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1897年作品》 《农民》一 契诃夫1897年作品 农民 一 莫斯科一家旅馆“斯拉夫商场”的一名跑堂尼古拉·奇基利杰耶夫得病了。他的下肢麻木，行走困难，结果有一天，他在过道里绊了一下，连同托盘上的火腿烧豌豆一起摔倒了。他只得辞去职务。他去求医，花光了自己和妻子的积蓄，已经难以维持生计，再说没有事做实在无聊，于是他拿定主意不如回到乡下老家去。在家里不只养病方便些，生活费用也会省得多。难怪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呢。 他们是在傍晚时分回到故乡茹科沃村的。在他儿时的记忆中，自己的家总是那么明亮、舒适、方便，可是现在，当他跨进家门，他简直吓了一跳：木屋里又暗又挤又脏。跟他一道回来的妻子奥莉加和女儿萨莎望着炉子惊呆了：炉子大得几乎占去半间屋，让煤烟和苍蝇弄得黑糊糊的。有多少苍蝇啊！炉子歪了，四壁的原木倾斜了，看上去小木屋随时都会塌下来。在前面墙角放圣像的地方，旁边贴满了瓶子上的商标和剪下来的报纸——这些权当画片。穷啊，穷啊！大人都不在家，都去收割庄稼了。炉台上坐着一个六八岁的小姑娘，淡黄头发，没有梳洗，表情冷淡。她甚至没有瞧一眼进来的人。炉台下一只白猫在炉叉上蹭背。 “咪咪，咪咪”萨莎唤它，“咪咪！” “我们家的猫听不见，”小姑娘说，“它聋了。” “怎么会呢？” “就是聋了。挨打了。” 尼古拉和奥莉加看一眼就明白这里的生活怎么样，但谁也没有向对方说出来。他们默默地放下包裹，又默默地走到街上。他们的房子是村头第三家，看样子是最穷困、最破旧的了。第二家也好不了多少，可是尽头的一家却有铁皮屋顶，窗子上挂着窗帘。这所孤零零的房子没有围墙，那是一家小饭馆。所有的农舍排成一行，整个小村安然寂静，各家院子里的柳树、接骨木和花椒树都探出墙来，景致煞是好看。 在农家的宅旁地之后，一道陡峭的土坡通向河边，坡上这儿那儿的粘土里露出一块块大石头。在这些石头和陶工挖出的土坑之间，有一些弯弯曲曲的小道，成堆的陶器碎片，有褐色的，有红色的，遗留在那里。山坡下面是一片广阔而平整的绿油油的草场。草场已经割过，此刻只有农家的牲畜在游荡。那条河离村有一俄里远，河水在绿树成荫的美丽的河岸间婉蜒而去。河那边又是很大一片草场，草场上有牲畜，成排成排的白鹅。草场过去，跟河的这边一样，一道陡坡爬到山上。山顶上有个村子和一座五个圆顶的教堂，再远一点是地主的庄园。 “你们这地方真好！”奥莉加说，对着教堂画着十字，“多么开阔啊，主啊！” 正在这时候，响起了教堂的钟声，召唤人们去做彻夜祈祷（这是礼拜天的前夜）。坡下的两个小姑娘正抬着一桶水，她们回过头去望着教堂，听那钟声。 “这会儿‘斯拉夫商场’正好开饭……”尼古拉出神地说。 尼古拉和奥莉加坐在陡坡边上，看着太阳怎样落山，那金黄的、紫红的晚霞怎样映在河里，映在教堂的窗子上，映在四野的空气中。空气柔和、宁静、说不出的纯净，这在莫斯科是从来没有的。太阳落山，一群群牛羊阵阵地、哗哗地叫着回村来，鹅群也从对岸飞过河来。随后四下里静下来，柔和的亮光消失了，昏暗的暮色很快就降落下来。 这时候，尼古拉的父亲和母亲回家来了，两位老人身材一般高，同样消瘦、驼背、掉了牙。两个女人，儿媳妇玛丽亚和菲奥克拉，白天在对岸地主家帮工，这时也回家来了。玛丽亚是哥哥基里亚克的妻子，有六个孩子。菲奥克拉是弟弟杰尼斯的妻子，有两个孩子，杰尼斯现在在外面当兵。尼古拉走进木房，看到一大家子的人，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身子在高板床①上、在摇篮里、在所有的屋角果蠕动，看到老人和女人们怎样把黑面包泡在水里，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这当儿他想到，他，一个有病的人，没有钱，还拖着一家人，回到老家来是错了，错了！ ①乡村木房中装在炉子和侧壁之间，有一人高，很宽。 “基里亚克哥哥在哪儿？”大家打过招呼后他问道。 “他在一个商人家里当看守人，”父亲回答，“守林子。他是个不错的庄稼人，就是酒灌得大多。” “不挣钱的人！”老太婆抱怨说，“我们家的汉子都命苦，从不拿东西回家，反倒从家里往外拿。基里亚克酗酒，老头子呢，用不着隐瞒，也认得上小酒馆的路。惹得圣母娘娘生气啦。” 因为来了客人才烧起了茶炊。茶水里有一股鱼腥味。灰色的糖块是咬过剩下的；面包上，碗碟上，有不少蟑螂爬来爬去。这种茶叫人喝不下去，谈话也叫人不痛快——谈来谈去，不是穷就是病。可是大家还没喝完一杯茶，忽然从院子里传来响亮的、拖长的、醉醺醺的喊叫声。 “玛－玛丽－亚！” “好像基里亚克回来了，”老头子说，“真是提到谁，谁就到。” 大家不作声了。不一会儿，喊声又响起来，粗声粗气，拖得很长，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 “玛－玛丽－亚！” 大儿媳玛丽亚，脸色煞白，直往炉子边靠。这个宽肩膀、壮实、难看的女人一脸惊吓的神色，让人看了有点奇怪。她的女儿，那个坐在炉台上的小姑娘，一直表情冷淡，这时突然大声哭起来。 “你哭什么，讨厌鬼？”菲奥克拉喝斥她，她是个漂亮女人，身子也壮实，肩膀很宽，“别怕，他又不会把你打死！” 从老人口里尼古拉得知，玛丽亚害怕跟基里亚克一块儿住在林子里，因为每当他喝醉了酒，回来就找她闹事，毫不留情地毒打她。 “玛－玛丽－亚！”喊声到了房门口。 “看在基督份上，救救我，亲人们，”玛丽亚费力地说，她喘着粗气，就像被人扔进冰水里一样，“救救我，亲人们哪……” 屋里所有的孩子都哭起来，萨莎望着他们也哭了。先是一声醉醺醺的咳嗽，随后一个身材高大的黑胡子农民走进屋来。他戴一顶冬天的帽子，所以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他的脸——可是样子吓人。他就是基里亚克。他走到妻子跟前，抡起胳膊，一拳头打在她的脸上。她一声没出，被打昏过去，一下子瘫在地上，鼻子里立刻流出血来。 “真丢人，丢人，”老头子嘟哝着爬到了炉台上，“还当着客人的面！造孽呀！” 老太婆默默地坐着，弓腰驼背，在想心事。菲奥克拉摇着摇篮……显然基里亚克觉得自己能吓住人，十分得意，便一把抓住玛丽亚的手，把她拖到门口，为了显得更凶，就像野兽一样吼起来。可是这当儿忽然看到有客人在场，就停住了。 “啊，回来了……”他说着，放开了妻子，“亲兄弟带着家眷……” 他对着圣像祈祷一阵，身子摇摇晃晃，使劲睁大那双发红的醉眼，接着说， “亲兄弟带着家眷回老家了……这么说，是从莫斯科来的。不用说，莫斯科是古时候定为国都的城市，是万城之母……对不起……” 他在茶炊旁的长凳上坐下，喝起茶来。大家默不作声，只有他就着小茶盅大声地喝着。他一连喝了十杯，随后倒在长凳上，立即打起呼噜来。 大家准备睡觉。尼古拉因为有病，跟父亲一起躺在炉台上。萨莎睡在地板上，奥莉加和两个妯娌去板棚里睡。 “唉，算了，亲人儿，”她挨着玛丽亚在干草上躺下后说，“眼泪也除不了痛苦！忍一忍就算了。圣书上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①唉，算了，亲人儿！“ ①见《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 后来她曼声细语地讲起莫斯科，讲起自己的生活，讲她怎样在带家具的公寓里当女仆。 “莫斯科的房子都很大，石砌的，”她说，“教堂很多很多，有四十个教区的教堂哩，亲人儿。房子的主人都是老爷，又体面，又有礼貌。” 玛丽亚说，她别说莫斯科，就连县城也没有去过。她不认字，不会祷告，连“我们在天上的父”也不知道。她和奥菲克拉，她此刻坐在一旁听着，两人的智力都很低下，什么也不懂。两人都不喜欢自己的丈夫。玛丽亚怕基里亚克，每当他留下来，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她就吓得浑身发抖。只要她一挨近他，他身上的那股浓重的酒气和烟味总熏得她头痛。菲奥克拉呢，每当有人间她，丈夫不在是不是烦闷，她总是气恼地回答： “去他的！” 她们聊了一阵，后来就不出声了…… 天气凉了。板棚附近有只公鸡扯着嗓门喔喔啼叫，吵得人没法睡觉。当淡蓝色的晨光穿过每一条板缝时，菲奥克拉就悄悄地起身，走了出去，随后可以听到她的光脚板的吧嗒声，她不知跑哪儿去了。 《农民》二 二 奥莉加去教堂时，把玛丽亚也带去了。她们顺着小路下坡，朝草场走去。两个人都心情愉快。奥莉加喜欢辽阔的田园，玛丽亚觉得这个妯娌和蔼可亲。太阳升起来了。一只睡意未消的鹰在草场上低低地盘旋，河水暗淡无光，有些地方晨雾缭绕。河对岸的山上一条光带延伸开去，照得教堂金光闪闪。在地主家的花园里，一群白嘴鸦呱呱地大声喧闹着。 “老爷子倒没什么，”玛丽亚讲起来，“老奶奶可厉害了，老跟人吵架。自家种的粮食只够吃到谢肉节①，只好在小铺里买面粉，所以她就发火，老说：你们吃得太多。” ①东正教节日，在大斋前一星期，俄旧历二月下旬，带有送冬迎春的意思。 “唉，算了，亲人儿，忍一忍就算了。圣书上写着：”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②“ ②见《圣经·马大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 奥莉加说话稳重，曼声曼调，走起路来像朝圣女人那样，又快又急。她每天必读《福音书》，像教堂诵经士那样大声吟诵，尽管许多地方不懂，但神圣的语言总让她感动得流下眼泪，每当她读到“如果”和“直到”这类词时，她的心脏似乎都要停止跳动了。她信仰上帝，信仰圣母，信仰所有侍奉上帝的人。她相信不能欺负人；普通人也罢，德国人也罢，茨冈人也罢，犹太人也罢，世上的任何人都欺负不得。她相信，凡是不怜恤动物的人迟早都要遭难。她相信这些都是在圣书里写着的。所以每当她读《圣经》的时候，即使读不懂，她的脸也总是流露出怜悯、感动和欢欣的表情。 “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呢？”玛丽亚问道。 “我是弗拉基米尔人。只是我很早就去了莫斯科，那年我才八岁。” 她们来到河边。河对岸有个女人站在水边，正在脱衣服。 “那是我们家的菲奥克拉，”玛丽亚认出人来，“她过河去地主的庄园。找那里的男管家。她尽胡闹，爱吵架——真不得了！” 黑眉毛的菲奥克拉头发披散着，她还很年轻、健壮，像个姑娘家。她从岸上跳进河里，两条腿使劲拍打，在她的四围掀起了一片浪花。 “她尽胡闹——真不得了！”玛丽亚又说一遍。 河上架着一道原木搭成的摇摇晃晃的桥。桥底下，在清澈透明的河水里，成群的大头圆鳍雅罗鱼游来游去。绿色的树丛倒映在水里，树叶上的露珠闪闪发亮。四下里暖融融的，让人满心喜欢。多么美丽的早晨啊！若是没有贫穷，没有可怕的、无尽头的、哪儿也躲不掉的贫穷，大概这人世间的生活也像这早晨一样美丽吧！可是只消回头看一眼村子，就会清晰地记起昨天发生的一切，于是由周围的景色唤起的那份让人陶醉的幸福感，立即便消失了。 她们来到教堂。玛丽亚站在大门口，不敢再在前走。她又不敢坐下，尽管要到八点多钟才打钟做弥撒。她就一直这样站着。 念福音书的时候，人群忽然动起来，给地主一家人让路。进来了两个穿白色连衣裙、戴宽边帽的姑娘，身后跟着一个红红胖胖穿水手服的男孩。他们的到来使奥莉加大为感动，她一眼就看出，他们是上流社会有教养的、高贵的人。玛丽亚却皱起眉头、沉着脸、沮丧地看着他们，仿佛进来的不是人，而是恶魔，她若不让路，就要被他们踩死似的。 每当助祭的男低音宣读经文的时候，玛丽亚总好像听到“玛－玛丽－亚”的喝斥声，于是地不由得打起哆嗦来。 《农民》三 三 村里人听说来了客人，做完弥撤，不少人来到他们家。列昂内切夫家的人，玛特维伊切夫家的人和伊利伊乔家的人都来打听他们在莫斯科当差的亲戚的情况。茹科沃村里的所有年轻人，只要认得字，能读会写，都被送到莫斯科，而且只送到饭馆和旅店当学徒（正如河对岸的村子里年轻人只送到面包房当学徒一样）。这种风气由来已久，还在农奴制时代就这样了。那时有个茹科沃的农民卢卡·伊凡内奇，如今他已是传奇人物，在莫斯科的一个俱乐部里当小卖部的店主，只接受同村人来做事，这些同村人站稳了脚跟，又把自己的亲戚叫来，安排他们在饭馆和旅店当差。从那时起，四周围的乡民把茹科沃的村名都改了，管它叫“下人村”或者“奴才村”。尼古拉是十一岁那年被送到莫斯科的，由玛特维伊切大家的伊凡·玛卡雷奇为他谋了一份差事。伊凡·玛卡雷奇当时在“艾尔米塔日”花园的剧场里当引座员。现在，尼古拉对着玛特维伊切夫家的人，说得头头是道： “伊凡·玛克雷奇是我的恩人，我得日日夜夜祈求上帝保佑他，因为多亏了他，我才成了体面人。” “我的天哪，”一个高个子老太婆，伊凡·玛卡雷奇的妹妹含着眼泪说，“他老人家，我那亲人，现在一点音信都没有了。” “去年冬天他在奥蒙老爷家当差，这个季节听说他到城外的花园里做事……他老啦！从前吧，往往一个夏季，每天都能带回家十来个卢布，可是现在到处都生意清淡，这下苦了他老人家了。” 那些老太婆和女人看着他穿毡鞋的脚，看着他苍白的脸，伤心地说： “你不是挣钱人了，尼古拉·奥西佩奇，不是挣钱人了！哪儿行呢！” 大家都喜欢萨莎。她已经满十岁，可是长得很瘦小，看上去顶多只有七岁。别的小姑娘一个个脸蛋晒得发黑，头发胡乱地剪短，穿着褪色的长衫。她呢，脸蛋白白的，眼睛又大又黑，头发上还系着红丝带，夹在她们中间显得有点滑稽，好像这是一头刚从野地里捉回来的小兽。 “她会念书呢！”奥莉加温柔地瞧着女儿，夸奖道。“你念一念，好孩子！”她说，从包裹里拿出一本《福音书》，“你念一念，念给那些正教徒听听。” 《福音书》很旧，很重，羊皮封面，书边已经摸脏了。书本有股那样的气味，就好像修士进屋来了。萨莎扬起眉毛，开始响亮地、像唱诗般念起来： “‘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 “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奥莉加重复道，她激动得满脸通红。 “‘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①’” ①见《圣经·马大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 听到“等”字，奥莉加再也忍不住，失声哭起来。玛丽亚望着她也呜咽抽泣，随后便是伊凡·玛卡雷奇的妹妹跟着落泪。老头子不住地咳嗽，翻来翻去想找件小礼物送给孙女，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只好挥挥手算了。经书念完之后，邻居们四散回家，一个个深受感动，对奥莉加和萨莎十分满意。 因为这天是节日，全家人整天都待在家里。老太婆，不论丈夫、儿媳，还是孙子、孙女都管她叫老奶奶，样样事情都要亲自动手，亲自生炉子，亲自烧茶炊，甚至在午间亲自去挤牛奶，然后就不住地抱怨，说她干得快累死了。她老是担心家里人吃多了，担心老头子和儿媳们闲着不干活。她时不时听到，小铺老板家的一群鹅好像从后面钻进她家的菜园子，于是她操起一根长杆子，赶紧跑出屋来，守着跟她一样干瘦、发蔫的白菜，不歇气地一连喊上半个钟头。有时她好像觉得乌鸦想来抓她的小鸡，她就一边骂，一边朝乌鸦冲去。她从早到晚生气，咦叨，动不动就提着嗓门叫骂，弄得街上的行人不由得停了下来。 她对她的老头子很不和气，不是叫他懒骨头，就是叫他讨厌鬼。他是个不大正经的、靠不住的庄稼人，若不是她经常催赶着他，恐怕他真的什么活都不干，成天坐在炉台上说闲话了。他没完没了地对儿子讲起他的好些仇人，抱怨他每天都受邻居的欺负，听他说话真是无聊。 “是啊，”他双手叉腰，说起来，“是啊……在十字架节①后一个礼拜，我把干草卖了，一担三十戈比，我自愿卖的……是啊……挺好……可是，有一天早晨，我把干草推出去，我是自愿卖的，也没有招惹谁，可是运气不好，我一看，村长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正巧打从酒馆里出来。‘你往哪儿送？没出息的东西！’他说完还随手给了我一记耳光。” ①东正教节日，在俄旧历九月十四日。 基里亚尔喝醉后头痛欲裂，在弟弟面前他很不好意思。 “伏特加真害人。唉，我的天哪！”他嘟哝着，不住地摇晃痛胀的头，“你们要看在基督份上，亲兄弟和亲弟妹，原谅我才好，我自己也不快活呀。” 因为这天是节日，他们从酒馆里买了一条鲱鱼，熬了一锅鱼头汤。中午大家先喝茶，喝了很长时间，直喝到头上冒汗，看来茶水把肚子都撑大了。这之后才开始喝鱼汤，大家就着一个瓦罐喝。至于鱼身子，老奶奶却藏起来了。 傍晚，有个陶工在坡上烧窑。坡下的草场上，姑娘们围成圆圈唱歌跳舞。有人在拉手风琴。河对岸也有人在烧窑，也有姑娘们唱歌，远处的歌声悠扬动听。酒馆内外不少农民吵吵嚷嚷，他们醉酝酿地各唱各的调，破口大骂，让奥莉加听了直打哆哼，连呼： “哎呀，天哪……” 她感到吃惊的是，那些骂人话可以连续不断，而且骂得最凶、嗓门最大的倒是那些快要人士的老头子。可是孩子们和姑娘家听了却毫不理会，显然他们在摇篮里就听惯了。 过了午夜，两岸的窑火都已熄灭，可是下面草场上和酒馆里还有人在玩乐。老头子和基里亚克都醉了。他们胳膊挽着胳膊，肩膀撞着肩膀，跌跌撞撞来到奥莉加和玛丽亚睡觉的板棚前。 “算了吧，”老头子劝他说，“算了吧……这婆娘挺老实……罪过呀……” “玛－玛丽－亚！”基里亚克喊道。 “算了吧……罪过呀……这婆娘不错的。” 两人在板棚前站了一会儿，走开了。 “我－我爱－野花儿！”老头子突然用刺耳的男高音唱起来，“我－我爱－到野地里－摘花儿！” 随后他啐了一口，骂了一句粗话，进屋去了。 《农民》四 四 老奶奶让萨莎待在菜园里，守着白菜，别让鹅进来祸害。己是炎热的八月天。酒馆老板家的鹅经常从后面钻进菜园，不过现在它们干的是正经事：在酒馆附近啄食燕麦，和睦地闲聊着，只有一只公鹅高高地昂起头，似乎想观察一下，老太婆是不是拿着杆子跑来了。别的鹅也可能从坡下上来，不过那群鹅此刻在河对岸觅食，在绿色的草场上拉出一道长长的白线。萨莎站了一会儿，觉得挺没意思，看看鹅也不来，就跑到陡坡的边上去了。 她在那里看到玛丽亚的大女儿莫季卡正一动不动地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望着教堂。玛丽亚生了十三胎，可是只留下六个孩子，而且全是女儿，没有男孩。大女儿才八岁。莫季卡光着脚，穿一件长衬衫，站在太阳地里，火辣辣的太阳烤着她的头顶，但她毫不理会，仿佛成了化石。萨莎站到她身边，望着教堂说： “上帝就住在教堂里。人到了晚上点灯，点蜡烛，上帝呢，点长明灯。长明灯有红的，绿的，蓝的，像小眼睛似的。到了夜里上帝就在教堂里走来走去，圣母娘娘和上帝的仆人尼古拉陪着他——咯，哆，哆……守夜人听了吓坏了，吓坏了！唉，算了，亲人儿，”她学着母亲的话，说道，“到了世界未日那一天，所有的教堂都飞到天上去。” “钟－楼－也－飞？”莫季卡一字一顿地低声问道。 “钟楼也飞。到了世界未日那一天，好心的人都进天堂，凶恶的人呢，给扔进永远不灭的火里去烧，亲人儿。上帝会对我妈妈和玛丽亚说，你们没有欺负人。所以往右边走，去天堂吧。可是对基里亚克和老奶奶他就会说：你们往左边走，到火里去。谁在持斋日吃荤，他也要到火里去。” 她仰望天空，睁大眼睛，又说： “你望着天空，别眨眼睛，就能看到天使。” 莫季卡也仰望天空，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 “看见了吗？”萨莎问道。 “看不见，”莫季卡低声说。 “我可看见了。一群小天使在天上飞，扇着小翅膀——一闪一闪，像小蚊子似的。” 莫季卡想了一会儿，看着地面，问道： “老奶奶也要遭火烧吗？” “会的，亲人儿。” 从她们站着的大石头一直到山脚下，是一道平整的缓坡，长满了绿油油的嫩草，叫人见了真想伸出手去摸一摸，或者在上面躺一躺。萨莎躺下，翻身往下滚。莫季卡一脸严肃认真的样子，喘着气，也躺下，翻身往下滚，这么一来，她的衫子就卷到肩膀上去了。 “多好玩呀！”萨莎快活地说。 她俩往上走，想再玩一次，可是这当儿传来了熟悉的尖叫声。哎呀，真可怕！老奶奶没了牙，瘦骨伶仔，驼着背，短短的白发随风飘起，拿着一根长杆子正把一群鹅赶出菜园子，一边大声叫骂着： “所有的白菜都给捣碎了，这些该死的畜生，把你们统统宰了才好，你们这些挨千刀的祸根子，怎么不死哟！” 她看到两个小姑娘，就扔下杆子，拾起一根枯树枝，伸出干瘦、粗硬、像弯钩似的手指抓住萨莎的脖子，开始抽打她。萨莎又痛又吓，立即大哭，这当儿那只公鹅伸长脖子，一摇一摆地走到老太婆跟前，嘎嘎地吼了一阵，当它转身归队时，所有的母鹅赞赏地欢迎它：嘎一嘎一嘎！随后老奶奶挥着树伎抽打莫季卡，这下莫季卡的衫子又给掀了起来。萨莎伤心透了，大哭着跑回屋里，想诉说委屈。莫季卡跟在她后面，也放声大哭，不过她的哭声低沉，而且不擦眼泪，她的脸上泪水涟涟，就像她刚把脸泡进水里似的。 “我的天哪！”奥莉加见她俩跑进屋来，惊呼道，“圣母娘娘啊！” 萨莎开始讲起怎么回事，这当儿老奶奶尖声叫骂着也进了屋，菲奥克拉也恼了，于是屋子里闹得乱成一团。 “不要紧，不要紧！”奥莉加脸色苍白，心慌意乱，一边抚摩着萨莎的头，一边安慰她，“她是你的奶奶，生奶奶的气是罪过的。不要紧的，好孩子。” 尼古拉早已被这经常不断的叫骂、饥饿、煤烟和臭气弄得筋疲力尽，他已经痛恨、鄙视这种贫穷的生活，而且在妻子、女儿面前常常为自己的爹娘感到羞愧——这时候，他从炉台上垂下腿来，用哭泣的声音气愤地对母亲说： “您不能打她！您根本没有权利打她！” “得了吧。你躺在炉台上等死吧，你这个病鬼！”菲奥克拉恶狠狠地冲着他大声嚷嚷，“真见鬼，谁叫你们回来吃闲饭啦？” 萨莎、莫季卡和家里所有的小姑娘都爬到炉台上，躲在尼古拉背后的角落里，在那儿一声不响地、战战兢兢地听着这些话，似乎可以听到她们那小小的心脏在怦怦地跳动。每当一个家庭里有人久病不愈，绝了生还的希望，常常会出现极其沉重的时刻，这时他身边的所有亲人会胆怯地、暗暗地、在内心深处希望他死去。只有孩子们害怕亲人的死亡，一想到这个就会胆战心惊。此刻，小姑娘们都屏住呼吸，脸上一副悲哀的表情，望着尼古拉，想到他很快就要死掉，她们不由得想哭，想对他说几句亲切的、可怜他的话。 尼古拉直往奥莉加这边靠，仿佛在寻找她的保护，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对她说： “奥莉亚①，亲爱的，我在这儿再也待不下去了。我筋疲力尽了。看在上帝份上，看在天主基督份上，你给你妹妹克拉夫季娅·阿勃拉莫夫娜写封信吧，让她把她所有的东西都卖了，当了，让她把钱寄来，我们好离开这里。啊，上帝，”他苦恼地继续道，“哪怕让我再看一眼莫斯科也好啊！哪怕我能梦见莫斯科也好啊，亲爱的！” ①奥莉加的昵称。 黄昏来临，木屋里越来越暗，大家愁阀得说不出话来。爱生气的老奶奶把黑麦面包的硬壳掰碎后泡在碗里，再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吃了足足一个钟头。玛丽亚挤完牛奶，提着牛奶桶进来，把它放在凳子上。老奶奶再把桶里的牛奶倒进一只只瓦罐里，不慌不忙地干了很长时间。显然她很满意，因为眼下正是圣母升天节②斋戒期，谁也不兴喝牛奶，这些牛奶就都留下了。她只往一个小碟子里倒了少许，留给菲奥克拉的小娃娃喝。后来她和玛丽亚把一只只瓦罐送到地窖去。莫季卡忽然跳起来，从炉台上爬下来，走到凳子跟前，拿起碟子，往那只泡着面包硬皮的木碗里泼了一点牛奶。 ②圣母升天节，在俄旧历八月十五日，斋期半个月，持斋日不吃荤（肉食及牛奶）。 老奶奶回到屋里，又端起自己的碗吃起来。萨莎和莫季卡坐在炉台上望着老奶奶，心里特别高兴：这下她开荤了，往后只能入地狱了。她们得到了安慰，就躺下睡觉。萨莎快要入睡，可还在想象着最后的审判：一只像陶窑那样的大炉子里烈火熊熊，有个头上长着牛那样的犄角、浑身乌黑的魔鬼，拿着一根长杆子把老奶奶往火里赶，就像她自己刚才赶鹅一样。 《农民》五 五 在圣母升天节晚上十点多钟，在坡下草场上玩乐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忽然发出刺耳的惊叫，纷纷朝村子方向奔跑。那些坐在陡坡上边的人一时间怎么也弄不明白出了什么事。 “着火啦！着火啦！”下面传来声嘶力竭的呼喊声，“村里着火啦！” 坐在陡坡上边的人回头一看，在他们前面呈现出一幅可怕的、不同寻常的景象。村头一座木房的干草顶上，蹿起一俄丈①的火柱，火舌翻滚，无数的火星撒向口面八方，像喷泉喷水似的。随即整个屋顶燃起熊熊大火，可以听到火烧时的僻啪声。 ①一俄丈等于二·一二三米。 月色变暗淡了，整个村子已经笼罩在颤动的红光中，黑影在地上移动，空气中有一股熏糊味。从坡下跑上来的人，一个个气喘吁吁，战战兢兢，说不出话来。他们互相推挤，跌跌撞撞，由于不习惯刺眼的火光，他们什么也看不清楚，甚至彼此都认不出来了。真是可怕。特别可怕的是几只鸽子在火焰上空的浓烟里飞来飞去，而在酒馆里，那些还不知道村里起火的人还在唱歌，拉手风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谢苗大叔家起火啦！”有人粗声粗气地大喊道。 玛丽亚在自己屋前急得团团转。她哭哭啼啼，搓着手，吓得牙齿直打颤，虽说火还远着呢，在村子的另一头。尼古拉穿着毡靴走出屋来，孩子们穿着贴身衫子纷纷跑出来。在乡村巡警的小屋附近有人敲起了铁板。当当的声音响彻夜空。这急促的无休止的铁板声弄得人心里隐隐作痛，浑身发冷。一些老奶奶们都捧着圣像站着。所有的羊、牛犊和母牛都让人从院子里轰到街上，不少箱笼、熟羊皮和木桶都搬了出来。一匹毛色乌黑的种马，平常不放它进马群，因为它老踢伤别的马，这会儿也放了出来。它一声嘶呜，马蹄得得，在村里一连跑了两个来回，忽然在一辆大车旁停住，用后腿使劲踢那辆车子。 河对岸的教堂里也敲起了钟。 在起火的木屋附近热气的人，亮得连地上的每一棵小草都清晰可见。一些箱子好不容易给拖了出来。谢苗坐在其中的一只箱子上，这是一个须发棕红的农民，大鼻子，一顶便帽压得很低，直到耳朵，穿一件西服上衣。他的妻子脸朝下躺在地上，已经不省人事，嘴里不住地哼哼着。有个八十岁上下的老头，身材矮小，一把大胡子，像个地精①。他不是本地人，但显然与这场火灾有牵连，在一旁走来走去，没戴帽子，手里抱一个白包袱。他的秃顶上映照出火光来。村长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晒黑的脸膛，乌黑的头发，像个茨冈人，拿一把斧子走到木屋前，不知道为什么，把所有的窗子接连砍下来，随后便砍起台阶来。 ①西欧神话中守护地下财宝的丑陋的侏儒。 “婆娘们，弄水来！”他喊道，“把机器抬来！麻利点，姑娘们！” 刚才在酒馆里饮酒作乐的农民们把救火机抬来了。他们都已喝醉，不时磕磕绊绊，跌跌撞撞，眼睛里含着泪水，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姑娘们，弄水来！”村长吆喝着，他也醉了，“麻利些，姑娘们！” 女人和姑娘们跑到下面泉水边，把大桶、小桶灌满了水往山上送，倒进救火机里，又往下跑。奥莉加、玛丽亚、萨莎和莫季卡都去弄水。有些女人和男孩子压唧筒抽水，消防水龙带便吱吱地冒水，村长拿着它一会儿对着门，一会儿对着窗，有时还用手指堵住水流，这一来吱吱声就更刺耳了。 “好样的，安季普！”有些人称赞道，“加油啊！” 安季普冲进起火的门廊里，在里面大声喊叫： “使劲压水！正教徒们，为了这场灾祸，合力干哪！” 不少农民站在一旁，什么事也不干，瞧着火发愣。谁也不知该做什么，也不会做，而周围全是粮垛、干草、板棚和柴堆。基里亚克和老头奥西普也站在里面，两人都带着醉意。像是为自己的袖手旁观开脱，老头对躺在地上的女人说： “大嫂子，你何苦拿脑袋撞地呢？你这房子是上过保险的，你愁什么！” 谢苗时而对这个人，时而对那个人讲起着火的原因： “就是那个拿包袱的小老头子，茹科夫将军家的仆人……他从前在将军家当厨子，愿将军的灵魂升天堂。晚上来我家说：”留我在这儿住一夜……‘好吧，不用说，我们两人就喝了那么一小杯……老婆子忙着生茶炊，想请老头子喝点茶，可是合该倒霉，她把茶炊放到门廊里，烟囱里的火星一直蹿到屋顶，点着了干草，这下就出事了。我们差点没给烧死。老头子的帽子烧掉了，作孽呀。“ 铁板的当当声响个不停，河对岸的教堂里钟声齐呜。奥莉加周身映在火光里，气喘吁吁地时而跑下，时而跑上，惊恐地看着那些火红色的绵羊和在烟雾里飞来飞去的粉红色的鸽子。她觉得这钟声像尖刺扎进她的心脏，又觉得这场火永远扑不灭，而萨莎找不见了……后来轰隆一声木屋的天花板塌下来，她心想这下全村准会烧光，这时她浑身瘫软，再也提不起水桶，就坐在坡上，水桶扔在一旁。在她身旁和身后都有女人在呼天喊地地放声大哭，像哭丧一样。 这时候，从河对岸的地主庄园里驶来两辆马拉大车，车上坐着地主的管家和雇工，他们运来了一台救人机。有个身穿白色海军眼、敞着怀的年轻大学生骑着马也赶来了。响起了斧子的砍击声，一把梯子架到已经着火的木屋框架上，立即有五个人往上爬，打头的就是那个大学生。他周身被火光照红，用刺耳的、嘶哑的声音喊叫着，那口气，就好像他是救火的行家似的。他们把木屋拆掉，把原木一根根卸下来，把畜栏、篱笆和近处的干草垛都拖开了。 “不准他们拆屋子，”人群里传来严厉的喊声，“不准！” 基里亚克一副果断的神态走向木屋，似乎要阻止来人拆房子。可是一名雇工把他赶回来，还狠狠地揍了他一拳。大家一阵哄笑，雇工又给了一拳，基里亚克倒下了，手脚并用爬回到人群里。 河对岸又来了两个戴帽子的漂亮姑娘，多半是大学生的姐妹。她们站在远处观望。拆下拖走的原木不再燃烧，但是冒着浓烟。现在大学生拿着水笼头，时而对着原木冲，时而对农民和提水的女人冲。 “乔治！”两个姑娘责备地、不安地向他喊道，“乔治！” 火熄灭了。大家四散回家，这时才发现天快亮了，人人脸色苍白，还带点淡褐色——每当清早天空中的残星消失的时候，总是这样的。回家路上，农民们嘻嘻哈哈，不断地拿茹科夫将军的厨子开玩笑，取笑他把帽子烧掉了。他们已经有兴致把火灾变成笑谈，甚至好像有点惋惜火很快就被扑灭了。 “您，少爷，救人挺内行，”奥莉加对大学生说，“真该把您调到我们莫斯科，那儿差不多天天有火灾。” “您难道从莫斯科来的？”一位小姐问道。 “是这样。我丈夫在‘斯拉夫商场，当差。这是我的女儿，”她指着冷得发抖、紧贴着她的萨莎说，“她也算是莫斯科人哩，小姐。” 两位小姐对大学生讲了几句法语，他就给了萨莎一个二十戈比的硬币。老头子奥西普见到了，他的脸上顿时闪现出希望的光芒。 “感谢上帝，老爷，多亏没风，”他对大学生说，“要不然只消一个钟头就会烧个精光。老爷，您心好，”他压低嗓音，不好意思地加了一句：“大清早好冷？真想暖暖身子……您行行好，赏几个小钱打点酒喝。” 他什么也没有得着，于是大声清了清嗓子，慢腾腾地回家了。奥莉加一直站在坡边，望着两辆车子怎样涉水过河，少爷和小姐怎样穿过草地，河对岸有一辆马车正等着他们，她一回到木屋，就惊喜地对丈夫说： “多好的人哪！长得也漂亮！两位小姐简直就是天使！” “她们不得好死！”睡得迷迷糊糊的菲奥克拉恶狠狠地说。 《农民》六 六 玛丽亚认定自己命苦，常说不如死了算了。菲奥克拉正相反，贫穷也好，龌龊也好，不停的叫骂也好，这生活样样合她的口味。给她什么，她就吃什么，从不挑挑拣拣；不管什么地方，不管有没有铺的盖的，她倒头就睡。她把脏水倒在台阶上，泼到门外头，再光着脚从水洼里走过去。她从第一天起就痛恨奥莉加和尼古拉，只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种生活。 “我倒要瞧瞧你们在这里吃什么，莫斯科的贵族！”她常常幸灾乐祸地说，“我倒要瞧一瞧！” 有一天早晨，那已是九月初了，菲奥克拉挑了一担水从坡下回来，冻得脸蛋红红的，又健康又漂亮。这时候玛丽亚和奥莉加正坐在桌子旁喝茶。 “又是茶又是糖，”菲奥克拉挖苦地说，“好气派的太太们，”她放下水桶，又说，“倒时兴天天喝茶哩，小心点，别让茶把你们呛死了！”她痛恨地瞧着奥莉加，接下去说，“在莫斯科养得肥头胖脸的，瞧这一身肥膘！” 她抡起扁担，一头打在奥莉加的肩膀上，两个妯娌吃惊得击掌叹道： “哎呀，我的天哪！” 随后菲奥克拉又去河边洗衣服，一路上破口大骂，响得连屋子里都听得见。 白天过去了，随后是秋天漫长的夜晚。木屋里在绕丝。大家动手，除了奥菲克拉：她又跑到河对岸去了。这丝是从附近的工厂里弄来的，全家人靠它挣几个钱——一星期二十来戈比。 “当年在东家手下，日子要好过些，”老头子一面绕丝，一面说，“干活，吃饭，睡觉，都按部就班的。中午饭有菜汤和粥，晚饭还是菜汤和粥。黄瓜和白菜多的是，由你敞开吃。可是规矩也大些。人人都守本分。” 屋里只点一盏小灯，光线暗淡，灯芯冒烟。要是有人挡住了小灯，就有很大一片黑影落在窗上，这时可以看到明亮的月光。老头子奥西普不慌不忙地谈起农奴解放①前人们怎样生活。他说到，在这一带地方，现如今日子过得太烦闷，太穷苦，想当年老爷们常常带着猎犬、灵＊（左反犬右是）②和职业猎手外出打猎，围猎的时候，农民都能喝到伏特加。之后整车整车被打死的野禽就送到莫斯科的少东家那里。他还说到，作恶的农奴受到惩罚，挨树条抽打，还要发配到特维尔的世袭领地上当农奴；好心的农奴受到奖赏。老奶奶也讲些往事。她什么都记得。她谈起自己的女主人，说她心地善良，严守教规，可是丈夫是个酒徒和浪荡子。说她有三个女儿，天知道都嫁了些什么人：一个嫁给酒鬼，另一个嫁给小市民，第三个私奔了（老奶奶当时很年轻，还帮过小姐的忙）。她们三个很快都愁苦死了，跟她们的母亲一样，想起这些，老奶奶甚至抽泣了几声。 ①俄国于一八六一年废除农奴制。 ②一种跑得特别快的猎犬。 突然有人敲门，大家都吓了一跳。 “奥西普大叔，留我住一夜吧！” 进来一个秃顶的小老头子，就是那个烧掉帽子的茹科夫将军的厨子。他坐下来，听着，随后也开始回忆往事，讲起各种各样的故事来。尼古拉坐在炉台上，垂着两条腿，听着，老是间他当年老爷们吃些什么菜。他们谈起了炸肉饼、肉排、各种汤和佐料。厨子的记性也很好，他还举出一些现在没有的菜，比如说有一道用牛眼睛做的菜，取名叫“早晨醒”。 “那时候你们烧‘元帅肉排’吗？”尼古拉问。 “不烧。” 尼古拉摇摇头，责备说： “哎呀，你们这些没本事的厨子！” 炉台上的小姑娘们有的坐着，有的躺着，不眨眼地往下瞧着，她们人很多，看上去真像云端里的一群小天使。她们喜欢听大人讲话，她们时而高兴，时而害怕，不住地叹气，发抖，脸色变白。她们觉得老奶奶的故事讲得最有趣，她们便屏住呼吸听着，不敢动一下。 后来大家默默地躺下睡觉。老年人被那些陈年往事弄得心神不定，兴奋起来，想起年轻的时候多么美好。青春，不管它什么样，在人的记忆中总是留下生动、愉快、动人的印象。至于死亡，它已经不远了，却是那么可怕而无情——最好不去想它！油灯熄灭了。黑暗也好，月光照亮的两扇小窗也好，寂静也好，摇篮的吱嘎声也好，不知什么缘故这一切使老人们想起他们的生活已经过去，青春再也回不来了……他们刚要朦胧入睡，忽地有人碰碰你的肩膀，一口气吹到脸上，立即就睡意全消了，觉得身子发麻，种种死的念头直往脑子里钻。翻一个身再睡——死的事倒忘了，可是满脑子都是贫穷、饲料、面粉涨价等等早就让人发愁、烦心的事。过了一会儿，不由得又会想起：生活已经过去了，再也回不来了…… “唉，主啊！”厨子叹了一口气。 有人轻轻地敲了几下小窗子。多半是菲奥克拉回来了。奥莉加打着哈欠，小声念着祷词，起身去开房门，又到门道里拉开了门闩。可是没有人进来，只是从外面启进一阵冷风，月光一下子照亮了门道。从门里望出去，可以看到寂静而荒凉的街道和天上浮游的月亮。 “是谁呢？”奥莉加大声问。 “我，”有人回答，“是我。” 大门旁贴着墙跟站着菲奥克拉，全身一丝不挂。她冻得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在明亮的月色里显得很白，很美，很怪。她身上的暗处和皮肤上的月辉，不知怎么十分显眼，她那乌黑的眉毛和一对年轻、结实的乳房显得特别清楚。 “河对岸的那帮家伙胡闹，剥光了我的衣服才放我回来……”她说，“我只好光着身子回家，像出娘胎时那样。快给我拿点穿的来。” “你倒是进屋呀！”奥莉加小声说，她也冷得哆嗦起来。 “千万别让老东西们看见。” 实际上，老奶奶已经操心地嘟哝起来，老头子问：“谁在那边？”奥莉加把自己的上衣和裙子拿出去，帮菲奥克拉穿上，随后两人极力不出声地关上门，轻手轻脚地走进木屋。 “是你吧，讨厌鬼？”老奶奶猜出是谁，生气地嘟哝道，“嘿，叫你这夜猫子……不得好死！” “不要紧，不要紧，”奥莉加悄悄地说，给菲奥克拉披上衣服，“不要紧的，亲人儿。” 屋里又静下来。这家人向来睡不踏实：那种纠缠不休、摆脱不掉的苦恼妨碍他们每个人安睡：者头子背痛，老奶奶满心焦虑和气恼，玛丽亚担惊受怕，孩子们疥疮发痒、肚子老饿。此刻他们在睡梦中也是不安的：他们不断地翻身，说梦话，爬起来喝水。 菲奥克拉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但立即又忍住，不时抽抽搭搭，声音越来越轻，最后不响了。河对岸有时传来报时的钟声，可是敲得很怪：先是五下，后来是三下。 “唉，主啊！”厨子连连叹息。 望着窗子，很难弄清楚，这是月色呢，或者已经天亮了。玛丽亚起身后走出屋子，可以听见她在院子里挤牛奶，不时说：“站好！”后来老奶奶也出去了。屋子里还很暗，但所有的东西都已显露出来。 尼古拉一夜没睡着，从炉台上爬下来。他从一只绿色的小箱子里拿出自己的燕尾服，穿到身上，走到窗前，不住地用手掌抿平衣袖，又抻抻后襟。他笑了。后来他小心地脱下燕尾服，收进箱子里，又去躺下了。 玛丽亚回到屋里，开始生炉子。她显然还没有完全睡醒，现在一边走，一边慢慢地清醒过来。她大概梦见了什么，或者又想起了昨晚的故事，因此她在炉子跟前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说： “不，还是自由好啊！” 《农民》七 七 老爷坐车来了——村里人都这样称呼区警察局局长。他什么时候来，为什么来，一周以前大家就知道了。茹科沃村只有四十户人家，可是他们欠下官府和地方自治局的税款已累计两千有余。 区警察局局长先在小酒馆里歇脚，他“赏光”喝了两杯清茶，然后步行到村长家里，房子外面一群拖欠税款的农民已在恭候。村长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尽管很年轻——他只有三十岁出头——却很严厉，总是帮上级说话，其实他自己也很穷，也不能按时交纳税款。显然他很乐意当村长，喜欢意识到自己拥有权力，这权力就是严厉，此外他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表现出这份权力。村民大会上，大家都怕他，由他说了算。有时，在街上或者酒馆附近，他会突然冲着某个醉汉大声呵叱，反绑了他的手，把他关进拘留室。有一次他甚至把老奶奶也关了一天一夜，原因是她代替奥西普来开村会，还在会上骂街。他没有在城市里住过，也从来没有念过书，但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许多深奥的字眼儿，喜欢在言谈中用一用，为此他备受村民敬重，尽管别人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奥西普带着他的纳税簿走进村长家的小木屋。区警察局局长，一个瘦老头子，灰白的连鬓胡子蓄得很长，穿一身灰制服，正坐在上座①的桌子旁写些什么。屋子里干干净净，四面墙上贴满了从杂志上撕下来的花花绿绿的画片。在圣像旁边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从前的保加利亚大公巴滕贝克②的肖像。村长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两手交叉抱在胸前，站在桌旁。 ①俄罗斯农舍内，上面放圣像的地方。 ②巴滕贝克（一八五七——一八九三），德国亲王，一八七九年任保加利亚大公，亲德奥势力，一八八六年在亲俄派军官的压力下，被迫退位。 “大人，他欠一百十九卢布，”轮到奥西普时，他说，“复活节前他交了一个卢布，打从那天起再没交过一个小钱。” 区警察局局长抬眼望着奥西普，问道： “这是为什么，老乡？” “请您开恩，大人，”奥西普激动地说，“容我说几句，头年柳托列茨村的老爷对我说：”奥西普，把你的干草卖了吧……卖给我。‘怎么不行呢？我有一百普特干草要卖出去，都是几个婆娘在草场上割的。行，我们谈妥了价钱……本来挺好，两厢情愿……“ 他抱怨起村长来，不时转身瞧瞧农民们，似乎要请他们来作证似的。他满脸通红，额头冒汗，眼神变得尖利而凶狠。 “我不明白你说这些干吗？”区警察分局局长说，“我问你……我只问你为什么不交纳欠款？你们大家都不交，难道要我来替你们承担责任吗？” “我拿不出来嘛！” “这些话毫无道理，大人，”村长说，“不错，奇基利杰耶夫一家属于不富足阶层，不过请您问问其余的人，全部过错在伏特加，一帮胡作非为的人。他们一窍不通。” 区警察局局长记下什么，然后心平气和地对奥西普说，那语气就像讨杯水喝似的： “你去吧。” 区警察局局长很快就走了。他坐进一辆廉价的四轮马车，不住地咳嗽，望着他那又长又瘦的背影可以看出，此刻他已经忘了奥西普，忘了村长，忘了茹科沃村的欠款，他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了。他还没有走出一俄里，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已经夺走了奇基利杰耶夫家的茶炊，老奶奶在后面追，使足劲尖声喊叫： “不准拿走！我不准你拿走，你这个魔鬼！” 村长迈开大步，走得很快；老奶奶驼着背，愤怒若狂、气喘吁吁、跌跌撞撞地在后面追他，她的头巾掉到肩上，一头白发泛出淡淡的绿色，在风中飘扬。她突然站住，像一个真正的暴动者，双拳不住地捶胸，拖长声调，叫骂得更响，嚎啕哭诉起来： “正教徒们，信仰印上帝的人啊！老天爷哪，他们欺负人！乡亲们哪，他们压迫人！哎呀，哎呀，好人们哪，替我伸冤雪恨啊！” “老奶奶，老奶奶，”村长厉声说，“不得无理取闹！” 没有了茶炊，奇基利杰耶夫的家里变得异常沉闷。茶炊被人夺走，这是有损尊严、有失体面的事，就像这家人的名誉忽然扫地一样。要是村长拿走桌子和凳子，拿走所有的瓶瓶罐罐倒也好些，那样的话，屋子里会显得空一些。老奶奶呼天喊地，玛丽亚伤心落泪，所有的小姑娘望着她们也都哇哇哭起来。老头子感到心中有愧，垂头丧气地坐在屋角里一声不吭。尼古拉无话可说。老奶奶一向疼他，可怜他，可是这会儿忘了体恤，忽然冲着他不停地叫骂，责难，对着他的脸不住地摇拳头。她大声斥责，说全是他的过错，还在信里吹牛，说什么在“斯拉夫商场”每月领五十卢布，可实际上给家里寄的钱却很少很少，这是为什么？他干吗回家来，还带着家眷？他要是死了，哪儿弄钱来葬他？……尼古拉、奥莉加和萨莎的模样儿看上去真可怜。 老头子咳了一声，拿起帽子，找村长去了。天色已黑。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鼓着腮帮子在炉子旁焊什么东西。满屋子煤气味。他的孩子们都很瘦，没有梳洗，在地板上爬来爬去，不比奇基利杰耶夫家的强多少。她的妻子长相难看，脸上有雀斑，挺着大肚子在绕丝。这是一个不幸的赤贫的家庭。只有安季普一人看上去既年轻又漂亮。在长凳上放着一溜五把茶炊。老头子对着巴滕贝克念着祷词①，说： ①保加利亚大公巴滕贝克的像挂在圣像旁边，奥西普忙中出错了。 “安季普，求你发发慈悲，把茶炊还给我！看在基督面上！” “拿三个卢布来，你就取走。” “我拿不出来嘛！” 安季普不时鼓起腮帮子，火就呼呼地响，僻啪地叫，火光映红了那些茶炊。老头子揉着帽子，想了一阵，又说： “还给我吧！” 皮肤晒黑的村长此刻全身乌黑，活像个巫师。他转身对着奥西普，说得又快又严厉： “这得由地方长官说了算。本月二十六日，你可以到行政会议上口头或者书面申诉你不满的理由。” 奥西普一点也听不懂他的意思，只好到此为止，回家去了。 十多天后，区警察局局长又来了，坐了个把钟头，后来又坐车走了。那些天，风大而寒冷，河面早已结冰，雪倒没有下，可是道路难走，令大家苦恼。有一天，一个节日的傍晚，邻居们到奥西普家闲坐，聊天。他们在黑屋子里说着话，因为节日里不该干活，所以没有点灯。新闻倒有几件，不过都叫人不痛快。比如有两三户人家的公鸡被抓去抵债，送到乡公所，在那里死掉了，因为谁也不去喂它们。又比如，有几家的绵羊给拉走了，他们把羊捆起来，装在大车上运走，每到一个村子就换一辆大车，结果一头羊闷死了。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谁的过锗？该怪谁？ “该怪地方自治局！”奥西普说，“不怪它怪谁！” “没说的，该怪地方自治局。” 他们把欠款、受欺压、粮食歉收等等所有的事都怪罪于地方自治局，虽说他们中谁也不知地方自治局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由来己久。当初一些富裕的农民自己开了工厂、小铺和客店，当上了地方自治会议员，却始终心怀不满，后来便在自己的工厂和铺子里大骂地方自治局。 他们又谈到了者天爷不下雪：本该去运木柴了，可是眼下路面坑坑洼洼，车不能行，人不能走。过去吧，十五年、二十年以前，茹科沃村里人的谈话要有趣得多。那时候，每个老头子脸上都是这样一副神气，仿佛他心里藏着什么秘密，知道什么，盼着什么。他们谈论盖着金印的公文，土地的划分，新的土地和埋藏的财宝；他们的话里都暗示着什么；现在的茹科沃人谁都没有秘密，他们的全部生活像摆在掌心里一样，人人都看得见，他们能谈的不外乎贫穷和饲料，再就是老天爷怎么不下雪…… 他们沉默片刻。后来又想起了公鸡和绵羊的事，又开始议论是谁的过错。 “地方自治局！”奥西普沮丧地说，“不怪它怪谁！” 八 教区的教堂在六俄里外的科索戈罗沃村。农民们只在需要时，如给婴儿施洗礼、举行婚礼、举行葬仪时才去那里。平时做祈祷到过河的教堂就行了。到了节日，遇上好天气，姑娘们打扮一番，成群结队去做弥撒。她们穿着红的、黄的、绿的连衣裙，穿过草场，叫人看了心里就高兴。不过遇上坏天气，她们只好待在家里。持斋的日子里，他们去教区的教堂作忏悔、领圣餐。在复活节后的一周内，神父举着十字架走遍所有的农舍，向大斋日没有去教堂作忏悔的教徒每人收取十五戈比。 老头子不信上帝，因此他几乎从来不想他。他承认有神奇的事，但他认为这种事只跟女人有关。有人在他面前谈起宗教或者奇迹这类事，向他提个什么问题，他总是搔搔头皮，不乐意地回答： “谁知道这个呀！” 老奶奶信上帝，不过有点糊涂。她的脑子里所有的事都混在一起，她刚想起罪孽、死亡、灵魂得救，忽地贫穷啦，种种操心的事啦，又都插进来，她立即忘了刚才在想什么。祷告词她记不住，通常在晚上睡觉前，她站在圣像面前小声念道： “喀山圣母娘娘，斯摩棱斯克圣母娘娘，三臂圣母娘娘……” 玛丽亚和菲奥克拉经常在身上画十字，每年都持斋，可是什么也不懂。孩子们没有学过祷告，大人们也不对他们讲上帝，传授什么教规，只是禁止他们在斋期吃荤。其余的家庭几乎一样：相信的人少，懂教规的人更少。同时大家又都喜欢《圣经》，温存地、虔敬地喜欢它，可是他们没有书，没人念《圣经》，讲《圣经》。奥莉加有时念《福音书》，为此大家都敬重她，对她和萨莎都恭敬地称呼“您”。 奥莉加经常去邻村和县城参加教堂命名节活动和感恩祈祷，在县城里有两个修道院和二十六座教堂。她去朝圣的路上总是神不守舍，完全忘了家人，直到回村来，才突然惊喜地发现自己有丈夫，有女儿，于是喜气洋洋地笑着说： “上帝赐福给我了！” 村子里发生的事使她厌恶、痛苦。农民们在伊利亚节①喝酒，在圣母升天节喝酒，在十字架节又喝酒。圣母庇护节②是教区的节日，茹科沃村的农民为此一连喝三天酒。他们不但喝光了五十卢布的公款，过后还挨家挨户收取酒钱。头一天，奇基利杰耶夫家就宰了一头公羊，早中晚一连吃了三顿羊肉。他们吃得很多，到了夜里孩子们爬起来再吃一点。这三天里基里亚克喝得酪叮大醉，他喝光了所有的家当，把帽子和靴子也换酒喝了。他死命殴打玛丽亚，打得她晕过去，家里人只好往她头上泼水。事后大家都感到羞愧、厌恶。 ①东正教节日，在俄旧历七月二日。 ②在俄旧历十月一日。 不过，即使在茹科沃这样的“奴才村”，一年一度也有一次真正的宗教盛典。那是在八月份，在全县，从一个村子到一个村子，人们迎送着赋予生命的圣母像。到了茹科沃村盼望的这一天，正好无风，天色阴沉。一大清早，姑娘们就穿上鲜艳漂亮的衣裙去迎圣像，到了傍晚时人们才抬着圣像，举着十字架和神幡、唱着圣诗，进了村子，这时河对面的教堂里钟声齐鸣。一群群本村人和外村人挤满了大街，吵吵嚷嚷，尘土飞扬，挤得水泄不通……老头子也好，老奶奶也好，基里亚克也好，大家都向圣像伸出手去，渴望地瞧着它，哭着说： “保护神啊，圣母娘娘！保护神啊！” 大家好像突然明白了，天地之间并不虚空，有钱有势的人还没有夺走一切，尽管他们遭受着欺凌和奴役，遭受着难以忍受的贫穷，遭受着可怕的伏特加的祸害，却有神灵在保佑着他们。 “保护神啊，圣母娘娘！”玛丽亚嚎吻大哭，“圣母娘娘啊！” 可是感恩析祷做完，圣像又抬走了。一切都恢复原样，酒馆里又不时传出醉汉粗鲁的喊声。 只有富裕农民才怕死，他们越有钱，就越不信上帝，不信灵魂得救的话。他们只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才点起蜡烛，做做祷告，以防万一。穷苦的农民不怕死。人们当着老头子和老奶奶的面说他们活得太久，早该死了，他们听了也没什么。他们也当着尼古拉的面毫无顾忌地对菲奥克拉说，等尼古拉死了，她的丈夫丹尼斯就可以得到照顾——退役回家了。至于玛丽亚，她不但不怕死，甚至还巴不得早点死才好。她的几个孩子死了，她反倒高兴呢。 他们不怕死，可是对各种各样的病却估计得过于可怕。本来是一些小毛病，如肠胃失调啦，着了点凉啦，老奶奶立即躺到炉台上，捂得严严实实，开始大声地不停地呻吟：“我要一死一啦！”老头子赶紧去请神父，老奶奶就领圣餐，接受临终前的涂圣油仪式。他们经常谈到感冒，蛔虫和硬结，说蛔虫在肚子里闹腾，结成团能堵到心口。他们最怕感冒，所以哪怕夏天也穿得很厚，在炉台上取暖。老奶奶喜欢看病，经常坐车跑医院，在那里说她五十八岁，不说七十岁。照她想，要是医生知道她的实际年龄，就不会给她治病，只会说：她该死了，用不着治了。她通常一清早就动身去医院，再带上两三个小孙女，到了晚上才能回来，又饿又气，给自己带回了药水，给小孙女带回了药膏。有一次她把尼古拉也带去了，后来他一连喝了两周的药水，老说他感觉好些了。 老奶奶认识方圆三十俄里内所有的医师、医士和巫医，可是却没有一个让她满意。在圣母庇护节那一天，神父举着十字架走遍所有的农舍，教堂执事对她说，城里监狱附近住着一个小老头子，做过军队上的医士，医道高明，劝她找他去看病。老奶奶听了他的劝告。等下了头一场雪，她就坐车进城，带回一个小老头子。这人留着大胡子，脸上布满了青筋，穿着长袍，是个皈依正教的犹太人。当时家里正请了几个雇工做事：一个老裁缝戴一副吓人的眼镜用碎布头拼成坎肩，两个年轻小伙子用羊毛搏毡靴。基里亚克因为酗酒丢了差事，现在只好住在家里。他坐在裁缝旁边修理马脖子上的套具。屋子里又挤又闷，有一股臭味。犹太人给尼古拉做完检查，说需要拔罐子放血。 他放上许多罐子。老裁缝、基里亚克和小姑娘们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好像觉得，他们看到疾病从尼古拉身上流出来了。尼古拉自己也瞧着，那些附在胸口的罐子慢慢地充满了浓黑的血，感到当真有什么东西从他身子里跑出去了，于是他高兴得笑了。 “这样行，”裁缝说，“谢天谢地，能见效就好。” 犹太人拔完十二个罐子，随后又放上十二个。他喝足了茶，就坐车走了。尼古拉开始打颤，他的脸瘦下去，用女人们的话说，缩成拳头那么大小了，他的手指发青。他盖上一条被子，再压上一件羊皮袄，但还是觉得越来越冷。傍晚时他难受得叫起来，要他们把他放到地板上，要裁缝别抽烟，随后静静地躺在羊皮袄下面，天不亮就死了。 九 唉，多么严酷、多么漫长的冬季啊！ 圣诞节过后，自家的粮食已经吃完，只得去买面粉。基里亚克现在住在家里，每天晚上都要大吵大闹，弄得大家心惊胆战，一到早晨又因头痛和羞愧而痛苦不堪，看他那副模样真叫人可怜。在畜栏里，那头饥饿的母牛日日夜夜不停地眸阵哀叫，叫得老奶奶和玛丽亚的心都碎了。好像是故意为难，一直是冻得树木喀喀响的严寒天气，到处是厚厚的积雪和高高的雪堆，冬天拖得很长。到了报喜节①，还刮了一场真正的冬天的暴风雪，在复活节还下了一场雪。 ①东正教节日，在俄旧历三月二十五日，据说天使于此日告知圣母：耶稣将诞生。 但是不管怎么样，冬天总算过去了。四月初，白天变得暖和起来，夜里依然寒冷。冬天不肯退让，但暖和的春日终于战而胜之，最后，冰雪消融，河水奔流，百鸟齐鸣。河边的整个草场和灌木丛淹没在泛滥的春水中，从茹科沃村直到河对岸成了一片泽国，水面上不时有一群群野鸭振翅飞起飞落。春天的落日如火如茶，映红了满天的彩霞，每天晚上都变出一幅不同往常的新的图景，那样美妙绝伦，日后当你在画面上看到同样的色彩、同样的云朵时，简直就难以置信。 仙鹤飞得很快很快，发出声声哀鸣，似乎在召唤同伴。奥莉加站在斜坡的边上，久久地望着这片泛滥的春水，望着太阳，望着那明亮的、仿佛变年轻了的教堂，她不禁流下了眼泪，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她急切地想离开这里，随便去什么地方，哪怕天涯海角。家里已经决定，让她还回到莫斯科去当女仆，让基里亚克跟她同行，去那里找个看门人或者其他的差事。好啊，快点走吧！ 等路变千一些，天气暖和了，她们就动身上路。奥莉加和萨莎每人背着行翼，穿着树皮鞋，天不亮就出发了。玛丽亚出来送她们一程。基里亚克因为身体不好，还得在家再待上一个星期。奥莉加最后一次面对着教堂画十字、默默祷告。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但没有哭，只是她的脸皱起来，像老太婆那样难看了。这一冬，她变瘦了，变丑了，头发有点灰白，脸上再没有昔日那种可爱的模样和愉快的微笑，在经受了丧夫之痛以后，只有一种悲哀的听天由命的神情。她的目光有点迟钝、呆板，好像她耳背似的。她舍不得离开这个村子和这些农民。她回想起抬走尼古拉的情景，在一座座农舍旁边都有人做安魂祈祷，大家同情她的悲痛，陪着她哭，在夏天和冬天，经常有一些时日，这些人过得好像比牲口还糟，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可怕的。他们粗鲁，不诚实，肮脏，酗酒；他们不和睦，老是吵架，因为他们彼此不是尊重，而是互相害怕、互相猜疑。是谁开小酒馆，把老乡灌醉？农民。是谁挥霍掉村社、学校和教堂的公款，把钱换酒喝了？农民。是谁偷邻居家的东西，纵火，为了一瓶伏特加在法庭上作伪证？是谁在地方自治会和其他会议上头一个出来反对农民？还是农民。确实，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可怕的，可是他们毕竟是人，他们跟常人一样也感到痛苦，也哭泣，而且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哪件事是不能找到使人谅解的缘由的。沉重的劳动使他们到了夜里就浑身酸痛，严寒的冬天，粮食歉收，住房拥挤，可是没有人帮助他们，哪儿也等不到帮助。那些比他们有钱有势的人是不可能帮助他们的，因为他们自己就粗鲁，不诚实，酗酒，骂起人来照样难听得很。那些小官和地主管家对待农民如同对待流浪汉一样，他们甚至对村长和教堂主持都用“你”相称，自以为有权这样做。至于那些贪财的、吝啬的、放荡的、懒惰的人，他们到农村里来只是为了欺压、掠夺、吓唬农民，哪里还谈得上帮助农民或者树立良好的榜样呢？奥莉加回想起，去年冬天，当基里亚克被拉去用树条体罚时，两位老人的模样是多么可怜而屈辱啊！现在她很可怜所有这些人，为他们难过，所以她一边走，一边频频回头再看看那些小木屋。 送出三俄里，玛丽亚开始告别，随后她跪下来，不住地磕头，大声哭诉起来： “又剩下我孤零零一人了，我这苦命人啊，多么可怜、多么不幸啊……” 她就这样哭诉了很长时间，奥莉加和萨莎每一回头总能看到她跪在地上，双手抱住头，向着旁边的什么人不住地磕头。在她上空有几只白嘴鸦在盘旋。 太阳高高地升起，天气热起来。茹科沃村远远地落在后头了。走路让人舒畅，奥莉加和萨莎很快就忘了村子，忘了玛丽亚。她们高兴起来，四周的一切都引起她们的兴趣。有时出现一个土岗；有时出现一排电线杆，一根接一根不知伸向何方，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那上面的电线发出神秘的嗡嗡声；有时看到远处绿树丛中有个小村子，从那边飘来一股潮气和大麻的香味，不知怎么让人觉得，那里住着幸福的人们；有时在野地里孤零零地躺着一具马的白骨。云雀不停地婉转啼唱，鹌鹑的叫声此起彼伏，互相呼应，一只秧鸡断断续续发出急促的叫声，仿佛真有人在拉扯旧的铁门环一样。 中午时分，奥莉加和萨莎来到一个大村子。在一条宽阔的街上，她们遇见一个小老头，茹科夫将军的厨子。他感到热，他那汗淋淋的红秃顶在阳光下发亮。他同奥莉加都没有立即认出对方，随后都回过头来对视了一会儿，认出来后一句话没说，又各走各的路了。她们停在一座显得更阔气、更新的木屋前，奥莉加对着敞开的窗子深深地一鞠躬，用委婉的唱歌般的声调响亮地说： “正教徒啊，看在基督份上，给点施舍吧，求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你们的双亲在天国安息。” “正教徒啊，”萨莎也唱起来，“看在基督份上，给点施舍吧，求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你们的双亲在天国……” 一八九七年四月 贝琴涅格人 贝琴涅格人 伊凡·阿勃拉梅奇·日穆兴是个退伍的哥萨克军官，以往在高加索服役，如今住在自己的农庄上。他过去年轻，健康，强壮，现在却苍老，干瘪，背有点驼，眉毛蓬松，唇髭白得带点绿色了。有一天，那是在炎热的夏季，他从城里回自己的农庄。 他在城里斋戒过，在公证人那里写下遗嘱（大约两个星期以前他得过一次小中风），如今坐在火车车厢里，那些关于临近的死亡、关于尘世的空虚、关于人间万物的短暂等忧郁而严肃的想法，一路上始终没离开过他。到了普罗瓦里耶车站（顿涅茨克铁路上有这样一个车站），有个胖胖的、中年的金发先生，手中拿着一个旧皮包，走进他的车厢，在他对面坐下。他们两个就谈起话来。 “是啊，”伊凡·阿勃拉梅奇说，呆呆地瞧着窗外。“什么时候结婚都不算晚。我自己就是在四十八岁那年结的婚，人家都说太晚了，其实不晚也不早，不过呢，还是根本不结婚的好。老婆很快就会弄得人厌烦，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肯说真心话，因为，您明白，人总觉得不幸的家庭生活是丢脸的事，瞒着不说。 有的人在老婆身旁‘玛尼雅，玛尼雅’的叫个不停，可是如果按他的本心办事，他就会把这个玛尼雅装进袋子，丢进水里了事。跟老婆一块儿过日子真没意思，简直是蠢事。再者，我敢于对您保证，儿女也不见得好一点。我有两个，这些坏蛋。在此地草原上，他们没处可以上学，要把他们送到新切尔卡斯克去读书，可又没有钱，于是他们只好在这里生活，象两条狼崽子似的。你瞧着就是，他们会在大道上杀人哩。“ 金发先生注意地听着，回答问话的声音不大，而且简略，看来这人秉性斯文而谦和。他自称是个律师，说他现在到玖耶甫卡村去办事。 “喔，你知道，那地方离我家九俄里，我的上帝！”日穆兴说，从他的口气听来，倒好象人家在跟他吵架似的。“不过，对不起，等一忽儿您到了车站是找不到马车的。依我看，您还是索性到我家里去好，您明白，在我那儿过上一夜，第二天早晨坐着我的马车走就行了。” 律师想了想，同意了。 等他们到达火车站，太阳已经低低地挂在草原上空了。从火车站到田庄的路上，他们没有讲话，车子的颠动妨碍他们谈天。那辆四轮马车蹦蹦跳跳，吱吱地叫，似乎在哭泣，好象它这种跳动弄得它自己十分痛苦似的。律师坐得很不舒服，愁闷地瞧着前面，巴望看到那个田庄。他们坐车走了八俄里光景，才远远地望见一所不高的房子和一个院子，四周围着一道用黑色石板砌成的围墙。那所房子的房顶是绿色的，墙上的灰泥脱落，窗子又小又窄，象是眯细的眼睛。田庄建在太阳地里，四周看不到水，也看不到树。邻近的地主和农民都把这儿叫做“贝琴涅格田庄”。许多年以前有一个过路的土地测量员在田庄上留宿，跟伊凡·阿勃拉梅奇谈了一夜，感到很不满意，早晨临走的时候对他严厉地说：“您，我的先生，是贝琴涅格人！”从此“贝琴涅格田庄”这个名称就传开了，等到日穆兴的孩子长大，开始打劫邻近的果园和瓜地，这个外号就越发牢不可破了。大家还把伊凡·阿勃拉梅奇叫做“您明白”，因为他通常讲话很多，而且常常使用这个“您明白”。 在院子里的堆房旁边站着日穆兴的儿子，一个是十九岁，另一个是个半大孩子，两个人都光着脚，没戴帽子。正当马车驶进院子的时候，那个小儿子把一只母鸡高高地抛到半空中，母鸡咕咕地叫，飞起来，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大儿子开枪射击，那只母鸡就被打死，掉在地上了。 “这是我的孩子在学打鸟，”日穆兴说。 前堂里有个女人迎接来人。她身材瘦小，脸色苍白，年纪还轻，相貌美丽。从她身上穿的衣服来看，人家可能把她当做仆人。 “容我介绍一下，”日穆兴说，“她是我那些小崽子的妈。 喂，柳包芙·奥西波芙娜，“他转过身去对她说，”快点，孩子他妈，给客人做饭。开晚饭！快！“ 这所房子分成两半：这一半是“客厅”以及紧挨着它的老人日穆兴的卧室，这些房间都闷热，天花板很低，有许多苍蝇和黄蜂；那一半是厨房，那儿烧饭，洗衣服，给雇工开饭，那儿的长凳底下有鹅和鸡孵蛋，柳包芙·奥西波芙娜和她两个儿子的床也在那儿。客厅里的家具没上油漆，显然是一个木匠马马虎虎做出来的。墙上挂着枪支、猎袋、短鞭子，这些陈旧的废物早已生锈，上面满是尘垢，变成灰白色了。画片一张也没有，墙角上有一块木板，当初是放圣像用的。 一个年轻的乌克兰女人摆好饭桌，端来火腿，然后是红甜菜汤。客人拒绝喝酒，只吃面包和腌黄瓜。 “吃点火腿怎么样？”日穆兴问。 “谢谢，我不吃，”客人回答说。“我素来不吃肉。” “这是为什么？” “我是素食主义者。杀死动物是违背我的信念的。” 日穆兴想了一忽儿，然后叹一口气，慢吞吞地说：“是啊。……对了。在城里我也见过一个不吃肉的人。现在这种信仰时兴起来了。嗯，这挺好。不能老是杀牲口，打鸟儿了，您明白，早晚得洗手不干这种事，让畜生也过太平日子才是。杀生是罪过，是罪过啊，这是不消说的。有的时候开枪打兔子，伤了它的腿，它就直叫，跟小娃娃一样。可见它也觉得痛啊！” “当然，它觉得痛。畜生跟人一样懂得痛苦。” “这是实在的，”日穆兴同意说，“这些我都很明白，”他一 边想，一边接着说，“不过呢，老实说，有一点我却不明白：比方说，您明白，要是所有的人都不再吃肉，到那时候这些家禽，比如鸡和鹅，可怎么办呢？” “鸡和鹅就会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象那些野禽一样。” “现在我懂了。不错，乌鸦和寒鸦都活着，不要我们管也过得挺好。对了。……鸡啦，鹅啦，兔子啦，羊啦，都会自由自在地活下去，高高兴兴，您明白，赞美上帝，它们再也不会怕我们了。世界上就会出现和平同安宁。不过呢，您明白，有一点我还是不懂，”日穆兴看一眼火腿，接着说，“猪会怎么样呢？拿它们怎么办呢？” “猪也跟别的动物一样，那就是说，它们自由了。” “是这样。对了。可是，对不起，话说回来，要是不把它们杀掉，它们就会繁殖起来，您明白，到那时候草场和菜园就遭殃了。要知道，猪这种东西，要是随它们自由自在，不去管它们，那么不出一天，它们就会把什么东西都糟踏掉。猪总是猪，给它起名叫猪可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吃完了晚饭。日穆兴离开饭桌，在房间里走了很久，不住地讲啊讲的。……他喜欢谈论一些重大而严肃的事，喜欢沉思，再者，他巴望在老年找到一个什么信仰，使心灵有所寄托，而死亡不至于显得这么可怕。他希望自己脾气温柔，心平气和，相信自己，就跟这个吃腌黄瓜和面包果腹而认为自己因此变得完善的客人一样。客人坐在一口箱子上，健康，胖乎乎的，沉默着，隐忍他的烦闷。要是有人在苍茫的暮色中从前堂往他这边看一眼，就会觉得他活象一块谁也搬不开的大石头。 人在生活里有所寄托，心里就踏实了。 日穆兴穿过前堂，走到门外廊子底下，人可以听见他不住地叹气，在沉思中自言自语：“对了，……是这样。”天已经黑下来，天上这儿那儿出现了星星。房间里还没有点灯。有个人悄没声儿地走进大厅来，象个影子似的，在门旁站住。原来这是日穆兴的妻子柳包芙·奥西波芙娜。 “您从城里来吗？”她没看着客人，怯生生地问道。 “是的，我住在城里。” “也许，您是个搞学问的人吧，先生，那么请您费心开导我们吧。我们得递一个呈子上去。” “递到哪儿去？”客人问。 “我们有两个儿子，好先生，早就该把他们送去念书了，可是我们这儿没有人管，也找不到一个商量的人。我自己又什么都不懂。他们要是不上学，就要照普通的哥萨克那样征去当兵。那就糟了，先生！他们不识字，连庄稼汉也不如，连伊凡·阿勃拉梅奇自己都嫌弃他们，不让他们走进房间来。不过，难道这能怪他们吗？真的，哪怕把小的一个送去上学也好，要不然，真叫人心痛啊！”她缓慢地说，声音发抖；这么瘦小、年轻的女人居然已经有长大成人的孩子，这似乎使人没法相信。“唉，真叫人心痛啊！” “你，孩子他妈，什么也不懂，这不关你的事，”日穆兴在门口出现，说。“别拿你那些荒唐话去纠缠客人。走开，孩子他妈！” 柳包芙·奥西波芙娜就走出去，在前堂又用她尖细的声音说：“唉，真叫人心痛啊！” 他们在客厅里一张长沙发上给客人铺好被褥，点亮了长明灯，免得他嫌黑。日穆兴在自己的卧室里上床睡下。他躺在那儿想他的灵魂，想老年，想不久以前的中风，那次中风把他吓得心惊胆战，真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他喜欢独自一人在寂静中深思冥想，每逢这种时候，他就自以为是个十分严肃而深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重大的问题才会引起他的兴趣。现在他就在不断地思索，他想抓住某个与众不同的、杰出的思想，使它成为生活的指南，有心为自己想出一种原则，好把他的生活也变得象他本人那样严肃而深刻。比方说，对他这个老人来说，戒绝肉食和各种珍馐美味确实挺好。那种人类不再互相残杀，也不杀害动物的时代是早晚要来的，它不可能不来，于是他幻想着那个时代，清楚地想象他自己和所有的动物和睦相处，可是突然间他又想起那些猪，他头脑里的思路就全给搅乱了。 “怪事，求主怜恤吧，”他呼哧呼哧地喘气，嘟哝着说。“您睡着了吗？”他问。 “没有。” 日穆兴从床上起来，在门口站住，只穿着衬里衣服，在客人面前露出他那两条青筋突起的、干瘪的、象木棍一样的腿。 “您明白，”他开口说，“如今这年月，时兴各式各样的什么电报啦，电话啦，一句话，各种奇迹应有尽有，可是人并没有变得好一些。据说在我们那个时代，三四十年以前，人是粗暴残忍的；然而现在难道不是仍旧一样吗？的确，在我那个时代，大家不讲究礼貌。我还记得，有一次在高加索，我们在一条小河旁边驻扎了整整四个月，什么工作也没有，那时候我还是个军士。当时出了一件麻烦事，简直象是一篇小说。在我们哥萨克骑兵连驻扎的小河对岸，您明白，埋葬着一个穷公爵，他是不久以前让我们杀死的。每到夜里，您明白，守寡的公爵夫人总要到坟上去哭。她边哭边诉，嘴里哼哼唧唧地叫个没完，吵得我们心里不好受，简直睡不着觉。我们第一夜睡不着，第二夜又睡不着；得，这就惹得我们心烦了。从常理来推断，为了他妈的这么点原故就不睡觉，那确实不行——请您原谅我这种说法。我们就把这个公爵夫人抓来，用鞭子抽一顿，她就再也不去哭了。就是这么回事。现在呢，当然，这样的人没有了，也不用鞭子抽人了，大家生活得象样多了，学问也大得多了，不过，您明白，人的灵魂还是老样子，没起什么变化。喏，不瞒您说，我们这儿住着个地主。他办矿，您明白。那些没有护照的、没处投奔的、各式各样的流浪汉在他那儿做工。每到星期六就得给工人发工钱，可是他不愿意给，您明白，他舍不得钱。他就找了个帐房先生，也是个流浪汉，不过脑袋上总算还戴着一顶帽子。地主说：”你别给他们钱，一个小钱也别给；他们会打你，‘他说，’那就让他们打，你忍着，我每个星期六给你十个卢布就是。‘好，到星期六傍晚，工人们按规矩来拿工钱，帐房先生却对他们说：“没有！’得，你一句我一句地骂个不停，打起来了。 ……大家一齐打他，拳脚交加，您明白，这些人饿得心狠了。他们把那个人打得人事不知，然后各自走散。老板吩咐人往帐房先生脸上泼水，随后就塞给他一张十卢布的钞票，那个人收下来，而且还挺高兴，因为实际上，慢说给十个卢布，就是给三个卢布，他也会答应钻进绞索里去。是啊。……到了星期一就又有一伙工人来了。他们只好来，没地方可去嘛。……到星期六 就又是那一套。……“客人翻一个身，脸对着长沙发靠背，嘴里含含糊糊说了一 句什么话。 “喏，还有一个例子，”日穆兴接着说。“有一年，您明白，此地闹一种叫炭疽热的瘟疫。那些牲口啊，我跟您说吧，象苍蝇那么纷纷死掉。兽医到此地来，下了严厉的命令，要把死牲口弄到远处去，深深地埋进地里，浇上石灰浆等等的，您明白，这都是根据科学的原理。我那匹马也死了。我就按照种种预防措施把它埋了，单是在它身上浇的石灰浆就有十普特。您猜怎么着？我那两个小子，您明白，我的宝贝儿子，夜里却把马挖出来，剥下它身上那张皮，卖了三个卢布。您瞧瞧。可见人并没有变好，可见不管你怎么喂狼，狼总是往树林里瞧。就是这么回事。这种事真叫人深思啊！不是吗？您认为怎么样？” 突然，在房间的一边，有一道电光在护窗板的缝隙里闪现。暴风雨之前，天气总是闷热，蚊子不住地叮人，日穆兴躺在自己的房间里沉思默想，唉声叹气，哼哼唧唧，自言自语：“对了，……是这样”，怎么也睡不着觉。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响起隆隆的雷声。 “您睡着了吗？” “没有，”客人回答说。 日穆兴就起床，穿过客厅和前堂，两只光脚吧嗒吧嗒地响着，到厨房喝水去了。 “世界上，您明白，最糟糕的是愚蠢，”过了一忽儿，他端着个水瓢走回来，说。“我那个柳包芙·奥西波芙娜正跪在那儿祷告上帝呢。她每天晚上都祷告，您明白，她咕终咕咚地叩头，头一件事就是祷告上帝把她的孩子送去上学，她生怕孩子们象普通的哥萨克那样去当兵，到了那边，背上挨一军刀。不过，要上学就得有钱，可是上哪儿去找钱呢？你就是拿脑门碰破地板，没钱也还是没钱啊。其次，她祷告是因为，您明白，任何女人都认为世界上再没有人比她更不幸了。我是直性子，什么事也不想瞒住您。她是穷人家出身，教士的女儿，所谓僧侣阶层。 我是在她十七岁那年娶她的。她家把她嫁给我，一大半是因为家里没有吃的，受穷受苦，我呢，您看得出来，毕竟有田地，有家业，喏，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也是个军官；您明白，她嫁给我要算是高攀了。我们结婚的头一天她就哭，后来一直哭了二 十年，就象俗话说的，眼泪没干过。她老是坐在那儿，想啊想的，想心思。请问，有什么可想的呢？妇道人家能想点什么呢？ 没有什么可想的。老实说，我是不把娘们儿当人看的。“ 那位律师猛的坐了起来。 “对不起，我觉得有点闷热，”他说。“我要出去。” 日穆兴一面继续讲女人，一面走进前堂，拉开门闩，两个人走到外面。正巧一轮明月在院子上面的天空中浮动，这所房子和堆房在月光下显得比白天还要白。在草地上，在黑色的阴影中间，铺开几条明亮的月光，也是白的。从这儿可以看到右边远处的一片草原，草原上空宁静地闪着繁星。一切都神秘，无限地遥远，人仿佛望着深渊一样。左边，草原的上空堆积着酝酿雷雨的沉重的乌云，黑得象煤烟似的。乌云的边缘被月光照亮，似乎那儿有些峰顶盖着白雪的高山以及漆黑的树林和海洋。电光闪耀，传来轻微的雷声，好象山上正在打仗似的。 …… 田庄附近有一只小小的猫头鹰单调地叫着：“睡啦！睡啦！” “现在几点钟了？”客人问。 “一点多钟。” “离天亮还早着呐，真是！” 他们回到房子里，又躺下。应当睡着才对，下雨以前，人照例能睡得十分酣畅，然而这个老人却喜欢想一些重大而严肃的事情。他不只是想，而是要反复地琢磨。他琢磨着死亡已经临近，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最好不要再这样游手好闲，让时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不知不觉地浪费掉，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最好给自己想出一种什么大事来干，比方步行到很远很远的一个什么地方，或者象这个年轻人一样戒绝肉食。他又想象人类不再杀死动物的时代，想得那么生动，那么逼真，倒好象他自己正在经历那个时代似的。可是忽然，他的脑子里又都乱糟糟，一切都不清楚了。 雷雨已经过去，可是乌云还留下一点边缘，雨还在下，轻轻地拍打房顶。日穆兴起床，伸着懒腰，因为年老而哼哼唧唧，眼睛瞧着大厅。他看出客人没有睡着，就说：“在高加索的时候，您明白，我们那儿有个上校也是素食主义者。他不吃肉，从来也不打猎，也不许部下去钓鱼。当然，我明白。一切动物都应当自由地生活，享受生活；只是我不懂：猪怎么能随便走来走去，没有人管。……”客人爬起来，坐好。他那苍白憔悴的脸上现出烦恼和疲乏的神情；看得出来，他累得要命，只是他那温顺、柔和的心不容许他用话语把他的气恼表达出来。 “天已经亮了，”他温和地说。“劳驾，请您吩咐他们备马。” “这是为什么？您等一等，雨就要停了。” “不，我求求您，”客人恳求地说，声调里带着惊恐。“我得马上就走。” 他就动手匆匆忙忙穿衣服。 等到马车备好，太阳已经升上来了。雨刚刚停住，云很快地奔驰着，天上一些蔚蓝色的透光的空隙变得越来越大。初出的阳光怯生生地映在下面的小水洼里。律师拿起他的皮包，穿过前堂，去坐马车，这时候日穆兴的妻子脸色苍白，似乎比昨天还要苍白，带着泪痕，注意地瞧着他，眼睛一眫也不眫，现出姑娘那样的纯朴神情，从她的哀伤的脸容可以看出她羡慕他的自由：啊，要是她自己能离开此地，她会多么高兴啊！还可以看出她有话要跟他说，大概是要他为她的孩子出些主意吧。她是多么可怜啊！这人不是妻子，也不是女主人，甚至不是一个女仆，倒象是个穷食客，一个谁也不需要的亲戚，一个渺不足道的人。……她的丈夫忙忙乱乱，不停嘴地讲着，一边抢在前面，送客人出门。她呢，惊恐而负疚地缩在墙边，一直在等个方便的机会好开口讲话。 “欢迎您下次再来！”老人反复说着，一刻也不停嘴。“您明白，我们一定尽其所有来招待您！” 客人匆匆地坐上马车，显然十分愉快，仿佛生怕这当儿会有人扣留他似的。马车象昨天那样蹦蹦跳跳，吱吱地尖叫，猛烈地撞响车后拴着的一个桶子。律师回过头来，带着一种特别的神情朝日穆兴看了一眼，仿佛他象从前那个土地测量员那样，想骂他一声贝琴涅格人或者别的什么，然而温和的性格占了上风，他忍住了，什么话也没说。可是走到大门口，他忽然忍不住，欠起身来，响亮而气忿地嚷了一声：“我讨厌您！” 接着，马车驶出门外，不见了。 日穆兴的儿子站在堆房旁边：大儿子拿着一管枪，小儿子抱着一只灰色的公鸡，头上生着鲜艳美丽的冠子。小儿子使足力气把那只公鸡往上抛去，那只鸡飞得高过房顶，在空中翻了个身，象鸽子一样。大儿子开一枪，那只公鸡就跟一块石头似的落下来了。 老人心慌意乱，不知道该怎样解释客人这一声奇怪的意外的嚷叫。他慢吞吞地走回房子。他在房子里靠着桌子坐下，琢磨了很久，想到当前的思潮，想到普遍的道德败坏，想到电报，想到电话，想到自行车，想到这一切多么不必要，渐渐地心平气和，然后不慌不忙地吃完饭，喝下五大杯茶，躺下去睡觉了。 在故乡 在故乡 一 顿涅茨克铁路。一个冷冷清清的火车站，呈现着白色，孤单地立在草原上，墙壁晒得发烫，没有一点阴影，看上去这儿象是没有人似的。火车把您丢在这儿，开走了，它的轰隆声先还可以隐约听见，最后无声无息了。……车站附近一片荒凉，除了您的马车以外，别的马车一辆也没有。您就坐上一辆四轮马车（这在坐过火车以后是极其痛快的），沿着草原上的大道走去，您面前渐渐展开一幅幅在莫斯科附近没有的画面，广漠无垠，单调得迷人。草原，草原，此外什么也没有了。远处是一 座古墓或者一架风车。牛车在载运煤炭。……鸟儿在平原上空低低地飞翔，有节奏地扇动着翅膀，使人看得昏昏欲睡。天气炎热。一两个钟头过去了，却还是草原，草原，远处也还是古墓。您的车夫讲这讲那，常常用鞭子往旁边指一指，他讲得很长，无非是些无关紧要的事，而您的灵魂沉浸在安宁之中，不愿意回想过去的事了。……一辆三套马车来接薇拉·伊凡诺芙娜·卡尔津娜。车夫把她的行李放好，开始整理马具。 “一切都跟从前一样，”薇拉说，不住地往四下里看。“上一 回我在这儿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那差不多是十年以前的事了。我记得那一回赶着马车来接我的是包利斯老头。怎么样，他还活着吗？” 车夫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光是照乌克兰人那样生气地瞪她一眼，爬上了车夫的座位。 出了火车站，要走大约三十俄里的路。薇拉也给草原的魅力迷住，忘记过去，只想着这儿多么辽阔，多么自由。她健康，聪明，美丽，年轻（她刚刚二十三岁），到现在为止，她的生活里所缺乏的恰好就是这种辽阔和自由。 草原，草原。……马车奔驰着，太阳越升越高，在她小时候，六月间的草原似乎没有这么丰富多采，这么茂盛。草地上开满鲜花，有绿色的，黄色的，淡紫色的，白色的。这些花和晒热的土地冒出一阵阵香气。大路上有些古怪的、蓝色的鸟。 ……薇拉早已没有祈祷的习惯，可是现在却克制着睡意，喃喃地说：“主啊，保佑我在这儿过得畅快吧。” 她心里平静，舒服，似乎情愿照这样望着草原，坐一辈子马车。忽然，路旁出现一道深深的山沟，长满小橡树和小赤杨树。一股潮气扑面而来，大概下边有一条小溪吧。在这一边，在悬崖的边沿上，有一群山鹑扑棱一声飞起来。薇拉想起从前傍晚他们常到这道悬崖旁边来散步，那么庄园一定很近了！果然，远处现出杨树和谷仓，旁边冒起一股黑烟，这是在烧旧麦秆。这时候她的姑姑达霞迎面走来，摇着手绢；她的爷爷站在露台上。哎呀，多么高兴啊！ “亲爱的！亲爱的！”她姑姑说，尖声喊着，就象发了癔病似的。“我们真正的女主人来了！要明白，你就是我们的女主人，我们的女皇啊！这儿样样东西都属于你！亲爱的，美人儿，我不是你的姑姑，而是你顺从的奴隶！” 薇拉除了姑姑和爷爷以外，一个亲人也没有了。她母亲早已去世，她父亲是个工程师，三个月前从西伯利亚回来，死在喀山。她爷爷蓄着一大把白胡子，身体很胖，脸色红润，害气喘病，走起路来拄着手杖，挺起肚子。她姑姑是个四十二岁的女人，穿一件袖子隆起的时髦连衣裙，腰身勒得很紧，显然要打扮得年轻点，仍旧想招人喜爱。她走起路来踩着细碎的步子，同时她的脊背不住地颤动。 “你会喜欢我们吗？”她搂住薇拉，说。“你不骄傲吧？” 大家按照爷爷的心意做感恩祈祷，然后吃很久的饭，于是对薇拉来说，她的新生活开始了。他们给她准备了一个最好的房间，把全家所有的地毯都拿来铺上，而且放上许多花。晚间她在她那张舒适的、宽阔的、柔软的床上躺下，盖上一床发散出存放过久的衣服气味的绸被子，她就快活得笑起来。她姑姑达霞进来一忽儿，为的是给她道晚安。 “喏，你总算回来了，谢天谢地，”她在床沿上坐下来，说。 “你看得明白，我们生活得挺好，再好也没有了。只有一件：你爷爷不行了！糟透了！他气喘，记性也差了。你记得吗？他以前健康得很，力气大极了！他是个火气很大的人。……从前，只要仆人不顺他的心或者出了点什么事，他就跳起来，嚷着：”抽他二十五下！拿桦树条子！‘可是现在他变得和气多了，听不见他嚷了。而且，现在也不是那种年月，宝贝儿，不兴打人了。嗯，当然，何必打人呢，可是把他们惯坏也不应该。“ “姑姑，现在他们还挨打吗？”薇拉问。 “有时候，总管打他们，我是不打的。求主保佑他们！你爷爷拗不过老脾气，有的时候举起手杖来挥动几下，不过打是不打了。” 姑姑达霞打了个呵欠，她先在嘴上，然后在右耳朵上画一 个十字。 “这儿生活沉闷吗？”薇拉问。 “怎么对你说好呢？现在地主都搬走，不住在这儿了。不过，宝贝儿，附近陆续建造了一些工厂，什么工程师啦，医师啦，采矿技师啦，多着呢！当然，有业余演出，有音乐会，不过打牌的时候居多。他们常坐车到我们这儿来。工厂里的涅沙波夫大夫就常来，他长得挺漂亮，招人喜欢！他看了你的照片就爱上你了。我呢，打定了主意，心想：行，这也是薇罗琪卡①的造化。这人又年轻又漂亮，还有家当，一句话，正配得上。嗯，说真的，你也是天下难找的未婚妻。你出身上流人家，我们的田产已经抵押出去了，不过那有什么关系？经营得挺好，没有荒掉。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可是往后都归你了。我是你的顺从的奴隶。我那去世的哥哥，你的爸爸，留下一万五 .……哦，不过，我看出来，你的眼皮要合上了。那就睡吧，孩子。” 第二天薇拉在房子四周散步很久。那儿有个古老的花园，不好看，小路也没有一条，坐落在一个斜坡上，很不方便，完全荒芜了，大概他们认为这是家业当中一种多余的东西吧。这儿有许多蛇。戴胜鸟在树下面飞来飞去，叫着：“呜—吐—吐！”从那声调听起来，仿佛要叫人想起一件什么事似的。下面是一道河，岸旁长满高高的芦苇，河对面，离岸半俄里，是个村子。薇拉从花园里走到田野上，眼睛望着远处，心里想着她在故乡的新生活，一心要弄明白，什么样的前途在等待她。草原的这种辽阔、这种美丽的恬静，都在对她说：幸福临近了，也许已经来到了；实际上成千的人都会说：一个年青健康、受过教育的人，又住在自己的庄园上，这是多么幸福啊！同时，这无边无际的原野，单调而没有人烟，却使她害怕，有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安静的绿色怪物会吞吃她的生命，把它化为乌有。她年轻，优雅，喜爱生活；她在贵族女子中学毕了业，学会说三种外国语，读过很多书，跟父亲一块儿游历过；可是，难道所有这些仅仅是为了到头来在一个荒僻的草原庄园上定居下来，成天价无所事事，从花园里走到田野上，再从田野上走到花园里，然后就在房子里坐着，听爷爷喘气吗？可是该怎么办呢？躲到哪儿去呢？她无论如何也找不出答案。等到她走回家去，她就暗想：她在这儿未必会幸福，从火车站坐着马车到这儿来的时候比在这儿生活有趣得多了。 医师涅沙波夫从工厂里来了。他是医师，然而三年前他在工厂里入了股，成了工厂主人之一 ，现在虽然还干医疗工作，却不认为医疗是他的主要工作了。从外貌来看，这是个脸色苍白、身体匀称的金发男子，穿一件白色坎肩；可是要了解他的心灵，了解他头脑里有些什么想法。那就难了。他打过招呼以后，就吻姑姑达霞的手，然后不时站起身来，去给人端椅子，或者让出自己的坐位，始终很严肃，不说话，如果开口说话，那么虽然讲得很有条理，声音也不低，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的头一句话总是叫人听不清，弄不懂。 “您弹钢琴吗？”他问薇拉，忽然急促地站起来，因为她把手绢掉在地上了。 他从中午坐到深夜十二点钟，沉默不语，薇拉很不喜欢他。她觉得在乡下穿白坎肩显得俗气，他那种过分讲究礼貌的姿态、举止和他那张生着黑眉毛的、严肃的白脸叫人感到腻味。她觉得他经常沉默大概是因为他智力不发达。可是姑姑在他走后却高兴地说：“嗯，怎么样？挺迷人，不是吗？” 二 姑姑达霞掌管这份家业。她把腰身勒得很细，两条胳膊上的镯子玎玸熥飨欤缓龆叩匠浚缓龆叩焦炔郑缓龆*走到牲口棚，老是踩着细碎的步子，背脊不住地颤动。不知什么缘故，她对管事或者农民讲话，每次都要戴上夹鼻眼镜。爷爷老是坐在一个地方摆牌阵②或者打盹儿。到午饭和晚饭的时候，他吃得非常多。仆人给他端来今天的菜、昨天的菜、星期日剩下的冷馅饼、仆人的腌牛肉，他都狼吞虎咽，一古脑儿吃光。每次吃饭都给薇拉留下很深的印象，因此后来她一看到人们赶羊，或者从磨坊里运来面粉，她就会想：“爷爷会把这些都吃掉的。”他大部分时间沉默着，专心吃东西或者玩牌阵，可是有时候，在吃饭的当儿，他看到薇拉，就动了感情，温柔地说：“我的独一无二的亲孙女啊！薇罗琪卡！” 他说着，眼泪就在他的眼睛里发亮。或者，他的脸突然涨得通红，脖子变粗，恶狠狠地瞧着仆人，敲着手杖，问道：“为什么不拿辣根来？” 冬天他过一种完全不出家门的生活，夏天他偶尔坐上马车到野外去看一看燕麦和青草，回到家里来总是挥动着手杖，说缺了他，到处都搞得乱糟糟。 “你爷爷心绪不好，”姑姑达霞小声说。“嗯，现在倒没什么了，可是从前啊，那可不得了：”抽他二十五下！拿桦树条子！‘“姑姑抱怨说大家都变懒了，谁都不干活儿，这份田产没有带来什么收入。确实，这儿说不上什么农业上的经营；大家只是按照习惯耕一点地，下一点种，实际上没干什么事，虚度光阴。可是大家又成天价跑来跑去，这样那样地计算，忙忙碌碌在这所房子里，从早晨五点钟就忙起，经常可以听见：”拿来“，”拿去“，”快去找“，到傍晚仆人们照例累得筋疲力尽。姑姑每个星期都要更换厨娘和女仆；有时候她认为她们道德败坏而辞退她们，有时候她们说累得要命，自动走了。本村的人谁也不来当差，那就只好到远村去雇人。本村的人只有一个姑娘阿辽娜还在这儿当差，没有走掉，因为她一家人老老小小都靠她的工钱糊口。这个阿辽娜身材矮小，脸色苍白，傻头傻脑，整天收拾房间，伺候开饭，生火，缝补，洗衣服，可是大家总觉得她是在瞎忙，把靴子踩得咚咚响，反而在这所房子里妨碍别人做事。她生怕叫东家辞掉，被打发回家；因为怕，她就常把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上，打碎碗碟，他们就扣她的工钱，事后她的母亲和祖母就到这儿来，在姑姑达霞面前跪下求情。 客人们每个星期来一次，有时候来得勤一些。碰到这种时候，姑姑就走到薇拉的房间里，说：“你最好去陪客人坐坐，要不然人家就要认为你骄傲了。” 薇拉走去陪客人，跟他们一块儿玩很久的“文特”③，或者由她弹钢琴，客人们跳舞。姑姑兴高采烈，跳舞跳得喘吁吁的，走到她面前，小声说：“你对玛丽雅·尼基佛罗芙娜要亲热点。” 十二月六日，圣尼古拉节 ，一下子来了很多客人，有三十 个上下。他们玩文特一直玩到深夜，许多人留下来过夜。到早晨，他们又坐下来打牌，然后吃饭，饭后薇拉走到自己的房间去，打算躲开谈话，躲开烟雾，休息一下，可是那儿也有客人，她绝望得差点哭出来。到傍晚，大家准备动身回家，她才因为他们到底要走了而高兴起来，就说：“你们再坐一忽儿吧！” 客人们使她劳累，使她感到拘束；同时（差不多每天如此），天一黑下来，她就想走出家门，坐上马车随便到哪儿去——去工厂或者附近的地主家做客，在那儿打牌，跳舞，玩游戏，吃晚饭。……在工厂里和矿场上工作的年轻人有时候唱小俄罗斯歌，唱得很不坏。他们唱的歌总叫人感到辛酸。要不然，他们就一齐聚在房间里，在昏暗的暮色中谈矿场，谈当初埋在草原的地底下的金银财宝，谈萨乌尔古墓④。……谈着谈着，天色晚了，有时候会忽然传来“救—命—氨的喊叫声。这是一 个醉汉在走路，或者有人在附近矿场上遭到抢劫。要不然，风就在炉子里哀号，吹打护窗板，后来，过了一阵，教堂里就响起报警的钟声：这是暴风雪开始了。 在所有的晚会、野餐会、宴会上最招人喜欢的女人总是姑姑达霞，最招人喜欢的男人总是医师涅沙波夫。在工厂和庄园里，很少有人朗诵，弹起钢琴来也只弹进行曲和波尔卡舞曲，年轻人老是为他们不理解的事发生激烈的争论，显得很粗暴。 他们吵得厉害，声调很高，可是说来奇怪，薇拉在别的地方从来也没有遇见过象他们那样漠不关心、无所用心的人。好象他们既没有祖国，又没有宗教，对社会也不感兴趣。大家谈到文学，或者解答什么抽象的问题的时候，从涅沙波夫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他已经很久没看什么书，而且也不想看。他神态严肃，没有表情，象是一张画得很糟的肖像画，经常穿一件白色的坎肩，始终沉默不语，莫测高深；可是太太小姐们都认为他有趣味，欣赏他的风度，嫉妒薇拉，因为他显然很喜欢她。薇拉每一次做客回来都感到烦恼，暗自赌咒从此再也不出家门；可是白天过去，傍晚一到，她就又急忙赶到工厂去，整个冬季几乎天天如此。 她买书，订杂志，在自己的房间里看这些书和杂志。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她还在看书。等到过道里的钟敲了两下或者三下，她看书看得太阳穴胀痛，她就在床上坐起来，想心思。该干些什么好呢？上哪儿去好呢？这个该死的、纠缠不休的问题早就有许多现成的答案，可是实际上又一个都没有。 啊，为民众服务，减轻他们的痛苦，教育他们，那该是多么高尚，神圣，美妙啊！可是她薇拉不熟悉民众。该怎样接近他们呢？对她来说，民众是生疏的，没有趣味的，她受不了农民小木房里那种刺鼻的气味、酒馆里骂人的话、没洗脸的孩子们、农妇们唠叨疾病的话。要她在雪地上走一大段路，冻得浑身发僵，然后在密不通风的小木房里坐着，教那些她不喜欢的孩子们读书，不，那还不如死了的好！再说，你教农民的孩子们读书，可同时，姑姑达霞却收那些饭铺的租金，罚农民钱，这是多么荒唐！关于学校、乡村图书室，关于普及教育，议论有那么多，可是，如果所有这些熟识的工程师、工厂主、太太们不是假充善人，而是真的相信教育是必要的，他们就不会象现在这样每月发给教师十五个卢布，叫他们挨饿了。学校也罢，关于愚昧的议论也罢，仅仅是为了欺骗自己的良心罢了，因为他们拥有五千或者一万俄亩土地，却对民众漠不关心，那是可耻的。 太太们讲到医师涅沙波夫，总是说他心善，为工厂开办了一所学校。不错，他用工厂的旧砖头造学校，花了大约八百卢布，在学校的落成典礼上人们为他唱《长命百岁》歌，可是要他把股票献出来，他就未必肯，他脑子里也未必想到过农民跟他一样是人，也需要在大学里受教育，而不仅仅是在工厂这种简陋的学校里读书。 薇拉恼恨自己，也恼恨所有的人。她又拿起书来，想看下去，可是过一忽儿又坐起来，想心思。去做医师吗？可是要做医师，就得把拉丁语考及格，再者她对死尸和疾病有一种难于克制的厌恶感。要是能做机械工程师、法官、船长、科学家，干一种可以用出全部体力和脑力的工作，累得筋疲力尽，然后晚上酣畅地睡一觉，那就好了；要是能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一种什么事业，使得自己成为一个有趣味的人，被有趣味的人所喜欢，而且爱上一个人，有自己的真正的家庭，那就好了。……可是该怎么做呢？从哪件事做起呢？ 有一回 ，在大斋节期间的一个星期日，姑姑清晨走到她的房间里来取阳伞。薇拉坐在床上，双手抱住头，沉思着。 “你，宝贝儿，该到教堂去才对，”姑姑说，“要不然人家就会以为你是个不信神的人了。” 薇拉什么话也没有回答。 “我看得出来你烦闷，可怜的人儿，”姑姑说，在床前跪下；她疼爱薇拉。“说实话，你烦闷吗？” “我闷得慌。” “美人儿，我的女皇，我是你的顺从的奴隶，我一心巴望你好，巴望你幸福。……你说，为什么你不愿意嫁给涅沙波夫呢？ 你还要什么样的人呢，孩子？原谅我心直口快，亲爱的，这样挑挑拣拣是不行的，我们又不是公爵。……岁月如流，你不是十 七岁了。……我真弄不懂！他爱你，崇拜你嘛！“ “哎，主啊，”薇拉气恼地说，“可是我怎么知道呢？他自己闷声不响，从来也不说一句话。” “他不好意思，宝贝儿。……万一你回绝他呢！” 后来姑姑走了，薇拉就站在房间中央，不知道该穿衣服呢，还是该再睡下去。那张床真讨厌。往窗外看一眼，那儿也净是光秃的树木、灰白的雪、讨厌的寒鸦、要被爷爷吃掉的猪。 …… “真的，”她暗想，“也许还是出嫁的好！” 三 一连两天，姑姑带着泪痕、扑着浓粉的脸走来走去，吃饭的时候不住地唉声叹气，呆望着神像。谁也不明白她愁的是什么。后来她终于下了决心，走到薇拉的房间里，随随便便地说：“是这么回事，孩子，我们该缴银行贷款的利息了，可是佃户没有给我们钱。让我从你爸爸留给你的一万五当中拿一笔钱来付利息吧。” 后来姑姑一整天在花园里熬樱桃果酱。阿辽娜烤得脸蛋绯红，时而跑到花园里，时而跑到房外，时而跑到地窖去。姑姑熬果酱的时候，脸色十分严肃，仿佛在举行什么宗教仪式似的。从她短短的袖子里露出两只小小的、结实的、傲慢地指挥别人的手，女仆不停地跑来跑去，在果酱四周忙忙碌碌，而这果酱她是吃不到的，每逢这种时候，可以感觉到这儿有一种折磨人的气氛。……花园里有熬熟的樱桃味。太阳已经落下去，火盆已经端走，然而空中仍旧保留着那种好闻的甜香气味。薇拉坐在一条长凳上，看一个新来的工人按她的指示修一条小路，这人是个过路的年轻的兵。他用铁锹铲着草土，把它堆到一辆手推车上。 “你原是在哪儿当兵的？”薇拉问他。 “在别尔江斯克。” “你现在要到哪儿去呢？回家去？” “不，小姐，”工人回答说。“我没有家。” “那你是在哪儿出生、长大的呢？” “在奥廖尔省。我当兵以前跟着我妈住在后爹家里；我妈当家，她很受尊敬，我靠她生活。我当兵的时候收到一封信，说我妈已经死去。……现在我好象不乐意回那个家了。他又不是我的亲爹，所以那个家也就成了外人的家。” “那么你的亲爹死了吗？” “我不知道，小姐。我是私生子。” 这当儿窗口露出姑姑的身影，说： “ Ilnefautpasparlerauxgens⑤……小伙子，到厨房去，”她对兵士说。“到那儿去跟人聊天吧。” 后来，如同昨天和往常一样，又是晚饭，阅读，失眠的夜晚，没完没了的老一套想法。三点钟，太阳升起来了，阿辽娜已经在过道里奔走不停，而薇拉还没有睡觉，支撑着看书。手推车的吱吱嘎嘎声响起来：这是新来的工人到花园里去了。……薇拉拿着书坐在窗口，昏昏欲睡，瞧那个兵士为她修路，这个工作吸引了她的注意。小路象皮带一样平坦整齐，她愉快地想象将来路上铺了黄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五点钟刚过，就可以看见姑姑从正房里走出来，穿一件粉红色宽大长衣，头发上夹着卷发纸。她在门廊上默默地站了三 分钟光景，然后对那个兵士说：“你把你的身分证拿去，走吧，求上帝保佑你。我不能让我的家里有个私生子。” 一种沉重、愤恨的感觉涌上了薇拉的心头。她愤怒，憎恨她的姑姑；她对她的姑姑厌恶到了难以忍受、深恶痛绝的地步。……然而怎么办呢？打断她的话吗？把她辱骂一番吗？可是那有什么用处？假定同她斗争，把她赶走，使她不能为非做歹，假定能使她爷爷不再摇晃手杖，可是那有什么用处呢？这无异于在看不到尽头的草原上打死一只老鼠或者一条蛇罢了。广大的空间、漫长的冬季、生活的单调无聊，使人感到束手无策，这局面似乎毫无希望，弄得人什么事也不想做，因为无论做什么都毫无用处。 阿辽娜走进来，对薇拉深深一鞠躬，然后动手把一把圈椅端出去，为的是拍打那上面的尘土。 “这时候来收拾房间，”薇拉气恼地说。“出去！” 阿辽娜茫然失措，吓得没有弄明白薇拉要她干什么，就赶紧收拾五斗橱上的东西。 “我跟你说，出去！”薇拉喊道，浑身发冷；以前她从没生过这么大的气。“出去！” 阿辽娜发出一声呻吟，像鸟叫似的，把一块金表掉在地毯上了。 “滚出去！”薇拉大叫一声，嗓音都变了。她跳起来，周身发抖。“把她赶出去，她把我气坏了！”她接着说，很快地跟踪阿辽娜走到过道上，不住地顿脚。“滚出去！拿桦树条子来！抽她！” 随后她忽然清醒过来，就照她原来的样儿，头没梳，脸也没洗，穿着睡衣和拖鞋，一口气跑出房外去了。她一直跑到熟悉的悬崖边上，藏在杂草丛里，免得看到人，也免得让人看到。 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的草地上，既不哭，也不怕，眼睛望着天空，一眫也不眫，冷静而清楚地思忖着：刚才发生了一件她永远不能忘记而且一辈子也不能原谅自己的事。 “不，够了，够了！”她想。“现在该把自己抓紧，要不然这种事就没个完了。……够了！” 中午，医师涅沙波夫坐着马车穿过山沟，到庄园那儿去。 她看见他，就很快作出决定，她要开始过新的生活，她要逼着自己开始，这个决定法她心绪安定下来。她目送着医师的匀称身材，仿佛要减轻她的决定的严峻性质似的，说：“他挺好。……我们一块儿好歹总能过下去。” 她走回家去。她正在换衣服，姑姑达霞走进她的房间，说：“阿辽娜惹得你不痛快，宝贝儿，我打发她回家去了。她母亲把她狠狠地打了一顿，还到这儿来，哭哭啼啼的……”“姑姑，”薇拉很快地说，“我愿意嫁给涅沙波夫大夫了。只是请您去跟他谈。……我没法谈。……”她又走到野外。她一面信步走去，一面作出决定：等她出嫁以后，她就管家，给人医病，教人读书，凡是她这个圈子里其他女人所做的事她都要做。至于那种经常不满意自己和不满意别人的心情，那种每逢回顾过去就会看到象山一样立在面前的一长串重大错误，她索性认为都是她注定要过的真实生活，她不再希望更好的生活了。……要知道，更好的生活是没有的！美丽的大自然、幻想、音乐告诉我们的是一回事，现实生活告诉我们的却是另一回事。显然，幸福和真理存在于生活之外的什么地方。……人应当不要生活，应当跟这个茂盛、象永恒那样无边无际、冷漠无情的草原以及它那些花朵、古墓、远方打成一片，那样一来就万事大吉了。……一个月以后，薇拉已经住在工厂里了。 「注释」 ①薇罗琪卡是薇拉的爱称。 ②一种单人玩的纸牌戏。 ③一种纸牌戏。 ④指古代壮士歌中的英雄，传奇式的勇士萨乌尔之墓。 ⑤法语：不要跟下人谈天。 在大车上 早晨八点半钟他们坐车出了城。 大路是干的，四月间灿烂的太阳照得人浑身发热，然而山沟里和树林里还有残雪。严寒的、阴暗的、漫长的冬季还没有走得那么远，春天却突然来了，然而对于目前坐在大车上的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来说，温暖的天气也罢，让春天的气息烘暖的、懒洋洋的、透光的树林也罢，野外类似湖泊的大水塘上空那些黑压压成群飞翔的鸟儿也罢，美妙的、深不可测的、使人很乐于飞上去的天空也罢，都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地方。她做教师已经有十三年了，在这些年里，她坐车到城里去取过多少次薪金，那是数也数不清了，不管是象现在这样的春天，还是下雨的秋日傍晚，还是冬天，对她来说都是一样，她总是一成不变地巴望着一件事：赶快走到目的地。 她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她在这一带地方已经生活过很久很久，将近一百年了。她觉得从城里到她的学校，一路上每块石头，每棵树，她都认得。这儿有她的过去，有她的现在，至于她的未来，那么除了学校、进城往返的道路，然后又是学校，又是道路以外，她就想不出什么别的前景来了。……关于她做教师以前的往事，她已经不再去回忆，而且也差不多忘光了。从前她有过父亲和母亲；他们住在莫斯科红门附近一个大宅子里，可是那一段生活在她的记忆里只留了一点模糊而朦胧的东西，象梦景一样。她十岁那年，她的父亲去世，过了不久，她的母亲也死了。……她有个做军官的哥哥，起初还通信，后来她哥哥不再回信，就此断了音信。旧日的东西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张她母亲的照片，然而那张照片放在学校里受了潮，现在除去头发和眉毛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了。 等到车子走了三俄里光景，赶车的老人谢敏回过头来说：“城里捉住一个当官的。他给押走了。听人说，他在莫斯科跟一些德国人把市长阿历克塞耶夫打伤了。” “这是谁告诉你的？” “这是在伊凡·约诺夫的饭铺里，人家在报纸上看到的。” 他们又沉默了很久。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想着她的学校，想到不久就要举行考试，她得送四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应考。她正想着考试，地主哈诺夫坐着一辆四套马车从后面追上来了，去年，他曾在她的学校里当过考试的主持人。他的马车走到跟她并排的时候，他认出她来，就点一下头。 “您好！”他说。“您这是回家去吧？” 这个哈诺夫是个四十岁上下的男子，脸色憔悴，神情委靡，已经开始明显地变老，不过相貌仍旧漂亮，招女人喜欢。他一个人住在他那个大庄园里，从不出来工作。人家说他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光是在屋里从这头走到那头，嘴里吹着口哨，或者跟他的老听差下棋。人家还说他爱喝酒。确实，去年考试的时候，就连他带来的纸张也有香水和酒的气味。当时他穿一 身新衣服，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很喜欢他。她跟他并排坐着的时候，老是觉得发窘。她看惯了冷漠而老练的主考官，这一个却连一句祷告词都记不得，不知道该问什么好，非常客气，殷勤，总是给学生打五分。 “我是到巴克维斯特那儿去，”他接着对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说，“不过据说他不在家。” 他们离开大道，转到一条乡间土路上，哈诺夫走在前面，谢敏跟在后面。四匹马沿着土路一步一步向前走去，费力地拖着陷在烂泥里的沉重马车。谢敏赶着车子在那条土路上曲曲折折地往前走，时而走过土丘，时而走过草地，常从大车上跳下来，帮着马拉车。玛丽雅·瓦西列芙娜一直想着学校，想着这次考试的题目，不知道是难还是容易。她想到地方自治局就不痛快，昨天她在那儿一个人也没有找到。多么不成体统！两年以来她一直要求解雇学校里的看守人，此人什么活也不干，对她态度粗暴，打她的学生，可是谁也不理她。在执行处要找到主席是困难的，即使找到，他也总是眼睛里含着泪水，说他抽不出工夫来。学监每三年到她的学校里来一次，对他的本行一点也不懂，因为早先他在税务局工作，托了人情才谋到学监的职位。校务会议很少召开，而且在什么地方召开也不得而知。督学是个识字不多的乡下人，他是制革作坊的老板，头脑不聪明，态度粗鲁，同那个看守人十分要好。上帝才知道她该去找谁诉说，要主意。……“他确实漂亮，”她看哈诺夫一眼，暗想。 道路越来越糟。……他们的车子驶进一个树林。这儿的道路很窄，马车转不过身来，车辙很深，灌满了水，咕唧咕唧地响。带刺的树枝打人的脸。 “这叫什么路啊？哈诺夫问，笑起来。 女教师看着他，不明白这个怪人为什么住在此地。在这个荒僻的地方，在这种满是泥泞、寂寞无聊的环境里，他的钱财、他的招人喜欢的外貌、他的文雅的风度对他能有什么用处呢？ 他在生活里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就拿眼前来说，他跟谢敏一 样，在这极端恶劣的小道上慢腾腾地赶路，忍受同样的不方便。既然他能住在彼得堡，住在国外，那么何必住在这儿呢？看样子，要他这个阔人把这条坏路修成一条好路，免得受苦，免得看见他的车夫和谢敏的脸上露出绝望的神情，那是不算一 回事的；然而他光是笑笑，显然，对他来说，什么都无所谓，他并不需要更好的生活。他心好，温和，天真，不了解这种粗鄙的生活，不熟悉它，就象在考试的时候不熟悉祷告辞一样。他仅仅捐给学校一些地球仪，就真诚地以为自己在民众教育方面是个有益的人和杰出的活动家。在这种地方谁需要他的地球仪啊！ “坐稳，瓦西列芙娜！”谢敏说。 大车猛的一歪，差点翻了。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滚到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的脚边来，这是她买来的东西。前面是一道爬上山去的粘土高坡，在弯曲的山沟里水声哗哗地响，水好象吞吃了这条路，在这种地方怎么能走车呢！马不住地打响鼻儿。哈诺夫走下车来，穿着他那件长大衣在路边走动。他觉得热了。 “什么样的路啊？”他又说，笑了。“照这样子不用很久就会把马车弄坏。” “谁叫您在这样的天气坐车出来！”谢敏严厉地说。“应该在家里待着才是。” “在家里，老大爷，闷得慌。我不喜欢待在家里。” 挨着老谢敏，他显得身材匀称，精神挺好，可是他的步态有一种刚刚露头的迹象，表现出他已经象个中了毒的、衰弱的、接近灭亡的人了。树林里仿佛忽然弥漫着酒的气味。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害怕起来，开始怜惜这个不知因为什么缘故正在走向灭亡的人。她蓦地产生一个念头：如果她是他的妻子或者他的妹妹，那么她似乎就会献出她的全部生命，一定要把他从灭亡里拯救出来。做他的妻子？生活却安排成这个样子，一方面让他独自一人住在大庄园里，另一方面让她独自一人住在偏僻的村子里，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就连他和她互相亲近、彼此平等的想法都显得不可能，显得荒唐。实际上，全部生活的安排和人类关系的形成，已经到了不可理解的地步，只要你细细一想，就会感到可怕，心直往下沉。 “这真叫人不理解，”她想，“为什么上帝把漂亮的外貌、和蔼可亲的风度、忧郁而可爱的眼睛赐给软弱的、不幸的、无益的人呢？为什么它们那么招人喜欢呢？” “我们要在这儿往右拐弯了，”哈诺夫坐上马车，说。“再见！一路顺风！” 于是她又想起她的学生，想起考试，想起看守人，想起校务会议。等到风从右边带来越走越远的马车的响声，她这些思想就同另一些思想搀和在一起了。她打算想一想那双美丽的眼睛，想一想爱情，想一想永远也不会有的幸福。……做他的妻子？早晨天冷，却没有人给她生炉子，看守人不知到哪儿去了；学生们天一亮就来了，带来许多雪和泥，吵吵嚷嚷；一切都那么不方便，不舒适。她的住处只有一个小房间，厨房也在这儿。每天下课以后她总是头痛，吃过饭以后，感到心窝底下烧得慌。她得向学生们收齐木柴费和看守人的工钱，交给督学，然后恳求他，那个肥头大耳、蛮不讲理的乡下人，看在上帝分上送木柴来。夜里她总是梦见考试、农民、雪堆。由于过着这样的生活，她就变得苍老，粗俗了，变得不美丽，不灵活，笨手笨脚，仿佛她身子里灌了铅似的。她见了什么人都怕，当着执行处委员的面，或者当着督学的面，她总是站着，不敢坐下，她谈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用敬称。她引不起别人的喜爱，生活乏味地过下去，缺乏爱抚，缺乏友好的关切，缺乏有趣的熟人。处在她这种地位，假如她真是爱上一个什么人，那会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坐稳，瓦西列芙娜！” 又是一道上山的陡坡。…… 她是由于贫困才做教师的，并没感到这个工作是她的使命。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使命，想到过教育的益处，她老是觉得在她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不是学生，也不是教育，而是考试。 再者她哪儿有工夫想到使命，想到教育的益处呢？教师们、不富裕的医师们、医士们的工作都很繁重，他们甚至不去想自己在为理想服务，为民众服务，从而得到安慰，因为他们的头脑里经常装满了关于食粮、木柴、坏道路、疾病的念头。这种生活是艰苦而没有趣味的，只有象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这种不声不响地听命负重的人才会长久地熬下去；而那些活跃的、神经质的、敏感的、常谈到自己的使命，谈到为理想服务的人却会很快厌倦，丢掉这种工作。 谢敏尽量挑选干一点、近一点的路走，时而穿过一个草场，时而从人家的后院走；可是走到这个地方，一看，农民不让过路，走到那个地方又是教士的地，没有通道，再走到一个地方又是伊凡·约诺夫从地主老爷手里买下的一块地，周围掘了一道沟。他们屡次拨转马头往回走。 他们来到下戈罗季谢。小饭铺附近停着几辆大车，车上装着大瓶的浓硫酸，地上满是畜粪，粪下面还有雪。饭铺里有许多人，都是车夫，这儿弥漫着白酒、烟草、熟羊皮①的气味。人们大声谈话，安着滑轮的房门砰砰地响。隔壁是一家杂货铺，有人在拉手风琴，一分钟也不停。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坐下来喝茶。邻近的一张桌子边，有些农民在喝白酒和啤酒，他们浑身冒汗，那是由于刚喝过热茶，加上饭铺里闷热的缘故。 “你听着，库兹玛！”响起嘈杂的说话声。“那算得了什么！ 求主保佑！伊凡·杰敏狄奇，我能给你这么一下子！亲家，小心！“ 有一个身材矮小的农民，留一把黑胡子，麻脸，早就喝醉了，忽然因为一件什么事大惊小怪，难听地骂起来。 “你在那儿骂什么呀？你！”谢敏坐在远处，生气地搭腔说。 “难道你没看见这儿有一位小姐！” “小姐，……”有人在另一个墙角挖苦地跟着说。 “坏蛋！” “我没什么，……”矮小的农民发窘地说。“对不起。我花我的钱，小姐花小姐的钱。……您好！” “你好！”女教师回答说。 “我满心感激您。” 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愉快地喝着茶，自己也象农民那样热得脸红起来，她又想起木柴，想起看守人。……“亲家，等一等！”从旁边桌子上传来说话声。“她是符亚左维耶村的女教师，……我们认得！她是个挺好的小姐。” “正派人！” 安着滑轮的房门老是砰砰地响，有些人走进来，有些人走出去。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坐在那儿，总是想那老一套，隔壁的手风琴也拉个不停。斑斑点点的阳光照在地板上，随后移到柜台上，墙上，最后完全不见了；可见太阳西斜，已是午后时分。旁边桌子上的农民们准备上路了。那个矮小的农民脚步有些歪斜，走到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跟前，向她伸出一只手，别人学他的样，也伸出手来告别，陆续走出去，安着滑轮的门就吱吱地叫，砰砰地响了九回 . “瓦西列芙娜，动身吧！”谢敏招呼道。 他们上路了。马又慢腾腾地朝前走。 “不久以前这儿，在他们这个下戈罗季谢，造了一所学校，”谢敏回过头来说。“好大的罪过啊！” “怎么呢？” “听说执行处主席往腰包里揣了一千，督学也揣了一千，老师揣了五百。” “那个学校一共才值一千。造人家的谣言是不好的，老大爷。这都是胡说。”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说，我也就跟着说说罢了。” 然而事情很清楚，谢敏不相信女教师的话。农民们不相信她。他们总是认为她的薪金太大，一个月有二十一个卢布（有五个也就够了），认为她从学生们那儿收来的木柴费和看守人的工钱，大部分都被她吞没了。那位督学的想法也跟所有的农民一样，而他自己却在木柴上捞好处，而且瞒着上司凭他的身分向农民们要薪金。 谢天谢地，这片树林总算走完了，从这儿起到符亚左维耶村都是平地。前面的路已经不多：过了那条河，再穿过铁道，就到符亚左维耶村了。 “你往哪儿赶车啊？”玛丽雅·瓦西列芙娜问谢敏。“顺右边那条路过桥才对。” “为什么？这边也好走嘛。河又不很深。” “当心，别把我们的马淹死才好。” “怎么会呢？” “瞧，哈诺夫也坐着车过桥了，”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看见右边远处有一辆四套马车，就说。“大概是他的车子吧？” “是他。多半没碰上巴克维斯特。真是笨货啊，求主怜恤，他们顺那条路走，何必呢？从这儿走足足可以近三俄里呐。” 他们的车子往河边驶去。夏天，这条河水浅，很容易涉水走过去，将近八月照例就干涸了，然而现在，在春汛之后，这条河大约有六俄丈宽，水流湍急，混浊，冰凉；从岸坡到水边有几条新的车辙，可见已经有人从这儿赶车过河了。 “往前走！”谢敏怒气冲冲而又提心吊胆地吆喝道，用力拉住缰绳，扬起胳膊肘，仿佛鸟儿扇动翅膀似的。“走啊！” 那匹马走进河里，水没到它的肚子上，它站住了，可是立刻又使足力气往前走，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的两只脚感到刺骨的寒冷。 “往前走！”她略微欠起身来，也喊道。“走啊！” 他们上岸了。 “这是怎么搞的，主啊，”谢敏一边整理马具，一边嘟嘟哝哝地说。“地方自治局简直该死。……”她的套鞋和靴子里都灌满了水，连衣裙和皮袄的底襟以及一只袖子都是湿的，滴着水。糖和面粉也浸了水，这是最叫人难受的了，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只能绝望地举起双手，击着掌说：“哎，谢敏啊，谢敏！……你这个人啊，真是的！……”在铁道的道口上，拦路杆放下来了：有一列特别快车正从火车站开来。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在道口那儿站住，等那列火车开过去，冷得周身发抖。符亚左维耶村已经看得清了，——那绿屋顶的学校，那十字架映着夕阳、闪闪发光的教堂，火车站上的窗子也亮着，火车头里冒出粉红色的烟子。……她觉得好象样样东西都在冷得发抖。 后来，列车来了，车窗射出明亮的光芒，象教堂上的十字架一样，刺得人眼睛痛。在一节头等客车的车厢台上站着一个女人，玛丽雅·瓦西列芙娜仓卒中看了她一眼：这是母亲嘛！ 长得多么象啊！她的母亲也有那么浓密的头发，也生着那样的额头，也那么低着头。于是十三年来她头一次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地想起她的母亲、父亲、哥哥、莫斯科的住宅、养着小鱼的玻璃鱼缸，总之连细微末节都想起来了。她忽然听见弹钢琴的声音、她父亲的说话声，感觉自己象那时候一样年轻，美丽，打扮得漂漂亮亮，待在明亮、暖和的房间里，四周都是亲人；欢欣和幸福的感觉忽然涌上她的心头，她兴奋得用手心按住太阳穴，温柔而恳求地叫道：“妈妈！” 她哭了起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正在这当口，哈诺夫坐着那辆四套马车来了，她看见他，就想象那种从来也没有过的幸福，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象对一个跟她平等、亲近的人那样，她觉得她的幸福，她的喜悦，在天空，在四处的窗子里，在树上放光。是啊，她父亲和母亲压根儿就没有死，她也压根儿没有做教师，那无非是一个漫长、沉闷、古怪的梦，如今她醒过来了。……“瓦西列芙娜，上车吧！” 忽然一切都消失了。拦路杆慢慢地升上去。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索索地抖，冷得周身发僵，坐上那辆大车。那辆四套马车穿过铁道，谢敏跟上去。道口上的看守人脱掉帽子。 “瞧，前面就是符亚左维耶村。我们到了。” 「注释」 ①指他们身上所穿的羊皮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