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1889年作品》 打赌 契诃夫1889年作品 打赌 一 一个黑沉沉的秋夜。老银行家在他的书房里踱来踱去，回想起十五年前也是在秋天他举行过的一次晚会。在这次晚会上，来了许多有识之士，谈了不少有趣的话题。他们顺便谈起了死刑。客人们中间有不少学者和新闻记者，大多数人对死刑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种刑罚已经过时，不适用于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而且不合乎道德。照这些人的看法，死刑应当一律改为无期徒刑。 “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主人银行家说，“我既没有品尝过死刑的滋味，也没有体验过无期徒刑的磨难，不过如果可以主观①评定的话，那么我以为死刑比无期徒刑更合乎道德，更人道。死刑把人一下子处死，而无期徒刑却慢慢地把人处死。究竟哪一个刽子手更人道？是那个几分钟内处死您的人，还是在许多年间把您慢慢折磨死的人？” ①原文为拉丁文。 “两种刑罚同样不道德，”有个客人说，“因为它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夺去人的生命。国家不是上帝。它没有权利夺去它即使日后有心归还却无法归还的生命。” 客人中间有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律师。别人问他的看法时，他说： “不论死刑还是无期徒刑都是不道德的，不过如果要我在死刑和无期徒刑中作一选择，那么我当然选择后者。活着总比死了好。” 这下热烈的争论开始了。银行家当时年轻气盛，一时性起，一拳捶到桌上，对着年轻的律师嚷道： “这话不对！我用两百万打赌，您在囚室里坐不了五年！” “如果这话当真，”律师回答说，“那我也打赌，我不是坐五年，而是十五年。” “十五年？行！”银行家喊道，“诸位先生，我下两百万赌注。” “我同意！您下两百万赌注，我用我的自由作赌注！”律师说。 就这样，这个野蛮而荒唐的打赌算成立了！银行家当时到底有几百万家财，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娇生惯养，轻浮鲁莽，打完赌兴高采烈。吃晚饭的时候，他取笑律师说： “年轻人，清醒清醒吧，现在为时不晚。对我来说两百万是小事一桩，而您却在冒险，会丧失您一生中最美好的三四年时光。我说三四年，因为您不可能坐得比这更久。不幸的人，您也不要忘了，自愿受监禁比强迫坐牢要难熬得多。您有权利随时出去享受自由——这种想法会使您在囚室中的生活痛苦不堪。我可怜您！” 此刻银行家在书房里踱来踱去，想起这件往事，不禁问自己： “何苦打这种赌呢？律师白白浪费了十五年大好光阴，我损失了两百万，这有什么好处呢？这能否向人们证明，死刑比无期徒刑坏些或者好些？不能，不能。荒唐，毫无意义！在我这方面，完全是因为饱食终日，一时心血来潮，在律师方面，则纯粹是贪图钱财……” 随后银行家回想起上述晚会后的事。当时决定，律师必须搬到银行家后花园里的一间小屋里住，在最严格的监视下过完他的监禁生活。规定在十五年间他无权跨出门槛，看见活人，听见人声，收到信件和报纸。允许他有一样乐器，可以读书、写信、喝酒和抽烟。跟外界的联系，根据契约，他只能通过一个为此特设的小窗口进行，而且不许说话。他需要的东西，如书，乐谱，酒等等，他可以写在纸条上，要多少给多少，但只能通过窗口。契约规定了种种条款和细节，保证监禁做到严格的隔离，规定律师必须坐满十五年，即从一八七０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二时起至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二时止。律师一方任何违反契约的企图，哪怕在规定期限之前早走两分钟，即可解除银行家支付他两百万的义务。 在监禁的第一年，根据律师的简短便条来看，他又孤独又烦闷，痛苦不堪。不论白天，还是夜晚，从他的小屋里经常传出钢琴的声音！他拒绝喝酒抽烟。他写道：酒激起欲望，而欲望是囚徒的头号敌人。再说，没有比喝着美酒却见不着人更烦闷的了。烟则熏坏他房间里的空气。第一年，律师索要的都是内容轻松的读物：情节复杂的爱情小说，侦探小说，神话故事，喜剧等等。 第二年，小屋里不再有乐曲声，律师的纸条上只要求古典作品。第五年又传出乐曲声，囚徒要求送酒去。那些从小窗口监视他的人说，整整这一年他只顾吃饭，喝酒，躺在床上，哈欠连连，愤愤不平地自言自语。他不读书。有时夜里爬起来写东西，写得很久，一到清晨又把写好的东西统统撕碎。他们不止一次听到他在哭泣。 第六年的下半年，囚徒热衷于研究语言、哲学和历史。他如饥似渴地研究这些学问，弄得银行家都来不及订购到他所要的书。在后来的四年间，经他的要求，总计买了六百册书。在律师陶醉于阅读期间，银行家还收到他的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典狱长：我用六种文字给您写信。请将信交有关专家审阅。如果他们找不出一个错误，那么我请求您让人在花园里放一枪。枪声将告诉我，我的努力没有付诸东流。各国历代的天才尽管所操的语言不同，然而他们的心中都燃烧着同样热烈的激情。啊，但愿您能知道，由于我能了解他们，现在我的内心体验到多么巨大的非人间所有的幸福！ 囚徒的愿望实现了。银行家吩咐人在花园里放了两枪。 十年之后，律师一动不动地坐在桌旁，只读一本《福音书》。银行家觉得奇怪，既然他在囚年里能读完六百本深奥的著作，这么一本好懂的、不厚的书怎么要读上一年工夫呢？读完《福音书》，他接着读宗教史和神学著作。 在监禁的最后两年，囚徒不加选择，读了很多的书。有时他研究自然科学，有时要求拜伦①和莎士比亚②的作品。他的一些纸条上往往要求同时给他送化学书，医学书，长篇小说，某篇哲学论文，或者神学著作。他看书就好像他落水后在海中漂浮，为了救自己的命，急不可待地时而抓住沉船的这块碎片，时而抓住另一块浮木！ ①拜伦（一七八八——一八二四）英国诗人。 ②莎士比亚（一五六四——一六一六）英国诗人，剧作家。 二 老银行家回忆这些事后想道： “明天十二点他就要获得自由。按契约我应当付他两百万。如果我付清款子，我就彻底破产，一切都完了……” 十五年前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个一百万，如今却害怕问自己：他的财产多还是债务多？交易所里全凭侥幸的赌博，冒险的投机买卖，直到老年都改不了的急躁脾气，渐渐地使他的事业一落千丈。这个无所畏惧、过分自信的、傲慢的富翁现在变成一个中产的银行家，证券的一起一落总让他胆战心惊。 “该诅咒的打赌！”老人嘟哝着，绝望地抱住头，“这个人怎么不死呢？他还只有四十岁。不久他会拿走我最后的钱，然后结婚，享受生活的乐趣，搞证券投机。我呢，变成了乞丐，只能嫉妒地看着他，每天听他那句表白：”多亏您，我才得到幸福，让我来帮助您。‘不，这太过分了！摆脱破产和耻辱的唯一办法就是这个人的死！“ 时钟敲了三下。银行家侧耳细听：房子里的人都睡了，只听见窗外的树木冻得呜呜作响。他竭力不弄出响声，从保险柜里取出十五年来从未用过的房门钥匙，穿上大衣，走出房去。 花园里又黑又冷。下着雨。潮湿而刺骨的寒风呼啸着刮过花园，不容树木安静。银行家集中注意力，仍然看不见土地，看不见白色雕像，看不见那座小屋，看不见树木。他摸到小屋附近，叫了两次看守人。没人回答。显然，看守人躲风雨去了，此刻正睡在厨房里或者花房里。 “如果我有足够的勇气实现我的意图，”老人想，“那么嫌疑首先会落在看门人身上。” 他在黑暗中摸索着台阶和门，进了小屋的前室，随后摸黑进了不大的过道，划了一根火柴。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有一张床，但床上没有被子，角落里有个黑糊糊的铁炉。囚徒房门上的封条完整无缺。 火柴熄灭了，老人心慌得浑身发抖，摸到小窗口往里张望。 囚徒室内点着一支昏黄的蜡烛。他本人坐在桌前。从这里只能看到他的背、头发和两条胳膊。在桌子上，在两个圈椅里，在桌子旁的地毯上，到处放着摊开的书。 五分钟过去了，囚徒始终没有动一下。十五年的监禁教会了他静坐不动。银行家弯起一个手指敲敲小窗，囚徒对此毫无反应。这时银行家才小心翼翼地撕去封条，把钥匙插进锁孔里。生锈的锁一声闷响，房门吱嘎一声开了。银行家预料会立即发出惊叫声和脚步声，可是过去了两三分钟，门里却像原先一样寂静。他决定走进房间里。 桌子后面一动不动坐着一个没有人样的人。这是一具皮包骨头的骷髅，一头长长的女人那样的鬈发，胡子乱蓬蓬的。他的脸呈土黄色，脸颊凹陷，背部狭长，胳膊又细又瘦，一只手托着长发蓬乱的头，那模样看上去真叫吓人。他的头发早已灰白，瞧他那张像老人般枯瘦的脸，谁也不会相信他只有四十岁。他入睡了……桌子上，在他垂下的头前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 “可怜的人！”银行家想道，“他睡着了，大概正梦见那两百万呢！只要我抱起这个半死不活的人，把他扔到床上，用枕头闷住他的头，稍稍压一下，那么事后连最仔细的医检也找不出横死的迹象。不过，让我先来看看他写了什么……” 银行家拿起桌上的纸，读到下面的文字： 明天十二点我将获得自由，获得跟人交往的权利。不过，在我离开这个房间、见到太阳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对您说几句话。凭着清白的良心，面对注视我的上帝，我向您声明：我蔑视自由、生命、健康，蔑视你们的书里称之为人间幸福的一切。 十五年来，我潜心研究人间的生活。的确，我看不见天地和人们，但在你们的书里我喝着香醇的美酒，我唱歌，在树林里追逐鹿群和野猪，和女人谈情说爱……由你们天才的诗人凭借神来之笔创造出的无数美女，轻盈得犹如臼云，夜里常常来探访我，对我小声讲述着神奇的故事，听得我神迷心醉。在你们的书里，我攀登上艾尔布鲁士①和勃朗峰②的顶巅，从那里观看早晨的日出，观看如血的晚霞如何染红了天空、海洋和林立的山峰。我站在那里，看到在我的上空雷电如何劈开乌云，像人蛇般游弋；我看到绿色的森林、原野、河流、湖泊、城市，听到塞王③的歌唱和牧笛的吹奏；我甚至触摸过美丽的魔鬼的翅膀，它们飞来居然跟我谈论上帝……在你们的书里我也坠入过无底的深渊，我创造奇迹，行凶杀人，烧毁城市，宣扬新的宗教，征服了无数王国…… ①在高加索。 ②在欧洲中部。 ③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妖，以歌声诱惑水手，使之灭亡。 你们的书给了我智慧。不倦的人类思想千百年来所创造的一切，如今浓缩成一团，藏在我的头颅里。我知道我比你们所有的人都聪明。 我也蔑视你们的书，蔑视人间的各种幸福和智慧。一切都微不足道，转瞬即逝，虚幻莫测，不足为信，有如海市蜃楼。虽然你们骄傲、聪明而美丽，然而死亡会把你们彻底消灭，就降消灭地窖里的耗子一样，而你们的子孙后代，你们的历史，你们的不朽天才，将随着地球一起或者冻结成冰，或者烧毁。 你们丧失理智，走上邪道。你们把谎言当成真理，把丑看作美，如果由于某种环境，苹果树和橙树上不结果实，却忽然长出蛤蟆和晰蜴，或者玫瑰花发出马的汗味，你们会感到奇怪；同样，我对你们这些宁愿舍弃天国来换取人世的人也味到奇怪。我不想了解你们。 为了用行动向你们表明我蔑视你们赖以生活的一切，我放弃那两百万，虽说我曾经对它像对天堂一样梦寐以求，可是现在我蔑视它。为了放弃这一权利，我决定在规定期限之前五个时离开这里，从而违反契约…… 银行家读到这里，把纸放回桌上，在这个怪人头上亲了一下，含泪走出小屋。他一生中任何时候，哪怕在交易所输光之后，也下曾像现在这样深深地蔑视自己。回到家里，他倒在床上，然而激动的眼泪使他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大早晨，吓白了脸的看守人跑来告诉他，说他们看到住在小屋里的人爬出窗子，进了花园，往大门走去，后来就不知去向了。银行家带领仆人立即赶到小屋，证实囚徒确实跑掉了。为了杜绝无谓的流言，他取走桌上那份放弃权利的声明，回到房间，把它锁进保险柜里。 一八八九年一月一日 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由四头肥壮的骏马拉着的一辆四轮马车驶进某男修道院的平常称做“红门”的大门。修士司祭们和见习修士们成群地站在供贵族居住的那部分客房附近，远远地，凭着车夫和马匹，他们已经认出马车上坐着的太太就是他们熟识的、俊俏的公爵夫人薇拉·加甫里洛芙娜。 一个穿号衣的老人从车夫坐位上跳下来，扶着公爵夫人下马车。她撩起黑面纱，不慌不忙地走到所有的修士司祭面前，领受他们的祝福，然后亲切地向见习修士们点点头，便走进一个房间里去了。 “怎么样，你们的公爵夫人不在，你们惦记吗？”她对那些搬运她的行李的修士说。“我有整整一个月没到你们这儿来了。不过，喏，我现在来了，那就瞧瞧你们的公爵夫人吧。可是修士大司祭神甫在哪儿？我的上帝啊，我急着要见他，心都等焦了！他真是个了不起的老人，了不起啊！你们有这样一位修士大司祭，应该觉得骄傲才对。” 临到修士大司祭走进来，公爵夫人就高兴地尖叫一声，把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走到他跟前去领受祝福。“不，不！让我吻您的手！”她说着，抓住他的手，热切地吻了三下。“我多么高兴呀，神圣的神甫，我终于见到您了！ 您大概忘了您的公爵夫人了吧，可是我的心却时时刻刻留在您这可爱的修道院里。您这儿多么好！这种生活远离浮华的尘世，专心供奉上帝，自有一种特别的魅力，神圣的神甫，我的整个灵魂都感觉到这一点，可是我没法用话语表达出来！“ 公爵夫人的脸颊泛红，她流下了眼泪。她热烈地讲个不停。修士大司祭呢，却是个严肃的、难看的、拘谨的七十岁老人，一直沉默着，只是偶尔象个军人似的断断续续说：“是，夫人。……我听见了。……我明白。……”“您要在我们这儿住很久吗？”他问。 “今天我在你们这儿过夜，明天我坐车到克拉芙季雅·尼古拉耶芙娜家去，我有很久没跟她见面了，不过后天我再到你们这儿来，住上三四天。我想在你们这儿让我的灵魂休息一下，神圣的父亲。……”公爵夫人喜欢在这个修道院里盘桓一阵。近两年来，她看中这个地方，一到夏天几乎每个月都要到这儿来住两三天，有时候住上一个星期。那些羞怯的见习修士、那种宁静、那些低矮的天花板、那种柏树的香气、那种简单的素食、那些便宜的窗帘，都打动她的心，使她生出满腔的温情，而且不由得沉思默想，脑海中添了许多美好的思想。她只要在这个房间里待上半个钟头，就会觉得她自己也变得羞怯而谦逊，自己身上也有柏树的气味，往事就退到远处去，失去它的价值，于是公爵夫人就开始思忖，尽管她只有二十九岁，却很象苍老的修士大司祭，她跟他一样，生到人世间来并不是要过富裕的生活，也不是要享受尘世的荣华和爱情，却是为了过一 种安静的、与世隔绝的、象修道室那种幽暗的生活。 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斋戒者正在昏暗的修道室里专心祷告，忽然，有一道阳光意外地射进房间，或者有一只小鸟停在窗台上，唱起歌来。这个严肃的斋戒者就不由自主地微微一笑，他的胸中，从罪恶积成的深重悲哀下面，就跟从石块下面那样，忽然涌出安宁的、无罪的欢乐，宛如一道溪流。公爵夫人觉得她自己从外界带到这儿来的，恰好就是阳光或者小鸟带来的那种安慰。她那亲切欢畅的笑容，她那温和的目光，她的说话声，她的笑谑，总之，她整个的人，她那穿着朴素的黑衣服的娇小苗条的身躯，一旦在这里出现，就一定会在那些纯朴严谨的人们心中引起一种温柔欢欣的感觉。每个看见她的人都一定会想：“上帝派一个天使到我们这儿来了。……”她觉得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一点，就笑得越发亲切，极力装得象小鸟似的。 她喝过茶，休息一阵，然后走出去散步。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在修道院的花圃里，刚浇过水的木犀草冒出一股芬芳的潮气，直扑到公爵夫人脸上来，教堂里响起男人低缓的歌唱声，远远听去显得很悦耳，很忧郁。那儿在做晚祷。那些幽暗的窗口温柔地闪着长明灯的微光，有些阴影闪动，有个老修士的身影坐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挨近神像，守着一个募款箱，这些都显出恬淡的安宁，使得公爵夫人不知什么缘故很想哭一场。……大门外，在墙壁和桦树之间、两旁放着长凳的林荫道上，已经是暮色苍茫了，天空在很快地黑下来。……公爵夫人在林荫道上走了一阵，在一张长凳上坐下，开始沉思。 她心想：这个修道院里的生活安静而平稳，象夏天的傍晚一样，索性搬到这儿来住一辈子倒挺好。要是能完全忘记薄情而放荡的公爵，忘记她那庞大的产业，忘记每天来搅扰她的债主，忘记她的不幸，忘记今天早晨露出顶撞的脸色的使女达霞，那多么好。最好是能够一辈子坐在此地这条长凳上，从许多桦树的树干望出去，瞧着傍晚的薄雾在山脚下一 缕缕地盘旋浮动，瞧着远处树林上空的白嘴鸦多得象一片乌云，正飞回巢过夜，仿佛给树林罩上了一层面纱，瞧着两个见习修士赶着马群去夜牧，一个骑着花斑马，一个步行，两个人都因为自由自在而高兴，打打闹闹象小孩子一样，他们年轻的说话声在停滞不动的空气里清脆地响着，每个字都可以听清。就是坐在这儿倾听这寂静也是好的：时而起风了，吹动桦树的树梢，时而有只青蛙把去年的枯叶弄得沙沙地响，时而墙外钟楼上的时钟由于过了一刻钟而敲响。……人不妨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听着，思索，思索。……有一个背着背囊的老太婆在她面前走过。公爵夫人暗想，要是拦住这个老太婆，对她说几句亲热恳切的话，周济她几个钱，倒也不坏。……可是老太婆一次也没回过头来看她，却转过墙角，不见了。 过了一忽儿，林荫道上出现一个高个子男人，生一把白胡子，戴一顶草帽。他走到公爵夫人身旁，就脱掉帽子，向她鞠躬。公爵夫人凭他头上那一大块秃顶和他那尖尖的钩鼻子认出他就是医师米哈依尔·伊凡诺维奇，五年以前在她的杜包甫基庄园上担任过医疗工作。她想起有人对她说过，这个医师的妻子去年死了，她想对他表示同情，安慰他几句。 “大夫，您大概不认得我了吧？”她问，亲切地微笑着。 “不，公爵夫人，我认得，”医师又脱掉帽子，说。 “哦，谢谢，说实在的，我以为您也忘了您的公爵夫人呢。 人们是只记得自己的仇人而忘记自己的朋友的。您也是来祷告的吗？“ “我由于职务的关系每个星期六都在这儿过夜。我在这儿替人看病。” “哦，您生活得怎么样？”公爵夫人问道，叹了口气，“我听说您的太太去世了！多么不幸啊！” “是的，公爵夫人，这在我是很大的不幸。”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好顺从地忍受种种不幸。没有上帝的意志，人是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从头上掉下来的。” “是的，公爵夫人。” 对于公爵夫人的亲切温和的笑容以及她的叹息声，医师光是冷冷地回答说：“是的，公爵夫人。”就连他脸上的神情也是冷冰冰的。 “我对他还有些什么可说的呢？”公爵夫人暗想。 “是啊，我跟您有多少时间没见过面了！”她说。“五年啊！ 在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水流进了大海，人事发生过多少变化啊，就连想一想都觉得可怕呢！您知道，我出嫁了，……我由伯爵小姐变成公爵夫人。我甚至已经跟我的丈夫分手了。“ “是的，我听说了。” “上帝给我的考验好多啊！您大概也听说我几乎破产了。 为了偿付我那不幸的丈夫的债务，我卖掉了我的杜包甫基庄园，卖掉了我的基利亚科沃庄园，卖掉了我的索费伊诺庄园，如今我的田产只剩下巴拉诺沃和米哈尔采沃了。回顾往事，真是可怕呀：那么多的变化，各式各样的不幸，多少错误！“ “是的，公爵夫人，很多的错误！” 公爵夫人有点心慌了。她知道自己的错误。所有那些错误都是个人的秘密，只有她一个人能够想起，说出来。她忍不住问道：“您认为是哪些错误呢？” “您自己提到错误，可见您是知道的，……”医师回答说，冷冷一笑。“何必再提呢！” “不，您说一说，大夫！我会十分感激您的！请您不必跟我客气。我喜欢听老实话。” “我不能做您的审判官，公爵夫人。” “不能做我的审判官？您在用什么样的口气说话呀，可见您一定知道一些事情。您说吧！” “要是您愿意听，那我就遵命。只是可惜我不会讲话，我的话并不是永远可以听得明白的。” 医师沉吟一下，开口了： “错误很多，不过，老实说，其中主要的错误，依我看来，就是那种普遍的风气，那种……那种在您各处庄园上都盛行的风气。您看，我不善于表达我的意思。那就是说，主要的是对人缺乏爱，对人厌恶，这是在一切事情上完全可以感觉到的。你们的全部生活体系就是建立在这种厌恶上的。厌恶人的说话声，厌恶人的脸，厌恶人的后脑壳，厌恶人的脚步，……一句话，厌恶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切东西。所有的门口和楼梯上都站着吃得饱饱的、粗鲁的、懒惰的、穿着号衣的仆从，为的是不让装束不体面的人走进屋里来。前厅里放着许多高背椅子，为的是临到有舞会和宴会的时候，听差们的后脑壳不致碰脏墙上的壁纸。所有的房间里都铺着绒头很密的地毯，免得听见人的脚步声。凡是走进来的人，一定会受到警告，说话务必要小声些，少说些，千万不能说那些对想象和神经起坏作用的话。在你们的私室里，你们不跟别人握手，也不请别人坐下，就象现在您不跟我握手，不请我坐下一样。 ……“ “既是您高兴，那就遵命！”公爵夫人微笑着说，向他伸出一只手来。“说真的，犯不上为这点小事生气。……”“可是，难道我生气了吗？”医师笑着说，不过他立刻脸红了，脱掉帽子，摇着它，激烈地说道：“老实说，我早就在等机会好把心里的话统统讲给您听，统统。……那就是说，我打算告诉您：您跟拿破仑一样，把所有的人都看成炮灰了。可是拿破仑好歹还有他的某种想法，而您却除了厌恶以外什么也没有！” “我厌恶人！”公爵夫人带笑说道，惊讶地耸动肩膀。“我！” “对，您！您需要事实吗？遵命！在您的米哈尔采沃村，有三个您旧日的厨师，在您的厨房里被烟火熏瞎了眼睛，如今靠乞讨过日子。在您那几万俄亩的土地上，凡是健康强壮而又好看的人都让您和您的食客们抢去，做了跟班、听差、车夫。所有这些两条腿的活物都给培养成奴才，吃得过饱，变得粗鲁，一句话，失去了神的形象和样式。……还有些年轻的医师、农艺师、教师、一般的脑力工作者，我的上帝啊，你们硬叫他们丢下正业，丢下诚实的劳动，逼得他们为了混口饭吃而参加每个正直的人都引以为耻的种种木偶滑稽戏！有的年轻人工作不满三年就变成了伪君子、马屁精、进谗言的小人了。……这样做对吗？您那些波兰籍的总管、那些下流的暗探、那些卡齐米尔和卡艾坦，一天到晚，在您那几万俄亩土地上跑来跑去，为要讨好您而极力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三 层皮来。对不起，我说得前言不搭后语，可是那也没关系！在您眼里，普通人算不得人。就连登门拜访您的那些公爵、伯爵、主教，您也只把他们看作装饰品，而不是活人。不过，主要的……最使我愤慨的主要点，就是空有百万家财，却不为人们做一点事，一点事也不肯做！” 公爵夫人坐在那儿，又是惊讶，又是害怕，又是气恼，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怎样应付才好。以前从来也没有人用过这种口气对她说话。医师那令人不快的气愤声调和他那些笨拙而不联贯的话语在她耳朵和头脑里化成一片尖利的敲打声，后来她又觉得指手划脚的医师好象在用帽子打她的脑袋。 “这话不实在！”她用恳求的声调轻轻说。“我为人们做过许多好事，这您自己也知道！” “算了吧！”医师叫道。“难道您仍旧认为您那种慈善活动是一种严肃有益的工作，而不是一种木偶滑稽戏？要知道，那种事是彻头彻尾的滑稽戏，那是拿对人的爱耍把戏，是最最露骨的耍把戏，就连孩子和愚蠢的村妇都看得透！就拿您那个——叫什么来着？——您那个为孤苦的老婆子开办的养老院来说吧，在那儿您叫我担任类似主任医师的工作，您自己当名誉院长。啊，主，我们的上帝呀，那可真是个可爱的机关！房子里铺着镶木地板，房顶上安着风信标，在农村里凑了十几个老太婆，硬逼着她们躺在荷兰麻布的床单上，盖上毛毯，吃水果糖。”医师对着自己的帽子恶毒地扑哧笑了一声，接着结结巴巴地很快说下去：“那是耍把戏！养老院的低级职员把毛毯和床单都收走，锁在柜子里，免得让老太婆用脏。叫她们这班老虔婆睡在地板上就是！老太婆们既不敢坐在床上，也不敢穿外衣，更不敢在光滑的镶木地板上行走。一切东西都是为摆排场用的，平时收藏好，不让老太婆动一下，把她们当做小贼一样。于是这些老太婆的吃穿只得暗地里靠别人施舍。她们白天黑夜向上帝祷告，只求赶快从监禁中释放出来，躲开您派去看管她们的那些胀饱肚子的坏蛋，免得听他们那套劝人为善的教训。 还有，高级职员做了些什么呢？那简直妙不可言！每星期总有这么两次，而且是在傍晚，一连有三万五千个使者骑着马跑来，通知说，公爵夫人，也就是您，明天要光临养老院。这就是说，明天我得丢下病人，穿好衣服，去受检阅。好，我去了。老太婆们穿着新衣服，周身干干净净，已经排成行，在候驾了。那个从卫戍部队退伍下来的老耗子，养老院主任，在她们身旁走来走去，脸上露出甜蜜蜜的谄笑。老太婆们不住地打呵欠，面面相觑，然而不敢抱怨。我们等着。一个小管家骑着马来了。这以后过了半个钟头，一个大管家来了，然后帐房里的大总管来了，随后又有这个那个来了，……源源不断！大家都带着神秘而庄严的脸色。我们等啊，等啊，调换两只脚站着，瞧着表，始终保持坟墓般的沉默，因为我们彼此憎恨，成了仇敌。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最后远远地出现一辆四轮马车，于是……于是……“医师发出一连串尖细的笑声，然后逼尖喉咙说道：”您下了马车。那些老巫婆呢，由那个卫戍部队的老耗子下了一道命令，齐声唱起来：“我主在锡安山的光荣，不是人的言语所能形容。……‘一出好戏，可不是吗？” 医师用男低音笑起来，摆一下手，仿佛想借此表示他笑得说不出话来了。他笑得有劲，尖刻，咬紧牙关，只有脾气不好的人才会这样发笑。凭他的声音、脸色、两只亮晶晶而且有点傲慢的眼神可以看出来，他深深地藐视公爵夫人，藐视养老院，藐视那些老太婆。他所有的话都讲得那么笨拙，粗鲁，一点也没有诙谐和快活的味道，可是他的笑声却畅快，甚至欢乐。 “还有那个学校又怎样呢？”他接着说，笑得直喘气。“您还记得您打算亲自教农民的子女念书吗？您多半教得很不坏，因为不久所有的男孩都跑光了，所以您后来不得不把他们打一顿，再送他们一些钱，他们才肯回到您这儿来。此外，您还记得您打算亲自替那些到田里干活的母亲用橡皮奶头喂她们的小孩吃奶吗？您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哭个不停，因为那些小孩不肯给您凑趣，所有的母亲都把自己的婴儿带到地里去了。后来村长下命令，硬叫那些做母亲的轮流把她们的小孩交给您管，好让您开心。真是怪事！所有的孩子都不愿意接受您的恩赐，一齐逃跑，就跟耗子见了猫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很简单嘛！并不是因为象您素来解释的那样，我们的老百姓愚昧，不知感恩戴德，而是因为（请您原谅我这么说）您玩的这种花样没有一丁点儿爱心和仁慈！除了用那些活玩偶来解闷的愿望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凡是在人和小狮子狗之间看不出区别的人，就不应该办慈善事业。我要向您保证：在人和小狮子狗中间是有很大区别的！” 公爵夫人心跳得厉害，耳朵里卜卜地响，仍旧觉得医师在用帽子打她的头。医师讲话很快，很激烈，急不择言，口齿不灵，而且加上过多的手势。她只明白一点，那就是有个粗鲁的、没有教养的、恶毒的、忘恩负义的人在对她讲话，至于他对她有什么要求，他在讲些什么，她就不明白了。 “走开！”她用含泪的声调说，抬起手来护住自己的头，免得挨到医师帽子的打。“走开！” “而且，您在怎样对待您手下的职员啊！”医师继续愤慨地说。“您不把他们看做人。您根本看不起他们，仿佛他们是最下贱的骗子。比方说，容许我问您一句，为什么您把我辞掉？我在您父亲手下，后来在您手下，先后工作了十年，辛辛苦苦，没有节日，没有假期，周围一百俄里的人都爱戴我，不料有一天，我忽然得到通知，说是我以后不用再来工作了！ 这是为什么？我到现在都不懂！我是堂堂正正的医师，贵族，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一家之长，却变成这么一个卑微的人物，别人不用说明理由就对以随意把我撵走！何必跟我讲客气？后来我听说我的妻子瞒着我，悄悄到您那儿去过三趟，替我求情，您一次都没有接见她。据说她在您的前厅里哭了。虽然她已经去世，可是我为这件事一辈子也不会原谅她！一辈子也不会！“ 医师不再作声，咬紧牙关，紧张地思索着，要想再说一 些很不中听的泄愤的话。他想起来了，他那皱起眉头的冷冰冰的脸忽然放光了。 “就拿您对这个修道院的态度来说吧！”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不管什么人，您是从来也不肯放过的。越是神圣的地方，就越有机会遭到您的仁慈和天使般的温柔的折磨。为什么您到这儿来？容我问您一句，为什么您要来找这儿的修士？ 赫卡柏跟您有什么相干，您跟赫卡柏又有什么相干？①这无非又是设法解闷，耍弄人，亵渎人的尊严罢了。要知道，您并不相信修士的上帝，您心里自有您的上帝，这个上帝是您在招魂术士的降神会上体会出来的。您对教堂里的种种宗教仪式看不上眼，不愿意去做弥撒和晚祷，每天总要睡到中午才醒，……那您何必到这儿来呢？……您带着您的上帝来到这个跟您毫不相干的修道院，以为修道院会把这看作它的莫大光荣！亏您想得出！您不妨顺便问一声，您来一趟，给修士们惹来多少麻烦。承您赏脸，打算今天傍晚到这儿来，于是您庄园上的帐房前天就派人骑着马来通知说，您准备来这儿。 昨天他们整整一天忙着给您打扫房间，等您驾临。今天来了一位先行，是个蛮横的使女，她不时跑过院子，衣服沙沙地响，问这问那，发号施令，……我简直受不了！今天修士们紧张地守候了一整天。是啊，要是不恭恭敬敬地迎接您，那可要出乱子！您准会到主教那儿去告状！‘主教，那些修士不喜欢我。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惹得他们生气的。不错，我是个大罪人，可是要知道，我是那么不幸啊！’有一个修道院已经为您挨过一顿申斥了。修士大司祭是个很忙的、有学问的人，一分钟的空闲也没有，可是您却老是要他到您的房间里去。对老人也罢，对教职也罢，一点敬意也没有！要是您捐给修道院很多钱倒也罢了，人家就不会觉得那么可气，可是偏偏这么多日子，修士们从您手里连一百个卢布也没拿到！“ 每逢公爵夫人受到惊扰，不为人们理解，感到委屈，每逢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该怎么做好，那她照例会哭起来。这一回 ，她最后也是蒙上脸，用小孩子那种尖嗓音哭起来了。医师忽然停住嘴，瞧着她。他的脸色黯淡下来，变得严峻了。 “请您原谅我，公爵夫人，”他用低沉的声音说。“我发了一通脾气，失去常态了。这是不好的。” 他发窘地咳嗽了一声，顾不上戴帽子，很快地从公爵夫人跟前走开了。 天空中已经繁星闪烁。想必月亮正从修道院后边升上来，因为天空明亮，清澈，柔和。蝙蝠沿着修道院的白墙毫无声息地飞来飞去。 时钟慢腾腾地敲着某一点钟的三刻钟，大概是八点三刻吧。公爵夫人站起来，慢慢地往大门口走去。她感到受了委屈，哭个不停，觉得树木也好，星星也好，蝙蝠也好，似乎都在怜惜她。时钟敲出悦耳的响声，也只是为了对她表示同情罢了。她哭着，心想索性进修道院，在那儿过一辈子倒好，在夏日安静的傍晚，她这个满腔委屈、受尽侮辱、不为人们理解的人，就全独自在林荫路上走动，只有上帝和布满繁星的天空才会看见这个受苦的女人的眼泪。这时候教堂里仍旧在做晚祷。公爵夫人站住，倾听歌声。在宁静的黑暗中，这种歌声听来多么悦耳！在这样的歌声下痛哭和受苦，又是多么甜美啊！ 她回到居处，对着镜子照了一下她那泪痕斑斑的脸，扑上些粉，然后坐下来吃晚饭。修士们知道她喜欢吃醋渍鲟鱼、小菌子、马拉加葡萄酒、放在嘴里有柏树香味的普通蜜糖饼。 每次她来，他们总给她送来这些吃食。公爵夫人吃着小菌子，喝着马拉加葡萄酒，幻想日后她怎样彻底破产，孤苦伶仃，所有她的总管、管家、帐房先生、使女，尽管她为他们出过许多力，却都对她忘恩负义，讲出顶撞她的话，她幻想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攻击她，说她的坏话，讪笑她，她呢，就放弃公爵夫人的爵衔，摆脱奢华和交际，隐居到修道院里，对谁也不说一句责备的话，反而为她的仇人们祷告，到那时候大家就会忽然了解她，走到她跟前来请她原谅，然而到那时候却太晚了。……吃过晚饭以后，她走到墙角，在神像面前跪下，念了两章《福音书》。然后使女给她铺床，她躺下睡觉。她在白布被套下面伸开四肢，舒服地、照哭过一场的人那样深深地叹了口气，闭上眼睛，渐渐入睡了。……早晨她醒过来，看一眼她的表，已经是九点半钟了。阳光从窗子里射进来，床旁地毯上有一条狭长而明亮的光带，朦胧地照亮整个房间。窗上黑窗帘外面，有些苍蝇在嗡嗡地叫。 “时候还早！”公爵夫人暗想，闭上眼睛。 她在床上摊开四肢，躺着纳福，忆起昨天傍晚她跟医师的相逢以及昨天她临睡前生出的种种想法。她想起她的不幸。 后来她又不由得想到她那住在彼得堡的丈夫、总管、医师、邻居、熟识的文官。……一长排熟识的男人的脸在她的想象中掠过。她微微一笑，心想：要是这些人能够深入她的灵魂，了解她，那么他们大家就会扑倒在她的脚边了。……到十一点一刻，她叫她的使女进来。 “达霞，给我穿衣服，”她懒洋洋地说。“不过，先去关照一声，叫他们把车套好。我得动身到克拉芙季雅·尼古拉耶芙娜家去一趟。” 她走出居处去坐马车，迎着白昼明亮的阳光而眯细眼睛，愉快得笑起来。这个白昼美好得出奇！她眯细眼睛看一眼聚集在门廊那儿为她送行的修士们，亲切地点一点头，说：“再见，我的朋友们！后天见。” 她发现医师也站在门廊那儿，夹在修士们当中，不由得又惊又喜。他的脸色苍白而严峻。 “公爵夫人，”他说，脱掉帽子，负咎地赔着笑脸，“我早就在这儿等您了。……请您看在上帝份上原谅我。……昨天我给一种不好的、报复的感情迷住了心窍，对您说出许多……蠢话。总之，我是来赔罪的。” 公爵夫人亲切地笑一笑，把一只手伸到他的嘴唇跟前。他吻着那只手，脸红了。 公爵夫人极力装得象是一只小鸟，一下子飞进了她的马车，向四面八方点头。她心里快活，明朗，温暖，连她自己都觉得她的笑容异常亲切而温柔。等到她的马车向大门口驶去，后来沿着扑满尘土的大道，驶过农舍和花园，驶过盐粮贩子的长串货车和络绎不绝赶到修道院去的香客，她仍旧眯细眼睛，温柔地微笑着。她心想，再也没有一种欢乐比不论走到哪儿都带去温暖、光明、快乐，宽恕侮辱，对仇人亲切地微笑更高高的了。路上遇到的农民们纷纷对她行礼，马车轻柔地沙沙响，车轮底下涌起滚滚的烟尘，随风飘到金黄色的黑麦地里，公爵夫人觉得她的身体好象不是在马车的软垫上颠动，而是在云端里摇晃，而且她本人就象一朵轻盈透明的云。……“我多么幸福啊！”她小声说着，闭上眼睛。“我多么幸福啊！” 「注释」 ①意谓“两不相干”，语出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诗》。赫卡柏是希腊传说中特洛伊王普里安之妻，在特洛伊被围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 没意思的事情 一 没意思的事情 一 在俄罗斯，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是三品文官，勋章获得者。他有那么多俄罗斯的和外国的勋章 ，每逢他必须把它们一齐戴在胸前的时候，大学生就管他叫做“圣像壁”。他所结交的人物都是最赫赫有名的，至少，近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以来俄罗斯的知名学者没有一个不与他有过亲密的交往。现在他没有可交的朋友了，可是讲到过去，他的著名朋友的长名单却是以皮罗戈夫①、卡维林②、诗人涅克拉索夫这样的名字结尾的，这些人都跟他有极为真诚、亲切的友谊。他是俄罗斯所有的大学和三个外国大学的委员。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再加上以外许多也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构成了我的所谓名声。 我这个姓名是人人都知道的。在俄罗斯，凡是能读会写的人都知道。在外国，大学讲坛上提起它的时候，总要冠上“著名的、可敬的”这类字眼。这个名字归在少数幸运的名字当中，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和报刊文章里辱骂或者滥用这些名字，就会被人看作品格不佳的表现。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要知道，我的名字是跟名望很高、极有天赋、无疑有用的人的观念紧密联系着的。我象骆驼那样勤恳耐劳，这是重要的，而且我有才能，这就更重要了。此外，我要顺便提到，我是一个有教养的、谦虚而正直的人。我从来没有钻到文学和政治方面去出过风头，也没有贪图名望而跟不学无术的人进行过论战，更没有在宴会上或者我同事的坟墓上发表过演说。……总之，我的学者名声没有一星污点，对我的名声谁都没话可说。这是幸运的。 享有这种名声的人，也就是我自己，却是一个六十二岁的男子，头顶光秃，镶了假牙，害一种医不好的面部痉挛症。我的名声光辉灿烂，我的模样却灰溜溜的，极其难看。我的头和手衰弱得发抖，脖子跟屠格涅夫的一个女主人公③那样，象是大提琴的柄，胸脯凹陷，背部狭窄。我说话或者讲课，嘴角总是往一边撇。我一笑，脸上就布满衰老的、死气沉沉的皱纹。我这种可怜的模样没有一点动人的地方，也许只有在我面部痉挛症发作的时候，我才会有一种特别的表情，惹得人家看见了必定会生出阴森而难忘的想法：“这个人大概不久就要死了。” 我讲课跟过去一样，仍旧不错。我照旧能够一连两个钟头抓住听讲人的注意力。我的热情、我在讲解方面的文学技巧、我的幽默，差不多遮盖了我声调的缺陷，因为我的声调干巴巴、尖得刺耳，可又抑扬顿挫，跟假善人一样。我写文章却不行了。专管写作能力的那一部分脑子不听使唤了。我的记忆力衰退，思想不大联贯，每逢我把思想写在纸上，总觉得我已经失去一气呵成的本领，结构单调无味，语言贫乏拘谨。我常常词不达意，写到结尾忘了开端。我往往忘记常用的词，写信的时候我总是费不小的劲才能避免多余的句子和不必要的插句，这显然证明我的智力活动衰退了。值得注意的是信越简单，写起来倒越费劲。我写科学论文反而觉得比写贺信或者报告便当得多，也通顺得多。还有一点：我觉得用德文或者英文写比用俄文写容易。 讲到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我先得提到近来常犯的失眠症。 要是有人问我现在生活中主要的和基本的特点是什么，我就要回答：失眠症。跟过去一样，我按照习惯，一到午夜就脱衣上床。我很快就睡着了，可是不到两点钟又醒来，觉得好象根本没睡着过似的。我只好下床，点上灯。我在房间里走上一两个钟头，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瞧着早已看熟的照片和画片。我走得腻味了，就在桌旁坐下。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什么也不想，什么欲望也没有。要是有一本书摆在我面前，我就顺手拉过来，一点也没兴趣地看下去。前不久我就是照这样在一 夜之间心不在焉地看完整整一本题目古怪的长篇小说：《燕子唱的是什么》④。或者，为了集中我的注意力，我就逼着自己从一数到一千，再不然，我就想我的一个同事的脸，极力回忆他是在哪年，在什么情形下，来教书的。我喜欢听声音。一忽儿，我的女儿丽扎在跟我相隔两个房间的一间屋子里很快地说了句梦话，一忽儿，我的妻子举着蜡烛穿过客厅，而且总是把火柴盒掉在地下，一忽儿，干裂的木橱劈啪一响，或者灯头忽然呜呜作声，不知什么缘故，所有这些声音都惹得我兴奋。 晚上老睡不着觉，就会时时刻刻觉着自己不正常，因此我心急地巴望天亮和白昼，到那时候我就有权利不睡了。要挨过许多难熬的钟头，公鸡才会在院子里啼起来。它第一个给我带来好消息。它一叫，我就知道不出一个钟头楼下的看门人会醒来，使劲地咳嗽，上楼来拿什么东西。然后窗外天色渐渐发白，街上传来人声了。……白天刚一开头，我的妻子就走进屋来。她走来看我，总是穿着衬裙，头也没梳，不过脸已经洗过，冒出花露水的气味，装出仿佛偶尔走进来的样子，每回老是说那一套话：“对不起，我只在这儿待一分钟就走。……你又是一夜没睡吧？” 然后她熄了灯，在桌旁坐下，谈起话来。我不是先知，可是我事先总知道她会谈什么。每天早晨老是那一套。她不安地问过我的健康以后，照例忽然提起我们的儿子，在华沙服役的军官。每个月到二十号以后，我们总要汇给他五十卢布，这就成了我们的主要话题。 “当然这在我们是不容易的，”我妻子叹着气说，“不过，在他还不能完全自立以前，我们也不得不接济他。孩子在异乡服役，薪饷又少。……不过呢，要是你乐意的话，下个月我们不汇给他五十 ，汇四十算了。你觉得怎么样？” 日常的经验本来应该使妻子相信：我们的开支是不会因为我们常常谈到它就减少的。可是我的妻子不肯承认经验，每天早晨必定要谈到我们的军官，还要谈到，谢天谢地，面包落价了，糖却贵了两个戈比，她说这些话的口气好象在向我报告什么新闻似的。 我听着，顺口答应一声，而且大概因为我一夜没睡觉吧，我的脑子里满是古怪而不必要的思想。我瞧着我的妻子，总是象孩子那样吃惊。我纳闷地问我自己：这个肥胖、笨拙的老太婆，一肚子琐碎的烦恼，为区区一小块面包担惊害怕，总是露出一副蠢相，再加上经常为债务和贫穷操心，眼光也变得迟钝，而且一开口只会谈家中开支，必得东西落价才见笑容；难道这样一个女人就是当初那个清秀的瓦丽雅？那时候我热烈地爱上她，是因为她头脑聪明，心地纯洁，面貌俊美，并且如同奥赛罗爱苔丝德蒙娜⑤那样，因为她“看重”我的学问。难道这个女人就是当初给我生下一个儿子的我那妻子瓦丽雅？ 我注意地瞧着这个皮肉松弛、笨手笨脚的老太婆的脸，想在她身上找到我的瓦丽雅，可是如今，过去的瓦丽雅所保存下来的只有那么一点：为我的身体担忧，把我的薪水叫做“我们的”薪水，把我的帽子叫做“我们的”帽子。我瞧着她，心里很难过，为了多少给她一点安慰，我总是随她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遇到她不公道地批评别人，或者怪我不私人行医或者出版教科书的时候，我甚至一声不吭。 我们的谈话也有老一套的结束方式。妻子忽然想起我还没喝茶，心慌了。 “我干什么尽自在这儿坐着？”她站起身来，说。“茶炊早就摆在桌子上了，我却在这儿闲聊天。主啊，我的记性变得多么差！” 她赶快走出去，可是在门口又站住，说：“我们欠下叶果尔五个月的工钱了。你知道吗？听差的工钱不可以拖欠，这话我说过不知多少遍了！每个月给十个卢布总比每隔五个月给五十个卢布便当得多！‘她走到门外，又站住，说：”我觉得再没有人象我们的苦命的丽扎那样可怜了。这姑娘在音乐学院读书，经常出入上流社会，可是上帝才知道她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那样的皮大衣，她都不好意思穿着上街了。如果她是别人的女儿，倒也罢了，可是人人又都知道她父亲是一位名教授，三品文官！“ 她把我的名望和官阶糟蹋一顿以后，总算走了。我的白天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以后，也不见得好过些。 我正在喝茶，我的丽扎向我走来，穿着皮大衣，戴着帽子，拿着乐谱，已经完全准备好，要到音乐学院去了。她二十二岁。 她的模样显得还要年轻一点，长得漂亮，有点象我妻子年轻的时候。她温柔地吻我的鬓角和手，说：“早，爸爸。你身体好吗？” 她小时候很喜欢吃冰淇淋，我常得带她上糖果店去。在她心目中，冰淇淋是一切美好东西的范例。要是她想称赞我，她就说：“你是奶油冰淇淋，爸爸。”我们常把她的这一个小手指头叫做阿月浑子冰淇淋，另一个叫做奶油冰淇淋，第三个叫做马林果冰淇淋等等。往常她来问我早安，我总要把她抱起来，放在我的膝头上，吻她的小手指头，说：“奶油冰淇淋，……阿月浑子冰淇淋，……柠檬冰淇淋。 ……“ 现在呢，拗不过老习惯，我还是吻着丽扎的手指头，喃喃地说：“阿月浑子冰淇淋，……奶油冰淇淋，……柠檬冰淇淋。 ……“可是我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了。我冷冰冰，就跟冰淇淋一 样，自己也觉得难为情了。临到我女儿走到我面前，用嘴唇碰一碰我的鬓角，我却打个冷战，好象有一只蜜蜂螫了我的鬓角似的，我勉强笑一笑，把脸扭开了。自从我害失眠症以来，有一 个问题象钉子那样钉在我的脑子里：我女儿常常看见我这个老头子，这个名人，为了欠仆役的工钱而痛苦得满脸通红，她也看见由小小的债务带来的烦恼常常逼得我放下工作，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连走上好几个钟头，想心事；可是为什么她就从来没有一回瞒着母亲，悄悄地来到我的身边，凑着我的耳朵小声说：“爸爸，拿去吧，这是我的表、镯子、耳环、衣服……。 把它们统统拿去典当了吧，你要钱用。……“？她既然明白她母亲和我要面子，极力把我们的贫穷瞒住外人，那她为什么不放弃学音乐这种昂贵的享受呢？我不会收下她的表、镯子，也不会要她牺牲音乐，求主保佑我，我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 同时我也想起了我的儿子，那个在华沙的军官。他是个聪明、正直、头脑清醒的人。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够的。我想：要是我有个老父亲，要是我知道有些时候他穷得害臊，那我就会把军官的职务交给别人去干，自己情愿做雇工。关于孩子的这一 类想法败坏了我的情绪。这样想有什么好处呢？只有心胸狭窄、满怀愤恨的人才会因为普通人不是英雄而对他们抱恶感。 可是，这些不提也罢。 到九点三刻，我得去给我那些可爱的孩子们讲课了。我穿好衣服，顺着街道走去。这条街道我走了三十年，对我来说它已经有它自己的历史了。那儿是一所灰色的大房子，开着一家药店，这儿从前是一所小房子，开着一家啤酒店，我就在那啤酒店里构思我的学位论文，给瓦丽雅写第一封情书。我是用铅笔在一张上端标着“ oriamorbi”⑥字样的纸上写的。那儿有一家食品杂货店，当初是一个犹太人开的，他赊给我纸烟，后来由一个胖太太经营了，她喜欢大学生，因为“他们人人都有娘”，现在呢，那里面坐着一个红头发商人，是个很冷淡的人，用铜茶壶喝茶。这儿是大学的破败的、多年没修过的大门，穿着羊皮袄、烦闷无聊的看门人，笤帚，一堆堆的雪。……在一 个新从内地来的、生气勃勃的、以为科学的宫殿真是宫殿的孩子的心上，这样的大门是不会留下什么良好印象的。一般地说，在俄罗斯悲观主义的历史上，大学校舍的颓败，走廊的阴森，墙上的污迹，光线的不足，台阶、衣帽架、凳子的凄凉的模样，在造成这种倾向的众多原因当中占首要地位。……那儿是我们的校园。我觉得从我做大学生的时候起到现在，它既没变得好一点，也没变得差一点。我不喜欢它。要是拔掉那些病样的菩提树、枯黄的金合欢、剪了枝的稀疏的紫丁香，在那儿栽上高高的松树和好看的橡树，那就合理多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学生的情怀是由环境造成的，那么他们在求学的地方无论走到哪儿，眼前所看见的只应当是高大的、健壮的、优雅的东西才对。……求上帝别让他们瞧见那些细瘦的树木、破碎的窗子、灰色的墙壁、蒙着破烂漆布的门才好。 我一走到平时进出的门廊，门就打开了，我碰到了我的老同事，跟我同年龄、同名字的看门人尼古拉。他一面把我让进门去，一面嗽着喉咙说：“天好冷啊，您老人家！” 或者，如果皮大衣湿了，他就说： “下雨了，您老人家！” 然后他跑到我前面，把一路上所有的门都替我推开。到了我的办公室里，他就小心地为我脱掉皮大衣，趁这机会跟我讲点大学里的新闻。大学里所有的看门人和校工彼此都十分熟悉；因此全校四个系、办公处、校长室、图书馆里出了些什么事，他都知道。他有什么事情不知道呀！遇到学校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比方说，校长或者系主任辞职了，我就听见他跟年轻的校工聊天，谈到补缺人的名字，而且说某某人不会得到部长批准，某某人自己又不肯接受这个职务，然后捕风捉影地、详尽地谈到办公室里接到了神秘文件，部长和督学大概在进行秘密谈话等等。如果把那些细节除外，他的话差不多总是对的。他对每个补缺人都形容一番，那种形容是别致的，可又正确。要是您想知道某人在哪年宣读学位论文，开始教书，退休，或者去世，那尽可以靠这个老兵的广博记忆来帮忙。他不但会告诉您哪年哪月哪天，还会讲到这件事或者那件事的经过情形。那样的记性是只有满怀爱心的人才会有的。 他是大学传统的保护人，他由前辈的看门人那里接受了许多大学生活掌故这样一份遗产。他还给这份财富添上他自己在服务期间得来的许多宝贝。要是您想听，他就可以给您讲许多长长短短的故事。他会讲到有些了不起的学者什么都懂，有些出色的刻苦钻研的人一连几个星期不睡觉，很多的人为科学受难和牺牲。在他看来，善战胜恶，弱者永远征服强者，聪明的征服愚蠢的，谦虚的征服骄傲的，年轻的征服年老的。 ……那些传说和故事，人也不必都信以为真，不过把它们滤一 下，您就会在滤器里找到您需要的东西：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大家公认的真正的英雄的名字。 在我们这班人当中，学术界的全部新闻只限于某些老教授精神异常恍惚的趣闻以及关于格鲁别尔⑦、关于我、关于巴卜辛⑧的两三个笑话罢了。可是对于知识界来说，这点消息未免太少。要是我们知识界都象尼古拉那样热爱科学、科学家、学生，那么早就会出现有关它的写成文字的完整的史诗、故事、言行录了，可惜这样的文献直到现在还没有。 尼古拉跟我讲完新闻以后，就做出一脸的严肃神情，我们开始谈正事了。要是在这种时候有个外人听到尼古拉随口说出许多学术名词，那他也许会以为尼古拉本来是个学者，却假扮成一个兵。顺便说一句，关于大学的校工有学问的传言是大大夸张了的。不错，尼古拉知道一百多个拉丁词，会把骨架拼凑起来，有时候还会准备实验标本，引一句课本上的文绉绉的长句逗学生发笑，可是，举例来说，对血液循环这种绝不复杂的原理，他现在仍旧跟二十年前一样茫然无知。 「注释」 ①皮罗戈夫（１８１０—１８８１），俄国外科学家，解剖学家。 ②卡维林（１８１８—１８８５），俄国教授，法学家，历史学家。 ③指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一个多余人的日记》中的女主人公。——俄文本编者注 ④这是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施皮尔哈根（１８２９—１９１１）的一部长篇小说。——俄文本编者注 ⑤莎士比亚所著剧本《奥赛罗》中的人物。 ⑥拉丁语：病历。 ⑦格鲁别尔（１８１４—１８９０），俄国医学教授，解剖学家。 ⑧巴卜辛（１８３５—１８９１），俄国生理学家。 在我的办公室里，我的解剖员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坐在桌子边，低下头在看一本书或者一个实验标本。他是个勤恳谦虚、可是缺乏才分的男子，年纪在三十五岁上下，头顶已经光秃，肚子已经大了。他一天到晚工作，看许多书，凡读过的都记得清楚，在这方面他简直不是人，而是金子。在别的方面呢，他就只能算是一匹拉货车的马了，或者换句话说，是个书呆子。 他眼界狭隘，只注意他的专门学识，一超出他的专门学识，他就跟小孩一样幼稚——这就是他缺乏才能、好似一匹拉车的马的特征。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走进办公室，说：“想想看！多么不幸！据说斯科别列夫①死了。” 尼古拉在胸前画十字，可是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却转过身来对着我，问道：“这个斯科别列夫是什么人？” 还有一回（比这回稍稍早一点），我告诉他说，彼罗夫②教授死了。这位亲爱的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却问道：“他是教什么的？” 看来，即使巴蒂③凑着他的耳朵唱歌，即使中国的大军侵入俄罗斯，即使发生了地震，他也不会动一动胳膊或者腿，而会仍旧眯细眼睛，心平气和地看他的显微镜。一句话，海枯巴④跟他毫不相干。我倒恨不能看一看这块面包干到晚上是怎样跟他的妻子一块儿睡觉的。 另外一个特征是他狂热地相信科学的正确性，尤其是相信德国人所写的一切话的正确性。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实验标本，知道生活的目的，完全不了解使得天才头发变白的怀疑和失望。他对权威存着奴性的崇拜，缺乏独立思考的要求。 打消他的信念是困难的，要跟他争论也不可能。一个人既然深信医学是最好的科学，医师是最好的人，医学传统是最好的传统，那就请您跟他去辩论吧。在医学的不幸历史中只有一个传统流传下来，那就是现在医师们仍旧系着的白领结。对学者乃至一般的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只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大学传统，并没有医学、法学等传统的分别。可是要彼得·伊格纳捷维奇承认这一点是困难的，他准会为这个跟您一直争论到世界末日。 对他的前途我看得很清楚。他这一辈子会准备好几百个非常精确的实验标本，会写出许多枯燥的、可是很平稳的论文，准确地译出十来篇文章 ，可是却干不出什么大事来。要做那种事业就得有想象、发明和才能，可是彼得·伊格纳捷维奇没有这类东西。总之，他不是科学的主人，而是它的工人。 我、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尼古拉，压低了声音说话。我们感到有点不自在。隔着门听见讲堂里象海浪翻腾的嗡嗡说话声，人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三十年以来，我对这种感觉还没习惯，可是它每天早晨都会产生。我烦躁地扣上我礼服的扣子，问尼古拉几个不必要的问题，发脾气。……好象我害怕似的，不过这不是胆怯，而是另外一种感觉，究竟是什么感觉，我也说不清楚，找不出它的名字来。 我完全不必要地瞧了瞧我的表，说： “怎么样？现在是去的时候了。” 我们就按次序走进讲堂，打头的是尼古拉，拿着实验标本或者图表，接着是我，那匹拉车的马断后，他谦虚地搭拉着脑袋；或者，必要时，打头的是一个上面躺着死尸的担架，死尸后面是尼古拉等等。我一进去，学生们就都站起来，然后坐下，海洋似的喧哗声忽然停了。一片安静。 我知道我要讲什么，可是不知道怎么讲，从哪儿开头，哪儿结束。我的脑子里还没准备好一句话。可是我只要往讲堂里扫一眼（讲堂造得象一个围绕着我的圆形剧场），说出那句老套头的话：“上一回我们讲到……”一长串的句子就从我的灵魂里飞出来，我一口气讲下去了！我很快地、兴冲冲地讲着，打都打不住，倒好象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拦住我的话似的。如果要讲得好，那就是说，如果要讲得不枯燥，使听讲人得益，那么除了才能以外还得有技巧，有经验，对自己的力量，对自己所讲的内容，对听课的那班人，都得有极清楚的概念才行。此外，要胸有成竹，目光敏锐，一忽儿也不能不注意眼前的那些人。 一个好指挥，在发挥作曲家的思想的时候，要同时做二十 件事：又要瞧乐谱，又要挥指挥棒，又要注意歌者，还要时而朝鼓手，时而朝圆号手做个手势等等。我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面前有一百五十张彼此不相象的脸，三百只眼睛直视着我的脸。我的目的就是降伏这个多头的怪物。在我讲课的每一 分钟里，要是我清楚地了解这怪物的注意程度和理解能力，那它就被我降伏住了。我的另一个对手则在我自己的脑海里。那就是五花八门的样式、现象、法则，以及受它们制约的我和别人的许多思想。我得随时有本事从一大堆材料里捡出顶要紧、顶必需的东西，随着我的滔滔不绝的话语赶快把我的思想装在一种能够使那个怪物听懂而且引起它注意的形式里面；同时又得小心在意，不要把我脑子里积存的那些思想照原样说出来，而要按一定的次序讲，这是正确地组成我要描绘的那个画面所必需的。还有，我极力使我的语言合乎规范，使定义简短而准确，使话语尽量朴素优美。我得随时控制自己，记着我所能支配的时间只有一小时零四十分钟。总之，要做的事不少。人得同时做科学家，教师，演说家才成。要是在您身上演说家胜过了教师和科学家，或者倒过来，那就糟了。 讲了一刻钟、半个钟头以后，我就会发现学生们开始瞧天花板，瞧彼得·伊格纳捷维奇，这个在找手绢，那个在椅子上动弹着，想要坐得舒服点，还有人想心事出了神，脸上现出微笑。……这意味着他们的注意力疲乏了。那就得想办法才成。 我赶紧抓住机会，说一句俏皮话。一百五十张脸就都现出欢畅的笑容，眼睛快活地发光，一时间又可以听见海洋般的喧哗声。……我也笑了。他们的注意力重新恢复，我可以接着讲下去了。 不管什么样的体育运动，什么样的玩乐或者消遣，都不及讲课那样能够给我这样多的快乐。只有在讲课的时候我才能够生出满腔的热情，我才明白灵感不是诗人的胡诌，它实际上确实存在。我想，我每回下课后所感到的那种舒服的疲劳就连赫拉克勒斯⑤在干完耸人听闻的英雄业绩以后也不见得会体验到。 这是从前的情形了。而现在呢，我讲起课来却只觉着受罪。还没讲完半个钟头，我就觉得肩膀和两条腿疲乏得支持不住。我在圈椅上坐下，可是我又不习惯坐着讲课。过了一分钟，我又站起来，仍旧站着讲，后来又坐下了。我的嘴巴发干，喉咙发哑，脑袋发晕。……为了要把这种情况瞒过听讲人，我就不断地喝水，咳嗽，常常擤鼻子，仿佛因为着了凉才讲不下去似的。我说些不得当的俏皮话，临了，不到钟点就宣布提前下课了，而我主要是感到羞愧。 我的良心和理智告诉我：我现在所能做的顶好的事就是对那些孩子讲最后一堂课，跟他们告别，给他们祝福，把我的职位让给一个比我年轻、比我强壮的人。可是，让上帝裁判我吧，我缺乏勇气本着良心办事。 不幸，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神学家。我十分明白，我的寿命不出半年了。看起来，我目前应当关心的似乎主要是坟墓里的黑暗问题、我在地下长眠后会梦见什么幻象的问题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虽然我的头脑充分领会那些问题的重要性，我的灵魂却不肯承认。现在我虽然面临死亡，但却跟二三十年以前一样，仍旧只对科学感到兴趣。直到我咽气的时候，我仍旧会相信科学是人类生活中顶重要、顶美好、顶必要的东西，相信科学素来是而且将来也是爱的最崇高的表现，相信人类只有凭借它，才会征服自然和自身。这种信心也许在根本上是幼稚而不公正的，可是如果我只相信这个，而不相信别的，那却怪不得我。我没法战胜我心中的这种信念啊。 不过问题不在于此。我只要求人们体谅我这种弱点，要求人们了解，把一个关心骨髓的发展史胜过关心宇宙的终极目的的人硬从讲台上拉下来，硬叫他跟他的学生分手，那就等于抓住他，不等他死，就把他放在棺材里，钉上盖子一样。 由于失眠，也由于极力克制我那渐渐增长的衰弱，在我身上起了一种古怪的变化。我上课讲到半当中，眼泪会忽然使我的喉咙哽住，我的眼睛就发起痒来，我生出一种热烈、急切的欲望，恨不能向前伸出两只手，大声地诉一诉苦才好。我想提高嗓门喊叫：我，一个著名的人，却被命运判处了死刑，不出半年就要由另一个人上这儿来占据这个讲堂。我要大声喊叫，说我中了毒。以前我从来不知道的一些新思想毒害了我一生的残余岁月，老是象蚊子似的螫我的脑筋。碰到这种时候，我的情形显得那么可怕，我巴不得所有我的听讲人都害怕，从坐位上跳起来，心惊胆战，拼命喊叫，纷纷向门口跑去才好。 挨过这样的时光是不容易的。 「注释」 ①斯科别列夫（１８４３—１８８２），俄国将军。 ②彼罗夫（１８３３—１８８２），俄国画家。 ③巴蒂（１８４３—１９１９），意大利歌剧演员，曾数次在俄国演出。 ④海枯巴是希腊传说中特洛伊王普里安之妻，在特洛伊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和几乎所有的孩子，本人也被俘，最后死去，在古典文学中，她成为极端悲痛和绝望的象征。 ⑤希腊神话中一个力大无比的英雄。 没意思的事情 二 二 讲完课以后，我坐在家里工作。我看刊物和论文，或者准备下一次的课，有时候写点东西。我的工作时常中断，因为我不得不接见客人。 铃声响了，这是我的一个同事来找我谈正事。他手里拿着帽子和手杖走进来见我，把那两样东西向我送过来，说：“我待一会儿就走，待一会儿就走！您坐下， collega①！” 先是我俩都极力向对方表明自己非常有礼貌，彼此见面十分高兴。我请他在一把安乐椅里坐下，他也让我坐下。我们一面让坐，一面小心地碰碰彼此的腰部，摸摸彼此的钮扣，仿佛我们在互相试探，生怕烫了手指似的。我们两人笑着，其实我们并没有说什么可笑的话。我们坐好，低下头，彼此凑近，压低喉咙讲起来。尽管我们彼此有心真诚相待，可是我们仍旧不能不用种种中国人那类客套来装饰我们的谈话，例如“阁下明察秋毫”，或者“鄙人已经荣幸地奉告”，要是我们当中有谁说了句把笑话，即使说得并不可笑，我们也还是不能不笑一阵。 等到谈完正事，这位同事就猛然站起来，朝着我的文稿摇一摇帽子，开始告辞。我们就又摸对方的衣扣，笑一阵。我把同事送到前厅，在那儿帮他穿上皮大衣，可是他竭力辞谢这种崇高的光荣。后来，等到叶果尔开了门，同事就对我说我会着凉的，我呢，却装出甚至情愿陪他走到街上去的样子。等到最后我回 到自己的书房里，我的脸上仍旧挂着笑容，这大概是惰性关系吧。 没过多久，铃又响了。有人走进前厅里来，脱了半天衣帽，咳嗽很久。叶果尔来通报说有一个大学生来了。我吩咐一声：请。过了一忽儿，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走进来。有一年了，他跟我一直保持着紧张的关系：考试的时候，他对我的问题回答得很不象话，我就给他打了个一分。每年我都有七个这样的学生。用大学生的语言来说，那就是我“卡妆他们，或者把他们”刷了下来“。凡是因为没有才能或者害病而考不及格的学生通常倒总是咬着牙忍下去，不来找我罗唆。凡是找我罗唆、到我家来的学生，都是些多血质的、性情活跃的人，考试一”刷下来“，连胃口也倒了，害得他们没法准时去听歌剧。对第一种人我总是宽宏大量，可是对第二种人我就”卡妆整整一年。 “请坐，”我对客人说。“您有什么话要说？” “对不起，教授，我来打搅您，……”他开口了，吞吞吐吐，眼睛不看我的脸。“我本不敢来麻烦您，要不是因为……您的课我已经考过五次了，可是……可是全没及格。我求您行行好，让我及格吧，因为……”凡是懒汉为自己辩护而提出来的理由总是一样的。别的功课他们都考得挺好，只有我的课却考坏了，尤其奇怪的是偏偏他们素来很看重我的课，温得很熟，由于一种没法理解的差错，他们才考坏的。 “对不起，我的朋友，”我对客人说，“我不能给你及格的分数。您回去好好温习功课，再来找我。到那时候再看吧。” 沉默。我有意叫那个学生稍稍受点罪，因为他爱啤酒和歌剧胜过爱科学。我就叹口气说：“依我看来，您现在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索性脱离医学系。要是您凭自己的能力怎么也不能考及格，那您显然没有做医师的心，也没有做医师的志向。” 那个多血质的青年的脸拉长了。 “对不起，教授，”他冷笑着说。“可是这从我这方面来说，至少也让人觉得奇怪。学了五年医学，一下子……不学了！” “嗯，话可不能这么说！与其一辈子做自己不热爱的工作，还不如白白损失五年的好。” 可是我马上又觉得可怜他，就连忙说： “不过这也随您。那么，把功课温一温再来吧。” “什么时候来呢？”懒汉用低沉的声音问。 “随您好了。明天也行。” 在他那对善良的眼睛里，我看出了这样的意思：“我来是可以来，可是你这畜生还是会把我卡住的！” “当然，”我说，“哪怕您再来考十五回 ，您也不见得就会增长多少学问，可是这样做可以锻炼您的性格。就凭这一点，您也应当感激。” 随后是沉默。我站起来，等待这位客人走，可是他站在那儿，瞧着窗口，揪他的小胡子，想心事。这就惹人厌烦了。 那多血质的青年讲话的声音圆润、悦耳，眼睛机灵，带着讥诮的神情，脸容和气，不过有点浮肿，因为常喝啤酒，而且在长沙发上躺得过久的缘故。看样子他本来可以对我讲许多有趣的关于歌剧的事，关于他猎艳的事，关于他所喜欢的同学的事，可是不幸，眼下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要不然我倒也愿意听一听呢。 “教授！我凭人格向您担保，要是您让我及格，那我……”话一讲到“凭人格”，我就摆了摆手，在桌子旁边坐下来。 学生又沉吟一下，垂头丧气地说： “既是这样，那就再见。……请您原谅。” “再见，我的朋友。祝您健康。” 他犹豫不定地走进门厅，慢吞吞地穿上大衣，走到街上，大概又想了很久。他什么也没想出来，只想出针对我说的“老魔鬼”这个词，然后走进一家便宜的饭馆，喝啤酒，吃饭，接着就回家上床睡觉去了。愿你的骨灰得到安宁，正直的劳动者！ 铃声第三回响了。一个年轻的医师走进来，身穿一套黑色新衣服，戴一副金边眼镜，当然打着白领结。他说了自己的姓名。我请他坐下，问他有什么贵干。这个献身于科学的年轻人有点激动地开口了，告诉我说：他的学位考试已经及格，现在只剩下写论文了。他想在我的指导下写作，要是我肯给他一个论文的题目，那他会十分感激。 “很愿意为您效劳，同事，”我说。“不过，首先，关于论文是什么，我俩得有一个共同的理解才行。所谓‘论文’，一般公认，是指由独立的创造所产生的著作。不是这样吗？一篇论文，如果用的是别人的题目，在别人的指导下写出来，那就要叫做另一样东西了。……”这个考学位的人没说话。我冒火了，从我坐着的地方跳起来。 “我不懂，为什么你们都跑来找我？”我生气地叫道。“难道我开着商店还是怎么的？我又不卖题目！我第一千零一次请求你们：全都躲开我！原谅我说话不礼貌，可是老实说，这种事我腻味透了！” 考学位的青年一声不响，只是他的颧骨四周现出淡淡的红晕。他的脸容表现了对我的声望和学识的深深尊崇，可是从他的眼睛里我却看出他藐视我的声调、我的可怜的身材、我的神经质的手势。我一发脾气，他就觉得我象是一个怪人了。 “我又没开店！”我生气地说。“真是怪事！为什么您不愿意独立自主？为什么您对自由这么厌恶？” 我说了许许多多，可是他始终一声不响。临了我渐渐气平了，当然也就让步了。考学位的青年就从我这儿得到一个毫无价值的题目，预备在我的指导下写一篇对谁都没用处的论文，将来带着尊严的气派去进行枯燥的答辩，得到一个于他一无用处的学位。 铃声可能连连不断地响下去，可是我在这儿只限于写完四次铃声就算了。铃声第四次响起来，我听见了熟悉的脚步声、衣服的沙沙声、亲切的说话声。……十八年前，我的一个做眼科医生的同事去世了，留下一个七岁的女儿卡嘉和大约六万卢布。他在遗嘱里指定我做他女儿的监护人。卡嘉在我们家里一直住到十岁，然后送到一个寄宿女校去，只有到夏天，放了暑假，才住到我们家里来。我没有工夫过问她的教育，只在有空的时候偶尔注意一下，因此，有关她小时候的情形我能说的很少。 我所记得的而且喜欢回想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她搬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和听凭医生看病的时候她那可爱的小脸上所流露的不同寻常的信任表情。她常常躲在一旁什么地方坐着，包扎着脸，总是注意地瞧着什么。不论她瞧着我写字或者翻书，或者瞧着我妻子忙忙碌碌，瞧着厨娘在厨房里削土豆皮，瞧着狗儿玩耍，她的眼睛老是表现着同样的思想，那就是：“这个世界上进行着的一切事情都美好，都合理。”她好奇心强，很喜欢跟我谈天。有时候她挨着桌子坐下，面对着我，瞧我的动作，提出问题。她想知道我看的是什么书，我在大学里做什么事，我怕不怕死尸，我怎样花我的薪水。 “大学里的学生打架吗？”她问。 “打架，亲爱的。” “您罚他们跪吗？” “罚的。” 她想到大学生打架，我罚他们跪下，觉得滑稽，就笑了。她是个温柔的、有耐性的、善良的孩子。我常常看见她手里的东西给人夺去，看见她无缘无故地受罚，或者她的好奇心得不到满足，这时候，她脸上一贯表现的那种信任的表情就跟一种悲哀的神情混在一起——如此而已。我不知道该怎样卫护她才好。不过我一瞧见她难过，就渴望把她拉到我怀里来，用老奶妈的疼爱口气说：“我可怜的小孤儿！” 我还记得她喜欢穿好衣服，喜欢在衣服上洒香水。在这方面，她跟我一样。我也喜欢漂亮衣服和好香水。 可惜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注意卡嘉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怎样被一种狂热完全抓住，后来那种狂热又怎样发展下去。我说的是她对戏剧的狂热爱好。假期她从学校回来，住在我们家里，谈起别的事情总不及谈到戏剧和演员那么愉快和热烈。她老是谈戏剧，我们都听得腻味了。我妻子和孩子都不去听她。只有我没有勇气不理她。每逢她想要找人谈一谈她的痴迷，总是走进我的书房来，用恳求的声调说：“尼古拉·斯捷潘内奇②，让我跟您谈谈戏剧吧！” 我指一指钟，说： “给你半个钟头的时间。说吧。” 过了一阵子她带回来好几十张她所崇拜的男女演员的照片，后来又有好几回参加业余演出，最后她在学校里毕业了，向我声明说，她生来就该做演员。 我从来也不赞同卡嘉对戏剧的迷恋。依我看来，要是剧本很好，那么，要使它产生应有的印象，就用不着麻烦演员去表演，只要把剧本看一遍也就够了。要是剧本不行，那就不论怎样演也演不好。 我年轻的时候常去剧院，现在我家里的人一年也总要订两次包厢，带我去“散散心”。当然，这还不足以使我有权利评断戏剧，不过我还是想说几句。依我看来，现在的剧院并不比三四十年前高明。不管在剧院的走廊上也好，休息室里也好，就跟过去一样，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杯干净的水。虽然冬天穿厚大衣一点也不应该受到责难，可是就跟过去一样，招待员替我存好皮大衣，总要硬敲我二十个戈比的竹杠。休息时间就跟过去一样，毫无必要地奏一阵乐，给戏剧所造成的印象添上些没人需要的新东西。就跟过去一样，男人们一到休息时间就走出去，到饮食部去喝含酒精的饮料。要是在小处看不出什么进步，那么想在大处找出进步来就会白费气力。有的时候，演员从头到脚笼罩在舞台习气和成见之中，极力不把一句简单而平凡的独白“活着或者不活着”简单地说出来，总要莫名其妙地带点咝咝的声音，还要全身发颤。有的时候，演员千方百计要我相信，恰茨基③虽然老是跟傻瓜谈话，并且爱上一个傻女人，其实却是个很聪明的人；而《智慧的痛苦》不是一出沉闷的戏。在这种时候舞台就会使我忆起四十年前观看古典主义戏剧的咆哮怒叫和捶胸顿足的表演时候早已使我腻味的那种刻板演技。每次我走出剧院总要比走进去的时候更保守些。 多情善感和轻信的观众也许会听信一种论调：在目前的状态下，剧院可以算是一种学校。然而，凡是熟知什么叫做真正的学校的人，就绝不会上这种当。五十年后或者一百年后情形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照眼前这种情形看来，剧院却只能算做娱乐场所。可是要经常享受这种娱乐却又嫌太贵。它夺去我国成千上万健康而有才能的青年男女，这些人如果不去干演戏的行业，也许会成为好医师、好农艺家、好女教师、好军官。它又夺去观众的傍晚时光，而这正是从事脑力劳动和跟朋友闲谈的大好时光。至于金钱的浪费以及观众看了舞台上处理得很不正确的凶杀、私通、诽谤以后道德上所蒙受的损害，那就更不用说了。 卡嘉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她硬对我说，舞台即使在现在这种状态也比讲堂，比书本，比世界上任什么东西都高尚。戏剧是把一切艺术结合成一体的力量，演员则是传教士。没有一种艺术，也没有一种科学，能够象舞台那样对人的灵魂产生那么强烈和那么确实的影响，因此，中等才能的演员比最优秀的科学家或者艺术家在国内享受更大的名望不是没有理由的。而且，没有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活动能够象戏剧那样给人提供那么多的快乐和满足。 于是，有一天，卡嘉参加一个剧团，走了，大概是到乌法去了，随身带去很多的钱、无数愉快的希望和对事业的崇高看法。 她在旅途中寄来的第一批信是异常美好的。我读着那些信，简直觉得惊奇，几页小小的信纸怎么容得下那么多青春的朝气、心地的纯洁、神圣的质朴以及又细致又切实的判断，这种判断即使出自优秀的、有头脑的男性也会引人赞叹。伏尔加河啦，大自然啦，她游历过的城市啦，她的同事啦，她的成就啦，她的失败啦等等，她不是在描写，而是在歌唱。每一行字都透露出我往常在她脸上看到的那种信任，同时信上有许多文法方面的错误，而且差不多根本没有标点符号。 半年还没过完，我就接到一封饶有诗意的、热情洋溢的信，劈头就是这样一句：“我在恋爱。”信里附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青年男子，胡子刮光，戴一顶宽边帽，肩膀上搭着一 条厚毛围巾。这以后的信还是跟先前一样的好，可是信上有了标点符号，文法错误不见了，字里行间发出浓烈的男性气息。 卡嘉开始在信上谈起，如果在伏尔加河流域找个地方开办一 个大剧院，规定合股经营，吸引富商大贾和轮船主人到这个事业里来，那是多么好。钱会有很多，观众也会有很多。演员依照合作的条件来演剧。……也许这个办法真的挺好，可是我觉得这一类花样只有男人的脑筋才想得出来。 不管怎样，在一年半或者两年当中，一切都好象顺顺当当：卡嘉在恋爱，相信她的事业，幸福。可是这以后，我渐渐发觉她的信上有明显的泄气迹象了。开头是卡嘉对我抱怨她的同事，这是第一个不祥之兆。要是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或者文学工作者刚开始工作就抱怨科学家和文学家，那就表明他已经厌倦，不宜于做那种工作了。卡嘉写信告诉我说：她的同事不参加排演，也永远不了解自己的角色，看得出来，他们每个人在闹剧的表演中，在舞台动作上，对观众表现了极不尊重的态度。为了增加票房收入（这是大家唯一的话题），正剧中的女演员竟不顾身份唱小调，悲剧演员唱讽刺小曲来讪笑戴绿帽子的丈夫和不贞节而怀了胎的妻子等等。总之，这些现象怎么会至今还没使内地的剧院倒闭，那些剧院怎么能靠着这么腐败、脆弱的机体维持下来，这倒是应该奇怪的了。 我给卡嘉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我得承认那是一封很沉闷的信。除了别的话以外，我对她说：“我过去屡次跟愿意同我结交的、人品极其高尚的老演员们谈过话；从他们的话里我才明白，他们的活动主要的不是由他们个人的智慧和自由意志指导的，多半倒是由社会的风气和喜好控制的。就连最好的演员，一生当中也不得不时而演悲剧，时而演歌剧，时而演巴黎闹剧，时而演神话剧，不过他们好象始终认为他们走的是正路，对社会有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种坏现象的根源不该在演员们身上去找，而该更深地到艺术本身中，到整个社会对它的态度中去找。”我这封信反而惹得卡嘉怄气了。她回信说：“我跟您谈的是两回事。我在信上跟您谈起的不是那些愿意跟您结交的、人品极其高尚的人，而是一帮与高尚根本沾不上边的坏蛋。他们是一伙野人，只因为别处没人愿意给他们工作才到舞台上来鬼混的，他们管自己叫做艺术家也只是因为他们厚颜无耻罢了。有才能的人一个也没有，可是庸才啦，醉汉啦，阴谋家啦，造谣家啦，倒有许多。我没法告诉您我是多么痛心：我所热爱的艺术却落在我所痛恨的人的手里。我痛心的是最优秀的人对这种坏现象只是站在远处冷眼旁观，却不愿意走近一点，非但不出头想办法，反而以拙劣的文体写些老生常谈和对谁都无用的说教。……”此外还有些别的话，都是那么一 套。 又过了不久，我接到这样一封信：“我被人残忍地欺骗了。 我活不下去了。我那些钱随您的意思处置好了。我爱您，把您看做我的父亲和我唯一的朋友。别了。“ 原来她的他也该归在那“一伙野人”里面。后来，我凭某些迹象推测，她有过自杀的意图。大概卡嘉服毒自尽过。后来她想必生了一场大病，因为我后来接到的信是从雅尔塔寄来的，多半是医生把她送到那儿去的。她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请求我赶快汇一千卢布到雅尔塔去，结尾是这样写的：“请原谅这封信满纸辛酸。昨天我把我的孩子埋葬了。”她在克里米亚盘桓将近一年以后，回家来了。 她在外有四年光景。在这四年当中，我得承认，在我跟她的关系上，我扮了一种简直不值得羡慕的古怪角色。她先是向我声明她要去做女演员，后来写信给我讲到她的恋爱，她每过一个时期总熬不住要乱花钱，我就不得不依照她的请求，时而汇去一千卢布，时而汇去两千。后来她写信向我提起她想死，接着又说到她的孩子夭折，每一回我接到信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对她的遭遇的关切只表现在我想得很多，写去沉闷的长信，其实那样的信还是根本不写的好。可是话说回来，我还是以父亲的身份对待她，爱她如同爱自己的女儿一样！ 现在，卡嘉住的地方离我这儿半俄里。④她租了一套有五 个房间的住所，把它布置得相当舒服，表现了她固有的口味。 要是谁有心描写她的布置，那么这个画面最突出的情调就是懒散。为了懒惰的身体，布置了软躺椅和软凳子，为了懒惰的脚，铺上了地毯，为了懒惰的眼睛，配上了不鲜明的、暗淡的或者不透光的颜色，为了懒惰的灵魂，墙上挂着无数便宜的扇子和无聊的画片，那种画片惹人注意的不是内容，而是新奇的画法。房间里摆着许多小桌子和小架子，上面放满一点也没用处、丝毫也没价值的摆设，形状不规则的布片代替了帷幔。 ……这一切，再加上害怕鲜明的色彩，害怕对称和空旷，不但证明了精神的懒惰，也证明了对自然的美感的歪曲。卡嘉一连好几天躺在躺椅上看书，主要是看长篇和中篇小说。她一天中间只在下午出门一回 ，来看我。 我做我的事，卡嘉坐在离我不远的一张长沙发上，沉默着，身上围着披肩，仿佛怕冷似的。要么因为我喜欢她，要么因为我从她还是小女孩子的时候起就习惯了她的常来常往，总之，她坐在我这儿，并不妨碍我集中我的注意力。我偶尔信口问她一句话，她也很短地回答一句，或者，我想歇一会儿，就扭转身去对着她，看她出神地瞧着一本医学杂志或者报纸。在这样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脸上已经没有旧日那种信任表情了。现在她的表情冰冷、淡漠、涣散，就跟不得不长久地等火车开来的旅客的表情一样。她的装束跟从前一样漂亮而朴素，可是很马虎，显然，她往往整天躺在躺椅上或者坐在摇椅里，她的衣服和头发因此揉得很乱。她也没有从前那份好奇心了。她不再问我什么问题，仿佛已经阅历过生活里的一切，不再等着听什么新鲜事了。 将近下午四点钟，前厅和客厅里开始有人走动。这是丽扎从音乐学院回来，带来几个女朋友。可以听见她们弹钢琴，试嗓音，哈哈笑。叶果尔在饭厅里摆饭桌，弄得餐具玎玸熛臁*“再见，”卡嘉说。“今天我不去看您家里的人了。请她们原谅我。我没工夫了。请您来看我。” 我送她到门口，她用严厉的目光从头到脚打量我，烦恼地说：“您越来越瘦了！为什么您不找个医生看看？我要去请谢尔盖·费多罗维奇来。让他给您看看病吧。” “用不着，卡嘉。” “我不懂，您家里的人眼睛长到哪儿去了！他们可真行，没说的！” 她猛一下穿上皮大衣，这时候就一定有两三个发夹从她那凌乱的头发上掉下来，落在地板上。她懒得理一下她的头发，而且也没工夫了。她把披下来的发卷随便塞在帽子底下，走了。 我走进饭厅，我的妻子就问我说： “刚才卡嘉在你那儿吗？为什么她不来看我们？这简直是怪事。……”“妈！”丽扎用责备的口气对她说。“她既不愿意来，就随她去吧。反正我们也不会跪下来求她。” “不管怎么说，这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在书房里坐了三 个钟头，却没想起我们。不过呢，那也只好由她。” 瓦丽雅和丽扎都恨卡嘉。这种憎恨我可不理解，大概也必须是女人才能理解。我敢凭我的头颅保证，在我差不多每天上课遇见的一百五十个青年男子当中，在我每个星期要碰见的百把个上了年纪的男子当中，几乎找不出一个人能够了解她们为什么憎恨和厌恶卡嘉的过去，那就是说，憎恨而且厌恶她没有结婚就怀了孕，有过私生子；同时，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认识的女人和姑娘有谁不是有意无意地抱着这样的恶感。这倒不是因为女人比男人品德高尚，纯洁。要知道，美德和纯洁，如果不跟恶感绝缘，那就跟恶德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了。我认为这只是由于女人落后的缘故。现代的男子看到不幸便感到哀伤的怜恤和良心的痛苦，依我看来，这比憎恨和厌恶更多地说明文化和道德的成长。现代的女人却跟中世纪的女人一样感伤和粗鲁。依我看来，凡是主张女人应该跟男人受同样教育的人，是十分有见识的。 我妻子所以不喜欢卡嘉，还因为她做过女演员，因为她忘恩负义，因为她骄傲，因为她怪僻，因为但凡一个女人在另一 个女人身上可以找到的无数坏处，卡嘉都有。 除了我、妻子、女儿以外，跟我们一块儿吃饭的常常还有两三个我女儿的女朋友和亚历山大·阿朵尔佛维奇·格涅凯尔，这人是丽扎的追求者，有意向她求婚。他是个至多不过三 十岁的金发青年，中等身材，长得很丰满，肩膀很宽，耳朵旁边留着火红色的络腮胡子，嘴唇上有一撮染了色的唇髭，这就给他那丰满光滑的脸添上一种洋娃娃般的神情。他穿一件很短的上衣，一件花背心，一条上部很肥、裤腿很瘦的大方格裤子，一双平底的黄皮鞋。他生着龙虾样的鼓眼睛，领结象龙虾的腹部，我甚至觉得这个青年周身冒出一股龙虾汤的气味。他天天上我们这儿来，可是我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出身，他在哪儿受过教育，他靠什么生活。他既不弹琴，也不唱歌，可是跟音乐和唱歌却不知有一种什么关系。他在某处替某人卖钢琴，常到音乐学院去，认识所有的名流，布置音乐会。他用很有权威的口气批评音乐，我发现人们都乐意附和他的话。 阔人的身旁永远少不了寄生虫，艺术和科学也一样。世界上似乎没有一种艺术或者科学能够摆脱象格涅凯尔这类的“异物”。我不是音乐家，或许我看错了格涅凯尔也未可知，再者，对他的情况我知道得很少。可是人家弹琴或唱歌时他站在钢琴旁边摆出的那种权威的神态和尊严的气派却使我感到十 分可疑。 您尽管是个百分之百有教养的人，三品文官，不过要是您有个女儿，那您就无从保证您能够避开那种常常由献殷勤、求婚、结婚等带到您家里来和搅扰您心境的庸俗气氛。比方说，每逢格涅凯尔在座的时候，我妻子的脸上流露出来的得意神情我就无论怎样也看不惯。我也看不惯那些瓶拉斐特酒⑤、波尔图葡萄酒⑥、赫雷斯酒⑦，这些酒都是为了他才摆出来的，好让他亲眼目睹，因而相信我们的日子过得又奢华又阔绰。我受不了丽扎在音乐学院学来的那种音调发颤的笑声，以及她遇到我们家里有男人的时候总是眯细眼睛的那种神情。主要的是我无论怎样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跟我的习惯、我的学识、我的气质格格不入，跟我所喜欢的那些人完全不同的人，天天跑到我家里来，还跟我一块儿吃饭。我的妻子和仆人鬼鬼祟祟地小声说：“他是一个求婚者。”可是我仍旧不懂他为什么待在这儿。这种事在我心中引起的惶惑不下于他们在饭桌旁边把一个祖鲁⑧人安置在我的身旁。还有一件事我也觉得奇怪，那就是我素来看作小娃娃的女儿居然会爱上那样的领结、那样的眼睛、那样的胖脸。……从前我吃饭时候总是很痛快，或者至多冷冷淡淡；现在吃饭在我心中引起的，除了烦闷和愤懑以外，就没有别的心情了。自从我成了“老爷”，做了系主任以后，我的家人不知什么缘故觉得我们的菜单和吃饭习惯得完全改变才成。我在做学生和医生的时候吃惯的那些简单的菜，现在都没有了，他们给我吃的却是什么法国浓肉汤，面上浮着象冰渣样的白东西，另外还给我吃什么用马德拉葡萄酒⑨烹的腰子。三品文官的地位和名望使我永远断绝了白菜汤、可口的馅饼、加苹果汁的鹅、鳊鱼粥。他们辞掉我的女仆阿加霞，一个爱说爱笑的老太婆，换了个叶果尔来伺候吃饭，那是个呆笨而又傲慢的家伙，右手老是戴一只白手套。等菜的工夫很短，可是好象长得不得了，因为在那种时候没有什么事可做。从前那种欢畅，那种随意谈话，那种戏谑，那种哄笑，现在一点也没有了。从前我们在饭厅里会齐，总有一种互相亲近，欢欢喜喜的感觉搅动孩子、妻子和我的心，现在却没有了。对我这个忙人来说，吃饭正是休息和团聚的时间。对我妻子儿女来说，这是节庆，时间固然短，可是快乐欢畅，他们知道在这半个钟头里我不属于科学，不属于学生，不属于别人，只属于他们。喝一小杯酒就醉了的本事再也没有了，阿加霞走了，鳊鱼粥没有了，旧日吃饭时候遇到出了什么小岔子，比方猫跟狗在桌子底下打架，或者卡嘉的绷带从脸上掉到汤盆里，大家就哇哇地叫起来，现在这种现象也不存在了。 「注释」 ①拉丁语：同事。 ②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是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的简称。本书中人物的这一类简称下文还有，不另再作注。 ③俄国剧作家格里鲍耶陀夫（１７９５—１８２９）所著剧本《智慧的痛苦》中的一 个人物。 ④１俄里够于１。０６公里。 ⑤法国拉斐特地方产的一种红葡萄酒。 ⑥葡萄牙所产的一种带水果香气的烈性葡萄酒。 ⑦西班牙所产的一种烈性白葡萄酒。 ⑧非洲东南部的一个民族。 ⑨一种烈性葡萄酒，因葡萄牙属地马德拉群岛而得名。 现在我们的进餐，描写起来就跟吃起来一样乏味。我妻子的脸上现出得意和做作的尊严神情，还有平素那种操心神情。 她不安地瞧着我们的盆子，说：“我看你们不喜欢吃烤肉吧。 ……告诉我，是不喜欢吃吧？“我只好回答：”你别瞎担心，亲爱的，烤肉很好吃。“她就说：”你老是向着我，尼古拉·斯捷潘内奇，你从来也不说实话。为什么亚历山大·阿朵尔佛维奇吃得这么少呢？“总之，饭桌上说的老是这一套。丽扎声音发颤地笑一阵，眯细眼睛。我瞧着她们母女俩，直到现在吃饭的时候，我才完全明白：我很久没有注意这两个人的精神生活了。我有这样的感觉，从前我好象是跟真正的家人住在一起，现在我却在作客，跟一个不象是真正的妻子的女人同桌吃饭，我瞧着丽扎，觉得她也不象是真正的丽扎了。她俩都起了惊人的变化，我没有注意到她们完成这种变化的漫长过程，怪不得我一点也搞不懂了。为什么会发生那种变化呢？我不知道。也许问题只在于上帝没把赐给我的力量照样赐给我的妻子和女儿吧。我从小就习惯于抵制外来的影响，把自己锻炼得十分坚强。生活中的大变动，例如名望，三品文官的地位，从生活舒适到入不敷出，跟名流的结交等，差不多对我不起影响，我始终原封不动，没受到损害。可是这一切，对于没受过锻炼的、软弱的妻子和丽扎却象雪崩一样压下来，把她们砸坏了。 格涅凯尔和那些姑娘们谈赋格曲，谈对位法，谈歌唱家，谈钢琴家，谈巴赫①和勃拉姆斯②。我妻子生怕他们疑心她不懂音乐，就向她们做出同情的笑脸，含含糊糊地说：“这实在好。……难道有这样的事？真没想到……。”格涅凯尔尊严地吃着，尊严地说笑话，爱理不理地听小姐们的意见。有时候他想说几句糟糕的法国话，于是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他觉得需要称呼我一声votre excellence③了。 可是我沉下脸。我分明碍他们的事，他们也碍我的事。我以前从来也不大懂什么叫等级对抗，可是现在正好有一种跟这差不多的感情在折磨我。我极力在格涅凯尔身上专找短处，而且很快就找到了。我想到坐在这儿当我女儿的求婚者的，不是我圈子里的人，就生闷气。他在座，对我还有另一方面的坏影响。我单身一个人或者跟我喜欢的人作伴的时候，照例从来不想到我自己的成就，或者即使想起来，我也觉得那点成就平平常常，仿佛我昨天才成为学者似的。可是在格涅凯尔这样的人面前我却觉得我的成就象是一座最高的山，山顶高入云霄，格涅凯尔那流人只配在山脚下跑来跑去，而且渺小得肉眼都几乎看不见。 饭后，我走进书房，在那儿点上烟斗，我一天只抽这么一 回烟，这是旧日一天到晚抽烟的坏习惯留下来的一点残余。我抽烟的时候，我的妻子走进来，坐下，跟我谈话。跟早晨一样，我事先总能料到我们会谈些什么。 “我得跟你认真谈一谈了，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开口了。“我的意思是指丽扎。……你为什么一点也不在心上呢？” “什么事不在心上？” “你假装什么也没瞧见，可是这是不对的。漠不关心是不行的。……格涅凯尔对丽扎有求婚的意思。……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能说他是坏人，因为我不了解他。不过我不喜欢他，这话我已经跟你说过一千回了。” “可是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她站起来，兴奋地走来走去。 “你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这么重大的事，……”她说。 “这问题牵涉到女儿的幸福，那就得把私人的成见统统丢开才对。我知道你不喜欢他。……好吧。……假定我们现在拒绝他，把这事情搞吹了，那你怎么能保证丽扎不会终生抱怨我们呢？现在，求婚的人可是不怎么多了，说不定将来没有人上门呢。……他很爱丽扎，她也分明喜欢他。……当然，他还没有固定的地位，不过那有什么办法呢？求上帝保佑，他将来总会有固定地位的。他家庭出身好，有钱。” “这是你从哪儿听来的？” “他自己说的。他父亲在哈尔科夫④有一所大房子，在城郊有田产。总之，尼古拉·斯捷潘内奇，你非到哈尔科夫去一 趟不可了。” “为什么？” “你上那儿去打听一下。……那儿有许多你认得的教授，他们会帮你的忙。我恨不得自己去一趟才好，可惜我是个女人。我不能去。……”“我不上哈尔科夫去，”我阴沉地说。 我妻子吓坏了，她脸上现出极端痛苦的表情。 “看在上帝的面上，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恳求我，哭了。“看在上帝的面上，了却我这桩心事吧！我痛苦啊！” 我瞧着她，心里感到难受。 “好吧，瓦丽雅，”我亲切地说。“既是你要这么办，那就放心，我到哈尔科夫去，把你要做的事办一下好了。” 她拿手绢蒙住眼睛，走到自己房间里去哭了。这儿只剩下我一个人。 过了一忽儿，家人把灯拿进来。圈椅和灯罩在墙上和地板上投下熟悉的、我早已看腻的阴影。我一瞧见它们，就觉得夜晚来了，而且带着我那该诅咒的失眠一齐来了。我在床上躺下，然后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随后又躺下。……照例在用过正餐以后，黄昏到来以前，我的神经兴奋到了极点。我无缘无故地哭起来，把脑袋埋在枕头底下。这种时候我总怕有人走进来，又怕突然死掉，我为自己的眼泪害臊，总之，我的灵魂里起了一种叫人受不了的变化。我觉得我再也见不得我的灯、我的书、地板上的阴影，再也听不得从客厅里传来的说话声了。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和不能理解的力量正粗鲁地把我推出卧房外面去。我就跳起来，匆匆地穿好衣服，小心在意，免得让家人发觉，溜出去，走到街上。我上哪儿去好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已在我的脑子里了：到卡嘉家去。 「注释」 ①巴赫（１６８５—１７５０），德国作曲家和音乐家。 ②勃拉姆斯（１８３３—１８９７），德国作曲家。 ③法语：大人。 ④乌克兰的一个城市。 没意思的事情 三 三 她照例躺在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或者躺椅上看书。她看见我，就懒洋洋地抬起头，坐起来，把手伸给我。 “你老是躺着，”我停了一忽儿，歇口气以后说。“这对健康不利。你应当干点什么才对！” “什么？” “我是说你应当干点什么才对。” “干点什么呢？女人只能做普通的女工或者演员。” “那有什么关系？要是你不能做女工，就去做演员好了。” 她没说话。 “你应当结婚了，”我半开玩笑地说。 “找不着可以结婚的人啊。而且结婚也没什么意思。” “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 “没有丈夫就不行？倒好象真有什么大不了似的！只要我愿意，要找多少男人就可以找到多少。” “这不好，卡嘉。” “什么不好？” “哪，你刚才说的那种话不好。” 卡嘉看出我有点不好受，想冲淡这不好的印象，就说：“走。上那儿去。那边。” 她带我走进一个很舒服的小屋，指了指写字台，说：“瞧……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您就在这儿工作吧。您天天上这儿来，把您的工作随身带来。您在家里，那些人反而妨碍您做事。您以后就在这儿工作，好吗？” 我怕回绝她会伤她的心，就答应我会上这儿来工作，说我很喜欢这个房间。然后我俩在这舒服的小屋里坐下来谈天。 现在，温暖、舒适的环境，眼前这个招我喜欢的人，在我心中引起的并不是象从前那样的满足感，而是一种想要诉苦和发牢骚的强烈欲望。不知什么缘故，我觉得抱怨一阵，发一阵牢骚，心里就会畅快些。 “情况很糟糕，我亲爱的！”我叹着气，开口了。“很糟啊。 ……“ “怎么呢？” “你明白，是这么回事，我的朋友。皇帝的最好的和最神圣的权利莫过于宽恕的权利。我以前老是觉得自己是皇帝，因为我总是毫无限度地使用这种权利。我从来也不责备人，总是体恤人家。不管什么样的人，我都愿意原谅。遇到别人气不平或者愤慨，我总是劝一劝，说服一下。我这一辈子所努力的只是不惹家人、学生、同事、仆人讨厌。我知道，我这种待人的态度教育了我周围的人。可是现在我做不成皇帝了。在我身上产生了一种只有奴隶才配有的情况：我的脑子里一天到晚装满恶毒的思想，我早先没有领略过的种种感情在我的灵魂里筑下了窠。我憎恨、轻蔑、抱怨、愤慨，同时害怕。我变得过分严格，苛求，爱生气，不体恤，多疑。有些事情从前只会给我说一 句无伤大雅的笑话的机会，好意地笑一笑了事，现在却在我心中产生一种阴暗的感情。我的逻辑也变了，从前我只是看不起钱，现在我呢，却不是对钱，而是对阔人有恶感，好象他们有罪似的。从前我恨暴力和专制，可是现在我恨那些使用暴力的人了，仿佛只该怪他们不对，不该怪我们大家不善于互相教育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是这些新思想和新感情是因为信念转变才产生的，那么，这转变是怎么产生的呢？难道这世界变坏了，我变好了？或者我以前瞎了眼睛，漠不关心？如果这变化是由于我的体力和脑力共同衰退产生的（我本来有病，体重天天减轻），那我的情况就未免可怜了，这就是说，我的新思想不正常，不健康，我应当为它们惭愧，把它们看得没价值才对。 ……“ “这跟病没有什么关系，”卡嘉打断我的话。“这只是因为您的眼睛睁开了而已，没别的缘故。有些事情，从前不知因为什么缘故，您不愿意去看，现在却看见了。依我看，您首先应该做的是跟您的家庭一刀两断，一走了事。” “你在胡说了。” “您并不爱她们，那您何苦勉强呢？难道她们也能叫做家人？简直是些废物！要是她们今天死掉，明天就不会有人注意到她们在不在人世了。” 卡嘉很看不起我的妻子和丽扎，就跟她们十分恨她一样。 在我们这个时代，大概不能谈论人们有互相看不起的权利了。 不过，要是按卡嘉的观点看问题，承认有这种权利，那就可以明白，我妻子和丽扎既有权利恨她，她也就有权利看不起她们。 “简直是废物！”她又说，“您今天吃过饭没有？她们怎么会没忘了叫您到饭厅里去吃饭？她们怎么会至今还记得有您这么一个人？” “卡嘉，”我厉声说，“请你别说了。” “您以为我喜欢谈她们吗？我倒巴不得压根儿就不认识她们才好。听我的话，我亲爱的：丢开一切，走吧。出国去。越快越好。” “简直是胡说！大学怎么办呢？” “也丢开那大学好了。大学跟您有什么相干呢？反正它也没什么意思。您教了三十年的书，可是您的学生都上哪儿去了？您教出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吗？数一数好了！用不着有才能的好人来出力，照样可以培养出大批大批敲诈无知无识的人而大发横财的医生。您这种人是多余的。” “我的上帝啊！你好刻薄！”我恐怖地叫道。“你好刻薄！快别说了，要不然我就走了！我不会回答你这些刻薄话！” 使女走进来，请我们去喝茶。到了茶炊旁边，谢天谢地，我们的谈话总算换了题目。我发完牢骚以后，又想满足另外一种老年人的嗜好：回忆往事。我对卡嘉谈起我的过去，使我大大吃惊的是我跟她讲了些简直没想到至今还完整地保存在记忆里的事情。她屏住呼吸，带着温柔、骄傲的神情听我讲下去。我特别喜欢跟她讲起从前我怎样在教会中学里求学，怎样梦想着进大学。 “我常在我们那所中学的校园里散步，……”我说。“风带来远处一个酒馆里的手风琴的呜呜声和歌唱声，或者，围墙外面驶过一辆有铃子的马车，这就足以使一种幸福的感觉不但忽然充满我的胸膛，甚至充满我的胃、腿和胳膊。……我听着手风琴的声音或者渐渐远去的铃声，幻想自己做了医生，描出许多画面，一个比一个灿烂。现在呢，你瞧，我的梦想实现了。 我所得到的还超过了当初所敢梦想的呢。三十年来，我一直是个得到学生爱戴的教授，我有许多卓越的朋友，我享受光荣的名望。我恋爱过，由于热烈的爱情结了婚，有了子女。总之，只要回顾一下，我就看到我的一生象是一篇天才笔下的优美作品。现在我所要做的只是别糟蹋这一生的结局。要做到这一 点，我就应该死得象个大丈夫。要是死亡真是一件危险的事，我就得合乎教师、学者、基督教国家的公民身份，精神饱满、心平气和地迎接它。可是我却在糟蹋我的结局。我正在沉下去，我跑到你这儿来求教，你却对我说：沉下去吧，本来就该这样。“ 可是这当儿前厅传来了铃声。我和卡嘉听出拉铃的声音，就说：“来人一定是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 果然，不到一分钟，我的同事，语文学家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走进来了。这是个身材高大、体态匀称、年纪五十上下的男人，脸孔刮得干干净净，长着浓密的斑白头发和黑眉毛。 他是个好人，而且是个好同事。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那是个相当幸运的、有才气的家族，在我国文学和教育的历史上占据显要的地位。他本人也聪明，有才气，很有学问，然而不是没有怪脾气。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有点古怪，都是怪人，可是他却古怪得出奇，而且对他的熟人来说不无危险。我知道在他的熟人当中有不少人只看到他的古怪脾气而完全看不到他的许多长处。 他走进屋里，慢慢地脱下手套，用柔和的男低音说：“你们好。你们在喝茶吗？这倒正合适。外头冷得厉害。” 然后他在桌子旁边坐下来，喝下一杯茶，立刻谈起来。他谈话的方式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永久不变的取笑口吻，把哲学和打诨揉在一起，跟莎士比亚戏里的掘墓人①一样。他老是谈严肃的事，可是经他一讲，就绝不严肃了。他的评语总是尖酸刻薄，爱挑毛病，可是幸好他的声调柔和、平稳、招笑，那种刻薄和痛骂才不刺耳，很快就让人听惯了。每天傍晚他总要带来五六则大学生活里的趣闻，照例在桌旁一坐下，就讲起来。 “唉，主啊！”他叹气，讥诮地活动他的黑眉毛。“世界上有好多小丑哟！” “怎么样？”卡嘉问。 “今天早晨我从讲堂里出来，在楼梯上碰到咱们那个老傻瓜某某人。……”他照例翘起马那样的下巴，想要找人抱怨一 下他的偏头痛，抱怨一下他的妻子，抱怨一下不肯来听他讲课的学生。“‘啊呀，’我想，‘他看见我了，这下子完蛋了，倒定霉了。……’”诸如此类，总是这么一套。要不然，他就这样开始：“昨天我听我们的某某公开演讲。我不懂我们的almamater②怎么会打定主意搬出象某某这样的宝货，独一无二的蠢才（这种话在天黑以后可别说呀），拿给群众看。是啊，他是全欧罗巴的傻瓜！天呐，象他那样的家伙在欧洲大白天打着火把也找不出第二个来！您想想吧，他演讲就象在吮糖块：咝－咝－咝。……他慌慌张张，差点看不清自己的底稿，他那些毫无价值的思想勉强在开动，就跟修士大司祭骑自行车那么慢腾腾的，糟糕的是你简直闹不清他到底要说什么。枯燥得要命，连苍蝇都会闷得断了气。这份沉闷也许只有我们在礼堂里开年会，台上宣读例行报告时候的沉闷才比得上，真是见鬼！” 接着，话题马上一变： “三年前，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总还记得吧，我就做过那样的报告。天气又热又闷，我的制服勒着胳肢窝，紧得要命！我念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两个钟头。……‘好了，’我想，‘谢天谢地，只剩下十页了。’我那报告的结尾有四页可以完全不念，我想把它删掉算了。‘总算只剩下六页了，’我想。可是，您猜怎么着，我偶然瞧一眼前面，看见第一排有一 位披着宽绶带的将军和一位主教并肩坐着。这两个可怜虫烦闷得身子发僵，睁大了眼睛免得睡着，可是脸上又极力做出注意听讲的神情，装得听懂我的话而且很爱听的样子。‘行，’我想，‘既然爱听，你们就听吧！我要叫你们多受会儿罪！’于是我索性把那四页也都对他们念了。“ 跟所有爱讥诮的人一样，他讲起话来，只有眼睛和眉毛才含着笑意。在这种时候，他的眼睛里并没有憎恨或者恶意，只有十分俏皮的，仅仅在很善于观察的人的脸上才能看到的那种特别的、狐狸样的狡黠神情。如果继续谈他的眼睛，那我就要说我在他眼睛里还发现另外一种特色。每逢他接过卡嘉递给他的杯子，或者听她讲话，或者卡嘉有事出去一忽儿，他瞧着她的背影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目光里带点温柔、恳求、纯洁的表情。……使女拿走茶炊，在桌上放了一大块干酪、水果、一瓶克里米亚的香槟酒，那是一种糟透了的葡萄酒，卡嘉住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却喝上了口。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从书架上拿下两副纸牌，开始摆牌阵。照他的说法，有几种牌阵的摆法需要很高的灵敏度和非常集中的注意力，可是话虽如此，他打牌的时候仍旧不停地谈天解闷儿。卡嘉注意地看他的牌，给他出主意，然而不是用嘴说，而是用表情。她一个傍晚至多不过喝两小杯葡萄酒，我却喝四大杯，瓶里余下的酒就都归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享用了，他酒量大而且从来不醉。 摆牌阵的时候，我们谈论各种问题，大多是高级的问题。 最倒霉的正是我们最热爱的东西，也就是科学。 “科学，谢谢上帝，已经过时了，”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慢条斯理、一字一句地说。“它的好景不长啦。人类开始感觉到必须用其他某种东西来代替它了。它原是在迷信的土壤上生长起来，受到迷信滋养的，现在也仍旧是迷信的结晶，跟它老朽的祖母——炼金术、形而上学、哲学等一样。真的，科学究竟给过人类什么东西呢？要知道，有科学的欧洲人和没有任何科学的中国人之间，那差别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也只限于表面上。中国人不懂科学，可是他们因此损失了什么呢？” “苍蝇也不懂科学，”我说，“可是那又能证明什么呢？” “您用不着生气，尼古拉·斯捷潘内奇。这些话，我只是背地里在我们自己人中间这么说说。……我这个人，比您想象的要小心得多，我不会当着大家说这种话的，求主保佑！公众中间仍旧存在着迷信，认为艺术和科学比农业和商业高明，比手工业高明。咱们这班人就靠了这种迷信才有饭吃。破除这种迷信可不是您和我的事。求主保佑！” 在摆牌阵的时候，年轻的一代也挨到一顿痛骂。 “听我们讲课的人现在也退步了，”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叹道。“姑且不谈理想什么的，只要能好好工作，头脑清楚，就已经不错了！瞧，正好应了那句话：”我悲哀地瞧着我们一代人。‘③“”是啊，他们大大退步了，“卡嘉同意说。”您说说看：近五 年或者十年以来，你们教出过哪怕一个了不起的人吗？“ “别的教授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我教出来的学生当中，我一个也想不起来。” “我这一辈子也总算见过许多大学生、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许多演员了。……怎么样呢？慢说英雄或者天才我从来没有那种福气碰见过，就连单是惹人注目的人我也一个都没见过。全是些灰色的人，庸才，却自命不凡。……”这种关于退步的话每一回都使我有一种感触，好象偶然间偷听到人家用难听的话骂我女儿一样。我所以听不入耳，是因为这类责难过于笼统，他们所根据的无非是陈词滥调，一些吓人的话，例如什么退步啦，缺乏理想啦，比不上过去的灿烂时代啦。不管什么样的指责，即使是在女人们中间说说的，也应该尽量明确地提出来，要不然，那就不是指责，只是空洞的谩骂，有损于正派人的身份。 我是老人，教书有三十年了，可是我既没看出什么退步，也没看出缺乏理想。我也不认为现在比过去糟糕。我的看门人尼古拉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很有价值的，他说今天的学生既不比过去的学生好，也不比他们差。 要是有人问我在哪方面不喜欢现在我们的学生，我不会一下子就回答这个问题，可也不会说得很多，不过一定十分明确。我知道他们的缺点，因此用不着借助于那些含混的老生常谈。我不喜欢他们抽烟，喝酒，晚婚，也不喜欢他们那么漠不关心，常常冷淡到眼看自己周围有同学挨饿，却不捐款给学生救济会。他们不懂现代的语言，讲俄国话也不正确。我的同事，卫生学教授，昨天还对我抱怨说他教的课总得多讲一遍才行，因为学生们的物理学知识贫乏，对气象学完全不懂。他们很容易受最新的，甚至不是最优秀的作家的影响，却完全不关心古典著作，例如莎士比亚、马可·奥勒留④、爱比克泰德⑤，或者帕斯卡⑥。他们分不清伟大和渺小，这尤其说明他们平日脱离实际。凡是多多少少带有社会性质的困难问题（比方说，移民问题），他们总是靠现成的资料来解决，而不是靠科学研究和科学考察。虽然这方面是他们完全能做得到的，而且完全跟他们的任务相符合。他们乐意做住院医生、医务助理员、实验室的实验员，情愿一直干到四十岁；然而在科学方面，独立自主的气魄、自由的感觉、个人的主动精神，和其他行业，例如艺术或商业，同样需要。学生和听讲人，我是有的，可是帮手和继承人却没有，所以我爱他们，对他们有感情，可是并不为他们感到骄傲。等等，等等。……这类缺点尽管很多，却只能惹得懦弱和胆怯的人生出悲观情绪或者谩骂心理。这种种短处具有偶然的、暂时的性质，完全随生活条件的变化而转移。只要过上十年，这些短处就会消灭，或者让位给别的新缺陷，那些缺陷也是完全不能避免的，不过它们也会吓得那时候的懦弱的人胆战心惊。学生们的坏处常常惹得我气恼，可是拿这种气恼跟近三十年来我跟学生谈话、给他们讲课、考察他们的相互关系、把他们跟别的行业的人对比的时候所得到的快乐相比，那就算不得什么了。 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专说刻薄话，卡嘉听着，他俩都没觉出这种挑剔旁人的消遣，表面看来虽然没有什么害处，实际上却在把他们渐渐地拖进深渊里去。他们自己并没觉得简单的谈天怎样一步步变为讥诮和嘲骂，甚至开始诽谤起别人来了。 “人常会碰见一些滑稽可笑的家伙，”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说。“昨天我到我们的朋友叶果尔·彼得罗维奇家里去，在那儿碰见一位念书的学爷，大概是你们医科三年级的学生吧。好一张脸，……杜勃罗留波夫⑦的脸型，脑门子上刻着深奥的思想。我们攀谈起来。‘年轻人，有这样一件事儿，’我说。 ‘我读到一篇文章 ，有个德国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从人的脑子里提取了一种新的生物碱：痴呆。’你们猜怎么着？他真的听信了，脸上甚至现出佩服的表情，好象在说，‘瞧，我们这班人本事有多大！’有一天我到剧院去，在位子上坐下。正好我前面的那一排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我们这班人’之一 ，大概是学法律的，另一个披头散发，是医科学生。那医科学生烂醉如泥。他根本没看台上的剧。他只顾打盹儿，鼻子往前一冲一冲的。可是只要演员开始大声念独白，或者光是提高嗓子，我们这位医科学生就吃一惊，推一下邻座那个人的肋部，问道：“他在说什么？说得美－妙吗？‘’美妙，‘’我们这班人‘之一 回答。’好哇！‘医科学生吼叫起来。’妙啊！好哇！‘你们瞧，这个喝醉了酒的蠢材上剧院里来原来不是为了欣赏艺术，而是要找美妙的东西。他要的是美妙。” 卡嘉听着，笑了。她笑得相当古怪，吸气很快，吸气和呼气有规律、有节奏地互相交替着，很象是在拉手风琴，同时她脸上只有鼻孔在笑。我心里发闷，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忍不住，冒火了，从座位上跳起来，叫道：“别说了！为什么你们两个象癞蛤蟆似的坐在这儿，吐出气来弄得空中满是毒素？我听够了！” 我不等他们嚼完舌头，就准备回家去。说实在的，也应该走了：已经十点多钟了。 “我想再坐一忽儿，”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说。“您答应吗，叶卡捷琳娜·弗拉吉米罗芙娜？” “行，”卡嘉回答。 “ Bene⑧ ！既是这样，那就请您吩咐他们再拿一小瓶酒来吧。“ 他俩举着蜡烛送我到门厅，我穿皮大衣的时候，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说：“近来您瘦多了，也老多了，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您怎么啦？您病了？” “对，身体不大好。” “他却不肯治病，……”卡嘉闷闷不乐地插嘴。 “为什么您不治一治病呢？怎么能这样拖下去呢？天助自助者，亲爱的。请代为向您家里的人问好，我没去看她们，请她们原谅。在我出国以前，一两天里我要去辞行的。一定去！下个星期我就走了。” 我从卡嘉家里出来的时候，由于大家谈起我的病，我心里又激动又害怕，不满意自己。我暗自思忖，是不是真的应该找个同事来看看我的病。我立刻想象到，我的同事给我听诊以后，会默默地走到窗口去，沉吟一下，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极力提防我从他脸上看出真相，用随随便便的口气说：“眼下我还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情况，不过，同事，我还是要劝您辞掉工作。……”那就会夺去我的最后一线希望。 谁能不存一点希望呢？近来，每逢我诊断自己的病，给自己开药方，就往往希望自己的无知欺骗了自己，希望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蛋白质和糖分异常的情况、心脏的毛病、有两次在早晨发现的全身浮肿的现象，都是我弄错了。我带着忧郁病患者的那份热心翻看内科学的教科书，天天换药吃，老是觉得会碰到对症的药。这全都没意思。 每天傍晚，不管天上布满阴云也好，月亮和星星正在照耀也好，我在回家的路上举眼望天，心里总是想着：死神不久就要把我带走了。人家也许会以为在这种时候我的思想一定象天空那么深邃，灿烂，令人惊叹。……可是不然！我想到的是我自己、我的妻子、丽扎、格涅凯尔、学生们、一般的人。我的思想卑劣，渺小，我在蒙哄我自己。在这种时候，我的世界观可以用著名的阿拉克切耶夫⑨在一封私信里所说的话表达出来：“这世界上一切好东西都不可能不含有恶，而且恶永远比善多。”这就是说，一切东西都丑恶，根本没有一种可以使人为它生活下去的东西。我活过的六十二年只应该算是白活。我一 发觉自己有这种思想，就极力说服自己：这些思想是偶然的，暂时的，在我心里没有生根，可是我立刻又想：“真要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我每天傍晚总想去找那两个癞蛤蟆呢？” 我暗自赌咒从此再也不去找卡嘉了，可又明知道第二天傍晚我还是会去。 我在自己的家门口拉了铃，后来走上楼去，却觉得我现在已经没有家了，也没有心再把它找回来。事情是明明白白的，新的、阿拉克切耶夫式的思想不是偶然地、暂时地在我心里出现，它已经占据我的全身心了。我带着痛苦的良心，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四肢都不大能动，觉得身上好象加了几千普特⑩的重量似的，于是我脱衣上床，很快便睡着了。 然后呢，失眠来了。…… 「注释」 ①指莎士比亚的剧作《汉姆雷特》中的掘墓人。——俄文本编者注 ②拉丁语，此处指母校。 ③莱蒙托夫的诗《沉思》中的一句。 ④马可·奥勒留（１２１—１８０），罗马皇帝，斯多葛派哲学家。——俄文本编者注 ⑤爱比克泰德（约５０—约１４０），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俄文本编者注 ⑥帕斯卡（１６２３—１６６２），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俄文本编者注 ⑦杜勃罗留波夫（１８３６—１８６１），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 ⑧拉丁语：好。 ⑨阿拉克切耶夫（１７６９—１８３４），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时权势极大的专横残暴的大臣。 ⑩俄国重量单位，１普特等于１６。３８公斤。 没意思的事情 四 四 夏天来了，生活发生了变化。 一天早晨，天气晴朗，丽扎走到我的房间里来，用开玩笑的口气说：“走吧，大人。准备停当了。” 我这位大人就给领到街上，被安置在一辆马车里，他们把我运走了。我坐在车上，没事可做，就把道路两边的招牌从右向左看。这样一来，“特拉克契尔”①变成了“里特卡尔特”。这个词倒正好做男爵的姓：里特卡尔特男爵夫人。我的车子往前驶去，穿过田野，经过墓园。虽然我不久就要躺在那个墓园里，它却没使我有任何感触。然后我的车子穿过一片树林，又到田野上了。一点有趣味的东西都没有。坐了两个钟头的车以后，我这位大人就给领进一个别墅的楼下，安置在一个不大的、敞亮的、糊着淡蓝色壁纸的房间里。 我晚上还是跟先前一样失眠，可是到早晨我不再醒着，听我妻子讲话，却躺在床上了。我没有睡着，而是处在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中，昏昏沉沉，自己知道不是在睡觉，却又在做梦。 我一直躺到中午才起来，拗不过习惯的力量，仍旧靠着桌子坐下来，可是我不再工作，只翻看卡嘉送来的黄色封面的法国小说作为消遣。当然，看俄国作家的书才更富于爱国精神，可是我得承认，我对俄国作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依我看来，除了两三个老作家以外，今天我们的全部文学都不是文学，而是一种特殊的手工业成品，只为了获得鼓励才存在，偏偏大家又不愿意买这类成品。在这些手工业成品当中，就连顶好的也说不上有什么了不起，要真心称赞它而不加个“但是”，那是办不到的。对于近十年或者十五年来我所读过的新的文学作品，也应该这样说：其中没有一本是了不起的，不管哪一本书，称赞起来总少不了加个“但是”。有的写得隽永，高雅，却缺乏才气；有的有才气，高雅，却并不隽永；或者最后，有才气，隽永，却又并不高雅。 我不是说法国书写得又有才气、又隽永、又高雅。它们也并没满足我。不过它们不象俄国书那么沉闷，而且在那些书里往往可以找到艺术创造的基本要素：个人自由的感觉，这却是俄国作家所缺少的。我想不起有哪一本新书，作家不是从第一 页起就尽力用种种世俗的偏见和种种对良心的束缚把自己禁锢起来。有的人不敢提到裸体，有的人死命地钻进心理分析，有的人认为必须“对人类持热情的态度”，有的人故意整页整页地描写自然，免得被人疑心他的写作有倾向……有的人一 心要在自己的作品里装得是个平民，有的人却要装做贵族，等等。他们处心积虑，谨慎小心，工于心计，可是既没有自由，也没有要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勇气，因此也就谈不上创作。 这些话指的是所谓美文学。 讲到俄国那些社会学的、艺术的等等的严肃论文，我纯粹因为胆怯而不敢读。不知什么缘故，我在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害怕看门人和剧院里的检票员，这种畏惧一直保留到今天。直到现在我还是怕他们。据说，只有我们不理解的事，我们才害怕。的确，为什么看门人和剧院检票员那么神气，那么傲慢，那么庄严而粗鲁，那是很难理解的。我一读到那些严肃的论文就准会感到同样莫名的恐惧。那种非同小可的自命不凡，那种大将军一样的戏弄口吻，那种对外国作者的过分随便的态度，那种一本正经、净说废话的本事，都使我不能理解，觉得可怕。这跟我读我们那些医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作品的时候所常见的谦虚、文雅、平和的口吻完全不同。不但论文是这样，就是俄国的严肃的人们所翻译的或者编纂的著作我也一样读不下去。 序言的夸耀的教诲口气、译者所加的过多的注解，妨碍我聚精会神地阅读正文。在所有的论文或者书本中由慷慨的译者所加的许多带括弧的问号和sic②，依我看来，对作者个人也好，对我作为读者的独立自主地位也好，都是一种侵犯。 有一回我被人请到地方法院里去做鉴定人。在休息时间，另一个鉴定人，我的同事，叫我注意检察官对待被告是多么粗暴，被告中有两个是有知识的妇女。我就回答同事说，检察官的态度比一些严肃的论文的作者们彼此相待的态度不见得更粗暴，我觉得我这话一点也没夸大。确实，他们的态度是那么粗暴，使人一谈起他们来就不能不痛心。他们相互间的态度和他们对待所批评的作家的态度是：要么不顾自己的尊严，过分捧场，要么就刚好相反，完全瞧不起，比我在这札记中和思想中对我将来的女婿格涅凯尔还要蔑视。动不动就骂人家不负责任，骂人家心术不正，甚至骂人家犯了种种罪行，已经成了严肃的论文照例的装饰品。这正好应了年轻的医学工作者在论文里爱用的说法， ultima ratio③！这种作风无可避免地要影响年轻一代的作家的性情，因此在近十年或者十五年来我所看到的文学新著中，男主人公往往喝很多的白酒，女主人公不十分贞节 ，我也就一点不觉得奇怪了。 我读法国书，朝敞开的窗子外面眺望。我看见花园里用尖头木棍编成的栅栏和两三棵小树，还看见远处栅栏外面的道路、田野以及宽阔的针叶树林。我常常愉快地瞧着两个头发金黄、衣服破烂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爬上花园栅栏，笑我的秃顶。 在他们亮晶晶的眼睛里，我仿佛读到：“瞧，那个秃头！”恐怕只有他们这两个人才不把我的名望和品位放在心上。 现在我不是每天都有客人了。我只想提一提尼古拉和彼得·伊格纳捷维奇的来访。尼古拉通常总是遇到假期才到我这儿来，仿佛是来接洽什么公务似的，其实多半是为了来看望我。他来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以前他在冬天从来没有这样醉过。 “你有什么事吗？”我走出去，在门厅里迎着他问道。 “大人！”他说，把手按住胸口，带着恋人般的痴迷神情瞧我。“大人！求上帝惩罚我！让雷当场劈死我吧！”④他热烈地吻我的肩膀、袖子、钮扣。 “我们学校里事情都很顺当吗？”我问他。 “大人！求上帝做我的审判官……” 他完全没有必要地不住赌咒，不久就弄得我厌烦了。我就打发他到厨房去，由他们招待他吃饭。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到了假日也特意到我家来看我，跟我谈谈他的想法。他通常坐在我房间里一张桌子旁边，谦虚，整洁，审慎，不敢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也不敢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他用轻轻的、平和而又细小的声音对我谈起他在杂志和小册子上读到的依他看来十分有趣而吸引人的各种消息，声调四平八稳，文诌诌的。 那些消息彼此相象，可以归结成这样一个格式：一个法国人发现了一种新东西，另外一个德国人驳斥他，证明早在一八七○年已经有一个美国人发明过，另外有个第三者，也是德国人，比他俩都厉害，证明他俩都出了丑，在显微镜底下把气泡错看成黑色素了。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即使在有意逗我笑的时候，也还是讲得冗长详尽，好象宣读学位论文，详细地举出他是从哪一篇文章上看来的，极力不说错刊物的日期、号数、有关的人名，而且一提到人名绝不简单地说一声贝蒂，必得说让·雅克·贝蒂⑤。有时候他留在我们这儿吃饭，于是这一顿饭的工夫，他不住地讲那种他认为吸引人的故事，弄得所有吃饭的人都烦闷无聊。要是格涅凯尔和丽扎在他面前谈起赋格曲和对位法，谈起勃拉姆斯和巴赫，他就谦虚地垂下眼帘，窘得什么似的。他觉得难为情，因为在他和我这样严肃的人面前居然有人谈起这种无聊的东西。 照我眼前这样的心境，只要他在我面前待上五分钟就足以惹得我厌烦，好象我看他，听他说话，已经足足有了一万年似的。我讨厌这个可怜的家伙。他那轻柔平稳的嗓音和文诌诌的话语使得我无精打采，他的故事听得我发呆。……他对我怀着一片好心，跟我讲话纯粹是凑我的高兴。我对他的报答却只是直瞪瞪地瞧着他，仿佛要对他施催眠术似的，同时心里想着：“走吧，走吧，走吧。……”可是他对我的心愿不理不睬，尽自坐下去，坐下去，坐下去。……他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总摆脱不了一种想法：“说不定我一死，他就会被指派接替我的位子。”于是我那可怜的讲堂在我的幻想中就成了一片泉水干涸的绿洲。我对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很不客气，一句话也不说，生气，好象我有这种思想不该怪我自己，而该怪他不对似的。每逢他照例开口称赞德国科学家，我就不再照往常那样好意地开一句玩笑，却没好气地嘟哝一句：“您那些德国人都是些蠢驴。……”这很象去世的尼基达·克雷洛夫⑥教授当初在雷瓦尔跟皮罗戈夫一块儿洗澡的时候嫌水太凉，生气了，骂道：“这些德国混蛋！”我对彼得·伊格纳捷维奇的态度很不好，直到他走了，我从窗口看见他那顶灰色的帽子在花园栅栏外面一闪一闪，我才想叫住他，说：“原谅我，我的好人！” 现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比在冬天还要无聊。如今我痛恨而且看不起的格涅凯尔差不多天天跟我一块儿吃饭。我往常瞧见他在座，总还一声不响地忍着，现在我却对他说些挖苦的话，招得我妻子和丽扎脸都红了。我压不住满腔的愤恨，常常说些简直很愚蠢的话，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那种话来。 比方，有一回 ，我带着轻蔑的神情对格涅凯尔凝神瞧了很久，忽然无缘无故地念起来：有时候鹰比鸡飞得还低，可是鸡绝飞不上天去……⑦顶气人的是公鸡格涅凯尔却显得比老鹰教授还要聪明。 他知道我的妻子和女儿站在他那一边，就使出一种手段，用傲慢的沉默回答我的讥刺（仿佛在说：“这老家伙昏了头。……何必跟他多罗唆！”），要不然，他就和善地拿我开一句玩笑。真应该奇怪：人会无聊到这种程度！吃饭的时候，我居然一直幻想着格涅凯尔会怎样露出冒险家的真面目，我妻子和丽扎会怎样看出自己的错误，我会怎样讪笑她们。到了我这种年纪，一 只脚已经踏进坟墓了，还会有这么荒唐的幻想！ 近来家里产生了一种误会，这种误会我以前只是有所耳闻。不管我提起这种事会多么难为情，我还是要写出一次这类的争吵，那是在有一天吃过饭后发生的。 我坐在我的房间里，正在抽烟斗。我妻子照例走进来，坐下，开口说：趁现在天气暖和，我又空闲，要是我肯到哈尔科夫去走一趟，打听一下我们的格涅凯尔是个什么样的人，那倒挺好。 “好吧，我去就是，……”我同意道。 我妻子对我很满意，站起来，往门口走去，可是立刻回转身来说：“顺便提一下，另外还有一个请求。我知道你会生气，可是我有责任忠告你。……对不起，尼古拉·斯捷潘内奇，你上卡嘉家里去得太勤，我们所有的邻居和熟人已经在纷纷议论了。 我不否认，她聪明，受过教育，跟她在一起也许挺痛快，不过你知道，依你这年纪，照你的社会地位，你跟她在一起会觉得愉快，那就未免奇怪了。……再说，她那名声是那么……“我脑子里的血猛然涌到全身，我的眼睛里冒出火星。我跳起来，抱住头，顿着脚，用一种不象是我自己的声音嚷道：”躲开我！躲开我！躲开！“ 大概我的脸色可怕，嗓音奇怪，因为我妻子忽然脸色发白，用一种也不象是她自己的声音绝望地高声尖叫起来。听见我们喊叫，丽扎、格涅凯尔，然后叶果尔……都跑进来了。 “躲开我！”我叫道，“走开！躲开我！” 我的腿发麻，仿佛两条腿根本没有了似的。我感觉到自己倒在一个什么人的怀里，随后还听见哭声，不过只听见一忽儿，我就晕过去了，有两三个钟头不省人事。 现在说一说卡嘉。每天将近傍晚她总来看我，当然邻居和熟人都难免注意到。她来一忽儿，就带我出去坐上马车游逛。 她自己有一匹马，有一辆新马车，都是今年夏天买下的。总之，她生活得很阔绰：租下一个豪华的大别墅，外带一个大花园，把城里的家具都搬来，雇了两个女仆和一个车夫。……我常问她：“卡嘉，你把父亲的钱挥霍完了以后怎么过下去啊？” “到那时候再说吧，”她回答。 “那笔钱，我的朋友，应当比较严肃地对待才是。那是由一 个好人靠了正直的劳动挣来的。” “这话您先前已经跟我说过。我知道了。” 我们的马车起初驶过原野，然后又在那片从我的窗口可以看见的针叶树林里行驶。在我的眼睛里，大自然显得跟往常一样美丽，只是有一个魔鬼凑在我的耳边悄悄说：这些松树、枞树、鸟雀、天空的白云，等我过三四个月死了以后，对我的去世却不会在意。卡嘉喜欢赶车。天气好，又有我坐在她身旁，她觉得很愉快。她兴致好，没说尖刻的话。 “您是个很好的人，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说。“您是一 个少有的人，没有一个演员会演您的角色。比方拿我或者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来说，就连坏演员都演得来，可是谁也演不了您。我羡慕您，非常羡慕您！您瞧，我算是什么呢？什么呢？” 她想了一忽儿，然后问我：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说到底，我是一个否定人物？对吗？” “对了，”我回答。 “嗯！……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拿什么话回答她呢？说一声“工作吧”，或者“把家财散给穷人吧”，或者“了解一下你自己吧”，那倒是容易的。惟其说起来容易，我倒不知道该回答什么话好了。 我的同事们，那些内科医生，在教治疗学的时候，总是劝人“分别处理个别的病例”。人必得听从这种忠告，才能相信教科书里作为范例而推荐的最好的、最适宜的治疗法在个别病例中往往完全不适用。在精神病症方面，情形也是一样。 可是总得回答一句话才成，于是我就说：“你的空闲时间太多了，我的朋友。你总该干点什么才好。 真的，如果演剧是你的本行，为什么你不重新去做演员呢？“ “我办不到。” “听你的口气，看你的态度，倒好象你是个受难者。我不喜欢这样，我的朋友。这得怪你自己不好。记住，你开始恼恨一 般的人和事了，可是你从没做过什么事使人和事变得好些。你并没有向坏现象作斗争，你只是厌倦了，你并不是因为斗争而受了难，却是因为软弱才受的难。嗯，当然，那时候你还年轻，没有经验，可是现在一切都可能有所不同了。对了，干吧！去工作，献身于神圣的艺术吧。……”“请您别装模作样，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卡嘉打断我的话。“让我们一言为定，我们尽可以谈男演员、女演员、作家，可是别谈艺术。您是个少有的好人，可是对于艺术，您却了解得不多，还不能真心诚意地认为它神圣。您对艺术缺乏感觉，也没有领略它的耳朵。您一辈子辛辛苦苦工作，没有工夫培养那种感觉。总之……我不喜欢这样谈艺术！”她烦躁地接着说。 “不喜欢！多谢多谢，艺术已经被人弄得十分庸俗了！” “谁把它弄得庸俗了？” “有些人用酗酒弄得它庸俗，报纸用过分轻视的态度弄得它庸俗，聪明人呢，用哲学弄得它庸俗。” “哲学跟这不相干。” “有关系。谁要是唱高调，就表示他并不懂。” 为了免得引出尖酸刻薄的话来，我就连忙改变话题，随后沉默了很久。直到我们的车子出了树林，向卡嘉的别墅驶去，我才回到原来的话题上，说：“你还是没回答我，你为什么不打算去做女演员？”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这未免太狠心了！”她叫道，忽然满脸通红。“您要我大声说出真心话吗？既是您……您想知道，那就遵命！我没有才能！没有才能，只有……只有很大的虚荣心！就是这么的！” 照这样和盘托出以后，她就背过脸去不再看我，为了要遮掩手在发抖，就使劲拉缰绳。 我们赶着车走近她的别墅，远远看见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在大门附近走来走去，正在心焦地等待我们。 “那个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又来了！”卡嘉烦恼地说。 “把他从我这儿带走吧，劳驾！我讨厌他了，他没意思。……滚他的！” 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早就应当出国去了，可是他一星期一星期地拖下去，始终没走成。近来他起了点变化，看上去消瘦了，喝酒会醉了，这可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他的黑眉毛也开始变白。等到我们的马车在门口停住，他就掩盖不住自己的喜悦和心焦。他慌忙搀扶卡嘉和我下车，匆忙地问这问那，笑着，搓着手，往常我只在他眼睛里才看得到的那种温柔、恳求、纯洁的表情，现在洋溢到他的整个脸上了。他高兴，同时又为他的高兴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养成习惯，天天傍晚上卡嘉这儿来盘桓一阵，也很不好意思。他感到需得为他的来访找个明明很荒唐的借口，比如说，“我正巧有事坐车路过，我想那就进去坐一忽儿吧。” 我们三个人走进房间。起初我们喝茶，后来桌子上出现了我早就熟悉的那两副纸牌、一大块干酪、水果、一瓶克里米亚的香槟。我们的谈话内容并不新鲜，跟冬天谈的一样。我们痛骂大学、大学生、文学、剧院。由于这些恶意的话语，空气就变得越发污浊、闷人。现在已经不象冬天那样只有两个癞蛤蟆用呼吸弄得空气里充满毒素，而是一共有三个了。除了柔和的男中音的笑声和手风琴那样的笑声以外，那个伺候我们的女仆还听见另一个不愉快的、刺耳的笑声：“嘻嘻嘻！”就跟轻松喜剧里的将军的笑声一样。…… 「注释」 ①“特拉克契尔”（在俄语中是“饭馆”的意思。如果从右面往左看这个词，字母排列一颠倒，就变成“里特卡尔特”了。 ②拉丁语：原文如此。 ③拉丁语：最后的论据。 ④这是一首大学生唱的歌的第一句歌词，此处说得不正确，原文的意思是：“我们趁着年轻，快快活活吧。” ⑤此处可能指法国外科医生雅克·路易·珀蒂（１６７４—１７５０）。——俄文本编者注 ⑥尼基达·伊凡诺维奇·克雷洛夫（１８０７—１８７９），莫斯科大学罗马法教授。——俄文本编者注 ⑦这两句诗引自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鹰和鸡》。 没意思的事情 五 五 有些可怕的夜晚，风雨交加，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民间管这样的夜晚叫做“麻雀夜”。在我个人的生活中也碰到过这样一个“麻雀夜”。……我半夜醒来，忽然跳下床。不知什么缘故，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样呢？我的肉体并没有一点表明立刻要死的感觉，可是我的灵魂却给一种恐怖压住，好象我忽然看见一大片不吉利的火光似的。 我赶紧点上灯，拿起水瓶凑着瓶口喝了点水，然后匆忙地走到敞开的窗口。外面的天气真美。空中有一股干草的气息，另外还有一种更好闻的香气。我可以看见栅栏上的尖木桩、窗旁边睡意蒙眬的瘦树、道路、一片黑树林。天空上只有一个安静的、很亮的明月，没有一片云。四下里寂静无声，没有一片树叶动一动。我觉得样样东西都在望着我，留心听我怎样死掉。 …… 这真可怕。我关上窗子，跑回床上。我想按脉搏，可是在手腕上找不到脉，就到太阳穴上去找，然后到下巴上找，临了又在手腕上找。凡是我的手碰到的地方都因为出汗而发凉和发黏。我的呼吸越来越快，身子打战，五脏六腑都翻腾起来，脸上和秃顶上有一种象是粘着蜘蛛网的感觉。 怎么办呢？叫家里的人吗？不，没用处。我想不出我的妻子和丽扎走到我屋里来会怎么办。 我把头埋在枕头底下，闭上眼睛，等着，等着。……我的背脊发凉，五脏六腑好象把背脊吸进去了，仿佛死神必然是从背后偷偷自我袭来似的。……“叽维——叽维！”在夜晚的寂静中我忽然听见尖叫声，不知道这声音是打哪儿来的，是从我胸中发出来的呢，还是从街上传来的。 “叽维！叽维！” 我的上帝，多么可怕呀！我想再喝点水，可是睁开眼睛太可怕，我不敢抬起头来。我有一种控制不住的、动物性的恐怖。 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害怕：是因为我想活下去呢，还是因为有一种我还不知道的新痛苦在等着我？ 楼上，正好在我的头顶上，有个人好象在呻吟，又象是在笑。……我留心听着。过了一会儿，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不知什么人匆匆忙忙地走下楼来，然后又走上去了。过了一分钟，又有脚步声下楼来了，有人在我的门外站住，听着。 “谁？”我叫道。 门开了。我大起胆子睁开眼睛，看见了我的妻子。她脸色苍白，泪痕满面。 “你没睡着吗，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问。 “你有什么事？” “看在上帝面上，到丽扎那儿去看着她吧。她出了点毛病。 ……“ “好吧，……我去，……”我喃喃地说，倒觉得很痛快，因为现在我不是孤零零一个人了。“好吧，……就来。” 我跟着我的妻子走去，一路听她对我说话，可是我太激动，一个字也没听清。她手中的蜡烛投下的明亮的光斑在梯级上跳动着，我们的长影子在颤抖。我的双腿被我的睡衣的前襟绊住，我喘得透不过气，觉得身后好象有个东西追来，极力要抓住我的后背似的。“我马上会死掉，就在这楼梯上，”我想。 “我马上就会死。……”可是我们走完楼梯，走过安着意大利式窗子的黑过道，走进了丽扎的房间。她坐在床上，只穿着睡衣，光脚耷拉下来，正在呻吟。 “哎呀，我的上帝！……哎呀，我的上帝！”她嘟嘟哝哝地说，给我们的烛光照得眯细了眼睛。“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 “丽扎，我的孩子，”我说。“你怎么了？” 看见我，她大叫一声，伸出胳膊来搂住我的脖子。 “我的亲爸爸，……”她抽抽搭搭地说，“我的好爸爸。……我亲爱的，我的好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回 事。……我难过！” 她搂我，吻我，含糊不清地说着她小时候我常听她说的那些亲热话。 “冷静一下，我的孩子，求上帝保佑你，”我说。“不要哭了。 我自己也难过。“ 我极力给她把被子盖严，我妻子给她水喝，我们俩在她床边胡乱地忙一阵，我的肩膀碰着她的肩膀，这当儿我想起了从前我们怎样一块儿给我们的孩子洗澡。 “务必救救她！救救她！”我妻子恳求道。“想想办法吧！”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没办法。那女孩心头沉重，可是我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一点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只能嘟哝着说：“没什么，没什么。……这会过去的。……睡吧，睡吧。 ……“ 仿佛故意捣乱似的，我们屋外忽然传来狗叫的声音，那是两只狗的叫声，起初还是轻轻的，犹豫不定，后来却响起来。狗吠啦，猫头鹰叫啦，这类兆头我素来不认为有什么意义，可是现在我的心却痛苦地缩紧了，我连忙暗自解释这种叫声。 “没道理，……”我想。“这无非是一个有机体影响了另一 个有机体罢了。我的神经的极度紧张感染了我的妻子、丽扎、狗，就是这么回事。……预感和先见就可以用这种感染来说明。……”过了一忽儿，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给丽扎开药方，这时候我已经不再想着我马上就要死了，只是心头沉重，郁闷，甚至对我刚才没有一下子死掉感到遗憾。我在房中央一动也不动地站了很久，寻思该给丽扎开点什么药才好。可是楼上的呻吟声停了，我就决定索性不开药方，仍旧站在那儿。……四下里一片死气沉沉的寂静，就跟一位作家所说的那样，寂静得甚至使人觉得“耳朵里嗡嗡响”。光阴慢慢过去，月亮照在窗台上的一条条光带不移动位置，仿佛凝住了似的。……一 时天还不会亮。 可是这时候栅栏门吱吱嘎嘎地响，不知什么人悄悄地走过来了，那个人在一棵瘦树上折断一根枝子，拿那根枝子轻轻地敲窗子。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我听见低低的说话声。“尼古拉·斯捷潘内奇！” 我开了窗子，觉得自己象在做梦：窗外，紧贴着墙，站着一 个女人，穿一身黑色连衣裙，被月光照亮，张开一双大眼睛瞧着我。她脸色苍白，严厉，给月光照得不象是一张真脸，倒象是大理石做的。她的下巴在发抖。 “是我，……”她说。“是我。……卡嘉！” 在月光底下，凡是女人的眼睛都显得又大又黑，所有的人都显得高大、苍白一些。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乍一看并没有认出她来。 “你有什么事？” “对不起，”她说。“不知什么缘故，我忽然觉得难过得受不了。……我受不住，就上这儿来了。……您的窗子里有灯光，我……我就大胆敲了敲窗子。……请您原谅。……唉，您再也不会知道我有多么难过！您刚才在做什么？” “没做什么。……我失眠。” “我有一种预感。可是，那是胡思乱想。” 她扬起眉毛，噙着泪水的眼睛发亮，整个脸上好象添了光彩似的，忽然显现出我很久没看到的那种熟悉的信任神情。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恳求地说，向我伸出两只手。 “珍贵的朋友，我求求您。……我央求您。……要是您不轻视我对您的友情和尊重，那就请您答应我的要求！” “什么事？” “请您把我的钱拿去！” “得了吧！你这是在胡想什么呀！我干吗要拿你的钱呢？” “您到什么地方去治一治病吧。……您应当医好您的病。 您肯收下那笔钱吗？肯吗？亲爱的，肯吗？“ 她热烈地瞧着我的脸，再说一遍： “行吧？您肯收下吧？” “不，我的朋友，我不要，……”我说。“谢谢你。” 她背转身去，低下头。大概我拒绝她的那种口吻使得有关钱的问题没法再谈下去了。 “你回家去睡吧，”我说。“我们明天再见面。” “这样说来，您不把我看做是您的朋友？”她垂头丧气地问。 “我没这么说。不过你的钱现在于我没有什么用处。” “请您原谅，……”她说，她的声调低了整整一个音阶。“我明白您的意思。……领一个象我这样的人的情，……领一个过去的女演员的情，……那是……不过，再见吧。……”她很快地走了，我都没来得及对她说再会。 没意思的事情 六 六 我到了哈尔科夫城。 既然要转变我目前的心境是徒劳无益，而且也非我力所能及的，我就决心让我一生中最后这段日子至少在表面上不要有受人指摘的地方。要是我对家里人的态度不正确（这我是充分意识到的），那么，我就至少极力依她们的意愿办事。既然要我到哈尔科夫来，来一趟就是。再说，近来我对一切事情都不大在意，到哈尔科夫来也好，上巴黎去也好，到别尔季切夫去也好，对我来说简直都一样。 我是在中午十二点钟来到此地的，在一个离大教堂不远的旅馆里住下来。火车颠得我头晕，过堂风吹得我着了凉，现在我坐在床上，双手捧着头，等着颜面痉挛病发作。我今天本来应该去看几个我认识的教授，可是我既没那种兴致，也没那份力气了。 一个年老的旅馆仆役走进来问我带来床单没有。我留住他五分钟，问了好几个关于格涅凯尔的问题，我就是为了他才上这儿来的。原来这仆役正是哈尔科夫本地人，对这个城就跟对自己的五个手指头那么熟悉，可是他记不得有姓格涅凯尔的人家。我问起那庄园，回答也一样。 过道上的钟敲了一下，后来两下，再后三下。……我觉得我一生中最后的等死的这几个月好象比我的一辈子还要长得多。时间过得这么慢，换了从前，我绝不能象现在这样定心。从前坐在火车站等车，或者在试场里坐着，一刻钟就好比一万年；而现在我却能通宵坐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完全冷漠地想着明天的夜也会这么长，也会这么平淡，后天也一样。……过道上，钟敲了五下，六下，七下。……天黑下来了。 我的脸隐隐作痛，这是颜面痉挛病发作了。为了叫我自己思索，我就用当初我还不冷漠的时候的旧观点，暗自问道：为什么我这么一个名人，一个三品文官，来到这旅馆的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坐在铺着一条陌生的灰色被子的床上？为什么我眼睛瞧着这便宜的白铁脸盆，耳朵听着过道上那架破钟的刺耳的声音？难道这跟我的名望，我在众人当中的崇高地位相称吗？我用冷冷的一笑来回答这些问题。我想起我年轻时候的那种天真觉得好笑，那时候我夸大名望的意义，把名人享有的特殊地位估计过高。我有名，我的名字被人尊敬地念着，我的照片登在《田地》杂志和《世界画报》上。我甚至在一份德国杂志上看到过我的传记文章 .这些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眼下，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待在一个陌生的城里，坐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用手掌揉我的发痛的脸颊。……家庭的口角啦，债主的铁石心肠啦，铁路上工作人员的粗鲁啦，身份证制度的不方便啦，食堂饭食的昂贵和不卫生啦，一般人的无知和相互间的粗鲁态度啦，所有这些，再加上此外许许多多数也数不尽的烦恼，对我的影响并不下于对声名不出自己所住的小巷的任何一个市民的影响。我的特殊地位又表现在哪里呢？姑且承认我的名气大极了，我是我的祖国引以为荣的英雄，所有的报纸都登载我的病况，邮局已经送来我的同事、学生、社会人士的慰问信；可是这一切并不能使我不孑然一身，痛苦地死在异乡的床上。……当然，这是不能责怪任何人的，可是我这个有罪的人却不喜欢我的遐迩皆知的名字。我觉得它好象骗了我似的。 到十点钟光景，我睡着了。尽管颜面痉挛病发作，我还是睡得挺香，要不是人家叫醒我，我会睡得很久。到一点多钟，忽然有人来敲门。 “谁？” “电报！” “你尽可以明天再送来，”我从旅馆仆役手里接过电报，生气地说。“这样一来，我就再也睡不着了。” “对不起。您的灯亮着，我以为您还没睡觉。” 我撕开电报的封口，先看一看下款：是我妻子打来的。她有什么事呢？ 昨日格涅凯尔与丽扎秘密举行婚礼。 速归。 我看着电报，只吃惊了不大一忽儿。使我吃惊的倒不是格涅凯尔和丽扎的行为，而是我听到他们结婚消息后的那种淡漠心情。据说哲学家和真正的圣贤都是冷漠的。这话不对，冷漠是灵魂的麻痹，提早的死亡。 我又在床上躺下，极力让我的脑子里有思想活动。想点什么好呢？仿佛一切事情都已经想过，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激起我的思绪了。 等到天亮，我就在床上坐起来，用胳膊搂着膝盖。为了消磨时光，我就努力认识我自己。“认识你自己”，这是很好的、有益的忠告；只可惜古人从没想到指点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实行这个忠告。 以前每逢我想了解别人或者自己，所考虑的总不是行动，行动是受各种条件制约的，我考虑的是欲望。告诉我你要什么，我就可以说出来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我就考问自己：我要什么呢？ 我希望我们的妻子、孩子、朋友、学生爱我们，不要着眼于我们的名望、招牌和标签，而是要把我们当作普通人那样爱我们。另外还有什么呢？我希望有帮手和继承人。此外呢？我希望过上大约一百年以后醒过来，至少让我用一只眼睛瞧一 下科学成了什么样子。我希望再活十年。……还有什么呢？ 此外什么也没有了。我想了又想，考虑很久，什么也想不出来。不管我怎样费力地想，也不管我把思路引到什么地方去，我清楚地觉得我的欲望里缺乏一种主要的、非常重大的东西。我对科学的喜爱，我要生活下去的欲望，我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的静坐，我想认识自己的意图，凡是我根据种种事情所形成的思想、感情、概念，都缺乏一个共同点，把它们串联成一个整体。我的每一种思想和感情在我心中都是孤立存在的；凡是我有关科学、戏剧、文学、学生的见解，凡是我的想象所画出来的小小画面，就连顶精细的分析家也不能从中找出叫做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神的那种东西来。 可是缺乏这个，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 在这样贫乏的条件下，只要害一场大病，只要有了对死亡的畏惧，只要受到环境和人们的影响，就足以把我从前认为是世界观的东西，我从中发现我的生活意义和生活乐趣的东西，一齐推翻，打得粉碎。因此，就难怪我会用那些只有奴隶和野人才配有的思想和感情把我一生中最后这几个月弄得十分暗淡，到了现在，对一切都十分冷漠，连黎明的曙光也无心去看了。如果一个人的内心缺乏一种比外界的一切影响更高超更坚强的东西，那么当然，只要害一回重伤风就足以使他失去常态，一看见鸟就认为是猫头鹰，一听见声音就认为是狗叫。在这种时候，所有他的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以及他的伟大的和渺小的思想，就只有病症的意义，没有别的意义了。 我垮了。既是这样，那么多想也无益，多谈也没用了。那就坐着，默默地等待着随后会发生什么事。 到早晨，仆役给我送茶来，带来一份当地的报纸。我随意看了看第一版上的广告、社论、报纸和杂志的摘要、新闻。……在新闻栏中，除了别的消息以外，我还发现这样一段消息：“我们的著名学者、著名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昨日乘特别快车到达哈尔科夫，住在某某旅馆。” 显然，响亮的名声是为了脱离具有这个名声的人而独立存在才形成的。现在，我的名字正在哈尔科夫城里安静地游荡。过上三个月光景，这名字会用金字刻在墓碑上，跟太阳那么亮，而到那时候，我自己却已经埋在青苔底下了。……有人在轻轻地敲门。不知什么人要见我。 “是谁？请进！” 门开了，我吃了一惊往后退了一步，赶紧把身上睡衣的前襟掩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卡嘉。 “您好！”她说，因为走上楼来而有点气喘。“您没料到吧？ 我……我也上这儿来了。“ 她坐下来，眼睛没看我，结结巴巴地说下去：“您为什么不理我？我也来了，……今天到的。……我打听到您住在这家族馆里，就来看您。” “见到你很高兴，”我说，耸了耸肩膀，“可是我觉得奇怪。 ……你好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到此地来干什么？“ “我吗？没干什么，……想到来，就来了。” 沉默。冷不防，她倏地站起来，走到我跟前。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说，脸色变得苍白，把手按着胸口。“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我照这样再也活不下去了！不行了！看在上帝的面上，赶快告诉我，这会儿就告诉我：我该怎么办？请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我能说什么呢？”我困惑地说。“我是无能为力的。” “我求求您，请您告诉我！”她接着喘吁吁地说，周身打战。 “我向您赌咒：我照这样子再也活不下去了！我支持不住了！” 她往椅子上一坐，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她把头往后仰，绞着手，顿着脚。她的帽子从头上掉下来，吊在帽带上，头发披散开来了。 “帮帮我！帮帮我吧！”她求我。“我活不下去啦！” 她从旅行袋里拿出一块手绢，随着手绢带出来好几封信，从她的膝头掉到地板上。我从地板上捡起那些信，在其中的一 封信上认出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的笔迹，而且无意中看到两个字：“热烈……”“我想不出什么话来跟你说，卡嘉，”我说。 “帮帮我！”她抽抽搭搭地说，抓住我的手，吻我的手。“要知道，您是我的父亲，我的唯一的朋友！您聪明，受过教育，活了这么大岁数！您做过教师！请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说真的，卡嘉，我不知道。……” 我茫茫然，慌了手脚，她哭得我心乱，站都站不住了。 “我们吃早饭去吧，卡嘉，”我勉强笑着，说。“别哭了！”我立刻又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说：“我不久就要死了，卡嘉。……”“只说一句，只说一句吧！”她哭着，向我伸出手来。“我该怎么办？” “你也真是个怪姑娘，……”我喃喃地说。“我不懂！这么聪明的人，忽然间哇哇地哭了。……”随后是沉默。卡嘉理了理头发，戴上帽子，然后把信团起来，往旅行袋里一塞，这些事她做得从从容容，一声不响。她的脸、胸、手套都被泪水沾湿了，可是脸上的表情却是干巴巴的，冷淡的。……我瞧着她，想到我比她快活，不由得觉得惭愧。我直到临死以前不久，直到我一生中的残年，才发现我自己缺乏我的朋友们——那些哲学家所说的中心思想；而这可怜的姑娘的灵魂却素来没安宁过，而且此后，一辈子也休想安宁了！ “我们吃早饭去吧，卡嘉，”我说。 “不了，谢谢，”她冷冷地回答。 又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 “我不喜欢哈尔科夫，”我说。“这儿很乏味。这是一个相当乏味的城市。” “对了，也许吧。……这儿没意思。……我在这儿不会待得久。……我是过路。我今天就走了。” “上哪儿去？” “到克里米亚去，……那就是说到高加索去。” “好吧。去很久吗？” “我不知道。” 卡嘉站起来，冷冷地笑一笑，眼睛没看着我，向我伸出手来。 我想问她：“那么你不来参加我的葬礼了？”可是她的眼睛不看我，她的手冷冰冰，跟生人的手一样。我默默地送她到门口。……于是她离开我的房间，头也不回地顺着长过道走了。 她知道我在瞧她的背影，多半走到转弯地方，她会回头看一眼的。 不，她没有回头看。她的黑色连衣裙最后闪了一下，脚步声就听不见了。……再会，我亲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