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1892年作品》 散戏以后 散戏以后 娜嘉·节列宁娜跟她母亲一块儿，从刚演完《叶甫盖尼·奥涅金》①的戏院里回来，走进自己的房间，很快地脱掉连衣裙，拆散她的发辫，只穿着裙子和白色短上衣，赶紧靠着桌子坐下，想仿照达吉雅娜②的笔调写一封信。 “我爱您，”她写道，“可是您不爱我，不爱我！” 她写完这几句，笑起来。 她刚满十六岁，还没爱过什么人。她知道军官戈尔内依和大学生格鲁兹杰夫爱她，可是现在看过这个歌剧以后，她却打算怀疑他们的爱情。不为人所爱，落到不幸的境地，那是多么有趣啊！一个人爱得很深，另一个人却冷冷淡淡，这种事有一种美妙、动人、富于诗意的味道。奥涅金③有趣，就在于他完全不爱，而达吉雅娜迷人，就因为她爱得很深；假如他们同样相爱，双双幸福，也许倒显得乏味了。 “您不要再向我保证说，您爱我，”娜嘉想着军官戈尔内依，接着写下去。“我不能相信您。您很聪明，有教养，严肃，有巨大的才能，也许前途光明灿烂；而我却是个不招人喜欢的和微不足道的姑娘，您知道得很清楚，我在您的生活里只会成为障碍。不错，您恋着我，您认为在我身上找到了您的理想，然而这是错误，您现在已经灰心地问自己：为什么我要遇见这个姑娘呢？只是您的善良不容许您承认这一点罢了！ ……“ 娜嘉开始可怜自己，哭起来，接着写道：“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妈妈和哥哥，要不然我就会穿上修女的衣服，远走高飞了。那您就变得自由，可以另爱别人了。哎，但愿我死掉才好！” 她隔着眼泪看不清她所写的字。桌子上，地板上，天花板上，有些短短的彩虹在发抖，仿佛娜嘉隔着三棱镜看那些东西似的。她没法再写了，就往圈椅的椅背上一靠，开始想戈尔内依。 我的上帝，男人们是多么有趣，多么吸引人啊！娜嘉回 想人家为音乐问题跟这个军官发生争论，他往往现出多么谦让，惭愧、柔和的神情，同时他又竭力按捺自己的性子，免得他的说话声流露出激烈的音调。在社交场合，冷冰冰的高傲和淡漠总是给人看做教养良好和风度高尚的象征，为此，人就得掩盖自己热烈的情绪。他真就掩盖起来，不过没有成功，人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他是热烈地喜爱音乐的。关于音乐的无休无止的争论，以及那些不懂音乐的人的大胆评断，老是使得他经常紧张。他惊吓，胆怯，沉默。他弹起钢琴来象真正的钢琴家那么精彩，如果他不做军官，他一定会成为有名的音乐家呢。 泪水在她的眼眶里干了。娜嘉想起有一次在交响乐演奏会上，后来又有一次在楼下挂衣架旁边，穿堂风从四面八方吹来的地方，戈尔内依向她诉说过他的爱情。 “我很高兴，您终于跟大学生格鲁兹杰夫认识了，”她接着写道。“他是个很聪明的人，您一定喜欢他。昨天他到我们家里来，一直坐到两点钟才走。我们家里的人都喜欢他，我暗自惋惜您没有到我们家里来。他说了许多出色的话。” 娜嘉把胳膊放在桌子上，把头枕在胳膊上，她的头发盖没了那封信。她想起大学生格鲁兹杰夫也爱她，他跟戈尔内依一样也有权利得到她的信。真的，给格鲁兹杰夫写封信岂不更好？她的胸中无缘无故掀起一股欢乐。起初这股欢乐很小，在胸中象个皮球那样滚动，然后它变得广阔而巨大，象海浪那样汹涌澎湃。娜嘉已经忘掉戈尔内依和格鲁兹杰夫，她的思路乱了，可是她的欢乐不断增长，从她的胸中涌进她的胳膊，灌进她的腿，她觉得仿佛有一阵凉爽的微风刮过她的头顶，吹动她的头发似的。她不出声地笑，于是她的肩膀开始发抖，就连桌子和玻璃灯罩也颤抖起来，她眼睛里流下的泪水溅湿了那封信。她没有力量忍住笑，她为了对自己表明不是无端发笑，就赶紧回忆一件什么可笑的事情。 “多么可笑的狮子狗啊！”她说，觉得自己笑得透不过气来了。“多么可笑的狮子狗啊！” 她想起昨天格鲁兹杰夫喝完茶以后逗着狮子狗玛克辛玩，后来他讲了一条很机灵的狮子狗的故事，说它在院子里追一只乌鸦，可是乌鸦回过头来看它一眼，说：“哼，你这个骗子！” 狮子狗不知道他在跟一只有学问的乌鸦打交道，慌张得很，狼狈地往后倒退，然后吠起来。 “不，还是爱格鲁兹杰夫的好，”娜嘉决定，她把信撕了。 她开始想大学生，想他的爱情，想她自己的爱情，然而想来想去，她脑子里的思想往四下里扩散开去，不由得想到一切，想到她妈妈，想到街道，想到铅笔，想到钢琴。……她带着欢乐的心情思索，发现一切都好，都美妙，她的欢乐告诉她说，这还没有完，过一阵子，还会有更美好的事。不久春天来了，夏天到了，她就要跟她妈妈一起到戈尔比吉去。 戈尔内依会到那儿去休假，跟她一块儿在花园里散步，对她献殷勤。格鲁兹杰夫也会去的。他会跟她一块儿玩槌球，玩九柱戏，对她讲些可笑的或者惊人的故事。她热烈地向往花园、黑暗、万里无云的天空、繁星。她又忍不住笑，两个肩膀又颤抖起来。她觉得房间里弥漫着苦艾的气味，似乎有一 根树枝在敲打她的窗子。 她走到她的床前，坐了下来。巨大的欢乐弄得她很不好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于是她就瞧着挂在床背上边的神像，不住地说：“主啊！主啊！主啊！” 「注释」 ①②③指根据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改编的歌剧，达吉雅娜是女主人公，奥涅金是男主人公。 一鳞半爪 一鳞半爪 四品文官柯节罗果夫退休以后，买下一个不大的庄园，在那儿住下。他在那儿一半模仿辛辛纳图斯①，一半模仿卡依果罗多夫②教授，亲自辛勤耕地，把他对大自然的观察记录下来。他去世以后，按照他的遗嘱，他的笔记簿随同他的其他财物，一齐传给他的管家妇玛尔法·叶甫拉木皮耶芙娜。大家知道，那个可敬的老太婆把主人的庄园拆毁，在原地建造了一个出色的饭铺，带卖烈酒。这个饭铺专为过路的地主和文官预备下一个“清洁的”房间，房间里桌子上放着死者的那本笔记簿，供过往的行人需要纸张的时候使用。笔记簿上的一页落在我的手里了，这一页显然是死者在农业活动开始时期写的，内容如下：“三月三日。春天飞回的候鸟已经出现：昨天我看见麻雀了。向你们致敬，南方的羽毛蓬松的儿女！我在你们那悦耳的啾啾声中仿佛听到了你们的祝愿：”祝您幸福，大人！‘“三月十四日。今天我问玛尔法·叶甫拉木皮耶芙娜：”为什么公鸡常啼鸣？’她回答我说：“因为它有嗓子嘛。‘我就对她说：”我也有嗓子，可是我就不啼鸣！’自然界的神秘事情好多啊！当初我在彼得堡工作的时候，不止一次吃过雄火鸡，可是直到昨天我才头一次看见活的火鸡。那是一种非常出色的飞禽。 “三月二十二日。本区的警察局长来了。我们谈了很久有关美德的问题，我坐着，他站着。除了别的话以外，他问我：”大人，您希望您再年轻一回吗？‘关于这一点，我回答说：“不，我不希望这样，因为如果我年轻，我就没有这样大的官品了。’他同意我的话，走了，而且显然深为感动。 “四月十六日。我亲手在菜园里掘松两畦地，播种一些碎麦粒。这件事我对谁都没有说起，为的是叫我的玛尔法·叶甫拉木皮耶芙娜日后吃一惊。多亏她，我生活里才会有许多幸福的时光。昨天喝茶的时候，她伤心地抱怨她的体格，说是她的身体过分丰满，走不进贮藏室的房门了。关于这一点，我对她说：”正好相反，小亲亲，您形体的丰满增添了您的娇媚，促使我对您生出极大的好感。‘她脸红了，我就站起来，伸出两条胳膊搂住她，因为一条胳膊是搂不住她的。 “五月二十八日。有一个老人看见我在妇女浴棚旁边，就问我：为什么我坐在那儿？我回答他说：”我在放哨，不准年轻人走到这儿来坐着。‘老人说：“那就让咱们一块儿放哨吧。’说完，老人就挨着我坐下，我们就开始谈论美德。” 「注释」 ①辛辛纳图斯是公元前四六○年罗马执政官，传说他的生活简单朴素，有时还亲自种地。——俄文本编者注 ②卡依果罗多夫（１８４６—１９２４），俄国教授，著有关于物候学和林木工艺学的著作。——俄文本编者注 一家商号的历史 一家商号的历史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西多罗夫得到母亲留下的遗产四千卢布，决定用来开一家书店。这样一家商店是极端必要的。这个城市陷在愚昧和偏见中，停滞不前了。老人总是到澡堂去，文官打纸牌，灌白酒，太太们背后说人坏话，年轻人生活没有理想，姑娘天天巴望出嫁，吃荞麦粥，丈夫打老婆，猪满街跑。 “思想！要多一些思想才成！”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寻思道。“思想！” 他租下一所房子做商店用，然后坐车到莫斯科去，从那儿运回许多老的著作和新的著作以及许多教科书，把这些商品陈列在货架上。最初三个星期，买主一个也没登门。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坐在柜台里边，读米哈伊洛夫斯基①的书，努力按正直的方式思索。比方说，他偶然想到，现在吃点鳊鱼粥倒不错，他就立刻抓住自己这种思想说：“哎呀，多么庸俗！”每天早晨总有一个戴着头巾、光着脚穿一双皮雨鞋、冻得发僵的姑娘匆匆忙忙闯进商店来，说：“给我两个戈比的醋！”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就带着鄙夷的口气回答她说：“您走错门了，小姐！” 遇到有朋友来找他，他就做出意味深长的神秘脸色，从最远的一个货架上取下皮萨列夫②作品集第三卷，吹掉上面的灰尘，带着一种仿佛这个商店里还有些别的书而他不敢拿出来的神情说：“是啊，老兄。……这本东西，不瞒您说，不大那个。……是啊。……老兄，我得声明，一句话，这本东西，您知道，叫人读完后只有摊开两只手的份儿。……是啊。” “小心啊，老兄，你可别惹祸上身！” 过了三个星期，第一位顾客登门了。这是个身材很胖、头发花白的上流人，留着连鬓胡子，戴一顶镶着红帽圈的制帽，多半是地主。他要《祖国语言》③第二册。 “您这儿有石笔卖吗？”他问。 “没有。” “不应该。……可惜了。为这么一点小东西真不高兴到市上去一趟。……”“真的，我不该不卖石笔，”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等顾客走后暗想。“这儿，在内地，狭隘的专业化是不行的，凡是有关教育以及用各种方式促进教育的东西都得卖。” 他就写信到莫斯科去。不出一个月，他的商店橱窗里就陈列着钢笔尖、铅笔、钢笔杆、学生练习簿、石板以及其他学校用品了。间或有几个男孩和女孩到他这儿来，有一天他甚至收到了一个卢布四十戈比货款。有一次，那个穿着皮雨鞋的姑娘急匆匆地闯进他的商店来。他已经张开嘴，正要用鄙夷的口气对她说她走错了门，她却叫起来：“给我一戈比的纸和七戈比的邮票！” 这以后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就开始卖邮票和印花税票，顺便也卖票据的纸张。大约过了八个月（从商店开张算起），有位太太到他这儿来买钢笔尖。 “你们这儿卖中学生用的书包吗？”她问。 “哎呀，太太，我这儿没有！” “唉，真可惜！既是这样，你们有些什么样的玩偶，拿出来给我看看，只要便宜一点的就行。” “太太，玩偶也没有！”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悲哀地说。 他没有迟疑多久就写信到莫斯科去，不久他的商店里就摆出书包、玩偶、小鼓、军刀、手风琴、球和各种玩具了。 “这都算不了什么！”他对他的朋友们说。“您等着瞧就是，我要定购一批教学用具和合理化玩具！您要知道，一句话，在我的商店里，教育用品这一部门，要奠基在所谓科学的最精确的结论上。……”他定购做体操用的哑铃、槌球、跳棋、儿童用的园艺用具和大约二十种很精巧的合理化玩具。后来，走过他的商店的市民们，极为愉快地看到两辆自行车，一辆大的，一辆小的。生意就此兴隆起来。圣诞节前的生意特别好，因为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在橱窗里挂出一幅广告，说他的商店里出售圣诞树的装饰品。 “您要知道，我还要给他们办些卫生用品来，”他搓着手，对他的朋友们说。“只要让我到莫斯科去一趟就成！将来我这儿会有出色的过滤器和种种科学改良用具，一句话，准叫您看得头昏眼花。科学，老兄，可不能小看。不能小看呀！” 他卖货积下许多钱后，就到莫斯科去买下大约五千卢布的各色货物，有的是用现款买的，有的是赊账。这里面有过滤器，有摆在书桌上用的上等台灯，有六弦琴，有儿童穿的卫生衬裤，有橡皮奶头，有钱包，有动物标本。他顺便买来大约五百卢布的上等食具，他为买下的这批货色高兴，因为美丽的东西培养优美的趣味，陶冶性情。他从莫斯科回到家里，着手把新货物陈列在搁板和架子上。这时候，出了一点小岔子：他爬上去收拾最上面一层货架，无意中使货架摇动了一下，不料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十册著作就一本跟着一本从搁板上掉下来，有一本砸在他头上，另外那几本一直掉下去，砸在灯上，打碎了两个灯罩。 “嘿，这些书……写得好厚啊！”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搔了搔头皮，嘟哝说。 他就把所有的书收拾起来，用绳子捆紧，塞在柜台下面。 这以后大约过了两天，有人来告诉他说，他的邻居，杂货铺老板，由于虐待侄子而由法院判决去做苦工，因此那家杂货铺出让了。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很高兴，叮嘱留下这个铺子，由他顶下来。不久墙上就凿开一道门，两家商店合成一 家，装满了货物。可是到那半边商店去的顾客们，拗不过习惯，老是要买茶、糖、煤油，于是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没有犹豫多久就办了些杂货来。 目前他已经成为我们城里一个最出名的商人。他卖食具、烟草、焦油、肥皂、面包圈、呢绒布匹、服饰、蜡烛一类杂货、枪支、皮革、火腿。他在市集上盘进一家酒馆，据说，他还打算开一个带房间的家庭浴室。至于往日放在他货架上的那些书，包括皮萨列夫的三册著作在内，却早已按一卢布五 戈比一普特的价钱统统卖掉了。 在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如今讥诮地称之为“美国人”的旧日朋友们的命名日宴会和婚礼上，有人间或跟他谈起进步，谈起文学，谈起其他高尚的问题。 “您，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看过最近一期的《欧洲通报》④吗？”人家问他。 “不，我没看，先生，……”他回答说，眯起眼睛，摆弄着胸前的粗表链。“这种东西跟我们不相干。我们是干比较实际的工作的。” 「注释」 ①米哈伊洛夫斯基（１８４２—１９０４），俄国民粹派理论家，文学批评家。 ②皮萨列夫（１８４０—１８６８），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 ③当时俄国学生用的文选读本。 ④从一八六六年起在彼得堡发行的一份资产阶级自由派月刊。 在流放地 在流放地 外号叫“明白人”的老谢苗，同一个谁也不知名字的年轻鞑靼人①，坐在岸边的篝火旁；另外三名摆渡工人待在小木屋里。谢苗是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子，瘦骨嶙峋，掉了牙，但肩膀宽，看上去还挺硬朗，这时已醉醺醺的了。他早该进屋去睡觉，但他口袋里还有半瓶伏特加，他怕屋里的伙计们跟他讨酒喝。鞑靼人生着病，难受得很，他裹紧破衣衫，正在讲到他的家乡辛比尔斯克②如何如何好，他家里的妻子多么漂亮多么聪明。他也就是二十四五岁，不会更大。此刻，在篝火的映照下，他脸色苍白，一副愁苦的病容，看上去像个孩子。 ①俄国境内少数民族。 ②在俄国中部，伏尔加河畔。 “那当然，这儿不是天堂，”明白人说，“你自己也看到了，这地方只有水，光秃秃的河岸，到处是粘土，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复活节早已过去了，可眼下河面上还有流冰，今天早上还下了一场雪。” “不好，不好！”鞑靼人说着，担惊受怕地朝四下里张望。 十步开外有一条灰暗的寒气袭人的河流；河水汩汩有声，拍打着布满洞穴的粘土河岸，急匆匆地奔向不知何方的遥远的海洋。靠这边河岸，有一条黑糊糊的大驳船，这里的船工管它叫“浮船”。河对岸远远的地方，有几处火光忽儿蹿起，忽儿熄灭，像几条火蛇在游动：那是有人在烧隔年的荒草。火光之后又是一片黑暗。可以听到不大的冰块撞击驳船的声音。四周潮湿而寒冷…… 鞑靼人抬头看一下天。满天星星，跟他家乡一样多，周围也是一片黑暗，可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在家乡，在辛比尔斯克，完全不是这样的星星，这样的天空。 “不好，不好，”他连连说道。 “你会习惯的！”明白人说，笑了起来，“现在你还年轻，傻，嘴上的奶味还没干，凭那股傻劲你会觉得，这世上没有比你更不幸的人，可是总有一天你会说：”上帝保佑，但愿人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你瞧瞧我。再过一个星期，等水退下去，我们要在这里安置渡船，你们就要离开这里，在西伯利亚到处闯荡，我却留下来，继续在这两岸间摆过去渡过来。就这样我一千就是二十年。谢天谢地！我什么也不要。上帝保佑，但愿人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 鞑靼人往每人上添些枯枝，挨近火堆躺下，说： “我爹是个多病的人。等他死了，我娘和妻子要上这儿来。她们答应了。” “你干吗要你娘和老婆来，”明白人间，“简直糊涂，伙计。你这是让魔鬼迷了心窍，见它的鬼去！你千万别听它的话，这该死的魔鬼用！让它得意。它用婆娘来勾引你，你就跟它作对，说：”我不希罕！‘它用自由来诱惑你，你要咬牙顶住，说：“我不在乎！’什么也不要！没有爹娘，没有老婆，没有自由，没有房屋，没有一根木撅子！什么也不要，见它的鬼去！” 谢苗拿起酒瓶，猛喝了一大口，接着说： “我呀，伙计，可不是普通的庄稼汉，也不是出身卑贱的人①，我是教堂执事的儿子。想当年我自由自在，住在库尔斯克，进进出出穿着礼服。可现在，我把自己磨练到了这种地步：我能赤条条躺在地上睡觉，靠吃草过日子。上帝保佑，但愿人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我什么也不要，谁也不怕，依我看，这世上没有比我更富有更自由的人。当年，我从俄箩斯发配到这里，从头一天起我就咬牙顶住：我什么也不要！魔鬼拿妻子、拿亲人、拿自由来诱惑我，我却对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我拿定主意，坚持下来，所以你瞧，我生活得很好，我没有怨言。谁要是放纵魔鬼，哪怕只听它一回，他就要完蛋，他就没救了：他会陷进泥坛，灭了顶，再也爬不出来。别说你们这些糊涂的庄稼人，就连那些出身高贵、受过教育的老爷也照样完蛋。大约十五年前，有位老爷从俄罗斯发配到这里。据说他伪造了一份遗嘱，不跟自家兄弟平分财产。他还是公爵或男爵哩，也许只是一名文官——谁知道呢！好，他来到这里，头一件事就是在穆霍金斯克买下一幢房子和一块地。他说：”今后我要靠我的劳动和汗水养活自己，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老爷，而是一名移民②了。‘我对他说：“没什么，上帝会保佑你的，这是一件好事。’当年他还年轻，爱张罗，整天忙忙碌碌：亲自割草，有时去捕鱼，还能骑着马跑他个六十来俄里。只有一件事糟糕：从头一年起，他就三天两头跑格林诺，去邮政局。他站在我的渡船上，老是叹气：”唉，谢苗，不知为什么家里很久没有给我寄钱了！‘ ①指农奴或其他下等人。 ②俄国的流刑分苦役流刑和移民流刑两种。这里指移民流刑犯。 我说：“不要钱，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要钱干什么？您把往事都抛开，忘了它，就当它从来没有发生过，就当它是一场梦，您从头开始生活吧！‘我又说：”您可别听魔鬼的，它做不成好事，只会设下圈套！您现在想钱，再过一阵子，瞧着吧，您又会想别的东西，之后想更多更多的东西。您若想让自己幸福，那么最重要的是您什么也不要。对了……’我对他说，‘命运要是狠狠地欺负了您和我，那么绝不要向它求饶，不向它屈膝下跪，而是要蔑视它，嘲笑它。要不然它就会嘲笑我。’我就是这么对他说的……大约两年之后，我又把他渡到这边岸上，他搓着手，笑嘻嘻的。他说：“我这是去格林诺接我的妻子。她可怜我，总算来了。她待我好，心地善良。‘他高兴得快喘不过气来了。过了一天，他和妻子一道坐车来了。太太年轻漂亮，戴着帽子，怀里还抱着个奶娃娃。各式各样的行李一大堆。我那瓦西里·谢尔盖伊奇乐得在她身边团团转，怎么看也看不够，怎么夸也夸不够。他说：”没错，谢苗老兄，即使在西伯利亚，人们也照样能生活！在西伯利亚照样有幸福！’我心想：得了吧，别高兴得太早了。从那时起，差不多每个星期他都要去一趟格林诺：看看俄罗斯寄钱来了没有。花销大得很呀。他说：“她是为我才留在西伯利亚，为我断送了自己的青春和美貌，她愿意跟我共患难，所以我应当想方设法让她快活……，为了让太太高兴，他结交许多长官和形形色色的坏蛋。不用说，他就得供那帮人吃喝，家里还得有钢琴，沙发上还得有一条毛茸茸的叭儿狗——见它的鬼去！……总之，他摆阔气，娇宠她。可是太太也没跟他过长久。她哪行呀？这地方只有粘土，水，寒冷，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任何交际，而她是京城里一位娇生惯养的太太……她当然厌烦了，再说丈夫吧，不管怎么说，已经不是老爷，而是个移民流刑犯——谈不上体面了。也就是过了三年吧，我记得在圣母升天节①前夜，河对岸有人大声喊叫。我把渡船划到那里，一看——是太太，她蒙头盖脸遮得严严实实，身边站着一位年轻的老爷，一名文官。旁边还有一辆三套马车……我把他们渡到这边岸上，他们坐上马车——-转眼就无影无踪了！不过他们还是让人看到了。一清早，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赶着双套马车飞奔而来。他问：”谢苗，我妻子跟一个戴眼镜的老爷是不是过河了？‘我说：“过河了，你去野地里追风去吧！’他策马去追，追了五天五夜。后来我又把他送到河对岸，他倒在渡船上，拿头使劲撞船板，还嚎啕大哭。‘事情是明摆着的’，我说，还笑他，点拨他：”即使在西伯利亚，人们也照样能生活！‘ ①东正教节日，在旧历八月十五日。 他憧得更厉害了……后来他就盼望自由。妻子跑回俄罗斯去了，所以他一心想回去找她，把她从情人手里夺回来。从此他就开始，我的小老弟，差不多天天骑着马跑邮政局，要不进城找长官。他把呈文不断寄出去，递上去，请求赦免放他回家。他常提到，光是电报费他就花去了二百多卢布。他把地卖了，把房子抵押给犹太人。他本人头发白了，背也驼了，脸色发黄，像个痨病鬼。他跟人说话的时候，嘴里结结巴巴，老是嗯嗯嗯……还眼泪汪汪的。就这样为呈文的事他就折腾了六八年。可是后来他又活过来了，又快活起来：他迷上了新的东西。你猜怎么着：女儿长大了。他瞧着她，心疼她。她呢，说实在的，长得真不错：很漂亮，黑眉毛，性情活泼。每个礼拜天父女俩总要一道去格林诺的教堂。两人并排站在渡船上，她笑容满面，他呢，不眨眼地瞧着她。他说：“是啊，谢苗，即使在西伯利亚，人们也照样能生活。在西伯利亚也有幸福。你瞧瞧，我的女儿有多好！你跑出一千俄里恐怕也找不出另一个这样的好姑娘。‘我嘴上说：”你女儿是好，这没错，真的……’心里却想：“等着瞧吧……这妞儿正年轻，血流得正欢，她想过好日子，可是这地方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后来，伙什，她果然开始烦闷了……她蔫下去，蔫下去，整个人憔悴了，病了，现在都没一丝力气了。害了痨病。这就叫西伯利亚的幸福！见他的鬼去！这就叫西伯利亚人过的日子……他开始到处找医生，把他们接回家来。只要听说三百俄里外有医生，有巫师，他就赶车去接他们。花在医生身上的钱呀，这就多了！依了我，不如把这些钱换酒喝……她反正要死的。等她一死，他也要完蛋。要么伤心得去上吊，要么逃回俄罗斯——事情是明摆着的。他真要逃跑，人家就会抓他，审他，判他服苦役，到那时候就要尝尝鞭子的滋味了……” “好，好，”鞑靼人嘟哝着，冻得瑟瑟发抖。 “好什么？”明白人问。 “妻子呀，女儿呀……苦役没什么，苦恼没什么，他总算见到了妻子，见到了女儿……你说什么也不要。可是什么也没有——不好！妻子跟他一块儿过了三年，这是老天爷开恩。什么也没有——不好；三年——好。你怎么就不懂呢？” 鞑靼人浑身发抖，费劲地搜罗着他所知道的有限的俄语词汇，结结巴巴地说：上帝保佑，千万别在外乡得病，死掉，埋进这片寒冷的铁锈般的土地里，又说，只要妻子能来到他身边，哪怕只待一天，只待一小时，那么为了这种幸福，任什么样的苦难他都愿意承受。他会感谢上帝，过上一天幸福生活，总比什么也没有强。 随后他又讲到，他留在家里的妻子多么漂亮，多么聪明。说着说着，他双手抱住头，痛哭起来。他一再要谢苗相信：他丝毫没有罪，他受了冤屈。他的两个兄弟和叔叔赶走了农民家的几匹马，把那个老头打得半死，可是村社不凭良心办事，下了判决，把兄弟三个统统流放西伯利亚，叔叔是有钱人，倒留在家里了。 “你会习惯的！”谢苗说。 鞑靼人不作声了，一双哭红的眼睛定定地望着青火。他一脸的迷茫和惊恐，仿佛他至今还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他流落到这里，处在黑暗和潮湿中，处在陌生人中间，而不是辛比尔斯克。谢苗挨着火躺下，不知为什么冷笑一声，又轻轻哼起一支曲子来。 “她跟父亲在一起有什么快乐？”过了一会儿谢苗又说起来，“他爱她，他得到了安慰，这话没错；可是，伙计，你跟他得小心行事；老头严厉，固执。年轻的妞儿却不需要严厉……她们需要温柔，需要哈哈哈、嗬嗬嗬，需要香水和化妆品。是这样……唉，事情啊事情！”谢苗叹口气，费劲地站起身来，“酒喝光了，这下该去睡了。怎么样？我走啦，伙计……” 鞑靼人独自留下，他又添些枯枝，侧身躺下，望着篝火，开始思念起家乡和妻子来。她若能来住上一个月，哪怕只住一天，那该多好啊！之后，她若想回去，那就让她走好了！来住上一个月，哪怕一天，也总比不来好。不过，要是妻子说到做到，真的来了，那他拿什么养活她呢？在这种地方，让她住哪儿呢？ “要是没吃没喝的，叫她怎么活？”鞑靼人大声问。 他现在白天夜里都划船，一昼夜才拿十戈比。不错，过路人会给点茶钱和酒钱。可是那几个伙计把进款都私分了，一个小钱也不给鞑靼人，只是取笑他。他穷得挨饿，挨冻，成天担惊受怕……眼下他浑身酸痛，发抖，本该进屋去躺下睡觉，可是那边没有被子盖，比这岸边还冷。这里虽说也没有东西可盖，好歹还可以生堆火…… 一周后，等这里的水退下去，他们安置好平底渡船，所有的船工，除了谢苗之外，也都无事可干了。到那时鞑靼人只好走村串户去乞讨，去找活儿干。他妻子才十六岁，长得漂亮，娇滴滴，羞答答——难道能要她不戴面纱也去各村讨饭吗？不，这事想起来都可怕…… 天亮了。驳船、水中的柳丛和水上的波纹已经清晰地显露出来。可是回头一看——那边是一片粘土高坡。坡底下有一间农舍，屋顶苫着褐色的干草；往上一些，不少乡村木屋挤作一团。村子里的公鸡己在喔喔啼叫。 红土高坡，驳船，河流，不怀好意的异乡人，饥饿，寒冷、疾病——所有这一切或许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许这一切仅仅是梦中所见——鞑靼人这样寻思。他觉得他睡着了，甚至能听到自己的鼾声……当然，他这是在家里，在辛比尔斯克，只要他叫一声妻子的名字，她准会答应；隔壁房间里有母亲……可是，天下竟有这么可怕的梦！干吗要做这种梦呢？鞑靼人微笑着睁开了眼睛，这是什么河？伏尔加吗？ 正下着雪。 “喂！”对岸有人在喊叫，“放渡船过来！” 鞑靼人醒了，连忙跑去叫起同伴们好把船划到对岸。几个船工一边走，一边穿上破皮袄，睡意未消地操着哑嗓子骂街，一个个冻得缩着脖子来到了岸边。他们刚从睡梦中醒来，河上飘来的那股刺骨的寒气，显然让他们感到既可恶又可怕。他们不慌不忙地跳上驳船……鞑靼人和三名船工拿起宽叶长桨，这些桨在黑暗中看上去像虾螫，谢苗用肚子压着长长的船舵。对岸还在喊叫，甚至放了两枪，以为船工多半睡着了，或者去村里下酒馆了。 “行了，急什么！”明白人说，那种口气仿佛他深信不疑：这世上的事都用不着去着急，因为照他看来，急也不管用。 笨重的驳船离开了岸，在柳丛中间漂浮。柳树慢慢往后退去，仅仅凭这一点才知道驳船在移动，没有停在者地方。几名船工协调一致地划着桨。谢苗用肚子压着船舵，身子不时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从船帮的这一侧飞到了另一侧。在黑暗中，这些人好像坐在某个洪荒年代、长着好些长爪的怪兽身上，它要把他们送到一个寒冷而荒凉的国度，这样的国度即使在噩梦中也难得见到。 穿过了柳树丛，驳船进入宽阔的水面。对岸已经可以听到木桨的吱嘎声和有节奏的溅水声。有人在喊：“快点！快点！”又过了十来分钟，驳船沉重地撞到码头上。 “老下个没完，老下个没完！”谢苗嘟哝着，抹去了脸上的雪，“哪儿来的这么多雪，真是天知道！” 等船的是个瘦高个子的老头，他穿着狐皮短袄，戴一顶白羔皮帽子，站在离马不远的地方，一动也不动。他的神色忧郁而专注，仿佛正在极力回忆某件事情，对自己不中用的记性很是生气。当谢苗走到他跟前，笑嘻嘻地摘下帽子时，那人说： “我急着去阿纳斯塔西耶夫卡。女儿又不好了，听说那里新派来了一位医生。” 他们把马车拖上驳船，又往回划去。谢苗叫他瓦西里·谢尔盖伊奇的那个人，在大家划船的时候，一直站着不动，咬紧厚嘴唇，眼睛望着一处地方发愣，马车夫请求他允许在他面前抽烟，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好像没听见似的。谢苗用肚子压着船舵，瞧着他挖苦说： “即使在西伯利亚，人们也照样能生活。活得下去的！” 明白人脸上一副洋洋得意的神色，仿佛他的说法得到了证实，仿佛他正高兴事情的结果当真不出他所料。身穿狐皮短袄的人那副不幸而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分明让他十分快活。 “现在出门，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路上尽是烂泥，”他看到车夫在岸上套马便说，“您最好再等上两个礼拜，到那时路就会干些。要不然索性别出门……要是出门办事能管用，倒也罢了，可是您自己也知道，人们一辈子东奔西跑，日日夜夜地跑，到头来什么好处也没有。这可是实话！” 瓦西里·谢尔盖伊奇默默地赏了酒钱，坐上远程马车，赶路去了。 “瞧他，又找医生去了！”谢苗说，冷得缩起脖子，“好，去找真正的医生吧，去野地里追风、抓住魔鬼的尾巴吧，见你的鬼去！这些个怪人，主啊，你饶恕我这个罪人吧！” 鞑靼人走到谢苗跟前，痛恨地、厌恶地瞧着他，浑身发抖，用夹着鞑靼话的、蹩脚的俄语说： “他好……好，你——坏！你坏！老爷是好人，他好；你是畜生，你坏！老爷是活人，你是活尸……上帝造人是让他活着，让他高兴，让他发愁，让他痛苦，可是你什么也不要，所以你不是活人，你是石头，是泥土！石头什么也不要，你什么也不要……你是石头——所以上帝不喜欢你，喜欢老爷。” 大家都笑起来。鞑靼人厌恶地皱起了眉头，一挥手，裹紧破衣衫，朝篝火走去。几个船工和谢苗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小木屋。 “好冷啊！”一个船工声音嘶哑地说。他在潮湿的泥地上躺下去，伸直身子。 “是啊！不暖和！”另一个附和道，“苦役犯的生活！……” 大家都躺下了。门叫风吹开了，雪飘进屋里。谁也不想爬起来去关门：他们怕冷，懒得去关门。 “我挺好。”快要入睡的谢苗迷迷糊糊地说，“上帝保佑，但愿人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 “你呀，当然，服了一辈子苦役，连鬼都抓不住你。”外面传来狗＊（左口右上白下本）吠似的呜呜声。 “这是什么声音？谁在那儿？” “是鞑靼人在哭。” “瞧他这……怪人！” “他会习——习惯的！”谢苗说完，立即睡着了。 其余的人也很快进入梦乡。那门就这样一直没关。 一八九二年五月八日 摘自老教师的札记簿 摘自老教师的札记簿 “人们议论说：家庭应当跟学校携手并进。不错，然而有一个条件：这个家庭必须是上流家庭，而不是商人或者小市民的家庭；因为学校如果跟低层次的家庭接近，就不可能有纯正的校风。可是，有的时候出于博爱，又不应当剥夺商人和富裕的小市民的快乐，例如邀请教师到他们家里去吃馅饼之类。” “女学生一听到‘предложение’①和‘союз’②就温文尔雅地低下眼睛，脸红了。男学生一听到‘прилагательное’③和‘придаточное’④，就带着希望瞩望未来。” “由于俄语中几乎不再使用字母‘θ’、‘ｖ’以及语法中的呼格，那么，按公正的原则来说，应当减少俄语教师的薪水才对，因为，既然有的字母和格取消，他们的工作也就减轻了。” “我们的教师劝说学生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阅读小说和报纸上，因为这妨碍人精神集中，害得人心思涣散。再者，小说和报纸没有什么益处。然而，如果教师们本人把许多时间花费在看报纸和杂志上，学生们怎么能相信他们的导师？医师先得治好自己的病！讲到我，那么在这方面，我是完全清白的：三十年来我连一本书和一份报纸也没读过。” “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应当分外注意，要学生们把自己的书送去装订硬的封面；因为只有在书籍装订上硬封面以后，人才能用书脊打学生的额头。” “孩子们！领到养老金是多大的福分啊！” 「注释」 ①②在俄语中，“предложение”和“союз”均为文法用语，分别为“句子”和“连接词”的意思，但前者亦作“求婚”解，后者亦即“结婚”解。 ③④都是俄语中的语法用语，但亦可作“陪送物”、“陪嫁”解。 鱼的爱情 鱼的爱情 这事情说来离奇：潘达雷金将军别墅附近池塘里仅有的一条鲫鱼竟然没命地爱上了住在别墅里的女人索尼雅·玛莫奇金娜。不过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莱蒙托夫的恶魔就爱上了达玛拉①，天鹅也爱上了勒达②，难道事务员不是往往爱上他们上司的女儿吗？索尼雅·玛莫奇金娜每天早晨都跟她的姨母一块儿来沐浴。一往情深的鲫鱼就游到岸边来观看。附近开着一家克兰杰尔父子铸造厂，因此池塘里的水早就变成深褐色，不过话虽如此，那条鲫鱼还是什么都看得见。它看见白云和鸟雀在蔚蓝的天空飘飞，看见别墅里的女人们脱掉衣服，看见有些年轻人躲在岸边灌木丛里偷看，看见胖姨母下水以前先在石头上坐五分钟光景，得意地摩挲自己的身子，说：“我这头象，长成了一副什么样儿？简直看着都可怕哟。” 索尼雅脱掉身上的单薄衣服，尖叫一声，跳进水里，游起来，冷得缩起脖子，那条鲫鱼就马上溜到她身边，开始贪婪地吻她的小脚、肩膀、脖子。……这两个别墅里的女人洗完澡，回家喝茶，吃甜面包去了。 那条鲫鱼呢，在广大的池塘里孤零零地游来游去，暗想：“当然，我和她互相爱恋的可能性，是根本谈不到的。她这样一个美人儿能爱上我这样一条鲫鱼？不会，说什么也不会！千万别用幻想诱惑自己，可鄙的鱼！只剩下一种命运等着你，就是死！可是怎么个死法呢？池塘里可没有手枪和带磷的火柴。对我们这些鲫鱼来说，只能有一种死法，就是落到狗鱼的嘴里。不过上哪儿去找狗鱼呢？从前这个池塘里倒有一条狗鱼，可是就连它也烦闷无聊得死掉了。哎，我真不幸啊！” 这个年轻的悲观主义者思考着死亡，钻进淤泥里，在那儿写日记。……有一次，傍晚前，索尼雅和她的姨母坐在池塘的岸边钓鱼。那条鲫鱼在浮子旁边游来游去，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它心爱的姑娘。忽然，它脑子里象电光似的闪过一个念头。 “我索性死在她的手里好了！”它暗自想着，快活地摆动它的鳍。“啊，这倒是个绝妙的、舒心的死法！” 它充满决心，只是脸色微微发白，向索尼雅的鱼钩那边游过去，用嘴咬住鱼钩。 “索尼雅，你那儿有鱼上钩了！”她的姨母尖声叫道。“亲爱的，你那儿有鱼上钩了！” “啊！啊！” 索尼雅跳起来，用尽力气一拉。有个金黄的东西在空中一闪，啪的一声掉进水里，在水面上留下许多圆圈。 “掉了！”两位别墅的女客大叫一声，脸发白了。“掉了！ 哎呀！亲爱的！“ 大家看一下鱼钩，瞧见鱼钩上挂着一片鱼的嘴唇。 “唉，亲爱的，”姨母说，“你不应该使那么大的劲啊。现在那条可怜的鱼只好缺一片嘴唇活下去了。” 我的主人公从鱼钩上掉下来以后，吓呆了，很久都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后来它清醒过来，不住地呻吟道：“我又活了！又活了！唉，命运的嘲弄哟！” 这条鲫鱼发现它的下巴没有了，就脸色惨白，发狂般地哈哈大笑。……它疯了。 不过，我居然打算用鲫鱼这样微不足道和没有趣味的生物的命运来吸引严肃的读者的注意力，这恐怕显得奇怪吧。其实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有些女士就在大杂志上尽情描写对谁都不需要的鮈鱼③和蜗牛。我在模仿那些女士。甚至我自己就可能是女士，只不过用男人的假名掩盖自己罢了。 总之，这条鲫鱼疯了。这条不幸的鱼一直到现在还活着。 一般说来，鲫鱼喜欢被人放在酸奶油里煎熟，然而我的主人公现在却喜欢任何一种死法。索尼雅·玛莫奇金娜已经嫁给一个药房老板，她的姨母到利彼茨克找她那已经结婚的姐姐去了。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那个已经结婚的姐姐有六 个孩子，而所有的孩子都是喜欢姨母的。 现在，接着往下写吧。有一个工程师克雷辛在克兰杰尔父子铸造厂里当厂长。他有个侄子叫伊凡，大家知道，他写诗，而且兴冲冲地把那些诗发表在所有的杂志和报纸上。有一天中午，天气炎热，年轻的诗人走过这个池塘，灵机一动，想下去洗个澡。他就脱掉衣服，进入池塘。那条神志失常的鲫鱼错把他当做索尼雅·玛莫奇金娜，游到他身边来，温柔地吻一下他的后背。这一吻不要紧，却产生了最富于毁灭性的后果：鲫鱼把悲观主义传染给了诗人。诗人可是一点也没料到，他从水里出来，竟发狂般地哈哈大笑，回家去了。过了几天，他去到彼得堡。他到那边的编辑部，把悲观主义传染给了所有的诗人，于是从那时候起，我们的诗人们就都开始写抑郁寡欢的诗了。 「注释」 ①见莱蒙托夫的长诗。 ②希腊神话中斯巴达王廷达瑞奥斯的妻子，宙斯醉心于她的容貌，化为天鹅与她相会。 ③一种中小型鱼类，凶猛鱼类的食饵。 邻居 邻居 彼得·米海洛维奇·伊瓦欣心绪恶劣极了。他妹妹是个姑娘家，却搬到一个已婚的男子符拉西奇家里去住了。为了设法摆脱不论在家里还是在野外老是不肯离开他的那种沉郁沮丧的心境，他就向他的正义感，向他的纯正美好的信念求援：他可是素来拥护自由恋爱的啊！然而这都无济于事。他每次总是违背自己的意志，得出和愚蠢的奶妈同样的结论，那就是，他妹妹行为不端，符拉西奇把他的妹妹拐走了。这真是愁煞人。 他母亲整天都没走出她的房间。奶妈小声说话，长吁短叹；他的姑妈每天都准备动身，时而把她的皮箱搬到前厅去，时而又搬回她的房间。家里，院子里，花园里，都静悄悄的，仿佛这所房子里死了人似的。他的姑妈，仆人们，甚至那些农民，依彼得·米海雷奇看来，都象是带着捉摸不透的困惑神情瞧着他，仿佛想说：“人家勾引你的妹妹，你怎么没有动静呢？”他责备自己无所作为，可是他也不知道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是。 照这样过了大约六天。到第七天，那是星期日吃过午饭以后，一个骑马的人送来一封信。信封上的字是他所熟悉的女人的笔迹写的：“安娜·尼古拉耶芙娜·伊瓦欣娜夫人收。” 不知什么缘故，彼得·米海雷奇觉得这个信封、这种笔迹、“夫人”这两个字，都有一种挑衅的、逞强的、自由主义的意味。而女人的自由主义总是顽强，不退让，残忍无情的。……“她宁可死，也不肯对她不幸的母亲让步，向她赔罪，”彼得·米海雷奇一面想，一面拿着那封信向他母亲的房间走去。 他母亲和衣躺在床上。她看见儿子，就猛地坐起来，理一下从包发帽里滑下来的白头发，很快地问道：“什么事？什么事？” “写信来了，……”儿子说，把信交给她。 在这所房子里，“齐娜”这个名字，以至“她”这个字，都没有人提起。碰到说起齐娜的时候，总是不提名道姓，只说“写信来了”或者“走了”。……母亲认出女儿的笔迹，她的脸色变得难看，不愉快，她的白头发又从包发帽里滑下来了。 “不！”她说，摆一下手，好象那封信烫了她的手指头似的。“不，不，拿走！我说什么也不看！” 母亲放声大哭，又是伤心又是羞愧。她显然想看这封信，可是她的自尊心不容许她这样做。彼得·米海雷奇明白他自己应当拆开这封信，大声读一遍；然而他心里忽然生出一股以前从没体验过的怒火，他跑到院子里，对骑马的人嚷道：“你回去说，没有回信！没有回信！你就这么说，畜生！” 他把那封信撕碎，然后眼泪涌上他的眼眶。他觉得自己残忍，有罪，不幸，就走到野外去了。 他只有二十七岁，可是已经发胖，按老年人的装束，衣服肥大，而且害上了气喘病。他身上已经有年老的独身地主的种种气质。他不谈恋爱，不想结婚，只爱他的母亲、妹妹、奶妈、花匠瓦西里奇。他喜欢吃好菜，睡午觉，谈政治，谈高尚的问题。……他早已大学毕业，不过现在他却把这件事看得象是服满了青年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不得不服的兵役似的；至少，如今每天在他脑子里活动的思想已经跟大学以及他学过的那些科学毫不相干了。 旷野上炎热而安静，下雨以前总是这样。树林里蒸发着热气，松树和腐烂的叶子冒出一股浓重的气味。彼得·米海雷奇时不时地站住，擦一下湿漉漉的额头。他查看他的秋播作物和春播作物，绕过三叶草地，有两次在树林边上赶走一 只山鹑和它那些雏鸟。他一直在思忖：这种不堪忍受的局面不能永久拖下去，总得好歹把它了结才成。了结得愚蠢也罢，荒唐也罢，反正非了结不可了。 “可是该怎么了结呢？怎么着手呢？”他问自己，用恳求的眼光望望天空，再望望树木，仿佛央求它们来帮忙似的。 可是天空和树木沉默不语。纯正的信念帮不上他的忙；而常识告诉他，这个恼人的问题除了愚蠢的办法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今天对待骑马的人的那个场面绝不是这类场面的最后一次。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想一想都可怕！ 当他回家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落山了。这时候他才觉得这个问题无论怎样也没法解决。跟既成事实妥协是不行的，不妥协也不行，而中间的道路却没有。他脱下帽子，用手绢扇着脸，顺着大路走，离家大约还有两俄里路，身后响起了铃铛声。那是配合得很精巧很成功的一串大大小小的铃铛，发出玻璃样的玎玲玎玲声。马车上装这种铃铛的，只有本县警察局长美多夫斯基一个人。他从前做过骠骑兵的军官，荡尽家财，身体虚弱，是彼得·米海雷奇的一个远亲。伊瓦欣家把他当作自己人，他对齐娜怀着父辈的温柔感情，很喜爱她。 “我正好要到您家去，”他追上彼得·米海雷奇，说。“您坐上车来吧，我带您走一程。” 他微微地笑，样子很快活。显然，他还不知道齐娜跑到符拉西奇家里去了。很可能他已经听到这个消息，可是不相信。彼得·米海雷奇觉得自己处境尴尬。 “欢迎您来，”他支吾道，脸红得快要流泪了，不知道该说什么谎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我很高兴，”他接着说，极力做出笑脸，“不过……齐娜走了，我母亲病了。” “真遗憾！”警察局长说，呆呆地瞧着彼得·米海雷奇出神。“我本来打算在您家里消磨一个傍晚呢。可是齐娜伊达①·米海洛芙娜到哪儿去了？” “到西尼茨基那儿去了，从那儿好象要到修道院去。我不十分清楚。” 警察局长又谈了一阵，就拨转马头回去了。彼得·米海雷奇走回家，战战兢兢地思忖着警察局长知道真情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彼得·米海雷奇想象着这种心情，体会着这种心情，同时走进了正房。 “帮助我们吧，主啊，帮助我们吧，……”他想。 临到喝晚茶，饭厅里只坐着他姑妈一个人，她的脸上照例表现出这样一种神情：她虽然弱小，无依无靠，可是绝不允许任何人侮辱她。彼得·米海雷奇在桌子的另一头坐下（他不喜欢他的姑妈），开始默默地喝茶。 “你母亲今天又没吃午饭，”他的姑妈说。“你，彼得鲁希卡②，应该过问一下。挨饿光是苦了自己。这可解不了愁啊。” 彼得·米海雷奇觉得荒唐可笑，因为他姑妈居然出头管别人的事，而且她看到齐娜走了，自己也要走。他本想说几句话顶撞她，可是忍住了。他一面按捺自己，一面感到如今已经到了非采取行动不可的时候，他再也没有力量忍耐下去了。要么马上采取行动，要么就往地上一扑，大嚷大叫，用脑袋撞地板。他想象符拉西奇和齐娜，这两个心满意足的自由思想者，目前正在不知什么地方一棵槭树底下亲嘴，于是这七天当中郁积在他心头的愤恨和怨毒就一齐落到了符拉西奇身上。 “一个人来勾引我的妹妹，把她拐走了，”他想，“另外就会有人来杀死我母亲，还会有人来放火烧房子，或者把这所房子抢劫一空。……所有这些都是打着个人的友谊、高尚的思想、不惜受苦的旗号干出来的！” “不，这不行！”彼得·米海雷奇忽然大叫一声，一拳头砸在桌子上。 他跳起来，跑出饭厅。马厩里站着总管的一匹马，已经备好鞍子。他骑上去，疾驰到符拉西奇家去了。 他的灵魂里掀起了十足的风暴。他感到有必要做一件泼辣的、非同小可的事，哪怕事后懊悔一辈子也在所不惜。要不要索性骂符拉西奇一声坏蛋，打他一个耳光，然后挑战，跟他决斗？然而符拉西奇决不是那种敢于站出来决斗的人，至于骂他坏蛋，打他耳光，他只会变得更加可怜，更加畏畏缩缩。这班不会反抗的可怜虫都是些最讨厌、最难缠的人。不管他们干出什么事来，都可以不受惩罚。这种可怜虫每逢受到罪有应得的责难，总是抬起深深地负咎的眼睛，露出一脸的苦笑，温顺地低下头去作为回答；看到这光景，就连正义本身都不忍心举起手来惩罚他了。 “那也不管。我要当着她的面用马鞭子抽他，对他狠狠地骂一顿，”彼得·米海雷奇决定。 他骑着马穿过他的树林和荒地，想象着齐娜为了替自己的行为辩护会讲到妇女的权利，讲到个人的自由，讲到在教堂里按规定的仪式结婚和自由结合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她会象一般女人那样争论她不理解的事。临了，她多半会问：“这件事跟你有什么相干？你有什么权利管这件事？” “是的，我没有权利，”彼得·米海雷奇嘟哝说。“不过这就更好。……越是粗暴，越是没有权利，那倒越好。” 天气闷热。下边，靠近地面，有一群群云雾般的蚊子低飞，凤头麦鸡在荒地上发出凄凉的悲鸣声。一切都预告天要下雨，可是天上一点云也没有。彼得·米海雷奇越过他的田界，在光滑平坦的旷野上奔驰。他常骑马走这条路，熟悉这条路上的每丛灌木和每块洼地。眼前，在暮色中，远远看去象一道黑色峭壁的东西，其实是一座红色教堂。他能完全想象它的模样，连一个细节也不漏，甚至想象大门上的灰泥，想象老是到围墙里面去吃草的牛犊。在教堂右边一俄里远的地方有个黑糊糊的小树林，那是柯尔托维奇伯爵的树林。树林后面就是符拉西奇的土地。 从教堂和伯爵的树林后面，有一大块乌云拢过来，乌云里不时现出苍白色的闪电。 “果然要下雨了！”彼得·米海雷奇暗想。“保佑我，主啊，保佑我。” 马跑得太快，不久就乏了，彼得·米海雷奇本人也累了。 带来风暴的乌云愤愤地瞧着他，仿佛劝他回家去。他有点心惊胆战了。 “我要对他们证明他们做得不对！”他鼓励自己。“他们会说这是自由恋爱，这是个人自由。可是自由就是克制，不是听凭情欲摆布。他们这么干，是放荡，不是自由！” 这时候，他来到伯爵的大池塘边上。由于天空有乌云，池水变成了深蓝色，阴森森的，池子里冒出一股潮气和绿苔的气味。小径旁边有两棵柳树，一棵老的和一棵小的，彼此温柔地依畏着。大约两个星期以前，就是在这个地方，彼得·米海雷奇和符拉西奇一块儿溜达过，低声唱过一首大学生的歌：“要是没有爱情，青春虚度，就等于断送年轻的生命。 ……“无聊的歌！ 等到彼得·米海雷奇走出小树林，天上已经响起隆隆的雷声，树木发出飒飒声，给风刮得弯下腰去。应当快点走才对。从这片小树称到符拉西奇的庄园，只要穿过一个草场，至多走一俄里路。这儿，道路两旁立着些老桦树。它们，如同它们的主人符拉西奇一样，显得忧伤而可怜，也跟他一样消瘦而细长。大颗的雨点打得桦树和青草沙沙地响。风顿时停了，空中有潮湿的土地和杨树的气味。前边出现了符拉西奇的篱笆以及一棵也是又瘦又高的黄色金合欢。在栅栏坍塌的地方可以看见一个荒芜的果园。 彼得·米海雷奇不再想耳光，也不再想鞭子，他不知道他到了符拉西奇家里会有什么举动。他心虚了。他为自己，也为他妹妹害怕，想到他马上会跟她见面不由得战战兢兢。她会怎样对待她哥哥呢？他们两个人会说出些什么话来呢？要不要趁时机还不算迟，赶紧往回走？他一面这样想，一面策动马匹走上菩提树夹道的林荫路，往正房跑去。他绕过很大的丁香花丛，突然看见了符拉西奇。 符拉西奇没戴帽子，穿着花布衬衫和高统皮靴，在大雨下躬着身子，从房角往门廊走去。他身后跟着一个工人，拿着锤子和钉子盒。大概他们刚修完一块给风刮坏的护窗板吧。 符拉西奇看见彼得·米海雷奇，就站住了。 “是你？”他说，微微一笑。“啊，这真好。” “是啊，你瞧，我来了，……”彼得·米海雷奇轻声说着，两只手拂掉身上的雨。 “哦，这真好。很高兴，”符拉西奇说，可是没有伸出手来，显然他不敢先伸手而等着对方伸手。“这场雨对燕麦很好！”他说，看一下天空。 “是的。” 他们沉默地走进房子。从前厅往右走，穿过一道门，走进另一个前厅，然后走进大厅，再往左是一个小房间，总管在冬天就住在那儿。彼得·米海雷奇和符拉西奇走进这个房间。 “你是在什么地方遇上雨的？”符拉西奇问。 “不远。差不多就在这所房子附近。” 彼得·米海雷奇在床上坐下。他暗自高兴，因为雨声很响，房间里又黑。这样好一点，不那么可怕，也不必瞧着对方的脸了。他的怨恨已经过去，只剩下恐惧和对自己的气恼。 他觉得自己一开头就做得不对头，觉得他这次跑来不会有什么结果。 这两个人沉默一忽儿，装出听雨声的样子。 “谢谢你，彼得鲁沙，”符拉西奇嗽一下喉咙，开口说。 “你来了，我很感激。这足见你宽宏大量，品格高尚。我明白这一点。请你相信我，我对这一点看得很重。请你相信我。” 他看一眼窗外，在房间里站定，接着说：“事情发生得有点秘密，好象我们要瞒着你似的。这些天来，我们想到你也许会觉得受了我们的侮辱，生我们的气，我们的幸福就显得不圆满。不过请你容许我辩白一下。我们保守秘密倒不是因为我们信不过你。第一 ，事情发生得突然，象是来了灵感似的，没有仔细考虑的余地。第二 ，这是一件私事，不好对外人讲，……不便让第三者插手，哪怕象你这样亲近的人也不行。然而主要的是，在这件事上我们始终强烈地指望你会宽宏大量。你是一个极其宽宏大量，极其高尚的人。我对你感激不尽。日后如果你需要我的生命，你自管来，把它拿去就是。” 符拉西奇用平静而低沉的男低音讲话，老是那么个调门，仿佛在嗡嗡地叫。他分明很激动。彼得·米海雷奇觉得现在该由他讲话了，如果光是听人讲话而自己沉默，那在他就无异于真要扮演一个最宽宏大量和最高尚的忠厚人了，然而他到此地来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很快站起来，喘着气，低声说：“你听我说，格利果利，你知道，我喜欢你，我不能希望我妹妹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丈夫了。可是现在发生的这件事太吓人！连想一下都可怕！” “这有什么可怕的呢？”符拉西奇用发颤的声调问道。“假如我们做了坏事，那才可怕，可是这并不是坏事啊！” “你听我说，格利果利，你知道，我是没有成见的。可是原谅我说句老实话，依我看来，你们俩的行为太自私了。当然，这话我不会对齐娜说，那会伤她的心，不过你得知道，我母亲难过到了没法形容的地步。” “是的，这事是叫人难受的，”符拉西奇说，叹了口气。 “这一点我们事先已经料到了，彼得鲁沙，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你的行为使得一个什么人伤心，那还不能说这种行为不好。有什么办法呢！你所采取的每个严肃步骤总难免要伤别人的心。假如你去为自由战斗，那也会惹得你母亲难过的。有什么办法呢！谁要是把亲人的安宁看得高于一切，谁就得全盘放弃思想生活。” 窗外闪过一道明亮的电光，这道闪光仿佛改变了符拉西奇的思路。他挨着彼得·米海雷奇坐下，讲出些完全不必要的话。 “我，彼得鲁沙，是崇拜你妹妹的，”他说。“往常我到你家去，每次我都有一种感觉，仿佛是去朝圣似的，而我也真的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我这种崇拜还在一天天增长。在我的心目中，她比妻子高得多！高得多！”符拉西奇把双手一 挥，说。“她就是我的神。自从她在我这儿住下的那天起，我走进这所房子就象走进一座神殿。她是个天下少有的、不同寻常的、最最高尚的女人！” “嘿，他胡扯起来了！”彼得·米海雷奇想。他不喜欢“女人”这两个字。 “为什么您不正式结婚呢？”他问。“你妻子要多少钱才肯离婚？” “七万五 .” “数目不小。不过要是跟她讨价还价呢？” “她连一文钱也不肯让。老兄，她是个糟透了的女人！”符拉西奇叹了口气，说。“我以前从没对你讲过她，我想起她来就讨厌，可是现在机会来了，我就说一说吧。当初我是在一 种优美纯正的思想的影响下跟她结婚的。要是你想知道详情的话，那就要从头说起。我们团里有个营长，跟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同居，那就是说，随随便便把她弄上手，跟她同居两个月，又把她丢掉了。她的处境非常可怕，老兄。她不好意思回到父母那儿去，再者他们也不会收留她。她的情人又抛弃了她，她简直只好到营房里去卖淫了。团里的军官们都感到愤慨。他们自己也并不是圣徒，可是这种卑鄙的行为实在太刺眼了。再者，团里的军官们本来就受不了这个营长。你知道，为了跟他捣乱，气愤的准尉和少尉们就一齐开始为不幸的姑娘募捐。好，我们这些低级尉官坐在一起开了个会，这个人拿出五个卢布，那个人拿出十个，忽然间，我的头脑发热了。我感到这个局面正是干一桩英雄事业的大好机会。我就赶紧到姑娘那儿去，用热烈的言词对她表白我的同情。我一路去找她的时候以及后来我对她讲我热烈地爱她的时候，我一直把她看成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人。是啊。……结果，这以后过了一个星期，我向她求婚了。我的长官和同事们认为我的婚姻同军官的尊严不相容。这反而给我火上加油。 我，你知道，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上证明我的行为应该用金字写在团史上，等等。这封信寄到团长那儿去了，我还抄出许多份，分发给同事们。嗯，当然，我心情激动，难免写了些尖刻的话。团里就要求我退役。这封信的草稿我不知收藏在哪儿，将来我设法拿给你看一看。信写得很有感情。你会看出我经历过多么正直而光明的冲动。我退役后，带着我妻子到这儿来。我父亲死后只留下一些债务，我自己也没有钱，可是我妻子从头一天起就应酬朋友，喜好打扮，玩牌，我只好把田产抵押出去。你知道，她过一种很糟糕的生活，我所有的邻居当中只有你一个人没有成为她的情夫。过了大约两年，我把我当时所有的钱都送给她，算是赔偿费，她就住到城里去了。是啊。……就连现在我也每年给她一千二百卢布。 糟透了的女人！老兄，有的苍蝇把卵下在蜘蛛的背上，弄得蜘蛛无论如何也抖不掉它。卵就在蜘蛛身上生长，吸它心里的血。这个女人就是照这样在我身上生长，吸我心里的血。她憎恶我，看不起我，因为我做了蠢事，也就是娶了一个象她这样的女人。她压根儿没有把我的宽宏大量看在眼里。她说：“聪明人丢掉了我，而傻瓜捡起了我。‘依她看来，只有可怜的白痴才会干出我这样的事。老兄，我痛心得不得了。总之，老兄，顺便说说，命运总是折磨我。它把我折磨得好苦啊。” 彼得·米海雷奇听符拉西奇讲话，大惑不解地问自己：这个人究竟在哪方面使齐娜如此钟情呢？他年纪不轻了，已经四十一岁，长得又瘦又干瘪，胸脯很窄，鼻子挺长，胡子花白。他说话好象在嗡嗡地叫，脸上现出病态的笑容，一面说话，一面难看地挥着手。他既谈不到健康，也没有漂亮的、男子汉的风度，更没有上流社会的气派，连欢欢喜喜的样子也没有，从外表来看，总显得没有光彩，不知道是个什么路数。 他的装束不雅致，环境单调乏味。他不赞成诗歌和绘画，因为它们“没有回答当代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不理解它们。音乐不能打动他的心。他在务农方面能力很差。他的田产让他管理得乱七八糟，已经抵押出去，后来又被第二次抵押，按照第二次抵押契约，得付一分二的利息。此外，由于期票未曾清偿，还欠下一万卢布的债务。每逢到了付利息或者给他妻子汇钱的日子，他总是到处求人借钱，从他的神情看来，好象他的房子起了火似的；同时，他冒冒失失地把存着过冬用的全部干柴卖掉而只换来五个卢布，把一大垛干草卖掉而只换来三个卢布，到后来就吩咐人拆掉果园的篱栅或者旧的温床架子，用来生火炉。他的草场给猪踩坏，树林里的幼林地段任凭农民的牲口践踏，老树每过一冬就少一些，菜园里和果园里丢着养蜂的木箱和生锈的水桶。他既没有才能，也缺乏天赋，甚至没有普通的生活能力。他在实际生活中是个天真而软弱的人，容易上当和受气，无怪农民们称他为“傻大爷”了。 他是个自由思想者，在县里被人看做赤色分子，可是就连这一点，在他身上也表现得枯燥乏味。他的自由思想缺乏独创精神和热情。不管愤慨也好，盛怒也好，高兴也好，他老是一个样子，毫不动人，显得疲疲沓沓。就连激昂慷慨的时候，他也不抬起头来，仍旧拱起后背。不过最乏味的是，他的优美纯正的思想，经他一讲，也显得平庸而落后了。每逢他慢腾腾，带着沉思的样子，讲起他纯正而高尚的时刻，讲起最好的岁月，或者每逢他称赞青年，说他们素来走在社会前面，现在也是如此，或者他斥责俄国人，说他们一到三十 岁就穿上家常长袍，忘了他们的almae matris③的原则，他的话总是使人不由得想起早已读过的旧书。遇到有人在他家里过夜，他就在那人的床头小桌上放一本皮萨列夫或者达尔文的作品。如果那人说这些书已经读过，他就走出去，拿一 本杜勃罗留波夫的著作来。 在这个县里，这就叫自由思想。许多人把这种自由思想看做一种没有害处的、无伤大雅的怪癖，然而这种思想却害得他深深地不幸。这种思想对他来说无异于他刚才讲过的蝇卵：它紧紧地贴在他身上，吸他心里的血。过去，他那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古怪婚姻，他那些笔迹很糟、叫人认不清楚可是感情丰富的长信和副本，那些无穷无尽的误会、解释、幻灭，还有他的债务、第二次抵押、给妻子的津贴、每月的借贷，所有这些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总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就连现在，他也跟从前一样，仍旧忙这忙那，追求英雄事业，过问别人的事。一有适当的机会，他照旧写长信，抄副本，发表使人厌烦的陈词滥调，讲村社，讲加强家庭手工业，讲创办干酪制造业，这些话千篇一律，仿佛不是活的脑筋里想出来，而是用机械方法制造出来的。最后还有他跟齐娜闹出来的这件丑事，谁也不知道会怎样结束！ 然而，齐娜却年轻，刚二十二岁，长得好看，风度优雅，心绪欢畅。她喜欢笑，喜欢谈天，喜欢争吵，热烈地喜爱音乐。在装束，读书，布置良好环境方面，她都在行。象这种有皮靴气味和廉价白酒气味的房间，她在自己家里就受不了。 她也是自由思想者，然而在她的自由思想里人却可以感觉到充沛的力量，可以感觉到年轻、强健、胆大的姑娘的自尊心，可以感觉到她热切地巴望做一个比别人好、比别人更有独创精神的人。……那她怎么会爱上符拉西奇的呢？ “他无异于堂吉诃德，固执的空想家，狂人，”彼得·米海雷奇暗想，“她却象我一样意志薄弱，没主心骨，随和。……我和她都容易很快就毫不抵抗地让步。她爱他，然而我自己岂不也喜欢他，尽管他……”彼得·米海雷奇认为符拉西奇是个优秀、正直，然而狭隘、偏激的人。他在符拉西奇的激动和痛苦里，以至他的全部生活里，根本就看不见最近期的或者遥远的崇高目标，却只看见烦闷无聊和缺乏生活能力。他的自我牺牲以及凡是符拉西奇称之为英雄事业或者正直的激情的一切，依他看来都是毫无益处地浪费精力，就好比白白消耗很多的弹药，不必要地放一些空枪。符拉西奇狂热地相信自己的思想异常正直，绝对正确，他却觉得这种看法未免天真，甚至病态。至于符拉西奇这一辈子不知怎么竟能把琐屑无聊的事和高尚的事混在一起，他愚蠢地结了婚而又认为这是英雄事迹，后来他跟一个女人同居却从中看到某种思想的胜利，那就简直叫人无法理解了。 可是彼得·米海雷奇仍旧喜爱符拉西奇，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力量；不知什么缘故，他从来也没有勇气反驳他的话。 符拉西奇找了个离他非常近的地方坐下，以便在黑暗里，在哗哗的雨声里讲话。他已经嗽过喉咙，准备讲述他的结婚经过这一类冗长的故事，可是彼得·米海雷奇再也听不下去了。他一想到马上要跟他妹妹见面就感到苦恼。 “是的，你在生活里不走运，”他柔声说，“不过，对不起，我们的话离开正题了。我们谈的不是正事。” “对了，对了，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符拉西奇说，站起来。“我对你说，彼得鲁沙，我们的良心是清白的。我们没有举行婚礼，可是我们的婚姻完全合法，这是用不着我来证明的，你也用不着再听我解释。谢天谢地，你跟我一样思想解放，在这方面我们不可能有什么分歧。讲到我们的将来，也不应该使你担惊受怕。我要让齐娜幸福，为此工作到筋疲力尽，连晚上也不睡觉，总之使出全部力量来。 她的生活会过得很好。你要问：我能做到这一点吗？我能，老兄！一个人时时刻刻只想着一个目标，那么他的愿望就不难达到。不过我们到齐娜那儿去吧。应当叫她高兴一下才对。“ 彼得·米海雷奇的心开始急剧地跳动。他站起来，跟着符拉西奇走进前厅，从那儿走进大厅。在这个高大而阴森的房间里只有一架钢琴和一长排古老的、镶着铜饰的椅子，这些椅子从来也没有人坐过。钢琴上点着一支蜡烛。他们从这个大厅默默地走进饭厅。这儿也宽敞而不舒服。房中央放着一张大桌子，桌面由两块板镶成，下面有六条粗腿，这儿只点着一支蜡烛。一架时钟装在红色的大框子里，象是神龛，时针指着两点半。 符拉西奇推开一扇通到隔壁房间的门，说：“齐诺琪卡，彼得鲁沙到我们这儿来了！” 立刻响起了匆忙的脚步声，齐娜走进饭厅来了。她身量高，长得丰满，脸色十分苍白，就跟彼得·米海雷奇在家里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时候一样。她穿黑色的裙子和红色的短上衣，腰带上有一个大扣环。她伸出一只手搂住哥哥，吻了一 下他的鬓角。 “好大的暴风雨！”她说。“刚才格利果利一出去，整个房子只剩下我一个人守着了。” 她并不慌张，瞧着哥哥，诚恳而爽朗，就跟在家里一样。 彼得·米海雷奇瞧着她，也不再感到慌张了。 “不过话说回来，你是素来不怕暴风雨的，”他说，在桌子旁边坐下来。 “不错，可是这儿都是大房间，房子又老，天一打雷就震动得乱响，好比一个装着食具的柜子。一般说来，这是一所挺可爱的房子，”她接着说，在哥哥的对面坐下来。“这儿不论哪个房间都有一段生动的历史。你想想看，格利果利的祖父就是在我那个房间里开枪自杀的。” “八月里我们就会有钱，我要修好果园里那间小屋，”符拉西奇说。 “不知什么缘故，打雷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他的祖父，”齐娜接着说。“在这个饭厅里，从前有个人给活活打死。” “这是实在的事，”符拉西奇肯定道，他那对大眼睛看着彼得·米海雷奇。“在四十年代，有个姓奥里威尔的法国人租下了这个庄园。他女儿的肖像如今还丢在我们的阁楼上。她长得很好看。据我的父亲告诉我说，这个奥里威尔看不起俄国人，嫌俄国人愚昧，而且残忍地耍弄他们。例如，他硬要教士走过庄园的时候，相距半俄里远就得脱掉帽子。又如，每逢奥里威尔一家人坐车穿过村子，教堂就得敲钟。他对待农奴，对待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当然更不客气。有一次，一个俄国流浪汉的儿子路过此地，他心地善良，很象果戈理笔下的神学校学生霍玛·布鲁特④。他要求留宿一夜，管事们很喜欢这个人，就留下他在帐房里工作。这件事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这个神学校学生煽动农民，又有人说，似乎奥里威尔的女儿爱上了他。我不知道哪一个说法实在，总之，有一天傍晚，奥里威尔把他叫到这儿来，盘问他，然后吩咐人打他。你知道，奥里威尔本人坐在这个桌子旁边，大口喝着波尔多酒⑤，瞧着那些养马的打神学校学生。他大概是在逼口供。神学校学生经不起酷刑，将近早晨给打死了，他们就把他的尸首藏起来。据说那尸首被丢在柯尔托维奇的池塘里。这引起一场官司，可是那个法国人塞给当局几千卢布，他自己离开此地，到阿尔萨斯去了。正巧租期已满，事情就这么了结了。” “好一个坏蛋！”齐娜说，打了个哆嗦。 “不管奥里威尔也好，他女儿也好，我父亲都记得很清楚。 他说那个美人儿俊极了，同时又性情古怪。我猜想，神学校学生把两件事都做了，既煽动了农民，也打动了女儿的心。说不定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神学校学生，而是一个隐姓埋名的人呢。“ 齐娜沉思了。神学校学生和法国姑娘的故事显然把她的幻想引到远处去了。在彼得·米海雷奇看来，这个星期她的外貌一点也没改变，只是脸色显得更苍白了一点。她神态安详，平平稳稳，好象跟她哥哥一块儿到符拉西奇家来做客似的。可是彼得·米海雷奇却感到自己起了点变化。真的，以前她住在家里的时候，他什么话都敢跟她说，现在呢，他却连‘你在这儿过得怎么样’这样简单的问题都问不出口了。这么问，似乎不妥当，也不必要。大概她自己也起了这样的变化。她并不急着把话题转到她母亲，转到她家里，转到她跟符拉西奇的爱情上去。她并不为自己辩白，也不说自由结合比合法婚姻好，更不激动，而是平静地思考奥里威尔的事情。 ……可是他们为什么忽然谈起奥里威尔的事情来了？ “你们两个人的肩膀都给雨淋湿了，”齐娜说，快活地笑了笑。她哥哥和符拉西奇这种小小的相似，使得她感动了。 彼得·米海雷奇却感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可悲，十分可怕。 他想起他的空荡荡的家、那架关着的钢琴、齐娜那个如今再也没有人走进去的明亮的房间；他想起花园里林荫路上从此再也不会有那双小脚的足迹，喝晚茶以前再也不会有人大声笑着，跑出去游泳了。凡是他从小时候起就越来越留恋不舍的东西，凡是当初他坐在闷热的中学教室或者大学讲堂里喜欢想念的东西，例如明朗、纯洁、欢乐，一切使那所房子充满生命和亮光的东西，都已经悄然离去，一去不复返，跟一 个什么营长、宽宏大量的准尉、淫荡的女人、开枪自杀的祖父等等粗鄙恶俗的故事混淆在一起了。……再要提起他的母亲，再要认为过去的事可以挽回 ，那就是不理解已经变得很清楚的事。 彼得·米海雷奇的眼睛里满含泪水，他那只放在桌上的手颤抖起来。齐娜猜出他在想什么，她的眼睛也发红，发亮了。 “格利果利，到这儿来！”她对符拉西奇说。 他们两人走到窗前，开始小声讲话。凭符拉西奇低下头凑近她的样子，凭她看着他的样子，彼得·米海雷奇再一次体会到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地定局，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齐娜走出去了。 “是啊，老兄，”符拉西奇沉默了一忽儿，开口说，搓着手，微微地笑。“我刚才说我们的生活幸福，那只是顺应所谓文学的要求罢了。实际上幸福的感觉还没有。齐娜始终在想你，想她母亲，心里难过。我瞧着她，心里也难过。她生性爱好自由，勇敢，然而你知道，不习惯这局面，却是件苦事，再说，她年轻。仆人称呼她太太，这似乎是小事，可是惹得她不痛快。就是这样的，老兄。” 齐娜端来满满的一盘草莓。她身后跟着一个矮小的使女，带着驯服、畏缩的神情。她把装着牛奶的高水罐放在桌子上，深深地一鞠躬。……她跟那些古老的家具倒有共同之处，也那么麻木而乏味。 雨声已经听不见了。彼得·米海雷奇吃着草莓，符拉西奇和齐娜默默地瞧着他。那种不必要而又无法回避的谈话就要开始了。三个人都感到它的沉重。彼得·米海雷奇的眼睛里又含满泪水，他推开面前的盘子，说他现在该回家，要不然就会太迟，说不定要下雨了。这就到了齐娜出于礼貌必须谈一谈家里人，谈一谈自己新生活的时候了。 “我们家里怎么样？”她很快地问，她那苍白的脸颤抖起来。“妈妈怎么样？” “你知道妈妈的脾气，……”彼得·米海雷奇说，眼睛没看她。 “彼得鲁沙，关于已经发生的事，你已经想得很多了，”她说，拉住她哥哥的衣袖，他明白，她讲话的时候心里是多么难受。“你想了很久，那么告诉我，是不是可以指望妈妈日后容得下格利果利，……一般地说容得下这种局面？” 她站得离她哥哥很近，脸对着脸，他暗暗惊讶她长得美极了，以前他似乎没有留意到这一点。他想到他妹妹长得象妈妈，娇柔，文雅，却住在符拉西奇家里，跟符拉西奇同居，身旁有一个神情麻木的使女，有一张六条腿的桌子，住在一 所以前活活打死过人的房子里；想到她目前不会跟他一起回 家，却留在这里过夜，他就觉得这简直荒唐极了。 “你知道妈妈的脾气，……”他说，没有回答她的问话。 “依我看来，应当遵守……应当做点什么事，请求她原谅什么的。……”“然而请求原谅就等于装出我们做了坏事的样子。为了叫妈妈得到安慰，我倒也准备说谎，可是要知道，这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知道妈妈的脾气。哎，听天由命吧！”齐娜说着，快活起来，因为最不愉快的话已经说出口了。“我们等它五年或者十年，我们要有耐心，到那时候再看上帝的意旨吧。” 她挽起哥哥的胳膊，当她穿过幽暗的前厅时，她的身子紧贴他的肩膀。 他们走到门廊上。彼得·米海雷奇告辞，骑上马，缓步走去。齐娜和符拉西奇步行送他一程。四下里安静而温暖，弥漫着干草的美妙的香气；天上那些浮云中间，有些星星在明亮地放光。符拉西奇那个历年来目睹过许多惨事的老花园，笼罩在昏暗中，睡熟了；不知什么缘故，人骑着马穿过这个花园，心里就会觉得忧伤。 “我和齐娜今天吃过午饭以后度过一段真正愉快的时光！”符拉西奇说。“我给她朗诵一篇关于移民问题的精采论文。你该看一遍，老兄！你务必要看一遍！这篇文章写得十 分实在！我忍不住写了封信给编辑部，托他们转交作者。我只写了一行：”我感激您，紧紧地握您诚实的手！‘“彼得·米海雷奇本来想说：”请你不要去管那种跟你不相干的事吧！“可是他没有说出口。 符拉西奇靠着他右边的马镫走，齐娜靠着他左边的马镫走，两人仿佛忘记应该回家去了。天气潮湿，他们离柯尔托维奇的小树林不远了。彼得·米海雷奇感到他们在等他说出一些话来，至于究竟是什么话，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于是他可怜起他们来了，替他们难过得不行。现在他们带着温顺的神情，沉思不语，在马旁边走着，他这才深深地相信他们并不幸福，也不可能幸福。他们的爱情，依他看来，是一种可悲的、无可挽救的错误。他满腔怜悯，又感到自己没有办法帮助他们，于是生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为了摆脱沉重的怜悯心情，他简直情愿作出任何牺牲。 “我将来要到你们家来住一夜，”他说。 不过，这象是他在作出让步似的，他心里感到不满意。可是，当他们在柯尔托维奇的小树林旁边停下来告别之际，他却向齐娜弯下腰去，碰到她的肩膀，说：“你，齐娜，是对的。你做得好！” 为了避免多说话，避免哭出来，他就用鞭子抽马，跑进小树林里去了。他钻进幽暗的小树林，回过头来，看见符拉西奇和齐娜正往回家的路上走去，他迈开大步，她挨近他，踩着急促的、一颠一纵的步子，两个人正在活跃地谈着什么。 “我简直成了老婆婆，”彼得·米海雷奇想。“我原是来解决问题的，可是反而把问题弄得更加复杂了。哎，随它去吧！” 他心头沉重。等到小树林走完，他就让马的脚步放慢，然后在池塘旁边勒住马。他想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马上，想一想。 月亮升上来，映在远处的水面上，象是一根红柱子。雷声在什么地方闷闷地响着。彼得·米海雷奇目不转睛地瞧着池水，想象他妹妹的绝望心情，她那痛苦、苍白的脸容，她那双为了把自己的委屈瞒住外人而不流泪的眼睛。他想象日后她会怀孕，想象他母亲会去世，想象葬礼，想象齐娜的凄惨。……那骄傲的、迷信的老太太临了一定会死掉。在他眼前，一幅幅未来的可怕画面在乌黑平滑的水面上升起来，他在那些脸色苍白的女人身影当中看见了他自己，战战兢兢，软弱无能，带着惭愧的脸色。……池塘右岸，百步开外，立着一个黑糊糊的东西，一动也不动：那是人呢，还是高树桩？彼得·米海雷奇想起那个神学校学生，他被人打死以后就是丢在这个池塘里的。 “奥里威尔做事惨无人道，可是话说回来，他好歹总算把问题解决了，我呢，却什么也没解决，反而把问题弄乱了，”他暗想，凝神看着那个幽灵般的黑影。“他按他自己的想法说话和办事，可是我所说和所做的都不是我自己所想的。再说，我所想的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他往黑影那边走过去，原来那是从前某个建筑物残存下来的一根朽烂的旧柱子。 从小树林里和柯尔托维奇的庄园上飘来铃兰和带蜜的花草的浓香。彼得·米海雷奇在池塘边上走来走去，悲怆地瞧着池水，想起自己的生活，暗自相信到目前为止他所说的和所做的都不是他所想的，别人对他也是如此；因此，如今在他眼里，全部生活就象映着夜晚的天空、纠结着许多水草的池水那样黑。而且他觉得，这是无法补救的。 「注释」 ①上文的齐娜和下文的齐诺琪卡均为齐娜伊达的爱称。 ②彼得鲁希卡和下文的彼得鲁沙都是彼得的爱称。 ③拉丁语：养我育我的母亲（高等学校的古称）。 ④果戈理的小说《地精》的主人公。——俄文本编者注 ⑤一种红葡萄酒。 契诃夫1892年作品第二卷 恐惧 我的朋友的故事 契诃夫1892年作品第二卷 恐惧我的朋友的故事 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西林大学毕业以后，在彼得堡政府机关里工作，可是到三十岁那年，他辞掉工作，去经营农业了。他经营得不坏，然而我仍旧觉得，他干这种工作不合适，还是回彼得堡的好。每逢他给太阳晒黑，周身扑满灰白的尘土，劳累得筋疲力尽，在大门外或者门道里迎接我，后来在晚饭桌上睡意蒙眬，他妻子把他当做小孩那样领去睡觉的时候，或者每逢他压下睡意，用他那柔和、热诚而且似乎在恳求什么的声调说出他那些优美的思想的时候，我总认为他不能算是个经营农业的人，也不能算是个农学家，只不过是个劳乏的人罢了。我清楚地看出，他并不需要经营什么农业，他所需要的是把日子打发过去，就此而已。 我喜欢到他家里去，有时候在他的庄园上盘桓两三天。我喜欢他的房子、花园、大果园、小河，以及他那种有点沉闷，有点浮夸，然而条理清楚的哲学议论。大概我也喜欢他本人，不过在这方面我说不准，因为我至今还不能理清我当时的感情。他是一个头脑聪明、心地善良、不讨人厌、而且态度诚恳的人，可是我记得很清楚，每逢他把藏在心里的秘密告诉我，把我们的关系说成是友谊，那总会惹得我不痛快，使我觉得别扭。他对我的友情有点叫人不舒服，不好受，我倒情愿只跟他维持普通朋友的关系。 问题在于我非常喜欢他的妻子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 我并没爱上她，不过我喜欢她的脸、眼睛、声调、步态，如果很久没有跟她见面，就会惦记她，在那种时候我的想象力最乐于描绘的，就莫过于这个年青美丽而又优雅的女人了。我对她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企图，也没想望什么，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次临到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我想起她的丈夫把我看做朋友，我就觉得不自在了。遇到她在钢琴上弹我喜爱的曲子，或者对我讲起一件什么有趣的事，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不过同时，不知什么缘故，就会有一种想法溜进我的脑子，我想到她爱她的丈夫，他是我的朋友，连她自己也认为我是他的朋友，于是我就败了兴，变得无精打采，不自在，心里烦闷了。她看出这种变化，照例说：“您的朋友不在，您闷得慌了。我得派人到田里去找他回 来。” 等到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回来，她就说：“喏，现在您的朋友来了。您就高兴起来吧。” 照这样过了一年半光景。 有一回 ，那是七月里一个星期日，我和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闲得没有事做，就坐着马车到一个大村子克路希诺去买吃晚饭用的凉菜。我们只顾在那些小铺里穿来穿去，太阳却已经下山，黄昏来了，而这个黄昏我大概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们买了一些象肥皂的干酪和气味象煤焦油而硬得象石头的腊肠以后，就到小饭铺里去问一下有没有啤酒。我们的马车夫到铁匠铺去给马钉马掌，我们就对他说，我们在教堂附近等他。我们一面走路一面谈话，笑我们买下的吃食，这时候却有一个人跟在我们后面，一句话也不说，神情鬼鬼祟祟，就象暗探似的。此人在我们县里有个相当古怪的绰号：四十个殉教徒。这个四十个殉教徒就是加甫利拉·谢威罗夫，或者简单地叫做加甫留希卡，他曾在我家里做过听差，不久就因为酗酒而被我辞掉了。他在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家里也做过事，后来也因为同样的过错给辞掉了。他是个嗜酒如命的酒徒，而且总的说来，他的整个命运就是醉醺醺的，象他本人一样昏天黑地。他父亲是个神甫，他母亲是个贵族，按出身他属于特权阶层，可是不管我怎样细看他那张憔悴的、恭顺的、永远冒汗的脸，他那把已经变白的红胡子，他那件可怜样的破上衣和底襟不塞进裤腰里的红衬衫，我却怎么也找不出一丁点儿在我们社会生活里可以称之为特权阶层的痕迹。他自称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在神学校里读过书，可是没有毕业，因为吸烟而被开除了；后来在主教的唱诗班里唱歌，在一个修道院里待过两年左右，又被开除了，然而这回不是由于吸烟，而是由于“嗜好”了。他徒步走遍两个省，不知什么缘故向宗教法庭和各衙门递过状子，受过四次审判。最后他流落到我们县里来，做听差，做守林人，做照料猎犬的人，做教堂的看守人，跟一个寡妇——一个放荡的厨娘结了婚，从此陷入奴仆的生活，习惯于肮脏和下流，结果连他自己讲到自己的特权阶层出身，都不免带点迟疑的口气，仿佛在讲一个什么神话似的。在目前这个时期，他没有工作而在逛荡，自称是个马医和猎人。他的妻子走掉了，下落不明。 我们从小饭铺里出来往教堂走去，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坐下来，等马车夫。四十个殉教徒站得稍稍远一点，把一只手放到嘴边，为的是到必要的时候可以恭恭敬敬地对着手心咳嗽。天色已经黑下来，空中弥漫着傍晚强烈的潮气，月亮快升上来了。天空明净，布满繁星，只有两朵浮云，正巧悬在我们头顶上方，一朵大一点，一朵小一点，这两朵浮云孤孤单单，好比母亲带着一个孩子在互相追逐，往晚霞正在黯淡的那边奔去。 “今天天气好得很，”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说。 “好到了极点，……”四十个殉教徒同意说，恭恭敬敬地对着手心咳嗽一声。“您，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怎么会想起到这个地方来走一趟？”他用巴结的口气问，显然想搭讪。 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什么话也没回答。四十个殉教徒深深叹一口气，眼睛没看着我们，小声说：“我受苦纯粹是由于一个原因，我得为这对万能的上帝负责。嗯，当然，我是个堕落的、没出息的人，不过请您相信我的良心话，我目前连一小块面包也没有，比狗都不如。……请您原谅我这么说，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 西林没有听他讲话，用拳头支着自己的脑袋，想什么心事。教堂坐落在村街的尽头，高高的河岸上。我们隔着篱笆墙望去，可以看见那条河，看见对岸一片水淹的草地，看见一堆篝火冒出紫红色火光，有些黑色的人和马在篝火旁边活动。在篝火后面，再远一点，还有些灯火，那是个小村子。……那儿有人在唱歌。 河面上升起雾，草地上有些地方也有雾。一缕缕雾又高又细，象牛奶那么浓和白，在河面上徘徊，遮住星光，挂在柳树梢上。这一缕缕雾每分钟都变换花样，看上去好象有的互相拥抱，有的鞠躬，还有的举起胳膊来直对天空，就象教士穿着袖口肥大的法衣在祷告。……这一缕缕雾大概引得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想起鬼魂和已经死亡的人，因为他转过脸来对着我，带着忧郁的笑容问道：“告诉我，我亲爱的，为什么每逢我们想讲什么可怕的、神秘的、离奇的事，我们不从生活里找素材，却一定要到幽灵和鬼影的世界里去找呢？” “可怕的东西就是不能理解的东西。” “那么难道您理解生活？您说说看，莫非您对生活比对坟墓中的世界理解得清楚些？” 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坐得离我十分近，我的脸颊都能感到他在呼吸。在苍茫的暮色中，他那张又白又瘦的脸显得越发苍白，那把黑胡子显得比煤烟还黑。他的眼睛忧郁而坦诚，带点惊恐的神情，仿佛他要跟我讲一件什么可怕的事似的。他瞧着我的眼睛，用他那种照例带着恳求的声调接着说：“我们的生活和坟墓里的世界同样没法理解，同样可怕。 凡是怕鬼魂的人，就一定也怕我，怕那些灯火，怕天空，因为这一切，如果仔细想一下，就都不可理解，离奇，不下于从那个世界里来的阴魂。哈姆雷特王子没有自杀是因为他怕那些在他长眠时可能显现的幽灵。我喜欢他那段著名的独白，不过老实说，它从没触动过我的灵魂。我把您看做朋友，那就要对您老实承认：有的时候，我心里愁闷，幻想我死后的情景，我的幻想描绘过成千种极其阴暗的景象，把我自己弄得又痛苦又兴奋，象是梦魇，不过请您相信，在我看来，就连那情景，也并不比现实可怕。不消说，那些幻象是可怕的，可是生活也可怕。我呢，好朋友，不了解生活，怕生活。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我是个病态的、发了疯的人吧。在正常而健康的人看来，凡是他耳闻目睹的事情似乎他都了解，我呢，正好失去了这个‘似乎’，天天让恐惧毒害我自己。世界上有一种害怕旷野的病，我得的是一种害怕生活的病。每逢我躺在草地上，久久地看着一只昨天才出生、对什么都不了解的小甲虫，我就觉得它的生活充满恐惧，而且在它身上我看见了自己。 “不过您觉得可怕的究竟是什么呢？”我问。 “我觉得什么都可怕。我天生是个思想不深刻的人，不大关心死后的世界和人类命运之类的问题，向来很少想到那些深奥的事。我觉得可怕的，主要是我们谁也躲不开的日常琐事。我没法分清我的行动当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做假，这总使得我心慌。我体会到生活条件和教育把我限制在狭小、虚伪的圈子里，我的全部生活无非是天天费尽心机欺骗自己和别人，而且自己并不觉得。我想到我一直到死都摆脱不了这种虚伪，就心里害怕。今天我做一件什么事，可是到明天，我就会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原在彼得堡担任公职，后来害怕了。我到这儿来，为的是经营农业，可又害怕了。……我看出我们了解的事情很少，因此天天犯错误。我们往往不公道，对人造谣中伤，破坏彼此的生活，把我们的全部力量浪费在我们不需要的而且妨碍我们生活的无聊事情上。我觉得这种现象可怕，因为我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有谁需要这样做。我，好朋友，不了解人们，怕他们。我瞧着农民就害怕，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了什么崇高的目标在受苦，为了什么缘故生活下去。如果生活是快乐，那他们就是多余的和不需要的人。如果他们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就在于贫困，就在于昏天黑地和无可救药的愚昧，那我就不明白这样活受罪有谁需要，为了什么缘故需要。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事，我都不明白。比方说，您就费神了解一下这个人吧！”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指着四十个殉教徒说。“您仔细想想他吧！” 四十个殉教徒发现我们两个人都瞧着他，就恭恭敬敬地对着他的空拳头咳嗽一声，说：“在好主人家里，我素来是忠心的仆人，而毛病全出在烧酒上。要是现在有人看得起我这个不幸的人，给我找个差事，那我就会吻神像戒酒。我说这话是算数的！” 教堂看守人走过我们旁边，大惑不解地瞧了我们一忽儿，然后去拉钟绳。钟响了十下，猛的打破了夜晚的沉寂，声音缓慢而悠长。 “想不到已经十点钟了！”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说。“我们也该走了。对了，我的好朋友，”他说，叹口气，“要是您知道我多么害怕我那些平淡的、日常的想法就好了，而这些想法本来似乎不应当有什么可怕的地方。我为了避免思考，就专心劳动来分我的心，干得筋疲力尽，夜里好睡得酣畅。对别人来说，儿女和妻子显得稀松平常，可是他们对我来说却是沉重的压力，好朋友！” 他用手抹一抹脸，干咳一声，笑起来。 “要是我能对您说一说我在生活里扮着一种什么样的傻瓜角色，那才有意思呢！”他说。“大家都对我说：您有可爱的妻子，有可爱的孩子，您自己也是个挺好的家长。他们都以为我十分幸福，羡慕我。既然讲到这里，那我索性私下里对您说了吧：我那幸福的家庭生活纯粹是可悲的误会，我怕它。” 他那张苍白的脸由于苦笑而变得难看了。他搂住我的腰，小声说下去：“您是我真诚的朋友，我信任您，深深地尊敬您。天赐给我们友谊，是要我们开诚相见，让我们摆脱那些压在我们心头的秘密。请允许我利用您对我的友好感情来把事情的真相统统告诉您。我这种家庭生活依您看来十分美满，其实它却是我主要的不幸，使我恐惧的主要方面。我的婚姻是古怪而愚蠢的。应当告诉您，婚前有两年光景，我一直着魔似地爱着玛霞①，追求她。我向她求过五次婚，她都拒绝了，因为她对我根本就不感兴趣。到第六次，我被爱情折磨得晕头转向，就在她面前跪下，象乞讨似地向她求婚，她就同意了。……她是这样对我说的：”我不爱您，可是我会对您忠实。……‘我欢天喜地接受了这样的条件。那时候我懂得这话是什么意思，可是现在，我当着上帝起誓，我不懂了。’我不爱您，可是我会对您忠实‘，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团雾，一片黑。 ……我现在仍旧跟婚后第一天那样热烈地爱她，可是我觉得她仍旧对我冷淡，每逢我走出家门，她大概暗暗高兴。她究竟爱不爱我，我拿不准，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可是事实上，我们却住在一个房顶底下，彼此用‘你’相称，睡在一块儿，有儿有女，我们的财产归两个人共有。……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缘故要这样？您能理解吗，好朋友？残忍的考验啊！我一点也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我时而恨她，时而恨自己，时而恨我们两人，我的脑子里乱七八糟，我折磨自己，弄得自己头昏脑涨，她呢，仿佛故意跟我捣乱似的，反而一天天漂亮起来，变得叫人暗暗称奇。……我觉得她的头发美极了，她那笑靥任什么女人也比不上。我爱她，可又知道这种爱是没有希望的。对一个跟你生过两个孩子的女人，你的爱情居然没有希望！难道这种事可以理解？不可怕？难道这不比幽灵更可怕？“ 按他这时候的心境，他会再讲下去，讲上很久，不过，幸好，传来马车夫的说话声。我们的马来了。我们就坐上马车，四十个殉教徒脱掉帽子，扶着我们两人上车，从他脸上的神情看来，仿佛他早已在等个机会，好接触一下我们尊贵的身体似的。 “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请您允许我到您那儿去吧，”他说，歪着脑袋，使劲眫巴眼睛。“求您发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吧！ 我快要饿死了！“ “哦，行，”西林说。“你来吧，你先干三天活再说。” “是，老爷！”四十个殉教徒高兴地说。“我今天就去。” 这儿离家有六俄里②远。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心满意足，因为他终于把心里的话都对朋友倾吐了。他一路上始终搂着我的腰，不再伤心，也不再害怕，快活地对我说，如果他的家里平安无事，他就打算回彼得堡，在那儿研究学问。他说，那种把许多有才具的年轻人赶下乡去的潮流是一种可悲的潮流。在俄国，黑麦和小麦有很多，然而文化水平高的人却十分缺乏。应当让有才具的、健康的青年致力于科学、艺术、政治，不这样做而去干别的，那是不合算的。他愉快地大发议论，随后表示惋惜说，明天一清早他就要跟我分手了，因为他得出外去做一笔木材生意。 可是我心里不自在，愁闷，觉得我在欺骗这个人。同时我又暗暗高兴。我瞧着又大又红的月亮升起来，想象那个高高的、苗条的金发女人，白白的脸儿，老是穿得很考究，身上洒一种特别的香水，类似麝香的气味，我想到她不爱她的丈夫，不知什么缘故，心里挺高兴。 我们回到家里，坐下来吃晚饭。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笑着拿我们买来的吃食款待我们。我发现她的头发确实美极了，她的笑靥任何女人也比不上。我留神看她，希望在她的每个动作和眼光里看出她不爱她的丈夫，我觉得真好象看出来了。 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不久就困得要命，努力克制着睡意。晚饭后，他跟我们一块儿坐了十分钟光景，就说：“你们随便谈谈吧，而我明天得三点钟起床。请允许我向你们告辞。” 他温柔而热烈地吻他的妻子，带着感激的心情握一握我的手，要我答应下个星期一定来。他怕明天睡过头，就到厢房里去过夜。 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保持着彼得堡人的习惯，夜间很晚才上床。不知什么缘故，这使我暗暗高兴。 “怎么样？”我开口说，这时候只剩下我们两人了。“那么，请您费心弹个什么曲子吧。” 我并不想听音乐，可是要谈话，我又不知道该从哪儿谈起。她在钢琴边坐下，弹奏起来，我记不得她弹了个什么曲子。我坐在一旁，瞧着她胖胖的白手，极力想在她冰冷而淡漠的脸上看出一点什么来。可是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她微微一笑，看了我一眼。 “您的朋友不在，您闷得慌了，”她说。 我笑起来。 “要说为了友谊，我一个月到这儿来一次也就够了，可是我一个星期不止来一次呢。” 说完这话我就站起来，兴奋地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 她也站起来，往壁炉那边走去。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她问，抬起她那对又大又亮的眼睛瞧着我。 我一句话也没回答。 “您说的话不实在，”她想一想，接着说。“您纯粹是要看望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才到这儿来的。就是这样，我也很高兴。在我们这个时代象这样的友谊是不多见的。” “得！”我暗想，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问道：“您想到花园里去走走吗？” “不想去。” 我走出去，来到露台上。我的脑子里好象有些小蚂蚁在爬来爬去，我兴奋得浑身发冷。我已经相信我们再谈下去也无非是些最平淡无味的话，我们彼此是不会说出什么特别的话的；不过我又相信，有一件我本来都不敢梦想的事，今天晚上却肯定会发生。今天晚上肯定会发生，要不然就永远也不会发生了。 “多么好的天气啊！”我大声说。 “对我来说，天气好不好都一样，”她回答。 我走进客厅。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照原先那样站在壁炉旁边，双手放在背后，眼睛瞧着一旁，在想什么心事。 “为什么天气好不好在您都一样呢？”我问。 “因为我闷得慌。您只有在您朋友不在的时候才闷得慌，我却老是闷得慌。不过……您对这种事是不会发生兴趣的。” 我在钢琴前面坐下，弹响几个音，等着她再说下去。 “劳驾，请您不必拘礼，”她说，生气地瞧着我，仿佛烦恼得要哭出来似的。“要是您想睡觉，那就请便。您不要认为您既然是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的朋友，就不得不陪着他的妻子一起烦闷。我并不要人家为我作出牺牲。请吧，您去睡觉好了。” 当然，我没有走。她走出去，站在露台上，我一个人留在客厅里，把乐谱翻了五分钟光景。后来我也走出去。我们并排站在帘子的阴影里，下面是浸在月光里的台阶。树木的黑影盖住花坛，伸展到林荫路的黄色砂地上。 “明天我也得走了，”我说。 “当然，既是我的丈夫不在家，您就不可能留在此地，”她讥诮地说。“我可以想象，要是您爱上我，您会觉得多么倒霉！ 您等着就是，早晚有一天我会不管三七二十一扑到您身上，搂住您的脖子。……我倒要看看您会多么恐慌地从我身边跑开。 那才有意思呢。“ 她的话和她苍白的脸是气愤的，不过她那对眼睛却充满极其温柔而热烈的爱情。我已经把这个美丽的女人看做我自己的人，这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出她生着金黄色眉毛，我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秀丽的眉毛。我想到我马上可以把她搂在我怀里，爱抚她，摸她美丽的头发，就忽然觉得这太离奇，不由得闭上眼睛笑了起来。 “不过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晚安，”她说。 “我可不希望过一个安静的夜晚，……”我说，一面笑着一面跟她走进客厅。“要是这个夜晚安静，我倒要诅咒它了。” 我握了一忽儿她的手，把她送到房门口。我在她脸上看出她明白我的意思，而且因为我也明白她的意思而暗自高兴。 我回到我的房间。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的一顶便帽放在我桌子上一堆书旁边，这使我想起他的友谊。我拿起手杖，走出门外，到花园去。花园里已经升起白雾，不久以前我在河面上见过的那些又高又细的幽灵，如今正在大树和灌木旁边徘徊，拥抱它们。我却不能跟它们谈话，多么可惜！ 在异常清澈的空气里，每片树叶和每颗露珠都清楚地现出它们的轮廓，似乎半睡半醒，在沉静中向我微笑。我走过那些绿色长椅，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出戏里的话：月光在这儿的长椅上睡得多么酣畅！ 花园里有一座小山。我爬上小山，坐了下来。一种陶醉的感觉煎熬着我。我拿得准，不久我就会搂住她娇美的肉体，贴紧她，吻她的金黄色眉毛。不过我又想不相信这件事，想嘲笑自己。我想到她没让我费多大的力，这么快就委身于我，反而觉得不自在。 可是这时候，出人意外地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林荫路上出现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我立刻就认出他是四十个殉教徒。他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在胸前画三次十字，躺下去。过了一分钟，他坐起来，翻个身又躺下去。蚊子和夜晚的潮气不让他睡着。 “哎，生活啊！”他说。“不幸的、辛酸的生活啊！” 我瞧着他消瘦伛偻的身体，听着他沉重沙哑的叹息声，想起今天有人在我面前吐露的另一种不幸而辛酸的生活，我就不由得心惊胆战，为我的欢乐心境感到害怕。我从小山上下来，往正房走去。 “在他看来，生活是可怕的，”我暗想，“那也就不必跟生活讲客气，索性打碎它，趁它还没碾碎你，凡是可以从它那儿捞到手的，你统统拿过来就是。” 露台上站着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我默默地抱住她，开始贪婪地吻她的眉毛、鬓角、脖子。……到了我的房间里，她对我说她爱我已经很久，有一年多了。她为她的爱情对我起誓，她哭着要求我带她一块儿走。我不止一次地把她拉到窗前，好在月光下细看她的脸。我觉得她象是一个美丽的梦，我就赶快抱紧她，好让我相信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我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这种狂热的时光了。……可是，在我心底里，在灵魂深处，我仍旧感到有点别扭，我心神不定。她对我的爱情让人不好受，有点沉重，如同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的友谊一样。这是一种强烈而严肃的爱情，带着眼泪，带着海誓山盟，可是我希望不要有什么严肃的东西，不要有眼泪，不要有海誓山盟，不要谈将来才好。让这个月夜象一颗明亮的流星那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闪过去，就此完事。 三点钟整，她离开我，走了。我站在门口，瞧着她的背影，走廊的尽头却忽然出现了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她碰见他，打了个哆嗦，给他让路，周身表现出厌恶的样子。他有点古怪地微笑着，嗽一下喉咙，走进我的房间。 “昨天我把我的便帽忘在这儿了，……”他说，眼睛没有朝我望。 他找到便帽，两只手拿起它戴在头上，然后瞧一下我那慌张的脸色，瞧一下我的拖鞋，用一种不象他嗓音的、古怪而嘶哑的声音说：“我大概命中注定什么事也不会弄明白。如果您明白了什么，那……我就向您道喜。我的眼睛前面是一团漆黑。” 他咳嗽着，走出去。后来我站在窗前，看见他自己在马棚旁边套车。他的手发抖。他匆匆忙忙地干着，时不时地回 头看一眼正房，大概他觉得害怕。后来他坐上马车，带着仿佛怕人追来的古怪神情扬起鞭子抽马。 过了一会儿，我自己也走了。太阳已经升上来，昨天的雾胆怯地退缩到灌木和小山那儿去了。四十个殉教徒坐在车夫坐位上，他已经不知在什么地方灌饱了酒，醉醺醺地胡扯起来。 “我是自由人！”他对马叫道。“喂，你们这些枣红马！不瞒你们说，我可是个世袭荣誉公民！” 我的脑子里老是想着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的恐惧，这时候，那种恐惧也传染给我了。我想起刚才发生的事，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搞的。我瞧着那些白嘴鸦，看见它们在飞，不由得觉着奇怪，害怕。 “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我茫然而绝望地问自己。“为什么这件事要落到这样的结局而不是别样的结局？她严肃地爱我，他到我的房间里来取帽子——这种事符合谁的需要，为什么需要呢？帽子跟这有什么相干？” 就在这一天，我动身到彼得堡去了，从此再也没跟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和他的妻子见过面。据说现在他们仍旧在一起生活。 「注释」 ①玛丽雅的爱称。 ②１俄里等于１。０６公里。 《妻子》一 《妻子》 一 我接到这样一封信： 巴威尔·安德烈耶维奇先生！离您不远，就在彼斯特罗沃村里，发生了一些可悲的事，我认为我有责任把这些事通知您。这个村子的全体农民本来已经卖掉他们的农舍和所有的家私，往托木斯克①省迁移，可是没有走到那儿就折回来了。此地的东西，当然，再也没有一件属于他们所有，统统归在别人名下了。他们三四家人合住一个农舍，因此每个农舍的人口，男男女女不下于十五 口，小孩还不计算在内。最后要说的是他们没有东西吃，挨饿，普遍得了斑疹伤寒流行病，简直人人都病倒了。女医士说：人一走进农舍，看见的是些什么呢？大家都在生病，说胡话，有人哈哈大笑，有人气得发疯。农舍里满是臭气，没有水供人喝，也没有人给他们水喝，食物只有坏土豆。女医士和索包尔（我们的地方自治局的医师）看出他们需要的首先是粮食，其次才是药物，可是他们偏偏缺粮食。那么医务人员又有什么办法？地方自治局执行处拒绝赈济，因为那些农民的户口已经在地方自治局注销，归入托木斯克省了。再者，地方自治局也没有钱。我把这件事告诉您，知道您为人仁慈，因此，求您火速周济他们，请勿推辞是幸。 为您祝福的人。 显然，这封信是女医士本人或者冠着野兽姓氏②的医师写来的。地方自治局的医师和女医士之流，一连许多年，天天相信他们没有办法可想，可是却仍旧靠那些只有坏土豆糊口的人领到薪水，而且不知什么缘故竟然自以为有权判断我仁慈不仁慈。 除了这封匿名信以外，每天早晨总有些农民跑到我家的仆人厨房里来，跪着不走，晚上又有人来捣毁防护墙，从我家谷仓里偷走二十大袋子黑麦。再者，平时的谈话、报纸、恶劣的天气也弄得我心情郁闷，总之所有这些都扰乱我的心境，因而我工作得无精打采，很不顺利。我在写《铁路史》，这需要读许多俄国的和外国的书籍、小册子、杂志论文，而且必须打算盘以计算数字，查对数表，思考，写作，然后再读书，再打算盘，再思考。可是我刚刚拿起书来或者开始思索，我的思想就乱成一团，我的眼睛眯缝起来。我就叹口气，离开书桌，在这个空荡荡的乡村住宅的大房间里走来走去。等到我走得厌烦，在我书房的窗前站住，我的眼光就越过宽阔的院子，越过池塘和一棵光秃的小桦树，越过不久以前铺着白雪而如今正在融雪的广大田野，看见天边一个高冈上聚着一 堆深褐色的农舍，有一条黑色的泥泞道路从那儿顺着高坡溜下来，不规则地蜿蜒着，象一条长带。那就是彼斯特罗沃村，也就是匿名人写信告诉我的那个村子。要不是一群预告天要下雪或者下雨的乌鸦呱呱地叫唤，飞过池塘和田野上空，要不是木匠的小板棚里有敲打声，那么目前大家议论纷纷的那个小小世界看上去就象是死海了。那儿的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停滞，缺乏生气，乏味！ 我这种心神不宁的情绪妨碍我工作，妨碍我聚精会神。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一心相信这是幻想破灭。确实，我辞掉交通部的工作，回到村子里来，就是贪图这儿生活安静，可以从事有关社会问题的著述。这原是我由来已久的、心爱的梦想。可是现在却得跟安静告别，跟著述工作告别，丢下一 切，专门去管农民的事了。这是没法避免的，因为我相信，这个县里除我以外，根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给那些饥民什么帮助。我四周的人都是些没有受过教育、思想不开展、漠不关心的人，其中绝大多数都不正派，或者即使正派，却又任性而不认真，例如我的妻子就是这样。依靠这样的人是不行的，丢下那些农民不管，让他们去听天由命也不行，于是剩下来可做的就只有顺应需要，由我亲自动手把那些农民的生活纳入正轨。 我第一步决定，捐出五千银卢布赈济饥民。可是这并没有减轻我的不安，反而加强了这种不安。我在窗前站住，或者在各处房间里走来走去，老是有一个以前没遇到过的问题来折磨我：怎样处理这笔钱呢？派人买粮食来，然后挨家散发，那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办得成的，更不要说匆忙中还有危险，发给吃饱肚子或者领来粮食转手倒卖的人也许出发给饥民的粮食反而多一倍。行政机关我是不信任的。所有那些地方自治局长官啦，税务督察员啦，都是年轻人，我对他们就象对当代一切只重实利而没有理想的青年一样不能轻易信任。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乡公所以及本县一切机关也丝毫引不起我向他们求援的心意。我知道这些机关已经咬住地方自治局和国库的馅饼，而且每天张开嘴等着，准备一有机会再咬住另一个什么馅饼。 我灵机一动，想邀请附近的地主们到我家来，对他们提出建议，在我家里组织一个委员会或者中心之类的机构，由它把所有的捐款汇总起来，在全县散发赈款，发布指示。这样一个机构可以使人们常常会商，可以进行广泛而得力的控制，这倒完全合我的意。可是我想象那些小吃啦、午饭啦、晚饭啦，还有那些形形色色的本县人士必然会带到我家里来的嘈杂、闲散、饶舌、低级趣味，我就赶紧放弃这种想法了。 讲到我自己家里的人，我却最不能期望他们会给我什么帮助或者支持。我的头一个家庭，也就是我父亲的家庭，原本人口众多，十分热闹，现在却只留下一个完全不中用的人，就是女家庭教师Marie③小姐，或者按照现在大家对她的称呼，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她是个身材矮小、为人古板的七十岁的老太婆，穿一件浅灰色连衣裙，戴一顶镶着白丝绦的包发帽，活象个瓷娃娃。她老是坐在客厅里看书。每逢我走过她面前，她总是知道我沉思默想的原因，说：“您要怎么样呢，巴沙④？我早就说过事情会弄到这个样子。您从我们家里这些用人身上就看得出来。” 我的第二个家庭包括我和我的妻子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她住在楼下，占据楼下所有的房间。她在楼下吃饭，睡觉，招待客人，完全不关心我怎样吃饭，怎样睡觉，招待一 些什么客人。我们的关系平平常常，并不紧张，然而冷淡，空虚，乏味，如同那些早已彼此疏远因而即使一个住在楼上一 个住在楼下也没法互相亲近的人一样。先前娜达丽雅·加甫利洛甫娜在我心里激起的那种热烈而又不安宁的爱情，时而甜蜜，时而又象艾草那么苦，如今却不复存在，就连往日的口角、高声的谈话、责难、抱怨、突然发作的憎恨也已经不存在了（这类发作照例这样结束：我妻子出国旅行或者回娘家去了，我呢，给她稍稍汇一点钱去，不过汇钱的次数很多，为的是要常常刺痛我妻子的虚荣心）。我那骄傲的、爱面子的妻子和她的亲属是靠我的钱养活的，我妻子虽然心里不愿意，却没法拒绝我的钱，这使我心中暗暗痛快，成为排解我的愁闷的唯一安慰了。现在，每逢我们偶尔在楼下过道上或者院子里相遇，我总是点一点头，她也有礼貌地笑一笑。我们谈到天气，说眼下似乎该装双层窗子⑤了，又说有人坐着马车，响着铃铛，顺着堤坝走过去；同时我在她的脸上看出这样的表情：“我对您是忠实的，不会破坏您十分珍爱的您那好名声；您呢，也聪明，不来搅扰我，我们谁也没有对不起谁。” 我对自己反复说：爱情早已在我心里熄灭，我太专心干我的工作，没法认真考虑我对妻子的态度了。可是，唉，这只是我那么想罢了。每逢我的妻子在楼下大声说话，我却注意地听她的说话声，虽然连一个字也听不清。她在楼下弹钢琴，我老是站起来听。遇到她要坐马车出门或者骑马外出，我就走到窗前，等着她从正房走出来，看她怎样坐上马车或者骑上马，从院子里走出去。我觉得我的灵魂里起了一点变化，我生怕我的眼神和我脸上的神情会流露出来。我目送妻子外出，然后盼她回来，好在窗子里再看见她的脸、肩膀、皮大衣、帽子。我心里寂寞，凄凉，为某种事物无限地惋惜，有心趁她不在家到她那些房间里走一走，巴不得我和我的妻子由于性情不合而不能解决的问题赶快靠自然法则来自动解决，也就是，这个美丽的二十七岁女人赶快变老，我的头发赶快变白变秃。 有一回正吃早饭，我的管家符拉季米尔·普罗霍雷奇报告我说，彼斯特罗沃村的农民们已经开始把铺在房顶上的干草揭下来喂牲口了。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瞧着我，现出惊骇和困惑的神情。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对她说。“势孤力单呀。我还从来没有感到过象现在这样孤单。我情愿付出昂贵的代价，只求在全县哪怕只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也行。” “那您把伊凡·伊凡内奇请来吧，”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说。 “真是的！”我想起来，高兴了。“这倒是个办法！ C′ est raison⑥，”我象唱歌似的说着，一边走回书房去给伊凡·伊凡内奇写信。“ C′ est raison ， c′ est raison……” 「注释」 ①在西伯利亚。 ②在俄语中，索包尔的意思是“黑貂”。 ③法国女人名。 ④巴威尔的爱称。 ⑤冬天为了御寒而在窗子外面加装一层窗子。 ⑥法语：这话有道理。 《妻子》二 二 原先，在二十五年到三十五年以前，有许许多多熟人在这所房子里喝酒，吃饭，参加化装舞会，谈情说爱，结婚，絮絮叨叨讲自己所养的良种猎犬和骏马，如今这一大群人却只剩下伊凡·伊凡内奇·布拉京一个还活在人世了。原先他很好活动，谈锋健，嗓门高，易于堕入情网，以思想激烈，面部有一种不但使女人入迷而且也使男人入迷的特别表情而出名。可是现在他衰老、发胖了，等着寿终正寝，谈不到什么思想和表情了。他接到我的信，第二天傍晚就来了，那时候饭厅里的仆人刚刚端来茶炊，矮小的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正在切柠檬。 “我见到您很高兴，我的朋友，”我快活地说，迎着他走过去。“不过您越发胖了！” “我这不是胖，而是肿，”他回答说。“我是让蜜蜂蜇了。” 这个自己嘲笑自己肥胖的人带着随随便便的态度伸出两条胳膊搂住我的腰，把他那柔软的、额头上象乌克兰人那样挂着一绺头发的大脑袋放在我的胸口上，发出一串尖细苍老的笑声。 “您倒越发年轻了！”他一面笑一面说。“我不知道您是用什么颜料染您的头发和胡子的，应该给我一点才是。”他呼哧呼哧地喘气，搂住我，吻我的脸。“应当给我一点才是，……”他说。“不过，亲爱的，您四十岁了吧？” “哎，我已经四十六了！”我笑起来。 伊凡·伊凡内奇身上有烛油和厨房里的气味，这气味正好跟他相称。他那肥大、臃肿、呆笨的身躯上紧绷着一件很长的礼服，类似马车夫的长袍，没有纽扣，只有钩子和钩眼，腰身很高；如果他身上有花露水的香气，那倒会叫人奇怪了。 他的双层下巴上生着一丛类似牛蒡的胡子，很久没有刮过，肤色发青；他的双眼凸出，他的呼吸总是喘咻咻的，他全身笨拙而邋遢，他的嗓音、笑声和话语都不好听，总之，凭着这些，人很难认出他就是当年本县的丈夫们担心妻子被他勾去魂的那个身材匀称、招人喜欢、谈吐不俗的人。 “我很需要您，我的朋友，”我说，这时候我们在饭厅里坐下来喝茶。“我有心组织一个赈济饥民的机构，不知道该怎么样着手做起。那么，您也许肯费神出个主意。” “是啊，是啊，是啊，……”伊凡·伊凡内奇说，叹口气。 “对，对，对。……” “我本来不想惊动您，可是说真的，最亲爱的朋友，这儿除了您，我另外简直再也找不到人了。您知道这儿的人都是什么路数。” “对，对，对。……是啊。……” 我心里暗想：目前要商量的是一件严肃的正事，每个人，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也不论私人关系怎样，都可以参加，那我何不把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请来呢？ “ tres faciunt collegium！①”我快活地说。“我们把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请来，怎么样？您看如何？费尼雅，”我转过身去对女仆说，“请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到楼上我们这儿来一趟，如果可能的话，马上就来。就说有很要紧的事。” 过了一忽儿，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来了。我站起来迎接她，说：“原谅我们惊动您， Natalie②。我们正在这儿讨论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高兴地想到我们可以借重您来出些好主意，您是不会拒绝我们这种要求的。请坐。” 伊凡·伊凡内奇吻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的手，她吻他的前额。然后大家在桌子边坐下，他含着眼泪愉快地瞧着她，向她那边探过身子，又吻她的手。她穿一件黑色连衣裙，头发梳得很仔细，身上带着新洒过的香水的气味，显然她正打算出外拜客或者等人来访。刚才她走进饭厅，毫不拘束，和蔼地对我伸出一只手，而且象对伊凡·伊凡内奇那样对我做出有礼貌的笑脸，这使我满意。然而她讲话的时候，不住地活动手指头，常常猛的往椅背上一靠，吐字很快，这种讲话和动作的浮躁姿态惹得我不痛快，使我想起她的故乡敖德萨，当初我跟那儿的男男女女交往，他们俗不可耐的风度就惹得我厌烦。 “我想为那些饥饿的人做点事，”我开口了，然后沉默一 忽儿，继续说：“不消说，钱是大事，然而只限于捐款，就此心满意足，那却无异于逃避最主要的麻烦事。帮助饥民应当表现在出钱上，可是主要的却应当表现在正确而认真的组织上。朋友们，让我们来想一想，出点力吧。” 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用探问的眼光瞧着我，耸耸肩膀，意思好象是说：“这种事我哪儿懂呢？” “是啊，是啊，饥饿，……”伊凡·伊凡内奇喃喃地说。 “真的。……是啊。……” “情况是严重的，”我说，“必须进行火速的赈济。我认为，在我们目前要制定的种种原则当中，头一条就应该是火速。要照军人那样，手急眼快，猛打猛攻。” “是啊，要快，……”伊凡·伊凡内奇带着倦意，无精打采地说，仿佛快要睡着似的。“可是没有办法呀。庄稼没有收成，空话有什么用。……再怎么手急眼快，猛打猛攻也还是不行。……这是天时不正。……人总拗不过上帝和命运啊。 ……“ “是的，然而要知道，人有头脑就是为了跟天时做斗争。” “啊？是呀。……这话对，对。……是呀。” 伊凡·伊凡内奇拿出手绢蒙住鼻子，打了个喷嚏，精神振作起来，仿佛刚刚睡醒似的，瞧一瞧我和我的妻子。 “我那儿也是一点收成也没有，”他说，尖声笑起来，调皮地眫眫眼睛，好象这种事实际上很滑稽似的。“钱嘛，没有，粮食呢，也没有，可是院子里满是工人，就跟谢烈美契耶夫伯爵家里一样。我打算把他们赶出去，可又好象于心不忍。” 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笑起来，开始问伊凡·伊凡内奇家里的事。有她在场，我感到愉快，这是很久以来都没有感到过的。我不敢看她，免得我的目光会泄露我心底的感情。 我们的关系已经僵到这样的地步：这种感情反而会显得突兀而且可笑了。我妻子跟伊凡·伊凡内奇有说有笑。尽管她待在我的房间里，尽管我没笑，她却一点也不觉得拘束。 “那么，朋友们，我们怎么办呢？”我等到他们刚一停嘴就开口问道。“我认为，首先我们要赶快征集捐款的人。 Natalie，我们写信给我们那些在京城和敖德萨的朋友们，要求他们捐款。等我们募到少数款项，我们就着手买粮食和牲口饲料。 至于您，伊凡·伊凡内奇，请您费心着手分配赈款。我们指望您在各方面发挥您原有的精明强干的作风，我们只斗胆表示一点愿望，就是您在分发赈款以前，先要到当地仔细了解一下所有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要认真监督，使得粮食仅仅发给真正急需的人，绝不发给酒鬼、懒汉、倒卖粮食的人。“ “是啊，是啊，是啊，……”伊凡·伊凡内奇喃喃地说。 “对，对，对。……” “哎，跟这种糟老头子什么事也谈不成，”我暗想，生气了。 “这些挨饿的人闹得我腻烦死了，滚他们的！他们老是愤愤不平，老是愤愤不平，”伊凡·伊凡内奇接着说，吮着柠檬皮。“挨饿的人对吃饱的人总是愤愤不平。有粮食的人呢，也对挨饿的人愤愤不平。是啊。……人一挨饿就昏了头，变得糊涂，变得野蛮了。饥饿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挨饿的人又说粗话，又偷东西，也许还要做出更糟的事。……人得理解这些才行。” 伊凡·伊凡内奇喝茶呛着了，咳嗽起来，随后发出象耗子叫那样尖锐的笑声，笑得他喘不过气来，浑身发颤。 “‘波尔塔瓦近郊发生过战役！’③ “他吃力地说。他又笑 又咳嗽，这就妨碍他说话，只有摆动两只手的份儿了。“‘波尔塔瓦近郊发生过战役！’那是在农奴解放④以后大约过了三 年，我们这儿两个县里都闹饥荒，如今已经去世的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有一次坐车到我家来，约我到他那儿去。‘走吧，走吧，’他纠缠不休，就象拿刀架在我脖子上一样。‘行，走就走，’我说。好，我们就走了。这发生在傍晚，天正下雪。 一直到夜里，我们的马车才走到离他庄园不远的地方，可是忽然间，树林里发出砰的一声枪响，随后又是一声。‘嘿，他娘的！’……我跳下雪橇，一看，黑地里有个人朝我跑过来，膝盖没在雪里。我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就象这个样子，一 拳打掉他手上的武器，随后又来了一个，我照准他的后脑壳给一拳，那个人哼了一声，鼻子朝下扑在雪地里。那时候我身强力壮，手也重，我一个人抵挡他们两个，再一看，费嘉⑤正骑在第三个人身上。我们就把这三个坏蛋都抓住，把他们的手倒绑在背后，免得他们再对我们捣乱，然后把这几个蠢货带到厨房里。我们又恨他们，又不好意思看他们：这都是些熟识的农民，好人，谁都会觉得他们可怜。他们呢，简直吓呆了。一个哭着讨饶，一个看上去象头野兽，破口大骂，一 个跪下祷告上帝。我就对费嘉说：别怨恨他们，放了他们这些混蛋吧！他就让他们吃饱，给他们每人一普特面粉，放了他们：“走你们的路吧！‘事情就是这样的。……祝他升到天堂，永久安息！他明白事理，并没有愤愤不平，可是有些人却愤愤不平，坑害了多少老百姓啊！是啊。……单是克洛奇科夫酒店一案就有十一个人给送去做苦工了。是啊。……现在呢，你看，也有这种事。……法院侦察官阿尼西英上星期四在我家里过夜，给我讲起一个地主的事。……是啊。……这个地主家谷仓的墙夜里给人捣毁，有二十大袋黑麦被人偷走了。到早晨地主知道家里出了刑事案，就马上给省长打电报，然后又给检察官打电报，给县警察局长打电报，给法院侦察官打电报。……当然，大家都怕这种惹事生非的人。……长官们紧张起来，闹得天下大乱。有两个村子受到了搜查。” “容我插一句嘴，伊凡·伊凡内奇，”我说。“我就有二十 大袋黑麦被人偷去了，是我给省长打了电报。我还往彼得堡打了电报。可是这完全不是象您所说的那样，出于惹事生非，也不是因为我愤愤不平。我对任什么事情都是首先从原则上看问题的。盗窃，不论是吃饱的人还是挨饿的人干的，在法律上并没有分别。” “是啊，是啊，……”伊凡·伊凡内奇支吾道，发窘了。 “当然。……对，是啊。……” 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脸红了。 “有这样一些人，……”她说，可又住了口；她极力按捺自己，装得全不在意，可又忍耐不住，用一种我十分熟悉的憎恨神情直视着我。“有这样一些人，”她说，“饥饿和人间的痛苦之所以存在，对他们来说，只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好让他们向这些受苦的人发泄一通自己那恶劣和无聊的脾气罢了。” 我心慌了，耸了耸肩膀。 “我是想一般地谈谈，”她接着说，“有些人十分冷漠，根本缺乏怜悯心，然而这种人偏不肯放过人间的痛苦，偏要插一杠子，生怕人家缺了他们也能办事。对他们的虚荣心来说，没有一种东西是神圣的。” “有些人，”我轻声说，“他们固然具有天使般的性格，可是他们表白自己出色的思想所采取的方式，却使人难于分清他们到底是天使还是敖德萨市场上的女小贩。” 我承认，这话说得并不中肯。 我妻子瞧了我一阵，看样子她好象费了不小的劲才没有还嘴。她先是无端地发脾气，随后又对我想帮助饥民的愿望发表一通不恰当的宏论，这至少是不得体的。先前我请她上楼来，原是期望她对我和我的意图会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我不能确切地说明我期望的究竟是什么，可是那种期望使我生出愉快的激动心情。不过现在我看得出，再谈那些饥民却显得困难，而且也许不识趣了。 “是啊，……”伊凡·伊凡内奇不得当地喃喃道。“商人布罗夫有四十万家财，也许还不止此数。我就对他说：”你拨出一二十万来周济挨饿的人吧，和我同名的先生。反正你要死的，你死了，那些钱是带不走的。‘他生气了。可是话说回 来，人人都要死的。死亡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紧跟着又是沉默。 “这样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只好独自一人动手干了，”我说，叹一口气。“这真是所谓势孤力单。哦，好吧！那我试一 试孤军作战就是。也许对饥饿作战倒比对冷漠作战顺利得多呢。” “有人在楼下等我，”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说。她从桌旁站起来，转过身对伊凡·伊凡内奇说：“那么过一忽儿您到楼下我那边去坐坐吧？我还不想跟您告别呢。” 她就走了。 伊凡·伊凡内奇已经喝第七杯茶了，喘吁吁的，吧哒着嘴唇，时而吮自己的唇髭，时而吮柠檬皮。他带着昏睡的样子，无精打采地唠唠叨叨。我没有听他讲话，只盼着他走。最后，他露出他到我这儿来似乎纯粹是为了饱喝一顿茶的神情，站起来，开始告辞。我送他出去，说：“那么，您没有给我出什么主意。” “啊？我是个糟老头子，头脑不中用了，”他回答说。“我能出什么主意呢？您呢，也不该操这份心。……真的，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操这份心。您别操心了，我亲爱的！真的，什么事也没有，……”他亲热而诚恳地小声说，把我当做孩子似的安慰我。“真的，什么事也没有！……”“怎么会‘什么事也没有’呢？农民已经把房顶上的干草揭下来，而且据说有的地方闹伤寒了。” “哦，那又怎么样呢？来年会有收成，会有新房顶的。即使我们害伤寒死了，我们死后也还会有另外的人活着。反正人人都得死，不是现在就是以后。您别操心了，我的美男子！” “我不能不操心，”我生气地说。 我们在灯光微弱的前厅里站住。伊凡·伊凡内奇忽然抓住我的胳膊肘，打算说一句分明很重要的话，默默地看了我半分钟。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他轻声说，他那张呆板的胖脸上和他那对深色的眼睛里，突然现出当初那种使他出过名的特别神情，这神情也确实动人。“巴威尔·安德烈伊奇，我凭朋友的身份对您说：改一改您的脾气吧！跟您很难相处！好朋友，很难相处！” 他定睛瞧着我的脸。他那种优美的神情消失了，眼光昏沉了，他无精打采，喘着气，嘟哝说：“是啊，是啊。……原谅我这个老头子。……我在胡说八 道。……是啊。……”他沉甸甸地走下楼梯，张开两条胳膊好稳住身子，把他那肥大的后背和通红的后脑壳直对着我，给我留下一个活象螃蟹的不愉快印象。 “您应该出外走一趟才是，阁下，”他唠叨说。“到彼得堡去，或者出国去。……您何必住在这儿，虚度黄金般的岁月呢？您是个年轻人，健康，有钱。……是啊。……哎，要是我年轻一点，我就会象兔子似的跑掉，逍遥自在一番！” 「注释」 ①拉丁语：三个人就凑成一个会了！ ②法国人名，相当于俄国的娜达丽雅。 ③这是一首由不著名的俄国诗人莫尔恰诺夫（１８０９—１８８１）作词的歌曲的第一句。这首歌曲写的是在俄国和瑞典之间进行的北方战争（１７００—１７２１）中俄军在波尔塔瓦获胜的事。此处借喻由广大群众参与的轰动一 时的事件。——俄文本编者注 ④指一八六一年沙皇颁布农奴解放令。 ⑤费多尔的爱称。 《妻子》三 三 我的妻子突然发脾气，这就使我想起了我们的夫妇生活。 以前，每次发过脾气以后，我们照例难忍难熬地要去找对方，等到我们见了面，就让我们心上日积月累的炸药统统爆发出来。现在，伊凡·伊凡内奇走后，我也还是一心想去找她。我打算下楼去对她说：她喝茶那当儿的举动侮辱了我，她心狠，她肤浅，她凭小市民的头脑永世也休想了解我说的话和我做的事。我在那些房间里走了很久，寻思该对她说些什么话，揣测她会回答我什么话。 我感到，在今天傍晚伊凡·伊凡内奇走后，近来使我腻烦的那种心神不宁的情绪，以一种特别恼人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一个劲儿地走啊走的，同时专挑那些灯火通明的房间走进走出，常常靠近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坐着的房间。我的心情很象当年坐船在德意志海上遇到风暴，人人害怕既没有载货又没有压舱物的轮船会翻掉的时候我所体验到的那种心情。这天傍晚我才明白我的心神不宁的情绪并不是以前我所想的那种幻灭感，而是另外一种东西，至于那究竟是什么，我却不明白，这就使得我越发烦躁了。 “我要去找她，”我决定。“借口是可以编造的。我就说我要找伊凡·伊凡内奇就行了。” 我走下楼，不慌不忙地踩着地毯穿过前厅和大厅。伊凡·伊凡内奇坐在客厅里一张长沙发上，又在喝茶，唠叨。我的妻子站在他对面，扶着一把圈椅的椅背。她脸上有一种安静的、入迷的、依顺的神情，就跟人们倾听疯修士或盲信者讲话，揣测他们那些无聊的话语和唠叨里隐含着什么特殊的意义一样。我觉得我妻子的神情和姿态有点精神病人或者修女的味道，她那些不高的、半明半暗的、十分温暖的房间以及古老的家具、在笼子里睡熟的鸟、天竺葵的香气，总使我联想到女修道院长或者年老而笃信宗教的将军夫人的房间。 我走进客厅。我妻子既没有表现惊奇，也没有表现慌张，光是严厉而镇静地瞧着我，仿佛知道我会来似的。 “对不起，”我柔声说。“您还没走，我很高兴，伊凡·伊凡内奇。刚才在楼上我忘记问您：您知道我们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的本名和父名吗？” “安德烈·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是啊。……”“Ｍｅｒｃｉ，”我说，从衣袋里拿出小本子，记下来。 接着是沉默，在沉默当中我的妻子和伊凡·伊凡内奇大概在等我走。我的妻子不相信我要打听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的名字，这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出来了。 “那么我要走了，美人儿，”伊凡·伊凡内奇喃喃地说，这时候我已经在客厅里走了一两个来回 ，在壁炉旁边坐下了。 “不，”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很快地说，碰一碰他的手。“再坐一刻钟。……我求求您。” 她分明不愿意没有外人在座，单独跟我待在一块儿。 “好吧，我也等一刻钟就是，”我想。 “哦，下雪了！”我说，站起来，看着窗外。“好一场雪！ 伊凡·伊凡内奇，“我接着说，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我很惋惜我自己不是猎人。我想象得出，在这种下雪天追逐兔子和野狼是多么痛快！“ 我妻子站在原地不动，也没回过头来，光是斜起眼睛跟踪我的动作，从她的神情看来，好象我衣袋里藏着尖刀或者手枪似的。 “伊凡·伊凡内奇，您好歹带我去打一回猎吧，”我接着柔声说。“我会十分十分感激您的。” 这时候有客人走进客厅里来。他是一位我不认识的先生，年纪四十上下，又高又壮，头顶光秃，生一把淡黄色大胡子和一对小眼睛。凭他肥大而有皱褶的大衣，凭他的风度看来，我觉得他是个教堂里的诵经士或者教员，可是我妻子向我介绍说，他就是索包尔医师。 “跟您相识很高兴，很高兴！”医师用男高音大声说，紧紧握住我的手，天真地微笑着。“很高兴！” 他在桌旁坐下，拿起一杯茶，大声说： “您这儿或许有罗姆酒或者白兰地吧？劳驾，奥丽雅，”他对使女说，“到柜子里找一下。我冻坏了。” 我又在壁炉旁边坐下，看着，听着，偶尔在大家谈话当中插一句嘴。我妻子对客人们做出殷勤的笑脸，尖起眼睛盯住我，如同盯住野兽似的。有我在场，她觉得苦恼，这在我心里引起嫉妒、烦恼和有意使她痛苦的顽强愿望。我暗想：我的妻子啦，这些舒适的房间啦，壁炉旁边那一小块暖和地方啦，本来都归我所有，而且很久以来一直是我的，可是不知什么缘故，这个头脑昏聩的伊凡·伊凡内奇或者索包尔对这些东西倒比我有更大的权利。现在我不是站在窗口看到我的妻子，她就在我身边，在普通的家庭氛围中，而这种氛围是我眼前上了年纪的时候所需要的。尽管她恨我，我却恋着她，就跟从前我小时候恋我的母亲和奶妈一样。我觉得虽然如今我临近老年，可是我比以前更纯洁，更高尚地爱她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想走近她，用鞋后跟更加使劲地踩她的鞋尖，让她吃一下苦，同时我却微微地笑。 “叶诺特先生①，”我转过身去对医师说，“我们县里有几个医院？” “索包尔，……”我妻子纠正说。 “有两个，先生，”索包尔回答说。 “那么每个医院里一年要死多少人？”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我有话要跟您讲，”我妻子对我说。 她向客人们告个罪，走到隔壁房间去了。我站起来，跟着她走出去。 “您马上回到楼上您的房间去，”她说。 “您太无礼了，”我说。 “您马上回到楼上您的房间去，”她又尖刻地说一遍，带着憎恨的神情瞧我的脸。 她站得那么近，要是我略微弯下一点腰，我的胡子就会碰着她的脸。 “不过，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什么地方忽然出毛病了？” 她下巴开始发抖，匆匆忙忙擦一下眼睛，顺便照了照镜子，小声说：“老一套又来了。您，当然，是不肯走的。好，那也随您的便。我自己走，您留在这儿好了。” 她带着果断的脸色回到客厅，我呢，耸动着肩膀，极力做出讥诮的笑容，也回到客厅。这儿已经来了新的客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太太和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我没有跟新客人打招呼，也没有向旧客人告辞，就走回我的房间去了。 自从喝茶的时候出了点事，后来在楼下又接连出了一些事以后，我心里才明白：近两年来我们已经开始淡忘的我们那种“家庭幸福”，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无聊原因，如今卷土重来了。不论我或者我的妻子，都没法制止自己。我依据往年的经验来下判断，这种憎恨一旦爆发，明天或者后天就会出现一种可憎的局面，打乱我们生活的全部秩序。我开始在我那些房间里走来走去，同时暗想：这样看来，这两年我们并没变得聪明点，冷静点，沉稳点。这样看来，又要有眼泪啦，嚷叫啦，咒骂啦，皮箱啦，出国啦，然后就是连绵不断的、病态的恐惧，生怕她在那边，在国外，跟意大利或者俄国的花花公子相好，玷辱我的名声，随后又是我拒绝给她身分证，又是信札往返，又是彻底的孤独，又是对她的想念，于是，五年之后，我衰老，头发灰白了。……我走来走去，暗自想象一种不可能的事：她又漂亮又丰满，搂着一个我不认得的男人。……我这才相信，这种事是势必要发生的，就抱着绝望的心情问自己：为什么过去，在长年的吵架当中，我没有一次对她提出过离婚呢？或者，为什么她当时没有一下子离开我，从此不回来？为什么？如果是那样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对她眷恋，不会有憎恨和不安，我就会平心静气，什么也不想，专心做我的工作，过完一辈子了。……一辆挂着两盏灯的马车驶进院子，随后又来了一辆由三 匹马拉着的、宽大的雪橇。显然我的妻子在举办晚会。 午夜以前，楼下一直安安静静，我什么也没听见，可是到了午夜，椅子纷纷挪动，餐具玎珰乱响。这样看来，楼下开晚饭了。后来，椅子又纷纷挪动，我隔着地板听到一片喧哗声，他们似乎在欢呼。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已经睡觉了，整个楼上只有我一个人。客厅墙上挂着的那些肖像画上，我的祖先们，那些渺小而残忍的人，瞪起眼睛瞧着我。我书房里那盏灯映在窗玻璃上，不愉快地眫着眼。我对楼下的种种情形生出又羡慕又忌妒的心情，一面听一面想：“我是这儿的主人，只要我有心，我就能在一分钟里把这伙可敬的人统统赶走。”可是我知道这是胡思乱想，我没法赶走任何人，“主人”这两个字毫无意义。人尽可以随自己的高兴，认为自己是主人，结过婚，有钱，担任少年侍从，可是却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 晚饭后，楼下有个男高音唱起歌来。 “其实，并没有出什么了不得的事！”我说服自己。“我何必这么激动呢？明天我不到楼底下去找她就行了，我们的争吵也就结束了。” 一点一刻，我走去睡觉。 “楼下客人都散了吗？”我问阿历克塞说，他在给我脱衣服。“是的，老爷，散了。” “刚才他们为什么欢呼？” “阿历克塞·德米特利奇·玛霍诺夫捐给挨饿的人一千普特面粉和一千卢布现款。还有一位老太太，我不知道她老人家的姓名，答应在她的庄园上办一个食堂，供一百五十个人吃饭。谢天谢地。……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当下决定，要所有的老爷太太每星期五来聚会一次。” “就在这儿楼底下聚会？” “是的，老爷。晚饭以前，他们念过一张单子：从八月起到今天，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已经收齐八千卢布，粮食除外。谢天谢地。……我是这样想，大人，要是太太肯为拯救她的灵魂多费点心，那她还会收到许多钱。这儿阔人多的是。” 我把阿历克塞打发走，然后吹熄灯火，拉过被子来，蒙住头。“其实，我又为什么这样心神不宁呢？”我想，“是什么力量推动我，象灯蛾扑火似的，去为挨饿的人们奔忙？是啊，我并不认识他们，也不了解他们，从来都没见过他们，也不喜欢他们。那么这种心神不宁是怎么来的呢？” 我忽然在被子底下抬起手来，在胸前画个十字。 “不过，她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到我的妻子，对自己说。 “她瞒着我，在这所房子里办了一个正儿八经的委员会。何必瞒着我？为什么他们串通一气？我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们呢？” 伊凡·伊凡内奇说得对：我得离开此地才对！ 第二天我醒过来，就下定决心：干脆走掉。昨天的种种情形，例如喝茶时候的谈话啦，我的妻子啦，索包尔啦，晚饭啦，我的恐惧啦，都使我十分苦恼。我暗自庆幸很快就可以脱离这个环境，不会再为那些事伤脑筋了。我喝咖啡的时候，总管符拉季米尔·普罗霍雷奇冗长地向我报告各种事务。 他把最愉快的消息留到最后讲出来。 “那些偷我们黑麦的贼已经捉到了，”他报告说，微微笑着。“昨天法院侦讯官在彼斯特罗沃村抓走三个农民。” “滚出去！”我勃然大怒，对他喊道。我无缘无故拿起装饼干的筐子，往地板上一摔。 「注释」 ①浣熊先生（叶诺特在俄语里的原意是“浣熊”）。 《妻子》四 四 早饭后，我搓着手暗想：我得上我妻子那儿去一趟，通知她说我要离开此地。不过，干吗要去通知？谁要知道这种事？接着，我又回答自己说，这种事固然谁也不想知道；但是为什么不去跟她说一声呢，更何况这个消息不会给她别的，只会使她愉快？再者，昨天吵过架，现在一句话也不说就走掉，未免不大妥当，她也许会以为我怕她，说不定她还以为这是她把我从我家里排挤出去的，心里会很不好受呢。我也不妨通知她，说我捐助五千，并且在组织工作方面给她提出一些意见，预先警告她说，她由于缺乏经验，干这样复杂而责任重大的工作可能造成极其可悲的后果。一句话，我一心想去找我的妻子。我想出各种借口好去找她，这时候我心里已经打定主意，非去见她不可。 我走去找她的时候，天还亮着，没有点灯。她在她的工作室里坐着，那个房间是客厅和寝室之间的一个穿堂屋。她坐在桌旁，低着头，正在很快地写什么东西。她一看见我，就打了个哆嗦，从桌旁走过来，站住，从她的姿势看得出，她好象要拦住我，不许我去碰她的纸似的。 “对不起，我只耽搁您一忽儿工夫，”我说，不知为什么发窘了。“我偶然听说您， Natalie，正在办理赈济饥民的事。” “是的，我在办。不过这是我的事，”她回答说。 “对，这是您的事，”我柔声说。“我为这件事高兴，因为它完全合乎我的心意。我请求您允许我参加这个工作。” “对不起，我不能答应您参加，”她回答说，眼睛看着一 旁。 “这是为什么， Natalie？”我轻声问道。“为什么呢？我也穿得暖，吃得饱，也想帮助挨饿的人。” “我不知道您跟这件事有什么相干，”她说，冷冷地一笑，耸起一个肩膀。“谁也没有请您干这个工作。” “也没有人来请您啊，可是您在我家里却办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委员会！”我说。 “有人来要求过我，不过您可以相信我的话：不论什么时候也不会有人来要求您。请您到人家不认识您的地方去帮助人吧。” “看在上帝份上，不要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 我极力表现得温和，用尽我心灵的全部力量要求我自己不要失去冷静。起初的几分钟，我在妻子身旁感到很愉快。有一种柔和的、家庭的、青春的、女人的、极其优雅的气息向我扑来，这些正是我在楼上以及一般说来我在生活里所十分缺乏的。我妻子穿一件粉红色法兰绒的宽大连衣裙，这使她显得分外年轻，而且给她那种急促而且有的时候显得突兀的动作添上了柔和的色彩。她那头好看的黑发，以前我一看见，心里就会生出热情，此刻却由于她坐在那儿低头写了很久，已经披散开来，显得很乱，不过这样一来我倒觉得越发蓬松漂亮了。可是话说回来，这一切都平平常常，甚至到了庸俗的地步。我面前站着的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也许并不美丽，也不优雅，不过她是我的妻子，以前我跟她一块儿生活过，要不是她那种不幸的性格，也许直到今天还跟她生活在一块儿呢。她要算是全世界我所爱的唯一的人了。如今我在临动身以前，知道此后即使隔着窗子也看不到她了，因此哪怕她严峻而冷淡，带着骄傲而鄙夷的笑容回答我的话，我也还是觉得她迷人。我为她骄傲，暗自承认：离开她是可怕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她沉默一忽儿，说，“我们有两年谁也不管谁的事，平静地过下来了。为什么您现在突然想回到旧日去呢？昨天您来侮辱我，弄得我下不了台，”她接着说，提高声音，涨红了脸，眼睛里射出憎恨的光芒，“不过，您该克制自己，不要这样做，巴威尔·安德烈伊奇！明天我递一个呈文上去，他们会发给我身分证，那我就走，走，走！ 我要进修道院，进寡妇院，进养老院……。“ “进疯人院！”我忍不住嚷道。 “哪怕进疯人院也成！那倒更好！那倒更好！”她继续叫道，两只眼睛闪闪发光。“今天我到彼斯特罗沃村去过一趟，我羡慕那些挨饿而有病的村妇，因为她们不是跟您这样的人一块儿过日子。她们诚实，自由，我呢，多承您厚爱，成了寄生虫，在闲散中沉沦。我吃您的面包，花您的钱，用我的自由和忠实来报答您，而那种忠实却是谁也不需要的。由于您不给我身分证，我就得保护您的好名声，其实您并没有什么好名声。” 我应该沉默才对。我就咬住牙关，快步走到客厅去，可是立刻又走回来，说：“我恳切地要求您，以后不要再在我的家里聚合这么一帮人，串通一气捣鬼，搞什么秘密活动！我只准许我熟识的人到我家里来，至于您周围的那些混蛋们，如果他们愿意办慈善事业，那就让他们另找地方。我可不允许外人天天晚上在我家里由于能够利用象您这样的精神病人而高兴得大喊大叫！” 我妻子脸色惨白，绞着手，象害牙痛那样不住地呻吟，快步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我摆一下手，走进客厅。我满腔怒火，透不出气来，同时我又发抖，生怕我一时忍不住而做出什么事或者说出什么话来害得我抱恨终身。我用力握紧自己的手，想借此遏制自己。 我喝了点水，略略定下心来，又回到我妻子那边去。她照先前那种姿势站着，仿佛要拦住我，不让我去碰那张铺在桌子上的纸似的。眼泪顺着她那冷峻苍白的脸慢慢地流下来。 我沉默一忽儿，不再气愤了，沉痛地对她说：“您多么不了解我！您对我多么不公平！我凭我的人格起誓：我原是带着纯正的动机，一心抱着做好事的愿望来找您的！”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她说，把两只手放在胸前，脸上现出受苦的、恳求的神情，好象一个担惊受怕的、啼哭的孩子要求免除惩罚似的。“您会拒绝我，这我清楚地知道，不过我还是要请求您。请您强迫自己哪怕一辈子当中只做这一 回好事。我请求您离开此地！这是您为挨饿的人们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您真走开，我就会原谅您的一切，一切！” “您不该侮辱我， Natalie，”我说，叹了口气，觉得心头突然涌起一股特别的温情。“我本来已经决定走了，不过，在我没有为饥民做一点事以前，我不能走。这是我的责任。” “唉！”她轻声说，不耐烦地皱起眉头。“您能造出一条出色的铁路或者一座出色的桥，可是为挨饿的人们，您却什么事也做不成。您要明白这一点！” “真的吗？昨天您责备我冷漠，责备我缺乏怜悯心。您可真是了解我！”我冷笑说。“您信仰上帝，那么请上帝做我的见证，我一天到晚心神不定。……”“我看得出您心神不定，然而这跟饥荒和怜悯毫不相干。 您心神不定，是因为那些挨饿的人没有您也能活下去，因为地方自治局以及一切赈灾的人并不需要您的指导。“ 我沉默了一忽儿，好压下我心里的怒火，然后我说：“我来是为了跟您谈正事的。请坐。我请求您坐下。” 她没坐下。 “坐下吧，我请求您！”我向她指了指椅子，又说一遍。 她坐下了。我也坐下，想了想，说： “请您认真地对待我说的话。您听着。……您出于对人们的爱心，承担了赈济饥民的组织工作。对这件事，当然，我一点也不反对，而且十分同情您。不管我们的关系怎样，我还是准备处处跟您合作。可是，尽管我尊重您的头脑和心灵，……心灵，”我又说一遍，“我却不能容许赈灾的组织工作这种困难复杂而又责任重大的事情完全交给您一个人来承担。 您是女人，您缺乏经验，不了解生活，过于信任别人，意气用事。您让自己被一些您完全不了解的助手们所包围。我毫不夸张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您的活动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两种可悲的后果。第一 ，我们县里的人仍旧会丝毫得不到救济。 第二 ，您不但要以您自己的钱袋，而且要以您的名誉来抵偿您的错误和您的助手们的错误。赈款的滥用和亏空就算由我来补偿，可是谁会把好名声偿还您呢？日后，由于不健全的监督和疏忽，有人散布谣言，说是您，因而还有我，在这个工作上中饱了二十万，难道您那些助手会来帮您的忙吗？“ 她不说话。 “我并不是象您所说的那样出于虚荣心，”我接着说，“我是纯粹出于利害上的考虑，免得饥民得不到赈济，免得您失掉好名声，才认为我有道义上的责任干预您的工作。” “请您说得简单一点，”我妻子说。 “请您费神，”我接着说，“给我看一看到今天为止您已经收到多少捐款，支出多少。此后您天天把每项新的进款或者实物，每项新的开支都告诉我。您， Natalie，再给我抄一份您的助手的名单。也许他们都是十足正派的人，这我不怀疑，然而仍旧需要进行调查。” 她不开口。我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那么我们就动手工作吧，”我说，在她的桌旁坐下。 “您这些话都是认真说的吗？”她问，带着困惑而惊恐的神情瞧着我。 “ Natalie，请您仔细考虑一下！”我从她的脸色看出她要抗议，就用恳求的声调说。“我求求您，请您充分相信我的经验和正直！” “我仍旧不懂您要怎么样！” “请您给我看一下您已经收齐多少钱，支出多少钱。” “我没有秘密。人人都可以看。您自管看吧。” 桌上放着大约五本学生用的练习簿、几张写满字的信纸、一张本县的地图、许多大小不等的纸片。天色黑下来了。我点上一支蜡烛。 “对不起，我此刻什么也看不明白，”我翻着练习簿说。 “您收进的捐款统计表在哪儿？” “这可以从认捐单上看出来。” “不错，可是要知道，统计表也是必要的！”我说，对她的天真微微一笑。“您收到捐款和实物的时候，人家附来的信都放到哪儿去了？ Pardon①，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切合实际的指示， Natalie：这些信必须保存起来。您得把每封来信编上号码，登记在一份单独的报表上。您自己寄出去的信也得这样办。不过这些都由我自己来做好了。” “您做吧，您做吧，……”她说。 我很满意自己。我喜欢这种有生气而又有趣味的工作、这张小桌子、这些朴素的练习簿以及跟我妻子同做这种工作的快乐；可是我又怕我的妻子忽然拦住我，怕她突然变卦而打乱一切，因此我忙着收拾那些东西，极力控制自己，不去理会她的嘴唇在发抖，她象被捉住的小野兽那样惊恐狼狈地往四下里看。 “听我说， Natalie，”我说道，眼睛没看着她。“请您容许我拿着这些纸张和练习簿回到楼上我的房间去。我在那儿检查一下，了解一下，明天再把我的意见告诉您。另外您还有别的文件吗？”我把那些纸张和练习簿收拾在一起，问道。 “您拿去，统统拿去吧！”我妻子说，帮我把文件叠好，大颗的眼泪顺着她的脸流下来。“统统拿去吧！生活留给我的只有这一点点了。……您就把这一点点也抢走吧。” “唉， Natalie， Natalie！”我带着责备的口气叹道。 她有点忙忙乱乱，她的胳膊肘碰着我的胸膛，她的头发擦着我的脸。她匆匆拉开书桌抽屉，从中取出一些纸张，对着我往桌子上一丢。这当儿有些零钱掉在我的膝头上，然后落到地下。 “统统都拿去吧，……”她用沙哑的声音说。 她丢完了纸张，从我身边走开，两只手抱着头，倒在躺椅上。我拾起那些零钱，放回抽屉，然后关上抽屉，免得引诱仆人犯罪。随后，我把所有的纸张都抱在怀里，走回我的房间去了。我走过妻子身旁，停下来，瞧着她的后背和颤抖的肩膀，说：“您简直还是个孩子啊， Natalie！哎哎！您听我说， Natal ie：等到您明白这个工作多么严肃，责任多么重大，您首先就会感激我。我敢对您起誓。”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不慌不忙地整理那些文件。练习簿没有装订，纸页没有编号。登记是由不同的笔迹写成的，显然不论是谁，只要高兴，都可以使用这个练习簿。捐助实物项下，没有注明产品的价钱。可是，对不起，如今黑麦的价钱固然是一卢布十五戈比，可是过两个月却可能涨价，成为两卢布十五戈比了。怎么可以这样办事呢？其次，“付索包尔三十二卢布”，这是什么时候付的？为什么付的？证明文件在哪儿？什么也没有，怎么也弄不懂。万一日后打官司，这些纸张反而会弄得案情不明。 “她多么幼稚啊！”我惊讶地想。“她简直是个孩子啊！” 我又烦恼又好笑。 「注释」 ①法语：请原谅。 《妻子》五 五 我的妻子已经收齐八千，再加上我的五千，一共是一万三 .作为开端，这已经很好了。这个本来使我感兴趣，同时弄得我放心不下的工作现在总算落在我手里了。我在做一件别人不肯做而且也不会做的工作，我在尽我的责任，我在筹划正确严肃的赈济饥民的办法。 一切都似乎进行得合乎我的意图和愿望，可是为什么我那种心神不宁的情绪始终没有离开过我？我一连四个钟头检查我妻子的文件，了解它们的意义，改正它们的错误，可是我非但没有感到安慰，反而觉得仿佛有人站在我的身后，用粗糙的手心摩挲我的后背似的。我还缺什么呢？赈济的组织工作已经落在可靠的人手里，饥民可以吃饱了，那还需要什么呢？ 四个小时的轻松工作不知什么缘故弄得我很累，我没法再埋下头坐在这儿，没法再写下去了。楼下偶尔传来闷声闷气的呻吟，那是我的妻子在哭。那个老是脾气温顺、带着睡意、假仁假义的阿历克塞不时走到我的桌子跟前，把蜡烛摆好，有点古怪地瞧着我。 “不行，我得离开此地！”我终于暗自决定，这时候我已经累极了。“要躲开这些烦心的事，走得远远的。我明天就动身。” 我把纸张和练习簿收拾好，到我妻子那儿去。我带着十 分疲劳和衰弱的感觉，用两只手把纸张和练习簿压在胸上，穿过我的寝室，看见我的皮箱，这时候那哭泣的声音隔着地板传到我这儿来。……“您是少年侍从吗？”有人在我的耳朵旁边问道。“久仰久仰。不过您仍旧是个坏蛋。” “这全是胡说，胡说，胡说，……”我一面走下楼梯，一 面嘟哝着。“胡说。……至于我爱面子，有虚荣心，那也是胡说。……这都是废话！难道我为饥民出了力，人家就会给我一个星章 ，或者提升我去做部长？胡说，胡说！而且在乡下，我向谁去夸耀这种虚名呢？” 我累了，累得很，有一句话老是在我的耳边轻轻响着：“久仰久仰。不过您仍旧是个坏蛋。”不知什么缘故，我想起以前小时候念过的一首古诗，里面有一行：“做一个好人是多么愉快啊！” 我的妻子照先前那种姿势伏在躺椅上，脸朝下，两只手抱住头。她在哭。她身旁站着一个使女，现出惊恐和迷惑的脸色。我把使女打发走，把纸张放在桌子上，沉吟一下，说：“您的公文都在这儿， Natalie.一切都有条有理，一切都挺好，我很满意。明天我要走了。” 她仍旧哭个不停。我走进客厅，在那儿的黑暗里坐下来。 我妻子的涕泣和她的叹息是对我的一种责难。我为了开脱自己，就回想我们这场争吵的经过，从我的头脑里出现倒霉的念头，要邀我妻子上楼共同商量起，直到这些练习簿和哭泣为止。这是我们夫妻间仇恨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既不象样子又毫无意义，此种情况在我们婚后的生活当中是屡见不鲜的。 可是如今为什么把饥民也牵连进来呢？他们怎么会成了我们争执的原因呢？这倒象是我们互相追逐着，无意间跑到圣坛上，就在那儿吵起架来似的。 “ Natalie，”我在客厅里轻声说，“别哭了，别哭了！” 为了止住她的哭声，结束这个痛苦的局面，我应当走到妻子跟前，安慰她、亲近她，或者对她赔罪才是。可是我该怎样做才能使她相信我呢？我怎样才能叫一个生活得不自由而且痛恨我的野小鸭相信我喜欢它，同情它的痛苦呢？我从来也不了解我的妻子，所以从来也不知道该跟她谈些什么，该怎样谈才对。她的外貌我知道得很清楚，而且给予它正确的评价，可是她的内心活动或者精神世界、她的智慧、世界观、经常变化的情绪、充满憎恨的眼睛、高傲、有的时候使我惊讶的读书热情，或者比方说，象昨天那样的修女神态，在我都是不熟悉和不了解的。每逢我们发生冲突，我想确定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心理学总是只限于确定她任性，不严肃，具有不幸的性格，按女人的逻辑办事，似乎这在我已经完全够了。可是目前她一哭，我却又生出满腔的热望，想多了解她一点才好。 哭声停了。我走到妻子那边去。她坐在躺椅上，两只手支着头，深思地、呆呆地瞧着烛火。 “我明天早晨要走了，”我说。 她沉默。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叹口气，说：“ Natalie，先前您要求我离开此地，您总是说，您会原谅我的一切，一切。……可见您认为我对不起您。我请求您冷静下来，用短短几句话概括我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 “我累了。以后再谈吧，……”我的妻子说。 “我有什么过错呢？”我接着说。“我做过些什么错事呢？ 如果说，您年轻，美丽，希望生活，我的年纪却差不多比您大一倍，您憎恨我；那么，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我并没有强迫您跟我结婚啊。不过呢，也罢，如果您希望过自由的生活，想走，那么我给您自由就是。您自管走，您要爱谁就爱谁。……我甚至可以跟您办离婚手续。“ “我并不需要这些，”她说。“您知道，以前我一直爱您，老是认为我的年纪比您大。这都不算一回事。……您的过错并不是您年纪大而我年纪小，也不是我一过上自由的生活就可以爱上别人，而在于您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是利己主义者，内心充满憎恨的人。” “我不知道。也许是这样，”我说。 “您走吧，劳驾。您打算把我数落到明天早晨去，可是我预先声明，我很累，没有力气回答您的话了。您答应过，说要离开此地，我很感激您，此外我不需要什么了。” 我妻子叫我走，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在我却不容易。我感到浑身无力，害怕我那些不舒适的而且讨厌的大房间。从前我小时候，遇到我身上有什么地方疼痛，我总是偎到母亲或者奶妈身边，把脸藏在她们衣服暖和的皱褶里，觉得好象避开疼痛了。现在，不知什么缘故，我也有那样的感觉，我只有在这个小房间里，在我妻子身旁，才能摆脱我那种心神不宁的情绪。我坐下来，把手放在眼睛上，遮住亮光。四下里静悄悄的。 “您有什么过错？”我妻子沉默很久，然后抬起闪着泪光的红眼睛瞧着我，问道。“您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有教养，为人十分正直，公平，有原则，可是在您身上这一切却造成这样一种后果：不管您走到哪儿，您总是带去气闷和压抑，弄得人感到非常屈辱，难堪。您的思想方式是纯正的，因此您憎恨全世界。您憎恨有信仰的人，因为信仰是思路不开展和愚昧的表现，同时您又憎恨缺乏信仰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您憎恨老人，因为他们落后和保守；您也憎恨青年，因为他们具有自由思想。人民的利益和俄国的利益在您是宝贵的，所以您憎恨人民，因为您怀疑每个人都是贼，都是强盗。您憎恨一切人。您公平，您站在合乎法律的立足点上，所以您经常跟农民和邻居们打官司。您给人偷去二十 大袋黑麦，您由于热爱秩序而把农民们告到省长和一切长官那儿，又把当地的长官告到彼得堡去。好一个合乎法律的立足点！”我妻子说着，笑起来。“根据法律，而且为了维护道德的利益，您不给我身分证。居然有这样的道德，这样的法律，弄得一个年轻健康而有自尊心的女人在闲散中，在痛苦中，在经常的恐惧中消磨岁月，她所得到的无非是一个她并不爱的人所供应的膳食和住所而已。您精通法律，很正直，很公平，尊重婚姻和家庭基础，可是这一切却造成这样一种结果：您一辈子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人人都恨您，您跟所有的人都处得不和睦。您结婚有七年了，跟您的妻子同居却连七个月也不到。您没有妻子，我也没有丈夫。跟您这样的人是没法共同生活的，谁都会受不了。起初那些年，我跟您在一块儿觉得害怕，如今却只觉得害臊。……最好的岁月就这样虚度过去了。那些年我只顾跟您吵闹，却弄得自己的脾气很坏，变得尖刻，粗鲁，胆怯，不信任人了。……哎，说这些有什么用！难道您真想了解这些？您走开吧，求上帝保佑您！” 我妻子在躺椅上躺下，沉思起来。 “可是，我们本来可以过到多么美好，多么使人羡慕的生活啊！”她轻声说，沉思地瞧着灯火。“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呀！现在却没法挽回了。” 要是有谁冬天在农村居住过，领略过那些冗长、乏味、安静的傍晚，看到连狗也烦闷得不肯吠叫，似乎时钟也懒得滴答滴答响了，要是有谁在这样的傍晚给醒来的良心惊扰得心乱如麻，神魂不定地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时而要压制自己的良心，时而要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那他一定会理解在那舒适的小房间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嗓音，说我是一个坏人的时候，我会感到多么快乐，多么欢喜。我不明白我的良心需要什么，可是我的妻子倒象翻译家似的，按照女人的方式清清楚楚地对我阐明了我的心神不宁的含义。如同我以前心情极其不安的时候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我猜出，整个关键并不在于那些饥民，而在于我没有成为一个我应该成为的人。 我妻子费力地站起来，走到我跟前。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她说，凄凉地微笑着。“请您原谅，我不相信您的话，您是不会离开此地的。不过我再请求一次。这些东西，”她指着她那些文件说，“随您说它们是自欺，是女人的逻辑，是错误，都由您，可是请您不要再管我的事。生活里给我留下的只有这一点点了。”她背过脸去，沉默了一忽儿。“以前，我什么也没有。我在跟您争吵上耗尽了我的青春。现在我总算抓到这个工作，我活过来了，我幸福了。我觉得，我找到这个工作就仿佛找到了我生活下去的正当理由似的。” “ Natalie，您是一个有思想的好女人，”我说，热情洋溢地瞧着我的妻子，“您做的事和您说的话都美好而且聪明。” 为了掩盖我的激动，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 Natalie，”过了一分钟，我接着说，“我临行前，想要求您：作为一种特别的照顾，帮助我为那些饥民做点事！” “我能帮什么忙呢？”我妻子说，耸一耸肩膀。“也许只有认捐单能帮您忙吧？” 她在那些纸里翻一阵，找到了那张认捐单。 “您捐点钱吧，”她说，从她的口气可以听出她并不十分看重她这张认捐单。“除此以外，您不可能用别的方式参加这个工作了。” 我拿过那张纸来，写上：“匿名氏，五千。” “匿名氏”三个字带有一种不好的、做假的、虚荣的意味，然而这是我一直到发现妻子满脸通红，匆匆地把这张纸塞进那堆纸里的时候才体会到的。我们两个人都害臊了。我感到我无论如何也得马上把这件不妥当的事弥补一下才成，否则以后我到火车上，到彼得堡，还是会觉得羞愧。可是怎么样弥补呢？该说什么话呢？ “我赞成您的工作， Natalie，”我诚恳地说，“我祝您一切顺利。不过，请您容许我在临别的时候给您进一个忠告。 Natalie，您对索包尔，一般地说对您的助手们，都要小心提防，不要轻易信任他们。我并不是说他们不老实，不过他们都不是贵族，都是些没有思想的人，他们没有理想和信仰，没有生活目标，没有明确的原则，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卢布。卢布，卢布，卢布！”我说着，叹口气。“他们喜欢那种轻易到手和白白得来的面包，在这方面他们越是受过教育，对工作却越是危险。” 我的妻子走到躺椅那儿，躺下来。 “思想啦，有思想原则啦，”她无精打采，勉强地说，“原则性啦，理想啦，生活目标啦，原则啦……每逢您要糟蹋人，侮辱人，说不中听的话，您总是用这些词藻。您就是这么个人！如果容许您带着这种见解，带着这种对人的态度参加工作，那无异于头一天就把工作弄得一败涂地。现在该明白这一点了。” 她叹口气，沉默一忽儿。 “这是性情粗鲁，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她说。“您受过教育，有教养，可是实际上您还是个……西徐亚人①！这是因为您过的是闭塞的、充满憎恨的生活，什么人也看不见，而且除了工程书以外，您什么书也不看。可是，好人有的是，好书有的是！是的。……不过我累了，说话吃力了。我得睡觉了。” “那我走了， Natalie，”我说。 “好，好。…… Merci.……” 我呆站了一忽儿，回到楼上我的房间去。过了一个钟头，那是一点半钟，我举着蜡烛又走下楼，打算跟我的妻子谈话。 我不知道我要对她说什么，可是觉得我有重要的、非说不可的话要对她说。她不在工作室里。她寝室的房门关紧了。 “ Natalie，您睡了吗？”我轻声问。 没有答话。我在门旁站了一忽儿，叹一口气，走进客厅。 在那儿，我在长沙发上坐下，吹熄蜡烛，在黑暗中一直坐到天亮。 「注释」 ①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三世纪黑海北岸的草原游牧民族，在此借喻野蛮人。 《妻子》六 六 早晨十点钟，我坐雪橇到火车站去。天气不算太冷，然而天上落下大片的湿雪，刮着不舒服的潮风。 我们经过一个池塘，然后穿过一片小桦树林，开始顺着大路爬上我在窗子里看得见的高冈。我回过头去，想最后看一眼我的房子，可是大雪纷飞，什么也看不见。过一忽儿，前面，象在雾里一样，现出一些乌黑的农舍。那就是彼斯特罗沃村。 “假如日后有一天我发了疯，那就都得怪这个彼斯特罗沃村，”我暗想，“它把我害苦了。” 我们走到村子的街上。那些农舍的所有屋顶都是完整的，没有一个屋顶拆毁，可见我的总管说谎。有一个男孩拉着一 辆小雪橇，上面坐着一个小姑娘，手里抱着一个小娃娃。另一个男孩大约三岁，脑袋象女人似的包得严严实实，手上戴着大手套，伸出舌头去想接住飞下来的雪，一边在笑。这时候迎面驶来一辆载干柴的大车，旁边走着一个农民，谁也看不清他的胡子原是白的呢，还是因为粘着雪而发白。他认出我的车夫，对他微笑，说了一句什么话，见着我不由自主地脱掉帽子。有几条狗从院子里跑出来，好奇地瞧着我的马。一 切都安静，平常，朴实。那些移民回来了，没有粮食，农舍里“有人哈哈大笑，有人气得发疯”，可是眼前的种种情形却那么平淡，甚至叫人不能相信真有过那样的事。这儿没有慌张失措的脸，没有哀求救济的声音，没有哭泣，没有咒骂。四 下里一片静寂，有生活的秩序，有孩子，有小雪橇，有竖起尾巴的狗。那些孩子也好，方才遇见的那个农民也好，都没有心神不宁的样子，然而为什么我这样心神不宁呢？ 我瞧着笑吟吟的农民，瞧着戴大手套的男孩，瞧着农舍，想起我的妻子，这才明白任什么灾难也打不倒这些人。我觉得空中已经弥漫着胜利的气息，我感到骄傲，有心对他们嚷叫：我也跟他们一伙。可是我那些马已经跑出村子，来到旷野上，雪在飘飞，风在怒号，我只能一个人守着我的思想。在成千上万为人民工作的人群当中，生活本身却把我一个人抛出来，象是抛弃一个不必要的、没有能耐的坏人。我成了障碍，成了人民灾难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于是人们把我打败，丢在一边了。我急急忙忙地赶到火车站，想离开此地，躲到彼得堡，躲到大莫尔斯卡亚街上的一家旅馆去。 过了一个钟头，我们到了火车站。一个胸前戴着号牌的铁路巡查员和车夫把我的皮箱抬进妇女候车室。车夫尼卡诺尔把衣襟塞在腰里，穿着毡靴，周身给雪弄湿，很高兴我出门，对我好意地微笑着，说：“一路顺风，大人。上帝保佑您路上平安。” 顺便说一句：大家都称呼我大人，其实我不过是个六品文官，是个少年侍从罢了。铁路巡查员说火车还没有从上一 站开出。我只好等着。我走到外面，由于一夜没睡而脑袋发沉，两条腿乏得几乎走不动。我毫无目的地往水塔那边走去。 四下里一个人影也没有。 “为什么我要走呢？”我问自己。“那边有什么东西在等我？ 无非是我已经很久不来往的熟人啦，孤独啦，饭馆的膳食啦，嘈杂啦，伤我眼睛的电灯光啦。……我要到哪儿去？为什么要去？为什么我要去呢？“ 再者，跟我的妻子一句话也没说就扬长而去，也未免奇特。我觉得我会弄得她莫名其妙。我临走应该对她说明，她讲得对，我确实是个坏人。 等到我从水塔那边走回来，站长已经从门里出来，以前我有两次把他告到他的上司那儿去。由于风雪很大，他竖起上衣的衣领，缩起脖子，走到我跟前，把两个手指头举到帽沿那儿，带着慌张的、勉强恭敬的、充满憎恨的脸色告诉我，说这班火车误了二十分钟，我是不是愿意此刻到暖和的地方去等车。 “谢谢您，”我回答说，“可是我多半不走了。请您吩咐我的车夫等一等。我还要考虑一下。” 我在月台上走来走去，暗想：我走不走呢？等到火车到站，我却决定不走了。在家里等着我的将是我妻子大惑不解的神色，也许还有她讥诮的笑容，外加楼上那种阴郁的气氛和我本人心神不宁的情绪。不过在我这种年纪，这总比两天两夜跟许多陌生人一起坐火车到彼得堡去，随时意识到我的生活对任何人和任何事业都不必要，一天天临近结束，毕竟要使人觉得轻松点，也多少亲切点。是啊，不管怎样还是回 家的好。……我走出火车站。可是，家里的人本来看到我出外，都挺高兴，如今我又回去，而且是白天回去，未免会扫兴。那么我不妨把这一天在邻居家里消磨过去，晚上再回家。 可是到谁家去呢？有些邻居跟我保持着紧张的关系，有些邻居我又根本不相识。我思忖了一阵，想起伊凡·伊凡内奇来了。 “我们到布拉京家去！”我在雪橇上坐下，对车夫说。 “很远呐，”尼卡诺尔说，叹了口气。“大概有二十八俄里，或者足足三十俄里哩。” “麻烦你了，好朋友，”我说，从我的口气听起来，好象尼卡诺尔有权利不听我的命令似的。“走吧，劳驾！” 尼卡诺尔怀疑地摇头，慢腾腾地说，现在该换辕马才成，不是那种彻尔克斯式的，而是“庄稼汉”式的，或者“黄雀”式的。他犹豫不决地伸出戴着手套的手，拿起缰绳来，仿佛等我改变主张似的。他略微欠起身子，想一想，然后才挥动鞭子。 “一连串虎头蛇尾的行动，……”我暗想，把脸藏在衣领里，躲开飘来的雪。“我发疯了。得，随它去吧。……”尼卡诺尔来到很高很陡的山坡上，先是小心地放马下坡，可是走到半山坡上，马忽然不听使唤，飞快的奔下坡去。他怔了一下，抬起胳膊肘，用我以前从没听他叫过的撒野的和发狂的声音喊道：“嘿，咱们叫将军坐着快车兜风吧！要是你们跑坏了，将军会买新的，宝贝儿！喂，小心，把你们累死啦！” 直到这时候，雪橇已经跑得非常快，我都透不过气来了，才发觉原来他已经喝得大醉。大概他在火车站上喝过一通酒。 到峡谷底下，冰碎裂了，有一小块裹着马粪的硬雪从大路上跳起来，打在我的脸上，打得很痛。狂奔的马一口气冲上山去，跟方才下山一样快，我还没来得及向尼卡诺尔喊叫一声，那辆由三匹马拉着的雪橇就已经在平地上飞驰，窜进一个古老的云杉林，两旁高大的云杉把毛茸茸的白爪子向我身边伸过来。 “我发了疯，车夫喝醉了酒，……”我想。“这可真妙！” 我正碰上伊凡·伊凡内奇在家。他笑得直咳嗽，把头放在我的胸上，说出他一遇见我就必定要说的话：“您越来越年轻了。我不知道您是用什么颜料染您的头发和胡子的，应当给我一点才是。” “我是来回拜您的，伊凡·伊凡内奇，”我撒谎说。“您别见怪，我是京城人，讲究礼尚往来，习惯成自然了。” “很高兴，好朋友！我老糊涂了，喜欢面子。……是啊。” 从他的声调和他那快乐得微笑的脸上，我看得出我这次来访使他受宠若惊。在前厅，有两个村妇给我脱掉皮大衣，由一个穿红色衬衫的农民把它挂在衣钩上。我和伊凡·伊凡内奇一块儿走进他的小书房，有两个光脚的姑娘正坐在那儿地板上，看一本硬封面的画册。她们看见我们来了，就跳起来，跑出去，接着，立刻有个又高又瘦、戴着眼镜的老太婆走进来，向我规规矩矩一鞠躬，从长沙发上拿走一个枕头，从地板上拾起那本画册，走出去了。从隔壁房间里不断传来低语声和光脚走路声。 “我在等大夫来吃饭，”伊凡·伊凡内奇说。“他答应从诊疗所出来，就到我这儿来。是啊。他每个星期三都在我家里吃饭，求上帝赐给他健康。”他向我这边探过头来，吻我的脖子。“您来了，好朋友，那么可见您没有生气，”他喘吁吁地对我小声说。“别生气，亲爱的。是啊。也许心里不好受，可那也别生气。我在死以前，只求上帝一件事：让我同大家老老实实，和睦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是啊。” “对不起，伊凡·伊凡内奇，我要把一只脚放在这把圈椅上，”我说，感到十分疲劳，不能正襟危坐了。我往长沙发的紧里面一坐，把一只脚放在圈椅上。我的脸遭过风吹雪打以后正在发烧，我的全身似乎都在吸进热气，因而变得瘫软了。 “您这儿真好，”我接着说，“温暖，软和，舒服。……还有鹅毛笔，”我看一眼写字台，笑着说，“撒沙器①。……”“啊？是啊，是啊。……这张写字台和那边一个红木柜子都是一个无师自通的木匠格列勃·布狄加给我父亲做的，他是茹科夫将军的农奴。是啊。……他在这一行当中称得上是大艺术家了。” 他无精打采，用快要睡着的人的声调对我讲木匠布狄加的事。我听着。后来伊凡·伊凡内奇走到隔壁房间，叫我看一个红木衣柜，这柜子特别好看，也特别便宜。他用手指头敲一阵衣柜，然后叫我注意看一个现在已经见不到的带画的瓷砖火炉。他也用手指头敲了敲火炉。那个衣柜、那个瓷砖火炉、那些圈椅、那些用毛线和丝线在十字布上绣成并且镶在结实而难看的框子里的图画，都发散出好心和满足的气息。 我回想当年我还是小孩子，常跟母亲到这儿来参加命名日宴会的时候，所有这些家具就已经按照同样的格局放在同样的地方，于是我简直不能相信它们有一天会不复存在。 我心想：布狄加和我有多么大的差别呀！布狄加制造东西首先注重结实牢固，认为这才是主要点。他对人类的长存赋予一种特殊的意义，根本不想到死亡，大概也不大相信有死亡的可能；可我呢，在我修建那些要存在一千年的铁路桥梁和石桥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想：“这种东西不会永久存在。 ……这种东西没什么道理。“如果日后有一位精明的艺术史家凑巧看见布狄加的柜子和我的桥，他就会说：”这是两个人做的，各有特色：布狄加热爱人类，不允许自己想到他们会死亡，会消灭，因此做家具的时候所设想的是不死的人；而阿索陵工程师呢，既不爱人类，也不爱生命，甚至在快乐的创造时刻也不觉得死亡、消灭、止境之类的想法可憎，所以，您看，他这些线条多么渺小，局促，胆怯，可怜。……“”我只给这些房间生上火，“伊凡·伊凡内奇领我看他那些房间，喃喃地说。”自从我妻子去世，我儿子在战场上阵亡以后，我就把客厅和大厅关起来不用了。是啊，……瞧。 ……“ 他推开一个房门，我看见一个大房间，里面立着四根柱子，放着一架旧钢琴，地板上有一堆豌豆。那儿有一股寒气和潮气。 “另一个房间里放着花园里用的长凳，……”伊凡·伊凡内奇唠叨说。“现在再也没有人跳玛祖卡舞了。……我就把房间锁上了。” 传来一片嘈杂声。原来索包尔医师来了。他冷得搓手，理顺他那潮湿的胡子，这当儿，我看出来：第一 ，他生活得很乏味，所以看见伊凡·伊凡内奇和我很高兴；第二 ，他是个头脑有点简单的天真汉。他瞧着我，从他的神情看来，好象我很高兴跟他见面，对他很感兴趣似的。 “我有两夜没睡了！”他说，天真地瞧着我，理顺他的胡子。“有一夜是忙着接生，有一夜让臭虫咬了个通宵，我是在农民家里过夜的。您知道，我困得要命。” 他挽住我的胳膊，把我拉进饭厅去，现出一种神情，仿佛这种事除了使我感到愉快以外不会有别的感觉。他那对天真的眼睛，他那件揉皱的上衣，他那个价钱便宜的领结，他那股碘酒的气味，给我留下不愉快的印象。我觉得好象到了下层社会。我们围着桌子坐下，他给我斟上白酒，我无可奈何地微笑着，喝下去。他在我的碟子上放一小块火腿，我乖乖地吃下去。 “ Repetitio est m ater studiorum，②”索包尔说，匆匆喝下第二杯酒。“信不信由您，我看见了好人，心里一高兴，连睡意都没有了。我成了乡下人，在穷乡僻壤变野了，变俗了，可是，诸位先生，我仍旧是知识分子，我要诚恳地对你们说：没有人作伴可真难过啊！” 仆人端来凉的白乳猪加洋姜和酸奶油，随后是油腻滚烫的白菜汤，外加猪肉和荞麦粥，粥里腾起一股热气。医师仍旧说个不停，我马上就确信，他是个性格软弱、外表不整、遭际不幸的人了。他喝下三杯酒便醉了，不自然地活泼起来，吃很多东西，嗽喉咙，吧嗒着嘴唇，用意大利话称呼我“大人”。他天真地瞧着我，好象相信我很高兴看见他，听他讲话似的。他告诉我说，他早已跟他的妻子离婚，把四分之三的薪水拨给她用。她住在城里，带着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过活，他喜欢这些孩子。此外，他说他爱上一个寡妇，是个女地主，受过教育，可是他很少到她那儿去，因为他为工作一天忙到晚，根本没有空闲的时间。 “成天价不是守在医院里就是在赶路，”他说，“我可以向您起誓，大人，这是实情：不要说没有工夫去看我所爱的女人，就连读书也没有时间。十年以来我什么书也没读过！十 年啊，大人！讲到我的经济方面，那么请您问一声伊凡·伊凡内奇就知道了：有的时候连买烟草的钱都没有。” “不过您在精神方面是愉快的，”我说。 “什么？”他问，眯起一只眼睛。“不，我们还是喝酒的好。” 我一面听医师讲话，一面按照我由来已久的习惯，用通常的尺度衡量他，看他是唯利是图者还是理想主义者，爱不爱卢布，是否有合群的天性等，可是没有一种尺度用得上，就连近似的也没有。说来奇怪，如果我光是听他说话，看着他，我倒十分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可是我一旦用我的尺度衡量他，那么尽管他为人坦率而朴实，却变成一个异常复杂、分辨不清、不可理解的人了。我问我自己：这个人会挪用别人的钱，辜负别人的信任，喜欢白白得来的面包吗？这个以前显得严肃重大的问题，现在却显得幼稚，肤浅，不该提了。 仆人送来馅饼，然后，我记得，他们每上一道菜就要停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就利用这些空当喝果子露酒。他们前后送上来的菜有酱汁鸽子、杂碎、烤乳猪、鸭子、山鹑、花椰菜、甜馅饺子、乳渣加牛奶、果子羹，最后一道是果酱煎饼。起初，特别是白菜汤和粥，我吃得津津有味，到后来，却在随口吃东西，吞下去，苦笑，辨不出滋味了。由于那盘热汤和房间里的闷热，我脸上烧得厉害。伊凡·伊凡内奇和索包尔也脸红了。 “为您太太的健康干杯，”索包尔说。“她喜欢我。请您对她说：御医问候她。” “说实在的，她真幸运！”伊凡·伊凡内奇说，叹口气。 “她没有奔走，没有操心，没有忙乱，可是结果，她现在成了全县头一号人物了。几乎全部工作都掌握在她的手里，所有的人都聚在她的四周，有大夫，有地方自治局那些长官，有太太们。对那些真正的人来说，这种事就象是自动发生的。是啊。……苹果树用不着操心就长出了苹果，那是自动长出来的。” “冷漠的人才不操心，”我说。 “啊？是啊，是啊，……”伊凡·伊凡内奇没有听清，喃喃地说。“这是实在的。……用不到操心。……对，对。……说的就是。……只要在上帝面前，在人面前保持公道，别的都不用管。” “大人，”索包尔庄重地说，“您看一看四周围的大自然吧，您的鼻子或者耳朵从您的大衣领子里一露出来，它们马上就会冻得掉下来。在旷野上只要待一个钟头就会被雪盖没。乡村跟留里克③时代一模一样，一点也没有改变，农民仍旧是贝琴涅戈人④和波洛韦茨人⑤。他们只知道火灾，饥荒，用各种方法跟自然界作斗争。我要说什么来着？对了！您知道，如果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情况好好想一想，看一看，分析一下，那么，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不是生活，而是戏院起火！在这种地方，凡是跌倒的，吓得大叫、乱跑的人，都是秩序的头号敌人。应当站得笔直，睁大眼睛留神瞧，不能惊慌失措！在这种地方，根本没有工夫哭天抹泪，干无关紧要的小事。既然是跟自然界的力量打交道，那就得用同样的力量去对付它，要坚定，不让步，跟石头一样。不是这样吗，老爷爷？”他转过脸去对伊凡·伊凡内奇说，笑了起来。“我自己象个娘们儿，窝囊废，萎靡不振的人，所以我受不了软弱。我不喜欢那些无聊的感情！有的人发愁，有的人胆怯，有的人这时候跑到这儿来，说：”好家伙，你们一口气吃十道菜，居然还谈挨饿的人！‘这是无聊，愚蠢！还有些人，大人，会责备您家财豪富。大人，对不起，“他接着大声说，把手放在胸口上，”您给我们的法院侦讯官找了些活儿干，要他黑夜白日为您捉拿窃贼，对不起，这从您那方面来说也是无聊。我喝醉了，所以现在才会说出这些话来，不过您要明白，这是无聊！“ “谁要他操这份心呢？我不明白，”我站起身来，说。我忽然羞愧得不得了，难过得不得了，在桌子旁边走来走去。 “谁要他操这份心呢？我根本没有要求过他。……叫他见鬼去吧！” “他拿住三个农民，又放了。原来他捉错了，眼前正在捉拿新的呢，”索包尔说，笑起来。“这是罪过呀！” “我根本没有要求他操这份心，”我说，激动得要哭出来。 “他这么干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呢？嗯，好，就算我不对，我做错了，就算是这样，可是他们为什么极力给我多添点错处呢？”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索包尔安慰我说。“得了！ 我喝醉了酒，所以才会说出这些话来。我的舌头是我的仇人。 得了，“他说，叹口气。”饭也吃了，酒也喝了，现在该睡一 觉了。“ 他从桌旁站起来，吻一下伊凡·伊凡内奇的头，由于酒足饭饱，一路歪斜地走出饭厅。我和伊凡·伊凡内奇默默地吸烟。 “我呢，亲爱的，饭后是不睡觉的，”伊凡·伊凡内奇说，“请您到休息室去歇一歇吧。” 我同意了。在被人称为休息室的、半明半暗的、生着旺火的房间里，沿墙放着几张又长又宽的长沙发，结实而沉重，都是木匠布狄加的产品，上面高高地放着柔软的白被褥，多半是那个戴眼镜的老太婆铺的。索包尔已经躺在一张沙发床上，脱了上衣和靴子，脸对着沙发背，睡着了；另一张沙发床在等我。我脱掉上衣和靴子。疲劳啦，弥漫在这个安静的休息室里的布狄加的阴魂啦，索包尔的轻微亲切的鼾声啦，降伏了我，我就乖乖地躺了下去。 立刻，我梦见妻子、她的房间、带着憎恨脸色的站长、一 堆堆雪、戏院里的火灾。……我还梦见从我的谷仓里偷去二 十大袋黑麦的农民。……“侦讯官把他们放了，毕竟是件好事，”我说。 我被自己的说话声惊醒，迷迷糊糊地瞧了一忽儿索包尔宽阔的后背、他的坎肩的扣子、他那圆滚滚的脚后跟，然后又躺下，睡着了。 等我第二次醒过来，天已经黑了。索包尔在沉睡。我心里平平静静，想赶快回家。我穿上衣服，走出休息室。伊凡·伊凡内奇坐在他书房里的一张圈椅里，一动也不动，瞧着一个地方出神，大概我睡觉的时候他一直照这样呆坐着。 “真好！”我说，打了个呵欠。“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好象我是在复活节开斋以后醒过来似的。今后我要常到您这儿来。 告诉我，我妻子以前到您这儿来吃过饭吗？“ “来……来……来……来过，”伊凡·伊凡内奇喃喃地说，极力让身子活动一下。“上个星期六她就来吃过饭。是啊。……她喜欢我。” 略略沉默一忽儿，我说： “伊凡·伊凡内奇，您说过我性情不好，跟我难于相处，您还记得吗？可是，应该怎么办才能改变这种性情呢？” “我不知道，好朋友。……我是个没用的人了，老得皮肉发松，不会给人出主意了。……是啊。……那一回我跟您说那些话，是因为我爱您，爱您的妻子，爱您的父亲。……是啊。我快要死了，我何必瞒着您不说，或者说谎呢？我爽快地说吧：我十分爱您，然而我不尊敬您。是啊，不尊敬您。” 他回转身来对着我，喘着气小声说： “要尊敬您是不可能的，好朋友。从外表看来，您倒象是个真正的人。您的外貌和气派很象法国总统卡尔诺⑥呢，前几天我在画报上看见过他，……是啊。……您谈吐不俗，人也聪明，官品很高，高不可攀，不过，好朋友，您缺乏真正的灵魂。……您的灵魂没有力量。……是啊。” “一句话，我是个西徐亚人，”我说，笑起来。“不过，我的妻子怎么样？您跟我谈一谈我妻子的事吧。您比较了解她。” 我打算谈一谈我的妻子，可是索包尔走进来，把话岔开了。 “我睡了个觉，洗了个脸，”他说，天真地瞧着我，“我再喝一杯加罗姆酒的茶，就要回家去了。” 「注释」 ①供吸干纸上的墨水用。 ②拉丁语：复习是学问的母亲（求学贵在温习）。 ③留里克，传说中俄罗斯国家的缔造者。在此借喻古代。 ④东南欧突厥语系的古代民族之一 ，在此借喻“野蛮人”。 ⑤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在南俄草原游牧的突厥语系民族，在此借喻“野蛮人”。 ⑥卡尔诺（１８３７—１８９４），自一八八七年起任法国总统。 《妻子》七 七 这时候已经是傍晚七点多钟。把我们从前厅送到门外的，除了伊凡·伊凡内奇以外，还有几个农妇，那个戴眼镜的老太婆，几个姑娘和一个农民，他们流着眼泪，说了种种吉祥话。在那些马旁边，在黑地里，有些人提着灯站在那儿，或者走来走去，他们指点我们的车夫该怎么赶路，走哪条路最好，而且纷纷祝我们一路平安。那些马啦，雪橇啦，人啦，都是白的。 “他家里怎么会有这许多人？”我问，这时候我那辆三套马雪橇和医师的双套马雪橇正缓缓地驶出院子。 “这都是他的农奴，”索包尔说。“新条例①还没有传到他这儿。有些老仆人要在他的家里一直待到死；还有各式各样没处安身、无依无靠的人；又有些人硬要住在这儿，赶也赶不走。古怪的老头儿！” 又是马的飞奔，醉醺醺的尼卡诺尔的反常的叫声，大风，纠缠不已、飞进人的眼睛和嘴里和皮大衣的各处皱褶里的白雪。 “鬼支使我东奔西跑！”我想。我雪橇上的铃铛和医师的铃铛互相呼应，大风怒号，车夫们呐喊，在这种疯狂般的闹声中我想起这希奇古怪的一天的种种情形，这在我一生中要算是仅有的一次了。我觉得我真的疯了，或者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仿佛今天以前的我，如今在我看来已经成为陌生人了。 医师的雪橇跟在后面跑，他一直跟他的车夫大声说话。有的时候他追上我了，跟我并排赶路，仍旧天真地相信这在我一定很愉快。他请我吸纸烟，向我要火柴。或者。他一追上我就忽然在雪橇上站起来，挺起身子，挥动他那几乎比胳膊长一倍的皮大衣袖子，嚷着说：“快呀，瓦斯卡！赶过那个阔佬去！加油，小猫！” 医师那些“小猫”就在索包尔和他的瓦斯卡的幸灾乐祸的响亮笑声中冲到前头去了。我的尼卡诺尔生了气，勒住那三匹马，可是等到医师的铃声听不见了，他却抬起胳膊后，大喝一声，我那三匹马就发疯般猛追上去。我们跑进一个什么村子。眼前闪过稀疏的灯火和农舍的轮廓，有人喊叫一声：“嘿，这些魔鬼！”雪橇似乎已经跑了两俄里光景，那条街却还在往前伸展，看不见尽头。等到我们追上医师，两辆雪橇都慢下来，他就向我要火柴，说：“您来供养这条街上的农民吧！要知道，此地这样的街有五条呢，先生。站住！站住！”他嚷道。“拐弯到小饭铺去！我们得取一下暖，马也得休息一下。” 我们在一个小饭铺旁边停下来。 “在我住的教区里，这样的村子不止一个，”医师说着，推开一扇装着吱吱响的滑车的门，让我先走进去。“就是大白天来看一看，也还是看不到这条街的尽头，而且另外还有许多小巷，弄得人只有搔头皮的份儿。要出力都很难听。” 我们走进迎客的“正屋”，那儿有浓重的桌布气味。我们进门的时候，一个睡眼惺忪的农民从长凳上跳了起来。他穿着坎肩，衬衫没有塞进裤腰里。索包尔要啤酒，我要茶。 “想出力都很难啊，”索包尔说。“您的太太有信心，我佩服她，尊敬她，可是我自己的信心不大。只要我们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仍旧带有普通的慈善工作的性质，如同孤儿院或者残废院那样，那么，我们就只是在耍花招，蒙蔽人，欺骗自己而已。我们的态度应当实实在在，建立在计算、知识和公正上。我的瓦斯卡在我家做了一辈子工人，如今他那儿没有收成，他挨饿，得了病。如果我现在每天给他十五个戈比，那我是想借此恢复他原先的工人地位，也就是说我首先是要维护我的利益；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把这十五个戈比叫做赈济，补助，做好事。现在我们就来照这样谈一谈这种赈济。按照最起码的计算，每家五口人，每口人七个戈比，那么要养活一千家人，每天就得散发三百五十卢布。这个数字是由我们对那一千家人实实在在、义不容辞的态度所规定的。可是，我们每天不是给三百五 ，却只给十个，还说这就是赈济，补助，为此您的太太和我们这些人都成了好得出奇的人，引得大家为我们的人道主义喝采。事情就是这样，老兄！唉，要是我们少谈点人道主义，多算一算，想一想，而且本着良心对待我们的责任就好了！我们当中有多少这样富于感情的人道主义者呀，他们真心诚意拿着认捐单，挨家挨户地跑，可是他们的裁缝和厨娘的工钱，他们却扣着不给。我们的生活没有道理可讲，就是这么的！没有道理可讲！” 我们沉默了一忽儿。我暗自计算一下，说：“我想养活一千家人二百天。您明天来我这儿谈谈吧。” 我这些话说得很朴实，我自己觉得很满意。使我高兴的是，索包尔回答得更朴实：“行。” 我们付过该付的帐，走出这家小饭铺。 “我喜欢这样坐车赶路，”索包尔说，在雪橇上坐下。“大人，请您把火柴借给我用一用，我把我那盒忘在小饭铺里了。” 过了一刻钟，他那辆双套马雪橇落在后面了。在风雪的呼啸声里，听不到他的铃铛声了。我回到家，在我那些房间里走来走去，仔细考虑，尽量想弄明白我的处境。至于我该对妻子说什么话，我脑子里却一句也想不出，一个字也想不出。我的头脑不灵了。 我什么也没想出来，却下楼去找我的妻子了。她在她的房间里站着，仍旧穿着那件粉红色长衫，仍旧保持着那种姿势，仿佛要拦住我，不准我去碰她那些文件似的。她脸上现出困惑和讥诮的神情。看得出来，她听说我已经回来，就准备好不象昨天那样哭出声来，也不提出要求，也不为自己辩护，而只是嘲笑我，带着轻蔑回答我的话，采取果断的行动。 她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既是这样，那我们就分手吧。 “ Natalie，我没有走掉，”我说，“然而这不是欺骗。我神志失常，衰老，病了，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总之，您爱怎么想，都随您。……我总算战战兢兢，战战兢兢地把原来的我摆脱了，我看不起他，为他害臊。不过，从昨天起，在我心里出现的新人，却不容许我走掉。请您不要赶走我， Natalie！” 她定睛瞧着我的脸，相信了我的话，她的眼睛里闪着不安。有她在面前，我的心陶醉了，再加上她的房里温暖，我的身子也暖和过来了。我对她伸出手，象说梦话似的喃喃道：“我要对您说：除了您以外，我连一个亲人也没有。我从未没有一分钟不留恋您，只是顽强的虚荣心不容许我承认这一点。当初我们照夫妇那样生活过的日子，如今是无法挽回 了，其实也不必挽回 ，您就叫我做您的仆人，把我所有的财产都拿去，按您的心意散发出去吧。现在我心里踏踏实实，Natalie，我心满意足。……我心里踏实了。……”我妻子带着好奇的神情凝视着我的脸，忽然轻轻地叫了一声，哭起来，跑进隔壁房间去了。我回到楼上我自己的房间。 过了一个钟头，我已经坐在我的桌子边，写《铁路史》，那些挨饿的人不再妨碍我做这个工作。现在我不再感到心神不宁了。这以后，不管是有一天我同我妻子和索包尔一块儿在彼斯特罗沃村巡查农舍的时候看到的混乱情形，也不管是凶险的谣传，周围的人的错误，我的老年的临近，都不能使我心神不宁了。如同战场上那些飞过的炮弹和枪弹不会妨碍士兵们谈自己的事，吃东西，修理皮靴一样，那些挨饿的人也不来妨碍我安静地睡觉，做我个人的工作了。我家里也罢，我院子里也罢，远处，四面八方也罢，都在沸腾着医师索包尔称之为“慈善的狂欢”的工作。我的妻子常到我的房间里来，眼睛不安地打量我的房间，仿佛在搜寻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去送给那些挨饿的人，为的是要“找到自己生活下去的正当理由”。我看出来，由于她，不久我们的财产就会一点也不剩，我们就要穷了。然而这也没有使我激动，我对她快活地微笑。以后会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注释」 ①指一八六一年俄皇颁布的农奴解放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