱼竿，再用右手绕线。竿子又弯了下去，不过连线继续回绕。 希金斯喘着粗气说：“我能感觉到它在抖动渔线。”他不停地绕线。这会儿，线绕进来已经没有拖力了，小男孩从船尾探出身，用手扯住线，把一条僵硬的银色鱼抛到船上。 基里安说：“一条鲤鱼，大概有4磅重。” 小男孩拿起一把钳子，用它摘开鱼嘴的鱼钩。穆加特罗伊德看到在银白的鱼肚上边有蓝黑色的条纹，很像是鲐鱼。希金斯有些失望。密布的海鸥向船后面冲击，他们已穿过鱼群。此时刚过8点钟，钓鱼的甲板已经暖洋洋的，令人舒服。帕蒂安船长将“前进号”慢慢地划转回来，船又朝着鱼群。那些潜水捉鱼的海鸥就是标志。老头的孙子把鱼钩和鱼饵重新抛入海中，又一轮开始了。 “或许我们可以用它做午餐。”希金斯说。 基里安遗憾地摇了摇头。“鲤鱼是作鱼饵用的，当地人只用它下汤，不过味道不鲜。”他说。 他们穿过鱼群进行第二轮钓鱼。鱼儿第二次咬钩了。穆加特罗伊德拿起鱼竿，感到了一阵惊喜。这可是他第一次在海上钓鱼，也许是最后一次。当他握住软木把时，他能够感觉到200英尺水下被钩住的鱼在震颤，如同在他的身边。他慢慢地摇动控制轮，渔线终于拉紧、停住了。鱼竿的上端向海面弯曲。他用左臂撑起竿，拉紧线，吃了一惊。要想向回拉特别费力气。 他用左臂的全力支撑住，用右手有条不紊地转动着卷轮的摇柄。它在转动，但每转动一下都要用上前臂的全力。可另一端的拖力大得叫他吃惊。他一想，这是一条大鱼，甚至是一条很大的鱼。他发现这真是令人兴奋的事。实在说不清在尾流下挣扎的是什么样的大海鱼。如果不是一条大鱼，只是希金斯的小鱼，那可就是见鬼了。他继续慢慢地摇着，感到胸口的呼吸都很费力。当把鱼拉到离船只有20码时，它似乎不再挣扎，很容易把线统近了。穆加特罗伊德以为鱼儿脱钩了，可是它在那儿。当到了船尾时，它拼命挣扎了一下，然后就停止了。小男孩用手钩子把它钩住抛上船。又一条鲤鱼，大一些，约有10磅。 希金斯兴奋地说：“真棒。”穆加特罗伊德点点头，笑了笑，心中得意。再回到庞德区可就有故事讲了。在船头把舵轮的老人帕蒂安这会儿看到了几英里外的一片深蓝色的海水，又调整了船向朝那儿驶去。老人瞧着孙子从鲤鱼嘴上摘下鱼钩，随口说了句什么。男孩解下联结绳和鱼饵，把它们放回渔具箱里。他把鱼竿安在插口上，渔线头旋轴上的小钢夹自由地摆动。然后，他来到船头接过舵轮。他的爷爷从风挡玻璃向前指了指，并嘱咐几句什么，男孩点头。 希金斯问：“我们不再用那根鱼竿了吗？” 基里安答道：“帕蒂安先生一定另有妙用。就看他的吧，他的心里总是很有数。” 老人的身体自由摇摆着，从颠簸的甲板上走到他们身旁，一声不响盘腿坐在船舷的排水孔上，选了那条小的鲤鱼，开始准备鱼饵。那条小鱼死后就像一块木板僵硬地躺着，弯月形的尾鳍上翘着，嘴半张着，小黑眼睛失去了光彩。 帕蒂安先生从渔具箱中取出一个单倒刺的锋利鱼钩，钩杆上绞接一段20英寸长的钢丝和像织针一样12英寸的钢针。他把钢针从鱼的肛门插入直到带血的尖头从鱼背中伸出。在钢针的另一端，他连接上一个钢制连动杆，并用钳子夹住钢针和连动杆穿过鱼腹，直到杆从嘴里露出。 同时，老人把鱼钩杆深深塞进鱼肚子，这样留在鱼饵外面的只有鱼钩的弯头和针一样尖的倒钩。这部分在鱼尾根硬邦邦地支出，向下垂着，倒钩的尖刚好朝前。接着他把连动杆的多余部分从鱼嘴中拉出，直到把它拉紧。 他取出一支更小的针，并不比妻子用来为丈夫缝补袜子的针大，穿上一码长的双股棉线。死鲤鱼的背鳍和胸鳍都平垂着。他就把棉线从背鳍的主刺中穿过并抽动了几下，然后把针穿过鱼头的后部肌肉。当他把线抽紧的时候，鱼的背鳍就竖起来了，一排鱼刺和膜皮在水中稳稳地立着。他如法炮制，把两边的腹鳍也做活了。最后老人把鱼嘴缝合，针脚又细又匀称。 当他精心地炮制一番之后，鲤鱼看起来活灵活现。它身体的三片鳍展开的角度恰到好处，保持它既不翻滚又不乱转。竖起的尾巴在快速游动时保持方向，紧闭的嘴能避免湍流和水泡。只有从紧闭的双唇拉出的钢丝和从尾根垂着的鱼钩显出的真相——一个做成的鱼饵。最后，老人把从鱼嘴出来的连接线与鱼竿头端口垂下的连接线用旋轴夹紧。随后，就把这个新鱼饵投向大海。鲤鱼两眼圆睁，在尾波上跳了两下，就被雪茄型的铅坠拖下去了，开始了它海下的最后一次航游。老人把它放出去200英尺远，尾随着其它鱼饵。他再把鱼竿重新固定好，便回到了船长的指挥位子。他们身边暗蓝色的海水变得明朗，泛出蓝绿色。 10分钟后，希金斯的机会来了，鱼又咬钩了，这次咬到了旋转的鱼饵。他用力拖住，足足用了10分钟绕线才把鱼钩上来。被钩住的鱼一直拼命挣扎。大家从它拖拽的劲头看，都以为是一条大个的金枪鱼，可是被拉上船来一看，原来是一条一码长、又瘦又长的鱼，身体前段和鳍呈现出金黄色。 基里安说：“剑鱼。干得不错。这些家伙真能拼。它很好吃。就请咱们圣热朗宾馆的厨师把它烹调一下做晚餐吧。” 希金斯高兴不已，满面红光，喘着粗气说：“真像是拖一辆失控的卡车。” 小男孩又把鱼饵调整好，重又投入尾流之中。 这会儿海潮汹涌，一浪高过一浪。穆加特罗伊德此刻抓住支撑前甲板篷的柱子，以便看得更清楚。在激荡翻滚的海浪中，“前进号”剧烈颠簸。在浪谷里他们注视着四面巨大的水墙围上来，奔涌的浪涛在太阳的光辉下涌动出可怕的力量；在浪峰之上，他们能够看到几海里远一个个大浪掀起纷纷飞扬的银白浪花。向西望去，毛里求斯岛模糊的轮廓飘在天边。 巨浪从东方滚滚而来，一个接着一个，就像一排排无比高大的绿衣仪仗队，朝着海岛不停地前进，却在环瑚礁的轰鸣的炮声里被击得粉碎。他感到惊奇，在从多佛乘轮渡去布隆尼时，曾经晕船。现在却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不过那是一条大船，横冲直撞，破浪推进，乘客呼吸那些混合的气味，汽油、烹调油、快餐饭、酒吧等各种味道，都混在一起了。这条“前进号”小船，无意与大海抗争，而是伴随着大海，追逐着波浪，落下又升起，不断向前。 穆加特罗伊德盯着海水，在惊恐的心头又升起来肃然的敬畏。人们乘坐小船出海，都伴随着这种复杂的心理吧！游艇一旦停在装点华丽的海港平静的水面上，就显得威严高傲，富丽堂皇，是其拥有者的一件展品，成群结队的社会名流对它羡慕不已。然而出海之后，同腥臭的拖船、锈迹斑斑的货船、那种遍体布满焊缝和螺帽的东西为伍，就像一只脆弱的蚕茧，以绵绵之躯与无法预料的力量抗争；或者像巨人掌股上易碎的玩具那样微不足道。虽然穆加特罗伊德的身边还有四个人相伴，但是，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和低微，而这条船是多么鲁莽。是大海唤起了他的孤独感。那些航海的人、航天的人、那些跨越雪原、雪山以及穿过荒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一切是那样的广阔无垠，那样残酷无情。然而，最令人敬畏的惟有大海，因为大海在你脚下涌动。 时钟刚过9点，船老大帕蒂安口中嘀咕着自言自语。“Yaelqlle，”他说，“Nons suit．” 希里斯问道：“他说什么？” 基里安说：“他说那边有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在尾随我们。” 希金斯转过头盯着翻腾的海水，除了海水什么也没发现。他问道：“他究竟怎么知道的呢？” 基里安耸耸肩说：“你知道，这是天性，与刚才的情形一样，隐约闪现出的异常现象。” 老人触动了一下舵轮，开小了油门。“前进号”慢了下来，直到几乎停止。随着引擎的转速突降，船身的颠簸，震颤更加剧烈。希金斯坚持控制自己，几次咽下了满口的唾沫。此时是9点一刻，又一根竿猛然垂头，线开始放出，不是很快，而是在抖动着。卷轮转动发出嘎噔嘎噔响，像踢足球一样。 基里安对穆加特罗伊德说：“是你的。”他从插口上把竿用劲拉下来，放在钓鱼的座位上。穆加特罗伊德从蔽荫处出来，坐在椅子上。他马上把鱼竿的把手插入大齿夹，用左手紧紧抓住软木把。像啤酒桶形状的名牌大卷轮仍然在急速转动，线在抖动。他开始关上滑动离合器。 他的胳膊承受的拉力在增加，鱼竿变成了弓形。可是，渔线仍然在放。 基里安说：“快拉紧，否则它会把线全部拉下去。” 银行经理绷紧胳膊的肌肉，用力关离合器。鱼竿的前端不断地下垂弯曲，直到与他的眼睛拉平，放线的速度降低了；然后，又加快，一直不停。基里安低头看看离合器，它两边的刻度几乎就要交错了。 他说：“这家伙拖到80磅的拉力了。必须再关紧离合器。” 穆加特罗伊德的胳膊开始作痛，攥紧软木柄的手指有些僵直。 他仍然转动离合器的控制把手，直到对应的刻度交错在一起。 基里安说：“不能再拉了，拉力100磅，到限度啦。用双手抓紧竿，不要撒手。” 穆加特罗伊德放开右手，马上又抓住软木柄，双手一起用力攥牢；用胶底布鞋里的脚趾头蹬住船肋板，胯部和小腿后倾着撑牢身体，浑身使足了劲儿。没有发生什么意外。鱼竿的把柄在他两腿间立起来，端头直接朝向船尾，而渔线继续慢慢地、稳稳地放出。留在卷轮圆盘上的线在他眼前越来越少。 基里安惊呼道：“天哪！一条大鱼。他的拖力超过100磅，就好像从纸巾盒里抽纸巾一样。抓牢，老兄。” 这时他很兴奋，说话也带出了南非口音。穆加特罗伊德再次撑住双腿，胳膊的肌肉收紧，前臂和手腕一起用力，扣紧十指，隆起肩背，低下头，紧抓着鱼竿。以前从未有谁要求他撑住过100磅的拉力。又坚持了3分钟，卷轮终于停止了转动。下面是个什么样的鱼呀，居然拖出去600码的线！ 基里安建议说：“最好把你拴起来。”说着就用网套把他的胳膊先后从肩头套上了，用两条皮带系紧胸部，再用一条宽皮带从双胯中间兜上去。这五条网带在肚子上收紧，结成套节。基里安把套子拉得紧一些，这样他的两条腿就可以放松一点儿。但是肩上的网套勒进了穆加特罗伊德的棉线网球衫。他今天第一次体验到海上的太阳是多么烤人，赤裸的双腿上部开始刺痛。 老人帕蒂安转过身用一只手操着舵轮。从一开始，他就一直观察着放出的线。他出乎意料地说：“马林鱼。” 基里安马上说：“你真幸运，你好像勾住了一条马林鱼。” 希金斯脸色发白，不安地问：“这种鱼好吗？” 基里安说：“它是能钓到的鱼中之王，许许多多的富人一年又一年到这儿来，花掉大把大把的钞票玩钓鱼。可是，从未有人能钓到它。不过你要当心，他会跟你拼命搏斗，你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搏斗。” 尽管鱼竿停止放线，鱼随着船在游，可是他还是在拖拽。鱼竿的前端一直朝着尾流弯下去。鱼儿拖拉的力量还在70至90磅之间。 穆加特罗伊德紧握鱼竿、坚持着的时候，另外四个人都默默地瞧着。这样他又坚持了5分钟。汗水从额头和面颊冒出来，豆大汗珠穿线似的掉到下巴上。那条鱼加快了速度，以便减轻嘴上的拉力。这样，鱼竿的前端便慢慢抬起。基里安在穆加特罗伊德的身边俯下身，开始像飞行教官在首次单独放飞时指导学员那样传授机宜。 他提示说：“现在，慢慢地坚决地绕回线，把离合器的承力降低到80磅，对你自己有利，而不要为鱼儿着想。当它要挣脱时，就让它挣好了，你把卷轮离合器锁定在100磅。在它挣扎的时候，千万不要回绕线，它会像挣断一根棉线一样挣脱掉的。如果它急速朝船游过来，就疾速回绕线，你决不能让线松弛，那样，它就会拼命吐出鱼钩。” 穆加特罗伊德依照他说的去做。在鱼儿再拼命挣扎之前，想方设法抓紧绕进50码。这次它挣扎逃跑的力量太大，几乎把鱼竿从手中拽掉。千钧一发之际，穆加特罗伊德用另一只手抓住了把手，双手用力撑住。那条鱼把线又拖出100码才停下来，又跟在船后游着。 基里安说：“它又多拖走了300码线，你总共只有800码线啊。” 穆加特罗伊德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那么我该怎么办呢？”鱼竿又放松了，他又往回绕线。 基里安说：“只能祈祷！你回绕的拉力不能超过100磅。那样的话，当它把线从卷盘上全部拖下去之后，它就只能拽断线逃掉。” 穆加特罗伊德说：“天太热了。” 基里安瞧瞧他的短裤和衬衫，说道：“这样在外边你会被烤焦的，请等一下。” 他马上脱下自己的运动裤，一次一只裤腿给穆加特罗伊德套在腿上，然后尽量往上拉，原来系上的网套挡住提不到腰部，可是至少可以把大腿小腿都盖了。太阳的暴晒马上遮住了。基里安从船舱里取来一件不穿的长袖运动衫，散发着汗臭和鱼腥味。 他告诉穆加特罗伊德说：“我要把它从你头上套下去，可是要想往下拉就必须把网套解开几秒钟。但愿马林鱼这会不要挣扎逃命。” 他们很幸运。基里安解开两肩上的皮带，把运动衬衫拉到腰部，再扣上肩上的皮带。鱼一直随着船游，线在抖动，但并没有绷得紧紧的。穆加特罗伊德穿着运动衫，两只胳膊痛得不历害了。老船长帕蒂安从他的座位上递过来一顶用棕榈叶子编制的宽边草帽，基里安转回身接过来，戴在穆加特罗伊德的头上。一片阴凉遮住他的眼睛，带来一点轻松的感觉。可是他的脸已经晒红灼伤了。太阳从海面反射的光要比直射的更加灼人。 穆加特罗伊德趁着马林鱼以逸待劳的机会，绕进了一些线。他绕进每一码都使紧握卷轮柄的手指疼痛不已。这时只要鱼挣扎一次，线上仍然有40磅的拉力。就这样坚持半分钟，他迅速绕进了100码，同时承受100磅的拉力以防止离合器滑动。系着的网带一丝丝勒人肩头。时间是10点钟。 接下去的一个钟头，他开始尝受到痛的滋味。手指僵直，阵阵抽痛。他的手腕拉伤了，从前臂直到肩头都抽搐。二头肌扭紧，肩膀发出咯咯的响声。即使穿着运动服和套头衫，无情的太阳还是晒透了并烤到皮肤。他抓住三次机会拉住鱼，把线绕进100码；鱼又三次挣扎着、撕扯着将线拉回去。 他从紧咬着的牙缝里挤出一句，“我看再也拉不回来了。” 基里安站在他身边，手里拿着一杯冰镇啤酒。他也是光着两条腿。但是，常年的日晒，皮肤黝黑。他似乎并不怕太阳烤。 “老兄要坚持住。与鱼的搏斗就是这样，它有力量你有渔具和计谋。此外，你与它的较量全凭耐力。” 11点刚过，马林鱼第一次跃出水面，用尾鳍行走。穆加特罗伊德趁机使距离变为500码。随后，片刻之间，渔船冲出浪峰，那条鱼猛地撞过一道绿水筑起的墙。穆加特罗伊德张大嘴巴惊呆了。鱼上颚的针一样尖的嘴巴直刺天空，它的下颌又低又短向下张开。在鱼的上方后部是脊冠鳍，如同公鸡的冠子，舒展挺立。接着，展现出滚圆的身躯，闪闪发光。当涌起它的海浪从身边退去时，马林鱼似乎站立在弯月形的尾鳍之上。它那庞大的身体在震颤抖动，用尾巴在行走。在它站立的刹那间，它的眼睛掠过白浪翻滚的海面盯着他们。然后它的身体后倾，猛烈地撞到涌来的浪墙之上消失了，深深地潜入它那黑暗寒冷的世界。老船长帕蒂安第一个开口打破沉寂。 他用法语说：“它是‘鱼皇’。” 基里安急忙转身面对他问道：“你能肯定吗？” 老人只点了点头。 希金斯问：“他说了什么？” 穆加特罗伊德紧盯着大鱼消失的地方，然后他开始回绕渔线。 基里安说：“渔民都知道这条鱼在附近水域。如果是同一条鱼，我想老人是决不会看错的。” 它是一条蓝色的马林鱼，估计比1100磅世界纪录的鱼还要大。这意味着，它肯定既老练又狡猾。人们称它为“鱼皇”。它是渔民们的神秘话题。 希金斯有些疑惑地问：“那么，他们怎么样辨认出一条特殊的鱼呢？它们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 基里安说：“这条鱼被钩住过两次，而且它两次都挣断了渔线逃掉了。不过，第二次把它钩住时，已经被拖到了船边。人们看到第一个鱼钩还挂在它的嘴上。就在最后一刻，它挣断了渔线，带着第二个钩逃掉了。每次被钩住，它都要几次跃上水面用尾鳍划水掠过海浪。那时，人们看得清清楚楚。有人甚至用相机拍下了它跃在半空中的英姿，因此它是远近闻名。在500码距离我可不能辨认清楚，不过老船长帕蒂安靠他多年的经验，又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决不会看错。” 日当中天，穆加特罗伊德看起来真的又疲惫又虚弱。他弓身坐着，面对着鱼竿，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品尝着从未有过的人生经历——强忍着疼痛，内心产生了坚定的意志。 两只手掌上的水泡被磨破，被海水、汗水湿透的网套无情地割入曝皮的肩膀。他低着头，一个劲地回绕渔线。 有的时候轻松绕进，那条鱼似乎在休息。当渔线上的拉力放松了，他有一种微妙的极度快慰感，这种感觉后来真无法形容。当鱼竿又被拉弯时，他周身疼痛的肌肉再度收紧，抵住鱼的挣扎，那种痛楚根本无法形容。 刚过正午，基里安伏下身又递给他一杯啤酒。他说：“当心，老兄，你也快弯成钩子了。整整3个小时，你的体格还真够受的。没必要拼上老命。如果需要帮手、或是想歇一会儿，就说一声。” 穆加特罗伊德摇摇头。由于太阳暴晒和海水溅蚀，他的嘴唇已经干裂。 “我的鱼，”他说，“不要管我。” 太阳像火一样焦灼着甲板，人与鱼的搏斗难解难分。老船长翁帕蒂安像一只机警睿智的鸽，端坐在高位之上，一手把住舵轮，把马达稳定在一档。他转过头望着尾波，寻找“鱼皇”的踪影。小男孩蹲伏在遮篷下，早已经把别的渔线绕回，把另外的3根鱼竿收好。没有谁再愿意钓鲤鱼了；而且，线多只会相互缠结。希金斯最后不得不向海浪让步了，坐下来，痛苦地把头伏在装着早午餐三明治和啤酒的箱子上。基里安面对着他坐着，呷着他的第五杯冷啤。时而，他们看一看弓着身的老人，他坐在转椅上，头戴本地样式的帽子，听着回绕线轮的格登登、格登登的响声，或是溜下的线发出的令人心悸的嗤嗤声。 当马林鱼跟进到300码的时候，它又在海面上行走了。这一次，船处于波谷，“鱼皇”跃出水面，径直向他们冲来，它攀波跳跃，抖落背上的浪花。瞬间，它那弓身跃起的身躯跌入尾波，渔线猛然松弛了。基里安一下子跳起来，口里喊着：“快回线，它会把钩子吐出来的。”穆加特罗伊德疲劳的手指拨弄着鼓形轮上的绕柄，将松着的线收紧。他抢得正是时候，当马林鱼又潜入水中时，线又拉紧了；它绕回了50码。然后，鱼又把线拉了回去。马林鱼落入黑色的水下，潜到海浪和阳光的下面几码的深处。这位伟大的海中猎手，具有上百万年演化出的天性，借此与其的敌手拼搏，拖着骨头结实的嘴角上的强力渔钩，潜入大海的深处。 在椅子上，瘦小的银行经理又躬起身，用疼痛的手指攥紧湿透的软木柄，感到肩上的网套像细细的钢丝勒进肉里。他支撑着，看着还湿漉漉的尼龙线一码又一码地在眼前急速出去。50码拉下去了，鱼儿还在下潜。 “它一定会翻身再游上来，”基里安从穆加特罗伊德身后观望着说，“那时就应该回绕啦。”他俯下身注视着穆加特罗伊德那红砖一样晒暴皮的脸，两滴泪水从半闭着的眼睛里挤出来，顺着下垂的面颊流下来。南非人把手轻轻地拂压在他的肩头说：“我说，你不能再撑下去了，为啥不让我坐下来替你，只一个小时，行吗？然后，鱼靠近船、无力挣扎时候，你来收拾它。” 穆加特罗伊德凝视着慢下来的线。他张开口要说话，舌头上小裂口一下裂开，一滴鲜红的血滴到下巴上。从手掌上流出的血把软木柄涂得滑溜溜的。 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我的鱼，是我的鱼。” 基里安站起身说：“好吧，英国佬，是你的鱼，没错。” 已经是下午两点整。太阳把“前进号”的后甲板烧得灼热。“鱼皇”停止下潜，线上的拉力放松到40磅。穆加特罗伊德又开始回绕了。 一个小时以后，马林鱼最后一次跃出海面。这时它离船只有100码远。它的腾跃吸引了基里安和小男孩，他们抢到船尾去观看。足有几秒钟，“鱼皇”在海浪上悬立。它的头猛力地甩来甩去，想拼命挣脱嘴上的钩。它的嘴角上闪现着一段垂下的钢丝。它抖动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随着一声轰响，它把庞大的身躯砸向大海，消失了。 基里安敬畏地说道：“就是它，它就是‘鱼皇’。确切地估计，它有1200磅重，从嘴到尾有20英尺长。当马林鱼以每小时40码冲击时，又长又尖的嘴能穿透10英寸厚的木板。好一头大鱼呀！” 他问帕蒂安：“您说是不是？” 老船长点点头。 基里安说：“你想过没有？它是不是快要累垮了？” “再有两个小时，”老船长回答说，“就会累跨的。” 基里安蹲在穆加特罗伊德身边，对他解释说：“老船长说，它已经很疲惫了，不过，它还可能挣斗一两个小时，想撑下去吗？” 穆加特罗伊德紧盯着大鱼人水的地方。他的眼光已经模模糊糊，身体疲惫不堪，周身火烧火燎地疼痛。他的右臂一股肌肉拉裂使得整个右臂一阵阵针刺般疼痛。他从来也没有机会把自己的毅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因此他根本就不知道能否再撑下去。他点点头。线又静止了，鱼竿弓起来。“鱼皇”又在发威，但是没有拉到100磅。银行家坐着，机械地支撑着。 好长的90分钟。他们双方较量着，一边是庞德区的瘦弱的人，另一边是巨大的鱼。它又有四次猛冲猛撞地拖线。但是，拖拽的时间逐渐缩短，离合器的拉力渐渐削弱它的体力。这四次，穆加特罗伊德忍受着极度的痛楚把它拉进来，每次都多拉回几码。极度疲劳已经使他接近神志不清，小腿、臀部的肌肉剧烈地一抽一颤，就像电灯丝即刻就要烧断一样。他的眼光模糊的程度在增加。到下午4点半钟，他已连续拼搏了7个半小时，即使是一位身强力壮的人也受不了。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不会太久。其中一方必须垮掉。 5点差20分钟时，线松弛下来，这一放松倒使穆加特罗伊德吃了一惊。随即，他开始回统渔线，这次他觉得容易多了，线上有拖力，但已经不是挣扎的拉力。而且拽动已经停止。基里安听到绕线轮有节奏地格登格登响着，便从船尾遮篷走过来，在背后张望。他口里喊着：“它来了。‘鱼皇’驾临。” 随着黄昏降临，大海宁静下来。翻滚的白浪已经变为轻松自由涌动的海水。这会儿，希金斯虽然还感到眩晕恶心，但是已经不再呕吐了。他和小男孩都过来瞧。帕蒂安船长关闭了马达，锁定舵轮，从高位上下来加入到他们中间。大家默默地注视着船后的海水。 一个物体冲破水面，摇晃着、滚动着，随着尼龙线朝着船靠过来。它脊鳍竖立起片刻，然后又侧倒下去。长长的尖嘴刺出水面，随之就沉入水下。 离20码远了。他们能看清楚“鱼皇”的巨大身躯。现在，除非它的骨子里还潜藏着某种突发的爆发力，否则它就再也不能挣脱了。它已经认输了。在距20英尺远时，钢丝挽绳被控制到鱼竿端头。基里安戴上一只厚皮手套抓住它，并用手把它拉上船。他们全然不顾穆加特罗伊德，他颓倒在椅子里。 整整8个钟头过去了，他第一次放开鱼竿，它向前跌落在船尾肋板上。他慢慢地痛苦地解开身上的装束，网套脱落在地上。他用脚使劲挣扎着往起站。然而，他的小腿、大腿软绵绵的不听使唤，一下子跌坐在死剑鱼旁边的排水孔上。其他四人正从船檐审视着船尾上下浮动的东西。当基里安慢慢地拉上来钢丝连接杆时，小男孩跳到艉肋板上，戴着手套站定，一个大挂钩高高地吊过他的头顶。穆加特罗伊德向上看，看到男孩站在那儿。高举着鱼叉和大弯钩子。 他突然声音嘶哑地喊一声：“不！” 男孩惊呆了，低头朝下看。穆加特罗伊德的手和脚伏在甲板上，低头去看渔具箱。箱子里，上面有一副钢丝钳子。他用左手食指和拇指夹住钳子，把钳子压放在磨烂的右手掌上。他的手指头慢慢合拢，握住把手，再用空着的手拉着东西站直。然后靠到船尾又探身船外。 “鱼皇”就躺在他的下方，筋疲力尽，差不多快要断气了。巨大的身躯斜穿尾波，嘴半张着。嘴的一边垂落的钢丝是上次与钓鱼人搏斗的标志，钢丝依旧发亮；在他的下颌支出另一个钩子，早已生锈。现在由基里安的手拉着钢丝向下连着第三个鱼钩。这是他自己用过的鱼钩，深深地钩人鱼上唇的软骨上，鱼钩的杆只有一部分露在外面。 海浪一个接着一个冲刷着马林鱼湛蓝色身躯。它离船只有两英尺，一只大理石般光亮的碟形眼睛，瞪着穆加特罗伊德。它还活着，只是没有力气再搏斗了。从它的嘴上到基里安手上的钢丝很紧。穆加特罗伊德慢慢地俯下身，把他的右手伸向“鱼皇”的嘴巴。 基里安说：“老兄，你想拍拍它的话，过一会儿再拍。先让我们把它拉上船吧。” 穆加特罗伊德谨慎地把克丝钳两个夹齿放在钓杆与钢丝连杆的接合处，用力紧夹，血从手掌流出，从马林鱼的头上流入海水之中。他又紧攥了一下，钢丝被夹断了。 希金斯喊道：“你在干什么？它会逃脱的。” 又一股波浪冲刷过他的身体，“鱼皇”瞪着眼睛看着穆加特罗伊德。 它摇动一下疲惫而又带伤痕的头，把尖尖的嘴插入寒冷的水下。接踵而来的浪头翻卷它的身体，使其背朝上，头深入到水下。它向左转过去，巨大的月形尾竖起又落下，十分费力地拍打海浪。当它恢复一点体力之后，摇摆了两下，随即推动身体向前游，一下子没入海中。最后他们看到的只有尾巴，十分疲惫不堪地、费力地推着自己重归大海，回到寒冷黑暗的海底之家。 基里安气恼地说：“真他妈见鬼啦！” 穆加特罗伊德挣扎着站起身，一股热血直冲他的脑门儿。他只觉得天族地转眼前发黑，甲板掀起，先撞到膝盖，再撞到脸上。他昏了过去。西边的太阳悬挂在毛里求斯岛的山峦之上。返航途中，“前进号”中速行驶，用了一个小时，驶过环礁湖。 这时，穆加特罗伊德也已苏醒了。途中，基里安从他身上脱下了长裤和厚运动衫，以便让凉爽的晚风吹拂他的四肢。此刻，他一气喝下了3杯啤酒，坐在一条凳子上，精神萎靡不振，躬腰驼背，双手插在刷甲板用的海水桶里。船已经靠岸，来到木板栈桥，停船抛锚了，他竟然没有意识到。 小男孩让·保罗跳下船，一溜烟儿朝村子跑去。 老船长帕蒂安关掉马达，并检查船缆绳是否都系牢了。他把大个的鲤鱼和剑鱼都抛到小码头上，又把渔具和诱饵装起来。基里安用劲把冷饮箱子举到栈桥上，回身又跳进船舱，对穆加特罗伊德说：“喂，该走了。” 这时，他才支撑着站起身，基里安扶着他上了码头。他的短裤边撕落下来，拖到膝盖下，衬衫敞开着怀，已经被晒干的汗渍染黑。他脚上穿的胶底鞋已经蹬碎。不少村民在狭窄的栈桥上列队站着，他们只好鱼贯而行。希金斯在前边开道。 老船长帕蒂安走在前面。穆加特罗伊德真想与大家一一握手，可是双手痛得太厉害了。他对老船长点头微笑。 他用法语说：“谢谢。” 老船长抓着头上的破边帽子，摘下来很客气地用法语答道：“向你致敬，渔把头。” 穆加特罗伊德缓慢地走上栈桥，每个村民都对他点头，口里说着：“向您致敬，渔把头。” 当他们走下栈桥，踏上村中的卵石路时，看到汽车的四周已经围了一大群人。人们纷纷向他致意：“了不起，真了不起，渔把头。” 希金斯把剩下的衣服和空饭盒装起来，基里安把冷饮箱子从后挡板扔到车里，乒地关上车门。再转到乘客座位这一边。穆加特罗伊德坐在那里等着。 “他们在说什么？”他小声问道：基里安说：“他们在问候你。他们称你是渔把头。” “就因为这位‘鱼皇’吗？” “在这一带它可是传奇的精灵。” “是因为我把‘鱼皇’捉到了吗？” 基里安轻轻地笑笑说：“不，英国伦，是因为你把它放生了。” 他们爬上汽车。穆加特罗伊德坐在后座上，他满心的喜悦，瘫坐在软垫上。双手抱着，放在大腿上，手掌火烧一样地痛。 基里安把住方向盘，希金斯坐在他旁边。 “我说，穆加特罗伊德，”希金斯说，“这些村民好像说你是个了不起的人。” 穆加特罗伊德向窗外望去，看到一张张微笑着的脸和挥着手的孩子们。 基里安提议说：“在回宾馆之前，我们最好在弗拉格的医院停一下，请那儿的医生给你看一下。” 那位印度医生请穆加特罗伊德脱下衣服，看到的情况令他啧啧砸嘴。屁股两边在钓鱼的椅子上已经磨出了水泡。一条条紫色的伤痕深深地印在肩头和背上，这些都是网套勒破肉的地方。胳膊、大腿和小腿颜色通红，被太阳烤得脱了皮。他的脸色被太阳晒得发黑。两只手掌看着像生牛排。 “哎呀，真够吓人，”医生惊叹地说：“看样子要花些时间。” 基里安问道：“过几个钟头我再来接他，行吗？” 医生说：“不用了。圣热朗宾馆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回家时会带上他，把他送回去。” 穆加特罗伊德从圣热朗宾馆的正门走进去、来到灯光明亮的正厅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这时，医生仍然陪着他。一个旅客看到他进来，马上跑到餐厅告知迟来用餐的人。消息很快传到了外面的游泳池酒吧。一阵椅子的挪动声和餐具刀叉的碰撞声。一群度假的人蜂拥着拐过墙角，纷纷来到正厅迎接他。大家在中途停住了。 穆加特罗伊德看起来是一副奇怪模样。他的胳膊和双腿涂抹着护肤乳膏，已经干了，呈现白粉笔的颜色。双手缠着绷带。一脸红砖的颜色，涂着药膏发出亮光。头发蓬乱地遮在脸上。他身穿的卡其布短裤拖到膝盖。他整个人就像一张照相底片。他慢慢地走近人群，大家为他让开路。 有人说：“真棒，老伙计。” 又有人说：“说得对，棒极了。” 大家要握手是做不到了。有两人想拍拍他的背也被医生挥手制止住。有的人拿起酒杯，高举起来向他致意。穆加特罗伊德来到上楼去的石头台阶下面，开始爬楼梯。 就在此刻，穆加特罗伊德夫人被丈夫归来的喧哗惊动了，从美容美发室出来。在上午八九点钟，她到海滩上每天聚会的地方去，发现他不在了，实在令人疑惑。接着她就到处找他，并查明了他的去向。为此她一整天都在憋气，这会儿就要爆发了。她的脸色通红，当然是因为气愤而不是太阳晒的。她准备回家的电烫发型还没有做完，卷发夹就像卡秋莎组炮一样，在头上傲然而立。 “穆加特罗伊德，”她吼道——她在生气的时候总是直呼他的名字——“你到底闯到哪儿去了？” 穆加特罗伊德刚爬上楼梯一半，回转身朝下看看人群，又看看妻子。后来，基里安告诉他的同事们，当时他的眼神很异常。众人一下子静下来了。 埃德娜抬着头，怒气冲冲地说：“你知道你像什么样子吗？” 这时，这位银行经理竟然做出他多年来一直不敢做的事。他高喊一声：“闭嘴。” 她的嘴巴吃惊地张着，就像那条鱼嘴一样大张着，只是没有那种神威。 穆加特罗伊德平静地说道：“25年了，埃德娜，你一直威胁我说要去博格诺同你姐姐一起生活。现在你会高兴地听到，我决不阻拦你。明天我不会同你一起回家，我要留在这儿，就待在这个岛上。”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一齐抬眼望着他。 穆加特罗伊德接下去说：“你不要担心会成为穷人，我会把房子和我的银行积蓄全部过到你的名下。我只留养老保险金和人寿保险单上支付的现金。” 哈里·福斯特对着啤酒罐痛饮一口，打了一个响嗝。 希金斯颤声说：“你可不能离开伦敦，老伙计，你什么都没有了，怎么生活呀。” 银行经理坚定地说：“我当然能生活下去。我已经决定了，决不会反悔。在医院里我把一切都想好了。老船长帕蒂安来看望我时，我们谈妥了一笔交易。他把船卖给我，我剩下的钱足够在海边造一所小房子。他愿意留下当船长，并送他的孙子上学直到读完大学。而我就是船仔，两年时间里他教我海上的生活和捕鱼技术。在那以后，我就会带着游客出海钓鱼并以此为生。” 到此来度假的这群人一直抬眼望着他，又是惊喜又是诧异。 还是希金斯打破沉寂说：“那么穆加特罗伊德，老伙计，银行怎么办？庞德区怎么办？” 埃德娜·穆加特罗伊德太太呜咽着说：“那么，我怎么办呢？” 银行经理审慎地考虑了每一个问题，最后果断地答道：“让银行见鬼去吧。让庞德区也见鬼去吧。还有你，太太，你也见鬼去吧。” 说完之后，他转身爬上最后几阶楼梯。身后爆发出一片喝彩声。当他从走廊走向房间时，后面传来了一个酒徒的话：“祝你好运，穆加特罗伊德！” （温旭东译） 牧羊人 当我正在等候机场塔台下令起飞的时候，我透过座舱罩有机玻璃环顾了一下周围德国乡村的风光。在寒冬月光的照耀下，沉睡的大地显得洁白而又清新。 我的身后是位于西德的一个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界栏。在界栏外面，积雪覆盖了平展展的农田，一直伸展到3公里以外的松林边。我的前面就是跑道，犹如一条滑溜溜的黑色绸带，两旁排列着两行明亮的灯光。灯后面是隆起的雪堆，雪是上午下的，被扫雪机推铲的积雪再次冻得硬邦邦的。机场的塔台耸立在我的右侧，相距很远。它像一支巨大的熊熊燃烧的蜡烛。在机库值勤的士兵裹得严严实实。 我知道，塔台内处处都洋溢着温暖和欢乐。工作人员就等着我离开后，好关闭机场。可以想像我走后要不了几分钟，灯光就会熄灭，剩下缩成一团的飞机库，好像是弯着背在抵御夜晚刺骨的寒风。还有其他遮盖起来的战斗机。沉睡的加油车和那只孤零零的航站灯标。它在黑白分明的机场上方闪烁着红光，用莫尔斯电码向天空发射出该基地的名称——策勒。看来今天晚上，不会有任何迷航的飞行员要向下观望并核对他们的方位，因为今晚是圣诞节的前夕。 我是一个年轻的飞行员，正准备回英国的布莱蒂去欢度圣诞节。座舱像是一个茧壳，空问不大，但暖和而又舒适。暖气已经开足，以防止有机玻璃罩上结满冰霜，同时也使我免受外面刺骨的寒风的侵袭，使我在滴水成冰的黑夜安然无恙。座舱里的仪表在颤动、在跳跃。我借助仪表板上投下的暗蓝色的辉光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此时正是晚上10点15分。 “查利·德尔塔……” 调度员的声音使我从遐想中醒悟过来，似乎他就在这小小的座舱喊我一样，声音很大。 “查利·德尔塔……塔台。”我答道。 “查利·德尔塔，可以起飞。”他说。 我想没有必要答话了。我用左手慢慢地向前推油门，并把飞机稳定在跑道的中线。发动机的隆隆声在我的身后响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大。飞机向前滑行着，跑道两旁的灯光接连不断地从身边闪过。当飞掠而过的灯光成了一道模糊的光线时，飞机变得轻飘飘的，机头渐渐地抬起，前轮脱离了跑道，隆隆的响声立即减小了。几秒钟之后，主轮也离地了。我没有让飞机迅速增加高度，而是尽快加大航速，直到我瞥见空速表上指示出航速已超过每小时220公里并在向每小时270公里的速度逼近。当跑道的尽头在我脚下疾驰而过时，我把飞机平稳地拉起，并向左飞去。与此同时，我把起落架操纵杆慢慢地往回拉。 当我听到起落架收进起落架舱时眶当一声闷响后，起落架的阻力一下子消失了，飞机猛然向前一跃。在我面前，三个标示轮子的红色指示灯自动熄灭了。我使飞机继续上升转弯，同时用左手的拇指按了一下电台开关。 “查利·德尔塔，已经离开机场，起落架收起并锁好了。”我对着话筒说道。 “查利·德尔塔，明白，转D波道。”调度员说道。然后，在我转换无线电波道之前，他补充说道，“圣诞节愉快！” 当然，那是严重违反无线电使用规则的。那时我的年纪还很轻，很谨慎。然而，我答道，“谢谢你，塔台，祝您节日愉快。”然后我把波道转换到皇家空军德国北部空中交通控制的频率上。 我臀部的右侧绑着一份地图，上面用蓝墨水标着我的航线，但我并不需要它。我对一切细节都背得滚瓜烂熟，早先在领航室里就与领航员都安排好了。在策勒机场上空取转弯265度的航向，继续爬升到8235米的高空。到达这个高度之后保持这一航向，使飞行速度保持在每小时848公里与D波道联络，并告诉他们飞机已在该空域中，然后直接飞越贝弗兰岛南边的荷兰海岸进入北海上空。经过44分钟的飞行之后，改换到F波道，向拉肯希思领航台呼叫，要求“校正航向”。14分钟以后，将飞越英国的拉肯希思的上空。在那以后，听从指示，他们将用无线电引导我着陆。没有问题，一切都是惯常的程序。66分钟的飞行时间，包括下降和着陆在内，而飞机携带的燃料足够在空中飞行80多分钟。 在1520米的上空转弯离开策勒机场之后，我直起身子，望着罗盘上的指针令人欣喜地停留在265度的航向上。寒夜苍茫的天空，繁星密布，银光闪烁，有些刺眼。下面，德国北部黑白分明的地面图景变得越来越小了，松林的黑影与白茫茫空旷的原野逐渐成为浑然一体。高度是8235米。我加大油门使航速达到每小时800公里，并使飞机稳定在265度的航向。我身下就是荷兰边界，它在朦胧中悄然逝去。我已在空中飞行了21分钟。 在北海上空飞行了10分钟之后，问题就开始发生了。那是在无声无息之中冒出来的，以致隔了几分钟的时间我才发现。有一段时间我并没有注意到我头戴的受话器已不再发出那种轻轻的嗡嗡声，而被一种奇异的寂静所取代。我的注意力肯定是分散了，我在想家，在思念正等待着我归去的家人。当我向下扫了一眼以便检查一下罗盘上我的航向时，才开始意识到指针不是牢牢地稳定在265度上，而是懒散地在罗盘上摇来摇去，根本分不出东南西北。 我怀着非常怨恨的心情诅咒了罗盘和仪表安装工：他本来应该把罗盘检查得万无一失才是。罗盘发生故障，即使对于像座舱罩外面明月当空照这样一个夜晚来说，也绝不是儿戏。尽管如此，那还不是太严重的，因为还有一个备用的罗盘——是用酒精的那一种。但是，当我扫了它一眼时，那只罗盘似乎也发生了故障，指针在乱动。显而易见，不知什么东西卡住了罗盘液缸——这倒是常有的事。不管怎样，过几分钟我就能向拉肯希思呼叫，他们将向我提供地面支持，一个设备精良的飞机场在最恶劣的气象条件下可向一位飞行员逐秒逐秒地发出指令，引导飞机着陆。我瞥了一下我的手表，已在空中飞行了34分钟。我现在开始在无线电通讯的极限范围内试着与拉肯希思联络。 在与拉肯希思联络之前，正确的程序就是把我所遇到的问题通过D波道发出。这样，他们就能通知拉肯希思机场，我的罗盘发生了故障。我把频率调到D波道，按了一下发射机按钮，并发出呼叫：“策勒，查利·德尔塔。策勒，查利·德尔塔，呼叫北贝弗兰控制台……” 我停了下来。继续呼叫下去是毫无意义的。我的氧气面罩中有一种沉闷的嗡嗡声，而不是静电干扰那种轻快的劈啪声。我自己的声音又返回到我自己的耳朵里，根本就没有传出去。我又试了一次，结果相同。身后远远隔着漆黑一团、汹涌澎湃的北海波涛的是北贝弗兰控制台温暖而又欢畅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那里的人们正悠闲地坐在他们的控制台前，边聊天边喝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和可可。而他们无法听到我的声音。无线电失灵了。 没有任何其他的因素能比惊惶失措更快地置飞行员于死地。我竭力克制着自己越来越惊慌的心情，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并慢慢地数到了10。我把频率调到F波道，并试图与拉肯希思沟通联系，它就在我的前方，位于萨福克（在英格兰东部，濒临北海）的乡村地区。这座机场设在塞特福德以南的松树林中，配备有精良的地面控制进场设备，可以用来引导迷航的飞机返回地面。无线电的F波道依然是沉寂无声。我自己对着氧气面罩轻声低语，然而声音都被面罩里面的橡皮垫吸收了。我身后喷气发动机平稳的呼啸声是我得到的惟一回音。 天空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地方，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寒冬之夜。而一架单座喷气式战斗机就是一个孤零零的家，像是高高安在又粗又短的双翼上的一只钢铁小盒子，它被发动机以6000马力的力量，推动着飞速穿过空旷无垠的寒夜。但是，飞行员知道只要按一下按钮，他就可以与其他关心着他的人，与各地航站网络的值勤人员联络，以抵消这种孤独之感。可是，要消除孤独感，飞行员必须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在我试完了J波道（国际通用求救信号波道），并在获得同样是失灵的结果之后，我知道我的十波道无线电通讯机已像渡渡鸟（此鸟已在地球上绝迹）一样安息了。 英国皇家空军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对我进行培训，才使我能驾驶这种战斗机。培训的大部分时间，恰恰是花在训练如何处理紧急情况的程序上面。以前在飞行学校中教官常常教导我们，重要的事情并不在于知道如何能在飞机完好的状态下飞行，而是在于能否在紧急状态中驾机生存。现在，训练开始起作用了。 在我徒劳地测试无线电波道的过程中，我的眼睛扫视了一下我面前的仪表板。仪表指示出了各自的信息。罗盘和无线电同时发生故障并非巧合，两个仪表都连接在飞机的电气线路上。我猜测，在我脚下的某个地方，在由几公里长的色泽鲜明的导线组成的电气线路中，一定有某一个主要的熔断器烧坏了。我像白痴一般地提醒自己要原谅那位仪表安装工，而应责怪电工。然后，我估量了一番我的灾难属于什么样的性质。 我记得飞行学校里的空军上士诺里斯曾对我们说，在这样情况下首先要干的事情，是要收油门，把巡航速度减慢下来，以最大限度地延长续航时间。 “我们不能浪费宝贵的燃油，因此，要将发动机转速从每分钟10000转减到7200转。这样做，我们将飞得慢一点，但我们将在空中停留得更长一些。”诺里斯上士就是这样教我们的。他总是使我们想像大家都处于紧急状态之中。我把油门杆往回收，并观察着转数表。我一直等候到“恶鬼”发动机的转速降到每分钟7200转左右，才停止收油门，并明显感到飞机的航速降下来了。 在飞行员眼前的主要仪表，包括罗盘在内，共有6只。其它5只是空速表、高度表、升降速率指示器，倾斜仪（它告诉飞行员飞机是否倾斜，也就是说，向左或向右转弯）和侧滑仪（它告诉飞行员飞机是否像螃蟹横行那样在天空中侧滑）。其中两只仪表是靠电工作的，它们像我的罗盘那样已失效了。这样就使我只剩下3只靠压力工作的仪表——空速表、高度表和升降速率指示器。换句话说，我知道我飞得有多快，有多高，以及是在俯冲还是在爬升。 仅靠这三种仪表，此外再辅以那自古以来航行的助手，即肉眼，来进行判断，当然有可能使飞机着陆。这里说是可能的，那是指在晴朗的天气条件下。在白天，在天空中万里无云的条件下，靠推测航行法来驾驶一架高速飞行中的喷气式飞机，即用眼睛向下观察并判别弯弯曲曲的海岸线，找到一个奇形怪状的水库和微光闪烁的河流，这可以做到。然而在夜晚，那是不可能的。 在晚上，即使是明月当空的夜晚，能显现出来的惟一东西，是灯光。从空中遥望下去，灯光是有图形的。曼彻斯特看上去与伯明翰不一样。南汉普顿庞大的港口和索兰特河显示的黑色形状（海看上去也是黑的），在大片城市灯光的衬托之下，是可以辨认出来的。我对诺里奇非常熟悉。如果我能认出从洛斯托夫特绕过亚茅斯到克罗默尔凸出来一大块的诺里奇海岸线，我就能找到诺里奇。只有在那儿一段海岸线上散布着明亮的灯光，向内陆一直伸展30多公里。我知道，在诺里奇以北8公里的地方就是可降落的梅里安·圣乔治战斗机机场，机场上红色的指示灯将向夜空发射出它那莫尔斯电码式的识别信号。在那儿，当我在机场低空来回飞行时，只要他们听到轰鸣声后，还晓得该去打开机场的航行灯的话，我是能安全着陆的。 我开始让我的飞机“吸血鬼”慢慢地朝即将逼近的海岸下降高度，我的心里拼命在盘算着减速以来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多少。我的手表告诉我已在空中飞行了43分钟。诺福克的海岸应当就在我前面8公里远的某个地方。我抬头扫视了一下圆圆的月亮，它在星光灿烂的夜空像是一盏探照灯，我对凌空的皓月深怀感激的心情。 当战斗机朝诺福克飞去的时候，孤独的感觉越发紧紧地攫住了我。当我从位于西德下萨克森的飞机场起飞升空时，一切曾显得那样美好，现在看来都成了我最凶恶的敌人。灿烂的星光已不再那么动人，似乎也怀着敌意。浩瀚的宇宙无边无垠，闪烁的星光消失在其中。同温层的温度是固定的，白天和黑夜都保持在摄氏零下56度。在我的心目中，夜空成了一座寒气逼人的巨大监狱。尤其糟糕的是，我的身下是残酷无情的北海，正等着把我和飞机吞噬掉，并把我们永远葬身于漆黑的水穴之中。那里万籁俱寂，不会再有任何动静。而且没有任何人会知道。 在4600米的高空，飞机还在俯冲，我开始认识到一个新的敌人。对我来说，也是最后一个敌人已经进入了战场。在我身下5公里的地方没有墨黑的大海，前方没有宛如项链一般微光闪烁的海岸灯光。在远处，在我的面前，在我的左右两侧，毫无疑义，还有我的身后，月光在平整无边的一片白色的雾海上反射过来。也许茫茫的白雾只有几十米厚，但那就足够了，足以遮掩所有的视域，足以置我于死地。何况东英吉利地区已起了浓雾。 当我从德国向西飞行的时候，北海上空刮起了微风，风向朝着诺福克，而气象台并没有预测出来。在前一天，东英吉利平坦、空旷的地面在寒风和零下低温中冰冻了起来。傍晚，从北海向东英吉利平原吹进了较为温暖的气团。 在那儿，海洋空气中无数的水分子，在与冰凉的地面接触之后，便凝聚了起来，在大约30分钟的时间内即可形成那种可以遮蔽五个郡的浓雾。至于雾向西伸展到什么地方，我不得而知，也许伸展到英格兰中部地区的西侧，贴着彭奈恩山脉的东山坡索绕。要想向西飞行越过浓雾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导航设备和无线电的话，我将在陌生的异乡中迷失方向。要想掉转机头，飞回到荷兰沿海的某个荷兰空军基地上着陆，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没有多少燃料了。仅仅依靠自己的眼睛进行导航，那就只有在梅里安·圣乔治机场降落，否则就随同“吸血鬼”的残骸葬身在诺福克某个为白雾封闭的沼泽地之中。 在3000米的高空，我停止了俯冲，稍微加大了油门以使我的飞机不致坠落下去，这样就多消耗了一些宝贵的燃料。仍然是那个培训我的人——诺里斯上士，我又想起了他的教诲：“当我们在无边无际的云层上面完全迷航的时候，先生们，我们必须考虑从我们的飞机中跳伞的必要性，不是吗？” 当然，上士！遗憾的是，“马丁·贝克”式弹射座椅不能装在单座“吸血鬼”型飞机上，要跳伞是几乎不可能的，由此而使得这种飞机臭名远扬。跳伞过程中只有两个人是成功的，然而他们丧失了双腿。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步骤是让飞机向公海飞去，离开所有那些人口密集的地区。” 你的意思是指城镇，上士！下面那儿的那些老百姓掏了腰包让我们为他们驾驶飞机，可不要在圣诞节的前夕往他们的头上扔下这样一个10吨重的尖声爆叫的钢铁怪物。下面有孩子、有学校、医院和住宅。掉转机头朝大海飞去吧。 这些程序都早就制订好了。但他们并没有提到，寒冬的夜晚，在北海的水面上随波逐流的飞行员可能会是什么样的遭遇。刺骨的寒风会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冻僵的面孔，靠一套黄色的救生衣支撑着浮在海面，冰花盖住了他的嘴唇，眉毛，耳朵，而5公里之外的人们坐在温暖的家里呷着圣诞节的潘趣酒，全然不知道他的下落。摆在他面前的可能性是，即使100人中也不会有一个人活满一个小时。在供训练用的电影上，他们向你展示的是那些幸运的飞行员，他们通过无线电发报，告诉人们他们正被迫在海面上降落，不到几分钟直升机便会把他们捞起来。何况那都是在和煦明朗的夏天。 “在极其紧迫的关头，先生们，可以采用最后一种方法。” 这就更好了，诺里斯上士，我正处于这种极其紧迫的关头呢。 “所有逼近英国海岸的飞机在我们早期预警系统的雷达荧光屏上都可以显示出来。因此，如果我们失去了无线电联络而不能把紧急情况报告出去，我们可以通过采用一种奇特的飞行姿态而引起我们雷达网的注意。要这样做的话，可以向海面飞去，然后按小三角形飞，向左转弯，向左转弯，再向左转弯，三角形的每条边都飞行两分钟的时间。这样，我们希望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当我们被发现的时候，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就会派出另一架飞机来寻找我们。这架飞机当然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当救护飞机发现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同它编队飞行，而它就带领我们穿云破雾安全降落到地面上。” 是的，那是挽救一个人生命的最后尝试。现在我更清晰地想起了具体的细节。那种与你并翼展翅飞行，带领你安全返回地面的救护飞机被称为“牧羊人”。我瞥了一下我的手表，已续航51分钟，大约还剩下可以飞行30分钟的燃料。我望了望燃料表，看到那只表与其他仪表一起已失灵了。我的心凉了半截，然后我想起了那只应急按钮——按一下那只按钮，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读数。燃料表指示出燃料箱中还剩下三分之一的燃料。我意识到自己离诺福克的海岸还有一段距离，在月光中的飞行高度3000米，就驾着“吸血鬼”向左拐弯，并开始飞第一个三角形的第一段航程。两分钟以后，我又向左边拐去。在我的身下，雾海一望无际，在我的前面，朝诺福克的方向，情况别无二致。 10分钟过去了，我差不多已飞完了两个三角形。多年来，我一直没有祈祷过，没有作过什么真正的祷告，这个习惯很难形成。上帝，请超度我脱离这个海……不，你决不能那样对他说话。“天父，你在天国……”他听到那样的话语已上千次了，今晚将再听上一千次。当你求助的时候，你对他说什么呢？上帝，请让人注意到我在这儿的天空中吧！请使人看到我在飞三角形吧，请派一架“牧羊人”来帮助我平安降落吧！请助我一臂之力吧！我保证——我究竟能向“他”做出什么样的保证呢？他并不需要我，而我现在却需要他。我已经这么久对他置之不理，他也许已把我全然抛到了脑后。 我在空中飞行第72分钟的时候，我完全失望了，我知道没有任何人会来救我。罗盘仍然盲目地在整个圆圈内四处漂移，其余的电气仪表都失效了，它们的指针全都在原来停下来的那个地方呆着不动。高度表上的读数是2000多米，说明我在转弯的过程中掉下了900多米。这不用管它。燃料表上的读数是在零与四分之一之间——也就是说还可以再飞10分钟。我感到绝望。我开始朝着僵死的麦克风吼叫：“你们这些蠢猪，干吗不看着你们的雷达荧光屏呢？为什么没有人看到我在这儿的天空中呢？全都喝得酩酊大醉！你们连自己的公务都干不好。啊，上帝，为什么没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呢？”我像是一个小孩完全是出于无可奈何而哭了。 我知道，那天晚上再过5分钟以后，我准会一命呜呼，那是毫无疑问的。奇怪的是，我甚至并不再感到害怕了，只不过是感到极度的悲伤。为所有那些我再也不能干的事情，为那些我再也不能见到的地方，为再也不能向人们问候而感到悲伤。在20岁这样的年纪，当你还没有享受生活的乐趣时，就离开人世，那是一件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还不在于死，而在于所有那些还没有干成的事情。 透过有机玻璃，我可以看到月亮正在落下去，在白茫茫的浓雾边缘徘徊。再过两分钟，夜空将陷入完全的黑暗；几分钟之后，我将不得不赶在飞机最后一次向下俯冲，并摇晃着坠入北海之前，从这架垂危的飞机上跳伞；再过一个小时，我也将一命归天。嫩黄色的救生衣将托着一具冻僵了的尸体在冰冷的水面上四处漂流。我倾斜“吸血鬼”的左翼，朝着月亮使飞机飞完最后一个三角形的一段航程。 就在冀梢的下面，在我前方朝着月亮的方向，突然有一个黑影在雾光反衬下掠过了茫茫的天边。在一瞬间，我以为那是我自己的阴影。但月亮在前上方，我自己的阴影应该是在我的后面。那是另一架飞机，在天空下面隔着云雾同我相距两公里左右。在我转弯的过程中，它始终和我保持编队。 那另一架飞机就在我的下方。我继续倾斜机翼转弯，那架飞机也跟着转弯子，直到我们两个都转完了一个整圈。这时候我才明白那架飞机为什么飞得离我这样远，为什么那位飞行员没有爬升到我的高度并跟着我的翼梢保持编队的位置。原因就是他飞得比我慢，如果他试图在我的旁边飞行，他就不能跟上。我一边慢慢地向后拉回油门，一边朝他滑移下去。他接连不断地在转弯，我也是一样。到1500米的高度时，我知道我的航速对他来说仍然是太快了。我不能再继续收油门，惟恐使“吸血鬼”失速而倒栽下去。为进一步降低速度，我打开了减速板。当减速板使“吸血鬼”的航速降到每小时520公里时，飞机颤动抖了起来。 他朝我迎了上来。借着下面云雾昏暗的白光，我可以看清他那黑色的身躯。随后他和我一起飞行，与我的翼梢相隔30米远。我们一起作了些调整，当我们尽力保持队形时，飞机摇动着。月亮在我的右侧，我自己的阴影遮住了他的容貌和体形，但即令如此，我尚能看清他前面两只转动的螺旋桨发出的闪烁微光。当然，他不能与我齐头并进，我是在一架喷气式战斗机之中，而他驾驶的是一架由活塞式发动机推进的老式飞机。 有几秒钟的时间他在我旁边保持着飞行队形，然后朝我身后月亮的方向掉队下去，几乎看不见了，又慢慢地盘旋到我的左侧。我跟着盘旋，以和他保持队形，因为，很明显，他就是派来带领我降落的“牧羊人”。他有罗盘和无线电，而我一无所有。他作了180度的转弯，然后调整航向，径直朝前保持水平飞行，月亮就在他的后面。我从落下去的月亮的位置可以得知，我们又朝着诺福克海岸飞去，而这时我第一次可以把他看得清清楚楚。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的“牧羊人”是一架德哈维兰“蚊”式飞机，这是一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式战斗轰炸机。 于是我想起，位于格洛斯特的气象飞行中队是使用“蚊”式飞机的，是执行飞行任务的最后一批这种型号的飞机了。它用来在高层大气中进行采样，为天气预报做准备工作。我曾在“不列颠之战”航行表演中见过他们驾着“蚊”式飞机从低空掠过，使观众们看得喘不过气来。 我借着月光，能看见“蚊”式飞机座舱中那位飞行员戴着面具的头部。当他从侧窗中向外朝我看来的时候，能看到他护目镜的两个圆圈。 他小心翼翼地举起他的右手直到我可以看到他窗户中的手，手指伸直，手掌朝下。他把手指朝前和向下捅，意思是说，“我们马上往下降，与我保持队形。” 我点点头，并迅速举起我自己的左手，这样他就能看见我的手，左手的食指朝前指向我自己的控制面板，然后竖起五只散开的指头。最后，我收回我的那只手在自己的喉头扫了一下。谁都知道，这个手势表示我剩下的燃料只能飞5分钟了，接着我的发动机就要熄火。我看到他点头表示理解。他的头裹得严严实实，戴着护目镜和氧气面罩。然后我们向下朝着层层云雾降落。 他的速度加快了，我把减速板收了回来。“吸血鬼”停止了颤抖，并冲到了“蚊”的前面。我把油门收了回来，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减低到成了一种轻轻的啸声，“牧羊人”重又回到了我的旁边。我们径直向诺福克笼罩在云雾中的地面俯冲，我瞥了一下我的高度表：600米。飞机依然在俯冲。 他在100米的高度改为水平飞行，我们身下仍然是浓雾。也许云雾的边缘离地面只有30米高。要是没有地面进场导航的话，那就完全无法让飞机安全着陆，我可以想像得到，从雷达站接连不断传入我旁边那个飞行员的耳机中的声音是些什么样的指示。我们两架飞机两层有机玻璃窗之间相隔的距离是25米，我们之间冰冷的气流的速度是每小时660公里。我的眼睛紧盯着他，尽最大的可能与他靠近在一起编队飞行，惟恐在一刹那之间看不到他。我注视着他的每一个手势。借着白茫茫的雾海，即使月亮在沉落下去，我也不能不对他那一架飞机的雄姿感到惊异——飞机的机头不长，座舱是用透明防弹玻璃制成的，机头的固定炮塔盖着有机玻璃，两只发动机吊舱又细又长，各装有一台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制造的“默林”型发动机。这是一种精工制作的优质发动机，它发出隆隆的轰鸣声，穿过夜幕飞向机场。 两分钟以后，他在窗口举起他握紧成拳头的左手，然后贴着玻璃松开拳头散开五个指头，“请放下你的起落架。”我把控制杆朝下面推去，并感到所有三只轮子放下时沉闷的铿铿响声。令人高兴的是，起落架是由液压系统操动的，而不是依助于已经失效的电气系统。 “牧羊人”飞机的飞行员又朝下指着要再一次下降。而当他在月光之中急转过去时，我看到了“蚊”的机头，上面漆着又大又黑的两个字母——JK。也许表示“吉格·金”这样一种呼叫信号。随后我们又开始下降高度，这一次更为平缓。 他就在云雾层的上面改为水平飞行，高度已很低了，犹如糖丝一般的雾絮抽打着我们的机身，我们作了一次稳定的盘旋。我设法向我的燃料表扫了一眼，指针已指向零位，在有气无力地抖动着。上帝保佑，赶快，我祈祷着，因为一旦我的燃料消耗光，就再也没有时间爬升到跳伞所需的210米的最低高度。对于一架发动机熄火的喷气式战斗机来说，30米的高度是死亡的牢笼，绝无幸存的可能。 有那么两三分钟的时间，他看来像是满足于保持他缓慢的盘旋飞行，而汗珠却从我的颈后部冒了出来，并开始像涓涓细流一般沿着我的背部往下淌，把我的尼龙轻便飞行服都粘到了我的皮肤上。赶快，伙计，赶快。 他差不多是突如其来地直朝前飞去，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我还继续在盘旋，几乎被他甩掉了。转瞬之间我跟上了他，并看到他的左手在向我急速挥动着“俯冲”的手势。然后他在雾中急降下去，我紧跟不放，我们就这样往下降，尽管下降的角度很平缓，但仍然是一种下降，是从只有30米的高度朝不知何地降落下去。 从朦胧的天空飞进云雾之中，就像进入了一团团的灰暗色棉絮。突然之间，除了灰茫茫涡流般转动的缕缕雾丝之外，什么也没有，千丝万缕的触须伸出来捕捉你，要把你掐死，每一根触须都飞快地来抚摸座舱罩，然后就消失在虚无缥缈之中。能见度几乎降到零，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形式，没有实质。只有在我的左翼梢之外，现在两架飞机相隔只有12米，可以看到“蚊”的影子，它满有把握地飞向某个我无法看到的目标。只是在这时我才认识到他飞行的过程中没有把灯打开。我一度为我的发现感到惊异和毛骨悚然，随后我认识到了那个人这样做是明智的，灯光在云雾中不仅变化莫测，而且容易使人产生幻觉而误入歧途。你可能为灯光所吸引，而搞不清楚灯光离你是12还是30米。你可能不由自主地朝灯光靠近，对于两架在云雾中编队飞行的飞机来说，将酿成大祸。那个人是对的。 在与他保持飞行队形的过程中，我知道他正在减低速度，因为我也在慢慢地拉回油门，降低高度和减慢速度。刹那间，我扫视了一下我所需要的两只仪表。高度表的读数是零，燃料表也同样如此，甚至指针都不抖动一下。我同时也看到那只空速表指向每小时220公里。而降到每小时175公里的话，这具该死的棺材就将从天空中摔下去。 “牧羊人”不打招呼就向我伸出一只食指，然后向前指向挡风玻璃。那意思是说，“你到了，向前飞就可以着陆。”我透过受气流冲击的挡风玻璃向前凝视，什么也没有。过了一会，是的，似乎有什么了，左侧是模糊不清的东西，右侧是另一个模糊不清的东西，然后是两个，一边一个。在我的两侧出现了灯光，由于雾的关系而套上了环，成对地从我身边闪过。我迫使自己的眼睛去注视灯光之间铺着什么样的东西。什么也没有，漆黑一团。然后，一缕油漆的标记从我的脚下飞驰而过。中线。我稳住机身为“吸血鬼”祈祷平安着陆。 现在灯光越来越多了，几乎就在齐眼高的地方，然而，飞机还没有触地。砰！我们着地了，我们接触到了火红的跑道。砰——砰！又一次着地，飞机又在飘荡，离开潮湿的黑色跑道有几厘米的高度。砰——砰——砰——砰——砰——轰隆隆。飞机着陆了。主轮贴在地面不飘了。 “吸血鬼”在灰茫茫的雾海中滑跑着，速度超过每小时270公里，我开始刹车，前轮也砰地一声向下落到了跑道上。现在要慢慢施加压力，不能侧滑，使飞机直朝着前面滑行而防止滑到侧面去。我用力刹车，否则我们会冲出跑道的。现在灯光从身边闪过的速度慢得多了，正在减慢下来，更慢，更慢…… “吸血鬼”停了下来。我发现我的两只手都紧紧地握住操纵杆，并把刹车手柄紧紧地往里面挤。我把手柄握住不放，足有几秒钟，直到我相信我们已停下来了。最后，我确信真的是着陆了。 我拉上停机刹车，把主刹车松开了。我想应该将发动机熄火，因为在这样的浓雾之中试图滑行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将不得不用吉普车把战斗机拖回去。但是已没有必要去关发动机了。当“吸血鬼”向跑道猛冲的时候，燃料已消耗完了。我关掉其余的各个系统——燃料、液压、电气和压力——并开始慢慢地解开把我缚在座椅和降落伞救生包上的带子。在我解带子的过程中，有一种动静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我的左侧，相距不超过15米，“蚊”贴近地面穿过雾霭从我旁边掠过，发出隆隆的吼声。我瞥见了飞行员在侧窗挥手，然后他就扬长而去，爬升进了雾海之中。他没能来得及看到我接连不断地在招手致意，但我已拿定主意从军官食堂那儿给格洛斯特皇家空军打电话，并亲自向他表示感谢。 我打开座舱罩，并用手摇着曲柄把罩盖退回到锁定拉置。当我站起身来的时候，我意识到天气是多么寒冷。我身穿尼龙轻便飞行服，即使有加热器贴着我的身体，衣服还是在冰冻起来。我期待着塔台的卡车立即就会开到我的旁边。因为即使在圣诞节的前夕，只要是紧急着陆，消防车、救护车和六，七辆其他的车辆总是随时准备好出动的。但什么动静也没有。至少有10分钟的时间，毫无动静。 到亮着两只头灯的汽车摸索着穿过雾层开来时，我已快冻僵了。灯光在离纹丝不动的“吸血鬼”6米远的地方停住了。一个声音喊道，“喂，有人吗？” 我跨出座舱，从机翼上跳到柏油碎石路面上，并朝着灯光跑去。原来是一辆破旧不堪的“乔伊特·贾弗琳”牌汽车上的头灯，看不到什么空军的识别标记。在汽车方向盘后面是一张虚胖的。略带醉意的脸庞，上唇蓄着一簇浓密的小胡子。至少他戴着一顶空军的军官帽。当我从浓雾中闪现出来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那是你的吗？”他朝着“吸血鬼”朦胧的影子点着头。 “是的，”我说，“我是刚才降落下来的。” “异乎寻常，”他说，“真是异乎寻常。你最好上车吧。我马上把你带到食堂去。” 我对汽车中的暖气怀着感激的心情，对于依然活在人世则更是感激不尽。 他把汽车的排档推入低速挡，便开始慢慢地把破车子开回到滑行道上。很明显，车子是朝着塔台驶去。过了塔台，又朝着食堂楼驶去。当我们驶离“吸血鬼”时，我看到它停在跑道的顶端，距离一块犁过的农田只有6米。 “你真是幸运极了！”他说道，更确切地说，他是在大声喊叫。因为汽车在用高速挡行驶，发动机发出了隆隆的吼声。他在踩脚踏板时显得动作呆滞。从他呼气中夹带的威士忌酒味来判断，那是没有什么令人奇怪的。 “幸运极了，”我附和着说，“当我刚好在着陆的时候，我的燃料已消耗完了。将近50分钟以前，我的无线电和所有的电气系统在北海上空就发生了故障。” 他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在仔细地消化这个信息。 “异乎寻常，”他最终说道，“没有罗盘吗？” “没有罗盘。根据月亮的位置按大约的方向飞行，一直飞到了海岸，或者我估计是海岸的那个地方。在那以后……” “没有无线电吗？” “没有无线电，”我说，“所有的波道都出了毛病。” “那么你是怎样找到这个地方的呢？”他问道。 我变得不耐烦起来。显而易见，这个人属于那些已被淘汰的空军上尉中的一员，尽管蓄着一簇浓密的小胡子，也许不是一个飞行员，而是一位地勤人员，而且已喝得醉醺醺的。在夜间这样的时刻，作为一个作战机场来说根本不应该让他值勤。 “我是靠别人带领下来的。”我耐着性子解释道，“那套应急的办法是行之有效的，可它常常被人们淡忘了。这一次就是这个老办法把我救了。我左转弯飞小三角形，就像规范中说的那样，而他们就派了一架‘牧羊人’飞机上来把我带到地面。” 他耸了一下肩膀，像是在说，“如果你执意要那样说的话。”最后，他说：“幸运极了，不管怎么说，那另一个家伙设法找到了这个地方，真使我感到奇怪。” “那不成问题，”我说，“那是一架属于格洛斯特皇家空军搞气象的飞机。很明显，他有无线电。因此我们是靠地面控制进场，编队飞行来到这儿的。然后，当我看到跑道起点的灯光时，我自己就着陆了。” 显而易见，那个人不仅喝醉了，而且反应是迟钝的。 “异乎寻常，”他说，嘴里吸着他小胡子上滴下去的一颗水珠。“我们没有地面控制进场设备。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导航设备，甚至连一只灯标都没有。” 现在该是轮到我来仔细琢磨这个信息了。 “这儿不是梅里安·圣乔治皇家空军基地吗？”我低声问道。 他摇摇头。 “马哈姆？奇克桑兹？拉肯希思？” “不是，”他说，“这是皇家空军明顿站。”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我最终说道。 “这我并不感到奇怪。我们不是一个作战基地，多年来就不是了。明顿是一个仓库。请原谅。” 他把汽车停了下来，并走出了车子。我看到我们正站在离塔台灰暗的轮廓只有几米远的地方。塔台与一长排活动房屋相毗邻。很明显，这些房屋曾经是飞行室、导航室和受命室。塔台狭窄的房门上方挂着一只没有灯罩的灯泡，那位军官穿过小门走进去不见了。借着这只灯我可以看清破损的窗户和用挂锁上了锁的房们，呈现出一副为人遗弃、无人料理的样子。那个人走回来了，摇摇晃晃地爬回到方向盘后面。 “只不过去把跑道上的灯熄掉。”他说，一边打着嗝。 我的头脑里是乱麻一团。这真是像疯了一样。离奇，不合逻辑，然而，肯定会有完全合乎情理的解释的。 “你干吗要把灯打开呢？”我问道。 “那是你发动机的声音，”他说，“我正在军官食堂中喝一杯，老乔提示我听一听窗外的动静。是你们在那儿，就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你们的声音小极了，几乎像是你们匆匆忙忙马上就要降落的样子。我记得当他们拆毁这个机场时从来就没有把老跑道上的航行灯拆掉，我想也许可以派点用场，所以我一直跑到塔台上把灯打开了。” “我明白了。”我说，其实我并不理解。但肯定会有一种解释的。 “那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晚才来接你的原因。等到我听见你在那儿着陆了，我必须回到食堂去把汽车开出来，然后，我得把你找到。该死的雾夜。” 你可以再说那样的话，我想。这个谜又有好几分钟时间使我摸不着头脑，然后我想到了如何解释。 “确切说来，皇家空军明顿站是在什么位置上？”我问他。 “离海岸有1.5公里。从克罗默尔往内陆走就是我们的位置。”他说。 “那么配备有全套无线电辅助设备，其中包括地面控制进场设备，又离这儿最近的皇家空军作战基地在哪儿？” 他思索了一分钟。 “应该是梅里安。圣乔治，”他说，“他们肯定配备所有那些东西，你听着，我只不过是一个管仓库的人。” 那就解释得过去了。我那位素不相识、驾驶气象飞机的朋友一直是从海岸径直把我带到梅里安·圣乔治去的。而现在这个废弃不用的老仓库，跑道的航行灯都布满了蜘蛛网，又加上有一位喝醉酒的指挥官的明顿，恰好位于通向梅里安跑道的飞行路线上。梅里安的调度员曾要求我们做两次盘旋，这时他在16公里之外好打开跑道上的灯光，可是这个老糊涂也把他的灯光拧亮了，结果在飞最后一段60公里的航程时我扑通一声把“吸血鬼”降错了飞机场。我正要启口埋怨他干扰了他所无法理解的现代化程序时，我把话从嘴边咽了回去。我的燃料在降临跑道的半路上就用完了。我根本就不可能飞到3公里之外的梅里安机场，不到着陆就会栽到田野里去。正如他所说的，我是幸运极了，真是万分侥幸。 当我为来到这个近乎废弃的机场找到了合乎情理的解释时，我们已到了军官食堂。我的主人把他的汽车停在大门前面，我们爬出了车外。在门厅上面有一只灯放射出光芒，驱散了雾气，照亮了门廊上方雕刻出来但已碎裂的皇家空军军徽，旁边是一块用螺丝钉固定在墙壁上的牌子，上面写着“皇家空军明顿站”。另一边是标着“军官食堂”的另一块牌子。我们走了进去。 前厅大而宽敞，但很明显是在大战前的年代里建造的。当时军队配给的金属窗框架正合乎时尚。这个地方处处都显示出“每况愈下”的迹象。那是真的，确实是这样。休息室中只有两张皮革已裂开的沙发圈椅，而房间中完全摆得下20张椅子。右侧的衣帽室中有一长排空空的挂衣架，用来悬挂根本不存在的外衣。我的主人告诉我，他就是马克斯空军上尉，他一扭身子脱掉了身上的羊皮外衣，并把衣服扔在一张椅子上。他穿着一条制服裤，但上身穿着一件结实的蓝色套衫，而没有穿短上衣。在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值勤度过你的圣诞节，肯定是很凄凉的。 他对我说，他是第二把手，指挥官是一个空军少校，现在正在度他的圣诞节假期。除了他自己和他的指挥官以外，这个站还有1个中士、3个下士和20个仓库保管员，其中一位下士也在圣诞节期间值勤，可能也是独自一人在他的士官食堂里。仓库保管员们都离开这儿去度假了。在不放假的时候，他们从早到晚把数以吨计装备战斗部队的剩余被服、降落伞、皮靴和其他辎重物资分类整理。 尽管在前厅中有一个很大的砖砌火。炉，但并没有生火，酒室中也没有生火炉，两间房子都冰冷刺骨。在汽车中暖和了一下之后，我又开始打起寒战来。马克斯正在把头伸到前厅出口处的一扇门后面去，喊着某个名叫乔的人。我从他后面望过去，一眼就看到宽敞而又空无一人的餐室，里面也没有生火炉而冷森森的；还看到两条走廊，一条通向军官的卧室，另一条通往职员住宅区。皇家空军的食堂在建筑方面并无多大的差别，一旦采用一种式样，就到处都一样。 “招待不周，很对不起，老伙计。”马克斯在没有找到乔之后这样说，“这儿站上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也说不上有什么客人，我们各人把两个房间并成一个房间，里面一应俱全，作为我们的卧室。看上去我们两个人用不着把所有这些地方都用上。你知道，在冬天你无法取暖，用他们发给我们的燃料是无法取暖的，而且你也找不到人。” 那看来是明智的。设身处地，我可能也会这样子的。 “不要费心。”我说，一边把我的飞行帽和连带在上面的氧气面罩扔在休息室中的另一张皮椅上面。“不过，我需要洗个澡，并吃点东西。” “我想这可以办到。”他说，并在尽力扮演一位和蔼可亲的主人。“我将让乔安排一个空房间——老天知道我们的空房间够多的了，并且把热水烧好。他还会弄点吃的东西，恐怕不会太多。烤咸肉和鸡蛋行吗？” 我点点头，到这时为止，我设想老乔是个食堂管理员。 “那太好了。在我等候的过程中，你是否能让我用一下你的电话？” “当然，当然，没问题，你得向上级报告一下。” 他领着我穿过酒室入口处旁边的一扇门，走进了食堂秘书办公室。办公室又小又冷，但里面有一把椅子、一张空的写字台和一架电话机。我拨了“100”要当地分局的话务员接电话，当我在等待的过程中，马克斯拿着一杯威士忌酒回来了。平常，我是很少喝烈酒的，但喝了它会使人热乎乎的，所以我领了情。他又出去吩咐那位食堂管理员去了。我的手表告诉我时间已接近午夜。这样度过圣诞节真是太糟糕了，我想。然后，我回想起30分钟之前我还在祈求上帝帮助，内心感到很羞愧。 “小明顿。”一个昏昏欲睡的声音说道。电话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接通，因为我没有梅里安·圣乔治机场的电话号码，但那位姑娘最终还是接通了。我可以听到电话线路那端传来话务员家中的人正在里屋欢度节日，毫无疑问，住宅区与村庄的邮局是毗邻的。几分钟之后，电话铃响了。 “梅里安·圣乔治皇家空军。”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那是值班中士在警卫室中接电话，我想。 “请找空中交通控制值班调度员接电话。”我说，停顿了一阵。 “先生，对不起，”那声音说道，“请问是谁在打电话？” 我报了我的名字和军衔。我告诉他，我是在明顿皇家空军站打电话。 “我明白了，先生。但恐怕今天晚上没有飞行任务，先生，空中交通控制台上没有人在值班。不过，有一些军官在食堂里呢。” “那么请给我接航站值班军官。” 当我们通话时，很明显他是在食堂里，因为可以听到他身后谈笑风生的声音。我对有关紧急着陆的事，以及他的航站曾被告知有一架无线电失灵的“吸血鬼”式战斗机将要靠地面控制进场着陆的事作了一番解释。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也许，他也是一位办事一丝不苟的年轻人，因为他相当认真，正像一位航站值班官始终应该做到的那样，即使是在圣诞节假日期间也是这样。 “我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他最终说道，“我想我们自从今天下午5点钟关闭以来就没有工作过，但我不在空中交通台工作。请不要挂断电话好吗？我来找中校——管飞行的——接电话。他就在这儿。” 一阵停顿，接着从线路上传来一个年纪较大的人的声音。 “你是从哪儿打来电话？”在听到了我的姓名、军衔和我工作所在的航站之后，他说道。 “明顿皇家空军站，长官。我刚才在这儿作了紧急着陆。很明显，这个航站几乎是废弃不用了。” “是的，我知道。”他慢吞吞地说，“真是不幸。你是否想要我们为你派一辆‘蒂利’车子来？” “不，不是那样，长官。我待在这儿是无所谓的。只不过是我降落错了机场，我认为我是按地面控制进场程序飞向你们机场的。” “嗯，拿定主意吧。你是来呢，还是不来？你应该知道，按你所说的，你驾驶的是一架该死的飞机。”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并开始从头讲起。 “因此，你知道，长官，我遇上了格洛斯特航站的气象飞机，是他带着我飞进来的。但在这样的浓雾之中，那肯定是通过地面控制进场的，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着陆。然而，当我看到明顿的航行灯时，我就降落在这儿，以为这儿是梅里安·圣乔治机场。” “太好了。”他终于说道，“格洛斯特的那个飞行员飞得好极了。当然，那些伙计是什么天气都要飞的，那是他们的工作。关于这件事你想要我们干什么呢？” 我开始冒起火来。尽管他是空军联队的指挥官，但在这个圣诞节前夕他已喝足了酒。 “长官，我给你们打电话是为了让你们的雷达和空中交通控制的值勤人员下班休息。他们肯定正在等着一架决不会飞来的‘吸血鬼’。它已经来到明顿了。” “但我们机场已经关闭了。”他说，“我们在5点钟就把所有系统都停机了，没有任何人要求我们出动。” “但梅里安·圣乔治机场有地面控制进场设备。”我坚持说道。 “我知道我们是有的，”他大声回答说，“但在今天晚上没有使用它，从5点钟以来它就停机了。” 我不慌不忙而又小心翼翼地间了下面一个、也是最后的一个问题。 “长官，你是否知道附近哪儿有使用121.5兆赫频带昼夜值勤的皇家空军航站？离这儿最近、而又昼夜24小时都有人监听的航站？”国际通用的航空求救信号频率是121.5兆赫。 “知道。”他同样也不慌不忙地说道，“向西是马哈姆皇家空军基地。向南是拉肯希思皇家空军基地。祝你晚安，圣诞节愉快。” 我放下受话器，躺在椅子里，并深深地呼吸着。马哈姆位于诺福克的另一侧，相隔的公里。拉肯希思在萨福克郡，向南65公里。用我所带的燃料，我不仅不可能飞到梅里安·圣乔治，而且它根本就没有开放。因此，我怎么可能飞到马哈姆或者拉肯希思呢？而且我曾对那位“蚊”式飞机的飞行员说我剩下的燃料只能飞5分钟了，他承认他懂得了我的意思。无论如何，在我们俯冲进了雾层以后要像那样飞行65公里，他飞得实在太低了。那个人准是疯了。 我开始认识到，真正救了我命的不是那位来自格洛斯特的气象飞行员，而是那位有些喝醉了酒的马克斯上尉，那位说话结结巴巴，上了年纪，被淘汰了的马克斯上尉。他对飞机不甚了解，但由于他听到了喷气式飞机发动机在头顶上低空盘旋，便在浓雾中跑了360米去打开废弃的跑道上的航行灯。不过，现在“蚊”肯定已返回格洛斯特了，而他应该知道，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 “要格洛斯特吗？”话务员说，“夜里这么晚还打电话吗？” “是的，”我坚定地答道，“格洛斯特，就在夜里这么晚的时刻。” 气象中队有这么个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是有人值班的。值班的气象员接了电话，我把情况向他作了解释。 “恐怕是搞错了，飞行官，”他说，“那不可能是我们的飞机。” “这是格洛斯特皇家空军，对吗？” “对的，是这儿。我是值班员。” “好的。你们单位是用‘蚊’式飞机飞到高空去采集气压和气温的数据，对吗？” “不对。”他说，“我们以前常用‘蚊’式飞机。3个月以前它们就退役了。我们现在用‘堪培拉’式飞机。” 我手握着话筒坐在那儿，带着怀疑的神情凝视着它。然后我想起了一个主意。 “它们怎么啦？”我问道。在那么晚的时刻对这样愚蠢得要命的问题采取宽容的态度，他肯定是个上了年纪的科技人员，而且彬彬有礼，耐心极好。 “它们报废了，我认为，或者更有可能是送到博物馆去了。眼下它们是难得看见了，你知道。” “我知道。”我说，“它们之中是否有一架可能已卖给私人了呢？” “我想那是可能的，”他最终说道，“那将取决于空军部的政策。但我认为它们进了飞机博物馆。” “谢谢你。非常感谢你，圣诞节愉快。” 我放下电话，并迷惑不解地摇着头。多么不平常的夜晚！多么不可思议的夜晚！我先是失去了我的无线电和所有的仪表，然后我迷航了，而且燃料短缺，随后某个爱好用老式飞机夜航的莽撞家伙驾着他自己的“蚊”式飞机在夜里为我领航，他碰巧发现了我，飞过来靠近我，近得差一点使我丧命，最后有一位喝得半醉的地勤人员挺有头脑及时打开了跑道的航行灯而救了我的命。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幸运的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位业余的王牌飞行员丝毫也不知道他正在干着什么样的事情。另一方面，要是没有他的话，我将身居何处呢？我问着自己。现在我的死尸该在北海中四处漂流。 我为他和他对驾驶老式飞机私下飞行的奇特的爱好举起了最后剩下的威士忌酒，并一饮而尽。马克斯上尉把他的头从门口探了进来。 “你的房间准备好了。”他说，“17号房间，就在走廊那头。乔正在为你生火炉，洗澡水也在烧起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我就要睡了。你自己一个人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我用比先前更为友好的态度向他致意，这是他应该受到的报答。 “当然，不会有问题。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一切帮助。” 我拿起我的飞行帽，顺着走廊慢步走去，两边是单身军官们的卧室，而他们早已被派到其他的地方去了。一条光带从问号房间的门口照射到走廊之中。当我走进房间时，一位老人在火炉前面站起身来。他使我吃了一惊。食堂通常是皇家空军的现役军人管理。但这个人年近70，一眼便可看出，他是一个就地招收的老百姓雇员。 “长官，晚安。”他说，“我是乔，长官。我是食堂管理员。” “是的，乔，马克斯先生对我说了你的情况。在夜里这么晚的时刻给你招来这么多的麻烦，很抱歉。正如你也许会说的，我只不过是无意中来到这儿的。” “是的，马克斯对我说了。我马上就把你的房间准备好。这火炉烧起来以后，房间里就相当暖和舒适了。” 房间中的寒气还没有消去，我穿着件尼龙飞行服冻得发抖。我应该向马克斯借一件毛衣，可是忘记了。 我决定在我的房间中独自一人吃我的晚饭。当乔去取饭菜时，我很快洗好了澡，因为水已够热的了，在我用毛巾把身子擦干并用老乔带来的那件破旧然而暖和的晨衣裹在身上的当儿，他已摆好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一盘用油煎得咝咝响的咸肉和鸡蛋。这时候，房间里已很暖和，使人感到舒适。火炉中的煤块烧得通红，窗帘都拉上了。我只花了几分钟就吃完了，因为我已饥肠辘辘。在我吃饭的过程中，年老的食堂管理员留在那儿与我聊天。 “你在这儿已待了很长时间，乔？”我问他，与其说是出于真正的好奇心，还不如说是出于礼貌。 “哦，是的，长官，将近有20年了，就在战争刚爆发之前，那时这儿才开设机场。” “你已看到一些变化了，暧？是不是一直是像这样的？” “不是像这样的，长官，不是像这样的。”他对我说了昔日的情况，那时房间里都塞满了热情洋溢的年轻人。餐室中盘子、刀叉等餐具的撞击声响个不停；酒室中有人高唱爱情歌曲。他还提到以往的岁月，那时活塞式发动机的声音响彻机场的上空，推动着飞机，飞往前线，并又返回机场。 在他说话的过程中，我把他从酒室藏柜中拿来的半瓶红葡萄酒所剩下的部分喝完了。乔确实是个好管理员。吃完之后，我从桌旁站起身来，从我飞行服的口袋中掏出一支香烟，点燃之后便在房间中来回漫步。食堂管理员开始收拾桌子上的盘子和玻璃杯。我在一幅陈旧的照片前面收住了脚步，照片装在镜框里，孤零零地坚在壁炉台上，炉中的火苗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我还没有把香烟放到嘴唇边便停住了，顿时感到房间骤然变冷了。 那张照片已很旧了，而且已经褪色，但透过镜框的玻璃看上去还是挺清楚的。照片上面是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20出头，身穿一套飞行服，但不是今天这种灰色的衣服和亮锃锃的塑料防撞头盔。他脚穿用羊皮衬里的厚实靴子，身穿粗哗叽裤子和厚羊皮拉链上衣。他的左手拎着一顶飞行员以前常戴的软皮飞行帽，帽子连着护目镜，而不是现代的飞行员用的着色面罩玻璃。他两腿叉开站着，右手搭在臀部，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但他并不在微笑。他极其严肃地盯着照相机，在他的眼睛里有某种忧伤的神情。 在他的后面，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飞机。“蚊”式战斗轰炸机细长、雅致的轮廓是决不会使人认错的，两只低悬的吊舱也是不会摘错的，吊舱中安装的“默林”型发动机为它提供了优良的性能。当我感到一阵冷空气吹到我的背部，我正要开口对乔说什么话时，有一扇窗户被吹开了，冰冷刺骨的寒气席卷而人。 “我来关窗，长官。”老人说道，并把所有的餐具重新放了下来。 “不，我来关窗。” 我跨了两大步来到装那扇窗户的钢窗框旁。 浓雾被从窗户中排出的暖气流所扰动而沿着破旧的食堂房屋阵阵翻滚着。我关上窗户，弄准了它确已关好，便转身回到房间里。 “这飞行员是谁，乔？” “飞行员，长官？” 我朝着壁炉台上那张孤零零的照片点点头。 “哦，我明白了，长官。这是约翰尼·卡瓦纳的照片。在大战期间他是这儿的，长官。” 他把玻璃酒杯放在最上面的一只盘子上。 “卡瓦纳吗？”我走回到照片跟前，并仔细端详着那张照片。 “是的，长官。一位爱尔兰先生。一个很好的人，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实际上，长官，这是他曾住过的房间。” “那是什么飞行中队，乔？”我仍然在凝视着背景中的飞机。 “导航飞机，长官。他们飞的是‘蚊’式飞机。他们全都是很优秀的飞行员，长官。但我敢说，我认为约翰尼是所有飞行员中最好的。不过，我是偏心的，长官。我是他的勤务兵，你瞧。” 那是毫无疑问的。照片中人背后“蚊”的机头上隐约可辨的字母是JK。不是“吉格·金”，而是“约翰尼·卡瓦纳”。 整个事情已水落石出了。卡瓦纳曾经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战争期间在一个精锐的飞行中队中任职。战后他离开了空军部队，也许去搞他的旧汽车交易，正如相当一部分人所干的那样。这样，他在繁荣的50年代发了一大笔财，也许自己买了一幢漂亮的乡村别墅，而且还剩下足够的钱可以从事他真正的爱好——飞行。或者说得更确切些，重新创建他的过去，他那光荣的日子。他在皇家空军定期举办的一次老式飞机拍卖会上买了一架旧的“蚊”式飞机，把它重新装配起来，什么时候想飞就私下里展翅飞翔。要是你有钱的话，这样消磨你的业余时间是挺不错的。 这样说，他是在从赴欧洲旅行返回的航程中发现了我在云层上飞三角形，认识到我陷入了困境，并领着我返航了。他通过无线电信标相交的方法准确地测定了他的方位，由于对这段海岸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就抱着侥幸的心理甚至冒着浓雾来寻找位于明顿的老机场。那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的。但不管怎么说，我的燃料已消耗殆尽，因此，不是那样的话，也只得砸锅了。 也许，通过皇家航空俱乐部我可以找到这个人，对此我笃信无疑。 “他肯定是一个好飞行员。”我若有所思地说道，心中想到今天晚上的飞行情况。 “最好的飞行员，长官。”老乔在我身后说，“他们认为，他有一双像猫一样的眼睛，约翰尼先生确实是这样。我记得有许多次当中队在德国轰炸目际上空投放目标照明弹返回后，其余的年轻先生会走进酒室喝一杯，很可能是喝上好几杯。” “他不喝酒吗？”我问道。 “哦，喝的，长官，但他多半把他的‘蚊’式飞机重新加满油，独自一个人又起飞了。再次回到海峡或北海上空，去看看是否能找到伤残的轰炸机在向海岸飞来，并把它带回机场。” 我皱起了眉头。那些巨型轰炸机都有各自返航的基地。 “但其中有些飞机会遭到敌人密集的高射炮火的攻击，有时，飞机上的无线电设备被打坏了。这些飞机来自四面八方——马哈姆，斯坎姆普顿，沃丁顿，还有四引擎巨型轰炸机，来自哈利法克斯，斯特林和兰开斯特。比你服役的时间要早一些，如果你原谅我这样说的话，长官。” “我已看过它们的电影。”我表示认可。“其中有一些飞机参加阅兵式的飞行表演。他以往常常为它们领航回来吗？” 在我的心目中我可以想像出它们是什么样子的飞机，机身、机翼和尾舵上弹孔累累，当飞行员试图使飞机在返航途中保持稳定时，机身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机体在晃动着，机务人员受伤了，或处于垂危之中，无线电设备被打得粉碎。而且我从新近的经历中知道了冬天夜空令人寒心的寂寞。没有无线电，没有任何人为你导航返回机场，云雾遮盖了大地。 “是这样的，长官。他过去常常在同一天晚上作第二次飞行，在北海上空巡逻，寻找受伤的飞机。然后他把飞机领航回来，回到明顿这儿，有时候穿过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他们说他有第六感觉——在他身上有某种爱尔兰人的东西。” 我从照片那儿转过身来，把我的烟蒂在床边的烟灰缸中捻熄。乔到了门口。 “真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我说。我说这话是当真的，即令今日，到了中年，他仍然是个技艺高超的飞行员。 “幄，是的，长官，约翰尼先生真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我记得他曾站在你站的那个地方，就在火炉前面，对我这样说：‘乔，’他说，‘不管什么时候空中还有一个人尽力想摸黑回来，我就将出去把他领回家。’” 我严肃地点点头。那位老人对他战时的长官是如此的崇敬。 “嗯，”我说，“从外表就看得出来，他现在还在这样干吗？” “哦，长官，我可并不认为是这样。约翰尼先生在1943年圣诞节除夕夜晚出去作了他最后的一次巡逻，恰好是14年前的今天晚上。他再也没有回来，长官。他连同他的飞机一起栽入了北海之中。晚安，长官。圣诞节愉快。” （包振南、宋振勇译） 奇迹 意大利锡耶纳，1975年 太阳像一团火球挂在天空，它把赤热洒向围有城墙的托斯卡纳城内的一簇簇屋顶和那些中世纪的瓦片。屋顶上的瓦片有些呈粉红色，但大多数经长年累月的风吹雨打和阳光烘烤已经变成了红棕色或灰白色，在烈日下发出微微的闪光。 窗户上部雨水沟附近的太阳阴影处像夜晚一般黑暗，但在阳光能够照射到的部位、那些抹上了灰泥的墙壁和古代的砖头反射着灰白的热光，木制的窗台被晒得开裂，上面的油漆也已剥落。在这个老城区的卵石小巷深处，还有一些荫凉的休憩处，偶尔有几只想打盹的猫在寻找消暑的场所。但当地的居民则一个也看不见，因为这一天是赛马庆典日。 在其中这样一条巷子的深处，在比成人的肩膀宽不了多少的卵石胡同的迷宫里，那个美国游客在匆匆赶路，因为热，脸红得像牛肉。汗水淌下来浸透了他那件短袖棉布衬衣，身上的那件淡色薄夹克，有像在肩膀上挂着一条左右摇摆的毯子一般的感觉。在他的身后，他的妻子因为穿着一双不合适的平底凉鞋，在踉踉跄跄地行走着。 他们曾试图在城里订旅馆，但在这个季节他们订得太晚了，最后终于在卡索尔德尔萨订到了一个房间。他们那辆租赁的汽车因为过分发热在路上跑不动了，他们最后在城墙外面找到了一个停车场，现在，他们从波塔奥维尔匆匆奔向他们的目的地。 不久他们就在这些500多年前的小巷子里迷失了方向，他们步履蹒跚地在滚烫的卵石上行走着，脚下如同着了火。这位来自美国堪萨斯州的牛仔不时地朝人声鼎沸的方向竖起耳朵，并试图往那里赶过去。他的穿戴整齐的妻子只想着赶上丈夫，一边用一本旅游指南手册作扇子煽风。 “等等我。”她叫道。现在他们正穿越在城内老房子之间又一条砖砌小胡同。那里曾显示过中世纪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辉煌，但即使在那时候，这些街区也已经很古老了。 “快点，宝贝，”他从肩膀上回过头来说，“我们要错过游行了。” 他说得对。在四分之一英里远处，聚集在卡姆波广场上的人群正在努力挤上去，为的是想抢先看到游行队列。这是曾经统治和管理这座城镇的锡耶纳17个主要同业公会中的10个将会在那天举行一次赛马，以追求让他们的会馆插上五彩旗的荣誉，这就是赛马会。但首先是游行。 这位美国人头天晚上在旅馆的房间里已经把旅游手册里的内容读给他的妻子听了。 “同业公会或者锡耶纳的辖区，是在12世纪末叶与13世纪初叶之间建立的。”他大声朗读，“那是在哥伦布之前。”她表示反对，好像在伟大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从塔克斯河口出发西行之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对。那是1492年。这事发生在哥伦布之前300年。这里说，他们开始时有42个同业公会，300年后减为23个，后来到1675年时只剩下17个了。我们明天去看游行。” 在他们的视线之外，庆典队列中第一批几百名服饰鲜亮华丽的鼓手、乐师和旗手开始出现在广场里。广场周围的16座宫殿挂满了条幅、彩旗和标志物，窗户前和阳台上挤满了观众，4万名居民聚集在广场和广场周围热烈欢呼着。 “快点，宝贝。”他朝身后叫道。前方的喧闹声已经响亮起来了。“我们远道而来就是为了看这个。最后我终于能够看见那座讨厌的塔楼了。” 确实如此，曼吉亚塔楼刚刚出现在前方的屋顶上方。就在这个时候，她绊了一下跌倒了，她的脚踝被卵石和鞋子扭了一下。她叫了一声，随之坐倒在石头路面上了。她的丈夫转身朝她跑了回来。 “哦，宝贝，你怎么回事？”他俯身对着她关心地皱起了眉头。她抓住一只脚踝。 “我认为我扭伤了脚踝。”她说着开始叫了起来。这一天开始的时候很顺利，现在变得这么糟糕。 她的丈夫朝巷子的两头打量着，但这些古旧的木门全都上着锁，还加着防护铁条。相距几码远的高墙上有一道拱门，构成了这条巷子的一边。阳光从门洞里照了进去，似乎意味着里面有一处露天空地。 “我把你扶到那里去，看看是否能找到一个可以坐下来的地方。”他说。 他把她从卵石路面上拉起来，于是她由丈夫搀扶着一拐一拐地走向那个拱门。原来那里是一个有旗杆的院子，院子里有许多玫瑰花盆，谢天谢地，墙边的阴凉处还有一把石凳。那个美国人帮着他的老婆坐到这把凉爽的凳子上。她如释重负地坐了下去。 在远处，当游行队伍的尾巴还在离开杜奥马广场时，前头已经进入了卡姆波广场，市民判官们已经对马匹和人员、行头、举止以及旗手的舞旗水平在品头论足了。在以后的赛马时，不管谁赢，装备最精良的同业公会参赛小组将会获得一件精工雕刻的银盘子。这件奖品很重要，而且在场的观众都知道。那位旅游者弯腰去查看妻子的脚踝。 “要我来帮助吗？”一个静静的声音说。美国人吃了一惊并转过身体。陌生人背对着太阳站在他的上方。游客站直了身子。那人细高个子，有一张平静的、起了皱纹的脸。他们都是同档年龄，五十五六岁，而那位陌生人已经有了白头发。在褪了色的帆布休闲裤和斜纹粗棉布衬衫的穿着下，他看上去像是一名流浪汉、嬉皮士，但已经不再年轻了。他说的英语富有文化内涵，但带有一丝口音，也许是意大利语。 “我不知道呀。”美国人带着一些疑虑说。 “你的太太跌倒了，伤了脚踝？” “是的。” 陌生人往院内的旗杆石上一跪，脱去凉鞋，轻轻地按摩着她受了伤的脚踝。他的手指头很温柔，也很娴熟。美国人在旁边注视着，准备着在必要时挺身而出保护他的妻子。 “脚踝没有骨折，可我担心它已经扭伤了。”那人说。 “你怎么知道？”丈夫问。 “我知道。”那人说。 “是吗？你是什么人？” “我是园丁。” “园丁？这里的吗？” “我种养玫瑰花、打扫院子、保持清洁卫生。” “但今天是赛马庆典日。你没有听见吗？” “我听见了。伤处需要包扎。我有一件干净的t恤衫，我可以把它撕成布条，还需要冷水以阻止发肿。” “赛马庆典日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从来不看赛马庆典。” “为什么？人人都去看了呢。” “因为是今天这个日子。7月2日。” “这个日子这么特殊吗？” “这也是解放日。” “什么？” “31年前的今天，即1944年7月2日，锡耶纳从德军占领下获得了解放。而且这里还发生了某一件事，就在这座院子里，某件重要的事情。我相信这是一次奇迹。我去取水。” 美国人吃惊了。这位来自堪萨斯州托皮卡的美国人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做弥撒和忏悔；他相信奇迹——如果奇迹是由罗马亲自批准的话。在他这次夏季游览意大利的计划中，罗马是最后一站。锡耶纳是后来添加上去的。他朝这座空荡荡的院子打量了一番。 院子大约有30码长、20码宽。两边围有高墙，至少有12英尺高，其中一面墙体上开有一个门洞，两扇大门敞开着，他就是由那个门洞进来的。另两边的墙甚至还要高，有50多英尺高，没有开口，除了一些裂缝之外，上面有屋顶，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大楼。在院子的最远一端，嵌人在大楼墙体里的是另一扇门。它不是木板做的，而是由一根根圆木用螺栓固定而成，以阻止外人的进攻。它紧紧地关闭着。门上的木料与城市本身一样古老，因为长年累月的阳光暴晒，早已被漂白了，除了几处污渍。 在院子的一边，从一头到另一头，有一条长长的柱廊，屋顶由一排石柱支撑着，在内部形成了一个深深的、凉爽的避荫处。那位园丁取来了布条和一杯水。 他又跪下来，把布条绷带结结实实地扎到了那只受伤的脚踝上，又把水浇到织物中去浸透布条和冷却皮肉。美国人的妻子宽慰地透出了一口气。 “你能去看赛马庆典了吗？”丈夫问道。 妻子站起来，试了试脚踝，扭扭捏捏地走了几步。脚踝仍然疼痛。 “你认为怎么样？”游客问园丁。他耸耸肩。 “这些巷子路面不平整，人群拥来拥去，而且吵吵嚷嚷的。没有梯子和高台，你们什么也看不见。但整个晚上都有庆祝活动。你们可在那时候去观看露天盛装庆祝，每条街上都有。或者8月份还有一次赛马会庆典。你们能等到那时候吗？” “不行。我要养牛。下星期必须回家。” “哦。那么……你太大现在能走路了，但走得慢一些。” “我们等一下好吗，亲爱的？”她问道。 那游客点点头。他朝院子四周打量了一下。 “什么奇迹？我没有看见任何圣所。” “这里没有圣所，没有圣人。现在还没有。可有一天会有的，我希望。” “那么，31年前的今天，这里发生了什么？” 园丁的故事 “你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吗？”园丁问。 “参加过，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区。” “不是在这里，意大利？” “不是。可我的弟弟是在这里。他曾与马克·克拉克将军一起战斗。” 园丁点点头，似乎在凝视着过去的事情。 “整个1944年，盟军在意大利半岛边战斗边前进，从西西里岛朝北到达奥地利边境。那一年，德军边打边退，边打边退。这是一次漫长的撤退。一开始他们是意大利的盟国，但在意大利投降之后，他们成了占领军。 “在这里，托斯卡纳，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陆军元帅凯塞林统帅着德军。与他相对峙的是由克拉克上将率领的美军、亚历山大上将指挥的英军和尚荣上将统领的自由法兰西部队。到6月初时，西部战线已经抵达了翁布里亚北界和托斯卡纳南方。 “这里的南部地形崎岖不平，山脉连着山脉，山势陡峭险峻，山谷里有上百条溪流。公路在山坡上盘旋，是车辆通行的惟一道路。公路上很容易埋下地雷，还能从对面的山坡上用机枪进行扫射。隐藏在山峰上的侦察兵还可指挥他们身后的炮兵把炮弹准确无误地砸向敌军。双方都遭受了惨重的伤亡。 “锡耶纳成了一个繁忙的医疗中心。德国陆军的医疗兵团在这里建起了几座野战医院，而且常常住满了伤员。后来实在容纳不下了，于是几座修道院被征用了。盟军的战线还在向前推进。凯塞林元帅命令把所有轻伤员送到北方去。德军救护车队昼夜不停地滚滚着驶向北方。但有些伤员不能动弹，只得留了下来。许多士兵因伤重死去了，并被埋在了郊外。病床紧张的压力暂时缓解了，直至6月下旬。那时候，战斗空前激烈，实际上已经接近尾声了。在下旬的10天时间里，一位年轻的德国外科医生被选派到了这里，是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他没有医疗经验。他不得不在旁边观看，并学着做手术。当时睡眠时间很短，供应也严重短缺。” 夏日的天空中传来一阵欢呼，在视线范围之外，游行队伍的最后一部分进入了卡姆波广场。每一个同业公会的参赛小组都在铺着卵石上的宽大的沙土赛道上绕行。一阵更为响亮的欢呼声传过来了。这是在招呼那辆牛车的到来，牛车上载着那位装饰华丽的旗手，是这次露天盛装表演的对象。 “这里的德国守军是第14军，由莱莫尔森上将指挥。别看在报纸上把他们吹得很厉害，但许多部队因为连续几个月的作战而非常疲劳和兵员不足。第14军的主要分遣队是施利姆的第一空降兵部队，而且施利姆把他从海上得到的一切装备和供应品全都藏到了锡耶纳南方的山区里。这是莱莫尔森元帅的右翼部队。在左翼，靠向内陆的是已经疲惫不堪的第30坦克掷弹兵师，他们试图挡住由哈蒙上将统领的美军第一装甲师。 “在马克·克拉克上将的美军第五军的中央，面对锡耶纳城的是尚荣上将的自由法兰西部队。他的两翼是他自己的阿尔及利亚第三步兵师和摩洛哥第二步兵师。这就是从6月21日至26日的5天激战中被德国人拖住的盟军部队。然后美军的坦克部队插入到德军的装甲兵阵地，锡耶纳两侧受围，先是东侧，接着是西侧的法军部队。 “后撤的德军连队退回来了，带来了他们的伤员。他们有掷弹兵、装甲兵、空军的野战师战士和空降兵战士。6月29日，在这座城市的南方发生了最后一次激战，此后盟军突破了防线。 “战斗打得激烈残酷，最后打成了白刃战和肉搏战。在夜幕的掩护下，德军担架兵进去了，并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几百名伤员，既有德军的，又有盟军的，被带回了锡耶纳。莱莫尔森上将感到他的部队有可能两侧受敌，而且整个第一空降兵部队有在锡耶纳被包围的危险，所以，他请求凯塞林元帅同意拉平他的防线。他的请求获得了批准，于是伞兵们撤回了城内。锡耶纳到处是当兵的。伤员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致古旧的女修道院大墙下的这个院子被征用为临时掩蔽所和野战医院，以供最后抵达的大约100名德军和盟军伤员使用。新来的那位年轻的外科医生被指派去负责那里的医务工作。那是1944年6月30日。” “这里吗？”美国人问，“这里曾经是一座野战医院吗？” “是的。” “可这里没有设施，没有水，没有电。条件肯定是很艰苦。” “是很艰苦。” “我当时正搭乘一艘航空母舰回国。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疗养舱供伤员使用。” “你是幸运的。在这里，伤员就躺在担架兵把他们放下的地方。美国人、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英国人、法国人和100名德国重伤员。他们确实是躺在这里等死。最后伤员的数量达到了220人。” “那么那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呢？” 那人耸耸肩。 “哦，他开始工作了。他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上级军医派来3名勤务兵协助他。他们去附近的民居里找来席子、草褥和任何可以躺卧的用具。他们还到处去偷床单和毯子。床单都被用作了绷带。锡耶纳城里没有河流穿过，但许多世纪之前，锡耶纳人已经建造了复杂的地下供水渠网，把山里的溪水引到了城内的街道底下，还有取用这些流水的水井。勤务兵在最近的那个井上安装了链斗桶，把水接进院子里。 “一张庞大的厨房桌子被从附近的一座房子里抬过来放在了这里，即玫瑰花丛之间的院子中央，用作手术台。药品相当缺乏，卫生就更不讲究了。整个下午到黄昏，他一直在尽力做手术，当夜幕降临时，他跑到当地的部队医院去讨煤油灯。在煤油灯照明下，他继续做手术。但这样还是无济于事。他知道这些伤员会死去。 “许多伤员伤势很重，都处于昏迷状态。他已经用完了止痛药。有些伤员就在与战友相隔几步远的地方被地雷炸中了。还有些伤员的体内嵌着炮弹或手榴弹的弹片。天黑后不久，那姑娘来了。” “什么姑娘？” “就一个姑娘。当地的，一个意大利姑娘，他这么假定。是一位年轻的姑娘，也许20岁刚出头，长相奇异。他看到她在盯视着他。他点点头，她微笑了，他继续动手术。” “为什么长相奇异？” “鹅蛋脸、肤色苍白。模样非常安详。短发，但不是剪成当时流行的一刀齐发式，而是那种向下卷曲的齐肩发型。相当整齐，不是卖弄风骚的发型。她穿着一种淡灰色的棉布女衬衣。” “她帮忙了吗？” “不，她走开了。她静静地穿行在那些男人之中。他看见她拿了一块布，在水桶里浸一下，去擦拭伤员们的额头。他继续工作着，因为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放上那张手术台上。即使他知道是在浪费时间，但他仍在继续工作。他才24岁，刚刚成为一个大小伙子，正在承担一份大人的工作。他累得筋疲力尽，努力不出差错，把骨锯在酒精中消毒一下就开始缝伤口，吗啡快用完了，不得不实行定量使用。伤员们尖叫起来，啊，他们叫得多么美国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天哪，”他轻声地说，“你曾经是那位外科医生。你不是意大利人。你曾经是那位德国外科医生。”美国人似乎明白了什么。 那人缓慢地点点头。 “是的，我曾经是那个外科医生。” “亲爱的，我的脚踝现在好一点了。也许我们还能看到表演的结尾。” “安静点，宝贝。就几分钟时间。后来发生了什么？” 在卡姆波广场，游行队伍已经离开了竞技场，其参加者也已经在广场上各就各位了。沙土赛道上只剩下各个同业公会派出的一名鼓手和一名旗手。他们的任务是显耀他们的挥舞旗帜和旗杆的技术，随着鼓乐的节拍在空中编织复杂的图案，在比赛开始之前向人群致以最后一次敬礼，也是为他们各自的同业公会赢得那只银盘的最后一次机会。 外科医生的故事 “我彻夜做着手术，直至黎明。那些勤务兵与我一样疲劳，他们把伤员一个接一个地抬到那张桌子上，而我在尽我的最大努力。黎明前，她走了。那姑娘走了。我没有看见她的到来，也没有看见她的离去。 “太阳升起前有一次间歇期。通过那道拱门进来的担架流减少了，最后停止了。我有时去洗手，并在伤员中去清点夜晚时死去的人数，并要求把他们埋葬。” “死了多少人？” “没有。” “没有？” “没人死去。那天夜晚没人死去，那天7月1日早晨太阳升起时没人死去。那边的角落里有3个阿尔及利亚人，胸部和腹部受伤，一条腿被打断了。我都是在下半夜对他们动的手术。他们都是坚定的禁欲主义者。他们静静地躺着，面朝上，也许想起了在为法兰西战斗和牺牲之前他们家乡马格里布的荒凉和干燥的山丘。他们知道他们会死去，等待着真主来把他们召到身边。但他们没死。 “就在你太太坐着的地方，躺着一个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小伙子。在他被抬进来时，他的双手交叉按在他的肚子上。我把他的手掰开。他正在努力把他自己的肠子从撕裂了的腹壁往里塞。我能做到的也就是把那些肠子放回到原先的位置里，并把腹部缝合。他失血很多。我没有血浆。 “黎明时，我听到他在哭，在呼叫他的母亲。我应着他，直到中午，但他没死。黎明后气温升高了，即使太阳没能从那些屋顶上方直接照射进来。我知道当太阳照到时，这个地方将会成为一只火炉。我设法把那张手术台搬到了廊柱下的阴凉处，但外面的那些人就没什么希望了。失血和昏迷所没有起到的作用，将由太阳去起到。 “那些在廊柱下面的人是幸运的。那里有3个英国人，全都来自于诺丁汉。其中一人向我讨香烟。当时，我的英语水平很差，但香烟这个单词是国际性的。我告诉他由于肺部被弹片撕裂，香烟是万万不能抽的。他笑着告诉我，当亚历山大将军到来时，他至少可以敬他一支。真是发疯般的英国幽默。但他很勇敢。他们知道自己永远不能回到家乡，但还是忘不了开玩笑。 “在担架兵从战场上返回时，我留住了；3个。他们累坏了，态度也很粗暴，但感谢上帝，传统的德意志纪律起了作用。他们接替了工作，原先的3名勤务兵在一个角落里痊缩起身体，马上就睡着了。” “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美国人问。 “这一天是这么度过的。我命令我的新助手们去周围的房舍里搜寻任何绳索和带子以及更多的床单。我们在院子的两头拉起绳子，把床单铺了上去，并用晾衣夹子夹住，形成了一片小小的阴凉处。但温度还是升上来了。水是关键。伤病员们呜咽着要水喝，我的勤务兵们用提桶从井里取来水，放到院子里，一杯一杯地递送过去。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道谢。 “我祈求来一阵凉风或者太阳快点下山。没有凉风，但经过12个小时的暴晒，太阳落山了，温度也随之降了下来。下午三四点钟时，莱莫尔森部下的一名年轻的上尉偶尔走进了院子。他停住脚步，凝视着，在自己身上划着十字，吐出一句‘我的天哪’，就跑走了。我追在他身后，大声叫喊我这里需要一些帮助。他从肩上回过头来说：‘我会尽力的。’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但他也许确实做了一些事情。1个小时以后，第14军的军医送来了一手推车的药品。有敷料、吗啡、磺胺药物等等。太阳下山后，最后一批新伤员来到了，这次全是德国兵，约有20人，使我们这里的伤员总数达到了220名。在黑暗中，她回来了。” “那个姑娘吗？那个奇异的姑娘吗？” “是的。她出现了，如同头天晚上那样。在城墙外面，炮声似乎最后停止了。我猜想盟军是在准备他们最后的突破性的进攻，以攻占锡耶纳城。于是我祈求我们也许能幸免于难，但知道希望渺茫。所以，最后院子里很静，除了伤员因疼痛而发出的呻吟声和哭声，以及偶尔的尖叫声。 “我听到了她的衣袍接近我时所发出的声音，当时我正在为一个来自斯图加特的坦克掷弹兵动手术，他失去了他的半边下颚。我转过去，她就在那里，把一条毛巾浸到木桶内的清水里。她微笑了一下，开始穿行在地上的伤员之中，跪在他们身边，擦拭他们的额头，并轻柔地触摸他们的伤口。我叫她别去碰那些敷料，但她继续着。” “她是同一个姑娘吗？”美国人问道。 “同一个姑娘。没有其他的。但这一次我注意到了头天晚上我没有发现的情况。不是她所穿着的那件棉布女衬衫，而是那种表示宗教级别的服装，那是见习修女的服装。然后我明白她一定是来自于锡耶纳市内某一座女修道院。而且那件服装上面有一种设计，盖在浅灰色上面的深灰色。这是基督的十字，但有点不同。十字的一条横杠断裂了，垂下来后成了45度。” 从屋顶上方传来发自那座大广场的另一声欢呼。旗手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表演，原先一直被关在波得斯塔那座院子里的10匹马正被引向沙地赛道。它们身上有马勒，但没有马鞍，因为这是一次光背骑马赛。在裁判的看台前，又响起一阵响亮的欢呼声。 在那座院子里，游客的妻子站起来试了一下她那受了伤的脚踝。 “我想现在我能这样慢慢行走了。”她说。 “再等几分钟，宝贝，”她的丈夫说，“然后我发誓我们一定赶过去看热闹。那么第二个晚上呢？” “我为最后的20个，也就是最后的那批德国伤员动手术，然后我带着新的设备和药品去为头天晚上的那些伤员作进一步的治疗。我现在有了吗啡、抗生素。对于那些最痛苦的重伤员我至少可以帮助他们平静地死去。” “有人死了吗？” “没有。他们在生死线上挣扎着，但没人死去。那天晚上没有。整个夜晚，那位年轻的修女一直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一言未发，微笑着，用从井里取来的凉水擦洗他们的脸面，触摸他们的伤口。他们向她表示感谢，努力想去拉拉她，但她微笑着轻轻走开了。 “在24小时里，我一直在咀嚼安非他明以保持在下半夜时不会睡着。在药品用完之后我已经没事可做了，勤务兵们已经在那道墙边睡着了，我的罩衣上、手上和脸上沾满了其他年轻人的鲜血，我坐在了一户锡耶纳家庭曾经吃饭过的那张手术台旁边，把脑袋枕到双手上就沉沉地进入了梦乡。当太阳升起时，我被一名勤务兵推醒了。他一直在搜寻食物，带回来一满罐正宗意大利咖啡，是战争开始时贮藏起来的。这是我一生中喝过的一杯最好的咖啡。” “那个姑娘，那个年轻的修女呢？” “她走了。” “那么伤员们呢？” “我很快在整个院子里巡视一遍，俯身去检查了每一位战士。都还活着。” “你肯定是很高兴的。” “太高兴了，高兴得难以置信。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我的设施那么简陋，这里的条件那么艰苦，战士们的伤势那么严重，我的医术经验那么缺乏。” “这是7月2日，对吗？解放日？” “对。” “那么盟军最后攻进来了？” “错了。没有进攻锡耶纳。你听说过陆军元帅凯塞林吗？” “没有。” “以我的观点，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被低估了的指挥官之一。他是在1940年获得他的元帅军杖的，但在当时任何德军上将都能在西线打胜仗。在被打败时，在抗击具有优势的敌军的撤退过程中，是很难打仗的。 “有一类将军能够乘胜前进，另一类将军能够制订边战边退的计划。隆美尔属于第一类，凯塞林属于第二类。他边战边退，从西西里退到了奥地利。到1944年，凭着绝对的空中优势。更为先进的坦克、无穷无尽的燃料及供应品和当地老百姓的支持，盟军本应该在仲夏时就能够横扫整个意大利。凯塞林使盟军步履艰难。 “但与某些人不同，他不是一个野蛮的人。他富有文化涵养，钟爱于意大利。希特勒命令他，炸毁横跨台伯河上的罗马市内桥梁。它们都是古典的精品建筑。凯塞林没有执行命令，这帮助了盟军的进军速度。 “那天上午我捧着咖啡坐在那里时，凯塞林命令施利姆上将不放一枪一弹把整个第一空降兵部队全部撤出锡耶纳。不得损坏任何东西或摧毁任何东西。我还不知道的是，教皇庇护七世已经请求过夏尔·戴高乐，在他的自由法兰西部队奉命去占领城市时，不要损毁它。至于莱莫尔森与尚荣之间是否订立过任何秘密协定，我们将永远无从知道。他们谁都没有承认过，而且现在他们都已死了。但他们都接到过相同的命令：挽救锡耶纳。” “没打一枪？没发一炮？没扔一颗炸弹？” “没有。我们的伞兵在上半晌时开始撤出。整天都在撤兵。下午3点钟，外边的巷子里响起了一阵皮靴走路的脚步声，第14军少将军医出现了。冯·斯特格利茨少将在战前曾是一位著名的矫形术医生。他也已经连续几天在做手术，但在总医院里。他也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他站在拱门下，惊奇地盯视着四周。与我一起的有6名勤务兵，其中两名在负责取水。打量着我那沾满血迹的罩衣和那张厨房桌子，现在已放回到这里光线充足的地方了。他打量着放在那个角落里的那堆散发着异味的肢体：手、手臂和腿，有些脚上还套着皮靴。 “‘这是一座什么尸骨存放所啊，’他说。‘这里只有你一个人吗，上尉？’ “‘是的，先生。’ “‘伤员有多少？’ “‘约220个，将军。’ “‘国籍？’ “‘120个是我们的同胞小伙子，约100个是混合的盟军，先生。’ “‘死了多少个？’ “‘到目前为止，先生，没有。’ “他目不转睛地盯视着我，然后快速地说：‘Unm？gich。’” “这个德语单词是什么意思？”美国人问。 “它的意思是‘不可能’。然后他开始朝一排褥子走过去。他用不着询问，他只要看上一眼就会知道伤势的类型、重轻和存活的概率。与他在一起的那位随军牧师就跪在那里，为那些在太阳升起前要死去的伤员举行了最后的宗教仪式。少将军医巡视完毕回到了这个地点。他盯着我注视了好长时间。我身上乱七八糟的：一副倦容，浑身血迹，臭得像一只鸡貂，而且已经有48个小时没吃过一顿饭。 “‘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年轻人，’他最后这么说。‘你在这里完成的任务是无法想像的。你知道我们正在撤出吗？’我说我知道。败军中消息传得很快。 “他对他身后的军人下达了命令。一队担架兵从巷子里进来了。只抬走德国兵，他告诉了他们，把盟军士兵留给盟军。他在德军伤员中走来走去，只挑选那些能够经受翻越齐亚蒂山区抵达米兰的颠簸旅程的伤员，到达那里后他们最终能够得到一切待遇。那些被他认为没有一点希望的德国人，他告诉担架兵把他们留下来。在他下达命令之后，70名德国伤员被抬走了。这样剩下了50名德国人，还有盟军的伤员。然后他回到了我这里。太阳已经钻到了屋后，快要下山了。凉爽正在恢复。他的举止不再粗鲁了。他看上去好像又老又弱。 “‘得有人留下来，与他们在一起。’ “‘我愿意留下来。’我说。 “‘那就意味着要成为一名战俘。’ “‘我知道，先生。’我说。 “‘那么，对你来说战争毕竟是短暂的。我希望我们能再次相会，回到祖国以后。’ “其他也没有什么事可说的了。他走进那个门洞，转过身来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你能想像吗？一位将军向一名上尉敬礼。我没戴军帽，所以我没法回敬。然后他就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6个月后他死于一次空袭轰炸。我就孤身留在这里，与150名伤员相伴，如果救援不能很快到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注定要死去的。太阳下山了，黑夜降临了，我的几盏灯已经耗尽了油。但月亮升起来了。我开始去分发一杯又一杯水。我转过身来，她又回来了。” 现在，来自卡姆波广场的声音是连继不断的叫喊。10名骑师，全是长得矮小精干的职业高手，已经跨上了马背。他们都被配发了一条短柄皮鞭，这条皮鞭不但用于抽打自己的坐骑，还用于抽打靠得太近的其他马匹和骑师。破坏是这种赛马会的一个部分，这不是一项适合胆小者的活动。赌注是无所谓的，胜利才是最富刺激的，而一旦进入了跑道，则什么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为排列在用作起跑线的那条粗绳后面的10匹马的位置进行了抽签。每一位骑师都身穿代表着自己同业公会的色彩鲜艳的盛装，头顶帽盔，手握马鞭，缰绳勒得紧紧的。骏马在人们的期望中进入了它们在绳索后面各自的位置。当最后一匹马就位后，裁判员抬头去看他的地方行政长官，等待着他的点头以便放下绳子。来自人群的吼声如同非洲草原上的雄狮一般响亮。 “她回来了？第三个晚上？”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干起活来配合默契，如同一个两人小组。有时候我说话，当然是用德语，但她显然没有听懂。她微笑着，但一句话也没说，甚至没用意大利语说过。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身体触碰。她照料着伤员们。我取来了更多的水，还换了几次药。少将军医已经给我留下了新的药品和敷料。到黎明时，这些供应品全都用完了。 “在第三个晚上我注意到了以前所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但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的双手手背上都有一块很大的黑斑，约有1美元的硬币那么大。我没去想过这事，直至多年以后。黎明之前，我转过身来，她已经走了。” “你再也没有见过她吗？” “没有，再也没有。太阳刚升起来，我看见那边的所有高窗上开始飘出了旗帜，不是第三帝国的鹰旗，再也没有了。锡耶纳人缝制了盟军的国旗，尤其是法国的三色旗。它们在城内到处飘扬着。大概7点钟时，我听见巷子里响起了一阵脚步声。我害怕了。希特勒的宣传告诉我们，他们全都是杀人犯。 “几分钟之后，5名战士出现在拱门里。他们皮肤黝黑，军装上沾满了尘士和汗水，我很难判定他们是来自哪一支部队。然后我看见了洛林十字。这是法国的。只不过他们是阿尔及利亚人。 “他们对我喊了几个单词，但我听不懂。法语和阿拉伯语都不懂。我微笑着耸耸肩。我在我的德国陆军衬衣和长裤外面套着一件沾有血迹的罩衣，但他们一定是看到了我的罩衣下面的皮靴。这是非常显眼的德国陆军军靴。他们已经在锡耶纳南方遭受了重大的伤亡，而在这里的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走进了院子，大声喊着，并在我的鼻子底下晃着他们的步枪。我以为他们要向我开枪了。然后其中一名阿尔及利亚伤员从那个角落里轻轻叫唤着。战士们走过去听他讲了一番话。当他们回来时，他们的语气改变了。他们取出一支味道很难闻的香烟，逼着我点上火作为友谊的一种象征。 “9点钟时，城里到处拥动着法国人，受到了狂热的意大利人的热烈欢迎，姑娘们也向他们送上了热吻，而我则留在这里，与我的友善的捕获者在一起。 “然后一名法军少校出现了。他会说一点英语，我也同样。我解释说我是德国的一名外科医生，留下来照顾伤员们，有些是法国人，大多数是盟军的。他询问躺在地上的战士们，明白有他的20名法国同胞，除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于是跑出去到巷子里大声疾呼要求支援。一个小时之内，所有伤员全被转移到了现在几乎是空荡荡的总医院里。我与他们一起过去了。 “我被羁留在护土长的办公室里，由一名持枪士兵看守着。同时，一名法国上校军医对全体伤员作了检查，一个接一个地。这一次，他们全都被安排躺在了铺有干净的白床单的病床上，由意大利护士轮班照料着，帮他们擦洗身体并喂食他们能够吃下的任何营养品。 “下午，那位上校军医来到了护士长办公室。陪同一起来的是一位法国将军，名叫迪蒙萨伯特，会说英语。‘我的同事们告诉我，这些人的一半原来是会死去的，’他说。‘你是怎样医治他们的？’我解释说，我只是用我能够得到的设备和药品对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们用法语交谈着。然后将军说：‘我们必须为亲属们保留记录。那些死者，不管国籍，他们的身份识别牌在哪里？’我解释说没有身份识别牌。送进那座院子的伤员没有一个人死去。 “他们又交谈了一番，那位军医不时地耸耸肩。然后那位将军说：‘请你向我宣誓决不逃脱，并留在这里协助我的同事们工作好吗？有许多工作要做呢。’我当然服从了。我能逃到哪里去呢？我行走的速度没有我们德军的撤退快。如果我跑到乡间，游击队是会杀死我的。然后，由于缺乏进食和睡眠，我极度虚弱，就在地上躺倒睡着了。 “经过24小时的睡觉、洗澡和吃了饭以后，我又有足够的精力可以工作了。在过去的10天里，由法国人治愈的所有法国伤员都已被转移去了南方的佩鲁贾、阿西西，甚至罗马。那些在锡耶纳这家医院里的伤兵，几乎全是从这座院子里转移过去的。 “伤员们的断骨要接好复位，并敷上石膏；伤口的缝线需拆开来，里面的损伤需适当地修补。然而，原先应该会发炎并由此引起致命的伤口却出奇地干净。被撕裂的动脉似乎已经自己愈合了；出血也已经止住了。那上校是来自里昂的一位名医；由他主刀动手术，我做他的助手。我们一刻不停地动了一天一夜的手术，结果没人死去。 “战争的潮水卷向了北方。我被允许与那位上校军医住在一起。尚荣将军来医院视察，并为我对法国伤兵所做的一切而向我表示了感谢。此后，我被指定专门照料那50名德国伤员。一个月后，我们都被疏散到了罗马。没有一个德国兵再想打仗了，所以通过红十字会安排了遣返。” “他们回家了吗？”美国人问。 “他们全都回家了，”外科医生说，“美国陆军医疗部队把他们的小伙子们从奥斯蒂亚用船舶运回美国去了。弗吉尼吉人回到了谢南多亚。得克萨斯人回到了孤星州。那个哭着叫母亲的奥斯汀小伙子回到了得克萨斯，他的内脏仍在他的体内，他的腹壁已经愈合了。 “在法国解放后，法国人也把他们自己的伤员带回了家。英国人带走了自己人，并带走了我。英军上将亚历山大曾在罗马的那家医院巡视，听说了在锡耶纳这个院子的事情。他说如果我再次发誓不逃走，我可在一家英国的医院里工作，继续照顾这些德国伤员，直至战争结束，所以我做出了保证。德国毕竟已经战败了。和平随着1945年的最后投降来临了，我被准许回到已被炸得千疮百孔的故乡——汉堡。” “那么以后的31年时间里你一直在这里干什么？”美国游客问道。 来自卡姆波广场的尖叫声清楚地传了过来。一匹马倒下了，断了一条腿，骑师倒在地上已经失去了知觉，余下的9匹马在继续竞赛。尽管铺上了沙子，但下面的卵石把骨头震得生疼，赛马的步伐是狂乱的，人仰马翻是经常发生的。 那人慢慢地耸了一下肩膀。他朝四周打量了一遍。 “在那三天中这座院子里所发生的，我相信，是一次奇迹。但这与我无关。我是一个年轻而热切的外科医生，但没那么好。这与那位姑娘有关。” “以后还会有赛马会的，”游客说，“给我说说那位姑娘。” “好的。我在1945年秋天被送回了德国。汉堡处在英占区。开始时，我在他们的一家大医院里工作，后来转到了汉堡总医院。1949年我们又建立了我们自己的非纳粹共和国，我也转到了一家私人诊所。诊所发展壮大了，我成了一名合伙人。我娶了一名当地姑娘，我们生养了两个孩子。生活好起来了，德国繁荣富强起来了，我转而自己开了一家诊所。我用财富去创造新的财富，并由此成了富人。但我永远忘不了这座院子，也永远忘不了穿着修女衣袍的那位姑娘。 “1965年，结婚15年后我的婚姻结束了。孩子们已经十几岁了；他们当然是痛苦的，但他们也理解了。我有了自己的钱，我也有了自己的自由。1968年，我决定回到这里找到她。只是为了说一声谢谢你。” “那么你又找到她了吗？” “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找到了。时间已经过去了24年。我猜想她已经有40多岁了，与我差不多。我猜测她仍是一名修女，或者如果她已经还俗，那么她应该是一位有了自己孩子的已婚中年妇女。所以在1968年的夏天我来到这里，在帕特里齐亚租了一间房，开始了我的寻找。 “首先我去了我能够找到的所有女修道院。共有3座，全是不同的宗教团体。我雇了一名翻译，去查访了所有3座女修道院。我询问了那里的院长嬷嬷。两座在战时就存在了，第三座是后来建立的。当我描述了我在寻访的那位见习修女后，她们都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她们还召来了院里最年长的嬷嬷，但都不知道一位这样的修女。 “特别之处是她穿过的那种衣袍：浅灰色的，胸前缝着一只深灰色的十字。没人认出它。这些女修道院里都没有浅灰色的衣袍。 “我把网撒得大一些。也许她是来自于锡耶纳以外的宗教团体，在1944年德军侵占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是在探亲访友。我在托斯卡纳漫游着，寻找着她所属的女修道院。没有成功。在我的翻译失去了耐心以后，我研究了各修女团体所穿的各种衣袍，过去的和现在的。共有好几种浅灰色的衣袍，但没人见过钉有一条横杠折断了的十字标志的那种。 “6个星期之后，我明白这事毫无希望了。没人听说过她，更不用说见到过她了。24年前，她连续三个晚上走进这座院子。她曾经擦抹过临死的士兵们的脸面，还安慰过他们。她曾经触摸过他们的伤口，而且他们没有死去。也许她天生具有经她触摸就能使伤口痊愈的能力。但她消失在战火纷乱的意大利之中了，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我祝她安康，不管她在哪里，但我知道我将永远找不到她了。” “但刚才你说你已经找到了。”美国人提醒说。 “我说的是‘在某种意义上’，”外科医生纠正道，“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但我作了最后一次尝试。这座城市出版两份报纸，《锡耶纳快报》和《锡耶纳报》。我在每一份报上刊出了一条四分之一版面大的寻人启事。报纸上甚至还登了一张图画。我画出了她所穿过的那件棉布衬衣的式样，这张草图随着文字一起登载出来了。该启事还许诺向任何能够提供有关这件奇异衬衫线索的人给予奖励。在我要离开的那天早上，报纸登出来了。 “我正在房间里收拾行装，这时候总服务台打电话上来说有人在找我。我带着行李走到楼下。我的出租车将在一个小时之内抵达。我再也不需要那辆出租车了，我还误了我的航班。 “等待在大厅里的是一个长着一头白发绒毛的小老头，一身僧人打扮，一件深灰色的衣袍，腰上围着一条带子，脚上套着一双凉鞋。他的手里拿着一份《锡耶纳报》，翻在登有我的启事的那一版。我们转移到大堂酒吧里坐下了。他用英语说话。 “他问我是什么人，为什么我要刊登那则启事。我告诉他我一直在寻找一位锡耶纳的年轻女土，她曾经在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前帮助过我。他告诉我，他叫多米尼科兄弟，他属于一个奉献于禁食、祈祷和学习的宗教团体。他自己毕生研究的课题是锡耶纳历史及其各种宗教团体。 “他似乎既紧张又激动，要我向他确切地叙述我是如何看到一位锡耶纳年轻女士衣袍上这种特殊的图案的。这事说来话长，我告诉他。我们有的是时间，他回答，请告诉我一切。于是我告诉了他。” 当其中一匹马仅仅以其身体的一半长度领先于另一匹马跨过终端线时，大广场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9个同业公会的会员们绝望地呱呱叫着，而第十个，即被叫做豪猪的同业公会会员们，则迸发出欢乐的尖叫声。在输掉了比赛的9个同业公会会馆里，那天晚上喝葡萄酒是少不了的，但饮酒期间将会遗憾地频频摇头叹息。而在豪猪会馆里，庆祝活动将会演变成一场狂欢。 “说下去，”美国人催促道，“你把什么告诉了他？” “我把一切告诉了他。那正是他想了解的，他坚持要了解的。从头至尾。所有细节情况，一遍又一遍地。那辆出租车来了。我打发了它。但直到最后，我忘了一个细节。然后我就想起了。那双手，姑娘的那双手。最后我告诉他，关于在月光下我看见的每一只手背上有黑斑的细节情况。 “那僧人的脸色变得如同他的头发一样白，他开始用手指去捻一只念珠，眼睛闭着，嘴唇静静地翕动着。当时，我是一名路德教教徒，我后来转变了。我问他在干什么。 “‘我在祈祷，我的孩子。’他回答说。‘为什么，兄弟？’我问道。‘为我的不朽灵魂，也为你的，’他说。‘因为我相信你已经看见了上帝的作为。’然后我请求他把他所知道的告诉我，于是他向我讲述了关于仁慈的凯瑟琳的故事。” 多米尼科兄弟的故事 “‘你知道锡耶纳的历史吗？’他问。 “‘不知道，’我说，‘几乎一无所知。’ “‘锡耶纳历史悠久，它经历了许多个世纪。有些世纪繁荣昌盛、平安无事，但大多数世纪历经战争和流血、独裁、世仇、饥荒和瘟疫。但最可怕的世纪是从1355年到1559年。 “‘这是国内外充满了连绵的、毫无意义的、无利可图的战争的两百年。整个城市连续不断地遭受雇佣兵的掠夺袭击，软弱的政府没能力保护自己的市民。 “‘你一定知道那时候没有意大利这个国家，只有一些公国。侯国、小小的共和国和城市国，而且经常想去互相征服，或者说在实际交战。锡耶纳是一个城市共和国，时常受到佛罗伦萨公国的觊觎，最终把我们归到了美第奇家族的麾下。 “‘但在此之前是最糟糕的时期，即从1520年至1550年，那就是我要叙说的时期。锡耶纳城市国的政府处于混乱状态，由被称为蒙蒂的5个家族统治着。蒙蒂集团互相间复仇不断，直至他们毁灭了城市。在1512年之前，一直由一个家族占统治地位。潘多尔福·佩特鲁齐是他们中最为强大的，他实施着暴政统治，但至少保持了稳定。当他死去后，市内的统治集团松解了。 “‘市政府应该是巴利亚。这是一个由地方长官组成的永久性的委员会，佩特鲁齐就曾经是一位老练而无情的主席。但巴利亚的每一位委员同时也是互相竞争的蒙蒂集团的其中一名成员。他们不是为了管理城市通力协作，而是互相倾轧争斗，把锡耶纳搞得一团糟糕。 “‘1520年，佩特鲁齐家族的一支旁系生了一个女儿。虽然潘多尔福本人已死，但该家族仍统治着巴利亚。但当那个女孩4岁时，佩特鲁齐家族失去了对巴利亚的控制，于是蒙蒂集团的其他家族肆无忌惮地争斗起来了。 “‘那女孩长大后既美丽又虔诚，是她家庭的一份光荣。他们全家住在离这里不远的一座庞大的宫殿里，不受外面街上的贫困和混乱的影响。在其他富家娇生惯养的姑娘们变得任性和邪恶，如果不说放荡的话，凯特琳娜·迪佩特鲁齐保持着嫡静，并奉献于宗教事业。 “‘她与父亲的惟一隔阂是婚姻问题。当时，女孩子十六七岁出嫁是很正常的。但凯特琳娜年复一年地回绝了一个又一个求婚的小伙子，这使得她的父亲十分恼火。 “‘1540年，灾难降临到了锡耶纳及其周围的乡村；饥荒。瘟疫、骚乱、农民暴动和内部派系斗争把这个城市国家搅得一片混乱。凯特琳娜因为有这座宫殿的围墙和她父亲的卫兵的保护，再加上她在家里看书、做女红和上家庭小教堂做弥撒，她应该是能够避免大多数灾难的。然而在那一年发生的某一件事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去参加一场舞会。她永远没能抵达。 “‘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因为有她父亲的忏悔神父用拉丁语所写就的一份文件可作证明。那位老神父是佩特鲁齐家庭留着作为精神之需的。她带上一名侍女坐上了一辆马车，还有6名卫兵保护，因为外面街上很危险。 “‘半路上，她的马车被另一辆斜着停在街上的马车挡住了去路。她听到了喊声，一个男人痛苦的尖叫声。她不顾陪同她的那位年长的女管家的反对，撩起窗帘去看外面。 “‘另一辆马车属于蒙蒂集团一个敌对的家族，事情好像是一名老乞丐在街上绊倒了，使得拉车的马匹受惊后转向了。坐在马车上的是一位性格暴戾的年轻贵族，他勃然大怒，跳出来夺过其中一名卫兵手中的一条棍子，朝那乞丐狠命地殴打起来。 “‘凯特琳娜也毫不犹豫地跳下马车，踩到泥地上，弄脏了她的丝绸绣花鞋，她朝那人尖叫着要他停下来。他抬起头来，她看见那是她的父亲希望她能够嫁过去的其中一名年轻贵族。他看见她的马车门上的佩特鲁齐后形标志，停住棍棒的挥舞，回到了他自己的马车上。 “‘那姑娘蹲在泥地上，扶住了那个老乞丐的肮脏的躯体，但他因受殴打已经快要死了。虽然这种人身上附有寄生虫，而且又脏又臭，但在他死去时她还是用双臂挽着他。传说是这么描述的：当她俯视着那张耗尽精力、痛苦不堪、沾满了泥水和血污的脸面时，她认为她看到了基督临死时的脸面。我们的古代编年史书上说，他在死去时轻声说：“好好照顾我的人民。” “‘我们将永远无从知道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目击者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事。我们只有一位老教士多年后在一座孤独的修道院里所描写的一份材料。但这次发生的事件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回到家里，在宫殿的院子里烧掉了她的所有衣物。她告诉父亲，她希望退出尘世，遁人空门。他当然没有同意，并向她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意见。 “‘违拂父亲的意愿，这种事情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她漫游到城内的每一座尼姑庵和女修道院，要求当一名见习修女。但她父亲派出的信使跑在了她的前面，于是她到处遭到了谢绝。她们全都知道佩特鲁齐家族的残余势力影响。 “‘如果她的父亲认为这样就可阻止她，那么他错了。她从家里拿走了她自己的嫁妆财宝，又经与蒙蒂集团内一个敌对家族的秘密商谈，商定了某一座院子的长期租赁事宜。这院子不大，归属于圣塞西莉亚修道院的高墙。僧尼们已经弃之不用了。它大约有20米宽，30米长，一边有一排廊柱，处在高高的石墙下的阴影之中。 “‘为使完全分隔开来，院长神父在从修道院通向院子的那座惟一的拱形门洞里装上了一扇用橡树圆木做成的厚实的木门，并用粗大的插销封住了。 “‘在这个院子里，那位年轻的女士建立起为大街小巷上的穷人和贫民提供庇护的避难圣所。当今，我们称之为贫困救济所，但是当然，那时候是没有这种机构的。她剪去她那飘逸的长发，穿上一件普通的灰色棉布衬衣，赤着双脚穿行在穷人中间。 “‘在这座院子里，穷人、社会弃儿、跛子、乞丐、贫苦人。流浪汉、因怀孕而被逐出大户人家的丫环以及盲人和病人都能找到避难圣所。 “‘他们躺在院子里，衣衫褴楼、肮脏不堪、与老鼠和跳蚤为伴。她为他们擦拭身体，换洗衣服，照料着他们的伤口的脓疮，用她剩余的嫁妆去买来食物，还到街上去讨钱以使这项事业维持下去。她的家庭，当然已经不再承认这个女儿，与她划清了界线。 “‘但一年以后，情况有了变化。人们开始称她为仁慈的凯瑟琳。来自富人和罪人的匿名捐助开始到达。她的名声越过高墙，传遍了城内的大街小巷。另一名年轻女士放弃家境优裕的条件，加入了她的慈善工作。然后又有两名加入了她们的行列。到了第三年，整个托斯卡纳都听说了她。她也引起了教会的注意。 “‘你肯定知道，先生，那时候是神圣天主教的最可怕的时期。即使我也不得不这么说。由于长期享有特权和财富，它变得贪污腐败了。教会的许多主教、大主教和红衣主教过着君主般的生活，追求骄奢淫逸和肉体的所有欲望。 “‘这已经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反应，他们正在寻找新的斗士；这是一场他们称之为改革的运动。在北欧，情况甚至更为糟糕。马丁·路德已经开始宣讲他的异教，英格兰国王已经与罗马分道扬镳了。在这里的意大利，真正的信仰如同一口沸腾的大锅。在仅仅相隔几英里的佛罗伦萨，僧人和布道者萨伏纳罗拉在经受了要他认错和放弃新教信仰的严刑拷打之后被绑缚在柱子上活活烧死了，但即使在他死去以后，反抗的声音仍在继续传播。 “‘教会需要改革，但不是分裂，然而许多当权者看不清这种形势。其中之一是锡耶纳主教鲁多维科。他最为害怕，因为他把他的宫殿变成了一个追求吃喝玩乐、腐化堕落的场所。他包庇纵容富人并同意了他们的最终赦免，以此换得他们的财富。然而在他自己的城内，差不多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有这么一位年轻的女士，以她自己做出的榜样，使得他蒙受了羞辱，而且人们全都知道。她没有宣讲，没有煽动，如同萨伏纳罗拉那样，但鲁多维克还是开始害怕她了。’” 在卡姆波广场的裁判台上，赛马会优胜奖授给了获胜的那个同业公会领导人，饰有豪猪标志的旗帜胜利地狂舞起来，他们即将一路高歌去奔赴胜利宴会。 “我们全都错过了，亲爱的，”美国人的妻子说。她一边又试了一下她那受了伤痛的脚踝，并发觉现在好多了。“已经没有东西可看了。” “故事只剩一点点了。我答应我们去看所有的庆祝和盛装表演。这一直会延续到黎明。那么后来她怎么啦？仁慈的凯瑟琳发生了什么？” “‘主教的机会在第二年来到了。那年夏天天气特别热。大地烤焦了，河流干涸了，大街上躺满了人和畜的尸体，老鼠大量繁殖起来。然后一场瘟疫来到了。 “‘那是可怕的黑死病的另一次事件，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淋巴腺鼠疫。成千上万的人病倒并死去了。今天我们知道这是由寄生在老鼠身上和跳蚤的病菌传播的。但当时人们认为这是由一位发怒的神仙施加到人们身上的，而一位发怒的神仙必须被祭以一个牺牲品加以抚慰。 “‘当时，为使她自己和她的3名助手与城里的其他修女有所区别，凯特琳娜在她们4个人所穿的衣袍上设计了一种标志：耶稣的十字架，但一条横杠折断了，以表示上帝为他的子民所感到的悲痛以及她们的行事方式。我们知道这一情况，因为那位年长的忏悔神父多年后把他记忆中的这一切全都仔细地描述出来了。 “‘有个主教宣称这种标志是一种歪道邪说，并煽动起一伙暴徒，其中许多人从他自己的金库中得到了报酬。他宣布，这次瘟疫是来自于那座院子，由晚上睡在那里但白天聚集在街上的那些乞丐们所传播的。人们需要相信，有人该对他们的生病负责。暴徒们冲向这座院子。 “‘那位年长的编年史记录者现在已经作古了，但他声称他从多个来源听说了所发生的事情。听说暴徒们冲进来，那三个助手把破毯子往她们的棉布衬衣上一披，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凯特琳娜留下来了。暴徒们破门而入，殴打他们在这里发现的男女老少，把他们逼到城墙外面，任凭他们在饥荒的乡野上走向死亡。 “‘但暴徒们把他们特有的愤恨留给了凯特琳娜本人。她几乎肯定是一名处女，但他们按住她，对她多次施暴。暴徒中有些人肯定是主教的卫队战士。对她蹂躏完之后，他们把她钉在了院子尽头的那扇木门上，在那里她最后死了。’” “故事就是这样，”那人说，“那是7年前在旅馆的咖啡吧里由多米尼科兄弟告诉我的。” “就这些吗？”美国人问道，“他没有再说其他的吗？” “还有一些情况。”德国人承认道。 “告诉我，请告诉我所有情况。”游客请求说。 “嗯，根据那位老僧侣所说的，这是发生过的事情。 “‘就在谋杀的那天晚上，城里下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空中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天黑得使太阳，以致后来的月亮和星星全都失去了光泽，然后就开始下雨了。那雨好像是人们所从来不曾见过的。它凝聚了极大的力量和愤怒，似乎整个锡耶纳城遭到了高压水枪的喷淋。它下了整整一夜，并延续到第二天上午。然后云开日出了。 “‘但锡耶纳已经被荡涤干净了。每一处裂缝都被冲洗了。洪水冲过街道，从城墙的缺口处流淌出去，汇入了下游的山溪中。雨水带走了肮脏和老鼠，如同基督的泪水冲刷了坏人的罪过。 “‘几天之内，瘟疫开始收敛，不久就消失了。但那些参加了暴行的人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了羞耻。其中有些人回到了这个院子。里面是空荡荡的。他们从门上取下那具残破的尸体，想按基督教的传统把它掩埋起来。但牧师们害怕那个主教及其左道邪说的指控，所以几位勇敢者把尸体装上一辆垃圾车出城到了乡间。他们把尸体烧了，把骨灰撒向了山溪。 “‘用拉丁语写下这一切的佩特鲁齐家族的那位仟悔神父，没能记下确切的年份，甚至也没有写明月份和甲期。但另一本编年史提到了那场特大暴雨的确切时间。那是1544年，月份是7月，大雨是2日傍晚下的。’” 结束语 “赛马会的日子，”美国人说，“还有解放日。” 德国人微微一笑。 “赛马会的日期是后来确定的，而德国陆军的撤退则是巧合。” “可她回来了。400年之后，她回来了。” “我相信是这样。”德国人静静地说。 “照料着战士们，如同那些强暴了她的人。” “是的。” “那么她手上的标记？是被钉到木门上去时钉子穿的孔？” “是的。” 美国游客凝视着那扇橡木门。 “那些污渍，是她的血？” “是的。” “噢，天哪。”游客说。他思索了一会儿，然后问道：“那么你照顾着这个花圃？为她？” “我每年夏天来这里，清扫旗杆石、料理玫瑰花。这只是一种感谢她的方式。也许她知道一些，也许不知道。” “今天是7月2日。她还会来吗？” “也许会，也许不会。可这件事我可以向你保证。今天夜晚没人会死，无论男女老少都不会死。” “这肯定要有开支，”游客说，“要使这里保持这个模样是要花费成本的。如果有什么事……” 德国人耸耸肩。“也不一定。墙边的那把凳子上有一只捐款箱。是为了锡耶纳的孤儿。我认为她会喜欢这种方式。” 那位美国人与别人一样慷慨大方。他把手伸进他的夹克衫，摸出了厚厚的一叠纸币，并转向那只捐款箱，把五六张钱币塞了进去。 “先生，”他一边扶起他的妻子，一边对德国人说，“我将很快离开意大利飞回美国堪萨斯。我将经营我的农场和饲养我的牛群。但我将不会忘记，终生不会忘记，我曾经来过她死去的这座院子，而且只要我活着我将会记住仁慈的凯特琳娜的故事。来吧，宝贝，我们到观众中一起去看热闹。” 他们离开院子，转入巷子里，朝向远处欢庆的喧闹声传过来的街道走去。几分钟以后，一名妇女从她原先一直隐藏着的廊柱的阴影深处出现了。 她也穿着洗得发白的石磨蓝斜纹粗棉布服装，她的头发编成了一条条紧凑的小辫子，脖子上挂着一串具有种族特征的念珠。她的肩上还斜挂着一把吉他。她的右手晃荡着一只沉重的帆布背包，左手则提着她自己的那只马桶包。 她站到那个男人身边，从她的胸袋里取出一支大麻叶制成的烟卷，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把它递给了他。 “他留下了多少？”她问。 “500美元。”那人说。他的声音中已经没有了德国口音，完全是英国伍德斯托克的音调。他倒空那只木箱内的美元，把它们塞进了他的衬衣口袋里。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他的伴侣说，“我也喜欢你的讲述方法。” “我宁愿自己喜欢这样，”那个嬉皮土谦虚地退让说，一边提起他的帆布背包准备离开。“而且你知道吗？他们总是听信上当。” （舒云亮译） 公民 回家的航程总是他所最喜欢的。30多年来，在驾驶英国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环绕世界的飞行生涯里，他已经到过了70多个大城市，其中大多数是都城，原先的新奇感早已经消退了。 30年前，身穿袖口上绣有金光闪闪的双圈的见习大副制服，他曾经热衷于遥远的和陌生的地方。在飞机地停期间，他曾经去探访过美国和欧洲大陆的夜生活，去游览过远东地区的寺院和庙宇。现在，他只想早点回到他在英格兰多金附近的家中。 以前，他曾与几位漂亮的空姐有过一些短暂而炽热的风流韵事，但在苏珊嫁给他以后，这种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停止了。在旅馆床上的5000个夜晚的感觉早就成了过去，现在只剩下想跳上他自己的睡床去闻身边苏珊所特有的那种女人香味的欲望。 他有两个孩子。儿子查尔斯是苏珊在蜜月时怀上的，现在是个23岁的小伙子，是一名电脑程序员；女儿詹妮弗刚满18岁，在约克大学攻读美术史。这给了他家庭的稳定感，并促使他想回到家里。再过两年就可以退休了，驾着他那辆小轿车转弯驶上水车巷、看到苏珊在家门口等待着他的那种前景，胜过对任何异乡的感受。 在这辆运送机组人员的大客车的走廊对面，他的临时接替机长正盯视着司机的后脑勺。在他的左边，他的两名大副中的1名还在张着嘴巴好奇地呆望着在他们身后渐渐消逝的泰国曼谷市内五彩缤纷的霓虹灯海。 坐在这辆开着冷空调的大客车后部的是飞机的客舱乘务员们：1名客舱乘务主任，以及15名乘务员，其中4名男的，11名女的。两天前，他和他们一起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过来，他知道那位乘务主任能处理从飞行甲板的舱门至尾翼的一切事务。那是他的工作，而且他是一位老练的乘务长。 机长阿德里安·法龙的任务，只是再一次把这架载有400多位买了机票旅客的波音747-400珍宝客机从曼谷飞到希斯罗，或者如同他的飞行日志里会做记录的，从BKK（曼谷）到LhR（伦敦希斯罗）。 在起飞前两个小时，这辆机组人员的大轿车转入机场边缘，在大门口的卫兵点头之后，朝着英国航空公司办事处驶去了。这是一段漫长的等待时间，但法龙机长是一个坚持要求一丝不苟的人，而从英航办事处传来的消息是，当地时间下午3点15分从悉尼飞过来的那架10航班快鸟，将准时于曼谷时间晚上9点45分降落。事实上，它已经在作着陆准备了。 在这辆载运机组人员大客车后面1英里处，有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它只载有一名乘客，舒舒服服地坐在身穿制服的司机后面。轿车和司机都属于东方宾馆，而这位打扮成无可挑剔的高级白领职员的乘客已经在那里住了3天。在汽车的行李箱里安放着他那只单一的旅行箱，那是一只硬框箱子，用真皮做的，配之以实心黄铜锁，是一位高级商务人员想轻轻松松但又不显得寒酸地旅行时所使用的一只轻便航空箱。在他身边则放着他的公文箱，是用正宗鳄鱼皮做的。 在他那件裁剪得体的奶油色丝质西装的胸袋里，放着他的那本英国护照，名字是雨果·西摩，还有从曼谷返回伦敦的另一半机票，当然是头等舱的。当10号航班的快鸟离开跑道朝英航出港候机厅滑行过去时，这辆豪华轿车在办理登机手续的大厅外吱地一声停住了。 西摩先生没有自己去推行李车。他举起一只白净的手，一名小个子的泰国搬运工立即推过来一辆。在付了司机的小费之后，这位商务人员朝打开的汽车行李箱内他的那只旅行箱点点头，然后跟着那个搬运工进入办理登记手续大厅并走向英航头等舱柜台。他在热带地区黏糊糊的热空气中只暴露了大约30秒时间。 办理头等舱的登机手续用不了1小时45分钟时间。柜台后面那位年轻的职员没有为其他人服务。10分钟之内，那件单一的牛皮旅行箱已经由皮带输送机传送到行李操作区去了，在那里，它的标签清楚地表明它应该被装上那班赴伦敦的航班。西摩先生得到了他的登机牌并明确了去位于护照检查关卡后面的头等舱候机室的方向。 穿制服的泰国移民局官员瞟了一眼那本玫瑰红色的护照，接着去检查那张登机牌，最后去看玻璃屏幕后面的那张脸。中年年纪，稍微有点晒黑，胡子刮得光光的，一头铁灰色的头发刚刚理过并吹得干干的；一件柔软的没有汗渍的丝质白衬衣，从吉姆·汤普森商店购买的丝领带，奶油色的丝质西服出自于曼谷的著名裁缝店。他从玻璃屏幕下面把身份证件递了回去。 “索瓦特蒂，克拉布。”英国人轻轻说了一句。那位泰国官员对于用自己的语言受到了感谢而浮上了一丝笑容，这种笑容外国人通常是不可能得到的。 在视力范围以外的某个地点，从悉尼到曼谷的旅客正鱼贯地从波音客机下走向通往护照检查的那条长长的廊道。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转旅客，直至飞机上的人全都走空，然后清洁工才能登机工作，他们将清理出14袋分类垃圾。西摩先生提着他那只鳄鱼皮公文箱，静静地走向头等舱候机室，在那里，他受到了两名极为漂亮的泰国女服务员的热情招待，让他坐下来，还给他端来了一杯清澈的白葡萄酒。他安静地埋头阅读《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在这间宽敞、凉爽和豪华的休息室里，还坐着另外19名头等舱旅客。 他没有看见，因为他没有刻意去看。当西摩先生在办理头等舱登机手续柜台前时，他只与商务舱的登机手续柜台相隔几英尺。英国航空公司的这架波音747-400客机共有14个头等舱座位，其中10个座位有人来坐，这其中的4个是从悉尼赴伦敦的旅客。西摩先生是6个从曼谷登机的头等舱旅客中的第一个。商务舱的所有23个座位将会满员，其中18个将在曼谷登机。当时，这些商务舱旅客在与他相隔飓尺的柜台前排队办理登机手续。 但在他们的旁边，是经济舱旅客的队伍。这些柜台前拥动着一大群人。10只柜台正在试图应付差不多400名旅客。旅客中有希金斯一家人。他们自己拖带着行李。他们是坐机场班车过来的，车上虽然开着空调，但那么多乘客呼出来的热气最终打败了空调系统。经济舱旅客汗流浃背，一副狼狈相。希金斯一家花了将近1个小时时间才进入候机室，简短地去了一次免税商店后，在禁烟区里安顿下来了。还需30分钟时间才能登机。机长法龙和他的机组人员早已经在飞机上了，但即使他们也被客舱乘务员们捷足先登了。 机长和他的机组人员已在办公室里花了通常的15分钟时间办理一些必要的手续。那本十分重要的飞行计划告诉他航程距离、需装载的最低限量燃料，以及今天晚上他必须遵照执行的航线细节情况。所有这些信息都已经输入了从曼谷至伦敦的各个不同的空中交通控制中心。仔细看了一下他的航行路上的气象资料，他发现前方的英国是一个平静的夜晚。他以行家的眼光很快地翻过了“机组人员须知”，记住与他有关的那几页资料，对无关紧要的大部分内容未加理会。 当最后一份文件签字留底并把原件退还之后，4位飞行员已做好了登机准备。他们比旅客提早很多，而那些从悉尼抵达的旅客早就走光了。清洁工还在飞机上，但那是乘务主任哈利·帕尔弗里所负责的事情，而帕尔弗里先生将会不慌不忙地以优雅的姿态予以处理。 乘务主任所关心的并不单单是那些泰国清洁工。所有的洗手间都要进行通风和打扫，然后还要检查。为400位旅客准备的足够的食品和饮料正被装上飞机，他甚至还从另一架刚刚从希斯罗抵达的喷气客机那里搞到了一些在伦敦出版的最新的报纸。在帕尔弗里先生的工作量完成一半时，他的机长和飞行员们登机了。 夏天时，法龙机长只要两名大副相伴就可以应付了，但现在是1月下旬，迎面而来的西北风将使飞机的飞行时间增加到13个小时，这就需要一位能换班的机长了。 以个人意见，阿德里安·法龙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在飞行甲板后部的左手边有一个小舱房，里面有两张床铺，而且机长让飞机搭上自动驾驶仪并交由另两位飞行员去控制后，自己抓紧时间去睡上四五个小时是完全正常的。但规定必须执行，因此这班客机安排了4名飞行人员，而不是3名。 当这4个人沿着长长的通道走向那架几乎是空荡荡的飞机时，法龙向两名大副中更为年轻的那个点了点头。 “对不起，吉姆，去作巡视检查。” 刚才一直在运送机组人员大客车上透过车窗凝视正在消失的曼谷市内万家灯火的那位年轻人点点头，在入口通道的尽头打开一扇门，走出去进入到闷热的、黏糊糊的夜幕之中。这是一项他们全都讨厌的例行工作，但又不得不做，而且常常落到他们中年纪最轻、资历最浅的人身上。假如把这架珍宝客机从机首到机尾、从翼尖到翼尖整个装入一只四方盒子里，那么这只盒子的占地面积将会超过1英亩。巡视员就是必须去那么做；围绕整架飞机走一圈，看看该在的东西是否在位。一块板件也许只有一半相连，一片液体也许意味着泄漏，地勤人员没有发现。说句不大中听的话，虽然有地勤人员，但飞机总是喜欢由其自己的人员去作最后的巡视检查。 有时候，外面的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或者是赤日炎炎，这就运气不好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勤奋而认真的巡视检查员在20分钟后回来时已是汗流泱背还带着被虫子咬过的小包，但其他各方面情况还是很佳的。 机长法龙从入口舱门处的楼梯爬上上层舱，然后从飞行甲板舱门向前走进他的领地。几分钟之内，两位机长及剩余的那位大8记经脱去他们的西装，把它们挂到休息室的门后，并已经落座了。法龙当然是坐在他的右手边。那位替班的机长为了不影响他们的工作而走进那间有床铺的休息舱室去研究股票市场的行情了。 当法龙开始他的生涯并从贝尔法斯特的常规飞行转为长途飞行时，他仍处于需要一名领航员和一名飞行机师的时期。但现在这种日子早已一去不返了。他的机师现在是在他头顶上和在他旁边的一排排技术设备；足够的仪器仪表、操纵杆和电钮能够承担一位机师的所有工作，而且更多。他的领航员现在是3套惰性参考系统，它们之间的“黑盒子”可以完成一位领航员的一切任务，而且更快。 当那位大副在浏览5份独立的安全检查单的第一份——起动前检查时，法龙看了一眼装载单，这是在所有的行李确认已装上而且旅客的数量由帕尔弗里先生按人头清点后他所要签认的。每一位机长的噩梦并不是旅客已登机但他的行李还没装上——那可以由下一班飞机装运过去，而是行李已装上飞机但旅客不想登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行李必须卸下来，直至排除掉那些无人认领的行李。那种行李里面有可能装有任何导致危险的物品。 整架飞机仍由其辅机在提供动力，实际上这是第五台喷气发动机，是极少有旅客所知道的。这架巨型飞机上的辅机其动力大得足以驱动一架小型战斗机；它所提供的功率能使客机不依靠外界的任何帮助独立地点亮灯光、驱动空调、发动引擎等等。 在经济舱旅客的休息室里，希金斯先生和夫人以及他们的女儿朱莉已经累了，而且孩子正在变得暴躁不安。他们是在4个小时之前离开那家二星级旅馆的，在现代化的旅行方式里，一路上他们是够累的。把行李装上大客车，确保没有遗漏任何物品，排队和等待，坐在一个狭小的位置上，交通堵塞，担心迟到，前方又发生堵车，从班车转到机场，同时要努力找到行李、孩子和小推车，在办理登机手续柜台前的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排队和等待，随身行李接受X光机的安全检查，孩子的哭闹，因为她的玩具娃娃与她分开通过X光机，在免税商店里选购一些糖果，排队和等待……最后是坐在硬塑料椅子上等待登机。 朱莉已经对无尽的等待感到厌烦了，她抱着那个在当地购买的玩具娃娃开始去漫游了。在几码距离之外，一个男人在叫她。 “嗨，孩子，这个洋娃娃真漂亮。” 她停下来注视着他。他一点也不像她的父亲。他穿着一双高跟牛仔靴，一条沾满尘土的破破烂烂的牛仔裤，一件斜纹棉布衬衣，还挂着一串部落人的珠子。他的身边放着一只帆布背包。他的头发已经结块，很可能好长时间没洗了，一把长胡子在他的下巴下方晃荡着。 假如朱莉·希金斯知道，但实际上年仅8岁的她是不大可能知道的，远东地区也有许多背着背包的西方人，这个刚刚与她搭话的人就是其中之一。远东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成千上万这样的人，部分原因是因为那里生活宽松、物价便宜，也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容易搞到他们所嗜好的毒品。 “她是新的，”朱莉说，“我叫她普基。” “好名字。为什么呢？”那个嬉皮士拖长声音说。 “因为爸爸是在普基把她买来的。” “我知道那里。黄金海滩。你刚刚在那里度完假吗？” “是的。我和爸爸一起游泳了，我们还看见了各种各样的鱼。” 这时候，希金斯夫人用一只脚趾头碰了一下她丈夫的脚，并朝他们女儿的方向点点头。 “朱莉，快回来，亲爱的。”希金斯先生用他的女儿能听懂的一种声调叫道。这是一种不赞成的声调。她快步朝他们走了回来。希金斯盯视着那个嬉皮士。这是他所厌恶的那一类人：到处漫游，肮脏邋遢，而且几乎肯定是一名吸毒者，是他最不喜欢女儿与之交谈的人。那嬉皮士得到了这一信息。他耸耸肩，掏出一包香烟，看到头顶上方的禁烟标志，就漫游到吸烟区去点火了。希金斯夫人喷了一下鼻息。广播在呼叫旅客准备登机，首先由第34排至57排的旅客开始。希金斯先生看了一下他的登机牌。第34排，座位号D、E和F。他召集家人，检查了一下他们的随身行李，加入到了队伍的后面。 晚上11点45分的起飞时间肯定是要延误了，但那只是对外公布的时刻，广义地说，是虚构的。法龙机长关心的是他能够从曼谷机场控制塔得到在零点零五分时的起飞时限，他想得到那个时限。在现代的民航界里，获得起飞或着陆的一个时限才算事情的落实。如果你在西欧或北美错过这个时限，你有可能会等上1个小时以得到下一个时限。 延误20分钟没有关系。他知道他可以在飞行途中把它补回来。由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南部上空的强劲的顶风，他的飞行计划预计航程时间为13小时20分钟。因为伦敦处于格林尼治零时区，时差应该是7个小时。他将于1月份一个寒冷的早上大约6点20分降落在伦敦，外面的气温接近零摄氏度，而现在半夜里曼谷的气温是26度，湿度高达90多。 驾驶舱门上响起一次敲门声；乘务主任拿着一份载客舱单进来了。他和他的职员已经按人头数清点过了。 “405名旅客，机长。” 人数相符。法龙签认了装载清单并把它递回给帕尔弗里。乘务主任随即走下楼梯回到最后一扇开启着的舱门边，把单子交给了英航地面人员。在这架庞大的飞行器外面，最后一批地勤服务人员正在完成他们的工作。行李舱已经关上了，软管已经拆开了，车辆已经退回到安全距离处了。这个庞然大物即将发动它那4台劳斯莱斯引擎开始滑行。 在头等舱里，西摩先生已经脱去了他那件优雅的丝质西装，现在它挂在前面的衣柜里。他仍戴着丝质领带，但已经松开了结头。一杯香槟酒在他的手肘边冒着气泡，乘务主任已经为他取来了一份最新的《金融时报》和《每日电讯报》。 在飞行甲板上，法龙监视着准备发动的检查工作。朝前方和下方看出去，他能够见到那辆牵引车。如果没有牵引车，快鸟10号就无法动弹，因为它现在面对着航站大楼，在没有外来协助的情况下不能调头。 从曼谷机场地面控制室里，法龙得到了发动引擎的许可。在牵引车开始把这架747-P型客机顶向后退的同时，4台劳斯莱斯524发动机开始运转了。法龙不需要地面协助起动引擎，他的辅机就可以对付。 在法龙的命令下，他的副驾驶把手伸向头顶上的仪表板，拉了一下4号发动机的开关，同时，他的另一只手在操作相同号码的燃油控制开关。他把这些动作重复了3遍，相继起动了4号、3号、2号和1号引擎。同时，自动燃油控制器使发动机处于缓慢的怠速状态。 牵引车现在正以90度的角度在拖动快鸟10号，以使它的鼻首对向滑行道，这样它的喷射气流不致吹倒它身后的任何东西。在完成拖带后，牵引车司机通过其佩带着的耳机通讯系统向驾驶舱做了报告，它的拖带杆仍插在飞机的鼻轮旁边。他要求飞机制动。 他这么做是对的。要与飞机脱开，他不得不从牵引车上下来，走到珍宝机的鼻轮旁，把拖带杆从插座中拉出来。如果飞机未制动，他有可能被前轮碾成肉饼。法龙采取了制动措施，并发出了通知。在他下面50英尺的地面上，牵引车脱开飞机后，驶到了一边，司机按程序举起了从拖带插座处拿过来的一面旗帜。法龙朝他挥挥手以示感激，然后牵引车就开走了。地面控制中心同意飞机滑行，并把它交给了控制塔调度管理。 在第34排座位里，希金斯一家人最终安顿下来了。他们运气很好。座位G没人来坐，于是他们占据了整排的4个座位。约翰·希金斯坐在了靠走廊的D座上；他的妻子坐进了另一边廊道边的G座。朱莉在他们中间，不停地哄着普基，保证她坐得舒舒服服并能享受一个平安的夜晚。 快鸟10号正沿着滑行道滑向起飞点，它那庞大的机身全凭它的鼻轮导向，由法龙左手下面的舵柄所操纵。法龙机长一直保持着与控制塔的通讯联络。当他抵达主跑道的终端时，他请求并立即获得了起飞允许。这意味着他可以不经停顿从滑行直接进入起飞。 珍宝客机转入跑道，把它的鼻首对准了中心线。在跑道上方的机长把节流杆推向前去，然后伸出手指按下了增速起飞开关。所有4台发动机的功率自动升到了预置的数值。 在客机加速时，旅客们能够感受到了噪音的增加。他们和在飞行甲板上的机组人员都不能听见舱外4台喷气发动机的嚎叫声，但他们能够感受到动力。远处的航站大楼灯光迅速消退。按一下控制钮，机轮离开了沥青跑道。头等舱里的乘客听到了他们脚下的第一阵铿锵声，但这是重量消失后的液压柱的伸展声。10秒钟之后，主起落架提了上来，飞机升空了。 在它离开地面后，根据法龙的指令，他的副驾驶按动一只开关收起了整副起落架；又是一阵铿锵声，然后所有的噪音和震动停止了。他以每分钟1300至1500英尺的速率爬升，然后减慢了爬升。在速度增加了以后，法龙命令把翼板按次序缩回来，从20度到川度，到5度，到1度，到零，这样它的所有部件全都归位了。 在第34排D座的约翰·希金斯终于放松了他原先紧紧抓住的座椅扶手。他不习惯于坐飞机，更讨厌起飞，但他尽量不在家人面前显露出来。朝走廊里看过去，他观察到那个嬉皮士就坐在廊道对面在他们前边的30C座位上。长长的走道向前延伸，一直抵达把经济舱与商务舱分隔开来的横舱壁。那里设有一整套厨具和4个洗手间。他可以看见四五个空中小姐已经在走来走去，准备端上这顿真正的晚餐。上一顿饭是6个小时前在旅馆里吃的快餐，现在他已经饿了。他转回头帮助朱莉整理机上的娱乐系统，找到了那个卡通片频道。 从曼谷机场的起飞，通常是朝向北方。法龙让正在爬升的客机稍稍朝左舷转向并朝下面望去。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在他们的后面，是曼谷所处的暹罗湾，前方，越过整个国土后，是安达曼海。两处水域之间是泰国，月光映照着一望无际的水稻田，好像整个国家都是水做的。快乌10号爬上31000英尺高空，开始平飞，并把航向设置为伦敦，沿途将经过加尔各答、德里、喀布尔、德黑兰、东土耳其、巴尔干国家和德国上空。他让快鸟10号搭上自动驾驶仪，伸了一下懒腰，这时候上甲板的一位女乘务员端来了咖啡。 在30C座位里，那个嬉皮士看了一下送过来的晚餐菜单。他的胃口很小，他真正想享用的是一支香烟。航程要持续13个小时，加上另1个小时在希斯罗机场行李提取处的皮带机旁等待他那只硕大的帆布旅行包，然后才能溜到外面去点上一支。 “牛肉。”他对站在他旁边的那位满面笑容的空姐说。说话的口音似乎是美国的，但他的护照说明他是一个加拿大人，名叫多诺万。 在伦敦西区的一间相当隐蔽的办公室里，一部电话鸣响起来。坐在书籍后面的那个人瞟了一眼手表。5点30分，天已经黑下来了。 “你好。” “老板，英航BA010航班已经离开曼谷升空了。” “谢谢。” 他放下了电话。威廉·布特勒不喜欢在电话上长时间交谈。他说话不多。人们知道他的这个特点。人们也知道他是一个好领导但同时也是一个难得开心的人。他的部下所不知道的是，他曾经有一个女儿，那是他所深深地钟爱的，也是他生活中的骄傲，但她上大学之后死于大剂量海洛因。比尔·布特勒不喜欢海洛因。他更不喜欢把毒品走私进来的人。根据他所从事的工作，他是毒品的死对头。他的部门代表海关对毒品进行着无尽的打击。比尔·布特勒比任何人更为坚决地投身于打击毒品的工作。 5个小时过去了。几百份盒装的加热食品分发出去了，塑料盘子收回去了。廉价的小瓶装葡萄酒喝完后瓶子被收回了，或被塞进了座椅背后的布袋里。在那道横舱壁后面，人声嘈杂的经济舱旅客终于安定下来了。 在头等舱下面的电子舱里，两台航管计算机在从3台惰性参考系统接收到信息和从灯塔及人造卫星获取数据后，在用电子形式互相联络。它们测算出飞机的位置，并指导自动驾驶仪进行细微的控制调整，以使快鸟10号保持在预定的航线上。 飞机下面是喀布尔与坎大哈之间的崎岖的山地。在北方潘西尔的山区里，狂热的塔利班武装在与最后一位阻止他们的军阀沙哈·马苏德开战。在阿富汗高空上的这些旅客，被包围在黑暗的夜空、致命的寒冷、发动机的噪声、严酷的地形和战争之中。 舷窗的遮光板全都放下来了，灯光暗淡下来了，薄毛毯发下来了。大多数旅客在努力想睡一会儿。有几个人在观看飞机上的电影，还有些人调到了音乐频道上。 在34G座位里，希金斯夫人已经睡着了，毯子拉到了下巴边，半张着嘴，在柔和地呼吸着。座位E和F已经合而为一了，中间的扶手已经摇上去了，朱莉伸直双腿躺在那里，身上盖着暖和的毛毯，胸前抱着那只玩具娃娃，也已经进入梦乡了。 约翰·希金斯没能睡着。他在飞机上从来没有睡着过。所以，尽管很累，他回想起他们在远东度过的假期。这是一次团队度假旅游，当然，不然的话，保险公司的一名小职员是不可能走到那么远的泰国去度假的，即使如此，也花费了一大笔积蓄。但这次出游是值得的。 他们曾经住在富基特岛上的潘西旅馆里，远离灯红酒绿的芭堤雅。他曾经非常仔细地与旅行社核实过，他的家庭绝对不想与所有那种事情沾上边。使他惊奇的是，妻子和女儿全都同意了。他们租借了自行车，骑车游览了岛上的橡胶种植园和泰族村庄。他们曾经停下来，惊叹于金碧辉煌的佛教寺院，并见到了正在诵念经文的身穿袈沙的僧人。 他曾经从旅馆里为他自己和朱莉租借了潜水面具、通气管和橡皮脚掌；希金斯夫人不游泳，除了在池里玩几下。戴上这些装备后，他和他的女儿曾经游到了近岸处的一丛珊瑚礁旁。在水下，他们看到了在匆匆游动的鱼：岩底花纹鱼（蝴蝶鱼、四只眼和军百鱼。 朱莉激动极了，她忍不住抬起头来大喊，惟恐她的父亲没有看见它们。他当然已经看见了，于是他做手势让她戴回口罩，以免喝进海水。但已经太晚了，她开始猛烈地咳嗽起来。他不得不去帮助她，把她带回到沙滩上。 旅馆曾向他提供在泳池中佩带潜水器的跳水训练课程，但他婉拒了。他已经读到过一些资料，惟恐水中有鲨鱼，希金斯夫人也对此大惊小怪。他们是一个家庭，想来这里稍微体验一下刺激的活动，但不能太冒险。 在旅馆的商场里，朱莉发现了一只泰国小姑娘造型的洋娃娃，他为她买了下来。在潘西游玩了10天之后，他们最后在曼谷安排了3天从而结束了这次假期。在那里，他们曾因从调南河飘过来的臭味而皱起了鼻子，还为无穷无尽的汽车排放出来的尾气而差点喘不过气来。但总的来说，这是人生中一次值得的假期。 他前面的椅背上有一块小屏幕，不停地显示着航班的进展情况。他闲来无事地观看着。数字连续不断：曼谷时间。飞过的距离、至目的地距离、航行时间、机外温度（零下76度）、顶风的风速等等。 在播放的数字之间，还有一幅图像在闪现：这个地区的一张地图，以及一架白色的小飞机在向西北方向的欧洲缓慢地推进着。他不知道，如同数绵羊的头数那样，这架小飞机的催眠般的效果，是否能够帮助他进入梦乡。然后珍宝客机遇上了一团湍急的气流而颠簸起来，他顿时睡意荡然无存，又紧紧地抓住了椅子扶手。 他注意到廊道对面前方四排的那个嬉皮士也清醒着。他看见那人膘了一下手表，开始揭开盖在身上的毯子。然后那人站了起来。 那人朝四周打量了一下，好像检查一番有谁在观察着，接着沿廊道朝前方的横舱壁走了过去。那里挂着一条帘子，但只拉了一半，因此有一束灯光从厨房区里射了出来，照亮了一块地毯和洗手间的两扇门。嬉皮士到了门边，看了看两扇门，但没有去试推一下。毫无疑问两个洗手间里都有人，虽然希金斯没见到任何人走动。嬉皮士把身体往其中一扇门上一靠，开始了等待。 半分钟后，另一个人加入到他那里。希金斯来了兴致。这另一个人完全是不同类型的。他穿戴优雅，显然是一个富人。他是从前面过来的，商务舱或者甚至是头等舱。但为什么呢？ 在厨房灯光的照明下，他穿着奶油色的西装裤、一件丝质衬衣和一条松开结头的领带，也是丝质的。他的模样和打扮像是来自于头等舱。难道他走这么远来到后舱是为了上洗手间？ 然后他们开始交谈了：优雅先生和嬉皮士。谈话声很低、很诚挚。主要是前面过来的那个人在说话，身体前倾，面对嬉皮士。嬉皮士在频频点头，表示明白了。身体语言表示那位优雅的人正在下达一系列指示，而那个嬉皮士同意按吩咐的去做。 约翰·希金斯是喜欢观察周围情况的那一种人，他提起了兴趣。假如优雅先生想小便，头等舱里有五六个洗手间。在下半夜的这个时刻不可能每个洗手间都被占用了。不，他们原先就约定了在这个地点这个时刻的会面。他们的谈话不是随随便便的闲聊，如同两个人碰巧在一起排队等待的那种聊天。 他们分开了。穿西装裤的那个人从视线里消失了，回到前方的舱室去了。嬉皮士根本不想进入任何一个洗手间，他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里。约翰·希金斯的脑海在翻腾着。他知道他已经目击了一件奇怪而又意义重大的事情。但猜不出到底是什么事。当嬉皮士在幽暗中再次打量是否有人在观察时，他闭上眼睛佯装睡着。 10分钟后，约翰·希金斯相信他得到了答案。那两个人是约定见面的，是一个预先计划好了的会面。但他们是如何约定的？他确信当时在经济舱旅客的候机室里没见过任何身穿奶油色西装的优雅的商人。不然的话，那人是很显眼的。在登机和落座以后，嬉皮士没走动过。他也许从空姐的手里收到了一张纸条，但希金斯没看见这事的发生，所以无从证明。 但假如不是那样，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在深更半夜的这个时刻、在经济舱与商务舱的交界处的这次会面，是原先在泰国时就已经安排好了的。但为什么？商谈某事？交换进度报告？由那个优雅的人下达最后的指示？嬉皮士是商人的私人助手吗？肯定不是。穿戴成那种模样？他们的样子有天壤之别。希金斯开始担心了。他也开始怀疑了。 当那两个隐蔽的人分开时，在伦敦是晚上11点钟。比尔·布特勒看了一眼在他身边睡着了的妻子，叹了一口气，熄灭了电灯。他的闹钟已定在凌晨4点半闭响。时间足够了；到那时候，他将洗漱、穿衣、坐进汽车，可在5点15分抵达希斯罗机场，比飞机着陆提早整整一个小时。然后是例行公事。 刚刚过去的一天是漫长的一天。难道不是吗？他已经累了，但仍然未能睡着。他的脑海在搅动，而且总是出现同一个问题。他还有什么需要做吗？ 这是大西洋对岸美国缉毒署的一位同事透露出来的一条消息，于是开始了追捕。 英伦三岛百分之九十以及西欧大多数瘾君子所消耗的海洛因是土耳其的，因此是棕色的。这是由阴险毒辣、残酷无情的土耳其黑手党所控制的一项生意。土耳其黑手党是一个极为残暴的组织，但平常极为低调，是英国的大多数公众所不知道的。 他们的产品来自于阿纳托利亚的罂粟：它看上去像一种粗制黄糖，且大多数是放一撮在铝箔里，拿到烛火上去吸摄。英国的瘾君子不喜欢注射；那是美国人的做法。 从金三角和远东走私进来的不是这种土耳其毒品，而是泰国的白粉，看上去像是烘面包的面粉，而且通常混合了类似的白色粉末以把剂量稀释成20比1。这就是美国人所喜欢的毒品。 因此如果英国的贩毒团伙能够定期地获得合理的数量，他们就会发生兴趣。不是购买而是交换。最精细的哥伦比亚可卡因可以三比一去换取：6公斤可卡因换成2公斤泰国白粉。 美国缉毒署的那条消息是从他们的迈阿密办事处透露过来的。他们在下层社会里的其中一名卧底特工报告说，在过去的6个月里，特拉菲肯走私集团3次派出一名交通员赴英国，带去了6公斤哥伦比亚纯可卡因，换回来2公斤泰国白粉。 数量并不巨大，但持续不断，每次赴英国都给英国的组织者带去了价值20万英镑的交易量。这种数量使比尔·布特勒开始怀疑除轮船和卡车以外的交通工具——飞机、旅客行李。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努力想睡上4个小时的觉。 约翰·希金斯也没能睡着。他曾经隐隐约约地听说过那个度假天堂的阴暗面。他回想起读到过一篇文章，是关于被称为金三角的一个神秘的地方：漫山遍野地种满了鸦片和罂粟。文章曾提及设在泰国军队无法顾及的边境上密林中的提炼工厂，在那里，鸦片乳脂被制成了基本吗啡，然后进一步提炼成白粉状海洛因。 旅客们沉沉入睡了，但约翰·希金斯因拿不定主意而辗转反侧未能成眠。卫生间门口这次特殊的碰面或许完全是清白无辜的，但他的问题是他怎么想也想不出这是一次清白无辜的会面。 屏幕上的那只白色小飞机正在跃入土耳其东部的阿纳托利亚地区，这时候约翰·希金斯解开保险带，站起来取下了头顶上方行李架上他的那只公文箱。没人受到惊动，甚至连那个嬉皮士也没有。 重新落座后，他在公文箱里寻找一张白纸和一支钢笔。后者很容易地被找到了，然后他发现了4张印有信头的信纸，是从潘西旅馆里拿来的。他仔细地撕去了信纸上部印有旅馆标记和地址的那部分，留下了他所需的白纸头。以公文箱作为书桌，他开始用钢笔写一封信。他用大写字母书写，半个小时后，信写完了。 写完信时，那只白色的小飞机正在接近安卡拉上空。他把纸折起来，放进由英航提供的那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慈善信封里，并在正面用大字写上：机长亲启。紧急。 他站起身，静静地走到洗手间门边的那块帘子旁，窥视了一下厨房。一位年轻的男乘务员背对着他，正在准备一只早餐盘子。希金斯缩回身子，未被那个乘务员看见。一只蜂鸣器叫响了。他听到那乘务员离开厨房，朝前走过去了。厨房间空了后，希金斯从帘子处溜了进去，把那封信方方正正地放在了配餐区的两只咖啡杯子之间，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半小时之后，当那位乘务员在准备更多的早餐盘子时，他才注意到那封信。起初，他还以为它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份馈赠，然后他看到了信封上书写的文宇，他皱起眉头，想了想，最后走向前面去找乘务主任哈利·帕尔弗里了。 “这封信放在两只咖啡杯中间，哈利。我认为我应该拿来交给你，而不是直接去驾驶舱。” 哈利·帕尔弗里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好，西蒙，你做得对。很可能是一个怪念头。把它留给我吧。那些早餐盘子……” 他注视着这个年轻人走开，注意到制服裤子下绷得紧紧的圆臀。他与许多男乘务员共过事，也与其中一些人同床过，但这个小伙子极为迷人。也许到了希斯罗机场……他看了一眼信封，皱起了眉头，想把它拆开了，但最终还是走向前方的楼梯并敲响了驾驶舱门。 这仅仅是一个手续。乘务主任可随意进入驾驶舱。那位替换的机长坐在左边的椅子里，注视着前方迎面而来的海岸的灯光。法龙机长不在里面。乘务主任敲了敲休息舱的门。这一次他敲门后等待着。 阿德里安·法龙在30秒钟后打开了门，并用手指去理顺他那正在变白的头发。 “哈利？” “有件事有点怪，机长。有人把这个留在了中舱厨房间的两只咖啡杯之间。没有显示自己。我怀疑是一封匿名信。” 他把信件递了过去。 阿德里安·法龙的胃在搅动。在为英国航空公司驾驶飞机的30年间，他从来未曾遇到过劫机或炸弹威胁事件，但他知道他的几位同事经历过。这是不能容忍的噩梦。现在似乎意味着他已经碰到了。他撕开信封，坐在床沿上阅读起来。信件是这样开始的：机长，很遗憾我不能在信中签上自己的名字，可我绝对不想卷入进去。不管怎么说，我希望我是一名尽职的公民，并认为我应该把我所观察到的事情让你知道。你的两名乘客行为极为奇怪而且难以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信中详细描述了观察者所见到的事情以及为什么这事奇怪得让人起了疑心。结尾是这样的：两名有关的旅客中，一人看上去像是一个嬉皮士：穿着褴楼，一副邋遢相，是那种可被称为渣滓的人；他的座位号是30C。另一个人的座位我说不准，但他肯定是来自于头等舱或者商务舱。 接下来是对那个优雅的人的描述，最后的文字是：我希望我没在制造麻烦，但如果那两个人是在串谋某件事情，那么这件事应该是当局想知道的。 自作聪明、夸夸其谈的家伙，法龙想道。什么当局，如果不是英国的海关，不论是谁窥探他自己的乘客的举动也是他所不喜欢的。他把信递回给哈利·帕尔弗里。乘务主任看过后抿紧了嘴唇。 “半夜暗杀？”他提议说。 法龙了解哈利·帕尔弗里，所以机长仔细斟酌他的话语。 “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互相喜爱。而且不管怎么说，如果不在曼谷，他们原先可在哪里会面呢？所以为什么不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碰头？为什么要在一个厕所间的门口？该死的。哈利，把旅客名单给我去拿来好吗？” 当乘务主任去跑腿时，法龙梳理了头发，拉直衬衣后，询问替班的机长：“现在位置？” “希腊海岸正在前方出现。出岔子了吗，阿德里安？” “希望没有。” 帕尔弗里拿着名单回来了。30C座位上是一个叫凯文·多诺万的人。 “另一个人呢？那个优雅的人？” “我想我见过他，”帕尔弗里说，“头等舱，ZK座位。”他翻动着旅客名单。“是雨果·西摩先生。” “我们先把这事确定下来，”机长说，“悄悄地巡游到头等舱和商务舱去。寻找毛毯下面露出来的奶油色丝质西装裤。在衣柜里核查可与此相配的一件奶油色丝质西装。” 帕尔弗里点点头走下楼梯去了。法龙打电话要了一杯很浓的黑咖啡，并检查了飞行的事况。 在9个小时前起飞时把航路输入的飞行管理系统，保证了快鸟10号按时航行在正确的航线上。系统显示客机正飞越在希腊上空，过4个小时即可降落。这时候是伦敦时间凌晨2点20分，希腊时间凌晨3点20分，外面仍是漆黑一片。机身下方有一些破碎的云块，偶尔显露出几丝亮光，头顶上方星光灿烂。 阿德里安·法龙的公民责任心，不比他旁边的那个人强，肯定不如他在经济舱里载运的那个匿名旅客，但他有点犹豫不决。那张纸条并不意味着他的飞机正处于危险之中，因此他的第一反应是不去理会它。 但麻烦在于，英国航空公司飞行员协会下面设有一个安全委员会，而他是该委员会的副主席。如果在希斯罗机场里发现了任何疑点，如果无论是西摩或者多诺万因触犯法律而遭警方或海关拘押，而且传出来的话是关于这两个旅客他曾经得到过专门的警报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么他将很难为自己做出辩解。这使他感到忧虑。当希腊国土向后退却让位给前方的巴尔干国家时，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哈利·帕尔弗里已经见过了那张纸条，更不用说把它写下来的那位“尽责的公民”了，如果在希斯罗机场发生了任何事，谁又会保持沉默为他撑起一顶保护伞呢？所以最好是采取安全措施免得到时候说对不起。他决定拍发一份不致引起恐慌的预警无线电报，不是发给海关，而是发给此刻正在希斯罗机场的漫漫长夜里值班的哈欠连天的公司调度员。 在公开频道上发送信息无疑等于是在告诉正朝希斯罗飞过去的一半飞行员，而此时至少有20多架飞机在飞往伦敦，因此这么做他或许是在《时报》上刊登一份广告。但英航的客机上装有一台叫ACARS的小仪器。 ACAhS即飞机通讯、联络和报告系统，能相当机密地使他向在希斯罗的英航调度处发送一份信息。此后这个球就从他那里踢出去了。 乘务主任从下面的客舱回来了。是雨果·西摩，他说，毫无疑问。好，法龙说，并发出了他的简短的信息。这时候，他们正在飞越贝尔格莱德上空。 比尔·布特勒没在4点半被闹醒。4点差10分时，电话响了。是在希斯罗机场4号航站楼的他的值班人员打来的。他边听电话边把双腿从毛毯里伸出来，他完全清醒了。20分钟后，他已经坐进汽车，边行驶边在计算了。 他知道所有关于诱骗和匿名控告的事情。它们差不多是书中记载的最古老的诡计。先是从市内某处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打来匿名电话，检举在一架飞过来的飞机上的某个人是一名走私者。 海关不可能对这个电话置之不理，尽管他们也许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肯定那个被描述的游客只不过是在机场离港大厅里被发现和指定的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而打电话者则是以伦敦为基地的一个犯罪团伙的成员。 那个被描述的人将会被拦截，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那个真正的走私者则未经察觉地溜走了，看上去如同早晨的露水一般清白无暇。 但是由飞机机长发过来的一次警告？那倒是新的。来自于他的其中一名乘客的一张纸条？两名旅客被检举行动可疑？布特勒开动脑筋试图透过所有这些现象与那个人进行斗智。这事有可能只是那人是个爱管闲事的人，把一块石头投进了一池平静的水中。 他在4号航站楼停好车，信步走进了这座几乎是空荡荡的建筑物。这时候是4点半，十几架刷着英航标志的巨型喷气式客机，正分别从非洲、远东和美洲飞往这座几乎是被英航独占了的航站楼。两个小时之后，这个地方将会重新人声鼎沸。 下午6点钟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和迈阿密起飞的航班，经过7小时的顺风飞行并加上5个小时的时差，将会遇上从东方飞过来的经13个小时飞行又减去7个小时时差的那些航班。在从上午6点至6点半的几十分钟之内，第一批走下飞机的旅客将会形成一股潮流。他的缉私队的10名队员，已经在从伦敦附近郡县穿越黑暗的公路朝着4号航站楼赶过来。布特勒需把他的人员布置在下飞机的廊道、护照检查处和海关大厅等各个部位。他最不愿意接受的是“漏网”的结果。 那种事情以前曾经发生过。一名确切地知道自己的行李箱里装着什么物品的走私交通员，因吓破了胆而不去提取那件行包。行李大厅里的皮带机一圈又一圈地旋转着，海关关员一直注视着，但最后的那只旅行箱就是没人认领。至于那个交通员以后如何去面对一个痛苦而愤怒的下层社会头目则是他自己的事情，有些人无疑会因此而性命难保。布特勒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只无人认领的箱包。他要的是人赃俱获。 按照西德雷顿的指令，快鸟10号正在飞越英吉利海峡，向着苏福克海岸逼近。它的航向是要使它抵达机场的北方，然后是一次长长的缓慢的向左转向，以使它从西方对准并接近主跑道。 在飞行甲板上，阿德里安·法龙回到了左边的驾驶座里，倾听着从西德雷顿发过来的指示。747客机正下降至15000英尺的高度，法龙可以看见伊普斯威奇的灯光在向他们漂移过来。 他的两名大副中的其中一名递给他一份从ACARS收到的信息。它有礼貌地请求在客机停稳后一打开舱门时即由乘务主任把那封神秘的信件递交给地勤人员。法龙厌烦地哼了一声，从他的衬衣口袋里取出那两张折叠起来的纸，递给了那位大副，并转达了给乘务主任哈利·帕尔弗里的指示。这时候他们越过了海岸，时间是6点零5分。 在3个客舱里，降落前的那种期盼的气氛出现了。电灯已经大放光明，早餐盘子已经撤走并堆置起来，录像播放已经停止了。现在客舱乘务员们全都穿上制服，并在头等舱和商务舱里为乘客递送外套了。靠窗座位的旅客在观看从他们身下掠过的一串串灯火。 雨果·西摩先生从头等舱洗手间里出来了，他刚刚剃过胡须，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显得干净整洁，身上还散发出一股名贵香水的味道。回到他的座位后，他整了整领带，扣上背心的纽扣，接过来他那件奶油色的丝质西装，把它在膝头上折叠起来留待以后穿上。他那只鳄鱼皮公文箱放在他的双脚中间。 在经济舱里，那位加拿大嬉皮上不安地扭动着身子，很想抽一支香烟。由于坐在走廊边，他不能够去舷窗边张望，他也没有去尝试。 在后面四排座位里的希金斯一家人已经完全苏醒了，他们已经做好了着陆的准备。坐在父母中间的朱莉正在耐心地告诉普基布娃娃，她即将在新的家乡里要见到的所有迷人的景象。希金斯夫人正在把她的最后一件随身用品装进她的旅行包里。喜爱整洁的希金斯先生已经把他那只塑料公文包放在了膝盖上，双手叠放在上面。他已经尽了他的义务，心里感到舒畅了。 座椅背上的那只白色小飞机最终弯过来直至它的鼻子指向了希斯罗机场。接下去的数字显示离降落只有20英里路程。这时候是6点12分。 从驾驶舱里，飞行员们能够看到他们身下仍然漆黑一片的伯克郡田野以及把温莎城堡照得通亮的那些灯光。起落架放下来了，翼襟按次序伸展出来，形成了所需的25度角度。对地面上的某个观察者来说，快鸟10号显得正在飘移，几乎一动不动，在掠过最后的几英里距离；实际上，它还在以170节的航速飞行，但正在减速和下降。 阿德里安·法龙又查核一遍所有的仪器仪表，确认了希斯罗机场塔台允许他降落的指令。在他的前方，一架从迈阿密飞过来的波音飞机刚刚滑过跑道，而在他身后的10英里处，是一架从波士顿出发的西北航空公司的客机。但它们的乘客将在3号航站楼下飞机。对于英国航空公司专用的4号航站楼，他将是早晨抵达的第一架客机。当他的机翼掠过威尔什哈普水库上空后，他把高度降到了1000英尺，且把航速降至138节的着陆速度。6点18分，快鸟10号降落了。 10分钟后，阿德里安·法龙让这架巨型喷气式客机最终停在了那台移动式旅客登机桥的旁边，拉上停机制动后让大副关去引擎。电力供应由主发动机转为辅机，导致了舱内灯光的一秒钟的闪烁，然后又大放光明。在他的身下机首的客舱乘务员们注视着旅客登机桥呜呜呜叫着向他们靠近，当它接上客机的外壳时，他们拉开了舱门。 站在外面的是身穿机场工程技术人员连衣裤的一位年轻人。他发现哈利·帕尔弗里后扬起了一条眉毛。 “乘务主任？” “你来接取那封信吗？” 年轻人点点头。帕尔弗里把那两张折叠的信纸交到他的手心里后他就离开了。乘务主任转身朝等在他身后的头等舱旅客绽出了他那训练有素的笑容。 “再见，先生，欢迎你们乘坐本航班。” 他们开始鱼贯地从他身边走过。第八个要走下飞机的是那位不像是会干坏事的雨果·西摩先生，他那整洁的外表显示出他绝对是一个高素质的人。哈利·帕尔弗里真诚地希望后面的某个傻瓜没有使他造成任何不便。 头等舱之后是商务舱旅客，有些从后面过来，另有些从上层客舱跌跌撞撞地走下楼梯。波音客机里的众多经济舱乘客全都站起来了，互相在挤来挤去，即使只剩10分钟的等待时间他们也已经急不可耐，如同畜栏里的牛羊渴望着早点获释。 在这个时刻，移民局大厅的各个卡口空荡荡的，护照检查官们守在他们的柜台后面等待着人海的到来。大厅一边的上方有一块幕墙玻璃，是双向透光的，后面是一个房间。比尔·布特勒站在那个房间里朝下面观望着。 他的下方有10名护照检查官员，2名负责查验英国和欧盟护照，8名负责其他国家的。他的其中一位助手已经向他们作了简单的情况通报。移民局与海关之间时常配合工作，不管怎么说，这次情况通报给平凡厌人的上午增添了一分小小的额外激动。头等舱旅客中只有4位是英国人，其余是泰国人或澳大利亚人。这4位英国公民只花了几秒钟时间就经过了必要的检查柜台，当第三位收回他的护照时，那位移民局女检查官抬起头朝那块幕墙玻璃轻轻地点了点。比尔·布特勒手里拿着那封信。奶油色丝质西服，只有一位旅客，是雨果·西摩。布特勒快速地向手里抓着的一只小型通讯器说了几句话。 “现在出来了。奶油色丝质西服。鳄鱼皮公文箱。” 兰吉特·古尔·辛格是一位锡克教徒。他也是曼彻斯特大学的一名艺术大师和一名海关官员，属于缉私队。那天上午的某一位观察者将会发觉他的第一种情况，但不会发觉他的另两种身份。他在护照检查卡口后面的走道里，手里拿着一把长柄簸箕和一把扫帚。他从塞在他的右耳孔里的一只不比助听器更大的耳塞里接听到了这条信息。几秒钟之后，一套奶油色西服从他那低垂的头边晃荡着经过了。 辛格关员注视着这位商人消失在走道中途的那个男士洗手间里了。他轻轻地对着他的左边袖口咕哝了一番。 “他直接进入了那间男厕所。” “跟着他，看他干什么。” 锡克教徒进入洗手间，把里面的一些废弃物扫进了簸箕。那个身穿奶油色西服的人没有进入一只大便分隔间，而是在洗手。古尔·辛格取出一块抹布开始擦抹台盆。另一位没去注意他。锡克教徒继续忙着他那低人一等的工作，但他留心检查了一下那些大便隔间里是否隐藏着另一个人。这是一次碰头、一次交接吗？当他仍在擦洗时，那位商人烘干双手，提起公文箱离开了。没有发生碰面。他报告了比尔·布特勒。 这时候，在非英国公民检查柜台后面的其中一位护照查验官朝着从他面前经过的一个形象不佳的嬉皮士点点头，并朝那块玻璃墙抬起了眼睛。布特勒接收了这个信号，用他的通讯器打了一个电话。在通往海关大厅的走道上，一位年轻的女士似乎是从飞机上下来的，但实际上不是，看上去好像是在系紧鞋带，但她抬起头，注意到了她前面牛仔裤和斜纹棉布衬衣，并开始跟了上去。 雨果·西摩进入走道后发觉自己再也不是孤身一人，而是混在一大帮经济舱旅客群中。比尔·布特勒想，他是在消磨时间，把自己混人到人群中。但为什么他要穿这种显眼的西服？这时候，那只匿名电话打过来了。布特勒从他的通讯器里接听了由总机报告的情况。 “美国口音，”总机话务员说，“追踪到一个穿牛仔裤和斜纹棉布衬衣的加拿大嬉皮士，蓄着一头脏兮兮的长发和一把胡子，但他在他的那只帆布背包里装着一票货。然后挂断了。” “我们盯上他了。”布特勒说。 “动作迅速，头儿。”那羡慕的总机话务员说。布特勒沿着公众所不知道的廊道快步走向另一面玻璃墙后面去占据位置，但这次是海关查验区域，尤其是没有物品申报的绿色通道。假如随便哪一个疑犯会走向红色通道，那将会是一次真正的惊奇。 他对刚才打过来的那个匿名电话很是高兴。它符合格式。那个嬉皮士是一个掩护，是明显的形式。那位令人尊敬的商人实际携带着货品。一个不坏的诡计，但这一次，多亏那位失眠的鼻子灵敏、目光敏锐的尽责的公民，这个诡计行不通了。 来自曼谷的行李将由6号皮带机输送过来，现在已有200多人围在那里了。大多数人已从大厅的尽头推来了行李车。旅客中站立着西摩先生。他那只真皮硬框旅行箱已在第一批行李中出现了，但他刚才没在那里。头等舱的其他旅客已经走了。那只真皮箱子已经旋转了20圈，但他一直没用眼睛去看它，却盯视着与外面行李装卸操作区相连的墙边行李吐露口。 10码距离之外站着嬉皮士多诺万，仍在等待着他那只黑色的大背包。刚刚在走进皮带转盘的、推着两辆而不是一辆行李车的是希金斯先生和他的妻子和女儿。朱莉，在她第一次出国旅行时，坚持要有单独的一辆行李车以放置她的小箱包和普基娃娃。 旋转着的箱包一件又一件地由它们的主人所辨认出来，从皮带上拖下来，装上了行李车。绿色通道前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而且现在队伍已经壮大了，因为另两架珍宝喷气飞机的旅客，主要是美国人和一些从加勒比海度假返回经迈阿密转机过来的英国人，加入了排队的行列。十几个穿制服的海关关员，似乎已经厌倦了，有些在行李大厅里，另有些在通道里，在观察着。 “在那里，爸爸。” 几位旅客打量了一下周围，然后宽容。地微笑了。朱莉·希金斯的箱包是不会出错的。那是一只中等尺码的新秀丽牌箱包，上面贴着她最喜欢的卡通人物图案。差不多是在同时，她父母亲的两只旅行袋也出现了。生性清洁的约翰·希金斯仔细地把它们装载上去了，以使它们不会倒下来。 那个嬉皮士发现了他的帆布背包，把它提起来背上了双肩，对行李车不屑一顾，开始迈开大步朝绿色通道走去。西摩先生最终提取了他的真皮旅行箱，把它放上一辆行李车并跟在了后面。在绿色通道里，比尔·布特勒站在玻璃墙后面，注视着这些疲惫的、黎明时的人类鳄鱼正在列队经过玻璃墙面。 在行李大厅里，一名闲着的搬运工朝他的衣服袖口简要地说了一句话。 “嬉皮士在前，现在过来了，丝质西服在后面10码距离处。” 那个嬉皮士没能走远。他走到通往那条通道和出口处拱门一半时，两名穿制服的海关关员走过来挡住了他的去路。当然是有礼貌的，绝对有礼貌。 “对不起，先生，请你往这边走好吗？” 那个加大拿人勃然大怒。 “这是什么意思？” “只是跟我们走一趟，先生。” 加拿大人的话声成了一次叫喊。 “你们给我住嘴。我在一架飞机上坐了该死的13个小时，现在我不需要这种屁话，你们听到没有？” 他后面的队伍停了下来，似乎受到了打击。然后按照英国人的方式当某个人出事的时候，他们努力去看另一个方向，就当这事没有发生，并继续排队朝前行进。雨果·西摩就在他们之中。 那个加拿大人，在被卸下他的小包和大背包之后，仍在大声叫喊着提出抗议。他被推出队列，通过一扇边门进入了其中一间搜查室。后面的旅客跟上了队伍。那位穿奶油色西服的商人差不多已经到了拱门的出口，这时候他也遭到了拦截。两名海关关员挡住了他的去路，另两名截断了他的退路。 一开始他似乎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然后，在他那晒黑的皮肤下，他的脸变得一片灰白。 “我不明白。出了什么问题？” “请您跟我们走，先生。” 他也被领走了。在单面透光玻璃后面，比尔·布特勒叹了一口气。现在，才是大鱼呢。这才是追踪的结束呢。那些箱包，以及里面所装载的物品。 搜查花了3个小时时间，在两间分隔的套房里进行。布特勒在两边穿来穿去，挫折感在不断地增加。当海关打开行李时，他们确实能够全部找到，如果里面装有他们要找的东西。他们把嬉皮士的两只背包倒空后搜查了衬里和框子。除了几包香烟，没查到什么东西。这并没有使比尔布特勒感到奇怪。打掩护的人决不会携带任何违禁品。 是雨果·西摩使他瞠目结舌。他们把那只真皮旅行箱在X光机里反复检查了十多遍。他们测量了内外尺寸以图找到藏在里面的夹层，结果一无所获。那只鳄鱼皮公文箱也同样。里面有一瓶解酸药片。两片药丸被捣碎后对药粉进行了化验。化验结果是解酸药片。他被命令脱去衣裤；他的衣物被用X光进行了扫描。然后他本人赤裸着身体也被X光机照射了，以查明他的体内是否携带着任何物品。一无所有。 大约10点钟左右，是必须把那两个人释放的时候了。西摩已经在大声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了。布特勒未加以理会。受检查的旅客通常都会那样，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海关所拥有的权力。 “你要对他们实施跟踪吗，头儿？”他的脸色阴沉的副手问道。布特勒想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 “很可能是徒劳的。如果他们是清白的，那么我们去跟踪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他们没有那么清白，我怀疑指挥这次曼谷走私行动的人在发现尾巴之后恐怕是不会去联络他们的。算了吧。下一次。” 首先被释放的那个加拿大人搭乘机场班车进入伦敦市区后登记住进了靠近帕丁顿的一家肮脏的旅馆。雨果·西摩先生坐上出租车去了一家更为豪华的宾馆。 下午刚过2点，在伦敦不同街道上的4个人接到了电话。根据事先安排，每一个人都站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每一个人都被告知去一个地点报到。其中一个人打了一个电话，然后离开电话亭去赴约了。 下午4点钟，比尔·布特勒独自坐在他的汽车里。汽车停在一栋出租公寓楼外，是那种可按星期甚至按天出租的公寓。 4点零5分，他一直在等待的那辆旅行面包车在他身后停下来，他的10名缉私队员跳了出来。已经没有时间进行情况介绍了。那帮人有可能安排了一名瞭望人员，虽然经过半小时的观察他没有见到窗帘的掀动。他简单地点了点头就领头走进了公寓楼的大门。那里有一张办公桌，但没安排门卫人员。他留下两名感到失望的队员注视电梯门，随后领着其余8名队员上楼梯。那套公寓在3楼。 缉私队是不顾礼节的。一记重锤砸落门锁后他们就进去了。队员们都很年轻，身体结实，积极性很高，但都没有枪械。 出租公寓客厅里的那5个人没有反抗。他们坐在那里，对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惊得呆若木鸡。布特勒最后一个进来，很像是一个领导的样子，他的队员们纷纷把手探进衣袋里，随着掏出身份证明。他首先去对付那个怒目而视的美国人。 后来的声音测试将会表明是他在希斯罗机场拨打海关热线电话，告发那个加拿大嬉皮士是一个打掩护的人。他身边的那只旅行包里装着6公斤纯哥伦比亚可卡因。 “萨尔瓦托·波诺先生，我以阴谋伙同他人向这个国家走私违禁品的指控逮捕你……” 当手续完成后，那个来自迈阿密的人被戴上手铐押出去了。接下来布特勒对付那个嬉皮士。当这个阴郁的加拿大人被带出去时，布特勒朝他的同事背后喊道：“上我那辆车。我要与那家伙谈一谈。” 雨果·西摩先生已经脱下他的丝质西服换上了更适合英国1月下旬季节穿着的花呢西装和宽松裤子。这是第二个打掩护的人。在被收缴了他因在本次行动中的作用而收到的那堆50英镑票面总共1万英镑的钱后，他也被静静地押走了。布特勒转向剩下来的那两个人。 货物放在他们之间的桌面上，仍在那只旅行箱里，如同它曾经通过希斯罗机场的海关时那样。那只假箱底已被撕开，从而露出了一只夹层，装在其中塑料袋里的，经鉴定以后，将是2公斤泰国白色海洛因。但卡通人物的装饰仍明显可见。 “约翰·希金斯先生，我以阴谋伙同他人向这个国家走私违禁品的指控逮捕你……” 这位尽责的公民不得不被陪同着去卫生间。他在那里呕吐了一番。当他被带走之后，布特勒转向最后的那个人，曼谷毒品的走私组织者。他坐在那里，阴郁地望着窗外伦敦的天空，这种景观他知道以后将很难见到了。 “我已经追踪你有一段时间了。” 没有回答。 “一个聪明的诡计。不是一个掩护，而是两个。排在后面行走，避开绿色通道的大声吵架，带着温顺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的清清白白的希金斯先生。” “这计谋成功了。”那个中年人快速抢白道。 “很好。哈利·帕尔弗里先生，我以同样的指控逮捕你……” 布特勒留下两名队员清除这套租用公寓内当初门被砸开时所留下的任何痕迹，其余人随他一起下楼到了街上。他有一个漫漫长夜要工作，但这是他所喜欢的工作。他的副手坐在他那辆汽车的驾驶座上，所以他钻进后座坐到了那个沉默的加拿大人身旁。 当轿车驶离街沿石旁时，布特勒说：“我们把事情理理清楚。你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知道西摩是这次双面掩护中的一个同伙？” “就是刚才在那套公寓里嘛！”嬉皮士说。 布特勒的样子如同遭到了雷击。 “那半夜三更飞机洗手间门口的那次谈话又是怎么回事？” “什么谈话？什么洗手间？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 布特勒大笑起来，他难得如此大笑。 “哦，当然了。我很抱歉他们在希斯罗机场里对你的所作所为，可你知道规矩。我不能揭穿你的伪装，即使在那里也不能。不管怎么说，感谢那个电话。这个电话太好了，西恩。今晚的啤酒我买单。” （舒云亮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