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蛤蟆的油》 写在前面 ------------ 写在前面 ------------ 日子过得真快，到这月的二十三日 即1978年3月23日。我就六十八岁了。 回顾过去的年月，理所当然会想起许许多多的事情。以前许多人跟我说，你是不是该写写自传？然而我却始终没有郑重其事地写这种东西的心情。因为，总体说来，我并不觉得自己个人的事多么有趣，值得把它写出来。 再者，如果写，那就全都是谈电影的事。因为，从我身上减去电影，我的人生大概就成了零。 不过，这回是有人提出要求，希望我写写自己。实在是盛情难却，便答应下来了。这件事似乎也和我读了让·雷诺阿 让·雷诺阿（Jean Renoir，1894—1979），法国著名电影导演，印象派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次子，法国电影诗意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作品有《乡村一日》（1936年）、《大幻灭》（1937年）和（1939年）等，影响深远。的自传，受了影响有关。 让·雷诺阿，我曾经见过。他请我吃过晚饭，和我谈了许多问题，但当时的印象中，觉得他这个人没有写自传的意思。然而他终于写了，这给了我启发。 让·雷诺阿在他的自传里有下面一段话： 不少人劝我写自传……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一个艺术家仅仅借助摄影机和麦克风表现他自己了，他们希望知道这个艺术家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u>htｔp://ｗｗｗ?９９ｌib?ｎeｔ</u>还说： 我们这么引以为豪的个性，实际上是由种种复杂的因素形成的。比如上幼儿园的时候在那里遇到的小朋友，第一次读的小说的主人公，有时甚至从表兄乌瑾饲养的那条猎犬那里得到了启发。我们并不是光凭自己就能生活得很充实……我从自己的记忆之中，找出了许许多多曾经使我得以有今日的力量，以及与这种力量有关的人和发生的事。 （三铃书房《让·雷诺阿自传》） 这段文章，加上同他见面时留给我的强烈印象——我也想像他那样老去——激起了我写自传的愿望。 还有一位也是我曾敬仰的人，那就是约翰·福特 约翰·福特（John Ford，1895—1973），好莱坞最负盛名的西部片导演。凭影片《告密者》（1935）、《怒火之花》（1940）、《青山翠谷》（1941）、《沉默的人》（1952）曾四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金像奖。。 我常常为他没有一部自传而感到遗憾，这种心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使我动了写自传的念头。 当然，我和这两位老前辈比起来还是个雏儿。但是，既然有不少人想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写写这方面的东西也是该尽的义务了。 我没有把握使读者读起我的东西来一定感到有趣，但是，我常常对后生们讲“不要怕丢丑”，而且时时把这句话讲给自己听。于是，我就动笔了。为了写这本书，我找来很多老朋友，与他们促膝长谈，以唤起往昔的记忆。这些人有： 植草圭之助，小说家、剧作家，小学时代的朋友。 本多猪四郎，电影导演，我任副导演时期的朋友。 村木与四肥郎，美工导演，我的摄制组里的人。 矢口文雄，录音技师，和我一同进P·C·L电影制片厂的同事。该公司后来发展为东宝公司。 佐藤胜，音乐导演，逝世的早坂文雄的弟子，摄制组的人。 藤田进，演员，我的处女作《姿三四郎》的主角。 加山雄三，演员，是我严格训练出来的演员中的代表人物。 川喜多可诗子，东宝东和电影公司副社长，我在国外时承她多方面关照。我在国外的情况她了如指掌。 奥迪·勃克，美国人，日本电影研究专家。关于我在电影方面的情况，他比我自己还清楚。 桥本忍，制片人、电影剧本作家，、《七武士》、《生存》等剧本的合作执笔者。 井手雅人，电影剧本作家。最近以来，我的电影剧本主要是由他同我合作完成的。此外，也是我的象棋、高尔夫球的对手。 松江阳一，制片人，东京大学毕业，意大利电影大学的高材生。他的行动非常神秘，而且千奇百怪。我在国外生活期间，总是和这位弗兰肯斯坦 玛丽·雪莱1818年出版的同名名著中的主人公，系一生理学家创造的怪物。这个怪物具备了自己的生命力，反而报复他的创造者。“弗兰肯斯坦”一词后来用以指代“顽固的人”或“人形怪物”，以及“脱离控制的创造物”等。式的男人在一起。 野上照代，是我的左膀右臂，摄制组的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她也是自始至终不辞辛劳给予我关怀的人。 借本书的出版，谨对上述诸位为此书所付的辛劳聊表谢意。 黑泽明 荡漾在洗澡盆 ------------ 荡漾在洗澡盆 ------------ 我光着身子坐在洗脸盆里。 屋里的光线昏暗，我坐在洗脸盆里洗澡，两手抓着盆沿摇撼。 洗脸盆放在从两边朝中间倾斜的洗澡间的地板正中间，被我摇得直晃荡，洗澡水噼啪山响。 我这么干大概颇感有趣吧。 我拼命地摇这脸盆。 结果，一下子就把盆摇翻了。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刹那之间那莫名其妙和意料不到的冲击感，光着身子倒在地板上、颇感光滑的舒畅感觉，以及跌倒时仰头望到棚顶上吊着的一个很亮很亮的东西。 从我记事时起，我就常常回想起这件事，不过因为这倒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所以长大之后我一直没跟谁说。 我想，大概是过了二十岁之后吧，我问起母亲，为什么这桩事我记得这么清楚。 母亲仿佛吃了一惊似的盯着我，然后说，那是我一岁的时候，因为给祖父做法事而回秋田老家时发生的。 她说，我记忆中那间有地板的昏暗屋子，就是老家的厨房兼洗澡间。母亲想把我放进洗澡桶，她自己要到隔壁的房间里去脱衣服，所以只好先把脱光衣服的我放进倒好热水的洗脸盆里。她正脱衣服的时候，突然听到我哇的一声，急忙跑进洗澡间一看，原来盆翻了，我正仰面朝天大哭呢。 母亲说，头顶上非常亮的东西，是当时吊在洗澡间的煤油灯。问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身高一米八○，体重六十公斤。忽然问起这事，她感到非常奇怪，所以注视我良久。 一岁时在洗脸盆里洗澡这件事，是我最初和最早的记忆。当然，在这之前的事是不可能记得的。不过，我那业已去世的大姐曾经说我：“你一生下来就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 她说，我生下来时没有哭，不声不响地，两只手攥得很紧，好久也不张开。“好不容易给你掰开一看，两只小手已经攥紫了。” 这大概是她瞎编的，一定是为了跟我这最小的弟弟开玩笑。 首先，如果我真是生下来就把手攥得那么紧，现在我已成了大财主，坐着劳斯莱斯高级轿车到处转悠了。（说点题外话，就是这位拿这些话开我玩笑的大姐，听说她去世前不久看电视时看到 Los Prims 乐队的黑泽明 Los Prims 乐队是活跃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日本乐队。它的主要成员之一也叫黑泽明。，她以为那是我，便说：“阿明真是精力充沛呀。”尽管外甥与外甥女说那不是他们的舅舅，可她却坚持自己没有看错，因为我小的时候姐姐们常常让我唱歌给她们听。如此说来，我应该感谢 Los Prims 乐队的“黑泽明”，他替我唱歌献给了我那晚年的姐姐。） 可是一岁以后，也就是幼儿时代的事，现在想起来，就像焦点模糊的几段很短的影片一样，很不清晰了。而且，都是伏在奶妈背上看到的一些事。 其一是，我曾隔着铁丝网看到一群穿白衣服的人挥着一根大木棍打球：有人跑着去接飞得老高的球，有人跌跌撞撞地在追球，有人在抢球，抢到手后又扔了出去。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父亲在体育学校任职，我们就住在学校的棒球场铁丝网后面。这就是说，我从小就看到过打棒球。应该说，我喜欢打棒球有很深的渊源。 另一件记得很清楚的幼儿时代的事，是离我家很远的某个地方在着火。那也是伏在奶妈背上看到的。 失火的地方和我家之间隔着一段黑黑的海面。我家在大森的海岸附近，远远能看到那着火的地方，大概是羽田一带。不过，看到那远处的大火，我吓哭了。 直到现在，我看到失火还很不是滋味。特别是看到夜空被烤得通红的颜色，心里就会发颤。 幼儿时代的再一个记忆，是奶妈常常背着我去一个黑黑的小屋子。 那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长大之后我常常想起这个问题。 结果，有一天就像福尔摩斯那样解开了这个谜：原来她是背着我上厕所。 这奶妈简直太不懂礼貌了！ 不过，后来奶妈来看我，她仰着脸望着身高一米八○、体重七十公斤的我，说了声：“孩子，你长这么大了!”当她抱着我的双膝高兴得抽泣的时候，我一丝也没有责备她不礼貌的心情。对于这位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老太太，我很感动，却又一时毫无印象，茫然地低头看着她。 “活动写真” ------------ “活动写真” ------------ 不知道什么原因，从我学会走路到进幼儿园这一段，记忆就不像幼儿时期那么鲜明了。 00唯有一个场面记得最清楚，而且色彩强烈，就是电气火车过道口的时候。 电气火车即将通过，拦路杆已经放下，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在铁轨对面，我一个人在铁轨的这一面。 我家那条白狗在父亲他们那边和我这边来回地跑，就在它朝我跑来的时候，电气火车从我眼前倏地一下开了过去。结果，我眼前出现了被轧成两段的白狗。它就像直切成段的金枪鱼一样，溜圆而鲜血直淌。这种强烈的刺激顿时使我失去了知觉，大概是引起痉挛而晕过去了。 后来，我茫然记得，因为发生了这桩事，有人给我送来又带走过好几条白狗。它们有的装在笼子里，有的是抱来的，有的是拴着颈圈牵来的。 大概是因为我那条白狗死了，父母亲给我找来的全是与那死狗极其相似的白狗。据姐姐说，我一点儿事也不懂，一看见白狗就像发了疯一般，大哭大闹地说不要！不要！ 如果给我找来的不是白狗而是黑狗，是不是就不会这样? 是不是因为找来的仍是白狗，使我想起了那可怕的情景？ 总而言之，从这件事之后，足有三十多年，我不能吃带红色的生鱼片和寿司。看来，记忆的鲜明度是和冲击的强度成正比的。 还有一件记得很清楚的事，就是我最小的哥哥头上缠着满是鲜血的绷带，被许多人抬回家来的场面。 我那最小的哥哥比我大四岁，大概是上小学一二年级。他在体操学校走平衡木的时候，一阵大风使他跌了下来，听说险些送了命。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我那最小的姐姐看到满头鲜血的哥哥，哭着说：“我愿意替他死。” 我想，有我家血统的人，都是那么感情过多而理性不足，善感多愁，处世厚道，感伤情调过浓，浑浑噩噩的人居多。 后来，我进了品川区的森村学园附属幼儿园，但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我几乎毫无记忆。 只是比较清楚地记得，老师让大家在小菜园里种菜，我种了花生。为什么我要种花生呢？因为那时候我非常喜欢吃花生，但肠胃弱，大人只准我吃一点儿，多了不给。我想自己种了就可以多吃，然而却没有很多收获。 我想，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我第一次看到了电影。那时，电影叫“活动写真”。 从大森的家走到立会川车站，乘开往品川的电车，在青物横丁站下车，不远就有家电影院。二楼上有个铺地毯的包厢，我们全家在那里看了电影。 幼儿园时期看了什么影片，上小学时看了什么影片，这些就记不清楚了。 记得清楚的是，有一出闹剧，非常有趣。名字大概是叫“怪盗吉格玛”，有个场面是一个越狱的家伙攀登高层建筑物，一直爬到屋顶，然后从屋顶上跳进了黑黑的河里。 还有一部电影，其中有这样一个场面：船上有一对相恋的青年男女，在这只船即将沉没的时候，男青年刚要爬上早已挤满了人的汽艇，可是他看到那姑娘势必上不来，便决心自己留下，让那姑娘上了汽艇，并挥手向她告别。（这部影片大概是《库奥雷》。） 还有一次，因为电影院不上映喜剧片，我竟然为此撒娇，大哭一场。还记得姐姐吓唬我说：“你这家伙太不懂事了，警察要把你带走。”于是，我果然害了怕。 不过，我认为此时我和电影的初次接触，和我后来入电影界没有任何联系。 那时我看着那会动的画面，或者笑，或者恐惧，有时看到伤心之处就抹眼泪。它给我那平凡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变化，使我舒畅、刺激和兴奋，使我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它。 回想起来，军人出身、对子女一向严格要求的父亲，在那认为看电影会对子女教育产生不良影响的时代与潮流之中，主动携全家去看电影，而且后来他认为看电影对子女教育有益的态度也没有改变，对我后来的人生，似乎是起了指明方向的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在这里提一提，就是父亲对体育的看法。 父亲不当职业军官之后，就到体育学校去工作了。他对体育一直坚持积极鼓励的态度，除了大力发展传统的柔道、剑术之外，还把各种各样的体育器械置办得齐齐全全，修建了日本第一座游泳池，并大力推广垒球。 他的这种态度，我完全继承了下来。我既喜欢体育锻炼，又喜欢看体育比赛，而且始终认为，体育是一种真正的锻炼。 这肯定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我小时候身体非常虚弱，所以父亲常常唠叨说：“婴儿时期，为了你将来长得结结实实，还特意请大力士梅谷抱过你，可是……” 提起角力，我记得父亲在从前国技馆的摔跤场地上发表过演说。那时我坐在楼座上看着他，但是不记得那时我几岁，只记得我坐在母亲膝上，由此看来，那时一定还很小吧。 地狱 ------------ 地狱 ------------ 那是我当电影导演以后的事了。 在日本剧场看稻垣浩先生 稻垣浩（1905—1980），日本著名导演，日本早期电影的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有影片《宫本武藏》、《无法松的一生》。描写弱智儿童的影片《被遗忘的孩子们》，其中有这么一个镜头，场景是学校的教室，孩子们都在听课，可是只有一个学生的课桌离开大家的行列，单独坐在一旁随便玩他自己的。 我看着看着就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忧郁感，同时不由得心慌意乱，再也坐不下去了。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那孩子。 他是谁呢？ 我突然想起来： 那是我呀！ 想到这儿，我立刻站起来去了走廊，坐到那里的沙发上。 我想可能是出现脑供血不足的征兆，便躺了下来。剧场的女事务员颇为担心地走到我跟前，问：“您怎么啦?” “啊，没什么。”我回答了一句便想坐起，但一阵恶心，简直要吐出来。 结果，她叫了辆车把我送回家。 那么，那时候我为什么情绪不好呢?原因是一看《被遗忘的孩子们》，就想起了那些不愿回忆的、令人不快的事。 我上森村小学一年级时，觉得学校这种地方对我来说纯粹是监狱。在教室里，我只感到痛苦和难受，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一直透过玻璃窗注视着家里陪我来上学的人，看着他在走廊上来回踱步。 回想过去，我还没到弱智儿童那种程度，但是智力发育很晚却是无可否认的。老师说的东西我根本不懂，只好自己玩自己的，结果老师把我的桌椅挪到远离大家的地方，把我当做需要特殊对待的学生看待。 上课的老师常常朝我这边望着说：“这个，黑泽君大概不懂吧？” 或者是：“这对黑泽君来说是很难回答的啦。” 每当此时，我看到别的孩子们都望着我这边嘿嘿窃笑，心里非常难受。然而更伤心的是，果如老师所说，我的确不懂老师讲的究竟是什么。 早晨上朝会，老师一喊立正口令，一会儿工夫我准扑通一声跌倒。好像是一听到喊立正我就紧张，以至晕倒。这样我就被抬到医务室去，放在病床上，然后护士走来俯身瞧着我。 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 下雨天，我们在室内做抛球游戏。球朝我飞来，可是我却接不住。大概同学们觉得这很有趣，所以他们拼命地拿球砸我，常常砸得我很疼，而且让人心里不痛快。于是，我把砸到我身上的球拾起来，扔到室外雨地里。 “干什么！”老师大声怒斥我。 现在我当然懂得老师发火的原因，可那时我还不明白。我把砸得我心烦的球拾起来扔出去，这有什么不对？ 就这样，在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这段时期，我简直就像在地狱受罪一般。 现在看来，只按着老规矩行事，把智力发展较迟的孩子送进学校，简直是罪恶行动。 因为孩子的智力发展参差不齐，既有五岁时就像七岁那么聪明的孩子，但是也有虽然七岁却只有五岁智力水平的孩子。智力的发展有快有慢，一年有一年的水平，那种僵死的规定完全是错误的。 写到这里我很激动，因为我七岁的时候是那么呆头呆脑。学校生活使我深感痛苦，所以为了这样的孩子不由得把我这段生活写了下来。 据我的记忆，仿佛突然刮来一阵风一般，吹散了让我脑子处于迷茫状态的雾。我的智力清醒过来，是在我家搬到小石川之后，转校上了黑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记得，从此以后，我就像panfocus 泛焦，摄影技术专用名词，即画面内一定范围内景物全部清晰。那样，和从前截然不同了。 “酥糖”遇到天使 ------------ “酥糖”遇到天使（1） ------------ 我可能是在二年级的第二学期转到黑田小学的。 到这个学校之后我大吃一惊，因为这里和森村小学截然不同。 森村小学的建筑物是外表涂着白漆的洋房，而这里却像明治时代的一所兵营，木结构的房舍显得十分粗陋。 森村小学的学生都穿精心设计的翻领制服，这里的学生却穿和服，下着长裤。 森村的学生的书包是背在背上的皮书包，这里的学生却是手提的帆布提包。 森村小学的学生都穿皮鞋，而这里的学生却穿木屐。 脸型也根本不一样。 不一样是理所当然的。森村小学的学生都留发，这里却全得推光头。不过，就气质不同这一点而言，可能黑田小学的学生们比我更感到惊诧。 因为，在纯粹传统风俗的集体中，突然跑进来一个留着长发，上身穿背带式双排纽扣西装，下着短裤，脚上穿着红色短袜和带卡子的矮帮皮鞋的人。呆头呆脑，简直就像女孩子一样面色苍白的我，立刻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 他们有的揪我的头发，有的从我身后捅我的皮背包，有的往我西装上抹鼻涕，把我折磨得哭过好多次。 大体说来，我小时候是个爱哭的家伙，所以到了这个学校之后立刻得了“酥糖”这么个绰号。 “酥糖”这个绰号的由来，是因为当时有这么一首歌： 我家那个“酥糖”啊， 叫人太为难。 他从早直到晚， 两眼泪不干。 直到现在，每一想起“酥糖”这个绰号，我都不能不感到强烈的屈辱。 不过，和我一起转校到黑田的哥哥，在这个学校里成绩却出类拔萃。他神气得很，高高在上。如果没有他这种威风给我做后盾，我这块“酥糖”哭的次数一定更多呢。 一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叫我“酥糖”了。一年之后的我，在人前再也不哭，每个人都叫我小黑，我成了了不起的人物。 一年之间有这种变化，主要原因是在这期间，我的智力很自然地有了突出的发展。仿佛是为了追补过去似的，我开始迅速成长。我不能忘记，有三种力量促进了我的成长，其中之一便是哥哥的力量。 我们家在小石川的大曲附近。我每天早晨和哥哥顺着江户川岸边去黑田小学。 我上低年级，放学比哥哥早，所以总是一个人按原路回家。去时自然是同哥哥并肩而行。 那时哥哥每天都要把我骂个狗血喷头。我简直吃惊，他骂人的词儿和花样竟然如此之多，什么难听的话都朝我劈头盖脸地浇来。 可有一点，他决不大声吵嚷，只是小声地骂我，只有我才能勉强听得见，过往行人绝对听不到。假如他大声骂我倒也好，我可以跟他吵，不然就哭着跑开，或者两手捂住耳朵。可他偏不这么干，就是没完没了地慢声细语地咒骂我，让我无法施展对抗他的伎俩。 尽管我想把坏心眼儿的哥哥如此欺负人告诉母亲和姐姐，可是快到学校的时候他一定说：“你这家伙本来就懦弱无能，像个女孩子似的，是个窝囊废，一定会到妈和姐姐那儿告我的状，说我怎么欺负你啦。这个我是一清二楚的。你去告吧。你要敢告，我就更来劲儿！”如此等等，先把我吓唬一通，使我就范。 可是，我这位坏心眼儿的哥哥，下课之后当我受到谁欺负时，他一定会赶上前来，似乎总是站在什么地方保护着我。 他在学校里是个很受重视的人，欺负我的都是年级比他低的学生，所以看见哥哥一到立刻就缩回去了。这时哥哥理都不理他们，对我说：“小明，来一下！”说完转身就走。 有哥哥给我撑腰，我非常高兴，紧跑几步追上前去问他：“什么事?” 他只说：“什么事也没有!” 扔下这一句便大步走了。 类似这样的事屡次出现，我这糊里糊涂的脑子就不能不开始思考：上学的路上哥哥对我痛斥，在学校里哥哥对那些欺负我的学生们表现出严峻态度，究竟是什么用意？ 这样，对上学路上哥哥那挖苦和申斥就不觉得那么可憎，而是渐渐能认真地听下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从这时起，我那幼年的头脑开始往少年过渡。 关于哥哥的事我还想写几笔。 那是我被叫做“酥糖”时期的暑假里的一天，父亲忽然带我到位于荒川的水府流练习游泳。 那时哥哥已经戴着三条黑杠的白帽，在练习池里游泳。他的成绩是一级，已经把比赛者们抛在后面。父亲把我暂时交到他朋友的工作地点——水府流师范学校受人家照顾，让我在那里练习游泳。 在家里我是最小的孩子，所以父亲对我有些娇宠。他认为，游泳对于像女孩子那样总和姐姐们扔小布包或者翻绳玩的我来说，就是熟能生巧的事情。 父亲让我练习游泳，说是晒得越黑越好，他将买个什么东西奖励我。可是我怕水，到了练习池就是不敢下水。结果，师范学校的教师大为光火，连让我下到仅及肚脐那么深的水，都费了好几天工夫。 往复于游泳场的路上，我倒是和哥哥结伴同行。可是他一到那里就把我扔在一边，自己急急忙忙朝竖在河中间的跳水台游去，回家之前连面都见不着。我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天，终于能勉强杂在初学者之中，抓着浮在河里的大圆木，噼里啪啦接受用脚打水的训练。有一天，哥哥摇着小船靠近我身旁，让我上船。我当然高兴，伸过手去等他拉我上船。 等我上船之后，哥哥就使劲朝河心摇去，等练习场上挂着苇帘的小屋和小旗变得很小时，他冷不丁地把我推下了水。我拼命地划水。划呀划呀，想靠近哥哥的小船。可是等我好不容易划到船前，哥哥就把船划开，如此反复几次。当水淹得我已经看不见哥哥、眼看就要沉底的时候，哥哥终于抓住我的兜裆带把我拉到船上。 出乎我的意料，我并没有喝多少水，只是吐了几口。我正在发怔，哥哥开了腔：“小明，你不是能游吗？” 从此以后，我果然不再怕水了。 我能游泳了，而且从此还喜欢上了游泳。 就在推我下水的那天回家的路上，哥哥给我买了冰镇甜小豆，这时他说：“小明，听说人快要淹死的时候都是龇牙一乐呢。还果然不假，你也龇牙乐了。” ------------ “酥糖”遇到天使（2） ------------ 我听了真生气，不过也的确有那种感觉。因为我记得沉底之前的确有莫名其妙的安适感。 另一个帮助我成长的力量，是黑田小学的班主任老师。这位老师名叫立川精治。 我转校之后，过了大约两年半，立川老师全新的教育方针和校长的石头脑瓜发生了正面冲突，结果立川老师辞了职，后来被晓星小学聘请去，培养了许多有才华的学生。 关于这位立川老师，我将在以后的篇幅里写出他的事迹，这里我先写一个小插曲，写他如何对智力发育缓慢、性格乖僻的我多方庇护，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 那是上图画课时发生的事。 从前的图画教育可以说平平常常。教育方针要求的，不过是按照常识要求同实物相似就可以了，用平平淡淡的画做范本，只要求忠实地模仿它，最像范本的给最高分数。 但立川老师不干这傻事。 他告诉学生，自己随便画最喜欢的。大家拿出图画纸和彩色铅笔开始画起来。我也动手画了。 我画的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非常认真、使劲地画，甚至不怕把铅笔弄断。涂上色之后还用唾液洇湿涂匀，结果手上沾了各种颜色。 立川老师把大家画完的画一张一张地贴在黑板上，让学生们自由地发表观感的时候，大家对我那幅画只报以哈哈大笑。然而，立川老师怒形于色地环视耻笑我的那些同学，然后把我大大夸奖了一番。夸奖的内容我不记得了。 我模模糊糊记得，光是手指沾上唾液涂匀颜色这一点他就非常赞赏。我清楚地记得，立川老师在我那画上用红墨水画了个很大的三层的圆圈。从此以后，尽管我不喜欢上学，但只要这一天是上图画课，我总是迫不及待似的，急急忙忙到学校去。 得了三层红圈之后，我喜欢图画课了。我什么都画，而且也的确是越画越好。与此同时，其他课程的成绩也很快地提高了。立川老师离开黑田学校的时候，我已当上班长，胸前挂着有紫色绶带的金色班长徽。 立川老师在黑田小学时，还有一件使我不能忘怀的事。 一天，大概是上手工课，老师扛着一大捆厚纸进了教室。 老师摊开那捆纸，我们看到一张平面图，上面画着许多道路。老师让大家在这纸上画房屋，喜欢什么样的房屋就画什么样的，要大家自己创造一条街。 大家都认真地画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主意，不仅画了自己的家，而且还画了道路两旁的树，年代久远的老树，开着花的树篱等等。 这样，他就把这个教室的孩子们的个性很巧妙地吸引了出来，画出了一条条漂亮的街。 学生们围着这张平面图，眼睛无不闪着光彩，脸颊绯红，自豪地望着自己那条街。 当时的情景，恍如昨日。 在大正年代 大正年代指1912—1926年。初期，老师这称呼是可怕的人的代名词。这样的时代，我能碰上以自由、鲜活的感性及创造精神从事教育的老师，应该说是无上幸运的。 促进我成长的第三股力量，是一个和我同一个班、但比我还爱哭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存在，等于给我提供了一面镜子，他使我能客观地观察自己。 总而言之，这孩子跟我差不多，他使我感到，我实在让人挠头。 他给我提供了自我反省的机会。这个爱哭鬼的标本名叫植草圭之助。（小圭请别生气，难道我们俩现在不仍然是爱哭的家伙吗？不过现在你是个浪漫主义哭丧鬼，我是个人道主义哭丧鬼而已。） 植草和我，从少年直到青年时代，渊源很深，像两根扭在一起的藤一样成长起来。 这期间的情况，植草的小说《虽然已是黎明——常葆青春的黑泽明》里写得很详细。 不过植草有植草的视角，我有我的视角。 其次，人有这种秉性：对关于自己的事情，会因为自己的主观愿望而产生认识偏差。所以，我按自己的想法写我和植草年轻时代的情况，读者把它和植草的小说对照来看，也许最接近真实。 植草是我青少年期重要的一部分，正如植草如果不写我从少年期到青年期的情况就不能写他自己一样，我如果不写植草，也就不能下笔写我自己。 所以，我只好请读者原谅同植草的小说难免重复，继续写下去。 江户川上 ------------ 江户川上 ------------ 雨天，两个六十开外的男人打着一把雨伞，站在坡度很大的一条混凝土马路上拍照。 其中一个人回过头来，望着一直延伸到坡道高处的那道砖墙，抚摸着那黑褐色的砖。 “小圭，这还和从前一样啊。” 这时，那个被称作小圭的人也回过头来“嗯”了一声，点了点头。 “小黑，你还记得这家的孩子吗?” “记得，咱们班里的那个胖子吧？他现在干什么呢?” “死啦。” 两人沉默不语。只有闪光灯的光和快门的喀喀声。 拿照相机的那人对身旁的男人说：“这里就到这儿了。下面以这边做背景。”他指着砖墙的对面。 共打一把伞的两个人彼此瞧了瞧。 “拿它做背景多没意思。” “可也是，可供回忆的影子一点儿也没啦。” “没想到学校的房舍一如往昔，但更没想到黑田小学已经不存在了。” 两人斜穿过坡道，进了神社。 “这里的石阶还依然如故呢。” “牌坊也是如此。” “不过，那棵大银杏树似乎比从前小了。” “是我们长大了嘛。” 这就是为《文艺春秋》杂志社的“旧友联欢”栏目拍摄照片时，我和植草阔别二十年之后重逢时的情景。 那是十一月十五日，是“七五三节 七五三节，日本传统节日。日本男孩三岁和五岁，女孩三岁和七岁时，为了祝愿他们健康成长而去神社参拜。”。冷雨敲击着银杏的金黄色落叶，神社内有两三对父母打着伞，带着他们盛装的年幼孩子前来参拜。 可能是这种情感勾起了我们的怀旧思绪，拍完照之后，我们就乘《文艺春秋》杂志社的车，去了我们小学时代常去散步和游玩的地方。 车窗外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陌生的。 我曾划过船、曾捕鱼为戏的江户川上，已经架起高速公路，公路仿佛盖子似的横跨江面。江水犹如排污水的暗渠一般，显得那么阴郁。 坐在我身旁的植草，对我津津有味地谈着我们少年时代的情景，可是我却注视着车窗外面，一声未答。 雨敲打着车窗。 窗外的景色虽然变了，可是我却没有改变。 这时的我，真想像从前的“酥糖”那样哭一通。 灿烂花开向阳处 ------------ 灿烂花开向阳处 ------------ 一想起要写黑田小学时代的植草和我，不知什么缘故，只能回想起仿佛风景画中小小的点景人物似的我俩。比如，校园里随风摇曳、花萼累累的藤萝架下的我俩，去服部坂、基督坂、神乐坂的我俩，站在大榉树下面、用钉子把丑时参拜者上供用的稻草人钉在大树上的我俩，如此等等。风景和环境都能比较鲜明地回忆起来，然而我们两人，只不过是记忆中的剪影而已。 我不知道这是由于年代久远了，还是由于我本人的资质，总之，要把我们两人当年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回忆起来，那是需要经过一番努力的。 看起来，不把广角镜头换成望远镜头是不行了。 而且，如果不把照明全部集中到对好焦点的我俩身上，光圈缩到最小，那就不会出现鲜明的记录。 用望远镜头观察之下的植草圭之助，在黑田小学的学生中间，和我一样，也是个性格大与人殊的孩子。 就说衣服吧，他穿的都是绸缎之类做的肥肥大大的衣裳，裤子也不是小仓 小仓是日本和服面料的著名产地之一。的料子做的，也是软绵绵的。 就整个印象来说，我总觉得他像个梨园子弟——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好像一碰就倒的小小美少年式的人物。（请小圭别生气，因为直到现在还有人这么说你，这足可证明我的印象没有错。） 说起一碰就倒，小学时代的植草的确是常常因跌倒而大哭。 我记得，有一次因为路不好走，植草跌了一跤，一身漂亮衣服全毁了。他大哭，我把他送回了家。 还有一次是开运动会的时候，他跌到有积水的洼地里，雪白的运动员成了黑泥人，他抽抽搭搭地哭个没完，我好好安慰了他一番才罢休。 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吧，爱哭的植草和爱哭的我，彼此都怀有亲近感，热诚相待，所以我们两人总是在一起。 这样，我就以哥哥对待我的态度对待植草了。 这种关系，后来被植草写进他的小说中。他是在小说的“运动会发生的事”这一部分里写的。 植草在每次运动会的赛跑项目中总是倒数第一，但有一次他突然跑了个第二，这时我一个箭步蹿了上去：“好啊，好啊！加油！加油!”我边喊边跟他一起跑，一直跑到终点，大为高兴的立川老师把我们两人紧紧抱住。 那时，植草拿着领的奖品——记不得是彩色铅笔还是水彩颜料——走到卧病的母亲跟前。他母亲喜泪纵横，替植草向我连连道谢。 现在回想起来，我倒是必须向他们道谢才对。 因为，懦弱的植草使我产生了应该庇护他的想法，这样，不知不觉中就使我成了连孩子头儿也得刮目相看的人了。 立川老师对于我俩的这种关系，大概也是极为满意的。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教员室，以探询的口吻和我商量设一名副班长如何。我当时很不高兴，以为这是嫌我这个班长不中用才这么做的。 老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问我：“如果由你推荐，你打算推荐谁?” 我提了一名本班成绩优秀的学生。 老师听我这么一说，立刻讲了大大出乎我意料的话：“我的意思是找一个成绩稍差的家伙当副班长。”我大吃一惊地看着立川先生。 老师笑眯眯地瞧着我说：“让差劲的家伙当副班长，他一定认真地干。”然后他就像我们班同学一样称呼我，说：“小黑，让植草当副班长怎么样？” 话谈到这个地步，我深深感到老师对我们是何等良苦用心。 我万分激动地瞧着立川老师。他说了声：“好！就这样定啦！”站起身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又笑着跟我说：“立刻告诉植草的妈妈，他妈妈一定会很高兴。” 这时，我简直觉得老师的身上出现了一轮光环。 从此以后，植草前胸佩戴上红色缎带的银色徽章，不论是在教室还是在校园，都和我形影不离。 从此以后，植草也就当上了推也推不倒的副班长了。 立川老师曾经说过，植草是个懦弱儿童的样本，但是他此刻也注意到了植草身上沉睡未醒的才能。 他为了使植草尽可能快地开出灿烂的花，把他移栽到副班长这个盆里，而且放在向阳之处。 不久，植草写出了使立川老师大吃一惊的、十分精彩的长篇作文。 旋风 ------------ 旋风 ------------ 智力上我和哥哥相差十岁，但实际上他只比我大四岁而已。 所以，我上了小学三年级，在一种完全的幼童的精神状态中勉强成为一个少年的时候，我哥哥已经上了中学。 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我前面已经提过，哥哥是个秀才，他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在东京市举办的小学学生统一测试中名列第三，六年级的时候就名列榜首了。 然而，就是这位哥哥，报考当时的名牌中学东京府立一中的时候，却名落孙山。 这件事，对于我父亲以至全家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 我记得，当时家里的气氛特别反常。 我感到，这件事仿佛一阵旋风袭击了我们的家。 父亲心境黯然；母亲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姐姐们唧唧喳喳，尽可能不理睬哥哥。 那时，连我也为此事感到十分惋惜，而且非常气愤。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哥哥是什么原因落榜的。他参加任何考试从来都得分很高，而且考试归来表现出绝对有把握的样子。我能想到的只能是这么两个原因：其一是最后权衡的时候，他因为学校优先录取名门子弟而被挤掉了；其次是口试的时候，自负而又极富个性的哥哥，言谈举止不符合标准。 但奇怪的是，当时哥哥是什么状态我却毫不记得。我想，他很可能把这事置之度外，采取超然的态度。但不能否认，这事给了他很大的打击。 证据是，以这件事为分界线，哥哥的性格突然变了。 此后，在父亲劝说之下，他进了位于若松町的成城中学。当时，这所中学的校风近似于陆军少年学校。可能是他对这个中学的校风很反感，从此开始，他对学业采取了完全视同儿戏的态度，耽溺于文学，因而常常和父亲发生冲突。 父亲是户山陆军学校第一期毕业生，毕业后当了教官。他的学生后来有当了大将的。毋庸讳言，他的教育方法纯粹是斯巴达式的。 这样的父亲和崇拜外国文学的哥哥意见相左，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不过，那时的我并不理解父亲与哥哥为什么争吵，只是忧伤地站在一旁望着。 然而此时，遭到意外的旋风袭击的这个家，又遭到一股寒流的袭击。 我有四个姐姐和三个哥哥。大姐的孩子和我同岁，我出生时大姐已经出嫁了。大哥比我大好多岁，我记事的时候他已离家自立门户，很少看到他。二哥在我出生之前病死了。所以，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只有本书里常常提到的这位哥哥以及三位姐姐。我姐姐们的名字中都有个“代”字，从业已出嫁的姐姐起，按年龄为序分别是：茂代、春代、种代、百代。 我则以年龄为序，称尚未出嫁的三位姐姐为：大姐姐、二姐姐、小姐姐。 前面我已提到，哥哥认为我不能成为他的伙伴，我就只能跟姐姐们一起玩。直到现在，扔布包和翻绳还是我的拿手好戏呢。（我常常把这拿手戏表演给朋友和我们摄制组的人看，他们无不吃惊。我想他们读了本书，对于我那“酥糖”时代的旧闻逸事，应当更加吃惊吧。） 经常和我一起玩耍的是我的小姐姐。我清楚地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和小姐姐在父亲供职的、位于大森的学校里玩耍。那地方是一块呈钩状的空地，一阵旋风刮来，把我们刮得离地而起。我们俩赶紧抱在一块儿，刹那间就掉了下来，我哭着抓着姐姐的手跑回了家。 我这个姐姐，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得了一场病，就像突然被旋风刮走一般，去了另一个世界。 我不能忘记，到顺天堂医院去看她的时候，病床上的姐姐那凄凉的笑容。我也不能忘记和这位姐姐过偶人节 日本民俗，又称“女儿节”，为祝愿女孩子健康成长而设。每年三月三日，有女孩子的家庭都会设立偶人（人形玩具）坛，在上面摆满偶人，女孩子则身着盛装进行庆祝。时摆偶人的欢悦气氛。 我们家有旧的古装宫廷偶人，有三宫女、五乐工、浦岛太郎 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乌龟把他驮进龙宫，过了三年极其奢华的生活，告别龙宫时龙女赠以宝盒，叮嘱他不要打开。他回家之后食言，竟然打开，结果冒出一股白烟，他本人立刻变成了老翁。、带哈巴狗的女官等等。还有两副金屏风、两盏纸罩蜡灯、五套泥金彩绘的小桌，小桌上面摆着成套的泥金彩绘小碗盏，连小到能放在手掌上的银手炉也一应俱全。 我们关上电灯，在光线微弱的房间里，借着纸罩蜡灯的柔光，看那些摆在铺着猩红毯子的五层坛上的宫廷偶人，它们仿佛就要开口讲话一般，栩栩如生，美丽之极，我甚至为此而有些发怯。 我的小姐姐招呼我坐在偶人坛前，给我放上小桌，让我在小手炉上烤手，用大拇指甲那么大的酒杯喝甜酒。 小姐姐在三个姐姐中最漂亮，柔媚得过了头。她身上有一种像水晶一般透明、柔弱易殒、令人哀怜的美。哥哥受重伤时，哭着说自己情愿替他死的就是她。 即使现在我提笔写到她，也难禁热泪滚滚，不胜唏嘘。 为我这个姐姐举行葬礼的那天，我和全家人以及亲戚们坐在寺庙的正殿上听和尚诵经。当诵经声、木鱼声加上铜锣声达到高潮的时候，我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尽管父母亲和姐姐们怒目而视，但这笑就是止不住。 哥哥把我带到殿外。 我心里明白，他领我出来为的是到外面训斥我。然而哥哥毫无怒气。我以为他准是把我扔在外面再回正殿去，可并非如此。他只是朝诵经高潮中的正殿回头望了望。 “小明，往那边去！”他扔下这么一句，便离开石条铺的甬路朝外面走去。我紧跟在他后面。 哥哥边大步走着边冒了一句：“和尚们真会折腾！” 我高兴了。 我之所以笑出声来，倒并不是嘲笑和尚们。我只是觉得可笑，自己又控制不住才笑的。不过，听了哥哥的话倒觉得舒畅了。同时我也在想，我纵声大笑，我的小姐姐也会高兴吧。 我这位姐姐只活了十六岁。 我自己都觉得奇怪，然而却记得清清楚楚，她的法号是：桃林贞光信女。 剑道 ------------ 剑道（1） ------------ 大正年代的小学，五年级就上剑道课，而且列为正课。 一周两个小时，先用竹刀，从学习姿势开始，再练习左右交叉砍对方面具的招数。过不了多久，就戴上学校那有一股汗臭味的用旧了的剑道用具，练习五分钟胜三刀的科目。 教课主要是由多少懂得些剑道的老师负责，但是有时设馆授徒的剑客也带着徒弟前来指点。成绩优秀的学生被挑选出来加以特别培训。他们有时会和那些剑客的徒弟们使用真剑表演某一流派的招数。 教我们的这位剑客名叫落合孙三郎（似乎叫又三郎，总之那名字就让人觉得很像个剑客。究竟是孙三郎还是又三郎，现在记不准了）。这人身材魁梧，是个伟丈夫型的人物。他和他的徒弟们表演流派程式的时候，那神态是凄厉的，足使我们这些学生个个惊心动魄。 那位剑客说我招式精确，常常亲自指导我练习，所以我也练得特别起劲。 有一次，我用竹刀朝剑客的上半身砍去，大喊着：“砍你的脸！”冲上去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蹬了空，两脚噼里啪啦地乱蹬，总也够不着地。原来，落合孙三郎一只粗壮的胳膊把我举得比他的肩还高，我大吃一惊，同时对这位剑客更加诚挚地尊敬了。 我很快就向父亲提出，要求准许我拜落合为师，到他的武术馆习武。 父亲很高兴。也不知我这要求是激起了父亲的武士精神呢，还是唤起了父亲任陆军教官时的回忆。总之，他准许我这样干了。这确实是一个不明智的决定。 现在想来，可能由于那时正是他寄予厚望的我那位哥哥走下坡路的时候。很可能是由于父亲过去对于哥哥的期待落了空，就把这种期望转到了我的身上。 从这时起，父亲对我的要求极其严格。他说：“专心致志学习剑道我非常赞成，但是也要学习书法。还有，早晨去落合道场练武之后回来，务必到八幡神社参拜。” 落合道场离我家很远。 从我家到黑田小学本来就很远，像我这么大的孩子走起来实在吃力，而且腻烦，可是从家到落合道场却有这个距离的五倍还多。 侥幸的是，父亲让我每天早晨参拜的八幡神社，就在离去落合道场那条路并不太远的黑田小学旁边。 如果按照父亲的命令行事，那就必须这样：去落合道场完成早晨的练习之后，参拜八幡神社，再回家吃早饭，然后又按原路去黑田小学，放学后又按原路回家，再到教书法的老师家，练完书法再到立川老师家去。 那时立川老师虽不在黑田小学教书了，可是我和植草两人仍然每天必到老师家，接受立川老师尊重个性的自由教育和师母诚心诚意的款待。我们俩每天如此，而且都把这件事当做最愉快和最充实的活动。 我是不管有什么事，去立川老师家的宝贵时间是决不放弃的。然而这样一来，势必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得离开家，天黑后才能回来。 参拜神社一事我本打算马虎过去，可是父亲却把这事看做很重要并应该留下纪念的活动。他交给我一个小日记本，让我每天早晨请神官在上面盖上神社的印。这样一来，我就马虎不得了。 本来是难以做到的事，可自己提出要做，所以毫无办法。 从和父亲一同去落合道场拜师习武的第二天起，除了星期天和暑假之外，这样的体力训练一直持续到我从黑田小学毕业。 即使冬天父亲也不许我穿袜子。每到冬天，手和脚就生冻疮和皲裂，使我叫苦不迭。母亲心疼我，精心照顾我，每天让我在热水里泡手和脚。 母亲堪称典型的明治时代的妇女，同时也是典型的武者的妻子。（后来我读山本周五郎 山本周五郎（1903—1967），日本现代著名文学家。著的《日本妇道记》时，其中有一个人物的事迹跟我母亲一模一样，使我非常感动。）不过母亲总想背着父亲庇护我，对我采取放任的态度。 我写这些事，读者可能以为我在写说教式的美谈佳话而不感兴趣，但事实并非如此。写到母亲，我就自然而然想起这些事。母亲为我做的一切，也是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的。 首先，我认为父母都和外表相反，实际上父亲感伤情调较浓，而母亲则是现实主义者。 后来，战争时期父亲和母亲疏散到秋田县乡下老家，我曾到秋田看望两位老人。 那是我即将离开他们返回东京的时候。我想，也许再也见不到父母了……我从家门出来，眼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我一步三顾地看着送我出门的父母亲。 那时我看到，母亲很快就回去了，而父亲却久久伫立门旁，直到我走出老远。回头看他影影绰绰只有一点点大小的时候，他仍站在那里望着我，久久不回。 战争时期有一支歌唱道：“父亲啊，你很坚强。”可我愿意改成“母亲啊，你真坚强”。 母亲的坚韧，特别是在忍耐力方面，是令人吃惊的。 那是有一次母亲在厨房里炸虾时发生的事。 炸虾的油起了火。当时母亲两手端着起火的油锅，手烧到了，眼眉、头发也烧得滋滋地响，然而她却沉着地端着油锅穿过客厅，穿好木屐，把油锅拿到院子里，放在院子中央。后来医生匆匆忙忙赶来，用镊子把她那烧得黑黑的皮肤剥了下来，给她涂上了药。 那是令人不忍卒睹的场面，然而母亲的表情丝毫未变。 此后将近一个月，她双手缠着绷带，仿佛抱着什么东西似的放在胸前，却没喊过一声疼，没说过一声难受，总是平平静静地坐着。 无论怎么说，这样的事我是做不到的。 写得离题了，关于在落合道场学习剑道的情况再略加补充。 我这个每天去落合道场的人，居然完全以少年剑客自居了。 到底还是个孩子，这也合乎常情。原因大概是我读了立川文库 明治末年至大正中期，大阪立川文明堂出版的面向少儿的文库本。其中有名的故事有《猿飞佐助》、《雾隐才藏》等。中许多关于剑侠的故事，比如塚原卜传、荒木右卫门，以及其他剑侠等等。 那时我的打扮不是森村学园派头，而是黑田小学的那种：上身穿蓝地白条的长褂，下身穿小仓布料做的裙式裤，脚蹬粗齿木屐，剃和尚头。 我在落合道场习武时的形象，只要把藤田进扮演的姿三四郎的高度缩小三分之一，宽度缩小二分之一，在用带子束紧的剑道服上再插一把竹刀，那就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了。 ------------ 剑道（2） ------------ 早晨东方未明时，我就响着木屐声走在路灯依然亮着的江户川岸旁的大道上了。走过小樱桥就是石切桥，过了石切桥再过电车道，快到服部桥的时候，首班电车才迎面开来，驶过江户川桥。 从家走到这里，总要三十分钟左右。然后朝音羽方向再走十五分钟，向左拐，走过一段缓坡之后，再奔目白区。从这里起再走二十分钟，就远远听到落合道场晨课的鼓声了。在这鼓声催促之下，快步走上十五分钟之后，才到达路左边的落合道场。 算起来，离开家门目不斜视地走，总共要一小时二十分钟。 道场的晨课是这样开始的：首先，老师落合孙三郎以及门下弟子全体面向点上灯的神龛端然正座，把力气集中在脐下丹田，排除杂念。 静坐的地方是木板地，既硬又凉。冬季为了抵抗寒冷，肚子也得运足力气。脱光衣服之后只穿单薄的剑道服，冻得上牙打下牙。虽说排除杂念，其实天气如此寒冷，也就顾不得有什么杂念了。静坐完了之后，就练习左右开弓的劈刺。寒冬腊月为了使身体尽快地暖和，天暖了又得驱赶睡魔，所以必须始终全神贯注。 这个科目练完之后，按级别分开，再练三十分钟规定程式的对砍对杀。再次正坐，对老师行一礼，晨课就告结束。这时，即使寒冬腊月，也是浑身汗水淋漓。 不过，出了道场向神社走的时候，脚步毕竟沉重了。此刻饥肠辘辘，只想尽早回家吃饭，不能不疾步赶往神社。 遇上晴天，我到达神社时，银杏树上照例洒满晨晖。 我在正殿前拉响鱼口铃（金属制，扁圆、中空，下方有个横而长的切口。用布条编的一条大绳子吊着，拉动这条绳子鱼口铃便响起来），拍手致敬。礼拜完毕，就到神社内一角处的神官家里去。 我照例站在门厅处大声说：“早晨好！” 我这么一喊，长褂、裙裤、头发全白的神官走出来，接过我递上的小日记本翻开。他一声不响，在那印着月份和日子的一页盖上神社的印章。 这位神官，我看他出来时嘴总是活动着。大概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正赶上他吃早饭吧。 从神官家出来，走下神社的石阶，又得一直朝回走，路过黑田小学门前，赶回家吃早饭。 来到石切桥畔，沿着江户川走，等走到离家不远的时候，才旭日初升。所以，我总是挺着胸脯沐浴在灿烂的晨光之中。 然而，每当我沐浴在这旭日晨光之中的时候，却不能不想到，普通孩子的一天是从此刻才开始的，而我…… 这种念头并非出于不满，而是来自充满自我满足感的好心情。于是，从此刻开始，我才开始了和普通孩子一样的一天的生活：吃过早饭就去学校上课，下午回家，整个日程就是这样。 但是，自从立川老师走后，我总觉得这个学校的课程不能令人满意，枯燥无味，我甚至认为上这样的课简直是受罪。 毒刺与诋毁 ------------ 毒刺与诋毁 ------------ 我和新来的班主任老师怎么也合不来，这种内心深处的彼此对立一直持续到毕业。 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位老师彻底反对立川老师的教育方针。他总是找个什么借口，借题发挥，嘲笑立川老师一直行之有效的教学方针。 他不论干什么，总是面带冷笑并以嘲讽的口气说：“要是立川老师嘛，结果就是这样啦。”“如果立川老师在嘛，他就一定这么干啦。”等等。 他每次这么讲时，我都用脚踢邻桌的植草。这时植草冲我一笑，算是对我的回答。 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那是上图画课的时候。 老师让大家写生，画插在白色瓷瓶中装点教室的波斯菊。 我想侧重描绘那花瓶，所以用浓紫强调了它的影子。我把波斯菊的轻巧的叶子画成绿色的烟团，在它上面画了盛开的粉红色和白色的花。 新任老师把我这幅画贴在黑板旁做告示板用的木板上。这个告示板专门贴学生们那些出色的书法、作文、绘画，给全体学生示范和参考。老师说：“黑泽，站起来！” 我很高兴，以为又是夸奖我呢，颇有几分自豪感地站了起来。 然而他却指着那幅画，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 这花瓶的影子像什么？哪里有这么浓紫的影子？这云一般的绿色是什么？如果有人说这就是波斯菊的叶子，这人不是浑蛋就是疯子。 他的话全是诋毁。 他这么干是居心不良，满腹恶意。我感到自己面无血色，呆立当场。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天下课后，我像狠狠挨了一棒似的，一个人无精打采地往家走。正从服部坂高坡往下走时，植草追了上来。 “小黑！这家伙讲的太没道理了！简直胡说八道！我们不理他！”植草反复地说这几句话，一直陪我走到我家。 我觉得这一天是我平生第一次蜇到毒刺。 跟这样的老师学习不可能有什么乐趣。但我决心为了我的学业顽强地奋斗下去，坚持到底，决不招惹他一句指责。 这天下午回家时我心烦意乱，感到这段路程比往日长了三倍。而且，这天在书法老师那里学书法，也很不愉快。 枫桥夜泊 ------------ 枫桥夜泊 ------------ 父亲很喜欢书法，壁龛处总是挂着书法，很少挂画。 他挂的书法主要是中国碑刻的拓片，或者是有交情的中国人给他写的。直到如今我还记得，有一轴是古老的寒山寺碑刻拓片，好几处大概是由于碑石残缺而呈空白。 父亲把空白处填上字，教给我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这首诗。直到现在我还能十分流利地背诵它，而且能挥毫自如地写下来。 后来我们在某高雅的酒家举行宴会，那里的壁龛上挂着这首用十分高超的笔法写的诗，我下意识地把它读了出来。演员加山雄三听了，大吃一惊地注视着我，连连说：“先生，您真了不起呀。” 拍《椿三十郎》时，有一句台词是“在厩后等候”，而加山居然说成“在厕后等候”。所以他听我朗读《枫桥夜泊》感到大吃一惊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我也得揭开这个秘密：就因为它是《枫桥夜泊》这首诗，所以我才能朗读，假如是别的汉诗，那我可就一窍不通了。 证据是，在父亲素来喜欢的中国人写的汉诗字画之中，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有一句是“剑使青龙偃月刀，书读春秋左氏传”，它的含义我却不懂。 我又把话扯远了。我百思莫解：父亲既然这么喜爱书法，他为什么让我跟那么一位老师学书法呢？ 可能有这么两个原因：一是这位老师住在本街，二是我哥哥曾跟他学过。记得父亲领我去拜师的时候，这位书法老师问起哥哥，还劝父亲让哥哥来继续学习。听说，哥哥在这里也是一位秀才。 不过这位老师的字我实在不感兴趣。他的字，说好听点是端正严肃，说不好听点，就是没有任何特点，就像印刷用的活字一样。既然父亲的命令如此，我只好每天按时到，和别的学生并桌而坐，按老师的范本习字。 父亲留着明治年代流行的胡子，这位老师也留这样的胡子。不同的是，父亲留着明治年代元勋式的唇髭和颏须，而老师留的却是明治年代官员式的唇髭。 这位老师总是坐在同学生们对面的桌前，以一副严谨的面孔看着我们。 我可以看到他身后的院子，院子里摆的多层盆景架占了很大一部分空间。架上的盆景，无不古根虬枝，老态龙钟。我看着这些盆景，觉得坐在老师面前的学生也酷似那些盆景。 学生认为自己哪个字写得好就拿到老师跟前，恭恭敬敬地请他看。他看了之后就用红笔修改他认为不妥之处。 老师认为满意的，就用他那图章——因为是隶书印章，辨认不出是什么字——往蓝印台上按按，然后盖在学生写的字旁。 大家都称它为蓝图章。凡是给盖了蓝图章的，就可以提前回去。 我一心一意地想早早离开这里去立川老师家，所以尽管我一直不愿学他那字体，但是还得好好地去临摹。 不过，不喜欢毕竟学不下去。半年之后，我向父亲提出，这书法实在无法继续学下去了。加上哥哥从旁说了许多好话，我才被准许停学。 当时哥哥说的话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我只记得他为我对那位老师的书法漠然视之作了条理清晰的解释，最后得出了不再继续学下去乃是理所当然的结论。哥哥有条有理的论证使我惊呆了，仿佛听他说别人的事一样，我认真地听着。 虽然不上那私塾了，但父亲让我继续学习楷书，规定一张仿纸写四个字。直到现在，这类的字我还写得不错呢。比这再小的字，比如草书，那就糟得不成样子。 后来我进了电影界，一位前辈曾这样说：“黑泽的字啊，不是字，那是画。” 紫式部与清少纳言 ------------ 紫式部与清少纳言（1） ------------ 我写这个自传式的东西之前，曾和植草圭之助共话往昔。这时植草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在黑田小学前面的坡道——服部坂那里，我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你是紫式部，我是清少纳言。” 可我却毫无记忆。 首先，上小学的学生不可能读过或。 细想起来，大概是到立川老师家学习的时期，立川老师谈日本古典文学时谈了不少。 即使这么说过，大概也是我从学书法的老师那里出来后，同在此等候我的植草一起愉快地跟立川老师学习，然后我们一起告辞，在从传通院去江户川的坡道上说的，而非服部坂。 无论如何，把自己同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相比，实在是不知深浅，荒唐之至。不过冒出如此幼稚的想法，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植草爱把作文写成有故事情节的，且相当长，我则只写短短的感想文。 总而言之，那时我的朋友好像只有植草一个人。我总是和他在一起，然而我们两家的生活却截然不同。 植草家是商人家风，而我家是武者家风。各自谈起旧事，他讲的和我说的内容完全不同。 植草说的是，小时候从母亲衣襟下面看见了她那白白的腿肚，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本校同一年级的女生班班长，是本校最美的美女，住在江户川的大泷附近，叫什么什么名字，好像很喜欢小黑你，等等。可是我对这些却毫无记忆。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的剑道大有长进，五年级就升为副将。父亲为了奖励我，给我买了一副黑护胸的剑道用具。比赛的时候我用“反斩腹”的招数一连击败了五个人。当时我打败的对方头目是染房的小老板，当我和他两刀碰在一起难解难分之际，我闻到一股强烈的蓝靛味儿。总之，我记得的都是我曾经大逞威风的事。 其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遭到别的小学的孩子们的伏击。 从落合道场回家的路上，走到江户川桥附近的那家鱼铺门前，有七八个六年级学生，手拿竹刀、竹棍、木棍聚集在一起。 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地盘，那一带不是黑田小学的势力范围。他们瞪眼瞧着我，看样子不怀好意，我不由得停下了脚步。但是，以少年剑客自居的我，决不允许自己被这个阵势吓倒。我大摇大摆地从鱼铺门前走过去。背后那些孩子们居然没敢动手，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紧接着，一个什么东西朝我头上飞来，我正要用手去挡，啪的一下那东西砸到我的脑袋上。我回头一看，原来石子如雨点般飞来。 他们一声不吭地用石子砸我。这样不声不响暗下手，看来决心很大。 我想逃跑，可是我的竹刀不答应。因此，我把扛着的竹刀取下，拉开架势瞧着他们。然而我那竹刀尖上拴着的剑道用具，却使我没法应战。 他们看到我这副样子，都吵吵嚷嚷地挥舞着手里的家伙冲了上来。 我拼命地挥了一下竹刀。剑道用具被抖掉，竹刀轻了。他们虽然又喊又叫，可是却没有闷不出声时的气势了。 竹刀上没有东西就轻便自如了。我就跟练习时一样，用竹刀猛砍他们，并大声喊着我要砍的地方：“你的脸！”“前胸！”“手！” 因为他们没对我采取包抄的办法，只是七八个人扎成一堆，各自拿着自己的家什从正面进攻，所以他们占不了便宜。 这些人手里的家什虽然挡住了我的竹刀，但也只是蹿上来又退回去。我很容易打着他们的脸、前胸和手。我还记得，因为“刺”这一招太危险所以没有使出来。总之，我学到的武功对付他们还是绰绰有余的。 不一会儿，他们纷纷往鱼铺跑去。我刚要追过去，鱼铺掌柜拿着扁担冲了出来。这时，我把大打出手时脱下的粗齿木屐捡起来，就一溜烟逃跑了。 记得很清楚，我穿过一条很窄的胡同，为了避开胡同里阴沟泛起的臭味和那业已腐朽的阴沟板，只好左拐右拐地跳跃着跑。 我跑出这条胡同才把木屐穿上。剑道服下落何处就不知道了，很可能成了拦路寻衅的那帮家伙的战利品。 我没心思跟别人说这件事。因为丢了剑道服不得不求母亲想办法，所以只好告诉她。 母亲听我一说，一声不响，就从壁橱里把哥哥已不用的那套给了我。而且把我头部被石头砸伤之处洗干净，搽上药。 除头部外，没伤到别的什么地方。 ------------ 紫式部与清少纳言（2） ------------ 直到今天，我头上还有块伤疤。 （现在写到丢失剑道服和有关粗齿木屐的事，我忽然想起，我曾下意识地把这一记忆用在我的处女作《姿三四郎》处理粗齿木屐的情节里。由此可见，这就是创造来源于记忆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遭到这次拦路袭击之后，我就稍稍变更了去落合道场的路线，从此再也没有路过那间鱼铺。 当然，我并不是怕那帮孩子们，而是没有心思和那位耍扁担的鱼铺掌柜交手。 这件事我记得曾和植草说过，可是现在植草却说他记不得了。 我说，因为你是个只记得女人的色鬼。可他却说并非如此，像在学校上完剑道课之后，只有我们俩仍然留在室内操场上，在那里兜着圈子厮杀得难解难分这样的事，就记得清清楚楚。 我问他为什么这事记得清楚，他说让你打疼了。我说：“不错，在剑道这门课程上，你从来没有胜过我一次。”他却说有一次我曾败在他手下。 我问他什么时候，他说那是我进了京华中学、他上了京华商业学校之后两校比赛的时候。我说那次我没参加，可他却固执地认为：“你不参加就算我胜了，胜利就是胜利。” 总而言之，这位风流小生自不量力，也实在拿他没办法。 我们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在久世山和别的学校的学生打了起来。 对方在一个高岗上摆开阵势，拿石头和土块猛砸我们。我们这边的人只好跑到登上这座高岗必经的一个山崖处的洼地暂避。 我正想派几个伙伴绕到敌后，可是植草却大喊大叫着冲了出去。 要说这家伙没头脑也就在这方面。一个一点本事也没有的家伙孤身一人陷于敌人之中，后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况且，要爬上那个山崖，得有很大的决心和力气。那是红土地带，非常滑，而且坡很陡，爬上一步甚至要滑下两步。 可是，植草却全凭一时的勇气冲了上去，结果遭到石头和土块的集中攻击，头上挨了一块较大的石头，一下子就从山崖上滚了下来。 我跑上前去一看，只见他嘴撇着，翻了白眼。 刚刚想夸他是个出色的勇士，可他转眼之间就成了实实在在的累赘。 回头朝上望去，只见对方站在山崖顶上，用鄙夷的神情俯视着我们。 我站在植草身旁俯视着他，仔细思索送他回家时怎么说才合适。 我要顺便提一下，植草十六岁的时候，也是在久世山这个地方，干了一件行如其人的事。 有一天夜里，植草单独一人站在这久世山上，因为他给一位女学生写了一封情书，所以在这里等她。 他上了久世山，俯视阎罗堂那条山道，伫候良久。但是，尽管指定的时间过了好久，那女学生还是踪影全无。 他想，再等十分钟。 再等十分钟、再等十分钟地望着那条山道等下去，偶一回头，他发现一个人影。“终于来了。”他想，激动得心怦怦直跳。细看来人，却原来长着胡须。 后来，据植草自己说，他只好壮起胆子不跑，而且迎上前去。 那人把植草的情书拿出来，问是不是他写的，而且自报姓名，递给植草一张名片，说自己就是那姑娘的父亲。 植草首先看到的是那人的工作单位：警察厅营缮科。 据植草说，这时他来了勇气，对这位父亲理直气壮地倾诉了他对那姑娘的爱情是多么纯洁，而且还居然把他对那姑娘的爱硬比作但丁对贝阿特丽齐的爱，反复表白。 我问：“后来怎么样了？” 植草：“她父亲终于理解了我。” 我：“那么后来和那姑娘怎么样了？” 植草：“吹了呗。因为我们还都是上学的学生嘛。” 总之，这事似乎可以理解但又无法理解。这位“紫式部”没有写，我以为实在是光源氏 光源氏，中的男主人公。的一大幸运。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以紫式部自居的植草，写出了长篇作文，而他称之为清少纳言的我却成了剑道组的头儿。 明治的影子 ------------ 明治的影子 ------------ 我的小学时代处于大正初期，明治余韵仍然不绝如缕。 小学里唱的歌全是明朗爽快的调子。 《日本海海战》、《水师营之歌》等等，直到现在我还喜欢。 曲调流畅，歌词浅显上口，直率得惊人，而且简洁准确，从不无病呻吟。 后来我曾经对副导演们说过，这才是分镜头剧本的典型，你们从这歌词中要好好汲取营养。至今我仍然以为如此。 现在回想起来，除了这两首歌外，当时学校唱的还有几首好歌，主要有：《红十字》、、《嫩叶》、《故乡》、《隅田川》、《箱根山》、《鲤鱼幡》等等。 美国著名的101弦乐团也曾选定、《隅田川》、《鲤鱼幡》作为演奏节目。听该乐团演奏，可以断定，他们正是为这些歌的舒缓有致、流畅美妙所倾倒，所以才选定这些曲子的。 明治时代的人们，我以为正如司马辽太郎 司马辽太郎（1923—1996），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著有《项羽与刘邦》等。的作品《坡上的云》所描写的那样，是以望着山坡上方遥远的云登上坡道的心情生活着的。 一天，父亲带着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以及姐姐们，去了陆军的户山学校。 我们被带到一个乳钵形的圆形剧场，这个剧场的座位用草坪做成楼梯式的，我们坐在这里听下面圆形广场上的军乐队演奏。 军乐队员都穿着红裤，铜管乐器闪着金光，草坪上的杜鹃花团锦簇，女人们的阳伞五光十色，人们脚踏节拍应和着吹奏乐的旋律，使人备感舒畅。 直到今天，我还把这番情景当做我记忆中的明治时代的影子。 也许因为我还是个孩子，我一点儿也没感到它有什么阴暗。不过，到了大正末期，从《我是河滩的枯草》、，到《暮色渐浓》，所唱的歌全都充满咏叹与失意，曲调黯然。 有件事我在这里要附带提一笔。那是大正十五年（即1926年）或再上溯一点儿的时候，一位年轻导演在一次会上说：“如果明治时代的人不快些死去给下一代腾出位置，我们不论怎么想出头也无法出头。”我有幸没参加这次会，后来我听成濑巳喜男 成濑巳喜男（1905—1963），知名电影导演，与沟口健二和小津安二郎齐名。作品有、《浮云》、《流》、《乱云》等。先生一说，大为惊讶。一向寡言的成濑先生听了这番话，苦笑着说：“尽管你这么说，可他们也不能为此而寻死呀。”类似这类青年导演，从来不认真思考自己，却专对别人妄加非议。他们不假思索地说：“要是允许我花那么多时间和金钱，那样的片子我也拍得出来。”他们不知道，浪费时间和金钱，人人都会，但有效地使用它，却需要才华与奋斗。自己不想前进和奋斗的家伙，即使别人死了空出位子，他也没有补这一空缺的能力。明治时代的沟口健二 沟口健二（1893—1956），代表作有《雨月物语》、《西鹤一代女》、《近松物语》等。先生、小津 小津安二郎（1903—1963），代表作有《晚春》、《东京物语》、《秋刀鱼之味》等。先生、成濑先生相继去世后，日本电影出现衰退时，你们干了什么？补上他们的空缺了吗？并非因为我是明治时代生人才说这话。我只是在说明道理，我只想说，必须完全摒弃依靠别人的、脆弱、腐朽的精神。你们太幼稚了！ 大正的声音 ------------ 大正的声音 ------------ 我少年时代听到的声音，和现在的声音根本不同。 首先，那时根本没有电器，留声机也不是电留声机。一切都是自然的声音，其中有许多是现在根本无从听到的。这里，我把它按回想起来的顺序排列如下： 首先就是报告正午的“咚”的一声响炮，这是位于九段牛渊的陆军兵营报告正午的信号。其次是发生火警时的钟声；防火员敲的梆子声；发生火灾时，防火员通知火灾地点的鼓声和喊声；卖豆腐的吹的喇叭声；修烟袋的吹的笛声；修理木器家具的敲柜橱的门钹声；卖风铃者的风铃声；换木屐齿者的敲鼓声；游方拜佛祈福者的铮声；卖饴糖者的铮声；救火车的钟声；舞狮的鼓声；耍猴的鼓声；做佛事的鼓声；卖蚬子的、卖霉豆的、卖辣椒的、卖金鱼的、卖竹竿的、卖花木的、卖夜宵面条的、卖五香菜串儿的、卖烤白薯的、磨剪子的、焊铁器的、卖喇叭花的、卖鱼的、卖沙丁鱼的、卖煮豆的、卖虫的、卖龙虱的， 如此等等的吆喝声；还有风筝的哨音，打毡子的声音，拍球歌，儿歌…… 这些业已消失的声音，都长存于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之中，不可磨灭。这些声音全都和季节有关，有的属于寒冷季节，有的属于温暖季节，有的属于炎暑，有的属于凉秋。而且它们也和多种多样的感情相连，有的欢快，有的凄凉，有的哀怨，有的恐怖。 我就怕失火，因此，对于通告火警的钟声，以及防火人员通知火灾地点的鼓声都感到难以言喻的恐惧。 “咚咚”两声，通知火灾地点是在神田和神保町——我记得小时候蜷缩在被窝里听着这种响声。 那还是人们仍然称我“酥糖”时代的一天夜里，我突然被姐姐叫醒：“小明，失火啦，快穿好衣裳……” 我急忙穿上衣服走出门厅一看，我家对面已成一片火海。 后来怎么样我就根本记不得了，只是当我清醒过来时，发觉自己孤零零一个人在神乐坂踽踽独行。我急忙跑回家去，火已经灭了，可是火灾现场设了警戒线，警察不让我过去。我终于回到了家，父亲一看见我就大发雷霆。究竟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据姐姐说，我看到火灾立刻就往外跑。姐姐喊着“小明，小明”想制止我，但我不听，打开大门旁的小门就跑远了。 谈到火灾，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事，这就是当时用的消防马车。 拉这种车的马都非常漂亮。车上有个很大的黄铜做的像温酒器一样的东西，那东西看来十分优雅。 我很讨厌失火。可是我很想再次看到这样的马车从我面前疾驰而去。后来，我在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外景场地看到了这种马车。那是表现古老的纽约市街的布景，那辆马车停在紫丁香盛开的教堂前。 还是回到“大正时代的声音”这个题目上来吧。 对于那时的每一种声音，我都有难忘的记忆。 当我看到声嘶力竭拖着凄凉的腔调沿街叫卖蚬子的孩子时，我感到自己是个幸运儿。当卖脆饼的从盛夏季节似火的骄阳下走过的时候，我正站在橡树下举着捕蝉罩的竿子捕蝉呢。当我听到风筝的哨音，就想到站在桥上的我，手里拉住风筝绳，仰望着遨游冬日晴空的风筝。 声音唤起我的回忆，如果把孩提时代令人惆怅的回忆逐项写下来，那是难以写尽的。 现在我写着这些往事，但耳朵听到的却是电视的声音、电炉子的响声，收废纸的扩音喇叭的叫声。这些，全是电器的响声。 以上我写的这些，现在的孩子们是不会有如此丰富而且是铭刻于心的回忆的。 想到这里，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比从前卖蚬子的孩子还可悲。 神乐坂 ------------ 神乐坂 ------------ 前面提到，我父亲对待生活的态度是非常严格的。出身于大阪商家的母亲，只是因为饭桌上鱼的摆法就曾经挨过父亲严厉的训斥： “混账！你是打算让我剖腹自尽吗？！” 剖腹自尽的人死前吃的饭菜的摆法似乎是极其特别的，其中鱼的摆法就与日常生活不同。 父亲在孩提时代就梳着武士发髻。到了儿女成行的此时，他也是常常背对壁龛端然正坐，左手举刀，右手向刀身轻轻地拍滑石粉。起居举止如此严谨的人，给他的鱼居然像供剖腹自尽者食用的一样摆着，当然要大动肝火了。我想，鱼鳍朝哪个方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每遇到母亲为此遭受训斥时，总是满怀同情地望着她。 但是母亲却总是把它摆错，每次摆错她都遭到父亲的训斥。 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母亲常常为此挨他训斥，对于父亲这种繁文缛节也就当耳旁风了。 给剖腹自尽者上菜的规矩，直到今天我还不甚了然。这是因为我还没拍过有这种场面的电影。据说，给客人吃的鱼，鱼头朝左，鱼腹朝着客人。给剖腹者上的鱼，大概是鱼头朝右，鱼背朝着本人。大概那是因为，如果让剖腹者看到剖开的鱼腹，未免太残酷了。 这不过是我的推测而已。 不过，母亲把鱼腹对着对方就等于做了不可饶恕的事，这一点我更难以理解。照理说，母亲不过是把鱼头左右摆反了而已。仅仅为了这一点就遭到父亲的训斥，未免太不公正。 我孩提时代，因为吃饭不合规矩也屡遭父亲训斥。拿筷子不合规矩，父亲就倒拿着筷子，用筷子头狠狠地打我的手。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父亲，如前所述，却常常带我去看电影。我们看的主要是西洋影片。 神乐坂有一家专放西洋片的影院，名叫牛込馆，我在这里常常看连续剧武打片，或者威廉·哈特主演的影片。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的连续剧武打片有：《虎的足迹》、《哈里根·哈奇》、《铁爪》、《深夜的人》，等等。 哈特的作品和约翰·福特的西部片相似，都是表现男子汉英雄气概的。故事发生的地点选择阿拉斯加比西部还要多些。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手持双枪的哈特的面孔、他那镶着金边的皮袖箍、戴着宽檐帽子的马上英姿，以及在阿拉斯加的森林雪地上前进时戴着皮帽、身穿皮衣的形象。而久久难忘的则是，这部影片表现了铮铮铁汉的气魄，以及男子汉的汗臭味儿。 这个时期，他也许已经看过卓别林的作品，但我不记得他在表演上有什么模仿卓别林之处，模仿的痕迹可能是稍后才有的。 究竟是这一时期还是稍后一些时候，已经说不准了。总之，有一部电影给我留下了强烈的记忆。那就是描写南极探险的影片，是我的大姐姐带我到浅草看的。 探险队员们不得已只好把因病动弹不得的向导狗扔下，继续赶着狗拉的雪橇前进。但是那只濒死的狗竟然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拼死命追上去，忠于自己的职守，跑到雪橇的前面。 当我看到那条狗强忍病痛摇摇晃晃站起来的时候，心如刀绞。 那狗的眼睛被眼屎糊住了。它气喘吁吁，舌头耷拉在外面，跑起来摇摇摆摆。狗的脸上表现出凄苦和悲痛，然而那是一副高贵的面孔。 泪湿了我的眼睛，以至看不清画面了。但是，我仍然模模糊糊地看到，探险队员把那条狗拉开，带它到雪坡的后面去。过了一会儿，大概是一枪把它打死了，因为一声枪响，拉雪橇的狗吓得乱了套。 我痛哭失声，尽管姐姐百般安慰，我也难以抑制悲痛。姐姐无计可施，只好领着我出了影院。我依旧痛哭不止。 坐在回家的电车上也好，回到家之后也好，我一直哭个没完。气得姐姐直说，再也不带小明去看电影了，但我还是哭。 至今我也没有忘记那狗的面部表情，而且每次想起它就不由顿生虔诚的敬佩。 这一时期我看到的日本影片和西洋片比起来，并不让人感觉多么有意思，可能是由于我年岁尚小。 父亲不仅带我去看电影，而且还领我去神乐坂的曲艺馆。 我记得的曲艺演员有：阿小、小胜、圆右。大概是圆右唱起来太慢的缘故吧，听起来没意思，我毕竟是个孩子。小胜慢声慢语说的单口相声倒很有趣。我记得他说过：最近流行披肩，假如那种东西披着好看，那么，从短门帘里钻出来的人也该好看了。 我喜欢阿小（他已经是名演员了），特别是他讲的《宵夜面条》和《酱烤马》，都使人难忘。阿小演一个拉着面条车沿街叫卖砂锅面条的小贩，我记得他那发自丹田的叫卖声，立刻把听众带进了寒凝大地的隆冬深夜中。 《酱烤马》这个段子，除了阿小之外，我还没有听过别人表演。故事是说，赶马人在荒村野镇的小店里喝酒，他那拴在外面驮着大酱的马跑了。赶马人到处打听马的下落，问答也就越来越引人发笑，最后碰到一个醉汉。“您见到过一匹驮着大酱的马吗?”那醉汉说：“什么？我活这么大年纪还没有看到酱烤马!” 日语中“驮着大酱”这个短语也可理解成吃烤肉串时“涂上酱汁”。这时，随着他的表演，我仿佛也跟着那赶马人东跑西颠地寻马，徜徉于西风古道、暮色苍茫的情景之中，不由得连声叫绝。 我对那些曲艺家们的表演十分神往，回家的路上路过那家专卖炸虾汤面馆时吃的那碗汤面，更是余香满颊。特别难以忘怀的是，隆冬季节的炸虾别有味道。 我最近从国外飞回日本时，当飞机快到羽田机场时就想：“啊，吃碗炸虾汤面吧!”不过，现在的炸虾汤面可远不如从前了。 说起来也不怪，从前，汤面铺门前总是晒着煮过汤的骨头，路过这里的人都闻到一股香味。这种气味令人难忘。当然，门前晒着煮汤用的骨头的铺子现在也并不是绝对没有，然而那气味却根本不同了。 武者 ------------ 武者 ------------ 那是快要毕业的时候。 我踏着大正滑行板（一个前轮、两个后轮的长方形滑行板，右脚踏在板上，两手握着立柱的横把手，左脚蹬地，向前滑行的东西），从学校前面的服部坂陡坡上一下子滑了下来，滑行板的前轮正撞到煤气管道的铁盖上，我翻了个跟头，跌了个倒栽葱。等我醒过来时，发觉自己躺在服部坂下边的派出所里。 当时，右膝关节严重跌伤，好长时间就跟个瘫子一样，不得不停学。（即使现在我的右膝关节还不好。也许是心里怕它出什么毛病而过分注意，结果反倒动不动就碰着它，疼痛难忍。我打高尔夫球时，进坑球打不好就是这个原因。蹲下身去也很困难，因而看不清草坪的起伏。——碰上这么个好机会，所以要辩解几句。） 我的膝盖痊愈之后，一天我和父亲到澡堂去洗澡，碰上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大概是父亲的朋友。彼此寒暄了一通，他问父亲： “令郎？” 父亲点点头。 老人说：“实在不结实。我在这附近办了个道场，你让他去吧。” 后来我向父亲打听，原来此人是千叶周作的孙子。千叶周作是著名的剑客，幕府末年曾任玉池道场的主持，生前有许许多多的嘉行逸事。他的道场就在紧邻我家的一条街上，因为我耽于剑道，此后就进了他办的道场。但是，这位须发皆白的千时周作的孙子，只是高踞于授业之师的座位上，从未离座指点过我。 教我们的是他的徒弟，那口令也只是“注意、注意、打你！注意、打你！”仿佛在教舞蹈一般，听着就让人感到没气魄。况且来学的大多是附近的孩子们，到这儿来纯粹是为了玩乐。实在没什么意思。 偏巧，这位道场主人又被汽车撞了。那时汽车本来是罕见之物，可他却让这罕见之物撞伤，这简直就像宫本武藏 宫本武藏（1584—1645），江户初期的著名剑客，名政名。为勤修武艺，遍游日本各地。创双刀法，为双月派之始祖。长于水墨画。挨了马踢一样可笑。因此，我对千叶周作这位孙子的尊敬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大概是出于对他的不满吧，我决心进当时在剑道上风靡一时的高野佐三郎的道场。然而这个决心只能是名副其实的五日京兆。 我只是听人说过，高野派的教学方法，其严厉是难以想象的。在学交叉砍对方脸部这一招数时，我朝对方的脸砍去，几乎与此同时，我被弹回来撞到墙上，眼前一阵发黑，两眼直冒金星。这一刹那，我对自己剑术水平的自信——确切地说是自豪——立刻化为乌有。 人世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己不免是井底之蛙，总是管中窥豹。 我嘲笑被汽车撞伤的剑客，可是自己却被撞到墙上。由此我深深感到，自己是多么浅薄和无知。 以少年剑士自诩的神气立刻瓦解了，再也不曾恢复。而且，小学毕业在即，我的自高自大遇到的打击，也不仅仅是剑道一项：我报考一心向往的东京府立第四中学，却名落孙山。 这事和哥哥未考上府立第一中学的情况不同，我没考上是无话可说的。尽管我在黑田小学名列前茅，但那不过是井中之蛙。我对国语、历史、作文、图画、习字等喜欢的课特别注意，在这方面我决不落人之后，但理科我就不喜欢，只是为了保持名列前茅的成绩才一直勉为其难地学。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在府立四中的考题之中，算术与理科题我是一筹莫展。 我这些长处与短处，直到今天依然如故。无论从哪方面说，我都是属于文科系统的学生。 请看，我连阿拉伯数字写得都不合规格，仿佛是异形字母；我不会开汽车，连操作普通的照相机、给打火机上油也不会。我儿子说，我挂电话的神态，简直就像个黑猩猩。 对一个人，如果老是说他笨哪，笨哪，他就越发失掉自信，越来越笨；如果是巧啊，巧啊地称赞他，他就会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巧。 人的长处与短处，一方面是先天的，但来自后天的影响也不小。不过，事到如今再为自己辩护也没多大意思了。 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从这时起，我或多或少地看出了自己应该前进的方向，就是走文学的道路，或者走美术的道路。不过，这两条道路的分叉点，对我来说还遥远得很。<kbd>ｈｔｔp://ｗｗｗ?９９lｉb?nｅｔ</kbd> 遗痛一刻 ------------ 遗痛一刻 ------------ 小学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当时小学毕业典礼是有一定程式的。一般总是像现在电视台的室内剧一样，进退如仪，并略带感伤情调。开头照例是校长训词，祝福和训勉毕业生前途无量和好自为之等等一派陈词滥调。然后是徒具形式、泛泛而论的来宾代表致辞，以及毕业生代表的答辞。而后，毕业生在风琴伴奏下，唱起： 高山仰止，吾师之恩…… 然后是五年级学生们唱惜别歌： 上班诸生，切磋与共 如我之姊，如我之兄 …… 最后全体唱毕业歌。 这时候，有的女生一定会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在这之前，我必须以男生代表的名义念答辞。班主任自己写好答辞交给我，让我工整地抄好，到时候上台去念。至于答辞的内容，可打百分，它全都是从修身教科书上寻章摘句抄下来的，读起来干巴巴。特别是当我看到用堆砌的华丽辞藻赞颂老师之恩的段落时，不由得扫了一眼这位班主任先生。因为，前面我已提到，这位先生和我彼此憎恶，关系很坏。他居然让我肉麻地颂扬师恩，由衷地表示离别之痛，这样的老师算个什么东西！他居然能够如此赞美自己的业绩，如此粉饰、装扮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人的内心深处包藏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怀着毛骨悚然的心情，拿着他交给我的答辞草稿回了家。我心想，这是最后一次和他打交道了，没有办法，只好遵命。就找来顶好的卷纸誊写起来。哥哥站在我的身后目不转睛地看着。 抄完之后，我自己默读了一遍。这时哥哥说：“给我看看!” 他拿起原槁看完，立刻把它揉成一团扔了出去。 “小明，别念它!” 我吃了一惊，正要说话。他说：“不就是念答辞吗？我给你写，你念我写的这个。” 我想这可太好了。可是一想到这么样的一位老师，他一定要我把抄好的给他看，所以这么办不行。 我这么一说，哥哥立刻说：“那时候你就把他写的那份答辞抄好给他看，举行典礼之前你事先把我写的那个夹在里边，到时候读这个。” 哥哥写的那份答辞，内容辛辣无比。它痛骂了积习难改的小学教育，嘲笑了奉行这种恶习的教师们，说摆脱了他们种种羁绊的我们这些毕业生，过去像做了一场噩梦，今后就可以自由地做有趣的梦了，诸如此类。这在当时来说是革命性的。 我读了，痛快之至。但是很遗憾，我没有念这份答辞的勇气。 现在想起来，如果念了它，校长以及全体教师、全体来宾准和果戈理的《钦差大臣》落幕时那种状态一模一样。 我不能忘记，当时的来宾里有我父亲，他穿着大礼服，仪态庄重。至于那位班主任，快要举行典礼时不仅检查了我誊好的答辞，甚至让我在他面前朗读了一遍。哥哥给我写的答辞仍旧装在我的衣袋里——如果临时偷换一下也并不是办不到的。 典礼一完我就回了家。父亲说：“小明，今天的答辞蛮不错呢!” 哥哥从父亲这句话自然了解到我是怎样做的，所以他向我微微一笑。 我害臊了。我承认自己是个胆小鬼。 这样，我从黑田小学毕了业。 黑田小学的帽徽是藤花，我想，这大概是由于院子里有一个很大的藤萝架吧。黑田小学时期，我的美好的回忆，只有那藤萝的花、立川老师、植草圭之助。后来植草进了京华商业中学，我上了京华中学。 巅峰只欠一跳 ------------ 巅峰只欠一跳 ------------ 我入学时，京华中学和京华商业中学都在御茶之水，和今天仍然存在的顺天堂医院隔着一条大道，堪称近邻。 那时御茶之水的风景，正像京华校歌里的“惟我茗溪……”那样。稍微夸张地说，可和中国的名胜媲美。 关于御茶之水的风景，以及我在京华中学一二年级时的情况，当时我的朋友曾在昭和二年（1927年）毕业生同窗会的会报上写过，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一下。 当时御茶之水的大堤是……水凌凌的丛生杂草，那香味是令人难忘的。这是一条值得怀念的大堤。挨到了下课时间，我们从京华校门（说是这么说，实际上是个类似后门的普通门）解放出来，从本乡元町市内电车站附近越过宽广的电车道，瞧准机会，蹿过禁止跳越的栅栏，赶快藏进繁茂的草丛里，这就谁也看不见了。慢慢地、小心地走下陡坡的大堤，找个没有落水危险的地方，把书包扔到草地上当枕头，顺势躺下。如果人多，当然不能一直躺到水边，就留出一条通道。顺这里还可到水道桥附近，攀登到桥上……这只是因为我不想立刻回家。能理解这种心情的朋友就是黑泽明。我和黑泽一起，曾从大堤陡坡上跑下去两三次。有一次，我们看到草丛里有两条蛇交尾，蛇身缠在一起，成立体的螺旋状，把我俩吓了一大跳。黑泽作文和图画是超群的，他的作品常常刊登在校友会杂志上。有一幅画画的是静物，它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我想，原作一定更美。我听说，年轻有为的岩松五良老师因为黑泽有如此才华而非常喜欢他。黑泽的运动神经几乎等于零。他练单杠时，两手攀住铁杠，脚尖拖在地上，身子硬是提不上去。这使我很不愉快，但有什么办法呢？他的语调像女人。我记得，和这位皮肤白皙的高个子朋友走下大堤的陡坡，两人并肩躺在草地上仰望晴朗的天空时，有股说不出来的酸甜感。 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到，那时候我身上还有许多女里女气的地方。 我想，可能是被称作“酥糖”的时代自娇自宠惯了，甜得过了头，这才使人感到有酸甜感。除了这样安慰自己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总之，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我的自我认识和别人心目中的黑泽是截然不同的。 从自诩为少年剑士时起，我自以为已很有一番男子汉气概了，可是结果呢？这篇文章却说，我的运动神经等于零，对这我不能不提出抗议。 我的腕力弱，吊在杠子上无力把身体提起来，这是事实，不会俯卧撑这也是事实，但这并不能说明我的运动神经是零啊。 对于不十分重视腕力的体育项目，我可是相当拿手呢。我的剑道已达到了一级水平。垒球呢，我能投出让接球手害怕的球——我当击手，处理滚球之妙众所周知。游泳方面，日本的水府派和观海派我都学过，后来我终于学会了外国的自由泳，尽管速度不快，可是按我这个年纪来说，游起来还不算吃力。打高尔夫，我击球的确差劲，但也不是不可救药的。 不过，在我的同班同学眼里，我的运动神经等于零，这倒也难怪。因为京华中学的体操项目是由退伍军人任职的教官指导的，他们只重视腕力。 有一天，那个绰号叫“铁扒牛排”的红脸教官让我练单杠。我两手抓着杠子吊不上去，他冲我大发脾气，想硬把我推上去。我火了，一撒手从单杠上掉下来，把铁扒牛排先生压在沙坑里。结果，铁扒牛排成了洒满沙子的炸牛肉了。这样一来，这个学期末，我的体操分数得了零，创京华中学成立以来的新记录。 不过，铁扒牛排老师上体操课时也有过这样一件事。 他教跳高采取比赛的方法，撞掉竿的就被淘汰下去，看最后剩下谁。 轮到我跳了，我刚一起跑，同班同学就哄堂大笑。当然，他们估计准是我头一个把横竿撞下来。出乎意料的是，我轻松越过了横竿，大家为之一惊。横竿逐渐上移，撞掉横竿的人也逐渐增多，敢于向横竿挑战的人自然越来越少。然而，挑战的人中间总有我。 看热闹的人们寂然无声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居然出现了奇迹：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挑战了。铁扒牛排也好，本班同学也好，一个个无不呆呆地看着我。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呢？ 我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姿势跳过横竿的呢？因为，开头我每跳一次都听到他们哈哈大笑，我想，我跳的姿势一定非常奇特。 这件事，至今我都觉得很费解。 难道这是一场梦？ 上体操课时我每次都遭到嘲笑，难道我的希望在梦中实现了？不，决不是梦。我的的确确越过了一次比一次高的横竿。而且，只剩下我一个人之后，我仍然几次跳过了横竿。也许是天使哀怜我体操课总得零分，给我背上插上了翅膀。 长长的红砖墙 ------------ 长长的红砖墙 ------------ 中学时代有一个难忘的记忆，那就是当时炮兵工厂那堵砖墙。 我每天都沿着这堵墙去学校、回家。 本来，我应从小石川区五轩町的家走到大曲电车站，从这里上电车，在饭田桥换车，到本乡元町下车，然后到学校。可是我很少这么走法。因为在电车上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从那以后我就讨厌坐车了。 这件不愉快的事是我干的，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呢。 早晨的电车永远是满员的，电车乘务席前总是拥挤着很多人。有一天，我也挤在那里。从大曲到饭田桥的半路上，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松了抓着电车扶手的那只手。 我两旁挤着两个大学生，如果不是他俩挟着我，我会立刻掉下车去。不，即使他俩挟着我，我还是一只脚踩在车门的踏板上，另一只脚悬空，身体朝后仰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位大学生叫喊了一声，松开一只手抓住了我斜挎在肩的书包背带。这样，我等于被那大学生提着到了饭田桥站。 在这过程中，我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吓得面无血色的大学生。到了饭田桥下车时，两位大学生看了看我，气喘吁吁地问：“你怎么啦？” 我也说不出怎么竟闹了这么一个惊险把戏，只是深深地低头道谢，之后便朝换车的车站走去。两位大学生热心地追了上来，又仔细地看了看我，问我：“你不要紧吧?” 我像逃跑似的一个箭步跳上刚刚开动的开往御茶之水方面的电车。回头一看，只见那两位大学生并肩而立，惊魂未定地目送着我。 他们惊魂未定是理所当然的。我自己也不能不为我干的这桩事而心跳不已。 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我就暂时不坐电车了。在小学时代去落合道场时就没有把徒步往返当做难事，这样，省下的电车费就买了大量的书，满足了从这个时期开始旺盛的读书欲。 从家出来，沿着江户川走到饭田桥的桥畔，再沿着电车道往左拐，不一会儿，就走到了炮兵工厂长长的红砖墙那里。 这堵墙长而又长，它的尽头是后乐园（不是后乐园球场，而是水户公爵宅邸的庭园）。从这里再往左拐，走一小段路就到了水道桥的交叉点。左前方拐角处有两扇柏木建造的诸侯府的大门，从门旁走上通向御茶之水的缓坡就到学校了。这就是我上中学的往复路线。 在这段路上，我来去都是边走边读书的。樋口一叶、国本田独步、夏日漱石、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就是在这段路上读完的。哥哥的书、姐姐的书、自己买的书，凡是到手的就读，不管懂还是不懂。 那时我还不太懂世俗上的事，但对那关于自然的描绘还是懂的，所以把屠格涅夫的《幽会》第一段反复诵读。它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只是听树林中树叶的声音就知道季节……” 当时因为对描写自然的文章理解力很强，加上受到读过的描绘自然的文章的影响，所以我的一篇作文受到了教国语的小原要逸老师的赞扬，他说那是京华中学创立以来最好的文章。 现在读来，那也不过是用优美词句堆砌起来的一篇华而不实的东西，想来真让人脸红。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为什么写这样的东西，而没有去写来回走过的那堵红砖墙呢？想到这里，真使我不胜遗憾。 那堵墙，冬天挡住北风，惠我良多；但一到夏季，似火骄阳之下，它那辐射的热量，也使我不胜其苦。 如今我仍想更多地写写这堵墙，然而只能写这么多了。 后来，这墙在大震灾中倒塌了，如今已荡然无存。 生死之间 ------------ 生死之间 ------------ 这一天 应为1923年9月1日。，对于上中学二年级的我来说，是个心情沉重的日子。 暑假结束的前一天，学生们都感到心烦，因为又得上学了。这一天要举行第二学期的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一完，我就去了京桥的丸善书店为大姐买西文书籍。可是丸善书店还没有开门。远道跑来，它竟没有开门，使我更加心烦。只好等下午再来，便回了家。 这幢丸善书店的建筑物，就在我离开两个小时之后，竟成为一片废墟。它那残骸的照片，作为关东大地震的一个可怕例证，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我不能不想，假如我去时丸善书店正开门，我的结果究竟会怎样。为姐姐寻找西文书籍即使花不了两个小时，即使还不至压死在丸善书店里，但是被烧光整个东京中心区的大火包围住，结果如何就很难想象了。 大震灾当天，从早晨起万里无云，秋季的阳光仍然炙人。蓝天一碧，晴空万里，使人感到秋高气爽。十一点左右，毫无任何前兆的疾风突然袭来。这风把我做的风标从屋顶上刮了下来。 我不知道这疾风和地震究竟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记得，我上了屋顶，重新安装风标时还想过：“今天真奇怪！”并仰头望了望碧蓝的天空。 在这次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发生之前不久，我还和住在附近的朋友从家门前的大街上走过去。 我家对门有一家当铺，我和朋友蹲在这当铺的库房背阴处，用小石子砸那头拴在我家大门旁的红毛朝鲜牛。 邻家主人在东中野开设了一家养猪场，那牛是拉喂猪用的剩饭的。不知什么原因，那家主人头天晚上把它拴在我们两家之间狭窄的小胡同里了。它吼了整整一夜，十分讨厌。我被它吼得一夜也没睡好，看见它就来气，才用小石子砸它。 这时，听到轰隆隆的声音。 当时我穿着粗齿木屐，正拿小石子砸牛，身体摇摇晃晃，根本没发觉地面晃动。我那朋友突然站了起来，正想问他去干什么时，就看到身后的库房墙塌了下来。这时我才意识到是地震。 我也急忙站了起来。穿着粗齿木屐，在激烈摇晃的地面上是站不住的。此时，我那朋友以站在小舢板上的姿势抱住眼前的电线杆。我脱下木屐，两手提着它也跑了过去，搂住了那根杆子。 这根电线杆也猛烈地摇晃起来。 地面上所有的东西都发了狂，电线被扯得七零八落，当铺的库房猛烈地颤抖，把屋顶上的瓦全都抖掉了，厚厚的墙壁也被抖塌，转眼之间就成了一副木架子。不仅库房如此，所有人家屋顶的瓦都像筛糠似的左摇右晃，上下抖动，噼噼啪啪地往下掉，一片灰蒙蒙的尘埃中，房屋露出顶架。传统式的建筑果然好，屋顶一轻，房屋也就不坍塌了。 我还记得，我抱着电线杆承受着强烈的摇晃，仍然想到了这些，而且非常佩服日本式建筑的优越性。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我遇事沉着冷静。 人是可笑的，过分受惊时，头脑的一部分会脱离现实，想入非非，看起来显得十分沉着。 即使我在想着地震与日本房屋构造等问题，下一个瞬间仍然想到了我的亲人们，于是拼命地向家跑去。 我家大门顶上的瓦掉了一半，但是没有东倒西歪。然而从门楼到门厅的甬路石被两厢屋顶的瓦全埋了起来，门厅的格子栏杆全倒了。 啊，都死了！ 这时，我心里主要不是为此悲哀，而是莫名其妙的达观，站在院子里望着这片瓦砾堆。 随之而来的想法是，自今而后我将是孤身一人了。怎么办？想到这里我环顾四周，这时我看到，方才和我在一起抱着电线杆的那位朋友，和他从家里跑出来的全家人都站在街心。 没有办法，我心想，还是先和他们待在一起吧。当我走到他们跟前时，那朋友的父亲正要和我说话，忽又噤口不语，不再理我，直勾勾地望着我的家。我受了他的吸引似的回头望去，只见我的亲人一个不少地从家里走了出来。 我眼前仿佛是一场梦。 本来以为全部遇难的亲人们竟然平安无事，看来他们反倒在为我担心，看到快步跑上前来的我，无不如释重负。跑到亲人跟前，我本该放声大哭，然而我却没有哭。 不，我没法哭。 因为，哥哥看到我立刻大声斥责：“小明！瞧你那副样子！光着两只脚，成何体统！” 我一看，原来父亲、母亲、姐姐、哥哥无不规规矩矩地穿着木屐。 我急忙穿上我的粗齿木屐，同时我也为此深感羞愧。全家人之中，惊惶失措的只有我一个。 在我看来，父亲、母亲、姐姐毫无惊慌神色。至于哥哥，与其说他十分沉着，倒不如说他把这次大地震看成趣事。 黑 ------------ 黑 ------------ 关东地区的大地震，是一次可怕的事件，但也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它告诉我自然界异乎寻常的力量，同时也使我了解了异乎寻常的人心。 首先是地震在倏忽之间改变了我周围的风物，使我饱受惊吓。 江户川对岸的电车道断裂，大地裂缝绵延不断，河底隆起的泥沙形成小岛。 我没有看到倒塌的房屋，然而倾斜的房屋却随处可见。江户川两岸被扬起的烟尘所包围，它像日食一样遮蔽了太阳，形成了前所未见的景观。在这异乎寻常的变幻之中往来的人群，也仿佛地狱里的幽灵一般。 我抓住为了保护江户川两岸而栽植的小樱树，颤颤抖抖地望着这番光景，颇有世界末日到来之感。这一天我究竟怎样过去的，此刻已毫无记忆。 我只记得，地面不停地摇晃，不一会儿，东方的天空一片通红，仿佛原子弹爆炸后出现的蘑菇云一般，大火翻卷着奔涌的浓烟扶摇直上，遮蔽了半个天空。当天夜晚，免于火灾的山手一带因停电而漆黑一片，但工商业区却被大火照得如同白昼。 居民区大部分人家都备有蜡烛，没有受到黑暗的威胁。那晚给人以威胁的是炮兵工厂的爆炸声。 这个厂是由红砖墙围起来的，厂房高大，红砖房成排，它自然挡住了来自工商区的大火，从而保护了山手一带免遭蔓延的火灾。但是，工厂里储存了大量火药，在一片大火的炙烤下，轰然巨响连连传来，火柱冲天而起。 有人说这种响声是来自伊豆的火山爆发，这爆发又连续引起火山活动，逐渐传到东京。说得如此有根有据，仿佛真的一般。说这话的人不知从哪里捡来一辆被人扔掉的送奶车，他得意扬扬地给大家看，还说必要时把生活必需品放在这上面可随时逃走。 这是很天真的想法，倒不会带来什么害处。不过，可怕的是被恐怖所控制的人的脱离常轨的事来。 工商业区的大火熄灭了，居民家里的蜡烛用光了，夜晚成了黑暗世界。受着黑暗威胁的人们，竟然受了可怕的蛊惑，干出了荒唐透顶、愚不可及的事来。 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对人类来说何谓真正的黑暗，这黑暗又是多么可怕。这恐怖夺走了人的正气。 无论朝哪里望，什么都看不见，这是最使人感到孤立无援的。它使人内心深处产生了惊慌和不安，也使人处于名副其实的疑心生暗鬼状态。 大地震时发生的残杀朝鲜人事件，就是蛊惑人心者巧妙地利用黑暗对人的威胁而制造的阴谋。 我曾目睹过，有的人东跑西窜地大喊大叫：留胡子的人在那儿，啊，又跑这儿来啦！盲从的人们满脸杀气，一窝蜂似的跟着狼奔豕突，满街乱窜。 我们到上野去找房屋被焚而无家可归的亲戚时，父亲仅仅因为留着长胡子，就被一群手拿棍棒的汉子当做朝鲜人给团团围住。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看着同来的哥哥，而哥哥却满不在乎。这时，只听父亲大喝一声：“浑蛋！”一声断喝，包围者们立刻作鸟兽散。<u>ｈｔｔｐ://wwｗ.９9lｉｂ?nｅｔ</u> 街道规定一家出一个人打更，可是哥哥根本不理。没有办法，我只好拿着木刀去值班。他们把我领到只能钻过一只猫的下水道铁管旁，让我站在这里。他们告诉我：朝鲜人也许就从这里钻出来。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他们还告诫说，本街某家的井水不能用了。据说是围着这井的砖墙上有人用粉笔做了记号，说明朝鲜人曾往这井里下过毒。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有什么值得隐瞒的呢？那奇怪的记号是我随便瞎画的。 我看了这些净说胡话的人们，不能不对人的这种种行为有所思考了。 可怕的远足 ------------ 可怕的远足 ------------ 地震引起的火灾刚刚控制住，哥哥就急不可待地对我说：“小明，去看看火灾痕迹吧。”我简直像远足一样，兴致勃勃地和哥哥一同动身了。 等我发觉这个“远足”是多么可怕而想退回时，已经晚了。 哥哥看出我要打退堂鼓，便硬拉着我足足跑了一天，遍观了大片火灾地区，还看了难以计数的尸体。开头只是偶尔看到几具烧焦的尸体，但越走近工商业区，这样的尸体越多。哥哥不容分说，抓住我的手走近尸体。 火灾后是一望无边的暗红色。火势很猛，以至所有木材都成了灰，那灰时时被风扬起。这种地方跟红色沙漠毫无二致。 在这令人窒息的红色之中，躺着各种姿势的尸体。有烧焦的，有半烧焦的，有死在阴沟里的，有漂在河里的，还有相互搂抱着死在桥上的。还有一块四四方方的地方摆满了尸体。总之，我看到了以各种各样姿态离开人世的人们。 当我不由自主地背过脸去不看的时候，哥哥就厉声斥责我：“小明，好好看看！” 我不想看，为什么非让我看不可呢？我不明白哥哥是何居心，十分痛苦。特别是站在已被染红的隅田川岸上，望着那些渐渐漂上岸边的成堆的尸体，我浑身无力，简直马上就要跌倒。哥哥无数次揪住前襟提着我，让我站稳：“好好看看哪，小明！”我毫无办法，只好咬着牙去看。 那惨不忍睹的光景闭上眼睛仍历历在目，为什么还要看？！想到这里，就不再听他摆布了。 我看到的一切，实实在在难以形容，也难于表述。 记得当时我想过，地狱里的血海也不过如此吧。 这里我写的染成红色的隅田川，并不是用血染成的红色，只是和火灾废墟的暗红色一样，像臭鱼眼睛那种由混浊的白色变成的红色。 漂在河里的尸体个个膨胀得快要胀裂，肛门像鱼嘴一样张着。有的母亲背上还背着孩子。所有的尸体都按一定的节奏被水波摇晃着。 极目望去，不见有活人踪影。这里，活人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我觉得我们两人在这里只是两粒小小的豆子。我觉得我俩也成了死人，此刻正站在地狱门前。 然后哥哥带我过了隅田川桥，去了被服厂前的广场。这里是大地震中烧死人数最多的地方，死尸一望无际，随处可见成堆的尸体。有一堆死尸上面，有一具坐着烧焦了的尸体，简直就像一尊佛像。 哥哥伫立良久，目不转睛地看着它，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死得庄严哪！”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时，我已区分不出尸体和瓦砾，此刻的心情倒是莫名其妙地平静。 哥哥看我这副表情，说：“咱们往回溜达吧。” 我们从这里再次渡过隅田川，去了上野大街。大街附近有一个地方聚集了很多人，这些人无不拼命地寻找着什么。 哥哥看了看之后苦笑着说：“这儿是正金堂。小明，找个金戒指作为纪念吧。” 那时，我遥望着上野山的绿色，伫立良久，一动不动。我感觉，仿佛已经有几年不见树木的绿色了。我还感觉，好久没有到有空气的地方来了，不由得做了一下深呼吸。 大火所到之处，没有一点绿色。绿色如此珍贵，在此以前是没有体会的，而且从来也没想过。 结束这趟可怕远足的当天晚上，我以为一定难以入睡，还会大做噩梦，但头刚刚沾枕就到了第二天早晨了。睡得极香，而且连梦都没有，更不要说噩梦了。 我觉得这事非常奇怪，便告诉哥哥，问他是什么原因。哥哥说：“面对可怕的事物闭眼不敢看，所以就觉得它可怕；什么都不在乎，哪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现在想来，那趟远足，对于哥哥来说可能也是可怕的。也可以说，正因为它可怕，所以必须征服它。这次远足也是一次征服恐怖的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