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抗战2：石牌、常德、衡阳、桂林四大保卫战》 第一章 1700年后的夷陵之战 1943年春天的阳光照耀在长江三峡的上空，日夜不息的江水默默地流向东方，空气中充满了大战来临前的紧张和躁动。 一天午后，十几架日军飞机飞临石牌村的上空，隆隆的机声震耳欲聋，浓密的树林在机翼下东倒西歪，树枝和树叶都在痛苦地挣扎着。石牌村的人四散奔逃，抬起头来，能够看到飞机上的膏药标志，和日军飞行员戴着风镜的面孔。山顶上，中国军队的机枪响了，声音急促地连成一片。日军飞机丢下了几枚炸弹，村头的一个柴火垛着火了，浓烟滚滚，遮没了半个天空。一头耕牛沿着江边乱跑，一声爆炸响过，耕牛倒了下去。 1943年，冯雪秀15岁。那天日军飞机飞临石牌村上空时，她也跟着村人逃避，她躲避在了一条石缝里，看着日军飞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 黄昏时分，冯雪秀才从石缝里钻出来，回到村子。村子里哭声一片，中国军队的军人们帮着村人掩埋尸体。就在这天下午，日军飞机炸毁了学校，死了很多学生娃。 时隔不久，村子里的人都搬到了山顶上，因为山顶上视线开阔，日军飞机一从地平线上露面，放哨的人就看到了。更重要的是，山顶上有中国军队的机枪阵地，和这些穿着军装的自己人在一起，农民们放心。 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山顶上还有人居住，那些躲避敌机的农民，在这里居住已逾三代。 冯雪秀说，日军第一次轰炸是从先一年，也就是1942年的冬至开始的，此后，日军飞机轰炸不断，中国军队的还击炮声也连续不断。日军曾经乘着军舰登上岸来，中国军队又将他们赶下江去。一直到大半年后，日军从这里撤走，才再没有见到有膏药标志的日军飞机。 冯雪秀老人不知道，她所见证的，就是后来被史学家称为的石牌保卫战。 这场保卫战，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即将被湮没在漫漫的历史烟尘中，就像那场战争中的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战斗一样。 石牌是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的一座村庄，位于长江南岸，北岸是峭壁千仞。长江从重庆流入湖北宜昌，在石牌村外转了一个直角弯，石牌村就在这个直角的弯尖上。稍微懂得军事知识的人，一到石牌村，就知道它的地理位置是何等重要。 石牌位于长江三峡东端，为长江三峡要塞炮台群的最前线，是拱卫重庆的第一道门户。 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陪都。日军占据了首都南京后，如果再占据陪都重庆，中国的抗战形势将发生逆转。 守卫石牌村的，是十八军十一师师长胡琏。石牌保卫战，让胡琏登上了战争前台。 1700年前，就是在这里，爆发了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夷陵之战，蜀国的刘备举全国之力与吴国的孙权一决雌雄，却被吴国的后起之秀陆逊一举击败，史称“夷陵之战”。三国时期有三大决定性的战役，官渡之战让曹操一举平定北方，他的陆军独步天下；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孙权的水军无人能敌；夷陵之战让刘备此后一蹶不振，尽管踞险坚守，蜀国仍然是三国中最先遭到灭亡的国家。 1700年后，还是在这里，中日双方聚齐精锐，在这里一决雌雄，史称“鄂西会战”。鄂西会战中最关键的就是石牌保卫战。 胡琏会不会成为陆逊？ 和陆逊一样，胡琏也是书生出身。 胡琏出生在陕西省华县的一座村庄，距离我的家乡不过百里。 胡琏十八岁离开陕西后，就考取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黄埔军校第四期，将星闪烁，是历届黄埔军校中所涌现的杰出人物最多的一届。红军中出自黄埔四期的著名战将有林彪、刘志丹、段德昌等，国军中出自黄埔四期的有：胡琏、张灵甫、陈明仁、李弥、谢晋元等。 1943年，注定是抗战最艰苦的一年。全面抗战已经打了6年，中国的精锐几乎要消耗殆尽。一位二战史专家分析说，到这一年，抗日将士已经消耗了三分之二，中国军队急需新兵进行补充。那时候，十二三岁的孩子也穿着肥大的军装上战场，他们的个子还没有一杆上了刺刀的步枪高。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可想而知。 十八军是正面战场五大主力之一，另外四大主力是：整编七十四师、第五军、新一军、新六军。十八军也即整编十一师，整编十一师是十八军前期的名称。 十八军十一师在石牌保卫战之前，最为人所称道的是淞沪会战中的表现。在淞沪会战中，十一师和兄弟部队，与强寇松井石根的第三师团在罗店鏖战一月，致使日军遗尸两千具。日军将罗店称为“血肉磨坊”。第三师团是日军的甲种师团，日军师团中，排名越靠前的，战斗力越强。当然，大阪商贩们组成的第四师团除外，这个师团的军人上战场前先算经济账，据说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一场胜仗。 此时，当十八军十一师死守石牌要塞时，另外的四大主力在干什么？王耀武和张灵甫所在的七十四师此刻在湖南石门阻击日军驰援鄂西，石牌保卫战，是鄂西会战的一部分，几个月后，七十四师的余程万部则要揭开震惊中外的常德会战的序幕；杜聿明的第五军经历了缅甸惨败，翻越了亘古无人的野人山，一路逶迤败退回国，死伤惨重，此战被杜聿明引为一生之耻辱；孙立人的新一军从缅甸撤入印度，厉兵秣马，立志报仇雪恨；廖耀湘的新六军，那时候还没有从新一军中派生出来。 第二章 中国海军的悲壮抗战 胡琏面对的，是实力超过他的海陆空立体作战的日军。 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所以他们历来对海军建设尤为重视，日本的海军，和陆军一样强大。日本航空兵的军事实力，当时也位居世界前列，而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在抗战一开始就消耗殆尽。 中国军人，只能靠在水面上布雷和架起拦江铁索，来阻挡日本舰队的前进。 冯长明是长江上的一个船夫，他和妻子开着一辆柴油机木船，依靠在长江上摆渡为生，他的爷爷当初就在长江上和中国军队一起布雷。 冯长明小时候听爷爷说，从石牌村向下游，20公里的水域间布满了水雷。水雷是中国军队对付日军舰队的最有力的武器。那一年，长江两岸的很多老百姓都跟着中国军队一起布雷，因为布雷是个技术活，他们干不了，就给军队抬雷，划着舢板送饭。一个水雷少说也有五六十斤重，两个人抬着，沿着崎岖的山路攀爬，也非常吃力。 由于长江下游已经被日军占领，所以，布雷就危机重重。日军的快艇经常沿着长江溯流而上，进行巡逻，一见到可疑目标，就开枪放炮。而从武汉到宜昌的长江两岸，更是布满了日军的炮楼，白天有瞭望哨，夜晚有探照灯，要想在江面上布雷，谈何容易。 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石牌村距离武汉的水路仅有数百公里。而武汉早在四年前的1939年，就已经失守。 为了躲避日军，布雷队只能选择恶劣的天气行动，大风大雨，道路泥泞，夜黑如墨，鬼影憧憧，也只有在这时候，日军的巡逻才会减少，布雷队才会等来时机。每一颗水雷由四个人抬着，两人一组，冒着瓢泼大雨，踩着倾斜湿滑的山路，一步一挪地靠近日军控制的水域，遇到陡峭的山体无法攀援，他们只能将水雷小心地放在水中，在后面推着凫游，而等到在朦胧的天色中看到山路，又将水雷抬上岸边。水面上，经常会突然驶来日军的巡逻艇，巡逻艇上的探照灯打开，几百米范围内的景物都看得一清二楚。 布雷不能布在岸边，而必须布在水中央。长江三峡，举世闻名，悬崖峭壁，山势陡峭，而三峡最东边就在宜昌段，布雷也在宜昌段。那时候，经常有游击队埋伏在两岸密密实实的丛林和刀砍斧凿一样的山缝中，向过往的日军船只放冷枪打冷炮，所以，日军的船只担心受到游击队的袭扰，在武汉到宜昌段的江面上航行，都会沿着水中央航行。将水雷埋在岸边，徒劳无益。 冯长明的爷爷一直有关节炎，关节炎的毛病陪伴了老人终生，这就是当初布雷时留下的病根。 由于缺少船只，更由于日军防守严密，布雷队只能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沿着岸边走到了合适的水域后，才将水雷放进江水中，人在后面边推边凫。这样的危险性非常大，如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水雷与暗礁相撞，就会引起爆炸。还有，因为在水中不辨方向，无法查看水流，湍急的江水会将水雷和布雷者一起冲往下游，最后雷毁人亡。 1943年的春天，异常寒冷，冯长明的爷爷跟着布雷队下水布雷，患下了终生未愈的关节炎。 小学毕业的冯长明想不明白的是，那时候的日军舰船在长江上巡逻扫荡，日军飞机在天空中轰炸扫射，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在哪里？ 中国的海军在抗战一开始，就逐舰打光；中国的空军也是在抗战一开始，就逐机打光。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中国和日本关系密切。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当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时候，日本也遭受了同样的侵略，不同的是，当清政府在要不要改革中像个钟摆一样摇摆不定的时候，日本立即进行了军事和政治改革。当清政府穿着长袍马褂慢腾腾地考虑着以哪一种符合礼仪的姿态转身的时候，日本却已经抢先起跑了。 日本和中国同时遭受了漂洋过海的舰队侵略，他们同时意识到了发展海军的重要性。在李鸿章的北洋海军时代，中国的海军舰队位列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而日本的海军舰队才呱呱坠地蹒跚学步。然而，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李鸿章痛心疾首，发誓此后不再登陆日本，即使他老先生从美国回来，要在日本换船的时候，也在两支船舷上搭块木板，靴子上不沾日本一粒土。 甲午海战，中国战败，日本狮子大张口，中国被迫答应战争赔偿，国库因之告罄。日本拿着中国的赔款大力发展军事，觊觎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他们叫嚣：欲征服世界，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先征服满洲。日本口中的满洲，就是清政府的发祥地——东北。 当日本人励精图治，厉兵秣马，准备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在干什么？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1911年，清王朝灭亡；1912年到1931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931年1937年，东北被放弃，日本依托东北的优厚资源，军事力量倍增。 在这四十年里，日本举国一心，欲图中国，军事力量步步增强；中国四分五裂，各方军阀混战不止。 就这样，一个巨人变成了侏儒，一个侏儒长成了巨人。 所以，当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中日两国的差别已经呈几何等级。日军步步紧逼，气焰嚣张；国民党军队步步设防，节节败退。国民政府先失华北，又失东南，最后退缩西南一隅。 那时候，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又是什么样子？ 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实力是和日本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日本的钢铁年产量是中国的145倍，石油年产量是中国的128倍。日本这一年生产飞机1580架，生产大口径火炮748门，生产坦克330辆，生产汽车3万辆，生产舰艇吨位达52422吨，而中国，却没有生产能力。 1937年，中国海军舰艇的总吨位，还不及日本海军的4%。当日军已经有了多艘航空母舰的时候，而中国最好最大的舰艇都在超期服役，最陈旧的舰艇还是甲午海战中侥幸逃生的破烂货。而且，中国最大最好的四艘舰艇，总吨位还不及日本一艘普通的巡洋舰。想要购买，没钱。当时的很多抗战士兵们，上战场的时候，每人配不上一杆最简陋的汉阳造。我们这样贫穷的国家，又哪里有钱去购置舰艇。 想想看，如果用这样原始简陋的舰艇与拥有航空母舰的日本作战，那无异于飞蛾扑火。 所以，当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的时候，日本大使馆武官就敢威胁海军上将陈绍宽说，如果你们不参战，日舰不会主动攻击；如果你们参战，就将你们全部击沉。 中国海军参战了。 然而，用这样的一支舰队与强悍的日军舰队激战，那是以卵击石。 中国海军采用了最悲壮的自杀式战斗：沉船。 卢沟桥事变后，淞沪会战前，骄横无比的日本海军有70多艘军舰和7000多人的海军陆战队员，游弋在长江航线，向中国军民示威，他们沿着长江上溯，一直到达武汉、宜昌和重庆。中国海军落后的军舰无法与精良的日本海军抗衡，但是，中国海军做出了自杀式攻击：沉船。 长江流归大海，必经江阴，江阴江面狭窄，易守难攻，史称江阴要塞。江阴以下，江面宽阔，再无险可守。所以，江阴又有“江河门户”“镇航要塞”之称，自古为军事要地。远在春秋时期，吴国就在江阴江岸修筑烽火台；南宋时，韩世忠、辛弃疾等名将曾在此地驻防御敌。明清两代，这里一直是江防要塞，重兵把守。现在，中国军队就要在这里阻击日军。 中国海军的想法是，将自己的舰艇在江阴凿沉，封锁江阴江面，然后在江岸两边要塞上布置重炮，等到日军军舰从长江中上游游弋回来，来到江阴，无法前进，两岸重炮齐发，将日舰全部击沉。这种战法叫做“关门打狗”。 “关门打狗”战法很精妙，可惜，最后功败垂成。 败在内奸。 “关门打狗”当时是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机密，就连各战区司令长官比如李宗仁、薛岳他们也不知道，只有蒋介石、陈绍宽等有限的几个人知道，可是最后还是泄密了，泄密者是一个小卒。 这个小卒就是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 “关门打狗”的机密会议讨论时，有两个人担任会议记录，一个是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另一个是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而黄浚当时已经被日本著名女间谍南造云子发展为内奸，南造云子是抗战初期与川岛芳子齐名的美色女间谍。日军为了侵略中国，无所不用其极，不但有军人，还有间谍，不但有土肥原贤二这样的男间谍，还有南造云子这样的女间谍。这些间谍都非常卖力。当土肥原贤二拿到山西地图时，他手中的地图居然比阎锡山的军用地图还详细；当蒋介石和陈绍宽准备“关门打狗”时，南造云子已经将这个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报告给了日本军方。 南造云子和黄浚是在一个名叫汤山温泉招待所的色情场所相识相知的。黄浚是一个好色之徒，美色当前，什么民族大义，什么忠义气节早就丢在脑后。 淞沪会战8月13日打响，蒋介石算准了游弋在长江的日本军舰会在淞沪会战打响时回援，就提前一天，在12日下令沉船封锁江面。 于是，八艘舰艇相继凿沉，沉入江底，用来阻挡日本的舰艇。陈绍宽担心这些舰艇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还向船舶公司购买了20艘大船，并将其全部凿沉。可是，船舶全部沉入江底后，他们才得知，日本舰艇已于前一天夜晚悄然驶入大海。 这是当时一起震惊全国的泄密案，蒋介石严令调查，黄浚被查出。南京保卫战前夕，黄浚被枪决。 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多艘航空母舰停泊在上海附近海面，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开始轰炸江阴要塞，于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惨烈的海空大战在江阴爆发了。 一方是拥有航空母舰的先进舰队，一方是服役超期的破烂船只；一方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集团机群，一方是少得可怜的飞机，还没有作战经验。 结果不需预测。 这是中国海军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战役，中国参战海军官兵都抱着必死的决心，以简陋的武器和有限的陈旧船只，与比自己强大几十倍的日本海军决一死战。 当时，日本方面参战的是第二、第三舰队，驻扎在青岛的第四舰队，等待观望；而在日本国内，还有更多的舰队整装待发。中国方面，则集聚了所有海军，破釜沉舟，以死相拼。 然而，现代战争拼的是实力，不是意志。中国海军注定了将会是异常悲壮的结局。 江阴保卫战开始后的一周里，日军只派遣了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进行轰炸，中国一艘炮艇被炸沉，日本两架飞机被击落。 陈绍宽预感到日本将会进行血腥报复，而中国的舰艇远远不能与日本抗衡，就来到江阴前线看望这些决战在第一线的官兵，他刚刚介绍完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各舰舰长就齐声表示，誓与舰艇共存亡，决不后退半步。 他们已退无可退，背后就是南京，而江阴，是南京唯一的水上屏障。江阴丢失，南京危矣。 这时候，中日战争已经全面打响，中日两国的军队都汇集上海一带，史称“淞沪会战”。在崇山峻岭中，在阡陌稻田中，在丘陵浅滩中，一支支衣着破烂的军队饥肠辘辘地奔跑着赶往淞沪前线，川军从四川赶来了，滇军从云南赶来了，湘军从湖南赶来了……而在长江水域，中国几乎所有的战船和民船也赶往江阴，甚至还有吱呀摇橹的运载粮食的舢板…… 抗战初期，我们就是以这样原始的装备，与强大的侵略者抗争。甚至当淞沪会战结束的时候，我们穿着草鞋或者赤脚的川军和滇军还在急急赶往上海的路上。当日本能够把他们的每一个士兵用军舰运往中国沿海的每一个港口的时候，我们的士兵却只能依靠双脚来奔赴炮火连天的战场。 后来，日军舰艇开赴江阴，战争进一步升级。 江阴保卫战持续了一个月，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击落了日军20架飞机，而日本击沉了中国几十艘舰艇，中国海军精华尽失。 此后，中国海军退出了海战。 然而，中国海军并没有退出这场战争，他们沿着长江水域布雷，阻挡日军进攻。 他们中的很多人，永远地沉入了江底。 抗战开始，日本有多少架飞机？可能现在无法统计，但是仅仅在1944年，日本就生产了24000架飞机。 当时中国的飞机，还不足1000架。 中国海军的舰艇吨位是日本的4%。而飞机数量同样少得可怜。 第三章 日军战略部署 淞沪抗战后的第六年，石牌保卫战开始了。 石牌保卫战是中国陆军与日本陆海空军作战。 这六年里，中日之间无日不战，仅仅数十万人以上参加的大会战就有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晋南会战、浙赣会战……中国军队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将军多达百位，牺牲的战士数百万人。如今，我们能够找到这些将军的名字，而那些士兵呢？在敌后战场，八路军和新四军、游击队也同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战，连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也血溅疆场，无数的子弟兵挥舞着大刀长矛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厮杀，倒下去了，成为无名英雄。 从古到今，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哪一场战争，像这样惨烈，像这样悲壮，像这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像这样让人悲愤填膺让人欲哭无泪。 石牌保卫战开始前，中国军队在不断地布雷，日军在不断地扫雷。这种情景很像多年后的一部妇孺皆知的电影《地雷战》，不同的是，电影演的是地雷，长江水域布的是水雷。 1943年3月的一天夜晚，几名布雷队员被日军巡逻艇发现，日军俘获了他们。 中国军队准备营救。 布雷队员被关在哪里，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营救，关押地点是什么地形，中国军队一无所知。 于是，十一师的谍报队队长陈光林前去刺探情报。 范一贵是一名小生意人，他经常坐着柴油机船来往于宜昌市夷陵区的长江两岸。陈光林是范一贵的外公。 陈光林家在距离石牌村20公里的金狮洞，他参军的时候只有20岁，因为出生在本地，对长江三峡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非常熟悉，所以，就自告奋勇前去下游刺探情报。 想来陈光林以前荣立了很多战功，要不然也不会在强将如云的十一师担任谍报队队长。陈光林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都能全身而退，而这次，却再也没有回来。 现在，我们再也不知道陈光林当时是怎么被日军识破身份的，只知道陈光林牺牲的时候非常悲惨。日军将他绑在树上，严刑拷打，要他供出十一师的情报，他大骂日军。后来，日军把周围几个村庄的农民全部集中在一起说，这就是和皇军作对的下场。残暴的日军用刺刀刺向陈光林，每刺一刀，就有鲜血顺着身体流下来。陈光林依然在大骂日军。因为太过残忍，围观的人都不敢观看，有的妇女发出了哭声。日军强行要求每个人都抬起头来，观看这场杀人表演。最后，陈光林遍体刀伤，血尽而亡。 陈光林的死亡地点是黄柏阿，读音是这样，具体地名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这一天是1943年3月18日。 也就在这一天里，日军后方的江苏北部也发生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往事。这件往事现在也很少有人知晓。 这是发生在新四军与日军之间的一场血战。 那时候的中国军队很贫穷。 而八路军新四军更贫穷，他们手中的很多步枪，连四发子弹也没有。 那时候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很多士兵都患上了“夜盲症”，这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可是，因为武器低劣，我们的军队又不得不选择夜袭，用冷兵器与日军厮杀，所以，尽管很多人患有夜盲症，还是要趁着漆黑的夜晚，冲进敌营，与敌决死一战。 很多士兵都来自于农民，没有文化，他们连左右都不分，更别说瞄准射击，列队冲锋了。所以，每逢打仗的时候，下级军官就身先士卒，阵亡率特别大。每次上阵前，军官都要指定继承人，在自己死后，带着剩下的弟兄继续冲锋杀敌。再反观我们的对手，他们已经普及了小学教育，准备了好多年，蓄意侵略，武器精良，他们的战术素养素质远远超过我们的军人。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认为牺牲前能够杀一个日本人，就赚了。 因为没有枪弹，将士们就苦练冷兵器。八路军新四军都有他们的拿手好戏，这就是拼刺刀。可以这么说，抗战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是拼刺刀的好手，在平型关战役中，两个鬼子端着刺刀背靠背，七八个八路军也难以近身，而这个时候，两个鬼子背靠背，一个老八路军就能将他们刺个透心凉。为什么？八路军新四军的单兵作战能力增强了。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单兵作战能力，来源于平时的刻苦训练。 经历了长征和多年抗战的老八路军，个个都是宝贝，百炼成钢。而日本因为多线作战，既在中国战场和中国人作战，还在太平洋战场上和美国人作战，在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与英国人作战，兵员严重不足，战斗力急剧下降。可以这样说，先期老鬼子的战斗力，是后期小鬼子的好几倍。 这时候，虽然鬼子的单兵作战能力降低了，但是鬼子的武器先进了，所以，中国军人和日军作战，仍然很困难。 鬼子擅长拼刺刀，八路军也喜欢拼刺刀。为什么？鬼子拼刺刀是因为武士道的熏染，八路军拼刺刀是因为缺少弹药。 在那些黑白老电影中，八路军一包围了鬼子，打上几枪，就吹响冲锋号，战士们纷纷上刺刀，跃出战壕，将鬼子团团围住拼刺刀。当过八路军的外公说，这不是艺术加工，这是实际情况。 都说鬼子拼刺刀厉害，可是后期的八路军比他们更厉害。因为没有弹药，八路军训练的时候不能实弹演习，只能空枪瞄准，八路军的枪法可能不如鬼子，因为鬼子有大量的子弹可供练习，但是八路军的拼刺刀技术绝不含糊。 老电影中的八路军长官冲锋的时候，一手拿着驳壳枪，一手拿着一把大刀，这也不是艺术加工，这也是实际情况。八路军中的军官，甚至师长团长，个个都是使大刀的好手，后来成为解放军中将的王近山，外号王疯子，一到战场上，就抡起大刀冲上去，据说，中的李云龙就是以王疯子为原型。少林和尚许世友当了军长后，一到战事紧急，还会抡起大刀片带着敢死队上去，气得徐向前威吓说，再遇到许和尚丢下部队只顾自己冲锋，就枪毙了他。正面战场上的一些师长团长也不含糊。赵登禹在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做师长时，刀法在全军数一数二，死在他刀下的鬼子估计没有上百也有几十。他在战场上抡起大刀片，十几个手持三八大盖的鬼子也不敢近身。而且，二十九军的官兵刀术都异常精湛，一格一挡，刀锋就奔向了鬼子的脖子，所以，日军只要与二十九军作战，必定戴上铁围脖，保护脖子。李弥在远征军第八军做副军长时，攻击松山受挫，他手持冲锋枪身背大刀片带着几百名敢死队员趁着夜色摸上去了，天亮后，李弥摇摇晃晃地走下松山，全身浴血，身无完缕，只有眼睛是白色的。 那时候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就是要求战士们多多训练劈杀，掌握高超的劈杀技术。彭德怀，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在前线的实际指挥者，总司令朱德在抗战开始后不久，就回了延安。 八路军武器不如日军，八路军拼杀胜过鬼子，八路军的头脑更远远超过鬼子。 八路军在与鬼子拼刺刀的时候，不会退下子弹，而鬼子则会退下子弹，握着空枪与八路军拼杀。八路军能拼杀过，则不会浪费子弹；如果处于不利，就会开枪。日军为什么会退下子弹，有几种说法，有人说日军受武士道精神鼓舞，头脑僵化，要拼杀则就不开枪；有人说日本的三八大盖设计有缺陷，拼刺中枪容易走火，会伤了自己人。 不管怎么说，日军拼刺刀的时候，先退下子弹是不争的事实。 那时候的欧洲战场上，同为邪恶轴心的德国使用装甲部队作战，而日本还在运用冷兵器和武士道作战。日军遇到了积弱积贫的中国，才这样飞扬跋扈，而在比他武器先进得多的苏联面前，则败得像个龟孙子。 当初，在东北沦陷时，日本自以为他们无敌天下，准备向西侵占苏联，向南吞并中国，然而，诺门坎一战，让日军认识到了北极熊的厉害，此后，不敢西顾，转而专心南侵。 日本的武器比中国精良得多，但比苏联落后得多。 更落后的是日本的战略战术。 八路军的骑兵和日本的骑兵曾有一场恶战，结果，以骑术和武器更为精湛的日本骑兵全军覆没而告终。 八路军的骑兵是一二九师的骑兵。那时候的骑兵非常珍贵，平时担任的是通讯、警戒和侦察任务，刘伯承元帅舍不得拿他的骑兵部队去冒险。但是这一次却事出意外。 一二九师的骑兵部队在执行任务途中，与日军的骑兵部队遭遇了。无论是人数、马匹和武器，日军都占优。八路军骑兵部队的指挥官让几挺机枪埋伏在马队的后面，一到日军骑兵冲到跟前，就玩命地打。 八路军的骑兵做出一副决战的姿态，诱惑日军骑兵冲锋。日军骑兵按照骑兵操典的章程，列队举刀，然后扑了过来。八路军的骑兵向两边闪开空档，机关枪响了，日军骑兵丢盔撂甲。 这支八路军骑兵部队的指挥叫曾玉良，后来，他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日本鬼子没有读懂《孙子兵法》，鬼子不知道什么叫兵不厌诈。 八路军、新四军与鬼子作战，从来不做折本生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所以，八路军、新四军的伤亡人数总是少于日军，即使在处境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也是这样。比如这次。 这场战斗叫做“刘老庄战斗”，这场战斗就发生在鄂西会战期间。 抗战时候，八路军、新四军很少打阻击战，因为依靠他们简陋的武器，是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阻击的，而且阻击战也就是消耗战，几个人一条破枪的八路军消耗不起。所以，八路军、新四军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然而，刘老庄战斗，新四军却不得不打起阻击战。 阻击战一方是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四连82名战士，一方是武装到牙齿的3000名日伪军步兵骑兵和炮兵。 3000名日伪军从淮阴城倾巢而出，他们是寻找新四军主力决战的。那时候的新四军代军长是陈毅，新四军还没有发展壮大，它和此时正在印度休整的新一军是同等编制，后来，新四军发展成了第三野战军。 82名新四军战士经过泗阳时，与3000名日伪军不期而遇。怎么办？打！日伪军只要出城，就一定有目的。用中新一团团长丁伟的话来说：“他要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抗战后期的中国军队，只要见到日军，就二话不说，迎头痛击，揍他娘的！ 82名战士与3000名日伪军接上了火，沿着刘老庄外的一条壕沟边打边撤。壕沟一般四通八达，岔路很多，出口很多，只要进入壕沟里，一般都能摆脱敌人。可是，这条壕沟居然是条死沟，没有出口。 于是，新四军战士抱定必死的决心，与冲上来的鬼子展开血战，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和大刀砍杀。到了夜晚，82名勇士全部牺牲，而占尽绝对优势的日伪军也死亡170多名。 那时候的中国士兵，个个都是好汉。 战争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每一场小的战斗都有后面的大背景。 刘老庄战斗的背景是日军的扫荡，日军的扫荡是为了肃清自己后方的抗战势力，以便把更多的兵力调往前方。1943年的日军，多线开战，每条战线上都需要兵员补充。 石牌保卫战的背景是鄂西会战，鄂西会战的目的是阻止日军从水路进入战时陪都重庆。 从湖北进入重庆，一定要经过宜昌，从宜昌进入重庆，只有一条水路，这就是长江水路，就是经过石牌村的长江水路。 难道就没有陆路吗？ 有，陆路是一条在千沟万壑间盘旋蜿蜒的羊肠小道，这条小路只能一个人跟着一个人攀援行走，它的名字叫做川盐古道。 川盐古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只需一挺机枪，就能阻挡日本百万大军。 古人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所以，日军想从东边进入重庆，只能走长江水路。 从宜昌通往重庆万州的铁路，早在詹天佑所处的清末时代，就准备修建。可是，这条道路工程太过艰巨，投入资金巨大，而清政府又太过腐败，收了四川百姓的钱，却不修路了，便引发了保路运动。四川发生保路运动，武昌的清军赶去镇压，于是武昌空虚，武昌首义便应运而生，全国各地一起响应，清政府就垮台了。一条铁路推翻了一个王朝，这是谁也不会想到的。 宜昌到重庆万州的铁路，直到2010年才建成通车。这条铁路叫做宜万铁路。 宜昌到重庆万州的公路，直到2010年年末还没有建好，还没有通车。 在这里，无论修铁路还是修公路，都是当今世界上最艰巨的工程。 1943年春天，日军之所以选择这条千难万险的水路，实在是孤注一掷。 要进入战时陪都重庆，有四条路：第一条是从南面的云南进入，第二条是从北面的陕西进入，第三条是从西面的青藏高原进入，第四条是从东面的湖北进入。 陕西当时有黄河天堑，陕南有胡宗南的重兵把守，陕北有八路军的根据地，日军要想进入，就要付出惨重代价。而且，就算占领了陕西，还有秦岭需要翻越。而陕西通往四川和重庆的栈道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日军走这条路绝无胜算。青藏高原无人区，恶劣的气候条件比百万雄兵更恐怖，何况，要进入青藏高原，谈何容易。所以，日军要进入重庆，就选择了从南从东两条路。 南面是云南，这条路几乎被日军打通。 在石牌保卫战之前，曾经爆发了惠通桥之战。 抗战时期的中国军队装备异常简陋，补给异常困难，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中国在独立抗战。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意识到中国是和他站在同一个战壕里。中国军队拖住更多的日军，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负担就会变轻。 于是，财大气粗的美国大力援助中国战略物资，主要是枪炮子弹。 国和国之间从来都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可是，美国援助中国，通过什么途径援助？ 那时候，中国所有的出海口都被日军占领，美国只能将援华物资通过印度洋运至缅甸的仰光，中国修了一条滇缅公路，这些物资从缅甸的仰光运到云南。 中国的抗战形势得以缓解。 然而，日本盯上了这条生命线，他们要切断。 日本派出四个师团的兵力，很快就占领了缅甸，驻守在缅甸的英军不堪一击。为了打通这条生命线，中国派出了自己当时最好的机械化军队第五军，和税警总团改编而成的新三十八师，还有其他部队，一共十万人，组成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驱赶日军。这支部队以后诞生了正面战场五大主力中的三支：第五军、新一军、新六军。五大主力中的另外两支：十八军、七十四军，此刻在参加鄂西会战。中国远征军后来诞生了一大批将领：杜聿明、孙立人、戴安澜、郑洞国、廖耀湘、李鸿、潘裕昆…… 远征军初期进展异常顺利，连战连捷，可惜，异域作战，情报不畅，他们在与三个师团的日军浴血奋战时，另外一支日军迂回到了他们的侧翼，这支日军的番号是第五十六师团。 曾在卫立煌长官部工作过的远征军老兵张至文说，即使到了1943年，日军的作战能力仍然很强，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即使像二零零师这样的精锐部队，也才能与日军打一个平手。而普通的部队，六七个师也不一定能够对付日军的一个师团。二零零师，是中国当时机械化最高的部队，它的师长是抗日英雄戴安澜。 在缅甸战场上，日军一个师团大约15000到20000人，三个师团就是5万人左右。中国军队是10万人。10万人正面抗击5万人，连战连胜，战绩相当不错。 可是，形同鬼魅的五十六师团在远征军的背后猛插一刀，中国军队惨败。五十六师团来自于北九州，那里民风剽悍，好勇斗狠。 那时候，缅甸战场上还遍布缅奸。 狡猾的日本人一向重视宣传，他们在缅甸宣传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不是欧洲人的亚洲，要把欧洲人赶出去”。于是，缅奸们给日本人带路，为日本人送信。当远征军来到缅甸的时候，他们又说“中国人是想把英国人迎进来，把中国人赶出去”。于是缅奸们更为踊跃，他们向日本报告远征军的每一步动向，而对日军的动向却守口如瓶。 所以，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与其说是败在战术上，不如说是败在情报上，败在群众工作上。 远征军惨败，日军随后掩杀。远征军分成了两支，在美国受过西方教育的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带着自己的部队进入印度，几乎没有遭受什么损失。而更多的部队跟随受过中国“忠君爱国”传统教育的杜聿明穿越亘古无人的缅北野人山，一定要回到祖国。蚂蝗、饥饿、疾病、瘴气、野人……吞噬着每一个鲜活的生命，结果，五万将士被茫茫的丛林淹没，包括抗日时期最著名的战将戴安澜。 几十年后，云南省腾冲县有一些人，自费来到野人山收集远征军的遗物。在一个原始部落里，他们还看到了当地土人用远征军将士头盖骨做成的饮水器具，和用远征军军人肋骨雕刻的饰物。 日军一路追杀远征军，进入了云南，来到了惠通桥边。惠通桥，是架在怒江上的一座吊桥。 败兵和百姓乱纷纷地挤上了惠通桥，日军的先遣部队穿着便衣也混在百姓队伍中挤上了惠通桥。 惠通桥一失，日军就会从云南进入四川，进而攻占重庆，这是当时进入重庆的最简捷的一条路。 就在这时候，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一辆大卡车驶上惠通桥，要逆行过桥，守桥的宪兵不答应，车主不听指挥，宪兵抽打了车主两耳光，让他将车辆倒回去。车主在倒车时，与后面车辆发生碰撞，致使桥面堵塞。宪兵要求将卡车推到怒江里，车主又哭又闹。宪兵气愤不过，将车主拉到岸边，一通枪响，车主死了。 就是这一通乱枪改写了历史。身着便衣来到桥头的日军以为自己的行踪被发现了，从衣服里抽出枪支就打，宪兵们这才发现日军已经冲到了桥头，便点燃了导火索，引燃了预先埋好的炸药，一声巨响，惠通桥飞上天。 桥那边的日军看到惠通桥被炸，就划着皮筏子，或者跳进水中拼命凫水过来。刚好此时三十六师从后方赶过来，将渡过河岸的日军又赶进了怒江里，稳住了阵脚。此后，中日双方隔江而望，直到两年后远征军大反攻。 怒江，愤怒之河，成为阻挡日军北进的天堑。 北进不成，日军只能西征。 西征两条路，一条是长江水道，一条是川盐小道。 川盐小道其实就不是道路，它是几百年来盐夫们踩在崇山峻岭中留下的印痕。清代民国时期，重庆云阳县出产井盐，而鄂西没有食盐，要吃盐只能依赖川盐。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井盐就可以顺利地来到鄂西，然而，运盐的船只要课以极高的赋税。在过去，盐业是政府主要的财政收税项目，古代的盐运使都是油水丰厚的官职。百姓吃不起政府提供的食盐，怎么办？就吃私盐，没有上税的食盐，就叫私盐。专门从事私盐贩运的人，就叫私盐贩子。从古代到民国，贩私盐的人层出不穷，瓦岗寨的程咬金是贩私盐的，共和国元帅贺老总也是贩私盐的，两把菜刀闹革命，贺老总带着子侄们砍杀的，就是贪腐的盐税官。 想想看，这样一条穿行在崇山峻岭的，只供盐夫们行走的羊肠小道，又如何能够供千军万马和重炮坦克通行。 所以，走长江水道，是当时日军唯一的选择。 全面抗战直到现在，已经过了6个年头，日军仍然无法攻下重庆。 日本侵略中国，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用40年的时间准备，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强邻在侧，而我们那时候内战不休，内耗不断。 日本看到这种情形，叫嚣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就能占领中国。可是，日本千算万算，算经济实力，算军事实力，算国内形势，唯独没有算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华民族的性格是韧性十足，愈挫愈强，愈到民族危难时，愈能迸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当世界上所有古老民族都灭亡后，唯独中华民族还屹立不倒。 日本只看到了中国当时内战不断，军阀割据，没有看到当外辱强加于身时，中华民族便会空前团结。 日本失算了。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与蒋介石纷争多年、势同水火的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对外。一月后，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上各方主战主和，莫衷一是，刘湘慷慨陈词了两个小时，誓词道：“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带病亲征。幕僚劝他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此后，川军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再以后，四川每年都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而抗战8年中，四川共提供了300万人充实前线部队。 1938年1月，刘湘在抗日前线病发身亡。死前他激勉川军将士，“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在鄂西会战，日军同样没有想到，这些饥寒交迫、连饭都吃不饱的士兵，为什么会有这样高昂的斗志。 关于鄂西会战，能够找到的资料很少，如果不是2010年鄂西的一场大雨，人们永远也无法想象当时的将士是在一种怎样严酷的环境中作战的。 也许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天意，一场大雨解开了鄂西会战的谜底，让人们认识了这些英烈们。 第一次入缅作战，远征军征战失利，中国陷入了异常孤立的局面。抗战老兵张至文说，那时候日军在缅甸抢走了美军所有的援华物质，中国军队处境非常不好。没有美援战略物资，战士们只能饿着肚子拿着空枪与日军拼杀。 中国通往外界的出海口早在几年前就被日军占领，现在唯一的一条抗战生命线也被切断，陆路、海路，都无法走通，而中国的空军已经消耗殆尽。现在，强敌环峙，孤立无援，中华民族随时就会覆灭。生活在现在的人们，谁能想到自己的民族当时面临的灭顶之灾？ 蒋纬国说，那段日子里，父亲蒋介石情绪最低落，他常常夜晚一个人在浴室里长啸。此前和此后，父亲蒋介石都没有过这种情况。 浴室之外，蒋介石内心再焦虑，也要故作坚强；而只有在浴室里独自面对时，蒋介石才露出自己心中的脆弱。 滇缅公路被截断，中国战场陷入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岁月。这种艰苦甚至持续到了远征军大反攻取得胜利的1945年。 那时候，在中国战场的侵华日军100多万，装备精良，在太平洋战场上与美军作战的日军也高达100多万，同样装备精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与日军胶着厮杀，难分难解，如果日本再将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投入太平洋战场，美军必败无疑。 所以，美国决定再次援助中国。 雷锋说，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史迪威将军曾经说过，如果中国军队拥有和日军同等的装备，只需三个月，中国军队就能将日军赶出中国。中国军队的士兵素质非常好，吃苦耐劳，极具韧性，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只是武器太落后了。 当日军武装到牙齿的时候，中国有很多士兵还手持大刀长矛上阵作战。过去很多黑白电影中的战争场面都不是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 美国怎么援助中国？ 这就是后来的“驼峰航线”。 一直到今天，“驼峰航线”仍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悲壮的航线。然而，为了绝境中求得生存，也只能选择这条途径。 “驼峰航线”从印度的阿萨姆邦开始，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进入中国的云贵高原和四川省，全长将近1000公里。这一路上，飞机需要穿越高山雪峰、峡谷冰川、热带丛林、寒带原始森林，以及日军占领区，航程艰险无比；加之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因为山峰太过高耸，飞机只能在驼峰一样的山谷间寻隙航行，所以这条航线就叫做“驼峰航线”。 第四章 三千尸骨背后的凄惨故事 二战史专家戈叔亚说，驼峰航线每天都有上百架飞机在运输战略物资，而每天坠毁的飞机就有两三架。这条航线运营了将近三年，算算中美双方会有多少优秀飞行员被掩埋在亘古无人的雪山之间？ 然而，依靠航运，是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抗战时期的物质需求的。 在1943年的鄂西会战中，有无数的中国伤病人员因为没有食物和医药而只能等死。 石牌村的冯雪秀说，日军轰炸过后，粮仓起火了，大米都被烧焦了，国民党军队没有吃的，就把烧焦的大米熬成粥，放点盐，搅拌了吃。 驻扎在石牌村的是国民党军队十八军十一师师部。十八军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赖以起家的部队，是嫡系中的嫡系，是国民党军队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十八军十一师都如此艰苦，其他的部队便可想而知。 驻扎在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的第七十五军预四师不是嫡系，他们的境况比十八军更惨。 南边村距离石牌村有30多公里，第七十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参加鄂西会战的军队。 如果不是2010年的那场大雨，预四师的故事会永远掩埋在民间，在时间的推移中渐渐消亡，此后，再也不会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支艰苦卓绝的军队。 苍天有眼，就在2010年夏季，正在修建的宜万公路旁边，一场大雨，冲出了3000具尸骨。鄂西会战中的第七十五军预四师的悲壮故事才被人们得知。 预四师5000人，现在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师长傅正模等少数几个人的姓名，其余的5000将士，已经融入了尘土中，他们像尘土一样默默无闻，不为后世的我们所知。 鄂西会战中，几十万浴血奋战的抗战将士们，又有几个人留下了姓名？现在，十一师和预四师走进了人们的视线，而其余部队壮怀激烈的故事依然掩藏在民间，像风中之沙一样，在消逝的岁月中渐渐飘散。 也许，永远不会再被人提起。 易升泉是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一个普通的农民。鄂西会战的时候，他家是财主，金鱼坪村周边几百亩土地都是他们家的。他家的大宅院做了预四师的野战医院。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亲眼看到了当初抗战士兵的惨状，易顺仓已经去世十多年，但是他向儿子易升泉多次讲起了那时候战场的情景。 金鱼坪村上了年纪的村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情景，他们看到预四师师长傅正模每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都牵着马，马上坐着或者趴着一名伤兵，有时候是两个伤兵。警卫员跟在后面。等到傅正模回去的时候，马鞍上又坐着伤愈归队的老兵。傅正模虽然有一匹战马，可是村子里的人都没有看见他坐过，有人好奇地问他，作为师长，你咋能把马让给士兵乘坐？他说：“我师虽有5000人，但没有一个是多余的。” 村子里的人说，傅正模是一个很和气的人，一点也没有将军的架子。 村子里的人还说，傅正模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有一次他们站在山坡上，看到傅正模离开的时候，边走边擦眼泪。 但是，善良的傅正模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易顺仓曾经给儿子易升泉讲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傅正模在来战地医院的路上，突然看到前面有两个人，一见到他们撒腿就跑。傅正模让警卫员追上了这两个人，从他们背上的口袋里搜出了鸦片。傅正模非常气愤地说：“国家危难至此，你们竟敢贩卖鸦片，枪毙了。”两声枪响，这两个鸦片贩子被打死了。 金鱼坪村村民易强的父亲刘邦瑞曾经是预四师的士兵，战争结束后，他入赘到了金鱼坪村。易强听父亲刘邦瑞说过，遇到战情危急，师长傅正模就挥枪冲在前面，军心大振。 鄂西会战尚未结束，傅正模就被提升为副军长。后来，他一直留在大陆，于1968年去世。 傅正模的儿子叫傅乐平，解放后一直在台湾。改革开放后，两岸可以互相往来，傅乐平来到了金鱼坪村，在当初野战医院外的乱坟堆边站立了很久，流着眼泪。 傅乐平那次来的时候，在易升泉家住了一个夜晚。 那时候，易升泉的奶奶还在，奶奶是预四师伤兵野战医院的见证人。奶奶说，当时中国军队死的人太多了，都来不及仔细掩埋。每天早晨，几个村民就拉着架子车，从野战医院里往外拉死尸，拉到村外山脚下的大坑里。铺一层死尸，洒一层土，再铺一层死尸，再洒一层土。就在村民们抬着死尸准备丢进大坑的时候，有的伤兵突然醒了，发出一声呻吟，或者眼睛睁开了，村民们又把他拉回野战医院。然而，第二天这个伤兵又死了，再拉过来掩埋。 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奶奶说，主要是没有食物，也没有医药，有的饿死，有的病死。 现在，奶奶已经离去多年了。 有时候，随同傅正模来到野战医院的还有一个副官，易升泉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可能是忘记了他的名字，现在只知道他姓温，那时候的人们都叫他温副官。 温副官第一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野战医院的医生没法治愈，很多人都认为温副官没救了。易升泉的姑父说，让他试试。易升泉的姑父名叫周仁丰，是当地有名的中医。结果，周仁丰用土方子治好了温副官的病。温副官非常感激。 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鄂西会战的时候，在师范学校上学，他和比自己大几岁的温副官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常常谈论到天亮，谈论历史，臧否人物，指点江山，述说志向。易顺仓去了师范学校后，他们还有书信来往。后来，易顺仓一直保存着温副官写给他的信。易升泉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易顺仓还拿出温副官写给他的信，念给儿子听。易升泉说，那些信都是用毛笔写在黄纸上，有一封信引用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易升泉听不懂，父亲一句一句地解释给他听。父亲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眼泪流了下来。那时候的父亲易顺仓有40多岁，“40多岁的人念起书信还在哭啊。”易升泉感慨地说。 温副官来到野战医院的时间，刚好与冯雪秀所说的日军轰炸石牌村的时间重合。这段时间，就是鄂西会战的时间。 鄂西会战结束后，预四师要开拔，温副官和易顺仓难分难舍，他们说了一夜话，第二天天亮，温副官离开了。临走前，他送给易顺仓一个笔筒，一双象牙筷子，还有一件日本军官的大衣。 这一走，温副官再也没有了消息。 易升泉推断说，温副官可能是以后牺牲在战场上，要不然，他一定会回来看望父亲易顺仓，还有他的救命恩人周仁丰。温副官是一个极重情义的人。 父亲易顺仓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宜昌市夷陵区的中小学任教，退休的时候是初中语文老师，已于十多年前去世了。 易升泉清楚地记得父亲说过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次，温副官来到他们家，偷偷问易顺仓：“家里还有没有吃的？”易顺仓问：“有啊，怎么了？”温副官说：“我一个老乡，在野战医院里，野战医院没有吃的，他快要饿死了。”易顺仓从厨房里拿了两个面饼，跟着温副官跑进了野战医院。野战医院里一间房屋的地上躺满了人，一个个面黄肌瘦，伤痕累累。温副官的老乡躺在最外面，等着被收尸的人拉走。温副官把面饼撕成长条，塞进老乡的嘴里，可惜老乡已经饿得没有任何力气，嘴巴不会动了，没有力气咀嚼了。温副官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很快地，温副官的这个老乡就死了。 那时候，预四师的将士们，在前线与日军殊死拼杀，只有受了重伤才会被抬到后方的野战医院。然而，野战医院缺少食物，又缺少医药，等待他们的还是死亡。 2010年的一场大雨冲出了预四师的3000具尸骨，世人震惊。易升泉说，当时掩埋的尸骨远远超过3000具。解放初期，村里的放羊人上山放羊，就踩着这些尸骨攀爬，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抗战将士的尸骨，但是从来就没有人收殓，任阳光暴晒，风雨浸淋。 鄂西会战非常惨烈。 参加过鄂西会战的预四师老兵刘邦瑞曾经给儿子易强讲过，距离野战医院30公里有一座山叫珠宝山，预四师的一个连曾经在那里打过一仗，面对四百多名日军和日军的重机枪、小钢炮，死战不退。当时，刘邦瑞所在的那个连仅有140人，仅有一挺轻机枪，其余的都是汉阳造，很多枪支因为使用时间长，膛线都磨平了。日军攻击很猛，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三八大盖上的刺刀长长的，亮光闪闪。日军的炮弹从头顶上飞过去，落在后面，掀起的气浪把帽子都吹掉了。他们的轻机枪压不住日军的重机枪，重机枪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刚才还在打枪的战士，突然没有了动静，刘邦瑞一看，战士的脸上都是血。连长挥舞着驳壳枪嘶声叫喊着：“人在阵地在，杀一个够本，打狗日的。” 尽管中国军人非常英勇，然而，寡不敌众，加上武器低劣，日军最后攻上了山头。中国军人的子弹打光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后退半步。刘邦瑞看到日军越来越近，就跳进一个坑沟里，拉过身边的几具死尸，盖在自己身上，盖了好几层。日军来到了坑沟边，用刺刀捅着一具具死尸。刘邦瑞听到几米远的地方，传来了呻吟声，接着是刺刀捅进肉体的声音，呻吟声没有了。 刘邦瑞在坑沟里等了很久，等到外面没有了动静，他才搬开盖在身上的死尸，抹掉脸上的血迹。刘邦瑞站起来，看到漫山遍野的死尸，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会儿，山顶上又出现了六个人，手无寸铁，他们和刘邦瑞一样，是这场战斗的幸存者。 140人，现在只剩下了7个人。 天黑后，这7个人捡起空枪，下山寻找大部队。 后来，刘邦瑞所在的部队，又与日军开战。 战斗中，一颗子弹飞过来，刘邦瑞的腿部受伤了，他仍在坚持战斗，爬在地上，看到日军走近了，就射击。 这场战斗，中国军队打赢了，残余的日军逃下山去。 打扫战场的时候，营长看到刘邦瑞腿部负伤，爬不起来，就安排两个士兵，将刘邦瑞背到了野战医院所在的金鱼坪村。刘邦瑞在养伤期间，一直打听前线的情况，后来听说，这个营长牺牲在战场上。 鄂西会战结束后，刘邦瑞的腿伤还没有好，无法跟着部队开拔，只好在金鱼坪村继续养伤。后来，他与部队失去联系，就入赘在了这座村庄。 易升泉的二爷名叫易子培，是当地民团的首领。 由于预四师伤亡很大，当地的民团士兵就转入了预四师。 易子培说，预四师是湘军部队，刚刚开来的时候，从师长傅正模到普通士兵，都是湖南人。后来伤亡太大，不断补充，就有了全国各地的人。 湘军强悍，世人皆知。湘西一带，更是民风剽悍。清朝的时候，有一句俗语说“无湘不成军”，过去人认为吃盐长精神，添力气。所以，清政府很长时间里，不给湘西提供食盐。清政府担心湘西人造反。 预四师开拔前夕，傅正模最后一次来到了金鱼坪村，他在埋葬了3000多具尸骨的山下立了一块石碑，村中有文化的人看到碑文，才知道师长的名字叫傅正模。碑文就是傅正模写的，石碑上还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名字。鄂西会战，交战双方是第六战区和日军第十一军。日本军队的军和中国军队的军，不是同级编制。日本军队的军可以有多个师团，而一个师团的人数，大约相当于中国军队一个军。 傅正模在石碑前站立了很久，一直到黄昏，待他转过身来，人们看到他满脸都是泪水。 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都忘记了碑文的内容，只记得其中有一句话：“不朽殊勋，光照千秋。” 除了这块石碑，在这场战役中牺牲了的预四师排长以上的军官，每人都有一块石碑。石碑从山下排列到山顶上，密密麻麻。 这些石碑中，就有那位营长的石碑。此后，每年清明节和春节，刘邦瑞都会来到营长的墓碑前，点燃纸钱，枯坐良久。 解放后，有人要盖房屋，就盯上了这些石碑，也有人把石碑拉到家中垒猪圈，还有人用石碑铺路，现在，山上没有一块石碑了。 而那块上面刻着陈诚名字和傅正模撰写祭文的石碑，因为太过巨大，无法搬走，就被人砸毁了。 改革开放后，有很多人来到这里，是这些烈士的亲人。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曾经有一个同学，名叫杨印池，先在民团里，后来进了预四师，离开的时候，他是排长。后来，大陆解放，他去了台湾。两岸能够走通后，杨印池来到了金鱼池村，了解抗战烈士们的情况。离开的时候，他哭成了泪人。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姓刘的人，据说是民航三局机关主任（这个单位和称呼不知道是不是确切，为易升泉提供），也来到了这里，鄂西会战的时候，他的两个舅舅都牺牲在这里，都在预四师担任官职。刘主任在这里找了好多天，终于找到了一个舅舅的墓碑，上面的名字是钟有煌；另外一个舅舅的墓碑没有找到。 第五章 被遗忘的厂窖惨案 蒋百里，这是当年很有名的一个名字……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军作战的路线，全部在他的掌握和预料之中。而他，已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蒋百里先在日本军校学习，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拿走了日本天皇的佩剑，让同期的日本同学捶胸顿足。后来，蒋百里又留学德国，专门研究德国军事，把西方先进的军事思想介绍到中国来。 后人称道蒋百里，是因为他提出了很多新颖的军事观点，他的变南北抗战为东西抗战理论更是令后人叹为观止。 当时，日军占领东北，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南下。蒋百里向国防部建议，一定要迫使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这样就能够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 后来，中日之间的作战路线，果然就走这条路。 然而，这也是一招险棋。所以，蒋百里又告诫蒋介石，一定要警惕日本模仿800年前蒙古铁骑灭南宋的线路，即从山西打过潼关，翻越秦岭，先占领汉中，再攻取四川与湖北。如果日军走这条路线，亡国必矣。 那时候，中国军队最有威力的武器叫做“三十二倍十五榴”，这些来自德国的超级大炮也被部署在黄河西岸的潼关，用来对付东岸的日军。据说，这种超级大炮，射程高达20公里，一颗弹头就重达50公斤。 而潼关，自古都是重要关口。卡住潼关，就能够防止日军进入陕西，继而重蹈当年蒙古灭宋的覆辙。 1943年夏天，日军按照蒋百里当初的设想在进攻，沿着长江溯流而上，步步受挫。日军旨在打通宜昌、直逼重庆的计划一再受挫，于是进行疯狂的军事报复。 距离宜昌300多公里外的湖南南县，七十三军一万余人在转战常德的途中，与日军发生了遭遇战。七十三军属于湘军序列，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至今，在长沙的岳麓山上，还有七十三军死难将士纪念碑。然而，此时，在开阔地上，在水田河网间，七十三军面对强敌，只能且战且走，随同一起撤退的还有两万多名百姓，日军天上飞机，地面军队，洞庭湖面上还有舰艇，行动迅疾，兵力雄厚，将七十三军和老百姓包围在南县厂窖镇。于是，厂窖惨案开始了。 厂窖惨案，日军三天屠杀三万人，创下二战史上单天屠杀的最高纪录。可惜，这笔血债现在已经被人遗忘了。 厂窖镇位于洞庭湖的一个半岛上，长十几公里，宽四五公里，三面临水，只有一条道路与外界相通。七十三军与百姓被逼入这座半岛，就是面临死地。 日军在飞机轰炸和舰炮轰炸后，陆军开始登上了这座半岛。 郭鹿平是那场惨案的幸存者，至今回忆起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老人还充满悲愤，全身颤抖。郭鹿平家在街上开有一家药店，大屠杀发生前，看到难民成群结队地从门前经过，郭父意识到要发生大事，把家中的女眷和弟弟送到益阳避难，父子两人看守着药店。 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炮弹也在街面上爆炸，父子二人为了安全，就跟随着逃难的人来到了一户姓李的人家。那户李姓人家是个大户，有高大的院墙，他们幻想着高墙深院能够阻挡鬼子的进攻。当时，院子里躲藏了100多人。 这一天是1943年5月9日，老人记忆非常深刻。清晨，日军荷枪实弹，砸开了李家大院的院门，端着刺刀，逼迫他们来到附近学校的操场里，操场里还有很多人。日军将他们每个人的右手绑在一起，然后要求他们都靠墙站着。大家惊慌不安，不知道日军要干什么。郭鹿平还在想着，是不是日军要抓大家去做苦力？突然，站在第一排的一个人大喊了一声：“鬼子杀人了！”郭鹿平循声望去，看到呼喊的是村中一个姓曹的木匠，日军的刺刀捅在了曹木匠的胸脯上，曹木匠没有喊出第二声，就软软地倒下了。 接着，站在郭鹿平面前的日军也动手了，他一刀捅在了郭鹿平的肚子上，刺穿了，郭鹿平仰面倒了下去，愤怒地望着鬼子。后面走来了另一个鬼子，在他的前胸处一连刺了七八刀，每刺一刀，鲜血就溅了出来。郭鹿平昏了过去。 下午，郭鹿平醒过来了，看到日军离开了，操场上躺满了尸体，死尸堆里间或还有哭声，那是和他一样死里逃生的人。郭鹿平想爬起来，浑身的伤口火辣辣地疼痛，他又昏死了过去。 郭鹿平再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半夜，四周一片静寂，惨白的月光照着横七竖八躺倒的一望无际的死尸，空气中飘散着血腥味。郭鹿平解开手上的绳子，爬向身边的麦田。那时候的麦子已经有半米高了。 郭鹿平在麦田里躲避了两天两夜，饿了，就吃地上的青草和青苗。第三天，他被清理死尸的人发现了。人们看着遍体鳞伤的郭鹿平，感到17岁的他能活下来，实在是一个奇迹。 厂窖惨案三天死难三万同胞，目前未有一人获得日本赔偿，甚至连日本的一声道歉也没有。 这段惨痛的历史，就这样悄然消失。 在厂窖惨案中，因为七十三军面临绝境，被日军疯狂赶杀，余部转战到了常德一带，退出了鄂西会战。 多年后，从日军的揭秘档案中，人们得知，当时日军制造惨绝人寰的厂窖惨案的目的，就是为了挫败中国将士的斗志。日军想尽快占领重庆，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尽快结束中国战场战事，以便让更多的军队开赴太平洋战场。那时候，太平洋战场激战正酣，武器装备更为优越的美军正与日军逐岛争夺。 然而，中国军队依靠着山形地势，用简陋的武器，与日军殊死抗争，至死不降。 鄂西会战中，与第六战区战斗序列对垒的是日军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 横山勇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从时间上来算，应该是蒋百里的师弟，横山勇求学期间，与日军侵略战略的理论家石原莞尔、日军总参谋长饭村穰齐名，当时，他们三人被称为“三羽鸟”。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蒋百里才是日本士官学校里最有名的毕业生，这一点在中国和日本两国都达成了共识。 日本是一个岛国，明治维新后，积极扩军备战，要拓宽疆域，首先依靠海军，所以日本的海军要强于陆军。因为日本很早以前就提出“欲征服中国，先征服满洲”，所以，驻扎在满洲的关东军是日本陆军的精华，而关东军的整体能力又强于海军。 日本对华战争全面打响后，横山勇来到了东北，任日军第一师团师团长。第一师团是日军最早的六个师团之一。这六个师团和以后的近卫师团，统称为日本第一等师团。横山勇能够担任第一师团师团长，可见天皇对他的重视。 全面抗战开始后，横山勇一直在东北养精蓄锐，防备苏联攻击东北。自从诺门坎战役后，日本才意识到了北极熊的厉害，尽管经过了严酷的肃反，但是苏军的整体实力仍然超过日军，装备和武器更不能同日而语，蜷伏东北的日军只能从攻势转为守势。 就在鄂西会战开始前，横山勇才从东北来到武汉，从第四军司令官的位置，挪到了第十一军司令官。原来的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中将死了，死得极为窝囊。 冢田攻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比横山勇早两届。日本人的姓氏，很多都以居住地的特点为姓氏，想来横山勇家的门口横着一座山，而冢田攻家的门口则建了一座坟墓吧。 冢田攻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南京保卫战的时候，冢田攻是攻占南京的直接指挥者，亲自起草了《攻占南京城纲要》，又亲自下令“血洗南京”，还一手策划了遗臭万年的“慰安妇制度”。这是一个从头到脚都坏透了的老鬼子。 冢田攻是在鄂西会战前的半年时间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的，此前第十一军的司令官是阿南惟几。日军第十一军下辖6个师团，各种人员加起来，有23万人，是当时在华中地区最强悍的部队。 鄂西会战开展前夕，冢田攻坐着专机去南京开会。在返回武汉的途中，他的专机遭到藏在深山中的桂系高射炮连的射击，一炮就击中了座机，冢田攻“壮烈殉职”。 就在冢田攻的飞机被击落的同时，日军的任命书也下达到了武汉，冢田攻被任命为大将。所以，冢田攻之死，诞生了一个纪录，他成了被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击毙的级别最高的将领。而日军死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级别最高的将领，则是山本五十六大将，日本海军总司令，他也是坐在专机上被美军炮弹击落的。 日军死在中国战场上的倒霉将军，还有好几个：饭冢国五郎、酒井直次、楠木实隆…… 饭冢国五郎，他家门口还是有一座坟墓，他死在自己那个亮光闪闪的钢盔上，饭冢国五郎当时戴着优质钢盔舞着战刀让日本记者拍照，突然被中国哨兵发现后，一枪毙命。可见，日本人名字中带个“冢”字的，都没有好下场，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酒井直次死在地雷上，工兵都顺利过去了，没有什么事，偏偏他骑着马过去的时候，就一蹄子踩在铁西瓜上。 前几个还没有什么，毕竟是死在战场上，楠木实隆最倒霉了，他死在检阅部队的路上，是被马夫三枪打死的，三枪都是面对面打在胸脯上，想救都没法救了。 抗战时期，日本有百名将军死在中国战场上，他们死得各有特色，千姿百态，让人拍案叫绝。 冢田攻死了，横山勇急急上任，他改东北的战略防御为武汉的战略进攻。 横山勇是一个战术素养很高的日本将军。 横山勇接手十一军后，仔细研究华中战区，认为常德是一个战略要地，宜昌也是战略要地。此两地的重要性胜过长沙和武汉，于是向大本营建议发动鄂西会战。 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我之所以要详细写到横山勇，因为接下来异常惨烈的常德保卫战和衡阳保卫战，同样都拜此人所赐。 1943年夏天，中日双方的一场大决战打响了。日军在攻，中国军队在守。 中国军队从宜昌到石牌之间铺开，阻挡十万精锐日军。几十公里长，几十公里宽的崇山峻岭间，枪弹横飞，杀声震天，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流都在反复争夺。鲜血染红了河水，也染红了山岩。 抗战老兵周家华说，当时，三十军奉命坚守宜昌外围，他所在的部队赶往前线的路上，凡是看到的村庄，都被日本鬼子烧光了，没有一家房屋是完好的，路过一条山谷，山谷里堆满了死尸，有抗日将士的，也有老百姓的，战士们都是向前冲锋的时候倒下去的，伤口也都在胸前，可见没有一个逃兵，全部战死了。山谷间空气很污浊，有一种腐臭的气味。当时，他们想将这些抗战将士掩埋了，可惜没有时间。战事紧急，他们踩着这些烈士的尸骨赶往前线。 当时，三十军的军长是池峰城。池峰城被人熟知，是在台儿庄战役中。在那场杂牌部队大胜的战役中，池峰城是师长，隶属于西北军，坚守运河，部队伤亡极大，几乎弹尽粮绝，池峰城向集团军司令孙连仲请求：“给西北军留点种子吧。”孙连仲是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在过去军阀混战中，军阀都是保存实力，见机行事。而这次，孙连仲斩钉截铁，“士兵打光了，你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谁敢退过运河，杀无赦。”贵为集团军司令的孙连仲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夜晚，池峰城组织敢死队五十七人，每人一把大刀，一把驳壳枪，戴日军钢盔，穿日军军服，腰间挂满手榴弹，突袭敌营，终于把日本人击退了。天亮，敢死队归队，只剩13人。 九十四军一二一师抗战老兵熊胜华说，当时的战役非常惨烈，每个士兵上战场前，先写好灵牌，交代战友，如果有谁活着回来，就逢年过节给自己烧张纸钱。有些会写字的战士，还写家信，信中慷慨激昂，视死如归。那时候上战场，大家都没有想着能活着回来。 熊胜华所在的部队驻扎在一个名叫王家大包的山上，山下是一条溪水，溪水另一边的山上驻扎着日军，中日两军隔溪而望。有时候，国民党军队会趁着夜色朦胧，偷偷涉过溪水，爬到敌人营地的附近去抓哨兵。还有一次，他们故意引诱敌军夜晚来袭，骗日军陷入包围圈，一举消灭日军100多人。 一二一师师长戴之奇这时候已崭露头角。几年后，他在蒋介石寄予厚望的青年军中担任二零一师师长，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战败自杀。 1943年5月22日，蒋介石发电给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石牌天堑，应派一师防守。” 陈诚把自己最精锐的部队十一师和自己的爱将胡琏派在石牌防守。 石牌狭窄逼仄，无法摆放更多的人马。 5月26日，在宜昌及周边地区激战正酣时，蒋介石再次发来电令，要胡琏等诸将“英勇杀敌，坚守石牌”。 胡琏带着人马，依托江防要塞，严阵以待。前方，江风猎猎，枪炮声声，石牌保卫战即将打响。 石牌峨峨，江水汤汤。 士兵们在写信，驻守石牌要塞的十八军十一师师长胡琏也在写信。士兵们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胡琏也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第六章 每座山峰、每道河谷都在厮杀 蒋介石心系石牌，因为石牌危在旦夕。 日军陆路水路一齐开进，兵锋直指石牌。当时，日军第十一军司令横山勇进驻宜昌，中国军队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从云南回来，坐镇恩施，此前，他在云南训练新军，准备反攻滇西缅甸。从宜昌到恩施，两地相距200公里，装甲车开足马力，只需三个小时就到了。中日双方几十万精锐就在这200公里的距离上，捉对厮杀。 就在蒋介石给陈诚发电的前一天，5月21日，渔洋关激战竟日，危如累卵。渔洋关隶属于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山峰陡峭，以出产茶叶而闻名。渔洋关是石牌的重要关口，占领了渔洋关，即可取道长阳，逼近石牌。 防守渔洋关的，是戴之奇的一二一师，这个师的士兵几乎都是新兵，是为了防守鄂西才临时招募而来。渔洋关的工事也极为简陋，很多工事在日军进攻时，还没有修建完毕。日军小钢炮只需一发炮弹，就会将泥土筑成的工事炸毁。抗战老兵熊胜华就在这个师里。 一二一师属于杂牌军中的黔军，在大型电视连续剧《长征》中，有一句台词说的是黔军，“黔军人手两支枪，一杆步枪，一杆烟枪。”这样靠吸鸦片提神的部队，其战斗力可想而知。然而，在鄂西会战中，一二一师的表现让世人震撼。 围攻渔洋关的，有两路日军，一路是十三师团的2000人，一路是三十九师团的4000人。而一二一师，不仅武器低劣，而且人数也不如日军。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与日军激战竟日，日军几十次冲锋，都被打退。天黑后，一二一师终因寡不敌众，撤离阵地。其中三六三团几乎伤亡殆尽。 参加这次战斗的很多战士都是第一次上战场。就在一个月前，他们还是手持？头的农民，而现在为了中华民族免于灭亡，丢下熟悉的？头，操起陌生的枪支。很多人刚刚学会了使用枪支，就要上阵杀敌，而敌人，则是训练精熟、杀人如麻的嗜血狂，这群嗜血狂从东北一路打到了华中，一个个都变成了冷酷的战争机器。日本文化尽管脱胎于中国，但是日本文化中从来就没有中国文化中的“仁”，大和民族崇尚的是勇猛和狡诈，所以日本人从来只会崇拜强者，而不会同情弱者。在日本，对人怀有怜悯之心，会被认为是耻辱。这样，我们就能理解日本种种匪夷所思的行为。二战时，他们被美军打得头破血流，两颗原子弹让几十万平民的生命化为云烟，但是战后，日本是对美国最为言听计从的国家。二战期间，日本女子争先恐后做慰安妇，她们认为这是效忠天皇。 抗战老兵冉宏图当初也是一二一师的士兵，他在参加鄂西会战前，给地主家打短工，仅有15岁。那次，村外的道路上过部队，他跑去看稀奇，被抓了壮丁。当时，他因为害怕而哭泣，年老的父亲从村子里走出来大声呵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兵打鬼子，哭什么！”冉宏图擦干眼泪，就这样成了一名士兵。 冉宏图说，他所在的部队是一二一师三六二团，当时的战斗异常惨烈，有一次，师部驻扎在三斗坪，日军侦察到了师部所在地，就疯狂扑向三斗坪，三六一团为了防守师部所在地，仅仅半天，该团就牺牲了2000多人。 一二一师因为在鄂西会战中作战顽强，受到陈诚奖赏。后来，杂牌军的一二一师师长戴之奇晋升为十八军副军长。十八军，那是嫡系中的嫡系，王牌中的王牌，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赖以起家的部队。 日军占领了渔洋关后，只留下一个大队防守，其余的日军北上进犯石牌。日军的陆军编制为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师团为基本单位。一个完整的大队1100人。 冉宏图说，日军为了彻底摧毁中国人的抗战意志，所到之处，烧光、杀光、抢光，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他亲眼看到有一个女子，全身赤裸躺在地上，下身插着一根木棍。当地武装和农民，拿着猎枪和捡拾的枪支，埋伏在丛林里伏击掉队的日军。那时候，鄂西的山谷丛林中，全民皆兵。 鄂西会战中，中国军队将士的斗志不可谓不旺盛，作风不可谓不顽强，地势不可谓不险要，可是，在总体人数占优势的情况下，依然无法阻挡日军的进攻，只能步步后退，因为武器太过低劣。 反观日军，他们天空中有飞机大炮，江面上有舰艇巨炮，地面上有坦克重炮，尽管他们地势上处于劣势，依然能够步步紧逼，因为他们的装备太精良了，武器太先进了。 交战双方的武器根本就不能等量齐观。 这是第一次远征军失败，滇缅公路被截断之后，中国远征军组织第二次远征大反攻之前，这段时间是中华民族最为艰苦的日子。中国仅有的武器装备是依靠“驼峰航线”，穿越飓风肆虐的喜马拉雅山，从遥远的印度空运而来。中国的几百万军队，依靠空运来解决战略物资，无异于杯水车薪。 在不久后的常德保卫战和衡阳保卫战中，中国军队照样打得极为顽强，弹尽粮绝而至死不降。 值得一提的是，在鄂西保卫战中，当日军进犯至渔洋关一带时，为了配合正面战场，活跃在敌后的新四军也来“帮场子”，他们趁日军后方空虚，主动出击，开辟了襄南根据地，牵制了部分日军。 由荆州市委市政府主办的《荆州纵横》杂志上，有一篇关于襄南根据地的介绍文章，文章这样写道： 同年（1943）五月，日寇再犯湘北鄂西，襄南地区日军兵力空虚，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首长抓住有利战机，命令新四军五师十五旅旅长吴林焕、政治委员方正平率十五旅全部渡过襄河，进入襄南，并成立中共襄河地委襄南代表团，方正平任书记，统一领导襄南地区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6月初，新四军五师十五旅发动熊口、新观两次战斗，歼灭伪军朱炳坤部，拔掉了新四军挺进洪湖地区的钉子，在江陵、潜江建立了较稳定的抗日民主根据地。7月，从西北向洪湖挺进的新四军五师十五旅四十五团相继攻克监利新沟嘴、周老嘴，歼灭大量日伪军，并和从东路渡过襄河的新四军襄南（汉沔）挺进支队会合，歼灭驻洪湖珂理湾的伪军，粉碎日军对新四军的“扫荡”，开辟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自此，襄南大部分地区为新四军控制。 鄂西会战中，日军的战斗意志也同样顽强。冉宏图说，当时在战场上，日军的飞机从头顶上飞过，鬼子从山谷中冲锋，守卫山峰的战士们只看地面，顾不得看天上。有一架飞机被高射炮打中了，冒着黑烟撞在了对面的山峰上。山谷中的鬼子受到两面夹击，面临绝境，就把军旗烧毁了，集体自杀。 鄂西会战中，整团整营中国军人壮烈殉国的战斗非常多，他们忠勇的故事流传在那些现在已经落光了牙齿的嘴巴里。再过几年，这些故事将会陪伴着他们被深埋在土层里，后世的人们只能依靠想象来回望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全民抗战。 当地的老人说，在一个叫木樨桥的地方，有中国军队一个营与鬼子接战，枪炮声响了一夜，天亮后，没有一个人从山上走下来，全部牺牲了。有一个地方叫馒头嘴，这里曾经经历了一场大战，日军3000多人进入了中国军队的伏击圈，一直到了100米以内，中国军人才突然出击，打得鬼子晕头转向。而且，那一天天还下着大雨，中国军人穿着草鞋，行动方便；鬼子穿着皮鞋，行走笨重。鬼子向两边的高坡攀爬，没有爬两步，就会摔跟头，成为中国军人的活靶子。大雨过后，空中飞来几架飞机，鬼子的伞兵跳下来，漫天都是降落伞，像礼花一样。一部分中国军人射杀山谷中的鬼子，一部分中国军人射杀这些空中的伞兵。这一仗，日军死亡了2000多人。日军有战场上焚烧死尸的习惯。2000多具日军尸体，光焚烧后的骨灰，就有三米多厚。日军来不及将这些骨灰全部带走，就仓皇逃遁。 抗击这股鬼子的是第五师，属于是杂牌军中的赣军，师长刘云瀚，作风强悍，此战过后，刘云瀚深得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器重，将他调入自己的十八军，后来，胡琏担任十八军军长，刘云瀚继胡琏之位，担任十一师师长。 然而，局部的胜利仍然不能抵挡日军如潮的攻势，1943年5月下旬，日军还是一步步抵近了石牌。 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张牌：天堑石牌。 这张牌在十一师师长胡琏的手中。 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胡琏。胡琏会如何出牌？ 第七章 胡琏祭天盟誓 1943年5月27日，这一天永远定格在了石牌村村民冯学佑的记忆中，记忆中的这天霞光满天，风和日丽。 这天早晨，已经预感到大战即将爆发的第十一师师长胡琏起得很早，走出军营，面向东方，在晨曦中一连写了五封诀别信，连同遗物一起，托人转交给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家属。 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两封信件，一封是给父亲的，一封是给妻子的。 他写给父亲的信是这样的： “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唯儿于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敬叩金安。” 胡琏在石牌的猎猎江风中写这封信，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成功或者成仁，再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孤军奋战，已无别人可以依靠。在他之前，各支部队已经竭尽全力，仍然没有阻挡住日军疯狂而残暴的脚步，而他，则是最后一关。日军要占领石牌，进逼重庆，除非从他的尸骨上踏过去。 成功成仁之间，战死成仁的几率更大，十一师，八千子弟兵，面对日军最后的嗜血疯狂，胡琏将军能做的，就是以死相拼。为了安慰父亲，他说，有儿子能够为国尽忠，父亲大人您一定感到欣慰。 胡琏是一个孝子，只有至纯至孝的人，才是至善至忠的人，只有孝子，才能成为忠臣。他在书信的最后，恳求父亲按时吃饭，天冷加衣，他即将与凶残的日军同归于尽，却连这样的细节都替父亲想到了。 他写给妻子的信是这样的： “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仅亲老家贫，妻少子幼，乡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然亦无可奈何，只好付之命运。……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战争胜利后，留赣抑回陕自择之。家中能节俭，当可温饱，穷而乐古有明训，你当能体念及之。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支，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接读此信，亦悲亦勿痛，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匆匆谨祝珍重。” 尽管担任师长，然胡琏秉公为国，家境贫寒，身无长物，能够留给妻子的遗物，只有一块手表、一支钢笔和一本日记，可谓清苦至极。 胡琏托付给妻子的后事只有一件，就是让儿子长大后当兵，为父报仇。此一役，胡琏根本没有想到会活着回来，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写给父亲的信中，多少还能看到一点胜利的希望，那是为了安慰年迈的父亲，而写给妻子的书信，则是安排后事，这分明就是一封临死前的遗书了。 60多年过去了，每次读到这两封书信，我都热泪盈眶。 抗战时期，曾有记者采访战场上的中国军人，问：“那抗战胜利后，你打算做什么？”那名军人回答道：“那时侯，我已经死了。在这场战争中，军人大概都是要死的。” 1938年武汉“四二九空战”中，中国军人飞行员陈怀民的战机在击落一架敌机后受到5架敌机围攻，他的飞机油箱着火。当时他本可跳伞求生，但他没有，而是撞向敌机，与日军“红武士”高桥宪同归于尽。陈怀民说过：“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与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 抗战时期，有多少中国军人就像他们这样，为了中华民族能够生存，万死不辞。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泪如泉涌，再没有什么比从容蹈入死地更令人感动和震撼的了。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勇士。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千年而不倒，穿越千年而不灭，就是因为每逢民族危难之际，就有这样忠肝义胆的勇士挺身而出，以死报国。中华民族，英魂永存，代代相传，绵延不绝。 那天中午，遗书发出去后，胡琏将军依照古例，沐浴更衣，祭拜山神，对天盟誓。他换上崭新的军服，带着师部全体人员，一步一步地登上了凤凰山。这一幕，永远定格在了冯学佑的记忆中。 中午12时，烈日当头，将军带着所有人员跪倒在山巅，跪倒在苍天之下，跪拜在列祖列宗的灵位之前。 将军朗声祭天盟誓： “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 “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饮，决心至坚，誓死不渝。 “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华夷须严辨，春秋存义，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犹今人之视昔，吾何惴焉！ “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尽，以身殉之。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 “此誓， “——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午。” 这一幕，我相信也会定格在读到这段文字的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中。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乃祖宗披荆斩棘历尽艰辛而留给我们的，任何人也不能从我们的手中夺走，我们捍卫自己的土地，天经地义，名正言顺，列祖列宗的神灵会保佑我们痛歼顽敌，保卫家园。 祭天完毕后，胡琏走下凤凰山，来到了距离前线咫尺之遥的一个叫虫客蚂包的地方，坐镇指挥。8000子弟兵坚壁清野，扼守山径，挖掘战壕，凭险据守，等待日军来犯。 大战即将爆发。 暮云低垂，树丛岿然，群山不语，大战前的夜晚竟是如此寂静，空气中充满了愈来愈浓的硝烟气味。 战斗在黎明打响。 十一师的敌人是日军第三师团。第三师团是日本最早组建的六个甲种师团之一，是一支为了侵略而准备的部队，人员满额，装备精良，自组建之日起，第三师团就参与了日军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包括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等，从无败绩，凶悍无比，异常骄横。这支部队中每个人的双手都沾满了中国数代人的鲜血，在石牌，十一师要向他们讨还血债。 十一师自组建之日起，也从来没有打过败仗。 在石牌，中日双方的王牌要决死厮杀。 战争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 第三师团首先进攻的是十一师的前沿阵地南林坡，守卫南林坡的，是十一师三十一团三营。 姜明生说，石牌保卫战开始前，居住在南林坡一带的村民都奉命后撤，或者疏散到了亲戚家，或者躲藏在山中。战争刚开始，就听到炮声震天，不分昼夜，炮弹爆炸的亮光遮没了星光和月光，连地面也在抖动，就像地震一样。那些天里，人们夜晚都没有睡觉，站在山顶上望着远处的火光，心惊胆颤，担心日本人会打过来。 那些天的夜晚，冯雪秀也没有睡觉，隆隆的炮声和天上不时飞过的飞机引擎声，让她无法入睡，她担心，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她该逃往哪里。去宜昌吧，那里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去重庆吧，只能走一条水路，而农民们连船只也没有。日本如果占领了石牌，他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他们已经陷入绝境。 十一师也已经陷入绝境。 十一师也已经无路可退。 那时候，中国军队的舰船沉没殆尽，坐着木船逃离石牌，只会被溯流而上的日军舰艇和呼啸而来的日军飞机全部追杀；攀爬悬崖峭壁，沿着川盐古道逃离石牌，也会被迅速赶上来的日军全部剿灭。 一个人陷入绝境，身体内所有的能量都会爆发。 一支军队陷入绝境，将会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三营有三个连：七连、八连、九连。日军一来到南林坡阵地，就进行炮火覆盖，炮声轰鸣，地动山摇，然后，第三师团的先锋部队在硝烟弥漫中，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支，大声呐喊着冲上来。中国军队的长短武器一齐射击，冲在前面的日军像被割倒的麦子一样一排排倒下。然而，日军太多了，他们依然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枪弹已经无法阻挡他们的攻击，中国军人也端着刺刀，跃出战壕，像巨浪奔腾一样扑上去，终于，日军被压了下去。 那天，三营打退了日军十余次冲锋。短兵相接，山谷中的死尸铺了厚厚的一层，血液像小溪一样沿着谷底流淌。 黄昏时分，第三师团后续部队来到，又向三营阵地发起疯狂攻击。八连、九连阵地相继失守，连长战死，战士伤亡殆尽。而七连也伤亡过半，却仍大呼酣斗，死战不退。 七连装备有一个迫击炮排，一个机枪排，是全营装备最好的。 七连坚守的南林坡成为一颗钉子，阻挡了日军进入石牌，进入重庆的车轮。 第二天，日军出动了五架飞机，又调来了五门重炮，对着伤兵满营的七连阵地狂轰滥炸，山头已经被削平了，山顶上能够燃烧的东西全在燃烧，连石头也是滚烫滚烫的，七连修筑的阵地全部被炸毁，整个山头都被炮弹掀翻了，又铺了一层新土。姜明生说，战争结束后，他看到山上有一棵一搂抱粗的树上有23个枪眼和弹孔。 日军停止了轰炸，士兵端着刺刀冲上来，他们以为七连已经全部被炸死了，没想到七连的伤兵们从土层里钻出来，抖落抖落身上的尘土，举枪就打，日军又倒下了一层。 这是鄂西会战自开战以来，最为激烈悲壮的一场战斗。 第三日夜晚，日军第十三师团和第三十九师团纷纷赶到石牌前线，第七连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趁着夜色，放弃了南林坡阵地，悄然撤离。当时，第七连仅余三十余伤兵，相互掺扶着走下山坡，月光照耀在他们的脸上，人人脸上都涂着一层血污，身上的衣服，已被火烧得褴褛残缺。迫击炮排伤亡殆尽，机枪排仅剩一人，而七连撤离时，所有机枪都带在身边，没有给鬼子留下一挺。 天亮后，日军越过南林坡，进攻一座叫做闵家村的村庄。这座村庄扼守着通往石牌的小道，要进攻石牌，必须经过此村。姜明生说，村庄的老百姓早就迁移了，只留下了一座空村，中国军队在村庄里挖掘地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这座村庄，数千人反复争夺，数次易手，房屋墙壁全部被炸毁，村庄所有树木被炸断。后来，日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依靠优势兵力才终于占领了村庄，刚坐下来，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埋伏在地道里的中国军人突然一齐冲出，又将日军赶了出去。 后来，日军调来飞机，对着闵家村狂轰滥炸，中国军队被迫撤离。而这座村庄，因为全部变成废墟，战后再也没有恢复重建。 从南林坡到石牌村，日军每行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横山勇坐镇宜昌，严令日军即使全体玉碎，也要占领石牌。后来，有关方面的资料显示，与胡琏的十一师对阵的，是日军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共三个师团各一部的三万人，还有几十架飞机，几十门重炮，而十一师，只有凭险据守死战不退的八千子弟兵。 日军攻打朱家坪的时候，中国军队一个营在拼死坚守，营长游国祯被敌机炸成重伤，不能行动，可他仍然抱着一挺机枪阻击敌人，后来，敌人被打退了，战士们看到游国祯歪倒在机枪边，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十一师的弟兄们在每一道关隘，每一道峡谷，每一座山包，每一块岩石后阻击日军，没有一个投降敌人。 四房湾处于十一师防线的中段，日军集结重兵，猛攻四房湾。如果四房湾被占领，十一师就会被切为两段。守军苦战竟日，伤亡过半，几近弹尽粮绝，情况万分危急。守军向胡琏请求援兵，胡琏派伤病在身，尚未痊愈的三十二团副团长李树兰前去解围，而前去解围的部队，只有一个班八个人，这一个班是留在胡琏身边的仅有的预备部队。胡琏对李树兰说：“全线激战，我只能给你一个班。活着回来，回来后一起喝酒。”李树兰答应一声，就带着一个班的士兵冲出去了，黄昏时分，缺口被堵住。 第四日，守军各个阵地都被突破，三个师团的所有日军像潮水一样涌向石牌，所有的火力也对准了石牌，横山勇严令日军不惜一切代价，从十一师手中夺取石牌。 战争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严酷。数万名日军像蚂蚁一样漫山遍野冲上石牌，呐喊声与枪炮声响彻山谷。胡琏屹立在指挥部，凝望战场，一动不动。陈诚的电话打来了，他牵挂着石牌的安危，询问胡琏：“守住石牌有无把握？”胡琏斩钉截铁回道：“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信心！”十一师八千子弟兵，上至师长，下至战士，同仇敌忾，拼死一搏。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战至中午，一股日军绕过石牌，窜入要塞后方的伏牛山谷，胡琏命士兵将一面军旗插在山巅上，严令任何人也不能越过这面军旗。日军看到有隙可乘，像蝗虫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山谷，中国军人也赶去围堵。石牌村的村民说，刚开始，还能听到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后来，枪炮声稀落了，再后来，就彻底听不到枪炮声了。 中日双方士兵展开了最原始，最残酷，最血腥的白刃战。 此时，枪炮已经显得多余，双方纠结在一起，缠绕在一起，鲜血飞溅，你无法分清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身边不断有人倒下，你无法分清是自己人还是敌人。双方像两股洪流，在激烈地碰撞着，都想将对方挤出山谷。无数双脚踩踏着大地，尘土升腾，遮没了天空。无数把刺刀挥舞着，刺向穿着不同颜色衣服的躯体，不管他是谁。 村民们说，枪炮声静寂了三个小时。 三小时后，占据了优势兵力的日军居然被中国军人挤出了山谷。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的意志，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 黄昏时分，厮杀仍在继续。中国军人和日军都使出了最后的力气，都已精疲力竭。 5月31日午夜，石牌突然一片静寂，静寂得令人心悸。一轮圆月升起来，挂在凤凰山巅，月华如练，静静地泻在默默流淌的江面上。 冯学佑说，那一晚，他一夜未眠，不知道战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天亮后才知道，日军退却了，退却得实在太突然了。 这就是石牌保卫战。最终，胡琏的十一师在长江西陵峡的石牌村，依靠难以想象的意志力，扭转了整个鄂西会战的战局，让日军踏入陪都重庆的一只脚，又不得不缩了回去。此后，日军再也无力打通通往陪都的道路，直到抗战胜利，重庆都安然无恙。 战争的成败，决定于最后的五分钟。谁坚持到了最后的五分钟，谁就取得了胜利。 《陈诚回忆录》对石牌保卫战也有详细的记录： 5月29日，敌军攻势已达最高潮，石牌要塞前，敌军攻势甚烈。是晚江防军吴总司令（奇伟）请求变换阵地于庙河南北之线，经我审慎考虑后，决心贯彻原定计划，令江防军竭力守备原阵地，不得变更。并为减轻江防军正面压力，同时命令各部提前反攻：九十四军向都镇湾，七十四军向松滋、枝江，四十四军向公安，并令三十三集团军加紧攻击当阳。其余后续兵团如三十军、一八五师、一四一师等各部，兼程向指定地点前进，及早加入作战。 是时，攻击石牌要塞之敌军，死伤极重，但仍强攻不舍。我当与胡师长通电话，告以委员长命令，胡师长回答得好：“请放心，我誓与要塞共存亡，以保持十八军荣誉。”这两句话确实让我放了很大的心。 至30日，敌军攻势已告顿挫，根据各方情报及我空军侦察的结果，判断敌军有退却模样，当晚即下达追击命令。31日各部开始进击，进展甚速。于长阳、聂家河、枝江、宜都、茶店子等地，先后遮断敌人，几经激战，斩获甚众。至6月3日，江防军已完全恢复会战前之态势。九日我军克复枝江，十二日克复松滋，十四日克复公安。至6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外，江南方面一律恢复原来态势。鄂西会战至此遂告胜利结束。 统计是役所获战果如下：一、毙伤敌三万余人；二、俘获：人员35名、马骡81匹、武器弹药等无算。 石牌保卫战，十一师到底歼灭多少日军，有说是7000名，有说是5000名，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十一师击退了日军，守住了通往重庆的大门。 还有，此役，日本精锐第十三师团被打残。原定于鄂西会战结束后，第十三师团开赴太平洋战场，而鄂西会战结束后，十三师团伤亡过半，已不再适应太平洋战场上的惨烈厮杀，只好驻扎江西。这支曾被冈村宁次视为中国战场上最强悍的师团之一，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虎狼之师，直到抗战结束，都鲜有战绩。 当时，世界各大新闻机构都在报道石牌保卫战的胜利，中央社伦敦6月6日路透电，路透社远东观察家谓：日军最近在华所遭受显著而可耻之失败，乃中国于第六年对日作战期间一有意义之新页之开始。华军获得空军配合作战，可谓以此为第一次。日军十六万人拟溯江而上，直趋重庆，但此项企图，宣告粉碎，损失人员达三万余，并沿长江二百英里之全线溃退…… 7月1日，蒋介石来到恩施，表彰鄂西会战中的英雄，他评价说：“鄂西大捷是中国抗战以来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十八军十一师在石牌保卫战中，一战成名天下知，成为抗战中一等一的中国部队。 石牌保卫战结束后，胡琏升为十八军副军长。胡琏是一员儒将，他说过，他一生有两大爱好，一为读书，一为打仗。如果不是战争，知识渊博的胡琏可能会是一名大学老师，或者一名作家。 1943年夏天，与胡琏同为黄埔四期的将星们都走上了历史的前台，第八军副军长李弥驻守云南，防范日军，他在山岩上刻“还我河山”以激励部下，报仇雪耻，不久，李弥就走在了滇西抗战的最前沿；师长张灵甫随同七十四军激战在湖南战场，被称为“抗战救火队”的七十四军，每战必重创日军；师长彭士量正在开赴常德的路上，那里，一场同样惨烈的保卫战即将打响…… 第一章 三位师长壮烈殉国 鄂西会战结束后，胡琏在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国民革命军七十三军暂五师师长彭士量奉命从鄂西开往湘西，暂五师席不暇暖，衣不解带，又赶往参加常德会战。 那时候，中国战场上，无日不战。 常德会战中，暂五师师长彭士量和六千好男儿再也没有回来。 和黄埔军校的很多人不同，彭士量考上黄埔军校之前，是湖北明德大学的大二学生，属于文化水平较高的一类学生。如果当时没有投考黄埔军校，彭士量可能以后会是一名教师或者政府职员。 报考黄埔军校，改变了他的一生。 后来，彭士量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排长，参加了南昌起义。那时候，后来叱咤风云的林彪也在这支队伍里任代理连长，共产党军队里另一位最能征惯战的人物粟裕还是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支队伍真是人才济济，群英荟萃，不过，这些中下层军官那时候不显山不露水，尚未崭露头角。 南昌起义失败后，彭士量所在的部队脱离了南下的队伍，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彭士量只能跟从。如果他所在的部队那时候跟着朱德上了井冈山，他能够活到解放后，也一定会是一名开国将军。 从南昌起义中走出来的共和国元帅和将军，有很多。元帅计有：朱德、刘伯承、陈毅、林彪、贺龙、聂荣臻六名，大将有粟裕、陈赓、许光达三名。而与彭士量同为排长，以后成为共和国将军的有：萧克、聂鹤亭、唐天际、彭明治等人，而上将赵尔陆，中将谭甫仁、张树才等那时候还是战士。 离开了南下队伍，改变了彭士量的一生。 人一生的命运，其实都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 抗战爆发，彭士量先后参加了淞沪、山西忻口、台儿庄、武汉、长沙等战役，几乎是每战必从。在武汉保卫战中，他因为作战勇敢，受到嘉奖，宋庆龄女士还赠送彭士量将军一床苏联毛毯、一架德国造望远镜和一把缴获的日本指挥刀。 1943年11月，为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牵制缅甸远征军，并夺取洞庭湖米粮川，日军先向鄂西佯动，接着突然挥师南下，直扑常德。常德会战就这样仓促打响。 湖南省石门县是常德的门户，彭士量的暂五师守卫石门。 彭士量的暂五师，和《石牌保卫战》中写到的傅正模的预四师一样，从名字上就能够看出属于装备低劣的杂牌部队。 抗战开始时，全国有两百个师，其中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三个：一一五师、一二零师、一二九师。番号最小的是一师，因为由伤愈归队的抗战老兵组成，所以又称为荣誉一师，师长先后有宋希濂、郑洞国、李弥；番号最大的是二零零师，师长是抗日名将戴安澜，后分别为高吉人、周朗，隶属于杜聿明的机械化第五军。 然而，抗战初期，日军不断增兵，两百个师的番号远远不够，国民政府再增加新的部队，就以新编某师称谓，比如著名的新编三十八师，师长是孙立人；著名的新编二十二师，师长是廖耀湘，那都是一等一的部队。滇缅战役中，新编三十八师发展为新一军，新编二十二师发展为新六军，那可是与胡琏的整编十一师、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包括二零零师的第五军，统称正面战场五大主力。日本投降后，东北战役的时候，东北军里还有两句口诀在说这两支新编军：“只要不碰新一军，不怕蒋军百万军。”“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 抗战末期，二零零师的番号开始增加，这就是青年军。青年军初期一共设置10个师，师长都是身经百战的抗日名将。而士兵都来自于当时的大学和高中。这样高的文化程度，在当时历经战乱死伤惨重的中国军队中，实在属于凤毛麟角。 整编师、新编师和青年军各师都属于国民政府的战斗序列。 而暂编师和预备师，则是各大战区自主招募的队伍。暂编师，就是临时番号，战后会予以撤销；预备师，就是从事训练的新兵师，战事紧急，就被派上战场。 抗战老兵方风林说，虽然他们这些杂牌部队装备低劣，食不果腹，有的排连一挺轻机枪也没有，有的士兵甚至连一双布鞋都穿不上，但是这些暂编师和预备师照样打得非常顽强壮烈。只要一上战场，就不想什么杂牌军什么正规军了，想的是打死日本鬼子，保卫自己的国家。 为了在石门阻击日军进犯，七十三军暂五师在石门与日军激战八昼夜。彭士量与六千子弟兵全部壮烈牺牲。 暂五师6000人，预四师5000人，他们都属于不满员的杂牌师，而一个满员师是8000人至10000人。 祖籍石门的张东山说，那年石门激战的时候，他只有13岁，但是有一个情景一直记忆很深，大街上到处都是死尸，有中国军人的，也有日军的，有的满身血污，有的抱在一起死去。行人要从街道上走过，必须一步一跳地踩在死尸之间的缝隙中，才能通过。 那八天里，日军依仗人数众多，一次次冲进了石门县城，又一次次被中国军人压了出去。战斗的惨烈，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永远也不能想象的。张东山听父亲说，日军攻进城门的时候，有一个大个子国民党军官，可能是个营长或者连长，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大刀，大声呼喊着，领着一百多个中国军人冲上去，经过惨烈的白刃战，终于将日军又压了回去，夺回了城门。可是，不久，日军又组织了反扑，中国军人只能撤回城里，再没有看到那个大个子营长。 石门城门被攻破后，暂五师节节撤退，日军在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都遭受了顽强的抵抗。后来，民国时期的《大公报》在报道彭士量的事迹时，引用了日军电台对暂五师评价的一句话：“暂五师为战意坚强、不可轻侮之师。” 敌人没有想到城墙已破，杂牌军的暂五师居然死战不降，依托房屋节节抵抗，就施放毒气。张东山说，那时候的中国人很穷，中国军队也很穷，都不知道啥叫毒气。日军戴着防毒面具，施放毒气的时候，中国军人不知道防护和躲避，结果，一排排军人就倒下去了，鼻口出血。后来，前面的战士倒下去了，坚守后面阵地的长官有文化，知道这是毒气，就让大家把毛巾浸湿，捂在嘴巴上。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毛巾，也找不到水，就把尿洒在衣服上，用衣服蒙住鼻子。 毒气过后，日军以为再没有活着的人，就向前冲，结果到了跟前，被突然跃身而起的中国军人又打了回去。 那时候的中国军人普遍很穷，一身军服穿在身上，再没有换洗的，又食不果腹，营养不良，所以身上长了很多虱子。张东山说，他曾经看到过士兵们在打仗的空隙，脱下衣服捉虱子。士兵们穿的都是草鞋，破破烂烂，甚至有的人连草鞋都没有，光着脚板打仗。队伍里还有很多和张东山一般大小的孩子，他们不打仗的时候，就唱歌跳舞，鼓舞士气；一打仗的时候，就扛着比自己还高的步枪冲上去。 1943年11月15日，石门即将陷落，暂五师仍然苦苦支撑，重庆方面鉴于打下去再无意义，就下令放弃石门，寻路突围。然而，此时，暂五师与日军缠斗，已经无法分身。 彭士量早就抱定了牺牲的决心，石门战役刚刚打响，他就在硝烟与炮火中立下遗嘱：“余献身革命，念年於兹，早具牺牲决心，以报祖国，兹奉命守备石门，任务艰巨，当与我全体官兵，同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消灭倭寇，以保国土。倘于此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遗恨，唯望我全体官兵，服从副师长指挥，继续杀敌，达成歼敌任务。”抵御外侮，取义成仁，早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中国军队每一位抗战将军的血管里。 当日夜晚，彭士量带着暂五师仅存的300人撤退，走出城门，来到一个两山结合部位，突然遭到日军合围。黑暗中，日军一挺机关枪打过来，彭士量倒了下去，战士们扶起他，彭士量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声疾呼“大丈夫为国尽忠，死何憾焉”，然后，闭上了眼睛。士兵们跪在地上哭成一片。 后来，六千将士的暂五师，仅有二十余人撤出来。 暂五师坚守石门八昼夜，牵制了大量日军，为常德会战的中国军队调度赢得了充足的时间。 许国璋将军是继彭士量后，牺牲在常德会战的第二位师长。 许国璋是一五零师师长，全师将士都是四川人。 后世的人们，只要提起抗战，就不能不提到川军，全面抗战一打响，川军所有兵力四十万人就穿着草鞋，背着干粮袋，扛着简陋的武器，甚至大刀长矛，全部奔赴抗日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台儿庄、武汉、长沙、鄂西……每一次大的会战都有川军奋勇杀敌的身影。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写了一本《八年抗战之经过》的书籍，书中记载，八年里，四川共提供了300万抗日将士，而伤亡高达64万。 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不仅仅是士兵，还有很多军官，由于那时候的抗战将士们武器简陋，每有激战时，总是军官舍身忘死，率先冲锋，士兵紧跟在后。据统计，抗战将士中，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军官，有五分之二牺牲在抗日前线。 许国璋毕业于黄埔五期。 就在彭士量牺牲后的第六天，许国璋将军也牺牲了。 当时，日军向常德步步紧逼，许国璋带领着川军组成的一五零师，坚守桃源县陬市镇。一五零师仅有8000人，而进攻陬市镇的日军多达两个师团，一个骑兵联队，人数五万人，而且还有飞机重炮。 川军的武器，在正面战场中是最简陋的。有一尊著名的雕塑，叫做《川军出征》，一名川军士兵，手持老套筒，身背大刀和斗笠，穿着草鞋，挽着裤脚，脚上是一双草鞋。这尊雕塑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无法想象我们的川军弟兄就是依靠这样简单的武器和穿着，出川抗战，奔袭千里，用血肉之躯与日军的坦克大炮抗争。后来，我寻访到了几名当初的川军老兵，他们说，能有一把枪，已经算装备不错了，有很多战士都是扛着大刀去杀敌。能有一双草鞋穿也不错了，很多人草鞋磨破了，就光着脚板去打仗。那时候的中国军人，一打完仗，先搜索战利品，能有一把三八大盖，能有一双日军的胶底鞋，那就能高兴很多天。 用不到8000杆老套筒，与5万武装到牙齿的日军作战，战况不忍设想。 当时，许国璋的一五零师得到的是“不得退过沅江”的命令。陬市镇后，就是沅江。 抗战老兵吴荣凯说，当时，日军不敢贸然进攻陬市镇，不知道镇上有多少人马，先派出1000人试探性进攻。一五零师还击。日军看到一五零师火力不强，装备简陋，就全部压上猛攻。一五零师全力反击，可是，武器、人数都相差太远，无法抵挡日军进攻。 仅仅半天，一五零师几乎伤亡殆尽。 日军进入陬市镇，许国璋将仅剩的几百名士兵聚集在自己周围，鼓励他们说：“三面被围，一面临水，大丈夫死就死矣。反正是一死，不如拼死多杀一个鬼子。”许国璋带着战士，端着刺刀，齐声呐喊，迎着敌人冲上去，一排子弹打过来，许国璋全身是血，倒在地上，昏迷过去。 士兵们抬着许国璋且战且走，来到沅江边，放眼望去，天色昏暗，冷风瑟瑟，江面宽阔，到了这里就是死地。士兵们把许国璋放在地上，跪在四周，放声大哭。突然，一艘小船划过来，船上是两个当地农民，他们正准备划船逃往对岸，看到中国军人这种景象，就冒死将一五零师仅有的几十人，全部载过沅江。 渡过沅江后，士兵们一路都抬着许国璋，他们舍不得丢弃自己的师长。凌晨4时，他们又饥又冷，看到路边有一间房屋，就走了进去，生火取暖。这时候，许国璋突然醒来了，士兵们振奋不已，这一路，他们都以为师长已经牺牲了。 许国璋问明一五零师全军覆没，他们已经离开了陬市镇后，异常悲愤，他大喝一声：“我是军人，应该战死沙场。”喊完之后，就又昏迷过去。 凌晨时分，劳累过度的士兵们都睡着了，许国璋从士兵身上摸出枪支，饮弹身亡。 士兵们悲伤不已，只得又去追赶已经走远的大部队。 牺牲在常德会战的第三位国民党军队师长是孙明瑾将军，他是第十军预十师师长。 第十军是震惊中外的衡阳保卫战的功臣部队，我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们曾经还参加过常德会战，直到那一年我和衡阳保卫战的幸存老兵卢庆贻交谈，才知道英雄的第十军也参加了艰苦卓绝的常德会战。 参加常德会战的，是第十军预十师。 在这场战役中，孙明瑾将军牺牲了，但是预十师打死了日军一名师团长。日军的师团级别，相当于中国的军。 卢庆贻说，第十军当时镇守衡阳，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上级的电文，要求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派人去解常德之围。卢庆贻是军部报务员。 那时候，谁也不知道常德保卫战到底惨烈到了什么程度。 衡阳到常德300公里，军情如火，守卫常德的中国军人每时每刻都有人倒下，早到一刻，就能早解救一批战友。卢庆贻刚刚把电文交给方先觉，方先觉就命令预十师紧急集合，检查弹药装备，准备出发。 300公里的路程，即使急行军，也要一个礼拜左右才能赶到，更何况那时候还有日军的飞机在空中轰炸，还要翻越高山，涉过河水，还要冲过日军的重重阻挠。 方先觉那天晚上站在高台上给预十师的官兵讲话，预十师老兵吴淞记住了一句话：不能做饭，不能睡觉，不能慢走，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常德。 吴淞说，军长在讲话的时候，炊事班就在大锅里炒米，生米炒熟后，就装在细长的米袋子里，斜背在肩上。装好一个班，一个班出发；装好一个排，一个排出发。每个人出发的时候，都是奔跑着出去的。 300公里，预十师跑了三天三夜，一天奔跑100公里，没有歇息，没有睡觉，刚刚赶到常德城外的德山，就与日军短兵相接。战士们饥肠辘辘，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投入了战斗。 卢庆贻说，预十师出发后，方先觉就天天等待他们的消息，每天询问电台好几遍，预十师到了哪里。预十师与日军接战后，方先觉关心着他们的每一步战况，可是，预十师很快就没有了消息，估计是电台被打坏了。 方先觉焦急地等待着预十师归队，卢庆贻也在等待着，可是，好多天过去了，预十师没有一个人回来。 常德光复后，他们才知道，预十师全军覆没。 如今，能够找到的预十师老兵只有吴淞一个人。 吴淞是一名和尚，他在当初预十师激战地的乾明寺出家，为血战到底全军覆没的预十师将士守灵。 吴淞被人熟知，很有戏剧性。那一年，常德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来了一名和尚，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拿着笔记录着。当会议快要结束时，主持人询问谁还愿意上台发言时，穿着一身袈裟的吴淞走上了讲台，举起手臂，大声疾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候，吴淞的身份才被人知晓。他是预十师仅有的幸存者。 预十师的对手是日军第三师团，属于日军甲种精锐师团，这个师团曾经在石牌保卫战中与胡琏的十一师交手过，现在在德山阻击预十师驰援常德。 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饿着肚子的中国军人奋不顾身地扑向日军，想从日军的包围圈中撕开一条口子，进入常德。师长孙明瑾手持一挺机枪在前开路，战士们紧跟而上。机枪子弹打完了，孙明瑾又拿起步枪，与汹涌而上的日军展开了白刃战，刺刀都折断了。 预十师所有将士都已杀红了眼，像一股旋风一样地扑向常德方向。 后来，日军一份电文评价预十师，对于预十师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感到“莫名震撼”。 孙明瑾将军的儿子孙瑞星曾在《追忆我的父亲孙明瑾》中叙述父亲牺牲的过程：“父亲率部冲锋至一山隘，一手持机枪的日军在三米处向他狂射。猝不及防中，父亲颈部、胸部、腰部和手臂，连中四弹，血流如注。父亲至死仍力持不倒，手扶卫士，喝令‘贯彻命令，达成任务！’” 预十师就这样全军覆没。 几天后，日军打扫战场，看到有一具身穿高级将领制服的军人遗体，一半泡在水中。日军擦拭去军人领章肩章上的血污，看到一颗将星闪耀夺目，不知道是谁。日军从战俘中找到一名上尉，让他辨认。上尉看了一眼说“不认识”，但是眼眶里已经满是泪水。日军感到蹊跷，要求他继续辨认，上尉跪倒在地，抱着遗体痛哭失声。这具遗体，就是孙明瑾将军的。 日军深感孙明瑾将军忠勇，就用杉木棺材安葬了他，并在坟头树立了一块木牌，上书“中国将军孙明瑾”。 常德光复后，第十军军长方先觉陪同孙明瑾将军的夫人姜文珍从衡阳来到常德，寻找孙明瑾将军的遗骸。当孙明瑾将军的遗骸从棺材里移出时，只见满身血污，遍体弹洞，头部还有与日军搏斗时的累累刀痕。姜文珍一见，就昏了过去。 当天晚上，方先觉在孙明瑾将军的坟茔边搭建了一个木棚，亲自为孙将军洗身更衣。 天亮后，方先觉就将孙明瑾的遗骸运至衡山，在衡山重新安葬。安葬的时候，方先觉亲自拉着棺材绳索放进墓穴里。 衡山有中国最大的抗日烈士忠烈祠和忠烈墓。这些忠烈祠和忠烈墓最初建于193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鉴于抗战烈士曝尸荒野，就在衡山建立公墓，以便后世瞻仰凭吊。 卢庆贻说，他不久前带着儿孙去过一次衡山，他和儿子卢定安、孙子卢正泉一起攀山越岭找到了孙明瑾将军的坟茔，看到荒草萋萋，虫鸣唧唧，冷风瑟瑟，不禁悲从中来。坟茔已经荒芜很久了，祖孙三代磕头拜祭英烈后，黯然离去。 第二章 日军细菌战 各路援军被日军相继攻破，而后续的援军被日军三个师团阻拦，日军第三师团和第一一六师团开始进攻常德。震惊中外，而且影响力绵延至今的常德保卫战爆发了。 镇守常德的，是七十四军五十七师。 七十四军五十七师，被当时的媒体称为虎贲师。虎贲有两种意思，一种指勇士，一种指扑向猎物的老虎。五十七师有此称呼，名至实归。 日军第三师团和第一一六师团，都曾是铁军七十四军的手下败将。 五十七师师长是余程万。 余程万出生在广东台山的一座村庄，黄埔一期。后来，他又考上了中山大学，同样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名将。 参加过常德保卫战的老兵吴荣凯说，当时，常德城里守城的将士有8527人，而日军高达3万余人。 为了攻下常德，日军卑鄙地使用了毒气和细菌。1925年，《日内瓦公约》中就有“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的条文，可是，没有道德底线、卑鄙无耻的日本鬼子完全不遵守公约。放眼第二次世界大战，有谁还在进行中世纪时代的野蛮屠城？是日本。有谁将被占领国的女子强行作为慰安妇？是日本。有谁将肮脏的细菌战引入战争中？是日本。有谁大量地屠杀平民？是日本。有谁战后死不认账、不予赔偿？还是日本。 二战结束已经快要70年了，德国道歉了，意大利道歉了，而日本还没有向我们道歉。 只要从常德保卫战走出来的人，都能记得这凄惨的一幕。 1943年11月3日，早晨，阳光刺不破厚厚的云层，常德一如往常的宁静。李树明刚刚打开店门，他家开着一间杂货铺，突然就听到头顶上传来嗡嗡的轰鸣声。李树明抬头望去，看到云层里钻出了一架日本大肚子飞机。飞机在常德城的上空盘旋了一圈，撒下了很多花花绿绿的东西。守城军队的机枪响了，日军飞机慌慌张张地逃走了。 一群孩子看到空中飘下花花绿绿的纸片和布片，就欢天喜地地去捡拾，李树明望着远去的日军飞机，不明白为什么要撒下这些东西，而不是炸弹。那时候，他以为那只是一些宣传品。 时隔不久，李树明就听到有人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上吐下泻，浑身抽搐，发烧盗汗，吃了什么药都不顶用，然后就死了。守城军队中有人戴着口罩和绣着红十字的臂章，一家家收集这些死尸，然后架火烧掉。当日，日军飞机投来的，不仅仅有纸片和布片，还有大米、小米、大豆，让老百姓捡拾，这些东西都沾染了鼠疫和病菌，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只要接触到的人，都将面临死亡，并且还会将疾病传播给接触到自己的每一个人。 据当事人回忆和资料记载，那次日军投放鼠疫，导致常德先后有7643人死亡。 日本鬼子没有道德底线。据后来的资料反映，当日投放鼠疫的，是日本的七三一部队，这是一支臭名昭著的部队，他们在研制细菌的时候，是用中国的战俘和平民做实验品的。而在日本战败后，这支部队销毁资料，悄然消失。而日本，也绝口否认从事过这种肮脏的实验。 李树明还讲起了一场战斗。 这场战斗发生在河伏，河伏在常德郊区。 守卫河伏的是五十七师的一个营500余人，进攻的是日军一一六师团的一个联队。 战斗刚开始的时候，日军出动了500余人的步兵，还有100余人的骑兵，向河伏发起进攻。结果，日军苦苦纠缠一天一夜，发起了七八次进攻，都被中国军队击退。李树明说，激战的那天，站在高处，就能看到河伏那边的火光，彻夜不息。大炮声一阵阵传来，天摇地动，那是日本人的大炮，守卫河伏的中国人没有大炮。 两天后，日军人数增加到了3000人，调集了十几门大炮，对着河伏狂轰滥炸，还有飞机助战。炮轰过后，日本兵端着刺刀，大声呼喊着，几百人一队，几百人一队地杀奔过来。中国军人从掩体里跑出来，趴在已经被炸得坍塌的阵地上，组织火力反攻。守军像钉子一样守在阵地上，日军一排排地倒下去。 激战一天，3000名日军仍然攻不上中国军队一个营500人守卫的阵地。 七十四军的将士们，与日军各个王牌师交手，从无败绩。更何况，在上高战役中，日军一一六师团还是七十四军的手下败将。 第四天，日军人数更多，大炮也调来了更多门，仅仅飞机就有十余架。中国军人从凌晨激战到中午，阵地上仅仅剩下营长袁自强和几个士兵。袁自强爬在一挺机枪后，全身浴血，仍在拼命扫射。日军冲上阵地，对着袁自强一齐射击，袁自强才倒了下去。 李树明说，常德光复后，他听说这个营没有剩下一个人，500人全部战死。 这年晚秋，日军向常德城步步逼近，还给常德城投放了鼠疫细菌，害死很多人。余程万知道大战迫在眉睫，便带着师部来到了城里，让老百姓赶快疏散到外地，城内不要留一个人。李树明说，那天，一个光头大个子军官站在城墙边的台阶上，挥舞着手臂喊：“只要有人，就什么都有，赶快走，等我们打跑了日本人，你们再回来。”李树明不知道那个光头大个子军官是不是余程万。 百姓撤出了常德后，城中只剩下军人，余程万发布《五十七军保卫常德文告》，张贴在常德的大街小巷，鼓舞士气。这张长达千字的文告，吴荣凯至今还能够背诵： “常德的地形，东北临洞庭湖，南靠沅江，显然是一次置死地而后生的背水战，在战术上是不大利于固守，但是军人的天职是保卫国民，我们决不能因为地形不利固守而意志动摇……常德城区在这个南北四十余里不等边形的核心里，我们不能走出这个设防的圈子，活要在这个圈子里忠勇地活，死也要在这个圈子里壮烈的死，无论敌寇对我们施加以如何大的压力，我们唯一的答复是血、是死、是光荣！ “常德一地的得失，是关系我中华民国整个命运的任务。既如是艰巨，又如是神圣。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没有理由不达成这个任务，我们要与常德共存亡，我们要用我们的血肉换得整个国家的生机，我们要有最大牺牲的决心，和敌寇战至最后一个人，战到最后一颗子弹。 “我们军人是属于国家的，国家的利益，便是我们的利益，国家的光荣，便是我们的光荣！何况我们虎贲部队，从来就没有打过败仗，所以这一次的会战，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一定能打胜仗！” 当时，常德会战举世瞩目。此次会战，正逢开罗会议召开，世界反法西斯各大巨头聚集一堂，所有的目光都盯准了常德。此刻，全世界只有中国战场正在惨烈厮杀。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信心满满地告诉罗斯福，五十七师一定能够守住常德。 因为，五十七师是虎贲师。 吴荣凯说，决战前夕，每个士兵都写好了遗书和家信，因为大家都知道，面对数倍的日军和飞机大炮的轰炸，只有以死相拼，才能保住常德，也才有一线生机。 余程万也给妻子写了一封绝笔信： “程万此次奉命保卫常德，任务固甚重大，但我以担负这个任务为光荣……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此诀别的时候，我谨将后句改为‘留取光芒照武陵’，吾妻以为如何？但念余从军二十余载，不治家产，景况萧条，高堂年老，以戎马倥偬，久欠侍奉，但望吾妻艰苦支撑，以赎吾过……倘余果有不测，九泉之下再作孪涛。” 余程万在大兵压境、危如累卵的局势中，依旧谈笑自若，举重若轻，让人感慨。 第三章 八路军这样打鬼子 就在常德保卫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八路军在山东也打了一场可歌可泣的战役。 我的外公曾经是一名老红军，参加过渭华起义，外公的部队属于刘志丹的部队。外公后来作为八路军在晋北战场和日本人打了八年，手持大刀砍掉过几个鬼子的头颅。再后来，外公又参加了解放战争。我们老家解放后，外公就回家务农，一辈子关心稼穑，与世无争。外公的腿上有一个枪眼，头顶上有一处刀痕，身上还有日军的弹片，用手摸起来凹凸不平，那都是日本鬼子留下的。 小时候，我最喜欢听外公讲打仗的故事。外公说过，八路军装备不如人，打鬼子很艰苦。 1943年11月，日军三十二师团、五十九师团进攻沂蒙山区。沂蒙山区是八路军的老根据地，这里的群众基础非常好，我们在很多电影和小说中都能看到，这里的老百姓对子弟兵一往情深，比如著名的沂蒙红嫂和人桥。 发生在沂蒙山区的这场战役叫做岱崮之战。一方是老八路军一个连93名战士，一方是日本步骑炮3000名日军。 从人数上看起来，这绝对是一场不对等的战役，还没有打，成败似乎已经确定。 但是，战争的决定因素不是人数，而是天时地利人和。93名老八路军面对3000名日军，居然获得全胜。这个连后来获得“解放军六大英雄集体”称号。 1943年，正面抗战进入了最危难的岁月，八路军在敌后也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 这一段时间，鬼子为了支援正面战场，经常进行扫荡，肃清后方，而八路军就想尽各种办法反扫荡，拖住敌人，挤垮敌人。中的团政委赵刚在反扫荡前动员说：“我们现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中会有很多人牺牲……”当时的情况确实就是这样。外公说，在日军扫荡的那些时间里，他们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换了5个睡觉的村子，担心会被鬼子包了饺子。而几天不吃饭，用野草树根充饥，更是常事。 现在，岱崮之战也已经被人遗忘了，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先烈往事，已经被淹没在了电视台各种选秀和相亲的浮躁声中。 八年抗战中，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完全占领中国，包括占领时间最早最长的东北。日本兵力有限，从弹丸岛屿来到泱泱大国，就像蛤蟆掉进池塘里，再扑腾也到不了岸边。日军前方后方捉襟见肘，顾头不顾腚。在日军占领区，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袭扰，日军也付出过惨重的代价。 众所周知，敌后抗战异常艰苦。 很多八路军老兵说，日军在扫荡的时候，都采用“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制造无人区，以有利于管理。因为战线拉得很长，日军兵源严重不足，所以日军就大量使用伪军。伪军，一部分是汪精卫投降的皇协军，一部分是从朝鲜等占领区招募来的二鬼子。因为伪军战斗力不强，而武器装备却好于八路军，这些武器放在他们手中都糟蹋了，所以，八路军每逢打仗，先打伪军，然后掉头打日军，这样，既打了胜仗，又补充了武器弹药。 谈到敌后抗战，不能不提到冈村宁次这个老鬼子，这是一个老奸巨猾的鬼子，让我们的敌后抗战付出了惨重代价。 “三光政策”就是冈村宁次的发明，除此而外，这个老鬼子还发明了“特别挺进杀人队”和“囚笼战术”。 不能不说，这个老鬼子是一名反游击战专家。 “特别挺进杀人队”，就是由十几名或者几十名日军，化装成八路军、农民，或者乞丐，操一口汉语，进行侦察和突然袭击，目标是八路军总部和各师师部。抗战时期，八路军牺牲烈士中，级别最高的是左权将军，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这就是拜“特别挺近杀人队”所赐。中有一支特别的鬼子小分队，身挂手雷，手握卡宾枪，打死了李云龙的妻子。一名老八路军看了后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日军要是这样装扮，早就被识破了，那还不是送死。 那时候的老百姓觉悟很高，他们和八路军真正是打成一片，水乳交融，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 我在中，曾经写过这样一个故事。 抗战时候，晋西北的老百姓发现一队“八路军”，他们骑着高头大马，拿着汉阳造和马刀，对每个人都很客气，给房东老大娘担水劈柴打扫庭院，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看起来很像那么回事。 然而，这伙日军骑兵在细节上露出了马脚。 有一天，村庄一个拾粪老汉，看到那些高头大马的马粪摊在路上，就捡回家。那时候老百姓很穷，能够捡一坨粪回家就像捡到一块金元宝一样，粪是庄稼宝，这一坨粪可以多打半斤庄稼。拾粪老汉把马粪丢在粪堆上时发现，马粪里居然有苞米粒。那时候的老百姓都吃不饱肚子，谁舍得用苞米粒喂养牲口？那么这坨马粪肯定是军队的马拉的。可是也不对，八路军是穷人的军队，也舍不得用苞米粒喂养马匹。这个细心的拾粪老汉越想越不对劲，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区小队，区小队又报告了县大队，县大队报告了正规军，一查，那一带没有作战任务，也不可能派出一队骑兵。这样，日军的便衣骑兵就露馅了。日军的马匹都是从日本本土用军舰运来的，日军都当成了宝贝，吃得好，顿顿是苞米粒，而我们的马吃的都是稻草，所以，日军的马匹都是高头大马，那时候的人叫大洋马。我们最好的蒙古马和河套马因为吃不好，也跑不过东洋马。 后来，这伙日军骑兵在根据地腹地被围歼。 一个馒头引发了一桩血案，一坨马粪葬送了一队骑兵。 这个故事是外公讲给我听的。 那么，“特别挺进杀人队”的马粪应该怎么处理？装起来带走。日本的马都宝贝得不得了，每匹马配有马粪兜。不相信？我说一件事情。东北被日军占领后，有一个日军中将，骑着高头大马来到树林里，他的马夫是一个中国人。马夫趁中将没有留意，从马粪兜里抽出手枪，三枪结果了中将的性命。他偷了一把手枪，就埋在马粪里。马夫打死中将后，涉水逃脱。可惜，三天后他被抓住了，受尽折磨而死。 这名倒霉的日军中将叫楠木实隆。 冈村宁次这名老鬼子对付敌后武装还有一个手段，叫“囚笼战术”。 所谓囚笼战术，就是以碉堡炮楼为点，以大道小路为线，组成严密的网络，限制敌后武装的活动，并伺机歼灭。一旦发现八路军，日军就从炮楼出动，骑着摩托车坐着卡车以第一时间出击，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而八路军尽管人数众多，但是被囚笼战术切割成了条块状，再加上武器低劣，所以，在与日军的对决中，很难占到上风。所以，我们在那些黑白电影中，总是能够看到八路军割电话线，挖道路，这就是为了切断日军的联络。 除此之外，日军还颁发良民证、暂住证之类的玩意，每到一个村庄，就将全村人集合起来，问“你的良民证的有”，还互相盘问谁是陌生人，陌生的就是八路军……这些战法，确实让八路军吃尽了苦头。 于是，八路军就决定反扫荡。而反扫荡的首要目标就是拔掉敌人的碉堡炮楼，没有了碉堡炮楼，日军就失去了落脚点；没有了日军的落脚点，根据地就连成了一片；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八路军的力量就增强了。 然而，依靠破枪鸟铳又如何能够拔掉高垒深沟的据点？ 八路军没有大炮吗？有。打炮楼最好的武器是山炮，山炮瞄准炮楼，一发炮弹过去，炮楼就被揭开半边。可是，土八路军的山炮少得可怜，只有师部才有，不但山炮少，炮弹也少。那时候，八路军能有迫击炮就高兴得不得了，迫击炮都是缴获日军的，但是这玩意打出去的炮弹是抛物线，要想在抛物线下落的时候，准确落在敌人炮楼上端，难度相当大。就算准确落上去了，但是作用也不大。日军的炮楼顶都是钢筋水泥结构，不起任何作用。 外公说，那时候八路军打炮楼，敌人知道八路军没有重武器，就故意站在炮楼顶上大喊大叫，还有人在炮楼顶上向下撒尿，羞辱八路军。曾经有一次，外公部队的一名神枪手把一个故意撒尿的伪军一枪打下炮楼，此后敌人才老实了。 没有大炮怎么办？炸！ 要冒着炮楼上的枪林弹雨接近炮楼，最好的武器是坦克。八路军有坦克吗？没有。八路军没有坦克，但是八路军有“土坦克”。土坦克就是两人抬起一张床板，床板上蒙着厚厚的棉被，棉被被水浇湿，抬着逼近敌人的炮楼。敌人的子弹打在潮湿的棉被和厚厚的床板上，不起什么作用。八路军逼近敌人碉堡后，就用炸药包炸掉炮楼。 过去的黑白电影中，有一句台词是：“让鬼子坐土飞机。”“土飞机”也是炸炮楼的一种方法。八路军把地道挖掘到了鬼子的炮楼下面，然后把土炸药运进去，一声轰鸣，鬼子就坐着“土飞机”上天了。 炸炮楼也不是经常的事情，八路军穷啊，哪里会有那么多炸药？能有一箱炸药，就跟过年一样，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都舍不得用。攻打炮楼，还得考虑别的办法。 八路军那个时候有多穷？不只一个老八路军给我说过，他们上战场的时候，把糜子杆包谷杆折成一拃长，塞进子弹带里，迷惑敌人，敌人一看，这群八路军子弹大大的，就丧失了斗志。其实，那时候土八路军平均每人只有几发子弹，还要“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据战后统计，八路军和新四军，每毙伤一名敌人，仅需30发子弹，而二战时期的狙击手，每13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至于财大气粗的美军，则要1000发子弹才能消灭一个敌人。 所以，说土八路军都是神枪手一点也不过分。 炮楼一直是八路军的心腹之患。 鬼子伪军蜷缩在炮楼里，八路军没有重武器，还真没有办法。既然攻不进去，那就等敌人出了炮楼再打。敌人总有出炮楼的时候。 敌人轻易不敢出炮楼，炮楼就是个乌龟壳。敌人出炮楼，一般都是在庄稼收割的时候，这时候，敌人出来抢粮，他们像黄鼠狼一样，在收获季节需要储备一年的粮食。这就是歼灭敌人的大好机会。 想来那时候的鬼子和伪军生活质量一点也不高，整天窝在炮楼里，连台电视都没有。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鬼子打伪军，伪军装孙子。那时候的伪军真是可怜，进了炮楼鬼子打，出了炮楼八路打，这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所以，伪军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叫狗腿子，过的是狗一样的生活。 老八路说，每年到了收割季节，农民都要快收快碾快储藏，就是为了防止敌人抢粮。鬼子鬼精鬼精，刚开始，农民收割的时候，他们不抢，农民搬运的时候，他们不抢，而农民碾打好以后，准备把粮食拉回家的时候，他们就出现了。每年这个时节，八路军和鬼子都有几场好打，双方都用尽全力，争抢粮食，谁抢到了粮食，谁就胜券在握。库里有粮，心中不慌。 每年，从庄稼快要成熟，八路军就跃跃欲试，知道有仗要打了。抗战初期，鬼子是抢准备入仓的粮食；抗战后期，因为粮食总是抢不到手，鬼子就提前动手，收割快要成熟的庄稼，拉进炮楼里碾打。别看日本兵一个个横行霸道牛皮哄哄，在他们国家也是农民，也是使用镰刀收割，他们也是种庄稼的好把式，是可恨的军国主义把这些日本农民变成了杀人机器。 只要鬼子一出炮楼，八路军就打。八路军装备很差，打了胜仗就能换装备，所以，每逢打仗，都异常兴奋，像过年一样。再说，八路军打仗从来不吃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炮楼之外，八路军不知道来过多少回，熟门熟路，鬼子跟在后面跑，也撵不上。明知道打不过还和你纠缠，那是傻瓜才干的事情。 八路军还有更绝的。 你既然搞坚壁清野，想困死我们；我也坚壁清野，困死你们。这是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看谁能困死谁。八路军动员炮楼之外的村庄全部搬迁，让炮楼周边几十里变成无人区。鬼子的活动区域只有炮楼那么大一块地方，八路军活动区域可是炮楼之外广阔的天地。 这还不算，八路军的计策大大的，坚壁清野只是开始。 由于鬼子的炮楼都修建在高处，所以，炮楼里是打不出水的，炮楼里的饮水需要从炮楼外拉运。八路军断绝水源，填充水井，更绝的是把大粪和病猫死狗扔进水井里，现在看你能够支撑到几时。 没办法了，鬼子就走出炮楼抢水抢粮，那好，八路军夜晚在鬼子的必经之路上埋设地雷，或者在地势险要的地方打个伏击。你一个炮楼能有多少鬼子多少伪军，充其量不超过100人；这个地区的八路军有多少？至少是你的10倍。而且，你还要分兵守炮楼。有老百姓通风报信，抢粮的鬼子多了，八路军就打炮楼；抢粮的鬼子少了，八路军就打伏击。总之，让鬼子左右为难，莫衷一是。怎么办？最后只能滚蛋。 外公说，这种办法就叫“挤”，把鬼子从炮楼挤走。 如果遇到这个炮楼异常坚固，鬼子的战斗力非常强，抢粮成功了，抢水成功了，炮楼里兵精粮足，易守难攻，怎么办？ 八路军还有办法。 外公说，八路军都是农民出身，想的都是土办法，要和鬼子斗心眼，八路军的心眼多的是，土点子也多的是。 北方的冬天爱刮西北风，八路军就在上风口堆积柴草枯叶，上面撒上辣椒面胡椒面，然后点燃，滚滚的麻辣浓烟灌进炮楼里，让鬼子流眼泪打喷嚏流鼻涕，生不如死。鬼子躲？你能躲到哪里？麻辣浓烟无孔不入，见缝插针，让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哭爹喊娘，眼泪汪汪。这是其中的一个招数。 北方的夏天炎热干燥，八路军把死猪烂鱼，还有鬼子伪军的尸首扔在炮楼壕沟里，太阳暴晒半天，怪味冲天而起，顶风臭十里，让鬼子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闻到这味就恶心，就头晕。这种气味可以挥发好多天，不到暴雨冲走的那一天，是不会结束的。这是另一个招数。 还有一种办法更奇妙，八路军和百姓抓一大堆青蛙蛤蟆，给青蛙蛤蟆舌头上涂抹辣椒或者花椒大蒜，然后趁着夜色将这些青蛙蛤蟆倾倒在炮楼外的壕沟里。青蛙蛤蟆再蹦蹦跳跳，也跳不出壕沟。鬼子挖掘了壕沟，本来是为了防八路军进攻，现在成了自己的坟墓。被辣椒花椒和大蒜刺激了味觉的青蛙蛤蟆，兴奋不已，争相比赛唱歌，让鬼子昼夜不能安寝。这是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招数。 这些招数，八路军花样翻新，鬼子被动挨打。 怎么办？有的鬼子就准备主动出击，搬走死尸，或者赶走青蛙蛤蟆。可以，八路军个个都是神枪手，只要鬼子一露面，保证打个对眼穿。再说，八路军巴不得鬼子出炮楼，炮楼的四周遍布地雷，步步暗藏杀机，鬼子怎敢轻易出来。 所以，鬼子修了炮楼碉堡，就像戴上手铐一样。木匠做枷，自作自受。 最后，鬼子没有办法，也只能搬走。这种办法，老八路军叫“逼”。 炸、挤、逼，有这三种方法，八路军生活得游刃有余，鬼子生活得捉襟见肘。 老鬼子冈村宁次恨透了八路军，他要求鬼子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八路军主力决战。 但是，八路军偏偏不与日军决战。日军武器远胜八路军，和他们硬碰硬，八路军没有那么傻。经历过多年战争的八路军，个个都是人精。 所以，日军大部队一来，八路军就撤。 冈村宁次在抗战的很长时间里，就是和八路军捉迷藏。八路军不知道东条英机，不知道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但是八路军都知道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八路军中知名度非常高。 冈村宁次1941年7月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1944年8月，冈村宁次转任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这期间，冈村宁次的主要任务就是和八路军捉迷藏。 然而，战争不是游戏，在装备精良的日军面前，八路军也遭受过惨重损失。日军有自己严密的情报系统，更有快速机动能力，还有八路军没有的飞机坦克，在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司令官的这三年里，八路军牺牲的将领占到抗战时期的三分之二。 这段时期里，八路军一与日军接战，就异常惨烈，比如上一章写到的刘老庄战役，比如现在要写到的岱崮之战。 第四章 常德、沂蒙同抗战 听说沂蒙山区有72座崮。崮，是沂蒙山区特有的地貌特征。在平缓的山顶上，突然出现几丈高的悬崖峭壁，笔直陡立，无法攀援，而峭壁之上，又是几十亩，甚至上百亩大的平地。 72座崮中，最有名的是孟良崮，据说这座崮因为宋代良将孟良在此驻扎而得名，而孟良崮为现代人所知，是因为1947年这里爆发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战争，这就是孟良崮战役。这场战役被写进了历史教科书中，所以广为流传，妇孺皆知。 孟良崮之后，最出名的就要算岱崮。 岱崮分为南岱崮和北岱崮，进入沂蒙山区，只要说岱崮，人们都知道。 1943年11月，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战斗叫做岱崮之战，可是，对二战抱着浓厚兴趣的我，居然一直不知道。直到那一年来到沂蒙山区采访，才听说有这样一场精彩激烈的战役。 南岱崮和北岱崮相向而立，高约700米，相隔1000多米。这里的地势易守难攻，只要在南岱崮和北岱崮上布防，就等于关上了进出沂蒙山区的大门，1000米的距离，两杆步枪的射程加在一起，就能达到。所以，这地方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南北岱崮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山上有暗道、碉堡等设施，要登上崮顶，就必须攀上几丈高的悬崖。要攀上几丈高的悬崖，只能凭借云梯。 湖南常德的余程万虎贲师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时候，山东沂蒙的八路军也在与鬼子拼杀。因为南北岱崮特有的地形地貌，八路军居高临下，上千日军裹足不前，无可奈何。 这次，是八路军鲁中军区被鬼子咬住了。鬼子大部队那些年总是在寻找八路军的大部队决战，可是八路军总是忽而化整为零，忽而化零为整，他们像一股风一样在广阔的敌后战场飘忽，因为没有方向，而让敌军摸不着方向。 可是，这次，八路军鲁中军区被鬼子缠上了。鬼子一旦缠上了八路军主力，就像章鱼一样伸出了所有的触角，要置八路军于死地。鬼子的机动能力，有汽车有摩托，那是穿着草鞋和布鞋的八路军不能比拟的。 鲁中军区派出一个连的93名战士阻击敌人，其余的部队赶快撤离。八路军不是不敢和鬼子硬碰硬，是缺少硬碰硬的本钱，八路军不会像义和团那么傻，凭着一腔子热血和咒语，就敢阻拦炮弹子弹。义和团不相信科学，只相信迷信，他们没有与时俱进。 93名战士拿着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装备，和足够坚持一个月的给养，登上了南北岱崮。那上面有土匪们留下的地道壕沟和储物间，正好可以用上。两个岱崮相隔1000多米，交叉火力也刚好能够封锁道路。现在，就只等着鬼子来送死。 虽然叫鲁中军区，但是并没有多少人，那时候的八路军都搭着大部队的架子，听起来是个军区，好像有千军万马，兵强马壮。其实，一个军区有几个军分区？三个；一个军分区有几个团？一个。一个团有几个营？一个。一个营有几个连？还是一个。所以，听起来是军分区，其实只有一个连；听起来是军区，其实只有三个连。为了迷惑敌人，这三个连的番号都很大，叫做七、八、九连，其实就没有一连到六连。军区首长，其实就是一个营长，但是不叫营长，叫军区司令。 活跃在山东的八路军都是一一五师的部队，一一五师在山西打了几个胜仗后，林彪因为负伤去了苏联，陈光代理师长，他和罗荣桓带着一部分人马去了山东撒种子，打游击，壮大实力，建立根据地。抗战结束后，一一五师已经由一万人发展到了26万人。苏联打下东北后，这26万人马不停蹄赶往东北，从苏联手中接过了被日军占领长达14年的东北和全部的日式装备。再后来，26万八路军发展成了百万四野，横扫天下，所向无敌。 一一五师的前身是红一军团。一一五师，在抗日战场上就是一个传奇，它的处女作是平型关大捷，震惊中外。所以，一一五师的战斗力，非常强悍。 鲁中军区派遣第二军分区十一团八连固守岱崮，阻击日军，掩护军区撤离。 八连留下来打阻击。说是一个连，其实只有93人。来自一一五师的八连一战成名，后来就成为了解放军的英雄连队“岱崮连”。 英雄的“岱崮连”，只要是当过兵的人，没有人不知道。 岱崮当地的农民杨淑琴说，八路军打得非常顽强，日军先用步兵攻击，被打退，后来用大炮轰，再后来用飞机炸，可就是攻不下岱崮。炮弹和飞机一来，八路军就躲进了壕沟里，日军步兵冲过来，八路军就跑出来阻击。后来，八路军不用枪了，改用石头砸，石头从山顶上滚下来，一路总能撞倒几个日军。 就这样，3000名日军接连攻打了18天，居然攻不上岱崮。 曾有汉奸站在崮下，劝说坚守的八路军投降，八路军齐声回答：“只有战死的八路军，没有投降的八路军。” 鬼子汉奸无可奈何。 第18天的夜晚，估计大部队早就走远了，八路军的子弹也打光了，就顺着绳子溜下来，悄悄地撤走了。这一战，八路军只有两人牺牲，七人负伤，而日军伤亡达到三百人。 岱崮之战结束后，当地农民爬上崮顶查看，看到山顶上已经草木无存，连一块拳头大的土疙瘩都看不到，全被炸成了粉末。抓起一把土查看，里面居然有六块弹片。 岱崮之战结束了，常德保卫战还在继续。 就在常德保卫战进入白热化的时候，开罗会议召开了。这次会议的重点是，中国、美国、英国共同商议对日作战，而常德保卫战的进程和结果，直接关系到美英两国对日作战和援华的态度。 蒋介石要求五十七师，誓与常德共存亡。 五十七师是站在世界舞台上，与日军作战。 那年，因为采访“常德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民间诉讼案”，我才第一次来到了常德，也才第一次听到了这场惨烈保卫战的细节。 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在几十年前焦土抗战，万众一心，宁死不屈；这还是一座尊严的城市，在几十年后由民间发起了对日索赔，把官司打到了东京。尽管日本方面不承认在常德使用了毒气和细菌，尽管后来终于承认了，仍然赖着不赔偿，但是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生活的那些人，赢得了世界的尊敬。 正因为中国民间有这样一群顽强抗争、坚守正义、寻找真理的人，才使得这个民族依然能够高高地仰起头来，让所有人都不敢轻视，让那个强邻岛国恐惧。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尊严。 也是在这次采访中，我详细地了解到了很多书籍中看不到的抗战，听到了很多让我震撼不已的往事。 还是在这次采访中，我在一位老者口中惊讶地听到了吴佩孚的名字，他居然有着铮铮铁骨，堪称伟丈夫。 日本占领了华北后，想要扶持中国一些具有极强号召力的人物为其所用，削弱抗战意志，稳固新兴政权，而上过美国《时代》封面，当时失意至极，寓居在北京小胡同的吴佩孚成为最合适的人选。日本让和吴佩孚曾经私交很好的汉奸江朝宗去游说，没想到吴佩孚义正词严地斥责江朝宗：“你年纪比我大，还当日本人走狗，卖国求荣，真是白发苍苍，老而不死。”江朝宗愧不敢言，抱头鼠窜，吴佩孚宣布与其绝交。 日本人在中国放眼望去，当时的号召力除了蒋介石，似乎再没有谁比吴佩孚更大的了。所以，他们铁定心要拿下吴佩孚。 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了，这是一个恶贯满盈的日本特务头子，他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讲一口标准的北京话，策划了一大堆臭名昭著的事件，包括成立伪满洲国，组织伪军维持后方治安等。太原会战中，他手中的山西地图比阎锡山的地图还要详细准确，这个外表文质彬彬、内心毒如蛇蝎的日本人，欠下了中国人数不清的血债。 土肥原贤二邀请吴佩孚出面任职，吴佩孚说：“尔等就商于我，首须急速撤兵；次则将所有占据地方之军政、财政，及一切行政交还，顾问、指导官必须取消，经济统制亦应立即解除。我为主，日为客；我发命令，日本人亦当极端服从。能如是，自可建议政府，恢复和平。”在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面前，吴佩孚厉声斥责，土肥原贤二只得羞赧而走。 日军放出狠话，要刺杀吴佩孚。吴佩孚将一口棺材放在客厅里，表示自己心中的轻蔑，我就等着你来刺杀我。吴佩孚患有牙病，疼痛难忍，无奈之下，去往日本人开设的医院就诊，结果死在了日本人医院里。 这个昔日的旧军阀人格非常高尚，曾有一副对联说他：“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犟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抢壁，真个解甲归田。”董必武曾经评价他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羽、岳飞，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他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传说他极盛时期，曾有一名德国的美少女为了中德两国人民的婚姻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要嫁给吴佩孚，而吴佩孚却以“老妻尚在”为由拒绝了她，连面也没有见，更没有玩一夜情。 吴佩孚乃真君子，大丈夫也。 常德城里的老年人告诉我说，五十七师成名于上高会战。这一战中，五十七师所在的“抗日铁军”七十四军英勇善战，毙伤日军15000人，击毙日军师团参谋长岩永少将，这一战，五十七师居功甚伟。上高会战，被何应钦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主力部队七十四军荣获了国民党军队最高奖赏飞虎旗，而五十七师获得了“虎贲”的称号。 五十七师，是当时中国正面战场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师，也许只有胡琏的十一师才能与之媲美。以后如日中天的那些师，比如新六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一军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和廖耀湘那时候都还带着部队在印度休整，短短的第一次缅甸战争，还没有给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充分展示的舞台；第五军二零零师，经过了缅甸野人山，师长戴安澜牺牲，全师伤亡惨重，元气尚未恢复。 现在，正面战场实力最强的五十七师八千铁血男儿，对阵日军横山勇的三个师团三万余人。日军这三个师团，都在中国战场激战多年，参加过多次会战，实力很强。 大战在即，余程万劝所有的常德百姓疏散到城外，他要坚壁清野，焦土抗战。没有了百姓，五十七师才能放手一搏，没有后顾之忧。 吴荣凯当时在五十七师一六九团任上尉文书，他一直记得自己的老上级柴意新团长。他一提起柴意新团长，就老泪纵横。 常德保卫战打响的时候，26岁的柴意新才结婚几个月，他将妻子送到了城外，而自己带着部队坚守空城常德，常德是一座没有女人的城市，留在常德的，只有8000名子弟兵，要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 当时，常德城里有一家天主教堂，神父是一名西班牙人，他有一个中国名字叫王德纯。大战来临前，余程万领着警卫员来到天主教堂，劝说王德纯离开常德，去城外避难。他说日本人如果攻进了常德，就会鸡犬不留。王德纯说，他为了上帝，就要留在常德，和上帝在一起。余程万无法说服王德纯，只好离开天主教堂。临走时，王德纯送给了余程万一本《圣经》，并说：“上帝会保佑你的。” 后来，王德纯没有在惨烈的常德保卫战中死亡，因为他是西班牙人。王德纯后来在常德兴办学校，救助孤儿，让贫穷的孩子免费接受教育。1953年，他离开了中国，回到西班牙。在西班牙，他写文章回忆常德保卫战。他在文章中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哪一场战争会像常德保卫战这样惨烈，即使用电影，也拍不出这样凄惨的场景。 大战来临前，余程万还带着各团团长查看城防，在北门外，他指着一个高高的土坡对身边的士兵说：“我死了后，就把我埋在那座山坡上。” 和胡琏一样，坚守常德的余程万就没想活着离开。 第五章 “中国万岁” 那一年，我在常德采访的时候，一位名叫杨乾坤的老人告诉我，日军三个师团从不同的方向包围了常德，常德与外界彻底断绝了任何联系，所有进出常德的道路都被日军卡断了。当时，还有几百名百姓没有来得及从城里撤出来，其中就有他的叔叔。 日军的飞机飞临常德上空，每天最少丢下几十吨炸弹，很多房屋都变成了废墟。五十七师师部选择设在建筑结实的中央银行大楼，可是，几轮轰炸过后，中央银行的大楼也被炸得坍塌，余程万带着师部搬到了中央大楼的地下室。 常德城里有一座天主教堂，天主教堂的尖顶上飘着一面西班牙国旗，那是神父王德纯特意悬挂上去的。后来，常德被日军占领，唯独天主教堂没有倒塌，其余的房屋全部成为废墟。 因为日军不会轰炸天主教堂，杨乾坤的叔叔就和仅剩的几百名市民趁着日军飞机轰炸间歇，躲进了天主教堂，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躲过日军惨绝人寰的野蛮屠杀。 抗战老兵吴荣凯讲起过这么一件往事。 常德城外有一座山，名德山，德山乃常德城外制高点，守住德山，常德可保无虞；丢失德山，常德危在旦夕。 守卫德山的是一零零军六十三师一八八团，这是一支前来支援五十七师的部队。当时，日军参加常德会战的有五个师团10万余人，中国军队有第六战区20万人，双方在常德城外胶着厮杀。日军用七万人阻拦中国军队各增援部队，用三万人来攻打常德。 日军攻打德山的时候，来势异常凶猛，飞机大炮坦克一齐出动，一八八团一触即溃，向后窜逃，日军从后掩杀。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名副营长站在土坡上振臂高呼：“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绝对不能后退半步，后退，就要军法从事。是男人的，跟我走，夺回阵地。”结果，剩下的两百多名战士跟着这名副营长冲回去了。 经过一阵惨烈厮杀，两百名战士夺回了德山最高峰，将日军压在了山下。 日军为了夺下德山最高峰，动用了几千人的兵力，两百名中国军人将日军一次次击溃。日军一直不间断地攻打了四天三夜，中国军人弹尽粮绝，日军才攻上了德山山顶。两百名中国军人全部壮烈牺牲。 吴荣凯说：“那名副营长在最关键的时刻阻挡了日军，为身后的五十七师赢得了布防的时间，他没有留下姓名，我只知道他姓张。” 人们只知道这位张副营长壮怀激烈的事迹，却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和那时候无数的抗日志士一样，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免于灭亡，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我常常在想，美军每个战场上牺牲的士兵，都能在公墓里找到他们的名字；日本每一个海外战死的士兵，都能在靖国神社里找到他们的名字；我们无数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士兵，为什么就成为了无名者？这些年里，我每到一地，都要寻找战争遗址，寻找烈士碑铭，我只在南京紫金山上的一座建筑里见到过牺牲的士兵的名字，围绕着室内墙壁，整齐地排列成一行，像一列即将出征的军队；而在其他的地方，我再也没有看到过烈士的名字排列在一起。而且，紫金山上那上万名士兵，牺牲在北伐战争中，没有牺牲在抵御外侮的抗日战场上。 我们几百万牺牲在抗战中的烈士呢？这70年来，他们魂归何处？他们的魂灵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安宁？ 他们牺牲的时候，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姓名记录下来？ 德山，英雄之山，孙明瑾将军也牺牲在这里。 在日军第十一军攻打常德受挫的时候，天皇下令：如果不能在两日内攻占常德，包括横山勇在内的第十一军全体将军自杀谢罪。 第十一军接到的是死命令。 当时的国际形势对日本极为不利，日本急需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他们就像瘾君子一样委靡不振，需要打一针兴奋剂，而常德会战的胜利，就是这样一针兴奋剂。 1943年的这个冬季，天皇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他已经预感到了自己和日本帝国覆灭的命运。在苏德战场，苏联展开了大反攻，希特勒错误地估计了苏联人的韧性和耐力，就像日本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的韧性和耐力一样。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喀秋莎火箭炮和转盘枪伴随着苏军推进到了斯摩棱斯克和第聂伯河一带，德军不得不转入全面防御。在欧洲另一处战场，叱咤风云的艾森豪威尔、巴顿、蒙哥马利率领着美英联军在西西里岛登陆，墨索里尼下台；在太平洋战场上，美日作战已经两年，日军在强大的美军进攻面前，已无还手之力，美军的飞机可以轰击日本本土，好莱坞大片《珍珠港》对这一轰炸有形象的描述；日军进攻中途岛失败，又被迫撤离瓜达尔卡纳尔岛，就连他们的海军最高指挥官山本五十六，也被美军击毙。而山本五十六，是日本无可替代的人物，山本五十六之于日本，就像中的四太子金兀术之于金国一样。此时，在太平洋战场上，聪明的麦克阿瑟将军采取蛙跳战术，进击新几内亚岛，将日军隔离在没有补给的荒岛上坐以待毙。 巴布亚新几内亚岛，这是一个让很多中国人魂牵梦萦又悲愤伤痛的岛屿，2009年，这个岛屿上发现了中国抗日烈士的遗骨，有国民党军队的，也有新四军的，而国民党军队，竟是淞沪会战中谢晋元坚守四平仓库的八百壮士的尸骨，他们当初被日军强行押解到了新几内亚岛，从事异常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来，战场上被俘的新四军战士也被押解到了这里。当时，太平洋岛屿上的劳工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在好莱坞大片《桂河大桥》中能够看到。 当时的日本，太需要一场胜利了，进入1943年，日本还没有打过一场大的胜仗，就在几个月前的鄂西，横山勇指挥的第十一军十余万精锐，眼看着就能打通进入重庆的水路，没想到最后关头被胡琏的十一师击败，功亏一篑。 这个冬季，蒋介石决定反攻缅甸，争取打通中印公路，让美军的战略物资通过陆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依靠以飞虎队为主的驼峰航线，是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战场的需求的。这个冬季，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的7个军被调到了云南，筹划滇西反击，日军看到华中战场有机可乘，就决定袭击南方米粮川常德，牵制中国军队。在这个地方，横山勇的对手依然是第六战区。当时，日本大本营给横山勇的电报是这样写的：“进攻敌人战略要冲常德附近，追索敌中央军予以痛击，以促使敌之继续抗战企图逐步衰亡，同时牵制敌向缅甸方面派遣兵力，以策应南方军作战。” 横山勇也太需要一场胜利了。 号称日本陆军“三羽鸟”之一的横山勇，在关东军中枕戈待旦了10年，日日磨砺，他来到华中后，就发起了鄂西会战，没想到惨败了。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竟是烂铁片。胡琏的十一师就像一块礁石，抵挡住了日军波浪一样的攻击，天亮后，日军不得不像潮水一样退了回去。 现在，横山勇发起了常德会战，势在必得。 日本的高级将领中，横山勇应该算是一个最没有运气的将军。当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山下奉文们攻城略地连战连捷的时候，横山勇在东北的一座军营里研究兵法。当那些和他同一时期的将军们名满日本的时候，横山勇才被派往华中战场，他急于用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没想到先遇到胡琏的十一师，一败于鄂西；又遇到余程万的五十七师，又败于常德；再遇到方先觉的第十军，再败于衡阳。这次，天皇没有再给他机会，他遭遇下课了，他被免职了。 后来，横山勇在日军将领日渐凋零时，再被启用，终无战功。最后，他还被美军起诉，死在了监狱中。 中国有赵括，日本有横山勇。横山勇，骄横有余，勇猛不足，名为勇，实不勇也。 人的一生会被一种叫做命运的东西在左右。横山勇就是时乖命蹇，他遇到的都是强有力的对手，都是中国正面战场上号称王牌的军队。十一师所在的十八军，五十七师所在的七十四军，是当时正面战场的五大主力之一；方先觉的第十军，战斗力也在正面战场的前十名以内。 横山勇的运气咋这么背！ 横山勇攻打常德的时候，完全低估了五十七师的实力。 横山勇本来打算用一一六师团攻打常德，没想到，一一六师团所属的一零九联队和一二零联队都进攻受挫。而一零九联队的联队长布上照一更是可悲地玉碎了。 一一六师团是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时组建的。日军在1937年之前只有17个师团的番号，而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迅速组建了一零一、一零四、一零六、一零八、一零九、一一零、一一四、一一六共八个师团。而在抗战结束后，日本已经组建了173个师团。从战前的17个师团，到战争结束时的173个师团，可以看到整个抗日战争中，日本的战争机器在高速运转。 一一六师团下辖三个联队，战斗力非常强悍。 然而，常德保卫战还没有开始，一一六师团的一零九联队联队长布上照一就被炸死了。 布上照一死得很有戏剧性。 布上照一的联队在攻打常德北门外的一处高地时，遭到了中国军队一个营的顽强抗击。双方胶着厮杀，日军连续冲锋30余次，都被击退。11月23日下午四时左右，布上照一收编残部，进行训话，日军列队，庄严肃穆。布上照一骑在马上，站在队前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他手之舞之，头之摇之，唾沫乱蹦之，神情激动，如同疯癫病人，这一幕恰好被站在高处的一名中国军队的哨兵看到了，哨兵看着这个挎着东洋刀的老鬼子骑在高头大马上，而马前的小鬼子一句话也不敢说，就判断出这绝对是一个鬼子大官，他举起枪瞄来瞄去，可惜距离太远，射程不够。哨兵飞快奔跑着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远处的几名炮兵，炮兵们欣喜若狂。此时，布上照一已经演讲完毕，鬼子们马上就要发起新一轮冲锋。炮兵们赶紧调整炮口，推上炮弹，一炮过去，布上照一的身体飞了起来，他在空中手之舞之，头之摇之，唾沫没有乱蹦之。跟着他一起飞起来的，还有作战参谋田原弘夫。布上照一落下去后，手也不舞了，头也不摇了，他变得老实了。 布上照一死后，天皇追认他为少将。 一一六师团的联队长中队长们都与中国军队的炮弹有不解之缘。七个月后的1944年7月1日，一一六师团一三三联队攻打衡阳，中队长黑川手舞战刀，冲在最前面，身后是蚂蚁一样的日军。城墙上落下两颗炮弹，不偏不倚地落在他左右两边，黑川队长也勇敢地玉碎了。 鬼子一个联队居然无法攻下中国军队一个营的阵地，这就说明了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有多强。 日军一个联队3800人，中国军队一个营500人。500人的中国军队一个营，居然挡住了日军一个联队3800人的强攻，还把人家的联队长给打死了，看看当时的中国军队有多厉害。 在常德外围的战斗中，一一六师团三个联队都受到重创，而中队长这个级别死亡的，就有上十名。横山勇无奈之下，又命第三师团和第六十八师团合围常德。 很多年后，常德城里上了年纪的人，只要一说起这一幕，就泪眼蒙眬。 他们说，日军在常德城外集结，对常德城渐渐形成了包围之态。五十七师面对数倍优势兵力的敌军，已无生还的希望。那天，寒风呼啸，彤云密布，五十七师集结在市中心的广场上，余程万宣布了蒋介石“誓与常德共存亡”的指令，将士们齐声宣誓：“保卫常德。”声音如同暴风骤雨，四野回荡，山鸣谷应。接着，五十七师唱起了军歌： 歌声像风一样飘荡在常德城的每一个角落，教堂里的难民听到了歌声，他们站在屋外，望着广场的方向；城墙上的哨兵听到了歌声，他们全身挺立，神情肃穆。这首军歌的词作者是田汉，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以后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田汉的歌词雄壮有力，慷慨激昂，每一句话，每一个文字都是激越的鼓点，催人奋进，让人浑身的鲜血蓬勃燃烧。 歌声停歇，五十七师的将士们高喊着“中国万岁”，冲向了各自坚守的阵地。 常德城里上了年纪的人说，在常德保卫战中，每逢战情危急，日军突入城里，五十七师的将士们就高喊着“中国万岁”，端着刺刀扑向敌人，将突入城门的鬼子又赶出去。 “那场战争，比你想到的惨烈得多。”他们说。 常德城有四门，东南西北，南门的战斗最先打响。这天是1943年11月25日。 驻守南门的是一七一团，进攻的是日军第三师团。 南门外就是沅江，这也是当时中国军队能够依靠的唯一天然屏障。五十七师因为没有舰艇和汽艇，整个沅江水面已经全被日军控制。日军在四架飞机和20多艘汽艇的帮助下，向南门发起密集攻击，连续激战四天，日军都没有跨入南门一步。 南门城垣上有一座15米高的城楼，叫做水星楼。杨乾坤说，水星楼建造于宋朝，已经有了1000年的历史了。水星楼上有一口巨大的铜钟，这是用来报警的。因为这里位置最高，整个常德城都尽收眼底，如果城里什么地方发生火灾，水星楼上的铜钟就会敲响，4平方公里的常德城都能听到，火灾发生在什么地方，就用不同的钟声来表示。 中国军人在水星楼上布置了两挺重机枪。重机枪居高临下，毙敌无数。 整整四天，来犯的日军尸体在南门外层层叠叠，鬼子来不及收尸，空气中开始散发腐臭的气味。29日，日军调来几门大炮，对着水星楼一阵猛轰，水星楼倒塌了。杨乾坤说，当时，伴随着倒塌声的，是“中国万岁”的呐喊声，声嘶力竭。后来，再没有了声息。 然而，水星楼毁灭了，中国军人仍然死守南门。一直到日军进入常德城，南门是最后失守的一块阵地。 一七一团团长叫杜鼎，出生于湖北大富豪之家，按照今天的说法叫“富二代”。 杜鼎从军前，已经从武汉大学毕业了。有一天，他坐在山坡上看书，一支军队从山下走过，长官与杜鼎搭讪，杜鼎就跟着这支军队走了。后来，杜鼎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他同样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将军。 杜鼎在常德保卫战后，写了一篇回忆录，他写道： “窜入之敌与我张照普第三营发生巷战，战况猛烈，情况万分紧张。鼎乃亲率第二连宋家和连长在大南门城楼前指挥，从水星楼西南侧实行勇敢逆袭，堵截突破口，用手榴弹组，火攻组攻入敌人占领房屋区域内(几全为木造房屋)，实行爆炸，火攻与白刃扑刺。反复冲杀十余次。同时鼎令张营集中全力由东向西堵截敌人突破口，封锁巷道区域，占领坚固高大房屋，堵截敌人向外扩张，将窜入之敌压缩包围，拘限一隅，以猛烈逆袭而围歼之。此时，第七连连长王剑强率所部编为敢死队，由东向西挺入敌人占领之房屋，火攻夹击，短兵相接。王连长右肩负伤，未稍后退。第九连连长宋维钧率本二排及第七连一部勇猛逆袭，以手榴弹急投爆炸，快速火攻，白刃冲杀，敌人逐渐退缩，攻势渐弱。张营长虽头部负伤，仍裹伤向敌投掷手榴弹……官兵莫不振臂挺胸，倍增奋勇，前扑后继，反复冲杀，敌尸累累，我亦伤亡枕籍矣……” 从杜鼎的回忆录中，我们能够想象到当时的战况有多惨烈。 那时候的常德城南门外还有一些建筑物，五十七师一七一团的子弟兵们在这里与日军逐屋争夺，那时候的每个连都有手榴弹组、火攻组，还有敢死队，敌军攻占了常德城南门外的房屋，子弟兵们用手榴弹轰炸，用火焰攻击，让被日军占领的木制房屋燃烧，接着，敢死队就端着刺刀冲上去，在烈火中与日军厮杀争夺。这是一种多么壮烈的场景啊。从杜鼎团长的回忆录中，我们如同看到了当时的战场情景。那时候，五十七师还没有火焰喷射器，火焰喷射器要到滇西反攻的时候，才用到了。 双方在烈焰腾腾中拼杀，倒塌的房梁随时会砸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他们谁也没有顾忌，都只想着把对方赶出去，用刺刀将对方捅倒。日军接到的是死命令，天皇说第十一军拿不下常德，全体将军玉碎谢罪；将军玉碎了，士兵们岂能活命？中国军人接到的也是死命令，蒋介石要五十七师与常德共存亡，常德丢失了，将士们岂能独存？ 这同样是一场无比惨烈的白刃战，它的惨烈丝毫不亚于石牌保卫战中的那场白刃战。不同的是，常德保卫战的白刃战长达一周，中国军人在鲜血飞溅与嘶声呐喊中让更多的敌人倒了下去；而石牌保卫战的白刃战只有三个小时，中国军人在最关键的时刻，用刺刀赶走了日军，巍然挺立，他们的身后就是战时陪都重庆。 日本不是一直叫嚣武士道厉害吗？中国军人的爱国意志总是能够战胜武士道。 吴荣凯说，五十七师从来就没有怕过武士道，和日军面对面拼刺刀，没有人怕过，倒是日本人怕了。五十七师有个狠处，就是大家都不怕死。我们有个机枪连连长，在掩体里阻击日本人，他看着日本人成批成批地冲上来，搞得很不耐烦，手一挥，端上刺刀，就带着一个排去搞肉搏。日本鬼子很害怕跟我们拼刺刀，有时候，我们要拼刺刀，他们转身就跑，边跑边摇手，不拼了不拼了。 印象中，日本鬼子一直很害怕中国军人的大刀，《大刀歌》中的第一句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大刀队让鬼子闻风丧胆，五十七师的大刀也让鬼子惊慌不安，为什么会这样？日本鬼子不是不怕死吗？不是有武士道吗？ 有一年，我在江苏泗洪见到了抗战老兵裴大乾，他的话终于让我多年的困惑得到了解答。裴大乾说，日本鬼子害怕大刀，不仅仅是怕死，而是害怕大刀砍下了他们的头颅。如果头颅被砍下，他们的灵魂就进不了靖国神社，而鬼子最看重的，就是死后能够进神社。 吴荣凯所在的部队是五十七师一六九团，一六九团团长叫柴意新，这同样是一个文武兼修的将军。吴荣凯说，一般团长都不会是少将军衔，属于校官，但是柴意新是五十七师参谋长兼一六九团团长，属于少将。 柴意新属于黄埔四期，他有一个同班同学叫李明珂，李明珂是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柴意新也加入了共产党。 黄埔四期真是人才济济啊，就连知名度没有胡琏、林彪他们那么高的李明珂，也经历非凡。李明珂从黄埔四期毕业后，参加了叶挺独立团，誓师北伐，屡立战功。此后，李明珂任周恩来的贴身警卫员。南昌起义失败后，李明珂奉命阻击，掩护彭湃进入海陆丰。再以后，李明珂在四川从事起义工作，被叛徒出卖而牺牲。 黄埔军校，真是一所人才辈出的学校啊，北伐、东征、抗战，风云际会，一时造就了多少英雄豪杰啊。 我曾经多次去了广州市黄埔岛，走进了黄埔军校，我实在想不明白，就是那么一所初中规模的学校，居然培养出了那么多改变中国命运的将军们。这种奇观，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常德保卫战中，柴意新率领一六九团坚守东门，而他们的对手则是一一六师团的一零九联队和其他鬼子。一零九联队遇到柴意新，又要倒霉了。 一零九联队联队长布上照一被中国军人一发炮弹炸死后，铃木立继任。一零九联队久攻东门不下，就派坦克出击，中国军人没有平射炮，就只能用集束手榴弹塞进坦克履带里轰炸，没有了履带，坦克就变成了一堆废铁。铃木立恼怒异常，让日军排着整齐的队伍，发起集团冲锋，企图用他们迎着枪林弹雨的二球精神，摧垮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意志。 这种二球战法，我也听卢庆贻说过。卢庆贻是参加过衡阳保卫战的老兵。他说，日军久攻不下，异常焦躁，就脱掉衣服，只用裹裆布裹着那个玩意，端着刺刀喊着号子向前冲。我问，这样不是给中国军人做了靶子吗？卢庆贻说，前面的鬼子倒下了，后面的鬼子踩着尸体继续向前冲，就是要让中国军人害怕，放弃阵地。 我还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攻占了日军的阵地，日军想要夺回，却夺不回来。于是，几十名日军就拿着战刀走到美军的阵地前面，在距离美军仅仅几十米的地方，集体自杀。就在美军惊愕不已的时候，日军发起了冲锋。 太平洋战场上的这场战役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但是日军这种二球打法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日军在中国军人顽强的阻击面前，真的是黔驴技穷，穿着裤衩打冲锋，这不是找死吗？ 一零九联队联队长铃木立当时肯定是脑子进水了，他带着裤衩军走向一六九团的阵地，而且还走在最前面。柴意新命令射击，一名神枪手一枪过去，铃木立就爬在地上不动了。铃木立死亡了，一项崭新的记录辉煌地诞生了，他是日军在位时间最短的联队长。 每一任一零九联队联队长都有一个光荣的记录，布上照一是死得最窝囊的联队长，铃木立是死得最愚蠢的联队长。可能谁当了一零九联队联队长，谁的脑子就会进水。 这几天，西门和北门也在激战。西门最危急的时候，余程万没有援兵可派，就派伙夫、勤杂兵去支援，这些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子弟兵拿着大刀狂砍，将已经冲进了西门的鬼子又压了回去。 这时候，躲藏在天主教堂里的数百难民也出来了，他们把舍不得吃的粮食捐献给子弟兵，抬着担架奔赴在前线。常德城里，所有人都参加到了这场震惊中外的抗战中。 就连伙夫、难民都上了战场，战争惨烈到了何种程度，可见一斑。 11月28日，日军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狂轰滥炸，还是无法攻占常德，就开展心理战，用飞机给常德城散发劝降传单。吴荣凯说，当时战士们捡到传单连看也不看，就撕碎了。 余程万也捡到了一张劝降传单，劝降传单是这样写的： 一、日军完全包围常德县城，后续部队，陆续到达，五十七师将兵之被歼灭，只在目前。 二、救援汝军之渝军，仅空城而已，再无前进之意。 三、汝等宜速停止无益之抗战，速挂白旗，则日军将立即停止攻击。 四、五十七师将兵诸位，宜速停止为师长余程万一人之名誉而为无益之抗战。 五、居民诸位，日军对居民并无敌意，日军爱护汝等，宜速反对抗战，与五十七师将兵扬起白旗。 余程万读到这份传单后哈哈大笑，他提笔在传单上逐条批语： 一、余在黄埔读书即受领袖熏陶，只知不成功即成仁，余确信余全师弟兄，亦因余故而受领袖之感召，一不成功，即成仁。 二、污蔑友军，且文字欠通。 三、黄埔军事教育，无悬起白旗一语。 四、忠贞传自领袖，光荣属于国家。 五、其谁欺，欺天乎？ 余程万真是一员个性鲜明的将军啊，弹尽粮绝，孤军奋战，还有雅兴批阅日军传单，而且讥笑日军“文字欠通”。这样的心境，实属难得。 第六章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 常德保卫战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日军在当时的电文中，以“凄绝”来形容这场战役。凄绝，可能是指日军成批成批地死亡，而又无法施救。日军有一封电文是这样写的：“此次攻防战激烈的程度，不禁让人想起南京攻防时，重庆军的战意，诚不可辱。” 英国的《伦敦新闻纪事报》评论常德保卫战说：“在这城墙的战斗，日渐惨烈，甚至好像在欧洲中世纪时代那样，以手格手，以颊撞颊作殊死的血战。” 美国的《纽约时报》则报道说：“坟地掘得太浅了。过道行人都得把桔皮捂在鼻尖上以避死尸的腐臭……” 英国报纸的“以手格手，以颊撞颊”非常形象地写出了肉搏战的惨烈。枪弹用完了，刺刀也折断了，双方只能用身体接触，那种“凄绝”的情景是几十年后的我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而美国报纸则形象地描述了战场的紧迫。死人都来不及掩埋，只能匆匆挖一个浅坑，死尸腐烂，中人欲呕。 当时，留在常德城里的，有两个外国人，一个是天主教神父王德纯，一个是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常德保卫战结束后，两个老外都写回忆录描述这场战争，爱泼斯坦写道：“唯一的援军是利用阵亡将士的军服，穿在稻草人身上，夜晚树在堡垒上，使日军望之犹如活人。” 常德早就成为一座死城，孤立无援，但是，五十七师仍旧在坚守。 后来，余程万在为《常德守城战纪实》所写的序言中写道，“冬十一月初，倭寇集五个师团约十万余众之兵力，发动滨湖攻势。程万提师八千，奉命固守共十六个昼夜，其间与敌作街巷争夺战者九昼夜。敌挟其优势武器，空炸、炮轰、毒攻，无所不用其极。我以有限人数、血肉之躯，与敌做殊死战……有一人使一人，有一枪使一枪，无枪则使刀矛或砖石木棒，与敌人死拼。直至弹尽粮绝，援救无望……” 这段文字读来让人潸然泪下，五十七师真的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至死不降，然而，还是等不来救兵。 救兵在哪里？ 救兵被日军三个整编师团拼命阻击，他们能够望见常德，但是走不近一步。 弹尽粮绝，援救无望，五十七师从战争开始的8000人，现在只剩下了500人，但还在坚守。 日军伤亡惨重，激战十日，仍然攻不进常德。 日本天皇闻听日军数万优势兵力，竟然无法攻占常德，极为恼怒，下令限日军第三师团两天内攻占常德，否则全体自杀。 天皇拿第三师团开刀，其意在于杀鸡骇猴，让第十一军的其他师团惊恐。第三师团师团长山本三男向官兵训话时，涕泗交流，泣不成声，如丧考妣。攻不进常德，第三师团所有人就要玉碎了。 山本三男一想到第三师团可能全部被杀，就惶惶然，戚戚然，当然比他妈死了还难受。 在战争最危难的时刻，余程万一直在各城门之间督战。然而，每天报来的数字都让他非常痛心，截至27日黄昏，死亡人数已经高达90%，而且，城中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子弹、手榴弹所剩无几。 援军，援军在哪里？ 27日黄昏，日军暂时停止了进攻，余程万在西门口听到远处传来了模模糊糊的枪声，声音非常缥缈，想要判断出来是汉阳造还是三八大盖都非常困难。守城将士不知道那是不是前来救援的部队，然而，他们想要出去接应是完全不可能的，就依靠这伤兵满营的几百人，还没有离开城池多远，就会被日军全部聚歼。所以，他们只能等待。 枪声大概响了半个小时，然后就静寂了。 最后的一线希望也断绝了。 后来证实，那确实是援军的枪声，可是，援军无法突破日军的包围圈。弹尽粮绝的五十七师几百名伤兵，也无法冲破包围圈。 那支援军是七十四军一部，是军长王耀武派出来的，他们想要救出五十七师，可是日军的火力太猛了，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一直到12月2日，常德城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五十七师已经伤亡殆尽，可是，这支援军不知道。 其余的援军，包括方先觉强悍的第十军，虽然拼尽全力，然而仍然无法战胜以逸待劳的日军。 常德保卫战进行之日，正是开罗会议召开之时。 全世界的眼睛那时候都盯着中国中部这个面积仅有4平方公里的小城。常德保卫战，中国军队以1∶4的比例与日军对峙多日，给予日军大量杀伤，罗斯福深为振奋，在问过蒋介石后，把五十七师的番号和余程万的名字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 没有证据表明，常德保卫战对开罗会议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的是，常德保卫战一定对开罗会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开罗会议后颁布的《开罗宣言》有关中国的内容，都是对中国有利的。 开罗会议是中国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以世界大国的身份参加的国际性会议，也是蒋介石第一次以世界四大国首领的身份参加的会议。 开罗宣言的参加方是中国蒋介石、美国罗斯福、英国丘吉尔，苏联斯大林没有参加。但是，会议结束后，《开罗宣言》在经斯大林同意后，公布于世。它的内容有：剥夺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占有的所有岛屿；日本归还中国的领土，如满洲（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朝鲜恢复自由独立。 这是一份制裁日本的宣言。 11月28日，大风。 天亮后，日军停止了攻击，战场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寂静，空气中飘荡着硝烟的呛人气味。五十七师师部少校副官旷文清站在中央银行的废墟上，看到常德城里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屋，所有能够燃烧的东西都在燃烧，街面上少有人影，五十七师仅存的所有将士们，站在城墙上和城门边阻击日军。 这天早晨，日军悄悄地从守军的视线里消失了，守军疑惑不解，不知道日军想要干什么，难道日军撤走了？ 守军没有相信日军，他们加紧备战，将有限的弹药集中在一起，交给还能动弹的战友。 中午时分，北门外突然出现了几十架平射炮。平射炮一字排开，对着城墙和中国军人修筑的堡垒一阵狂射，炮弹距离地面仅有一米高，一遇到障碍，就炸开。守城的中国军人没有大炮压制日军，只能躲藏在掩体里，低着头，弓着身，等到炮弹停歇，日军发起冲锋的时候，再用手榴弹轰走敌人，而冲到近前的敌人，就用刺刀解决。 很多抗战老兵都说，那时候的中国很穷，造不出大炮和炮弹，就大量生产手榴弹，手榴弹是对付日军最有效的武器。 然而，这次，日军的炮弹过后，没有像前几天那样发起冲锋，而是施放毒气。乳白色的烟雾顺风飘到城墙根，守城的中国军人全部牺牲。 毒气一直释放了大约半个小时，看到北门阵地没有任何动静，日军才戴着防毒面具出动了，他们在每一具不能动弹的中国军人尸体上都要戳上几刀后，然后向城区进发。 坚守了多日的常德城，终于被日军攻破了。 后来，日军战报这样写道：“在北面，最初布上部队攻至北门外，但未冲进城去，黑濑部队加入进行强攻，于28日下午北门攻入。”布上部队，就是上面写到的日军一一六师团一零九联队，布上指布上照一，此时他不仅已经死亡，而且继任的铃木立也已经死亡。但是，日军战报按照传统，仍以布上联队称呼一零九联队。黑濑联队，指黑濑平一担任联队长的一一六师团一三三联队。 北门被攻破，西门也告急。 日军同样用几十门平射炮轰炸西围墙，西围墙倒塌，出现缺口，日军蜂拥而入。旷文清看到一名副团长带着预备队冲了上去，围堵缺口。所谓的预备队，就是一些伙夫、传令兵、勤务兵组成的几十人的队伍。因为没有了子弹，他们手持大刀长矛和木棒，与敌浴血奋战。激战过后，这支预备队击退了敌人，而他们也只剩下了几个人。 西门口伤痕累累的残兵趁着敌人退却，赶紧布置阵地，清点弹药，突然，一股白色的烟雾无声无息地飘过来，中国军人全部倒了下去。 接着，南门和东门也告破。 日军从四面八方涌进常德城，常德城的每一寸土地都被鲜血浸泡。一股日军经过了天主教堂，想要闯进去，天主教会神父王德纯手持一面西班牙国旗，站在门口，阻拦日军。几名日军看着金发碧眼的王德纯，犹豫了片刻，然后围着他拳打脚踢。王德纯倒了下去，日军从他的身体上踏过去，冲进了教堂，教堂成为了人间地狱，躲藏在里面的几百名难民全部被枪杀。日军的这段兽行，后来出现在了王德纯的回忆录中。 11月29日，阴冷。 日军从四面八方涌向五十七师指挥部所在的中央银行大楼方向，五十七师仅存的伤兵们还在步步阻击，他们躲藏在残垣断壁后，依托着每一块砖石，向日军射击。 4平方公里的常德，伤兵满营的中国军队面对如狼似虎的日军仍然没有放弃顽强抵抗。 杨乾坤说，当时，一些中国军人把子弹打光了，只剩下了最后一个手榴弹，就坐在一起唱歌，唱完歌曲后，大家就抱在一起，拉响了手榴弹。 五十七师指挥部里，师长余程万连发了两份电报，第一份是发给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的，第二封电报是发给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第二封电文是这样的：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在第六战区的大本营恩施，司令长官孙连仲手捧电文，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常德城每间倒塌的房屋，每堵坍塌的墙壁，都成为中国军人阻击日军的阵地。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倒下几具尸体。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已经被攻破的常德城，已经被打残的中国军队，依然如此强悍。 常德城里战火燃烧，枪声震耳，间或还有慷慨激昂的军歌。日军胆颤心惊地行进着，因为每一个黑洞洞的窗口，都可能飞出子弹；每一扇倒塌的门扇后，都可能冲出敢死队。 杨乾坤说，日军攻进城墙三天了，还没有占领仅有4平方公里的常德城，后来，日军想了一个办法，又用飞机扔传单。当时的传单是这样写的： 一、第十军在黄土店以北被全部歼灭，军长方先觉及其师长阵亡。 二、援救汝等各路渝军，完全绝望，五十七师将士歼灭在即。 三、无论渝军还是五十七师将兵，活捉余程万赏五十万元。 四、杀余程万将首级送来投降，赏三十万元。 传单漫天飞舞，飘落在了中国军人坚守的阵地上，中国军人捡起传单，还是连看也不看，就撕碎了。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第十军派遣出的另一路援兵，那时候还在和日军激战，而日军竟然说全部被歼灭，方先觉那时候坐镇指挥，各师师长冲锋陷阵，日军竟然说全部阵亡。如果全部阵亡了，又哪里会有几个月后的衡阳保卫战。衡阳保卫战，方先觉率领第十军照样打得日军找不着北。常德城破后，各路援军仍没有放弃营救，而日军竟然说“渝军”全部绝望。 这份不伦不类的传单也飘到了师部坚守的中央银行地下室里，余程万捡起来，看了一眼，笑着对身边的人说：“日本人太小气了，我的命才值30万？我们牺牲了8000人，一人1万元，也值8000万元。”身边的人听到余程万的话，全都笑了。 危难迫在眉睫，余程万还如此坦然。 12月1日，形势愈加危急。 中午时分，曾有一股日军寻隙冲到了中央银行大厦门口，皮靴声和叫喊声清晰可闻，如同响在耳边。师部所有人都站起身来，冲到门口，余程万手持一把卡宾枪，对着冲到门口的日军一阵狂射。师部所有人，包括报务员、勤务兵，都提着步枪和大刀，睁大血红的眼睛，嘶声呐喊着，像一群饿狼一样，从地下室冲出来，旋风般地卷向日军。 一阵激烈搏杀，日军退后了50米。 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当时就和余程万在一起，他见证了五十七师最后的时刻。 吴荣凯和旷文清也坚持到了最后时刻，他们也和余程万在一起。 很多年后，吴荣凯和旷文清回忆起常德城破的日子，仍旧感叹唏嘘，老泪纵横。 当时的《纽约时报》报道：“这里举目尽是烧焦的围墙、残破的砖瓦和灰堆而已……要想在这个曾经有过16万人的城里寻一未经摧残的东西，实在难乎其难。” 事实上，当时未被摧毁的建筑，只有悬挂着西班牙国旗的天主教堂。除此之外，常德城的每座建筑都变成了废墟。 日军距离五十七师师部只有50米，中国军人坚守在中央银行地下室，能够清楚地听到日军的说话声。如果发起冲锋，只需要几秒钟就能穿越这50米。旷文清说，当时守卫在余程万身边的人不足百人。 这个时候，吴文凯和团长柴意新坚守西门。激战多日，日军先后突破了北门、东门、南门，而西门仍然牢牢地控制在中国军人手中。柴意新率领的一六九团也仅剩下了100多人。这是当时常德城里仅剩的一支能够对日军构成威胁的武装力量。正因为西门未失，五十七师才有了一条退路。 余程万早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他决心与常德共存亡。部下有人劝说他，要他一定带领大家打出去，迎接援军。余程万当时肯定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答应了部下的要求。英国《伦敦新闻纪事报》这样记载：“人类的持久战争是有限度的，当战至最后的300将士，余程万将军决定退出常德城垣，以求报国于他日……假如连这少数人都不能生还，那么保卫常德的英勇事迹将随他们英勇的死友埋葬于废墟之下，泯灭而无闻于世。” 西方人无法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们不明白中国军人为什么在弹尽粮绝的死地不选择缴械投降，而选择以死相拼。在西方，他们认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如果失去了抵抗能力，是可以投降，以保全生命的。但是，抗战中拿着劣等武器的中国军人，置于绝境，仍然要杀身成仁，以死报国。在我们中国人的眼中，向侵略者投降是屈辱的。 长城抗战中，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率领各师师长宣誓：“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用汉阳造和大刀歼灭3000名鬼子。 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日寇侵入华北的时候，对手下将官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后来，张自忠将军战死沙场。 台儿庄战役中，川军将领王铭章守卫藤县，藤县失守，王铭章战死。藤县县长周同抚尸大哭，说道：“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领，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我要做第一个为国牺牲的地方官。”然后，他从城墙上跳下，以身殉国。 武汉会战前夕，日军进犯湖口要塞炮台，官兵齐声高呼“我生国亡，我死国存！”后，要塞官兵绝大部分壮烈殉国。 日军进犯中条山的时候，第三军军长唐淮源所部被围，弹尽粮绝，突围无望，唐淮源说：“中国只有阵亡的军长，没有被俘的军长。”然后饮弹自尽。 桂林保卫战前夕，桂军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指着棺材店对随同的人说：“如果我死了，就在这里买口棺材把我埋了。”桂林城破，阚维雍自杀殉国。 ……… 12月2日夜晚，师部召开师长团长军官会议。吴荣凯说，当时，除过师长团长，剩下的没有几个人了。 这次会议的内容是讨论突围。吴荣凯说，由谁突围，由谁坚守，在师长余程万和团长柴意新之间展开争执。余程万一定要让柴意新突围，自己坚守。当时那种情况下，谁都知道突围可能会有一线生机，而坚守就意味着牺牲。柴意新说：“援军来的肯定都是师长以上的将军，你让我一个团长怎么指挥，还是师长去突围吧。”余程万说不过他，只好听他的。 就这样，柴意新选择了坚守。 凌晨一时，余程万带领104名战士突围，这104名战士中就有旷文清和美国记者爱泼斯坦。一六九团仅余的29人跟着团长柴意新坚守，吴荣凯是一六九团的书记官，他要留下来，柴意新一把把吴荣凯推到了一七一团团长杜鼎的面前，让杜鼎带着吴荣凯一起突围。吴荣凯哭着要留下来，柴意新异常生气，他呵斥道：“一六九团只剩这点人，不需要你这个书记官传达命令了！”吴荣凯还在坚持，柴意新更加生气了，他喊道：“我们留下来是拼命的，你还年轻，不能留下来，快走吧！”吴荣凯只好离开了。 这些年来，吴荣凯一直没有忘记和团长柴意新分别的最后一面，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这些年来，吴荣凯只要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就泪流满面。 七天后，当中国军队光复常德时，吴荣凯随着第一批援兵冲进了城内。在打扫战场时，吴荣凯看到了团长柴意新，他身中四弹，血染军装，留守的29名战士也全部战死。 当时，柴意新刚刚结婚七个月，吴荣凯至今不知道他有没有孩子。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第七章 余程万的悲怆结局 104名中国军人在余程万的率领下，沿着西门突围。 西门外，燃烧着几堆篝火，篝火的光亮中，日军的游动哨走来走去，形同鬼魅，要突围到江边，只能从这里穿过，别无它途。104名中国军人分成了几队，倚墙角，穿断壁，匍匐前行。余程万所在的一队，仅有8人。 穿过一道道封锁线，终于来到了沅江边。时星稀月明，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前有大江，后有日军，哪里才有一条生路？余程万带领大家沿着江边向东搜寻，走出几百米，看到有日军在江边游荡，只能隐身在断壁后。等到日军走进了巷道里，旷文清起身前行，行走几十米，终于看到了码头上绑着一条木船。 大家坐进了小船里，余程万最后一个跳上船，一名卫士撑开长篙，木船慢慢地离开了岸边。 然而，江水很深，长篙无法触底，木船停滞不前。卫士们正束手无策的时候，突然吹来一阵夜风，风吹送着木船驶向对岸。很多年过去了，旷文清仍然感到奇怪，当时为什么突然会有一阵强劲的夜风将他们送到岸边。天佑忠良，也许冥冥之中真有一种神奇又神秘的力量。 木船即将靠岸的时候，日军才发现丢失了船只，他们向着木船疯狂扫射，然而鞭长莫及。 大家离开船只，沿着沅江江岸溯流而上。时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天寒风紧。行不多远，突然与日军遭遇，展开激战，旷文清一直护卫在余程万的身边。天亮后，他们来到了一座小村庄，旷文清看到，现在只剩下了师长和他两个人了。而余程万因为在长沙会战时腿脚受伤，现在旧伤复发，无法行走。 怎么办？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出人意料。 勤劳的农村人起床都很早，他们看到村庄里来了两个蓬头垢面的人，有人认出了余程万。常德保卫战前夕，余程万经常视察防卫，独步街巷，因此大家都认识。村民将余程万和旷文清扶进房屋，杀鸡煮食款待。还有村民主动去村外放哨，监视敌人。当天，还有一些中国军人来到了这座村庄，都是五十七师头天夜晚跟随余程万突围而出的战士。第二天，村民备了一副滑竿，沿着山中的偏僻小径，将余程万抬到了一个叫做黄土店的地方，那里有一支救援常德的中国军队。 听说后来，余程万提起这段经历时，“谓乡民感情之隆，几欲垂泪”。 12月4日，余程万命旷文清收拢五十七师突围出来的散兵，点算共有83人，其中包括吴荣凯。 12月5日，余程万带着83名中国军人来到了德山，与援军五十八军新编十一师汇合，筹划反攻。 12月9日，各路援军反攻常德，余程万带领一个团担任前锋，一路直扑常德，突围而出的83名五十七师战士，全部编入这个团里，他们早就杀红了眼，决心血仇血报。 然而，常德此时已成为一座空城。 横山勇占领了常德后，震骇于“部队被重挫，伤亡惨重”，不敢在常德久留，他被五十七师的英勇无畏吓破了胆。当时，常德城里的日军尸体都来不及掩埋，横山勇就下令日军陆续撤出常德。杨乾坤说，横山勇占领了常德后，五十七师余部转入地下作战，向日军偷放冷枪，猎杀落单的日军，所以，横山勇吓坏了，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 横山勇匆忙撤出常德，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当日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占领了常德时，中国军人的各路援军对常德的合围也即将形成。横山勇不敢在常德久留。如果横山勇留在常德，常德就会成为他的葬身之地。 吴荣凯和旷文清都提到了这么一件事情。当天，余程万率领着先头部队进入常德时，从常德城的断壁残垣后，居然互相掺扶着走出了300多名五十七师官兵，有的手中拿着空枪，有的手持大刀，在日军占领常德的这一周里，他们仍然坚持抵抗。当旗帜在中央银行大楼上再次飘扬招展时，所有人都痛哭失声。 常德城里上了年纪的人至今都无法忘记他们在战役结束后回到常德后看到的情景，每条大道，每条小巷，每道胡同，每座倒塌的房屋边，都是尸体。尸体一层摞一层，都摞到了窗台边。常德的地面全是红色，那是血液染红的。很多尸体交织在一起，纠缠在一起，紧紧地抱在一起，分都分不开，这些中国军人都是在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扔完了最后一个手榴弹后，与涌上来的鬼子肉搏战中牺牲的。有的中国军人倒下去的时候，手中拿着削尖的竹竿，子弹射完了，刺刀拼弯了，他们只能用竹竿作为武器。 而常德城里仅存的三百中国军人，没有一个身上没有伤的。 光复后的常德是一副什么景象？1943年12月21日的《纽约时报》有这样一段描述常德的文字：“一只乌鸦站在一间被轰毁的货仓的焦梁上，带着严肃而满意的心情，望着已经从地面上毁灭了的常德……城东门的旗帜在一根新的竹竿上面胜利地飘扬，两个武装中国士兵很神气地站上了新岗位。” 这几十年来，常德人一直没有忘记这场惨烈的战役。对于抗日战争，常德是最早进行研究的少数城市之一。 常德光复后，余程万带着五十七师残部来到湖南省桃源县整编。吴荣凯说，经此一役，一六九团仅剩九人。 余程万尽管带着8000名中国军人浴血抗战，重挫日军，但是，他自己却受到了处罚。来到桃源县没有多久，余程万就被解往重庆关押。 余程万刚刚突围成功后，就与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联系。王耀武责怪余程万把常德留给了日本，而自己跑了出来。蒋介石要求五十七师与常德城共存亡，王耀武认为余程万没有做到这一点。其实，五十七师300名中国军人一直坚守常德，在日军占领常德的那一周里，他们每一天都与日军抗争，五十七师并没有离开常德，余程万突围，是为了搬救兵。 但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无法接受这一点。中国人对英雄的要求是：面对绝境，一定要杀身成仁。 吴荣凯直到现在都难以理解，为什么要处罚自己的师长余程万，他并没有逃跑，他带领全师将士，竭尽全力与日军作战，最后出城搬救兵，为什么还要处罚他？ 杨乾坤说，当时，传言余程万被关押在重庆，要枪毙他。消息传到常德，常德轰动。乡绅们奔走呼号，全城会写字的人都签名抗议，光签名就有6万人，而常德那时候才有14万人。乡绅们组织人拿着签名去往重庆，要挽留余程万。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也替余程万求情，认为余程万不是逃跑，是浴血奋战。张治中等很多高官也为余程万求情，请求刀下留人。这样，余程万才免于一死，却被关押。 1945年初，余程万的老上级王耀武以湘西战况吃紧为由，点名要余程万参与抗战。余程万得以解脱，并被任命为七十四军副军长，位列同为副军长的张灵甫之前。 有一年，我意外地看到了一本《德国步兵操典》的油印小册子，上面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帝国官兵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投降：1.指挥官阵亡并和上级部队失去联系的。2.部队减员百分之60以上的（含百分之六十）3.弹药耗尽已无可能得到补充的。4.部队陷入敌优势兵力包围已无可能突围的。5.得到高一级部队下达的投降命令的。 德国将士在弹尽粮绝的境地，可以选择投降。但是，在中国军队里，根本就没有投降这一说。 在余程万重新获得任命之前，余程万不愿五十七师浴血抗战的壮烈淹没在历史尘灰中，这样对不起牺牲了的8000弟兄，他派了两个五十七师战士，找到当时最有名的小说家张恨水，让他把五十七师抗战的故事写下来。以写风花雪月著称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一再推脱，两名士兵就在张恨水家附近租房住下来，每天给他讲五十七师守卫常德的故事，结果，张恨水大为感动。后来，以常德保卫战为题材的出版了，轰动一时。张恨水没有要一分钱稿费，只要了一把日军指挥刀。 张恨水认为，常德保卫战可以与唐朝安史之乱中的睢阳保卫战媲美，一定会名垂青史。 有意思的是，睢阳保卫战中，守将张巡因为让士兵吃人肉而被道学家诟病；常德保卫战中，守将余程万因为离城搬兵而同样授人以柄。 再过1000年，人们还会提起常德保卫战，就像现在的人们提起睢阳保卫战一样。 抗战结束后，内战爆发，余程万离开七十四军，赴粤东任职。 1949年后，余程万没有留在大陆，也没有去往台湾，而是选择了香港定居。 1955年，一帮匪徒绑架了余程万和妻子，警察营救，警匪枪战，余程万于乱枪中殒命。到底是谁开枪打死了他，至今没有定论。 一代名将，率八千虎贲之众，抗十万骄横之师，斩将搴旗，拔山盖世，时将士同心，三军用命，虽弹尽粮绝，犹死战不退，如此凶悍之士，当世能有几人？将军浴血沙场，屡建奇功，而最后竟无辜丧命于庸人之手，实在令人唏噓，令人扼腕。 第一章 自断后路，决死一战 余程万带着八千中国军人坚守常德的时候，驻扎在衡阳的第十军，派出了预十师增援常德。第十军军长是方先觉。 常德会战中，第十军预十师全军覆没，师长孙明瑾壮烈殉国。 抗战老兵卢庆贻说，预十师全军覆没和师长孙明瑾牺牲的消息传到衡阳的时候，第十军一片哭声，全军将士发誓要为死难弟兄报仇。没想到，刚过了几个月，冤家就上门了，日军第十一军围攻衡阳，日军六十八师团和一一六师团担任主攻。第十军击毙了当初围攻预十师的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和六十八师团五十七旅团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一举报了血仇。 卢庆贻当时是第十军军部报务员。 1944年春天，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美军占领了马绍尔群岛，这是美国首次攻占日本领地。接着，美国重型轰炸机开始对日本本土狂轰滥炸，日本只能被动挨打。到了这年夏天，美国开始进攻塞班岛和关岛，大日本帝国已经预感到了覆灭为期不远。 这年夏天，欧洲战场上，盟军也是一路高歌一路凯旋，诺曼底登陆开始了，法西斯轴心中最强悍的德国也被敲响了丧钟。 在中国战场，日军感到焦头烂额。 为了扭转战局，日本在中国发起新一轮攻势。当时，日军的太平洋航线已经被美军封锁，日军的舰队远远胜过中国，但不是美国的对手。狗急跳墙的日本人就决定打通一条陆上交通线，从满洲，也就是东北，一直到越南的河内，然后又从满洲北上，与朝鲜半岛、日本相连，这条铁路线可以保证日本的进出自由，进可攻，退可守。而打通陆上交通线还有一个原因，当时，美国空军在大陆设置了很多空军基地，从这些基地起飞的飞机，可以直飞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日本打通这条交通线，也是为了摧毁这些空军基地。 这次战役，东方叫做“豫湘桂会战”，而西方则称之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 这次战役，孤注一掷的日军投入了50万兵力，这是自淞沪会战后，日军在单次会战中投入最多的一次会战。战争初期，确实按照日本人的预想在进行，日军仅用五天攻陷了郑州，三天后占领洛阳；接着，日军一路南下，占据了浏阳、长沙、株洲、醴陵，在衡阳被方先觉的第十军阻拦。 在漫长的抗战中，日军先后组织了三次长沙会战，都被薛岳杀败，而这次，长沙终于落入了敌手。 当时，全世界都在打胜仗，唯独中国正面战场打败仗。 日军兵锋南指，顺风顺水，兵临衡阳城下，想当然地以为最多只用三天，就能拿下湘南重镇衡阳，没想到在这里碰了钉子。 守卫衡阳的，是第十军。 在正面战场上，第十军不是一等部队。然而，衡阳保卫战结束后，第十军成为了正面战场一等一的部队。 第十军的历史其实并不光彩。它在组建之初，围剿贺龙的红二方面军，连战连败，致使红二方面军进入了陕北；抗战之初，南京保卫战作战不力，武汉保卫战作战不力，致使番号一度被撤销。第二次长沙会战前夕，用人之际，第十军才再次组建，军长李玉堂。在李玉堂的调教和指挥下，第十军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表现出色。 然而，由于第十军在该次会战中，丢失了一线阵地，军长李玉堂便遭到了撤职的处分，军政部任命钟彬担任第十军军长。钟彬与李玉堂是黄埔一期同班同学，感情笃深，就以种种借口，迟迟不上任，致使第十军好几个月里群龙无首。第三次长沙会战前夕，大战即至，薛岳只得再次任命李玉堂为第十军军长，然而李玉堂头脑转不过弯，坚辞不受。 从李玉堂、钟彬等人的身上，能够看到当年正面战场军纪涣散。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他们竟然抗命不从。 有一天，有电话打来找李玉堂，电话里问：“你是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吗？” 那是蒋介石的声音，黄埔一期的李玉堂一听，马上立正，回答：“是。” 蒋介石又问：“你是黄埔一期吗？” 李玉堂回答：“是。” 蒋介石说：“那好，长沙就交给你了。”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李玉堂高高兴兴地上任了。 李玉堂原来要等的，是更高一级的任命。 第三次长沙会战，李玉堂率领第十军打得异常出色。此役过后，李玉堂升为集团军副司令，第十军预十师师长方先觉升为第十军军长。 方先觉是从预十师升为军长的，他对预十师感情极深，所以，当预十师在常德会战中被全歼时，方先觉发誓一定要报仇。 然而，依靠一个第十军，武器残缺，兵源不足，又如何向日军六十八师团和一一六师团报仇？那时候，谁也没有看好第十军。第十军，17000人，充其量也就是正面战场一支三流部队；而六十八师团和一一六师团，兵源充足，装备先进，共有五万人。五万日军的背后，还有十余万日军源源不断地开来。 大兵压境，衡阳危如累卵。 初识古典文学的人，都知道中国宋代有一个出将入相的人叫范仲淹；知道范仲淹的人，都知道他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词《渔家傲》，其中上阕这样写道：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传说中，北方的大雁每年南飞到衡阳后，就会停下脚步，在这里度过漫长的冬天，开春后，它们又飞回北方，年年如此。 可是，1943年衡阳的天空中，没有大雁飞翔的身影；1943年衡阳的天空中，只有炮火与硝烟。 不仅仅大雁，衡阳城里所有的动物都没有了，只剩下中日两国几万人在血腥厮杀。 在当地，至今还流传着“老鼠过江”的故事。 衡阳保卫战爆发的那年，常玉海才14岁，但是那场战争的惨烈给他留下了至死也无法磨灭的印象。他说，衡阳保卫战爆发前夕，日军飞机天天在头上盘旋，扔炸弹，衡阳变成了一片火海，第十军让老百姓赶紧搬出城区，去乡下投奔亲戚朋友，说衡阳要打大仗了。那些天里人心惶惶，老鼠也鼠心惶惶。有一天，常玉海突然听人说，湘江上都是老鼠，老鼠在过江。少年天性的常玉海跑过去，看到江面上都是老鼠，密密麻麻，挤挤挨挨，后面的老鼠咬着前面老鼠的尾巴，成千上万只老鼠像一张巨大的竹筏一样，从西岸向东岸游去。江水湍急，将老鼠冲得歪歪斜斜，它们就这样斜刺着游向东岸。那种场景让所有人都震撼不已，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老鼠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江面，强烈的求生愿望让它们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看到这种场景，一些不愿意撤离衡阳的人，也不得不离开了。动物比人的预感强烈得多。 不仅仅是老鼠，那些日子里，湘江里的鱼也很少了。常玉海说，往常的时候，一网下去，总能捞起几条大鱼，而那些天，捕鱼的人一趟趟空手而归。衡阳的西面是沼泽地，在日军飞机没有轰炸前，每到黄昏时分，就能够听到蛙声一片，而日军飞机来了，夜晚再也听不到蛙声，不知道它们去了哪里。 直到衡阳保卫战结束，人们才知道了秘密。当时，衡阳城里城外都是死尸，又正值天气炎热，臭味弥漫，致使路断人稀。人们挖坑掩埋死尸，挖到地下十几米，突然蹦出了无数的青蛙蛤蟆。原来青蛙蛤蟆害怕飞机轰炸，全部躲在了地下。 所有动物都敏感地意识到：一场大战即将来临。 有一天，常玉海正在吃饭，吃完饭，他就要跟着父亲离开衡阳，去乡下的舅舅家躲避兵燹，突然听到一声巨响，他们以为敌人的飞机又在轰炸，匆忙跑出房屋，去地窖里躲藏，但是空中没有飞机，街坊邻居说，那声巨响是铁桥被炸的声音。 为了抵挡日军的进攻，第十军炸毁了湘江上的铁路。铁桥炸毁了，日军不能向西进攻，而他们也不能尽快转移。第十军不但炸毁了铁桥，而且还将火车头转盘毁坏了，以防日军使用。 常玉海说，当时，第十军是自断后路。无论他们战胜战败，都没法离开衡阳了。 和很多抗日名将一样，方先觉也是一个文武兼修的儒将。 方先觉是黄埔三期，他在上黄埔军校前，已经是上海政法大学的高材生。黄埔军校毕业后，方先觉因为作战勇敢，由排长一步步升为第十军军长，在黄埔三期同学中，方先觉是第二个升为军长的人。这种一步步从下层军官升为将军的人，毫无疑问都是非常强悍的。 黄埔三期和其余各期毕业生比起来，显得将星零落。黄埔三期最有名的战将也恐怕只有方先觉、戴安澜和王耀武了，而戴安澜此时已殉国异域，牺牲在缅北野人山，王耀武此时是七十四军军长，他比方先觉更早一步迈入军长行列。 事后证明，方先觉的军事能力绝对是非同寻常的。 以第十军有限的17000人，而且还有一半是新兵，要与横山勇的第十一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当时，日军为了发动豫湘桂会战，将横山勇的第十一军扩充为8个师团，十余万人。三次在长沙城下击败了日军的薛岳也没有能够抵挡这股疯狂的日军，所以，横山勇有理由相信衡阳指日可下，所有人都相信横山勇会很快攻占衡阳。 蒋介石给方先觉的命令是：坚守衡阳7天，给后方广西赢得布防时间。 然而，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方先觉坚守衡阳长达47天，彻底打乱了日军的进攻部署，还迫使东条英机内阁下台。 与常德保卫战不同的是，常德保卫战正值开罗会议召开，欧洲太平洋都无战事，全球的目光盯上了常德。而衡阳保卫战正值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全球的目光都投放在欧洲战场，衡阳无人问津。所以，很长时间里，衡阳保卫战不为国人知，更不为世界知。 方先觉反复权衡，知己知彼，和骄横的横山勇不一样，他将姿态放得很低。这就像两个拳手上场，一个目空一切，趾高气扬，鼻孔朝天，连对方看也不看一眼；而另一方弓下身体，悄悄地靠近对方。骄兵必败的道理，横山勇肯定懂，但是，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让他得意忘形了，他上次低估了余程万，这次低估了方先觉。 方先觉将第十军收缩在衡阳城内外仅有10平方公里的地方，坚壁高垒，严阵以待。这就像一架弹簧，当弹簧被压缩到最低的时候，它的弹性也最大。如果梯次抵抗，17000人很快就会消耗殆尽，方先觉不会做这样的赔本买卖。 衡阳保卫战即将打响，城里的百姓向城外疏散，城外的军队向城里集结。道路两边，两股人群像两股流向不同的河流。 第二章 立体防御让日军吃尽苦头 卢庆贻说，为了坚守衡阳，第十军对防守阵地也做了改建。 衡阳东临湘江，可以作为天然屏障；北靠衡山，日军携带重武器无法翻越，这是另一道天然屏障；西边是沼泽稻田，阡陌纵横，日军重武器同样不能穿越；所以，日军要想进攻衡阳，最好最便捷的途径，就是从南面进攻。 南面多山丘，中国军人将这些山丘朝南的一面，全部削平，变成悬崖峭壁，日军要攀上悬崖，除非搬来云梯。即使日军攻占了这些山丘，后面的散兵坑照样难以穿越。每一个散兵坑前都有一人多深的壕沟，即使穿过了壕沟，还有铁丝网；即使穿越了铁丝网，还有地雷；即使穿过了雷区，还有中国军人的机枪扫射；即使穿过了机枪扫射，后面会有大炮镇守；即使穿过了大炮镇守，后面还有中国军人的刺刀在等候…… 日军每向衡阳城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死亡的代价。 第十军老兵童纪统说，日本小炮很厉害，但是和美国的大炮比起来就差远了。日本小炮打一发，装一发炮弹，而美国大炮一次可连续打6发炮弹。童纪统当时是第十师卫生员。 第十军有一个炮兵营，在衡阳保卫战中，这个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战来临前夕，第十军炮兵营还在桂林接收美式大炮。豫湘桂会战一开始，日军一路南下，进展迅速，史迪威创办的桂林步兵训练中心就要撤到昆明，然而，这一路崇山峻岭，训练中心的大炮又如何能够搬运。方先觉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就通过老军长李玉堂联系到了桂林步兵训练中心，将这十几门大炮运到了衡阳。 大炮刚刚运至衡阳，日军的进攻就开始了。如果再晚一个小时，这批对于衡阳中国军人来说生死攸关的大炮，就会落入日军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卢庆贻说，中国军人第一道防线距离城区10里，而方先觉的指挥部设在一座土山上，战斗最危急的时候，敌军距离军指挥部只有几百米。 卢庆贻眼中的方先觉身躯高大，一表人才，待人和蔼。在方先觉身边担任报务员的卢庆贻从来没有见到方先觉发脾气，他对人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直到今天，卢庆贻还能记得方先觉的音容笑貌。衡阳保卫战的时候，卢庆贻15岁，却已经有了一年兵龄了。 一年前，参加长沙保卫战的第十军伤亡惨重，就在长沙征兵补充，当时在长沙上中学的卢庆贻深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染，就报名参军了。 当时，卢庆贻有一个姑父在长沙防空司令部，卢庆贻每逢假期，就去防空司令部，学会了简单的发报收报。所以，他入伍后，因为有无线电基础，经过了六个月培训后，就被分配在第十军军部任报务员，与方先觉在一起。蒋介石和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每封电报，都是卢庆贻接收；而方先觉发出的每封电报，也都经过他的手。 衡阳保卫战的47天里，卢庆贻见证了方先觉的每一个细节。 卢庆贻说，他当时使用的电台只有15瓦，发电机也只有15瓦，信号非常不好，声音就像蚊子在叫，如果不凝神静气倾听，是无法听清楚的。因为发报机功率太小，收进发出每一封电报，都要在湖南芷江中转。后来，芷江成为了名噪一时的“抗战受降城”。 卢庆贻那时候没有枪。他说，衡阳保卫战的时候，枪支非常紧张，前线作战的士兵，一人也平均不到一把枪，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汉阳造。有的看起来是枪，但是根本就不能用。军部的勤务兵都没有枪，枪都支援了前线。 衡阳保卫战那年，王乐平15岁，他是被拉壮丁入伍的。当时，正面战场上伤亡实在太大了，兵员严重不足。 王乐平说，当时拉壮丁的标准是“二丁抽一，五丁抽二”，如果一家中有弟兄两个人，就要有一个人去当兵；一家弟兄五个，要有两个去当兵。 王乐平的老家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所以，没有人愿意去当兵。那时候没有村长，村长是改革开放后的名称，再往前叫生产队长，而民国时候叫保长。有一天晚上，保长和一个穿军装的人来到王乐平家，王乐平想去当兵，他觉得那一身军装很精神，还能吃饭不掏钱。可是父亲死活不让去，无论保长怎么说，父亲就是不答应。后来，父亲说，家里没有东西吃了，需要王乐平和哥哥编竹笼卖钱。当兵的二话没说，就走了出去。再回来的时候，肩膀上扛着一袋大米，他把大米放在父亲面前，将王乐平领走了。 王乐平算是幸运的，他当兵还可以领到一袋大米。我采访过的老兵阮明刚就没有这么幸运。当年，阮明刚去走亲戚，中途被保长抓了壮丁，全家人都以为他死了。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村庄，家人左看右看都不相信是他。阮明刚所在的部队，是张自忠的军队，他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和枣宜会战，张自忠牺牲后，他参加敢死队抢回了张自忠的尸骨。 王乐平想着部队里只有自己年龄最小，可是来到部队里才发现都是和自己一般大的孩子。王乐平所在的那个班有8个人，全是十几岁的孩子，最小的只有13岁，班长年龄最大，16岁，可已经当兵三年、参加过两次长沙会战的老兵了。 王乐平说：“那时候苦啊，中国成年人都打光了，上战场的都是十几岁的娃娃。” 衡阳保卫战的时候，王乐平被编入第十军预十师，驻守在衡阳南面的张家山。他说，守卫衡阳的时候，每个人都没有想着能够活下来，班长识字，他写了血书，其余不会写字的在血书上按血指印，誓与衡阳共存亡。 王乐平口中的衡阳保卫战异常悲壮。 我曾经听好几位抗战远征军老兵说过，他们在丛林中行军的时候，日军的狙击手就躲在大树上，用绳子把自己捆起来，专门射杀树下走过的新一军将官，由于日军使用的是三八大盖，打一枪，扣动一下扳机，新一军那时候是美式装备，冲锋枪，卡宾枪，可以连发连射，所以，日军射出第一发子弹后，中国军人如果发现了日军躲藏的地方，卡宾枪冲锋枪就会对着树丛狂射，日军的火力就被压制住，或者中弹。如果没有把他们和树枝绑在一起，就会掉下来。而绑住后，即使负伤了，他们还能射击。 我曾为日军狙击手的强硬而震撼，然而，当我听到第十军将士的故事后，才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和我们的中国军人比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张家山朝南的一面已经被削平了，这种人工制造的悬崖足有七八米高，悬崖顶上是机枪阵地，几挺机枪一组，组成交叉火力，无论日军从哪个方向攀援悬崖，都会置于机枪火力网中。每个机枪点是一个人，里面放置子弹、粮食和水。这名机枪手走进挖好的工事里，将机枪放置在两块砖头那么大的火力眼上，工事的上方用石板覆盖，浇筑水泥沙子。这样，即使日军的炮弹落在工事顶上，工事也毫发无损。很多抗战老兵都说过，美国的水泥很好，炮弹打在这种工事上，只会砸出几星白色粉末。 两块砖头大小的瞭望孔，是机枪手与外界唯一的联系窗口，也是射击孔。每个机枪手走进了这样的工事，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也不会活着离开。这道工事，就是他们的坟墓。 张家山的机枪阵地让日军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日军始终无法攀援七八米高的悬崖，只要他们接近悬崖，来自不同方位的机枪火力就会把日军撂倒。日军对这种机枪阵地也无可奈何。刚开始，日军还试图通过云梯来攀援，到了后来，不需要云梯了，因为悬崖前日军的尸体层层叠叠，堆满了悬崖前的空地。最上层的日军尸体阻挡了机枪的枪口，工事里的机枪手又无法出去搬挪，就只有把日军的尸体用机枪打碎，这样才能看清楚攻击的日军。 后来，日军进攻的时候，就踩着铺了七八米十几米高的日军尸体，向上仰攻。一直到这时候，日军才会对机枪阵地构成威胁。 日军占领了机枪阵地后，迎接他们的是散兵坑。散兵坑里的战士们站在一米多高的深坑里，手持步枪阻击，他们仍然没有想活着离开，散兵坑的四周都是地雷，无论谁踩上去都会炸开。 王乐平说，衡阳保卫战太惨烈了，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杀红了眼，比电影上演的要惨烈得多。 很长时间里，我不能理解日本人这种二球精神，明知道前面有机枪扫射，还要扑上去送死。直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日本的《步兵操典》，我才理解了。 日本的《步兵操典》在二战时期，每个陆军士兵人手一册，里面对日军每个战术要领和战术动作都有机械而顽固的规定，它规定日军在发起冲锋的时候，不能匍匐前进，而必须端着步枪猫着腰冲锋，不能退缩。日军在拼刺刀的时候，也要手指离开扳机，关掉保险。这本机械的操典甚至连士兵在拼刺刀的时候，双手的位置也做了规定。 日本的《步兵操典》强调的是精神战胜一切，它固执地认为只要精神压倒了对方，就能取得胜利。这本书更明确地指出：“决定战斗最终胜负的方式是刺刀突击。”现在让我们来看，实在是笑掉大牙。 日本的攻击战术很单一，炮兵轰完步兵冲，步兵冲完炮兵冲。他们依靠这些简单的战术和当时在亚洲最先进的武器，占领了东亚和东南亚。 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胜利，这是因为，日本遇到的都是武器远远不如他们的穷困国家。 战争说到底，拼的就是综合国力。 当时一个让欧美人无法理解的现象是，日军各级指挥官上战场的时候，都要带上一把指挥刀，等待着能够手握指挥刀面对面地拼杀。时代发展到了坦克集团群作战，而日本还幻想着用决斗来重铸荣光。 在日本与苏联的诺门坎战役中，德国观察家同样不能理解，日本的武器前面为什么要装上一把60厘米长的刺刀，这把刺刀在坦克面前究竟能有多大作用？为什么号称世界军事强国的日本，却只有一个坦克师？日本高级军官为什么要跟随步兵发起突袭冲锋？这简直是得不偿失的蛮干。 诺门坎战役前，日军关东军最精锐的二十三师团师团长小松原狂妄叫嚣，日军一个师团可以击败苏联三个师，而诺门坎战役的结果是，二十三师团全军覆没，小松原“英勇”地剖腹自尽。 我常常想，如果当年的中国军队拥有了苏联那样的武器，抗日战争会是什么样子？ 日军在攻打衡阳南郊的山丘时，就严格地按照步兵操典，机械地运用中国古代的攻城战术，士兵们抬着云梯像蚂蚁一样前赴后继，死再多的人也在情理之中。 日军的聪明程度远远不如八路军。八路军攻打日军的炮楼时，用床板和湿棉被制作而成的“土坦克”抵挡日军的机枪扫射。而日军在衡阳城外的萧家山和张家山，面对第十军的机枪扫射，却只有二球精神。 日军死不足惜。他们不是被中国军人打死的，而是笨死的。 衡阳保卫战的时候，德国和日本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艾森豪威尔的第二战场开辟后，德国不得不两线作战，东线的德军已经被苏军赶出了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西线的德军正在法国与美英联军胶着厮杀，节节败退，希特勒已经预感到了第三帝国的灭亡为期不远。日军同样进行两线作战，在辽阔的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占领了塞班岛和关岛；在中国辽阔的战场上，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中国南部城市衡阳，日军十余万人被阻隔在了衡阳城下。日本内阁也摇摇欲坠，日本天皇也寝食难安。 衡阳保卫战前夕，日军十一军军长横山勇完全没有把衡阳这座南方小城放在眼里，横山勇手下拥有8个师团，而他只用六十八师团和一一六师团来攻打衡阳。两个完整的师团将近5万人，而衡阳守军是残缺不全的第十军，仅有17000人。所以，横山勇相信衡阳最多只用三天就能攻下，然后，日军就可以长驱直入，进入西南。 日军第六十八师团从南面进攻衡阳，守卫在衡阳南面的是第十军预十师。 当预十师侦察到当面之敌是日军六十八师团时，一下子乐了。就是这个六十八师团，在常德会战的德山之役中，让预十师吃了大亏，师长孙明瑾壮烈殉国，新组建的预十师发誓报仇，现在预十师的师长就是当初预十师的副师长葛先才，他们想报仇，苦于一直驻防在衡阳，而现在，没想到上天入地都找不到的仇敌，居然自动送上门来。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快乐更幸福的事情吗？ 苍天有眼啊！ 所以，战争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 在战争的间歇，方先觉曾来到萧家山和张家山阵地视察，他指着前方阵地对预十师的士兵们说：“要让这里变成日军的坟墓。”士兵们响亮地回答：“人在阵地在。”葛先才也回答：“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方先觉感到预十师的将士们根本就不需要鼓动，他们一个个士气饱满，杀气冲天。 仇恨燃烧着预十师士兵的眼睛和胸膛。 卢庆贻说，衡阳保卫战一共分三个阶段，6月23日至7月2日，是第一个阶段；7月11日至8月2日，是第二个阶段；8月4日到8月8日，是第三个阶段。其实，这些都是后来的人们在总结的时候，人为划分的，当时在战场上，就是没黑没明地打仗，谁还知道分什么阶段？ 日军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就死在第一阶段。 6月27日是战争进行的第四天，日军在付出了上千人的代价后，才推进到了五桂山阵地前。整整四天，日军推进了不足200米。 五桂山阵地上，有中国军队一个连在坚守。日军整整攻打了一天，还没有攻下一个连把守的五桂山阵地。黄昏时分，日军施放毒气，这个连仅剩的83人全部壮烈殉国。 第二天，日军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带着四个联队联队长，还有作战参谋长和参谋一干人，来到烧焦了的五桂山阵地上，向衡阳方向瞭望。这些人属于六十八师团最高级别的将官和佐官，六十八师团所有的头头脑脑们都集中在这里，他们人手一把指挥刀，人手一架望远镜，他们站在五桂山阵地上，不可一世。 他们没有料到，这时候阎王爷已经来敲门了。 中国军队的哨兵看到一伙老鬼子举着望远镜向这边瞭望，望远镜的镜片在阳光下一闪一闪，估计这伙鬼子都是当官的。哨兵把这个极为振奋的消息报告给机枪阵地，机枪阵地测算了一下，距离有点远，效果不够理想，又赶紧把这个利好消息报告给后面的炮兵阵地。炮兵阵地只要听说这伙老鬼子是在五桂山阵地上，就知道距离有多远。开战前，炮兵将中国军人每一处防御阵地都测算了一遍，就准备在反击的时候，用炮火支援中国军人。没想到，反击还没有开始，六十八师团的官老爷们却自动送上门来了。 守卫在炮兵阵地的是中国军队一个炮兵连，连长白天霖，黄埔军校第16期炮科毕业。当哨兵发现了这伙老鬼子的时候，他也已经发现了，这伙老鬼子距离炮兵阵地仅仅800米。白天霖的炮兵连有八门大炮，都是开战前历尽千辛万苦从桂林拉到衡阳的。现在，这八门印着洋码子的大炮就要发威了。 白天霖一声令下，八门大炮齐发，佐久间为人和身边簇拥的老鬼子全部倒了下去。不久，身负重伤的佐久间为人和几名鬼子佐官都死了，而没有死的，全部重伤，不能再指挥作战。 预十师终于报了仇。 六十八师团的指挥系统瘫痪后，横山勇将六十八师团划归一一六师团师团长岩永汪指挥。 战争仍在继续。 按照战后的分法，第一阶段的战争是10天，在<bdo>ｈｔｔｐ://ｗwｗ?９９lｉｂ?ｎｅｔ</bdo>这10天里，日军不分昼夜进攻，中国军人昼夜不分抗击，衡阳西部和南部本来苍翠青绿，森林覆盖率很高，而现在树木全部被打断了，山峰也被削平了，地面上血肉模糊，由于连续作战，双方的尸体来不及掩埋，空气中散发着恶臭。 连续十日十夜交战，双方的体力都消耗到了极限，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烈日暴晒，尘土蒙面，汗流浃背，眼前鲜血飞溅，耳边重炮轰鸣，飞机低空掠过，脚下血水横流……每个人都失去了人形，每个人的身体都透支了，每个人的神经都快要崩溃了。 日本战史有这样的记载，他们认为衡阳保卫战是“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两师团之原任大队长所剩无几，大部分之步兵队已变成由士官代理大队长，勉强支撑战斗之残局”。 八年抗战，日军攻占了中国多少城市，而唯有衡阳被他们认为是“唯一苦难”的，之所以苦难，是因为他们死伤惨重。仅仅在衡阳保卫战的第一阶段，日军就付出了25000人的伤亡，一个师团被打残。 衡阳保卫战到底有多惨烈，日军也有形象的记载。六十八师团和一一六师团的大队长所剩无几，大部分由士官代理。日军作战有一个特点，每当冲锋的时候，大队长这些中下级军官总是身先士卒。而当时的中国军队又何尝不是这样？每次冲锋的时候，营连排长总是手持驳壳枪和大刀喊：“跟我上！”东方军队都将身先士卒作为军官的优秀品质。 日军大队长之上有联队长、师团长，大队长之下有中队长、小队长。衡阳保卫战中，日军大队长由士官担任，那就说明中队长和小队长也伤亡殆尽了。战争的惨烈由此可见一斑。 衡阳保卫战后，日军一一六师团一二零联队旗手星野博写过一本《衡阳最前线》，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守卫战中，连长、营长、团长上阵带头冲锋反击……危机时，师长、军长亲自上前线，激励部下。衡阳的第十军昂扬着真正的军人的崇高精神……” 让对手敬服，这是军人的最高荣誉。 卢庆贻说，第一阶段的战役中，敌我伤亡比高达5∶1，这在抗战以来的所有战役中都是少见的。 第十军并不是当时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也不是战斗力最强悍的部队，但是，第十军有一个好军长方先觉，方先觉绝对是一个军事天才，他在战前所构筑的种种工事，就扭转了中国军队在人数上的劣势。 一头狮子领着的一群绵羊，能够打败一只绵羊领着的一群狮子。方先觉是狮子，横山勇是绵羊。 第十军构筑的所有工事都不是单一的，都是紧密结合，环环相连，每一个工事都有独特的作用。 卢庆贻说，当时，方先觉提出了三不打：看不清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死不打。当敌人先头部队靠近的时候，秘密火力点的机枪不打，埋伏在暗堡里的士兵不动，只用散兵坑里的步枪进行阻击。而散兵坑里的步枪要求“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鬼子先头部队与散兵坑里的中国军队纠缠胶着的时候，鬼子的大部队就会急急赶来增援，这时候，火力点的机枪才从不同的方位，不同的角度，以相同的火力向日军倾泻弹雨，枪弹如同暴风骤雨，将鬼子团团包裹，旋转着，啸叫着，钻进了鬼子的皮肉，咬出了道道伤痕，让鬼子手舞足蹈，呼天喊地，四蹄朝天，一命呜呼。即使日军开来坦克也不顶用，坦克无法攀越七八米高的悬崖；即使鬼子抬来云梯也不顶用，埋伏在暗堡里的中国军人一群一群冲出来，只需把拉开的手榴弹丢下去，悬崖下的鬼子和云梯都被炸成了几截。那种景象爽心悦目，云梯与尸体齐飞，鲜血共火光一色。 日军的《步兵操典》中有记载，每次冲锋分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前锋，第二梯队是主力，第三梯队是援兵。而第十军的散兵坑对付第一梯队，机关枪对付第二梯队，手榴弹对付第三梯队。各打各的，有条不紊。所以，我怀疑方先觉一定看过日军的《步兵操典》，所以他才能在衡阳保卫战中对症下药。方先觉实在是防守战专家。 再反观日军，无论是六十八师团和一一六师团，还是横山勇，在第十军的立体防卫面前，黔驴技穷，只知道使用人海战术。而人海战术，是冷兵器时代才会有的一种落后战术，在现代战争中，再多的人海也禁不住机枪的扫射。 7月2日后，已经焦头烂额的日军六十八师团和一一六师团精疲力尽，不得不转入部分休整。然而，这些天，日军还是没有停止进攻，只是严重受挫的日军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攻击凌厉，他们以毒气开道，企图攻占中国军队阵地，然而，这时候的中国军队已经掌握了要领，他们知道用毛巾浸湿捂在鼻子上，可以避免毒气的吸入。而陈纳德的航空队也从芷江机场起飞，空投防毒面具，等到日军发现了陈纳德的航空队，呼叫长沙机场日军飞机起飞拦击的时候，陈纳德的航空队已经转身离去，消失在云层里。 这些空投的防毒面具如同一面盾牌，让日军的毒气失去了作用。 7月5日，300多名中国军人戴着防毒面具，趁着夜色，将丢失了的张家山阵地再次夺了回来。在衡阳保卫战第一阶段的战役中，张家山反复争夺20余次，最后被日军施放毒气才占领了。而中国军队有了防毒面具后，又将张家山夺了回来。 日军始终无法想明白的是，夜战近战是《步兵操典》上的基本课程，本来是日军的强项，他们用这种不怕死的精神从亚洲北部打到了南部，在中国的正面战场所向无敌，然而在衡阳城下，他们夜战近战的宝典失效了，他们遇到了一群更不怕死的中国军人。 7月6日，卢庆贻接收到了由芷江转发的一份电报，电报是蒋介石签发的，电报内容为：一、嘉勉第十军将士，并指示再坚守两星期；二、嘉奖预十师师长葛先才恢复张家山阵地有功，奖励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第二天，一架飞机飞临衡阳上空，将几枚勋章投到了地面，这些勋章包括此前通报嘉奖的几枚，分别是给军长方先觉，师长葛先才、周庆祥，团长陈德壁的。 卢庆贻说，衡阳保卫战整整47天，他每天都要把战况发给重庆方面，包括阵地的失守，阵地的夺回，排兵布阵和病员伤亡情况。 刚开始的时候，第十军接到的命令是坚守七天，部队准备了二十天的粮食。而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部队坚守了整整47天。二十天之后，部队已经没有可吃的东西了，日军也将衡阳炸为了焦土。衡阳县县长王伟能带着没有来得及撤离的市民，给士兵送来粮食。但是，那时候衡阳城里所有能够燃烧的都烧焦了，大米也被烧成了黑色的坨坨，战士们就把这些黑坨坨砸开，用水煮了吃。 当时，全国的眼睛都盯着四平方公里的衡阳。 第三章 东条内阁被迫下台 衡阳保卫战第一阶段，中国军队的大炮威风八面，一炮就将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送上了西天，而日军只有小钢炮，小钢炮不但不是美国大炮的对手，而且对中国军队机枪阵地的堡垒也无法构成任何威胁。日军的炮兵部队在哪里？ 日军的炮兵部队在长沙。 日军的步兵一向进攻神速，在东南亚，这些拿着三八大盖的步兵徒步追赶一触即溃的英军逃兵，用光脚板赶上了英军的汽车，日军东南亚派遣军大将山下奉文指向哪里，日军就打向哪里。仅仅用半年时间，日军就直下新加坡、东印度群岛、菲律宾、婆罗洲、泰国、缅甸、马来亚、所罗门群岛等东南亚地区，建立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在中国，日军的步兵依旧冲锋在前，他们想当然地以为仅仅依靠步兵，就能打通大陆交通线。 然而，在中国，日本失算了。 六十八师团和一一六师团占领长沙后，就一路狂飙突击，把炮兵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他们错误地认为，弹丸小城衡阳在两个师团的急攻下，一举可破，没想到，六十八师团长一命归西，六十八师团被打残。 衡阳保卫战开始的第七天，日军炮兵的先头部队才带来了30门山炮，但是，为了追赶这两个二球师团，每门山炮仅配置15发炮弹。450发炮弹，对衡阳守军构不成任何威胁。 反观中国军队炮兵部队，每个人都训练有素，技术熟练，当时的炮兵都是军之骄子，炮兵连排一级的干部都是从黄埔军校毕业，可谓是精英中的精英。每门大炮都发挥了极大作用，每个士兵都是神炮手。 7月2日，筋疲力尽的日军不得不停止攻击，等待后续的炮兵部队。 7月11日，日军炮兵部队来到衡阳城下，一一六师团师团长岩永汪发动第二波攻击。 日军的大炮将衡阳地面上的所有目标都摧毁了，日军飞机也参加了围攻，卢庆贻说，当时，各个部队之间的电话线都被炸断，不得不派通讯兵传令。第十军指挥部也被迫从城外的土山上，搬迁到了城内的中央银行。 飞机大炮过后，日军故伎重演，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进攻。中国军队死战不退，即使战至最后一个人，也不会退出阵地。就是这最后一个人，也要拉响手榴弹，与冲上阵地的鬼子同归于尽。 多少年后，王乐平还能清楚地记得这么一件事情。预十师有一个营坚守一处仓库，日军用火炮猛轰，飞机投弹，士兵蜂拥而上，守卫的战士全部壮烈牺牲。团长姓曾，他准备夜晚逆袭，将仓库夺回来，可是仅仅能够组织到29个人。曾团长在向师长葛先才汇报情况的时候，请求派援兵支援。葛先才答应援兵随后就到。到了夜晚，援兵果然到了，是葛先才率领的副官和卫士，仅仅4个人。 29个人看到师长葛先才亲自来增援，全都落泪了。曾团长说，师长你就在团部指挥，看我今晚夺回阵地。 午夜时分，曾团长提着大刀，率领32个人组成的敢死队，偷偷地摸到了仓库阵地，一通砍杀，将鬼子赶了下去。32个人，仅仅剩下10个人。 衡阳保卫战中，中国军队每时每刻都抒写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篇章。 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日军的伤亡更惨重。 一一六师团有三个联队，而最强悍的是一三三联队，这是一支在日军中战功赫赫的联队，也是日本侵略史上声名显赫的黑濑联队。在常德保卫战中，就是这个联队最先冲进了常德城；在历次长沙会战中，这支联队都与第十军交过手；在抗日战争中，这支联队双手沾满了中国军人和中国平民的鲜血。但是，在衡阳保卫战中，这支日军部队中一等一的联队几乎伤亡殆尽。一三三联队第一大队仅剩80人，全部带伤；第二大队仅余7人。 日军一个大队有1100人。1100人仅剩7人，这种战争的惨烈不需想象。 中国军队没有食物，日军更缺少食物。 《日军战史》记载：“其间粮秣之补给，亦未中继，部队所携带之给养，只维持了最初之四天，即已告罄，尔后之二十余天，初则于附近之村落搜集，及至村落之粮尽，乃于附近之田中割稻壳，以钢盔捣成白米，炊煮后掺盐食用。步枪弹药用磬，唯有以劈刺，去发挥日军之看家本领，如此维持战斗达二十余天。” 日军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就狂妄地进攻衡阳；衡阳守军坚壁清野，以逸待劳，日军焉能不败？ 早在战前，衡阳老百姓就迁走，粮食掩埋，日军走进的只能是一座座空落落的村庄，即使掘地三尺，也不一定能够找到粮食。日军就盯上了还没有成熟的庄稼。但是，农具全被农民掩藏或者毁坏，炮弹又将平地炸出坑沟，日军只能用钢盔来加工水稻。衡阳城里上了年纪的市民说，日军那时候也弹尽粮绝，甚至有日军开始吃树皮。 中国军队缺少弹药，日军更缺少弹药。 陈纳德的中美航空队每天都有大量的飞机从芷江机场起飞，疯狂地轰炸日军从长沙到衡阳的补给线。陈纳德的航空队技艺高超，每个人都有多年的飞行经验，甚至有的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反观日军飞行员，则多是新兵。日军最有经验的飞行员那时候都在太平洋战场上与美军飞行员厮杀，每天以几何级数死亡，美军飞机比日军飞机高一个等级，而飞行技术更不可同日而语。衡阳保卫战中，中国军队还能够接受陈纳德航空队的空投物资，而日军只能饿着肚子端着空枪冲锋。 衡阳保卫战第一阶段，中国军队炮兵炸死了日军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而第二阶段又一炮炸死了一一六师团一二零联队联队长志摩源吉少将。后来，天皇追授志摩源吉为中将。 志摩源吉少将的死亡也很有创意。 在衡阳保卫战中，对日军杀伤最大的，一个是中国军队精准的炮弹，一个是中国军队密集的手榴弹。 童纪统说，日军喜欢发起集团冲锋，端着刺刀嚎叫着往上冲，中国军队喜欢就近打鬼子，放到二三十米，能够看清鬼子的脸，这时候才开枪，手榴弹也才忽地扔出去。手榴弹一炸就炸一大片，比步枪带劲。中国军队的阵地前面都有铁丝网，手榴弹炸飞的鬼子胳膊和腿脚，落下来就挂在铁丝网上摇摇晃晃。 志摩源吉的死因与手榴弹有关。 志摩源吉喜欢以身作则。开战的时候，一二零联队还有3000多名鬼子，打完了第一阶段，一二零联队只剩下1000名鬼子。这1000名鬼子对中国军队铺天盖地扔来的手榴弹惊惧万分，志摩源吉给士兵们讲如何将手榴弹捡起来回掷给中国军队，并在一次战斗中做示范。他刚刚捡起手榴弹，从掩体里站起身，还没有掷出去，中国军队几颗子弹打过来，志摩源吉的脑袋就开瓢了，像摔碎的西瓜一样汁液四溅，灿烂夺目。 志摩源吉用血的教训告诉了日本人，中国军队的手榴弹是不能捡拾的。 志摩源吉死了，他的继任者是和尔基隆。 和尔基隆上任没有两天，脑袋照样开了瓢，他也喜欢以身作则，死在冲锋的路上，死得其所，死有应得。 第十军有一大批枪法出众的狙击手，专打带指挥刀的。日军指挥官喜欢举着指挥刀冲锋，以表示他们卓尔不群。中国军队的狙击手不需要辨别，枪口就瞄上了他们，一枪过去，打得他们脸上礼花绽放！ 狂妄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 7月16日，距离日军进攻衡阳已经过去了23天，日军两个师团5万人攻打17000名名中国军人守卫的衡阳小城，居然还没有攻进城区。日军已经筋疲力尽，而中国军队还丝毫没有颓败的迹象。 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派参谋长松井太久郎来到长沙，力劝第十一军军长横山勇将所有主力派往衡阳参战。横山勇派出了日军第四十师团、第五十八师团、第五十七旅团、第十三师团之一部，驰援衡阳。横山勇在战前动员报告中说：“我军之此次总攻，如不胜，何以对陛下，何以见同胞，第十一军亦将永远沦为受人鄙夷之境遇，责任心荣誉感之所趋，三军将士犹如强攻旅顺要塞之乃木军，生死不顾……”乃木，就是乃木希典，被日军称为军神，与日本“海军之父”东乡平八郎齐名，在旅顺战役中，乃木希典用异常沉重的代价击败了俄军，占领了旅顺港，这是日军与西方军队作战的首次胜利，此事发生于1904年。 增援的日军开始上路了。这路日军共有10万人。 两天后，焦头烂额的日本东条内阁被迫下台。太平洋战场上，美军从塞班岛登陆，日本海军大将南云忠一剖腹自尽，南云忠一，是日本自山本五十六之后最有名的海军大将。而中国战场上，衡阳阻断了日军实施打通陆上交通线计划。日军两条线作战，两条线都不利。 东条英机下台后，“高丽之虎”小矶国昭接任首相。 衡阳城下，经过20多日的殊死拼杀，双方的体力消耗都达到了极限。 衡阳城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说，以前，衡阳南门外有一个池塘，打了二十多天仗了，又正值盛夏，每个人身上都臭气熏天。双方都打累了，日军攻不进中国军队的阵地，中国军队也赶不走日军，怎么办？双方就协商，先洗了澡再说，于是，就出现了奇怪的现象。日军洗澡的时候，中国军人不开枪；中国军人洗澡的时候，日军也不进攻。双方都洗完澡了，那就接着再打。 日军和中国军队一样，都是人，除了洗澡，还要吃饭，怎么办？双方也在商量，打累了，就先吃饭吧。吃完饭再接着打。 可是打来打去，谁都占不到便宜，怎么办？双方就在士气上压倒对方。 日本人唱歌，中国人也唱歌，比赛看谁的歌声嘹亮，谁的嗓门大，谁唱得整齐，双方的阵地也就只相隔几十米，每天黄昏的时候，听不到枪声了，就只听见歌声。 进入了8月，战场上的战斗更是变成了决斗，常常吃过晚饭后，鬼子就走出阵地，张牙舞爪地问中国军人：“敢不敢决斗？”中国军人也不含糊，会武术的就提着大刀出去了，双方互有死伤。 8月4日，日军十万援兵来到，开始了第三次攻击。 《日本战史》是这样记载的：“预期在一天之内，必下此城，但敌人之守将方先觉将军，为一号骁勇善战之虎将，其第十军三个师，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守，其孤城奋战之精神，实令人敬仰。我第一日之全力进攻，竟又被迫无效而终。亘四十余天之激战中，敌人尚无一兵一卒向我投降，实为中日战争以来之珍闻。” 日军将方先觉视为中国第一号虎将。衡阳保卫战激战40多天，第十军竟然没有一个人投降日军。 是一种什么力量让第十军成为了钢铁长城？ 是中华民族危难时刻的坚韧不屈。 十万日军围攻衡阳，而六十八师团和一一六师团也在进攻。六十八师团，此时已经所剩无几。 日本防卫厅对这天的战役有这样一段描述： “8月4日。步兵第一二零联队，让官兵奉拜军旗，要官兵们与军旗共存亡，做最后冲锋。但是各个中队连日作战，最多只有40到50名。还有的中队只有20到30名。右侧也一样，大队进攻正面，冲锋人数只有不足一个中队，白刃战只有一个小队。” 一二零联队，隶属于一一六师团，就是接连死亡了志摩源吉与和尔基隆两个联队长的那个联队。这个联队喜欢装神弄鬼，打仗前先祭拜军旗，而能够冲上去与中国军队白刃战的，只有一个小队的鬼子。一个小队是120人，也就是说，日军一个联队3000人，现在身体完好的，能够拼刺刀的，只有120人了。 第十军孤军奋战，援军在哪里？ 其实，有限的援军一直在向衡阳靠拢，可惜一直无法冲入日军的包围圈。 《日军战史》记载“敌人之援军三个师，已于其间到衡阳附近，但经我第四十师团迎击之后，弃衡阳而掉头南下。” 这支援军是六十二军，从7月31日直到8月2日，六十二军一直与日军四十师团激烈战斗，战况同样极为惨烈，甚至发生了白刃战和肉搏战，多位团长营长阵亡。后来，日军围攻，六十二军不得不退出战场。 除了六十二军，还有四个军参与了救援，分别是七十四军、七十九军、四十六军、一零零军，另外还有从广西全州高速开来的一个坦克团，可是，日军十一军是当时中国战场上最强的一支部队，下辖8个师团，而5支救援部队都无法冲破日军第十一军的防线。 桂调元是四十六军防御战车炮营的排长，当时，桂军成立了两个炮兵营，所购买的大炮是德国造苏罗通战车防御炮。一个炮兵营给了四十六军，一个炮兵营给了三十一军。 桂调元说，1943年5月，他所在的部队在湖南宁乡、汉寿一带防守，打了很多仗，后来，退到洞庭湖边防御。 1943年10月，四十六军作为统帅部的预备队，全部调到了广西南宁，准备参加越南战役。四十六军曾有一个“越南军官训练班”，先后训练了2000名越南军官。而四十六军上下也开始学说越南话。当时，越南已经被日本人占领，越南领导人在广西柳州成立了流亡政府。 桂调元说，1944年初，中国军队派出了一个团进入越南，团长名叫冯伯冈（为读音）。四十六军也准备开赴越南，驱逐日军，恢复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将士们听说要出国作战，群情振奋，摩拳擦掌，决心大显国威。就在这时候，豫湘桂战役开始了。 3月初，四十六军由南宁开往柳州。 6月10日，四十六军新编十九师开到了衡阳，参加衡阳保卫战。 来到衡阳的第三天，桂调元就见到了方先觉，方先觉前来视察炮兵阵地。 方先觉走到了桂调元面前，询问他们使用的是什么炮，桂调元回答是苏罗通战车防御炮。方先觉指着远处一棵小树问，能不能打中？桂调元说没问题。 桂调元一声令下，炮兵们装弹、瞄准、开炮、击中，整个动作一气呵成，仅仅用了12秒，远处的那棵小树不见了。方先觉连声称好。 桂调元说，他们炮兵排都是老兵，每个人都有八九年的兵龄。战场上，老兵和新兵的差别太大了。新兵一听到炮声就尿裤子，而老兵即使阵地沦陷了，还依然发炮。 熟练的炮手，要完成炮弹整个发射过程，也需要14秒，但是桂调元的炮兵排只用12秒。 桂调元说，苏罗通战车防御炮可以发射两种炮弹，一种叫穿甲弹，是专打日军坦克的，可以打穿一公分厚的钢板；一种是打日军重机枪的，“日本人的机枪阵地最怕我们这种炮。” 新编十九师在衡阳城里停留了半个月。 桂调元的炮兵排有两门炮，架在高地上，控制着三个路口，这三个路口，是日军进入方先觉和卢庆贻所在的中央银行的必经之路。 6月23日，师部命令桂调元带着两门炮撤退。桂调元说：“当时我想，我们撤出来，衡阳怎么办？第十军怎么办？但是命令必须执行，必须撤。” 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当初新编十九师为什么要撤离战火纷飞的衡阳。6月23日，是衡阳保卫战开始的第二日，新编十九师7000人为什么就要撤离？ 桂调元认为，这可能是整个战局的考虑。 当时，新编十九师有60%是美式装备，这样的装备在中国军队中算是相当不错的。 新编十九师离开了衡阳城，但是并没有走远，而是在衡阳外围设防，阻击日军。 桂调元在抗战时期上过两次学校。第一次是参加第五路军野战救护人员培训班，15岁的他学习伤员护理，只培训了三个月就奔赴战场，因为伤员太多，来不及等到他们毕业。第二次是黄埔军校第十八期桂林六分校，学的是炮兵，也只上了两年就毕业，因为前线战事紧急。 桂调元在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中，有三个参加了衡阳保卫战，都牺牲了。 桂调元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7月8日炮击日军的情景。 那天早晨，桂调元发现了一个小院，小院里有30多个鬼子，有一门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大炮，还有两挺机关枪。桂调元悄悄命令战士们把炮口对准这个小院，几声炮响，小院被浓烟和尘土覆盖，30多个鬼子全部上了西天。 还有一次，中国军队的侦察兵穿着便衣，找到了日军坦克掩藏的地方。团长命令桂调元开炮，第一发炮弹打高了。桂调元赶紧重新调整炮口，第二发炮弹打出去，没有任何反应。团长责问怎么搞的，桂调元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而，半分钟过后，日军坦克阵地上升起了滚滚浓烟，原来这一炮打进了日军的堡垒里，把堡垒掀翻了。桂调元一看打中了，就命令大炮连发六枚炮弹，不但摧毁了日军的坦克，还把日军的机枪阵地也捎带摧毁了。 桂调元说：“抗战打过多少仗，发射过多少炮弹，但是最畅快的，就是这六发炮弹。” 苏罗通战车防御炮威力非常强。桂调元说，这种炮可以轻易掀翻日本的坦克，日本的坦克很轻，铁甲也薄。日本的小钢炮和这种炮对射的时候，这种炮总是具有压倒性优势。即使日军占领了我方的高地，这种炮也能够直接轰击。 在衡阳保卫战中，桂调元经历过最惊险的一幕。 有一天早晨，桂调元正在酣睡，突然听到有人大喊：“日本飞机来了。” 桂调元赶紧爬起来，跑到门外，看到日军的飞机正在轰炸炮兵阵地，阵地上腾起的火光和烟雾，都超过了日军飞机的高度，日军飞机怪叫着从烟火中钻出来。桂调元的炮兵排有四箱炮弹，一共40发，全部被日军的飞机炸毁了。透过烟雾，桂调元看到大炮还完好，他松了一口气。 可他还没有喘过气来，日军的飞机又飞回来了，机枪子弹嗒嗒地落在他的身边，他赶忙倒在地上，滚了两滚，滚进了身边的弹坑里。接着，炮弹又投下来，似乎就在耳边炸响，他俯下身体，手枪吊在胸前。烟雾中传来士兵们的叫声：“排长完了，排长完了。” 弹药库旁边有一座营房，营房门口站立着一个人，他手持轻机枪，嗒嗒嗒，只用了三发子弹，飞机就一个跟头落了下来。战士们欢天喜地地跑过去，看到这三发子弹全部打在日军飞机员的头部。桂调元说，日本飞机太猖狂了，飞机很低，才让轻机枪给打了下来。 士兵们在飞机上找到了一张军用地图，上面详细地标注着师指挥部、弹药库、炮兵阵地等等，“怪不得狗日的炸得这么准。” 用三发轻机枪子弹打下了日军飞机的，是四十六军军部警卫班一名副班长。后来，军部为这位副班长连升三级，还奖给了3000元钱。 进入8月，衡阳失守了，新编十九师还在与日军激战，打下了被日军占领的两个山头，还在拼命攻击，想要增援衡阳。 当新编十九师接到撤退的命令时，清点人数，发现7800人剩下不到5000人。 桂调元说，守城的第十军更惨烈悲壮。 有一天夜晚，桂调元坚守的炮兵阵地前面，突然发现有两个黑影在爬动。战士们上前查看，才发现是两名中国军人。这两名战士是第十军警卫营的。衡阳失陷后，他们从水沟里爬出来，爬到了湘江边，遇到了当地老百姓，老百姓给了他们吃的，他们继续爬，夜晚爬到了桂调元的炮兵阵地上。 第十军警卫营只活下来了这两个人。 桂调元说：“那几天，从衡阳城里爬到我们炮兵阵地的，一共不到10个人。” 衡阳失守后，桂调元跟随部队退往桂林，继续坚守。他说，刚刚到了桂林的第二天，战争就又爆发了，“根本来不及休整”。 在桂林保卫战中，桂调元继续阻击日军。 骆首瞻是七十九军九十八师二九三团连长，他跟随军长王甲本驰援衡阳，在增援衡阳的战斗中，骆首瞻的手臂负伤了。 骆首瞻现在听力有障碍，居住在一座非常偏远，至今还没有通公路的小山村里。我只能与他用笔交流，他的钢笔字写得非常漂亮。 骆首瞻说，衡阳保卫战的时候，他拿的是冲锋枪。那时候打仗，连长必须带着士兵冲锋，后面跟的是排长和班长，营长不需要亲自带领冲锋，营长在后面指挥。所以抗战的时候，连排一级的下级军官死亡率非常高。 衡阳保卫战中，七十九军拼命向衡阳靠拢，可是无法突破日军的防线。骆首瞻说，七十九军没有坦克，而日军有坦克。骆首瞻看到日军的坦克开过来，操起冲锋枪扫射，可是子弹打在铁甲上当当作响，而坦克上的机枪打过来，身边的人倒下了一大片。 骆首瞻现在还能记得，在增援衡阳的那些日子里，与日军竟日激战，困了，就与死尸睡在一起。死尸太多了，中国军队顾不得掩埋，日军同样顾不得收拾。夜晚起风了，身体寒冷，就抱着死尸睡觉。那些日子过得非常艰苦，整天整天没有饭吃，只要能够勉强果腹的东西，都填进肚子。当时的中国军人也只有一身衣服，由于长期征战，顾不上洗澡，衣服里的虱子滚成团。他说，抗战后期的生活比前期还要艰苦，很多人的衣服缝缝补补，穿得就像乞丐。每到一地，只要能够休息一会，就赶紧找破布条稻草什么的，赶紧编草鞋，所以，每个人的草鞋看起来都是花花绿绿的。由于军务紧急，他们几个月都不洗澡，不洗脸，所以每个人都浑身臭味。 骆首瞻说，在增援衡阳的战斗中，他所在的七十九军军长王甲本，还有师长和团长都牺牲了，他所在的团仅有50多个人撤退下来，而全连仅剩下他一个人。 王甲本，人称“硬仗将军”，意思是说他擅打硬仗。在衡阳保卫战之前，他参加过淞沪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在衡阳保卫战中，他在外围与日军苦战，减轻衡阳第十军方面的压力。 衡阳城破后，日军沿着湘桂铁路两侧展开钳形攻势，王甲本带领七十九军在冷水滩阻击日军，为广西境内的中国军队布防赢取时间。9月6日，王甲本亲赴前线指挥作战，战况异常激烈。9月7日拂晓，日军一支特种部队身穿便衣，向七十九军发动袭击，王甲本果断率领军部向西转移，他亲率军部手枪排在前开路。当王甲本来到永州市东安县山口铺芭蕉村张家冲时，与日军大部队遭遇。手枪排仅有手枪，没有长武器，激战过后，全部殉国。日军包围了王甲本将军，王甲本用手枪击毙了几名日军后，赤手空拳与手持三八大盖的日军拼杀，头部、胸部、颈部都被日军砍伤，他两手紧抓日军刺刀，血肉模糊，但仍虎目圆睁，大呼酣斗，岿然不倒。日军几把刺刀同时刺穿了他的腹部，将军壮烈牺牲。 王甲本，是抗战时期与日军肉搏而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将领。 然而，当时，城里的第十军战士，并不知道城外援军的殊死搏杀，不知道城外的援军无法冲破日军的包围圈，他们仍然在等待着援军。 卢庆贻说，军部设在中央银行里，中央银行有三层大楼，日军的飞机和炮弹将三层大楼都炸塌了，军部被迫搬到了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那里炮弹打不着。 城里没有吃的，衡阳的地方官员就带着老百姓把舍不得吃的粮食捐献给中国军队，但是，当时衡阳城里片瓦无存，这些捐献来的粮食都被烧焦了，中国军人就把这些烧焦的大米熬成稀粥，放点盐巴来吃。因为吃不好，再加上那几天天降大雨，很多人都生病了，拉肚子。 有一天，卢庆贻和一名通讯兵去中央银行外的废墟上解手，走出银行还没有十米，日军一颗炮弹飞过来，他们赶紧爬在地上。等到起身的时候，卢庆贻看到通讯兵的脑袋没有了。 童纪统也说到了衡阳保卫战第三阶段日军的炮击。童纪统亲眼看到一发炮弹削去了一名战友半个脑壳。那名战友正在冲锋，没有了半个脑壳，他还向前跑了几米，才倒了下去。 第三阶段的日军炮火占有绝对优势。 我们的炮兵在哪里？ 我们的炮兵已经没有了炮弹。 8月5日，炮兵营只剩下几门81毫米榴弹炮还没有损毁，而81毫米炮弹早就打光了，仓库里只有几百发82毫米炮弹。81毫米榴弹炮无法发射82毫米的炮弹，怎么办？ 几百米开外，日军大炮停歇后，步兵蜂拥而上，中国军人用步枪和手榴弹顽强阻击，急需炮火支援。可是炮兵营的81毫米炮弹告罄。炮兵营长果断地命令炮兵们，赶快磨炮弹。 于是，士兵们一人抱起一颗82毫米的炮弹，用钢锉磨，没有钢锉的，就用铁片磨，没有铁片的，就用石头磨，每个人的手上都磨出了血泡，血泡破裂了，鲜血流淌在了炮弹上。 那时候，方先觉来到了炮兵阵地，他看到炮兵们这一幕，挺直身体，向炮兵们敬礼。炮兵们全都热泪盈眶，泪水和着血水，染红了炮弹。 炮弹发射完后，炮兵们将大炮全部掩埋，不留给敌人，然后操起大刀，加入了步兵的行列中，一起阻击日军。 第四章 最后的时刻 8月6日黄昏，卢庆贻在发报的间歇，登上了中央银行大厦的废墟，他看到一大群日军挺着刺刀，排着纵队向前冲，斜阳的余晖照在日军一排排的刺刀上，闪闪发光。日军都没有穿衣服，仅用一片布裹着裆部。卢庆贻转过身去，看到远处还是日军，冲进城来的日军从四面八方开始围攻第十军军部所在地的中央银行大楼。 那天晚上，方先觉让卢庆贻向统帅部发了一封电报：“本军部队已经伤亡殆尽，守城部队盖由杂役混编而成，两弹医药均缺，难以为继，衡阳危在旦夕。” 后来，在公布了的蒋介石日记中能够查到，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不料伤亡之大已至于此也……为之抑郁者久之。” 也就是这一天，日军攻进了衡阳城。 此时，衡阳保卫战已打了46天。 卢庆贻说，当时抬进城里的伤员已有6000余人，均为重伤员，无法作战，轻伤员都没有走下火线，仍在前方与日军厮杀。 童纪统说，当时没有医药，甚至连绷带都用完了，卫生兵只能用布片包裹伤员的伤口。由于没有消炎药，很多人的伤口感染，都生了蛆。 然而，伤员们面临绝境死地，却毫不消沉气馁，他们坐在一起，臂膊挽着臂膊唱《中湘颂》，这是方先觉作词谱曲的歌曲，在衡阳保卫战众志成城严阵以待的时候，他们唱这首歌；在大战间歇与日军比拼士气的时候，他们唱这首歌；现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还唱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民族义旗飘衡阳，志士起蒸湘。 孤军奋斗显身手，视敌如犬羊。 还我田园全骨肉，携手上疆场。 反攻国军将接近，复湘桂，下粤汉。 战舰如云会东海，沸腾太平洋。 誓死如归，为我中华民族争荣光！ 《中湘颂》中的蒸湘是现在衡阳的一个区，也是民国时期衡阳的代称。而“两卫”，则指长沙保卫战和衡阳保卫战。 卢庆贻记得这天晚上，军部召开了会议，面对10万穷凶极恶的日军，第十军伤兵满营，绝无胜算，而援兵又迟迟未到，现在该怎么办？ 突围吗？10万日军围攻如同铁桶一般，大炮昼夜轰鸣，如何突围，又如何能够突围出去？就算侥幸突围出去了，衡阳城里的6000伤兵怎么办？怎能把他们交给日军？日军攻破衡阳城后，一定会报复屠城。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些天打死了多少鬼子，但都感觉到鬼子死亡人数比中国军队多得多，日军怎么会善罢甘休。 投降吗？那更是不可能的。第十军已经坚守了46天，怎么能功亏一篑？自古中华好男儿，义字当先，义无反顾，取义成仁，忠肝义胆，忠孝节义。金石之身，怎能与瓦片为伍？ 剩下的，只能是坚守。 方先觉和各师师长相约，大家死就死在一起，黄泉路上有个伴儿。 8月7日中午，日军四面合围，中国军队弹尽粮绝，各师师长遵守誓约，来到了中央银行地下室。日军的大炮震耳欲聋，地下室的桌子上落下一层又一层尘土。尘土落在发报机上，卢庆贻擦拭过后，一发炮弹过来，又有一层尘土落下来。 方先觉询问各师战况，卢庆贻听到参谋统计后说：“只剩7000人了，几乎都是伤兵。” 师长们请求方先觉突围，劝告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出去后带领兄弟部队再打回来。卢庆贻听见方先觉说：“我出去了，这7000士兵怎么办？不能把他们送给日本人，这7000士兵跟着我们出生入死，都是好弟兄。” 军部里的所有人都在方先觉面前站成一排，他们朗声答道：“大家死在一起，黄泉路上都有照应。” 由于第十军电台功率很小，发电机功率也很小，所以每天只能开机两次，中午一次，夜晚一次，用来发报和接收。当天下午三时，方先觉授意卢庆贻打开电台，一字一句地口述电文，这最后一封电文，卢庆贻至今还记得： 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药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育之至恩，来生再见。方先觉、容有略、葛先才、铙少伟、孙鸣玉同叩。 由于电台功率太小，这封电报卢庆贻一直发了20分钟，才发完了。 电报发完后，方先觉整整衣领，突然抽出腰间的手枪，准备自戕，卫士扑上去抓住了方先觉的手臂，号啕大哭，师长们也哭了，一齐劝说方先觉。 后来，很多书籍的作者对这一天发生在衡阳第十军军部的事情主观臆想，让抗战老兵卢庆贻非常气愤。 有的书籍说，方先觉拔枪自戕是因为悔恨。这些书籍说，当方先觉向日军宣布投降后，各师师长才赶到军部，向方先觉报告说第十军尚有6000名生力军在外集结，准备反攻，方先觉听到这个消息后，悔恨交加，就想自杀。 还有的书籍说，方先觉向蒋介石发了最后一封电报，请求派兵支援，蒋介石回电说：“上帝保佑你们，阿门。”方先觉非常气愤，就投降了日军。 无论是见证了方先觉在衡阳最后时光的卢庆贻，还是在衡阳保卫战中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童纪统和王乐平，无论是在衡阳保卫战中坚守南郊与日军殊死搏杀的预十师师长葛先才，还是衡阳很多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他们都坚称，方先觉从来没有投降，第十军从来没有投降。 方先觉口述那封电报，卢庆贻一字一句发报的时候，师长们就立在方先觉身后。当时全军伤亡情况，方先觉全部知晓，哪里会突然冒出6000生力军？衡阳被围46日，弹尽粮绝，孤立无援，城破被围，危在旦夕，如果有生力军，早就冲杀在第一线，当时连马夫伙夫都拿着刀片上阵杀敌，又怎么会暗藏6000生力军？写这种书籍的人，怎么能盲目臆想？ 卢庆贻发完方先觉最后一封电报后，师长孙鸣玉让卢庆贻砸毁电台。卢庆贻舍不得把电台砸毁，电台是第十军与外界联络的唯一工具，他幻想着能够从电台中听到援军即至的消息，就一直守候在电台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然而，电台里静悄悄地，没有一丝一毫声音。 那一晚，军部所有人都没有入睡。 卢庆贻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回忆起那天晚上的情景，还好像就在昨日。 那天晚上，中央银行大楼外的枪炮声一直响到了天亮。守卫的中国军队精疲力竭，而据日军后来的记载，当时攻城日军也已经精疲力竭，第十一军军长横山勇飞临衡阳，要求日军坚持到底，如果不能尽快攻下衡阳，全体将官剖腹自杀。 那天晚上，方先觉站立在地下通道口，心中狂澜万丈。 那天晚上，王乐平守卫在最后一道街巷，这条街巷距离第十军军部仅有20米，他能够回头看到地下室里军部透出来的灯光。20米的距离，几秒钟就能够冲过去。 那天晚上，卢庆贻守卫在电台旁，不断发报求援，心存着最后一丝侥幸，等待着会有援兵到达的消息。可是，电台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回音。他的身边放着一把大刀，如果日军冲进军部，他就准备持刀冲上去拼命。 那天晚上，日军攻势虽猛，却没有向第十军军部靠近一步。 将有必死之心，士无偷生之念。 天亮后，日军派人走进了第十军军部，他们同样没有力气再打下去，他们知道再打下去就会有更多的大日本皇军死亡，而如果不能尽快攻占衡阳，所有将官都要被迫自尽，就在不久前，海军大将南云忠一都自尽了，他们这些参与攻占衡阳的少将中将又算得了什么，所以他们来寻求谈判。 后来，方先觉在台湾写了《衡阳四十天》，文中写道：“当年城陷时……拟作最后一击，但日军攻城部队奉其司令之命派人持黄旗来谈判，不久其高级人员亦带译员来谈，我既失去双方直接开火以求解脱机会，也就按战争惯例受俘。” 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到方先觉当时悲愤而无奈的心情，弹尽粮绝，伤兵满营，援兵无望，如果继续抵抗，只会招来日军屠城，7000伤兵，都是大好男儿，怎么忍心看着他们被日军杀戮？ 卢庆贻说，当日军请求方先觉停战的时候，方先觉向日军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保证生存官兵能够得到休息，二是伤兵得到救治，三是第十军不离开衡阳。 当时，阵地上的官兵已好多天连续作战，昼夜抵抗，早就疲惫不堪，很多人正在走路就会睡着，再加上没有食物，体力极度虚弱，很多人已经饿得连大刀都举不起。而受伤的官兵因为没有药物救治，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死去。第十军不离开衡阳，日军就不能算作占领衡阳，日军也不能逼迫第十军去攻打中国军队。 方先觉还说，如果这三项要求不能达到，那就与日军血战到底。 这一天是1944年8月8日，第十军已经在衡阳抵挡了日军47天的进攻，衡阳还在第十军手中。日军早就疲惫不堪了，他们同样饥饿难耐，他们早就想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现在，他们对方先觉提出的要求全盘答应，他们终于得到了解脱。 这天早晨，连续响了47天枪炮声的衡阳城，终于得到了暂时的宁静。 中国军队喘了一口气，日军也喘了一口气。 衡阳保卫战对日军造成了多大的伤亡，至今各方数字不一，但是日本战史中有明确记载，衡阳保卫战结束后，日军向横山勇的第十一军一次性补充了10万人，用来攻打桂林。 一次性补充10万人，那么就说明，在衡阳保卫战中，日军的伤亡人数当在10万人左右。 卢庆贻说，他了解到的中日伤亡比例是1∶5，当时，第十军17000人已经伤亡殆尽，其中死亡有10000人；按照这个比例，日军伤亡当在85000人左右，其中死亡50000人左右。 衡阳保卫战是14年抗战中，中国军队以最大比例杀伤日军的一场战役。 衡阳陷落后的第四天，1944年8月12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指出：“坚守衡阳的守军是英勇的，衡阳人民付出了重大牺牲。” 衡阳陷落后第12天，蒋介石电令全国军队，于1944年8月20日，各在军次集合全部官兵，默哀三分钟，蒋介石电文如下：“此次敌寇进犯衡阳，历时47天之久，战斗之猛烈，为抗战以来所未有……特此通电，仰转训勉，并将此电全文朗诵，一体遵行。”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给予了衡阳保卫战高度评价。 第五章 投降？停战？ 停战后，方先觉和军部所有人被关在了天主教堂，卢庆贻也被关在这里，不过，没有和方先觉关在同一间房屋里。 日军知道方先觉是中国军队一员虎将，而衡阳保卫战更是全国关注，如果能够说服方先觉投降，必定能够摧毁中华民族的抗战斗志，于是，日军提出为方先觉保留第十军番号，并增加军队，任命方先觉为司令，方先觉拒绝了。 无论日军如何劝说方先觉，方先觉坚决不投降，不与日本人合作，后来，日本人得知方先觉是个孝子，就效仿曹操逼降徐庶的招式，囚禁了方先觉的母亲，以此逼迫，但是方先觉还是不投降。 日本人没辙了。 日军全部占领衡阳后，陈纳德的航空队得知衡阳城里再无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全军覆灭，就开始了对衡阳城狂轰滥炸。卢庆贻说，他们站在被关押房间的窗口，能够看到美军飞机上的鲨鱼标志，一颗炸弹接着一颗炸弹爆炸，日军在烟雾与尘土中仓皇逃命，他们觉得非常解气。有时候，爆炸掀起的气浪冲进了窗口，可是他们完全忘记了死亡的危险，“死都死过一次了，再死一次有什么大不了的。” 陈纳德的航空队完全控制了空中优势，而衡阳的飞机场早在保卫战之初，就被中国军队破坏，日军在衡阳城里惶惶不安，被动挨打。 几天后，日本的报纸上登载了方先觉投降日军的消息，国民党占领区报纸大量转载，方先觉投降日军的谣言开始蔓延，为什么会这样？这则消息怎么来的？ 这是日军无耻的诡计。 无论是方先觉，还是目前健在的第十军老兵们，都没有承认方先觉和第十军投降。他们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投降日本人，而且当时日本人一直关押着他们，他们并没有享受到投降之后的礼遇。在我和他们交谈的时候，这些抗战老兵们都在反问：既然要投降，当初为什么要孤军奋战47天？为什么要在弹尽援绝，手中没有本钱的时候才选择投降？难道第十军都是傻子吗？ 事实上，衡阳保卫战的1944年8月8日，中日两军都已经无力再打下去，双方都仅仅剩下最后一口气，苟延残喘。那时候，陈纳德的飞机飞临衡阳上空，为第十军补充有限的给养；而第十军直到最后一刻还将士同心，以死相拼，47天来，第十军没有一个人投降日军，也没有一个人当了俘虏，在日军每攻占一座高地时，残余的无法撤离的守军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日军在这样一支守军面前已经吓破了胆，这支军队的民族意志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武士道，这到底是一支用什么武装起来的军队啊！直到今天，我们都无法想象，一支杂牌军队，一支新组建的军队，居然能够具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具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 而日军也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如果不能尽快攻下衡阳，所有将官就要剖腹见阎王。日本人并不知道第十军还有多少兵力，他们唯一知道的是，每跨前一步，就要伏尸上百。当时的日军也已经弹尽粮绝，陈纳德的航空队封锁了所有陆路水路，这股日军也成为了孤立之敌。更可怕的是，中国军队5个军的援军在衡阳的外围进逼，日军的防线也即将被攻破。 中日双方就像两个大汉在角力，现在每个人都只剩下了最后一点力气。 于是，日军选择了停战，方先觉为了7000伤兵，同意了停战。 衡阳保卫战结束了。 17000名中国军人，对阵10万名日军，孤军坚守47天，逼迫日本内阁下台，中国军队中军长师长无一损伤，而日军一名中将师团长，两名少将联队长死亡，中国军队大获全胜。日军师团长，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军长；日军联队长，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师长。 这个辉煌战果，是抗战14年来，正面战场从来没有过的。 日军提出了停战，方先觉答应了，双方的地位直到此时应该是相等的，中国军队保持了尊严，日军也保持了尊严。 然而，日军背信弃义，把方先觉和第十军军部的所有人关押在天主教堂，作为俘虏处理。 就算方先觉被俘，也毫不丢人。 德国的《步兵操典》规定，帝国官兵在部队减员60%以上的，弹药耗尽的，陷入敌优势兵力包围已无可能突围的，都可以选择投降。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第十军在衡阳保卫战第一阶段就应该投降了，而且投降是毫无指责的。 德国陆军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陆军，德国的军队制度也本着爱护军人的目的。 当时世界上每一个先进国家的军队都有《步兵操典》，我不知道当时的中国军队有没有《步兵操典》，可能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听抗战老兵们提到过《步兵操典》。就算有，中国军队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绝大部分都是文盲，又如何能够看懂《步兵操典》？ 我们的军人依靠着一腔热血，怀揣最朴素的保家卫国的信念，手持最原始的武器，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在抗争。这种抗争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悲壮和惨烈。 放眼中国历史，文天祥起兵反元，也曾经被俘过，但并不能因为他被俘就不能说他是英雄。飞将军李广也曾经被俘过，但不能因为他被俘就抹杀了他的功绩。 文天祥和李广都是英雄，然而方先觉却没有被当做英雄。甚至这几十年来，他一直背负骂名。 我所有找到的，关于方先觉投降日军的最早记载是日本战地记者小田岛所写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刊载在日本1944年8月13日的《朝日新闻》上，原文翻译成中文如下： “该军长等旋随部队前往投降谈判场所涂仁中学，我部队长偕幕僚长以下诸人，于8日午前10时45分在学校防空壕内开始谈判。壕内置有一张木桌，部队长坐在正面，方军长坐在他的对面，该军长两侧为第十军参谋长孙鸣玉以下……部队长打破紧张的空气，以严重的口气凛然地说：‘本官以日本军最高指挥官的资格向贵官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拒绝了敌军所提出的七项投降条件，提出我方面的无条件的投降要求书，并且很严厉的说：‘请及时答复。’部队长的视线集中于军长的脸上。方军长听了翻译的话以后，低声确定地答道：‘服从这个要求。’部队长说：‘至于解除武装的事回头听日军指示。’这样，衡阳守军全面地向我军无条件投降了，时已12时，在投降书上签了名的军长的脸上表现了动摇不定的恐惧，最后我某参谋长向方军长要求道：‘请命令衡阳重庆军即时停止战斗行为。’方军长当即请参谋长命令全军停止战斗。方军长会同我部队长又把服从全面投降的事告知各师长，各师长也都无异议地同意了。部队长最后声明：各师长的身份，皇军负保障之责。这感动了投降我军的敌将们，会见终了后走出来的方军长及各师长的脸上浮现了一些安静的情态。” 此文刊登后，国内的报刊竞相刊登，而武汉政府的报纸还在文章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方先觉的军队接受了日本的改编，名为‘先和军’，方先觉任军长，兼省主席。” 于是，方先觉被中国人骂为汉奸，而子虚乌有的“先和军”也开始蔓延，像流感病毒一样让人们信以为真，并写入了一些书籍中。 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看日本记者的这篇报道。 首先人物不详，日军的“部队长”是指谁？是指日军第十一军司令横山勇，还是指一一六师团师团长岩永汪，抑或是别的师团长？ 其次，方先觉商议的，并不是七项投降条件，而是三项停战协议。而且，停战协议是日方提出来的，不是方先觉提出来的。 再次，双方停战是在中央银行地下室第十军军部协商的，不是在涂仁中学。是日军来到了第十军军部请求停战，不是方先觉来到涂仁中学请求投降。 还有，历经47天惨烈厮杀的方先觉将军，在日军所谓的“部队长”的呵斥下，竟然“脸上表现了动摇不定的恐惧”，而走出会场的时候，“脸上浮现了一些安静的情态”。想想可能吗？方先觉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面对手下败将怎么会有恐惧之色；而签订投降书，明知道会留下千秋骂名，而脸上竟然会带着安静之色。日本这个名叫小田岛的记者，真会编故事。 事实上，1944年8月8日的早晨到中午12点，方先觉将军和孙鸣玉将军从来就没有离开第十军军部的中央银行地下室。 日本记者抛出这样一篇文章，目的在于瓦解中国人的斗志和信心，用《三十六计》中的计策来说，这叫反间计。 那么，8月8日这天的衡阳到底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发生了哪些事情？ 8月8日全天，衡阳城里中国军队仍在抵抗，没有人接受投降，没有人放下武器。 曾在衡阳保卫战中一炮轰死日军师团长佐久间为人的炮兵连连长白天霖在战后去了台湾，他编撰了一本《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的书。书中写道：“衡阳陷落之日（8月8日），由于我官兵义愤填膺，各自为战，满城尽是枪声，处处阻击敌人，以致引起敌军愤怒，肆意屠杀。而手榴弹爆炸之声，此起彼落，遂成为我官兵集体殉国与敌偕亡之体炮矣！此时仍有7000余伤患员官兵，于颓壁中痛苦呻吟，或举枪自杀，或跳井投江，或悬梁而亡；重伤不能行动者，争求轻伤者或持械官兵补他一枪，以了残生，其惨状非笔墨所能形容！” 卢庆贻、童纪统也说，8月8日这天，守城官兵仍在与日军厮杀，喊杀声震耳欲聋，中央银行外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流淌着鲜血，敌我双方的尸体堆积如山，叠摞在一起，无处插脚。 这就奇怪了，既然中日两方仍在厮杀，何来两方指挥官坐在一起谈判，又何来方先觉接受投降？再说，日本报道中的“涂仁中学”，我曾经问过一些衡阳城里上了年纪的人，都不知道当时有这所中学，就算有这样一所中学，那么这所中学一定不会位于中央银行地下室，一定距离中央银行还有一点距离，而当时中央银行外战火纷飞，枪林弹雨，那么方先觉又怎么能穿越炮火和枪弹，从中央银行来到一所中学？而且，大战还在继续，中国军队的军长、师长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更激烈的战争，他们又是如何穿越这段生死线的？ 时任第十军督战官的蔡汝霖以后也写了一本叫做《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的书籍。他在书中写道：“方先觉于8月5日下午3点召开了有4个师长、军参谋长、战区督战官等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会上，第三师师长周庆祥主张突围，认为现在还来得及，再过几天就不行了。方先觉认为没有突围命令，跑了不好办。有人拿出一本《常德会战检讨会议录》，将蒋介石训斥余程万‘你如何当人家的长官，能忍心将你负伤的官兵舍弃私自逃出’的一段话念给方先觉听。方先觉听完这段话后，对几位师长说：‘突围力量是有，可以突出去。但是我们走了，剩下这样多伤兵怎么办？敌人见了伤兵就杀，守常德的余程万可以不问伤兵，我方先觉不能，你们忍心丢下伤兵让敌人去杀，以后活着哪个再愿意做你们的部下？’经过一番议论后，参加会议的人都哭了起来，都感到死到临头了。方先觉说：‘决不突围，一定死守，你们每个师长只准留卫士4人，其余一概上前方作战，如查出多留一人，按公说就算违抗命令，按私说你们对不起朋友，剩一兵一弹，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绝不私自逃走。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处，如要自杀，我先动手。’他最后威严地说，‘要知道我自杀了，你们纵然逃脱，委座亦不能饶恕你们，你们自己也不能为人。’……8月7日，日军由演武坪向军部逼进时，预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曾京带了十几个人来抢救方先觉，想保方先觉突围。方说：‘你不要管我，你要守住你的阵地，赶快回去。’入夜，方先觉对他的幕僚和卫兵说：‘你们已陪我尽到了最大责任，你们各自想办法寻生路去吧，我就死在这里。’说完，他要夺卫兵的枪自杀。以后，方几次想自杀都被阻止了。” 第十军军部报务员卢庆贻也说到了，从8月7日夜晚，到他最后与方先觉分开的一天时间里，方先觉几次要自尽，但都被昼夜看护的卫兵阻止了。现在，谁还能相信，这样一个准备以死报国的军人，面对日军的呵斥，竟然会脸露恐慌之色？ 蔡汝霖书中写到的曾京，应该就是我前面写到的曾团长吧？他向师长葛先才请求援兵，而葛先才仅仅带来4个人，那么这4个人，应该就是方先觉所要求的每个师长身边只能留下的4名卫士吧。曾京团长带着32人组成敢死队，与日军厮杀，仅仅剩下了10个人。 一切都印证了前面抗战老兵讲述的细节是真实的，也印证了蔡汝霖书中记载的也是真实的。 1976年，步入人生暮年的方先觉，在台湾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古屋奎的采访时，回忆起衡阳保卫战最后的情景，他说：“翌（8日）晨，有自称为日军第十一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我告诉他，我们绝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一、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竹内说：‘中国军队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在此地的日军，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竹内特地表示歉意，并对我方的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纪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 方先觉的回忆也印证了抗战老兵的讲述。 卢庆贻说，方先觉向日军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保证生存官兵能够得到休息，二是伤兵得到救治，三是第十军不离开衡阳。方先觉回忆说，他当时提出：一、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两个条件都得到了印证，至于第三个条件，方先觉放在了“等条件”中，这就说明了，方先觉和卢庆贻讲述的都是真实的。 何来投降？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分析出子虚乌有的“方先觉投降”是如何出笼的。 为了7000名伤兵，方先觉答应停战。停战后，方先觉至死不降，日军便造谣，先在《朝日新闻》中编造情节，说方先觉投降了，甚至连方先觉投降时的神色都写出来了；接着，汪伪武汉政府的报纸大肆渲染，报道方先觉投降日本的过程；再接着，报纸竞相转载，于是，“方先觉投敌”就这样成为了一桩公案。 方先觉投敌，这实在是一桩冤案。 第六章 逃出生天 抗日战争时期，如果中国军人投降了日军，会被安排到后方做伪军，不用干体力活，这是给降兵的待遇。然而，第十军没有投降日军，更没有组织所谓的“先和军”，当时，日本人按照战俘的“待遇”来对待他们，让他们干重体力活。 卢庆贻被日本人关押了两天后，日军押着他和十几个俘虏一起来到城外，收割水稻。他们收割水稻的时候，日军就拿着枪站在高处，如果有人逃跑，就举枪打；如果他们动作慢一点，日军就抡起枪托砸。 月亮照耀着衣衫褴褛的他们，他们在月光下挥汗如雨。 卢庆贻说，日军只敢在夜晚出动，如果日军白天出动，被陈纳德的飞虎队看到了，就用机枪扫射，日本人对飞虎队怕的要命。 那时候，衡阳城的日军已经彻底断粮了，他们抢割尚未成熟的稻谷。而那时候，中国南方的水稻还是一年一熟。 稻谷收割完毕后，留守在衡阳城的日军要转移了，也要带着俘虏一起转移到零陵县。那时候叫零陵县，现在叫永州市，就是柳宗元笔下那个产“异蛇”的地方。 因为目标太大，日军就将俘虏们分成小队，卢庆贻所在的这一队有20个俘虏，由两名日军押着，徒步走向零陵。 这一路还是昼宿夜行，日本人太害怕飞虎队了。衡阳保卫战中，飞虎队让日军死伤惨重，日军对这些画着鲨鱼的飞机惊惧万分。自从侵华战争开始，日军的飞机总是轰炸中国人，现在，他们终于尝到了挨炸的滋味。 他们走了五天后，路过一个小山村，村子里的人全吓跑了。一个日本兵走进村中抢粮食，一个日本兵看押着他们。卢庆贻想跑，可是那个日本兵看押得很紧，一直没有机会。那个进村抢粮食的日本兵也没有抢到多少粮食，放了一把火，把村子点着了。 一行人继续向前走。 战俘中有两个人，一直对日本兵俯首帖耳，表现得奴颜婢膝。休息的时候，他们替日本兵捶腿，给日本兵点烟，让日本兵放松了警惕。 一行人走到山顶的时候，那两个对日本兵奴颜婢膝的人走在最后面。突然，他们扭转身，一人抱住了一个日本兵，其余的人也突然扭转身，扑过去将日本兵压在地上，一顿拳脚，两个鬼子都见了阎王。 卢庆贻说，那一刻大家心有灵犀，觉得到了山顶就要发生事情了，就要打死两个日本兵逃跑，而事先谁也没有提议，也没有商量。所以，那两个战友一抱住日本兵，大家就围上去群殴，将日本兵打死了。 然后，20名战士沿着山岗走到了山下，天亮后，他们来到了一座村庄。卢庆贻向老乡打听武冈县的方向。此前，在电报中，他听到武冈县驻扎有七十四军一支部队，他想带着战士们先投奔七十四军。 一行人又在山中走了很久，却再也没有看到村庄，他们在山中转来转去，迷路了，无法找到通往武冈县的道路。 这一路上，他们饥肠辘辘，只能采摘野草野果充饥，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湿了，又被山风吹干，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出磨盘一样的山峰。 就在这时候，一支武装小分队出现了。小分队拿着枪，潜伏在草丛中，等到他们走近了，才突然跳出来。这是中国军队的一支游击队。 卢庆贻说，他一看到游击队，终于感到到家了，坐在地上再也走不动了，很多人当时都哭了。 他们在武冈县七十四军军部只停留了一天，第二天又出发赶往贵州独山，因为独山有第十军留守处。我不知道抗战中的留守处是一个什么机构，可能相当于办事处吧，比如某某公司驻某地办事处。也可能是第十军家属留守的一个机构，丈夫在前方打仗，妻子在后方等候。 从武冈县到独山七八百公里，他们一路步行，穿山越岭，风餐露宿，终于来到了独山。 当时，第十军已经有几百人从衡阳逃出来，聚集在独山。大家相见，抱头痛哭。 王乐平也是在日军转移俘虏的途中，和战友们杀死日军士兵逃脱的，他比卢庆贻先一步来到桂林。 不久，第十军留守处的所有人都赶赴重庆。那时候，方先觉在重庆重组第十军。 衡阳保卫战结束后，童纪统也沦为了战俘，他和15个第十军的战士被日军关在一起，每天给日军的战马割草。有一天，割完草已经到了半夜，他趁日军不备，逃离了衡阳。 离开了衡阳后，童纪统也向独山走，没想到走错了方向，辗转来到了遵义。 他在遵义流浪的时候，听到方先觉在重庆重组第十军的消息，又一路步行到了重庆，重新加入了第十军。 方先觉又是如何逃离衡阳来到重庆的？ 第十军炮兵连连长白天霖记录说，衡阳保卫战中，因为连续多日未眠，又和士兵们一起吃烧焦的大米，方先觉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城破后，方先觉“数日未进水米，亦患痢疾，终日卧床不起”。身体的疾病，加上心理的折磨，已经让方先觉无法站立起来，那些天里，他一直卧病在床。 日军高级指挥官仰慕方先觉的忠勇，派军医为方先觉治病，然而，未见痊愈。日军又从汉口请来当地名医给方先觉治病，仍然不见好转。想来那时候方先觉身陷囹圄，悲愤交加，远非医药所能医治。 当此时也，方先觉率领第十军坚守衡阳47天，城破被俘，至死不降的事情，在日本军营中已经传开了，日本很多高级军官慕名前来，只为一睹方先觉的风采。 汪精卫也出动了，伪汪政府的日本顾问吉丸从南京来到了衡阳，代表着汪精卫和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来看望方先觉，劝说方先觉投降，让方先觉以第十军剩余的官兵为基干，成立“先和军”，去攻打中国军队，“先和军”人数由方先觉确定，想扩充多少人都可以，想要多少粮饷也可以。方先觉用被子蒙住头，置之不理。吉丸说了半天，方先觉一言不发，吉丸羞赧而退。 然而，接下来的几天，吉丸天天来“探望”方先觉，天天缠着方先觉，要方先觉离开衡阳，去汉口或者南京治病。方先觉厉声斥责吉丸道：“我奉命守衡阳，城破未死，愧对国家；但愿病死衡阳，以赎罪行。如强我离去，宁可就戮！”吉丸怅然而去。 从城破开始，方先觉就一直卧病天主教堂，没有离开一步。时方先觉声名远播，日军为了笼络中国人心，也没有加害他。 进入九月，逃难在外的衡阳百姓因为无依无靠，生活无着，只得又冒着生命危险回到衡阳，衡阳市区开始有了商品贸易，日军对衡阳的警戒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严密。戴笠探知这个情况后，密令湖南站站长金远询和衡阳组组长黄荣杰，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方先觉将军。 然而，方先觉举世关注，天主教堂警戒森严，要从日军的眼皮底下救走一个人，其难度可想而知。 《戴雨农先生全集·传记》中说：“我防守衡阳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坚决抵抗，不屈不挠，所部伤亡殆尽，始力竭被俘。即令金远询，不惜任何代价，设法救他脱险，以励忠贞。金转令衡阳组组长黄荣杰负责办理。” 黄荣杰和手下假扮成流动商贩，在天主教堂周围一连侦察了两个月，熟悉了地形和日军岗哨特点，才决定于11月份营救。 11月18日，风雨大作，距离方先觉被俘整整100天。黄荣杰带着小分队靠近天主教堂，解决了日军岗哨后，黄荣杰从二楼窗户爬进了关押方先觉的房间。他一看到方先觉，大吃一惊，方先觉将军卧床三月，形容枯槁，枯瘦如柴，已经无力行走。 黄荣杰爬上二楼窗口，将方先觉将军用绳索吊出，然后，潜伏在天主教堂外的便衣背起方先觉，一路逃出衡阳。 日军发现方先觉逃出后，加紧搜索，所以，方先觉一行只能昼伏夜行，在山林小径中跋涉，好几次与搜索的日军险些遭遇。两天两夜，他们仅仅走了几十里，来到了衡阳县的洪罗庙，今名洪市镇。现在，他们暂时摆脱了追击的敌人，决定休息两天，补充体力。 衡阳县洪罗庙的当地村民颜肃说，1944年11月的一天晚上，衡阳县县长王伟能突然找到他，带着他来到了一间房屋，房屋里还有当地的魏祝云和曾尧。王伟能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三人，护送方先觉军长去新化县蓝田镇，一路上务必十分小心，不能出一点差错。”当时，他已经听说了方先觉将军的事迹，现在能够护送他，感觉非常兴奋。 第二天早晨，他们在王伟能的带领下，见到了方先觉一行三人，“那三个人都是高高的个子，全都穿着长袍，头戴礼帽，典型的商人打扮”。另外两个人是谁，颜肃不知道，但绝不是第十军其他人。衡阳城破后，方先觉的卫士和卢庆贻他们被关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而第十军的师长等高级将领们，没有和方先觉关在一起，他们命运各异，周庆祥等已经逃了出去，葛先才等还被日军关押在天主教堂。 一行六人从衡阳县起程，混入盐商队中，行走了好几天后，才离开了敌占区，来到了安全地点。 一直到12月上旬，方先觉才辗转来到芷江，就是卢庆贻发报给重庆，电报需要中转的这个地方。此后，方先觉又乘坐美军飞机来到重庆，终于结束了20多天的逃亡生涯。 方先觉抵达重庆后，休息半月，就被任命为第三十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司令为他的老上级李玉堂。重庆各界人士将方先觉视为英雄，他无论出现在哪里，都会受到热烈欢迎，当时，各大报纸也争先报道衡阳保卫战和方先觉的脱险经过。 1945年1月，方先觉又被任命为第三十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青年军二零七师师长。 当时，由于中印公路开通，美援装备陆续进入中国战场，而中国农民出身的军队是无法摆弄这些新式武器的，榴弹炮、坦克、火焰喷射器……这些洋玩意，不识汉字更不识英文的农民又如何能够操作？当时，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年青年十万军”，号召大学生踊跃从军，报效国家。于是，十万青年军由此而来。想想，在积弱积贫，文盲遍地的时代，有这样一支大学生组成的军队，那是何等的金贵。 第十军的其他将军和士兵们，又是如何脱险的？ 衡阳保卫战的枪炮声停歇，已经到了8月8日的傍晚。 傍晚时分，中日双方的军队都放下了刀枪，日军停止了进攻，中国军队的伤兵们互相掺扶着，集中在铁炉门、汽车西站和船山中学等一些略微能够遮蔽风雨的地方。伤兵们坐了一地，谁也不愿说话，气氛非常凝重，衡阳城里响彻了47天的枪炮声停止了，这个世界突然变得非常寂静。 那天晚上，残月如钩，愁云惨淡，已成废墟的衡阳城里，一片死寂。伤兵们就这样坐了一晚，饥肠辘辘，遍体疼痛，直到天亮。 天亮后，日本人来了，却没有按照《停战协议》来救治伤兵，他们将那些轻伤的士兵带走了，编成几个小队，或者割马草，或者割稻谷，而其余的重伤员被丢弃在广场，不闻不问。衡阳市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说，这些重伤员最后都死了。 轻伤员每天从事繁重的劳动，却吃不饱饭。那时候，日军的后勤补给也很紧张，陈纳德的航空队切断了衡阳和长沙的运输线，数万日军嗷嗷待哺。日军每天只给从事体力劳动的中国军人提供很少的食物，仅仅能够维持生命，然后强迫他们劳动。 所以，中国军人一有机会就赶快逃跑。逃出衡阳城的中国军人，一部分被附近山中的游击队收留，在敌后牵制和抗击日军；一部分历尽艰辛，辗转来到贵州独山，寻找第十军留守处。 而更多的中国军人没有逃出日军的牢笼，只能忍受着日军的残酷压榨和迫害，在颠沛流离和超负荷的劳作中逐渐死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几日后，日军撤离衡阳，将仅剩的300多名第十军战士全部活埋了。那一年，我去衡阳的时候，当地人指着衡阳铁路工程学校旁边的一个大坑说，第十军仅剩的300名战士就全部被活埋在这里。 这就是第十军士兵们的命运。 将军们的命运同样很悲惨。 预十师师长葛先才和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十军参谋长孙鸣玉三位少将被关在衡阳城外的天主教堂里。日军让他们生活自理，他们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常德保卫战的时候，满城唯一完整的建筑物就是天主教堂了，衡阳保卫战还是这样。因为天主教堂是西方人建造的，按照国际公约是不能轰炸的，而轰炸则会引起西方社会的抗议。所以，残暴的日军在进攻每一地的时候，都会对教堂比较“仁慈”。 9月上旬的某一天，周庆祥和孙鸣玉约请葛先才一起从天主教堂逃出，葛先才考虑到人数太多，目标过大，容易引起日军注意，再说方先觉还没有消息，不知生死，如果逃跑太多，容易激怒日军，会对方先觉和第十军战士不利，葛先才就让周庆祥和孙鸣玉先走，自己待机而动。 周庆祥和孙鸣玉“以窗架为梯，翻围墙而去”，终于逃脱了日军的魔爪。 11月，方先觉救走。 现在，衡阳城里只剩下了葛先才、容有略、潘质、彭问津、张定国五位少将了。 日军为了防止这五位少将再逃走，就转移关押地点，从天主教堂转移到了莲湖书院。莲湖书院四面都是水，只有一条木板铺就的通道与外界连接。莲湖书院里，还有日军一个排在把守看护。 要从这里逃走，千难万难。 葛先才和四名少将在联湖书院里被关押了四个月。在这四个月里，他们没有一日不想着怎么逃走。 从他们被关押的第一天起，就忍受着饥饿的折磨，日军没有给过他们一分钱。五名少将把身上所有的钱凑在一起，也没有多少，他们马上就要面临断炊的危险。 葛先才负责采购蔬菜和粮食。他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有两个荷枪实弹的日军紧跟在他身后，寸步不离，想要逃走，是万万不能的。 有一天，葛先才采购蔬菜回来，突然发现蔬菜叶子里卷着一沓钱，他把这件事情讲给其他人听，大家都振奋不已，一致认为这肯定是外面接应他们的人送的钱。 后来，葛先才又接到了一沓秘密藏在菜叶中的钱。有了这两笔钱，五位少将的生活才勉强得以维持。 一天午后，葛先才买了蔬菜回来，剥开大白菜，看到大白菜菜心已经挖空，里面塞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切安排妥当，今夜派胡汝福君，潜至莲湖书院大门左侧树下来迎。” 胡汝福，是预十师一名上尉，他已经早早逃离了衡阳，为了营救葛先才他们，他又潜了回来。而莲湖书院，自从日军攻打衡阳时，就已经人去院空，只有狐兔出没。日军将少将们关押在这里后，又将大门封死了，大门之外，路断人稀。 当天午夜，少将们将房屋里的墙壁用水浇湿，挖了一个洞，取出砖块，依次钻出。洞外是一条走廊，走廊边就是日军的宿舍，鼾声此起彼伏。大家悄悄潜行，穿过走廊，来到了厨房。厨房里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 大家悄声来到墙角下的排水沟，将排水沟的窟窿挖开加大，然后鱼贯从洞口钻出。 厨房之外，就是空地，虫鸣唧唧，万籁有声。一墙之隔，就是两个世界。 这条逃亡的路线，他们早就侦察好了。 来到莲湖书院外，葛先才看到暗淡的月光下，莲湖书院大门外的柳树下站着一个人，正是胡汝福。胡汝福一言不发，只向他们打着手势，他们就跟着胡汝福一路疾行。走出了几百米，回头遥望，看到书院顶层亮起了火光，鬼子哨兵正在点烟抽。火光熄灭后，一切又恢复了沉寂。 一行人快步走了10里，来到了一处独立的院落，胡汝福用暗语敲门，房屋里没有开灯，门却无声地打开了。 房屋的主人问：“都来了吗？” 胡汝福说：“都来了。” 房屋主人不再说话，在前面疾走，他们随后紧跟。走出了三四里，一条河流挡住去路，房屋主人一言不发，从草丛中推出一条小舟，大家跳上去，房屋主人划船前行。月亮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桨声吱呀，萤火虫在船头翻飞，这一切对深陷囹圄长达半年的将军们来说，恍若隔世。 这条河叫做草河。 过了草河，房屋主人回去了，又有一人来接应。一行人疾行十余里，来到山口，前面两山夹峙，如两扇铁门。此时天色大亮，鸟鸣啁啾，清风徐来，晨曦初露。突然，树丛中传来两声枪响，胡汝福对着枪响的方向做着手势，枪声再没有响起。 枪响是警告声，而手势则是表示来的是自己人。外人根本看不懂这些。 一行人又顺着山路向前走，走了不远，一名腰挂盒子枪的人来迎接，笑容满面，言辞甚恭，他是衡阳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直到此时，五位少将才得以安全。 当天中午，大家在山中饱餐一顿，大鱼大肉，大碗喝酒，自从衡阳保卫战开战以来，连续大半年，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人间美味，也没有感受过人间如此安宁。 吃完饭后，他们继续上路，天黑来到衡阳县政府。县长王伟能看到他们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就送给他们每人一身衣裳。 他们在衡阳县休息了四天。这四天里，无论是县府官员还是贩夫走卒，都来打听衡阳保卫战的情形，听到少将们讲起当时的惨况，无不泪水盈眶。 此后，他们被一县一县护送下去，直到芷江机场，然后乘坐飞虎队的飞机来到重庆。 在重庆，重建的第十军正等着他们。 卢庆贻介绍说，1945年，第十军残部从重庆来到了陕西城固，补充兵员。当时的军长还是方先觉，大家同仇敌忾，决心上阵杀敌，一雪衡阳之耻。然而，不久后，青年军成立，方先觉担任二零七师师长。第十军军长改由赵锡田担任，赵锡田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外甥。 可惜的是，第十军错过了报仇雪恨的机会。就在他们宝剑铸就，即将出鞘的时候，日军投降了。 1946年，第十军改编为整编第三师，下辖三个旅，人数三万余人。 内战开始，整编第三师出陕南，越函谷关，渡黄河，开赴内战前线。卢庆贻作为留守部队，留在城固。有一天，卢庆贻守在电台边，突然接听到赵锡田被活捉的消息。此时，解放军军史上的定陶战役已经结束，而城固的留守部队还不知道整编第三师已经全军覆没。 定陶战役中，解放军刘邓大军十余万人将整编第三师团团包围，整三师无一人逃出。 卢庆贻跟着留守在城固的整三师留守部队，来到了湖北老河口。在这里，重组整三师，师长名叫李楚瀛。1947年，整三师进驻漯河与驻马店一线，又被解放军包围，仅仅打了两三天，就一败涂地。 整三师的战斗力为什么这样差？老兵们说，大家都不愿打内战，不愿意为反动政府卖命。 新一军老兵吴作勇也向我说过，新一军抗战结束后，驻扎广州。有一天，新一军接到命令，全军坐着舰艇向北进发，一时群情振奋，都认为是要去进驻日本，扬威东瀛。抗战刚刚结束，麦克阿瑟将军曾经提议，派新一军在日本驻防。舰艇一路北向，到了秦皇岛突然停止不前，一问，原来新一军要开往东北打内战。吴作勇说，当时，很多人流下了眼泪。 定陶战役后，卢庆贻回到了湘潭家中，终生务农。 俱往矣，历史已成尘烟。 其时，第十军孤军坚守衡阳，破釜沉舟，掘堑壕，塞甬道，毁桥梁，散民众，自入死地。面对数倍强敌，上下齐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血战不退。城破之日，诸将士无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迎炮火而上，期同归于尽，虽万千人吾往矣，日军无不人人惴恐，自谓从未有之“艰苦”之役。此役，日军攻打47天，死伤枕籍，内阁被迫下台，诸将皆成鬼魂，此为日本建军以来，从未有之事也。 然，中华第一虎将，竟遭谗言中伤，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铮铮忠良，反诬屈膝，千古奇冤，至今未能昭雪，令人悲戚。 第一章 广西俍兵雄于天下 日军占领衡阳后，补充了大量兵源，稍事休整，又进入广西境内，桂林保卫战打响。 桂林保卫战，是一场彻底被历史尘埃淹没了的保卫战，此役的惨烈和悲壮，时至今日，还不为人所知。 与十万日军对阵的，是中国军队的杂牌军，日军也知道杂牌军的装备和战斗力远不如中央军，所以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充满了破坏一切的欲望。在我们过去所看到的书籍和电影中，杂牌军总是牢骚满腹，一触即溃，让日军像赶羊一样赶得满山跑。但是，事实上绝不是这样的。 日军本想，十万大军压境，桂林不战而降，没想到战后，日军用“凄绝”来总结桂林保卫战。幸存的日本老兵回忆起这场战役，都会像文艺小青年一样感慨：往事不堪回首。 桂林保卫战中，日军遇到的是桂军，桂军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杂牌军中的王牌”。 在中国所有的军队中，桂军恐怕是最能打仗的，也是最能吃苦耐劳的。广西拥有十万大山，独特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广西人异常坚韧倔强的性格。有一年我在广西的时候，和一位老人谈起电视剧《湘西剿匪记》，老人说：“湘西土匪算什么？最厉害的土匪是广西的。” 在民国军队序列中，桂系尽人皆知。 当别的体系里的军阀勾心斗角，四分五裂的时候，桂系首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却三位一体，牢不可破。李、黄、白三人各有所长，互相补充，让桂系成为了民国时期最具战斗力，最有威慑力的一支武装。李宗仁长于政治外交，黄绍竑长于后勤保障，白崇禧长于战术谋略，所以在军阀混战时期，桂系从无败绩。 桂系除了首领文韬武略外，士兵素质也是出类拔萃的。 有人说过，广西人就是现代的斯巴达人。 广西民风剽悍，每一个士兵入伍前，都参加过民间军事训练，当别的体系的士兵连左右前后正步走齐步走都分不清的时候，桂系很多士兵翻山越岭如履平地，几乎个个都是神枪手。广西民间尚武，猎户居多，出门就是山，人人都有一双铁脚板。 抗战时期，桂军拥有5个军：七军、三十一军、四十六军、四十八军、八十四军。桂系起家部队是七军，这是一支响当当的军队，被誉为“钢七军”，战斗力丝毫不弱于正面战场上的“五大主力”。而其余四个军也作风凶悍，桂军无弱旅。李宗仁和白崇禧之所以能够在国民政府中官居高位，经久不衰，除了本身过硬的能力，还有桂系这五个军过硬的战斗力在支撑。 桂军里是清一色的广西人。听桂军老兵说，抗战时期，即使桂军在别的战场遭到损伤，也会回到广西补充兵员。在淞沪会战中，桂军与当时的德械师出力最多，战果也最辉煌，牺牲也最大。淞沪会战结束后，桂军不像别的军队那样就近征兵，而是千里迢迢回到广西补充。桂军自成体系，却能够在乱世夹缝中生存30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广西人特别能战斗，史书中也早有记载。 史书上能够找到的最早发生在广西的战争，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最后一战——秦瓯战争。秦瓯战争记载在《淮南子》中。 当是时也，秦始皇囊括四海，并吞八荒，包举宇内，君临天下，30万秦军一举平定北方匈奴，50万秦军大举南下，欲平定百越。当时的百越，就是指现在的两广。 秦军的兵力不可谓不强大，连并六国，锐不可当；秦军的装备不可谓不精良，长矛如林，箭出如雨，可是，50万秦军却在这里连吃败仗，而百越军有多少？当时两广还是荒蛮之地，据史学家考证，百越军不足5万。 我们从出土的兵马俑中，能够看到秦军的排兵布阵和作战技巧。秦军每逢两军对阵时，先派出弩兵，飞蝗一样的弓箭落在对方阵地上，对方就会死伤大半。接着，趁着混乱之机，秦军的战车就出动了，隆隆战车驶来，风驰电掣，天塌地陷，和二战时期德军的装甲兵团一样，攻势凶猛。如果近战，秦军也有绝技，两个士兵抬着长达三丈的超级长矛，几十根超级长矛并成一排，成为一个战斗小组，遇神杀神，遇佛杀佛，武艺再高强的战将，也无法抵挡这样的战斗小组。 即使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秦军也是能够和斯巴达军团、古罗马军团进行媲美的无敌之师，可是，就是这样一支无论人数还是装备都占优势的军队，居然败于一群披发跣足的乌合之众。 因为百越地势复杂，也因为百越军比秦军更强悍。 由于史料不全，我们无法完全还原这场战争，只知道初战不利，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百越军退入境内，与秦军展开山地丛林战。山地丛林战，才是百越军的拿手好戏，而秦军的作战技巧完全不能发挥。 《淮南子》中这样记载：“……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雎，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百越军退入山林后，又趁夜袭击秦军，杀秦将，秦军伏尸数十万。 这种战斗力实在太强悍了。 后来，秦始皇命史禄凿灵渠，建徒门，贯通湘江漓江，使秦军粮道畅通，才攻破百越。 为了防范百越再起事变，20万秦军后来就一直驻扎在百越，与当地人通婚，这就是今日广西人的先祖。 因为有这样的先祖，所以，后代人的血管里都流淌着剽悍不屈的血液。所以，千百年来，广西都民风剽悍，好勇斗狠。 接下来的上千年里，北方战乱纷起，改朝换代，而十万大山之中的广西相对安宁。一直等到了明朝，广西人才有了重登历史舞台的机会。 明朝中期，江浙一带倭寇犯边。所谓的倭寇，就是日本的武士和少量中国流氓组成的一支土匪力量，养尊处优的明军与这股凶悍的土匪作战，屡战屡败，于是广西兵出征了。广西兵当时有个名字叫做“俍兵”，或者叫“狼兵”。叫他们“俍兵”，是因为他们都是广西土司的私家军队；叫他们“狼兵”，是说他们如狼似虎，打仗不要命。这股走出广西的军队，首领是年过花甲的瓦氏夫人。这支私家军队在东南沿海与倭寇交战，十战十胜，还曾经救出过被倭寇包围的抗倭统帅俞大猷。史载，有一次，二十名俍兵被二百名倭寇包围，一番激战，倭寇死亡五十人，而俍兵仅死六人。 俍兵的战斗力为什么这么强？这和他们的作战方法有很大关系。每逢与倭寇作战时，俍兵七人一组，各组独立作战；这是针对倭寇制作的战术，倭寇作战几乎不讲章法，完全就是土匪行径，狂砍乱杀。俍兵每组中有四人专门杀敌，有三人专门割头，以便回去领赏。而冲锋的时候，前面一人又冲在最前面，后面两人左右夹击，还有一人持弓远射，另外三人紧随其后，等着割头。这完全就是林彪的“一快两慢三猛”打法。几百年前，瓦氏夫人依靠这种战法赶跑了倭寇；几百年后，林彪依靠这种战法无敌天下。不知道林彪的战法是否借鉴了瓦氏夫人。 广西俍兵雄于天下。 瓦氏夫人抗倭后50年，袁崇焕登上历史前台。 袁崇焕是广西人，也有人认为他是东莞人。袁崇焕文臣出身，中过进士，当过知县。当时，后金崛起，东北告急，曾经与起义军闯王李自成作战过的明末大将满桂、祖大寿、熊廷弼等纷纷败北，朝廷不得已启用袁崇焕。袁崇焕上任只带万名广西兵，据守宁远城。宁远在山海关之外，满朝文武认为宁远早晚必失，劝袁崇焕后撤，但是袁崇焕坚决据守，与30万后金兵交战，大胜。后金统帅努尔哈赤长叹曰：“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讨诸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 当时，袁崇焕率领万名广西兵，纵横辽东，所向无敌，后金不敢南下，明朝暂保太平。 可惜，崇祯误中后金反间计，自毁长城，将袁崇焕凌迟致死。凌迟，就是用3600刀，将身体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要割三天三夜，而最后一刀才能让人死亡。中国古代这些酷刑如此残忍，简直让人不敢想象。 袁崇焕死后，崇祯也得到报应，他成为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后金，也就是清兵，迅速入关，崇祯杀死女儿后，悬梁自尽。想来崇祯真是一个浑蛋，不但残害忠良，而且连亲生女儿也不放过。天地之宽，世界之大，女儿完全可以隐名埋姓，在荒野之中度过一生的。 又过了200年，太平天国登台亮相。 所有人都知道太平天国，因为他出现在历史课本中。 天平天国运动最后尽管失败了，但是，不可否认太平天国初期极强的战斗力。 当初，洪秀全带领诸王及三万广西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路杀奔到了南京，几十万清兵难以阻挡。三万广西太平军，可以说天下无敌。 后来，太平军在江浙一带广泛扩军，发展到了30万。而曾国藩评价说：“长毛中后期之三十万战斗力，远远不如刚出广西之三万。” 按说，太平军人数越多，越难对付，事实上恰恰相反，几万人的太平军一触即溃，而太平军老兵组成的小队极难攻破，因为这些老兵都是广西兵。曾国藩多次在奏折中说：“内有广贼数百，皆极骁悍。”广贼，就是“广西逆贼”。 第二章 全民皆兵，焦土抗战 又70年，桂军闪亮登场。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将桂军的起家部队钢七军锤炼成了当时中国战场上最强悍的一支部队。他们特别擅长山地作战。很多抗战老兵提起桂军，都交口称赞，他们说桂军不怕死，即使面对日军的坦克，也敢端着刺刀光着膀子扑上去；他们还说桂军能吃苦，饿着肚子急行军一天一夜也浑然不觉。 抗日战场上，每逢两军胶着，胜负难料时，钢七军就组织敢死队，乘着夜色，用冷兵器抢占敌人的阵地。日本人号称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勇猛顽强，而钢七军的敢死队更胜过日本人。我们来看看钢七军的敢死队队歌，就知道这支军队有多勇敢。钢七军敢死队的军歌是这样的： 男儿胆大可包天，参加敢死队！ 沙场血战拼头颅，视死也如归！ 仅仅看看钢七军军歌的歌词，就让人热血沸腾。战士们上战场拼的不是装备，不是技术，而是头颅。这样的一支军队谁能不畏惧？这是我收集到的最让人震撼的一首军歌，它的每一句歌词都与死亡相关，唱着这首歌曲的一支军队，怎能不令人撼动！ 据资料显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广西征兵和杂役达100万，是全国出兵第二大省，仅次于四川。广西为抗战胜利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44年冬天，日军攻打桂林，遇到桂军，注定了这是一场恶战。 很小的时候，我看到过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让我至今还能背诵下来：“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桂林的山真奇啊，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桂林的山真秀啊，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倒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啊，危峰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栽倒下来……”贺敬之这首散文诗，让我对桂林心驰神往，然而，我怎么也想不到，如此美丽甲天下的桂林，在几十年前，竟有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厮杀。 我第一次来到桂林是在一个夏天，我坐在漓江边的小饭店里，吃着桂林米粉，店老板无意中的一句话，将我的思绪拉到了几十年前的战争中。店老板的皮肤带着亚热带人特有的黝黑，须发皆白，他说：“那一年，这漓江的江面上漂浮的都是尸体，江水都染红了，桂林的所有人，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都拿起武器打日本人，那时候的桂林人家家户户都有土枪，是真正的全民皆兵。” 我听后悚然动容，自以为对二战很了解的我，竟然不知道抗战历史上还有这样一场惨烈的战争。 与石牌保卫战、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不同的是，在桂林保卫战中，桂林的所有民众都参加到了这场战争中，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当时攻打桂林的日军有十万人，而守城的中国军人还不到二万人，然而，日军在桂林城外和城里，步履维艰，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死亡的代价。听说，参与守城和阻击日军的还有桂林三万百姓。小饭店的老板还告诉我，在这场太不对等的战争中日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占领了桂林，然而桂林已是一座空城，守城的将士全部牺牲了，守城的师长也拔枪自尽了，后来，日军继续南侵。留守在城里的日军胆战心惊，诚惶诚恐，一直不敢走出城外，因为迎接他们的就是当地百姓的土枪土炮。 与石牌保卫战、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还不同的是，在桂林保卫战中，日军的对手是他们从来就看不上眼武器装备极差的杂牌军，一群像叫花子一样吃不饱穿不暖的军人。而这群叫花子一样的军人，偏偏依靠山地丛林，给了日军做梦也想不到的杀伤。 广西人是山地丛林战的祖师爷。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于民国初期，在广西苦心经营，励精图治，让桂军成为了一支可以与中央军分庭抗礼的武装力量。中央军的将领们大多数都毕业于黄埔军校，而桂军的将领们大多数都毕业于保定军校。保定军校，这是一座比黄埔军校资格更老的军校，而黄埔军校的校长和所有教官，也都从保定军校毕业。从保定军校走出的毕业生，改变了中华民国早期的历史走向，随便拉出一个都是响当当的名字：吴佩孚、孙传芳、李济深、叶挺、蒋光鼐、张治中、傅作义、顾祝同、陈诚、白崇禧、刘峙、薛岳、蔡廷锴……保定军校停办后，才有黄埔军校的崛起。黄埔军校的校长是蒋介石，而保定军校的校长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家蒋百里。 桂系三巨头对练兵很有一套，他们主张把全部的广西人组织起来，平时就加强训练，战事一起，就全民皆兵，“个个都能上战场，执干戈以卫社稷。”桂系三巨头还要求在学校里开设军事课程，这些课程包括枪械的使用养护法、战地救护法、射击、投弹技术、测绘、筑营、步兵操典、步兵野外勤务等等，想想看，当那时候别的省份的人被强拉壮丁，上了战场还不知道怎么瞄准的时候，而广西的所有学生都是一名合格的，甚至可以说是优秀的士兵了。所以，桂系军队的战斗力想不强，都难。 民国时期，广西的适龄学生入学率，走在全国的前列。那时候的广西教育是完全免费的，所以，我相信当时广西应该有相当多的少年青年都走进了学堂，都接受了这种军事训练。 后来，有学者对三巨头的措施起了一个言简意赅的名字：武化广西。 桂系三巨头多年的苦心经营，让广西全民皆兵。桂林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说，那些年，广西人人会打枪，又齐心，外省的军阀土匪都不敢进犯，只要听到什么地方打枪了，家家户户的男人提着土枪就赶过去帮忙，没有枪的，就操起砍刀。那时候的广西人打架不要命，打仗更不要命，民风太剽悍了，任何一股外来势力进入广西都害怕。 广西民间多藏枪自卫。而且，广西民间能人很多，这些能工巧匠能够仿造出各种手枪、步枪，甚至有的铁匠拿着别人的枪支，拆开再装上，第二天自己就能打造一杆。中国民间从来就不缺少智谋之士。 三巨头经营的广西，无疑是近代历史上的独特景观。 老人们说，1931年，日本人一打进中国，广西就制定了《广西民团条例》。广西有正规军，也就是桂军20个团，20个团也就是有两三万人，两三万人不足以对中央军和其他比较强大的军阀构成威胁，更不足于与日军抗争，但是桂军有百万民团，百万民团中，每个人的战斗力都不弱于任何一支部队的士兵。这才是桂军最可怕的。 《广西民团条例》规定：所有年龄在18周岁到45周岁之间的男子，都有作战的义务。也就是说，所有的青壮年男子，都要加入民团，抗击日军，保护家园。民团每年农闲的时候，都要进行几个月的军事训练。他们拿起枪支，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士兵；放下枪支，就是中国最勤劳的农民。而且这些人身体强壮，吃苦耐劳，机智勇敢，不计报酬，没有怨言。 不仅仅成年男子，就连未成年男子也被培养成了打仗的好苗子，当别的省份的学校在体育课上教学生练习拔河跑步丢沙包的时候，广西的学校里体育课上老师教学生们怎么打枪怎么投弹怎么劈杀，这样的一群学生放在战场上，战斗力能不强吗？ 1937年，全面抗战一爆发，广西政府就组织民众订立《抗战公约》，公约的内容有：一、不卖粮食及一切物品与敌人；二、不为敌人带路；三、不为敌人做侦探；四、不为敌人筑路；五、不为敌人挑担；六、不买敌人货物；七、不用敌人货币；八、不做敌人官兵；九、不做敌人顺民。这份详尽的《抗战公约》实际上表达了广西人与日军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决心和信心，与日军断绝一切来往，不给日军提供任何服务，让日军陷入孤立无援的沼泽中。抗战期间，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地方也有这样一份慷慨激昂的《抗战公约》。 老人们说，当时，《抗战公约》发放到每家每户，每家每户的户主都要在公约上签字画押，表示全家人坚决执行。然后，各家的户主聚集在村公所，也就是现在的村委会办公室，对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关羽的画像齐声宣誓：“我等各本良心，在总理遗像，关圣帝位前，代表全家发誓，遵守《抗战公约》，精忠救国，不做汉奸，如有违背，天诛地灭，甘受政府枪毙，谨誓。宣誓人：×××，中华民国二十八年×月×日”。 宣誓完毕后，每个人都把这份《抗战公约》拿回家，贴在厅堂上，抬头就能看到，要求全家每个人都要照做。 几千年来，中国人都相信誓言，头上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发过誓言后就不能更改，不能反悔，否则会死无葬身之地，会遗臭万年。中国人历来很重视名节，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抗战开始后，日军一路长驱直入，他们曾经疯狂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而事实上他们打了八年也没有让中国屈服，而且日本的侵华战车陷入了中国辽阔无垠的淤泥中难以自拔，最终只好夹着尾巴逃走了。 日本当初之所以能够那样疯狂叫嚣，一方面是他们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方面是他们精细的情报网络。 日本为了侵略中国，可谓处心积虑。而日本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也由来已久。 远在倭寇叩边的时候，就出现了日本浪人来到中国，刺探明朝的军事情报，提供给倭寇。甲午战争前夕，日军为了侵占中国，更是组织了庞大而严密的间谍网，当时日军中一个叫荒尾精的中尉来到了上海和汉口，建立会馆，将散落在中国各地的日本浪人组织起来，搜罗情报，后来，这些情报被编成了三大册2000多页的《清国通商综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诸多方面，是一部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而这时候腐败的清政府还蒙在鼓里，这部书为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甲午战争开始的时候，荒尾精的情报人员开赴山东、辽宁，清军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甚至李鸿章的侄儿也被他们拉下水，日军比清军各舰舰长更先知道清军下一步的动向。日军的情报精细到了这种程度，这仗还怎么打？ 二战前夕，日军的间谍更是无孔不入。据日本的资料显示，当时日本派往中国的间谍有上万人，而且日本间谍的足迹遍及中国所有省份。 这上万名间谍为日本侵华立下了奇功。抗战爆发后，日军总是能够从意想不到的小路上穿插突击，将还没有来得及抵抗的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分割包围。后来，中国军队从缴获日军的战利品中发现，日军的军用地图比中国的军用地图精确详细得多，重要地段上的一棵树、一间房屋、一个水坑，都标得清清楚楚。而每条大小道路的宽窄，每座山峰甚至土坡的高度，更是精确到了厘米。这些，无疑都是这些间谍的功劳。 这些间谍当时有一个名字叫做“中国通”。比如，当时侵略中国的“三大急先锋”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土肥原贤二都是“中国通”，都在中国从事过无耻的间谍活动。 二战前夕，日本间谍的身份是游客和商贩。 我在广西听到了这样两件事情。 日军进入广西后，有一名佐官带领着一队鬼子占领了一座村庄，他对院子里一个老头问：“你还记得我吗？”老头摇摇头。鬼子佐官说：“我可记得你啊，我们十年前就见过，我还在你们家住过。”老头仔细一看，突然想起来了，眼前这个挎着洋刀的老鬼子，10年前确实来到过这里，那次是来旅游的，他在老头家住了一晚上，老头和老伴还把家中的老母鸡杀了，让这个人吃，广西人很厚道，对待客人很实在。老头没有想到10年前的那名游客，居然就是眼前这个得意扬扬的老鬼子。老头一言不发，走进房间里，四处寻摸着趁手的武器，找来找去，找到一块石头，就把石头揣在身后，悄悄走出来，一个小鬼子背对着老头站立，老头一石头下去，小鬼子脑袋迸裂，鬼子慌乱间一起开枪，老头倒了下去。 还有一件事情是这样的。一队日军占领了一座山寨后，一名鬼子首领走进一户人家里，看到房间里有一口吊锅，而这个吊锅就是十年前自己卖给这户人家的，这户人家一直使用着。广西很多村寨里，房间垒着火塘，火塘上吊着吊锅。鬼子首领得意地问这户主人：“我这口吊锅好用吗？”这户主人也看出来了，眼前这个鬼子就是十年前走村串巷叫卖吊锅的小商贩。这户主人二话不说，从房梁上摘下吊锅，一下子摔在鬼子面前，“把你这吊锅拿走，再好用我也不稀罕。” 十年前，全面侵华战争还没有开始，而日军已经派遣了大量间谍来到了与东北相隔几千公里的西南边陲，他们的爪牙伸到了广西最偏远的山寨，想起来就让人惊悸。 广西人性格很倔犟，很执拗，天不怕，地不怕，用蛮力，效死命。当时日军有这样一份报告形容广西人：“广西的土匪最蛮强，不可理喻，打不怕，吓不走，骗不行，哄亦不信，他们宁愿躲入山中，不肯投降，更不肯参加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并且时时袭击皇军，窃取皇军的枪弹。”日军这份报告中的“土匪”，就是指广西的百姓。 广西民间多义士，多奇人。 日军进犯广西的时候，广西出了一个当时全国闻名的女英雄，叫莫花棉，而人们都叫她韦老太太，因为她的丈夫姓韦，“韦老太太”被人叫得多了，她的真实姓名反而很少有人知道。直到今天，如果你问上了年纪的广西人，他们还能记得韦老太太打鬼子的事情。 韦老太太出生在今天的广西河池，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会武功，力气大，挑上两百斤重的担子翻山越岭，大气不喘。她曾经和人比武，五六个小伙也不是她的对手。 日军在河池烧杀抢掠时，韦老太太决心奋起反抗，她把家中两头黄牛卖了，买了一挺机关枪，拉起了一支队伍，与日军作战。 韦老太太的抗日队伍有50多人，他们最初的武器是那挺机关枪和土枪土炮，后来又在一辆废弃的军火列车上找到一挺机关枪和两杆三八大盖，几百发子弹。 韦老太太的这支抗日武装后来加入了县上的抗日自卫队，她任分队长。她常常走村串巷号召妇女参加抗日组织，“男人能打仗，我们女人有两只手，两只脚，照样能够杀鬼子。” 韦老太太作战异常勇敢，常常身先士卒，勇不可挡，如果放在宋代，她就是杨七郎的母亲佘太君。有一次，日军100多人来到一座村庄劫掠财物，韦老太太闻讯后，就带着自己小分队的50多个人在日军返回的路上埋伏。熟读兵书的人都知道，打埋伏都是以多打少，才能稳操胜券，然而不识字的韦老太太偏偏要以少打多，在别人眼中凶残成性的日本鬼子，韦老太太却视若无物。 100多名鬼子一出现，小分队一通乱枪打下去，鬼子就倒下了一片。抗战后期的鬼子战斗力很差，无法与抗战初期训练精良的鬼子相提并论。鬼子一遭到伏击，就惊慌逃窜，韦老太太带着50多个人就追上去，韦老太太跑在最前面，一连追击了十余里，日军气喘如牛，脚下编起了麻花，而小分队气韵悠长，脚步仍弹性十足。 追到了日军屁股后面，日本人慌神了，对着跑在后面的韦老太太扔出一颗手榴弹。一般人看到冒着烟的随时就会爆炸的手榴弹，第一反应就是趴在地上，或者抱头逃跑，可是韦老太太没有这样做，她捡起还在地上打转的手榴弹，又回掷给鬼子，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鬼子倒下了几个。 韦老太太这样神勇，小分队无不人人奋勇，小鬼子无不人人胆颤，又追出了一程，快到碉堡了，小部分日军才捡回一条性命，而大部分日军都做了异乡孤魂。 韦老太太还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 她经常化装成卖菜的农村老太，挑着担子去县城村寨，借机侦察敌情。鬼子看着这个步履蹒跚的老太太，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就是让他们闻风丧胆的抗日女英雄。 如果看到鬼子人数稀少，韦老太太就会带着她手下那支武装，攻打日军；如果看到敌人人数众多，就会通知桂军，带着桂军的正规军去围攻日军。 鬼子对这个传奇老太太怕死了，打又打不过，躲又躲不开，就派人去劝降。那个人把日本人的原话转告了韦老太太，韦老太太说：“我是绝对不会过河投敌的，菜峒就是我的坟坑！你告诉日本鬼子，我活着是中国人，死了是中国鬼！”菜峒，就是菜峒屯，是韦老太太的家乡。 当时，前敌指挥官孙元良将军听到韦老太太的事迹，很受鼓舞，就上报给军政部，军政部颁发给韦老太太一张奖状，上面写着：“韦老太太慈母和儿子韦健生，协助军队抗战有功。”韦老太太的事迹还被登载在当时的《中央日报》上。 第三章 看不懂的防御计划 韦老太太的事迹发生在桂林保卫战之后。 桂林保卫战尽管不为外人所知，但是这场战役给桂林的幸存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 桂林城里很多老年人都说，当初日本人攻打桂林城的时候，从漓江上游划来了很多木筏，上面坐满了拿着土枪土炮和大刀长矛的民团，密密匝匝，日军一颗炮弹打过去，木筏散了，民团战士全部落进了水中。可是，后面的木筏又划来了，日军的炮弹又打过去，木筏又散了；然而，木筏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前冲，明知道前面有炮弹还要冲过来。日军的炮弹打了一个晌午，漓江的水面上飘满了死尸和竹片，水都变成了红色，可是，上游还有木筏划过来，木筏上坐满了挥舞刀枪的民团士兵…… 这样的场景，让人想起来就热血奔涌。 后来日军战史上评价桂林保卫战时，用“残酷”和“凄绝”来形容这场战争。 以不怕死不要命而著称的日本人，遇到了比他们更不怕死不要命的广西人。听说，在桂林保卫战凄绝的日日夜夜里，没有一个桂军和民团士兵投降日军，也没有一个桂军和民团士兵在清醒的状态下做了俘虏。 桂军和民团士兵中，只要还有一个人，只要这个人还能够站起来，只要这个人还有一口气，他就会光着膀子冲向敌人。在中国战场上，日军的坦克曾经所向无敌，给了中国军队极大杀伤，但是，在桂林保卫战中，桂军和民团士兵从来就没有把这个铁制的乌龟壳放在眼里，他们端着刺刀就敢冲上去同坦克肉搏，面对呼啸而来的炮弹，他们丝毫也不加以躲避。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踩着遍地血泊继续冲。广西人的强悍彻底击垮了日本人的精神防线。 当地人说，桂林保卫战中，日本人动用了当时所能动用的所有武器，飞机大炮坦克，还有毒气。桂林保卫战结束后，桂军和民团有几千人被俘了，这些人中，有的是被炮弹震昏了，有的是被毒气熏晕了，清醒过来后，才发现失去了抵抗能力，成为战俘。桂林保卫战，参加的桂军和民团有25000人，没有一个主动投降的。 日本人领教到了中国杂牌军的强悍。 民国政府也知道桂林保卫战举足轻重，也曾在桂林重兵布防，以期与日军决战。 从桂林向西北，可达贵阳；从贵阳向北，可抵重庆。这条路径对1944年岁末的日军来说，极为重要。日军从东面，无法进入重庆，湘西和鄂西千沟万壑，重兵布防；从水路也无法突破石牌天堑，日军无机可乘。而兜一个圈子从南面袭击，也不失为一条路径。 当时，日军的作战目的是打通豫湘桂交通线，但是，谁也不敢保证日军看到有机可乘，会突然改变意图，寻隙北上。如果这样，则重庆危矣。 史书上把桂林保卫战所在的这场战役叫做桂柳会战。 此战，日军是中国军队作战人数的2倍还多，而日军的作战武器又优于中国军队，中国军队除了剽悍的桂军，还有不剽悍的其他杂牌军队，这样一场战争，尚未开始，就已经能够预见结局。 为了能够更加明晰地表述这场会战的进程，需要将1944年日本军队的作战序列展示出来。 1944年的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为了挽回颓局，日军将55000架飞机投放在了太平洋战场，还抽调中国战场上的两个师团进驻太平洋，一个师团进驻台湾。中国战场上留下的空缺，由日本本土新建的师团补充。 这时期，中国派遣军的司令官是冈村宁次，原司令畑俊六调回日本任教育总监。在衡阳保卫战中，劝说横山勇投入所有兵力快速攻下衡阳的松井太久郎少将，这时候升为了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军衔也成为了中将。 1944年的中国战场上，日军投入了25个师团、1个战车师团、10个独立混成旅团、11个独立步兵旅团、1个骑兵旅团等兵力，总兵力在60万以上。这些兵力隶属于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第十三军、第五航空军。 日军华北方面军的番号在很多电影中出现过，他们在黄河以北的地区与中国军队作战；第十三军一直在江苏、浙江、安徽一带担任警戒任务；第五航空军则从事中国地区的空战。 华北方面军由8个师团和数个旅团组成；第十三军由4个师团、1个旅团组成。 第六方面军由十一军、二十三军、三十四军组成，共有13个师团、10个旅团，其中十一军就下辖6个师团。由此可见，十一军是第六方面军的主力。 二战时期，日军的作战兵力有三部分，一个是中国派遣军，一个是关东军，一个是南方军。南方军作战范围东起新几内亚，西至印缅边境，南到帝汶岛，北迄吕宋岛。关东军驻扎在中国东北，是日本向各条战场输送兵力的主要基地，兵力最少的时候，关东军也达到10个师团20万人；而兵力最多的时候，则高达50多万。 中国军队在日军三个战场上，都与日军殊死作战。与关东军作战的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抗联，和东北的民间抗日组织等；与中国派遣军作战的，有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与南方军作战的，有与美英部队协同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其中最突出的有孙立人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后来在滇西会战中，还有陈明仁的七十一军，李弥的第八军等部队。 一些人看过美国人拍摄的好莱坞大片，看到太平洋战场上的情景，就武断地认为，是美国人打败了日军，而不是中国人，这是非常片面的。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仅仅打了四年，而中国战场上，中国人与日本人打了14年啊。在中国战场上，中国人用有限的国力，简陋的武器，抗击了绝大多数的日军，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美国人一直在高调宣传他们的二战，而中国人一直在忽视自己的二战，当美国人的二战文学作品和二战电影汗牛充栋，举不胜举，在国际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热潮的时候，我们民族最悲壮的一页历史却渐渐模糊在了我们的记忆中，致使很多人错误地以为二战是美国打败了日本，而没有中国什么事情。 说完了日军，再说说桂军。 提到桂军，就不能不说钢七军。钢七军是桂军的主力部队，北伐战争的时候创立而成，部队从军长到马夫全是广西人，英勇善战，屡建功勋。当时，钢七军总是以少胜多，连连击败吴佩孚和孙传芳的部队；即使兵力一比四，也能打得直系军阀丢盔撂甲，望风披靡。那时候，唯一能够和钢七军势均力敌的，是叶挺所在的铁军第四军，而第四军则由广东人组成。 抗战开始后，穿着草鞋的桂军冒着枪林弹雨，冲在最前线，用简陋的老套筒，与日军的飞机军舰和大炮作战。在淞沪会战时，钢七军最先赶到，阻击了七倍的日军，用密集的手榴弹和前赴后继的勇猛将日军指挥部逼退到了黄浦江边，日军总指挥松井石根一度逃到了舰艇上躲避，日本大本营深为撼动。 后来，日军调集兵力，全力进攻钢七军的防区，钢七军伤亡过半，防线岌岌可危，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桂军的另一支部队四十八军从广西赶来了，与钢七军并肩作战，战士们身体缠满手榴弹和炸药包去炸坦克，夜晚挥舞大刀袭击日军阵地，桂军硬是用血肉之躯抵挡了日军的疯狂进攻。 后，日军军舰源源不断地从本土运来援军，从杭州湾登陆。中国军队难以抵挡，只好后撤。桂军井然有序地撤到了徐州郊外，在徐州会战中，有桂军参加的中国军队仍旧给日军大量杀伤。 钢七军的兄弟是四十八军。当时，钢七军出师北伐后，留在广西的留守部队扩编，组成了桂军历史上的第二支部队：第四十八军。第四十八军有一个绰号叫做“加钢黄鳝”。 抗战开始后，钢七军和四十八军都损失惨重，桂军扩编，大量民团战士加入，组成了第三十一军、第八十四军、第四十六军，走上抗日战场，他们先后参加过长沙会战、桂南会战等战役，表现都异常抢眼。其中三十一军下面有两个师：一八八师和一八九师，因为对日作战中战果辉煌，当时中国军队中就有了这样一句顺口溜：大家要学一八九、一八八，到处有人夸。 桂林保卫战中，守卫桂林的是桂军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满打满算5万人，而进攻的日军则高达8个师团和2个旅团，约15万人，这是日军第十一军全盛时期的人数。这次，日军不再像进攻衡阳那样采用添油战术，而是集中了十一军的所有兵力。 守卫桂林的，除了桂军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外，白崇禧还将韦云淞调来做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就是桂军中赫赫有名的“黑豆将军”。他小时候家境异常贫穷，父亲还精神失常，他是依靠自己一步步努力，从下级军官升为军长的。1930年，滇军龙云部三万人围攻南宁，但是桂军在外线作战，守卫南宁的仅有3000人，而韦云松依靠3000人在南宁抗击了滇军三万人长达三个月的进攻，粮食吃完了，就吃用来喂牲口的黑豆，后来，人们送他“黑豆将军”的美誉。 蒋介石的打算是，希望桂军能够在全州、桂林、柳州坚守三个月，等到滇西会战结束，精锐的远征军就可来援广西，一举击败兵力占优势的日军。 然而，当时的滇西会战打得多么艰苦，滇西远征军的精锐几乎伤亡殆尽，我在后面将会详细写到滇西会战。当时，就算疲惫不堪的滇西远征军回援，也是无法抵挡日军进攻的。 现在回头看，桂柳会战注定了是一个惨剧。 当时最精锐的军队调去反攻滇西，而在广西与15万日军作战的军队，无论哪一方面相比，都处于下风。 按照作战要求，参加桂柳会战的正面战场军队编制有11个军，听起来好像人数很多，但是仔细算起来，我们就会知道这是一支残缺不全的军队： 第十军刚刚参加完衡阳保卫战，只是一个空番号而已；第九十七军是在战争即将结束，胜负已定的时候，才匆匆忙忙赶往会战战场的；另外，三十七军1700人，简直就是一个团的人数；二十军、二十六军、六十二军，每个军都是从长衡会战中撤退下来的，每个军仅剩3000人；六十四军只有4000人，只及半个师的人数；七十九军6000人，勉强算得上一个加强团；桂军四十六军刚刚从衡阳保卫战的外围战斗中撤下来，伤亡也不小，仅剩10000人；剩下的两个军还算齐整，中央军的九十三军有13000人，桂军的三十一军有17000人。 现在算算，参加桂柳会战的中国军队有多少人？6万人。 而参加桂柳会战的日军有多少人？15万人。 再看看装备，日军占领了广大的东部沿海地区，日军的各种武器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本土运往中国；而且，日本占领东北后，还依托东北的重工业基地，大力发展军工，制造武器。而中国，与外界联结的唯一一条生命线滇缅公路已经被封锁两年，仅有的美国物资依靠驼峰航线，而依靠美国飞机运来的极为有限的战略物资，又优先分配给中央军，像桂系这样的杂牌军，当时还是手持老套筒和汉阳造上战场。在装备方面，中国军队更不能和日军比。 装备处于劣势，人数处于劣势，就是在这样极端不利的条件下，桂柳会战开始了。 后来，白崇禧在他的口述中，是这样写桂柳会战的： 湘桂路方面之敌第十一军，拟向广西全县进攻，我第九十三军原奉命于全州要隘屯粮储弹，阻止敌人，不意九十三军与敌一接触后，未经激战，即放弃黄沙河，粮弹亦全部丢弃。敌占全州后，即沿桂黔路进迫桂林，另一部由龙虎关经灌阳直趋桂林，时我一三一师、一七零师担任守城，敌以五师团兵力，先将桂林外围阵地击破，于三十三年十一月四日占领桂林城南外围阵地，遂即以炮轰城，并使用燃烧弹将城内房屋大部焚毁，因桂林木屋居多，致到处酿成大火。至十一月七日，敌由定桂门、中正桥、马龙洲强渡漓江，攻入桂林城，发生激烈巷战。至十一月十一日，守城军奉命突围，桂林城遂陷敌手。此役一三一师长阚维雍于风洞山指挥所为敌包围，因恐被俘受辱，遂以手枪自戕，壮烈殉国。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因负伤不能行动，也举枪自戕，另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一七零师副师长胡厚基亦皆阵亡，其余守城官兵亦伤亡大半。 敌攻占桂林后，经永福、中渡、黄冕、雒容进攻柳州，并占领之。后经宜山、河池，进占贵州之独山，旋自动撤退，仍回桂境。雷州之敌经于十一月下旬攻占南宁，西出龙州，北攻迁江，企图打通桂越路交通，敌我伤亡很重，呈对峙状态，会战告终。 白崇禧口述中提到的九十三军，尽管人数13000人，是所有桂柳会战中参战人数最多的，但是畏敌如虎，不战而退。九十三军防守全州，重点担任桂林屏障黄沙河天堑的防卫。 九十三军是当时桂柳会战中装备最好的部队。 可是九十三军在兵力配置上有问题，当时，黄沙河阵地应该派遣重兵布防，但是军长陈牧农只布防了一个团。这么关键的阵地，却只放一个团防守，桂柳会战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错误。 当时，蒋介石有三个死守：要求陈牧农第九十三军“死守全州三个月”，要求桂系第十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韦云淞“死守桂林三个月”，张发奎率粤军“死守柳州三个月”。梯次防守，消耗日军有生力量，九个月后，远征军就会从滇西抽出身来，回身反击，将日军击垮。蒋介石的命令颁布后，陈牧农手拍胸脯，信誓旦旦地说，他誓死固守全州。 然而，陈牧农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9月11日，日军十三师团一零四联队进攻全州最北端的黄沙河附近，驻防黄沙河的一名营长被日军便衣打伤。日军便衣进入全州的消息，让全州人心惶惶。驻守黄沙河的整团人以请示军部补发军饷为借口，弃守黄沙河，逃往全州。 第二天，日军一零四联队便衣队潜入全州，五十八师团也兵临全州城外。陈牧农惊慌失措，率领部队逃亡桂林。 全州是国民政府的西南补给点，这里囤积着几千发炮弹和150万发子弹，还有第五军储存在仓库里的战略物资。本来，九十三军依靠这些弹药完全可以进行一番抵挡，为后面部队的布防赢得时间，可是，陈牧农畏敌如虎，九十三军未经战阵，刚与日军接触，就丢盔撂甲，望风披靡，致使日军长驱直入，桂林完全暴露在了日军的炮口前。 9月14日凌晨1时，日军冲入全州。 九十三军隶属张发奎指挥，张发奎闻听九十三军不战自溃，将全州拱手让给日军，异常震怒。他提请蒋介石对陈牧农军法从事。蒋介石同意枪毙临阵脱逃的陈牧农，以正军纪。随后，陈牧农被押到了桂林，执行枪决。 陈牧农被枪毙后，九十三军奉命镇守大小溶江。据当地人介绍说，九十三军在这里打得非常顽强，师长和团长都亲临第一线，阵地多次被日军攻占，又被夺回。步兵、炮兵的协同作战也非常好，而且，炮火覆盖了日军阵地后，步兵就发起冲锋，屡屡奏效。 没有了陈牧农，九十三军像换了一支军队一样。只有懦弱无能的将军，没有懦弱无能的士兵。 在九十三军与日军激战的同时，附近的民团也出动了，他们有的抬着土炮，拿着土枪，有的扛着大刀长矛，甚至还有的拿着锄头和铁叉来参战。当时，大小溶江一带杀声震天，日以继夜。 然而，依靠九十三军和民团有限的兵力无法阻挡十余万日军的攻击。日军还是突破了大小溶江的防线，民团和九十三军伤亡惨重。 日军浩浩荡荡地杀奔桂林。 关于桂林如何防守，由谁来防守，据说高层一直争论不休。 当初，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桂柳会战司令长官，说明蒋介石对桂柳会战非常重视。白崇禧上任伊始，就排兵布阵，激励将士，并发布了《告广西民众书》，要求全省男子一律投效正规军或加入游击队，对日军侵略作最后的抵抗。 桂林城市的工事图，由白崇禧亲自审定，工兵围绕着桂林城挖掘了一个大圆，并修筑了坚固的工事，这些工事可以配置两个军的兵力。除此而外，白崇禧还利用桂林城里山峰上遍布的岩石洞穴，设置了天然堡垒群，日军每进攻一座山峰，都要付出惨重代价。而七星岩，更是建造成了一个坚固的火力据点，既可以独立阻击敌人，还能够与城里的火力相互配合。而在每个火力点上，弹药粮食储藏足够半年之用。当时，很多人将桂林称为“东方的凡尔登”。 白崇禧想在桂林大打一场，将一路南下的日军击退。 当时，杂牌桂军中很多人的装备还是草鞋加老套筒，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视察桂林防线的时候，看到桂军武器如此低劣，就将一些美式装备调拨给桂军，包括火炮、重型机枪和火焰喷射器。然而，从来没有见过这些洋玩意的桂军看着这些钢蓝色的新式武器，一筹莫展。后来，三十一军副军长冯璜回忆说，最新的美式武器到了桂军手中，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因为战士们还没有熟悉，日军就已经逼近了桂林。 一些资料显示，白崇禧当初的打算是，顽强善战的桂军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坚守桂林，九十三军也协助防守桂林，将日军吸引到桂林外围，与日军鏖战。与此同时，薛岳从湖南进入桂林外围，然后，内外夹击，日军可破。 按说，小诸葛白崇禧的这种战法不失为一种好战法。在兵力有限的情况下，收缩兵力，固守待援。这种方法要好过节节防守，依次抵御的战法。 然而，白崇禧的作战方案提交到军政部的时候，没有得到同意，于是九十三军依旧防守全州。桂林城里仅剩下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 倒霉的事情还在继续。 薛岳的军队没有按时从湖南赶来。白崇禧便将三十一军两个师和四十六军两个师带到了桂林外围，准备“依城野战”。 这样，防守桂林的只剩下了三十一军一三一师、四十六军一七零师。一三一师都是桂军老兵，师长阚维雍，战斗力异常强悍；而一七零师则是一个新兵师，还没有经过战争磨练，师长许高阳。在战场上，老兵和新兵的战斗力，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除此而外，守城的部队还有三十一军炮兵营，有12门火炮。抗战老兵桂调元说，当时，广西桂军成立了两个炮兵营，一个给了三十一军，一个给了四十六军，“我们的炮叫德国造苏罗通战车防御炮”。 “黑豆将军”认为凭借这点兵力防守桂林，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要求白崇禧增添兵力，结果，白崇禧再给守军增加了七十九军一个加强团。这样守军达到了25000人。 而他们面对的，则是武装到牙齿的10余万日军。 当时，蒋介石为什么不同意九十三军和桂军一起防守桂林，薛岳为什么没有按时出现在桂林外围增援白崇禧，白崇禧为什么将桂军的两个精锐师带离桂林，时至今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法认为，当时日军即将战败，无论是蒋介石、白崇禧，还是薛岳，都在保存实力。 高层不但想保存实力，而且没有一个统一的作战部署。当时，桂林防御计划一变再变，为什么会这样？也许只有制定计划的当事人才能说清楚。然而，这些人现在都已作古。 桂林保卫战，前方将士殊死作战，而高层却无动于衷。 第四章 儒将阚维雍、黑将陈济桓、悍将吕旃蒙 桂柳会战前，桂军三十一军一三一师防守南宁。1939年，日本海军从钦州登陆，一度攻占了南宁，中国军队奋勇抗击，取得了昆仑关大捷，终于将日本海军又赶到了海里。 日本海军在广西没有讨到便宜，转而进攻越南。此后的四年里，广西再无战事。 桂军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率部镇守南宁。 阚维雍是桂军中的儒将，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知识渊博，见解超群，军事造诣极深。他的才华多次受到李宗仁和白崇禧的赞扬。他通过自学并精通日语、越语、英语，还多次破译了日军的电台密码，让中国军队掌握了日军的作战意图。这样文武全能的将军，实属难得。 当年，中学毕业后，阚维雍先考入广州医科学校，后又考入广西陆军讲武堂。李宗仁任广西绥靖督办兼第一军军长时，阚维雍任机要参谋。后来还担任过钢七军工兵营营长，四十军三十六师团长等职务。桂南会战时，他以十九师副师长，三十一军参谋长率部抗日。1942年担任一三一师少将师长。 一三一师的老兵们后来回忆说，师长阚维雍经常教诲他们作为一个军人的要领，他总结出了军人的“五德”和“五得”：“五德”就是智、信、仁、勇、严，是军人应具备的基本修养；“五得”就是吃得、饿得、睡得、跑得、忍得，是打仗时对战士的基本要求。 1944年，桂柳会战即将打响，一三一师奉命从南宁开往桂林。 南宁到桂林，当年没有笔直的大道，都是在山中行走，距离将近1000里。桂军的装备很差，那时候没有运输工具，所有的路程都是依靠两条腿。 抗战老兵桂调元说，那年参加昆仑关战役，桂军先和日本海军交战。因为装备太低劣，牺牲很大。有一天晚上，身为卫生兵的他送走一批伤兵，刚刚返回师部，突然看到师部大门口停着一眼望不到边的十轮大卡车和摩托车。他想：不对呀，桂军哪里会有这些东西。走进师部，才知道是第五军来了。第五军是当时装备最好的部队，也是第一个机械化军。第五军的装备，是扛着汉阳造和大刀片的桂军远远比不上的。到桂林保卫战的时候，桂军的装备还是很差，一直到李宗仁当了代总统，部分桂军才换上了美式装备，这已经是抗战结束后的事情了。 一三一师的战士们穿着草鞋，背着干粮，从南宁向桂林行走。师长阚维雍没有骑马，而是让马拖着装备，他也和士兵们一起行走。 那一年，阚维雍的小儿子阚培桐只有5岁，他清楚地记得见到父亲最后一面的情景。 阚维雍家在柳州，从南宁去往桂林，路过柳州。阚维雍回到家后，只和他们匆匆交谈了几句，就准备出发。妻子看到他双脚又红又肿，问为什么会这样？阚维雍说，他是从南宁一路走过来的。妻子问他为什么不骑马，他说：“当官的骑马，当兵的怎么办？”很多年后，在我采访那些熟悉阚维雍的老人时，他们都说“阚维雍完全是按照古代君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阚维雍临出门的时候，阚培桐的哥哥对父亲说：“我在书摊上买了一本《孙子兵法》，您要不要带上？”阚维雍答应了。阚培桐就和哥哥去房间里翻找《孙子兵法》，然而，等到他们拿着《孙子兵法》出来的时候，阚维雍已经离开了。他们跑出大门口，看到街巷空空荡荡的，父亲已经走远了。当时，日军占领衡阳后，正在西进，军情紧急，阚维雍等不到和儿子说最后一句话，等不到带上儿子买的《孙子兵法》，就踏上了奔赴前线的路途。 过了十多天，家中收到了阚维雍从桂林发来的书信，书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咏棠贤妻，在柳别后未通信甚为思念，我在桂一切情形均详述于均任兄函中，想已阅悉。此次保卫桂林大会战不日即可开幕，此战关系重大，我得率师参加，正感幸运，不成功便成仁，总要与日寇大厮杀一场也。汝带一群儿女避居融县，战端一开通信已成问题，接济更不容易，已另函托均任兄就近关照，家无积余，用度极力节省，如何寒苦亦当忍受，抗战胜利在望，生活总有解决办法也。我在此生活如常，毋须远念。此后作战期间如有可能仍可照常通信，余不及，即问近好。” 这封书信就是阚维雍将军的绝笔信。此后，阚培桐只能在思念中想象着父亲的容颜。 据一三一师的老兵回忆，阚维雍带着部队，仅用五天时间就走到了桂林。当时，阚维雍的双脚已经起泡化脓，他顾不得休息，又和士兵们一起构筑防御工事。 当时的桂林城仅仅剩下两个桂系师的兵力。而日军就在距离桂林仅有一天的路程。 进驻桂林不多久，有一天，阚维雍与三十一军副军长冯璜一起查看防御阵地，当时，日军已经兵临城下，桂林保卫战随时就要打响。他们经过一座棺材店的时候，阚维雍对冯璜说：“如果我这次打仗死了，你帮买一副棺材葬了我。”后来，冯璜将军在回忆录中写到这个情景，感慨不已。 阚维雍已经抱着与桂林共存亡的决心，来到桂林与日军决一死战。 桂林城防司令卫云淞下令阚维雍的一三一师担负东、北两面的防守，许高阳的一七零师担负西、南两面的防守。 曾经规划的两个军防守桂林，而现在只剩下了两个师25000人，要与10万日军作战，结果是什么，每个人心中都明白。但是阚维雍毫不气馁，他对战士们训话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长官部既然派遣一三一师坚守桂林，一三一师每个人就要与桂林共存亡，决不投降日军。 桂调元认为，当时重庆方面和白崇禧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们都已经决定放弃桂林。但是又不能把桂林轻易交到日本人手中，所以就仅仅派遣两个师来防守。后来，谁也没有想到这两个师居然殊死抗争，给了日军极大杀伤。 大战在即，从东边吹到桂林上空的风也带着一股血腥味。阚维雍对将士们说，不怕日军来进攻，最怕日军不来进攻，我们就在桂林城里等着他们，桂林就是他们的丧身之地。 一三一师将士们热血沸腾，都表示誓与桂林共存亡。 桂林保卫战的意义，不在于胜败，而在于明知无法战胜，还在殊死奋战。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中华民族最可贵的坚强不屈，不畏强暴的精神。 一三一师防守的阵地成为日军的主攻方向。 卫云淞名义上是桂林城防司令，实际上是一个光杆司令。守城的将士实在不够用，所有人都派上一线作战，而桂林城防司令部只有卫云淞一个人。 有一天，一个身躯高大的中年男子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登上了设在鹦鹉山上的城防司令部，找到卫云淞。他一走动，右腿就嘎嘎作响，显得很困难。 卫云淞一见到他，就喜不自胜。这个拄着拐杖的人叫陈济桓，当初坚守南宁抗击滇军，创造桂军神话时候，卫云淞的搭档就是陈济桓。陈济桓骁勇善战，文武双全。抗战前夕，他有一次骑马的时候，为了躲避农妇，从马上跌落下来，摔成骨折，以后就落下了残疾。此后，陈济桓离开桂军，开金矿，过着富家翁的日子。这次，听说日军进犯广西，陈济桓丢下金矿生意，主动请缨，要和老搭档卫云淞一起坚守桂林。 于是，两个人的桂林城防司令部成立了，卫云淞是司令，陈济桓是参谋长。城防司令卫云淞、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一七零师师长许高阳都是中将军衔，而陈济桓的军衔也应该是中将。 当初，陈济桓在桂军第七军任职时，军衔是中将。然而，这个军衔是桂军授予的；后来，陈济桓去开金矿，脱离了桂军，桂军纳入了国民革命军体系，将官们的军衔重新授予，就没有了陈济桓的军衔。现在，陈济桓重新回到桂军中，担任桂林城防司令部参谋长，卫云淞就笑称，陈济桓是一名“黑将”，因为大战在即，国民政府来不及授予他中将军衔。 陈济桓说：“‘黑将’我也干，只要能保家乡，打鬼子。” 于是，桂林城的守军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个拄着拐杖，拖着右腿的男子，查看防御阵地，指导将士设防。战士们看到陈济桓走过来，都会挺直胸膛，肃立行礼，有的战士眼中含着泪花。 残疾将军又回来与大家并肩作战，桂军将士们无不深受鼓舞。 桂林保卫战前夕，日军飞机经常会来轰炸，而且投弹准确，陈济桓判断，城里一定有日军的特务，如果没有日军特务，日军飞机的炸弹就不会这样精准。那时候，大兵压境，城防司令部要求所有不参战人员，全部撤出城里，以便桂军放手一搏。桂林城里山重水复，洞穴众多，陈济桓便命令士兵一个洞穴一个洞穴检查，看是否有躲藏在里面的人，果然，找到了四个说着中国话的人，然而，搜身的时候，从他们身上各搜出了一小瓶镇痛的吗啡，而且小瓶上还印刷着日文。这四个人果然是日本特务，潜伏在城里，为日军轰炸指示目标。每逢日军飞机飞临桂林上空，他们白天用小圆镜折射阳光，夜晚发射信号弹，让城中的粮弹囤积地遭受了一定的损失。 和阚维雍将军一样，陈济桓将军也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来守卫桂林。 城中老弱妇孺撤退完毕后，陈济桓下令封堵所有城门，这样的行动无异于破釜沉舟，封堵城门，敌人很难攻进来，而城里的守军也不能逃出去。陈济桓教导守城将士们，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陈济桓坚守城池，将生死置之度外，然而，他的老搭档卫云淞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神勇的“黑豆将军”了。在桂林保卫战最激烈的时候，卫云淞偷偷地派人在漓江上架设浮桥，想要提前逃跑，陈济桓闻听后，派人炸掉了浮桥。陈济桓的凛然正气让卫云淞不敢报复发难。 陈济桓有条不紊地做着大战前的一切准备，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全州失陷了，大小溶江失陷了，桂林城里已经听到了日军的炮声。陈济桓在漫天的硝烟和隆隆的炮声中写下遗书。那时候，妻子怀有身孕，尚未生育，陈济桓在遗书中说，如果他大战未死，孩子就名“可卫”，表示桂林城可以守卫；如果他战死了，孩子就名“可伟”，让他以后成为一个人格伟大的人。 当时，桂林城里没有撤走的将军，还有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 吕旃蒙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中央陆军大学第13期。陆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坚决要求去抗日一线作战，就被调到预备第二师做参谋长，当时，预备第二师的师长是陈明仁，和他同是中央陆军大学第13期的同学。这年秋，预备第二师开往昆仑关前线，而吕旃蒙新婚不久，就要求上阵杀敌。 在昆仑关血战中，吕旃蒙带领一支部队坚守一处山口，阻击日军合围预备第二师。当时，这支部队与日军激战七天七夜，天上，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地上，日军优势的兵力疯狂冲锋，吕旃蒙率领着这支部队死战不退，他的脖子上、肩膀上多处负伤，仍大呼酣斗，指挥杀敌。七天后，陈明仁率部赶来，终于杀退了日军。 战后，在庆功会上，预备第二师师长陈明仁流着眼泪对全体将士说：“没有参谋长的血战，就没有我们今天在这里喝酒庆功。” 昆仑关大捷震惊国内外，这是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第一次失败，日军海军一直看不起日本陆军，他们一直认为他们天下无敌，甚至狂妄叫嚣仅仅凭借海军就能够打败中国，而现在，日本海军居然刚刚在钦州湾登陆，还没有深入中国腹地多远，就被中国军队打败，而且战胜他们的部队中，绝大多数还是中国的杂牌军，日本朝野上下极为震动。 后来，昆仑关立碑纪念这场战役中殉难的抗日志士，杜聿明将军亲自撰写碑文，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无日不战，无战不烈，我军万众一心，前赴后继，不辞攀跻之苦，不畏堡垒之固，炮火交织于山谷，血肉横飞于林麓。攻占之艰，牺牲之烈，自兴军以来所罕有，攻坚克险，实开抗战之先河，足寒敌胆，丕震军威……呜呼！壮志往矣，丛葬山阿，战绩长存，永垂不朽。爰聚忠骨，启隆冢于昆仑关西侧之阳，为建塔坊，并树碑志其姓名，计官兵阵殁者三千四百有奇，慰藉英灵，用彰忠烈……” 昆仑关大捷共击毙包括旅团长中村正雄在内的日军4700人，生俘102人。 昆仑关大捷后，吕旃蒙被调到了第十六集团军张发奎司令部任少将参谋。 桂林保卫战前夕，明知道桂林将会有一场大战，日军10万之众即将兵临城下，吕旃蒙仍然主动请缨，要求亲赴桂林前线指挥作战。当时，司令部驻扎在柳州，张发奎已经决定让他随司令部撤退到贵州，可是他坚决要求亲赴一线，并说：“大敌当前，正是报效国家之时，我怎能去后方苟且偷安。”司令部的其他人也一起劝说他，可是他说：“我去意已决，定当驻守桂林，与敌决战。”张发奎拗不过他，只好任命他为三十一军参谋长，当时，三十一军驻扎在桂林，正欲与敌决战。 临离开柳州，吕旃蒙与妻儿告别，当时，司令部已经决定让司令部一些将领的家属撤退到三江少数民族地区，防备日军屠杀。在柳州车站，吕旃蒙对妻子说，他此去桂林是送一批军火到前线，不日就会回来。妻子说桂林大战即将开始，她很担心丈夫的安危。吕旃蒙说：“如果我真的战死了，会有人照顾你的，你好好照顾好自己和女儿。”那时候，他们的女儿吕玲仅仅四岁。 吕旃蒙在妻儿泪眼注视中离开了柳州，后来，妻儿一直在等着他能够平安回来，没想到等到的是他战死沙场的噩耗。 吕旃蒙来到桂林后不久，积极备战，然而，由于战略计划发生改变，三十一军军部和四十六军军部都奉命撤出桂林，作为三十一军参谋长的吕旃蒙理应随同军部一起行动，可是，吕旃蒙坚决要求随同三十一军一三一师留下来，与敌军决一死战。当时，谁都知道两万之众与日军10万决战，胜算的几率微乎其微，但是吕旃蒙自蹈死地，决心以死报国。 战前，在一三一师誓师大会上，吕旃蒙说：“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国家危难，我们当兵的正应杀敌建功，报效国家，尽一名军人的职责。”他教导大家踊跃杀敌，决不后退一步，并说，如果自己畏战逃命，所有人都可以对他开枪。 少将参谋长如此英勇，战士们无不深受鼓舞。桂林城的老人说，当时，将士们大声呼喊：“精忠报国，决一死战。”山鸣谷应，声震旷野，场面极为感人。 10月29日，一小股日军从桂军防守的猫儿山前的甘蔗林里窜出，向一三一师的阵地发起了进攻。激战的时间并不长，三名日军被击毙。日军拖着这三具死尸又窜回了甘蔗林里。 桂林保卫战开始了。 日军抵达桂林北站，兵力是守卫桂军的五倍。 激战初期，日军付出了伤亡代价。桂军的火炮和机枪让日军没有向桂林城里的方向迈进一步。 桂调元当时在四十六军炮兵营当连长。四十六军的炮兵营驻扎在外围的炮兵阵地上，他说，桂军的炮是德国炮，最远可以打到3000米，而日本的小钢炮射程不行。但是，小钢炮也有优点，这就是灵活，可以抬起来走，扛起来走；德国炮就不行了，需要汽车牵引，每尊炮都有一两吨重。炮兵和日本兵不见面，需要步兵指引方位，炮兵将炮口调节好后，炮弹就会在敌群中开花，而日本还不知道炮弹是从哪里发射的。 攻打桂林的时候，日军调来了很多坦克，这些坦克就成为了炮兵的靶子。桂调元说，日本的坦克都属于轻型坦克，正面铁甲厚，侧面薄。用桂军手中的德国造大炮轰击坦克的时候，只要方位正确，一炮就能将日军坦克轰成废铁。 除了炮火支援，还有陈纳德的飞机。日军攻打北门的时候，飞虎队的飞机尖叫着掠过桂林城低矮的小山，把一颗又一颗炸弹扔在日军头顶上。 除此而外，桂林每个阵地前还设置了铁丝网、鹿砦、木栅等障碍物，在日军必经的地方还埋设了地雷。 火炮、飞机和地雷，让日军第一天的攻击极不顺利。 次日，大量日军飞机突然飞临桂林上空。 守卫桂林的，除了一三一师和一七零师，还有七十九军一个加强团，骆首瞻就在这个加强团的高射机枪连里当弹药手。 骆首瞻说，当时，他所在的阵地设在伏波山上，专门打日本人的飞机。高射机枪连每两个人分为一组，一个人当机枪手，一个人当弹药手。在桂林城里，打飞机的除了高射机枪，还有高射炮。高射机枪和高射炮分开布防，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高射机枪阵地，或者高射炮阵地。 这天，日军的飞机像蝗虫一样在桂林的天空飞舞，对着地面狂轰滥炸，骆首瞻亲眼看到炸弹落在漓江里，被炸死的鱼在水面上漂了白白的一层。 高射机枪和高射炮对着日军的飞机一齐开火，炮弹像礼花一样在飞机的四周爆炸，高射机枪的弹壳在地上铺了一层。日军飞机担心会被打中，就升空了。高射机枪够不上了，但是高射炮还能够得上。 这天，高射炮把一架日军的飞机打下来了。骆首瞻说，高射炮每次能够连发20发炮弹，前面有瞄准镜，只要瞄准了日军飞机，炮兵一下子就能打出20发炮弹。在天空打出一排礼花。和高射机枪比起来，高射炮的威力更大。 这天，因为打下了一架飞机，所有射手当天晚上都得到了奖赏，包括机枪射手，奖品是几片猪肉。 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五十八师团的一队日军发现漓江东岸疏于防守，便组织一个中队的日军进行强渡。于是，日军的冲锋舟下水了，冲锋舟上架着机枪，驶向对岸。就在日军的冲锋舟驶上东岸的时候，从房屋后，树林里，突然冲出了一群群民团士兵，他们有的拿着枪支，有的拿着刀矛，甚至有的还拿着木棍，与冲上堤岸的日军绞杀在一起。日军仗着精良的武器，没有把这群穿着不同颜色衣服的农民放在眼里，冲锋舟上的机枪响了，民团倒下了一批又一批，但是，更多的穿着杂色衣服的，甚至袒胸露腹的民团士兵赶来了，他们前赴后继，一冲进日军的队伍里，就挥舞着弯刀砍下日军的头颅。日军最害怕的，莫过于头颅被砍下，因为无头鬼是不能进入靖国神社的。 在民团排山倒海的攻击下，日军开始退却了。 日军总以为离开了堤岸，也就离开了危险，没想到，从漓江上游，一片片竹排飞快地划过来，竹排上放着土制炸药，这些驾驶着竹排的民团士兵，要与日军同归于尽。在这些穿着各种各样破烂衣服的广西民间武装面前，日本人害怕了。日本人自以为作战勇猛，但是今天他们终于知道还有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像叫花子一样的人，比他们更勇猛，更不怕死。当时，日军第五十八师团师团长毛利末广在战报中称：“我师团在桂林遭到了广西当地土著武装的阻拦，他们装备虽差，但是极为凶悍，战死决心甚浓，其勇猛为我军远远不及，我军士气低落到极点，此役是我一生中所经历到的最惨烈的战役，并非在于规模，而在于对方之勇猛。” 一些日本老兵也在回忆录中写道：广西人的英勇，超过了日本士兵。 一名日本下级军官在回忆录中写道：今日我军遇到了自战争以来最凶猛的抵抗，城里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地雷，全城都在肉搏，我大队900余人在战役结束后，仅剩70余人，且多为伤兵。 桂林保卫战结束后，幸存老兵中有人也写了回忆文章，文章中说，日军进攻桂军阵地的时候，也使用了平射炮和火焰喷射器。有一些战士，坚守阵地时，浑身着火，就跳出工事，将扑上来的日军紧紧抱住，也将日军烧死了。 桂军的英勇确实是日军不及的。我曾经看到过几本日本老兵所写的关于滇西战争和缅北战争的书籍，日军被火焰喷射器烧着后，只会狼狈逃命，哀号不已，没有一个人会像桂军这样凶悍。 当地的老人说，桂林保卫战中，被民团打死打伤的日军就多达7000人。 日军进攻桂林的前两天，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也是在这一天里，阚维雍一直亲临第一线，冒着敌人的炮火，带着师预备队奔跑在战壕里，哪里最危急，他就出现在哪里。他们一出现在哪里，就像旋风一样，将已经突入阵地的日军又压回去。 这天夜晚，阚维雍巡视阵地的时候，看到守城官兵尽管伤亡很大，但仍意志坚定，所有人都表示，誓与桂林共存亡。 这两天里，陈济桓也一直亲临第一线，拖着一条嘎嘎作响的瘸腿，拄着拐杖。他来到哪里，哪里就士气大振，杀声震天。 吕旃蒙同样是这样，他一直指挥着一个团的战士与日军厮杀，日军的炮弹飞过来，尘土将他淹没了，他爬起身，抖抖身上的尘土，继续指挥作战。 桂林保卫战注定了是无比惨烈的。 西南的城墙和中国其余地区的城墙不一样。北方的城墙都巍峨高大，比如西安城墙，和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的平遥古城，还有虽然地处南方，但是处于东南沿海的南京城墙，我曾在玄武湖边看到了一段保存完好的明城墙，墙壁上有被日军炮弹炸出的洞口。这些城墙无一例外都高耸坚固，异常厚实。从古到今，北方，尤其是中原，一直战乱不断，从匈奴、党项、女真，到后金，战火一直焚烧着这片土地，而相对于北方来说，西南长时期和平安逸，所以，城墙也仅仅作为一种装饰和防备土匪的骚乱，我曾经见到过大理城墙，很秀气很低矮，似乎撑一根竹竿就能够跃上城墙。 我没有见到过桂林的城墙，桂林城墙现在已消失殆尽，但是从桂林当地老人的口中我得知了，桂林保卫战的时候，桂林有过城墙，也有过城门，但是城墙一点也不高，日军一阵火炮过后，城墙就出现了缺口。 桂林没有常德和衡阳那样高耸的城墙，城墙外也没有足以抵挡的高山大河，桂林有很多山，但是山峰低矮，各不相连，它只能作为美景欣赏，却不能在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桂林的守军是在衡阳失陷前夕，才仓促组织保卫战，它也不像同时期进行的龙陵战役和腾冲战役那样，日军可以据险坚守，节节抵抗。日军在占领滇西的两年时间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龙陵和腾冲工事的兴建，他们将两座城市的地下已经掏空了。而桂军坚守桂林，只能依靠这些美丽而低矮的山峰，和保卫家乡的不屈的意志。 桂调元和骆首瞻都说，桂林保卫战惨啊，要让世人知道当年艰苦卓绝的抗争，否则那两万烈士死不瞑目啊。 第五章 七星岩八百壮士 郭炳祺少将在桂林保卫战中，为一三一师参谋长。在战争的间歇，他每天都坚持写日记，他的《1944年桂林战役日记》成为这场保卫战的珍贵资料。 他在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守卫屏风山一带的是一三一师三九一团，当天黄昏，天下着小雨，日军向屏风山阵地猛攻，守军顽强抗击，日军留下一百多具尸体后，退走了。 然而，过了不久，日军又组织进攻，守军顽强抗击。这一夜，步枪声、机枪声、炮声、地雷爆炸声，一直响到了天亮。天亮后，由于不利进攻，日军才撤兵了。屏风山前，到处是日军的尸体，堆积如山。 日军撤走后，有一些战士翻越了障碍物，翻检日军的尸体，从日军尸体上捡出了大量的钢盔、枪弹和手榴弹，而且，每个日军的身上还装着一面小太阳旗，大概这是日军激励的一种方式。 桂调元和骆首瞻说，那时候的桂军装备很差，都戴着布帽子，而日军的钢盔刚好派上了用场。 日军撤走后，战士们还在阵地前发现了牛车。原来头天晚上，狡猾的敌人伪装成老百姓，赶着牛车，拉着伪装后的火炮，想通过桂军防线，然后炮轰城内阵地。日军没有想到，战前，桂军已经动员所有不参战百姓全部撤离桂林，又怎么会有牛车冒着枪林弹雨要进入城里？所以，桂军一看到牛车，就知道是日军伪装，一发炮弹过去，日军丢下牛车，仓皇逃遁。 这一天，一三一师昼夜激战，而一七零师防守的阵地只有零星日军。但是，一七零师不能支援一三一师，因为，人数占据绝对优势的日军，谁也说不上来会什么时候突然出现在一七零师防守的西门和南门。两个师防守着偌大的桂林城，捉襟见肘，兵力远远不足。 当时日军自东向西攻来，他们的作战部署是：佯攻南北，先取江东，后渡漓江，然后直插独秀峰，将守军分为南北两段，各个击破。西门不予攻打，败军自会逃往西面，而在桃花江西埋伏重兵，即可全歼守城桂军。 所以，当东面和北面、南面相继发现敌军时，而西线暂无战事。 11月2日，日军继续向三九一团驻守的屏风山和猫儿山进攻，战斗处于胶着状态。三九一团团部驻扎在七星岩，团部与屏风山方面的联络也已经中断，电话线被日军飞机炸断。与团部失去联系的士兵们仍然坚守屏风山和猫儿山，没有后退一步。 当时，坚守屏风山和猫儿山的有两个步兵连和一个重机枪排，人数三百有余。 是夜，日军组织敢死队，偷袭屏风山，并爬上了屏风山山顶，但是，桂军战士们迅速切断了日军敢死队与后续部队的联络通道，致使爬上屏风山的小股日军成为孤立之敌，只敢据险坚守，不敢俯冲接应。桂林战士们也懒得再理会他们，让这股弹尽粮绝的日军在空无一人的山顶上忍饥受寒吧。 山下的日军此后发动了数十次冲锋，均被屏风山的桂军打退。 坚守屏风山的桂军一直坚持到了11月4日夜晚，阵地才失守了。300余人，只有20人趁着天黑摸到了漓江西岸，其余的全部壮烈牺牲。而现在，这300余人连姓名也没有留下一个。郭炳祺少将称他们为“无名英雄”。 11月5日凌晨，摸回漓江西岸的这20名勇士们，通过城内守军的火力点，为了避免引起误伤，他们大声用广西方言喊话，守城士兵就将他们带到了一三一师师部，阚维雍师长和郭炳祺参谋长看到这些满身血污的勇士，眼泪都流下来了。 20名勇士中，有一些是重机枪排的，他们说，从战斗开始的第一天，因为重机枪连续不断地发射，枪管都被打红了，稍微冷却后，继续使用，致使重机枪报废，无法修理。没有了重机枪，战士们就手持步枪对准日军射击。后来，步枪子弹也没有了，战士们就用手榴弹砸；没有了手榴弹，战士就与蜂拥而上的日军拼刺刀，刺刀都挑弯了，才打退了日军；再后来，日军又发起进攻，战士们就用石头砸，用削尖的木棍捅，就是依靠这样原始的武器，还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整整几天来，战士们打退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人数也越来越少。而日军的死亡人数，大大超过守军。就在昨天夜晚，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的战士们实在太困了，就背靠背躺在地上，半夜时分，日军又摸上了山岗，一阵厮杀后，只剩下了他们20个人，他们就悄悄渡过漓江，来到一三一师师部归队。 当时，师部所有人都流下了眼泪。 而坚守猫儿山的一连战士，也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才被日军攻上山头，此时，一连战士仅剩七人，而且全部带伤，连长让检查武器，仅剩一枚手榴弹。连长派年龄最小的战士回团部所在的七星岩报讯，其余六人抱在一起，等到日军走近时，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后来，从日军的战报中得知，进攻屏风山和猫儿山的，是日军两个大队。两个大队2000人，面对300人防守的矮小山峰，轮番攻击四天，在守军弹尽援绝的情势下，才依靠偷袭攻占成功。桂军作战之强悍，让日军敬畏。 桂军在每一处阵地前，都埋有地雷。 老兵们说，桂林保卫战中，地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炸死了很多日本人。 一三一师三九二团一部防守甲山以北地区，阵地前埋设了数百平方米的地雷阵。日军步兵在炮兵的掩护下，发起了英勇而愚昧的冲锋，结果，阵地上的桂军尚未开火，地雷爆炸声接连响起，日军在冲天的爆炸声中手舞足蹈，载歌载舞，前俯后仰，死而后已。阵地上的桂军各种枪支趁机打响，炮弹呼啸着掠过地雷阵，在日军的后续部队中炸响，日军像被暴露在阳光下的螃蟹一样，慌手慌脚地爬了回去。 此战，日军遗尸数百具。 第二天，狡猾的日军搜罗了300头耕牛，将这些耕牛赶到了甲山以北地区的地雷阵前。他们把牛尾巴浸上食油，然后点燃，被火焰烧着了尾巴的耕牛到处乱窜，踩响了地雷。日军的炮火射向守军阵地，在四处弥漫的硝烟和冲天而起的大火中，日军发起了冲锋。守军在日军炮火来袭时，躲进了山洞里。而等到炮火停歇，日军冲到了阵地前沿，守军端着刺刀跃出山洞，将日军一次又一次地压了回去。 由于这一带防线过长，桂军兵力远远不够，不愿离开桂林城的民团战士和百姓拿着土枪和大刀长矛，自发组织起来坚守。面对这样装备低劣的守军，日军激战多日，仍然束手无策。 日军开始趁夜向桂林前沿阵地运输兵力。 桂调元说，那时候，驻扎在山顶上的炮兵，夜晚一看到移动的灯光，就装弹发射。那些天里，桂林城防司令部颁布了禁止灯火的命令，灯火会给敌人的飞机轰炸指示目标。而且，桂军装备很差，就连阚维雍这些将军们在接到守卫桂林的命令时，也要依靠双脚奔赴战场，哪里会有汽车？所以，只要夜晚有移动的灯光，那肯定就是日军的汽车。打狗日的，没说的！ 日军的飞机在天空中轰炸桂军，陈纳德的飞虎队也在天空中轰炸日军，当时，双方的阵地犬牙交错，又如何能够判断出哪里是我方阵地，哪里是日军阵地？ 桂调元说，城防司令部也有办法，他们规定，只要是我军坚守的阵地，山顶上一定要插一面旗帜。这样，飞虎队看到有这面旗帜，就不会轰炸，而只要看到没有这样的旗帜，就狂轰滥炸。 而这样的旗帜也成为了日军炮兵的攻击目标，曾经有一座山头，日军炮兵对着旗帜轰炸多次，旗帜倒下了。日军以为这下飞虎队就会轰炸桂军的阵地，没想到十几分钟后，又一面旗帜升起来了。日军继续轰炸，可是轰炸过后，还会有更新的旗帜升起来。每一座阵地都准备了好几面旗帜。 那时候，陈纳德的飞虎队在桂林上空并没有占到上风，日军苍蝇一样的飞机超过了飞虎队飞机的数量，而这个时候，滇西战役正在进行，飞虎队还要抽调有限的飞机去支援滇西远征军。 桂林守军的火炮更不占有优势，当时守城桂军仅有各种火炮22门，而10万日军所配置的各种口径的大炮小炮，数以千计。 在日军的炮火面前，桂军的火炮不占任何优势。 曾有一小队桂军，为了避免日军对守军阵地的炮击，夜晚不得不选择了冒险出击，进攻日军的炮兵阵地，他们一度冲入了日军的炮兵阵地，炸坏了两门大炮。然而，随后大队日军赶来，他们全部牺牲。 从11月3日开始，一七零师防守的斗鸡山阵地前出现了大批日军。南门激战开始。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由新兵组成的一七零师作战同样非常顽强，他们腰间缠着手榴弹，扑向滚滚驶来的日军战车；每一个班，每一个排，都是战至最后一个人。每座阵地都几次丢失，几次收复，白天丢失的阵地，民团士兵们夜晚就身背大刀，攀援悬崖，偷偷摸上去，用大刀片将日军又赶下来，收复失地。 日军没有想到，杂牌军中刚刚上战场的桂军新兵和连杂牌军都算不上的民团武装，居然如此悍勇。 一三一师的将士们仍旧在漓江东岸激战着。 一三一师三九一团一营三连在连长黄忠毅的率领下，坚守星子岩阵地，连续四天打退了日军几十次冲锋，后来，全连仅仅剩下十几个人，而且全部带伤，无力抵挡潮水一样的日军进攻，就躲进了山洞里，继续抵抗，日军来到近前，就被一个个打死。日军面对小小的山洞洞口，无能为力。后来，日军调来了平射炮和火焰喷射器，对着山洞一通猛轰，接着就向狭窄的山洞里喷射火焰，黄忠毅全身着火，烈焰腾腾，他从山洞里跳出来，扑在一名日军的身上，紧紧抱住，也将日军烧死了。日军面对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忘记了开枪。 怀着保家卫国信念的桂军，他们的强悍远远超过了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军。 最后，一三一师三九一团一营三连仅剩一名炊事员回团部所在的七星岩报讯，其余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11月4日，漓江东岸，三九一团的阵地在日军优势兵力的攻击下，相继失守，幸存战士退入了团部所在的七星岩。 团长覃泽文清点人数，此时全团仅剩下1000人，而且大部分都是伤兵。 此时，日军从四面包围了七星岩。 覃泽文面对满营伤兵说：“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的人，现在又深陷重围，命运已定，唯有多杀几个鬼子，再无他路。” 伤兵们全都站起来，齐声高呼：“和狗日的小鬼子拼了！” 七星岩守卫战开始了。 日军先用平射炮对着七星岩一阵猛轰，然后步兵冲锋。郭炳祺记载，当天下午，三九一团和师部的有线电话就中断了，只能无线联系。 当天的战况是，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日军在三九一团伤兵面前，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他们不但没有攻占七星岩，反而丢下了几百具尸体。 就在七星岩守卫战打响时，另一路日军进攻一七零师一个连防守的德智中学，经过一天激战，德智中学被占领，桂军全连士兵仅有三名少年拿着空枪退到了后方阵地。他们说，在子弹打光后，连长逼迫他们必须退回后方，而连长与其余的战士，全部战死。 七星岩守卫战一直在继续。 战争进行到第六天，漓江东岸的阵地，只剩下了七星岩。 一三一师参谋长郭炳祺少将在日记中记载： 11月5日，七星岩方面要求炮火支援，我驻扎在象鼻山上的炮兵向敌怒射，敌投掷燃烧弹，象鼻山上的树木和建筑皆被烧为焦土。 11月6日，七星岩及其附近山头皆被敌占领，我军退入山洞，继续顽强阻击。 11月7日，七星岩敌放烟幕弹，并用火焰喷射器，阵地前树木和防御工事全被烧光；接着，敌施放毒气…… 这一天的日记中，郭炳祺少将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先写道“师部无计可施”，后又写道“我们真没有办法了”。 11月8日，七星岩的联系彻底中断，但仍能听到枪声，说明抵抗仍在继续。 11月9日，七星岩仍有枪声，说明我军仍在抵抗。 11月10日，七星岩方向情况不明。 从郭炳祺少将的日记记载中，我们看到了三九一团最后的1000名伤兵是如何顽强抵抗的，直到战至最后一个人，直到阵地被全部占领。 从11月5日到11月10日，因为战事紧急，郭炳祺少将每天记载的文字都极为短暂，然而在后世的我们读来，却字字撼人心扉，如同重炮轰鸣。我们透过这些短短的字句，看到了不屈的壮志心，不屈的中华魂。 七星岩如此危急，师部为什么不救援？师部的援兵在哪里？ 一三一师已经无兵可派。 一三一师有一个补充营，坚守中正桥，就是现在的解放桥。然而，就在11月8日，七星岩守军与师部联系彻底中断的这一天，补充营也伤亡殆尽。 补充营是一三一师最精锐的一支武装，这个营是从每个连里选拔两名最凶悍的战士组成的，所以战斗力非常强，它分为爆破组、狙击组、投弹组等。在抗日战场上，只要一三一师与日军处于胶着状态，胜负难定，补充营就会上去，一举扭转战局。 但是，在桂林保卫战中，因为兵力实在太少，补充营也不得不担负防守任务。 日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狂轰滥炸下，终于占领了中正桥，补充营退到了桥头阵地，日军又发起集团冲锋。补充营与日军激战两昼夜，阵地才沦陷。当时，全营仅剩下包括营长蒙世恩在内的几名战士了。蒙世恩嘱咐战士，用死尸盖在身上，准备天黑后再撤出阵地，回到后方归队。我在《石牌保卫战》中曾经写到了预四师一名名叫刘邦瑞的老兵，他就是依靠这种办法逃脱了日军的毒手。 然而，凶残的日军在打扫战场时，在每一具国民党军队战士的身上都会捅一刀。11月8日这一天黄昏，当日军来到蒙世恩的跟前时，蒙世恩突然掀翻了盖在身上的死尸，拿着手枪一枪击毙了一名日军，又一枪击毙了一名日军。他对着仅剩的几名战士高声呐喊：“和鬼子拼了，誓死不投降。”几名战士听到营长的喊声，也都掀翻了盖在身上的死尸，操起上了刺刀的空枪，奔向日军。可是，架在高处的日军机枪响了，补充营最后的几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骆首瞻见证到了桂林保卫战的全过程，他的听力很不好，记忆力也很不好，需要我把问题写在纸上，他看清楚后，才能给我讲出来。桂林保卫战中，他忘记了很多细节，但是对七星岩记得非常清楚。 当时，日军派遣狙击手，趁着夜色，偷偷潜入七星岩山顶，团长覃泽文也差点被敌狙击手击中。由于三九一团所剩兵力实在有限，不能组织力量反击，在表面阵地全部被占领后，只能退入岩洞里抵抗。 骆首瞻说，当时伤兵太多了，几乎人人都带伤。覃泽文团长要求大家与阵地共存亡，决不当日本人的俘虏。岩洞里，但是能动的人，都瘸着，爬着，互相掺扶着，把岩石摞在洞口，抵挡日军。 岩洞又湿又冷，战士们都穿着单衣，夜晚就浑身哆嗦。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已经没有吃的了。在日军还没有完全封锁七星岩时，曾有一头猪误入七星岩里，战士们就将它拴在岩洞里，几次想杀猪吃肉，但是长官说，这头猪肯定是老百姓的，绝对不能杀了它。后来，因为实在饿得受不了，加之兵荒马乱，猪的主人也不知道跑到了哪里，战士们就偷偷把猪杀了，每人分了一小块。就是这一小块猪肉，很多人还舍不得吃，留着在最关键的时刻再吃。 战况越来越不利，覃泽文对战士们说：“目下外界联系已断，战况欠佳，但凭军人报国的满腔热血，保证有一个掩体打一个掩体，有一个人打一个人。” 覃泽文说这段话的时间应该是11月8日，因为这天三九一团与外界的所有联系中断了。 日军占领了七星岩后，用一个大队的兵力，激战多日，仍然不能肃清躲藏在岩洞中反抗的桂军，就向每一处山洞施放毒气。山洞里，空气不流通，又没有防毒面具，战士们只能坐以待毙。即使这样，就在日军戴着防毒面具冲进山洞的时候，很多桂军士兵还在用仅存的一点点意识和力气，与冲到眼前的日军肉搏。 覃泽文决心与七星岩共存亡，身边的战士劝告他说，与其这样做无谓的牺牲，不如突围出去归队，还能多杀几个日本人。覃泽文思虑再三，才决定突围。他们沿着后山，攀藤附葛，悄然前行，等回到漓江西岸时，仅剩三人。 一年后，桂林光复，已是三十一军副参谋长的覃泽文一回到桂林城，先奔往七星岩，他牵挂着那里的弟兄们，那些曾跟着他出生入死的三九一团的弟兄们。他走进洞中，跪在地上，一具一具收殓这些弟兄的遗骨。 据《广西日报》1945年11月20日记载：“七星岩内搜寻结果，岩内尚余忠骸八百余具，尽属广西子弟。计有三零三轻机枪连，该连长死时尚作紧握马缰姿势，忠马亦死其旁，想为作战中毒而死。此外有防毒排、迫击炮排、第一连、团部官佐、卫生队、野战医院及三百余伤兵。枪支多弃掷岩内深潭中……岩内忠骸死状极惨，敌人用毒气后，复用火攻，不少死者将头伸入石钟乳之内，而身在外以避毒气者；有仰卧者；有尚作射击姿态者，而今英姿宛在……” 1946年，当地人共收殓七星岩壮士遗骨823具，合葬于普陀山霸王坪，并树墓碑。 建国后，在屡次入岩铺设线缆中，又在七星岩发现烈士遗骨数十具，估计当时惨遭毒杀的壮士，足有千人。 第六章 城破，弹尽，粮绝，殉国 那些天，桂林城里，无处不激战，无处不厮杀，枪炮声，呐喊声，震天动地，自昼达暮，自暮达昼。 老兵们说，一对一比拼，日本人不是桂军士兵的对手。 老兵们还说，日本人害怕啊，他们躲在阵地后不敢出来，日军军官手持指挥刀顶着士兵的脊梁骨，逼着他们冲锋。 这种情景，幸存老兵们都看到了。 七星岩丢失后，漓江以东所有阵地都失守了。日军开始渡江。 去过桂林的人都能看到，漓江很狭窄，江面也只有几十米，不能阻挡日军的进攻。但是，漓江成为了桂军阻挡日军的最后一道屏障。 日军乘着快艇和竹筏开始渡江，桂军和民团士兵趴在西岸阻击。桂军士兵的枪法很好，而桂军里的神枪手更是弹无虚发，专门打划船的日军。后来，日军不得不把船上的死尸摞起来，阻挡桂军神枪手的子弹。 骆首瞻说，当时如果有炮就好了，竹筏和快艇就是最好的目标，炮弹打过去，日本人想躲都没有地方。可惜，这时候炮弹已经用完了。 骆首瞻还说，桂林保卫战中，炮兵发现有很多炮弹是臭弹，打出去后没有爆炸，顶多也就是把屋顶打穿了，炮兵们觉得很奇怪，就拆开来，发现里面是沙子。 骆首瞻直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在烽火连天的保卫战中，会有那么多的臭弹？他说，可能是有人在忌妒桂军的战功，暗害桂军。但我想，也有可能是奸商做了手脚，用沙子代替炸药。 没有了炮弹，用步枪是无法抵挡日军疯狂的强渡，有几艘快艇驶到了西岸，日军的机枪架在岸边，掩护日军向前冲锋。后面，更多的日军架着竹排和快艇冲来，漓江江面上，是密密麻麻像蚂蚁一样的日军。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漓江上游驶来了几十艘竹筏。那时候正逢连阴雨，漓江河水上涨，流速加快，竹筏像离弦之箭一样向日军的快艇和竹排撞来，竹筏上，是手持大刀长矛和土枪的民团士兵，有的衣衫褴褛，有的光着上身。在东岸掩护渡河的日军炮兵急忙掉转炮口，一发发炮弹落在民团士兵的竹筏上，竹筏变成了碎片，飞上了天，民团士兵们落在了水中，水面变成了红色，然而，那些受伤的民团士兵还在手持刀枪，向日军的快艇游来。东岸的日军机枪对着河面射击，民团士兵们的尸体漂上水面。 日军刚刚喘口气，漓江上游驶来了更多的竹筏，竹筏上是更多的民团战士，他们挥舞着刀枪，大声呐喊着。日军东岸的炮火和机枪不得不全部用来阻击这些英勇的民团战士。趁此机会，西岸的桂军组织了一次次反击，将冲上西岸的日军又赶回了漓江。 桂林城的老人们说，那一天，漓江水面上都是死尸，有中国人的，也有日本人的，江水都变成了粘稠的血液，流不动了，死尸也不动了，日本人的竹排和快艇划不过去，就又退回了东岸。桂军和日军隔着漓江河水互相射击。 日本资料中记载，这天强渡漓江的日军有两个大队，活着的仅有300人。 这天，1700名日军的尸体和更多的民团战士的遗体漂满了漓江。民团战士，没有一个人留下姓名。 这天是1944年11月8日。 守卫漓江西岸、阻击日军的是一三一师三九三团。 郭炳祺少将的日记比较详细记载了三九三团防守漓江的情景。 三九三团沿江布防，兵力严重不足，日军在还没有攻占七星岩时，就用重炮轰击，用飞机轰炸桂军西岸的沿江防线，还派出小股特种部队偷偷渗入，想要摧毁西岸阵地，以便大队日军抢渡漓江。 三九三团将日军特种部队全部歼灭。 大队日军开始抢渡漓江时，三九三团因为没有炮火支援，伤亡惨重。团长陈村请求师部支援。师部无兵可派，所能做的，只是让三九三团固守防线，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能撤离。 其实，三九三团的战士们从桂林保卫战打响的那天起，一直在浴血抵抗。 两天后，三九三团漓江西岸的阵地全部被日军摧毁，接着，日军施放烟幕弹，趁着浓烟又强行渡江，桂军猛烈阻击，日军伤亡惨重，无力再组织进攻。然而，有两百名日军窜上了西岸，依托烧毁的房屋与守卫的桂军激战。东岸的日军又鼓噪渡河。一三一师派遣师直属特务连全部进入阵地，肃清这股顽敌，而师部所有人也全副武装，准备战斗。 日军无法强渡漓江，又想从中正桥通过。中正桥，就是一三一师补充营营长蒙世恩牺牲的那个地方。 三九三团不得不从有限的兵力中抽出一部分，由北向南反攻中正桥，一七零师副师长巢威率领另一队战士，从南向北反攻，中正桥桥头堡失而复得。 黄昏时分，由于中正桥是那时候连接桂林东西两面唯一的一座桥梁，日军派重兵继续抢夺，桂军顽强抵抗，桥头堡阵地又被丢失。 夜半，退出桥头阵地的桂军顾不上休息，立即组织敢死队，每个人身上缠满了手榴弹，每人一杆冲锋枪，再次反击，又将桥头堡阵地夺回。 据桂林城的老人说，当时，这座桥头阵地反复争夺，桂军杀进杀出，多达20余次。桂军将死尸堆成障碍，把机枪架在死尸上阻击日军。桂军里只要还能动的，都投入了战斗。有的人只剩下了一只胳膊，还在射击；有的人腿断了，也趴在地上射击。那个惨啊，想都不敢想。 11月10日，三九三团伤亡惨重，日军趁机渡江，三九三团拼死抵抗，所剩无几。 日军将机枪搬上城外尚未倒塌的房顶，向桂林城里射击。一三一师师部的战士，也将机枪搬上了城墙，与日军对射。郭炳祺少将在日记中说：“双方负隅对战，均无进展。” 现在，一三一师只剩下了三九二团。 三九二团守卫北门阵地，在郭炳祺少将的日记中，多次出现“敌坦克攻击我三九二团阵地”的字样，而日军出动最多的一次，居然有30辆坦克。 黄孟奎是三九二团的准尉，他清楚地记得当初战斗的情景。 北门外的阵地前，挖掘有壕沟，那是用来阻挡日军的。日军坦克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战士们都没有见过这种东西，他们看着坦克冲下了壕沟，暗自高兴，以为坦克再不能上来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坦克像甲虫一样，一辆辆从壕沟里爬了出来。黄孟奎说，日军坦克的前面安装有推土机那样的铁铲，他们将壕沟铲成斜坡后，就开了上来。桂军的机枪对准坦克扫射，但是，子弹打在坦克的钢板上，当当作响，不起任何作用。日军坦克将三九二团埋设的地雷全部压响，又将铁丝网和障碍物全部破坏后，才离开了。 第二天，日军坦克又来了，他们对着桂军的机枪阵地发射炮弹，在这场不对等的战斗中，桂军的机枪阵地全部被摧毁，机枪手或死或伤，接着，日军向三营七连防守的阵地发起攻击，三营七连全连阵亡，无一幸免。 日军继续攻击，桂军退回平头山和螺狮山，坚持防守。郭炳祺少将1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敌战车4辆冲到我北门附近，被我击毁1辆，敌退回。全团与敌交炽战斗中。” 坦克无法攻下三九二团坚守的阵地，日军改用飞机，30多架飞机对着三九二团坚守的平头山和螺狮山疯狂投弹，三九二团团长吴展命士兵把两面旗帜插在山顶上，对战士喊道：“旗帜在，阵地在，谁也不能后退一步。” 飞机过后，日军开始攻击，用火焰喷射器将两座山峰前的树木全部烧光。即使这样，三九二团仍不后退一步。不仅如此，三九二团在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冲锋后，还展开逆袭，将敌军追赶到了几百米之外，然后趁机抢修工事。 后来，日军又出动坦克，三九二团顽强坚守，郭炳祺少将11月8日的日记是这样写三九二团的：“敌不断增加兵力，战车增30余辆，不断向我猛烈攻击。我军仍能保守阵地与敌奋战。是日，敌炮兵火力强大。师部面前落下不少炮弹。” 日军四面合围，桂林城已无坚守的必要，桂林城防司令部决定撤退。 《广西文史资料》第20辑这样记载当时的情景：“日军为争夺平头山、螺蛳山等阵地，曾以四五倍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行强攻。吴展亲临一、三连防守阵地指挥并组织逆袭与敌鏖战，短兵相接，阵地失而复得，反复多次，双方胶着，尸横遍野。11月8日江东地区沦入敌手，敌强渡漓江攻入城内盐街，渗透至桂东路、正阳路、王城及独秀峰，截断城内交通通讯联络，破坏我军指挥首脑，桂林城内遂陷入混战状态。9日下午，韦云淞司令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以一三一师余部孤守城池，电令第三十一军军部、一七九师及直属队向西突围后于桂西的两江地区集结；并电令担任正面阵地防御的吴展三九二团作掩护，待城防司令部过阳江开始突围后跟在后面担任后卫……” 这份资料中所说的一三一师余部，其实就是三九二团余部，因为三九一团和三九三团已经伤亡殆尽。而三九二团余部，其实也只剩下了一连和三连，因为防守各处阵地的其他连，也伤亡弹尽。 这份资料中所说的阳江，现在叫桃花江。 一三一师，只剩下了两个残缺不全的连。就是这两个连，担负起了掩护全军撤退的任务。 当时，这两个残缺不全的连，腹背受敌，孤立无援，背水一战。吴展当时一定知道，担负掩护任务，就意味着死亡。所以，他将仅剩的战士集中在一起说：“事已至此，唯有与小日本拼死一战，连长阵亡，排长代理；排长阵亡，班长代理。我们战至一兵一车，也要掩护司令部撤退。” 三九二团仅剩的两百名战士厉兵秣马，等着与日军决一死战。 就在这时候，传来了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自杀殉国的噩耗。 《广西文史资料》中记载，阚维雍将军自杀殉国的日子是1944年11月9日。 这天下午，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阚维雍参加了。回到师部后，阚维雍交代了突围事宜，并对师部所有人说：“桂林保卫战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是不会亡的。我决心与桂林共存亡，假如我死了，由副师长代为指挥。” 随后，阚维雍把随身携带的牛皮背包交给卫士，里面装着毛巾牙刷牙膏等生活用品，还有一块小手帕，上面有他用钢笔写的字：“大忠大孝，成功成仁”。又把用手帕包着的一张纸交给了参谋。接着，阚维雍走进了电话机房，所有人等候在外。几分钟后，电话机房里传来了一声枪响，所有人冲进了房间里，看到阚维雍神情平静，脸色通红。大家抱着阚维雍哭喊着：“师长，师长……” 阚维雍交给那名参谋的手绢里，包着一张纸，上面是一首诗：“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 郭炳祺少将和师部参谋人员，找来一副棺材，将阚维雍入殓后，埋在了散兵壕里。 然后，师部匆匆转移。 桂林失守后，一三一师被俘士兵向日军提出要求，将阚维雍将军从散兵壕中起出，重新安葬，日军被阚维雍将军的忠勇所感染，派一名大尉陪同被俘士兵重新安葬阚维雍将军，日军还在坟茔上立了一块木牌，上书：“支那陆军师长阚维雍将军之墓。” 阚维雍将军自杀殉国后不久，陈济桓将军也自尽了。 最后一次城防会议结束后，陈济桓将军拿出两瓶一直舍不得喝的好酒，和大家分享了，然后，拄着拐杖，握着手枪，拖着一条嘎嘎作响的残腿，一瘸一拐地来到炮兵阵地和高射机枪阵地，叮咛将火炮和高射机枪全部损坏，不要留给敌人，缓步离开。 桂军守军开始全线突围。 这时候，桂林城已经被日军团团包围，想要突围出去，又谈何容易。在激战中，陈济桓和司令部走散了，他带着身边仅有的几名士兵一直走到了猴山坳，手臂和嘴角都已受伤，血流如注，无力行走。 战士们要背着陈济桓一起突围，而陈济桓坚决不要，他支开士兵们后，看着愈来愈近的日军，含笑自尽。 陈济桓将军自尽殉国后的几个小时，吕旃蒙将军也壮烈牺牲。 吕旃蒙将军牺牲在德智中学旁。 一七零师副师长巢威那天得知守军撤退的命令后，还带着两营士兵向日军逆袭。当时，日军又占领了德智中学，巢威率领士兵击退了日军，然后在德智中学召开会议，分配逆袭日军的任务。巢威亲自带领特务连担任攻击前锋，不幸面部两处受伤，牙齿也被打落大半，满口鲜血，倒地昏迷。 士兵们抬着巢威，继续向敌发起猛攻，无奈日军越来越多，战士们激战彻夜，几乎全部战死，仅有数人力竭被俘。 时为11月11日上午8时。 巢威为桂林保卫战中，桂军中被俘的最高将领。 日军俘虏巢威，如获至宝，逼迫他组织汉奸政府，为日本人服务。后来，巢威趁日军看守松懈，翻越墙壁逃脱。 目前所能知道的是，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将军也牺牲在这场战斗中，他牺牲的地点也在德智中学附近，然而，想要查找到吕旃蒙将军牺牲的更多细节，却不得而知。巢威将军在以后的回忆文字中，也没有提到吕旃蒙将军。可能吕旃蒙将军是在巢威将军负伤后，来到德智中学接着指挥战斗的。又由于两个营的战士几乎全部牺牲，所以后人就不知道吕旃蒙将军牺牲的更多情况。 现在，桂林市普陀山的博望坪有一座“三将军墓”，合葬的就是在桂林保卫战中牺牲的三位将军：儒将阚维雍、黑将陈济桓、悍将吕旃蒙。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皆有题词。 吴展团长率领着三九二团仅有的两百名战士一直在坚守，掩护司令部和师部撤退。 在得知司令部和师部已经渡过了桃花江后，三九二团坚持到了夜晚，才决定趁着夜色突围。 突围途中，三九二团遇到了一支部队，双方发生了遭遇战，听枪声又不像日本的三八大盖声音。于是，三九二团打出信号枪，对方回应，这才知道桂林保卫战中的另外一个师——一七零师一直在坚守。 一七零师也所剩无几，一三一师也只剩下三九二团最后的人马，两支守卫桂林的英雄部队合兵一处，一共只有三百多人。 三百人边打边退，退到了桃花江边。这时，司令部和师部已经全部渡过江去，江上浮桥也被破坏，而后面追兵又至，情况万分危急。 断后的部队还在坚守，而浮桥却已经被拆断，可见当时的指挥系统有多混乱。底层官兵在奋力拼杀，而上层当官的，为了自己能够逃脱，不顾断后士兵们的死活，竟然拆掉桥梁，把断后部队丢给日军。这种行为实在令人寒心。 这时候，一些战士看到附近有被炸塌的房屋，便将那些烧焦的木梁抬来，用绑腿把两三根木梁绑在一起，做成木筏，不会游泳的战士爬在上面，抱着枪支，会游泳的战士在后面推着，就这样，有小部分战士渡过了桃花江。 日军追来，来不及渡河的战士拼死抵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渡过桃花江的战士，在吴展团长的带领下，继续向西突围，拂晓时分，部队再次与西线的日军遭遇，激战中，吴展团长为了掩护突围的战士，壮烈殉国。吴展团长身上还有一封遗书，遗书上写着：“我等誓与桂林城共存亡。” 这时候，桂林保卫战中，守卫桂林的两个师，几乎全部战死。 三九二团准尉黄孟奎渡过桃花江后，查点人数，看到全营只剩下了10个人。 与日军遭遇后，这10个人边打边走，趁着夜色来到了一座山中。这时候，天色放晴，山下日军开始聚拢搜山。战士们商议，要突围出去，只能走夜路。 这时候，每个人身上的子弹都已经不多了，而遇到搜山的日军，他们不敢打枪，担心会引来更多的敌人。 好容易捱到了夜晚，他们开始悄悄突围，依靠天上的星光辨别方向，向西行走。遇到日军，就伏下身去；而日军走过后，再起身前行。 那时候，桂林城里城外都是搜索桂军残部的日军。 那时候，桂军一直没有放弃抵抗。司令部撤走了，军部撤走了，师部撤走了，守卫桂林的战士大部分撤走了，但是桂林城里一直枪声不断。那些负伤而无法撤走的桂军战士和民团战士，一直躲在房屋里和山洞中与日军战斗。 骆首瞻说，桂林沦陷后，城里的枪声一直响了七天，不能撤离的守军一直没有放弃抵抗。白天，日军不敢单独行动，单独行动就成为了守军的活靶子；夜晚，日军的小股部队也不敢出来，一出来就遭到守军的埋伏。还有一些没有撤走的老百姓，他们也抢日本人的枪来打日本人。 日军将桂林城封锁了，不让任何人出入，城里的日军加紧搜索，一间房屋一间房屋搜索，一个山洞一个山洞搜索，用火焰喷射器喷火。七天后，城里没有了枪声，最后的桂军士兵和民团战士，有的战死了，有的饿死了。 黄孟奎趁着夜色，一直向西边走着，身后，城里的枪声愈来愈远，而西边，则有日军尚未占领的地区。走着走着，他又遇到了一些从桂林城中撤退出来的残军，也遇到了搜山的日军，激战后，大家继续撤离。走到天亮的时候，黄孟奎看到身边只剩下了三个人，而且都不是同一个团的。 四个人结伴而行，经过三江县，来到了罗城县，在这里遇到了桂军四十六军新编十九师。新编十九师曾经在几个月前的衡阳保卫战中，在衡阳外围与日军厮杀，伤亡惨重，全师人员不足一千，此时，他们在罗城县休整。 《广西文献》中曾记载了新编十九师的抗战功绩，还专门记载了一个名叫唐阿虎的士兵。唐阿虎，玉林人，少年习武，精通剑术，为害乡里，颇似晋朝的周处。1943年，新编十九师进驻柳州，唐阿虎入伍，任通讯兵。新编十九师进驻湖南高真时，一日，军中无事，唐阿虎身藏短剑，出外闲逛，遇到3名手持三八大盖的日军。日军依仗人多，想要活捉他，没想到被精通剑术的黄阿虎全部刺死，夺得步枪3支回营。那时，黄阿虎全身浴血，弟兄们以为他受了重伤，询问真相后，才知道黄阿虎勇战三寇，毫发无损。全营为他庆功。 此后，黄孟奎就跟随新编十九师一起行动。 1945年4月，黄孟奎在东兰县遇到了三十一军收容所，才知道自己所在的那个营中，500多人只剩下了30人，一三一师万余人，仅剩300人。 一三一师仅余的血脉后来编为特务营，隶属四十六军。 惨绝的桂林保卫战，从10月29日开始，到11月16日城中枪声结束，整整打了18天。装备低劣的桂军顽强抗击了5倍的强敌。 桂林保卫战战果辉煌，据日军战报报告，桂林保卫战结束后，参与进攻的五十八师团每个中队仅剩下五六十人，而日本一个中队有180人左右，那就是说，五十八师团有三分之二的日军死在了桂林城下。那么。日军总死亡人数，不会少于万人。 然而，这样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几十年来，一直不为人知。我也是在采访到参加了这场战役的老兵后，才了解到这场悲壮的战役。 对于那场挽救中华民族的战争，我们知道得太少太少。 1945年，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军队在缅北和滇西展开了大反攻，中印公路开通，抗战进程加快。 此时的的欧洲战场，形势也是一片大好。5月，柏林被攻克，德国无条件投降。 8月，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同期，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覆灭。中国战场上，正面战场军队和八路军、新四军展开了全面反攻，连连得胜。 8月15日，天皇宣布投降诏书：“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此诏书标志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 9月2日，天皇签订投降书，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愿战争的硝烟永远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