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爱》 平凡的爱最真挚 ——谈的主题思想 周汶 谈到爱情，不禁想起雅典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曾描述过的“球状原人”。据说，最初的人类每个个体都是球状的，长有四手四脚，脖子上顶着一个可以反向转动的头，头上长着两副完全一样的面孔。由于他们过于强壮，又自高自大，经常攻击诸神，宙斯便把他们劈为两半。球状原人里不存在爱，但被劈为两半后，爱也就出现了：每一半都想念被分开的另一半。因此，每个人仅仅是他自己的一半，每个人都在永远寻找着能够使他重新完整的相反的那一半。这个神话深刻形象地揭示了人类爱的本性。那么人将如何寻觅自己的另一半呢？怎样才算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呢？这无疑是古今中外文学艺术作品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美国著名爱情小说家埃里奇·西格尔最近推出的正是又一部感人至深又发人深思的爱情力作。 60年代末，西格尔曾以一本打动了全世界的读者，奥利佛和詹妮的爱情故事一时家喻户晓。小说的畅销势头经久不衰，10年间光在美国就销售近千万册。时隔30年之后，西格尔对爱情这个主题又有什么新的发掘呢？乍看这两部爱情小说有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爱情故事，都是爱情与金钱之间的较量，而且女主人公最后都罹患绝症不治身亡。然而，这些表面的相似之中却隐伏着截然的不同：中背叛了金钱世界的奥利佛始终未向财富低头，而中的西尔维亚却最终回到了她曾鄙视的上流社会；中詹妮的病逝对奥利佛来说不啻是世界末日的来临，而中西尔维亚的死对其恋人马修来说却是一种解脱。当年曾为奥利佛和詹妮那至死不渝、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暗自潸然泪下的读者，可能会对作者在中的创作意图产生种种疑惑。是否人过中年的西格尔已经看破红尘，不再相信和歌颂爱情的伟大和崇高？事实并非如此。描述的是一位正直勇敢、充满爱心、事业心强又颇有音乐天才的年轻人20年寻觅爱情真谛的情感历程。马修与西尔维亚情真意切，不容置疑；西尔维亚的不告而别使他痛不欲生，虽经20年光阴消磨终不能释怀。然而，最后马修的情感天平却明显地偏向了妻子埃维。这种看似有悼常情的选择所带给我们的启示，正是作者的创作意图所在及其匠心独运之处。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任何人在其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需要得到感情的慰藉和滋补。当然，在极端情况下所出现的感情空白在一定时间内尚可忍受，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感情缺失势必会在将来的生活中寻求补偿。在情感荒原中度过童年的马修兄弟俩自小未能品尝到点滴亲情的欢乐和甜美。弟弟补偿感情的方法是成年后尽快结婚，而小马修用以逃避生活烦恼的途径便是练习钢琴，因为“钢琴是我统治下的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在那里我是个至高无上的、孤独的君主，它是无法形容的——几乎是肉体上的——快乐的源泉”。音乐为他提供了一个避风港，一个超然于尘世喧嚣的完美却又虚幻的生存空间。在音乐王国里，一切都可以是纯粹精神的，因为音乐本身已经能够带来“几乎是肉体上的”愉悦。所以，沉迷其间的大学生马修和埃维，虽日日厮守、夜夜相伴，以钢琴和大提琴奏出美妙和谐的音乐，以音乐传递心灵与心灵之间的交流，却始终保持至纯至真的友谊关系。当然，此时的马修可能情窦未开，不知受为何物，因而对悄然而至的爱情视而不见。更有可能的是，年轻的马修尚不能领悟爱情的易变性、易逝性，不知稍有迟疑便机会不再，只能在失去之后才倍觉其珍贵。但是最有可能的是，习惯于在虚幻的音乐王国里自封为“至高无上的、孤独的君主”的他，心里一直涌动着的是对某种异乎寻常、超凡脱俗、惊天动地的伟大爱情的渴望，而他与埃维的关系似乎太平常自然，不能较大地满足他的那种渴望。 与西尔维亚的相遇、相恋正好满足了马修的这种渴望。从第一次见面开始，马修对西尔维亚的印象便是理想化的。这个浪漫国度意大利的首富之女对平民出身的马修来说简直是来自天界的一位仙女，“米兰的维纳斯”，一位“完美小姐”。她的完美甚至都无法用言辞来描绘，因为她是“一首没有字的诗”。如果说“爱是对难以得到的理想客体的富于想像力的探索”（乔治·桑塔亚那语），那么当这个“理想客体”活生生地出现在面前时，马修萌生爱意似乎理所当然。同时，如果暂时撇开两人爱情之外的因素，马修与西尔维亚的爱情基础不可谓不坚实。马修对西尔维亚的爱，不仅仅是由于她的“一切都是优美的”，也不仅仅是由于她身后的巨大财富所能带给人们的想像，而是由于这两者在她身上的完美结合，更由于她“出污泥而不染”，为富却仁爱——参加国际医疗队这一行为本身对这位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而言便是多么地难能可贵！这种可贵的仁爱品质也同样闪现在信奉利他主义的马修身上，因为极富音乐天才的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成功的音乐家，但他立志要过一种帮助他人、回报社会的生活，救死扶伤的医生职业便成了他的选择。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他们还有共同的音乐爱好和相似的早年经历。在互诉衷肠之后，两颗受伤的心贴近了，它们都渴盼着向对方靠拢，以求得伤口的弥合，以获得感情的补偿。在非洲丛林艰苦工作的考验中两人相恋同居乃至论及婚嫁，似乎都是其感情发展顺理成章之事。 但是，人又是社会性的动物。正如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爱情造成的不是孤立于外界的、绝对独立的双双对对”。不容忍视的是，马修与西尔维亚的交往过程始终弥漫着浪漫、虚幻、非现实的氛围：巴黎街头漫步、剧院包厢看戏、非洲丛林行医、简陋木屋欢爱，甚至遭遇武装拦截，这些都不是平常之人所经历的平常之事。这些自然大大满足了马修那颗充满艺术想像、渴求浪漫经历的心灵，然而，一联系实际，一考虑到西尔维亚的家庭背景，马修对他们之间能否产生某种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持久性便产生怀疑。相识之初，马修对自己是否应向西尔维亚表达爱意一直迟疑不决、顾虑重重。而即使在他俩的关系最炽烈的时候，他们也都预感到这种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的短暂和别离的不可避免。马修越来越明显地感到，他和西尔维亚就像是“被残酷的命运作弄的玩偶，把我们带到一起只是为了拆散我们造成我们更大的痛苦”。当然，他们并不甘心命运的摆布，试图通过造成既成事实来做出对抗。于是，他们决定尽快结婚，并决心在非洲这个远离尘嚣的人间乐园里一直生活下去，从而远离和逃避那个他们无法共同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但是不难看出，他们的这种决心终究是苍白无力的。首先，西尔维亚的父亲显然不会对此置之不理。事实是，他们的关系自始至终一直笼罩在西尔维亚父亲那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财富那无形的阴影之中，无论在巴黎还是在看似与世隔绝的非洲。其次，荒蛮的丛林生活和超高强度的非洲行医在有限的时间里尚能忍受和应付，但真要在此过一辈子又谈何容易。虽然在爱的驱使之下西尔维亚会冲动地说，“重要的只有爱情和工作……我的世界一切都在这里，就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但是在长时期超负荷的工作和枯燥乏味的生活的磨蚀之下，这种爱的动力究竟能持续多久，似乎很值得考虑。毕竟，马修还有一个钢琴键盘可以演奏想像中的音乐借以排遣苦闷，而西尔维亚只能依赖马修的安慰；毕竟，自小经受生活磨难的马修因对繁重的工作和难以预料的困难事先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而能应付自如，但一直受其父亲呵护备至的西尔维亚由于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她参加国际医疗队的直接原因是为了躲避与尼科的婚姻）而在开始工作的第一个上午便几近精神崩溃。在非洲的日子里，无论在工作上、生活上，还是在感情上，马修成了西尔维亚唯一的精神支柱。因此，随着马修中弹倒下，她的唯一的精神支柱也就轰然倒塌，于是，回到她原来的世界便是她仅有的选择。 显然马修未能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始终不愿把他心目中的女神等同于某个“任性的、被惯坏了的米兰女孩”。在他失去西尔维亚以后的20年里，他对西尔维亚的离他而去百思不得其解，唯独没有想到西尔维亚自身的弱点也可能是她离去的原因之一。他对她的理想化的爱在随后的日子里成了他的“镣铐和契约”（借用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比喻）。正因为这爱的“镣铐和契约”，他的情感世界从此被禁锢，情感之门砰然关闭，他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也戛然而止；他过起了苦行僧般的生活，希望对工作的狂热投入能减轻内心的痛楚。正因为西尔维亚的消失造成了他们共同营造的一个虚幻的生存空间的消失，西尔维亚如此椎崇备至的、在他们的爱情中起过如此重要作用的马修的音乐才能，也似乎毫无存在的必要了。他“失音”了——他的音乐的虚幻世界随同爱的虚幻世界一起消失了，他的艺术之花在唯一滋养它的爱泉干涸之后枯萎了。 如果小说作者就此结束情节的发展或者接着描述马修与西尔维亚重逢时不能自抑的感情漩涡以及最终他如何绝望地眼看她死在自己的治疗室里，那么，它充其量只是的翻版。但是，作者不落俗套，另辟蹊径，重新起用埃维这条线索，在这条原本只能充作主线索（马修与西尔维亚之间的爱情）的前奏和陪衬的副线索上大做文章。结果，这条副线索成了主线索，而原来的主线索倒成了起映照和反衬作用的副线索。而当这两条线索会聚一处，即埃维和西尔维亚同时出现在马修的生活中时，小说的艺术张力达到了最强点。在令人欲醉欲仙的虚幻的爱和魅力恒久的平凡的爱之间何去何从，这是马修此时必须做出的抉择。而对这一主题的探讨正是作者对自己的爱情小说创作模式的一大突破。 是生活教会了马修做出理智的选择。如果说近20年来他一直迷恋沉醉于浪漫的脱离现实的爱情之中，那么此时他如梦初醒。与埃维及其两个女儿的共同生活令他充分领略了平平淡淡、从从容容的家庭生活的乐趣：从埃维厨房中飘散出来的香味令他心旷神怡，感到温馨备至；与埃维同近通宵超市、到女儿学校去拜访老师，这些琐碎小事竟会给他带来莫大的满足；甚至从那令人头痛的“代际战争”中他也能品尝到平凡人生的天伦之乐。及至一家人同游威尼斯时由一桩小事让他感悟到妻子对他怀有的毫无保留的深深爱恋之后，他暗自下定决心要与埃维厮守终身。此时他已经完全“懂得了一个20岁的人的一见钟情和通过缓慢而有力的渗透攫住一个成熟的成年人的深厚的爱情之间的区别”。如果说年轻人只在乎“一朝拥有”，那么中年人更注重“天长地久”。人人向往的超凡脱俗的爱因为缺乏坚实的现实基础而常常处于不稳定状态，往往给恋爱双方带来生离死别的痛苦；平凡常人的爱似乎见惯不惊，但正因为它有稳固的现实基础而“能够持久”，“能适应于变化”，并“不断生长”。爱情观的变化，使20年前后两场同样精彩的歌剧的演出带给马修完全不同的感受，使原本只具有内在美的埃维在马修眼中较之西尔维亚也并不逊色。明显地，马修的情感天平偏向了埃维。而伴随婚姻而来的责任感，更在埃维这一端投下了决定性的法码。当西尔维亚提出要与马修破镜重圆时，虽不时感叹“现实中的埃维如何能与（幻想中的）西尔维亚那永恒的、没有变也不在变的完美相争呢”的马修，却能鼓起勇气断然拒绝：“已经太晚了——对我们两个人都太晚了。你不可能让18年的婚姻就这么消失掉。我的生命中也已有了一个我十分珍贵的人。”这些话令人不禁想起了几年前风靡全球也令中国读者倾倒的《廊桥遗梦》中的女主人公弗朗西丝卡。在绚丽浪漫、激动人。G的爱情生活与平淡无奇、枯燥乏味的家庭生活之间，弗朗西丝卡甘愿舍弃前者而忍受后者，为的就是“那该死的责任感，对理查德（她丈夫），对孩子们”。当然，马修之选择埃维和家庭迥异于弗朗西丝卡的委白求全，他的这种对婚姻的责任感标志着在饱经感情沧桑后找到真爱的马修已拥有较之两性情爱更博大的情感世界：对爱人的爱、对家庭的爱、对子女的爱以及对生命的爱。 走出虚幻、踏上现实之坚实土壤后的马修，在埃维深沉爱恋之涓涓细流的滋润下，又催开了枯萎已久的艺术之花——他的音乐才能的失而复得，其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是马修全身心热爱埃维、拥抱平凡爱情和投入平凡人生的象征。20年来缠扰他的“幽灵”——对虚幻爱情的渴求和依恋——已经消失了。经过20年苦苦寻觅的马修，终于可以毫不犹豫地向世人宣布：他已经找到了真爱，那唯一永恒的爱情，那就是现实的平凡的爱。 如果说是一幅讴歌爱情之无私、纯洁和伟大的理想化了的浪漫主义的爱的风景画，那么则是一幅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爱的全景图。这里既有马修与西尔维亚超凡脱俗的爱、马修与埃维平凡恒久的爱，也有尼科对西尔维亚自私自误的爱、罗杰对女人朝三暮四的爱，还有更具普遍意义的爱：医疗人员身上闪现的一颗颗爱心，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以及人类对生命的挚爱。从到，是西格尔在爱情小说创作上的一次超越和思想深度上的一大飞跃。 序幕 生命的大部都消磨在说“太早了”，然后又说“太晚了”。 ——福楼拜：《通信集》，1895年7月 我要坦白一个可怕的想法。 当我得知西尔维亚快要死去的时候，我并不觉得难过得要命。 我知道这显得很不人道，特别是出自一个医生之口。事实上，当我刚得知这么多年以后她要来见我时，我几乎觉得这是个和解的举动。 我不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她把我们即将到来的重逢只是当做为拯救自己的生命而进行的最后挣扎呢，还是说，也许在死神降临之前，就和我渴望见到她一样，她想再见我一面？ 那么她的丈夫呢？纵使她还没有告诉他我们俩人之间多年前的那层关系（这简直太不可能了），现在她肯定也非得告诉他不可了。 不过不管他的想法如何，他不可能阻止我们见面。毕竟他是个习惯于享有世上最好的一切的人，而在这个领域里我是最棒的。 她比我小两岁，才43，从最近报纸上的文章判断，仍然非常漂亮。她看上去容光焕发，生气勃勃，根本不像得了重病。对我来说，她永远都是生命力的象征。 我们第一次在电话上交谈时，里纳尔迪很郑重，很客气。尽管谈的是他的妻子，但他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感情色彩。相反，他想当然地认为我立刻就会听从他的吩咐。 “里纳尔迪夫人长了个脑瘤，你能马上见她吗？” 但是，尽管他很傲慢，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他语气中暗暗承认，我有着他本人并不具有的一种力量。虽然他是个顶刮刮的生意人，却在讨价还价上敌不过死神。 而这正是使我感到满意的所在。 可是突然，好像刚刚才想到似的，在他的声音几乎难以党察的稍一停顿后他补充道：“劳驾了。” 我得帮助，帮助他们两个。 一个小时之内，医疗记录和X光片都送到了我的办公室。一等屋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马上就撕开了封套，毫无道理地认为可能有什么一眼就能认出是西尔维亚的东西在里面。 可是当然，里面只有她大脑的各种高科技的造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本以为自己以前已经看到了她的头脑深处了。当然，头脑不是一个器官，大脑也不是灵魂所在之处。然后，我作为医生被激怒了。 即便是最早的扫描也已显示出了肿瘤的迹象。她找的是什么样的人给看的病？我很快翻了一遍医疗记录，但都是通常那些冷冰冰的医疗术语。病人当时41岁，是个已婚白人妇女，最先找了个叫卢卡·文吉阿诺的教授，说感到剧烈的头痛。医生认为是由于情绪紧张所致，开了当时最先进的镇静剂。 但是尽管他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还是透露出了一点她的个人情况。显然，西尔维亚生活中存在着某种未明确说出的紧张压力。也许出于自私，我立刻就认为这与她的婚姻有关。 尽管作为光彩婚姻的装点，她和丈夫一起出现在照片上，却似乎总是故意在他生活的边缘上生存着。对比而言，尼科可是个出头露面多得多的人。 他巨大的跨国公司——米兰汽车制造公司——除了是意大利最大的汽车生产商之外，还经营建筑、炼钢、保险和出版事业。 在各个时期报刊上都出现过传闻，把他和这个、那个年轻女人联系在一起。当然他们的相片都是在一些慈善活动的场合照的，因此也许只是猥亵的猜测。不过名人总是招人议论的。我在自己领域中的成就足以使我了解这一点。 无论真相如何，这点暗示对于我那干柴般的感情就像是根点燃了的火柴，我宁愿去相信记者的含沙射影，并把那位大教授记录中所说的焦虑归咎于她丈夫的移情别恋。 我强迫自己读下去。 她的病毫无道理地拖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文吉阿诺才认真对待，把她送到伦敦一位具有国际声誉、姓名前冠有“爵士”称号的神经病学家那里去。 不错，他发现了肿瘤，但断定已经无法手术治疗。确实，即便是技术最高超的一双手，也无法在操作极小的显微外科器械时不造成严重的损伤，或者更可能的是，造成她的死亡。 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招。我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不错，我开创的基因技术曾经多次通过复制缺损修复后的脱氧核糖核酸成功地逆转了肿瘤的发展。 然而，现在我第一次完完全全地懂得了为什么医生不该给亲近的人治病。我突然感到自己没有把握，对自己的能力失去了信心。要去治疗一个你爱的人，会使你痛苦地感觉到自己犯错误的可能性。 我不愿西尔维亚成为我的病人。 装着病历的封套到我手里还不到一刻钟，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好吧，希勒先生，你认为怎样？” “对不起，我还没有时间把全部病历看一遍呢。” “难道看一眼她最近的扫描还不能告诉你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吗？” 显然他是对的。我心想，他也许是不愿让我从病历中读到太多的细节。他是不是怕我会责备他没有更快地采取行动？（我确实有几分责备他。） “里纳尔迪先生，恐怕我同意你伦敦的医生的意见，这类肿瘤是无法治愈的。” “除非你来治。”他固执地反驳道。我猜我就等着他这么说呢。 “你今天能给她看吗？” 我思考着看了一眼日志。下午已经排得满满的了，四点半还有个研讨会。我明知自己会答应他的要求，干吗还要去看这么一眼？（坦白地说，事情发生得这么快，我倒觉得很宽慰，这样我就不会在期待中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了。） “两点钟怎么样？” 可是我大大高估了尼科领情的能力。我该猜到他会尽力取得更好的结果的。 “其实我们的住所离你那儿只有几分钟的距离。我们马上就可以到那儿。” “好吧。”我叹了口气同意了。赶快了结了也好。 几分钟以后，秘书用蜂音器通知我，里纳尔迪先生和夫人到了。 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几秒钟后，我办公室的门就会打开，回忆就会如洪流般涌人。在见到她以前，我的呼吸都停止了。 然而我先看到的却是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神情专注，前额已开始秃了。他沉默地点点头和我打过招呼，然后像是第一次引见般地介绍了他的妻子。 我凝视着西尔维亚的脸。起初我感到岁月似乎丝毫也没有改变她。她的眼睛仍然是同样的黑色的火焰，尽管这对正故意躲着我的目光。我无法解读她的感情，但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是有了什么不同。 也许这只是我的想像，但她脸上有一种与疾病无关的厌倦和难以名状的忧伤神情。在我的心目中，这是生活得并不幸福才有的表情。 我局促地走上前去和她丈夫握手时，轻声对西尔维亚说： “很高兴又见到你了。” 第一部（一） 1978年春 第一章 指定集合地点是巴黎。我们之中能经受住一开始的拷问和随之而来的严酷训练的人所得到的报答，就是被派到非洲去拿我们的生命冒险，并且希望能救别人的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芝加哥以东的地方。 飞机在破晓时到达巴黎。在1万英尺之下，城市正开始醒来，像一个丰美的妇人在黎明的曙光中拂去惺松的倦怠。 一个小时之后，我把行李在机场寄存好，蹦跳着出了地铁，来到了圣日耳曼德普雷的中心，那里震响着交通高峰时的具体音乐①。 ①具体音乐，一种将自然音响录制后加以剪辑而成的音乐，此处指喧闹声。 我紧张地看了一眼手表，只有15分钟了。我又最后查了一遍街道图，然后像疯了似的向位于圣父街的国际医疗队总部跑去。那是一幢峻拒革新的古建筑。 我跑到总部时满头大汗，但是没有迟到。 “坐下，希勒大夫。” 暴躁的宗教法庭庭长式的审问者弗朗索瓦·佩尔捷长得和堂吉诃德①简直一模一样，连那一小络胡子也不例外。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衬衫，几乎一直敞开到肚脐眼。还有就是那根垂在干瘦的手指间的香烟。 ①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名作《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下文中的桑丘·潘沙为其仆人，杜尔西内娅则是其心目中的情人。 再般配不过的是，他身旁一边坐着一个正在歇顶的桑丘·潘沙式的人物，在往一本拍纸簿上使劲写着什么，另一边坐着一个30刚出头的胖胖的荷兰女人（是杜尔西内娅吗？）。 从口头审查一开始，就可以明显感到弗朗索瓦对美国人气不顺。他认为从核废料到高胆固醇等一切人类的坏事都应由他们负责。 他连珠炮似的向我提出充满敌意的问题。一开始我有礼貌地、在行地回答着，但当我意识到这种问题没完没了的时候，回答便开始带上了挖苦的口气，心里琢磨着回芝加哥的下一次班机不知什么时候起飞。 几乎一个小时以后，他还在就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盘问我，譬如说，越南战争时期我为什么没有把征兵卡烧掉？ 我的回答是反问，当法国人在我们之前在越南打仗时，他有没有烧掉他的征兵卡？ 他很快改变了话题，我们继续着令人不快的相互炮击。 “希勒大夫，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埃塞俄比亚在哪儿？” “请不要侮辱我的智力，佩尔捷大夫。” “如果我告诉你，我面谈过的另外三个美国人认为它在南美洲呢？” “那么我就会对你说他们是些笨蛋，你压根儿就不该跟他们费劲。” “两点都说对了。”这时他一跃而起，开始走来走去。突然他停了下来，转身连珠炮般说道：“设想一下你是在一个破败的野战医院里，在非洲荒无人烟的地方，远离你所熟悉的任何文明事物。你怎样保持不失去理智？” “巴赫①。”我眼睛都没眨地回答道。 ①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出生于音乐世家，其四个儿子也均为作曲家。 “什么？”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或者他的任何一个亲属都行。我每天一开始都是先来50个俯卧撑、50个仰卧起坐和两三个振奋精神的变奏曲及赋格曲。” “啊，不错，从你的履历表上我看得出来你还是个不错的音乐家呢，可惜我们的诊所里不包括钢琴。” “那没关系，我能在脑子里演奏，照样感到很兴奋。我有个练习用的键盘可以带上。它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它能保持我手指灵敏，同时音乐能保持我心灵健康。” 那天上午我似乎第一次让敌意的电流短了路。他现在还可能向我扔出什么样的石头？我的头脑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 “好，”他沉思道，一面上下打量着我，“你还没有垮。” “听起来你很失望呀。” 弗朗索瓦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又问道：“那么肮脏、饥饿和可怕的疾病呢？” “我一年的实习都是在最恶劣的条件下过来的。我想我能经受住任何可以想像的可怕的医疗场面。” “麻风病呢？天花呢？” “我得承认在密执安州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两种病的具体病例。你是不是想撵我走？” “有点儿。”他不得不承认道，一面密谋似的向我更近地弯过身来，送过一阵特别难闻的烟味。“因为如果你会被吓跑，那么在这里跑要比在非洲中部跑好得多。” 这时，那个荷兰女人决定要说话了。 “告诉我，你本可以到公园大道住户的家里去给人看病，为什么却要到第三世界去？” “说想要帮助别人会给你什么印象？” “预料之中，”桑立一面记录一面评论道，“难道你就找不出什么新鲜的话吗？” 我的忍耐力正在迅速消失，火气直往上冒。 “坦白地说，你们真让我失望。我原以为国际医疗队里全都是利他主义的医生，而不是讨人嫌的挖苦人的角色。” 三个审问人互相看了一眼，然后弗朗索瓦转向我直截了当地问道：“那么，性呢？” “不能在这儿做，弗朗索瓦，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反击道。此时此刻，我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 他的两个奴才大笑了起来，他也笑了。“这也回答了我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马修，你很有幽默感。”他伸出手来说，“欢迎人伙。” 到了这个份上，我可不敢肯定说想人伙了。可是我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又给折腾了这么半天，想想还是先接受下来，至少考虑考虑再说。 为赴厄立特里亚而进行的三周培训后天开始，因此我有48小时可以看看巴黎的壮观景象。 我住进了他们为应选人预定的位于左岸的便宜低级旅馆里，认定它挺有气氛。我敢肯定，这是那种每个房间都像个阁楼，床的每根弹簧都吱嘎作响的小旅馆。也许弗朗索瓦选这个地方是为了锻炼锻炼我们，为面前的旅行做准备。 我弟弟对我说过，在巴黎不可能吃到糟糕的饭菜，他算是完全说对了。我在一家叫小锌馆的地方吃饭。在那儿，你从楼上陈列着的各式各样奇异的甲壳类动物中挑选食物，然后他们给你送到楼上享用。如果我有胆量问一问我吃的那些东西的名字，说不定就不会觉得那么好吃了。 那两天的生活对我是个极大的震动。要想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看遍巴黎的艺术宝藏就像想一口吞下一头大象。但我拿出了全部力量。从天一亮起直到天全黑，我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吸纳着这座城市。 在他们把我踢出罗浮宫、锁上大门以后，我在附近一家小咖啡馆很快吃了晚饭，然后沿着圣米歇尔大道漫步，一直走到累得只有力气回到房间里去和蟑螂做伴为止。 当我仿佛是一天中第一次坐下来的时候，我到巴黎后一直在追赶着我的时差终于一把抓住了我。 我刚刚脱下鞋子倒在床上，便堕入了到达巴黎后的怠情状态。 当然，我记得那个确切的日期：1978年4月3日，星期一。然而它的开始和任何一个早上一样：我刮了胡子，淋过浴，挑了一件最凉快的衬衫（蓝色短袖开衫）穿上，然后到圣父街厄立特里亚行动组去。第一天。 此时我已恢复了自己的信心，强化了自己的观念，准备好应付一切。 除了等待着我的情感伏击。 大多数人已经到了，端着纸杯装的咖啡在聊天。弗朗索瓦在喷烟的间隙把我介绍给四个法国人（其中一个是个挺漂亮的女人）、两个荷兰人，其中一个戴着一顶像个十加仑的桶似的帽子，这人将要干大多数的麻醉的活儿（别间我这两者间的联系）。 还有西尔维亚。 我停止了呼吸。她是一首没有字的诗。 她的一切都是优美的。她的脸和美杜莎①的正相反，看一眼就会把你化成果冻。 ①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能将看她的人变成石头。 她穿着牛仔裤、t恤衫，没有化妆。长长的黑发在脑后扎成马尾式。但这并没有骗过任何人。 “不要因为西尔维亚的外貌而对她抱有成见，马修。她是个非常机灵的诊断专家，因此尽管她爷爷是个纳粹，她父亲引发肺癌，我还是挑上了她。” “你好，”尽管缺氧，我还是说出了话，“我能明白爷爷的罪过，可是什么会使她的爸爸致癌呢？” “很简单，”弗朗索瓦咧嘴笑道，“他的姓是达历山德罗。” “你是指意大利汽车制造商法玛公司的头头？” “就是。公路和小道的头号污染者，还不说他们所产生的化学废料……”弗朗索瓦似乎是带着一种变态的喜悦在传递着这个消息。 我看着她问道：“他是不是又在作弄我？” “他无此罪过，”她承认道，“不过注意，这位当今的圣徒路加①忘了提到，我那在生态保护问题上有罪的父亲战争期间是和美军一起作战的。你是什么地方的人，马修？” ①圣徒路加，基督教传说人物，据信为《圣经》中《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行医为业。 “碰巧也是一个汽车之都，密执安州的迪尔本市，只不过我的姓不是福特。” “你真幸运。出身于一个知名的、在我的情况下又是臭名远扬的家庭，有时是件很讨厌的事。” 弗朗索瓦指着我恶作剧地对她吐露道：“对了，西尔维亚，你要小心这个家伙，他想让人认为他是个单纯的土包子，其实他正经是个钢琴家，而且会说意大利语。” “真的吗？”她看着我，这一点好像给了她挺深的印象。 “可远不如你的英语流利。不过如果你选修音乐，就很需要会意大利语。” “啊，你喜欢歌剧吗？”她急切地问道。 “喜欢。你也喜欢吗？” “喜欢得要命。不过你要是出生在米兰，长大就迷两件事，足球和歌剧，《斯卡尔西阿塔》以及拉斯卡拉歌剧院。” “还有《斯卡洛潘》。”我补充道，颇为自己能和她说的押上头韵而得意。 这时弗朗索瓦大吼道：“现在大家坐下闭上嘴，喝鸡尾酒的时间结束了。” 顿时玩笑停止了，在场人的思想都集中到了治病上来。我们每人找了个位子坐下（西尔维亚和另外两个人盘腿坐在地板上）。 “让我来预测一下，”弗朗索瓦劲头上来了，“现在还没有讨厌我的人到了现场一个星期就会对我恨之入骨。那里会十分炎热、紧张、危险。那里的条件是你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在这次内战之前，埃塞俄比亚已经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年人均收入90美元。人民生活在没有尽头的饥饿状态之下，连年的干旱使情况更为严重，完全是场噩梦。” 他吸了口气，又说道：“现在，我们从传染病开始。” 国际医疗队第62号项目正式开始了。 我觉得，事关女人时，我有一种复杂的心态。她们刚一对我表示兴趣我就会开始逃走。在巴黎的那天上午就是这种情况。 当然不是西尔维亚，而是丹妮丝·拉加尔德。 她是来自格勒诺布尔的一个活泼、机灵的内科医生，正如法国人十分形象地形容的那样，她“有个装备得很好的阳台”①（一个人这么快就能学会重要的词汇，真令人吃惊）。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她看上去都会让人谗涎欲滴。 ①该短语往往被用来形容长得丰腴肉感的女人。 我们全都到一家饭馆去吃晚饭。信不信由你，那儿有二百多种奶酪。在平常情况下，我就会觉得是在美食的天堂里了，可是那天我的味蕾和我的其他感官一样，全都麻木了。西尔维亚对我的初始冲击就有这么强烈。 丹妮丝设法坐到了我旁边，不顾一切地挑逗我。三个小时以后，当我们喝咖啡的时候，她毫不害臊地坦率地低声对我说道：“我觉得你特别有魅力，马修。” 我报以同样的称赞，希望不会导致我几乎肯定它将导致的结果。 “你愿意我带你逛逛巴黎吗？” 不幸的是，我的回答很不策略。“谢谢，丹妮丝，我已经逛过了。” 她明白了我的意思，就这样我树立了第一个敌人。 西尔维亚从没有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她像个穿着彩衣的风笛手，不论走到哪里，都有一大群敬慕她的男男女女包围着她。 然而很快我就发现，她处在十分严密的护卫之下，给人以一种凶险的感觉。 第一个星期五那天，我碰巧到得比较早。当我无意间向窗外看去时，西尔维亚进入了我的视线。她正优雅活泼地沿街走来，进了这幢楼。我正欣赏这一景象时，却注意到除了通常的一群仰慕者之外，在她身后约100码之遥还跟着一个胸宽体阔的中年男人。我产生了一种阴森森的感觉，觉得他是在盯她的稍。自然啦，这可能只不过是我的想像，所以我没有提这件事。 在半小时的午餐休息时（我同意，这不太法国化），我们都在附近吃些夹心面包。西尔维亚到街上去买报纸。在我们就要开始下午的活动时，我看见她走了回来。我注意到在街上稍远的地方，同一个人很明显地在专注地盯着她。 现在我知道这不是我的想像，决定警告她。 下午的活动结束以后，当一部分人回我们称之为“希尔顿白蚁窝”的旅馆去时，我大着胆子问西尔维亚，她能不能和我一起去喝点什么，简短地谈一桩私事。 她挺友好地答应了，于是我们来到隔着两个门的一家小酒店。 当我两手各端着一杯白葡萄酒挤进狭窄的分隔间时，她微笑着说：“我说，怎么啦？” “西尔维亚，我知道你今天晚上肯定有安排了，我尽量快点说。我不想使你……”我犹豫了一下，“不过我觉得有人在跟踪你。” “我知道。”她毫不担忧地说。 “你知道？” “向来都是这样。我父亲怕我会出什么事。” “你是说那家伙是你的保镖？” “可以说是吧。不过我宁愿把尼诺看做我危难时的救星。可爸爸并不是瞎疑心，我很遗憾地说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她的声音越来越低。 啊，天哪，我恐怕是惹麻烦了。突然我想起许多年前读到过她的母亲被绑架杀害的报道。那是条世界性的新闻。 “嘿，”我道歉地低声说道，“对不起我问了这个问题。咱们可以回组里去了。” “干吗这么急？咱们把酒喝完，聊会儿天。你看NBA的篮球赛吗？” “不常看。你知道，你要是个住院医生，就会利用所有的空闲时间睡觉。你为什么要问呢？” “哦，法玛公司有自己的职业篮球队参加欧洲职业队联赛。每年我们吸收从NBA下来的球员。我原希望你也许会注意到底特律活塞队有没有哪个队员不那么冲了，可是还能在乙级联赛中打上几个赛季。” “听我说，我去请教个行家。等我给我弟弟蔡兹写信的时候我问问他。他绝对是个球迷。” “这是我到了非洲会想念的一件事。每当球员们在英国打球的时候，父亲就会飞过来，带我去看球。” “在看球的间隙里你在英国干些什么？” “母亲去世后我在那儿读了将近10年的书，我甚至在剑桥拿了医学博士学位。” “啊哈，怪不得你有上层社会的口音呢。你的专业是什么？” “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呢。不过很可能是小儿外科一类的，要看我的手灵不灵了——这一点我很快就会知道的。你呢？” “一开始我也被手术刀所吸引，可是我现在真的相信几年之内手术刀就会过时了，会被各种基因技术所取代。我希望最终能搞基因技术。因此从非洲回来以后，我可能去读分子生物学之类的博士。不过我很盼望这次去非洲的冒险。你也是吧？” “呃，这话就我们两个之间说说，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应付得了。” “别担心，你有这么多不利于你的条件，如果弗朗索瓦觉得你对付不了困难局面是不会选中你的。” “希望如此。”她喃喃道，声音里仍带着一丝怀疑。 这时我第一次意识到，在她那无懈可击的外表之下，时而会有小小的疑虑之萤火闪现。知道她也是个凡人太好了。 在我们走出门的时候，我看见尼诺靠在停车记时器上，正在“看”报纸。 “对了，西尔维亚，他也跟我们去厄立特里亚吗？” “感谢上帝，他不去。实际上，能真正独立生活对于我来说将是种全新的经历。” “如果我这话能有什么作用的话，你可以告诉你父亲我会在那里保护你的。” 她好像真的很感谢我的话。她对我一笑，这一笑摧毁了我防止自己真正爱上她的一切免疫功能。 第二章 训练的第二周末尾，歌剧院里出现了一生难遇的大事：富有传奇性的女高音歌唱家玛利亚·卡拉丝将最后一次在中扮演薇奥列塔。这样的机会我决不能错过。我的行为有点幼稚：我装作身体不舒服，提早离开了讨论会，去排队看是不是能买到站票。 不用说，我并不是巴黎及其附近唯一想看卡拉丝演出的人。我前面排着的人似乎足以塞满剧院两千多个座位中的每一个位于。然而我仍提醒自己，我一生清白，如果我的美德早晚会得到报答的话，这就是最合适的时候了。 我心里的祈祷灵验了。6点半左右的时候，正在队伍只挪动了大约20个人、情况看来越来越不妙之时，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叫道： “马修，我还以为你病了呢。” 被当场戳穿！我回过身去，发现不是别人，正是完美小姐。 她一改工作日时朴素的发式，让卷发垂泻在肩膀上。她穿着一件朴素的黑礼服，腿部比平时穿牛仔裤露出的要多得多。总之，她简直漂亮极了。 “我没事，”我解释道，“就是想看卡拉丝演出。不过我正在因为逃学受到惩罚，看来我是看不上的了。” “啊，那就和我一起看吧。我父亲的公司在剧院有个包厢，今晚就我自己一个人。” “我非常愿意。不过你不觉得相对于你来说，我穿得有点太‘考究’了吗？”我答道，同时指指自己磨薄了的斜纹粗布衬衫和灯心绒长裤。 “你又不上台，马修。只有我看得见。快，咱们可不想把序曲结错过了。” 她拉着我的手，带我穿过大群虎视眈眈的没票的对手们，踏上宏伟的大理石阶梯，进入令人惊羡的用一排排红、蓝、白、绿大理石建造的有拱顶的门厅。 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我是唯一没有穿晚礼服或燕尾服的男人。不过我自我安慰道，我是个无形人。我是说，当我身边有个米兰的维纳斯①时，有谁会注意到我呢？ ①米兰的维纳斯，1820年在米诺岛发现一尊公元前150年安条克一位雕塑家所作的维纳斯雕像，被称做米诺的维纳斯，作者所称“米兰的维纳斯”即源于此。 一个穿制服的青年侍者领我们沿着一条寂静的走廊来到一扇木门前，门内是间大红丝绒的包厢，往下看是挤满了高尚庶民的深谷和高大的幕前拱顶，中央是歌剧院那著名的神话般的枝形吊灯，挂在全色镶边、由夏加尔①绘制着歌剧和芭蕾中最著名的题材（似乎主要都是些情人们）的天顶上。 ①更加尔（1887-1985），犹太画家，生于俄国，一生画了大量油画，并为许多文学名著画插图。1964年他为巴黎歌剧院画了新天顶画，1966年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新馆创作了两幅大型壁画。 当乐队在我们下方调音时，我确确实实到了天堂里。我们坐在前排的两个座位上，一瓶半瓶装的香槟酒在恭候着我们。我利用起自己多年当饭馆招待的经验，一滴不洒地给我们各倒了一满杯酒。我得体地祝酒道： “为我的东道主……”我开始说，“米兰汽车制造公司，”然后补充道，“以及厂方最亲近的人们干杯。” 她欣赏地大笑起来。 灯光开始变暗时，熊一般的尼诺（也穿着无尾晚礼服）进了包厢。 他悄悄地坐在后面。尽管他仍和平常一样面无表情，我却在想，不知他是不是也在期待着歌剧的开始。 “你熟吗？” “一般吧。”我谦虚地说，“上大学时我写过一篇关于的论文。昨天下课以后我弹了大约一个小时里面的名曲。” “啊，你在哪儿找到的钢琴？” “我就是装出在‘大师之声’买东西的样子，把乐谱从架子上拿下来，开始在他们的一架斯坦韦牌钢琴上弹了起来。幸运的是，他们没有把我赶出大门。” “我要在那儿才好哪。真希望你事先对我说一声。” “我自己也不知道会去。反正你要是真想去的话，我们可以明天再去。经理邀请我随时去。” “你保证，马修。”她举起酒杯，好像要先谢谢我。即使在灯光正在暗下来的剧场中，她的微笑也光彩照人。 开场大合唱《让我们举起欢乐的酒杯》再恰当不过地反映了我的心胄尽管我陶醉在卡拉丝的舞台魅力之中，仍不断偷偷看上西尔维亚一眼，从容不迫地端详她的侧影。 半小时后，女主角独自站在台上唱《也许就是他》，尽管她有过多次恋情，但她意识到，和阿尔弗雷多的关系是她平生第一次真正堕入爱河。 卡拉丝非常激动，她以自己独特的表现力传递出了薇奥列塔倾心爱恋之深刻程度。在西尔维亚转向我，与我分享这一时刻时，我心里竟大胆地在想，她曾否经历过这同样的感情，如果经历过的话，和谁。 当第一幕结束，大幕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时，另一个仆人端着鱼、肉、奶酪等开胃饼干和香槟酒走了进来。作为客人，我觉得应该在智力上做出点贡献，便发表了一个颇为学究气的评论。 “你意识到没有，在整个第一幕里，音乐没有过任何停顿，没有宣叙调，直到《也许就是他》之前，甚至都没有真正的咏叹调？” “我根本就没有注意。” “妙就妙在这儿。威尔第真是绝顶的聪明。” “显然我今晚的同伴也是一样。” 灯光再度暗了下来，悲剧开始发展。 几分钟后，当薇奥列塔意识到自己厄运临头时，铜管乐器部发出了雷鸣般的和声，《上帝啊，这样年轻就要死去》。最后卡拉丝昏了过去，苏醒后刚刚有时间用难以置信的高降B调唱完后马上力绝而亡。 观众完全被迷住了，他们屏住气息，生怕破坏了这气氛。然后，当阵阵掌声涌成崇拜的狂涛时，我突然感到自己正握着西尔维亚的手。我看了看她。她泪流满面。 “对不起，马修，我知道我这样很傻。”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没有必要感到有什么歉意。我自己也觉得眼睛有点湿润。 我把另一只手放在她的手上。她没有动，我们就这样一直到大幕最后落下。 据我的记忆，这位著名女歌唱家在仰慕者起立表示敬意之时，一共单独谢幕14次。我出于自私的理由在鼓着掌。只要赞扬与花束不停地飞向卡拉丝，我就能在这片时间的绿洲中和西尔维亚独处。 当我们终于走出剧院时，尼诺已经在等着了，并不引人注目，但能看得到他。 西尔维亚挽住我的胳膊，提议说：“咱们走走好吗？” “好啊。” 她向保镖做了个难以觉察的手势，我们便开始在夜巴黎的街道上漫步。时而，我们经过灯光明亮的露天餐馆，里面坐满吃夜宵并在用“欢乐的酒杯”祝酒的歌剧观众。我们两人仍沉浸在卡拉丝艺术的魅力之中。 “你知道，她的魅力不仅在于她的声音，”西尔维亚评论道，“还在于她能赋予人物以可信的生命。” “对，我是说，特别是当你想到威尔第原来的女主人公体重几乎有300磅时。我不是在开玩笑。在她死亡的那一幕，观众也死了——笑死了。可是卡拉丝即使在她这个年纪仍能以一个虚弱的少妇而不是一个女相扑手的形象出现。” 一阵赞赏的、花腔女高音般的笑声。 我们走完了圣奥诺雷大街，我提议叫一辆出租车——或者叫来开着辆标致牌汽车（不是法玛汽车）以2英里的时速谨慎地跟着我们的尼诺。但是精力仍然充沛的西尔维亚坚持要一直走回去。 我们在从第九桥过塞纳河前，在附近的一张凳子上坐下休息了片刻。从此处看去，城市像一道地上的银河，从四面八方伸向无穷的远方。 当我们沉默地坐在那里时，我的心里在斗争着，要不要与她分享自己纷乱的思绪。我们相互间有足够的了解吗？我没有把握，但我还是冒了冒险。 “西尔维亚，总是会使你哭成那样吗？” 她点点头。“我想意大利人比较多愁善感吧。” “美国人也一样。但是我发现，我总把舞台上看到的痛苦和自己生活中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能够得到社会尊重的回忆过去痛苦的借口。” 她的眼睛告诉我，她完全理解我的意思。“你知道我母亲的事？” “知道。” “你知道，今天晚上——在台上——当医生宣布薇奥列塔死了的时候，我禁不住想起了父亲对我说同样这些话时的情景。不过我并不需要为自己的哀伤找个艺术性的借口。我仍然非常想念她。” “这些年你父亲是怎么应付过来的？” “其实，他根本没法儿应付。我是说，都快15年了，可他还是像个沉在水里的人。偶尔我们会谈起这事，但多数时间他完全沉浸在工作之中。他就那么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远离他人。” “也包括你吗？” “我想特别是我。” 我在想这个话题对于她是不是过于困难了，但这时她自愿说了下去。 “我那时只是个小女孩，所以不太能体会她的一切——《晨报》的第一位女主编，致力于社会改革，而且非常勇敢。要能无愧于她可不容易。不过我宁愿认为她很高兴我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人——或至少正在努力成为这样一个人。” 我不知道是该用假惺惺的陈词滥调来回答她，还是说出心里的真正想法——故去的父母只活在子女的心灵中。 她叹了口气，出神地凝视着水面。她的痛苦显而易见且可以感触得到。 “嘿，”片刻后我说道，“真对不起，也许我根本不该提起这件事。” “没关系。我身上的某个部分仍有谈论这事——谈论她——的要求。结交新朋友提供了一个易于接受的借口。” “希望如此，”我轻声说道，“我是说我希望我们会成为朋友。” 她的反应一时有些羞涩，然后回答说：“当然。我是说，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她的口气突然变了。她看了一眼表，匆匆站起身来。 “哎呀，你知道现在几点了？为了明天上课，我还有两篇文章要读呢。” “哪两篇？” “斑疹伤寒。”我们开始急匆匆地离去时她答道。 “啊，”我装腔作势地说道，“请允许我提醒你，大夫，在那个术语中其实包含三种疾病——” “是的，”她立即说道，“时疫、布里尔氏病①和鼠伤寒。” ①布里尔氏病，以美国医生内森·布里尔命名的一种急性热病，被认为是斑疹伤寒病人痊愈后的轻度复发。 “很好。”我说，也许无意中带着居高临下的口气。 “得了，马修，你好像很难相信我上过医学院。” “是的，”我高兴地承认道，“难极了。” 当她转向我微微一笑，说“今晚过得非常愉快，谢谢你”时，天已经快要亮了。 “嘿，那本该是我的台词。” 片刻尴尬的停顿——按照惯例我们这时应该互道晚安后分手，但她却腼腆地说道：“我注意到歌剧也深深打动了你，从你今晚说过的话来判断，不知我这样想对不对……” 我打断了她的洞察结论。“对。”即使仅仅说这么一点仍使我感到痛苦。“是我的父亲。我以后再告诉你。” 然后我轻轻地吻了吻她的双颊，回到房间里去进入自己梦境的深处。 第三章 我爱父亲，但也因他而感到羞耻。从我开始记事起，他就一直生活在巨大的感情动荡之中。他不是“在世界之颠”就是被世界所压倒。 换句话说，不是烂醉如泥，就是清醒得令人痛苦。 然而不幸的是，无论是哪种状态，子女都无法和他接近。和他在一起我简直无法忍受。对一个孩子来说，再也没有比有个失去控制的父亲或母亲更令人害怕的事了，而亨利·希勒就是个极端失去控制的人——不带降落伞就从责任的高空一跃而下。 他是密执安州迪尔本市卡特勒两年制专科学校的文学助理教授。我认为他生活中的主要目标就是自我毁灭，而且他似乎极其擅长于此。他高明到就在要获得终生任教权的前几个月让系里发现他酗酒。 妈妈和他对小弟弟蔡兹及我解释他这一工作变动时说，父亲想把全部时间集中用来写作。他是这样说的：“许多人只是梦想要写出那本存在于我们脑子里的巨著，但需要有真正的勇气才能在没有职业这张安全网的情况下投身其中。” 另一方面，母亲却并没有召开一个家庭会议来宣布她将承担管家和养家的双重任务。 既然丈夫“工作”到深夜，她便早早起来，准备好早餐，给我们装好午餐，开车送我们上学，然后去医院上班。她原来是外科护士长，但现在由于她需要弹性工作时间，就自己降职做了流动顶班护士，哪个部门缺人手就到哪个部门干。 这证明她是个多面手——同时也证明了她的忍耐力。为了后半个下午可以不上班——把我们从学校送到各个朋友家，送去看牙医，以及上我那至关重要的钢琴课——作为交换，她晚上得回去工作好几个小时。遗憾的是，这不算加班。 她照顾着我们大家，可有谁照顾她呢？她永远疲劳不堪，眼睛周围是深深的黑圈。 我努力尽快地长大，好担起我的一份担子。一开始蔡兹年纪太小，不明白在发生些什么事。我尽我所能不让他了解真相，归结起来其实就是把他和爸爸的接触减到最少。 我10岁时对妈妈建议说，为了减轻她的一些压力，我退学去找点活干。她大笑起来，由衷地觉得又有趣又感动。但是她解释说，法律要求儿童接受教育，至少要到16岁。而且不管怎样，她希望我能上大学。 “那么，你能不能至少教教我怎么给大家做晚餐？这能给你帮点忙，对不对？” 她向我俯下身来，把我紧紧搂住。 不到一年，我得到了这份差事。 “向厨师致敬。”我第一次努力之后父亲快活地说。 这让我起鸡皮疙瘩。 每当父亲晚餐时“心情好”，他就会详细地讯问蔡兹和我关于学校的功课和社会活动的情况。这总让我们感到特别别扭，所以我就想到扭转形式的一招，鼓励他谈谈他自己那天写的东西。因为，即使还没有写在纸上，他也会仔细考虑过他的题目——“英雄之概念”——说出值得一听的想法来。 确实，多年以后上大学时，我的一篇比较阿基里斯①和李尔王②的论文得了A，那篇文章几乎和父亲那些较为令人感奋的一次夜课中的内容一模一样。 ①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除了脚跟外，全身刀枪不入。 ②李尔王，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中的主人公。 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看到他曾经一定是个多么能激励人的老师，后来我开始懂得他是如何拐弯抹角地逃避了生活。然而，作为一个研究世界文学的所谓专家，经典巨著的伟大使他胆怯，最后放弃了创作任何有价值的作品的希望。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浪费啊。 弟弟年纪不大时就已经意识到我们家与众不同。 “他为什么不像别人的爸爸那样去办公室上班？” “他的办公室就在他的脑子里。难道你不明白吗？” “不明白，”他承认道，“我是说，他的脑子付给他钱吗？” 这孩子开始让我心烦了。 “闭上嘴，要么去做功课，要么就削土豆。” “为什么要你来对我发号施令？”他抱怨道。 “我猜是我运气好。”没有必要对他说出他不得不靠我做代理爸爸这件事在我心里产生的负罪感。 当炉子上炖着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炖着解冻食品的时候，我会挤出半个小时练钢琴。我欢迎这种逃遁。 现在想想，在那些年里如果能有时间参加体育运动就好了，因为我有时觉得，没有和迫而本的少年们在运动场上浑身臭汗中结了友谊是个遗憾。不过上中学以后，我在一切集会场合演奏，是唯一一个能和运动好手们竞争最漂亮的姑娘的人，这也是种补偿吧。 钢琴是我统治下的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在那里我是个至高无上的、孤独的君主，它是无法形容的——几乎是肉体上的——快乐的源泉。 在我们家，晚餐通常用不了多久——吃通心粉和奶酪能要多少时间？吃完最后一口，父亲就消失了，留下对菜单的一句夸奖，让儿子们去清理厨房。 蔡兹和我收拾完餐具之后，就在桌旁坐下，我辅导他算术。 他在学校里遇到了问题，看来是不服管教，注意力不集中。他的老师波特先生已经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了。这封信让父亲给截住了，信的内容使他非常愤怒，决定亲自处理此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蔡兹？” “没事，没事，”弟弟申明道，“那家伙和我过不去罢了。” “啊，”父亲说，“我猜就是这么回事。一个傲慢的市侩。看来，我得去趟学校，让他明白明白。” 我拼命想让他打消这个念头。 “不，爸，你不能去。” “对不起，马修，”他眉毛一扬冲着我说，“我还是这个家的一家之长。事实上，我想明天就去见这个波特先生。” 我担心极了，妈妈很晚从医院回来时我把这事告诉了她。 “啊，老天，”她呻吟道，显然觉得毫无办法，“咱们可不能让他这么干。” “你怎么拦得住他呢？” 她没有回答。但那晚我正在自己房间里学习的时候，蔡兹穿着睡衣走了进来。他打手势让我别出声，到楼梯平台上去。 我们像木筏上的两个飘泊者那样站在黑暗之中，听着父母在激烈地争吵。 “看在老天的分上，”妈妈生气地抱怨道，“事情已经够糟的了，别再火上加油了。” “我是他爸爸，见鬼。这个白痴和他过不去，我不能让他这么做。” “我可不觉得事情像蔡兹说的那样。反正，让我来处理吧。” “我已经说了这事我来管，乔安妮。” “我觉得最好还是让我来，亨利。”她坚决地说。 “可以问问是为什么吗？” “请你别让我明说出来。” 一阵遏制下的沉默。然后我听见父亲的声音变得关切起来。 “你看上去累了，乔安妮，干吗不坐下，让我给你弄杯东西喝？” “别！” “我是指喝杯可可。见鬼，至少我还能做这点事吧。” “不用，亨利。”她断然说道。终于，她的无比辛酸淹没了她对我们的爱的堤坝而稍有流露。“恐怕你最多也只能做这一点了。” 在迷漫于房屋每一个角落的孤寂中，当小弟弟抬头看着我寻求支持时，我几乎只能看清他脸的轮廓。 这一次，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第四章 第二天，西尔维亚和我整天都是哈欠不断。整个上午弗朗索瓦都企图捕捉住我的目光，但我都巧妙地躲过了他的眼睛。让他得出令他感到高兴的随便什么结论吧。 至于达历山德罗大夫嘛，她又回复了女教师般的伪装，一点口风也不露。 我觉得看见她偷偷向我笑了一笑，但这也可能是我一厢情愿的希望。我等不及地想要和她说话。 来讲斑疹伤寒的客座教师，著名的萨尔贝特里医院的让·米歇尔·戈特列布大夫专门研究“古老的疾病”——那些大多数人认为早已从地球上消灭了的病，比如说天花、鼠疫或麻风病。但在非洲和印度，仍有成百上千万的人患这些病。 不仅如此，他和蔼地提醒我们说，就在我们舒舒服服地在巴黎聊天的时候，世界上得结核病的人数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 如果我曾对自己参加国际医疗队的决定有过任何怀疑的话，那么戈特列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雄辩性的再肯定。我以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医生，但我一辈子还没有医治过一个天花病例。我在美国医治过的最穷的、靠福利救济看病的病人也都进行过预防接种。而且，除了一对危地马拉来的非法移民夫妻的婴儿之外，我还没有见过别的小儿麻痹症患者。 《独立宣言》可以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在世界上，可悲的事实是，除了工业化国家之外，我们的星球上有无数最贫穷的人得不到人的最基本的健康权。 我认为，正是这一点使我对于有可能在第三世界使用我的技术感到如此地骄傲。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治好在过去会因缺乏医疗而死亡的病人，而且还能带去预防接种这样的预防性医疗的奇迹。这是被从詹纳①到乔纳斯·索尔克③等科学家在百年间发现而至今尚未应用于他们的技术。 ①詹纳，爱德华·詹纳（1749-1823），英国医生，牛痘接种法的首创人。 ②索尔克（1914-），美国医生，医学研究者，成功研制出小儿麻痹症疫苗。 在被缩得特别短的午餐时间里，西尔维亚和我没有加入到那些围着戈特列市打转的。勤奋好学的、要把他挤干的人群之中。 “报告听得过瘾吗？” “非常过瘾，”她微笑着说，“幸亏昨晚我是和一个对斑疹伤寒的最新研究十分了解的年轻医生一起度过的。” 我正要问她今晚有什么打算时，弗朗索瓦已把教鞭在地上敲得砰砰直响，命令我们马上继续工作。 这样，我便只好整个下午忍受着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细菌，直到得知自己命运的时刻的到来。 戈特列布教授5点整时结束了报告，祝我们大家好运气。 我正整理着一整天记下的一大堆笔记时，西尔维亚走上前来，很随便地把胳膊往我肩膀上一放，问道：“你今晚给我弹琴好吗？我保证弹完琴以后一定学习。” “有一个条件，”我提出要求道，“中间我请你吃晚饭。” “那不是条件，而是享受。咱们什么时候见？” “7点在旅馆大厅里。” “好。穿什么样的衣服？” “非常漂亮的，”我迅速答道，“回头见。” 她像向好友告别那样向后对我摆了摆手，便加入到了那群等着她一起回去的崇拜者之中。 那晚当我看见她的时候，我不敢肯定她有没有换过装，但仔细一看，我注意到她穿的牛仔裤是黑的而不是蓝的，t恤衫上没有公司的标识，而且似乎更贴身。根据她的标准，她算是戴了首饰了：一条小小的珍珠项链。 我自己的衣着改善成了一件当天下午在拉菲特商场买的浅蓝色套头衫。 吻过我的两颊之后，她立刻问我是否记得带上我们的功课。我指指我的航空手提包，表示里面不是我的脏衣服。 我们走出门口时，她平淡地说道：“我定好了卢德夏饭店。” “很抱歉，”我维护着自己的独立，申明道，“我已经在小锌馆定好座位了。我告诉过你今晚是我——” “没矛盾，马修，饭店只是为你的音乐会定的。” 什么？全区第一流的饭店？我真不知道该感到得意还是生气，但我决定先不做判断。我拉着她的手向拉斯柏伊大道走去。 但当我们走进那豪华的大厅时，我开始感到明显的不自在，而在走进那高大、有着无数镜子、另一端放着一架盖子敞开的大钢琴的舞厅时，我简直吓坏了。 “你是不是也租好了听众？”我半开玩笑地问道。 “别傻了。而且我也并没有‘租’下这地方。” “你是说我们是私闯进来的？” “不是。我只是给饭店经理打了个电话，很客气地请求他准许。他一听说你是谁，马上就答应了。” “我是谁呢？” “国际医疗队里一个热情的钢琴家，就要去到国外一个离最近的钢琴也有好几千英里的地方。你的献身精神使他十分感动。” 我的心情从小调①转成了大调。我真的觉得非常荣幸，突然间充满了要在那架钢琴上弹它个淋漓尽致的欲望。 ①小调，西方音乐中小调多为悲伤的，忧郁的，哀怨的。 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个托盘，上面有一瓶白葡萄酒和两只酒杯。 “你叫的？”我问道。 她摇摇头，看了看说：“有张卡。” 我打开封套念道： 亲爱的医生们： 祝你们音乐之夜快乐，望你们知道，到处人们都钦佩你们为世界上不 幸的人所带去的“和谐”。 祝二位旅途愉快。 经理路易斯·贝热龙 “你对他说什么了，西尔维亚？说我是阿尔伯特·施韦策①吗？” 她大笑。 ①施韦策（1875-1965），德国神学家，哲学家，风琴家，赤道非洲的传教医生。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是什么使你认为你不是？”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我坐了下来，手指开始在键盘上跳动起来。模型键盘看来挺起作用。 “嘿，”我快活地说道，“这架琴刚刚调过音。” 我那唯一的听众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舒服地坐好以后，我开始弹巴赫的《降B调第对号序曲》——表面看来非常容易的一只曲子，可以很好地热身而不会出问题。除了4小节之外，这位大师每只手同时只用一个音符，但其特点是，那正是最恰当的一个音符。 当我刚把手放在琴键上的时候，我感到一阵颤栗。我已经快有3个星期没有碰过钢琴了，有着重新与之结合的几乎是肉体上的欲望。我原来还没有意识到钢琴是我生命中多么重要的一部分。 弹着弹着，我的存在越来越变成了音乐的一部分。 我事先并没有考虑好演奏的曲目，就让自己的心灵指挥双手。在那一刻，它们很想探索莫扎特的《K457号C小调奏鸣曲》。我感到极为轻快，奏起了乐曲开始那清新有力的八度和音。 我完全浸沉其中，忘记了西尔维亚的存在。渐渐地，我不再是个演奏者，而成了一个听众——听着另一个人的演奏。 这只曲子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贝多芬的：有力而感人，包含着一种超越尘世的痛苦。 徐缓乐章弹到一半时，我已完全迷失了自我，像只在星际漂浮的宇宙飞船。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觉得自己慢慢地恢复了知觉，意识到了周围的一切。我再一次支配了音乐，以克制的激情弹完最后几个音符。我听任自己的头垂了下去，感情已完全消耗尽了。 我不知道西尔维亚感觉如何，但我觉得快活极了。 她一句话也没有说，而是走了过来，两只手捧着我的脸，吻了吻我的额头。 几分钟以后，我们向饭馆走去。这时，圣米歇尔大道已是一片黑暗。欢声笑语，这最富于人情味的音乐，从餐馆和咖啡厅流人大街。然而她仍然没有发表一个字的评论。 我们在楼下陈列的海味中挑选出要吃的东西以后，就走到楼上，侍者给我们开了一瓶家常红葡萄酒。西尔维亚端起酒杯，但没有喝酒。她似乎陷入了沉思。终于她开始笨拙地说道： “马修，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来自一个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的世界，”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身子俯过桌面，带着火一般的激情说，“除了你刚才的演奏。”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 “你弹得像天使一样。你可以成为职业钢琴家。” “不对，”我纠正她道，“我是个不折不扣的业余爱好者。” “可是你本来是可能成为一个职业钢琴家的。” 我耸了耸肩。“也许会，也许不会。关键是，一个得了肺病的孩子，你要给他弹巴赫，就得让他的健康恢复到能听才行。我是说，咱们就是因此才要到厄立特里亚去的，不是吗？” “当然，”她微带踌躇地说，“只不过我觉得——我是说——你似乎可以有很多的机会。” 突然我感觉到，在生活中迈出这样重大的一步，她的心情很矛盾。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要去的地方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法玛公司及其产品一无所知的地方之一。 等我们在弗洛尔咖啡厅的一张桌子旁开始工作的时候，已经是回回点了。我们要了咖啡，开始看第二天要学的疾病。 弗朗索瓦总是在后面的一个小间里接待仰慕者。这时他向我们走过来，看看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应该想到这一点的。 他看了一眼我们的材料，然后装出蔑视的神气对我说：“你可真叫我失望，马修。” “你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如果我和一个像达历山德罗女士这样漂亮的姑娘约会，我是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研究流行病学上的。” “一边去，弗朗索瓦。”西尔维亚装作生气地说。 他退了回去。 我们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把第二天那些复杂的材料看完一遍，里面还包括许多数据。 西尔维亚终于宣布说我们准备好了。“咱们要不要换上一杯脱咖啡因的咖啡，然后再喝杯睡前酒？” “当然，为什么不呢？何况这次轮到你付账了。” 这是很长的一晚，令人兴奋，可也很累。我盼望能抱着枕头睡觉了。 “我刚想起来一件事，”我们正收拾东西的时候西尔维亚说道，“公司日本部的经理刚送给我爸爸一只很小的新录音机。你可以录几盘磁带，我们好带到阿斯马拉去听。”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回答说，“既然将来我们的钱没什么用，咱们干吗不买点真正的演奏家的磁带，比如说阿什肯纳齐①或丹尼尔·巴伦波姆的？” ①阿什肯纳齐（1937-），钢琴家，指挥，生于苏联，后来入冰岛籍。 “我喜欢你的演奏。”她坚持说。 “你还是尽量改掉这个习惯吧。”我劝她说。 我们离开了咖啡厅，开始慢慢走回旅馆。 “你最初是怎么开始的？”她问道，“我是指弹钢琴。” “你要我长说还是短说？” “我不急。让我带你去面包房，我们可以给自己买点早餐，怎样？” 我小的时候总是幻想爸爸会来参加一次学校的运动会，在百码短跑里胜过所有别的爸爸。不用说，这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比赛的那天他总会“有点不舒服”。 有的时候他也会蹒跚地来到学校露个面，不过那时他就会作为个旁观者迷迷糊糊地坐在一边，不时拿出随身带的小酒瓶偷偷喝上一口。因此，直到有一天上午在学校的操场上偶然看见他在校门口时为止，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积极地使用体力。那天他好像是去找我弟弟的算术老师波特先生。 我正全神贯注在打半场篮球，突然听见汤米·斯特德曼大声喊道：“天哪，希勒，你爸真了不起。” 我突然感到一阵毫无道理的激动。我以前从没有为父亲感到骄傲过。遗憾的是，我欣喜的心清马上就化成了泡影。因为汤米如此佩服的是我爸爸给了波特先生一拳，波特先生没防备，身子一歪摔倒在地。 等我跑过去的时候，挨打的人已经站了起来，正威胁地朝我父亲晃着手指头。 “这事不算完，你这醉鬼。”他一面往教室楼里走，一面大声喊道。 父亲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他注意到了我，对我喊道：“嘿，马修，你看见我把那邪恶的巨人打翻在地了吗？” 我沮丧极了。你无法相信我感到多么羞耻，只希望能化成水珠渗到地下去。 “爸，你于吗要这么做？妈求过你——”我突然停了下来。“我是说，这只会使蔡兹的处境更糟。” 他吹胡子瞪眼地说：“很抱歉，儿子，可我不能让那个野蛮人迫害你弟弟。我觉得你应该为我感到骄傲。走，我带你们两个出去吃饭。” “不行，爸，”我低声说道，“我们还有4节课呢。你还是回家去吧。” 我意识到如果我不采取主动，他是不会走的，因此我就抓着他的胳膊和他一起往校门走去。我能感到同学们火辣辣的眼光穿透了我的背，我没有敢回过头去。 不幸的是，我们走到出口处时，我看见了他们。他们都站在那里看着，安静得惹人注意。 不知为何，这使情况更糟。我知道嘲笑是不可避免的，想到以后什么时候会碰见一群小孩向我吃吃地笑就觉得害怕。 我回过身去，开始走上通向同龄伙伴的长长的路，双眼死死地盯着地。 “你没事吧，马修？” 我抬起头来，惊奇地发现是波特先生。他似乎没有生我的气。 “是的，先生，我没事。” “他常常这个样子吗？”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是应该承认他是个酗酒成癖的醉鬼，从而增加自己的耻辱呢，还是应该尽量挽回几分尊严？ “有时候这样。”我模模糊糊地答道，慢慢走回汤米·斯特德曼身边。“嘿，咱们还打球吗？” “当然要打，希勒，当然。”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一个多方面都令人痛苦的事件中，最痛苦的就是朋友们都表现得那么礼貌，都那么可怕地、充满怜悯地、煞费苦心地有礼貌。 幸亏父亲再也没有对现实世界进行过类似的堂吉诃德式的出击。后来他一直呆在家里，“写他的书”，咒骂世界的不公平。 那个时候，我自己对于命运给予我的也不十分满意。我唯一的解脱便是晚上安顿好蔡兹以后的时间。他非常听话地很快长大了起来，不久就能独立生活，很情愿地回到自己房间去学习了。这使我能独自练钢琴。我常常一连练上好几个小时，发泄自己的愤怒，把父亲缺乏的自律一古脑儿地召唤到自己身上。 上中学以后，我就没有时间坐在那里听他这时已变得漫无边际的讲话了，而且他终于把我逼急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费劲地练习肖邦的卿兴幻想曲》，他突然脚步不稳地出现在门口，厉声说道：“我想干点活呢，你非得弹得这么响吗？” 我想了一下，蔡兹正在楼上用功呢，他并没有嫌我声音大，于是我紧盯着他的眼睛，没有提高嗓门但火气不小地粗暴地说：“是的。” 我回转身去弹琴，再也没有理他。 我沉默了片刻，然后平板地说：“那以后不久，他自杀了。” 她一把紧抓住我的胳膊。 “虽然他从来不出去，却在车库里留着一辆车。有时他会去坐在车里，我猜他是在幻想自己正行驶在开阔的公路上，朝着某个目的地前进。有一天，他采取了在我看来是最终拒绝现实世界的表示，把一根软管接在了汽车的排气管上……” 我看了看她，她一时语塞。 “不过，我很少谈起这件事。” “对，”她同意道，“你用不着经常提。它总是在那里——就在一层薄薄的记忆的帷幕后面——等着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浮现出来。” 这个姑娘，她能理解。她真的理解。 我们在全然的沉默中走完了其余的路。 到旅馆后，她默默地吻了我，又一次捏了捏我的胳膊，便轻轻地离开了。 正是夜深人静之时，我向来最恨这个时刻。但是在那一刻，我并不感到完全孤独。 第一部（二）-1 第五章 父亲死后尽管对我们来说是段困难的时期，然而却也是一种解脱。 这事一直就像是看着一个人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空摇摇摆摆地走钢丝。尽管实际上他在一段时间以后才放弃努力，可在他一开始动摇时，他的命运显然就已经注定了。掉下来这件事本身几乎成了高潮之后令人扫兴的结尾。 牧师没有在葬礼上发表颂词，我不得不因此而对他肃然起敬。他没有说什么一个伟人在年富力强之时被悲惨地从我们身边夺走之类的废话。 相反，他用几句话说了说我们大家都希望亨利·希勒那困惑的灵魂能终于获得安宁。他没有再多说什么。 奇怪的是，听到对真情的证实比使虚伪的神话永恒能使人得到更大的安慰。 我们的生活没有多大的变化。这并不奇怪。父亲就那么从我们生活的外围消失了，剩下的是在他去世前就已经没有了他的这个家庭单位。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的生活节奏更紧张了。我被选中代表学校参加全州钢琴比赛，得了第二名。 要是在一年前，只要能被邀请参加我就会欣喜若狂，可现在没能获得全胜都使我非常失望。 坐车回家时，我的教师亚当先生安慰我，他说得金奖的马里萨·格林菲尔德其实演奏技巧并不高于我，只是演出效果比我好。 “她有获胜者的风度，走上台去时样子充满信心，生气勃勃，而且完全进入了音乐的境界。” “可我也完全是这样啊，见鬼。” “我知道，可她善于为评委塑造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而你只是一个平常的你，在进行着无懈可击的演奏。如果参赛者都在屏幕后面表演，你肯定会大获全胜。” 在比赛后举行的聚会上，马里萨竟然走了过来，提议我们合作搞个钢琴二重奏的音乐会。我感到得意，而且也许真应该那么办。但我想上医学院，得上实验课，不用说还得应付学校的大学入学考试了。 不过我们仍交换了电话号码，并说以后要保持联系。一天晚上，我到初级中学去演出（发展自己引人注目的天赋）没在家，她打来了电话，不知怎的，我一直也没找到机会给她回电话。 经过两小时的试听，密执安大学音乐系向我提供了全额奖学金。我兴奋得不知所措，从安阿伯驾云般回到家里。但只是在我把这消息和母亲及弟弟分享时才真正明白了它的意义。 在随之而来的庆贺中，我让妈妈把她节衣缩食为了我上大学而存下的钱用来给自己买辆她十分需要的新车。可她坚决认为我不应该因我的成功而受到不公平待遇，我应把这钱用在能给我带来快乐的东西上。很明显，唯一的选择是一架二手钢琴。在某次寻找住处时，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通融的女房东，她喜欢古典音乐，有一间空房子出租，允许我把钢琴搬去。（“不过，请发发慈悲，马修，别来摇滚乐。”） 毫不奇怪，离家的时间临近时，我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我不放心妈妈和蔡兹，另一方面，没有他们我感到很害怕。 此后的4年是充满了绕梁余音的4年。 尽管医科大学预科的理科课程无疑是为摧毁人的灵魂而设的，但主修音乐却使我的灵魂变得坚不可摧。在钢琴之外我又探索了管弦乐的宝藏，爱上了歌剧，为达到语言要求而因此选修了意大利语。现在我在听《费加罗的婚礼》①时，就能体会到歌剧剧本作者的技巧是如何增强了作曲家艺术的感染力。莫扎特本身就十分伟大，但莫扎特加上达·蓬特②——那简直是感官的天仙宴了。 ①奥地利天才作曲家莫扎特（1756—1791）创作的歌剧。 ②达·蓬特（1749—1838），意大利诗人、歌词作者。1783年与莫扎特结识，为他创作了3部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为其中之一。 我的生活道路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从我记事时起，就一直在工作和忧虑的黑暗曲折道路上艰苦跋涉，现在终于踏上了阳光普照的。一直伸向蓝色无云的地平线的大平原。我甚至还发现，这些新奇的感受有着一个名字：幸福。 我作为一名钢琴独奏家，和各个室内乐团一起演出，使我成了校园里的大人物。当我在把自己介绍给比较漂亮的、聪明的女同学时，这一点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 然而，大学一年级里最有意义的事要算遇到了埃维。 她热情美丽，给人以面目清新的感觉。她有着棕色的短发、具有感染力的微笑和永远放射出乐观的光芒的淡褐色大眼睛。但是最重要的是，她是一名极有才能的大提琴手。 从在衣阿华州艾姆斯市的童年时代开始，她就立志要以心目中的英雄杰奎琳·杜佩雷为榜样。我们常在一起听我们能搞到手的每一张杰基①拉大提琴的唱片，她和她那钢琴家丈夫丹尼尔·巴伦波姆的配合流畅动人。我们老是听这些唱片，把密纹唱片的纹道几乎都磨平了。 ①杰基，杰奎琳的爱称。 尽管我们在一起度过几乎所有醒着的时刻，埃维却不是我的情人。我们只不过是彼此在对方身上找到了一直希望在最好的朋友身上找到的那些品质。 我们认识时她已经是二年级的学生了。开始时，我怀疑她对我这样一个天真的年轻人如此友好，定有利己的动机。我的意思是，大提琴手需要有人伴奏，我最擅长于和最优秀的大提琴手一起做的一件事就是见谱就弹。 我猜当时我们并未充分理解我们间关系的独特可贵。我的意思是，它由莫扎特和巴赫开始，结果是涉及所有一切。姑且称之为和谐的相互了解吧。 我们互相吐露不对任何别人说的事情，不光是我们对谁和谁交朋友的看法，而且是更为切身的事：我们都曾在应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的问题上苦苦奋斗过。 韦伯斯特先生和太大都强烈反对女儿成为职业音乐家，他们真心地认为这和婚姻是不相容的，而婚姻应是每一个女孩子的首选事业。 如果埃维的父母胜利了的话，埃维就会在当地的师范学院学习，然后也许教上几年中学后嫁给一个拿着大学文凭回到艾姆斯来从事某一专门职业的好小伙子。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他们不理解大提琴对你意味着什么？”我问道。她企图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我母亲是个很好的人，她确实认为我一生的音乐‘需要’都应能在星期日的教堂唱诗班和每个圣诞节演奏亨德尔①的《弥赛亚》中得到充分的满足。” ①亨德尔（1685-1759），巴洛克后期伟大的德国作曲家，后入英国籍。《弥赛亚》为其名作之一。 “那你对大提琴的热爱是从哪儿来的呢？” “从母亲的姐姐莉莉姨妈那儿。她在意大利学习过，和一个三人演出小组一起在欧洲巡回演出了一段时期，后来回来教音乐，直到去世。她一直没有结婚。从我5岁起，凡在开车能去的距离之内的音乐会她都带着我去——有时候一直开到德梅因。我喜欢像鲁宾斯坦①和海费兹②这样的大师，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对音乐的关心，甘冒冬天的风雪来为我们这些乡巴佬演出。姨妈去世后把大提琴留给了我，还专门留了一笔钱，供‘埃维进一步的音乐教育’之用。” “这可太棒了，你该用她的名字给你的第一个孩子取名。” “我会的，”埃维微笑道，“不过得是个女孩才行。” 当然，我们间的谈话也不都是触及内心深处的。毕竟我们天天见面，肯定会谈些诸如学期论文、橄榄球赛，以及即将到来的让·科克托③电影节等一般话题。 ①鲁宾斯坦（1887-1982），美籍俄国钢琴家，被认为是20世纪第一流的钢琴曲目解释者。 ②海费兹（1901-），立陶宛出生的美国钢琴家。 ③让·科克托（1889-1963），20世纪法国艺术家。他多才多艺，兼擅诗歌、小说、戏剧、电影、小品文、芭蕾舞剧及绘画。 不过埃维经常需要纠正她的男朋友们对我们关系的性质方面的误会。即使在她介绍我和她的一两个漂亮女友约会后，仍有一些她的男友不相信她的话。而我那时对音乐——以及我刚得到的自由——太入迷了，所以对任何持久的关系都不感兴趣。 还有那些星期六的夜晚，我们像两个虔诚的修道士一样公然放弃了大学生的其他享受——如啤酒，保龄球——沉溺在我们为自己创造的独特的世界里，练着一支又一支乐曲。 那些年里，最“动情”的时刻就是我和埃维一起练习的时候。我们一起练的时间很长，几乎练遍了所有主要的钢琴和大提琴曲。我爱看她在全神贯注地练特别难的乐段指法时不自觉地用舌头舔下嘴唇的样子。有时候我们会一个多小时互相之间一个字也不说。当你和一个非常了解的人一起演奏时，你们之间的交流变成了一种本能——这是非常深刻的交流，不是一般谈话所能完成的。是这种艺术经历使我们进入了更为亲密的友谊关系。 当然，我们除了在音乐上，还在精神上互相支持。我能记得起来的一次是我给她伴奏福莱①的。她选了这支曲子作为她4年级春季学期的学位独奏曲。我对自己要演奏的部分非常熟悉，所以可以偷偷看上教授们几眼，知道她给他们的印象非常好。 ①福莱（1841-1924），法国作曲家，对现代法国音乐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正如我所料，她得了优——我得到了她最长时间、最热烈的拥抱。第二天早上我还能在套头衫上闻到她的香水味儿。 在我决定今后方向的困难时期中，她给了我很大帮助，对此我一直十分感激。随着每一个学期的过去，我离不可避免的十字路口越来越近了。 我应该选择哪条路呢？ 教授们也没有使事情变得容易一些。他们似乎在积极地进行着拔河比赛，想把我或拉向音乐，或拉向医药。我感到自己仿佛正在被撕成两半。 埃维是我唯一能与之讨论这件事的人。她并不往哪一边推我，而是鼓起我的信心，好自己做出选择。 “你可以成为一名专业钢琴家，”她断言道，“我是说，你有着使音乐大师区别于一个技术娴熟的钢琴师的天才的闪光。你是知道这一点的，马特，对不对？” 我点了点头。我一辈子都想演奏下去，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部分的我却无法想像自己过一种不去帮助别人、不还之于社会的生活——也许这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 埃维也理解这一点，她十分小心地不去影响我的选择。她总是充满同情地坐在那里，听我无尽无休地和自己辩论。 那年夏天是最严酷的考验。 当埃维到阿斯朋①音乐节去上罗杰·约瑟夫森的名师大提琴班时，我在大学医院里干着卫生员的苦活。 ①阿斯朋，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城市，夏季在此举办音乐节。 记得一天夜里我在小儿科病房值夜班的时候，一个昏迷的小女孩好像在抽泣。我向护士报告，她们坚持说她完全处于麻醉状态，根本不可能感觉到任何痛苦。 尽管如此，我下班后还是到她床边坐下，握住了孩子的手。她突然安静了下来。 我在她床边几乎一直坐到天亮。女孩肯定意识到我一直在陪着她，因为她醒来时对我轻轻一笑，并且说：“谢谢你，大夫。” 我打电话给埃维，告诉她我已经拿定了主意。 “我真高兴，马修。” “高兴我要当医生？” “不，”她亲切地说，“高兴你终于做出了决定。” 我也一样。 在四年级上了一半的时候，埃维得到了好消息。由于约瑟夫森替她说了话，她得到了去朱利尼德音乐学院的奖学金。 她求我申请上纽约的医学院，这样我们就可以仍在一起演奏。我考虑后觉得这念头很有吸引力——尽管蔡兹已被密执安大学录取，秋天就要来入学了。 总之，我到医科顾问的办公室去抱回了一大堆纽约和其他很吸引人的地方的小册子，开始仔细研究起来。 终于，埃维要离开的时间到了。我猜想大多数好朋友会出去吃一顿告别餐啦什么的，但在如何度过在一起的最后一晚这件事上，我们有自己的主意。我们在傍晚6点左右到了我们最喜爱的练琴室，直到午夜守门人罗恩来赶我们走时仍在里面。我们向他解释了这一时刻的特别意义，他同意先去锁别处的门，我们可以练完正练着的这支曲子。 就这样，我们练完了西泽·弗兰克①的《A大调奏鸣曲》，杰奎琳·杜佩雷和丹尼尔·巴伦波姆不久前刚刚录制了这支乐曲的唱片。 ①西泽·弗兰克（1822-1890），法籍比利时作曲家，19世纪后半叶法国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音乐充满了哀伤和渴望，我们演奏时其情之深，超过了我们一起演奏的任何时刻。 第二天早上，我送她到机场。我们拥抱告别后她走了。 我驱车回家，车子里空落落的。 那年9月，我那大手大脚的弟弟来到了安阿伯。他完全是个大人了，迫不及待地准备开始生活。 自然，他对于生活的想法，无疑受到了我们童年时心理上不稳定的强烈影响。他似乎急于要建立起一个安稳的家。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专业都没选定，就选好了一个固定的女朋友。 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他和一个满脸雀斑、会弹吉他的同班同学埃伦·莫里斯就快快活活地同居了。他们住在离大学乘公共汽车有25分钟路程的普兰菲尔德一座两家合住的楼房的顶层。 在这段时间里，我忙着写4年级的音乐论文，同时在有机化学课上受煎熬——和牙痛一样，不过是科学上的。 每周几个晚上（在11点电话费打折以后），埃维和我就在电话上聊天。这不如“活生生的”谈话那么令人满足——当然更不如在一起演奏音乐——但是能听到她对从我的女朋友到论文等一切问题的看法仍然是件十分愉快的事。她对论文想得比女朋友多，甚至认为有可能发表。 我论文写的是威尔第写出了《游吟诗人》和的那充满灵感的一年（1852——1853）。我能够看出他两部歌剧在风格上的相似之处，以及他作为管弦乐大师的成长过程。真像是钻到了这位音乐家的脑袋里面。显然，两位评阅人和埃维有同感，因为他们给了我A+。 妈妈在感恩节来看我们的时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他的名字叫马尔科姆·赫恩，是个医学博士。我原来就觉得最近有人走进了她的生活，这个预感证明是对的。 他是个离了婚的外科医生，孩子已经成年。马尔科姆看来不仅是个具有幽默感的热情可靠的人（他对世界的看法和父亲的完全相反），而且还有那么点儿是个音乐家，确切地说，是个男高音，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男高音，不用欺骗或假声就能唱到高音C。仅此一点就会使他成为任何一次演唱活动中受人欢迎的客人。马尔①已经是医院男声四重唱中的明星了。听他唱悄得有勇气》中高昂的高对位调肯定会使最愁眉不展的听众脸上也露出笑容。最重要的是，看来他确实很喜欢母亲，现在母亲有真正的第二次获得幸福的机会了。 ①马尔，马尔科姆的昵称。 埃维听到了关于马尔科姆的事非常高兴。（一个外科医生，一个很好的男人，而且还是个高音“C”？真是好得让人难以相信！） 我对她说，在圣诞节见到他时由她自己得出结论吧。 “哦，马修，我正要鼓起勇气来告诉你，恐怕我是去不了啦。罗杰和我——” “罗杰？”我怀着毫无理性的嫉妒问道，“你是指名家约瑟夫森吗？” “呃，是他。其实刚才是他接的电话。” “嘿——”我突然不好意思地说，“你该告诉我我打搅了你。” “你永远也不会打搅我。再说，我们的事我都对他说了。我说，你和我们一起到糖械林去滑一个星期的雪怎么样？” “哎呀，我要能去就好了。可是功课简直把我给埋上了，我几乎都挤不出一天来回家。不管怎样，祝你圣诞节快乐。” 我挂上电话，觉得自己笨得像头驴。我早了整整一个月向埃维祝贺节日。 我留在了安阿伯上医学院。这样，即使在他们结婚以后，我仍然可以经常见到蔡兹和埃伦（他在畜类保护协会找到了做执行教练的工作，而她开始读师范学位）。 那年结婚很流行。8月，埃维和罗杰在坦戈伍德也结成了连理，罗杰正在那里在朱宾·梅塔①的指挥下演出德沃夏克的作品。幸好我提前两天到了那儿，因为当罗杰去参加最后一次单身汉聚会时，埃维突然感到一阵胆怯（我只能这样形容）。（“我是说，马特，他是这么有名，而且——这么成熟。他干吗要娶我这么一个孩子？”） ①梅塔（1936-），印度管弦乐队指挥。1978年起任纽约爱乐管弦乐团音乐指导。 我设法使她相信，像罗杰这样的人很聪明，知道她是个多么与众不同的人。在这一点上，不管谁娶了她都会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这一不可避免的危机在开香槟酒瓶塞和闪光灯的砰砰声中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至于我嘛，庆典最好的部分是婚礼后一些客人开的音乐会，似乎我收藏的录音带的一半作者都亲自出席演奏了。 我回去以后就一头钻进了医疗世界中去。那年秋天，埃维终止了在朱利尼德的学业，以便能和罗杰一起巡回演出。这样，我们就逐渐疏远了。 即使在成了个完完全全的丈夫以后，蔡兹和我仍然每个星期日晚上在一起喝啤酒，并进行兄弟间的谈话。 他依然有着问令人不快的问题的习惯。 “你有机会的时候却没有和埃维结婚，觉得后悔吗？”他天真地问道。 “行不通的。我们就像兄妹一样。” “那你为什么那么痛苦？” “我没觉得痛苦，蔡兹。我只是为去非洲的面试感到紧张。” “非洲？”他难以置信地问道，“啊，你一定是想参加美国军团，好把她给忘掉。” “行了，住嘴吧。”我责备道，然后承认自己向国际医疗队申请了一份工作。这个组织在第三世界的多事地区建立医疗站，给贫穷和政治斗争的受害者治病。 “嘿，听起来这倒挺适合你的利他主义特点。有危险吗？” “那就要看他们把你派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希望能去厄立特里亚，那儿正在打内战。不过他们对我说，双方都还没有愚蠢到向医生开枪的程度。” “反正，别忘了在睡衣上别上‘医生’的牌子，”蔡兹怀着明显的关切开玩笑地说，“你什么时候知道消息？” “下个星期，到巴黎去面试以后。” “你是说，你已经到了要面试的阶段了，可连你的亲弟弟都没告诉？” “我是想如果失败的话，我最好先不声张。” “得了，马特，你从来不会失败。” “呃，”我笑着说道，“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个意义重大的机会。” 第六章 1953年9月，米兰 他们按地位的高低站在那里。“上帝”在先，“圣母”马利亚，然后是婴儿。 到米兰大教堂来的重要客人和前面两位已经很熟了，但婴儿才刚刚出生。 她是意大利最大的集团公司法玛公司的老板吉安·巴第斯塔·达历山德罗的女儿。这是她首次公开露面。 当总理抱着孩子，红衣主教口中念念有词地吟诵着拉丁文的洗礼词，命名她为西尔维亚·马利亚·达历山德罗时，她的母亲卡泰丽娜对丈夫轻声说道：“我真希望自己相信上帝，这样我就可以向他表示感谢了。” 他咧开嘴笑了，拥抱着妻子。 “上帝是存在的，卡丽娜①，不然我们怎么会相遇的呢？” ①卡丽娜，卡泰丽娜之爱称。 尽管达官贵人们都是从世界各个角落飞来的，但从某个意义上讲，走的路最远的是马里奥·里纳尔迪，因为这个吉安·巴第斯塔的对手和最好的朋友出生在意大利南部一个落后的小地方，长到10岁才有了一双鞋。现在，他已是密特罗公司（都灵机械制造公司）的总裁，意大利第二位最富有的人。他的公司生产从吹头发的吹风机到直升飞机等各种产品——更不用说从法玛公司生产线上下来的每一辆汽车上的轮胎了。 尽管这一时刻再一次属于吉安·巴第斯塔，工业界的巨头全都众星捧月般围着他转，马里奥却有一点可以自慰：即使有了两次婚姻，吉安·巴第斯塔以自己的巨富却买不来一个儿子。而这正是他所拥有的。 教长在往婴儿头上洒水的时候，马里奥对身边那个肤色微黑的英俊少年轻声说：“她将要成为你的妻子。” 16岁的尼科不知道这是命令还是预言。 密特罗公司财富的继承人进入了成年。他一天活儿也没有干过——而且也不打算干。 为了让父亲高兴，尼科走完了大学教育的过场，给贫困同学钱代他写论文，甚至替他考试。他有更有意思的事情要做。 从童年起他就爱上了速度：地面上、天空里、水中。这种广泛的爱好为他一年到头提供了冒险的机会。 夏天，他把赛艇停在尼斯港，把父母产业上招待宾客用的宫殿般的房子据为己用，身后跟着不断变化的人群。 尽管父亲力图培养西尔维亚对陌生人产生本能的警惕，他却并不认为自己在里维埃拉①的邻居的儿子是个外人。而且尼科还是吉安·巴第斯塔最喜欢的网球球友，每年两人都要进行持续整个夏天之久的马拉松式的比赛。谁也不愿意输。 ①里维埃拉，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假日游憩胜地。 西尔维亚总是坐在球场边，不时地站起身来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宣布”比分。 尼科最新的公主，绚丽多姿的西蒙娜·加托帕多迷上了她。 “你愿意什么时候和我一起打打网球吗？”她问道。 “打多少钱的？”小姑娘天真地问道，“尼科和爸爸输赢可大着呢！” “她这么说是为了让你不想打。”尼科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 “你的侄女太可爱了。” “她不是我的侄女，她是我的伙伴。”他说道，一面搂着西蒙娜向平台走去。 西尔维亚痛苦地看着他们离去，她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嫉妒。 而尼科自然是忙于自己的活动，根本没有注意到小姑娘在爱慕着他。 一年冬天，马里奥和西尔维亚的父亲带她去看尼科在科第纳丹佩住比赛双连雪橇。看着她的英雄和队员一起沿着滑道飞驰，她感到自己平时被困住、被保镖窒息住的那部分自我也飞了起来，因为尼科非常真实地实现了她自己对自由的幻想。 那天下午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的雪橇碰上了一片水，失去了控制，旋转着翻了几个个儿。司闸员也掉了出来，但显然没有受伤。 西尔维亚放声大哭。吉安·巴第斯塔把她抱了起来，安慰她。 在急救站里，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尼科骨头断裂的情况，做好准备使他能乘直升飞机到米兰去。 “你能行吗？”西尔维亚担心地问道。 “没问题，”他做出勇敢的样子说，“我是不可摧毁的。” 吉安·巴第斯塔到医院顶层小里纳尔迪那宽敞的病房去看他，回来后对妻子和女儿说： “我看他得在那儿呆上好几个月了。” “也许这回医生能移植点理智到他的脑子里去，”卡泰丽娜不以为然地说，“那样他也许会找到点有价值的事情去做。” “我想他已经在找了。去看他的人的名单就像一本工商界的《名人录》。我想此后他将要在这个地方竞争金牌了。” “好，他今后也该安定下来了。他到底在等什么？” 这时，一直安安静静在一边玩儿的西尔维亚尖声说：“等我呀！” 1964年春，卡泰丽娜·达历山德罗被一个恐怖组织绑架。他们索要了一笔大得不像话的赎金。 意大利警方这次以极快的速度，以极高的、从未有过的效率冻结了达历山德罗家所有的银行账户，以免他们向恐怖分子的要求屈服。 这时，里纳尔迪父子用行动证明了他们的友谊。 在马里奥飞到伦敦去筹美元时，尼科飞速赶往瑞士的卢加诺，带回瑞士法郎，使吉安·巴第斯塔能满足绑架者的要求。 不幸的是，一直在窃听电话的宪兵先于赎金到达了恐怖分子那里。 在随之而来的交火中，卡泰丽娜中弹死去。 从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起，吉安·巴第斯塔就把自己关进了房间里。他无法再面对这个世界。 尽管他知道女儿需要他，但他缺乏这份情感强度去做出反应。就仿佛生活在一堵玻璃墙的后面，他能够看得见，却无法接触到别人。 安慰西尔维亚的任务落到了尼科的身上。 葬礼的前一天，当他的父亲独自和吉安·巴第斯塔在书房里的时候，小里纳尔迪溜达到了游戏室里。 尽管玩具和娃娃扔得到处都是，房间里却没有人。 于是他又转到楼下，走进花园，经过毫无生气的游泳池和同样渺无人迹的网球场。 终于，在向前面喷泉的方向看去时，他看见西尔维亚坐在一张长凳上，两眼呆呆地望着天空。她的女家庭教师特纳小姐正在给她朗读，想转移她的注意力。 这个10岁孩子的脸上一副凄凉孤独的神情。 即使在她终于注意到他以后，她也既没有笑，也没有扑到他的怀里来。 他向女教师点了点头，在小姑娘身旁坐下，开始轻轻说道： “西尔维亚，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么难过。我是说，为你妈妈——也为你。” 片刻的沉默后，她开口了，声音空空的。 “世界好像是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是的，我明白在现在这个时刻，生活一定是难以忍受的。但你不能放弃，你知道你妈妈对你的希望会是什么。” 她摇摇头，脸上的神情表现出了痛苦，也同样表现出了困惑。 “尼科，爸爸不愿和我说话。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你要给他一点时间。他在尽他所能地应付着这一切。” 她神情异样地看着他。“你相信上帝吗？” “难道他们在学校里不教这个吗？” “教，可我是在问你。你信上帝吗？” “呃，有时候信。” “我只是想问问他，妈妈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坏到他要惩罚她。” 是的，尼科暗自想道，这毫无疑问是我不信上帝的时刻之一。 他看着地平线的方向，用尽可能随便的口气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可觉得冷了。咱们都回屋子里去吧，弄点暖和的好东西喝喝。” 起初她没有回答。 “来吧，朋友，”他把手伸向她，“看在我的面子上。” 她慢慢站起身来，三个人走回宅子里去。 葬礼不对外公开，但这一悲剧却被无情地四处传播。 一群瘟疫般的专门报导上流社会新闻的摄影记者站在公墓墙外匆忙搭起的台子上，照相机像黑兀鹰一样，贪婪地吸食着受害者的悲痛。 参加葬礼的人们跟在棺材后面慢慢地行进，尼科拉着西尔维亚的手跟在吉安·巴第斯塔和马里奥·里纳尔迪的身后走着。 葬礼结束后，当达官贵人们开始离去时，西尔维亚国在墓坑旁轻声说道：“再见，妈妈。” 然后她转过身子，重又握住尼科的手，走了开去。 第七章 巴黎全部的人口突然减少到只剩下西尔维亚和我。 在班上，我们从早到晚坐在一起，晚上就在附近不同的小饭馆一起吃饭。在完成规定的第二天课程的准备后，我们就会合起书本来聊天。 如果西尔维亚有着某个独一无二的特点的话，那就是充满激情。 她致力于做个好医生，热爱歌剧，疯狂地迷恋职业篮球，热情地拥抱着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现在回想起来，她在我心中唤起的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最后的合唱中那种狂喜的感情：“欢乐，上帝的光辉，极乐世界的女儿……” 不知怎的，财富的重担和童年痛苦的伤痕似乎没有对她造成任何妨碍。 至少起初似乎是这样。 显然她一直过着极受保护的生活，没有什么亲密朋友。她天真坦率，不去掩饰存在于她无瑕外表下的复杂性。有意思的是，她经常提到她的母亲。 “和父亲结婚的时候，妈妈是《晨报》，意大利最大的一家晨报的编辑。但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几乎没有一个晚上不在一起。我出生以后，她把住宅的一翼改成了办公室，在大胆冒失的摩托车通信员、迷人的魅力——以及非常响亮的说话声——的配合下，在家里指挥一切。然而她不像那些只顾事业。没有时间给孩子的女人。无论日夜，只要我需要她，她总是在那里。” 经历了痛苦和岁月的间隔，已经很难说这究竟是真实的记忆还是理想化了的回忆。 “后来你是怎么过来的？” “呃，有我的父亲在。”她柔声说道，口气里更多的是忠于家庭的感情，而不是她真正的想法。然后她低声承认道：“尽管他更需要我对他的支持。其实爸爸从来没有能够真正恢复过来。他直到现在还在拼命工作。我很为他担心。” “可是谁为你担心？谁和你玩？谁送你上学呢？” “不同的人。我并不特别记得哪个人。当时这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全穿着一样的制服。”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评论道：“我一直相信有两件事是不能让别人代替你做的——理发和当父母。” 她笑了，会意地、赞同地笑了。“我在学校里最要好的朋友莎拉·康拉德没有执照，可喜欢搞心理分析。根据她擅自得出的意见，我患有严重的父母缺失症。据她说，如果我不找个心理医生谈谈，很可能会把生活中的一切关系搞得一团糟。” 别包括和我的关系，我心里想道。立刻，我便极力驱散这突如其来的脆弱表现。 “得了，西尔维亚，一切规则都有例外。我是说，有些来自人多、关系密切的家庭的人照样和孤独的人一样搞不好关系。我只举一个经典的例子成住在鞋子里的老妇》。” “没错。”西尔维亚大笑，接着背诵道：“‘她把他们全都痛揍了一顿，然后让他们上床去睡觉。’” “对。顺便问问，用意大利语念听起来怎样？” “不知道。尼科是用英语给我读的。” “啊，尼科。” “是他。他还教我打网球，下象棋，带我去看马戏。” “那么我猜你会嫁给他。”我说，掩饰住对自己机会的渺茫产生的悲观情绪。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的意思是，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现在都一百岁了。” “首先，他没有一百岁。他年轻得可以和你一起玩耍，又年长得可以依赖。但最重要的是，他似乎总会在那里，而这一点对你是十分重要的，对不对？” 她点了点头，把我心中那最后一点希望的火花给扑灭了。 “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对的，”她同意道，“我是说，在我称为自己的‘钳闭期’的那段时间里，他确实是了不起。” -2 “你指的是什么？” “妈妈出事以后，父亲一门心思要保护我，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不让我上学，请人来家里教我。你可以想像，他手下的人对那些可怜的家伙进行了什么样的安全检查。 “就我的社交生活而言，”她开玩笑地补充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在自己家里有一应俱全、连爆米花都不缺的电影院够有多派头。可是每个周末只有你和那同样的三四个孩子当观众，这并不是多好的事。我到了14岁上才发现，看电影时最不重要的就是银幕上发生的事。我想和别的人在一起，简直想得要命。” “你最后怎么能够离开的呢？是否也是在尼科阁下的帮助下做到的？” “别开玩笑，”她呵责道，“不过事实是，他一直鼓励我到国外去求学。然而不等父亲完全恢复正常，我没法离开他。” 多么奇怪，来自一个孩子身上的父母本能。 “最后我决定，要想让他有朝一日重回人类社会，我就得离开。我是说，我认为如果我让他独立生活，他就会不得不开始去寻找别的人。 “总之，英国是唯一一个保安措施使他感到满意的国家。自然，必须是个天主教学校。因此差不多也就只剩下威尔特郡的圣巴塞洛缨学院了。 “我在那里很快活，虽然我过了一段时期才习惯了宗教的那一套。除了遇见我最要好的朋友莎拉和学会了世上的一切运动之外，我在那里还受到了极好的教育。但是每天早晚我唯一祈祷的是，下次探视日让爸爸挽着一个可爱的女士一起来。”然后她沉思着补充道：“可是他从未这样做过。 “这意味着我得和他一起在意大利度夏。我无法忍受让他独自生活的这个念头。我未能有机会认识多少同龄人，但我和爸爸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我知道，他很喜欢带着我一起到工厂去。我使他感到非常骄傲。实际上，那似乎是他唯一不再沉默寡言、真正充满活力的时候。当他把我介绍给大家的时候，他的脸上会绽出少有的笑容。我也喜欢去工厂。工人们看上去好像真的很喜欢他。” 这一点，我从最近在《世界报》上看到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证实。文章提到，她的父亲是意大利北部首先为自己从南方来的工人提供低价住房的实业家之一，否则这些工人就不得不把家属留在老家。 “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一起在托斯卡纳偏僻森林里的一家小旅馆里度过的那些周末。那是米兰和都灵的意大利上流阶层中不浮华俗气的人的度假胜地。” “如果是这样，那地方一定真的非常小。”我开玩笑地说。 她笑了起来。“说对了，马修，所以这个地方才这样不同一般。尽管名字很朴素，‘旅店’实际上非常闲适高雅。晚上，他们在充满茉莉花香的花园里供应晚餐。反正对于我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那些男人皮肤晒得黑黑的，穿着白色亚麻布西装，都显得那么英俊，可是谁也没有我的父亲好看。女人们都穿着最时髦然而不扎眼的服装。还有个3人小乐队为跳舞伴奏。” “钢琴、鼓和小提琴，对不对？” “对，我的音乐家朋友。”她微笑道。 “我琢磨着小提琴会带来浪漫情调。” “确实，”她点点头，“不过遗憾的是，对于一个15岁的女孩和她的父亲却并不如此。” 恐怕不一定，我心里想。 “每年夏天我都不断希望我们会遇见一个爸爸喜欢的人。” 想到十几岁的少女西尔维亚和父亲一起围着舞场跳舞时仍一面谨慎地用眼睛扫视一张张桌子，寻找着合适的寡妇，我受到了奇怪的感动。 “一天晚上，我们旁边的桌子上坐了两位女士，年纪较轻的一位肤色微黑，很有吸引力，年龄非常合适。她们离我们很近，我能注意到她手上没有戴结婚戒指。整个晚餐期间，她们好像一直在往我们这边看，然后低声交谈。就在送来咖啡之前，年纪大的那位站起身来，吻了吻另一位，道过晚安后便离去了。” “嘿，这可越来越有意思了。下一步是谁采取的主动？” “自然是我啦。我突然头痛起来，说对不起恐怕得先走了，而且坚持要爸爸留下吃完晚饭。 “离开餐厅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看见父亲正伸手拿香烟盒。显然他一点也不着急。这是我已经等了这么久的一个时刻。我既不能入睡，也看不进书去。我在窗口呆了至少一个小时，伸长了脖子想看见餐厅，看看他们是不是在跳舞。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甚至幻想她会和我们一起在爸爸的平台上吃早餐。她不在那儿。可是他情绪特别好，所以我想，他一定已经安排好了午餐的计划。我实在等不了那么久，因此直接问他觉得头天晚上坐在附近的那个浅黑肤色的漂亮女人怎么样。” 她停了下来，沮丧地摇了摇头。 “别告诉我，”我猜测道，“他喜欢金发碧眼白皮肤的女人。” “不对，你这个傻瓜，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她。” “我想我说得太多了，啊？”西尔维亚抱歉地说。已经快到凌晨一点钟了，我们正站在“圣跳蚤窝”（我给我们住的那个鬼地方取的又一个浑名）空空的大厅里。 “一点儿都不，”我真心说道，“要不然你怎么能了解一个人呢？” “但是了解并不是喜欢的同义词。”她大着胆子说道。 “西尔维亚，对于你它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意义。” 我们互相吻了吻面颊以祝晚安，然后她乘电梯回房。我，一个积习难改的美国人，要进行每天的锻炼，便沿着吱嘎作响的楼梯爬到我那在第10层上的阁楼（至少那时是这种感觉）。我一边爬一边心里在想——除非我过于陶醉在希望中了——她最后的那句表面看来无关痛痒的话是有它的含义的。尼科还没有赢得她。我仍有机会。 第二天晚上，当我们在弗洛尔咖啡厅完成了日程上的最后一项——彻底地钻研了由接触污染的水而造成的常见的血液传染病血吸虫病的发病、发展和治疗之后，叫了一瓶干白葡萄酒，开始了我们此时已经熟悉的仪式：重新打开家庭的心理相册。 我们谈到最初把我们吸引到医疗事业上来的一些事情。 “说实话，”西尔维亚说道，“我记不得有什么时候我不是多多少少想着要当个医生。我是说，我觉得早在乔治的时候就开始了。” “乔治是谁？” 她弓起背俯向桌子。每当她向我述说内心深处的隐秘时总是这样。今晚，感谢她套头衫的剪裁样式，在她对我叙述乔治·望祖托的时候，我无法避免一瞥她美丽的乳房。 “他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那时我们都是7岁。他很瘦，眼睛黑黑的，又圆又大，个子比我们小得多。下课的时候，别的男孩跑来跑去乱闹，他总是孤零零地坐在一旁。我就过去和他做伴。 “可是他从不能到我家来玩，原来，他每天放学以后要到医院去做透析。”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见鬼，这么久以后说起这件事还是那么难。显然他活不了多久了。我的父亲提出为他出钱到美国去换一个新肾，我感到非常骄傲。我觉得爸爸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失败的。” 她停顿了片刻，然后说道：“他们在波士顿综合医院给他做手术。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西尔维亚低下了头。“这件事一直使父亲非常不安。但想一想里祖托太太吧。如果我们没有干预这事，她的儿子还有可能活上6个月，甚至1年。而情况是，医学科学只是使结局来得更快。” 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柔声说：“因此你决定做个医生。” “不是有意识的，不过我心里一定是怀着这种感觉。无论如何，莎拉的父亲，剑桥大学的一位医学教授，是一家临终关怀医院的临床主任。有一天他早上查房时允许我们跟在后面。 “约翰·康拉德真是太棒了。我是说，当他和一个病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使病人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他倾听每个病人诉说自己的烦恼，而且总能找到恰当的话来鼓励每一个人。 “那里有个8岁的小男孩。虽然他非常虚弱，可听见大夫的笑话仍能竭力笑一笑。 “我突然发现自己希望乔治当年能够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关怀和人情味的地方死去。我就是那天在回圣巴茨的路上下定决心的。” “我能想像得出你父亲的反映。” “其实你想像不出来。尽管他显然非常吃惊，但似乎接受了我的决定。只是到后来他才开始反击。自然，他的第一招是自责。” “父母都爱用这一手。” “总之，这一招不灵以后，他就试着以学医有多么艰苦来劝阻我。” “告诉我，大夫，”我微笑道，“他有没有形容一番3天一个班，不许睡觉？” “详细得令人痛苦。可是我争辩说，要是别人能经得住，我也能。后来就是——收买。他建议我们建立一个类似福特基金会的组织，向各种各样有价值的医学事业提供资助。我承认自己动了心。但是，在整整一个夏天的毫无结果的讨论之后，他放弃了。当他和我吻别的时候，他轻轻对我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是让我去干能让我感到幸福的事。” “反正，”我试探地说，“其实这不就是在你和尼科结婚之前你做些什么的问题吗？” “上帝啊，”她假装生气地看着我道，“你比我爸还够呛。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我爱他？我说过爱他吗？” “反正那会是个资产大合并。”我回避直接回答。 “这一点我无法否认。”她勉强承认道。 “那么你们定了日子没有？”我突然觉得并不想听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事实是，”她恶作剧地笑着说，“最近两位父亲建议定在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你是说就这个8月？” 她点点头。“当然，现在他们得往后推了。” 我又开始呼吸了。 我终于明白了她渴望参加国际医疗队的特别理由。 她不仅能够为生病的儿童工作，而且还能远远地离开尼科·里纳尔迪和一切来自家庭的压力。 “告诉我，西尔维亚，你去非洲的决定是否碰巧和能不参加自己的婚礼有关？” 她想压下笑，但没有成功。 “实际上我确实解释过，我需要时间和空间来好好考虑考虑。” “他们的态度呢？” “他们没有选择。我像爸爸，可也像妈妈。她也会维护自己的独立的。所以现在，爱提问的记者先生，你的问题都得到回答了吗？” 没有，我对自己说。我刚刚才想起了一整套新问题。 第八章 培训班最后一天5点钟的时候，弗朗索瓦点起了一根香烟，说了一段发自肺腑的话。 “好啦，正式的入门已经结束了，等你们一到那里就会看到，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准备。实地工作的每一天都是学习，我们在这里只能尽力使你们具有能够应付任何可能出现的危机的心理状态，而通常你们遇到的危机往往恰恰是我们没有能够使你们有所准备的。我只是想对受到过我不公平的责备的人说声对不起，而对那些没有受到我不公平的责备的人说——不用着急，到了那里以后会轮到你的。” 响起一阵轻轻的笑声。我想，在他脾气暴躁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个腼腆、可爱的人。 “好啦，祝大家好运。”他最后说，又补充了一句我从来没有指望会从他嘴里听到的话：“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按照计划，我们第二天傍晚动身，因此有大半天的时间可以在巴黎干我们想干的事。 上午，西尔维亚和我去了罗丹博物馆，然后，最后一次来到了国际医疗队。 我们得签署各种文件，包括银行委托书，医疗事故下的健康保险，以及使最近亲人受益的人寿保险。如果我死去，我指定蔡兹和妈妈每人各得五千美元。 下午我们分开了，各自去给家人买礼物。我给妈妈和马尔科姆寄去了一个金色“古董”黄铜钟作为迟到的结婚礼物，在“小不点”给刚怀孕的弟媳妇买了些非常可爱的婴儿服装。 在回旅馆的路上，我走过“大师之声”，进去最后测览一番。自然我买了3盒磁带才算走出了门，其中一盒我让他们用礼品纸包装好，准备送给西尔维亚。 我在大汽车外面紧张地踱来踱去。已经晚了，如果再不出发就要误飞机了。我不断看表，心想她究竟可能出了什么事。 “喂，马修，”弗朗索瓦吼道，“上车。不用担心，我们即使不等她，她反正坐得起轿车。” 我觉得这话既不能让我放下心来，又没有什么滑稽之处，但我服从了。 我刚坐下，西尔维亚就出现在台阶顶上，身后仍跟着那个影子。 她穿着宽松的套头衫，紧身牛仔裤，黑皮靴，简直漂亮极了。她一屁股在我旁边坐下，拍拍我的手让我安心。 “对不起。可他们就是不肯放下电话。” 我认为最好别问她指的他们是谁。 当我们在星形广场陷入车海中寸步难行时，弗朗索瓦大声说道：“好好看一看吧，孩子们，你们现在从车窗里看见的汽车比全厄立特里亚的车都要多。” 永远无比忠实的尼诺独占了最后一排座位。当我和他的目光相遇时，我热情地向他招手，让他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可是他就像没有看见我似的。他仍在工作，不打算做出亲近的表示。 在戴高乐机场，当我们把行李扔到行李车上开始往门口推时，她的看门狗仍继续保持着谨慎的距离，监护着她。当我们到达护照检查处时，他的任务正式结束。终于，他向西尔维亚和我走了过来。他不自然地倒换着两只脚，眼睛基本上看着自己的鞋，和我们告别。 “祝达历山德罗小姐旅途顺利。很遗憾我不能在那里照顾她了。但是……”他停了下来，难为情地没有说下去。 “你真可爱，”她热情地答道，“感谢你所做的一切。祝你妻子和小女儿好。回去吧。” 他斜眼看了看我，仿佛在说，我指望你了，先生，别搞糟了。然后他回转身子，沿通道慢慢走去。 “你会想念他吗？”我低声问道。 “不会。”她断然答道。 我拉着她的手，匆匆加入到免税店里的其他人之中，做最后一分钟的采购，买诸如科涅克上等白兰地和苏格兰威士忌一类的必需品。莫里斯·赫尔曼斯费劲地拿着2升装的一瓶荷兰杜松子酒。 “你知道吗，这种杜松子酒是一个荷兰的医学教授首先用红松果酿造出来的？”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看上去你有足够的杜松子酒给整个厄立特里亚治病用了。”我觉得很有趣。 “嘿，这东西现在减价，我捉摸着如果飞行员没汽油了还可能用得上。” 然后我们11个人全都在登机口附近等着，随便聊着，尽量不显露出心里的紧张不安。 终于，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飞往阿斯马拉的224号航班开始登机了。弗朗索瓦像个负责操练的军士般站在机舱门口，以保证他经过认真训练的医疗突击队队员全部万无一失地登上了飞机。自然，他对莫里斯那瓶特大号的杜松子酒刻薄地评论了一句：“那东西实在太可笑了，你这样做太幼稚了，赫尔曼斯大夫。至少你该买像库沃舍尔酒那样体面一些的酒。” 他连我的背包也批评，里面有个包成长方形的东西伸了出来。 “请你告诉我，希勒大夫，这是什么？一大块好时巧克力吗？”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弗朗索瓦，”我答道，“这是我的键盘。我告诉过你的。” “哦，”他记起来了，“我期待着听不到它。” 西尔维亚和我像两个沮丧的推销员，推揉着沿狭窄拥挤的过道走到座位旁。 我们扣安全带的时候，她对我咧嘴一笑。 “笑什么？”我问。 “不笑什么，”她答道，“我只不过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感情。”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感情”。这也描述出了我的心情。同样我也无法把一切说个清清楚楚。 我把手伸进衣袋，拿出盒子来递给了她。 “给你的那个新奇的日本磁带录音机用。” “谢谢你。是‘希勒最佳作品选’吗？” “比那要棒得多。” 这时她已经打开了包装纸，看到我给她买的是格鲁克①的18世纪经典名作《奥菲欧与尤丽狄西》。 ①格鲁克（1714-1787），18世纪德国主要歌剧作曲家。对法、意、英、奥地利、瑞典等国音乐戏剧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我还从来没有听过。”她承认说。 “呃，这里面有最完美的以音乐表现的恋人的渴望。” 她把录音机递给了我。“帮我把这段找出来。” 我戴上耳机，快进到那儿后，把录音机递还给她。她闭上眼睛欣赏《没有了尤丽狄西我怎么办？》 听到一半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说：“马修，没有了你我怎么办？” 我俯过身子吻她。长久地、温柔地、充满性感。 突然，轰的一声，飞机离开了地面，升上了黄昏的天空。 我曾天真地以为在飞行途中可以暂时免受头头的训斥，但我低估了他的献身精神。 机上开始供应晚餐的时候，扩音器里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是佩尔捷大夫。我想提醒所有的旅客——特别是我组里的成员——别忘了服用预防疟疾的药。谢谢各位。祝大家好胃口。” 我们于凌晨1点到达了阿斯马拉。由于兴奋，大家谁也不困。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对黑非洲的最初印象，那就是——黑。飞机一着陆，跑道上的灯就灭了，看到只有眼睛和牙齿的闪光不时打破机场上的黑暗，真觉得有点阴森森的。 海关完全是走过场，然后我们全都挤进了一辆呼哧呼哧作响的面包车的后部，另有3辆老式卡车拉着我们的家当跟在后面。在车队将近两个小时的痛苦颠簸中，西尔维亚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 我们终于到达了阿迪苏马和由用波状铁皮做屋顶的长方形棚屋组成的破败的院落。在可预见的未来，这儿将是我们的家。 在一些当地的职工给我们卸行李的时候，弗朗索瓦把我叫到了一边。“马修，我在安排住宿。从实际出发，我想知道你打算在什么地方过夜。”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听着，弗朗索瓦，我现在没法回答你。我们能不能暂时先随便安排一下？” 他耸耸肩，嘴里嘟囔着什么“美国清教徒”之类的话，走了开去。 就这样，头一晚我被分配和吉勒斯·纳格勒住在一起。他是个矮胖结实、看上去很认真的法国人，戴一副金属丝镜架的眼镜。 我们就着烛光打开了行李，因为那台原始的柴油发电机只向手术室及其他医疗区供电。 吉勒斯注意到我没有打开的那个大家伙，吓了一跳。 “那是什么？”他毫不掩饰他的关切。 “钢琴。”我答道。 “不，说真的，别瞎扯。” “我没瞎扯。它只是一个别的什么也没有的键盘。” “哦，这么说来你的意思是它不会发出声音啦？” “声音？打消这念头吧，吉勒斯。反正，它发出的是音乐声，而且只在我的脑子里。” “不过，我还是要警告你，”他一面从包里拿出五六只双筒望远镜来，一面告诫我说，“我有洁癖。希望你保持这个地方的清洁。” “不用紧张。你用不着那么小心提防，我也不是个在房间里乱扔东西的人。”我忍不住盯着他那些光学设备看了几眼，使他感到需要解释解释。 “如果你觉得奇怪的话，”他颇带几分自豪地说，“我告诉你我是个野鸟习性观察家。” “我毫不怀疑这一点。”我评论道，然后爬上床去想尽量睡上一会儿。 “要是我运气特别好，就能看见北方的秃顶朱鹭。” “听起来不错。晚安。” 我不知道睡了有多久，但我记得天一亮我就起来了。房间里已经又潮湿又不舒服，而且一分钟比一分钟更糟。 我走到窗口去看第一眼白天的厄立特里亚，看到的一切使我十分吃惊。 “上帝啊。”我倒抽了一口气。 我的同屋突然醒了过来，摸索着找到了眼镜，跳下床来追问道：“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没事，”我说，“不过我觉得今晚这里可能有场大型的摇滚音乐会。” “你疯了吗？” “呃，”我继续开他的玩笑道，“好像有挺大一群歌迷在排队呢。我想像不出来这么多人还会等什么别的。不过马尔塔好像在那里发节目单呢。” 吉勒斯惊奇地看着眼前的景象：这似乎没有尽头的人的长龙——憔怀瘦弱，满身尘土，显然都有病——从诊所大门口一直聚集到目力所及之处。 “基督啊，”他倒抽了一口气说，“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7点才开始吗？” “他们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劳力士和吉勒表①的。总之，我看咱们今天会够忙的。” ①劳力士和吉勒表，昂贵的名牌手表。 “没错，希勒。看来马尔塔已经开始在把病人分门别类了。我得去喝我早晨的那两杯咖啡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早点开始。” 他神经有点紧张，但很明显，具有献身精神。 当我们很快穿衣刮胡子的时候（用的是冷水），吉勒斯不由自主地谈论著鸟。在我们“暂住”期间他是如何希望能看一眼有赘肉的鹤和——我不是在骗你——棕色的鲤鸟之类的带翅膀的奇迹。在往“食堂”去的路上他仍不停嘴地说着。食堂比起我们住的棚屋来可算很大了，这是个谷仓式的木结构建筑，显然是仓促之中修建起来的。 其他的人大多数都已坐在了有点往下榻的长桌边，包括西尔维亚在内。她向我招手表示已经给我留了座位。 墙的另一头有个充作厨房的地方，有一个烧木材的炉子和一些有四痕的钢制锅。我们被告知可以放心，当地的厨子有基本的卫生知识，在拿出来给我们吃之前把什么东西都煮开了两遍。至于对他们有任何别的指示没有，那还得走着瞧。 早餐放在一张柜台上：番木瓜、香蕉和羊奶酪，这是和用当地的谷物做的像橡皮一样的面包卷一起吃的。咖啡壶看上去原来做过食油桶（确实如此）。我在西尔维亚旁边坐了下来。 “感觉怎样，西尔维亚？” “吓坏了。你呢？” “呃，我得说我的主要心态是急躁。我想到外面去，开始干活。毕竟我们是为此而来的，不是吗？” 她点了点头。 我一面狼吞虎咽地吃，一面环顾周围人的脸，感觉到他们流露出了和我同样迫切的干劲。 只有西尔维亚好像很克制。 “怎么了？”我问。 她摇摇头。“关于血吸虫病的迹象和症状我脑子里突然成了一片空白。” “得了，”我搂着她的肩膀说，“那晚在弗洛尔咖啡厅你都能倒背如流了。你现在是毫无道理地把自己搞得很紧张。再说，这些病的症状就像时代广场的霓虹灯广告牌一样明显。相信我，你不可能看不到的。” 她强笑了一下，想起来还没有给我介绍坐在她对面月u才在和她谈话的那个提格雷省的青年。 “对了，马修，他叫尤翰尼斯。我很幸运，他要做我的护士，周围的人里他的英文讲得最好了。” 听到这样的称赞，年轻人露出了满脸笑容。“医生，你肯定说错了，”他说道，“我语言上不是那么强的。” 从我所听到的这点，我同意他的看法，希望他至少能把医疗上的问题恰当地翻译给病人——特别是传达病人的回答。 “嘿，”我突然注意到了，“大人物在哪里？可别对我说他还在睡个小懒觉。” “你在开玩笑吧？”丹妮斯突然插进来说，“弗朗索瓦和莫里斯从我们昨晚到了以后一直都在手术室里。我们到的时候有几个枪伤严重的游击队员正等在那里，他们不想冒险让他们等到早上。” “他们做得好。”我说。我站起身来，对大家说：“让我们受到他们榜样的鼓舞，去咬住子弹苦干一番吧。”（很不幸用了这个短语，反映了我自己的紧张心清。） 我们正要分散开的时候，马尔塔高声说道：“记住，没有正式的午饭，吃的东西就在这儿，你觉得能走得开就来吃点。7点半吃晚饭，9点开全队会。相信我的话吧，今天会很紧张。” “我相信她。”我们走到灼热的太阳下往“门诊楼”（棚子）走去时我低声对西尔维亚说。 分手前我吻她的前额时，她一把紧抓住我的手说：“如果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能去找你商量吗？” “当然——不过你不会拿不定主意的。” 在接下去的大约2分30秒内，也就是我走到自己那间设备“奢华”的诊室，穿上白大褂，洗好手，连听诊器都用不着就诊断了第一个结核病人的这段时间里，我脑子里琢磨着西尔维亚那和她的个性很不相符的怯场表现。 这个小姑娘的肺部感染是这样明显，我可以从她的呼吸听出她肺部的损伤。 从那以后我忘记了时间。 此后的3个小时里，我看到了比我全部医疗经历中所看到过的范围广得多的罕见病症。我想我遇到了让一米歇尔·戈特列布所讨论过的每一种“宣称已被消灭”了的病症，包括麻风病。 我的护士名叫艾达，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她不像歌剧里的那个著名女英雄，一点也不“神圣”。 她个子很小，人很厉害。我承认，起初我觉得她对病人的态度有点太凶了，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这是她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因为那些推推操操拼命往前挤的病人，只要她一喊，有的时候再推两下，就都听话了。 同时，她还帮助我开始学埃塞俄比亚话。我学会的第一个词是会使任何一个医生感到满足的“谢谢”。 到第一天结束时我还学会了问哪儿痛，并且能听懂病人已经病了多久。当病人充满感激地谢我时，我也能说“不客气”了。 我一直忙得在停下来喝那强制要喝的一升水时才注意到自己已经全身被汗水湿透了。 不知什么原因，我想起了在巴黎的面试和弗朗索瓦那些可笑的问题，现在觉得仿佛是多少个光年以前的事了。他问我会不会想念像电视和麦当劳之类的文明世界的享受。现在回想起来，他没有提到空调。 这种照顾人类舒适的唯一让步只有在手术室才能找到（也许那狡猾的法国伦因此才占据了这地方）。 医疗区按计划“在最近的将来”会得到降温设备，准确地翻译出来，意思就是永远不会有。 当我在享受着自己给予自己的自由时间时，突然想起了西尔维亚。 我让艾达先处理着病人，我小憩片刻。我实在无法使自己提食物这个词，因为几乎所有的病人都处在饥饿的边缘。 这时，太阳正处在正午的位置上，一团火球——一天中除极短距离外禁止工作人员外出的3个小时的开始。而且连极短的距离也只有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出去。 当然病人别无选择，只能坐在炎热的阳光下，用破衣烂衫尽可能遮挡一下，默默顺从地忍受着——至少大多数人是如此——等待着轮到他们接受从一个不同的世界来的、穿白大褂的男女医生给他们做检查。 母亲们像棕色的雕像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给啼哭的婴儿吃奶，苍蝇无情地在他们四周嗡嗡乱飞。瘦得像层纸的老人弓着被岁月压弯了的腰一声不响地站在一边。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徒步走了半天多的时间来到这里，并准备需要等多久就等多久的。这意味着他们就睡在排队的地方，只能得到水、象征性的一碗稀饭和“下次运气好一点”的宽心话。 我只要看看他们的脸——我尽量不这样做——心里就感到十分痛苦。 我到的时候，西尔维亚的诊室里一片混乱。人们喊的喊，叫的叫，推的推。我立刻就明白了，尽管尤翰尼斯有口才，但他缺少艾达对付比较厉害的病人使劲往里冲的状况的能力。 我的注意力立刻被一个女人痛苦的哭喊和咒骂声吸引住了。这时我看见丹妮斯正在缝合一个哭叫着的女病人腹部上的一道锯齿形伤口，几个志愿者在使劲按着她。 “见鬼，你在干什么？”我问丹妮斯，“你就不能给她点利多卡因吗？” “不能，”她咬着牙嘶嘶地说，“几分钟前用完了。” “那我去给你拿点来。”我喊道。 她瞪着我，眼里射出怒火。“没有了，你这愚蠢的美国杂种。别来打搅我了。难道你以为我高兴这样做吗？” “西尔维亚呢？”我用和缓的口气问道。 “不知道，大概在美容院吧。”丹妮斯厉声说，“如果你找到她，告诉她滚回来出点力。”突然，她的口气变成了无助的请求。“劳驾了，马特①，我已经快招架不住了。” 看得出来她快要哭了。显然，出于什么难以理解的原因，西尔维亚擅离了岗位。究竟出了什么事？我匆匆去到食堂，进门时差点和弗朗索瓦撞个满怀。 ①马特，马修的昵称。 从他没有刮过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心情不好。他显然刚从手术室出来。 “如果你在找你的那个女朋友，告诉你她正在享受历史上最长的工间休息，”他反感地说，“我早该知道的。可是达历山德罗的贿赂大下流了，让人没法儿不理。我猜这一切是她那娇生惯养的情感所无法接受的。” “你在说些什么？” “她不知道，在她提出申请的时候，她父亲要给我们100万……” “如果你接受她的话？” “不，如果我们拒绝她的话。这使我一气之下录用了她。现在，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还有工作要干，你也一样。” 他一个字也没有再说，怒冲冲地冲了出去。 我看见西尔维亚坐在桌子的远端，手撑着头，凄楚地盯着咖啡杯。我拼命想压下火气，但无法不感到失望和——是的，难堪。为她，也为我。 但当我走近她时，我提醒自己，既然弗朗索瓦肯定已经训了她一顿，她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又一番指责。显然她正经历着自信危机，需要得到二些支持。 “你好，西尔维亚，”我柔声说，“想谈谈吗？” 她摇摇头。 “说说吧，这样你会觉得好些。”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 “马修，我觉得自己太可耻了。过去这些个月里我对自己想干什么非常自信，然而我一看到这些孩子心就碎了，人就垮了。” 啊，原来这样。她失去了做医生的超脱。难道她没有意识到现在不是应该被这样的同情心摆布的时候吗？ “我应该更冷酷点儿。”她责备自己。 “如果你更冷酷点儿，你就不是你了。”我温柔地说。 “那就说勇敢点吧。这些人简直是生活在地狱里，可我即使是作为一个局外人来面对他们都做不到。” “别说了，”我命令道，“弗朗索瓦第一天要求太高了。对了，你按时喝水了吗？” 她避开了我的目光。 再责备她也没有意义了。我只是走过去，给她拿了2升瓶装水。“现在喝掉一瓶，今天剩下的时间里别再忘了喝水。至于别的一切，我只有两个字要说。” “什么？”她急切地看着我。 “长大。” 不知因为什么，她笑了起来。 10分钟以后，当我们终于离开食堂时，她得到了足够的鼓励去面对最严重的医学挑战。 刚出门口，她用双臂搂着我说：“谢谢，马修。” 然后她吻了我，其热烈的程度使我们在飞机上的拥抱显得就像只是友好地啄了一口。 这可不是平常的一天。 在处理游击队员的枪伤之外，我诊断和治疗的病人自己都数不清了。如果不是我们正好在那里，许多病人就会死去。 此外，我们的到来使至少十几名沙眼病儿免遭失明。这种暗中作祟的眼部炎症总是在卫生条件最差的情况下肆虐，使他们失去视力。但及时涂用强力霉素（多么容易——谁能想像生活中没有抗生素？）就能完全治愈。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那天治疗的最后一位沙眼病人。他是个叫做达威特的聪明的小男孩，在好几个小时的等待中学会了一两个英文单词。他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声调叫我“医三”，每叫一次就咯咯笑个没完。他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但角膜或结膜还没有开始结痴，使用一段时间强力霉素就会使情况好转，不会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但是我们手头没有药膏了。我让艾达向达威特的母亲解释，要她第二天早上再带达威特来一趟。 第二天，哪儿也找不到这母子二人。 而且，哪儿也找不到一管强力霉素。在我留在非洲的那段时间里，只要我们一进药，我一直在寻找这个小男孩，想把他从终生失明的命运中解救出来。我再也没有能够找到他。 我认为最好的医生，是那些既记住了自己的成功，同时也记住了自己的失败的医生。这会给他们必要的谦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一想到厄立特里亚，我就想到那些我没有能够拯救的人，想到小达威特。 还想到西尔维亚。 第一部（三） 第九章 早饭时有多兴奋，晚饭时就有多压抑。 不错，我们被一千次地警告过这个地方非常穷，但是没有一个人，即使是我们那久经考验的队长，见到过人生活在如此可怕的贫困无告之中。就我个人来说，我真不知道明知有这样多的儿童在母亲的怀抱中整夜饥饿地啼哭时，自己还怎么能去吃顿简单的比萨饼。 那一天非常紧张，很难回忆起西尔维亚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了一个问题。下午，她鼓起了勇气，又成了我们中的一员。她诊断时更有信心了，举止也令人放心了。事实上她还做了一个出色的诊断。 丹妮斯正在检查一个6岁的女童。她胸部感染，一周前村子里的一个联合国流动医疗队的医生给了她一些抗菌素，但现在她被急急地送到了我们这里，脸色苍白、浑身汗湿、脉搏快而微弱，几乎摸不出来了。当丹妮斯用听诊器听不出心音时，她慌了，把西尔维亚叫了过去。 “上帝啊，”西尔维亚立刻做出了反应，“马上去把超声波仪拿来。” “你在说些什么呀，达历山德罗？这是病毒性感染——” 西尔维亚打断了她，对护士重复道：“赶快，尤翰尼斯。”他顺从地跑了出去。 “真是的，”丹妮斯抗议说，“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吧，是不是？” “住嘴，拉加尔德。我想我可能找到原因了。” 几分钟之内，尤翰尼斯推着我们带来的那台老式设备进来了。西尔维亚很快打开开关，把探测器放在孩子的胸口。她的怀疑立刻得到了证实。 “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她有心包渗出，心脏受到挤压。难怪你什么也听不见呢。你肯定知道我们一点局部麻醉的药都没有了吗？” “绝对肯定。” “见鬼，我只好硬干了。” 她让丹妮斯帮着尤翰尼斯按住小病人，然后低声自己给自己打气地说：“来吧，达历山德罗，你别无选择。你就扎吧，麻利点。” 不一会儿，当她把针从胸骨下面扎进去，吸出一些混浊的液体时，孩子痛苦地尖叫起来。几秒钟之内对心脏的挤压就减轻了，小姑娘的呼吸开始正常了。 西尔维亚弯下身去，抚摩着孩子的额头温柔地说：“对不起，我不得不这样做，我知道很痛，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丹妮斯别无选择，她不得不说：“干得好，达历山德罗。” 那晚弗朗索瓦把一群精疲力竭的我们招到一起开会的时候，大家已经都知道了西尔维亚出自灵感的举动。 “我尽量简短些，伙计们，”弗朗索瓦开始说道，“因为我知道你们都等不及地要去体验一下这儿活跃的夜生活。”我们累得连象征性地笑一笑的力气也没有了。 “反正，”他继续道，“今晚我们要讨论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如何最好地利用小偷给我们留下的那点药。” “你是说‘小偷’吗？”莫里斯惊奇地问道。 “啊，这儿把他们叫做sa，老兄。不过无论叫什么名字，他们都是同样的那帮黑市商人，不管我们走到那里，总能想法子把我们药品的大部分弄走。” “尽管对阁下尊敬之至，但是，弗朗索瓦——”我开始抗议道。 “少废话，你的意思是毫无尊敬之至。” “好吧，那就毫无尊敬之至。如果你知道他们会抢我们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在车上布置警卫呢？” “见鬼，你以为我是怎么做的，希勒？遗憾的是，‘警卫’们自己昨天把那辆该死的卡车整个儿开跑了。” 他搞得我觉得自己像个被捏扁了的臭虫。然后他对别人说道：“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地把外科手术按轻重缓急排一排。” 在人们传阅一张手写的单子时，嗡嗡的不满声越来越响。 莫里斯气得铁青着脸说：“我简直没法儿相信这个。”他一面说，一面拍着那张纸加重语气，“就我所看到的，我们没有利多卡因，没有红霉素，卤化乙烷只有开始时的一半了。我们还能做什么手术，弗朗索瓦？切掉长进肉里的脚趾甲吗？” 我特别注意到除了这些主要药品之外，所有的抗菌素眼药膏全都不知去向了。在可预见的将来，达威特和我们每天都会诊断出的几十个和他一样的病人就都无法得到治疗。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指望得到补充？”我愤怒地问道。 “等我们在巴黎的人得到保险金后马上就可以，”弗朗索瓦答道，“别来朝我叨咕对官僚手续的不满，我们有保险就够他妈幸运的了。” 这时西尔维亚举起了手。 “什么事，法玛小姐？”他毫不掩饰他的火气。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 不等弗朗索瓦回答，其余的人几乎同声答道：“不行！” 丹妮斯讥笑道：“打电话要第一班飞机飞离这儿，是吗，达历山德罗？” 但西尔维亚已经经历了一连4个小时的战斗，她不再是他们早饭时看见的那朵正在凋谢的百合花了，对于自己现在在民意测验中的处境也毫不在意。 “我知道自己今天不怎么得人心，我向大家道歉。对于在上午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我特别要向丹妮斯道歉。但是我现在要求用电话却是正当地试图帮点忙。” “我听着呢。”弗朗索瓦抱着胳膊说道。 “我想给父亲打个电话。” 更多不满的呻吟声、口哨声和轻蔑的呸呸声。非常明显，队里有了个替罪羊了。 他们那副沾沾自喜、自以为是的嘴脸真把我惹火了。我站起身来靠在桌子上，用目光把他们一个个压了下去。 “行了，伙计们，闭嘴吧，让她说下去。” 嘲笑声低了下去，西尔维亚说完了她要说的话。 “正如你们大家知道的那样，作为一个肮脏的资本家，我父亲和制药业里与他同样的人有联系，有可能加速把我们需要的药品运到这里。” 人们最初的反应是沉默。大家的眼睛都盯着头儿，而他的反应惊人地宽厚。 “哦，正如埃塞俄比亚的谚语所说，‘只有sa才能抓住sa’，所以干吗不给老爹个机会试试呢？” 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把钥匙递给她说：“趁此机会，让他送几箱意大利托斯卡纳区产的红勤地酒来。” 西尔维亚设法挺直了腰杆走出房间，她知道她走开以后会爆发出什么样的嘲笑。 “典型的资产阶级，”丹妮斯讽刺道，“什么都跑去我爸爸要。” “行了，别纠缠着不放了，”我厉声说，“考虑到你对她已有的看法，难道你不觉得她主动提出利用她父亲的影响需要勇气吗？难道你们从来没有过一分钟的不安或片刻的犹豫吗？我仍然认为西尔维亚是有她的优点的。” “不错，”马尔塔挖苦地同意道，“那叫做金钱。” 他们嘲讽的笑声被西尔维亚的重新出现打断了。突然，每一个人都闭上了嘴。 “谢谢你，”她把钥匙交还给弗朗索瓦时轻声说道，“他知道该给什么人打电话。这星期末我们可能能够得到一批临时补缺的药。” “太棒了，”我的同屋吉勒斯欢呼道，“做得好，西尔维亚。对了，今天下午你那个诊断非常出色。” 他的这番话引起了一些客气而勉强的掌声。这远远算不上是什么喜爱的表现，但至少对西尔维亚的攻击结束了。 “好了，孩子们，”弗朗索瓦宣布说，“会开完了，大家都去睡一会儿吧。” 几秒钟之内就只剩下西尔维亚和我了。我们每人端着一根蜡烛，她不安地笑着。 “感谢你对我的支持。” “感谢你做了你做的事，这会带来很大的不同。” 摇曳的烛光下她显得非常美丽。 “米兰家里怎样？”我装出若无其事的声音问道。 “挺好……不错。 “尼科好吗？” “我没问。” “难道你父亲没有告诉你吗？” “你想要知道实际情况的话，他只想谈我，并想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一帮人。” 我突然想到，不知尼诺做了个什么性质的汇报。还有，他的老板已经对我有了多少了解。 我决定不再去想这件事，至少此时不再想。 “走吧，西尔维亚，很晚了。把蜡烛吹掉。” “你干吗这么看着我？”她问道，仿佛能感觉到我凝视着她面颊的目光。 “因为我想记住你现在的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灭掉了小小的烛焰，紧挨着站立在黑暗之中。 我伸出胳膊搂住她，打开了手电。我们开始慢慢向她的小屋走去。大院里一片死寂，只有夜鸟的狐狐叫声。它们富有异国情调的名字只有像吉勒斯这样的人才会知道。棚屋和树木在月光下影影绰绰，气温令人刚刚能够忍受。 “你知道吗？”她喃喃道，“今天是以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开始，而以最了不起的一天结束的。这只有一个原因。”她用力地捏了捏我的胳膊，“我怎样才能谢你呢？” “这没什么。”我答道。 这时我们来到了她的门口。她抬头看着我。 “我不想让今天结束。” 一会儿以后我们都进到了屋子里，在一根蜡烛的火焰下紧紧拥抱在一起。 我无法形容抚摩和亲吻西尔维亚·达历山德罗时的感觉，或描述我们拥抱时我的世界是多么完美。 突然她停了下来。“我得告诉你一件事，马修，”她说，“我很害怕。我从来没有和男人在一起过。” 我真的惊奇了。我永远也不会想到，像西尔维亚这样世故的女孩竟然会是个处女，但从她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这是真的。这使我能够就我在她心目中的意义得出自己的结论。 就这样，在埃塞俄比亚一个偏僻小村庄里的一个破旧的棚屋中，我们第一次做爱了。 第十章 这不是一场梦。 我醒来时仿佛是半夜，发现自己仍睡在西尔维亚身边。她竟然在我的怀里平静地呼吸着，真让我不敢相信。她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我真想吻她，但我不能搅了她的睡眠。 我看了看表，已经过了5点钟了。通过她窗上那临时凑合用的百叶窗，可以看见黑暗的天空已开始出现丝丝曙光。我得回房间去了。 尽管我穿衣服时尽量轻手轻脚，西尔维亚还是突然睁开眼睛，用胳膊支起身子，在黎明的昏暗中看着我。 一开始她光是看着，然后说：“不。” “不什么？” “你不能走，马修。” 我俯下身去，脸紧挨着她的脸。“你愿意他们知道吗？” “那有什么关系？他们反正能从我的脸上看出来。” “是的，”我微笑着说，“你能从我的脸上看出来吗？” 她点点头。“所以你可以留下。” “不行，”我开玩笑地说，“我不愿让吉勒斯妒忌。” 她笑了。我挣脱了她的魔力，迫使自己按我知道是对的方式去做。 “马修——” 我停下来轻声说：“不要担心，我们才刚刚开始全新的一章。回头见。” 我走进棚屋时吉勒斯惊醒了，很快伸手去拿眼镜，但我叫他放心，说：“别冒汗，还早，我只不过出去散了一下步。” “啊，当然。”他回答的口气让我猜不透，“不用担心，你没有打搅我。我一直在训练自己5点钟就醒来看鸟。既然你已经起来了，你想跟我去吗？” 我感谢他慷慨的邀请，答应以后和他去，同时对于他对周围事物的不加注意，或是注意到了但好心地装作没有注意到，心里十分感激。不管怎样，我希望今晨他能看到带来幸福的蓝知更鸟。 我们的哑剧继续了差不多48个小时。我的队友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行为有什么变化，我们很高兴没有人知道我们之间的秘密。 第三天早上，弗朗索瓦派我们两人开着半履带式汽车去给一个生病的酋长看病。他如此宽宏大量地让我带个朋友去进行本来只要一个人就够了的简单出诊，我是应该起疑心的。 我们回来时他对我们咧着嘴直笑。 “二位，我不得不给你们重新安排住处。从现在起你们两人都住在11号屋，就是说，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西尔维亚和我交换了一下目光。 “不介意，”我代表两个人说，“我们会强迫自己服从的。” 突然我想起来了。“嘿，一共只有10间屋子呀。” “啊，信不信由你，希勒，我们已经把你的东西搬到了院子里最新开发的住宅中去了。” “你是说我的东西也搬过去了？”西尔维亚觉得又惊奇又有趣地问道。 “没有，我们觉得你会愿意自己搬。当然，是在下班以后。总之，我们的一些康复病人手可巧了，你们今天上午不在的功夫，他们用创记录的速度把整个棚子搭了起来。” 看来显然是这样。棚子的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建筑上的典范，把电话亭般的长方体和比萨斜塔那轻缓的倾斜结合了起来。但是那又有什么，它有着无法估量的优点：它坐落在仓库的另一边，远离其他的棚屋。不论它是多么粗陋，它是我们的第一个家。西尔维亚和我手拉着手站在一起，看着这刚刚盖好的住所。 “幸福吗？”我问。 她微微一笑。“我对你说过谁都会看出来的。” “那好呀，省得我们告诉大家了。” 这时弗朗索瓦在远处大声说道：“请允许我提醒二位，这可不是个借口，下午上班一分钟也不能迟到。” 不用说，我们的夜晚是难忘的。 我们非常幸福。 然而，在白天无情的酷热中，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周围的一切。 土地是焦干的。除了兰花楹属树木勇敢地、挑战般开着的紫色花朵之外，什么都似乎不开花、不生长。周围的景色是一片单一压抑的暗淡棕黄色——微带刚能察觉的一丝红色的暗棕色。有时在沉思中，我会想像这是土地吸收了所有的屠杀所流的鲜血的结果。 从诊所，我们有时能听到哒哒的枪声。这是种令人担忧的声音，还不仅是因为它意味着马上就会有受伤的人来手术。自然我从不问受伤病人的政治派别。有些人年纪非常小，我常常怀疑他们自己也不了解自己。而这再一次说明了战争的愚蠢。 西尔维亚的父亲知道该怎么办事。第一个星期尚未结束，他在达赫拉克群岛上的石油勘探公司的直升飞机就把药品从阿斯马拉机场安全地运到了我们的后院。拥挤在附近的病人高声欢呼，为欢迎这些魔力无边的直升飞机跳起舞来。 而我们则用做手术来表示庆祝，还有给沙眼患者开强力霉素（唉，但是没法开给达威特）。 全靠工作的速度才使一切变得可以忍受。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对看到的可怕疾病感到毛骨悚然。在书里面看到图片是一回事，但是在现实中面对一个原本很可爱的孩子严重毁容的脸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除了看病的时间以外，西尔维亚和我都在一起。对于别人来说，疲劳而毫无变化的日子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们的精神，而对于我们，每一天都纯粹是幸福的无限重复。然而，每一天都必须承受的、令人无法接受的无谓死亡，即使在我们身上也产生了影响。 我能通过在假键盘上练琴来排除自己的痛苦，但西尔维亚却没有这样的途径，需要向人述说她的感受。她不用说话我就能知道，什么时候情况特别困难，她需要安慰了。 她会回到家中，换上浴衣，匆匆到临时露天淋浴处去洗澡。如果时间掌握得好，晒了一天的水还会是温热的。 洗完澡回来，她会紧挨着我在床上坐下。我膝上放着键盘，狂热地弹奏着。没有乐声，她无法知道我弹的是哪只曲子，所以我解释给她听。 “这是贝多芬所谓的《月光奏鸣曲》的最后一个乐章。给了这首奏鸣曲这个愚蠢的名字的人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一部分——它确实十分激越，路德维希①实实在在是宣泄出了一股猛烈的旋风。” ①路德维希，贝多芬的名字。 然后，我用全部力量再度投入弹奏那疯狂的琶音和隆隆的和弦中去。 “你真是一位不可思议的艺术家。”她说，一面吻着我的颈背，“我一看你的脸就能看出你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她微笑着，“有时候我也能听见音乐声。” 这时我就会停下来，我们会谈谈一天的情况。因为我们不能不谈。这是保持神志健全的唯一方法。 如果病人死去，西尔维亚总要责备自己。有一天午后不久，一对双生婴儿死产，那天晚上她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进行严厉的自责。 我用尽自己全部的说服力才使她相信，这个国家的产前检查不仅是质量低的问题，而且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不少临产妇在步行许多英里往诊所走来时，还没有到我们这里就失去了婴儿。她沉默了片刻，然后低声严肃地说道：“有的时候我痛恨这个地方。” “不，你不恨。”我反驳道，一面把她搂进了怀里。 由于食堂是唯一有电的“娱乐”室，晚餐后大家都留在那里，看一个星期前的旧报纸，写信，聊业务或——是的——吸烟。压力确实极为残酷，我们有一两个人又犯了老毛病，吸起烟来。 我们常常用短波无线电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国际节目中的新闻。当提到厄立特里亚的起义者为从埃塞俄比亚获得独立所进行的战斗时，我们总是如饥似渴地听着。他们在伦敦，但对于发生在我们家门口的事知道得似乎比我们要多。 其他的医生简直谈不到有什么社交生活。吉勒斯的鸟当然是有翅膀的，因此大多数时间他都是独自坐着看书或发呆。然而，他似乎并不愿意这样。我总是努力让他参加到我们之中来，他显得很勉强。 “这种闲谈总是落到谈个人过去的话题上。”他阴沉地评论道。 “那又怎么样？也许会很有趣呢。” “对我不是这样。我没有过去。” 我那助人为乐的本性使我不肯放弃。 “你总可以编出些细节来的。我相信多数人都是这么做的。” “我没有想像力。” 到这个分上，我那牧师般的宽宏也到了头。 当最后的读书人交换过了最后的平装书以后，直到上床睡觉之前，除了聊天以外就没有别的打发时间的办法了。 渐渐地，我们知道了彼此过去生活中的故事，那些各种各样导致我们今天一起来到这块充满厌倦、无聊的绿洲的奇遇和不幸。同事的过去不可避免地成了我们的主要消遣。 我想弗朗索瓦成了第一个倾吐一切的人，这是可以预料的。我们从他左手上的戒指知道他结了婚，从佩尔捷夫人的从不出现我们可以推断他们的结合并不是无比幸福的——我们上飞机前她都没有露面。 一天晚上，他无意中提到自己是个“幸福的已婚男人”，我听见后不由自主地说了声“真的吗？”于是引起了一场关于婚姻问题的热烈辩论。 “真的，希勒，”他肯定地说，“我们一起20年了，有3个很有意思的孩子。” “你有多少时间是和他们在一起度过的？” “这种事情是不应该用量来衡量的，老弟。”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从你呆在国外的时间来看，你短暂的家庭生活经历必定是惊人地热烈。” 这时，莫里斯·赫尔曼斯提出了那个我们大家都特别想问的问题。 “如果不嫌我冒昧的话，弗朗索瓦，请问你的妻子从这样的安排中能得到什么呢？” “哦，”他点燃一支香烟，慢吞吞地说，“她结了婚，却不必忍受老有个丈夫在旁边碍手碍脚的不便。当然，她为我的工作感到骄傲。她本人是我们资金筹措办公室的主任，而且是个好母亲。” 我心中暗想，这不是占上风的一招。不过事情还没有完。 “每年8月在诺曼底我们的小别墅里，我们都提醒自己，性生活就像优质香槟酒——一开始时冒泡的话，20年后就会更好。我们使短暂的相聚充满了温文尔雅的谈话，这样我们会暂时忘记我们已经不再相爱。” 毋庸多说，没有人再提出任何问题了。 随着时间的过去，“等我回到巴黎以后”之类的话开始进入人们日常的谈话里。我们时常需要提醒自己当初将我们带到这片遥远的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来的理想主义，因为我们正在逐渐变成萨特①的《别无出路》中的人物。只是结果发现，地狱中并不是“别的人”，而是同样的人。 ①萨特（1905-1980），法国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法国存在主义的首创者。 在我们这一漫长的冒险历程之初，当莫里斯·赫尔曼斯要吹口琴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门廊上吹，以表示对我们的尊重。但是渐渐地，他不仅把表演移到了室内，并且还开始和英国广播公司竞争起来。 从原则上讲，即使如此也还是可以忍受的。遗憾的是，他的保留节目只有《红河谷》和《我亲爱的克莱门坦》。可以听到有人要对他施以私刑的传说。 5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们从广播中听到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被左翼恐怖主义分子绑架并杀害的消息。西尔维亚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这不仅勾起了她对自己母亲命运的可怕记忆，而且莫罗还和她父亲有私交。 我力图安慰她。“至少在这里你是安全的，不会遇见那种事情。” 我让她答应不再听新闻广播。“干脆就利用咱们在穷乡僻壤这一点。咱们的病人就够咱们愁的了。” 她点点头抓住了我的手。“你说得对。我们应该珍惜这些时刻。”对于我来说，这些话笼罩着哀伤的阴影。它们提醒我，田园牧歌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 偶尔我也大着胆子考虑一下将来，但总感到充满了痛苦，所以联想一想未来那不可避免的分离都受不了。 然而，尽管我理性的头脑做了很大的努力，我仍会幻想和西尔维亚结婚。有天夜里，一个助产士碰上臀位产，无法应付。我给产妇做了紧急剖腹产。当我把婴儿用毯子包好交给那个母亲时，我成功地想像出了我和西尔维亚可能有的孩子的模样。这是短暂的、充满了纯真的快乐的一刻，以后如何，我就无法想像了。 我绝对设想不出一个在现实世界里我们能够在一起的生活。我是说，她会和我一起回到迪尔本去行医吗？不太可能。我会去意大利吗？也不怎么可行。我无法想像自己会受到欢迎，进入她在米兰的社交圈子。 我开始相信，我们是被残酷的命运作弄的玩偶，把我们带到一起只是为了拆散我们，造成我们更大的痛苦。这样的想法我必然无法向西尔维亚隐瞒。她毫不犹豫地承认，同样的别离的幽灵也盘踞在她自己的脑子里。 “我是说，我们现在是这样幸福，”我坚持说，“为什么不能永远像这样生活下去呢？” “我同意。” 起初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现在一切都那么完美，”她分析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就在非洲呆下去？这里的工作一辈子也做不完。” “你这话当真，西尔维亚？你是说你真要放弃你世界中所有那些别的东西？” “重要的只有爱情和工作，马修。我的世界一切都在这里，就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 “啊，我愿意与你共度此生，如果你能肯定这是你真正希望的生活。” “这是我真正希望的生活。” “那么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的回答是3个词：‘是的’，‘是的’，还是‘是的’。”她黑眼睛闪着光，扑上来抱住了我。 “咱们干吗不去找一个神父？” “行啊，我没意见。”只要我们能结婚，以什么形式结婚并不重要。 我提出由我给阿斯马拉天主教大教堂打电话约一个时间。她想什么时候去？ “越快越好。”她说。 这时，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我说，你没有怀孕吧，是吗？” “没有，不过我对这个想法突然感起兴趣来了。”接着她用较为严肃的声音承认道，“说实话，实际上，我们既然已经决定了，我想如果给我父亲一个既成事实要更好些。我无法解释，这只是个直觉。” 我明白她是对的。我们等的时间越长，消息就越有可能传到这个极有势力的人的耳朵里。他会搬天动地——肯定无疑会搬动厄立特里亚——把女儿从我身边夺走。 我们去找弗朗索瓦，没有解释原因，只是要求享受早该享受的休假，好去阿斯马拉。 “没问题。”他和善地同意了。“别忘了去试一试尼亚拉饭店6层楼上的餐厅。他们把桌子布置得像小帐篷一样。很有意思。” 两天以后，我们早上7点从阿迪苏玛出发，不到中午就来到了厄立特里亚首府的郊外。这里的海拔比阿迪苏玛整整高出一英里。气候的变化简直是戏剧性的：我们把地狱般的夏季抛在了身后，进入了春天。 开车进城时，我们经历了一次文化冲击。在非洲的荒野中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以后，我们突然来到了一个很像米兰郊区的地方。我们这样想不是没有理由的，城里的大部分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9年意大利的征服，从那以后，这儿成了意大利非洲帝国的中心。 阿斯马拉没有辜负它的名字：花林，到处都是九重葛和兰花楹属的花木。街道一尘不染，两旁有露天咖啡馆和真正的商店，而不是逢集时放在毯子上的商品。然而即便在这里，我们这辆破旧的半履带式汽车也并非显得格格不入，因为这里几乎一半的交通工具是马拉的。 既然不是去观光的，我们便径直开上了自由大道，在天主教大教堂附近停下车。这是一所俯视周围的意大利式建筑。我们早了几分钟，于是就在教堂里面闲逛起来，看看那些冒充哥特式杰作的20世纪的彩色玻璃窗。 突然，我的注意力被一件神奇的东西吸引住了，我许多个星期的渴望意外地获得了满足。我没有停下来去征求同意，却发现自己在迅速地拔下大教堂管风琴上的桂子。我已经有很多个星期没弹过琴了。 当然要弹的只会是巴赫那伟大的（小调赋格曲》。开头的部分只弹了一半，就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压过了有力的音乐。 “可以请问你是什么人吗？” 能够再一次弹琴使我得意忘形了，我的回答可能有点不够尊敬。 “目前我只不过是巴赫的一名恭顺仆人。我们约好要和教区代理主教伊夫特见面。你知道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他吗？” “你已经找到他了。”那人答道，然后他夸张地补充道：“你们来早了，孩子们，很显然你们是借爱情的翅膀飞来的。” 像他的大多数同胞一样，伊夫特先生非常结实，但穿得比阿迪苏玛一带的人要好得多。他已开始歇顶，出现了双下巴，眼镜的金属丝架紧贴在脸上，赋予他一副机灵的神情。他已经严厉地瞪了我多时，认为我会明白他的意思，但最后不得不说：“希勒先生，你弹得已经很够了。请你们二位这边走。” 3份咖啡已经等好在他四壁放满书的办公室里了。我不禁注意到其中许多是拉丁文的。 “请用，”他指指咖啡说，“咖啡豆是我们嘉布遣会的一些会友在这里种的。” “啊，”我克制不住地说道，“这样说来，这是真正的咖啡了。” 他古怪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尽了我认为是他最大的努力笑了一笑。 “好了，孩子们，你们现在离家很远。你们是在非洲认识的吗？” “不是的，先生，我们是3个月前在巴黎参加这次任务的集训时认识的。” “啊，”教士评论道，“这么说，你们相识的时间不长？” 这只是我的想像，还是我真的感觉到了他问题中暗含的怀疑？ “我想，如果仅从年月上看，时间是不长，”我代表我们二人回答说，“可是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我是指日夜一起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和人是会变得非常密切的。” “是的，”伊夫特先生同意道，“有关你们出色工作的消息连我们这里都听到了。应该祝贺你们。好，现在我们该从哪儿开始呢？” 呃，我心里想，你可以从表现得友好一点开始。我想像他的买卖不见得好到能拒绝像我这样的可能的皈依者的程度。 他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两只手的指尖对压在一起，看着西尔维亚。 “婚姻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达历山德罗小姐，而且当然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结合。” 西尔维亚看了我一眼。我的表情说明，对他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我是越来越不耐烦了。 她回过头去用和缓的口气说：“我们明白这一点，先生，所以我们才来找你。我在威尔特郡的圣巴塞洛缨读过书。” 他听了似乎觉得很受用，便直接回答西尔维亚道：“好呀。”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时西尔维亚追问道：“那你愿意主持我们的婚礼吗？” “当然，当然，到时候会的。但是教会的规矩是，想结婚的人必须到我们这里来五六次，以使他们得到充分的准备。你们愿意每月来一次吗？” 我不能肯定，但是我认为他刚刚把我们的婚礼推迟了半年。可我错了。 “当然你们的情况是，”他补充说，“有一方为非天主教徒。”他看着我。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愿意接受宗教教导？” “是的。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如果我不愿意，我不必正式皈依天主教？” “是的，只要你同意子女在这一真正信仰的教育下长大。” 有一刹那功夫，我没有做出反应。我已经对西尔维亚说过，我愿意我们的孩子成为天主教徒，但是我不喜欢这个人对我施加压力。然而，我明白只有一个词能使我们摆脱这里，因此我说了出来：“同意。” “好极了。”他的反应是这一天里最热情的。“我可以肯定，对于像你这样一个有教养的人，最多再要3个月时间就够了。” 不，这已经是一个长达9个月的拖延策略了。 我只是点了点头。 “很好，”他站起身来，“那么现在这个钟点对你们方便吗？” “方便，先生，”西尔维亚客气地说，“这样我们来回只要一天就够了。” “非常好。那我们是不是……”他手伸进法衣的口袋，拿出了一本精巧的皮面日志。他仔细地翻过后建议说：“我们24号再见面，行吗？” 那是3个星期以后。 “好的。”西尔维亚代表我们二人回答。说完后，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了出去。 一走到他听不见的地方，西尔维亚便低声说道：“深呼吸，马修，做深呼吸，等到了街上再说。” 我们必须从教堂的门廊经过才能回到停汽车的地方。 那时，我们才看见了后墙上的铜牌。日期是1922年，是为了纪念教堂最初的捐助者而设的。其中赫然包括了温琴佐·达历山德罗，法玛公司的创始人，以及他为之忠实服务的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 “哦，这就明白了，”我挖苦地说道，“你知道这是个家族教堂吗？” “我要是知道的话，你觉得我会提出到这里来吗？” 然后她用那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我，柔声问道：“你仍愿意和我结婚吗？” “当然啦，西尔维亚。只要不在这里。” 我们在意大利和美国使馆的经历与在教堂的经历截然不同。当地态度和蔼的职员答应尽一切可能促使他们各自的政府尽快同意我们在国外结婚。他们都对我们说，我们可以准备在两个星期后举行婚礼。 我们冒着让弗朗索瓦失望的危险，退掉了在尼亚拉饭店预定的当晚的餐位，而在公园咖啡厅匆匆喝了一杯蒸馏咖啡就动身回去了。 “你在想什么，马修？” “仅仅是在琢磨而已。”我说。 “琢磨什么？” “琢磨你父亲需要多长时间把我们拆散。” 她抓住我的手。“别傻了，什么也不可能使我们分开。” “别那么自信。” “我说，你现实点，我们已经超过21岁了，他怎么可能阻止我们呢？” “西尔维亚，”我半开玩笑地说，“以你父亲的关系，他可以让你参加意大利的第一个前往火星的太空项目。” 我们晚上很晚才到家，但回到熟悉的环境使我们非常高兴。那晚我们久久地、热烈地做爱。 后来我们拥抱着静静地躺在那里。 西尔维亚悄声说：“马修，没关系。” “什么？”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我紧搂着她。真的，别的什么也不重要。 第十一章 “不行，弗朗索瓦，你不能硬要我这么干。” 如果这是军队，我就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当我投身于这一使命时，我曾认为不会有任何任务能可惜或令人不安到无法执行的地步，但是我错了。我发现自己无法拿着武器向另一个人瞄准，然后扣动扳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所有的人里，居然是弗朗索瓦在对我的和平主义进行考验。 “听着，马修，你得现实点。这些大门外不到100米的地方就在进行一场战争。你可能会发现需要保卫你的病人的安全。为了他们，同时也为了你自己，你有责任学会使用这把枪。” 但是他身不由己的举动表露了他真正的情感：从他那小心翼翼地在手指头上吊着那把.38口径的自动手枪的样子可以看出，他也非常厌恶用训练来拯救生命的手去握导致死亡的工具。“让我告诉你吧，为了减轻你的负罪感，我建议做出下列妥协：学会使用这个东西，把真正需要开枪的决定推迟到问题直接面对你的时候。” 他停了下来，恼怒地吸了一口气，补充道：“至少答应我做一下选择。” 我让步了。 此后的两个星期，每天早上6点半钟，我们大家都聚集在大院的一个偏僻角落，尽可能远离每天早在医生开门前很久就排在门外的大群病人。 弗朗索瓦展现出了他一直不为人知的艺术天资——他做了3个硬纸板人形，在心脏部位贴上了6个同心圆。然后他把“哈泼”、“奇柯”和“格罗丘”分别放在10米、20米和30米之外，向我们演示怎样以无情的准确性将它们处死。我的一些医生同事，包括西尔维亚，很喜欢这种练习。然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成了我们之中的神枪手，甚至连弗朗索瓦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希勒，你要是有朝一日给人治病治腻了，可以去做个黑手党的杀手。”他开玩笑说。不用说，我并没有笑。 弗朗索瓦的枪迅速具有了护身符的地位。它成了我们的亚瑟王神剑：它将在邪恶下保护我们，使我们能不受伤害地完成我们神圣的职责。 我们1978年到达的时候，内战发展到了一个危险的新阶段。向来爱冒险的苏联人卷入进来，大规模地重新武装了埃塞俄比亚政权。他们大大增强了的军火实力，使形势对厄立特里亚起义者非常不利，在撤退中到处遭到了流血浩劫。 这些挫折使大批群众流离失所，联合国的救济人员拼命设立难民营。在甘契瓦以东40英里我们这个地区最新建立的一个难民营里仅有两名护士、简单的急救设备和一些治疗诸如随处可见、死亡率极高（特别在儿童中）的痢疾等病的“看家药”。由于我们最近似于“医院”，便定期派出两个医生去给这些难民治疗较为紧急的病症。 我和西尔维亚盼望着一起去执行这样的任务，当时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冒失之处。对于我们来说，这给了我们一个既可表现无私精神又可以亲密相处的机会，让我们既能得到“表扬”，又能在路途上一连几个小时快活地在一起。 当然，我们也意识到旅途上不是没有危险的。埃塞俄比亚军队、厄立特里亚解放力量以及纯粹的盗匪就像城市里对立的团伙那样经常为争夺地盘而无谓地打仗，根本不管在交火中打中了谁。 我们正要第三次上路去甘契瓦。在做最后的准备的时候，弗朗索瓦和马尔塔帮助我们检查装在久经风霜的半履带式汽车后部的补给品。弗朗索瓦一声不响地从仪表盘上的贮物箱中拿出手枪，检查是不是上好了子弹。 他吻别西尔维亚的时候，我求他对我免了这种感情的表露。并不是因为我不爱他，而是我不愿在不必要的近处承受他那浑身的烟味。 正如人们对法玛公司法定女继承人会做出的判断，西尔维亚开起车来神气活现。如果我听之任之，她会把着方向盘直到终点的。清早的天气不太热，开车能微微带来一些快感。 我的任务降为看地图和放音乐（第一盘磁带我选的是泰勒曼①的小号独奏曲，来反映新的一天的乐观心情）。后来，我们沉溺于独自相处的快乐之中，聊起天来。 ①泰勒曼（1681-1767），德国自学成才的音乐家。 开始我们又玩了一轮自己发明的游戏：没有被邀请参加我们的婚礼的人之中，谁会最生气。这样，我们走过了几英里颠簸的路程，然后，我们又讨论了另一个老问题：在两年的合同期满以后我们还要在这里呆多久。 “呃，就我而言，”我深情地说，“永远好像还不够长。怎么啦，西尔维亚，突然想家了？” “为什么要想家？”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想一碗真正上乘的意大利面条。” 她回答时脸好像有点红。“别担心，马修，我向你发誓我要学会做饭。” “得啦，你知道说到你的烹调技术时我并不是认真的。但是另一方面，关系到孩子时……” “你是不是指我们想在什么地方抚养他们？” “对。”我答道，极力抑制突然而来的想做父亲的强烈渴望。在这件事上，我们两人谁都找不到一个容易的答案。 我们继续往前开了一段，听任斯科托和多明戈在荒野中对唱《托斯卡》中的一段小夜曲。西尔维亚似乎陷入了沉思。 “你呆呆地想什么呢，小姐？” “你认为我们还回得去吗？” “回哪儿？” “你知道的，回我们来的地方。” “会的，去参加我们第一个孙子的婚礼。” 她笑了。 车子开了两个小时以后，格兰·古尔德①正在演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空气已经热得像火炉了。当我们来到一丛按树旁时，我让西尔维亚停下车，喝了些加蜂蜜的茶厂弗朗索瓦大妈”用来喝下食盐片防止中暑的偏方的一部分），然后我接过方向盘，开过格雷姆丘陵地带。 ①古尔德（1932-1982），加拿大钢琴家。 几分钟后，大路通到一片开阔的高地。我们已经得到过警告，说这种地形最危险，因为可能的侵犯者能够看见我们而自己不会被发现。可是我们年轻，正在相爱，又有谁会想伤害我们呢？ 不久我们就知道了。刚开始，那声音像一块小石头。在非洲这么偏僻的地方？显然我不愿意相信穿透右侧车前盖的是一颗子弹，可是伴随一阵巨大的噬噬声，被打穿的水箱里的蒸汽喷了出来。我竭尽全力才使车没有失去控制，并停了下来。我至今仍记得自己当时对情况极富说服力的估计：“妈的！” “什么事？”西尔维亚突然害怕起来，问道。 “不是什么事，”我纠正她道，“是什么人。不知道我的美国汽车俱乐部会员证在这儿管不管用。”绞刑架下的幽默。 我把手伸进仪表盘上的贮物箱，抓起手枪匆匆下车去看出了什么事时，感觉到太阳穴处的血管突突直跳。这时，我面对面地碰上了我们的对手：两个瘦而结实、肤色红褐的战士，胸前交叉挂着子弹袋。他们非常凶狠，在齐腰的高度端着连我都能认得出的俄国造步枪，枪口直指我们。 知识分子的本性难移，我试图和他们对话。 “你们想要什么？”我拿出我最好的埃塞俄比亚语阴沉地说。我的心脏撞击着肋骨，跳得是这样响，我真怕自己会听不见他们的回答。 一个外国佬说他们的话，这使他们一惊。两个人里较高的一个凶狠地打量着我。很不快调的是，我们仍能听见格兰·古尔德的琴声。 “跟我们来。”他吼叫着说。我决不可能让这些家伙把西尔维亚带走。绝对得先把我打死才行。 “滚开，别挡路。”我也吼道，还加上了从病人痛苦时用的骂人话中学来的精华。这生动的土话又一次使他们愣住了。我回头对西尔维亚大喊，要她赶快坐到驾驶座上，在换挡前的一刹那通知我。 显然她是吓傻了。“不，马修，也许我们应该按他们说的去做。” “听我的，见鬼，”我厉声说道，企图把她从瘫痪状态下震醒，“你不会愿意做他们的俘虏的。好了，按我说的去做！” 这时，伏击者之一用步枪向我示意，要我走到他那儿去。我没有动，尽管我知道他马上会开枪。 “快，西尔维亚！”我再一次喊道。半履带式汽车中仍然毫无动静。 那人的眼中冒出了怒火，很明显，他要杀人。那一刻，我变成了一个不惜一切保护配偶的本能动物。 突然，一颗子弹呼啸着从我耳边飞过，切断了我和文明间的联系的最后一环。我狂怒地瞄准着向他的胸口开了一枪。我差一点命中了他，但他往下一跪，躲过了子弹。在他还没有来得及爬起来前，我已跳上了汽车踏脚板。突然，我发现了在大路另一边的第三个枪手。他正把步枪举到齐肩高，瞄准西尔维亚。 我本能地毫不犹豫地开了枪。他向后反跳出去。天哪，我打死了一个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然而我没有时间再去想它。我很快倾过身去，摇着西尔维亚，使劲喊她的名字。她惊醒过来，立刻机警地换挡。汽车扬起一团灰尘驰去。 但这时，一阵弹雨从大路两侧倾泻而来。在汽车逐渐加速之际，我把身子探出车窗，将手枪里的子弹全部射向了敌人。四周一片混乱。子弹在到处开花。 我感到有什么东西撕扯着我的太阳穴，脑袋里面突然像国庆夜那样一片闪亮。 然后是一片黑暗。 第二部 1978年夏 第十二章 柔和的阳光从窗子里射了进来，爱抚着我的脸。我慢慢地恢复了知觉。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是躺在一张病床上，脑袋很疼，胳膊上打着吊针。高高地站在一旁俯视着我、脸上布满倦容和焦虑的是母亲。她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在什么地方？ 看到我睁开了眼睛，妈妈露出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马修，能听懂我说的话吗？”她担忧地问道。 虽然刚刚才清醒过来，我马上的反应却是：“西尔维亚呢？” 我拼命想说话，大口吸着气，可是发不出声音来。 我感到有一只手亲切地抚摩着我的手。我听到了弟弟的声音： “别急，马修，”他说，“你经历了不少事。我是说，你真的能够对孙子们吹嘘说你脑袋中了弹，却活了下来亲自把这事讲给人听。” 我终于说出了要说的话。 “蔡兹，她没事吧？她跑出来了吗？” 他好像听不懂我的话，只是安慰我说：“放松点，最重要的是你没事。” “不，不是。”我抗议道，越来越激动。 一个矮胖结实、头发灰白、穿着白大褂的男人走进了我的视线，抢过了话头。他的英语口“音很怪。 “希勒医生，你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吗？” 此时此刻，我连自己是谁都说不准。 这位先生继续用这奇怪的口音很有礼貌地解释说：“你现在是在苏黎世的大学医院里。” 瑞士！这消息并没有使我明白什么。我于吗在这儿？ “我是塔木兹教授。5天前我们收你进院，一颗子弹嵌在你的蝶骨中，离大脑非常近。当时情况非常严重，我立刻给你做了手术。很高兴看到你脱离了危险。” 母亲进一步解释道：“马尔科姆上个星期和我们一起飞过来，整个手术过程中他都和塔木兹教授在一起。他说手术棒极了。可惜他自己有紧急病人，不得不赶回迪尔本去。” 我脑袋昏沉沉的，耳朵里听到的东西也丝毫不能帮我把事情搞得更清楚。 “我究竟是怎么到这里的？” “显然你是由一架私人急救飞机送来的。”蔡兹说。 我急切地看着教授。“有谁和我在一起？” “一个年轻的神经病学家和一个护士。” “难道没有一个意大利女孩吗？”我用恳求的目光看着他。“我是说，不可能没有。西尔维亚是和我在一起的，我知道的。她很漂亮，黑头发，身高大约5英尺10英寸。” “恐怕飞机上没有别人了。”塔木兹断言道。 我一定还在药力的强大作用之下，因为我无法让家人明白这事有多么紧迫。此刻我甚至都不知道西尔维亚是否还活着。一想到这一点，我的灵魂就痛苦无比。 “蔡兹，”我抬眼看着弟弟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的下落的？” “我们接到米兰一个医生的电话，他没有多说细节，只是告诉我们你受了伤，正在飞往苏黎世，将由世界上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给你做手术。从我看到的一切而言，他所说的都是实话。” 这时教授又一次插了进来。 “你还记得中弹前的事吗？”他问道。 我拼命回忆。然而，要记起最近发生的事情简直是难以形容地困难。尽管如此，我还是向记忆的堡垒发起进攻，要在这面石墙上打开一个缺口。 “有这么两个家伙——三个，带着步枪。他们想俘虏我们。他们开了枪。我也开了枪。我想我打中了一个。”即便在那个时刻，我仍无法面对我真的杀了一个人的可能性。我更关心的是我所爱的女人，所以我对他们喊了起来： “我们遭到袭击的时候，西尔维亚·达历山德罗是和我在一起的。请你们哪位告诉我她怎么样了好不好？” 母亲说话了，流露出了担心。 “马修，我们只知道医生告诉你的这些。在美国的时候，我们看到新闻里有一小段报道，说有一个美国志愿者在厄立特里亚被击伤，并没有提到任何其他的受害者。” 弟弟补充道： “这么有名的一个人如果出了什么事，肯定会有个大标题，女继承人遭绑架什么的，对不对？” 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这绝对不可能，”我火冒三丈道，“她不可能就这么无影无踪了。” 我的绝望情绪影响了大家。家人对我的健康越来越担心。每个人都想找到办法让我平静下来。 “也许佩尔捷大夫会了解点情况，”蔡兹建议说，“实际上他昨天刚来过电话，我们答应他你一醒过来就通知他。” “好主意，”我急切地说，“咱们马上给他打一个电话。” 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接通了厄立特里亚，但是我终于听见了弗朗索瓦的声音，好像是穿过了厚厚一层静电干扰传来的。 “欢迎你恢复知觉，马修。很高兴你重回人间。我很佩服你的勇敢，但究竟是什么使你纵容自己表现出这种廉价的英雄主义？” “别废话了，行不行？西尔维亚究竟是死是活？” 刹那间的犹豫后他平板地说：“当然活着，那得感谢你。是她把你弄回来的。” “那她现在在哪儿？” “我真的不知道。事实就是如此，马修。” 感谢上帝，我心里想，我要娶的女人还活着，很安全。可是她为什么没有和我一起在这里呢？ “谁安排飞机把我送来的？”我问道。 “啊，是我。”他答道。就连只是在半清醒状态下的我也能感觉到他在隐瞒着什么。 “那西尔维亚去了什么地方？” “我以为她在苏黎世和你在一起。我最后看见的是，他们把你抬上直升飞机的时候她握着你的手。” “什么直升飞机？” “帮我们从飞机场把药品运来的红海石油平台的一架意大利直升飞机。你还记得吗？你上了飞机，她和你一起走的。我是说，老兄，你救了她的命！” “弗朗索瓦，你有她在米兰的电话号码吗？” “有的，不过我怀疑这对你会有什么用。” 他知道些什么事，但没有告诉我。 “不管怎样还是给我吧。” 我把电话递给蔡兹，他记下了弗朗索瓦告诉他的一串数字。然后，我很快说了声再见，就命令弟弟立刻给我往米兰打电话。 一个声音低沉的男人接了电话。“请找西尔维亚·达历山德罗讲话。”我用意大利语客气地说。 “对不起，先生。”他简短地说。 见鬼，我甚至无法逼他说出西尔维亚在不在那里。作为最后手段，我决定孤注一掷。 “我可以和达历山德罗先生说话吗？” “请讲吧。” “听着，别装傻，让你的老板接电话。是关于他女儿——我救了她一命的那个女儿。” 不知何故，这倒起了作用。他让我等一等。没有多久，一位英语说得像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一样的绅士接了电话。 “晚上好，希勒医生。我是达历山德罗。对你所做的一切我感激不尽。非常高兴听说你身体好多了。我一直非常挂念，直到得知你最新的恢复情况。” 上帝。这就是说，这家伙实际上一直在密切注意我的病情，可从来没有想到给我打个电话，说声谢谢？直觉告诉我，我的时间很少，因此我决定单刀直入。 “西尔维亚在哪儿？” 他的应对——只能叫应对，因为这实在不是个回答——光溜得像丝绸一样：“她现在心情很不好，马修。我想你是能够理解的。” “我能和她说话吗？” “我看现在不是时候。” 好一个自命不凡的杂种。 “那你究竟觉得什么时候才‘是时候’？” “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把这个谈话继续下去了，”他彬彬有礼然而十分坚决地说，“再见，医生。” 我强烈地预感到，这将是我和达历山德罗家族的最后一次联系，因此我决心把要说的全说出来。“见鬼，达历山德罗先生，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为了她，我可能杀了一个人吗？” 就连这样强烈的情感宣泄也未能感动他，他仍镇静地——显然十分真诚地说道：“马修，你救了我女儿的命，我将永远感谢你。” 说完，他挂上了电话。 我无比痛苦地倒在了枕头上。 并且希望，打穿了我头骨的那粒子弹当时就把我打死。 第十三章 意大利，将两个王朝联结起来的“皇族婚礼” 米兰，1978年8月4日——当代意大利所能见到的最接近皇家婚礼的仪 式今天在米兰举行。它将该国最理想的单身汉、41岁的尼科洛·里纳尔迪， 密特罗跨国公司总裁之子及继承人和25岁的西尔维亚·达历山德罗医生， 更为庞大的法玛联合公司总裁之女结合在了一起。 观察家们已经在预言，这一事件必将导致意大利工业史上最大的公司 合并。 仪式不公开举行，只有家庭成员参加。 新娘是本市人，曾在英国威尔特郡圣巴塞洛缪天主教学院受教育，获 剑桥大学医学学位。新婚夫妇将在米兰居住。 妈妈和蔡兹一开始天真地想把这消息瞒着我。他们没有意识到，全世界都喜欢这种神话故事般的事件。医院里每一个电视频道都在播，因此我无数次地用天知道多少种语言看了播出。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中，我的感情在拒绝相信和偏执妄想间摆动。有时，我祈祷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噩梦，我最终会从中醒来，宽慰地发现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 在我狂想的高峰，我想像那些暴徒实际是受雇于西尔维亚的父亲，来杀死我，并偷偷把她弄回去的。 但大多数的时间里，我觉得一片茫然。我不知道对西尔维亚，对这个世界，对我自己应该相信些什么。 痛苦持续着，因为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没有一份报纸、一本杂志上面没有他们度蜜月的照片。 “马修，”蔡兹尽可能温和地说，“她已经走了。你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你可能永远无法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应该欣慰的是你还活着，而且会完全恢复健康。” 这不是什么安慰，我心里想，这是惩罚。 出院前三天，傍晚时分我正坐在开着的阳台门旁，想看点书，透透气。护士突然进来，说有个意外而至的客人要见我，一个自称“莎拉·康拉德，朋友的朋友”的年轻女人。 不可否认，她很漂亮，富有光泽的栗色短发，温柔的眼睛，悦耳的声音。她那有教养的英国口音使我立刻就知道她是谁了。我意识到她此行的目的，因此要求单独见她。她看着我——我觉得她稍稍有点不安——最后终于问道： “你好吗？” “那要看是谁在问了，”我怀疑地答道，“是她让你来的吗？” 莎拉点了点头。 “你参加婚礼了吗？” “参加了。”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莎拉耸了耸肩。“我不知道。我想她自己也未必知道。想来这事始终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她说话时似乎非常谨慎，字斟句酌。 “可那是在巴黎之前——非洲之前。” 起初她没有回答。她像个古板的中学生那样坐在椅子边上，紧捏着拳头。她无法直视我的眼睛，但最后拿出了一封信。她站起身来，把信递给我，开始往外走。 “别走，等一等，”我大声说道，然后抱歉地补充道，“劳驾了。” 她不安地坐下，我撕开了信封。 我最亲爱的朋友， 你救了我的命，我应该向你解释。能和你这样一个出色的人一起度过 即使是短暂的时光，我也将终生感激不尽。我唯一的希望是，结局不是现 在这个样子。 事已至此，我只能说，我按我认为是对的去做了。对我们两个人来说 都是对的。请把我忘了吧。我相信你会找到你应得的幸福。我今生今世将 永远珍惜我们相处时的欢乐。 爱你的 西尔维亚 现在我明白了，直到那一刻我都没有完全放弃希望。但是，西尔维亚的亲笔信摧毁了我最后的一丝幻想。我在失意中问莎拉道： “告诉我，他们是怎么让她嫁给他的？” “并没有枪指着她的脑袋。”她几乎是用耳语回答道。她的脸突然红了，显然很后悔自己选了这样一个比喻。 我怀着非常不现实的希望，觉得要是我用足够长的时间盘问她，就能把秘密探出来。 莎拉感觉到了这一点，但尽管我不停地询问，她毫不动摇，绝对忠实于西尔维亚。最后，她站了起来。 “见到你很高兴，”她有点不自然地说，“我是说，我很高兴知道你将会完全恢复健康。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她没有把想到的话说完。显然，她刚要脱离开事先同意好让她说的话。 “难道我不能给你一个回答带回给她吗？” 她做了个无能为力的手势。 “这么说，就这么完了？”我对自己，也是对她质问道，“我们相遇、相爱，然后她连一声再见都没有就这么从地球上消失了？” “我很遗憾，马修，”莎拉低声说，“但你并不是唯一感到痛苦的人。” 她开始慢慢离去。我在她身后大声问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停下脚步又一次回过身来。我惊奇地看到这时她快要流泪了。“她说得对，马修，你和她说的一模一样。” 说完她就消失了，只留下我独自面对西尔维亚最后的留言。 当他们终于宣布我可以出院时，塔木兹教授亲自严格命令我要好好休息，避免一切紧张环境。他以平素的博学之态评论说，古人是对的，两千年的时间也没有能够创造出比希波克拉底①的“时间是治愈一切的最好良药”这一观念更好的方子。 ①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前360？），古希腊名医，世称医学之父。 “马修还很虚弱，”大夫教导我的家人说，“他很容易疲劳，需要在体力上和精神上好好恢复。” 弟弟和我把妈妈送到机场。她和我拥抱告别，显然很不放心地上了飞机。我们使她相信，马尔科姆需要她。既然艾伦在上第二个学期，平安地和她的父母住在一起，蔡兹理所当然地成了陪伴我的人。 两个小时后，我们已坐在了飞驰的火车上。 “你带我去的这个地方在哪儿？”我不高兴地问道。弟弟简直是个圣人，能够忍受我这坏脾气，可我总是忍不住什么事都要挑刺。“瑞士有两样东西过剩：布谷鸟自鸣钟和山。咱们干吗还要跑这么多路，就为了去看另一座大山？” “首先，这一路非常美。”他耐心地说，“其次，我们差不多是到世界的屋脊去，在那里你可以一直看到马特霍恩①。第三，在那里除了散步、休息和看雪景，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可做。” ①马特霍恩，瑞士及意大利边界阿尔卑斯山主峰。 “大早了，”我嘟囔道，“不会有雪的。” “在冰川上永远有雪，”他得意地说，“我敢说你会开始睡好觉，长回点肉。最重要的是，你说不定还会找到你正在寻找的人。” “是吗？谁？” “你自己呗，笨蛋。” 我们在锡昂下了火车，步行两个街区到了缆索铁道。火车直通山上，仅仅20分钟就把我们拉到又高出了正英里的小城克兰斯·蒙大拿。 不知是巧合还是特意安排，花园饭店在本世纪早期曾是一个结核病疗养院。大厅里不知怎的，总是充满了休养的气氛。从这儿远眺马特霍恩，景色令人肃然起敬。 尽管人们说高海拔处稀薄的空气头几夜会使你睡不着觉，可是我们一到房间，我就靠在床上穿着衣服睡着了。我只记得蔡兹给我脱掉了鞋。 “这就对了，哥哥，休息吧。现在我们来到魔山了。你会好起来的，我知道你会的。” 即使是最不可救药的厌世者，看到在夏季明亮阳光照耀下无比辉煌的巨大的白雪覆盖的山峰时，他的悲观情绪也会动摇。早饭时从我们的平台上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色。面包是马路对面的面包房新烤的，黄油是用附近奶牛的奶做的，干酪是从邻村进口的。 就像两个中学生一样，我们把篮子里富余的面包卷“用光”了，做成中午的野餐。我们计划到再往上1英里的冰川上去吃午饭。 我们在3000米的高度走下缆车时，空气稀薄，我感到气短。眼前伸展着一片巨大的铺满雪的凹形平原。 蔡兹一向是个认真负责的导游，他指给我看漂亮的穿着比基尼的滑雪者。 “那又怎么样？”我乖张地说，“你已经结了婚了，我又毫无兴趣。咱们吃饭吧。”蔡兹大笑起来。 “怎么啦？”我质问道。 “你知不知道才10点钟？不过看见你肚子饿是好事。” 我们在静谧的林中漫步，走过高出甚至最小的城镇和村庄的处于原始状态的湖泊。过了一个星期这样的生活以后，我体力开始恢复了，内心的痛苦似乎也有些许缓解。 我向弟弟建议去租滑雪板。 “可是塔木兹教授说不能劳累。” “得了，冰川平得像个烙饼。要是有什么地方我还能滑雪的话，那就是这儿啦。” 虽然我的腿一开始还有点发软，但能站得住，到中午就滑得挺像样了。我非常兴奋。看得出来，蔡兹也在暗暗高兴。 几天以后，我们正穿过主要的广场找地方吃午饭时，我看见教堂外面贴了一张海报，大名鼎鼎的弗拉基米尔·霍洛威茨即将举行钢琴独奏会。克兰斯的有利条件是处于日内瓦和米兰之间，吸引着各国来的人。 那天下午，在四面白墙的教堂内殿中央的台上，一架精美的擦得程亮的乌木大钢琴使四周骤然生辉。 音乐会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开始感到激动。我已经这么久没有听到过现场演奏的音乐了（事实上，过去几个月中我“听”到的音乐都是我在那个无声的键盘上练习时在自己的脑子里演奏的）。 4点钟时，小小的教堂就挤满了人。骨瘦如柴、微微驼背的霍洛威茨走上了台。他有着一张鸟一样的脸，看上去有点紧张。 这只是说，在他还没有坐在钢琴前的时候是这样。他一坐下，还没有开始弹第一个音符时，就已经表现出极度的自信。 这是难以忘怀的经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谁弹得这样优美，而同时又表现出这样强烈的感情。刹那间，我几乎后悔当年对事业做出的选择。 他演奏了各种各样的曲子，表明他不惧怕任何风格的作品。他的表演令人惊叹，他的速度——始终充满感情——使人振奋。你可以感觉到，他的部分艺术技巧原是为了表现人可以弹奏得多么快却仍然是个艺术家而不仅仅是个速度健将。 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中的小快板速度已经够快的了，肖邦的谐德曲则更快。但他节目中的主曲是默里茨·默什科夫斯基，一个鲜为人知的普鲁士作曲家的《调练习曲》——一共只有一分半钟长——使听众和独奏家全都屏住了气息。 在听众一再要求下他加演的曲子使我既惊奇又激动。这是霍洛威茨改编的约翰·菲利普·苏泽①的《星条旗永不落》。他以如此的速度和夸张演奏着，以至于当他在终曲模仿短笛伴奏时，你觉得他仿佛有三只手在演奏。我是第一个站起来拼命鼓掌欢呼的人，出于爱国主义，也出于对他天才的无比崇拜。 ①苏泽（185一1932），美国军乐队指挥和军队进行曲作曲家。也不会了。 教堂的氛围使听众变得有点像教区的会众。许多人觉得非要走上前来和这位大师握握手——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很不习惯这种经历。当我站在那里等着轮到我时，我看着那架壮美的斯坦韦牌钢琴，眼中流露出的渴望就像一个久在荒岛的男人第一次看到一个妖媚的女人一样。 蔡兹无法不注意到我那凝视的目光，他低声说：“留下先别走，等他走了以后弹一会儿。” 霍洛威茨终于从对他表示良好祝愿的人群中脱了身，不一会儿大厅就空了，只剩下了我、蔡兹和钢琴。 “难道他们不把钢琴锁上吗？” “这儿是农村，”他答道，“谁也不把东西锁上。去吧，让你自己享受享受。我得去买几张明信片。回头我在旅馆等你。” 钢琴的诱惑力太大了。我在琴凳上坐了许久，不敢去碰琴键。开始时，我不知道自己该弹什么。 后来，我不知道自己会弹什么。 慢慢地，怀着越来越大的恐惧，我意识到了答案：不会，什么 只有那时我才明白，也许我能在失去西尔维亚这个人以后活下来，但音乐却已经无可挽回地消失了。 从我的双手上。从我的头脑里。从我的心灵中。 第十四章 我穿行在欢乐的、兴高采烈地谈论著要去享用的晚餐的大群观光客之间，觉得自己几乎是个无形人。 关于我自己失音的心灵，我决定不告诉任何人。我不愿给别人造成负担。 回到旅馆后用晚餐时，我尽最大努力轻松地说笑，心里很明白，蔡兹早晚会问起那令人痛苦的问题。稍晚，当我们安静地坐在游廊上时，他问道：“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和键盘的重逢啊。” 我右手左右摆了摆，表示“还行”。 他平静地说：“给自己点时间，会恢复的。” 他不明白。他怎么可能明白呢？ 默默思考了几天以后，我做出了决定。我应停止悲伤。我不愿给家人带来痛苦。要不是有他们在身边，我可能会从某个美丽的山崖上往下一跳了事。但现在艾伦就要让我当伯伯了。到了不再躲藏在这个幻想的世界中的时候了，这里的景色美得脱离了现实。 蔡兹已经成功地使我相信了菲茨杰拉德①的座右铭（借自乔治·赫伯特②）是对的：生活得好是最好的报复。 ①菲茨杰拉德（1896-1940），美国小说家，20年代美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为其代表作。 ②乔治·赫伯特（1593-1633），英国重要的玄学派诗人，工于格律，全面掌握韵文技巧。 “在你的情况下，”弟弟以在严峻的考验中新获得的成熟补充说，“我开始时会先去过一段平易的生活。” 我想笑一下。在正常社会交往中这个非常必须的面部反映，我还得想法重新掌握起来。 那天晚些时候，我开始按自己的决定行动起来。我把衣服扔进箱子里，弟弟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 “你不是当真的吧，对吗？”他质问道，“你不会真回非洲去吧？” “啊，看来你还没有大到从哥哥这里学不到东西的程度，蔡兹。这叫做实践诺言。我签了3年的合同，上帝知道，他们非常需要我。我要回到我能做些贡献的地方去。” 他看得出我决心已定，只好帮助我进行重回蛮荒之地的准备。由于一切医疗费用都由国际医疗队支付，而且在我住院期间照付给我工资，所以我们有钱花。因此我给所有的人都买了礼物，包括一瓶给莫里斯的荷兰杜松子酒（常规量）。 只是当我们坐在候机室，听到我的航班最后一次呼叫登机时，蔡兹才激动起来。其实，对他来说，这一定是场极其残酷的精神上的考验，而他一直表现得十分坚强。在我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后，我们之间变得更加亲密了，而他直到此时才有所流露。 我拍拍他的肩膀。 “别担心，蔡兹，我会完整地回来的，我向你保证。” “上回你就是这么说的。”他苦笑着说。 “我不是完整地回来了吗？替我特别吻吻艾伦。” 我们拥抱在一起。然后，我径直登上飞机，没有再回过头去。 飞机刚一升空，我就意识到忘了给弗朗索瓦带礼物。幸而在开罗转机时有机会纠正这一疏忽，我花了25美元给他买了个石膏的狮身人面像模型。唯一的缺点是，他既不能拿它当烟吸，又不能拿它当酒喝，不过这至少说明我想着他。 当他在电话上听到我说我已经定好了回去的机票时非常高兴，说要来接我。正如他所答应的那样，他在阿斯马拉机场跑道上等着我。 我走下头几级舷梯时几乎感到无法呼吸。这次不像过去，不是进入未知世界的旅行，这次是回到一个过于熟悉的世界中来。 弗朗索瓦一把抱住了我。 虽然我一再抗议说我很健康，很有劲，他还是非要替我把包提到车子边。但他最慷慨的行为是为了尊重目前我那来自瑞士的纯净的肺，忍着没有吸烟。 一路上他几乎对我讲述了所有的事情：人事的变化，甚至连我离开期间发生的最小的事也一件不落。他一次都没有提到西尔维亚的名字，简直是场使出了浑身解数的出色表演。 正如那晚其余的时间证明的那样，她是彻底地、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从所有人的词汇中给抹去了。 “我们很想念你，”令人惊奇的是，弗朗索瓦的口气中没有了往常那带冷嘲的幽默，“只有当你不在这里以后我才意识到你的价值。” “不管怎样，”他拍了拍我的大腿说，“你回来以后我们就满员了。我设法把候补的那个澳大利亚人弄来了。” “他怎么样？” “作为一名医生他是第一流的，作为一个人却是零。显然，传说在大洋洲谦逊并不多见是个事实。他并不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具有非凡的魅力，但在他到来的时候丹妮斯在感情上已十分脆弱，她相信自己的祈祷全在他身上应验了。要不是这样，他的自负就会死于营养不良。其实，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人去恨对士气十分有利。” 照例，弗朗索瓦的社会观察切中要害。 大家在等我回来，都没有睡觉。他们准备了当地产的圣乔治牌啤酒，某个大方的人还把最后四分之一瓶免税威士忌贡献了出来。 他们一个接一个走上前来和我拥抱，只有一个健壮的大个子除外。他只是伸出只猿猴般的手，用十足的澳大利亚口音介绍了自己。 “小杜格·梅特兰。”他宣称道。（好像我有可能认识老杜格·梅特兰似的）“太遗憾了你受伤时我不在，老兄，”他“谦虚”地说，“不然我可以当场给你医治。” “啊，”我问道，“你是脑外科医生吗？” “不是，是矫形外科。不过我对脑袋很熟悉，从我所听到的，你的伤不算重。不管怎么说，老兄，欢迎你加入进来。” 等等，我心里在想，这话该我说。是不是他现在觉得自己比我先来这里？弗朗索瓦想必把候补名单挖了个透才找到了这么个角色。 看见大家真高兴。连沉默寡言的马尔塔也给了我大大的一个吻，艾达也是如此。我给她买了香水，她特别感动。 然而我还是做到了从苏黎世旅行几千英里，而没有去想在终点真正等待着我的是什么。 我不在期间，弗朗索瓦没有改变宿舍安排。他们给了我一个电筒，吉勒斯帮着我把东西拿到了11号棚屋。他把我送到门口就走了，我独自进到屋子里。室内有一股霉味，不过可能以前一直就有。我过去住在这里的时候，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种气候上的细微特点。 我用手电照了照床，床上一条浅色的床单，叠好的毯子放在脚头，铺得很整齐。仅仅3个月前我们还一起在此做爱，而现在我却孤零零地独自一人，好像她从来没有存在过。我身不由己地来到当时匆匆为我们做成的衣柜旁，拉开了右边的抽屉。我的衣服和我离开前一样，原样未动地放在里面。我拉开了左边的抽屉，她的衣服也在里面。消失了的只是她的心跳，她的声音，她这个人。 今晚我将怎样在此入睡？ 回答是——很难。 我不在期间，组里的人际关系有了新发展。看来，我们的澳大利亚同事是带着比他的自满更为强烈的权利感加入到我们中间来的。他几乎立即就开始游说，为自己和丹妮斯争取11号棚屋。（“见鬼，”他争辩道，“那地方空在那里，他们两个人谁也不会再回来了。”） 弗朗索瓦的回答是：“等我相信他们不会回来之后，我再考虑重新分配的事。” 小杜格·梅特兰初来时被分配和可怜的吉勒斯同住。至少这造成了一种文化冲突。在他和丹妮斯热情高涨之时，好像总是挑最不方便的时候让吉勒斯离开，或者用杜格的话说，“去找你那宝贝渡渡鸟去”。 我立刻提出搬回我的老地方去，但弗朗索瓦很坚决。 “这样做不能给那个澳大利亚人任何教训。不过如果你真想帮助吉勒斯，要是你让他到11号来和你同住就太好了。” “没问题，”我说，“我不愿意让那个大洋洲的家伙得意。” 结果是，双方都认为自己胜利了。弗朗索瓦私下对我说，这是当好领导的秘诀之一。 自然，要给吉勒斯清出衣柜来。这就使弗朗索瓦有权利把西尔维亚的东西分发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 没有多长时间，我就重新适应了那一套常规。病人不同了，但得的病没有变，仍旧有如此多的不必要的痛苦。 我们的许多病人仍在死去，而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本可以当场给他们治疗，他们回去后还可以长久地活下去。 一天晚上，我们坐下吃晚饭前，弗朗索瓦把我挤到一边对我说：“对了，马特，明天是星期二。” “很高兴听到这一点——特别是因为今天是星期一。如果明天不是星期二，我就要担心了。” “得了，马修，你知道莫里斯和我每个星期二下午要干什么。” “啊，对了。”我突然记起来了。“是白内障手术日，对吗？” “对，我希望你来帮我们。” “你这种手术做了也许都有一千次了，从什么时候开始需要起帮手来了？” “从这以后。”他把手伸在我面前，我清楚地看到指关节部肿了。如果不是最近肿的，那就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看来情况不妙。 “可能是什么问题？”我问，同时礼貌地给了他保留他不想讲的细节的可能。 “来吧，马修，诊断一下。看上去像风湿性关节炎，实际上也是。” “啊，真糟糕。” “没关系。我已经有了时间去习惯这一点。幸运的是，我喜欢教书，坦白地说，我已经在盼望看到巴黎明亮的灯光了。同时，在这里也有现成的解决办法。” “什么办法？” 他看着我的眼睛，笑着说：“你，我的先生。从明天起你开始接受训练，好接替我做白内障手术。” “杜格不会喜欢的。”我说。 “哦，我也不喜欢杜格，所以我们两清了。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手术，我们的组织向来训练非外科医生专门做这一项眼科手术。别担心，不会让你做角膜移植之类的事的。” 我不知道应做出什么反应。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我知道对于像弗朗索瓦这样的人，做出这个决定肯定是十分困难的。 “马修，你为什么一副难过的样子？”他责备道。 “呃，我知道这可能使你吃惊，可是我实际上很喜欢你。” “谢谢，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告诉别人。我不愿失去我的形象。” “见鬼，没有你我们怎么办？”我说。 “会办得很好，我想。你会成为第一流的领导的。” 那晚，我脑子里带着完全不同的思绪回到棚屋里。前一天我还在为自己难过，今晚我有更有意义的事要想： 为弗朗索瓦难过。 白内障可能是世界上致盲的最大原因，也是造成最大工作量的疾病……此病在不发达世界的盛行可能与高日照水平有关…… 我无法入睡，便溜达到那空空的饭厅，热了一杯头晚剩下的带咸味的咖啡，开始为我即将从事的手术阅读材料。 在厄立特里亚这类地方，白内障的发病率至少是欧美的20倍。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哪一支称职的到未开化地区去的医疗队会没有一名有能力的（哪怕没有获得执照）外科医生的原因。 次日，弗朗索瓦又是那副粗暴尖刻的老样子了，没有一丝自怜。我敢说，他意识到我正用新的眼光在观察他，不仅把他作为一个医生，而且作为一个领导在研究。正是在力图想像这工作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才明白他的任务是多么令人难以相信地困难和复杂。 就手术本身而言他没有说错。整个过程用了也就30分钟，在局部麻醉下进行。切口并不复杂，但要求很精确。尽管如此，在我协助他的过程中我开始明白，弗朗索瓦为什么自己决定退下来，这使我更加尊敬他。 下一个星期二，我用自己的双手使5位盲人复明。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经历。一位老人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孙辈们。一个妇女看到了她长大成人的儿子，她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想想看，弗朗索瓦做手术时，每一个星期都能有这种经历。我无法压下这个想法：他不能再继续从事这一工作，会感到多么难过啊。 一等他正式把手术完全交给我做，马上就流言四起了。从社会地位上说，我两头搭不着：既不是“卒子之一”，又还不是个司令。 唯一一个和我在一起似乎感到自在的人是吉勒斯。他又成了我的同屋，快乐得像只百灵鸟（这只是个比方）一样。 眼看我就要成为重要人物了，这时我得到了一盏煤油灯，以便我能在晚上工作，这使得人们羡慕不已。（我毫不怀疑杜格明天上午就会要求也有一盏。）自然，灯光使得吉勒斯也有可能继续他的乌类学方面的研读。 一天晚上，我正在翻阅一些病历，吉勒斯正埋头于鸟类研究时，我在摇曳的灯光下看着他的脸，突然觉得他好像有点不一样了。渐渐地，我惊奇地意识到，他——不像所有其他在这片荒漠中心漏水的救生艇上的人——比过去快活了。 “告诉我，是不是仅仅因为不再有那个愚蠢的澳大利亚人纠缠你的缘故？” “你在说什么呀，马修？” “我不在的时候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呃，”他哼哼哈哈地支吾道，“我短期休了一次假，飞到肯尼亚去了。” “啊，你在那里有朋友吗？” “实际上是有的，曾经和我父母一起工作过的一些人。” “他们做什么工作？” “我的父母是传教医生，很久以前我还小的时候他们就死了。不过在他们去世前我也大都是和叔叔婶婶一起在法国生活，只有他们体探亲假时我才能见到父母。我无法理解他A］为什么把我丢下。然而，当我终于去拜访他们的朋友时，他们告诉我母亲离开我有多么难过。在所有那些年里，我甚至从来没有想到她会想念我。” 他放下书，摘下了眼镜。 “他们是在50年代的茅茅运动①中死去的，从那以后我一直怀恨在心。那是在我来到这里之前。现在我正在做着他们所做过的工作，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献出自己的生命。” ①茅茅运动，肯尼亚吉库尤人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主张以暴力推翻英国在肯尼亚的统治。其领袖乔莫·肯雅塔后成为独立肯尼亚的总理。 “我去参观了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在他们的墓上放了鲜花。”他停了片刻，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平静地说：“实际上，我打算等我在这里期满后到肯尼亚去，继续他们的工作。” 他向我吐露了内心的秘密，我十分感动。这时，他大起胆子提出了一个问题。 “马修，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常常在想这件事。” “什么问题？” “是关于你那小小的钢琴键盘的。” 这个问题早晚会被提起的。 “怎么了？” “我再也没看见过你弹它了。你是不是为了什么原因放弃了——如果不嫌我冒昧的话！”他胆怯地补充道。 “不，没关系，”我谎称道，“我就是没有时间而已。” 看得出来，他并不相信。 “大家说你弹得非常好。非常非常好。” “我想是的——从前是这样。” 他意识到我不愿进一步打开心灵之门，但当他上床后翻过身去时，他抑制不住地说了声：“太遗憾了。” “太遗憾什么？”我感到有点不自在，问道。 他转身看着我，没戴眼镜，显出一副近视的样子。 “我曾经在一个伟大的钢琴家演奏时在同一间屋子里，可是却连一个音符也没有听见。” 从几个月前弗朗索瓦告诉我让我负责一切以后，我时不时会产生阵阵怀疑，不知没有弗朗索瓦这个活百科全书在旁边，我是否能够胜任。但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几乎有点盼着他离开，我好实施一些我的新想法，特别是我已经考虑了很久的公共卫生项目。 在正式接手前一周，我特意和每一个医生都谈了一次心。我对他们保证，除非他们自己要求，他们的工作不会有任何变动。（和往常一样，梅特兰是个例外。他要求做白内障手术，我没有同意。）知道队员们很喜欢我被选中做领导，我心里挺高兴。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保证帮助我度过最初的困难日子。他们是一群了不起的人，实地经历更加提高了他们的献身精神。弗朗索瓦当初挑对了。 乘机离开的那天，头儿不愿意大事张扬，坚持要诊所和往常一样开门看病。只有我和一个司机可以离开，送他去机场。头天晚上，我们不理医生的命令，喝了许多劣质威士忌。他可以把我们第二天因饮酒过度引起的头疼解释成对他离去感到悲伤的表现。 以后的18个月是建设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弗朗索瓦作为我们在巴黎的代表，证明是大有好处的。他离财源近了。他以熟练的外交手腕设法给我们搞到资助，购置了——早就该安的——门诊室的空调。 他在我那有着堂皇的名称的公共卫生运动的资金筹集上做出了奇迹。我决意要为这些长期生活在痛苦中的人民留下一点永久的东西，一种基准尺度，不论是多么微不足道。我决定在我剩下的时间里，给所及之处的每一个儿童做天花和小儿麻痹的预防接种。 根据我的记录，到我离开时为止，我们给将近4万名儿童做了预防接种，还培训了24名护士，建立了两个流动医疗站，进行基本卫生教育。 渐渐地，我们变得越来越像一家人，尽管我内心没有准备，仍不得不充作家长。那年，我们按东正教的日期，作为艾达村子的客人在1月7日庆祝了圣诞节。我们吃了一碗又一碗各种作料齐全的“齐吉尼”。 有趣的是，在所有这段时间里，我们只有一个人脱逃。杜格·梅特兰，这个人猿泰山般的澳大利亚人受不了啦。他履历表上的墨迹刚于，气候就奇怪地影响了他打橄榄球落下的老伤。很快，老伤就变得和他这个人一样不可忍受。尽管会给我们的工作日程带来很大混乱，而且他只提前了半个月通知我们，我还是让他走了。 他以特有的狡黠提醒我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听着，伙计，我已经在这个鬼地方服过役了，我指望着你好好给我写上一封推荐信呢。” 我希望他一直永远指望下去。 而他的骤然离去意味着我得像牧师般做丹妮斯的工作。我强调那个夸夸其谈的脓包根本配不上她，以此来安慰她。 “我们的关系没有结束，”她勇敢地抗议道，“我会去墨尔本看他。” “当然。”我说，尽量使自己的话听起来可信一些。 吉勒斯高兴得死了都情愿。他已经把他的好消息告诉了头两个来吃早餐的人，他一看见我就开始拼命招手。他脸上那胜利的狂喜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 “我看见它了，北方秃朱鹭，今天早上我看见它了！你能想像出我的感觉吗，马修？” “不能，”我老老实实地说道，“但你是最应该看见它的人。祝贺你。” 在厄立特里亚，似乎任何事物都不会终结。旱灾是1968年开始的——已经10年了——看来好像会永远继续下去。同样，内战势头毫无减弱之意。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已从1978年俄国的袭击中恢复过来，但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一方丧失了斗志，或者冲突会在可见的将来得到解决。饥荒仍旧是生活中不可改变的事实。 这种没个头的局面终究影响了我的队员，在他们看来，早上病人的队伍永远是那么长；也影响了外伤队的队员，他们仍在日日夜夜地从受伤的战士身上取出子弹。 到了又一个圣诞节时，我看得出来，人人都在梦想着回家了，就连我也越来越厌倦于又得给别人打气、又得给自己鼓劲的局面了。 合同快到期时，没有一个人来续签（如果不算吉勒斯的话。他反正要到肯尼亚去继续这种工作）。 从我们在瑞士一起生活时起，我的弟弟就学会了如何显得并没有争论而在和我的争论中获胜。他看出我的心理钟摆这时正摆向利他主义，便一次也没有借助家庭——包括我的小侄女杰西卡在内——作为可能把我吸引回家的理由。 他的做法是，指出新的基因科学和我正在进行的预防医学项目间的微妙联系。 “想像一下吧，”他在信中写道，“有朝一日，我们用不着再考虑治疗像糖尿病之类的疾病了，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了。我们用不着去为缺乏胰岛素的人生产人工合成胰岛素了，新技术可以修补人体内的基因，使它们自然产生胰岛素。难道你不愿参与到其中去吗？” 我又上钩了。 我猜，当我让蔡兹给我寄更多的材料来的时候，他也知道我上了钩。 合同期满前的6个月中，我向许多大学提出读微生物学博士的申请。我特有的野外工作经历显然给了我申请的这些学校一个好印象，因为他们全都接受了我。 我决定去哈佛，纯粹是为了省得当了医生后老得向人解释我为什么没有上哈佛。在那里，我有幸师从迈克斯·鲁道尔夫和他的接班人亚当·库珀史密斯。 我离开的前一晚，我们举行了传统的纵酒狂欢，大家发表些嘲弄性的讲话，进行伤感的告别。我已经感到了留恋之情，但尽量不表现出来。 第二天的航班非常早，我不会有时间和那里最重要的人——病人——好好告个别。因此，我收拾好行李捆好书以后，就漫步走到等着第二天看病的人的各个营火堆前去。 这时我的埃塞俄比亚语已说得差不多和英语一样好了，可以和他们互相说俏皮话。我认出了我给她看过病的一个孕妇，她的第一个孩子死于痢疾。 我祝她在这个孩子身上有所有的好运气。她感谢我的好意。我和她吻别后走回了棚屋。 吉勒斯正焦急地等待我回来。 “喂，马修，你看，你差点忘了这个。”他举着我那无声的键盘说。 “没关系，”我说，“我不需要它了。” “可是我们拿它怎么办？就这么把它扔掉多可惜。” 这一点我同意，于是建议，请他把它作为我的礼物送给坐在附近火堆旁的那个孕妇。看得出来，他也困惑于她拿它能有什么用，但他看到乐观的一面，说：“也许这会给她的孩子以灵感，使他成为艺术大师。” “真说不定呢。”我微笑着走进屋里。 我至今仍想念这些人，想念病人，甚至想念那片苦难的地方。当我和我的厄立特里亚朋友告别时，我因为离开他们回到一个我可以跷起双脚、喝着啤酒观看体育世界节目的地方而感到很难过，很羞愧。 在我离开前两个月多一点时，我们破土动工，建造一所有24个病床和一间设备良好的手术室的医院。我知道，在事物的伟大发展中这可能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它毕竟是一个开始。 如果我从在厄立特里亚的全部经历中学到了一样东西的话，那就是，我可以改变事物。 第三部（一） 1981年，纽约 第十五章 有一个很流行的传说，说一个研究生20年前走进了哈佛的基因工程实验室后就再也没有出来。有人说他还在里面，眼睛贴在显微镜上，拼命想找到一个特别不稳定的基因。这传说里有其真实的部分，因为一个研究者一旦开始了这样的探索，他的一部分就和那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永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那儿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没有四季的变化，也没有时间的消逝。 我开始进入哈佛时，这个领域几乎是刚刚起步，距克里克和沃森①发现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还不到20年。他们的发现提供了在未来打开人体75万亿个细胞中每一个细胞的秘密的钥匙。 ①克里克（1916—）、沃森（1928—），克里克为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因参与20世纪生物学上的最重要发现——测定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而与沃森、威尔金斯共获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沃森，美国生物物理学家。 然而，已经有幻想家们相信，一切疾病最终都可以通过把不论哪个被发现有缺陷的基因修补好后再导人人体内而得以治愈。 我是那些献身的狂热者之一。我深信这是可以做到的，是应该做到的，哪怕我们这辈子再也睡不了觉——也要把它做到。 从非洲回来后的头4年，我是在我的脱氧核糖核酸合成器前度过的，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寻找着能够用来使肿瘤逆转的那个具体的分子结构。 我对一个基因的执着搜寻使我想起了吉勒斯。他每天清晨5点挨着冻扫视地平线，以求能看见一只难见的鸟，而我对征服疾病的难以抗拒的冲动使我整夜不眠地工作。 人能光靠比萨饼活着吗？多年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这个间题。但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亲身做了试验。我知道在厄立特里亚，人可以靠粗谷饼活着。用融化的干酪和西红柿片加在类似的扁饼上，相比之下这样的饮食是多么富有营养啊。 有人也许会奇怪，这和科学研究有什么关系？回答是，当你在狂热地追踪某一条脱氧核糖核酸链时，你不会在晚餐或什么餐上浪费时间。比萨饼就是唯一的食物。 毫不奇怪，我的博士论文所做的项目是神经生物学。你脑袋中过子弹以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你心里就总想着自己的大脑。于是，我开始探索大脑两半球，研究神经通道，跳过神经元的突触，看看在这极少为人所知的领域中能发现些什么。人体内的这片天堂也是妖魔有时来播下毁灭性肿瘤的地方。我越来越坚定地要摧毁它们。 1984年结束了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后，我留在了哈佛做博士后研究。我猜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惰性。不论在哪里，实验室看上去都差不多，论起吃比萨饼来，波士顿似乎也和别的地方一样好。 此外，在难得的情况下，我们也出去吃饭。我总是把朋友们哄到城北老意大利区去，在那儿你几乎看不到英文的招牌，听不到人说英文。 每次到那里去，我就想像看见了西尔维亚。有时我觉得听到了她的声音，或看见她就在我前面走着。我紧走几步赶上去，却意识到我的脑子又在欺骗我了。 即使是现在，我在晚上仍梦见她重新出现，醒来却仍是孤身一人。看来，使我把自己锁在实验室中的还不仅是对科学的追求。 当我开始发表我的研究成果后，就接到各个机构的来信，询问我是否有意换换地方。最吸引我的是曼哈顿北区康奈尔医学院的邀请。 这时，蔡兹几乎已经绝望了，认为我肯定要变成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光棍”了。他迫切地希望我换个地方，指望我在从一个显微镜前往另一个显微镜的路上，会遇见一个可爱的空中小姐，此后便永远幸福地与她生活在一起。艾伦和蔡兹同样关心我感情上的倦怠，但她说得要委婉一些： “在波士顿，如果你去找，会有合适的女人；在纽约，你就是想躲，合适的女人也会找到你头上来。” 蔡兹拼命兜售纽约那无穷无尽的文化生活机会：剧院、音乐会、歌剧等等。更不用说这种工作具有的显赫地位是一块天然磁石，能吸引来最优秀最聪明的女人。 总之，我决定到那里去。是到了换换环境的时候了。终于，我也克服了居住在多于一间房间的地方的内疚感。我非常幸运能在东区大道找到这处看得见河景的极好的公寓，它鼓舞我重又开始慢跑锻炼（我的腰围似乎比我的事业发展得快）。 我的公寓位置非常理想，价钱又出奇地便宜。它上市已经将近6个月了，卖房的奥斯特莱谢老太太对于允许谁来住在她和她做心理医生的老伴共同居住了这么久的公寓非常挑剔。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绝望？），我一走进门她就对我微笑，主动带我看房子。很显然，她通常是不这么做的。 然而，她还是无法使自己进入丈夫的书房。我称赞着高抵天花板的木制书架，上面塞满了用各种欧洲语言写的专业书和纯文学作品，但她却一直不安地呆在门口。 “如果你对这些书有任何兴趣的话，大夫……”她怯声说道，但是没有能够说完。 “你难道不把它们带走吗？”我问道，立刻体会到她声音中的忧伤。 “我要到佛罗里达去和女儿一起生活。他们的书已经够多的了。” 她注意到我的眼光发现了那架钢琴，便停止了说话。 那是一架战前常常生产的红木“客厅大钢琴”，制作极为精美，象牙琴键几乎和新的一样。我本能地知道它的音肯定还很准。 “你弹琴吗？”我听见她在问。 “从前弹。”一个只在星期日玩玩的人的口气。 这时，她来到了我身边，热情地笑着，冲钢琴做着手势。 “我能有此荣幸吗，大夫？”她的口气里充满了渴望。 我呆住了片刻，既有强烈的弹琴的愿望——为她也为我自己——又可怕地确知我仍然不能够弹。 我低头看看键盘。突然，我仿佛站在了墨西哥令人头昏眼花的悬崖之上，那些吸引着冒失鬼去冒生命危险的悬崖。我仿佛站得如此之高，光是看一看那黑白琴键就使我感到眩晕。我的心跳加快，我慢慢从悬崖边后退开去。 “对不起，”我咕哝道，“我手生了。”尽管我极想逃跑，我还是强迫自己出于礼貌尽可能呆得长久一些。她继续说着话，可是我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时机一到我就溜了。 回到医院时已经有口信在等着我了，是房地产经纪人留的：“不论你出什么价买她的单元房，奥斯特莱谢太太愿附送钢琴。在他们把她送到疯人院之前赶快抓住这机会。” 没有一个词能确切地把噩梦的反面意思表达出来。“白日梦”不怎么合适，因为我是在那晚睡着以后享受到这种几乎是肉体上的狂想的。 我坐在奥斯特莱谢医生的钢琴旁。房间里幽暗无声。时间很晚了，只有我独自一人。我开始弹奏。非常轻松，就像呼吸般毫不费力。我从简单朴实的《C大调序曲》弹起，自然地依次弹了《平均律钢琴曲》，变奏曲，奏鸣曲，无懈可击地弹完了《赋格曲艺术》。然后，我又开始弹《C大调序曲》，无休止地重复着大师那一整套钢琴曲。 我的身体和灵魂完全浸沉在爱之中，我不仅再一次弹奏音乐，我是和音乐再度结合在了一起。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 这时，我醒了。如果梦中的欢乐是强烈的，现实的痛苦就更强烈了。我现在肯定无疑地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在那架钢琴上弹奏了。 第二天上午，我给奥斯特莱谢太太打电话，感谢她同意把公寓卖给我，特别感谢她慷慨地提出送给我钢琴，但很遗憾我无法接受。她很有礼貌地答复说她能理解，但听得出来很伤心。 就这样，我于6月从波士顿搬了过来，那时黄昏还不太热，足以吸引慢跑锻炼的新手。 我甚至找到了一个清洁女工来给我收拾满地扔着的袜子和护腿，弄出些整洁的样子来。我常常回家看见她给我留下的富有营养的晚餐，可以放在微波炉中加热后吃，同时还附有一张这类责备性的条子： 亲爱的医生，健康是从家里开始的。你的玛丽·贝斯 根据合同，我有两个实验室助手，他们毫无疑问地加速了我工作的进展。我每周有3个下午从事小儿神经科的治疗。尽管很遗憾，我主要处理的都是些除了提供诊断外已无法进行治疗的病人，但我仍很高兴能和小病人直接接触。这也起了提醒我为什么要从事我所进行的研究的作用。 到80年代末，基因工程终于产生了一些具体结果。我自己的情况是，我开发出了一种技术，可以激活一个特殊的t细胞杀手，它能摧毁老鼠体内的某些肿瘤。 我的生活也并不是只有工作没有娱乐。我是说，至少一年一次，我会到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去，如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檀香山、东京等（我的同事们确实知道如何选择开会地点）。而我非去不可，因为我已是会长了。 在那些年里，这些活动给我带来了还说得过去的社交生活：偶尔的短暂的浪漫。我认为其中有些女人是有可能发展的，但我没有继续下去，因为不论她们有着怎样的天资和性格，她们不是西尔维亚。 我们当时都有一种紧迫感。弗伦奇·安德逊，我们这个领域中的先驱者之一，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大家的这种感觉：“问一问只能再活几个月的癌症病人，问一问肉体正在枯缩的艾滋病人……这种‘紧迫’来自对需要帮助的同胞的出于人性的同情。” 但如果我们这个分支在医疗上真要想起飞的话，还得华盛顿官方有勇气允许我们在人的身上进行我们治疗方法的试验。 这里牵涉到各种各样的道德和医学问题。认为这是对上帝的工作的干预的想法是一种从教义出发的反对意见。还有正常的担心，说如果人体内至少有着10万个基因，那也许可能错误地激活了不该激活的基因，从而造成某种异常赘生物的噩梦。 然而，直到我们能在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内找到什么人愿意从信仰上来个飞跃，我们的斗争就将一直是一出没有结局的戏。慎重的小组委员会总能设法逃避这个问题，直到把它变成学术问题，也就是说，病人死去了。得有人去强迫他们在还有一点时间的时候让我们干预，于是这就成了我的任务。 我是在乔希·李普顿快死时遇见他的，他是个可爱的、头发乱乱的11岁男孩，从休斯顿转来前已经用化疗、放疗和手术对他那无情地生长着的延髓肿瘤进行过治疗，但都没有效果。现在他最多只能活几个星期了。 尽管医疗科学的箭袋中的每一支箭都为他用过了，乔希和他的父母仍在斗争。他牢牢地紧抱着生命不肯松手，他的父母继续寻找着其他可能的方法，甚至不惜到墨西哥河对岸的“绝望者诊所”去打听他们的异端疗法。 我决定向华盛顿请求特准处理。我请两位国际闻名的专家提交了宣誓证词，说明一切已知的医疗手段已无法帮助这个男孩。既然已不会造成进一步的痛苦或伤害，他们敦促政府的头头们允许我们试用我的方法，这个方法成功地——至少在实验室中——遏制了肿瘤的生长。 当政府官员们道貌岸然地讨论和争辩之际，乔希的生命正在迅速衰竭下去。一天傍晚我给他做了检查，意识到在这无尽无休的文件旅行中的下一份文件将会是他的死亡证明。 尽管我不认识委员会的主席斯蒂芬·格拉宾纳博士，我还是直接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明情况： “你是不是要我在他的葬礼上宣读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他治疗的批准？见鬼，你们认真点，好不好，博士？冒一下险吧。是我的脑袋有危险，不是你们的。”（其实是乔希的脑袋，但在这类激烈的斗争中，病人常常会发现自已被推到了次要地位。） 电话线的那头似乎有了点反应。心灵唤醒了理智，理智唤醒了意志。 “明白了，希勒大夫。我来看看能不能在周末召开委员会。” 奇怪的是，在有些重大事件上你记住了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1991年3月14日星期四凌晨将近3点钟，我们坐在实验室里正要开始品尝一种新的佳肴，我特地从北风餐馆定来的熏鲑鱼比萨饼。这时，电话铃响了，找我。我斗胆想道，半夜这个时候打电话不可能是小事。 “嘿，马修，我是斯蒂夫·格拉宾纳，对不起这么晚给你打电话，可是我知道你不会愿意我等到天亮的。我就不拿细节来烦你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同意你进行一次这种治疗，不得重来。明天上午我把同意书给你传真过去。”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格拉宾纳博士，斯蒂夫，你叫我说什么好？” “啊，”他既轻松又疲倦地答道，“你可以说你绝对可以肯定这不会变成一件恐怖的事。” “哎，我没法儿说这种话，你是知道的。” “所以我要去喝上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上床睡觉。晚安，老伙计。” 当我迅速列出要叫醒的工作人员的名单时，疑虑和不安开始袭上心头。我承担了把一个人的生命带上未知航程的责任。尽管乔希的父母已向我保证他们不抱幻想，但一想到我的失败会给他们造成怎样的痛苦，我仍然觉得受不了。 时间太宝贵了，我给乔希病房的值班护士打电话，让她把乔希的父母立刻叫来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她回答说李普顿先生和太太已经在儿子的病房里了。 由于强烈地意识到每一粒沙子正不停地从沙漏中漏下，我冲过院子，跳上电梯。今晚电梯上数字变动之慢令人痛苦。 到达乔希的楼层后我冲向他的病房。芭芭拉和格里格·李普顿已经在走廊里等着了。他们的高兴实在是为时过早，让人不安。 “啊，希勒大夫，真是个好消息。”芭芭拉激动地说。 “谢谢你，大夫，”父亲比较清醒地说，“你给了我们又一次机会。” 我知道自己最困难的任务是保持信心而又不完全排除疑虑。这很微妙，但我必须这样做。他们和我一样必须有失败的准备。 孩子已经醒了，我们友好地交谈了几句。我的高级实验助理里萨在准备器械。 我问小病人他知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爸爸说这是又一次击球，是种新药什么的。” “不是药，”我解释道，“只是我想出的一种办法，把你血液中的细胞重新安排一下，好让它们回到你的身体里去把肿瘤永远吞灭。” 他睡意矇眬地点了点头。我从盘子里拿起注射器，想在孩子瘦骨零丁的胳臂上找一条没有被针扎过的血管。我尽可能轻地把针扎了进去，抽了血。 里萨这时急急回到实验室，两个助手等在那里，开始了那缓慢的、棘手的、仍未能证实的、将他的t细胞进行处理使它们能向肿瘤进攻的过程。 清晨6点，我实验室的设备嗡嗡作响，激活过程正在进行。这需要时间，而最缺乏的正是时间。我没有事情可做，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步。里萨是唯一有胆量指责我的人。 “看在老天的分上，马特，你就不能找个别的地方去踱方步？你搞得大家都紧张得要命。”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医院新闻官员华伦·奥立佛打来的。 “嘿，希勒，出了什么事？” 我没有心情公开我的焦虑，因此努力回避问题。但他很坚持。 “我听说你得到了华盛顿那帮人的同意，怎么回事？这可是新闻，老兄。这是了不起的新闻。” “只有成功了才是。” “会成功的，对不对？再说，就是不成功，你是第一个获得同意这样做的人，仅仅这一点对我们就很有利呀。” 我尽力控制住火气，提醒自己他的任务是在报纸上得到报道，这正在迅速成为医学中的一门专业。 “对不起，华伦，现在我实在是忙得要命。” “好吧，只是不要忘了我的存在，马修。我们是一起的。你是内勤，我是外勤。” 我不等他说完他那套打气的话就挂上了电话，发誓不对我的实验室人员做华伦对我做的事。 我告诉大家我要离开医院去吃早饭，而且几个小时之内不会回来。他们没有掩饰感激之情。 三天后我们结束了反病毒基因转换，可以把新细胞导人病儿的血液中去了。虽然没有人正式知道将发生什么事，但即使在他病房外的走廊里都能感觉到紧张的气氛。 孩子的父母分别站在乔希枕头的两边握着他的手，我坐在床上开始往他的血管中注入这魔剂——这是我为了孩子这么叫的。我尽量显得有信心。 “这些细胞怎么知道该往哪儿去呢，大夫？”事后芭芭拉问我道，“难道它们没有可能消失在身体的其他部分吗？” 这是我噩梦中出现的状况。“呃，”我没有直接回答，“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独特的脱氧核糖核酸地址。我希望我的病毒有着正确的邮编号。” 从病人身上看不到立刻的反映，好的和坏的都没有。 我们进入了观察阶段。 此后的日子里，除了慢跑和取邮件，我几乎一刻也不离开医院，每天去看乔希五六次，做例行的生命特征检查，观察他的眼睛，等等。 一次，他的父亲堵住了我，极力想在信息上捞几根稻草。“现在情况如何，大夫？” “现在要说出个所以然来还为时过早，格里格。” “那你为什么老是给他做检查？”他问。 我怎么能对他说实话，告诉他我只是想检查检查，看他的儿子是不是还活着？ 在第5天快结束时，我们把乔希送到放射科去做术后第一次扫描。当放射科专家阿尔·雷丁使劲往一个微型磁带录音机里口述他的观察所得时，我们全都挤在他的周围。 “肿瘤大小是1.5×2×2，和上一次在14日的大小比较，表明没有增大。” 从旁观者中发出一阵嗡嗡声。 “我没听错吧，阿尔？”我问道，希望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不是我的想像，“你是说肿瘤一点儿也没有长吗？” “我想刚才我就是这么报告的，马修。”雷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一面挪开身子好让我更仔细地看看。 这时我突然满怀希望，但却没有勇气和别人分享这份希望，甚至不敢告诉他的父母，而他们的反应和我们谨慎的放射学家正相反。 芭芭拉开始轻轻地哭了起来。“你成功了，大夫，它已经不发展了。” “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地这么说呢，”我警告道，“再说，只要有一丁点的肿瘤，就总会有大出血的危险。我们还没有摆脱困境呢。这也可能是暂时的缓和。现在我要再给他导人一些我们做好的新细胞。” 但是现在我抱乐观态度了。谨慎的乐观。 4天以后的扫描表明，肿瘤不仅停止了生长，而且缩小了20％。要掩饰我的狂喜心情是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当两个星期以后，乔希已能两条腿垂在床边坐起来时。 “你会打网球吗，孩子？”进行第三次细胞导人的那天早上我问他道。 “会一点。”他说。 “那你和我应该约好哪天打一场。” “好的，大夫。”他笑了。这一次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乐观的情绪。 3个晚上以后，奇迹出现了。我正结束查房，心想顺便去看看乔希。我拐过一个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走廊的那一头，我的病人正和他的父母一起散步呢！没有人扶着他。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向他们冲了过去。 “你感觉怎样？”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很好，大夫。特棒。” “他不仅很好，他简直是好极了。”格里格笑道。这是我看到他最表露感情的一次。 我们没有按照惯例要求预约。我干脆让一个护士去通知放射科，说我们马上带孩子去做扫描。他们没有让我们等。 结果十分轰动。肿瘤缩小到原来的一半，已经不再压迫大脑了。 不易动感情的阿尔·雷丁终于解冻，使劲和我握手。“祝贺你，马特，你成功了。” “不，阿尔，应该受到称赞的是乔希。” 回到办公室以后，我给自己生活中有关的人都打了电话，妈妈和马尔科姆，蔡兹和艾伦，他们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刚一放下电话，电话铃又突然大声响了起来。 “现在内情如何了，马修？”华伦·奥立佛急躁地问道。“记者是我们通向捐助人的渠道。我想提醒你，我们的科研项目需要很多经费，我还特别欠《纽约时报》一个姑娘的一份人情。快说吧，”他敦促道，“按规矩办事，告诉我，你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可报告的？” “还没有呢，”我答道，心里想一次成功还不足以提供充分的科学根据，“不管我告诉你什么都有可能激起不切实际的希望。” “你刚才说的是‘激起’吗？你是说你有什么肯定的结果瞒着我吗？看在老天的分上，马修，快说吧。” 我败下阵来。我违背自己的理性判断，同意到奥立佛的办公室去接受15分钟的采访，在电视上简短地说上几句。 记者都是专业人员，大多数本身就是医学博士。虽然他们对我告诉他们的内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却很放心，知道他们不会着意去渲染细节。 媒体的宣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只有一个古怪的例外。 我突然在想，不知意大利的报纸会不会转载这条新闻。 第十六章 显然我无法逃避。新闻界似乎搞到了一切可能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我唯一能够采取的行动就是关掉寻呼机，钻进电影院去躲起来。 或者去音乐厅。当我翻阅《纽约时报》周日版时，我仔细看着上面提供的大量音乐娱乐节目，然而我立刻就知道自己想去听哪一个了。 就在那天下午，我的老朋友埃维的大提琴手丈夫罗杰·约瑟夫森要在卡内基厅演奏莫扎特、肖邦和弗兰克①的作品。她无疑会在听众之中。我不仅能够了解到她别后的情况，还可以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她。 ①弗兰克（1822-1890），法籍比利时作曲家。 票几乎卖完了，但是我还是搞到了一张第一排最边上的票。从婚礼上见到他以后，约瑟夫森胖了一些，头发开始出现缕缕灰白色。他突出的特点和他更为成熟的音乐技巧相得益彰。他似乎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 我曾经给人做过伴奏，因此不可能不注意到他钢琴伴奏者的技巧。这是一个名叫卡门·德拉罗什的漂亮墨西哥女人。从他们老练的表达方式和充满想像力的、节奏自由的演奏风格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显然经常在一起演出。 中间休息时我寻找着埃维，但人很多，而且她可能是这样一种类型的妻子：她们觉得紧张，不愿在人前坐着，而宁愿躲到丈夫的化妆室去。 罗杰和搭档演奏了激动人心的肖邦的最后一个乐章，听众报以狂热的掌声。他们确实受之无愧。 其实我并不真正有胆子去做这类事情，但在极度愉快的心情之下，我走到了舞台门口，说明自己是约瑟夫森家的朋友，很容易就进了门。 自然，大提琴家的化妆室里挤满了拍马屁者和表示良好祝愿的人、管理人员、新闻发布人员等等。我有点犹豫，没有一头扎进这精力充沛的人群中，而是跟起脚尖站在那儿，看看能不能从远处发现埃维。正在这时，弹钢琴的墨西哥女人向我走来，非常妩媚地一笑，问道：“我能帮助你吗？” “谢谢，”我答道，“我是约瑟夫森太太的老朋友，不知道她——” “我就是约瑟夫森太太。”她的反应中冒出了拉丁式占有欲的火星。大约过了一秒钟我才反应过来。 “可是——埃维怎么了？”我笨拙地问道。 “我造成的，”她咧嘴一笑，黑眼睛闪闪发光，“他们已经离婚好几年了。难道你不看报吗？” “噢，实际上我有一阵子不在国内，”我带着因不了解音乐界近期所发生的变化而感到抱歉的口气解释道，“既然这样，我最好还是离开吧。” “你干吗不等一等？她马上就应该来接女儿了。” 这消息既好又不好。我很快就要和一个一度亲密难分的朋友重逢了，但与此同时，我得知这些年里，生活并没有善待她。她离了婚，是个单身母亲。 “不，我简直没法相信。”声音是女中音，语气是快活的，音色像铃裆一样清脆。是埃维，第一眼看上去和将近20年前没有不同。棕色的短头发，淡褐色的大眼睛和以前一样明亮。由于三月天的风吹，由于惊喜，或两者兼而有之，她的双颊鲜红。 我们没去注意周围的旁观者，冲上前拥抱在一起。她的香水是春花的香气。 “过去20年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她一面质问我，一面继续毫不在乎地拥抱着我。 “说来话长，埃维。”然后我调整了话题。“我刚到纽约，看来你的生活里有了一两个变化。” “是的，你可以这么说，”她心平气和地说道，“过来见一见我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变化。” 她走近两个女孩子，她们每人都在白衬衫外面穿了一件蓝色套头衫。她们正在和一个拉美妇女聊天，原来那是暂时照顾她们的保姆。一看便知她们是谁，决不会错。把她们的妈妈缩小就是她们的样子，而且无疑都有着妈妈迷人的外貌。 埃维把我介绍给她们时，13岁的莉莉和11岁的戴比表现得很热情。 “这是我的老朋友，那个我常告诉你们的天才的钢琴家。” “你是说后来变成了医生的那个人吗？”莉莉问道。 “而且到了丛林里再也没有回来？”妹妹问。 “差不多吧。”她们的妈妈笑了。 “你是怎么听说我在非洲的？”我的好奇心被勾引了起来，便问道。 “我有自己的途径，”埃维开玩笑地说，“其实我对你的关心了解比你想像的要密切得多。我有一个秘密来源。” “什么？” “它叫做《密执安校友通讯》。你弟弟在使老同学了解你的活动近况方面非常出色。你家里人一定非常为你骄傲。” 只有这时她才仔细地看了看我的左额。 “几乎看不出来，”她同情地说，“我猜你还算幸运，是吧？” “你可以这么说。”我答道，希望听起来模棱两可。 “是什么风把你吹到纽约来的？” 我立刻意识到，我那位给我做编年史的弟弟在关于我最近的活动方面信息提供得不很及时。 “哦，我想我得说是康奈尔医学院。我是那儿的教授。” “真的吗？”她高兴地问道，“做医生是不是一切都如你所希望的那样？” “你是想要一个简单的是或不是的回答呢，还是可以让我请你和孩子们到什么地方去吃一顿早晚餐呢？” “太好了。”她的女儿们高兴地说。 “你肯定没有别的更重要的安排吗？”埃维眼含笑意地问道。 “绝对肯定。” 然后，我对两个女孩说：“你们喜欢俄国茶室吗？”她们渴切地点点头。 埃维设法引起了前夫的注意。他们互相招了几下手，显然是表示对孩子责任的交接，然后我们就走了。 一走到街上，孩子们本能地蹦蹦跳跳跑到了前面，给了我对她们的妈妈说出我心里最想说的话的机会。 “很遗憾你们的婚姻失败了。” “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马修。我们有了两个非常好的女儿，这是无论给我什么我也不换的。” “不过，独自把她们带大——你是独自一人，是吗？” “这里是纽约，”她答道，“你很难说比例对单身女子有利。” 她情绪很好。我感觉得出来，等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我会听到她和罗杰婚姻破裂的黑暗的一面。 但此时我们已来到了俄国茶室，我们的注意力会转到夹鱼子酱和酸奶酪的烤薄饼，当然还有用俄国式茶炊煮的茶上去了。 我们已经这么久没有见面了，自然需要互通许多基本信息。她选择女儿们作为叙述的高潮，罗杰弃她而娶了火暴的墨西哥女人作为低潮，这毫不使我感到奇怪。她当着孩子们的面坦率地诉说一切，显然她们是亲身经历了这一个又一个打击的。 我自己的自豪之处是厄立特里亚的诊所，低潮不可避免的是中弹。我随便地将此一带而过，免得让孩子们不安。这样一来，就留下了一个在将来讨论西尔维亚的机会——这个题目绝对不适合孩子的耳朵。 埃维看来和以前一样不屈不挠。即使在我们初次见面20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什么东西使我改变当初对她的印象。她坚强、开朗、乐观，随时都准备好了以感激的心清接受好事，也不带任何自艾自怜地接受坏事，如果坏事找上门来的话。 离婚后显然她调整了自己事业方面的计划，不过罗杰慷慨地帮她得到了朱利厄德学院的任命，在那儿做私人辅导，教大提琴硕士班。她仍然在纽约市范围内和各个室内乐小组一起演出。 尽管我有正当的借口，但当她生活中出现危机、我的友谊可能会对她有所帮助的时候，我没有在她身边，这仍然使我毫无道理地感到内疚。 “你夏天都做些什么？”我问道，极力把第一次谈话局限在中性话题范围之内。 “噢，孩子们到罗杰和……”——可以看得出来她说这名字仍有困难——“卡门那里去住回个月。近来我总是去参加阿斯朋音乐节。好啦，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在隐瞒着什么？” 我感到困惑。“你这话什么意思？” “她的名字，她做什么工作，你们有几个孩子？” “你在说些什么呀，埃维？” “你觉得我在说什么？你的妻子。” “什么妻子？” “纽约每一个像样点的男人似乎都有的妻子呗。”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没有妻子。” 她停下来考虑了片刻，显然拿不定主意如何对付这个对她说来实在反常的现象。我知道她的下一个问题会是什么，感觉到她在拼命努力地小心措词。 “哦，没有成功？” “噢，”我含糊地答道，“我以后再告诉你。” “如果不使你太痛苦的话。” “啊，不痛苦。”我的回答使人难以相信，至少对埃维是如此，她仍和从前一样能看透我的心思。 这时我把注意力转向了孩子们。我希望多了解她们，我明显地感觉到她们下午和父亲在一起过得并不开心。 她们非常可爱，就我所见，已经平安度过并很好地适应了当今过多发生的家庭之舟触礁事件。很显然，她们的母亲为照顾她们肯定度过了几年艰辛的岁月，因为她们刚刚才到不必每时每刻都要有父母之一在身边、可以自己生活的阶段。埃维真不简单。 晚饭已经结束，孩子们几下就吃完了俄式水果奶油布丁。我叫了一辆出租车送她们回家。我高兴地发现，她们就住在离我一个街区远的地方，在具有传奇色彩的博尚巷里。 “你们这所房子很有名，”我对孩子们说，“人们给了它一个外号，叫它‘东卡内基厅’，说这是纽约唯一的一所每一个公寓都配有冰箱、冰柜、炉子和斯坦韦牌钢琴的住宅楼。” “是的，”戴比说，“妈妈喜欢叫它‘交响乐巷’。” 我看着埃维，她笑了。 “我是孩子们唯一的监护人，这是好处之一。不存在谁得到这套房子的问题。我不仅很高兴有这么多酷爱音乐的邻居，”她顽皮地一笑，“而且还特别得意，因为卡门对这房子想要得要命，可是怎么也办不到。” “啊，他们仍然有可能得到的。”莉莉插嘴道。 “怎么回事，宝贝？”埃维问。 “这事有点复杂，不过卡门说要是塞普哈迪先生得到了伦敦的那份工作，他的楼顶套间就会上市，他们会是第一个有希望的买主。” 我看见埃维对此的反应是一个响亮而没有说出口来的“妈的”。为了安慰她，我谎称自己也可能对那套房子感兴趣，会同样努力地争取得到它。两个孩子好像很喜欢这个主意。 “现在告诉我我急着想知道的事，”埃维急切地说，“目前在音乐方面你在干些什么？” 我搜索着，想找到一个回答。 “目前我正把莫扎特所有的钢琴协奏曲都过——” “太棒了。”埃维大声说。我不好意思地补充道：“只不过我是让丹尼尔·巴伦波姆在弹。我是说，我在实验室大忙了，只能在音响上放光盘听。不过这事说来话长，我们下次见面再谈——希望很快就能再见。” 在电梯里，我看得出埃维在和女儿们进行着无言的对话，以及她们同意她尽管提出她的建议的暗示。 “哦，马特，女孩子们和我想请你过来吃晚饭。” “那太好了。” “哪天对你合适，马特？” “我的时间由自己支配，所以你们来定吧。” 我们进行了复杂的协调时间的工作。孩子们星期一有音乐课，埃维星期二、四上课要上到10点半。星期一、四的下午我有研讨会，在各个不同的时间还有客座报告会。 我们能排出的第一个共同的日子几乎在半个月以后。我很满意这个时间，因为我需要时间来整理自己的思绪。 和埃维的重逢打开了道道记忆的脉络。那失去了的机会，那没有抓住的机缘。我当时根本就不应该听任我们逐渐疏远起来。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现在既然又一次相遇，我们的友谊将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开始，而这一次将不再会中断。 第十七章 作为一个怪人的问题在于，只要你表现得稍显正常，大家便都注意到了。 因此两周后，当我5点30分离开实验室，说要到第二天才回去时，人们就开始嚼舌头了。 实际上，那天早上我头发理得比较像样地走进实验室时就已经埋下了祸根。既不开医学会，又没有从华盛顿来的客人，老板干吗要在看来无缘无故的情况下收拾得整齐像样？ 具体情况我甚至连秘书宝拉都没有告诉，仅仅让她记下那晚“晚餐，7点半”，然后要她自己记住提醒我“带上玩偶”。 我在非洲最后的日子里曾在附近的村子里到处转悠，寻找手工艺人（我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最棒的）购买——有时定做——当地各式各样人物的小人像，好在回国后怀念他们时拿出来看看，回忆他们是什么人，和我的关系等。 我看着我厄立特里亚的微型居民，想从中为埃维的女儿们挑选礼物。 一开始我想给她们带去和她们同龄的女孩子的小模型，但最后我挑了我最珍爱的两个：两个老音乐家演奏当地的乐器，一个是一种鼓，另一个是一把长脖子提琴。（这两个音乐家和艾达圣诞节聚会上的音乐家一模一样。） 我决定不给埃维小人像，一开始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我猜是因为我不愿意她成为我已经留在了身后的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只是给她带了花去。我记得她喜欢水仙花。 “东卡内基厅”真是名不虚传。进门时我认出了一个著名的钢琴家和他的妻子，显然正要去一个音乐会（不是他演出，否则他会走得早得多）。开电梯的意大利人在把客人送到各自的目的地时不停嘴地大谈音乐，对我也是如此，他立刻就认为我是某种大师。 当他得知我的目的地后，他宣称约瑟夫森太太是个“可爱的女士，出色的音乐家，但最重要的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他是把自已经过深思熟虑的对这里居民的判断一律提供给所有的客人，还是说埃维很特殊？他还说，“我的妻子也是个优秀的母亲，不过遗憾的是她不会乐器”。） 对他来说，遗憾的是我们终于来到了埃维的楼层。 从她邻居的公寓里传出了演奏拉赫马尼诺夫①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乐声，这毫不令人奇怪。但当时引起我注意的是从埃维门下飘出来的西红柿和大蒜的刺鼻香气。 ①拉赫马尼诺夫（1873-1943），20世纪最著名的俄国作曲家、钢琴家兼指挥，俄罗斯浪漫主义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倡导者。 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真正的家中烹调的晚餐，不是饭馆或微波炉晚餐，而正在等待着我加入到她们中去的是一个真正的家庭。 戴比打开了前门，告诉我她妈妈因为开系教师会耽误了，几分钟前刚到家。 “你能过一会儿再来吗？”她好心地建议道，“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呢。” “戴比，”埃维不满地大声喊道，“马上带马修到厨房来。” “你好，”飞走进厨房时她微笑道，“正如女招待领班刚才对你说的那样，我有点晚了。你能把那瓶意大利干葡萄酒打开吗？” 莉莉往碗里刮干酪丝的时候，埃维把面团放进滤器里。她的围裙遮在一条朴素但使人增色的连衣裙上，我肯定她上课时穿的不是这件衣服。房间里充满了引起联想的各种气味，使我想起了我们很久以前的学生生活，那时我们常自己做晚饭，然后演奏直到半夜。 我们彼此吻了吻面颊。我觉得莉莉可能不喜欢这种公开表示感情的做法，但我也感到戴比会喜欢。当我慈父般地拍拍她的头发时，她红着脸的微笑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当女孩子们在厨房的桌子上放好餐具后，我拿出了礼物。她们打开包装，完全给迷住了。晚饭时这几乎成了唯一的话题。 我讲给她们听阿迪苏玛的事，我的记忆和6年前同样生动，因为一切仍活在我心中：那些等了一夜（有时还要久）的病人的长不见尾的队伍，而医生往往只能给他们一眨眼的工夫（当时我们称之为“飞行诊断”）；那牺牲了国内轻松舒适的工作去帮助饥饿、干旱和内战的受害者的一群无私的人们；以及永远改变了我的态度的——如坐下来吃这样一顿饭时的内疚感——更为深刻的经历。 她们是两个很乖的孩子，无论是上菜或收拾桌子都不让妈妈动一个手指头。可是她们却公然无视妈妈明明白白的要她们回屋去做作业的要求。埃维不得不下命令了： “我认为你们两位女士最好还是去做作业，不然就不给你们打电话的时间了。” 在这一威胁之下，两个人全都离开了，虽然戴比很不情愿地拖延着，要求妈妈允许她“你们开始演奏时”回来听。 “没人说过要演奏，”埃维稍带窘意地反驳说，“马修一天很累了，也许只想坐下来放松放松。” 为了强调话已说完，她转向我问道：“你每天几点钟开始在医院上班？” 对我来说，这是个舒服得多的话题。 “实际上我有时候整晚都呆在实验室里。” 我性格中的这个毛病却错误地给了孩子们深刻的印象。 “你是说你根本不睡觉吗？”莉莉圆睁着两眼问道。 “啊，我总能缩在沙发上睡上一会儿的。”我很快解释道。 “是不是因为这个你才没有结婚？”戴比天真地问道。 埃维的脸红得像救火车一般。她摆出妈妈的架子说： “够了，小姐，现在你正式被通知离开这里。” “好吧，希望待会儿再见。” “天哪，她们真可爱。”我大声笑了起来，要不是埃维脸上的红晕消退了，我的夸奖会长得多。“没有她们罗杰怎么受得了？” “啊，他受得了，”她答道，没有去掩饰她的不快，“我认为他甚至把他在远东的巡回演出安排在她们的假期之中，以使她们决不可能飞过去和他——更确切地说是和他们在一起。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卡门不是我最喜欢的那类人。信不信由你，她自己有3个孩子，她小心谨慎地不去照顾他们。不过，话又说回来，你是知道艺术家的脾气的。” “我很难过，埃维，”我同情地说，“这对你或孩子们都不公平。我是说，你也应该有机会去巡回演出。” “也许等女儿们长大了以后。我只能等待。好了，现在该谈谈你了——我们知道了你医学上的业绩，告诉我在音乐方面你在做些什么。” 我没有抱任何幻想而来，我知道不可避免地会提到这个问题。毕竟，音乐曾经是联结我们的纽带，我们间的共同语言。难道两条鱼能够在一起交谈而永远不提水吗？ 尽管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其实还花了许多个小时一门心思地琢磨如何对她讲我音乐上的（我能称它为什么呢？）失落，但却始终没能找到恰当的字眼来表达。我能给她什么样的合理解释呢？枪击后的精神创伤？根据我咨询过的心理分析研究，这个说法表面上是讲得通的。但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此外，我和西尔维亚的关系所留下的幽灵般的阴影，我还能继续避而不谈多长时间呢？今天我这个样子正是它造成的呀。 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使得我不是别的样子。 我从未向任何人袒露过。只有现在，在我向她敞开心扉的时候我才开始明白，这么多年来我生活于其中的痛苦的沉默的全部含义。 在交谈过程中我也意识到，埃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我能与之坦述这一切的人。 我从瑞士小镇上的那个下午说起。 “上帝呀，马特，”她听后同情地低声说道，“那一定是个毁灭性的打击。你怎么受得了啊？” 从那以后的这些年里，有多少次我对自己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当我意识到我失去了音乐方面的能力的最初那一刻，我是如何承受住的？ 沉默良久以后她说： “贝多芬。这使我想到了贝多芬。但是尽管他听不见了，他仍能作曲。他能创造出《欢乐颂》，能在自己的头脑里听到歌唱它的声音。你一定感到自己失音了。” “埃维，请你不要太夸张。我并不是个天才。世界并不因为少了我而贫乏一些。” “但是你却贫乏了啊，马特。”她说，声音中充满了理解的同情，仿佛她的话是从我的心中说出来的。 我们沉默了好几分钟，然后她真挚地看着我说：“请把一切都告诉我吧，马特，不要怕。” 我们一直谈到深夜，谈到西尔维亚，谈到巴黎，谈到非洲，然后是她的完全消失。 埃维不声不响地听着。 当我终于说完以后，她凝视着我，然后说：“你仍然在爱着她。” “我也不知道。我想她仍然是我精神上的一个存在。” “在所有的时间里？” “当然不是。有时出现。比如当我听到一只曾为她弹过的曲子。嘿，我说，现在这已经没什么了。” “听你说来我得到的印象可不是如此，”她关切地答道，“见鬼，马修，这么久了，你为什么仍在恋着那一切？我的意思是，你相信她会想到你吗？” “我不知道。”我支吾道。然后我说：“不太可能。”最后我说：“当然不会。根本不会。” “你可以打赌她不会，”埃维生气地说，“看在上帝的分上，音乐是你生命中的灵魂，你怎么可以让她偷去你的灵魂？” 我无言以对，她仍抓住不放。 “说呀，马特。这是我，你的老朋友埃维。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可以忍受没有音乐的生活。” 我怎么能对她说我不能？她是不是已经看出来了？ 她把手放在了我的手上，说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是她能够想像的最可怕的事了。 我提醒她说，我是个医生。 “但你照样还是个艺术家。”她动情地答道。 “谢谢了，”我喃喃道，“这话出自你口，对我很有意义。” 她想了片刻后问道：“从那次以后你试过吗？我是说甚至弹弹像《G调小步舞曲》这样简单的东西？” “埃维，全没有了，每一个音符都不存在了，连乐句中的休止符都没有了。我已经多多少少地习惯了。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医生我拯救了生命。这是一种殊荣。请相信我，如果我必须选择的话……” “可是你为什么需要选择呢，马修？为什么你要受到这样的惩罚？” 现在我又有点后悔把一切告诉了她。 然而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如果我们没有重逢，这种局面维持不了多久我就会垮掉的。 第十八章 我责备自己在埃维家呆得太晚了。她早上得早起，准备孩子们上学，而我并没有这样的责任。但我们被谈话深深吸引，忘了时间。 在我到家以后，我甚至不得不和自己斗争，打消像过去那样想给她打电话感谢她的荒谬念头。 我不愿——或不能就这么去睡觉，因此坐下来希望能凭空想出一个随便的借口，好再这样见一次。（也许可以请埃维和孩子们去音乐会或看日场演出；或星期日早上到公园去骑自行车，然后到草地酒家去吃顿早午餐。）当我考虑着各种可能性时，我注意到，它们全是些把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来考虑的设想。为什么在我幻想的节目单上，我竟没有放进单独请埃维出去晚餐这一项？ 也许是因为我害怕陷入到感情中去？可是你这个傻瓜，你把今晚和她这种心与心的交流叫做什么？你还能比这陷得更深吗？ 我在自己心里和蔡兹交谈，他嘲讽地问道：“现在又有什么问题了，老大哥——害怕起幸福来了？” 答案：是的。 “可是这件事很容易呀，马特，”蔡兹继续开导说，“你们已经是20年的朋友了，这并不是新的开始，而是自然的继续。你为什么不放松一点，听任事情自由发展？” 有的时候，弟弟的话有点道理，特别是在我的想像中。因此我听从了他的劝告。 第二天上午，我给埃维打了个电话对她表示感谢。她也避开自己的感情，强调说孩子们都非常喜欢我，求她不久再请我去。 “顺便问问，”她说，“下星期六有个纪念莫扎特生日的聚会，你有兴趣来参加吗？每年都有一群朋友和同事聚在一起纪念一番。想找个机会演奏一下的人都来。” 哎呀，听起来有点像在施加压力，但她很快让我放下心来。 “不想扮演演员的人可以扮演听众，因此你只需坐在那里听，并且原谅那些不可原谅的错误。” “错误？” “当然啦，这确确实实是一群各式各样的音乐家。我最好的朋友乔琪在朱利尼德学院我们系教中提琴。她丈夫是个会计师，是个极可爱的人，但轻着说他弹钢琴是个笨蛋。他劲头可大了，所以我们就都闭上耳朵。你愿意来吗？” “当然。你打算演奏什么？” “哦，我演奏《五部曲》，加上他们要把我拉进去的不管什么节目。” “听起来很有意思。我什么时候去接你？” “8点钟怎样？” “行。我需要带什么东西吗？” “呃，你可以挑上一瓶好的白葡萄酒，我带上我那有名的卤汁宽面条。” “太好了。我盼着去呢。” 路易吉以四分之一拍的速度把我们送到三层楼下的聚会处，并利用这短暂的路程和我交谈。 “这位先生是钢琴家，是吧？” “谁说的？”我有点疑心地说。 埃维耸耸肩，表示不是她的责任。这时路易吉说明道：“很明显，你没有带乐器，要不是钢琴你能演奏什么？” “哦，我可以唱歌嘛。”我开玩笑道。 我们的交谈者考虑了半秒钟，然后认定道：“不，我想不会。” 谈话结束。我们到了。 我向来不善于在聚会上应酬，所以我总是很高兴有机会弹琴。除了葬礼，在其他所有场合大家一直都邀请我演奏。 不过这一回，聊天并未使我不知所措，因为所谈的是熟悉的题目，讨论新出现的艺术家时我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当我遇见《纽约时报》的音乐评论家时，我觉得自己“退休”了真是轻松。这家伙什么都评论，包括餐前小吃（幸亏他喜欢埃维做的烤宽面条，不然我会用皮带抽他的）。 莫扎特的保留曲目被彻底地演绎了一遍，弦乐器特别突出。然后轮到《五部曲》，这是我特别喜欢的。《降E调曲》是我们爱好音乐的会计师主人表现的时候，埃维告诉我，他为此一年到头都在练习。 当别的参加演出的人快活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边聊天边调音时，他焦急地站在那里扫视着听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的目光落到了我的身上。 “喂，那位，”他紧张地笑着，“你不是埃维的朋友吗？我叫哈维，我不记得你的名字了。” 我又一次介绍了自己。显然，将要成为众目睽睽的中心使他恐慌至极。 “啊，马特，我注意到你不演出，但是你会读谱吗？” “你有什么想法？”我友好地问道。 “你能在下一个节目里替我翻谱吗？” “当然，哈维，我很高兴这样做。” 埃维正站在调潘趣酒的大碗旁热烈地聊着天，但我们的目光相遇在一起，她微笑着，似乎是说：“祝你愉快。这也并不是我的安排。”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哈维像大力神赫尔克勒斯一样费劲地勉强跟得上音乐。我的感觉就和做实习医生时，眼看着一个特别笨拙的医生笨手笨脚地把一个简单的手术搞得一团糟一样。这一次我非常想去于预，别让莫扎特受罪了。不过，尽管哈维笨拙失误，能再一次离钢琴这么近我感到真是太好了。 总算演完了。然后，埃维和几个系里的朋友上台来表演弦乐五重奏。她经过我身边时吻了我一下，轻声说：“你于得棒极了，马特。” “多谢啦。”我笑着回吻了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仅仅为能在肉体上接近她的借口，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和哈维成了朋友，我答应他如果那晚他再演出（上帝啊，千万别），我还给他翻谱。 埃维遵守诺言，没有提到我过去曾是钢琴家。但是显然，她对一两个朋友吐露过我将来可能会是……伴侣？因为几乎我与之交谈的每一个人都主动地对她的人品和作为音乐家的才能大大地赞扬一番。有位先生发表了如下见解，说她的丈夫罗杰“放弃了这样一个女人简直是个百分之百的笨蛋。但是早晚卡门会把他的睾丸加到自己的收藏品之中，那时他就会爬着回来找她的”。 只要我有发言权，他休想。 我们待得太晚了，路易吉已经回家了。当我们终于回到埃维的住所时，值夜班的鲍勃耐心地等着看是否需要送我下去。我不知道埃维的想法，但是感谢上帝她心中有数。 “今晚我们没有多少机会谈谈，为什么不进来再待一会儿？” “好啊。”我答道，于是鲍勃便消失了。 “我去弄点咖啡，我们可以到琴室去喝。”她建议说，手指指向前门右边的一间房间，“真正的咖啡，还是去咖啡因的咖啡？” “最好给我真正的。等一会儿我还要到实验室去呢。” “这么晚还去？” “这是我确立的一个习惯做法，好让星期六夜里干‘末班作业’的人得到称赞。” 我走进琴室，打开了电灯。这确实是个音乐家的天堂。墙面上没有排满书的地方全都用软木做了隔音处理——这样只要有人兴起，任何时候都可以演奏。埃维的藏书似乎包括了所有有关大提琴的著作。 她的琴架放在窗旁，这样她拉琴时就可以凝视窗外的河流。屋里还有一架闲置不用的斯坦韦牌大钢琴。 我刚往钢琴前走了一步，埃维就端着放咖啡的托盘走了进来。她非常体贴，什么也没有说。 我接过托盘，把它放在桌子上，伸出双臂搂住了她。 我们互相紧紧地拥抱了片刻，然后接吻。我们已不再仅仅是朋友，而快要成为情人了。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过了一会儿，我从她的怀抱中脱出身来，轻轻地关上了门，好让我们初次做爱的声音留在琴室中——一间创造音乐的房间。 那夜我新生了。我知道我会醒来而埃维会在我身边。不仅是明天或后天，而是无数个未来的早晨。我可以睁开眼睛，伸出手去抚摩她。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永恒。 在我认识她的这些年里，我甚至都没有看见过埃维穿游泳衣的样子，因此她的肉体对于我完全是新鲜的体会。我是在吻她的乳房时才第一次看到它们的。 埃维在做爱时表现出的温柔和性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会具有的。我是怎么压下了我始终对她怀有的渴望的？ 冉冉升起的朝阳似乎把我们作为大自然事物发展中的一个部分在欢迎我们。 我在爱情中醒来。 但我们不得不急匆匆地起来。孩子们还在睡觉，所以我们还有时间做出合乎规矩的样子来。埃维迅速回到自己的房间，而我则很快穿好衣服，把琴室收拾得好像我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决定“留下过夜”的样子。（我非常怀疑莉莉和戴比会相信这种说法，不过我也不认为我的出现会让她们不高兴。） 总之，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吃了早饭。当她们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做女孩子们星期日早上要做的事以后，埃维和我坐在那里冲着对方微笑。 “哦，事情发生得够快的。”她笑道。 “我看从相识20年这一点上，很难把我们放在仓促一族之列。你难道不同意吗？” 不用语言，她的表情就说明了一切。唯一的问题是：现在怎么办？ 我们坐在那里喝咖啡，假装翻阅着星期天的报纸，其实两个人都急切地想讨论我们共同的未来。 “你要回家去吗？”她问。 “总要回的。我是说，早晚我至少总得换衬衫。” “然后呢？”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主意吗？” “马特，我们有了开始，你认为我们该怎么进行下去？” “就这么办，埃维，就进行下去。唯一的问题是，我公寓的地方恐怕连放你的大提琴都够呛，更别说你的两个女儿了。” “那如果我请你在我这里住上，比方说，一个星期，怎么样？” “孩子们怎么办？” “呃，我同意这方面可能会有问题，”她微笑着承认道，“我怕她们再也不会让你走了。” 事情确实如此。 一个星期变成了一个月，然后两个月，三个月。一天晚上，说话向来直来直去的戴比脸都不红地问道： “马修，我能叫你‘爸爸’吗？” 我眼睛看着埃维回答说：“那就要看你妈妈是不是让我叫她希勒太太了。” 我早就决定了，只是等待着恰当的时间向她提出。 “哎，妈妈，你打算说‘同意’吗？” 埃维满脸笑容，“条件是你和姐姐做伴娘。” “那是不是说我们有新衣服穿了？”莉莉突然从她在听我们讲话的不知什么地方钻了出来。 “是的，宝贝。”埃维答道，“那就是说一切都将是全新的。” 一周后，西德尼·布里契托法官进行了家庭访问，在埃维的两个女儿面前将我们结合成夫妻。小提琴手乔琪是主伴娘，我的助手莫顿·舒尔曼是替我拿着戒指的男傧相。作为特殊款待，乔琪的丈夫哈维演奏了《婚礼进行曲》（听上去有点像）。 剩下要做的只是通知我们自己的父母了。韦伯斯特太太大声喊着祝贺的话，声音响得没有电话我们也能听见她在衣阿华州说的话。 蔡兹激动极了。 “对不起，你错过了结婚典礼。希望你不要生气。” “那要看我是不是连结婚宴会也错过了。” “没有，那将在圣诞节我们去拜访你和妈妈时举行。” “那我就不生气了。祝贺你，马特，祝贺你比我想像的还要精明。” 第三部（二） 第十九章 我第一次充满了活力。只是在结婚第一个月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我怎么可能把这么多年浪费在不完整的生活上？除了在非洲那一段，我从来没有真正和任何人一起生活过，根本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婚姻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一个像我这样一门心思都在工作上的人能不能符合做一个丈夫的要求。 但是埃维想当然地认为我能行，这给了我勇气来证明她是对的。 她还教会我怎样做父亲。不久我就去拜访了孩子们的学校，和她们的老师谈学习上的问题，就好像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罗杰唯一的参与就是在每学期交费的支票上签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观察埃维时我已经学到了许多东西（且不说我“养大了”蔡兹的经验）。这样，在生活中最不容易从事的这个职业里，我一出发就抢先了一步。 好像埃维和我一直就生活在一起似的。她本能地就知道如何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生活。 我们最喜欢的消遣之一就是听完音乐会后在回家的路上去逛通宵超级市场，这愉快地延长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在一次这样的夜游中，埃维首次勇敢地提出了一个新话题。 她正开心地把一卷卷厨房用纸巾扔进我们的购物推车中，突然竟出人意料地说： “你有没有想到过，我还不算老，还能再生个孩子？” “你为什么还想生呀？”我老老实实地问道，“你已经有了两个出色的孩子了。” “如果你和我再生一个，作为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孩子，不好吗？” 我猛地停止了往推车里扔纸制品，琢磨了起来。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参与创造的孩子？我接生过这么多婴儿，当然仍记得这些7磅重的小人儿的到来给他们的父母带来的喜悦。 埃维在等着我回答时，随手把一套排卵监测器放进了购物篮里。 “等一等，”我抗议道，一面把它放回货架上，“可以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吗？” “当然，没问题，这只不过是个想法而已。” 我看得出来她很失望，但我自己在父母那儿的经历并不是清一色的幸福，我不想将此经历加到另一个人身上。不过，我愿和我挚爱的人一起重新考虑其可能性。 “咱们等一两个月好吗。”我说。我们向蔬菜部走去，我心里既感到轻松，也有点内疚。 在此期间，我们努力忙着成为一个家庭。 有时我甚至很喜欢“代际战争”。 一天晚上，莉莉宣布了她社交生活中的一个惊人新发展：出现了一个保罗。她是在3个星期之前的星期六晚上在一次晚会上认识了这个“棒极了”的霍勒斯·曼中学的学生的。现在她以极其漫不经心的态度通知我们，她要到他父母在东汉普敦的乡间别墅去度周末。 “哦，”埃维回答道，我知道她在克制着心里的火气，“莉莉，这有点突然。我和马特需要商量一下。而且当然我们还得和他的父母谈谈，他们叫……” “霍兰德。这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和这个人谈话时需要知道该怎么称呼他。”我答道。 “你指的是谁？” “我指的是霍兰德先生，保罗的父亲。” “对不起，马修，不过我看不出来这事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班上重要的人物都要去，而且妈妈认识他们好多年了。” 我看了一眼埃维，她眼睛里包含的信息是，我认识他们而且不喜欢他们。 “听着，莉莉，”我给她讲道理，“很遗憾我没有更早地出现，没能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帮助你，但是现在我既然在这里了，我就有责任保证你有恰当的陪护。” “‘陪护’！天哪，你是哪个世纪的人？现在没人有陪护了。” “如果那样的话，”她的母亲学着莉莉那打发人的口气插话道，“你不能去。” 她的女儿没有想到会遇到阻力，于是当然地要归罪于人。 “是你唆使她这么干的，是不是，马修？” “他才没有呢。”埃维驳斥道。 “那为什么他一来，什么事都严格得和中世纪一样了？这人根本没有当爸爸的经验。” “不许管他叫‘这人’，”埃维发起脾气来，大喊道，“你的生父做梦也别想赶得上他。正因为你的生父不在，所以我也许对你太宽容了。但是你现在已经不是个小女孩了。” “啊，这么说来你注意到了，”她反唇相讥，“那就没有必要再讨论下去了。” “好吧，我们终于找到了大家都同意的一点了，”埃维最后说，“目前我建议你去做数学作业，马特和我把这件事讨论一下，如果我们决定可以考虑，会给霍兰德家打电话，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监督的措施。” “让我在所有的朋友面前丢脸？”莉莉质问道。 “除非他们都在分机上偷听，”我反驳道，“总之，如果你妈妈和我满意于——”我在找一个不刺激人的字眼。 “警戒方面的措施。”我们的女儿建议道。 “如果你愿意这么叫的话。那时我们再看看对你学校的功课有没有影响，然后做出决定。” “那这期间我该怎么对保罗说？” “告诉他，如果他真像你形容的那样是一个成熟的人，他就会理解我们对你的关心，等待我们做出决定。” “不行，我今晚就得答复他。” “为什么？”我问。 “因为大家都在那时候答复他。”说完她一阵风似的走了出去。 “话又说回来了，埃维，”我不幸地用打趣的口气解释道，“假如莉莉去不了的话，我们总得给保罗一个机会好请另外一个朋友呀。” 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尖叫。我在这个房子里还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声音。但是既然埃维惊呆在那里，我得出结论，这声音必定来自住在莉莉房间里的那个已不是小孩子的女人。 她狂怒着冲了进来。 “等着瞧，看我的女朋友们听说了这事会怎么样，”她用可怕的声音警告我们道，“看她们听到我有什么样的前大洪水时代的父母会怎么样。” “哎呀，”我真心赞叹地说，“‘前大洪水时代’真是个了不起的词。你是从哪儿学来的？” “你，马修，”她用女巫般的手指指着我说，“和我根本没有血缘关系或别的什么关系。你要是还在你的实验室里睡觉，我们大家就都会好得多。” 她大踏步地走了出去，要把我反人道的罪行通知她的朋友们。 埃维和我站在那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总之，这场令人发狂的从房间到房间的游击战几乎一直延续到午夜。在交战的空隙，莉莉通过打电话重新武装自己。只是在我们严肃地保证“认真考虑此事”后，她才去睡觉。 “咱们该怎么办？”埃维做了个毫无办法的手势。 “呃，”我说，尽量想保持自己的平衡感，“目前我不愿讨论再要一个孩子的问题。” 后来，事情发展到了重要的关头。 第二年夏天，我应邀到国际神经病学学会年会上去做报告。这次会议在罗马召开。我拿不定主意去不去，埃维立刻就猜出了原因。 “你怕的是什么，马修？是不是西尔维亚在你心里又开始占据了神话般的比例？” “埃维，我并不怕遇见她，如果你心里想的就是这个的话。” “那么你怕的是见不着她。” “我什么也不怕，见鬼，让我告诉你我想干什么好不好？” “好，我听着呢。”她不耐烦地说。 “我认为意大利不仅仅是个国家，在夏天它整个是个大音乐节。那儿有成百万个各式各样的音乐会，比方说在卡拉卡拉大浴场①、维罗纳的圆形竞技场啦等等地方演出的歌剧。为什么我要剥夺你们和我获得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经历的机会呢？让我们在那儿至少过上一个月。” ①卡拉卡拉大浴场，古罗马大浴场，建于217年。 在她紧紧拥抱我的时候，我突然低吼了一声。 “啊，见鬼。” “又怎么了？”她问道。 “这么一来我就不得不弄出篇报告来啦。” 理想的题目是显而易见的。在基调报告中我将提出在治疗乔希·李普顿时疗效卓著的方法的最新结果，以及在那以后对其他6个病人的治疗。 埃维在帮助我准备报告方面简直没治了，她甚至坚持要我在向大群国际挑刺专家做报告之前，在我们的房间里进行一次预讲。 意大利传媒在寻求轰动效应上有着无限的天才，他们报道了我的研究工作，于是我发现自已被大群激动的专爱追逐名人的记者所包围。我隐约想到，不知《晨报》的记者在不在里面。 我还得承认，当女士们到贡多提街去购物时，我到饭店的电话总机室去翻过米兰的电话号码簿。 不用说，她的电话号码不在上面。 我为女士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惊喜。埃维终身的梦想是去威尼斯，因此我安排好在飞回美国之前的整个星期都在威尼斯度过。我的这份心意使埃维深受感动。 这个传奇般的城市，它那液体街道，比我们想像的还要美。我们在圣马可大教堂听了轮唱唱诗班演唱乔万尼·加布里埃利的圣乐，同一个晚上又在圣马利亚教堂提香①所作的宏伟穹顶画下听阿尔比诺尼②的管乐协奏曲的演奏。 ①提香（1488／1490-1576），意大利伟大画家，在意大利和世界艺术中占有崇高地位。 ②阿尔比诺尼（1677-1750），意大利作曲家，其歌剧和器乐作品以文雅和富有魅力著称。 从庄严崇高再到滑稽可笑。第二天下午，在柔和绚丽的日落时分，当我们穿过大广场时，附近的小餐馆中传来老掉牙的乐队乱奏的一些最蹩脚的流行乐曲，使我们不寒而栗。 我突然意识到我十分幸福，一个人有权利有多么幸福，我就有多么幸福。我冲动地吻着孩子们，紧紧地搂住我钟情的妻子。 第二天，我们去参观了威尼斯大剧院。这个古典的像红丝绒宝石盒般的歌剧院是首演之处，我和西尔维亚“第一次约会”看的就是。现在我站在最后一排座位后面，久久地凝视着空空的舞台。 不知为何，我感到大幕最后终于落下了。女主角已不再等在侧厅，准备好在最意料不到的情况下出现在我记忆的剧院中。我将不再被囚禁在过去的时间之中。这幕剧结束了。 一桩看似平庸的小事成了转折点。 埃维不是个爱虚荣的人，她对自己的外表很少关心，只要整洁合意就行。但是当我们住在达尼埃利饭店时，我洗完淋浴出来，惊奇地发现她正对着穿衣镜端详自己。 一开始她没有注意到我，仍一面束着腰，一面伸着脖子想看到自己的后背。 我绝对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 “埃维，你很好，你的身材很漂亮。” 她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我没有意识到你在……” 她停了下来，然后一针见血地说：“你用不着吹捧我，马修，我知道自己通心粉吃多了。” “你没有——” “我几乎长了5磅。” “我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满怀爱意地说。 “反正我胖了。我得想想办法，别等你嫌我。明天早上我要早起去跑步。” “在威尼斯你指望到什么地方去跑？” “人家告诉我，清晨的圣马可广场简直和纽约中央公园的池边一样。你和我一起去吗？” “当然。” 6点钟我就从床上爬了起来，很快喝了些不加奶的咖啡便往广场走去。在那儿，我们加入到至少十几个各色各样的跑步者之中，他们无疑全都是美国的健身狂，穿着古怪的衣服和昂贵的鞋子。 我一面奋力跑着，一面看着埃维汗淋淋的脸上那副坚定的神情，心中暗自想道，她真的爱我，她希望在我眼中保持自己的吸引力。她不愿变老。我猜想，她并没有意识到她最可爱的品质之一，就是她的美是超越时间的。 从那一刻起，我期盼着能和妻子一起步入老年。我的意思是，我已经懂得了一个20岁的人的一见钟情和通过缓慢而有力的渗透攫住一个成熟的成年人的深厚爱情之间的区别。 这样的感情才能够持久，因为它能适应于变化。我可以想像埃维的头发变成灰白，我甚至知道我的头发掉光了以后她仍会关爱我。 成熟的激情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生长的。 突然，我意识到在我的想像中，西尔维亚就像济慈的希腊古瓮①上那永远不变的美少女，从我最后见到她以来就从来没有改变过。在我的幻想中，她永远都是年轻的。 现实中的埃维如何能与西尔维亚那永恒的、没有变也不在变的完美相争呢？ 这时，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怪念头。 尽管可能性极小，但是万一在过去一个月中的什么时候我真的从西尔维亚身边经过了，我又怎么会知道呢？我如果要找，也是在找一个苗条的、高高的、25岁的漂亮女人呀。 可是现在她都有成年的子女了。也许她那乌黑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也出现了细细的皱纹。也许和埃维一样，她的身上这儿那儿也开始稍稍发福。 ①济慈（1795—1821），英国诗人。《希腊古瓮颂》为其著名诗作之一，咏叹了青春、美和生命的瞬息即逝。 我过去念念不忘的是一个已经消失了的人。我记忆中的西尔维亚已经不存在了。 我一把抓住埃维的手，她慢慢停了下来。 “嘿，健将，”她笑道，有点气喘吁吁的，“你最好还是把身材搞得像样点。” “你说得对，”我也朝她笑着说，“特别是有你这么一个年轻的妻子。” 我们互相搂着慢慢走回饭店，这时圣马可广场上已洒满了阳光。我的心中充满了爱。 第二十章 此后的那些年如同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般平和宁静。我们非常幸福，至少在很长的时间中非常幸福。 然后，犹如晴天霹雳，尼科·里纳尔迪打来了那个该死的电话。具有讽刺意义的、令我极其生气的是，就在我觉得自己终于彻底清除了西尔维亚的魔力的时候，她重又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 我应该当时就拒绝的，那样对我们大家都会容易一些。那样一切就会结束——迅速而没有痛苦地结束。就像子弹射进了脑子里。 但是仍有一小部分的我禁不住感到好奇。她现在是什么样子？她成了什么样的人？尽管我没有能够立刻对自己承认这一点，实际上我身上有着某种东西想要考验一下我对她免疫力的强度。 我必须和埃维谈谈。 我对她的日程了如指掌。此刻是她在朱利厄德学院的办公时间，因此我立刻给她挂了个电话。 我刚说了声喂她就从我的声音里预感到了什么。 “马特，怎么了？”她的声音充满了关切，“是不是孩子们……？” “她们很好。”我让她放心。 “你没事吧？” 我开始告诉她刚才的事。 她听到西尔维亚的名字后的第一个反应是声不由自主的“啊”。我很快向她解释了我们即将见面的理由。 埃维想了一想，然后低声说道：“真糟糕。你觉得你能帮助她吗？” “也许。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觉得有点不安。” “为什么？我是说，现在她只不过是又一个病人而已，难道不是吗？” 我没有马上回答。 “难道不是吗，我的上帝？” “当然是。”我尽量使自己听起来可信。 “那你怕的是什么，马特？你爱我，你这个傻瓜。听着，一切都会很好。你会把她治好，然后也就治好了你对她的心病。别离开，等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 我一边挂上电话，一边禁不住在想，我真希望自己有埃维那样的自信。 我为什么要同意呢？ 和她见面究竟能得到什么呢？ 是道歉吗？还是某种精神上的惩罚？ 是不是可能——（我并未高尚到不会有这种感情）——是一种无意识的要报仇的愿望？因为现在我们的地位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她是那个受了伤的医生，而我掌握着治疗的本领。 我一直知道她还活着，因为我从报纸上能读到关于她的报道。我常会看到一些消息，向全世界宣布说她很好，结了婚，有两个孩子，享受家庭的欢乐。她有没有哪怕一次想了解一下我怎么样了？ 我越来越生气，其程度使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的心里竟有着这样的怨恨。 正在这时，我办公室的门开了。 “里纳尔迪先生和夫人来了。”我的秘书多余地通报说。 有意思的是，我先看的是他。想来我是要看看她弃我而选的是什么样的人。 高个子，宽肩膀，前额突出。我们都已开始歇顶，但他秃得比我更有风度一些。 尼科巧妙地施展着他的个人魅力。有力的握手，声音自负而有节制。一切都在完全的控制之中。 “希勒医生，”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说，“谢谢你这么快就见我们。” “请坐。” 我的声音中流露出了丝毫的颤抖吗？ 终于，我向她看去。 她仍然非常漂亮。她眼中的光彩并未减退，走进来时仍照亮了我的房间。尽管她有病，尽管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她的魔力似乎并未减退。 她躲避着我的视线，甚至当她低声说“很高兴再见到你”时也是这样。 这时我明白了：现在她害怕我。 然而，在这个即使是在死亡的阴影下仍旧极为幽雅美丽的女人身上，我认出了我曾经如此炽烈地爱过的人。 我像一个站在大海边沿上的人，突然被一股强烈的退浪攫住，感到自己正在失去平衡。 他们并排在我桌前坐下。里纳尔迪握着她的手。 即使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仍禁不住因他触摸她而感到不快。当然，这是所有权问题。他这是在提醒我，虽然他们在寻求我的帮助，她仍是属于他的。 至于她呢，她只是消极地、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她仍无法看着我。 尼科采取了主动。“怎么样，希勒医生？我想你已经有机会看过我妻子的病历了？” “是的，里纳尔迪先生，我看过了。” “那么？” “我想你知道，肿瘤已经发展到了后期，这对你已经不是新闻了。” 他似乎认为这话暗含着批评的意思，感到有必要为自己解释一下。 “医生，我一直都很谨慎，觉得外科医生的手术刀风险太大。她做了化疗和放疗。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就够了。” 自以为是的白痴，我在心里冲他大叫。你有什么资格判断她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治疗？你为什么不一发现是癌就把她带到我这里来？ 仅仅是为了表示我很好地研究了案卷，我做了些一般性的评论，然后，标准的做法要求我用眼膜曲率镜检查她的眼底。 不消说，从当实习医生起，这种例行检查我已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了，从来没有想到过这里牵涉到多么密切的接触。可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病人，这是西尔维亚啊。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里纳尔迪太太，我想给你检查一下。” 她点了点头。 我站起身来，拿起银色的器械向她走去。当我走近时，立刻就闻出了她的香水气味，这给梦一般的处境增加了一些现实感。然后，我弯下身子，透过她的瞳孔进行检查。这是半个生命历程之前当我们热恋时我凝视过的那双同样的眼睛。 我们的额头不可避免地相蹭了一下。她没有做声。我不知道在她的皮肤表面是否也突然出现了同样的肌肤相亲时的回忆。我记起了抚摩她身体别的地方时的感觉。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而我的感觉竟仍然如此的强烈，这确实使我十分惊讶。 我用的时间一定比我意识到的要长。我的沉思突然被尼科·里纳尔迪不耐烦的声音打断了。 “你的意见是什么，医生？”他不客气地问道。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而只是停止了检查，站直身子，回到我桌后的堡垒中去。这将是我逃避这一切的最后机会，我决心抓住这个机会。 “里纳尔迪先生和太太，我对这件事进行了认真的考虑，我确实认为，为了所有有关的人起见，最好请另外一位医生给你治疗。” “可是你是……”他开始提出反对。 “我的意思不是指另外一种方法，因为我确实认为对你来说，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基因疗法。但是有别的专家在这方面做得和我一样好，譬如我的同事，圣地亚哥的邱医生——” 西尔维亚惊慌无助地看着尼科。她似乎要对他说什么，但他一挥手止住了她。 “我来处理这事。”他用意大利语说道。 他站了起来，也许是下意识地企图威逼我。 “我说，希勒医生，”他慢吞吞地说，“我们不必细说，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不愿意接这个病例。在这方面，我尊重你的感情。” 然后，他开始在室内踱来踱去，好像把我的办公室当成了自己的指挥台。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都知道你是这项工作的先驱。你做的次数最多，你的记录也最好。” 他走近我的桌子，阴沉地盯着我的眼睛。 “你能拒绝给西尔维亚这个机会吗？”他的右拳不由自主地击打着我的桌子。 这时，西尔维亚声音惊恐地说道：“尼科，我想咱们还是走吧。” 他没有理睬她，仍决心要说服我。但是这一次，他用的是清清楚楚的恳求口气。我听到当他说“求你了”时，声音几乎哽咽了。 显然他爱她。 我们大家都沉默了片刻，各人想着自己的心事，不知我会怎么做。最后，我听到自己在说：“好吧……好吧，里纳尔迪太太。”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说道：“我不能说我看到的情况使我高兴。视神经肿得很厉害，表明颅内有压力，这和肿瘤的存在是一致的。不过我没有必要对你说这些，你自己也是个医生。我知道你已经做过了，但我还是希望你再做一次磁共振成像扫描。” “老天爷，这是为什么？”尼科质问道。 我抬起头严厉地看了他一眼，意思是说，因为我是医生，这件事由我负责。 “我给医院打电话安排一下。什么时间对你最方便？” “什么时间都行，我们听从你的安排。”他又讲起礼貌来。 “谢谢。现在我必须提醒你们，即使用基因疗法，这个肿瘤也过大了，很危险。” “但是你会尽量治疗的吧？”尼科打断我问道。 我稍稍停顿了一下才回答，好让他明白我对他的问题做了应有的考虑。 “是的，如果说验血结果表明没有禁忌症状的话。但是我们谁都不应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 我停了下来，然后较温和地问道：“明白这一点吗？” 尼科回答说：“明白，医生。假如没有，呕，问题的话，你多快能开始进行治疗？” “我现在就可以让护士取血去做常规甄别检查。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结果一出来就可以开始治疗。 “我强烈建议你们留在纽约，恶性血管神经胶质瘤很容易造成大出血，活动越少越好。” “这没有问题，”他同意道，“我们在这里有一套房子和一个专职护士，我的妻子会很舒服。不过不巧我几个小时以后就要飞回意大利去，但是我最晚后天回来，而且打电话随时可以找到我。” “好的。”我说。但是我心里在问，他怎么能过于自信到如此傲慢的程度，会留下我和西尔维亚单独在一起。 他们离开后，我双手抱头坐在那里，心想我究竟怎么会同意见他们的。 我很想取消接下来预约的病人，可是我又不愿意独坐沉思。因此，在以后的几个小时里，我专心致志于别人的死活问题，忘记了自己。 3点钟时电话铃响了，是埃维打来的。 “情况怎样？”她问道。 “还行。她病得很厉害。” “真糟糕。但是你感觉如何？” “替她难过。”我答道。至少这一点是真话。 “我能感觉得到我们有很多可谈的，咱们一起到赤毛人饭馆去安安静静吃一顿晚饭怎样？” “好主意。我4点半有个研讨会。” “行，戴比有芭蕾课，莉莉有小提琴课。等我把她们都接回家让她们吃完晚饭就得8点左右了。那时候你肯定没事了。” “肯定的，除非齐默尔曼又开始他的长篇大论。研讨会完了以后我给你打电话。” 她笑着说：“待会儿见。” 我挂上电话，努力把自己淹没在工作之中，写讲课提纲，口述报告。由于我说好不要打扰我，因此也不去理会电话铃声。大约15分钟后，秘书按响蜂音器，通知我。“我知道你的嘱咐，马特，但是里纳尔迪太太很焦急，要和你说话。” “好吧，把电话接过来。” “喂，我打搅你了吗？” “没关系，西尔维亚。怎么了？” “我能见见你吗？你能到我住的地方来吗？” 我正要说自己有多忙，这时她加了一句：“我确实需要见你。” 我看了一眼手表。如果我让默提·舒尔曼去参加研讨会，我就可以有两个小时的时间，还能赶得上和埃维的约会。我建议5点钟，她同意了。 这是一个很暖和的2月下午。我需要新鲜空气，需要整理自己的思绪，因此便步行到在第5大道和68街处他们的楼顶套房去，心里一直在纳闷她会对我说些什么。 以及以后我能不能把一切告诉埃维。 一个身穿黑白相间制服的意大利女佣给我开了门，接过我的大衣，陪我去到那俯瞰中央公园的巨大的屋顶平台上。西尔维亚穿得暖暖和和地斜躺在一张卧榻上，膝上盖着毯子。 她把我介绍给坐在她身边的护士卡拉。卡拉站了起来，以示敬意。我解释说，血液化验结果没问题，我已预定好明天上午10点钟给她做磁共振成像扫描。这时，护士谨慎地退了出去。 我看着西尔维亚问道：“你为什么要打电话？” “尼科走了以后，我突然觉得非常害怕。” “具体怕的是什么？” “怕死。”她的声音里含着恐惧。 “但是西尔维亚，我答应了要尽一切力量帮助你。” 她抬头看着我，“这我知道。现在你在我身边我就觉得好多了……马修” 她的眼神，特别是她说我名字的方式，证实了我的想法没有错。我曾经是她生活的中心，不管那是多么久以前的事了。 “你能在这里待一会儿吗？” 我在她身边坐了下来。 “我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因为这个原因见面，”她平静地说，“但是我真的非常高兴能再见到你。” 我没有回答。我感觉到谈话正在引向医生和病人关系范围以外的领域。但她仍旧接着说了下去。 “你还记得格鲁克那部歌剧的结尾吗？当奥菲欧失去了他的爱人后，唱了那段令人心碎的咏叹调《没有了尤丽狄西我怎么办？》，我失去你以后就是这种感觉。” 她的这个比方也是对我当时感觉的最好形容。但这种谈话会导向何处？ “马修，我有好多事情要对你说。” 如果我说我不渴望知道当年到底出了什么事，那是在撒谎。如果我不问，我就会带着这个问题走进坟墓：她怎么可能爱我。而一分钟以后却又弃我而去？ “听着，我要你知道一件事。”她动情地说。 我等待着。 “你是我一生里真正的爱。” 尽管我千百万次这样想像过，却从来没有真正相信我会亲耳听到她说出此话。她的话冷不防使我吃了一惊，影响了我做出理智的判断。现在，我非得弄明白不可。 “那么，为什么，西尔维亚？你为什么和他结婚？” 她移开了目光。 “解释起来很困难，你永远也不会明白的。” 我看得出来她很苦恼，因此小心地选择着字眼。 “西尔维亚，我中弹后究竟出了什么事？” 她的脸上突然掠过极度痛苦的神情，似乎一想到那个事件就会引起她的痛苦。这时，她好像快要哭出来了。 “太可怕了，马特。设法把你活着弄回到诊所去的那几个小时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我觉得你会死去——而全是由于我的过错。要是你一喊我我马上开车就好了。为此，我一直都在责备自己。整个那一路，我只记得你失去了知觉，躺在我旁边，而我唯一能替你做的就是使伤口停止流血。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弗朗索瓦和吉勒斯把你抬下车。 “你刚一处在他们的安全照料之下，我就觉得天塌了下来。我完全崩溃了。”她两手蒙着脸轻轻哭了起来。 她的叙述打动了我。直到此刻我才意识到，那漫长的驱车回诊所之路对于她是多么可怕。 “后来的事我想我已经知道了。”我轻轻说道。 她停止哭泣，两眼直直地看着我。 “弗朗索瓦那里没有人能开刀取出子弹，所以你不得不把我弄回欧洲。但是能把我弄出厄立特里亚的唯一办法，是用尼科红海钻探平台的直升飞机。于是，你给他打了电话，对吗？” “对。” “而救我一命的代价是……” 她内疚地点了点头。 “但这是讹诈。上帝，要是你那时候告诉我就好了。” “马修，难道你不明白吗？我只能这样做，我觉得有这个义务，特别是这确实救了你的命。” 我望着她，几乎无法相信我一直想要相信的事竟然是真的。这么说来，她毕竟是爱我的。她的悲哀是如此明显，我真希望能拥抱着她，给她以安慰。 而且，就在那一刻，我原谅了她的一切。 第二十一章 我们无言地坐在一起，看着太阳渐渐落下。 我开始感到不自在，急于摆脱出来。 这时，西尔维亚叹了一口气。“现在好一些了，马特。即使我死去，至少也见到你了。” “可是你不会死的，西尔维亚，”我强调说，“我不会让你死。我已经对你说过了。” 她看着我。 “不知道为什么，当你这么说的时候，我相信这一点。除了那个姓李普顿的男孩，你还治好了多少人？” 啊，她到底还是一直关注着我事业发展的情况的。 “呃，明天我把登在《新英格兰杂志》上的一篇我最新的文章复印给你看看。” “不，我要听你亲口告诉我。” “哦，乔希明年就要高中毕业了，凯蒂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唐尼·科恩和保罗·多诺万过着完全正常的生活，而斯文·拉松的滚本球队刚刚成功地打进了州半决赛。” “就这些吗？” “不止这些。我的这个技术在丹佛和圣地亚哥有医疗小组使用，效果很好。但是你自己也是个医生，你知道不存在百分之百的成功率这种事情。” 我希望她不要再刨根问底了，她也没有再问。 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手表。 “你现在就要走了吗？”她可怜巴巴地问道，“难道你连喝点什么的时间都没有吗？” “对不起，我还有一个约会。” 我想起答应过8点后给埃维打电话。 “你就不能往后推几分钟吗？” 她已经招呼了女仆，这时，她正站在一旁听候西尔维亚的吩咐。“你是不是还爱喝白葡萄酒，马修？” “好吧。”我让步了，但是心里很生自己的气。 女仆很快端着托盘走了进来，托盘上有一瓶上品白葡萄酒和两只酒杯。 也许是因为在夕阳的光辉下，西尔维亚的脸上似乎稍稍有了点血色。我们逐渐打开了记忆之锁，开始回忆过去的幸福时光。而我们是有过许多幸福时光的。15分钟变成了半个小时，这时她说“吃了晚饭再走吧？”这一回我本可以很容易地拒绝的，但我自愿地留了下来。 我们坐在一间天花板很高的餐厅里，墙上挂着雷诺阿、塞尚和修拉的油画，使这间屋子看上去像是个著名画廊的附属建筑。 把谈话局限在过去是越来越困难了。 “你后来有没有再见到过弗朗索瓦？”我问道。 “实际上还真见过，”她说，“在某种意义上他背叛了自己。”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有两千个医生在35个国家工作，你怎么可以把这称做背叛呢？” 她看着我笑了。 “现在他不仅把衬衫扣得好好的，还真戴领带穿上衣了。” “啊，”我笑了起来，“这可真是中产阶级化了。” “去年我们在巴黎和他一起吃晚饭，”她接着说道，“他拼命想哄尼科捐钱。晚餐结束的时候，我们少了几百万美元，他在加蓬有了一所野战医院。” “说起医院，你最后专门搞了哪一科？” 她微微皱了皱眉。“很久以前我就不得不放弃了医学。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讲给我听听，”我说，“我很好奇，想知道有什么能使你那了不起的理想主义消沉下去。我是说，你对儿童那么有办法。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厄立特里亚的第一个下午你诊断的那个亚急性的病儿。” “唉，马修，那是非洲。意大利完全是另一码事。” “意思是？” “医学和婚姻不那么容易读到一起。这和当年我母亲在家的一角办《晨报》不一样。我用不着告诉你小儿科有多么劳神费力。再说，尼科需要我晚上在他身边，当然还有孩子们。” 我开始怀疑，这是不是我曾一度熟知的那个西尔维亚。我很难掩饰我的失望。 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对不起，马修，不过你一向对我期望过高。你无法把一个任性的、被惯坏了的米兰女孩塑造成特利莎修女①”。 ①特利莎修女（1910-1997），出生于马其顿，197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金，是救济贫民、特别是印度贫民的天主教仁爱传教会的创始人。 “得了，西尔维亚，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忘记这一点的是你。” “好吧，大夫，”她两手往上一抬，说道，“保留你的幻想吧。” “不过我还是和医疗行业有些联系的，”她带点辩解的意思说，“我是医院的理事之一，明年我将成为意大利红十字会的主席。” 我的寻呼机突然响了起来。我拿出寻呼机，液晶显示屏上显示的是：给你的妻子打电话——5551200。 我迅速道了声歉，拨了这个号码。 “你没事吧？”埃维问道，“你在哪儿？” “出了点紧急的事，”我闪烁其词道（我到家后会向她说明一切），“我马上就要回家了。” “尽快回来吧，我们有很多事要谈呢。我给你准备点吃的，你到家好吃。” “不用了，我吃过点东西了。我真想见到你。” “我等着你，马特。” 然后，我转过身对西尔维亚说：“我恐怕得赶快走了。” “当然，我明白。我已经把你留得太久了。你明天给我弹钢琴好吗？” 我突然感到一阵发冷。 “对不起，西尔维亚，”我不耐烦地说，“我真的得走了。” 我们往门口走去时，她挽住了我的胳膊。 “你不能想像今晚有多美好。感谢你所做的一切。” 我慢慢走回家去，思绪万千。 “你今天回来得真晚，”我们楼里开电梯的人说，“有急诊吗？” “是的，路易吉，急诊。” “有时候当个大夫不容易，是吧？” “是的。”我答道，用的是希望他别再说下去的口气。 不幸的是，我是他所喜欢的一个对话伙伴，他给我开电梯时总是半速行驶。 “希勒太太还没有睡。”他告诉我。 “你怎么知道？” “我听见她在练琴。” 这至少是一条很有价值的消息，因为埃维只在白天练琴，除非是为音乐会做准备。她晚上练琴的唯一原因就是宣泄。 而谁又能因她的恼怒去责备她呢？ 已经快11点了。我走进家门时，她仍在拉琴。 “我回来了。”我一面往里走，一面大声说道。我径直朝琴室走去。 弗兰克的《A调奏鸣曲》的钢琴伴奏声轰响着从巨大的鲍斯牌音箱中冲出——而且她的琴也拉得大响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见我进来，但当我吻她的后脖颈的时候，她并没有感到吃惊。 “情况怎样？”她问，仍然全神贯注于音乐之中。 “今天够紧张的，”我答道，“想喝点什么吗？” “想的，”她说，“和你喝一样的。” 我给我们两个人各端了一杯加州干白葡萄酒，但是她并没有放下琴。这时我才意识到，她要让大提琴作为我们谈话的第三者见证。终于，她放下了琴弓，喝了一小口酒。 她等了片刻，然后故意做出不在乎的样子问道：“她仍旧很漂亮吗？” 我尽量不看着她，说道：“是的。”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又问道：“你还爱着她吗？” “不爱。”我很快回答。也许回答得太快了。 她拿起琴弓，又拉了起来。 “你们谈了些什么？” “谈了过去。” “谈了些什么具体的事吗？” “我猜对了——尼科确实逼她嫁给他来着。” “我可真幸运。”她说，脸上毫无笑意。 然后，她一声不响地拉了一长段曲子。我感觉到她正准备问我重要的事。我没有猜错。 “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吗？” 我想了一想，然后鼓起勇气说：“是的，今晚我和她在一起。” 她无法掩盖我对这一点的承认带给她的伤害。我为什么没有在电话里告诉她？ “我累了，”她说，“我想睡觉了。” 5分钟后，她关上了她那边的电灯，躺在了枕头上。一时间，我想用双臂搂住她，主动和她亲热亲热。我正在犹豫之时，她翻过身去背对着我。我低声说：“埃维，我爱你。”但她似乎很快就进入了睡乡。 我闭上了眼睛，但是无法入睡。最后，我穿上浴衣，走到起居室去看着窗外熟睡的城市。 心里想，不知一切将导向何处。 第二十二章 10点45分的时候，西尔维亚的司机打电话通知我，他们离医院只有两个街区了。我派宝拉到大门口去接他们。 要是听她后来对人说的话，那辆轿车就足有波音747那么大。当她们两个人来到我的部门的时候，所有的脑袋都转向了她们。西尔维亚是我所治疗过的病人里最有魅力的一个。 尽管争取时间极为关键，而且我们已经全都准备好了开始工作，她却坚持要参观一下实验室，看一看我们用来重构脱氧核糖核酸的各种未来型的设备。最重要的是，见一见使用这些设备的人，好像通过使大家都喜欢她，不管怎么着她就能设法影响治疗的结果。 我首先把她介绍给了我的助手莫顿·舒尔曼博士，对他科学方面的才干大加赞扬。如果我不给她治疗的话，我希望她能完全相信代替我的将是一个了解一切的医生。 里萨给西尔维亚抽了血，我指给她看将要“清洗”血液的那台机器。 然后，莫顿和我陪她去到10楼的放射科，在她被缚在巨大的磁共振成像扫描仪上时，我们一直和她在一起。 做完磁共振成像扫描后，我请莫顿带她下去喝咖啡，而我则需赶快到后面去和阿尔·雷丁讨论新照的底片。当我们向电梯走去时，我对西尔维亚说：“舒尔曼博士故事讲得可好了，你一定得让他给你讲讲他那个穿轮滑鞋滑行的岳母的事。” 等我回到放射科，那位资深的放射学家和他的助手已经把底片放到了观察箱上，正在仔细地研究着。 “这样的情况很少见到，马特，”阿尔沉重地说，“很糟糕。你自己看一看吧。” 老远就能看到受损害的部分：污斑大得使人一开始以为是底片本身的毛病。 “有这么大的一个肿瘤她怎么还能到处走来走去？” “她走不了多久了。”忧郁的放射学家说道。 “那个女人活不了一个月了。” 其中一个住院医生转向我，尊敬地问道：“希勒大夫，在这种晚期病人身上，你的疗法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没有心情对别人谈我的看法，因此只是说： “我想独自研究一下这些片子，行吗，阿尔？” “没问题，”他同意道，“我们几个人下楼去吃午饭。” 他们把我和西尔维亚被肿瘤摧残的大脑的图像一起留在了房间里。除非出现想像不到的奇迹，这个肿瘤肯定会要她的命。 突然，我充分意识到了这个现实。这是西尔维亚，我初恋的爱人。 上帝啊，我心里想，她还年轻，刚刚度过了她生命的一半旅程。现在，她永远也不可能看到自己的子女结婚，也不可能和孙辈们嬉戏了。 还是说，我的实验成果仍然有可能救她一命？ 我的感情影响了我清醒地考虑问题。我需要一个我尊敬的同行的客观意见。 时间再合适不过了。现在纽约是中午，也就是说西海岸是上午9点。我在圣地亚哥的吉米·邱刚要去查房时抓住了他。 简短地问候之后，我要求他帮我个忙，我马上给他医院的放射科电脑终端传过去一个磁共振扫描图，请他给看一看结果。 吉米是我的朋友。他感觉到了我的紧迫，答应立刻就上楼去看。由于纽约这边的技术员正在吃午饭，我自己把底片在机器里做了扫描，机器把数字化了的西尔维亚的大脑图像传真到圣地亚哥，在吉米医院的电脑显示屏上重新变成图像。 几分钟后他就打来了电话。 “我就是想知道你的想法，吉姆。长着这样一个肿瘤的病人还能不能通过基因疗法来治疗？”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这个神经胶质瘤大成这样，如果不引起死亡，那么它引起的大出血也会造成死亡的。” “连试一试都不值得了，是吗？”我仍不愿放弃。他感觉得到我希望他重新考虑一下他的判断。 “我说，马特，什么都有它的极限。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去挽救能够挽救的生命。对了，你能告诉我病人是谁吗？” “很抱歉，”我答道，“谢谢你的帮助，吉米。” 我很快挂上了电话。现在没有别人在场，用不着装作是个硬心肠的专家，我把头埋在袖子里哭了起来。西尔维亚快要死了，而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渐渐地，我想起来，此时此刻她正在楼下等着我呢。 我匆匆到洗手间去洗了一下，好让自己看起来像样一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看到她在大笑。莫顿·舒尔曼在用他最好的故事引她开心呢。 她注意到我走近，更加喜形于色，招手让我加入到他们中间去。 “你们这两个医生应该去演出，”她笑道，“我是说，马特可以当音乐会的钢琴家，莫顿可以去主持电视节目。” 我那些年轻的同事们都惊异地看着我。 “嘿，我不知道你会弹钢琴。” “和你的幽默感一个水平。”我反击道，没有去理会他话中暗含的疑问。 我坐了下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仔细地看着西尔维亚。现在，我第一次从她的脸上看到了行将到来的死亡的阴影。我怀疑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她今天的光艳是花朵枯萎前的最后怒放。 但是，不知是出于拒绝面对现实，还是纯粹出于任性，她继续谈论著将来的打算。她从他们计划于下一个演出季在拉斯卡拉推出的作品，谈到夏天她将和儿子们一起进行的旅行。所有那些不再可能的事。 莫顿和我一起送西尔维亚到她的汽车旁。 “天哪，马特，你看到过更大的轿车吗？”汽车开走后他说道。 “我也没有看到过更大的肿瘤，莫顿，她是毫无希望的了。” “不，”他实实在在地吃了一惊，“不会是这个充满了活力的、了不起的女人。” “我说，莫顿，”我打断他说，“我想求你特别帮我一个忙。” “见鬼，”他仍在惊愕之中，“我没法相信这事。” “你闭上嘴听我说，”我命令道，“从现在起，西尔维亚是你的病人了。你要好好照顾她，不要让她感到任何痛苦。听见我的话了吗？” 这项任务显然使他很痛苦。 “可是马特，她大老远地到这里来就为的是让你给她治病呀——” “就这么办，莫顿。” “好吧。”他十分勉强地点了点头。 “很好。现在到宝拉那儿去，在接到进一步通知前，先把我要做的事接过去。你们两个要保证莉萨尽快准备好西尔维亚的血液导人，给予她所需要的一切帮助。” 莫顿肯定认为我失去了理智。 “我没有听错吧？你一会儿对我说根本没有希望，过一会儿又要我们加速整个治疗过程。我是说，大伙儿已经超载了。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因为，你这个感觉迟钝的科学家，”我怒气冲天地说，“还是会有出现奇迹的可能的。” 第二十三章 我严格地命令西尔维亚回到家里以后要睡一觉，因为上午的活动会损伤她的精力。 接着的两个小时我坐在办公室里，力图做好准备，以回答她必然会问到的扫描结果。当然，我不能告诉她实情，可是我又向来不善于说谎。我只能希望，我们正在准备给她进行治疗的这个事实会给我的支吾搪塞带上一点可信的色彩。 最后，我给她打了电话，她怂恿我尽快到她那儿去，并带着戏弄的口气解释说：“我这儿有个会特别让你惊喜的东西。” 10分钟后，我到了她家门口。 我走进住宅时，她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平台上，那儿已经准备好了精致的茶和茶点。 “坐下，马修，你不会相信命运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东西。” 对我来说，保持平静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现在，当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她其实是多么虚弱的时候。 “你永远也不会请到，今晚在大都会歌剧院里上演什么节目。” “猜不到，”我开玩笑地说，“《三个男高音歌手》吗？” “不是，马修，别开玩笑了，哪个是‘我们的’歌剧？当然是啦。今天晚上，乔治乌和阿拉格纳在那里演出。你知道吗，他们在生活中也是一对情人？” “看来你在那里也有一个包厢了？” 她笑了，“恰巧真有一个。作为我的医生，你同意我去，并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同意，在两点上都同意。”我答道，为还有能给她带来这样巨大幸福的事而从心底里感到十分高兴。 “尼科什么时候回来？”我问道。 “明天早上，”她毫无热情地答道，“我从医院回来后不久他来了个电话。” “听上去是个很关心你的丈夫。” “是的，”她含糊地说，“我相信他很爱我。” “你的孩子们呢？我知道你有两个男孩。我是说，对你们的生活有很多报道。他们在哪儿上学？” “在英国的伊顿公学。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变化，我们对他们的安全更加提心吊胆。尼科派人24小时保卫他们，不过现在都是高科技手段了，而且只要不妨碍他们的社交生活，他们好像也并不在乎。我希望你将来会见到他们。他们两个人外貌很像，但实际上很不一样。老大吉安·巴第斯塔和他父亲一模一样，没有哪项运动他不精通。就我所知，他这辈子从没有打开过一本书。然而，他和尼科一样能使人无法抗拒。自然，我父亲最宠爱他。我想法玛王朝的未来有了保障了。” “你父亲一定是含笑九泉的了。” “是的，他希望的就是这个。还有就是我的小达尼埃莱，特别腼腆，爱钻书本。” “他会成为医生，呃？”我联想道。 “我想不会的。他太敏感。他会成为诗人，这在我们两家都是没有先例的。他极富于同情心，非常关心人。他总是在为波斯尼亚和卢旺达受压迫的人奔走呼号。” 我能感觉到她很疼爱小儿子。 “我想，如果时代不同，他会成为一个牧师。” “他多大了？”我问道。 “到2月份就满16岁了。” 我一阵心酸，因为我知道她看不见这个日子了。 “你有几个孩子？” “我的妻子和她前夫有两个女儿。我很喜欢她们。” “是啊，我能够想像你会是一个可爱的父亲，特别是对女儿来说。她长得什么样？” “谁？” “你的妻子。” 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也不知道是不是愿意说。我只是简单地答道：“她是个大提琴手。” “啊，”西尔维亚说，“这一定很方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们一定可以进行二重奏了。” 我突然感到我的隐私受到了侵犯，根本不想回答她，然而，我知道最聪明的办法似乎是简简单单地说声是的，然后转变话题。 这时，她说了声对不起，要离开房间去为晚上的活动换装。 “你一定需要打电话——你的其他病人，还有实验室。” “是的，”我以恰如其分的职业口气说，“我和实验室联系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只拨了一个号码。 “谁啊？” “你好，埃维。” “你到哪儿去了？呼你也不回电话。” 实情是，我故意把寻呼机关掉了，其他一切与西尔维亚无关的事也全都被关在了门外。 “对不起，我忘了。听着，关于今晚的安排。” “你忘了今天是星期四了吗，马特？”她责备我道，“我有研究生的课，最早也得10点半才能到家。我现在得赶快去接戴比了。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没有，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好吧，你现在听见这声音说再见了。回头见。” 西尔维亚走了出来，漂亮而高雅。 “毫无疑问会是巴黎那夜的重现，”我说，“我又穿得不够体面了。” “别说傻话了，快点，我们要晚了。” 我们下了楼。她的汽车已经等在那儿了。我们向林肯中心驶去。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我将冒什么样的风险。歌剧院离朱利厄德学院不过100码之遥，如果在整个这座城市里有什么地方撞上埃维的可能性最大的话，那么就是这儿了。 仿佛预先安排好了似的，当我们的车子在百老汇街口的红灯前停下、我向车窗外看去时，正好看见她拿着大提琴等在65街的拐角处。“该死。”我低声咕哝道。 西尔维亚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别担心，马修，这种窗子从外面是看不到车子里面的。”然后她回过头去又看了一眼，说：“大提琴几乎和她一样大。啊，她也很漂亮。” 我盯着埃维的脸，没有说话。 我原来一直以为，优雅美丽的西尔维亚胜过我的妻子，因为埃维真正的美是内在的，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晚埃维比任何时候都要漂亮可爱。也许是由于她温柔的淡褐色眼睛中那忧郁的神色。我感到一阵强烈的冲动，想要跳下汽车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啊，埃维，我伤害了你，我是多么难过啊。 情人演情人。 这也许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场演出了，但我却几乎未被打动。这出歌剧对我已经失去了它的魅力。我对阿尔弗雷多那神魂颠倒的迷恋已不再同情，也不再相信薇奥列塔的牺牲。我无动于衷地坐在那里，一直到她唱完最后的咏叹调。当年在巴黎使我们两个人流出了眼泪的那个部分现在有了新的含义：“啊，上帝，这样年轻就死去…离幸福这样近的时候。” 我看了看西尔维亚，注意到她没有哭。 相反，她的脸上有着奇怪的宁静神情。她那晚第一次握着我的手低声说：“我也曾离幸福很近。” 半小时后，我们的汽车停在了她家门口。 “今晚过得好极了，马修。你进来喝一杯吗？” “不了，西尔维亚，不行。” “来吧，尼科不在，我的护士今天休息。我实在受不了就自己一个人。” 了解了我现在了解的情况，我无法拒绝她。 “好吧，那就呆一小会儿吧。” 上了楼，我清楚地看到，这不是她突然心血来潮请我进来，在她的餐厅里已经放好了供两人享用的精美的夜宵。我开始有被人摆布的感觉。 女佣人立刻倒好了香槟酒。我喝得也许太快了一点儿。 在吃夜宵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她简直什么也没有吃），她突然向我弯过身来，激动地说： “马修，有一件事我要你知道。不管今后怎样，我决定离开尼科。我现在明白了，生命太宝贵了，不能浪费在无益的空想上。如果你肯要我，我愿和你在一起。” 求你了，西尔维亚，不要再说下去了。我努力尽量和缓地摆脱这个局面，平静而决断地说：“我很遗憾，但是已经太晚了——对我们两个人都太晚了。你不可能让18年的婚姻就这么消失掉。我的生命中也已有了一个对我来讲十分宝贵的人。” “马修，我在你心中已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吗？” “西尔维亚，你现在是，而且永远会是一个美好的记忆。” 我站起身来。 “我真的得走了。” “别走，请你别走——”她的眼中充满了泪水。 我愚蠢地停住了脚步，她走近到我身边。 “这事你不能拒绝我。”她扑过来，双臂搂住我的脖子，把我拉向她。 正在这时，门开了，尼科走了进来。 一时间，我们全都呆住了。 “晚安，”他说，显然在克制着心中的狂怒，“很遗憾我回来得早了，打搅了你们。”然后他严厉地说：“再见，大夫。” “别走。”西尔维亚生气地反对道。 尼科转过身子驳斥她：“走。” “我反正是正要离开。”我说，“晚安。” 我按铃叫电梯时仍处于震惊之中。紧接着，我听见西尔维亚在房间里的叫声：“尼科，你不明白。” 然后，突然传来什么东西倒地的沉闷响声。 随后，套间的门开了，尼科脸色惨白地对我喊道：“大夫，快来。” 我奔回房间里，西尔维亚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我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我俯身查看，并命令尼科：“叫救护车——快！” 我听见他打电话慌乱地召唤急救人员。我看着西尔维亚，第一次看到了一张不仅美丽，而且终于获得了安详与平静的脸。 她将永远这样留在我的记忆中。 第二十四章 20分钟后，我们到了医院急诊部入口处。莫顿·舒尔曼等在那里，他们马上把西尔维亚送到了特护病房。但是，在把病人和维系生命的机器连接起来之前，最近的亲人——即使他们是尼科·里纳尔迪这样的人物——也不允许进入病房。 我本来是可以进去的，但我宁愿和他一起等在外面。他看着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难道你不应该在病房里吗？” “现在她是舒尔曼大夫的病人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天上午。我在这里是为了陪你。” 这话只是更增加了他的惊慌。 “究竟出了什么事？” “很可能是大出血。这个可能性一直是存在的，恐怕自她上次扫描后，肿瘤长大了很多。” 突然，他沉默了，脸上布满了极度的悲哀。 “很抱歉，尼科。我知道你听见这话会感到很难过，但是如果她不再醒来倒是更幸运一些。” 他用一只手蒙住脸，摇着头开始呜咽起来。“你说得不对，你说得不对，她得活着。” 他停了下来，显然企图努力控制自己不要失声痛哭出来。我试图安慰他。 “尼科，如果这能给你一点安慰的话，我想告诉你，无论是你还是别人，不管怎么做，都没有可能改变这个结局。” “不，”他坚决地反对道，“是我的错。我该早一点把她带到你这里来的，但是我不让她来，因为……解释起来太困难了。我非常爱她，从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起我就一直受着她。” 我为他感到非常难过。 突然，他看着我。 “我比她大16岁，马修，我应该先走的，这是自然规律，不是吗？” 他像生了根似的站在那儿。这时，一个护士过来问我们是否要喝点什么。他摆摆手要她走开。我请她拿两杯咖啡来。 我本能地扶着尼科的胳膊，领他走到一排塑料椅前。他突然变得很听话，甚至好像人也变小了。我让他坐下，他开始低声哭了起来。 我们就这样沉默了很久。然后，突然间，他转向我，不带任何嫉恨地说： “你并不真正了解她。在内心深处，她是一个吓坏了的小孩子。在她母亲出事以后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 我听着，不知道他会把话引向何处。 “当你们在非洲受到攻击——当你中弹后，她简直吓坏了。” 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她求我保护她，马上和她结婚。” 现在再来争论这一点有什么意思？这一切还有什么关系？我听任他说下去。这是他想让我知道的事情，因此我就听着。 “我一直就知道她是一个善于利用便利条件的人。在她心目中，此刻你更有力量，在你的手里掌握着生的可能。西尔维亚最关心的永远是她自己的生存。20年前，是这一点驱使她去找我，今天也正是这一点驱使她来找你。” 我朝他看了片刻，然后温和地说：“尼科，我知道这个有什么意义呢？能够改变什么呢？” “因为你了解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她活着是我的，死后也是我的。” 正在这时，莫顿·舒尔曼出现了。他很不安，显然很不适应眼前要扮演的这个角色。 “里纳尔迪先生，”他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很难过……” 尼科低下头，在身上画了个十字。“请问，我可以去看她吗？” “当然可以。” 莫顿开始领他朝病房走去，突然，悲痛的丈夫停下脚步，向我转过身来。 “她非常出色，是不是？” 他没有等我回答便转身走了。 是的，尼科，她确实出色。 尾声 开始下雨了。我把衣领朝上翻起，让阵雨把我淋个透。 我来到东河岸边，开始无目的地乱走。不怕苦的跑步锻炼者从两个方向跑过我的身边，以苦为乐。我继续走着。我的心在痛。 过了将近两个小时，我才逐渐意识到：在几乎20年的时间里，我第一次自由了，完完全全地自由了。缠扰我的幽灵消失了。 天已经黑了。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寻呼机在响。我把手伸进口袋，把它拿了出来。 显示屏上出现了简短的口信：你的妻子在等着。 最后，浑身湿透、打着哆嗦的我终于把钥匙插进了自家大门的锁孔中。我进了门，听见了勃拉姆斯《F大调奏鸣曲》的乐声。是我亲爱的妻子，抱着大提琴，看着窗外，完全浸沉在音乐之中，背朝着我。 和平常一样，钢琴伴奏是音箱里出来的乐声。埃维全神贯注，没有注意到我在场。只有在我关上了立体声音响后，她才意识到我在房间里。她抬头看了看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我就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让她不要做声。<bdo>ｐ://wｗw?９９ｌｉb?nｅｔ</bdo> 她一声不响地看着我走到书架前，找出了勃拉姆斯那首曲子的钢琴谱。 我坐在钢琴前，打开电灯，开始把乐谱翻到她拉的那个部分，然后转向她轻轻地说：“咱们从第194小节开始，好吗？” 她满脸狐疑地点了点头。 我开始慢慢地、试探着为她弹了起来。 这并不容易。我的手指很不灵活。不过无论多么笨拙，我毕竟是在弹着。我独自弹完了第二主旋律。埃维举起琴弓，拉着我弹过的曲调来与我相和。然后，我们配合起来共同演奏，用勃拉姆斯的语言交流着我们的感情。 我们在音乐中重又结合了起来，这是一个奇迹，然而却又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在演奏过程中，我力图弄明白是什么使我能突然冲破音乐上沉默的牢笼，重新允许我表达，允许我歌唱。 我们在F大调和弦上停了下来。 “埃维……”我开始说。 她打断了我。 “咱们来演奏第二乐章吧。” 她开始了缓慢的拨奏，然后是低沉长缓的曲调，我的钢琴声回旋其中，和她的旋律相拥相亲。 这时，我们之间配合而成的融洽和谐的乐声是整个世界上唯一存在的声音。 “埃维，我一直都爱你，”我轻声说，“我是说，一直都爱。从我们在学校见面的那一刻起。我太腼腆，总是难以启齿。有时候，我们一起练琴时我试图向你表示过。” “是的，我知道，”她泪流满面地说，“要是你听到了我对你的回答，你就决不会放我走的。” “但是现在这一切对我们有影响吗？”我问。 “没有，马特，”她悄声说道，“我们在一起，这就是最重要的。” 下一个乐章是热情的快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