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 主要人物表 贾森·蒙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 奈杰尔·欧文爵士：前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 伊戈尔·维克托罗维奇·科马罗夫：俄罗斯极端右翼党派爱国武装联盟（UPF）的领袖。 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前苏联克格勃军官、爱国武装联盟（UPF）安全部门头目。 伊万·马尔科夫：1999年7月后的俄罗斯代理总统。 奥马尔·古纳耶夫：在阿曼的克格勃军官，后来成为莫斯科黑手党老板。 阿列克谢二世：莫斯科和所有俄罗斯人的大主教。 马克西姆·克利莫夫斯基神父：主教的随从、男管家。 德米特里·博罗金：莫斯科民兵谋杀案分部的侦探。 布赖恩·文森特，阿卡·马克斯：前苏联特种部队士兵。 尼古拉·尼古拉耶夫将军：前苏联坦克部队退役的老军人。 兰斯洛特·普罗宾博士：伦敦兵器学院系谱专家。 格列戈尔·鲁萨科夫神父：信仰复兴运动的巡回传教士。 阿斯兰，穆罕默德·谢里夫：车臣土匪及贴身警卫。 尤里·德罗兹多夫将军：前苏联克格勃的首脑。 列昂尼德·贝尔施泰恩：莫斯科夫斯基联邦银行行长。 安东·古罗夫：莫斯科商业电视台的高级主管。 瓦伦丁·彼得罗夫斯基将军：莫斯科民兵控制组织犯罪分部部长。 米沙·安德烈耶夫少将：塔曼斯卡亚师的师长。 维亚切斯拉夫·布托夫将军：位于莫斯科的国防部副部长。 谢尔盖·科林：克里姆林宫总统卫戍区司令。 根纳季·久加诺夫：俄罗斯新共产党领袖。 约瑟夫·切尔卡瑟佐夫：1999年7月以前的俄罗斯总统。 鲍里斯·库兹涅佐夫：爱国武装联盟宣传部部长。 里昂纳德·蔡塞夫：爱国武装联盟党部办公室雇佣的清洁工。 尼基塔·阿科波夫：伊戈尔·科马罗夫的秘密私人秘书。 尼古拉·伊里奇·图尔金：前苏联克格勃军官，后被中央情报局（CIA）招募。 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罗索夫上校：前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驻外特工，克格勃。 奥列格·戈迪夫斯基：前苏联克格勃上校，（1985年）被英国秘密情报局招募。 瓦季米·切尔诺夫：莫斯科防盗队队长。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1991时期的前苏联总统。 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将军：1985年前苏联克格勃主席。 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将军：1985年前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 维塔利·博亚罗夫将军：1985年前苏联克格勃第二总局局长。 彼得·索洛明：前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军官，后被CIA招募。 格鲁吉·库兹明教授：莫斯科法医病理学家。 帕维尔·沃尔斯基：莫斯科民兵谋杀案分部的侦探检查员。 叶夫根尼·诺维科夫：莫斯科民兵谋杀案分部的侦探检查员。 弗拉基米尔·梅丘拉叶夫上校：克格勃军官，在罗马及其后来其它的地方操纵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的苏联管理人。 瓦列里·克鲁格洛夫：前苏联的外交官，后被CIA的贾森·蒙克招募。 瓦西里·洛帕京：莫斯科民兵谋杀案分部的侦探检查员。 伊凡·伊万诺维奇·布利诺夫教授：俄罗斯的核物理学家，后被CIA的贾森·蒙克招募。 西莉亚·斯通：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助理新闻专员。 雨果·格雷：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秘密情报局军官。 乔克·麦克唐纳：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秘密情报局站长。 布鲁斯·格雷西·菲尔德：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秘密情报局军官。 杰弗里·马奇班克斯：伦敦秘密情报局总部派往俄罗斯分部的部长。 亨利·库姆斯爵士：伦敦秘密情报局局长。 撒切尔女士：1985年的英国首相。 布赖恩·沃辛顿：伦敦《每日电讯报）编辑。 马克·杰裴逊：《每日电讯报）优秀专栏作者。 欧文女士：奈杰尔·欧文的妻子。 夏兰：前特种部队士兵。 米奇：前特种部队士兵。 威廉·帕尔默爵士：外事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凯里·乔丹：前中央情报局（兰利）负责作战部的副局长。 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前中央情报局军官，背叛美国后为克格勃服的叛徒。 肯·马格卢：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埃姆斯的朋友。 哈里·冈特：前中央情报局（兰利）苏联部部长。 索尔·内桑森：华盛顿和怀俄明州的金融家。 第一部 第一章 那年夏天一小条面包的价格超过了100万卢布。 那年夏天庄稼连续三年歉收，第二次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那年夏天在俄罗斯边远地区已开始因闹饥荒而饿死了人。 那年夏天总统在豪华的轿车中突然发病，因远离医疗中心而无法救治；一个老清洁工从办公室偷窃了一份文件。 在那之后，所有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那是1999年的夏天。 那天下午天气很热，简直像在蒸笼里一样闷热。汽车按了好几声喇叭，看门人才慌忙地跑出小屋，费力地拉开内阁大楼那扇沉重的木门。 坐在车前面的总统警卫摇下车窗，严厉地训斥了看门人几句，黑色的大奔驰600像条鲨鱼灵巧地穿过拱门驶向红场。可怜的看门人猛然举起手，似乎庄严地行了个军礼，目送着随后开来的第二辆俄制造的柴卡牌轿车通过门口，车里坐着另外四名总统警卫。这两辆车越来越小，渐渐地消失在视野的尽头。 切尔卡瑟佐夫总统独自坐在奔驰的后座上陷入了沉思。车的前排坐着他的民兵司机和阿尔法小组给他安排的私人保镖。 离开了死气沉沉的莫斯科市区，轿车进入了乡间的旷野，行驶在绿树成荫的大道上。但是，此时的俄罗斯总统，神情沮丧，心情极度忧郁，情绪坏到了极点。他接替生病的鲍里斯，叶利钦，赢得总统职位后已经工作三年了。在这期间他目睹了这个国家经历的经济衰退。贫困潦倒的整个过程，这三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早在1995年冬天，他曾经担任过总理的职务。当时，叶利钦亲自任命他为“专家治国”型的总理，希望他能有效地治理经济。那时的俄罗斯人已经去投票站投票，以选举新一届的议会或者叫国家杜马。 国家杜马的选举很重要，但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近几年里，越来越多的权力已经从议会逐渐转移到了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手中。到1995年冬天，这位曾经参与过平息四年前（1991年8月）未遂政变的西伯利亚伟人不仅赢得了俄罗斯人的支持，而且还赢得了西方人的赞誉。他成为人们心目中为民主而战的勇士，以此为自己谋取到了总统的宝座，但是现在他已变成了一个难依靠的人。 他在三个月中犯了两次心脏病。在第二次犯病刚刚恢复，仍然靠药物维持的情况下，他在麻雀山的一家诊所，通过电视观看了议会选举的情况。麻雀山从前叫做列宁山，位于莫斯科的东南面。在那里，他观看了他手下政客是如何被降为代表中的三类人物。这种选举结果并不像在西方民主条件下那样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叶利钦实际上已掌握了大部分实权。与美国相同的是俄罗斯总统也具有惟我独尊的权力。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国会对白宫行使的种种弹劾和权衡的权力，在俄罗斯是不可能存在的。叶利钦利用总统的权力，通过行政命令来统治这个国家。 不管怎样，议会选举至少表明了当时正在流行的大趋势，为1996年6月总统选举这一件重要的事件奠定了基础。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5年冬天，共产党人作为一支新生力量重新出现在政治地平线上。经过了共产党的70年执政、戈尔巴乔夫5年的改革和叶利钦5年的统治，俄罗斯人民萌发了怀旧之情，开始留恋过去的日子。 根纳季·久加诺夫领导的共产党人，将过去的往事描绘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工作稳定，工资有保障，食品便宜，社会有法可依，秩序井然。然而却根本不提克格勃的专制、古拉格群岛的劳改营，或者对所有民主运动和言论的镇压。 俄罗斯的选举人已经觉醒了，他们对曾经宣扬的两个救星——资本主义和民主，已经不抱任何幻想。提到民主，人们常常嗤之以鼻。对于许多俄罗斯人来说，环顾四周，充满着腐败现象和全国流行的犯罪行为，所有的政府宣传纯属莫大的谎言。经过议会的选票统计，秘密共产党员的代表在杜马中人数最多，该党派是杜马中最大的党派集团，因此有权任命其代言人。 另一个极端显然是由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与共产党针锋相对的新法西斯党——自由民主党，该党的名称是不是更具有讽刺意味？在1991年的选举中，这个粗鲁的、善于煽动的政治家以奇特的举止和污秽措辞竟然大获成功！但是，现在他的明星地位却正在日趋下降。虽然如此，他所领导的政党还是议会选举中代表人数排名第二的第二大党派集团。 位于这两个极端党派中间，还有许多个政治中心党派，这些党派坚持他们所引进的经济模式和社会改革。他们属于第三大党派集团。 然而，这些选举的真正目的是为1996年的总统竞选铺路的。有43个不同的党派参与了杜马竞选。其中，主要党派的大部分领袖都认识到要有一个联合纲领才能达到最佳的目的。 那年的夏季之前，秘密共产党员已经与他们天生的朋友——土地党或农民党结盟，组建了社会主义联盟。这个组织的称呼很巧妙，使用了原苏联（USSR）缩写中的两个开头字母。该组织的领袖仍然是久加诺夫。 极右翼的党派也在进行联合活动，而日里诺夫斯基却极力反对他们的联盟。弗拉德这个疯子！他自以为不需要其他右翼党派的帮助，自己也能取得总统职位。 与法国的总统选举一样，俄国的选举也分两步进行。第一轮是所有候选人的相互竞争。只有第一名和第二名才有资格进入第二轮的决定性竞选，第三名根本没用。结果，日里诺夫斯基却正是第三名。极右翼党中那些较为精明的政治家、思想家对日里诺夫斯基极为不满。 1996年整个春季，大约有12个中心党派联合组成了民主联盟，他们一直怀疑，鲍里斯·叶利钦是否适合再一次作为总统的候选人连任总统。 后来，历史学家把他的下台归咎于一个问题——车臣。 大约在总统选举前的12个月，恼羞成怒的叶利钦，指挥俄军对一个好战的深山部落发起了一场全面的地面和空中战争，因为该部落自封的领袖坚持要彻底独立于莫斯科。车臣人闹独立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他们的抵抗行为可以追溯到沙皇以及比它更早的时代。然而，沙皇发动的多次进攻并没有把他们消灭，甚至在约瑟夫·斯大林时代也未能如愿。虽然面积不大的车臣多次遭到毁坏，车臣人曾经多次被驱逐出家园，但是他们没有被灭种或者灭绝，劫后余生的车臣人民仍在继续战斗。 调集俄罗斯全部武装力量对车臣人发动全面进攻，是头脑发热时作出的鲁莽决定，它未能很快取得辉煌战果，却把车臣首都——格罗兹尼彻底摧毁了。俄罗斯士兵死伤无数，装着尸体的袋子源源不断地从战场上运回莫斯科……这一切都被摄影记者用彩色照片真实地记录下来了。 虽然他们的首都已破碎不堪，但是车臣人仍然全副武装，其中的大部分武器是由腐败的俄罗斯将军卖给他们的。他们利用自己所熟悉的山林躲藏起来，拒绝投降。当年试图侵略并占领阿富汗的那支俄军，如今又在高加索山脉的荒山野岭之中，扮演了一次极不光彩的角色。 如果鲍里斯·叶利钦想通过发动对车臣的战争来证明自己是那种传统的俄罗斯强人，那么他的这一举动则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在1995年的全年中，他每时每刻都在渴望自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然而却一直没有成功。当俄罗斯人民目睹了自己年轻儿子的尸体从高加索运回来后，他们反对车臣战争的情绪极为强烈。他们对于未能领导战士打胜仗的指挥官也十分不满。 经过叶利钦声嘶力竭的个人努力，在决定性竞选之后他重新赢得了总统宝座。但是仅一年之后他又离去了。该头衔落到了专家治国论者——约瑟夫·切尔卡瑟佐夫的头上，他是俄罗斯祖国党的领袖，当时该党已加入了广泛的民主联盟。 切尔卡瑟佐夫似乎有一个好的开端。他借用了西方许多好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引用了西方的财政信贷方式，促使俄罗斯的经济正常发展。他接受了西方的劝告，与车臣最终达成了和平协议。虽然俄罗斯人复仇心很重，不愿意让反叛的车臣人就这样侥幸逃脱，但是人们还是欢迎让士兵返回家园的做法。 但是，在18个月之后又开始出问题了。追究起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黑手党的劫掠，最终使俄国的经济变得难以支撑；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另一次愚蠢的军事冒险行动。1997年的后半年，占有俄罗斯30％财富的西伯利亚威胁性地扬言要正式脱离俄罗斯。 西伯利亚是俄罗斯所有省份中最不安分的一个省。在西伯利亚的土地上，那些几乎从未开发过的永久性冻土层下面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如石油和天然气，即使沙特阿拉伯也相形见继。此外，还有金子、钻石、锰、钨、镍、矾土和白金。直到90年代末期，西伯利亚仍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待开发的地区。莫斯科接到报告，日本人（主要是在韩国的日本瘪三间谍）正在西伯利亚煽动分裂。切尔卡瑟佐夫总统听信了他周围那些阿谀奉承者的愚蠢言论，犯了他的前任在车臣问题上类似的错误，向东面派遣了部队。这一举动导致了双重灾难。首先是由于战争进行了12个月仍未取得军事战果，总统不得不达成了一项妥协的协议：准许西伯利亚人对其所拥有的地域和财富，比过去具有更大的自治权和控制权。第二个后果则是这次军事冒险引起了恶性通货膨胀。 政府试图尽力摆脱困境：到1999年夏天，90年代中期那种1美元兑换5000卢布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1997和1998年，库班农村在黑土地上种植的小麦等农作物连续两年歉收。由于游击队毁坏了铁轨，一方面是西伯利亚的庄稼腐烂在地里无法运出；另一方面，城市里的面包价格却不断上涨。切尔卡瑟佐夫虽然仍然处于总统位置，但是显然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了。 在农村，粮食本应该至少自给自足，实际情况却一团糟，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坏的局面。由于缺乏资金和劳力，农民的房屋开始倒塌，农场荒芜，肥沃的土地杂草丛生。农民（主要是老年人）一看到路边停有火车，便迅速地一哄而上，围着车窗内的旅客兜售家具、衣物和小古董，以便换取钱物和食品。然而，几乎没有人愿意买他们的东西。 在国家最耀眼的首都莫斯科，穷困潦倒的老百姓睡在莫斯科河沿岸的码头和黑暗的小巷里。警察（在俄罗斯叫民兵）事实上已放弃了防范职责。他们惟一的工作是试图将在外露宿的盲流收拢到一起，用火车将他们遣返回乡。但是，又有更多的人不断地来到莫斯科寻找工作、食品和救济。其中许多人沿街乞讨，几乎饿死在莫斯科的大街上。 1999年早春，西方国家终于停止向这个无底洞的国家提供救济，外国的投资者，甚至那些黑手党的伙伴也离开了。莫斯科的经济就像被多次掠夺过的战争难民一样，躺到在路边，贫困潦倒，濒于绝望。 切尔卡瑟佐夫总统坐在车里，这些令人沮丧的景象不停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完全陷入了沉思。汽车正驶往郊外的避暑胜地，他要去那里度周末。 他的司机熟悉这条道路，那座郊外别墅位于乌索沃那边的莫斯科河之滨，那里绿荫蔽天，空气凉爽。数年前，苏联政治局的大官们曾经在这条河两岸茂密的森林里建造了许多别墅。虽然俄罗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这方面的变化并不太大。 由于汽油很昂贵，路上没有多少车辆。他们遇到的卡车尾部都散发着浓浓的黑烟。他们过了阿克汉盖尔斯科耶，又穿过一座桥，然后转弯沿着河边的公路行驶。河水在炎热的薄雾中静悄悄地流向他们身后的那座城市。 5分钟之后，切尔卡瑟佐夫总统感到喘不过气儿。尽管车里的空调已调到了最大档，他还是按下了身旁的后车窗，使自然风从侧面吹进来。外面的空气更热，他仍然呼吸十分困难。坐在前面的司机和警卫均未察觉到他的状况。车向右拐进了岔路。过了岔路口后，俄罗斯总统便一头倒向他的左边，摔向车座的一旁。 司机第一个从汽车后窥镜中发现看不见总统的头了。他向警卫咕哝些什么，警卫转过身来看个究竟。刹那间，奔驰稍稍转向，停靠在了路边。 后边的柴卡车也停了下来。警卫队队长——前苏联特种部队的上校，从车的前座一跃跳下车，跑了过来。其他人也都下了车，拿起武器围成了一个保护圈。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上校快速跑到奔驰车前。此时，总统车上的警卫已经打开了后车门，正在探身准备往车里去，上校却猛地将他拉出来，他要亲自查看。总统蜷曲着侧身半卧，双手抚在胸前，双目紧闭，呼吸急促。 最近的具有精良医疗设备的医院，是位于数英里之外麻雀山脚下的国家第一门诊部。上校爬上了后座，来到昏迷的总统旁边。他命令司机调头转弯，驶向环形公路。司机面色苍白，紧张地执行着上司的命令。上校用他的手机与门诊部通了电话，命令派一辆救护车在半路与他们会合，以便及时抢救。 半个小时后，车在分岔路的中间位置，双方相遇了。医生将昏迷不醒的总统从豪华轿车转移到救护车上，然后三辆车一起急速向门诊部方向飞驰。 救护车一到目的地，值班的高级心脏专家便立即接手，总统被迅速地送进了重点护理组。医务人员竭尽全力抢救总统，他们动用了最先进和最好的医疗设备，但是，仍然与事无补，太迟了。监视屏上的线条拒绝波动，保持一条长的直线和持续的蜂鸣报警。到4时10分，那位高级内科医生站起来无奈地摇了摇头。拿着除颤器的医生也回到后面去了。 上校按了按手机上的号码，铃声响了两下，便有人应答。 “给我接总理办公室。” 6个小时后，远在西印度群岛海洋的波涛中，狐媚女人号掉头返航。后甲板上船夫朱利叶斯吃力地将鱼网拖上甲板，解开金属缆绳，放下了桅杆。他们忙了一整天，收获不小。 朱利叶斯将缆绳和耀眼的塑料诱饵卷成整齐的圆圈状，然后存放在工具箱内。这时，那对美国夫妇打开两罐啤酒，坐在遮阳伞下，悠闲地喝着啤酒解渴。 在鱼舱里有两条大刺鲅和6条大鳍鳅，每一条大刺鲅重约40磅。几个小时之前，这些可爱的海洋动物还漫游在10英里以外的海底世界里呢。 船长在驾驶台上检查了回归的行船航线，然后他先来了个回程满舵，又向前狠狠地推了推操作杆，船的速度由慢变快，向着归途急速飞驶。他估计，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能驶入海龟湾。 狐媚女人号似乎知道她的工作已接近尾声，前面码头的避风港正等着她去停泊。她摆动船尾，昂首挺胸，V形船体在蓝色的海洋中乘风破浪欢快地飞翔。朱利叶斯在水中放了一个水桶，水桶也随着船体漂动，一会儿，又把它拉起来，用桶里的水把后甲板反复冲洗了几次。 在日里诺夫斯基担任自由民主党的领袖的时候，该党总部设在斯列坚卡大街旁边的鱼巷里，一座类似贫民窟的建筑物内。参观的人不了解弗拉德这个疯子的奇特处世习惯，他们对如此破烂不堪的党总部建筑感到万分惊奇。墙上的白灰不断地脱落，橱窗里展示了两张粘着苍蝇屎的蛊惑人心的海报，屋里的地板污迹斑斑，十多年可能从来没有清洁过。参观者发现在那扇破旧的黑门里面有一个暗淡的大厅，那里有个摊位在兜售前身印有领袖画像的圆领汗衫，货架上摆放着领袖支持者们所穿的黑皮夹克等生活必需品。 通向楼上的楼梯也没铺地毯，只是刷了层暗淡褐色的油漆。在第一层楼梯转弯的平台上，建了一个警卫室，粗暴的卫兵不时地将头伸出带有栅栏的窗户，盘问每一位来访者的意图。来访者的答复使卫兵满意之后，他才能被允许继续往上爬，到达日里诺夫斯基曾经主持政务期间用过的房间。建筑物从内到外都是坚硬的石头。这个古怪的法西斯分子就喜欢这样布置他的总部，他的理由是要树立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形象，而不是那种谋求特权的贪官形象。但是日里诺夫斯基现在早已不存在了，自由民主党已经与其它极端右派组织和新法西斯党派合并，组建了爱国武装联盟。 该联盟现在公认的领袖是伊戈尔·科马罗夫。他是一种与日里诺夫斯基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然而为了赢得贫民的选票，他仍坚持了过去的基本逻辑思维方式，即爱国武装联盟决不沉溺于任何昂贵的奢侈品。因此他仍然保留了鱼巷里的大楼，而将他自己的私人办公室移到了其它地方。 科马罗夫原先的职业是工程师，他曾为共产主义工作过，但并不信仰共产主义。后来在叶利钦年代的后半期，他决定投身政治。他选择了自由民主党，虽然他私下对日里诺夫斯基的过度饮酒和生活放荡行为看不惯，他还是任劳任怨地工作，最终进入了该党的核心委员会——政治局。在政治局里他多次召开会议或与其他极端右翼党派交换意见，最后将俄罗斯所有的极端右翼分子再集中起来，组建了爱国武装联盟（UPF）。 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日里诺夫斯基勉强接受了该联盟的存在，并陷入了让他主持该联盟的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圈套。 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他辞职并将他抛弃。 科马罗夫拒绝接替该联盟的领导职务，而是安排了一个毫无领袖气质、没有组织才能的无足轻重的人物接了班。一年之后，他轻而易举地使联盟执行委员会对此人产生了失望感，从而比较体面地将这位临时的替代者免了职，并且自己亲自担任了该联盟的领导职务。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从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不再具有任何吸引力了。 1996年选举后的两年时间里，共产党和它的秘密党员的威信开始下降。毫无例外，它的支持者都是那些毫无生机的中老年人，他们在筹集资金时，遇到了麻烦。没有大银行家的资助，他们的组织就再也不会有足够的经费。社会主义联盟的资金和其吸引力都在衰退。 到1998年，科马罗夫已毫无争议地成为极右翼党派的领袖，他着重利用了俄罗斯人民日益增长的绝望情绪。因为，这种情绪当时是普遍存在的。 然而，在这种贫困潦倒的年代，竟然还有耀眼的财富存在，还有使人们眼花镜乱的东西。那些有钱人非常富有，他们把大部分钱都兑换成了外币。他们乘着大排量加长的美国或德国的豪华轿车招摇过市（俄罗斯的吉尔汽车厂已经停产），况且，常常是前面有摩托车、警车开道，后面还有警卫车随行。 在莫斯科大剧院的休息厅里、在酒吧里、在莫斯科酒店和俄国大酒店的宴会厅里等等类似的富丽堂皇的地方，每天晚上都能见到那些富得流油的新贵人。陪伴他们的是那些身穿貂皮衣、手上带有闪闪发光的钻石，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巴黎香水芳香的佳丽们。这些人都是那些有钱有势的特权分子，他们的特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得多。 这些杜马代表们嘴里喊着口号，手里挥舞着命令文件，通过了一项又一项决议。一位英国记者说：“这种情景，使我回想起以前听过的有关魏玛共和国末日的故事。” 有一个人似乎能让人们看见希望的一线曙光，这个人就是伊戈尔·科马罗夫。 在右翼党派联盟工作的两年时间里，科马罗夫做出了让俄罗斯国内外大多数观察员都吃惊的事情。假如他仅满足于继续做一名庄重的政治组织家，他只能是一个盲从的职业政党的工作者。但是，他变了！至少观察家们这样认为。他很可能是一个大智若愚的天才。 科马罗夫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他是一名充满热情、魁力超常、深受观众欢迎的演说家。当他登上演讲的舞台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他属于那种从容不迫、说话温和、善于取悦人心的平常人。他似乎彻底变了。他那男中音的嗓音起伏变化，他恰当地使用了俄语中的许多表达方式，并巧妙地运用了音调变化产生的强烈艺术效果。他可以把音调降到几乎耳语的程度，此时，尽管备有扩音话筒，观众们还必须侧耳倾听；演讲结束时，声音又变得如此响亮动人。人们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喝彩，甚至感染了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们。 他很快就精通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即着重研究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他避免电视聊天或电视采访，因为他知道虽然这种方式在西方可以见效，但是在俄罗斯行不通。俄国人很少邀请外人进家做客，更不用说整个国家了。他也很警觉，提防钻入那些恶意提问者所设的圈套。 他所做的每一个发言都是经过周密的准备，这样做的效果很好。他只对那些忠于自己党派的观众发表演说，摄像机由他自己的制片组控制。利特维诺夫就是这个制片组里优秀的年轻导演。按照他的要求将这些影片剪接、编辑，然后在全国放映。他通过购买整块的电视播放时间，放映拍摄自己的影片，而不是依赖新闻广播员的奇谈怪论。 俄罗斯是他永恒不变的演讲主题，也一直很受欢迎。他猛烈抨击那些策划国际阴谋、迫使俄罗斯人屈服的外国人。他叫嚣着要逐出南部所有的“黑人”——俄罗斯老百姓习惯上对美国人、乔治亚洲人和其他人的称呼。众所周知，这些人是靠非法手段牟取的暴利，他们一夜之间变成了最富有的人。他为俄罗斯被践踏的贫民百姓摇旗呐喊，依靠人民来重现过去的辉煌，他要将国上内的污泥浊水一扫而空。 他对所有的人都作出承诺：失业的人将得到工作，努力工作必将带来合理的工资，餐桌上会有饭吃，人们可重新树立自己的尊严；将再度发行值得信赖的货币，使人们能够有一定的积蓄以安度晚年；将使备受外国蹂躏的民族精神重获生机。 人民听到了他的声音。他的声音通过电视和广播传遍了西伯利亚大草原。体验过无数战事，被阿富汗、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驱逐回国的俄罗斯士兵，蜷曲在帐篷下面听到了他的声音；分散在这片辽阔大地上的各个角落的农民在农舍里听到了他的声音；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在他们破碎的家产旁听到了他的声音，这些中等收入的人已将他们的家具抵押出去，以换取食品充饥，换取煤炭取暖，甚至产业老板也听到了他的声音，幻想着有一天他们的工业炉里能够重新燃起熊熊的炉火。他还向人们承诺：要将那些强奸和掠夺他们亲爱的俄罗斯母亲的骗子和强盗统统消灭。因此，他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爱戴。 1999年春天，在他的公共关系顾问——一位非常聪明的美国常青藤联合会名牌大学的年轻毕业生鲍里斯·库兹涅佐夫的建议下，伊戈尔·科马罗夫进行了一系列的私人会晤。年轻的鲍里斯·库兹涅佐夫认真挑选谈话的对象，主要是从美国和西欧国家保守党中挑选立法人员和记者。接见的主要目的是安抚他们的恐惧心理。 这样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大多数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科马罗夫的所作所为，他们期待着将见到一位过激的极端右派政治煽动家，一个具有多重性的种族主义者，或新法西斯主义者，或两者兼而有之。 他们发现所面对的这个人，衣着朴素，体态端庄，很有头脑。由于科马罗夫不会讲英语，他的助手坐在旁边既引导谈话又担当翻译。每当他所崇拜的领袖说一些易被西方人误解的话时，他就将它们翻译成较容易接受的英语。人们都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所安排的被会见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懂俄语。 于是科马罗夫可以这样解释：作为政治活动家，我们都有自己的选民；如果我们希望人选，我们没有必要得罪他们。因此，有时我们要讲一些我们认为他们喜欢听的话。但是，实现目标要比我们做的虚假姿态要困难得多。听完这些话后，参议员们都很理解地点了点头。 他说西方的民主历史比较长，人们普遍认为：社会的行为准则应当自觉遵守。因此，西方政府不用制定那么强硬的行为准则。但是，在一个所有自我约束行为准则都不起作用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做得强硬一些，而这在西方是难以接受的。听了这些话，下院议员们也很理解地点了点头。 他对保守党的记者们这样解释：如果在短期内不对犯罪分子和腐败现象采取一些残酷的措施，就无法恢复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货币。记者们这样描述伊戈尔·科马罗夫：他这个人愿意听取有关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解说，譬如与西方合作问题。他不可能接受欧洲或美国式的民主，而他的蛊惑民心的政客集团如此强大，使西方感到恐慌。但是俄罗斯目前的处境正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几乎可以肯定，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赢得2000年的总统大选。投票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有眼光的聪明人都支持他。 在各个西方国家的大臣官邸里、使馆里、部长办公楼里和会议室里，吸着雪茄的首脑们经过长时间费尽脑汁的探讨，终于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在莫斯科中心区的北部，刚刚进入大街环路，即基塞尔尼大街的半路有一条岔道。该岔道半路的西侧有一个小小的公园，面积约为半公顷。它的周围三面由无窗的建筑物环绕，前面安装了一个10英尺高的绿色钢板保护墙，上面可以看见一些针叶树的树梢。钢板墙上开了个双扇大门，也是钢制的。 事实上，这个小公园就是一座华丽大厦的花园，是在80年代中期修复的。虽然大厦内的装修很现代并且也实用，而它的外面却很古朴，被粉刷成柔和的暗色，门窗上的泥灰则是白色的。这里就是伊戈尔·科马罗夫真正的司令部。 来访者要进入这个公园，墙上的摄像机首先把你全部收入它的视线内，再通过内部通信系统要求你通报姓名。在大门口的小屋里，有一名警卫专门负责接待来访者，并且随时与大厦内的安全办公室联系确认。 经过确认后，大钢门靠卷轴会自动拉开，车进去后又自动关上。进入大门后，轿车只能滑进院里10码左右的距离，然后，会发现一排道钉。这里是车辆等候处，不经同意不可逾越。警卫会出来检查来访者的身份证件。如果证件齐全，他便回到小屋内按下电控装置，将道钉退回。至此，车辆才能继续向前，进入铺满碎石的前院。有更多的警卫在那里守候。 院子里面，由一道铁链环组成的栅栏，两端坚固地连接在两侧的墙上。栅栏两头均设有可出入里边院子的通道。链环的后面，拴的是虎视眈眈的警犬。警犬分成两组，每组仅听从一个训练员的指挥，训练员轮换值班。天黑后，打开栅栏的门，狗可以在整个园子里撒欢。通常，看门人呆在小屋里，如果晚上有人来，他必须与警犬训练员联系，将狗叫回去控制起来后，才能放行。 为了避免内部工作人员被狗咬伤，楼的后面有一条狭窄的地下通道，通往基塞尔尼大街。该通道有三个键盘门，一个在室内，一个在街上，另一个在半路。这里是货物和内部工作人员的秘密通道。 晚上，工作人员离开后将狗放开，院内还有两名保安人员值班。他们有自己的屋子，屋里有电视和快餐设施，但没有床，因为不允许他们睡觉。他们还要轮换在三层楼上巡逻，直到第二天早饭的时间，才有值白班的人来替换他们。通常，早饭后不久，科马罗夫就来上班了。 然而，他的高级办公室绝不允许有任何尘土和蜘蛛网，因此每天晚上（星期天除外），当后面通道的蜂鸣器发出响声时，其中一名保安便会放那个特定的清洁工进来打扫卫生。 在莫斯科，大多数清洁工都是妇女，但是科马罗夫希望他的周围都是男性，当然包括清洁工。这里的清洁工是一个名叫里昂纳德·蔡塞夫的老兵。他的姓名的俄语意思是“兔子”。他看上去很窝囊，无论春夏秋冬总是穿着那件破旧的老式军服，嘴里镶了三颗闪闪发光的前门牙（红军的牙科过去常常很简陋）。院内的保安就称呼他为“兔子”。总统逝世的那天晚上，他们像往常一样10点钟就放他进来了。 凌晨一点时，清洁工手里拿着桶和掸子，身后拖着真空吸尘器进入了科马罗夫私人秘书尼基塔·阿科波夫的办公室。“兔子”仅在一年前见过他一次，那时他来打扫卫生，却发现一些高级工作人员加班到很晚。尼基塔·阿科波夫这个人对他非常凶，命令他滚出去。自从那时起，他就对尼基塔·阿科波夫产生了愤恨，并且时常找机会坐在尼基塔·阿科波夫舒服的可旋转的皮椅里歇息一会儿。 由于他知道保安在楼下，“兔子”便在尼基塔·阿科波夫的转椅中坐下来享受一下舒服的皮椅。他从来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拥有这样的椅子。书桌上有一份文件，大约有40页，是装订好的活页纸，前后封面均使用了很厚的黑色纸板。“兔子”不明白，这份文件为什么会丢在这里。通常，尼基塔·阿科波夫要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好，放入他的壁式保险柜里。以前“兔子”从未见过任何文件，而且所有的抽屉总是锁着的。他翻开黑色的封面，看了一下标题，然后随意打开了文件。 他阅读能力并不强，但是，他至少可以看得懂。很久以前他的养母教过他认字，后来在公办学校里也读过几天书，最后在部队时一位慈祥的军官也辅导过他学习。 他所看到的东西使他很困惑。有一段他读了好几遍，因为有一些句子是那么复杂冗长，太难了。但是，他最终还是弄懂了其中的一点意思。翻动文件时，他的手在颤抖。为什么科马罗夫要对他所敬爱的像他养母这样的人讲这样的话？他不完全明白，但是他很担心。也许他应该去向楼下的保安请教。但是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只会揍扁他的头，然后告诉他继续干他的活去。 一个小时过去了，保安应该来巡逻了，但他们仍在看电视。因为电视中的新闻节目延长了，播音员正在宣布有关总理的新闻：“根据俄罗斯宪法第59条规定，总理应当暂时接替总统的工作，期限为三个月。” “兔子”一遍又一遍反复地、艰难地阅读着同一段文章，试图完全弄懂它。但是，他仍然不能完全理解字里行间的意思。科马罗夫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将要成为下一届的俄罗斯总统，难道不是吗？那么，为什么他要对他早已去世的养母以及像她那样的人讲这样的话？ 清晨两点时，“兔子”将文件藏在他的衬衫里，干完了活，要求出去，保安人员才勉强地离开了电视屏，打开门，放“兔子”走了出去。他离开的时间要比平时早了一点，保安并没介意。 蔡塞夫出来后，首先想到回家，但又决定暂时先不回去。因为比往常的时间提早了一些。像往常一样，公共汽车、电车和地铁都下班了。他一直都是走着回家的，有时下雨也是如此，因为他需要这份工作。步行要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如果他现在直接走着回家，到家后会吵醒他的女儿和女儿的孩子。女儿不喜欢他这样做。因此他在大街上盲目地溜达，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 3时30分，他发现自己走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南墙脚下的克里姆林弗斯卡瓦码头。码头上有些流浪汉在睡觉，他找了一条有点空隙的板凳坐下来，凝视着流向远方的河流。 他们接近岸边的时候，海水已经变得越来越平静了，下午总是如此，似乎告诉每一个渔民和水手，一天的竞争已经结束了，海洋要休息了，明天再战斗吧！船长望了望自己船的左右侧，有几艘船只一起朝惠兰德通路的方向行驶，那是环形暗礁中的西北缺口，是平坦的泻湖通往公海的唯一通道。 右舷边阿图尔·迪安乘着他的银色深渊号疾驶而过，速度比狐媚女人号的航速快八节。那艘船上的人朝他挥手致意，这位美国船长也挥了挥手，以表示回应。他看见银色深渊号的后甲板上有两个潜水员，猜想他们今天一定是在西北的尖岬地带探测珊瑚，今晚，船长家的餐桌上可能又有龙虾吃了。 他将狐媚女人号的速度放慢以便顺利穿过缺口，因为两侧的珊瑚礁离水表面仅有几英寸，虽然有一定的危险性，一旦过去以后，他们就可以沿着海岸轻松行驶，10分钟后便可到达她的归宿——海龟湾。 船长热爱他的船，他的喜怒哀乐全集中在船上。这艘船有10年的历史，身长约31英尺，原先以他的设计者迪克·伯特伦妻子的名字命名，叫做伯特伦·莫普派。尽管她不是海龟湾最大的、最豪华的船只，但是她的设计者和船长都认为她能够与任何海洋和鱼类较量。5年前他搬到岛上居住时，看到了船艇交易报上的一条小广告，他根据广告的地址去南佛罗里达的一个造船厂，买了这艘二手船。自那以后，他亲自日夜照料这条船，直到她成为全岛最时髦的女孩。虽然他仍在不间断地努力偿还金融公司的债务，但他从不后悔为她的美丽花钱。进了码头后，他将狐媚女人号停泊，然后关机，又走下来问候他的客户是否玩得痛快。客户确认他们确实很尽兴。除了租船费之外，客户还慷慨地给船长和朱利叶斯付了小费。客户们走了之后，他对朱利叶斯使了个眼色，表示将所有的小费和鱼都送给他。船长一边脱去帽子，一边用手指梳扰着他那金色的头发。 然后，他看着充满微笑的朱利叶斯打扫了船上的卫生，用淡水冲洗了所有的桅杆和卷轴，直至他们可以坦然地离开一切都井然有序的狐媚女人号，平安过夜去了。尽管回家之前他还要回来封网，但是此时他已经噢到了一股酸橙台克利鸡尾酒的醇香，它是来自一艘香蕉船上的酒香随着海风飘然而来。于是他沿一条木板小路漫步走向那艘诱人的香蕉船，并向遇见的每个人都频频问好，人们也以同样的方式与他打招呼。 第二章 里昂纳德·蔡塞夫在河边的板凳上坐了两个小时后，对于这份文件仍没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后悔不该拿了这份文件。他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如果被发现了，他将受到惩罚。他活到这把年龄似乎总是受到生活的惩罚，他真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1936年“兔子”出生在斯摩棱斯克西部的一个贫穷的小村庄，它像其它成千上万的村庄一样非常普通：村里仅有一条狭小的街道，夏天尘土飞扬，秋天积满污泥，冬天天寒地冻。村里约有30户人家，建有一些谷仓，原先的农民都被强制地编入了斯大林搞的集体农庄。他的父亲是一名集体农庄的农工，他家就住在街道旁边非常简陋的小屋里。 顺着村里的道路沿街而下有一个小商店，商店的上面又盖了一层房子，村里的面包师就住在那里。他的父亲告诉他不要与面包师傅交往，因为他是某种人。他不知道父亲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显然不是指什么好的事情。然而他看到他的妈妈在那里买面包，是非常好吃的面包。 他感到很疑惑，为什么不能与面包师讲话？面包师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有时站在商店的门口向里昂纳德微笑着，并送给他一块刚出炉的新鲜热面包。由于他的父亲有言在先，他总是躲到牛圈后面悄悄吃完他的小圆面包。面包师与他的妻子和女儿们住在一起，有时他能从商店的窗户里瞥见她们，但是她们似乎从来不出来玩耍。 1941年7月下旬的一天，死神突然降临到了他们这个小村庄。那时他还小，没有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他只听见隆隆的轰鸣声，赶紧跑出来看个究竟。只见大路上钢铁铸成的庞然大物重重地滚动而来，正向他们小村子排山倒海一般卷了过来。后来，他知道这些庞然大物叫坦克车或者装甲车。第一辆装甲车在村庄的正中央停了下来。里昂纳德站到街中间想仔细看清楚这些钢铁做的畸形怪物。 装甲车似乎非常庞大，有一栋房子那么大，它靠着履带链轨滚动前进，前面架起了一杆长长的炮筒。炮塔上面站着一个人，上半身露在外面，那天天气非常炎热，他把一顶重重的钢盔从头上摘下来放在旁边，然后他转身看了看下面的里昂纳德。 孩子发现那个人长着满头白发，蓝色的眼睛，面色苍白。似乎夏天的太阳将他从里到外都晒干了。从那双眼睛里透露的神色，既看不出爱意，也看不出怒色，只是一种倦意。那人慢慢地从侧身掏出了一把手枪。 里昂纳德顿时心头一阵惊慌，预感到出事了。他听见有向窗户里扔手榴弹的爆炸声音，接着是尖叫声。他吓坏了，赶紧转身撒腿就跑。子弹噼哩啪啦从他头上穿过。他躲到牛圈后面大声哭泣，然后继续向村外跑去。他身后传来了劈啪作响的声音，可以噢到房子着火后烧焦木材的味道。他看见前面有片可以隐身的森林，就急速地飞奔了过去。 在森林里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知道哭泣，哭着，喊着，叫着：“爸爸……妈妈……”但是，他再也没有听到一声回应，他的父母永远不会来了，他再也没见过他们…… 一会儿，他看见一个女人哭喊着、叫着她丈夫和女儿的名字，她是面包师的妻子，达维多娃太太。当她一见了里昂纳德，便抓住里昂纳德的胳膊，把他紧紧地搂进怀里。孩子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爸看到这些，该会怎么想？她毕竟是那种人呀。 从此，这个村庄就在这个地球上永远消失了。装甲车队也去了其它的地方。森林里还有其他几个大难不死的幸存者。后来，他们遇见了一些带着枪、留着长胡须，住在那里的游击队员。在一名游击队员的引导下，他们开始向东前进，一直向东走去。 他走累了，达维多娃太太就背着他走。数星期之后，他们到达了莫斯科。她似乎认识一些莫斯科人，这些莫斯科人为他们提供了住所、食品及取暖设备。他们对他很友好，这些人看起来很像达维多娃先生，他们的卷发从太阳穴一直延伸到下巴，都戴着宽边的帽子。虽然他不是那种人，但是达维多娃太太还是坚持要收养他。后来有好几年的时间，她一直精心照看了他。 战后，当局发现他不是她亲生的儿子，从此便强行将他们分离了，把他送进了孤儿院。分手时里昂纳德哭得很伤心，达维多娃太太也是痛哭流涕。自那以后，他再也没见过她。在孤儿院他得知那种人就是“犹太人”的意思。 “兔子”坐在板凳上，思考着他衬衫下面的文件。有些词的意思他仍然搞不懂，例如“彻底消灭”或“全然灭绝”，这些词太长了。但是，他知道它们不是什么好的意思。他不明白为什么科马罗夫要对像达维多娃太太那样的人采取这样的行动。 东方开始发亮了，大地笼罩在一片晨曦之中。在河对面索菲斯卡亚码头的一幢大厦里，一名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拿出一面旗帜，踏上层层楼梯，匆匆忙忙地向楼顶爬去。 船长端起他的那瓶台克利鸡尾酒，悠闲地站了起来，离开他的餐桌走到木栅栏处，扶栏瞭望远方。他低头看看下面深蓝色的海水，然后再抬头观望着夜幕下的港口。 他自言自语地说：“已经49岁的人了！贾森·蒙克，你已经49岁了，却依然欠着公司的债务，你已不是个年轻人了，还有能力还债吗？” 他猛地喝了一大口酒，费力地咽了下去。 “他妈的！我的一生一直过得不算太差，无论如何，还算是体验过丰富的经历。” 他的人生开始时并不太如意。他的家乡在维吉尼亚中南部的一个叫克罗泽的小镇里，就在谢南多厄的东面，离韦恩斯伯勒至夏洛茨维尔的公路有5英里远，他家住在一个简陋的木架结构的房子里。 阿尔伯马尔是一个农业县，那里到处可以看见南北战争的缩影，因为那场战争的80％是在维吉尼亚进行的，维吉尼亚人永远不会忘记它。他曾在该县小学读书，他同学的家长们大部分都种植烟叶、大豆或养猪，或者三者都干。 贾森·蒙克的父亲是在谢南多厄国家公园工作的护林工人。一名看护树林的工人要想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但是，清贫的家庭对于孩子来说也可能是件好事。从小时候起，他的弟兄们就尽可能抓住一切机会，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挣一些钱贴补家用。虽然他们挣钱不多，但是学校的假期从来不会虚度。他回忆起他的童年时代，父亲经常带他到覆盖着整个蓝岭山的国家森林公园里，实地讲述各类树木的区别，例如云杉、白桦、橡树和火炬松。有时，他们也会在森林里遇见狩猎者，他就睁大眼睛聆听着他们讲述关于黑熊和野鹿的故事，他们向他传授如何猎取火鸡、松鸡、野鸡和虎狼等山禽野兽的经验。 后来，他学会了精确地用猎枪射击，他曾经单独在森林里露营扎寨，整夜守候、跟踪猎物；当他长得稍大一些，有了足够的体力时，他便在伐木场露营，果断地做起了假期木材搬运工的工作。 他从5岁到12岁一直在附近的县立小学读书，过了13岁生日后，接着又到夏洛茨维尔县里的高中就读，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从床上爬起来上学。在上高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改变他命运的事情。 早在1944年，一名美国中士与他的部队里成千上万的美国兵一起，被德国军团击溃，迫使他们从奥马哈海滩逃到了诺曼底腹地。在那里，不幸的他受到了一群德国兵追捕，虽然没有被抓获，但他与团队失去了联系，而且子弹还打伤了他的上臂。很幸运的是未伤及他的生命要害，还能够勉强活动。这位23岁的美国兵艰难地爬到了附近一个农户的家中，那家人及时处理了他的伤口并收留了他。当时，这个家里有一个16岁的女儿，当她将冷敷料小心翼翼地放在他的伤口上时，他深情地望着她。他心里知道：她给他留下的印象要比德国子弹深得多。 一年之后，这个美军中士从柏林重新返回了诺曼底。在她父亲的果园里，在一名美军牧师的主持下，这位美国中士和这位村姑结婚了。因为法国人的传统，不能在果园里举行婚礼。后来，一位天主教牧师在村子的教堂里，又为他们重新举行了婚礼。然后他把他的新娘带回了维吉尼亚。 20年之后，他成为夏洛茨维尔县高中的副校长，他的妻子主动要求，要在他的学校当一名教法语的老师，因为他们的孩子又不在身边。当时法语已经是学校的必修课，布拉迪太太不仅能够说一口地道的法语，而且她也长得漂亮迷人。为此，她的班级很快就招来了许多学生。 1965年秋季来了一名新生，他叫贾森·蒙克，这个年轻人很害羞，他的金发很浓密而且很蓬乱，他的笑容很迷人。她不得不承认，到这里一年以来，她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外国人像这名新生一样，能讲这么好的法语。天才是天生的，而不是继承的。天才就在这里，他不仅精通语法和句法，而且发音能够模仿得惟妙惟肖。 在他上高中的最后一年，他经常去她家，他们经常在一起阅读马尔罗、普罗斯特、吉德和塞特勒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充满了性爱的内容。但是，他们彼此最喜爱的还是那些过去的罗曼蒂克诗人：蓝波、马拉梅、韦莱纳、维尼等等。这种状况，尽管不是蓄意筹划的，但它确确实实地发生了，也许应该归罪于那些罗曼蒂克诗人。虽然他们之间年龄上存在着差距，他俩却谁也不在乎，以至于在他们二人中间发生了一场短暂的风流韵事。 贾森·蒙克18岁时就做了两件他那个年龄的维吉尼亚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其一，他能极其熟练地讲法语；其二，他会疯狂地做爱。18岁以后，他参军了。 1968年，越南战争正在全面展开，许多年轻的美国人都设法避免到那里服兵役，那些自愿签署服役三年合同的人非常受欢迎。蒙克进行了基本训练并填写了简历。在“外语”一栏中他非常乐观地填写了“法语”。军营里的副官在办公室里召见了他。 “你真的会讲法语吗？”那个军官问他。蒙克作了解释。这个副官接通了夏洛茨维尔高中的电话并与学校的秘书通了话。秘书与布拉迪太太取得了联系，然后她回了电话。这一切花了一天的时间。蒙克在这里又一次被召见，这一次召见时有一名陆军情报机关的少校在场。 除了讲越语外，越南这个前法属殖民地国家里大多数上年纪的人都会讲法语。蒙克被用飞机运到了西贡。他一共去了两次，中间有一段时间仍然呆在美国。 呆在美国期间，有一天，他的指挥官命令他到他的办公室报到。那里有两个文官在场。一会儿，上校指挥官离开了。 “中士，请坐。”那两个人当中有一个年纪较长的中年人，他和蔼地对他说。然后他开始玩一个用欧洲石桶根制成的烟斗。另一个较严肃的人突然讲起了流利的法语。蒙克对答如流。这样交流了10分钟后，那个讲法语的人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转身对他的同事说：“凯里，他的法语的确不错，真他妈的流利。” 这时，另一个人问他：“你认为越南怎么样？”这个人约40岁，额头上有皱纹，面带笑容。那是在1971年！ “先生，现在的越南就好像是孩子们用纸牌搭成的房子。”蒙克答道，“它正在倒塌。最多有两年的时间，我们就不得不撤出那里。” 凯里似乎同意他的说法。他点了好几次头。 “你说的对，但不要向外人说。你现在打算干什么？” “我还没拿定主意。” “唔，我不能替你拿主意。但是，你确实是个天才。我都没有你那份才能。那个人是我的一个朋友，他不像你我一样是美国人，他是在法国长大的，在那里生活了20年。如果他说你的法语不错，我认为足够了。那么为什么不继续深造呢？” “您的意思是说读大学？” “是的，按美国军人议案的规定，政府将承担你的大部分学费。山姆大叔认为你应该得到它的资助。利用你的优势去努力吧。” 在他从军的那些年里，蒙克已将他的大部分积蓄寄给了他的母亲，以便帮助抚养家中其他孩子。 “即使有美国军人议案，你也需要付1000美元的现金。”他说。凯里耸了耸肩。“我想，1000美元是可以筹集的。只要你愿意学习俄语专业就行。”那个人说。 “如果我愿意呢？” “如果你愿意，就给我打个电话。我工作的单位可能会为你做些事情。” “先生，那将需要四年的时间啊。” “哦，我们单位的工作人员很有耐心。” “先生，您是怎么知道我的事情的？” “在越南的时候，我们凤凰计划的一些人就发现了你和你的业绩。你在志愿军里干得不错，他们喜欢你这样的人。” “先生，是兰利，对吗？你们是中央情报局（CIA）的人。” “哦，没那么重要。只是一个小人物。” 实际上，凯里·乔丹并不是个小人物。他将继续被提拔为CIA作战部的副局长，也就是说是负责整个武装间谍的头目。 蒙克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在维吉尼亚大学注册了，又可以回到夏洛茨维尔读书了。他又开始了与布拉迪太太一起喝茶，但这次仅仅是作为朋友而已。他除了专修俄语外，还学习斯拉夫民族的语言，他的高级教师说他的俄语水平达到了“双语”程度。1975年，当他25岁时就大学毕业了，26岁便加入了中央情报局（CIA）。他在被局里人都称为“农场”的皮里要塞经过了一般的基本训练后，被派遣到兰利的工作单位，然后又到纽约，再后来又回到了兰利。 后来又经过5年的训练，又学习了许多课程后，终于第一次出国任职。第一次到了肯尼亚的奈洛比。 7月16日那个晴朗的早晨，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下士梅多斯正在履行他的职责。他将国旗的加固物与升旗绳的一端用弹簧锁扣住，然后，将国旗冉冉地升到了杆的顶部。旗帜在晨曦中迎风招展，似乎在向世界宣布，旗下的领地属于旗帜的主人。 就在俄国革命前夕，英国政府从一个糖业大资本家手里购买了索菲斯卡亚码头上一座漂亮的老式官邸，将它改建成了英国使馆。自那时起，该使馆冲破了种种艰难险阻，始终屹立在那里。 约瑟夫·斯大林要算是在克里姆林宫国家公寓居住的最后一个独裁者。一天，他在起床后拉开窗帘，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河对岸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他对此非常恼火，多次给英国使馆施加压力要求其搬家，但遭到了拒绝。 数年来，随着到莫斯科外交使团的不断增多，该官邸显得太小了，无法容纳所有的工作部门，因此，在莫斯科的其他地方又建了许多分部。虽然俄方多次主动提出可帮助英方将所有的分部集中到一个大院里，但是英方却婉言谢绝了。伦敦的人士说，他们愿意继续留在索菲斯卡亚码头。该建筑物作为英国的主权领土被保留下来了。 当黎明的第一丝曙光在东方升起，慢慢翻过山顶的时候，里昂纳德·蔡塞夫正坐在河的对岸，注视着冉冉升起的那面旗帜。这情景，使他回想起很久之前发生的事情。 1955年的一天，在波茨坦外面的密林深处行军时他掉队了。他迷路后很害怕，在森林里跌跌撞撞寻找出路，最终发现了一条沙土小路。然而他突然停住了脚步，眼前所看到的事情使他呆若木鸡。 前面不远30英尺处，停靠着一辆敞篷吉普车，里面坐了四名士兵。很显然，他们是在巡逻途中停下来歇息的。 车内坐了两名士兵，另外两名正站在车的旁边吸烟，他们手里握着啤酒瓶子。他立刻就辨认出他们不是俄国人。他们是来自波茨坦盟军的外国人，绝对是西方人。1945年根据四国的协议建立了盟军，但他对此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他们是敌人，是来摧毁社会主义的，曾经有人告诉过他：如果他们能摧毁了社会主义，他也将遭到杀害。 当他们看见他时，他们停止了谈话，目光全部转向了他。其中一个人说：“喂，喂，快看这是什么？一名该死的俄国人。你好！” 他一个字都听不懂。虽然他肩上挎了一挺冲锋枪，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害怕他。而他却很害怕他们。他们其中有两个人戴着黑色贝雷帽，帽子上面的黄铜帽徽闪闪发光，徽章后面插着一串白羽毛。他并不知道他面对的是燧发枪兵团的人，羽毛是他们的团徽。 吉普车外面的一名士兵离开了他的群体，漫步向他走来。他吓坏了，一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尿裤子了。迎面走来的那个人也很年轻，有一头红色的头发，脸上长满雀斑。他对蔡塞夫咧嘴笑了笑，然后递给他一瓶啤酒。 “喂，伙计，喝瓶啤酒吧。” 里昂纳德接过啤酒，手心立刻有冰凉的感觉。那个外国士兵点点头，示意让他赶紧喝。他杯疑酒里肯定下了毒药！此刻他并不怕死，于是用牙齿将瓶盖一口咬开，一仰头把一大口啤酒喝了下去，一股冰凉的液体在他的嗓子中穿流而过。这种啤酒要比俄罗斯啤酒劲大，口感很好，但他还是被呛住了，他咳了起来。红头发的人哈哈大笑。 他说：“继续喝吧。”对里昂纳德来说，对方说的话仅仅是嗓子发出的声音而已。使他惊奇的是，那个外国兵转身回到吉普车那儿去了。这个人根本不害怕他。他是带有武器的红军战士，那个外国人却对他谈笑风生。 他站在树旁，喝着啤酒心里琢磨着尼古拉耶夫上校会怎样看他。上校是他的中队的指挥官，年龄仅30岁左右，却已被捧为战争英雄。有一次上校停住脚步询问里昂纳德的家庭背景。里昂纳德告诉他自己是一个在孤儿院长大的孤儿。上校拍拍他的背，告诉他现在他有家了。他很崇拜尼古拉耶夫上校。 他吓得要死，哪敢再把那啤酒扔回去？不管怎样，啤酒味道不错，即使是毒药他也要喝。他就这样把啤酒喝完了。10分钟之后，车外的两名士兵爬到车的后座上，戴上他们的贝雷帽，司机发动车后，一溜烟开走了。他们都十分从容，毫无恐惧。红头发的那个人还转身朝他招了招手。他们是敌人，他们正准备入侵俄罗斯，而他们却向他频频招手。 直到他们的身影在森林中消失，他才使劲地把那个空啤酒瓶扔到了丛林里。他在树林里奋力奔跑，终于看见一辆俄国卡车，将他带回了营地。因掉队，军士长惩罚他干了一星期的重活，但他也从未告诉过任何人有关那些外国人和啤酒的事儿。 在那辆外国车开走之前，他注意到了两样东西，一是车的右前侧面有一个像团徽一样的图案，而另一个是车后方有一根细天线，天线上有一面旗帜，约1平方英尺，旗上印有米字图案，红色的线条十字垂直交叉，并带有两条对角线，一条是红的，另一条是白色的。线条相映在蓝色背景上。看到由红、白、蓝三色组成的这面旗帜，他感到挺有意思。 44年后，在河对面的建筑物上迎风飘荡的正是一面这样的旗帜。“兔子”的问题找到了答案。他知道他不该将这份文件从阿科波夫那里偷走，但是现在他不可能送回去了。也许，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份文件已经丢失了。因此，他决定将这份文件送给那些以那面好玩的旗子为标志的，曾经送给他啤酒喝的那些人。他们会知道该如何处理它。 于是，他从板凳上站了起来，开始沿着石桥岸边行走，他穿过莫斯科河走向索菲斯卡亚码头。 1983年，奈洛比开始，当小男孩觉得头痛，并且有点发烧时，他的妈妈认为他是在这炎热的夏天着凉了。但到了晚上，5岁的孩子头痛得哭闹不止，闹得父母整个晚上都没合眼。早上，他们苏联大使馆大院里的邻居都来问个究竟，他们昨晚被孩子闹得也没睡好觉。因为大院的屋墙都很薄，且夏天天气炎热，人们都是开窗睡觉，大家都受到了影响。 第二天上午，母亲带孩子去看医生。当时，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大使馆内，没有哪个大使馆配备自己的医生，他们是和别的使馆合用一名医生。斯沃博达医生是属于捷克大使馆的人，但他负责整个共产主义阵营里大使馆的医疗服务。他是一个好人，工作很认真。他看了一小会儿就诊断完了，他对孩子的母亲说孩子是患了疟疾。他在处方上开出适当剂量的药物，是当时俄国医药界常用的氯隆和盐酸氯叭的变体以便治疗疟疾，还有一些日常服用的药片。 结果是没有得到任何效果。两天后，情况变得更糟了。孩子体温更高了，颤抖得更厉害了，头痛得叫个不停，大使馆的官员毫不犹豫地允许他们去奈洛比的总医院看病。由于母亲不会讲英语，她的丈夫——负责贸易的第二书记尼古拉·伊里奇·图尔金与她一起去了。 温斯顿·莫伊医生也是一名优秀内科医生，对于热带疾病他要比捷克医生内行。他对孩子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后，直起身来露出了笑容。 “疟原虫的镰形变种。”他出了诊断。父亲有点迷糊了，他皱着眉头身子稍向前斜了斜。他的英语还是可以的，但却听不懂医生的术语。“它是疟疾的变种，它对我的同行斯沃博达医生所开的那种基于氯隆的药有抗药性。” 莫伊医生用了一针静脉注射的广谱强力抗寄生虫药物。当时，它似乎起了作用。而一周的疗程结束后，病情又反复了。此时母亲又受不了啦。她谴责所有的外国药，坚持要与她儿子一起飞回莫斯科看病，大使同意了。 一回到莫斯科，孩子被送到一所克格勃的专用门诊就医。之所以能进入克格勃医院是因为第二书记（负责贸易）尼古拉·图尔金的关照，他实际上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图尔金少校。 该诊所很不错，有一个热带疾病专科，因为克格勃的成员很可能被派到世界上各个角落就职。因为小孩的病很难处理，该病儿直接由科主任格拉祖诺夫教授诊治。他把奈洛比的两个病历都看了，命令一系列Ct和超声扫描检查。 看了扫描结果后，他感到问题很严重，因为他看到孩子身体内许多器官都存在一系列的内部脓肿。他把图尔金太太叫到他的办公室，表情非常严肃。 “我知道是什么病了，至少我可以肯定我的诊断。但是，这个病又是一个不治之症。即使大量使用抗生素，您的儿子只能活一个月。再长时间是不可能的。我很遗憾。” 妈妈哭着被送出了办公室。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助手向她解释了情况。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叫做惠特莫尔氏的疾病，在非洲确实不大常见，但在东南亚比较普通。是美国人在越战期间发现的。当时，一个美国直升飞机驾驶员首先患了这种新症状的疾病，而且，常常是致命的疾病。研究发现，直升飞机的水平旋转的翼叶片，在稻田上空盘旋时，将稻田中的水搅起形成一种微薄的烟雾，被一些飞行员吸入肺脏里面。水里面有抵抗所有抗生素的杆状细菌。俄国人了解此事，虽然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发现，但是他们特别注意吸收西方的知识，就好比吸水的海绵一样。格拉祖诺夫教授很自然地接受了他所研究的领域里，任何一本西方技术刊物上所刊登的新技术。 图尔金太太通过长途电话，哭着告诉她的丈夫他们的儿子活不长了。图尔金少校用笔写下了病因：惠特莫尔氏病。然后，他去见他的上司——克格勃的站长库利耶夫上校。上校表示同情，但是态度却很强硬。 “请美国人帮忙？你疯了？” “上校同志，这种病是美国人发现的，而且还是在几年之前发现的，他们可能会有对付它的办法。” “但是我们不能请求他们这样做，”上校强烈反对，“这涉及到国家尊严的问题。” “这是决定着我儿子的生与死的大问题。”少校大吼起来。 “够了。你准备辞职吧。” 冒着丢饭碗的危险，图尔金去见了大使。大使并不是个残忍的人，但他也不让步。 “我们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交涉非常谨慎，仅限于国家事件，”他告诉这位年轻的军官，“顺便问一下，库利耶夫上校知道你到我这里来了吗？” “他不知道，大使同志。” “为了你的前途着想，我会替你保密的。你也不要再去找他。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假如我是政治局成员……？”图尔金开始辩解了。 “但是，你不是政治局成员。你只是个在肯尼亚分部服役32年的少校。我为你儿子感到遗憾，但我也无能为力。” 尼古拉·图尔金下楼梯时心情非常痛苦，他想到了第一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他每天就是靠从伦敦运来的药物维持生命的。于是，他出去喝问酒去了。 要进入英国使馆不是件容易的事。站在码头对面的人行道上，蔡塞夫可以看见那座赭色大楼，甚至可以看清楚它柱廊的顶部以及里面雕刻精美的大木门。但是怎么能进去呢？ 那栋大楼的正面是一堵用钢材料制成的墙，墙上开了两扇大门以便出入汽车，其中一扇门负责“进入”而另二扇门是“出口”。这两扇也是钢制的电动门，守卫很严。 右手边是行人通道，但设置了两扇栅门。两名俄罗斯民兵挺直地站在人行道处，对进楼的人进行例行检查。“兔子”无意去受盘查。即使通过第一个栅门，还有通向第二个栅门通道。使馆警卫设在这两扇栅门之间，由英国人雇佣的俄国卫兵把守。他们的职责是盘问来访者的目的，然后在使馆内进行检查。有太多寻求签证的人企图通过这扇门进入那幢大楼。 蔡塞夫毫无目标地溜达到大楼的后面，那是一条狭窄街道，通往签证处的入口就在这里。早上7点，虽然还有两个小时才上班，等待签证的队伍已有好几百英尺长。显然许多人已经等了一晚上。如果他现在开始排队，那么他几乎还要等两天。他来回漫步思考着。这时他已引起了俄罗斯民兵的注意，他们上下打量他好上阵子。蔡塞夫害怕了，他慌忙离开，在码头那边等到使馆开门，外交官们来上班了。 刚要到10点钟时，第一批英国人出现了。他们坐轿车来的。轿车在“进口”前停了下来，可以看出他们每个人的到来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大门缓缓地被打开，车进去后又滑行关上。 莱塞夫在码头的下端观察着大楼门口的动静。他想接近那些车辆，但发现所有的车窗都关着，而且在咫尺之外就有民兵把守。车内的人以为他是那种请援的人，所以全部关闭了车窗。如果他被捕了，警察将会查清他的问题，而且将告诉阿科波夫。 里昂纳德·莱塞夫不习惯处理这么复杂的问题。他感到迷茫，但他主意已定。他只想将那份文件送给拥有那个滑稽国旗的国家里的人。因此，在那个漫长、炎热的上午，他一直在观察着，等待着。 1983年，奈洛比像所有的苏联外交官一样，尼古拉·图尔金外汇来源非常有限，包括肯尼亚的货币。 诸如朱鹭烤肉店、艾伦小酒馆和肉食店的消费，对他来说是显得有些奢侈。他便去了基马济街上的新斯坦利酒店的露天荆棘树咖啡馆，在一棵古老的阿拉伯大橡胶树不远的花园里要了张桌子，点了份伏特加酒和一份啤酒。他喝着这些清淡饮料，坐在那里陷入了绝望的沉思。 30分钟之后，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男人手里提着半瓶已经在酒吧喝了一半的啤酒瓶离开了凳子，漫步向他走来。图尔金听到有人用英语说：“喂，振作起来，也许它永远不会发生。” 俄罗斯人抬起头来。他几乎认出来是个美国人。是他们使馆里的人。图尔金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反间谍活动处工作。他的任务不仅是监视所有的外交官并保护当地克格勃军事活动避免外方渗透，而且还必须处处留心寻找一名有可能被克格勃招募的西方人。正因为如此，他可以自由地混在其他外交家人群里，包括西方人，这一自由是俄罗斯“普通”工作人员所无法得到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从他的自由活动和接触活动中怀疑到了他的真实身份，已将他列入了档案，但还没有抓到什么把柄。这个人是苏联政体的一个忠实的儿子。 图尔金站在他的角度也怀疑这个美国人很可能是中央情报局的人，但是他们的人曾告诉他，所有的美国外交官都很有可能来自中央情报局，这种夸大的幻觉在防范时，常起到误导的作用。 这个美国人坐了下来，伸出了一只手与他握手。“我叫贾森·蒙克。你是尼古拉·图尔金，对吗？上个星期在英国花园的宴会上见到过你。你好像刚在格陵兰就职。” 图尔金打量着这个美国人。他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挂在前额，笑容满面。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诡计，也许他不是中央情报局的人。他似乎是那种可以亲近的人。要是换个时间，尼古拉·图尔金会根据数年的受训经验对他保持一种彬彬有礼但并非投入的态度。现在并非将来。他需要有个谈心的人。他开始向他倾吐肺腑之言。美国人很关心并富有同情心。他在一块啤酒垫布上用笔记下了惠特莫尔氏病。天黑很久之后他们才分手。俄罗斯人回到他那戒备森严的大院里去；蒙克回到了他的在哈里图库路的公寓里。 西莉亚·斯通26岁，她身材苗条，皮肤稍黑一点，人长得却很漂亮。她是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新闻专员的助手。两年前她从剑桥大学的格顿学院俄语系毕业，被招聘到外事办公室工作，这是她第一次在国外任职。她也很喜欢享受人生。 7月6日的那一天，她从大使馆的前大门出来，粗略地扫了一眼轿车停车场。她的小型越野车就停在那里。 在大使馆院里，她可以看见由于那堵钢墙的阻拦蔡塞夫所看不到的东西。她爬上第五个台阶，向下的台阶通往沥青停车场，那里被整齐的草坪、小树、灌木和花坛所点缀，景色很美。她从钢墙的上方放眼展望，看到河那边克里姆林宫的高耸建筑，它清淡典雅，呈储色和乳白色，各个大教堂的圆屋顶都闪闪发光，映射在不远的红墙上，整个克里姆林宫被雉状的红墙环绕。景色壮观极了！ 在她的两边，有两个斜坡通到使馆大门口，大使的车可以开进去。级别低一些的人，只能把车停在坡下，然后步行进去。曾经有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因当时下着瓢泼大雨而斗胆违反规定将他的大众牌小汽车开到了坡上，将车停在下面的门廊里，从而影响了他的前途。几分钟之后，大使的车到了，但大使发现路被堵上了，他不得不在坡下下了车，徒步进了使馆。他挤过人群时，感到心里很不舒服。 西莉亚·斯通下了台阶，朝守门人点了点头，上了她那辆鲜红色的越野车，开始发动车。她将车开到“出口”的门口，等大钢门徐徐滑开后开了出去。她将车开到索菲斯卡亚码头，然后左转弯向着石桥方向驶去。她已与一名来自塞沃德恩亚的记者约好，准备一起吃午饭。她没有注意到有一名衣衫破旧的老人正紧随在她的身后。她也没意识到那天上午，她的车是第一个离开使馆的。 石桥是一座最老的永久性跨河桥梁。过去常使用浮桥，春天，桥被架起来，冬天当河水冻冰能过汽车时，桥就又被拆了。 这座石桥不仅横跨河流，而且还横穿索菲斯卡亚码头。如果要开车去码头，司机必须向左拐，走约100码的距离，再转一个U型弯，才能从桥上渐渐滑下坡来，到达公路上。但行人可以通过台阶从码头直接上到桥上。“兔子”就是这样走的。他刚到石桥的人行道上，红色越野车就开过来了。他挥手招呼停车，但车内的女人惊奇地看了他一眼，继续开走了。蔡塞夫开始毫无希望地跟着车跑。他看见车从桥的北面半左转进入了博罗维茨基广场繁忙的交通潮流中。 西莉亚·斯通的目的地是大兹纳缅卡大街上的一家玫瑰酒店。这家酒店不是俄罗斯人而是爱尔兰人开的，是爱尔兰大使在新年除夕喜欢去的地方，假如他能够从外交宴会脱身的话。 她毫不费劲就找到了停车的位置，因为越来越少的俄国人能够买得起车或汽油。她把车停在角落里，然后走回去。像往常一样，每当看见那些特征明显的外国人接近饭店时，讨饭的人会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将外国人团团围住索要食品。 在她就职之前，伦敦外事办的领导已向这位年轻的外交官有过交代，但现实还是令她十分吃惊。她曾见过伦敦地铁中和纽约陋巷中的乞丐，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民是在那里栖身的。但是，这些人主要是职业乞丐，他们可以在不远的地方得到慈善救助。 而在莫斯科——这个遭受了巨大灾荒的国家首都，伸手要钱或要饭的可怜人曾经（前不久）是农民、士兵、职员和店主。这使她想起电视里播放的记录第三世界国家情况的记录片。 玫瑰酒店高大的门口，仆役瓦季姆在几码外就看见了她，朝她跑过来，嘴里粗鲁地吆喝着让其他几个俄国人闪开，以便让这位能给他的饭店老板带来重要硬通货的客人平安进店。 西莉亚看不惯这种蔑视自己同胞而讨好外国人的谦卑行为，她想说些什么，但瓦季姆将他强壮的长胳膊挡在她和伸出的一排手之间，推开饭店的门，将她引进饭店。 从尘土飞扬的街道和饥饿的人群，到室内正在高谈阔论享受大鱼大肉午餐的50名宾客，这种对比太强烈了。她是一名心肠非常善良的女孩。每当在外吃饭时面对那么多讨饭的人，她总是很难咽下自己盘中的食物。那位亲切的俄国记者在角落的一张饭桌前向她招手，他似乎没有感觉到。他正在研究拼盘的第一道菜，最后决定要大对虾。 蔡塞夫仍在苦苦寻求，他急速走遍博罗维茨基广场寻找那辆红色越野车，但是已经找不到了。他前后左右找遍了所有的街道，连一点红色喷漆物品都没看见。最后他选择了广场那头的主街。使他惊奇和兴奋的是，在离那个酒店200码远的角落里，他看到了那辆红色越野车。 像其他那些不怕挫折、坚韧不拔的人们一样，蔡塞夫在越野车附近找了一个地点，再一次开始了等待。 1983年，奈洛比贾森·蒙克离开弗吉尼亚大学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他与许多他所认识的同学都失去了联系。但是他仍然记得诺曼·斯坦。他们之间有一段奇特的友谊：那个个子虽不高，但肌肉强壮、来自乡村农场的足球运动员，他的父亲曾是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二名犹太医生。是他们所共同具备的幽默感使他俩成为了朋友。如果说蒙克有语言天分，则斯坦几乎就是生物领域里的天才。 他比蒙克早一年毕业，享有学校的最高荣誉，然后直接升入医学院。他们以圣诞卡形式保持着一般的联系。两年前，就在他将去肯尼亚任职之前，当他路过华盛顿的一家饭店大厅时，蒙克看见他学生时代的朋友在独自吃午餐。他们在一起坐了半个小时后，斯坦医生的午餐朋友才出现。他们在那半个小时里相互交换了各自的信息，但蒙克不得不撒谎说他在政府部门工作。 斯坦已获得了热带医学博士学位，正沉浸在喜悦之中，因为他刚被分配到沃尔特里德城陆军医院做研究工作。贾森·蒙克在他亲洛比的公寓里查了他的电话号码簿，并拨通了电话。当电话响了10声以后，对方有个模糊的声音接了电话。 “喂？” “你好，诺曼。我是贾森·蒙克。” “太好了。你在哪儿？” “在奈洛比。” “真是太好了，在奈洛比。你的手表现在几点？” 蒙克告诉他是中午。 “现在这里是早上5点钟，我把表定在7点钟。我昨晚半夜才睡觉。孩子正在长牙齿，很闹人。谢谢老朋友打来电话。” “诺曼，镇静下来。我向你打听点事情。你听说过叫做惠特莫尔氏的病吗？” 对方停顿了一会，然后传来的声音完全没有任何睡意了。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蒙克给他编了一个故事。但不是关于俄国外交官的。他说他的一个熟人5岁的儿子患了这种病。他隐约听说过美国人对这种特殊的疾病有一些经验。 “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斯坦说，“我得打几个电话，然后再打电话告诉你。” 下午5点钟，蒙克的电话响了。 “可能有点希望，”流行病学家说，“听我说，目前还在完全创新的原型阶段。我们做过一些试验，至今为止，结果似乎不错。但是它还没提交给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更不用说被通过了。我们仍在实验之中。” 在美国，每一种新药公开使用之前必须提交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审查批准。斯坦医生所描述的是一种很早以前（在1983年）研制的头抱菌素类抗生素，当时还没有名称。它在80年代后期进入市场，叫做头孢噻甲。当时简称为CZI。它是当今治疗惠特莫尔氏病的标准药物。 “它也许有副作用，”斯坦说，“我们还不知道。” 蒙克问：“要多久才能产生副作用？” “说不好。” “唔，如果那个孩子只能再活三星期，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斯坦沉重地叹了口气：“我不知道。这样做是违反所有的规定的。” “我发誓没人会知道这件事。帮个忙吧！诺曼。看在我们小时候我为你拔鸡毛的份儿上。” 他听见马里兰那边传来了响亮的笑声。 “如果你敢告诉贝基，我就杀了你。”斯坦医生说完就挂机了。 48小时之后，蒙克在使馆收到了一个包裹。它是通过国际航空快运邮寄来的。包裹里有一个真空小瓶，瓶的四周是干冰。那个盒里放一张未签名的便条，冰里放了两个药瓶。蒙克给苏联使馆打了个电话，并给第二书记图尔金留了个口信：“不要忘记我们今晚6点钟的啤酒约会。”有人将该口信向库利耶夫上校作了汇报。 “这个蒙克是什么人？” “他是一名美国外交官。他似乎对美国在非洲的对外政策不满。我正在发展他作为我们的耳目。” 库利耶夫郑重地点点头：“这是件好事，可以向上汇报。” 在荆棘树咖啡厅，蒙克将包裹交给图尔金。图尔金看起来很担心，因为他害怕俄方有人监视他们。包裹里有可能藏着钱。 “这是什么？”他问道。 蒙克告诉了他。“它也许不会见效，但它没什么坏作用。我们一共就这些。” 俄国人表情严肃起来，眼神冷冰冰的。 “你想要什么作为回报……礼品？”很显然，必须要有回报。 “你是真为孩子着想还是在表演？” “不是表演。这次不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总是在表演。但这次不是。” 事实上蒙克已经去过奈洛比总医院了，温斯顿·莫伊医生确认了基本事实。他想虽然很严酷，这本来就是一个残酷的世界。他起身准备离开餐桌。按规定他应该说服这个俄国人透露些消息，有时是秘密的。但是他知道这个小孩的事情不能作为一种条件，至少这次不行。假如他真那么做的话，他就与布朗克斯街道上的清扫夫差不多了。 “拿去吧，朋友。希望它能起作用。免费的。” 他走了，走到离门口一段距离时听到后面有人对他说话。 “蒙克先生，您懂俄语吧。” 蒙克点点头。“懂一点。” “我猜对了。那么您将理解我的意思。” 两点钟刚过，她就走出了玫瑰酒店，来到她的轿车的司机座位旁边。越野车有中心锁定系统。当她打开司机座位的门时，乘客座位的门也开了。她戴上座位保险带，发动了车、正准备离开时，乘客门开了。她抬起头来吃了一惊。他站到那里，在敞开着的后车门旁弯着腰。他穿着破旧的旧军服，四颗脏纪念章别在翻领上，短而粗的下巴。张嘴说话时，口里露出三颗大钢牙。他将一份文件仍到她的膝盖上。她很容易就听懂了他说的“俄语”。 “请转给大使先生。为了那瓶啤酒。” 他的出现使她惊呆了。他肯定是个疯子，也许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这种人很危险。西莉亚·斯通脸色刷白，她急忙开车逃到了街上，后面开着的车门不停地发出响声，直到车的惯性将它关上了。她将那份荒谬的文件扔到前排乘客的座位下，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开车返回了大使馆。 第三章 就在7月16日，这一天的中午之前，伊戈尔·科马罗夫正坐在基赛尔尼大街上那幢大楼的办公室里，通过内部通信对讲机与他的第一私人助理通话。 “昨天我给你的那份文件你看了没有？”他问道。 “总统先生，我已经认真地看过了。我认为文章写得十分精彩。”阿科波夫回答。科马罗夫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称呼他为“总统先生”，指的是爱国武装联盟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他们深信12个月之后，他肯定将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总统先生。 “谢谢你，”科马罗夫说，“请现在将那份文件还给我。” 内部通信对讲机关闭后，阿科波夫起身去他的壁式保险柜取文件。他已将保险柜的暗码牢记在脑子里，他将中心刻度盘旋转了六次，保险柜门终于打开了。他急忙在里面寻找那一份黑皮封面的文件，但是找不到。 他感到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把保险柜里的东西都拿出来了，一件件、一本本地过目，全部搜寻了一遍。他的内心慢慢地开始发冷，部分恐惧，部分怀疑。他镇静了一下，鼓了鼓劲，又重新开始再一遍的搜索。他坐在地毯上，将所有文件认真分类，一件件地仔细检查，还是没有那份黑色封皮的文件。他额头开始冒汗了。那天，他安心地呆在办公室整整工作了一个上午，他十分肯定在头一天晚上离开之前，已经把所有的保密文件锁到了保险柜里。他总是这样做，已经养成了习惯。 翻过保险柜后，他又将他的书桌的抽屉翻了一遍，还是没找到。他又在书桌下面的地面上寻找，然后翻遍每一个柜橱……在下午1点之前，他敲开了伊戈尔·科马罗夫的门，进去后坦白了文件丢失的情况。 总统候选人两眼盯住他足有好几秒钟。 这位世界大多数人都认为将成为下一届俄罗斯总统的科马罗夫个性非常复杂，在非公共场合，他喜欢将自己处于极其隐秘的环境中。这与他的前任日里诺夫斯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现在，他公开将那个已下台的前任总统看成小丑。 科马罗夫中等个头，灰色的头发修剪得很整齐，脸面刮得很干净。他最明显的两个特点是喜欢整洁而讨厌身体接触。大多数俄罗斯政治家，善于搂肩拍背般的密切接触和酒场交际。与他们不同，科马罗夫坚持贯彻衣着整齐、言行文明的做法。他很少穿黑色卫兵服，通常总是打领带，穿双排钮扣的灰色西装。 在他这么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很少有人敢声称与他有过个人的密切接触，没有人敢冒充是他的熟人。尼基塔·伊万诺维奇·阿科波夫担任他的秘密私人秘书已有12年的时间了，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那种主人与忠实的仆人之间的关系。 叶利钦常常放下架子与他的工作人员交朋友，他经常与他的工作人员在一起喝酒并打网球。但科马罗夫却不同，至今为止，他只允许一个人，即他的安全部长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直呼他的名。 然而，像所有成功的政治家一样，科马罗夫必要时也扮演变色龙的角色。面对大众媒体，偶尔需要自己屈尊去接见他们的时候，他以一名严肃的、政治家的面孔出现。而在他自己的听众面前，他完全变成另一个人，阿科波夫对这种多变的工作方式赞叹不已。演讲台上的这位雄辩的政治家代表了所有人民的利益，他非常理解人民的愿望。恐惧、欲望、愤怒和偏激等心理状态。他要对这些人表现得特别亲切，显得平易近人。 在这两种个性之后，还有的第三种个性使阿科波夫惊恐不已。他身边听说过这第三种个性传闻的人，无论是工作人员、同事或士兵，都被吓得颤颤磕磕，随时准备顺从他的指挥。 在过去的10年里，尼基塔·阿科波夫曾两次目睹过科马罗夫内心的愤怒爆发而导致失控的情景。在其它一些场合，他看到的是科马罗夫如何克制情绪，并成功地平静下来的过程。 在那两次情绪失控的场合，他看到那个支配和控制他的人，那个他所追随并崇拜的人，变成了歇斯底里的魔鬼。 他将电话机、花瓶和墨水瓶愤然地投向因冒犯他而吓得浑身发抖的下人，还有一次他将一名高级黑色卫队军官降职到十分悲惨的地步。他发怒时，使用的污秽语言是阿科波夫从未听到过的；他还砸坏家具；还有一次，他用一把重重的木尺子痛打了一名伤害他的人，当时幸亏别人拉住，否则就要出人命了。 阿科波夫知道这位爱国武装联盟的主席发怒时其中一个面部的特征。科马罗夫的脸色将变得苍白，他的言行比平时更正规，更客气。但是在他的颊骨的每一边，都会激起一个鲜艳的愤怒的红点。 “尼基塔·阿科波夫，你说你把文件丢了？” “不是丢了，总统先生。显然是放错了。” “这份机密文件比你处理过的任何文件都重要。你已经读过了，你能理解它的重要性。” “我确实知道它的重要性，总统先生。” “尼基塔，这份文件只拷贝了三份，其中两份锁在我自己的保险柜里，只允许我身边最可靠的几个人有权阅读它。它是我自己亲自编写和打印的。我，伊戈尔·科马罗夫，亲自输入、打印了全部文章，而没有让秘书去做这件事。因为它是份绝密文件。” “您很英明，总统先生。” “正因为我把你当做身边最亲近的人之一，我才允许你阅读它。现在你对我说你把它搞丢了。” “是放错地方了，暂时放错了，总统先生。” 科马罗夫正是用那一双令人难以抗拒的眼睛盯着他，那眼神可以说服怀疑论者变为合作者，或使退却的人吓一跳。他脸色苍白，两边颊骨上都激起了愤怒的红点。 “你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它的？” “昨天晚上，总统先生。我呆到很晚，以便独自专心阅读。我是8点钟离开的。” 科马罗夫点了点头。夜间值班卫兵的登记簿会证实他或否定他的说法。 “你把它带走了。不顾我的命令，你居然允许文件离开大楼。” “没有带走，总统先生，我发誓。我把它锁在保险柜里了。我从不把秘密文件到处乱放或带走。” “但现在它不在保险柜里，对吗？” 阿科波夫试图咽下点什么，但他没有一点口水。 “在我打电话之前，你开过几次保险柜？” “一次都没开过，总统先生。您打电话后，我第一次开保险柜。” “保险柜一直是锁着的吗？” “是锁着的，像往常一样。” “有撬柜迹象吗？” “看起来没有，总统先生。” “你搜查过房间吗？” “上下左右都翻过了。我真搞不明白。” 科马罗夫思索了几分钟。在他苍白的面孔后面，内心产生了一种恐慌感。最后他给底层的警卫室打了个电话。 “封锁整个大楼。任何人不许进出。与格里申上校取得联系，叫他立即到我办公室报到。不管他在哪里，不管他在干什么，一个小时之内他必须到我这里来。” 他的食指离开了内部通信对讲机，他的双眼紧盯着他那面色刷白、浑身颤抖的私人助理。 “回到你的办公室去。不要与任何人接触。在那里等我的通知。” 作为一名聪慧摩登的单身女人，西莉亚·斯通早就决定，任何时候她都有权与她倾心的人一起享受人生。此时她正迷恋着一名肌肉发达的年轻人雨果·格雷。这个年轻人两个月前刚从伦敦来，比她晚来六个月。他是文化助理武官，级别与她一样高，但是比她大两岁，也是单身。 他俩每人都有一间虽然小、但很实用的房间。英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住宅区位于一个肾形广场的大楼里，里面有一个院子便于停车，门口有俄国民兵站岗。即使在现代的俄国，人们都认为应该注意那些复杂的情况，但至少车辆还是受到非常完好的保存。 午饭后她开车回到索菲斯卡亚码头英国大使馆内，开始写报告，汇报她与俄国记者午餐时的谈话内容。他们的谈话大部分是关于切尔卡瑟佐夫总统前一天去世的情况，以及目前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她十分肯定地对俄罗斯记者说，英国人民将继续关注俄罗斯事态的发展，并希望他相信她。她想知道他的文章什么时候发表。 5点钟她开车回到了住所，先洗了个澡。稍微休息了一下后，便与雨果·格雷约好8点钟一起吃晚饭，他们打算晚饭后一起回她的房间。晚上，她不喜欢花很长时间睡觉。 到下午4点种，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已经确认丢失的文件不在大楼里。他坐在伊戈尔·科马罗夫的办公室里，告诉他这一结论。四年来，这两个人已变得相互依赖，不可分离了。格里申是1994年辞去了克格勃第二总局上校的职务的。现在，他彻底失望了，自从1991年正式结束共产党统治以来，前克格勃已经变成了一个伪君子。在那之前，即1991年9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已经将世界上最大的安全机构解体，并将各个派别转交给不同的部门管理。 对外部情报部门——第一总局的总部还保留在环路以外的老地方，但是它已重新命名为对外情报局或SVR，这真是糟糕透了。 更糟糕的是格里申所工作的部门——第二总局，这个曾经负责所有内部安全、防间谍和镇压不同政见分子的机构已被阉割，重新命名为hB，并奉命减少自己的力量。 格里申蔑视这种做法。俄罗斯人民需要纪律，需要严密的，有时甚至是苛刻的纪律。而第二总局正是执行这种纪律的机构。他参与了三年的改革，希望上升到少将后就离休。一年以后他又被伊戈尔·科马罗夫任命为个人警卫的总负责人，那时他仍然是老的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局成员之一。 这两个人的地位和权力同时强大起来，更好的戏还在后面。几年来，格里申为科马罗夫创建了特别忠诚的贴身警卫队伍，即黑色警卫队。这支队伍由6000名强壮的年轻人组成，由他亲自指挥。 黑色卫队的支援部队是青年战斗团，有2万人，它是爱国武装联盟的青年组织，所有团员都有坚定的信念，非常忠诚，也归他指挥。 虽然街道上最卑贱的贫民都可以用非常亲近的方式称呼科马罗夫，但那是他与俄罗斯人民同志之爱的一种体现方式。科马罗夫对他所有的部下有非常严格的礼节要求，少数非常熟悉的朋友除外。 科马罗夫问：“你敢肯定文件已不在大楼里了吗？” “它肯定不在，伊戈尔·科马罗夫。在这两个小时里，我们实际上已将大楼翻了个底朝天。我门检查了每一个食橱、每个装有锁的橱柜、每个抽屉、每个保险柜，每个窗户和窗台都检查过了，每一寸土地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外人进入的迹象。” “保险柜制造厂的专家刚检查过保险柜。他证实，那个保险柜没有被人撬开过的痕迹。要么是知道保险柜密码的人打开过柜子；要么是文件就根本没放进去。昨天晚上的废物已被封存，并搜查过，什么也没有发现。” “晚上7点警犬就被放开在院子里自由活动了。7点之后没有人进入过大楼。夜班警卫晚上6点钟换班，10分钟以后白班的警卫就离开了。阿科波夫晚上工作到8点。昨晚值班的警犬管理人已被招了进来，他发誓说昨晚一共拴了三次狗，以便加班的工作人员乘车离开大楼。阿科波夫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夜间值班记录可以确认。” “那么以后的情况呢？”科马罗夫问道。 “人为的错误或蓄意犯罪。已经通知了那两个昨晚值班的卫兵，他们马上就到。从昨天晚上8点阿科波夫离开大楼，到今天早晨6点这段时间里是他们俩值班的。然后是白班的卫兵单独值班到大约8点钟，直至办公室工作人员上班为止。中间有两个小时。但值白班的卫兵发誓说，他们第一次巡逻时这层楼上所有的办公室门都是锁着的。在这层楼工作的每个人，包括阿科波夫证实了这一点。” “阿纳托利，你的结论是什么呢？” “或者阿科波夫有意或无意带走了文件，或者他就根本没有把文件锁起来，从而使夜间上班的某个人将文件偷走了。夜班工作人员都有办公室门的万能钥匙。” “这样一来，有可能是阿科波夫吗？” “他肯定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他的私人公寓已被搜索过了。当时他在场，没有搜到什么东西。我原先认为，他有可能把文件带走，然后他把他的文件包丢了。我在国防部时遇到过这种事情，当时我负责调查，后来发现不是间谍活动，而是读职罪，犯罪人被送到集中营去了。但是，阿科波夫的公文包确实一直在用着，有三个人证实了这一点。” “那么他是故意犯罪了？” “有可能。但我有个疑问。今天早晨他为什么要来这里，等着束手就擒呢？他有十二个小时的时间逃跑。我希望再详细审问他一次。” “我批准了。” “那以后怎么办？” 伊戈尔·科马罗夫将他的转椅转到面对窗户的位置。他沉思了一会儿。 他终于说话了：“阿科波夫一直是一个不错的私人秘书。但从今往后我不得不替换他了。现在的问题是他已看过这份文件，这份文件的内容是绝密的。如果我们限制他的活动范围或开除他，他将会产生报复心理，甚至会泄露他所知道的机密。那将是个憾事，一个极大的憾事。” “我完全理解了。”格里申上校说。 就在这时，那两个不知所措的晚班卫兵到了，格里申下楼去审讯他们。 晚上9点，位于莫斯科城外的黑色卫队营房里夜班卫兵的住所被搜查过了，搜查结果仅是一些预料到的化妆品和色情杂志。 这两个士兵已被隔离，分别在不同的审讯室接受盘问。格里申亲自审问他们。显然他把他们吓坏了，对于他们说来，这在情理之中。见到他之前，他们早听说过他的威严了。 审讯人时，他有时会大声骂人，但对于这两个浑身冒汗的人来说，最痛苦的折磨是他坐在他们旁边，小声叙说着那些对他撒谎的人将受到种种惩罚的细节。到8点钟，他已完全掌握了前一天夜里他们当班时所发生的事情。他得知他们因迷恋电视上总统死讯的细节而没有像往常一样正规巡逻。但是，他第一次听说了清洁工的存在。 同往常一样，清洁工晚上10点被放进楼里，是通过地下通道进来的。没有任何其他人与他一起进来。要打开那三道门，这两个卫兵都要牵涉到，因为其中一名卫兵掌握着街门口那扇门的键盘暗码，而另一名卫兵掌握内门的暗码，两个人都知道中间门的暗码。 他得知，当这两个卫兵看见那个老头像往常一样向顶楼走去时，卫兵很不情愿地离开他们正在观看的电视节目，去打开那个中层办公室的门，那套至关重要的高级官员的套房。他得知，清洁工在打扫科马罗夫的房间时，有一名卫兵站在门口监视着。当那个套间卫生打扫干净之后，又重新锁上了门，那两个卫兵都回到楼下，只留下那个清洁工一人继续打扫中层楼上其它的房间。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就是这样……清洁工是一个人呆在阿科波夫的办公室的。午夜以后，清洁工比往常提前一点时间离开了办公楼。 9点钟，面色极其苍白的阿科波夫由卫兵押送离开了办公大楼。他是乘他自己的车，但是由一名黑色卫队士兵驾驶的。在车的后座上，另一名卫兵坐在失宠的秘书旁边。车没有去阿科波夫的公寓。它驶出了莫斯科城，开到了青年战斗团所在地的军营里。 到9点钟，格里申上校已经阅读完了有关工作人员的个人档案，包括他们雇佣的一名叫里昂纳德·蔡塞夫的详细资料。该人63岁，是办公室的清洁工。有他的私人住址，但是他有可能已经失踪了。因为他没有在规定的时间10点钟来上班。 他一直没有出现。半夜里，格里申和另外三名黑色卫兵去查看那个老头的住所。 在那个时辰，西莉亚·斯通翻身离开了她那年轻的情人，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她伸手取了一支香烟，她很少吸烟，但此时是她享受的最佳时刻。雨果·格雷仰面躺在她的床上，继续气喘吁吁。他是一名体格十分健壮的年轻人，壁球和游泳锻炼使他的身体处于良好状态，但眼前这两个小时，却花费了他大部分的精力。 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要做这样的安排，任何一个处于性饥饿状态的女人，她的胃口总超过男人的能力！这真是极其不公平的。 西莉亚·斯通在黑暗中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她再次感到了尼古丁的力量，重新爬到她情人的身上，深情地抚摸着他那深褐色的卷发。 “你究竟是怎样变成文化武官的？”她取笑他，“你又不懂屠格涅夫、莱蒙托夫等作家的作品。” “我不需要知道他们，”格雷喃喃地说，“我应该告诉俄罗斯人关于我们的文化——莎士比亚、布龙特斯等等。” “那就是你必须经常与站长会谈的原因吗？” 格雷急忙坐了起来，把手放在嘴边轻轻地嘘了一声示意她闭嘴，“西莉亚，这个地方有可能安装了窃听器。” 一气之下，西莉亚猛然起身去冲咖啡。她真不明白，格雷为什么对一个小小的玩笑如此吹毛求疵。不管怎样，他在大使馆所做的事情已经是一个完全公开的秘密。 当然，她说的是对的。上个月，雨果·格雷已经成为秘密情报局莫斯科情报站的第三名级别较低的工作人员。该情报站以前的规模要比现在大的多，那是在过去那些日子比较好过的冷战高峰时期。俄罗斯目前正处于崩溃时期，它不会带来太大的威胁。 更重要的是，过去90％的秘密现在已经公开了，或利用的价值很小。人们甚至知道以前的克格勃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有一名新闻官员，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可能被安插到基层的足球队里了。 但是，雨果·格雷还很年轻且敏感性很高，他认为大多数外交公寓里仍然可能安装有窃听装置。共产主义可能已消失了，但是俄罗斯的大国妄想依然十分猖狂。他的观点是对的，俄国的特务早已注意到他的行为，已经盯上他了。 命名方式很奇特的狂热大街，也许是莫斯科城里最破旧、最低劣的生活住宅区。作为共产主义成功规划的一部分，它坐落在化学战研究所的旁边，该研究所内的过滤器多如牛毛。该区居民中，人们所看到惟一狂热者是那些已被列入搬迁户的居民。 根据记录，里昂纳德·蔡塞夫与他的女儿、卡车司机女婿及他们的孩子住在大街旁一座公寓里。此时，已是午夜12点半，夏天的夜晚仍然十分炎热。驾驶那辆头部圆滑黑色柴卡车的司机，不时地将脑袋伸出窗外努力辨别街道旁那些积满污垢的街名路牌。 这家女婿的名字肯定与其他家庭成员的不同，他们不得不唤醒楼底层昏昏欲睡的邻居，打听出蔡塞夫一家住在四楼。没有电梯，这四个人只得爬上楼梯砰砰地敲门。 仍然睡意朦胧的女人打开了门，这个女人肯定是30多岁，但看起来她要比实际年龄老得多。格里申很有礼貌，但态度又很坚决。他手下的人迅速进屋并散开分别搜查了房间。房间里没什么可搜查的，因为它很小。实际上共两间卧室，还有一间臭烘烘的厕所和用帘子隔开一角的厨房。 这个女人刚才与她6岁的女儿睡在其中一间屋里的大床上。孩子被惊醒了，开始嚎陶大哭。她睡的床被掀翻了以防床底下藏着人。两个破烂不堪的用夹板做的柜橱被翻了个底朝天。 在另一个房间里，蔡塞夫的女儿无望地指着墙边那张她父亲睡觉的帆布床并解释说，她的丈夫到数英里以外的明斯克去了，已经走了两天了。她哭着发誓说她父亲自昨天上午以来一直没有回来。她担心，但她并没有进一步报告说她父亲已失踪。她想他也许正在公园的长板凳上睡觉呢。黑色卫队士兵在十分钟内就确认，在该房间里没有藏任何人。而且格里申坚信，这个女人如此恐慌和无知，她不会撒谎。30分钟以后，他们走了。 格里申下命令柴卡车不要返回莫斯科市中心，而是开到40英里以外，关押阿科波夫的军营。当晚的其它时间里，他亲自审问那位孤立无援的秘书。黎明之前，那个满脸泪花的人承认他肯定将那份绝密文件忘在他的书桌上了。他从前从未做过这种事情。他真搞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忘记把它放到保险柜里。他请求饶恕。格里申点了点头，拍了拍他的背，以示安慰他。 在营房外面他召见了他的一名心腹副手，并说道：“今天的天气将很热。我们的朋友在那儿很惨。我想黎明前如果游一次泳，可能会有利于他的状态恢复。” 然后，他开车回了莫斯科。路上他不停地思考着，假如，那份绝密文件曾被放在阿科波夫的书桌上，有可能被扔掉了，或者被清洁工偷走了。前面的推断并不能证实这一点。党总部的垃圾总要存放几天后才在监督之下销毁。昨天晚上的文件垃圾已被一张一张地详细检查过了，结果什么也没发现。这么说，肯定是清洁工拿走了。为什么一个半文盲的老头要做这样的事情？他偷文件的目的是什么呢？格里申仍然找不出答案。只有那老头能解释清楚。他会解释的。 在正常吃早饭时间之前，他已派出了2000名手下的士兵，全部穿便装，在莫斯科各个角落里寻找一名穿着一件旧军服的老头。虽然没有他的照片，但他的特征描述得很准确，甚至包括他的三颗钢门牙。 然而这项工作并非是件容易的事，虽然有2000人在搜索，但莫斯科大街小巷中挤满了各种各样无家可归的人，其数目是士兵的十倍，所有的人都穿着破烂的衣服。如果蔡塞夫还活着，他不怀疑每个人都应该受到检查。其中有一个人要有三颗钢门牙和一份黑色封面的文件。格里申两者都想要，他恨不得马上就得到它们。他的那些不知所措、但很顺从的黑色卫队的士兵们都身着便装，因为那天非常炎热。他们的搜索遍布了莫斯科的各个角落。 1983年12月。贾森·蒙克起身离开了他的书桌，伸了个懒腰，决定去物资供应所。他从奈洛比回来已经一个月了，他得知他的业绩报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在有些情况下是特别优秀。因此，他的提升正在酝酿之中。非洲部的负责人对此很满意，但又为失去他而感到遗憾。 蒙克回来后被派去学习西班牙语，圣诞节和新年假期过后就开课。西班牙语将是他的第三国外语，但更重要的是，他将有机会进入整个拉丁美洲分部。 南美洲的面积很大，而且很重要，因为它不仅作为像门罗学说描述的那样是美国的“后花园”，而且也是苏联集团瞄准的主要目标，它是苏联暴动、颠覆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对象。因此克格勃在里奥格兰德的南部有一个大的行动计划，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决心阻止它。蒙克今年33岁，接手南美是他事业上一个良好的转折点。 他正在搅和杯里的咖啡，这时感觉到有人正站在桌子的对面。 “晒得好黑啊。”有个声音在说话。他抬起头来。蒙克认出了对面正朝他微笑的那个人。他赶忙起立，但那个人示意他坐着别动，正像贵族对乡下人表示友善的一种方式。 蒙克吃了一惊。他知道说话的人是作战总局的要员之一，因为曾经有人在走廊上指给他看，他是新上任的反间谍小组东南苏联分部的负责人。 使蒙克惊奇的是这个人看起来非常普通。他们俩的个头差不多，差两英寸就有六英尺高，但对方比他大9岁，身体健康状况很不好。蒙克注意到他的头发上了发油，整齐地从前额根梳到脑后，浓密的小胡子覆盖了那张苍白而乏味的上半部嘴唇，有一双像猫头鹰一样的近视眼。 “在肯尼亚呆了3年多。”他解释刚才提到的晒黑的原因。 “现在，又回到寒冷的华盛顿了，是吧？”那个人说。 蒙克回答：“是的，先生。”一只散发着强烈尼古丁味道的手伸了过来。蒙克注意到这一点，以及那鼻尖上那曲曲弯弯的毛细管，一看就知道他是酒店的常客。他站起来，微微而笑。他的笑容被打字的女孩们称为“特别的红杉”。 “你肯定是……？” “蒙克。贾森·蒙克。” “认识你很高兴，蒙克。我叫奥尔德里奇·埃姆斯。” 假如雨果·格雷的车那天上午发动起来了，许多后来死去的人就有可能活着，但世界将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汽车的发动机不听人的指挥。尽管格雷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他还是没把汽车发动起来，他只好选择了那辆顺路开来的红色越野车，匆匆忙忙敲了敲车窗的玻璃。西莉亚·斯通停下车，让他搭上车。 一般情况下，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星期六是不上班的，更不用说这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周六了。往日，多数人都是去森林里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但是总统的死讯突然打破了往日的平静，给他们增加了额外的工作压力，周末他们不得不也要正常上班。 他坐在她身体的旁边。她一个突然转向，车子穿过乌克兰大酒店，驶向克里姆林宫。他的脚后跟好像践踏了什么东西。他弯腰把它捡起来。 “是消息报的消息吗？”他问她。她斜眼看了一下，认出了他手中的文件。 “哦，上帝。昨天我曾打算把它当做废纸给处理了。一个发疯的老头把它扔进我的车里，差点把我的魂儿吓出来。” “又是一张请愿书，”他说，“他们永远不会停止的。肯定又是为了签证。”他轻轻打开黑色封面，瞥了一眼标题。“不是为签证的，更像是政治类文件。” “太好了。我是邦克斯先生，这是我拯救世界的宏图。将它交给大使就行了。” “他是这么说的吗？是要交给大使吗？” “是的。谢谢那瓶啤酒。” “什么啤酒？” “我怎么知道？他是个疯子。” 格雷阅读了标题页，然后翻阅了好几遍。他不说话了。 “它确实是政治文章，”他说，“像是某种宣言。” “如果你想要，你就拿走吧。”西莉亚说。他们穿过了亚历山德罗维斯科花园，朝石桥行驶。 雨果·格雷打算再看一眼这个不受欢迎的礼物，然后将它扔进垃圾箱里了事。但是，回到他的办公室，又读了十几页后，仿佛发现了点什么极其重要的东西，便匆匆起身与站长会面去了。站长是一名精明的苏格兰人，他智慧超群。 站长的办公室每天都要严格地检查一遍，寻找可能被放置的窃听装置。但是，真正秘密的会议总是放在“泡沫”会议室。这个奇怪的会议室是吊在钢筋横梁上悬空的，它的四周有一个全部被空气包围的间隙。该会议室定期内外“打扫”，要保证敌对情报机构无法窃听。此时，格雷感到还不太安全，他请求换到泡沫会议室。 “完全同意，我的小伙子。”站长说。 “乔克，我不知道是否在浪费你的时间，也许是吧。对不起，但是昨天确实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个老头将这个东西扔进了西莉亚·斯通的车里。您知道吗？就是那个新闻专员女孩。也许它……” “将它扔进她的车里？”他轻声地问。 “她是这样说的。那老头猛然打开车门，将它扔进车里，请她将这东西转交给大使，然后消失了。” 站长伸出手来拿起那份黑色封面的资料，那上面有两个格雷的脚印。 “是什么样的人？”他问道。 “老头、衣衫破旧、短发。像是一个四处流浪的乞丐。当时，都快把她的魂儿吓掉了。” “也许是一份请愿书？” “她就是这么想的。她打算将它扔掉。但她今天早上让我搭她的车。在路上我看了一下其中部分内容。它似乎政治性很强。里面标题页上有爱国武装联盟的标志印章。看起来好像是伊戈尔·科马罗夫草拟的文章。” “我们未来的总统，奇怪！好吧，小伙子，把它交给我吧。” “谢谢，乔克。”格雷说完，起身离开了。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内部，鼓励上下级之间亲切地互唤各自的名字。这样做的目的是鼓励一种同志亲情，大家庭的亲密感，并强调内外有别的心理状态。在这个行业中，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也只有局长本人被称为“局长”或“先生”。 格雷掉头就走。当他刚要跨过门口时，又被他的上司把他叫住了，而他的手还放在门的把手上。 “小伙子，还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注意。苏联时期修建的公寓楼质量很差，墙壁很薄，这些建筑物今天的现状仍然如此。今天早晨，我们第三贸易秘书的眼圈都红了，因为昨晚缺乏睡眠，幸好他的夫人还在英国。你和你那位快乐的斯通小姐下次的动作能否小点声？” 顿时，雨果·格雷的脸变得像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一样红，然后，羞答答地离开了会议室。站长先将那份黑色文件放到一边。他还有一天要忙碌的工作，大使到晚上11点钟才会召见他。他眼下很忙，此刻还顾不上看那些被街头流浪的乞丐随手塞进工作人员车里的东西。直到那天晚上，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的时候，那位间谍组织的头目才阅读了那份后来被称为黑色宣言的文件。 1984年8月，马德里1986年11月，印度驻马德里使馆搬迁新址。在此之前，它位于卡莱贝拉斯克斯大街93号一座华丽的跨世纪的建筑内。在1984年印度独立日的那天，作为惯例，印度大使馆举行了盛大招待会，款待西班牙政府的主要官员和各国外交官员。像往年一样，日子定在8月15日。 由于马德里的天气在那个月份极其炎热，而且8月份通常被政府、议会和外交官员选为假日，许多高级官员都离开了首都，由级别较低的官员代表他们去参加招待会。 从印度大使的角度看这是件憾事，但是印度的历史不能重写，因而无法改变他们的独立日。 美国人由他们的代办、第二贸易秘书贾森·蒙克作为代表。美国大使馆内中央情报局的站长也不在，蒙克又作为站里第二号人物暂时代理站长。对于蒙克来说，这一年来，日子过得不错。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六个月的西班牙语学习课程，级别也从GS-12提拔到GS-13。事实上，这种政府计划的、表示级衔高低的标签对于那些在私人企业工作的人来说没什么意义，因为它是为联邦政府公务员制定的工资标准。但是在中央情报局内，它不仅涉及工资；而且还涉及职称，与地位和升职有密切关系。更具体地说，与蒙克的好运有关的是，在一次高级军官调整时，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威廉·凯西刚任命了一名副局长（作战部）来替代约翰·斯坦。作战副局长负责局里的所有情报收集工作，因此掌管该领域中所有的特务人员。这个人就是最初发现并招募蒙克的凯里·乔丹。 学完西班牙语课程之后，蒙克最终被分配到西部欧洲，而不是拉丁美洲，而在西欧只有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即西班牙。西班牙不是一个敌对的国家，而是正相反。对于一名34岁的单身CIA老军官来说，迷人的西班牙首都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地方了。 由于美国与西班牙盟国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CIA的大部分工作不是对西班牙搞间谍活动，而是与西班牙的反情报机关合作，监视苏联和东欧这个充满敌意和特工的大型共同体。仅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蒙克就与西班牙的对内分局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该局内有许多资历较深的高级军官，他们对共产主义没好感。由于用西班牙语很难发出“贾森”这个读音，他们给这位年轻的美国人取名为埃尔·鲁维奥·布隆迪，大家都很喜欢他。蒙克对人们产生了影响。 招待会很热烈，而且典型：人群三三两两从容地流动，啜饮着印度政府提供的香棋酒，酒杯在手里握十秒钟就开始变热了；人们有礼貌地进行着心不在焉的交谈。蒙克算计着自己已经为山姆大叔尽力了，正打算离开，忽然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他悄悄地穿过人群，站到那位身穿深灰色西装人的后面，耐心地等待着他与一位身着丽纱的女士讲完话，在他独自一人的片刻时间，他用俄语对他说：“你好，我的朋友。后来您的儿子怎么样了？” 那个人吃了一惊，转过身来。然后他露出了笑容。 “谢谢你，”伊里奇·图尔金对他说，“他病好了。现在很健康。” 蒙克说：“我很高兴。看你的气色不错，工作肯定也很顺利。” 图尔金点点头。接受敌人送的礼物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一旦有人汇报，他将永远失去再次离开苏联的机会。但是，为了儿子他不得已，才去乞求格拉祖诺夫教授的怜悯。那位内科老医生自己也有儿子，他私下认为他的国家应该与世界上实力最强的研究单位在医学领域展开合作。他决定不去举报那位年轻的军官，并谨慎地接受了同事们对他的非凡成功的喝彩。 “是的，谢谢。但这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回答说。 蒙克说：“一起吃顿饭吧。”苏联人看起来感到震惊。蒙克举起双手做出假装投降的动作。“我允诺，无任何策反之意！” 图尔金变得从容了。两个人都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蒙克的俄语讲得如此地道，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他不可能是美国大使馆贸易部的官员。蒙克知道图尔金肯定是克格勃，也许是在反情报部门，因为他看到他能够自由地与美国人交谈。 “策反”这个词泄露了天机，美国人在开玩笑时喜欢使用这个冷战时期的词语。“策反”或“冷策反”是一个专业术语，他的意思是，一方的情报军官直率地鼓动敌对一方的情报军官倒戈。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这两个人分别来到马德里一个老住宅区里，一个叫做卡勒·库奇列罗斯磨刀街后的小巷，进入小巷不远的地方有一扇老式木宅门，进门后有台阶通往一个弓形结构的地下室，那里以前是一个可以回溯至中世纪的古老酒库。许多年来，它一直以索夫里诺斯·博廷的名义出售西班牙传统的菜肴。在这座古老的弓形结构中设有货摊，中间有餐桌，蒙克和他的客人占了其中一张餐桌。 饭菜很可口。蒙克要了一瓶红酒。出于礼貌，他们不谈行话，只谈论妻子和孩子的情况。蒙克承认他仍是单身。小尤里现在已经是小学生了，此时正在他奶奶的家里度暑假。喝完了一瓶酒，他们又要了一瓶。 蒙克开始时没意识到，虽然图尔金外表和蔼可亲，内心却极度恼怒不满。他并不是针对美国人，而是记恨那个几乎要了他儿子性命的制度。当第二瓶就快要喝完时；他突然问：“你乐于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吗？” 蒙克喃喃自问。这，是否意味着策反？这个白痴是否想招募我？ “我非常乐意为CIA工作。”他轻声说。他一边倒酒，两眼注视着酒瓶，而不是那个俄国人的表情。 “如果你遇到困难，你们的人会帮助你吗？” 蒙克的眼睛盯着倒入杯子的酒，手很平稳。 “当然了。如果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的人会来帮忙的。这是我们这个行业行为准则的一部分。” 图尔金说：“能生活在这样一种自由环境中，为这里的人们工作肯定是一件幸事。”蒙克终于放下了酒瓶，朝桌子对面望去。他曾许诺不搞策反，但是俄国人自己主动地要被策反。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听我说，朋友。你们的制度将要发生变化。不久就要变化。我们可以帮助它转变得更快一些。尤里长大后就能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 “安德罗波夫已经死了，那些从伦敦运来的药也未能救他的命。替代他的是另一位衰老的老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他站起来时必须有人搀扶。但是克里姆林宫传来消息，将出现一个较年轻的人，名叫戈尔巴乔夫。” 在那次喝咖啡时，图尔金被蒙克招募了，自那时起，他人虽然呆在克格勃中心“适当的位置”，却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 蒙克很幸运，因为他的上司——情报站站长正在度假。如果站长在，他不得不将图尔金转给他人处理。而这一次是他自己将这一招募的绝密消息，通过电报密码亲自向位于兰利的上级报告的。 开始时，CIA肯定是持怀疑态度。成功策反克格勃的一个少校意味着很高的荣誉。在那个夏天的许多日子里，他们的足迹遍布了整个马德里，进行了多次相关会谈后，蒙克对那位苏联的同代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51年，图尔金出生在西伯利亚西部的鄂木斯克，他父亲是军工厂的一名工程师。18岁那年，图尔金的大学梦未能如愿，不得不参军了。人伍后分配到名义上由克格勃控制的边界卫队，在那里“被发现”后，被送到捷尔任斯基高中的反情报系学习英语。他在那里显示了他的才能。 然后，他与一个小组一起转到了享有很高声望的安德罗波夫学院学习，那里是克格勃的对外情报培训中心。像蒙克一样，他的潜力也非常大。对于那些无克格勃经验、无外语知识的人，在学院课程培训的时间一般为5年。图尔金两者均具备，他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学完了课程。毕业时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被分配到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二局，它属于情报收集部门的反情报机构。当时K局的负责人是克格勃中最年轻的将军奥列格·卡卢金。 1978年，27岁时，图尔金结婚了，接着有了儿子尤里。1982年他第一次到国外奈格比任职。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渗透到肯尼亚的CIA情报站里或者在肯尼亚全国各地招募特务。由于他儿子生病，这项任务夭折了。 10月份，图尔金第一次给CIA传递情报。蒙克得到了有关克格勃已建立了一整套秘密通信系统的情报后，他亲自返回兰利汇报情况。经证实，该情报具有爆炸性价值。图尔金泄露了克格勃在西班牙的整个军事行动。为了保护提供消息的人，美国人将他们掌握的情报分散透露给西班牙，从而使西班牙人每次破获的莫斯科间谍案看起来像是一次偶然事件，或像是被西班牙人努力攻破的。每一次都是通过图尔金向克格勃反映情况，使克格勃感觉到是由于其特工本人犯了愚蠢的错误而导致被捕的。莫斯科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损失了其全部伊比利亚的军事计划。 图尔金在马德里工作的三年期间被提升为副主管，他几乎掌握了那里的所有情报信息。1987年他被调回莫斯科，一年后又担任克格勃K局在东德情报站的站长，直到1990年拆除柏林墙东德、西德统一为止。在这些年里虽然他通过秘密信件的约定存取点和联络点传递了数以百计情报信息，但是他一直坚持只接受一个人——他的朋友贾森·蒙克的领导。大多数间谍在六年里要换几个“管理员”，但是图尔金坚持他的观点，兰利只好让步了。 1986年秋天，蒙克返回兰利，奉命来到凯里·乔丹办公室。 “我看过那份资料了，”CIA新上任的副局长，作战部负责人说，“素材挺好。我们原先以为他是个双料间谍，但是他提供的有关西班牙情报的信息是绝密的。你手下的人真有水平。干得不错。” 蒙克点头表示感谢。 乔丹说：“有一件事情我还没有搞明白。我是五分钟之前才介入此事的。你的报告中对于招募战略写得很详细，但有件事情没提到。为什么他要主动被策反？” 蒙克告诉副部长他在报告中没有提到的事情，即他儿子在奈洛比生病和沃尔特·里德提供药品的事。 乔丹最后说：“我真该打你的屁股。”他起身走到窗前。窗外白桦和山毛树林木一直延伸到波拖马可河，落叶已变红，树呈黄色，光彩夺目。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真不明白，局里的人真敢允许他不请示就拿走那些药品。一旦出事，你就休想再见到他了。马德里事件真是个侥幸成功。你知道拿破仑是怎样评价将军的吗？” “不知道，先生。” 他说：“我不管他们是好是坏，我想让他们幸运。你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你很幸运。我们将把那个人调到苏联／东欧分部去，你知道吗？” 中央情报局的最高层领导是局长。他领导两个主要的分支机构：情报部和作战部。情报部由情报副局长（DDI）领导，其主要任务是将收集到的大量原始情报进行比较、分析，从中选出情报精华送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五角大楼等有关部门。 真正的情报收集工作由作战部完成，作战部由作战副局长（DDO）领导。作战部根据世界地图又分为几个分部：拉丁美洲分部。中东分部、东南亚分部等。但是从1950年至1990年40年的冷战期间，共产国际崩溃了，苏联／东欧分部就变成了主要分部。 其它分部的军官常常抱怨，尽管他们在波哥大或雅加达培养和招募了很有价值的苏联“财产”，招募之后必须从此转给苏联／东欧分部进行控制“管理”。其逻辑是被招募者很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要被调回苏联。 由于苏联是主要的敌人，苏联／东欧分部就成了作战部里最有吸引力的单位。大家都努力在那里寻找位置。虽然蒙克在大学里学过俄语，而且花了许多年仔细阅读了俄文期刊，他仍然只在非洲分部工作过，然后调到了西欧。 他说：“是的，先生。” “你想跟他一起去吗？” 蒙克的情绪激动了：“想去，先生。请批准。” “好吧。他是被你发现和招募的，你来控制他吧。” 一周之内，蒙克就调到了苏联／东欧分部。他的任务是“操纵”克格勃的尼古拉·伊里奇·图尔金少校。他再也没有回马德里居住，而是常在谢拉瓜达拉马的野餐地点与图尔金秘密会面，在那里他们谈论许多事情，例如戈尔巴乔夫上台，改革和公开化两手计划，开始放宽统治等。蒙克感到欣慰，因为他不仅是他的工作对象，他还把他当成朋友对待。 到1984年，中央情报局正在变成（有些人说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它更多地致力于文书工作，而不是单纯的情报收集工作。蒙克厌恶文书工作，认为写下来的东西有可能被偷盗或复制。苏联／东欧分部文书工作的绝密核心是有301份档案，档案中记录了每一名为山姆大叔效劳的苏联特工的详情。那年秋天，蒙克“忘记”将图尔金少校（化名Gt莱桑德）的详情记入到那301份档案中。 7月17日晚上，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秘密情报站站长乔克·麦克唐纳有个应酬，吃了顿晚饭。饭后他很快回到办公室处理一下他吃饭前记下的笔记——他总认为他的公寓有被盗的危险。他的目光最后落在那份黑色封面的文件上。他漫不经心地翻开文件，开始阅读。文件自然是用俄文书写打印的，但是他能够懂得这种文字的意义。 事实上那天夜晚他根本就没回家。午夜后他给妻子通了电话，解释了原因，然后继续读文件。文件大约有40页，分成20个分类目录。 他看的章节是关于重建一党专制的国家、恢复一系列关押持不同政见者的劳改集中营以及其它不受欢迎的内容。 他仔细阅读了关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方案，特别是有关车臣问题的处理意见，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的相关内容。 他研究了有关俄罗斯为缓和西部边界局势将与波兰达成的不侵犯和约，以及重新再征服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以及苏联南部共和国，诸如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达维亚。 他还读了有关重建核武器兵工厂，并将周围敌人当做目标的段落。读到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和所有其它宗教派别的命运的描述时，他停住了。 根据这份宣言，那些正缩在战地营房里感到丢脸的士兵们将重新武装起来，并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重新征战。被征服土地上的奴隶将为俄罗斯主人生产粮食。莫斯科将委派帝国管理人员对外部领土上的少数民族实施控制。国家治安将由黑色卫队来维持，该队伍人数将增加到20万人。他们还将特别处理那些反社会的自由分子、记者。牧师、同性恋者和犹太人。 该文件还解开了一个长期困惑麦克唐纳和其他人的谜，即爱国武装联盟源源不断的竞选资金来源。 在1990年后的一个时期，俄罗斯的黑社会由那些十恶不赦的地痞流氓拼凑而成。早些时候，那伙人为了争夺地盘相互残杀，街上常常可以看见他们的尸体。自从1995年以来，他们一直推行联合政策。到1999年为止，从俄罗斯西部边界到乌拉尔山脉范围内有四家大的犯罪财团，其中，以位于莫斯科的多尔戈鲁基为首。如果他面前这份文件反映的是真实的情况，那么资助爱国武装联盟的正是这些财团，他们是在为他们的未来铺路，铲除所有其它帮派，并为他们自己树立霸权地位。 早上5点时，乔克·麦克唐纳已经将该文件读了五遍，他终于合上了这本黑色宣言。他坐在椅子里，身子后仰，双眼注视着天花板。虽然很久之前他就戒烟了，但是，现在他很想再吸一口。 最后他起身，将文件锁在保险柜里，走出了大使馆。他走在人行道上，此时已是黎明时刻，他的目光停留在河对面克里姆林宫的墙上，在那座墙脚下，有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头早已等了48个小时，面对着英国大使馆，他望眼欲穿。 一般情况下，间谍组织的首脑都不信教，但是单从外表和职业观察往往产生错觉。在苏格兰高地的贵族们信仰罗马天主教有着悠久的历史。1745年有伯爵身份的人召集他们的善男信女，为捍卫天主教查理王子的旗帜而战，一年以后他们在卡洛登沼池，被乔治二世的三儿子——坎伯兰的新教徒汉诺威公爵消灭了。 站长来自传统的宗教中心。他的父亲是来自麦克唐纳家族，但是他的母亲是洛瓦特弗雷泽的子孙，他是在宗教环境中长大的。他开始步行了。先沿着河堤走到下一座桥——博利绍伊莫斯特桥，然后穿过桥向圣巴西尔大教堂走去。他绕过洋葱头一样的圆顶建筑物群，穿过正在苏醒的市中心，朝着新广场的方向，然后再次向左拐。 离开新广场，他看到救济贫民的流动厨房前，清晨第一批人群开始排队。在广场后面就有一个这样的厨房，那里曾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 许多国外慈善组织参与救济俄罗斯难民活动，联合国从官方的角度提供支援；正如早先向罗马尼亚的孤儿院和波斯尼亚难民提供援助那样，西方也对俄罗斯贫民慷慨解囊。但是该项任务很艰巨，因为农村的贫民朝着首都蜂拥而来，民兵将他们围追堵截驱赶走后，同一批人或其他人会再一次出现。 难民们站在黎明前的暗光下，白发苍苍，衣衫褴楼，妇女们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自从波将金时代以来，俄罗斯的小农阶级没什么变化，他们像老黄牛一样勤恳地干活，默默地忍受。7月下旬天气还很热，对人们的生存还没造成太大的威胁。但是在寒冷的天气来临时，会怎么样呢？俄罗斯冬季那刺骨的寒风……今年1月份的天气很冷，但明年会好吗？想到这些，乔克·麦克唐纳摇摇头，继续前进。 他沿路来到卢比扬卡广场，过去叫捷尔任斯基广场。几十年来这里一直矗立着铁腕费利克斯的塑像，他是列宁时代最初的专政机器——契卡（“俄肃反委员会”的俄语缩略语）的创始人。广场的后面矗立着深灰和赭色的大厦，被称为莫斯科的中心，也是克格勃的总部。 古老的克格勃大楼后面是臭名远扬的卢比扬卡监狱，在那里无数的犯人被逼供直至执行死刑。监狱后面有两条大街——大卢比扬卡和小卢比扬卡。他选择了第二条街。小卢比扬卡街的中段正是圣路易斯教堂，有许多外交人员和为数不多的俄罗斯天主教徒中的一些人去那里做礼拜。 他身后200码远的视线之外的地方（因为有克格勃大楼的遮挡看不见），许多流浪者正在杰茨基米尔大型玩具店或少儿中心的大门口睡觉。 两名身穿牛仔裤、黑皮夹克的彪形大汉走到商店门口，开始逐个翻腾正在睡觉的流浪者。其中有一个人身穿老式军服，翻领上别了几颗肮脏的纪念章。那两个人紧张起来，他们再一次弯腰查看，然后将那个人从睡梦中唤醒。 “你是叫蔡塞夫吗？”其中一个人厉声问他。那老头点点头。另外一个人迅速从他的外衣口袋里掏出移动电话，快速地按下一串数字，然后开始通话。5分钟内，便有一辆摩斯卡维奇汽车突然转向停在路边。那两个人强行将老头架在中间，将他扔进车的后面，他们也挤进了那辆车。那老头在上车之前，他前边的不锈钢门牙闪烁了一下，好像要说些什么。 那辆车绕着广场急速行驶，开到那座曾经是全俄保险公司，后来变成了恐怖组织机构的灰色大楼后面，咆哮着驶过小卢比扬卡街，将一位英国外交官的身影留在了人行道上。 在一名昏昏欲睡的教堂守门人的引导下，麦克唐纳进了教堂，走到走廊的末端，跪在圣坛前。他抬头向上看，十字架上钉死的耶稣基督向下看。他开始祷告了。 基督徒的祷告词是非常秘密的，但是他的祷告词是这样的：“亲爱的上帝，我请求您让它成为伪造物吧。因为如果它是真的，一个巨大的黑色魔鬼将降临于我们。” 第四章 在其他工作人员正常上班之前，麦克唐纳已经回到了他的办公桌前。他昨晚整夜没睡觉，但没有人会察觉。他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人，上班前他已经在一楼工作人员洗手间洗脸、刮脸并换上了放在他办公桌里的干净衬衫。 他的副手，布鲁斯·格雷西·菲尔德在他的住宅里接到通知，要求他9点之前必须到办公室。雨果·格雷现在已经回到他自己的床上，他也接到了类似的通知。8点钟，麦克唐纳通知他的两名警卫人员（这两个人以前都是部队的老军士）将“泡沫”会议室准备好，9点15分要开会。 刚到时间，会议就开始了，麦克唐纳对他的两名同事解释说：“今天的会议议程是讨论我昨天拿到的这份文件。已经没有必要告诉你们它的内容了。可以这样说，假如它是伪造的或骗局，那么我们现在是浪费时间。如果它是真的，目前我还不知道结果，它将是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雨果，请你把事件的背景给格雷西叙述一遍，好吗？” 格雷把西莉亚·斯通告诉他的事情重复了一遍。 “准确地说，”麦克唐纳使用了一个他最喜欢说的短语，听到这话的年轻人都收敛了笑容，“我想知道那个老头究竟是什么人，他是如何得到那份有可能是绝密的文件的，为什么他要选择那辆车，在那个地点投放那份文件。他以前认识西莉亚·斯通吗？他知道那是大使馆的车吗？如果知道，为什么选择我们？此外，咱们大使馆里有人能画像吗？” “画像？”菲尔德问。 “画一张人头像。” 菲尔德说：“有一位夫人是教美术的。她过去曾经是伦敦儿童图书的插图画家，后来嫁给了我们档案馆的某个人。” “去查一下。如果她能画，叫西莉亚·斯通配合她。此外我打算亲自与西莉亚面谈一次。另外还有两件事要做。首先，我们的朋友很可能再一次出现，他试图接近我们，会在我们大楼的四周转悠。我打算让梅多斯下士和雷诺兹军士留意我们的主要门口。如果发现他，要尽快向我报告。尽量让他进来喝杯茶。其次，他有可能在其它地方尝试其它的办法，也许会自己惹祸上身而遭逮捕。格雷西，你在警察局有没有认识的人？” 菲尔德点点头。他是这三个人当中在莫斯科呆的时间最长的一个，他来后继承了一些低层次的消息源，后来他自己也建立了几个关系。 “诺维科夫巡警。他在彼得罗夫卡总部大楼里工作。有时很有用。” 麦克唐纳说：“与他联系一下。不要提起扔到我们车里文件的事。就说街上有个怪老头缠着我们的人，要求面见大使。我们不愿理睬他，而请他不要再纠缠我们了。如果有画像，让他看看画像，但不要把画像留在他那儿。你们下一次什么时候见面？” 菲尔德说：“没计划。我可以在电话亭打电话找他。” “好吧，看看他是否能帮忙。我要到伦敦去几天。格雷西，我不在时你担任临时指挥。” 西莉亚·斯通走到办公楼大厅时，被告知直接去“A”会议室，而不是去麦克唐纳的办公室，她感到有些吃惊。她知道这间会议室是一个特殊的，可以防窃听的地方。 麦克唐纳非常和蔼地与她交谈了一个小时。他用笔记下了每个细节，她同意他的推理，那个老头曾经纠缠过其他工作人员，要求见大使。他问她是否同意协助画一张那个老头的头像。她当然同意。她愿意尽力帮忙。 在雨果·格雷的陪同下，她指导档案馆副主任的夫人花了一个午饭时间，用木炭和蜡笔画了一张那个老头的草图。画中特别突出了他的三颗钢门牙。全部画完后，西莉亚点点头说：“就是他。” 午饭后，乔克·麦克唐纳让梅多斯下士做他的保镖，护送他去了大舍列梅季耶沃飞机场。他并不是怕中途遭到劫持，而是他也不敢肯定，他皮包里的文件的合法主人是否会想方设法夺回他们的财产。作为辅助的防御措施，他把文件包用一个链条锁在他的左手腕上，手腕上覆盖了一件夏季用的轻型雨衣。 当大使馆的豹牌汽车驶出大门时，外人是不会看到这些细节的。他注意到索菲斯卡亚码头停放着一辆柴卡轿车，但是它并没有跟踪他们的豹牌车，因此他没有再往下细想它。事实上那辆柴卡轿车正在等待一辆红色越野车的出现。 在飞机场，梅多斯下士将他护送到检票口，在那里他出示了外交护照，然后免去了一切检查。在候机室等了一小会儿后，他就登上了飞往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起飞后才深深地慢慢地吸了一口气，要了一杯杜松子酒和奎宁水。 1985年4月，华盛顿假如天使长加百利下降到华盛顿，询问苏联大使馆内克格勃工作人员，在所有CIA军官当中，他们最喜欢选择哪个作为俄罗斯策反的对象，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罗索夫不会犹豫很长时间。 他会回答道：“我选择作战局苏联分部反情报小组的组长。” 所有情报局内部都配备有反情报机构。情报工作和反情报工作是为同一个大的组织服务。只是反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与他们的同事关系不是太密切，他们的任务是审查任何一个有疑点的人。这项工作有三个功能。 反情报人员将听取另一方的汇报，他们将努力确认被策反者是真的，还是假的。一个假的被策反者或许也能带来一些真的情报，但是他的主要任务是散布假情报：其目的要么是让他的新主子相信他们队伍里没有叛徒，而实际上叛徒确实存在；或者用另一种方法将他们的主子引入毫无出路的迷宫和死胡同。一个熟练的“骗子”可以使他的敌人浪费数年的时间和精力。 反情报工作人员还可以从反面验证那些仍然留在敌方工作的人员状况。因为，在已经被招募的间谍中，有些人可能是双重间谍。“双重”间谍是指那些名义上已被招募，而实际上仍忠于他们过去的组织并执行其命令。他们将提供少量的真实情报以骗取信任，然后就可以在他们应该为其工作的人群中搞大破坏活动。 最后，反情报工作人员必须确保自己一方没有被敌人渗透，在自己的心脏里没有隐藏着的叛徒。 要完成这些任务，反情报工作人员必须掌握整个过程。反情报工作组有权提取所有被策反人员的历史档案以及有关他们的汇报资料。他们可以深入敌国；检查所有被策反人员的工作及聘用情况，实地考察有无任何背叛的危险。他们有权以检查可靠性和真实性的名义，查阅自己一方每个办公室里所有人的档案。 正是由于这种严格的职能划分和“需要知道”的原则，掌握卜2个军事行动的情报军官可以向他们的同事泄露自己掌握的军事计划，但是他们通常并不知道他们的同事正在做什么工作。只有反情报人员有权了解内幕。这就是为什么——当那个天使长官要安德罗索夫上校作出选择时，他愿意选择苏联分部反情报小组负责人的原因。反情报小组的人员必须是在最可靠的人当中挑选。 1983年7月，奥尔德里奇·黑曾·埃姆斯被任命为苏联东欧分部苏联反情报小组的负责人。这样一来他完全掌握了他的两个下属机构：其一是负责所有在苏联国境内工作的、但已经被美国招募的苏联被策反人员事务的苏联司，第二是负责在苏联境外工作的、所有被策反人员事务的外部作战司。 1985年4月16日，因缺钱花，埃姆斯走进了位于华盛顿第16街的苏联驻美国大使馆，请求面见安德罗索夫上校，主动提出为苏联人当间谍。条件是5万美元。 他还带去了一些表示真诚的小礼物。他泄露了三名已与CIA取得联系并主动为它工作的俄国人名单。以后他可以将他们解释为双重间谍，也就是说不是真正的被策反人员。不管怎样，这三位先生从此消失了。他还拿去了一份CIA内部人员名单，其中他的名字位于显要位置，以证明他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个职位上的人物。然后他离开了，当他第二次经过苏联大使馆的院前时正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摄像机拍上了镜头。但是那些录像带也从来没有重放过。 两天之后，他得到了5万美元。那仅仅是个开始，给美国历史上带来最严重后果的叛徒，也许包括贝尼迪克特·阿诺德在内，从此开始工作了。 后来的分析家们有两个解不开的迷。其一是，这样一个非常欠缺修养、行为不端、酗酒肇事、毫无希望的人是如何能够得到连续提拔直至升到那个对可靠性要求极高的位置上的。第二个是，到了那年的12月份，高级领导者已经知道在他们的秘密中心隐藏着一个叛徒，那么他又是如何继续隐藏了八年，以至于给CIA带来了八年的灾难。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来自多个方面。CIA内部的无能、缺乏生气以及沾沾自喜的状态都使叛徒有机可乘，此外克格勃还精心散布了假情报来保护他们的双重间谍；兰利的状况更糟、更懒散、神经质、好逸恶劳，这些都为叛徒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最终使人们想起了詹姆斯·安格尔顿。 安格尔顿曾经是局里反情报小组的负责人，地位的提升使他成为传奇人物，因患多疑症神经错乱而下台。这个怪人毫无私生活或幽默感，他坚信在兰利内部有个化名为萨莎的克格勃的双重间谍。在这一场对根本不存在的叛徒的疯狂搜捕过程中，他迫害了一个又一个忠诚的军官，直至迫使整个作战局屈服在他的脚下。到1985年，那些升到高级职务的幸存者回想起那段奋力搜捕双重间谍的往事就感到痛心。 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归罪到肯·马格卢的头上。 埃姆斯叛变之前已经在局里工作了20年，在兰利以外的其它地方，他一共有过三次任职经历。在土耳其时，他的站长就认为他的存在实在是浪费空间；经验丰富的杜威·克拉里奇从开始时就憎恨他，并讨厌他。 在纽约工作时，他有幸获得了一些赞扬。事实上在埃姆斯在此任职之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舍甫琴柯就已经为CIA作了，他在1978年4月投靠美国的行动是另外一名军官策划的，埃姆斯只是在中间接手了这名乌克兰人。那时，他已经酗酒很严重了。 他的第三个任职是在墨西哥，这次惨遭失败。他经常喝酒，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发酒疯侮辱同事和外国人，他曾经醉倒在街上，后来被墨西哥警察送回家。他违反了所有现行的作战规定，而且一个人也没招募过来。他连续数天花大量的时间，与一名叫伊戈尔·舒雷金的俄国人一起喝酒，那个人是俄罗斯大使馆克格勃反情报机构的头目。也许舒雷金是第一个预见这个满身恶习的美国人“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发展对象的人。 埃姆斯在这两次海外任职的业绩报告均骇人听闻。在一次业绩大普查中，一共测评了200名军官，他名列第198名。 一般情况下，这种人根本无法被提升到如此重要的高级职位。直到80年代早期，所有的高级掌权者——凯里·乔丹、杜威·克拉里奇。米尔顿·比尔登、格斯·哈撒韦、保罗·雷德蒙等都认为他是一个废物。但是肯·马格卢却不这样认为，他成了他的朋友和保护神。 是他将业绩测评报告进行了处理，为他清除了前进路上的障碍，从而使他得到提拔。作为埃姆斯的上司，他不顾其他人的反对，亲自安排了人选，将埃姆斯塞进了反间谍小组。 他们二人基本上算是酒肉朋友，以酒鬼的情感自我怜悯或相互安慰，他俩都认为局里对他们二人非常不公平。由于这一个判断失误而导致许多人丧失了生命。 里昂纳德·蔡塞夫，“兔子”正处于死亡的边缘，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只知道他正忍受着极度的痛苦。 格里申上校坚信痛苦的效用。他相信痛苦对于目击者具有说服力，痛苦是一种惩罚。蔡塞夫是罪犯，上校命令他深刻领会死前痛苦的含义。 审讯持续了一整天，没有对他用刑，因为他把一切都交代清楚了。大部分时间里是上校独自一人审讯他，因为上校不愿让卫兵听见有什么东西被盗窃了。 上校非常温和地请他从头说起，他照办了。上校要求他一遍又一遍地复述原委，直到他认为确实没有遗漏什么细节为止。实际上没有那么多要说的细节。 当他解释到那样做的原因时，上校的脸上显露出了怀疑的态度。 “一瓶啤酒？英国人给了你一瓶啤酒？” 到中午时，上校确信他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他估计那个年轻的英国女人遇到这样一个衣衫褴楼的人，会把他的文件扔掉，但是他不敢完全肯定。他派了四名可靠的人守候在大使馆门前，等待着那辆红色小越野车的出现，然后再跟踪到她的住所。并把有关的消息及时向他汇报。 3点刚过，他对卫兵下了最后的命令，然后离开了。当他的车离开大院时，一架英国航空公司的A-300型空中客车正出现在莫斯科北部的上空，向西飞走了。他却没有注意到它。他命令司机把他送回到了基赛尔尼大街的住所。 他们有四个人。他们知道“兔子”的腿站不起来，因此其中两个人用手使劲支撑在他的夹肢窝里，用胳膊把他架起来。另外两个人，分别一前一后地站着。他们正对他拳打脚踢，慢慢地折磨着他。 他们大拳头上戴着铜套指节，他们用拳头猛击他的肾，撞他的肝，打他的脾脏。一只脚朝他的睾丸踢去。前面的人先对准他的腹部，然后向上朝他的胸部猛打。他晕过去了两次。全身被泼了一桶冷水后，又慢慢地苏醒过来，疼痛又恢复了。他的双腿已失去了作用，因此他们把他踮着脚架了起来。 最后，他胸前的肋骨被打断裂了，两根肋骨深深地扎进了他的肺脏里。他的嗓子里涌出了一股热乎乎的粘性物，并堵住了他的喉咙。 他的视线变窄了，他眼前看到的不再是军械库后面那些灰色的混凝土营房，而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天空，阳光下有一条沙土路，四周是松树。他看不到人，却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来吧，朋友，喝瓶啤酒……喝瓶啤酒。” 光线变暗了，但是他仍然能听到一个声音在回旋，虽然他听不懂内容。“喝瓶啤酒，喝瓶啤酒……”然后光线永远消失了。 1985年6月，华盛顿自从他第一次得到5万美元那天起快到两个月了。这一天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仅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几乎摧毁了CIA作战局的整个苏联／东欧分部。 就在午饭前，他已经把那301份绝密档案拿到了手，他把7磅重的秘密文件和电报资料全部从他的书桌上清扫下来，装入了两个塑料购物袋。他带着这些东西走过迷宫似的走廊，上了电梯，出了电梯后从一楼出了大楼，然后出示他的身份证，通过十字转门走出了大楼。没有任何卫兵拦阻他询问包里的东西。他的车停在大型停车场，他开车花了20分钟就到达了乔治敦，那里是华盛顿一流的郊区，以其欧洲风格饭店而闻名美国。 他来到查德威克，一个位于K街高速公路下面滨河地区的酒吧饭馆里，与安德罗索夫上校派来的人接上了头。作为克格勃专员，安德罗索夫上校知道如果他亲自来，很可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盯梢。接头的人名叫丘瓦欣，是一名“普通”的苏联外交官。 埃姆斯把它拿来的东西递给了那个俄罗斯人。他从来不要价。他将收到数额巨大的报酬，第一次兑现就足以使他成为百万富翁。俄国人平时对价值很高的硬通货美元很仔细，自那以后不再砍价了。他们知道他们已经挖掘到源源不断的资源主脉了。 离开查德威克后，资料包被送进了大使馆，然后直接送到第一总局的司令部。在那里，分析家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出乎意料的行动立即使安德罗索夫变成了明星，使埃姆斯成为天底下最宝贵的财富。第一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将军命令立即组建一个特别秘密小组，不干别的事，专门处理埃姆斯带来的产品。埃姆斯的化名意思是铃铛，特遣部队就因此称为铃铛小组。 后来一位CIA高级官员计算过，1985年夏季过后有45个反克格勃军事计划崩溃了，实际上是CIA的全部项目单。1986年春季之后，凡是列入301档案的为CIA作的高级间谍全部停止了工作。 在那些购物袋里有14名在苏联本土工作的间谍资料，他们几乎是苏联／东欧分部所有财产的阵容。虽然那里没有包括他们实际的姓名，但是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任何一名反情报侦探，只要告诉他在他的网络里面有一名地下工作者，他是在波哥大被招募的，然后调到莫斯科工作，现在正在尼日利亚的首都服役，他很快就能推算出结果。只有一个职业适合那些任职。通常只要查一下履历就足够了。 这14人当中有一个人实际上是英国的长期特务。美国人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由于伦敦已经把他的产品交给了兰利，CIA知道一点有关他的事情，还可以推导出更多的数据。他实际上是克格勃的一名上校，于70年代早期在丹麦被招募，为英国人工作了十二年。苏联人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然而，他还是作为苏联驻伦敦大使馆专员从他的岗位最后一次返回莫斯科。埃姆斯的叛变直接证实了俄国人对奥列格·戈迪夫斯基上校的怀疑。 这14人当中另外一人很幸运或聪明。谢尔盖：博汉是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安排在雅典工作的一名军官。他突然接到要他返回莫斯科的命令，理由是他的儿子在军事学院考试不及格。他偶然得知他的儿子学习成绩不错。他故意耽误了已定好的回家的飞机，并与雅典的CIA情报站取得了联系，然后被匆忙送出了雅典。 其他12个人全部被擒，其中一些人是在苏联本土被捕的，另一些人是在国外抓住的。那些在国外的人被克格勃编造的各种理由骗回来。所有的人下了飞机就立即被捕了。 所有这12个人都被严格审讯，他们都招供了。以后是更加“强烈”的审讯。后来有两个人从集中营中逃了出来，现在住在美国。其他十个人被严刑拷打，最后被枪毙了。 乔克·麦克唐纳下午后半晌抵达希思罗机场，他下飞机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位于沃克斯霍尔区·阿斯顿克罗斯的博克斯堡十宇路口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大楼打来的。他感到很疲劳，虽然他冒险在飞机上打了个盹，他多么想去俱乐部洗个澡，然后好好休息一下。由于他和夫人目前都在莫斯科居住，他们在切尔西的住房已借给别人了。 但是他还是想把锁在手腕上的那份文件和钥匙交给总部后再休息。局里派到希思罗机场接他的车停到绿色玻璃的局大楼门前，他下了车。情报局大楼位于泰晤士河的南岸，它是七年前从破旧的老式世纪大厦搬到这里的。 在大门口，到机场接他的那个年轻实习生赶忙协助通过了安全检查，最后把那份文件放到俄罗斯分部部长的保险柜里了。他的同事带着一些好奇的心情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 “喝点什么？”杰弗里·马奇班克斯问他，指着木格子里面的看起来像是个文件柜的东西，实际上他俩都知道那里面是一个鸡尾酒酒柜。 “好主意。今天太累了，来杯苏格兰威士忌。” 马奇班克斯打开酒柜门，开始表演他的拿手好戏。马奇班克斯是苏格兰人，他拿出了老祖宗酿造的纯酒。这位部长倒了一杯双料威士忌，递了过来。 “当然知道你要来，但不知为何来。快讲讲。” 麦克唐纳把故事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遍。 “肯定是个骗局。”马奇班克斯最后说。 “从表面判断的确如此，”麦克唐纳同意他的看法，“但是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细致的血腥骗局。这个骗子是谁呢？” “有人猜测是科马罗夫的政敌。” “他们那一套他已经受够了，”麦克唐纳说，“但这真是个意外。这样重要的东西差点当废纸扔掉。幸亏年轻人格雷发现了它。” “那么下一步是应该看它写了些什么。我想你已经读过了吧？” “我昨晚没睡觉把它全看完了。是一份政治宣言，它看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肯定是用俄语写的？” “是的。” “恐怕我的俄语太差，看不懂。我们需要把它翻译过来。” “我想亲自翻译，”麦克唐纳说，“以防万一它不是个骗局。看完你就会明白了。” “好吧，乔克。听你的。你想怎么办？” “我先去俱乐部洗个澡，刮刮胡子，吃顿饭，然后睡一觉。我大约半夜时回来，一直工作到上班时间。明天见。” 马奇班克斯点点头。 “好了，就这样定了。你最好借用这间办公室。我会通知警卫的。” 第二天上午就要到10点时，杰弗里·马奇班克斯回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发现乔克·麦克唐纳全身仰面躺在沙发上，他的鞋和外衣放在一边，领带解开了。黑色文件在他的书桌上，旁边有堆放着未装订的白纸。 “就是它，”他说，“已变成了莎士比亚语言了。顺便说一下，磁盘仍在机器里，应该把它取出来存放在安全的地方。” 马奇班克斯点点头，要了杯咖啡，戴上眼镜，开始阅读文件。一位漂亮的金发碧眼的女人端来了咖啡，微笑着离开了。她的双腿修长，肯定是父母遗传下来的。 马奇班克斯中断了阅读。“这人肯定是个疯子。” “如果是科马罗夫写的，他真是个疯子，或者很差劲，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有潜在的危险。继续读读吧！” 马奇班克斯继续往下读。全部读完后，他气得腮帮子鼓起来又落下。“看上去真像是个骗局。哪有人敢这样直截了当地写出他真实的想法？” “除非它仅限于狂热分子内部核心人物范围内。”麦克唐纳提示他。 “那么是偷出来的？” “有可能。有可能是伪造的。但是这个流浪汉是谁？他是如何拿到文件的？我们不知道。” 马奇班克斯沉思起来。他知道假如这个黑色宣言是伪造的，是个骗局，而他们把它当真了，他们仅是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假如结果表明它是真的，而他们没有认真对待它，则后果会更糟。 最后他说：“我认为有必要将这份文件上报分局局长，也许直至局长。” 东半球分局局长大卫·布朗洛12点会见了他们，13点15分局长在他的顶层餐厅请他们三人吃了午餐，从该餐厅可以看见泰晤士河和博克斯堡桥的全景。 亨利·库姆斯爵士已接近60岁，最后一年担任伦敦秘密情报局局长。正像他的前任莫里斯·奥德菲尔德一样，他是逐级提拔上来的，曾经在10年前结束的冷战中经受过磨练。这一点不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局长是从政治方面考虑来任命的，不怎么懂技术；而英国秘密情报局用了30年时间说服了首相为他们选了一名久经考验的内行局长。 这就产生了良好的效果。1985年之后，CIA前后三任局长都承认在报纸披露真相之前他们几乎不知道埃姆斯事件的真相。亨利·库姆斯相信他的部下，并了解所有有关细节。他的部下知道他是个内行。 他边读文件边喝他的奶油浓汤。但是他阅读的速度很快，而且全读懂了。 “乔克，我知道这样对你来说很烦人的，但是你必须从头再讲一遍。” 他聚精会神地听他讲了整个过程，问了两个简短的问题，然后点点头。“你的观点呢，杰弗里？” 问完俄罗斯分部部长之后，他又问东半球分局长布朗洛的意见。他们两人讲得差不多一样。它是真的么？我们需要了解。 布朗洛说：“我想知道的是这个问题：如果所有这些真是科马罗夫的政治议程，他为什么要把它写出来？人人都知道即使最绝密的文件也有被偷盗的可能性。” 亨利·库姆斯爵士那双温和的眼睛转向莫斯科情报站长。“你的意见呢，乔克？” 麦克唐纳耸了耸肩：“为什么有人要把内心的想法和计划写出来？为什么人们要对日记倾诉他们心中的秘密？为什么人们想方设法保存隐私出版物？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大公司要储存极其敏感的资料？也许只有内部非常狭小的圈内人可以接触这些私有资料，或者仅限他本人使用。也有可能是为了陷害人而伪造的。我不清楚属于哪种情况。” “哈，你说到点子上了，”亨利爵士说，“我们不清楚。但是文件我们已经看过了，我认为我们都同意有必要搞清楚。有这么多的问题需要搞清楚。这份文件究竟是如何出台的？它真是伊戈尔·科马罗夫拟稿的吗？这是不是他上台后准备实施的令人震惊的疯狂行动？如果真是这样，它是如何被盗的？是谁偷的？为什么把它仍给我们？或者这些全部是谎言？” 他搅拌着他的咖啡，目光注视着文件原稿和麦克唐纳的翻译稿，表情及其冷淡。 “乔克，恐怕我们必须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得到确切信息后我才能向最高领导汇报。乔克，你必须回到莫斯科去搞清楚。我不知道你如何下手，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全部情况。” 像他所有的前任一样，秘密情报局局长肩负着两项重任。第一项属于职业性的，就是尽他最大的努力为国家做好隐蔽战线上的情报工作。另一项任务是政治性的，即与联合情报委员会和他们的重要客户外事办公室保持联系，这些人一般比较难对付，其目的在于赢得内阁的预算开支，并与组成政府的政客交朋友。它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需三思而后行。 他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搞清楚为什么那个流浪汉要冒失地将那份现在已带有脚印的文件扔进一个非常年轻的外交官的车里，并要确认那个疯狂残忍的计划是真还是假。他知道这是火烧眉毛的大事。 “局长，我今天下午就飞回去。” “乔克，你在说废话。你已经连续两天没好好休息了。看一场电影，在床上睡八个小时。明天一早赶回哥萨克人的土地。”他看了一下他的手表。“现在，我得去……” 那三个人列队离开了局长。麦克唐纳既没有看电影也没有上床睡八个小时的觉。马奇班克斯的办公室里有一份刚发来的密码电报。西莉亚·斯通住的房间被人袭击了，屋里翻了个底朝天。她吃过晚饭回家时被两个蒙面人用椅子腿击伤。她现在住在医院里，但已脱离了危险。 马奇班克斯也在看这张纸片，他默默地把它递给麦克唐纳。 “狗屁！”他骂街了。 1985年7月，华盛顿正像间谍行业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份内部情报是第三手资料，很模糊，也许完全是浪费时间。 一名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对于不受欢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南也门共和国实施援助计划的美国志愿者休假回纽约，他约了一位目前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工作的老同学一起吃饭。 吃饭时他们谈论起莫斯科对南也门提供的大型军事援助计划。那位联合国工作者告诉他的老同学，一天晚上他在亚丁岩石酒店的酒吧喝酒时偶然遇到一位俄罗斯陆军少校，他把他们的谈话内容描述了一番。 像大多数在南也门的俄罗斯人一样，那人实际上不讲阿拉伯语，因为也门原先是英国的殖民地，他们与也门人交流时都讲英语。美国人知道他们在也门不受欢迎，他们习惯上说自己是瑞士人。他就是这样告诉那位俄罗斯人的。 那个俄罗斯人越喝越多，他知道周围没有他的同胞耳目，他开始强烈抨击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他谴责他们大搞腐败，贪污浪费，根本不关心在第三世界搞援助工作的同胞们。 假如这位FBI的先生对他的一位在CIA纽约局工作的朋友没有提起这事，那位联合国救援工作者在饭桌前讲述的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然而，那个CIA的人回去请示了局领导，再一次摆酒席宴请了那个救援工作者。为了具有煽动性，CIA的人故意哀叹俄罗斯人与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增进友谊，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步伐迈得很大。 那位UNICEF作者急于炫耀他那出众的知识，他插话说事情并非如此，他亲身感受到俄罗斯人往往很讨厌阿拉伯人，因为阿拉伯人对很简单的技术都掌握不好，而且对于支援给他们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妥善保管，俄罗斯人很快就被他们激怒了。 “我的意思是说，以我工作的地方作为事例……” 到酒宴结束时，CIA的人已经掌握了一个大型军事顾问团的情况。这个团的成员已经屡经挫折，智穷力竭，他们觉得在也门人民共和国再呆下去已没什么意义。他还描述了一名极度厌倦的少校：高个子，体格健壮，一张典型的东方面孔。他的名字叫：索洛明。 该报告又汇报到兰利，放在苏联／东欧分部局长的书桌上。该分局长把它拿来与凯里·乔丹商讨对策。 三天后，作战部副部长对贾森·蒙克说：“它也许没有什么价值，也许很危险。你能否去南也门找到这位索洛明少校谈一谈？” 蒙克向密室里的专家咨询了很长时间有关中东的问题，他很快就意识到南也门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美国对那里的共产党政府十分反感，但是莫斯科却在极力拉拢它。尽管如此，除了俄罗斯人以外，那里竟然还有其它的大型外国团体。 英国人虽然在1976年离开了亚丁，但后来又被请了回来。王室代理人正在协助南也门的经济建设。德拉吕正在印刷钞票，托塔尔正在建造一个纺织厂。弗格森有一项拖拉机业务，科斯坦正在乔勒谢赫·奥斯曼郊区运作一个饼干厂。 英国工程师们正在设计一个新型的淡水厂和一个防洪方案，而英国的慈善救助儿童计划正与法国慈善药品机构一起在穷乡僻壤发放药品。 联合国在那里实施三项活动：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正在支援农业，UNICEF在救助街上的儿童，世界卫生组织（hO）负责保健项目。 不管你的外语讲得多么地道，一旦遇到该国本地人，你很快就露馅。蒙克决定避免扮装成英国人，因为真正的英国人仅在两分钟内就能发现不同点。法语也是如此。 但是由于美国是联合国的主要经济来源，它对许多机构都有影响力。研究表明，到亚丁的食品和农业代表团里没有西班牙人。一个新角色产生了，蒙克得到默许可申请一个月的签证于10月份去亚丁访问，他的身份是FAO从罗马总部派来的了解项目实施情况的检查员。 根据他的身份证，他的名字叫埃斯特万·马丁内斯。仍想感恩报德的西班牙政府在马德里提供了真实的护照和签证。 乔克·麦克唐纳回到伦敦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无法去医院看望西莉亚·斯通，但是第二天上午，7月20日，他去了医院。这位新闻助理专员身缠绷带，神情恍惚，但是不妨碍她谈话。那天她正点下班回家，她没有察觉有人跟踪，她毕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 在房间里呆了三个小时后，她与加拿大使馆的一名女孩一起出去吃饭。她大约晚上11点半返回。小偷肯定听见她拿钥匙开门的声音了，因为她进屋的时候屋里很安静。她打开门厅的灯后，发现客厅的门是开着的，但里面没开灯。她感到奇怪，因为她是开着灯离开房间的。客厅的窗户面对着院子中心，窗帘后面有灯光意味着屋里有人。她想可能是灯泡坏了。 当她走到客厅门口时，有两个黑影向她袭来，其中一个人举起什么东西朝她的脑袋砸下来。她倒在地上时似乎听到并感觉到有两个人从她的身上跳过去从主门口逃出。她晕过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后她醒过来了，她爬到电话机旁，给邻居打电话求援。然后她又晕过去了，再次苏醒时已经躺在医院里。她只记得这些。 麦克唐纳去查看了她的房间。大使已向俄方外交部提出抗议，外交部大怒，转而指责内政部。他们命令莫斯科的检查办公室派最好的工作人员去调查此事。将尽快出台一份详细的报告。莫斯科的意思是做个样子给对方看。 发往伦敦的电报有一个地方写错了。西莉亚·斯通不是被椅子腿，而是被一个瓷器小雕像击中。那个瓷器摔碎了。假如是金属的话，她早就见阎王了。 俄罗斯侦探仍留在斯通的房间里，他们很乐意回答英国外交官的问题。院门口的两名民兵没有放进任何俄国车辆，因此来人肯定是走进来的。民兵没看到任何人进来。麦克唐纳想他们肯定要这样回答的。 门没有被砸的痕迹，因此他肯定是被撬开的，除非夜贼有门房钥匙，这是不可能的。也许是他们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他们来寻找一些硬通货。那就太遗憾了。麦克唐纳点点头。 他内心在想那些入侵者很可能来自黑色卫队，但是很可能是黑社会包办的，或者是前克格勃雇员，到处都有这些人。莫斯科夜间的小偷很少光顾外交住所：麻烦太多。大街上的轿车是可攻击的对象，但是有人站岗的公寓就不同了。经专业人员彻底搜查了房间，但是什么东西也没丢，甚至连卧室里的珠宝都没动。显然来者是有意寻找某件东西。麦克唐纳最怕的就是这种结果。 回到大使馆后，麦克唐纳有主意了。他给检查办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能让负责此案的侦探到他这里来一下。下午3点钟，检查员切尔诺夫来了。 麦克唐纳说：“我可能有办法帮助你们。” 侦探的眼睛睁大了。他说：“那太感谢您了。” “我们年轻的女士斯通小姐今天上午感觉好一些了，是好多了。” “太好了。”检查员说。 “她能够把攻击她的其中一人适当描述出来。在被打晕之前，她借门厅的灯光看清楚那个人了。” “第一次陈述时，她说两个人都没看清楚。”切尔诺夫说。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记忆力是可以恢复的。您昨天见到她了吗，检查员？” “是的，昨天下午4点钟。她是清醒的。” “但是我觉得那时她脑子仍然很糊涂。今天早晨她脑子清醒多了。我们大使馆工作人员中有一位夫人是搞美术的，在斯通小姐的帮助下，她画了一幅人物像。” 他把一幅用碳、蜡笔画的人物像递给了书桌那边的检查员。检查员露出了笑容。 “这张画非常有用，”他说，“我将把它带给防盗队去传阅。这个年龄的人肯定有记录。”他起身准备离开。麦克唐纳也站起来了。 “希望能有所帮助。”他说。两人握手后，侦探离开了。 吃午饭时，斯通和那名画家都被告知了那个新编造的故事。她们二人都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都同意将一致回答检查员切尔诺夫的提问。事实上他从没对她们面谈过此事。 他的防盗队员分散在莫斯科的各个角落，他们也没辨认出那张脸。不管怎样，他们还是把那张画贴到他们房间的墙上了。 1985年7月，莫斯科克格勃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那里发了笔横财后，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动。 行业中有一条牢不可破的规矩，如果某个局突然在敌人心脏获得了一个无价“之宝”，就必须设法保护他。因此，当这个宝贵的人一次透露许多背叛者的名字时，受益局应该慢慢地小心处理这些背叛者，每逮捕一个人都要编造一个不同的理由。 只有当他们的宝贵人物脱离了危险，被送到后方以后，才允许将他透露的许多人同时逮捕。假如不这样做，就好比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整页广告，宣布：“喂，大家注意！我们刚从你们的机构里获得了一名少校双重间谍。看！他给我们提供了多么重要的情报。” 由于埃姆斯仍然处于CIA的关键部门，而且很有前途，第一总局应该按照规矩将他透露的14名背叛者慢慢地分别小心剔除。但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否决了他们的做法，尽管他们几乎是含泪提出了抗议。 铃挡小组将来自华盛顿的丰收果实分类整理，他们发现其中有一些描述可立即辨认，而另外一些需要进一步验证。那些可以“立即执行”的人员当中，有一些人仍然在国外任职，必须想方设法以巧妙的方式把他们骗回来，不能打草惊蛇。这要花几个月的时间。 他们所作的第二个决定是避免他们的竞争对手第二总局插手。第二总局习惯于海外作战，他们对莫斯科大街上的内部事务很不熟悉。 他们决定从“英国”间谍奥列格·戈迪夫斯基上校下手。有一件事使他已经被列为怀疑对象了，即这么多年来他的侦探工作一直无成效。埃姆斯描述的那个刚返回莫斯科的克格勃上校军官像手套一样正好适合戈迪夫斯基，证实了他的罪行。因此，第一总局悄悄地在莫斯科范围内把他的全部活动都监视起来了，这原本是第二总局的业务范围。结果是个败局。 戈迪夫斯基绝非等闲之辈，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真后悔不该回莫斯科。他应该接受伦敦朋友的紧急劝告，并呆在伦敦叛逃，实际上12年前他在精神上早就叛逃了。 英国人曾经给过他一个在被监视情况下使用的紧急求援电文：“我遇到麻烦了。我现在需要帮助。”他把该电文发出去了，而且对方竟然收到了。英国秘密情报局（SIS）拟了一个帮助他脱险的计划，但是需要大使馆的帮助。英国大使的后台是对外事务办公室，他拒绝帮忙。 于是，SIS局长不得不利用他的特权，私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向英国首相求援。他解释了存在的问题。 撒切尔凑巧认识戈迪夫斯基。去年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总统之前，他曾访问过伦敦，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苏联大使馆来了一位外交官坐在戈尔巴乔夫旁边当翻译，他的名字叫奥列格·戈迪夫斯基。那时她没想到他正在为她工作，她印象很深的是她对戈尔巴乔夫的内心想法掌握得十分精确。戈迪夫斯基在头天晚上已经把情报转移过来了。 此刻她起身离开了椅子。“我们一定要救他脱离莫斯科，”她下了命令，“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是我们的人。”一个小时之内，外交部长和英国大使被说服了。7月19日上午，大使馆的各个大门同时敞开，轿车一辆接着一辆驶出了大使馆。克格勃的盯梢惊呆了。他们的监视车也一辆接着一辆出发了，紧跟着英国人的车向四面八方驶去。最后俄国人的车不够用了。这时两辆一模一样的货运篷车开出来了。后面没有车跟踪。其中一辆车突然转向开到正在早晨慢跑的戈迪夫斯基身旁，有一个声音在喊：“奥列格，快上车。”上校纵身从敞开的边门跳上了车。 他身后尾随了两名第一总局的盯梢，他们也大声呼喊他们自己的备份车，他们的车疾驶过来，停车后将他两人带上了车。 这一攫取行动故意放在一个角落的附近实施，拐弯后那辆货车不见了。行动成功后，它迅速驶进一条小巷。另外那辆一模一样的货车从路边开了过来，因此当俄国人转过弯时，他们看到的是一辆白色货车。俄国车跟在这辆货车后面跑了数英里路，最后把它包围了。货车停下来后，他们发现那辆车里装的全是为大使馆买的蔬菜。载着戈迪夫斯基的那辆车已经安全地进入了使馆大院。 大院里军队机械师已经将一辆长车底多用途越野车进行了改装，他们在车的传输轴下面装了一个狭窄的间隔间。俄国人被塞进躲藏。两天后，这辆多用途越野车出发开往芬兰。在芬兰与苏联的俄方边界处苏联人不顾外交协议仍截住车进行了搜查，但是什么也没找到。一小时之后，一个全身僵硬的奥列格·戈迪夫斯基被放出了他的“监狱”，用车送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几天后消息传开了。苏联外交部向英国大使提出抗议，大使非常坚定沉着，他回答说他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几个月之后，戈迪夫斯基来到华盛顿与CIA分享成果。在听报告的军官中有一个人表面上笑容满面，内心却害怕得要死，他就是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如果这个俄国人知道有个美国叛徒，他该怎么办？埃姆斯很幸运，因为答案是否定的，没有人知道此事。 杰弗里·马奇班克斯认为他可以想出一个办法帮助他在莫斯科的同事搞清楚那份黑色宣言到底是真还是假。 麦克唐纳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他无法亲自接触伊戈尔·科马罗夫本人。马奇班克斯考虑亲自与这位爱国武装联盟的领袖进行一次深入的谈话，从中或许能找出答案，看看这位自封为右翼保守爱国主义者的灵魂深处是否隐藏着疯狂的纳粹野心。 他认为他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可以协助他联系这次面谈。去年冬天他参加了一次野鸡射击活动，在客人中有一名刚任命的英国主要保守日报编辑。7月21日，马奇班克斯给这位编辑通了电话，向他提起了那次野鸡射击活动，与他约好第二天在詹姆士大街他的俱乐部里共进午餐。 1985年7月，莫斯科戈迪夫斯基的逃跑在莫斯科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7月的最后一天，在捷尔任斯基广场克格勃总部三楼克格勃主席私人办公室内。 这个灰暗的办公室曾接纳过地球上最为血腥的怪兽在此办公。亚戈达和叶若夫都曾在此呆过，他们执行斯大林的命令用数以百计生命的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效仿者还有贝里亚和塞尔沃，这两个意大利精神变态者，以及谢米恰斯内和最近去世的尤里·安德罗波夫。从1963年至1978年，安德罗波夫一直担任克格勃的领导，他的任职时间比其他任何人都要长。 t形桌上签署的命令使多少人惨遭严酷折磨，多少人死于冰天雪地、荒芜人烟的西伯利亚，多少人跪在寒冷的空旷土地中被手枪子弹穿颅枪毙。 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将军现在不再有那么大的权力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死刑命令必须由总统本人亲自颁布。但是对于叛国者，他们仍然有权签署死刑令，今天的会议就是研究将要对叛国者实施的逮捕令。 第一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坐在克格勃主席桌子的对面，此刻他正准备全力为自己辩解。是他的手下把事情搞糟了。第二总局局长正处于攻势，这位矮矮胖胖的宽肩将军名叫维塔利·博亚罗夫，他正在厉声痛斥第一总局。 他愤怒地说：“整个事情真他妈的……”即使在将军的圈内，说话时使用的词汇也非常重要，从他的用词可以断定他来自劳动人民家庭，言语非常粗鲁。他的意思是事情搞得“一塌糊涂”。 “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克留奇科夫嘀咕着。 主席说：“现在我们来规定一个工作范围。在苏联领土范围内的叛徒，应由第二总局负责逮捕和审讯。如果再发现叛徒，将按照这个规定执行。听明白了吗？” 克留奇科夫嘀咕道：“还会有更多的叛徒。还有13个呢。” 大家都不说话了，室内的寂静持续了几秒钟。 主席小声问道：“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你不是正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吗？” 克留奇科夫这才把六个星期前在华盛顿查德威克发生的事情叙述了一遍。博亚罗夫长长地嘘了一声口哨。 切布里科夫问他：“你现在采取了什么措施？” “我已组建了一支特工队来处理这事。他们一个一个地都搞清楚了，共有14人，实际上还剩13人是CIA的间谍。他们都是俄国人。其中一些人容易辨认，另一些人不太好辨认，花的时间长一些。” 切布里科夫当天下令：铃铛小组负责分析所获得的情报，但是叛徒的名字一经确定，必须将它转交给联合反叛徒委员会进行逮捕和审讯。第二总局执行逮捕和收监任务。审讯时必须有第一总局的人员在场，以便掌握审讯内容。 其它情况下，由第二总局决定是否拘留和交存，第二总局按照常规方式处理抗拒或坦白事宜。 一周之内，切布里科夫将军神采奕奕地将CIA的成功一五一十地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了汇报。总统的反应令他感到吃惊。这位仅在3月份才任命的新总统对于他们对美国人的现代间谍活动取得的成绩并未感到高兴，反而对CIA对于苏联的渗透，尤其是对于两个情报机构（克格勃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渗透达到了如此深入的程度感到震惊。 他不顾克格勃谨慎行事的恳求，下令尽快收拾那些已被奥尔德里奇·埃姆斯暴露出来的叛徒，将他们一网打尽。 铃铛小组的负责人是老谋深算的尤里·德罗兹多夫将军，他过去是伊勒格斯分局的局长。他推测这样做的结果会断送埃姆斯的性命。如果如此闪电式地逮捕他们的特务，CIA将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个双重间谍，一旦展开调查，很快就能找到他。使他极为惊奇的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同时博亚罗夫将军在准备他的反叛徒委员会，叛徒一经确认和逮捕后，由他们来审讯。他打算挑一名特殊人物来领导这个委员会。档案就放在他的书桌上：一名上校。年仅40岁，但经验丰富，一位从未失败过的审讯员。他迅速翻开了档案。 他1945年出生于以前叫彼尔姆的莫洛托夫，自从斯大林的忠实的追随者莫洛托夫丧失体面后又开始叫彼尔姆。他的父亲是一名获得勋章的士兵，他在战场上大难不死，返回家乡之后喜得一子。 小托尔亚在北方城市里受到严格的正统教导，慢慢长大了。根据档案记载，他那狂热的父亲十分憎恨对英雄斯大林品头论足的赫鲁晓夫，他的儿子全部继承并坚持父亲的观点。 1963年他18岁时应征人伍，调到内政部（MVD）的内部部队。这类部队的任务是保护监狱、劳改营和拘留所并用作反暴乱队伍。这个年轻的士兵工作起来真好比如鱼得水，得心应手。 在那些单位里流行镇压和集体控制精神。这孩子工作得如此出色并获得了珍贵的回报，他被调到列宁格勒军事外语学院，这实际上是克格勃的训练院校。那里的毕业生以冷酷、奉献和忠诚而著称。这个年轻人在那里又一次显露风采，再一次获得回报。 这一次他被调到第二总局莫斯科州分部任职，他在那里工作了四年，赢得了“机警接待官、彻底调查官和严厉审讯官”的美称。他确实对审讯很内行，拟写了一本评价很高的专著，从而被调到第二总局总部。 从那以后他再未离开过莫斯科，总部以外工作主要是针对他所仇恨的美国人，收集美国大使馆的情报并跟踪他们的外交人员。在这期间，他在调查局工作了一年，然后又回到第二总局。高级军官和教官特地在档案中记录了他对英国人、美国人、犹太人、间谍和叛徒的刻骨仇恨，他们对审讯时他表现的那种虐待狂感到无法解释，但是可以理解。 博亚罗夫将军满意地合上了档案。他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人。如果想迅速得到结果而不浪费时间，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正是他要找的人。 第五章 詹姆士大街的中部有一幢匿名的玄武石建筑，它的大门是蓝色的，外面摆了一些绿色盆景植物。它没有名称，而那些熟悉它的人们很快就能找到它；那些不了解它的人们根本无意进去，只不过是从它的门前边路过而已。这就是布鲁克斯俱乐部，它从来不对外宣传。 然而，这里距英国政府所在的怀特霍尔大街不远，政府的公务员们却十分钟情这里的酒吧。7月22日中午，杰弗里·马奇班克斯就在这里宴请《每日电讯》报的编辑。 布赖恩·沃辛顿，48岁，有二十多年的记者工作生涯。两年前，加拿大业主在英国《泰晤士报》发现了这个人才，聘请他填补了《每日电讯》编辑的空缺。沃辛顿的工作经历是在国外，素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出现。年轻时，他的第一次体验实战，就是报道了福克兰群岛的战争，后来在1990～1991期间又对海湾战争进行了实地报道。 马奇班克斯在酒吧的一个角落里预定了一张桌子，远离其他人群，以避免谈话被人窃听。不是每个人都试图窃听别人谈话，而在布鲁克斯的酒吧里，也许人们从来没有偷听别人谈话的想法。然而，要改变陋习毕竟是件困难的事。 “我想，过去我可能提到过，我是在对外事务办公室工作。”马奇班克斯说，餐桌上的盘子里已经摆上了小虾。 “我记得你说过。”沃辛顿说。他仍然三心二意，盘算着是否要接受这个午宴。他每天总是从早晨10点一直工作到日落，而现在要花两个小时吃午饭，如果算上从加那利码头到伦敦西区的往返路程还需要三个小时，考虑这样做是否合算？ “实际上，我是在河下方查尔斯王大街对面的另一栋楼里办公。”马奇班克斯说。 “哦。”编辑说。他听说过沃克斯霍尔区的所有细节，却从没去过那里。或许，这顿午餐能有所收获。 “我特别关心俄罗斯问题。” “我不嫉妒你，”沃辛顿说。他不停地吃着几片褐色的薄面包，直到把最后一片也消灭了。他身材魁梧，胃口极好。“我原以为形势会急剧恶化。” “看起来有点像。由于切尔卡瑟佐夫的去世，似乎就要举行下一届总统的选举了。” 年轻的服务小姐端来了小羊排骨和蔬菜，还上了一壶红葡萄酒。当服务小姐走过来时，他们二人都不说话了。 “这是预料中的事情。”服务小姐一走，沃辛就接着说。 “我们看得很准。这些年来，共产党已经失败了，改革派内部也是乱七八糟，似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伊戈尔·科马罗夫赢得总统的宝座。” “这样不好吗？我最新的印象是，他的谈话似乎涉及了一些实际内容。譬如，使货币恢复良性循环，结束目前的无秩序状态，打击黑手党等等。” 沃辛顿看起来是个很爽快的人，谈起话来像是在嘀嘀哒哒地发电报。 “很精彩，听起来也很动人。但是他仍然是个谜，有点令人琢磨不透。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他将如何贯彻他的意图？他说他看不起外国贷款，但是没有国外的贷款他如何搞活经济？更确切地说，他是否打算，用毫无价值的卢布来偿还俄罗斯所有的外债？” “他不会，”沃辛顿说，“你知道《每日电讯》在莫斯科有一名常驻记者，但是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撰写关于科马罗夫的稿件了。” “现在，他不会正在写吧？”马奇班克斯反问道，“我们不知道。科马罗夫的一些公开发言非常极端，但是他私下又对访谈的人说他不会那么残忍。究竟哪一面是他的真面目？” “我可以让我们在莫斯科的人找机会安排一次会面。” “恐怕不会得到批准，”间谍头目马奇班克斯提醒他说，“我想，几乎每一名驻莫斯科的记者都定期与他们联系，而他很少批准与这些外国人与他的会面。他声称，讨厌外国的新闻喉舌！” “我知道这里还有甜饼呢！”沃辛顿说，“我想要一个。” 这个中年英国人很难抵御食欲的诱惑，他还像个小孩子一样急于要他想吃的食品。于是，服务小姐为他俩每人上了一份小甜饼。 “那么，你说应该如何接近他呢？”沃辛顿问道。 “他有一名公共关系顾问，他似乎很乐意听从他的建议。他名叫鲍里斯·库兹涅佐夫。天资聪慧，是美国常青藤联合会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假如想找机会的话，可以利用他一下。据我们所知，他每天都阅读西方出版物，特别喜欢你们杰斐逊先生撰写的文章。” 马克·杰斐逊是《每日电讯》报社的一名工作人员，他撰写的特约文章定期刊登在报纸的头版。他评论的对象是政治、国内外事件，他善于言辞，语言精辟，是一名保守主义者。沃辛顿脑子在思索着，嘴里还不断嚼着他钟情的小甜饼。 “这是个办法。”他最后同意了。 马奇班克斯兴奋地继续谈论着自己的计划。“你是知道的，驻莫斯科的记者多如牛毛。但是，如果有一位明星级的大腕作家来吹捧未来的领袖，那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沃辛顿考虑了一下，“也许我们应该将三位总统候选人都书面吹捧一下。这样可以保持他们的心理平衡。” “好主意，”马奇班克斯嘴上说，他心里并不这么认为，“但是，科马罗夫似乎已经用某种方式迷惑了民众，而另外两个人物却无足轻重。我们上楼喝咖啡好吗？” “好的，这个主意不错，”沃辛同意了，他们上楼被安排在一幅画像下面就坐，“我看你对这件事真是很投入。你想从科马罗夫那里得到些什么？” 看到这位编辑如此直率，马奇班克斯露出了笑容。 “是的，我们想了解一些能解答我们上司疑问的事情。这些事情最好不要见报，因为他们也看《每日电讯》。这个人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打算怎么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俄罗斯有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而科马罗夫一直认为俄罗斯民族是至高无上的。他打算怎样重新塑造一个辉煌的俄罗斯？一句话，揭穿这个人的面罩，看他的面罩后面究竟隐藏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秘密的计划？” 沃辛顿沉思起来：“如果有秘密计划，他为什么要向杰斐逊透露详情呢？” “永远解释不了。人们会因激动而失去自制的。” “怎么与这位库兹涅佐夫联系？” “你们在莫斯科的人一定认识他。杰斐逊的亲笔信会很受欢迎的。” 当他们走下宽敞的楼梯来到楼下时，沃辛顿说：“好吧。我心中有数了。如果他有事要说，我会与你们驻莫斯科的办公室联系的。” “如果这个计划行得通。我还想与杰斐逊交代几句。” “责令他保守秘密？他可是个刺头！” “那么，我就是专门对付刺头的橄榄油了。”马奇班克斯说。 他们在人行道上分了手。沃辛顿的司机发现他出来了，赶忙把车从对面的停车场开了过来，司机将把他送回加那利码头。间谍头目决定散步回去，以便消化一下胃里的那块甜饼和酒。 1985年9月，华盛顿早在1984年，在他开始做苏联间谍之前，埃姆斯就申请了CIA苏联分部罗马情报站站长的职务。1985年9月，他得知他已经得到了这个职务。 这就使他感到进退两难。当时，他不知道克格勃已经迫不及待，迅速地收拾了他所透露的所有叛徒，使他自己被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到罗马去意味着他将离开兰利，再无法接触到那301份档案和CIA苏联／东欧分部下属的反情报小组。另一方面，罗马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居住地，职位也很重要。他征求了俄国人的意见。 俄国人同意他去罗马。原因之一是他们眼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们将花好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逮捕及审讯工作。埃姆斯已经给他们带来了如此巨大的收获，而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铃挡小组在莫斯科只做了及其少量的相关工作。要完成所有的资料分析工作将花费数年时间。 在过渡时期，埃姆斯又提供了更多的情报。在他后来第二次和第三次给苏联外交官丘瓦欣提供的情报里，有在兰利登记注册的几乎每一个间谍的背景材料。不仅有每个人的简历、任职情况和工作成果，而且还有照片。克格勃预先掌握了这些资料后，不管这些CIA的间谍出现在何时何地，他们立即就能被发现。 此外，俄国人认为罗马是欧洲分部的要害部位之一，埃姆斯可以掌握CIA及其盟国在西班牙至希腊之间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军事活动，这个地区对于莫斯科来说至关重要。 最后他们还知道，在罗马与他接头要比在华盛顿容易得多，因为在华盛顿他们一直处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下，十分危险。因而，他们催促他尽快上任。 还是在那个9月，埃姆斯启程去语言学校，开始学习意大利语。 兰利将面临着灭顶之灾，只是此刻还未降临。他们在俄罗斯的最优秀的特务中有两三个人似乎失去了联系，这件事令人烦恼，但还不是灾难性的结局。 埃姆斯交给克格勃的许多个人档案中，有一份是关于刚调到苏联／东欧分部的一个年轻人的资料。埃姆斯之所以提到他，是因为在办公室到处传有关于他的佳话，人们认为他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他的名字就叫贾森·蒙克。 老根纳季长年累月地在那些森林的树丛里采集蘑菇。退休后，他利用天然的免费资源弥补他那不充足的退休金，他把新鲜蘑菇卖给莫斯科最好的饭店，或者把蘑菇风干后卖给为数不多的熟食店。 采蘑菇最好是在清晨，尽可能在黎明前进行。蘑菇是在夜间生长的，黎明后就成为各种野鼠和松鼠进攻的对象，更糟糕的还会遭受其他采蘑菇人的袭击。 7月24日清晨，根纳季和往常一样，骑上他的自行车，带着他的狗离开了他居住的小村庄，奔向他所熟悉的大森林。在夏天，温暖潮湿的夜晚抚育了繁茂的蘑菇。他估计，天亮前他就能采集到满满的一大篮蘑菇。 他选择的森林就在通往明斯克公路的旁边，公路上一辆辆卡车轰鸣着向白俄罗斯首府的方向驶去。他骑车进入了森林，将他的自行车放在一棵较易辨认的大树旁边，然后拿上他的灯芯草篮子采蘑菇去了。 半个小时之后，他已经采集了大半篮蘑菇，此时的太阳正冉冉升起。突然，他的狗汪汪地狂叫着朝一片灌木丛奔去。他的狗经过了特殊的训练，能够唤出蘑菇的味道，显然它发现了别的什么东西。 当他接近狗叫的地方时，一股浓浓的令人作呕的气味扑面而来。他太熟悉那种味道了。当年作为一名年轻的士兵，从波兰中部维斯瓦河到柏林的数年征战中，他难道还没有闻够那股死尸腐烂的味道吗？ 尸体是被抛弃或者是生前爬到那里死亡的。他是一名骨瘦如柴的老头，全身上下伤痕累累，眼睛和嘴是张开的。眼珠已被林子里的鸟叼走了。三颗钢牙在露水珠下闪闪发光。尸体的上身裸露着，附近堆放着一件旧外罩。根纳季又闻了一次，他推测：尸体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已经放了好几天了。 他迟疑了一会儿。他这把年纪的人都有一种责任感，但采集蘑菇毕竟是更重要些，他此时此刻还顾不上想尸体的事了。他可以听见100码之外，树林外面公路上卡车的隆隆声，它们正离开莫斯科朝着明斯克方向驶去。 他把蘑菇篮子装满后，骑车返回了村庄。回家后他把蘑菇从篮子里倒出来，摊开、晒在阳光下。然后，他跑到当地镇政府办公室，准备报告此事。办公室很小，而且没有人，但是有一部电话。 他拿起电话按下了02号码，接电话的一方是警察局的中央控制办公室。 “我发现了一具尸体。”他说。 “姓名？”那边问道。 “我怎么知道他的姓名，他死了！” “白痴，不是他的姓名，是你的姓名。” “你是想让我挂机吗？”根纳季说。 对方叹了一口气。“先别挂机！只要告诉我你的姓名和你现在的位置就行了。” 根纳季照办了。控制办公室的警察迅速在地图上查到了出事的地点。它位于莫斯科市区内，虽然在最西边，但在仍然在莫斯科的管辖范围之内。 “在原地等着。一名军官将去见你。” 根纳季原地待命，等了半个小时。来者是一名穿制服的年轻检查员，还有其他两名民兵。他们是乘坐普通的黄蓝色吉普车来的。 “你就是那个发现尸体的人？”陆军中尉问到。 “是的。”根纳季回答到。 “好吧，咱们走吧。在哪儿？” “在树林里。” 此刻，坐在警察的吉普车里的根纳季，感到自己很重要。他们在根纳季建议的地方下了车，排成一行在树林里搜索前进。很纳季找到了他曾经停放过自行车的那棵白桦树，然后顺着小道走下去。不久他们就闻到了那种气味。 “他在那里，”根纳季指着那个土丘说，“尸体的味道很难闻，在那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三个警察靠近了尸体，仔细查看。 “看看他的裤子兜里有没有什么东西，”那名军官对他一名手下的士兵命令道。他又对另一名士兵说，“去检查一下那边的外罩。” 一名士兵检查了死者两个侧边的裤兜，什么也没有找到。然后，他用皮鞋尖把尸体挑翻过来，下面全是蠕动的蛆。他检查了后裤兜，然后他摇了摇头，颤颤磕磕地退了回去。另外一名士兵把外罩也同样翻了一遍。 “什么都没有？没有身份证？”陆军中尉问道。 “什么都没有。钱、手绢、钥匙、证件全都没有。” 他们听到公路上机动车的轰鸣声。 “闯了车祸就逃走了？”其中一名警察提示说。 “这离公路有多远？”军官问道。 “约有100米。”根纳季回答道。 “车祸后，肇事司机逃走时会很匆忙，他们不会把死者从100米远以外的地方拖到这里来的。不管怎样，在这样的树林中，拖10米还是有可能的。”中尉分析道。 接着，他又对手下的一名士兵说：“沿着这条道走到公路上去，看看路边有没有被轧辗碎的自行车或被撞坏的轿车。也许他是在其它地方被车撞伤后，自己爬到这里来的。在公路上呆着，一会儿把救护车带过来。” 军官用他的手机请求再派一名调查员、一名摄影师和一名法医人员到现场。他所看到的死亡结果很可能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他还要求派一辆救护车来，尽管他已明确地告诉他们人已经死了。一名士兵离开了树林向公路走去，剩下的人走到离臭气较远的地方，等待其他人的到来。 过了一会儿，先是一辆淡黄色的吉普车奔驰而来，车上载着三个穿便装的人。士兵挥手示意他们停车，他们把车停在路边，然后步行进了树林。其中一个侦探向中尉点了点头。 “谁发现的死者？” “那边那个采蘑菇的人。” 侦探朝根纳季走过来。 “把事情经过再从头到尾给我讲一遍。” 摄影师先拍了照，然后医生戴上薄纱口罩，迅速进行验尸体检查。他直起身来，把橡胶手套从手上拽下来。 “该买瓶好酒犒劳我了，我确定这是谋杀。实验室会告诉我们更详细的结果。他死之前，受到过严刑拷打。但可能不是在这里。祝贺你，沃洛佳，你今天的第一个死尸案已经有眉目了。” 他提到死尸时，使用了俄罗斯警察和黑社会常用的俚语。从救护车上下来了两个勤务兵，他们抬着一副担架穿林而来。医生朝他们点了点头示意，他们把尸体装进了尸体袋，并迅速拉上了袋口的拉链。然后，抬着尸体朝路边的救护车走去。 “我没事了吧？”根纳季问道。 “还没完事呢！”侦探说，“我们还需要你到警察局去，协助我们录口供。” 警车沿着通往莫斯科的公路向回走了3英里，他们把根纳季带回到警察的领地——西区警察总部。运尸体的车继续向前，要把尸体送到市中心的第二医学研究所的太平间去。到达太平间后，尸体暂时被放入冷藏柜内，还不能立即检查。因为那里法医的人数远远满足不了要求，他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1985年10月，也门10月中旬，贾森·蒙克进入了也门。虽然这个国家又小又穷，但是也门人民共和国有个一流的飞机场，它早先是皇家空军的军事基地。那里不但可以，而且确实降落过大型喷气式飞机。 虽然蒙克的西班牙护照及其相关的联合国旅行证件引起了移民局的极大兴趣，但是最终并未引起其怀疑，半小时候后。他紧握着拳头顺利地过了关卡。 联合国食品和农业组织确实向罗马通报了有关他要到来的消息，但是，他们通知的日期比蒙克实际到达的日期整整晚了一周。因此，没有车去机场接他。他乘出租车来到了新建的法国大酒店，这个酒店位于连接亚丁和大陆的岬角上。尽管他有完善的证件，而且他预计不会遇到真正的西班牙人，但是他还是十分清楚自己的境地，他来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国家。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的间谍活动都是由大使馆内的军官执行的，他们对外公开的职务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因此，一旦出事，他们可以利用外交人员的豁免权渡过难关。 有一些军官是“公开的”，他们毫不隐瞒自己的所作所为，当地反情报人员了解并接受了这一点，但是他们真正的任务却被巧妙地隐瞒了起来。在一个敌对国的领土上建立的情报站里，总是有一些“非公开”的军官，他们的对外身份只是贸易、文化、档案或新闻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非公开军官在街上被跟踪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可以比较自由地出入隐蔽的接头地点或参加秘密的会议，而那些公开的军官则容易被跟踪。 然而，一个不能以外交工作掩护自己的间谍，是无法享受维也纳有关外交豁免权的协议了。如果一名外交人员暴露了真实身份，他可以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被驱除出境。他的国家将抗议他的人被无辜驱逐，反过来，他的国家也要驱逐一个对方国家的外交人员。这种针锋相对的游戏结束后，一切又恢复正常。 但是，参与秘密间谍活动则是非法的。对于这类间谍来说，暴露身份意味着就要受到可怕的折磨，长期的集中营生活或者孤独地死亡，一切取决于他被捕的国家。即使指派他来工作的上司或组织也几乎是无能为力。 在民主的国家里，将进行一次公平的审判，而且监狱里也有人道主义的待遇。在专制的国家里，根本没有人权，那里的一些人从未听说过人权二字。南也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甚至在1985年美国在那里还没有大使馆。 也门，10月份的天气仍然十分炎热，礼拜五是休息日，这一天没有人上班。蒙克内心在想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骄阳似火的日子里，一个体格健壮的俄国军官不上班时会干什么呢？游泳到是一个很合理的主意。 由于安全的原因，他没有与纽约那位最初提供消息的人，即与那个联邦调查局官员一起吃饭的那位老同学再次接触。假如有他的帮助，可以进一步掌握索洛明少校的外貌特征，甚至可以画一张人物肖像，甚至也可以一起回到也门，实地辨认出索洛明。但是，他估计提供消息的人也是一名吹牛大王。 要找到俄国人并不费劲，市里面到处都能找到。显然他们可以与西方欧洲阵营的人自由交往，这一点在莫斯科是不允许的。也许是炎热的气候把苏联顾问小组的人都赶出了房间，他们无法日夜呆在他们的大院里。 岩石酒店和新法国大酒店都拥有充满魅力的游泳池。此外还有阿比扬海滩，那里有婉蜒的沙滩和起伏的海浪，所有的外国人在下班后或节假日常去那里游泳。况且，在市里面还有一个PX风格的俄罗斯物资供应所，那里允许外国人去购物，苏联人也需要外币。 他很快就发现：出入上述场所的人几乎全是俄罗斯的军官。会讲阿拉伯语的俄罗斯人屈指可数，会讲英语的也不多。会讲其中一种语言的人，必须是上过了某种特殊的学校，即培养军官的学校。普通士兵和军士们不可能懂其中任何一种语言，因此无法与也门人交流。佩带着非现役职衔的人可能仅限于机械师和厨师。勤务兵是雇佣当地的也门人。俄国士兵没有钱，无法去亚丁的高级娱乐场所消费。军官的津贴里却有硬通货币。 另一个为联合国工作的美国人，发现了那个貌似索洛明的俄国人在岩石酒店独自喝酒。俄国人的确喜欢喝酒，并且他们喜欢扎堆喝酒。在法国大酒店游泳池的俄国人群，肯定无懈可击。为什么索洛明要独自饮酒？那天晚上仅仅是个意外情况吗？或者他就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 这里可能有另一条线索。那个美国人曾把那个俄国人描述为高个子、黑头发、杏仁状眼睛、体格健壮的人。他具备东方人的特征，但是他也有个高鼻梁。兰利的语言学专家根据他的名字推断：他应该是苏联远东某个地方的人。蒙克知道俄罗斯人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公开鄙视任何一个非纯种的俄罗斯人。或许，索洛明就是对那些嘲笑他亚洲血统的人怀恨在心。 天黑以后，蒙克找遍了俄罗斯的物资供应所、游泳池和酒吧，目标再也没有出现。那里的俄罗斯军官全部是单身居住，晚上几乎都要出来消遣。第三天，他身着拳击短裤，肩膀上搭了条毛巾，在阿比扬海滩闲逛时，看见一个人走出了海滩。 这个人约6英尺高，膀大腰圆，不太年轻，约有40岁。他头发乌黑，像大乌鸦的翅膀。但是，当他举起手臂，挤出头发上的水时，腋窝下却很少有体毛。东方人一般很少有体毛，而黑头发的白种人通常体毛很多。 他走到沙滩旁，找到他的毛巾，面朝大海仰卧在沙滩上。他戴上一副墨镜，仰望着天空，不久便陷入了沉思。 蒙克匆匆脱去他的衬衫，向下边的海边走去，就好像第一次闯海游泳的人一样。海滩上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他很自然地，在离那个俄国人1码远的地方找了块空地。他拿出钱包，然后用他的衬衫裹住钱包，再用毛巾包住。用他的脚尖蹭脱掉了凉鞋，把所有的东西都堆放在一起。然后他四处张望起来。最后他抬头看了看那个俄国人。 “麻烦您再呆几分钟，好吗？”那个俄国人瞥他了一眼，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帮我看一下东西好吗？别让那些阿拉伯人把它们偷走了！” 那个俄国人再一次点了点头，然后又继续凝视着海洋。蒙克跑下海滩，在海里畅游了10多分钟。他浑身滴着水上了岸，朝那个黑发俄国人微笑着。 “谢谢。”那个人第三次点了点头。蒙克用毛巾擦干了身子，坐了下来。“美丽的大海，优美的海滩，只可惜，拥有它的却是这些人。” “哪些人？”俄国人第一次用英语开口说话了。 “阿拉伯人，也门人。虽然我在这里呆的时间不长，但是我已经不能容忍他们了。都是些无用的人。” 俄国人的那双眼睛在墨镜后面望着他，但是蒙克根本看不到他的表情。两分钟之后，他继续说下去。 “我的意思是说，我正在教他们使用基本的工具和拖拉机。目的是为了增加他们的食品产量，让他们有饭吃。却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摔坏或撞坏了。在这里真是浪费我的时间和联合国的钱。” 蒙克的英语很流利，但是带着西班牙口音。“您是英国人吗？”那个俄国人终于开口说话了。 “不，我是西班牙人。是执行联合国的食品和农业计划的援助人员。您呢？也是联合国的人吗？” 那个俄国人咕哝着说出了否定的答案。“我是苏联人。”他说。 “唔，这里的气候要比你们那里热一些，而对我来说，这里和我们那儿几乎一样。我恨不得马上就能够回家，真的不想再呆下去了。”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俄国人说，“我喜欢寒冷的气候。” “你在这里呆了很长时间了吗？” “已经呆了两年，还要再呆一年。” 蒙克大笑起来。“天啊，我们也要再呆一年，而我可呆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在这里呆着真没意义。唔，我得走了。你在这里已经呆了两年了，肯定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好的地方，可以饭后消遣，喝点酒？有没有夜总会？” 俄国人嘲笑地对他说：“没有什么夜总会。岩石饭店的酒吧非常安静。” “谢谢。顺便说一下，我叫埃斯特万，埃斯特万·马丁内斯。” 他伸出了手，俄国人迟疑了一下，还是同他握手致意。“彼得，”他说，“或者叫我彼得·索洛明。” 两天后的一个夜晚，那个俄国人回到了岩石酒店。顾名思义，这个前殖民地旅馆是建造在一块岩石上的，连着大街的台阶直通到旅馆的顶层，那里有一个面积不大的酒吧，可以看到码头的全景。蒙克要了一张靠近窗户的桌子，坐下来向外凝视着码头的夜景。通过窗子里的玻璃反射，他可以看见索洛明进了酒吧。只是一直等他喝完了杯里的酒，才转过身来。 “唔，彼得，我们再一次见面了。来和我一起喝酒吧？” 他示意他坐到桌子的另一张椅子上。那个俄国人迟疑了一下，然后还是坐下了。然后，他举起了啤酒杯向蒙克祝酒。 蒙克也举起了酒杯。蒙克笑了笑说：“金钱、工作和爱情，你可以随意颠倒这三者的顺序。”那个俄国人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他笑得是那么甜美。 他们开始海阔天空地聊天了，他们都认为无法与也门人一起工作，看见他们毁坏机器设备时都感到很气愤，他俩都觉得对自己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毫无意义。他们也谈起了遥远的家乡。 蒙克对他讲述了他的出生地，安达卢西亚的故事。在那里你可以在同一天里，既体验内华达山脉高山滑雪的滋味，又可以享受下面温泉游泳的乐趣。索洛明描述了冰天雪地里深山老林的景象，那里仍可以看到西伯利亚老虎、狐狸、狼和鹿，它们仍然是老练猎手的猎物。 他们连续四个夜晚，在一起喝酒谈天，彼此谈得很投机。在第三天，蒙克见到了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计划负责人，他是一名荷兰人，正在南也门巡回视察。罗马的CIA情报站已经得到了一份有关该计划的详细报告，蒙克早已将其背下来了。此外由于他是在农村长大的，他所掌握的农业知识有助于他对问题的解释，因此那个荷兰人对他印象很深，高度赞扬他的才能。 经过许多次深夜交谈，他听说了并了解到了关于彼得·索洛明少校的许多事情。 1945年索洛明出生在一个陆地与海洋之间的恝角地带，南边紧邻北朝鲜。那个地方是滨海边疆区，他出生的城镇叫乌苏里斯克。 他父亲从农村来到城市工作，但是他教他的儿子讲的却是他们部落的语言，尤迪语。他一旦有时间，就带他的儿子回到大森林去。因此，儿子对抚育他成长的土地，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忘不了他所熟悉的森林、大山、河流和动物。 在19世纪俄罗斯人最后征服尤迪人之前，作家阿尔谢尼耶夫曾访问过这片被包围的土地，并且写了一本关于该民族的专著，这本书很有名，至今仍在俄罗斯流传。书名为（远东虎）。与西部和南部的矮个子、相貌平平的亚洲人不同，尤迪人个头很高，面部特征很突出。许多世纪前，他们前辈中的一些人向北跨过苏纳罗斯海峡，进入了当今的阿拉斯加，然后又向南，遍布加拿大，成为当今的苏人和夏安人。 望着桌子对面的西伯利亚的魁梧大汉，蒙克眼前仿佛出现了普拉特河和保德河上水牛猎手的面孔。 年轻时的索洛明面临着两种选择：当工人或当兵。他乘上北去的火车到哈巴罗夫斯克应征人伍。所有的年轻人都必须到部队度过三年军事生涯，两年之后，挑选最好的士兵授军士军衔。他的表现很出众，所以选送到军事学校学习。又过了两年之后，他晋升为中尉。 他当了七年中尉和上尉，然后在他33岁时被提升为少校。那时他结婚了，并有了两个孩子。面对着种族歧视的威胁，他靠自我奋斗，不断进取。曾经有好几次，他凭借他那强有力的拳头解决了争端。 1983年，他第一次被派到国外也门就职。他知道，他的大多数同事们都喜欢这个差使。虽然这里环境艰苦，气候炎热，缺少娱乐设施，但是他们的住房很宽敞，这一点与苏联大不一样，在苏联他们大部分人是挤在破旧的英式营房里。这里有丰富的食物，能在海滩上烤烧羊肉和鲜鱼。他们可以游泳，使用文档目录，预定欧洲的服装、影像制品和音乐磁带。 彼得·索洛明十分欣赏这所有的一切，尤其是西方消费文化带给他的喜悦。然而，他对自己所服务的政体显然有些不满和失望。蒙克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可也深深知道：他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适得其反。 对于这个俄国人来说，要达到今天这个职位，他必须通过青年共产主义运动的考验，先要成为青年团的一员，然后再人党。假如他要以上校的身份在海外任职，必须首先加入苏联的军事情报机构——这是苏军明确规定了的。他内心对此愤愤不平。 1982年，也就是在他到也门任职的前一年。当时，安德罗波夫仍然在领袖的职位上，索洛明先被调到莫斯科国防部行政处工作。后来到了总参谋部情报总局（GRU）。那么，这又有何意义？第五个晚上，他们在一起喝酒聊天时，蒙克得到了答案。 在那里，有一名副部长物色他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实际的任务是那位副部长正挪用国防预算资金，要沿河滨为自己建造一所豪华的郊外别墅。 这位副部长不顾党纪国法和做人的基本道德，命令100名士兵在河滨的丛林里为他建造奢侈的别墅。索洛明是这项工程的负责人。他看到了，用外汇从芬兰进口的厨具，这些橱柜被镶嵌进墙里，十分华丽，令随军的家属们羡慕不已。他也看到了，每个屋里都安装了日本产的高保真音响系统，浴室里安装的是从斯德哥尔摩进口的、固定的镀金浴具；鸡尾酒酒吧里放满了苏格兰威士忌等陈年佳酿。这种亲身体验，使他开始厌倦他效忠的党派和政体了。存这种感觉的苏联军官，绝对不止他一个。许多人，开始时都是忠心耿耿地效力于苏联的卫士，现在已经发生了转变，变得仇视苏联的腐败和专制制度。 他夜晚自学英语，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的世界新闻节目。虽然这两个电台的节目也用俄语广播，但是他想直接收听英语，获取第一手的资料。他听到的消息与他一直被灌输的思想截然不同，实际上西方并不想与苏联开战。 来到也门后，他更加仇恨他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 “在国内，我们的人民拥挤在一些狭小、破旧不堪的房屋里，而那些有权有势的特权人物们却享受着豪华的大厦、漂亮的别墅。他们花着我们的血汗钱，过着像王子一样的生活。我的妻子连一把好的吹风机或者一双高质量的鞋都买不起，而他们却挥霍几十亿资金疯狂地建造洋楼和大厦……” “事情正在发生变化。”蒙克抱有希望地说。西伯利亚人却无望地摇了摇头。 自从那年3月以来，戈尔巴乔夫就开始执政了。但是，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主动愿意改革的，直到1987年的后半年，才开始有点起色。另外，索洛明已经两年没有看到他自己的国土了。 “根本没有什么变化，那些高层人物尽是胡说八道！埃斯特万，你听我说，自从我搬到莫斯科以后，我看到的浪费现象和肆意挥霍的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蒙克说：“但是，新上来的那个戈尔巴乔夫或许能改变些什么，我并不这样悲观。我认为，总有一天俄国人民会推翻这种专制的政体，他们将自主地投票选举自己的领袖，是真正意义上的选举。这个时刻，不久就要来临了……” “时间太长了。进展太缓慢了！” 蒙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暗地策反活动是很危险的。在西方民主的国家里，一名忠诚的苏联军官，得到策反的信息后，随时会向他们的大使汇报，结果可能导致一场外交事件。然而，在暴政的体制下，他也有可能被长期监禁，直至默默地死亡。蒙克在索洛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讲起了流利的俄语。 “我的朋友，你可以帮助它加速其变化！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促使它彻底地发生变化！按照你希望的方向变化！” 索洛明有意识地盯着蒙克看了足足有扣秒钟。蒙克反过来也凝视着他。 最后俄国人用他自己的语言说：“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想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彼得，现在的问题是，你是否会将我出卖？那样，你也许知道那些人在我死去之前，会怎样折磨我！那么，你也将独自在那专制的政体下，继续生活吧！” 索洛明继续凝视着他。然后，他说：“我不会向那些畜生出卖任何一个人的。但是你的胆子也太大了。你简直是疯了。我警告你，那他妈的要小心一些！” “也许，你更应该小心一些！我有事，得赶紧走了。重要的是，你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你整天目睹眼前发生的一切，怀恨在心，却无任何行动。这样下去，不是都疯了吗？” 俄国人站起身来，他没喝他的啤酒。“我是必须考虑考虑。”他喃喃地说。 蒙克仍然使用俄语说：“明天晚上见吧。如果你自己如约而来，咱们就谈谈；如果你带着卫兵一起来，那么我就必死无疑了。如果你不来，我将乘下一个航班离开这个地方。” 索洛明少校大踏步地径直走了。 按照所有标准的工作程序，蒙克应该尽快离开也门。想到也门的骚乱和可怕的秘密警察，他现在进退两难，既没得到否定答复，也没得到肯定回答。最后，他拿定了主意，再等待24个小时。 24个小时后，少校准时赴约，是他自己一个人来的。又过了两天。蒙克带来了藏在化妆品里的基本通信工具：隐显墨水、安全的地址以及那些含有隐藏意义的普通短语。索洛明不会在也门果很长时间了，还有一年时间他将回到莫斯科。到那时候，如果愿意，他还可以随时通信联络。 他们分手时，握手持续了好几秒钟。 “祝你好运，我的朋友。”蒙克说。 “用我们家乡话说，是祝你捕到好猎物！”西伯利亚人回答道。 为了防止被人看见他俩一起离开岩石酒店，蒙克坐着没动。他思索着，新招募的人需要个化名。天空中群星闪烁，那耀眼的光芒只有在热带的地方才能见到。 蒙克在群星中选中了猎户星座。新招募间谍的化名——猎户星座就这样诞生了。 8月2日，鲍里斯·库兹涅佐夫收到了英国记者马克·杰斐逊发来的一封亲笔信。这封信是用伦敦《每日电讯》的抬头稿纸写的。虽然是用传真发给。该报社莫斯科分社的，但它又被人工递给了爱国武装联盟党的总部。 杰斐逊在信中明确地表示：他个人对伊戈尔·科马罗夫十分钦佩；赞美他在反动乱、反腐败和反犯罪等方面所表现的姿态和决心；而且他已经对于该党领袖在最近几个月内的发言作了深入的研究。 他说随着俄罗斯总统最近的不幸去世，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国家的未来发展问题再一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他希望能在8月上旬访问莫斯科。为了照顾面子，他肯定还将采访左派和中间派的未来总统候选人。然而，这仅仅是在做表面文章而已。 很显然，外界真正的注意力仅仅集中在已经在竞争中获胜的伊戈尔·科马罗夫身上。如果鲍里斯·库兹涅佐夫能设法引见他与科马罗夫先生的会面，他，杰斐逊，将不胜感激。他承诺，将在《每日电讯》，以及在欧洲和北美洲的联合组织的报刊头版上发表长篇评论文章。 库兹涅佐夫的父亲曾在联合国任职数年。那时，他利用他的职务之便，把他的儿子送到康奈尔大学读书直到毕业。因此，库兹涅佐夫对美国要比对欧洲了解得更清楚。然而，他也肯定了解伦敦。 他还知道，美国新闻界更趋向于新闻自由化，他们在以前的会见中一直对他的老板持敌对态度。科马罗夫最后一次会见美国人是在一年以前，当时美国人所提出的问题充满敌意。自那以后，科马罗夫拒绝接见的人中，更多的是美国的新闻记者。 但是，伦敦就不同了。伦敦几家主要报纸和两家国家级杂志是坚决的保守派，虽然对右派的保守程度还远远达不到伊戈尔·科马罗夫在他的公开声明中所表现的那样。 “总统先生，我建议对马克·杰斐逊破例。”在第二天的周会上他对科马罗夫说。 “这个人是谁？”科马罗夫问道。他讨厌所有的新闻记者，包括俄国新闻记者。他认为他们提出的问题没有必要回答。 “总统先生，我这里准备了一份有关他的情况的档案。”库兹涅佐夫边说边递给他一个细长的文件夹。“您可以看出，他支持恢复本国的死刑方案。他还极力反对英国加入正在走下坡路的欧洲联盟。他是一名坚定的保守分子。他最后一次提到您时说，您是伦敦应该支持的，并应该进行贸易往来的那类俄罗斯领袖。” 科马罗夫咕哝着表示同意。他的答复，当天作为急件送到了（每日电讯）的莫斯科分社办公室。根据急件内容，科马罗夫定于8月9日在莫斯科与杰斐逊先生会面。 索洛明少校和蒙克都没预料到他会提前九个月结束在亚丁的任务。1月13日，也门两个相互对立的核心派别之间爆发了一场武装冲突。这场内战是如此激烈以至于所有的外国使节，包括俄罗斯人不得不撤离也门。从1月15日开始，撤离行动一共花了六天时间。彼得·索洛明与其他外交人员一起乘船离开了也门。 由于飞机场被大火烧毁了，海路成了撤离也门惟一的直接通道。英国皇家游艇大不列颠号，凑巧正从红海南端驶来，向澳大利亚驶去，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巡回访问作准备。此时，正停在中途的亚丁湾附近。 亚丁的英国大使馆向伦敦的舰队司令发出了求救急电。伦敦将此件交给了女王的私人秘书。他与君主商讨之后，伊丽莎白女王陛下命令大不列颠号游艇尽全力救援。 两天后，索洛明少校与其他俄国军官一起，急急忙忙地奔向阿比扬海滩。这时，大不列颠号游艇正停靠在那里，英国水兵将他们从齐腰深的海水中拽上游艇，一个小时之内，那些被吓呆的俄国人，已经被安排在游艇上女王宽敞的私人客厅里，他们正在打开借来的铺盖卷。 大不列颠号第一次执行救援任务就装了431名难民，此后，在连续的救援行动中，一共从阿比扬海滩上救助了55个国家的1086人。在撤离行动的间隙期间，她还穿过非洲好望角到吉布提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索洛明和他的同事们再转道大马士革，然后从那儿乘飞机回到莫斯科。 当时，没人知道索洛明回去后会如何行事。一方面，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水手们对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遇难人员，主动伸出了友谊的援助之手；另一方面，是在莫斯科那些令人沮丧的妄想狂的严厉盘问。 所有CIA的人都知道，他们招募的某一个人已经于提前三个月返回莫斯科了。他有可能会与他们取得联系，也有永远失去联系的可能。在那年的整整一个冬天里，CIA苏联分部的作战部门逐步被瓦解了。在俄罗斯境外为CIA效力的俄罗斯间谍，逐个秘密地因下列不同的理由被召回国内：你母亲生病了，你的儿子在学校表现很差，需要父亲的帮助，正在准备召开一个军衔评定会议等等。他们都一个个地中了圈套，分别返回了苏联。他们一旦踏上苏联的土地，就立即遭到逮捕，并被带到格里申上校的新基地——远离卢比扬卡监狱，又隶属于该监狱的分支机构受审。兰利却对这些人员的被捕一无所知，它仅知道他们的人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消失。 至于那些在苏联境内工作的CIA间谍，他们早已停止了发送常规的所谓“生活信息”。 在苏联境内，无法在办公室给某人打电话，无人请他们喝咖啡。因为所有的电话都安装了窃听器，所有的外交人员都受到监视。外国人，在一英里之外就能被辨认出来，因为他们的装束与众不同。所以间谍之间的联系必须特别小心，通常很少相互交往。 必须取得联系时，他们往往采取秘密信箱的“投递”方式。这种基本伎俩听起来很原始，而至今仍在使用。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生前都是使用这种方式投递情报的。投递物被放在一个小型的容器里，然后再存放在一个隐蔽的地点，例如一个空的排水管里，某个石缝里或者树洞里。 间谍先将一封信或者一卷微型胶卷放进隐蔽地点，而后用粉笔在墙上或电线杆上做个标记，以便通知他的雇主，他已经在某地投放了情报。大使馆的车路过此地时，可以很容易地透过车窗发现间谍做的标记。由于，车后面常有当地反情报人员的跟踪，大使馆车里的人即使发现了信号，也不能立即停车，要继续行驶，从长计议。 之后，再由一名非公开身份的军官，设法躲过一切监视，最终将情报取回。并且，他很可能在投放地点留下一些钱或者留下进一步的指令。然后在某个地方，他同样也做一个粉笔记号，表明收到了情报或其他信息。投放情报的间谍开车路过此地时，一看到这些记号，就知道他的情报已被取走，或者还有些东西等待他去领取。他将在夜深人静时，再去取回留给他的东西。 间谍就是以这种方式，与他的上线保持数月乃至数年的联系，而他们之间可能从没见过面，即使见面，有些也是互不相识。 如果该间谍要离开首都，无法与使馆人员联系，或者他没有任何可投递的情报，按规定他应该定期发送“生活信息”。在首都，使馆人员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可以发现更多的粉笔记号，可以根据记号的形状和位置判断他们的意思：我很好，但是现在没有可提供的情报；或者我很担心，我已被监视，等等。 当间谍位于苏联的边远地区，无法为美国大使馆的外交人员留下秘密的标记时，他们最喜欢利用各大报纸上的短篇广告刊登生活信息：鲍里斯有一拉布拉多小狗要出售，联系电话……。这样一则广告与其它众多广告并无多大区别，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而在大使馆内，间谍头目可以看懂其中的内涵。这些广告普通字面的意思都可以被翻译成有特定含义的词句。拉布拉多小狗的意思可理解为“我很好”，而另一种狗的意思是“我已陷入困境”，“娇媚”的意思是“我下周回莫斯科，将恢复正常投递”，“令人愉快”的意思或许是“我至少一个月内无法返回莫斯科”。 问题的关键在于生活信息必须一直出现。假如没有了“生活信息”，很可能预示着间谍出问题了。也许是间谍得了心脏病，也许出了车祸，或者住院了。假如所有的生活信息都消失了，那么问题就大了！ 从1985年到1986的秋冬，就发生了这类问题。所有的间谍都停止联系了。戈迪夫斯基发送了一条令人绝望的信息：“我深陷困境”，然后英国人把他救了出来。博克汉少校感到苗头不对，自己跑到美国大使馆避难。其他12个人都消失了。 每一位在兰利或在国外的间谍小头目，都知道自己控制的间谍失踪了，而且都把消息汇报上去了。凯里·乔丹和苏联／东欧分部的负责人掌握了全局情况，他们意识到：严重的情况已经发生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克格勃采取了那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搜捕了所有间谍，反而救了埃姆斯的命。CIA认为：如果叛徒仍然隐藏在兰利的关键部门，那么没有人胆敢对所有的间谍发动如此闪电式的袭击。因此，他们根据自己想当然的推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他们这支精锐的队伍里不可能存在叛徒。然而他们必须进行一次疯狂的搜索，但是搜索目标却不是在他们兰利的内部，而是其它的地方。 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就是爱德华·李·霍华德——早期一场惨败的关键人物，后来安全地隐藏在莫斯科。CIA的苏联／东欧分部曾打算派霍华德到驻莫斯科的大使馆任职，向他讲述了该分部的所有作战详情。就在他任职前夕，他被发现有经济问题，而且他还有吸毒嗜好。 CIA忘记了马基雅弗利式的为人准则，他们解雇了他，但是允许他有四处走动的自由。两年时间里没告诉任何人。在那一段时间里，霍华德整天坐在公园的板凳上，苦思冥想：如何去投靠俄国人？最后CIA向FBI承认了真相，联邦调查局勃然大怒，亲自将他监视起来。后来还是FBI把事情搞糟了。他们捕捉不到他的踪影，但是他却发现了他们的意图。1985年9月，霍华德进入了墨西哥城的苏联大使馆，两天之内经哈瓦那转送到了莫斯科。 经核对，霍华德可能出卖了三名，甚至六名下落不明效力CIA的间谍。事实是，他只出卖了他了解的那三名间谍。但是在六个月以前，他们已经被埃姆斯泄露给俄国人了。结果，这三个人都是被出卖了两次。 另一条线索来自苏联人本身。克格勃急于保护他们的地下工作者，因此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分散注意力和故意透露假情报活动，其目的在于将CIA的注意力引入歧途。他们成功了。东柏林假装泄露一条真情报：CIA的一些密码已经被破译，其无线电信号已经被截获了。 这些密码是从CIA在维吉尼亚沃伦顿的一台大型秘密发射机中发出的。CIA对在沃伦顿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年的详细检查，丝毫没有发现泄露密码的痕迹。假如密码被破译了，克格勃自然也会了解其它的事情，但是他们并没有对其它事情采取任何行动。因此可以确定密码尚未被破译。 克格勃精心培植的第三个种子是他们辉煌的侦探工作。他们得知，兰利普遍流行骄傲自满情绪，有一个报告曾暗示“每一项行动都在其内部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换句话说，所有这14名间谍都突然决定像白痴一样表现他们自己。 并不是所有的兰利人都感到心安理得。其中之一是凯里·乔丹，另一个人是格斯·哈瑟维。在更低的一个层次，蒙克通过内部秘密情报得知，他所在的分部正在被逐步瓦解。 CIA对那301份记录所有秘密细节的档案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令人震惊。总共有198人看过这些档案。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如果你深入苏联内部，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你最不需要的事情，是让198名完全陌生的人阅读你的档案。 第六章 在第二医学研究所地下室的太平问旁边的检查室里，库兹明教授正在进行尸体检验前的手臂消毒，他将对今天的第三个尸体进行检查。也许是职业习惯，他脸上毫无表情。 “下一个是谁？”他一边用纸巾擦着手，一边向他的助手询问。 “158号！”他的助手说。 “叙述详细情况！” “白高加索人，男性，约60多岁，死因不详，身份不明。” 库兹明思索着。管他是谁呢？他超脱地想着。或许又是一个流浪汉、一个游民。正在检查的这具尸体也许可以帮助上面三层楼里正在学习的医学院的学生，让他们了解腐烂尸体中的器官是何种状况，用他的骨骼甚至可以上一堂丰富的剖析课。 像任何大城市一样，莫斯科每晚、每周、每个月都要涌现大批的尸体。然而，幸亏只有一小部分需要尸检，否则教授和他所有的法医病理学的同事们将难以应付。 城市里出现的死亡，大部分属于“自然原因”造成的死亡，这是指那些因年老而死于家中或医院里的人，或是任何能够预测到的原因而致死的人。对于这种情况，医院和当地医生，就可以为死者签署死亡证明书。 还有另外一种，称之为“预料不到的自然死亡”，通常是由于致命的心脏病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去世的医院，也可以签署最基本的，例行公事式的死亡证明。 除自然死亡外，还有一些因家庭、工厂及汽车而发生的各种事故所造成的事故死亡。近年来，莫斯科有两类原因导致的死亡呈上升趋势，即因寒冷而被冻死和自杀的死亡。这个数字高达几千人。 从河里捞出来的尸体分三类：第一类是体内无酒精，衣衫完整的自杀者；第二类身穿正常服装，但因饮酒过量，而是意外掉到河里的人；第三类是身着泳装，是游泳时意外溺水淹死的人。 然后是杀人案。该类案件先由警察局侦探科处理，然后再送到库兹明教授那里。即使这些案件，通常也只是个手续问题。正像所有城市里的大多数情况一样，大多数案件属于“家庭内部”事件。80％发生在居民家庭内部，或者犯罪者是家庭成员之一。警察通常在案件发生几小时内就立案侦破了，事后的尸检，仅仅是为了证实已经知道的事实。譬如，伊凡把他的妻子刺死了等等，只是帮助法庭迅速作出裁决。 此外，还有酒吧滋事和黑社会争斗而导致的死亡；对于后者，警察侦破的概率仅为3％。然而死亡的原因并不重要，子弹穿颅致死也没什么了不起。教授根本不关心警察是否能查到肇事者，也很可能找不到。每一年度，在成千上万的上述案例中，有一件事情是肯定要做的：当局必须搞清楚死者的身份。但是，偶尔他们也会遇到一两个不知姓名的人。第158号尸体就是属于无姓无名的那一种。他的助手掀开尸体身上盖着的单子，库兹明教授戴上口罩，用戴着胶皮手套的手饶有兴趣地检查起来。 他感到奇怪，甚至觉得挺有趣。那种让外行人闻到后立刻就会感到恶心的臭气，却没有触动他的反感。因为，他早就习惯了这种气味。他手里拿着解剖刀，绕着长长的解剖台盘旋，两眼凝视着被毁坏的尸体。他感到纳闷。 除了头部的眼眶是空的以外，尸体的其它部位几乎完好无缺。他可以看出，死者的眼球是被树林中的鸟叼走了。死者出事的地点是在明斯克公路附近的树林里，他是死后六天才被发现。他的骨盆以下，双腿因死亡时间较长而腐烂，因此已脱色，而损坏的原因很难以判定。胸部和生殖器之间有大面积的硬伤，几乎没有一寸好的地方。 他放下解剖刀，将尸体翻过身来。尸体背后，同样也是遍体鳞伤。他又将尸体翻回去，开始用解剖刀解剖尸体，不时地对着磁带录音机解说些要点。之后，他将根据录音的内容拟写解剖报告。他录音的第一句话是当天的日期：1999年8月2日。 1986年2月，华盛顿在1986年2月中旬，使贾森·蒙克和他在苏联／东欧分部的上司们高兴的是，彼得·索洛明少校与他们联系上了。他写了一封信。 他很聪明，他并没有设法与在莫斯科的任何西方人联系，更不会与美国大使馆联系。他按照蒙克给他的东德地址写了一封信。提供地址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但是经过了严格的预谋。假如索洛明向克格勃汇报这一地址，他将遇到许多无法回答的问题。他的上司都知道只有同意为CIA作后才能得到这样一个地址，假如是这样，索洛明的情况就更糟了。 他会遇到这样的提问：为什么在第一次与美国人接触时你不向亚丁的GRU指挥官报告？为什么你要让与你联系的美国人逃走？这些问题将无法回答。 因此，索洛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与美国人合作。该信件表明他选择了后者。 在苏联，所有国外的来往信件都要被截获并被审读。所有的电话、电报、传真和所有电传文件也同样要经受审查。但是，苏联内部的邮件数量极大，因此仅对可疑的发信人或收信人的邮件进行检查。这一规则也适用于苏联东欧团体内部的邮件，包括东德。 东德的地址是一名为CIA当邮递员的地铁司机的地址，CIA为此也支付他很高的报酬。他家位于腓特烈斯海因区，他收到的信总是以弗朗茨·韦伯为收信人。 韦伯以前是这家的房客，已经去世了。这个地铁司机承认，在这之前他已经收到过两封寄给韦伯的信，他一点俄语都不懂，因为韦伯已经死了，所以他把那两封信扔掉了。他毕竟是个诚实的人。 来信从不写回信地址或姓名。信的内容是一些陈词老调：希望你安康，我这里一切都好；你的俄语学得怎样呢？希望我们有重逢的那一天。祝你好运，你的笔友，伊凡。 即使东德的秘密警察，也只能根据信的内容推断，韦伯在某个文化交流宴会上遇到了一个俄国人，他们成了笔友。不管怎样，这类事情还是受到了鼓励。 即使东德秘密警察，透过字里行间破译了用隐显墨水写的电文，它只能表明韦伯曾经是个间谍，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在莫斯科那边，一旦信件投进了信箱，发信人就消失了。 地铁司机海因里收到信后，要把它转交给柏林墙那边西德的有关人员。他转递信件的方法听起来很奇特，但是冷战期间，在这个被分离的柏林市里确实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怪事。事实上，他的方法太简单了，以至于他从来没被抓住过。冷战结束后，德国统一了，海因里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可以安度晚年了。 1961年之前，柏林有一个环城地铁系统；1961年以后，为了阻止东德人外逃，建了一堵柏林墙，柏林被分割了。自那以后，许多东、西之间的通道被堵塞了。而地铁有一段地面上的高架铁轨，正是东、西德的交汇点。 东德的铁路在这里向西德境内凸出了一小段弯道，然后又返回东德。火车行驶到这里时，所有的门窗都被密封了。东德的乘客可以坐在火车里俯瞰很小一片西德的土地，但是他们不能踏上那片土地。 当海因里独自一人在司机室里时，他将放下窗户，在列车路过某一地点时，他用弹弓将一个类似高尔夫球的东西弹到外面一个战争留下的炸弹坑里。列车外面总会有一名中年男子在那里溜狗，这个人知道海因里工作的时间表。当火车呼啸着离开后，他把那个高尔夫球拾起来，然后把它带给在CIA西德情报站工作的同事们。球被拧开后，里面放着一封被卷得很紧的葱皮纸信件。 索洛明有消息了，而且消息还不错。他回国后先忙着汇报工作，接着有一周的假期。他已经重新回到了国防部待命。 在国防部的大厅里，他遇到了曾在三年前为其修建郊外别墅的那个国防部副部长。该人已上升为国防部的第一副部长。 尽管他穿着上将的制服，佩带的勋章重得足以沉没一艘炮舰。但是这个人确实是靠政治台阶爬上来的。看到他的身边有来自西伯利亚的战士，他很高兴。他对按照他的计划完工的别墅很满意，正巧他的副官由于健康原因——饮伏特加酒过量，刚刚退休。他把索洛明提升为中校，接替了那个职务。 最后，索洛明冒着极大的风险留下了他在莫斯科的住址，并请求指示。如果克格勃截获并破译了那封信，他肯定将被干掉。由于他无法接近美国大使馆，所以他告诉兰利，如何才能找到他。在离开也门之前，应该给他提供更先进的通信包，然而由于也门的内战而未能实现。 10天以后，他接到了一份关于交通违章的“最后通牒”书。信封上印有中央交通办公室的徽标。信是从莫斯科邮寄的，未受到任何人的怀疑。该通知书和信封伪造得如此逼真，以至于他差一点就给交通办打电话，向他们提出抗议，因为他从未闯过红灯。然后，他发现信封里渗出了沙粒。 他吻别了送孩子上学去的妻子，独自一人，用他从亚丁偷偷放在刮脸用具包里带回来的增强水涂在通知上面。显示的内容很简单：下一个星期天10点钟在列宁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咖啡馆见面。 他喝第二杯咖啡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从他的桌前经过，他紧缩在御寒的大衣里面。那个人从他的空袖子里面抛出了一包烟，落在索洛明的桌子上。索洛明用报纸盖住了那包香烟。那个穿大衣的人头也不回，径直离开了咖啡馆。 香烟盒里似乎放满了香烟，但是那20根过滤嘴香烟被粘在一起，下面没有任何可吸的东西。烟盒里有一台微型照相机、十卷备用胶卷和一张卷烟纸，上面写着三个秘密投递信箱，并且有如何找到这些信箱的说明，以及六种类型的粉笔标记方法。以表示情报已取走或需要提供详情的信息。还有一份蒙克亲笔拟写的热情洋溢的信，信的开头这样写到：“我的猎手朋友，我们打算改变这个世界！” 一个月之后，猎户星座第一次投递了情报，他获得了更多卷胶卷。他的情报来自苏联最机密的机构——工业联合企业，因此它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库兹明教授认真地进行校对，他为第158号尸体所作的笔记打印了稿件，并亲手注释了几处。他甚至不打算让他的过度劳累的秘书重新打印；让那些在谋杀案件办公室工作的笨蛋们自己去琢磨吧。 他认为，该资料肯定要传送到谋杀案件办公室。他很同情那些侦探们，只要疑问不大，他尽可能签署“事故”或“自然死亡”的证书。然后死者的亲属们，来领取尸体并按照他们的意愿处理后事；对于没人认领的尸体，他将被保存在太平间里，直到法律规定的时间到期为止。假如死者的身份得不到验证，尸体最终要被送到贫民的墓穴里，这是莫斯科市长发的善心。或者被送到解剖课的课堂上去。 但是第158号尸体是被谋杀的，其原因根本无法查明。假如是被急速行驶的卡车撞死的行人，不应该有那么多的内伤。仅碰撞了一下，即使是卡车也不至于留下那么重的创伤。假设，他是被一群水牛碰撞，也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但是莫斯科周围，几乎没有什么水牛。而且，不管在何种情况下，水牛同时撞击的部位，只是头部和腿部。158号尸体的脖子与臀部之间却是被钝器重击了无数次，前后两面都是如此。 他写完笔记后，在结尾处签名，并写下了尸体检验日期：8月3日。然后，把它们放在“送出”的盘内。 “是谋杀吗？”他的秘书问道。 “是谋杀，但是身份不明。”他十分自信地说道。她用打印机打印输出了信封，再将资料塞进去包好，然后把资料袋放在她的旁边。傍晚她下班时，把它交给了住在底层的守门人，守门人会在适当的时间，再转交给货车司机，司机会将资料送到莫斯科不同的目的地。 与此同时，158号尸体仍躺在黑暗的冰柜里，躯体内已经没有了眼球和大部分的内脏。 1986年3月，兰利凯里·乔丹站在他的窗前，遥望着他最喜欢的景色。到了3月下旬，在CIA主楼和波托马克河之间的森林里，已经笼罩着一缕绿色的春意，透过落叶的灌木林可以看见对面河里奔腾的流水。要不了多久，对面的灌木将抽出新枝，变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森林的景色也将变得秀色可餐。他喜欢华盛顿，他知道华盛顿是美国所有城市中绿化最好的城市，这里有更多的灌木、树林、公园和花园。春天也是他最喜爱的季节。 至少，就过去的情况而言，1986年的春天仿佛是一场噩梦。CIA在雅典招募的GRU军官——谢尔盖·博汉，多次明确地向美国汇报他的观点，他认为：一旦他飞回莫斯科，他将肯定遭遇灭顶之灾。虽然他无法证实这一点，但是他敢肯定，他的上司召他回国的理由完全是个骗局，其理由是他的儿子在军事院校的学习成绩出问题了。由于他自己的工作从未出过任何差错，鉴于这种情况，他认为自己已经被出卖了。 由于，博汉和其他二人是第一批经历这类问题的人，CIA当时还持半信半疑的态度。现在他们相信了。因为又有五名在国外工作的其他人员，在工作期限仅过了一半的时候，中途突然被神秘地令召回国。并且，他们回国后就永远消失了。 这样算起来有六人，再加上波托马克共七人。此外，在苏联国内，还有五个人也神秘地失踪了。这不仅仅是损失了一个主要情报来源问题，而是CIA数年来呕心沥血、艰苦努力的结晶，它花费了大量的财政投资。但有，只有两个人例外。 乔丹的身后是哈里·冈特，他是苏联／东欧分部的负责人，该分部是这次事件的主要受害者，此时，也是惟一的受害者。哈里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他与乔丹的年龄一般大，他们二人同时被提升了职务，共同在国外情报站经受过风风雨雨的考验，共同招募特工、间谍，对于克格勃同仇敌汽，他们之间彼此相互信任如同手足。 问题就出在这里：在CIA苏联／东欧分部的内部他们彼此信任。他们必须这样，因为他们是内部的核心，是独占鳌头的群体，是秘密战线上的排头兵。然而，他们每人的内心里都隐藏着一种可怕的怀疑心态。霍华德事件、密码泄密事件以及克格勃巧妙的侦探工作，或许暴露了五六名，甚至是七名间谍同仁。但是，这一共14名的泄露名单又如何解释呢？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会不会有内部叛徒？好像，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苏联／东欧分部里不可能存在叛徒！这时有人在敲门，屋里的情绪暂时缓和了一些。 剩下的，最后一个成功的故事即将开始。 “请坐，贾森，”副局长说，“我和哈里正准备表扬你呢。你的猎户星座已经提供了真正的、有价值的情报。情报分析处的人正在召开研究会。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嘉奖你这位发展间谍有功的人，值得提升到GS-15的职衔。” 从GS-14提升到GS-15，他由衷地感谢两位领导的栽培。 “你那位在马德里的莱桑德先生近况如何？” “他很好，先生！他定期汇报工作。他虽然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他提供的情报很实用。他在国外的聘期快满了。不久他将返回莫斯科。” “他没有被勒令提前回国？” “没有，先生。为什么要提前回国呢？” “没有任何理由，贾森。” “我能坦率地讲几句话吗？” “直接讲吧。” “有谣传说，我们分部近半年来日子不太好过。” “是真的吗？”冈特说，“只是人们的谣传。” 此次灾难消息的传播范围，仅仅限于局里的十位高层领导。作战部一共有6000名雇员，其中苏联／东欧分部就占了1000人，到蒙克的级别，也有100名。蒙克是从他的那个部门听说的。蒙克吸了一口气，继续说：“据说，我们一直在损兵折将。我听说损失的数字已高达10名以上。” “贾森，你应该知道我们的规定，不该知道的就不要打听。” “是的，先生。” “我们可能有一些小问题。所有机构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好运，也会有厄运。你说呢？” “既然该数字为10个左右，那么这类资料仅存放在一个地方，即301档案。” “我想我对我们的组织结构比你更了解。”冈特厉声说。 “那为什么莱桑德和猎户星座仍在自由活动？”蒙克问道。 “听着，贾森，”副局长耐心地说，“我曾经对你说过你是一个怪异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一个非传统的，经常破坏规矩的人。但是，你很幸运。我们的确有一些损失，但不要忘记，你招募的人的个人资料也在301档案里。” “不，他们不在那里。” 顿时，屋里变得异常安静，如果地毯上掉了颗花生，声音都能听得到。哈里·冈特停止玩弄他的烟斗，他在室内从来不抽烟，他的烟斗就像演员的道具一样。 “我从未到中央档案局储存他们的详细资料。这是我的疏忽，很抱歉。” “那么，你那些原始报告在哪儿呢？你亲笔写的报告，包括招募细节、地点和会面次数的资料呢？”冈特终于开口提问了。 “它们放在我的保险柜里，从没有离开过那里。” “而所有的，正在实施的行动计划呢？” “记在我的脑子里。” 又是一阵寂静，这次静默的时间更长一些。 副局长最后说：“谢谢你，贾森！咱们将保持联系。” 两周之后，在作战部内展开了一场战略行动。凯里·乔丹仅与两名分析人员一起将那198名，在前12个月内接触过301档案的人，逐个加以分析排查。最后，将范围缩小到了41人。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就包括在这个缩小了的重点名单里，当时他仍在学习意大利语。 乔丹、冈特、格斯·哈撒韦和其他二人论证说，为了搞清楚事实真相，无论他们感到多么痛苦，必须对这41人进行严肃的调查。这将意味着，要对他们进行一场充满“敌意”的，多种波动描写器测谎检测和个人资金的审查。 多种波动描写器是美国人发明的，许多人喜欢用它。尽管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的研究表明它有许多缺陷。一名经验丰富的说谎者可以左右该设备，而且对间谍的测试建立在设立骗局的基础上，希望这仅仅是针对敌人而已。 此外，提问的人必须非常熟悉背景情况，他提出的问题必须恰到好处，主题也一定要突出。他必须使撒谎者有一种恐惧心理：“天啊！他们全知道了。”这时撒谎者的脉搏才会加快跳动。如果撒谎者从被问的问题中洞悉出来，或者对方根本不了解情况，他都会显得十分平静，因而，脉搏跳动也会很正常。这就是善意检测和敌意检测的本质区别。善意的检测，只是浪费纸张而已。 副局长重点想知道个人资金账户检查的结果。他们不知道，奥尔德里奇·埃姆斯曾经因家庭破裂，而负债累累。然后，他在12个月前又结婚了，再婚时花了大量现金，而该资金都是1985年4月以后积累的。 反对副局长观点的首要人物是肯·马格卢。他提醒人们注意：当初詹姆斯·安格尔顿是如何频繁地审查忠诚的军官，而给国家造成惊人的损失的。他指出，检查私人资金是一种破坏个人隐私的行为，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冈特坚持反驳肯·马格卢的观点，他认为，在安格尔顿时期，从未发生过半年内突然损失12名特工的情况。安格尔顿调查的基础是他自己的病态妄想。而1986年情报局面对的现实是，内部已经出了大的问题了。 主战派失败了，人权派胜利了。对41人的“严厉”检查方案被否决了。 帕维尔·沃尔斯基检察官刚刚签署完一份文件，而另一份文件又放在他的桌上。 一年前，他在反组织犯罪处担任陆军军士长的职务。当时，他很满意他的工作，至少他可以袭击黑社会的仓库，并没收他们非法所得的财物。一个聪明的军士可以生活得很好，他们可以在没收的奢侈品上缴国库之前，揩一点油水。 而他的太太却想当侦探检查员的夫人。因此。机会来临的时候，他瞄准了努力的方向。得到提升后，被调到谋杀案办公室工作。 他没有料到，他会遇到身份不明的案件。当看到眼前无数的案件资料时，他常常希望他能回到他过去工作的地方去。 大多数身份不明的被害人，至少有某种被伤害的原因。如果是抢劫，钱包被劫后，受害人损失的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例如钱。信用卡、家庭照片，以及所有者重要的护照和带照片的俄罗斯内部身份证，这些都记载了所有者必需的详细资料。唉，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否则他们也不会躺在太平间里。一旦死者是有钱有势的人，通常他的家人会找上门来。他们会到失踪人员办公室辨认照片。在那里，每周都要陈列一批受害人的照片。常有人从中找出死者的照片，从而明确了死者的身份。然后，死者家属哭泣着去辨认并领回他们所失去的家人的尸体。 对于那些不是以抢劫为目的的案件中，尸体身上某个兜里，通常装有死者身份等证明材料。于是，这类案件也就没有必要再转到沃尔斯基这里来了。那些被抛弃的、无家可归的死亡者的资料，也不会到他这来。因为，这些人把身份证早就扔掉了，他们不想让民兵把他们遣返回去。他们多数仍然还在大街上，死于严寒或酒精。沃尔斯基只处理某些谋杀案件，指死亡者和杀人犯身份均不明确的人。他认为，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理由。然而，这个又是一个没有出息的职业。8月4日他面前的这份资料，确实不同寻常，抢劫几乎不可能是杀人的动机。他从西部分局的事故现场报告中得知，死者是在莫斯科境内明斯克公路旁边的树林里，被一个采蘑菇的人发现的。离公路一百米远，不太像撞死了人，不会是那种弃尸逃跑的肇事案件。 对于被害者个人特征的描述令人沮丧。死者的穿着（由下至上）：鞋子，是塑料的、廉价的、露着脚跟的破鞋子；袜子，从商店里买的那种廉价的、粘满污垢的袜子，同样廉价；肮脏的短裤；黑色粘满油腻的薄裤子；老化的塑料皮带。就这么多。没有衬衫、领带或夹克衫。在附近只发现了一件外罩，像是以前的旧军服，50年代制造的，非常破旧。资料的末尾有一段简短的描述：死者的口袋里一无所有，无手表、耳环、或者其它任何个人财产。 沃尔斯基瞥了一眼在现场拍摄的照片。有人善意地合上了他的眼睛，一张细瘦的胡子拉碴的脸，也许有100岁，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大十多岁。神态憔悴，资料上是这样写的。但那不是他死亡之前的模样。 沃尔斯基心想，可怜的干巴老头。我敢说，没有人会因为他在瑞士银行账户里的金钱而要他的命。他转向尸体检验报告。看过几页后，他踩熄了刚从手里丢下的香烟头，开始咒骂起来。 “这些研究员们，为什么不能用简单语言书写报告？”他不止一次地向墙壁发问，“如果你的意思是刀伤和撞伤，你使用通俗语言不行吗？”他是这样认为的。 当他读完了那份充满行话的资料后，他对好几个问题感到迷惑不解。他查看了官方印鉴，是第二医学研究院法医病理所加盖的图章，他拨通了电话号码。他很幸运。库兹明教授正巧在办公室里。 “是库兹明教授吗？”他问道。 “是的。你是哪位？” “沃尔斯基检查员，谋杀案办公室的。我面前放着你的报告。” “你的运气不错！” “我能坦率地问您几个问题吗，教授？”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和年龄应有的基本权利。” “就是您使用的某些语言有点难懂。你提到在每个膀臂的上半部分有好几处撞伤。您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作为一名病理学家，我解释不了，他只是严重的撞伤。但是，成可以私下告诉你，那些伤疤痕迹是由人的手指头留下的。” “有人抓他了吗？” “我亲爱的检查员，这意味着他是被人架起来打的。他挨揍的时候有两个壮汉把他支撑起来了。” “那么，这一切都是人为的了，并没涉及到什么机械？” “假如，他的头部和腿部都出现了同样的状况，我可以说他是从直升飞机上扔到水泥地上来的。而且是一架飞得很高的直升飞机。但是，他不是。只要撞到地面和卡车上，头部和腿部都会同时受伤。他不是这样的。他的脖子和臀部之间，前后两面，反复多次，被坚硬的钝物猛烈撞击过。” “死亡的原因是……，窒息吗？” “这正是我想说的，检查员先生。” “请原谅我插话，他是否被打成肉酱后窒息而死？” 库兹明叹了口气：“除了一根以外，他其它所有的肋骨都被打断了。有些肋骨移位到了好几个地方。有两根肋骨刺进了他的肺部，以致使肺部的血管、支气管同时断裂，大量的血液涌入气管，结果造成了窒息。” “您的意思是说，他是被咽喉部的血块哽死了？” “正是这样，我一直都是这样对你解释的。” “对不起，我刚到这里任职。” “我已经感到饿了。现在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再见了，检查员！” 沃尔斯基又看了一遍报告。这样看来这个老头是被打死了的。他是像众所周知的“小偷”那样的人？但是，小偷的年龄通常比他要年轻。他肯定得罪了黑手党中的某一个人了。假如他不是死于窒息，他会被如此重的外伤痛得嗷嗷大叫。 杀手想要什么呢？情报？如果他把他们想要的东西拿出来，他肯定不会受这么大的罪。是惩罚吗？杀鸡给猴看吗？还是虐待狂？也许这三者都有一点。但是，这样一个看起像乞丐一样的老头究竟是拿走了什么？是黑帮头目急于得到的什么东西；或者他做了什么事情以致使黑帮头目如此气急败坏这样残酷地折磨他？ 沃尔斯基在记录识别记号一栏里又发现了一条注释。教授这样写到：“身上无任何东西，但是嘴里有两颗门牙和一颗犬齿，这三颗牙都包有不锈钢外套，似乎是很久之前部队的牙医制作的。”他的意思是，这个人的前面有三颗钢牙。 法医病理学家的最后注解提醒了沃尔斯基什么事情。确实已是午休时间了，他已经同意去见一位也在谋杀案办公室工作的同事。他站起来，锁住了他那简陋的办公室，转身走开了。 1986年7月，兰利索洛明上校的来信产生了一个大问题。他已经在莫斯科的秘密信箱里投递了三次情报了，现在他想再与发展他的人，贾森·蒙克见一面。由于他没有机会离开莫斯科，他希望在苏联的领域里见到蒙克。任何部门收到这样一封建议信后，首先作出的反应是怀疑他们的特工已经暴露，被迫写了这封信。 但是蒙克坚信索洛明既不是傻瓜也不是胆小鬼。假如他是被迫写的信，他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使用一个词；而且会尽力在文中插入另外一个词。他从莫斯科发来的信中，包含了应该出现的那个词，但是没有包含不应该出现的那个词。换句话来说，这封信似乎是真的。哈里·冈特早就同意蒙克的看法，莫斯科到处充满了克格勃特务和盯梢，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虽然蒙克担任外交职务的时间不长，苏联外交部还是想了解他的全部细节，他们会转交给第二总局处理。即使伪装起来，蒙克在莫斯科逗留的全过程都将被监视起来，想要安全地见到国防部副局长的副官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情况下，索洛明都不赞成那样做。 索洛明说他在9月下旬有个假期，而且他已经得到了一份奖品——在古尔祖夫的黑海度假胜地有一所度假公寓。 蒙克核对了一下。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海岸边有一个小村庄，那里是著名的军事度假胜地，也是一所大型国防部医院的所在地，负伤或养伤的军官在那里享受阳光，使身体逐渐恢复健康。 蒙克去咨询了两名正在美国居住的前苏联军官。那两个人均未去过那里，但是听说过克里米亚：那里原先是一个美丽的渔村，契河夫曾在那里的海边别墅住过，从雅尔塔沿海边到那里乘公共汽车要花50分钟，或乘出租车要花25分钟。 蒙克转过来研究雅尔塔。从许多方面来说，苏联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按照计划好的路程，乘飞机到那里去是不可能的。航空线路首先要到莫斯科，然后转机到基辅，再转机到敖德萨，然后去雅尔塔。外国旅游者不可能沿着那个航线飞行，他没有理由要去雅尔塔。那里可以是苏联人的度假胜地，但是一个外国人站在那里就很引人注目。蒙克查看了一下水路，他便有主意了。 由于苏联急需硬通货，苏联政府允许黑海船运公司开通地中海水路旅游。尽管所有的船员都是苏联人，其中不乏克格勃特务（这是不用说的），但是大多数乘客是来自西方的客人。 由于这类为西方人开通的旅游很便宜，旅游团的乘客大多数是学生、学术界人士和年长的市民。1986年夏天，有三艘大客轮从事这类巡航：里特瓦号、拉脱维亚号和亚美尼亚号。9月份的那艘客轮是亚美尼亚号。 根据黑海船运公司的伦敦特务提供的情报，亚美尼亚号将离开敖德萨，开往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口，这时乘客很少。离开希腊后她向西航行，开往西班牙的巴塞罗纳。然后调头经过马赛、尼泊尔、马耳他、伊斯兰堡，然后进入黑海，沿着保加利亚海岸线开往雅尔塔，最后返回敖德萨。大部分西方乘客是从巴塞罗纳、马塞、或尼泊尔加入进来。 7月末，在英国安全局的协助下，该航海运输公司的伦敦局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插入活动，没留下任何进出痕迹。在伦敦预定的亚美尼亚号的乘客都有照片记录。 他们对于预定客轮的乘客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有一组美国——苏联友谊协会的成员。他们在美国对这些人进行了核查。这些人全部是中年人，既诚恳又天真，专心致力于改善美苏关系。他们也居住在或靠近居住在美国的东北部。 8月初，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诺曼·凯尔森教授加入了该协会，并申请进行文化交流。人会后，他“听说”了将要乘亚美尼亚号进行的远征，他在马赛上了船，成为该协会的第七名团员。苏联国际旅行社没有理由反对，只好又额外预定了一张船票。 这位诺曼·凯尔森实际上是一名前CIA的案卷保管人，他已退休住在圣安东尼奥，他的外貌看起来酷似贾森。蒙克，但是他比贾森大15岁，这一年龄上的差别可以用化装来弥补，他的头发染成了灰色，戴了一副茶色玻璃眼镜。 8月中旬，蒙克给索洛明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他的朋友将在雅尔塔植物园的十字转门口等他。植物园是雅尔塔著名的风景区，位于城外，离古尔祖夫很近，是到雅尔塔1／3的距离。那位朋友将于9月27日和28日中午在那里等待与他会面。 沃尔斯基检查员预约了午饭，但是他迟到了。他大步流星穿过彼得罗夫卡灰色大厦的走廊，那里是莫斯科民兵的总部。他的朋友不在办公室，因此他去他的班活动室的门口找他，他果然在那里，正与一伙同事聊天呢。 “对不起，我来迟了。”他说。 “没关系，咱们走吧。” 他们两人靠薪金在外吃顿饭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他们单位有一个非常便宜的食堂，在那里吃午饭可以优惠，而且量也足。这两个人转身向门口走去。在刚一进门的地方有一块布告牌。沃尔斯基瞥了一眼，愣住了。 “快走吧，”他的朋友说，“否则就没有饭桌了。” 他们坐在饭桌旁，桌上每人都有一盘炖肉和半升啤酒。沃尔斯基对他的朋友说：“告诉我，在班活动室是怎么回事？” “你指什么？” “门里边那块公告牌。似乎有一张复印的蜡笔画像。是个老家伙，嘴里有几颗滑稽的牙齿。他是谁？” 诺维科夫检查员说：“你说的是他呀。他是我们要找的一个神秘的人。英国大使馆里的一个女人的寝室被夜间非法进入。有两个家伙。他们什么也没偷，但是把整个屋子翻了个底朝天。她发现他们了，因此被打昏在地。但是她看清楚了其中一个人的面孔。” “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大约两周前，或许三周前。不管怎样，英国大使馆已向外交部提出抗议。他们勃然大怒，直接找到内政部。他们要求反盗窃部查找这个人的下落。有人画了这张像。你知道切尔诺夫吗？不知道吧？他是反盗窃部里有名的调查官；此事把他搞得焦头烂额，他四处奔跑，因为这关系着他的饭碗、前途问题，但是他还是一无所获。他甚至到我们这里来，贴了一张那个失踪人的画像。” “有什么线索吗？”沃尔斯基问道。 “没有！切尔诺夫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或者他在什么地方。我每次到这里吃饭，总是发现这个菜肥肉多，瘦肉少。” “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他在哪里。”沃尔斯基说。诺维科夫正往嘴边送啤酒，他半途停住了。 “这家伙在哪里？” “在下面第二医学研究院太平间的冷柜里。他的身份不明，一周前在西边的树林里发现的，他是被打死的。且无身份证。” “你最好再去告诉切尔诺夫这个消息，他肯定会重谢你的。” 诺维科夫检查员继续吃完他盘里的炖肉，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 1986年8月，罗马7月2日，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和他的妻子来到不朽城，在他的新岗位就职。即使他已经在外语学校进行了八个月的语言培训，他的意大利语仅仅可以应付工作，对付检查，还谈不上流利。他与蒙克不一样，蒙克具有学外语的天赋。 有了新获取的财富，他的居住条件要比原先好得多，但是罗马工作站的同事们并没有感觉出来。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在1985年4月以前的生活方式。 罗马工作站的站长名叫艾伦·乌尔夫，他也是CIA的老战士，曾经在巴基斯坦、约旦、伊拉克、阿富汗和伦敦任职。正像在他之前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不久就发现埃姆斯的存在简直就是浪费空间。假如在肯·马格卢做手脚之前，他看过土耳其和墨西哥站长对埃姆斯的业绩评价报告，他早就会向作战部副局长提出抗议，拒绝接收他们新任命的苏联科的负责人。 没有多长时间，人们就发现埃姆斯经常酗酒，工作业绩极差。这也使俄国人很担心。他们很快派来了一个名叫赫连科夫的接头人。这个人职位较低，与埃姆斯接头时不会引起怀疑。埃姆斯公开告诉他的同事他正在设法“发展”赫连科夫，他有可能成为一名招募对象。这样一来，就使他的许多长时间的午餐酒会变得合理化了。埃姆斯在饭后几乎找不到他的办公室。 像过去在兰利那样，埃姆斯开始将他书桌上大量的秘密资料装进提包。然后带着这些东西溜出大使馆，将情报交给赫连科夫。8月份，他真正的上线从莫斯科到罗马与他会面。这个新来的克格勃特务与华盛顿的安德罗索夫不同，他不在罗马居住，需要会面时，他总是乘飞机来。在罗马遇到的麻烦要比美国少得多埃姆斯根本不在大使馆里吃午饭，而是在咖啡馆里公开与赫连科夫喝酒。然后他们悄悄地上了一辆封闭的轿车，赫连科夫亲自将车开到苏联大使的别墅。他的上线“弗拉德”等候在那里。他们可以从容地交谈几个小时。弗拉德实际上就是第一总局K分部的弗拉基米尔·梅丘拉叶夫上校。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埃姆斯打算对克格勃提出抗议，因为他们在很短暂的时间内剔除了他出卖的所有的人，从而使他处于危险的境地。但是弗拉德先发制人，他首先对这一卤莽举动表示道歉，解释说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驳回了他们所有人的方案。然后，他开始进入正题，也就是他到罗马来的目的。 “亲爱的里克，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给我们提供的材料数量极大，而且价值无限。你带来的文件中对于那些发展俄罗斯间谍的美国高级军官都有笔头描述，而且还配有照片。” 埃姆斯迷惑不解，他试着努力从酒精的后劲中清醒过来。“是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他问道。 “不是错了，仅仅是个谜。”梅丘拉叶夫边说边拿出一张照片放在咖啡桌上。 “就是这张。一个叫贾森·蒙克的人，对吗？” “对，这就是他。” “在你的报告中，你把他描述为苏联／东欧分部‘正在升起的一颗新星’。我们推测你的意思是他控制了一名或两名在苏联境内工作的特务。” “办公室里大家都这么认为，或者是我最后一次在美国时掌握的情况。你们肯定已经抓住了他的人了。” “我亲爱的里克，这正是我要说的问题。你好心泄露给我们的所有叛徒都已经证实了，他们已经被逮捕审讯……我怎样描述他们呢？他们每个人都……”这个俄国人眼前浮现出审讯室里的情景，格里申向犯人说明了他个人逼供的方法后，所有犯人都吓得颤抖不已。 “那些叛徒都很坦率，全部坦白了，大多数人也很合作。每个人都说出了控制他的军官的名字，有人讲了不止一人。但是没有贾森·蒙克，一个都没有。当然，使用假名的可能性是有的，通常很多人都使用假名。但是，里克，这里有照片。没有一个人认识照片中的这个人。现在你明白了我的问题了吗？蒙克究竟控制了谁？他控制的人现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真搞不懂。他们应该记录在301份档案里。” “亲爱的里克，我们也不明白，因为档案里没有他们的名字。” 会谈结束前，埃姆斯得到了一大笔钱和一张任务清单。他在罗马呆了三年，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出卖了，包括大量的机密和绝密文件。其中又有四名特务，但是他们都不是俄国人，是东欧联合体其它国家的公民。但是他的头号任务既明确又简单：你回华盛顿后，最好在回去之前查明蒙克在苏联境内控制人员的名单。 当侦探检查员诺维科夫和沃尔斯基在民兵总部的食堂里沉湎于增长见闻的午饭时，俄罗斯议会（杜马）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在夏天休会之后重新召回俄罗斯议员花费了一定的时间，因为这个国家领土太广阔了，许多代表不得不行程上万英里赶来参加修改宪法的辩论。然而这场辩论应该说是极其重要，因为目前正在讨论的是关于宪法修改的问题。 切尔卡瑟佐夫总统意外去世后，根据宪法第59条的规定，总理暂时代替总统执政。临时执政的期限为三个月。 总理伊凡·马尔可夫确实已经接任了临时总统的职务，但是许多专家提醒他注意一个情况：俄罗斯总统大选日期预定在2000年6月，假如提前到1999年10月势必造成严重的混乱状态，甚至全国大乱。 因此杜马的提议是对宪法章程进行一次性的修改，将临时总统任期延长三个月，并将2000年的总统大选从6月份提前到1月份。 杜马这个词的含义是思考或沉思，因此议会是“一个思考的地方”。许多观察家认为俄罗斯杜马与其说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地方，不如说是一个声嘶力竭大喊大叫的地方。在那个炎热的夏季，杜马的讨论正应验了上面提到的那种描述。 讨论延续了整整一天，讨论达到高潮时主持人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大声维持秩序，在某个时刻他曾威胁说要暂停议会讨论，等待进一步的通知。 有两名代表互相攻击对方直至高声辱骂，主持人不得不命令他俩退场，然后他俩升级到严重的暴力混战，直到被驱逐到外面的人行道上为止。这一切都被电视摄像机记录下来了。由于那两个人的观点截然不同，他俩在人行道上即席地召开了各自的记者招待会，进而演变成人行道上的相互辱骂，最后被警察冲散了。 俄罗斯爱国武装联盟遵照伊戈尔·科马罗夫的指示坚持按照宪法第59条的规定在切尔卡瑟佐夫总统去世后的三个月内举行总统选举。他们的策略显而易见。在当前的民意测验中UPF处于领先地位，假如提前九个月举行总统大选，该党要获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愿望十拿九稳可以实现。 苏联新共产党和民主联盟的改革派第一次统一了看法。这两个党派在民意测验中都落后了，他们需要时间来恢复他们的地位。换句话来说，他们都不愿意提前进行总统选举。 这场辩论，或者称为喊叫比赛，一直拖到太阳落山，这时精疲力尽、声音嘶哑的主持人已经听得厌烦了，他终于下令开始表决。左翼和中间分子联合起来击败了右翼，提议通过了。2000年总统大选重新定于2000年1月16日举行。 在得出投票结果的一小时之内，俄罗斯电视新闻广播将它作为头号新闻传遍了国家的各个角落。首都的各国大使馆也工作到很晚，灯火通明，大使馆发往本国政府的加密电报大量涌出莫斯科。 英国大使馆也在全力以赴地工作。当诺维科夫检察员打电话过来时，格雷西·菲尔德正在办公室工作。 1986年9月，雅尔塔天气很热，出租车里没有空调，车正沿着雅尔塔外面的沿海公路行驶。美国人摇下车窗，外面来自黑海的较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他向车的一边靠过去，这时他也能看到司机脑袋上方的后视镜。似乎后面没有当地“契卡”的车在跟踪。 从马塞出发，经过尼泊尔、马耳他和伊斯兰堡，这长途巡游很累人，但是还可以忍受。蒙克扮演的角色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他满头灰发，带着有色眼镜，彬彬有礼，简直就是一位学院退休的知识分子正在进行暑假巡游。 船上其他美国同胞都认为他与他们一样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美利坚和苏联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一步相互了解的基础上。他们中间有一个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未婚女教师，她被德克萨斯人的奇特礼仪感染了，每当他们在甲板相遇，她总是让出她的椅子，而他总是摘下他那低顶宽边帽，两人相互致意。 在保加利亚的瓦尔纳，蒙克没有上岸，借口要享受一下阳光。但是在所有其它的港口，他都陪着另外五名西方国家的旅游者去参观许多古代遗址。 在雅尔塔，他生平第一次踏上俄罗斯的土地。他听说过许多有关这个国家的传言，心理上早就作好了准备，但是他来到后发现这里的情况要比他预计的要好。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虽然亚美尼亚号是该港内是惟一的巡游客轮，但是还有十多艘来自苏联境外的其它货轮，他们的船员可以自由上岸，无人阻拦。 巡游客轮上的乘客自从离开瓦尔纳后就被拘禁在船上，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像小鸟冲出牢笼一样向过道蜂拥而去，下面有两名俄罗斯移民局的官员礼节性地瞥一下他们的护照，然后点头示意他们通过。他们瞥了凯尔森教授好几眼，因为教授的仪表把他们吸引住了，但是他们露出的是满意和友好的神色。 蒙克不愿意让人看起来平平淡淡，相反他的着装非常引人注目，就好像是鹤立鸡群。他上身穿一件奶油色衬衫，打了一个蝶形领结，别在一颗银色扣子上，配上浅色裤子和夹克衫，头上戴着牛仔戴的宽边帽，脚穿一双牛仔靴。 “我的教授，您看起来真时髦。”那个学校老师脱口而出。“您与我们一起坐高空缆车去山顶游览吗？” “不，夫人，”蒙克回答到。“我想沿着码头散散步，或许喝杯咖啡。” 国际旅行社的导游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团组向着不同方向出发了，只有蒙克一人留下来了。他徒步走出港口，经过海运码头大楼，进入了市区。有许多人看他，但是大多数人都开心地笑了。一个小男孩停住脚步，将他的双手突然甩到他的一边，迅速做了一个想像中的掏手枪射击的动作。蒙克拍拍那小孩的头。 蒙克早就听说克里米亚半岛的娱乐活动很单调乏味。电视节目简直就像臭水沟里的死水一样没有任何新意。方圆几英里以内人们最喜爱的节目是政府允许放映的牛仔电影，这里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牛仔。有一个民兵被高温热得直打瞌睡，他盯住了蒙克，当蒙克朝他脱帽行礼时，他咧嘴笑了，举手行了个军礼。蒙克在一个露天咖啡亭里喝了杯咖啡，一小时之后当他确信他没有被跟踪时，他从一排出租车里挑选了一辆，请司机开到植物园去。他手里拿着导游册和地图，嘴里讲着生硬的俄语，显然他是一名刚从船上下来的游客，司机点头表示同意，开车出发了。除他之外，还有数千人参观雅尔塔这个著名的植物园。 蒙克在植物园主门口下了车，给出租车司机付了钱。他用卢布付的车钱，但是外加了5美元的小费和一个微笑。出租车司机咧嘴笑了笑，点点头，离开了。 十字转门前面有一大群人，主要是俄罗斯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他们在这里实地教学。蒙克排队等待着，他留心观察那些穿着鲜艳西装的人。没有找到。他付了人门费，走过栅栏，发现有一个冰激凌货摊。他买了一个大的香草味锥形冰淇淋，找到一个隔离的公园板凳，坐下来开始吃冰淇淋了。 几分钟之后，板凳的另一边坐着一个人，他正在研究这个大型植物园的平面图。地图后面没有人能看见他的嘴唇活动。蒙克的嘴唇正在活动，因为他正在舔他的冰淇淋。 “我的朋友，你好吗？”彼得·索洛明问道。 “见到你真高兴，老朋友，”蒙克小声说，“告诉我，是否有人监视我们？” “没有，我到这里已经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你没有被跟踪，我也没有被跟踪。” “我的上司对你很满意，彼得。你提供的详细资料有利于缩短冷战。” “我只想打倒这伙坏种，”西伯利亚人说，“你的冰淇淋已经融化了。把它扔掉把。我再去搞两个来。” 蒙克把他的已经化了的冰淇淋扔到附近的废物箱里。 索洛明漫步走到冰淇淋货摊前，又买了两个锥形冰淇淋。但回来时，蒙克给他打手势，让他坐得近一些。 “我给你带了些东西。是胶卷。在地图的套子里面。我将把它留在板凳上。” “谢谢你。为什么不在莫斯科转交？我的人都有点怀疑了！”蒙克说。 “因为还有更多的情报。我必须口头对你讲。” 他开始叙述1986年夏天莫斯科政治局和国防部正在发生的事情。蒙克面部绷得很紧，以避免自己不小心发出一长声低音口哨声。索洛明谈了半个小时。 “是真的吗，彼得？最后真的发生这种情况了吗？” “千真万确，就像我坐在这里一样是真的。我听见国防部长亲自确认的。” “许多事情将发生变化，”蒙克说，“谢谢你，老猎手。但是我必须走了。” 像两个陌生人在公园的板凳上交谈那样，蒙克伸出了一只手。索洛明惊奇地望着他。 “那是什么？” 它是一个戒指。蒙克通常不戴戒指，但是有个德克萨斯人戴了一个戒指。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人们到处都戴着由绿宝石和天然银制作的纳瓦霍戒指。他看得出来普里莫尔斯基班格赖的尤迪部落的人喜欢它。蒙克从自己手上将戒指抹下来，交给了西伯利亚人。 “给我的吗？”索洛明问道。 索洛明从来没要过钱，蒙克想如果他给索洛明钱，他会感到反感。从这位西伯利亚人的表情上看，戒指要比金钱更重要，它的原料取自西墨西哥山林，是由纳瓦霍工匠用绿宝石和天然银制作的，价值100美元。 蒙克意识到在公共场合不可能拥抱索洛明，他转身走了。他回头看去，彼得·索洛明已经把那个戒指戴到他左手小拇指上，正在欣赏它呢。这是蒙克见到这位东方猎手的最后一幕。 亚美尼亚号驶进敖德萨港口后，所有乘客将要离开客轮。海关检查了每一个箱子，主要是查找反对苏联的印刷品。蒙克已被告知这里的海关从不对外国旅游者进行人身搜查，除非是克格勃担任检察员，那只是极特殊的情况。 蒙克把他的微型胶卷放在两张膏药之间，粘在他的一半屁股上。蒙克合上他的箱子，与其他美国人一起被国际旅行社的导游驱赶着通过了各类手续检查，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 第二天到达莫斯科后，蒙克把他的货物交给大使馆，以后由大使馆装入外交包裹运回兰利，他从莫斯科乘飞机回到了美国。他要写一份很长的报告。 第七章 “晚上好，这里是英国大使馆。”索菲斯卡亚码头的电话总机说。 一个人发出令人困惑的声音在电话线的那头讲了一句俄语，这边的总机也用俄语回答了一句。 “给我接大剧院售票处。”那边的人说。 “对不起，先生。你打错电话了。”总机回答道，然后挂上了电话。 俄罗斯电子监听局（FASPI）总部的监听员听到了这个电话，并把它记录了下来，但是，听到结尾后又不去理睬它了。电话误码太多了。 大使馆内，总机没有理会另外两个正在输入的电话信号灯的闪光，她翻阅了一下小笔记本，然后拨通了一个内部电话号码。 “是菲尔德先生吗？” “是的。” “这里是电话总机交换台，刚才有人打电话要大剧院售票处。” “知道了，谢谢你。” 格雷西·菲尔德拨通了乔克·麦克唐纳的电话。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定期“打扫”内部分机，安全性应该没有问题。 “我在警察局的朋友刚打电话过来，”菲尔德说，“他使用的是紧急密码，需要回电话。” “有事及时向我汇报。”站长说。 菲尔德看了下他的表。按规定两次电话间隔的时间应该为一个小时，已经过去5分钟了。在一个距离民兵大厦两个街区的银行大厅公用电话旁，诺维科夫检查员也在看表，他决定去喝杯咖啡来消耗这50分钟的等候时间。然后他要再往下走，使用下面另一个街区里的公用电话向菲尔德汇报情况。 10分钟后，菲尔德驱车慢慢地向位于米拉的科斯莫斯酒店驶去。科斯莫斯酒店是1979年按照莫斯科风格建造的一座现代化建筑。在它的大厅附近，有一排公用电话亭。 在与英国大使馆通了电话一个小时之后，诺维科夫又从夹克兜里掏出一个记事本，核对了电话号码后，拨通了电话。 “是鲍里斯吗？”诺维科夫不叫鲍里斯，他姓叶夫根尼。但是当他听到“鲍里斯”这个名字时，他就知道对方是菲尔德。 “是的。我要告诉你关于你给我的那张画像的事。已经有些眉目了。我想我们应该见见面。” “好吧。在俄罗斯酒店与我一起吃饭。” 他们二人都无意去豪华的俄罗斯酒店吃饭。但是他们都知道那是指特韦尔斯卡亚大街上的一个酒吧。那里有空调，光线很暗，利于进行秘密活动。时间间隔又是一个小时。 像许多较大型的英国使馆一样，莫斯科英国使馆工作人员里也有一名称为MI5的英国内部安全局的官员。英国内部安全局是收集对外情报的秘密情报局的姐妹机构，后者通常被错误地称为MI6。MIS的任务不是收集所在国家的情报，而是保证使馆、使馆的各类分部办事处以及使馆人员的安全。 使馆的工作人员并不总是把自己像囚犯一样关在室内。莫斯科的郊外有一处非常美丽的游泳的地方，莫斯科河水在那儿拐弯，河水常年的冲刷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小沙滩，那里是人们夏季经常光顾的地方。对于外交人员来说，那是他们最喜欢的野餐和游泳胜地。 叶夫根尼·诺维科夫被提升为检查员后，调到谋杀案分部工作。在这之前，他曾负责那片避暑区域的工作，包括博尔或银色树林区。 正是在那里他逐渐认识了一名英国秘密警察局的军官，那位军官又把他介绍给新来的格雷西·菲尔德。 菲尔德努力培养这名年轻的警察，最后建议每个月给他一小笔硬通货聘用费，这就使这位在通货膨胀时代靠固定薪金生活的俄国警察能生活得更自在一些。诺维科夫检查员从此变成了英国人的耳目，虽然层次不高，但是有时挺实用。谋杀案分部的这位侦探打算在这一周报答英国人所付出的努力。 当他们坐在酒吧昏暗的光线下慢慢地饮着清凉的啤酒时，诺维科夫对菲尔德说：“我们有一具尸体。我敢肯定他是你给我的画像中的那个人。他年老体瘦，嘴里有几颗钢牙……”他把从他的同事沃尔斯基那里听到的有关身份不明的那个人的情况叙述了一遍。 “几乎三个星期了。在这么热的温度里，死亡时间可是太长了，他的面部肯定很吓人。”菲尔德说，“也许，不是同一个人。” “他只在森林里呆了一个星期，然后又在冰柜里躺了九天，应该可以辨认出来。” “鲍里斯，我需要一张照片。你能搞一张吗？” “我不知道，资料都在沃尔斯基那里。您认识有个叫切尔诺夫的调查人吗？” “认识。他经常到使馆来。我也给了他一张画像。” “我知道，”诺维科夫说，“现在我们那里到处都有他的画像。切尔诺夫现在该回来了，沃尔斯基肯定已经告诉他了。沃尔斯基有死者面目的照片。” “那是他自己用的，不会给我们的。” “是有些困难！” “试一下吧，鲍里斯。试试看，你不是谋杀案办公室的人吗？就说你想与黑社会打交道，编什么理由都行。这就是一起谋杀案。这就是你分内的工作，不是吗？查找凶手呀！” “应该是这样。”诺维科夫沮丧地承认了。他心里想，这个英国人是否知道，黑帮谋杀案的破案率仅占3％。 “如果你搞到它，我们将给你发奖金。”菲尔德说，“我们的人被袭击了，我们的生命就受到了威胁。” “好吧！”诺维科夫说，“我试着去搞一张照片。” 事实上他根本不用费劲。那个神秘的人的档案很自然地就转交到了谋杀案办公室。两天后，他从一捆照片中抽出那张在明斯克公路旁的树林里拍摄的死者面部的照片。 1986年11月，兰利凯里·乔丹的心情特别好。在1986年下半年难得有这种好心情，因为伊朗反政府丑闻正在传遍华盛顿，而乔丹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清楚，CIA已经在伊朗深深地扎下了根。 他刚接到通知，局长威廉·凯西召他到办公室去接受最热烈的喝彩。老局长这种不同寻常的举动来源于贾森·蒙克从雅尔塔带回来的苏联最高层次的消息。 在80年代早期，当时是尤里·安德罗波夫担任苏联总统，这个前克格勃头目亲自拟定了一系列反对西方的猖狂进攻的政策。垂死挣扎的安德罗波夫的最后一个迫切愿望就是，通过威胁而达到破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NAtO）的目的。 这一政策的核心，就是通过东欧的苏联卫星国部署新型中程导弹Y-20，每颗导弹里面都装有三颗瞄准不同目标的核弹头。从北边的挪威到南边的西西里岛，Y-20导弹对准了欧洲的各个城镇和城市。 那时，华盛顿的领袖是罗纳德·里根，唐宁街英国政府的首相是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两位西方领导人认为他们不能被恫吓住。因此，他们决定对于每一枚瞄准西方的导弹，西方都必须装备一套相应的反导弹系统。 尽管欧洲左派不断地游行示威，英国和西欧还是研制出了潘兴式11型导弹和巡航导弹。里根和撒切尔拒绝让步。 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迫使苏联不得不试验自己的反导弹系统。安德罗波夫死后，契尔年科上台又下台，接着是戈尔巴乔夫执政。但是，工业强国之间的战争准备仍然在继续。 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担任了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他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坚定的共产党员。他与他的前任的区别在于他很注重实效，拒绝接受已编造好的谎言。他坚持要了解苏联工业和经济的真实情况和数字。当他看到结果后，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他仍然认为，苏联的共产主义经济像一匹气喘吁吁的拉车马，经过微小的调整，可以改造成为一匹高效的千里马。因此要进行改革或者重新组合。 到1986年夏天，在克里姆林宫的核心和国防部，人们普遍清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不起作用了。军事装备制造业和武器采购计划的投资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60％，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承受的数字。人民终于被穷困逼得难以控制了。 那年夏天，苏联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调查，其目的在于看看它的和平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然而，该报告的结论坏得不能再坏了。在工业方面，资本主义的西方在每个层次都超过了俄罗斯这具“恐龙”。索洛明带到雅尔塔板凳上的微型胶卷正是拍摄的那份报告。 报告中所写的，也正是索洛明口头汇报的内容，如果西方的强硬态度再坚持两年，苏联的经济将瓦解，克里姆林宫就不得不崩溃。正像玩一副扑克游戏一样，索洛明把克里姆林宫手中的全部底牌都告诉西方了。 消息很快传递到白宫并越过大西洋传到了撒切尔夫人那里。里根和撒切尔正在为内部的敌视和怀疑态度所困扰，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振作起来。美国总统办公室给比尔·凯西发来了贺电，并转达对凯里·乔丹的喝彩，乔丹把贾森·蒙克叫来分享他的快乐。谈话的最后，乔丹再一次提出了他以前谈过的话题。 “贾森，我对往年的那些资料确实不放心。你不能总把它们锁在你的保险柜里。万一你有个好歹，我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控制那两个‘宝贵的财产’，莱桑德和猎户星座。你最好把它们与其它的资料放在一起。” 自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第一次背叛至今，已经过了一年的时间了，失踪特工惨案真相大白后，也有六个月的时间了。罪犯仍被留在罗马。从技术上来讲，寻找双料特工的工作仍在逐步推进，但是已经毫无紧迫性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先别作出最后决定，”蒙克恳求道，“这两个人将他们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们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们。我们相互信任。就这样继续下去吧。” 乔丹以前就知道蒙克与他招募的特工之间形成的这种奇特的牢固关系。情报局官方不同意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有两个理由。特工控制人有可能被调到另一个地方任职，或者退休或死亡。与被招募人之间特殊的个人感情将意味着潜伏在苏联心脏的特工不同意或不愿意与新的领导人合作。第二个原因是一旦被招募的特工出了事，CIA情报局的人会情绪极端消沉以至于不愿意继续利用他。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一个被招募的特工应该有几个管理者。蒙克对他的两个特工实行的这种一对一的密切关系使乔丹很担心。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从另一方面来讲，蒙克本身也不愿意他人介入。乔丹并不知道这一点。蒙克坚持要给苏联境内被他的招募每一个人（图尔金已经离开了马德里，回到了莫斯科，他回去后在第一总局的核心单位K分部工作，在那里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亲自写一封长信，并按惯例附上了任务的清单。 乔丹最后让步了。他决定把蒙克所招募的特工的详细资料，包括时间、地点、方式和他们在不同地点的任职情况，即除了姓名以外的所有能辨认他们的详情资料，都转移到作战部副局长的个人保险柜里。如果有人想阅读这些资料，他必须亲自到副局长那里解释原因。蒙克同意了，并将资料进行了转移。 诺维科夫检查员有一点说对了。切尔诺夫调查官确实又一次出现在英国大使馆里。他是在第二天上午，即8月5日来的。乔克·麦克唐纳请人陪同他一起来到他的办公室，他在那里扮装成大使馆专员。 “我们认为我们也许已经找到了那个破门而人者了，那个闯进您的同事房间的盗贼。”切尔诺夫说。 “请接受我的祝贺，调查官先生。” “不幸的是他已经死了。” “哦，你有他的照片吗？” “我有。我有他躯体的照片，面部的照片以及……”他拍着身边的一个帆布包说，“我这里有他可能穿过的外罩。” 他把一张暗淡的照片放在麦克唐纳的书桌上。那张照片看起来很吓人，但是仔细一看，很像那张画像上的那个人。 “让我把斯通小姐叫来，看她是否能辨认出这个不幸的人。” 菲尔德陪着西莉亚·斯通进来了，他留在办公室里没出去。麦克唐纳告诉她将要看的照片比较可怕，但是他想听听她的意见。她瞥了一眼照片，不自觉地用手捂上了嘴。切尔诺夫拿出了那件破烂的旧军服，举起来让斯通看。西莉亚急切地对麦克唐纳点点头。 “是他。他就是那个……” “你肯定看见，他从你的屋里跑出来了。很明显，盗贼间发生了内讧。我敢肯定全世界都有这种情况。” 西莉亚·斯通被人陪着走出了办公室。 “调查官先生，请允许我代表英国政府，向你们取得的巨大成功表示祝贺。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人的姓名，但是这一点现在并不重要了。这个不幸的人已经死了。一定要把这份非常有利的报告送交给莫斯科民兵的指挥上将。”麦克唐纳对那个容光焕发的俄国人说。 切尔诺夫离开大使馆，进到他的车里之后，他的心情好极了。他刚一返回彼得罗夫卡，就把那个人的所有档案从反盗窃处转交给了谋杀案办公室。有关第二个盗贼的资料很不全。如果没有任何描述，或者没有那个已经死去第一个“盗贼”的证词，要找到他真好比大海里捞针，难得很。 切尔诺夫走后，菲尔德回到麦克唐纳办公室。站长正在给自己冲一杯咖啡。 “你是怎么想的？”他问道。 “我的内线说那个人是被打死的。他在无人认领尸体办公室有一个朋友，是他的这个朋友发现了贴在墙上的画像，并对上号的。尸体检验报告说，那老头的尸体在被发现之前，已经在树林了放了一周了。” “那是什么时间？” 菲尔德查了一下曾在酒吧谈话之后，他当时立即记下的笔记。 “7月24日！” “这么说他大约在17号或18号被杀死的，是他把那份文件扔进了西莉亚·斯通车里的第二天，也就是我飞到伦敦去的那天。这些家伙真是一点时间都不浪费。” “哪些家伙？” “唔，十有八九是那个卑鄙的小人格里申上校指挥的暴徒干的。” “科马罗夫的私人卫队头目？” “那仅是一种表达方式而已！”麦克唐纳说，“你看过他的档案吗？” “没有！” “你应该找时间看一下。他原来是第二总局的审讯员，臭名昭著。” “如果是一种惩罚性的毒打，那么那个老头是谁呢？”菲尔德问道。麦克唐纳注视着窗外河那边的克里姆林宫。 “或许就是偷文件的那个人！” “那么，一个看起来像个流浪汉的老人，是怎样拿到那份文件的呢？” “我只能模糊地猜测，他是有幸被他们雇来干零工的。事情发生后，他又是那样极其不幸。我想你的那位警察朋友真应该再努力争取一笔丰厚的奖金。” 1987年6月，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首都CIA工作站里，一个年轻人首先盯上了苏联大使馆的巴莱罗·尤里耶维奇·克鲁格洛夫，或许他能成为一名发展的对象。该站长向兰利咨询情况。 拉丁美洲分部早就有他的资料，从70年代中期，克鲁格洛夫第一次在墨西哥市任职开始，他们就知道他是一名俄国的拉丁美洲专家。他在后来的20年，在苏联对外事务工作中曾三次在拉美国家任职。由于他看起来很友好并且外向，资料甚至记录了他的工作情况。 巴莱罗·克鲁格洛夫出生于1944年，他是一位外交家的儿子。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儿子进入了享有盛名的国际关系学院学习西班牙语和英语，他从1961年至1966年都在那里学习。然后作为一名年轻人，他在南美洲有过两次任职，年轻时在哥伦比亚，12年后在墨西哥。然后，又一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一等秘书。CIA确信他不是克格勃，而是一名正常的外交官。资料将他描述为一名非常开放的，有可能是亲西方的俄国人，而不是通常的那种苏联强硬派。对他感兴趣的起因，是在1987年夏天，他与一位阿根廷官员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克鲁格洛夫透露了他将返回莫斯科的消息，说他再也不会出国旅游了，他的生活将陷入困境。 由于他是苏联人，于是牵涉了苏联／东欧分部，哈里·冈特建议，在他面前使用一个新面孔。由于他讲西班牙语和俄语，冈特建议贾森·蒙克去执行这个任务。乔丹同意了。 这项任务很简单，因为克鲁格洛夫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要离任了。如果引用一句歌词来表达，意思是：“现在拥有，将来再也不会有。” 福克兰群岛战争已经结束了五年了，阿根廷恢复了民主，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非常轻松的首都，一名美国“生意”人，在一名大使馆小姐的陪同下，在一个招待会上与克鲁格洛夫见面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蒙克感到他们很谈得来，因此建议一起吃饭。 作为大使的一等秘书，这位俄国人可以非常自由地行动，不受大使和克格勃的约束。他觉得与一名外交圈以外的人共同就餐，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吃饭过程中，蒙克借用了他从前的法语老师布拉迪太太的真实的故事。他解释说他的母亲曾是红军的一名翻译，柏林失陷后与一名年轻的美国军官相爱了。他们违背了所有的清规戒律，偷偷地溜到西方成亲了。蒙克在这样一个双亲的家庭里长大，既会讲英语，又会讲俄语，这两种语言讲得都很流利。然后他们开始用俄语交谈。克鲁格洛夫松了一口气。他的西班牙语是一流的，但是他的英语不太好。 两周内，克鲁格洛夫真的遇到问题了。他已经43岁了，离婚后带了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与他的父母住在一起。假如他能有一小笔钱，约为2万美元，他就能在莫斯科买一栋自己的小公寓。蒙克作为一名富有的马球运动员，到阿根廷来的目的是检验某些新型的小型马，他很乐意借给他的新朋友一些钱。 站长建议，将他们交接现金的情景拍下来。但是，蒙克不同意。 “勒索不管用！他要么是自愿来，要么他就不会来。” 虽然蒙克的级别较低，但是站长还是同意由蒙克自己做主。蒙克利用了呼声很高的反战主题说服了对方。他指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美国很受欢迎。克鲁格洛夫已经知道这一点，而且感到很满意。他很赞成戈尔巴乔夫的观点。 蒙克提醒他说，戈尔巴乔夫确实试图拆除战争机器，为他们两国人民带来和平和信任。但是他遇到了麻烦，他们两国都仍然存在着冷战遗留下来的好战分子，即使在苏联外交部的心脏里，也存在这类问题。他们将试图破坏和平的进程。假如克鲁格洛夫能够把莫斯科外交部内发生的事情告诉他的新伙伴，将大大有利于和平的进程。讲到这里，克鲁格洛夫肯定已经猜出了对方的身份，但是他并不感到吃惊。 对于爱玩钓鱼游戏的蒙克来说，这就好比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克鲁格洛夫拿到了钱和通讯包。个人的计划、位置和渠道将通过隐现墨水书写的普通信件寄给东柏林的一个“活”信箱。硬件情报信息将拍摄在微型胶卷上，通过莫斯科市内两个投递点的其中一个秘密信箱，转交给莫斯科CIA的工作站。 他们分手时，按照俄国方式相互拥抱告别。 “不要忘记了，克鲁格洛夫！”蒙克说，“我们这些好人正在赢得和平……所有那些胡说八道的家伙不久将要完蛋，我们将加速他们的灭亡。你什么时候需要我，给我打个电话，我会来的。” 克鲁格洛夫飞回了莫斯科，蒙克回到了兰利。 “鲍里斯，我拿到了！” “拿到什么了？” “照片！你想找的那张照片。昨天那份档案转到了谋杀办公室。那个该死的切尔诺夫有他的照片，我在一捆资料里挑了一张最好的照片。他的眼睛在拍照前被人合上了，看起来就不是那么吓人。” “很好，鲍里斯。现在我的夹克衫的兜里有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五百英镑。但是我需要你做一些别的事情，任务完成后信封将会更满。里面将有1000英镑。” 诺维科夫检查员在电话亭旁作了一次深呼吸。他甚至计算不出来，那个信封里的英镑等于多少百万卢布。不管怎样，比一年的薪金还要多。 “继续说！” “我想让你去爱国武装联盟党总部，见见那里主管所有人事的负责人，让他看看这张照片。” “找谁？” “爱国武装联盟！” “他们与这张照片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只是一个想法而已。也许，他以前见过这个人。” “他怎么会认识那个像乞丐一样的老头呢？” “我不知道，鲍里斯。这，只是一个想法。” “那么我找什么借口去见他呢？” “你是一名调查谋杀案的侦探。你正在办案。你正在跟踪一条线索。那个人一直在该党总部周围转悠。也许他试图非法闯入。有没有警卫发现他埋伏在附近的街上？就是这一类的事情。” “好吧！不过那些都是重要人物。假如我出了差错，都是你的过错。” “你为什么要出错呢？你是一名谦卑的警察，在尽你的职责。有人看见这个亡命之徒在科马罗夫的住宅周围的大街上晃荡。即使他已经死了，你有责任提醒他们注意。也许他是黑帮的人，他也许一直在图谋不轨。你的理由很严密，去执行吧，1000英镑在等着你呢！” 诺维科夫又嘟哝地说了些什么，最后挂机了。他仔细想了一下，认为这些该死的英国人都疯了。那个老头只是进入过他们的公寓，与别人有什么关系。然而，为了那1000英镑，他值得一试。 1987年10月，莫斯科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感到灰心丧气，他的辉煌成就似乎已经成为过去的经历。现在，他已经没什么事情可做了，闲得无聊。 被埃姆斯出卖的最后一个特工早已审讯完毕，从那些吓得发抖的犯人嘴里，已经挤出了最后一丝的回忆和情报。他们12个人正在列福尔托沃监狱下面的地下室里哭泣，第一和第二总局的审查官员们一旦提出要求，可立即提审；如遇反抗或记忆力丧失，将被带回到格里申的特殊审讯室里去。 只有两个人的处理结果违背了格里申的意志，他们没有被执行死刑，而是在劳改营里接受长期的劳动改造。这是因为他们仅为CIA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或者他们职位太低，没有给苏联带来太大的损失。其余的人都被判了死刑。其中九人被带到秘密监狱后面铺有碎石的院里，他们被迫跪在地上，等待子弹穿颅而过。在执行所有的死刑时，作为高级官员的格里申都在现场。 在格里申坚持下，只有一个人没有被处死，他是所有人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老将军在被出卖之前，已经为美国人工作了20年。事实上他1980年最后一次回到莫斯科后，他已经被宣布退休了。 他从来没有要过钱。他之所以为美国人工作，是因为他看不惯苏联政体的极其无理的所作所为。他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他挺直地坐在椅子上，讲述自己对他们的看法，以及他在20年来所做的工作。他是在所有人当中最有骨气的人。他从不请求宽恕。由于他已经上了年纪，他讲述的事情当前已经毫无价值。他对当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除了那几个本身已经退休的CIA管理人以外，他对其他人根本不了解。 审讯完毕后，格里申对老将军怀恨在心，他故意不让他死，以便进行特殊处置。现在这位靠养老金生活的老人正躺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哭泣，浑身上下粘满了粪便。格里申不时地向里面张望，以确信他还在喘气。1988年3月5日，他最终被结束了生命。 那个月，波利亚科夫对格里申说：“我亲爱的同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无事可做了。你的专门委员会必须解散！” “肯定还有另一个人呢，第一总局提到的那个人，那个人掌管着叛徒，但是，还未被抓到。” “啊，他们找不到那个人，只是听说而已，叛徒当中没有人认识他。” “假如，我们抓到了他手下的某个人呢？”格里申问道。 “如果我们抓住他们，我们会让他们来偿还血债的。”波利亚科夫说，“如果是那样的话，如果我们在华盛顿的人能把他们交给我们，你可以重新召集你的人，重新开始。你们甚至可以重新命名，你们可以叫做修道士委员会。” 格里申没有理解其中的意思，但是被波利亚科夫理解了，他便大笑起来。 如果帕维尔·沃尔斯基认为，他是最后一次听到太平间里法医病理学家的声音，那么他错了。8月的一天，在他的朋友与英国情报局官员秘密交谈的同一个上午，他的电话铃响了。 “我是库兹明！”对方说。沃尔斯基困惑不解。 “第二医学院的库兹明教授。几天前咱们还通过电话，是关于对一个身份不明的尸体所做尸体检查的事情。” “哦，是的，教授！找我有事吗？” “我想是另一码事，我可能要给你找点事做。” “那就谢谢您了，什么事？” “上个星期，在莫斯科河的下游捞出了一具尸体。” “那肯定是他们的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沃尔斯基，本来应该是他们的事，但是那里有个聪明的家伙计算着这个尸体泡在水里约有两周的时间了，实际上他说对了。” “在那段时间里，尸体可能被水流从莫斯科冲到河的下游来了。因此，那帮讨厌鬼们又把它用船运回来了。我刚刚把它收拾完。”沃尔斯基思考了一下。在这么热的天气里在水里泡了两周。教授的胃口真比混凝土搅拌机还大。 “是谋杀吗？”他问。 “相反。死者只穿了短衬裤。身上的积聚物可以肯定，死者是为了躲避热浪下河游泳时，遇到了麻烦，溺水淹死了。” “但是，那属于意外事故，不归我们管，我这里是谋杀案件办公室。”沃尔斯基厉声回答。 “听我说，年轻人。耐心地听我说。一般情况下，是无法辨认这类尸体的。但是，河下游的那帮傻瓜却忽略了一点。死者的手指胀得很厉害，以至于他们未能发现藏在里面的结婚戒指。纯金的。我把它拿下来了——我不得不把手指切了下来。戒指上面写着几个字：利迪姬赠给尼基塔·阿科波夫。这很好，不是吗？” “是很好，教授，但是它不是谋杀案……” “听我说，你们与失踪人员办公室有联系吗？” “当然有联系。他们每周给我送一本照片供我们对照参考。” “这就行了。带着二个大结婚戒指的人很可能有家庭。如果他已经失踪了三个星期了，他的家属很可能已经报告了什么部门。我在想，或许可以利用我的侦探天赋挣一些破案的积分，你可以向失踪人员办公室的朋友那里打听一下。我不认识失踪人员办公室的任何人，因此才给你打电话。” 沃尔斯基脸上露出了喜色。他总是请失踪人员办公室的朋友们帮他的忙。现在他可以帮助他们查清楚一个案件，并可挣一些奖赏。他记下了各个细节，谢过了教授，便挂上了电话。 10分钟之后，失踪人员办公室的经常与他联系的那个人来了电话。 “你们有没有一个叫做尼基塔·阿科波夫的失踪的人？”沃尔斯基问道。他的联系人查了一下记录，然后又拿起电话。 “当然有。你为什么要打听这个人？” “告诉我详细情况。” “7月17日报失。自前一天晚上去上班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从此失踪了。报失人，阿科波夫太太……” “利迪姬·阿科波夫太太？” “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来打听消息已经四次了！他在哪里？案件该破案了！你不知道他是谁？或者过去他是谁？” “不知道！”沃尔斯基说。 “他是伊戈尔·科马罗夫本人的私人秘书。” “是那个政客？” “正是我们的下一任总统的私人秘书。谢谢你，帕维尔，我欠你一个人情。” “你当然欠我的人情！”沃尔斯基一边想，一边继续他的工作。 1987年11月，阿曼在那个月，凯里·乔丹被迫辞职。并不是因为爱德华·李·霍华德逃跑了，也不是因为失踪特工的问题。而是因为伊朗的反政府事件。几年前，美国总统的办公室亲自下令，要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桑地诺政权。CIA局长比尔·凯西同意执行这个命令。但国会不同意，拒绝编入预算。遭到国会的拒绝，使凯西等人十分恼火，他们在未经德黑兰政府同意的情况下，试着倒卖军火筹集资金。 1986年12月，在事情暴露后，凯西在兰利他的办公室里突然急性疾病发作。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于1987年5月病逝。里根总统任命政治上可靠的威廉·韦伯斯特，原FBI的局长接任了CIA的局长工作。凯里·乔丹曾经坚定地执行了他的总统和局长的命令。现在一个人得了健忘症，另一个人死了。 韦伯斯特任命了一位CIA离休的老战士理查德·斯托尔茨担任新的副局长，主管作战分部。当时他已经退休六年了。他与伊朗反政府事件毫无关系。他对两年前苏联东欧分部所遭受的毁坏也一无所知。当他正在熟悉情况时候，官僚们开始大规模地接管工作。有三份档案从离任的副局长的保险柜里取了出来，然后与那301份档案合起来了。这三份档案包含了化名为莱桑德、猎户星座和新招募的德尔斐的详细资料。 贾森·蒙克对这次事件一无所知，他正在阿曼度假。他总是在查看各类海洋“钓鱼”杂志，寻找新的钓鱼“热点”。杂志上说11月和12月份，有大量的黄鳍金枪鱼游过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海岸。 他礼节性地拜访了位于老马斯喀特中心，苏丹宫殿附近的美国大使馆，里边只有一名工作人员的小型CIA情报站。他们在一起友好地喝了些酒，他从没想到，会再一次见到他的这位CIA同事。 在第三天，他认为已经在露天海面上晒够了太阳，决定呆在海岸上去购物。他正在与一位为国务院工作的金发美人谈恋爱，他乘一辆出租车去卡布斯港的露天剧场，看看是否能在众多的熏香、香料、织品、银制品和古董货摊中为她买点什么礼物。 他选中了一个华丽的、长嘴的银咖啡壶，它是在很久以前由高山上的某个金属工匠铸造的。古董摊主把它包起来，放进一个塑料提兜里。蒙克在那迷宫似的小巷和院子里完全迷路了，他最后没有走到海边，而是到了背街的什么地方。当他从一个还没有肩膀宽的小巷走出来时，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小院，这个小院一端有一个很窄的入口，实际上，另一端是个较宽出口。有个人正穿过这个院子。他看起来很像欧洲人。 他身后有两个阿拉伯人。他们进院后，每人从腰里抽出了一把尖刀。他们跑到蒙克前面，向他们的目标冲去。 蒙克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他把提兜用力甩出去，重重地砸到其中一个持刀人的头部侧面。那个人被几磅重的金属高速撞击后，摔倒在地上。另一个持刀人站住了，他突然转向蒙克。只见他高高举起闪闪发光的尖刀，向蒙克猛扑过去，蒙克一只手挡住飞来的匕首，另一只拳头朝持刀人的太阳穴猛砸下去。 那个人很壮实。他哼了一声，手里仍然攥着那把刀，但是他决定逃跑。他的同伴尖声喊叫着从地上爬起来，跟在那个人的后面也逃跑了，地面上留下了一把匕首。 那个欧洲人转过身来，二话没说就投入了战斗。他显然知道，如果没有10码之外那个金发人的干预，他早就被杀死了。蒙克看到面前站着一位橄榄色皮肤、黑眼睛的高大的年轻人，但是他不是阿拉伯人。蒙克刚准备开口说话，那个陌生人点头表示感谢，然后悄悄地走了。 蒙克弯腰拣起那把匕首。它根本不是阿曼制造的，在阿曼确实没有听说过行凶抢劫。它是一把刀柄很简单的也门的匕首。蒙克认为，他知道攻击者的来源。他们是也门境内奥达利或奥拉基部落的人。他想他们这么遥远，跑到阿曼海岸来干什么？为什么他们那么仇恨那个年轻的西方人？ 凭着直觉，他走回了美国大使馆，在那里看见了那个CIA的人。 “你有没有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相片集？”他问道。 众所周知自从1986年1月也门内战惨败之后，苏联全部人员撤出了也门，使亲苏的也门政府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亚丁政府忍辱负重，不得不向西方申请贸易贷款和现金，以便维持经济的发展。从那时起，苏联人在也门必定遭难。天晓得，也门人的爱转变成恨之后，会变得如此狂怒……！ 到1987年末，苏联在明显反对共产主义的阿曼开设了一个成熟的大使馆，力求得到亲英国的苏丹的支持。 他的同事说：“我没有，但是我肯定英国人有。” 从美国大使馆的狭窄潮湿、弯弯曲曲的走廊到比较精巧的英国大使馆只有一步路远。他们穿过带有雕刻图案的大木门，向看门人点点头，朝院子里面走去。这里的全部建筑物曾经是一个有钱商人的宅院，到处可以见到历史上辉煌的痕迹。 院里的一面墙上，镶嵌有古罗马军团留下的一块有纪念意义的瓷片，该军团进入沙漠后再也没回来。在院子的中间是英国国旗旗杆，在很久之前只要奴隶能够到它，便可获得自由。他们向左拐，朝使馆大楼走去，有一名英国秘密警察局（SIS）的高级军官在等候他们。他们握手致意。 “老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吗？”英国人问道。 蒙克回答道：“问题是我刚才在露天剧场见到过一个人，我想他可能是苏联人。” 他注意到一个细节，露天剧场的那个人把他的白衬衫的领子翻到夹克的外面，苏联人一般都这样做，但是西方人避免这样做。 “好吧，咱们一起来看看影集！”英国人说。 他领着他们穿过钢制的安全门，进入凉爽的有柱子支撑的大厅，然后上了台阶。英国秘密警察局情报站住在最高的顶层。英国人从保险柜里拿出了一个影集，他们开始翻阅影集。 新来的苏联工作人员的照片都在上面，是在机场、街上或露天咖啡屋拍摄的。黑色眼睛的年轻人在最后一张照片上，是在他到达阿曼飞机场，穿过中央广场时被拍摄的。 SIS的人说：“当地警察非常乐意帮助我们做这类事。苏联人必须预先向这里的外交部申报，以便取得鉴定合格证。我们得到了详细的资料。因此当他们到来时，我们预先得到通知，因此可以准备好长焦距的透镜照相机。是这个人吗？” “是的，有详细资料吗？” SIS的人查阅了一捆卡片。 “找到了。不知是真还是假。他是三等秘书，28岁，名叫奥马尔·古纳耶夫。听起来像鞑靼人。” “不！”蒙克说，“他是车臣人，而且是个穆斯林！” “你认为他是个克格勃吗？”英国人问道。 “是的，他是个幽灵！”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信息。想让我们对他做些什么吗？向政府投诉？” “不！”蒙克说，“我们都要生活。最好知道他是谁。他们将会派来一个替代的人。” 当他们漫步回来时，那个CIA的人问蒙克：“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只是凭一种直觉！” 不是仅凭直觉。一年前，古纳耶夫在亚丁的法国大酒店里喝过橙汁。那天蒙克不是第一个认出他的人。那两个部落的人也发现他了，因此决定为他们国家所受的屈辱而报仇。 8月8日，马克·杰斐逊乘下午的航班到达莫斯科的大舍列梅季耶沃夫机场，《每日电讯》的科长到机场去接他。 这位明星政论特约作家个头不高，衣冠楚楚的，姜黄色的头发正在变稀，留着同样颜色的短胡须。人们都知道他的脾气像他的身材和胡须一样，是个急性子。 为了抓紧时间，他谢绝了他的同事和夫人一起去吃晚饭的邀请，而是请求把他送到享有声望的国际大酒店去。 刚一到酒店，他告诉他的同事，他将单独与科马罗夫会面，必要时将通过该酒店自身的办事机构，雇一辆带司机的豪华轿车。 科长的好意被婉言谢绝了后，他开车离开了。 杰斐逊办理了住店手续，酒店经理亲自处理他的细节问题，经理是一名高个头，彬彬有礼的瑞典人。他的护照被酒店前台的服务员留下了，以便复印适当的细节供旅游部存档。在离开伦敦之前，杰斐逊已经命令他的秘书通知该酒店，他的身份以及他来访的重要性。一进入他的房间，他便拨通了鲍里斯·库兹涅佐夫在传真里留给他的电话号码。 “欢迎您来到莫斯科，杰斐逊先生！”库兹涅佐夫用无可挑剔的。稍带点美国口音的英语说，“科马罗夫先生急切地盼望着与您会面。” 虽然事实并不是这样，但是不管怎样，杰斐逊还是相信了。会见时间定在第二天晚上7点钟，因为，那一位俄罗斯政治家整个白天都不在市里。他们将派一辆轿车和一个司机来接他。马克·杰斐逊满意了，他独自在酒店吃过饭后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吃过咸肉和鸡蛋的早餐后，马克·杰斐逊决定沉湎于英国人在世界各地都有权享受的一种活动，散步。 “散步？”瑞典总经理困惑地皱着眉头询问道，“您想去哪里散步？” “随便哪里都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伸伸腿，很可能到对面的克里姆林宫周围转转。” “我们可以为你提供酒店的豪华轿车，”经理说，“坐车可能更舒服，更安全。” 杰斐逊不愿意坐车。他想做的是散步，他坚持要散步。经理至少说服了他把他的手表和所有外汇现金留下，但是带了一捆100万卢布钞票，以便对付乞丐。那些钞票对付乞丐足够了，但是不足以应付流氓。碰碰运气吧！ 这位中年英国记者，虽然在特写部工作得很出色，但是他的记者生涯一直以伦敦为基地，他从未作为国外战地记者报道过世界的热点问题。两个小时后他回到了酒店，似乎有些不高兴。 以前他来过莫斯科两次。第一次是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第二次是在八年前叶利钦刚刚执政的时候。前两次他的活动范围都局限于从飞机场到高级酒店，以及英国的外交圈内。他一直认为莫斯科是一个脏乱差的城市，并没有预料到，会有今天上午的经历。 他的外表特征非常明显，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外国人。因此无论他走到那里，即便是沿着码头散步或绕花园遛弯，他总是被社会抛弃的人纠缠，这些乞丐似乎遍布所有空间。他有两次被一伙年轻人尾随。他看到的车辆似乎是军车、警车或有权势者的豪华轿车。他想，今天晚上他要向科马罗夫先生提几个有分量的问题。 他决定，呆在酒店里不出去了，一直呆到库兹涅佐夫派人来接他为止。午饭前他要了一杯饮料，他发现酒吧里除了他和另外一个讨厌人世的加拿大商人以外，找不到其他人。作为在酒吧里一起喝酒的陌生人，他们开始聊天了。 “你来这里多久了？”多伦多来的人问道。 “昨天晚上才来！”杰斐逊回答说。 “要呆多久？” “明天就回伦敦！” “嗨，你真幸运！我来这里已经三星期了，想做生意。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无法做生意？” “哦，我肯定有合同。我有办公室。我还有生意伙伴。你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那个加拿大人坐到杰斐逊的桌前，从头说起：“我来这里时，带来了所有我认为必要的伐木业的宣传资料。我在一个新的塔街区租了一个办公室。两天后有人敲门。门口站着一个人，穿戴很干净、时髦，穿西服打领带。‘早上好，怀亚特先生！’他说，‘我是你的新生意伙伴！’” “你认识他吗？”杰斐逊问道。 “根本不认识他。他是当地黑手党的代表。他要与我达成一笔交易。他和他的人要从我所做的每一笔买卖中提成50％。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替我购买或伪造做生意所需要的许可证、配额、特权或我需要的任何书面材料。他们一个电话就能让官僚们把事情摆平，确保及时交货而且没有劳务纠纷。条件是50％。” “你叫他滚开！”杰斐逊说。 “那可不行！我很快就搞清楚了，那是一堵挡风的‘墙’。它可以提供有效的保护功能。没有这堵墙，你别想在短时间里做成任何事情。主要原因是，如果你拒绝了他们，你就没有腿了。他们能帮助你加快步伐。” 杰斐逊怀疑地望着他：“上帝啊！我只听说过这里治安不好。但是，并不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我告诉你，这里的事情是你无法想像的。” 共产党垮台后，使西方人感到惊奇的现象，就是俄罗斯黑社会（说得好听一些，叫俄罗斯黑手党）的犯罪率明显上升。即使俄罗斯人也开始使用黑手党这个名词。一些外国人认为黑手党是一个新的实体，它是在结束共产党统治后诞生的。这是胡说八道。 几个世纪以来，苏联一直存在大量的黑社会活动。与西西里的黑手党不同，它不是一个统一的统治集团，从来没有向海外输出过他们的力量。但是，它确实存在，而且它的势力范围在不断扩大，其成员和黑帮首领极其忠于它的组织，愿为其赴汤蹈火，黑社会的人都是以纹身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斯大林试图摧毁黑社会，把大量的黑社会成员关进了劳改营。这样做惟一的结果是，劳改营的犯人最终控制了劳改营，那些劳改营的卫兵对此熟视无睹，犯人们在劳改营内过着清闲的生活，而他们的家人却被跟踪，受到惩罚。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黑手党的罪犯们就在劳改营的小屋里当上了老板，操纵他们在外面的企业。 冷战中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例之一是，由于黑社会的存在，共产党的垮台时间被推迟了10年。即使该党的领导人最后也不得不与黑手党达成秘密协议。 其原因很简单。黑手党是苏联惟一一家办事效率极高的团体，一个工厂的厂长在生产一个关键部件时发现，由于某个阀门坏了而导致主机床停工。如果他通过官僚主义的层层审批的渠道，他不得不等待六至十二个月，才能拿到新阀门，而在这期间他的整个生产线将被停置下来。 或者厂长可以请与黑手党有联系的姐夫帮忙。这样一来，阀门一周就可以到货。然后，这个工厂厂长可以假装不知道，他的钢板已经被偷运到另外一个正在等候钢板的工厂。于是这两位厂长都各自伪造了自己的产品账本，表明他们已经完成了“定额”。 由于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再加上产品原材料又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出现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经常导致所有的“齿轮”停转，而黑市场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润滑剂。苏联靠这个润滑剂维持到生命的尽头。在最后的10年里，全部依赖的是黑市来发展经济。 黑手党是黑市的控制者。1991年之后，它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从储藏室里走出来，全面繁荣、发展黑市交易。黑市膨胀的速度很快，从以往的敲诈勒索领域，例如酗酒、吸毒、保镖、卖淫，发展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 曾给人深刻印象的是、黑社会以极快的速度从本质上无情地接管了经济。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有三个。首先是苏联黑社会有极大的能量迅速实施暴力，假如他们的行动受挫，他们反扑的暴行，就连美国黑手党“我们的事业”之类的犯罪组织也会很吃惊。任何人，不管他是苏联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他反对黑手党渗入他的企业，他将首先被警告——通常是遭受毒打或纵火，然后被处死。大银行的头目就遭此厄运。 第二个因素是，因资金和人力不足造成的警察无能，他们对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犯罪活动毫无警觉，没有任何经验来对付暴力活动，对黑手党人真是束手无策。第三个因素是，苏联全国流行的腐败传统。1991年至1995年稳定不变的大规模通货膨胀也促成了这一结果。 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美元与卢布的汇率是一比二，这种人为的汇率，就价值和购买力而言是很荒谬的，但是它在苏联内部被强迫实施。在苏联，人们遇到的问题不是资金的短缺，而是用钱买不到东西的问题。因通货膨胀，没有人再去储蓄所存钱，拿固定薪金的雇员们变得一贫如洗。 当街上的警察一周内所挣的工资还买不起一双袜子时，就很难说服他们不用明显是伪造的驾驶执照去换钞票了。 但是，这只是小菜一碟。苏联黑手党操纵了各个阶层的力量，直至高级公务员，几乎将整个官僚机构都招募为他们的同盟。而在俄罗斯，官僚主义是无孔不人的。 因此，许可证、执照、市民的房地产、计划之物、特许权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很快地从颁发证书和物品的公务员那里买到，这就为黑手党创造了丰厚的利润。 给外人留下的另一个很深的印象是黑手党从传统的敲诈勒索领域，很快地就转向了做合法的生意（当然他们传统的业务并没有丢。）美国的黑手党“我们的事业”犯罪组织花了10年的工夫，才意识到合法生意不仅起到增加利润的作用，而且还可以把来路可疑的钱弄得貌似合法。苏联黑手党花了5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种过渡，到1995年，黑手党拥有并控制了40％的国家经济。到1995年后，黑手党的生意已走向国际市场，他们最擅长的三个领域是：武器、麻醉药品和盗用他人物品，以迅速的暴力行动为后盾，目标是所有的西欧和北美国家。 问题是到1998年，他们的生意做过了头。由于贪婪过度，他们破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经济。到1996年价值500亿美元的苏联财产，主要是金子、钻石、贵重金属、石油、天然气和木材被非法偷运到国外。这些商品是用几乎不值钱的卢布折价从政府机关的官僚工作人员那里购买的，运到国外后以商品的形式从事美元交易。其中一些美元被重新兑换成雪花般的卢布，带回国内资助更多的贿赂和犯罪活动。其余的美元被隐藏在国外。 怀亚特先生沮丧地说：“现在的麻烦是，这种‘大出血’式的非法活动已经做得太过分了。腐败的政治家、甚至更多的是腐败的官僚主义者和匪徒们，把他们赖以致富的金鹅杀掉了，就不再会有金蛋了。你读过第三帝国的崛起那本书吗？” “读过，那是在很久之前读的。为什么要提到它呢？” “你记得那些对魏玛共和国最后的日子的描写吗？失业者排起的长队，街道上的犯罪案件增多，老百姓倾家荡产，乞丐觅食，以及当国家破产时的侏儒们，在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大厦里高叫着争吵不休，等等。你现在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历史又重演了。该死！我必须走了。我与别人约好在楼下吃午饭。与你谈话真高兴，怎么称呼你来着？” “杰斐逊！” 杰斐逊这个名字并没有使他回忆起什么。怀亚特先生显然不看伦敦的《每日电讯》。 当那个加拿大人离开时，这个伦敦记者觉得很有趣。当晚所听到的悲观言论使他更加确信，今晚要与他面谈的那个人或许能够拯救这个国家。 那辆黑色加长的柴卡车于晚上6点半来到酒店门口接马克·杰斐逊去会谈，此时他正在门口等候。他总是那么守时，期望别人也是如此。他身穿黑灰色家常裤，一件颜色鲜明的运动夹克和棉布衬衫，束了一条加里克俱乐部的领带。他看起来时髦，整洁，过分注意细节，英国人的气派十足。 那辆柴卡车穿过夜色，驶向北边的基赛尔尼大街，它在花园环路口转弯，拐进了一条边路。当车接近绿色钢门时，司机从他的夹克衫兜里掏出一个发信机，打开了上面的报警按钮。 正在驶入的柴卡车进入了墙上的摄像机的镜头，门卫通过电视监视器看到了那辆车及其车牌号。该车牌号与他所掌握的车牌号码相对应后，他按下电钮，打开了大门。 该轿车刚一进去，大门又关上了，门卫走到了司机的车窗前。他检验了一下身份证，向车的后座瞥了一眼，点点头，把道钉放下去了。 鲍里斯·库兹涅佐夫接到门卫的报告后，走出屋来，在门口迎接客人。他把英国记者领到一楼一个设备完善的接待室里，这个接待室的一边与科马罗夫的办公室相邻，另一边是已故秘书尼基塔·阿科波夫用过的房间。 在伊戈尔·科马罗夫面前，既不许抽烟也不许喝酒，杰斐逊不知道，也从未听说过这一点，因为从来没有人提起过这些事。在这个几乎以喝酒来显示男人风度的国家里，很少遇到不喝酒的俄罗斯人。杰斐逊看过科马罗夫的许多录像，只见他以人民领袖的姿态出现在影片中，手里礼节性地拿着酒杯，以俄罗斯人的方式频频举杯祝酒，根本看不出科马罗夫对酒不感兴趣。杰斐逊不知道科马罗夫手中的酒杯里面，从来装的都是矿泉水。那天晚上，只提供咖啡，杰斐逊谢绝了。 库兹涅佐夫快步走向科马罗夫，杰斐逊稍慢一步跟在后面。科马罗夫的公共关系顾问将客人介绍给主人，双方握手致意。科马罗夫自己先坐下，他坐的皮椅子，要比其他两个人的椅子高一点。 杰斐逊从他的夹克衫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微型录音机，并询问对方是否介意他使用它。科马罗夫低了下头，他对大多数西方记者不会使用速记表示理解。库兹涅佐夫鼓励性地点点头，示意杰斐逊开始访谈。 “主席先生，新闻媒体报道了杜马的最新讨论结果，决定把临时总统的任期延长三个月，而将明年的总统大选提前到明年一月份。您对此决定有何看法？” 库兹涅佐夫将杰斐逊的话很快地翻译过来，并倾听科马罗夫用响亮的俄语进行回答。科马罗夫讲完后，翻译又转向杰斐逊。 “很显然，我和爱国武装联盟对此决定感到很失望，但是作为民主人士，我们还是接受了。杰斐逊先生，我想您已经知道我深深热爱的这个国家，目前的状况不太好。无能的政府长期容忍官僚主义肆意挥霍经济，致使腐败蔓延，犯罪率不断上升。受害的是我们的人民。这种状况持续时间越长，情况就会越糟糕。因此，推迟总统大选的时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我对今年10月赢得大选非常有信心，即使非要推迟到明年互月，那时我们还是会取胜的。”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记者，马克·杰斐逊很快就意识到，科马罗夫的回答太做作了，就好像一名政治家多次被问同一个问题，他能一口气就把答案背出来。在英国和美国，政治家已经习惯于被采访，面对新闻界人士，他们的心情要放松得多，并且，他们与其中很多人建立了良好的朋友关系。杰斐逊感到自豪的是他的文章一直能够全面地、生动地描写人物的特征，文章中既引用了被访谈者的原话，又加上他自己的印象，从而展现一篇真正的新闻文章，而并非那种冗长而枯燥的陈词滥调。但是，这个人讲起话来却如同一架自动化的机器。 记者的经验告诉他，东欧的政治家们一般都要比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家更尊重新闻界的人士。但是，这个人却不一样。这个俄罗斯人很拘谨，很严肃，就像裁缝做的假人一样。 问到第三个问题时，杰斐逊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科马罗夫显然讨厌媒体，根本不喜欢被采访。这个伦敦人试图使用一个更轻松的方法，但是这个俄国人一点幽默感都没有。政治家自命不凡是常有的事，但是这个人的自尊心极强，简直是个狂人。答案就像电视播音稿的提示机一样明了。 杰斐逊迷惑地瞥了一眼库兹涅佐夫。这位年轻的公关头目和翻译显然是在美国受的教育，是双语人才，久经世故，但是他对待伊戈尔·科马罗夫，就像卑躬屈膝的小走狗一样忠心。杰斐逊又进行了一次尝试。 “先生，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样，俄国总统手中的实权要比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手中的权力大得多。在您当选为总统后的头六个月里，您将为客观的观察家们展现那些变革？换句话说，您将优先做哪些事情？” 答案仍然像一本政治宣传册。毫无例外地提到了镇压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改革使人难以承担的官僚主义体制，恢复农业生产，并且变革货币。进一步的提问是关于如何实现上述目标的问题，答案仍然是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如果是西方的政治家，用这类陈词滥调肯定是无法过关的，但是科马罗夫显然期待着杰斐逊能够感到完全满意。 回想来到莫斯科之前他的总编对他的交代，杰斐逊问科马罗夫，他打算如何重现俄罗斯民族的辉煌。这时杰斐逊第一次看到科马罗夫有了反应。 杰斐逊所说的某个事情，似乎触动了科马罗夫的某根痛觉神经，科马罗夫如同触电一般。这个俄罗斯人坐在那里，两颗无神的棕色眼珠子，直愣愣地盯着杰斐逊，杰斐逊受不了这种眼光，他转眼看他的录音机。他和库兹涅佐夫都没有注意到，这位爱国联盟主席的脸色已经变得刷白，两侧的面脸颊上分别出现了一个小的红色亮点。科马罗夫默默地站了起来，离开了房间，进入了自己的办公室里，关上了身后的门。杰斐逊以不解的眼光看着库兹涅佐夫。很明显，那个年轻人也在迷惑之中，但是他很快就恢复到他那彬彬有礼的本能状态。“我肯定，主席一会儿就会回来的。他显然是想起了某件急事，必须马上处理。他处理完就会回来的。” 杰斐逊伸手关上了录音机。科马罗夫打了一个简单的电话，3分钟后，他回到了房间里，坐下来以平稳的语调继续回答问题。当他开始说话时，杰斐逊重新打开了录音机。 一个小时后，科马罗夫表示会谈已经结束。他起身，朝杰斐逊僵硬地点点头，回到他的办公室去了。走到门口时，他招手叫库兹涅佐夫随他一起进去。 两分钟之后，公关顾问回来了，脸色显然很尴尬。 “恐怕我们的交通工具有些问题。”他边说话，边陪着杰斐逊走下楼梯，进入大厅。“你来时乘的那辆车有急事被占用了，其他的车都是加班工作人员的私车。您能乘出租车回国家大酒店吗？” “好吧，我想可以！”杰斐逊说。他真后悔没有从酒店带自己的车来，让司机在门口等候他。“也许你可以打电话叫一辆车？” “恐怕这个时候他们不再接受定车的电话了，”库兹涅佐夫说，“我可以告诉你在哪里能找到出租车。” 他把这位迷惑不解的特约作家从主门领到钢门口，警卫把钢门打开，放他们出去了。在侧街上，库兹涅佐夫指向了一百码远的基赛尔尼大街。 “一到大街上，您就可以在几秒钟内截一辆出租车，15分钟之内你就能回到酒店。希望你能理解。见到你确实非常高兴，先生！” 说完话，他就走了。心烦意乱的马克·杰斐逊沿着窄窄的小街道向大街走去。他边走路边摆弄他的录音机。最后，他将录音机放回到夹克衫的口袋里，这时他已经到了基赛尔尼大街。他四处张望寻找出租车。可以断定，一辆车都没有。他急了，愁眉苦脸地转向左边，朝着莫斯科中心走去。他不时地扭过头去，看看有没有出租车。 路边停了一辆小汽车，车内两个穿皮夹克的人看见他从小街道出来，径直朝他们走过来。其中一个人打开了他们的后车门，他们二人都下了车。当那个英国人离他们只有10码远时，那两个人都把一只手伸进夹克里面，每人掏出一支无声手枪。他们二话没说，射出了两颗子弹。两颗子弹都击中了英国记者的胸部。 那个正在行走的人，顿时止住了脚步。然后，当他的双腿软下来时，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当他开始倾倒时，那两个杀手已经一前一后把他夹在中间。其中一个人把他扶起来，另外一个人用手搜索他的衣兜，很快就从一边的口袋里掏出了录音机，从另一边的兜里掏出了钱包。 他们的轿车开到他们的旁边，他们急促地跳上了车，轿车轰鸣着开走了。一名路过的妇女看到了地上的尸体，起先她以为是一个醉汉，当她看到地面上流出的鲜血时，她便失声喊叫了起来。没有人记下那辆车的车号，反正它是伪造的。 第八章 离枪杀地点不远处有一个饭店，里面有个人听见了那个妇女的尖叫声，他向窗外望去，然后借饭店经理的电话拨通了03，叫来了一辆救护车。 救护车的工作人员原以为他们是在抢救一名心脏病患者，但是他们看到的却是对襟的蓝色夹克衫的前面有两个子弹孔，地下流淌着鲜血。救护车向着最近的医院急速行驶，车上的人同时给警察通了电话。 一个小时之后，谋杀案分部的瓦西里·洛帕京检查员闷闷不乐地盯着博特金医院外伤科推车上的尸体，而夜间值班的外科医生正在脱去他的橡胶手套。 “没希望了，”那位外科医生说，“一颗子弹打中了心脏，是近距离开的枪。子弹还留在体内的某个地方。尸体解剖时会找到的。” 洛帕京点点头。了不得！莫斯科城内有手枪的人太多了，足够重新装备一支部队。他知道，根本无法找到那支杀人的手枪，更不用说那支枪的主人了。他确信，外面的基赛尔尼大街上目睹枪杀案的那个妇女已经不见了。她似乎看见了两个杀手和一辆轿车，没有描述细节。 在台车上，死者那多雀斑的苍白面孔上愤怒地突起了姜黄色的络腮胡子，脸上带有略微吃惊的表情。一个勤务兵将一个绿色的单子盖在尸体上，从而遮住了他那双再也看不见东西的眼睛。 现在尸体身上的衣服全被脱掉了。衣服放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有几件个人物品放在一个钢制的肾形状的盘子里。侦探走过来，拿起了夹克衫，看了看衣领内的商标。他的心情沉重了，是外国商标。 “你认识这些字吗？”他问那位外科医生。 医生凝视着夹克衫里镶着的标签。 他慢慢地读着一个运动用品商的名字：“邦德街。” 洛帕京指着衬衫的商标问：“这个呢？” “马克斯和斯彭斯，”外科医生读出声来，“是在伦敦，”他友好地补充道，“我认为邦德街也在伦敦。” 俄语里，与人的排泄物和两性生殖器有关的骂人的词共有20多个，洛帕京脑子里全部过了一遍。上帝！这是一名英国旅游者。坏事了，肯定是个英国记者。 他把个人物品翻了一遍。没有几件物品。当然，也没有硬币。俄罗斯硬币早就毫无价值了。有一块叠得很整齐的白手绢，一个小包，一个图章戒指和一块表。他假设，那个妇女的尖叫声把凶手吓跑了，使他们没来得及将手表从死者的左手腕上取下，或者将戒指从手指上抹下来。但是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东西。最糟糕的是，没有钱包。他翻了一遍衣服。鞋子里面印有“教堂”的字样：普通的黑色系带鞋子。袜子是深灰色的，无商标；短裤里印的同样是“马克斯和斯彭斯”字样。 医生说：“领带毫无疑问也是来自伦敦某个街上的产品。” 洛帕京失望地又拿起了那件夹克衫。医院的勤杂工忽略了一样东西，在人们经常装眼镜的上兜里有个硬东西。他赶紧把它掏出来，是一个穿孔的硬塑料卡。 它是一把酒店的钥匙，不是那种老式的钥匙，是那种由计算机塑造的钥匙。为了安全起见，钥匙上没有房间号码，这样可以防止小偷进入房间行窃。但是，钥匙上有国际酒店的徽标。 “电话在哪儿？”洛帕京问道。 假如不是在8月份，国际大酒店的经理本尼·斯文森就会一直呆在家里。可是，由于酒店来了许多旅游的客人，而且有两名工作人员因为热伤风请了病假，所以酒店经理一直工作到深夜。这时他自己酒店的接线员接通了电话。 “是警察打来的，斯文森先生。” 经理按下“连接”开关，在电话另一端是警察洛帕京。 “什么事？” “您是经理吗？” “是的，我是斯文森。您是哪位？” “莫斯科民兵总队谋杀案分部的检查员洛帕京。” 斯文森的心情沉重了。对方说他是谋杀案分部的人。 “你们酒店是否住了一名英国旅游者？” “当然有。好几个呢。至少有12个。你为什么要问这件事？” “我给你描述一个人：一米七高，姜黄色短发，姜黄色胡子，身穿深蓝色对襟夹克衫，领带上印有可怕的斑纹。” 斯文森闭上了双眼，以吞咽动作抑制着强烈的感情。哎哟，不可能。只能是杰裴逊先生。晚上还在酒店大厅里见到他在等车呢。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他被抢劫了。现在博特金医院里。你知道那个地方吗？在赛马场附近！” “当然知道。但是你提到的是谋杀案分部。” “恐怕他已经死了。似乎他的钱包和所有身份证件都被偷走了，只留下了一把印有你们酒店的房间钥匙。” “请别走开，检查员。我马上就到。”几分钟之后，本尼·斯文森坐在他的书桌前，心情惊恐万分。他做了20年酒店生意了，还从未遇到过客人被害的事情。 他淮一的业余爱好是打桥牌，他想起来他的一个桥牌搭档在英国大使馆工作。查阅了一下私人电话本，他找到了那位外交人员的住宅电话号码，然后拨通了电话。 “天哪，本尼，是那个记者吗？为《每日电讯》写稿的那个记者？我们不知道他到了莫斯科。不管怎样，还是要感谢你的。” 那位外交家放下了电话，他想这可真要引起惊慌了。英国公民一旦在国外遇到麻烦，不管是死是活，理所当然属于领事的负责范围，他感到应该在早晨之前把这个消息告诉某个人。他拨通了乔克·麦克唐纳的电话。 1988年6月，莫斯科瓦列里·克鲁格洛夫回家已经10个月了。在国外招募的间谍回国后总是有改变主意和失去联系的危险，回国后可以销毁密码、隐显墨水和纸等在国外得到的秘密联络工具。 招募方对此无能为力，即使公开指责那个间谍也毫无意义，而且显得残忍，不会起什么好作用。在敌人内部做反对暴君的工作需要头脑冷静，有些人并不具备这一点。 像兰利的其他人一样，蒙克从来不把反对莫斯科政体的人与美国的叛徒相提并论。后者是背叛了整个美国民族以及他们通过民主方式选举的政府。他一旦被捕，将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经过公平的审判，可以找最好的律师。 苏联人要反对的是一个已征服了90％的国民、仅代表不到十分之一人的利益的野蛮专制政府。一旦被捕，将遭受毒打，不经审判就会被枪毙，或者送进集中营劳改。 然而，克鲁格洛夫信守了他的诺言。他曾经通过秘密信件的约定存取点，投递过三次从苏联外交部内部得到的高级政策性文件，从而使美国国防部在苏联人坐到谈判桌之前了解了他们的谈判方针。1987年到1988年期间，东欧卫星国开始公开反抗苏联的领导，波兰已经离开了她的怀抱，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很热闹，这时迫在眉睫的是，要了解苏联将要采取的对策。重要的是了解莫斯科自身的感觉，他们自己都感到力量不足，人心涣散。克鲁格洛夫将这类信息透露给了美国人。 5月份，克鲁格洛夫表明他需要一次会面。他搞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他想见他的老朋友贾森。哈里·冈特心烦意乱。 “雅尔塔的情况很糟糕，这里没人能安心睡觉。你是侥幸成功的，这次有可能是个陷阱。密码表明他是诚实的。但是，他也有被逮捕过的可能性。他有可能全部都招供了。这类事情你知道得太多了。” “哈里，这些天来有100万美国旅游者参观莫斯科。今非昔比了，克格勃不可能把他们全部监视起来。如果隐蔽得好，一个人藏在100万人当中是不成问题的，除非你在现场被抓获。” “现在他们还敢折磨一名美国公民吗？我会伪装得很巧妙的，我会谨慎行事的。我懂俄语，但要装出不懂的样子。我只是导游带来的一名美国傻瓜。在没有确定是否有人监视之前，我是不会暴露身份的。相信我吧。” 美国有一个庞大的艺术基金会网络，其艺术内容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一个基金会正在组织一个学生团组赴莫斯科研究各类博物馆，重点是访问奥布克哈街上的著名东方艺术博物馆。蒙克作为一名中年学者随团访问莫斯科。 菲利普·彼得博士的背景资料和证件都是真实的，该学生团乘坐的飞机于6月中旬降落在莫斯科机场。蒙克已经作好了思想准备。 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导游义不容辞地在机场接机，把他们安排在非常糟糕的俄罗斯酒店住宿，该酒店的面积非常大，但是却缺少酒店必备设施。来到莫斯科后的第三天，他们参观了东方艺术博物馆。蒙克在美国时就对该博物馆作过仔细的研究。在博物馆的两个玻璃陈列橱窗之间有足够的空间，他坚信假如有一伙人尾随克鲁格洛夫，他肯定会有所察觉。 20分钟后，他看见了克鲁格洛夫。蒙克忠实地跟随着导游走，克鲁格洛夫尾随在他们后面。在确信没有“尾巴”后，他朝博物馆的咖啡厅走去。 东方博物馆凑巧有个咖啡厅，咖啡厅里有洗手间。他们二人各自喝着自己的咖啡，但是蒙克捕捉到了克鲁格洛夫的眼神。假如这个人被克格勃逮捕过，而且经过严刑毒打后已招供，他的眼睛里肯定要泄露出某些神情，例如恐惧、绝望的眼神。克鲁格洛夫的眼里却充满了喜悦的神情。要么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双料”间谍，要么他就是清白的。蒙克起身进入了男厕所。克鲁格洛夫也进去了。一直等到最后一个上厕所的人都离开后，他俩拥抱在一起。 “你好吗，我的朋友？” “我很好。我现在有自己的公寓了，有自己私人的空间感觉真好。我的孩子们可以来看我，我能留他们过夜了。”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吗？我指的是钱。” “没有。我离开苏联的时间太长了。现在，人人都在趁机大捞一把。所有的高级外交官都从国外带回来很多东西。我太天真了。” “这么说事情真的在发生变化，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有益于改变社会的事情，”蒙克说，“这个专制制度不久就要完蛋，你将永远生活在自由之中。不会太久了。” 进来了一些小学男孩，他们喧哗着，撒尿后，就离开了。这两个人一直在洗手，直到孩子们离去为止。蒙克没有关水管，他故意让水一直流淌着。这是一个老把戏，流水的响声通常可以掩盖说话人的声音，除非窃听器在很近的距离内，或者说话人提高了嗓音。 他们谈了10分钟，克鲁格洛夫把他带来的包裹交给了蒙克。里面有真实的文件，是从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办公室拿出来的硬拷贝。 他们再一次拥抱，然后分手了。蒙克又重新加入到他的团队里，两天之后他与团队一起飞回了美国。离开苏联之前，他把那个包裹交给了美国大使馆内的CIA工作站。 白宫从得到的文件中获悉，苏联正在撤回其对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古巴在内的各个国外援助计划。苏联的经济正在破裂，末日屈指可数。苏联再也无法利用第三世界这张底牌来勒索西方了。国务院喜欢这类消息。 这是蒙克第二次在苏联的国土上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家里正有提升职务的消息在等待着他。而且尼古拉·伊里奇·图尔金，即特工莱桑德准备去东柏林担任克格勃整个作战K分局的指挥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是唯一有权接触苏联在西德工作的各个特工资料的人。 苏联国家大酒店的经理和英国大使馆内秘密情报站的站长均来到了博特金医院，他们到达的时间相差不到几秒钟。他们被带到停放尸体的小房间里，洛帕京检查员等候在那里。双方进行了介绍，麦克唐纳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大使馆的人。” 洛帕京首先关心的问题是死者的身份。这不成问题，斯文森已经带来了死者的护照，护照里的照片与死者面容相符。斯文森确认了死者身份后，又看了一眼死者的面容。 “死因是什么？”麦克唐纳问道。 “一颗子弹击中了心脏。”洛帕京回答道。 麦克唐纳再一次检查了外衣。“这里有两个子弹孔。”他轻声说。 他们都重新查看了外衣，确实有两个子弹孔。但是衬衫上只有一个孔。洛帕京又重新看了一眼死者的躯体，他的胸部只有一个子弹孔。 “另一颗子弹肯定打在钱包上，没穿透。”他笑了一下，“至少那帮混蛋不能使用全部的信用卡。” “我要回酒店了。”斯文森说。显然他难以承受这么重的打击。假如这个人接受了酒店提供的豪华轿车就不会出这种事情了。麦克唐纳陪他来到医院门口。 “这件事对你来说太可怕了！”他同情地说，斯文森点点头。“现在咱们尽快清理一下他的物品。我想他在伦敦一定有妻子。要将个人的东西转交给她。也许你可以清理一下他的房间，整理一下他的箱子，好吗？上午我会派车去酒店的。真是太感谢你了。” 回到隔离房间后，麦克唐纳与洛帕京交谈起来。 “朋友，我有话要对你说。这是一件不妙的事情。死者曾经非常有名气，他是一名记者，这件事将会公开的。他的报社在莫斯科有一个办公室，他们将把他作为一个重大题材加以宣扬。而且，它所有的外国通讯社也会如此。为什么不让大使馆来处理这类事情？事实已经清楚了，不是吗？这是一个悲剧的劫路事件。几乎可以肯定，劫匪使用俄语叫过他，但是他不懂俄语。可以想像在他反抗时，劫匪开枪了。真惨啊。情况肯定是这样的，你说呢？” 洛帕京同意他的看法，“肯定是这种情况。我也这样认为。” “那么你们负责查找杀人凶手。咱俩私下说，作为专业人员，我知道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让我们的领事人员负责尸体的遣返回国事宜。也由我们去和英国通讯社交涉，你同意吗？” “同意，这样做似乎很明智。” “我只需要他个人的东西。他们与本案已经无关系了。最重要的是钱包，希望能找到它。还有信用卡，我怀疑是否还有人敢使用它们。” 洛帕京看着肾形盘里放着的几样东西。 “这几样东西需要您签收。”他说。 “当然要签收。准备转交文书吧。” 医院的人拿来了一个信封，信封里面装了一个图章戒指、一块鳄鱼表带的金手表、一块叠好的手绢和一个里面装着东西的小包。麦克唐纳签收后，把他们带回了大使馆。 这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杀手在执行了他们上司命令的同时，无意中有两个失误。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拿走装着所有表明身份资料（包括身份证）的钱包并不惜一切代价拿走录音机。 他们不知道，英国人在境内时身上不需要携带身份证，只是到国外旅游时使用护照；护照经常留在酒店里。杀手还忽略了上衣兜里的酒店的房间钥匙。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使有关人员在发生枪杀案后的两个小时内，就完全验证了死者的身份。 第二个意外事故不是他们的责任。其中一颗子弹根本没有击中钱包。他击中了挂在胸前夹克里面的录音机。子弹打中了录音机的敏感元件，把微型磁带撕成了碎片，录音机再也无法回放了。 检察员诺维科夫已经与爱国联盟武装党总部的管人事的头目约好于8月10日上午10点钟见面。他感到有点紧张，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日林先生喜欢穿深灰色的三件套西服，举止很刻板，面部突出的特征是他那牙刷状的小胡子和眼上戴的无边眼镜。他外表给人的印象是他年轻时就是个官僚主义官员，事实也是如此。 “检察员，我的时间很紧张，请直说你的来意。” “好的，先生。我正在调查一个我们认为有可能是罪犯的人。我们的一位目击者看见他在这附近晃悠。我很自然就联想到，他可能一直在寻找机会企图夜间非法进入这里。” 日林淡淡地笑了：“我怀疑他进不来。检查员，现在世道很乱，这栋办公楼的安全警卫不得不特别严。”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你以前见过这个人吗？” 日林盯着那张照片看了不到一秒钟。“天啊，是蔡塞夫。” “是谁？” “蔡塞夫，那个老清洁工。你说他是夜贼？不可能。” “请您告诉我有关蔡塞夫的一些事情，好吗？” “没什么可讲的。大约是一年前雇佣的。以前当过兵，似乎人还老实。在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晚上来打扫办公室的卫生。” “最近没来吧？” “他最近没出现。他两个晚上没来上班，我不得不另雇佣了一个人。战争使他成了鳏夫，但是他工作却非常仔细周到。” “他什么时候不来上班的？” 日林走到一个橱柜前，从中抽出了一份档案。他给人的印象是什么东西都有档案记载。 “他的资料记录在这个工作表里。7月15日晚，他正常来上班。像往常一样打扫卫生。离开的时间与往常一样，大概是黎明前。第二天晚上没有来，以后再也没来过。你的目击者肯定是看见他在下半夜离开这里的。非常正常，他不是在行窃，他是在打扫卫生。” “这样一来，事情就都清楚了。”诺维科夫说。 “还不完全清楚，”日林突然打断了他的话，“你说他是个夜贼。” “他离开这里两天后，显然参与了库图佐夫斯基大街上的公寓的非法进入案件。房主认出他来了。一周之后，发现他死了。” “真可耻，”日林说，“这类犯罪真让人恼火。你们这些人应该采取些措施。” 诺维科夫耸了耸肩：“我们在努力。但是他们的人多，我们的人少。我们是想做些工作，但是上面不支持我们。” “事情是会变化的，检查员，会发生变化的。”日林的眼里露出了救世主似的光芒。“从现在起再过六个月，伊戈尔·科马罗夫将成为我们的总统。那时你就会发现一些事情会得到改观。你看过他的发言吗？镇压犯罪是他的一贯主张。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希望我们能得到你的选票。” “那还用说。您有这位清洁工的家庭住址吗？” 日林把地址迅速抄在一张纸上递给诺维科夫。 蔡塞夫的女儿哭得很伤心，但是她还是很顺从的。她看看照片上的人，点点头。然后她瞥了一眼靠在客厅墙上的那张轻便小床。至少屋里的空间会大一点了。诺维科夫离开了。他想通知沃尔斯基，但是这家显然没有钱举行葬礼。最好让莫斯科政府去处理吧。正像在他家里的情况一样，太平间的问题也是缺少空间的问题。 至少沃尔斯基可以结案了。对于谋杀案分部来说，蔡塞夫一案的资料也像其他97％的案件一样堆放在那里从此无人问津了。 1988年9月，兰利按照例行公事程序，苏联代表团成员的名单从美国国务院转交到了CIA。当理论物理学硅谷会议第一次讨论邀请苏联代表团参加会议时，根本没有希望通过这项提案。 但是到1987年下半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开始见效，可以看出官方对莫斯科的态度有明显的缓和趋势。使会议组委会感到惊奇的是，苏联同意派一个小型代表团来参加会议。 代表团的名单和细节必须经过移民局的审查，移民局请国务院把关。苏联有关科学家姓名及其所做贡献的资料属于内部绝密文件，因此除了少数几位苏联明星科学家外，西方对其他科学家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当代表团名单转到兰利后，CIA把它交给了苏联／东欧分部，放到了蒙克面前。蒙克凑巧在场。蒙克的两名莫斯科特工通过秘密信件的约定存取点提供情报，工作得很出色，图尔金上校正在东柏林提供了一整套有关克格勃在西德活动的分类材料。 蒙克按照惯例审查了准备参加11月加利福尼亚会议的苏联科学家代表的名单。CIA从来没有听说过名单上的任何人，更不用说接近或招募他们了。 面对这个问题，他使用了他的最后一招。虽然CIA与它的国内对手——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反情报机构之间关系一直很紧张，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自从霍华德事件后，更多的是后者，但是他还是决定去找FBI。这是一个很少机会成功的尝试，但是他知道联邦调查局所掌握的要求到美国避难并经批准的苏联侨民的名单要比CIA多得多。难点不在于FBI是否同意提供协助，而是苏联是否允许在美国有亲戚的科学家离开苏联。这种希望很渺茫，因为克格勃认为在美国有亲属的家庭是安全防范的一个重大缺口。 代表团名单上的八个人当中，其中有两个人的名字在FBI寻求避难者的记录中也出现了。经核查发现有一个名字是偶然相同的；在巴尔的摩的那家与将要到来的苏联科学家毫无关系；另一个名字有些奇怪。在奥地利的临时难民营里曾有一名俄罗斯犹太人难民通过维也纳美国大使馆寻求避难，经批准后她在美国生了个儿子，但是她的儿子却注册了一个不同的名字。叶夫格尼亚·罗津娜现在住在纽约，她为她的儿子起名为伊凡·伊万诺维奇·布利诺夫。蒙克知道那是伊凡的儿子的意思。显然这个男孩是婚外之子。他是在美国结合的产物还是在奥地利临时难民营的产物，或者更早一些？苏联科学家名单上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叫伊凡·伊万诺维奇·布利诺夫教授（博士）。这个名字不一般，蒙克以前从未见过。他乘“美铁”到了纽约，寻找罗津娜太太。 检查员诺维科夫想在下班后喝啤酒时，把好消息告诉他的同事沃尔斯基。他们再一次选了上次吃饭的那个食堂：那里的啤酒便宜。 “猜猜看，我在哪儿呆了一上午？” “在床上与一位慕男狂芭蕾舞女在一起。” “真希望有这样的机会。我在爱国武装联盟的总部。” “什么？在他们保留在鱼巷的那个垃圾堆里？” “不，那里只是摆样子的。科马罗夫真正的总部在环路大街附近一个非常漂亮的别墅里。顺便说一下，啤酒应你请客。我为你破了案了。” “哪个案子？” “那个在明斯克公路旁边的树林里发现的老头。他曾是爱国武装联盟总部的清洁工，后来作为兼职夜贼挣点钱。这是详细资料。” 沃尔斯基将诺维科夫给他的那单独一页纸浏览了一遍。 “爱国武装联盟最近的日子不好过。”他说。 “为什么这么说？” “上个月科马罗夫的私人秘书去河里游泳淹死了。” “是自杀吗？” “不是，不是自杀。他下河游泳，再也没有上来。上个星期，有人在下游把他捞上来了。我们有一个聪明的病理学家。他发现了一个结婚戒指，那上面有他的名字。” “这位聪明的病理学家说他是什么时候下水的？” “大约7月中旬。” 诺维科夫细想了一下。他应该买啤酒了。他毕竟是要向那位英国人收取1000英镑的。现在他还要额外再给他一点。是白给的。 1988年9月，纽约她大约有40岁，皮肤较黑，充满活力，很漂亮。当她从学校接回了儿子到家时，蒙克正在公寓楼的大厅里等她。 当蒙克自我介绍说自己是移民局的官员时，她顿时严肃起来。对于任何非美国出生的移民来说，即使他的证件十分完善，一听到移民局这个字眼，足以使他担心起来，假如不是害怕的话。她别无选择，只好让他进屋。 她的家面积不大，却很干净，当她的儿子在厨房里聚精会神地做家庭作业时，她和蒙克坐在客厅里谈话。她戒备心很强，处于守势。 但是蒙克与她八年前争取进入美国时所遇到的那些生硬的、面无表情的官员不一样。他脸上露出了迷人和自信的笑容，她开始松了一口气。 “您知道我们公务员是怎样工作的吧，罗津娜太太。我们一天到晚总是与档案打交道。如果档案齐全，老板会很高兴。那么后来会怎样呢？不怎么样。它们只会放在档案文件里慢慢积攒灰尘。但是如果它们不见了，老板就会变得急躁不安。因此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就被派出来收集细节材料了。” “你们想知道什么？”她问道，“我的证件齐全。我的职业是经济师和翻译。我支付我的生活费，我交纳税款。我不欠美国任何东西。” “夫人，这些我们都知道。您的证件没有什么违规之处。你是一位公民，一个自然人。所有的事情都井然有序。只是您给您的小伊凡注册了一个不同的名字。你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给他起了他父亲的姓。” “当然可以。你看，现在已经是1988年了。对我们来说，没结婚的两个人生的儿子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档案毕竟是档案。您能告诉我他父亲的姓名吗？求您了。” “伊凡·伊万诺维奇·布利诺夫。”她说。 瞧！正是名单上的名字。在整个苏联几乎不会有与他重名的。 “您当时很爱他，对吗？” 她的眼睛里露出了一种朦胧的神色，似乎沉浸在遥远的回忆之中。“是的。”她低声说。 “请给我讲讲伊凡。” 蒙克有几项特殊的才能，其中之一就是能说服人们与他交谈。他们谈了两个小时有关孩子父亲的事情，直到那个男孩手里拿着整齐的数学作业从厨房里跑出来为止。 伊凡的父亲1938年出生于列宁格勒市，是一名大学物理教师，他的母亲是一名小学数学老师。父亲奇迹般地躲过了战前斯大林的肃反运动，但是在1942年的德国封锁期间不幸遇难。母亲怀里抱着五岁的瓦尼奥脱险了。1942年她乘一辆卡车跨过拉多加湖上的寒冰，离开了那个供应不足的城市。母子在乌拉尔山脉的一个小镇里定居了，孩子在那里渐渐长大了，孩子的母亲下定决心要把儿子培养成像他父亲那样有才气的人。 18岁那年，他来到莫斯科试图进入苏联高等教育机构中最有名望的技术院校——物理技术研究院。使他惊奇的是，他竟然被录取了。虽然他的地位微贱，但是他父亲的名气，他母亲的精心培育，也许是遗传基因，当然是他的个人努力终于打翻了平衡。在这所学院平凡的名称后面培养了核武器领域里最尖端技术的设计人员。 六年后，这个年轻人在某个科学城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个城市很保密，以至于几年都过去了，西方人还从未听说过它。阿尔扎马斯-16立刻成为这位年轻才子的一个有特别恩典的家，也是一座监狱。 按照苏联的标准，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是很奢侈的。他住在一套小公寓，公寓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属于他自己的；公寓周围的商店比苏联其它任何地方的都要好；他的工资待遇较高，研究设备可以无限使用。所有这些都是属于他的，但是不属于他的是离开那个地方的权利。 他每年有一次休假的机会，休假的地点是上级安排好的，花费仅是通常价钱的几分之一。假期结束后，再回到那带刺的铁丝网里面去，那里面通信要经过检查，电话上安装了窃听设备，朋友之间的交往受到监视。 在他30岁之前，他遇到了瓦利哑，并娶她为妻。瓦利姬是一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和英语老师。她教会了他英语，因此他可以阅读大量的西方原版书刊。开始时，他们很幸福，但是他们的婚姻由于某个原因出现了裂痕：他们急于要个孩子，但是怎么也怀不上。 1977年秋天，伊凡·布利诺夫在北高加索山脉的基斯洛沃茨克矿泉疗养地度假时遇到了叶夫格尼亚·罗津娜。在那个豪华的笼子里面有规定，夫妻双方必须分别在不同的时间休假。 罗津娜四岁，比他整整小10岁，她与明斯克的丈夫离婚了，没小孩，她很可爱，但是较傲慢，经常收听外台广播（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经常阅读新奇的杂志，例如《波兰》，该杂志在华沙印刷，与那些枯燥、教条的苏联杂志不同，它的内容比较自由，丰富多彩。那位闭关自守的科学家被她迷住了。他们同意进行书信来往，但是布利诺夫知道他的信件将受到检查（因为他手里掌握着许多秘密），因此他让她把信寄给在阿尔扎马斯-16工作的一个有通信自由的朋友那里。 1978年他们再一次见面，这一次是在黑海的索契度假区。布利诺夫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而他与罗津娜之间的感情已超出了友情的范围。1979年他们又在雅尔塔第三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双方都意识到他们仍在相爱，但是那是一个毫无结局的爱情。 他觉得他不能抛弃他的妻子。假如还有另外一个男人在追求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事实是没有其他人在追求她，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是15年来，她一直是一名忠诚的妻子。如果爱情已经死亡，那就顺其自然吧。他们仍然是朋友，他不愿意用离婚来羞辱她，至少不会发生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小团体里。 罗津娜同意了，但是由于另一种理由。她告诉他一件以前从未提过的事情。假如他们结婚，那将毁了他的事业。她是犹太人，仅这一点就足够了。她已经向（苏联的）签证和登记处提出申请，准备移居以色列。在勃列日涅夫的统治下，有一条新的特许令。他们亲吻，做爱后分手了，以后彼此再也没见过面。 “其它的事情你就了解了。”她说。 “你在奥地利的临时难民营里向我们大使馆提出了避难申请？” “是的。” “那么伊凡·布利诺夫呢？” “在雅尔塔度假之后的六个星期后，我发现我怀了他的孩子。伊凡是在这里出生的，他是一名美国公民。至少他将在自由的环境里长大。” “你从未写信告诉过他真情吗？” “为什么要与他联系？”她痛苦地问道，“他是有家室的人。他生活在奢侈的监狱里，像任何一名在劳改营里的罪犯一样。我能做什么呢？使他回想起这所有的一切？明明知道他无法实现，为什么还要让他在那里苦苦追求？” “你给你的儿子说过他父亲的事吗？” “说过。我对他说他父亲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但是他在很远的地方工作。” “事情都在发生变化，”蒙克和蔼地说，“他现在也许能自由地来往于莫斯科了。我有一个朋友。他经常去莫斯科。他是个生意人。你可以给那位在阿尔扎马斯-16有通信自由的那个人写一封信。请孩子的父亲到莫斯科来。” “为什么？告诉他什么？” “他应该知道有关他儿子的事情，”蒙克说，“让孩子写。我来安排孩子的父亲收到这封信。” 在孩子睡觉之前，小男孩用俄语写了两页纸的一封信，信的开头是：“亲爱的爸爸……” 格雷西·菲尔德在11日中午之前回到了使馆。他敲开了麦克唐纳的门，却发现站长陷入了痛苦的沉思。 “去泡沫会议室吗？”年纪较长的人问。菲尔德点点头。 当他们来到A会议室后，菲尔德将一张照片扔在桌子上，一个老头死亡后拍摄的面部照片。 那张照片是在树林里发现死者的现场拍照的，与切尔诺夫调查员在大使馆拿到的那张类似。 “你看见你的人了？”麦可唐纳问道。 “是的。他是爱国武装联盟总部的清洁工。” “清洁工？” “对，是打扫办公室的清洁工。像切斯特顿式的隐身人一样。每周除了一天外天天晚上去上班。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晚上约10点上班，上下左右逐个打扫办公室。这就解释了他又脏又穷的原因。他住在一个贫民窟里。挣点小钱。还有更多的消息。” 菲尔德把尼基塔·阿科波夫的事又叙述了一遍。科马罗夫的私人秘书在7月中旬下河游泳淹死了。 麦克唐纳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 “我们的工作是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他说，“但是现在咱们还应该进行这样的假设。阿科波夫把那份文件忘在他的书桌上。那个老清洁工看见了，翻了翻文件，他不喜欢文件中的某些内容，就把它偷走了。这样能说得通吗？” “挑不出来毛病，乔克。第二天发现那份文件不见了。阿科波夫被解聘，但是由于他已经看过那份文件，不能留下他这个活口。他与两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一起去游泳，那两个人把他按到了水下面。” “也许，他们是在一个大水桶里干的。事后把他拖到了河里。”麦克唐纳咕哝着，“清洁工再也不出现了，他们终于明白了。接着就是四处搜捕他。但是清洁工早就把文件扔到西莉亚·斯通的车里了。” “为什么扔到她的车里呢，乔克？” “我们永远也解不开这个谜。那个清洁工肯定知道她是大使馆的人。他说为了啤酒要把它交给大使先生。到底是什么该死的啤酒啊？” “他们到底还是找到他了，”菲尔德提示道，“他们殴打他，他最后全部招供了。然后他们就把他干掉并抛弃了。他们是如何找到西莉亚·斯通的公寓的呢？” “很可能是跟踪她。就从这里开始跟踪。她并没有察觉到。找到她的住处后，用钱收买了门卫，检查了她的车。文件不在车里，他们就进入了她的房间。这时正好她进屋了。” “因此，科马罗夫知道他的珍贵文件丢失了，”菲尔德说，“他知道谁把它拿走了，他知道清洁工把它扔到哪里了。但是他不知道谁碰巧把文件从车里拿走了。西莉亚可能已经将它抛弃了。俄罗斯的每一个怪人，都可以给权大位尊的人们递请愿书。请愿书多得就像秋天的落叶。或许科马罗夫并不知道他这样做的后果。” “他现在知道了。”麦克唐纳说。 他从兜里拿出来一个小录音机，这是他从喜欢用录音机听音乐的一个秘书那里借来的。然后，他取出一个微型磁带，放进录音机里。 “那是什么？”菲尔德问。 “我的朋友，这是对科马罗夫访谈的全部录音，一共两面，每面一小时。” “我以为杀手把录音机拿走了。” “他们确实把它拿走了。他们还用一颗子弹击中了它。我在杰裴逊右手边，胸部内衣的口袋里发现了塑料和金属碎片。子弹打中的不是钱包，而是录音机。因此，它的磁带再也无法放音了。” “但是……” “但是那个蠢货肯定在街上站住了，把这个宝贵的访谈磁带抽出来，放进去了一盘新磁带。这是在他的裤兜里一个小袋子里发现的。我认为它能告诉我们他的死因。听听吧。” 他打开录音机，屋里顿时充满了那个已去世的记者的声音。“主席先生，关于对外事物问题，特别是有关与苏联其它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您打算如何再现俄罗斯民族的辉煌？” 稍微停顿了一下后，库兹涅佐夫开始翻译。当他翻译完毕后，有一段更长时间的停顿，接着是地毯上的脚步声。录音机被关上了。 “有人站起来离开了房间。”麦克唐纳说。 录音机又重新打开了，他们可以听到科马罗夫回答的声音。他们无法知道杰裴逊究竟把录音机关了多久。但是，就在关机之前，他们能听到库兹涅佐夫开始说：“我肯定主席不会离开太久……” “我搞不明白。”菲尔德说。 “这非常简单，格雷西。那天整个晚上，我在博克斯堡亲自翻译了那份黑色宣言。是我把它翻译成‘再现俄罗斯民族的辉煌’的词语的。他写的就是这个意思。” “马奇班克斯读了那份黑色宣言的翻译稿。他肯定对那位编辑提到过这个词语，而编辑又对杰裴逊引用了它。杰裴逊喜欢这比喻，因此昨天晚上他又对科马罗夫使用了这个字眼。科马罗夫这个家伙发现自己听到的正是他说过的话。我以前从未听到有人使用这个词语。” 菲尔德拿过来录音机，把那一段又重放了一遍。杰裴逊讲完后，库兹涅佐夫开始翻译，他确实使用的是“再现俄罗斯民族的辉煌”的词语。 “上帝啊，”菲尔德低声说，“科马罗夫肯定认为杰裴逊看过他用俄语写的那篇文章。他肯定推断杰裴逊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人，他是来测试他的反应的。你认为是黑色卫队干的事吗？” “不，我认为是格里申召集他的黑社会同伙干的。行动非常迅速。如果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他们会把他从街上抓回去慢慢审讯。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干掉他，取回磁带。” “乔克，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飞回伦敦。我们准备动手了。我们了解清楚了，科马罗夫也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的头儿曾说过，他需要证据来证明它不是伪造的。为了那份恶魔的宣言，已经死了三个人了。我真不知道他还想要多少血腥的证据。” 1988年，圣何塞硅谷真的是一条山谷，夹在两座山之间，西面是圣克鲁斯山，东面是汉弥尔顿山脉。它的起点是圣克拉拉，一直延伸到门洛公园，这是1988年的界限。1988年之后，它已经扩展了气叫它硅谷这个绰号是因为这里聚集的企业数量令人惊奇，这里有一千至两千家工业企业和研究单位，它们都致力于高科技的尖端项目的研究和生产。 1988年11月的国际科学会议在硅谷的主要城市圣何塞举行，该城市原先是一个西班牙教区小镇，现在已变成一个蓬勃发展的、以宝塔为特色的大都市。苏联代表团的八名团员下榻在圣何塞的费尔蒙特酒店。他们办理入住手续时，蒙克就在酒店大厅里。 这八名基本团员由一个阵容更大的保护团陪同着。有一些人来自纽约的苏联大使馆，一名来自旧金山的领事馆，四名来自莫斯科。蒙克坐在那里，他面前放着一杯冰茶。蒙克穿着一件花呢上衣，身旁放了一本《新科学家》杂志，他正在现场观察情况。保护人员总共五名，显然都是来自克格勃。 来这里之前，蒙克与一位来自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的高级核物理学家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这位美国物理学家为终于有机会见到苏联物理学家布利诺夫教授而欣喜若狂。“你必须认识到的这个人是个谜，在过去的十年里他逐渐显露头角。”这位技术专家在利弗莫尔对他说过，“早在十年前进行科学交流时我们就开始听到有关他的传说。他是苏联境内的一颗明星，但是那帮幽灵般的人不让他在国外发表文章。 “我们知道他得到了列宁奖章，同时还获得许多其它的奖。他肯定收到过众多的国外讲学的邀请，我们就给他发过两封邀请信。但是我们不得不把信寄给科学院常务委员会。他们总是说：‘把这事忘了吧。’ “他已经作出了巨大贡献，我想他肯定想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我们毕竟都是人啊。因此很可能是科学院把邀请函扣下了。现在他要来了，他将讲述先进粒子物理学的理论，我一定要去听。” 我也去，蒙克想。 他一直等到那位科学家发言完毕，接着是热烈的掌声。蒙克在听众席里听了他的演讲，在喝咖啡时四处走动了一下，他觉得自己像外星人一样，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谈论什么东西。 在苏联代表团回国的前一天晚上，蒙克一直等到布利诺夫教授回到了他的房间，这时他敲响了教授的房门。 “谁呀？”一个人用英语问。 “客房服务员！”蒙克回答到。 门开了，但是只开到门上链条开口那么大。布利诺夫教授朝外望了一眼。他看见一个穿西服的人，他手里端了个碗，碗里展示的是水果，水果上面覆盖了一条粉色缎带。 “我没有要客房服务。” “先生，您是没要客房服务。我是夜间经理。请接受经理的致意。” 在美国呆了五天了，布利诺夫教授仍然对这个奇怪社会里的无限物质消费感到不知所措。他所认可的只有科学交谈和严密的安全措施。但是免费送一碗水果真是一件希奇事。他不想显得失礼，于是打开了门上的链条，克格勃曾经嘱咐过他不要这样做。蒙克进屋后，放下水果，转身关上了门。科学家的眼里露出了警觉的目光。 “我知道你是谁。你现在就出去，否则我要按警铃叫我们的人来了。” 蒙克微笑着开始用俄语交谈了：“教授，我肯定要出去的，按您的要求，随时都可以走。但是在我走之前，我想让你看一件东西。先看完这封信后再按警铃。” 科学家疑惑地拿过那封孩子写的信，看了第一行字。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抗议道，“你强行进来了，而且，咱们就谈5分钟。然后我就走。轻点声，不要吵闹。请先听我说。” “罗津娜现在在纽约。”蒙克说。教授不说话了，他惊得目瞪口呆。他今年50岁，灰色的头发，看起来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老一些。他弯腰去取眼镜以便看信，他把眼镜架在鼻梁上了。他从眼镜的上方窥视蒙克，然后慢慢坐在床上。 “是罗津娜吗？她在这里？在美国？” “你们在雅尔塔度过最后一个假日后，她收到允许她赴以色列的许可证。她在奥地利的临时难民营里与我们使馆取得了联系，我们给她签了到美国的签证。在难民营时，她意识到她已经怀了你的孩子。请读信吧。” 教授在困惑中慢慢读着那封信。当他读完信时，他手里举着那两页纸，两眼直盯着对面的墙。他将他的眼镜取下来，揉了揉眼睛。两行热泪慢慢地涌出了眼眶，顺脸颊滴下来了。 “我有个儿子，”他低声说，“上帝啊，我有个儿子。” 蒙克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那个男孩的头上戴着一顶垒球帽，笑得很开心。他脸上有雀斑，掉了一颗牙。 “他的名字叫伊凡·耶·布利诺夫，”蒙克说，“他从未见过你，只是从索契那里见过一张已经褪色的照片。但是他很爱你。” “我有一个儿子。”这位能设计氢弹的人重复说。 “你还有妻子。”蒙克低声说。 布利诺夫摇摇头：“瓦利姬去年患癌症去世了。” 蒙克的心跳了一下。他是个自由人了。他可能想留在美国。原先的计划没料到这一点。布利诺夫先发制人了。 “你想让我干什么？” “从现在起还有两年时间，我们想让你接受到西方讲课的邀请，呆在这里。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将用飞机把你接到美国。这里的生活将非常优越。我们将为你提供在一所重点大学任高级教授的职务，在森林里为你安排一栋大房子，两辆轿车。罗津娜和伊凡将与你永远住在一起。他们俩都非常爱你，我想你也很爱他们。” “你说的是两年。” “是的，再在阿尔扎马斯-16呆两年。我们需要了解它全部的情况。你懂吗？” 布利诺夫点点头。在黎明之前，蒙克教他记住了东柏林的地址，收下了那罐剃须泡沫，在那里的悬浮微粒中藏有一小瓶，里面的隐现墨水能写一封信。渗透到阿尔扎马斯-16肯定没问题。还将有一次会面和移交，自那时起一年后他将带上所有能拿到的东西逃离苏联。 当蒙克走出酒店大厅时，一个声音在悄悄地对他说：“你是头等卑鄙的人。你应该让他现在就留在这里。”另一个声音说：“你不是在进行家庭团聚的慈善活动。你是一名间谍。那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你的职责就是这些。”真正的贾森·蒙克发誓总有一天要让伊凡·伊万诺维奇·布利诺夫来到美国与他的妻子和儿子住在一起，山姆大叔将弥补他在那两年当中每时每刻所作出的牺牲。 两天后，在博克斯堡亨利·库姆斯爵士的顶层办公室里召开了会议，这里被诙谐地称为光明文化宫。这个称号来源于很久以前去世的一个名叫尤尼·布卢姆的老战士。他曾是东方通，在北京时他发现有座建筑物是起的这个名字。这使他想起了自己在世纪大厦的总部。于是这个名字诞生了。 参加会议的还有东半球和西半球分局的两名分局长，俄罗斯分部的部长马奇班克斯和麦克唐纳。麦克唐纳汇报了近一个小时，他的上司偶尔作些补充。 “好吧，请各位先生发表意见。”局长最后说。 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意见很统一。他们不得不相信黑色宣言真是被偷出来的，它确实是科马罗夫执政后打算实施的宏伟蓝图，即建立一党专制的暴政以便对外实施侵略，对内有计划地灭种和屠杀。 “乔克，你必须把你所讲的内容写一份书面报告。请在今晚之前，交上来。然后，我再进一步向上汇报。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我们在兰利的同事知道此事。肖恩，你负责处理这事，好吗？” 西半球分局局长点点头。局长站起来了。 “该死的交易，一定不能让它成功。我们的政治家们必须为我们开绿灯，以便采取措施使科马罗夫完全停止他的活动。” 结果并非如此。就在8月末的一天，亨利·库姆斯爵士奉命去参见查尔斯国王大街外事办公室的高级公务员。 作为常务副部长，雷金纳德·帕菲特爵士只不过是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同事而已，但是他是所谓的五位哲人之一，其他四位分别工作于财政部、国防部、内阁办公室和内务办公室；这五个人将有权向首相推荐情报局局长的接班人。这位副部长和情报局长很早之前就认识，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友好，他们二人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势力范围。 “上个月你们的人从俄罗斯带回来的那份该死的文件。”帕菲特说。 “是黑色宣言。” “对，是它。很好听的标题。是你命名的吗，亨利？” “是我的莫斯科情报站站长翻译的。似乎很合适。” “黑色这个词用得很不恰当。我们只让美国人分享了这一情报，没告诉其他任何人。这份文件已经转到了上层。我们的老板（他指的是英国外交部长）去托斯卡纳度假之前已经看过了。美国国务卿也看过了。不用说，革命是很普遍的现象。” “我们准备有所反应吗，雷吉？” “这正是问题所在。政府对政府之间的反应是官方性质的，而不能针对国外的反对派政治家。”他敲着他桌上那份外事办复印的宣言稿说，“从官方来说，这份文件几乎可以肯定是不存在的，尽管我们双方都知道它确实存在。” “由于它毫无疑问是被偷来的，从官方来说，我们很难拥有它。恐怕按照常识，政府是无法作出反应的。” “那是指官方，”亨利·库姆斯小声抱怨着，“我们的政府非常明智地利用我的情报服务，其目的毫无疑问就是为了有能力作出反应，必要时，可以是非官方的反应。” “亨利，你肯定是指某种形式的隐蔽行动。” 使用“隐蔽行动”这几个字眼时，雷金纳德爵士的表情仿佛是看见一个傻瓜打开了一扇窗户，放进来的却是煤气厂的怪味。 “以前我们曾悄悄地破坏过那些邪恶的狂人的如意算盘，雷吉。这是我们的工作，你是知道的。” “但是成功的事例不多，亨利。问题就在这里。大西洋两岸的所有政治家们似乎都有一种观念，即某个行动在某个时刻无论似乎隐蔽得多么好，将来它终究是要暴露的。一旦露馅，政治家们将非常难堪。” “我们的美国朋友为自己设置了许多防范‘门’，例如水门、伊朗门、反政府门等。我们自己可以回忆起那些泄露的情况，接着就是调查委员会的查问和他们讨厌的报告。议会里的小动作，向伊拉克运送武器等等……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亨利？”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没有胆量。” “这个词虽然未加修饰，但是用得很准确。你一直有巧妙用词的天才。我认为假如这个人能执政，英国和美国政府将来都不会与他扩展贸易往来或提供贷款援助。仅此而已。至于主动采取措施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 那位常任副部长陪同情报局长走到门口。他那蓝色眼睛闪烁的目光与情报头目的目光相遇了，他的神态非常严肃。“亨利，这件事答案非常明确，绝对不行。” 当他的轿车载着他飞速地穿过寂静的泰晤士河码头返回博克斯堡十字路口时，亨利·库姆斯爵士别无选择，只好接受政府内部已经决定的现实。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双方只要握手言和就行了，各自可以保留斟酌处理权。但是他们会经常回来纠缠那些签字的人。伦敦或华盛顿的人都不愿意为其隐蔽服务部门签署采取“主动措施”的命令，以便阻止伊戈尔·科马罗夫前进的步伐。 1989年7月，弗拉基米尔美国学者菲利普·彼得博士已经来过一次莫斯科了，当时表面上他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东方艺术和古老的俄罗斯遗迹。在莫斯科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生，他甚至连眉毛都没抬。 12个月之后，有更多的国外旅游者涌入莫斯科，对他们的控制就更加放松了。蒙克面临的问题是能否再次使用彼得博士的名字。他决定就这么办。 布利诺夫教授在信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他已经拿到了美国人想要的所有科学问题的答案，内容极其丰富。在蒙克与布利诺夫教授在费尔蒙特酒店他的房间里接触之前，美国最高层学术界专家就经过紧张的讨论，而后拟订了一张清单。伊凡·布利诺夫把这张清单带走了。现在他准备递交这份清单。他的问题是他无法去莫斯科，怕引起怀疑。 高尔基是充满科学研究机构的另一个城市，从阿尔扎马斯-16乘火车到那里仅需要30分钟，布利诺夫去那里不成问题。经过本人多次抗议后，克格勃已经取消了他离开核能研究区时身后跟随的“尾巴”。按说他已经去过了加利福尼亚，为什么不能去高尔基？而且政委还支持他的这一想法。如果没有监视，他可以乘火车继续向远走，到大教堂城市弗拉基米尔去。然而他最远只能到那里了，因为他晚上必须赶回来。他将日期定在7月19日中午，地点是圣母升天大教堂西楼座下面。 蒙克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研究弗拉基米尔城。它是一座中世纪的城市，因两个宏伟的大教堂而闻名。其中较大的那个教堂是圣母升天教堂，里面有许多15世纪画家安德烈·鲁布廖夫的作品；较小的叫圣迪米特里角教堂。 兰利的研究部门找不到那一天要去弗拉基米尔附近旅游的团组。作为旅游者单独一个人去很危险：因为没有团队的掩护。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迷恋于俄罗斯老式教堂建筑的狂热者组成的团组，他们准备于7月中旬访问莫斯科，19日乘长途汽车去扎戈尔斯克参观那个神话般的三位一体的圣塞尔吉乌斯修道院。彼得博士加入了这个团组。 彼得博士满头银灰色卷发，他手举着旅行指南放在鼻子前面，他们花了三天时间游览了克里姆林宫的华丽教堂。第三天活动结束时，他们的国际旅行社的导游告诉他们明天早晨七点半在酒店大厅等候开往扎戈尔斯克的长途汽车。 第二天早晨7时15分时，蒙克派人给导游送了一张请假条，他说由于自己胃疼得很厉害，他想吃过药后卧床休息。8点钟，他悄悄地离开了酒店，步行到喀山车站，买了一张去弗拉基米尔的火车票。快到11点钟时，他到达了那个教堂城市。 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那里已经有许多旅游团了。由于弗拉迪米尔没有国家机密，旅游者几乎不受到监视。他买了一张城市交通图，绕着圣迪米特里角教堂漫步，欣赏着教堂墙壁上1300个浅浮雕，其中有野兽、鸟、花、希腊神话中的狮身骛首的怪兽、圣徒和先知。在差10分钟12点时，他漫步300米向圣母升天教堂走去，他独自一人在西楼座下面欣赏鲁布廖夫的壁画。他身后有人咳嗽了一声。蒙克想，假如他被跟踪了，那我就是死定了。 “教授，你好，你身体好吗？”他平静地问候他，眼睛没有离开那生气勃勃的壁画。 “我很好，但是有点紧张。”布利诺夫说。 “我们不都一样紧张吗？” “我给你带来了一些东西。一封罗津娜写的长信。另一封是小伊凡写的，还有几张他在学校里画的画。顺便说一下，你儿子肯定遗传了你的大脑细胞。他的数学老师说他的数学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那位科学家，虽然吓得额头上滴下了汗珠，他还是喜出望外。 “慢慢跟着我走，”蒙克说，“眼睛一直看壁画。” 他向前走着。似乎要看完全部的拱顶。一群法国旅游者走开了，只剩下他两人了。他把从美国带来的信件包裹和为美国核物理学准备的第二份任务清单交给了教授。教授把它们放入了外衣内兜里。教授给蒙克带来的东西要多得多——是他在阿尔扎马斯-16拷贝的1英寸厚的一捆文件。 蒙克不喜欢它，因为没有地方放它；他把它塞到衬衣下面，把它转到背后。他们握手，双方都露出了笑容。 “鼓起勇气，伊凡·伊万诺维奇，不会太久了。还有一年的时间。” 他们二人分手了。布利诺夫返回高尔基，然后回到他那阔气的笼子里去；蒙克乘火车返回莫斯科。在长途客车从扎戈尔斯克返回之前，他已经回到了床上，教授交给他的东西已经存放在美国大使馆里了。每个人都很同情他，对他失去了一个欣赏人间珍品的机会表示遗憾。7月20日，该团组乘飞机离开莫斯科飞往纽约，途经基地上空。在同一个晚上，另一架喷气式飞机进入了肯尼迪机场，但是它是从罗马飞来的。飞机上的乘客是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他在意大利呆了三年后，又返回兰利，继续为克格勃做间谍工作。他比三年前更富了，拥有200万美元。离开罗马之前，他把莫斯科给他的九页纸的任务清单都背下来了，然后把信件烧了。其中主要的任务是寻找更多的被CIA控制的苏联境内的特工，重点是克格勃人员、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人员、高级公务员和科学家。信里有一条附言：集中精力调查那个叫贾森·蒙克的人。 第九章 对于詹姆士大街、皮卡迪利大街和蓓尔美尔大街上俱乐部里的先生们来说，8月不是一个好月份。8月是假期的日子，在这个月份里，大多数会员都希望与家人一起外出。在这个月里，有一半的会员都在乡村和国外度假。 许多俱乐部都关门了，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离开首都的会员们，不得不在奇怪的环境里与他人一起凑合着睡觉，为数不多的几家仍在营业的俱乐部，却成了那些已关门俱乐部的会员们喝酒和吃饭的地方。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怀特俱乐部又开张了，亨利·库姆斯爵士就是在这里，他邀请了一位比他大15岁的人共进午餐。许多人都在秘密情报局局长这个职位上工作过，今天邀请的这个人就是其中一位前任局长。 奈杰尔·欧文爵士今年74岁，他解甲归田已经15载了。这前10年，他像以前离任的其他人一样，过的是“城市生活”；他成功地利用了对世界的体验，对权力渠道的了解以及他的天赋，获得了一系列管理者的职位。从而为他的老年生活，储备了足够的资金。 就在吃午饭那天的四年前，他彻底退休了，回到了位于多塞特郡波贝克岛上斯沃尼奇附近的家乡，他在那里读书、写字、沿着天然秀丽的海岸散步、俯瞰英吉利海峡，偶尔乘火车回伦敦看看他的老朋友。他的朋友中，有些是过去的老朋友，有些是年轻的新朋友。他仍然是那么充满生机，积极向上。看他那双睿智的蓝眼睛，温和目光里隐藏了一个像剃须刀一样锋利的大脑。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对所有会见者都彬彬有礼，这种传统的礼仪掩盖了他那钢铁般的意志，这种意志有时会变得冷酷无情。虽然，他们之间年龄差距很大，亨利·库姆斯却对他非常了解。他俩都来自传统的研究俄罗斯的部门。欧文退休后，秘密情报局分成了两个部分，东方分部和一个阿拉伯分部，亨利·库姆斯上台后又重新恢复到原来的一个部门。那时，他们已经在反对苏联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 奈杰尔·欧文当局长时，库姆斯在柏林工作干得非常出色，他与克格勃的东德情报网，甚至与该网的间谍头目马库斯·沃尔夫斗智斗勇。 欧文同意在熙熙攘攘的楼下酒吧间里与朋友聊聊天。但是，他像平常人一样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以前的下属要邀请他，他乘火车从多塞特赶到多雾的伦敦不会只为吃一顿午饭吧。直到他们换到楼上的一个雅间，在一张靠窗的可以俯瞰詹姆士大街的桌子旁就座时，库姆斯才提到了邀请他吃午饭的真实意图。 “俄罗斯正在发生一件事情。”他说。 “应该说是很多事情，都是坏事，我从报纸上知道的。”欧文说。库姆斯开口笑了，他知道他的老上级的消息来源，远不止那些晨报。 “我不打算细说，”他说，“这地点和时间都不允许我细说，我只讲个大概。” “当然可以。”欧文说。 库姆斯不紧不慢地把过去六周以来在莫斯科和伦敦发生的事情大概叙述了一遍。特别提到了伦敦。 “他们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已经决定了，”他说，“事件必须按照他们所定的方向发展，虽然这样做很可惜。几天前我们尊敬的外交部长就是这样对我说的。” “或许，你认为我还能做什么事情，能使查尔斯王子街里的官吏们重新振作起来，我担心你过高估计了我的能力。”奈杰尔爵士说，“我年事已高，而且已经退休了。正像有位诗人所写的那样，所有的竞赛都到头了！所有的热情都耗尽了！” “我想让你看两份文件，”库姆斯说，“其中一份，是我们根据所发生的事情写的详细报告，报告从一个勇敢、但却愚蠢的老头从科马罗夫的私人秘书的书桌上偷走了一份文件说起。您可以亲自作出判断，看看是否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那份黑色宣言无疑是真实的。” “另一份是什么？” “另一份正是黑色宣言的原稿！” “谢谢你的信任。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两份文件呢？” “把它们带回家，把两份文件都看一遍，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他们把拌有果酱的米饭布了吃完后，服务员便把餐具拿走了。亨利·库姆斯要了两杯咖啡和两杯俱乐部自制的佳酿——博尔德葡萄酒。 “假如我同意你们的观点，肯定了那份宣言的可怕性和真实性，然后怎么办呢？” “奈杰尔，我刚才还在考虑着，下一周要你去美国，会见的是哪些人？……” “亨利，你不应该打听这件事情！” 库姆斯轻视地耸了耸肩，但是他心里还是挺高兴的，他的午饭起作用了。顾问委员会将召开会议，欧文将参加会议！ “用由来已久的话说，到处都有我的间谍。” “我离休以后的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很高兴，”欧文说，“好吧。如果我到美国去见到一些人，又会怎么样呢？” “你自己决定吧！如果你认为这些文件应该被抛弃，你就把它们烧成灰好了；如果，你认为它们应该随着你跨越大西洋……你看着办吧！” “天啊，太有意思了。” 库姆斯从他的文件包里掏出了一包密封好的文件，递给了欧文。欧文把它放进自己的包里。包里还有他刚在约翰刘易斯买的一些东西，他为欧文太太买了一些织物，老夫人喜欢在冬天的晚上，摆弄些针线，缝缝被褥。 他们在大厅分了手，奈杰尔·欧文爵士乘了一辆出租车到火车站，再乘火车赶回多塞特。 1989年9月，兰利奥尔德里奇·埃姆斯返回华盛顿工作了。他已经为克格勃当了7年的间谍了，这种令人惊奇的间谍生涯至少还要持续4年半。 他发财了，金钱滚滚而来，他用了50万美元的现金购买了一栋房子和一辆崭新的美洲虎轿车，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他整整一年的薪金收入才5万美元，然而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奇怪的现象。 尽管罗马已经并入了西欧站的工作范围，他在罗马时还是一直负责苏联方面的工作。因为他本身仍在关键的苏联／东欧分部保留着职务。从克格勃的角度来说，他保留的这个职务很重要，因为他可以再次有机会接触那301份档案。 对他来说，这方面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米尔顿·比尔登刚调回到兰利，他监督阿富汗的反苏情报工作。 作为苏联／东欧分部新的负责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摆脱埃姆斯。但像他的许多前任一样，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失败了。 肯·马格卢，那个典型的官僚，已经上升为非作战部门的人事主管。他对人事的分配和任职影响很大。他和埃姆斯很快就恢复了碰杯共饮的友情，埃姆斯现在有能力提供最好的酒。马格卢将埃姆斯留在了苏联／东欧分部，从而挫败了比尔登的企图。在这期间，CIA已经把大多数秘密档案储存为电子文档，将核心秘密委托给了世上所发明的最不可靠的机器。埃姆斯在罗马时已经自学了计算机。现在他所需要的只是输入密码；一旦有密码，他不离开书桌就能接近那301份档案。再也不需要把大量的文件袋装进购物塑料兜里了。他再也不需要人工提取文件，并为所提取的文件签字了。 马格卢首先为他的伙伴在苏联分部的对外作战部门安插了一个职务，任命他为对欧情报部的负责人。但是该部门仅负责管理苏联境外或苏联集团的外部特工，并不包括正在东柏林负责克格勃K分部的斯巴达战士莱桑德和苏联莫斯科国防部内的猎手猎户星座，也不包括在莫斯科前沿阵地的哲人特尔斐，以及第四个，那个想着飞跃大西洋的化名为飞马星座的特工，此人正在莫斯科与乌拉尔之间的一个秘密核研究所工作。 埃姆斯很快就利用职权调查了贾森·蒙克，但是贾森·蒙克现在是GS-15，比他的职位高，他仍然停留在GS-14上。他的调查毫无结果。然而尽管他在对外作战部工作，与蒙克毫无接触，他还是知道一件事：即被蒙克所募的所有特工全部隐藏在苏联境内。马格卢以及闲话为他提供了其它的消息。 办公室的人们都在传说，贾森·蒙克是最佳的职员，他是东欧分部里最耀眼的一颗伟大的新星。还传说他很不合群，喜欢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工作，经常冒险。 像任何一个使用伪造支票的人一样，马格卢讨厌蒙克。他不满意他的独立性，因为蒙克拒绝按常规的一式三份的方式保存文件，他对于马格卢这类人的抱怨置之不理。 埃姆斯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他们两人当中，他的酒量较大。他在喝过大量的酒精之后仍然可以继续思考，而马格卢则经常被酒灌醉，变得自吹自擂，酒后饶舌。 1989年9月一个深夜，他们的话题又一次转向那个独立的弗吉尼亚州人，马格卢对埃姆斯透露了他听说的消息，据说蒙克征募的某个特工“几年前在阿根廷是个重要人物”。 虽然这个人既没有真名，也没有化名，但是克格勃还是推断出了其它资料。“重要人物”意味着是二等秘书或是更高的职务。他们推算“几年前”可以指前18个月至三年前的事情。 他们查阅了外交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任职名单，将其中17人列为可疑对象。埃姆斯暗示那个人并没有第二次在国外任职的经历，这就将名单缩减为12人。 与CIA不同，克格勃的反情报机构不存在神经质的人。他们开始调查工资以外额外的收入，生活方式的变化，甚至购买了一栋小房子等等细节情况。 今天的天气不错，是9月份的第一个好天，微风从英吉利海峡扑面吹来，远处诺曼底海岸与悬崖之间，海风掀起了层层白色的浪花。 奈杰尔·欧文爵士大步走在德尔斯顿岬角和圣阿尔邦岬角之间的悬崖小路上。他最喜欢在这里散步，已经有好几年的习惯了，在烟雾绕绕的会议室里开完会，或者研究了一晚上秘密文件后，他要到这里来换个环境，以便恢复精力。 他发现，海风使他的大脑清醒了，注意力更集中了。海风吹散了那些无关的、欺骗性很强的幌子，暴露出了问题的核心所在。 整个夜晚，他都在专心致志地阅读亨利·库姆斯给他的那两份文件，被他所读到的东西震惊了。他对从一个流浪汉往斯通小姐的车里投进了东西开始，所进行的侦探工作表示满意。假如他要是还在位的话，他也会这样做的。他隐约地想起了乔克·麦克唐纳，那个在世纪大厦当差的年轻人。显然，他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最终他肯定了这一论断：黑色宣言既不是伪造的谎言，也不是在开玩笑。 接着他想到了那份黑色宣言本身。如果俄罗斯的煽动极强的政治家真想实施那个计划，想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他的思绪又回到了那骇人听闻的年轻时代。 1943年，他18岁，那年他终于被英国军队征聘，派往意大利就职。他在蒙特卡西诺的大规模进攻中负伤，因而被送回英国，并因病退役。身体恢复后，虽然为能重新加入部队而高兴，但是这次他被分配到情报单位工作。 作为一名刚过20岁的中尉，他随第八军跨过莱茵河，遇到了他那个年龄或任何年龄的人都不应该看到的事情。一位受惊的步兵少校，叫他去看看他们在行军途中发现的东西。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里的情景，给他和比他年龄大的人留下了难以摆脱的噩梦。 他到达圣阿尔邦岬角后转身向回走，沿着内陆小道，到达爱克森小村后再转弯，走在兰顿的乡间小路上。该怎么办呢？有希望产生任何效果吗？现在就把文件烧掉，从此不再想这些问题了，行吗？它们太有诱惑力了。或者把它们带到美国去，那样很有可能遭到东道主的嘲笑，他将在那里开一周的会议。想起来让人害怕。 他打开花园门上的门栓，推门进入了花园，穿过彭妮夏季种着水果和蔬菜的小块绿地。花园里有一大堆篝火，火焰正在慢慢熄灭，而火中心未燃尽的灰烬仍然烧得发红。现在很容易将那两份文件扔进火里烧掉，从此不再为此事而烦恼。 他知道亨利·库姆斯不会再询问他干了些什么，或者索要任何进度报告。不会再有人知道文件的来源，因为他们俩都不会说出去的，这是规定。他妻子从厨房的窗户里面叫他。 “你在哪儿呢？茶放在客厅里了，我刚才去村里买了些松面饼和果酱。” “太好了，我就喜欢吃松面饼。” “我就知道你爱吃！” 佩内洛普·欧文比他小5岁，曾经是有名的美人，有许多比他更富有的男人追求过她。只有她自己知道为什么她选择了这位身无分文的年轻情报军官，她拜读过他的诗，在他害羞的外表里面隐藏了一个像计算机一样的大脑。 他们曾经有一个儿子，是他们推一的儿子，1982年他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遭遇不测。他们试着尽量不去想他们的儿子，他的生日和忌日除外。 在丈夫30多年来的秘密情报生涯中，她耐心地等待着他深入苏联心脏招募特工，或者在柏林墙的阴影下，顶着刺骨的寒风，等待某个既勇敢、又担惊受怕人，他拖着沉重的脚步通过检查站向西柏林的路灯下走来。当他回到家时，炉膛里的火焰总是在燃烧着，她总是准备好了喝的茶和松面饼。虽然他已经74岁了，他仍然认为她是那么美丽，还在深深地爱着她。 他坐下来，用力咀嚼着他的小吃，两眼盯着火焰。 “你又要走了。”她轻声地说。 “我想，我必须走。” “多长时间？” “哦，在伦敦准备几天，然后去美国呆一周。再往后，我也不知道了。也可能不会再离开你了！” “唔，我会很好的。我在菜园里有许多事情要做。去了之后要经常打电话回来，好吗？” “当然！” 然后他说：“你知道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肯定不会再发生了！现在，快喝你的茶吧。” 1990年3月，兰利CIA的莫斯科情报站首先发出了警报一自从去年12月份以来，与特工特尔斐的通信联系被中断了。贾森·蒙克坐在他的书桌前，凝视着向他汇报的已经译好的电文。开始时，他只是担心，后来就变得疯狂了。 假如克鲁格洛夫仍然活着，那么他就违反了所有的规定。为什么会是这样呢？CIA的莫斯科情报站已经两次在适当的地方用粉笔标上了合适的记号，表明他们已经为特尔斐放好了东西，等待他去秘密地点取回。 然而这两次信息均无人理会。他是否还在城里？还是突然调到国外工作了呢？ 如果是这样，他早就应该发来标准的“生活”确认信息了。他们查阅了已约定好的期刊杂志，寻找那条小广告，广告信息通常是：“我很好”，或者是正相反的内容：“我有麻烦了，请救救我”。但是，没有找到所需的广告。 到了3月份，情况似乎已经更明朗，特尔斐既没有因心脏病或其它的原因而完全丧失生活能力，也没有发生严重的意外事故。因此，他要么是死了，或者是被捕了。 蒙克心事重重，他有一个未能解答的问题。假如克鲁格洛夫被捕并遭受审讯，他应该全都坦白——抵抗是没有用的，只能延长他所受的痛苦。 一旦坦白，他将泄露秘密信件投放点的位置和CIA约定的获得情报的秘密粉笔记号。 但是，为什么克格勃不利用那些粉笔记号，当场抓住一名美国外交官呢？这显然是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莫斯科必要时可以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其它的事是由美国人决定的。 苏联在东欧的帝国地位正在瓦解。罗马尼亚已经任命了新的独裁者；波兰已经跳出了她的手心，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正在公开反抗苏联，柏林墙在去年11月份已经被拆除。如果莫斯科当场抓住美国间谍，就可以弥补克格勃正在遭受的羞辱。然而到目前为止，苏联还未这样做。 蒙克推测这意味着两件事情。要么克鲁格洛夫的悄然失踪是个意外事故，以后会搞清楚的；要么克格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某个情报特工。 在美国的国都里，盛产许多东西，其中不乏那些非政府组织，称为NCO。美国有数以千计的非政府组织。他们的工作范围从财产托管到捐赠，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有些让人搞不清楚它们究竟是干什么的。有政策研究中心、思想库、各种各样的促进会、各类项目的提高委员会，以及那些多得几乎无法一一列出的基金会。 有一些致力于研究，还有一些从事慈善事业；另外一些针对某个单一问题进行广告宣传，疏通关系，在公众中推广，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或者，是为了废除另一个项目。 仅华盛顿就主办了IAN多达2000的会议，纽约也有1000多个组织。而且，他们都有资金来源。有一些资金至少一部分来源于税收，还有一些来源于很久以前去世的人物的馈赠。另外，还有一些由私人企业和商人提供的赞助，其它的由唐吉河德式的、博爱的、或者精神错乱的百万富翁们提供的捐赠。 它们为学术人员、政治家、离任的大使、不实际的社会改良家。偶尔还有一些神经不正常的人提供栖息之地。但是，有两点是得到公认的，它们都承认自己的存在，而且在某个地方都会设有一个总部。 然而，有一例被排除在外。也许是由于会员数量和规模有限，会员的质量要求很高，而且是根本看不见的。1999年夏季，林肯委员会的会议可能是所有类似会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会议。 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权力是具有影响力的。只有在独裁国家里，法律才允许不公正的权力存在，例如逮捕、拘留、扣押、毒打。审问、谴责和秘密监禁等等权力。 因此，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并非只有通过选举的权力才可以产生影响政府的机制。产生影响的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通过动员公共舆论、新闻媒体的报道、坚持不懈的游说或直接提供资金支援。而这种影响的最纯洁的形式是通过发起人的不容置疑的丰富经验、正直品质和智慧默默地向选举出来的执政人提出忠告。这种方式被称为“无声的命令”。 这个看不见的林肯委员会拒绝承认自己的存在，它是一个自负盈亏的组织，它致力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评估和讨论，并最后达成一个决议。鉴于其会员的质量以及会员接触当政最高领导层的能力，这个委员会所产生的真正影响力可能比任何其它的NGO都大，或者把它们加在一起的分量也抵不上这个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会员均来自英国和美国，该委员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逆境中，两国结下的深厚的伙伴关系，尽管该委员会的真正成立时间是80年代早期，是福克兰群岛战争后在华盛顿的一家俱乐部就餐时商讨决定的。 它的成员必须经过正式的邀请，方可具备该委员会的会员资格，会员仅限于那些被其他会员认可的，具备某种特定资格的人。其中包括有长期的人生经验，品质绝对正直，睿智、准确的判断力，以及被证实有坚定的爱国心等等。 此外，那些在公共机构里任职的会员，必须是已经退休的人员，这样就不存在特殊辩解问题；而那些在私人企业任职的人可以继续保留职位。并不是所有的会员都很富有，然而，据估计至少有两个在私人企业任职的人，他们个人拥有的财产价值数10亿美元。 那些来自私人企业的会员，在商业、工业、银行、财政和科学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而来自公共部门任职的会员，具有政治才能、外交才能和公务才能。 在1999年夏季的会议上有六名英国人，包括一名妇女，还有34位美国人，包括五名妇女。 鉴于他们将把世界各地的经验带到社团讨论会上交流的这一特点，与会人员一般都要求是中年人或老年人。60岁以下的人很少，年龄最大的为81岁，但身体非常健壮。 该委员会并没有按照英国的城市命名，而是以美国最伟大的总统的名字命名的；该委员会的精神实质，以那位总统的名言反映出来，即：“一个属于人民、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将会永垂不朽。” 该委员会经过友好的电话协商，决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地点选在某个极其隐秘的地方。每一次都有一名富有的会员作为东道主，他从来不拒绝这份荣誉。会员自己支付到开会地点的差旅费，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将变成东道主的客人。 在美国怀俄明州的西北角，有个被称为杰克逊霍尔的山谷，它是以第一个敢于在那里过冬的、诱捕野生动物人的名字而命名的。该山谷的西面与高耸的特顿山接壤，东面与格罗文特岭相邻，北面被黄石公园封口，南面群山会聚，群山之间的峡谷里流淌着蛇河水，翻滚着白色的浪花。 在那个叫做杰克逊的滑雪小镇的北面，191号公路穿过飞机场前边，一直通往莫兰交叉口，然后继续延伸，最后通向黄石河。刚过了飞机场就到了穆斯村，村里有一条羊肠小路可以把与会者带到詹尼莱克湖。 在公路西边的特顿山的山脚下有两个湖泊：由加尼特峡谷的急流形成的布拉德利湖和雪崩峡谷中的塔加特湖。仅有一条山涧小道通往这两个湖泊，除此之外别无它途。一个名叫索尔·内桑森的华盛顿金融家在这两个湖之间的那片土地上建起了一个方圆1见英亩的度假农场。 它那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以为主人和客人提供绝对独立、安静。不受外界干扰的环境。这片土地，两面环水，背后全部是山。前面的公共小路比农场的地势还低，农场本身形成了一块遮挡的高地。 根据协议，第一批客人于9月7日到达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首府——丹佛，内桑森派私人专机在那里等候，然后载着客人翻山向那边的杰克逊飞机场的方向驶去。在高飞机场终点站还有很远路程的地方，客人再乘上内桑森的直升飞机，飞5分钟就到了农场。英国代表团已经办完了在美国东海岸的所有人关手续，因此他们也不需要接近丹佛，可以到航空线路的终点站办理人关。他们换机的地方，可以远远避开那些窥视者的眼睛。 农场里有20套客房，每套客房里有两间卧室和一个公用会客厅。由于天气暖和，阳光明媚，只有在太阳落山后才有一丝凉风，许多客人愿意坐在房间前面的阳台上消遣时光。 伙食，是经过精心烹调的食品，吃饭的地方是农场惟一的一个大房间，那里是农场的焦点。吃完饭后，把饭桌收拾干净，那里又变成了会议室。 这批客人是经过内桑森的慎重考虑，然后亲自请到这里来参加会议的。为了加强警戒，在山坡下，农场四周的帐篷里布置了秘密哨兵，以便随时阻挡任何误入歧途的人。 这就是林肯委员会的1999年全会，它持续了五天，直到会议结束时，外人也没有人意识到这里有来往的客人。到达农场后的第一个下午，奈杰尔·欧文爵士打开行李，洗了个澡，换上宽松的裤子和一件斜纹衬衫，出去坐在屋前的木板露台上向下俯瞰。他与一位前美国国务卿共住一套房间。 从那个有利地势，欧文可以看见一些其他的客人在活动，他们在冷杉、白桦和美国黑松的丛林里，以及下面的各个湖边散步，真是令人心旷神恰。 欧文看见了前英国外交大臣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前秘书长卡林顿勋爵，一个身材高大而干瘦的像鸟一样的人，与他并肩行走的是银行家查尔斯·普赖斯，他是美国派往英国宫廷的，最受人欢迎的和最成功的前大使馆官员之一。欧文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时，彼得·普赖斯在对外办公室工作，因此彼得是他的上司。那个1.9米高的美国人，大大地高出他的英国同伴。再往远处的是他们的东道主索尔·内桑森，他与美国投资银行家和前首席检察官埃利奥特·理查森一起坐在板凳上晒太阳。 那边是前内阁大臣和内务部部长阿姆斯壮勋爵，他正在敲门，屋里的撒切尔夫人正在打开行李。 另一架直升飞机隆隆地降落了，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是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前去迎接他的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靠近集会中心的一张桌子前，一名系着围裙的女服务员提着一壶茶走向另一位前大使馆的官员——英国的尼古拉斯·亨德森，他正与伦敦的金融家和银行家伊夫琳·德·罗思柴尔德爵士在同一张桌子前喝茶。 奈杰尔·欧文瞥了一眼这五天会议的日程安排。今天晚上没有什么安排。明天与会人员将像以往一样分成三个分会，即地理政治、战略和经济分会。前两天，每一个分会将分别开会。第三天将听取他们商讨的结果并就此展开讨论。第四天是全体会议。在他的请求下，会议在第四天结束前为他安排了一个小时的发言。最后一天将通过进一步的行动方案和建议提案。 在特顿山斜坡上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头处于发情期的健壮的驼鹿，它吼叫着正在寻找配偶。一只鱼鹰扑扇着黑色的翅膀飞翔在蛇河的水面上，当它发现自己的捕鱼领地被一个秃头鹰侵占了，便愤怒地吼叫起来。这位老间谍头目心想，这真是一块田园诗般的境地，只可惜，他带来的那份来自俄罗斯书桌上的文件中的黑色魔鬼把这一美好的景色破坏了。 1990年6月，维也纳从去年12月开始，埃姆斯在苏联分部对外作战处的工作被逐渐停止了。他又一次被迫放弃了对那301份档案的查阅权。 埃姆斯开始从事从罗马返回后的第三项工作。他担任了捷克作战分部的负责人，但是并没有授予他访问那301份核心秘密档案的计算机密码，从那些档案里可以查到在苏联境内为CIA作的特工情况的详细描述。 埃姆斯向马格卢提出抗议。他争论说这样做不公平。他曾经负责过苏联分部反谍报的全部工作。此外他需要多方查证那些虽然目前在苏联境内，但是曾经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作过的CIA特工的情况。马格卢承诺尽力协助他解决这一问题。 5月份，马格卢把计算机存取码交给了他的朋友。从那时起，埃姆斯坐在他的捷克分部的办公桌前，对档案资料进行冲浪，直至找到“蒙克的特工”为止。 1990年6月，埃姆斯飞往维也纳与弗拉德·阿卡上校再一次会晤。自从他返回华盛顿以后，有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使他的处境很危险，他无法再与任何苏联外交人员接触。于是他选择了维也纳作为会面地点。 会面时由于他喝酒喝醉了，以至于把下一次10月份还在维也纳的会面地点搞混了，10月份他飞到苏黎世去了。 然而6月份会面时他并未完全糊涂，至少在他拿到一大笔现金时还是清醒的。使阿卡上校欣喜若狂的是埃姆斯交给他三份叙述材料。 第一份描述的是一位陆军上校，很可能是在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工作过，现在莫斯科国防部任职，1985年下半年在中东被CIA招募。另一位是一名以前住在被隔离的秘密城市的科学家，但是他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被CIA招募的。第三位是一名克格勃上校，根据记载他是六年前在苏联境外被CIA招募的，现在工作在苏联境外的苏联集团的国家里，会讲西班牙语。 阿卡上校一回到莫斯科，便从第一总部的大楼里开始，开展了对三名特工的搜捕活动。 “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听见晚风中她的声音了吗？你们听到她在向你们呼唤了吗？俄罗斯的孩子们，你们能听见我们敬爱的俄罗斯母亲的声音吗？ “朋友们，但我能听见她的声音。我听见她在森林里叹息，我听见她在雪地里哭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她问道。你背叛我的程度还不够吗？我为你流的血还少吗？你这样对待我是因为我受的痛苦还不够吗？ “为什么你要把我像娼妓一样卖到外国人和陌生人的手中？他们像黑兀蟹一样蚕食着我痛苦的身躯……” 在农场公用大房间里设置的中心会议室的一端，支起了一块电影银幕，它是农场里最大的一张屏幕。电影放映员站在大厅的后面。 40双眼睛注视着影片里放映的人物，影片反映的是夏天早些时候，在莫斯科以南的图拉市召开的一次群众集舍上慷慨激昂的演讲，翻译的声音配上了音乐的旋律。 “是的，兄弟姐妹们，我们能听见她的声音。而莫斯科城里那些身着皮上衣的绅士们及其他们的情妇们肯定听不见她的声音。那些在她的身躯上寻欢作乐的外国人和社会渣滓也听不见她的声音。但是，我们能听见母亲在对我们述说着她的痛苦，因为我们是伟大土地上的人民。” 年轻的影片制造商利特维诺夫拍了一部非常成功的影片。他在影片中插入了激起怜悯的动画切换镜头：一位金发母亲怀里抱着她的婴儿，两眼敬慕地望着上面的讲台；一名英俊的士兵面带着失望的表情，泪痕满面；一个额头长满皱纹的农民肩上挎着长柄镰刀，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容。 没人知道那些切换镜头是通过演员分别拍摄的。人民更不知道那人群是伪造的；其它镜头展示了一排又一排1万名群情激昂的支持者，两侧是青年战斗团里领头喝彩的欢呼者。 科马罗夫的声音从高声呼喊突然降为近似耳语的低声，但是麦克风将他的声音传遍了整个会场。 “有人敢来吗？谁敢上台来说：够了，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俄罗斯的弟兄们，忍耐吧，再等一小会儿，姐妹们……” 他的声音又升高了，从低声细语一下子升级到高声呼唤。“我来了，亲爱的母亲，您的儿子伊戈尔正向您走来……” 最后一个词语几乎被淹没在人声鼎沸之中，在影片的最后，全场参加集会的人全都站立起来，奋臂齐声高呼：科——马——罗——夫。 放映机被关闭了，影片中的形象消失了。接着是一阵寂静，然后听见全场的观众都集体长出了一口气。 会议室里的灯被打开以后，奈杰尔·欧文走到那张用怀俄明松木制成的长方形餐桌的前头，开始发言。 “我想，大家都认识刚才影片中出现的这个人物，”他平静地说，“他就是伊戈尔·科马罗夫，俄罗斯爱国武装联盟的领袖，该党很有可能赢得明年1月份的总统大选，即科马罗夫将步入总统的宝座。 “正像大家所看到的那样，他是一名感召力非凡的煽情演说家，显然具有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 “大家也知道，俄罗斯80％的实权已经掌握在这个人手中。自从叶利钦上台后，像在我们的社会中推行的那种对权力的审查和制约的机制，已经被俄罗斯废除了。当今的俄罗斯总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颁布法令和法律。当然，这肯定也包括恢复一党制。” “了解该党目前的现状不是挺好吗？”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问道。 “夫人，也许情况并不是这样，”欧文说，“我请求在此发言的目的，不是讨论伊戈尔·科马罗夫当选后可能采取什么路线，我的目的是借此机会向委员会提供一些科马罗夫拟定方针的确凿证据，及其他将要采取的行动的本质问题。我从英国带来了两份报告，我已经用这里会议办公室的复印机为到会的每个人复印了一套，一共39套。” “我刚才还在想，为什么要调人这么多复印纸？”他们的东道主笑着说。 “索尔，很抱歉磨损了你的复印机器。无论如何，我不愿意将每份文件在英国复印，并带着它们跨越大西洋。我并不想请求大家现在就开始阅读这份文件，我请大家每人拿一套回去私下阅读。请大家首先阅读标有‘验证’字样的那份报告，然后再读那份黑色的宣言。” “最后，我还要告诉大家，由于与你们今晚要读的文件有牵连，已经死了三个人了。这两份都是绝密文件。因此，我必须请大家注意，看完后务必将它们全部退还给我，以便能在我离开此地之前，将它们全部销毁。” 所有的疑虑都消失了，林肯委员会的会员们拿着各自的文件复印件回自己屋去了。食堂的师傅们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没有一个人去食堂吃晚饭。会员们都请求将晚饭送到各自的房间里去，在屋里就餐。 1990年8月，兰利从苏联集团的CIA作站传来的消息很不好，而且越来越糟。到7月份，情况已经明朗了，那位猎手－猎户星座，肯定出事了。 上一个星期，他未能露面，没有像往常一样进行“轻触情报传递”工作，这种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 所谓“轻触情报传递”是一种简单的情报交接行为，通常不危及任何人。在某个预先约定好的时间，传递情报的双方中的某个人沿街道散步。也许有人跟踪他，也许无人跟踪。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他突然离开人行道，拐进某个咖啡厅或饭店里。在任何一个拥挤的地方都行。就在他刚要进入时，另一个人已经结了账，起身正朝门口走去。这两个人不进行任何眼神接触，他们相互擦身而过。一只手把一个没有火柴盒大的东西，悄悄地塞进另一个人的侧身兜里。然后，这两个人都继续走自己的路，一个人进门，另一个人出门。即使身后有“尾巴”，进门时他也看不见什么。 除此之外，索洛明上校已经两次未按照粉笔标记的明确要求，领取秘密投递点的信件了。 惟一的结论是，猎户星座已经自己突然消失或被迫突然消失了。而且，也没有使用生命救援标记程序。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很突然的，预先没有任何警告。心脏病、车祸或者被捕了？ 来自西柏林的消息说，东柏林的安全地址这个月没有收到飞马星座寄出的正常信件。在俄罗斯的宠物饲养杂志上也没有任何广告消息。 由于布利诺夫教授离开阿尔扎马斯－16到苏联境内旅游的可能性不断增加，蒙克建议他每个月给东柏林的安全地址发一封毫无任何危险信息的平安信。该信不需要书写任何秘密内容，只要签上尤里的名字即可。他可在隔离区外的任何一个信箱投递他的信件，即使该信件被截获，永远也不会追回到他那里去。 被拆除的柏林墙变成一堆碎砖烂瓦之后，再也不需要使用传统的投递信件的诡计了。作为一种新的手段，蒙克建议布利诺夫买了一对西班牙猎狗。在阿尔扎马斯-16里面养狗不会存在任何审批问题，对于这位搞学术的鳏夫来说，还有什么事情比养狗为幌子更好的呢？每个月，他都会有正当的理由在莫斯科宠物饲养周刊上发表一条小广告，说明有小狗要出售、要丢弃，或者有新生狗娃期待着哺乳，母狗期待着配偶，等等事情。但是，通常在每月周刊上登的广告却突然没有了。 现在，蒙克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总是向最高层的领导抱怨说出事了，然而，又总是被告知再等一等，不要惊慌。而他再也无心等下去了。他开始写他的备忘录，其大意是，他认为兰利的内部有很大的漏洞。 有两个人可能会认真对待他提出的问题，即凯里·乔丹和格斯·哈萨韦。但是，他们两人已经退休了。新当政的领导中，大多数是1985年冬季以后从外面新调来的，他们很生疏。然而，在该组织的另一个机构里，自1986年春天就已经正式开始慢悠悠地搜索长期潜伏的双重间谍了。 早饭后在全体会员中展开了讨论，“我真是难以相信！”前美国首席检察官说。 “我的问题是，我发现很难不相信它，”国务大臣詹姆士·贝克对答道，“我们双方政府都知道此事……奈杰尔？” “是的。” “他们不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吗？” 其余39名委员会成员围坐在会议桌四周，目光都集中在这位前间谍头目身上，似乎在寻找一些表示保证的话：它只是一场噩梦，一种虚假的东西，不久就会以某种方式消失的。 欧文说：“按照常规的做法，官方对此无能为力。因为，黑色宣言的一半内容，有可能代表了许多俄罗斯人民的心声。西方根本不该拥有它。科马罗夫将公开指责它是伪造的。其效果将会更加增强他的势力。” 接下来是一阵令人沮丧的寂静。 “我能发表些看法吗？”索尔·内桑森说，“不是作为你们的东道主，而是作为一名普通成员……” “八年前我有个儿子。他在海湾战争中死了。” 许多人忧郁地点点头。在座的会员中，有12位曾经在海湾战争的多国联合部队中担任过重要职务。在桌子离他较远的那一端，科林·鲍威尔将军两眼盯住了这位金融家，他想起当时在一次战斗即将结束时，由于父亲显赫的地位，他亲自收到了一名美国空军中尉不幸阵亡的消息。 内桑森说：“假如说，这一损失有什么值得安慰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知道他是在为反对真正意义上的魔鬼而战死的。” 他停顿了一会儿，搜索着恰当的词语：“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足以认识到魔鬼的含义。我认为魔鬼有时可以潜入人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还小，不能参加战斗。二战结束时我才8岁。我知道在座的会员中有一些是参加过那场战争的。当然，后来我知道了。我认为阿道夫·希特勒是个魔鬼，他做的事也就是魔鬼干的事。” 会场非常安静。政治家、政客、工业家、银行家、金融家、外交家和行政官们都习惯于强调生活的实用性。他们意识到他们正在聆听的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索尔·内桑森探身过去，轻轻地敲击着那份黑色档案。“这份文件是魔鬼，写这份文件的人也是魔鬼。我真不明白，我们怎能置之不理，难道让它再一次发生！” 会议室里仍然保持着寂静。人人都意识到他说的“它”，是指的是第二次大屠杀，不仅仅是针对俄罗斯的犹太人，还有许多其它的少数民族。惟一的英国前首相打破了寂静。 “我同意。没有时间犹豫不决了。” 三名在场的会员用手捂住了嘴。她最后一次使用这个词语时是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的一所公寓里，是萨达姆·侯塞因入侵科威特的第二天。当时乔治·布什、詹姆士·贝克和科林·鲍威尔都在场。她今年虽然73岁了，但是，她仍然能够非常清楚地表达她的意思。 全世界每一个股票交易所都知道的洲际通信公司的负责人拉尔夫·布鲁克，探身过去插话。 “好吧，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他问道。 一名前外交官说：“从外交方面下手……通知各个北约政府，敦促他们提出抗议。” “那么科马罗夫将谴责这份宣言完全是假的，而且大多数俄罗斯人会相信他。俄罗斯人的排外主义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另一个人说。 詹姆士·贝克侧过身去对奈杰尔·欧文说：“是你把这份令人震惊的文件带给我们的。你有什么建议？” “我什么也不主张，”欧文说，“但是，我要作一下防止误解的说明。假如，我们委员会准备制裁，而不是采取行动。仅仅是个制裁计划，它必须是非常隐蔽的东西，将来所发生的事情绝不能与这间屋子联系起来，不能有损于我们委员会的声誉。” 委员会的39名会员都非常清楚，他所谈的是事情的要害。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曾参与过，或目睹过政府的隐秘行动失败的结局，然后直接由最高领导层澄清的事实。一名前美国国务卿在桌子的那一端用很重的德国口音说话了。 “奈杰尔，能否采取一个秘密行动？” 两个声音一起说：“可以！”在欧文担任秘密情报局局长时，他服务的对象既有玛格丽特·撒切尔，又有她的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 林肯委员会从不通过任何正式的书面决议。他们达成协议后，利用各个会员的影响力，去促进所达成的协议在各个成员国的执政部门产生效果。 对于黑色宣言，所达成的协议是将会员的意愿委托给一个更小的委员会，由这个更小的委员会考虑一个最佳方案。林肯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既不制裁，也不谴责，甚至不去理会任何有可能随之发生的事情。 1990年9月，莫斯科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坐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里办公室的书桌前，查看他刚收到的三份文件。此刻他的心情很复杂，各种情感交汇在一起。 首先，是成就感。整个夏天，第一和第二总局的反情报机构的同事们，很快就将三名叛徒连续转交给他了。 第一名是外交家克鲁格洛夫，他在两个方面暴露了身份：一是他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担任第一秘书的职务；第二是他刚从国外回国不久就买了一套房子。 他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向桌子对面的陪审官和旋转的录音机彻底坦白了。六周之后，他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了，于是被关进了监狱的一间地下室里，那里的温度即使在夏天也很难超过零上一度。他坐在那里浑身上下颤抖不已，等待着他的噩运。他的命运就掌握在格里申上校书桌上的一份资料里。 7月份，一位核物理教授被带到了监狱。到加利福尼亚参加会议的科学家人数极为有限，人员名单很快就局限于四个人。当局突然搜查了在阿尔扎马斯-16布利诺夫的公寓，在壁橱里发现了一双卷起来的袜子，在里面藏有一小瓶用于隐显的墨水。 他也很快就将所有的事情都坦白了，只要看到格里申和他的审讯阵容以及他们行业使用的刑具，就足以使他们松口了。他甚至说出了他向东柏林秘密通信的地址。 格里申组织人力对那个地址进行了搜捕，寻找那里的一名东柏林K分部的上校。但是很不凑巧，就在他们搜捕的一个小时前，那名上校已经步行穿过新开放的城市，逃入了西柏林。 最后，在7月下旬，逮捕了那位西伯利亚的军人，根据他在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职衔，他在国防部的任职以及他在亚丁的服役情况，对他实行了集中监视。在监视期间对他的住宅进行了搜查，发现他的其中一个孩子在寻找圣诞节礼物时意外地发现了爸爸的微型照相机。 彼得·索洛明与其他人不一样，他忍受了极大痛苦进行了抵抗。格里申最后还是攻破了他的心理防线，格里申总是会成功的。他威胁索洛明要把他的妻子和孩子送到政府开办的最残酷的集中营里去。 他们每个人都叙述了那位面带笑容的美国人是如何接近他们，他是那么急于倾听他们的问题，非常合理地提出他的建议的。这就激起了格里申心里另一种情感，他对那个叫贾森·蒙克的人恨之入骨。 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不止一次、两次，甚至三次踏上苏联的国土，与他的间谍频繁接头。然后，又安然地走了。就在克格勃的眼皮底下，从事这样的间谍活动。他对这个人的事情了解得越多，就越仇恨这个人。 他自然查阅了当时的资料，逐个审查了那次进入苏联旅游的美国人的名单。但是，没有发现伪造的名字。工作人员模糊地想起来有一个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美国人，他身穿索洛明描述的那种他们在植物园见面时穿着的德克萨斯服装。那个蒙克很可能就是诺曼·凯尔森，只是还没有得到证实。 克格勃的侦探在莫斯科的工作比较顺利。他们通过调查签证申请记录和国际旅行社的旅游记录，查出了那天在首都的所有美国人的资料。最后他们的焦点集中在那一个谎称胃疼而没有去圣塞尔吉乌斯修道院旅游的人身上。蒙克就是在那一天，在弗拉基米尔大教堂与布利诺夫教授见面的。格里申想起来了，那个人名叫菲利普·彼得博士。 当这三个叛徒向陪审团坦白了他们在那个美国人的鼓动下为他提供的所有情报时，克格勃官员的脸色吓得煞白。 格里申把这三个人的资料放在一起，用办公室的电话与他的上级取得了联系。他总能意识到最后的劳改判决。 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将军已经从第一总部部长提升为整个克格勃的负责人。在那天上午，是他把那三张死刑批准书放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书桌上，等待签字的。总统办公室位于新红场中央委员会办公楼的顶层。他送去了死刑批准书，待死刑命令被适时地签署后，便转到列福尔托沃监狱，按照上面的命令“立即执行”。 格里申上校给后院里的犯人30分钟的准备时间。太突然了，正像他常对他的学生讲的那样，没有时间能够预料。他下楼后，便看到那三个人已经跪在太阳永远也照不到的高墙下面的碎石地面上。 那名外交家是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他的精神似乎受到了严重的刺激，当军士长把9毫米的马卡罗夫枪对准他的脑后时，他嘴里还咕哝些什么。看到格里申一点头，军士长就抠动了扳机。一道闪光后，血肉飞溅，瓦列里·克鲁格洛夫便一头栽倒在了地上，从此便离开了人世。 那位科学家本是一位无神论者，现在却开始祷告了，他乞求万能的上帝，把他的灵魂带到一个安生之处。他似乎没有注意到离他两码远的地方已经发生的事情。他像那位外交家一样随着枪响脸面朝下一头倒在地上了。 彼得·索洛明是最后一个。他双眼仰望着天空，可能是最后一次看见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当他感觉到脑后冰凉的枪口时，他举起左手，伸出僵硬的中指对准靠墙的格里申上校。 “开火！”格里申一声呼叫，接着一切都结束了。他命令，在当天夜里就要将他们埋葬到莫斯科以外森林里无标记的墓穴里。即使死了，也不能对他们有任何仁慈。他们的家人永远也找不到给亲人送鲜花的地方。 格里申上校走到那位西伯利亚军人的尸体前，弯腰认真地看了几秒钟，然后直起身大步走开了。 他回到办公室，正要撰写报告时，他电话上的红灯亮了。打电话的人是第二总局调查组里他认识的一名同事。 “我们认为，我们就要查到第四名叛徒了，”那个人说，“现在就剩下两个人了。两人都是上校，都是在东柏林反情报处工作。我们把他俩都监视起来了。迟早我们会有机会的。你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吗？你想参与我们的逮捕行动吗？” “给我12个小时，”格里申说，“12个小时后我就会到那里。我想要这个人，我要亲自去处理这个人。” 调查官和审讯员都知道一名经验丰富的反情报军官是最难对付的。他在K局的反情报部门呆过几年，当自己面临危险时，他知道该如何处置。他不会在卷起来的袜子里边贮藏隐显墨水，也不会购买豪华住房。 过去要逮捕一个人很容易。如果怀疑某个人，就将他逮捕审讯直至他坦白为止，这样也可能有冤枉人的时候。到1990年，当局坚持要犯罪证据，至少在严刑逼供之前必须有明显的证据。莱桑德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必须现场抓住他。这需要巧妙的布置，需要的是时间。 此外，柏林是一个开放城市。从技术上讲，东柏林仍然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柏林墙已经拆除了。罪犯很容易逃跑，只要开快车，一旦驶入西柏林街道明亮的灯光下，一切就难以控制了。那时要逮捕一个人，真是太晚了。 第十章 林肯委员会推选出来的，范围更小的计划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其成员有地理政治组的分会长、战略组的分会长和经济组的分会长。再加上毛遂自荐的索尔·内桑森和奈杰尔·欧文。欧文还担任了主席的角色，负责对其他人质问的答疑。 “咱们一开始就进入正题吧，”经济组的分会长拉尔夫·布鲁克首先发言，“你是否正在考虑暗杀这个叫科马罗夫的人？” “不。” “为什么不暗杀他？” “因为暗杀的成功率很低，即使成功了，在这个案子里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在这间屋里，欧文比其他任何一个人更了解暗杀行动的效能，CIA曾利用它的资金和技术企图实施“结束”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各类行动。在卡斯特罗拒绝吸的雪茄烟里被放入了炸药，他谢绝穿着的西装里注入了毒药，他的靴子上光剂的气体，据说可以使他的胡子全部掉光。这全部过程显得十分荒谬。最后，CIA求助于黑手党，但是黑手党的努力更加滑稽。黑手党指定的职业杀手，约翰·罗塞利在佛罗里达海湾穿着特制的可以杀人的靴子死去了，而卡斯特罗却继续进行了七个小时的演讲。他有足够的理由，在一开始时就可以暗杀他。 查尔斯·德·戴高乐六次躲过了法国战斗部队杰出人物对他实施的暗杀行动，约旦国王侯赛因经历的暗杀次数还要多，萨达姆·侯赛因经历的暗杀更是数不胜数。 “为什么干不成，奈杰尔？” “我刚才没有说干不成，我只是说非常困难。这个人的周围戒备森严。他的贴身警卫和护卫队长都不是白吃干饭的。” “而且，即使暗杀成功，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是的！这个人死了，另外一个人将步他的后尘，继续扫荡全国。也许要执行的是同一个计划，继承的是先烈的遗志！” “那么该怎么办呢？” “所有的政治活动家都倾向于从事破坏稳定的工作。我想这是美国人的说法。” 人们都沮丧地笑、了。因为，美国国务院和CIA曾经试图颠覆好几个国家的左翼领袖。 “将需要准备些什么？” “预算资金。” “没问题，”索尔·内桑森说，“需要多少，你说吧！” “谢谢你，以后再谈此事。” “还有呢？” “一些技术保障，大多数可以买得到。可能还需要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 “进入俄罗斯从事某些工作的人。一个非常能干的人。” “那是你的本分工作，如果那个人能名誉扫地，失去大多数人的信任。下面该怎么办，奈杰尔？” 欧文说：“这是主要的问题。科马罗夫不只是会吹牛。他很老练，精力充沛，有超凡魅力。他理解并迎合俄罗斯人民的本能。他是一个偶像。” “一个什么？” “一个偶像！不是一幅宗教画像，是一种象征，他代表了某种力量。每个国家都需要某种力量、某个人或某一象征，给人们提供一个忠于的对象，这种力量能使各类不同的人有一种统一的观念，这就是团结。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象征，人们就会卷入内部争斗。俄罗斯幅员辽阔，有许多少数民族。共产主义虽然残忍，但是它提供了一种统一性。在南斯拉夫也是如此，我们已经目睹了失去了统一性的后果。靠意志达到统一，必须有这种象征。你们有美国国旗作为象征，我们有我们英国的女王。目前科马罗夫是他们的偶像，只有我们知道他是多么残忍。” “他的策略是什么？” “像所有的煽动政治家一样，他利用人民的希望、他们的欲望。他们的爱和恨，但主要是利用他们的恐惧心理。他将利用这种方式赢得民心。有了民心。他就能拿到选票，有了选票，他就能获取权力。然后，他将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国家机器，以便实现黑色宣言上制定的目标。” “但是如果他被暗杀了，结果会怎样呢？局势会再一次回到混乱的状态。甚至会引起内战。” “很可能。除非我们能给这个综合体里注人另一个品质较好的偶像。一个值得俄罗斯人民献出忠心的人。” “没有这样一个人，从来没有。” “哦，曾经有过！”奈杰尔·欧文说，“很久之前曾经有过。他被称为俄国沙皇。” 1990年9月，兰利图尔金上校——化名为莱桑德的特工，发来了一封急件，这封急件是发给贾森·蒙克本人的。它的明信片地址是东柏林歌剧院咖啡厅的公开街名。急件的信息既简单又明了。“希望再一次见到您。祝好，乔斯·玛丽亚。”这封信是寄给CIA此在波恩的一个可靠信箱的，据说是在西柏林的一个信箱投递的。 CIA在波恩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这个发信人是谁，只知道信是发给在兰利工作的贾森·蒙克的。于是他们把它转过来了。从西柏林的发信地址上看不出什么名堂。 图尔金用手腕轻轻一抖，将已盖章的信通过打开的车窗塞进了一辆路过的轿车里，那辆轿车挂的是西柏林的车牌，正往回行驶。图尔金对吃惊的司机只简单地嘀咕一句后，继续向前走去。等到他的“尾巴”拐过弯来时，他们已经错开了。那位好心的西柏林司机在西柏林把信寄出来了。 这种碰巧的方法不值得推荐，但是，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信件里写下的潦草的日期错了。明信片是9月8日寄出来的，德国人或西班牙人书写日期的习惯是，先写日期，再写月份，最后写年份。但是明信片上书写的日期似乎是按照美国人的习惯书写的。它留的日期是1990年9月23日。贾森·蒙克知道它的意思，即：我需要在本月23日9点会面。在信的结尾有一个西班牙语签名，它的意思是：情况很严重，很紧急。 会面的地点显然是在东柏林歌剧院大街。 东西德国统一的最后仪式，预计10月3日在柏林举行。那时将正式结束苏联对东德的统治地位。到那时克格勃的活动范围将大大缩小，仅在明特尔杰思林登的苏联使馆内设一个机构。一些大型活动机构必须撤到莫斯科去。图尔金有可能与他们一起行动。如果他想逃跑，现在正是机会，但是他的妻子和儿子现在还在莫斯科。学校秋季学期刚刚开始。 图尔金想说些什么，他想亲口对他的朋友说。情况非常紧急。与图尔金不同，蒙克知道德尔斐、猎户星座和飞马星座失踪的消息。等待的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不久，蒙克因操劳过度生病了。 除他自己之外所有的客人都走后，所有黑色宣言的复印件都在主人的监督下被烧毁了，只留下了亲杰尔爵士本人的那份原件，文件被烧成了灰，随风飘散了。欧文与主人一起起程了，他感谢主人用他的私人飞机将他送回华盛顿。他利用飞机上安装的安全电话系统与哥伦比亚特区的老朋友通了电话，邀请他一起吃午饭。 然后，他坐在主人对面的高靠背皮椅里休息了一会儿。 “我知道我们不该再问更深的问题了！”索尔·内桑森边说边倒了两杯非常鲜美的夏敦埃酒，“但是，我能问一个私人问题吗？” “当然可以。我亲爱的伙伴。但我不能保证是否可以回答得出来。” “不管怎样，我还是要问的。你来怀俄明州的目的，是希望委员会能批准某项行动计划，难道不是吗？” “唔，我想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你把我的愿望都表达出来了，比我讲得更好。” “我们都感到震惊。真的。与会人员中有七名犹太人。你为什么退却了呢？” 奈杰尔·欧文望着飞机下面飘过的云层。他们飞机下面的某个地方是一片的广阔的麦田，现正在收割麦子，是多么好的收成啊！他眼前又浮现出很久之前很遥远的另一个地方：英国兵正在阳光下呕吐，脸上带着防臭口罩的推土机司机们，正设法将堆积如山的尸体推到深坑里去，到处都是骨瘦如柴的身躯、臂膀。人类在默默地乞讨食品。 “真不知道为什么，曾经历过一次以后，再也不想看见这一切悲剧重演。我想，我还是一个老派人物。” “老派的？好吧，为它干杯！你要亲自去俄罗斯吗？”内桑森大笑起来。 “哦，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其它更好的办法。” “我的朋友，自己照顾好自己吧！” “索尔，我们过去常说一句行话：有老特工，还有大胆的特工。但是，从来没有既老又胆大的特工。我会加倍小心的。” 他在乔治敦逗留时，他的朋友曾建议他去领略一个叫做拉肖米埃的法国情调的精美小饭店，它离四季饭店只有100码远。 欧文先到达那里，在附近找了个位置，坐下来等待他的朋友。 长期以来，这位前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局长要比CIA的局长内行得多，过去他来兰利时，常与他的情报同行——作战部和情报部的副局长们交往，他们在一起时谈话很投机。他们对白宫任命的政客，通常有一致的看法，但是也不可能总是这样。 一辆出租车停下来了，一位年龄相仿的白发美国人从车里下来，然后付了车钱。欧文穿过马路迎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很久不见了，你好吗，凯里？” 凯里·乔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奈杰尔，你在这里干嘛呢？为什么要请我吃午饭？” “你在埋怨我吗？” “绝对不是，见到你真高兴！” “好吧，咱们到里边，边吃边聊。” 他们来得有点早，吃午饭的人群还未到达。 服务员问他们是要吸烟餐桌还是要不吸烟餐桌。 “吸烟！”乔丹说。欧文竖起了眉毛，因为他们两人都不吸烟。 然而乔丹这样做是有目的的。他们被领到后面的一个隐秘的小棚里，在那里谈话可以防止被人偷听。 服务员拿来了菜单和一张甜酒单。他们二人都要了第一道蔬菜和肉菜。欧文看了一眼波尔多葡萄酒的单子，发现了一种极好的波尔多葡萄酒。服务员微笑了，那酒比较贵，已经在室内保存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几分钟后，服务员就拿来了标签，得到认可后，打开瓶塞，轻轻地把酒倒出来。 服务员离开后，凯里·乔丹说：“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森林边上来了，怀旧之情？” “不完全是！我想还是因为有个问题。” “是不是与你们在怀俄明州与那些傲慢的朋友一直谈论的问题有关？” “啊，凯里，亲爱的凯里，他们真不该解聘你。” “你说对了！有什么问题？” “俄罗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坏事情。”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这次的事情比以往更糟，已经惊动了我们两国的政府。” “为什么政府没有反应？” “我想，可能是因为官方胆怯了！” 乔丹用鼻子哼了一声：“和我预料的一样。还有什么其它的新鲜事儿？” “因此，上个星期我们委员会的讨论结果，还是应该派人去看看。” “派人？不顾政府的反对？” “总的看法是这样的。” “那么你为什么来找我？我已经退休了，已经12年不参政了。” “你还能与兰利说上话吗？” “我不再与他们打交道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来找你凯里的原因。事实上，我需要一个人。一个能够去俄罗斯的人，并且不会引人注目的人。” “是因为黑色档案吗？” “是的！” “与国家安全局（FSB）作对？” 就在戈尔巴乔夫下台之前，他把克格勃分解了，原来的第一总局重新命名为SVR，但是职能不变，老总部的位置没变；第二总局负责国内安全，重新命名为国家安全局。 “也许，比那更棘手。” 凯里·乔丹嘴里咀嚼着银鱼，心里思考着，然后摇摇头：“不，他不会去的！他再也不会去了！” “谁不会去了？” “我正在想一个人，他像我一样也退出来了。但是，他比我年轻。他的素质相当好，很冷静，聪明过人，是个天才。五年前被解雇了。” “他还活着吗？” “据我所知，他还活着。嗨！这种酒的味道还真不错，我一般喝不到这种好酒噢！” 欧文拿起酒瓶，加满了他的酒杯。 “那个不会去俄罗斯的家伙，他叫什么名字？” “蒙克，贾森·蒙克。他俄语讲得简直像俄国人一样。他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好的特工管理员。” “好吧，即使他不愿意去，你也给我讲讲这个贾森·蒙克吧。” 于是，这一位前CIA负责作战部的副局长，详细叙述了蒙克的故事。 1990年9月，东柏林这是一个秋天温暖的傍晚，咖啡厅大街上的人群熙熙攘攘。图尔金上校身穿一套德国布料、德国制造的浅色西装，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在人行道旁边的一张小桌子前坐下，有一对年轻的恋人刚刚离开这张桌子。 当服务员把桌子上的玻璃杯盘收拾了以后，他要了一杯咖啡，打开了一张德国报纸，开始了阅读。 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反情报，对跟踪监视很内行，被认为是反间谍专家。因此，监视他的克格勃人员与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他们就在那边，在对面歌剧院广场的板凳上坐着一男一女，他们很年轻，无忧无虑，每人的头上都带着随身听的耳机。 他们每时每刻都可以与停在一个角落里的两辆轿车保持通信联系，汇报监视情况并接收命令。那两辆车里坐的是搜捕别动队，因为，最终的逮捕令已经下达了。 最后两条情报使图尔金失去了平衡。埃姆斯在他的叙述中说莱桑德是在国外招募的，讲西班牙语。单语言这一条就使调查团将查阅档案的范围缩小到拉丁美洲和西班牙。最近刚证实，另一个被怀疑的对象是五年前到厄瓜多尔第一次在拉美任职的，而埃姆斯所说的招募发生在六年以前。 第二个证据来源于那个聪明的建议，他们查阅了在对CIA秘密信箱住址发动袭击的那天晚上，从东柏林克格勃总部打出去的所有电话记录，那天晚上的袭击行动未成功，房主在袭击前一个小时逃跑了。 记录表明，曾经有人利用大厅里的公共电话给被袭击的住宅通风报信。当晚，另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在波茨坦。而且，当时领导那场袭击的负责人就是图尔金上校。 正式逮捕令可以下得更早一些，但是因莫斯科要来一位级别很高的军官而推迟了。这位军官坚持要出现在逮捕现场，而且，他要亲自将被怀疑对象押回莫斯科。那个被怀疑的人突然步行离开了办公区，监视的人没有其他办法，只好跟踪而来。 一个西班牙籍的摩洛哥擦鞋匠，正沿着咖啡厅的人行道慢步走来，沿路询问是否有人愿意擦鞋，许多人摇摇头。东柏林的人不习惯看到擦鞋匠在他们的咖啡厅里转悠。但是，西柏林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他们滋生在这个富有的城市里，做一些低级的工作。 那个巡游的擦鞋匠终于找到了一个客户，他赶紧放下小凳，蹲在客人的面前，迅速挤出黑色鞋油，开始擦一只系带的粗革皮鞋。一个服务员过来，赶他走开。 顾客用口音很重的德语说：“他已经开始擦了，就让他擦完吧。”服务员耸了耸肩无奈地走开了。 “你来了很长时间了吧，科尧，”擦鞋匠用西班牙语低声说，“你好吗？” 那个俄国人身子向前靠了靠，指了指需要多上些鞋油的地方。 “不太好，我认为有问题！” “告诉我，怎么回事？” “两个月前，我不得不袭击这里的一栋住房。它被指控为CIA的一个信箱联络点。我设法打了个电话，让屋里的人及时逃跑了。但是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是不是有人被逮捕了？” “有可能。你为什么这样想？” “还有更多更坏的事情呢。两周前，就在我写明信片之前，从莫斯科来了一名军官。我知道，他在分析部门工作。他的夫人是东柏林人，他们正在东柏林参观。他在参加一场宴会时喝醉了，他吹牛说莫斯科已经逮捕了几个人，一个是在国防部工作，另一个是在外交部。” 对于蒙克来说，这个突然消息就仿佛用他将要擦完的粗革皮鞋，照自己的脸凶狠地踢了一脚。 “饭桌上有人似乎说了一句：‘你们肯定在敌人内部有一个很好的内线’，那个人按了一下鼻子，眨了眨眼。” “你必须跳出来，科尧。现在，就是今天晚上。过来吧。” “我不能丢下卢德米拉和尤里。他们现在还留在莫斯科。” “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吧，我的朋友。随便找个什么理由都行。苏联统治的这块土地也只有10天的寿命了。10天后，这里就变成西德的领土了。那时，他们就不能随便走动了。” “你说得对。10天以内我们全家会过来的。你能照顾我们吗？” “我会亲自处理的，不要耽搁了。” 那个俄罗斯人递给擦鞋匠一把东德马克，这些钱可以储存10天，然后兑换成有价值的德国马克。擦鞋匠起身表示谢意，便匆忙地离开了广场。 广场那边的两个人从耳机里听见了一个声音。 “时间到，开始逮捕。快去！” 那两辆灰色的捷克轿车从角落里开出来，急速驶入了歌剧院广场，猛然在咖啡厅旁边的马路边停下了。从第一辆车里突然钻出三人，向人行道横冲直撞过来，他们用肩膀把两旁的行人挤出了人行道，上去抓住前排其中一位咖啡厅的客人。第二辆车又冲出两个人，他们打开后车门，站在那里把守着。 咖啡厅的人群中传来了惊慌的喊叫声，人们发现那个穿着浅色西装的人被架起来，被用力投入了第二辆车的后门里。车门被砰地关上了，车轮呼啸着开走了。搜捕别动队的队员们重新上了第一辆车，他们跟在前边那辆车的后面开走了。 蒙克位于街区的末端，离攻击现场只有100码远，他眼睁睁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实在无能为力。 “那次柏林会面以后的情况呢？”奈杰尔·欧文爵士问道。 一些吃午饭的人正取回他们的信用卡，开始离开咖啡厅以便回去工作或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去了。奈杰尔拿起波尔多葡萄酒瓶，发现里面没酒了，他示意服务员再拿一瓶来。 “奈杰尔，你是否打算把我灌醉？”乔丹苦笑着问道。 “喷！我想咱们这把年龄的人，再也不会像潇洒的绅士那样喝酒了。” “我想也是。不管怎样，最近我很少有机会喝波尔多葡萄酒。” 服务员又拿上来一瓶新酒，得到同意后，打开瓶塞，将葡萄酒轻轻倒入酒杯里。 “那么，我们为什么而干杯呢？”乔丹问道，“为这场伟大的游戏？还是伟大的混战？”他憎恨地补充说。 “不对！是为了我们过去的友谊，为了我们的坦荡胸怀！我想，这是我最关心的。因为这是年轻人所不具备的，即道德上的绝对坦诚。” “我们来为它而干杯！自从在柏林发生了那一事件之后，蒙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简直快要发疯了。当然，那时我不在场，但是我还能与米尔特·比尔登等人说上话。我们是在谈论很久之前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仅了解一些大致情况。 “蒙克回到兰利的办公大楼后，逢人就讲，苏联分部里肯定有双料间谍，当局肯定不愿意听到这些话。他们让他把情况写下来，他照办了。他写了一份令人毛骨惊然的文件。他几乎谴责了所有的人，说他们都是些糟糕透顶的无能之辈。 “米尔特·比尔登最后终于把埃姆斯挤出了苏联分部。但是，那个家伙如同吸血鬼一般。在此期间，CIA局长组成了一个新的反间谍中心，其中，在苏联分部内有一个分析小组。该分部需要一名前作战部的办案官员；马格卢推荐埃姆斯，他竟然得到了这个职务。你可以猜一猜，蒙克要向谁去投诉！投诉的正是奥尔德里奇·埃姆斯本人。” “对于那个体制来说，一定要有所触动！” “奈杰尔，人们常说，魔鬼自己照看自己。在埃姆斯看来，他能控制蒙克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毁掉那份报告！事实上，他的确那么做了。并且，他还更进了一步。他反过来谴责蒙克毫无根据地散布谣言。所有这些事件的证据在哪里？他责问道。” “结果，确实进行了内部大检查。但是，其目的并不是调查是否存在一名双料间谍，而是针对蒙克的所作所为。” “某种军事审判？” 凯里·乔丹痛苦地点点头：“是的，我猜是这样的。当时，我真想替贾森说句公道话，然而那时我的名声不太好，有些顾虑。当时执政的毕竟是马格卢，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蒙克编造了柏林的会面，以挽救他那正在衰败的事业。” “这些人真糟糕！” “他们确实糟糕透顶，那时除了几个已到退休年龄的老战士，作战部里层层都是官僚主义者。经过四十年的奋战，我们终于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苏联政体正在垮台。该到了对过去的错判作出更正的时候了，但是他们还是争吵不休，相互推委。” “那么，蒙克后来怎么样了呢？” “他们几乎把他撤职。最后他们把他降了职。让他呆在某个机构里无事可做，把他埋没了，不再让他干事了。他真应该辞职，拿上养老金离开兰利那个是非之地！但是，他一直是个顽强的家伙，他坚持下来了，确信总有一天会证明自己是对的。他坐在那里消磨了三年的时间。最后，他取得了胜利。” “证明他是对的？” “那还用说！但是，太晚了。” 1991年1月，莫斯科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审讯室，回到了他的办公室里。 陪审团的军官们对他们的审讯很满意。他们的委员会不会再开会了。所有的叙述都录在了磁带上，整个故事是以1983年在奈洛比一个小男孩生病为开端的，以去年9月份在歌剧院咖啡厅搜捕别动队的行动为结尾。 第一总局的人已经通过某个渠道得知蒙克在他们内部已失宠，被降职，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这就意味着他不可能再有特工了。他总共有四名特工，但是，想想这四名特工都干了些什么！现在只有一人还活着，而他活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了，格里申很肯定这一点。克格勃主席也想尽快执行此事。 主席担心，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他的建议会被否决。那天他把那份判决书带给总统，按照惯例，第二天上午应该签字了。 时代确实在变化，正在以令人困惑的速度发生着变化。他所从事的工作遭到四面八方的谴责，受到了那个刚松绑的新闻媒体里的社会渣滓们的谴责，他知道该怎样对付那些社会渣滓当时他不知道的是，8月份他的主席将领导一次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但是，结果失败了。戈尔巴乔夫开始了报复行动，他把克格勃解体成好几个部分；苏联国体本身也在12月份最终裂解了。 1月的那一天，格里申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沉思着，克留奇科夫将军把前克格勃上校图尔金的死刑令放到了总统的办公桌上。戈尔巴乔夫拿起笔，迟疑了一会儿，又放下了。 去年8月，萨达姆·侯赛因入侵了科威特。现在美国的飞机正在大量涌入伊拉克。地面入侵即将来临。许多国际政治家们正在试图调解，充当国际和平的掮客。这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角色，国际说客的其中之一，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我同意这个人所犯的罪行应该判死刑。”总统说。 “这是法律的规定。”克留奇科夫说。 “是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认为它不可取。” 总统拿定了主意，他把死刑报告递了回去，未签字。 “我有权实施仁慈，就这样决定了。劳改七年。” 克留奇科夫将军愤怒地离开了。他发誓说这种现象不能再持续下去了。他和他的同伙们迟早要罢工。 对于格里申来说，这个消息无疑是痛苦的一天里的最后一次打击。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一定要把图尔金送到一个无法活着出来的劳改集中营去。 80年代初期，政治犯集中营已经从太近的莫得维亚向北移至彼尔姆的附近，即格里申的家乡。许多人都分散到镇里面。知名度最高的非常令人不舒服的场所是彼尔姆-35，彼尔姆-36和彼尔姆-37。但是，还有一个专门用于关押苏联叛徒的非常特别的集中营。下伊尔加下塔吉尔是让每一个克格勃的人听到都会毛骨悚然的地方。 以前不管卫兵多么残忍，他们毕竟住在集中营的外面。他们的残忍还是零星的和惯例的：克扣伙食，增加劳动量。为了使劳改犯经常接触现实生活，他们与犯人在下伊尔加下塔吉尔里面混合住在一起了，他们经常将所有犯人中最反动的、最不听话的人挑出来杀死。 格里申要求务必将尼古拉·图尔金送进下伊尔加下塔吉尔，在判刑表格的“改造方式”的一栏里，他写道：特殊——非常严厉。 凯里·乔丹叹息地说：“不管怎样，我想你能猜出那个不可爱的传奇故事的结尾。” “能猜出大部分，给我提个醒吧！”他举起了手，对正在来回走动的服务员说，“请来两杯浓咖啡。” “1993年，联邦调查局最后接管了已经进行了八年的双料间谍搜捕工作。后来他们声称接管后用了18个月就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突破口，清除叛徒的工作早已开始进行了，只是速度太慢了。 “为了获取证据，联邦调查局做了我们早就应该做的事。他们不顾人权的限制，对剩下几名可疑分子的银行存款秘密进行了检查。他们根据法院的密令，逼迫银行将存款情况全盘托出。这个方法生效了，他们发现埃姆斯是一个美国的百万富翁，这还不包括后来在瑞士的银行账户发现的存款。他的借口是他妻子是加州的一个富婆，事实证明他在撒谎，于是他们把他完全监视起来了。 “他们拿走了他的家庭垃圾，趁他不在家时进入了他的房间，袭击了他的计算机。他们发现了他收到的和寄给克格勃的信件、大笔付款的记录和对于华盛顿地区秘密信箱的描述情况等等。 “1994年2月21日，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的，奈杰尔。他们把他抓起来了，就在离他家阿灵顿住宅隔几个街区的地方。然后一切都搞清楚了。” “你当时事先知道此事吗？” “不知道！我猜想，情报局这样做还是很明智的。假如我知道，我会赶在他们的前面，亲手把他宰了。我宁愿冒生命危险也要为民除害。” 这位老作战部副局长两眼盯着饭店的对面，但是，他眼前却浮现出了那些所有已经去世的人的名字和面容。 “45次作战行动被毁灭，22名为CIA作的特工被出卖，其中18名俄罗斯人，4名苏联卫星国的人。他们当中14人已经被处死。所有这些，都是因为那个心灵扭曲的借刀杀人的家伙，想要一栋大房子和一辆美洲虎轿车的结果。 “我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早就应该采取查询资金的方法，而并不应顾及民事权利问题。即使在1986年春天之前，埃姆斯已经收到了25万多美元，并把这笔钱存入了当地的银行。当初，我们就应该对接触301档案的41名嫌疑人进行多种波动描写器的测谎试验。虽然无辜者会感到很不舒服，但是埃姆斯可能早就会暴露了。” “蒙克呢？”那个英国人问道。凯里·乔丹大笑了一声。服务员现在想收拾桌子了，整个空荡荡的饭店里的最后一桌，他走过来，手里挥舞着账单。欧文示意他把账单放到他的面前。那个年轻人一直等到欧文将信用卡放在账单上，然后他拿着信用卡和账单向结账台走去。 “至于蒙克，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情况。那天是总统日，也是国家公共休假日，我猜他会呆在家里。第二天上午，有新的消息了，蒙克收却到了那封该死的信。” 1994年2月，华盛顿在22日，即总统日之后的第二天，邮递业务又恢复正常了，它是第一个邮件。 该信件是装在一个很不结实的白色信封里，看到免费邮寄权的印章，蒙克知道是从兰利邮局寄出来的，但是收信地址是他的私人住宅，而不是办公室。 白色信封里面套着一个美国大使馆的信封，该信封上写着：“贾森·蒙克先生收”，是通过维吉尼亚兰利CIA办公楼的中央邮局转递的。有人用潦草的字迹注明“请翻过来”的字样。蒙克把信封翻过来看，在信封背面有同一个人的留言：“这封信是有人亲自送到我们维尔纽斯立陶宛大使馆的。我猜你认识那个人。”由于信封上没有盖章，里面这个信封显然是通过外交邮递袋送到美国的。 在使馆的信封里面还有第三个信封，信封的质量更差，里面装有碎纸片，可以清楚地看见上面用奇怪的英语写的内容：“请将此件转交给CIA的贾森·蒙克先生（这一行字加了三道下划线）。发信人是他的一个朋友。” 真正的信件就在这个信封里面。写信的纸张非常薄，似乎一接触就要裂开，是厕所用的手纸吗？还是书籍后面的破旧的、廉价的空白页？很可能是。 信是用颤抖的手用俄语写的，使用的是黑墨水，笔尖不太流畅。信的抬头是：1993年9月，伊尔加下塔吉尔。 以下是信的内容： “亲爱的朋友贾森，如果你能收到这封信，在你看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患了伤寒症，是被跳蚤和白虱传染的。现在他们正在关闭这所集中营，把它解体，使它从地球上永远消失，就像地球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集中营一样，这样做真是太无耻了。 “政治犯里面有12个人获得了特赦，现在莫斯科有个叫叶利钦的人颁布的这项命令。被特赦的人当中有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名知识分子作家，我认为可以信任他。他答应把这封信藏起来，待他回家后，再帮我寄出去。 “我将要乘另一列火车和另一个大牲畜运输车去一个新的地方，从此我不会见到你了。因此，我给你写这封诀别信，最后一次告诉你一些消息。” 信里叙述了三年半之前在东柏林发生的逮捕细节。尼古拉·图尔金讲述了在列福尔托沃监狱的地窖下面所遭受的毒打，以及他不得不将所有事情坦白的经过。他描述了那个充满粪便臭味的地窖，那哭泣的墙壁和永不消失的寒风，那刺眼的灯光，野蛮的审讯，以及回答问题稍慢时，被打成的黑色眼眶和打掉牙齿的情景。 他讲述了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那个上校确信，图尔金将要被判死刑，因此他眉飞色舞地在图尔金面前吹嘘他前面所获得的成果。图尔金被告知了他从未听说过的细节。克鲁格洛夫，布利诺夫和索洛明。他得知，格里申为了使那位西伯利亚人屈服，使出了卑鄙的伎俩。 “审讯完毕后，我像以往多次做过的那样，祈祷死亡。这个集中营里有许多人自杀，但是，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能活到获得自由的那一天。你现在已经无法辨认我了，我的妻子卢德米拉和儿子尤里也认不出我了。我现在没有头发，没有牙齿，全身上下，好的部位也不多了，几乎遍体鳞伤，浑身发热。” 他讲述了乘牲畜运输车从莫斯科到集中营途中发生的事情，他与那些黑社会的罪犯挤在一起，他们无情地将他打昏过去，将唾沫吐到他的脸上，故意将他们的肺结核传染给他。他叙述了集中营本身的情况，他被从其他人当中挑出来，专门减少他的伙食并增加劳动量；六个月之后，他在搬运原木时，将锁骨摔断了，但是无药医治，尽管他已经受伤，卫兵还是坚持让他继续用骨折的肩膀运送原木。他在信的最后写到：“我不后悔我所做的一切，因为这是一个污浊的政体。或许现在我们的人民已经获得了自由，那里面有我的妻子，我希望她幸福。还有我的儿子，是你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谢谢你为他所做的一切。永别了，我的朋友。尼古拉·伊里奇。” 贾森·蒙克把信折叠起来，放在一边的桌子上，他用手抱着头，像小孩一样痛哭起来。那天他没有去上班。他没有打电话说明原因。他拒绝接电话。傍晚6点钟，天黑了以后，他查阅了电话本，然后驱车向阿灵顿驶去。 他找到了要找的房屋，很有礼貌地敲了敲门，门被打开后，他朝开门的女人点点头说：“晚上好，马格卢太太。”然后进屋去了，女主人在门口目瞪口呆。 肯·马格卢在客厅里，他没穿外衣，一只手里拿着一个大的威士忌酒瓶。他转过身来，看见闯入的人后说：“嗨！你是干什么的？你夜闯……” 这是他挨揍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在这之后他躺了好几个星期。蒙克狠揍了他一顿。他用拳头击打他的下巴，把他痛揍了一顿。 马格卢的个头比蒙克大，但是他毫无准备，而且午饭的酒劲还没过去。那天他去了一趟办公室，但是办公室里没人工作，大家都在小声讨论着马格卢受伤的消息，该消息像森林之火迅速燃遍了整个大楼。 蒙克总共揍了他四次，他代表所损失的特工，每人揍了他一顿。除了打掉他的下巴以外，他还打黑了他的双眼，并打断了他的鼻梁。然后，他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 “听起来，像是个积极的措施。”奈杰尔·欧文说。 “只能采取这样的主动行动了！”乔丹同意他的看法。 “后来呢？” “唔，幸亏马格卢太太没叫警察，她给局里打了个电话。局里派来了几个人，正赶上马格卢被担架抬上了救护车，送到了最近的急救室。他们安慰他的妻子，她认出了蒙克。于是这些人驱车来到蒙克的住处。 “蒙克在屋里，他们问他究竟想干什么，他指了指桌上的信。他们当然看不懂，但是他们把信带走了。” “蒙克被降级了吧？”那个英国人问道。 “是的。这一次他们把他永远开除了。当然，在听证会上，当有关人员读完那封信的翻译稿时，有许多人同情蒙克。他们甚至让我帮蒙克讲了许多好话。但是，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结果是，埃姆斯被逮捕；当然也不允许复仇的幽灵四处游荡，将高级官员打成肉酱。他们把他彻底辞退了。” 服务员回来了，他们两人都起身朝门口走去，那位服务员松了口气，他点头，微笑着送客人出了大门。 “马格卢后来怎么样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后他也不光彩地被解职了。那时，埃姆斯的所作所为已经广为人知了。” “那么蒙克呢？” “他离开了兰利，当时，他正与一个女孩住在一起。但是，她出去参加了一个研讨会，等她回来后，他们就分手了。我听说蒙克把他的养老金都拿走了，不管怎样，他还是离开了华盛顿。” “你知道他后来去哪里了？” “我最后一次听说，他在你们的森林地带。” “在英国？在伦敦？” “不太清楚，在女王陛下的一个殖民地里。” “它们已经独立了，不再称为殖民地了。在哪一个地方？”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你是知道的，我说过他喜欢深海捕鱼。我最后听说他在那里租了条船，他是船长。” 这是一个晴朗的秋天，乔治敦看起来很美丽，他们站在拉肖米埃酒店前面的人行道上，为凯里·乔丹等出租车。 “你真希望他回到俄罗斯去吗，奈杰尔？” “这是一个总的想法。” “他不会去的！他发誓他再也不会去了。我很喜欢这顿午饭和酒菜，但是，这是浪费时间。不管怎样，还是要谢谢你的好酒。但是，他不会去的。不是为了钱，也不是因为受到威胁，什么都不是。” 来了一辆出租车。他们握手告别，乔丹上了车，车开走了。 奈杰尔·欧文爵士穿过马路向四季酒店走去。他要打几个电话。 第十一章 狐媚女人号已经靠岸停泊，一天的工作结束了，船上的人都下船过夜去了。贾森·蒙克与他的三位意大利客户挥手告别，这三名客户虽然捕鱼的收获不大，但是，他们似乎出海玩得挺痛快，既欣赏了外边的海洋风光，又享用了他们带去的美酒。 朱利叶斯站在船坞旁边的加工鱼片的台子旁边，拿出两条中等大小的剑鱼，切掉鱼头，清理出内脏。在他自己的后裤兜里，装有今天的工资和意大利人给他留下的那份赏钱。 蒙克闲逛着，经过蒂基小屋，走向香蕉船，这条船上的露天饮食区已经聚满了早到的顾客。蒙克朝酒吧走过来，向罗基点了点头。 “与往常一样吗？”酒吧间招待员笑着问道。 “为什么不一样呢？我这个人养成的习惯很难改。” 他经常到这里来，已经是好几年的常客了，他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当他到海边时，由香蕉船负责替他接电话。他给普罗维登西亚莱斯岛上的所有旅馆都留了这个饭店、酒吧的电话号码，以便吸引客户租船捕鱼。 罗基的妻子梅伯尔说：“格雷斯港海湾俱乐部打过电话来。” “留言没有？” “没有，只是让你回个电话。” 她把放到收银台后面的电话递给他。他拨通了电话，对方是俱乐部前台总机。他听出了她的声音。 “嗨！贾森。这几天过得好吗？” “还不错，露西。比往常好。你打电话了吗？” “是的。你明天打算干什么？” “你这个坏女孩，你心里想干什么呢？” 电话里传来了海滩下面3英里以外酒店接待前台，那个高个子的开朗女孩的咯咯笑声。 普罗沃岛上的永久性居民并不多，这里的旅游业，是该岛居民美元收入的惟一来源，在旅游服务的社交圈内，几乎人人都相互认识，不管你是岛上的居民还是外来户，人们经常用开心的玩笑打发时间。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仍然保持了他们传统的西印度群岛人的性格：友好，易于相处，生活节奏比较悠闲。 “你不想做生意了吗，贾森·蒙克？明天能否再收一个客户？” 他考虑了一下。他本来打算明天一整天都在船上干活，对于船主来说有于不完的活。但是这条船毕竟是租来的，在迈阿密的金融公司仍然持有狐媚女人号一半的股权，他们从来没有间断过索要偿还现金的支票。 “我想可以，全天还是半天？” “半天！上午，大约9点钟。” “好吧，告诉他们在哪儿找我，我会在那里等他们的。” “不是一组人，贾森。只有一个人。一个叫欧文的先生。我会告诉他的。再见。” 贾森放下了电话。一般情况下很少有单个客户，通常都是两个人或者两个以上。也许是他的妻子不愿意来，那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他喝完了他的鸡尾酒，回到船上，告诉朱利叶斯明天7点钟见面，要给船加油并准备一些新鲜的诱饵放在船上。 第二天上午，差一刻9点时客户出现了，他比以往钓鱼的人年纪大一些，事实上是位老年人。他下身穿棕黄色的休闲裤，上身穿着棉布衬衫，头戴白色巴拿马帽子。他站在码头上，大声问道：“是蒙克船长吗？” 贾森从浮桥上爬下来迎接他的客户。从他的口音判断，他肯定是英国人。朱利叶斯帮助他上了船。 “以前在船上钓过鱼吗，欧文先生？”贾森问。 “实际上是没有。这是我头一回。我是个新手。” “先生，别担心。我们会照顾你的。海面很平静，但是当你受不了时，就告诉我们。” 他从来不感到奇怪，有许多旅游者出海时认为海面会像内陆的水面一样平静。旅游宣传册从来不提西印度群岛上的惊涛骇浪，有一些海域里的海面，船相当颠簸。 他将狐媚女人号缓慢地驶出了海龟湾，然后向右半转弯向塞利通道驶去。过了在远处西北点，海面将开始起伏不定，也许这位老人会受不了。但是，他知道另一个方向在松树低岛旁边有一个地方，那里的海面较平静一些，而且报告上说那里有剑鱼群在游动。 他全力加速航行了40分钟，然后看见一团浮草，这是剑鱼经常躲避的地方。 朱利叶斯一次下了四套鱼钩和鱼线，马达逐渐减速，他们开始环绕一片芦苇丛游荡。在游第三圈时他们发现了鱼群。 其中一个鱼漂儿猛烈地向下沉，然后鱼线上的报警器也发出响声。那个英国人从遮阳篷下站起来，镇静地到椅子上就位。朱利叶斯把鱼杆递给他，接着又去观察其它三根鱼线了。 贾森·蒙克将狐媚女人号调头离开了那片浮草，将船的马达设置得近似于“空转”，然后他来到后甲板上。鱼已经停住咬线，但是鱼杆却被深深地拽到了水里。 “向后拉鱼杆，”蒙克轻声说，“向后拉直到鱼杆竖立为止，然后向前放松一下，尽快收线。” 那个英国人试了一下。10分钟后，他说：“我觉得我干不了这事，鱼太重了。” “好吧，如果你愿意就交给我吧。” 客户离开了椅子，回到遮阳篷下面的阴凉处去了。蒙克坐到了他刚才的座位上。现在是上午10点半，温度很高。太阳照到了船尾上，阳光从水面反射回来，像是一叶刀片似的。 经过10分钟的奋战，他终于把鱼拽上来了，接近船体时，鱼又挣扎了一次，蹦了30码高。 “是什么鱼？”客户问道。 “大海豚。”蒙克说。 “太好了。我喜欢海豚。” “不是那种宽吻海豚。同样的名称，但是不一样。也叫做剑鱼。它是一种供垂钓的鱼，非常好吃。” 朱利叶斯已经把鱼叉准备好了，当那条鱼刚被拉得与船体一般高时，他熟练地猛叉过去，将那条40磅重的大鱼挑到了甲板上。 “真是条好鱼。”他说。 “我想应该是蒙克的鱼，不是我的。” 蒙克从椅子里出来了，他从鱼的嘴里取出鱼钩，收拾好鱼线。 朱利叶斯正要把捕获的鱼放进容器里，他看到蒙克的举动感到很惊奇。按照惯例，应该重新布置鱼具，而不是将它们收拾起来。 “到上面去掌舵，”蒙克平静地告诉他，“朝回家的方向高速行驶。” 朱利叶斯不理解地点点头，他爬上梯子，到上面的控制舱去了。蒙克弯腰从冷藏箱里拿出来两罐啤酒，打开盖，递给客户一罐。然后他坐在箱子上，两眼注视着遮阳篷底下的那位英国老人。 “你不是真想出来钓鱼的，对吗，欧文先生？”这与其说是个问题不如说是个陈述句。 “实际上钓鱼并不是我的爱好。” “是的，它不是，欧文先生。这一路上我一直有个问题迷惑不解。很久以前有一名英国秘密警察局的大人物访问了兰利。” “记性真不错，蒙克先生。” “奈杰尔爵士这个名字似乎让我想起了什么。好吧，奈杰尔爵士，咱们别兜圈子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不起，没有对你讲实话。我只是想看看，想与你谈谈，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很少有什么地方能比公海更清静了。” “这么说我们要谈一谈。谈什么主题呢？” “我想应该是俄罗斯。” “那个大国不是我喜欢谈论的话题。谁派你到这里来的？” “没有人派我来。凯里·乔丹对我讲了你的事情。几天前我们在乔治敦一起吃的午饭。他向你问好。” “他是个好人。如果你再见到他，替我谢谢他。可是你肯定知道他现在已经是圈外的人了。你知道我说的‘圈’的意思吧？即游戏之外的人。我也一样。先生，不管你来是为了什么，你只是白跑了一趟。” “凯里也是这么说的。他叫我不要打搅你。但是我还是来了。这趟旅行有这么远的路程。如果我进行我的策反工作，你介意吗？难道这不是你们的行话吗？我想提个建议，行吗？” “那只是一个表达方式而已。唔，今天的天气太热。你租了四个小时的船，还剩两个小时。你想谈就谈谈吧，反正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你听说过一个名叫科马罗夫的人吗？” “我们这里有报纸，只是要晚几天，但不管怎样可以看到报纸。我们也听收音机。我自己没有圆盘式卫星电视天线，因此也不需要电视。是的，我听说过他。他将要成为俄罗斯总统了，对吗？” “他们都这么说。你听说过有关他的什么事情？” “他领导着右翼党派，是个民族主义者，对爱国主义者非常有吸引力。” “你认为他的右翼达到了什么程度？” 蒙克耸了耸肩：“我不知道。我请已经达到很深的程度了。就像家里南部那些极端保守的参议员中的一些人一样。” “恐怕比那还严重。他极右的程度都偏离轨道了。” “是吗，奈杰尔爵士。那就太悲惨了。但是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明天是否还有人租我的船，15英里以外的西北点是否有刺鲢鱼群。那个不受欢迎的科马罗夫先生的政治理论与我没关系。” “我担心有一天我们将……一些朋友和同事认为真应该阻止他。我们需要派一个人深入俄罗斯内部。凯里说你曾经表现得很出众。他说你曾经是最好的。” “是的，但是那已经是往事了。”蒙克默默地望着亲杰尔爵士足有好几秒钟，“你所说的甚至不代表官方意见。这不是政府的政策，不是你们政府的或者我们政府的意见。” “说得好。我们两国政府都认为站在官方的角度他们无能为力。” “你认为我会遵照某些堂吉柯德式人物的命令把船停下来，跨越国界进入俄罗斯境内去找那个傻瓜吵架吗？这些不切实际的人物甚至都没有政府做后盾。” 蒙克站起来，用一只手把那个空酒罐捏扁了，扔进废品筐里。 “对不起，奈杰尔爵士。你确实浪费了你的飞机票。咱们回港口吧。这趟旅行是免费的。” 他回到浮桥上，接过船舵，向塞利通道驶去。进入礁瑚10分钟后，狐媚女人号回到了码头上她停泊的位置。 “关于这次旅行，你说错了，”那个英国人说，“我雇你的时候没讲实话，但是我是诚心诚意地租船的。半天的租船费用是多少？” “3.5美元。” “给你的年轻朋友一点赏钱。”欧文从一叠钞票里抽出了四张100美元的钞票。“顺便问一下，你下午要租船吗？” “不，没有计划。” “那么你打算回家吗？” “是的。” “我也是。恐怕在这么热的天气里，我这个年龄的人午饭后需要睡午觉。但是你在乘凉的时候，不想做些什么吗？” “今天不再钓鱼了。”蒙克说。 那位老人从他带来的肩包里拿出了一个棕色的信封。 “这里有份文件。它不是闹着玩的。读过之后你就了解情况了。不要让其他任何人看到这份文件，不要让文件离开你的视线。它要比莱桑德或者猎户星座、或者德尔斐或者飞马星座曾经交给你的情报要机密得多。” 他的话可能触动了贾森·蒙克的太阳穴。当那位前秘密情报局局长漫步走上码头，去寻找他的租车时，蒙克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后来他终于摇摇头，把信封塞进他的衬衫里，到蒂基小屋吃汉堡包去了。 组成凯科斯浅滩岛的六个群岛（即西部、普罗沃、中部、北部、东部、和南部岛屿）的北面，那里的暗礁接近海岸，从那里可以很快就到达公海。南面离暗礁有数英里远，形成了一个方圆100平方英里的浅滩，被称为凯科斯浅滩岛。 蒙克刚上岛时，这里货币奇缺，在旅游者和饭店聚集的北海岸物价很高。蒙克带来的钱除了支付港口税、燃料费、维修费、营业执照费和捕鱼许可证等费用之后，剩下的钱就不多了。他花了少量的钱在沙波缔拉海湾租了一间木架结构平房居住，这里南邻飞机场，面对着凯科斯浅滩岛的堤岸，只有潜水拖船可以在此停泊。那间房屋和一辆破旧的美国雪佛兰小卡车就是他的全部财产。 他坐在厚木板阳台上欣赏着太阳从他的右边落下，这时在他房后面的沙滩小道上停下了一辆车。不一会儿，那位英国老人的身影从房角后面出现了。这次他在那件白色巴拿马衬衫的外面加了一件热带常穿的羊驼呢外衣。 “他们说我能在这儿找到你。”他高兴地说。 “谁说的？” “香蕉船上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孩。” 梅布尔已经40多岁了。欧文吃力地上了台阶，指着那张空的摇椅。 “我坐在这里行吗？” 蒙克咧嘴笑了：“请坐，我的客人。喝点啤酒吧？” “现在不喝，谢谢。” “来一杯普通的鸡尾酒吧，除了鲜橙以外不加其它的水果。” “我更喜欢这样。” 蒙克制作了两杯纯橙汁鸡尾酒，端出屋来。他们慢慢品尝起来。 “文件看过了吗？” “看过了。” “有什么感想？” “它令人恶心。很可能是一份伪造的文件。” 欧文理解地点点头。太阳落到了对面堤岸的西凯科斯浅滩岛的小沙丘上。浅滩里的水面被照得泛起红光。 “我们原先也是这么认为的。显然是推断的结论，值得核查。我们在莫斯科的人正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很快进行了核查。” 奈杰尔爵士没有把论证报告拿给蒙克看。他把论证报告的内容一段一段地讲述给蒙克听。蒙克非常感兴趣。 “三个人全死了？”他最后问道。 “恐怕是这样的。看起来科马罗夫确实不想让这份文件再找他的麻烦。并不是因为它是伪造的。假如这份文件出自他人之手，他永远也不会听说过它。这份文件是真的，他的企图都写在里面。” “你认为能除掉他吗？使用极端的谋杀措施？” “不行。我用的词是‘制止’，它与你们CIA的术语‘结束生命’的含义不同。暗杀不能解决问题。” 他解释了为什么暗杀行不通的原因。 “那么你认为他可以被阻止，名誉扫地，整个力量被毁灭？” “是的，这正是我的想法。” 欧文从侧面敏锐地观察着他。 “你的内心从来没有放弃过间谍工作的欲望。你认为这种欲望已经消失了，事实是它一直隐藏在你的心里。” 蒙克此时处于梦幻之中，他的思绪回到了许多年前很远很远的地方。他猛然从沉思中清醒过来，起身将水罐里的鸡尾酒重新倒满了他们的杯子。 “值得一试，奈杰尔爵士。也许你是对的。他有可能被阻止。但不是由我来阻止。你必须另找一个人。” “我的资助人非常慷慨。当然要提供一笔经费。但是钱必须花在适当的地方，他雇佣的人和所有相关事宜要值得他花这笔钱。将投资50万元钱。肯定是美元。即使在当今社会，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蒙克心里盘算着那笔钱。可以一笔勾销狐媚女人号所欠的债务，买下那栋房子，买一辆好卡车。留下一半的钱去投资，每年可以获得10％的利润。他摇摇头。 “我从那个邪恶的国家逃出来了，我好不容易才出来的。我发过誓将再也不回去了。这件事是很有诱惑力，但是不行。” “啊，很抱歉请你出山，是形势所迫。今天在旅馆里我的文件架上放着这些东西。”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个细条白色信封递给蒙克。蒙克从每个信封里拿出了一张有正规抬头的信函。 其中一个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金融公司的。信中说由于政策的变化，对某些区域所投放的设施贷款已经被列为不可接受的危险性贷款。因此，狐媚女人号的贷款必须在一个月内付清，否则公司只好收回贷款物。信中虽然使用了通常那种蹩脚语言，但是意思却很明确。 另一页纸是印有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英国地方长官的标志。信中说地方长官阁下遗憾地通知一名叫贾森·蒙克的美国公民，鉴于不便说明的原因，将终止他的居住许可证和经商许可证，该终止通知的生效日期为发信之日起一个月之后。信的结尾，签名人自称为蒙克的恭顺仆人。 蒙克把这两封信都叠好，放到他们两人坐的摇椅之间的桌子上。 “他们使用了不正当的手法。”他平静地说。 “我也这样认为，”奈杰尔·欧文说着，望着远处的水面，“但是只好这样了。” “你们找不到另外一个人吗？”蒙克问道。 “我不想要其他人。我想要你。” “好吧，我服了你了。既然以前我活过来了，我还可以再次躲过灾难。但是我不打算回俄罗斯去。” 欧文叹息着收拾好黑色宣言。 “乔丹就是这样说的。他告诉我你不会为了钱，不会迫于威胁。这就是他说的原话。” “唔，至少凯里还没有老糊涂。”蒙克站起身来，“我不能去，但是很高兴与你交谈。我认为现在咱们没有更多的话要谈了。” 奈杰尔·欧文爵士也站起来了。他看起来很伤心：“不应该这样。真可惜，太可惜了。还有最后一件事情。科马罗夫执政后，他不会孤身一人。他的身边有他的私人卫兵和黑色卫队的指挥官。当这个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计划开始实施后，他将负责全部武装力量，成为整个国家的刽子手。” 他拿出了一张照片。蒙克看到照片上那张冷漠的面孔约比他大五岁。英国人踏上了通往屋后他停车的沙路小道上。 “那个人究竟是谁？”蒙克在他身后喊道。 黄昏中传来了那位老间谍头目的声音：“哦，他呀。他就是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 普罗维登西亚莱斯岛不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终端，却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便利交通点。正是因为它小，它处理乘客交通的速度很快，很少延误班机。第二天，奈杰尔·欧文爵士提着推一的行李箱在机场办理了乘机手续，机场人员微笑着对他点点头，检查了他的护照，然后他漫步进入出港候机区。飞往迈阿密的美国航空公司的班机正在阳光下等候起程。 由于天气太热，候机大厅的大部分地区是敞开的，出港候机区与远处的露天停机坪只是用铁链隔了一道栅栏。有人绕候机大楼转了一圈，在链条旁站住了，他朝里面张望着。欧文向他走去。就在这时，飞机开始登机了，下面的乘客开始向飞机涌去。 “好吧，”蒙克穿过栅栏说，“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 欧文从胸兜里抽出一张飞机票，把手穿过栅栏递给了蒙克。 “这张机票的航线是普罗维登西亚莱斯岛－迈阿密－伦敦。当然是头等舱。从现在起还有五天时间。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好。大约要在外停留三个月。等到一月份大选开始时，我们的行动就太晚了。你到希思罗机场后，会有人接你。” “是你吗？” “不是。是其他人。” “他们如何认出我？” “他们会认出你的。” 一名地面女乘务员拽了一下他的外衣。“乘客欧文，现在请登机。” 欧文转身向飞机走去：“顺便说一下。那笔美元出价仍然算数。” 蒙克拿出两封正规的信函，把它们举在手里问道：“这些东西怎么处理？” “把它们烧了吧，小伙子。那份文件不是伪造的，但是这两封信是假的。我想让你解除后顾之忧，你看不出来吗？” 欧文和那位女乘务员已经走到了半路，这时他们听见身后传来了一声大喊。 “先生，你真是个狡猾的老狐狸。” 那名女乘务员抬头吃惊地望着欧文，他笑了。 “希望如此。”他说。 奈杰尔·欧文爵士回到伦敦后立即投入了一周极其紧张的准备工作。 他对自己亲眼所见到的贾森·蒙克还是很满意的。此外，蒙克的前任老板凯里·乔丹的叙述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已经离开兰利很长时间了，整整10年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俄罗斯已经完全脱离了蒙克所熟悉的那个老苏联了。技术也发生了变化，几乎每个地方的名称都从共产党时代的称呼改回到革命前的旧名称了。 如果不进行非常全面的情况介绍，蒙克突然闯进莫斯科后会在当今的变革面前不知所措。 他进入莫斯科之后要求英国或美国大使馆的协助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使馆区是禁区，他需要一个藏身之地，需要一个朋友。 俄罗斯其它的情况基本上变化不大。那个国家仍然拥有强大的内部安全服务机构，国内安全局（FSB），它是从克格勃原先的第二总局改编过来的。阿纳托利·格里申已经退休了，但是他肯定还与前机构保持着联系。 即使这样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俄罗斯目前主要的危险来源于国内流行的腐败之风。由于多尔戈鲁基黑手党力争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们实际上为科马罗夫和格里申提供了无限的资金，通过对政府公务员的行贿收买活动，所有的政府行政部门都为他们开绿灯。 真实的情况是，极度的通货膨胀迫使中央政府的各级职员都在从事第二职业，努力寻找出价最高的投标者。只要出足够的钱，就可以买到任何国家安全部门或特种私人武装的全力合作。 除了格里申自己的黑色卫队和数千人的狂热青年战斗团，再加上看不见的黑社会街道武装之外，科马罗夫有足够的走狗来追捕向他挑战的人。 这位老间谍组织的首脑可以肯定一件事情：阿纳托利·格里申不久就会知道蒙克回到了他的领地上，他会感到不舒服的。 欧文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了一个小型但是可靠的专业队伍，它的队员来自英国自己的特种部队的退役士兵。 经过几十年来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内与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的斗争，在福克兰群岛和海湾地区的宣战，许多从婆罗洲到阿曼、从非洲到哥伦比亚不宣而战的战争，以及对12个其它“禁止入内领土”的深入渗透任务，英国已经培养了大量的从事秘密活动的国际型人才，他们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 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了部队，或者离开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他们在利用他们的特殊才能而谋生。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大多为警卫工作、财产保护、工业反间谍活动和安全咨询。 索尔·内桑森信守诺言，已经将一笔难以追踪的存款存入了英属近海银行，那里的银行保密系统可以信赖。一旦需要，欧文可以通过普通电话输入密码后将他所需的款项调人到伦敦分行即用即取。 48小时之内，欧文身边召集了六名惟命是听的年轻人，其中两人俄语讲得很流利。 乔丹说过的一件事情激起了欧文的极大兴趣，顺着这条线索，其中一个讲俄语的人已经带着大捆硬通货现金飞到了莫斯科。他要在莫斯科果两周。但是他回来时，要带来振奋人心的消息。 另外五个人分别去执行不同的任务了。其中一个人带了一封介绍信去美国与国际通信公司的主席和总裁拉尔夫·布鲁克进行谈判。其他人正在各个神秘的地区寻找欧文认为所需要的专门人才。欧文把他的人都派出差了，有一个问题他希望亲自处理。 45年前，在身体逐渐康复后他回到了欧洲，他被派到霍罗克斯将军的情报部门工作，指挥正在荷兰奈梅亨公路上行军的三X特种部队，急于解救占领阿纳姆桥头堡的英国伞兵部队。 三X特种部队里，有一个团是精锐警卫团。团里有一名叫彼得卡林顿的年轻的少校军官；另一个经常与他打交道的人是奈杰尔·福布斯少校。他的父亲去世之后，福布斯少校就接替了福布斯勋爵的称号，成为苏格兰主要勋爵。欧文给苏格兰打了几个电话后，终于在伦敦的蓓尔美尔街上的陆军和海军俱乐部找到了他的下落。 “我知道这是一个成功几率很低的尝试，”欧文作了自我介绍后说，“但是我还是需要组织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非常秘密，确实非常秘密。” “哦，是那种研讨会。” “完全正确。我们需要找一个隐秘的地方，离闹市远一点，约能容纳12个人。你对苏格兰高地这一片很熟悉。你找个地方吧。” “你什么时候要？”那位苏格兰贵族问道。 “明天。” “是吗。我自己的住处不行，太小了。很久以前我把我的城堡转让给儿子了。但是我想他可能不在家。我来落实一下。” 一小时之后他打来了电话。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马尔科姆那年实际上已经53岁了，他打电话来确认他明天将离开一个月去希腊群岛。 “我建议你最好借他的房子，”福布斯勋爵说，“不要有暴力行为，介意吗？” “当然不介意，”欧文说，“只是讲课，放幻灯那一类事情。所有的消费由我负责，会多付钱的。” “好吧，那我就给麦吉利夫雷太太打电话，告诉她你们明天来。她负责照顾你们。” 说完话之后，福布斯勋爵放下电话继续吃他的午饭去了。 第六天的黎明，英国航空公司头一晚从迈阿密起飞的班机在希思罗机场的第四号航空集散站降落了，贾森·蒙克随着400名乘客来到了世界上最繁忙的商业航空港。即使在这个时间，还是有数以千计的乘客从全世界各个角落来到这里，他们涌向了护照检验出口。蒙克坐的是头等舱，他是最早到护照检验出口的少数几位乘客之一。“先生，您是商务还是旅游护照？”护照检查员问道。 “旅游。”蒙克答道。 “祝您玩得愉快。” 蒙克把他的护照装进兜里，朝行李圆盘传送带走去。等了10分钟行李才从转盘上滑过来。他走过绿色通道，没有被阻拦。他出来之后，瞥了一眼接机的人群，许多司机手里举着牌子，牌子上面写着具体的人名和单位名称。没有一个写着“蒙克”。 后面的人群涌过来了，他不得不继续前进。他走到通往中央广场的用两个栅栏组成的过道中间，这时有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是蒙克先生吗？” 说话的人大约30岁，穿着牛仔裤和茶色皮夹克。他留着短发，看起来非常健康。 “我是蒙克。” “先生，请出示你的护照。” 蒙克出示了他的护照，护照官验证了他的身份。蒙克浑身上下都显露出“退役军人”的气质，看到拿着他的护照的那双笨拙的手，蒙克猜测那个护照官的军旅生涯肯定很短。他的护照被递回来了。 “我叫夏兰。请跟我来。” 这位向导没有带他去寻找停在外面的小轿车，而是朝礼宾豪华大轿车走去。坐在大轿车里驶向一号航空集散站的途中，他俩静静地坐在那里。 “我们不去伦敦吗？” “不去，先生。我们将去苏格兰。” 夏兰拿着他们两个人的机票。一个小时后，伦敦至亚伯丁的商务航班起飞，驶向苏格兰高地。夏兰埋头阅读他的《陆军半月谈与国防评论》。他还能干其它什么事呢？他不擅长聊天。蒙克在这趟航班上又吃了一顿早饭，飞机在大西洋上空飞行时他睡着了。 在阿伯丁机场他们换上了多用途越野车，车上又上来一名沉默寡言的退役军人。他和夏兰总共交换了八个音节的词语，就像进行了好长时间的谈话一样。 他们离开飞机场后进入了亚伯了东海岸的城市郊区，蒙克以前从来没见过苏格兰高地的群山。那个不知名的司机将车开到A96公路上，走了7英里之后向左驶去。公路上的标志牌写着几个简单的字：凯姆内。他们穿过莫尼马斯克村上了亚伯了至奥尔福德的公路。走了3英里后，越野车向右拐，穿过白宫，向凯基驶去。 右边有一条河。蒙克心想河里是否有鲑鱼。就在凯基的前面，汽车突然离开了公路，前往河的方向上坡行驶。拐了两个弯之后，一座古城堡出现在他的眼前，它坐落在一个稍微隆起的高地上，面朝小山。 司机转过身来说：“蒙克先生，欢迎来到福布斯城堡。” 奈杰尔·欧文爵士从石头门廊下迎了出来，他头戴扁平的布帽子，头发被风吹向两边。 “旅途顺利吗？”他问道。 “不错。” “还是很辛苦。夏兰领你去你的房间。洗个澡，休息一下。两个小时后吃午饭。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你早就知道我要来。”蒙克说。 “是的。” “夏兰没有打电话吧。”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看那边的米奇……”他指着正在卸行李的司机。“他刚才也在希思罗飞机场。在亚伯丁的飞机上，他就坐在后面。他出机场的时间比你早，因为他不用等行李。他到达越野车后等了5分钟你就到了。” 蒙克叹了一口气。他没有看到米奇在希思罗机场或在飞机上。欧文说对了，确实有不好的消息：有许多工作等待着他们去做。另一方面也有好消息，他已经加入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团体。 “这些人跟我一起去吗？” “恐怕不行。你到那里时，是独自一人。他们今后三周的工作是尽力协助你生存。” 午饭是一种土豆壳里装着碎羊肉的东西。主人称其为牧羊人的馅饼，把它泡在一种加香料的黑色调味汁里吃。饭桌旁有五位就餐者：奈杰尔·欧文爵士、亲切的主人、蒙克、夏兰和米奇。米奇总是称呼蒙克和欧文为“老板”，他很机警，发白的头发很稀薄，英语讲得不错，但是蒙克能听出他的俄国口音。 “当然要会讲一些英语，”欧文说，“因为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不会讲俄语。但是你每天至少要与这里的奥列格讲四个小时的俄语。你必须恢复到非常熟练的程度。” 蒙克点点头。他已经好多年没有使用这种语言了，他将发现他现在的反应是多么迟钝。但是天才的语言学家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足够的实践将总能找回那种语感。 他的主人说：“奥列格、夏兰和米奇将是这里永久的居民。其他人将来往不定。也包括我本人。过几天等你们安顿下来后，我将飞到南边去，还有其它的事情要做。” 如果蒙克认为会给他一点时间恢复一下高空飞行后的生理节奏，那么他想错了。午饭后他与奥列格练了四个小时的俄语。 那个俄国人设定了一些情景。他一会扮演街上的民兵，拦阻蒙克要他出示证件，要求他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等问题。然后他又扮演一名饭店服务员，询问一份非常复杂的菜单细节。过了一会儿，他又变成一名莫斯科郊外问路的人。训练了四个小时之后，蒙克感到他正在慢慢地找回语感。 在西印度群岛拉渔网时，蒙克认为他的身体非常健壮，他的腰围在不断加宽。他想错了。第二天清晨黎明前，他第一次与夏兰和米奇一起越野长跑。 米奇说：“老板，我们第一次先来一个简单的项目。”因此他们穿过大腿深的石南属植物跑了5英里路。开始时蒙克觉得自己要累死了，后来他真希望自己已经死了。 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在值班。令人敬畏的家庭主妇麦吉利夫雷太太，她是一名寡妇，她的丈夫原是一名房地产经纪人。她负责做饭，打扫卫生，并以挑剔的眼光接待一系列带有英国口音的来往的专家。郝克托负责照看城堡和菜园，并开车去采购杂货。这里从来没有来过做买卖的人。麦吉利夫雷太太和郝克托住在场院里两间小房子里。 来了一名摄影师。他为蒙克拍了许多各种各样的照片，为他外出时各类身份证件准备照片。一名发型和化装师出现了，他熟练地改变了蒙克的容貌，并对蒙克示范教学，他所用的化装用品尽量少，而且都很容易买到，放在行李里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 他的容貌改变之后，摄影师又拍了更多的照片以便用于另一本护照。欧文从某个地方搞到了真护照本，由一名雕刻家和书法家将它们变成新身份的护照。 蒙克花了好几个小时研究莫斯科地图，他必须熟记该城市的地理位置及其数百个地点名称，不管怎样，这些名称对他来说还是很陌生的。以已故的法国共产党领袖而命名的圣莫里斯堡多列士码头已经恢复了老名称，即索菲斯卡亚码头。所有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共产主义著名人物命名的地名都消失了。 他背下了100个最有名的建筑物名称及其它们的位置，学会了怎样使用新的电话系统，了解了如何随时随地招呼任何出租车以及给司机付美元的方法。 那里有一个放映室，蒙克和另外一名讲俄语的伦敦人坐在那里一起观看了数小时的电影，他必须熟悉屏幕上那无数张面孔。 有许多书要阅读，科马罗夫的演讲，俄文报纸和杂志。最糟糕的是要记住许多私人电话号码，他不得不在大脑里储存了50多个号码。记数字不是他的特长。 第二个星期，奈杰尔·欧文爵士回来了。他看起来很疲劳，但是很满意。他没有说他去哪里了。他带来了派人在伦敦古玩店里买到的一样东西。 蒙克把它翻过来放在手里。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蒙克吃惊地问道。 “没关系。我的耳朵很长。是一样的东西吗？” “一模一样。我能想起来的就是这样。” “那么，它应该起作用。” 他还拿来了一个箱子，它是由一名能工巧匠制作的。一般的海关检查员很难看出箱子里面的夹层，蒙克将把两份秘密文件藏在夹层里：一份是黑色宣言的俄文原件，另一份是鉴别黑色档案的论证报告，已经翻译成了俄语。 到第二周，蒙克感到此刻他的身体是近十年来状况最好的时候。他的肌肉变得更强壮了，他的耐力得到了改善，但是他知道自己永远也比不上夏兰和米奇，这两个人可以忍受常人无法想像的痛苦和煎熬，马不停蹄地行军打仗。 那一周过了一半的时候，乔治·西姆斯来了。他与蒙克的年龄相仿，是前英国空军特别部队的一名一级准尉。第二天早晨，他把蒙克带到草坪上。他们二人都穿着运动服。他转过身来，在离蒙克四码远的地方对蒙克说话了。 他用轻快的苏格兰口音说：“如果你能试着杀死我，我将很感激你。” 蒙克感到吃惊。 “但是你不要苦恼，因为你不会成功的。” 他说对了。蒙克向他逼近，装出要进攻的样子，然后猛扑过去。那个苏格兰高地的壮汉一下子就把他颠倒过来，蒙克仰面躺在地上。 “你的进攻速度太慢了点。”那位前一级准尉说。 郝克托正在厨房里堆放午饭要吃的刚挖出来的胡萝卜，他看到窗外蒙克又被打翻在地。 “他们俩究竟在干什么？”他问道。 “忙你自己的事吧，”麦吉利夫雷太太说，“他们在闹着玩呢。” 在外面的森林里，西姆斯向蒙克介绍瑞士制作的9毫米自动手枪。 “我以为你们的人使用勃朗宁十三射自动手枪。”蒙克说，急于显示他的学识。 “我们过去用，但是很多年前就不用了。10年前就换成这种手枪了。先生，您知道这个双手柄和屈膝动作的作用吧？” 蒙克在CIA当新兵时，在弗吉尼亚的“农场”学习过轻武器的知识。当时他是班里最好的学生，他童年时在蓝岭山脉曾随他的父亲去打猎，他继承了父亲射击的才能。但是那也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那个苏格兰人竖立了一个下蹲姿势的靶子，走了15步，转身向靶子射去，5颗子弹都打中了靶子的心脏。蒙克打中了靶子的左耳朵和大腿。他们连续三天每天两次练习射击，每次200发子弹。三天后蒙克终于能够在5发子弹中有3发打中靶子的面部了。 “还得慢慢来。”西姆斯说话的语调似乎承认他无法再取得更好的结果了。 “希望我有好运气，不用使用任何一发子弹。”蒙克说。 “大家都喜欢这么说。然后运气就来了。但是最好还是学一些使用方法，很可能用得上。” 第三周开始后，蒙克被引见给一名通信专家。这个人叫丹尼，非常年轻，从伦敦来的。 “这是一台非常普通的膝上型电脑。”他解释道。它确实很普通。体积还没有一本书大，打开它的上盖后，上盖的里面露出了一个荧光屏，小键盘分成两半，把它们提起来展开后重新并成一块类似于打宇机的键盘。这种东西现在很普通，10个行政官里有八个人的公文包里都装有这玩意儿。 丹尼把一个看起来像一张信用卡的东西举起来放到蒙克的面前，然后把它从电脑的侧面插进去：“这是一张软盘，它储存了你将扮演的商人所需要的一般信息。如果有人要截获了它，他们所得到的全部是商业信息，这些信息对于机主本人以外的其他人毫无价值。” “那它有什么用呢？”蒙克问。他意识到这个年轻人是那些在新时代的计算机堆里泡大的年轻人之一，计算机的内部系统对于他们来说要比埃及的象形文字容易得多。蒙克任何时候都更愿意研究象形文宇。 丹尼举起来另一张卡说：“知道这是什么吗？” “那是个威世信用卡。”蒙克说。 “再仔细看看。” 蒙克仔细观察了塑料薄片，它的背面刻满了“智能”磁条。 “好吧。它看起来像个威世信用卡。” “它甚至可以起到威世信用卡的作用，”丹尼说，“但是不要把它当威世信用卡使用。要防止由于某些错误操作把它洗掉。不管你住在那里，都要把它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最好不要让人看见。必要时再使用它。” “它是干什么用的？”蒙克问道。 “它有很多用途。它把你输入的任何东西译成密码。它已经记住了100个一次性密码本，不管是什么样的密码。它不是我的专业范围，但是我想它们是牢不可破的。” 丹尼把最初那张软盘从电脑里取出来，插入了那张威世卡。 “现在这台膝上型电脑被一个锂离子电池启动了，电力足以维持与卫星的联络。即使你身边有交流电源，还是应该使用电池以防家用电路断电。用交流电给这个电池充电。现在用这个按钮把它打开。” 他指着开关电源，蒙克按了一下。 “把你给亲杰尔爵士的电文输入进去，屏幕上会显示出清晰的语言文字。” 蒙克输入了20个字的电文以确保第一次联络的信息安全到达。 “现在按这里的这个键。它具有不同的功能，它将发出译电指令。” 蒙克按了一下键，但是它没反应。他写的字仍然留在屏幕上。“现在按开关键。” 那些字消失了。 “它们已经永远消失了，”丹尼说，“它们被完全消除了记忆。它们已经被译成一次性密码，存在威世卡里面的弗吉尔功能里，等待发送。现在再打开膝上型电脑。” 蒙克照办了。荧光屏亮了，但是空的，上面没有留下任何字。 “按这个键。它的功能也不一样，当插入弗吉尔卡后，它的意思是发送／接收。现在你就这样保持现状。卫星每天在地平线上方盘旋两次。当卫星接近你所在的位置时，它按程序发一条下行指令。下行指令的频率与卡里的频率相同，它只花10亿分之一秒就到达了。但它是加密的。它在说：‘你在那里吗，孩子？’弗吉尔听到母亲的呼声，辨认无疑后将你的信息发出去。我们称之为握手。” “这就完了吗？” “还没有完全结束。如果母亲有话要对弗吉尔讲，她就给孩子发信息。弗吉尔收到的信息都存在一次性密码里面。母亲越过地平线消失了。她已经把你的信息转给了接收数据库，不管那个数据库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必要知道。” “机器工作时我是否要一直陪着它？”蒙克问道。 “当然没这个必要。你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你回来后将发现屏幕仍然在闪光。按一下这个键就行了。它并不显示译电功能，但是只要弗吉尔在机器里面，它就具备这个功能。弗吉尔的作用就是在家里把你的电文解密。记住，只要触及开关键，你就能把它抹去。永远找不回来了。” “现在还有最后一件事情。假如你真想摧毁弗吉尔的大脑，你可以按顺序触及这四个数字。”他把写在一张纸片上的四个数字拿给蒙克看。“除非你想取消这张威世卡里面的弗吉尔功能，把这张卡恢复到单纯的信用卡，否则千万不要输入这四个号码。” 他们花了两天时间反复熟悉这些步骤，直到蒙克成为操作能手为止。然后丹尼离开了，不知道又要去研究什么高科技了。 在福布斯城堡第三个星期的周末。所有的教官都圆满地结束了他们的教学工作。 蒙克送他们走了。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后，蒙克、夏兰和米奇坐在客厅里休息时蒙克问道：“我能用一下电话吗？” 米奇正在与夏兰在棋盘上激烈地较量，他抬起头，朝放在角落的电话点点头。 “打个私人电话。”蒙克说。 夏兰也抬起了头，那两名前任士兵都望着他。 “当然可以，”夏兰说，“用书房里那部电话。” 蒙克坐在福雷勋爵舒适的书房里，蒙克拨通了一个海外的号码。在南维吉尼亚克罗泽特一个小木屋里，电话铃响了，那里的太阳还挂在蓝岭山脉上面，那里比苏格兰高地晚四个小时时差。当电话铃响到第十声时，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喂？” 他可以想像出那边的情景：在那间虽然小、却很舒适的客厅里整个冬天都有一堆木材燃烧的火，母亲珍爱的结婚家具总是被擦得明亮如镜，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妈，我是贾森。” 电话那边虚弱的声音变得大了，母亲的声音里充满了喜悦，“贾森。儿子，你是在哪里呀？” “我一直都在旅游。爸还好吗？” 自从他父亲中风以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门廊的摇椅上度过的，他遥望着他们的小镇和远处的深山老林，40年前他曾整日不畏艰苦地长途旅行，曾带着他的大儿子四处打猎和捕鱼。 “他很好。他现在正在门廊打瞌睡。天气太热，已经热了很长时间了，真是个炎热的夏天。我会告诉他你来电话了。他会很高兴的。你很快就要回家了吗？你都离家这么长的时间了。” 他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离开他们的小家了。一个弟弟是保险估价员，另一个是房地产经纪人。他的妹妹嫁给了一名乡村医生。他们都在维吉尼亚。他们经常回家。只有他不在家。 “我会尽快回家的。我保证。” “你又要走了，对吗，儿子？” 他知道母亲所说的“走”的含义。在他去越南就职之前她已经了解了关于那个国家的事情，他在华盛顿准备去国外之前，她总是给他打电话似乎想知道她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当母亲的总是这样……她在3000英里之外就预感到了危险。 “我会回来的，回来后我就去看您。” “贾森，自己照顾好自己。” 他手里握着电话，双眼注视着窗外苏格兰上空闪烁的群星。他真应该常回家看看。双亲现在年纪大了，他真应该抽出时间。 “妈，我会很好的，别担心。” 两边都不说话了，似乎他俩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爱你，妈妈。告诉爸，我爱你们。” 他放下了电话。两个小时后，奈杰尔·欧文爵士正在多塞特家中阅读文件。第二天上午，夏兰和米奇开车把蒙克送到了阿伯丁机场，并陪他登上了飞往南方的航班。 他在伦敦呆了五天，在蒙卡尔姆与奈杰尔·欧文爵士住在一起，那是一个安静的、考虑周到的旅馆，在大理石拱门后面的那些日子里，那位老间谍组织的首脑详细地交代着蒙克应该做的事情。最后，再没有什么事情可交代了，只好告别了。欧文塞给他一张纸条。 “假如那个高科技的通信系统出毛病了，有个人能把信件送出来。当然，这是最后一招。好吧，再见了，贾森。我不会来希思罗机场了，我讨厌飞行。我认为你行。是的，我真认为你行。” 夏兰和米奇开车把他送到希思罗机场，一直送到栅栏处。然后他们每人与他握手告别。 “老板，祝你好运。”他们说。 那是一趟平静的飞行。没有人能认出来他就是30天前飞往第四终点站的贾森·蒙克。没有人知道他不是护照上的那个人。他通过了海关检验。 他把手表向前拨了两个小时，四个小时之后，他在莫斯科大舍列梅季耶沃飞机场向护照检查员走去。他的签证没问题，显然是在华盛顿俄罗斯大使馆申请并被批准的。他通过了。 在海关大厅里，他填写了冗长的货币报关单，把他带来的惟一的手提箱放在检查桌上。那个海关检察员对手提箱看了一眼，然后示意要看他的文件包。 “把它打开。”他用英语说。 这位美国商人微笑着立即照办了。那个检查员翻阅了他的证件，然后拿起那台膝上型电脑。他赞许地看了它一下，说：“好了，放回去吧。”他很快在箱子上用粉笔划了一道，然后转向下一个顾客。 蒙克拿起他的包，穿过玻璃门，踏上了他曾发誓永远不返回的土地。 第十二章 都市大酒店仍然在他记忆中的地方，它是一个由灰色石料建成的大型立方体建筑物，面朝着广场那边的大剧院。 蒙克向酒店大厅的服务台走去，他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掏出了他的美国护照。前台的工作人员检查了一下计算机屏幕，输入了几个数字和宇母，直到屏幕上闪出确认信息为止。他看了一下护照，然后又看看蒙克，点了点头，露出了职业性的微笑。 蒙克的房间正是预定好的那一间，四个星期前，奈杰尔派来的那位讲俄语的士兵已经来过莫斯科侦察了情况，是他提出的建议，要蒙克住这个房间的。这个房间位于第八层的一个角落里，面对着克里姆林宫，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靠边的阳台。 由于存在与伦敦的时差，他安顿下来的时间是快要傍晚的时候。在莫斯科10月的黄昏，对于路上的行人来说已经是够寒冷的了，他们都穿上了大衣。这天晚上，蒙克在酒店里吃过晚饭后，很早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有一名新的接待生在服务台值班。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蒙克对他说，“我必须去美国大使馆让他们检查一下我的护照。这是个小问题，但是，你是知道的，官僚主义……” “先生，对不起，客人住店期间我们必须保留客人的护照。”那个职员说。 蒙克把身子向前靠近服务台，手指里卷了一张100美元的钞票。 蒙克严肃地说：“我理解，但是，你知道我遇到了问题，离开莫斯科后我还要到整个欧洲去旅游，我的护照已经快到期了，我的大使馆需要重新签证。我就离开几个小时，将他们……” 这名职员很年轻，刚结婚不久，快要有孩子了。他盘算着一百美元的钞票在黑市里能换多少卢布。他左右张望了一下。 “请等一下！”他说完，便消失在办公室与服务台之间的屏风后面。5分钟之后，他回来了，手里拿着护照。 “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办理离店手续时才返还护照，”他说，“你必须把它还回来！离店时再给你。” “你看，我刚才说过了，签证手续办完后，我立刻把它还回来。你什么时候下班？” “今天下午两点种。” “如果下午两点钟我办不完，下午喝茶时间肯定把它还给你的同事。” 他们二人一手交护照，一手交100美元的钞票。现在这两个人是同谋了。他们相互点头，微笑，分手了。 回到房间后，蒙克在门外挂上了“请勿打扰”的牌子，锁上了门。在浴室里，他从洗漱用具口袋里面找到了染色溶剂，其标签上把它描述为洗眼水。他把它到进了一碗热水里。 菲利普·彼得博士的灰色卷发不见了，替代它的是贾森·蒙克的金发。胡须被刀片刮掉了，学者近视眼上戴的眼镜被抛进了大厅的垃圾箱里。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的护照上面写着他自己的名字并有他本人的照片，还加盖了机场移民部门的入境图章，它是从欧文早先派人俄罗斯执行任务的士兵的护照上复印下来的，但只是将日期调整了一下。护照里面有一张复制的货币报关单，也加盖了假的图章。 半晌时，蒙克下楼到了一层，他穿过拱顶大厅的中央，通过服务台侧面的小门溜了出去。都市酒店外面停了一长排出租车，蒙克用流利的俄语招呼一辆出租车的司机。 “奥林匹克彭塔。”他说。出租车司机知道这个酒店，点点头，他们出发了。 全部奥林匹克综合性建筑是1980年为奥运会修建的。它位于市中心的北部，就在萨多沃／斯帕斯科耶或花园环路的外面。那个体育馆仍然高出了周围的其它建筑，德国建造的彭塔酒店就在它的屋檐下。蒙克在该酒店的大门廊下了车，给司机付了车费，然后走进了酒店大厅。当出租车消失在视线之外后，他离开了酒店，步行向下面走去。离他的目的地只有几十米的距离。 由于缺乏适当的检查和维修，体育馆整个南部区域已经黯然失色。那些共产党执政时期建造的，街区内高大的标志性建筑物多因年久失修，而失去了过去的光泽。上面覆盖着夏天的尘土，随着冬季的来临，它们的表皮将变得干裂而脱落。街道上，到处飞扬着零星的碎纸片和废弃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碎块。 就在杜罗娃街口，有一片用木围栏圈起来的土地，里面的花园和建筑物的风格截然不同，非常引人注目。围栏里面有三个主要建筑物：一个接待外来宾客的旅馆、一个在90年代中期建造的学校和一个穆斯林做礼拜的地方。 这个莫斯科重要的清真寺建造于1905年，较列宁时代早十几年，这个革命前修建的建筑物仍然显露出古典的高雅。在共产党执政的70年里，像基督教教堂一样，它也遭到无神论者疯狂的破坏。共产党下台之后，沙特阿拉伯慷慨解囊，资助了这个扩大和修复清真寺的五年计划。旅馆和学校是根据90年代中期的计划建成的。 这个清真寺的面积没有发生变化：它是一个小型淡蓝色建筑物，它的窗户也很小，入口处有两扇门，以古典风格雕刻的橡木制作的。蒙克脱下鞋，把鞋子放在门厅左边的鞋架上，虔诚地光着脚进去了。 像所有的清真寺那样，屋里是一片开阔的场地，没有椅子或板凳。地上铺的是沙特阿拉伯捐赠的豪华地毯，柱子支撑着教堂中最高的楼宇。 根据宗教信仰，不能有雕刻的形象或绘画。墙上嵌镶了来自的引文。 该清真寺的服务对象是莫斯科的穆斯林教民，以便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但是，不包括外交人员，外交人员主要是在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做礼拜。俄罗斯有数千万的穆斯林信徒，首都莫斯科有两个公共清真寺。由于今天是礼拜五，参加礼拜的只有几十个人。 蒙克在门口附近的墙边找了个位置，他盘腿坐下来，观察着。这里大部分是老年人：阿塞拜疆人、鞑靼人、英古什人、奥塞梯人。他们都穿的套服，虽然陈旧，但很干净。 一个半小时之后，蒙克前面跪着的一位老人起身，向出口走去。他注意到了蒙克，脸上露出了好奇的表情。蒙克的脸被太阳晒黑了，头上满头金发，手里没有拿任何念珠。他犹豫了，于是背靠墙坐了下来。 他肯定有70多岁了，他的上衣翻领上别了三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奖章。 “和平保佑你！”他低声说。 “和平祝福你！”蒙克回答道。 “你信教吗？”那位老人问道。 “不信！我来找一位朋友。” “一个特殊的朋友？” “是的，很久以前的朋友。我们失去联系了。我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他。或许，这里有人认识他。” 那位老人点点头：“我们社区不大，包括有许多小的社区。他是属于哪个社区？” “他是一名车臣人。”蒙克说。那位老人再一次点点头，然后僵硬地爬起身来。 “等一下！”他说。 10分钟后，他回来了，在外面找了一个人。他朝蒙克的方向点点头，微笑着离开了。新来的人比他年轻，但年龄也小不了多少。 “我听说你在寻找我的一个弟兄，”那个车臣人说，“我能帮你的忙吗？” “或许能！”蒙克说，“我将会很感激你的，我和朋友是几年前认识的。现在，我到了你们的城市，我很想再见他一面。” “他叫什么名字？我的朋友！” “奥马尔·古纳耶夫！” 那个人的眼睛眨了一下，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那么，我将感到很遗憾。”蒙克说，“我还给他带来了礼物。” “你在这里要呆多久？” “我想再坐一会儿，欣赏一下你们美丽的清真寺。”蒙克回答道。 那名车臣人站起身来。“我去问问有没有人认识这个人。”他说。 “谢谢你！”蒙克说，“我这个人很有耐心。” “耐心也是一种美德！” 两个小时之后，他们来了，来了三个年轻人。他们悄悄地进来了，穿着袜子的脚踏在波斯地毯上，不会发出任何声音。有一个人呆在门口，跪在地上，手放在大腿的上面。他似乎是在祷告。但是，蒙克知道他们是冲着他来的。 其他二人走了过来，在蒙克的两边坐下来。他们的外衣下面不知藏了些什么东西。蒙克注视着前方。他们小声地问着问题，以避免打扰他们前面做礼拜的人。 “你讲俄语？” “是的！” “你在打听我们的一个兄弟？” “是的！” “你是俄罗斯的间谍吧？” “我是美国人，我的外衣里有本人的护照。” “拿出来看看？”那个人说。 蒙克拿出了他的美国护照，并把它轻轻地扔到了地毯上。另一个人探身过去，把它拣起来，仔细地翻看了各个页上的内容，然后他点点头，把它还了回去。接着，他用车臣语对蒙克身旁的另外一个人说了些什么。蒙克猜他们肯定是说，任何人都可以伪造一本美国护照。蒙克右边的人点了点头，他们继续提问。 “你为什么要找我们的兄弟？” “我们很久之前见过面，是在很远的地方。他有个东西忘带了，我许诺只要我有机会来莫斯科，我一定要把它带来还给他。” “你把它带来了吗？” “在那个公文包里。” “把它打开！” 蒙克弹开文件包上的金属钮扣，掀开文件包，里面有一个扁平的纸板盒。 “你想让我们把这个交给他？” “我将不胜感激！” 蒙克左边的那个人，又用车臣语说了些别的事情。 “不，它不是一颗炸弹！”蒙克用俄语说，“如果它是炸弹，它早就该爆炸了，我也会被炸死的！相信我，把它打开吧！” 那两个人相互交换了眼神。然后，一个人探身过去打开了纸盒的上盖子，他们盯着盒子里的东西。 “那是什么？” “那就是他留下的东西！” 蒙克左边的那个人合上纸盒的盖子，把它从公文包里提了出来，并站起身来。 “等一下！”他说。 门口的那个人看着他离开了，没有任何反应。蒙克和剩下的两个人又等了两个小时，午饭时间到了，却又等过去了。蒙克感到肚子里饥肠辘辘，真想吃一个大的汉堡包。远处小窗户里射进来的光线渐渐变弱了。这时，那个送信的人回来了。他什么话都没说，朝他的两个同伴点点头，猛然回过头，向门口走去。 “走吧！”蹲坐在蒙克右边的那个人说。他们三人都站起来了，在门厅里找到自己的鞋子，穿上鞋子。刚才坐在蒙克两侧的那两个人还走在蒙克的两侧，刚才在门口放哨的那个人，现在走在他们的后面。实际上，他们是押着蒙克出了院子，向杜罗娃街走去，那里有一辆德国宝马汽车等候在路边。在允许他上车之前，蒙克被人从后面老练地进行了搜身检查。 蒙克坐在后排中间的位置上，他的两边，是刚才那两个车臣人。第三个人，上车后坐在司机的旁边。德国宝马汽车离开清真寺，向环型公路驶去。 蒙克早就知道，这些人决不会在清真寺里展开任何暴力行动，但是，在他们自己的车里就不同了。此刻，他太了解他周围的这种人了，他们都是些极其危险的人物。 汽车行驶了1英里后，坐在前面的那个人，从汽车仪表板上的小阁子里拿出了一副墨镜，并示意蒙克把它戴上。这样，可能要比把眼睛上蒙起来好受一些，眼镜的镜片已经被彻底地涂黑了。蒙克在黑暗中结束了这段路程。 在莫斯科的中心，沿着一条不宽的街道走下去，有一个叫做卡什坦的小咖啡馆，这个地方最好不要闯入。这个咖啡馆的俄语的意思是“栗子”，已经在那里有好几年了。如果旅游者沿街散步无意走到它的门前，他会遇见一个体魄健壮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会告诉他，建议到其它的地方去喝咖啡。俄罗斯的民兵也根本就不靠近那个地方。 蒙克被人扶着下了车，进了门后，他们把他的黑色眼镜取下来。当他进屋后，里面用车臣语言谈话的声音一下子静下来了。20双眼睛默默地看着他，然后，他被领进酒吧后面的一间秘密的房间里。假如他从那间屋子里走不出来了，没有人会承认发生了什么事情的。 那间屋里有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墙上有一面镜子、从附近的一个厨房里飘来了大蒜、香料和咖啡的香味。那三个车臣人当中，刚才坐在清真寺门口的那一个年纪较长者，第一次开口说话了。 他说：“坐吧！想喝咖啡吗？” “谢谢你！黑咖啡，并加点糖。” 咖啡端上来了，味道还不错。蒙克喝着咖啡，两只眼睛尽量不看镜子，他知道那是个单向的镜子，它后面的人正在琢磨他呢。当他放下空杯子时，一扇门被打开了，奥马尔·古纳耶夫出现了。 他发生了变化，衬衫的领子再也不翻到外衣外面了，西装也不是那种便宜货了。它的商标是意大利名牌货，领带是重磅真丝做的，可能是从杰明街或者第五大街买来的。 他在这12年来变得成熟了，作为40岁的人，仍然很满洒，彬彬有礼，很干练。他向蒙克点了好几次头，脸上带着静静的微笑，然后坐下来，把那个纸盒放在桌子上。 “我收到了你的礼物！”他说。然后，他轻轻打开了盒盖，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了。他把那个也门古玩对着光线照着，用一个手指尖试了一下它的切口。 “是这个吗？” “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把它放在一块鹅卵石的上面了。”蒙克说，“我想你可以把它用作开信的刀。” 这一次古纳耶夫开心地笑了。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蒙克告诉他，英国人收集了进入也门的俄罗斯人的面部照片。 “自那以后，你又听说过什么？” “许多事情！” “好事情，还是坏事情？” “是有趣的事情！” “讲给我听听！” “我听说古纳耶夫上尉在第一总局服役了10年，后来，终于对那些种族间的玩笑厌倦了，没有希望再提升了。我听说他离开了克格勃后，从事了另一种工作。虽然，也是秘密的，但是它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类工作。” 古纳耶夫大笑起来。看到这种情景，那三个车臣人似乎松了一口气。他们的主人已经为他们定了基调。 “隐秘的，但又是不同的。是的，这是实话！然后呢？” “然后我听说奥马尔·古纳耶夫在他的新生活中，在乌拉尔河西部的黑社会里，已经上升为所有车臣人的无可争辩的霸主。” “很可能！还有其它事情吗？” “我还听说，这位古纳耶夫，虽然年龄不算太大，但是属于一种传统类型的人，他仍然坚守着车臣人民的传统道德标准。” “你听说的还真不少哩！我的美国朋友。那么，车臣人民的这些标准又是什么呢？” “人们告诉我，在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里，车臣人民仍然遵守他们的信誉准则；他们偿还他们的各种债务，不管是好，还是坏。” 蒙克后面那三个人紧张起来了，这个美国人是否在愚弄他们？他们看着他们的领袖。古纳耶夫终于点头了。 “你所听说的言论是正确的！你想让我为你做些什么事情？” “隐蔽处，一个可居住的地方。” “莫斯科有许多旅馆。” “那里，可能不太安全。” “有人在追杀你吗？” “现在还没有，但是不久就会有的。” “是谁？” “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古纳耶夫轻蔑地耸了耸肩。 “你认识他吗？”蒙克问道。 “我知道有关他的事情。” “你知道他的哪些事情，你喜欢他吗？” 古纳耶夫再次耸了耸肩：“他干他的事，我干我的事。” 蒙克说：“在美国如果你想消失了，我可以安排你失踪。但是，这里不是我的城市，不是我的国家，你能把我藏在莫斯科吗？” “暂时的，还是永久的？” 蒙克大笑起来：“我但愿是暂时的！” “这样，当然可以。这就是你的要求吗？” “假如，我能活着。是的，我一定要活着！” 古纳耶夫站起身来对他的三名同伙说：“这个人救过我的命，现在他是我的客人，任何人不准伤害他。他呆在这里，就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分子。” 于是那三名强盗把蒙克围起来了，伸出他们的手与蒙克一一握手，咧着嘴，笑着报出了他们的姓名。阿斯兰、穆罕默德、谢里夫。 “已经开始追捕你了吗？”古纳耶夫问道。 “没有，我想还没有。” “你肯定是饿了！这里的饭很难吃，咱们到我办公室去吧。” 像所有黑手党的头目那样，这位车臣族的领袖也担任两个角色。比较公开的角色是一名非常成功的生意人，控制了二十个繁荣昌盛的公司。对于古纳耶夫来说，他选择的专业是房地产。 前些年，他趁共产党垮台、国有资产可以公开买卖之机，通过收买那些有权出售贵重地皮的官僚官员，利用了这一简单的权宜之计，买下了全莫斯科的主要的房地产开发场所。 把这些房地产开发场地转到他自己的名下之后，古纳耶夫就可以利用俄罗斯企业界大亨与他们的西方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的高潮，从中获利。美国人和西欧人要建造他们的办公区和摩天大楼，古纳耶夫就为他们提供建筑用地，并保证民工不会罢工。于是他分享了这些建筑的所有权，从这些办公区的利润和租金中提取他应得的股金。 用同样的方法，这名车臣人染指莫斯科的六家高级酒店，其范围扩展到钢铁、水泥、木材、砖等建筑材料和玻璃装配业。如果有人想恢复、改建和修建某个建筑，他就必须要与奥马尔·古纳耶夫拥有的公司，或控制的子公司打交道。 这就是车臣黑手党公开的一面。还有另一个不太公开的一面，与莫斯科所有的黑社会组织相同，即从事黑市交易和贪污活动。 俄罗斯的国有资产，例如金子、钻石、天然气和石油，在当地是按官方汇率，甚至用最低价格以卢布购进。“卖方”都是官僚官员，无论如何，都可以用金钱把他们全部买通。出口之后，这些资产是以美元、英镑、或德国马克，并且按照国际流通价格卖出。 资产销售额的一小部分被重新用于进口，以非官方汇率转换成大笔卢布，用来购买下一批货物，或者用来支付必要的行贿费用。在国外销售可获得80％的硬通货利润。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一些政府官员和银行家摸不到诀窍，有一些人拒绝与黑社会合作。于是，第一次警告是口头的，第二次要涉及到整形外科手术，第三次就是永久性的了。前面的人已经摆脱了尘世的烦恼，后面接班的官员通常就能掌握住游戏的规则了。 到90年代末期，几乎不需要对任何官场或合法的职业实施暴力。但是，到那时，私人武装也已经发展起来了。这就意味着，必要时每一个黑手党的首脑必须具备能够与其他的所有对手进行竞争的武装力量。在所有暴君式的竞争中，没人能比得过车臣人的发展速度和实力。 从1994年的晚冬开始，一个新的因素进入了这个方程式。就在那年圣诞节之前，鲍里斯·叶利钦令人难以置信地发动了对车臣领土的愚蠢之战，表面上是要驱逐闹独立的杜达耶夫地方长官。假如，那场战争是一场迅速的外科手术，也许它会起到作用。事实是，貌似强大的俄罗斯军队被轻装上阵的车臣游击队缠住了，他们借助于高加索山脉继续战斗。 在莫斯科，车臣黑手党撕下了伪装，开始与俄罗斯政府公开作对。车臣人几乎无法再过守法的普通生活了。每个车臣人都摩拳擦掌，车臣黑手党变成了俄罗斯首都内一支组织严密、衷心耿耿的宗族武装力量。其顽固性远远大于乔治亚州人、美国人或俄罗斯本地任何其它的黑社会组织。在那个社团内，其黑手党头目变成了英雄和抵抗领袖。这就是1999年夏秋之交，前克格勃上尉奥马尔。古纳耶夫所担任的角色。 然而，作为一名商人，奥马尔·古纳耶夫仍然可以随意地到处走动，过着千万富翁般的生活。他的“办公室”实际上占据了他的一个酒店的全部顶层房间，这个酒店是与美国人合作开的一个连锁店，位于赫尔辛基车站附近。 他们是乘着奥马尔·古纳耶夫的豪华奔驰防弹车去旅馆的。他有自己的司机和贴身保镖，原来咖啡馆里的那三个人，坐在后面的富豪汽车里。坐在富豪汽车的那三个人把酒店的地下停车场搜索了一遍，然后这两辆车一起开了进去。蒙克和古纳耶夫步入高速电梯，上到十楼，即顶层的房间。然后，那个电梯的电源就被切断了。 十楼大厅里布置了更多的警卫。他们最终在这位车臣领袖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一个不受干扰的、十分清静的地方。古纳耶夫命令一个身穿白色外衣的干事拿来了食品和饮料。 “我想让你看一件东西！”蒙克说，“我希望你会发现它很有趣，甚至有教育意义。” 他打开了公文包，按动了那两个控制按钮，从而暴露出文件包的夹层。古纳耶夫饶有兴趣地观看着。这个文件包及其潜在的功能，显然使他赞叹不已。 蒙克首先递给他的，是那份译成俄文的论证报告。这份报告有33页纸，装订在灰色的纸夹子里。古纳耶夫竖起了眉毛。 “我必须读吗？” “它值得你耐心阅读。请吧！” 古纳耶夫叹了口气，开始阅读了。他慢慢读进去了，忘记了喝咖啡，聚精会神地读着。20分钟后，他终于把报告放在他俩之间的桌上。 “看来这份宣言不是开玩笑的，是真的。那么，该怎么办呢？” “这是你们下一任总统的发言，”蒙克说，“这是他当政后的行动纲领，不久就快实现了。” 他把那份黑色封面的宣言放到了桌子对面。 “又是30页？” “实际上是40页。而且更有趣！请相信我的话。” 古纳耶夫很快浏览了前10页纸，他读到实施一党制的计划，夺回失去的共和国，以及新的郭拉群岛的奴隶集中营。然后，他眯起眼睛，放慢了阅读速度。 蒙克知道他读到哪里了。他可以想像出，自己第一次在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面对沙波迪拉海湾的汹涌海水，读到那些救世主似的言论时的情景。 “彻底清除在俄罗斯土地上的每一个车臣人……摧毁这些卑劣的人，使他们永远不得翻身……把那个种族的家园缩小成一个野山羊居住的牧地……不留下一砖一瓦……永远……周围的奥塞梯人、英古什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将目睹这一进程，从而学会尊敬并畏惧他们新的俄罗斯主人！” 古纳耶夫全部读完后放下了那份宣言。“以前就有人试过了，”他说，“沙皇试过了，斯大林试过了，叶利钦也试过了。” “他们使用了剑、汤姆枪、火箭。难道还想用你马射线、炭疽热和神经毒气吗？灭绝种族的武器已经现代化了。” 古纳耶夫站起来，脱掉了外衣，把它挂在椅子上，走到大型落地窗前观看窗外莫斯科的建筑。 “你想要他的命？压下他的气焰？”他问道。 “不。” “为什么不这样办？这是可以办到的。” “那样做不起作用。” “通常它是起作用的。” 蒙克作了解释。那样做会将一个已经处于混乱中的国家推入深渊，很可能导致内战。或者会有另一个科马罗夫，也许就是他自己的得力助手格里申继承权力，疯狂地反扑。 “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蒙克说，“那个人想到了，他就要行动。杀死一个，另一个人会步前一个人的后尘。毁灭你们民族的活动将继续下去。” 古纳耶夫从窗口转过身来，走回原处。他探过身子，表情很紧张。 “你想让我做什么，美国人？你救过我的命，独身一人来到这里。仅就这一点，我还欠着你的人情。然后你让我看这个肮脏的东西。它与我有何关系？” “如果你认为没有关系，那就是没关系。奥马尔·古纳耶夫，你有许多东西。你有大量的财富，巨大的权力，甚至掌握了任何人的生死权。你有权绕道走，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熟视无睹。”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因为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小男孩。一个衣衫褴楼的小男孩在高加索北部的一个贫穷山村中长大，他的家庭、朋友和邻居共同努力把他送进了大学，他从此进入莫斯科变成了一个伟大的人。现在的问题是：那个男孩的灵魂是否已经死去，他已变成了一个仅为财富所驱动的机器人。或者那个男孩仍然没有忘记他自己的民族？” “你告诉我应该怎样做。” “不，应该由你自己选择。” “那么你的选择呢，美国人？” “非常简单。我可以从这里出去，乘一辆出租车到大舍列梅季耶沃，乘飞机回美国。我的家乡气候宜人，环境安全、我可以告诉家人不要再为这里的事而费心了；没有什么关系，这里的人都有自己的挣钱门路，没有人关心更多的事。让黑夜降临吧。” 那位车臣人自己坐下了，他眼前浮现出已经走过的路。最后，他说：“你认为你能阻止他？” “有这样的可能。” “然后怎么办呢？” 蒙克解释了奈杰尔·欧文爵士和他的赞助人设计的方案。 “你疯了。”古纳耶夫有气无力地说。 “可能是。你面前还有其它的路吗？科马罗夫失踪，由他的军队指挥官实施他的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计划；从而导致社会混乱和内战；或者用其它的办法。” “假如我肯帮助你，你都需要些什么？” “需要隐藏。但是，一般人可以看得见。要能够自由活动，但是不能被认出来。要能见到我想见的人。” “你认为科马罗夫会知道你在这里吗？” “很快就会知道的。在这个城市里有100万个情报员。你是知道的。你自己就使用了许多。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收买。那个人不是傻瓜。” “他可以收买整个国家的安全机构，尽管我永远不会走遍全国。” “正像你所读到的那样，科马罗夫已经向他的同伙和金融资助人、多尔戈鲁基黑手党和全世界所有拥护他们的人作出了承诺。他们不久就会控制整个国家。你怎么办呢？” “好吧。我可以把你藏起来。在我们社区内没有人会找到你，除非我让他们这么做。但是，你不能住在这里。这里太显眼了。我有许多安全的房子。你要经常变换住处。” “安全的房间是不错，”蒙克说，“有地方睡觉。但是要到处活动，我需要证件。需要伪造得十分逼真的证件。” 古纳耶夫摇摇头：“我们这里不伪造证件。我们买真的证件。” “我忘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到。” “你还需要什么？” “首先，我需要这些东西。” 蒙克在一张纸上写了几行字，然后把它递了过去。古纳耶夫看了一下单子上的内容。没有什么问题。他的自光落在最后一条上。 “你需要那个干什么？” 蒙克作了解释。 “你是知道的，我拥有半个都市酒店的所有权。”古纳耶夫叹气地说。 “我要试用一下那一半。” 那个车臣人没有理解他的玩笑的含义。 “格里申需要多长时间发现你在这个城市里？” “这取决于事情的发展。大约两天，也许三天。当我开始四处走动之后，肯定要留下一些痕迹。人们会交谈的。” “好吧。我给你四个人。他们将跟在你的身后，带你四处走动。你已经见过那个负责人，就是坐在宝马车前排的那个人，叫穆罕默德。他是个好人。你可以时常把你需要的东西写下来交给他。他会负责提供的。我还是认为你的举动太疯狂。” 半夜时，蒙克回到了他在都市酒店的房间。在走廊的末端，靠着电梯有块宽敞的地方。那里摆了四张俱乐部的皮椅子。其中两张椅子上坐着两个人在默默地读报纸，他们整晚都呆在那里看报。午夜以后，有两个箱子被送到了蒙克的房间。 大多数莫斯科人和所有的外国人都认为，俄罗斯东正教教堂的大主教应该居住在中世纪的丹尼洛夫斯基修道院中心的豪华深宅院里，被白色锯齿状的墙壁、复杂的修道院和教堂所环绕。 这当然是一种印象，它是一种认真培养的意念。东正教的大主教的办公室确实在那个修道院内一个大型办公楼里，那里有忠心耿耿的哥萨克士兵把守，那里是莫斯科和所有俄罗斯人的宗教辖区的心脏和中心，但是主教实际上并不住在那里。 他住在基斯提佩鲁洛克街5号，一个非常普通的城镇里，那条街名的意思是“干净的小巷”，它位于莫斯科中心区域以外的一条狭窄的侧街上。 在这里照顾他的是修道院的僧侣们，有私人秘书、贴身男仆／男管家、两名男性仆人和三名修女，她们负责做饭和洗衣服。还有一名随时听候吩咐的司机和两名哥萨克卫兵。这里根本无法与罗马教廷的富丽堂皇或希腊东正教堂大主教的宫殿相比。 1999年冬天，俄罗斯东正教的主持仍然是阿列克谢二世陛下，他是十年前共产党垮台之前当选的。他现年刚过50岁，继承了一个内忧外患的教堂主教职位。 在很早的时候，厌恶教士的列宁就意识到共产主义只有一个竞争对手来争夺广大俄罗斯小农阶级的心灵，他决心把它摧毁。经过系统的野蛮和堕落的行为，他和他的继承者们差一点成功。即使列宁和斯大林对于灭绝教士和教堂的做法都犹豫不决，他们担心会激起一种就连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也无法控制的对抗性反应。因此，第一次大屠杀之后，政治局试图用使其丧失信用的方法摧毁教堂，在第一次行动中他们烧毁了教堂，偷走了教堂财产，把神父都吊死了。 他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措施。高智力的有抱负者不准进神学院学习，神学院是由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以及后来的克格勃控制的。他们只接收来自苏联外围的不太聪明、但辛勤工作的人，即西部的摩尔达维亚人和东部的西伯利亚人。神学院的教育水平很低，教士的质量下降。 大多数教堂都关闭了，允许它们逐渐衰败。少数几个仍然在运行，主要是穷人和老年人，即不会带来任何威胁的人光顾那里。他们要求行使职权的神父们定期向克格勃汇报，使神父充当自己教区居民的告密者。 神父将他主持的一名接受洗礼的年轻人汇报给克格勃后，这名年轻人将失去上高中和上大学的机会，他的双亲很可能被从他们居住的公寓中驱逐出去。事实上，任何事情都要向克格勃汇报。几乎所有的教士，即使没有参与反抗，也受到普遍怀疑。 共产主义分子使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伎俩，一根断裂的大棒和一个有毒的胡萝卜。 教堂的辩护者们指出面对彻底根除的局势，能使教堂存活下来比面子更重要。 因此，这位温和、腼腆的阿列克谢二世继承了一个与无神论的政府相勾结，已失去民心的神学院。 也有例外的，有的神父在教区以外传教，逃脱了搜捕；那些未逃脱的被送往劳改营。有些苦行修道者把自己留在修道院里自我牺牲以求维持信仰，但是这些人很少与群众见面。 共产主义的垮台给教堂带来了生机，给俄罗斯传统的教民带来了福音。 新教堂的神父们精力旺盛，生气勃勃，准备着去他们的人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宣传宗教，使人们重新回到了教堂里去。于是，五旬节教会派的教徒人数倍增，美国传教士蜂拥而来，带来了他们的洗礼仪式、摩门教和七天耶稣复临沧。俄罗斯东正教领导层的反应是乞求政府禁止外国传教士进入俄罗斯。 辩护者辩解说，对东正教的等级制度进行彻底改革是行不通，因为它的较低层次也是一塌糊涂。神学院培训的神父质量很差，他们用很古老的语言讲经文，言语中书生气或说教神气十足，没有经过通俗大众讲演的训练。他们的布道对象是那些受牵制而走不开的听众，人数少，年纪老。 东正教错过了大量的机会，辩证唯物主义已经证明是一个假神像，资本主义的民主又未给它提供物质支持，更不用说精神上的鼓励了，整个国家畅行追求享受之风气。 批评家们说，东正教并未派出其最好的、较年轻神父出去从事传教工作，努力游说民众加入东正教；而他们只是坐在主教辖区、修道院和神学院内等候教民上门。很少有人来。 共产党垮台后东正教迫切需要一个充满激情和灵感的领袖人物，然而这位温和的学者气质的阿列克谢二世满足不了这一要求。他的当选是各个教区内派系斗争妥协的结果；正像那些不够教主资格的人所希望的那样，阿列克谢这种人不会兴风作浪。 然而尽管他继承了一个包袱，而且他本人又缺乏教皇般的指导力，但是阿列克谢二世还是有勇气进行一些改革的。他做了三件重要的事情。 他的第一项改革措施是把整个俄罗斯分成了一百个教区，每个教区要比原先的教区小得多。这就使得他能够给新教区配备最好的乐于奉献的神父，因此尽量避开了已改编的克格勃的影响。然后，他亲自访问各个教区，他接触的教民比历史上任何大主教接触的都多。 他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平息了圣彼得斯堡的约安都主教的反问族人暴力行动，并表明任何将人类的仇恨置于上帝仁爱之上的举动都是对上帝不忠的表现，这种人应该离职。约安1995年去世，他临死还在责骂犹太人和阿列克谢二世。 最后，阿列克谢不顾许多人的反对，亲自惩罚了格雷戈尔·鲁萨科夫神父，这个神赐能力的年轻神父一贯拒绝遵守他自己的教区或者他巡回的教区的纪律。 许多大主教的做法是先谴责这个闹独立的修道士，然后禁止他踏上讲道坛。但是，阿列克谢二世拒绝选择这条道，他冒险把他放走了，让他随意而去。格雷戈尔·鲁萨科夫神父出走之后，到处充满热情地演讲，他向那些年轻的不可知论者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东正教的主教们所做不到的事情。 1999年11月上旬的一个夜晚，这位绅士风度的东正教大主教半夜正在祈祷时被告知从伦敦来了一位使者正在街道门口等候召见。 大主教身穿普通的灰色袈裟。他站起身来，穿过他的私人小礼拜堂，从秘书的手里接过了信件。 这封信件是用印有肯辛顿伦敦教区的抬头纸写的，他认出了他的朋友安东尼都主教的签名。他对他的同事以这样非常的方式同他联系感到困惑不解，他皱起了眉头。 信是经安东尼都主教口述并用俄语写的。他请他的宗教兄弟紧急接见一名使者，因为使者带去了有关教堂的非常机密的消息。 大主教把信叠起来后问他的秘书：“他在哪里？” “在人行道上，陛下。他乘出租车来的。” “是神父吗？” “是的，陛下。” 大主教叹了口气：“让他进来吧。你可以回去睡觉了。我在书房里会见他，10分钟以后。” 秘书对夜间值班的哥萨克卫兵耳语了几句，卫兵再一次打开了街门。他瞥了一眼来自中心城市出租车公司的灰色出租车，以及车旁那位穿黑色袈裟的神父。 “陛下将会见你，神父。”他说。神父给出租车司机付了车钱。 他被带到了室内一间小屋子里等候着。10分钟后，一个神父进来了，他低声说：“请跟我来。” 来访者被带到了一个显然是学者书房的房间里。除了白色石膏墙的角落里有一个圣像以外，屋子里全摆满了书架，书架上堆满了一排排书籍，书桌上有一盏亮着的台灯。阿列克谢大主教坐在书桌的后面。他示意客人坐在椅子上。 “马克西姆神父，请给我拿些点心和饮料来。咖啡吗？是的，两个人的咖啡和一些饼干。你早晨去领受圣餐吧。午夜前正是吃饼干的时候。” 那个胖神父退下去了。 “我的孩子，我的朋友安东尼在伦敦好吗？” 来访者的黑色袈裟是真的，他戴的那顶帽子也是真的，现在他把那顶黑色大礼帽脱下来了，露出了金黄色的头发。惟一奇怪的事情是他没有留胡子。大多数东正教的神父都留胡子，但是英国的神父不全是留胡子的。 “恐怕我不知道，陛下，因为我没有见到他。” 阿列克谢不解地看着蒙克。他用手指了指他面前的那封信。 “这是什么？我不明白。” 蒙克长出了一口气：“陛下，首先我必须向您坦白我不是东正教神父。这封信也不是安东尼大主教写的，但是信纸是真的，签名是精心伪造的。这种不光彩的文字游戏的目的是因为我必须见到您。我必须见到您本人，而且是秘密会见，要在极其隐秘的条件下进行。” 大主教立刻警觉起来。这个人是个疯子吗？一个刺客？下面有一个带枪的哥萨克卫兵，但是他能及时赶到吗？他仍然保持着冷漠无情的面孔。他的男管家一会儿就会回来的。也许那时可以逃出去。 “请解释一下。”他说。 “先生，首先我必须声明我是美国人，不是俄罗斯人。第二，我是被一群贤明、强大的西方人派来的，他们愿意帮助俄罗斯和教会，对两者均无害人之心。第三，我带来了我的资助人认为对你们很重要但又令你们心烦的消息。最后一点，我是来寻求您的帮助的，不是来杀人的。你手边就有一部电话。你可以用它叫人来。我不会阻止你的。但是，在你谴责我之前，我请您先看一下我带来的东西。” 阿列克谢皱起了眉头。看来这个人肯定不是疯子，否则他早就有足够的时间将他谋杀了。那个傻瓜马克西姆把咖啡端到哪里去了？ “非常好。你给我带来了什么？” 蒙克从他的袈裟下面拿出两个细长的文件夹来，并把它们放在书桌上。大主教瞥了一眼封面，一个是灰色的，另一个是黑色的。 “这些东西与我有什么关系？” “请先读那个灰色夹子里面的东西。它是一份论证报告，它毫无疑问地证实了黑色夹子里面的文件确实是真的，不是在开玩笑，不是在愚弄人，不是阴谋诡计。” “那个黑色的文件夹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叫伊戈尔·科马罗夫的人亲自写的秘密宣言，这个人似乎不久就要成为俄罗斯总统了。” 有人敲门，马克西姆神父端着一个盛着咖啡、杯子和饼干的盘子进来了。壁炉架上的钟表刚好响起了12点的钟声。 “太晚了，”大主教叹气地说，“马克西姆，你让我吃不成饼干了。” “陛下，我非常抱歉。我得现磨咖啡豆……” “马克西姆，我只是开个玩笑。”他瞥了一眼蒙克。那个人看起来既结实又强壮。如果他要想行凶，他们两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去睡觉吧，马克西姆。上帝愿你睡个好觉。” 男管家慢吞吞地走向门口。 大主教问道：“科马罗夫的宣言都说了些什么？” 马克西姆神父在身后把门关上了，希望没有人注意到当听到科马罗夫的名字时他表现出来的吃惊的表情。他在走廊里上下张望了一下。秘书早已回去睡觉了，几小时之内，修女们不会来的，哥萨克警卫在楼下值班。他跪在门口，耳朵紧贴着锁眼。 阿列克谢二世按照蒙克的要求先看了论证报告。蒙克慢慢地喝着咖啡。大主教终于看完了。 “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那位老人？” “是的。” “我们永远也无法找到答案了。你已经看过了报告，他已经死了。毫无疑问是被谋杀的。库兹明教授的报告对这一点是明确的。” “可怜的家伙。我将为他祈祷。” “我们猜测他可能是在这几页里看到了一些使他感到不舒服的内容，所以他冒险，乃至最后献出了生命，以便将伊戈尔·科马罗夫的内心意图暴露出来。陛下，现在请您阅读这份黑色宣言。” 一个小时之后，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的大主教将身子向后靠在椅子上，两眼凝视着蒙克头顶上的一点。 最后，他说：“他不可能是这个意思。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这些是魔鬼干的事情。这里是俄罗斯，即将开始基督的第三个新千年。我们做不出这些事。” “作为上帝的人，你必须相信魔鬼的力量，陛下。” “当然。” “有时这些魔鬼的力量会以人的面目出现。希特勒、斯大林……” “你是基督徒吗，……先生？” “我叫蒙克。我是基督徒。一个不太好的基督徒。” “我们不都是一样吗？差得远了。那么你一定知道基督教对魔鬼的看法。你就不用问了。” “陛下，在那些涉及犹太人、车臣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言论里，您的圣教将被送回到黑暗中去，要么充当一个听话的工具和帮凶，或者作为法西斯政权的同道牺牲品，就像黄泉路上的共产党那样。” “如果这是真的。” “它是真的。人们不会为一个伪造的东西去追捕并杀人。格里申上校看到秘书阿科波夫的书桌上的文件丢失后反应太快了。如果是伪造的，他们根本不会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在几小时内就意识到已经丢失了一件无价之宝。” “你想在我这里找到什么，蒙克先生？” “我想寻找一个答案。代表所有俄罗斯人民的东正教是否将反对这个人？” “我将祈祷。我将寻求指导……” “假如您不是大主教，仅作为一名基督徒，一个普通人，一名俄罗斯人，那么答案是什么呢？” “假如那样，我就别无选择。但是怎么反对他呢？1月份的总统大选的结果已经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了。” 蒙克站起身来，把那两份文件整理好后放在他的袈裟下面。他伸手去拿他的帽子。 “陛下，不久还会有一个西方人到这里来。他的名字在这里。请接见他。他将提出对策。” 他递过去一张小硬纸卡。 “你需要车吗？”阿列克谢问道。 “谢谢你，不需要。我走回去。” “愿上帝与你一同走。” 蒙克离开时，大主教直楞楞地站在他的圣像旁边，一个忧心忡忡的人。当蒙克走到门口时，他似乎听见外面有脚步踏在地毯上的沙沙声，但是当他打开门后，过道里空无一人。下楼后他见到了哥萨克警卫，他带蒙克出去了。街道上刮着刺骨的风。他把那顶神父帽紧扣在头上，迎风走回都市酒店了。 黎明之前，一个胖乎乎的身影悄悄地溜出了大主教的家，他一路小跑穿过街道，进入罗西亚酒店大厅。虽然他的黑色套服下面有手机，但是他知道在公共电话亭打电话要安全得多。 在基塞尔尼大街接电话的是一名夜间值班的卫兵，他答应带个口信。 “告诉格里申上校，我的名字叫马克西姆神父。听清楚了吗？是的，克利莫夫斯基。告诉他我在大主教的私人住宅工作。我必须与他通话。事情很紧急。今天上午10点我还在这个电话机再给他打电话。” 10点钟他接通了电话。电话那一端的声音非常有权威性：“神父，我是格里申上校。” 在电话亭里，那个胖神父用潮湿的手握着话筒，他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上校，您认识我吗？我是伊戈尔·科马罗夫的狂热崇拜者。昨天晚上，一个人来见大主教。他带来了文件。他把它称为黑色宣言……喂，你在听我说话吗？” “我亲爱的克利莫夫斯基神父，我想我们应该见一面。”电话那端的声音说。 第十三章 在旧红场东南端的尽头是斯拉维扬斯基广场，那里矗立着莫斯科最小的、最古老的、最美丽的教堂之一。 在库里斯基的全圣教堂最初在13世纪是用木材建成的，当时的莫斯科只包括克里姆林宫和周围的几片土地。它被烧毁后，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又用石料重新修建，然后一直沿用到1918年。 当时的莫斯科，仍然被称为教堂之都，因为那里有400多个教堂。共产党关闭了90％的教堂并且摧毁了3／4的教堂。库里斯基的全圣教堂，就是那些为数不多的，被完整无缺地保留下来的，但是已经被封闭的教堂之一。 1991年共产党下台后，这个小教堂通过能工巧匠四年多精心的修复，又重新开始作为教民礼拜的地方了。 在他打过电话的第二天，马克西姆·克利莫夫斯基神父就来到了这里。他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因为，他身穿的是标准的长袍般的黑色袈裟，头戴东正教神父的大礼帽。教堂内外有几个人在四处走动。 他拿了一根奉献的蜡烛，把它点燃后走到入口右边的墙前，他站在那里凝视着修复的壁画，仿佛在祈祷和沉思。 在教堂的中心，一名居住在那里的神父正在进行礼拜仪式，一小群普通教民正随他一起唱着圣歌。但是，在一系列拱门后面的右手边墙前，只有惟一的一名神父站在那里。 马克西姆神父紧张地看了一下手表。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五分钟了。他不知道，对面小广场停着的车里，正有人在观察他的情况；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进入教堂后，从汽车上下来了三个人；他不知道，他们已经作过检查，看看他是否被跟踪；他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它们是如何实施的。他听见身后，有鞋子踏在石板路上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感觉到有个人正在向他的旁边靠近。 “是克利莫夫斯基神父吗？” “是的！” “我是格里申上校，我想你可能有事要告诉我！” 那个神父左右瞥了一眼，发现来人比他的个头高、穿了一件黑色的冬装外衣。那个人转过身来，看着他。神父的目光与他的眼神相遇了，神父感到害怕。他希望他正在做一件正确的，将来不会后悔的事情。他点了点头，勉强地咽了一下口水。 “先告诉我原因，神父！你为什么打那个电话？” “你必须知道，上校！我一直是伊戈尔·科马罗夫的热情崇拜者。他的政策，他为俄罗斯制定的计划——所有这些都是令人称赞的事情。” “大令人满足了！那么，前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有一个人来见大主教，我是大主教的贴身的男仆和男管家。那个人打扮得像一名教堂神父，但是他又有金色的头发，没有留胡子。虽然他的俄语很流利，但是他有可能是一个外国人。” “这个外国人预约了吗？” “没有，这一点非常奇怪！他是不速之客，半夜里来的。那时，我已经睡觉了，却有人通知我起床去准备咖啡。” “那么说，那个陌生人还是被接见了？” “是的，这也很奇怪。那个人的西方外表，他到达的时间……秘书应该告诉他，必须进行正式的预约。没有人在半夜三更走来要见大主教的。但是，他似乎有一封介绍信。” “因此，你给他们送去了咖啡。” “是的，我正要离开的时候，听见陛下问他科马罗夫的宣言都讲了些什么？” “所以你就感兴趣了！” “是的，关上门之后，我就通过锁眼偷听了一会儿。” “很机敏！他们说了些什么？” “他们没说多少话，有很长时间都没有人讲话。我透过锁眼看见，陛下正在阅读什么东西。他差不多读了有一个小时。” “然后呢？” “大主教似乎非常烦恼不安，我听见他说了什么事情，其中使用了恶魔这个字眼。然后他说：‘我们都做不出这些事情’！那个陌生人说话的声音很低，我听不清楚。但是我听见了‘黑色宣言’这个词组，是那个陌生人说的，是在陛下开始花另一个小时阅读另一篇文章之前说的……” “还有其它的事情吗？” 格里申认为，这个神父是一个说话含糊不清的人。他紧张得满头大汗，但是他汇报的事情恰到好处，尽管这个神父本人并不知道它的重要性。 “还有一点，我听见了‘伪造’这个宇眼。然后，是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是的，那个陌生人似乎在说你的反应太快了。然后，他们谈论有关一个老头的事情，大主教说他将为他祈祷。他们几次提到‘魔鬼’这个字眼。后来，那个陌生人起身准备离开了。我不得不很快离开走廊，所以我没有亲眼看见他走开，只是听见临街的门砰地一声关上了。我知道的就是这些。” “你没有看见汽车吗？” “我从楼上的窗户向下看，他是步行走的。第二天我看到陛下从来没有那么苦恼过。他脸色苍白，在小礼拜堂里边，一直呆了几个小时。我就是为了这些，才出来给你打电话的。我希望，我做的事情没有做错。” “我的朋友，你做的事情完全正确。现在，有一股反对爱国的势力在活动，他们到处散布关于一位将要成为俄罗斯总统的伟大政治家的谣言。你是一名忠心爱国的俄罗斯人，克利莫夫斯基神父。” “我早就盼望着，能够净化科马罗夫所谴责的那些垃圾的那一天。这个国外的垃圾，这就是我为什么全心全意地支持科马罗夫的原因。” “讲得太好了，神父！相信我，你就是俄罗斯母亲必须依靠的人员之一。我认为，一个辉煌的前途正在向你招手。还有一件事情，你知道那个陌生人是从哪里来的吗？” 神父手里的蜡烛快烧完了。其它做礼拜的人，站在他们左边几码远的地方，他们凝视着圣像正在祈祷。 “不知道！最后一点，他虽然是步行离开的，而那个哥萨克卫兵后来告诉我，他是乘出租车来的，是中心城市出租车公司的那种灰色的汽车。” 一名神父半夜乘车去基斯提佩鲁洛克。在上车的地方肯定会有记录。格里申上校狠狠抓住身边这个穿袈裟的人的上膀臂，他的手指甲几乎掐进了他那松软的肉里。他将克利莫夫斯基神父转过身来面对着他。那个神父确实吃了一惊。 “现在听我说，神父。你干得非常好，在适当的时候会得到奖赏的。但是，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你知道吗？” 克利莫夫斯基神父点点头。 “我想，从现在起，让你把那间房子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记录下来。谁来了？谁走了？特别是级别较高的主教或陌生人。当你发现情况后，就给我打电话。你就说是马克西姆打的电话，然后留下联系时间就行了。我们将按照你留下的时间在这里会面。如果我需要你，我会派人送信给你。信的里面就是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会面时间。假如你在那个时间会面容易引起怀疑，就再打电话换个时间。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上校！我会按照你说的去做的。” “你当然会照办的，我可以断定将来某一天我们这片土地上将出现一个新的主教。你最好现在走吧。我等会儿也要走了。” 格里申上校继续凝视着他所蔑视的人物，思考着刚才听到的故事。毫无疑问，那份黑色宣言又返回到俄罗斯了。那个穿袈裟的傻瓜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但是他所用的词太准确了。 因此，在沉默了几个月后，有人回来了。他们在悄悄地传播那份文件，但是不留下任何复印件。肯定是为了树敌，为了给总统大选施加压力。 不管他是谁，他已经错误判断了大主教的实力，教堂根本没有权力。格里申想起斯大林蔑视教堂的话，他十分赞赏，“教皇能有几个师的兵力？”然而，不管他是谁，他是来找麻烦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个人保留了宣言的副本。这就是说，他手中只有一份或两份复印件。显然，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他，并悄悄地、不留痕迹地把他消灭。 后来的情况表明，问题要比格里申想像的容易得多。 至于他的新情报员，他感到不会有什么问题。数年来反情报工作的实践，已经教会了他如何辨认并评估自己的情报员。他知道那个神父是个胆小鬼，他为了提升可以出卖他的祖母。格里申注意到当自己提到要将他升为大主教时，他突然爆发出了活力。 还有其它的事情要做呢！当他离开壁画，从他布置在门口的那两个人中间穿出去，内心在思考着：他真需要从青年战斗团里挑选一名稳重潇洒的朋友，去查找那个叛徒神父的下落。 那四名仅露出脸部，而把头、耳、颈部都捂住的戴羊毛头罩、面具的人，行动非常迅速，而且很有时效。他们的袭击结束后，中心城市出租车公司的经理算计着不值得向民兵报告。在莫斯科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下，最好的侦探也无法找到袭击者，他们也不会认真处理这类事情的。如果要去报告，虽然什么东西都没被偷走，无人受到伤害，但是你不得不填写一大堆表格，浪费几天的时间去陈述事情的经过，而这些资料将被扔在那里无人问津，积满灰尘。 那伙人闯入一楼的办公室，关上门，放下百叶窗，要求见经理。由于他们都带着手枪，没有人敢反抗，都以为他们是来要钱的。但是，他们不是冲着钱来的。当他们拿着手枪对准经理的面孔时，他们想要的仅仅是前三个晚上的工作记录表。 那伙人的头目研究了那些工作表，找到了一个他们感兴趣的条目。经理看不见那些表格，因为他当时正好面朝墙角跪在那里，后来他得知那个条目登记的是半夜的一次出车情况。 “52号司机是谁？”那个头目快速地问道。 “我不知道，”经理长声尖叫道。他被用手枪枪管在脑袋侧面掺了一下。“他在工作人员档案里！”他高声叫着。 他们强迫他拿出了工作人员名单。52号司机是瓦西里，他的地址是在郊区。 那伙人警告他，如果他敢给瓦西里通风报信，他们就会很快把他从现在的住址转移到棺材里去。那个头目把工作表里的那张纸撕下来之后，他们就拿着离开了。 经理护理着他的头，他吃了一片阿司匹林，然后想到了瓦西里。如果那个傻瓜愚蠢到欺骗这种人，那他们是应该收拾他。显然那个司机给某个顾客少找钱了，而那个人的性子比他还急，或者是他对他们的女朋友非礼了。他想，现在是1999年的莫斯科，要么你大难不死，要么带枪的人找你点麻烦。经理不想自找麻烦，他再一次打开办公室的门，回去工作了。 门铃响的时候，瓦西里正在吃午饭，他手里拿着香肠和黑色面包。几秒钟后，他妻子面色苍白地回到屋里，她身后站了两个人。那两个人都头戴黑色面具，手里握着手枪。瓦西里张开嘴，一片香肠从嘴里掉出来了。“我是个穷人，我没有……”他语无伦次地说。 “闭嘴！”其中一个人说，另一个人把浑身颤抖的女人推倒在椅子里。瓦西里发现他鼻子底下有一张被撕下来的纸。 “你是52号司机吗，中心城市出租车公司的？”那个人问道。 “是的，但我是个诚实的……” 一只戴黑色手套的手指，指着工作表上的一行字说：“前天晚上，有人去了基斯提佩鲁洛克，就在午夜前，他是谁？” “我怎么会知道？” “放聪明点儿，否则我打烂你的那玩意。想想看！” 瓦西里想了一下，但是没有记起任何事情。 “一个神父！”那个枪手说。 对了，有希望了。 “对，我想起来了。基斯提佩鲁洛克，是一个小街，我不得不查阅了地图。在那里等了10分钟，然后他进屋了。他安顿下来后，我就离开了。” “描述一下！” “中等个头，中等身材，40多岁。一个神父。神父看起来都差不多。不，等一下！他没有胡子。” “是个外国人吗？” “不像，他的俄语讲得非常好。” “以前见过他吗？” “从来没有！” “自那以后呢？” “没有！我提出来要接他回去，但是他说，他不知道他要在里面呆多久。假如他出了什么事情，那可是与我无关。我只是给他开了10分钟的车……” “最后一件事情，他在哪里上的车？” “当然是在都市酒店，我是在那里见到他的。当时，我在都市酒店外面，上晚班时排队等候在那里。” “他是从人行道上走过来的，还是从酒店的门里出来的？” “从门里出来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的车排在最前面，我站在车旁边等客人，我必须非常小心，否则我等了一个小时后，会有某个卑鄙的家伙从后面上来抢我的生意。所以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酒店的大门，等待下一个旅游者出来。然后，他就出来了，身穿袈裟，头戴高帽。我记得当时我还纳闷：一个神父能在这样一个地方干什么事情？他上下看了看等候在那里的一排出租车，然后到前面来找我了。” “他是一个人吗？有没有其他人陪着他？” “没有，就他一个人。” “他告诉你名字了吗？” “没有，只说了他想去的地址，用卢布付的现钱。” “车上谈话了吗？” “没有说一句话。只说了他想去哪里，然后什么都没说。我们到达之后，他说：‘在这里等着’。他从门口那里回来后，便问我：‘多少钱’？就是这个情况。伙计们，我发誓我根本没动他一根汗毛……” “好好吃你的午饭吧！”那个盘查的人说着话看了看那根香肠，然后他们离开了。 格里申面无表情地听着汇报，这说明不了问题。那个人是11点半从都市酒店的门里出来的。他可能住在酒店里；也可能是去那里看人的；也可能是从一个门进到大厅里，又从另一个门出来的。但是，可以查一查。 格里申在马克思民兵总部大楼里发展了许多情报员。级别较高的有一名负责地产部的少将。最常用到的是档案处的高级官员。对于这项工作，前者级别太高了，另一个仅限于资料保管。第三个人是谋杀案分部的侦探检查员德米特里·博罗金。 在太阳下山之前，博罗金侦探来到了都市酒店，他要求见前堂经理，那是一位在莫斯科工作了八年的奥地利人。博罗金亮出了他的民兵工作证。 “谋杀办公室？”前堂经理关切地问道，“我希望我们的客人不要出什么事？” “就我所知，没出什么事，只是例行公事，”博罗金说，“我需要看一下，前天晚上之前的，完整的住宿客人名单。” 经理坐到他的办公室里，把所要求的信息输入他的计算机。 “你想要打印结果吗？”那个奥地利人问道。 “是的，我喜欢纸上清单。” 博罗金开始从头核对名单。按照姓名来查阅，100多名客人中只有12名是俄罗斯人。其他的人来自西欧的许多国家，加上美国的和加拿大的。都市酒店价钱很昂贵；它的服务对象是旅游者和商人。格里申告诉博罗金查找客人的名字前面带有“神父”称呼的人，他没有找到。 “你们这里住过东正教的神父吗？”他问道。 经理吃了一惊：“据我所知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这样登记过。” 博罗金测览了所有的客人名单，但是毫无收获。 “我必须把这份名单留下来！”他最后说。经理看见他走了，感到很高兴。 第二天上午格里申亲自研究那份名单。10点之后，房间里的一个服务员进到他的办公室送咖啡，他发现爱国武装联盟的公安头目脸色苍白，手在颤抖着。 他小心地问上校是否感到不舒服，但是被上校怒气冲冲地挥手赶走了。他走以后，格里申看了看自己放在记事本上的双手，并试着停止颤抖。怪不得他要发怒，当他看见那个名字时，简直差一点失去了控制！ 那个名字是在打印纸的第三页下半部分。那里写着菲利普·彼得博士，美国学者。 他认识这个名字，10年来他一直在警惕着这个名字。10年前，他曾两次到从前的第二总局的移民处查询资料，外交部要将每一个申请进入苏联的签证资料的复印本转交给移民处。他两次获得并凝视着签证申请上的照片：灰色卷发，烟色玻璃眼镜后面藏着一双虚弱的眼睛，实际上那双眼睛一点也不虚弱。 在列福尔托沃后面的地窖里，他曾把那些照片放在克鲁格洛夫和布利诺夫教授的眼皮底下，他们确认，那就是那个在东方艺术博物馆的洗手间里和在弗拉基米尔大教堂里与他们秘密会面的那个人。 他不止两次发誓，假如，那张面孔和那个假名胆敢再一次返回莫斯科，他将与他秋后算总账。 现在他回来了。10年过去了，他肯定认为，他可以轻率地厚颜无耻地逃过去，竟敢无礼、傲慢地回到阿纳托利·格里申统治的土地上来！ 他站起身来，走到一个橱柜前，查找一份旧档案。找到后，他又抽出来另一张照片，那是很久之前奥尔德里奇·埃姆斯提供的一张较小的照片的放大版。国家安全委员会解散后，第一总局的一名联系人把这张照片作为礼物送给他，这是一份嘲弄的礼物。但是，他却像宝贝一样把它保存下来了。 那时的面孔，要比现在年轻一些。但是，目光还是那么锋利；头发是金黄色的卷发；没有灰色的胡子和烟色玻璃的眼镜。他仍然是那张脸——年轻的贾森·蒙克的面孔。 格里申打了两个电话，他给接电话的人留下的确切印象是，他不允许对方有任何拖延。通过与飞机场移民处联系，他想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时候到达的？从哪里来的？他是否已经离开了俄罗斯？ 他命令博罗金重返都市酒店，搞清楚彼得博士是什么时候入住的？是否已经离开？如果没有离开，他住哪个房间？ 在下午时，他得到了答案。彼得博士是七天前乘英国航空公司计划内的航班到达莫斯科的，假如他已经离开了俄罗斯，那么，他不是通过大舍列梅季耶沃走的。从博罗金那里，他得知：彼得博士是通过一家很有名气的伦敦旅行代理，在他到达飞机场的当天预定的酒店，他还没有离开，他的房号是841。博罗金说，只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彼得博士的护照在哪儿也找不到。它应该保存在大堂的服务台，但是它被人拿走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声称，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对格里申来说，这件事并不奇怪。他知道100美元在莫斯科能办许多事情。入境的护照可能已经被毁了。现在，蒙克很可能是以一个新的身份出现的，但是在都市酒店600名外国人当中，没人注意到这一点。当他想离开时，他不用付钱就可以走了，不见了，消失了。酒店毫无办法，只好注销这笔损失。 “最后两件事情，”他对博罗金说，博罗金仍然在酒店里。“搞一把万能钥匙，告诉经理，假如他敢对彼得博士透露一个字，他不会被驱除出境的，而将在劳改营里度过10年的时间。可以对他编造任何你想得到的故事。” 格里申上校认为他的黑色卫队不能干这个事，他们太容易辨认了，这件事很可能引起美国使馆的抗议。一般的罪犯可以干这类事，而且能够承担罪名。在多尔戈鲁基黑手党内，有一个部门精通高质量的非法进入活动。 当天晚上，他们给841房间反复打了好几次电话，确信屋里没人后，两个人用万能钥匙进入了蒙克的房间。第三个人坐在走廊那端的皮椅子上等候，以防止屋子的主人突然回来。 他们对该房间进行了彻底的搜索。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护照，没有文件，没有公文包，没有任何个人证件。蒙克走到哪里，肯定将他的其它证件都带在身上。非法闯入者离开时，将屋子恢复了原样。 841房间的对面，是一个车臣人占的房间，他将他的门悄悄地开了一个小缝，看见那些人进到841房间里：然后又出来了。于是，他用手机作了必要的汇报。 晚上10点种，贾森·蒙克进入了酒店大厅，像是一个人已经吃完了晚饭，准备回去就寝了。他身上带着自己房间的塑料钥匙，因此没有去接待台。酒店的两扇大门都有人监视，每扇门外有两个人，当他进入其中一个电梯时，两名盯梢进了另一个电梯，另外两名盯梢从楼梯上去。蒙克沿着走廊走下去，到了他的房间，敲了一下对面的门，从里面拿出来一个箱子，然后进了841房。前两个匪徒乘第二个电梯刚上来，出现在走廊的另一端，他们正好看见蒙克关上了门。不一会儿，那两个爬楼梯的人也到了。他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话。然后，有两个人坐在类似俱乐部里的椅子里，以便观察走廊里的情况，另外两个人下楼回去汇报情况了。10点半钟，他们看见一个人，离开了监视目标对面的房间，从他们面前经过，向电梯走去。他们没有在意，因为他出来的房间不对。 在10时45分，蒙克房间的电话铃响了。是房间服务员，问他是否需要更多的毛巾，他说不需要，向他们表示了谢意，然后挂上了电话。 蒙克利用箱子里的东西进行了最后部署，准备离开。11点钟，他走到狭窄的阳台上，把身后的玻璃门拉上了。由于他无法在外面把门锁上，他用一条结实的橡皮膏把门粘住了。他腰里缠了一根结实的绳索，慢慢地拽着绳子下了一层楼，正好到了他下面的741房间的阳台上。他从那里翻过四个障碍物来到733号房间的窗前。 11时10分，一个瑞士商人正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观看着一部色情电影，这时他被敲窗的声音震惊了。 慌乱中他要有两种选择：穿上睡衣，或是按下录像机的画面暂停键。他先穿上了睡衣，然后找到遥控器。适当地遮掩后，他起身走到了窗前。外面有个人向他打手势，示意让他进来。那个瑞典人完全迷惑了，他打开了窗户，外面的人进到房间里来了，他用美国南方人慢吞吞的、拉着长调子的话音对瑞典人说话了：“非常亲爱的朋友，对，是先生。我猜想你正在纳闷，我刚才在你的阳台上做什么呢？” 他猜对了。那个瑞典人真是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了他的阳台上，又是为了什么。 “我来告诉你，这真是件可恨的事情。我是你的隔壁邻居，因为不想在屋里抽烟，就到阳台上来抽一只雪茄烟。你相信吗？我刚一出来，一阵风就把那讨厌的门关上了。因此，我没有其它的选择，只好跨过障碍物看看好心的您是否能让我过去？” 外面很冷，这个抽雪茄的人全身包得很严。手里拿了个文件包。外面根本没有风，而且阳台门不会自锁。但是，这个商人根本管不了那么多。 他的不受欢迎的客人走出屋门，进入走廊时，仍然在不停地说着感激和道歉的话，他希望那个瑞典人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那个非常适合做厕所用具生意的商人，重新关好窗户，拉下窗帘，脱下长袍，按下放映键，又开始看他的经济节约的消遣节目了。 没有人注意到蒙克，他走到走廊的另一端，从楼梯下了楼。在街头，穆罕默德把他接进了沃尔沃车里。 半夜时，三个人再次使用一把万能钥匙带着一个箱子进入了741房间。他们折腾了20分钟才离开了房间。 早晨4点钟，一种含有3磅重的塑料炸药就在741天花板下面引爆了。法医专家推测炸药是放在床上面的家具上面的堆积物顶上的，爆炸地点精确地设在上面房间床铺的中心位置。 841房间被彻底摧毁了。床上的被褥全被炸成了碎片了，大部分被烧焦了，散落在其它东西上面，下面有木床、壁橱和柜子木料的碎片，镜子和照明灯的玻璃片，以及人的骨头的碎片。四个服务行业的紧急救援车来到了现场。救护车来了，很快又走了，因为除了走廊里那三间屋子里歇斯底里的酒店房客以外，没有其他人可以救护。然而，那些失声叫喊的房客不会讲俄语，而救护人员只会讲俄语。他们看见没有人受外伤，就将那些失声叫喊的房客交给夜间值班的经理处理，他们就离开了酒店。 救火队来了，虽然受害的两个房间里仍然能闻到炸药的气味，而且被烧毁的物品还留有余热，但是实际上屋里没有烧着任何东西。法医人员要干的事情却很多，他们把废墟中每一类碎片都收集起来装进包里，有一些是人的残骸，以便于日后分析。 按照一位少将所下达的命令，侦探检查员博罗金代表谋杀办公室来到了现场。他看了一眼，就知道屋里所有的东西都被炸得没有巴掌大小块，地面上有一个危险的直径为4英尺的洞，但是浴室里有些东西。 浴室的门显然是关着的，因为它已经被炸得粉碎，它的碎片崩到了盥洗盆里。浴室的界墙也被炸毁了，它被外面的冲击力量推倒在浴室里。 碎石下面有一个公文包，它被炸碎并烧焦了。然而公文包里面的东西却保存下来了。显然，在发生爆炸的时候，那个公文包肯定被放在最隐蔽的地方，接近浴室的内墙，在便池和澡盆之间。水管里流出来的自来水已经把文件包浸泡在水里，但是文件包里面装的东西却没被浸透。博罗金趁无人注意把包里的两件东西偷偷地放在他的外衣里面。格里申上校在喝咖啡时拿到了那两件东西。24个小时过去了，他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他凝视着那两件文件，露出了非常满意的笑容。那两件东西里面其中一份是用俄语写的文件，格里申认出来了，它是黑色宣言。另一个东西是一本美国护照。护照的主人正是贾森·蒙克。 他想：“这两样东西一个是拿进来的，另一个是要拿出去的。但是这一次，我的朋友，你出不去了！” 那天还发生了两件其它的事情，但是根本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一名拿着布赖恩·马克思护照的英国人乘计划中的下午航班从伦敦到达了大舍列梅季耶沃飞机场，另外两名英国人驾驶了一辆富豪轿车从芬兰沿边界行驶。 对于机场官员来说，新来的这个人仅是那100名不会讲俄语的乘客之一。像其他人一样，他通过了机场的各类检查，最后出了机场，招呼了一辆出租车，叫司机把他送到莫斯科市中心去。 他在一个街道的拐弯处下了车，当他确信自己没有被跟踪后，步行走到一个小型的二类旅馆，他已经在那里预定了一个单人房间。 他的货币报关单表明，他承认带了一定数额的英国英镑，他走的时候必须重新申报或者出示资金兑换场所开出的发票，他的一些旅游支票也同样适应这些规定。他的货币报关单上没有提到那些每张100美元的钞票，他是用带子把他们分别捆在他的两条大腿的后面带进来的。他的姓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但是由于与卡尔·马克思的姓名相仿，曾经被为他准备护照的雕刻师取笑。姓是别人为他选择的，他自己保留了他的第一个真名，布赖恩。实际上他与那个9月份被奈杰尔·欧文爵士派去执行侦察任务的讲俄语的退役军人是同一个人。 安顿下来之后，他开始着手实施各项任务和各类采购。他从一家西方的公司租了一辆小车，仔细观察了首都最南端沃龙佐沃区的一个郊外场所。连续两天，在不引起注意的前提下，他不断地去观察一个特别的建筑物，那是一个两边都没有其它建筑的大型仓库，白天不断有重型卡车给它运送货物。 晚上，他步行去观察情况，他路过那个地方好几次了，每一次手里都拿了一个喝了一半的伏特加酒瓶。有几次他碰到另外一个人从相反的方向走过来，当他们面对面时，他总是像一名醉汉一样朝对方挥挥手，然后没人理会他了。 他对所观察到的情况感到满意。那个用链条围起来的栅栏根本不可能起阻挡作用。晚上，卡车装卸货的仓库是锁着的，但是仓库的后面有一个小门可以出入，这扇门配备的是挂锁，夜间只有一名卫兵在仓库外面巡逻。换句话说，这个建筑物是一个很容易攻破的目标。 在老南港的二手车市场里可以买到任何类型的车，从老破车到从西部盗来的几乎全新的豪华轿车，都可以用现金买卖，他采购了一套莫斯科车牌和许多工具，包括一对重型螺栓切割机。 在莫斯科城里，他买了一打便宜、但是可靠的样品手表，和许多电池，多卷电线和胶带。最后他能够在任何时候，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精确地找到那个仓库的位置，并熟悉了多条往返于莫斯科的不同途径，这时他感到满意了。他返回到他的酒店，等待着那辆从圣彼得斯堡向南行驶过来的富豪车。 与夏兰和米奇指定的集合地点放在特韦尔斯卡亚街的麦克唐纳汉堡包酒吧。 另外两名特种部队士兵已经历了一段缓慢但是还算顺利的南行之路。 在伦敦南部的一个汽车修理间里，那辆富豪车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性能。它的两个前轮被取掉了，换上了老式内胎的车轮。在此之前，每个内胎都被切了个长口，内胎里装入了几百个拇指大的塞姆汀塑胶炸药小球。然后补上内胎的洞，放回到外胎里，充足了气。 车轮转动时，每个内胎里的炸药已经融化成看起来像油灰一样的东西形成了一个内衬，炸药性能非常稳定，除非用一个雷管引信引爆。那辆富豪车就这样被水运到斯德哥尔摩，然后通过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平静地行驶了1000公里向莫斯科开过来了。雷管放在一箱用古巴烟叶制成的雪茄烟的下层内，雪茄烟似乎显然是在过河时买的，但是实际上早在伦敦就准备好了。 夏兰和米奇住在不同的旅馆里。布赖思与他俩一起驾驶着富豪车来到南港附近的一片废墟处，在那里，车的两个前轮被两个备用轮胎置换了。没人注意到他们，莫斯科的偷车贼总是在南港区利用旧零件拼装汽车。他们就花了几分钟就把换下来的轮胎放气，把内胎拆下来，装进包里，然后回旅馆了。 布赖思把撕下来的橡胶内胎拿到街里的公共修车厂处理了，夏兰和米奇同时在组装他们的产品。 3磅重的塑料炸药被分成12小块，每一块大约有一包香烟那么大。每小块里都装有一个雷管、一个电池、一块手表，并配备了连接炸药的导线。这些炸弹最后用结实的塑料绳捆在一起。 “谢天谢地，”米奇说，“我们不需要使用那种腌鱼垃圾。” h型塞姆汀塑胶炸药是所有旋风塑料炸药衍生物中最常用的一种，它是车臣人的产品，在共产党执政时期根本闻不到味道，它是恐怖主义分子最喜欢的发明物。 共产党下台后，车臣新的领导人瓦茨拉夫·哈韦尔立即同意西方的改变配方的请求，在炸药里加入了一种特别的臭味以便使炸药在运输过程中能被噢出来。那种味道与臭鱼的味道差不多，所以米奇称它为腌鱼。 到90年代中期，检测装置已经非常先进了，即使无味的炸药也能检测出来。但是热橡胶含有类似的味道，因此人们经常使用轮胎作为一种运输装置。事实上，富豪车还没有经过那种测试的，但是奈杰尔·欧文爵士认为小心没大错，夏兰和米奇完全同意这一观点。 布赖恩驾驶着那辆可靠的富豪车，它的前轮是新换的，莫斯科车牌也是新的，但却是假号码。如果有人截住他们，他将用俄语对话。 他们在离目标还有三个街区的地方停下车，然后步行到了目标区。仓库后面的铁链栅栏很容易就被螺栓切割机统断了。那三个人猫腰跑过中间50英尺的水泥地面，消失在一堆油墨桶的阴影下面。 15分钟之后，那名惟一的夜间值班卫兵走过来了。他听见那片阴影处有人打了一个响嗝，他顺着打嗝的方向用手电筒照过去，看见一名醉汉靠在仓库的墙上，手里拿了一瓶伏特加酒。 他还没有时间考虑那个人是如何进入封闭的院子里来的，由于他是背对着那一大堆油墨桶站在那里，他永远也无法看见那个身穿工作服的身影。那个人从卫兵的身后用一截铅管对准他的后脑勺猛砸下去。那名卫兵顿时感到眼前一黑，昏过去了。 布赖恩用一条粗带子捆住卫兵的脚脖子和手腕，并用布塞住他的嘴，夏兰和米奇把挂锁从门上取下来。门被打开后，他们把不省人事的卫兵拖进去，靠墙边放下，然后就关上了门。 在这个大而深的厂房里，房顶的梁上亮着一行夜灯，灯光非常暗淡。厂房的大部分空间被成卷的新闻用纸和堆好的油墨桶所占据。但是厂房的中心放着他们此行的目标：三台大型卷筒纸平板印刷机。 他们知道在厂房前门的某个地方，第二个卫兵正缩进他那暖和的玻璃厅内，看着电视或者看报纸。布赖恩悄悄地溜到两台机器的中间去收拾他。他处理了那名卫兵后又返回来了，站在出口处望风。 夏兰和米奇对眼前的这三台机器并不陌生。他们是美国制造的贝克－帕金斯印刷机，在俄罗斯没有备件。重新供货需要走很长的路程，从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到圣彼得斯堡有很长一段海上运输的路程。如果将其主要结构摧毁，波音747飞机也难以运来所需的零件。 他们曾冒充芬兰报业主管，声称打算用贝克－帕金斯印刷机重新装备他们的印刷厂，生产厂商热情地邀请他们去英国诺威奇一家公司参观同一型号的设备。参观完毕后，一名退休的机器看管人得到了丰厚的奖赏之后给他们详细讲解了有关该印刷机的知识。 他们所关心的目标机器有四种型号。每台印刷机都装有许多卷30克纸张，这些印刷纸卷的填料器是筒式卷取机，它们是尖端技术的产物，一卷纸用完后另一卷纸会自动进行替换。筒式卷取机是他们的目标之一，每台机器上有一个。夏兰开始将小炸弹放在能彻底摧毁筒式卷取机的地方。 米奇负责提供油墨的机械部分。它们是四种颜色的卷筒纸平板装置，四个不同颜色的大油墨桶为一个混合器提供油墨颜料，四种颜色的油墨能否同时均匀准确地供料，就是取决于这个混合器。这两名破坏分子把他们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了这几台印刷机上。 剩下的炸弹被他们放在机器主要结构的零件上和每台机器的压印滚筒上。 他们在印刷厂车间内工作了20分钟。然后米奇敲了一下他的手表，对夏兰点点头。现在是早晨1点钟，定时器设定的时间是1点半。5分钟之后，他们都出来了，把那个已经清醒过来，但仍然无望的卫兵拖在身后。在外面他虽然冷一些，但是可以躲避炸弹的碎片。前门的那个卫兵正躺在他的办公室的地上，他那里远离爆炸中心，不会被炸伤的。 1点过10分时，他们回到了富豪车里，车开始发动了。1点半时，他们已经远离了现场，听不见那一系列几乎同时引爆的炸弹声音，印刷机、筒式卷取机和油墨进料机一起坠落在水泥地面上。 炸弹声音很小，以至于附近郊区的居民都没有从睡梦中惊醒。直到那个躺在外面的卫兵费力地走到门前，用他的胳膊肘按响了警报按钮之后，警察才得到消息。 获得自由的卫兵们发现电话仍然可以用，他们按照办公室墙上钉着的老板家的电话号码给厂长打了个电话。3点半时，厂长来到了爆炸现场，他怀着恐惧的心情仔细查看了被毁坏的机器。然后，他拨通了鲍里斯·库兹涅佐夫的电话。 爱国武装联盟宣传部的头目5点钟到达了现场，他听工厂的经理讲完了悲哀的故事。7点钟，他给格里申上校打了电话。 在7点之前，那辆租来的轿车和那辆富豪车已被抛弃在马术练习场。在那里，那辆租来的车很快就会被发现，会被归还给车局的。那辆富豪车没上锁，钥匙就在发动机上，在太阳出山之前肯定会被偷走。它确实被偷走了。 那三名前英国士兵，在飞机场里一个不卫生的咖啡厅里吃了早饭，一小时之后登上了飞往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早晨第一趟班机。 当他们飞出俄罗斯国境时，格里申上校正在气急败坏地视察那个被炸毁的印刷厂。一定要进行调查，他将亲自调查，让那些参与破坏的人遭殃。但是，他的职业知觉告诉他：犯罪者是专门的行家，他怀疑是否能找到他们。 库兹涅佐夫发狂了。两年来每一周的星期六都要出版一期俄语的意思是“觉醒”的小报，它向俄罗斯的500万家庭宣传科马罗夫的政治言论。建立一个完全由爱国武装联盟独立控制的大型报刊是科马罗夫的主意，其它的刊物还有月刊《祖国》。 这两份主要刊物，再加上一些易于竞争的大奖作品、色情刊物和宗族宣传资料，他们把领袖的语录带进了俄罗斯的千家万户，对于科马罗夫的竞选宣传贡献极大。 “你们什么时候能恢复生产？”他问制版工人。 “等到我们有新的印刷机的时候，这些机器已经不能修理了。”那个工人耸了耸肩说，“或许需要两个月吧。” 库兹涅佐夫吓得脸色苍白，他还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领袖本人。这是格里申的过错，他对自己说，这个地方本应该加强警戒。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这个星期六《觉醒》小报不可能再出版了！两周后，也不会看到特刊《祖国》了，至少10周内不会复刊。然而，总统大选在八周后就要举行。 对于侦探检查员博罗金来说，今天上午也不好过，虽然他进入彼得罗夫卡民兵总部谋杀案分部时心情还不错。 上个星期，他的同事发现他的心情特别好，待人非常亲切，但是没有人知道其原因。事实上，原因很简单。在原因不明的都市酒店炸弹爆炸案之后，他给格里申上校送去了两份十分有价值的东西，格里申除了给他当月聘用费之外，又给了他一大笔奖金。 他私下知道继续追查酒店的爆炸案毫无意义。修复工作已经开始了，几乎可以肯定那些国外的保险公司将替人付账，那个美国客人已经死了，这是个解不开的谜。他怀疑按照格里申的命令去调查那个美国人是否与他的立即死亡有关，如果是这样的话，博罗金还是准备避开它。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伊戈尔·科马罗夫将肯定成为俄罗斯联邦的新总统，这个国家里，第二个最有实权的人物将是格里申上校，他肯定会大力奖赏这些年来为他提供优质服务的人。 办公室里传来了昨天晚上爱国武装联盟党印刷厂被炸毁的消息。博罗金将它归罪于久加诺夫的共产党或者某个受聘的黑手党匪徒的行为，动机不明。他正要宣扬他的理论，这时，他的电话铃响了。 “是博罗金吗？”对方问道。 “是的，我是侦探博罗金。” “我是库兹明。” 他搜索着他的记忆，但是一时想不起来：“谁……？” “库兹明教授，第二医学院法医病理实验室的。是你给我送来了从都市酒店爆炸案现场获取的样本吗？文件上有你的签名。” “是的，我是负责这个案子的军官。” “你真是个大傻瓜！” “我不明白……” “我刚刚检查完那个酒店死者的残骸，还有一些与我们无关的木头和玻璃碎片。”那个脾气暴躁的病理学家说：“有什么问题吗，教授？他已经死了，不是吗？” 电话那端的声音更加刺耳了。 “他当然死了，胆小鬼。如果他没死，他不会在我的实验室里！” “那我就不明白了，我在谋杀案分部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了，从来没见过死人有什么不同的。” 第二医学院研究所那边的声音平稳了一下，然后就好像对一个非常愚蠢的小孩在说话：“我亲爱的博罗金，问题是死者是谁？” “当然是那个美国旅游者，你那里有他的骨头。” “我这里是有骨头，侦探博罗金！”他强调“侦探”二字，他的含义是：假如没有导盲犬，那个侦探连厕所也找不到。“我还准备研究收到的组织、肌肉、软骨、皮肤、头发、指甲、内脏，甚至几克骨髓。但是，我这里有什么呢？骨头、骨头，除了骨头以外什么也没有。”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骨头有什么错吗？” 教授最后忍无可忍，内心的怒火爆发了。博罗金不得不把话筒放在耳朵外面。 “骨头没有错！它们是可爱的骨头，我估计这些可爱的骨头已经大约保存了20年，它的主人早就死了。我要向你这个不开窍的脑子里灌输的是：有人不怕麻烦，将一个解剖课堂上的一副骨架标本炸得粉碎，那种骨头在每个医学院的学生屋里的角落里，到处都有。” 博罗金的嘴巴一张一合，紧张得像条鱼一样。 “那个美国人不在屋里？”他问道。 “炸弹爆炸时不在屋里，”库兹明教授说，“他到底是谁？他是不是还活着？”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个美国学者。” “你看，另一个知识分子，像我三样。你可以告诉他，我喜欢他的幽默感。你想让我把报告送到哪里去？” 博罗金最不愿意让他把报告送到他的书桌上。他把民兵常务委员会里某个少将的名字告诉他了。 当天下午，那位少将收到了那份报告。他给格里申上校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他没有得到奖金。 夜色降临时，阿纳托利·格里申动员了他所有的私人情报员队伍，这是一只令人生畏的队伍。蒙克护照上的照片被复制了数千份，分发到黑色卫队和青年战斗团员的手里，这些人被派到首都的各个角落去搜查那个美国人。这次搜查行动的力度和人数，都超过了对里昂纳德·蔡塞夫——那个失踪的办公室清洁工的搜查。 其它复印的照片送到多尔戈鲁基地下黑手党的头目手中，要求他们进行搜查。警察局和移民局的情报员得到了通知。抓到逃犯奖100亿卢布，使人大吃一惊的金额。 格里申向伊戈尔·科马罗夫建议说，面对已经布下的天罗地网，那个美国人根本没有藏身之地。这个情报网可以渗透到莫斯科的各个角落，各个公路和避难所，各个缝隙。假如他不把自己圈在他本国的大使馆内，就肯定能找到他，如果在大使馆里，他就不会带来进一步的危害。格里申几乎说对了。但是有一个他们俄国人不能渗透的地方：车臣人严密封锁的领地。 贾森·蒙克就在这个世界里，他住在一栋安全的公寓里，他的房间下面是一家香料店，穆罕默德、阿斯兰和谢里夫在保护着他，除了他们之外还有看不见的街道居民在掩护他，当他们能看见一英里以外有俄罗斯人走来时，他们会用其他人听不懂的语言传递消息。 第十四章 在俄罗斯所有的军人当中，不管是现役的还是退役的，声望最高的要属陆军的尼古拉·尼古拉耶夫将军。 将军今年73岁，再过几天就要到他的74岁生日了，这位老将军仍然是一位令人佩服的人物。他身高1.86米，腰身挺得很直，满头银发，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他那独特的小胡子大胆地伸向上嘴唇的两边，无论在哪个公共聚会场合，他都显得格外出众。 他一生都致力于坦克事业，是一名机械步兵部队的指挥员。50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前线各个战场。到1999年，在他手下当过兵的人数多达几百万，在部下的眼里，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众所周知，假如不是因为他那心直口快的脾气得罪了政客和趋炎附势者，他会带着元帅的勋章离休的。 像“兔子”里昂纳德·蔡塞夫一样，将军也是出生在莫斯科西部的斯摩棱斯克附近，将军永远也不会想起蔡塞夫，虽然他曾经在波茨坦外面的阵营里拍过他的肩膀。他比蔡塞夫早出生11年，在1925年冬天出生于一个工程师的家庭。 他仍然可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和他的父亲经过一家教堂时，父亲忘乎所以地做了一个用手画十字的动作。儿子问父亲那是什么意思。他的父亲又惊又怕，嘱咐他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在那个时代里，曾经有另一名苏联年轻人，由于他将父母的反党言行透露给了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因此出卖了双亲，却被官方授予英雄的称号。他的父母在集中营中离开了人间，儿子却被树立为苏联青年的榜样。 然而，年轻的科尧热爱他的父亲，从没有对外人提起一个字。后来他知道了那个手势的意思，但是接受了他的老师们的观点，那完全是糟粕。在1941年6月22日，西部爆发闪电战时，他才15岁。一个月之内，斯摩棱斯克被德军坦克攻占了，他与其他数千人一起逃了出来。他的父母未能幸免，他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作为一名身材高大健壮的年轻人，他带着10岁的妹妹跑了100英里，最后在一天晚上爬上了东去的火车。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一辆特殊的火车。那辆火车和其它火车一起将一个拆散的坦克厂运出了危险区，驶向东方乌拉尔山脉的安全地区。 孩子们忍饥挨饿紧紧趴在火车顶部，一直到火车来到乌拉尔山脚下的车里雅宾斯克停下来休息。工程师们在那里重新建起了一个坦克厂。 那不是上学的时代。他的妹妹加林娜去了孤儿院，科尧被安排到坦克厂工作。他在那里几乎工作了两年。 1942年冬天，在哈尔科夫一带，苏联人在人力和坦克的数量上损失惨重。他们使用传统的战术，因而遭到了致命的惨败。当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专门人才进行周密的思考，无数名战士和坦克被盲目地送进了德国枪炮的口中。回顾俄国的军事历史，这种事情不足为奇。 坦克厂里对于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工人们每天工作16个小时，晚上睡在车床下面。他们制造的是KVI型坦克，它的名字是以克利缅季元帅的名字命名的，这个人作为军人来说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但是他是斯大林身边最喜欢拍马屁的人之一。KVI是一种重型坦克，当时苏联阵地上主要使用这种型号的坦克。 到1943年春天，苏联人要加强库尔斯克市周围突出部的军事力量，那是一个从南至北150英里突人德国战线的被包围的领土。6月份，17岁的青年接受了任务，护送载着KVI坦克的列车西行去那个突出部，在终点站把货卸下来，交货后返回雅宾斯克。他完成了所有的任务，最后一项除外。 新坦克整齐地排列在铁轨上，前来接收坦克的一名团长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了。他非常年轻，不到25岁，上校，留着胡子，显得十分憔悴，筋疲力尽。 “我没有司机！”他对坦克制造厂负责交货的官员失声喊道。然后他转向了那个高个头、淡黄色头发的年轻人。“你能开车运送这些该死的东西吗？” “我能，同志。但是我还要返回坦克厂呢。” “没门儿。你会开车，你应征人伍了。” 火车向东开走了。士兵尼古拉·尼古拉耶夫穿了一身粗糙的棉工作服驾驶着一辆KVI坦克向谱罗克霍洛卡城镇驶去。两周之后，库尔斯克战役打响了。 尽管被称为“库尔斯克战役”，但是实际上它是跨越整个封锁地的一系列猛烈、血腥的冲突，战斗持续了两个月。战斗结束时，库尔斯克已经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坦克战场。双方有6000辆坦克、200万士兵和4000架飞机参加了战斗。这场战斗最终证明德国的装甲武装毕竟是可以征服的。但是战斗打得相当激烈。 德国陆军正在部署其特有的新式武器——老虎型坦克，它的炮塔上装上了一个可怕的88毫米加农炮，该高炮配备了穿甲炮弹，可以摧毁前进道路上的任何东西。KVI坦克上面是76毫米的高炮，口径要小得多，尽管尼古拉刚刚交付了一种新的型号——一种改进型较长距离ZIS.5型高炮。 7月12日，俄国人开始反扑，要害是谱罗克霍洛卡·尼古拉所在的团里有六部KVI型坦克，团长认为他看见对方有五部潘策尔马克型坦克，他决定开始进攻。俄国人并肩前进，翻过一个山顶，又下来进入了一个浅山谷里面。德国人在对面的山顶上。 那个年轻的上校看错了，德国人装备的不是潘策尔马克坦克，他们是老虎型坦克。他们用穿甲炮弹把俄军的六辆KVI坦克逐个消灭了。 尼古拉的坦克两次中弹。第一颗炮弹把坦克一边的所有履带都扯掉了，并把壳体剥开了。他坐在司机的座位上，感到坦克在颤动，轮子不转了。第二发炮弹斜飞着向炮塔袭来，猛冲到山边上去了。它的冲击力足以杀死坦克内所有人员。 这辆KVI坦克里面坐了五个人，其中四个人都死了。尼古拉被击伤了，他试着从那个散发着柴油味道的滚烫金属板上爬出去，他要离开那个活人的坟墓。尸体挡住了道；他不得不把他们推到一边。 枪炮指挥员和炮手四肢展开，趴在枪炮后膛上，嘴里、鼻子里和耳朵里流着鲜血和粘液。尼古拉可以从壳体的裂口处，看见德军的老虎型坦克飞驰而过，进入其它正在燃烧着的KVI坦克的硝烟中。 使他惊奇的是，他发现他的坦克上的炮塔仍然可以使用。他从架子上拿起一颗炮弹，把它推进枪炮后膛里，关上机械门。以前他从未上过炮弹，但是他见别人做过。通常上炮弹需要两个人。由于大脑受了炮弹的震荡，他感到脑子昏昏沉沉，柴油的臭味不断涌上来，他坚持着把炮塔转过来，单眼瞄准潜望式观测器，发现了一辆老虎型坦克就在不到300码远的地方，他开火了。 后来才知道他选择的那辆坦克是五辆当中的最后一辆。前边的四辆坦克没有察觉到后面的情况。他再一次装弹，找到另一个目标。又开火了。他的炮弹落在老虎坦克上面壳体与炮塔之间的地方爆炸了。尼古拉脚下的某个地方有一声响，地上的燃油着火了，由于草中有多个燃油点，火苗开始蔓延。第二颗炸弹爆炸之后，前面的三辆坦克意识到他们背后受敌，他们掉头了。他从侧面向正在掉头的第三辆坦克发起进攻。另外两辆坦克已经完全掉过头来，一起朝他开火。此时他意识到自己死到临头了。 他急忙趴下，从坦克的裂口处钻出来了，此时老虎坦克的反扑炮弹刚好击中了他刚才占据的炮塔。炮弹开始爆炸了，他可以感到他的宽松的上衣在慢慢地燃烧。因此，他在草里打了好几个滚，离开了炮弹攻击的现场。 然后发生的事情是他没有料到，也没有看到的。十辆SU-152型坦克翻过了山脊开过来了，老虎型坦克决定不再打下去了。他们的五辆坦克只剩下两辆了。他们急忙朝对面的山坡驶去，翻过了山顶。 尼古拉感到有人在拽他的脚。那个人是一名上校。那个浅山谷里布满了炸毁的坦克，躺了六个俄国人，四个德国人。他自己的坦克被三个老虎坦克的尸体包围着。 “这都是你干的？”上校问道。 尼古拉几乎听不见他说话。他的耳朵仍在嗡嗡直响；他感觉非常不舒服。他点点头。 “跟我来。”上校说。山脊后面有一个小型卡车。上校开车走了8英里的路程。他们来到了一个露营地。在主帐篷的前面，放了一张长桌子，桌子上面盖满了地图，有十几名高级军官正在研究那些地图。上校停住车，走上去敬了个军礼。那名年长的将军抬起头来。 尼古拉坐在卡车前排的车座上。他可以看见那位上校说话，那些军官一起看着他。然后，那位年长的将军举起手来，朝他招手。尼古拉心里很害怕，因为他让那两辆老虎型坦克逃走了，他从卡车上下来，大步走过去、他的棉外衣被烧焦了，脸被熏黑了，他身上散发着柴油和无烟火药的味道。 “你击中了三辆老虎型坦克？”坦克陆军第一卫队指挥官帕维尔·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问道，“从后面？从一辆被炸毁的KVI坦克里面？” 尼古拉像一个傻瓜一样站在那里不说话将军笑了，他转向一名矮矮胖胖的带勋章的政委。 “我认为这值得奖励。” 那个胖政委点点头：“斯大林同志会同意的。”有人从帐篷里拿出来一个盒子。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将一枚苏联英雄的奖章别在这位17岁的土兵胸前。政委的名字碰巧叫尼基塔·赫鲁晓夫，他观看着这一过程，再一次点点头。 他们告诉尼古拉·尼古拉耶夫去战地医院报到，在那里他被烧伤的手和脸得到了处理，贴上了一张发臭的药膏，然后他回到了将军的司令部。在那里他得到战地提升，授予中尉职衔，指挥KVI坦克。然后，他回去参加战斗了。那年冬天，德国装甲部队退出了他们身后几百英里的突出部，他上升到上尉职务，得到的许多刚出厂的崭新的重型坦克。它们是IS-11型，以约瑟夫·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这些坦克上的高炮是122毫米，装甲材料变得更厚了，被称为老虎杀手。 在巴格拉季翁行动中，作为一名出众的勇士，他获得了第二枚苏联英雄勋章，在柏林郊区崔可夫元帅指挥的战斗中获得了第三枚奖章。 55年之后，贾森·蒙克来拜访的就是这个人。 假如这位老将军在政治局里表现得再圆滑一些，他不仅会得到元帅的军衔，而且还可以与其他有钱有势的人一起，在沿着莫斯科河的沿岸得到一大套免费的离休别墅，那是政府赠给的礼物。但是他总是把他真实的想法告诉他们，他们不是一直同意他的看法的。 因此，他在到图克胡瓦的途中，明斯克公路旁为自己建造了安度晚年的高平房，那个地区到处都是部队营房，他至少可以离他心目中的可爱的军队近一些。 他从来没有结婚——“年轻姑娘受不了那种生活”，他指的是那无数次到苏联帝国前哨过的那种最凄凉的生活——他73岁时，与一名忠实的贴身男仆住在一起，那个男仆原来是一名军士长，只有一条腿，还有一只四条腿的爱尔兰猎犬。 蒙克向附近的村民打听科尧大叔那简陋的住所。老将军在中年时，他的部下给他起了这个绰号，就一直沿用下来了。他的头发和胡子提早变白了，所以他看起来像是所有人的叔叔。报纸上提到他时称他为陆军尼古拉耶夫将军，但是乡下每个退伍军人都称呼他为科尧。 那天晚上，蒙克开了一辆国防部的军车，身穿总参谋部上校制服，村民们很自然地给他指出了科尧大叔居住的地方。 晚上刚过9点钟，外面的天气寒风刺骨，一片漆黑，蒙克敲响了将军家的门。那个瘸子男仆开了门，看见一名穿军装的军人，让他进来了。 尼古拉耶夫将军这个时候一般不会客，但是看到上校的制服和他手里的公文包，他除了多少有点惊奇外，更感到了一些亲切感。他坐在他最喜欢的扶手椅子里，面前的壁炉里有一堆熊熊燃烧的柴火，他正在阅读由一名较年轻的将军写的一本军事回忆录，不时地嘲笑几声。他知道那里面所描述的所有情节，他知道他们都做了些什么，更使他感到尴尬的是，他知道他们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不管他们怎么说，他们都可以通过写虚构的历史来赚钱。 当沃洛佳告诉他有一名来自莫斯科的客人后，他抬起了头，那名男仆离开了。 “你是谁？”他大声问道。 “我是需要与您交谈的人，将军。” “从莫斯科来？” “是的，刚到。” “既然你已经来了，就谈正事吧。”将军朝那个公文包点点头，“也许是国防部的文件吧？” “不完全正确。是文件，但是来自其它的地方。” “外面很冷，最好坐下吧。好吧，快说吧。你是干什么来了？” “让我非常坦白地告诉您。我穿这套军服的目的是想说服您接见我。我不在俄罗斯陆军工作，我不是上校，我肯定也不是任何人的一般参谋。事实上，我是一名美国人。” 在壁炉那边，将军两眼盯着蒙克看了足有好几秒钟，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然后，他那小胡子气愤得都竖起来了。 “你是一个骗子，”他厉声地说，“你是一名该死的间谍。我的屋里不接待骗子和间谍。滚出去。” 蒙克坐在那里没动。 “好吧，我会走的。但是我从6000英里之外长途跋涉来到这里，才谈了30秒钟，你是否能回答我一个问题？” 尼古拉耶夫将军对他怒目而视：“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五年前当鲍里斯·叶利钦请你出山指挥进攻车臣人并摧毁车臣首都格罗兹尼，有传言说你看了计划后，对当时的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说：‘我指挥的是士兵，不是屠夫。这是屠夫要做的事。’这是真的吗？” “与那件事有什么关系？” “是真的吗？您允许我提出一个问题的。” “好吧，是真的。而且我当时是正确的。” “您为什么要那么说？”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 “我还要走6000英里的路程才能回到家。” “好吧。因为我认为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不是士兵应该做的工作。现在出去吧。” “你知道你正在看的那本书很腐败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读过它。它简直是胡说八道。” “你说对了。那又怎样呢？” 蒙克把他的手伸到公文包里，抽出了那份黑色宣言。他把它翻到他已经做了标记的那一页。然后，他把它递到壁炉的那边。 “既然你有时间读那些垃圾文章，为什么不看一眼真正令人讨厌的东西？” 将军的怒火被他的好奇心压下去了：“美国佬的宣传？” “不。是俄罗斯的未来。看一下那一页和下面的内容。” 尼古拉·尼古拉耶夫将军咕哝着说了些什么，接过了蒙克提供的资料。他很快读完了做过标记的那两页纸。他的脸色变白了。“纯粹的胡说八道，”他大吼着，“谁写的这个废品？” “您听说过伊戈尔·科马罗夫吗？” “别犯傻了。我当然知道。他就是1月份未来的总统。” “好事还是坏事？” “我怎么知道？他们都不说实话。” “那么他比其他人不好也不坏？” “差不多吧。” 蒙克描述了去年的7月25日发生的事情，他尽快地讲完那一过程，惟恐这位老将军失去注意力，尤其是怕他失去耐心。 “我不相信，”将军厉声地说，“你来这里讲一些想像出来的故事？” “假如这个故事是编造的，那三个人就不会因为它而死了。但是他们确实死了。你今天晚上准备出去吗？” “不出去。你为什么要问这事？” “那么为什么不放下帕维尔·格拉乔夫的回忆录，而读一读伊戈尔·科马罗夫的企图呢？你会喜欢读其中一些内容的。例如对于军队的重新授权问题。但是，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祖国，祖国不存在国外的威胁。它的目的是创建一支军队去执行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你也许不喜欢犹太人、车臣人、乌克兰人、美国人，但是他们也曾经在你们的坦克群里，你记得吗？他们的足迹遍布了库尔斯克和巴格拉季翁，柏林和喀布尔。他们曾与你并肩战斗。为什么不花几分钟的时间看看科马罗夫准备怎样对待他们？” 尼古拉耶夫将军盯着这位美国人看了好久，然后咕哝着说：“美国人喝伏特加酒吗？” “在俄罗斯中部寒冷的夜晚，他们也喝伏特加酒。” “那边有一瓶。你自己倒吧。” 当那位老人在读文件时，蒙克自己倒了一小杯酒，他想起了在福布斯城堡时的情况介绍。 “他也许是最后一个具有老式荣誉感的俄罗斯将军。他决不是傻瓜，他不畏惧任何人。俄罗斯有数千万退役老战士仍然愿意听从科尧大叔的调遣。”那位俄罗斯辅导教师奥列格对他说过。 柏林失陷，被占领一年后，年轻的尼古拉耶夫少校被送回了莫斯科，送到了装甲兵军官学校。1950年，他奉命指挥远东鸭绿江上七个重型坦克团中的其中一个团。 朝鲜战争正处于高峰时期，美国人重新占领了北朝鲜。斯大林正在认真地考虑通过投入他们自己新型的坦克来对付美国人，从而使朝鲜幸免。当时流行的两件事情阻止了他的行动：明智的劝告和他本身的妄想狂。当时IS-4型坦克非常机密，他们的详细资料从来没有泄露过，斯大林担心丢失完整的资料。1951年，尼古拉耶夫升为中校职衔，被派到德国北方都市波茨坦任职。当时他只有25岁。 30岁时，他指挥一个特别任务坦克团对付匈牙利起义。在那里他第一次对抗苏联大使尤里·安德罗波夫，这个人在15年后成为克格勃主席，然后成为苏维埃共产党的总书记。尼古拉耶夫上校拒绝使用他的坦克上的机关枪扫射布达佩斯街上的匈牙利民众的抗议人群。 “他们70％都是妇女和儿童。”他对大使，即镇压起义的设计师说，“他们扔的是石头，石头砸不坏坦克的。” “必须教训他们一顿。”安德罗波夫大声吼叫道，“使用你们的机关枪。” 尼古拉耶夫早就知道重型机关枪对于有限空间内的密集人群意味着什么。他曾经在斯摩棱斯克亲眼目睹过那情景。他的父母就在那里的人群里。 “你想做，你去做。”他对安德罗波夫说。一名高级将领把事态平息下来了，但是在尼古拉耶夫的事业里面已经埋下了祸根。安德罗波夫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 60年代早期和中期，尼古拉耶夫被派往面对中国的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沿岸的前哨任职，当时赫鲁晓夫正在考虑是否要展开一场坦克战争。 赫鲁晓夫下台了，勃列日涅夫上台了，危机平静下来了，尼古拉耶夫高兴地放弃了中国东北边界的冰冷贫瘠的荒地，回到了莫斯科。 1968年，作为一名中将，他指挥了布拉格起义中的一个师，那个师无疑是在那次行动中表现最好的一个师。他赢得了VDV空降兵的永恒感激之情，他把他们的一只部队从热锅上救了出来。一个规模非常小的连队被投到了布拉格的中部地区，他们被捷克人包围了，陷入了困境。尼古拉耶夫亲自率领一个坦克连进入布拉格把他们解救出来了。 他花了四年的时间在伏龙芝学院讲述坦克战争的问题，培养了新一代坦克兵种的军官，他的学生都很敬佩他，1973年担任叙利亚人装甲战的顾问。那一年发生了犹太人的赎罪日战争。 虽然他应该留在后方，但是由于他对苏联提供的坦克太熟悉了，以至于他计划并发动了戈兰高地对以色列第七装甲旅的进攻。 叙利亚人根本不是对手，但是他们的计划和战术是很有才气的。以色列第七装甲旅幸免于难，但是叙利亚人使他们非常担心；阿拉伯人的装甲武装力量能给他们造成威胁的机会很少，但是这次给他们敲响了警钟。 在叙利亚的基础上，他应邀进入总参谋部，计划对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进攻行动。然后在1979年，他遇到了阿富汗事件。当时他53岁，应邀指挥入侵阿富汗的第40军。这个职位意味着他将从中将提升为上将。 尼古拉耶夫将军研究了计划，看了地形，看到了当地的人民，他写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这次入侵的军事行动将被证明是一种刽子手行为，毫无意义，将建立的是一个新的苏联越南式的国家。这是他第二次对抗安德罗波夫。 他们有一次把他派到了荒凉的地方进行新兵训练。去阿富汗的将军们一度得到了奖章和荣誉。他们也得到了尸体袋，成千上万的尸体袋。 “这是垃圾。我不相信这个垃圾。” 老将军把那份黑色档案扔到了壁炉那边蒙克的大腿上。“美国佬，你有神经病。你闯入我的国家，我的房间，企图往我脑子里灌输这些有害的谎言……” “告诉我，将军，你是怎样看待我们的？” “我们？” “是的，我们。美国人和西方人民。我是被派到这里来了。我可不是来游猎的。为什么派我来？假如科马罗夫是个好人，将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我们为什么要自找麻烦？” 那位老人两眼凝视着蒙克，他对他的语言感到不太吃惊，他以前已经听到过许多次了，但是他对这个年轻人的强烈感情感到非常惊奇。 “我知道我花了毕生精力与你们作战。” “不，将军，你是花了毕生精力与我们作战。你这样做是为了服务于你们的政体，你知道你已经做了可怕的事情了吗……” “美国人，这是我的国家。侮辱她会给你带来危险的。” 蒙克把身子向前靠过去，敲着黑色宣言：“但是没有比这个更危险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都没有这个人这么阴险。” “假如它是真的，假如它是真的，”老战士大声喊道，“任何人都可以写。” “那么，看一下这份文件吧。它讲述了这份文件如何到了我们手里的经过。一名老战士为了拿到它已经献出了生命。” 他把那份论证报告递给了将军，并友好地为他倒了一小杯的伏特加酒。将军按照俄罗斯人的风格一口气把它喝完了。 直到1987年夏天，有人爬上高高的档案架，把老尼古拉耶夫在1979年写的报告拿下来，掸去灰尘，把它交给了外交部。1988年1月，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撤军。” 尼古拉耶夫最后终于得到了上将军衔，他被从总参谋部借出来监督阿富汗的撤军行动。第40军的最后一任指挥官是格罗莫夫将军，但是他知道那个总体撤退方案是尼古拉耶夫制定的。令人惊奇的是，整个40军撤退时几乎没有再遭受任何损失，虽然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紧紧跟在他们的后面。 1989年2月5日，最后一支苏联纵队驱车跨过了阿姆河安德胡伊河桥。尼古拉·尼古拉耶夫断后。他本可以坐工作人员的喷气机回来，但是他坚持与士兵一起驱车返回。他独自坐在一辆敞开的GAZ吉普车后座上，司机在前排。没有其他人了。他以前从未撤退过。他身穿战地服装挺直地坐在那里，没戴肩章，因此看不出他的军衔。但是人们认出了那个满头白发、胡须挺立的人。 他们对阿富汗已经感到恶心和厌烦，虽然战败了，回家的心情还是很高兴的。刚过桥北，人群开始欢呼了。当他们看见那个白发人出现时，人们开始向他靠拢，从装运士兵的BMD长型货车下来蜂拥而至，向他欢呼。听说过布拉格事件的VDV空降兵也向他欢呼。BMD卡车大部分由以前的坦克兵驾驶，他们向他挥手，欢呼。 那时他63岁，即将离休，即将要去过那种授课、写回忆录的平静的生活。但是他仍然是他们的科尧大叔，他把他们带回家了。 在他45年的坦克生涯里，他做了三件事使他成为了“传奇”人物。他在他所领导下的所有单位里禁止了“侮辱行为”，即那种传统的三年老兵欺负新兵的行为，这种行为曾经导致数以百计的新兵自杀。其他将军也效仿了他的做法。他与政治部门的爪牙作斗争，为他的部下争取良好的环境和食品，同时坚持团队荣誉感和反复多次的集中训练，直到他所指挥的每个单位，从排级到师级，都变成前线屈指可数的最优秀战斗集体。戈尔巴乔夫授予他陆军上将的军衔，然后下台了。 “美国人，你想指望我干什么？” 尼古拉耶夫将军放下那份论证报告，凝视着壁炉里的火焰。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这个人真是个卑鄙的小人。我又能为此做些什么呢？我老了，已经离休11年了，翻过那座小山……” “他们还在那里等候您呢，”蒙克说着站起来，把那两份文件都装进文件包里。“有成千上百万的退伍老兵。其中一些曾是您的部下，另一些还记得您，大多数都听说过您。如果您说话，他们仍将听候你的指挥。” “听我说，美国人。这个国家经受的苦难是你无法想像的。我的祖国浸透在她的儿女们的鲜血之中。现在你告诉我她还将经受更多的苦难，我感到很悲伤，假如它是真的，我也无能为力。” “那么军队呢？他们将迫使军队去实施那些行动计划。轮到你的军队时你该怎么办？” “那已经不再是我的部队了。” “实际上还是你的部队。” “它是一支败军。” “不，不是败军。是共产党的政体被打败了，而不是士兵，不是您的战士被打败了。他们是撤退。现在有人想重建这支军队。但是有一个新的目标。侵略、入侵、奴役和屠杀。” “为什么找我呢？” “你有辆车吗，将军？” 那位老人吃惊地从火焰处抬起了头。“当然，是一辆小车。它使我能到处走动。” “把它开进莫斯科吧，开到亚历山德拉斯基花园去。开到那个大型抛光的红色花岗岩石那里。到那些充满激情的人的旁边。问问他们想让你干什么。不是我。是他们。” 蒙克走了。黎明时他已经回到他的车臣警卫的另一处安全的房子里。那就是印刷厂爆炸的那个晚上。 在当今英国的许多神秘的、历史悠久的学院里，很少有哪几家能超过纹章院，该学院可追溯到理查德三世的统治时期。这个学院培养出来的高级军官都是盾形纹章和纹章学的专家。 在中世纪，纹章学家最初称为传令官，顾名思义，传令官就是打着休战的旗子来往于阵地督军之间传递消息的。在战争期间，他们的任务就不同了。 在和平时期，骑士和贵族们喜欢聚在一起举行假战争锦标赛和马上枪术比赛。由于骑士们一般都用车身装甲作掩护，而且头上的盔甲经常被拉下来遮住脸，因此传令官的任务是宣布下一场比赛有可能遇到辨别装甲里面的人的身份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贵族们的护罩上将带一个徽章或者一个装置。因此，传令官一旦看见护罩上有那个徽章，就知道贵族沃里克在那个护罩后面的某个地方。 这种功能使得传令官变成了辨别人物关系的专家和仲裁者，更重要的是他有权把自己称为某种人物。他们追踪并记录了几代贵族的血缘关系。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势利的问题。头衔可以带来大量的不动产。城堡、农场和庄园。用现代的术语说，它就等于使通用汽车公司拥有法律允许的大部分股份。它涉及了大量的财富和权利。 由于贵族临终之时要留下一大群子孙，有一些有合法的身份，有一些没有，就经常出现谁是合法继承人的纠纷。几个竞争者都同时声称自己是合法的继承人。这时，作为档案保存人，纹章学家就是确定他们真正的血缘关系和“盾形纹章”持有人的最终仲裁者，盾形纹章不是指武器，而是指那些用图示的形式描述贵族体系的符号。 即使在今天，该学院仍然为新贵族的银行家或者产业家设计盾形纹章，裁定财产纠纷或者为任何有书面记录的人有偿提供宗谱分析服务。 因此，纹章学家自然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他们致力于他们奇怪的学术领域，研究神秘的诺曼法语和徽章学，要掌握这些学问需要花多年的时间进行研究。 有一些人专门研究欧洲贵族住宅之间的血统关系，由于贵族之间经常近亲结婚，自然牵涉到英国的贵族家系。通过谨慎地孜孜不倦地查询，奈杰尔·欧文爵士发现有一个人是研究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世界著名专家。据说兰斯洛特·普罗宾博士对罗曼诺夫的了解比罗曼诺夫本族人了解得都多。奈杰尔·欧文爵士在电话里作了自我介绍，他说自己是一名已经退休的外交家，正在为外交部准备一篇有关俄罗斯有可能实行君主政体的论文，他邀请他到里茨饭店喝茶。 普罗宾博士是一个小个子逗人喜欢的人，谈到他的专业时他的话语充满了幽默感，但是并不摆任何架子。他使这位老间谍首脑想起了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写的（匹克威克外传）里的情景。 当服务员刚把去过皮的黄瓜三明治与茶一起端上来时，奈杰尔爵士说：“我想知道我们是否能探讨一下罗曼诺夫继承权的问题。” 普罗宾博士的荣誉称号是盾形纹章之王，他在单位里的工资待遇并不高，这位丰满的博士喝不惯里茨的茶，而对三明治特别感兴趣。 “罗曼诺夫家族只是我的业余爱好，不是我的专业。” “不管怎样，我知道你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谢谢你的赞扬。我怎样帮助你呢？” “罗曼诺夫继承权的问题进展如何？清楚了吗？” 普罗宾博士消灭了最后一块三明治，眼睛又盯上了蛋糕。 “还早呢。现在还是一团糟。这个家族活着的零散老人都已经六七十岁了。提出权利要求的人比比皆是。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奈杰尔爵士谨慎地说：“让我们假设一下，由于某种原因俄罗斯人民决定他们要将他们的民族恢复到某种沙皇形式的君主立宪政体。” “他们不会的，因为他们从没有经历过这种体制。最后一个皇帝——这个称呼碰巧是正确的，自1721年以来一直都是这样，但是大家仍然使用沙皇这个词——是尼古拉斯二世，他绝对是一个君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过君主立宪政体。” “给我讲一讲。” 普罗宾博士把最后一块小点心放在嘴里，喝了一口茶。 “点心味道不错。”他说。 “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 “由于那个非常的事件，他们遇到了问题。你是知道的，尼古拉斯，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和他们的五个孩子都于1918年在叶卡特琳堡被屠杀了。这就使直系家谱断了线。现在所有提出继承权要求的人都是旁系亲属，有一些人可以追溯到尼古拉斯的外公。” “因此根本没有强有力的索求权？” “没有。我可以回到办公室里后给你更详细地介绍一下情况。办公室里有所有的图表。这里无法展开，它们太大了，都有许多名称，所有的地方都有分支。” “但是，从理论上来说，俄罗斯人是否能够重新建立君主制？” “你在说正事吗，奈杰尔爵士？” “我只是讨论理论问题。” “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是可行的。任何君主体制的国王或皇后被驱逐后都可以变为共和体制。希腊就是一个事例。而且任何共和国都可以创立君主立宪政体。西班牙这样做了。这两件事情都是在近30年内发生的。是的，可以进行。” “那么问题是谁来当候选人呢？” “佛朗哥将军愿意在他死后立法恢复西班牙君主制。他选择了他的孙子阿方索十三世，胡安·卡洛斯王子，他一直执政到今天。但是没有出现反要求。他的血缘关系很清楚。” “罗曼诺夫家族有反要求吗？” “到处都是。非常复杂。” “有人站出来吗？” “我还没有想起来。我必须查一下资料。很久没有人这么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了。” “你再查一下好吗？”奈杰尔问道，“我必须旅游去了。回来后，我会给你的办公室打电话的。” 早先的克格勃，是一个庞大的间谍、镇压和控制的机构。它只有一个主席，但是它的任务却很多。因此，它不得不再细分为总局、局和部三级机构。 这些机构包括第八总局和第十六局，这两个部门都负责电子侦察、无线电拦截、电话窃听和间谍卫星。 因此，这两个苏联的机构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侦察组织或英国的国家通信总局（GChQ）。 对于克格勃的老手，例如安德罗波夫主席，电子情报收集属于高科技，他们几乎不懂，但是至少承认它的重要性。苏联的各种技术都与西方有数年的差距。但是，与间谍有关的军事技术是特殊例外，当局为第八总局购买了最新、最好的高技术设备。 戈尔巴乔夫把克格勃这块整体分解后，第八和第十六局合并，重新命名为国家通信信息的联邦机构（FAPSI）。 FMI早已配备了最先进的计算机，集中了国家最好的数学家和密码破译专家，以及任何可以用钱能买到的截取技术。共产党下台之后，这个耗资巨大的机构遇到了一个主要的问题。缺乏资金。 引进了私有化制度之后，FAPSI到开放市场去寻找资金。它能为新兴的俄罗斯商业提供从国内外竞争对手那里截获的（偷来的）商业情报。到1999年为止，至少有四年的时间里，俄罗斯的商业机构可以雇佣政府部门监视在俄罗斯领土上的国外公司的活动，监视外国人打的每一个电话，所发的每一份传真、电报或电传，或者每一次无线电发射。 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预计，无论蒙克在什么地方，他总要与派他来的人取得某种形式的通信联系。这不可能通过他的大使馆，因为大使馆已经处于严格监视之中，他打的每一个电话都将被窃听和追踪。 因此，格里申推断，他肯定带来了，或者在莫斯科搞到了某种类型的通讯发射机。 “如果我是他，”一名被格里申高薪聘来的顾问——FAPSI高级科学家说，“我将使用一台计算机。商人一直使用这种计算机。” “一台能接收并发射信息的计算机？”格里申问道。 “当然了。计算机与卫星通话，这就是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的用途。” “通信量肯定很大。” “是的，而我们的计算机的信息处理量也很大，这只是个信息过滤问题。计算机发出的信息，90％都是聊天，白痴们之间互相交谈，9％是商业性的——商业公司相互讨论产品、价格、进展、合同、交货日期等等。只有1％才是政府的信息。那1％的信息过去常常占据了空中一半的通信量。” “加密信息占多大的百分比？” “所有的政府信息和一半的商业信息都是经过加密的。但是我们可以破译大部分的商业密码。” “我的美国朋友会在哪里发射信息呢？” 那位FAPSI军官的全部工作生涯都是在隐秘战线上度过的，不用细想他就知道该怎样回答。 “很可能是混在商业信息里面，”他说，“我们知道信息来源，是政府的工作人员。虽然我们无法撬开它，但是我们知道它来源于哪个大使馆、公使馆或领事馆。你说的那个人在这些地方吗？” “没有。” “那么，他很可能使用的是商业通讯卫星。美国政府的机器，主要是用来监视我方的行动，并偷听我们的谈话。但是，它们也携带外交信息。现在，天上有几十颗商业卫星在运行；公司可以租用一定的时间与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进行通信。” “我认为，我要找的人是在莫斯科发送信息的，很可能也接受信息。” “接收信息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卫星对我们发来的信息，在任何地方都能接收，无论是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还是在克里米亚半岛。如果，知道他发射的时间，我们就能找到他。” “这么说，如果一家俄罗斯商业公司要你找到发送信息的人，你能找得到吗？” “也许能，但费用将很高，取决于人工时间和计算机使用的时间，都是按小时计算费用的。” “一天24小时，”格里申说，“你有人吗？” 那位FAPS科学家凝视着他。这个人在谈论几万美元的生意。“这个定单真不小。” “我不是开玩笑。” “你想要信息吗？” “不，只要发信息人的位置。” “那就更难了。如果我们截获了信息，我们可以从容地研究它，花时间去破译它。信息发送的在线时间仅为一毫微秒。” 蒙克与尼古拉耶夫谈话后的第二天，FII抓住了目标点。 “他发信息了。”他说。 “你得到了信息吗？” “是的，但是它不是商业信息。他是使用一次性发射台发射的，无法破译。” “这个消息不太好，”格里申说，“他从哪里发射的？” “在莫斯科市区和郊区。” “太好了，这么小的地方。我需要确切的发射大楼位置。” “耐心点。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他所使用的卫星。它可能是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的国际通信公司的两颗卫星中的一颗。当时在地平线上有一颗卫星。以后我们会集中精力注意它们的。” “就这样做。”格里申说。 六天来，蒙克躲过了格里申派在街上的盯梢。爱国武装联盟的公安头目感到迷惑了。那个人总是要吃饭的。他要么是躲在某个小地方，这样以来，他就无法进行破坏活动；或者他经过精心的化装，打扮成一名俄国人四处走动，这样他不久就会落入法网；或许他与大主教徒劳地接触一次以后又悄悄溜出去了。或者他受人保护，有吃饭睡觉的地方，化装后四处走动时有警卫保护他。但是保护他的人究竟是谁呢？阿纳托利·格里申仍然未解开这个谜。 奈杰尔·欧文爵士在里茨与普罗宾博士谈话两天之后，他乘飞机进入了莫斯科。陪他一起来的是一名翻译，虽然他曾经掌握了俄语的应用知识，但是太生疏了，不能用来进行棘手的讨论。 他带回到莫斯科的那个人就是那位会讲俄语的退役军人布赖恩·马克思，这一次马克思在他的真护照上的名字是布赖恩·文森特。在移民局检查关口，护照检查员将两个名字都输进了计算机，记录表明他们最近没有来过俄国或者均不是常客。 “你们是一起的吗？”他问道。有一个人显然是级别较高的人，他是瘦高个，白头发，他的护照上写着他是刀多岁了；另一个人接近40岁，穿着黑色的西装，看起来很健壮。 “我是这位先生的翻译。”文森特说。 “我的俄语不太好。”奈杰尔爵士用非常生硬的俄语抱着希望地说。 移民局检查员并不感到惊奇。外国商人经常需要翻译。有一些人是从莫斯科的机构里聘用的；还有一些企业界大亨自己带翻泽。这是正常现象。他挥手让他们过去了。 他们住进了民族饭店。24小时之前有一个橄榄色皮肤的车臣人在这个酒店的前台存放了一个信封。服务员给他房间钥匙时，把信封一并递了过去。 信封里面只有一个没写字的空纸条。一旦它被截获或者丢失，不会带来特别的危害。纸上没有字，但是信封的内面有用柠檬汁写的字。 当他们把信封切开放平后，布赖恩·文森特从床头柜上的备用盒里取出一根火柴，将它点燃，烤了一会后，使信封变暖和了。信封上显露出来浅褐色的七个数字，是一个私人电话号码。当布赖恩·文森特把它记在脑子里后，奈杰尔爵士命令文森特把那张纸全部烧掉，并把盘子里的纸灰放水冲掉。然后他们二人静悄悄地在酒店里吃了晚饭，一直等到10点钟。 电话铃响了，大主教阿列克谢二世亲自接的电话，这是放在他办公室书桌上的私人电话。他知道很少人有这个电话号码，打这个电话的人都是他的熟人。 “喂。”他小心地接着电话。 电话那端的人是个陌生人，俄语讲得不错，但不是俄国人。 “是大主教阿列克谢吗？” “您是哪位？” “陛下，我们没有见过面。我只是与我一起来的这位先生的翻译。几天前您友好地接待了伦敦来的一位神父。” “我记得这事。” “他说将要来一位级别更高的人与您本人一起商谈重要的事情。他现在就在我旁边，他想知道您是否能接见他。” “现在吗？是今晚吗？” “越快越好，陛下。” “为什么呢？” “莫斯科的一些人很快就会认出这位先生。他有可能被监视。最好谨慎一些。” 这番话使这位精神紧张的高级教士想起了些什么。 “好吧。你们现在哪里？” “开车几分钟就到了。我们已经准备好出发了。” “那么半个小时后再见。” 这一次由于提前接到了通知，哥萨克卫兵毫不迟疑地打开了街门，马克西姆神父紧张好奇地把这两位客人领到大主教的私人书房。奈杰尔爵士是乘民族饭店的豪华轿车来的，他请司机在路边等一下。 大主教阿列克谢还是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袈裟，脖子上挂了一串简单的胸饰。他与客人简单问候了一下，请他们就坐。 奈杰尔说：“首先我很抱歉，因为我的俄语不太好，我必须通过翻译进行交流。” 文森特流利地作了翻译。大主教点点头，笑了。 “唉，我根本就不会讲英语。”他回答说，“马克西姆神父，请把咖啡放在桌子上。我们自己照顾自己。你可以走了。” 奈杰尔爵士开始自我介绍，但是他不说自己曾是一名与俄罗斯对抗的高级反间谍军官。他只说自己是一名英国“对外事务”部门（差不多是正确的）的老战士，现在已经退休，又被招回来进行眼前的谈判。 他不提林肯委员会，只是说那份黑色宣言已经私下被一些具有极大感召力的先生和女士们传阅过，所有读过此文件的人都深感震惊。 “毫无疑问，就像陛下您一样感到震惊。” 俄语翻译完毕后，阿列克谢严肃地点点头。 “因此，我来的目的是向您说明目前的形势关系到俄罗斯内外所有的善良的人们。我们英国的一位诗人曾经说过：‘没有人是独自生活在地球上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俄罗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假如她再一次沦为残忍独裁者铁蹄下的奴隶，对我们西方人、对于俄罗斯人民、最主要的是对于神圣的教堂来说无疑是一个悲剧。” “我不怀疑你的说法，”大主教说，“但是教堂本身不能干预政治。” “教堂是不能公开干预政治。然而教堂必须与邪恶作斗争。教堂总是讲道义的，不是吗？” “当然是。” “而且教堂有权保护自己不让那些企图破坏她的人摧毁自己，这是它的历史使命。” “毫无疑问。” “那么教堂应该号召她的忠实的信徒与那些企图迫害教堂的魔鬼作斗争。” “假如教堂站出来反对伊戈尔·科马罗夫，但是他仍然获得了总统的职务，这就等于教堂把自己推上了绝路，”阿列克谢二世说，“100多名主教都这么认为，他们都愿意保持沉默，我的建议将被否决。” “但是也会出现另一种结果。”奈杰尔说。他用几分钟时间概述了君主立宪政体的设想，大主教听得目瞪口呆。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奈杰尔爵士，”他最后说，“恢复君主制，把沙皇请回来？人民永远不会同意的。” “让我们分析一下你面临的形势，”欧文建议道，“我们知道俄罗斯面临着常人难以想像的痛苦抉择。一方面是继续混战的局面，有可能被瓦解，甚至导致南斯拉夫类型的内战。俄罗斯就像大风中的一艘摇摆的船，她已经无法抛锚，已经失去了船舵。她即将沉没，她的木船船体已经裂开，她的人民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或者她可以选择独裁统治，使这个长期受苦受难的国家再一次遭受暴君的践踏。你为你的人民选择哪一种方式呢？” 大主教说：“这两种方式都太可怕了，我哪一种也不选。” “那么，请你记住君主立宪制是防止专制统治的堡垒。这两种体制不能同时存在，必须要抛弃其中一种体制。所有的国家需要一个人们在困难的时候可以依附的象征，是人或神都可以，这种象征能够跨越语言和宗族障碍把人民团结在一起。科马罗夫正在将自己塑造成为国家的象征，一种偶像。在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人选时，人们还是会投他的票的。必须有一个可供选择的偶像。” “但是不能鼓吹人们恢复……”大主教断言抗议。 “不是鼓动人们反对科马罗夫，你也不敢这么做，”英国人辩解道，“是要竭力宣传一个超出政治的偶像，一种新的稳定性。科马罗夫将不会谴责你干预政治，或反对他，虽然他有可能会怀疑这种行动的目的。还有其它的因素……” 奈杰尔·欧文巧妙地引诱了大主教的野心。教会和王位的统一，全面恢复东正教的繁华，大主教作为莫斯科和全体俄国人的大主教重新回到克里姆林宫墙内的王宫里，稳定恢复之后继续得到西方的贷款等等设想。 阿列克谢二世思考了一下说：“你说的话里面很有逻辑性，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已经看过那份黑色宣言了，我知道它是最可恨的。但是我的基督教兄弟们，教士会议并没有看到它，他们不会相信的。把它发表吧，有一半的俄罗斯人会同意……不，奈杰尔爵士，我不过高估计我的教徒。” “假如将要说话的是另外一个声音，不是你，陛下，您会怎么看呢？他不代表官方，但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你会默默地支持他吗？” 他指的是闹独立的格列戈尔·鲁萨科夫神父，大主教曾经以极大的道义勇气亲自授权让他去布道。 鲁萨科夫神父曾经多次被神学院拒绝接受。他浑身充满热情，智慧过人，因而不对克格勃的口味。因此他去了西伯利亚的一个小修道院接受圣职，然后他云游四方；没有固定的教区，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布道，直至遇到了秘密警察。 警察肯定逮捕了他，并以反政府言论罪判他五年劳改。在法庭上，他拒绝政府花钱收买的辩护律师，成功地进行了自我辩护，迫使法官承认他们在强奸苏联宪法。 戈尔巴乔夫对神父实施特赦后，他获得了自由，然而他的热情依然如旧。他继续布道，而且还严惩那些懦弱腐败的主教，因而得罪了大部分主教，那些人跑到阿列克谢那里企求他重新将这个年轻人限制起来。 阿列克谢二世身穿教区神父的长袍去参加了他主持的一次会议。他站在人群里并未被发现，他心想假如我能够把他那所有的激情和演讲才能转为为教堂的服务该多好啊。 格列戈尔神父把观众都吸引住了。他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布道。他用在劳改营里学到的语言使他的说教变得生动，有趣味；他能用年轻人的语言演讲，他知道他们的流行歌曲偶像的名字和团组，他了解家庭主妇过日子的艰难，他知道如何用伏特加酒减轻痛苦。 他35岁时仍然独身，是禁欲主义者，但是他比任何神学院都更了解肉体会带来的罪恶。两家青年杂志曾经建议把他作为一个性感的人向他们的读者做宣传。 因此，阿列克谢二世没有去叫民兵逮捕他。他还邀请这位野性的青年人吃饭。他们在丹尼洛夫斯基修道院的木桌前吃了一顿节俭的晚餐。阿列克谢付费。他们谈了一整夜。阿列克谢解释了他面临的任务，要改革一个长期为专政体制服务的教堂，任务相当艰巨，他们要在俄罗斯1.4亿基督徒中重新恢复教堂的牧师角色。 黎明时，他们达成了默契。格列戈尔神父同意敦促他的听众，在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寻找上帝，而且还回到教堂去，尽管教堂还不太完善。大主教无形的手操纵了许多事情。一家大电视台每周都要转播有众多人参加的格列戈尔神父的布道仪式，因此上百万无法亲临现场的民众通过电视观看了他的布道。到1999年冬天，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神父是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雄辩家，甚至伊戈尔·科马罗夫也这样认为。 大主教好一阵没有说话。最后，他说：“我准备与格列戈尔神父谈谈恢复沙皇的问题。” 第十五章 斯拉维扬斯基广场上狂风卷着鹅毛大雪，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每年11月下旬都是这样，这预示着一个寒冷的冬天已经来临。 那个矮胖的神父，迎着寒风急速穿过外边的大门，越过了小院，进入了库利斯基温暖的会圣教堂，这里到处散发着潮气和熏香的气味。 外面停着一辆轿车，里面坐着与他接头的人，他们再一次监视了神父的行踪，当他们确认后边没有其他人跟踪后，格里申上校便紧跟着他进了教堂。 “你打电话了？”格里申问神父，他们肩并肩站在壁画的前面，显然是在研究壁画，远处有几个人正在祈祷。 “昨天晚上来了一名客人。他是从伦敦来的。”神父回答。 “不是从美国来的？你肯定他不是美国人？” “不是，上校。刚过10点钟，陛下告诉我去接待一名伦敦来的先生，我领他进来了。他与一名翻译一起来的，翻译比他要年轻得多。我领他们进来，并陪同他们到了书房。然后，我就去端来一盘咖啡。” “他们在说什么？” “我在屋里时，那位年长的英国人正在为他讲不好俄语而道歉。那个年轻人把所有的话都翻译过来。后来，大主教让我把咖啡放下，就叫我出去了。” “你没在门口偷听？” “我想偷听。但是那个年轻的英国人似乎把他的围巾挂在门的把手上。围巾挡住了我的视线，大部分谈话我都听不见。然后有人过来了，是那名哥萨克卫兵在巡逻，我不得不离开了。” “这位年长的英国人提到他的名字了吗？” “没有，我在的时候没有提到。或许我在外面冲咖啡的时候提到过。由于那条围巾，我几乎什么也听不见。我听到的东西也没什么意义。” “给我说说，马克西姆神父。” “大主教只大声说了一次话。我听见他说：‘恢复沙皇’，他似乎很惊奇。然后他们的声音放低了。” 格里申上校站在那里，凝视着上帝母亲怀里抱着婴儿的壁画，他感到好像被人打了个耳光。他听见的话对于那个愚蠢的神父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对于他来说，就意味着是重要的事情了。 假如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国家首脑就里根本不会有总统的位置。政府的首脑将由首相担任，他虽然是政府的领袖，但是仍然依附于议会，也就是国家杜马。这就大大偏离了伊戈尔·科马罗夫的一党专制的设想。 “他的外貌特征？”他平静地问道。 “中等个头，个头高而尖瘦，银灰色的头发，有70多岁了。” “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吗？” “他与那名年轻的美国人不同。他是乘轿车来的，那辆车一直等候在外边。我送他们出去时，车还停在那里。不是出租车，是一辆豪华轿车。车开走的时候，我记下了它的车号。” 他把一张小纸条递给上校。 “你干得不错，马克西姆神父。我会记住这件事的。” 阿纳托利·格里申的侦探们没花多长时间就解决了问题。他们给汽车管理局打了个电话，一个小时之内，汽车管理局就找到了那辆车的车号。那辆豪华轿车是属于民族饭店的。 库兹涅佐夫是个跑腿的人。他那接近流利的美国英语，使任何俄罗斯的职员都以为他确实是美国人。吃过午饭后，他来到民族饭店，向着门人走去。 “对不起，请问你讲英语吗？” “是的，先生。” “太好了。你看，昨天晚上我在离这里不远的一个酒店里吃饭，相邻的那一桌有一名英国人。我们交谈起来。他走时，把这个忘在桌子上了。” 他举起了一个打火机。它是金的，很昂贵。看门人疑惑了。 “那该怎么办呢，先生？” “我在后面追他，但是太迟了。他已经驾车离开了，是一辆黑色大奔驰。但是，门警认为那是你们的一辆车，我便记下了车号。” 他把那张纸条违了过去。 “是我们的车，对不起。” 看门人查看了一下昨天晚上的用车记录。“肯定是特肖先生。我能把这个打火机转交给他吗？” “没问题。还是我把它交给服务台吧，他们会把它放在他房间钥匙的存放阁里的。” 他高兴地挥挥手，大步流星地向服务台走去。他把那个打火机装进了口袋里。 “你好，能告诉我特肖先生的房间号吗？” 那个俄罗斯女孩皮肤的颜色较重，很漂亮，偶尔为美国人做一些兼职工作。一听说找外国人，她脸上便露出了笑容。 “请等一下，先生。” 她把名字输入桌的电脑，然后摇了摇头。 “对不起，特肖先生和他的同伴今天早晨已经离开了。” “哎哟，真讨厌。希望能够赶上他。你知道他是否离开了莫斯科？” 她又输入了更多的数字。“是的，先生。今天上午我们确认了他的航班。他中午乘飞机回伦敦了。” 库兹涅佐夫并不知道格里申让他查询那个神秘的特肖先生下落的原因，但是他还是把结果向格里申汇报了。他走之后，格里申动用了他在内务部移民局签证申请科的联系人。联系人先把细节资料给他传真过去，然后，又从伦敦肯辛顿皇家花园的俄罗斯大使馆搞到申请表上的照片，派人送给他。 “把那张照片放大。”他对他的工作人员说。他并不认识那位年长的英国人。 但是，他相信会有人会认识他的。特韦尔斯卡亚街的3英里以外，有一条已经两次改名的通往明斯克的公路，它的附近坐落着那个象征着伟大意义的胜利拱门，它的一边是马罗西卡大街。 这里有两个大型的公寓街区，住在这里全部是老克格勃的高级离休官员和国家的抚恤金领取者，他们在那里过着舒适的离休生活。 1999年冬天，那里居住了一位十分令人敬畏的俄罗斯老间谍头目——尤利德罗兹多夫将军。在冷战高潮时期，他曾指挥过在美国东海岸的所有克格勃的行动，然后被招回莫斯科，担任极其秘密的，称为“非法特工”局的间谍局局长。 “非法特工”是指那些没有外交官员的头衔，而进入敌人领地的人。这些人的身份是商人、学者和其它身份，目的是要“控制”那些已经招募的本土间谍。这类间谍一旦被逮捕，他们面临的不是被驱逐，而是被逮捕和审判。德罗兹多夫曾多年从事“非法特工”培训工作，并向国外输送了许多克格勃身份的非法特工。 格里申曾经偶然与他见过短暂的一面，德罗兹多夫离休前曾领导过那个考虑周到的特工审查小组，对奥尔德里奇：埃姆斯提供的众多资料进行分析，格里申当时是处理那批叛徒的主审官。 这两个人各自都不喜欢对方。德罗兹多夫喜欢的是技巧和精明，而不是残忍的武力。格里申则鄙视第一总局的那些人，他自己除了一次短暂的不光彩的东柏林之行以外，从来没有离开过苏联，而第一总局的人常年呆在西方，已经被外国的特殊生活习惯“感染”了。然而，德罗兹多夫同意，在马罗西卡街他的公寓里会见他。格里申把那张放大的照片放在他的面前。 “你以前见过这个人吗？” 使他感到十分惊奇的是那位老间谍头目仰面大笑起来。 “见过他？没有亲眼见过！但是，这张面孔已经深深地印在我这个年龄的所有谍报工作者的脑海里。你不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否则我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唔，我们称他为‘狐狸’——奈杰尔·欧文。在60年代和70年代里，他一直指挥与我们搞对抗的活动。后来，他担任了六年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的职务。” “一名间谍？” “间谍的头目，指挥间谍的人！”德罗兹多夫纠正他的说法，“不是一回事，他是最好的指挥官之一，你为什么对他感兴趣？” “昨天，他来到莫斯科了。” “上帝！你知道他来干嘛？” “不知道！”格里申撒谎了。德罗兹多夫两眼专注地盯着他，他不相信格里申不知道。 “与你有什么关系吗？你已经跳出来了。现在，你控制的是科马罗夫的那些穿黑色制服的暴徒，对吗？” “我只是爱国武装联盟安全部门的头目！”格里申顽固地说。 “不管什么区别，身份都是一样的。”老将军喃喃自语地说。他陪着格里申走到门口。 “如果他来了，告诉他，到我这儿来喝杯茶！”他对正在离开的格里申大声说。接着，他又低声地说，“卑鄙的家伙！”然后，狠狠地关上了门。 格里申告诫他在移民局的情报员，他需要知道奈杰尔·欧文爵士或者特肖先生，是否还有再次进入莫斯科的可能。 第二天，陆军尼古拉耶夫将军接见了俄罗斯最大的官方报纸《消息报》的记者，该报社把它当做独家新闻看待。因为，这位老战士从来不接见记者。 表面上，这次接见是为了庆祝这位老将军即将来临的74岁寿辰，所以开始的问题，是关于他的健康的一般性询问。 会见的地点，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内，军官俱乐部的一间秘密的屋子里。老将军告诉记者，他的身体很好。 “我的牙齿还是我自己的，”他张嘴让大家看了一下，接着说，“我不需要眼镜，我比你们这个年龄的、自以为了不起的年青人走得还快。” 那位40刚出头的记者相信他的话。摄影师是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女士，她以敬畏的目光，凝视着这位老将军。她曾听她的爷爷讲过，他54年前曾跟随这位年轻的坦克指挥官进入柏林的故事。 谈话转到了国家现状的话题。 “可悲！”科尧大声厉声地说，“非常糟糕！” “我想问，”记者提示他，“在二月份的总统大选中，您是否准备投爱国武装联盟党和科马罗夫的一票？” “我永远不会投他的票的！”将军坚定地说，“他们都是一伙法西斯分子，我不愿意以干净的手触摸他们。” “我真不明白！”记者用颤抖的声音说，“我还以为……” “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我会对科马罗夫的那些假爱国主义空话信以为真。我见过爱国主义者，目睹过人们为它而流血；看见过好多人为它而牺牲。我们必须辨别真伪，你知道吗？科马罗夫这个人根本不是爱国者，他讲的话都是些胡说八道！” “我明白了。”记者说。 其实，他根本不明白，他完全不知所措。“但是，有许多人都认为他对俄罗斯的计划……” “他为俄罗斯制定了一个血腥的计划！”科尧大叔厉声地说，“想想看，我们这片土地上流血的事件还少吗？我不得不费力地看完那份该死的资料，我不想再看见它了。那个人是个法西斯。年轻人，我的一生都在为反法西斯而战。在库尔斯克与他们战斗，在巴格拉季与他们战斗，我跨过了维斯图拉河，也在那里的地堡里呆过。” “不管是德国人还是俄罗斯人，法西斯就是法西斯，他们都是……”他本想使用俄语中描述人体隐秘部位的40个词中的某个词语骂人。但是，由于有一位女性在场，他使用了“坏人”这个词语。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记者提出他的看法，“俄罗斯需要树立某种信仰。” “是需要信仰，但是，许多人的信仰并不是少数民族的那种宗教信仰，而是俄罗斯本地某个人的废话。该怎么解释那些政治家的欺诈行为，那些腐败的官僚与匪徒携手并肩能做什么好事？” “但是，科马罗夫准备清除那些匪徒。” “那个该死的伊戈尔·科马罗夫就是依靠匪徒来提供资金的，你还看不出来吗？你认为，他那么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当政之后，这个国家的财权将控制在歹徒手中。听我说，年轻人！不管掌握国家的武装力量的人是谁，只要他还以军服为荣，他就不应该让那帮穿着黑色制服的暴徒们担当保卫祖国的责任。”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老将军伸手拿过来一份当天的报纸，示意记者看后面一页。 “昨天晚上的电视节目里，你看见过那个神父了吗？” “鲁萨科夫神父，那个传教士？没有。为什么要问到他？” “我认为他走的路是正确的，而这些年来，我们却一直走错了方向。恢复上帝和沙皇吧！” 这场访谈引起了轰动，并不是因为它的内容，而是因为被访谈的人不一般。俄罗斯最著名的老战士公开谴责科马罗夫！俄罗斯国土上的每个军人，将会从报纸上读到了这个消息，两千万退伍老战士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读到这条消息。 这次访谈的内容，通过报业辛迪加《我们的陆军》周刊全文发表了，这个刊物的前身，就是俄罗斯各个军营里都订阅的《红星》杂志。国家电视台播报了要点，有线广播重复了要点新闻。自那之后，这位老将军再也不愿意接受更多的访谈了。 在基塞尼尔大街旁的房间里，库兹涅佐夫面对着毫无表情的伊戈尔·科马罗夫，几乎掉下了眼泪。 “总统先生，我真搞不明白！我就是不明白！假如在这之前，让我来预测全部俄罗斯人当中，谁是爱国武装联盟和您本人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我肯定会说是尼古拉耶夫将军。” 站在伊戈尔·科马罗夫的旁边，凝视着窗外积雪的阿纳托利·格里申听完他的话之后一声不吭。然后，那个年轻的宣传部长回到办公室，继续给新闻媒体打电话，企图限制传播渠道，以减少对科马罗夫的损害。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很难将科尧大叔的谴责解释为丧失理智的老糊涂。因为，那显然是假的。他惟一的借口是，那位将军可能把事情全搞错了。但是，关于爱国武装联盟的资金来源问题，越来越棘手了。 假如能在下一期《觉醒》周刊和《祖国》月刊上，同时发表针对该论题的评论文章，就可以全面恢复爱国武装联盟的地位。不幸的是，这些报刊和期刊仍然无法出版，新的印刷机器现在刚刚离开美国的巴尔的摩。 在爱国武装联盟的总统办公室里，科马罗夫最终打破了寂寞。 “他看过黑色宣言了，不是吗？” “我想，他看过了。”格里申说。 “首先是印刷厂爆炸，接着是与大主教的秘密会面，现在又是这件事情。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这是个阴谋，我们正遭到敌人的破坏！总统先生。” 伊戈尔·科马罗夫的声音表面上仍然很平静，太平静了。但是，他的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两面脸颊上各出现个红点。像已经去世的秘书阿科波夫一样，阿纳托利·格里申也目睹过这位法西斯领袖发狂的情景，他自己都感到很恐惧。科马罗夫再次开始说话时，他的声音降低到了耳语的程度。 “阿纳托利，你是我身边的人，是离我最近的人，不久的将来，除我之外你注定要成为俄罗斯最有实权的人，一定要阻止敌人破坏我们的行动！正在搞破坏的人是谁？” “一个叫欧文的英国人和一名叫蒙克的美国人。” “他们两个人？就他们两个人？” “他们显然有背后的支持者，总统先生。而且，他们手里掌握着那份宣言，并且四处向外张扬。” 科马罗夫从他的书桌后面站起身来，拿起一把圆柱状的乌木尺子，开始在他的左手掌里敲尺子。他说话时，声音提高了。 “那么，就找到他们，加以镇压！阿纳托利，把他们的下一个步骤调查清楚，阻止它们发生。现在认真听我说：到1月15日之前，还有6周的时间，1亿俄罗斯选民将有权投票选举下一届俄罗斯总统。我打算让他们都投我的票。” “在70％的投票当中，也就是说7700万张选票中，我想要4000万张选票。我想一次获胜，不想再进行决赛。一周之前，我可以拿到6000万张。是那个愚蠢的将军，刚刚削减了我的票数！” 说最后一句话时，他几乎是愤怒得喊了出来。科马罗夫在上下挥舞着尺子，但是他现在是用尺子敲桌面。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他开始失声怒斥危害他的人，用尺子猛击他的电话机，直到电话机被打得粉碎。格里申直挺挺地站在那里，走廊里鸦雀无声，工作人员都吓傻了，一动不动地呆在各自的岗位上。 “现在有某个精神错乱的神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行动，要求恢复沙皇统治。这片土地上不允许有任何沙皇的存在，我是这里的主人，等我执政后，我要让他们知道，惩戒是什么意思！到那时，任何一个坏极了的俄国人，都会变得像唱诗班的男童那样——非常温顺。” 他说话时，不停地用那根乌木尺子，反复敲打那个已经被粉碎的电话机，仿佛这个曾经有用的电话机就是那些不服从管教的俄罗斯刁民，他正在教导他们惩戒的涵义。 随着“唱诗班的男童”最后的一声尖叫，科马罗夫把那根尺子仍到一边，回到了他的书桌旁。他深呼吸了好几口气，恢复了对自己的控制。他的语调恢复了正常，但是他的双手还在激动地颤抖，因此他把所有十个手指都放在书桌上使它们平稳下来。 “今天晚上我要在弗拉基米尔召开一次在整个竞选活动中，规模最大的集会，我将在会上发表演说。明天，全国各地将进行转播。从今往后直到选举之日，我每天晚上都要向全国发表讲话。资金已经筹集好了。我只管演讲，宣传的事情由库兹涅佐夫负责。” 他从书桌后面伸出了一只胳膊，用手指着格里申的脸。 “阿纳托利·格里申，你的工作只有一项，阻止破坏活动！” 最后一句话也是大声喊出来的。科马罗夫瘫在他的椅子里，挥了一下手示意谈话结束了。格里申没有说一句话，悄悄地跨过地毯，向门走去。他忧心忡忡地出来了。 在共产党执政时期，苏联只有一家银行，即人民银行。共产党垮台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直至现在已经产生了8万多家银行。 许多银行眨眼间就倒闭了，他们带着存款人的资金逃跑了。另一些银行在一夜之间便消失了，同样也带走了客户的储蓄存款。那些没有倒闭的银行，正在努力学着做银行生意，共产主义国家的经验太贫乏了。 银行也不是一个安全的职业。在过去的10年当中，有400多名银行家被暗杀，通常的原因是，在无担保贷款或其它形式的非法合作问题中与歹徒的看法不一致。 到90年代末，银行业基本上有400家声誉较好，其中前50名是西方银行。 银行大多集中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主要是在后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银行业也以有组织的犯罪为鉴，他们也进行了合并，其中所谓前十强的业务量占整个行业的80％。在有些投资额太大的情况下，往往是两个或三个银行共同组成的银行集团，共同承担某个企业的投资业务。 1999年冬季，主要银行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多尔吉莫斯特银行。斯莫伦斯基银行和其中最大的莫斯科夫斯基联邦银行。 由于面临着生命危险，各大银行的总裁都有私人护卫队，他们的警卫阵容比历届美国总统的保安力量都强大。其中至少有三名总裁已经把他们的家眷分别迁移至伦敦、巴黎和维也纳，经常乘私人喷气机来往于他们的家庭和莫斯科的办公室之间。一旦进入俄罗斯境内，就有上百名的私人保镖。要保护银行的分行，就又需要上千人。 要与莫斯科夫斯基联邦银行的总裁进行私人面谈，而不提前几天预约是前所未闻的事情。然而，这样的事情蒙克做到了。因为，他带来了一件同样是前所未闻的东西。 蒙克在高楼大厦的底层接受了搜身和公文包的检查，然后有人陪着他上了三层楼，到了总统套房下面，经理主管人员的接待室。 在那里，他递过去了一封信，一名性情平和的俄罗斯年轻人认真检查了这封信件，他的英语讲得十分流利。他请蒙克等一下，然后消失在一扇靠键盘输入密码才能打开的结实的大门后面。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有两个卫兵在监视着蒙克的行动。使办公桌后面那个女职员感到惊奇的是，那名私人助手竟然回来了，还请蒙克跟着他进去了。进门之后，他再一次被一个电子扫描器搜身，那个性情平和的俄罗斯人对此表示歉意。 “我理解，”蒙克说，“日子不好过。” 他们又上了两层楼，进入了另一个接待室里，然后被引到了列昂尼德·格里戈里耶维奇·贝尔施泰恩的私人办公室里。 他带来的那封信被放在一张大的办公桌上的一叠记事薄的最上面。那位银行家个头不高，较胖，灰色卷发，目光敏锐，他穿了一身从萨维尔罗购买的做工精良的灰色西服。他起身，伸出右手与蒙克握手。然后他挥手请蒙克人座。蒙克注意到那位性情平和的年轻人坐在房间的后面。他也许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但是贝尔施泰恩确切地说，他也在匡蒂科靶场学习过。 银行家指着那封信说：“伦敦的情况如何？你是刚到的吗？蒙克先生？” “几天前到的。”蒙克说。 那封信纸是用非常昂贵的奶油色亚麻织物编织成的，顶部印着五个箭头，使人想起法兰克福的迈尔阿姆谢尔罗特希尔德最初的五个儿子。信完全是真的。只是信的末尾伊夫琳·德罗思柴尔德爵士的签名是伪造的。很少有哪位银行家不接待由伦敦圣斯威森巷的罗特希尔德银行派来的私人使者的。 “伊夫琳爵士好吗？”贝尔施泰恩问道。 蒙克开始用俄语对话了。“就我所知，”蒙克说，“那封信不是他签的名。”蒙克听见他身后有轻微的沙沙声。“如果您那年轻的朋友不向我的背后发射子弹，我将不胜感激。我没有穿装甲材料的衣服，我还想活命。此外，我没有携带任何危险品，我来这里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您。” “那么，你来干什么呢？” 蒙克解释了7月15日以来所发生的事件。 “废话！”贝尔施泰思最后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胡说八道的人！我了解科马罗夫，我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了解他的。他根本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人，但是如果你认为对犹太人的侮辱在俄罗斯是件新鲜事儿，那么你太不了解这个国家了。他们都是这么做，但是他们更需要银行。” “侮辱只是一方面，贝尔施泰恩先生。我的文件包里的东西，是比侮辱更严重的。” 贝尔施泰恩长时间不解地看着他：“你带来的是那份宣言吗？” “是的。” “假如，科马罗夫和他那帮匪徒知道你在这里，他会怎么办？” “他会杀死我的。现在他的人正在莫斯科市里到处找我。” “你真有胆量。” “是我同意做这项工作的。我看过这份宣言，我这样做值得！” 贝尔施泰恩伸出他的手：“给我吧。” 蒙克先送给了他那份论证报告。银行家习惯以极快的速度阅读复杂的文件，他用了10分钟就读完了。 “是三个人吧？” “那位老清洁工、那位愚蠢地把文件放在书桌上以至于被偷走的秘书阿科波夫和杰斐逊，科马罗夫误认为他已经看过了这份文件。” 贝尔施泰恩按响了他的内部对讲系统的按钮。 “卢德米拉，进入去年7月下旬或8月上旬的政府新闻出版物的档案，看看当地报纸上是否有，关于一名叫阿科波夫的俄国人和一名叫杰裴逊的英国记者的报道。查第一个名字，也查一下讣告。” 他两眼注视着桌上电脑的屏幕，缩微胶片显示出来了所需的信息。然后，他咕哝了几句。 “是的，他们都死了！现在谈你的问题，蒙克，假如他们抓住你。” “我真希望他们抓不住我。” “好吧，既然你已经冒了这么大的风险，我就读一读科马罗夫对我们所有人的个人企图吧。” 他又伸出了手。蒙克把那份细长的黑色档案递给他。贝尔施泰恩开始阅读。有一页，他读了好几遍，他读那页内容时，手指反复轻弹着。他头也没抬，嘴里说：“里亚，你出去吧。这里没事了，你走吧。” 蒙克听见了身后的关门声。银行家最后终于抬起头来，两眼注视着蒙克。“他不可能这么做。” “彻底消灭？以前也这样做过，是吗，先生？” “蒙克先生，俄罗斯有100万犹太人。” “我知道，有10％的人可以逃脱。” 贝尔施泰恩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对面莫斯科建筑物房顶上的积雪。窗户的玻璃是一种稍微发绿的颜色，它有5英寸厚，可以阻止任何反坦克导弹。 “他不会认真的。” “我们认为，他是认真的。” “我们？” “派我来的人们，他们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强人。但是，他们对这个人很担心。” “你是犹太人吗？蒙克先生？” “不是，先生。” “你很幸运。他将获胜，不是吗？民意测验表明他的胜利是不可阻挡的。” “事情都在发生变化。那天他就遭到尼古拉耶夫将军的谴责。这也许很有效。我希望东正教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或许，他能够被制止。” “教堂可不是犹太人的朋友，蒙克先生。” “你说得对。但是，科马罗夫对教堂也有企图。” “这么说，你正在试图建立一个联盟？” “差不多。教堂、军队、银行、少数民族。各有各的作用。你读过那位漫游神父的报告了吗？他正在为恢复沙皇制度而呐喊。” “是的。我个人认为这是个愚蠢的举动。但是，沙皇还是比纳粹要好一些。你想让我干些什么，蒙克先生？” “我？什么也不想。要你自己作出选择。您是四家银行集团的总裁，控制着两个独立的电视频道。你在飞机场有自己的飞机吗？” “是的。” “到基辅只需要两个小时的飞行？” “为什么去基辅？” “你可以参观一下娘子谷。” 列昂尼德·贝尔施泰恩从面朝窗户的方向转过来。“你可以走了，蒙克先生。” 蒙克把桌子上的两份文件收起来，放入他来时带的那个皮包里。 他知道他太过分了。娘子谷是基辅外面的一个沟壑。1942年至1943年，有10万贫民在那个沟壑的边沿上被机关枪射死，他们的尸体被推进了沟壑里。被害人当中，有一些是人民委员和共产党的官员，但是95％是乌克兰的犹太人。蒙克已经走到了门口，这时他听见列昂尼德·贝尔施泰恩又说话了。 “你去过那里吗，蒙克先生？” “没有，先生。” “你听说过有关它的事情吗？” “我听说那是个凄凉的地方。” “我去过娘子谷。那是个可怕的地方。祝你平安，蒙克先生。” 兰斯洛特·普罗宾博士在维多利亚女王街纹章院总部的办公室既小又乱。每个水平空间都堆满了成捆的资料，那些资料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顺序，但是对于这位借系专家来说，它们就有一定的意义了。 当奈杰尔·欧文爵士被人领进来时，普罗宾博士站起来，将整个格里马迪参议员的资料扫到一边，腾出地方让他的客人就座。 “继承人的事情怎么样呢？”欧文问道。 “罗曼诺夫的王位？不好。我早就想到了，有权提出要求的人不想要，想要的人经过考证后已被排除在外，有个美国人还没有接触，反正没有希望了。” “结果是这么糟糕吗？”欧文说。普罗宾博士跳起来，眨眨眼睛。他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在他自己创造的血统、通婚和奇怪规则的世界里生活。 “先讲讲那些欺骗性的人物吧，”他说，“你记得安娜·安德森吧。她一生都声称自己是高贵的阿纳斯塔西姬，她是叶卡特琳堡大屠杀中惟一幸免于难的皇脉。她真是一派胡言。她现在死了，脱氧核糖核酸（DNA）测试的结果表明：她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 “几年前，另一个人在马德里去世了，自称为高贵的阿列克谢公爵。后来证明他是来自卢森堡公国的一个普通人。还有三个新闻媒体偶尔提到的人，通常是非常不准确的新闻。你听说过格奥尔基王子吗？” “请原谅，没听说过，普罗宾博士。” “没关系。他是一名年轻人，一直跟随着他那怀有野心的母亲，在欧洲和俄罗斯做小生意，他的母亲叫达奇斯·玛丽亚，是已去世的弗拉基米尔公爵的女儿。 “弗拉基米尔本人，本来可以有权提出继承权，因为他是在位皇帝的孙子，但是由于在他出生时，他的母亲不是东正教教民，因此他的要求站不住脚，因为他不符合其中的一个条件。 “不管怎样，他的女儿不能成为他的合法继承人，尽管他不断地声称她就是继承人。你知道波林·劳吗？” “这是个什么人……” “保罗一世规定，只有男性才能具备继承权，极其特殊的情况例外。女儿不算数，性别歧视。但是当时就是那种情况，现在还是这样。因此，高贵的达奇斯·玛丽亚是真正的玛丽亚公主，但是她的儿子格奥尔基按规定没有继承权。波林·劳还特别强调女儿的儿子也不算数。” “因此，他们只是希望最好的情况发生了？” “完全正确。雄心勃勃，但是无效的要求。” “你提到有个美国人，普罗宾博士？” “这里有个奇怪的故事。在大变革之前，尼古拉斯二世有一个叫保罗公爵的叔叔，也就是他父亲的弟弟。 “Bolseviks来了之后，他们谋杀了沙皇和沙皇的哥哥、他的叔叔保罗。但是，保罗有个儿子，沙皇的侄子。这个充满野性的年轻人德米特里公爵，无意之中又被卷入了拉斯普京谋杀案中。于是，布尔什维克到来时，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反而救了他的命，他通过海上逃跑了，最后到了美国。” “从来没有听说过。”欧文说，“继续说吧。” “德米特里开始在美国生活，他结婚后有一个儿子。儿子保罗，曾经作为美国陆军少校在朝鲜打过仗。他也结婚了，有两个儿子。” “我觉得这是一条非常直接的男性血缘线。你是在说，真正的沙皇继承人可能是一名美国人吗？”欧文问道。 “有人这样认为，但是他们自己把事情搞糟了。”普罗宾说，“你看，德米特里与一名普通的美国人结婚，他的儿子也是如此。根据皇室制定的第188条规定，你不能与非同等地位的人结婚，假如这样结婚了，你的子女就没有继承权了。这条规定后来虽然放宽了一些限制，但是对高贵的家族还是一视同仁。因此，德米特里的婚姻属于贵贱通婚，所以他在朝鲜打仗的儿子不能继承王位，他的两个孙子又与贫民结婚，也不可能有继承权。” “所以，他们都没戏了。” “恐怕是这样的。实际上他们本人也对此兴趣不大。我想他们现在是住在佛罗里达。” “剩下的人，谁还有希望？” “最后一个人，他的血缘关系最近。他是谢苗·罗曼诺夫王子。” “他不是与被谋杀的沙皇有亲戚关系吗？他没有女儿，没有与贫民结婚？”欧文问道。 “是的，说来话长。你必须想像有四个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继承了他父亲亚历山大三世的王位。三世是继承他父亲亚历山大二世的王位，二世的父亲是尼古拉斯一世。尼古拉斯一世有一个更年轻的儿子，贵族尼古拉斯公爵，他肯定永远不会成为沙皇。他的儿子叫彼得，彼得的儿子叫考瑞奥，考瑞奥的儿子就是谢苗。” “因此，你必须从被谋杀的沙皇那里，向前推三代人，然后从尼古拉斯一世的次子那里，向后推四代人就到了谢苗。” “完全正确。” “普罗宾博士，对我来说这条线似乎拉得太长了。” “确实不短，但是你必须了解他们的家谱。从技术上分析，谢苗是我们能得到的血缘最近的一条线索。然而，这仅是从学术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实际上还有许多困难。” “什么困难？” “困难之一，他已经70多岁了。第二，是他没有子女，因此他这条线也面临着将断线，俄罗斯将回到出发点。第三，他反复声明自己对此事毫无兴趣，即使给他这个王位，他也不会接受的。” “希望不大！”奈杰尔爵士承认了。 “还有更糟糕的事情。他的生活总是有些放荡，他对里维埃拉的快车感兴趣，总是与年轻姑娘，尤其是仆人调情。他的这个习惯已经导致了三次离婚。最糟糕的是，我听到传言：他下西洋的双陆棋总是作弊。” “上帝！”奈杰尔·欧文爵士真的震惊了。生活放荡或许能被原谅，但是西洋双陆棋作弊…… “他住在哪里？” “在诺曼底的一个苹果园里，种苹果，并制作苹果白兰地酒。” 奈杰尔·欧文爵士沉思了一会。普罗宾博士同情地望着他。 “假如，谢苗公开表明他正式放弃恢复沙皇的继承权，那可以被认为是合法的弃权吗？” 普罗宾博士鼓起双颊。“我是这样认为的。除非真正恢复沙皇。那时他或许改变主意。想想有那么多的快车和献媚的少女。” “但是，如果没有谢苗，情况会怎样呢？就像我们美国朋友说的那样，底线是什么？” “我亲爱的伙计，底线是假如俄罗斯人民愿意，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任何人作为他们的君主。就这么简单！” “有选择一个外国人的先例吗？” “有，太多了。历史上多次出现这种情况。你看，我们英国人已经有三次这样的经历。伊丽莎白一世独身（可能不是处女）去世后，我们请来了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担任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三代国王之后，我们把詹姆士二世又赶出去了，又邀请荷兰人奥兰治王室的威廉接替了王位。安妮女王去世后，没有任何继承人，我们邀请了汉诺威王室的乔治过来担任乔治一世。他几乎一句英语都不会说。” “欧洲人也有同样的事情吗？” “当然有。希腊就有两次。1833年，希腊人摆脱了土耳其人的统治。获得自由后，他们邀请巴伐利亚的奥托担任希腊国王。他的业绩并不好，因此1862年他们又抛弃了他。请丹麦的威廉王子接替了王位，他就成为乔治一世。然后，他们于1924年宣布共和，1935年恢复君主制，1973年又废除君主制。现在，他们还拿不定主意。 “两百年前，瑞典人不知所措，因此经过调查后，他们邀请拿破仑世家的伯纳多特将军担任他们的国王。他相当成功，他的后代仍然生活在那里。 “最后一个是丹麦的查尔斯王子。在1905年，应邀成为挪威的哈康七世，他的后代也仍然生活在那里。如果你的王位空着，而且你想要一个君主，在国外选一名好的外国人，总比在当地的窝囊废里选择一个要好得多。” 奈杰尔爵士再一次沉默了，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普罗宾博士现在开始怀疑，他询问的问题不完全是纯学术性的了。 “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普罗宾博士说。 “当然可以。” “假如，俄罗斯真的恢复了沙皇，美国人会有什么反应？他们控制了世界财经大权，是这个世界上推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人是有反君主制的传统。”欧文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也不是傻瓜，1918年美国协助流放了德国的凯泽，从而使魏玛共和国进入了无动乱时期，后来阿道夫·希特勒打破了平静，结果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1945年，山姆大叔专门留下了日本的皇室。50年来，日本是亚洲最稳定的民主国家，它反对共产主义，是美国的朋友。我认为华盛顿会接受这种观点的，也就是说，假如俄罗斯人选择走那条道，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但是，这要经过全体俄罗斯人民公民投票的。” 奈杰尔爵士点点头。“是的，我想是需要的。仅仅一个杜马是不够的，腐败的指控太多了。必须是整个民族的决定。” “那么你有候选人了吗？” “问题就在这里，普罗宾博士。没有候选人。从你告诉我的情况看，花花公子和冒充者都不可行。现在咱们设想一下，一个被恢复的沙皇都需要具备哪些资格？行吗？” 纹章学家眼睛里流露出兴奋的表情。“这要比我以往的工作有趣得多！首先是年龄。” “40岁到60岁之间，可以吗？太年轻和太上年纪的人都不合适。成熟，但是不能太老。下一个条件是什么？” “必须有皇家血统，言行举止符合礼仪。”普罗宾说。 “是欧洲的皇室吗？” “当然，我想俄罗斯人是不会喜欢非洲人、阿拉伯人或亚洲人。” “你说得对。那么就是高加索人，博士。” “他必须有一个活着的合法儿子，他们必须都是东正教的信徒。” “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有一个真正令人讨厌的要求。”普罗宾说，“他出生时他的母亲必须是东正教的信徒。” “好的，还有什么条件？” “他的双亲必须都具有皇家血统，最好至少有一方是俄罗斯人。” “一名现役或退役的高级军官，得到俄国武装力量的支持是最关键的问题。” “你忘了一件事，”普罗宾说，“他必须能讲流利的俄语。乔治一世任职时只会讲德语，贝纳多特只会讲法语。但是，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的君主必须对自己的人民讲话。俄罗斯人不会对讲意大利语的人客气的。” 奈杰尔·欧文爵士站起来，从他的上衣兜里面，掏出一页纸。那是一张支票，一张数额不小的支票。 “我说，这样做不太合适。”纹章学家说。 “我肯定，纹章学院里为你提供日常开支。我亲爱的博士，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如果我能，当然可以。” “睁大眼睛四处寻找。跑遍欧洲所有的皇室。看看是否有人，能满足那些条件。” 从克里姆林宫向北走5英里，就到了卢格郊区，那里是电视中心，俄罗斯所有的电视节目信号，都是从那里发射出来的。 奥布鲁切夫院士山科罗里瓦大街的一边是国家电视中心，另一边是国际电视中心。300码以外，奥斯坦基诺农奴电视塔的尖顶矗立在天空中，那是首都最高的顶点。 受政府控制的国内电视新闻是从这里转播的，还有其它两家独立的商业电视台，它们是靠播放广告维持生计的。他们的办公地点都在这栋大楼里，只是楼层不同。 鲍里斯·库兹涅佐夫，从一辆爱国武装联盟司机开的奔驰汽车里出来了。他带来了昨天伊戈尔·科马罗夫在弗拉基米尔召开的大型集会上拍摄的录影带。 经过那位年轻的天才导演，利特维诺夫的剪裁和编辑，这盘录像非常成功。面对着欢呼的人群，科马罗夫轻蔑地批评了那个要求恢复沙皇统治的巡回传教士，并摆出表示遗憾的姿态，以讽刺的口吻对那位老将军的糊涂言论进行了抨击。 “昨天的人有昨天的希望，”他对他的支持者们咆哮着，“但是我们，我的朋友们，你和我，必须考虑明天，因为明天才是属于我们的。” 5000人参加了会议，经过利特维诺夫的摄影技术处理，在场的人数似乎增加了三倍。他们已经按照商业转播的价格购买了整整一个小时转播权，这样做虽然花费了一大笔钱，但是那场集会的观众将从5000人扩大到5千万人，或者相当于整个国家人口的1／3。库兹涅佐夫直接被带到了那家较大的商业电视台节目总编的办公室，他见到了他的一个私人朋友，也是伊戈尔·科马罗夫和爱国武装联盟的支持者。他把那盘录影带扔到了安东·古罗夫的办公桌上。 “会议开得真是好极了！”他满意地说，“我参加了会议，你会喜欢它的。” 古罗夫无目的地用手拨弄着他的钢笔。 “我还给你带来了更好的消息，我们签了一笔大合同。是现金交易。科马罗夫主席希望在大选日之前的每个晚上，都向全国发表演说。想想看，安东，这是你们这家商业电视台有史以来所签的最大金额的合同。也有你的份额。” “鲍里斯，你能亲自来，我感到很高兴。但是，恐怕出了些问题。” “不是技术上的问题吧！你们解决不了吗？” “不完全是技术问题。你知道我是全力支持科马罗夫总统的，对吧？” 作为一名电视节目的高级策划者，古罗夫非常了解电视充当的角色，在任何现代社会里，对于竞选活动，电视总是效果最好的，惟一能用影像游说大众的媒体，它奏响了大选前事件的前奏曲。 只有在英国，英国广播公司继续通过国家电视频道转播毫无偏见的政治新闻。在所有的东欧和西欧的国家里，当局都利用国家的电视业务，支持眼下当政的政体，他们这样做已经有好几年的历史了。 在俄罗斯，政府的电视网络报道了许多代理总统伊凡·马尔科夫的竞选活动，只是在缺少新闻素材的情况下，偶尔提一下其他两名候选人的存在。 其他两名候选人是新共产党社会主义联盟的久加诺夫和爱国武装联盟的伊戈尔·科马罗夫。 前者显然存在竞选资金的筹集问题；后者看起来资金十分充足。利用那些资金，科马罗夫按照美国方式，在两家商业电视台购买了数小时的电视转播权。 购买电视转播时间可以确保，他的节目不被剪裁或编辑或公开谴责。古罗夫长期以来十分乐意地用黄金时间，全文转播科马罗夫的演讲和集会。他一点都不傻，他意识到一旦科马罗夫赢得总统职务，他将大量解雇国家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许多有重大影响的人将离职，科马罗夫能做得到。那些支持过他的人，将被调动工作并给予提升。 库兹涅佐夫疑惑地凝视着他：“出事了？” “鲍里斯，事实上是出现了某种政策性转移。是在董事会内，与我无关，你要理解。我只是个跑腿的人。这件事是我的上司决定的，关键在最高层。” “什么政策性转移，安东？你在说什么？” 古罗夫很不自在地走动着，他再一次咒骂那个交给他这个任务的总经理。 “鲍里斯，你可能也知道，像许多大企业一样，我们电视台是被一家银行紧紧控制的。迫不得已，他们很有势力，他们有权。一般情况下，他们不管我们。利润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他们正在釜底抽薪！” 库兹涅佐夫惊呆了：“该死！安东，对不起二你们太卑鄙了！” “鲍里斯，不是我的错。” “肯定不是你的错。但是，真是你们电视台要破产了……” “似乎，他们并不是想让电视台破产。电视台可以幸免，但是要付出代价的。” “什么代价？” “朋友，你听我说。这事与我无关。假如，我说话算数，我会每天24小时转播伊戈尔·科马罗夫的实况。但是……” “但是什么？快说啊！” “好吧！我们电视台不会再转播科马罗夫的讲演或集会了。这是命令！” 库兹涅佐夫跳起来了。“你们疯了。我们花钱买下了这段时间。你还记得吗？我们付过钱了。这是一家商业电视台，你们不能拒绝我们的钱！” “显然，我们可以。” “但是这个是预先付讫的。” “似乎，这笔钱正在被退还。” “我到隔壁去。你们又不是莫斯科惟一的一家商业电视台。我总是为你好，安东。好吧，没什么可说的了。” “鲍里斯，他们的股东也是同一家银行！” 库兹涅佐夫又坐下了。他的双腿在颤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鲍里斯，我只能说，他们是在攻击一个人。我知道得不比你多。董事会昨天下的命令。要么我们在30天内不播放科马罗夫，要么银行要撤回资金。” 库兹涅佐夫两眼盯着他：“你们拒绝了那么长时间的转播权，你们打算用什么内容来替代呢？哥萨克舞蹈？” “不，奇怪的就是这件事情。电视台打算整个频道转播那个神父召集的集会。” “哪个神父？” “你知道的，那个领导宗教复兴运动的传教土。总是催促人们信仰上帝的那个人。” “上帝和沙皇。”库兹涅佐夫咕哝着。 “就是他。” “格列戈尔神父。” “我自己也搞不懂……” “你们疯了，他手里有几个卢布？” “问题就在这里。似乎他的资金已经到位了。所以我们的新闻和特别节目里都在播放他的消息。他把整个时间表都占满了。想看看吗？” “不，我不想看他那讨厌的时间表！” 他说完，猛冲出去了。他该如何把这一消息告诉他的偶像呢！他没有主意了。然而三周以来，他脑子里一直怀疑的一件事情已经完全成型了。当他把印刷厂和老将军的消息告诉科马罗夫和格里申时，他们的神色不对。他们肯定知道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他确实已经意识到了：灾难将要降临了。 那天晚上，在欧洲的另一边，有人中断了奈杰尔·欧文爵士的晚餐。俱乐部的服务员把电话递给他。 “一位叫普罗宾博士的人打来的，奈杰尔爵士。” 电话那端传来了纹章学家快活的声音，显然很晚了，他还在加班。 “我想我已经找你想要的人了。” “明天10点钟在你办公室见面好吗？” “太好了。” 奈杰尔爵士把电话递给了正在徘徊的服务员。 “我想这值得来一杯波尔多红葡萄酒，特肖，请来一杯俱乐部的佳酿酒。” 第十六章 在俄罗斯，民兵或警察部门归内务部（MVD）指挥。 像所有国家的警察部门一样，它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联邦的警察，另一部分是本地或区域的警察。 俄罗斯的各个地区称为各个州。其中最大的州是莫斯科州，它的领域包括联邦共和国的整个首都和其周围的农村。它类似于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该特区是位于维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之后第三大行政区。 因此，莫斯科既是联邦民兵的总部，也是莫斯科自己马克思民兵的总部，但是这两个总部是在不同的大楼里办公。与西方的警察机构不同，俄罗斯内务部有一支可以调遣的自己的部队——1.3万人的全副武装的MVD部队，几乎可以与国防部领导的真正军队相媲美。 共产党失去政权后不久，有组织的犯罪就像荒芜田野的杂草，雨后疯长、迅速蔓延起来，犯罪活动如此公开，如此普及和深入，如此令人反感，迫使鲍里斯·叶利钦下令组建俄罗斯联邦和莫斯科州的联合部队，以反击迅速发展的黑手党势力。 联邦警察的任务是打击整个国家范围内的犯罪行为，由于有组织犯罪全部集中在莫斯科，为了提高效率，莫斯科的有组织犯罪控制部（GUVD）的规模几乎与联邦民兵的规模一般大。 GUVD的工作在90年代中期之前，仅仅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到90年代中期后形势开始变化了，因为瓦伦丁·彼得罗夫斯基民兵将军接手了GUVD的工作，他是控制GUVD的执行管理委员会的高级将领。 他是在某个外地工业城市的工作岗位上接受的任命，他在该市工作时，从来不接受贿赂，被称为“倔强的人”。像埃利奥特内斯一样，他即位时的形势类似于AI Cpe领导下的芝加哥的形势。 与那位社会最低阶层的领袖不同，他的火力更大，对民权问题的烦恼要少得多。 他上台后首先拿12个高级官员开刀，因为他们距离有组织犯罪“太近了”。美国大使馆的联邦调查局的联络官大声疾呼：“太近了！他们拿上了那个受诅咒的工资。” 彼德罗夫斯基对一些高级调查官，进行了一系列秘密的是否接受贿赂的测试。那些拒绝接受贿赂的人，职务和工资都得到了提升。当他身边有了一支诚实可靠的特遣部队，可以随时调遣时，他开始向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宣战了。他的反黑帮别动队使黑社会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因此他们送给他个“榔头”的浑号。 像任何诚实的警察一样，他没有全部获胜，因为毒瘤太深了。有组织的犯罪分子在高层都有朋友。被送进法庭后，不久又笑容满面走出了法庭的歹徒太多了。 彼德罗夫斯基的对策是，逮捕罪犯时不必过于谨慎。为了援助他们的侦探，联邦和城市反黑帮机构都有武装部队。联邦民兵的武装部队称为OMON，彼德罗夫斯基自己的快速反应队伍称为SOBR。早先，彼德罗夫斯基亲自指挥袭击，事先不向任何人打招呼以防泄密。如果逮捕的匪徒不抵抗，他们将被推上法庭；如果有人企图毁坏证据或者逃跑，彼德罗夫斯基等一切都结束后，便发出“嘘”的一声，然后，就让人拿来了尸体袋，准备收尸。 到1998年，他认识到最大的和最难攻破的黑手党组织是，多尔格鲁基匪帮，他们以莫斯科为基地，控制了乌拉尔河西部，莫斯科的大部分土地，非常有钱，有足够的资金收买令人敬畏的和有影响的人物。1999年之前的两年内，他亲自发动了对多尔格鲁基黑手党的进攻，为此他们对他怀恨在心。 奥马尔在第一次会面的时候，告诉蒙克在俄罗斯他不需要伪造身份证：用钱可以买到真东西。12月上旬，蒙克对他吹的大话进行了实验。 他正在考虑着，用伪造的证件第四次与一名俄罗斯显要人物进行秘密谈话。在伦敦的俄罗斯东正教的大主教安东尼的信，是在莫斯科伪造的。来自罗思柴尔德家族的那封信，也是在当地伪造的。尼古拉耶夫将军不需要身份证，穿一身总参谋部军官的军装就足够了。瓦伦丁·彼德罗夫斯基将军每天都生活在被暗杀的威胁之中，警卫日夜守护着他。 蒙克从来不打听，车臣人的领袖是从哪里得到那些证件的。但是，它们看起来不错。证件里贴着蒙克的金色短发照片，他的身份是，联邦内务部有组织犯罪控制局的第一副局长的随身侍从中的民兵上校。这样以来，彼德罗夫斯基就不会认识他本人，他只是联邦民兵组织来的一位同事。 共产党下台后没有发生变化的事情之一，就是俄罗斯人仍然喜欢把同一职业的高级军官集中在同一片公寓区居住。而在西方，政治家、公务员和高级官员通常分散居住在各个郊区的私人住宅里，莫斯科的趋势是，大家一起住在政府的公房内免交房租。 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共产党下台后的政府从老的中央委员会手中接管了这些公寓楼，并建造了高级将领享用的住宅区。许多这类住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位于普罗斯佩克特的北边，勃列日涅夫和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曾经在那里居住过。 彼德罗夫斯基住在普罗斯佩克特街顶层下面的一层的公寓里，他与其他十二名高级民兵军官住在同一栋楼里。 将所有这些同一职业的人集中在一栋楼里居住，至少有一个优点。官方可以对他们统一实施安全保卫，以至于一般平民百姓难以接触到他们；民兵将军完全理解这样做的必要性。 那天晚上，蒙克驾驶的那辆车臣人以奇特方式搞到的或者“借到”的车，是一辆真的MVD民兵黑色的柴卡轿车，它在通往大楼内院的路障前停下来了。一名OMON卫兵示意他把车窗放下来，另一名卫兵手里握着的冲锋枪对准了蒙克的车。 蒙克把他的身份证和通行证递过去，然后屏住呼吸。那名卫兵仔细看了看证件，点点头，回到他的岗楼里打了个电话。然后，他回来了。 “彼德罗夫斯基将军问你来有什么事？” “告诉将军我带来了切博塔廖夫将军的文件，是急件！”蒙克说。他说出了他的顶头上司的名字。卫兵又去打了个电话。然后那名OMON卫兵朝他的同事点点头，路障升起来了。蒙克在一块空地放好了车，步行走进去。 大楼底层接待台的卫兵点点头，让他过去了，八层的电梯外面还有两名卫兵。他们对蒙克进行了搜身检查，查看了他的文件包，又仔细检查他的身份证件。然后有一名卫兵对着门上的电话讲了几句话。10秒钟之后，门开了。蒙克知道有人在门里面，通过门上的小洞观察他。 有一名身穿白色外罩的男仆，他的块头和举止表明，必要时他完全可以胜任其它任务，接着出现了一个充满浓厚的家庭气氛的场面。一个小女孩从客厅里跑出来，凝视着他说：“这是我的洋娃娃。”她举起了一个穿着女睡衣，有着浅黄色头发的洋娃娃。 蒙克咧嘴笑了。“她真可爱。你叫什么名字？” “塔季扬娜。” 一名快40岁的女人出现了，她歉意地笑着把小女孩领走了。她的身后站着一名穿衬衫的男子，他正用毛巾擦着嘴，显然，是正在吃饭时被打搅了。 “索罗金上校？” “先生！” “这个时间上门真是奇怪。” “对不起。我来得太匆忙了。我可以等您吃完饭。” “不必了，我刚吃完饭了。不管怎样，电视里正播放卡通节目，那是小孩子的节目。到这里来吧。” 他带着路，把他引到了客厅里面的书房。这里光线较好，他可以看清楚面前这位反罪犯的大腕人物的面孔，他的年龄不比自己大，像他一样结实。 前三次在大主教、将军和银行家那里，他都是在开始谈话前，就说明他进门的身份证件是伪造的，他都侥幸成功。他算计着这次如果还是那样处理，他必死无疑，还是事后道歉吧。他打开了公文包，外面的卫兵已经检查过这个公文包，看见里面只有两份俄文资料，他们没看一个字。蒙克拿出了那份灰色的文件，即论证报告。 “是这份文件，将军。我们认为，这里面的观点令人不安。” “我以后看，行吗？” “最好，今天晚上就能看完它。” “哦，把它翻开了，你喝酒吗？” “工作时不喝酒，先生。” “这么说MVD的风气正在好转！喝咖啡吗？” “可以，今天的天真是太长了。” 彼德罗夫斯基将军笑了：“哪一天不长呢？” 他把男仆招呼过来，让他准备两个人的咖啡。然后，他开始阅读了。男仆把咖啡端来了，放下咖啡后又离开了。蒙克自己开始喝咖啡。彼德罗夫斯基将军最后抬起头来。 “这东西从哪里来的？” “英国情报局。” “什么？” “但是，它并不是伪造的。它已经被验证过了。明天上午，您可以重新验证一次：那个将文件随意放在桌上的尼基塔·阿科波夫已经死了；那名老清洁工里昂纳德·蔡塞夫也死了；那位，实际上对案情一无所知的英国记者也死了。” “我记得他，”彼德罗夫斯基焦虑地说，“这样看来，像一场无目的黑社会间的残杀。但是，对于一名外国记者，这个理由说不过去。你认为，是科马罗夫的黑色卫队干的？” “或者是他们雇用多尔格鲁基的杀手干的。” “那么，那份神秘的黑色档案在哪里呢？” “在这里，将军！”蒙克敲了敲他的文件包。 “你有复印件？你把它带来了吗？” “是的！” “但是，根据这份论证报告，它首先是到了英国大使馆，然后去了伦敦。你是怎么拿到手的？” “有人给我的。” 彼德罗夫斯基将军两眼盯着他，显然，疑虑重重…… “MVD是如何得到它的拷贝文件的？……你不是MVD的人。你从哪里来的？SVR？FSB？” 他说的这两个机构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和联邦安全局，是老克格勃的第一和第二总局的改编单位。 “两个都不是，先生。我是从美国来的！” 彼德罗夫斯基将军并不害怕。他只是盯着来访者，看他有无威胁的举动，因为他的家人就在隔壁，也许这个人是受雇佣来搞暗杀的。但是，他可以看出来，此人既没带炸弹也没带枪。 蒙克开始讲话了，他解释了那份黑色档案如何到了英国大使馆，而后又如何到了伦敦，后来又转到华盛顿的经过。英美两国政府的近100人是如何读了那份文件的经过。他根本没提林肯委员会；假如，彼德罗夫斯基将军认为蒙克是代表美国政府的，这也无妨，没什么坏处。 “你的真名叫什么？” “贾森·蒙克。” “你真是美国人？” “是的，先生。” “你的俄语讲得真好。那么，这份黑色宣言里面写了些什么呢？” “有许多内容，其中包括科马罗夫对您和您手下大多数的人进行的死刑宣判。” 寂静中，蒙克听到电视里俄语的对白：“那时我的孩子从墙上走过来了。”电视里正在播放儿童卡通片《汤姆和杰尔》。塔季扬娜大声笑起来了。彼德罗夫斯基伸出一只手来。 “给我看看！”他说。 他用30分钟读完了有20个子标题的40页纸。然后，他把它扔了回来。 “一派胡言！” “为什么？” “他不会成功的！” “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成功了。他有一支全副武装、资金雄厚的私人黑色卫队。还有一只规模更大，但是素质不太高的青年战斗团。还有充足的资金来源。两年前，多尔格鲁基的黑帮与他做成了一笔交易。他们提供2.5亿美元资助他的竞选，以便收买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 “你没有证据！” “这份宣言就是证据。它提到了，要对提供资金的人进行奖赏。多尔格鲁基将会提出合法而无礼的要求。他们想要他们竞争对手的所有地盘。灭绝车臣人，驱逐亚美尼亚人和乌克兰人之后，他们的要求很容易实现。但是，他们还想要更多的东西，他们想报复那些曾经迫害他们的人。首先，要拿反黑帮机构的执行管理委员会开刀。他们将为他们的新劳改营输送开采金矿、食盐和铅的劳动力。你指挥的那些年轻人，SOBR和OMON的士兵正是他们所瞄准的目标。当然，你是不会活着看到他们了。” “他不会赢的！” “对了，将军，他也许不会赢。他的明星地位正在下降。几天前，尼古拉耶夫将军就谴责他了。” “我看到了那个节目了。我当时想，真是出人意外，与你有关系吗？” “可能有关系。” “真聪明。” “现在，商业电视台已经停止播送他的节目了，他的杂志也停刊了。最近的民意测验表明：他的支持率已经从上个月的70％下降到60％。” “而且，他的评分仍在下降，蒙克先生，他可能不会赢的！” “但是，假如他赢了呢？” “我左右不了整个总统竞选。我可以是一名将军，但是我仍然只不过是一名民兵。你可以去找代理总统。” “是被吓坏了吧！” “我还是无法帮忙。” “如果他认为他无法获胜，他将企图破坏整个国家。” “如果任何人胆敢企图破坏这个国家，蒙克先生！国家将会保护自己的！” “您听说过Sippen吗，将军？” “我不懂英语。” “它是德语。能把你这里的私人电话号码告诉我吗？” 彼德罗夫斯基朝附近的那部电话点点头。蒙克把它背下来了。他把文件收拾好，放到箱子里去了。 “那个德国语词，它是什么意思？” “有些德国军官企图破坏希特勒的计划时，希特勒将他们用测距线吊死。根据Sippen的法律规定，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将被送进集中营。” “共产党不会那样做，”彼德罗夫斯基严厉地说，“家人失去的是住房和学习环境，但并不去集中营。” “他是疯子，你是知道的。在他那文雅的面孔后面，他的大脑很不正常。格里申将执行他的命令，所有的命令。我可以走了吗？” “你最好在我逮捕你之前离开这里。” 蒙克到了门口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要作一些防御性部署。如果他赢了，或者你看起来会输，你就会不得不为了你的妻子和孩子而战斗。” 说完这些话，他走了。 普罗宾博士像一名心情激动的小学生一样。他很自豪地把奈杰尔·欧文爵士领到一面墙上的一张3英尺长3英尺宽的图表前。显然，这张图表是他亲自画的。 “你认为怎么样？”他问道。 奈杰尔爵士看着那张图表，但是看不懂，都是人名，用横线和竖线把不同的人名连起来。 “就好像没有翻译过来的蒙古地铁。”他提示说。 普罗宾咯咯地笑了：“不错，你正在看的是四家欧洲皇室的相互联系图。丹麦、希腊、英国和俄罗斯。有两家依然存在，一家已经离职，还有一家不存在了。” “解释一下。”欧文请求道。 普罗宾博士拿了一支大红标记笔，一支蓝色的和一只黑色的。“咱们从最上面开始。首先是丹麦王室，他们是解开所有谜底的关键人物。” “丹麦人？为什么是丹麦人？” “让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奈杰尔爵士。160年前有一个丹麦国王，他有七个子女。他们就在这里。” 他指着图表的第一行，那是丹麦国王的名字，在国王名字的下面有一个横线，并行排列着他的七个子女的名字。 “现在看老大。这个长子继承了父亲的王位，成为皇太子。我们对他不感兴趣。现在看最小的这个儿子……” “威廉王子应邀成为希腊的乔治一世国王。上次我在这里时，你提到过。” “太好了，”普罗宾说，“你的记性真好！那么他又到这里来了；他来到雅典，成为希腊的国王。他干了些什么事呢？他与俄罗斯的贵族达奇斯·奥尔加结婚了，他们生了尼古拉斯王子，希腊的王子，但是他是一半丹麦血统，一半俄罗斯血统，也就是说罗曼诺夫血统。现在我们先把尼古拉斯王子搁置在一边，这时他仍然未婚。” 他把尼古拉斯涂成了蓝色，表示希腊人，然后又重新指向顶部的丹麦人。 “老国王还有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自己奋斗得相当成功。达格玛去了莫斯科，成为俄罗斯的女皇；改名为玛丽亚，转变为信仰东正教，生了尼古拉斯二世。” “他的全家都在叶卡特琳堡被谋杀了。” “完全正确。现在咱们再看另一个人。丹麦的亚历山德拉来到英国与我们的王子结婚，我们的王子成为爱德华七世。他们生了乔治五世。明白了吗？” “因此，沙皇尼古拉斯和乔治国王是表兄弟。” “完全正确。他们的母亲是姐妹。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的沙皇和英国的国王是表兄弟。当乔治国王称沙皇为‘妮基’兄弟时，他用词绝对准确。” “这一切在1918年都结束了。” “确实是这样。现在看英国这条线。” 普罗宾回到上边，用红笔把爱德华国王和亚历山德拉王后都用红笔圈起来了。他的红笔一直向下直到乔治五世这一代，也用红笔圈起来了。 “乔治五世有五个儿子。约翰未成年就夭折了，其他儿子都长大了。他们在这里：大卫、艾伯特、亨利和乔治。我们感兴趣的是最后一名，乔治王子。” 那根红笔从乔治五世向下圈到了他的第四个儿子，温莎公爵乔治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死于飞机失事，但是他有两个儿子，他们现在都活着。这就是他们，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第二个儿子身上。” 红笔向下到了底部，把第二个英国王子用红笔圈起来了。 “现在顺着红线返回来，”普罗宾博士说，“他的父亲是乔治王子，他的祖父是乔治国王，但是曾祖母是沙皇妈妈的妹妹。两位丹麦公主，达玛尔和亚历山德拉。这个人通过婚姻关系与罗曼诺夫王室联系起来。” “漫长的踪迹。”奈杰尔爵士说。 “还有呢，看这些。” 他往桌子上抛了两张照片。两张留着胡须的昏暗的正面头像。 “你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可能是那两个兄弟。” “他们不是。他们之间相隔80年。这一张是尼古拉斯二世；另一个是现在的英国王子。看看他们的面孔，他们不完全是典型的英国人的面孔。不管怎样，沙皇是一半俄罗斯，一半丹麦血统。他们也不是典型的俄罗斯面孔。他们是丹麦面孔；他们是那两位丹麦姐妹的血统。” “就这么多了吧？婚姻联合？” “还差得远呢。最好的还在后面呢。还记得尼古拉斯王子吗？” “暂时搁置在一边的那个？希腊王子，但实际上是一半希腊，一半俄罗斯血统的那个人？” “就是他。尼古拉斯二世有一个堂妹，女公爵埃琳娜。她是干什么的？到雅典与尼古拉斯结婚的那个人。所以他是半个罗曼诺夫，而她是完全的罗曼诺夫。因此他们的后代是3／4俄罗斯血统，1／4罗曼诺夫血统。她就是玛丽娜公主。” “谁到这里来了？” “与温莎公爵的乔治王子结婚。所以他这两个活着的儿子是3／8罗曼诺夫血统，这就与你的要求比较接近了。这并不意味着是直系的关系的索求——很多妇女都是这样做的，这在圣保罗法律里是禁止的。但是，这条婚姻联系是通过父亲这条线的，血缘是通过母亲这条线的。” “这对于那两个兄弟都适用吗？” “是的，还有一些其它的事。在他们两人出生时，他们的母亲玛丽娜已经是东正教的信徒了。这是被东正教教圣等级体系接受的一个关键条件。” “这一条对他们两人都适用吗？” “当然适用。他们两人都在英国军队服过兵役，都升到少校军衔。” “那么那个哥哥的情况怎么样呢？” “哦，你说过年龄的问题，奈杰尔爵士。那个哥哥的年龄已经64岁了，超出了你的标准。弟弟今年57岁，差不多是你要求的年龄。他出生后就成为王室的王子，皇后的侄子。结过一次婚，儿子20岁，娶了一位奥地利女伯爵，非常习惯于所有的皇室礼仪，仍然精力充沛，退役军人。他在情报部门工作过，学过全部的俄语课程，几乎能讲两种语言。” 普罗宾博士离开了他的多彩图，喜气洋洋地站在那里。 “他住在哪里？” “一周的工作日内他住在伦敦，周末在德布雷特他的乡村住所。” “或许我应该与他谈谈。”奈杰尔爵士沉思着说，“最后一件事情，普罗宾博士。此外，还有没有能这样圆满地符合条件的其他人？” “这个星球上没有！”纹章学家说。 那个周末，奈杰尔·欧文爵士按照约定，驾车去那位弟弟王子在英国西部的乡村住所，并与他见了面。那位王子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严肃地倾听了他的谈话。最后王子陪他走到他的车前。 “如果你所说的有一半是真的，我觉得它真是非同寻常。我当然也从新闻媒体中了解到了俄罗斯国内事件的发展动态。但是，这……我必须认真考虑一下，广泛征求我的家里人的意见，当然还要请求与女王陛下私人会面。” “也许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先生。也许从来不会有公民投票。或者人民作出了相反的答复。” “那么，我们必须等到那一天。一路顺风，奈杰尔爵士。” 在都市大酒店的三层楼上，坐落着莫斯科最好的俄罗斯传统的饭店，博亚尔斯基酒店是以一群围绕在沙皇身边的贵族的名字命名的。它的房顶是拱形的，里面镶嵌着木板，墙面用高级装饰品装修过，仿佛使人回到了很遥远的年代。那里供应许多种美酒，它们可以与冰冻的伏特加酒媲美，还有来自俄罗斯河里的鲑鱼、大马哈鱼和鲟鱼，来自俄罗斯大草原的野兔、鹿和野猪。 12月12日晚，尼古拉耶夫将军的惟一活着的亲属，就是在这里为将军庆祝他的74岁寿辰的。 曾经被尼古拉耶夫将军背在背上，穿过斯摩棱斯克街道硝烟的加林娜，长大成人后当了一名教师，1956年她25岁时，与另一名叫安德烈耶夫的同事结了婚。同年晚些时候，他们的儿子米沙出世了。 1963年，她和她的丈夫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一名多喝了伏特加酒的醉鬼，开车径直朝他们撞去，造成一场愚蠢的交通事故。 尼古拉耶夫上校从远东司令部，乘飞机赶回来参加葬礼。然而，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处理。他拿到了他妹妹去世前写的一封信。 她写道：假如我和伊凡发生了意外，我请求你照顾小米沙。尼古拉耶夫站在坟墓前面，他旁边是一个刚过7岁的小男孩，男孩的表情很庄严，他拒绝流泪。 由于孩子的双亲都是国家职工——在共产党执政时期，人人都是国家的职工——他们的住宅被收回，分给别的人住了。当时，37岁的坦克上校在莫斯科没有住房。每当他回家休假时，他总是住在伏龙芝军官俱乐部的单身宿舍里。司令官勉强同意让孩子暂时与他呆在一起。 葬礼过后，他把孩子带到食堂吃一顿高档的午饭，但是两个人都没有胃口。 “我该把你带到哪里去呢，米沙？”他问道。但是这个问题与其说是问孩子，还不如说是在问他自己。 后来他把单人床腾出来让孩子睡，自己把毯子拿到沙发上睡觉了。墙那边终于传来了孩子的哭声。为了分散注意力，他打开了收音机，便听到了肯尼迪刚在达拉斯被刺杀的消息。 这位曾获得三枚英雄奖章的获奖者，第一次利用了他的影响力。一般情况下，男孩们在10岁时才能去享有声望的纳希莫夫军事学院学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同意破例。带着恐惧的心清，这名7岁的男孩穿上了军官学校学生制服，被正式吸收为纳希莫夫学校的学员。他的舅舅回到了远东工作单位。 数年来，尼古拉耶夫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每当出差回家，他总是去看孩子，当他临时调任总参谋部时，他在莫斯科得到了自己的住房，正在长大的小男孩假期里可以住在那里。 米沙·安德烈耶夫18岁从军校毕业，获中尉军衔，他很自然地选择了坦克职业。25年之后，他43岁了，已经成长为指挥莫斯科外围一支精锐坦克师的少将。 刚过8点钟，他们俩来到了饭店，他们的餐桌早就预定好了，正等待着他们的到来。服务员领班维克托原先也是一名坦克兵。他急忙跑过来，伸出了他的手。 “见到您真高兴！将军。你不会记得我了。我曾是您手下的一名坦克炮手。你的餐桌在那边对着戏院的地方。” 就餐的人都扭头想看个究竟。美国人、瑞士人和日本商人好奇地看着他们。就餐的人群里面，仅有很少几个俄罗斯人，他们在低声说：“这就是那位尼古拉耶夫将军。” 维克托已经准备了两杯满满的，用平底玻璃杯装的冰镇酒，是他免费赠送的。米沙·安德烈耶夫为他的舅舅举杯，他是他真正能记住的推一父亲。“干杯，祝您生日快乐，再过一个月岁生日。” “胡说，干杯！” 两个人都一口气把酒全部倒在嘴里，停了一下，咕咚咕咚地喝下去了。 博亚尔斯基酒店的上面是一个戏院，观众可以在那里享受传统的俄罗斯歌曲。那天夜晚，歌手是一名身穿罗曼诺夫公主长袍的庄重的白肤金发女子，和一名身穿夜礼服的男中音。 他们唱完了二重唱的民歌。男歌手独自一人走出来了，戏院后端的现场乐队顿时停止了伴奏，一个深沉的、浑厚的声音，唱起了士兵怀念远在家乡的姑娘的爱情歌曲，“卡琳娜”。俄罗斯人停止了闲谈，静悄悄地坐在那里，外国人跟着安静下来了。整个大厅里回响着男中音的歌声“卡琳娜，卡琳娜，卡琳娜……” 当最后一声和弦渐渐消失后，在场的俄罗斯人起立，为背靠织锦座，坐在那里的白胡子寿星敬酒。歌手鞠躬，观众给予掌声。 维克托正在下一桌六个日本人的餐桌前。 “那位老人是谁？”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用英语问。 “是伟大的爱国战争英雄！”维克托回答说。 讲英语的那个人，为其他人进行了翻译。 “哦，是这样的！”他们说完，举起了他们手中的酒杯喊道：“干杯！” 科尧大叔点点头，容光焕发，他举起手中的酒杯，面对着歌手和大厅里的客人，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这顿饭吃得很开心，有鲑鱼和鸭子，配上美国红葡萄酒，然后上了咖啡。按照博亚尔斯基的价格，这顿饭要花费少则一个月的薪金。他想为了他的舅舅，这笔钱值得花。 可能是一直到他过了30岁，亲眼目睹过一些贪赃枉法的高官后，他才意识到为什么他的舅舅能够成为坦克兵中的传奇人物。他具备的一些品质，是那些贪官污吏永远不可能拥有的，那是一种对手下的士兵的亲切的关怀。他第一次指挥一个师，戴上第一颗红色的勋章时，面对包围车臣的残杀场面，安德烈耶夫少将承认，假如俄罗斯能再出现像科尧大叔这样的人，那将是它的福分。 外甥永远也忘不了他10岁时发生的事情。1945年到1964年之间，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不愿意在莫斯科为战争中死难的烈士立一块纪念碑。他们更注重对他们自己的个人崇拜。然而，在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他们必须在列宁墓前接受敬礼，其目的是为了纪念在1941年至1945年期间牺牲的几百万人。 1966年赫鲁晓夫去世后，政治局最终下令修建一个纪念碑，放着一束永不熄灭的火焰，以便活着的人们永远记住那些死去的无名士兵。 该纪念碑没占空地。它被隐没在亚历山德拉夫斯基花园里的丛林下面，接近克里姆林宫的墙壁，在它所处的位置根本看不见那些去瞻仰列宁遗体的长龙队伍。 那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了阅兵式，当时那个10岁的军校学员睁大眼睛观看了阅兵队伍从他眼前经过，行进中的坦克车、枪炮和火箭、走正步的士兵队伍和跳动舞姿的体操运动员一起涌过红场。阅兵结束后，他的舅舅牵着他的手，走在花园和马术学校之间的克列姆廖夫小路上。 树丛下面是一块红色抛光花岗岩平台。它的旁边有一束火焰在一个青铜碗里燃烧着。 平板上写着几个字：你的坟墓默默无闻，您的功绩永世长存。 “孩子，我想让你承诺。”上校说。 “好吧，舅舅。” “不管他们答应你什么，不管是金钱或者是职务提升，或者是授予荣誉，我想让你永远不要背叛这些人们。” “我保证，舅舅。” 上校慢慢地举起手行了个军礼。那个军校学员也跟着举手敬了个礼。一群外省来的路过的人们嘴里吃着冰淇淋，好奇地望着他们。 他们的领队显然很尴尬，他的任务是向人们讲述列宁是一位多么伟大的人物，他带着人群向列宁的陵墓走去。 “那天，在消息报上看见你的消息了，”米沙·安德烈耶夫说，“引起了轩然大波。” 尼古拉耶夫将军敏锐地看着他：“你不喜欢吗？” “只是感到惊奇。” “你知道我是有目的的。” “是的，我想我是知道的。您总是有的放矢。” “他是一个恶棍，孩子。” “您是这样认为的吗，舅舅？不管怎样，看起来他很可能赢得大选。您真应该保持沉默。” “我这么大的年纪是不会屈服的。怎么想，就怎么说！” 老将军似乎一时陷入了沉思，他凝视着戏台上面那位正在唱歌的罗曼诺夫“公主”。国外的用餐者认为他们熟悉那支歌曲，实际上，它不是一支西方歌曲，而是一支俄罗斯老民歌。然后，将军伸手过去抓住他的外甥的前臂。 “听我说，年轻人。假如发生什么意外……” “别说蠢话，您会比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更长寿！” “听我说，如果我发生了意外，我想让你把我埋在诺沃德维基，行吗？我不想要那种可怕的民间的仪式，我想要宗教仪式。懂吗？” “宗教仪式？我原以为你是不信那些东西的。” “别当傻瓜了。我过去是装出来的，大家都是这样的。党员，宣传教化，那些都是政治任务，全是无意义的空话，这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现在咱们放下咖啡走吧，你有公车吗？” “有。” “好吧，咱俩都喝醉了，你送我回家吧。” 从独立的乌克兰共和国首都基辅，开出来一辆硬卧列车，隆隆地穿过寒冷的夜空，正在向莫斯科奔驰。 在第六车厢2B隔间里，两名英国人正坐在那里玩着拉米牌。布赖恩·文森特看了一下他的手表。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到达边界了，奈杰尔爵士。最好作好睡觉的准备。” “我也是这么想的。”奈杰尔·欧文爵士说。他仍然穿戴整齐地爬到上铺，拉开毯子盖住身子。 “看上去像那种人吗？” 退役军人点点头：“其它的事情交给我吧，先生。” 火车在边界上停了一会。车上的乌克兰官员已经检查过这两位英国人的护照了。停车时，俄罗斯人上了火车。 10分钟之后，卧铺车厢有人敲门。文森特把门打开了。 “什么事？” “请出示护照。” 车厢里的光线很弱，但是过道里的光线要亮一些，那名俄罗斯检查员不得不费劲地看着。 “没有签证？”他问道。 “当然没有。这些是外交护照，不需要签证。” 那名乌克兰人指着每个护照封面上的英文字。 “外交官？”他说。 那名俄罗斯人点点头，稍微有些尴尬。他得到了莫斯科FSB的指示，留心所有跨越边界的人物中，是否有一个人或某张面孔像某一个人，而两者都要留心。 “这位老人！”他指着第二本护照。 “他在上面呢，”那位年轻的外交家说，“你可以看见，他年纪很老了。现在身体感觉不舒服。你必须要打搅他吗？” “他是谁？” “实际上他是我们驻莫斯科大使的父亲。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陪他到这里来的原因。他来看他的儿子。” 那个乌克兰人指着上铺斜躺着的人。 “大使的父亲。”他说。 “谢谢你，我懂俄语。”那名俄国人说。他感到困惑，护照里那位圆脸秃头的人与他得到的描述没有什么关系。名字也不对。没有特肖，没有欧文。只有阿斯奎思勋爵。 “过道里肯定很冷，”文森特说，“透心凉，请快一点。为了我们的友谊。这是我们基辅大使馆的特别礼物。” 那瓶伏特加酒的质量特别好，是那种市面上买不到的酒。那位乌克兰人点点头，微笑着轻轻地碰了碰那个俄罗斯人。那个俄罗斯人咕哝着给两本护照都加盖了章，继续往前走了。 “我蒙着毯子听不见太多的话，但是听起来还不错。”当门关上之后，奈杰尔爵士说。他从上铺下来了。 “真希望这种人越少越好。”文森特动手把那两本假护照销毁了。销毁的护照碎片从厕所的洞里飘散到了俄罗斯南部的雪地上。他们每人都有一本入境的护照，有一本出境的护照。那两本“出境”护照上面伪造了漂亮的入境章，在箱子里锁着呢。 文森特好奇地看着奈杰尔爵士。他今年33岁，他知道这位比他大的老人可以当他的父亲，甚至爷爷。作为前特种部队士兵，他去过一些艰苦的地方，还包括躺在伊拉克西部的沙漠里，等待截获一颗飞行的飞毛腿导弹。他总是有伙伴、枪支、手榴弹，总是有某种抵抗的方法。 奈杰尔·欧文爵士把他带入了一个尽管有大笔酬金，但却是一个欺骗、伪造的假情报的世界里，他特别想喝加倍的伏特加酒。幸好他的包里还有一瓶。他自己打开喝了。 “您来一杯吗，奈杰尔爵士？” “我不要！”欧文说，“既毁胃又烧嗓子，我宁可喝点别的东西。” 他从他的文件包里拿出一个银色的扁平小酒瓶，把盖拧开，往配套的银杯里倒了一杯。他把它举到文森特的面前，欣赏地喝了一口。它是特肖先生从圣詹姆士酒店带来的俱乐部自制的葡萄酒。 “实际上，我认为这些酒你都喜欢。”退役军士文森特说。 “我亲爱的孩子，好多年来我已经没有这样的乐趣了。” 黎明前他们在莫斯科下了火车。外面的温度是零下15度。 对于那些急于赶回家，到炉膛边取暖的人来说，火车站似乎显得很寒冷，但是它仍然比街道上要暖和得多。当奈杰尔爵士和文森特从基辅的夜行快车下来后，库尔斯克车站广场上，到处都是饥寒交迫的人流。他们尽可能靠近温暖的发动机，企图抓住咖啡馆里偶尔冒出来的热浪，或者就躺在那里的水泥地上，试图熬过又一个夜晚。 “尽可能靠近我，先生。”文森特低声说，他们向检票口移动，检票口外面就是车站广场。当他们向一排出租车走去时，许多流浪的人向他们靠近，这些人伸手乞讨，蓬头垢面，眼窝下陷。 “上帝，这里的情况太糟了！”奈杰尔自言自语。 “不要拿钱，你会引起骚乱的。”他的警卫严厉地说。尽管他上了年纪，荣杰尔爵士还是自己拿着文件包，让文森特腾出一只手。那位前特种部队士兵把一只手放在他的左腋窝下，表明他有一支枪，必要时就要使用它。 他保持这种姿势，让老人走在他的前面，穿过人群，向外面停了几辆出租车的人行道走去。当他把一个乞丐的手拨到一边时，奈杰尔爵士听见那个人在他背后高声叫喊：“外国人，讨厌的外国人。”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有钱。”文森特对着他的耳朵说，“我们是外国人，我们有钱。” 呼喊声尾随着他们到了人行道上。“该死的外国人，等等科马罗夫。” 当他们坐到了出租车的后座上时，欧文身子向后靠了靠低声说：“我没有意识到这里情况是这么糟糕。上一次，我是从飞机场直接到民族饭店，然后又从那里出来的。” “现在已经到了严冬了。每到严冬，情况都会变得更糟糕。” 当他们离开前院时，一辆民兵卡车开到了他们的前面。两名冰冷面孔的民兵身穿厚厚的大衣、头戴裘皮无缘帽，坐在温暖的驾驶室里。那辆卡车迅速超过他们，他们能看到车里拉的东西。 当卡车急速行驶，车上的帆布被吹开的一瞬间，车里露出了一排排人脚，穿着破鞋的脚。冻成冰块的僵硬尸体被用绳子捆扎好，一层又一层地像枕木一样堆起来。 “是运尸车！”文森特轻声说，“每天黎明要收一次尸，每天晚上沿着码头的各家门口有500人死亡。” 他们在民族饭店定了房间，但是想到下午再入住。因此，他们在皇家酒店的客人休息室里面的高靠背皮扶手椅里度过了大半天。 两天后，贾森·蒙克使用密码从他的便携式电脑发射了一条短信息。信息虽然短，但是重点突出。他已经见过彼德罗夫斯基将军了，所有工作似乎进展良好。他仍然被车臣人带着在城市里四处走动，经常打扮成一名神父、军官、民兵军官或者流浪汉。大主教已经准备好第二次迎接他的英国客人。 这条信息远渡重洋，到达国际通信公司的总部，然后仍然加密被重新发射给在伦敦的奈杰尔爵士。奈杰尔爵士自己有一台一次性解码器。 正是这条信息，把他从伦敦的希思罗机场带到了基辅，然后又乘火车来到莫斯科。 但是这条消息也被FAPS捕获了，他们现在几乎全天都在为格里申上校工作。当基辅至莫斯科的火车深夜行驶时，FAPS的高级主管正与格里申一同协商该信息的情况。 “我们几乎快逮住他了！”那名主管说，“他是在阿尔巴特街，最后一次，他在索科尔尼基文化和休息公园附近。这样看来他是在四处移动的。” “阿尔巴特街？”格里申气愤地询问道。阿尔巴特街离克里姆林宫的墙壁只有半英里远。 “我必须告诉你，还有另一个危险。如果他使用的是我们推测的那种计算机，信号发射或接收时，他可以不在场。他可以提前设置好，然后离开那个机器。” “要找到发射机！”格里申下了命令，“他会回到发射机那里去的，他回去时，我就在那儿等候他。” “如果他再发射两次信息或者每次发射时间长于半秒，我们就能找到发射机。我们将能够确定信号发射的街区，甚至大楼。” 这两个人都不知道，根据奈杰尔·欧文的计划，蒙克至少还需要再向西方发射三次信息。 “他回来了，格里申上校。” 马克西姆神父在电话里的声音，紧张得只颤抖。晚上6点钟，外面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寒风刺骨。格里申仍然在基塞尔尼大街的办公室里，还没有下班。他刚要离开，这时电话铃响了。按照指示，接线员一听到马克西姆这个字，就把电话直接转给安全部部长。 “平静下来，马克西姆神父，谁回来了？” “那个英国人。那个英国老头。他与陛下谈了一个小时。” “他不可能回来！”格里申在内务部移民局和FBS反情报局花了一大笔钱，以便得到预先警告，但是他还没有收到任何信息。 “你知道他呆在哪里？” “不知道，但是他使用的是同一辆豪华轿车。” 民族饭店，格里申想到了。这个老傻瓜去了同一家酒店。上一次由于“特肖”先生跑得太快，他未能逮住那个老间谍头目，至今他的心里还阵痛不已。这一次不会再出错了。 “你现在在哪里？” “在街上，用我的手机打的电话。” “这样很不安全。还是到老地方等我。” “我该回去了，上校。否则我要被辞退了。” “听着，傻瓜。打个电话回去，告诉他们你身体不太舒服。就说你已经去拿药了。然后到会面地点等我。” 他砰地放下电话，然后又拿起电话，命令他的副职，前克格勃边界警卫局少校立即到他的办公室报到。 “带10个人来，要最好的，穿便衣，带三辆车。” 15分钟后，他把奈杰尔·欧文的照片放到他的副职的面前。 “就是他，可能有一名年轻人陪着他，黑头发，看起来很健壮。他们在民族饭店。派两个人在大厅里，守住电梯、接待台和大门。楼下咖啡厅放两个人。街上两个人站在外面，两个人呆在车里。如果他来了，跟着他进来，然后向我报告。如果他就在那里，他出来之前一定要与我联系。” “如果他乘车离开了呢？” “跟着他，除非肯定他是去飞机场。然后安排一场车祸。不要让他到机场。” “是的，上校。” 当那名副职去向他的部下交代情况的时候。格里申又给他的薪水册上的另一名专家打了电话，这个人以前是一名小偷，专门在酒店偷盗，他说莫斯科任何一家酒店的门他都能打开。 “把你的工具包收拾好，去前苏联国际旅行社酒店，坐在大厅里，手机一直开着。我想让你今天晚上在酒店给开一间房，时间未定。我需要你时，会给你打电话的。” 前苏联国际旅行社酒店距民族饭店有200码的距离，在特韦尔斯卡亚街的角落里。 30分钟后，格里申上校来到叶卡特琳堡的全圣教堂。那个闷闷不乐的神父热得直出汗，正等候着他。 “他什么时候到的？” “没通知，大约4点钟。但是，陛下肯定一直在期待着他的到来。他让我直接把他和他的翻译领到楼上。” “他们在一起呆了多长时间？” “大约一个小时。我给他们送了一壶茶，但是我在屋里的时候，他们停止了谈话。” “你在门口偷听了吗？” “我努力了，上校，但那不是件容易的事。到处都有打扫卫生的人，那两个修女。还有那个私人秘书阿奇迪肯。” “你听到了多少？” “一点。谈了许多关于某个王子的事情。那个英国人向大主教推荐一个外国王子，有某种地位。我听见‘罗曼诺夫血缘’和‘非常适合’这几个短语。那个老头讲话的声音很轻，我又不懂英语，幸亏翻译的声音大一些。 “主要是那个英国人在讲话。陛下主要是听讲。我曾看见他在研究一张图纸。我不得不出来了。 “我敲门进去，问他们是否需要添加茶水。那时很安静，因为陛下正在写信。他说不需要，挥手让我出来了。” 格里申沉思了。“王子”这个词对于他来说意义重大，但对于那个贴身男仆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还有其它的事吗？” “是的，还有最后一件事。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门开了一个缝。我手里拿着他们的衣服在外面等着。我听见大主教说，‘我会尽快在适当的时候，去找我们的代理总统说情。’那句话非常清楚，那是我所听到的惟一一句完整的话。” 格里申对马克西姆神父微笑着说：“恐怕大主教正在与外国人合谋反对我们未来的总统。这是一件令人非常伤心、非常不幸的事，因为它是不会起作用的。我敢肯定，陛下的用意是好的，但是他太愚蠢了。大选之后，所有的胡说八道将被忘记。但是你，我的朋友，不会被忘记。我在克格勃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学会了辨认一名叛徒和一名爱国者的区别。叛徒在某些情况下会被忘记的，例如陛下。但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将永远受到奖赏。” “谢谢你，上校。” “你什么时候休息？” “一周一个晚上。” “竞选之后，你一定要到我们青年战斗团的某个营房里来与他们一起吃饭。他们都是外表很凶狠，但是内心很善良的小伙子。当然身体非常健壮。所有的人年龄都是15岁至18岁。我们把他们中间最优秀的送到黑色卫队里去了。” “我将非常乐意……” “大选后我肯定会向总统建议卫队和战斗团需要一名名誉牧师。肯定需要主教的职位。” “非常感谢您，上校。” “你将会发现我能做得到，马克西姆神父。现在回到住处去吧。与我保持联系。你最好带上这个。你会知道怎样处理它的。” 他的情报员离开后，他命令司机把他送到民族饭店。他想已经是时候了，该让这些大胆闯入的西方人和捣乱的美国人知道一些现代莫斯科的实情了。 第十七章 格里申命令他的司机，将车停在离民族饭店100米远的里亚德大街上，该大街位于马术练习场的西北边，民族大酒店就坐落在这里。 从他的车里，他可以看见他派去盯梢的两辆汽车已经停在酒店正对面的购物中心附近。 “就在这里等着！”他对司机说完就下车了。即使刚到傍晚7点钟，室外的温度几乎到了零下20度。有几个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人，慢悠悠地走了过去。 他穿过马路，敲响了司机的侧面窗户。当电动马达将车窗放下来时，车窗仿佛已经结冰，在寒风中嘎吱嘎吱作响。 “你好，上校。” “他在哪里？” “如果他在我之前已经回了酒店，他现在肯定在酒店的房间里。离开酒店的人没有一个看起来像他。” “打电话叫库兹涅佐夫立即过来，告诉他我这里需要他。” 20分钟后，那位宣传部长来了。 “我需要你再扮演一次美国旅行者。”格里申说，并从他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让库兹涅佐夫看。 “我要找的就是这个人，”他说，“试一下特肖或者欧文的名字。” 10分钟之后，库兹涅佐夫回来了。 “他在那里，名字叫欧文。他在他的房间里。” “房间号是什么？” “252，就这点事情吗？” “我就需要这些信息。” 格里申转身回到了他自己的车前，用他的手机，与那个他已经安排在前苏联国际旅行社酒店大厅里的职业撬锁小偷通了电话。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上校。” “继续守候值班，我下命令后，立即搜查252房间。不要拿任何东西，但是每件东西都要搜查。我派了一个人在酒店大厅里等候你，他会与你一起去的。” “明白了。” 8点钟，格里申安排在大厅里的其中一个人出来了。他朝马路对面最近一辆车里的同事点点头，然后快速离开了。 几分钟之后，两名身穿沉重的冬装，头戴裘皮帽子的人出现了。格里申可以看见其中一顶帽子下面露出了几束白色的头发。那两个人向左拐，沿着街道向大剧院走去。 格里申打电话给他的小偷。“他离开了酒店。他的房间现在已经空了。” 格里申的其中一辆车，开始慢慢地跟踪在那两个步行人的后面。民族饭店底层咖啡厅里的两名盯梢，也从酒店里走出来，跟踪着那两个英国人。街上有四名步行跟踪的人，两辆车里共有四人，其中每辆车里两人。格里申的司机说话了。 “我们可以收拾他们吗？” “不，我想知道他们去哪里。” 欧文有可能与那个美国人取得联系，假如这样的话，格里申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那两个英国人在特韦尔斯卡亚街尾的交通灯下停住了脚步，等绿灯亮了之后，穿过了马路。几秒钟之后，那个小偷来到了特韦尔斯卡亚街的角落里。 他是一名经验十分丰富的专业小偷，偷盗的对象总是那些能住得起莫斯科高级酒店的外国高级管理人员。他的外衣和西装都是伦敦货，是他偷来的，他那自信的神情，几乎骗过了所有酒店的工作人员。 格里申看见他推开了酒店的旋转门，进去后就消失了。上校很高兴地注意到奈杰尔·欧文手里没带公文包。假如他有公文包，它肯定在他的房间里。 “开车！”他对司机说。那辆奔驰汽车慢慢地离开了路边，开到离那些步行的人只有100码远的距离。 “你知道，我们被跟踪了。”文森特说。 “前面两个人，后面两个人，对面的人行道上还有辆车。”奈杰尔爵士说。 “我真服了你了，先生。” “我亲爱的孩子，我可能老了，头发白了，但是我希望我还能发现那些目标大、行动笨拙的盯梢者。” 由于这位第二总局的头目手里掌握着极度的权力，他很少亲自到街头搞伪装行动。他们与华盛顿的FBI和伦敦的MD不一样，他们从来不擅长在街头进行隐秘的跟踪行动。 这两个行人从华灯灿烂的大剧院门前经过，然后到达小一点的戏剧院，从那里他们拐到了一条小巷，即戏院巷。 拐弯处有一个门道，尽管寒风刺骨，一个衣衫褴楼的流浪者还是在那里睡觉。奈杰尔爵士停住了脚步。 他们前后跟踪的黑色卫队盯梢们，假装正在研究空空的商店橱窗。 在门道里暗淡的灯光下，那个人听见了脚步声，抬起头来。他并没有喝醉，但是年纪很老，在一条羊毛围巾里，裹着一张饱经沧桑的疲倦的面孔。那件破旧大衣上面挂了许多已经褪色的勋带。一双疲惫的双眼，盯着面前这位外国人。 奈杰尔·欧文在莫斯科时花了一些时间研究过俄罗斯的勋章。他从那排污浊的勋带里辨认出其中的一个勋章。 “斯大林格勒？”他轻声地问，“你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那个老头慢慢点点头。 “斯大林格勒……”那个老头用嘶哑的声音说。 他当时肯定还不到20岁，在1942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为保卫伏尔加河上那座城市的一草一木与冯保卢斯的第六军团作战。奈杰尔爵士从他的裤子兜里掏出一张钞票。是5000万卢布，约等于30美元。 他用俄语说：“食品，热汤，伏特加酒，为了斯大林格勒！” 他直起腰来继续往前走，感到肚子饿了。文森特赶上来了，追踪者离开了商店的窗户，继续跟踪。 他自己嚼咕了一句，转身进入了小巷。 格里申车内的无线电话响了，他的一名跟踪者正使用对讲机。 “他们转弯了。他们去了一家饭店。” 白银时代是另一家传统的俄罗斯老式饭店，位于戏院背后的一个小巷里。它早先是俄罗斯中心的一家浴室，它的墙上贴着瓷砖和描述很久之前乡村风景的镶嵌瓷画。刚领略过街道上刺骨的寒风，两名客人感觉到这里的暖风正向他们迎面扑来。 这个饭店里挤满了人群，几乎每张餐桌都被占住了。服务生领班赶紧迎上来。 “先生们，恐怕我们这里都满员了！”他用俄语说，“是一个大型私人宴会，我很抱歉。” “我看见还剩下一张桌子，”文森特也用俄语回答到，“看，在那边。” 那边靠墙确实有一张能容纳四个人的餐桌。服务生领班看起来很为难，他意识到这两名客人是外国人，他们很可能用美元结账。 “我去问一下宴会的主人。”他说完，匆匆忙忙离开了。他与房间里最大那张饭桌上像众星拱月一样，被好多人围在里面的一位潇洒的橄揽色皮肤的人嘀咕了几句。那个人思索着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那两个人，点了点头。 服务生领班回来了。 “他允许了，请跟我来。” 奈杰尔·欧文爵士和文森特肩并肩坐在靠墙的长条形软凳上。欧文朝那边望去，他向私人宴会的资助人点头表示感谢。那个人也向他点点头。 他们要了黄莓调味的野生鸭子，允许服务员推荐了一种红葡萄酒，它使人联想起公牛的血。 在外面的小巷里格里申的四名跟踪者已经把小巷的两端封锁住了。上校的奔驰车停到小巷的入口处。他从车里出来，召集他的人开了个短会。然后回到他的车里打开了手机。 “事情怎么样了？”他问道。 从民族大酒店的二楼走廊里传来了一个声音：“正在撬锁。” 民族大酒店里安排的四个人当中，有两个人仍然留在原地。其中有一个人守在走廊一端的电梯附近。他的任务是观察是否有人突然从电梯出来朝252房间走去。假如有人来，他要走在他们的前面，吹口哨递消息提醒窃贼离开房间门口，然后继续向前走。 他的同事正在与那个小偷在一起，小偷正在尽全力鼓捣252号房间的锁。 “你们进屋后告诉我一声。”格里申说。 10分钟之后，那把门锁咯噔一响，被撬开了。他们通知了格里申。 “每一个证件、每一份文件、每张照片都要放回原位。”他说。 他们对奈杰尔的房间进行了快速彻底的搜索。小偷在浴室里呆了10分钟，出来后他摇摇头。柜子的抽屉里整齐地摆放着预料到的东西，有领带、衬衫、内裤和手帕。桌子旁边的抽屉是空的。衣柜上面的箱子里也是空的，衣柜里两件西服的口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 小偷跪在地上，满意地低声笑起来了。 文件箱在床底下，它被推到了中间，从外面刚好看不见。小偷用晒衣钩把它拉出来了。他用3分钟时间把箱子的密码锁打开了。 箱子打开后，他很失望。里面有一个装旅游支票的塑料信封，假如不是格里申下了命令，他肯定要把它们带走的。里面还有一个钱包，钱包里有几个信用卡和一张伦敦怀特俱乐部的酒吧票据。一个银色的扁平小酒瓶，里面的味道他不熟悉。 箱子上盖的内袋里有一张从莫斯科到伦敦的返回飞机票和一张莫斯科的街道地形图。他看了一下地图，试图找到任何标记，但是没有找到。 他用一个小照相机将所有的东西都拍照。与他在一起的那名黑色卫队士兵把他们的所有发现向格里申作了汇报。 “应该还有一封信。”他在500码以外的街道上严肃地说。 小偷听到这话后重新检查了那个文件箱，发现它的箱底是假的。里面有一个长的奶油色信封，信封里就有一页纸，信纸的抬头是莫斯科和全俄大主教的名字和地址。他给这张纸拍了三张照片，以确保万无一失。 “收拾好，然后撤离。”格里申说。 屋里的那两个人把信放回到信封里，把信封重新放回到箱子的假层下面，使箱子完全恢复了原样。箱子的密码也按照开箱时的顺序恢复了原有密码，箱子被重新放到了床底下。他们把房间完全恢复了原样，仿佛奈杰尔·欧文走后没有人进来过，全部整理完之后，那两个人离开了房间。 白银时代的门被人轻声打开又关上了。格里申带了四个人穿过小厅，推开饭厅里沉重的门帘。服务生领班赶紧跑过来。 “对不起，先生们……” “滚开！”格里申根本一眼也没看他。 服务生领班震惊了，他看到那个身穿黑色上衣的高个子后面跟了四个人，他让开了路。他立刻意识到遇到大麻烦了。那四名卫兵虽然身着便服，但是都是身材魁梧，面容凶狠。即使他们没有穿军装，那名服务生领班还是认出来了，他们是黑色卫队的卫兵。他在电视上见过他们，他们身着制服，在军营里的舞台上，为他们的领袖振臂欢呼。他非常清楚服务员不能与黑色卫队纠缠。 领头的那个人将吃饭的人巡视了一遍，最后目光落在远处那张桌子前正在吃饭的两个外国人身上。他点头让其中一个人跟着他，其他三人在门口支援。他知道他需要助手，因为那两个英国人当中的那个年轻人可能会找麻烦，但是，他需要时间。 “你的朋友吗？”文森特平静地问。他感到身边没带任何武器，真希望他盘子里的那把锯齿状的切肉刀离他近一些。他心想它还不算太远。 “我想，他们就是几个星期前你们炸毁他们的印刷机的先生们。”欧文说。他把嘴擦干净，鸭子很香。穿黑色上衣的那个人走过来，在他们面前站住脚，打量着他们。他的手下站在他的身后。 “是欧文先生吗？”格里申只会讲俄语。文森特翻译了他的问话。 “实际上是奈杰尔爵士。我有幸见到的是哪位先生？” “别玩游戏了，你是怎样进入我们国家的？” “坐飞机来的。” “撒谎！” “我向你保证，上校。是格里申上校吧？我的证件齐全。当然，它们是被存在酒店的接待台里，否则，我会让你看的。” 格里申犹豫了一下。他已经对大多数国家机关下了命令，并且对他们进行了适当的贿赂，他们已经遵守了他的命令。但是，也可能出现某个漏洞。因为，有人会出更多的钱进行收买活动。 “你正在干涉俄罗斯的内部事务，我不喜欢这种做法。你的美国傀儡蒙克不久将被逮捕，我要亲自找他算账。” “你讲完了吗，格里申上校？因为如果你讲完了，既然大家都很诚恳，那么让我也直率地讲几句。” 文森特很快地翻译成俄语，格里申怀疑地看着他。还没有谁敢像他那样，对自己这样讲话，至少他是一名无能为力的老头。奈杰尔·欧文的双眼离开了他的酒杯，目光直盯着格里申。 “你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人，你所为之服务的人，更加令人厌恶！” 文森特张开嘴，又合上了。然后用英语低声说：“老板，这么说明智吗？” “就这样翻译！” 文森特照办了。格里申前额上的脉管有节奏地跳动着，在他身后的暴徒看起来，似乎他的喉结很快就要离开他的嗓子。 “俄罗斯人民，”欧文以谈话的语调继续说，“或许犯了许多错误，但是他们不需要，任何国家也都不需要像你这样的社会渣滓！” 文森特翻译到“社会渣滓”这个词时停住了，他换了一个俄语类似的词。格里申额头上的脉管跳动速度更快了。 “总而言之，格里申上校，你和你的上司有可能永远无法统治这片伟大的土地。俄罗斯人民正在逐渐识破你们的假面具，30年之后，你会发现他们会改变他们的看法。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认为，”格里申小心地说，“我首先要杀死你，你肯定不能活着离开俄罗斯。” 文森特翻译完后用英语补充说：“我认为他会这么做的。” 整个房间里鸦雀无声，两边吃饭的人都通过文森特的翻译听到了格里申与欧文的对话。格里申并不担心。在外吃晚饭的莫斯科人，既不会干预，也不会回忆他们所见到的事情。谋杀案分部仍然正在毫无目标地寻找杀害伦敦记者的凶手呢。 “你做出了最不明智的选择。”欧文说。 格里申冷笑了：“你认为谁会帮助你呢？你们这些蠢猪？” “猪”这个词用错了。格里申左边的饭桌上重重地响了一声。他半转身扭过去。一把明晃晃的弹簧小折刀被扎进了桌面，它仍然在颤动。它有可能是吃饭人的切肉刀，但是他手里已经握了一把刀。在左边，另一个吃饭的人把他胸前戴的白色餐巾取下来，露出来一只9毫米口径的手枪。 格里申对身后的黑色卫队士兵问道：“这些是什么人？” “他们是车臣人。”卫兵回答说。 “他们全是吗？” “恐怕全是！”欧文轻声说，文森特翻译了。 “他们不喜欢被称为猪。穆斯林，你是知道的。他们有长久不忘的好记性。他们甚至能记住格罗兹尼。” 当提到他们被摧毁的首都时，50名就餐者的枪支一起拉开了保险锁，只听见嘎咯作响的金属声。七支手枪对准了门帘旁边的那三名黑色卫队士兵。服务生领班蜷缩在他的收银台后面，祈祷他能够再一次见到他的孙子。 格里申看着亲杰尔爵士：“我低估你了，英国佬。但是，以后你不会再有机会了。滚出俄罗斯，呆得远远的。停止于预她的内政。再也别想见到你的美国朋友了。” 他转过身，大步朝门口走去。他的卫兵跟着他出去了。 文森特出了一口长气。“你了解我们周围的人，是吗？” “我希望我的口信已经送过去了。咱们走吧？” 他举起只剩下最后一点红葡萄酒的杯子向全屋里的人敬酒：“先生们，请接受我的谢意，祝你们身体健康。” 文森特进行了翻译之后，他们离开了，他们都走了。车臣人大步走出了酒店，他们陪同客人到了大舍列梅季耶沃，第二天早晨，他们从那里登上了开往伦敦的航班当英国航空公司的喷气机在莫斯科上空倾斜转弯时，文森特说：“不管再出什么价，奈杰尔爵士，我都不打算再回莫斯科了。” “那很好，因为我也不会再回来了。” “那个美国人是谁？” “恐怕，他还在这里的某一个地方，生命在危险的边缘，就在边缘。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 奥马尔没有敲门自己就进来了。蒙克正坐在桌子旁边，研究一张放大了的莫斯科地图。他抬起头来。 “我们必须谈谈。”那位车臣领袖说。 “你看起来不高兴，”蒙克说，“我很遗憾！” “你的朋友已经活着走了。但是，昨天晚上白银时代饭店发生的事情真是太疯狂了。我承认，我很久之前欠了你一笔债。但是，这笔债正在还清。而且那笔债，是我一个人欠的。不能因为你的朋友要玩疯狂的游戏，而使我手下的人处于危险的境地。” “对不起，那位老人不得不来莫斯科。他有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除了他以外，没有其他人能处理。因此，他来了，格里申也发现他在这里。” “那么，他应该呆在酒店里就餐，在那里他会很安全的。” “显然，他需要见格里申，与他谈谈。” “就那样与他谈话？我坐在离他三张桌子远的地方，他实际上是在自己找死！” “我也不明白，奥马尔！那些，是他自己的事。” “贾森，这个国家有2500个私人保安公司，其中莫斯科有800个。他本可以从任何一家公司雇50名杀手。” 随着黑社会的兴起，另外一个迅速发展的行业就是私人保嫖公司。奥马尔的数字非常准确。保安公司招募的人，同样都是来自以前的军事机构：有前陆军、舰队、特种部队、伞兵、民兵、甚至克格勃，所有这些人，都可能被雇佣。 到1999年，整个俄罗斯雇佣的全部保安人员的数字为80万人，其中1／3在莫斯科。从理论上讲，民兵是为所有保安公司颁发许可证的权力机关，根据法律他们有责任，审查花名册上的所有征用的人员，看看他们是否有任何犯罪的记录，他们是否符合条件，是否有责任心，携带的武器情况，带了多少，什么型号的，为什么要带武器等等。 这只是理论。实际上用钱可以买到所有必须的证件。“保安公司”这个伪装如此实用，以至于土匪们也组建并注册自己的公司。这样一来，每个强盗都可以出示证件，名正言顺地携带武器。 “问题是，奥马尔！他们可以被收买。他们见到格里申，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得到双倍的补偿；他们将改变原有的立场，亲自完成任务。” “所以你要用我的人，因为他们不会背叛你。” “我别无选择。” “你要知道格里申将完全清楚，是谁一直隐藏了你。如果他以前不清楚，他现在肯定不会迷惑了。从现在开始，日子将很难过了。我已经听到街上有传言，听说有人让多尔戈鲁基装备加工机械，以准备打一场土匪战。我最不需要的，就是土匪战。” “如果科马罗夫执政，多尔戈鲁基可能就是你们当中最得宠的一个。” “你这会儿，又提他干吗？又是你和你那该死的黑色档案。” “不管他是什么，我们现在无法阻挡了，奥马尔！” “我们？‘我们’怎么了？你来找我，是为了寻求帮助。你需要住所，我殷勤地招待了你，这就是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方式。现在，我面临着开战的威胁。” “我可以尽力阻止它。” “怎样阻止？” “与彼得罗夫斯基将军谈谈。” “他？你知道他和他的GUVD，已经给我们的行动带来多大的损害？你知道他对我的俱乐部、仓库和娱乐场发动过多少次进攻？” “相比之下，他更恨多尔戈鲁基。我还需要与大主教见最后一面。” “为什么？” “我需要与他谈谈，有些事情需要告诉他。但是，这一次我需要有人帮助我脱身。” “没有人怀疑你，打扮成一名神父去见他好了！” “事情要比想像的复杂得多。我想那位英国人使用了一辆酒店的豪华轿车。如果格里申查阅一下记录，他很可能发现，一个英国人去拜访过大主教。他的住宅很可能被监视了。” 奥马尔不相信地摇摇头。 “你是知道的，我的朋友，你们的那个英国人是个大傻瓜。” 格里申上校坐在他的书桌前，非常满意地研究着那张放大的照片。 最后，他接了一下内部通信系统的按钮。“总统先生，我有事需要向您汇报。” “来吧。” 伊戈尔·科马罗夫研究着那张从奈杰尔·欧文爵士的文件箱里找到的那封信的放大的照片。它是用教堂的官方信纸写的，信的开头写到：“皇家殿下”，信尾是阿列克谢二世陛下的签名和图章。 “这是为什么？” “总统先生，外国人合谋要反对您的计划，已经完全搞清楚了。它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放在俄罗斯内部，它是要搅乱您的竞选计划；他们选择了某些人，向他们展示了您的私人宣言，散布恐慌和失望的言论。 “阴谋的第二部分更危险。他提出了一个取代您的计划，他们企图恢复全俄罗斯的王位。从他自身的利益出发，大主教已经参与进来了。你面前的那封信，就是他写给在西方居住的某个王子的亲笔信，他支持恢复王位的计划，一旦对方同意，教堂将向这个人发出正式的邀请。” “你的建议呢，上校？” “我的建议非常简单，总统先生。如果没有候选人，这个共同的阴谋肯定破产。” “你知道，有人能阻止这位贵族先生吗？” “能永远阻止他！他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才，习惯于在西方工作，讲好几国语言。他是多尔戈鲁基的工作人员，但是可以雇佣。他的最后一项合同涉及两名黑手党的叛教者，他们把在伦敦存的2000万美元盗为己有。两周前，在伦敦郊区温布尔登的一套房间里找到了他们。” “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这个人提供服务，我的上校！” “把它交给我吧，总统先生。10天之内，将不会再有候选人了。” 格里申回到他的办公室后，想像出一幅图画：奈杰尔的宝贵王子躺在大理石的停尸桌面上，FAPSI追踪到了蒙克，将他吊在地窖里。他要给奈杰尔·欧文爵士寄一包照片去，让他过一个真正的圣诞节。 GUVD的头目刚吃过饭，正抱着他的小女儿一同观看她最喜欢的卡通片。这时，电话铃响了，他的妻子接了电话。 “是找你的！” “是谁？” “他只是说是个美国人。” 民兵将军把塔季扬娜轻轻地放在地上，站起身来。 “我在书房里接电话。” 当他关上书房的门，拿起话筒后，他听见他的妻子在外面把分机放回了原位。 “喂？” “是彼得罗夫斯基将军吗？” “是的。” “我们那天谈过话。” “谈过。” “我有一些或许能使你感兴趣的情报，你有笔和纸吗？” “你在哪里打电话？” “在一个电话亭，我不能呆太长的时间，请你快一点！” “你说吧。” “科马罗夫和格里申已经说服了他们的朋友多尔戈鲁基黑帮，要发动一场战争。他们准备收拾车臣黑手党。” “这么说，这是一场狗咬狗的战争，我们应该注意。” “世界银行代表团正在莫斯科谈判下一轮的经济贷款的事宜。代理总统正在设法给世界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为他的竞选铺平道路。假如莫斯科的大街上到处子弹穿梭，他也许不会高兴的。他肯定要追究其原因的。” “继续讲下去。” “六个地址，请写下来。” 蒙克把它们一连串告诉了对方，彼得罗夫斯基将军记了笔录。 “它们都是什么？” “前两个是军械库，里面装满了多尔戈鲁基的武器。第三个是一个娱乐场，它的地下室里存放的他们的大部分财务账本。最后三个是仓库，它们储藏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违禁品。”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有两个级别不太高的朋友。” “你认识那两位军官吗？” 蒙克说出了他们的名字。 “当然知道！一个是我的高级副官，另一个是SOBR的班长。为什么要问他们？” “他们俩都在多尔戈鲁基的花名册上。” “你最好搞准确，美国人！” “我已经搞准确了。如果你要发起进攻，不要忘了把这两个人排除在外。” “我知道如何做我的工作。” 电话被挂断了。彼得罗夫斯基将军思索着将话筒放回原处。如果这个奇特的外国特工说对了，那么他的情报是价值无限的。他拿定了主意，要打破那个黑帮战争，要对那个黑手党团伙发起一系列进攻。此时此刻，会得到代总统的赞许的。 他可以指挥一只3000人的快速反应部队，SOBR主要由朝气蓬勃的年轻士兵组成。如果那个美国人，关于伊戈尔·科马罗夫和他的计划的说法有一半是正确的，那么在新俄罗斯，将没有他本人、他的扫荡流氓的执法团体，或者他的部队三者的立足之地了。 他回到了客厅，卡通片已经演完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动画片里人物的命运了。 “我要去办公室，”他对妻子说，“我整个晚上和明天大部分时间，都要呆在那里。” 在冬天，市政当局总是要把高尔基公园的小路上和人行道上全部洒上水，水不久就会结成很结实的冰，从而建成了国家最大的溜冰场。这个溜冰场延伸好几英里，是莫斯科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人最喜欢去的地方，他们带上滑冰鞋和足够的伏特加酒，在晶莹的世界里自由自在地畅游，暂时把世间的各种烦恼全部抛在了脑后。 一些车道没有冰，车道尽头是小型停车场。圣诞节前10天，有两个紧裹着围巾、头戴皮帽的人，冒着严寒来到这里的其中一个小型停车场。那两个人都各自下了车，独自走到面对溜冰场的树林旁边，溜冰场里人们你追我赶，热闹非凡。 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阿纳托利·格里申，另一个人，是黑社会里称之为“机械工”的一个孤僻的人。 在俄罗斯，杀手很不值钱。但是有几个黑帮，特别是多尔戈鲁基认为，“机械工”不是一般的杀手。 实际上，他是一名乌克兰人，一名退役陆军少校，好几年前他被调到特种部队，在那里从事军事情报部门（GRU）工作。从语言学校毕业后，他在西欧任过两次职务。退役后，他意识到，他可以成功地利用他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在那些大部分俄罗斯人认为是外国，或者是奇怪的社会里，他可以很轻松地自由活动。他毫无顾虑地把残杀他人的活动变成他的赚钱职业。 “我知道，你想见我。”他说。 他知道格里申是什么人，他知道在爱国武装联盟内部，这位公安头目是不需要他的。在黑色卫队内部，更不用说在该党的联盟多尔戈鲁基黑手党内，可以利用的刺客多如牛毛。但是到国外工作，就不是一般人能够胜任的了。 格里申递给他一张照片。机械工瞥了一眼，然后把它翻过来。背面打印了一个名字和远在西部乡村一个庄园的地址。 “一个王子，”他低声说，“我要去国外的王宫了。” “把你的幽默感留给你自己享受吧，”格里申说，“那是一个容易受伤害的人，他没有私人保镖。12月25日前必须完成任务。” 机械工考虑了一下。时间太紧了，他需要准备一下。他之所以一直活着而且能自由活动，是因为他总是采取小心翼翼的防御性措施，而这需要时间。 “到元旦那一天。”他说。 “好吧，你出个价。” 机械工说了个数字。 “我同意。” 他们两个人嘴里呼出来的气体都变成了白色烟雾。机械工记得在电视里看过一个宗教集会，会上有着神赐能力的年轻神父，一直在要求恢复上帝和沙皇。这么说，就是格里申的游戏了。他后悔，没有再增加一倍报价。 “就这些事吗？”他问道。 “除非你想知道更多的事情。” 那个刽子手把照片放到他的上衣里面。 “没有了，”他说，“我想我需要知道的都已经明白了。与你做生意非常高兴，上校！” 格里申转身抓住他的胳膊。机械工盯住那一只戴着手套的手，直到他松了手。他不喜欢有人这样动他。 “目标或时间都不允许失误。” “我不会出错的，上校！否则你就不会来找我了。我会把我的利克膝斯坦账户号码寄给你的。祝你平安！” 在高尔基公园的溜冰场会面的那个午夜以后，彼得罗夫斯基将军同时发起了六场袭击。 那两个情报员被邀请到SOBR营房的军官俱乐部，参加一个私人晚宴，喝了足够的伏特加酒，他们都完全醉了。为他两人安排了远离袭击现场的睡觉房间。为了万无一失，他们睡觉的房间每个门口都安排了一个卫兵。 白天安排的战术“演习”，到晚上就投入了实战。到那时，一系列封存在车库里面的作战卡车开出来了，部队已经上了车，作好了临战的准备。早晨2点钟，司机和作战指挥官接受了任务，拿到了所需的地址。这是数月来第一次彻底的奇袭行动。 对那三个仓库的袭击几乎没遇到任何问题。四名保卫财产的卫兵企图抵抗，结果全被击毙了。另外八名卫兵当时就投降了。仓库里藏有1万箱进口的伏特加酒，都没有上税，都是两个月前从芬兰和波兰进口的。由于闹饥荒，俄罗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伏特加酒消费国，不得不以高出产地国三倍的价格进口所需的烈酒。 仓库里的其它存货是洗碗机、洗衣机、电视机、录像机和计算机，这些都是从西方劫持来的。那两个军械库里存放的武器，足以装备一个加强步兵团，武器的类型从一般的战斗步枪到肩载的反坦克火箭和火焰喷射器。 彼得罗夫斯基亲自指挥了对娱乐场的袭击，娱乐场里仍然挤满了赌博者，赌徒失声叫喊着，逃入了夜空。那里的经理坚持说，他从事的是有城市经营许可证的完全合法的生意，直到把他办公室的书桌移开，地毯揭开，地下室的地板门掀开为止。那时：他几乎昏过去了。 在早晨6点钟，SOBR的队伍仍在一箱又一箱地往货车里搬运财务账，准备把它们运到GUVD的总部去加以分析。 到中午时，500码远的日特尼广场上，内政部的MVD常务委员会的两名将军打来了电话，表示祝贺。 半晌的无线电广播，第一次播报了这次行动的新闻，中午电视开始全篇报道该新闻。根据新闻报道，匪徒的死亡人数达到16人，而快速反应部队的伤亡人数，仅有一人重伤和一人轻伤，重伤的子弹射入了腹部，轻伤的子弹擦破了一点皮肉。27名黑手党的成员被活捉，其中7人需要入院治疗，两名正在GUVD录口供。 最后一条新闻，实际上是假的，但是彼得罗夫斯基故意让新闻媒体散发出去，以便在多尔戈鲁基黑手党领袖中，造成进一步的恐慌。 后者确实元气大伤，他们在离莫斯科河上的阿克汉基尔斯可亚大桥1英里半以外的郊外，在一所戒备森严的华丽的大厦里召开了会议。开会时，惟一超过恐慌的情绪就是愤怒。大多数人深信他们两名情报员的兼职活动、SOBR奇袭的成功以及他们的情报的准确性，都充分说明他们内部有重大漏洞。 就在他们商讨的过程中，街上有人传言，是一名黑色卫队的高级军官说话时不小心泄露了秘密。考虑到多尔戈鲁基为伊戈尔·科马罗夫的竞选秘密投入了几百万美元，他们的心情变得沉重了。 他们永远不会想到，街上的传言是根据蒙克的建议由车臣人散布的。然而，黑帮头目决定今后再给爱国武装联盟提供资金援助之前，必须让他们作出严肃的解释。 刚过3点钟，奥马尔在私人保镖的严密护卫下，来拜访了蒙克。这一次，蒙克正住在索科尔尼基文化和休息公园附近，公园展览中心北边有一栋车臣人的小公寓，他与一家车臣人住在一起。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运作的，我的朋友。昨天晚上突然爆发了一颗特大的炸弹。” “这只是一个自我兴趣问题，”蒙克说，“彼得罗夫斯基急于想在世界银行访问期间取悦他的上司，直至代理总统办公室，就是这么回事。” “好吧，现在多尔戈鲁基根本没有心思对我发动战争了。他们要用好几周的时间恢复他们的损失。” “还要在黑色卫队中查找泄密的人。”一个站在门口的人提醒他。 奥马尔把一份新闻刊物放在他的膝盖上。 “看看第三页。”他提出建议。 有一篇来自俄罗斯主要民意测验的组织者的报道，公众对爱国武装联盟的竞选支持率正在下降到55％，而且还在继续下降！ “这些民意测验主要是在城市里进行的，”蒙克说，“主要是因为便利，科马罗夫在城市里的势力较强。问题的关键，将取决于被忽视的在农村的广大人民。” “你真的认为，科马罗夫能够在竞选中被击败？”奥马尔问他。“六周之前，一点门儿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蒙克说。 这个时候，还不能告诉这位车臣领袖，奈杰尔·欧文爵士并没考虑要在竞选中击败科马罗夫的问题。他想起了那位老间谍头目，他仍然置身于秘密战线上的伟大战斗之中，坐在福斯特城堡的图书室里，面前摆放着圣经。 “关键在于，犹太勇士古边思！”他这么说，“要像吉迪恩那样思考。” “你的思绪走得太远了！”奥马尔说。蒙克从幻想中醒过来了。 “对不起，你说得对。今天晚上我要再次拜访大主教，是最后一次。我需要你的帮助。” “帮你进去吗？” “我想是帮我出来。正像我已经告诉你的那样，格里申很可能已经将那个地方监视起来了。一个人就行，但是我在里面的时候，那个人要给其他的人打电话。” “我们最好开始计划一下。”车臣人说。 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在他卧室里正准备睡觉，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他不用介绍就听出了对方的声音。 “他在这里，他又来了。” “谁又来了？” “那个美国人。他回来了，他正在与陛下谈话。” “他没有怀疑任何事情？” “我想他没有，他一个人来的。” “打扮成神父？” “没有。穿了一身黑色的普通服装，主教似乎知道他要来。” “你在哪里？” “餐具室，正在调咖啡。我必须走了。” 电话挂断了。格里申努力控制他的得意心情。那个可恨的美国特工几乎就要被他抓住了。这一次，不会再有像上次东柏林的那种情况了。他给黑色卫队的内部核心小组的组长拨通了电话。 “我现在需要10个人，三辆车，带小型冲锋枪。把大主教住的那条街道两端封锁住。30分钟后在那里等我。” 已经是半夜12点半。 在1点过10分时，蒙克起身，他向大主教道晚安。 “我想，咱们不会再见面了，陛下！我知道您会为这片土地尽心尽力的，您的人民是如此热爱您。” 阿列克谢二世也起身，陪他走到门口。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会尽力的。我的孩子，愿天使保佑你。” 当他下楼梯时，蒙克想此时北高加索山脉的几名战士们会干得很好的。 那个胖男仆像往常一样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他的上衣。 “不要上衣了，谢谢你，神父！”他说。他最不需要的是让某件东西拖住后腿。他掏出手机，按了一个号码。铃声响了一下，就有人答应了。 “蒙克。”他说。 “15秒钟。”一个声音回答道。蒙克听出了穆罕默德的声音，他是奥马尔派来保护他的年长者。蒙克把临街的门拉开4英寸，向外望去。在那条狭窄的街道下面，一辆奔驰车正在暗淡的街灯下面等待着。车的里面有四个人，一个人在掌握方向盘，其他三人手里拿着小型冲锋枪。车后面升起的白色烟雾表明，车的发动机一直在启动着。 在另一个方向，该街道通往一个小广场。在广场的阴影下还有其它两辆黑色轿车在等待着。任何人，不管是步行还是坐车，要想离开这个小巷必须经过这里的埋伏区。 在有一辆车等待的那一端，开来了另一辆车，它的出租车的灯光在挡风玻璃上面闪烁着黄色的强光。盯梢让它靠了过来。显然，它是来接他们的目标的。出租车司机的厄运来了，他也要死去。 出租车与奔驰车并行后，有两个葡萄大的金属片击中了结冰的路面，跳到了那辆轿车下面，只听见两声滴答声。那辆出租车刚离开那辆奔驰车，位于临街门夹缝后面的蒙克就听见了炸弹的爆炸声。 同时，一辆大卡车开进了街道的另一端的广场，轰隆隆地驶进入口后，便停下来了。司机从驾驶楼里跳出来，开始沿着小巷疾跑。 蒙克朝浑身颤抖的神父点点头，把门大敞开，阔步进入了街道。那辆出租车几乎就在他的对面，后门打开了。蒙克纵身跳进了车里。前座上一只强有力的胳膊向后按着他，卡车紧跟在后面。 那辆出租车轰鸣着从它来的路倒退着行驶。在静止的卡车后面，有人趴在地上用他们的小型机关枪朝卡车猛烈射击。然后卡车底盘下面的两颗炸弹爆炸了，射击停止了。 其中有个人已经从奔驰车里出来了，他东倒西歪地站在后门附近，举起了他的枪。出租车的后挡板撞到了他的胜骨，一下子把他撞飞了。 出了小巷后，出租车回转到人行道上，车轮在冰上打滑了，然后又恢复了正常，这时司机向前挂挡，飞速开走了。奔驰车里的汽油箱爆炸了，它的任务结束了。 穆罕默德从前面座上转过身来，蒙克在他的萨帕塔小胡子下面看到了他的牙齿。 “你使得生活更有趣味。” 在小巷的远端的小广场内，格里申站在那里，研究着堵在路上的那辆被炸毁的卡车。卡车底下，他的两个人已经死了，是被从驾驶楼里面的触发底盘下面的两个小的东西发射的炸弹炸死的。从卡车的边缘望去，他可以看见他的另一辆车正在街道的远端燃烧着。 他拿起他的手机，按下了七个数字。他听见他拨通的号响了两次。然后有一个恐慌的声音小声说：“喂？” “他逃跑了。你拿到我想要的东西了吗？” “拿到了！” “老地方。明天上午10点钟。” 在上午10点钟，位于库里斯基的全圣小教堂几乎没有人。 马克西姆神父正站在右手边的墙附近，手里拿着一个从大门口商店里买的蜡烛，这时格里申上校站到了他的身边。 “那个美国人逃跑了。”他轻声说。 “很抱歉，我已经尽力了。” “他是怎样猜出来的？” “他似乎怀疑那个住所已经被监视了。”像往常一样，神父身上直冒汗。“他从腰带里掏出了一个手机，给某人打了电话。” “从头开始说。” “他约在12时10分到达，我正打算去睡觉。陛下仍然在书房工作。那个时间他总是在那里。临街门的门铃响了，但是我没有听见。那个晚上值班的哥萨克卫兵开了门。然后我听见有人说话。我从我的屋里出来，他就站在大厅里了。 “我听见陛下从楼上说：‘请那位先生上楼来。’然后他从楼梯的扶栏处看见了我，让我准备咖啡。我回到食品屋，给你打了电话。” “你多长时间才进屋？” “时间不长，几分钟之后。我尽快搞好了咖啡，以便尽可能少漏掉他们的谈话内容。5分钟之后，我就进了屋。” “我给你的那部录音机呢？” “我进去送咖啡之前就把录音机打开了。我敲门时，他们停止了谈话。放咖啡时，我故意在地上洒了些白糖块，然后跪在地上把它们抬起来。 “陛下说没关系，但是我坚持要做，我跪在地上时，悄悄地把录音机放在了桌子底下。然后，我离开了。” “最后呢？” “他自己下楼来了。我拿着他的衣服在下面等候他，但是他不要衣服了。那个哥萨克卫兵就在门边的小房里。那个美国人似乎很紧张，他掏出一个手机，拨了一个号。有个人答应了，他就说了一句：‘蒙克’。” “还有其他的话吗？” “没有了，上校！就是蒙克。然后，他听对方说话。我听不见对方说些什么，因为他把手机紧贴在他的耳朵上。然后他等待着。他把临街门开了个小缝，向外望去。我仍然拿着他的衣服。” 格里申想了一下。那个英国老头很可能已经告诉蒙克本人，他已经被酒店的豪华轿车暴露了身份。这就足以提示那个美国人：大主教的住宅已经被监视了。 “继续说下去，神父。” “我听见一辆轿车的马达轰鸣声，然后是两次爆炸声。那个美国人猛地把门打开，跑出去了。接着我听见了爆炸声，我就赶紧从前门回来了。” 格里申点点头。那个美国人很聪明，但是他知道这一点。那个人根据错误的理由得到了正确的答案。他，格里申，确实将大主教的住宅监视起来了。但是，是从室内由这个背弃的神父监视的。 “磁带呢？” “当外面发生了爆炸后，那个哥萨克卫兵向外望了一眼，高声叫道：‘土匪！’然后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我跑上楼去，正好陛下刚从书房出来，正从楼梯的扶栏处向下张望。他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在楼道里站着，我乘机收拾了咖啡杯和录音机。” 格里申没有说话便伸出了一只手。马克西姆神父从他的袈裟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磁带，是他们上次见面时，格里申给神父的那个小型录音机用的磁带。 “我希望我做的事情是对的。”神父畏惧地说。格里申有时感觉到，他真想用他的双手扼死这个讨厌的家伙。 “你做得完全正确，神父！”他说，“你做得非常好。” 在乘车回办公室的路上，格里申再一次看了那个磁带。他下半夜损失了六名优秀士兵，损失了猎物。但是他手中的录音带，准确地记录了那个干涉内政的美国人和大主教之间的谈话。他发誓总有一天，要让他们为他们所犯的罪行付出代价。此刻，就他而言，这一天的结尾肯定要比开始好得多。 第十八章 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整个上午的其余时间、整个中午，一直到下午，他都禁闭在他的办公室里听大主教阿列克谢二世与贾森·蒙克的谈话录音。 有时，谈话声和茶杯的丁当响声搅和在一起，谈话的内容模糊不清，而大部分的谈话还是很清楚的。 录音磁带开始时，是一阵开门的声音——马克西姆神父端着一盘咖啡进来了。这一段声音很模糊，因为，录音机装在他袈裟的口袋里。 格里申听见茶盘被放在桌子上了，然后一个模糊的声音：“没关系。” 马克西姆神父跪在地毯上假装拣糖块时的声音也很模糊。 当情报员把录音机从他的口袋里掏出来，偷偷地放到了桌子下面时，磁带的声音质量得到了改善。可以很清楚地听见大主教对马克西姆神父说：“谢谢你，神父，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接着是一阵寂静，直到响起了关门声，情报员出去了。然后大主教说：“现在你可以将你来找我的意图告诉我了。” 蒙克开始说话了。格里申可以辨别出那个美国人讲流利的俄语时鼻音很重。他开始做笔记了。 他将那40分钟的谈话反复听了三遍，然后开始动笔将谈话的内容逐字听写下来。这项工作是任何秘书都不能代做的，无论这个秘书多么可靠都不行。 他用他那干净的古代斯拉夫语手迹抄写了一页又一页。有时他停下来，把磁带倒回去，长伸着脖子反复听，当听清了细节，然后继续速写。当他确信他把每个字都搞准确了之后，他终于停止了听写。 磁带里传来了向后拉椅子的声音，然后听到蒙克说：“我想，我们可能不会再见面了，陛下。我知道您会为这片土地尽您的全力的，这里的人民如此爱戴您。” 听到了有两个人走过了地毯的脚步声。当他们走到门口时，声音变得微弱了。格里申听见阿列克谢回答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会尽全力的。” 显然，蒙克身后门被关上了。格里申听见大主教又重新回到他的位置上坐下来。10秒钟之后，磁带用完了。 格里申休息了一下，思考着他所听到的内容。消息很不好，情况要多糟糕，有多糟糕。他困惑地仔细想着，感到难以理解：蒙克，只有一个人怎么能造成如此系统的损害呢？当然，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于那个死去的尼基塔·阿科波夫，他愚蠢地将那份宣言放在桌上被偷盗后引起的。由这个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计算了。 显然，磁带里的大部分谈话都是蒙克讲的。阿列克谢二世的插话只是表明他理解了，并且同意了的。他在最后讲了一段话。 那个美国人没有虚度时光。他透露了新年后将立即采取统一的行动，通过大众宣传和败坏名声等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摧毁伊戈尔·科马罗夫的竞选机会。 尼古拉耶夫将军似乎要在一系列报纸、广播和电视谈话中继续谴责爱国武装联盟，号召每一个现役和退役士兵批评该党派的方针，拒绝投它的票。1亿有选举权的投票人当中，有2000万老兵。尼古拉耶夫将造成的损失，几乎不可想像。 关闭为科马罗夫做宣传的两家商业电视的频道，是银行家的所作所为，四个银行家里面，就有三个是犹太人，他们的头是莫斯科夫斯基联邦银行的列昂尼德·贝尔施泰恩。这笔账将来一定要算的。蒙克的第三个贡献涉及到多尔戈鲁基的黑手党。格里申早就把他们看做是社会的沉渣，将来是送到集中营的对象，但是，此时此刻他们的财政支持还是必不可少的。 在俄罗斯，没有哪个政治家，不是通过耗资数万亿卢布的全国竞选活动就能获得总统职务的。爱国武装联盟（UPF）与乌拉尔河西部最强大、最富有的黑手党的秘密交易，已经为该党的竞选提供了大量的竟选经费，所提供的资金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候选人的竞选资金。有几个候选人，由于竞争不过UPF的支出，已经收拾铺盖回家了。 前一天，在午夜之后对多尔戈鲁基发起的六次袭击，给这个黑手党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而最大的打击是发现了他们的财务记录。GJVD很少有机会得到这么细的情报，显然是他的某个竞争对手告的密。但是，在这样一个土匪密集的环境里，除非是两败俱伤的敌对状态，否则，没有人会向可恨的GUVD通风报信的。然而，蒙克在这里告诉大主教，透露消息的人——竟然是格里申黑色卫队里的一个善于伪装的叛变了的高级军官。 假如多尔戈鲁基证实了这件事——格里申知道现在满大街都是谣言，他自己就愤怒地驳斥了一些语言——他们的联盟关系就将结束了。 更糟糕的是，磁带里说，有一群技术熟练的财务人员，已经开始核查在娱乐场下面找到的那些财务资料，他们十分肯定：在元旦前，就能找到说明该黑手党与UPF之间的关系的证明材料了。并且，那些材料将直接转交给代理总统。在此期间，那个既不接受贿赂，又不屈于胁迫的彼得罗夫斯基将军，将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袭击，继续对多尔戈鲁基施加压力。 格里申考虑：假如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多尔戈鲁基匪帮不会再相信他做出的关于GUVD后面不会有黑色卫队情报员的支持的许诺了。 大主教在磁带末尾的插话，也许是所有谈话中最大的潜在威胁。 代理总统伊万·马尔科夫，将与他的全家人一起在莫斯科以外的某个地方欢度元旦。他将于1月3日返回莫斯科，并计划那天他将接见大主教。大主教计划亲自说情，敦促代理总统根据现有的证据，将伊戈尔·科马罗夫作为“不合适的人选”取消他的竞选资格。 在彼得罗夫斯基提供的与土匪有联系的证据面前，在莫斯科和全俄大主教的干预之下，马尔科夫很可能下定决心作出那样的决定。其他的事情暂且不谈，基于马尔科夫本人就是一名候选人，他也不想在竞选投票时，面对科马罗夫的竞争。 格里申想过了，一共四名叛徒。1月16日，新的俄罗斯肯定要诞生，那时他将亲自指挥他的黑色卫队的精锐部队，按照领袖的命令处置这四名叛徒。他的一生就一直忙于查找并惩罚叛徒，他知道该怎样对付他们。 他把他的手稿亲自打印了一份干净的副本，请总统在当天晚上，安排两个小时免打扰的会见。 贾森·蒙克已经从索科尔尼基文化和休息公园的平房搬到了另一个住所，从他的住所的窗户里，可以看见他第一次遇见穆罕默德时，那个清真寺房顶上的那个象征伊斯兰教的月牙状标志物。穆罕默德发誓，现在要保护他。但是，在那天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就把自己干掉。 现在，他要给在伦敦的奈杰尔·欧文爵士发一条信息。假如，一切都按照那位老人的计划，顺利实施的话，这条信息将是倒数的第二条信息。 他小心地将信息输入了他的膝上型计算机，这个过程与他发射的其他信息的过程是一样的。当他输入完毕后，按了一下“加密”按钮，信息从计算机屏幕上消失了，安全地加密到一次性密码本上的字符串中，并记录在软盘上，等待着国际通信公司的卫星再一次从他们头上经过。 他不需要管理那台机器，它的电池已经充足了电，而且已经启动，正等待着空间通信卫星的“握手”。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的里基·泰勒，从来没有见过他，也永远不会见到他。然而，这个长满粉刺的十几岁的男孩，很可能救了他的性命。 里基17岁，他是一名计算机奇才。他属于那种在计算机时代成长起来的、机能障碍的年轻人之一，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盯着荧光屏度过的。 他7岁时，初次接触个人计算机，后来很快就掌握了各种专门技术，直至超过了所有合法的竞争对手。后来，他只有在非法的实验中，才能找到那种真正有瘾的人所需要的阶段性“高级”享受。 对于里基来说，外面自然界中的季节韵律、男孩子的伙伴之情。甚至女朋友都激发不了他的兴趣。里基集中了全部精力，要攻破壁垒最森严的数据库。 到1999年为止，国际通信公司不仅在全球战略、外交和商业通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还是卓越的计算机复杂游戏的设计商和销售商。 里基一直在国特网中冲浪，直到他厌烦了为止，他已经掌握了每一个可以自由访问的游戏程序。他渴望挑战国际通信公司的超级程序。问题是，合法登陆他们的网站需要花钱，里基的零花钱不够交费。因此，他用了几周的时间，试图从后门进入国际通信公司的主机。经过刻苦攻关，他认为几乎就要成功了。 在莫斯科西部的第八时区，他的屏幕第一千次显示出这样的文字：“请输入密码”。他敲进去他认为应该行得通的数字，但是屏幕又一次告诉他：“拒绝访问！” 在安纳托利亚山脉南部的某个地方，国际通信公司的卫星正在空间邀游，向北边的莫斯科飞去。 当这家国际公司的技术人员在设计蒙克的加密发射／接收机时，他们奉命设计了一个四位数的彻底清除码。这是为了在被捕时，保护蒙克。但是，他必须在被捕前将这四位数字输进去。 但是，假如他的机器在被捕时没有人动过，这种编码的主要设计者认为，“坏蛋”就能够利用这台机器发射假信息，这位设计者是一名来自沃伦顿的、前CIA解密码人员，退休后应邀来做了这项工作。 因此，为了证实他的真实性，蒙克必须在信息中掺入按顺序排列的无害文字。假如，发射的信息没有这几个字，那位退役的CIA作人员就会知道，那边操作机器的人，不管他是谁，反正不是他们自己的人。这时，他就可以利用计算机服务器的主机通过卫星进入蒙克的个人计算机，使用同样的四位数字销毁它的记忆，从而给“坏蛋”留一个无用的计算机空壳。 里基·泰勒进入主机后，他键入了那四位数字。卫星在莫斯科上空飞行时发出了它的下行信号：“你在那里吗，孩子？”那台膝上型计算机回答道：“是的，我在！”然后那颗卫星根据指令将那台计算机的功能毁掉了。 蒙克回来后，就去查看他的机器。他发现，他发射的信息又清楚地回到了屏幕上。这就意味着，信息被拒绝接收。最后，他通过手动操作，取消了那条信息。此时他意识到：由于未知的原因，某条渠道出现了故障。从而，他失去了与伦敦的联系。 在他离开伦敦之前，奈杰尔·欧文爵士给了他一个地址。他不知道那个地址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收信人是谁。现在，他只有这个惟一的联系渠道了。为了节约时间，他把最后两条信息合二为一，信息的内容是奈杰尔必须了解的情况。信息发出去不会存在问题，而要接收到更多的信息已经不可能了。这一次，他完全靠自己的判断了，不会再有更多的进度报告，不会再有确认行动的信息，不会再有指示了。 这个价值10亿美元的技术被损坏后，他只好依赖密探行当中最古老的助手：直觉、胆量和运气。他祈祷着：它们不会使他失望的。 伊戈尔·科马罗夫读完了手稿的最后一页，休息了一下。他从来不是那种爱变脸色的人，而现在，格里申注意到，他的脸色像一张白纸。 “情况不好！”科马罗夫说。 “总统先生，非常糟糕！” “你早就应该将他逮捕了。” “他正躲在车臣黑手党那里，我们现在才知道这个消息。他们像老鼠一样，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地下世界里。” “老鼠是可以被灭绝的！” “是的，总统先生！他们会被灭绝的，在你成为这个国家无可争议的领袖之后。” “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 “他们会付出代价的，哪个人都逃不掉。” 科马罗夫仍然用他那淡褐色的眼睛凝视着他，但是目光不集中，似乎他们的主人正在展望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方，是未来的一个时代，是与他的敌人进行秋后算账的地方。他的颧骨上的一边，出现了一个鲜亮的红点。 “惩罚，我要惩罚他们！他们已经向我进攻，他们已经向俄罗斯发起了进攻，向祖国发动了进攻。对于这样的社会沉渣不能有任何怜悯之心！” 他的声音提高了，双手开始颤抖，愤怒已经打破了他的自控习惯。格里申知道如果他能巧妙地说出他的论点，他会赢得这场辩论的。他从书桌上探身过去，迫使科马罗夫直视着他的眼睛。他那恶魔似的怒气慢慢地减退了，格里申知道他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 “听我说，总统先生！请听我说，我现在知道的情况可以使我们彻底扭转局面。您将达到您的报复目的。给我下命令吧。” “你是什么意思？” “总统先生，反间谍活动的关键就是要了解敌人的意图。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因而我们就可以阻止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我们的阻止活动正在进行。几天后，将不再会有全俄罗斯国王的候选人。现在我们第二次发现了他们的意图。我必须再一次一并提出组织和惩罚行动的建议。” “惩罚所有的四个人？” “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不能留下任何痕迹。还不行。现在这样行动太早了。” “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那个银行家吗？在过去10年里有多少银行家被杀害了？50人？至少是这个数字。带着武器的蒙面人来算旧账。这种事情一直在发生。 “至于那个愚蠢的将军，可以是人室行窃失手的结果。这种事情太普遍了。关于那个神父，可以说一名仆人在夜间发现他的书房遭抢劫，那名哥萨克卫兵将小偷击毙，同时他也被小偷杀死了。” “有人会相信吗？” “我在那栋住宅里有一个内线，他会替我们说话的。” 科马罗夫看着他刚刚读过的资料以及资料旁边的磁带，他露出了笑容。 “你当然可以办。我不需要再知道更多的事情了。我坚持就这么办。” “但是你确实需要这四个人消失吗？” “当然了。” “谢谢你，总统先生。我所需要知道的就这么多。” 斯巴达克酒店的那个房间已经被一个叫库济奇金的人预定了，叫那个名字的人确实入住了。办完手续后，他就又走出去了，他走去时悄悄地把他的钥匙交给了贾森·蒙克。当他上楼时，车臣卫兵仔细搜查了酒店大厅、楼梯间和通往电梯的通道。在这个地方打20分钟的电话还是安全的，假如被追踪，它只不过是一个远离市中心与车臣人无关的酒店房间。 “彼得罗夫斯基将军吗？” “又是你。” “您似乎捅了一个马蜂窝。” “美国人，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但是事情似乎很顺利。” “谢谢您。但是科马罗夫和格里申不会对这事置之不理的。” “那么多尔戈鲁基呢？” “他们不足挂齿。主要的危险是格里申和他的黑色卫队。” “是不是你散布的谣言，说是一名黑色卫队的高级军官泄露的消息？” “是我的朋友干的。” “很聪明，但是很危险。” “格里申的短处，掌握在你们获取的那些财务资料里面。我想他们能够证明该黑手党一直在资助科马罗夫。” “资料正在研究之中。” “是你自己在那里吗？” “你是什么意思？” “您的妻子和女儿仍然在那里吗？” “是的。” “我希望你能把他们送出城去。现在，今天晚上。送到某个边远安全的地方。您自己也是一样。搬出来吧。住到SOBR的营房里去。请您深思。” 电话里又一会儿没人讲话了。 “你了解到要出什么事情吗，美国人？” “请照办吧，将军。趁时间还来得及，从那里搬出来吧。” 他放下电话，等了一小会儿，又拨通了另一个号码。莫斯科夫斯基联邦银行列昂尼德·贝尔施泰恩书桌上电话铃响了。天已经晚了，只有一部录音电话在应答。因为没有那位银行家的住宅电话号码，蒙克只好祷告贝尔施泰恩能在几个小时内得到他的电话口信。 “贝尔施泰恩先生，我是提醒你们娘子谷的那个人。请不要去办公室，不管生意多么急迫。我敢肯定科马罗夫和格里申现在已经知道是谁关闭了他们的电视频道。您带着您的家人出国吧；与您的家人呆在一起，直到安全的时候再回来。” 他又一次放下了电话。虽然他不知道，在几英里之外，一栋戒备森严的房子里，一个控制台上的灯闪亮了，列昂尼德·贝尔施泰恩正在默默地听着蒙克的留言。 第三个电话是打给一家住宅的。 “喂。” “是陛下吗？” “是的。” “您听出了我的声音？” “当然。” “您应该去扎戈尔斯克的修道院。躲在里面不要出来。” “为什么？” “我替您担心。昨天晚上的事证明情况很危险。” “明天我在丹尼洛夫斯基有弥撒。” “那个主教可以替代您。” “我会考虑你的建议的。” 电话放下了。第四个电话响了10声才有一个粗暴的声音说：“喂？” “是尼古拉耶夫将军吗？” “你是谁？等一下，我知道你了。你是那个讨厌的美国佬？” “是我！” “好吧，不会有更多的访谈了。你想做的已经做了，我该说的已经说了。没有更多的话了，就这样吧。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咱们长话短说。你应该搬出来与你的外甥一起住在基地里。” “为什么？” “因为某些流氓不欣赏你的讲话，我想他们要去找你的麻烦的。” “流氓？胡说。让他们都来吧。我一生中从来不后退，孩子。现在开始太晚了。” 电话被挂了。蒙克叹了口气，把他自己的话筒放回了原位。他查看了一下手表。25分钟。该走了。该回到车臣人的秘密拥挤的领地去了。 两天之后，在12月21日，有四个谋杀小组开始行动了。 其中规模最大、装备最精良的小组进攻了列昂尼德·贝尔施泰思的私人住宅。那天晚上有12名卫兵在值班，其中四名在枪战中丧命。黑色卫队也死了两名士兵。住宅的大门被聚能炸药炸开了，身穿着黑色战斗服装、面戴黑色面具的人快速搜查了房间。 活着的卫兵和工作人员被围捕后赶进了厨房。卫兵班长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是他坚持说他的老板两天前就飞到巴黎去了。其余的工作人员在妇女们的尖叫声中确认了卫兵班长的说法。最后，穿黑色制服的人撤回到了卡车上，把他们的两个尸体带走了。 第二次袭击的目标是普罗斯佩克特的公寓楼。一辆奔驰车在拱门下停住了，栅栏被拉开了。两名OMON卫兵从暖和的小屋里出来检查证件。两个蹲伏在车后面的人跳出来用无声手枪对准卫兵贴身装甲上面的脖子根开枪。第二个卫兵还没有出现就被干掉了。 底层大厅内接待台旁边的保卫人员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四名黑色卫队的人从大街上跑进了大厅，他们六个人一起上了电梯。这次走廊里没有一个人，但是袭击者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房间的门尽管是钢制的，它还是被半磅塑料炸药炸开了，六个人闯进去了。穿白色上衣的管家肩膀中了一枪，然后被砍倒了。他们对房间进行了彻底搜查后，没有发现房间里有其他人，袭击者只好失望地撤退了。 当他们回到底层时，他们与来自大楼后面其他区域的另外两名OMON卫兵交火了，打死了一名卫兵，他们自己也损失了一名。他们毫无收获，在火力的掩护下撤到的大街上，上了等候在那里的三辆GAZ吉普车，离开了。 在大主教的住宅，他们采取了比较狡猾的方法。只有一个人去敲街门，其他六个人分别蹲伏在敲门人的两边，这样二来从室内的窥视眼里只能看见一人。 那名哥萨克卫兵从窥视眼里看了一眼，然后通过内部通信联络系统询问来访人的姓名。门口的那个人举起一个有效的民兵身份证说：“警察。” 看见了那份身份证之后，哥萨克卫兵打开了门。他当即被击毙，他的尸体被拖上了楼。 他们的计划是用那名哥萨克卫兵的枪杀死那名私人秘书，用枪杀哥萨克卫兵的同一把枪杀死大主教。然后将那把枪放在已死去的秘书的手中，他的尸体躺在书桌后面。 马克西姆神父将被迫证明，那名哥萨克卫兵和大主教打搅了正在偷盗抽屉的秘书，交火后他们三人都死了。这样一来，这次事件只是教会的一个大丑闻，民兵就能结案了。 但是杀手们在楼梯上只看见了一个穿着睡衣的胖神父，他在大声喊道：“你们在干什么？” “阿列克谢在哪里？”身穿黑色制服的其中一个人咆哮着问。 “他离开了，”神父说，“他已经去了圣谢尔久斯修道院。” 他们对所有的私人房间搜查之后，发现大主教和两名修女不在那里。丢下了哥萨克卫兵的尸体，杀手队伍乘车撤走了。 对于明斯克公路傍边的那座孤独的小别墅的袭击只派去了四个人。他们下了车后，有一个人去敲门，其他三个人在树林的黑暗处等待着。 老管家去开的门，他胸部中弹，外面的四个人一起涌进了房屋。那只猎狼犬从客厅里跑出来，朝前面的那个黑色卫队士兵的脸部猛扑过来。他举起了一只胳膊，但被狼犬紧紧地咬住了。他的同伙开枪将狼犬打死了。 一名白胡子老人在壁炉余烬的旁边，将一只军用手枪对准了门道里的匪徒，他连续两次射击。一颗子弹打在门框的边木上，另一颗子弹击中了刚才打死狼犬的那个人。 接着三发子弹连续射击，击中了老将军的胸部。 上午10点钟刚过了一会儿，奥马尔·古纳耶夫就来访了。 “我刚才开车去我的办公室。外面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普罗斯佩克特戒严了。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民兵。” “为什么？” “昨天晚上，有人袭击了在那里居住的高级民兵军官。” “事情发生得这么快。我需要一部安全的电话。” “你那里的那部电话怎么样？” “那部电话将暴露目标。” “给我半个小时时间，我将给你派几个人来。” 11点种，蒙克来到了一个堆满禁运白酒的仓库里，这里有一间小办公室，一名电话工程师刚刚干完活。 “这部电话，连接了两个保险开关。”他手指着那部电话说，“如果有人想跟踪这部电话，他们就会找到两英里以外的一个咖啡馆。那里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点。如果他们通过了那个联络点，他们会被引到街上的一个公共电话亭。那时，我们就会知道的。” 蒙克首先拨通了尼古拉耶夫将军的私人号码。一位先生接了电话。 “我找尼古拉耶夫将军。”蒙克说。 “你是哪位？”那个人问道。 “我可以问同样的问题。” “将军不在，你是谁？” “国防部的迈伦科夫将军。出了什么事了？” “对不起，将军！我是莫斯科民兵谋杀案分部的诺维科夫检查员。尼古拉耶夫将军已经死了。” “什么？你在说什么？” “昨天晚上有一场袭击。似乎是抢劫。将军和他的管家被枪杀了。还有他的狗。8点之后，洗衣女工发现了他们。” “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是我的朋友！” “对不起，迈伦科夫将军！我们生活的时代……” “继续调查吧，检查员。我要把这事向部长汇报。” 蒙克放下电话。这样看来，格里申终于不知所措了，这正是蒙克一直奋斗的方向，但是他真的怨恨那位老将军的固执。然后，他又拨通了GUVD总部的电话。 “给我接通彼得罗夫斯基将军。” “他正忙着呢，你是谁？”电话接线员问道。 “打搅他一下，告诉他是关于他的女儿的事情。” 10秒钟之后，彼得罗夫斯基来接电话了。他的声音里有一点恐惧感。 “我是彼得罗夫斯基。” “是我，那个深夜来访者。” “你真该死，我还以为我的孩子出了什么事了。” “她们是否都离开了市区，您的妻子和孩子？” “是的，在数英里以外的地方。” “我想他们已经进行了袭击。” “他们来了10个人，所有的人都戴着面具，武装到了牙齿。他们杀死了我们四名OMON卫兵和我自己的管家。” “他们是在找你呢！” “当然是。我接受了你的建议。我现在住在营房里。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他们不是土匪，他们是黑色卫队的士兵！” “格里申那伙混蛋！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手里的那些财务资料。他们担心那些资料将暴露爱国武装联盟与多尔戈鲁基黑手党之间的关系。” “它们没有什么价值，全是垃圾，大部分是娱乐场的发票。” “格里申不知道这些，将军！他害怕最坏的事情发生，你听说过科尧大叔吗？” “那位坦克将军！他怎么了？” “他们把他杀死了，昨天晚上来了一组类似的杀手。” “狗屁！” “他谴责过科马罗夫，您记得吗？” “当然记得！但是，我从未想到他们会走到这个地步。讨厌鬼，谢谢上帝，政治不是我关心的领域，我只管土匪。” “你与民兵执行管理委员会有联系吗？” “当然有。” “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是从一个秘密联系人那里得到消息的。” 蒙克放下话筒，又拨通了莫斯科夫斯基联邦银行的电话。 “我找伊利姬，贝尔施泰恩先生的私人助手。他在那里吗？” “请等一下。” 伊利姬拿起了电话：“您是哪位？” “让我告诉你，那一天你差点把子弹射入了我的背后。”蒙克用英语说。 话筒里传来对方的笑声。 “是的，我差一点。” “老板安全吗？” “他在数英里之外。” “建议他呆在那里！” “没问题，而他的私人住宅，昨天晚上遭到了袭击。” “有伤亡么？” “我们死了四个人，我想他们死了两个。他们还搜索了整个房屋。”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我们应该知道。” “是格里申的黑色卫队！理由显然是，为了惩罚关闭科马罗夫宣传广播的那些人。” “他们是要付出代价的，老板是很有势力的人。” “关键在于商业电视公司，他们的记者应该与几个民兵高级将军谈谈。看看他们是否有意与格里申面谈有关传播广泛的谣言……” “他们最好有一些证据。” “那是新闻记者的工作，让他们去调查、去发掘吧！你能与你的老板联系上吗？” “如果必须的话。” “为什么不征求他的意见呢？再见。” 他的下一个电话，是打给了国家级的报刊《消息报》。 “新闻室。” 蒙克用粗暴的语调说：“我要找高级记者列平。” “你是哪位？” “告诉他陆军尼古拉耶夫将军有急事要找他，他会想起来的。” 列平就是那个在伏龙芝军官俱乐部做采访的那个记者。他拿起了电话：“将军，我是列平。” “我不是尼古拉耶夫将军！”蒙克说，“将军已经死了，他昨天晚上被谋杀了！” “什么？你是谁？” “我只是一名前坦克兵。” “你怎么像发疯似的？” “这无关紧要。你知道他在哪里住吗？” “不知道！” “他在明斯克公路旁边有一栋房子，靠近那个村庄。为什么不带一名摄影师去？还可以向诺维科夫检查员打听一些情况。” 他放下了电话。另一家主要的新闻报刊是《真理报》，前共产党的喉舌，它从政治的角度支持文艺复兴风格的新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联盟党。但是，为了证明它是新兴非共产主义的组织，该党一直在追求东正教。蒙克仔细研究过他们的资料，记住了刑事案报导栏目主编的名字。 “请给我接帕姆菲洛夫。” “他现在不在办公室。” 有可能。几乎可以肯定他正在普罗斯佩克特，与其他新闻工作人员一起吵吵嚷嚷地，要求提供彼得罗夫斯基住宅受到袭击的细节。 “他有手机吗？” “当然有，但是我不能把他的手机号码给你。他能给你回电话吗？” “不能！与他联系一下，对他说，他的一个民兵情报员急需与他通话。有一个重要的可以告诉的秘密，我需要他的手机号码。五分钟之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第二次通话后他得到了帕姆菲洛夫的手机号码，他坐在高级警察军官宿舍大楼外面的车里，与蒙克通了电话。 “是帕姆菲洛夫吗？” “是的！你是谁？” “要得到你的电话号码，我不得不撒谎了。我们相互不认识。但是我有事要告诉你。昨天晚上又有一次袭击。目标是大主教的住宅，有人企图暗杀他。” “你疯了！企图暗杀大主教？胡说！根本没有动机。” “不是为了黑手党，为什么不去那里看看？” “丹尼洛夫斯基修道院？” “他不住在那里。他住在基斯提佩鲁洛克街五号。” 帕姆菲洛夫坐在他的车里听到对方把电话挂了。他惊呆了，他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如果有一半是真的，那将是他经手的最大的新闻。 当他到达那条小街时，他发现那条街道被封锁了。一般情况下，他可以亮出记者证，步行走过警戒线，但是这次行不通了。幸好他看见了一名他认识的民兵侦探检查员，把他叫出来了，那个人走到警戒线这边来了。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记者问。 “夜盗。” “你是谋杀部的。” “他们杀死了一名夜间警卫。” “大主教，阿列克谢二世安全吗？” “你怎么知道他住在这里的？” “别问了，他安全吗？” “是的，他在外面的扎戈尔斯克。你看，这是夜贼失手了，否则……” “我听说，他们是来找大主教的。” “胡说！就是抢劫。” “要抢什么？” 那个侦探看起来很不高兴了：“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是真的吗？他们偷了什么东西吗？” “没有，只是打死了卫兵，搜查了房间，然后走了。” “那么说他们是在寻找某个人。但是，他不在那里。朋友，故事编得太好了。” “你最好小心点，”那名侦探警告他，“根本没有证据！” 但是侦探开始担心了。当一名民兵招手把他叫到他的车跟前去之后，他更担心了。电话里是一名常务委员会的将军找他。刚说了几句话，将军就开始暗示了与那名记者同样的话题。 12月23日，新闻媒体热闹起来了。在早晨第一版，各家报纸就按照蒙克给他们指出的方向，集中报道特别新闻。当记者们读到相互的报道后，出现了许多把这四次袭击行动申写在一起的重复报道。上午的电视新闻播送了四次暗杀行动的综合报道，其中有一次暗杀行动成功了。他们报道说，在其它三次行动中，目标的受害者完全是靠运气才幸免于难。 根本没有人相信是盗贼们失手的说法。分析家们尽力设法指出，盗贼根本没有理由光顾一个靠退伍费生活的将军住宅；也不可能忽略同一栋楼的其他住户，而惟独看准了一名高级警察军官；盗窃大主教住宅的理由更说不通。 对非常富有的银行家列昂尼德·贝尔施泰恩的住宅进行夜间盗窃，似乎还可以解释得通，但是他的大难不死的卫兵作证说，那场袭击完全具备了一次军事进攻的特征。此外，他们还汇报说，进攻者一直都在特地寻找他们的老板。有可能是绑架，或者是谋杀。在这两种情况下，绑架毫无根据，在涉及将军的案件中，匪徒并没有进行绑架。 有两个评论员讲得更深刻，他们指出，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可以有理由仇恨反土匪的GUVD的彼得罗夫斯基将军，也可能找银行家贝尔施泰恩算账，但是有什么人能对一位老将军，一位赢得三枚奖章的英雄过不去呢？更不用说莫斯科和全体俄罗斯教民的大主教了。 重要评论的作家们第一千次痛惜，这个国家里令人惊讶的犯罪水平，其中有两个人呼吁，代理总统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止在总统大选前这关键的时候法律和秩序彻底崩溃。 在第二天上午晚些时候，蒙克又开始打匿名电话，这时候，雇佣文人经过头一天的筋疲力尽的劳累之后，又回到办公室里开始新的一天的文字工作了。 蒙克讲话时尽量绷紧脸颊，以便改变他的声音，防止被头一天接电话的人听出来是同一个人打的电话。共有七家早报和晚报报道了这四次暗杀事件，蒙克对每一家的署名报道人都重复同一内容，他首先拨通了《真理报》的帕姆菲洛夫和《消息报》的列平。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能告诉你我的名字。这件事比我的生命还重要，作为一名俄罗斯同胞，我请你相信我。 “我是黑色卫队的一名资历很深的高级军官。这几个月来，由于UPF内部，主要是科马罗夫和格里申不断鼓动士兵的反对基督教、反对教会的情绪，我的心情越来越压抑。在他们公开表白的背后，隐藏着他们对教会和民主的仇恨，他们打算建立一个一党制的国家，像纳粹那样统治人民。 “现在我受够了，我必须站出来说话了。是格里申上校把那位老将军判了死刑，因为科尧大叔看破了他们的伪装，谴责了科马罗夫。银行家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你也许不知道，他曾经利用他的影响力，强迫电视台关闭了宣传UPF的报道。迫害大主教是因为他对UPF感到忧虑，他打算将秘密公开。企图暗杀GUVD的将军是因为他袭击了多尔戈鲁基黑手党，该黑手党出钱资助了UPF。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你可以去调查清楚。发动这四次袭击的组织就是黑色卫队！” 说完后，他放下了电话，给那七名莫斯科记者都留下了精神创伤。当他们心情恢复过来以后，他们开始调查采访了。 列昂尼德·贝尔施泰思已经出国了，但是那两家商业电台默默地承认，他们之所以改变宣传政策，是因为控制他们资金的银行财团给他们施加了压力。 尼古拉耶夫将军死了，但是《消息报》摘录报道了早先采访他时的谈话，并配有头号标题：“这就是他死亡的原因么？” GUVD黎明时对多尔戈鲁基黑帮的仓库、军械库和娱乐场发动的六次袭击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只有大主教仍然隐居在圣谢尔久斯修道院里，无法证实他也被UPF当做了一名敌人。 到半下午的时候，基塞尔尼大街旁伊戈尔·科马罗夫的总部处于被围攻之中。办公楼内笼罩着一种近似恐慌的气氛。 宣传和新闻部的头目鲍里斯·库兹涅佐夫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仅穿着衬衫，每个胳膊下面都潮湿了一小片，两年前戒的烟又开始抽起来了，他在不停地全力应付着那似乎永远不断的电话铃声。 “不，那不是真的！”他对一次又一次的询问大声喊叫着。“那纯粹是谎言，是诽谤，如果谁在进一步扩散谣言，我们会将他告上法庭。不，我们党与任何黑手党没有任何财务的或其它方面的关系。科马罗夫已经公开宣布他将净化……GUVD，正在调查什么资料？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可害怕的……是的！尼古拉耶夫将军确实发表过对我们的政治观点存有疑惑的讲话，但是他已经是一名上了年纪的老人。他的死是个悲剧，但是完全与我们无关！你……你不能这么说……任何将科马罗夫比作希特勒的人，都将立即面对法律诉讼……什么黑色卫队的高级军官……？” 格里申上校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正在为他自己的问题而烦恼。作为克格勃第二总局的终身军官，他的任务就是穷追不舍，直至抓获特工人员。蒙克已经制造了无数的麻烦，他毫不怀疑这一点。但是这些新的说法更糟糕：在他的极端忠诚的狂热的黑色卫队里面有一个高级军官叛变了吗？所有6000名黑色卫队士兵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高级军官都是他亲自提名的。其中有一个人信仰基督，当已经能看到权力的顶峰时，他怎么能够变成一个与良心过不去的、懦弱的人呢？不可能！ 然而，他回想到，曾经读过天主教耶稣教会的教士过去常说的一段话：给我一个7岁前的男孩，我会还给你一个成年男子。他手下最好的人当中，是否有一个人已经转变为许多年前那个祭台的助手了呢？他一定要查一查。必须仔细核查一下每个高级军官的简历。 “高级”是什么意思呢？职位有多高？低两级军衔的有10个人，低三级的有40个人。低五级的有近100人。这将是个耗费大量时间的任务，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消耗。短期内，他不得不净化他的较高职位的全体军官，把他们集中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审查他的最有经验的指挥官。他对自己说，总有一天，要使那些造成今天这种灾难的人付出代价！为首的就是贾森·蒙克。只要一想到这个美国特工的名字，格里申的脸色就立即变得刷白。 5点钟之前，鲍里斯·库兹涅佐夫与科马罗夫约定了一次会面。为了能见到他心目中的英雄，以便向他提出建议，他们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来敲定这次会见。 在美国当学生时，库兹涅佐夫就研究过，并且非常欣赏那种圆滑高效的公共关系的魁力，它的感召力可以激发公众的激情，即使那些华丽而庸俗的荒谬行为，也能得到广泛的支持。除了他的偶像科马罗夫之外，他还崇拜语言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一种感人的形象，它能够说服、迷惑，以至最后征服所有的反对力量。即使语言所传达的内容是一个谎言，也无所谓。 像所有的政治家和律师一样，他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他确信没有什么说服不了的问题。他不相信，会有语言失去说服力的那一天，而其他人不可能用更好的语言挫败他自己的计谋；他和他的领袖是决不可能失去民众信任的。 美国人所谓的公共关系是一个耗资几十亿美元的产业，它能把一个无能的蠢材变成一个名人，把一个傻瓜变成一个贤人，把一个卑鄙的机会主义者变成一位政治家。在俄罗斯，人们把公关叫做宣传。但是，它使用的是同一个工具。 正是利用了这个工具，通过利特维诺夫卓越的电影刻画，以及音响编辑的效果，他协助将科马罗夫从一名有演说天赋的工程师转变成为一名巨人，一个就要赢得俄罗斯最伟大的职务——总统宝座的人。 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习惯于早期共产党那套原始的、呆板的宣传方式，它好比缺乏经验的小孩，远远比不上他为科马罗夫导演的，圆滑的具有说服力的竞选宣传。但是，现在局势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俄罗斯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它是从一名充满热情的神父嘴里发出来的声音，这个声音通过广播和电视（库兹涅佐夫一直把新闻媒体当做他自己的封地）回响在俄罗斯大地上，他催促民众信仰一个更伟大的上帝，重新崇拜另一个偶像。 那个神父的背后就是那个打电话的人，库兹涅佐夫已经知道了那些匿名电话的内容，那个人在电话里散布了许多谣言，然而这些谣言太具有说服力了，这些谣言，已经灌输到了他所认识并承认的高级记者和评论家的耳朵里去了。 对于鲍里斯·库兹涅佐夫来说，解决问题的答案仍然在于科马罗夫的语言魅力，没有语言说服不了的事情，他的语言说服力还从未失效过。 但他进入了领袖的办公室之后，眼前所发生的变化使他感到震惊。科马罗夫坐在他的书桌后面，目光呆滞。地上到处都是各类日报，报纸上谴责的大标题直对着天花板。库兹涅佐夫已经看过这些报纸了，它们都是有关尼古拉耶夫将军、袭击、匪徒和黑手党资金的报道。以前从来没有人敢以这样的口气谈论伊戈尔·科马罗夫。 幸亏库兹涅佐夫知道应该如何解决问题。伊戈尔·科马罗夫必须公开讲话了，只要他这么办，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总统先生，我必须催促你明天召开一个大型记者招待会。” 科马罗夫凝视着他有好几秒钟，似乎在设法理解他说的话。在他的全部政治生涯中，库兹涅佐夫也曾赞成他的看法，他都在避兔任何形式的记者招待会，因为它们是不可预料的。他更喜欢那种为达到预期效果而安排的采访，问题是预先准备好的，讲话内容是固定的，有准备的演讲，面对崇拜他的听众。 “我不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厉声说。 “先生，这是消除这些谣言的惟一途径。媒体已经不听指挥了，我无法再控制局面了。没有人能够控制，它正在随意发展。” “我讨厌记者招待会。库兹涅佐夫，你是知道的。” “但是，您善于说服媒体，总统先生！您可以详尽论述的您的观点，平静地说服他们。他们会听您的话的。您自己就能够谴责那些谎言和语言。” “民意测验结果如何？” “您仍然有45％的民众支持率，还有下滑的趋势。八个星期前是70％。社会主义联盟的久加诺夫的支持率是28％，正在上升。民主同盟党派的马尔科夫，即代理总统的支持率略有上升。这没有包括那些不确定的候选人。我必须告诉您，先生，这两天可能又下降了10％。如果这样下去，可能还会下降。” “我为什么要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 “它可以覆盖整个国家，总统先生。每一家大的电视台都将转播您说的每一句话。您演讲的时候就会体会到的，没有人能够抵抗得住您的诱惑力。” 最后，科马罗夫点点头：“去安排吧！我将构思我的演讲。” 第二天上午11点，在都市大饭店的宴会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库兹涅佐夫首先对到会的国内外新闻记者表示欢迎，然后他赶快指出最近两天内，关于爱国武装联盟的政策和行为，流传了某些说不出口的卑鄙言论。他有权对那些卑鄙的诽谤，进行彻底的有力的辩驳，欢迎“下一届俄罗斯总统伊戈尔·科马罗夫”上台演讲。 UPF的领袖大步从舞台的幕后走上了演讲台。就像对以往的那些忠于他的听众演讲一样，他开始论述一旦人民拥护他当上了总统之后，他对伟大的俄罗斯的宏伟设想。5分钟之后，看到听众没有反应，他惊慌了。人们的激情都到哪里去了？掌声在哪里？啦啦队长在哪里？ 他把话题扯远了，开始描绘他的祖国的光辉历史，然而现在这片土地控制在外国银行家、奸商和罪犯的手中。他的结束语再一次在大厅里回响，但是听众并没有起立，并没有举右手和行UPF的军礼。他结束了演讲后，听众仍然没有反应。 “也许哪一位有问题要问？”库兹涅佐夫提醒听众。这真是一个失误。听众里有1／3是外国新闻记者。《纽约时报》的记者讲十分流利的俄语，《伦敦时报》、《每日电讯》、《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和其它报社的记者都讲十分流利的俄语。 “科马罗夫先生，”《洛杉矾时报》的记者大声说，“我猜想到目前为止你已经把约两亿美元投入到你的总统竞选中去了。这真是一个世界记录。这笔钱是从哪儿来的？” 科马罗夫怒视着他。库兹涅佐夫俯他耳朵边耳语。“来自俄罗斯伟大人民的公共捐献！”他说。 “这差不多等于每一位俄罗斯公民一年工资的总和。这笔钱究竟从哪里来的？” 其他人也加入了提问。 “你打算清除所有反对党，建立一个一党制专政的国家，这种传说是真的吗？” “你知道为什么，尼古拉耶夫将军在谴责你的三周之后被谋杀了吗？” 记者一个接着一个地提问。 “你是否承认，是黑色卫队发起的前天晚上的袭击？” 国家电视台和那两家商业电视台的摄像机和麦克风在整个大厅里漫游，把那些卤莽的外国记者的提问和科马罗夫的结结巴巴的回答都录下来了。 《每日电讯》的记者也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他的同事马克·杰裴逊于去年7月在莫斯科被枪杀。他站起来后，摄像机都对准了他。 “科马罗夫先生，你听说过一份称为黑色宣言的秘密文件吗？” 大厅里鸦雀无声。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和外国人都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事实上，他自己也不知道。伊戈尔·科马罗夫紧靠着讲台，保持着最后一点自控能力，他的脸色变白了。 “什么宣言？” 又是一次失误。 “先生，根据我的情报，那份宣言叙述了你没想的各个计划，例如创建一党制，重新使用古拉格劳改营关押政治犯，用20万黑色卫队士兵统治国家，入侵相邻的共和国等等。” 寂静被打破了，记者的声音震耳欲聋。大厅里有40名记者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乔治亚和亚美尼亚。一半的俄罗斯新闻媒体，支持主张废除集中营的党派，他们曾随他们的高级官员去看过那些集中营。每个人的眼睛都盯住了科马罗夫。真的，那个英国人说对了？听众开始了大声喧哗。 然后，他又犯了第三个错误，他发脾气了。“我不想再站在这里听你们胡说八道了！”他高叫着，然后大步走下了讲台，倒霉的库兹涅佐夫跟在他的后面走了。 格里申站在大厅后面挂起来的帘布附近，他两眼怒视着在场的记者们。他对自己说，要不了多久了，不会太久了。 第十九章 在莫斯科中心区域的西南角，在由莫斯科河U形曲线形成的一片凸出的部分，矗立着诺瓦德维奇中世纪的女修道院，在她的墙壁附近，有一大片墓地。 这片墓地的面积有20英亩，荫蔽在松树、桦树、柳树和菩提树的丛林之中。那里有22000个墓穴，埋在里面的都是两个世纪以来过世的俄罗斯贵族。 墓地划分为十一个大庭园。14号庭院属于19世纪的墓地，它的一边是女修道院的墙壁，另一边是中央界墙。 第58号位于中央界墙和周边界墙之间，边墙之外是一条公路，卡车在公路上奔驰。这里埋着共产党时代的伟人和坏人。小路的两旁是元帅、政治家、科学家、大学教师、作家和宇航员的坟墓。有非常简洁的墓碑，也有因自我崇拜而留下的过分华丽的碑文。 驾驶样机时遇难的宇航员加加林就埋在这里，不远处的圆形石刻头像是尼基塔·赫鲁晓夫。飞机、火箭和枪炮模型表明了这些人生前所从事的职业。 在中间的小路上还有一堵墙，墙上开了一个狭窄的入口，通向三个较小的庭院，第9、10、11号院。由于地皮非常珍贵，到1999年冬天，剩下的地皮几乎没有了，但是为陆军尼古拉·尼古拉耶夫将军还保留了一小块地皮，12月26日他的外甥米沙·安德烈耶夫就是在这里掩埋科尧大叔的。 他尽量按照他们最后一次在一起吃饭时，老人的要求去做。来了20名将军，包括国防部长和一名莫斯科主持宗教仪式的主教。 遵照老战士生前的愿望，一切都是宗教礼仪，僧侣们摆起他们的香炉，炉中散发出来的芬芳的烟雾，在寒冷的空气中升入了蓝色的天空。 墓石的形状是一个十字，雕刻在花岗岩的石碑上，但是没有死者的肖像，只有他的名字，下面刻着几个字：一名俄罗斯士兵。 米沙·安德烈耶夫少将宣读了充满赞誉的悼词。他的悼词很短，科尧大叔的愿望是，最终作为基督教徒进入坟墓，他讨厌过分热情的言辞。 他宣读完毕后，主教又以拖长的单调音吟咏悼词，这时候，他把那三根品红色的苏联英雄勋带和金质勋章放在棺材上面。从他自己的坦克师里来了八名士兵担当了护枢者，然后他们轻轻地将棺材放入坟墓。 安德烈耶夫向后退了几步，行了军礼。两名部长和其他18名将军也都行了军礼。当他们沿着中心小道向等候在出口的豪华轿车走去时，国防部副部长布托夫将军用手拍拍他的肩膀。 “一件可怕的事情！”他说，“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总有一天，”安德烈耶夫说，“我会找到他们的，他们将受到惩罚！” 布托夫显然有些尴尬。他是一名被任命的政客，一名从未指挥过战斗部队的，坐办公室的人。 “我敢保证，民兵工作人员正在尽力查找凶手。”他说。 在人行道上，将军们庄重地与他一一握手，然后上了车，就匆忙离开了。安德烈耶夫少将找到了自己的车，他开车一直回到了基地。 5英里之外，冬天的灯光在晚暮中微弱地闪烁着，一名身穿袈裟、头戴大礼帽的矮个子神父，以轻快而交替的步子穿过积雪，低着头快速地走进了斯拉夫亚尼斯基广场上的圆顶教堂。5分钟之后，格里申上校也来了。 “你似乎感到很不安。”上校平静地说。 “我怕得要死！”神父说。 “不要怕，马克西姆神父！道路是会有曲折的，但是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告诉我为什么大主教突然离开了？” “我不知道！21号上午，他接了一个电话，是从特里尼蒂圣谢尔久斯修道院打来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是他的私人秘书接的电话。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时，是通知让我收拾行李的时候。” “为什么？” “后来我知道原因了，是那个修道院邀请了传教士格列戈尔神父去说教，大主教决定去参加。” “因此，他亲自给格列戈尔授权，让他进行卑鄙的说教！”格里申急促地说，“他一句话都不需要说，亲自去参加的行动就足够了。” “不管怎样，我还是询问，是否需要我也去？秘书说不用了；陛下带了一名哥萨克人做司机与他的秘书一起去的。那两名修女被放假或去探亲了。” “你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神父！” “我怎么会知道那天晚上有人要来？”神父悲哀地问道。 “继续说！” “后来我不得不给民兵打了电话。说那名哥萨克卫兵的尸体躺在楼上。上午我给那个修道院打了电话，是秘书接的电话。我只是说有带枪的夜贼闯入，并开枪打死了人，其它什么也没说。但是，后来民兵改变了说法。他们说，那场袭击是冲着大主教去的。” “然后呢？” “秘书又给我回了电话。他说，大主教非常烦恼。他使用的词语是颤颤嗑嗑的，主要是因为哥萨克卫兵的被害。不管怎样，他还是在那个修道院呆到昨天才回来。他回来的主要原因，是要主持那名哥萨克卫兵的葬礼，然后这个卫兵的尸体将被送回到巴屯，他的亲属那里。” “这么说他回来了，你给我打电话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吗？” “当然不是！主要是关于竞选的事情。” “你没有必要为竞选的事情担心，马克西姆神父。虽然我们受到了一定的损失，但是第一轮投票肯定要淘汰代理总统。在决赛中，伊戈尔·科马罗夫肯定要战胜共产党的久加诺夫。” “我要说的就是这件事，上校！今天上午，根据大主教的请求，大主教去新红场与代理总统进行了私人间的秘密会略。似乎有两名民兵的将军和其他的人在场。”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赶回来吃的午饭，他与他的私人秘书在他的书房里，研究伊万·马尔科夫的最后决定，当时我在书房里干活，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我。” “他们讨论什么内容呢？” 马克西姆·克利莫夫斯基神父浑身发抖，像是一片被风吹散的树叶。他手中拿着的蜡烛也不断地颤抖，烛光不停地在墙上那张圣母和圣子图画的脸部晃动。 “要镇静，神父！” “我无法镇静，上校。你必须理解我！我已经尽了全力来帮助你，因为我坚信科马罗夫对新俄罗斯的构想。但是，我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那场对住宅的袭击，今天的会见……所有这一切，都太危险了！” 他退缩了，但是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他的上臂。 “你已经陷得太深了，现在拔出来太晚了，马克西姆神父！你没有其它的路可走了。你回去后，一方面在餐桌旁服务，不要理睬那个哥萨克人和陛下的命令。另一方面，你再等21天，伊戈尔·科马罗夫和我就会胜利了。那时，将会把你提升到梦想不到的职位。现在告诉我，他们与代理总统会面时讲了些什么？” “不会有竞选了！” “什么？” “唔，竟选还是要举行的，但是科马罗夫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他们不敢！”格里申低声说，“他们不敢将伊戈尔·科马罗夫列为不合适的人选！这个国家里，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支持我们的！” “还不止这些，上校！显然那些将军们也支持他们的观点。老将军被害和谋杀银行家的企图，似乎已经激怒了那位民兵将军和大主教。” “激怒到什么程度？” “1月1日，就是元旦那天，他们认为，人人都要像往年那样庆祝新年，不可能在那天进行联合行动。” “什么每个人？什么行动？你解释清楚！” “你们的每个人，你指挥的每一个人，保卫你们自己的行动。他们已经集中了一只4万人的队伍。包括总统卫队、SOBR和OMON的快速反应部队、一些特种部队以及内务部驻扎在城里的精华部队。” “他们不会的，他们没有证据。” “显然，有一名黑色卫队的军官，已经准备出来作证了。我听见秘书也是这么问，大主教是这样回答的。” 格里申上校站在那里，像是触电了。他的一半大脑告诉他，这些畸形的人没有胆量这么做。他的另一半大脑告诉他，这也许是真的。伊戈尔·科马罗夫从来没有屈尊到杜马的圈里。他一直是一名政党领袖，但是他不是杜马成员，因此他在议会里面根本说不上话。他自己，阿纳托利·格里申也没有这个资格。 假如，真的有一名黑色卫队的军官出来作证，莫斯科的国家检察院将签发拘留证，至少把他们拘留到大选日期以后。 作为一名预审员，格里申目睹过人们在极度恐慌时的举动：跳楼，卧轨，触电而死。 如果代理总统和他周围的人、他的总统卫队、反黑帮的警察将军和民兵指挥员都意识到：如果科马罗夫执政会给他们带来厄运，那么，他们就会处于那种极度恐慌的状态。 “回到住宅去吧，马克西姆神父！”他最后说，“记住我说过的话，你已经走得太远了，当局是不会饶恕你的。对于你来说，JPF必须赢得大选。我想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你所听到的一切，每一项的进展情况，每次会面和每次会议的情况。从现在起，直至元旦。” 受惊的神父带着感激的心情急忙离开了。六个小时之后，他的老母亲患了急性肺炎。他向大主教请假，大主教亲切地批准他回家，直至他的母亲康复为止。天黑时，他已经坐上了开往日托米尔的火车。他想，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已经按照要求办了所有的事，甚至做了更多的工作。但是米迦勒和他的天使们，不让他再在莫斯科停留片刻了。 那天晚上，蒙克正在给西方写最后一封信。他的计算机已经坏了，他只好用大写字母慢慢地认真手写，直到写满了两大页书写纸。然后，他用奥马尔·古纳耶夫给他带来的小型照相机，在台灯下面对每页纸反复拍照了好几次。最后，他把信的原稿烧掉了，把灰烬扔进厕所的马桶里冲走了。他在黑暗中，将已曝光的胶卷从照相机里取出来，把它放到它的小包装罐里。那个小瓶还没有他的小指尖的上关节大。 9点半，穆罕默德和他的其他两名保镖开车，把他送到他指定的地址。那是一间简陋的住所，是一个独立的村舍，位于莫斯科的东南郊外。 开门的老人留着胡须，干瘦的身躯，穿着一件羊毛套头衫。蒙克不可能知道，他曾经是莫斯科大学的一名令人尊敬的教授，他曾经由于为他的学生发表了一篇呼吁民主政府的文章，而与共产党的政体绝交了。 那已经是改革前很久之前的事了。后来，他还是被平反了，但是太晚了，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平反后他得到了政府发的一点养老金。当时，他侥幸没有被送到集中营里，但是已经失去了工作和住房，被降为大街上的清扫工。 共产党统治时期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罪人由于反对苏联的活动没有被送进集中营，当局会取消他的所有生活保障系统。即使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理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也不得不去劈柴。 他能够活下来，主要应归功于一名与他年龄相仿的人的资助。那一天在大街上，有个人站在他的旁边，他用可以交流的、但英国口音很重的俄语与他谈话。他从来不知道奈杰尔·欧文的名字；他称呼他为狐狸。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那个大使馆的间谍说，只是时常伸出一只援助之手的小事情，没有什么风险。他建议俄罗斯教授接受他的资助，那一百美元的钞票，仅能维持生活。 20年后这个冬天的夜晚，他两眼望着门口的这位年轻人，询问他有何事。 “我有一点东西需要转交给狐狸。”蒙克说。 老人点点头，伸出了一只手。蒙克把那个小瓶子放到他的手掌里，老人退回到屋里，关上了门。蒙克转身回到了车里。 半夜，小马尔蒂的一条腿上绑着那个小瓶子被放飞了。数周之前，米奇和夏兰从芬兰出发，长途驾驶来到莫斯科，他们把马尔蒂带到了俄罗斯，夏兰查阅了俄罗斯的地图，找到了这个模糊的住址，他把马尔蒂交给了这栋房子的主人。 马尔蒂在它的壁架上站了一会儿，然后展开翅膀，盘旋着飞入莫斯科上空的寒夜之中。它飞到了1000英尺高空，那里极其寒冷，可以将活人冻成僵尸。 国际通信公司的一颗卫星正好在俄罗斯这片冰冷的上空飞行。它按照指令开始向莫斯科发射下行的加密信息：“孩子，你在那里吗？”它并没有意识到它的电子娃娃已经被摧毁了。 在莫斯科郊外，FAPSI网络的监视员正在进行计算机扫描。如果，格里申上校要求查找的那个外国间谍的信号一出现，他们的雷达立即就能显示出疑点，于是辐射三维仪就能将信号发射源的范围缩小到某一个建筑物。 那颗卫星飞走了，没有捕获到信号源。 在马尔蒂的小脑袋里，仍然有三年前出生地的印象，它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北面。他迎着寒风越过黑暗朝北飞行，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它脑子里只有一个信念，赶快回到属于它自己的家去。 没有人看见它。也没有人看见它离开了莫斯科，或者在圣彼得堡的灯光下，也没有人看见它跨过了右边的海岸。它带着信件和回家的信念不停地飞行。离开16个小时之后，它感到饥寒交迫，终于回到了赫尔辛基郊外一个阁楼里。一双温暖的手把信件从他的腿上取下来了，三个小时之后，奈杰尔·欧文爵士在伦敦阅读了那封信。 读完信之后，奈杰尔·欧文爵士笑了。这封信写得十分详细。蒙克还有最后一项任务，然后他就可以脱离危险，平安回家了。但是，即使欧文也无法确切地推断：这个独行其事的弗吉尼亚汉子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当马尔蒂在他们头顶上盘旋的时候，伊戈尔·科马罗夫和阿纳托利·格里申正在该党领袖的办公室里的会议室里开会。他的总部的其它房间里都没有人了，只有卫兵在一楼站岗。室外的黑暗中，警犬在自由地撒欢。 科马罗夫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他的脸色在台灯下显得十分苍白。格里申刚讲完话，他向爱国武装联盟的领袖汇报了他从那个叛徒神父嘴里得到的消息。 格里申讲话时，科马罗夫似乎萎缩了。他以前那种冷冰冰的自我控制能力消失了，那种果断的气质似乎不见了。格里申了解这种现象。 大多数可怕的独裁者突然被剥夺权力时，都会有这种反应。1944年，意大利的领袖墨索里尼，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衣衫褴楼、四处逃窜的小人物。 一些企业界的大亨，被银行没收了抵押物，喷气式飞机被查抄了，豪华轿车被扣押了，信用卡的钱被提走了，高级职员辞职了，不牢靠的计划破灭了，往日敏锐的头脑，也会变得不知所措。 格里申了解这种情况，因为他看见过将军和部长们在他的地窖里被吓得挤作一团的样子，曾经是威武一时的政党领袖，一下子降到了听候处置时的可怜样子。 情况变得很糟糕，他已经没有任何威力了。他的末日已经到了。他一直看不起库兹涅佐夫玩弄语言和形象的游戏，似乎一份官方公报能够产生权力。在俄罗斯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过去一直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竟是那个他最仇恨的美国人。UPF总统似乎已经没有主意了，他几乎准备按照格里申的建议去做一切事情。 阿纳托利·格里申无意向代理总统伊万·马尔科夫让步。他不能没有伊戈尔·科马罗夫，他要挽救这种局面，然后登上那梦寐以求的宝座。 伊戈尔·科马罗夫的内心世界很复杂，在这么短时间内就遭受这么大的灾难，他觉得自己的心情与理查德二世差不多。他搞不懂这种变革是怎么发生的，但是他能感觉到，时局在一步步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在去年11月初，似乎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赢得1月份的总统竞选。在这个国家内，他的政党比其它组织的实力强两倍都不止。他的演说抓住了民众的心，民意测验表明他的公众支持率为70％，足以赢得一次竞选。 他的政治对手处于混乱之中，要么因为缺少资金而退出竞选，要么对民意测验的结果绝望了。在他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之后，那些善于投机取巧的人开始蜂拥而来，尽力讨好他。在11月，他的政治上的胜利似乎已经定局。 黑色宣言的被盗，曾经一度使他陷入极大的烦恼之中。但是，由于7月中旬以来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也就放心了罪犯已经受到惩罚，那个自作聪明的外国记者被根除了。后来的几个月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俄罗斯继续向总统竞选的顶峰迈进。 他简直不相信，一个外国特工能给他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他在照片里见过那个特工的面孔。他的印刷厂被破坏了，报刊杂志无法正常出版，这些都是令人十分气愤的事情，但并不是致命的因素。破坏和暴力是俄罗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格里申上校一直按照他的命令，不断地进行破坏和暴力活动。然而他的电视转播频道被关闭了，这件事情是个导火索，他被激怒了，并被它搞糊涂了。 他蔑视教堂和所有的牧师，因此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大主教要求恢复君主制的疯狂主张，他也不相信阿里克谢二世能对俄罗斯人民有任何真正的影响。 难道他们，人民所拥护的人不是他吗？难道他不是人民的救世主吗？他们不是指望他来建立一个新秩序，靠他净化他们的俄罗斯土地吗？当他们拥有伊戈尔·维克托罗维奇·科马罗夫之后，上帝还有什么用呢？ 他可以理解为什么犹太人贝尔施泰恩要与他作对。如果，那个干涉内政的美国人给他看了那份宣言，他是会作出那样的反应的。但是那位将军有什么理由呢？尼古拉·尼古拉耶夫为什么要谴责他？他难道不知道，俄罗斯的军队将有多么辉煌的前景吗？那位库尔斯克的苏联战斗英雄，真的担心几个犹太人和车臣人的命运吗？ 经受了《消息报》的访谈和转播频道被关闭的双重打击之后，他最终认识到：受某人操纵而形成了与他对抗的联盟，有多么强大的实力！ 然后是多尔戈鲁基的黑手党，对他们的设施发动的袭击已经使他们恼羞成怒，接着是新闻媒体大做文章。不管怎样，他们注定是要被镇压的——教堂、黑手党、自由新闻机构、犹太人、车臣人、外国人——他们都将会受到惩罚的。 “那四次企图暗杀我们敌人的行动是个错误！”他最后说。 “总统先生，它们在战术上是很合理的。那三个人，只是侥幸当时没在现场。” 科马罗夫哼了一声。或许是运气不好，但是对此事的反应更糟糕。新闻单位是如何把他牵涉到事件中去的？泄密的人是谁？以前新闻界记者总是倾听他的每一个字；现在他们竟然辱骂他；那个记者招待会，简直是一场灾难！那些外国记者提出的都是些放肆无礼的问题，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傲慢的人。库兹涅佐夫负责操办的这个招待会。在以前的私人会谈中，他一直受到尊敬，记者认真倾听他的观点，一直同意他的看法。于是，这个年轻的傻瓜就提出了，召开那次记者招待会的建议…… “你对你的消息来源有把握吗，上校？” “是的，主席先生！” “那么，你相信他吗？” “当然不相信。我相信他的欲望。他是那种惟利是图的腐败分子，追求晋升和酒色之徒的生活，这两项我都答应他了。他透露了，那个英国间谍对大主教的两次拜访，以及那个美国特工的两次访问。您读过了蒙克第二次与大主教会面的录音带的文字材料，我根据其中所提到的，对我们的威胁作出决定：要使反对派永远安静下来。” “但是，这一次……他们真有胆量向我们发起进攻？” “我认为我们应该重视它。用拳击的术语说，叫做毫不留情。我们的傻瓜代理总统无法战胜你，但是他或许能战胜久加诺夫。指挥民兵的将军们及时意识到了，你的清除计划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可以利用UPF与黑手党的财务联系，捏造理由控告我们。是的！我认为他们有可能要试一试。” “假如你是他们，作为一名策划者，你会怎么办呢，上校？” “完全一样！当那个神父向我述说，他在桌子旁等候时，听到的大主教所说的讨论结果，我开始时也不相信他说的话。但是，后来我越反复考虑，越觉得它能说明问题。1月1日的黎明是一个极好的时间。有什么人能摆脱头一天晚上熬夜的影响？有哪些卫兵能够仍然清醒？谁能快速果断地作出反应？大多数俄罗斯人，在新年早晨都站不起来，除非他们被关在营房里不喝一滴酒。是的，这样做很有意义。” “你在说什么？我们要完蛋了吗？因为一个惊慌失措的怀有野心的政治家，一个充满幻想的神父和一些越级提升的民兵，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吗？我们的伟大设想永远不会实现吗？” 格里申站起来，从书桌上探身过去。“我们所有的付出，就得到了这种结果吗？不，总统先生！成功的关键在于了解敌人的企图。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他们逼我们只能作出一种选择。抢先进攻，先发制人。” “进攻？对谁进攻？” “占领莫斯科，主席先生！占领俄罗斯。一夜之间，莫斯科和俄罗斯就将控制在您的手中。新年除夕，我们的敌人将举行庆祝新年的活动，他们的部队直到黎明才能出军营。我可以组织一支8万人的武装，除夕夜里，完全占领莫斯科，一旦莫斯科到手，整个俄罗斯就不成问题了。” “政变？” “这种事情以前就发生过，总统先生。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中出现过，许多有先见之明的果断决策者，他们抓住了瞬间的机会，夺取了国家的权力。墨索里尼占领了罗马即获得了整个意大利。希腊的上校夺取了雅典，即获得了整个希腊。没有内战，只是一场快速进攻。战败者逃跑了，他们的支持者吓破了胆，进而寻求联合。到元旦那天，俄罗斯就是您的了。” 科马罗夫陷入了沉思。他将占领电视台，将向全国发表讲话。他将声称：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反人民的共谋分子取消总统大选。人民会相信他的。那些将军将被逮捕，上校们为了得到提升，必然会站到他这边来的。 “你能成功吗？” “主席先生，在这个腐败的国家里，用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这就是祖国需要伊戈尔·科马罗夫的原因，将这个肮脏的地方冲刷干净。我可以用钱买到我所需要的所有军队。给我下命令吧，元旦的中午，我将把您领人克里姆林宫的国家公寓里。” 伊戈尔·科马罗夫用手托着下巴，两眼盯着记事簿。几分钟之后，他抬起双眼与格里申上校的目光相遇了。 “干吧！”他说。 假如，要求格里申在四天内从零做起，组建一支夺取莫斯科的武装队伍，他会永远无法完成这项任务的。但是他并不是白手起家。几个月来，他已经意识到一旦伊戈尔·科马罗夫赢得总统选举，紧接着的就是要实施军事力量转移计划，要开始把所有的政府武装力量转交给UPF。科马罗夫将负责政治方面的事物，他要正式废除各个反对党派。他自己的任务是要征服或者缴械并解散所有的政府武装。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早就下手做了准备工作，他已经将政府的武装力量分为团结的对象和明显的敌人这两大部分。后者主要包括总统警卫队，这是一支由3万人组成的武装力量，其中2000人驻扎在莫斯科市内，仅克里姆林宫里面就部署了1000人。 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谢尔盖·科林将军，他是叶利钦手下声名狼籍的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的继承人，他们都是已故切尔卡瑟佐夫总统提名任命的军官。他们将为保卫合法的政权而与政变分子进行战斗。 在他们的后面是内政部管辖的约有15万人的武装力量。格里申感到庆幸的是，这支庞大的队伍，大部分都分散部署在俄罗斯各地，首都内仅有5000人。MVD常务委员会的将军们，不久就会发现他们将被第一批用运牛卡车运往古拉格劳改营，正像其他总统候选人一样，他们会意识到，新俄罗斯将不存在容纳他们的空间，她将是格里申的黑色卫队的天地。 排在第三位的是，与多尔戈鲁基黑手党水火不相容的，MVD管辖的联邦反黑帮组织和GUVD管辖的莫斯科城市卫队，前者驻扎在日特尼广场，后者位于沙波拉夫卡街，由彼得罗夫斯基将军指挥，这些武装人员都将被逮捕扣留。在格里申统治下的俄罗斯，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收留这两个部门的人员，再加上他们的快速反应部队，OMON和SOBR，毫无疑问，这个地方就是劳改营，或者是执行死刑的法场。 然而，在1999年即将崩溃的俄罗斯的土地上，还有许多政府或私人武装是可以团结或收买的力量。取得胜利的关键是，要使他们的队伍察觉不到内部的混乱和不和，最终变得无能为力。 他自己身边的武装是6000人的黑色卫队和2万人的青年战斗兵团。前者是他近年来精心培育的一支精锐部队。它的军官全部来自战斗经验极为丰富的前特种部队、伞兵部队、海军和MVD，都通过了残忍的入会仪式上的冷酷考验，对极右党团无限忠诚。 然而，在最高级的40名军官中肯定有一名叛徒。显然有人与当局和媒体取得过联系，有人谴责12月21日的四次暗杀行动是黑色卫队实施的行动，这个推论太快了，不可能是自发产生的。 他别无选择，只好扣留并且隔离那40名高级军官，这件事要安排在12月28日。审讯和揭露叛徒的工作只好放在以后进行。为了保存士气，就从下一级军官里提拔补缺，对他们说，他们的指挥官正在外地接受轮训。 格里申注视着一张放大了的莫斯科地图，他正在准备他的新年除夕的战斗计划。他的最大优势是那一天莫斯科的街道几乎是空的。 在俄罗斯，新年欢庆宴会十分重要。实际上，新年除夕的下午人们根本就不工作了，俄国人都带着大量的白酒回到自己的小家，或者去参加他们准备欢度除夕的集体宴会了。下午3点半，夜幕就开始降临，在那之后只有那些急于补充酒库的人，才冒险进入寒冷的黑夜。 每一个人都要庆祝一番，包括那些不幸的夜间看门人和完成最基本工作的基干人员，这些人不能放假回家，他们就把酒带到工作单位来喝。 根据格里申的计算，到6点钟，街道就属于他自己的了。6点以后大部分政府机构的办公楼里，除了夜间值班人员之外其他人都会离开了，到10点钟即使营房里的士兵也无法保护自己了。 一旦他的进攻部队进入了莫斯科，放在第一位的事情就是，从外围封锁莫斯科。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青年战斗兵团。有52条主要和次要道路能通往莫斯科，要全部封锁这些道路需要104辆重型卡车，卡车里要装有水泥等沉重物质。 他把青年战斗兵团分成104个小组，每个小组，都委派一名经验丰富的黑色卫队军官担任指挥。卡车可以从长途货运老板那里租赁，或者在新年除夕的上午就地盗窃。在指定的时间内，每一对卡车必须就位，它们从交叉路口开始行动，卡车面对面地横放在路口，然后固定不动。 在每一个进入莫斯科的交通要道上，莫斯科与周围各州的边界上，都有一个MVD民兵哨位标记。它是一个小棚，里面有几个感到厌倦的新兵和一部电话，一辆停在那里的装甲输送车。在除夕夜，装甲输送车将会无人值守，因为士兵们都将在棚里庆祝新年。至于那条格里申需要进城使用的惟一公路，这个哨位必须“剔除”。对于其它的哨位，青年战斗兵团的士兵们，将在市内下一个交叉路口处，把他们的卡车横放在路中央，让民兵像往常一样照常喝酒灌醉。然后约11人一组的青年战斗团员们，将埋伏在卡车面朝市里这边，阻止任何援兵进入莫斯科。 在莫斯科城内，他需要对七个目标发起进攻，其中五个次要目标，两个主要目标。由于他的黑色卫队大部分都驻扎在城外乡下的五个基地里，城内只有一个小营房为科马罗夫的住宅提供保安，最容易的进城方法是，五路分别驱车进城。但是要协调行动，就要有大量的无线电通信业务。他更喜欢在无线电寂静的状态下，把整个部队拉进城。因此他赞成一次性全部使用卡车队的计划。 由于他的主要基地是在东北面，他决定在12月30日将60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全部集中到那个基地，士兵们将乘车沿着主要公路向莫斯科进攻，他们将从亚罗斯拉夫斯克亚出发，穿过米拉大道，接近内环路。 他的两个主要目标之一是奥斯坦基诺农奴的综合电视大楼，它距内环路只有几十米远，他打算在6000人当中，分出2000人进攻这个大楼。 剩下的4000人由他亲自指挥，他将向南行驶，越过奥林匹亚体育场，跨过环形路，直插到莫斯科的中心，夺取最高级奖品——克里姆林宫。 “克里姆林”是‘堡垒’的意思，在俄罗斯，每一个古老的有围墙的城市，中心都曾经有自己的堡垒，长期以来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一直是最高权力的象征，是最高权力的具体体现。他必须在黎明前拿下克里姆林宫，征服它的卫戍部队，使它的无线电室无法求援，或者走另一个极端。 他打算把五个次要的目标交给将要结盟的四支武装部队，尽管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这些目标是特沃斯卡亚街上的市长办公室，那里有一个可以发出求援信号的通信室；日特尼广场的内务部，它的通讯网络与俄罗斯各地的MVD私人部队相连接，而且与隔壁的OMON营房联在一起；新红场内及其周围的总统和政府部门的综合建筑；GRU营房所在地的克迪思卡飞机场，如果政府向伞兵部队求援，那里将是一个理想的降落场；以及议会大厦，俄罗斯杜马所在地。 1993年，鲍里斯·叶利钦曾经将他的坦克炮口对准了杜马，迫使造反的国会议员们，举着双手从杜马大楼里走出来，那栋大楼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四年来杜马已经转移到马术练习广场，前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办公室，但是那栋损坏的大楼修复之后，俄罗斯议会又搬回到新阿尔巴特街的白宫里去了。 在新年除夕，市长办公室、杜马和新红场的部长大楼将都是空壳，用炸药把门炸开后，很容易就能夺取过来。如果反黑帮部队或者在老飞机场的一小撮伞兵部队和陆军情报军官进行反击，OMON的营房里和克迪恩卡基地有可能发生一些战斗。他打算把这两个目标，交给他将花钱雇来的特种部队。第八个，也是任何政变中最明显的目标将是国防部。这座位于阿波特斯基广场的大型灰色石材建筑物内的工作人员也将不多了，但是它的中心有一个通信总部，在那里可以立即向俄罗斯全国各地的任意一个陆军、海军和空军的部队即时通信。他没有派部队去攻打那个地方，因为他对国防部有特殊的计划。 在俄罗斯，要为任何极端右翼党派的政变，寻找支持者并不难。其中首先可以选择的就是联邦安全局（FSB）。这个单位的前身，就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克格勃强大的第二总局，这个庞大的机构，过去经常按照政治局的命令，对苏联国内各个阶层的反叛分子进行镇压。自从实行了那个所谓的民主理论之后，它过去的那些权力已经衰落了。 FSB的总部在著名的克格勃中心所在的广场内，现在改名叫卢比扬卡广场，它后面那个令人恐惧的卢比扬卡监狱也同样出名。它仍然负责反间谍工作，其中有一个专门的反组织犯罪的部门。但是后者的效果仅是彼得罗夫斯基将军的GM的一半，因此并没有激起多尔戈鲁基黑手党的报复行为。 为了补充其人力，FSB指挥了两个快速反应部队，阿尔法小组和威姆拍尔小组，俄语的意思是“旗帜”。 这两支队伍曾经是俄罗斯最精锐的、最可怕的特种部队，有时有人将它们乐观地比喻为英国的英国空军特别部队（SAS）。但是，它们存在一个是否忠诚的问题。 1991年国防部长和克格勃的主席两人合谋发动了一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那场政变失败了，但是它导致了戈尔巴乔夫的下台，叶利钦掌权。阿尔法小组最初参加了政变，他们中途改变了主意，允许叶利钦从杜马中出现，他跳上了一辆坦克，变成了面对世界的英雄。当身受创伤的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的软禁中得到释放，飞回莫斯科之后，他发现他的老对手叶利钦正在执政，当时阿尔法小组的问题正悬而未决，威姆拍尔小组也是同样的情况。 到1999年，这两个全副武装、配备冷酷士兵的小组，仍然不足以信赖。但是对格里申来说，它们有两个优势。像许多特种部队一样，他们有许多有经验的军官和军士，生手很少。这些老战士的政治倾向极右：他们反对闪族人，反对少数民族，并且反对民主。第二条是他们已经六个月没有发津贴了。 格里申的承诺很迷人。恢复克格勃的旧势力，一支真正的精锐部队应该享受超级待遇，双倍的津贴，从现在开始。 在新年除夕，威姆拍尔部队要带上武器，离开军营，去进攻克迪恩卡飞机场和陆军基地，拿下这两个地方。阿尔法小组负责内务部和邻近的OMON营房，另外派了一个连，去攻打沙波拉夫卡街后面的SOBR营房。 12月四日，格里申去莫斯科郊外的那座华丽的乡村住宅，参加多尔戈鲁基黑手党主持的一个会议。他在这里见到了他们的头目，并向该黑手党的最高委员会讲了话。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会议。 该黑手党人所关心的是，他需要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作出详细的解释。彼得罗夫斯基将军发动的袭击仍然在刺痛着他们的心。作为资助人，他们要求他作出解释。 听到格里申的讲话，在场的黑手党人的情绪发生了变化。当他讲到有人计划在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中把伊戈尔·科马罗夫宣布为不合适的人选时，在场的人都惊慌起来。他的竞选是否成功，与他们都有利害关系。 格里申说，这一想法目前已经被另一个方案所取代：政府准备逮捕科马罗夫，并摧毁黑色卫队，这无疑是对他们的一个重大打击。一小时之内，黑手党分子反过来开始咨询他的建议。当他宣布了他的拟定解决方案后，他们都惊呆了。犯罪、欺骗、黑市交易、勒索、麻醉药、卖淫和谋杀都是他们的专长。但是，政变确实是风险太大。 “这只是一个最大的偷窃行为，它盗窃的是共和国！”格里申说，“如果拒绝它，你们将继续被MIO、FSB以及类似的组织所追捕。接受它，这片土地就属于我们的了。” 他说的土地包括了国家、领土和领土内所有的财产。 在桌子的顶端，黑手党分子中一位长者，一个“天生的贼”，他像他的父亲和他所有家族里的人一样，出生在黑社会里，是他们当中最像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头目的人，他凝视着格里申，看了很长时间。其他人都在等待着。然后，这个匪徒开始点头了，他那布满皱纹的脑袋，上下点头表示同意。最后一笔款项达成了协议。 这也是格里申所需要的第三支武装队伍。莫斯科城里800家私人“保安”公司，其中有200家是多尔戈鲁基的前线部队。他们将提供2000人，全部是全副武装的退役士兵或者是克格勃枪手，800人去袭击并占领那个空的白宫，杜马所在地。1200人去进攻总统办公室及其政府部门，那里在新年除夕夜也将是空的，它们都集中在新红场。 在同一天，贾森·蒙克拨通了彼得罗夫斯基将军的电话。他仍然住在SOBR的营房里。 “哪位？” “是我，你在干吗呢？” “我干什么与你有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在整理行装？” “你是怎么知道的？” “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想与家人在一起度过新年的除夕夜。” “我的飞机一个小时后起飞。” “我认为你应该取消飞行。新年除夕还会有的。” “你在说什么呀，美国人？” “你看过了上午的报纸了吗？” “看了一些，为什么要问这件事？” “那里有最新的关于民意测验的评分。上面有关于格里申和科马罗夫那天召开的记者招待会的评论。那些数字表明他的支持率为40％，仍然在继续下降。” “这么说，他没有希望当选了。我们有新共产党的久加诺夫可以替代。我应该做些什么吗？” “你认为科马罗夫能够接受这个现实吗？我曾经对你说过他精神不健全。” “他不得不接受它。如果，他一夜之间失去了机会，他就没有希望了，现实就是这样。” “记得在那同一天晚上，你对我讲的话。” “什么话？” “你说：假如俄罗斯政府遭到袭击，政府会保卫自己的。” “你又了解到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怀疑。你难道不知道怀疑心是俄罗斯人的专长吗？” 彼得罗夫斯基眼睛盯着话筒，然后又看了看，堆在营房房间里的窄床上收拾了一半的行李。 “他不敢！”他平淡地说，“没有人敢。” “以前的那个国防部长和克格勃主席就做过了。” “那是在1991年，现在情况不同了。” “就因为他们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为什么不来在城里度这个假期？仅仅是为了防止万一。” 彼得罗夫斯基放下电话，开始打开行李。 12月30日，格里申在一家啤酒酒吧里召开的会议上，敲定了他的最后一个联合对象。他的对话者只是一个啤酒肚的白痴，但是他最有可能是指挥新俄罗斯运动的街道匪徒。 尽管该组织的名字不寻常，NRM只不过是一伙松散的极右分子，这些暴徒都又文身又剃着光头，他们靠抢劫获取资金，以虐待犹太人取乐，他们习惯于以俄罗斯的名义向过路人尖声喊叫。 格里申把一捆美元拿出来，放在他们之间的桌子上，那个NRM的人急切地望着它。 “我可以随时提供500名好小伙子，”他说，“什么任务？” “我会派我的黑色卫队的五个人到你这儿来的。战斗中你们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否则就取消我们的交易。” 战斗命令听起来不错，就是那种军事命令。NRM为能够成为新俄罗斯的战士而感到自豪，虽然他们从来没有与UPF合作过。他们并不喜欢受纪律的约束。 “目标是什么？” “新年除夕10点到半夜之间，突袭并占领市长办公室。有规定：黎明之前不许喝酒。” NRM指挥官思考了一下。虽然他很愚钝，但是他能够感觉到UPF正在进行一个大的军事行动。从时间上考虑，也应该是这样的。他从桌子探身过去，他的手接近了那一捆美元。 “行动结束后，把犹太人交给我们。” 格里申笑了：“是我个人的礼物。” “成交！” 他们NRM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在普希金广场集合，那里离莫斯科市政府的大楼只有300码远。它很好辨认。那个广场的对面就是麦克唐纳快餐店。 格里申在开车离开的路上陷入了沉思，在适当的时候，确实应该考虑莫斯科的犹太人的问题了，也应该考虑NRM这些社会渣滓的问题。把他们都放在一辆向东行驶的火车上不是很有趣吗？把他们都送到集中营去。 31号上午，贾森·蒙克再一次拨通了彼得罗夫斯基将军的电话。他在沙波拉夫卡大街GUVD总部的办公室里，那里只剩下一半的工作人员了。 “还在你的岗位上？” “是的，该死的！” “GIJVD有直升飞机吗？” “当然有！” “它能在这种天气飞行吗？” 彼得罗夫斯基从有木栅栏的窗户向外望去，低空中有淡灰色的云彩。 “虽然无法飞到云层上面，我想在云层下面是可以飞行的。” “你知道格里申在城外的黑色卫队营房的位置吗？” “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找到。为什么要问这些？” “你为什么不飞到他们所有的营房上空去看一看？” “我为什么要去？” “如果他们是热爱米拉的公民，所有的营房都应该亮着灯，人人都呆在温暖的室内，午饭前少喝一点酒，为晚上无恶意的庆祝活动做准备。去看看吧。四个小时后，我再给您打电话。” 当蒙克的电话打回来时，彼得罗夫斯基被征服了。 “其中四个营房似乎已经关闭了。他自己的营房，东北边的那个营房云集了许多人。正在给好几百辆卡车装货。他似乎把所有的军队都集中到那个营房里去了。”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将军？” “你告诉我吧！”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不喜欢这样做，他们好像是要进行夜间演习。” “在新年的除夕？别神经病了。在新年的除夕，每一个俄罗斯人都会喝醉的。” “我的观点完全一致。到半夜时，莫斯科的每一名士兵都会喝得醉烂如泥。除非他们接到不许喝酒的命令。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命令，但是我说过了，还会有许多的新年除夕。您认识OMON团的指挥官吗？” “当然认识，科兹洛夫斯基将军。” “总统卫队的指挥官呢？” “认识，科林将军。” “他们两人现在都与他们的家人在一起。”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你看，坦率地说，假如发生最坏的事情，假如科马罗夫最终能赢，您、您的妻子和女儿会有好日子过吗？难道守一夜不值得吗？难道不值得打几个电话吗？” 他放下电话后，贾森·蒙克拿起了一张莫斯科及其周围农村的地图。他的手指在首都的东北区域转来转去。科兹洛夫斯基说过，格里申和黑色卫队的主要基地就在这里。 在东北部，主要的公路是亚罗斯拉夫斯克亚，然后变成米拉大道。它是主动脉，他通过奥斯坦基诺农奴电视楼。然后，他开始打电话了。 “奥马尔，我的朋友。我最后请你帮个忙。是的，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我需要一辆带电话的轿车，要用整个晚上……不，我不需要穆罕默德和其他伙计。那将会扰乱他们的新年宴会。只需要一辆车和一部电话。还有一把手枪，假如不会有太大的麻烦的话。” 他听到电话那边传来了笑声。 “是否有特殊的事情？好吧……” 蒙克回想到了福布斯城堡。 “你会得到一名瑞士小姐的，是吗？” 第二十章 在莫斯科的西面跨越两个时区，气候就完全不同了，晴朗朗的天，气温很少低于零下2度，机械工悄悄地穿过树林，向领主之宅邸驶去。 如平时一样，他十分谨慎地准备了他的欧洲之行，因此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他是开车来的，飞机上很少允许携带枪支，但是汽车里有许多可以藏枪的地方。 他在莫斯科注册了一辆富豪汽车，一路上经过了贝拿勒斯和波兰，根本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的证件表明他是一名俄罗斯商人，要去德国参加一个会议。他的车通过了检查，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 俄罗斯的黑手党在德国的根基很牢靠，他到德国后，把他的富豪汽车换成了一辆在德国注册的奔驰车，很容易就搞到了一支猎枪，然后又继续西行。 由于欧洲联盟国之间都签署了互免签证协议，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实际上不存在了，他超过了一溜其它在途中行驶的车辆，只有一个讨厌的海关官员朝他招了招手。 他搞到了一张目标地区的放大比例的地图，辨认出离目标最近的村庄，然后找到了领主之宅邸。他按照道路入口的牌示穿过了那个村庄，找到了目标后，又继续行驶。 他在距这个村庄50英里以外的一家汽车旅馆，度过了大半夜，黎明前又驾车回来，在距离领主之宅邸两英里远的地方停下了车，步行走完了剩下的路程。他穿过树林，出现在房屋后面一排村的边缘处。当冬天虚弱的太阳正在升起的时候，他在一棵大山毛树的树干上找了一个可以半躺半坐着的位置，安顿下来后静静地等待着。从他坐的位置可以俯瞰300码远的那栋房屋及其院子，而他躲在树后面，别人是无法看见他的。 大地恢复了生机，小公鸡跑到离他只有几码远的地方，怒视着他，然后匆匆跑开。两只松鼠在他头顶上的山毛树枝上嬉戏。 9点钟，院子里出现了一个人。机械工举起了他的双筒望远镜，稍微调了一下焦距，知道那个人看起来就像在50英尺远的地方，那不是他的目标。那是一名男仆，他从院墙下的小棚里拿了一篮子碎木材，又回到屋里去了。 院子的一边有一排马房。其中两个饲厩里贮有饲料。一匹枣红色的大马和一匹栗色大马正将马头从半人高的门里探头出来。10点钟，一个女孩从屋里出来，给它们添了新鲜的干草，它们有东西吃了。然后，它们把头又探回去了。 就在中午之前，一个年纪较大的人出现了，他穿过院子，轻拍着马的笼套。机械工在他的双筒望远镜里研究着那个人的面孔。然后，低头看看放在他旁边寒冷的草里的照片，没错。 他举起了猎枪，瞄准了目标。那件粗花呢外套占据了整个瞄准圈。那个人面朝马房，背对着山坡。他扳开了安全销，紧握枪，慢慢扣动了扳机。 枪声在整个山谷中回响。院子里穿粗花呢外套的那个人似乎被人推进了马房的门上。子弹正中了他的心脏，粗花呢的图案掩盖了他背上的子弹孔。被害人扑到了白色的马房门上，双膝弯曲了，身子慢慢滑倒在地上，鲜血流到了马房门上。第二发子弹削掉了他的半个脑袋。 机械工站起来，把猎枪放到它的羊皮套里，把枪挎到肩膀上，开始小跑了。他行动得非常快，他已经记住了六个小时前停车后走过的路途。 在乡下，冬天上午有两声枪响并不奇怪。可能是农夫在猎捕兔子或乌鸦。有人朝窗外望去，然后飞快地跑过院子。只听见有尖叫声，那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接着是设法急救；所有这些都是浪费时间。然后，他跑回屋里，给警察打了电话，语无伦次地解释着，警察打着官腔问着讨厌的问题。最后，来了一辆警车，可能要在交通要道上设置障碍。 这一切都太晚了。作案15分钟后，他就回到了车里，20分钟后，他的车开动了，35分钟内，他已经驶上了最近的快车道，他的那辆车加入了好几百辆车的队伍里。到那个时候，那个乡村警察已经作了笔录，正用无线电联系最近的城市派出所，请求派侦探支援。 作案60分钟之后，机械工举起了装在盒子里的那支枪，在他早已选好的桥上，将枪从桥边的栏杆处扔到河里，他看着它沉入了河里的污水中。然后，他驾车开始了回家的长途跋涉。 刚过7点钟，第一批卡车亮着灯开过来了，它们在黑暗中慢慢地朝着灯火通明的奥斯坦基诺农奴电视中心的大楼行驶。贾森·蒙克坐在他的车内，汽车发动机仍然在工作着，车内的暖气可以抵抗夜间的寒冷。 他把车停在科罗科罗里瓦大街旁边一条小道上，从他的汽车挡风玻璃直接可以看到大街对面的主要办公楼，发射塔的尖顶位于他的身后。当他发现亮灯的不是一辆轿车、而是一排卡车时，他关闭了他车上的发动机，汽车的尾气逐渐散尽了。 大约有30辆卡车，但是只有3辆直接开进了主楼的停车场。那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物，地下部分就有五层楼高，300米宽，有两个主要的入口；地上部分的超级结构有100米宽，18层楼高。一般情况下有8000人在里面工作，但是在新年除夕只有不到500人在值班，以确保整个晚上的电视服务。 从那3辆停下来的卡车里，跳下来一些穿黑色服装带着武器的人，他们直接向接待区跑去。几秒钟之内，受到惊吓的大厅工作人员便排队靠着后墙站好，举着手面对着枪口，在外面的黑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情况。然后，蒙克看到他们被带走了。 在大楼内，有一名受惊吓的看门人带着士兵们直接来到了配电室，那里的操作人员都大吃一惊，其中一名像他们一样的技术人员，一个以前在通信公司工作过的技术员将所有的进出线路都切断了。 有一名黑色卫队士兵用手电向其余的人发信号，见到手电的亮光后，其他黑色卫队士兵一起涌进停车场，将办公大楼包围了。又涌进来几百人，跑着进了大楼。蒙克只能看见楼上窗户里面模糊的身影。按照他们的部署，黑色卫队士兵散开到各个楼层，将所有果若木鸡的夜间值班人员的手机都拿走了，并把他们赶到帆布大型载货汽车里面去了。 蒙克的左边，有一个较小的次要建筑，也是电视建筑群的一部分，那里是会计、设计师和行政人员的办公室，这些人现在都在家里庆祝元旦呢。这栋楼全部黑着灯。 蒙克伸手拿到了车内的电话，拨通了一个他熟悉的号码。 “我是彼得罗夫斯基。” “是我！” “你在哪里？” “我正在奥斯坦基诺农奴电视大楼外面，坐在一辆冰冷的车里。” “我正在非常暖和的军营里，与1000名就要造反的年轻人在一起。” “安慰一下他们吧。我正在监视着黑色卫队，他们已经占领了整个电视综合大楼。” 接着是一阵沉默。 “别当讨厌的傻瓜了，你肯定搞错了。” “好吧，听我说。有1000名身穿黑色制服的武装人员乘30辆卡车开着车灯，来到奥斯坦基诺农奴电视大楼，他们占领了整个大楼，这里的工作人员正在他们的枪口之下。这就是我在200米以外，从我的挡风玻璃里看到的情况。” “上帝啊，他真的动手了！” “我对你说过他是个疯子！也许不是那么疯狂，他或许能赢。今天晚上莫斯科还有人能够清醒地保卫祖国吗？” “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美国人，放电话吧！” 蒙克把号码给他了。莫斯科的民兵警察太忙了，根本顾不上追踪移动的车辆了。 “还有最后一件事，将军：他们不会干扰正常的节目的。还没到时候。他们会让已录制的节目正常播放的，直到他们准备好为止。” “我可以看到节目，我正在看一频道的节目，是哥萨克舞蹈剧团的节目。” “是已经录制好的节目，在主要新闻之前的节目，全部节目都是预先录好了。我想，现在你应该拿起电话了！” 但是彼得罗夫斯基将军刚放下电话。他当时并不知道，他的营房将在60分钟内遭到攻击。 真是太安静了。不管是谁制定的夺取奥斯坦基诺农奴电视大楼的计划，这个计划太周密了。这条大街上有许多公寓，大多数公寓里都亮着灯，里面的居民仅穿衬衫，手里拿着酒杯，观看着同一个电视节目，他们不可能想到，仅在几码远的地方，电视台已经被悄悄地劫持了。 蒙克花了点时间研究了奥斯坦基诺农奴地区的地形图。要到主要街道上去，等于自找麻烦，但是他的身后有许多房屋之间的背街，从那里可以向南到达市中心。 比较好的路径是抄近路走过米拉大道，通过要道直插市中心，但是他怀疑，这条公路今天晚上也没有贾森·蒙克的容身之地。 他没有开车灯，在路上转了一个U形弯，然后从车里爬出来，蹲伏着，用他的自动手枪直接向卡车和电视大楼开火。 有200米的距离，手枪子弹的声音就好像爆竹一样，然而子弹可以射那么远的距离。大楼里三个窗户的玻璃被打碎了，一辆卡车的挡风玻璃两半了，一颗子弹打中了一个黑色卫兵的耳朵，他太幸运了。他的一个同伙不知所措，开始用他的战斗步枪向夜空中扫射。 由于天气寒冷，莫斯科的窗户上都装是的双层玻璃；再加上电视的喧哗声，很多居民仍然没有听到枪声。但是，卡拉什尼科夫枪打碎了三个公寓的玻璃窗，窗户里开始出现恐慌的头影。然后，有几个人的身影从窗户上消失了，他们跑去打电话叫警察了。 黑色卫队开始列队向他走过来。蒙克跳进他的车里，飞快地离开了。虽然他没有开车灯，但是卫兵们听见了马达的轰鸣声，他们在他身后再次连续射击。 在日特尼广场的MVD总部，正在值班的高级军官是OMON团的指挥官伊凡·科日罗夫斯基将军，他正在与他的3000名闷闷不乐的士兵在一起；由于感到形势严峻，他当天早些时候取消了士兵的假期。说服他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是400米之外沙波罗夫卡街上，正在说话的那个人，那个人现在又拨通了他的电话，科日罗夫斯基正对他大声叫喊。 “纯粹是胡说！我正在看着电视呢。谁说的？你是什么意思，你得到情报了？拿着电话别放……” 一名神情紧张的话务员打来了电话：“我很抱歉要打搅您，将军，但是您似乎是这栋大楼里级别最高的军官了。刚才有个住在沙波罗夫卡街的人打电话说，街上有人放枪。一颗子弹打碎了他的玻璃窗。” 科日罗夫斯基将军的语调变了。他讲话非常清晰而且平静。 “从他那里了解所有细节，然后再打电话告诉我。” 他对另一个电话说：“你可能是对的。有个公民刚打电话说那里有枪声。我打算紧急警报。” “我也要这样做。顺便说一下，我早先已经给科林将军打电话了。他同意让一些总统卫队的士兵作好准备。” “你考虑得很周到。我会给他打电话的。” 从沙波罗夫卡地区又来了八个有关街上枪战的电话，然后，住在电视中心大街对面顶层公寓里的一名工程师又打来了一个更明晰的电话。话务员给他接通了科日罗夫斯基将军的电话。 “我在这里把一切都看得很清楚，”工程师说。他像俄罗斯的男性公民一样也在军队服役了几年。“约有1000人，都是全副武装，有20多辆卡车组成了车队。两辆装甲输送车停在车队对面的停车场。我想是BtR80A型。” 科日罗夫斯基想，谢天谢地，幸亏有这些退役的军人。现在他所有的疑虑都被驱散了。BtR80A型是一种八轮装甲输送车，上面配备了一个30毫米的加农炮，里面可以坐一名指挥员、一名司机、一名炮手和六人组成的一个班。 如果进攻者身穿黑色制服，他们就不是正规的军队。他自己的OMON队伍也穿黑色制服，但是他们就在楼下。他把楼下他自己的指挥员都召集在一起。 “上卡车，出发。”他下命令了，“我要派2000人到街上去，1000人留下保卫这个地方。” 如果正在发生政变，进攻者肯定要袭击内务部和其它的营房。值得高兴的是，后者修建得像堡垒一样坚固。 外面其它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但是他们不是科日罗夫斯基指挥的军队。阿尔法打击力量正在接近内务部。 格里申的问题在于时间的选择。他计划在最后一分钟才打破无线电台的寂静，他需要协调他的各个进攻行动。进攻时间太早意味着防卫者还没有完全进入他们的庆祝活动；太晚将失去一些夜间的时间。他命令阿尔法小组在9点开始进攻。 8点半，2000名OMON突击队员乘卡车和装甲人员输送车离开了他们的营房。他们刚一出去，剩下的士兵就把他们的要塞封锁了，作好防御战斗准备。9点钟，双方交火了，但是对于进攻者来说，他们的进攻根本称不上是一场突然袭击。 反击的战火扫射了内务部周围的街道，激战在日特尼广场展开。阿尔法小组的士兵不得不躲藏起来，他们真希望有大炮，但是他们一台也没有。 “美国人？” “是我！” “你现在哪里？” “正在设法活下来，从电视中心向南行驶，避开米拉大道。” “队伍已经出发了。有我的1000人，OMON2000人。” “我能提个建议吗？” “如果，你必须提？” “奥斯坦基诺农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假如你是格里申，你的目标会是什么？” “MVD，罗邦卡。” “MVD是对的，但是没有罗邦卡。我认为他在第二总局的老同事不会给他出难题。” “你可能是对的，还有其它的地方吗？” “当然有，在新红场的政府军司令部和杜马。任何有可能出现抵抗的地方。你的GUVD，伞兵的克迪恩卡飞机场。还有国防部。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是克里姆林宫。他必须占领克里姆林宫。” “那里有人保护，已经通知了科林将军，他已经作好了准备。我们不知道格里申有多少兵员。” “大约3万，或者4万吧！” “上帝，我们的兵员不足他们的一半。” “但是质量较高，更何况他已经损失了50％。” “哪来的50％？” “突然袭击的因素，援兵计划呢？” “科林将军现在应该与国防部的人联系上了。” 上将科林是总统卫队的指挥官，他已经到达了克里姆林宫墙内的营房里，就在格里申的主力进入马术练习广场之前封锁了他身后的库塔福拉大门。过了库塔福拉门，是较大的三体一位培，该塔的右边是总统卫队的营房。科林将军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给国防部打电话。 “给我找值班的高级军官！”他大声吼着。等了一会儿，他所熟悉的一个声音在那边接电话了。 “我是国防部副部长布托夫。” “谢天谢地，你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危机，现在正在发生一场某种类型的政变。奥斯坦基诺农奴电视大楼已经失陷了。MVD正在进攻。克里姆林宫外面有许多装甲车和卡车。我们需要帮助！” “你会得到帮助的。你都需要什么？” “什么都需要。步兵师怎么样？” 他指的是特种作战机械步兵师，是1991年政变以来，专门组建的反政变防御部队。 “它还在外地。我可以在一小时之后让它出发，三个小时之后到达你那里。” “越快越好。VDV怎么样？” 他知道有一支精锐的伞兵旅，乘飞机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到达，可以在克迪恩卡飞机场降落，假如降落区仍然没有被占领。 “你可以得到我能提供的任何东西，将军，坚持住！” 一支黑色卫队的队伍正在他们自己的重型机关枪的掩护下向前冲锋，到达了博罗维特斯基大门的门楼里。门的四个铰链上都放置了锥形装药的塑料炸药。当放炸药的人跑回来的时候，有两个人被墙顶上射出的子弹打死。几秒钟之后，炸药爆炸了。 大门的铰链被炸飞了，20吨重的大木门颤抖着，摇摇欲坠，然后坠毁到地面上。 一辆装甲输送车从公路上开过来，向拱门横冲直撞，轻武器根本无法损伤它。木门的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钢栅栏。它的后面是停车场，来访者一般都是走着进去。一名总统卫队队员出来了，他试图通过栅栏将反坦克炮瞄准那辆装甲输送车。但是，在他开火之前，装甲人员输送车上的加农炮把他消灭了。 黑色卫队的士兵从输送车里跳出来，又将炸药捆在钢栅栏上。进攻者回到车里以后，装甲车开走了。炸药爆炸了，只见栅栏被炸得悬挂在一根铰链上，然后猛向前摇晃了一下之后，把铰链撞到在地面上。 黑色卫队不顾里面的反击，开始向要塞进攻，他们与总统卫队的人员比例是4：1。防卫者只好撤退到组成克里姆林官围墙的各个棱堡和多面碉堡里面。其他人员分散到这片73英亩的各个场所，如宫殿。军械库、大教堂、花园和克里姆林宫的广场上，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短兵相接了。黑色卫队逐渐开始占了上风。 “贾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汽车电话里传来了奥马尔·古纳耶夫的声音。 “格里申正在企图占领莫斯科以及整个俄罗斯，我的朋友。” “你还好吗？” “目前还好。” “你现在哪里？” “正从奥斯坦基诺农奴电视中心向南行驶，尽量绕过卢邦卡广场。你为什么要问我？” “我手下的一个人刚驾车路过特沃斯卡亚广场。那里有一大群新俄罗斯运动（NRM）派的暴徒们正向市长的住宅进攻。” “你知道NRM是怎样对待你和你的人民的？” “当然知道！” “为什么不让你的一些年轻人去算清这笔旧账？这个时候没有人会干涉你们的！” 一小时之后，300名武装起来的车臣人来到了特沃斯卡亚广场，NRM暴徒正在莫斯科市政府的所在地闹事。路那边是莫斯科的创始人，尤里的石雕像，他正骑在马上，眼睛里露出轻视的目光。市政大厅的门被撞开了，出现了一个很宽敞的入口。 车臣人抽出他们的高加索长刀、手枪和微型武器冲进去了。他们每个人都没有忘记1995年车臣首都格罗兹尼被摧毁，以及后来连续两年车臣被掠夺的情景。10分钟之后，他们就结束了战斗。 “保安”公司的雇佣兵轻而易举地就占领了杜马大楼，白宫，那里仅剩下几个看管者和夜间值班的卫兵。然而在新红场，那1000名SOBR部队与多尔戈鲁基黑手党的200家“保安”公司的人展开了房间对房间、街道对街道的激烈的战斗。快速反应部队和莫斯科民兵部队的武器较先进，而他们的对手的人数较多。 在飞机场，威姆拍尔特种部队遭遇了出人意料的抵抗，在那里的少数伞兵部队和GRU情报军官及时得到了通知，他们已经设置了障碍物，退到机场里面去防守了。 蒙克转到了国防部所在的广场，惊奇地停下了车。在这个三角形的东边，国防部的灰色花岗岩大楼静静地独自矗立在那里。没有黑色卫队，没有枪战，没有进入的迹象。莫斯科或任何首都的政变策划者，在考虑所有的攻击目标时，国防部肯定是首先必须尽快占领的重要目标。他可以听见500码之外日纳姆恩卡街上和它对面的波罗维特斯基广场内枪战交火的声音，攻打克里姆林宫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为什么没有人去攻打或包围国防部？在它的楼顶上的茂密的天线丛中，肯定有大量的军事求援信息正在急速发往俄罗斯各地。蒙克查了一下他的细长的电话号码本，用他车上的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在200码以外坦克师基地大楼的个人住宅内，米沙·安德烈耶夫少将整理了一下他的领带，正准备离开。他经常想，为什么要穿军装去主持军官俱乐部的新年除夕仪式。到了清晨，军装肯定要搞得特别肮脏，所有的衣服都要送到洗衣房去。新年除夕，是坦克兵们最得意的时候，他们可以不听从任何人的训导。 电话铃响了。可能是他的执行官催他赶快走呢，他会抱怨地说，年轻人想尽快开始庆祝活动，要喝伏特加酒和无数的干杯，然后在午夜时有食物和香槟酒。 “来了，来了！”他对着空房间说，伸手拿起了电话。 “是安德烈耶夫将军吗？”他不熟悉这个声音。 “是的。” “你不认识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你已故舅舅的一个朋友。” “真的吗？” “他是一个好人。”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他尽了他的最大的努力，在那次访谈中谴责了科马罗夫。” “你到底要说什么？你究竟是谁？” “伊戈尔·科马罗夫在莫斯科发动了一场政变，就在今天晚上。由他的走狗格里申上校指挥。黑色卫队正在攻打莫斯科和整个俄罗斯。” “好了，开玩笑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回去喝你的伏特加酒吧，该放电话了。” “将军，假如您不相信我，为什么不给你认识的在莫斯科中心的人打个电话？” “我为什么要打电话？” “莫斯科城里有许多枪声，一半城市都能听见的枪炮声。最后一件事情，是黑色卫队杀害了科尧大叔。他们是在执行格里申的命令。” 米沙·安德烈耶夫发现自己凝视着话筒，听着已经断了线的嗡嗡声。他很气愤！为有人骚扰他的私人电话，而感到气愤；对有人侮辱他的舅舅感到气愤。假如莫斯科发生了严重的事件，国防部会立即通知这个半径为100公里的首都范围内的各个军事单位。 这个200英亩的坦克师基地仅离克里姆林宫46公里远，他知道这个数字，因为他曾经坐车时看过公里表。他还为他指挥的塔曼斯卡亚师感到自豪，这支精锐的坦克部队的士兵被称为铁门卫兵。 他把电话放好，电话铃又响了。 “快来吧，米沙。我们等你来就开始了。” 是他的执行官从俱乐部打来的电话。 “马上就来了，科尼。我再打几个电话。” “好吧，时间不要太长了。否则我们就不等你了。” 他拨通了另一个号码。 “这里是国防部。”有人接电话了。 “给我接夜间值班的军官。” 等了好长时间，那边才有人说话了。 “哪一位？” “安德烈耶夫少将，坦克师的指挥官。” “我是国防部的副部长布托夫。” “对不起打搅您，先生！莫斯科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吧？” “当然没有。这样不好吗？” “很好，部长。我刚听说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可以动员……” “呆在你的基地吧，将军！这是命令。所有的单位都必须呆在基地里，回到军官俱乐部吧！” “是的，先生！” 他又一次放下了电话。国防部副部长？他为什么在新年除夕晚上10点钟还呆在交换机室里？或者不与他的情妇呆在乡下的某个地方？他绞尽脑汁想一个人的名字，那个人是他参谋学校的同学，后来又去了情报部门的GRU工作。最后，他查阅了军用电话分类表，拨通了电话。 他听到电话响了好长时间，他看了一眼手表。差10分就11点。肯定都喝醉了。克迪恩卡飞机场有人接了电话。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听见有人尖叫了一声：“是的，喂？” 他听见对方声音后面传来了咔嚓的一个响声。 “你是谁？”他问，“德米多夫上校在那里吗？” “我怎么知道？”那个声音尖声喊道，“我正躺在地上装子弹呢，你是国防部吗？” “不是！” “好吧，伙计。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快给派援兵。我们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什么援兵？” “叫国防部从城外派兵，赶快到这里来！” 对方把电话砰地放下，可能是爬着走了。 安德烈耶夫将军手里拿着挂断的话筒站在那里。他想他们不会的，他们不会派出任何援兵的。 他的命令既正规又坚决。那是一位四星将军和政府部长下达的命令。呆在基地里，他可以执行这些命令，他的事业将一路顺风。 他向远处望去，在大雪覆盖的40码碎石路那边，军官俱乐部里灯火通明，窗户里传来了军官们嘈杂的笑声和祝福的敬酒声。 但是他仿佛看到了，雪地里站着一位昂首挺胸的高大人物，一名军校小学员依偎在他的身边。那个高个子说，不管他们向你承诺什么，不管他们向你提供的是金钱、提职或者是荣誉，我想让你永远也不要背叛这些人。他把电话放回到原位，又拨了两个数字。他的执行官接的电话，他身后传来了阵阵笑声。 “科尼，我不管现在可以动用多少t-80，或者有多少BtR，我要让基地里所有能移动的装备都作好战斗准备，能站起来的每一名士兵都全副武装，一个小时后出发！” 对方沉默了好几秒钟。 “老板，是真的吗？”科尼问道。 “是真的，科尼。坦克师准备去莫斯科。” 2000年午夜刚过1分钟，铁门卫兵的第一辆坦克开出了他们的基地，向着明斯克公路和克里姆林宫的大门驶去。 从公路到基地之间只有3公里的乡村窄路，在这一段路面上，26辆t-80主战坦克和41辆BtR-80装甲输送车必须排成单列慢速行驶。 刚上了主要公路，安德烈耶夫将军就下令双排全速行驶。天上的云层散开了，露出了明亮闪烁的星星。在双列坦克纵队的两边，松树林在寒风中发出劈啪的响声。 到克里姆林宫大门有43公里的路途，坦克正在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疾驶。前面某个地方，有一名司机驾车开过来了；在他的车灯照耀下，他看见一团灰色的钢铁向他猛冲过来，他直接把车开到树林里去了。 距莫斯科还有10公里的地方，坦克纵队来到了边界上的警察哨位。在哨位的钢棚里，四名民兵从窗沿向外张望，看到纵队后又蜷缩回去了，他们相互抱着，手里还拿着他们的伏特加酒瓶，坦克开过去时把他们的小钢棚震动得直抖。 安德烈耶夫坐在领队的坦克里，他第一个看见阻塞的卡车。许多私人的轿车在夜间已经到达那里的路障区，它们等了一会儿，掉头返回了。纵队可没有时间停留。 “自由射击！”安德烈耶夫说。 他的炮手眯着眼看了一下，从炮塔的125毫米加农炮里发射了第一轮炮弹。在400米的范围内，炮弹仍然是初速度，它击中了卡车，将卡车炸成了两半。安德烈耶夫坦克的旁边马路的另一半路上与他并行的是他的执行官，他也发射了一颗炮弹，将另一辆卡车清除了。路障后面有几个伏兵开始用轻武器开火了。 在坦克炮塔上面的钢制旋转炮塔内，安德烈耶夫的机关枪手用他的12.7毫米的重型机关枪向他那边路旁扫射，枪声停止了。 当坦克纵队轰响着驶过时，青年战斗团员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凝视着他们被炸毁的路障和埋伏区，开始慢慢走进了夜空。 又走了6公里路，安德烈耶夫将他的坦克纵队放慢到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命令分出两部分人马。他派了5辆坦克和10辆装甲输送车向右拐，去解救克迪恩卡飞机场营房里被围困的驻军，又派另外5辆坦克和10辆装甲车向左到东北面，去保护奥斯坦基诺农奴电视综合楼。 在花园环路上，他命令剩下的16辆t-80坦克和21辆装甲人员输送车向右开到库得林斯基广场，然后向左，去国防部。 坦克现在又变成了单列，放慢到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转成一行向克里姆林宫进军，坦克过路时其履带把柏油路面的碎石都翻了出来。 在国防部的地下通信室里，副国防部长布托夫听到他头顶上的隆隆声，他知道，一个开战中的城市里只有一种东西可以产生那种撞击声。 坦克纵队轰鸣着穿过了国防部广场，经过了国防部，直接向波罗维特斯基广场驶去，广场的另一边是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坦克里和装甲车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有一辆轿车与其它车辆一起停到了广场的边上，也没有人注意到，一个身穿棉夹克脚穿靴子的身影离开了他的车，开始一路小跑跟在他们后面。 在红玫瑰酒馆，俄罗斯首都的爱尔兰代表团确信这个新年过得不错，庆祝活动非凡，街道下面广场对面的克里姆林宫不断传来了声声爆竹。这时第一辆t-80坦克咆哮着正从他们的窗户下面经过。 爱尔兰的文化参事正在喝着英国产的强力黑啤酒，他抬头向外面瞥了一眼，对酒吧间招待员说：“帕特，那是一辆坦克吗？” 波罗维特斯基大门前面停了一辆黑色卫队的BtR-80装甲输送车，它的加农炮不停地扫射围墙的上面，最后一名总统卫兵已经撤离了。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土地上英勇战斗了四个小时，一直等待着援军，他们并不知道科林将军的部队正埋伏在莫斯科的郊外。 到早晨1点钟，黑色卫队占领了所有的一切设施，围墙顶部除外，该围墙有2235米长，顶部很宽，可以五个人并排走。最后几百名总统卫兵就拥挤在这里，狭窄的石台阶已经被覆盖了，他们要在这里阻止格里申占领最后的一片土地。 安德烈耶夫的第一辆坦克从波罗维特斯基广场的西边进入了广场，发现了那辆黑色卫队的BtR。它在近距离平射了一发炮弹将那辆装甲车炸成了碎片。当坦克都开过来后，那辆装甲车的残骸被轧成了碎片，坦克的履带把那些没有盒盖大的碎片甩到路边去了。 在1时零4分，安德烈耶夫将军的t-80坦克通过那条沿途有树的公路到达了克里姆林宫前面塔门处，然后进入了被炸坏的拱门和栅栏，开进了克里姆林宫。 仿佛他的舅舅就站在他的面前，他蹲在封闭的塔楼里，通过瞭望镜窥视。然后他的塔楼盖子被猛然向后掀开，他的上身出现在寒风之中，他头带钢盔，眼带风镜，面部被掩盖了。 t-80坦克逐个驶过大宫殿、报喜大教堂和天使长大教堂，穿过沙皇钟楼进入了伊万诺夫斯基广场，这里曾经是莫斯科的庭吏宣布沙皇法律的地方。两辆黑色卫队的装甲车试图攻击他。结果它们都被打成了炙热的金属碎片。 他旁边的那挺7.62毫米的轻机关枪和它的姐妹枪重型12.7毫米机关枪，不停地扫射坦克探照灯所发现的四处逃窜的暴乱分子。 在克里姆林宫的73英亩土地上还有3000多名能战斗的黑色卫队士兵，假如安德烈耶夫的地面战斗分队离开他们的装甲车，那他们根本不是对手。如果条件相同时，这几乎不到200人的队伍不会起多大作用。但是在他们的装甲车内，他们的条件就不同了。 格里申没有预料到会有装甲车，他没有带反坦克重炮。安德烈耶夫指挥的装甲输送车重量较轻，行动较敏捷，他们可以穿过窄巷，但是坦克过不去。坦克在外面的空地上带着机关枪等待着，不受反击枪弹的影响。 然而真正起作用的是心理效果。对于步兵的战士来说，坦克真是一个大怪物，里面的人通过外面看不见的装甲玻璃向外窥视，它的机关枪枪嘴旋转着，寻找更多的无助的目标。 在50分钟内，黑色卫队崩溃了，他们的士兵四处逃窜，在教堂、宫殿和大教堂里寻找避难所。有些人找到了，其他的人被广场里BtR的加农炮或者坦克的机关枪捕获了。 在市里的其它地方，不同的战斗处于不同的阶段。阿尔法小组马上就要袭击联邦内政部的OMON营房时，其中有一个人从他的无线电里收到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一声尖叫。那是一个惊慌失措的黑色卫队士兵在求援的呼声。但是他愚蠢地提到了t-80坦克的干涉行动。阿尔法小组马上联想到了坦克，他们决定到此为止。事情并不像格里申答应他们的那种情况。他曾经承诺真正的突然袭击，火力优势和无助的敌人。这几条都没有实现。他们撤退了，企图保存自己。 在市政大厅，新俄罗斯运动的街道土匪也受到了车臣人的猛烈袭击。 在新红场，OMON的部队，在彼得罗夫斯基将军的支援下，已经开始将多尔戈鲁基黑手党的“保安”公司的雇佣兵赶出政府总部。 在克迪恩卡飞机场，潮流开始转向了。5辆坦克和10辆BtR已经从侧面打败了威姆拍尔特种部队，正在基地的飞机库和仓库的迷宫里。追捕携带武器的少数突击队员。杜马仍然被从“保安”公司雇来的其他匪徒占领着，但是他们没有地方去，没有事情做，只好用无线电监视其它地方的消息。他们也听到了克里姆林宫呼救的尖叫声，承认坦克的力量，开始撤退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运气好，永远也不要被认出来。 奥斯坦基诺农奴电视大楼仍然被格里申的人占领着，但是预计早晨发布的胜利消息仍然未能发出，2000名黑色卫队士兵从窗户里看见了坦克正在慢慢从大街上开过来，他们自己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着火了。 克里姆林宫是修建在河的陡岸上，该河岸的斜坡上布满了树林和灌木丛，其中许多是冬青树。它的西墙的下面是亚历山大罗夫斯基花园。树丛中的小道通往波罗维特斯基大门。墙内的战士们，都没有看见那个活动的身影从树林中出来，向那个敞开的大门移去，他们也没有看见他爬上了最后的斜坡，悄悄地翻了进去。 当他出现在拱门时，安德烈耶夫的一辆正在路过的坦克闪光灯照耀下，发现了他，但是坦克人员误把他当做他们自己人了。他的棉布夹克衫与他们的棉上衣类似，他的圆皮帽看起来更像他们自己的头盔，而不像格里申黑色卫队的黑色钢盔。闪光灯后面的任何人，都会把他当成从毁坏的装甲输送车上下来，或在拱门下面躲避的坦克人。 坦克的闪光灯，在他身上闪了一下后就移开了。灯光消失后，蒙克离开了拱门，他在松树的掩护下，跑到了大门的右边。他躲在黑暗中观察着、等待着。 克里姆林宫周边有19个塔，但是只有三个有可用的门。旅游者通过波罗维特斯基或者特里尼蒂的大门进出，部队走的是斯帕斯基大门。这三个大门当中只有一个是敞开的，他就在这扇敞开的大门旁边。 假如，一个人想保护自己，他不得不从围墙内出来。黎明之后，政府的军队将把隐藏的败兵全部赶出来，不论他们藏在哪一个门道里、小礼拜室、餐具室和食品柜，甚至藏在斯帕斯基花园下面的指挥哨位的秘密房间里。只要想活命而不想进监狱的人，都会意识到他应该通过这个推一敞开的大门尽快离开克里姆林宫。从他站立的地方，蒙克可以看到对面军械库的门，那是俄罗斯有一千年历史的宝藏室，它的门已经被一个转弯的坦克撞碎了。一辆黑色卫队的装甲输送车正在燃烧着，火光照在门的正面。 战斗的高潮，已经从大门转向了东北部要塞的立法机构和军械库。正在燃烧的车辆发出了劈劈啪啪的声响。 刚过2点钟，他发现大宫殿的墙边有个移动的东西，然后跑过来一个穿黑色制服的人，他弯着身子避免被发现，但是跑到军械库的前面时，他加快了脚步。他在一辆正在燃烧的装甲输送车跟前停住了脚步，回头看了看是否有人追踪。一个轮胎被点着了，燃起了火苗，那个逃跑的人很快转过身来。借着黄色的火光，蒙克看清楚了那张脸。他以前曾经只见过一次。他是在凯科斯群岛的萨坡迪拉湾的海滩上见过的一张他的照片。他从树后面走出来了。 “格里申！” 那个人抬起头，朝松树下面的阴影望去。然后他看见了喊他的人。格里申正握着一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那种能折叠的AK-74型号。蒙克看见他的枪管朝上，赶紧躲到冷杉树的后面。爆发了一声枪响，树枝从树干上断开了。然后，没有声音了。 蒙克从树后面出来，抬头望去，格里申不见了。格里申与大门之间的距离是50码，但是距蒙克只有10码。他还没有跑出去。 蒙克及时发现了那个损坏的门道里伸出的AK-74的枪口。他又一次退回去了，子弹打在他前面的树上。枪声又一次停止了。他估计已经有两个半弹夹的子弹穿过那棵树，射到了路的对面，他被迫紧贴着博物馆赭色的墙上。 那个战斗步枪的枪管又一次从门道里伸出来了，枪手正在路的那边寻找目标。由于没有发现任何人，格里申又向前走了一步。蒙克的子弹射在他的AK把柄上，子弹强大的冲击力，打掉了上校手中的冲锋枪。枪落地之后，翻滚到他够不着的人行道上。蒙克听见里面的石料路面上有跑步的脚步声。几秒钟之后，他离开了正在燃烧的装甲车，蹲伏在军械库，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走廊里。 博物馆在二楼，有9个大厅，55个陈列橱窗。这些橱窗里有价值数10亿美元的古董，俄罗斯曾经拥有如此大量的财富和权力，以至于沙皇的一切物品，从他们的皇冠、王座、武器和衣物到马笼头都是用金、银、钻石、翡翠、红宝石、蓝宝石和珍珠装饰的。 由于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蒙克可以模糊地看见他面前上楼的台阶。他的左边是通向底层四个大厅的拱门。他在里面听见了一种轻微的撞击声，好像有人在轻轻地触动其中一个陈列橱窗。 蒙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一个翻身穿过了拱门，然后在黑暗中继续翻滚，直到撞到了一堵墙。他穿过门口时，瞥见了枪口射出的白蓝色火焰，他头顶上的一个橱窗中弹，玻璃碎片全都落在他的身上。 虽然他看不见，但是他知道这个大厅既长又窄，两边都是长长的玻璃橱窗，中间就有一个展示区，也是在玻璃橱窗之间。这些橱窗里面一旦灯火通明，展现在旅游者面前的，将是极贵重的加冕礼袍，有俄罗斯的、土耳其的、波斯的，它们全都是留里克王朝的王子和罗曼诺夫沙皇的遗物。它们身上任何几平方英寸的珠宝，足以维持一个工薪阶层的人生活好几年。 蒙克身上的最后一片碎玻璃，叮当掉在地上，他竖起耳朵，终于听到了有喘气的声音，似乎有人在尽量憋住不敢喘气。他拿起一块破碎的三角形玻璃，用力向黑暗中声音的方向抛去。 碎玻璃落到了一个玻璃橱窗上，又引来一阵疯狂的射击，爆炸回声之间伴随着跑步声。蒙克弯着腰向前跑，躲避在中心展示橱窗的后面，他意识到，格里申已经撤退到下一个厅里，正等着他呢。 蒙克进入了拱门里，手里又拿了一块玻璃。当他准备好之后，用力将玻璃仍到大厅的下面，然后他穿过拱门，立即藏到了旁边一个柜橱后面。这一次没有子弹射过来。 他的夜间视力恢复之后，他发现自己位于一个较小的厅里，那里面都是镶满珠宝和象牙的御座。虽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艾凡的加冕礼的御座就在他的左边几英尺远的地方，它的后面是鲍里斯·戈东诺夫的御座。 蒙克前面的那个人，显然一直在奔跑，蒙克在树林里休息过后，他的呼吸一直很均匀，他可以听见，他前面的格里申正在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格里申举起他的自动步枪，向蒙克头顶上的玻璃射击。黑暗中蒙克看见了一道闪光，他迅速回击。他的头顶上碎了更多的玻璃，格里申的子弹将沙皇阿列克谢御座上的许多宝石击落了。 蒙克的子弹肯定很接近，只见格里申转身，跑到下一个厅里去了，蒙克不了解那个厅，格里申肯定已经忘记了，那是最后一个厅，一个死胡同，那里摆放的是古代的马车。 蒙克紧跟着他前面的脚步声，格里申来不及再找一个放冷枪的位置。他到达了最后一个厅，躲避在一个浮雕华丽的17世纪四轮马车后面。那些马车至少可以提供掩蔽处，但是它们也很难将格里申隐藏起来了。每一辆马车都放在一个突起的台子上面，不仅用玻璃橱窗罩着，而且用绳子捆在竖杆上，将马车围起来以避免观众进入。 他从那辆1600年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赠给鲍里斯·戈东诺夫的典礼用的四轮大马车的后面向外张望，试图找到他的敌人，但是大厅里面太黑了，只能模糊地看到马车的轮廓。 当他观察的时候，高而窄的窗户外面云彩散开了，月光照进了窗内。那些窗户都是双层的防盗窗，透进来的光线非常弱。 然而，还是有了一点光线。可以看见黑暗中那辆豪华伊丽莎白的镀金马车轮的后面有一个小亮点。 蒙克努力回想起他在福布斯城堡的时候，乔治西姆斯讲授的射击方法。要双手紧握手枪，要平稳射击。 蒙克双手举起了他的枪，用枪瞄准了光点之上4英寸的一个点。放慢呼吸，稳住双手，射击。 子弹击穿过车轮的轮辐，击中了后面的某个东西。当回声慢慢地散去后，他的耳鸣停止了，他听见有个很重的东西砰地一声滑倒在地上。 可能是个诡计。他等了5分钟，然后看见马车旁边躺在地上的那个模糊的轮廓确实没有移动。他从一个又一个古代马车的后面，逐渐靠近目标，直到他看见了一个躯干，面朝下趴在地上。此时他走过去，手里握着枪，将那个尸体翻了过来。 那一颗子弹打中了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的左眼。正如乔治·西姆斯说的那样，子弹可以起到一点阻止他们行动的作用。贾森·蒙克看到地上他所仇恨的人，毫无感觉。他是罪有应得。 他把枪装入了口袋里，弯腰从死人的左手上拿下了一件东西。 在黑暗中，将那个小物品放到了他的手心里，那个曾经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的，美国的天然银色的戒指，由美国的犹他人或纳瓦霍人从山里开采的发光绿宝石镶嵌的。那是一个从他自己的国家的山区带来的戒指，他曾在雅尔塔公园的一个板凳上，把它赠给了一个勇敢的人，格里申又是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里院子里的一具尸体的手指上，把它扯下来的。 他把戒指装到了他的兜里，转身向他停车的地方走了回去。莫斯科的战斗结束了。 后记 1月1日早晨，莫斯科和全部俄罗斯人一觉醒来，便知道了昨夜在他们首都发生的严酷事件。电视摄像机把实况转播到了这片土地的各个角落，电视展现的内容使整个国家的人民十分震惊。 其中有一组克里姆林宫院内被破坏的镜头：圣母升天大教堂、天使传报大教堂、天使长大教堂的表面弹痕累累；破碎的玻璃混在白雪和冰凌中，闪闪发光；宫殿的外部被燃烧车辆产生的污烟，熏得污迹斑斑；立法大楼和大克里姆林宫宫殿的外表被机关枪扫射得面目全非。 沙皇的大炮下面躺着两个缩成一堆的尸体，清扫队还在军械库和国会宫殿里找到了那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躲在那里避难的其他人的尸体。 在其它地方，闷烧着的黑色卫队的装甲输送车，在晨光下仍然冒着黑烟。火焰融化了停机坪上的土地，然后又被冻结住了，好像坚固的海浪一般。 代理总统伊万·马尔科夫立即从休假的家乡飞回了莫斯科，中午过后不久就到达机场了。在下午晚些时候，他私下会见了莫斯科和全俄的大主教。 阿列克谢二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干涉莫斯科的政治舞台。他极力劝说，要按计划在1月16日进行新的总统大选已经是不可能了，那一天，应该用来就恢复君主制问题进行全国公民投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尔科夫对这个主意非常感兴趣。首先，他根本不傻。四年前作为一名熟练的行政官和在石油界有背景的人物，他被已故的切尔卡瑟佐夫总统任命为总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欣赏行政职务的权力，尽管大部分权力还掌握在总统手里，总理的权力要少得多。 自切尔卡瑟佐夫因心脏病去世后的这六个月里，他更加领略了最高职务的乐趣。 从竞选的角度看，爱国武装联盟已经彻底毁灭了，他知道候选人将在他本人和社会主义联盟的新共产党之间产生。他还知道，他很可能是名列第二位的候选人。 然而，君主立宪政体制，首先需要的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人才，来组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他自问：哪里还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 那天晚上，伊万·马尔科夫颁布总统令，要求杜马的代表们返回莫斯科召开紧急议会。 1月3日，代表们从俄罗斯各地涌回了莫斯科，最远的来自西伯利亚，最北端的来自荒芜的阿尔汉格尔斯克。1月4日，在大部分未遭到破坏的白宫里召开了杜马紧急会议。会议的气氛很严肃，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爱国武装联盟的代表，他们每个人都很痛苦，抓住一切机会向任何愿意倾听他们表白的人，解释说他们对伊戈尔·科马罗夫在新年除夕的疯狂举动一无所知。 代理总统伊万·马尔科夫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建议1月6日仍然进行全民公决，然而是关于恢复君主立宪制的议题。由于他不是杜马成员，他无权正式提出这个提议。这个提议是由议长提出的，他是马尔科夫民主联盟党派的党员。 新共产党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总统的权力从他们手中丢失，他们的全体党员代表，一致投了反对票。但是马尔科夫早就做好了准备工作。 当天上午，担心自己命运的UPF代表，被逐个秘密谈话。他得到的强烈印象是，如果他们支持代理总统，就可以考虑不取消他们的议员拘捕豁免权。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继续保留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 民主联盟党员的投票与爱国武装联盟党员的投票，加在一起超过了新共产党的票数。该项提议被通过了。 从技术的角度，这个变化并不难操作。投票站已经成立就位了。惟一的任务就是再印刷并发行10500万张印有一个简单问题的投票用纸，并准备两个箱子，一个是“同意”箱，另一个是“不同意”箱。 1月5日，在俄罗斯北部的维堡小港，有一个叫彼得·格罗末夫的码头保安民兵为历史增添了辉煌的一小页。黎明刚过，他们正在检查一艘准备开往歌德堡的瑞典货船英格里德号。 那名民兵正要转身回小屋吃早饭，这时候，他发现从板条箱后面出现两个穿蓝色风雨衣的人，就在马上要收起舷梯的时候走过来了。 他凭着直觉把那两个人叫住了。 那两个人简单地咕哝了几句话后，就要上舷梯。格罗莫夫掏出枪，向空中射击以示警告。这是三年来他第一次在码头上开枪，他对自己的做法非常满意，因为那两个海员站住了。 他们的证件表明，他俩都是瑞典人。较年轻的那个人讲英语，格罗莫夫听懂了几个字。但是，他在码头上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足以用瑞典语进行交流。他突然对那位年龄较老的人用瑞典语快速说：“为什么这么匆忙？” 那个人，一个字都没有回答。他们两个人都听不懂他说的话。他伸手拿开了那个年龄较大的人头上戴的圆皮帽。发现那是一张似乎很熟悉面孔。他以前在某个地方见过他。那个民兵和那个正在逃跑的俄罗斯人相互凝视着。那张面孔……是在讲台上……对着欢呼的人群呼喊。 “我认识你！”他突然说，“你是伊戈尔·科马罗夫！” 科马罗夫和库兹涅佐夫被捕了，他们被带回了莫斯科。那位前UPF领袖曾经立即被指控为严重叛国罪，而被扣押候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也被临时关押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里。 10天来，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一直都在关注着全国性的大辩论，一个又一个权威人士都在高谈阔论，发表他的或者她的观点。 1月14日星期五的下午，格列戈尔·鲁萨科夫神父在莫斯科的奥林匹克体育馆召开了一个信仰复兴运动的集会。正像科马罗夫曾经在那里演讲时的情况一样，他的演讲被实况转播到整个国家的各个角落，民意测验专家后来估计，有1000万听众和观众。 他的主题既简单又明了。70年来，俄罗斯人民一直并列崇拜两个上帝，即辨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上帝至今都背叛了他们。15年来，他们加入了共和资本主义的队伍，却发现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他敦促他的听众在会议一结束之后重新回到他们父辈们崇拜的上帝身边来，去教堂祈祷指引方向。 外国观察家很久以来就有一种印象，经过70年的共产主义工业化运动，大部分俄罗斯人都是城市居民。这是一种错误的推测。到1999年，50％以上的俄罗斯人仍然居住在看上去不显眼的未记录下来的小城镇、村庄和农村，分散在从白俄罗斯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广阔的土地上，共穿过6000英里的距离，跨越九个时区。 在那些看不见的土地上有10万个教区，里面有上百个俄罗斯东正教堂的主教职位，每个教区都有自己大型或者小型的洋葱形回屋顶教区教堂。1月16日礼拜天上午，50％的俄罗斯人迎着寒风涌进了这些教堂，在每一个教堂的讲坛上都有本教区的教士在宣读教长的信。 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伟大的教皇通谕，它也许是阿列克谢二世有史以来发表的最有影响力的、最激动人心的信件。它是在上一周主教教皇选举会议上通过的，虽然未获得全票，但是投票结果很令人信服。 1月20日，杜马接受并签署了文件，还通过了两个其它提议。其中之一是进一步延长伊万·马尔科夫的代理总统任期直至3月31号。第二个提议是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将公民投票的结果逐渐变成法律条文。 2月20日，代理总统和全俄罗斯的杜马向俄罗斯境外的一名王子发出了邀请信，请他接受全俄沙皇的称号以及君主立宪制的政体。 10天之后，一辆俄罗斯航班经过长途飞行终于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飞机场。 冬天即将结束。气温已经上升到零上好几度，太阳出来了。那个专门接待特殊班机的小型飞机场后面的桦树和松树林里散发着潮湿泥土的芳香，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伊万·马尔科夫带领了一个大型代表团来到该机场，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包括杜马的议长、各个主要党派的领袖、军队主要负责人和大主教阿列克谢。 杜马邀请的那个人迈步走下了飞机，他是英国温莎王室的57岁的王子。 在西部很远的地方，在彻奇兰顿的一个村庄外面，奈杰尔·欧文爵士在原先的一个马车室里通过电视里观看着这个飞机场的欢迎仪式。 欧文女士正在厨房里面刷洗早餐的碗碟，她总是在她的清洁工莫伊尔太太到来之前完成这件事情。 “你在看什么，奈杰尔？”她放掉刷碗水后问道，“你早晨从来不看电视的。” “俄罗斯发生了一些事情，亲爱的。” 他想这真是一个精心操作的过程。他根据自己的原则使用最少的兵力摧毁了一个更富有、更强大、人数更多的对手，这一行动只有靠狡诈和欺骗手段才能成功。 他的第一阶段是要求贾森·蒙克寻找那些有可能畏惧或蔑视科马罗夫的人，让他们读过黑色宣言，并与这些人建立一个松散的联盟。他们当中第一类人是那些注定要被俄罗斯的纳粹消灭的人——车臣人、犹太人和与科马罗夫所结盟的黑手党势不两立的那些民兵；第二类是教堂和军队，像大主教和最享有声望的老将军尼古拉·尼古拉耶夫。 下一个任务是在敌人军营里安插一个情报员，他的任务不是收集可靠的情报，而是故意散布假情报。 当蒙克仍在福布斯城堡受训的时候，这位间谍头目已经第一次秘密地访问了莫斯科，重新与他数年前招募的长期在低层次工作的潜伏特工取得了联系。其中之一就是那名以前的莫斯科教授，他放飞的家用信鸽已经证明十分有用。 当那位教授在苏联统治时期由于提倡改革而失去工作的时候，他的儿子也失去了上高中读书的机会，因而更没有机会上大学了。这个年轻人漂泊到教堂，他在无数个教区呆过，最后被接纳为大主教阿列克谢的男仆和男管家。 马克西姆·克利莫夫斯基神父奉命分别四次向格里申上校出卖了欧文和蒙克。这只是为了获取格里申的信任，从而成为安插在黑色卫队敌人心脏里的情报员。 欧文和蒙克两次在格里申出现之前逃走了，但是最后两次他们未能逃脱，他们是经过奋战杀出来的。 欧文的第三个规则不是企图使他的敌人相信根本没有反对他的行动，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要使敌人确信危险存在于某个其它的地方，经过应付，已经消失了。 欧文在第二次访问大主教的住宅之后，故意给格里申和他的同伙留出时间在他不在的时候袭击他的房间，发现他的文件箱，拍摄那封信。 那封信是伪造的，在欧文第一次访问大主教的时候，马克西姆神父把搞到的大主教的真实信纸和他的手迹样本交给了欧文，欧文回到伦敦后制作了那封信。 大主教似乎在信中告诉了他的收信人，他非常支持俄罗斯恢复君主制的主意（这不是真实的，他只是正在考虑这件事），他催促他的收信人接受那个职位。 不幸的是那封信的地址写错了，它是另外一个王子的地址。信中收信人的名字叫谢苗王子，他与他的女朋友住在一起，还有他的马，住在诺曼底他的用石头建成的农舍里。他必然成为了牺牲品。 贾森·蒙克第二次对大主教的访问标志着第四阶段开始了，他怂恿敌人对一种感觉到的、但并不存在的威胁反应过分强烈。这主要是通过那盘假定的蒙克与阿列克谢二世的谈话录音带来达到目的的。 欧文第一次访问大主教时就录下了他的原声样本带，因为欧文的翻译布赖恩·文森特身上带有录音机。蒙克在福布斯城堡时就把他自己的声音录了几个小时的录音带。 在伦敦，一位口技演员录制了磁带上阿列克谢二世说的话。利用计算机配音技术制作了那盘磁带，包括搅动咖啡的声音。欧文路过大厅时，将那盘磁带放在了马克西姆神父的手中，神父又将他转录到格里申给他的那盘磁带上。 磁带上所有的内容都是谎言。彼得罗夫斯基将军不可能继续袭击多尔戈鲁基黑手党，因为蒙克从车臣人那里收集到的有关该黑手党的情报都已经转给他了。此外娱乐场下面的资料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多尔戈鲁基黑手党资助了UPF的竞选活动。 尼古拉耶夫将军并没有打算在新年后的一系列访谈中继续谴责科马罗夫。他已经说了该说的话，一次就足够了。 最重要的是大主教毫无干涉代理总统政务的意向，根本谈不上将科马罗夫宣布为不合适的人选。他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不会干预政治的。 但是科马罗夫和格里申都不知道内情。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敌人的动向，面临着失败的危险，他们反应过分了，以至于发动了四次暗杀行动。蒙克怀疑到他们会动手，他向所有的四个目标都发出了警报。只有一个人拒绝听从劝告。直到12月21日晚，科马罗夫仍然有希望以相当的多数选票赢得竞选。12月21日之后，第五个阶段开始了。蒙克将对科马罗夫的敌视范围从极少数几个已经看过黑色宣言的人扩大到媒体的激烈抨击，从而激起了敌人的过分反应。在这个过程中，蒙克故意散布的假情报致使敌人确信科马罗夫所不断蒙受的耻辱都来源于黑色卫队的一个高级军官。 政治如同人类许多的其它事物一样，一个成功会孕育更大的成功，而一个失败也会产生进一步的失败。随着对科马罗夫批评的增多，潜伏在所有暴君身上的偏狂症也变得更严重了。奈杰尔·欧文的最终策略就是利用这种偏狂症，并抱一线希望，像马克西姆神父这种人不会令他失望的。 当大主教从特里尼蒂圣谢尔久斯修道院回来后，他再也没有接近代理总统。差四天就要到新年的时候，俄罗斯的政府机构根本无意要在新年进攻黑色卫队并逮捕科马罗夫。 通过马克西姆神父，欧文玩弄了老花招，使敌人相信他的对手在人力、物力和权力等方面都要比他强，实际并非如此。科马罗夫在一次被刺痛之后，他决定首先发起进攻。蒙克预先向俄罗斯政府发了警报，它保卫了自己。 虽然奈杰尔·欧文爵士不经常去教堂，但是他长期以来刻苦攻读圣经，在它所有的人物当中他最喜欢犹太勇士。 正像他在苏格兰高地时对蒙克解释的那样，犹太勇士，是第一任特种部队的指挥官，是他第一个建议进行夜间奇袭的。 虽然有1万人自愿报名，犹太勇士，只选择了300人，他们是最坚强的好战士。在他对驻扎在伊茨雷埃勒谷地里的米甸人进行夜间攻击时，他使用了三个战术，即猛烈的惊醒、明亮的灯光和粉碎的声音使实力较强的队伍感到迷惑和惊慌。 “我亲爱的小伙子，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使处于半惊醒状态的米甸人相信他们正面对一场巨大的、非常危险的进攻。因此他们惊慌失措地跑了。” 他们不仅跑了，他们还在黑暗中相互乱砍。通过故意散布的假情报，格里申被迫逮捕了他自己的所有高级指挥员。 欧文女士进来了，并关上了电视。 “听我说，奈杰尔，今天的天气很好，我们得去挖早熟的土豆了。” 间谍头目站起来了。 “当然，”他说，“春天提前来到了。我去拿我的靴子。” 他讨厌挖东西，但是他确实太爱彭妮·欧文了。 中午刚过，狐媚女人号已经驶出了海龟湾，正在向缺口前进。 在到暗礁的半途中，阿瑟·迪安驾驶着他的银色深渊号赶上来了。他的船尾有两个潜水旅游者“喂，贾森，你好长时间没来了！” “是的。我去欧洲呆了一段时间。” “那里怎么样？” 蒙克想了一下。“很有趣。”他说。 “看见你回来真高兴。”迪安瞥了一眼狐媚女人号的后甲板。“你没有客户？” “没有。在离波因特10英里远的地方有邀游的刺鲅鱼群。我打算为自己搞一些鱼。” 阿瑟·迪安咧嘴笑了，他理解了这种感觉。“绷紧鱼线，伙计。” 银色深渊号打开了节流问，加速离开了。 狐媚女人号穿过了缺口进入了公海，蒙克感到了脚下汹涌的海浪，散发着香甜带咸味的海风迎面扑来。 他加快了速度，驾驶着狐媚女人号离开了群岛，向着外面孤独的大海的天空漫游去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