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 前言 前言 佛朗索瓦?莫里亚克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时常有外国记者来采访我，我也因此被两种欲望揪扯着：既想与他们无拘无束地交谈，又担心被他们抓住什么把柄，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怎样看待法国。在这种场合，我往往心怀警惕。 有天上午，一个年轻的犹太人以《特拉维夫日报》的名义采访我。刚一见面，我就被他征服了，谈话很快触及到私人问题，他回忆起占领期间的经历， 我则一直倾听并分享着。有时感动自己的事情不一定能感动别人。运载牲口的列车满载犹太孩子，停靠在奥斯维辛火车站，这一景象令人感喟，我对年轻客人说，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时代，我目睹的一切事件都不如这件事让人悚然心惊……但是，那不是我亲眼所见，而是我妻子描述给我的。妻子在复述那些事情时，依然心悸。那时候，我们对纳粹灭绝人种的方法一无所知。谁能想到世界上竟然有这种事情！把羊羔从母亲怀中夺走，这种暴行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确信就是在那天，我头一次意识到人世间居然有这么诡秘的邪恶，它的暴露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开始。西方人在十八世纪开始编织梦想，于1789年窥见了黎明的曙光；随着启蒙运动和接踵而至的科学发现，1914年8月2日，这一梦想越发清晰。但是，在满载犹太孩子的火车面前，梦想终于黯然逝去。由于天隔壤限，我只能想象，孩子们命里注定要在毒气室和焚尸炉里了却一生。 我当时可能是这样对采访人说的。我叹了一口气：“这些孩子让人扼腕叹息呀。”他对我说：“我就是其中之一。”他居然是其中之一！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母亲和一个可爱的小妹妹，整整半个家庭，除了父亲和另外两个姐姐，被投到焚尸炉里，在熊熊烈火中销声匿迹。这个孩子日复一日地目睹着父亲在极度痛苦中走向死亡，变成一具牺牲品。那是怎样一种死亡啊！本书讲述了这一过程，我还是请读者——这本书的读者会和的读者一样多——自己读吧，读一读一个孩子怎样奇迹般地死里逃生。 也有很多同类作品描述过令人发指的恶行，它们已不再是秘密，但我认为，这份私人记录特色鲜明，与那些作品迥然不同。特兰西法尼亚有一个叫赛加特的小镇，镇上的犹太人在劫难逃。他们有时间逃走，但大难临头他们却置若罔闻；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竟然态度消极地束手就擒。一个经历了大屠杀的目击者劫后余生，向他们讲述亲眼见到的事情，警告他们、恳求他们逃生。但是，蚩蚩者盲，误会其意，斥之为市虎之讹，骂他是疯人呓语。我相信，这样的情景足以让人心思灵动，写出一本不同寻常的书。 这本不同寻常的书中还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讲故事的孩子是上帝的选民，他从开始思考问题时起就想把毕生奉献给上帝，他研究犹太法典，急欲参透奥秘教义，全心全意侍奉万能的主。最糟糕的是，即使一桩恶行不这么触目，不这么惊心，也会动摇人们的信仰，我们是否想过这一点？一个孩子突然直面赤裸裸的恶行时，在他的心灵深处，上帝死了。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数以千计的受害者被付之一炬，他的小妹妹和母亲也被投到焚尸炉中，焚尸炉里冒出的黑烟辗转盘旋，弥散在空中，他会做何感想？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夜晚，那是在集中营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它把我的整个一生变成了漫漫长夜，被七层夜幕严裹着的长夜。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烟云。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孩子们的小脸，他们的躯体在岑寂的苍穹下化作一缕青烟。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火焰，它们把我的信仰焚烧殆尽。 我永远不会忘记黑洞洞的寂静，它永远夺去了我的生存意愿。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它戕杀了我的上帝、我的灵魂，把我的梦想化成灰烬。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即使我受到诅咒，像上帝一样永生不死。 永远不会。 我这时才明白，为什么这个犹太青年让我的心为之一颤：拉撒路Lazarus， 《圣经-路加福音》中的人物，他是一个病丐，在人世间受尽苦难和折磨，死后上了天堂。从累累尸骨中站起，目光凝滞，但依然羁留在阴森森的地方，他迷离徘徊，在惨遭亵渎的尸林骸丛中步履蹒跚。对他来说，尼采的呼声几乎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上帝死了！在孩子警惕的凝视中，爱的上帝、温柔的上帝、体慰人心的上帝死了，亚伯拉罕、以扫和雅各在《圣经》中，亚伯拉罕是先知，以扫是希伯莱族长，亚伯拉罕和撒拉之子，雅各是以扫的儿子，被犹太人视为先祖，又名以色列。以色列国的名字即源于雅各。的上帝永远消失在人类大屠杀的烟霾中。这场杀戮是人为的，人的邪恶，所有偶象都无可匹比。 有多少虔诚的犹太人遭遇了这种死亡？那一天是毛骨悚然的众多日子里最可怕的一天，这个孩子亲眼目睹了另一个孩子被绞死（就是这样的！），他对我们说，那个孩子的表情就像一个悲哀至极的天使。他听到有人在背后呻吟： “上帝呀，你在哪儿？” 我在心灵深处听到了回声： “他在哪儿？就在那儿——吊在绞刑架上。” 在犹太年的最后一天，这个孩子出席了岁首节Rosh hashanah，是犹太历的新年。的庄严仪式。他听见数千奴隶齐声祷告：“上帝保佑！”若是在不久前，他会怀着敬畏和爱心屈膝跪下，虔心祈祷，但这一天他站着，拒不下跪。他忍受了超出常人想象和承受力的屈辱和践踏，他藐视那个对罪恶和灾难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神明。 我什么都不乞求，也没有悲痛之心，恰好相反，我觉得自己很坚强。我是诅咒者，我诅咒上帝。我孤零零地睁着眼睛，在没有上帝和人类的世界里孑然一身，没有关爱，没有怜悯。我只不过是一抔劫后余灰，我一直将自己的生命维系在主的身上，但我觉得自己比万能的主还要坚强。在这群祈祷的人群中，我仅仅是个旁观者，一个陌生人。 我相信上帝就是爱，我应当怎样回答这个年轻的访谈者？他的眸子里闪动着天使般的哀伤，那是牺牲在绞架上的孩子眼神里的哀伤。 我该怎样告诉他？那个犹太人，那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兄弟，或许很像他，他的十字架曾经征服过世界，我能对他这样说吗？一块绊脚石让他的信仰丧失殆尽，而这块绊脚石却是我的基石，我能对他这样解释吗？在我看来，十字架与人类的苦难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是解开深不见底的奥秘的钥匙。 可是，他孩提时代的信仰却丧失殆尽了。锡安山Zion，位于耶路撒冷，是古代大卫王及其子孙的宫殿和神庙的所在地，也是犹太民族的象征。在焚尸炉和屠场的废墟中重新拔地而起，犹太民族经历了千百次死亡后复活了。赋予这个国家崭新生命的正是他们。我们无法估量一滴血一滴泪的价值。一切都是恩典。只要万能的主依然是万能的主，他留给大家的遗言仍然是他的遗言。这就是我应当对那个犹太孩子说的话。但是，我所能做的，只是抱住他失声恸哭。 作者序 作者序 假如我一生只写一本书，那就是这本书。过去与现在总是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写完后，我的其他作品全都带有这本书的深刻印记，不管是关于圣经的，还是关于犹太法典的，或是关于哈西迪教义哈西迪教派（hasidism）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产生于18世纪的波兰，主张虔修和神秘主义。的。如果人们没有读过我的第一本书，就很难理解我的其他书。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为了不至于发疯？或恰好相反，为了理解疯狂的本质，为了理解历史和人类意识中突然迸发出的狰狞可怖的疯狂？ 还是为了留下一份文字遗产，一份记忆，以防历史重演？ 或者仅仅是想保留一份苦难的记录？我在少年时代亲历了那场苦难，此前，我对死亡和罪恶的全部理解仅限于文学作品的描述。 有人说我就是为写这本书才活下来的，我不能肯定。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活下来的，那时我体质羸弱，胆战心惊，也几乎没刻意做什么事来救助我自己。难道是奇迹吗？当然不是。如果上苍能为我展示奇迹，为什么不为更有价值的人展示奇迹呢？这仅是一种机遇而已。但是，既然活了下来，我就得活得有意义。难道是为了悍卫这种意义，我才将原本无意义的人生经历诉诸笔端吗？ 我扪心自问，不得不承认，我不知道，不知道当初写这本书有什么目的。我只知道，假如没有这份记录，我作为作家的一生，或者我的整个一生，就会与现在大相径庭。敌人若能把罪恶从人类的记忆中全部抹去，他们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作为见证人，我坚信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不让他们得逞。 近些年来，许多文献重见天日，这些证据表明，纳粹刚一掌控德国的政权，就要建立一个不给犹太人生存余地的社会。在他们行将灭亡前，纳粹改变了目标：他们决定留下一个毁坏殆尽的世界，在那里，犹太人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这就是为什么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冲锋队到处实施“最终解决方案”，他们调转机枪，戕杀了上百万犹太人，男女老少一个不留，抛尸在巨大的万人坑中，那些坑是受害者临死前刚刚挖成的。一些小分队把尸体从坑里拖出去烧掉。于是，有史以来，犹太人第一次遭到两次戕杀，并且被剥夺了埋尸的墓地。 显而易见，希特勒及其帮凶们发动的战争不仅是针对犹太人的，也是针对犹太宗教、犹太文化和犹太传统的，甚至是针对犹太记忆的。 我坚信这段历史迟早会受到公正的审判，我必须出面作证。我知道自己有许多话要说，却苦于找不到恰当的字眼。我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不逮，语言成了一种障碍，我只能望洋兴叹，显然需要发明一种新的语言。但是，怎样才能让受到敌人亵渎和曲解的语言恢复活力并加以改造？饥饿——焦渴——恐惧——押送——大挑——焚烧——烟囱，这些词都有自身的意思，但在那个时代，它们全都另有所指。我用母语写作——那时我的母语濒临灭绝——我写一句停一停，一遍一遍地重来。我常常想起另一个词，另一种意象，另一种无声的哭泣，但仍然觉得词不达意。那是什么东西？它在冥冥中潜行，因为害怕被篡改、被亵渎而隐藏在黑暗中。词典上的词汇空泛苍白，没有活力。我们坐在封闭的牲口车里，不知去什么地方，怎样描述那次最后的行程？或者，在疯狂的、阴森森的天地间，人性与非人性全都颠倒，组织严密、颇有教养、身穿制服的人一过来就大开杀戒，天真的幼童和疲弱的老人全都走向死亡，这又该怎样描述？在烈焰蒸腾的夜晚，无数亲人一夜之间被强行分离，整个家庭、整个社区支离破碎，那是怎样一幅惨景？一个窈窕妩媚、举止得当、金发赪颜、面带微笑的犹太小女孩，与母亲一起到达目的地，当夜就被处决，谁能相信这是事实？每当想起这些，人们怎能不惶然悚然、肝肠欲断？ 凭心而论，那时的目击者都认为，至今依然认为，别人不会相信他们的见证，因为那样的事件发生在人类最黑暗的地带。只有到过奥斯维辛的人，身临其境的人，才知道事情的本真面目，别人则永远不会知道。 人们最终会明白真相吗？ 人们通常会帮助弱者，救死扶伤，保护幼儿，尊重老人的智慧，那些男男女女们能明白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吗？他们能否理解在那个可恶的天地里，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人曾经怎样蹂躏弱者，怎样杀戮儿童、病人和老人？ 有过这种人生经历的人，不论多么艰难，都无法缄口不语，一有机会就会说出真相。 所以我韬诲隐忍，我相信沉默是金，沉默可以掩盖言辞，并超越言辞。我一直认为，撒满骨灰的勃肯诺田野比有关勃肯诺的任何材料都有分量。虽然我做了种种尝试，想要讲出难以言传的事情，却依然不够理想。 我用意第绪语意第绪语（Yiddish）是犹太人的母语。写出了《但世界沉默不语》的手稿，然后把它译成法文和英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大作家佛朗索瓦?默里亚克，坚持不懈为此书的出版四处奔波，但是，不论在法国还是美国，每个大出版商都把稿件退了回来。这又是为什么？经过一个月又一个月的信函往来、电话交谈和登门高谈，他终于成功了，此书得以出版。 虽然我做了大量删节，意第绪文的原稿依然太长。子夜出版社规模很小，但声望颇佳，杰罗姆?林登是该社传奇式的领导，他担任了本书法文版的编辑，他又对法文译稿大加删节。我接受了他的决定，因为担心有些东西过于冗长，惟有素材才是最重要的。我更担心自己讲得太多而不是太少。 举个例子，在意第绪文版中，本书的开头是几段悲观的沉思： 太初有信——却很幼稚——有信任——却是徒然——有憧憬——却很危险。 我们相信上帝，信任人，在我们的想象中，人人都被付予了舍金纳舍金纳（Shekhinah）是犹太教耶赫维神的代称，或指耶赫维神的显现，或指它出现时光芒四射的云团。的神圣火花，我们的眼睛和心灵都能看见上帝的形象的光影。 这就是我们苦难的本源，如果不是原因的话。 在意第绪文原稿中，有些段落谈到了我父亲和犹太人的解放。为什么新译本不包含这些？或许，这些段落太私人化了，只与个人有关，它们应当消融在字里行间。但是： 我记得那个夜晚，我一生中最令人惶然悚然的夜晚。 “……埃利扎，儿子，过来……我要跟你说点事……只跟你一个人说……来，别离开我，埃利扎……” 在极度悲伤的时刻，我听见了他的声音，也明白了他的意思，但没有动。 叫我到他身旁，那是他在极度痛苦中的最后愿望，那时，灵魂正从他破碎的躯体中挣扎出壳——而我却没有让他如愿。 我害怕。 害怕挨打。所以，我对他的呼唤充耳不闻。 我没有冒着丧命的危险跑到他身旁，抓住他的手安慰他，告诉他我没有抛弃他。我就在他身旁，感受到了他的痛苦，但我没有这样做，我依然躺在床板上，请求上帝别让父亲喊我的名字，不要呼喊。我怕极了，怕党卫军大发雷霆。 实际上，父亲已经丧失了意识。 但是，他那揪心扯肺的声音穿透了岑寂，依然在召唤我，仅仅召唤我一个人。 “怎么搞的！”党卫军突然发起火来，使劲打父亲的头，“安静点儿，老家伙，安静点儿！” 父亲已经感受不到棍棒的打击了，我却感受到了。但是，我没有任何反应，听任党卫军殴打父亲，我感到他就在死亡的魔掌下。更糟糕的是，我很生气，因为他的呻吟和呼唤激怒了党卫军。 “埃利扎！埃利扎！来，别离开我……” 他的声音那么远，又那么近，但我一动都没动。 我绝不会宽恕自己。 我永远不会宽恕把我推向绝境的世界，它把我变成一个冷漠的陌生人，唤醒了我内心深处最卑劣、最原始的本能。 我的名字是他的遗愿。我却没有对那声呼唤做出回答。 在意第绪文版中，本书的结尾部分没有采用镜像式的手法，而是对现状做了忧郁的反思： 迄今为止，布申瓦尔德集中营关闭不到十年，我却发现世人遗忘得极快。今天，德国是个主权国家，德国军队复活了。伊尔斯?鲍什——布申瓦尔德那个臭名昭彰的施虐狂，已被允许生儿育女了，过上了舒适的日子……战争罪犯们在汉堡和幕尼黑的大街上信步徜徉。过去被抹煞了，无声无嗅地泯灭了。 今天，德国和法国，甚至美国，都有一些反犹太主义者，他们对世人说，六百万犹太人惨遭杀戮的“故事”只不过是一场骗局，许多人不了解真相，很可能信以为真，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要么就是后天…… 我并不天真，认为一本薄薄的小书就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唤醒世人的良心。 书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有影响力了。 今天缄口不语的人明天依然会缄口不语。 读者有权力问，老译本已经流传了四十五年，为什么还要搞一个新译本？如果不是因为信念，不是因为旧译本不够好，我为什么要等待如此之久，才用一个更优秀、更贴近原作的译本替代旧译本？ 我想这样回答，早先我是一个无名无嗅、初出茅庐的作者，我的英语不大好。当英国出版商告诉我他找了一个翻译后，我已经求之不得。后来我读了那个译本，感觉也不错，但之后再也没有读过。自那以后，我的许多作品都由妻子玛莉昂担任翻译，她了解我的声音，比别人译得更好。我很幸运，当法拉、斯特劳斯和吉罗斯请她准备一个新译书时，她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读者会欣赏她的译作。实际上，正是由于她孜孜不倦的编辑和加工，我才能够改正和修订许多重要的细节。 于是，我重读了多年前的旧作。我很高兴没等多久新译本就出来了，但我还是颇感困惑，我的文字贴切吗？我谈到了我在集中营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在带有倒刺的铁丝网里，我看见了活生生的现实。一个“资深”囚徒劝告父亲和我不要说出自己的实际年龄，我父亲应当把自己说得年轻一点儿，我要把自己说得年长一点儿。接下来是“大挑”，人们在冷漠无情的天穹下，排着队朝远处的黑烟囱走去，一些婴孩儿被扔进燃烧的沟渠里……我没有说他们是被活生生扔进去的，我只是那样想。但我还是说服自己：不，他们死了，不然的话，我肯定会发疯。但是，同伴们都看见了婴儿，他们被扔进火里时还活着。历史学家们，尤其是台尔佛德?泰勒证实了这一点。看来，我没有精神失常。 在结束这篇导言前，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很重要，我强烈地感受到，书与人一样，各有各的命运，有些书使人悲伤，有些书给人快乐，有些则二者兼而有之。 我刚才提到，四十七年前，的出版在法国屡受挫折。此书虽然好评如潮，销售情况却差强人意。它的题材让人毛骨悚然，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如果某个拉比在布道时偶尔提起这本书，人们就会抱怨“让孩子们承载犹太人过去的悲剧”没有意义。 后来，情况大变。人们接受了这本书，其程度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今天，美国的中学生们和大学生们，还有其他人，都把这本书当作教科书来读。 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首先，公众的态度有了重大转变，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或在战争中出生的人对所谓“大屠杀”很漠然很冷淡。现在的情况却大不一样。 以前，几乎没有哪个出版商敢于出版这类题材的书籍。 今天，大部分图书目录都有这种书。学术界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学校开设有关这类内容的课程。今天，许多学校都开了这类课程。说来奇怪，现在这种课居然大受欢迎。奥斯维辛的题材成了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电影、戏剧、小说、国际会议和展览会层出不穷，国家官员们全都出席有关的纪念活动。自从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于1993年开馆以来，它已经接待了两千二百多万观众，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 或许，公众知道幸存者的数量与日俱减，愿意聆听幸存者们讲述即将逝去的往事。当然了，说到底，这一切都涉及到对往昔的追忆，涉及到它们的本源、重要性和影响。 显而易见，对于愿意提供证据的幸存者来说，为死者和生者提供历史见证是一种责任。他没有权力剥夺后代人对过去的回忆，它属于我们的集体记忆。忘记过去不仅是危险的，也是有害的，忘记死去的人无异于对他们的二次戕杀。 有时人们会问我听没听说过“奥斯维辛应答祈祷”，我回答说，我不仅没有听说过，甚至不知道这样一场重大的悲剧竟然有应答祈祷。我只知道责任需要“回应”。每当我们提及那个罪恶与黑暗的时代——它是那么近，又是那么遥远——“责任”才是关键词。 目击者必须挺身而出做见证人，为了今天的年轻人，为了明天即将出生的孩子，他不想让自己的过去成为他们的未来。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人们都叫他助理牧师毛什，就像他从来没有姓氏似的。在哈西迪秘教祷告室里，他什么都干，是个打杂工。赛加特是特兰西瓦法亚的一座小镇，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当地人都喜欢毛什，他很穷，一无所有。我们镇上的人经常帮助生活窘迫的人，但不喜欢他们，助理牧师毛什则不在其列。他离群索居，不给别人添麻烦。他掌握了一种艺术，一种使自己微不足道、不惹人 注目的艺术。 他的体态像小丑一样笨拙，人们看见那副邋遢、羞怯的样子就想笑。我却喜欢他那双梦幻似的大眼睛，他经常注视着远方。他很少说话，他唱歌，不，应该说是哼。我从一鳞半爪、不甚清晰的歌词中听出，他哼的是神明受难和舍金纳的流放，根据奥秘教义，舍金纳等待着救赎，他的救赎与人类的救赎息息相关。 我认识他是在1941年，当时我不到十三岁，我小心翼翼地遵守教规，白天学习《塔木德经》《塔木德经》是关于犹太人的生活、宗教和道德的口传律法集，包括《密西拿经》和注释两部分，在犹太教中，是仅次于《圣经》的犹太经典。，夜晚经常跑到教堂为神庙的毁灭而痛哭流涕。 有一天，我让父亲帮我找一个师傅，指导我学习奥秘教义。“你太小，迈蒙尼德迈蒙尼德（1135-1204），犹太法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生于西班牙，定居埃及，著有《密西拿评注》、《犹太法律辅导》、《迷途指津》等著作。说过，一个人不到三十岁不能冒然进入神秘主义的世界，那个世界充满了危险。你应当先学习基本课程，学习能够理解的课程。” 我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很少感情用事，即使对家人也很少流露情感，他关心别人的福祉胜过关心自家人。赛加特的犹太居民都很尊重他，人们常常就公益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有时连私事也请教他。我们姐弟一共四个，希尔达是大姐，比娅是二姐，我是老三，也是惟一的男孩，小妹叫兹波罗。 我父母开了一家商店。希尔达和比娅在店里帮忙；至于我，我的位置在书房，他们是这么说的。 “赛加特没有奥秘学家。”父亲常常对我说。 他想让我彻底打消学习奥秘教义的想法，但是我还是找了一个师傅，他就是助理牧师毛什。 一天黄昏，我在祈祷，他在一旁看着。 “为什么你祈祷的时候总是在哭泣？”他问道，好像很了解我。 “不知道。”我回答，心里也颇感困惑。 我从来没这样扪心自问过。我哭泣是因为……因为我感到一种内在的需要，非哭不可。仅此而已。 “你为什么祈祷？”过了一会儿他又问。 我为什么祈祷？这个问题太奇怪了。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呼吸？ “不知道，”我对他说，心里越发困惑，越发不自在，“不知道。” 从那天起，我经常看见他。他语重心长地解释说，所有问题都有一种力量，一答出来就会消失…… 他喜欢说，人通过向上帝提问而接近上帝，这样的对话才是真正的对话。人提问，上帝回答。但是，我们无法领悟上帝的回答，不可能领悟。因为答案隐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至死都在那里。真正的答案，埃利扎，只能在你的心灵中找到。 “那么，毛什，你为什么祈祷？”我问道。 “我祈求内心的上帝赐予我提问的勇气，向上帝问真正的问题。” 每天晚上，当虔诚的信徒们离开教堂后，我们就这样谈话。我们坐在半明半暗中，只有几只烧了半截的蜡烛，摇摇曳曳，闪着微光。 一天晚上，我告诉他我很郁闷，因为我在赛加特找不到能教我《大光明经》《大光明经》（Zohar），在意第绪语中，Zohar是“光明”的意思，此书是中世纪的犹太秘教经典。的师傅，这本书是犹太秘教的经典，奥秘中的奥秘。他深沉一笑，沉默了很久才说：“神秘真理的花园有一千零一道门。人人都有自己的门。他不能走错，也不能指望从别人的门进入花园。一个人要是进错了门，不仅会身临险境，还会危及花园里的人。” 助理牧师毛什是赛加特最穷的人，他一连几小时与我谈论犹太秘教的启示和奥义。这就是我的入门课。我们在一起反复诵读《大光明经》的同一段文字，不是为了牢牢记在心间，而为了探寻神明的本质。 许多个夜晚过去了，我渐渐相信，助理牧师毛什能帮助我进入永恒，进入问题与答案契合为一的时空中。 后来的一天，所有外籍犹太人都被驱逐出境，毛什是外籍人。 匈牙利警察把他们塞进运载牲口的车厢里，他们在无声哭泣。我们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也在哭泣。火车在天际线外消失了，只剩下肮脏的浓烟。 有人在我背后叹息：“你能指望什么吗？这就是战争……” 人们很快忘了被驱逐的人。他们走后没几天，就有传言说，他们在加利西亚干活，甚至说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很满意。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几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一阵平静的、令人放心的风吹到了我们的家乡。店铺老板们照常做生意，学生们忙着读书 ，孩子们在大街上玩耍。 一天，我正要进教堂，突然看见助理牧师毛什坐在门口的板凳上。 他给我讲述了他和同伴们的遭遇。满载流放者的火车驶过匈牙利边界，刚一进入波兰，就被盖世太保扣住。火车停了，他们命令犹太人下车，登上等候在一旁的卡车。卡车驶向一片森林，然后，所有人都被强令下车，他们被迫挖了几道深深的沟渠。干完活后，盖世太保就动手了。他们逼着犹太人一个接一个走到沟渠旁，然后不慌不忙、不动声色地向囚徒们开枪，囚徒们只能引颈受戮。婴儿被抛上半空，成了机关枪的靶子。这场杀戮发生在加利西亚森林，距克罗梅不远。那么，助理牧师毛什怎么能够死里逃生？只能说是奇迹——他的腿挨了一枪，倒在死人堆里…… 一天天一夜夜，他挨家挨户向犹太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他说玛尔卡在垂死中挣扎了三天，还说裁缝托比乞求盖世太保杀死自己，放过他的三个孩子。 毛什变了，快乐的眼神荡然无存，他不再唱歌，不再提上帝和奥秘教义，只讲他亲眼见过的事情。但是，谁都不相信他的故事，甚至不肯听他讲话。有人说他满脑子都是幻觉，只不过想博得别人的怜悯。还有人意趣寡然地说他疯了。 但毛什在哭泣，在乞求。 “犹太人呀，听我说！我不要钱，不要怜悯，只要你们听我说。听我说吧！”在暮祷和晚祷之间，他在教堂里不停地喊叫。 连我都不相信他了。宗教仪式结束后，我经常坐在他身旁，听他讲故事，想搞清楚他究竟为什么这么悲伤。但我只能怜悯他。 “他们都以为我疯了。”他悄声说，泪水像蜡珠似地夺眶而出。 有一回我问他：“为什么你一定要大家相信呢？我要是你，就不在乎别人信不信……” 他闭上眼睛，好像要从时间中逃逸出去。 “你不懂，”他一腔绝望，“你无法理解。我奇迹般地捡了一条命，成功地逃了回来。我哪来的力量？我回赛加特就是要告诉大家我死过一回，要大家抓紧时间，准备逃命。生命？我已经不在乎是死是活。我很孤独，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诫大家。但是，没人听我的……” 那是1942年底。 后来，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我们每天晚上都收听伦敦的广播，它播出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德国和斯大林格勒天天都遭到轰炸，正在开辟第二战场。赛加特的犹太人都在等待好日子，用不了多久，这一天肯定会到来。 我继续埋头读书。白天研究《塔木德经》，晚上研究奥秘教义。我父亲继续做生意，操持社区里的事情。我爷爷来了，准备与我们一起过岁首节岁首节是犹太人的新年。，准备参加大名鼎鼎的拉比在意第绪语中，拉比（Rebbe）的意思是“尊敬的先生”，指犹太教教士，主持犹太教集会的主要神职人员。波什主持的宗教仪式。母亲琢磨着怎样给希尔达找一个好对象。 1943年就这样过去了。 1944年春天，俄国前线传来了令人兴奋的好消息。毫无疑问，德国人就要垮台了，只是时间问题，可能短则数周，长则数月。 万木葱茏，百花争艳。这一年与往年没有差别，随着春天的到来，人们谈婚论嫁，生儿育女。 人们说：“红军正在大踏步前进……希特勒再也不能伤害我们了，即使他想……” 是的，我们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下了灭绝我们的决心。 消灭整个民族！这个民族分散在那么多国家里！几百万人！用什么手段？这可是二十世纪中期呀！ 岁数较大的人讨论着各种问题——战略、外交、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就是没想到自己的命运。 连助理牧师毛什都缄口不语。他厌倦了，不再说话。他在教堂或大街上流浪，驼着背，低眉垂目，避开别人的目光。 当时人们还可以买到移民证，迁居到巴勒斯坦。我请求父亲卖掉一切，清产变现，然后离开。 “我太老了，孩子，”他回答说，“太老了，无法重打鼓另开张。太老了，已很难在遥远的国度里再从头干起……” 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宣布法西斯政党攫取了权力；摄政王尼柯罗斯?霍赛被迫要求前纳粹尼莱斯党的领袖组成新政府。 但是，我们依旧无忧无虑。我们当然听说过法西斯，但它很抽象。对我们来说，这仅仅意味着政府部门的更迭。 第二天的消息令人心里发毛。政府允许德国军队开进匈牙利境内。 人们终于担心起来。毛什?查姆?博克维茨是我的朋友，他从首都回来过逾越节逾越节，又叫除酵节，是犹太人三大节日之一。，他告诉我们：“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全都生活在惊惶和恐惧中。大街上、火车上，到处都有反犹太活动，法西斯分子攻击犹太商店和教堂，形势非常严峻……” 消息像野火似地传遍赛加特，迅速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但没过多久，乐观情绪又占了上风。德国人不会跑这么远，出于战略考虑和政治考虑，他们会滞留在布达佩斯…… 三天后，德国军车出现在我们的街头。 悲哉！戴着钢盔和骷髅徽章的德国兵来了。 但是，德国人给我们的第一印象还不错。军官们被安排住在私人宅邸里，甚至住进了犹太人家中。他们对主人不即不离，温文尔雅。他们没有为难大家，没有骂人，有时还对女主人微微一笑。 卡恩的家与我们家只有一街之隔，一个德国军官被安排在他家。据说那个军官很有魅力，安静、讨人喜欢、彬彬有礼。三天后，他搬了进来，还送给卡恩太太一盒巧克力。乐观主义者们高兴起来：“怎么样？我们说什么来着？可你们不信。他们来了，这就是你们的德国人！现在还有什么说的？他们有什么臭名昭著的劣迹吗？” 德国人住进我们的镇子里，法西斯分子掌权了，公众做出了判断——赛加特的犹太人依然笑意盈盈。 为期八天的逾越节到了。天气好极了。妈妈在厨房里忙碌。教堂全都关闭着。人们聚在私宅中，没有必要激怒德国人。 几乎所有拉比的私宅都成了祷告的地方。 我们喝酒、吃饭、唱歌。《圣经》要求我们快快乐乐地度过八天逾越节。我们希望节日早点儿结束，这样我们就不用装模作样了。 在逾越节的第七天，大幕终于拉开：德国人逮捕了犹太社区的领袖。 自那以后，一切进度都加快了。种族灭绝步步逼来。 第一道法令：三天内严禁犹太人擅自离开住所，违令者杀无赦。 助理牧师毛什跑到我们家来。 “我警告过你们！”他喊道，不等我们回答，他就走了。 就在这一天，匈牙利警察挨家挨户闯进镇上所有犹太人的家里：自即日起，严禁犹太人拥有黄金、珠宝和任何贵重物品。所有贵重物品都得上交当局，违令者杀无赦。父亲到地窖里，把存款全都埋起来。 母亲呆在家里，继续操持零碎的家务。有时，她会停下活计，默不作声地注视我们。 三天后，又颁布了一道新命令：所有犹太人必须佩戴黄星。 社区里一些年高德韶的人向我父亲讨教，他与匈牙利警察的上层人物有联系，他们想知道我父亲怎样看待眼前的局势。父亲认为局势并非无可救药，或许他只是不想让那些人泄气，不想在他们伤口上撒盐： “黄星？那又怎么样？总不至于杀人吧？” （可怜的父亲呀！你后来不是被人杀了吗？） 接着又是几道法令：我们不再有权利去饭店或咖啡馆，不能乘电车旅行，不得去教堂，傍晚六点后不得上街。 而后是划分犹太区。 当局在赛加特划分出两个犹太区。较大的犹太区在镇中心，大约有四条街。较小的犹太区位于镇郊，占了几条胡同。我们住的那条街叫蛇街，被划入第一犹太区，因此我们能够呆在自己家里。但是，因为我家位于犹太区的角落，临街的窗子必须封死。一些亲戚被德国人从家里赶出来，我们给他们腾出几间房子。 生活渐渐恢复“正常”了。铁丝网就像一道墙，把我们围了起来。但是，我们并未感到恐惧。我们感觉不错，我们毕竟与自己人在一起，一个小小的犹太共和国……人们不仅组建了一支犹太警察队，还搞了一个福利机构，一个劳工委员会，一家诊疗所，任命了一个犹太管理委员会——有了一整套政府机构。 人们认为这是好事。我们不必再看那些充满敌意的面孔，不必在别人仇视的目光下忍气吞声，不再担惊受怕，不再痛苦。我们犹太人像兄弟一样住在一起…… 当然了，总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每天，德国人都会来找男人为军用列车装煤，当然没人愿意充当志愿者。但除此之外，局势出奇地平静，令人放心。 大部分人以为我们将呆在犹太区，一直呆到战争结束，呆到红军开来。而后，一切都会恢复老样子。主宰犹太区的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犹太人，而是幻想。 五旬节犹太历的节日，大约在公历5-6月间，也叫丰收节。的前两周，春光明媚，人们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无忧无虑地漫步，心情愉快，相互问候，孩子们在做游戏，或者在人行道上耍榛子。我和几个同学在埃支拉?马立克公园讨论关于《塔木德经》的论文。 夜幕降临了，我家的院子里聚集了二十来个人。父亲给大家讲述奇闻逸事，对局势发表评论。他是讲故事的高手。 突然，花园的门开了，斯特恩进来了，以前他是店铺老板，现在是警察，他把父亲拉到一旁。天色虽然黯淡，我依然看见父亲的脸色变得煞白。 “出什么事了？”我们问。 “不知道，要我参加管委会特别会议，肯定出事了。” 他中断的故事再也没有续上。 “我现在就得去，”他说，“我会尽快回来，再告诉大家出了什么事。请等着我。” 我们准备等候，能等多久就等多久。院子就像通往手术室的前厅，我们站着，等着门打开。街坊四邻听到了传言，也和我们聚在一起。我们看着手表，时间过得很慢。这么长的会议，它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不妙，”母亲说，“今天下午我在犹太区看见几张陌生面孔。两个德国军官，我觉得他们是盖世太保。自从大家聚到这儿后，我们没见过一个军官……” 快到午夜了，没有人想回去睡觉。有几个人回家看了一眼，很快就转了回来。有些人虽然回去了，却一再叮嘱我们，父亲一回来就通知他们。 门终于开了，父亲回来了，他的脸上毫无血色。人们很快把他围住。 “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到底出什么事了！快告诉我们……” 当时我们都很焦急，想听到令人鼓舞的消息，哪怕只有几句安抚人心的话，比如说，这仅仅是一次例会，讨论社区的福利问题和保健问题……但是，只要看一眼父亲的脸色，大家就知道出事了。 “消息很可怕，”他终于开口了，然后只吐出一个词，“转移。” 整个犹太区都得清空。从明天开始，人们就得离去，一条街一条街地离去。 我们想知道一切，知道细节。我们被惊得目瞪口呆，但除了俯首听命，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他们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这是秘密。除了犹太区管委会主席外，任何人都不能知道。但他不说，或者不敢说。盖世太保威胁他，只要胆敢透露一丝口风，就枪毙他。 “有传言说，”父亲结巴道，“我们将被送到匈牙利的某个地方，会去砖厂干活。我们这儿好像离前线太近了……” 沉默了片刻后，他补充道：“每人只能携带自己的私人用品，一个背包、一些食品、几件衣服。不能带其他东西。” 又是一阵岑寂。 “去把邻居们都唤醒吧，”父亲说，“他们必须准备一下……” 周边的幢幢身影全都动了起来，就像被人从沉睡中唤醒。大家一声不吭地星散而去。 只剩我们自家人了。突然，巴提亚?雷什进来了，他是我家的亲戚，与我们住在一起。“有人在敲封死的窗子，朝外面的那扇窗子！”他说。 真到战争结束后，我才知道那天夜里是谁在敲窗子，是一个匈牙利警长，父亲的朋友。我们进入犹太区前，他曾对我们说：“别担心，一有危险我就通知你们。”如果那天夜里他告诉我们实情，我们是可以逃走的……但是，我们打开窗子后，太迟了，外面已经没有人。 整个犹太区都被唤醒了。我们透过窗子看见，各家各户的灯次第亮了起来。 我去父亲的一个朋友家，唤醒这家人的家长。他长着一脸大胡子，睡眼惺忪地盯着我，由于长年累月伏案学习，他的背有点儿驼。 “起来，先生，起来！你必须做好上路的准备，明天你就被驱逐了。你和你们全家，还有全体犹太人。去哪儿？别问我，别问。只有上帝才能回答！天呀，快起来……” 他不明白我的话，可能以为我在发神经。 “你说什么？准备上路？上什么路？为什么？出什么事了？你是不是疯了？” 他睡眼迷离地盯着我，满目凄惶，好像期待着我突然大笑，对他说“继续倒头大睡吧。睡觉，做梦，什么事都没发生，这不过是一场玩笑”。 我的喉咙干涩，嘴唇发木，说不出话来，也无话可说。 他终于明白了。他翻身下床，穿上衣服，僵偶似的。妻子正在睡觉，他走到床边，伸手轻抚她的额头。她睁开眼睛，我看见她的唇边还挂着睡梦中的一丝微笑。而后他去唤醒两个孩子，他们全都从睡梦中霍然惊醒，我赶快逃走了。 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凌晨四点。父亲里里外外地忙碌，筋疲力尽，他不断安慰朋友们，与犹太管委会一起核实消息，希望突然撤消这道命令。直到最后一刻，人们依然抱着一线希望。 妇女们在煮鸡蛋、烤肉、准备面饼、缝制背包。孩子们怕妨碍大人，没头苍蝇似的东游西荡，不知道做什么好。 我们的后院就像一个杂货市场。贵重物品、昂贵的地毯、银制烛台、《圣经》和祭祠用品乱七八糟地堆在满是浮尘的地上——这些可怜的遗物好像再也无家可归，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早晨八点，我们全都疲惫不堪，血管、四肢和头脑就像灌了铅似的。我正在祈祷，大街上突然传来喊声。我迅速解下圣经护符匣圣经护符匣是一对微型小盒子，里面装着写有经文的羊皮纸。犹太男人将一个佩戴在左臂上，一个佩带在额头上，很像护身符。，匈牙利警察进了犹太区，正在附近的街道上大喊大叫： “全体犹太人，出来，快！” 他们身后跟着犹太警察，他们结结巴巴地告诉我们： “时间到了……你们必须离开，舍弃一切……” 匈牙利警察手持枪托和警棍，不加区辨地驱赶着老人、妇女、儿童和残疾人。 一间又一间房子被腾空了，大街上全是挎着背囊的人。十点钟，所有人都被赶出来了。警察开始点名，一次、两次……二十次。人们心里沉甸甸的，脸上身上全是汗。 孩子们哭着闹着要水喝。 水！附近的房子和后院里就有水，但是人们不许擅自离队。 “妈妈，我要喝水，我渴！” 几个犹太警察悄悄取来几罐水。我和姐妹们被安排在最后一拔，所以我们还可以四处走动，于是我们也就尽可能地互相帮助。 下午一点整，终于传来出发的号令。 一阵轻松，是的，是一阵轻松。人们羁留在人行道上，置身于大包小包之间，忍受着烈日的炙烤。大家肯定认为，即使在上帝的地狱里饱受折磨，也不会比呆在这儿更难受，去任何地方都比呆在这儿强。 他们开始挪动脚步，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身后的街道，死气沉沉、空空如也的房子、花园和墓碑…… 大家都背着行囊，每个人的眼里都噙着泪水和悲伤。队伍步履沉重，朝犹太区的大门缓缓移去。 我站在人行道上，挪不动步子，只有目视着人们从我身旁鱼贯而行。首席拉比走过来，他弓着背，背着行囊，由于脸上的胡须刮得净尽，看上去有点儿怪模怪样。他置身于队列中，使得整个场面显出一种超现实的意味。这场面就像从一本书中活生生撕去的一页——从一本历史小说中撕去的一页，上面可能写着巴比伦的陷落或西班牙的宗教审判。 人们从我身边一一走过，这其中，有我的师长们，我的朋友们，还有一些我曾畏惧过的人，或者觉得滑稽可笑的人……不管他们是谁，所有这些人，我与他们在同一片天空下已经共同生活了很多年了。 但现在，他们就这样走着，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他们就这样背着他们的行囊，拖曳着他们各自的生命，漫无目的地走着，把他们曾经的美好家园和童年都抛在了身后。 他们从我身旁走过，就像一群败下阵来的狗，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他们一定在忌妒我。 队伍在拐角处消失了。地面上七零八落：衣箱、提箱、口袋、刀子、盘子、银行支票簿、纸、褪色的画像。他们原来是想带走这些东西的，但到了最后，全都留在了身后。它们已经无关紧要了。 所有房屋都门窗洞开，向着空荡荡的大街。它们曾经属于某户人家，现在却不属于任何人。谁都可以进来，成了敞开的坟墓。 夏日的太阳依旧高悬在空中。 我们整整一天没吃饭，但我们不觉得饿，只是感到筋疲力竭。 父亲陪着流放的人们一直走到犹太区的大门口。他们像牲口一样，先被押送到犹太大教堂，上上下下地搜身，不许带走金子、银子和贵重物品。有人歇斯底里地大吵大闹，还伴随着严厉的暴打声。 “什么时候轮到我们？”我问父亲。 “后天，除非……有转机，出现奇迹，也许……” 被带走的人去哪儿？有人知道吗？没有人知道，一切都是秘密。 夜幕降临了。那天晚上，我们很早就上床了。父亲说：“安安静静地睡吧，孩子们。后天以前，也就是星期二以前，不会出什么事的。” 星期一过去了，就像夏季的浮云，又像黎明前的梦境。 我们什么都不想，只一心一意准备行囊、烤面包、做面饼。一切早已裁定。 那天傍晚，妈妈让我们早早上床。她说，为了积攒力气。 那是我们在自己家里睡的最后一觉。 天刚亮我就醒了，我想趁出发前做一会儿祈祷。 父亲比我们大家起得都早，他去镇里打探消息。八点钟他回来了，并带回了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天不用离开镇子了，但要搬到小犹太区去。我们将在那里等候，与最后一批人一起离去。 九点钟时再现了星期天发生的一幕。警察们挥着警棍，大声喊道：“犹太人，都出来！” 我们准备好了，我第一个走出房门，不想看父母的面孔，不想放声痛哭。我们坐在大街中央，就像两天前那批人一样。同样毒辣的太阳，同样的干渴，但没人给我们水。 我看着自己的家，我在那里消磨了多年时光，我寻觅上帝，通过斋戒恳请弥赛亚弥赛亚是犹太教的救世主。快点到来，想象着以后的生活将是什么模样。是的，我没有悲伤，心里空空荡荡。 “起立！点名！” 我们站起身来。点完名后，我们坐下。再次起立，再次点名。点了一遍又一遍，我们等得不耐烦了，只希望早点被人带走。他们还在等什么？命令终于来了。 “齐步——走！” 父亲失声痛哭。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见他哭泣，我一直认为他不会哭。母亲走着，脸上就像戴着一只面罩，她一声不吭，若有所思。我看了看自己的小妹兹波罗，她的一头金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胳膊上挎着一件红上衣—— 一个七岁的小姑娘。她不堪重负，却咬紧牙关，因为她知道抱怨没有用处。警察们挥动着警棍喊道：“快点！”我已经没了力气，刚一上路，就觉得腿软体虚…… “快点！快点！走，你们这群懒鬼，废物！”匈牙利警察在嚎叫。 那时我才开始憎恶他们，我的憎恶一直延续到今天。他们是最先压迫我们的人，他们最先暴露出地狱和死亡的面孔。 他们命令我们跑步，我们不得不跑。难道他们认为我们全都是身强体壮的人？市民们站在窗子后面，隔着百叶窗注视着我们。 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我们扔下行囊，倒在地上。 “噢，上帝呀，宇宙的主人！你胸怀博大，可怜可怜我们吧……” 小犹太区。三天前这里还住着人家。但现在，他们的东西被我们使用着。他们被驱逐了。我们忘记了有关他们的一切。 这儿比大犹太区乱。显而易见，原先的居民是被突然带走的。我参观了曼德尔叔叔一家人住过的房间。桌子上有半碗汤，有一个准备烤面包的生面团，地板上到处都是书。我叔叔想把它们带走吗？ 我们在这里定居了（怎么会用这样的字眼！）。我去找柴禾，姐姐去生火。母亲虽然筋疲力尽，还是准备去做饭。 她不断重复着：咱们不能屈服，不能屈服。 大家的情绪没有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我们开始适应变化。有人甚至说了些鼓劲的话。他们说，德国人没有时间驱逐我们……被押走的人太悲惨了，太晚了。至于我们，他们或许会让我们依靠这点可怜的东西活到战争结束。 犹太区没有警卫，人们可以随意出入。玛莉亚原先是我家的保姆，她来看我们，抽泣着恳求我们到她的村子里，她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地。 我父亲不肯，他对我和两个姐姐说：“要去你们去。我和你们的妈妈和小妹留在这里……” 我们当然不愿分开。 夜。谁都没有祈祷，谁不希望夜晚尽快逝去。我们被一场大火炙烤着，群星是大火迸出的火星。当大火最终熄灭时，除了死寂的星星和茫然的眼睛外，苍穹上什么都不会留下。 我们无事可做，只能上床睡觉。床的主人或许正在途中跋涉，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我们需要休息，恢复元气。 天亮后，低落的情绪有所缓解。人们恢复了少许信心，七嘴八舌议论道： “谁知道呢？他们把我们弄走说不定是为我们好。前线越来越近，很快就能听到枪炮声了。老百姓肯定得撤离……” “他们怕我们参加游击队……” “据我看，押解出境不过是一场闹剧。别笑！他们是想偷咱们的贵重物品和珠宝。他们知道咱们把东西埋起来了，要想得到它们，就得自己动手挖。让主人们外出度假，动起手来才比较便利……” 度假！ 人们就这样打发时光，谁都不相信这种话。这几天我们过得还算愉快，比较平静。大家都合得来。富人与穷人，显要人物与普通人，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差别了。我们都是遇到相同命运的一群人，尽管这种命运还仍然前途未卜。 星期六是休息日，这天也被确定为我们的流放日。 头天晚上，我们坐在一起共进传统的星期五晚餐。我们对着面饼和酒，颂了传统的祝福辞，然后默默吃饭。我们感觉到，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聚餐。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不断回忆着陈年旧事。 黎明时分，我们聚在街上，准备离去。这一回，匈牙利警察没有露面，他们同意一切由犹太管委会打理。 我们朝犹太教堂走去，仿佛遗弃了自己的镇子。但是，昔日的朋友们很可能藏在百叶窗后面，时机一到就抢劫我们的家园。 教堂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车站，到处都是行李和眼泪。祭坛被砸烂了，帷幔被撕碎了，墙皮裸露出来。我们的人太多了，多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我们在里面呆了整整二十四小时，这段时光太可怕了。男人们呆在楼下，女人们呆在楼上。这一天是星期六——安息日——我们好像是来参加宗教仪式的，但是，谁都不许出去。人们不得不在角落里大小便。 第二天早晨，我们朝火车站走去，一列装运牲口的列车等候在车站上。我们在匈牙利警察的监督下登上列车，每节车厢挤进八十人。他们给我们递了一些面包，还有几桶水。他们检查车窗上的横木钉得紧不紧。所有车厢都被密封起来，每节车厢指定了一个负责人。要是有人逃跑，这个人就会被枪毙。 两个盖世太保军官沿着月台昂首而行，面带微笑，一切都很周详，一切都很顺利。空气中传来尖厉的汽笛声。车轮扎扎滚动，我们出发了。 空间狭小，不用说躺下了，连坐下都很困难，于是大家只好轮流坐。车厢里空气凝滞。少数人运气好，靠在车窗旁，只有他们才能看见繁花盛开的田野向车后飞逝而去。 行进了两天，人们渴得难以忍受，热得难以忍受。 有些年轻人熬不住了，他们已经不顾日常禁忌，在黑暗的遮掩 下相互抚摸，全然不顾别人怎么想，就像世界上只剩下他们自己了，别人也只好假装没看见。 虽然还有一些剩余的食物，但我们从来没吃饱过，我们的原则是节省，留待明天，因为明天可能更糟糕。 列车在卡沙停下，卡沙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小城。我们这才知道已经出了匈牙利，不由得睁大眼睛，但一切都太迟了。 车厢的门被推开。一个德国军官跨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匈牙利中尉，是翻译。 “从现在起，你们受德国军队管辖。谁还有黄金、白银和手表，马上交出来，只要我们发现有人私带这些物品，立即当场枪毙；第二，谁要是生病了，立即到医疗车报告。完了。” 匈牙利军官端着一只篮子在人群中走了一圈，有人怕倒霉，交出了最后一点儿私产。 “车厢里有八十个人，”德国军官补充道，“只要有一个人逃跑，就把你们像狗一样全都枪毙掉。” 两个人走了。“哐当”一声，车门关严了。我们被绞索套住，紧紧套在脖子上。车门被钉死了，没有出路，这辆严锁的牲口车就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中间有一个女人，沙什特太太，她五十多岁，带着一个十岁的儿子，蜷缩在角落里。阴差阳错，她丈夫和两个大儿子随第一批人走了。她因为骨肉分离而痛不欲生。 我很了解她，她性情安静，但神经紧张，眼光锐利。她常来我家做客，她丈夫是一个虔诚的人，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书房里，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她是她们家里的顶梁柱。 沙什特太太精神错乱，上路的头一天就开始呻吟，不断询问为什么要把她和家人分开。后来，她抽泣、叫喊，歇斯底里。 第三天夜晚，我们都睡着了，有些人坐着，相互依偎，有些人站着。突然一阵尖厉的叫声，划破了沉寂。 “火！我看见火了！我看见火了！” 人们一阵躁动。谁在喊？是沙什特太太！她站在车厢中间，在窗外幽光的映照下，像麦地里饱受摧残的树。她指着车窗外面嚎叫： “看！着火了！可怕的火！可怜可怜我吧！” 有人贴着车窗的横木朝外看。外面黑黢黢一片，什么都看不见。 过了很久，我们才从残酷的惊醒中回过神来。车轮的每次滚动都让我们浑身发抖，就像脚下出现一道深渊，张开了血盆大口。我们无法熨平内心的悲痛，只能相互安慰：“她疯了，可怜的女人……” 有人把一块湿布放在她的额头上，但她继续叫喊： “火！我看见火了！” 她的小儿子在哭泣，拽着她的裙子，想抓住她的手：“什么都没有，妈妈！什么都没有……请坐下来……”他让我深感痛苦，比她妈妈的叫声还让我痛苦。 有些女人想让她安静下来：“你会看见的，会找到丈夫和儿子的……过几天就会……” 她继续大喊大叫，一阵阵抽泣：“犹太人呀，听我说，”她喊道，“我看见火了！我看见烈火了，蒸腾的烈火！” 她着了魔，就像邪恶的鬼魅钻进了她的躯壳。 我们尽量劝她，既是劝慰她，也是为安抚自己，让自己喘口气：“她产生了幻觉，因为太渴了，可怜的女人……所以她才说大火在吞噬她……” 但一切都是徒然，我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我们的神经几近崩溃，皮肤一阵阵发紧。疯狂好像传染了所有人！我们放弃了。几个年轻人强迫她坐下，把她捆起来，用东西塞住她的嘴。 车厢里安静下来。小男孩坐在妈妈身旁哭泣。火车在夜幕中继续行进，车轮与铁轨相互摩擦，发出有节奏的铿锵声，我听着轮毂的声音，又能正常喘气了，又能打盹、休息、做梦了。 就这样过了一两个小时。又一声嘶叫让人悚然心惊，那女人挣脱了绳索，喊声更大： “看，火！看，大火！到处都是大火……” 几个年轻人再次将她捆住，塞住她的嘴，还揍她。人们发出了赞许的喊声：“让她安静！让那个疯子闭嘴！这里不光只有她自己……” 她的头部挨了几下致命的重击。她儿子死死地抓住她，一声都不吭，他不再哭泣。 那个夜晚好像无涯无际。直到破晓时分，沙什特太太才安静下来。她蜷缩在角落里，目光呆滞，盲视着远方，不再看我们。 整整一天，她都这样默默无语，心绪茫然，周围虽然都是人，她却孤苦零丁。到了晚上，她又开始大喊大叫： “火！在那儿！” 她指着远方，总是指同一个地方。谁都不想再打她了。闷热、焦渴、恶臭，空气凝滞，令人窒息，但同她的尖厉的叫声相比，反倒算不上什么。再熬几天，也许大家都会像她那样厉声尖叫了。 火车终于进站了，靠窗子的人读出了站名： “奥斯维辛。” 谁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火车停了。下午过得很慢。后来，车门开了，警卫允许两个人去打水。 他们回来后告诉大家，他们用一只金表换来一条消息，这儿就是目的地，我们要下车了。这儿有一座劳工集中营，条件不错，家人不会被强行拆散，但年轻人得到工厂干活，老人和病号到田里干活。 大家信心倍增，我们突然自由了，从昨夜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感谢上帝！ 沙什特太太依然蜷缩在角落里，默不作声，一点也不为周围的乐观气氛所动。小儿子搓着她的手。 黄昏时分，车厢里暗了下来，我们把剩余的食物全吃光了。晚上十点，大家都想挤个地方小睡片刻。我们很快打起盹来。突然： “看呀，火！看呀，着火了！就在那边！” 我们霍然警醒，再次冲到车窗旁。刹那间，我们相信她了。但是，外面漆黑一片，什么都没有。我们又回到各自的地方，羞愧难当，恐惧感却油然而生。她又嚎叫，也因此又挨打，人们费了很大劲才让她安静下来。 一个德国军官在月台上逡巡，我们这节车厢的负责人叫住他，请他把女病人转移到医疗车厢里。 “耐心，”德国人答道，“要耐心点！很快就会把她弄走。” 大约十一点钟，火车再次启动。我们挤在车窗旁，火车走得很慢，大约一刻钟后，更慢了。在车窗外，我们看见带有倒刺的铁丝网。我们明白，这儿就是集中营。 我们忘记了沙什特太太的存在。但突然传来一声可怕的喊声： “那儿，看！看那团火！看那团火焰！” 火车停了。这一回，我们看到一个高大的烟囱，冒着火焰，火焰直冲夜空。 沙什特太太沉寂下来，她一声不吭，心不在焉，漠不关心，她回到自己的角落里。 我们凝望着黑暗中的火焰，一股恶臭味弥漫在空中。车门突然开了，几个相貌古怪、身穿条纹外衣和黑裤子的人跳进车厢，他们手持电筒和棍子，一面乱抽乱打一面吼叫： “都出去！把东西留下！快点！” 我们跳了出去。我瞥了一眼沙什特太太，她的小儿子依然抓着她的手。 火焰就在我们前面，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灼烧皮肉的气味。现在一定是午夜了。我们到了，到了伯肯诺。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我们带着心爱之物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现在那些东西全都留在车厢里，与我们的幻想一起留在车厢里。 每隔数码站着一个党卫军，端着机枪冲着我们。我们手拉手，随着人群移动着。 一个党卫军朝我们走来，挥着棍子命令道： “男人去左边！女人去右边！” 这两句话讲得那么平静，那么冷漠，那么无情。仅仅两句话，就把我和我的母亲分开了。我还没来得及思考，只觉得父亲的手使劲捏着我的手：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转眼间，我看见母亲和姐妹们去了右边，兹波罗拉着母亲的手，母亲抚摸着妹妹的金发，好像在保护她。我眼睁睁看着她们渐行渐远。我和父亲一起走，和男人们一起走。我根本没想到，此时此地，母亲和兹波罗会永远离我而去。 我继续走着，父亲牵着我的手。 在我身后，一个老人摔了一跤。旁边的一个党卫军把左轮手枪放回枪套。 我紧紧抓住父亲的手，我惟一的念头是不要与他分离，不要孤身一人。 党卫军军官命令道： “站成五排！” 人群一阵骚动。大家在一起时必须保持队形，这是命令。 “嗨，小孩，你多大了？” 问话人是一个囚徒，我看不清他的脸，却听出他疲惫的声音很和蔼。 “十五岁。” “不，你十八岁。” “可我没有十八岁，”我说，“我十五岁。” “傻瓜。听我的。” 然后他问我父亲。父亲说： “我五十了。” “不对，”听上去那人很生气，“不是五十，而是四十。明白吗？十八岁和四十岁。” 他消失在黑暗中。又一个囚徒走过来，开口就是一串脏话。 “混蛋，你们来这儿干什么？为什么来这儿？” 有人壮着胆子回答： “什么？你以为我们愿意来这儿？人家强迫我们来的。” 那人气势汹汹，好像要杀人：“闭嘴，你这个白痴，不然我就把你撕成碎片。你们就是上吊也不应到这儿来！难道你们不知道，奥斯维辛给你们准备了什么吗？不知道？1944年了还不知道？” 我们真的不知道！谁也没跟我们说过！他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话音更加严厉：“那边，你看见那边的烟囱了吗？看见了吗？还有火焰，看见了吗？（是的，我们看见火焰了。）那边，他们就要把你们带到那边，那边就是你们的坟墓。你们还不明白？你们这群混蛋，什么都不懂？你们会被烧死的，烧成残渣和灰烬。” 他怒不可遏。我们呆若木鸡，惊如僵偶。难道这是一场噩梦，一场难以想象的噩梦？ 我听到周匝响起一片“嗡嗡嘤嘤”的声音：“咱们得干点什么，不能听任人家宰割，像在屠宰场里杀牲口似的被杀掉。咱们得反抗！” 人群中有几个鲁莽的小伙子。他们身藏刀子，劝说大家袭击手持武器的警卫。其中一个人嘟哝道：“应当让全世界都知道这儿有一个奥斯维辛。只要有一线生机就应当让所有人知道真相……” 但是，长辈们恳求儿子们不要干蠢事：“千万不要自暴自弃，虽然人家把刀悬在我们头上。但智者教导我们……” 反抗的气氛被压制了。我们继续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路口的中央站着一个人，我当时不认识他，他就是蒙格尔博士，臭名昭著的蒙格尔博士。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典型的党卫军军官，有一张足智多谋却残忍无情的脸，戴着单片眼镜。他手里拿着一根乐队指挥棒，四周簇拥着一群军官。他不断舞动指挥棒，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 没过多久，我站到了他的面前。 “你多大了？”他问道，装出慈父般的模样。 “十八岁。”我的声音发抖。 “身体好吗？” “好。” “什么职业？” 我能说自己是学生吗？ “农民。”我不由自主地回答。 这次问话只有几秒种，却又漫长得要命。 指挥棒朝左一指，我向前迈了半步。我首先想到的是他们让父亲去哪边？如果去右边，我就追过去。 指挥棒再次朝左一指，我如释重负。 当时我们不知道去哪边好，右边还是左边，哪条路通往监狱，哪条路通往焚尸炉。但我还是感到很快活，因为能和父亲在一起。队伍继续向前缓缓移动。 另一个囚徒朝我们走来。 “满意吗？” “是的。”有人回答。 “可怜的家伙，你们在朝焚尸炉走。” 看来，他讲的是实话。距我们不远，火焰，熊熊火焰，从阴沟里蒸腾而起——沟里在烧什么东西。一辆卡车驶过来，卸下一堆东西：一车小孩，婴儿！是的，我看见了，亲眼看见的……那些孩子被扔进火里。（自那以后我总是失眠，这奇怪吗？） 我们就这样走着。稍远处还有一条阴沟，是烧成年人的火坑。 我掐了自己一下，我还活着？还清醒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被烧死了，世界却缄默不语！这怎么可能？不，这不是真的！可能是梦魇……我很快就会惊醒。心口“哔哔”跳动，我发现自己呆在孩提时的房间，还有我的图书…… 父亲的声音把我从白日梦中唤醒。 “太糟糕了，太糟糕了，你没同母亲一起走……很多与你同龄的孩子都跟着母亲……” 他那悲戚的声音让人心悸。我明白，他不愿看到人们对我所做的一切，不希望看到自己惟一的儿子蹈火而亡。 我的额头沁出一片冷汗，但我还是对他说，我无法相信在这个时代，有人会被活活烧死，世界绝不会宽恕这种罪恶…… “世界？世界对我们没兴趣。今天，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甚至焚尸炉……”他哽咽着说。 “爸爸，”我说，“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一刻都不愿等。我会撞到电网上，那比被火慢慢烧死利索得多。” 他没有回答，他在哭泣，全身瑟瑟发抖。周围的人全在哭泣。有人开始念诵哀悼文，那是为死者念的祷辞。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我从来没听说，有人为自己背诵这种祷辞。 “Yisgadal, veyiskadash, shmey raba……愿他的名字得到赞美和圣化……”父亲在轻声祈祷。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义愤填膺。我们为什么要圣化他的名字？无所不在的主，冥冥万方的宇宙，可怕的主宰，他缄默不语。我们凭什么还要感谢他？ 我们继续往前走，离火坑越来越近，坑中的地狱之火烈焰蒸腾。还有二十几步，假如我想自杀，现在正是时候。我们的队伍离火坑还有十五步。我咬紧嘴唇，生怕父亲听见我上牙撞下牙的“咯咯”声。还有十一二步、八步、七步。我们走得很慢，就像一支送葬的队伍，为自己的灵柩送葬的队伍。只剩四步了、三步。到了，火坑与烈焰近在咫尺。我聚集起所有气力，准备突然冲出队列，扑向电网。在心灵深处，我对父亲和整个宇宙道了一声“再见”。 我情不自禁，违心地念了几句祷辞：“Yisgadal, veyiskadash, shmey raba……愿他的名字受到赞美和圣化……”我的心就要迸裂，就要直面死神…… 立定！距离火坑只剩两步时，我们被命令向左转，朝工棚走。 我使劲握着父亲的手。他说：“你可记得沙什特太太，在车厢里？”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那是在集中营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它把我的整个一生变成漫漫长夜，被七层夜幕严裹着的长夜。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烟云。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孩子们的小脸，他们的躯体在岑寂的苍穹下化作一缕青烟。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火焰，它们把我的信仰焚烧殆尽。 我永远不会忘记黑洞洞的静寂，它永远夺去了我的生存意愿。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它戕杀了我的上帝，我的灵魂，把我的梦想变成灰烬。 我永远还会忘记这一切，即使我受到诅咒，像上帝一样永生不死。 永远不会。 我们走进工棚，工棚很长，棚顶上有几盏淡蓝色的灯泡。我想，地狱的前厅一定是这种样子的。这么多人在发疯，这么多狂呼怪吼，这么多野蛮的暴行。 几十个囚徒迎候着我们，手里全都拿着棍子，不分青红皂白，毫无道理地乱敲乱打。继而传来一声命令： “脱衣服！快！出来！提着腰带和鞋！” 我们的衣服都得扔在工棚后半部的地板上。那儿已有一大堆衣服，新衣服、旧衣服、破衣服和烂衣服。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真正的平等：赤身裸体。我们在寒气中瑟瑟发抖。 几个党卫军军官在屋子里来回转，挑选身强体壮的人。如果挑人的依据是精力，人们应不应该打起精神？父亲的想法正好相反——最好不要惹人瞩目（后来我们才发现他是对的。那天被选中的人全都编入焚尸队，去焚尸房干活。贝拉?卡兹是我们镇上一个富商的儿子，与第一批人一起来到伯肯诺，比我们早到一星期。他发现我们到达后，悄悄塞过一张纸条，告诉我们，他被挑中就是因为体魄强健，他被迫将亲生父亲的尸体扔进焚尸炉里）。 他们的棍子雨点似地落在我们身上： “到剃头匠那儿去！” 我提着腰带和鞋子，在别人的推搡下，来到剃头匠面前。他们用推子把我们的头发和身上的所有汗毛剃得一干二净。我的头“嗡嗡”作响，一个念头一次又一次涌上心田：千万不要与父亲分离。 从剃头匠的利刃下解脱出来后，我们在人群中四处寻找朋友和旧识，每碰到一个熟人就振臂欢呼。是的，是振臂欢呼。上帝呀！你居然还活着！ 有人在哭泣，用尽余力嚎啕恸哭。他们为什么要听凭别人摆布？为什么不能死在自己的床上？他们边说边抽泣。 有人突然张开双臂紧紧抱住我，是叶希尔，赛加特拉比的兄弟。他哭得非常伤心，我想他是因为自己还活着而快乐地哭泣。 “别哭了，叶希尔，”我说，“别浪费眼泪了……” “不哭？我们就在死亡的门槛上。我们很快就会进去……你明白吗？进到里面去。我怎能不哭？” 透过屋顶上淡蓝色的灯光，我看见夜幕渐渐降临了。我已经不再害怕，我筋疲力尽。 没人提起分离的亲人——谁知道她们出了什么事？但是，我们不再考虑她们的命运。我们没有能力去思考。我们的感官麻木了，一切都迷雾似地漫漶不清。我们什么寄托都没有了！自我保存的本能，自我防御的本能和骄傲感，全都荡然无存。我刹那间清醒过来，清醒得可怕。 我觉得，我们是一群坠入地狱的魂灵，徜徉在虚无之中；我们是一群遭到诅咒的魂灵，在无涯无际的太空和时间中飘荡，我们苦苦追求救赎，追求大赦，但全然没有指望。 大约早晨五点，我们从工棚里被赶了出来。囚头们再次胡敲乱打，但我已没有痛感。冷风挟裹着我们，我们一丝不挂，提着鞋和腰带。有人下了一道命令： “跑步！”我们开始跑。几分钟后，跑到另一座工棚前。 门口放着一只大木桶，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消毒液的味道。每个人都得在桶里浸一遍，然后是热水喷淋。一切都非常快。我们离开浴室后，再次被人驱赶。他们命令我们快跑，一直跑到另一座工棚，那是一间仓库。库房边上有一排长桌，囚服像山包似地堆在上面。我们跑过时，他们把衣服扔给我们：裤子、外衣、衬衫…… 很快我们就不成人样了。如果不是身罹惨境，人人都会哈哈大笑的。我们的模样怪极了！梅尔?卡兹人高马大，却穿了一条小孩的裤子，斯泰恩个子矮小，骨瘦如柴，却穿了一件宽松异常的大衣服。接着我们又快速开始调换。 我瞥了父亲一眼。他目中无神，模样大变。我想跟他说话，但不知说什么好。 一夜过去了。星辰在天上闪烁。我也变成了一个漠然的人。我是一个孩子，一个醉心于《塔木德经》的学生，但周遭的火焰已把我烧得精气全无，只剩下一具酷似自己的躯壳。浓烟烈火侵蚀了我的魂灵，吞噬了我的魂灵。 几小时内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彻底失去了时间观念。我们何时离开家园？何时离开犹太区？何时登上火车？一星期前还是一夜前？仅仅一夜前吗？ 我们在冷风中站了多久？一小时？仅仅一小时吗？还是六十分钟？ 这肯定是一场噩梦。 一群囚徒在附近干活。有人在挖洞，有人在抬沙。谁也没有瞟我们一眼，我们就像荒漠中的枯树。我身后有人在讲话，我不想听，不想知道谁在说话，说什么。谁都不敢大声说话，虽然周围没有警卫。我们的声音很小，可能是因为浓烟荼毒了空气，呛环了我们的咽喉。 我们朝另一个工棚走去，进了吉卜赛人的集中营。我们排成五行。 “立定！” 没有地板，只有天花板和光秃秃的四壁，我们的脚陷在泥土里。 又一次等待。我站在那儿睡着了，梦见了床，梦见母亲的手抚摸着我的脸蛋。突然又醒了，发现自己依然站着，脚陷在泥土里。有人突然倒下，瘫倒在泥土中，一个人叫起来：“你疯了！他们叫我们站着。你想给大家惹麻烦吗？” 但好像天下所有麻烦都没有降临到我们头上。 人们渐渐全都坐在泥土里。但是，每当有囚头进来，我们还是都得站起来，他来查看有没有人穿着新鞋子。如果有，就得把新鞋交出。抗议是没有用的，只会被痛打一顿，最后还得交出来。 我穿了一双新鞋，但是，鞋上盖了一层厚厚的泥土，他们没发现。我随即祈祷，感谢上帝，感谢他在浩瀚神奇的宇宙间创造了泥土。 突然工棚里一片沉寂，沉寂得令人压抑。一个党卫军军官走进来，带来一股死神的气味。我们盯着他那多肉的嘴唇，他站在工棚中央对我们训话： “你们身在集中营。这里是奥斯维辛……” 一阵停顿，他在观察这句话的效果。直到今天，我依然能回忆起他的面孔。他身材很高，三十多岁，额头和眸子里写满了罪恶。他审视着我们，仿佛我们是一群患了麻疯病、但还想苟延残喘的狗。 “记住，”他继续说，“永远记住，刻骨铭心地记住，你们是在奥斯维辛。奥斯维辛不是疗养院，而是集中营。既然来了，就得干活。你们要是不干，就得到烟囱里去，到焚尸炉里去。干活还是进焚尸炉，你们自己挑。” 那天夜晚，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我们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再吓唬我们了。但是，他的话还是让我们心惊肉跳。所谓的“烟囱”并不抽象：它与浓烟一起浮在空中。在这个地方，它可能是惟一具有真实意义的字眼。他离开了工棚，囚头们进来了，喊道： “所有技工——锁匠、木匠、电工、钟表匠——向前一步走！” 剩余的人被转移到另一间工棚，一间石头工棚。他们让我们坐下，由一个吉人赛囚徒看管。 我父亲突然肚子痛。他站起来，非常礼貌地用德语问道：“对不起……能不能告诉我厕所在什么地方？” 吉卜赛人盯着他，从头到脚打量着他，就像要看清这个对他讲话的人究竟是不是有血有肉的生灵、一个有肉体有肚子的人。然后，他好像从沉睡中醒来，使劲抽了父亲一个嘴巴。父亲摔倒在地，连滚带爬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我惊得目瞪口呆。我怎么了？有人当面殴打父亲，我竟然连眼睛都不敢眨。我默默地看着，一声不吭。要是在昨天，我恨不得掐住这个罪犯，把指甲嵌到他的肉中。我怎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变得这么快？懊丧噬咬着我。我能够想到的是：决不能饶恕这个恶棍！父亲猜出我在想什么，他对我耳语道： “没伤着。”他的脸颊上有一个鲜红的手印。 “所有人都出来！”又一声令下。十几个吉卜赛人过来监视我们，周围响起一片棍棒声和皮鞭声。我双腿打颤，我怕挨打，躲在了别人背后。现在是春天，阳光明媚。 “站队，横五行纵五列！” 那天早晨，我看见囚徒们在附近干活，没有警卫，只有烟囱的暗影……我在阳光和梦幻中昏昏欲睡，有人扯了扯我的袖子，是父亲：“来，孩子。” 我们齐步走。大门打开，又关上，我们继续在铁丝网里齐步走。每走一步，都会看见绘有黑色骷髅的 白色标牌，上面写着：当心送命！真荒唐，在这儿，命算什么？ 吉卜赛人在工棚附近停住，党卫军接替了他们。他们端着机枪，带着警犬，站在我们周边。 我们走了整整半小时。举目四望，我发现身后有铁丝网。我们已经离开了集中营。 现在是五月，阳光明媚，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馨香，金乌西坠。 但是，我们刚走了几步就看见另一座集中营，四周是铁丝网。大铁门上方写着一行字：ABREIt MACht FREI——工作换自由。 这就是奥斯维辛。 第一印象——这里比伯肯诺好。双层水泥建筑代替了木板工棚，还有一些小花坛。我们被领到一座“楼房”附近，在入口处停下，坐在地上，再次等待。不时有人进去洗澡，这是规矩，非洗不可。从一座集中营转到另一座集中营，一天数次，每次都得洗澡。 洗完热水澡后，我们在黑暗中哆嗦着身子。我们的衣服全被扣下了，他们说要给我们换衣服。 大约在午夜时分，又有人命令我们跑步。 “快！”卫兵们喊道，“要想早睡觉，就得快跑。” 我们发疯似地跑了几分钟，跑到一座新楼旁。一个负责人在那儿候着，他是波兰人，很年轻，冲我们微笑。他对我们说话，我们虽然疲乏极了，但还是聚精会神地听着： “同志们，现在你们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了，前面是一条用痛苦铺成的漫长道路。但是，别灰心。那关最要命，已经过去了。因此，鼓起勇气来，坚定信心。我们都会看到解放的那天。要相信生活，一千倍一万倍地相信。惟有赶走绝望，才能远离死亡。地狱不会长存……我为大家祈祷，或者给大家一点儿忠告。你们要保持同志之情。我们都是兄弟，面临着同样的厄运，我们的头顶上飘着同样的烟气。要互助，惟有如此，大家才能活下去。好，我说得够多了，你们也累了。记住，你们住在17号楼。我负责维持秩序，谁要是有难处，可以找我。就这些，睡觉去吧，两人一张上下床，晚安。” 我们头一次听到人话。 我们刚爬上床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老资格”的囚徒们没有粗鲁地对待我们。我们去洗漱，领了新衣服。有人给我们拿来苦咖啡。 大约十点钟，我们离开楼房，因为有人要打扫楼房。我们沐浴在阳光下，又睡了一觉，精神好多了。朋友们见了面，相互交谈，什么都谈，惟独不提那些销声匿迹的人。大部分人认为战争快结束了。 中午，有人端来了汤，每人一碗浓汤。我饿得要命，却不愿碰它。在此之前，我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父亲把我那份汤喝得一干二净。 我们在楼房的背阴处打盹。泥地工棚的党卫军肯定在撒谎：奥斯维辛算得上是一座疗养院…… 下午，他们让我们站队。三个囚徒抬来一张桌子，搬来一些医疗器械。他们让我们卷起左袖，从桌前鱼贯而过。三个“老资格”囚徒拿着钢针，在我们的胳膊上刺下号码。我的号码是A—7713，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名字了。 黄昏时开始点名。焚尸队回来了；乐队在集中营入口处演奏军乐；上万囚徒排列成行，党卫军检查他们的号码。 点完名后，各楼的囚徒们解散了，大家在新来者中寻找朋友、亲戚或邻居。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早晨喝苦咖啡，中午喝汤。到了第三天，不论什么汤，我都急不可待地一口喝光……下午六点钟点名，发面包，配点杂食，九点钟上床睡觉。 我们在奥斯维辛呆了八天。点过名后，我们站着，铃声响了才解散。我突然发现有人沿着队列走过来，我听见他问： “你们中间，谁是从赛加特来的维赛尔？” 那人个子很小，干瘪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他在找我们。父亲说： “我是，我是赛加特的维赛尔。” 那人眯缝着眼睛，仔细打量着父亲。 “不认识我吗？您认不出我了？我是您的亲戚斯泰恩。怎么，忘了？斯泰恩，安特卫普的斯泰恩，瑞泽尔的丈夫。您的妻子是瑞泽尔的姨妈……她经常给我们写信……很多信。” 父亲没有认出来，他肯定认不出他。他一天到晚忙社区里的事，很少过问家事。他总在想别的事情（有一回，一个表姐到赛加特看我们，住在我家，吃在我家，过了两星期父亲才注意到她）。是的，父亲不认识他，我却立即认出他来。我知道他的太太瑞泽尔，后来她去了比利时。 他告诉我们，1942年他就被送到这儿来。他说：“我听说你们那个地区来了一批人，已经到了，所以来找您。我想，您可能知道瑞泽尔的消息，还有我的两个孩子，他们都留在安特卫普……” 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自从1940年，妈妈就与她们断了音信，但我撒了谎： “是的，我妈妈接到过她们的信。瑞泽尔很好，孩子们也很好……” 他高兴得泪流满面。他本想再呆一会儿，但一个党卫军朝我们走来，他不得不离开，临走时说，明天他还会来。 铃声响了，解散了。我们去取晚餐：面包和麦淇淋麦淇淋是一种人造黄油。。我饿极了，当场大吞大咽。父亲说：“你不能一次都吃光，还有明天……” 但是，他的劝告太晚了，我已经吃光了。他没有动自己那份晚餐。 “我，我不饿。”他说。 我们在奥斯维辛呆了整整三星期，无事可做，经常睡觉，下午睡，晚上还睡。 我们的目的之一是不要被送走，尽可能留在这里。这并不难，只要不签字，不说自己是熟练技工就行。没有一技之长的人会一直呆下去，呆到底。 第三周初，我们的头儿被撤了，因为他太人道。新来的头儿凶神恶煞似的，几个助手都是十足的恶棍。好日子结束了！我们很困惑，不明白是否应当被挑走，与第二批人一起走，那样或许更好些。 斯泰恩，来自安特卫普的亲戚，不时来看我们，他常常把自己的半份面包拿给我们。 “拿着，这是给你的，埃利扎。” 他每次来，冰冷的脸上都挂着泪花。他总是对父亲说： “照顾好您的儿子，他太弱了，都脱水了。要照顾好自己，你们千万不要让他们挑走。能吃就吃！什么都得吃，任何时候都得吃，能吃什么就吃什么。在这儿，体质虚弱的人是活不长的……” 但他自己瘦骨嶙峋，枯萎虚弱…… “我活下去的惟一理由，”他总是说，“就是想知道瑞泽尔和小东西们是不是还活着。要不是为他们，我早就一了百了了。” 一天晚上他过来看我们，满脸都是喜色。 “刚从安特卫普押来一批人，明天我就去看他们，他们肯定有消息……” 他走了。 我们再也没见到他。他得到了消息——真实消息。 晚上，我们躺在简易床上，有时哼几段哈西迪小调。阿吉巴?杜马常用深沉、严肃的低音讲一些令人心碎的往事。 有人提起上帝，提起上帝神秘的行事方式，犹太人的罪恶，赎罪日的到来。至于我，我已不再祈祷。我赞同约伯约伯是《圣经》中的人物，备历危难，坚信上帝。精神，不否认他的存在，但是我怀疑他是否绝对公道。 阿吉巴?杜马说：“上帝在考验我们。他要看一看我们能不能战胜卑贱的本性，能不能杀死心中的撒旦。我们没权力自暴自弃。他要是无情地惩罚我们，那意味着更爱我们……” 赫什?格努德精通奥秘教义，他谈到了世界的末日和弥赛亚的到来。 在谈话中，一个念头不时浮上我的心田：妈妈现在何处？兹波罗在什么地方？ “你妈妈还是个年轻女人，”有一次父亲说，“她肯定在劳动营里；兹波罗也是大姑娘了，她也一定在劳动营里……” 我们当然愿意相信这一切。我们这样假定，但是我们相信的依据何在？ 所有熟练技工都被送到其他集中营，只有我们几百个简单劳力留了下来。 “今天轮到你们了，”楼房秘书宣布，“你们与下一批人一起走。” 十点钟，我们领了当天的面包。十几个党卫军站在我们四周。大门上的标牌说劳动意味着自由。他们清点人数，我们站在院子里，道路上阳光灿烂，天上飘着一片片白色的浮云。 我们走得很慢，卫兵们也从容不迫，我们很高兴。当我们经过一些村庄时，许多德国人看着我们，一点都不感到惊奇。毫无疑问，他们见过不少这样的队伍…… 我们在途中见到一些德国姑娘，警卫们与她们打情骂俏，姑娘们“咯咯咯”地笑。她们听任别人亲吻、搔痒，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他们全都放声大笑，开心取乐，相互传递爱情字条。至少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受到打骂。 四小时后，我们到了新集中营：布纳。铁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 集中营就像遭到一场流行病的袭击，空空荡荡，死气沉沉，只有几个“穿着得体”的囚徒在楼群中间徜徉。当然了，我们首先得淋浴，集中营的主管在浴室旁等着我们。他很健壮，宽肩膀，牛脖子，厚嘴唇，卷头发，看上去挺和蔼，灰蓝色的眸子不时闪出一丝笑意。我们这批人中有几个十一二岁的人，军官对他们很有兴趣，命令拿东西给他们吃。 我们发了新衣服，住进两个帐篷里。我们在那里等候分配，编入不同的劳动队，然后分到某座楼里。 傍晚，劳动队从工地回来了。点完名，我们开始寻找相识，向“老资格”们打听哪个劳动队最好，应当去哪座楼。囚徒们一致认为： “布纳是个好集中营，人们能保持体面，最好不要分到建筑队……” 我们好像可以随意挑选似的…… 管我们那个帐篷的是一个德国人，长着一张屠夫脸，厚嘴唇，两只手就像狼爪子。集中营的伙食看来很合他的胃口，他很胖，胖得几乎走不动路。他与集中营主管一样，喜欢小孩儿。我们刚一到，他就叫人给孩子们拿面包，还有汤和麦淇淋（其实，这种感情不是出于利他主义，我后来才知道，这里的同性恋者们一直拿孩子做交易）。 “你们将和我一起呆三天，隔离检疫。而后，你们就得干活。明天体检。” 他的助手—— 一个相貌粗俗的男孩，眼珠子滴溜溜转——朝我走来： “你想进一个好劳动队吗？” “当然，但是，我要和我父亲在一起。” “没问题，”他说，“我能安排。但是，你得做点儿施舍：你的鞋。我会给你换一双。” 我拒绝给他鞋。我一无所有，只剩这双鞋了。 “我还可以给你一份带麦淇淋的面包……” 他喜欢我的鞋，我却舍不得。后来，他还是把鞋拿走了，但什么都没给我。 体检是在露天进行的，第二天一早，来了三个医生，他们坐在凳子上。 第一个医生什么都没检查，只问我：“健康吗？” 谁敢说自己有病？ 牙医却好像比较细心，他要我张开嘴。实际上，他不是看人们有没有坏牙，而是看有没有金牙。谁镶了金牙，就把谁的号码记下来。我有一颗包金牙…… 头三天很快过去了。到了第四天，我们在帐篷前排队时，突然来了几个囚头，是来挑人的：“你……你……你……”他们伸手东指西指，像挑选牲口或商品似的。 我们跟着一个年轻囚头，他叫我们在第一座楼门口站住，那儿离集中营大门很近，是管弦乐队的楼。他挥手让我们进去，我们十分惊讶：难道要我们与音乐打交道吗？ 乐队在演奏进行曲，他们总是演奏进行曲。几十个劳动队和着音乐，踏着节拍，朝工地走去。囚头们喊着口号： “一二一，一二一。” 党卫军拿着笔，记录离去囚徒的人数。乐队继续演奏同样的乐曲，直到最后一支劳动队走过去。然后，指挥棒停下来，乐队不再演奏。囚头吼了一声： “列队！” 我们与乐师们一起站队，五人一列。我们离开了集中营，没有音乐，但步伐整齐，耳畔依然回荡着进行曲的余音。 “一二一，一二一！” 我们与身边的人，也就是乐师们，交谈起来。他们差不多全是犹太人。朱利克是波兰人，戴着一副眼镜，苍白的脸上挂着愤世嫉俗的微笑。路易斯出生在荷兰，是有名的小提琴家，他抱怨说集中营里禁止演奏贝多芬的音乐：犹太人不许演奏德国音乐。汉斯来自柏林，很年轻，很机智。工头是波兰人，叫佛莱尼克，以前是华沙的学生。 朱利克对我说：“我们在电料库里干活，离这儿不远。工作不难，也没什么危险。只是囚头埃戴克，有时会无缘无故地发疯，你最好离他远点儿。” “你很幸运，小家伙，”汉斯说，脸上挂着微笑，“你进了一个不错的劳动队……” 十分钟后，我们站在仓库前。一个德国雇员，是个平民——我们叫他MeisterMeister是德语，意思是“主人，师傅”。——来见我们。他打量着我们，就像店铺老板打量一堆刚送来的破布。 我们的同志讲得对——工作不难。我们坐在地上，数螺栓、灯泡和形形色色的电工零件。囚头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讲这份工作如何重要，并警告我们，谁要是偷懒，就会受到惩罚。新同志告诉我：“别担心。当着Meister的面，他必须这样讲话。” 这儿有许多波兰人，还有几个法国女人。女人们默不作声，用眼睛问候乐师们。 工头佛兰尼克让我到一个角落去：“别找死！不必着急！要小心。别让党卫军逮着你。” “先生……请让我挨着我父亲。” “好吧。让你父亲到这儿干，挨着你。” 我们很幸运。 分到我们这个组的还有两个男孩。一个叫约西，一个叫台比，是哥俩，从捷克斯洛伐克来的，他们的父母在伯肯诺被杀害了。他们像灵与肉一样相依为命。 我和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他们参加过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能唱许多希伯莱歌曲。所以，我们有时会哼一些小曲，那些歌曲让人想起静静流淌的约旦河水和神圣美丽的耶路撒冷。我们还经常谈到巴勒斯坦。他们的父母与我的父母一样，虽然有时间逃脱，却没有勇气卖掉一切，移居他方。我们决心，只要活到解放那天，决不在欧洲多呆一天，我们将登上驶往海法海法 是以色列的港城。的第一条船。 阿吉巴?杜马依然沉浸在奥秘教义中，他在《圣经》里找到一首诗，把它转译成数字，并根据数字预测距离解放还有几个星期。 我们从帐篷迁到乐师们住的楼里。现在，我们每人有一条毯子，一个洗脸盆，一条肥皂。楼长是一个德国籍犹太人。 我们喜欢犹太人当首领。他叫阿尔封斯，很年轻，但脸皮皱巴得令人吃惊。他全心全意维护着“自己”这座楼。有些年轻人体质虚弱，把多吃一点东西看得比自由还重要，只要可能，他就为他们“拼凑”一大锅汤。 一天，我们刚从仓库回来，楼房秘书就叫住我。 “你是A—7713吗？” “我是。” “吃完饭，你到牙医那儿去。” “但是……我的牙不疼……” “吃完饭就去！别耽误。” 我去了医疗楼。门口有二十几个囚徒在排队等候，没过多久，我们明白了要我们来的原因：他们要拔掉我们的金牙。 牙医是个犹太人，来自捷克斯洛伐克。他那张脸就像死亡面具，只要一张嘴，人们就能看见一幅可怕的景象：满口黄色的坏牙。我坐在椅子上，谦卑地问道： “您要做什么，先生？” “我要取下你金牙套，就这样。”他漠然道。 我突然想起装病： “能不能等几天，先生？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感冒了……” 他蹙着眉头，想了片刻，试了试我的脉搏。 “好吧，孩子。感觉好时再来找我，但是，不要等我叫你。” 一星期后我去找他，用同样的借口应付他：我还是感觉不舒服。他似乎一点儿都不奇怪，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我。但他好像很高兴，因为我没等他召唤，就如约回来了。他允许我再耽搁几天。 几天后，牙医办公室关闭了。他被投入监狱，可能要被绞死。有人说他拿囚徒的金牙做交易，为自己捞好处。我不可怜他，反而因为他倒了霉而沾沾自喜。我的金牙套保住了，说不定哪天就能派上用场，换面包，或换几天生命。对我来说，当时最重要的莫过于每天能喝上一碗汤，吃到味道陈腐的面包，甚至面包渣。面包和汤——这就是我的全部生命。我只不过是一具躯壳而已，甚至连躯壳都不如，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胃。我完全靠胃计算时间。 我在仓库里干活时经常挨着一个法国女人，但我们从来不讲话——她不懂德语，我不懂法语。 我觉得她像犹太人，虽然有人说她是“雅利安人”，但她还是被迫在这儿服苦役。 有一天，埃戴克又发疯了。我恰好在他面前走过，他像野兽似地扑过来，在我的胸上和头上乱打，把我摔在地板上，再拎起，给以更猛的重击，直到我浑身是血。我咬紧嘴唇，不敢发出痛苦的哀嚎。他一定误以为我在蔑视他，打得越发狠毒。 突然，他住手了，让我回去干活，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又像我们打了一场比赛，打了一个平手。 我蹒跚着步子回到角落，全身疼痛。我感觉到一只冰凉的手在擦我额上的血迹，是那个法国姑娘。她塞给我一片面包，悲惨一笑。她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我知道她想跟我说话，但是，她害怕得不敢说话。她这样呆了片刻，然后脸上光彩一闪，用近于完美的德语说： “咬住嘴唇，小兄弟……别哭。把愤怒和仇恨压在心里，留待以后，迟早会有这么一天。那一天会来的，不是现在。咬紧牙关，等着……” 多年以后，我到了巴黎，坐在地铁里读报。在过道对面有一个靓丽的女人，黑色头发，梦一般的双眸——我见过那双眼睛。 “夫人，您认识我吗？” “不认识，先生。” “1944年，您在波兰，在布纳，对吗？” “是的，但是……” “您在一个仓库里干活，一个堆放很多电器零件的库房……” “对，”她说，表情困惑。她沉默了半天，“等等，我想起来了……” “埃戴克，囚头……那个犹太男孩……还有您温柔的安慰……” 我们一起离开地铁，坐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我们整整一晚都在追忆过去的遭遇。在分手前，我说：“我能提一个问题吗？” “我知道您想问什么：我是犹太人人吗？是的，我是犹太人，来自一个虔诚的犹太家庭。在占领期间，我用了假证件，冒充雅利安人，所以我被分配到劳工队。他们把我送到德国后，我躲过了关进集中营的噩运。在仓库里，谁都不知道我会讲德语，否则就会引起怀疑。因为不小心，我对你讲了几句德语，但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 有一回，我们在德国兵的监视下，给货车装内燃发动机。埃戴克就在边上，他是个自制力很差的人，突然间他又暴跳如雷。这一回，倒霉的是父亲。 “你这个懒骨头！”他咆啸着，“这就是你干的活？” 他用一根铁棍打人。一开始，父亲缩着身子挨打，后来，他像一棵被闪电击中的树，折成两段。 我看着父亲挨打，一动都没动。我一声不吭。实际上，我当时非常想悄悄溜掉，以免挨打。尤其是，我当时很生气，不是生囚头的气，而是生父亲的气。他为什么不躲着埃戴克，为什么要惹他发火？集中营里的生活让我是非倒置…… 有一天，工头佛兰尼克发现我有一颗金牙： “小孩，把金牙套给我吧。” 我说不行，没有金牙套我吃不了东西。 “我可以让他们给你东西吃，小孩……” 我又回答说，体检时我的金牙套被记录在案，要是没了，我们俩人都没好果子吃。 “你要是不肯给我金牙套，会付出更多代价。” 这个快活的、有头脑的年轻人突然变了，他的眸子里闪着贪婪的微光。我告诉他，我得听一听父亲的意见。 “去吧，小孩，去问吧，但明天得回答我。” 我把这事告诉父亲，他犹豫不决，沉默了很久才说： “不，儿子，我们不能这么做。” “他会报复的！” “他不敢，我的儿子。” 不幸的是，佛兰尼克知道怎样处理这种事，他知道我的弱点。父亲从来没在军队里效过力，不会走正步。但在这个地方，每次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大家都得齐步走。佛兰尼克找机会折磨他，天天如此，撒野似地揍他。一二一，打他；一二一，揍他。 我决定教父亲怎样走正步，怎样踏节拍。我们在楼前练习，我发令：“一二一。”父亲迈步。 囚徒们取笑我们：“瞧这个小军官，教一个老头儿走正步……嗨，小将军，老头儿给了你多少面包，让你教他？” 但是，父亲没有长进，他继续挨打。 “怎么！还不明白怎么走正步？你这个老废物！” 两星期过去了，没有用处，我们只好放弃。那天，佛兰尼克发出一阵邪恶的狂笑：“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会赢的，小孩。迟给比不给好。你既然让我等了许久，还得罚你一份面包。我要把你那份面包给我的朋友，一个来自华沙的著名牙医。他会撬掉你的金牙套，那份面包是他的报酬。” “什么？用我的面包换我的金牙套？” 佛兰尼克面带微笑。 “怎么样？让我撕碎你的脸，敲掉你的牙？” 那天晚上，华沙牙医在厕所里，用一只生锈的勺子撬去了我的金牙套。 佛兰尼克又快活了，有时他还多给我一份汤。但好景不长，两星期后，所有波兰人都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我失去了金牙套，什么都没得到。 波兰人离开前几天，我还有一次奇遇。 星期六早晨，我们这队人没活可干了。但是，埃戴克不肯让大家闲呆在营房里，我们不得不去仓库。他这种突发的工作热情让我们颇感诧异。在库房里，埃戴克把我们交给佛兰尼克，他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做什么事都行，不然，我就得教训你……” 然后他就消失了。 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好。大家不想蜷缩在地上，于是在库房里轮流溜达，希望能找到什么东西，或许能找到一片面包，说不定什么人忘了带走。 我到楼房后面时，听见隔壁的小屋里有声音。我走过去瞥了一眼，只见埃戴克和一个年轻的、半裸的波兰姑娘趴在草垫上。 我现在才明白埃戴克为什么不让大家呆在集中营里，他把上百个囚徒打发走就是为了和这个姑娘私通！我觉得太滑稽了，不由得哈哈大笑。 埃戴克跳起来，一转身看见我，那个姑娘企图遮挡自己的乳房。我想跑，但两只脚像钉在地上似的。埃戴克一把掐住我的喉咙。 他口中发出“咝咝”的威胁声： “你小子等着瞧吧……擅离工作岗位是要付出代价的……过一会儿我就叫你付出代价……你现在给我滚回去……” 下工前半小时，囚头把全队的人集合在一起，点名。谁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点名？在这个地方？只有我知道。囚头的话言简意赅： “普通囚徒没有权力管别人的事。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好像不懂这个规矩，因此，我要让他清醒清醒，永远记住。” 我觉得后背浸出一片冷汗。 “A-7713！” 我向前迈了一步。 “木箱！”他命令道。 有人抬来了木箱。 “趴下！脸朝下！” 我服从了。 除了鞭笞，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一……二……！”他数着。 他慢腾腾地数着。第一鞭真让人痛不欲生。我听见他在数： “十……十一……！” 他语气平静，那声音好像穿透一堵厚墙才传到我的耳际。 “二十三……！” 又是两鞭子，我觉得自己半昏迷了。 囚头在等候。 “二十四……二十五……！” 打完了。我失去了知觉，昏死过去。他们泼了冷水，我苏醒过来，依然趴在箱子上。我模模糊糊看见地面是湿的，然后听见一声狂吼。肯定是囚头，我尽量分辩他在喊什么： “起来！” 我肯定动了一下，挣扎着想起来，但跌落在木箱上。我确实想站起来！ “起来！”他的吼声更大。 我想回话，告诉他我动不了，但张不开嘴。 埃戴克命令两个囚徒把我架起来，拖到他跟前。 “看着我的眼睛！” 我看着他，却看不清。我在想父亲，他会比我吃更大的苦头。 “听着，你这个猪猡！”埃戴克冷冰冰喝道，“你的好奇心受到了报应。要是敢把看见的事儿讲出去，你会受到五倍的惩罚！明白吗？” 我点头，一次……十次，没完没了地点头。我的脑袋好像要永远不停地点下去。 星期天，一半人，包括父亲，在干活；另一半，包括我，趁机休息，闲呆着。大约十点钟，警报响了。听到警报声后，楼长让大家呆在楼里，党卫军全都躲进掩体里。借机逃出比较容易——卫兵离开了瞭望塔，铁丝网的电源被切断。党卫军接到命令，只要发现楼外有人，就开枪射击。 集中营很快就像一艘被人遗弃的船。树篱小道上一个人影都没有；厨房旁有两口大锅，锅里是热气腾腾的汤，没人看管。两锅汤呀！两锅汤就在道路中间，冒着香气，没人看守！一顿豪华盛宴就要白白浪费掉！这是天大的诱惑！几百双贪婪的、放光的眼睛盯着它们，就像几百只狼围着两只羊。两只没有牧人照看的羊，任凭别人攫取。但是谁敢？ 恐惧比饥饿更令人害怕。突然，37号楼门开了一道缝，一个人出来了，像蛇一样朝汤锅爬去。 几百双眼睛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几百人与他一起爬行，身体磨擦着石头，随着他的身体一起蠕动。大家的心在颤抖，主要是因为嫉妒。他是惟一有胆量的人。 他接近了第一口锅，大家的心“呯呯”直跳。他成功了！嫉妒吞噬着我们，燃烧着我们。但我们一点儿都不羡慕他。可怜的英雄不惜用性命换一两份汤……在我们看来，他死定了。 他躺在距锅不远的地方，挣扎着挺起身子，想爬到锅边上。可能是由于太虚弱，可能是因为恐惧，他顿了一会儿，毫无疑问，是要聚集力量。他终于成功了，爬到锅边上。刹那间，他好像在汤水中看见自己鬼魅似的影子，发出一声可怕的惨叫，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惨绝人寰的叫声，他张大嘴，一头扎进冒着热气的汤中。枪声响了，我们心头一悸。那人躺在地上，脸上沾满了汤汁，在锅旁扭曲蠕动了片刻，一动都不动了。 这时我们才听到飞机声。几乎是在同时，工棚开始摇晃。 “他们在轰炸布纳工厂。”有人喊道。 我为父亲担心，他正在工厂里干活。但我还是很高兴，眼见着工厂火光冲天——这是报应！我们听说德国军队在几条战线上吃了败仗，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今天才明白，是真的！ 我们不害怕。只要有一颗炸弹掉在楼群里，就会有几百个囚徒丧命。但我们不怕死，尤其不怕这种死。每一颗炸弹都让我们兴奋不已，信心倍增。 空袭长达一个多小时。但愿它能延续十个小时，一百个小时……最后，一切都沉寂下来了。美国飞机的声音随风而去，我们就在自己的公墓里。我们在天际线上看见长长的黑烟，警号再次响起，警报解除了。 大家从楼里出来，呼吸着带有火药味和浓烟的空气，眼睛里闪着希望的光芒。一颗炸弹掉在集中营的正中央，距离集合空场很近，但没有爆炸。我们不得不把它清除掉，抬到集中营外面。 集中营司令官在助手和总囚头的陪同下来巡视。空袭在他脸上留下了惊恐的痕迹。 那个满脸汤汁的躯体躺在集中营中央，他是这场空袭中惟一的遇难者。人们把汤锅抬回厨房。 党卫军又回到瞭望塔和哨位上，站在机关枪后面。一幕插曲结束了。 一小时后，我们看见劳工队一一返回，像往常一样，全都迈着整齐的步伐。我很高兴，因为看见了父亲的身影。 “好几栋楼被夷为平地，”他说，“但万幸没炸到仓库……” 下午，我们满怀喜悦地清理废墟。 一星期后，我们干完活回来时，在营地中央的集合空场上，看见一副绞架立在那儿。 我们知道点完名后才能领汤，但这次点名耗时比以往都长，命令也比往常更严厉。说来奇怪，连空气都在瑟瑟发抖。 “脱帽！”司令官喝道。 上万顶帽子立即摘下来。 “戴帽！” 上万顶帽子闪电似地戴在头上。 集中营的大门洞开。一队党卫军开进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我们团团围住。瞭望塔上的机关枪瞄着集合空场。 “要出麻烦了。”朱利克小声说。 两个党卫军朝单身牢房走去，回来时押着一个死囚。他是一个华沙男孩，后面跟着一个囚徒，那囚徒在集中营呆了三年，又高又壮，与我相比，形同巨人。 华沙男孩背朝绞刑架，面对法官，也就是集中营的头子。男孩面色苍白，但表情严肃毫无惧色，戴着镣铐的双手没有发抖。他用冷静的眼睛扫视着周围的党卫军和成千上万的囚徒。 司令官开始宣布命令，一字一顿： “按照帝国元帅希姆莱的命令……某某号囚徒……在空袭中偷了……依照法律……某某号囚徒……被判处死刑。这是对全体囚徒的警告，他就是全体囚徒的样板。” 人们一动都不动。 我听见自己的心脏“哔哔”跳动。在奥斯维辛和伯肯诺，每天都有几千人死去，送进焚尸炉，我已经麻木了。但是，这个斜倚着绞刑架的孩子还是让我深深悸动。 “这场仪式还不快点儿完？我饿了……”朱利克悄声说。 司令官一摆手，总囚头朝年轻的死刑犯走去。两个囚徒给他当助手，为的是换两碗汤喝。 总囚头想蒙上年轻人的眼睛，但遭到拒绝。 好像过了很长时间，刽子手才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他刚要给助手打手势，撤掉年轻人脚下的椅子，男孩突然喊起来，声音平静而有力： “自由万岁！我诅咒德国人！我诅咒！我——” 执行人干完了活。 命令像一柄利剑凌空劈下： “脱帽！” 上万囚徒向死者致敬。 “戴帽！” 接着，集中营的全体囚徒，按楼号顺序，排队从被绞死的孩子前面走过，看着那双绝命的眼睛和从嘴里伸出的舌头。囚头们强迫大家正视他的脸。 而后，我们才允许回到自己的楼里吃饭。 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汤，味道比以往的都好！ 我见过多次绞刑，但从来没见过一个受害者哭泣。这些饱经摧残的躯壳早就忘记了苦涩的眼泪。 但有一次例外。第五十二劳工队是电缆队，它的二囚头是荷兰人，此人身高马大，超过六英尺，他管着七百多号囚徒。大家像兄弟一样喜欢他，谁都没有挨过打，他也没有羞辱过任何人。 为他“效力”的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孩子，人们叫他“跟班”。他有一张细腻优美的脸蛋——在集中营里，这种脸极为罕见。 在伯肯诺，跟班最遭人恨，他们往往比头领更残忍。我亲眼见过一个跟班，只有十三岁，因为他父亲没整理好床铺而动手打他。老人在无声哭泣，那孩子却在大喊：“你要是再哭，我就不再给你面包。明白吗？”但是，大家都喜欢荷兰人的小跟班。他那张脸就像受苦受难的天使。 一天，布纳的中央发电厂突然断电，盖世太保受命查找原因。最后，他们断定这是一场人为破坏。他们发现了线索，循迹而来，一直查到荷兰二囚头住的那栋楼。经过一番搜查，他们找到了不少武器。 二囚头被当场逮捕。一连几星期，他受到严刑烤打，但盖世太保一无所获。他没有吐露一个名字。后来他被转移到奥斯维辛，我们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了。 但是，他的跟班却留下来，关在单身牢房中。他也受到严刑烤打，但守口如瓶。党卫军宣判他和另外两个成年囚徒死刑，因为盖世太保发现他们有武器。 一天，我们干完活回来，看见有三个绞刑架——像三只乌鸦——耸立在集合空场上。点完名后，党卫军把我们围起来，机关枪冲着我们——这是一种常规仪式。三个囚徒用铁链锁着——小跟班，一个满目忧伤的天使，也在其中。 党卫军好像比以往更紧张、更担心。当着数千人的面绞死一个孩子不是一件小事情。集中营的总头目宣读了命令，所有眼睛都注视着孩子。他面色苍白，但依然镇静。他咬着嘴唇，站在绞架的阴影下面。 这一回，总囚头拒绝担任行刑者，三个党卫军代替了他。 三个死囚一起朝绳索走去，绞索同时套住他们的脖子。 “自由万岁！”两个人高喊。 但那个孩子一声不吭。 “慈悲的上帝在哪里，他在哪里？”我身后有人问。 信号一发出，三把椅子被踢倒。 集中营里一片沉寂。在天际线上，夕阳西下。 “脱帽！”司令官吼道——他的声音在颤抖。至于我们，大家都在哭泣。 “戴帽！” 然后，大家在死者面前列队走过。两个成年人死了，他们的舌头翻了出来，肿胀着，微微发紫。但第三根绳子依然在动，孩子的体重太轻，还在喘气…… 他半死半活，吊了半个多小时，在我们眼前挣扎蠕动，我们被迫走到跟前去看他。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仍然活着，舌头依然是红的，眼睛还没闭上。 我听到身后那个人问： “上帝呀！上帝在哪里？” 在我的心灵深处，一个声音在回答： “上帝在哪里？就在那儿——吊在绞架上……” 那天晚上，汤带有一股死尸的味道。 第三部分 星期天，一半人，包括父亲，在干活；另一半，包括我，趁机休息，闲呆着。 大约十点钟，警报响了。听到警报声后，楼长让大家呆在楼里，党卫军全都躲进掩体里。借机逃出比较容易——卫兵离开了瞭望塔，铁丝网的电源被切断。党卫军接到命令，只要发现楼外有人，就开枪射击。 集中营很快就像一艘被人遗弃的船。树篱小道上一个人影都没有；厨房旁有两口大锅，锅里是热气腾腾的汤，没人看管。两锅汤呀！两锅汤就在道路中间，冒着香气，没人看守！一顿豪华盛宴就要白白浪费掉！这是天大的诱惑！几百双贪婪的、放光的眼睛盯着它们，就像几百只狼围着两只羊。两只没有牧人照看的羊，任凭别人攫取。但是谁敢？ 恐惧比饥饿更令人害怕。突然，37号楼门开了一道缝，一个人出来了，像蛇一样朝汤锅爬去。 几百双眼睛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几百人与他一起爬行，身体磨擦着石头，随着他的身体一起蠕动。大家的心在颤抖，主要是因为嫉妒。他是惟一有胆量的人。 他接近了第一口锅，大家的心“呯呯”直跳。他成功了！嫉妒吞噬着我们，燃烧着我们。但我们一点儿都不羡慕他。可怜的英雄不惜用性命换一两份汤……在我们看来，他死定了。 他躺在距锅不远的地方，挣扎着挺起身子，想爬到锅边上。可能是由于太虚弱，可能是因为恐惧，他顿了一会儿，毫无疑问，是要聚集力量。他终于成功了，爬到锅边上。刹那间，他好像在汤水中看见自己鬼魅似的影子，发出一声可怕的惨叫，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惨绝人寰的叫声，他张大嘴，一头扎进冒着热气的汤中。枪声响了，我们心头一悸。那人躺在地上，脸上沾满了汤汁，在锅旁扭曲蠕动了片刻，一动都不动了。 这时我们才听到飞机声。几乎是在同时，工棚开始摇晃。 “他们在轰炸布纳工厂。”有人喊道。 我为父亲担心，他正在工厂里干活。但我还是很高兴，眼见着工厂火光冲天——这是报应！我们听说德国军队在几条战线上吃了败仗，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今天才明白，是真的！ 我们不害怕。只要有一颗炸弹掉在楼群里，就会有几百个囚徒丧命。但我们不怕死，尤其不怕这种死。每一颗炸弹都让我们兴奋不已，信心倍增。 空袭长达一个多小时。但愿它能延续十个小时，一百个小时……最后，一切都沉寂下来了。美国飞机的声音随风而去，我们就在自己的公墓里。我们在天际线上看见长长的黑烟，警号再次响起，警报解除了。 大家从楼里出来，呼吸着带有火药味和浓烟的空气，眼睛里闪着希望的光芒。一颗炸弹掉在集中营的正中央，距离集合空场很近，但没有爆炸。我们不得不把它清除掉，抬到集中营外面。 集中营司令官在助手和总囚头的陪同下来巡视。空袭在他脸上留下了惊恐的痕迹。 那个满脸汤汁的躯体躺在集中营中央，他是这场空袭中惟一的遇难者。人们把汤锅抬回厨房。 党卫军又回到瞭望塔和哨位上，站在机关枪后面。一幕插曲结束了。 一小时后，我们看见劳工队一一返回，像往常一样，全都迈着整齐的步伐。我很高兴，因为看见了父亲的身影。 “好几栋楼被夷为平地，”他说，“但万幸没炸到仓库……” 下午，我们满怀喜悦地清理废墟。 一星期后，我们干完活回来时，在营地中央的集合空场上，看见一副绞架立在那儿。 我们知道点完名后才能领汤，但这次点名耗时比以往都长，命令也比往常更严厉。说来奇怪，连空气都在瑟瑟发抖。 “脱帽！”司令官喝道。 上万顶帽子立即摘下来。 “戴帽！” 上万顶帽子闪电似地戴在头上。 集中营的大门洞开。一队党卫军开进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我们团团围住。瞭望塔上的机关枪瞄着集合空场。 “要出麻烦了。”朱利克小声说。 两个党卫军朝单身牢房走去，回来时押着一个死囚。他是一个华沙男孩，后面跟着一个囚徒，那囚徒在集中营呆了三年，又高又壮，与我相比，形同巨人。 华沙男孩背朝绞刑架，面对法官，也就是集中营的头子。男孩面色苍白，但表情严肃毫 无惧色，戴着镣铐的双手没有发抖。他用冷静的眼睛扫视着周围的党卫军和成千上万的囚徒。 司令官开始宣布命令，一字一顿： “按照帝国元帅希姆莱的命令……某某号囚徒……在空袭中偷了……依照法律……某某号囚徒……被判处死刑。这是对全体囚徒的警告，他就是全体囚徒的样板。” 人们一动都不动。 我听见自己的心脏“哔哔”跳动。在奥斯维辛和伯肯诺，每天都有几千人死去，送进焚尸炉，我已经麻木了。但是，这个斜倚着绞刑架的孩子还是让我深深悸动。 “这场仪式还不快点儿完？我饿了……”朱利克悄声说。 司令官一摆手，总囚头朝年轻的死刑犯走去。两个囚徒给他当助手，为的是换两碗汤喝。 总囚头想蒙上年轻人的眼睛，但遭到拒绝。 好像过了很长时间，刽子手才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他刚要给助手打手势，撤掉年轻人脚下的椅子，男孩突然喊起来，声音平静而有力： “自由万岁！我诅咒德国人！我诅咒！我——” 执行人干完了活。 命令像一柄利剑凌空劈下： “脱帽！” 上万囚徒向死者致敬。 “戴帽！” 接着，集中营的全体囚徒，按楼号顺序，排队从被绞死的孩子前面走过，看着那双绝命的眼睛和从嘴里伸出的舌头。囚头们强迫大家正视他的脸。 而后，我们才允许回到自己的楼里吃饭。 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汤，味道比以往的都好！ 我见过多次绞刑，但从来没见过一个受害者哭泣。这些饱经摧残的躯壳早就忘记了苦涩的眼泪。 但有一次例外。第五十二劳工队是电缆队，它的二囚头是荷兰人，此人身高马大，超过六英尺，他管着七百多号囚徒。大家像兄弟一样喜欢他，谁都没有挨过打，他也没有羞辱过任何人。 为他“效力”的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孩子，人们叫他“跟班”。他有一张细腻优美的脸蛋——在集中营里，这种脸极为罕见。 在伯肯诺，跟班最遭人恨，他们往往比头领更残忍。我亲眼见过一个跟班，只有十三岁，因为他父亲没整理好床铺而动手打他。老人在无声哭泣，那孩子却在大喊：“你要是再哭，我就不再给你面包。明白吗？”但是，大家都喜欢荷兰人的小跟班。他那张脸就像受苦受难的天使。 一天，布纳的中央发电厂突然断电，盖世太保受命查找原因。最后，他们断定这是一场人为破坏。他们发现了线索，循迹而来，一直查到荷兰二囚头住的那栋楼。经过一番搜查，他们找到了不少武器。 二囚头被当场逮捕。一连几星期，他受到严刑烤打，但盖世太保一无所获。他没有吐露一个名字。后来他被转移到奥斯维辛，我们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了。 但是，他的跟班却留下来，关在单身牢房中。他也受到严刑烤打，但守口如瓶。党卫军宣判他和另外两个成年囚徒死刑，因为盖世太保发现他们有武器。 一天，我们干完活回来，看见有三个绞刑架——像三只乌鸦——耸立在集合空场上。点完名后，党卫军把我们围起来，机关枪冲着我们——这是一种常规仪式。三个囚徒用铁链锁着——小跟班，一个满目忧伤的天使，也在其中。 党卫军好像比以往更紧张、更担心。当着数千人的面绞死一个孩子不是一件小事情。集中营的总头目宣读了命令，所有眼睛都注视着孩子。他面色苍白，但依然镇静。他咬着嘴唇，站在绞架的阴影下面。 这一回，总囚头拒绝担任行刑者，三个党卫军代替了他。 三个死囚一起朝绳索走去，绞索同时套住他们的脖子。 “自由万岁！”两个人高喊。 但那个孩子一声不吭。 “慈悲的上帝在哪里，他在哪里？”我身后有人问。 信号一发出，三把椅子被踢倒。 集中营里一片沉寂。在天际线上，夕阳西下。 “脱帽！”司令官吼道——他的声音在颤抖。至于我们，大家都在哭泣。 “戴帽！” 然后，大家在死者面前列队走过。两个成年人死了，他们的舌头翻了出来，肿胀着，微微发紫。但第三根绳子依然在动，孩子的体重太轻，还在喘气…… 他半死半活，吊了半个多小时，在我们眼前挣扎蠕动，我们被迫走到跟前去看他。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仍然活着，舌头依然是红的，眼睛还没闭上。 我听到身后那个人问： “上帝呀！上帝在哪里？” 在我的心灵深处，一个声音在回答： “上帝在哪里？就在那儿——吊在绞架上……” 那天晚上，汤带有一股死尸的味道。 除夕夜的大挑 夏天就要结束了。按照犹太年历，一年又要过去了。这一年真倒霉，在岁首节的除夕日，整个集中营的人都惴惴不安，神情紧张。今天毕竟不同于其他日子，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最后”这个字眼有一种怪异的意味，难道它真是最后一天吗？ 人们领了晚餐，很稠的汤，但没人碰它，我们得先做祈祷。集合空场被铁丝网围了起来，数千犹太人聚在那里，面带悲色，默不作声。 夜晚迅速来临，聚汇到这儿的囚徒也越来越多，来自每一栋楼房。他们可以突然战胜时间与空间，让时间和空间服从自己的意愿。 你是谁，我的上帝？我怒火中烧。这些饱受苦难的人聚在一起，众口同声表述他们的愤怒与蔑视，表达他们的信念，可你配得上吗？你是宇宙的主宰，但面对胆怯的人、贱如泥土的人、苦难深重的人，你的光辉有什么意义？你为什么不断折磨这些可怜的人？折磨他们伤痕累累的心灵和痛苦的躯体？ 大约有一万人前来参加这场庄重的仪式，包括楼长和囚头，还有为死神效力的大大小小的头目们。 “感谢万能的主……” 主持仪式的是一个囚徒，他的声音很低，只能勉强听到。一开始，我以为是一阵风。 “祝福上帝的名字……” 数千张嘴重复着祝辞，人们弯腰弓背，像被暴风雨打弯的树。 祝福上帝的名字？ 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祝福他？我身上的每根纤维都要造反。因为他让数千孩子在他创造的巨大坟场里烧成灰烬？因为他让六座焚尸炉没日没夜地燃烧，包括安息日和神圣日？因为他法力无边，创造了奥斯维辛、伯肯诺、布纳以及大量死亡工厂？我怎能对你说，感谢你，万能的主，宇宙的主宰，你在所有民族中挑中了我们，没日没夜地折磨我们，让我们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在焚尸炉里了却一生？我们赞美你的名字，因为你选中我们任人宰割，做了你祭台上的牺牲？ 在全体“教民”的哭泣声、哽咽声和叹息声中，我听见主持仪式的囚徒提高了声音，虽有力量，却不连贯： “大地和宇宙都属于上帝！” 他时断时续，好像没有力量揭示出蕴藏在经文里的意义，话音哽咽在喉头。 我，一个先前的神秘主义者，此时却在思考。是的，人比上帝强大。当亚当与夏娃接受了你，你却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当诺亚诺亚是《圣经》中的人物，大洪水后，他成为人类的新始祖。那代人不能讨你欢心，你就用大洪水毁灭他们。当索多玛索多玛是《圣经》中的古城，因其居民罪恶深重被上帝焚毁。失宠于你，你就从苍穹上降下天火和诅咒。但是，瞧一眼被你出卖的芸芸众生吧，你听凭他们受折磨、遭杀戮、被毒死、任人焚烧！而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你面前祈祷！他们在赞美你的名字！ “万物见证了上帝的伟大！” 从前，岁首节一直主导着我的生活。我知道，我的罪过让万能的主伤心，我乞求他的宽恕。那时候，我诚心诚意地相信，拯救世界与我的每一个行为、每一次祈祷都息息相关。 但现在，我一无所求，我也不再自悲自戚。恰恰相反，我觉得自己强大有力，我是控诉 者，应当遭到谴责的是上帝。我举目四望，孑然一身，在没有上帝、没有人类、没有爱、没有怜悯的世界里，我陷入到可怕的孤独中。现在，我只是一堆残灰而已，但我觉得我比万能的主强大，而长期以来，我一直把自己的生命维系在他的身上。在虔诚祈祷的芸芸众生中，我觉得自己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一个陌生人。 仪式以哀悼祈祷辞告终。人人都在为父母、孩子和自己背诵哀悼祈祷辞。 我们在空场上站了很久，无法从超越现实的时空中脱身。该就寝了，囚徒们慢腾腾地回到楼中。我听见他们相互祝福“新年快乐”。 我跑去找父亲。但此时此刻，我害怕祝他新年快乐，因为我不再相信什么新年。他斜倚在墙上，缩肩弓背，就像全身都受到重压。我走过去，握住他的手亲吻。我觉得他的手上有一滴眼泪。谁的眼泪？我的还是他的？我什么都没说，他也什么都没说。但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从来没像这样心心相印过。 铃声把我们带回现实——我们必须上床了。我们从遥不可及的遐想中回到现实，我看着父亲的脸，想在他皱缩的脸上看到一丝微笑或类似的表情，但什么都没有，一点儿表情都没有，全是沮丧。 赎罪节，也叫赎罪日。要斋戒吗？人们为这个问题激烈争论。斋戒肯定意味着加速死亡。在这种地方，我们天天都在斋戒。赎罪节意味着一年的轮回。但有人说，正是因为斋戒非常危险，所以才更应斋戒，我们必须向上帝表明，即使在这儿，严锁在地狱里，我们依然在为他唱赞歌。 我没有斋戒。首先，父亲不允许我这样做。此外，我也没有道理斋戒。我不能容忍上帝的沉默。我咽下那份汤本身就意味着背叛——那是对上帝的抗议。 我把面包屑吃得一干二净。 但身体更深处，我分明感觉到，有个更大的空洞正张开了它的嘴。 党卫军送给大家一份漂亮的新年礼物。 我们干完活返回集中营，经过大门口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点名的时间比往常短；吃晚饭时，汤分得很快，大家好像也都很焦急，三口五口就喝得一干二净。 我和父亲不住在同一栋楼里。他们又把我调到另一个劳工队——建筑队。在这个队里，我每天得干十二小时活，搬运沉重的石块。这栋楼的头儿是一个德国籍犹太人，个子很矮，目光锐利。那天晚上他宣布，从今以后，喝完汤后，谁都不许离开楼房。一个可怕的字眼很快传开——大挑。 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个党卫军要来检查了。他要是发现某人体质太弱，就会记下他的号码，把他送到焚尸炉里去。 喝完汤后，我们聚在铺位间。老资格的囚徒们说：“你们来得晚，所以很走运。与两年前相比，今天的集中营算是天堂了。两年前，布纳是个不折不扣的地狱，没有水、没有毯子，汤和面包比现在还少。夜晚，我们基本上光着身子睡觉，气温不到三十度。每天我们都能收集好几百具尸体。工作又苦又累。今天，这儿算得上小天堂了。那时候，囚头们每天回来都会宣布命令：处死某某号囚徒。每星期一次大挑，无情的大挑……是的，你们很幸运。” “行了！别说了！”我求他们，“明天再讲你的故事吧，要么换个日子。” 他们哄堂大笑，这些老囚徒们都是见过世面的。 “你吓着了吧？我们全都吓得要命。那时候，哪有不害怕的？” 年岁大的人呆在角落里，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就像被捕获的野兽。又有人在祈祷了。 一小时过去了。我们知道就要颁布命令了：不是死刑，就是死缓。 父亲呢？我首先想到了他。他能躲过大挑吗？他岁数很大了…… 从1933年起，我们的楼长就一直呆在集中营里。他饱经沧桑，目睹了所有屠宰场，去过所有的死亡工厂。大约九点钟，他回来了，站在人群中央： “Ac; 房间里立即鸦雀无声。 “仔细听我说，”他的声音第一次打了个颤，“过一会儿，大挑就要开始了。你们必须脱光衣服，然后，一个接一个从党卫军医生面前走过。我希望大家都能通过，但是，你们必须想法子给自己增加机会。进旁边那间屋子前，要尽量活动四肢，让身体有点血色。不要慢走，要跑，就像有魔鬼追你似地跑！不要看党卫军。使劲跑，一直朝前跑！” 他顿了片刻，补充道： “最重要的是，别害怕！” 我们都愿意听从这样的忠告。 我脱去衣服，扔到床上。今天晚上，没人会偷衣服。 台比和约西与我同时调到建筑队来，他们走过来对我说：“咱们呆在一起，这样才能更坚强。” 约西口中呢喃，他可能在祈祷。我从不怀疑约西是个虔诚的教徒。事实上，我的信念恰好相反。台比一声不吭，面色苍白。楼里的所有囚徒都赤身裸体站在上下床的空档中间。在接受最终审判这是一个比喻，按照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说法，人在临死前会受到上帝的“最终审判”，上帝将决定他的灵魂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时，人们一定都是这副模样。 “他们来了。” 三个党卫军军官簇拥着臭名昭著的蒙格尔博士。在伯肯诺，他曾经接待过我们。楼长强装笑脸，他问大家：“准备好了吗？” 是的，我们准备好了，党卫军的医生们也准备好了。蒙格尔博士拿着一份名单，上面有我们的号码。他对楼长点了点头：可以开始了。就像要做一场游戏。 最先接受检查的是楼里的“贵族”：队长、囚头和工头们。他们的体质都很好！然后才轮到普通囚徒。蒙格尔博士从头到脚打量着他们，不时记下一个号码。我只有一个念头，千万别记下我的号码，千万不要露出我的左胳膊。 我前面只剩台比和约西了，他们通过了。我趁机瞟了一眼，蒙格尔博士没有记下他们的号码。有人在推我——轮到我了。我头也不回朝前跑去！我的脑袋天旋地转：你瘦骨零丁……你体质虚弱……你形销骨立，最适合进焚尸炉……这次奔跑好像没完没了，我觉得跑了好几年……你太瘦了……你太虚弱……终于跑到头了，我筋疲力尽。喘了半天气后，我问约西和台比： “他们把我记下来了吗？” “没有，”约西微笑着，补充道，“他们怎能记下你？你跑得太快了。” 我大笑起来。我很高兴，真想亲他一口。此时此刻，一切都无足轻重了，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记下我的号码！ 记下号码的人站到一边，世界抛弃了他们。有人在无声地抽泣着。 党卫军军官们走了。楼长出来了，他那疲倦的表情反映了大家的情绪。 “表现不错！别担心，谁都不会出事的，任何人都不会……” 他强作笑颜。一个瘦骨零丁的犹太人可怜巴巴，话音打颤：“但是……先生，他们把我记下来了。” 楼长一听就火了。什么，居然有人不相信他的话！ “怎么回事！你大概以为我在撒谎？我告诉你，再告诉你一次：你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你是个傻瓜，沉湎在绝望中不能自拔！” 铃声响了，它意味着整个集中营的大挑都结束了。 我拼全力朝36号楼跑去，半路上遇到父亲。他朝我走来：“怎么样？通过了吗？” “过了！你呢？” “也过了。” 我们俩大大松了一口气。父亲给我带来一件礼物：半份涂了黄油的面包，他在仓库里找到一块橡胶皮，可以修鞋，面包是用橡胶皮换的。 铃声又响了。该分手了，是上床睡觉的时候了。铃声统治一切，铃声就是命令，我只能无条件服从。我憎恨铃声！每当我在梦中看见一个较好的世界时，就会想到一个没有铃声的宇宙。 几天过去了，我们已不再回想大挑，我们像往常一样，往货车上装载沉重的石头。惟一的变化是，每天配给的食物越来越少。 像往常一样，我们日出而作。我们领了苦咖啡和一份面包，像往常一样准备去上工。楼长跑过来：“大家安静一会儿，我这儿有一个编号名单要读给你们。凡是读到编号的，今天早晨不必上班了，留在集中营。” 他语气平和，读了十个号码。我们明白，这些就是“大挑”时选中的号码。蒙格尔博士没有忘记它们。 楼长转身要回自己的房间。十个囚徒围着他，扯住他的衣服。 “救救我们！你答应过……我们要到仓库去，我们很健康，能干活，我们是好工人。我们行……我们一定要……” 他想叫他们安静，让他们别担心自己的命运，还解释说留在集中营里没有别的意思，留下来并不意味着悲剧：“我毕竟天天呆在这儿……” 他明白，所有争论都没有价值。他不再说话，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 铃声响了。 “站队！” 现在，工作是否繁重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才能远离楼房，远离死亡的折磨，远离地狱的中心。 我看见父亲朝我跑来，突然感到一阵惊惶。 “出事了？” 他上气不接下气，几乎无张不开嘴。 “我，还有我……他们让我也留在集中营。” 他们记下了他的号码，他却没发现。 “咱们怎么办？”我焦切地问道。 但是，他反倒来安慰我： “还好没有最后确定下来，还有机会。今天，他们还要再挑一次……然后才做决定……” 我什么都没说。 他觉得时间不多了，讲话的速度极快，好像有很多事要告诉我。他词不达意，声音哽咽。他知道我很快就得走，他将孑然一身，独自留下…… “给你，拿着这把餐刀，”他说，“我不需要它了，它对你有用。还有这把勺子，千万别卖了。快，走吧，拿着！” 这就是父亲的遗产…… “别这么说，爸爸。”我差一点儿哭出声来，“我不要您这样说！您把餐刀和勺子留下，您和我都需要它们。晚上咱们会再见的，下班后。” 他看着我，满眼疲色，目光绝望。但依然坚持道：“我要求这样做……接着！按我说的做，儿子！时间不多了，听爸爸的话……” 囚头发出齐步走的命令。 劳工队朝集中营大门走去。一二一！我咬着嘴唇。父亲留在集中营里，斜靠着墙。而后，他开始跑，想追上我们。他可能有什么事忘了告诉我……但是，队伍走得太快了。一二一！ 我们到了大门口，点数，耳边响起军乐的嘈杂声。然后，我们出了大门。 整整一天我像梦游人似地步履沉重，台比和约西不时提醒我，想方设法安慰我。那天，囚头给我派的活比较轻松。我心里难受，他们待我很好，仿佛我已经是个孤儿。我觉得，即使到了现在，父亲仍然在帮助我。 我不知道这一天过得快点好还是慢点好，我害怕到晚上时只剩自己一个人形影相吊，我恨不能现在就死掉！ 终于踏上了回去的路程，我真希望他们下一道跑步的命令。进行曲，大门，集中营。我立刻朝36号楼跑去。 地球上还有奇迹吗？他居然活着，安然通过了第二次大挑。他还有油水可榨……我把餐刀和勺子还给了他。 阿吉巴·杜马离开了我们，他成了大挑的牺牲品。最近一些日子，他一直在我们中间游荡，目光游移，逢人就讲他多么虚弱：“我坚持不住了……完了……”我们给他鼓气，但他听不进去，只是反复说，对他来说，一切都完了。他没法再战斗，没有力气，没有信心。他的双眸常常茫然一片，只剩下两个窟窿，就像两口可怕的井。 在大挑那几天，他不是惟一丧失信心的人。我认识一个拉比，来自波兰的一座小城。他上了年纪，曲背驼腰，嘴唇经常颤抖。他总是祈祷，在楼里，在干活时，在队列里。他整页整页地背诵《塔木德经》，没完没了地提问，自问自答，自论自辩。 有一天他对我说： “完了！上帝离开我们了。” 他好像后悔讲了这样冷漠、这样干涩的话，结结巴巴补充道：“我知道，谁都没有权力说这样的话。我心里清楚，人很渺小，无足轻重，无法理解上帝的奥秘。但像我这样的人能做什么呢？我既不是智者，也不是明察秋毫的法官，更不是圣人，只是血肉和骨头构成的简单生命。我的灵魂和肉体都在遭受地狱之苦。我有眼睛，亲眼目睹了这里发生的事情。上帝的怜悯之心何在？上帝何在？我怎能相信上帝的悲怜之心，谁能相信呢？” 可怜的阿吉巴·杜马，只要他依然坚信上帝，只要他把这场大苦大难看作一场神圣的考验，就不会被大挑席卷而去。但是，信念刚刚出现裂缝，他就失去了全部的战斗勇气，打开了死亡之门。 在大挑时，他注定在劫难逃，他主动把脖子伸给了行刑者。他只求我们：“三天内我就会离去……为我念哀悼祈祷辞吧。” 我们答应了：三天内，只要看见烟囱里冒出黑烟，我们就会想起他。我们会找十个人举行一场专门的仪式，所有朋友都会为他念祈祷文。 后来，他走了，朝医院走去。他几乎迈着坚定的步伐，头也不回地走了。一辆救护车停在那儿等着，准备送他去伯肯诺。 接下来的几天非常可怕。我们挨了很多打，但食物很少，工作能把人累死。他离去三天后，我们忘了为他念诵祈祷文。 冬天来了。白天很短，夜晚则叫人难以忍受。深更半夜，刺骨的寒风像鞭子似地抽在我们身上。我们发了冬装：带条纹的衬衫，只是稍厚一点而已。老资格的囚徒门趁机自嘲道：“现在你们才真正尝到集中营的滋味。” 我们照样出去干活，全身都冻僵了。石头冰凉，摸一下都扎手，浸透骨髓似的。但我们很快就习惯了。 圣诞节和新年期间，我们不出去干活，汤也不像往常那么清透。一月中旬，我的右脚因为寒冷而肿胀。我不能用右脚站立，只好去诊疗所。医生是一个犹太名医，和我们一样，也是囚徒，他直截了当地说：“必须做手术！要是熬下去，就得切去脚趾，甚至截掉整条腿。” 我竟然得做这种手术！但我别无选择。医生决定做手术，容不得讨价还价。其实，我倒是满高兴，因为决定是他做出的。 他们让我躺在一条铺着白被单的床上。我忘了人们睡觉时盖的就是这种被单。 其实，诊疗所里日子不算赖：我们可以吃到好面包，喝到浓汤，没有铃声，不点名，不干活。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能给父亲送去一块面包。 我旁边躺着一个匈牙利籍犹太人，他得了痢疾，瘦得皮包骨头，长着一双死人眼。我只能勉强听到他的话音，那声音表明他还活着。他怎么还有力气说话？ “别高兴得太早，孩子。这里也有大挑，比外面还频繁，德国人不需要病怏怏的犹太人。德国人不需要我，下一批人来后，你会有新邻居。因此，听我说，下次大挑前，一定要离开诊疗所！” 这些话就像出自坟墓，出自一个没有面孔的鬼影，我不由得毛骨悚然。诊疗所的确很小，要是再来病人，就得腾地方。 但是，这个没有面孔的邻居可能害怕别人把他挤走，他也许想把我打发走，腾出床位来，让他有活下去的机会……也许，他只不过想吓唬我。但是，要是他讲的是实话呢？我决定等着瞧。 医生走过来告诉我明天做手术。 “别害怕，”他说，“一切都会好的。” 上午十点钟，我被送进手术室。医生在场，我放心了，我觉得，只要他在场，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他的每句话都有疗效，每个眼神都能给人希望。“稍微有点儿疼，”他说，“但很快就会过去，勇敢点儿。” 手术进行了一个小时，他们没有让我睡着，我的目光也一直没有离开医生。但后来，我感到昏昏欲睡…… 我醒过来，睁开眼时，首先看见一块巨大的白布，那是我的被单，然后才看见医生的脸，俯在我上方。 “一切都很顺利。你很有勇气，我的孩子。下一步，你将在这里呆两星期，好好休息一下，就这样。你会吃得好一些，身体和精神都会得到放松……” 他嘴唇怎么动，我就怎么做。我几乎不明白他对我讲的话，但他的声音很有感染力，使我大为放心。我突然冒出一身冷汗，我觉得腿没了，他们截去了我的腿？ “医生，”我结结巴巴问道，“医生？” “什么事，孩子？” 我没有勇气问他。 “医生，我渴……” 他给我端来了水……他在微笑，准备出去，看其他病人。 “医生？” “嗯？” “我的腿还能用吗？” 他笑着站住。我感到一阵恐惧。他说：“听我说，孩子。你相信我吗？” “非常相信，医生。” “那么，请听好：两星期内你就会康复，你会像别人一样走路。你的脚心上全是脓，我只好把囊肿全都切开。你的腿没有截去，两周后你就会看到，你能像别人一样随意走动。” 我只好耐心等两个星期。 但是，手术两天后，集中营里到处都是流言飞语，前线突然推到距我们很近的地方。红军正在向布纳快速挺进，只要几小时就能抵达这里。 我们对这种流言飞语习以为常了。人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散布虚假的预测：世界——和平，红十字——协会——谈判——解放——我们，或者其他寓言……我们经常信以为真……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 但这一次，传言似乎不再是空穴来风，一连几个夜晚，我们能听见远处有大炮的轰鸣声。那个没有面孔的邻居说：“别抱幻想。希特勒讲得很清楚，时钟敲响十二点前，他要把所有犹太人斩尽杀绝。” 我叫了起来：“你管他说什么呢！难道你想让我们把他当成预言家吗？” 他那冰冷的眼神注视着我，最后，他用疲倦的口气说：“我相信希特勒，胜过相信任何人，只有他才说话算话。他对犹太人的所有承诺都会一一兑现。” 那天下午四点，与往常一样，铃声一响，所有楼长都去做日常汇报。 他们回来时全都气急败坏，连张嘴说话都困难。他们口中只吐出一个词——撤退。集中营得清空，我们都得撤到后方去。去哪儿？撤到德国内地，撤到别的集中营。德国不缺集中营。 “什么时候？” “明天夜里。” “俄国人很可能在撤退前就到达……” “有可能。” 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集中营成了乱哄哄的蜂巢，人们大呼小叫，到处乱跑。楼里的囚徒们都在为上路做准备，我忘了自己是个瘸子。一个医生进来宣布：“明天晚上，天黑后，集中营就开拔，一栋楼接一栋楼地走，病号留在诊疗所，不撤！” 这个消息让我们莫名其妙，难道党卫军会把几百个囚徒留在诊疗所里，让红军解放他们？难道他们想让犹太人听到十二点的钟声？当然不会。 “所有病号都会被当场处决，”那个没有面孔的人说，“来一次最后的大扫荡，扔到焚尸炉里。” “肯定，他们会在集中营里埋地雷，”另一个人说，“一撤完就炸掉。” 至于我，我想到的不是死亡，而是不能与父亲分离。我们一起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不能在这种时候分开。 我跑出去找他。积雪很深，楼房的窗子上全都蒙着一层霜。我手里拎着一只鞋，因为右脚穿不上鞋。我在跑，既没觉得疼，也没觉得冷。 “咱们怎么办？” 父亲没回答。 “咱们怎么办？” 他在沉思。我们可以选择，仅此一次。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两个人都留下，留在诊疗所里。感谢医生，有他帮忙，父亲就能以病人或医疗人员的身份进入诊疗所。我决定，不论父亲去哪儿，我都陪着他。 “嗯，爸爸，怎么办？” 他沉默不语。 “咱们与别人一起撤走？”我说。 他看着我的脚，没有回答。 “你觉得怎样，能走路吗？” “我想，能走。” “但愿不要后悔，埃利扎。” 战争结束后，我才听说，留在诊疗所里的人交了好运，我们撤走两天后，他们被俄国人解放了。 我没有返回诊疗所，直接跑回我住的那栋楼。脚上的伤口再次裂开，血不停地流，把脚下的雪染红了。 楼长发了双份面包和麦淇淋，以备路上吃。我们可以从库房拿衣服，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天气很冷，我们上床了。这是我在布纳度过的最后一夜，又一个最后一夜：在家里的最后一夜，在犹太区的最后一夜，在牲口车里的最后一夜，在布纳的最后一夜。从这个“最后一夜”到下一个“最后一夜”，我们的生命还能延续多久？ 我睡不着。透过结满冰凌的窗子，我们可以看见一闪一闪的红色火光，大炮的轰鸣声划破了沉静的夜空。俄国人离我们太近了！他们与我们的距离只有一夜——最后一夜。人们趴在床上交头接耳，只要运气稍好一点儿，俄国人就会在我们撤退前赶到这儿。人们依然抱有希望。 有人喊道：“睡吧！留点儿力气准备上路。” 我想起母亲在犹太区的最后一次劝告，但我睡不着，我的脚像被火灼烧似地疼痛。 第二天早晨，集中营模样大变。囚徒们的穿戴五花八门，怪里怪气，就像在上演一场假面剧。为了御寒，人人都穿了好几套衣服，一件套一件。可怜的小丑们全都横了过来，身高不如体宽，与其说是活人不如说是死人，这群可怜的人，骷髅似的脑袋从一层层囚服里探出来，可怜的小丑！ 我想找一双大鞋，但没找到。我把毯子撕开，裹住右脚。然后我在集中营里到处转，想多找一点儿面包和土豆。有人说我们要去捷克斯洛伐克，不对，去格罗斯—罗森，不对，去格雷维兹，不对，去…… 下午两点，天上飘起鹅毛大雪。 时间过得飞快，黄昏时天色暗下来，阳光遁入灰色的雾霭中。 楼长突然想起我们还没有打扫楼房，他命令四个囚徒擦地板……在撤退前一小时！为什么？为谁擦？ “为解放大军，”他说，“要让他们知道，这里住的是人，不是猪。” 我们是人吗？但大家还是把楼房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 六点钟，铃声响了。这是死亡的铃声，送葬的铃声。队伍就要开拔了。 “排队！快！” 我们很快排好了队。一栋楼的囚徒排成一队，一队挨一队。天黑了，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探照灯亮起来，黑暗中出现了几百个党卫军，牵着警犬。雪还在下。 集中营的大门开了，看来，大门外等待我们的是更黑的夜。 前几栋楼的队伍开始齐步走，我们等候着，五十六栋楼全都撤离后才能轮到我们。天气很冷，我兜里有两块面包。真想吃！但我知道不能吃，现在不是时候。 轮到我们了。53号楼……55号楼…… “57栋，齐步走！” 雪仍然不停地下。 第四部分 /bdo>-藏-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