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的凯歌》


 前言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四十周年的时候，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的一书即将出版了，这是值得庆贺的。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胜利不久而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当时，美国武装入侵朝鲜并霸占我国领土台湾，把战火烧至鸭绿江边。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我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由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帜，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之师，雄赳赳，气昂昂地与英雄的朝鲜人民军一道，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一场异常艰巨而复杂的战争。

    这场战争爆发时，正值新中国刚刚诞生一年，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困难重重。面对强敌，对我们年轻的新中国是严峻的考验，是血与火的锻炼。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率领下，紧紧地依靠中朝两国人民，在新的形势下，继承和发展了我军的光荣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勇敢加智慧，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凯旋而归。事实表明，新中国是不可战胜的。中华儿女热爱祖国，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不怕战争，不畏强敌。当帝国主义者把战火推向祖国边陲，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针锋相对，奋勇抗击。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没有辜负全国人民的信托，没有辜负全世界进步人民的期望，打出了国威和军威，完成了保和平卫祖国的光荣任务，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粉碎了他们的战争挑衅，迫使侵略者认识到新中国是一个不可轻侮的力量。又一次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正义战争必胜！

    这场战争，是军事斗争，又是与此相结合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各种斗争的总体战。作为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的志愿军老战士，我深深体会到，我们之所以能赢得这场战争，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和指挥，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百万志愿军指战员浴血奋战发扬了崇高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中朝两国人民同仇敌忾，全力支持战争的结果。它充分显示了年轻的新中目的强大生命力，充分显示出站起来的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中朝人民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反帝反殖的信心和勇气。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特邀一批专家编辑的这本集子，集思想性、准确性，知识性与生动性为一体，既照应战争过程的相对完整性，又注重了可读性、检索性，文章各立专题，自有侧重，判实新颖，文笔也较流畅朴实。我相信它必将受到读者，特别是广大年轻朋友的喜爱。

    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极其宝贵的。我热切地希望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朋友们，在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把它继承和发扬光大。我坚信中国人民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必将更加繁荣昌盛。

 第一章 英勇善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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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武装斗争，推翻了美国扶持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使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政策破了产。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冲破了美国的东方战线，打乱了它在远东的战略部署，改变了世界特别是亚洲的政治军事力量的格局。然而美国不甘心失败，继续推行其称霸世界的战略。作为它全球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了200多个军事基地，部署了占其陆军三分之一的部队和近百艘军舰，千余架飞机；策划单独缔结对日和约，以保持其驻日占领军，把日本变成它在亚洲的主要战争基地，并企图使台湾成为它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不沉的航空母舰”，还图谋把整个朝鲜纳入它的势力范围，以作为它对付中国和苏联的“跳板”。

    朝鲜半岛，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前哨，战略地位突出。由子历史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北纬38度线（简称“三八线”）为界，使朝鲜半岛形成了南北两部分。美国蓄意制造朝鲜民族分裂，驻军南朝鲜，1948年8月15日，扶植成立了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此形势下，朝鲜北方人民于1948年9月9日，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朝鲜政府坚决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势力干涉的条件下，举行全朝鲜的民主普选，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实现自主和平统一。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则在美国的支持和纵恿下，坚持武力统一的政策。1949年12月，李承晚声称，在新的一年中“必须统一南韩和北韩”。接着，在美国的支持下加紧了战争准备，在“三八线”地区加速军事部署，并频繁地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武装挑衅活动。朝鲜政府面临着李承晚集团的战争威协，在军事上也作了必要的准备，加强了人民军的建设，并同南朝鲜“北进统一”的反动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1950年初起，朝鲜半岛南北两种势力的斗争日趋尖锐，双方在“三八线”上不断发生武装冲突，局势日益严重。

    1950年6月25日，朝鲜全面内战终于爆发。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任何国家的内部事务别国都无权干涉。但是，美国却从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迅即出兵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并寻找入侵中国领土台湾的借口。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要美国驻远东的空军、海军支援南朝鲜军作战。同时，指使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美国代表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代表不能行使否决权的情况下，通过诬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并要予以武力制裁的决议，还通过了为美国搜罗侵朝军队的非法决议。30日，杜鲁门又命令美国陆军参加侵朝战争，并授予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使用其所有地面部队的全权。7月2日，驻日本的美军第24师作为先头部队，在南朝鲜釜山突然登陆，投入前线作战。7日，杜鲁门下令要扩大美国的战斗部队，使其陆、海、空三军总数达到200万，准备以更大的力量投入侵朝战争。这一天，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授权由美国组成统一的侵朝军队司令部，统一指挥参加侵朝的各国军队，由美国指派司令官，统一司令部可使用联合国的旗帜。这样，就给以美国为首的参战国的军队披上了“联合国军”的外衣，并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从此，朝鲜人民为争取独立统一而进行的国内战争，由于美国的直接武装干涉，变成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金日成首相号召全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官兵，动员起来为朝鲜的自由独立和统一进行坚决的斗争。英雄的朝鲜人民军立即投入战斗，以破竹之势向“三八线”以南挺进，给美国侵略军以有力回击。6月28日解放汉城，7月20日攻占大田，并生俘美第24师师长迪安。至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解放了南朝鲜90%的土地，把美军和由美国武装的南朝鲜军压缩到洛江以东1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美国侵略军在负隅顽抗的同时，利用釜山港继续增兵，准备反扑，战争一时形成胶着状态。美国军事当局为挽回败局，开始酝酿扩大侵略战争的新步骤。

    美国侵略朝鲜，严重威胁中国安全，借机霸占中国领土台湾是对中国人民的直接挑战。6月28日，毛泽东主席严正指出，中国人民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7月6日，周恩来又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通过的决议是非法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接着，周恩来通过外交途径，对美国的侵略行径进行了有理有力的斗争。

    鉴于朝鲜战争已趋于复杂化，并有扩大规模和转入持久的可能，经毛泽东主席提议，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主持下，于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召开两次国防军事会议，讨论美国侵略朝鲜的形势和保卫中国国防问题。7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中央军委调担任全国战略预备队任务的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所辖之第38、第39、第40军和第42军共12个步兵师和炮兵第1、第2、第8师以及1个高射炮兵团、1个工兵团，共计2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担任保卫中国东北地区边防的安全和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的任务。要求上述部队于8月中旬集结于安东（今丹东，下同）、凤城、辑安（今集安）、通化、辽阳、海城、本溪、铁岭，开原等地，开始整训。同时，中央军委调整和加强了第13兵团的领导班子，任邓华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第13兵团领导机关遂行东北边防军领导机关的职能，归东北军区领导。8月18日，毛泽东主席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督促边防军务必于9月30日前完成战前训练和一切作战准备工作，待命执行作战任务。8月下旬，中央军委又决定将第9兵团和第19兵团调到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沿线地区集结，以策应东北边防军的行动。9月6日，中央军委又将第50军由湖北调到东北地区，加入边防军序列。与此同时，中央军委还决定加速特种兵建设，立即增编空军4个飞行团，陆军3个战车旅、18个高射炮兵团和10个步兵军的队属炮兵。为预防美国空军对我国大城市和工业基地的轰炸，中央军委制定了防空作战计划，将3个航空兵师、15个高射炮团和1个探照灯团分别部署在沈阳、鞍山、本溪、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还决定将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工业设备及战略物资向北转移。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采取的上述富有远见的战略措施，对于巩固国防、应付事变、援助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美国当局为扭转朝鲜的不利战局，于9月15日，由麦克阿瑟指挥美国陆军7万余人，在舰艇260余艘、飞机500余架的配合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登陆，突袭朝鲜人民军后方。与此同时，洛东江战线的美军和南朝鲜军共10个师大举反攻，与仁川登陆部队南北呼应。朝鲜人民军在处于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不利态势下，被迫转入战略退却。29日，敌人正面部队进抵“三八线”。10月1日、7日，南朝鲜军和美军先后越过“三八线”，并猖狂地向中朝边境进犯。这时，美国空军也加剧了对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的侦察、扫射和轰炸等。

    9月30日，周恩来总理严正警告美国当局，“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周恩来又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如果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

    美国当局对中国政府的一再严正警告，视为“虚声恫吓”，继续执行越过“三八线”北进的侵略计划，并通过外交途径对中国施加影响，不要中国干预朝鲜战争。杜鲁门于10月15日专程从华盛顿飞往太平洋中部的威克岛，同麦克阿瑟会谈。会谈结果，他们认为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中国人“在鸭绿江边，只有5万到6万人能够渡江作战”，“不足为患”，并断言：“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前结束”。随后，侵朝美军加速了向中朝边境的进攻。朝鲜战局急剧逆转，朝鲜人民处境危机。这时，中国东北地区边境的辑安、安东、长甸河口、拉古哨等城镇和乡村，遭到美国空军的频繁轰炸和扫射，我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此严重的形势下，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代表朝鲜人民，请求中国出兵援助。中国人民群情激愤，要求同朝鲜人民一道抗击美国侵略者。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纷纷抗议和谴责美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

    1950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致治局在毛泽东主席主持下，多次召开会议，全面分析研究了朝鲜战争形势和我国的处境，从挽救朝鲜危机，保卫我国安全和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根本立场出发，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出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当时，中国革命胜利刚刚一年，战争创伤尚未康复，百业待兴，国民经济十分困难；广大新解放区尚未或正进行土地改革，一些地区盘踞和流窜的国民党军残余和土匪急待清剿；人民解放军尚未得到很好的休整和训练，武器装备也相当落后，在此情况下，我们要和物资实力雄厚、技术装备精良、堪称世界第一流的美国军队作战，其困难程度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高举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旗帜，从支援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从保卫中国革命成果，从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毅然作出了具有无产阶级革命胆略和政治远见的英明决策，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责任感。

    中央军委在决定派出志愿军入朝参战以后，又部署了7个军共24个师作为第二批和第三批入朝参战的后备兵力，以应付朝鲜战争可能的发展局面。

    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命令如下：

    一、为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所属之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1师、2师、8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为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志愿军组成以后，各部队在已经进行战备训练的基础上，根据入朝作战的任务和方针，进行了紧张的临战准备工作。经过临战准备，特别是深入的思想政治动员工作，广大指战员斗志高昂，纷纷订立杀敌立功计划。各部队都举行了誓师大会。全军上下，决心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英勇作战，协同朝鲜人民军打败美国侵略者，完成祖国人民赋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出国前夕，向祖国人民庄严宣誓：

    “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援助朝鲜兄弟民族的解放斗争，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利益，我们志愿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为消灭共同的敌人，争取共同的胜利而奋斗。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战斗任务，我们誓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上级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决不畏惧，决不动摇，发扬刻苦耐劳的坚诚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在战斗中创建奇功。我们要尊重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将军的领导，学习朝鲜人民军英勇善战的战斗作风，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和朝鲜人民、朝鲜军队团结一致，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全部、干净、彻底消灭。”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入朝时，敌人的总兵力已达42万余人，拥有飞机1100多架，各种军舰300多艘。其地面部队有5个军共15个师另两个旅、1个空降团，其中美军3个军共6个师和1个空降团约12万人，南朝鲜军2个军团（相当军）共9个师约9万人，另有英国、土耳其、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军队共1200余人。敌人除以部分兵力在后方对付朝鲜人民军北撤部队和游击队外，集中了4个军共10个师另1个旅、1个空降团共13万余人，向“三八线”以北中朝边境疯狂冒进。10月19日，敌人已经占领元山、咸兴、阳德、成川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这时，朝鲜人民军主力尚被隔阻在朝鲜南部，正向“三八线”以北转移。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及“三八线”以北之人民军部队，正向中朝边境之新义州、江界方向实施战略退却。

    志愿军不畏强敌，仓促应战，边打边建。从10月19日黄昏开始，志愿军第39军、第40军、第38军和炮兵第8师、高射炮兵第1团，分别从安东、长甸河口、辑安等地，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投入了抗美援朝战争。23日，炮兵第1师、第2师之第29团和工程兵第4、第6团开始入朝。25日，中共中央下达命令：第13兵团领导机关和志愿军前方指挥所合并，组成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并任命邓华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成立中共志愿军党委会，由彭德怀任书记，邓华为副书记。同日，志愿军炮兵司令部在政治委员邱创成、副司令员匡裕民率领下入朝。26日、27日，已确定为志愿军战役预备队的第50军、第66军入朝。至此，志愿军首批同美国侵略军交战的共有6个步兵军、3个炮兵师和1个高射炮兵团、2个工兵团。

    志愿军入朝之前，曾估计敌人越过“三八线”占领平壤、元山一线以后，继续北进尚需一定时间。因此，志愿军首长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决定先利用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组织防御，稳定战局，待站稳脚跟，再组织反攻。志愿军渡江以后，敌人正分兵冒进。20日，敌主力、西线部队已进至距志愿军预定防御地区70至100公里处，其东线部队先头师已占领了志愿军预定防御地区。此时，志愿军已渡江的5个师仅进至鸭绿江南岸义州以东和朔州、满浦镇以南地区，距离预定防御地区尚有120至270公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当即决定放弃志愿军原定计划，改取以运动中歼敌的方针，指示志愿军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并指出：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而不是先部署防御，然后再谈进攻的问题。这样，志愿军就在边开进、边部署的情况下，仓促地投入战斗。

    随着战争的发展，志愿军又陆续增调了步兵和各技术军、兵种，并相继组建各军兵种的指挥机构，逐步增强作战部队，逐步加强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机构。为了坚持长期作战，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又决定了志愿军轮番作战的方针，使志愿军的战斗力量得到不断的补充。至1951年6月中旬，又陆续入朝参战的各军兵种部队有：

    步兵，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率领的第9兵团下辖第20、第26、第27军，由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率领的第19兵团下辖第63、第64、第65军，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率领的第3兵团下辖第12、第15、第60军，以及第47军。先期入朝参战的第66、第50军奉令回国休整。

    炮兵，因炮兵司令部奉命回国而新组建的，以匡裕民为主任的炮兵指挥所，高射炮兵第67、第62、第63、第64师，地面炮兵第7师辖第20、第11团，火箭炮兵第21师辖第201、第203团，战防炮兵第31师辖第401、第402团及第32师之第404团。

    工程兵，以陈正蜂为主任的志愿军工程兵指挥所，工程兵第15、第17、第3、第7、第10、第18、第22团。

    铁道兵，第1师辖桥梁第1、第11团和线路第21团，铁道兵直属桥梁团和独立团，以李寿轩为主任的铁道兵前方指挥所，第3师辖桥梁第3、第13团和线路第23团，第2师辖桥梁第2、第12团和线路第22团。

    装甲兵，以坦克第1师师部为基础组成的装甲兵指挥所，黄鹄显为主任，率坦克第1师及第2师第3团。

    后勤部队，由张明远、杜者蘅负责的东北军区后勤前方指挥所，以后将前方指挥所改为前方指挥部，周纯全为部长，张明远为副部长，杜者为政治委员。1951年5月19日成立的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先后入朝的有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后勤分部。这期间，第6分部并入第4分部，取消了第6分部的番号。

    公安军，第18师入朝担任战场后方的剿匪、警卫、押运、装卸和防空监视哨等任务。

    空军，航空兵第4师之第28、第29、第30大队，以聂凤智任司令员的志愿军空军司令部。

    至1951年6月中旬，志愿军战斗序列中有，步兵3个兵团辖9个军和直属的6个军共15个军；炮兵指挥所辖地面炮兵7个师，高射炮兵4个师；工程兵指挥所辖9个工兵团；铁道兵指挥所辖3个师另2个直属团；后勤司令部辖6个分部；空军司令部辖航空兵第4师。

    志愿军参战初期，虽然在兵员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武器装备却处于明显的劣势。敌人除有强大的空军和炮兵、坦克兵支援步兵作战外，美国步兵师建制内的火炮数量就超过我军3个师属炮兵数，还编有坦克154辆、各种车3976辆。而我军步兵的机动主要靠徒步，部队的行军，作战常常是在敌人飞机威胁之下；后勤保障，由于战前准备仓促，战事发展迅速，加之敌飞机轰炸破坏严重，使战地居民点几乎成为废墟，作战物资的补给十分困难。但是，英雄的志愿军，不畏强敌，奋勇迎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投入打击美国侵略军的战斗。

    为了粉碎敌人迅速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志愿军入朝部队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对猖狂进攻的敌人展开了战略反攻作战。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连续进行五次战役，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

    第一次战役（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志愿军在对敌情、地理都很不熟悉，部队武器装备落后，物资供应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参战指战员，不怕困难，奋勇杀敌，经过艰苦作战，首战告捷，歼灭美军和南朝鲜军共1.5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敌人“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第二次战役（1950年11月6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为粉碎敌人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抓住敌恃强轻敌的弱点，冒着严寒，在粮食、弹药、被服供应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了反攻作战。朝中部队解放了平壤，歼灭敌人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把敌人打到“三八线”以南，有力地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气焰，扭转了朝鲜战局。

    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是为粉碎敌人据守“三八线”既设阵地，整军再犯的企图，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在冰天雪地、供应困难的情况下，对敌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进攻作战。朝中部队前进了80至110公里，歼敌1.9万余人，把敌人赶到37度线南北地区，占领了汉城。

    第四次战役（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是为了打退敌人发动的进攻而进行的防御作战。志愿军和人民军在作战条件更加艰苦的情况下，奋战87天，经过汉江南岸的坚守防御、横城地区的反击和宽大正面的机动防御作战，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使敌人每天付出900人伤亡的代价，只前进1.3公里，胜利地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并掩护了志愿军战略预备队的集结，为下一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次战役（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是为了粉碎敌人妄图在我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阴谋，而先敌发起的反击战役。志愿军和人民军共投入15个军，连续奋战50天，共歼敌8.2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了停战谈判。

    志愿军在入朝作战初期的7个多月里，大展军威，也大振了国威，使敌人感到很难战胜中国人民志愿军。

    志愿军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战斗作风，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优势，创造性的运用我军传统战法，扬我之长，击敌之短，以劣势装备战胜了现代化装备之敌。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志愿军在作战中，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根据出国作战的实际情况，在出国前，首先经过多种多样、深入细致地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为中心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提高了广大指战员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性质、意义的认识，激发了仇恨美帝国主义侵略，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的自觉性；使广大指战员在思想上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个人利益、祖国命运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结合了起来，提高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使命感。战士们用快板诗朴实地表达入朝参战的心愿：“美帝好比一把火，烧了朝鲜烧中国，中国邻居快救火，救朝鲜就是救中国。”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经过深入动员，指战员们纷纷请战、宣誓，不惜生命为援助朝鲜兄弟，保卫祖国而战。入朝以后，志愿军结合战场实际，继续深入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各部队用美军的残暴罪行和朝鲜人民惨遭涂炭的大量事实，开展仇恨美帝、热爱朝鲜人民的教育，激发打击美国侵略军的战斗积极性。与此同时，在全军广泛开展了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立功运动，激发指战员的革命荣誉感。在朝鲜战场杀敌立功，为祖国人民增光的立功运动热潮，激励着广大指战员不畏强敌，不怕困难，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在志愿军官兵中，革命英雄主义的大发扬，形成了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巨大精神力量，并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志愿军入朝参战的第一仗时，在温井地区战斗中，第40军第120师第360团首次与南朝鲜军交锋，指战员依托赶修的简易工事，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第3连班长石宝山在子弹打光，阵地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毅然抱起两根爆破筒，高喊“为了袒国守阵地”的口号，冲向敌群，与2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在他的英雄行动鼓舞下，战士们端起刺刀，手举石头，与敌拼杀，终于打退了敌人。第二次战役中，第38军第112师第335团第3连奉命堵击逃跑的美军，在全连打退有飞机、坦克和大炮掩护的敌人4次集团冲锋以后，只剩下20余人，在已成一片火海的阵地上继续战斗，最后只剩下副指导员和6名轻伤战士，仍坚守阵地，直至主力部队赶到。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不少与敌同归于尽的志愿军战士，有的手里握紧敌人的机枪，有的手里紧紧抓住沾着敌人脑浆的手榴弹，有的用身体压着敌尸，有的牙齿和指甲嵌进敌人的皮肉里，情景的壮烈，感人肺腑，激起指战员们更加坚强的斗志，誓死为中朝人民报仇雪恨。后来，随队的著名作家魏巍，以第3连的英雄事绩为基础写了激动人心的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在东线长津湖地区作战中，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第3连连长杨根思，率领该连第3排坚守阵地，卡住了敌人的退路。敌人向第3排阵地上倾泻了大量的炸弹、炮弹和燃烧弹。在硝烟弥漫、烈火熊熊的阵地上，杨根思率领战士们在4小时内，打退了敌人8次成连成营的冲锋；在弹药耗尽的情况下，他们用刺刀、枪托、铁锹、石块与敌人搏斗，最后只剩下2名伤员，仍然坚守阵地。当敌人发起第9次冲锋时，已负伤的杨根思，毅然抱起仅有的5公斤的炸药包，拉燃导火索，从山头上纵身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美国第8集团军的发言人不得不公开承认：“共军蔑视联合国军集中的炮火和巨大的空军力量，我们有非常多的战斗轰炸机与喷气式飞机和猛烈的炮火，轰击急急前进的敌人，但是，带着冲锋枪和手榴弹的训练很好的共军，仍然无穷无尽地向前涌进……就是火山爆发也不能阻止他们。”

    广大指战员以无比坚强的革命毅力，刻苦耐劳，艰苦奋斗，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

    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由于仓促应战，时值隆冬，在人地两生的异国他乡同美国侵略军作战，除了自然条件和武器装备给作战带来的困难外，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物资供应极其困难。虽然东北军区和志愿军的后勤部门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由于战争发展迅速，战况变化急剧，连续作战，加之敌人对战地城乡和交通运输线的轰炸破坏，不能就地补给，战场后勤供应远远不能适应作战的需要，致使部队弹药供应不足，粮食被服严重短缺。第一、第二、第三次战役中，部队粮食只能供应需要量的25%左右，弹药只能重点补给。第9兵团指战员在东线长津湖地区作战时，冒着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战地积雪数尺，携带的粮食要么无法煮熟，要么送到阵地上已成冰团，部队普遍出现饥饿现象，指战员的冬装也不适于严寒的朝鲜，连绵的雪天又使棉衣湿透，无法烤干，出现严重的冻伤，致使部队冻饿减员大于战斗减员。在第四次战役中，大军深入敌后，后勤供应跟不上去，有的部队一天只能吃一两餐稀粥，有的部队几天补不上粮食；许多战士衣衫破烂，有的甚至赤脚走路。在第五次战役中，不少部队断粮断炊，有的部队断粮3天，只得采集树叶、野草充饥。

    但是，在富有艰苦奋斗光荣传统的志愿军面前，没有向困难屈服。各部队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效地提高了指战员忍受艰苦、战胜困难的自觉性，“忍受艰苦就是光荣”、“克服困难就是胜利”的口号深入人心。在艰难困苦的战地上，全军上下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同甘共苦。党员和干部身先士卒，“见困难就上，见享受就让”，干部战士同心协力向困难作斗争。战士们说：为了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幸福，牺牲了也心甘情愿，还怕什么艰苦困难！各部队发动群众，开展“想办法运动”。从实际出发，千方百计地战胜困难。在作战中，弹药短缺时，就组织打扫战场，搜集敌人遗弃的弹药、武器；弹药打光了，就用刺刀白刃格斗，用石块、铁锹等同敌人拼杀。在缺粮断炊时，就节食、分食，就地采集可充饥的野生草果，甚至勒紧裤带，忍饿坚持战斗。被服供应不上，特别是战士的手脚无法御寒，有些部队就拆旧被子、旧毯子，自己动手做棉袜，缝手套，没有针就用电话线的铁丝代替，没有线就用拆破袜子的线。有的部队还发明了“两用手套”，行动时套在手上，驻止时套在脚上。

    英雄的志愿军指战员在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与困难作斗争的同时，运用有效的传统战法，扬我之长，击敌之短，英勇奋战，克敌制胜，把具有高度现代化技术装备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

    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前，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根据敌人有强大的空军和陆军高度现代化的情况，为志愿军制定了扬长避短的作战原则，指示志愿军要广泛地实施夜间作战和寻机同敌人打运动战，并把敌人飞机对我军活动的妨碍程度和我军利用夜间行动作战的熟练程度，作为争取转变朝鲜战局的决定条件之一。我军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长期革命战争中，经常采用运动战、夜战、近战以及实施包围迂回等战法，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这是我军之长。志愿军入朝参战后，又较为具体地摸到了敌人的短处。这就是；它怕夜战、近战，因为夜战和近战大大限制了敌人飞机大炮的作用，并造成其各军兵种联络指挥的困难。敌人害怕运动战，因为在运动中敌人的兵器不易全部展开，也不易发挥其强大火力。敌人怕迂回分割包围，因为敌军的机械化程度虽高，但对道路和补给依赖性大，最怕切断后路，被分割包围以后其部署即被打乱，各部队各兵种无法配合会遭各个歼灭。根据上述情况，为贯彻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志愿军在参战初期，确定了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指导方针。在战术上，抓住运动中的有利时机，猛打猛冲，大胆渗透，分割包围；实施夜战、近战、速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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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军在入朝作战初期的7个月中，创造性的运用我军传统战法，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次战役中，第40军第118师在温井战斗时，就是乘敌立足未稳，采取运动、速决的战法，取得了全歼敌人1个步兵营和1个炮兵中队的胜利。第二次战役中，第38军第113师奉命实施战役迂回，断敌退路。该师坚决勇敢，吃大苦耐大劳，跋涉高山险路，不顾敌飞机轰炸扫射，昼夜兼程，14小时前进70公里，突然插到三所里，切断敌人一条退路，接着，又机动地占领另一条路上的要点龙源里，从而切断了美第9军的退路，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使敌人全线动摇，为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三次战役，志愿军采取正面多路突破，尔后迅速投入第二梯队昼夜不停地向敌人纵深渗透迂回，配合正面突击，对敌形成战术分割包围，各个围歼敌人。战斗中，第42军第124师不顾敌飞机威胁，白天战斗前进，沿途打破敌人10次阻击，插到了指定地点，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协同正面进攻的第66军，取得了歼灭南朝鲜军2个团和1个团大部以及1个炮兵营的胜利。志愿军在实施战略反攻作战中，广泛采取运动战，得心应手地运用了迂回分割包围的战术，取得了大量歼敌的战果，连美军号称“王牌”的骑兵第1师（机械化师）也难免厄运。该师一个被俘军官找到志愿军翻译，翘起拇指说：“你们包围迂回战术运用得好，前面拦住，后尾截住，这样作战，历史上从未见过。”

    志愿军结合朝鲜战场的作战实际，继承和发扬了我军传统战法，不但经受了现代战争的严峻考验，而且取得了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新鲜作战经验。7个月的战争实践证明，志愿军不但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侵朝战争中损失惨重，一年来伤亡10万余人，耗资100亿美元，尽管付出如此高昂代价，但仍看不到战争胜利的希望。对此，美国人民强烈不满，反战情绪日益高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越加尖锐。美国当局也为把主要人力、物力长期陷入朝鲜战场，同其全球战略发生矛盾，而焦虑不安。同时，也被迫承认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已不能解决朝鲜问题。于是，美国决策机关不得不重新考虑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重新制定解决朝鲜问题的政策。1951年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以后，提出了结束朝鲜战争问题的改策建议。这就是，在恢复战前状态的“三八线”上通过停火谈判，结束敌对行动。这一建议得到杜鲁门的批准。于是美国政府被迫放弃武力占领全朝鲜的政策，转变为采取军事、政治并用的两手政策，即一面加强军事实力，在不扩大战争规模的情况下，保持军事上的主动，对朝中方面施加军事压力；一面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试探进行停战谈判的可能性，企图以军事压力配合停战谈判，寻求所谓“光荣的停战”。

    在这一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决定转变战略方针，即由以军事打击为主，转为以军事打击与停战谈判相配合，以打促谈的斗争方针，以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朝鲜问题。同时，考虑到要使美国侵略军知难而退，必须大量消耗它的兵员，而我军由于装备的劣势，尚难以歼灭敌人重兵集团，因此，战争需作长期准备。1951年6月中旬，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要志愿军“持久作战，积极防御”。

    6月25日，中共志愿军党委会召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分析战争形势，并总结作战经验。会上，统一了对“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认识，确定了志愿军作战指导原则。会后，志愿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性的工作部署，包括在全军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防御阵地的构筑，部队部署的调整，兵员的补充，特种兵的建设，技术装备的改善，以及后勤运输补给等方面的问题。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经过交战双方多次磋商、会晤，定于1951年7月10日在“三八线”上的开城举行。对停战谈判进展的前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早有所料，并作了充分的准备，指示志愿军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战备，严阵以待，积极注意作战，防止敌人乘机发动军事进攻。并指出：要充分认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真正懂得只有依靠军事上的伟大胜利，才能赢得停战谈判的顺利进行和朝鲜战争的早日结束。

    从此，朝鲜战争转入了战略相持，开始了一场军事与外交相结合、长期的、更为尖锐复杂的斗争。朝鲜战场形成了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持久战的局面。

    志愿军边作战边发展，不断提高作战能力。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为了使志愿军坚持持久作战，保持和提高作战能力，中央军委根据轮番作战的方针，不断从国内增调经过改装、整训的步兵和特种兵部队入朝。同时轮换一部分部队回国整训与改装（有的执行新的任务）。这期间，为加强志愿军的领导力量，增调和轮换了总部和兵团的领导成员。至朝鲜停战前，志愿军领导坚强，部队战力充沛。此间志愿军的发展壮大的情况是：

    步兵，先后入朝的有，以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张南生率领的第20兵团辖第67军、第68军、第23军、第26军、第46军、第16军、第1军、第21军以及第33师和第54军之第130师，第二次入朝的第50军，还有以司令员董其武、政治委员高克林率领第23兵团辖第36军、第37军入朝担任修建飞机场任务。这期间回国的有第26军、第27军、第20军、第42军、第39军、第38军。战争后期，在朝步兵最多时达19个军。至1953年7月，志愿军步兵共有25个军另1个师轮番入朝参战，另有2个军担负修建飞机场任务。

    炮兵，至1951年7月共有榴弹炮10个团、反坦克炮3个团、火箭炮3个团、高射炮4个师又3个城防高射炮团以及50个独立高射炮营（独立营大部配属步兵军、师）。1952年11月22日，中央军委决定炮兵部队实行轮换作战。以后，火箭炮第22师辖第205团、第207团、第208团，榴弹炮第3师辖第12团、第13团以及榴弹炮第33团、第39团、第46团，反坦克炮第33师辖第407团、第409团，高射炮第65师辖第613团、第614团、第615团等，先后入朝参战。1953年4月，将曾一度精简成为炮兵主任办公室进行充实调整，成立了炮兵指挥所，高存信任司令员，刘何任政治委员。战争后期，地面炮兵增加到10个师另18个独立团，高射炮兵增加到5个师另27个独立团又6个独立营。

    工程兵，至1951年7月共有工兵11个团。以后又陆续增调工兵第1团、第4团、第6团、第9团、第12团，（首批入朝之第4团、第6团已改编为第14团、第16团），到战争后期共有工程兵14个团另2个营。此间，工程兵指挥所改组为工程兵指挥部，谭善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铁道兵，至1951年6月，入朝铁道兵共4个师另1个团及1个铁路工程队。为加强铁道兵的领导和协调朝鲜战地铁路运输和铁路修建工作，先后成立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中朝联合新建铁路指挥局，并组建志愿军铁道工程第5师、第6师、第7师、第9师、第10师、第11师。至战争后期，铁道兵增加到10个师。此间，根据朝中两国有关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协议，成立了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贺晋年任司令员，张明远任政治委员，另由中朝双方派任副司令员。

    装甲兵，坦克第3师率第5团、第6团及第4团入朝，轮换坦克第1师，同时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所也由第3师司令部兼，由赵杰任主任。坦克独立第1团、第2团先后入朝并互相轮换。1952年12月，坦克第1师再次入朝。战争后期坦克兵增至2个师。

    后勤部队，至1951年7月，志愿军后勤部队共有6个分部、24个大站，11个汽车团，另配属公安第18师。9月，志愿军后勤统一各大站的番号，分别为1至28大站；10月统一各汽车团番号，分别为1至13团。后勤机关和部队经过整编以后，按5个分部的布局，划分为5个供应区。

    公安部队，1952年11月，公安第11师入朝，接替第18师的任务。

    空军，至1951年8月，在国内组建并经过近1年的准备，能够参战的部队已有歼击航空兵第4师、第3师、第2师、第14师、第6师、第15师、第12师、第17师、第18师和轰炸航空兵第8师、第10师。9月下旬至12月底，先后主动参战的有第4师、第3师、第2师、第14师、第6师。至1953年7月，空军先后出动参战的有歼击航空兵10个师、轰炸航空兵2个师。

    为适应新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坚持长期作战，中央军委增调和轮换、调整了志愿军总部和兵团的领导成员。这期间先后增任志愿军副司令员职务的有陈赓、宋时轮、杨得志；任副政治委员职务的有甘泗淇；任参谋长职务的有张文舟（代）、李达；任政治部主任职务的有甘泗淇（兼）、李志民。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休养（后留在国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其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由陈赓代理，陈赓回国后由邓华代理。担任过兵团领导职务的有：韩先楚任第19兵团司令员，郑维山代理第20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任第9兵团司令员，许世友任第3兵团司令员，黄永胜任第19兵团司令员，杨勇任第20兵团司令员。朝鲜停战以后.彭德怀于1954年9月宣布辞职，由邓华接替其职务。之后，至1958年10月，志愿军司令员职务又先后由杨得志、杨勇担任；志愿军政治委员职务又先后由李志民、王平担任；梁必业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蕴瑞任参谋长。志愿军配合停战谈判，进行攻防作战，狠狠打击美国侵略军。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以后，朝鲜战场上的斗争，即依军事服从于政治这一规律，围绕着停战谈判的进行而发展着。出于美国要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并迷信其武力，在停战谈判中，妄图以军事实力作筹码，进行政治讹诈，以军事压力迫朝中方面结城下之盟，以谋求其所谓的“光荣停战”。因而朝鲜战争出现了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局面。美国根本不愿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当他们的蛮横无理的要求遭到拒绝时，就动用武力，发动军事攻势，以至穷兵黩武，使出种种解数，妄图惨害朝中部队和人民，迫使朝中方面退让，致使朝鲜战场上的斗争愈加尖锐复杂。

    中朝部队为配合停战谈判斗争，奋勇作战，不断地粉碎敌人发动的各种攻势，并主动地向敌人发动攻势作战，以迫使敌人认真谈判，直到签订停战协定。从1951年8月至1953年7月，志愿军在人民军的协同下，进行的主要作战有：

    1951年夏秋防御作战。此战是为粉碎敌人企图迫朝中方面在停战谈判中就范而发动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中朝部队在转入防御不久，阵地工事尚不坚固，时值朝鲜洪水泛滥，后方供应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奋战3个多月，粉碎了敌人的攻势，还胜利地进行了小的局部反击作战，共歼敌16.8万余人；迫使敌人放弃原来的无理要求，回到谈判桌上继续谈判。

    反“绞杀战”。敌人发动夏季攻势时，于1952年8月，以其远东空军的80%；发动以分割中朝部队前方与后方，切断后方交通运输线为目的的“空中封锁战役”。敌人疯狂地轰炸以铁路、桥梁为重点的交通运输线。志愿军空军、高射炮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等，密切协同，艰苦奋战，同敌人斗争了10个月，给美国空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敌人“绞杀战”阴谋，并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反细菌战。美国侵略军在1952年，以制造疫区，削弱中朝部队战斗力为目的，秘密进行了大规模的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志愿军在祖国人民大力支援下，与朝鲜军民共同努力，经过一年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细菌战阴谋，并使美国在政治上、道义上遭到可耻失败。

    1952年秋季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志愿军在经过巩固阵地斗争以后，为粉碎敌人可能发动的进攻，配合停战谈判，在全线依托坚固阵地实施战术性反击。为时44天，共对敌人营以下防御据点57个，进攻74次，共歼敌2.5万余人；击落敌飞机183架，击伤241架，击毁敌坦克60余辆、各种炮50余门、汽车70余辆；缴获各种炮30余门、各种枪2300余支，志愿军全线战术反击，使敌人越来越处于被动的境地。

    上甘岭防御战役。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美国侵略军为了摆脱被动局面，配合停战谈判斗争，发动了一年来规模最大的“金化攻势”，对志愿军防守的上甘岭地区的两高地发动强烈进攻。敌人为攻占志愿军的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高地阵地，先后出动步兵11个团又2个营，动用大口径火炮300余门、坦克170辆，飞机3000余架次，总兵力约6万余人。共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把两个山头炸成一片焦土。我军防守部队依托坑道阵地，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共歼敌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飞机270余架，击毁击伤大炮60余门、坦克14辆，最终守住了阵地。敌人无可奈何地败退了，宣告了它对志愿军正面进攻的最后失败。

    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这年上半年，志愿军针对美国新上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妄图对朝中部队侧后实施两栖登陆作战的阴谋，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反登陆的作战准备，迫使敌人放弃了疯狂的登陆作战计划。这时我军作战能力空前提高。为配合停战谈判，志愿军于5月13日开始，以4个军对敌人20个连以下目标进行了反击作战，共歼敌4100余人。6月10日，针对李承晚集团破坏停战谈判的情况，又重点对南朝鲜军2个团的防御阵地发起进攻，至6月23日，志愿军又先后对敌人51个团以下目标进攻65次，共歼敌4.1万余人。经过朝中方面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对敌人的军事打击，朝鲜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终于达成协议。在即将准备进行停战协定签字之际，李承晚公然破坏达成的协定。为促进停战的实现，志愿军于7月13日，对南朝鲜军4个师的防御正面。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即金城战役）。我军5个军在各种火炮1100余门、坦克20余辆的配合下，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经13天的激战，共歼敌7.8万余人，缴获坦克45辆、汽车279辆、飞机1架，各种炮423门、各种枪740余支，并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经此战，迫使美方代表在谈判桌上向中朝方面作出了实施停战协定的全面保证，并于7月27日在签署了停战协定。至此，朝鲜战争结束。

    志愿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越战越强。朝鲜战争在长达两年多的战略相持阶段中，美军不仅继续增加其陆、海、空军的实力，而且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它所拥有的一切武器，赌注越来越大，手段也越加残忍，战场上的斗争也更加复杂、残酷。志愿军在持久防御作战中，边作战边学习，学会了自己不熟悉的作战方式方法，经受了战争的锻炼和考验，越战越强，并把自己的军事斗争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战争转入战略防御以后，志愿军首先遇到的新问题，便是两军对垒，如何打好阵地战，以战胜敌人。在战争实践中，全军上下，群策群力，以最大的聪明才智和顽强的革命毅力，创造性的解决了这个关系战争胜负的重大课题。

    在防御作战的初期，敌人恃其强大的炮兵和航空兵，实行所谓“钢铁战术”，不分昼夜的把大量炮弹和炸弹倾泻到志愿军的阵地上，掩护其步兵和坦克猛烈进攻。志愿军依托野战工事，英勇顽强的坚持战斗，虽然粉碎了敌人的攻势，但所付出的伤亡代价是很大的、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中，志愿军战士们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战斗实践中创造了加深的防炮洞，即猫耳洞，并逐渐地发展成为马蹄形小坑道。这一坑道工事雏形的出现，立即受到志愿军领导机关的充分肯定，并迅速组织推广。于是，志愿军在全线掀起了大规模的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在构筑坑道中，领导与群众结合，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完善，从而使坑道工事能防空、防炮、防毒、防雨、防潮、防火、防寒，既适应战术要求，能打、能防、能机动，又适应生活需要，形成了完整的地下工事体系。广大指战员在天寒地冻、工具缺乏、材料不足的困难条件下，艰苦奋斗，连续奋战，至1952年8月底，第一线6个军即完成坑道总长190公里，还挖堑壕交通壕总长650公里，各种枪炮掩体12180个。在横贯朝鲜半岛2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构筑了具有20至30公里纵深的、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在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的20个月中，在东、西海岸和正面战线又构筑了总长达720公里的8090条坑道工事，还构筑了永备水泥工事600多个，又挖了堑壕交通壕总长3100公里，使东、西海岸和正面战线形成了绵亘的一道钢铁般的“地下长城”。

    志愿军的坑道阵地和防守部队创造的一套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坑道战术，在整个防御作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上甘岭防御战役的胜利就是突出的一例。美军在不到4平方公里的两个山头阵地上，使用的炮火密度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倾泻的炮弹和炸弹把两个山头的石土炸松了一两米。敌人采取各种手段围攻两山头的坑道部队近10天。志愿军利用坑道阵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只好两手空空地败下阵去。

    志愿军为实现大量消耗敌人的战略目的，在持久防御作战中，贯彻了“零敲牛皮糖”、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方针。前线各部队，组织优秀射手，以单枪、单炮、单辆坦克，采取伪装、游动、伏击等手段，开展冷枪、冷炮活动，狙击敌人前沿阵地上暴露的点及线近纵深的小群目标，大量杀伤了敌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从1952年8月至1953年7月，志愿军开展的冷枪冷炮狙击活动就毙伤敌3.9万余人。

    志愿军一线部队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对敌人前沿目标的战术反击，取得了杀伤消耗敌人、置敌于被动的重大战果。这种战术反击，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对敌人连以下目标主动进攻，并在反复争夺阵地中大量杀伤敌人。1952年秋季，由志愿军司令部统一组织，在全线同时进行的战术反击作战，不仅收到不亚于进攻战役的战果，而且使敌人全线被动挨打。这种战法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1953年夏季，志愿军的阵地空前巩固，作战能力大大提高，又把战术性进攻发展成为战役进攻，一举突破了敌人4个师的防御。战争实践使志愿军不仅长于运动战，而且也能成功的实施阵地战，能打退敌人任何进攻，还可以依托坚固阵地对敌人实施阵地进攻。事实表明，志愿军的陆军已在战争中锻炼成为一支“攻必克”、“守必固”、攻防自如的强大陆军。

    志愿军空军和陆军的各特种兵边打边提高，愈战愈强，战绩辉煌。

    空军，从1951年9月开始，就投入“反绞杀战”斗争，同强大的美国空军交战。年轻的志愿军飞行员，在喷气式飞机上平均只训练了15至22小时，即勇敢机智地同美国空军飞行了2000多小时的老飞行员对阵，而且打下了号称“王牌”的飞行员。志愿军航空兵在战斗实践中不断提高技术战术，由不会打到会打，由打双方几架、十几架飞机的小型空战，发展到打双方各投入百架以上飞机的大空战；由一个机种作战，发展到几个机种联合作战；由昼间简单气象条件下作战，发展到昼间复杂气象和夜间作战。志愿军空军在整个参战期间，共战斗起飞2457批，26491架次，其中336批4872架次是与美国空军进行空战，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给美国空军以沉重打击，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交通运输、保卫重要目标和直接与间接的支援陆军作战的任务，并在战斗中不断地锻炼成长。

    炮兵，在转入防御作战以后，随着装备的改进，技术战术水平有了很大长进，炮兵的战斗力大为提高，战斗中的火力骨干作用越来越大。在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中，平均以1个炮兵连支援2个步兵连作战，到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时，则平均以8个炮兵连支援1个步兵连作战。在1953年夏季战役中，最高时达到平均以27个炮兵连支援1个步兵连作战。在阵地攻防作战中，有力地支援了步兵的作战。美国陆军官兵哀叹；在志愿军炮兵的猛烈轰击下，我们既不能巩固阵地，也难以抗拒猛烈的反攻，“中国的大炮发挥了惊人的作用”。志愿军地面炮兵在参战期间，共毙伤敌15.8万余人，击毁击伤敌各种火炮575门、坦克940辆，汽车883辆。

    高射炮兵，在与美国空军斗争中，特别是在反“绞杀战”中，与志愿军空军密切配合，给了美国空军以有力打击。高射炮兵在战斗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战术技术水平，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整个参战期间，高射炮兵共击落敌机2300余架、击伤7500余架。

    工程兵，转入防御作战以后，其任务由抢修工事与交通干线转变为主要是全面修建战地工程。这个时期，工程兵各专业部队逐步改善了装备，边作战边训练，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广大指战员艰苦奋战，群策群力，出色地完成了各种艰巨复杂的战场工程保障任务。与此同时，协同并指导前线步兵等兵种构筑坑道工事；在防空哨等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保障了汽车运输的畅通；配合铁道兵等兵种粉碎了敌人的“绞杀战”。整个参战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志愿军工程兵共新建各种道路2200多公里，加修和维修公路9600余公里；新建桥梁1600座、总长6300余米，修复桥梁3237座，总长107700余米；构筑指挥所、观察所、掩体、隐蔽部16401个，永备坑道285立方公里；排除地雷和各种炸弹63000余个。还修造大量仓库、病房、营房，以及漕渡武器和人员、物资，筹集供应全军的工程器材等，有力地配合步兵等兵种完成了作战任务。

    铁道兵，转入战略防御作战不久，即投入了反“绞杀战”斗争。英雄的铁道兵各部队，在战斗中边战边练，不断创造新的工作方法，改换新战术，在空军、高射炮兵、工程兵等兄弟兵种和铁路运输部门配合下，建成了“炸不烂、打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战地运输大动脉的畅通。3年来，铁道兵部队共抢修、抢建、复旧正桥2294座次，延长128公里，修便线、便桥127公里；抢修、抢建铁路线路14691处次，延长1003公里，隧道122座次，车站3648处次，通信线路2万余公里，新建铁路212公里，使朝鲜北部铁路通车由1950年底的107公里，到1953年7月延长为1382公里。以不怕苦累而著名的工程兵部队，在兄弟部队配合与朝鲜人民支持下，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装甲兵，转入防御作战以后，将坦克分队配属步兵，参加阵地防御和反击作战。年轻的坦克兵执行“利用一切战机，锻炼部队，积极作战”的方针，边作战，边训练，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技术战术水平。参战两年多，共击毁敌坦克40辆，击伤34辆，毁伤敌火炮20门，摧毁敌地堡工事864个，使自己得到锻炼，积累了作战经验。

    志愿军愈战愈勇，最终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战争趋向长期、持久，斗争越加尖锐复杂。志愿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确定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部队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使广大指战员在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持久作战的必要性和侵略者必败的必然性，树立了长期作战思想和必胜信心。

    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内广泛深入地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给志愿军以极大鼓舞，增添了无穷的力量。祖国人民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全力支援志愿军，以“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的实际行动为志愿军做后盾；广大青年踊跃参加志愿军和积极报考军事干部学校；大批职工、农民组织运输、担架等等后方支援队；各界人民踊跃捐献飞机、大炮；祖国人民3次派代表团赴朝慰问，给志愿军带来了母亲般的温暖；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带回来祖国各条战线取得巨大成就中受到很大鼓舞；祖国父老兄弟姐妹运来大批情意如山、关怀倍至的慰问袋、慰问信，特别是祖国人民为表彰志愿军而颁发的抗美援朝纪念章，称颂志愿军是“最可爱人的”，如此等等，使志愿军广大指战员深深感受“祖国就是力量”，极大的激发了广大指战员为夺取抗美援朝战争最后胜利而英勇作战的献身精神。

    全军各部队继续深入地开展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立功运动，大力宣传英雄模范事迹。广大指战员学英雄，当英雄，为祖国增光，为人民立功，已成为战胜困难、英勇杀敌的强大动力。在整个防御作战中，志愿军愈战愈勇，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层出不穷。在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中，第68军第204师第612团战士胡连，勇敢机智地一天用无后座力炮击毁敌人坦克6辆。第612团第1连连长高成山在率领全连坚守938.2高地战斗中，与敌约2个团兵力激战5天4夜，连续打退敌人80余次冲锋，歼敌1800余人，最后壮烈牺牲。在收复敌占岛屿战斗中，空军第2师副大队长王天保驾驶活塞式飞机，击落击伤美国空军最先进的喷气式飞机4架。在反“绞杀战”斗争中，志愿军空军首次与美国空军大机群作战。英雄的飞行员面对强敌，大显身手，空军第3师的飞行员们在86天中进行大小空战23次，共击落击伤敌机64架。其中大队长赵宝桐击落击伤8架，大队长刘玉堤击落击伤7架，大队长王海击落击伤5架，飞行员焦景文击落击伤5架。空军第4师大队长张积慧击落美国空军号称“最了不起的喷气式王牌驾驶员”乔治·A·戴维斯，在美国引起了很大震惊。铁道兵第1师第1团副连长杨连第这位解放战争时期的“登高英雄”再立新功，在抢修清川江大桥中，他带领1个排12次搭设浮桥，保证几次中断的大桥顺利通车，后来为架设清川江大桥光荣献身。铁道兵工程队职工郭金升以忘我的牺牲精神，在1952年1年中拆卸定时炸弹和普通炸弹603枚。

    在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中，第12军第34师第100团副排长黄家富，在反击官岱里西山战斗中，只身连续完成15次爆破任务，歼敌200余人，数次为部队扫除前进障碍，主动坚守制高点，打退敌人7次反扑，自己3处负伤不下火线。第15军第29师第87团战士邱少云，在反击391高地战斗中，为保证战斗发起的突然性，在敌前潜伏中敌炮引起烈火烧身的情况下，为了潜伏部队的安全，自己忍受极大痛苦，严守潜伏纪律，直至壮烈牺牲，以自己的生命保证了战斗的胜利发起。黄继光为打开冲锋道路的关键时刻，毅然以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之机枪发射孔，保证了战斗的获胜。第12军第31师第91团新战士胡修道在坚守阵地战斗中，在全班战友调离和伤亡的情况下，他一人孤胆奋战，打退了敌人40多次冲锋，歼敌280余人，守住了阵地。在1953年夏季金城战役中，第68军第203师的渗透迂回支队副排长杨育才，率领先头侦察班，化装成南朝鲜军，一路冒雨涉险，机智巧妙、出敌不意地插到敌后15华里的二青洞，英勇果敢地袭击了南朝鲜军首都师第1团（白虎团）正在开会的团部，歼敌70余人，击毙敌机甲团团长、俘敌军事科长、榴弹炮营副营长等人，打乱敌人的指挥系统，为志愿军西集团进攻作战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第67军第199师第595团战士李家发，第23军第67师第200团战士许家朋又谱写了黄继光式的英雄篇章。还有一些祖国的英雄儿女，为保住阵地，弹尽时主动拿起爆炸武器，与敌同归于尽。

    无数英雄人物的光荣业绩，充分说明广大志愿军指战员在持久防御作战中，始终保持了多么可贵的战斗意志和非凡的忘我牺牲精神。尽管美国侵略军不惜血本，倾泻了那么多钢铁，搞什么“坦克劈入战”，和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得手的“绞杀战”，甚至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毒气、细菌武器，可算招数用尽，最终还是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手下。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充分发挥了政治优势，广大指战员高度地发扬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战斗中表现了非凡的创造性和巨大的战斗力。全军涌现出荣立三等功以上人员30万余名，其中特等功臣217名，一等功臣154名，获战斗英雄、战斗模范荣誉称号的有494名。集体立功单位有14个团、51个营、618个连，849个排、4391个班。这些战争中的英雄、模范和英雄单位，遍布志愿军的各个部队和各种岗位。他们在历次战斗中，以自己的献身精神和模范行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股巨大的力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所无法阻挡的。他们的光辉业绩将万古留芳。

    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协同下，在两年零九个月的作战中，共毙、伤、俘敌71.8万余人，其中美军为29.7万余人。缴获敌人坦克245辆、各种炮4037门、汽车5256辆、飞机11架，击落击伤敌飞机10629架、击毁敌坦克2000余辆、各种炮580余门。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并将其遏制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从而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志愿军不仅圆满完成了祖国人民交给的光荣使命，而且锻炼了自己，取得了在劣势装备条件下战胜现代化优势装备之敌的极为宝贵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把自己的军事斗争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对加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和进行反侵略战争准备，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毛泽东主席1953年9月12日讲话时指出：“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去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

    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发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不仅支援了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而且象爱护自己的亲人一样，爱护朝鲜人民，维护朝鲜人民利益，帮助朝鲜人民克服困难，博得了朝鲜人民的热情爱戴和支持，从而增进了中国人民同朝鲜人民的传统厚谊和战斗深情。

    志愿军入朝前夕，毛泽东主席就指示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爱护和尊重朝鲜的党、政、军、民及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要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1951年1月19日，毛主席又要求志愿军，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为此，志愿军全军上下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广大指战员认识到，爱护朝鲜人民，维护朝鲜人民利益，是和抗美援朝的宗旨一致的，也是团结朝鲜人民争取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各部队纷纷订立具体的爱护朝鲜人民的守则和公约，并把它作为入朝参战宣誓词的内容，成为行动准则。部队入朝以后，广大指战员亲眼目睹朝鲜人民遭到的战争灾难，看到朝鲜人民为民族解放而战的斗争精神，并亲身感受到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厚望和关怀，进一步提高了遵守群众纪律，爱护朝鲜人民的自觉性。战争期间，志愿军热爱朝鲜人民如亲人，朝鲜人民把志愿军看成子弟兵，军民一家，团结战斗，共同对敌。志愿军各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行军、宿营和作战中，以及同朝鲜人民接触时，都注意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敬老爱幼，尊重妇女，借物送还，损失赔偿，秋毫不犯。我军有时粮食供应不上，宁肯挨饿，也决不随便动用朝鲜群众的粮食。志愿军有的战役即将开始，但缺乏口粮，则经部队领导机关向朝鲜当地政府筹借，用后如数偿还。汽车部队在苹果园隐蔽时，注意不伤树木，口渴难熬也不吃群众的苹果，尽量减少朝鲜人民群众负担。对个别违纪的战士则及时处理。同时，还尽力帮助朝鲜人民群众解决各种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三年来，志愿军指战员利用作战空隙时间，主动帮助驻地附近居民开荒、耕地、播种、插秧、除草、收割等共约400万亩。植树500余万棵，搬运肥料45万担，掘井1167眼，修桥7565座，修盖房屋11900多间，修水渠330多公里，修水坝40多条；救济朝鲜灾民粮食1400余万斤，捐助衣服33万余件，鞋11万余双，使朝鲜人民深受感动。金化郡灾民朴忠达，把志愿军救济的米特意保存5斤，叫子孙后代永留纪念。朝鲜群众有的把志愿军助民生产劳动的情景绘成图画，寄给毛泽东主席，写成“感谢状”寄到北京。志愿军医务人员专门组织医疗队、组，经常为朝鲜居民免费治病。战争期间，共免费治疗64万余人，还给72万余人注射了防疫疫苗。许多医务人员为抢救朝鲜兄弟，用自己的鲜血为重伤员输血。志愿军战士不惜自己的生命抢救遇难的人民群众和物资。战争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志愿军在战火中和危难中，抢救朝鲜群众3753人，抢救房屋1426间，抢救粮食97万余斤，抢救衣物1.3万余件，不少志愿军战士为抢救朝鲜人民生命财产而壮烈牺牲。第47军第141师侦察队文书罗盛教，在成川郡石田里，不畏严寒，跳进冰窟，抢救落水的朝鲜儿童崔莹，献出自己的生命。朝鲜人民为纪念光荣牺牲的国际主义战士，把村庄、山岗、江河以烈士的姓名命名。如把罗盛教抢救崔莹的沸流江改名为罗盛教江，并为他树立了纪念碑。

    朝鲜人民大力支援志愿军，主动帮助志愿军运送弹药等物资和伤病员，腾房、送柴、送水，节日时组织联欢慰问。有的还及时为志愿军带路，反映敌情动态等。

    志愿军在处理同朝鲜人民间的重大问题时，都通过朝鲜政府，尊重朝鲜政府。部队每到一地，都主动和当地朝鲜政府取得密切联系，遇到战区居民的转移、支前工作的组织、筑城材料的筹集以及防奸肃特等问题时，都邀请驻地朝鲜政府代表共同协商，制定计划，再通过朝鲜政府付诸实施。

    志愿军在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中，互相支援，密切协同，结成了亲密的战斗友谊。作战前共同商定作战方案；战斗打响后，都严守既定作战方案，发现困难时即主动支援对方；战后，互相请功，竞相把胜利和荣誉让给对方。平时，志愿军给人民军赠送副食品、日用品、文娱器材等；人民军也给志愿军送蔬菜、烟叶等，互相礼尚往来。每逢纪念日、节假日，则互相祝贺和慰问，组织联欢活动。

    朝鲜停战以后，在朝的志愿军又大力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在接近战区的村镇，志愿军指战员帮助回乡的朝鲜人民群众盖房子、修学校，建礼堂，填平炸弹坑，起出埋在地下的地雷和炸弹，帮助群众尽快安居和恢复生产。至1957年底，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送肥施肥327万余担，植树1558万余棵，运输粮食物资等4.6万余吨。志愿军铁道兵，在停战后立即帮助朝鲜恢复铁路。3个月内即修复、修整和新建桥梁308座、全长1.5万余米；修铁路7000多米，车站37处，帮助朝鲜铁路员工迅速地全部恢复了朝鲜北部的铁路运输。志愿军工程兵，和驻地部队分别投入了平壤、咸兴、元山等朝鲜英雄城市的重建工作，以及驻地的水利、土木建筑劳动等。朝鲜人民还把志愿军帮助修建的一些工程，以“志愿军”、“中朝友谊”等命名，以作永久纪念。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出的人民军队本色，得到了朝鲜人民和朝鲜党、政府的普遍赞扬。他们誉志愿军是“模范军队”、“仁义之师”，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天下少有的好军队”。金日成首相说：“我们朝鲜人民从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身上，看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光荣的人民中国的新儿女，看到了把朝鲜人民的艰难困苦当成自己的艰难困苦并为克服这种艰难困苦而奋斗努力的崇高丙纯洁的新型人物的真面貌。”“这种高贵的道德品质，不能不为中朝两国人民和所有尊重人类尊严的人们引为骄傲。”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了维护朝鲜停战协定的严肃性，推动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进一步缓和朝鲜及远东的紧张局势，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4年9月至1955年10月，先后分三批主动从朝鲜撤出19个师的部队。到1955年10月26日止，这19个师均已撤返祖国。这一重大行动，得到了朝中两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和国际舆论的普遍赞赏。

    1958年2月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朝鲜的和平统一问题发表声明，提出：“为了缓和朝鲜的紧张局势以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美军和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应当同时撤出南北朝鲜。为此，在朝鲜派有军队的国家应当迅速采取相应措施，把本国的军队立刻撤出朝鲜。”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完全赞同和支持朝鲜政府这一重大的和平倡议，郑重表示，中国政府认为一切外国军队应该定期撤出朝鲜，中国政府准备就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问题同朝鲜民主政府进行磋商。2月14日，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朝鲜访问，同朝鲜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会谈。2月19日，中朝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积极促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立场”，“现在经过同朝鲜政府协商后，又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出了主动撤出朝鲜的建议，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同意中国政府的这一建议，并决定在1958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次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官兵完全赞同我国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958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同时指出：“如果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追随者胆敢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尊严，再一次发动侵朝战争，那时只要朝鲜人民和朝鲜政府认为需要，中国人民将毫不迟疑地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再一次跨过鸭绿江来，同朝鲜人民军一起为粉碎敌人的侵略而共同战斗。”

    志愿军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援助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所创建的丰功伟绩，得到了朝鲜人民、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热情赞颂和最高奖赏。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于1951年10月23日，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以国家最高荣誉勋章一级国旗勋章，同时分别授予志愿军在战争中立下特殊功勋的许多指战员以一级、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三级国旗勋章，一级、二级战士荣誉勋章以及军功奖章。1952年6月24日，又给志愿军9353名英雄、模范和功臣授予各种勋章和奖章。1953年6月25日，又将一级国旗勋章赠予彭德怀、邓华、杨得志、李志民，同时还授予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杨连第、邱少云、伍先华、胡修道一级国旗勋章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并将一级国旗勋章追授给志愿军一级爱民模范罗盛教。同年7月31日，又授予彭德怀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10月27日，再次分别授予志愿军领导人和165名英雄、模范、功臣代表以各种勋章和奖章。另又授予杨春增、杨育才、李家发、许家朋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3年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共授予志愿军各种勋章、奖章共526354枚，授予12位同志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在志愿军归国前夕，朝鲜政府内阁作出《关于永远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业绩和欢送他们从共和国北半部撤出的决定》。决定中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使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结下的传统友谊通过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得到了进一步加深，树立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好团结的新榜样。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激烈的祖国解放战争中和战后在我国所建树的不朽功勋和光辉业绩，将永远铭刻在朝鲜人民心中，与我国的繁荣发展共放光辉。”朝鲜政府内阁决定：向中国人民和志愿军致由全体朝鲜人民签名的感谢信；在平壤市建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友谊塔”，彻底整修各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墓；将黄海道沙里院市中央大街命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街”；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官兵授予“祖国解放战争纪念章”；制作以颂扬中国人民志愿军建树的高尚业绩为内容的电影故事片和纪录片；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八周年的1958年10月定为朝中友好月，等等。金日成首相在欢送志愿军的讲话中，称赞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同朝鲜美丽的山河一齐万古长存”，“是真正的人民军队，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军队，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的军队”。

    志愿军的撤离，受到朝鲜人民的热烈欢送。朝鲜人民群众男女老幼盛装夹道，载歌载舞，纷纷赠给纪念礼品。朝鲜各级政府和首都平壤举行盛大的欢送会，在欢送的路上，到处是鲜花、彩旗，无数的感人肺腑、催人潜下的激动人心的动人场面，使志愿军全体指战员久久不能忘怀。

    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决定宣布以后，全中国人民热切盼望优秀儿女的凯旋归来。

    1958年3月16日至4月25日，志愿军第一批归国的6个师8万人回到祖国。接着，7月11日至8月14日第2批的6个师及其他特种兵部队共10万人陆续回到祖国。9月26日至10月26日第3批（也是最后一批）包括志愿军总部、3个师和后勤保障部队等7万人先后回到祖国。为了欢迎凯旋归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组织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的代表团，前往中朝边境的安东市欢迎志愿军归国部队。从鸭绿江桥上的凯旋门进入安东市主要街道的志愿军归国部队，尔后分别转赴各地，都受到了极为隆重、热烈的欢迎。

    最后一批归国部队，组成了以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为首的，包括志愿军各方面的150名优秀人物的志愿军代表团，1958年10月28日到达北京，准备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常委会汇报志愿军出国8年来执行抗美援朝战争任务的情况。代表团到达北京车站时，受到周恩来等党政军各部门以及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的热烈欢迎。道路两旁有20多万人夹道欢迎“最可爱的人”的代表。10月28日，首都各界人民一万余人举行盛大集会，欢迎志愿军凯旋归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毅等领导人出席欢迎大会。29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志愿军代表团。当晚，全国人大、政协、抗美总援朝会和北京市联合举行盛大宴会，欢宴志愿军代表团全体成员。周恩来在宴会上讲话中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朝鲜已经整整八年了，你们胜利地完成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我代表全国人民、我们的党、政府和毛主席，感谢你们，我们在今天的宴会上所以如此高兴，如此欢欣鼓舞，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抗美援朝的精神鼓舞了我们。今天一千多人的宴会，代表着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心情。我们要永远学习志愿军的榜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建的丰功伟绩，将作为光辉的篇章载入史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将永放光芒！

 第二章 雄风震敌的志愿军空军

    1950年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逼近，并不断派遣飞机侵犯中国领空，轰炸我边境城镇，战火已经燃到祖国境内。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美军在陆上作战连遭败绩。为了挽救其地面部队的不利处境，美国便派遣空军轰炸中朝军队集团和后方交通线，给志愿军的作战行动造成困难。志愿军决定组建志愿军空军，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兵部队的志愿人员组成。经过仓促准备，1950年12月21日，第一支志愿军空军的部队——歼击航空兵第4师第10团第28大队由师长方子翼率领，进驻安东（今丹东，下同）。从此开始了志愿军空军英勇奋战，震惊中外的战史。

    第28大队这支小小的部队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当时侵朝美空军和海军的作战飞机达1100余架，还有英、澳、南非及南朝鲜空军飞机百余架。他们的飞行员有许多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平均600小时，多的达3000小时，还包括一批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所谓“王牌”飞行员。志愿军空军当时刚组建了两个师加两个团，作战飞机不到200架。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平均不过200多小时，其中喷气式飞机上的飞行时间平均只有15小时，没有空战经验。指挥机构不健全，指挥员和参谋人员都缺乏组织空中作战的经验。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在空战史上是罕见的。

    志愿军空军的任务是夺取制空权、防空作战和直接支援地面军队作战。为了实施后一个任务，必须建立前进基地。志愿军入朝后，随着地面军队的推进，先后在朝鲜北部抢修过17个机场。但由于没有制空权，每当机场修成尚未投入使用就被美机轰炸破坏，无法进驻部队，因而志愿军空军不得不使用国内的机场。缺乏前进机场就无法遂行直接支援地面军队的任务，夺取制空权的斗争也受飞机作战半径的限制，不能深入到敌战线后方。

    第28大队进驻安东后，先在友空军的带领下进行实战锻炼，摸索经验。他们研究了敌人活动的特点，拟定作战方案，进行战区熟悉飞行。1951年1月21日清晨，大队长李汉奉命率6架飞机升空作战，目标是正在轰炸清川江大桥的20架美国的F-84喷气式战斗轰炸机。他们在地面指挥所引导下，迅速找到目标。李汉见敌机正在肆虐，大桥周围浓烟滚滚，不禁怒火中烧，不加思索，大喝一声“跟我来”，就带头向敌机群冲去。敌机面对这意外的袭击甚感惊恐，队形迅速四散，但旋即恢复战斗，李汉等6机陷入重围。在苦斗中，李汉咬住其中2架敌机，一阵炮击，击中1架，其余敌机望风丧胆，仓惶南逃。

    第一次空战虽然取得击伤1架F-84飞机的战果，也反映出不少问题。第28大队的飞行员是来自陆军的优秀战士，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作战勇敢，但毕竟技术上和战术上都不成熟。作为空中指挥员，李汉只顾自己猛冲猛打，忽略了指挥，未能发挥编队协同作战的威力。第二次作战，这个缺点有所克服，取得更好的成绩。8天以后，即1月29日下午，雷达发现有一批美机在定州、安州一带活动，李汉率两个中队迎敌，在定州西面发现敌F-84飞机16架分上下两层，高度分别为6000和5000米。这时李汉大队在地面引导下已占据高度优势，当即决定集中兵力先打上层8架，由2中队掩护，李汉自率1中队攻击。敌机遭到突然袭击，慌忙投弃副油箱，掉转机头扑向我机。李汉毫不畏惧也向敌机对头冲过去。对头攻击是意志的考验，在相距1000多米，也就是再过两秒钟就要双机相撞时，敌人胆怯了，为首的敌机向右侧规避，这就给李汉一个尾后攻击的机会，把敌机套进了瞄准具光环。这时其余敌机转到李汉后方，企图偷袭，但1中队的另外3架飞机上前迎战，迅速将敌机驱走。李汉在战友的掩护下，跟踪瞄准到400米的距离，三炮齐发，一下射出40余发炮弹，敌机顿时粉身碎骨，掉进了大海，首创击落敌机的记录。这时副大队长李宪刚率领的2中队也把其余8架敌机打跑。李汉率部将敌机逐至海上，又迅即找到战机，将1架F-84击伤。这一天取得击落击伤敌机各1架，自己无一伤亡的战果，而且空中指挥和编队协同有明显进步。胜利的消息传遍全军，也传到祖国各地，人心振奋，特别是大大地增强了志愿军空军空战歼敌的信心。志愿军空军首战告捷的胜利也证明了美国的空军也和它的陆军一样，是可以战胜的。

    1951年6月，朝鲜战场经过五次战役，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方被迫与中朝方面开始停战谈判。为了取得谈判的有利地位，美国企图通过空中优势对我施加压力。侵朝美军的作战飞机增加到1400多架，拟订了“空中封锁铁路线”，也就是“绞杀战”计划。“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在命令中要求“在谈判期间采取行动，以充分发挥空中力量的全部能力”，“不让敌人有再发动一次决定性地面进攻的能力”。

    8月中旬美国空军趁朝鲜北部特大洪水泛滥之机，用大量兵力破坏铁路线，对新义州经新安州至沙里院的双轨铁路干线和熙川经军隅里至平壤的单轨铁路干线昼夜不停地反复轰炸。志愿军空军从9月起以师为单位轮番进入一线机场参战，并承担了反敌空中封锁的任务。

    经过初战锻炼的志愿军空军第4师于9月12日再次进驻安东。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要求该师积极打敌大机群，以求进一步提高战斗力。9月份在朝鲜上空发生了大规模空战，从中旬开始，敌我双方都采用数10架飞机的大编队和100多架飞机的大机群作战。9月25、26、27日三天的空战最为激烈。9月25日，第4师和友空军一起出动100余架飞机，同袭击清川江桥的100余架美机激战。第12团大队长李永泰遭10多架F-86飞机围攻，军械系统被破坏，只能用猛烈的机动动作在敌阵中左冲右突，多次向威胁最大的敌机猛冲，终于突围。这时其飞机中弹30余发，受伤56处，但仍安全返航。在以后的战斗中，他先后击落了4架F-86飞机。飞行员刘涌泉为掩护长机，单机与敌6架F-86飞机激战，击落其中1架，首开打下美国最新式的“佩刀”式飞机的记录，自己壮烈牺牲。9月26日和27日都有大规模空战。美国空军第5航空队称：“这三天的战斗是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喷气式飞机的战役”。志愿军空军第4师在9月26日起的5天内击落美机26架、击伤8架。10月2日，毛泽东主席在作战报告上批示赞扬道：“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

    10月份第4师连续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空战，其中5日击落美F-80飞机3架、击伤2架；10日击落F-80飞机4架、击伤1架。第12团第2大队队长华龙毅在10日的战斗中击落美机2架。在16日的空战中，他单机被14架敌机包围，其座舱被击中，手臂负伤，但仍击落击伤美机各1架。

    10月20日，第4师回二线休整，第3师开赴前线接替。11月第2师和第14师也先后到一线参战。11月2至10日，第3师在五次小规模空战中击落美机8架。大队长刘玉堤击落击伤敌视各2架，副大队长赵宝桐击落美机2架。11月16日起开始与美空军大机群作战。11月18日下午美机184架，一部分活动于永柔地区，另一部分窜至安州、清川江一带，对铁路目标轰炸扫射，第3师第9团起飞迎击。第1大队队长王海率6机到达清川江上空，发现60多架F-84飞机在投弹，立即冲向敌阵，经一番猛攻，他和僚机焦景文各击落美机2架，第9团共击落敌机6架。该团第1大队在抗美援朝作战中，空战80余次，击落击伤美机2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英勇的王海大队”名扬海内外。

    11月23日第3师第7团20架米格飞机与美20余架F-84飞机空战，击落击伤美机8架，其中刘玉堤在一次空战中击落美机4架。12月2日、5日、8日连续3天双方进行有300架飞机的大空战，每战都给美国空军以沉重打击。美国空军参谋长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第3师轮战86天，击落击伤美机64架。1952年2月1日毛主席写了向志愿军空军第3师致祝贺的勉词。

    在此期间，志愿军空军第6师、第15师先后参战。志愿军空军大批部队投入战斗，夺取了清川江以北地区的局部制空权，美军将该地区称为“米格走廊”，被迫放弃对该地区铁路线的轰炸行动，战斗轰炸机的活动范围退到平壤以南。1952年初，美国空军第5航空队承认“米格曾经把战斗轰炸机逐回清川江以南”。

    1952年春，美国空军又对新安州至南市洞、顺川至熙川两条铁路线段发动了不分昼夜连续突击的所谓“饱和轰炸”。但在志愿军空军和高射炮兵的积极反击下，为时两个月的“饱和轰炸”同样没有取得多大效果。到1952年6月，历时10个月的“绞杀战”终于以失败而告终。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薛佛德说；“人们已经承认绞杀战是失败了”。

    在反“绞杀战”过程中，志愿军空军第4师大队长张积慧在空战中击落美国空军少校中队长、“王牌”飞行员乔治·戴维斯，在美国引起巨大震惊。

    1952年2月10日上午，美机数批先后侵入平壤、沙里院和价川地区，其中有两批F-84、F-80战斗轰炸机共16架，在18架F-86战斗机掩护下，轰炸军隅里附近的铁路交通线。志愿军空军第4师起飞34架米格-15迎击。第12团第3大队队长张积慧和僚机单志玉发现远方海面有敌机，当即报告空中指挥员，并投弃副油箱爬高，准备迎敌。在爬高中丢失目标，又脱离编队。这时在右后方云层间隙中有8架敌机直窜下来，为首2架已到他们双机的尾后，张积慧猛烈右转上升，使美机扑空，冲了过去。张积慧趁机占据美机长机的尾后。美机急忙摆脱，先作急俯冲，又向太阳方向垂直上升，然后又转入俯冲。张积慧紧追不舍，逐步逼近，终于在600米距离上三炮齐发，将美机击中，坠地烧毁。一分钟后，他又攻击第二架美机。这架飞机也使出浑身解数，力求摆脱，但仍被张积慧击中，该机凌空爆炸，人机俱毁。

    空战结束后，志愿军空军从美机残骸中找到乔治·戴维斯的证章。接着美国报纸也证实了被击落的正是被美国空军推崇为“空中英雄”的戴维斯少校。戴维斯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266次战斗飞行，飞行总时间超过3000小时，号称美国投入朝鲜战争的“王牌”飞行员。如今被中国飞行员击落，引起美国朝野一片喧哗，美国军方十分难堪。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发表特别声明，承认这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是一个悲惨的损失。”

    朝鲜北部西海岸附近有几个小岛，叫做椒岛、大和岛、小和岛等，离鸭绿江口不到70公里，岛上有敌人的情报机构，设有大功率雷达和侦听设备，专门收集我空军活动情况。1951年11月志愿军在反“绞杀战”中，决定派遣轰炸航空兵配合地面部队攻占大、小和岛及其附近岛屿。11月2日，志愿军空军第3师等部队出动飞机对各岛进行照相侦察，为登陆部队提供了情报。5日，地面部队攻占椴岛。为巩固登陆成果，6日空军第8师派图-2型轰炸机9架，在第2师拉-11歼击机16架和第3师米格-15歼击机24架掩护下，成功地轰炸了大、小和岛上敌指挥机构，轰炸命中率高达90%。29日夜，第10师起飞图-2型轰炸机10架对大、小和岛附近，敌舰艇进行轰炸。这两次行动都具有突然性，故未遭美机阻击。30日下午，为配合地面部队攻占大、小和岛，第8师出动图-2轰炸机9架，在第2师16架拉-11歼击机护舰下再次轰炸大、小和岛。这次行动出于指挥上的失误，仍用上次的作战方案，再加上混合机群到达会合空域的时间提前4分钟，没有和护航的喷气式歼击机会合，而敌人的30余架F-86却在那里等待迎击，当敌机向我机突然开火时，才知这不是预期的米格-15，而是凶恶的敌人，于是出现了一场悲壮的空战。

    我机群指挥员第8师第24团第1大队大队长高月明清楚地知道，20几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活塞式飞机对抗30几架最新式的喷气式飞机，我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处于劣势。但是，坚定地要完成任务的决心，使他无所畏惧。他发出了命令：“保持队形，坚决回击，勇敢前进。”

    机群后尾的3中队承受最大的压力，尤其是僚机。宋风声驾驶的左僚机两台发动机都被击中起火，他命令机组人员跳伞，自己却驾机犹如一条火龙向敌巢冲去，和敌人同归于尽。接着，右僚机也中弹坠落，只剩下中队长机遭受来自各个方向的敌机的攻击。勇敢的中队长邢高科，决心继续前进，吸引敌人火力，以支援前面的机群完成任务。失去编队火力掩护的单机，只能凭借机动飞行来规避，并伺机开炮还击。但后舱盖被击穿了，后舱的通信长刘绍基头部负伤，仍然在寒风中坚持战斗。他瞄准尾后450米处的一架F-86，按下射击按钮，一阵长连发，敌机中弹，凌空爆炸，创下世界第一例活塞式轰炸机击落喷气式战斗机的记录。

    拉-11护航歼击机也在拼死与敌机搏斗。副大队长王天保利用活塞式飞机转弯半径小的优点与敌盘旋格斗，他终于找到战机，当两架敌机在一条直线上进入他的瞄准具光环时，三炮齐发，两架敌机先后负伤，狼狈逃窜。当王天保再次向轰炸机靠拢掩护时，陷进7架敌机的包围圈。但是他毫不畏惧，在敌机中间穿插盘旋，寻找战机。在一阵混战中，两次获得机会开炮，把2架F-86送进了大海。王天保创造了空战史上的一个奇迹：活塞式飞机单机与10几架喷气式飞机格斗，6次开炮，击落击伤敌机各2架。

    我轰炸机在继续前进，敌机死命追击。第1中队右僚机毕武斌遭到2架敌机攻击，他拉起机头，命令射击员开炮，但射击员和通信员都已牺牲。接着又有3架敌机从3个方向向他攻击。座舱盖被打穿了，寒风进入，受伤昏迷的毕武斌醒来，他看到大和岛已在眼前，于是加大油门，向前冲刺。他的飞机油管爆炸起火了，空中指挥员命令他跳伞，但他没有跳伞，却怀着满腔仇恨，带着全身火焰，英勇地冲向目标，壮烈牺牲。

    尽管我混合编队在血战中遭到严重损失，但剩下的飞机仍然保持编队到达目标，把炸弹全部投下。这时地面部队登陆成功，收复了被敌盘踞多日的岛屿。9架轰炸机返航时只剩下5架，其中4架负伤。敌人也付出不小的代价，F-86飞机被我击落3架，击伤5架。

    美军的“绞杀战”失败后，其空军从1952年夏季开始，连续组织大规模的空中战役，破坏朝鲜北部的水力发电系统、水利灌溉系统和重要军事补给系统。6月23日，美军出动500多架战斗轰炸机，在100余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对水丰、长津、赴战、虚川等地的水力发电系统同时进行了轰炸。在随后的一周内，美空军活动更加猖狂，每天出动300至600架次飞机，继续轰炸发电系统和交通枢纽。志愿军空军在友军协同下，与地面防空部队密切配合，进行了粉碎敌空中战役、保卫重要目标的战役性防空作战。

    1952年秋，美国新研制的F-86F战斗机投入朝鲜战场，志愿军空军也获得了新式的米格-15比斯飞机，双方用最先进的装备抗衡。美空军在接连受挫情况下，不断改变战术，凭借其优势兵力，出动大机群轰炸，其轰炸范围达到鸭绿江沿岸地区。志愿军也总结经验，采取“一域多层四四制”（即四机编队、多层配置、集中一域）的作战方法。小编队、多层次、多批多路连续出动，运用引诱、迂回、夹击、打大机群和打小机群穿插进行等战术，空战打得比较主动。11月2日，我空军运用诱敌战术成功。这天下午，美空军出动60余架F-86飞机掩护150余架战斗轰炸机企图偷袭拉古哨发电站。志愿军空军第3师第9团的一支部队，越过敌F-86的“阻击屏幕”，在宜川、定州地区吸引40余架F-86与之空战。与此同时，东路由第3师、第12师起飞28架飞机，协同友军飞机在熙川、云山一线拦阻进袭拉古哨发电站的敌战斗轰炸机，一举击落敌机14架。11月15日，志愿军空军运用迂回战术又获成功。第3师第9团副团长王海率一支部队迂回到清川江以南，掉头向北，打敌之侧后；第12师第36团副团长王华清率另一支部队由北向南，打敌之正面。这两支部队在泰川集中于一域，夹击敌机，击落美军F-86飞机4架。

    志愿军空军第3师、第12师在12月初与敌F-86飞机空战5次，击落击伤敌机8架。但在12月3日的战斗中，第3师第9团第2大队中队长孙生禄先后与敌机6架格斗，不幸牺牲。他生前共击落敌机6架，击伤1架，号称“空中突击手”。

    美国空军承认在1952年冬季志愿军空军的“战斗力显然有了提高”，而美国空军的“战斗活动越来越困难了。”

    美国空军为对付志愿军空军的新战术，争夺清川江以北地区的制空权，到1953年春把具有F-86的空军增加到4个联队，并在清川江以北增加数道F-86“阻击屏幕”。但是，美国的企图未能得逞，不但清川江以北地区的制空权仍在志愿军空军之手，而且志愿军空军以小机群、多梯队连续出击，频频越过F-86的“阻击屏幕”，前出到清川江以南地区，甚至到平壤以南地区，打击美之战斗轰炸机，常常迫使其中途弃弹南逃。不但“米格走廊”依然存在，而且平壤以南也有志愿军空军的活动。

    在争夺制空权的斗争中，美国空军不敢冒战争升级的危险直接轰炸中国境内的志愿军空军基地，却派遣小分队潜入中国境内，伺机偷袭我返航着陆的飞机。我返航飞机上剩油不多，着陆前速度较小，高度又低，一旦遭到敌机偷袭，往往难以还手。因此，一度曾遭到损失。以后重视了情报保障，加强警戒和空中掩护，在基地上空反击敌之偷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53年4月7日一战是最有戏剧性的。这一天下午，第15师第43团的12架米格-15比斯飞机空战后返航。张牛科、韩德彩双机在空中掩护战友们着陆。掩护任务结束后，自己准备着陆时，韩德彩飞机的油量警告灯红灯发亮，这表示剩油不多了。他准备立即着陆，但飞机下滑到高度1000米时，忽然听到地面指挥员命令：“快拉起来，有敌机”。他拉起飞机，一面搜索，发现左前方2架敖机正在跟踪1架返航的志愿军飞机。接着其中1架敌机忽然放弃跟踪，调转机头，直奔张牛科的飞机。韩德彩急忙呼叫长机拉起，敌机已经开炮，张牛科飞机中弹，尾部冒出白烟。韩德彩不顾油料将尽，加大油门，冲向敌机，到300米处开炮，一下子把那架F-86击落。敌机在坠地前，飞行员跳伞。守卫在机场附近的民兵早已布下罗网，敌人落地，立即被俘。

    这名俘虏名叫哈罗德·爱德华·费希尔，15岁学飞行，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朝鲜战争中战斗出动175次，因有击落10架飞机的战绩而称为“双料王牌”飞行员。职务是美空军51联队上尉小队长。

    这位“双料王牌”在接受讯问时对自己被击落很不服气，一再要求想见识一下击落他的对手。我部队首长满足了他的要求。当他见到韩德彩这位志愿军空军最年轻的飞行员时，不相信这就是击落他这个“空中英雄”的对手，还认为是“开玩笑”。部队首长告诉他，韩德彩只有20岁，参军后才学的文化，飞行时间不到100小时。费希尔目瞪口呆，低下头去说不出话来。

    韩德彩击落费希尔之前已经有击落敌机4架的战绩。如果志愿军空军也有击落5架称为王牌飞行员的话，这次也够上“王牌”了。

    1953年5月至6月，志愿军空军开始在夜间简单气象和昼间复杂气象条件下与敌作战。5月29日，第4师第10团副团长侯书军在夜间击落敌机1架，首创夜间歼敌的记录。6月至7月份志愿军空军第3师、第4师、第6师，第12师，第15师，第17师多次在昼间复杂气象条件下与美机在中、低空空战。虽然取得许多战果，但付出代价也不小。6月份击落敌机21架，击伤3架，自己也被击落20架、击伤18架。7月19日美空军乘停战协定即将签字之机，加紧了破坏我方机场的活动。是日出动168架飞机组成的机群，袭击新义州和义州机场。志愿军空军在反击中，第6师、第4师击落敌机1架、击伤2架。此后，直至7月27日停战，志愿军空军虽有战斗出动，但无有利战机。7月19日这次空战就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后一次空战。

    7月27日上午10时，停战协定签字。按照协议签字后12小时，即当天22点零1分生效。这一天美国空军紧张地活动，战斗轰炸机在朝鲜北方境内对许多不能使用的机场进行毫无意义的轰炸。美空军最后还从日本起飞数架B-29重型轰炸机投撒传单。停火前25分钟，又派一架B-26轰炸机投下最后一批炸弹。这些活动除了再一次表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本性外，不可能为其失败增添任何光彩。

    两年零八个月的空中作战，志愿军空军由不会空战到屡建战功，由打小机群到能打大机群；由单一机种作战到多机种合同作战，由战术性作战到战役性作战。有10个歼击航空兵师672名飞行员，2个轰炸航空兵师28个机组，近6万名地面人员取得实战经验。

    在空战中，志愿军空军取得了重大的战绩，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自己被击落231架，被击伤151架。

    战后，志愿军空军根据上级指示，褒奖战争中有功人员，评定了英雄、模范、功臣，颁发勋章、奖章。一级英雄有王海、刘玉堤、孙生禄、赵宝桐、张积慧、鲁珉；二级英雄有李汉、邹炎、王天保、杨振玉、高月明、范万章、蒋道平、韩德彩、郑民华、焦景文、吴胜凯、毕武斌；二级模范有钱良生、苏志明、耀先；特等功臣有罗沧海、陈亮、华龙毅、逯松亭、孙忠国等。三等功以上的功臣有8000余人。

    在战斗中志愿军空军边打、边建、边训、迅速成长壮大，扩大了队伍，改善了装备，培养大批空勤和地勤人员、指挥员和各类专业干部，积累了宝贵的作战经验，尤其是防空作战经验，这对战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三章 气势磅礴的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是5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支援兄弟国家反抗侵略、保卫自己国家安全、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而进行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它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发展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具有相当规模的国际性战争。战争虽然只在朝鲜半岛进行，但参战国较多。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另一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交战双方投入了大量兵力，作战规模越来越大。双方兵力最多时共达300万人，其中，美军54万人，其他国家侵朝军队2万人，南朝鲜军64万人；中国人民志愿军135万人，朝鲜人民军45万人。这场战争又是交战双方军事技术装备优劣悬殊的现代化战争。美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武器，作战飞机最多时达2400余架，舰艇300余艘，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有大量火炮和坦克，火力强。机动快，后勤补给顺畅。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参战初期，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后来虽有数百架飞机参战，也只能掩护主要运输线，难以直接支援步兵作战；陆军装备也相当落后，基本上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装甲兵作战，火力、机动力、补给力均远不如敌军。然而，美军进行的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失道寡助，士气低落，内部矛盾重重，兵力不足，难以持久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士气高昂，内部团结，兵力雄厚，加上指挥的卓越，利于持久作战。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战争的复杂性、残酷性、长期性以及中朝人民赢得最后胜利的必然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依恃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积极推行称霸世界的侵略扩张战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在1945年12月19日的国情咨文公开宣称，美国“有经常而迫切的必要来领导世界”。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美国国会特别会议上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纲领，宣称要把美国的利益扩展到整个世界，美国不能在对“自由世界”的“领导方面举棋不定”，“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向某些国家的反动政权提供“财政援助和物资援助”，并“派遣美国文职和军事人员”，帮助镇压某些国家人民的“混乱和无秩序状态”，挽救“自由制度的崩溃”，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这个纲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在中国，美国支持国民党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失败后仍不甘心，继续坚持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要颠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鲜，美国图谋建立由它控制的全朝鲜政权，这一图谋未能得逞后，又制造朝鲜民族的分裂，帮助南朝鲜组织和训练军队以实行武力统一。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违反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不得干涉任何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立即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26日，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海、空军支援南朝鲜军作战。2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要求联合国各会员国“援助”南朝鲜。同日，杜鲁门发表声明，悍然宣布他已命令美国驻远东海、空军对南朝鲜军提供“掩护和支持”，并宣布他已命令美国第7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他不顾台湾的地位早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要同盟国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的事实，在声明中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说什么“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企图霸占台湾。30日，杜鲁门下令将美国驻日本的地面部队投入侵朝战争。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又通过非法决议，给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联合国军”的外衣，并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作战。但朝鲜人民并没有被美国气势汹汹的侵略行动所吓倒。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进展迅速，6月28日占领汉城，7月20日进占大田，并生俘美军第24师师长威廉·迪安。到8月中旬，解放了朝鲜南部90%的土地，将侵朝美军和南朝鲜军压缩到洛东江以东1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侵朝美军和南朝鲜军负隅顽抗，并继续增援兵力，使战争双方形成胶着状态。

    中国政府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一切国际争端，对于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和侵略中国领土台湾，表示极大愤慨和坚决反对。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中国人民“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于7月7日和10日召开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讨论国防问题，并于13日正式决定抽调第13兵团辖第38、第39、第40和第42军及炮兵第1、第2、第8师等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8月中旬在东北地区南部完成集结，以保卫东北边防安全和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接着，采纳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建议，将第9、第19兵团调集于津浦、陇海两铁路线，策应东北边防军。

    9月中旬，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国经过积极策划和准备之后，乘朝鲜人民军主力集中在洛东江战线，于9月15日由麦克阿瑟指挥美军第10军两个师及炮兵、坦克兵、工兵等部队共7万余人，在飞机近500架、舰艇260艘配合下，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实施登陆，尔后分兵向汉城、水原方向实施进攻。“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在洛东江战线的主力10个师，在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指挥下，也于9月11日开始进行反扑。9月27日，经杜鲁门批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麦克阿瑟“在朝鲜的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此外，从8月27日起，美国空军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城镇和乡村频繁地进行轰炸、扫射和侦察活动，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时，美国报刊还透露美国当局制定了侵略中国大陆的战略计划。

    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国庆节大会上发表演说，对美国提出严正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已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凌晨，周恩来又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指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当天，印度政府将此警告向美国政府作了转达。然而，美国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坚持其占领全朝鲜的计划。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于10月7日开始大规模地越过“三八线”。

    当朝鲜战局急剧逆转之际，金日成等代表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致电毛泽东主席，请求中国出兵援助。全中国人民对美国武装侵略朝鲜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同朝鲜人民共同抗击美国侵略者。全世界人民也对朝鲜战局普遍表示关注。在这种情况下，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几次召开会议，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经过充分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根本立场出发，为了挽救民主朝鲜的危局，保卫国家的安全，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心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同朝鲜人民一起共同抗击美国的侵略。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侵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和世界都是不利的。采取出兵参战的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总之，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0月8日，毛泽东复电金日成，告知了中共中央的出兵决策及有关事宜。同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准备待命出动。

    为了保证出兵参战的战略决策的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采取一系列措施：除将业已集结东北地区的部队出动外，准备抽调第二批及第三批部队，根据情况需要，逐步入朝参战；志愿军入朝后，先在元山、平壤铁路线以北构筑两三道防线，打防御战，待部队装备、训练完毕即6个月后，再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及有关援助朝鲜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组成全国防空筹委会，加强国土防空，防备美国使用空军轰炸大城市及工业基地；在福建方向和广东方向各部署4个军，防备美国使用海军或指使台湾国民党军队攻击沿海地带。

    正当志愿军已经组成并积极进行入朝参战的临战准备之时，10月15日，杜鲁门为探讨其侵朝战争“最后阶段”的战略问题和中国是否出兵问题，率领一些军政官员，专程从华盛顿飞到太平洋中部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举行会议。他们轻视中国人民的力量，认为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虑”，并且“坚信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断言侵朝战争是“赢定了”。会后，侵朝美军大大加快了向朝中边境进逼的军事行动。

    10月19日，遵照毛泽东的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4个军在彭德怀率领下，开始分别由安东、长甸河口、辑安等处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并于10月25日开始同美国侵略军进行交战。因此，这一天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连续进行了五次战略性战役。这是属于战略反攻性质的作战。其特点是：军事行动与国际政治紧相关联，直接引起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战役规模的夜间作战和很少间隙的连续作战，攻防转换频繁，战局变化急剧。

    志愿军入朝后，向龟城、泰川、球场、德川、宁远、五老里一线开进，计划进抵该线后组织防御，制止敌之进攻，稳定局势，掩护朝鲜人民军北撤整顿。但这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以4个军（军团）10个师另1个旅、1个空降团共计13万余人兵力作战，前进速度很快，已占领平壤、阳德、成川、咸兴线，并放胆分兵多路向朝中边境进逼，企图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志愿军已不可能先敌到达预定防御地区。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于10月21日电示彭德怀，决策改变原定组织防御的计划，采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方针，利用出兵参战的突然性，立即部署作战。他指出：“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于是，志愿军以第42军两个师在东部战线黄草岭、赴战岭地区进行防御，牵制东线之敌；以第38、第39、第40军和第42军一个师在西部战线实施反击（后增调第50、第66军）。10月25日与敌交战后，歼灭南朝鲜第6师大部，重创美骑兵第1师。这就是第一次战役，国际史学界有些学者称为清川江战役或鸭绿江战役。至11月5日，战役结束，志愿军共歼敌1.5万余人，将敌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挫败了敌军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战役开始的当天，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第13兵团领导机关与彭德怀的指挥所合并组成志愿军领导机关，第13兵团领导人邓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任副司令员；中共志愿军委员会由彭德怀任书记，邓华任副书记。战役结束前，11月4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阐明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完全合乎正义的，宣告“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11月7日。新华通讯社首次报道了志愿军入朝参战举行强大反击并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和志愿军入朝参战并取得首战胜利，是当时的重大事件，因而迅速传遍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各国人民普遍支持，帝国主义阵营忧心忡忡。

    “联合国军”遭到打击后，虽已发觉志愿军入朝参战，但仍认为中国不敢进行大规模较量，因而于11月24日发动了企图在圣诞节结束战争的“总攻势”。在此之前，11月4日，彭德怀即已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和在西线以战役反击粉碎敌人进攻的部署，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方针和部署，同时告知：已命令第9兵团立即入朝，全力担负江界、长津方面的作战，以求转变东线战局。第9兵团辖第20、第26、第27军共12个师，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率领下，于11月7日起入朝。这样，志愿军前线作战兵力达到9个军30个师38万余人，并有朝鲜人民军一部配合作战，与“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在前线地面部队5个军13个师另3个旅、1个空降团共22万人相比，兵力占很大优势。志愿军节节抗击，故意示弱，将敌军诱至预定地区后，于11月27日在东西两线发起猛烈反击。这就是第二次战役，国际史学界有些学者称为平壤、兴南战役。在西线，歼灭南朝鲜第7、第8两师大部，给美第2师歼灭性打击；在东线，给美陆战第1师、步兵第2师歼灭性打击。麦克阿瑟被迫命令“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从陆地和海上实施总退却。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在败退中身亡。杜鲁门命令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马修·李奇微接任遗职。到12月24日战役结束，志愿军共歼敌3.6万余人，收复“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全部领土，并占领瓮津半岛、延安半岛，迫使敌军在“三八线”转入防御，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在战役期间，中国政府经过长时间的外交斗争之后，得到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邀请，派出特派代表伍修权参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案的会议，伍修权于11月28日和30日，在安全理事会发表长篇演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对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侵略朝鲜等罪行，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控诉。这是中国外交斗争的一个胜利，扩大了新中国的政治影响。11月30日，杜鲁门发表声明说，朝鲜战局的发展使美国“面临一次严重的危机”，“我们可能要节节败退，就象我们前次遭受的失败一样”。但他仍然决意坚持其侵朝政策，并扬言美国政府“一直在积极地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问题。杜鲁门的原子讹诈，没有吓倒中朝人民，倒是在美国的盟国中引起震惊和抗议，使他只得改口说“并没有这种打算”。“联合国军”的“总攻势”失败后，美国舆论界把这次失败比作“恶梦”、“悲剧”。惊呼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则在失败的责任问题上互相攻讦，矛盾尖锐。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议员通过决议，要求“彻底打扫国务院”，把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撤职；还有的议员要求国会对杜鲁门实行弹劾。

    美国政府为挽回败局，于12月14日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成立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打出“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企图争取时间，整军再战，卷土重来。为了打破这一阴谋，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我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经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商定，集中志愿军第38、第39、第40、第42、第50、第66军和人民军第1、第2、第5军团，发起进攻战役，粉碎敌军在“三八线”既设阵地的防御，歼灭临津江南岸至北汉江西岸地区第一线布防之敌，相机占领汉城。战役于1950年12月31日开始，至1951年1月8日结束，志愿军和人民军共歼敌1.9万余人，占领了汉城，将敌军打退到平泽、安城、堤川、三陟一线。这就是第三次战役，国际史学界有些学者称为汉城战役。美国的“先停火、后谈判”的企图破产后，于2月1日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的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周恩来外长次日发表声明，对这一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提案予以严正谴责。

    志愿军连续取得三次战役胜利后，信心倍增，士气高涨，但部队疲劳，疾病患者很多，补给也很困难，因而主力转休整，准备春季攻势。“联合国军”在连遭失败后，发现志愿军补给困难，第一线兵力不足，短期内难以发动攻势。于是，利用其优势的运输条件，迅速补充兵员和物资，于1月25日起，集中5个军16个师另3个旅、1个空降团共23万余人，恢复了攻势。志愿军遂采取“西顶东放”的方针，以求打破敌之攻势。西线，志愿军第38、第50军在人民军第1军团配合下，并以第26军为预备队，在汉江南岸进行了顽强的防御作战，迟滞了敌军主要进攻集团的行动。东线，志愿军第39、第40、第42、第66军，在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配合下，在横城方面趁敌一部孤立突出之际发起反击，歼灭南朝鲜第8师、美第2师各一部。这就是第四次战役。此役到4月21日结束，共歼敌7.8万余人，将敌军拦阻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高浪浦里、华川、杨口，杆城一线。

    “联合国军”4月初进到“三八线”后，计划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继续向北推进，“在朝鲜蜂腰部（即元山至平壤一线）建立新防线”，以便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有利地位。到4月15日，志愿军第19兵团辖第63、第64、第65军在司令员杨得志（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政治委员李志民率领下入朝，第3兵团辖第12、第15、第60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率领下入朝，先后在前线完成集结；原在元山地区休整的第9兵团也已开到前线。这样，志愿军有了绝对优势的进攻兵力。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指导方针，志愿军经与人民军协商，决定实施反击战役，歼敌几个师，粉碎敌之登陆、计划，夺取战场主动权。这就是第五次战役，它于4月22日开始，先在西线进攻，后转向东线。在西线，歼灭美第24师、英第29旅、南朝鲜第1、第6师各一部，推进到汉城附近。在东线歼灭南朝鲜第3、第9师大部和美军一部。然后转入运动防御，向“三八线”附近转移。6月10日战役结束，共歼敌8.2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挫败了敌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迫敌转入战略防御。战役期间，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由于其侵朝战争失败引起政策和战略的尖锐分歧，杜鲁门于4月11日宣布撤销麦克阿瑟的美远东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遗职由李奇微接替，美第8集团军司令职务由詹姆斯·范佛里特接替。麦克阿瑟的被撤职，导致了美国统治集团爆发空前激烈的大争论。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朝两国实行“禁运”的提案，企图以经济封锁迫使中国屈服。5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并指出这一提案丝毫也不会影响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

    1951年6月中旬至1953年7月27日战争结束，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交战双方处于战略相持状态，主要作战形式是阵地战；同时，交战双方进行停战谈判。其特点是：军事行动与停战谈判密切配合，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战线相对稳定，局部性攻防作战频繁；“联合国军”愈来愈被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愈战愈强。

    交战双方经过五次战略性战役的激烈较量，综合力量对比趋于旗鼓相当，在“三八线”附近形成了战略相持局面。中朝人民军队要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下海去固不可能，“联合国军”要想把志愿军打回到鸭绿江以北更属梦想。因此，交战双方都要调整各自的战略。1951年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制定了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决定谋求进行停战谈判，但在达成停战协定以前，仍要“继续抗击和惩罚”中朝人民军队；如果谈判解决不成，美国“仍将继续执行目前的军事行动方针，即目的不是用武力统一朝鲜，而是要给敌人以重创”，防止中朝人民军队“夺占南朝鲜”。6月初，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透露了美国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意向，美国还通过中立国向中国进行试探。这时，毛泽东和金日成也就朝鲜战争问题进行了商谈。6月中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要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作为总的战争指导方针。在军事上则相继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根据中朝两国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和美国政府所表示的举行谈判的意向，提出了“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的建议。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答复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朝鲜停战谈判遂于7月10日开始。

    志愿军在“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实行战略转变。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极积加强政治工作，在全体指战员中普遍深入地进行持久作战的思想教育，克服速胜思想；实行部队分批轮番作战，保持第一线部队充沛的战斗力；沿战线构筑数道大纵深防御阵地；在作战指导上，使作战与谈判相配合、相适应，并贯彻打小歼灭战“零敲牛皮糖”的原则；努力改善武器装备，加强特种兵建设；加强后方建设，改善交通运输，保证物资供应。同时，第20兵团辖第67、第68军、在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张南先率领下，于6月开始入朝，集结于东线元山以西地区，准备随时支援人民军作战或歼灭登陆之敌。第23兵团辖第36、第37军，在司令员董其武、政治委员高克林率领下于9月初入朝，担任3个月的修建朝鲜北部机场任务。8月，甘泗淇任志愿军副政治委员。

    停战谈判开始前后，毛泽东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志愿军必须极力提高警惕，积极注意作战，准备协同朝鲜人民军对付敌军为迫使朝中方面订立城下之盟而举行大的进攻和在后方的轰炸。停战谈判开始后，果如所料，美方即暴露出缺乏诚意，制造障碍，进行讹诈。在讨论军事分界线的划分时，美方炫耀其军事威力，以“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人民军队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土地。当遭到朝中方面的坚决拒绝和据理驳斥后，美方竞扬言：“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紧接着，“联合国军”和南朝鲜于8月18日至9月18日，在东线动用7个师兵力，向朝鲜人民军阵地发动了夏季攻势。朝鲜人民军在志愿军配合下，英勇奋战，挫败了这一攻势。“联合国军”付出伤亡7.8万余人的代价，仅占去179平方公里土地。9月29日至10月22日，“联合国军”又以志愿军阵地为重点，发动了秋季攻势，特别实施了所谓“坦克劈入战”。志愿军奋战月余，予以粉碎。“联合国军”伤亡7.9万余人，仅前进3、4公里。志愿军和人民军还举行局部战术反击和攻岛作战。在11月的攻岛作战中，志愿军空军首次直接配合陆军作战。“联合国军”深入在朝鲜西北部各海岛的情报基地被清除。

    “联合国军”在发动夏秋攻势的同时，还从8月中旬开始，实施“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所谓“绞杀战”，企图用3个月的时间轰炸，摧毁朝鲜北部的交通运输线，切断中朝人民军队前线与后方的联系，窒息中朝人民军队的作战能力。志愿军动员空军、高射炮兵、铁道兵、工程兵、运输部队及所有后方机关和部队，在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绞杀战”斗争，建立了以兵站为中心、铁路与公路相结合、前后贯通、纵横交错的运输网络，形象的叫法“炸不断、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基本上解决了作战物资的补给问题，取得了战略上的一个胜利。1952年5月31日，范佛里特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难以令人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送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1952年初，侵朝美军公然违反1925年40多个国家签订的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以制造疫区、残害朝中军民、削弱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有生力量为目的，大规模地实施了细菌战。2月下旬，朝中两国政府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揭露美军进行细菌战，呼吁各国人民制止这种罪行。美国政府开始时故作沉默，直到3月4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才发表声明进行抵赖，说什么“联合国军过去没有进行过现在也没有进行任何细菌战”。3至8月，中国组织各界代表和科学专家的调查团，国际上也有“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进行了实地调查，收集大量证据，证实了美军的细菌战罪行。志愿军积极开展了反细菌战斗争，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1952年春夏季，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了以构筑坑道工事为中心的巩固阵地斗争。到8月底，经过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努力，在横贯朝鲜半岛250公里长的、20至30公里纵深的整个战线，构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结合野战工事的坚固防御体系。以后，不断进行加固和完善，使之真正成为铜墙铁壁般的防御阵地。坑道工事是战争史上的一个重大创造。它解决了在敌军强大火力突击下有效地保存有生力量的问题，大大增强了防御的稳定性，为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在此期间，交战双方指挥官有所变动。4月初，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委员回国休养（后留在国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志愿军的工作由副司令员陈赓负责。6月，陈赓回国任职，邓华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和政治委员。4月28日，李奇微到欧洲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最高司令，马克·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和美远东军总司令。

    由于方针明确，阵地巩固，供给有保证，装备有加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作战条件大为改善，在战场上的主动地位进一步增强，不仅可以胜利地进行坚守防御作战，而且可以胜利地实施阵地进攻作战。因此，1952年9月18日至10月31日，发起了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志愿军对敌军排、连、营阵地共60个目标进攻77次，歼敌2.7万余人，巩固占领敌军阵地17处。“联合国军”陷于被动地位，8个师频繁调动，疲于奔命。10月14日至11月25日，在范佛里特指挥下，陆续动员6万兵力、300余门火炮、170余辆坦克、3000余架次飞机，发动了以上甘岭为主要目标的所谓“扭转当前战局”的“金化攻势”。志愿军则相继投入4万兵力、180余门火炮进行坚守防御，歼敌2.5万余人，收复了阵地。这就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其兵力、火力之密集，反复争夺之频繁，战斗之残酷激烈，为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

    1952年11月5日，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任欧洲盟军司令、指挥过诺曼底登陆战役、刚刚辞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职务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第34届总统。在他当选前后，美国的战争叫嚣甚烈，进行大规模军事冒险的可能性增长。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极为重视，估计在一定时期内（假定为一年）朝鲜战局会趋于激烈化，敌军向中朝人民军队后方两侧实施登陆进攻的可能性很大，因而决定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12月20日，中共中央给志愿军下达了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企图，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详细指示。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后，于2月2日发表国情咨文，极力鼓吹扩张政策，并于次日同派兵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15国代表策划加紧对中国实行封锁。2月7日，毛泽东发表讲话，针对艾森豪威尔的言行，严正地宣告：“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在1953年整个春季，志愿军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全力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主要是：在东西海岸，设置了纵深达10公里的两道防御地带，挖掘720余公里的坑道，构筑600多个永备水泥工事；增调4个军、1个坦克师、7个多炮兵团入朝，14个空军师准备随时参加反登陆作战；调整了兵力部署，重点加强了西海岸防御兵力；海岸炮兵、布雷队、鱼雷艇队和海上巡逻大队，进行了海上防御作战准备；铁道兵、工程兵对朝鲜北方的交通网络进行了改造和完善；囤积了12.3万余吨弹药和可供全军食用8个半月的粮食；担任海岸防御的各军进行了紧张的战备训练和实兵演习。这种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是对美国和“联合国军”企图进行登陆冒险的有力一击。在正面攻不动，两翼又森严壁垒的情况下，美国当局只得于4月26日恢复中断半年之久的停战谈判。2月10日，美陆军助理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接替退休的范佛里特担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

    5月13日起，志愿军根据毛泽东关于“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的指示，为了促进停战谈判，对“联合国军”发起了夏季反击战役。至6月15日，停战谈判全部达成协议，签署停战协定在即。彭德怀重返朝鲜前线准备料理停战协定签字事宜。但一贯蓄意破坏停战谈判的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公然于6月17日夜，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了2.7万名朝鲜人民军战俘，并叫嚣要“继续打下去”，“打到鸭绿江”等。为了打击李承晚集团，保证实现稳定可靠的停战，毛泽东于6月21日批准彭德怀的提议，决定打一仗再签字停战。于是，志愿军经过充分准备，集中5个军兵力和1000余门火炮，于7月13日开始发起了金城战役，一举突破南朝鲜军4个师25公里的防御正面，突入敌防御纵深达15公里，歼敌7.8万余人。在战役胜利进行中，克拉克请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李承晚也被迫表示准备实施停战协定的条款。在谈判桌上，美方首席代表按照美国政府的意旨，就朝中方面提出的一系列质询，作出了实施停战协定的、朝中方面基本满意的各项保证。因此，7月27日，交战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半岛实现了全世界人民渴望已久的停战。克拉克说：“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条约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在整个夏季反击战役期间，中朝人民军队共歼敌12.3万余人，攻占土地240平方公里。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人民军队的最后胜利而告结束。

    朝鲜停战实现后，中国政府于1953年12月23日决定将战争期间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并再拨人民币8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作为恢复其国民经济之用。志愿军以高度的热情，帮助朝鲜人民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例如，金城地区驻军仅用20多天就帮助当地人民修建房屋1400多间；铁道兵部队用3个月时间修复了清川江铁路大桥；工程兵部队在平壤市修建了办公大楼、医院、学校等建筑20多万平方米，等等。这一切行动，进一步加深了同朝鲜人民的战斗友谊。同时，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维护停战协定的实施，一方面在政治上不断揭露美方违反和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同美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积极修筑和加固工事，进行军政训练，提高部队作战能力，严阵以待，准备应付任何军事挑衅，从而保证了朝鲜停战的相对稳定性。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让朝鲜人民实现自主和平统一国家的愿望。因此，从1954年9月至1955年10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分三批主动从朝鲜撤出了19个师的部队。1958年2月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为了缓和端鲜的紧张局势以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美军和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应当同时撤出南北朝鲜。”2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响应，并准备就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问题同朝鲜政府进行磋商。经过中朝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地、单方面地、全部地于1958年3月16日至10月25日撤出了朝鲜。这一重大行动，是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首创性的切实的贡献，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共歼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109万余人（包括1950年6月25日至10月24日朝鲜人民军单独作战歼敌13万余人），摧毁和缴获敌军大量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据美军资料透露，美国在战争中消耗物资7300余万吨，开支战费830亿美元，仅次于它在第二次大战中的耗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美国政府妄图征服全部朝鲜并进而扩大侵略的计划，有效地扞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障了中国的安全，维护了远东和世界和平；它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威、国威，使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它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帝反殖斗争，使这一斗争更加普遍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它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热忱和民族自尊心，推动了中国的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它促进了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将军队的作战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主要因素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指导路线，对战争实施了正确的领导和卓越的指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高度地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士气旺盛，英勇善战，创造了无数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荣立集体功的单位有6000多个，荣获英雄模范称号和荣立战功的人员有30多万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失踪的有36万余人，志愿军不愧为“最可爱的人”。全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艰苦奋斗，以一切必需的人物、物力、财力支援了前线，为战争提供的物资共达560万吨，承担战费62亿元人民币。朝鲜人民忍受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苦难，以坚持生产、筹借粮食、修桥筑路、运送物资、救护伤员、担任向导、防奸反特等积极行动，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朝鲜人民军和志愿军在并肩作战中，做到了密切协同，相互配合，成为坚强的整体的战斗力量。这样，就形成了伟大的气势磅礴的人民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第五章 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

    从1950年6月底美国武装入侵朝鲜和中国领土台湾开始，中国各族人民就积极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抗议美国的侵略，声援朝鲜军民的正义斗争，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10月，当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并将战火引向中国东北地区边境，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时，中国各族人民更加义愤填膺，纷纷举行集会、游行，投书报刊，坚决要求以实际行动援助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保卫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扞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中共中央作出的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重大战略决策，就是中国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入朝参战和11月4日中国《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发表，从首都到边疆，从东北到华北，从中南到西南，从华东到西北，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学校，各条战线的干部、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表示了极大的义愤。有亿万群众参加的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迅速兴起。随着战争的向前发展，这个运动也更加广泛、深入和持久地开展起来。

    为了有一个专门机构统一领导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经中共中央决定.于1950年10月26日成立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推举郭沫若为主席，彭真、陈叔通（后又增加廖承志）为副主席。接着，在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6个大行政区相继成立了抗美援朝总分会，在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抗美援朝分会。中共中央有关抗美援朝运动的号召、决定、指示，大多经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并且通过它的各级地方机构组织实施。

    抗美援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凭借新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优越的社会制度，把亿万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尽一切努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运动。

    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仅有一江之隔，东北人民与朝鲜人民早有悠久的很多友好交往，当美国侵略军直逼朝中边境的时刻，东北人民率先奋起要求到朝鲜前线去，援助朝鲜军民抗击侵略者。在嫩江火柴厂的集会上，一位先进生产者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我们两国人民一同受欺侮，并肩抗日。现在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要把全朝鲜变成一座活地狱，并且要把侵略战火烧到中国来，我们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这种残暴的行动。”遭受美国飞机轰炸扫射的长白山地区人民，白天忙着秋收，晚上自动集会，纷纷提出要以各种实际行动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保家卫国。东北地区人民还筹集了大批马匹，车辆，担架，医疗用品等，准备随时前往朝鲜担任战地勤务工作。

    北京的工人、学生、教师和市民们，从1950年10月上旬起，就在给报纸写的信中，在群众集会上，表达自己坚决抵抗美国侵略、援助朝鲜人民、保卫祖国安全的主张和决心。11月1日，北京大学师生4000余人在校园里举行集会，接着分头到街道、农村广泛进行宣传活动。该校著名教授汤用彤、曾昭抡、王鸿桢等376名教师于同日联名上书毛泽东主席，愤怒谴责美国的侵略，表达保卫祖国的决心。他们在信中说：“我们大学的教育工作者，爱好和平，而且需要和平以恢复和发展我们的文化教育事业。然而，在祖国安全受到威胁，我们所进行的事业受到阻碍的时候，我们也决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我们愿意并且决心献出最大的力量为保卫祖国而奋斗。”

    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的各界人民纷纷表示：有反帝斗争光荣传统的上海人民，决不能容忍美国对自己祖国领土和友好邻邦的侵略，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援助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上海总工会于11月3日发表声明，号召全市百万职工行动起来，作好必要准备，反对美国侵略，援助朝鲜人民，保卫自己的祖国。江南造船厂职工回忆日本占领上海时，该厂4000多职工无不遭到残害或毒打的惨痛经历，对比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激动地说：我们刚争得的自由，决不能容许遭到破坏，我们中国人民必须积极支援朝鲜人民，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该市郊区农民自卫队2.1万余名队员决心加强时事学习和技术训练，准备随时行动，保卫祖国。《解放日报》等报纸大量刊登了要求赴朝抵抗美国侵略、保卫祖国安全的学生来信。

    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对美国扩大侵朝战争以及美国飞机连续侵犯中国东北领空进行轰炸扫射，也表示极大愤怒。新疆人民民主同盟主席赛福鼎·艾则孜于10月22日发表书面谈话说：新疆人民正时刻准备着为反抗美国侵略者、保卫祖国而斗争。10月中旬，正在兰州参加甘肃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藏族代表，代表全省30万藏族同胞发表通电说：“美帝国会义者的狂妄企图是绝对实现不了的，中国各族人民有充分力量粉碎他们的任何侵略阴谋”。

    抗美援朝运动掀起不久，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的部署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教育（简称“三视”教育）为中心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活动，并把这一教育贯彻到抗美援朝运动的全过程之中，做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活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中央和地方报刊、电台大量刊登和播送“三视”教育的材料。广大学校师生和文艺工作者，纷纷组成宣传队走上街头，下厂下乡，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宣传活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普遍召开会议，对各自联系的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并提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具体奋斗目标。各地普遍召开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吸收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参加，统一思想认识，共商如何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连队、街道等基层单位，运用黑板报、墙报，宣传会、声讨会、座谈会、报告会等多种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民从回顾百余年来的美国侵华史，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妄图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罪行，引导广大群众认清美国绝不会改变其侵略本性；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侵略野心和中朝人民的传统友谊以及两国唇齿相依的关系，认清中国人民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派遣志愿军出国作战确属正义之举；从美国侵略者没有人民支持，兵力不足，士气不高，后方太远，同盟国不齐心等战路上的弱点，认清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从我们的人民军队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丰富经验，有中朝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支援和同情，认清一定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工商界、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陆续加入抗美援朝运动的行列。1950年11月30日，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天津市的4万多爱国工商业者举行示威游行，并致电毛主席，说他们已经认清了美国的侵略本质，要与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共同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而奋斗。毛主席12月2日复电天津工商业界，对这次示威游行表示欢迎，并“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此后，北京、哈尔滨、青岛、西安、武汉、上海等城市的工商业者在同年12月上半月相继举行了数万人至十几万人的示威游行。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者并以遵守政府法令、积极生产经营、防止囤积居奇、按时缴足税款等作为抗美援朝的具体行动。全国各地的基督教、天主教会相继召开会议，发表宣言，决心割断同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随后，全国基督教、天主教教会建立了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195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后，在中国城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的示威游行，参加群众达2.299亿人。

    随着以“三视”教育为中心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活动的不断深入，中国人民普遍提高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懂得了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的一致性，坚定了中朝人民必胜、美国侵略者必败的信念，迸发出了极大的支援战争的积极性，决心义无返顾地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在普遍提高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的热血青年掀起参军参战的热潮。首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纷纷向领导递交决心书、请战书，坚决要求走上抗美援朝最前线。一批接一批志愿赴朝参战部队，斗志昂扬地奔赴朝鲜战场。

    从毗邻朝鲜的东北地区到西南边陲，从中心城市到偏僻乡村，到处出现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情景。曾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14年奴役的东北人民，面对美国气势汹汹的侵略行径，决心不再当亡国奴，要象抗日战争中，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那样，到朝鲜去和朝鲜人民一起抗击美国侵略者。与朝鲜隔江相望的辽宁省安东市及其附近的东沟、凤城、岫岩、宽甸等县，曾遭到侵朝美国空军的疯狂轰炸，有400余人被炸死、炸伤，许多房屋炸为瓦砾。美国侵略者的血腥罪行，激起群众的无比愤怒，几天之内就有5839名青壮年报名参军。宽甸县青年李大永结婚当天，该县又遭到美机的轰炸，他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第2天就告别了新婚的妻子，踏上了征途。在他的影响下，同一条街上的8名青年也报名参加了志愿军。辽宁省锦州市在10多天内就有1000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军，有的青年咬破手指在志愿参军的请求书上签名，以表示其坚强决心。吉林省安图县有一位在革命战争年代曾送走4个儿子参军的朝鲜族老妈妈，又把第5个儿子金珠焕送往志愿军部队。早就完成土地改革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不少区、乡的民兵们，还组成“子弟兵连”，要求集体参加志愿军。山西省雁北专区有97个村没有接到报名参军的通知，这些村的干部和群众便自动送兵123名到部队。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有个行政村，60多个年轻人牵着自己的马参加了志愿军。在中南、华东、西北、西南等新解放区，正在进行或刚刚完成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也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志愿军。人口只有2000万的浙江省，先后有100多万农民报名参军，未得到批准入伍的人说：“参军比考秀才还难！”江苏省奉贤县（今属上海市）范爱乡蔡老太太亲自送4个儿子和1个女婿参军，并亲自送他们到县城，热切地请求县领导无论如何都要收下来。贵州省松桃县各族青年，一次报名参军的人数就超过计划数的13倍；黄平县不到1万人口的四屏区，就有463名苗族青年报名参军；贵筑县一个50余户的彝族村，参军的青年就有17人。西北地区在1951年即有2.4万多名各族青年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在全国范围内，前后掀起4次参军热潮，各地民兵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们起了骨干和带头作用，共有207万人参加志愿军的行列。各族人民深深懂得，抗美援朝战争关系着兄弟国家的生存和祖国安全，关系着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亲人送往朝鲜前线，决心取得战争的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已经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革命军队。但是，同面对的敌人相比，技术装备还很落后，干部的军事理论和文化、科学、技术素养还较差。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和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的需要，培训大批合格的军事干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子1950年12月1日和1951年6月24日，两次发出关于各种军事干部学校招生的决定，招生对象主要是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这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在两次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热潮中，同样涌现出广大知识青年坚决响应祖国召唤和许多父母鼓励子女、教师引导学生报名的感人事例。上海交通大学142位教授联名发表告同学书，鼓励他们投笔从戎，献身国防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年届古稀的上海天厨味精厂经理吴蕴初的独生女儿吴志远，正在复旦大学读书，在她决心报名参加军干校后写信征求父亲的同意，吴蕴初复信给女儿予以热情赞许。他在信中说：“吾垂暮之年，只有你一个女儿，自不愿与你分离。但是你为祖国为人民愿意献身祖国，并预备流最后的一滴血，这行动和精神是伟大的，吾岂能以舐犊之爱忘却了保家卫国之义。”天津市少年儿童队员王颖华等3人，因年龄不足，曾经20多次跑到团市委请求破格批准参加军干校。他们说：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保卫祖国也是少年儿童的责任。由于他们的坚决请求，最后终于被批准了。武汉市先后有1.5万余名知识青年报名参加军干校，各学校的报名人数都达到适龄学生的70%以上。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报名参加军干校的青年达2.4万人，为原定招生数的13倍。全国总计，两期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青年达58万余人，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

    在广大青年踊跃参军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农民（主要是民兵）、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工作者，志愿奔赴朝鲜前线，担任战地的各种勤务工作，为中朝人民军队服务。

    大批农民志愿前往朝鲜前线，从事各种战地勤务工作。有些农民自备担架和骡马、大车，志愿参加运输队和担架队、民工队，担负起繁重的支前任务。特别是东北地区出动民工60多万人，其中随军入朝支前的有21万多人，胶轮大车6万多辆。他们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出色地完成了运送伤员和弹药、物资等任务。

    铁路员工报名志愿赴朝的达到全国员工总数的80%以上。北京市志愿赴朝服务的铁路员工有1246人。上海铁路局系统中，先后有1366名员工赴朝工作。许多铁路局和城市除了派出赴朝的员工外，还组织几千人到几万人的预备队，准备随时应召赴朝服务。赴朝服务的铁路员工，不怕苦、不怕死，机智地和中朝人民军队铁道兵指战员、朝鲜人民一起，同敌人对朝鲜境内铁路无数次的轰炸破坏作斗争，把一列列满载作战物资的火车开往前线。到1953年4月，在赴朝服务的铁路员工中，有167个单位荣立集体功，2742人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的勋章和奖章，涌现出5621名人民功臣和工作模范。志愿赴朝的汽车司机，仅据东北地区1951年6月统计，即有5571人，占当时东北全区司机总数的51.6%。他们在敌机频繁的袭扰下，不顾个人安危，白天精心隐蔽车辆，夜晚在弯曲多险的山道上，历尽千辛万苦，机敏勇敢地将大批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上前线，又把光荣负伤的志愿军战士运回后方治疗，圆满地完成了运输任务。赴朝铁路员工和汽车司机，为建设“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建立了卓着的功勋。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响应祖国号召，到最光荣的岗位上去”的号召下，最先奔赴朝鲜的是，1950年11月18日由著名的模范医务工作者李兰丁率领的上海军医大学师生志愿手术队。此后全国各地先后约6000名医务工作者活跃在朝鲜战场上。他们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统一领导下，分期分批地组成志愿医疗队、手术队、公共卫生队和防疫队赴朝服务。这些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高举革命人道主义的旗帜，密切配合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医疗卫生战友，在救护伤病员、粉碎敌人细菌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国人民积极参军参战，使中国人民志愿军获得了雄厚的人力支援，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为了使英勇善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能以更少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早日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于1951年6月1日发出了开展捐献武器运动的号召，号召全国人民捐献款项，为志愿军购置飞机、大炮、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等武器，以改善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为了各界人民认捐的方便，按照当时的武器价格，还具体规定了各项武器的折价，如1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万元，1门大炮9万元，1辆坦克25万元，等等。全国人民热烈响应这一号召，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捐献武器运动。

    在捐献武器运动中，很多地方、单位和个人，都把捐献武器列入爱国公约之内，作为参加抗美援朝的一项重要实际行动。绝大多数地区和单位提前、超额完成了原定的捐献计划，涌现出许多感人肺腑的事迹。北京市石景山钢铁厂（首都钢铁公司前身）的职工，通过加班劳动，增加产量、拣废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1架。甘肃省玉门油矿的职工，在8天内用增产所得捐献了“石油工人号”战斗机1架。四川省简阳县的棉农，在增产增收的基础上，两个月内就上交了捐献2架“棉农号”战斗机现款。各地文艺界普遍举行义演，一些脱离舞台10多年、20多年的老艺人，也参加了义演活动，将演出收入悉数捐献。豫剧著名女演员常香玉领导的“香玉剧社”，从1951年8月起的半年内，在6个省巡回义演170多场，把全部收入捐献了1架“香玉剧社号”战斗机。许多人自觉地节衣缩食，慷慨解囊，献出现金、实物，以表达自己炽热的爱国之情。湖南省湘潭县猪鬃公司工人、年已46岁的陈楚生，除了把准备结婚用的积蓄50元全部捐献外，还长期捐献每月工资的40%。河北省阜城煤矿工人罗润生将省吃俭用积蓄的200元工资全部献给了志愿军。福建省福州市妇女王国樵的母亲去世前，把仅有的一对金耳环留给了她，10多年中不管生活多么困难，她都舍不得卖掉，但在捐献武器运动中，她慷慨地把这件珍贵的遗物奉献了出来。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年已103岁的吾古泥沙汗，坚持拾麦穗、纺线卖钱捐献，被誉为“志愿军的老妈妈”。学校中的许多师生也积极投入了捐献武器运动。清华大学的学生参加上百种课余劳动，捐献了所得的4.5万元。辽宁省彰武县有个小学，1200名学生，利用放学后和假期内的闲暇时间，拣粮、打柴、打柳条等，收入1200元全部捐献。天津市私营恒源纱厂的职工，在捐献武器运动中，由于提高了产量，每月创超额利润3.25万元，其中40%用于捐献武器，30%作为职工集体福利基金，30%用于资方发展生产，兼顾了国家和劳资双方的利益。这种做法，曾在各地推广，受到职工群众和私营工商业者的欢迎。

    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这一号召之日起，到1952年5月底，在1年时间内，全国人民共捐献了可以购买3710架战斗机的价款5.565亿元。在建国初期生产、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捐献武器运动取得如此可喜的成果，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也是中国人民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随着国家的国防投资增加，加上中国人民用捐献款项购买的武器陆续运往朝鲜前线，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有了明显的改善，逐步建立起一支日益强大的空军部队，炮兵部队和坦克部队也有了很大的加强，从而使朝鲜战场上军事实力的对比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中朝人民军队方面的变化。捐献武器运动的开展及其取得的成就，极大的鼓舞了志愿军指战员的士气，他们无比激动地表示：“在我们的阵地上，祖国人民捐献的新炮要向美国侵略军说话了，让敌人尝尝我们炮弹的滋味吧！”

    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正值新中国诞生的第二年。为了克服国家财经状况的困难，打破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封锁，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保证用充足的物资满足朝鲜前线的需要，全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响应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坚决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热火朝天地开展了爱国主义的生产劳动竞赛和厉行节约，争作贡献的活动。在工业战线上，1951年第1季度，全国即有2811个厂矿企业开展了劳动竞赛，参加竞赛的职工达223万人。在竞赛中，工人阶级响亮地提出“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枪炮”的战斗口号，发挥高度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地刨造了各种新纪录，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生产的恢复。在农业战线上，1951年3月间，山西省的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领导的互助组，向全国各地发出了爱国增产竞赛挑战书。到9月底，就有30个省（行政区）的1.2万多个互助组、2700多个农业劳动模范应战。在爱国增产竞赛运动的推动下，当年全国粮食、棉花等农作物的产量都超过了1950年的水平。

    东北地区是支援朝鲜战场的直接后方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供应基地，担负着向朝鲜前线供应物资最繁重的任务，生产竞赛开展得最早，也最为普遍。1950年11月初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消息刚见诸报端，东北许多厂矿企业就展开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当年东北地区国营工业即超额11.5%完成了全年生产汁划。在普遍开展生产竞赛的基础上，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的部署，从1951年下半年起，东北全区就开展了以发挥工业潜力为主要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当年为国家多创造了相当1000万吨粮食的财富。

    1951年10月，由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济建设问题。会议决定“实行精兵简致、增产节约”的总方针，这是保证抗美援朝能够胜利的方针，又是保证国内物价继续稳定的方针，又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10月23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从此，增产节约运动即在全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邮电等各条战线蓬勃展开，大大加快了生产建设的前进步伐。在党政机关、人民圆体、事业单位，也以增产节约的精神指导自己的工作，力求以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崇尚清廉俭朴，反对奢侈浪费，在国家工作人员中蔚然成风。

    在增产节约运动的推动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于1952年底宣告胜利结束。此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27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几项主要的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已超过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其中粮食达到16390万吨，超过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17.9%；棉花达到130万吨，超过53.6%；钢为135万吨，超过46.2%；棉布38亿米，超过37.4%。

    增产节约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了。国内不仅给志愿军送去充足的粮食，还运去了大批猪肉、鸡蛋、牛肉千、蛋粉、香肠、饼干，以及医疗用品。被服厂的职工日以继夜地为志愿军指战员缝制衣被，每次都赶在换装季节之前，把志愿军需要的服装、被褥，及时送到朝鲜战场。同时，军事工业的广大职工千方百计地加紧生产了大量武器弹药。因此，抗美援朝战争就有了更加巩固和比较强大的战略后方，为朝鲜前线的物资供应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整个战争期间，全国人民为朝鲜前线提供的各种作战物资共达560余万吨，这是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

    为了表达对志愿军的大力支持和衷心拥戴，解除前线指战员的后顾之忧，争取战争的早日胜利，中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一步发扬了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非常重视优抚工作，千方百计地帮助志愿军的烈属、军属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广大群众把做好这项工作当成重大的政治任务，列为爱国公约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说，“不照顾好烈属、军属就对不起前方的志愿军”、“军为民，民拥军，一定打败美国兵”。

    在城市里，贯彻“以组织生产、介绍就业为主，物质补助为辅”的方针。凡有条件参加生产劳动或从事某项职业的烈军属，都陆续参加了生产或介绍他们就业。1951年10月统计，重庆市就吸收烈、军属632人参加碾米、纺织、缝纫等63个生产组织，并介绍1977人就业。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和就业条件的烈、军属，各城市普遍发给了实物和现金补助，使他们的生活得到保障。对农村的烈军属，在当地分配土地改革的斗争果实时，都优先得到了照顾。绝大多数地区对烈军属的土地实行了固定代耕制，大都做到了按时播种，锄草及时，多施肥料，晒干入仓，使代耕地的产量达到或超过当地常年的平均产量，有些烈、军属高兴地说：“种得早，锄得好，地里长得没有草，上粪不比群众少，地面还管修水壕”。当地政府还对生活特别困难的烈、军属拨出优抚专款给以救济，并发动党员、团员、民兵等群众捐助一些实物、现金，保证烈、军属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当地农民的一般水平。城乡各地还采取多种多样的措施优待烈、军属。例如，到医院看病可以优先挂号，减免收费；各级学校在招生中，烈、军属子女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录取；在车站、码头可以优先买票；重大节日商店减价优待每年新春佳节，各地党政领导和各界群众代表都普遍、热烈的慰问烈、军属。特别是在1952年春节前，广大少年儿童热烈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团中央、教育部、广播事业局的号召，积极投入为志愿军烈、军属做好事的活动。有的给烈、军属送来礼物，有的帮助担水、扫院、拆洗被褥，有的帮助患病的烈、军属到医院治疗、购买药品，有的轮流伺候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每年春节时，许多群众还自发地到烈、军属家里拜年、送礼、挂光荣灯、光荣匾，请吃饭，请看电影、看戏，并在影剧院为列、军属设光荣座。志愿军英雄、模范的家庭，更受到人们的尊敬，在重大节日里前往庆功、贺喜的人群络绎不绝。陕西省眉县第五区接到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蔡金同的立功喜报后，在1952年八一建军节，有300多名群众代表向其家属庆功贺喜、照相、献花，还赠予一匹大马。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形成了大家尊重和关心烈、军属，全社会重视优抚工作的良好风气。

    随着前线捷报的频传，优抚工作的广泛开展，烈、军属的政治地位和光荣感、责任感不断提高。许多优秀烈、军属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委员。广大烈军属的政治觉悟也不断提高，他们除了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工农业生产外，还写信鼓励自己的亲人在朝鲜前线英勇作战，为国立功。青海省有位军属给儿子的信中说：“咱们已经翻了身，村里人都很爱护、尊敬咱们，你要好好在前方打仗，啥时候胜利了，咱们再团圆。”有些军属在信中说：家里现在什么都很好，什么都不缺，就缺一张你的立功喜报！志愿军战士们读着这样的信件，往往又感激又惭愧，感激的是祖国人民对烈、军属的体贴照顾，惭愧的是自己在战场上对祖国作出的贡献还不够。这就给了志愿军指战员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他们更加自觉地为祖国献身。

    与此同时，党、政府和广大群众对回国治疗和休养的志愿军伤病员，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只要得知哪个医院住进了伤病员，党政领导干部和一些群众就主动前往医院慰问，有的还参加照料伤病员的工作，或者自动献血救治“最可爱的人”。有些城市还发动影剧界每月固定给伤病员放映电影、演出文艺节目。重大节日期间，各界人士都组织慰问团（组）到病房看望伤病员，赠送各种慰问品。不少群众也自发地拿着鸡蛋、水果、点心等等，到医院慰问人民子弟兵的伤病员。伤病员普遍受到祖国同胞们的尊敬和爱戴，他们深受感动，增强了同伤病作斗争的毅力，决心争取早日康复，重返前线，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

    早在1950年11月上旬，志愿军入朝首战告捷和第二次战役获胜的消息传回祖国后，全国人民就掀起了往朝鲜前线寄送慰问信、慰问袋、慰问品的热潮。北京燕京大学，学生在3天内就寄出慰问信300多封和600多个慰问袋，有的在慰问袋内还装有一张卡片，写道；“亲爱的同志：献给您毛巾、肥皂，用它来擦干您的汗水，洗净您身上敌人的血污，好好休息一会，准备第二次的进攻，让敌人又一个躺在您的利刀下。”上海著名作家章靳以在慰问信中写道：“我一定用我的笔写下你们的光荣史诗。我还要鼓励我的学生响应祖国的号召，投考军事干部学校，作为你们的后盾。”各界人民发自内心支持与拥戴志愿军的慰问信、慰问袋等，纷纷寄送正在奋战中的英雄儿女们之手。到1951年1月，短短的两个多月内，各地就寄出慰问信45万余封，慰问袋36万余个，慰问品61万余件和慰问金人民币114万多元。至同年底，寄送前线的慰问袋已达77万多个，慰问品126万余件。在整个战争期间，仅华北地区寄给志愿军慰问信就有103.9万余封。这些慰问品，凝聚着中华大地的人民对志愿军勇士们的热爱和感激之情，激励着他们英勇杀敌，报效祖国。

    为了更直接地向志愿军表达祖国人民对他们的由衷热爱和抗美援朝的坚强决心，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和倡导下，先后派出了三届慰问团赴朝慰问。慰问团的成员，一届比一届多，代表性也更广泛。其中包括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各民族和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工农业劳动模范和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的代表，文教界、新闻界、工商界、宗教界和海外华侨的知名人士代表，以及全国各主要剧种中最负盛名的演员在内的文艺工作者。由575人组成的第一届慰问团在总团长廖承志率领下，于1951年4月初抵达朝鲜。他们代表全国人民向志愿军领导人致敬致谢，献旗献礼，志愿军领导人向慰问团汇报了入朝后作战的情况。代表团将携带的由全国人民捐赠的1093面锦旗、420余万元慰问金、2000余箱慰问品以及1.5万多封充满深情的慰问信分送给志愿军、朝鲜人民军以及朝鲜人民。时值志愿军正紧张地进行第四、五次战役，在慰问过程中，因遭敌机轰炸扫射，有4位慰问团成员光荣殉职。该团5月29日回国后，分别到全国2050个县广泛宣传了中朝人民军队英勇战斗的光辉事迹和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更加激励了全国人民支援前线的热情。

    1952年9月又由1097人组成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在总团长刘景范率领下，于同月18日从北京出发。他们在朝鲜前线40多天的慰问活动范围更大。有的代表带病踄过海滩上的烂泥，慰问守卫海岛的战士，有的冒着大雨，翻山越岭，通过敌人炮火封锁线，到阵地前沿慰问；有的到英雄营、连，访问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代表们还分别到杨根思、罗盛教、姚庆祥等烈士墓前举行扫墓仪式。普遍地慰问了中朝人民军队和朝鲜人民，召开慰问大会、座谈会3100余次，分赠慰问品6000余吨。给志愿军的有些慰问品上，印有“赠给最可爱的人”的字样和抗美援朝纪念章的图案。文工团和电影放映队演出放映近3000场。慰问期间，正是志愿军进行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和上甘岭战役之际，也是赴朝参战两周年的前后，我军以战斗的胜利迎接祖国亲人的到来。指战员们说：“看到了祖国人民的代表，就好象看到了祖国5亿人民”。有一首贴在坑道口的快板诗写道：“春风吹过鸭绿江，祖国亲人到前方，带着温暖和希望，来与子弟话短长，见了久别亲人面，个个心里暖洋洋，好象见了毛主席，又象见了爹和娘，千言万语难说尽，不知先说哪一桩。”真切地表达了志愿军指战员的欢欣。他们把祖国人民称自己为“最可爱的人”，视为最高的奖赏和无尚的光荣，表示“最可爱的人一定要做最可爱的事”，决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希望。各部队用许多工作成绩和战斗成果，作为向祖国亲人的献礼。装卸部队有个连队，把装卸1车物资的时间由4分钟缩短为两分半钟。高射炮兵有个连仅用16发炮弹就击落在阵地上空盘旋的1架敌机，连长指着掉下来的敌机向慰问团的亲人说：“这就算是我们送给祖国人民和慰问团的礼物吧！”特级英雄黄继光在投入上甘岭战斗之前，对连领导说：“请告诉祖国人民慰问团，听我的胜利消息吧！”在那次战役中，他毅然以用血肉之躯堵住敌堡枪眼的英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为祖国人民争光！不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决不回国！”成为志愿军指战员的共同心声和浩然正气。

    每届慰问团都拜会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政府和人民军最高司令部的领导人，代表中国人民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慰问团在慰问朝鲜人民军部队和人民时，热烈赞扬了他们的英勇顽强的斗志，深切感谢他们对志愿军的支持，表达了中国人民支持朝鲜军民将反侵略战争打到底的决心。朝鲜军民由衷地感谢中国人民慰问团，表示坚信：有中国人民做自己的坚强后盾，有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在志愿军的密切协同下，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人民为了更多更直接地了解志愿军在朝鲜前线艰苦卓绝的斗争，又两次邀请志愿军代表归国报告朝鲜战场的情况，介绍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反侵略的英雄事迹。1951年2、3月间，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邀请，志愿军首次派出柴川若等10人为代表归国。他们在北京先向中央机关和各界人民作了45场报告，听众10万多人。接着又分别走遍24个省的172个市、县和广大农村，行程10万余里，同1025万各界人民见了面，听到他们报告或广播演讲的达4475万多人。半年间，归国代表所到之处，群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还开展了热烈的慰问活动。仅归国代表亲手收到的慰问金即达119万元、慰问信50多万封，慰问品20余万件，慰问袋10万余个，还有大批书刊与许多珍贵的礼品。次年1月，志愿军又一次组成由李雪三率领，有170人的归国代表团。他们先向首都人民作了约90次报告，听众达12.2万人。李雪三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题为《感谢全力支持我们的祖国人民》的广播讲话。随后，他们在4个月内走遍了东到杭州湾、西到天山麓、北到满洲里、南到海南岛的辽阔大地。他们在6个大行政区的28个省，8个相当省的行政区，201个专区，11个民族自治地区，1054个县、市，390个乡镇，向群众作了5589次报告，直接听取报告的达3660万人；举行广播大会335次，有组织的听众达1534万余人。同时，将他们从前线带回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实物和照片，在31个城市举办展览，观众220万多人。

    此外，在朝鲜停战以前，志愿军还组织过4次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观礼代表团归国，并向各界同胞作过多次生动感人的报告，都受到了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志愿军归国的汇报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前线和后方、志愿军指战员和祖国亲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大、中城市都出现数万到几十万人欢迎归国代表的盛况。在一些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欢迎场面热烈感人。当代表们到海南岛南端崖县（今三亚市）时，许多少数民族同胞从几十公里以外赶来欢迎英雄儿女们。归国代表到达云南省边境城镇畹町时，许多侨居越南、缅甸的同胞特地从国外赶来听报告，并献礼献花，以表敬意。这许多感人的生动场面使代表们深受鼓舞，他们在每场报告中介绍的志愿军战士的光辉事迹，又深深地打动着每个人的心。志愿军的英雄形象成为广大群众的榜样。归国代表的汇报活动，激发出全国人民更大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热情，对国内的各项工作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成为鼓舞全国人民努力工作、加紧生产、勤奋学习的光辉榜样。归国代表重返朝鲜战场以后，迅速把祖国人民对志愿军的热爱和关怀，以及全国各条战线上取得新的巨大成就，向全军指战员传达，成为进一步激励我军英勇作战的力量。

    1953年7月27日，实现了朝鲜停战，抗美援朝战争宣告胜利结束。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于19月23日决定组织第三届赴朝慰问团，代表全国人民慰问在反抗侵略、保卫和平事业中建立伟大功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此届慰问团的规模最大，代表面最广，还有全国各主要剧种中最负盛名的演员参加的文艺工作团，由贺龙任总团长，慰问团的总人数达5448人。10月14日离京赴朝，12月18日回到北京。他们在朝鲜通过慰问会、报告会、座谈会、图片展览、演出、参观、访问、个别交谈等多种方式，普遍地慰问了志愿军的领导机关和各部队；广泛慰问了朝鲜的道、市及大部分郡和一部分里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军民。10月23日，在平壤市举行的慰问大会上，贺龙总团长在讲话中代表中国人民和毛泽东主席向英雄的朝鲜人民和金日成首相致崇高的敬礼和亲切的慰问。他热烈祝贺朝鲜人民在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转达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热爱、敬意和感谢，并表达了中国人民积极支援他们医治战争创伤和支持他们实现国家自主和平统一的决心。10月26日，贺龙到志愿军领导机关慰问。他在讲话中热烈赞扬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建立的光辉业绩，传达了祖国人民对志愿军的关怀和敬意，报告了国内各项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鼓励志愿军指战员继续努力，提高警惕，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坚决维护停战协定的实施，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奋斗。

    中国人民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事实充分表明，他们不但以一切必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了志愿军作战，而且给了志愿军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的努力，同志愿军在战场上英勇奋战，形成了伟大的人民战争。

 第六章 为祖国争光的第一次战役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于9月15日在仁川港实施大规模登陆成功后，即暴露了越过“三八线”，以战略的速决战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国政府严正警告美国：如果美军真要越过“三八线”，中国不能坐视不管。但是，“联合国军”认为中国的警告不过是虚声恫吓，在其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指挥下，以4个军共10个师另1个旅1个空降团，共13万余人的兵力，于10月初分成3路越过“三八线”，并疯狂地向北继续推进。

    10月10日，东路南朝鲜第1军团占领元山，17日占领咸兴。19日，中路南朝鲜第2军团占领阳德、成川；西路美军第1军占领平壤。这时，麦克阿瑟更加得意忘形起来。他认为，朝鲜人民军有组织的抵抗行动似乎已不复存在，平壤的陷落，“象征着北朝鲜的彻底失败”。叫嚣在“感恩节”（是年为11月23日）前可以占领全朝鲜，并立即命令“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直向中朝边境高速前进。

    就在“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占领平壤的当天，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入朝部队4个军及3个炮兵师、1个高射炮兵团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下，分3路秘密渡过鸭绿江，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赋予的任务，预定在龟城、泰川、球场、德川、宁远、五老里一线利用有利地形组织防御控制一定地区，制止敌人进攻，稳定局势，掩护朝鲜人民军北撤整顿。第40军从安东（今丹东）过江，奔向球场、德川、宁远；第39军主力从安东过江，插向龟城、泰川，一部从长甸河口过江，进到枇岘、南市洞布防；第42军由辑安（今集安）过江，向社仓里、五老里运动；第38军尾随第42军过江，直奔江界。

    志愿军指战员一踏上朝鲜国土，即目睹硝烟笼罩的断垣残壁、流离失所的妇孺老幼，不少城镇和乡村已变成一片焦土，到处是被杀害的群众尸体，无不为侵略者的累累暴行所激怒，求战情绪更加高昂，纷纷表示：“朝鲜人民的灾难是美帝国主义造成的。美国侵略者是朝鲜人民的大仇人，也是我们的大仇人。”“我们必须坚决消灭美国侵略军，决不能让它打到祖国去。”

    “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妄自强大，进展甚快。10月20日，西线南朝鲜第2军团进到顺川、新仓、成川、破邑之线，距志愿军预定防御地区只有90至130公里，东线南朝鲜第1军团首都师占领了五老里、洪原，已经进到志愿军预定防御地区。而志愿军才有5个师过江，只进到义州以东和朔州、满浦以南，已不可能先敌到达预定防御地区。但是，这时敌人尚未发觉志愿军入朝，还在放胆分路前进，兵力逐渐分散，中路南朝鲜军3个师态势突出，东西两线部队间敞开了80余公里的缺口。这种形势的出现，为志愿军利用敌人认为中国出兵可能性很小的判断错误和分兵冒进的弱点，在运动中实施突然攻击，各个歼灭敌人造成了有利条件。

    据此，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于10月21日电示志愿军放弃原定组织防御的计划，改取在运动中歼敌的方针。他指示：此时是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接着，毛泽东又几次电示：首战一定要对准态势突出而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军第2军团。第一仗如不准备打东线南朝鲜军，则以第42军的1个师置于长津阻敌即够，该军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以便切断元山、平壤间的铁路线，牵制元山、平壤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这样即可集中3个主力军，各个歼灭南朝鲜第2军团之第6、第7、第8师。他还指示志愿军在打法上以利于主力插到敌人的后面和侧面，全歼敌人为原则；要注意诱敌深入山地然后围歼之。并反复叮嘱，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迟则恐来不及。

    彭德怀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立即集中第40军集结于温井以北、北镇以东，待机攻歼南朝鲜第6师于温井西北；第39军集结于云山西北，准备在第40军围歼南朝鲜第6师时，调动南朝鲜第1师东援，将南朝鲜第1师歼灭在云山附近；第38军并指挥第42军第125师集结于熙川以北，准备歼灭南朝鲜第8师于熙川；命令第42军主力于津以南黄草岭、赴战岭阻敌北进，牵制东线之敌，配合西线作战。同时，命令志愿军第60、第66军入朝，以厚集兵力。

    与此同时，志愿军政治部发布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保证首战获胜，转变朝鲜战局，为祖国争光。广大指战员立即纷纷响应，精神抖擞，决心打好第一仗，让敌人知道志愿军的雄风。

    为了搞好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由东北军区后勤部组建了前方后勤指挥所，下辖3个后勤分部、3个汽车团、4.5万张床位的医院和3万多民工的担架队，并部署了长甸河口至北镇、辑安至武坪里、临江至长津3条纵向兵站线。

    10月24日傍晚，志愿军第40军正以两路纵队向温井，云山开进。其左路第118师进至北镇西北梨川洞时，该师师长、政治委员得知彭德怀司令员在附近的大榆洞（此后一个时期，志愿军领导机关就设在此），立即前往晋见。彭司令员看到部队上来了，非常高兴，并指示；敌人已经越过宁边，接近温井，情况很紧急，你们把温井一带做个“口袋”，相机歼灭一部分敌人，打击一下敌人的气焰。我军出国第一仗，一定要打好。

    10月25日，西线“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由于未遇到有力的抵抗，便头脑昏昏，已经以师甚至以团或营为单位分兵冒进，先后进至博川、龙山洞、云山、温井、桧木洞、熙川一线，逼近志愿军第40军部队；其先头部队南朝鲜第6师第7团已进至古场洞并继续向鸭绿江边之楚山前进。25日凌晨，进至北镇东南的志愿军第118师，奉命采取同敌预期遭遇的姿态占领温井以北两水洞至丰下洞东北侧高地，准备伏击从温井向北镇进犯之敌；进至云山以北的第120师也奉命以其第360团进占云山东侧的玉女峰等高地，准备坚决阻击从云山向温井北犯之敌。7时许，南朝鲜第1师先头部队，以坦克为先导，气势汹汹地沿云山至温井公路北进至志愿军第120师第360团阵地前，该团指战员突然开火，敌人猝不及防，遭一顿痛击后落荒逃回云山。

    10时许，南朝鲜第6师第2团第3营及一个炮兵连乘汽车由温井迅速向北镇方向开进。其前卫进到两水洞，后卫进到丰下洞以北时，志愿军第118师第354团指战员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向敌发起突然而猛烈的攻击，经一阵激战，立即分路冲向公路，将敌分割成3段。这时第353团的两个营迅即从第354团右翼出击，配合第354团战斗。这股敌人遭此突然打击，吓得懵头转向，顿时乱作一团，火炮未及开架，弹药未及开箱，即被全歼，随队的1名美国顾问也当了俘虏。志愿军一开战就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歼灭战。那时候，志愿军战士高喊“交枪不杀，宽待俘虏”，但南朝鲜官兵却听不懂，只顾往汽车底下钻。志愿军战士只好把他们从汽车底下拖出来。当彭司令员知道这个情况后，即通令全军都要学会几句英语和朝鲜语的战场喊话，争取多捉俘虏。

    缩回云山的南朝鲜第1师先头部队经整顿后又发起进攻，企图抢占有利地形，掩护主力继续前进。志愿军第120师第360团坚决阻击，战斗十分激烈。该团3连班长石宝山在子弹已打完，阵地可能被敌突入的情况下，毅然抱起两个爆破筒扑向敌群，与2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战士们高喊着“为石宝山报仇！”端起刺刀，举起石头，打退了敌人。第2连副班长秦永发炸毁敌坦克1辆。他是志愿军第一个用爆破筒炸毁敌坦克的，荣获反坦克英雄称号。第5连在打退敌人第五次冲击后，机枪全被打坏，大部弹药已消耗，先后有4位同志代理连长职务，仍然坚持战斗。当第1、第3排只剩下12人时，他们推举杜书生统一指挥，连续打退了敌人，守住了阵地。

    当夜，志愿军第118师、第120师各以两个团乘胜攻占了温井，并歼敌一部。

    志愿军在玉女峰、两水洞及温井所进行的战斗，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鉴于敌军过于分散，志愿军企图一仗聚歼敌两三个师也很困难，彭德怀临机应变，果断决定从25日开始以军和师分途歼敌1个团或2个团，求得在第一次战役中以数个战斗歼灭敌军一两个师，制止敌乱窜，稳定人心。毛泽东主席当即复电指出，彭德怀司令员提出的分途歼敌“这个方针是正确的”。

    26日，“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不甘罢休，仍在分兵冒进。南朝鲜第6师第7团一个营已窜至鸭绿江边的楚山，并悍然炮击中国边境，该师主力遭打击后退至球场至熙川间，南朝鲜第8师主力由德川经球场进到熙川；南朝鲜第1师主力进到云山；美第24师、英第27旅进到龙山洞、博川。为了抓住战机，实现分途歼灭冒进之敌的决心，志愿军领导人命令第40军第118师从温井北上，第50军第148师从辑安西进，会歼古场、楚山之敌；第38军并指挥第42军第125师与第40军主力攻歼集中在熙川南朝鲜第6师一部和第8师2个团；第39军攻歼南朝鲜第1师于云山，第66军、第50军主力由新义州南移，保证侧后安全。

    26日晚，志愿军第40、第39、第38军分别向熙川、云山前进。南朝鲜第6师为接援远离主力的第7团，也向温井方向移动。次日，志愿军第40、第39军各一部与南朝鲜第6、第1师各一部在温井以东、以南形成对峙，第38军距熙川尚有60公里。志愿军领导人遂改变打熙川的计划，命令第38、第39、第40军主力待敌再进时，将其聚歼于云山以北、温井以东，以打开战局。

    28日晚，志愿军第40军主力奉命对温井之敌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将南朝鲜第6、第8师各两个营大部歼灭。29日傍晚，该军第118师又将从楚山回窜的南朝鲜第6师第7团大部歼灭于古场洞、柳良洞、龙谷洞地区，使这些炮击我国领土的罪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与此同时，第38军已进占熙川，守敌南朝鲜第8师已弃城仓惶南逃。第39军从东北、西北、西南3个方向对云山之南朝鲜第1师构成了包围。

    这时，“联合国军”虽已发觉志愿军入朝参战，但认为中国是“象征性的出兵”，少数中国志愿军到朝鲜也不可能给他们造成任何威胁。因此，麦克阿瑟一面调整部署，用美军代替败下阵来的南朝鲜军，一面继续分兵向朝中边境冒进。仍在在感恩节以前占领全朝鲜的美梦。

    10月31日，西线美第24师进到泰川、龟城，并继续向朔州前进；英第27旅进到定州、宣川，并继续向新义州前进；美骑兵第1师从平壤前调到云山及其西南的龙山洞，增援南朝鲜第1师。南朝鲜第1师主力撤到宁边，在云山留下1个团；南朝鲜第8、第7师则分别退守球场、德川等地。美第2师由平壤北调安州，作为美第8集团军预备队。

    “联合国军”这样调整部署，虽然增加了清川江北兵力，但仍处于分散状态，利于志愿军各个击破。这时，志愿军在西线的部队已全部到齐，兵力居于优势，可集中10至12个师约15万人作战。据此，彭德怀司令员决定采取向敌后实施迂回，结合正面突击的战法，割断其南北联系，集中兵力，将敌各个歼灭于清川江以北。命令第38军迅速歼灭球场之敌，尔后沿清川江左岸向院里、军隅里、新安州方向突击，切断敌军退路；第42军第125师向德川突击；并占领该地阻敌增援；第40军以主力包围宁边南朝鲜第1师主力并相机歼灭之，得手后继续向南发展，切断龙山洞之敌退路；第39军攻歼云山之敌，得手后准备协同第40军围歼龙山洞之美骑兵第1师；第66军以一部于龟城以西牵制美第24师，军主力视情从敌侧后突击，歼灭该敌；第50军（10月25日奉中央军委命令入朝）主力进到新义州东南，防敌西进，保卫新义州。

    11月1日黄昏，西线志愿军各军根据上述命令对敌发起进攻。

    第39军于下午5时对云山之敌发起进攻。这时，云山已由美骑兵第1师第8团换防。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的第116师以两个团在炮火的支援下发起冲击，沿途遇美军一部顽强阻击，经激烈战斗，于23时攻占云山西北的龙浦洞、262.8高地，逼近云山。攻进中，他们发现打的不是南朝鲜军，而是美军，顿时战斗情绪倍增。第347团第2连战士张生在敌人一个机枪阵地挡住冲击道路时，他绕到敌机枪阵地，将敌射手和机枪一起推下悬崖，为连队冲击打开了通路。第5连青年学生出身的副政治指导员顾仁柏，在连队干部负伤时，及时整顿组织，带头冲击，连续攻占几个山头，圆满完成任务。这两位同志荣立一等功，荣获战斗英雄称号。师预备队第246团奉命加入战斗后，该团尖刀第4连大胆机智，迅速从敌间隙直插云山，一举突入云山街内。当进到美军一个营指挥所时，连长一声令下，全连一齐开火，打得美军措手不及，当即将敌营长罗伯特·奥蒙德少校炸死，指挥所被捣毁。该连又立即占领附近公路大桥，拦截了满载敌人的十余辆汽车，毙敌70余人、俘敌8人，击毁敌坦克1辆，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相继攻入街里，歼灭了敌人。激战至2日3时，第116师占领云山后，即以1个团继续向云山东南上九洞方向攻击，在飞机场缴获4架敌机、坦克、汽车60余辆，毙俘敌100余人。第117师从东北方向云山以东的三巨里进攻，围歼南朝鲜第1师第12团一部，于2日凌晨与第116师会合。从云山西南方向进攻并担任断敌退路任务的第115师主力，于2日拂晓在云山以南诸仁桥截住并包围了从云山撤退的美骑兵第8团直属队和第3营共700余人。2、3两日，被围之敌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多次拼命突围，均未得逞。3日晚第115师乘被围之敌疲惫绝望之际，发起猛烈进攻，将其全歼。云山战斗是中、美两军第一次直接交锋，志愿军首次以劣势装备歼灭了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骑兵第1师第8团大部，共毙伤俘美军1800余人。美军骑兵第1师这个在华盛顿时代建立的开国“元勋师”在云山的惨败，震动了白宫。杜鲁门的女儿后来写道：在朝鲜开始发生惊人事件，第八骑兵团几乎溃不成军。

    在取得云山大捷的同时，志愿军在西线的其他部队也连战告捷。第40军11月1、日晚直指宁边，歼灭南朝鲜第8师、美骑兵第1师的炮兵各一部，2日逼近宁边。第38军于11月1日攻占球场后，主力随即沿清川江左岸攻击前进。2日占领院里，构成了对西线敌军侧后的很大威胁。第66军11月1日进到龟城近郊，阻击与牵制了美第24师。第50军同日晚由安东过江，进至新义州以南，准备阻击窜至南市洞的英第27旅。

    11月3日，西线敌军在志愿军的连续突击下，特别是其侧后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深恐后路被切断，对其不利，开始向清川江以南实施全线后撤。志愿军为不让敌人撤逃，采取多种办法，千方百计想拖住敌人。终因次日天雨，徒步追击行动困难，使敌军得以乘车逃脱。至此，在西线战场敌除以少数兵力扼守清川江北岸滩头阵地阻击志愿军进攻外，主力部队均退逃至清川江以南。志愿军总部鉴于歼敌机会已失及其它考虑，遂命令西线各军于11月5日停止进攻，结束第一次战役。

    在西线敌军猖狂北犯的同时，东线敌军也分路向江界和图们江边推进。为保障西线主力作战，阻敌不得西援，志愿军第42军主力在东线的两个师，在朝鲜人民军一部协同下，从10月25日开始，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分别在黄草岭、赴战岭地区，与北进的南朝鲜首都师、第3师和美军陆战第1师展开猛烈的战斗。经几天激战，志愿军粮弹消耗殆尽，伤员不断增加，处境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指战员们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革命精神，坚决与敌人战斗到底的决心，以草根当食粮，用石块作武器，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支援下的凶猛进攻。经13昼夜苦战，歼敌2700余人，终于制止住了敌人的进攻，守住了阵地，粉碎了敌人迂回江界的企图，有力地配合了西线志愿军作战，为整个战役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第一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英勇奋战，共歼灭敌人1.5万余人，粉碎了敌人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并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了清川江以南，取得了初战胜利，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并取得了同美军作战的初步经验，增强了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的胜利信心，为尔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七章 震惊世界的第二次战役

    美国出版的《用兵之道》（作者德鲁·米德尔顿）一书，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选出16个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战役，其中就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二次战役。当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说这次战役“确定了抗美战争的胜利基础”。当时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的聂荣臻则称颂其为“志愿军震惊世界的第二次战役”。这次战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着不可忽视的特殊重要意义，尤其是对我们这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与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说，更是一个极其光辉的篇章。

    1950年11月5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联合国军”被迫从鸭绿江边退至清川江以南，其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彻底破产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及首战获胜，引起全世界瞩目。

    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军”总部认为，志愿军参战的意图不外以下三种：一是为保护边防安全和鸭绿江电力设施；二是为从战略上牵制和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消耗战；三是企图把“联合国军”完全赶出朝鲜半岛。他们认为，中国在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情况下不敢和美国进行全面战争，美军迫近中朝边境时才出兵朝鲜表明是为了保护边防。

    如何对待志愿军参战？“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等人认为，志愿军虽入朝不多，但大队人马和物资正自中国东北涌过鸭绿江，有使“联合国军”“全部被歼的危险”，主张“轰炸满洲”，将战争扩大到中国领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严重的英、法等参战国则认为，中苏订有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轰炸中国东北有挑起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主张先在中朝边境划定缓冲地带，尔后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美国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了是否立即“进攻满洲”问题，总统杜鲁门既不愿在没做好大战准备的情况下冒扩大战争的危险，又不肯放弃已经“胜利在望”的占领全朝鲜的大好时机，遂决定继续坚持军事进攻，迅速占领全朝鲜，与此同时，在其国内积极从各个方面做进行大战的准备。麦克阿瑟拟订的继续坚持军事进攻、再次大举北侵的计划是：首先发动空中战役，以航空兵严密封锁中朝边境，阻止中国继续向朝鲜战场增加兵力，并从空中打击朝鲜北部的中朝人民军队，随后发动攻势，东线美第10军经长津湖西进，西线美第8集团军由清川江北上，东西两线的钳形攻势在江界以南的武坪里会师，围歼中朝人民军队，并在鸭绿江冰封前抢占全朝鲜，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非常重视这一战役，称其为“总攻势”。他们将在汉城地区的美军主力第9军第25师及新入朝的土耳其旅、英第29旅等，调到西部前线；将新从美国本土调来的美第3师以及英皇家陆战队等，调到东部前线，空军增调2个最新式的喷气式战斗机联队和一些其它飞机；海军大量舰艇也驶向朝鲜北部海域。“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在前线的地面部队已有5个军13个师3个旅和1个空降团，计22万余人，比第一次战役增加9万余人，且主要增加的是美军，并拥有飞机1200余架，坦克1000余辆，火炮1万余门。

    在准备大举进攻的同时，美国政府还一面通过英国、瑞典向中国试探，图谋以所谓“保护中共利益”为诱饵，换取中国坐视其侵占整个朝鲜；一面由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要志愿军“撤回”中国，否则“目前的冲突可能不限于朝鲜区域”，以此要挟志愿军撤兵。

    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后，战争形势尚未根本好转。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彭德怀司令员判断，“联合国军”可能重新组织反攻。是时，“联合国军”正向前线大量增兵，运来大量新式武器装备。而志愿军这时仍没有空军，没有海军，没有坦克。已抵达战场的炮兵，在美空军严密封锁的情况下，直接支援地面作战也有一定困难。且第一次战役损失的兵员尚未得到补充。朝鲜人民军还处在整顿之中。敌人由于第一次战役被歼不多，又很快得到补充和增强，进攻气焰也很嚣张。西线“联合国军”退至清川江南后，旋向飞虎山进攻。东线继续猛攻黄草岭。敌发起空中战役后，每日出动1000余架次飞机，轰炸和封锁鸭绿江与图们江上所有桥梁，并摧毁由此往南直至战线的所有交通工具、军事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由于美方掌握绝对制空权，志愿军连续在夜间行军作战，部队疲劳，运输车辆损失亦大，入朝20天即损失汽车600余辆（占当时入朝汽车总数3U%以上），粮弹供应困难。而且中朝人民军队数十万人，集聚在清川江至黄草岭以北的狭小地区内，无回旋余地，对长期作战不利。

    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指出：给“联合国军”第一个打击后，总的形势对中朝方面有利，只要抓住战机再给敌人一至两个较大的打击，就能从根本上改变朝鲜战局。他决心利用敌人恃强骄傲的心理和对志愿军入朝实力及意图判断上的错误，采取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的方针，争取在11月至12月初的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仗，共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为保证这一战役切实取得胜利，确定迅速调第9兵团入朝，进至长津地区，转变东线战局；东北军区用一切可能方法，保证东西两线粮弹、被服（保障御寒）之供给。要求前线要修几条宽大公路，通达德川、宁远、孟山地区。同时，在国内大力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加强海边防和剿匪肃特工作，作应付敌人扩大战争的准备。还派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大会，揭露与控诉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与朝鲜的罪行。

    11月6日，“联合国军”开始试探性进攻。7日，志愿军开始诱敌深入，先后放弃黄草岭、飞虎山、德川等地。东线沿海地区由人民军部队节节阻击。把敌军诱向预定战场。但敌人也不轻易上钩。西线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等人接受第一次战役分兵冒进而失利的教训，担心中国的强大部队在什么地方埋伏着，疑虑重重，前进迟缓。东线美军主力陆1师，有170多年建军历史，4次出国作战，自称“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它也小心翼翼、步步为营，不按计划前进。如何让“联合国军”相信志愿军是真正撤退，而敢于分兵冒进，这也是个大难题。志愿军上上下下为此想了许多办法。如：节节抗击，逐渐减少抗击天数；逐渐减少诱敌部队的数量；在路上丢弃一些破旧武器和物资，等等。16日，彭德怀司令员还命令一线各部队，由靠近前线之现地继续北撤，“不要向前进之敌反袭击，让敌人大胆进至我预定地区”。志愿军政治部并就地释放100名美军和南朝鲜军战俘，以扩大我优俘政策的影响，又通过他们回去宣传志愿军可能退回中国。

    这样便进一步迷惑了敌人，使敌人错误地认为中国军队“怯战退走”，并断定其空中战役已使中国国内部队“不能进入战场”，志愿军在朝兵力最多不过6万至7万人，“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遂加快北进速度和发动总攻势的准备。21日，西线“联合国军”进至预定发起总攻势的“攻击开始线”；东线进至长津湖地区及鸭绿江边的惠山镇。

    在“联合国军”兵力日益分散冒进的同时，也即在其严密封锁鸭绿江和中朝人民军队后方每条通道的时候，志愿军第9兵团3个军12个师15万余人，夜行晓宿，昼隐山林，控制电台，隐蔽地进入东线长津和厚昌江口地区。这样的大部队行动，联合国军竟无察觉。第9兵团接替了第42军的东线作战任务，使志愿军在东线也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随后第42军隐蔽地转入西线，又加强了西线兵力。这时，西线第50、第66、第39、第40、第38、第42军，共23万余人，已分别转移至定州西北、龟城、泰川、云山、德川以北、宁远东北地区待机，并抓紧时间作战前准备。由第42军2个营与人民军1个联队组成的游击支队，也渗入敌后，与尚在敌后的人民军取得联系。

    11月24日，麦克阿瑟认为其“钳形进军的东路大军已进入包围态势”，战争已临“决定阶段”，便于当天上午10时在东京发表《公报》，宣布开始发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开始。他集中在朝鲜的全部美、英、土耳其军和大部南朝鲜军共22万余人，以美军主力部队为东西两线的主要突击力量，陆海空军联合向中朝边境大举进攻。其布势是：以美空军严密封锁中朝边境并对中朝人民军队从空中实施猛烈打击，海军从海上运送部队并以火力支援陆上进攻，地面部队主力美第8集团军仍置于西线。以美第9军指挥美第25、第2师，由立石、球场地区分别向碧潼、楚山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其二梯队土耳其旅于军隅里地区、美骑兵第1师（机械化师）于顺川地区机动；左翼以美第1军指挥英第27旅、南朝鲜第1师、美第24师，由嘉山、古城洞地区沿京义铁路向新义州、朔州方向进攻；右翼以南朝鲜第2军指挥其第7和第8师，分由德川和宁远以北地区向江界、渭原方向进攻，其二梯队第6师于北仓里、假仓里地区机动；英第29旅于平壤、空降第187团于沙里院为集团军预备队。东线美第10军以美陆第1、第7、第3师向武坪里，江界、满浦进攻；南朝鲜第1军团指挥其首都师，第3师沿东海岸向图们江推进。

    这一天，麦克阿瑟还飞到朝鲜临空指挥，并沿鸭绿江飞行，窥视了中国领土。与此同时，敌人还大量散布了美蒋要联合“反攻大陆”的谣言。李承晚在记者招待会上大讲：“民主国家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战争不能停在鸭绿江。”美国政府还安排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于24日到达纽约，企图在其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时刻让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受到政治上的围攻。

    就在“联合国军”甚为得意之时，彭德怀司令员根据战役前毛泽东主席关于“德川方面甚为重要”的指示及其在战役开始时拟定的作战预案，吸收第一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充分考虑当时敌情我情，制订了志愿军第二次战役反击作战方案。毛主席对方案又作了重要修改。

    25日，西线英第27旅、美第25、第2师，南朝鲜第1、第7、第8师，分别进至定州、祈雨山、上九洞、新兴洞、牛岘洞、丰田里一线；东线美第3、陆战第1、第7师、南朝鲜第3师、首都师分别进至社仓里、柳潭里、新兴里和新架坡、惠山镇、清津一线。“联合国军”进攻正面增宽，兵力愈形分散，东西两线间隔75公里山区，两线翼侧均明显暴露；前线与集团军预备队相距90余公里，后方空虚；志愿军各军已迫近其各师，他们尚无察觉。

    25日，正当彭德怀司令员忙于战前指挥，为即将开始的战役反击倍加操劳时，美机群突然轰炸志愿军大榆洞指挥所。彭德怀司令员在同志们救助下脱险，而毛泽东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却不幸遇难，人们非常悲痛。

    25日黄昏，按照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制订的反击计划，西线第38、第42军，乘敌军立足未稳，出其不意，首先对德川、宁远之南朝鲜第7、第8师发起突然而猛烈的反击。南朝鲜军这两个师与美军相比，装备较差战斗力较弱；这里靠近两线间隔区，翼侧暴露；又是山区，不便机械化部队运动，便于步兵穿插。虽然这些条件对志愿军有利，但志愿军仍将这两个较弱的师作为“强敌”来认真对待。毛主席与彭司令员决定各以志愿军1个军的绝对优势兵力全歼；同时以第40军攻击进入新兴洞、苏民洞地区之美第2师，以割断美军与该两师的联系；还电令第50、第66、第39军，梯次东移，分别进入定州、泰川、云山地区阻击，吸引其当面之敌继续向北向西攻进，共同保障德川、宁远方向作战。担任攻歼任务的作战部队，对这两个师也非常重视。攻击德川的第38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其第113师沿着南朝鲜第7、第8两师的接合部，乘夜爬过峻陡无路的755高地，徒涉岸边已结薄冰的大同江，一夜前进100余里，插到德川南，切断敌人退路；第112师刚翻过1000余米高的妙香山兄弟峰，插到德川西，在第40军未赶到西仓的情况下，切断了南朝鲜第2军与美军的联系；从正面进攻的第114师，又乘夜先夺占了敌人的榴炮阵地，削弱了敌人的火力，并将敌压缩到德川。第38军对敌形成四面合围后，于14时发起攻击，15时，敌5000余人突围，附近的团均主动抢占高地截击敌人。仅第336团第5连的18个人，即堵住1800余人，毙敌180余人。战至19时，该军将南朝鲜第7师5000余人大部歼灭，驻该师的美军顾问7人全部被俘。他们感慨地说：“共军的反攻竟组织得如此巧妙而严密，简直是在梦中当了俘虏！”攻击宁远南朝鲜第8师的我第42军，采取南北夹击的战法，先以其2个师从东西两线间隔地区插向宁远以南，第126师负责阻逃打援，第124师由南向北兜击。第125师由北向南正面攻击。该师第374团第1营，乘敌火力尚未展开，即突破敌人阵地，随后向敌纵深猛攻，直插宁远城。经激烈巷战，打乱敌指挥机关，使敌失掉指挥，一片混乱。与此同时，该师主力也将宁远城以北之敌大部歼灭。此时敌发现第42军主力向其后方穿插，遂一面着其二梯队团进行阻击，一面从城区向南逃退。第42军乘势发起猛烈追击，至26日也歼第8师大部。担负割裂任务的第40军，则将美第2师主力钳制于新兴洞及其以南地区，并歼其一部分。至此，按照毛主席、彭司令员部署，一举打开了战役缺口。26日晚，担任正面阻击的3个军向其当面之敌发起猛烈地攻击。

    27日，西线志愿军已歼灭南朝鲜军2个师大部及部分美、英军，占领了德川、宁远及盂山地区，打开了战役缺口，并迫使美第1、第9军开始回缩，还在云山东南柴山洞利用俘虏喊话，争取美军第25师1个建制工兵连共115人投降。“联合国军”为堵塞战役缺口，急调土耳其旅和美骑1师一部，从军隅里和顺川地区向德川方向机动。彭司令员判断：在当晚东线志愿军发起攻击后，西线敌军可能退向清川江南岸。随即按原定方案，令第38、第42两个军于当晚向军隅里和三所里、顺川和肃川攻进，实行双层战役迂回，以求切断进入清川江北敌之后路，配合正面4个军首先歼灭美第9军两个师，尔后在敌撤退中，抓住并歼其一部。

    美军9军是美侵朝部队的主力。它辖下的美第2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著名的诺曼梯登陆，自称“永远不是第二的美2师”；美第25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马尼拉登陆作战的主力，曾获得不少勋章奖章；美骑兵第1师是美军中历史悠久、战功卓着的老部队，全师已无一匹马，但仍沿用其老称号；土耳其旅也是以剽悍着称。这些部队都是战斗力较强的。

    27日黄昏，第38军正在漫山遍野搜索南朝鲜第7师的散兵，未得休息，就集合好一个团出发一个团。该军主力2个师沿德川一军隅里公路及其北侧平行急进。在嘎日岭和于口站分别遭到土耳其旅和美骑兵第1师阻击。该军第113师经安山洞沿小路向军隅里南三所里迂回，奉命留2个营在德川打扫战场，1个营去安州南炸桥，全师实际只有2个团插向三所里。他们克服连日作战行军的疲劳和山高路险等困难兼程前进，吃生苞米充饥，砸吞河里冰块解渴，坚持急行军。路上遇敌，以猝不及防的动作迅猛攻击；敌人纠缠，则以小分队抵抗掩护，大部队继续前进。天亮后敌机群飞临上空，情况非常危急，他们利用已深入敌后，敌人不易辨别的条件，机智地摘掉伪装，使敌机误以为是撤退的敌人队伍，骗过敌机，实现了大部队在敌机群临空威胁下的昼间开进，14小时前进140余里，于28日8时前到达三所里，切断美第9军由军隅里向顺川的后路，一举震憾了敌人整个阵势。

    当天夜间，东线第9兵团在“联合国军”尚误认东线志愿军只有2个师时，以第27、第20军2个军7个师的兵力，冒着盖马高原的奇寒，跋涉于没膝深的大雪之中，向进入长津湖地区之美军发起突然攻击。至28日晨，完成对柳潭里新兴里之敌的包围，并占领了富盛里、死鹰岭、新垡里和小汉垡，切断了各被围美军之间及其与黄草岭以南美军的联系，还逼近社仓里，与美第3师第7团对峙，东西两线大量美军主力陷入困境。

    28日夜，被震惊了的麦克阿瑟在东京紧急召集朝鲜西、东两线指挥官及美远东空、海军司令，研究如何摆脱朝鲜战场困境。在众议无法挽回败局的情况下，麦克阿瑟指示沃克，“为避免被从东面迂回包围”，可于“必要时自行撤退”，扼守平壤一线。第10军撤往咸兴、兴南一线。

    朝鲜战局也震惊了华盛顿美国最高决策当局。28日（即东京的28日夜），华盛顿收到麦克阿瑟的报告，杜鲁门立即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研究扭转败局的办法。接着，杜鲁门又召开内阁会议研究，均无良策。就在这时，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言，控诉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和朝鲜的罪行，使美国决策当局同时受到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打击。

    29日，麦克阿瑟在惊恐中又向杜鲁门建议，调台湾蒋介石军队入朝，参加保卫平壤作战。蒋军在台湾也作好了出动准备。但杜鲁门担心因此把战争“扩大”到台湾和其他地区，驳回此议。

    朝鲜战局日趋危机，杜鲁门则日益焦虑。30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为了挽回朝鲜败局，“我们一直在积极考虑”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接着美联社报道：“杜鲁门总统今天说，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对付中国共产党人”。杜鲁门的讲话意味着，有可能马上要开始一切包括使用原子武器在内的世界大战。于是在全世界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在华盛顿无法挽救朝鲜战场危机的时候，28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志愿军领导人，祝贺志愿军歼灭南朝鲜第二军团主力的大胜利。同时指出，已出现大举歼敌的极好时机，要集中我西线主力歼灭美第2师、第25师、骑兵第1师三个师的主力。并指明：“只要这三个师的主力歼灭了，整个形势就有利了。”彭司令员根据毛主席电令，一面激励第113师坚决堵住逃敌，打退援敌；令一面第38军主力迅速向第113师靠拢；第42军速向顺川、肃川进攻；正面各军速向安州、价川方向攻进。

    28日第113师在三所里堵击一天后，发现北面撤下来的敌人越来越少。而军用地图上军隅里通顺川又只此一条公路。该师领导人警觉到地图是过去日本占领军印制的，朝鲜解放后可能建有新路。经侦察，果然在西边10余里有条傍铁路的南北公路。这时该师虽然仍只有2个团，堵三所里这一条路已显兵力太少，上级交给的任务是在三所里堵击，但是美军发现这条路被堵后，势必从另条路南逃。该师领导人从战役全局需要出发，当即决定将主力第337团摆到另条公路的龙源里一线，三所里只留第338团1个营，将第338团主力置于两条公路之间机动。29日晨第337团占领龙源里一线阵地后，便堵住了大量南逃之敌。这样便将军隅里南通顺川的两条公路全部切断。

    与此同时，第42军在月浦里歼敌1个营，继续向新仓里、顺川方向攻进。第38军第112师经于口站、裴德站战斗击退美军阻击和第114师于嘎日岭、枂站歼灭土耳其旅1个营后，于29日进至凤鸣里南北地区。第112师又与美第25师撤退的约1个团的兵力交战。正面的4个军也已进至博川、宁边、球场以南，从而使美第9军所属的美第2、第25师、土耳其旅全部和美骑兵第1师一部，以及南朝鲜第1师一部，陷入志愿军三面包围之中。只有经安州南逃肃川的路，尚未堵住。

    29日，西线敌军开始全线退却。美第1军由清川江北撤至安州，准备经肃川向平壤方向逃跑。美第9军收缩至军隅里地区，企图经龙源里、三所里向顺川的两条公路突围。于是志愿军在平院里、军隅里、三所里、龙源里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围追堵截战。

    敌军为了逃脱被围歼的命运，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炮兵掩护下，向我第38军第113师龙源里、三所里一线阵地猛烈冲击，夺路突围。同时急调英第29旅与美骑兵第1师在顺川的部队北上救应。第113师在兵力上以少对众，在火力上以弱对强，减员消耗较大，但仍继续顽强堵击两面敌人，守住了阵地。29日下午，该军第112师于风鸣里地区对企图回转军隅里的美第25师约1个团，展开平行追击，将其分割包围，大部歼灭。随即与第114师分别向云龙里、龙兴里地区攻进，与第113师一起与南逃之敌展开激战。

    30日3时，第40军又歼美第2师1个营，攻占军隅里，军主力继向安州攻进。第39、第66军于风舞洞地区歼敌部分，迫敌溃逃后，第39军于30日晨由军隅里西渡过清川江，向龙源里以西攻进；第66军尾随第39军渡江，于军隅里地区肃清残敌。第50军从博川东南逼近清川江。

    30日，敌以百余架飞机、百余辆坦克、数百门火炮，向龙源里、三所里以北第38军堵击阵地进行猛烈轰击，掩护大批撤退下来的美军拼命夺路，反复突围。敌并调来B-29型轰炸机，大量投掷重磅炸弹、子母弹、凝固汽油弹、掠地杀伤弹。志愿军阵地犹如火海。许多指战员不仅负伤坚持战斗，而且在烈焰焚身最痛苦的生命最后一刹，仍顽强歼敌，正如作家魏巍在其著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写到的第38军第112师第335团第3连在龙源里以北松骨峰堵击作战中的情景：

    “勇士们……身上帽子上冒着呜呜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也要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掐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捺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

    这是古往今来少有的壮举！这篇非常激动人心的通讯，很快地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即以“最可爱的人”来称呼志愿军。

    在龙源里把守这场堵击战最后一道“闸门”的第38军第113师第337团第3连的指战员们，也是以这种精神，卡在南逃与北援敌人中间，使南北之敌相距不到1公里而可望不可及，不得不放弃从这里突围的企图。该连在打退敌人1个连至1个营兵力的多次冲击后，阵地上遍地是炸断的树干，弹坑连着弹坑，全连只剩下50余人。敌人在发起最后一次集团冲击时，连长张友喜带领战士与敌人反复争夺，打退了敌人，守住了阵地。志愿军领导机关给该连记集体特等功。

    据美国出版的《冲突》一书的记载，美第2师师长凯泽少将在龙源里以北目睹了其“永远不是第二的美第2师”的情状：

    “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沟里和公路上。大部分活着的，甚至那些还未受伤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麻木不仁、呆若木鸡。中国人的子弹犹如冰雹一样落到岩石中间，他们有的站在车旁，有的趴在车底下嚎哭……由于脸上落了厚厚的尘土，或者是由于瞠目结舌而变了脸形，看上去他们好象戴了假面具。”“步2师在穿过敌人5英里长的伏击圈时所经受的可怕的严峻考验就是这个样子。这天归来时，受到伏击的7000多人中大约有3000名伤亡——还损失了大量车辆。”

    30日夜，第38军向被包围的敌军出击，8个步兵团象锐利的尖刀刺向敌人。第40军的1个师也进至青谷里，协同第38军作战。战至12月1日8时，敌被迫遗弃大量辎重装备，分散突围。志愿军随即转入各个围歼。

    12月1日，彭德怀司令员亲书嘉奖电给第38军，电报说：

    “此次战役我38军发扬了优良的战斗作风，尤其是113师行动迅速，先机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虽在百余架飞机与百余辆坦克终日轰炸掩护下，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致战果辉煌，缴坦克、汽车即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重大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第三十八军万岁！”

    西线作战至1日19时，被围之敌大部被志愿军歼灭，残敌折转西逃经安州奔向肃川以南。志愿军第40军尾敌追至安州，并于当晚占领安州。

    志愿军于西线发起反击后，东线之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团仍在积极地执行麦克阿瑟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继续北进，并将美第7师主力与美第3师一部向陆战第1师靠拢，进一步增强其主要方向的突击力量，以影响与制约西线战局的发展。

    是时东线的态势，对志愿军有利的是：敌5个师星罗棋布，兵力分散；志愿军欲歼之敌已进入预定战场；志愿军大兵团已迫敌而居，敌尚不知；战场山高林密，不利于敌机械化部队运动。不利的因素是：第9兵团未发现敌25日后的调整，不知长津湖地区各点兵力增加，使用攻击兵力不足；欲包围各点之间距离均只有10公里左右，难于分割各个围歼，预备队第26军尚在厚昌江口，需6天时间方能到达前线，难于机动和加强兵力；尤其不利的是由于第9兵团紧急入朝对战区天候不了解，穿着单薄棉衣来到朝鲜北部高寒山区，大批粮食、被服、弹药储于鸭绿江边，因敌机猖獗，山路峻险，大量汽车被毁，直到临战前夕尚未运到前线。战区普降大雪，最低气温为零下三十摄氏度左右，人烟稀少，又难于就地筹措，使第9兵团作战一开始即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进行。部队各级领导虽作了一些努力，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7日夜，东线第9兵团第20、第27军同时对长津湖地区美军发起攻击后，第27军之第79师、第80师和第20军之第58师，分别对柳潭里、新兴里、下碣隅里之美军实施包围，因各点敌人实际兵力增多，志愿军攻击部队在数量上虽超过敌人，但他们少衣少粮少弹药，战斗力有所减弱，减员较多，对所围之点难于攻下。第80师攻击新兴里敌人，趁夜杀伤敌千余，认为敌人只有1个营已基本歼灭，天明敌进行猛烈反扑，攻击部队不得不退出村落。第79师攻击柳潭里之敌，歼敌一部后亦与敌形成对峙。

    28日，被围之敌一面坚持向西向北攻进；一面加修工事抗击志愿军进攻；同时为沟通联系，企图打通退路。受柳潭里、下碣隅里敌人两面夹击的第59师，于死鹰岭与西兴里阵地又歼千余美军。

    28日夜，第80、第79、第58师继续对被围之敌进行攻击，第80师迫内洞峙之敌弃尸300余窜至新兴里。第58师攻占下碣隅里机场大部，歼敌800余人。

    经过连续两天作战，是夜进一步查明被围诸点之敌，共有1个师部4个团另3个炮兵营、一个坦克营共10000余人，比我原估计的敌军数量多出一倍。这一方面为大量歼灭美军创造了条件，另方面部队由于冻饿及战斗减员，歼灭这些美军也有较大困难。兵团领导人决定集中兵力各个歼敌，首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新兴里之敌，尔后，再转移兵力逐个歼灭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

    第20军集中第60师和第58师部分部队，于小民泰里、富盛里地区，把在50余架飞机掩护下，由黄草岭以南北援的美陆战第1师1个陆战营、1个坦克营、英皇家海战陆战队第14特遣队及南朝鲜陆战队一部，计1000余人，坦克、汽车100余辆放进阵地，采取拦头、断尾、截腰的战法，将其大部歼灭。志愿军179团一面紧缩包围，对残敌施加军事压力，一面利用俘虏喊话，迫敌投降。被围的美、英军和南朝鲜军派出军官四人为代表谈判求降，我第179团派出代表阐明宽待俘虏政策，接受其投降。投降的美、英军和南朝鲜军官兵共240名，其中美军中校1名，少校2名。

    当第20军主力在富盛里地区聚歼北援之敌时，下碣隅里的美军也向南攻击，企图南北对进打开通道。位于下碣隅里东南的1071、1高地东南的小高岭是其南进的必经之路。第58师第172团第3连连长杨根思率该连第3排守卫着小高岭。敌人向3排阵地上倾泻了大量的炸弹、炮弹、燃烧弹，阵地上硝烟弥漫，烈火熊熊。敌人数次抢夺小高岭，都被8排击退。杨根思在弹药告罄后，带领战士们用刺刀、枪托、铁锹、石块与敌拼杀。最后全排仅剩2名伤员仍坚守着阵地。当敌人发起第9次攻击，有40多个美军爬近山头，而支援分队尚未赶到的危急关头，已负伤的杨根思抱起一个5公斤重的炸药包，拉燃导火索，纵身向敌群冲去，炸死了爬上来的敌人，自己也壮烈牺牲。

    相继，第9兵团决定第27军集中第80师、第81师（欠1个团）的兵力与优势火力，先歼灭被围美军中战斗力较弱、数量也相对较少的新兴里美第1师1个加强团，尔后再转移兵力逐个围歼其它被围之美军。在部署上，他们把主力放在敌后，进行四面围攻。为防止下碣隅里、柳潭里敌人向新兴里增援，第58、第79师也采取了钳制措施。与此同时，第27军预备队第94师，兵团预备队第26军，亦从后方紧急前调，准备下步参加围歼柳潭里及下碣隅里的作战。

    30日晚，第27军主力经15分钟炮火袭击，于23时对新兴里之敌发起攻击。12月1日，敌在伤亡惨重、外援无望、即将被歼之际，于11时在40余架飞机掩护下，以10余辆坦克为先导，向南突围，并突破志愿军兜击部队之阵地。1221.1高地一线的第81师、第242团，居高临下，坚决阻敌南逃；参加围攻的第80师各团，也不顾敌航空兵袭击，分路向敌猛烈攻击，将敌大部歼于新兴里、新垡里地域。残敌南逃，第242团第1营截歼残敌于泗水、后浦以北。这一战斗，第27军主力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全歼美军1个加强团。

    新兴里战斗后，毛泽东主席致电第9兵团，“庆祝我第9兵团的两次歼敌大胜利”，提出：“应加紧歼灭被围之敌”，“并应准备与必然增援”的美军与南朝鲜军作战，“切实注意增强黄草岭南北阻援和阻止突围之力量”。12月1日，在全歼新兴里美军的同时，西线“联合国军”南逃，东线敌人亦全线动摇。进入清津、惠山镇及新架坡之敌相继撤退。与此同时，被围于柳潭里之美陆战第1师第5、第7两团，亦全力进行突围。当第9兵团正调集部队准备围歼柳潭里之美军时，美第5、第7两团于1日在50余架飞机掩护下，以坦克群为先导，在付出重大伤亡后，于4日逃至下碣隅里。这时第9兵团正调预备队第26军急速南进，准备执行围歼下碣隅敌之任务。出于风雪迷漫，部队前进迟缓，刚到达一部，下碣隅里之美军即在空运出1000余名伤员后，于6日突围南撤。

    在朝鲜西、东两线沉重打击下，麦克阿瑟从骄狂不可一世的顶点，跌落为惊弓之鸟。这时他认为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兵力已“增加到50万”，并已逼近平壤至元山铁路线区域，严重威胁其侧后安全，深感处境“愈来愈危急”，如不急速后撤，全军面临着“实力不断地消耗，以致最后全军覆没”的危险。他于12月3日命令西线部队立即撤出平壤，东线队部立即撤到咸兴，然后向“三八线”实施总退却。

    根据这一情况，12月4日，毛泽东主席指示志愿军准备先打平壤，“如平壤敌已退，则向三八线攻进。”是时西线志愿军粮弹也已基本耗尽，遂克服困难，组织部分部队正面追击。6日，志愿军第39、第40军各一部和新近开到前线的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一道，收复了被美军占领47天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平壤。同时，由游击支队配合敌后人民军各部队，截歼、追歼退却中的“联合国军”，并收复了元山、沙里院等许多重要城镇。

    东线下碣隅里之美军南撤后，同时撤至咸兴地区之美第3师北援接应。志愿军鉴于拥有现代化装备之美军机动能力强，决心以多路追击与层层阻击相结合，更多地歼灭逃敌。按照毛泽东主席指示，第9兵团已于6日前预先将原于下碣隅里及富盛里的第20军两个师调到黄草岭南北地区；另着追击社仓里美第3师1个团并歼其1个营的第20军第89师进至下通里地区，以进行层层阻击和打援。当下碣隅里美军突围后，第9兵团又令第26，第27军，分别从正面跟踪追击和右翼平行追击。

    这时，部队已断粮数日，冻饿减员严重，仍顽强作战。8日晨，美陆战第1师撤至黄草岭北，志愿军一部200余人先将桥梁炸断。堵住全部南逃美军。美陆战第1师空运来桥梁，在志愿军火力封锁下，无法近前架设。美陆战第1师着其精锐部队攻击高地，被我歼800多人，未能近前。从岭南来援的美第3师部队进至岭南堡后庄，亦被岭南志愿军阻住。美陆战第1师撤退部队在断桥前，陷于绝境。8日夜，衣着单薄、冻饿数日的志愿军堵击部队，全部冻僵在阵地上。9日，美陆战第1师再次攻击高地时，高地已无一声枪响。这样，美陆战第1师部队方得修复和通过断桥，继续南逃。

    17日，毛主席致电志愿军和第9兵团，表彰“9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并表明中央对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而牺牲的同志，“极为怀念。”

    在此前后，阻击与追击部队又连连给逃敌多次打击。人民军第3军团也参加了追击作战。由于元山等地已经收复，东线“联合国军”只得从海上撤退。他们以强大的陆海空火力掩护美陆战第1师撤退，中朝人民军队仍紧追不舍。敌从连浦机场又空运走1000多伤员后，逃向兴南港，调集各种舰船300余艘，于24日全部乘船从海上逃向“三八线”以南。中朝人民军队一直追上码头。此时，志愿军西线6个军已进至“三八线”。至此，战役遂告结束。

    此次战役的胜利，大大超出志愿军的预期目的。志愿军在朝鲜军民配合下，从11月6日到12年24日，连续作战49天，歼灭南朝鲜第7、第8两个师和土耳其旅大部，给美第2、第7、陆战第1三个师以歼灭性打击，重创美第25、骑兵第1两个师，其他敌所有参战部队，也都受到不同程度打击。据极不完全的统计，共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也死于战役尾期。志愿军缴获与击毁各种炮1000余门、汽车3000余辆、坦克与装甲车200余辆、飞机20架。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八线”以北的全部（除襄阳）领土，并收复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及延安半岛，扭转了朝鲜战局，为朝鲜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一战役的胜利震惊世界，给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及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集团以沉重打击，使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及其侵略阵营内部矛盾日益加深。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互相攻讦，推诿战败责任。有的参战国也要求撤兵。美《纽约先驱论坛报》称：这次战役“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失败”。这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揭穿了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本质，极大地鼓舞了中朝军民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胜利信心。毛主席在转发这次战役第38军的作战经验时批示：“在志愿军的作战经验中证明，我军对于具有高度优良装备及制空权的美国军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

 第八章 大规模进攻的第三次战役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沉重打击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发动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彻底破产，变成了圣涎节向“三八线”以南的总崩溃、总退却。这种情况的发生，太出乎美国朝野的意料了，因而立刻陷于一片混乱之中。美国舆论界惊呼这次失败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是一场“噩梦”。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失败的责任问题上互相攻讦，矛盾更加尖锐。有的人指责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判断错误，指挥笨拙，要求把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撤掉；有的人认为应该归咎于政府的政策，要求撤掉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职务，“彻底打扫国务院”，甚至建议国会对总统哈里·杜鲁门实行弹劾。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更十分沮丧地断定：“联合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足以击退中国人。”英、法等国对朝鲜战局更加忧虑，深怕把力量陷在朝鲜而削弱其在欧洲的势力。

    美国政府在这种极为难堪的情况下，连忙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内阁会议，以及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三巨头”会议，并立即派遣要员同前线统帅磋商，以寻求摆脱危机、挽回败局的出路。他们经过一系列的会议和磋商之后，同意麦克阿瑟关于朝鲜战争现在已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的观点，承认朝鲜形势的发展使美国“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我们可能要节节败退，就象我们前次所遭受的失败一样”，但仍然决意坚持其侵朝政策，声称“联合国的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其具体措施是，一方面在政治上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成立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打出“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企图争取喘息时间，准备再战；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加紧扩军备战，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要求美国人民为侵朝战争做出“任何必要的牺牲”。设立国防动员局，扩大征兵计划，要把美国军队由250万人增加到350万人，要在一年之内把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分别提高5倍和4倍以上。接着，于1950年12月23日，命令刚刚接任败退中因车祸身亡的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职务的马修·李奇微（原任美国陆军副参谋长）组织“联合国军”和南朝鲜13个师另3个旅，约20余万人的兵力，加筑“三八线”上原有阵地，建立纵深防线和整顿军队，准备抗击志愿军和人民军新的进攻。

    李奇微上任后，看到他接管的竟是一支张惶失措的军队，便“放弃了立即转入进攻的打算”，不得不把“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的防线从纵深加大到北纬37度线，把南朝鲜军放在第一线，美英军放到第二线以后。同时向部队交代，如果一旦被迫放弃阵地时，就有秩序地按照调整线实施后撤。

    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早在“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开始向平壤和向“三八线”溃退的时候，就对战争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应当采取的方针进行了充分的考虑。中央军委、毛泽东认为，虽然取得了两次战役的重大胜利，扭转了朝鲜战局，但尚未大量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要赢得这场战争还必须作出很大的努力。当得知“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退守“三八线”，美国当局玩弄“先停火、后谈判”的缓兵之策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司令员，要求志愿军必须克服和忍受一切困难，协同人民军打过“三八线”去。他指出，目前美、英等国正要求志愿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我们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他还指示志愿军：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志愿军主力退至开城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条件；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个时期，然后再战。

    志愿军由于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部队已相当疲劳，后勤补给也更加困难。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结合着部队当时的情况，对战争形势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朝鲜战争仍然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敌军士气，虽然较前低落，但还有26万左右的兵力。政治上，敌马上放弃朝鲜，对于帝国主义阵营说来是很不利的，英、法两国也不要求美国这样做。敌如再吃一、二个败仗，再被消灭二、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釜山、仁川、群山），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所以，志愿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

    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认为彭德怀对敌情的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但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不过在战役发起前，只要有可能，即应休息几天，恢复疲劳，然后投入战斗。因为主动权掌握在志愿军和人民军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不使部队过于疲劳。毛主席又于12月24、26两日，就战役的部署问题再次电告彭德怀。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下定决心发起第三次战役，集中志愿军6个军（第9兵团因冻伤减员较大，留在元山、咸兴地区休整），并建议人民军新到前线的3个军团同时实施进攻，粉碎敌人在“三八线”的防御，如发展顺利，即相机占领汉城、洪川、江陵一线，尔后转入休整，准备春季攻势。同时根据“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的防御是把南朝鲜军作为第一梯队，把美英军作为第二梯队的梯次部署，以及“三八线”附近东部为山区、西部多为冲积平原和丘陵的地形特点，定下了具体作战部署：志愿军第38、第39、第40、第50军并加强6个炮兵团组成右纵队，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指挥，于高浪浦里至永川地段正面实施多路突破，并分别从两翼向七峰山、仙岩里迂回，断敌退路，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涟川以南的南朝鲜第6师，再歼汶山地区的南朝鲜第1师，得手后向议政府方向发展胜利；志愿军第42、第66军并加强1个炮兵团组成左纵队，由第42军军长吴瑞林、政治委员周彪指挥，在永平至马坪里地段上突破，首先集中主力于永平至龙沼洞地段歼灭南朝鲜第2师1至2个团，得手后向加平、清平里方向扩大战果，切断汉城、春川间交通，另以1个师由华川渡北汉江向春川以北的南朝鲜第5师积极佯攻，策应人民军第2、第5军团南进。建议人民军第1军团主力于东场里以东地区向汶山方向佯攻，配合志愿军右纵队歼灭南朝鲜第1师；人民军第2、第5军团由杨口、麟蹄间突破，向洪川方向攻进，配合志愿军左纵队围歼南朝鲜第7师。

    为胜利完成这次战役任务和迎接尔后更加艰巨的斗争，志愿军和人民军加紧进行了准备工作。从国内增加赴朝作战兵力和铁道兵、工兵；经与朝鲜政府商定，志愿军就地筹借到3万吨粮食以应急需；在中国东北、华北、中南各省市发动群众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到北京的一些机关视察制作炒面的情况，并同群众一起制作炒面。12月下旬，一批炒面运到前线，志愿军战士们得知炒面是祖国人民日夜赶制的，都非常感动。中朝人民军队各部到达指定位置后即展开临战训练、侦察和准备强渡江河的器材，等等。

    为了达成战役的突然性，还决定把发起战役的时间定在1950年除夕。12月31日17时，志愿军和人民军按照预定计划，经过短促的炮火准备之后，在全线发起进攻。当时，“三八线”附近突然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骤降到零下20摄氏度。志愿军和人民军在跨过临津江、汉滩川、永平川和攀越海拔600至1000米的道城岘、峨洋岩、国望峰、华岳山、高秀岭等障碍时遇到了很大困难。

    志愿军右纵队第40、第39、第38军各担任突破任务的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顶着凛冽的寒风，奋勇徒涉冰冷刺骨的临津江、汉滩川。经过1个多小时的战斗，先后突破了南朝鲜军的前沿阵地，尔后迅速向萁防御纵深发展进攻。第39军从商朝鲜第6师与第1师的接合部突破后，军主力于1951年1月1日拂晓前占领了汶山东北的大村、武建里，前进了10公里，并策应了第50军渡过临津江。该军第117师向敌纵深猛插，于1日拂晓到达指定位置东豆川里以南的仙岩里，前进了15公里，并截歼南朝鲜第6师600余人。从南朝鲜军右翼突击的第39军越过汉潍川后，军主力向抱川方向攻进，1日晨占领抱川及其西侧的新邑里。该军担任穿插迂回任务的第114师于1日中午进到指定位置七峰山后，发现七峰山西侧风阳里有南朝鲜第6师1000余人正在南逃，立即展开阻击，歼其400余人。从南朝鲜第6师正面突击的第40军突过临津江和汉滩川后，其前峰第119师占领了东豆川里东山。当晚，志愿军右纵队继续发展进攻，人民军第1军团也渡过了临津江向坡川里前进。到2日晚，志愿军右纵队和人民军第1军团进到坡川里、议政府东北至抱川以南一线，已突入南朝鲜军防御纵深15至20公里。

    志愿军左纵队第42军涉过永平川，一举突破南朝鲜军第2师道城岘、峨洋岩阵地。该军第124师不顾山高雪深，不怕敌机威胁，继续猛攻，沿途打破敌人10次阻击，于1月1日12时前出到济宁里以南的石长里，切断了南朝鲜第2师的退路，2日协同第66军主力将上南淙、下南淙地区之敌歼灭，圆满完成了断敌退路、围歼敌人的任务；该军主力在突击中于加平以北花岘里、中板里、赤木基地区歼灭南朝鲜第2师1个多营，然后向加平方向发展进攻，2日10时占领加平。第66军主力踩着两尺多深的积雪，克服敌人设置约雷区和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突破了国望峰、华岳山、高秀岭等阵地。随后向敌防御纵深猛突，在第42军第124师协同下于上红碛里、下红碛里、上南淙、下南淙等地歼灭南朝鲜第2师第31、第32团和南朝鲜第5师第36团大部以及南朝鲜军炮兵1个营，共毙伤俘32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60余门、各种枪1500余支（挺），胜利地完成了预定任务。为此，志愿军领导机关致电祝贺第66军取得的重大胜利，并给予通报表扬。该军第196师第587团班长张续计，独自连续夺取5个地堡，为部队开辟了通路，荣立特等功。第586团第4连担任突破华岳山的尖刀连，经5小时激战，攻占华岳山主峰，获“首破三八线英雄连”锦旗一面。人民军第2、第5军团各师突破南朝鲜军阵地后，分别向洪川、横城、原州方向前进，迫使南朝鲜第3师仓惶南逃。

    至此，敌并不象李奇微所想象的有秩序地南撤，而是南朝鲜军在“三八线”附近组织防御的部队争相南逃，以致整个防线迅速土崩瓦解，李奇微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次溃败作了这样的追述：“元旦上午，我驱车从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南朝鲜士兵乘坐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者乘着各种征用的车辆逃到这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

    1月3日，李奇微看到大势已去，担心志愿军会实施深远包围，使其聚集在汉城附近的10多万部队和全部重装备处于绝境，即令除以一部兵力在汉城以北高阳、道峰山、水落山一线进行掩护外，其余部队向北纬37度线迅速南撤。他还亲自赶到汉江大桥桥头指挥了这场撤退。

    彭德怀鉴于“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已无意组织抵抗，逃跑甚快，有可能放弃汉城，退守汉江南岸滩头阵地，随即决定乘胜展开追击，扩大战果，命令志愿军右纵队协同人民军第1军团相机占领汉城、仁川、水原、杨平；志愿军左纵队协同人民军第2、第5团乘势占领洪川、横城、襄阳、江陵。同时命令各部队在占领上述各点之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

    1月3日晚，志愿军和人民军转入追击作战。志愿军第50军一部在高阳以北碧蹄里击退美第25师约1个营的抵抗之后，进至高阳以南佛弥地截断了英第29旅的退路。经1夜激战，全歼这个旅的皇家奥斯特来复枪团第1营及第8骑兵（坦克）团直属中队。缴获和击毁坦克31辆、装甲车和汽车24辆。第39军先头部队于回龙寺与美第24师第21团遭遇，歼其一部，之后又在议政府以西釜谷里歼灭英第29旅两个连。第38、第40军追击至议政府东南水落山地区，击溃美第24师1个团。志愿军左纵队由加平、春川渡过北汉江，向洪川方向发展。人民军第2、第5军团继续向洪川、横城方向攻进，截歼南逃之敌。

    4日中午至22时，志愿军第39、第50军各1个师和人民军第1军团先后进入汉城。

    5日，为了不使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据守汉江南岸，控制金浦机场和仁川港口，对汉城构成威胁和妨碍下一步作战，志愿军右纵队第38、第39、第40军在汉城东北和议政府东西地区待命，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留1个师守卫汉城）继续向南追击。志愿军第50军在果川、军浦场歼敌一部，7日进占水原、金良场里。人民军第1军团5日占领金浦，8日占领仁川港。志愿军左纵队也继续向南追击，6日占领龙头里、砥平里；到8日，又先后占领杨平、梨浦里、骊州、利川。人民军第2、第5军团于6日占领横城，8日占领原州。

    至此，志愿军和人民军已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驱逐到北纬37度线附近的平泽、安城、堤川、三陟一线。第三次战役结束。

    这次战役，志愿军和人民军齐心协力，并肩作战，经过连续7昼夜的艰苦奋战，以每小时前进1公里的进攻速度前进了80至110公里，毙伤俘敌1.9万余人占领了汉城，粉碎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据守“三八线”，整顿军队，准备再犯的企图。

 第九章 取得防御作战胜利的第四次战役

    1951年1月2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了挽回丢失汉城的影响，集中大量兵力向中朝人民军队发起新的进攻。志愿军和人民军于同日至4月21日，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坚决勇敢地进行了防御战役，取得了胜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经第一，第二、第三次战役，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从鸭绿江边驱逐至37度线附近地区，取得了重大胜利，并取得了一定的对现代化装备之敌作战的经验。但是，由于连续作战减员甚多，部队十分疲劳，没有得到补充，在武器装备处于明显劣势的条件下，第一线兵力仅比敌略占优势。同时，随着战线南移，后勤运输线已延长到500至700公里，加之敌人飞机狂轰滥炸，我军运输更加困难，粮弹等物资供应严重不足。据此情况，中朝人民军队从1951年1月8日起转入休整。

    这时，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对朝鲜战争发展前途的估计，仍如在第三次战役前所指出的那样，即敌人在其主力未被击破之前，是不会自动撤出朝鲜的，因为美国要维持其在远东和世界的地位，要在朝鲜谋求殖民利益，并且还相信他们装备上的优势可以帮助他们守住朝鲜南部的阵地。所以志愿军的任务仍然很艰巨，还必须协同人民军在各方面做充分的准备，再进行几次激烈的大规模作战，朝鲜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因此确定，在休整期间立即着手进行准备，争取于3月间协同人民军发动春季攻势。

    为了总结经验，统一思想，争取在春季攻势作战中赢得更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于1月25日至29日在君子里联合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金日成首相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彭德怀司令员作了报告，会议总结了前三次战役的经验，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下一步作战的任务和方针。会议认为前三次战役的经验证明，敌人的装备虽占优势，但志愿军和人民军依靠灵活的作战指挥和勇敢顽强的作战相结合，是可以胜利的。在装备居于劣势的条件下，志愿军和人民军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必须是有重点地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逐个地歼灭敌人；在战术运用上，应力求夜战（在渗入敌人纵深或迂回敌后，或疏散地追击溃敌条件下，白日作战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近战，力求实施大胆的迂回包围，穿插分割，勇敢地渗入敌之纵深和后方，同时组织精锐勇敢的小部队，袭击敌炮兵阵地和指挥所，混乱敌之部署，乘势全面猛攻，使敌四顾不暇。会上传达了毛泽东1月19日在修改彭德怀的这次会报告稿上加写的一段话：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的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

    这次会议充满了团结气氛，还交流了作战经验，鼓舞了取得胜利的信心。会后，志愿军各部队加强了思想教育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等。

    敌人经中朝人民军队连续3次战役的打击，丢失了汉城，内部矛盾加剧，失败情绪严重。在此情况下，美国统治集团对朝鲜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还是在朝鲜守住一个地区，还是撤离南朝鲜，争论十分激烈。美国政府的态度是：既不愿冒扩大战争的危险，也不愿撤离朝鲜。杜鲁门亲自写信给麦克阿瑟，说明其侵朝战争的目的在于使所谓自由世界团结起来对付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打击新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威望；保障日本的安全地位；推动西方国家扩充军备，提高美国的威望和地位。他要求麦克阿瑟为了这些目的，应尽力在朝鲜据守一个重要地区，如不可能，则坚守朝鲜沿海岛屿，特别是济州岛。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使在军事上被迫撤出朝鲜，也不承认撤离的后果，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

    在朝鲜战场上，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为了贯彻美国政府确定的政策，在加紧布置纵深防线（包括釜山一带防线）以作退守之计的同时，积极地整顿组织，调整部署，并利用各种手段进行侦察。从1月15日开始，敌人在水原至利川之间开始试探性进攻之后，又把这种活动扩大到原州、宁越一带，经过不断侦察与反复试探，发现志愿军越过“三八线”以后，补给严重困难，第一线兵力减少，甚至认为志愿军“已不能有效地进行作战”。这样敌人为了挽回其失败的影响，缓和内部矛盾，遂决心发起进攻，企图夺回汉城，将中朝人民军队压回到“三八线”以北地区。

    从1月25日开始，敌人自西至东逐步在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这次进攻，敌人集中了美军第1、第9、第10军和南朝鲜第1、第3军团共5个军16个师又3个旅、1个空降团及在朝的全部炮兵、坦克和航空兵，地面部队共23万余人，由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马修·李奇微统一指挥，采取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法，以其主力置于西线（南汉江以西），向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在东线（南汉江以东）实施辅助突击。

    根据当时情况，中朝人民军队决定，首先在西线以坚守防御钳制敌人的主要进攻集团，在东线有计划地后退，待敌人一部态势突出，翼侧暴露时，集中主力实施反击，以动摇其布势，粉碎其进攻。根据这一决心作出了如下部署：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指挥志愿军第38、第50军（简称韩集团），并有人民军第1军团共同作战，在金浦、仁川及野牧里至骊州以北68公里地段上组织防御，坚决抗击敌人向汉城方向的进攻；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指挥志愿军第39、第40、第42、第66军（简称邓集团）和由人民军前线司令官金雄指挥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简称金集团），在东线横城地区寻机实施反击。

    1月25日，敌人在西线以美军为主，集中6个师又3个旅，在大量航空兵、炮兵、坦克兵支援下，由水原至骊州地段首先发起了进攻。志愿军第50军和第38军第112师及人民军第1军团，在天寒地冻，地形不利，兵力和装备处于劣势，部队没有休整的情况下，依托临时构筑的野战工事，抗击敌人的凶猛进攻，对坚守的每一要点都进行反复争夺，战斗异常激烈。敌人每日均分多路在大量坦克、飞机、火炮的支援下进行轮番攻击。中朝人民军队的防守部队，以高度英勇顽强的精神，与之展开激战。志愿军第50军从1月25日到2月3日连续激战10昼夜，以不惜牺牲、决不后退的决心顽强战斗，完成了坚守第一防御阵地的任务。1月31日，志愿军司令部通令表扬该军，特别是第148师，说他们数日鏖战，英勇顽强坚守阵地，反复争夺，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第443团第7连子29日在谷沙里阵地，打退美军1个连至1个营兵力在8辆坦克、8架飞机、10余门火炮掩护下的进攻8次，毙伤敌200余人。第444团第8连于29日在速达一里阵地，打退美军1个营兵力在5辆坦克、10余架飞机、10余门火炮配合下的4次进攻。这个连队在弹药耗尽时，同敌人白刃格斗，守住了阵地。

    2月5日，“联合国军”为逼近汉江夺取汉城，在其3个师的正面使用了100多架飞机、200多辆坦克和大量火炮，猛烈攻击。志愿军各个阵地上的指战员，以更英勇顽强的精神与敌拼搏。激战至2月7日，我军将敌人阻止于汉江以南的内飞山、文衡山、武甲山、杨子山一带，使其14昼夜只前进了18公里，并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代价。这时，汉江已经开始解冻，汉江以南作战地区狭小。韩集团为避免背水作战，于7日夜晚，将汉江西段志愿军第50军的主力撤至汉江北岸组织防御，留一部兵力坚守南岸桥头阵地，将在汉江东段担任防御的第38军仍留于汉江以南坚守原阵地，继续钳制敌人的主要进攻集团，以保障东线反击作战的顺利进行。同时人民军第1军团主力也撤到汉江北岸继续防御。次日，美军向汉江逼近，于10日占领仁川。

    与此同时，敌人在大量炮兵、坦克、飞机的支援下，向继续在汉江南岸坚守的志愿军第38军的阵地猛烈进攻。这时，该军各部队经过10多天的战斗，食物更加短缺，“一把炒面一把雪”的生活条件也难以为继；弹药也很缺乏，不得不节省使用和收拾敌人遗弃的枪弹，或者以铁锹、石块为武器同敌人拼搏；赶修了一夜的工事，几十分钟就被摧毁，战斗时没有工事作依托，伤亡越来越大。但是，第38军指战员仍然以“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前仆后继，英勇奋战。每一阵地都要与敌人反复争夺，有的阵地得丙复失、失而复得多达五、六次。第113师第337团第3连在坚守西官厅的战斗中，3天之内击退美军几个连至3个营的兵力的进攻多次，毙敌260余人。战士姜士福双腿负伤仍坚持战斗，最后拉响手榴弹与企图活捉他的几个敌人同归于尽。第114师第342团第1营坚守京安里以北350.3高地，连续战斗7昼夜。营长曹玉海、教导员方新哪里战斗激烈就到哪里，他们的模范行动，激励了全营指战员，战斗情绪越来越高。曹玉海重新组织防御时中弹牺牲。方新在敌人攻上阵地时，抱着一颗追击炮弹冲向敌人，与敌人同归于尽。阵地上“为营长、教导员报仇”的怒吼声喊成一片。战士申德恩左眼负伤，他说右眼还能瞄准，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坚持到底。他的右臂和左腿又被打断后，仍不下火线。班长涂金头部负伤，血流满面，仍端着冲锋枪东冲西杀，最后用一只胳膊把冲锋枪顶在胸前射击，直到牺牲。该营第3连阵地上只剩4个人时，又打退敌人7次冲锋，连长赵连山提着没有子弹的驳壳枪冲向一个冲上阵地的敌人，那个敌人被吓得滚下山去。2月10日，志愿军司令部发出通报说，第38军在汉江南岸英勇顽强地坚守阵地，以不断反击予敌沉重打击，基本阵地屹然未动，特予通报表扬。志愿军领导机关给徐连才、姜士福、曹玉海、方新、赵连山记功和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在东线，“联合国军”于1月31日以南朝鲜军为主，集中8个师由原州、武凌地段分向砥平里、横城、春川方向发起进攻。中朝人民军队的前沿部队随即进行阻击。东线战场的阻击战同西线战场的坚守防御一样，战斗也很激烈。其中，志愿军第198师在五音山上与敌浴血奋战，反复冲杀，在2月6日至11日的5昼夜里，打退南朝鲜第8师多次进攻，歼敌1500余人，为主力实施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2月7日，该师第594团第2连战士王荣在五音山前的330高地失守时，带领两个战斗小组夺回了阵地，又在3昼夜里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毙伤敌150余人。王荣牺牲后，被记特等功。10日，330高地再次失守，该团第5连排长李海带领5名战士再次夺回阵地，并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巩固了阵地。该师坚守的五音山，被称颂为“英雄的阵地钢铁的山”。

    东线志愿军和人民军在展开防御的同时，志愿军第39、第40军和第66军主力分别于2月5、6两日由高阳、东豆川、金化、金城地区向阳德院里及洪川以南地域迅速开进，准备进行反击。至2月9日，东线“联合国军”已进到砥平里、横城、下珍富里、江陵一线，南朝鲜军第8、第5、第3师突进至横城以北约10公里，态势突出，翼侧暴露。中朝人民军队决心乘此有利时机，采取正面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法歼灭该敌。

    2月11日17时，志愿军和人民军按预定计划开始了战役反击。邓集团第42军突破后，第124师迅速攻占了上物安里和531高地，继向福祚洞、广田攻进；第117师向横城西北方向攻进，一夜前进30余公里，将横城西北之南朝鲜第8师的退路截断，造成了歼灭该敌之有利态势；第125师子12日8时进到横城西南之回岩峰，截歼了来自横城方向的逃敌一部。第40军由正面向敌发起突击。该军第118师突破后，以勇猛动作迅速割裂了南朝鲜第8师的部署，于12日9时前出至广田、碧鹤山、下草院里地区；第120师突破后，攻占了圣智峰等地，牵制了当面之敌，支援了第118师向纵深发展，第66军第198师由五音山突破后，歼敌一部，第196、第197师突破后在红桃山、国士峰受阻。此时，南朝鲜第8师在我军猛烈攻击下，战斗队形全被打乱，被迫向横城方向逃窜。12日，我第117师和第118师将南朝鲜第8师大部包围于下加云北山、鹤谷里地区，第120师与第124师也于广田地区包围敌军一部。经一天激战，将南朝鲜第8师3个团全部歼灭。由于未能切断敌人横城以南的退路，致使横城地区美第2师一部、南朝鲜第8师师部及南朝鲜第3师大部得以逃脱。

    金集团由横城东北之荃村里、下琴台里向釜洞里、花田里、铜山地区之敌发起攻击，于13日进至横城东南之鹤谷里、下安兴里地区，歼灭南朝鲜军第3、第5师各一部，有力地配合了邓集团的反击作战。

    在横城反击战中，志愿军和人民军选择态势突出又在运动中的南朝鲜第8师为首先歼灭的目标，并集中了4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在浅近纵深采取多层的合围部署，实施了远距离的开进，突然地发起攻击，因而一夜之间便达成合围，打乱了敌人。次日昼间，又乘敌混乱之际，大胆而坚决地进行战术分割包围，取得了速决歼敌的效果。战斗中，志愿军和人民军的轻装疾进，勇猛穿插，再次显示了威力。其中，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第352团由阳德院里东南的新垡里发起攻击，直捣广田的行动最为突出。该团于11日夜，沿小路，踏积雪，翻越700米的高山，冲破敌人4次阻击，行程30公里，按时到达广田；12日9时，在广田附近控制洪（川）原（州）公路，坚决阻敌南逃，大量歼灭敌人，仅俘敌即达1100余人（内美军300余人），缴获汽车140余辆、各种炮24门、击毁坦克4辆。该师受到志愿军领导机关通令表扬。

    横城地区反击作战于13日晨结束，共歼南朝鲜军第8师3个团，第3、第5师各一部，及美军第2师1个营和一些炮兵分队，共1.2万余人，其中俘虏7800余人。此时，东线敌人除在砥平里的部队仍在原地未动外，其余的部队被迫撤至原州、宁越、平昌、旌善一线。

    对于横城地区的这次战斗，李奇微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我们被迫又放弃一些地区，在中共军队的进攻面前，美第2师又一次首当其冲，遭受重大损失，尤其是火炮的损失更为严重。这些损失主要是由于南朝鲜第8师仓皇撤退所造成的，该师在敌人的一次夜间进攻面前彻底崩溃，致使美第2师的翼侧暴露无遗。南朝鲜军队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共士兵怀有非常畏惧的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脚踏胶底鞋的中共士兵如果突然出现在南朝鲜军队阵地上，总是把许多南朝鲜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

    横城反击作战结束后，中朝人民军队决心一面歼灭砥平里之美军第2师第23团及法国营；一面抓住原州之敌，同时以一部兵力向平昌、宁越方向发展。13、14日晚，邓集团集中了6个团的兵力对砥平里守军发起攻击。由于对该守军构筑了比较完备的工事凭坚顽抗估计不足，仓促投入战斗。加之参加攻击的部队建制多，协同动作差，火炮又少，弹药也不足，因而虽经两夜攻击，仍未能解决战斗。此时，敌人的增援部队已经到达，原州之敌也已集中。中朝人民军队鉴于歼敌时机已失，遂于15日晚停止进攻，逐步向北转移。人民军金集团在横城反击作战之后，即向东南方向发展进攻，收复了平昌，逼近旌善，有力地配合了正面作战。砥平里战斗停止后，金集团也逐步向北转移。

    在前一阶段作战中，中朝人民军队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歼灭敌人不多，还不足以制止敌人的进攻，估计敌人经过稍事整顿后还会继续北犯。当时，中朝人民军队第一线部队已十分疲劳，兵员减少，物资供应困难，战略预备队正在向预定地区开进，尚未到达。因此，中朝人民军队于2月17日全线转入运动防御，准备争取两个月时间，以集结兵力，改善交通运输，囤积作战物资，待敌人深入，置汉江于其背后再行反击。防御部署为：第一梯队展开8个军，在西起汉江口，沿汉江北岸，经杨平、中元山、横城、烽火山、酒峰至下珍富里地区，构成第一线防御阵地。第二梯队展开3个军另1个师，在西起汶山，经议政府、铸锦山、青雨山、座防山、洪川江北岸至洪川、丰岩里地区，构成第二防御阵地。

    2月19日，敌人首先在东线发动了进攻，中朝人民军队节节抗击，迟滞进攻。敌人进展缓慢，至3月6日始推进到杨平、横城、下松滨迄东海岸之江陵一线，将东部战线与汉江南的西部战线拉平。此时，敌人在西线已完成了渡江作战的准备。

    3月7日，美第25师分两路在南北汉江汇流处附近牛川里及八堂里强渡汉江。我第50、第38军随即在陶谷里、礼峰山、云吉山、芙蓉山一线阻敌前进。与此同时，位子战线中位的美第9军及第10军一部也向中元山至横城东北之国士峰一线我第42、第66军阵地猛攻、画彩峰、中元山战斗最为激烈。

    在这一阶段作战中，我担任防御的部队打得非常英勇顽强，有的连队战至最后一人也不撤离阵地，但在战术上不够灵活。为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和志愿军司令部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各级指挥员必须很好研究敌人的进攻特点，改进我之战术，并且明确指出：我之作战方针是“积极防御，纵深设防，利用良好地形（山区、河流）节节阻击，迟滞和杀伤敌人，赢得时间，以待后续部队到来进行战役反击”；同时指出：战役上的积极防御，在战术上应是节节阻击和反击相结合的办法。另根据敌人每次进攻之前，必以其优势的炮兵、坦克和航空兵火力，先对我阵地进行毁灭性的轰击，尔后步兵才实施冲击这一特点，还提出在兵力配备上“必须确实贯彻前轻后重原则”，指出：“在现代作战中，尤其在敌空军、炮火占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积极防御作战的原则，必须是控制要点要道、荫蔽疏散、宽大纵深、前轻后重的配备”，“火力组织应以反坦克与杀伤敌步兵为火力网重点”，并“宜将步兵火器尽量配属前梯队，加强前沿火力”。这些原则，即后来所说的：“兵力配备前轻后重，火器配备前重后轻”的原则。

    为了节省兵力、减少伤亡、缩短供应线和保持主动，我第一梯队各军自3月10日起，按照预定计划逐步向北转移，以4至5天时间，撤至高阳、议政府、清平川、洪川江北岸至丰岩里一线后，由第二梯队军接替。3月12日起，我第二梯队开始同敌接触。至3月14日，夹北汉江两岸而进之敌截断了春川至汉城的公路，向洪川江推进之敌已占领洪川，东线人民军第5、第2军团当面之敌也推进至草岘里、下珍富里之线。我军为争取主动，待机歼敌，14日晨主动撤离汉城，敌人于15日进占汉城。

    从2月17日转入运动防御后，志愿军和人民军借助于多山的地形和春暖多雨的天气，机动灵活地节节阻击，以空间换得了时间，从被动中取得了主动。敌人虽然占领了一些地方，但付出了重大伤亡，吃够了苦头。李奇微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虽然夺回了汉城或者占领了一些新的地区，但“这次作战没有获得完全成攻，因为，敌军迅速向北撤退时只实施了阻滞战斗。天气和地形给我们造成的困难比敌军行动造成的困难还要大，特别是在中部地区，那里的山峰直插云霄，陡峭的山坡则直落几乎连大车也无法通过的峡谷。对敌人高踞于荒凉山头的坚固工事，我们不得不加以包围并发起冲锋攻占之”，“春季消融的冰雪和雨水使公路变得象稻田一样泥泞不堪，以致补给品只得靠士兵们肩扛手提来运送。前线部队靠极少的一点必需品在那里维持，直到向他们空投了补给物资为止。”美国人R.M.波茨在他的《韩战决策》一书中谈及此次战役时也写道：“第八集团军的一些军官们认为，中国军队在防御方面比广为人知的进攻方面干得更出色一些。他们很善于隐蔽和伪装，一个整师的部队能在荒芜的山野中从人们眼皮底下消失。他们撤退也撤得很利索，很少出现后卫遭困的情况。虽然他们不惜付出代价阻滞盟军的行动，但还是沿着山梁用圆木和石头构筑坑道和掩体，以抵挡炸弹和重炮轰炸，减少伤亡。撤退时，他们经常在盟军主要前进路线两侧的山上留下一些小股袭击部队。这些部队常常夜间出来袭击捣乱，有时还给人以反攻的错觉。”为了给下一战役创造有利条件，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根据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开进情况及“三八线”以北附近的地形情况，于3月14日确定我军下一战役的进攻出发位置为西起西海岸之长渊、东向新院里、白川里、漏川里、朔宁、芝浦里、华川、杨口、麟蹄、襄阳一线。为了控制这一进攻出发位置和使我新入朝兵团有进行作战准备的时间，要求各防御部队从第二线防御阵地至“三八线”要阻滞敌人20至25天，即到3月底4月初；从“三八线”至我预定进攻出发位置，再争取20至30天时间。

    3月16日以后，敌人继续采取“主力靠拢”、“等齐发展”和“磁性战术”逐步推进，企图依靠其机械化装备和优势的火力同我进行消耗战。我军则在宽大正面上，采取重点设防、梯次配置，扼守要点，以点制面的部署，实行“兵力前轻后重、火器前重后轻”的原则，以阻击结合反击、伏击、袭击等各种手段，依托每一阵地节节阻击敌人，大量地杀伤消耗敌人。

    3月23日，敌进占高阳、议政府、加平、春川、瓦野里、注文津一线，并以飞机百余架次，将美空降第187团（约4000人及少量坦克、火炮）空降于汶山地区，企图切断正在向后转移的人民军第1军团之退路。同时，以南朝鲜第1师向汶山攻进。人民军第1军团主力此时已撤至临津江以北，尚在江南之部队当即组织抗击，敌企图未逞。28日，敌进攻旺方山时第一次使用直升机，载步兵30余人，于我阵地侧后实施机降，攻占我两个班的阵地。是日，第26军扼守七峰山、海龙山的部队与敌人反复争夺11次，杀伤敌1000余名，并创造了1个班以反坦克手榴弹击毁敌坦克9辆的模范战例。

    战到3月底4月初，中朝人民军队逐步转移至“三八线”的以北附近地区，继续阻击迟滞敌人的进攻。4月初，“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于4月10日前后，进到其所谓的“堪萨斯线”，即西起汉江口，沿临津江，再经“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至襄阳一线。这个期间，志愿军第40军在春川以北、金化以南抗击美军、英军和南朝鲜军的进攻，共进行大小战斗190余次，歼敌5000余人。第40军在战斗时，有一些阵地的指战员战至最后一枪一弹，表现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气概。第360团第1连副班长曹庆功在3次身负重伤，阵地上只剩他一人时，又打退敌人1个排的3次进攻，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第358团第3连班长王学风在打光子弹，身负重伤后，把最后1颗手榴弹投向敌人，跳下悬崖壮烈牺牲；副班长刘维汉在仅有1颗手榴弹时，举起冒烟的手榴弹毅然冲向爬上了阵地的敌群。志愿军领导机关给这3位烈士各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4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略预备队已经入朝，并在伊川、铁原、平康地区完成集结，原来在元山地区休整的志愿军第9兵团也在平康、洗浦、淮阳地区完成集结。这时，敌人已发觉中朝人民军队的战略预备队到达，因此，除在铁原、金化地区继续进攻行动外，在其它地区基本上停止了进攻。

    中朝人民军队为了引敌至预定战场，便于出击，一面积极调整部署，一面让敌继续前进。至4月21日，敌人被扼制在开城、长湍、高浪浦里、文惠里、华川、杨口、元通里、杆城一线，中朝人民军队准备发动的战役反击即将开始，第四次战役遂告结束。

    这次战役，历时87天，我军歼敌7.8万余名，使敌人平均每天要付出900人伤亡的代价，才前进1.3公里。

    第四次战役，是志愿军和人民军在准备休整两个月之后发动春季攻势的情况下被迫立即转入防御作战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对敌人现代化技术装备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即可以迅速地进行补充，可以迅速地调整部署，可以迅速地由退却转入发动大规模攻势估计不足。同时，此次战役持续近3个月之久，是在比前三次战役更为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后勤供应则更加困难，也给作战带来了不利影响。但是，志愿军和人民军很快地判明了敌人的企图，采取了从被动中争取主动的措施。在作战指导上，采取在西线以坚守防御牵制敌人主要进攻集团，在东线有计划地让敌前进，待其态势突出，翼侧暴露时集中主力对其反击的战法，以求动摇敌之进攻布势。在反击作战取得胜利，面向纵深发展受阻未能打破敌之进攻时，又适时地转入全线运动防御，以空间换取时间，待战略预备队集结后再转入进攻。志愿军和人民军这样灵活地运用坚守防御、战役反击、运动防御等作战样式，把运动战与阵地战紧密地结合起来，发扬了高度的英勇顽强、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从被动中争取了主动，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赢得了时间，掩护了战略预备队的集结，为下一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十章 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第五次战役

    1951年1月底，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恢复了攻势，3月下旬，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将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地区。这时，美国同英、法等侵朝参战国之间及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对“联合国军”是否再次越过“三八线”和用什么方式结束朝鲜战争，再次发生分歧。

    英、法等国害怕再遭受更大的损失，畏惧长期卷入侵朝战争而削弱西欧力量，失去对苏战略力量平衡，影响欧洲的稳定。认为“联合国军”重新回到“三八线”正是结束朝鲜战争的“心理时机”，主张在“三八线”建立“事实上的停火”，以谋求通过谈判结束这场战争。“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等则坚持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直至建立美国控制下的“统一的朝鲜”为止，甚至不惜为此将侵略战争扩大到中国。而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政治首脑们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使朝鲜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已不可能以武力统一朝鲜，战争趋于长期。不仅如此，旷日持久的朝鲜战争，必将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影响美国实现“欧洲第一、亚洲第二”争霸全球的战略部署。他们痛苦地“回顾1950年12月那些黑暗的日子”，心有余悸地惧怕“中国人在满洲地区集结的……比联合国军……多得多的后备部队还没有投入战斗”；担心旷日持久的战争，美国盟友在侵朝时的热情和“决心正在消失”；忧虑从来就不热心朝鲜战争的“美国公民正在日益清醒”，因此，“对美国来说，只靠军事行动是不能圆满解决朝鲜问题的”。经过与英、法等国磋商，决定在不扩大战争范围的前提下，稳步向朝鲜北部推进，待占领有利地区后，即以“实力政策”为基础，或与中朝进行外交谈判，或继续其军事行动，以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地位。

    侵朝敌军根据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于4月初再次越过“三八线”，并计划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将战线推进到北纬39度线及其以北地区，“在朝鲜半岛蜂腰部（即元山至平壤一线）建立新防线”。敌人认为这条线正面狭窄（170公里），地形有利，又是朝鲜北部腹地，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政治上可取得谈判的有利地位。

    3月2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将美国政府对侵朝战争方针及杜鲁门即将发表的政策声明电告麦克阿瑟。声明宣称“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在大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以前，应进一步作外交上的努力，以便取得和解”。但是，“在未达成令人满意的结束战斗的部署以前，联合国的军事行动必须继续下去”。杜鲁门的声明还未发表，3月24日，麦克阿瑟不顾杜鲁门的指令抢先在东京发表了一个声明，大肆叫嚣扩大战争，以此来影响美国政府的亚洲政策和对中国人民进行新的军事恫吓。麦克阿瑟的声明没有吓倒中国人民，却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和侵朝参战国内部的混乱。杜鲁门认为：麦克阿瑟的声明是对“总统和最高统帅而发布的命令的公然违抗”，是对“总统权力的挑战，也是对联合国政策的藐视”。英、法等国则要求美国予以澄清，甚至提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于4月11日撤销了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任命马修·李奇微为美远东军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由詹姆斯·范佛里特担任美第8集团军总司令。

    4月初，“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疯狂向北进攻，同时对我后方进行空前猛烈的轰炸，敌海军也加强了对我东海岸诸港和沿海岛屿的炮击、侦察活动。中旬，敌人发现志愿军战略预备队集结，判断中朝部队可能于4月下旬或5月初发动攻势后，除西线在铁原，金城地区保持进攻外，中部和东部战线暂时转入防御，并加紧了进行侧后登陆作战的准备。

    这时，“联合国军”地面作战部队为6个军17个师又3个旅1个团，共34万余人。其第一线兵力为12个师又2个旅；第二线及后方兵力有5个师又1个旅、1个团，分别置于春川，水原、原州、大田地区。美国民警卫第40、45师已由美国本土调往日本，与原在日本的美第34团组成第16军，准备使用于朝鲜战场。其一线部署：美第1军位于临津江两岸及涟川东西地区；美第9军位于涟川以东至华川地区，美第10军、南朝鲜第3、第1军团分别位于杨口、元通里、杆城地区。

    横城反击战胜利之后，我军为集结兵力准备新的反击战役，持续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异常艰苦的防御作战。这一行动是根据毛泽东主席3月1日在对朝鲜战争形势的精辟分析的基础上实行的。毛主席指出：根据一、二月份的作战经验，我因有3个军在咸兴以北战役中损伤较大，从事休整，致前线作战的只有6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因之我无后备力量，在战役胜利时不能扩张战果，在敌人增援时不能打敌援兵。同时，我军南进，后方线长，供应很困难，还该留守备。故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及我尚无空军掩护条件下，我如过早追敌南退，反不利我分割歼敌。鉴于此种情况，在我第二番部队于4月上旬到达前线以前，在敌之陆军还较我占优势的情况下，我应避免进行战役性出击。毛主席提出：如敌逼我应战，就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9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4月初，我志愿军第二番部队由国内及朝鲜北部咸兴地区开始向前线集结，争取在新的反击战役中能有志愿军9至11个军及炮兵7至8个师，坦克3至5个团约55至60万人和人民军2至3个军团参战。与此同时，我后勤部队亦增至18万人，后勤保障工作虽作出很大努力，但敌人空中突击更加疯狂，因此，供应情况尚未好转，只能保障最低限度的供应，不能满足作战需要。

    4月初，敌军未在“三八线”上停止，继续北犯。4月6日，中共志愿军委员会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着重研究和决定举行第五次战役问题。会上，彭德怀司令员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战争指导方针，并且指出：目前抗美援朝战争仍处于艰苦紧张阶段。为消灭“联合国军”几个师，粉碎其侧后登陆计划，夺回主动权，会议决定趁敌军实施登陆之前，进入“三八线”南北地区立足未稳之机，实施新的战役反击。在战役指导上，彭德怀司令员提出；根据敌人战役布势上只有战术纵深，其主要兵力来自横方向的特点，采取战役分割包围与战术分割包围相结合的方针，以第40军从金化至加平线劈开战役缺口，协同第39军及人民军第3、5军团东西割裂，不使敌东西增援。集中第9、第19、第3兵团分别从东西两翼迂回，结合正面突击，将敌人几个师分割包围于德川、永平、议政府、抱川地区，各个歼灭之。置第38、42、47军及人民军第21、第6军团于肃川、元山、平壤地区，以对付敌侧后登陆。

    4月中旬，敌人发现我军战略预备队集结后，积极巩固阵地，准备抗击我军进攻。为避免敌人进行永久筑城，使阵地巩固，利用装备优势消耗我军之后再进，志愿军遂决定提早发起进攻。

    4月22日黄昏，中朝军队各突击集团按预定计划向敌人发起全线反击。左翼突击集团由宋时轮、陶勇指挥的第9兵团3个军及第39、第40军一举突破“联合国军”防线，当面之敌在我军猛烈突击下，逐步后撤。我军乘机多路猛进，发展顺利。23日夜进占上海蜂、白云山地区，歼灭美第24师和南朝鲜第6师各一部，完成了第一步任务。25日占领清溪山、中板里地区。“联合国军”右翼受到威胁。担任战役割裂任务的第40军以勇猛的反击，打退南朝鲜第6师的进攻，乘胜直捣敌师主阵地，打乱了该敌部署，歼敌一部，缴获坦克12辆，汽车50余辆。尔后，分两路直插敌纵深。第118师第354团第3营由团参谋长刘玉珠带领，沿途打破敌5次阻拦，23日午即前进30余公里，提前插到加平东北沐洞里。此时，英第28旅、美骑兵第1师1个团和加拿大第25旅2个营正向加平西北机动，增援加平英第27旅。志愿军第354团第3营为了全局胜利，顽强地同数倍之敌展开激战，阻止了敌人的西援。24日凌晨第40军主力进至加平附近，25日又打退敌多次反扑。共歼敌2200余人，缴获汽车230辆，火炮60余门，胜利完成了战役割裂任务。第39军前出到华川以南，将美陆1师隔于北汉江以东不得西援。

    担任中央突击的第3兵团，由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突破敌前沿后，受到美第3师、土耳其旅的抵抗。23日始将士耳其旅击溃，突破了美第3师防线。24日，将美第3师第35团包围在灰洞、粟隅地区。该敌在大量航空兵、坦克、炮兵掩护下突围南逃。25日，第44师第131团在大田里将美第3师1个营包围，经40分钟战斗，全歼敌2个连。之后，该兵团在哨城里，永平地区与敌对峙进展缓慢。

    右翼突击集团由杨得志、李志民指挥的第19兵团和人民军第1军团，在扫清了临津江西岸之敌后，第一梯队师于23日凌晨冒着敌人的炮火，勇猛地冲过百米宽、齐腰深的临津江。第63军第188师迅速占领了英第29旅第一线阵地，与敌展开反复争夺，战斗十分激烈。该师第564团第7连两个班在一个小高地上与英军争夺中，打得只剩战士陈三1人。他以大无畏的孤胆作战精神，使用轻机枪、冲锋枪等5件武器，连续打退敌200余人的三次冲击，毙伤敌80余人，守住了阵地。第187师第561团以无坚不摧的战斗精神穿山过岭，粉碎敌人多次阻击，抢占了江南要点绀岳山，割裂了英第29旅与美第3师的联系。尔后该团继续向磨叉山英第29旅主阵地进攻。担任战役迂回任务的第64军，突破临津江后，由于炮兵被隔在临津江以北，未组织有效的炮火支援，在江南岸进攻受阻。此时第19兵团二梯队第65军两个师也渡过临津江，致使5个师的兵力大部拥挤在江南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内，遭敌炮兵、航空兵火力突击，伤亡较大，影响了向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和歼灭英第29旅任务的按时完成。此间，由第64军第190师侦察支队和第569团第3营组成的先遗支队，经20个小时连续作战，突破敌7次阻拦，俘敌100余人，于24日下午突入敌纵深25公里，胜利地占领了议政府西南的道峰山。这个先遣支队在道峰山坚守3天4夜，象一把尖刀插入敌人胸膛，威胁着敌人的左翼。25日，第19兵团调整部署后，于18时向当面之敌发起猛攻。经过激烈战斗，攻占了南朝鲜第1师和英第29旅主阵地，勇猛地向议政府方向突击。在追击中歼灭了南朝鲜第1师一部和英第29旅格特斯特第1营及坦克团大部共4000余人。在追歼英第29旅战斗中，第561团第2连战士刘光子发现山沟里挤了不少敌人，只身绕到敌后，突然用冲锋枪向敌扫射，又掷出一枚手雷，趁硝烟冲入敌群，大吼一声“缴枪不杀”。敌人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喊声所威慑，缴械投降。刘光子一人俘虏63个英国兵，荣立一等功。第63军189师在土桥场包围美第3师2000余人，仅用一个营断敌退路，使敌在20余架飞机支援下，以80余辆坦克为先导突围南逃。

    西线“联合国军”在中朝人民军队的连续突击下，两翼受到威胁，且战且退，并在要点上顽强抵抗，以优势炮兵和航空兵火力迟滞志愿军和人民军的行动。中朝军队连续奋战3昼夜，虽在加平方向上打开了战役缺口，对敌翼侧造成了严重威胁，但第64军未按时完成战役迂回，中央集团战术割裂任务晚了一步，战役发展形成平推，未歼灭成团师建制的敌军部队。

    26日，彭德怀司令员就战役发展和下一步作战打算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做了报告，其要点是：（一）此役，我为推迟敌之登陆，避免同时两面作战，提前于4月22日开始，各项准备不充分。敌军兵力部署齐头靠紧，没有间隙；战术上前进时步步为营，后退时节节抗击；我插入敌纵深必须经严重战斗，才能打开缺口，故作战三昼夜没有达成迂回议政府、截断敌人归路的计划。估计战果有限，不足以打破敌之登陆企图。（二）朝鲜地势狭窄，海岸线长，港口多，且敌有强大海、空军，这些是其登陆便利条件。敌大量援兵到日本，在我后方登陆企图将更加明显，下一战役须准备打敌登陆部队。我军在朝作战，如不能大量歼灭敌之登陆部队，则其登陆野心始终不会放弃；同时，朝鲜地势狭窄，如敌不登陆，兵力集中，亦不易分割。不如利用敌之登陆，隔离其联系，反而有利于各个击破。（三）如敌很快登陆，我虽有准备，但尚难应付两面作战，如能将敌登陆时间推迟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我军即能同时应付两面作战。（四）据上所述，此次作战，我军主力不宜南进过远。拟在打破敌之抵抗后，以一个兵团并建议人民军两个军团相机追至北纬三十七度线为止。如敌扼守汉江及汉城桥头阵地，我军以小部队监视之、袭击之，使敌预备兵团部分增援正面，推迟其登陆时间，减弱其登陆力量，以便歼灭之。我军主力则置于“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歼灭敌登陆部队，或各个打击正面反攻之敌。

    中央军委同意上述作战方针和部署，并指出：从此次敌人且战且退和在此以前沿海袭扰的情况看来，敌人确有诱我军南下然后在北部登陆的企图。但敌主力如停在“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而我只有一个兵团及人民军向南进逼，估计敌人在未得到大量补充或援兵能使用以前，还会有一个犹豫时间，而仍然与我进行拉锯战，企图消耗我们。此种情况如果出现，对我并无不利。只要我们避免主力消耗，转而消耗和分散敌人，则推迟敌人登陆和向北进攻，便于我们完成各种准备，倒是合乎理想的。不过目前自应以敌人会很快登陆作准备，免得被动。

    依照上述精神，26日西线我军继续向敌纵深发展进攻，占领了敌军锦屏山至加平的第二线阵地。28日右翼突击集团逼近汉城，第19步团占领汉城西北锦屏山、白云里地区，人民军第1军团在梧琴里歼南朝鲜第1师1个营的大部。中央和左翼突击集团占领了汉江北岸地区要点退溪院里、金谷里和磨石隅里、清平川。人民军金（雄）集团以积极行动钳制了东线之敌。敌军主力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组织防御。美骑兵第1师西调汉城，并在汉城周围组成了绵密的火力控制地带，妄图诱我攻城，乘机给我以大量杀伤。彭德怀司令员鉴于在汉城以北歼敌战机已失，但是，经过第一阶段作战，出现了敌军由西南伸向东北的斜线防御形势，而且由勿老里以东至东海岸整个东部战线由南朝鲜6个师防守，态势突出有利于我各个歼击。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司令员根据26日的作战方针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为继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坚决贯彻多歼灭南朝鲜军的精神”，以孤立、分散美军，创造今后消灭美军的有利战机，28日即决定停止第一阶段的作战，立即转兵东线，决心以南朝鲜军为歼击目标，集中第9兵团（欠第26军，附第12军）及人民军金（雄）集团（第2、3、5军团）在勿老里至雪岳山地段上发动第二阶段作战。遂于29日决定停止进攻，准备新的作战。为对付敌人可能的登陆，将第40、第26军北调沙院里及平康以北地区。至此，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即告结束。这个阶段的作战，歼敌2.3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平均前进了48公里，占领了开城、汶山等许多城镇和大片地区。

    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第9、第3兵团用稍事整顿补充后即在第39军掩护下东移。5月6日，彭德怀司令员经与人民军协商决定，东线作战集中第9兵团和人民军金（雄）集团，取正面突破，两翼迂回，双层包围，多路钳击的战法，首先歼灭麟蹄东南县里地区之南朝鲜第5、7、3、9师，尔后视情况继续歼灭南朝鲜首都师和第11师。以第3兵团（欠第12军、附第39军2个师）向九城浦里突击，割裂美军与南朝鲜军的联系，阻击美第10军不得西援；西线第19兵团及人民军第1军团以汉城为重点，在高阳至加平段宽大正面上实施佯动，钳制西线美军主力。

    5月8日，彭德怀司令员就第二阶段作战指导问题发出指示，指出：实现此次战役意图的几个重要关节，一是第19兵团在牵制方向上要认真地积极地实施佯动，将美军主力吸引于西线；二是第3、第9兵团切实隐蔽我军企图，绝不能事先被敌发现我大军东移，三是全歼县里地区3个南朝鲜师的关键，在于几把合围的钳子能按时到达预定合钳的位置，迅速达成两翼迂回，多路切断，层层包围；四是掌握战机，及时集中力量歼敌的关键在于各部队特别是执行钳击迂回任务的部队能否及时报告敌情及自己到达的位置，并主动提出协同歼敌的意见，积极付诸行动。

    5月12日晚，西线我军开始对议政府、汉城、春川地区之敌实施佯动。李奇微被佯动所迷惑，惊呼“汉城面临第二次危机”，并判断我军在中线即将发起攻势。遂调美第7师，南朝鲜第2师增强中部防线。同时，第3、9兵团于15日相继隐蔽进入作战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

    5月16日18时，我各突击兵团在短促的炮火准备后，向敌人发起猛烈的突击，敌军防线土崩瓦解，南朝鲜第5、7师仓皇溃退，第9兵团之第20、27军及人民军第5军团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插敌纵深。

    第20军第60师前卫第178团第5连，在连长毛张苗带领下勇猛直追，连续突击，沿途打跨敌5次阻击，12个小时内经大小战斗13次，歼敌一部，缴获汽车70余辆，前进30公里，及时抢占了合围要点五马峙，为主力部队开辟了前进道路。该师主力于17日晨攻占了后坪里、美山里、旺盛谷诸要点，歼敌500余人，切断了县里地区南朝鲜第3、9师南逃退路。人民军第5军团也于17日午前占领了县里东南之镇东里、芳台山诸要点，切断了县里之敌东南退路，与第20军对县里之敌构成了合围。

    第27军在突破南朝鲜第7师防御后，第79师和第80师攻歼了于论里之敌，尔后向院巨里方向进攻。担任迂回任务的第81师不惜伤亡，不为小敌所诱，不停息地交互攻击前进。师长孙端夫亲率第242团第2营为先导，沿山沟密林，以每小对十几里的速度向敌纵深猛插。沿途经大小战斗18次，歼敌250余人，于17日5时突入敌纵深28公里，按时抢占了严达洞、砧桥、坊内里、上南里诸要点，切断了县里之敌西南退路。该师主力在第60师的协同下，在上南里地区将南逃之南朝鲜军第5、第7师击溃，全歼南朝鲜第7师第8团1、2营，第9师第30团3营，第5师第27团3营和第35团3营，共5个营3000余人。

    担任战役迂回任务的配属第9兵团的第12军，突破南朝鲜第5师防御后，于三巨里歼灭其第5师一部，继续在自隐里北侧与美第2师以及法国营（战前了解自隐里地区为南朝鲜军）展开激战。第130团战士梅永洪、张再云、吴建德，巧摆地雷阵，并用火箭筒、反坦克手雷击毁敌7辆坦克。经两日艰苦的围歼战斗，全歼美第2师第23团两个营及法国营大部。向深远纵深沙里地区迂回的第31师主力被敌阻隔，只有1个团从敌左翼绕道插入敌人纵深，并于18日拂晓攻占长水院，因而未能达成向东沙里迂回的目的。

    18日晨，县里地区南朝鲜军第3、第9师动摇溃乱，开始向南及东南方向突围。我第20军由西向东，人民军第5军团由东向西，对敌两面夹击，将该敌大部歼灭，缴获敌人全部重装备，敌一部溃散于山林。志愿军第20军与人民军第5军团在围歼作战中胜利会师，指战员们格外兴奋和喜悦，热烈拥抱握手，互致问候，互祝胜利。然后分数路共同进山搜剿残敌。至21日，在搜剿中又俘敌1000余人。为继续歼灭南逃之敌，第12军、第27军、人民军第5军团一部于20日前进到丰岩里、下珍富里、东沙里一线。但因战役退路未被我按时切断，致使溃逃之敌未能被堵击包围全歼，造成溃退之第5、第7师残部尚能在九城浦里、丰岩里以南地区布防；南朝鲜首都师、第11师有计划地撤至江陵地区布防。加之美第3师于20日迅速增援，先后进到丰岩里、下珍富里地区，堵塞了战役缺口。南朝鲜第8师由大田北调平昌、堤川，建立了纵深防线，于是敌军又形成了东西相接的完整防线。这时，我军在一个月内已连续进行了两次作战，部队相当疲劳，供应亦发生困难；加之此役未消灭美军完整的师团建制部队，敌还有北进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军继续南进，不仅不易消灭敌人，反而徒增困难，不如后撤，使主力休整，以逸待劳，寻机歼敌，更为主动。于是，21日结束了第二阶段的作战。

    在这一阶段作战中，第3兵团第15军发起进攻后，第45师攻占沙五郎峙，歼美第2师200余人。第44师迅猛插入敌纵深，18日夜在洪川以北大田里发现美第2师第38团主力露营，第130团以突然勇猛的作战展开进攻，第9连直插敌人团部后方，堵截敌人退路，与敌展开肉搏。第9连第2排排长崔建团，一人刺死6个美国兵，又用缴获的武器毙敌20余人，俘敌8名，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经一夜激战，第44师将美第38团大部歼灭，毙伤敌1800余人，俘敌240余人，有力地牵制了当面美军。（战后为了纪念这一胜利，朝鲜人民在加里山上立了一块记述志愿军英勇奋战和中朝人民战斗友谊的纪念碑。）第15军歼灭美第38团大部之后，继续向纵深发展，因美第2师与美陆战第1师继续顽抗，前进受阻。第60军第180师以积极行动攻击当面之敌，19日夜占领洪川以北法所里，牵制了美第7师不得东援。

    西线第19兵团以4个师的兵力于17日分别攻歼了高阳、金谷里、清平川、上泉里等地之敌。18日第63军南渡北汉江，攻占通芳山、凤尾山诸要点，在抗击敌人反扑中，歼灭美军1个营和南朝鲜军3个连的大部，有力地钳制了西线敌人。20日，西线敌军为减轻我军对其第9、第10军的压力，开始以美第1军3个师又3个旅的兵力向第19兵团展开进攻。第19兵团随即转入了防御。

    这次作战，我军毙伤浮敌2.3万余人。李奇微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志愿军）进攻发起后的第二天较晚的时候，防守春川右侧高她的南朝鲜第5师和第7师在中国人的打击下土崩瓦解。”“在中国人进攻时遭受沉重打击的南朝鲜第3军被撤消了建制。”而李奇微最为恼火的是南朝鲜军损失了大量武器装备，他说：“所丢弃的这些武器不可等闲视之，这些武器装备足可装备好几个完整师的。”

    中朝部队为改善补给，争取主力集结休整、补充，总结作战经验，造成尔后有利战机，以便更多地歼灭敌人，决定将各兵团主力北移“三八线”南北地区。5月23日中朝部队主力开始转移；各兵团留一个师至一个军，从当时所处位置起，采取运动防御的办法，节节阻击，杀伤消耗敌人，争取时间，掩护主力休整。是日，“联合国军”乘机以4个军13个师的兵力，有计划地全线实施猛烈反扑。“联合国军”的反扑是利用技术装备的优势，以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组成“特遗队”，在航空兵掩护下，多路猛烈地向中朝部队纵深突击。25日，“联合国军”主力全面展开沿汉城、涟川、春川、华川、洪川、麟蹄公路稳步向北推进。

    中朝人民军队向后转移，本是胜利回师的主动行动，但是，由于对“联合国军”有计划地组织以机械化“特遣队”的形式向纵深穿插割裂，迅速展开主力实施全线反扑估计不足，因而转移的组织计划不够周密。担任机动防御的部队，有的需要两天的行程作横向运动才能进入防御地区；有的部队虽进入防御地区，但未能很好控制要点和公路，组织有效地交替掩护，因此，全线出现多处空隙，使敌“特遣队”得以乘隙而入，造成中朝人民军队在转移初期十分被动的局面。志愿军第27军、第60军第180师、第12军第91团被割阻于敌后。24日至27日，第27军在麟蹄、县里地区以积极的行动阻击敌人的进攻，给予美第2师、空降第187团、南朝鲜第5师以迎头痛击，稳定了东线形势。第180师在春川方向，北汉江两岸地区顽强抗击美第7师、陆战第1师、南朝鲜第6师的进攻。27日，后撤至驾德山地区，三面受敌遭到了重大损失。第91团不畏艰难，机动灵活的由下珍富里以北绕道沿东海岸胜利返回。

    中朝人民军队的争取主动，于27日将北移途中的志愿军第63、第64、第15、第26、第20军及人民军第5、第2、第3军团等8个军陆续展开于“三八线”南北地区组织防御。28至30日，第65军对进攻涟川之美第1军，第20军对进占华川地区之美第9军，实施强有力的反击，歼敌一部，并收复华川。6月1日，志愿军4个军于新幕、鸡雄山、黑云吐岭一线构成了纵深防线。随着反击作战的胜利和全线防御布势的完成，“联合国军”的反扑行动被制止。6月10日，中朝部队主动撤出铁原、金化，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的汶山、涟川、铁原、金化、杨口、明波里一线。交战双方均转入防御，至此，第五次战役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投入15个军（军团）的兵力，奋战50天，取得了歼敌8.2万余人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妄图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夺回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中朝人民军队在这次战役中，亦付出了相当代价（伤亡8.5万余人）。此役，中朝人民军队虽步兵占有很大优势，炮兵、坦克部队和后勤保障也得到了部分加强，但技术装备优劣悬殊的状况没有改变，白天仍无行动自由，部队机动和后方供应受到很大限制，作战效能仍难以充分发挥。这次战役更加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歼敌重兵集团是难以实现的。而解决朝鲜问题，关键又在于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就需要时间，需要由打小歼灭战逐步过渡到打大歼灭战，需要一个改善装备、提高作战技能、完成敌我力量消长的过程。据此，中朝人民军队在战略方针上作了调整，以打小歼灭战、“零敲牛皮糖”为作战指导思想，逐步从运动战转变为阵地战。“联合国军”经过这次较量，对中朝人民军队的力量亦作了重新估计，在强大的中朝人民面前，美国当时的陆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陆军代表J·劳唐·柯林斯上将不得不承认：“朝鲜战局在1951年春的动荡起伏已经清楚的表明，不管那一方都不会赢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我们第一次承认，对美国来说，只靠军事行动是不能圆满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五次战役结束后，“联合国军”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从此，朝鲜战场上出现了长达两年的战略相持阶段。

 第十一章 1951年夏秋季防御战获胜

    1951年6月，朝鲜战争作战双方经过前五次战役的大规模军事较量，综合军事力量趋于均衡，旗鼓相当，战线相对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形成对峙局面，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这种形势下，敌我双方都在考虑实行战略转变，修正各自的战略计划。“联合国军”在战场上的失败，使美国妄图以武力占领全朝鲜的计划成为泡影。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制定了侵朝政策，确定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的两手策略，以军事为后盾，“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这个政策得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批准。此后，美国政府即通过各种途径试探停火谈判。6月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李奇微，暂时放弃大规模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在敌人实施战略转变的同时，我军也顺应战争的客观发展趋势，审时度势，适时地进行了战略转变，由运动战转为阵地战。6月中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与金日成首相就朝鲜战争问题进行商谈后，提出了以“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结束战争”作为总的战争指导方针。在军事上实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7月10日停战谈判开始后，战场形势一度趋向缓和。战争双方的作战行动多属于小部队进行的前哨战斗，战线无大的变化。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和军事上的有利态势，双方均利用相对稳定的时机，积极进行各种作战准备。

    这时，敌人在战场上的行动方针是，在谈判期间“不实施大规模的进攻行动，而力求通过强有力的巡逻和局部进攻来保持主动”，以对我军施加压力，破坏我军可能发动的进攻。同时，视停战谈判的进展情况，随时准备恢复全面攻势作战，并预先制定了向朝鲜蜂腰部平壤、元山一线推进的所谓“势不可挡行动计划”。为此，敌人一面加强防御阵地，一面积极进行发动局部进攻的准备。到8月中旬，先后建成3道防线，并在后方增建海空军基地；频繁地轮换休整部队、加强战略预备队，扩充南朝鲜军队。

    转入战略防御后，我军在“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积极构筑防御阵地，准备随时粉碎敌人的进攻。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志愿军必须极力提高警惕，积极注意作战，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期间敌军可能来一次大的进攻，或在我后方举行大规模轰炸，以期迫使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只有将政治上揭露与军事上的打击紧密结合，尤其是军事上的打击，才能迫使敌知难而退，知难而停，使停战谈判向有利于朝中人民的方向发展。当8月中旬敌方建成3道防线和增建海军基地并休整与加强军事力量时，我军完成了第一线横贯朝鲜半岛250公里防御工事，并开始构筑第二线防御阵地。我军已进行了一至两个月的休整，改善了部分武器装备，在后方修建了4300个隐蔽仓库，储备了一个月的粮弹。我军部署也作了适当调整，加强了东线的防御力量，并从国内抽调第20兵团入朝参战。但是，由于7月下旬朝鲜发生特大洪水，加上敌乘机轰炸，使我后方运输线遭到严重破坏，给物资供应造成了很大困难。

    在停战谈判中，敌采取拖延、讹诈政策，不愿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谈判开始后的第3天，就以新闻记者采访问题横生枝节，中断会议3天。接着，又无理拒绝将“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列入谈判议程，认为停战会议无权讨论撤军问题。毛泽东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停战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军。但我方从和平的愿望出发，同意将撤军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另一次会议去解决。7月26日谈判进入划定军事分界线这一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朝中方面首先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合理建议。但是，遭到美方拒绝，并以“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军队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土地。在谈判会上，美方代表大肆宣扬陆、海、空三个军种三个战场的论调，炫耀其军事威力，侈谈其海、空军优势，强调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不能反映海空军的效能，等等。这种无理要求遭到朝中代表据理驳斥和坚决拒绝。后来李奇微也承认：“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我地面部队被迫在没有海、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作战，那么头两三个月之内，共产主义的浪潮就会冲击到对马海峡。”美方代表在其无理要求被我方严正拒绝后，公然进行军事讹诈，扬言：“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敌军即于8月18日发动了夏季攻势，并对我后方交通运输线实施所谓“绞杀战”，企图以军事压力夺取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同时，开始加紧对开城中立区进行挑衅活动，破坏停战谈判。8月19日，美方武装人员侵入开城中立区，打死我保卫会场安全的军事警察排长姚庆祥，打伤军事警察王仁元。8月22日，美方飞机又向我代表团住地进行轰炸扫射。为了打下敌人的气焰，朝中方于8月23日通知美方停开谈判会议，以等待美方对其挑衅事件作出负责的处理。

    1951年8月18日敌军发动夏季攻势后，至9月18日，在1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动用美军两个师、南朝鲜军5个师的兵力，向东线人民军北汉江以东至东海岸约80公里防御正面发动了猛烈进攻。其军事目的是为夺取我军东线突出阵地，拉平金化以东登大里、五味里至芦田坪战线，与其中部战线取齐，控制有利地势，改善其防御态势，破坏我可能发动的战役反击。其政治目的是迫使我方在谈判中让步。在作战行动上则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在选定的战线上，先实行全面进攻，后集中火力、兵力，实施重点进攻。朝鲜人民军在该线防守的为第2、第3、第5军团。第一线展开有6个师，第二线为3个师。朝鲜人民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夏季防御作战，其作战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8月18日至31日。敌首先以美军第2师以及南朝鲜5个师的各一部，共约3个师的兵力，在大量炮兵、航空兵火力支援下，实施全面进攻，重点是人民军3个军团的结合部。人民军各部队进行了顽强抗击和英勇反击，激战3天，敌仅攻占部分前沿支撑点。8月21日，敌被迫转入重点进攻，对一些要点采取集中兵力、火力，多梯队轮番攻击，战斗更加激烈，有的阵地反复争夺10余次。人民军在雨季洪水为害、交通运输困难、粮弹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利用野战工事，与敌激战7昼夜，共毙伤俘敌1.6万余人。到8月24日，阻止了敌人的重点进攻。人民军为了夺回部分已失阵地，乘敌疲惫和立足未稳之际进行局部反击。先后于8月7日夜，收复了杜密里以北阵地。第一阶段，人民军共毙伤俘敌2.4万余人。

    第二阶段，9月1日至18日。1日，敌人又向人民军发起所谓“对有限目标发起一连串进攻”。战至8日，敌仅攻占部分前沿阵地。9日，敌转入重点进攻。南朝鲜军每天以一个多团的兵力，首先向芦田坪以东4公里地段进行连续攻击。在该地段防守的人民军一个团顽强抗击，昼失夜反，给敌人以大量杀伤。12日，该团在松鱼月南无名高地反击战中，一举歼灭敌一个营大部。敌进攻4天毫无进展。13日，敌进攻正面向西延伸，美陆战1师、南朝鲜军约4个团的兵力，在大量飞机和猛烈炮火支援下，向芦田坪东西12公里地段连续猛攻。人民军在每一阵地上均击退敌6至8次冲击，有的阵地击退敌18次冲击。激战一昼夜，敌军未获进展。9月14日以后，敌重点进攻芦田坪以西4公里地段，每日以4至5个营的兵力，轮番进攻。人民军顽强防守，敌连续攻击4天未果。与此同时，美军、南朝鲜军以营以上兵力，向杜密里、大愚山以北地区进攻。人民军在851高地以南一线高地，有效地阻止了美第2师的疯狂进攻。美军伤亡惨重，在人民军阵地前丢下一具具尸体。美军士兵将这一地区称为“伤心岭”。战后，李奇微在回忆录中写道：“伤心岭上的战斗也是迄今为止最为残酷、最为紧张的战斗”。至9月18日，敌人除在人民军第2军团防御正面继续保持进攻并持续到10月中旬外，其它地段的进攻被迫停止。在这一阶段，人民军共毙伤俘敌2.2万余人。

    在此期间，志愿军第一线各军，为了配合人民军作战，打击敌人，推前接触线，积极地进行了战术反击。9月1日至3日，第27军以3个团的兵力，在5个炮兵营火力的支援下，向金城以南注坡里地区之敌实施反击，共毙伤俘敌1900余人。志愿军第64、第47、第42、第26军各一部，于9月5、6两日，分别向涟川以西德寺里、铁原西南338.1高地、铁原西北中马山、平康东南西方山和斗流峰等敌军阵地实施反击。除第42军攻击中马山因组织不够严密，协同不好，火力不足未能成功外，其余均达到预定歼敌目的，共毙伤敌2000余人，收复了西方山、斗流峰等要点，改善了平康地区的防御态势。这是志愿军首次有组织的依托坚固阵地进行的战术反击作战。在战斗中，初步取得了对据守工事之敌实施战术反击的宝贵经验。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一个月的英勇奋战，胜利地粉碎了“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敌人虽突入我东线阵地2至8公里，占去179平方公里土地，却付出了死伤7.8万余人（内美军2万余人）的代价。

    9月4日至10日，志愿军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研究战场形势，确定了下步作战的指导方针，并作了具体部署，调整了兵力，以粉碎敌正在谋划的攻势。会后各部队全面加强了作战准备工作。敌人果然不甘心夏季攻势的失败，又于9月29日发动了秋季攻势，将进攻重点转向志愿军阵地。在此之前，敌人为隐蔽其首先在西线发动秋季攻势的企图，并试探新接防志愿军第67军战斗力，于9月21日以美第25、第7师及南朝鲜第2、第6师各一部，共8个营的兵力，在坦克75辆、大炮100余门及大量飞机支援下，向第67军防御正面甘凤里至北汉江一线发动所谓“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进攻。第67军顽强抗击，严密组织各种火器打坦克，坚守阵地，与敌激战终日，毙伤敌1140余人，击毁敌坦克15辆。

    9月29日，敌人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并投入大量坦克，在西线开始发动进攻。其直接目的是企图迫使志愿军放弃临津江左岸至铁原以西一线阵地，解除对其涟川至铁原交通干线的威胁，并从侧翼威胁开城，为尔后夺取开城要地创造条件。位于铁原地区之美第3师两个团，首先在60辆坦克及100门大炮的配合下，向第47军防守的夜月山、天德山至大马里地段进攻，并以夜月山突出阵地为重点。激战终日，我防守夜月山的6连，在敌以数万发炮弹猛烈轰击下，连续击退敌人14次冲击，杀伤敌800余人。最后在工事全部被摧毁，阵地变成焦土，坚守主峰的1个排全部英勇牺牲的情况下，阵地才被敌占领。在天德山方向，我阵地屹立未动。

    10月2日，志愿军司令部及时发出指示，命令西线第19兵团必须依靠坚固阵地，组织各种火力大量杀伤敌人，坚决击退敌人的进攻，并在有利的情况下实施灵活反击，粉碎敌人的进攻。同时，命令中线、东线各部队，随时准备反击可能进攻之敌。据此，志愿军各部队进一步加强了防御。

    从10月3日开始，敌集中美骑兵第1师、美第3师两个团、泰国第21团、英联邦第1师，在200余辆坦克、300余门大炮和大量飞机支援下，又向我第64、第47军防守的防内洞、高旺山、马良山、高作洞至大马里40公里正面，发动了猛烈进攻。我防守部队在“坚守防御、节节抗击、反复争夺、歼灭敌人”的指导原则下，与敌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战斗。每一个阵地均经数次至十数次反复争夺。有的连队只剩10余人，仍顽强地坚守阵地。

    在第64军防御正面，英联邦第1师重点进攻高旺山和马良山阵地，每天均以一至两个团的兵力实施进攻。战至10月4日，我予敌大量杀伤后，主动撤离高旺山及其以西297.0高地。10月5日以后，敌人将进攻重点转向马良山和216.8高地，并采取集中兵力、火力逐点攻击的战术，每天投入一个多团的兵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进行多梯队的轮番攻击。马良山阵地曾5次易手。我防守在216.8高地的“马良山阻击英雄连”依托坑道式的掩蔽部，在一天内连续击退敌21次冲锋，以伤亡26人的代价，毙伤敌达700余人，初步显示了坑道工事的优越性。战至10月8日，第64军在给敌以大量杀伤后，主动撤至黄鸡山、基谷里、白石洞、伍炭里一线继续坚守防御。这时，英联邦第1师因伤亡过大，被迫停止进攻。经过5昼夜激战，敌人伤亡2600余人，只前进3公里。

    在第47军防御正面，敌集中美骑1师全部、美第3师两个团及希腊营共5个多团的兵力，重点进攻天德山及418高地。我防守在该阵地的第141师1个营，从10月3日开始抗击敌2个步兵团的猛烈进攻，平均每天连续击退敌10余次冲击。在防守阵地被全部炸成焦土、人员大部伤亡的情况下，副团长狄进喜仍率领10余名轻伤员，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战至10月5日，因阵地三面受敌，遂主动撤离。在该地区我军共歼敌4500余人。10月6日后，敌开始每天集中一个团以上的兵力，在大量大炮、坦克、飞机的支援下，逐点攻击天德山以西至高作洞地段。我防守部队与敌展开了反复争夺，给敌以大量杀伤。10月11日，美骑1师1个营进攻上浦防阵地，我以5个排的兵力实施反击，一举全歼敌2个步兵连和1个火器连大部。战至10月18日，我军粉碎了敌人在西线的进攻。敌人以伤亡2.2万余人的代价，只前进3至4公里。

    在西线之敌转入重点进攻之时，10月5日，美第2师和南朝鲜第8师集中3个团的兵力向东线人民军第5军团防守的文登里以南公路两侧高地发动了进攻，并于次日先后占领了公路两侧的部分高地。第5军团久战疲劳，亟待休整。志愿军第68军接替北汉江以东人民军5军团的防御任务。此时，敌人在中线金化、铁原方向也蠢蠢欲动。根据这一情况，10月8日，志愿军司令部指示第一线部队，提高警惕，加紧准备，如敌进攻，对所有重要之点，必须准备坚守，不得随便放弃。各部队为对付敌人可能的进攻，迅速作了进一步的准备，特别是反坦克的准备，加紧反坦克部队的训练，严密组织反坦克火器和构筑防坦克障碍。

    从10月8日起，敌人的攻势转向东线我第67、第68军防御正面，即北汉江东两地区。当日，美第2师和南朝鲜第8师及法国营，乘我第68军接防之际，在40余辆坦克的配合下，向文登公路至北汉江地段发起进攻。敌集中大量坦克沿文登公路向北猛突，实施所谓“坦克劈入战”。第68军在敌情、地形不熟、工事薄弱的情况下，一面接防，一面抗击敌人的进攻。10日，接防完毕，敌已突入文登公路以西之阵地6公里。这时，第68军能否坚守鱼隐山要点和文登公路两侧高地的关键在于能否阻止敌坦克的进攻。担任文登公路防守的第204师，为阻止敌坦克集群的进攻，在公路两侧迅速构筑了反坦克阵地，并集中全师反坦克火器，组成以第610团副团长姚希同为队长的反坦克大队，集中打敌坦克。他们为坚守要点和高地，英勇善战，与敌坦克展开了激烈搏斗。反坦克英雄胡连，潜伏在公路旁，用无后座力炮创造了一天击毁敌坦克4辆的战绩。反坦克大队在4天的战斗中，即击毁敌坦克18辆，击伤8辆，从而阻止了敌坦克的进攻，粉碎了敌“坦克劈入战”。10月13日，敌即将进攻重点转向文登公路以西地区，南朝鲜第8师集中全力向白石山西侧诸高地实施轮番进攻。战至16日，先后占领了17个高地后，敌又以两个团的兵力向第68军第612团第1连坚守的938.2高地猛烈进攻。该连在营参谋长贾俊杰，连长高成山，政治指导员王秉福的指挥下，与敌激战5天4夜，连续打遐敌人80余次的冲击，毙伤敌1800余人，创造了阻击作战的范例，全连荣立集体一等功。高成山在营参谋长、政治指导员相继负伤的情况下，沉着果断，指挥灵活，带领全连战友浴血奋战，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最后英勇牺牲。战昏，他被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战至10月20日，第68军在左翼人民军第2军团的密切配合下，阻止了敌人的进攻，粉碎了敌人夺占文登里的企图。在这次作战中，志愿军共毙伤敌7600余人，击毁击伤敌坦克36辆。

    敌人在文登公路进攻受阻后，从10月13日开始集中美第7师、第24师、南朝鲜第2师、第6师及哥伦比亚营，在14个榴炮营、7个工兵营、200余辆坦克及数十架飞机配合下，向志愿军第67军防御正面金化东至北汉江之间24公里地段发动了猛烈进攻。敌军利用这一地区道路、山沟较多，便于机械化部队行动的条件，广泛采取了以大量坦克引导步兵实施战术性迂回的战法。对我每一个连的阵地均集中密集火力，以营团兵力进行轮番攻击，每天向我阵地发射炮弹5至10万发，出动飞机最多时达130架次，战斗十分激烈。

    志愿军第67军防守部队依托阵地顽强阻击，特别注意了对敌坦克的作战。该军第一梯队师、团均组织了反坦克分队，并在便于敌坦克通行的道路设置了大量防坦克障碍物，从而有效地抗击了敌人的进攻，迫使敌坦克不敢大胆楔入。经3昼夜激战，毙伤敌1.7万余人，创造了朝鲜战场日歼敌最高记录，敌前进不足两公里。美第7师因伤亡惨重，于10月15日撤至二线休整。

    敌军分段进攻连续受挫后，从10月16日起转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火力对第67军防守的金城以南若干要点逐个进行重点攻击，主要目标为月峰山、602.2北无名高地、梨船洞东北无名高地、芦洞里北山等要点。敌转入重点进攻后，战斗更加激烈，对进攻的每一个重要目标均使用两个营以上的兵力，进行支援的坦克少则20辆，多则40辆至60辆，发射炮弹少则1万余发，最多达3万发。我防守部队顽强阻击，边打边补充，边打边组织，边打边抢修工事，昼间抗击，夜间反击，反复争夺。在梨船洞周围地区的防御战斗中，我3个连，从10月5日起，抗击了敌人1至3个团在60余辆坦克、10余架飞机支援下连续4昼夜的轮番攻击，共毙伤敌达4000余人，自己伤亡600余人。战至18日，敌先后占领梨船洞附近地区诸要点。此后，敌进攻能力减弱，便集中火力、兵力进攻烽火山、轿岩山等少数要点。战至21日，敌先后占领上述要点。次日，在我军顽强阻击下，敌人停止了对金城地区的进攻。

    至此，志愿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奋战，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毙伤俘敌7.9万余人。其中在金城以南地区与敌激战10昼夜，即毙伤俘敌2.3万余人，击毁击伤敌坦克47辆。敌在秋季攻势中，以惨重代价占领土地467平方公里。

    志愿军和人民军在夏秋季防御作战中，克服工事尚不够坚固，洪水灾害，粮弹供应严重不足等困难，冒着敌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充分发扬了顽强作战英勇献身的精神，与阵地共存亡的坚定决心，连续粉碎了敌人的攻势，以伤亡3.3万余人（不包括人民军的伤亡）的代价，取得了歼敌15.7万余人的战果。敌人夏秋季攻势的失败，宣告其“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叫嚣的破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都在给总统杜鲁门的报告中指责李奇微，“所施行的占领个别高地的战术，不符合美国在远东的全盘战略”，“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二十年的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

    “联合国军”夏秋季攻势失败后，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10月25日，停战谈判在新会址板门店恢复，继续讨论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谈判时，美方虽放弃了攫取1.2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无理要求，但在其提出的新的军事分界线方案中，仍要求朝中军队退出1500平方公里土地，其中包括在西部撤出开城地区。为达到攫取开城地区的目的，敌在谈判中提出了种种荒谬的理由，说什么开城对汉城构成“威胁”，开城如不是中立区早为其所占领，并表示要以其所占领的朝鲜西北部若干岛屿与开城交换，美方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朝中方面的有力驳斥和拒绝。为使停战谈判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迅速达成协议，10月26日，朝中方面提出了根据实际接触线全面调整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双方互有进退，而各自撤退的区域大体相当。此后，又不断寻求新方案，先后提出就地停战稍加调整和以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但美方仍坚持无理主张，企图占有开城。

    为了增加对敌人的压力，促进停战谈判，志愿军司令部决定乘敌疲惫之际举行局部战术反击，再给敌以打击，夺回部分已失阵地；10月24日，指示第一线各军：“选择敌之弱点，集中绝对优势火力和适当兵力，每次以消灭敌两个连至一个营为目的”，连续打几次这种小反击，具体时间自行决定。停战谈判复会后，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划定，总的趋势是采取双方实际接触线加适当调整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举行战术反击，向前推进接触线就更为重要，有利于军事分界线的划定和停战谈判的进行。志愿军领导人认为：“此次攻击意义甚大，必须取得胜利。”

    10月30日至11月底，志愿军第一线之第64、第47、第42、第26、第67、第12、第68军，经过充分准备，分别在各自的正面，选择敌人突出、暴露或防守薄弱的营以下阵地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攻击，共歼敌1万余人，攻占敌阵地21处，经过与敌反复争夺，巩固地占领了9处。其中，第47军在反击正洞西山之敌的战斗中，全歼美骑1师1个营、3个连另1个连大部，创造了在阵地攻坚战中打小歼灭战的范例。第64军出敌不意，在白天向马良山之敌发起进攻，经4小时激战，全歼英联邦1师1个营，巩固地占领了该阵地。

    另外，为了粉碎敌人攻占开城的企图，志愿军第65军遵照第19兵团关于“扫清汉江以北敌之海防部队”的指示，于11月间进行了两次扫荡作战，驱逐了盘踞在开城以南、砂川河以西、汉江以北地区，经常对谈判中立区进行破坏骚扰的南朝鲜军，控制了汉江北岸和砂川河西岸地区，将阵地向前推进了280平方公里，进一步稳定了开城地区的防御。

    在正面各军对敌进行局部反击作战的同时，志愿军为肃清清川江口到鸭绿江口沿海一带岛屿的匪特武装，并配合在板门店“关于岛屿部队撤退问题”的谈判，还进行了登陆攻岛作战。自11月5日至11月底，第50军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确定的“由近而远，逐岛作战”的方针，连续组织了4次渡海登陆攻岛作战。攻岛部队经过充分准备，在空军、炮兵的支援下，乘坐木船、折叠舟、汽艇先后攻占了椴岛、艾岛、炭岛、大小和岛、大小加次岛、牛里岛、云雾岛等等10余个岛屿，共歼灭武装匪特570余人。在攻占椴岛的战斗中，年轻的志愿军空军首次直接配合陆军作战，以战斗机掩护船只集结和返航。攻占椴岛后，又出动9架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轰炸大小和岛。11月30日，我空军在配合陆军解放大小和岛的战斗中，表现出与敌机顽强搏斗的精神，共击落击伤敌机8架。飞行员毕武斌在飞机中弹起火后，毅然驾驶战鹰将炸弹投向岛上目标，终因飞机负伤过重坠海，毕武斌光荣牺牲。战后，他被追记一等功，追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副大队长王天保在战斗中，击落击伤敌机4架，开创了以活塞式飞机击落敌喷气式飞机的先例，荣立特等功，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大队长高月明指挥和带领全大队沉着、勇敢地反击30余架敌机的袭击，将炸弹投到大小和岛，胜利地完成了轰炸任务，荣立一等功，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在志愿军攻岛作战的同时，人民军海防部队也相继攻占了大同江口及瓮津半岛附近的一些岛屿，消灭敌特200余人。这次攻岛作战，清除了敌人深入在朝鲜西北部各海岛的情报基地。

    在志愿军和人民军局部反击作战和攻岛作战胜和的形势下，美方在停战谈判中被迫放弃其无理主张，接受朝中方面的方案，于11月27日就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协议中规定：以双方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各自由此线后退两公里以建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区。如军事停战协议在本协议批准后30天之后签字，则应按将来双方实际接触线的变化修正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志愿军和人民军在军事上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停战谈判的进行。

 第十二章 击败美军的“绞杀战”

    自侵朝美军把炸弹投至我国边境城市时起，便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后方战略要地、重要军事设施和交通运输线做为轰炸破坏和摧毁的目标，并一直是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美军自以为凭借其空中优势，可以加速取胜。从战争开始到1951年上半年即投入各类飞机500多架，逐步增加至1100余架，其中用于轰炸中朝军队后方的竟达一半以上。而志愿军入朝初期，既没有航空兵支援，又缺乏对空作战兵器。1950年底前，防空部队只有一个高射炮兵团。翌年初才派出少数空军参战。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以后，美军为了配合谈判，对志愿军和人民军施加压力，在其地面部队发动1951年夏秋季攻势的同时，又以其大量空军发动了空中攻势，即所谓的“绞杀战”。志愿军后方部队在中共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的领导指挥下，各军兵种密切协同，奋力进行了反“绞杀战”作战。从1951年8月开始，至1952年6月下旬结束，粉碎了美军的企图，取得了战略上的一次胜利。

    1951年7月13日，即朝鲜停战谈判刚刚开始的第4天，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李奇微就对其侵朝空军司令官——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奥托·威兰下达指令：“在此谈判期间，应该采取行动以充分发挥空中威力的全部能力，取得最大的效果，来惩罚在朝鲜任何地方的敌人。”美国侵朝空军当局认为：在进行停战谈判、战线稳定的时候，使用空军力量支援地面部队攻击战线沿线的敌方目标，是对空中威力的浪费，“如果不集中大部分的空军力量对敌人后方地区交通线上的目标进行轰炸，那将会是极端愚蠢的，而且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使用远东空军。”

    于是，美国远东空军研究了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后勤系统，断定“北朝鲜的铁路运输系统对共军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因此，决定对北朝鲜铁路线实施“全面的空中封锁战役”。他们计划以90天左右的时间摧毁朝鲜北方铁路系统，“尽可能做到使其铁路运输陷于完全停顿的地步”，同时攻击中朝军队的运输卡车，除每天以96架次的战斗轰炸机保证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外，其余远东空军和远东海军所有的战斗轰炸机和战略轰炸机……均集中用于这一任务。他们自信“对铁路线进行全面空中封锁，会使敌人实力大为削弱，以致于很容易被第8集团军的地面进攻所击溃，或者被迫自动地把其军队撤到接近满洲边境的地方，以缩短其补给线。”经李奇微批准将此计划称为“绞杀战”。

    这时，美国侵朝的作战飞机有以南朝鲜为基地、日本本土和冲绳岛为基地的战斗轰炸机、轻型轰炸机、截击机战略轰炸机、侦察机、舰载航空兵和空运师的各种类型飞机约1700余架。其中包括美军当时最先进的F-86型喷气式战斗机和可载千磅炸弹的B-26、B-29型战略轰炸机。从数量和作战性能上同志愿军新组建的“银鹰”相比，真可谓真正的“空中优势。”

    1951年8月18日，美军地面部队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其空军也奉命以“首要任务”开始了大规模的“绞杀战”。此时，正值朝鲜雨季，并且发生了四十年来罕见的特大洪水，并持续到月底，造成严重灾害，主要江河上的铁路桥粱毁坏94座，中断运输最久的竟达一个半月之久；公路桥梁也被冲毁50%。志愿军后勤物资集散地的三登地区洪水汪洋。志愿军全部铁道兵部队、工兵部队、铁路运输和汽车运输部队，以及许多朝鲜军民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抗洪、抢修、抢运工作。高射炮部队大部用于平壤以北地区掩护修建机场，空军尚未完成出动作战的准备。美国空军乘此时机，每日以数十架到上百架的大机群，对朝鲜北方尚存的铁路桥梁和铁路路基逐段实行毁灭性的轰炸。

    9月至11月，美国空军对朝鲜北方铁路的轰炸逐月加剧。9月出动飞机3027架次，破坏铁路线及车站648处次，破坏桥梁57座次；10月出动飞机4128架次，破坏铁路1336处次，破坏桥梁53座次；11月出动飞机8343架次，破坏铁路1937处次，破坏桥梁77座次。12月轰炸比11月略有减轻，出动飞机5786架次，破坏铁路1697处次，破坏桥梁101座次。这期间，美国空军轰炸的重点地区是平壤以北清川江以南新安州、价川、西浦的三角地区铁路。此地区是朝鲜北方铁路运输的咽喉，敌机平均每天出动5批100多架次狂炸，4个月中，共落炸弹6万余枚，约合31755吨，平均每公里线路落弹352枚。其间美空军逐步压缩轰炸范围，妄图达到无法修复，切断供应的目的，仅在“三角地区”几段仅73.5公里的铁路线上投掷炸弹近4万枚，致使80%的时间不能通车。该地区铁路由时断时通变为多断少通了。

    洪水危害和“绞杀战”给我军物资运输造成了严重困难。当时。我军每月必须运过清川江以南2500车皮的物资才能维持部队最低限度的需要。8月份，我军以工兵部队在江河桥梁被毁坏地区组织漕渡，以汽车在铁路被破坏地区组织倒运，以火车充分利用未被破坏的铁路抢运物资，然而，那时能维持通车的铁路不足300公里，当月抢运过清川江以南的物资仅1134车皮，远不能满足前线的需要。因此，8月底、9月初，我前方部队发生了粮荒，许多二线部队靠野菜充饥，指战员们十分焦急，但深信党中央和中朝人民是会尽力解决的。9月7日，彭德怀司令员在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的电报中有一段话完全反映了这种情况。电报中说：“早晚秋风袭人，战士单着，近旬病员大增，洪水冲，敌机炸，桥断路崩，存物已空，粮食感困难，冬衣如何适时运到，在在逼人”。

    这时，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已判明：“敌人对我铁路轰炸是作为战略企图来打算盘的”，“窥其企图，一为在军事上造成我持久作战的困难；二为配合开城谈判对我施用压力。”能不能解决运输问题，保证部队有饭吃，这是志愿军能否坚持作战的重大战略问题。为粉碎“绞杀战”，解决运输问题，以贺晋年为司令员的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立即采取了一些紧急抢修抢运措施，初步解决了些应急难题。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中旬作出了重要决定：充实铁道抢修力量，根据贺晋年的建议，为志愿军铁道兵团补充9000名新兵，并临时配属5个新兵团；抽调高射炮部队，加强铁路及江桥的防空力量，命令空军出动掩护铁路运输；从国内调运一批桥梁材料，以保证桥梁抢修等。为解决前方生活急需，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正待入朝的特种兵部队缓运入朝，并减少弹药和杂品的运输，而主要保证粮食、被服和汽油的运输。

    为贯彻这些决定和指示，中央军委特派军委运输司令员吕正操前往沈阳主持召开运输会议，具体研究解决运输措施。会上研究确定：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副司令员、朝境铁路管理总局局长刘居英会后立即返回前方，具体指挥部署抢修、抢运和防空斗争；在运输上采取车辆增载十分之一和多用大型车辆的办法等。据此，志愿军后方部队全面展开了反“绞杀战”斗争。12月，根据反“绞杀战”的需要，组成了以刘居英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统一指挥这场斗争。

    志愿军空军在以刘震为司令员的空军司令部指挥下，以安东为基地，奉命于9月中旬起采取以师为单位轮番作战的方针出动作战。这是志愿军空军的首次大规模出动作战，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空军首次大规模出动作战。首先出动的是志愿军空军第4师，尔后在反“绞杀战”中陆续出动作战的有第3、第2、第4、第6、第15、第12、第17师共8个师，第18师也开始出动（1953年初第16师开始参战）。每师装备飞机50架，除第2师有1个团装备拉-11活塞式飞机外，余均为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根据安东基地的容纳限度和轮番锻炼部队的需要，一般每番作战2～3个师，每师作战2-3个月即行轮换。从1952年初起则以较有作战经验的第3、第4、第12师轮番带领新参战的师进行实战锻炼。

    我国组建人民空军的历史很短，组织空军战斗部队的时间更短，飞行员们经我国和苏联教官短期培训、带领，到参战时一般只有几十小时的飞行经验，最多的才一百多小时，这同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空战经验的美国飞行员是无法相比的。但是，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具有崇高的理想和爱国热情，都有陆军的丰富战斗经验，有坚定的杀敌决心、顽强的战斗作风与刻苦学习、锻炼的精神，因而在粉碎“绞杀战”和配合中朝步兵作战中立下了战功。

    从9月20日至10月19日，一个月内，志愿军空军第4师出动飞机508架次，进行大小空战10余次，其中敌我双方共出动200多架飞机的大空战7次，击落敌机17架，击伤敌机7架。第3师自10月21日至1952年1月14日，86天中总出动2391架次，进行大小空战23次，取得击落敌机54架、击伤9架的显赫战果。该师许多飞行人员创造了突出战绩。其中大队长赵宝桐击落敌机6架、击伤2架，战果最佳，荣立特等功两次，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此外，大队长刘玉堤击落敌机5架、击伤2架，大队长王海击落敌机3架、击伤2架，飞行员范万章击落敌机4架、击伤1架，飞行员焦景文击落敌机3架、击伤1架，他们均荣立特等功，被授予一级或二级战斗英雄称号。捷报频传，英雄垂范，既进一步增强了志愿军空军指战员的作战信心，更鼓舞了广大中朝人民的支前热情。

    志愿军空军出动作战，给美国侵朝空军又造成了巨大威胁。据美国空军战史中记述：“1951年10月整个一个月内，共产党空军在北朝鲜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而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则陷于危险境地。远东空军在空战中也损失了7架F-86、5架B-29、2架F-84和1架F-80。这个月，轰炸机指挥部的老式的B-29遭到了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损失。在10月份以前，轰炸机指挥部在空战中一共只损失了6架B-29，然而在10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内，就有5架B-29被敌人的高射炮或战斗机击毁，另外还有8架受了重伤。在这一个星期内，有55名B-29的乘员牺牲或失踪，另外有12人负伤。”

    由于志愿军空军的打击，1951年10月份，美国第5航空队只好决定“他的战斗轰炸机以后不在米格走廊内进行封锁交通线的活动，此后只能对清川江与平壤之间地区的铁路交通线实施攻击。”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决定全部取消B-29飞机在白天的大规模轰炸活动，从10月29日起，该机种的轰炸活动被迫转入夜间进行。美国空军当局并决定提前将其在朝鲜作战的一个F-80战斗截击机大队，改装成F-86大队，以加强其空战能力。次年1月4日，李奇微在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中，承认“没有能够阻止住敌人运输其进行阵地防御所需的补给品，也没有以够阻止敌人将其部队运入北朝鲜。”

    在1952年2月10日的空战中，志愿军空军第4师第12团第3大队大队长张积慧，率6架米格15飞机于泰川郡纳清亭附近上空，同美国“王牌驾驶员”、“空中英雄”乔治·戴维斯少校率领的8架F-86型飞机展开激战。我机灵活作战，击落敌机2架、击伤一架，其中张积慧在僚机单志玉的掩护下，将戴维斯驾驶的长机及僚机击落。张积慧荣立特等功，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戴维斯是美国空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美国空军战史对戴维斯被击落作了如下记述：“2月10日，乔治·A·戴维斯少校率领第4联队的18架F-86为掩护战斗轰炸机攻击军隅里附近的铁路目标担任巡逻。戴维斯少校在西面很远的地方发现鸭绿江的西北方向有敌机的凝结尾迹，于是他和他的僚机离开了F-86编队向鸭绿江飞去，打算趁早把敌机的威胁消除掉。到达空战区域后，戴维斯少校把飞机降低到三万二千尺，F-86的这次攻击显然出乎敌人意料之外，仅仅几秒钟就打下了两架米格，但是当他从后面接近第三架米格时，第四架米格却从七点钟方向（左后方——译注）向他冲来，一连串的炮弹把戴维斯击坠于地。戴维斯少校当时已是朝鲜战争中成绩最高的喷气式飞机王牌驾驶员，保持着击落11架米格和3架杜-2轰炸机的记录。由于他在战斗中特别勇猛善战，所以死后被追赠美国国会荣誉勋章。”戴维斯被击毙，不仅影响了侵朝美军的士气，而且在美远东空军及美国引起了震动。

    从1951年9月至1952年6月，志愿军空军共击落击伤敌机144架，在空战中大显了身手，创造了空前的战例，为保障志愿军作战物资的供应作出了贡献。

    在我空军参战的同时，志愿军司令部将在朝鲜的高射炮兵主要力量投入了反“绞杀战”斗争。当时，志愿军在朝鲜的高射炮兵计有第61、第62、第63、第64师4个野战师、四、五个城防团和50余个独立营。野战高炮师各装备85毫米口径中高炮和37毫米口径小高炮48门，12.7毫米口径高射机枪36挺；城防高炮团装备中小高炮36门、高射机枪3挺；独立高炮营装备小高炮和高射机枪各12门（挺）。志愿军高炮部队总计有中小高炮800余门，还不足美军侵朝飞机数目的一半。

    志愿军高射炮兵的反绞杀战，作战，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51年9月下旬至11月底。中央军委和专志愿军总部根据美国空军全面轰炸朝鲜北方铁路的情况，将朝鲜北方铁路划分为四个防空区，并指定志愿军驻各该区的高射炮兵部队为防空作战部队，共计有高射炮兵1个团又12个独立营。中央军委在9月24日致彭德怀司令员的电报中特别强调指出：“必须说明，担任上述防空任务的部队首长，充分认识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不得从局部观点出发（如舍不得拿部队，舍不得打炮弹，不督促、不检查或不给解决掩护中的困难等），且要有长期准备，没有命令不得撤收部队。”据此，志愿军掩护铁路运输的高炮部队积极作战，予美国空军以严厉打击。美国空军战史供认：“敌人地面的炮火也使第5航空队的战斗轰炸机遭到了很大损失。由于这种原因。9月，被击落32架、击伤23架；10月被击落33架、击伤238架；11月，被击落24架、击伤255架。”侵朝美军舰载航空兵很惧怕新城川至高原段铁路沿线上志愿军准确、猛烈的高炮火力，将此地区称为“死亡之谷”，而不愿去攻击。

    第二阶段，1951年12月。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集中志愿军后方高射炮兵部队，重点掩护清川江至乎壤间的三角铁路。10月下旬以后，美国空军集中轰炸平壤以北、清川江以南三角铁路。根据贺晋年的建议，经中央军委批准，11月下旬将用于掩护修建飞机场的3个野战高炮师和1个城防高炮团全部抽调加强掩护铁路运输。此时，掩护铁路运输的高射炮兵已达志愿军在朝高射炮兵的70%。为统一指挥，以高炮第64师司令部为基础组成了铁道高射炮兵指挥所，由高炮第64师师长吴昌炽任司令员，采取“集中兵力、重点保卫”的方针，重点掩护三角地区铁路运输。12月份，我掩护铁路运输的高炮部队击落敌机38架、击伤68架。由于志愿军在三角铁路地区防空力量的加强，因而打破了美国空军自10月下旬以来对这一地区的重点封锁，从12月初起，三角地区铁路全部恢复通车，许多军需物资及时供给志愿军作战部队，中朝军民斗志更加高昂。

    第三阶段，1952年初，美国空军对志愿军三角铁路地区比较集中的高射炮兵火力已感到恐惧。于是，下令改变轰炸地区，采取经常改变轰炸目标的办法来躲避志愿军的高射炮火。3月初开始，又采取“饱和轰炸”法，即避开志愿军高射炮火力选择攻击目标，“24小时晷夜不停地集中所有能够用来执行封锁铁路线任务的飞机对铁路上的几个小段实施攻击”，以彻底破坏这几段铁路线。

    志愿军高射炮兵针对敌机轰炸特点，依靠有限的对空火力，采取了“重点保卫、高度机动”的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重点保卫主要铁路桥梁和物资囤积地，而以主要兵力在铁路沿线以师为单位配属若干城防团和独立营，划分几个作战区，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这样。我军在铁路沿线减少了对空作战火力的空白区，有力地打击了敌机。4月下旬至5月中旬，高炮第62师第605团5次昼间游动作战，击落击伤敌机各11架，自身人员武器均无损伤，创造了昼间游动作战歼敌的范例。5月8日，美国空军出动飞机485架次，轰炸志愿军设在楠亭里的仓库区。志愿军担任该区目标掩护任务的高射炮独立第24营，同敌机展开周旋，激战13小时，创造了一个营一日击落敌机7架、击伤18架的记录。6月10日夜，高射炮第62师指挥的部队同探照灯部队和航空兵部队首次协同作战，一举将前来郭山地区上空轰炸铁路桥梁的敌4架B-29飞机击落3架。1952年上半年，志愿军掩护铁路运输的高射炮兵共击落敌机198架、击伤779架，对粉碎美国空军“绞杀战”起了重要作用。

    担负朝鲜北方铁路抢修任务的部队，主要是由李寿轩副司令员和崔田民副政治委员率领的志愿军铁道兵团，辖第1、第2、第3、第4共4个师，1个独立团和一个援朝铁路工程总队。还有朝鲜人民军的一个铁道工程旅。为重点保证平壤以北三角铁路的抢修，铁道兵团把一半的兵力投入这一地区。为减少桥梁被炸，桥梁部队采取了许多迷惑敌机的办法：有的将桥面建在水面以下，使敌机无法发现目标，夜间火车照样通行；有的架设活动桥梁，拂晓前拆除几孔，黄昏后再架好，使敌机误认为不必轰炸。抢修部队还采取了以枕木排架法代替大弹坑填土等技术措施，加快了抢修速度。铁道兵抢修任务重、困难大，而且冒着生命危险，除防敌机空袭外，还必须排除敌机投下但未爆炸的炸弹，其中大量的是定时炸弹。这些炸弹砸入地下几米深，方向不定，随时可能爆炸。仅1951年10月，在三角铁路地区就排除定时炸弹108枚。铁道兵战士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以勇敢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排除定时炸弹，涌现出许多功臣和英雄。其中铁道兵第4师司令部见习参谋钟英，3天连续排除定时炸弹16枚，荣立一等功；第4师第4团战士吴青山，在几天内排除定时炸弹22枚，荣立一等功；第1师第3团战士李云龙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3月，拆卸定时炸弹34枚，并教会13名战友拆卸定时炸弹47枚，荣立一等功，被授予二级英雄称号。全国著名的登高英雄、铁道兵第1师第1桥梁团抢修满浦线东清川江大桥3号桥墩时，铁道兵团副司令员李寿轩赶赴现场指挥。该团1连副连长杨连第，在抢修铁路桥梁中屡建功勋，当他正在指挥抢修清川江大桥时，被美机投掷的定时炸弹弹片击中头部，光荣牺牲。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志愿军总部命名他生前所在连为“杨连第连”。

    在志愿军空军和高射炮兵的掩护下，铁道兵奋力抢修，从1951年12月初起，即保证了三角铁路的连续通车。美国空军对志愿军抢修铁路的能力无可奈何地表示叹服，1951年12月23日，美国第5航空队的情报部门写道：“共军修路部队填补弹坑的速度可以和……F-80飞行员轰炸的速度匹敌。共军从绞杀战一开始就能迅速地修复被炸断的铁路。”“共军的修路人员和修桥人员，已经粉碎了我们对平壤铁路线的封锁。并赢得了使用所有铁路主要干线的权力。”

    为了改善公路运输状况，志愿军司令部抽调了在朝鲜的几乎所有的工兵团和在后方休整的各步兵军，在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统一部署指挥下，艰苦奋斗，坚决完成任务。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洪学智亲赴渡口动员部队。他言简意深地说：“多运一袋粮食过江，就是你们的荣誉。”工兵第22团在安州渡口，不怕苦、不怕死，在暴风激浪里与装卸部队紧密配合，完成日渡粮食、弹药千吨的艰巨任务。他们不仅全面加宽加固了公路，新修公路200余公里，而且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在公路沿线构筑了大量汽车掩蔽部；以1个步兵师和1个公安师等部队在公路沿线设置1300多组防空哨，为行驶的汽车防空报警，并指挥交通；汽车司机在遇敌机轰炸扫射而来不及隐蔽时，就来个紧急煞车，使敌机俯冲扫射的子弹或投弹超前落地；立即停车，并在敌机轰炸或扫射后迅即点燃早已准备好的擦车布或废油桶，假示汽车被击中，以迷惑敌机，保护车辆。这样，汽车损失大大减少，运输能力大大提高。据统计，这期间志愿军的汽车损失率由入朝初期的近50%减少到1952年第一季度的2.3%；运输能力1951年9至12月份比4至8月份提高95.6%，1952年1至4月份又比1951年9至12月份提高19.8%。毛泽东主席于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讲话时，赞扬了志愿军的这些群众创造，说：“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

    美国空军的“绞杀战”原本计划3个月左右达到目的，但由于志愿军诸军、兵种部队和朝鲜人民军密切协同作战，致使其“绞杀战”到1951年12月下旬时，已经4个多月，不仅未取得明显效果，而且再继续进行下去越来越困难。但美军仍不甘罢休。李奇微认为；“如果终止空中封锁交通线的活动，或者缩小这种活动的规摸，那么敌人在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够积聚起足够的补给品，从而有能力发动一次持续的、大规模的攻势。”威兰在12月26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将继续进行空中封锁战役，一直到”战术态势或停火协议使我们必须作出改变时为止。

    到1952年春，“绞杀战”的效果已越来越不理想，因此，美国远东空军的军官们也就越来越忌讳“绞杀战”这个字眼了。后来美国空军的战史中写道：“到了1952年春，远东空军的军官们认为，如果早已经将‘绞杀战’这个不太妙的代号从文件中删掉就好了。”同年4月12日，当埃佛勒斯特将军（美国第5航空队司令）向新闻记者作解释时，他就尽力避免使用“绞杀战”这个名词。他说“绞杀战这个名字是为过去为期很短的空中封锁公路计划而起的，对北朝鲜铁路进行空中封锁战役的正当的名称应该是空中封锁铁路计划。”4月以后，美国空军一方面已很难在铁路线上找到志愿军对空作战火力的空白区，一方面其飞机损失日益严重，因此，继续进行他们所说的“空中封锁铁路计划”已感到力不从心。这一点，美国空军战史也毫不避讳：“到了4月底，共军几乎在他们全部的铁路沿线配置了高射炮，简直找不到没有高射炮保卫的目标。第5航空队战斗轰炸机的实力在4月份降到了最低点，主要的原因是：在对铁路线实施空中封锁的过程中，第5航空队共损失了战斗轰炸机243架，还有290架其他的战术飞机也受到严重的损伤。然而第5航空队却只领到了131架飞机作为对这些损失的补偿。第49和第136战斗轰炸机联队严重地缺少飞机，他们没有达到上级规定的75架编制飞机的数目，其中第49联队只有41架飞机，第136联队只有39架。”

    在这种情况下，到6月份，美国空军不得不停止了“绞杀战”，并承认“绞杀战”没有达到目的，美国空军战史写道：“事实很明显，对铁路线进行的历时十个月的空中封锁，并没有将共军挫伤到足以迫使其接受联合国军方面的停战条件的地步。”美国陆军和海军方面都认为“绞杀战”对于阻止中朝军队的运输也是失败的。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范佛里特1952年5月31日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说：“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难以令人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送到前线，创造出惊人的奇迹。”美国海军战史称：“从朝鲜的整个空中阻击战（即指”绞杀战“）来看，只有部分是成功的。即海空军的协同破坏活动并没有阻止敌人的供应物资运往前线，达到战场阻击的目的。在整个阻击战期间，敌人似乎只要愿意，就有充分力量随时发动攻势。”

    志愿军空军、高射炮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方勤务部队等协同作战，与朝鲜军民共同努力，粉碎了美国空军的“绞杀战”，并在这一斗争中建成了由防空、抢修、抢运相结合，铁路运输与公路运输相结合，从后方物资基地到第一线各军的前后贯通、纵横交错的交通运输网，即“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从而解决了运输一直困难这一战略上的重大问题，有效地保障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第十三章 粉碎美军的“细菌战”

    细菌武器是违反人道主义、违反国际公法，大规模残害人类的禁用武器。但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利用日本一批细菌战犯秘密研制这种武器。美军侵入朝鲜大地以后，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为达到其险恶目的，大规模地实施了细菌战。

    从1952年初起，美国在朝鲜战场秘密实施了大规模的细菌战。据知道一些美国细菌战内幕情况的两名美国空军上校军官——瓦克·麦·马胡林和小安德烈。杰·爱文斯在被俘以后供述，早在1950年12月，美军在从清川江向“三八线”败退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即希望使用细菌武器来挽救战场上的败局。该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空军参谋长范登堡、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等都认为细菌武器有效而便宜，应加以发展，并批准了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准备工作计划，限令1951年底以前完成准备。1951年冬，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在朝鲜实施细菌战，企图在中朝军队后方造成疫区，使整个后方瘫痪，窒息前方作战力量，以增加对朝中方面的压力，影响停战谈判，并试验其细菌武器在朝鲜各种气候及地形条件下的性能。

    侵朝美军细菌战所使用的病菌、病毒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和副伤寒杆菌、痢疾杆菌、产气炭膜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等10余种。对这些菌毒经过特殊培殖后，附在苍蝇、蚊子、跳蚤、蜘蛛等昆虫与鼠、雀等其他小动物以及食品、棉花、传单等杂品上，制成细菌弹由飞机投掷，美国侵朝空军第5航空队，远东轰炸机指挥部的所有作战联队，海军陆战队第1航空联队，均执行过布撒细菌的任务。为了保密，布撒细菌一般都在夜间或阴天进行，或夹杂在其他轰炸任务中同时进行，对其执行细菌战任务的飞行员则把细菌弹称为“宣传弹”或“不爆炸的炸弹”等。其布撒的范围包括整个朝鲜北方，主要是朝鲜西北部平壤以北几条铁路干线的沿线重要城镇、水源、军民集中地区，以及中朝接壤的沿海地带。在我国东北地区也投撤了细菌。

    1952年1月28日，我志愿军在伊川东南的金谷里、外远地、龙沼洞、龙水洞等地，首次发现了美军飞机布撒的大量带菌昆虫，紧接着又在伊川、铁元、金化等地多次发现布撒大量的带病菌的鼠、鸟、虫等动物。1月28日至3月31日，60几天时间，即在朝鲜北方70个郡市发现美机布撒带有病菌病毒的昆虫、杂物等达804次之多。2月29日至3月5日，美军飞机68批448架次侵入我国东北领空，在抚顺、新宾、安东、宽甸、临江等地布撒大量带菌昆虫。

    朝鲜多年没有鼠疫流行，美国海军部印发的关于朝鲜流行病史的报告中也肯定了这一点。1947年以来，朝鲜北方也没有发生过霍乱。然而，在美国实施细菌战后，这些烈性传染病在朝鲜北方又发，朝鲜北方的军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均有人受到病菌病毒的感染而患病或死亡。仅朝鲜安州郡一个600多人的村庄，不到半个月因被鼠疫病菌传染而死亡36人。3月，志愿军受病菌感染死亡36人。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接到关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布撒带菌昆虫的报告后，对此极为重视，处理也非常慎重，指示志愿军继续收集有关情况以查明敌人的企图，采集带有病菌的昆虫标本以培养化验，并迅速扑灭敌布撒的带菌昆虫、杂物等，以防扩散。总参谋部当即派出专家前往调查，了解具体情况。从1月29日至2月1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又多次发现美机布撒的带菌昆虫等。发现带菌昆虫地区，1952年1月下旬的日平均气温是零下5～6.7℃，2月上旬的日平均气温是零下7.2～9.2℃，2月中旬的日平均气温是零下3.9～8.2℃，2月份的日平均气温是零下4.4～7.6℃，而2月份的日平均最低气温则达零下19～22.5℃。这种气温完全不适宜昆虫的生存，并且这些昆虫都是在美机过后被我军发现的，经初步化验查明，带有鼠疫和霍乱、斑疹伤寒等病菌。

    据此，中央军委判断“敌人最近在朝鲜所散放的各种昆虫显系进行细菌战的行动”。2月18日，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报告了美军投撒带菌昆虫和我军化验情况。2月19日，毛主席指定周副主席具体负责处理此事。20日，周副主席拟定了反细菌战要办的几项工作呈报了毛泽东主席。从此，我国政府和志愿军在政治外交和战场防疫两个方面同时展开了坚决有力的反细菌战的斗争。

    面对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的细菌战，朝中两国政府和广大人民及时地在政治、外交上展开了坚决的斗争。1952年2月2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代表本国政府发表声明，揭露和抗议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呼吁全世界人民起来制止这种暴行，追究使用此武器的国际责任。24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完全支持朝鲜政府的正义主张，并郑重表示：“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

    25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呼吁维护世界和平大会禁止使用大规模杀人武器的决议。同时，中国各民主党派纷纷对美国侵略者使用细菌武器提出抗议，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知名人士，以及科学组织分别向全世界人民和有关组织提出控诉。我国各地人民掀起了控诉、声讨美国细菌战罪行的活动。3月13日，沈阳市16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全国的新闻舆论工具紧密配合，发表了许多揭露美国细菌战的文章。3月8日，约里奥·居里在声明中明确指出：“这是继用原子弹在几秒钟之内毁灭广岛和长畸的几十万人民那种同样穷凶极恶的罪行之后的又一罪行。”3月29日，中国代表郭沫若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上对美国进行的细菌战作了详细的报告。4月1日，会议通过了《反对细菌战告世界男女书》，号召全世界人民“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把那些使用最卑鄙龌龊、最骇人听闻的武器的罪犯归案法办”。许多国际和平、民主团体和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不少国家（包括美国国内）的民主组织或人民也都举行群众集会或发表声明，或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坚决抗议和严正谴责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美国沉默了十几天，直到3月4日才作出反应，由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抵赖说：“我愿意明白地、毫不含糊地声明：这些指责是完全不真实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进行过现在也没有进行任何种类的细菌战。”他还企图通过当时由美国操纵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到朝鲜进行所谓“调查”，以掩人耳目和为其进行情报侦察活动。这理所当然的遭到了朝中方面的拒绝。不久，当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号召各国参加批准1925年签订的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这一议案时，美国又无理予以否决。

    为了向世人彻底揭露美国细菌战罪行真相，以事实戳穿艾奇逊等人的抵赖与狡辩，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决议发起，组成了由中国红十字总会、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以及基督教界的代表与有关科学专家70余人组成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在团长李德全、副团长廖承志、陈其瑗带领下，于3月中旬至4日上旬，分别到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实地调查。同年3月至8月，中朝两国政府并先后接受了由奥、意、英、法、中、比、巴西、波兰8个国家的著名法学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由瑞典、法、英、意、巴西、苏、中等国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到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对美国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这3个调查团通过深入现地调查，占有许多第一手资料与证据，先后发表了调查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了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罪行真相，并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得出结论：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是完全没有疑问的，因此，美国政府对其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是无可抵赖的。1952年9月16日，《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调查报告书》中指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委员会是经过逻辑的步骤而后达到这些结论的。这种遭各国人民一致谴责的灭绝人性的手段，竟见诸施用，此为本委员会的委员们过去所不易置信；现在本委员会迫于事实，必须下这些结论。”

    为了进一步揭穿美国的狡辩，使国内外人民进一步了解事实真相，在此期间，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还在首都北京和沈阳等地举办了美军实施细菌战的实物、图片展览，更引起了广大群众对侵略者的愤恨。

    1952年5月上旬至1953年11月下旬，中国新华社又陆续公布了亲自执行过细菌战任务的凯尼斯·伊纳克等25名被俘美国飞行员关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供词和公开信。②他们都供述了执行细菌战任务的一些详细情节和官方的保密规定。其中小安德烈·杰·爱文斯上校、瓦克·麦·马胡林上校和费兰克。赫·许威布尔上校3人职务较高，有的在美国空军部长或空军参谋长办公室任过职，了解一些美国军事当局关于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决策情况，他们除供述了本人执行细菌战任务的细节情况外，还分别供述了情节大致相同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决策情况。

    上述这些事实和措施，有力地揭穿了美国的抵赖，更触到其痛处，使美国政府更被动不堪。因此，美国故伎重演，又抵赖、否认。1952年6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意“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发表声明，否认其飞行员关于细菌战的供词。他在声明中说，美国飞行员的“口供”是“虚假”的，是共产党“捏造”的。次年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又污蔑共产党对其飞行员采取了“逼供”手段。美国反而把中国对其细菌战真相的揭露称为细菌“宣传战”。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美国也不得不承认，其细菌战真相的被揭露，已经造成了破坏性的效果。美国《华盛顿邮报》1952年4月19日发表社论指出：“有若干理由使得这种宣传得到容易受欺的人们的轻信：（一）细菌战的进攻是现代战争中一个真实而可怕的可能性；（二）对于这种进攻的恐惧，恰恰产生了宣传能够最有效地予以利用的那种焦虑；（三）美国已经长期研究了以细菌作武器的可能性，而且最近已加速了这一方面的研究和发展活动，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美国侵略者实施细菌战，是中朝两国政府未所料及的。怎样粉碎这一新的罪恶行径，虽然中朝军民没有经验，但是在中朝两国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及时采取了坚决而有效的措施，取得了反细菌战的胜利。

    中朝两国发现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后，立即在政治、外交上揭露和控诉美国侵略者的罪行，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数次发出对付细菌战的决定和命令，迅即作了部署，建立了国家紧急防疫委员会及各地防疫委员会。在病菌沾染区及时进行药物消毒，扫除毒虫等，并为军民防疫注射，尽力控制疫病的蔓延。

    在美军将细菌撒布到中国领土时，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采取广泛的防疫措施，在全国掀起爱国防疫卫生运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全国人民大力进行防疫工作，开展广泛的卫生清洁运动，实行灭蝇、灭蚊、灭虱、灭蚤，清秽等，以城市及交通要道为重点。不仅迅速派有关专家和科技人员赴现场检验，及时为反细菌战提供可靠的科学根据，同时在北京、天津、青岛等地建立了科研机构，加强反细菌战的研究。为了加强对全国防疫工作的领导，将原有的中央防疫委员会予以扩充和加强，由周恩来和郭沫若、聂荣臻分别兼任主任、副主任。各大行政区和沿海省、市也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到了3月底，全国已由两万余人组成129个防疫大队，并在国内交通线和国境、海港设立66个检疫站。并加紧研制和发放大批疫苗和消毒杀虫剂。3月上旬将各种疫苗580多万份赶运到朝鲜，以满足志愿军的急需和支援朝鲜军民。4月10日前给东北地区485万余人打了鼠疫预防针。

    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更果断地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疫措施，积极展开了反细菌战的战场防疫工作。中央军委于2月21日和25日，两次致电志愿军总部，对反细菌战防疫工作做出具体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工作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的首要任务。不管美军的细菌战进行到何种程度，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许犹豫和动摇。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志愿军于3月1日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韩先楚、吴之理（志愿军卫生部长）为副主任的总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军反细菌战斗争。接着从军到团各级也相继成立了防疫委员会，营、连成立了防疫小组，领导反细菌战防疫工作，实行专业队伍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由国内派来的40余名专家和数百名防疫人员会同志愿军卫生部防疫人员组成防疫检验队，分别派往前线各兵团和留置志愿军卫生部，担负防疫和检验工作；各军及后勤分部卫生人员组成中型防治队，各师与后勤兵站组成一批小型防治队负责本单位的防治工作。志愿军后勤部还组建7个传染病医院，军以下单位也分别建立了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医疗收治组或临时隔离室，以收治、隔离被美国细菌战传染的疫病患者；至4月上旬，志愿军指战员普遍注射了鼠疫疫苗和五联疫苗，注射率达92%以上，对部队驻区附近及铁路、公路沿线两侧各3华里内的朝鲜居民130多万人也注射了疫苗，并支援朝鲜政府大批防疫药材；在部队中广泛深入地进行了反细菌战的思想教育和防疫卫生知识的教育，划分了防疫责任区，建立了疫情侦察勤务，组织对细菌媒介物的扑灭和对沾染区消毒，全军还大力开展了清理驻区卫生的运动，积极捕鼠、灭蝇、灭蚊、灭蚤、灭虱、消灭细菌媒介物，保护水源，改善个人和环境卫生等等。

    采取上述这些有效措施，很快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志愿军的卫生面貌随之改善。大规模反细菌战防疫工作，进行到1952年冬告一段落。我军共发生与细菌战有关的患者384人，治愈者258人。美国实施细菌战不但在政治上、道义上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而且在军事上也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第十四章 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的胜利

    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夏秋季防御作战的胜利后，同年12，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兼“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被迫实施所谓“攻势防御的作战方针。从次年春开始，”联合国军除继续实施“绞杀战”和细菌战外，在正面战线转入加强阵地，不断以小部队对中朝军队袭扰和进攻，并加强其航空兵、炮兵对中朝前线部队的攻击、破坏。不久，马克·克拉克接替李奇微的职务后，继续推行原定的作战方针，并拟定了除正面战场以外的军事和政治的“八项措施”，自认这是“挑衅性的行动”，妄图迫使志愿军和人民军屈服，实现其“光荣的停战”的黄粱美梦。但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针锋相对地实施了正确的方针、措施，在新的战场形势下，获得了新的胜利。

    1951年夏秋防御作战，特别是秋季防御作战表明，我军在装备落后悬殊和供应困难的条件下，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更有利。这主要表现在：歼敌数量多而我伤亡减少，运动战时期志愿军打得最顺利的前三个战役敌我伤亡对比为1.5：1，秋季防御敌我伤亡对比则为3：1；可以保持阵地；可以节约兵力和减轻供应负担；部队士气越打越高。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将这些作了总结，于1951年11月向毛泽东主席，朱德、周恩来副主席等作了报告，并指出：“只有坚决执行积极防御作战的方针，才能达到进行持久作战，在战斗中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以期最后胜利的目的。”志愿军首长根据夏秋防御作战的经验，也决定：除特别有利情况外，拟不准备进行全线大反攻战役。

    这时，国内的财政状况很紧张，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缘故，1951年的军费支出约占全部财政支出的50%，而经济建设费用减少甚多。从朝鲜停战谈判情况看，仅仅关于议程和关于军事分界线的谈判就花4个多月的时间，其他三项议程的谈判还需要多长时间？战争还要进行多久才能结束？这些均难以断定。中共中央认为：至少还要做战争拖延半年至一年的准备，即便能迅速停战，志愿军也还需要有相当的兵力留在朝鲜一个时期，以防止敌人破坏，维护停战协定。因此还要继续支持战争。此外，1952年是我国经济恢复的最后一年，要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从1953年起，我国就要有计划地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我国1951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683.2亿元，财政收入为129.6亿元。以这有限的财力，是难以满足支持战争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的。于是，中共中央确定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为使作战的规模同国内的经济力量相适应，根据战场形势，中共中央为志愿军确定了行动方针，指示志愿军：“节约兵力、物力和财力，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杀伤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

    此外，在停战谈判达成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时，美方为军事分界线限定30天的有效期，若停战在30天以后实现，届时则按双方实际接触线重新校订军事分界线。这样，我军就更需要实行坚守防御，以有力地配合停战谈判。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志愿军一方面在保证作战需要的前提下进行了精简整编，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节约了人力和开支，为国家减轻了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大力进行了巩固阵地的工作。

    根据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的经验，我军实行坚守防御，仅仅依靠野战工事是不能达到目的的，“联合国军”集中其优势的航空兵、炮兵和坦克火力，往往对我军一个阵地倾泻数万发炮弹，炸弹，造成我军人地两损。我军阵地上加深的防炮洞（猫耳洞），却对抗击敌军进攻、保存自已有生力量、保持防御的稳定性，起了重要作用。志愿军首长对此曾予以充分肯定，并立即通报全军推广。但是，当时部队正忙于打仗，只能利用作战间隙构筑工事。在秋季防御结束后，战场相对平静，我军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来解决阵地坚固的问题。于是，从1951年底起，迅速在全线掀起了大规模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

    当时天寒地冻，土石坚硬，并且缺乏作业工具和炸药等。志愿军广大官兵，群策群力，想出许多好办法。没有炸药，就拆卸敌人未爆炸的炸弹、炮弹；没有工具，就自办铁匠炉，利用敌人炸弹、炮弹的铁皮、碎片打制锹、镐、铁锤、铁钎等。

    按照志愿军司令部提出的技术标准和战术要求，每个阵地均构筑有坑道，并且坑道工事同野战工事楣结合，以便发扬火力。一般每条坑道长数十米，坑内宽1.2米，高1.7米左右，均有两个以上出入口，坑道顶部距地表面厚度为15-30米，一般都达到了防空、防炮、防毒、防雨、防潮、防火、防寒的标准。坑道内部既有战斗设施，也有生活设施。每个阵地均成为能打、能防、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

    至1952年5月，志愿军共挖掘坑道7789条，长198.7公里，修筑掩体75万个，露天及掩蔽式堑壕3420余公里；人民军挖掘坑道1730条，长88.3公里，完成各种掩体3万余个、堑壕260余公里。经过志愿军和人民军广大指战员的努力，到8月底时，第一防御地带的工事得以进一步加强，第二防御地带的工事已经基本完成，第三防御地带重点地区的核心工事也已开始构筑，对东西海岸及正面地形平坦不便构筑坑道工事的重点地区开始构筑永久性工事。这时，在横贯朝鲜半岛250公里的整个防线上，形成了坚固的“地下长城”。这是中外军事史上的伟大创举。这样，我军实行坚守防御有了比较可靠的阵地依托，标志着志愿军和人民军的阵地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能不能守的问题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现在是方针明确，阵地巩固，供给有保证，每个战士都懂得要坚持到底。”

    为贯彻坚守防御方针，使作战的规模同国内的经济力量楣适应，志愿军在1952年春夏季未举行战役攻势，但在战术上采取了积极活动的方针，主动开展各种活动打击敌人，杀伤、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以改变战场态势和有力地配合停战谈判斗争。志愿军主要进行了下列各种作战活动：

    小部队战斗活动。主要是以连以下的分队进行的，多是以班组为单位，采取侦察与反侦察、伏击与反伏击和偷袭、强袭等手段，袭扰打击敌人。这一活动主要是在1951年底至1952年春进行的。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的筑城活动，志愿军司令部指示第一线各军，组织小部队积极开展战斗活动打击敌人。各军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的指示积极开展了活动。其中第39军和第12军活动得比较出色。该两军均是1951年11月接替第一线的防御任务。第39军担负临津江两岸地区的防务，在1951年12月一个月中，主动进袭敌人31次，并粉碎敌人1个排至1个加强营的进攻15次，共毙伤敌1224名，自身伤亡仅相当于敌人的四分之一。第12军担负北汉江以西金城东西地区的防务，在1951年11月上旬至1952年1月下旬两个多月中，即组织小部队活动805次，平均每晚出动12个班组，每天捉住一个俘虏，共毙伤俘敌525名，自身伤亡114名，并缴获各种枪56支，受到志愿军司令部的通报表扬。第63军为占领有利阵地，拔除敌突出据点，于1951年12月28日以1个营兵力，在炮兵支援下，攻占了高浪浦里以西智陵洞北山南朝鲜军1个连防守的阵地，并击退敌以两个营以下兵力连续11天的反扑，共毙伤敌2700余人，于1952年1月8日巩固占领了该阵地。第一线的其他各军，也积极进行了活动，有力地掩护了筑城活动的顺利进行。

    挤占阵地活动。1952年3月，我军的坑道工事已初具规模。同时，美国方面在板门店谈判中仍提出各种无理要求，企图拖延。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司令部于3月19日指示各军：在3月底4月间，每军组织一两次有准备、有计划、有节制的主动攻歼敌人的小战斗，以配合停战谈判。3月26日，彭德怀司令员又明确指示：“我们目前作战方针，应采取积极手段，巩固现有阵地，不放过任何有利战机，歼击运动的、暴露的敌人，相机挤地方。”根据这些指示，从4月初起，志愿军即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挤占敌我中间地带和攻取敌突出的连、排支撑点的作战活动。到5月份，随着我军第一线阵地的日益巩固，这种作战活动在全线展开。5月至8月，第一线各军共挤占阵地20余处，扩展阵地面积30余平方公星，将斗争的焦点推向了敌军阵地前沿。

    粉碎“联合国军”的“回击行动”。1952年6月，“联合国军”惧怕我军在朝鲜战争爆发两周年之际发动攻势作战，为了破坏我军可能的进攻，并对我军4至5月间挤占阵地活动进行报复和配合谈判对我施加压力，遂于6月12日开始，以美军第45师和南朝鲜第6师为主，前线其他各师配合，向我军前沿阵地发动了名为“回击行动”的进攻。其重点攻击目标是我第39军5月份挤占的190.8高地和第12军5月份挤占的官垡里西山阵地。我军这两个阵地均由1个连防守。6月12日晨，敌军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炮兵的支援下，以营团规模的兵力向我阵地发动进攻，我阵地守军依托坑道和野战工事顽强抗击。经过激战，两阵地均有一部表面阵地被敌军占领，我军转入坑道坚守。这时，志愿军首长估计，敌人的进攻活动可能要持续到6月底或7月初，这样，敌人兵力、兵器就暴露于我军阵地前的火网内，“送肉上砧”，造成我军过去所难找到的有利机会，便于我军打击。6月15日，邓华代司令员、宋时轮副司令员、甘泗淇副政治委员等联名下达指示，指出：“目前应是速即集中我们的力量，坚决利用现有阵地，适切加强前方各基本防御地区的火力及兵力，充分准备歼灭敌人任何进犯的部队，求达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消耗其技术兵器，加速敌士气的颓丧，以更加巩固我防御阵地。”根据这一指示，我军展开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击。第39军组织8个步兵连在112门各种火炮和坦克支援下，反击190.8高地，毙伤敌1000余人，大部夺回表面阵地。该阵地原退守坑道部队，坚守坑道作战5昼夜。第12军先后各以2个排在36门和44门火炮支援下，反击官垡里西山阵地，全部夺回表面阵地，该阵地退守坑道部队坚守坑道作战10昼夜。坑道工事经受了较大作战的考验，并积累了坚守坑道作战的重要经验。8月5日夜，第12军第104团第4连在强大炮火支援下，向盘踞座首洞南山之敌发起突然进攻，全歼了守敌，夺占了阵地。敌人不断反扑。次日，第3排副排长杨春增在阵地仅有两人、弹药殆尽、敌连续反扑的情况下，毅然引发最后一枚反坦克手雷，舍身冲进敌群，与敌数十人同归于尽，挫败了敌人的反扑。在他英勇献身精神的鼓舞下，该连与敌军反复争夺4天之久，击退敌军反扑近30次，毙伤俘敌600多人。此外，“联合国军”还以1个营至1个团的兵力向其他阵地进攻7次，均被击退。敌之“回击行动”遂被粉碎。整个6月，我军共毙伤俘敌2万余人。

    冷枪冷炮歼敌活动（狙击活动）。由于战线稳定，敌我双方长期处于近距离的对峙状态，双方最近距离约100米，最远距离也只有3000米左右，这便于我军以步枪、机枪和轻迫击炮开展射击活动。由于敌军依赖其飞机、坦克和大炮控制了我军一线阵地，迫使我军白天只能隐蔽在工事内，而敌军则在我军阵地前跳舞、唱歌摔跤、爬树、以广播机向我作宣传等，活动十分猖獗。这正是我军开展冷枪冷炮歼敌活动极好的战机。根据这些情况，1952年1月29日，志愿军司令部指示各部。“在与敌对峙状态中，对敌之小群及一般目标，每日指定值班的轻重机枪不失时机地寻求射击，对于单个目标，也应组织以班的特等射手，专门寻求射击目标，这将给敌人甚大杀伤。”根据这一指示，第一线各军在构筑坑道工事和开展其他作战活动的同时，迅速展开了冷枪冷炮歼敌活动。以特等射手组成狙击组，或以游动火炮和坦克以隐蔽的方式，对敌军阵地前暴露的目标进行射击，并经常变换射击阵地。还有的以设置假坦克、假炮阵地和给稻草人着上军服等，诱惑敌人出动以射击之。第65军第585团2营，在1952年1月至2月的一个月中，仅消耗子弹750发，即毙伤俘敌83名。第15军开展了冷枪冷炮杀敌立功运动，涌现出许多优秀射手：副班长罗怀孝一个月歼敌51名，新战士张佩龙一个月歼敌36名，战士周喜祥一个月歼敌38名，机枪班长袁柳根一个月歼敌117名，重机枪射手袁振江一个月歼敌221名，六零迫击炮手王文黄一个月歼敌78名，八二迫击炮手、新战士孔良龙在500米距离内一打即中，3天歼敌21名，新战士赵泽古以35发子弹歼敌26名。第15军从4月下半月至7月底，狙击歼敌共3541名，占该军这期间歼敌总数的42%，狙击手伤亡仅14名。第12军从7月下旬至10月底，狙击歼敌2506名，消耗步枪子弹5843发，狙击手伤亡仅11名，对100米内目标射击命中率普遍达到80%。仅5月至8月，我军即狙击歼敌1.36万余名。另1月至8月游动炮射击歼敌8900余名。这一活动有效地打击和杀伤了敌人，限制了敌人在基本阵地的白天活动，迫使其不得不龟缩到工事内。此外，从4月底至8月初，志愿军还有计划地对敌军实施7次炮击活动。我军积极开展的这些作战活动，大量地杀伤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仅1952年的前8个月，即歼敌11.7万余人（含人民军战果），有效地改变了战场态势，把前线斗争的焦点推向了敌军阵地，使敌人在全线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而我军则越来越主动。

 第十五章 1952年秋季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告捷

    1952年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春夏一系列巩固阵地的斗争，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已经完成，正面战线阵地更加巩固，并取得了依托坑道工事进行攻防作战的经验，东西海岸防御阵地也得到了加强。由于已经取得了反“绞杀战”的胜利，交通运输和物资供应有了很大改善。志愿军特种兵尤其是炮兵进一步得到加强，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集中绝对优势炮火支援步兵作战。同时，兵员大大充实，士气非常饱满，求战情绪高涨。志愿军和人民军的作战条件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好，在战场上的主动地位进一步增强，不仅可以胜利地进行坚守防御，并且具备了依托坚固阵地实施进攻的有利条件。

    而敌人虽然还保持技术装备的优势，并且也构筑了相当坚固的支撑点式的防御阵地，但兵力不足的弱点日益突出，士兵厌战情绪不断增长。其优势的航空兵、炮兵火力，在志愿军和人民军坚固的坑道阵地面前，作用已大为降低，进攻作战屡受挫败，防御作战往往人地两失。敌人在整个战线上已处于愈来愈不利的境地。

    到1952年5月2日，停战谈判除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未达成协议外，其余均已达成协议。由于美方顽固地坚持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盅场，致使停战谈判陷入僵局。随着美国第34届总统竞选活动的开始，在战场上，敌人军事活动异常活跃。7月13日，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到朝鲜前线视察。8月，侵朝美军司令克拉克、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以及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等接连视察其前线防务，并在美第7师师部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同时，中部前线敌军调动、运输频繁，并进行各种战斗演习。美空降第187团由巨济岛前调加强美第7师防务。在此期间，美海军舰只也频繁调动，并与美陆战第1师进行了两栖登陆演习。美航空母舰独角兽号、西西里号和主力舰依阿华号相继开到朝鲜西海面。美空军除继续轰炸平壤等城镇外，重点轰炸志愿军和人民军前线主要阵地、部队集结地等军事目标。特务加紧搜索延安、自川地区军事情报，并称其“有左右时局之重要性。”总之，美国军事当局为了适应其政治上、军事上的需要，在积极策划和进行新的作战准备活动。

    为了配合停战谈判，粉碎敌人可能的局部进攻，并锻炼部队，取得经验，志愿军和人民军于9月14日决定举行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对敌班、排、连支撑点及个别营的防御阵地实施进攻。9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指示志愿军第一线准备交防的第39、第12、第68军，每个军选择3至5个有利作战目标，对敌实施战术反击，求得歼灭敌人一部并在反复争夺中大量杀伤敌人；为配合该3个军作战，志愿军和人民军其他各军（军团）也选择1至2个目标进行反击。进行战术反击的时间为9月20日至10月20日之间，对每一目标的具体反击时间由各军自行确定，以准备好为原则。强调要作到攻必克，攻必歼，并力争打阵地前的歼灭战，即攻占敌阵地后，要准备抗击敌人的连续反扑，在同敌人反复争夺中歼灭敌人；如一旦攻击受挫，则要迅速撤离不应恋战。于是，正面战线各部队，在原防敌进攻的准备基础上，掀起了备战热潮。指战员们昼夜加强阵地建设，摸敌情，选目标，拟方案，练战法，构筑屯兵洞，很快完成了战术反击的准备工作。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于9月18日开始，至10月31日结柬，历时44天，共分两个阶段。

    经过充分准备，参加战术反击的部队在统一方针的要求下，从9月18日开始不等齐地陆续发起了进攻。到10月5日，志愿军第39、第65、第40、第38、第12、第68军，人民军第3、第1军团先后对“联合国军”的18个目标反击19次，其中有美军防守的7处，南朝鲜军防守的11处。

    9月18日黄昏，志愿军第39军先后向美第2师1个营防守的上浦坊东山、高阳垡西山进行攻击。这两个高地，工事较强，共有大小地堡50多个。该军第115师第345团第3营以两个连兵力对上浦坊东山实施进攻，3分钟即突破敌人防御，激战23分钟，全歼守敌250余人。担任阻援的该营第8连也击退敌增援分队5次反扑，歼敌200余人。该团第2营于19日接替防务后，3天内击退敌人1个排至2个营的兵力在飞机、火炮和坦克支援下的反扑19次，仅这个团的第6连在1昼夜的守备中即歼敌510余人。该团第6连班长杨保明带领本班打退敌1个营的6次反扑，并进行了5次阵前反击，共歼敌300余人，荣立特等功。该军第116师第348团第2营对高阳垡西山的攻击，经20分钟激战，全歼守敌150余人。该团第8连接替防务后，接连打退敌1个班至1个营兵力的反扑13次，毙伤敌500余人，击毁坦克5辆。该团第2营获通令嘉奖，第8连荣立集体三等功。

    9月28日，志愿军第12军第34师以7个班的兵力，在火炮60余门、坦克6辆的直接支援下，向官垡里西侧无名高地南朝鲜第6师约两个连的兵力进攻。同时以第101团3个排、第104团5个班，分别向690.1东北高地和座首洞南侧无名高地之敌进攻。这些分队采取多路出击、重点突破、突击与爆破相结合的战法，向敌人勇猛进攻，连续爆破了未被炮火摧毁的敌人火力点，迅速扫清了障碍，攻占了阵地。南朝鲜第6师随即连续反扑。志愿军第34师部队坚守攻克的阵地，在纵深炮火支援下英勇抗击，连续挫败了敌人的反扑，3天内共歼敌1200余人。在此次战斗中，第100团第2连副排长黄家富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完成15次爆破任务，歼敌200余人，数次为部队前进扫除了重要障碍，并积极主动坚守制高点，打退敌人7次反扑，身上3处负伤，坚持不下火线，对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记特等功，授予一级爆破英雄称号。该连班长伍先华，带领全班连续炸毁敌人4个暗火力点，迅速占领了阵地。当突击部队受敌坑道口机枪火力封锁，进展困难之际，他奋不顾身，抱着20公斤重的炸药包，冲进敌人坑道，与敌40余人同归于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爆破英雄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志愿军第68军选择了南朝鲜第3、第7师防守的方形山、572.4高地等处作为反击目标，并采取分散而有配合的多点出击、重点争夺的战法，先以4个连的兵力在85门火炮的支援下，反击572.4高地之敌。在炮火急袭后，步兵立即发起冲击，迅速占领阵地，击退南朝鲜军的多次反扑。接着，另以两个连在40余门火炮支援下反击方形山之敌，仅3分钟即占领敌前沿阵地，激战3小时，全歼守敌，攻占了敌军阵地。志愿军第68军攻占572.4、方形山两高地后，南朝鲜军在4天内先后纠集6个营的兵力，在飞机88架次、坦克18辆及大量炮火配合下，连续反扑65次，均未得逞。该军打退敌人连续反扑，毙伤敌约3000人，巩固地占领了572.4高地。

    第一阶段反击作战，志愿军和人民军均按预定作战计划，攻克了敌军阵地，共打退敌1个排至1个团兵力的反扑160余次。至10月5日结束，巩固占领6处阵地，其余主动撤离，共歼敌8300余人（其中美军2000余人）。

    志愿军和人民军发起全线性战术反击后，“联合国军”大为震动，以为我将发动全面攻势。9月24日，克拉克飞抵前线，与范佛里特及各军军长开会研讨对策，并将预备队美第45师前调，接替南朝鲜第8师防务，将预备队南朝鲜第1师前调，接替美第3师防务。

    10月3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决定在“联合国军”部署没有大的变化之前，按原定计划实施第二阶段反击作战，并统一于6日开始动作；如有的军尚未准备好，也应进行佯攻予以配合，以便分散敌人兵力、火力而予以更有力的打击。

    10月6日黄昏，志愿军第一线7个军，共组织了1个团另13个连又23个排和35个班的兵力（按建制单位计算），在760门火炮支援下，在180公里的正面上，同时向“联合国军”防守的23处阵地发起攻击。各突击部队在炮兵部队和坦克部队的配合下，迅速勇猛地突入敌人的阵地，先后占领其阵地21处。其中除两处阵地的敌人因为惧怕被歼而先行逃窜外，有16处阵地的守敌全部被歼，有3处阵地的守敌大部被歼。同日黄昏，志愿军第38军的突击部队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向被南朝鲜军吹嘘为“钢铁阵地”的“白马山”猛攻，很快突破了敌人前沿阵地，并占领了394.8高地主峰以北的6个山头，守敌大部被歼。此后，敌我双方又陆续投入兵力，在该高地及其附近山岭上进行激烈的争夺战，一直战斗了9昼夜。战至14日，我38军为避免增大伤亡，撤出战斗返回原阵地。该军在这次反击战斗中，共歼敌9600余人，但本部队死亡6700余人。8日至21日，第65、第39、第15、第12、第68军又先后进攻了敌人11处阵地，其中4处攻击未成，其余均达成预定目的。

    10月12日，志愿军第15军反击391高地。此高地位于铁原东北10多公里处，山势险要，有敌人1个加强连驻守，是敌人安在志愿军前沿阵地前的1个“钉子”。把它拔掉，不仅可以改善志愿军第15军防守态势，而且可以对敌人形成威胁。从我军前沿阵地到391高地，中间有3000米宽的开阔地。为缩短冲击距离和保证战斗发起的突然性，在战斗发起的前一天晚上，将冲击部队该军第29师的500多名战士潜伏在距敌阵地只有60米的草丛里。第二天上午，突然飞来4架敌机，在我军潜伏区投下几颗燃烧弹，烈火烧着了第9连战士邱少云的伪装物，火焰往上冒。他身后有一条水沟，但邱少云为了战斗的胜利和潜伏部队的安全，忍受巨大痛苦，严守潜伏纪律，依然趴在原地，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直至壮烈牺牲，以生命保证了战斗的顺利发起。在邱少云为了整体、为了胜利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鼓舞下，反击部队经过40分钟激战即攻占391高地，全歼敌1个加强连。此后，第87团与第44师第132团配合，在391高地同敌人反复争夺，先后打退敌人7个营兵力的多次反扑，歼敌2700余人，巩固了阵地。由于该军出色地完成了反击任务，战后受到志愿军司令部通报表扬。志愿军领导机关给邱少云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志愿军第15军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按照原定计划，志愿军于10月22日停止反击，转入正常防御，志愿军首长鉴于敌人已于14日向上甘岭地区发动了所谓的“金化攻势”，战况日益激烈，为配合上甘岭地区的防御作战，决定将战术反击延续到10月底。遵照这一指示，23日以后，第65、第40、第39、第38、第15、第12军又先后攻击了14个目标，除3个目标攻击未成，1个目标的守敌撤逃外，其余均被攻克，守敌全部被歼。10月31日，志愿军结束了第二阶段战术反击作战，共对48个目标反击58次，巩固占领敌军阵地11处，毙伤俘敌1.89万余人。这一阶段的反击作战。因为是在统一计划、同一时间在宽大正面上组织实施的，使敌人顾此失彼，全线告急。

    中国人民志愿军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对敌连、排防御阵地及个别营防御阵地共60个目标进攻77次，打退敌排以上兵力反扑480余次，经过反复争夺，巩固占领敌阵地17处，共毙伤俘敌2.7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32门，各种枪2373支，击毁各种火炮57门、坦克67辆、汽车74辆，击落敌机183架，击伤241架。志愿军为此付出了伤亡1万余人的代价。朝鲜人民在东线也对敌军3个目标进行猛烈进攻，取得了歼敌1700余人的胜利。在志愿军全线连续有力的反击下，“联合国军”十分狼狈，8个师频繁调动，疲于奔命，越来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志愿军和人民军则愈战愈强，进一步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在全线战术反击作战中，志愿军和人民军贯彻积极防御的思想和打小歼灭战的原则，对进攻的目标，集中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给敌军以歼灭性打击；在敌人反扑时，又在反复作战中给以大量杀伤；然后依据情况，对攻克的阵地，凡可守者固守之，不能守者主动放弃，以保持主动。这种依托阵地的战术性反击，早在1951年9月便已个别地开始，而在这次反击作战中则表现为更有组织和更带有全线性，它可以积小胜为大胜，用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战果。10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给志愿军的贺电中对这种战法予以高度赞扬，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第十六章 著名的上甘岭大捷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上甘岭战役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著名防御战役。这次战役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金化攻势”引起的，经中国人民志愿军在3个阶段中艰苦卓绝的奋战，取得了巨大胜利。交战双方在上甘岭地区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个山头阵地上，激烈争夺长达43个昼夜，双方逐次增加兵力共达10万余人（敌军6万余人，志愿军4万余人），作战规模由战斗发展成为战役，双方伤亡共达3.7万余人。在这样一个狭小地区，交战双方投入兵力之多，作战时间之长，战斗程度之激烈，在抗美援朝战争史上是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此役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军威，打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威，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军的威风，从而打破了美国当局为摆脱在战场上与停战谈判中的被动处境之美梦。

    1951年6月10日，志愿军和人民军胜利结束第五次战役，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朝鲜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美国被迫于6月30日接受停战谈判，战争形成了两军对垒，边打边谈的局面。美国当局仍迷信它的飞机大炮，企图以军事压力迫使中朝方面在停战谈判桌上就范，以求所谓的“光荣停战”。于是，美国侵略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发动地面攻势和空中攻势，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细菌武器。可惜，这些招数都没见效，反而陷入越加被动的处境。其地面部队于1951年发动秋季攻势失败以后，再未发动较大规模的攻势。这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贯彻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越战越强，越来越主动。正面战线构筑了坑道工事，犹如一道地下长城；后方铁路、公路运输，形成了“钢铁运输线”，物资供应大大改善；特种兵尤其是炮兵，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各部队兵员充足，装备也有改善；第一线部队积极开展小规模攻势作战活动，迫使敌人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在停战谈判中，美方缺乏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关于战俘安排问题仍未解决。由于美方顽固坚持扣留朝中被俘人员的立场，使谈判陷入僵局。

    1952年是美国第34届总统竞选之年，解决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朝鲜战争问题，成了总统竞选中美国朝野争论的中心。这年秋季，联合国第七次大会将要召开，解决朝鲜问题当然地成了主要议题。在这种政治形势之下，美国当局切望扭转朝鲜战争中的被动局面，企图在前线打一个胜仗，缓和一下国内外的反战情绪，安抚和笼络各参战国继续跟着美国干下去。

    8月中旬，“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偕带高级军官窜到朝鲜前线中部战线视察，同美军前线司令官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南朝鲜“总统”李承晚进行磋商和谋划。他们发现“联合国军”在志愿军和人民军的连续打击下，在战场上已丧失先攻之利，在作战精神上处于萎靡状态，主动权已掌握在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手里。

    美国当局为了摆脱战场上和停战谈判桌上的被动处境，给执政的民主党制造点竞选的声势，也为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壮壮威风，于是摆出了一副强硬的姿态。10月8日，在停战谈判桌上，关于战俘遣返问题上，断然拒绝朝中方面的合理解决方案，并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在战场上，“联合国军”于10月14日集中兵力、火力向志愿军发动了以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的“金化攻势”。范佛里特将此攻势称为“扭转当前战局”的所谓“摊牌作战”。“金化攻势”进攻的矛头是志愿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五圣山方向，具体进攻目标是金化以北、五圣山以南上甘岭地区的597.9高地（敌称为“三角形山”）和537.7高地北山（敌称为“阻击兵岭”）两个山头阵地。这两个阵地互为上甘岭的犄角，总面积约3.7平方公里，是上甘蛉的天然屏障，又是五圣山主阵地的两个前沿连的防御据点。这两个阵地态势突出，揳入敌方，可瞰制金化，直接威胁敌人金化防线，特别是537.7高地北山阵地，距敌前沿阵地537.7高地只有150米，严重威胁敌人的交通要道金化至金城公路。同时，附近的西方山、平康川为志愿军中部战线之要冲，地形开阔，铁路、公路贯穿纵深，是敌人北犯的必争之地。敌人发动“金化攻势”的直接企图是，破坏志愿军和人民军正在进行的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占领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改善其防御态势，并借以侦察试探志愿军和人民军防御的稳定性，以便伺机夺取五圣山，以军事压力增强其在停战谈判桌上的地位。

    敌人的“金化攻势”不仅进攻目标是范佛里特亲自选定的，而且还由他亲自部署和指挥。进攻前，他调整了部署。将原南朝鲜军第2师1个连防守的位于597.9高地以南400米的鸡雄山阵地，交由美第9军第7师1个团接管，作为进攻597.9高地的依托阵地；以南朝鲜军第2师1个团依托537.7高地，进攻537.7高地北山。另将预备队美军第40师前调金化西南地区，将美军第3师调至金化以西铁原西南地区。与此同时，派小分队多次向将要进攻的597.9高地、537.7高地北山等处进行试探性攻击。

    8月下旬，志愿军司令部根据敌人可能发动攻势的征兆，屡电前线各军，要严密注视当面敌情，作好防敌进攻的准备工作。9月上旬，志愿军防敌局部进攻的准备就绪。担任中部战线平康以南，铁原、金化至金城以东地区防御任务的第3兵团所属第15军，制订了准备粉碎敌人3～4个师进攻的作战计划，并调整了部署。防御阵地正面构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工事，阵前各支撑点都构筑有坑道，明、暗火力点，堑壕与交通壕等，形成了环形防御阵地。在上甘岭地区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两个连的支撑点，构筑了48条10米以上坑道，以及大量防坦克壕，设置了障碍物，并埋设了很多地雷。在兵力部署上，重点放在五圣山以西之西方山方向，五圣山及其以南的上甘岭地区由该军第45师第135团防守，特别加强了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两阵地的兵力和火力。第45师主力用于进攻注字洞南山之敌，以配合全线的战术反击作战。

    “联合国军”从10月12日开始，以大量空军和炮兵对志愿军五圣山主阵地、上甘岭及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阵地进行连续2天的火力轰击。14日3时起，又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阵地进行2个小时的炮火准备。5时，美军第7师、南朝鲜军第2师各一部共7个营的兵力，在300余门火炮、30余辆坦克、40余架飞机的支援下，分别向志愿军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与此同时，美军和南朝鲜军共4个营的兵力，分别向上甘岭附近的几个高地进行了牵制性进攻。“联合国军”为了钳制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兵力和制造声势，在“金化攻势”发起的第二天，在朝鲜东海岸高成以东海面，调集了6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30多艘驱逐舰和驻日本的美军骑兵第1师一部，进行了一次近于实战性质的所谓“敌后实战演习”，其舰炮和航空兵对我东海岸阵地进行了猛烈的轰击，并有30余架运输机从我正面战线飞过，以示其空降兵的配合。

    14日这一天，“联合国军”对志愿军上甘岭地区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两阵地共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余枚，以1个排至1个营的兵力，进行多路多梯次的连续冲击。志愿军防守部队第135团2个加强连，在仅有的15门山炮、野炮、榴弹炮和12门82迫击炮的支援下，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战至下午，两阵地野战工事几乎全部摧毁，人员伤亡较大，表面阵地被“联合国军”占领，防守部队被迫转入坑道作战。当晚，志愿军第45师增调火炮，并乘敌立足未稳，分4路向“联合国军”进行反击。“联合国军”以大量炮火进行猛烈拦阻。志愿军反击部队在坚持坑道作战的部队有力配合下，夺回了阵地。

    志愿军为集中兵力抗击敌人进攻，第45师调整了部署，又将2个炮兵营调至上甘岭地区，以第134团2个营和第133团1个营分别加入两阵地的防御作战。15日，志愿军第15军暂停反击注字洞南山之敌，集中力量粉碎敌人对上甘岭地区的进攻。

    敌之“金化攻势”原预计只攻占两个山头阵地，在有弹药保障和航空兵支援的情况下，以2个营的兵力，准备损失300人左右，作战5天就可达成目的。然而，进攻的第一天，他们就动用了7个步兵营，倾泻了数以万计的炮弹和炸弹，结果还是碰了硬钉子。15日至18日，“联合国军”又先后投入2个团又4个营的兵力，在大量炮兵、航空兵的支援下，对两阵地连续轮番猛烈进攻。志愿军第45师防守部队顽强抗击和积极反击，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敌人白天夺占了表面阵地，我军夜间从坑道里出来进行反击，再夺回来。反复争夺，战斗十分激烈。19日，志愿军第45师分别以3个连的兵力在103门火炮支援下，对占领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表面阵地之敌实施反击，志愿军坑道内的2个连以突然勇猛的动作，与坑道外的兵力配合，内外夹击，激战7个小时，全歼敌5个连，一举恢复了阵地。20日，“联合国军”又以2个营的兵力在飞机30架及大量炮火掩护下，进行反扑。志愿军防守部队与敌激战终日，除597.9高地西北山腿的几个阵地外，其余表面阵地又为“联合国军”占领。志愿军防守部队退守坑道，继续坚持战斗。

    14日至20日，“联合国军”总计在上甘岭地区投入7个团共17个步兵营的兵力，地上有坦克，天上有飞机，倾泻了那么多的炮弹和炸弹，伤亡7000余人，但却没有达到预计的目的。

    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志愿军防守部队与进攻之敌进行了殊死搏斗。第45师参战的指战员英勇机智，视死如归，奋勇杀敌。战斗中出现许多惊心动魄的英雄事迹。14日，敌人正向537.7高地北山攻击时，志愿军前沿营指挥所的电话线断了。第135团第1营电话班副班长牛保才冒着枪林弹雨，立即外出查线，途中负了重伤。他忍着痛，艰难地爬行，终于找到被炮弹炸断的线路，他毅然以一手捏着电线头，用牙咬着另一线头，以自己的身躯作导线，接通了电话，保证了作战指挥的畅通，壮烈牺牲。当天夜晚在597.9高地的反击战斗中，第135团第7连战士易才学，带领战斗小组勇敢机智地向前猛冲，独自用手雷、手榴弹炸毁敌人轻重机枪12挺，扫除3个集团火力点，为反击部队开辟了冲锋道路。随后，他又坚守阵地，打退了敌人多次反扑。他在战斗中共缴获机枪14挺、卡宾枪73支、火焰喷射器两具，毙敌100余人。第135团第7连排长孙占元，带领全排与敌人争夺阵地。他在两腿被炸断的情况下，仍坚持指挥战斗。当敌人向他扑来时，他用缴获的机枪打退敌人，毙伤敌80余人。子弹打完后，他拉响了从敌人尸体上解下来的最后一颗手榴弹，扑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19日在597.9高地反击战斗中，第135团第2营通信员黄继光随该营副参谋长到主攻连参战。他看到主攻连多次冲击均为敌堡中心火力点所阻，该连3次组织爆破未成，在这紧急时刻，迅即挺身而出，请求炸掉这个火力点。他率领爆破小组冲向敌阵，在两个战友相继牺牲、负伤、自己左臂也被打穿的情况下，他忍着剧痛冒着敌火力继续前进。在接近敌火力点时，连投几枚手雷杀敌，但敌人还有个射孔的机枪仍在疯狂扫射着。在身边没有弹药，身体又多处负伤的情况下，他毅然纵身扑向敌火力点，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正在扫射的机枪射孔，为反击部队开辟了前进道路。在他的壮烈行动激励下，反击部队迅速消灭了敌人，夺回了阵地。

    在这7夭的战斗中，志愿军第45师共投入3个团共21个步兵连；炮兵25个连，山炮、野炮、榴弹炮46门、火箭炮24门。敌人白天进攻，我军夜间反击，反复争夺。志愿军进行了有计划有准备的反击7次，其中3次全部恢复阵地，4次局部恢复阵地。20日，志愿军防守部队转入坑道以后，两阵地的战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敌人占领上甘岭地区两地表面阵地以后，如同踏上一座火山，脚底下很不安宁，只要志愿军钻出坑道，他们就会遭到厄运。为了消灭阵地下的志愿军坑道部队，从10月21日开始，一面穷凶极恶地围攻两阵地坑道内的志愿军，一面为继续进攻调整兵力部署，把继续进攻597.9高地的任务交给了南朝鲜军第2师，同时增加了上甘岭地区翼侧的兵力，把南朝军第9师调至金化地区作为战役预备队。

    “联合国军”要巩固已占领的地面阵地，以便进一步向我纵深发展。志愿军则坚持坑道斗争，想方设法恢复表面阵地，为做好决定性反击的准备工作争取时间。于是，在这两阵地上展开了异乎寻常的战斗——坑道争夺战。斗争焦点集中在坑道口上。敌人用飞机炸、大炮轰、炸药爆破以及用火焰喷射器破坏道口，还向坑道口投掷手榴弹、汽油弹、硫磺弹，甚至施放毒气弹。这些手段未能得逞，就改用石土、麻袋或铁丝网等堵塞坑道口，并在坑道口附近设障碍物、筑碉堡，封锁围困坑道口。志愿军坚守坑道的部队，在地面纵深部队特别是炮兵部队密切配合下，英勇顽强的同敌人进行围攻和反围攻、破坏和反破坏、封锁和反封锁的激烈斗争。

    志愿军坚守坑道的部队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结合斗争实际，组织指战员深入开展学英雄、立战功的活动，充分发扬指战员们不畏艰险、吃大苦、耐大劳、不怕牺牲、忘我奋战的革命精神，英勇机智地回击敌人的围攻破坏，牢牢地守住了坑道，创造了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

    随着坑道斗争时间的延长，坚守坑道部队的战斗和生活愈加艰苦。有的坑道被炸塌，有的坑道口被堵塞，坑道空间缩小，伤员不断增加，人员活动不便；坑道内硝烟、血腥、粪便和汗臭使空气异常污浊，氧气不足，呼吸困难，尤其是伤员更加痛苦；由于敌人围困封锁，坑道内补给困难，缺粮，缺弹，特别是缺水，有时甚至只能饮溺止渴。坑道内指战员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亲密团结，齐心协力，顽强不屈，坚持战斗。第134团第7连坑道指挥员几天没有喝上一口水，干渴难熬。火线运输员带进坑道一个苹果，送给连长，连长让给报话员，报话员让给卫生员，卫生员让给伤员，伤员又让给战斗员，转了一圈没人吃，最后连长带头咬了一小口，又交给战士，一个苹果10多个人转了几圈才算吃完。这样感人肺腑的动人事迹不胜枚举。

    坚守各坑道的部队还积极主动出击，广泛开展冷枪冷炮狙击活动和小分队的突袭活动，打击表面阵地上的敌人。从21日起至29日，坚持坑道部队以突然袭击的手段，组织班，组出击158次，歼敌2000余人，并收复7处阵地。在此期间，防御纵深部队以2个班至5个连的兵力，在炮兵火力和坑道部队配合下，向597.9高地反击5次，向537.7高地北山反击7次。每次反击，都能使坚守坑道的部队得到一些兵员和物资的补充。

    在上甘岭两阵地激烈的坑道斗争中，坚守部队得到了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带来的慰问信和慰问品，给指战员带来母亲的温暖，使他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指战员在坑道里纷纷给慰问团写信，汇报他们的战斗生活，表示他们战斗的决心。有的信中写道：“我们处在距敌50米、上下相持的情况下，遭受了不少的困难，但是，我们想了办法，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了保卫光荣阵地，为了保卫祖国，为了保卫世界和平，我们忍受和战胜了困难。”“我们除了战斗以外，就是说笑和娱乐，谈我们的胜利，谈祖国的伟大。我们的心情永远都是愉快的，丝毫没有因被敌人封锁和闭塞坑道口而感到恐惧。因为我们知道任务的重大，明确战斗的意义，坚信我们一定胜利。”慰问团人员为目睹志愿军创造的英雄业绩而骄傲，被志愿军战士的高尚革命情操感动得热泪盈眶。志愿军坚守上甘岭地区坑道的部队，在志愿军首长和第3兵团首长的关怀，在第15军首长不间断的指挥下，坑道内外，步兵炮兵密切配合，不仅守住了坑道阵地，而且把表面阵地的敌人死死拖住，大量杀伤和疲惫了敌人，为防御纵深主力部队进行决定性反击的准备工作赢得了时间，为实施反击、恢复阵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志愿军在以一部兵力坚持坑道作战的同时，主力部队紧张地进行了实施反击的准备工作。10月21日，志愿军邓华代司令员指示第15军：“目前敌人成营成团的向我们钢铁的阵地冲锋，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是歼灭敌人于野外的良好时机，应抓紧这一时机，大量杀伤敌人，志愿军后方部队全力支援你们，继续坚决的战斗下去，可制敌于死地”。第3兵团首长根据这一指示，决定将刚从一线撤出准备休整的第12军立即调往五圣山地区参战，并指示防守部队，当前以坚守坑道为主，同时集结力量，补充粮弹，为进行决定性反击作好准备。还决定以第15军第29师接替第45师除上甘岭地区两阵地以外的全部防务，以便第45师集中力量进行两阵地争夺战。另给第15军加强地面炮兵1个营又4个连，高射炮兵1个团，给第45师补充新兵1200名。10月25日，第15军召开作战会议，具体研究了实施决定性反击的作战部署。为保证反击作战的粮弹物资供应，除志愿军后方勤务部队增加运输力量外，又抽调第29师3个营及大量机关人员担任40里山路的火线运输任务，其中仅追击炮弹一次就运到山上3万发。27日，第3兵团首长对实施反击作战的指导思想和战术要求作了明确指示，强调要树立长期打下去的思想，准备与敌人进行多次的反复争夺，逐渐杀伤敌人，以达到大量消耗敌人的战略目的。至29日，兵力补充和部署调整等均已完成。同时，还进行了两天的预先火力准备，将敌人的表面阵地工事基本摧毁。至此，决定性反击作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10月30日21时，志愿军第15军的第45师5个连和第29师2个连共7个步兵连与坚守坑道的3个连相配合，在50门山炮、野炮、榴弹炮和24门火箭炮，30门追击炮的支援下，首先反击597.9高地表面阵地之敌。经5个小时激战，全歼守敌4个连，恢复了表面阵地，并打退了敌人1个营兵力的多次反扑。11月1日，敌人出动飞机数十架、坦克70余辆和大量火炮向我阵地猛轰，发射炮弹12万余发，先后用6个营兵力向597.9高地冲击14次。志愿军防守部队利用野战工事、弹坑、岩缝、奋勇抗击，毙伤敌1500余人，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当晚，第12军第31师第91团加入战斗，并增调9个炮兵连参战。

    11月2日晨，“联合国军”又对上甘岭阵地实施猛烈炮击达4个小时之久，发射炮弹15万余发，还出动飞机百余架次，投炸弹百余枚。随后集中美军第7师、美军空降第187团各1个营和南朝鲜军第9师的2个营等共5个营的兵力，多路轮番的向597.9高地攻击40余次，均被志愿军防守部队击退，毙伤敌1500余人。在当日战斗中，志愿军第12军第91团第8连第4班在纵深炮火有力支援下，机动灵活，英勇顽强作战，以轻伤3人的代价，打退敌人1个排到2个多连的7次攻击，歼敌400余人，创造了小兵群作战的范例。从3日起，敌人每天以1至4个营的兵力继续对597.9高地实施猛烈攻击。志愿军第12军第31师第93团1个营加入战斗，同原防守部队一起，打退了敌人对597.9高地的多次反扑，歼敌6000余人，巩固了阵地。在11月5日的战斗中，第91团第5连新战士胡修道，在班长被调往他处，战友负伤的情况下，他独自坚守阵地，靠手榴弹、手雷，英勇机智地连续打退敌人41次冲击，歼敌280余人，守住了阵地。当日，志愿军首长致电祝贺收复597.9高地作战的胜利，表彰了参战部队，并指示参战部队“再接再励，坚决战斗下去，直至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第3兵团首长当天即决定，将第45师除炮兵，通信兵和后勤部队外，全部后撤休整，以第12军第31师全部执行上甘岭地区两阵地的作战任务，以第34师两个团为预备队，并增调了炮兵部队。同时，志愿军军部决定，由第12军副军长李德生为首组织五圣山战斗指挥所，统一指挥参战各部队；由炮兵第7师组织炮兵指挥所，统一指挥参战各炮兵部队。这两个指挥所仍归第15军军长秦基伟指挥。11月7日，中央军委在给志愿军首长的电报中指出：“此次五圣山附近的作战，已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已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胜而奋斗”。中央军委的鼓励，使参战指战员受到很大鼓舞，斗志更坚。

    11月11日，志愿军第12军第31师以第92团2个连，在山炮、野炮、榴弹炮70门和火箭炮24门、迫击炮20门的支援下，反击537.7高地北山表面阵地之敌，仅激战半小时，就夺回阵地，全歼守敌。次日，南朝鲜军第2师以1个团的兵力在大量炮火支援下猖狂反扑，经激烈战斗，敌人占领了537，7高地北山两个山脚的4个阵地。从此，敌我双方即在该两个山脚的阵地上展开了持久的争夺战。敌人先后投入6个营以上的兵力，集中了几乎战役中全部的炮火，每日出动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投掷大量重磅炸弹，战斗愈加激烈。志愿军防守部队于14日、18日先后将第31师第93团主力和第34师第106团投入战斗。在14日至17日的昼夜战斗中，击退敌1个排至1个团兵力的冲击70余次。经过反复争夺，至25日，志愿军防守部队终于打退了敌人的疯狂反扑，巩固了537.7高地北山阵地。敌人由于伤亡惨重，无力再战，要撤下去补充休整，表明“金化攻势”失败。至此，上甘岭地区两阵地的争夺战，以志愿军的胜利而结束。克拉克后来回忆说：“这个开始为有限目标的攻击，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救面子的恶性赌博”，“这次作战是失败的。”

    上甘岭地区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个阵地的争夺战，敌人先后投入进攻的兵力为步兵11个团又2个营，作战过程中又补充新兵9000余人，动用大炮300余门，坦克170余辆，出动飞机3000余架次。共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0余枚，最多时一昼夜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炸弹500余枚。两阵地的石土被炸松1～2米，变成一片焦土。志愿军先后参战的有第15军的第45师、第29师，第12军的第31师及第34师的1个团，使用山炮、野炮、榴弹炮共114门，火箭炮24门，高射炮47门。志愿军防守部队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共打退敌人营以上兵力的进攻25次，营以下兵力的进攻650余次，并进行数十次反击，最终守住了阵地，打得敌人惨败收兵。此役，志愿军共毙伤俘敌军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飞机270余架，击毁击伤敌坦克14辆、大炮60余门。当时美联社记者综合报道说：“这次金化的战役，现在已经到了朝鲜战争中空前未有的激烈程度。在人员的伤亡和使用的大量物资上，除了1950年盟军在北朝鲜的惨败情形外，是空前未有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战斗作风，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极大地调动了指战员的战斗积极性。参战指战员，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极端残酷的条件下，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艰苦奋战，勇敢机智的与凶恶的敌人战斗，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涌现出一大批英雄集体、功臣和模范人物。据第15军统计，荣立特等功的1个连、3个班；立一等功的1个营，13个连、8个排、11个班；立二等功的1个营、17个连、10个排、35个班。获战斗英雄模范称号的32人，立特等功的17人，立一等功的107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创造的英雄业绩，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保卫和平、伸张正义的威力。他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战斗精神，不仅极大地激励着为保卫祖国、保卫和平而战的人们，而且也成为激励全中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精神力量。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表现的非凡的战斗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笔精神财富，将永放光辉！

 第十七章 在战争转折关头的反登陆作战准备

    1952年11月25日，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结束后，皑皑白雪覆盖了“三八线”上的高山、丘陵。朝鲜战争到底是大打下去，还是停下来，前景不明朗，正处于转折关头。

    此时的战场局势，比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屡遭失败，已失却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而中朝军队在“钢铁运输线”的以坑道工事为主体的正面阵地防御体系形成后，解决了至关重要的后方保障和阵地稳固性问题。同时空军、坦克部队相继参战，地面火力大大加强，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从而逐步摆脱了阵地战初期那种敌攻我守的被动局面，并在稳固防御的基础上把战斗推向了敌军阵地，逐渐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但是，敌我双方总体力量的对比仍处于均衡状态。“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虽然地面部队兵力不足，但海、空军占有绝对优势，拥有制空权和绝对制海权，装备上也占有很大优势。因此，敌军仍然对军事行动抱有幻想，不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中朝军队虽地面部队拥有兵力优势，但在海、空力量上处于劣势，因而在兵力部署上总有后顾之忧，需时刻警惕敌军对我侧后海岸或后方地区的登陆与空降进攻。同时，装备上的差距，也使中朝军队在实施进攻时暂时还要避免与敌重兵集团交战。

    这样就形成了敌我双方在“三八线”南北地区重兵对峙的僵持局面。停战谈判也因美方单方面宣布休会长期中断，陷于僵局。为了夺取或稳固战场主动权，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敌我双方都在利用1952年冬天这个短暂的战争间隙，实施新的战争准备，筹划新的作战行动。僵持的局面只是暂时的，朝鲜战争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关头。

    旷日持久的战争，陷于僵局，对美国是越来越不利的。在两年之久的侵朝战争中，美国已损失兵力31万余人，直接用于战争的军费开支达150亿美元，间接用于战争的费用多达800亿美元。如此沉重的军费负担和巨大的伤亡，引起了美国广大人民更为严重的厌战情绪，要求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的呼声日益强烈。尤其是长期陷于朝鲜战场上的陆军7个主力师，破坏了美国全球战略的格局，使美国当局更为忧虑。英、法等国从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发，不愿长期在侵朝战争中劳民伤财和愈陷愈深，也急于早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统治集团面临这种不利的局面，不得不谋求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新途径和新部署。

    在此关头，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对怎样结束这场战争，广泛议论着三种可能的选择：一是在战俘问题上寻求妥协，以实现停战；二是扩编南朝鲜军队，使美国逐渐从朝鲜战争中脱身；三是增调部队，不惜冒扩大战争的风险，以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甚至使用原子武器来赢得战争。对第三种选择，随着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的展开和党派斗争的加剧，其声浪越来越高。共和党的麦克阿瑟等人叫嚷要“在共和党取得政权以后，全力打赢这场战争”。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欧洲盟军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公开许诺当选后“将亲自去朝鲜，并结束这场战争”，借此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于1952年11月5日当选为美国第34届总统。他出任总统后，使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道路变得更加坎坷难行，结束战争的天平再次向军事行动一边发生倾斜。

    同年12月3日，美国操纵联合国第七届大会，通过了以支持美国“自愿遣返”原则，也就是以强迫扣留朝中方面战俘为基础的提案，否定了苏联关于立即结束朝鲜战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修正案。这就清楚地暴露了美国当局反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继续拖延和扩大侵朝战争的企图。正在联合国大会通过这个提案之际，艾森豪威尔于2月2日至5日，偕一批军政要员到达朝鲜战地视察，与侵朝美军高级将领克拉克、范佛里特以及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等人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商谈战争部署等问题。艾森豪威尔在归国途中，8日在威克岛附近的重巡洋舰“海伦娜”号上停留时，又同他新任命的国务卿杜勒斯以及财政部长、内政部长等开会。在上述会议和磋商中声称：“战地指挥官们同意，如果在一定时间内谈判还不成功，我们（指美国）唯一的办法最后只能是不顾一切危险全力发动一场进攻”。艾森豪威尔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一条固定不变的战线上，继续承受着看不到任何结果的伤亡。小山丘上的小规模进攻是不可能结束这场战争的。”“我们不能容忍朝鲜冲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他从朝鲜回到美国纽约后，发表了一个声明，宣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僵局，等等。

    艾森豪威尔上台执政的日子逐渐临近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扩大战争的议论随之更为甚嚣尘上。新任国务卿杜勒斯甚至主张“用三齿耙捕龙的战略（即一根齿从朝鲜出来，另一根齿从台湾出来，第三根齿从印度支那出来）”以对付中国。美国军界人士则提出了多种扩大战争的实施方案。他们认为，面对志愿军和人民军甚为坚固的正面阵地，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利用海、空军优势，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两柄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当时“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曾特意组成专门小组，制定了一个准备实施的代号为《“8-52”作战计划》。它的要点是通过陆、海、空三军大规模的全面攻势，推进至元山——平壤一线，其中包括地面部队合围性攻击，大规模两栖登陆和从空中、海上对中国境内的目标实施袭击。此计划呈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审议。随后，“联合国军”即频繁进行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演习，派遣大批特务潜入中朝部队后方刺探东西海岸情报等一系列的实际准备。同时，新建了南朝鲜第12、第15步兵师，6个独立团，28个炮兵营，并将新建的两个师于1952年底投入第一线作战。这样，“联合国军”在第二线即保持有美军3个师、南朝鲜2个师另3个团的机动兵力。12月上旬，又有消息透露，敌人将于1953年2月发动大规模攻势，以结束朝鲜战争。

    “山雨欲来风满楼”。美国当局的军事冒险计划和作战准备的态势，使朝鲜战场出现了重新趋于激化并且扩大化的可能性。中朝人民部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即着手对战争的前途和敌军动向进行分析和预测。对于艾森豪威尔当选前后美国的战争叫嚣和进行大规模军事冒险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中朝部队侧后实施两栖登陆的可能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都极为重视。11月24日，根据在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副主席的指示，军委作战部提出了分析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对朝政策的专题报告。报告认为，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为解决朝鲜问题可能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在停战谈判上作某种妥协，使谈判成功；二是在军事上对我进行某种行动。从许多情况看来，敌似正准备采取后一种行动。

    中共中央从国际形势和朝鲜战场形势出发，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对战争前途进行了周密的分析和充分的估计，认为：“朝鲜战局，由于停战谈判已告停顿，而美军在朝鲜的损失还没有达到它非罢手不可的程度，估计今后一定时期内（假定为一年），会趋向于激烈化。艾森豪威尔正在为其上台后的朝鲜军事行动作准备。单就朝鲜战场的军事行动作估计，敌人从正面向我较坚固的纵深工事施行攻击的可能性，不如向我后方两侧进行登陆作战的可能性大”，“我如能坚守北朝鲜东西海岸，使敌人的登陆计划失败，并以正面战线的战术出击作配合，给敌人以更多更大的杀伤，那么朝鲜战局就能更加稳定，而向着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为预防敌人登陆和提早发动进攻，我军必须继续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准备一切力量来赢得战争的胜利。”

    为了粉碎敌军可能的军事冒险，中共中央采取了果断措施，除指示志愿军加紧反登陆作战准备以外，先后对国内战备工作也进行了周密部署，决定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作好应付突发事变的各项准备，以保证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政治方面，针对艾森豪威尔1953年2月2日“国情咨文”中的战争恐吓，毛泽东主席子2月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严正宣告：“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充分表达了中国的坚定意志，给了美国新政府以当头一棒，更鼓舞了中国军民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信心。

    在经济和战争动员方面，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深入开展增产节约活动，并调整国内经济建设项目，削减或缓建一批工程，以集中财力、物力，保障志愿军作战需要，准备应付由于战争激烈化而引起军费增多的问题。同时决定，1953年再动员新兵35万人，其中充实和补充志愿军25万人。

    在军事方面，1952年12月9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主持召开由军委各部部长、各特种兵司令员和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出席的会议，讨论朝鲜反登陆准备的国内防敌进攻的部署问题。会议决定，除原计划本年年底入朝轮战的部队仍按时入朝外，再抽调3个军开赴东北作为志愿军预备队，加上原已在辽东半岛的1个军，使志愿军的兵力达到20个军；再抽调一部分地面炮兵和坦克部队入朝，加强纵深和海岸防御火力；空、海军则加紧训练，准备全力支援朝鲜反登陆准备。此外，为改善朝鲜交通网的布局，保证志愿军战时物资供应，决定立即增调铁道兵部队入朝，抢修由龟城至德川间的铁路。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指示，到1953年3月底，又先后入朝的部队共有步兵3个军又3个师，8个坦克团，野战炮兵6个团又4个营，高射炮兵1个团又1个营，工兵1个团又2个营，铁道兵6个师，汽车兵4个团及3个野战医院和14个医疗队。空军14个师和海军1个鱼雷艇大队、1个海巡大队、2个海岸炮连，亦作好参加反登陆作战的准备。

    除此以外，为对付敌军可能对中国大陆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参谋部于1952年12月15日下达命令，训令各大军区严密注意敌军可能进攻之沿海和边境地区，作好战斗准备，并防止潜伏匪特趁机活动。1953年1月17日，总参谋部又发出《关于加强防空战备的指示》，要求各防空部队从现在起即加强战备，进一步组织与发挥现有防空力量，使之更好地适应战争需要，给予可能向中国大陆进行空中轰炸或袭扰的美蒋飞机以有力打击。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战争准备工作逐步有序地进行着，但一切准备工作的焦点，是“必须在朝鲜把仗打好”。因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多次对志愿军反登陆准备问题作出具体指示，以夺取朝鲜战争的更大的胜利。

    1952年11月中旬，中央军委副主度彭德怀在视察辽东海防期间，特意派人实地考察了朝鲜西海岸防御情况，并于同月23日电告志愿军首长，敌人决不会因上甘岭战役的失败而善罢甘休，“必须预防来春［敌］从我翼侧登陆，配合正面进攻。”要求志愿军迅速加强海岸防御力量。

    当时，志愿军党委对朝鲜战局的发展趋势和敌军的意图，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停下来，二是拖延下去继续打。而打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事只限于正面，基本上是僵持局面，另一种是大打，即敌人在我侧后登陆，战争更激烈地进行。从敌人方面情况看，如果战争拖延下去，维持现状是肯定的。但由于艾森豪威尔等强硬派入主白宫，登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登陆的规模，如其仅使用目前在朝鲜的部队，则以动用两三个师的兵力，在靠近正面战线的通川或海州方向进行战役规模的可能性为大。如其从国内增调部队，则可能在元山或镇南浦等我后方要害地区进行战略性登陆。从敌军的情况看，以进行战役规模的登陆可能性为大。据此，志愿军党委对1953年的工作安排是：巩固正面阵地，加强东西海岸和纵深的工事，位于东西海岸的部队应更充分地准备力量，坚决粉碎敌军在我侧后的登陆和空降进攻。正面部队则不应顾虑侧后，在坚守阵地的基础上，积极进行作战准备，以小吃、狠打、逐点攻歼的办法，在1953年的春、夏、秋季各组织一次战术性反击战役，整排、整连并争取整营的消灭敌人。12月4日，回国述职的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依此精神向毛泽东主席呈报了书面报告，并在晋见毛主席时，对工作计划作了详细解释。

    毛泽东主席对志愿军党委的工作安排和敌情分析作了重要修正。他审阅邓华报告时，在分析敌登陆地点和规模一段文字旁的空白处写了批语：“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在另一处，毛主席又写道：“决不能［允］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允）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在接见邓华时，毛主席又以简明而坚定的语言进一步强调说，志愿军应从肯定敌人登陆，肯定敌人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敌人在清川江至汉川间登陆这一基点出发，来确定我之行动方针；并指出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12月9日，毛泽东给刚刚离开北京的邓华发电报，再次指示他“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邓华在返回志愿军司令部后，立即于12月17日召开志愿军党委会，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与会同志对此表示坚决拥护，并讨论确定了反登陆作战准备的初步方案，决心不惜任何牺牲，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绝对不准敌登上陆来。志愿军于18日至21日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认真研究了加强反登陆作战准备问题。决定在“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方针指导下，以反登陆作战准备作为1953年的中心任务，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来加强两翼海防，特别是西海岸防御，准备打击敌人的登陆、空降和投原子弹。正面部队则一面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一面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不断地消耗敌人，拖住敌人，破坏敌人的登陆计划。

    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于12月20日向志愿军党委下达了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冒险登陆，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就某一作战行动，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志愿军下达指示，这是唯一的一次。由此可见反登陆作战准备的重要意义。《指示》中说，根据种种情况判断，敌人有从我侧后海岸线，特别是西海岸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以七个师左右兵力举行冒险登陆进攻的充分可能。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有坚决粉碎敌人登陆进攻，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任务。要求志愿军“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的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在对我侧后威胁最大的海岸线及其纵深部署充分的兵力与火力，保证粉碎敌人从海上的进攻及其大量空降部队的进攻。同时指出，要坚决地迅速地改善后方交通网络，预先运储大量粮弹等，保证我正面与侧面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运输畅通，供应不缺。还要加强政治工作等。特别指出，”从目前起到1953年4月这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这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为了加强对西海岸反登陆准备的领导，中央指定由邓华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为副司令员，并加强西海岸指挥部的其他干部。在《指示》的末段，中央强调，”两年多以来。美帝国主义采取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志愿军党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对反登陆作战作了进一步部署。12月23日，志愿军领导人下达了《关于粉碎敌登陆进攻部署》的命令，决定：从正面抽调5个富有作战经验的军及部分炮兵、坦克部队加强东西海岸防御，而以新入朝的部队接替正面阵地防务以取得作战经验。同时，立即着手在东西海岸地区构筑坑道工事。命令规定，部队调整部署限于1953年1月完成，一切作战准备限于2月底，至迟到3月全部完成。12月23日至2日，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也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部署抢运囤积作战物资，修建铁路、公路新线等任务。决定在1953年2月底前切实完成足够使用4个月的作战物资和粮食抢运囤积任务，同时立即开始抢修龟城至德川段新线铁路和部分公路新线。至此，志愿军的反登陆准备部署工作基本完成。志愿军上下以打好过关仗的姿态投入了规模空前的反登陆作战准备之中。

    朝鲜党和政府也对进行新的战争准备作了部署。1952年12月24日，金日成首相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华到会向朝鲜同志介绍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战局的分析和今后作战的指示，以及志愿军党委执行中央指示的具体措施。朝鲜劳动党中央和金日成首相对此表示同意，并决定派金雄、方虎山分任东、西海岸指挥部副司令员，以便协同中朝部队反登陆作战。同时对人民军的部署也作了相应的安排。还决定，在全国动员大批工人参加构筑海岸工事，尽力满足反登陆作战准备的土木材料需要。

    在祖国人民和朝鲜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志愿军克服天寒地冻、敌机狂轰滥炸等困难，经过近4个月的艰苦努力，圆满完成了反登陆作战准备的任务。到1953年4月底，已可保证反登陆作战的胜利。此时，志愿军地面作战部队加强了，已达20个军又2个师，还调整了部署，加强了东、西海岸特别是重点加强了西海岸的兵力。做好了海上防御作战准备，从国内调来海军1个布雷队，对西朝鲜湾航道布设了4个雷区；2个海岸炮兵连进入西海岸阵地；还有1个鱼雷艇大队和1个海上巡逻大队完成了临战准备，可以随时进入预定海域遂行作战任务；调整和充实了东西海岸的指挥机构，分别增设了炮兵主任办公室、海军作战办公室和空军前防指挥所。在进行工事构筑的间隙，担任海岸防御的各军，都根据预定的作战方案进行了紧张的战备训练和实兵演习，对排以上干部进行了反登陆（打敌舰、岛屿要塞守备、海岸防御）、反空降、打坦克的战地轮训，在战术上为反登陆作战打下了基础。当时的弹药囤积量已达123800多吨，粮食囤积量达248000多吨，可供全军食用8个半月。

    在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中，大规模的筑城是最为艰巨困难的。按照预定计划，必须于3月底以前，在东、西海岸构成10公里纵深的坚固防御地带。但当时正值严冬季节，冰深雪厚，气温一般在零下20摄氏度至零下30摄氏度，冻土层达1米左右。志愿军平均每天有50万人参加施工。广大指战员为夺取战争的早日胜利与保卫和平，都忘我的劳动，昼夜突击施工，千方百计地完成任务。缺乏施工用的炸药，就拆卸敌人投掷的未爆炸的炸弹挖取，作业工具不够，就利用炮弹皮等废铁自行制造。仅据西海岸第一线3个军的统计，就挖取炸药1.06万公斤，自制工具30余种，9000余件。中国人民大力支援筑城任务，从中国调运所需的钢筋、水泥、木材等大量器材，还抽调了4个汽车团、5000多名铁路员工及一批医务人员入朝，以加强筑城的保障工作。朝鲜政府命令矿工停工两个月，自带工具同志愿军一起挖坑道。当地朝鲜人民帮助志愿军修桥筑路，还支援了一部分木料。于4月底完成了筑城任务，在东、西海岸设置了纵深达10公里的两道防御地带，动用人工6000多万个，挖掘坑道8090多条，总长720余公里，相当于朝鲜永兴至釜山凿了一条石质隧道；挖掘交通壕、堑壕3100多公里；构筑成605个钢筋水泥永备工事以及大量的火器掩体。这样，在东、西海岸和正面绵亘1130多公里的弧形防线上，形成了以坑道或钢筋水泥工事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其中在西海岸反登陆作战的重点防御地带，共部署有中朝军队7个军19个师又1个旅，地面炮兵14个团又9个营，高射炮兵2个团又13个营，坦克兵6个团，兵力密度和火力密度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在后方地区，新建铁路龟城至德川段、价川至殷山段已于4月中旬先后通车，使朝鲜北部三大铁路干线联为一体，并在原有铁路线上新建便桥35座，迂回线4处。到3月底，新建和加宽公路566公里，架设公路桥梁47座。志愿军和人民军交通运输困难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善。

    以上重要任务的完成，使志愿军不仅兵力雄厚，实力增强，阵地更为巩固，而且后方供应和交通运输也远胜于入朝作战后的任何一个时期。再加上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动员工作，全军上下士气高昂，严阵以待，决心大量歼灭敌人，加速其最后失败。

    在敌我双方进行紧张的战争准备期间，正面战线处于沉寂状态，没有发生大的作战行动。但在艾森豪威尔刚就任总统之际，却出现了一个令艾氏头痛的插曲。

    敌人为了再次试探我正面防御的稳定性，曾于1953年1月，在“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授意下，侵朝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精心组织了一次所谓“空、坦、炮、步协同作战实验”，向铁原西北芝山洞南侧的205高地发动猛烈进攻。这个高地美军称之为“丁字山”。自进入阵地对峙后，敌我双方在这块弹丸之地上，已数次交战，但美军的进攻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已被宣布退出现役的范佛里特决心在离职前以拔掉这颗直刺美军阵地腹心的钉子，向艾森豪威尔献份贺礼，以此挽回因上甘岭战役失败而丢掉的面子，为自己的军事生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他的过问下，美军对这次进攻做了精心准备，还在进攻发起日之前，出动大批飞机对“丁字山”阵地实施了密集轰炸，炮兵也对“丁字山”的表面工事进行了彻底破坏。

    1月25日，进攻开始。美军飞机首先蜂拥而至，对这块不足1.5平方公里的阵地投下各种炸弹22万多磅和8枚凝固汽油弹。7个炮兵营和直接支援步兵进攻的坦克又发射各种口径炮弹近17万发。担负进攻任务的美第7师第31团第2营在绝对优势的火力支援下，逐次投入，向志愿军展开了轮番冲击。

    据守“丁字山”阵地的志愿军仅有第23军第201团的1个排。他们是在1月初才接防此处阵地的。面对美军的疯狂进攻，该排战士沉着应战，充分发挥坑道工事的作用，以密集的机枪火力将进攻之敌压至阵地前沿的一处凹地，然后以手榴弹予以杀伤，一次又一次地打垮了敌人的进攻。在战斗紧张进行之时，该排干部先后受伤，而美军又使用了火焰喷射器，并突入了前沿堑壕。在此危急关头，副班长陈志挺身而出，指挥全排以手榴弹火力压灭火焰，将敌军驱出堑壕，迅速恢复了阵地。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个下午。指挥这场进攻作战的美军第31团团长克恩，眼见得部队伤亡惨重而又无取胜希望，只得下令停止进攻。在这次战斗中志愿军仅以伤亡11人的代价毙伤美军150余人。美军从这次代价高昂的惨败中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是从空中还是从地面上的火力，都不足以将躲藏在设施完备的工事中的敌人消灭。这场有限战争的优势在防御者一方。”

    2月10日，马克斯韦尔·泰勒接任范佛里特的“联合国军”美第8集团军司令之职。他在视察前线之后，立即向克拉克报告，除非得到大规模进攻的命令，否则他将安于现状，决不再冒险向前沿的小山头发动任何进攻。克拉克批准了这一要求。从此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再没有在正面战线主动向中朝军队阵地发动进攻。

    3月以后，志愿军的反登陆作战准备已趋于完成。在此情况下，既然敌军已无力进攻，那么就到了我军动手的时候了。志愿军正面部队为消耗敌有生力量，并取得攻坚作战的经验，按预定计划，开始选择敌连以下目标予以进攻，正面战斗渐趋激烈。

    在东线，3月上旬，志愿军第67军一举攻占南朝鲜第6师两个排据守的官岱里西南山阵地，并从3月3日起，与反扑之敌展开了反复争夺战斗，利用此阵地为诱饵，更多地杀伤敌人。到13日，我军在歼敌460余人后，主动撤离此地。

    3月下旬，激烈的战斗在西线展开，志愿军对美第10军所属的3处阵地发起猛攻。3月21日，第46军所属第398团经彻夜攻击，攻占高浪浦里以北的坪村南山，全歼美军1个排，接着又歼灭敌反扑部队近300人。23日夜，志愿军第47军第423团在猛烈炮火支援下，一举攻占上浦坊东山，全歼守敌哥伦比亚营1个加强连。26日夜，第46军指挥的120师攻占马踏里西山一梅岘里东山，全歼守敌美军3个排另伪军1个班。在中线，志愿军第23军以也于同日晚攻占石岘洞北山。

    上浦坊东山，敌称之为“老秃山”。马踏里西山一梅岘里东山，敌称之为“织女星山”。石岘洞北山，敌称之为“猪排山”。在这三处阵地，敌我双方曾进行过激烈的战斗，阵地数易其手。因此，美军对它十分重视。泰勒亲赴前线督战，美军部队向志愿军展开了猖狂反扑，战况激烈。经过几天几夜的反复争夺，志愿军除暂时撤离石岘洞北山和马踏里西山之外，巩固地占领了上浦坊东山和梅岘里东山，并在反复争夺战中，歼敌3000多人。泰勒上任伊始，即不得不咽下这一苦果，下令放弃阵地，停止反扑。

    三点争夺战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志愿军前线官兵的斗志。此时，志愿军的反登陆作战准备已基本完成。中断已久的停战谈判也出现了恢复的迹象。4月3日，中央军委致电主持志愿军工作的副司令员杨得志并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建安，对志愿军工作发出重要指示，指出；“根据目前情况，在我确有充分准备下，举行小规模的歼灭战，每次歼灭敌一两个排至一两个连，例如丁字山、老秃山、织女星山一类的作战，使我们九兵团及其他兵团取得新的战斗经验，及促进停战谈判均有利。”

    依据这一指示，志愿军首长决定，“在已攻占的阵地上，充分准备与敌继续争夺，并再行反击石岘洞北山。如正面尚有便于我攻击之处，再选择一、二点攻歼之”。在整个4月份，志愿军正面部队共进行战术反击和袭击作战46次，加上其他战斗，共歼敌1.4万多人。其中第60军在边岩洞附近无名高地和第23军在石岘洞北山的反复争夺战中，分别歼灭南朝鲜第3师2000多人和美第7师部队近千人，圆满达到了预定作战目的。

    志愿军正面部队的积极作战，消耗了敌军力量，破坏了敌军的作战准备，有利地配合了东西海岸的战备工作。同时也使新入朝部队获得了对现代化装备并拥有坚固防御工事之敌攻坚作战的经验，为尔后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严冬终于过去了，春天也在紧张的战争准备中匆匆离去。当夏天来到朝鲜半岛之际，战场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4月26日，中断半年之久的停战谈判恢复了。一场“濒临战争边缘的全面战争”避免了。

    极其艰巨的反登陆作战准备，是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朝鲜战争相持时期的一个重大战略行动。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远胜于任何一次战役准备，其重要意义也不亚于任何一次战役。反登陆作战准备的胜利完成，使中朝人民部队东西两翼海岸和正面防御更加稳定和完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已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样，就迫使敌军不得不放弃登陆进攻的企图，同中朝方面恢复谈判，同时也为志愿军和人民军随后发起的夏季反击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十八章 1953年夏季停战前的最后一战

    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前，即1953年夏季，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曾经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发动了为时两个半月的强大攻势——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这次战役，由小到大，进行了139次进攻战斗，连续攻破了敌人长期经营的坚固阵地，最后一次进攻一举突破敌军4个师25公里的防御正面，突入敌人防御纵深最远处达15公里；因战线南移扩展土地240平方公里。整个战役毙伤俘敌123000余人。就是在这次战役的攻势作战中，敌我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从而结束了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

    发起夏季反击战役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配合停战谈判，而恢复停战谈判的契机却来自新上台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这位美国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担任西欧盟军总司令，以指挥诺曼底登陆作战而闻名，战后以美国驻欧洲军队总司令的身份担任了北大西洋公约军队的总司令。他在195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被共和党看中而推举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当时的美国舆论对于民主党政府总统杜鲁门坚持侵朝政策而又拿不出结束朝鲜战争的办法，已失去信心，种种为结束朝鲜战争的议论纷纷出笼。美国共和党乘机抬出艾森豪威尔来与民主党竞争。艾森豪威尔以结束朝鲜战争相标榜，声称他一当选就要到朝鲜去，因而一举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森，成为美国第34届总统。随着艾森豪威尔的上台，扩大战争举行登陆进攻的议论甚嚣尘上。

    艾森豪威尔当选后，立即履行了他到朝鲜去的诺言。在他的就职演说和第一个国情咨文中，他宣布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词”来打破僵局，声称扩大战争将不以朝鲜为限，并下令解除所谓台湾地区中立化，表示要利用国民党军队；与此同时，他还竭力鼓吹加速扩编南朝鲜军，以贯彻所谓“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种种迹象表明，朝鲜战争到了一个转折的关头，战争一旦扩大，美军采取的主要进攻方式将是在中朝军队的侧后实行登陆进攻。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及彭德怀等领导人，对朝鲜战争形势了如指掌，丝毫没有因1952年秋季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和上甘岭防御作战的胜利而放松警惕。上甘岭作战胜利之后，稍有军事知识的人都不难得出结论，美国侵略军要想从正面战线进攻而取胜已经不可能了。当时的美国记者曾经有过这样生动的描写：“要想攻占中共军队芝麻粒大小的一块阵地，联军也要付出成千上万人的代价。”的确，他说的并没有夸大其词。在上甘岭战役中，敌军动用了6万余人的兵力，300余门大炮，170余辆坦克，1000余架次飞机，持续进攻43天，最后伤亡被俘25000余人，而一无所获。此次作战后，美国军方人士的目光自然转向登陆进攻，何况美国人引以自豪的是他们的海空优势及登陆作战屡战屡胜的历史。东京美军总部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总是念念不忘重演仁川登陆的美梦。

    面对朝鲜战争的实际，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人始终把防备敌人的侧后海岸登陆作为战争指导的重要一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美国国内的政治动向，防敌侧后登陆进攻问题便日益突出。1952年11月下旬，上甘岭战役刚结束，已在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即电示志愿军领导人立即着手进行反登陆的准备工作，以预防来春敌人从侧翼登陆，配合正面进攻。12月下旬，毛泽东主席接见志愿军代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邓华时，更进一步指示，志愿军应从肯定敌人登陆，肯定敌人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敌人要从清川江至汉川间登陆这一基点出发，来确定行动方针和部署。12月20日，中共中央给志愿军下达了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冒险登陆，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指出：“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取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后侧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指示要求志愿军“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并再一次强调指出，“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增调了6个步兵军另一个步兵师，6个炮兵团4个炮兵营，1个高射炮兵团又1个高射炮兵营，1个坦克师，入朝或作为志愿军总预备队；指定了空军14个师，海军1个鱼雷快艇大队，1个海上巡逻大队，2个海岸炮兵连，准备参加反登陆作战。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心，志愿军立即全面地调整了战场部署，在东西海岸部署了足够数量的有作战经验的部队，展开了工程浩大的构筑坑道工事活动，从国内运输和储备了充足的作战物资，在西海岸纵深修筑了横向铁路、公路或辅助线，整修了原有公路，调整了后勤部署。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这样的主导思想，即战争胜利必须建立在自己力量和准备的基础上，而绝不能有丝毫犹疑和侥俘心理。后来的历史表明，敌人的登陆虽未成事实，但据战后美方公布的资料表明，远东美军总部和五角大楼确实极秘密地制订了登陆进攻的实施计划，只待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抉择。志愿军和人民军反登陆作战准备的胜利完成，迫使美国和“联合国军”不得不放弃登陆进攻的企图。至于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三个肯定”，是要志愿军领导人确立反登陆准备的决心，不要存在任何幻想和犹疑。这正是毛泽东作为战略家和统帅，在决定战略问题上的伟大气魄。

    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2月2日在国情咨文中叫嚣扩大战争之后，毛泽东主席随即于2月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击，他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来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毛泽东主席这个明确有力的讲话，既申明了中国人民不怕战争扩大的决心，又再一次表明了立即停战的意愿，不能不使艾森豪威尔慎重考虑和冷静对待。

    正是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下定了粉碎敌人登陆进攻和扩大战争的决心，坚决地进行了反登陆作战准备，又坚持争取停战的前途，才迫使敌人不得不悬崖勒马，被迫又回到停战谈判桌上来打主意。艾森豪威尔在公开场合上挥舞一阵大棒之后，暗地里却通过美国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给美军总司令克拉克下达指令，要他向中朝方面提出先行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1953年2月22日，克拉克致函金日成和彭德怀，提议在停战前先行交换病伤战俘，试图以此为转机恢复停战谈判。

    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朝鲜战争，是中朝方面同敌人谈判以来一直坚持的指导方针。但是，美帝国主义依仗其拥有武器装备的优势，不愿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一贯采取蛮横无理的态度，妄图用谈判桌上的讹诈和战场上施加军事压力来迫使中朝方面屈服于他们的无理条件，致使谈判长期达不成协议。至1952年上半年，五项议程中的四项都已达成协议，却又在战俘遣返问题上提出所谓“自愿遣返”原则，企图强迫扣留朝中战俘，使谈判形成僵局。10月8日，他们片面地中断了谈判，随后又通过联合国大会决议来向中朝方面施加压力。中朝方面坚持按照日内瓦公约无条件地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立场，采取了“争取停，准备拖”的方针，与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在修筑了坑道工事和阵地巩固以后，便立即向敌军实施战术反击，力求通过增大敌人消耗的办法迫使敌人转变态度。

    克拉克致函金日成和彭德怀后，3月28日，朝中方面本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立场，同意克拉克的建议，先行交换病伤战俘。3月30日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提议将坚持遣返以外的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便经过有关方面的解释，保证他们遣返问题的解决。对此，国际舆论也纷纷表示欢迎。从此打开了僵局，中断6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于4月26日重新恢复。

    这一时期，经过反登陆作战准备，中朝方面力量更为增强，战略上更趋主动，可攻可守，而敌方则处于无可奈何的被动挨打局面。至1953年4月，交战双方的具体情况是：

    敌军总兵力虽然增至120万人，地面部队24个步兵师，其中南朝鲜军16个步兵师，正在扩建的还有1个步兵师，其装备已接近美军水平。连同其海、空军共有64万人，但仍然是兵力不足。其二线兵力虽增至6个师，仍不足以发动有力的两柄登陆作战，实行正面进攻也难以持久。美军兵员更严重不足，每个师以2500名南朝鲜人补充缺额。敌军阵地工事较1952年秋季我军战术反击时有进一步增强，在基本阵地上已构筑有坑道或坑道式掩蔽部，并有大量的地堡群和各种障碍物，但第二、第三阵地仍为野战工事。敌人装备技术占有较大优势，仍掌握着战场上的制空权，但在清川江以北活动已受到很大限制，对我交通运输的威胁已大为减弱。其地面炮兵大口径火炮及发射的弹药仍居优势，但对付志愿军的坚固工事，其作用已大大降低。而敌军最大的弱点是士气低落。在1月下旬发生的一次战斗可见一斑。

    这是一次由美军总司令克拉克授意，由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亲自组织的一次所谓“空、炮、坦、步协同作战实验”的进攻，使用了美军第7师1个加强营，火炮100门，坦克30余辆和1个有40余架飞机的战斗轰炸机联队，进攻目标为志愿军第23军第201团1个排据守的芝山洞南侧高地（美军称为“丁字山”）。进攻之前，经过几周准备，详细计算了所需的弹药，制订了周密的空、炮、坦克、步兵协同计划，本以为可以轻而易举的攻占志愿军阵地和俘虏志愿军人员，因此，有关的高级将领，如美第1军军长肯得尔、第5航空队司令巴库斯及美远东空军作战处长、第1军参谋长都来现场观战，并邀集了记者15名，以便扩大宣传，提高士气。1月25日进攻的这一天，敌军共向我阵地发射各种炮弹近17万发，投掷炸弹22万多磅，进行了多次冲击。然而，猛烈的炮火与精密的技术都不能代替缺乏进攻勇气的士兵——他们尽管得到了最密切的支援配合，还是接近不了志愿军的阵地，每次冲击都以失败而告终。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英勇沉着地抗击敌军，仅以伤亡11人的代价，毙伤敌军达150余人，而阵地屹然不动。美军发动的这不光彩的战斗，被一位记者比作为在罗马竞技场上供人欣赏的角斗，以致在美国国会中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骚动。半个月后，范佛里特即灰溜溜地卸任回国。这个例子实际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装备现代化而士气不高的美军，竟被装备劣势而士气高昂的志愿军所战胜。

    在我军方面，当时总兵力达180万人，其中志愿军为19个军，35万人，人民军为6个军团，45万人。装备技术也得到进一步增强，地面炮兵可以形成局部优势，1个步兵连进攻作战，可以得到10个炮兵连的支援配合。正面战线和东西海岸均构筑了10公里纵深、二至三道以坑道为骨干，结合野战工事或永备工事的坚固阵地，解除了后顾之忧。后方交通运输已能够有效地对付敌空军的轰炸、破坏，提前完成了运输储备12.3万吨作战物资的任务，并有余力运输部队。尤为突出的是经过反登陆战备动员教育，指战员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进一步发扬，增强了胜利信心。

    3月下旬开始，正面战线部队即有选择地进攻敌连以下目标，并取得了胜利。其中较大的战斗有：第46军进攻马踏里西山——梅岘里东山（敌称“织女星山”），全歼美军3个排、南朝鲜军1个班；第47军进攻上浦坊东山（敌称“老秃山”），全歼哥伦比亚营1个连另3个排，1个坦克排，美军2个班；第23军进攻石岘洞北山（敌称“猪排山”），全歼美军3个排另2个班；第67军进攻官岱里西山，歼敌350余人。加上在新占阵地上同反扑之敌反复争夺和其他战斗，全月前后作战达48次，歼敌达15000余人。

    在这种形势下，志愿军指挥员和战斗员纷纷要求进行有组织的全线性的战役反击作战。而举行一次战役反击，已经具备了条件。

    在中央军委同意举行一次战役反击以后，代司令员邓华起草了战役指示，于4月20日向全军发出，并要求各兵团拟定反击作战初步设想。接着，于4月30日至5月4日召开了志愿军党委会议，研究和制定了战役指导方针和部署。确定：战役目的“主要是消灭敌人，锻炼部队，吸取经验，以配合板门店的谈判。同时，适当注意改善我现有阵地。”战役指导的基本精神是“稳扎狠打”。所谓“稳扎”，就是要掌握持久作战并能随时粉碎敌人进攻的原则，要稳重，防止轻敌急躁，急于求战，一定做好各项准备，有充分把握后再开始进攻；同时要采取积小胜为大胜的方针，每军攻击目标以不超过1个营为原则，最好每次歼灭一两个排或一两个连，战役发展有利对再适当扩大。所谓“狠打”，就是要在正面战线巩固、侧后也有了保障的情况下，放手进行作战，狠狠地打击敌人，做到“不打则已，打则必歼，攻则必克，守则必固”。打击对象以美军及其他侵朝军为重点。根据敌人分布情况，西线以打击美军为主，东线以打击南朝鲜军为主。

    反击战役发起时间为6月1日，要求参战各兵团，各军必须在5月30日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当时，已经恢复的停战谈判并不顺利，在我方提出新的遣俘方案后，美方仍然纠缠枝节问题。他们反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往中立国，同时拒绝以亚洲国家作为中立国。当我方对原方案作了进一步修正时，美国忽然从原有立场后退，又提出“就地释放”朝鲜籍战俘的反建议，企图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从李承晚不断反对停战，特别是反对全部遣返朝鲜籍战俘的言论看来，他们是在争取时间，以解决美国同李承晚集团之间的矛盾。

    中央军委给志愿军规定的任务是；“只管打，不管谈”，即使在这次同敌人恢复谈判后，还是指示志愿军“不要松劲，一切按计划进行”。其基本精神是志愿军作战不要受谈判影响，因为仗打得越好，对促进谈判就越有利。志愿军领导人估计6月份以前难于达成停战协议。为了密切配合谈判斗争，于5月11日决定，凡对敌连以下目标已完成作战准备的，即提前开始作战；随后又决定不统一发起时间。于是，战役反击第一次进攻提前开始。

    从5月13日起，第20兵团和第9兵团所属各军先后对敌连以下目标发起进攻。至5月25日，进行了29次战斗，攻歼敌人20个据点，歼灭敌人3个连又2个排、3个班，另2个连的大部，毙伤俘敌4100余人。我军伤亡1600余人。以作战方式区分，第9兵团各次战斗均为攻歼守敌后即撤离，目的在于锻炼部队，取得经验。除个别战斗中敌人逃跑或我失利外，均获得了成功。第20兵团则同时进行了3种方式的作战，重点是以第67军进攻科湖里东南无名高地敌1个加强连的阵地，采取攻克固守、打敌反扑的战法，巩固地占领该地，以便以此为依托向敌基本阵地发展进攻。该地位于北汉江弯曲部，守敌为南朝鲜军第8师1个连另1个排，筑有总长为150米的坑道4条和为数甚多的明暗火力点。第67军以第201师1个连另1个排又2个班的兵力实施进攻，首以82口径以上火炮127门进行火力急袭，将主要突破地段敌表面阵地大部摧毁，并压制敌人炮兵半小时未能发射。步兵发起冲击后，经25分钟战斗即全部占领敌表面阵地。接着进入坑道作战。志愿军一面射击，一面展开政治攻势。敌人惊慌失措，或缩为一团，或即交枪，少数抵抗者即被击毙。在1951年粉碎敌人秋季攻势时荣立一等功的孤胆英雄唐凤喜，带领尖刀班，在17分钟内占领敌人两条坑道，歼敌13人，在打敌反扑中又利用敌人坑道坚守，歼敌70余人，全部肃清了坑道内之敌。从5月14日至17日，南朝鲜军以4个连的兵力，在大量炮兵和20余架次飞机支援下猛烈反扑31次，均被志愿军击退。包括进攻及打敌反扑共毙伤俘敌1300余人。该地全部为我巩固占领。第60军则以连续进攻的方式3次向鱼隐山以南之1089.6高地东山背进攻，全歼守敌1个连和2个连大部。在第二次进攻中，我仅以伤亡3人的代价即全歼守敌，打得非常漂亮。经过3次进攻，敌人不敢重占，该地亦为我巩固占领。为配合这两次战斗，该两军还以“抓一把就走”的方式向各自正面上的10个据点进攻15次，均获得成功。

    这次进攻虽然规模甚小，歼敌不多，但使我军增加了经验，增长了信心。它说明了这一事实，即对敌已经构筑直接坑道工事的坚固阵地，依靠我军炮火的增强和作战的勇敢，是完全可以攻克和守住的。这同敌人对上甘岭和丁字山的进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5月25日，美方谈判代表改变了态度，撤回了无理要求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的方案，基本上同意朝中方面5月7日所提“将不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继续留在原拘留地交由中立国进行遣返安排”的方案，停战谈判有了较大进展，可望很快达成全部协议。美方为避免李承晚集团的破坏，在谈判前一小时才由美军总可令克拉克通知李承晚。李承晚对此极为不满，他不顾美国政府提出的种种保证，立即叫他的谈判代表退出谈判，并随即在汉城、釜山等地组织了反对停战的所谓“群众游行”，大肆叫嚣“反对任何妥协”，声称要“进军鸭绿江”，“单独打下去”。停战谈判受到了严重阻挠。

    此时，反击作战已开始第二次进攻。5月27日，第67军、第60军分别攻占了栗洞南山及949.2北无名高地（方形山）各约1个营至1个加强营的阵地。28日，第46军攻歼马踏里西山——梅岘里东南山及坪村南山敌各约1个连。根据美李在谈判上的不同态度，为了更有力地配合谈判，并使新入朝的部队迅速得到实战锻炼，志愿军领导人于6月1日决定：将原来以打击美军及其他侵略军的作战计划，改为以打击南朝鲜军为主，并适当扩大作战规模，求得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对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军队暂不攻击。命令新入朝的第16军、第54军、第21军开赴第一线，分别归第9、第20兵团指挥，第21军集结于谷山地区为志愿军总预备队；从第9兵团及总预备队炮兵中各抽调1个团（欠1个营）加强第60、第67军。由此，第20兵团形成了全线反击作战的重点。该兵团于6月4日召开作战会议，确定以打击位于北汉江两侧的南朝鲜军第5、第8两师为目标，首先攻取敌各1个团的阵地，并准备粉碎敌人从纵深机动2个师以上兵力的反扑，再视情况扩大战果。这一计划的好处是2个军可以在火力上紧紧配合支援，而敌人则不便机动兵力。

    南朝鲜军第5师部署在北汉江以东地区。这一地区山高林密，自西向东，有949.2、973、883.7诸高地，由883.7高地向南为902.8高地。敌人在949.2高地部署了一个团，在883.7高地至902.8高地部署了1个团，另1个团为预备队，防御正面为9公里，纵深6公里。我军攻占949.2高地北无名高地以后，949.2高地已暴露在我军面前，但直接进攻949.2高地，兵力不便展开，易受两面敌人夹击，不便扩大战果。第20兵团和第60军决定首先攻取883.7～902.8高地，争取在打垮敌人反扑、大量杀伤敌人以后，再采取正面突击与侧后迂回的战法，攻取949.2高地以西敌另1个团的阵地。这样，第一步作战可以出敌意外，第二步作战两路攻击也易于成功。

    进攻敌1个团正面坚固阵地，用在敌前构筑屯兵洞的办法作为冲击出发地已不可能，时间也来不及。兵团及军的领导人在亲自侦察地形以后，大胆决定利用敌阵地前面的茂密森林隐蔽潜伏我之突击分队，作为冲击出发地。这一办法可以缩短冲击距离，突然发起攻击，但也具有很大冒险性。它要求潜伏部队必须严守纪律，保证在一昼夜之内不被敌人发觉，否则，不仅攻击不成，而且将受到重大损失。

    经过一周时间的准备，进攻883.7～902.8高地的作战开始了。9日晚，担任进攻的部队6个步兵连另2个排和随伴炮兵及指挥机构秘密进入了潜伏地区。在开进途中和潜伏过程中，部队想出各种办法不发出声响，不露形迹。被敌人盲目射击负伤或烧伤时，坚持隐伏不动，出现了15名邱少云式的英雄战士。第542团第8连战士苟子清，被敌炮弹皮击中腰部，肠子滑出腹腔，他自己把肠子塞回腹内，用毛巾堵住伤口，忍着剧痛，直至牺牲没有暴露目标。这种牺牲个人、保证全局的集体主义精神与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只有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为宗旨的人民军队才能做到。就这样，3000余人的庞大队伍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潜伏了19个小时而未被敌人发觉，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10日晚，第60军发起进攻时，第20兵团原任代司令员郑维山、政治委员张南生和新任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均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第3兵团司令员许世友也来参观。第60军集中82迫击炮以上火炮259门实施了20分钟火力急击，摧毁敌工事达70%，接着在敌阵前潜伏的部队如离弦之箭，从北、东两个方向，多路、多梯队突然向敌发起冲击，很快突破敌前沿阵地，接着向敌纵深迅猛突击。在向883.7高地主蜂攻击时，前进道路被铁丝网所阻，火箭筒班班长李云峰连续两次毅然伏在铁丝网上，让战友们踏着他的身体通过，争取了时间，而李则被铁刺刺得伤痕累累。由于对敌各阵地同时展开攻击，动作突然勇猛，当夜即全部占领883.7、902.8一线高地，全歼守敌，创造了阵地战以来一次攻歼敌一个团的范例。

    敌人决不甘心其基本阵地被占领、被割裂，从11日起，南朝鲜军纠集第5师、第3师各一部共3个团的兵力进行猛烈反扑。但我军预有准备，士气十分高昂，主动积极地作战，不论敌人反扑如何猛烈，都一一被打下去，敌人死伤累累。至14日，敌人无力继续反扑。当晚，我军遂乘胜以4个团的兵力从正面向此线以西的949.2高地至北汉江之敌左翼团阵地发起攻击，以一路直插江岸水洞里，迂回敌之侧后。敌人在我军强大攻势面前失去抵抗能力，纷纷夺路逃窜。其师长不待士兵撤完，即下令炸毁北汉江上的桥梁，撤不走的重型火炮、装备亦自行炸毁，殿后的部队已溃不成军，跳入北汉江的都被急流卷走。经一夜战斗，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全部占领西起北汉江的加罗峙东至广石洞一线以北地区，毙伤俘敌2000余人。在这同时，由第60军指挥的第33师亦攻占了鱼隐山正面的南朝鲜军第20师1个营据守的1089.6高地及其以南无名高地。总计，此次作战，第60军共毙伤敌14800余名，将南朝鲜军第5师第一线团的阵地全部占领，将作战地域向前推进了6公里。

    继第60军以后，第67军于6月12日以3个团的兵力，在82迫击炮以上火炮308门、坦克8辆支援下，向南朝鲜军第8师第21团据守的金城以东北汉江西侧座首洞南山（依其形状指战员称为“十字架山”）发起进攻。

    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地形利于防守，敌军十分重视座首洞南山的防御。经过长期经营，敌在该地已构筑了极为坚固的工事，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与大量的地堡群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完整防御体系。据战后了解，其坑道规格与我军坑道不相上下。对此，敌人视为模范阵地，誉之为“京畿山”、“首都堡垒”，曾多次组织军官到此地参观。我军要夺取轿岩山，进而拉直金城以南的战线，则必须首先夺取座首洞南山。

    为了夺取座首洞南山，第20兵团第67军进行了充分准备。如前所述，攻占科湖里东南无名高地、栗洞南山、690.1高地东北、西北山腿，即为直接攻取该山创造了条件。在直接准备工作中，又修筑了屯兵洞，研究并演练了消灭坑道内敌人的战法及手段，囤集了弹药。为保证进攻有足够的兵力和火力，为担任进攻的第200师加强了1个步兵团，集中了82迫击炮以上火炮300门，配属坦克8辆。战斗发起时，进行了28分钟的火力准备，在主要突击方向上摧毁敌军工事达70%。然后步兵分路发起冲击，迅速将敌分割成许多小块，各个歼灭。在战斗中，第600团重机枪射手任西和在机枪架被炸毁的情况下，毅然抱起枪身射击，及时掩护了部队冲击，他双手双臂被灼热的枪身烫伤，又遭敌人火力还击，光荣牺牲。第5连排长任志明，在连长、指导员负伤的情况下，主动代理指挥，占领主峰后，又进入坑道作战消灭了敌人。旗手陈仁华在手持红旗的同时，还用炸药炸毁了前进路上的敌人地堡，把红旗插上主峰。

    我军攻克主峰后，敌人二梯队以1个连至2个营的兵力反扑54次，均被打退。14日，我军乘胜扩大战果，全部占领了座首洞南山。整个战斗，第67军毙伤敌达13500余人。

    在第20兵团向北汉江两侧敌军发起进攻的同时，第9兵团之第23、第24军和朝鲜人民军也向敌22个营以下目标展开进攻，共毙伤敌11000余名，其中以第24军三次进攻399.8南诸无名高地规模较大，共毙伤敌1600余人。作战至6月15日，停战谈判全部达成协议，双方转入筹备签字事宜，我军亦发布命令：“从6月16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进攻。”

    此次作战，全线共对敌军51个团以下阵地进行了65次攻击，毙伤敌41000余人，给南朝鲜军第5、第8两师以歼灭性打击，在北汉江两侧地区攻占了敌军3个团据守的阵地，使正面12公里、纵深3至6公里的敌军防御体系被破坏。这一地区的战场形势变得对我军更为有利。

    在板门店谈判双方进行签字前的准备工作时，南朝鲜的李承晚集团导演了一场破坏停战的罪恶行径。6月17日深夜，他们以“就地释放”为名，把27000名朝鲜籍战俘从俘虏营中放出来，并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强行编入南朝鲜军队，企图以此来达到破坏停战协定签字的目的。

    国际舆论立即做出了强烈反响，纷纷予以谴责，把李承晚称作“出卖和平的叛徒”，“不负责任的乖戾小人”，有的还要求美国撤换他。派兵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也相继发表声明，表示不满或提出抗议。英国首相邱吉尔在下院发表演说称，这是“性质严重的事件”，使他“大为伤心”和“深为震动”。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均向南朝鲜当局发出照会，抗议他侵犯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权限。联大主席、加拿大外长皮尔逊、联大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声明中也指责这一事件“显然违反联合国立场”。美国资产阶级报纸要求政府对李承晚“采取强硬态度”，直至逮捕他。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舆论也对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未能阻止李承晚的破坏行为表示不满，认为发生这一事件的责任“大部分应由联合国军司令部来承担”，甚至说“联合国军”司令部“犯了玩忽职守罪”。后来披露的资料表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给李承晚的电报中使用了强硬的措词，要他“立即毫不含糊地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指挥”。显然，这导致了美国与李承晚之间矛盾的扩大和加深。

    在李承晚“释放”战俘的第二天，6月19日，毛泽东主席即在给谈判代表团的一份电报中指出，“鉴于这种形势，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压力，使类似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6月20日，我方谈判代表即以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司令员名义致函“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严正指责美方纵容南朝鲜当局的这一行动，要求美方“必须负起这次事件的严重责任”，立即追回被“释放”的全部战俘，“保证以后绝对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并就“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保证停战协定的实施作出答复。次日，由北京动身赴南朝鲜准备履行停战协定签字事宜的彭德怀司令员到达平壤，立即同谈判代表团和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进行了磋商，并向毛泽东主席建议：推迟停战签字的时间，再给南朝鲜军以打击，再歼灭朝鲜军15000人。次日，毛泽东主席随即复电，同意并肯定“停战签字必须推迟”，同时指出：“再歼灭南朝鲜军万余人，极为必要”。于是志愿军领导人决定，立即组织夏季反击战役的第三次进攻，以狠狠打击南朝鲜军。

    根据志愿军领导人的指示，由第20兵团来实施进攻作战，并把作战方向选在金城以南地区。这里敌军是清一色的南朝鲜军，建制属于第2军团的第3、第8、第6师和属于美第9军团指挥的南朝鲜首都师共4个师。夏季反击作战以来，其右翼的防御体系已为我军打破，阵地更加突出和暴露，其士气极为低落。而我军连续攻取敌营、团坚固阵地，作战经验更加丰富，士气高昂，并已查明了这一地区敌纵深工事薄弱这一情况。我军在这一地区已集中了4个军，400余门山、野、榴炮。这些都为志愿军发动较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邓华代司令员与杨得志副司令员在得到彭德怀司令员和毛泽东主席的意图和决定以后，即决定由第20兵团在第9兵团第24军配合下实施金城战役，歼灭金城突出部的敌人，拉直战线，并在反击得手和情况有利时，向敌纵深作有限度的扩张。为增强第20兵团的兵力、火力、决定将第21军调归20兵团指挥，开赴第一线作战，并给第20兵团又加强地面炮兵2个团，高射炮兵1个团、反坦克炮兵3个连、工程兵4个营。加强后的金城正面我军5个军（含第24军）共有82迫击炮以上地面火炮1094门，平均每公里44.8门，敌我火力对比为1：1.7，兵力对比为1：3。

    第20兵团在北汉江两岸进攻结束后，正准备调整部署。代司令员郑维山、政治委员张南生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对第一、二次反击作战作了总结，并与新任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作了交接。在接到志愿军首长命令后，新老兵团首长共同研究制订作战方案，并经志愿军领导人批准，下达正式作战命令，决定：以所属5个军（第60、第67、第68、第54、第21军）组成东、中、西3个作战集团，从三个方向突击。第一步攻歼敌第一线团基本阵地之敌，以攻取轿岩山为重要作战方向；第二步三个集团会攻梨船洞一带之敌（从地形上判断为数重点扼守的核心阵地）。根据“稳扎狠打”的方针，区分两个步骤无疑是适宜的，但轿岩山为敌防守重点，易守难攻，主要突击方向选在这里，却有悖于避实击虚的原则。第67军第200师师长李静曾建议把主要突击点放在西集团，或放在中集团之右翼官垡里方向，可惜这个意见未被采纳。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当轿岩山成为敌军主要注意方面的时候，次要方向就容易获得成功。当然，前提还是部署必须得当，措施必须有力，计划必须周密。这里有这样一个故事：7月12日16时，即进攻的前一天，主管作战的杨得志副司令员审查3个集团作战计划时，了解到东集团组织有渗透迂回支队，准备插入敌人阵地纵深，他认为，中、西两集团也应当组织这样的支队，尤其西集团进攻区域内，纵向的山势走向和道路更利于渗透迂回，如果有一个支队在战斗发起后，插至下榛岘附近，首先打掉敌人的指挥机关和炮兵阵地，对于完成第一步作战任务和第二步向梨船洞进攻都将十分有利。于是发电给中、西集团和20兵团，提出这个意见。这便是“奇袭白虎团”的由来。

    为了赶在雨季到来之前发起进攻，作战准备是紧张而繁重的。在兵团的作战方案基础上，各集团以下参战单位都要制订自己的作战计划，需要勘察地形，选择进攻道路，构筑攻击出发阵地。在后勤保障上，需要抢运作战物资达15000吨，其中炮弹一项即达70万发，另有炸药124吨。为此，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由副司令员吴先恩在第20兵团设立了前进指挥所，调集了10个汽车团2000辆汽车担负这一任务。由于运输任务超过平时的2.5倍，司机一夜行车达440公里，经常一日只吃上一餐。从团到阵地的运输都是依靠人力，许多担任运输的士兵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以致腿肿胀，脚打泡化浓，脊背发生溃疡。交通保障更为艰巨，为保证汽车运输和坦克、火炮进入阵地和转移阵地，要开辟新的道路，并加强原有道路桥梁的维修。仅依靠工兵远远不敷需要，不得不使用大量步兵来担任，总计在作战过程中，用于道路保障的步兵达11个团、3万余人。指战员们就这样不怕困难，把物资运上阵地，保证作战需要。

    为了进一步创造进攻的有利条件和迷惑敌人，掩护战役准备工作的进行，第60军攻歼了北汉江以东938.2高地及广石洞以西高地南朝鲜军第5、第7师各1个营。第67军在北汉江以西攻歼了529.3高地（金城川与北汉江汇合处以北）南朝鲜军第3师一个营、690.1高地敌1个排、轿岩山北山腿南朝鲜军第6师1个连。两军在新占阵地上同敌进行了为时一周的反复争夺，毙伤敌达12000余人。然而，进攻690.1高地和轿岩山北山腿使敌判断我将发起更大的进攻，于是，开始增加第一线兵力，轿岩山由1个团增加为2个团。但战场基本形势未发生变化。

    7月13日夜，天空中浓云密布，大雨欲来。我军按计划发起进攻。首先以1000余门大炮进行火力震击，在20分钟内发射炮弹1900余吨。猛烈的炮火，摧毁了敌军的大部分工事，破坏了敌军的通讯联络，震慑了敌人的精神，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我军各突击部队乘势发起攻击，一小时内即全部突破敌前沿阵地。

    由第68军第203师、第204师和第54军第130师组成的西集团，在突破前沿后，以2个师并肩作战，分别向522.1和552.8高地敌各1个营展开围攻。与此同时，以第609团副团长赵仁虎率领的渗透迂回支队（1个加强营）沿两个高地之间的公路插入敌人纵深，其先头由第607团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率领的化装成南朝鲜军的侦察班12人，巧妙地通过敌人哨卡，直插至南朝鲜军首都师第1团（以白虎头为团旗，号称“白虎团”）团部附近，出敌不意一举消灭了该团团部。随后，跟进的支队主力又以突然动作消灭了美军第555榴炮营大部和乘汽车来增援的南朝鲜军首都师机甲团第2营大部。至14日晨6时，已前出到芳通里、梨实洞、北亭岭、下榛岘一线以北地区。17时40分占领了峰火山、月峰山。在战斗中，歼灭南朝鲜军达3个营，击毙其机甲团团长陆根洙，生俘了首都师副师长林益淳，缴获105毫米榴炮12门。

    由第67军、第54军第135师、第68军第202师（欠1个团）组成的中央集团，分两个波次展开。首先集中火力保障左翼师进攻轿岩山，1个小时后转移火力支援右翼师由官垡里西山向中芳坪地段进攻。轿岩山之敌进行了顽强抵抗，我军至14日零时始占领中峰、东峰。投入二梯队以后，于14日10时25分始占领轿岩山。在战斗中，第199师第595团第1连战士李家发，以负伤7处的身体堵住敌机枪工事射孔，为部队打开了冲击道路，成为又一名黄继光式的英雄。右翼师进攻开始时间晚，但发展顺利，当晚23时37分歼灭了官垡里西南高地守敌1个营，随即投入2梯队沿金城至华川公路发展进攻。14日晨6时，占领了金城川北侧的龙渊里、东山里；8时，渡过金城川；18时，占领了梨船洞。进攻中，在商山里以南截击逃敌1个营，将其大部歼灭，在竹洞附近，缴获飞机1架及满载弹药的汽车29辆。

    由第60军、第21军、第68军第605团组成的东集团，以第21军位于北汉江以东担负防御，钳制正面之敌，以第60军附第605团分3个梯队，从执宝里、龙虎洞地段向轿岩山东南、金城川以北进攻。因该军7月6日始交防由北汉江以东转至江西，炮兵于13日晨才进入阵地，准备时间不足，加之正面狭窄，又横越山脊，突破后发展缓慢，至14目6时始占领汝文里至472.3高地一线，12时始占领585.5高地。下午，敌军动摇，我军迅速占领金城川以北地区。17时一部西渡金城川与中集团会合。18时，攻占了金城川与北汉江汇合处以南之461.9高地。

    第9兵团第24军14日零时攻歼了注字洞南山、杏亭西山守敌2个营、4个连另1个营大部，13时30分攻占432.8高地及杨谷以北地区，控制了上、下九井间公路，保障了第20兵团右翼安全。

    在我军强大攻势面前，敌军或则被歼，或则丢弃武器装备，狼狈溃逃。沿金城至华川的公路上，汽车轧着尸体，坦克堵住汽车，乱成一团。美联社记者曾这样描述：那些仓皇溃逃的南朝鲜士兵，“有的攀在坦克上，有的骑在大炮身上，但是还有成千的人用那起了水泡的一双脚，一拐一拐地向南步行，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在路旁的泥泞里倒头就睡，顾不得倾盆大雨了。”“如果共军有一队战斗轰炸机的话，他们就能把公路上的这个长达数英里的地段变成一条血河。”

    我军攻势作战发展顺利，在不到一昼夜的时间里，即向南推进了9.5公里，两步作战，一步完成。在此情况下，志愿军首长认为，我军进攻距离受后勤跟进保障能力的限制，而敌军虽受到重大打击，但成建制地被我军歼灭的不多，必然依靠其快速的机动能力迅速组织向我军反扑。为贯彻“稳扎狠打”的指导方针，巩固占领已得阵地，即电令第20兵团以主力控制现占领线，迅速构筑工事，修通道路，推进炮兵阵地，抢运弹药物资，准备打敌反扑，同时以若干有力支队，乘敌混乱之际，积极向南发展，继续扩张战果，占领有利阵地，以掩护主力防御准备。据此，各部队除主力转入防御外，第20兵团东集团以2个团南渡金城川，于16日占领了黑云吐岭、1118高地、白岩山以及以东之949.5高地，867高地一线，又向南推进了约8公里，中集团于15日晨占领了602.2高地以南无名高地及后洞里；西集团和第24军则在击退敌一部兵力反扑后，将阵地推进至新木洞至间榛岘公路北侧，与敌对峙。

    我军的凌厉攻势，打得敌军慌了手脚。7月16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和美第8集团军司令泰勒，急忙赶到前线，在南朝鲜军第2军团部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声言要发动最大的反攻来夺回金城以南的失地。从这一天下午起，敌人即开始反扑。17日，敌集中6个团的兵力，在100余架次飞机和大量炮兵支援下，猛攻我军黑云吐岭、白岩山至867高地一线突出阵地。我军在无炮兵支援的情况下与敌激战竟日，毙伤敌3000余人，除867高地失守外，其余阵地屹立未动。第20兵团首先考虑到该线阵地过于突出，又处于背水作战，炮兵支援与运输补给问题一肘不能解决，乃报请上级批准，除以1个营继续控制461.9高地外，其余部队于当夜撤至金城川以北。18时，敌反扑重点指向中集团正面，先后展开1至3个团的兵力，在480余架次飞机和猛烈炮火掩护下，连续猛攻602.2高地至巨里宝北山一线阵地。此时，中集团方向公路已修通，炮兵阵地已转移就绪，弹药物资得到及时补给，敌人的反扑遂难以得逞。至停战时，在金城正面敌反扑共达1000余次，付出了重大伤亡代价，只占领了我巨宝里北山一个阵地，所谓“最大的反攻”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在金城以南大反击的同时，其他正面上的我军和朝鲜人民军均作了积极的有力的配合作战，共对敌连以下目标进攻27次，毙伤俘敌16000余人。其中第1军进攻198.6高地战斗和第23军进攻石砚洞北山战斗，均同敌人进行了反复争夺，各杀伤敌3000余人。第23军第200团战士许家朋，在双腿负伤和炸药失效的情况下，为打开冲击道路，毅然以身体扑向敌地堡射孔，壮烈牺牲。

    这次进攻作战，我军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缴获坦克45辆，汽车279辆，飞机1架，各种炮423门，各种枪7400余支，因战线南移而扩展土地面积达178平方公里。我军伤亡33253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的重大胜利，给“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当局以沉重打击，加速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过程，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第十九章 艰巨复杂的朝鲜停战谈判

    朝鲜是中国的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深情厚谊，唇齿相依，都推行着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期望早日实现各自国家的和平统一大业。但是，1950年6月15日，朝鲜爆发了全面内战，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美国当局则迫不及待地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迅速出动陆、海、空军实行武装干涉，发动了侵朝战争。

    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之初，中国政府就坚决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对美国侵略军的侵朝行为，多次提出了严正警告，表明了我国的原则立场。然而美国无视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拒绝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坚持向“三八线”以北进犯，企图以武力侵占全朝鲜。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特别是美国侵略军于1950年10月初，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中朝边境推进，并以其侵朝空军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的城镇。在朝鲜民主主主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为了保家卫国、维护正义与和平，中国毅然派出志愿军于1950年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一起抗击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以后，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在7个月里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使敌人付出了23万余人的重大伤亡。

    这时，杜鲁门政府才认识到；想用武力来灭亡朝鲜办不到；侵朝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为了寻找出路，1951年4月9日，杜鲁门撤消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职务。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了在“三八线”上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建议。17日，杜鲁门迅即批准了这项建议。于是，艾奇逊多方寻找能同中国打交道、说得上话的“穿针引线人”。但起初找到的人选连连不中。最后找到了乔治·凯南。凯南当时是国务院的顾问，正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里工作，国务院请他立即到华盛顿，向他交代一项特别任务，让他去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凯南在苏联工作时间较久，对美苏关系颇有研究，由他出面去找马立克接洽有便利条件。觊南受命之后，立即给马立克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求作为私人拜访去看望马立克，并希望他接到信后马上给予回答，写信或打电话都行。凯南收到马立克的回信后，立即于5月31日赶到马立克的住所。凯南见到老朋友，开始不好直接说出来意，只好转弯抹角地谈了一阵以后，便单刀直入地道了出来：“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凯南同马立克的谈话，很快传到了北京。6月3日，金日成到达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深入地讨论了这一事态的发展。综观战场全局，敌我双方经过连续5次战役的较量，力量对比已趋于均势。中朝在兵力数量上虽占优势，但武器技术装备上仍处于悬殊的劣势，暂时还不可能围歼敌军重兵集团，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消灭敌人或将敌人赶下海去。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我们历来的主张，我们曾多次提出过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双方停止敌对行动，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朝鲜问题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条件下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如果美方能与我方“讨论逐步撤退外国军队、包括朝鲜的前途等问题”，我方不宜拒绝。

    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的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他说：“朝鲜的武装冲突——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6月25日，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中国人民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并愿为其实现而努力”，“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并且一直为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的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就在于求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社论还指出：“中国人民曾不止一次地提出或支持其他国家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坚决主张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但是，美国政府却依然幻想依靠它的武力来征服全部朝鲜，进而威胁我国东北，因此，使所有这些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归于失败。”社论说：“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

    杜鲁门、艾奇逊寻找的凯南进行停战谈判的穿针引线工作终于成功了。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李奇微发出如下指示，并要他一字不差地准确执行：“奉总统指示，你应在30日，星期六，东京时间上午8时经广播电台将下述文件向朝鲜共军司令发出，同时向新闻界发布：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事项——因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贵方对本文的答复以后，特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签字）”。

    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发出复电：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你在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此后又通过多次电文往返，就停战谈判的准备工作达成了如下协议：①谈判地点：选定在三八线上的开城。②正式谈判日期：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③为安排双方代表第一天会议细节，双方各派联络官3人、翻译2人，于7月8日上午9时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④应对方要求，我方负责保卫对方联络官及随行人员进入我控制区后的行动安全。⑤双方代表园的车队前往开城赴会时，每辆车上均覆盖白旗一面，以便识别。

    周恩来从马立克信号发出的时候起，就注视着各方面的反应，开始考虑谈判人选，第一个想到的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李克农，从1928年起就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在1936年作为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助手，首先同张学良将军的代表谈判，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他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国共谈判时，任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协助叶剑英同国民党、美国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有丰富的谈判经验，由他在谈判的第一线指挥可以放心。同时，周总理又选择了乔冠华，乔冠华是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会长兼国际新闻局局长，他作为伍修权的助手出席联合国会议同京不久，对国际问题研究较深，文思敏捷，选他作李克农的助手。他们受命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6日晨，李克农、乔冠华等抵达平壤。上午金日成接见了他们。当晚，中朝代表团的3名联络官同1名朝英文翻译等从平壤出发前往开城，进行选择停战谈判地址等具体的准备工作。

    谈判代表团的代表，根据彭德怀司令员的提名，经中共中央确定，志愿军由邓华、解方出任。邓华，是志愿军副司令兼副政委，是彭德怀的得力助手。解方，是志愿军参谋长，既有军事理论功底又有实战经验。人民军由金日成指派的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和李相朝少将出任。因为当时还不知道对方派几个代表，所以中朝方面就只确定了4名代表。

    7日凌晨，解方和几位参谋人员也到达开城。下午李克农、乔冠华、南日、邓华、李相朝等相继到达开城。这样朝中谈判代表团即已形成并开始了工作。在工作过程中逐步健全了组织：代表团分两部分，即人民军代表团、志愿军代表团。按照中、朝两党中央协议，谈判工作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而对外以人民军为主。志愿军代表团成立了党委，李克农为书记，邓华、解方、乔冠华等为委员，柴成文为代表团秘书长，代表团设秘书处、参谋处，新闻处、行政处和通信、机要等机构。7日这天代表团准备工作非常紧张，会同当地朝鲜党政组织选择会谈地址，各方代表团的住地、休息位置，布置警戒和对方代表团前来赴会途中之安全警卫等。考虑到有利于安全警卫等各种条件，最后谈判地址选定在开城市区西北约2公里的来凤庄。

    8日上午9时，首次双方联络官会议在来凤庄召开。我方出席的是人民军上校张春山，志愿军中校柴成文，人民军中校金一波、毕季龙、都郁浩。对方出席的为美国空军上校安德鲁·肯尼、美国陆军上校詹姆斯·穆莱、南朝鲜中校李树荣和朝文翻译恩德伍德，中文翻译凯瑟·吴。这次会谈气氛严肃平静。会议确定：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时间为1951年7月10时上午10时，在开城来凤庄举行；会谈地址之安全，对方代表进入我控制区后沿途之安全，由朝中方面负责。会谈中对方交来“致共产党联络官通知书”，其中包括对方谈判代表名单，代表团人员数目、通信安全和中立走廊等事项。当日午后，我方也用书面通知对方，我方代表团名单。

    对方交来的代表名单为5人，据此我方增补张平山少将为谈判代表（人民军第1军团参谋长）。对方的5名谈判代表是：乔埃中将（美国远东海军司令），克雷奇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霍治少将（美国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勃克少将（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自善烨少将（南朝鲜第1军军团长）。

    此外，美国还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和李奇微总部抽了一批官员，成为朝鲜停战谈判工作班子的智囊。

    9日，我方代表团紧张地忙了一天，为朝鲜停战谈判第一次会议做好各项准备事宜。晚上，李克农又召集中朝谈判代表团安排布置了第二天的谈判工作。

    7月10日这天，天气特别好。朝中代表团专门派出安全军官带着翻译在沙川江畔的板门店设立了联络站，准备接引对方谈判代表团。参加谈判的我方人员一个个服装整齐，志愿军的一些同志也换上一套凡尔丁棕色的军服。9时，美方代表团乘坐的两架直升飞机降落在我方准备好的机场上，我方联络官前往迎接。10时，双方代表在来凤庄的过庭会晤后，步入谈判会场。谈判大厅里，一张铺着绿色台呢的长方形条桌，东西向摆放在中央，对方5名代表在南面就坐，我方5名代表在北面就坐，互阅证书。双方代表的背后，各坐着人数大体相当的参谋、翻译和记录人员。

    美方首席代表乔埃抢先发言。他在强调谈判的重要性以后说，停战协定没有生效之前，战争仍然在继续进行，延迟达成协议将会延长战斗，增大伤亡。乔埃在发言将要结束时提出。“我们谈判所以讨论的范围仅仅限于有关韩境纯粹的军事问题，如果你方同意，请就此签字作为我们谈判的第一个协议。你同意吗？”在这样举世瞩目的首次会谈中，对方竟未拿出任何引入注目的主张，未免令人失望。

    我方首席代表南日接着发言。他说，朝鲜人民历来主张，现在仍然主张朝鲜战争应该迅速结束，因此赞成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6月23日提出的建议——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并且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接着，南日提出了3条原则建议：第一，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他着重加了一句，“双方停火不但可以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是扑灭朝鲜境内战火的第一步。”第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应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并于一定时限内完成，以双方撤离的地区为非军事地带，这里的民政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商谈。第三，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外国军队撤退了，朝鲜战争的停止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便有了基本保证。

    南日发言后，志愿军代表邓华接着致词，支持南日的发言。他说，商讨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实现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重大一步。在朝鲜作战双方停火、确定“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及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是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支持南日将军所提出的三项原则建议。

    对方听完我方发言后，提出了9项议程草案：1.通过议程。2.俘虏营地点和准许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前往访问。3.会议所讨论之范围，只限于有关韩境纯粹的军事问题。4.停止韩境武装部队之敌对及军事行动并商定保证敌对及军事行动不再发生之条款。5.议定韩境之非武装区域。6.韩境停战监督委员会之组织、权力及职司。7.协议设立军事观察小组在韩境视察之原则，该项小组隶属于停战监督委员会。8.以上小组之组织及职司。9.关于战俘之处理。

    中午，我方代表团分析了对方的议程草案，认为对方议程草案的第1项只是个程序；第2项国际红十字会访问战俘营，不必在此讨论，第3项的用意，无非是怕谈判牵涉到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第4项是停火；第5项当然是要讨论的，但是没有提出军事分界线的划分问题，无军事分界线，就失去了确定非军事区的依据；第6、7、8项和第4项最后一句，都是保证军事停战后军事行动不再发生的停战监督问题；第9项是战俘问题。对方这9条，真正要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包括在我方的3项原则建议之列了。然而撤退外国军队和自“三八线”撤退的要害问题，对方恰恰未提。不难看出，对方的立场与凯南约会马立克时有了变化。

    下午，我方在会议上提出了5项议程的对案：1.通过议程。2.以北纬38度线为双方停战的军事分界线，并设一非军事区，作为停战的基本条件。3.撤退一切外国军队。4.实现朝鲜停战的具体措施。5.关于战俘的安排。

    会场上双方的发言，均由翻译口头译成两种语言。在开始时，乔埃也许是由于紧张等原因，发言中竟屡次出现不等中文翻译就接着往下讲，在我方提出了意见之后才恢复正常。

    停战谈判第一天的会议结束了。分歧的焦点是对方未触及撤退外国军队的实质问题。第二天，对方又冒出一个记者采访问题。

    12日，乔埃要求我方容许20名记者前来开城进行采访。但是，美方不顾我方正式答复，采取要挟手段，将20名记者和65名代表团人员组成一个车队，于7时45分开至开城东我方板门店防区。我方派联络员当即告知对方，由于新闻记者采访会议问题尚未达成协议，我方不同意记者通过。但美方代表团竟全部返回。接着，乔埃给南日写来了一信。南日于13日早晨即给乔埃复信，指出对方未经双方达成协议，就让新闻记者进入谈判地区和代表团拒绝到会是不对的，并建议上午9时继续开会。对方抓住“记者问题”不放，马上把此问题提到双方司令官一级作文章，并说它关系到双方在会场区享受平等待遇的问题。当天，李奇微即致函金日成和彭德怀。第二天，金日成和彭德怀复函李奇微：“你的7月13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行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的大小及其他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关于引起这次停会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7月8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象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此次引起停会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小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20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谈判会议中断了3天之后，又继续讨论议程。是否将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列入议程是争论的焦点。我方说，撤退外国军队是防止战争复发的必要条件，外国驻军则是战争的根源。对方说，朝鲜战争爆发时并无外国驻军，恰恰是外国军队撤出不久就发生了战争。这纯属谬论。照此说来，只有新殖民主义者在全世畀各国驻军，才有可能防止战争。当对方理屈词穷时，它又说什么“联合国军”总司令只有对这些部队的指挥权力，而没有让某一国家撤退之权。这样再辩论已无意义了。在经这一周的激烈争论之后，我方建议休会3天，以便中朝两党协商。

    25日，我方提出在议程中列上“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一条，把这个问题提到另外的会议上去解决。这样，26日即达成了朝鲜停战谈判的6项议程：1.通过议程。2.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3.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4.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5.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谈判议程在会议上通过后，我方即提出第二项议程的原则性建议，即以“三八线”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双方各自后撤5公里，作为非军事区。主要理由是：1.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6月23日建议举行朝鲜停战谈判时，明确提到双方军队应撤离“三八线”，这是停战谈判的基础。2.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战争是在“三八线”开始的。3.双方在“三八线”南北都占有地区，双方占的地区之面积相差不大。因此，“三八线”近似地反映了双方在战场上的态势，即使从纯军事观点出发，把“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也是公平合理的。

    美方反对我方的建议，提出“海空军优势论”的反建议，要把军事分界线建立在我军阵地的大后方，要中朝部队从现有阵地后撤38到53公里。根据这个方案，对方不打一枪，就可以获得1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它的蛮横无理和荒谬的程度，以致美方自己也不敢向公众舆论和盘托出，只能含糊其词地说他们的要求“是以战场实际为依据的”。美方代表说：陆地上有战线，空中、海上也有战线；美方在空中可以到鸭绿江，海上可以到朝鲜北部东西海岸，“如果我们要达成一项使我方陆空海军对你方部队停止行动的停战协议的话，我方力主非军事区的位置必须适当地为所有这些因素所决定，始能称为公允。联合国军在陆上、空中和沿海的停火至少抵得上北朝鲜和中国地面部队的一个大规模的向北撤退”。对美方“海、空军优势的补偿”的谬论和这种蛮横的要求，我方理所当然地予以驳斥和拒绝。这样，从第10次会议到第19次会议（8月4日），双方一直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进行辩论，没有结果。

    一进入第2项议程（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就僵持住了。美方发现它在谈判桌上无法得到它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就在会场外打主意。于是，在会场外发生了一连串的阴谋事件，进而在战场上再次较量了。

    8月5日，李奇微借口朝中方面警卫人员进入会议地区，命令其谈判代表不到开城谈判。我方迅速切实处理了这件事，美方找不到借口，于10日又回到会议桌上来了。但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会上乔埃竟拒不发言，弄得会场一片寂静，“静坐”冷场一直僵持了132分钟，只好休会。

    从8月19日开始，美方制造了一系列阴谋事件，又使谈判处于中断。19日上午，美军派出武装人员杀害了我方在开城中立区担任巡逻任务的军事警察排长姚庆祥。22日夜间，美军飞机侵入开城会址区上空，轰炸和扫射我方谈判代表团宿舍附近地区。

    8月23日，金日成和彭德怀向李奇微提出严重抗议。抗议信指出：你们之所以敢于这样肆无忌惮地继续进行挑衅，就是因为你们错误地把我们争取和平的耐心当作一种示弱。你们以为无论如何我们是不会在这类问题上愿意使谈判破裂的，因此你们射击板门店，再而谋杀我方军事警察，最后甚至想谋杀我方的代表团。我们要告诉你，你们这种想法是错了。并宣告会议停开。美方对于自己一手策划的破坏停战谈判事件，不仅百般抵赖，而且有增无已。从23日至30日，美军飞机先后12次侵入开城中立区，并在9月1日轰炸了我方首席代表南日的住所。

    在这同时，美方在战场上向我军发动了新的进攻，企图以军事压力，来实现其妄想。从8月18日开始，发动了“夏季攻势”。美方集中美军2个师，南朝鲜军5个师各一部，在大量航空兵和炮兵的支援下，采取“逐段攻击，逐步推进”的战术，向东线朝鲜人民军防守的阵地展开进攻。人民军以英勇顽强的积极防御战，激战1个月，大量地杀伤了敌人有生力量，至9月18日将其“夏季攻势”彻底粉碎。为配合人民军防御作战，志愿军一部也向前沿之敌要点发起了进攻。在夏季防御战役中，共歼敌7.8万余人。

    美方“夏季攻势”未达到目的，仍不甘心失败。从9月19日开始，又向志愿军阵地发起了“秋夏攻势”。志愿军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战至10月18日，敌之攻势逐渐减弱，至22日完全停止了进攻。志愿军在秋季防御战役中，共毙、伤、俘敌7.9万余人。

    战场上的较量，美方不但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反而遭到巨大伤亡。美方于是不得不以承认其飞机“误炸”开城为转机，表示愿意恢复停战谈判。10月25日，在双方商定的新会址板门店恢复了停战谈判。这时，双方代表团都调整了一些成员，在此之前，我方宣布以边章五代替邓华，以郑斗焕代替张平山。对方李亨根接替了白善烨。边章五是我国首任驻苏武官，从苏调回不久接替邓华，前来参加停战谈判，邓华仍回志愿军司令部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恢复谈判后的第一次会议开的时间不长，会议批准了双方联络官达成的会场区及至开城、至汶山的通道安全协议以后休会，紧接着转入了第二项议程的小组会议。在谈判中，对方虽然放弃了企图不战而攫取12000平方公里土地的荒谬主张，但在其提出的新方案中，仍企图使我方退出1500平方公里土地，包括把开城让给美方。其理由是“开城为防卫汉城所必需”。我方表示反对。我方则提出了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在我方此方方案的基础上，11月27日，双方代表团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的协议。协议规定：一、确定以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后撤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二、如停战协议在本协议批准30天内已经签字，则不论双方实际接触线有何变化，该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应不再予以变更。三、如30天内停战协议尚未签字，则按将来双方实际接触线修正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对方提出30天有效期的限制，实际上，是作为对我方的压力提出来的。他们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实际上在旷日持久的谈判中，争场上实际接触线总是往南移动。这条军事分界线一直到朝鲜停争协定正式签订时，曾作过三次校正，发生了大大有利于我方的变化。即：1953年6月16日所划定的军事分界线同1951年11月27日第一次协议线相比，我方向南推进了约140平方公里；1953年7月22日最后协议的军事分界线，也即现在的军事分界线，全长约238公里，比6月16日第二次协议线又向南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比1951年11月27日第一次协议的线向南推进了332.6平方公里。这样美方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会场上也没有得到，反而落得如同俗话所说：“偷鸡不成，赔了一把米！”

    敌人发动的夏秋攻势被朝中部队粉碎后，战场上比较平静，会场内外出现了有利于谈判进展的时机。1951年11月27日，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后，立即进入第三项议程，即关于“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的谈判。一进入这项议程，我方当即提出五项原则建议：一、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正规与非正规部队武装人员，应自停战协议签字之日起，停止一切敌对行为。二、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后3天内，自非军事地区撤出。三、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后5天内，从对方后方撤走。四、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均不得进入非军事地区，亦不得对该地区进行任何武装行动。五、双方组成停战委员会，共同负责停战协议的实施。

    可是，对方一反过去主张“撤退外国军队是政治问题，不应该在军事停战中讨论政治问题”的立场，却提出了7项建议。美方提出的方案，除了空泛地同意双方停止敌对行为外，强调了在停战期间双方不增加军事力量，双方到对方的后方进行自由视察等一些不适当的问题。因为要讨论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变化这样广泛的问题，势必涉及双方内政的政治性问题，与外国军队驻扎朝鲜也密切相关。关于双方到对方的后方进行自由“视察”（即侦察），是一种干涉对方内政的措施，不应在停战谈判中讨论。

    双方在会场上经过近一周的激烈争论，没有结果。我方为了使谈判取得进展，在12月3日提出了补充建议，除原建议的前4条不动外，把原建议中的第5条略加修改，使之前后衔接，又加上第6、第7条，形成了7条原则建议，主张把停战后“双方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作为一项重要保证，并把监督措施分为两部分：对非军事区的监督由停战委员会直接负责；对非军事区以外的后方监督交由中立国监察机构负责。我方提出的这个建议，出乎对方的意料。对方毫无准备，不知所措，只建议会议转入小组讨论。显然，他们是要争取时间请示华盛顿决策首脑。

    对方在小组会上“磨”了9天之后，于12月12日拿出一个对案，勉强表示放弃到对方后方视察的要求，同意了中立国视察后方口岸的原则，但依然坚持他们提出的部队轮换问题与装备补充问题。

    我方坚持实事求是，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拒绝的原则，于12月14日，提出了新方案。在部队轮换的问题上作了适当让步，即规定在停战委员会批准后，双方在朝鲜的部队可以轮换，但每月不得超过5000人，并应经过中立国监察机构的实地监督，在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对此，美方不表示态度，却于23日拿出一个对案，把我方作了让步的方案接了过去，可是他们关于干涉对方内政的要求依然不动，借口是机场与航空设施的恢复与修建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我方军事力量。

    虽然我方一再作出努力，但美方还是坚持干涉对方内政的条文。双方一直在此问题上辩论。对于对方的种种奇谈怪论，我方据理驳斥。解方当面斥责对方时说：“你们这种血腥逼人的好战分子的理论荒谬到不值一驳，你们应该知道，即在你们使用军事力量狂轰滥炸，大肆破坏的时候，你们也不能干涉我们的内政，妄想干涉也没有干涉得了。你们使用军事力量不能得到的东西，却企图用谈判的办法得到，我坦白的告诉你们，你们永远也不会得到你们使用军事力量所得不到的东西”。这个问题一直到1952年1月27日，毫无结果。对方理屈就胡搅蛮缠，这时小组会开不下去了，对方提议召开双方参谋会议。双方同意暂时休会，举行参谋会议，讨论第三项议程已达成协议的具体细节，对限制我方修建机场的无理要求留待以后讨论。

    为了争取在僵持中能够有所进展，1952年2月6日，开始了第五项议程（向各国政府建议事项）的谈判。我方在会上对此项议程提出了如下原则建议，即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3个月内，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分派代表5人举行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1.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2.和平解决朝鲜问题；3.与朝鲜和平有关的其他问题。谈判中，对方首先企图避免明确提出举行高一级政治会议，其实质是想使这项议程变得毫无意义。他们说：“双方司令官并没有审议有关在朝鲜的政治锯决的各种问题”。

    我方说：军事停战谈判的目的，就是中止敌对行为，为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创造条件。怎样能说双方司令官并没有审议有关在朝鲜的政治解决的“各种”问题呢？后来他们又玩弄文字游戏，试图改成一些含糊不清的提法，如“建议在三个月的期限内，采取步骤，在政治会议中或其他适当政治方法处理各项问题”，这实际上是否定政治会议的召开，企图以“政治方法”来代替“正当会议”。将“与朝鲜和平有关的其他问题”改为“与和平有关的其他朝鲜问题”。美方企图限制高一级政治会议的讨论范围，反对讨论朝鲜问题以外的其他问题。

    经过10余天的反复争论，21月6日，我方代表提出了第五项议程的修正案：为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双方军事司令官兹向双方有关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三个月内，分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这一修正案，在最后一句话的尾巴上加了‘等问题’3个字，争得了一个”等字，有利于政治会议上讨论与“朝鲜和平有关的其他问题”。

    此项议程，于2月17日达成了协议，同其他各项议程比较起来算是顺利的。

    关于第三项议程的双方参谋会议于1月27日起举行。在“轮换限额”、“特定口岸”、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组成、权力和职司等问题上，双方的分歧仍然存在。中立国问题和机场问题的谈判一直持续到5月。为了使分歧得到解决，我方同意了美方主张双方各提两个中立国家的办法。关于机场问题，美方表示取消对修建机场的限制。

    这样，1952年5月2日，双方就第三项议程达成协议。其主要内容为：一、停战协议签字生效24小时内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二、一切武装力量在停战协议签字生效后72小时内自非军事区撤出。三、双方控制下的陆海空武装力量应在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的5天内自对方的后方和沿海岛屿及海面撤走。四、为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会议的进行来达到和平解决，双方保证停战协议签字生效后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增援的军事人员、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和弹药，双方协议限度内的军事人员的轮换应报告军事停战委员会，以便委托中立国监察机构在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实地监察与视察。五、双方指定同等数目的委员组成停战军事委员会。六、双方同意邀请可为双方所接受而未参加朝鲜战争的中立国家，派出同等数目的代表组成监察机构，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双方或一方提出请求时，中立国监察机构应立即派遣视察小组至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或非军事区外地点，执行停战协议中所规定的监督与视察任务。

    第四项议程“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拖了一年半之久，占整个谈判时间的四分之三。这是停战谈判过程中双方斗争最尖锐的问题。

    1951年12月11日，在第三项议程谈判的同时，进入了第四项议程的小组讨论。我方代表团认为这样能加快谈判进程，这是好事，而且认为它是一个不难解决的议题，因为战争终结时交战双方交换战俘，既有历来国际战争的惯例，又有公认的国际公约的约束（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明确规定，“实际战争停止后，战俘应即予以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美国是日内瓦公约的签字国）。会议一开始我方即提出了停战以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没有料到对方竟拒绝对此表明态度，而提出必须首先交换战俘名单。次日，我方在会上正式提出五点原则建议。即：一、双方释放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二、停战协议签字后在最短可能期间内，双方分批释放及遣送完毕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并先释放与遣送重伤、病战俘；三、双方交换战俘的地点在开城板门店；四、双方派同等数目的人员组成遣俘委员会，负责处理战俘交接事宜；五、上述各项确定后即交换双方全部战俘名单。可是对方仍然避免在遣俘原则上作出反应，反而节外生枝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派人到双方战俘营访问；二是首先交换战俘名单。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到战俘营访问，当时我方确有困难，因为敌人的飞机对我军后方日夜进行狂轰滥炸，难以保证其交通安全，如果出了意外，那就更麻烦，所以采取慎重从事和极端负责的态度。至于交换名单，对我方来说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对方提出这两个要求，并不是他们的真意，不过是虚张声势以减轻广大人民要求尽快达成协议的压力，掩盖其不敢过早公诸于世的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交换战俘方案。

    为了解除对方的借口，在18日会议上我方提出双方交换全部俘虏资料。当天下午，我方把一份完整的俘虏资料交给对方（战俘国籍、姓名、军人号码、部队番号、级别和所在的俘虏营等）。而美方交来的却是大大少于全部战俘数量的、只是用英语字母拼写的姓名和战俘番号，中国人没有汉字姓名，朝鲜人没有朝文姓名，没有部队编号、职务、衔级，根本无法查对。而且数量也比对方说出的总数少1456名，比对方交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转给朝中方面的战俘名单少44205名。

    26日，我方代表要求美方对此作出解释。美方找了一些自相矛盾的理由。起初说，1456名战俘确在俘虏营中，而44205人的差额则是因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转的材料是不及时的材料；以后又说，4万余人的差额中有3.7万人是南朝鲜的居民已经释放，后来又说，这3.7万名战俘仍在美方的俘虏营中。接着，美方竟公然借口朝中方面曾俘虏过美方人员的数字大于目前收容的俘虏总数，所以要扣留其俘虏营中的16243名朝中被俘人员。我方驳斥了美方的狡辩，揭露了他们企图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阴谋。

    1952年1月2日，美方又玩弄新的花招，拿出了一个解决战俘问题的所谓方案，提出交换战俘的基本原则是“一对一”的交换。如果一方交换完了，出现战俘名额不够时，就用“平民”顶替，再不够就让这些无人交换的战俘宣誓“我以后不再参加战争了”，然后假释，让他们在特务严密控制之下“愿”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美其名曰实行“自愿遣返”。这真是奇闻，谁能想到竟把中世纪人口买卖的野蛮契约搬了出来。这个方案一出笼，很多抱有尽快达成停战协议希望的人感到失望。我方拒绝了这个荒谬的方案。

    于是一场新的唇枪舌战开始了。我方代表团气愤地指出：“你们应该知道战俘的释放与遣送不是人口买卖，20世纪的今天更不是野蛮的奴隶时代。”你们这个方案，是一个以假借“自愿遣返”以“一对一的基础”的名义.实行扣留战俘的方案。还严厉地指出：“全世界人民将诅咒你方的这一提案，你方自己的被俘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将诅咒你方的提案，因为你方的这一提案将阻塞释放与遣返全体战俘的可能，将阻塞迅速达成停战协议的前途。”

    我方收容的部分美、英战俘听到这个方案的内容后愤慨异常，他们发表的公开信指出：美方的提案使渴望早日重返家园的美、英战俘们陷于极大的失望，将使战俘家属痛苦不安。

    为此，我方集中批驳对方的“一对一交换”和“自愿遣返”的荒谬主张。开会50多次，谈得愈来愈僵。

    在我方的斗争下，美方于1月28日交出了朝中方面的13万被俘人员的姓名、级别、部别等材料，但仍未交出4.4万名朝中方面战俘的基本材料。

    2月3日，我方提出了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新方案。这个方案，吸收了对方所有方案中的合理因素，解决了讨论中遇到的几乎所有问题。其要点是：双方即释放遣返各自收容的全部俘虏；保证全部被俘人员在遣返后恢复和平生活；优先遣返伤病战俘；遣俘工作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后两个月内进行完毕；以非军事区内的板门店为交换战俘的地点；建立战俘遣返委员会负责遣返工作；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朝中两国红十字会代表组成联合访问团，访问双方战俘营，并协助遣返工作进行；双方从速将已亡战俘材料提交对方；双方协助流离失所的平民返乡，恢复和平生活。这是一个十分完整而明确的提案。如果美方有诚意，这一议程就可以达成协议了。

    这个方案的提出，解除了对方可能的一切借口，给谈判达成协议注入了新的希望。国际知名的和平人士纷纷发表谈话，不少新闻记者发表评论说：“这是一个不能久拖而又能打破僵局的好方案。”

    然而美方仍顽固地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原则。从2月到3月下旬，一直僵持着。在这过程中，美方又制造了种种迫害和虐杀我方战俘的事件。2月18日，在巨济岛62号俘虏营，由于美方人员对我方被俘人员强行“甄别”而遭到反抗，集体屠杀俘虏75人，打伤139人。这一惨案血迹未干，3月13日，美方又在巨济岛屠杀我被俘人员，造成又一流血事件。我方代表在谈判桌上，严厉斥责美方罪恶行径为天理人道所不容。朝中司令部发言人也严正声明，抗议美军暴行。中国的《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必须追究美国对巨济岛惨案的责任》和《反对美蒋特务迫害我方被俘人员的暴行》的社论。社论指出：不允许美国对世界人类文明的污辱与破坏。

    随着美方强迫扣留战俘活动的加紧，战俘营中的镇压事件也愈来愈多。从4月10日到6月3日，连续发生8起屠杀我被俘人只的事件，打死打伤180多人。在“自愿遣返”的幕后，美方战俘营真象一座人间地狱。宁死不屈的我方被俘人员，血染大地，正气浩然。我方代表在大会上对美方这一系列血腥暴行，提出了强烈谴责和严重抗议。

    5月22日，哈里逊接替乔埃任美方停战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他因对美方提出的方案和在战俘营的血腥罪行找不出任何理由进行辩解，就在会议桌上采取了无赖的“谈判方式”。他在会上吹口哨，假装睡觉，拒绝回答问题，天天提议无限期休会，甚至未等开会完毕就擅离会场，把极其严肃的谈判会议视同儿戏一般。在6月7日会议上，他又一次提议休会3天。我方代表提出8日继续开会。哈里逊竟蛮横地说：“8日你方尽可到会，但我方将不出席。”他不顾会议应有的秩序和礼貌，不等翻译人员将他的话翻译完就离开会场。我方称他这种行动为“逃会”。为此，金日成和彭德怀于6月9日写信给克拉克，指出“这是在双方对等谈判中所绝对不能容许的无礼的挑衅活动”，同时提出警告：“如果你方意欲借此破裂谈判，那你方就应公开宣布，承当责任。如果你方因有不可告人的隐衷而欲故意造成远东局势的紧张，则所得结果必将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愤懑和责难。”最后要求克拉克命令他的代表，按正常程序前来板门店开会。6月11日，克拉克在复信中仅作了一些无理辩解。事过仅一周，6月17日哈里逊又第二次“逃会”，6月27日又第三次“逃会”。

    6月10日，美方又在巨济岛进行了血腥屠杀，朝中被俘人员死伤170名。11日，我方代表在会议上对此事提出严重抗议。此后，谈判会议依然在尖锐斗争中进行。会议进行得时断时续，几乎近于休会状态。每次休会时间3天、7天、10天不等。开会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美方代表在谈判桌上紧紧捏着“自愿遣返”这张“王牌”不放，是按照杜鲁门亲自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对谈判的要求行事的。他们觉得“作为一种策略可以进行谈判，即可赢得舆论的支持，也可减少即刻发生战争的危险，使谈判比诉之武力更有利”。现在战线已经稳定，就是拖下去也不致扩大战争。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谈判并未捞到好处，地未多占一寸，只落得个以实际接触线停火；在停战监督上，不仅没捞到便宜，反而引来了个“中立国视察”的麻烦，因此，只有在战俘问题上作文章了。他们手里捏着那么多战俘，杜鲁门决心在这个问题上捞个“光荣停战”的面子。只要有大批战俘“不愿”回去，就算胜利，既可以在政治上给共产党脸上抹黑，又便于向美国人民、向“自由世界”的人们交代。

    10月8日，哈里逊在会上蛮横地宣布，无限期休会。板门店的谈判再一次陷于破裂的边沿。

    谈判中断后，10月14日，敌人为配合停战谈判，改善防御态势，在金化以北的上甘岭地区发动了1951年秋季攻势以来最大的一次攻势，他们称之为“金化攻势”。投入这一攻势的总兵力约6万人，坦克176辆。先后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平均每天出动70余架次。在上甘岭这小小的3.7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倾泻炮弹190余万发，最多的一天达30余万发，投弹500余枚。志愿军在敌人持续攻击下，防守上甘岭的兵力经常保持2个加强连，在防御纵深266门大口径火炮协同下，顽强奋战43昼夜，歼敌2.5万余人，粉碎了敌人攻势，我军上甘岭阵地巍然不动。

    敌人虽然在上甘岭碰得头破血流，但是仍不甘心，经美国多次策划，积极准备大规模的登陆进攻，妄图击败朝中部队，摆脱其困难处境。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我军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坚决而迅速地做好了充分的反登陆作战准备，使东、西海岸的防御阵地空前巩固，严阵以待。敌人在这种态势下，不敢发起既定的一场大战了。于是美方又作了继续与我方进行停战谈判的表示。1953年2月22日，在板门店谈判无限期休会近4个半月之后，克拉克遵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给金日成和彭德怀写信，建议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

    争取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早日达成停战，是中朝方面的既定方针。美方既然希望再回到板门店来，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于是，3月28日，金日成和彭德怀发表了致克拉克的复信，同意交换病伤战俘。30日，周恩来总理就朝鲜停战谈判问题发表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致主张，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停战谈判代表应即与“联合国军”停战淡判代表开始关于在战争期间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谈判，并进而谋取战俘问题的通盘解决。31日，金日成发表声明，热烈支持周恩来提的新建议。国际舆论纷纷表示热烈欢迎周恩来提出的建议，认为这一建议消除了停战谈判的最后障碍，表现了中朝方面谋求和平的诚意，为在朝鲜停止战争并进而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打开了道路。

    在我方推动下，停战谈判双方联络组会议于4月6日在板门店开始举行，商谈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事宜。至11日，双方联络组共开会6次，达成了《遣返病伤被俘人员协定》，并于20日开始，在板门店会场区遣返和交换病伤战俘。我方从20日至26日，将战俘营及前线病院中所收容的对方病伤战俘684人全部遣返完毕。美方从4月20日至5月3日，遣返朝中病伤战俘6670人。

    4日11日，我方联络官在会议上提议，双方停战谈判代表会议应立即恢复，以讨论并解决整个战俘遣返问题，实现朝鲜停战。5天以后，美方表示同意复会的意见。

    4月26日上午11时，双方谈判代表团重新走进板门店帐篷，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停战谈判重新恢复了。志愿军代表团的成员作了新的调整，丁国钰接替边章五，柴成文接替解方。会上，我方首席代表南日提出了一项关于解决全部战俘遣返问题的方案，即建议把战俘的遣返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在停战后立即直接遣返，其余未被直接遣返的战俘则送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以便对他们的遣返问题取得公正的解决。对方代表表示同意。

    但在30日的会议上，美方代表又节外生枝，借口将战俘送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会造成“不必要的旅途跋涉”，提出：“就地非军事化”和“就地释放”的主张。他们的目的，仍是要将我方的大批战俘予以扣留并送交南朝鲜。

    为了协商解决问题，5月7日我方又提出了一个新方案，采用了美方建议的部分内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留在原拘留地，交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进行遣返安排，美方不同意。5月13日，提出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在停战生效时“就地释放”。对此，我方当然不能接受。从5月17日起双方代表团会议因美方的要求而休会。

    在我方的努力和世界舆论的压力下，6月4日双方代表团复会，美方的态度有所转变。又经过行政性会议的几次协商，美方代表同意将未予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统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规定处理。

    反复无常的板门店谈判，终于在6月8日达成了关于遣返战俘的协议。至此一年多来唯一阻碍停战达成协议的问题获得了解决。协议规定：在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各方应将其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未予直接遣返的战俘在朝鲜境内交给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和印度5国代表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战俘所属国家应有自由与便利，自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战俘之日起派遣代表向一切依附于该国之战俘进行90天的解释，90天之后如尚有未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其处理问题应交由政治会议在30天之内解决；在此之后尚有未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而政治会议又未为他们协议出处理办法者，应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30天之内宣布解除其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并协助他们前往他们申请要去的地方。

    朝鲜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至此全部达成协议。这天晚上，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李克农，要他向代表团的全体同志转达慰问。代表们为此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当天达成战俘协议的新闻成了全世界绝大多数新闻媒介的头条新闻。它牵动着所有爱好和平人们的心弦，人们仰望着板门店的新进展，盼望着尽快签订朝鲜停战协定。

    关于战俘遣返问题协议的达成和签订，打开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道路。自1953年6月9日起，停战谈判进入最后一个阶段。由于谈判中各项议程基本上讨论完毕，停战协定草案也早在上年8月写成，现在只需对协定草案的一些具体细节和文字进行某些校正和补充了。

    6月16日，双方参谋人员按照实际接触线重新划定了军事分界线。这次划线比1951年11月27日的划线，我方阵地向南推进了140平方公里。

    但是，李承晚集团冒天下之大不韪，顽固地破坏停战，在美国的纵容下于6月17日，竟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万多人，被押解到南朝鲜军的训练中心。接着李承晚发出反对签定停战协定的狂叫，声称“要继续打下去”，“打到鸭绿江”。其破坏停战实现的行径，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和许多国家舆论的谴责。

    19日，毛泽东主席鉴于李承晚集团强行扣留战俘等行动所造成的形势，致电志愿军指出：我方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人以充分压力，使这类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同一天，金日成和彭德怀致电克拉克，严正指责美方纵容李承晚集团强迫扣留人民军被俘人员的行径，郑重要求美方立即追回被强迫扣留的被俘人员，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6月20日，则由北京重返朝鲜前线料理停战协定签字事宜的彭德怀司令员，当天下午一到平壤就立即了解朝鲜局势，掌握了基本情况，然后当机立断，迅即致电毛泽东，建议推迟停战协定签字的时间，再给南朝鲜军以狠狠打击。毛主席复电同意。彭德怀急速部署，集中了志愿军5个军的绝对优势兵力和1000余门火炮，于7月13日晚，出敌不意地向金城方向南朝鲜军4个师防守的25公里宽的正面，突然发起进攻（金城战役），战至27日结束。共歼敌6.1万余人，夺回金城的突出部土地达160多平方公里。包括此战在内的志愿军和人民军夏季反击战役第三次进攻作战，共歼敌12.3万余人，占领土地240平方公里，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在中朝部队发起进攻作战中，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7月10日复会了。哈里逊习惯在会场上吹的口哨不吹了，他那满不在乎的傲慢姿态变为一本正经了，他坐在那里与我方对答了。这样连续开了6次大会，直到16日结束。美方向我方对实现停战协定作出了完全的保证。7月24日，双方代表再次校正军事分界线，这次校正时，我方又向前推进192.6平方公里。

    停战协定签字终于有望了。7月27日上午，我方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在朝鲜停战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同日下午和次日上午，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也分别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议上签了字。根据双方协议，双方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部队与人员，于双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后12小时起，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停战协定和附件及其临时补充协议的一切条款，亦于停火同时开始生效。27日，在金日成、彭德怀发布的停战命令中，命令朝中部队坚决遵守停战协定，同时保持高度戒备，防止来自对方的任何袭击和破坏行动。

 第二十章 志愿军维护停战协定的斗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一起，经过历时3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军事打击和政治斗争的胜利，迫使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

    这种局面，有利于中朝两国人民从事和平建设事业，也有利于各国人民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而对于积极扩军备战和在全球进行冷战的美国当局则是不利的。因而朝鲜停战仅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还有待双方对停战协定全部条款的切实遵守和执行。因此，停战后是否遵守和维护停战协定，便成了敌我斗争的焦点。美国并不甘心其失败，把朝鲜停战作为一种获得喘息之机的权宜之计，想方设法破坏停战协定的实施，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力图继续保持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据此，停战后志愿军的历史使命是：遵守和维护停战协定的实施，巩固朝鲜停战，严防侵略战争再起，进一步谋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在停战后的5年间，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和军事分界线上，同美国阻挠和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坚持不懈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对停战协定的实施和保持朝鲜局势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志愿军还大力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进一步增进了与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

    1953年7月28日，根据停战协定的规定，战俘遣返委员会成立。朝中方面委员为李平一上校、王健上校、崔学崇上校；对方委员为费莱德斯达夫上校、毕陶夫上校、艾德华兹上校。该委员会是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的督导下负责战俘遣返工作。同日下午该委员会在板门店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从8月5日开始，进行直接遣返战俘的移交工作。停战协定及其附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规定：在停战协议生效后60天内，双方应将其收容下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交给他们被俘前所属的一方，不得加以任何阻难；未予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则应从拘留一方的军事控制和收容下释放出来，统交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以求得对他们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朝中方面到9月19日止，将收容的“联合国军”方面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人员12773名（内南朝鲜7860名、外俘4913名），全部直接遣返完毕。美方到9月24日为止，遣返朝中方面被俘人员75801名（其中朝鲜人民军70161名、志愿军5640名）。在遣返战俘过程中，美方百般阻挠我方被俘人员归来，我方则不断揭露美方扣留战俘的阴谋。而美方至少还扣留了坚持遣返的朝中被俘人员300余人。

    不直接遣返的战俘是战俘问题中斗争最尖锐的部分，美方蓄意要强迫扣留朝中方面这部分战俘。1953年9月9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正式成立。印度的蒂迈雅中将为主席，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各1人为委员。按照停战协定的规定，停战后双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印度部队看管，双方派代表对本方的战俘进行解释90天，凡愿回乡者立即遣返；90天期满后，有关尚未要求遣返战俘的问题，交由双方政治会议在30天内予以处理；30天后如尚留存战俘，则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分，使之成为平民，然后根据个人申请分别处理。朝中方面子同年9月24日，将收容的拒绝遣返的美方战俘359名，送至板门店松谷里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美方也将所谓不直接遣返的朝中方面被俘人员22604名，送至板门店东场里移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美方交出的人数，与朝中方面根据各种有关材料掌握的实际数字相比，还差得较多，要求美方交代这些人员的下落，而美方一再拖延，经再三催促，美方始于1954年5月13日作了不负责任的交代。朝中方面表示不能接受，并要求对此作出诚实的交代。

    美方还破坏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强迫扣留了朝中被俘人员2.19万余名。根据停战协议的规定，对交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的不直接遣返被俘人员的解释工作，本应从1953年9月25日开始，但由于美方拖延修建解释设备，致使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推迟到10月15日才开始。解释工作开始后，美方又指使早已混杂在朝中被俘人员中的特务分子进行破坏和捣乱，用暴力阻挠战俘出营场听取解释，甚至还冒充“战俘代表”，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看管的部队进行威胁，阻挠他们行使其合法职权。因此，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从一开始就无法正常进行，实际只进行了10天，每天不足8小时，有机会听到解释的朝中被俘人员还不到总数的七分之一。尽管如此，中朝方面被俘人员仍有629名（志愿军441人、人民军188人）冒着生命危险要求遣返而回到了我方。朝中方面曾提出补足90天的解释时间的合理要求，竟遭到美方的无理拒绝。然而，美方阻挠朝中方面进行解释的根本企图是强行扣留朝中被俘人员。于是，在1954年1月20日和21日，在全副武装的美军士兵和战俘营特务的押解和胁迫下，非法接收了中立国遣返委员看管的2.19万余名朝中被俘人员，并非法宣布改变他们的战俘身份，把他们强迫送交南朝鲜当局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对此，朝中方面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曾提出了强烈抗议。

    另外，美方清楚地知道，朝中方面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美方359名不直接遣返的战俘所作出拒绝遣返的决定，完全是出于自愿的，所以美方很长时间不去对这些战俘作解释工作。后来只进行了几天的解释，没有什么结果（改变决定要求遣返的仅几个人）。这样，1954年1月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将这些美方战俘移交给中国和朝鲜的红十字会，由红十字会协助他们安居于中国和朝鲜。美方为掩盖其强迫扣留大批朝中被俘人员的罪行，却反诬我方扣留战俘，并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派机动小组到朝中方面某些部队进行调查。朝中方面对此予以驳斥和拒绝。

    朝鲜战争虽然停了下来，朝鲜问题却并没有解决。停战协定第4条第60款规定：“为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双方军事司令官兹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这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美国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的第12天（8月8日），即同南朝鲜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国军队取得了无限期驻留南朝鲜的“权利”。他们还在同一天发表了联合声明，公开扬言如果在政治会议开了90天之后，把朝鲜“统一”在李承晚的统治下的目标无法达到的话，“我们就共同退出会议”。这就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设置了一个重大的障碍。为使政治会议能在合理的基础上与和谐的气氛中召开，保证会议有成功的可能，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于1953年8月24日和25日先后分别发表声明，一致主张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即朝鲜停战双方在其他有关国家参加之下共同协商的形式，而不采取朝鲜停战双方单独谈判的形式。但会议的任何决议，必须得到朝鲜停战双方的一致同意才能成立。中朝两国政府又于10月先后就有关召开政治会议的问题作过多次声明和建议。从10月26日起，朝中两国政府代表和美国政府代表在板门店举行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会谈开始，美方就在参加政治会议成员问题上制造障碍，反对中立国家参加。后来美方勉强同意中立国家参加会议，但又设置种种障碍。朝中两国代表建议邀请苏联、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5个中立国参加，美方反对。在讨论政治会议的地点时，朝中代表建议在板门店或新德里，美方却提出了旧金山、檀香山、日内瓦、墨西哥、马德里、罗马等十几个地点。特别是在讨论政治会议的程序对，朝中代表主张采取双方对等的形式，一切问题均以双方达成一致协议为原则，双方每一国家均受协议的约束，美方不仅无理地主张限制中立国家发言，并主张采用“单位投票”，即停战双方各国都作为一个单位来投票的方法进行表决，而参与表决的国家却又可以不受它所不同意的决定的约束。对此，朝中两国代表予以驳斥。在讨论政治会议的时间时，朝中代表建议在1953年12月份，具体日期定子双方会议就成员、地点问题达成协议后的12月26日，美方提出将不具体定开会日期，而灵活地定为：双方会谈对各项议程达成最后协议之日加上会前准备所需的时间。从上述分歧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根本不想召开政治会议，所以在政治会议的预备会谈中采取了种种拖延和破坏手法，最后在12月12日双方举行的第23次会议上，美方代表竟片面宣布双方会谈无限期休会。14日，朝中两国代表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美方中断会谈的行径，暴露了美国“希图破坏政治会议，使朝鲜问题不得和平解决，以便借此保持国际紧张局势。”这样，朝鲜停战协定中明文规定的高一级政治会议未能召开。

    为继续争取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1954年4月26日至6月15日，在日内瓦召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苏、美、英、法和朝鲜南北双方、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土耳其，共19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国、苏联的代表就撤退在朝鲜的外国军队、恢复朝鲜的统一和组织全朝鲜自由选举等问题，多次提出合情合理的方案和建议。然而均遭到美国代表的无理拒绝。美国还纠集侵朝16国宣布会议破裂。由于美国自始至终的破坏，举世瞩目的此次会议在51天中开了15次大会，最后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结束。美国的真面目，在全世界面前进一步暴露。

    日内瓦会议以后，朝中方面继续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努力。多次建议召开有关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朝鲜的和平统一问题。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具体建议，主张召开由亚洲中立国参加的会议，从速解决朝鲜的和平统一问题。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其联合宣言中表明：“两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在最近的将来召开讨论朝鲜问的约会议，由有关各国广泛参加。”1955年8月12日，中朝两国政府外交部在分别发表的声明中，建议有关国家举行由亚洲国家广泛参加的远东会议，来谋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1956年4月9日，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并通过它向“联合国军”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召开有关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商讨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与和平统一朝鲜问题。但是，美、英等国于1956年5月拒绝了上述建议。

    这一系列事实说明，朝鲜停战后，美国根本不想从朝鲜撤退军队、不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致使朝鲜南北处于长期分裂对峙局面，朝鲜和平统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根据停战协定的规定.联合红十字会小组于1953年8月3日成立。当天即签订了《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工作协议》。联合红十字会分南、北两个小组，即：南组为朝中红十字会代表组，北组为美方红十字会代表组。两组建立后即由板门店出发，分别到南，北方访问本方的被俘人员。朝中方面为来北方访问的美方红十字会代表组提供了各种方便，使其顺利地进行工作。然而，美方对去南方的朝中红十字会代表组的访问工作，不但不给予方便，反而进行种种阻挠。8月9日6时45分，朝中红十字代表在巨济岛受到美方催泪性毒气的袭击。13日，朝中红十字会代表在临津江桥向朝中被俘人员表示慰问时，美国兵用枪撞击中国红十字会代表潘芳的胸部，蛮横地阻止对朝中被俘人员的慰问。

    对上述事件，朝中方面于8月20日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提出，21日决定邀请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派小组进行调查。经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协调组调查结果，情况完全属实。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联合红十字会均向美方提出了严重抗议。

    更严重的是，美方破坏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工作，非法运进大批作战物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于1953年8月1日成立，参加委员会的有：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瑞士的4位将军。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监督交战双方实施停战协定。它是和军事停战委员会平行的独立机构，可以自行作出判断，向军事停战委员会提出建议，但它无权直接处理有关实施停战协定的事宜。8月10日，由中立国监察委员会4国成员又组成10个监察小组。这些小组前往停战双方后方特定口岸，常驻那里进行轮换和替换的视察。

    停战初期，美方对南方口岸的管理紊乱，漏洞很多，违反协定事件不断被我方揭露，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美方改善了对南方口岸的管理后，就对视察小组的工作进行阻挠和破坏，甚至对其进行侮辱和威胁。停战协定中第13款卯项规定，停战双方不得以增援性的作战武器进入朝鲜，毁坏耗损的作战武器只能在一件对一件的条件下进行替换。但是，美方在初期为了逃避视察小组的监督，采用化整为零的办法，运进大量作战武器的拆散件与零件，以便装配成作战武器。从停战开始到1953年9月30日，视察小组发现美国从朝鲜境外运入了106门迫击炮拆散件。美方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不承认这是破坏协定的行为，还为自己辩解，说什么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弹药的零件及拆散件不受该规定的限制。朝中方面对美方的破坏行为和无理狡辩表示坚决反对，并于10月3日发表公报揭露与驳斥了美方上述破坏协定的行为。但美方仍继续破坏停战协定的规定，到1954年2月底，中立国视察小组发现的美方经由朝鲜特定口岸运入的武器拆散件与零件，就可以装配成火箭筒6400具、迫击炮145门、榴弹炮及其他类型的炮465门、机关枪1365挺。到同年4月15日止，为中立国视察小组所发现的美方私自运进南朝鲜的作战飞机达177架之多。朝中方面对美方这些行为，都及时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会议上予以揭露和抗议。

    1954年1月20日至21日，美方在南朝鲜仁川港借口“战俘移动”，把2.19万朝中被俘人员押走时，强行禁止中立国视察小组进港视察。随后又阻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对此，朝中方面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多次对美方提出严厉谴责。

    日内瓦会议前后，美方对中立国监察委员由不合作、限制活动发展到危害他们的人身安全，直至要解散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此，朝中方面则在维护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工作的方针问题上，与美方进行了限制和反限制、破坏和反破坏的斗争。

    1954年4月15日，美方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中的首席委员，无理指责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已丧失了它的作用。7月30日。南朝鲜军宪兵司令元容德发表声明，威胁中立国视察小组“立即撤出”在“联合国军”控制下的南朝鲜，否则要采取“必要措施”。7月31日，李承晚在华盛顿公开表示支持元容德“对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所采取的行动”，并说：“早就应采取这种行动”了。同一天下午，驻南朝鲜釜山的中立国视察小组人员，遭到枪弹射击。8月1日，又投进驻群山的中立国视察小组的住所3颗手榴弹。他们妄图用恫吓的手段迫使视察小组离开南朝鲜。8月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赞同终止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活动”。对上述行为，中朝两国政府坚决反对，并发表了强烈声明，使美方没有达到赶走中立国视察小组的目的。

    1955年下半年，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再度组织所谓的“示威游行”，威胁视察小组人员的安全。8月5日，南朝鲜当局公然要求中立国监察委员会驻南朝鲜各口岸的视察小组子8月13日起撤离南朝鲜。对此，中国外交部和朝鲜外务省发表声明，并提出严重警告，使其妄想又未得逞。

    此后，美方又变换手法限制视察小组的活动。它以保证小组人员安全为借口，让小组人员乘直升飞机在空中视察，或把物资搬到小组住所来让其视察，使小组不能进行有效的视察活动，而变成了有名无实的视察。到1956年5月31日，美方公然要求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停止在南朝鲜执行任务。对美方这一行为，中国外交部于6月1日发表声明指出：美方无理宣布中立国监察委员停止在南朝鲜的活动，是公然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朝中方面对其提出了强硬抗议和严重警告后，考虑到为了停战协定不至在视察小组问题上遭到破坏。和视察小组在此工作的实际困难，同意暂时撤回视察小组。但在声明中指出：一、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及其视察小组的职权不变；二、这一措施是暂时性的，在一方提出有根据的指控时，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有权再派出小组驻特定口岸行使监察工作。

    随后，我方对美方片面废除停战协定第13款卯项和非法运入原子武器等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57年6月21日，美方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第75次会议上，片面宣布他们将不受停战协定第13款卯项的约束。6月22日朝中方面就此事致函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表示坚决反对美方这一严重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指出：美方的片面行动是完全非法和无效的。6月25日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讨论了此函，委员们在会上指出美方违反停战协定，企图运入新式武器的危险性，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应设法制止美方的违反协定行为。7月，美方把“联合国军司令部”从日本移至南朝鲜，并把F-100喷气式飞机、280厘米口径的原子大炮和“诚实的约翰”火箭等新式武器运入南朝鲜。同时美方把美国驻南朝鲜的2个师改编为原子师，并积极帮助南朝鲜军进行原子战争训练。1958年1月，美军和南朝鲜军等，在靠近非军事区的地带组织数万人参加的原子战争演习。2月1日，朝中方面就美方运入原子大炮和在非军事区举行大规模原子出击演习事件，向美方提出最强硬抗议。美国这种公然破坏停战协定的行动，也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停战协定关于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规定：自本停战协定签字后12小时起（即1053年7月27日22时）完全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双方各自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公里，中间宽达4公里的地带为非军事区，其中心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派出对等的民政警察（各方不超过1000名）维持军事分界线南（“联合国军”）北（志愿军和人民军）各自非军事区的秩序。军事分界线，非经军事停战委员会特许的人员不准越过。这样形成了在军事分界线南北的非军事区内，双方民政警察警戒对峙，在非军事区南北则是重兵把守的局面。美国为了继续制造朝鲜、远东的紧张局势，则在军事分界上和非军事区不断制造事端，经常发生违反协定的事件。所以，停战后朝中人民部队在军事分界线上又和“联合国军”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

    朝鲜停战协定是在敌我双方势均力敌，双方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取胜的情况下签订的。美国虽然被迫接受了停战，但却不肯就此甘休，更不会就此放弃其侵略计划；而朝中方面的力量及其他条件，也还不足以能迫使“联合国军”接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这样，维护停战线的稳定，便是一场长期而复杂的特殊战斗。美国侵略者破坏政治会议的召开，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制造朝鲜的不稳定状态；李承晚集团在停战前，就竭力反对签定停战协定，吵着要“单独干”，停战后它在美国支持下，又不断叫嚣“北进”和“武力统一”，大力扩军备战，多次掀起企图撕毁停战协定的风波。在军事分界线上，美方的飞机和武装人员越界袭扰、破坏等违反协定的事件，屡见不鲜。特别是停战初期，对方违反协定事件更多，军事分界线上局势相当紧张。对方破坏的主要手段：一是派遣武装人员越界，制造摩擦，挑起事端；二是军用飞机入侵朝中部队地区上空侦察、骚扰；三是派遣特务刺探朝中方面军事情报和进行破坏活动；四是向非军事区或朝中部队阵地打枪打炮，进行挑衅活动，威胁朝中部队的安全；五是偷偷地移动军事分界线标志，破坏实际控制线现状，等等。仅停战后的第1个月，美方即7次派遣特务和军事人员越过军事分界线，进入朝中方面的非军事区以至军事控制区，进行特务活动和武装袭击。美军飞机多次侵犯上述区域，1953年12月30日，竟有8架美军飞机两次进行这种侵犯。

    与其相反，朝中部队在停战后，严格遵守和履行停战协定的各项条款，积极拆毁清除非军事区内的爆炸障碍物，重新调整部署，努力维护军事分界线的稳定。为了维护停战协定关于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条款的实施。并根据斗争的尖锐性持久性的特点，志愿军一线部队，树立抗美援朝持久斗争和常备不懈的思想，修筑、加固阵地工事，加强武器装备的维修保养，进行军事、政治和文化训练，加强现代化建设，保持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保持良好的备战状态，做好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准备；在非军事区担任警戒执勤任务的民政警察，认真履行其职责，积极维护该区内的秩序。为了及时打击潜入的敌特和敌小股武装的袭击等破坏活动，朝中方面的民警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严密观察，做好预防。设观察所、观察哨，在前沿组织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的观察网，及时掌握对方的活动情况，并找出其规律，及时采墩预防措施，以挫败对方的破坏活动。5年中，敌特潜入及小股武装袭扰活动，大都没有逃脱我观察网的严密监视，致使敌人的袭扰活动屡遭失败；二是认真巡逻，保卫边界。在军事分界线我方一侧非军事区内，坚持昼夜巡逻，严防敌人的渗透和破坏活动。1953年底，敌在南大川向我方移动军事分界线标志物，企图掠占这一地区，我方巡逻民警及时发现，并立即对敌提出严正抗议，迫敌不得不将标志物挪回原来位置；三是设伏待机，制敌渗透。根据观察、巡逻掌握敌特的活动情况和规律，在敌特可能潜入的地区设伏，是捕捉敌特渗透的最有效的手段。5年间，我方捕获了美方特务和武装人员达7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对方的破坏活动。由于我军高度戒备和采用上述主要的斗争措施，使敌在非军事区或通过非军事区违反停战协定的792起挑衅活动，都被我军击破，有效地保卫了军事分界线。

    与此同时，为了揭露敌人的破坏阴谋活动，使其政治上陷于被动，朝中方面民警还采取了如下对策：一是做好粉碎敌挑衅之准备，但不主动惹事；二是积极向敌方宣传和平政策，做好争取对方的工作。先通过正常交往，消除对方人员的敌对情绪和思想顾虑，取得对方的信任；再通过经常的交谈、聚餐、节假日赠送些礼品、搞联欢等活动，宣传我军的和平政策及主张，揭露美国侵略战争的实质和挑起事端的真相，促使其思想转变。据一线某军的不完全统计，在5年里，我方主动与敌方人员接触443人次，联欢44次，经过工作后对我方和平政策表示理解和同情的达377人，投向我方者10人，有的还主动将其本部的部署、换防等情况告诉我方；三是抓住对方破坏停战协定的重大事件，进行共同调查，以铁的事实揭露敌人的假和谈真要战争的阴谋，并公诸于世，使其失去国际信誉，在政治上陷于被动。1955年8月17日和1956年11月7日，中朝人民军队先后击落2架侵入朝中方面军事控制区上空的美方军用飞机。10日，朝中代表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对美方飞机侵越军事分界线的挑衅活动予以揭露和抗议，并提请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派出视察小组进行调查后，将飞机的残骸和两名驾驶员的尸体、1名生俘的驾驶员交给了美方。在人证物证面前，美方的处境十分尴尬。1954年8月30日，美方派遣武装特务3人越过军事分界线，入侵我方非军事区进行破坏活动，我方民警当即将其全部抓获。对此事，军事停战委员会第4联合观察小组于9月1日进行共同调查，美方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表示“遗憾”。随后，我方代表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向美方提出指控，并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人民广播，使美方在政治上更加被动。由于朝中方面严格遵守停战协定，高度戒备，并对敌方违反协定事件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政治上给了敌人以很大的打击，使敌方破坏停战协定有所顾忌，违反协定的事件逐年减少，使其不敢在朝鲜贸然发动新的战争，从而保持了停战局面的相对的稳定。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并遵循着毛泽东主席“爱护朝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指示，尊重朝鲜政府，团结朝鲜人民，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志愿军在战火中抢险救灾，抢救朝鲜人民生命，出现了罗盛教那样的国际主义战士；在战斗空隙中，尽一切力量帮助朝鲜人民，生产劳动。历时3年的战火，使朝鲜城乡一片瓦砾，广大人民灾难沉重。停战以后，朝鲜人民立即响应朝鲜劳动党发出的“一切为了加强民主基地，恢复和发展战后人民经济”的号召，投入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事业。志愿军广大指战员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响应彭德怀的“以自己的劳动来帮助朝鲜人民克服困难，并以此为最光荣的任务”的号召，在维护停战协定的同时，把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美好家园，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1953年11月12日，应中国政府的邀请，金日成首相率领朝鲜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与毛泽东主席亲切会见。为了全面地支援朝鲜人民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等，于12日至24日与朝鲜政府代表团在北京进行会谈，商定了如何援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等问题，两国缔结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并发表了谈判公报。中国政府决定，将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12月31日止这一时期中，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并决定子1954年至1957年4年内，再拨人民币8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作为恢复其国民经济之费用，等等。金日成首相这次访问取得的成果，把中朝友谊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战争刚结束，志愿军以建设祖国般的高度热情，参加了恢复重建朝鲜北半部的工作。指战员们奔赴平壤、成兴、新义州等重要城市的建筑工地和广大农村。他们的口号是：“工地就是战场”，“多流一把汗，多增加一分友谊”。其劳动热情就如同在战场上的士气那样旺盛。有一首战士的诗歌反映了当时志愿军的精神面貌：

    志愿军铁道兵部队，与朝鲜人民共同努力，在停战数小时后，就使平壤至新义州的铁路畅通。而联结着这段铁路的清川江大桥仅从1953年1月到停战时止，就遭到敌机1200多架次，在桥的周围投下3170多枚各种炸弹的严重破坏。志愿军铁道兵部队决定用3个月时间重建这座大桥。全桥工程规模很大，仅用的铆钉连接起来即达7公里长。经指战员们日夜紧张地劳动，比原计划提前14天完成了任务，并节约价值40万元人民币的材料。停战3个月，即修复、修整和新建桥梁308座全长1.5万多米，并修复线路7000多米，车站37处，迅速地全部恢复了朝鲜北半部的原有铁路线。担任重建平壤的志愿军工程兵部队承担了一批规模巨大的工程。大家以无比光荣的心情·都愿把自己的名字和这个举世闻名的英雄城市的名字连在一起。他们“以建设北京的劲头建设平壤”，边干边学，很快掌握了各种技术，还有很多创新、并以厉行节约、利用废料的办法，解决了物资器材不足的困难。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在平壤市修建了办公大楼、医院、学校等建筑20多万平方米。

    志愿军还以大量人力，帮助朝鲜人民修复被毁坏的水利工程，还兴修了一批新的水利工程。到1957年底，志愿军指战员帮助朝鲜人民先后修复了见龙、泰川等8座水库，修筑堤坝1300余座，全长310多公里。次年，又参加了修建定州、谷山等水库工程。在施工中，指战员以高度的劳动热情，有的在齐腰洪水中搏斗，有时在冰水中施工，有的战士在施工建筑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表现了无私奉献和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

    当停战后在接近战区的许多地方，朝鲜居民重返故乡时，志愿军驻当地部队立即进行了紧张的突击劳动，积极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不少战士变成了木匠、铁匠、泥水匠、砖瓦匠，盖房子，修学校，填平炸弹坑，起出敌人埋下的地雷等爆炸物，使居民尽快进入温暖的住宅，恢复生产，早日安居乐业。在朝鲜东、西海岸上的志愿军部队，帮助朝鲜渔民修补渔船，织补渔网。驻东海岸的一支部队，专建了一个铁匠炉，为附近的4个渔业生产合作社打了1200多个修补渔船的钉子，修理了800多件工具，还把渔港附近6000米长的道路加修成公路，使渔民们捕获的鲜鱼能用汽车迅速运到附近的火车站。

    据不完全统计，志愿军在朝鲜的8年间，主要是战后5年多时间里，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412间，恢复和新建大小桥梁4263座，修筑堤坝4096条（全长249公里），修建大小水渠2295条（全长1218公里），田间劳动8.5亿坪，运输物资6.3万多吨。志愿军对待朝鲜人民的疾苦，就象对待自己亲人的疾苦一样关心。8年来，特别是战时志愿军节衣缩食，以粮食1000多万公斤，衣物58万余件，帮助部分驻地人民度过灾荒。为朝鲜人民治病188万多人次。

    这一切实际行动，体现了志愿军的国际主义精神，进一步增进了中朝友谊，受到了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的热情称赞。以金日成首相为首的朝鲜党政领导人多次到工地看望和慰勉志愿军。金日成说：“我们朝鲜人民从参加朝鲜战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身上，看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光荣的人民中国的新儿女，看到了把朝鲜人民的艰难困苦当成自己的艰难困苦并为克服这种艰难困苦而奋斗努力的崇高而纯洁的新型人物的真面貌。”并指出：“这种高贵的道德品质，不能不为朝中两国人民和所有尊重人类尊严的人们引为骄傲。”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还给在重建工作中成绩卓着的志愿军指战员授予勋章、奖章。

 第二十一章 英雄儿女凯旋回国

    中国人民的英雄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英勇的朝鲜军民一道，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一场异常艰巨复杂的战争，历时3年；停战协定签字后，又用5年多的时间和朝鲜人民军民一起维护停战协定的实施，同时积极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志愿军在美国拒绝从朝鲜撤军的条件下，率先全部撤军，凯旋回到中华大地，赢得了世界人民热烈的赞誉。

    中国人民一贯热爱和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政府一贯奉行的坚定政策。朝鲜停战后，朝中两国政府和军队为维护停战协定，争取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不论在同美方的会谈中，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会议上，还是在日内瓦会议上，都作了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4年9月到1955年10月期间，主动从朝鲜撤出19个师的部队。即：1954年9月16日至10月3日撤出7个师；1955年3月31日至4月0日撤出6个师；1955年10月10日至26日撤出6个师。这一主动行动，受到朝中人民的一致拥护和国际舆论的普遍赞赏。此后朝中两国政府和军队，又多次发表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声明，但均未得到“联合国军”的响应。

    为了打开和平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僵局与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时，在莫斯科与金日成首相商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8年全部撤出朝鲜。

    1958年2月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声明》指出：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和平统一朝鲜是应该毫不迟延地解决的成熟的问题。并宣布：在一切外国军队完全撤出南北朝鲜以后，应当在一定时期内在中立国机构的监督下实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以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

    2月7日，中国政府就朝鲜和平统一问题发表声明。《声明》指出：中国政府认为，一切外国军队，应该定期撤出朝鲜。完全赞同和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于朝鲜问题的和平倡议，这些建议不仅完全符合全朝鲜人民对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深切愿望，而且也将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开辟新的现实的途径。

    2月14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访问朝鲜。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同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就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2月19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朝鲜政府对于这一决定表示同意，并且愿意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全部撤出朝鲜给予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于2月20日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官兵完全赞同我国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958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要求美国和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各国，同样采取措施，毫不拖延地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出朝鲜，以利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远东紧张局势的缓和。还指出：如果美国侵略者把我们主动撤出看作软弱的表现，以为有机可乘，那么，他们必然会遭到更可耻的失败。

    志愿军率先全部撤出朝鲜的决定，获得了中朝两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欢迎和高度评价。美国在侵朝战争中的主要盟国的舆论，也承认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从朝鲜撤出的主动措施，对缓和远东局势的积极意义。美国公正舆论认为，中国采取的行动是“大胆的掌握了主动。”美国政府仍旧拒绝撤走其侵朝军队，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谴责，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开赴朝鲜同朝鲜军民并肩抗击侵略者，到主动全部撤离朝鲜，8年间，以鲜血和生命同英雄的朝鲜军民结成了伟大的战斗友谊。宣布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以后，志愿军和朝鲜军民之间的兄弟情谊绽开了更绚丽的新花。广大指战员遵照周恩来总理做到撤军“三好”（即交好、走好、到好）的指示和志愿军党委发出的“不骄不懈，善始善终，军队撤出，友谊长存”的号召，很快掀起了一个增进团结友谊的新高潮。一面以更大热情帮助朝鲜人民进行生产劳动，一面认真负责地把防务移交给朝鲜人民军战友。

    友谊劳动遍地开花。为了满载友谊而归，志愿军在撤出朝鲜的过程中，掀起一个为增进友谊而帮助朝鲜人民进行劳动建设的热潮。在撤离之前，各部队根据朝鲜政府和当地群众的需要进行各项建设。积极帮助朝鲜修渠、修坝、修房、修路、修桥、锄草、植树。做各种好事。指战员们提出“多出一把力，多流一滴汗，多留一分友谊”的口号，他们不顾劳累，夜以继日，每天劳动10多个小时，有的到临行前夕也不停工，甚至临走时来不及洗去身上的灰尘。朝鲜人民深受感动地说；“从来没有见这样好的军队。”全军在分批撤出的情况下，协助朝鲜人民的劳动比原计划超过5倍，出工总数达154万余人次。

    交防务，留友谊。为了向朝鲜人民移交好防务，志愿军各部队都把前沿的坑道、战壕、掩体和其他各种工事、道路，进行了整修、清扫和加固，把尚未完成的工事全部突击完成。战士们说：“多挖一尺坑道，多加固一个工事，就是给中朝人民的对敌斗争多增添一分力量，这是给朝鲜人民军战友留下的最好礼物。”在移交防务给人民军的同时，将营房、营具、大量物资器材和医院的全套设备完整无偿的移交给人民军。志愿军广大指战员提出“交物资，表心意，留友谊，交者愉快，接者满意”的口号，所有部队都将伙食单位自养的猪、羊、家禽，以及自种的蔬菜、自产的粮食、自制的生产工具赠给人民军接防部队。交接前，粉刷营房，美化环境，装饰礼堂、俱乐部，增制用具，处处修整得整整齐齐。人民军接防部队到达时，烧好火墙和暖炕，煮好饭，烧好水，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广大指战员拿出自己心爱的物品，如纪念章、照片、织锦、钢笔等，赠送给人民军同志留念。桌子上留下办公用具，告别信、用炮弹壳制作的花瓶。人民军官兵说；“我们想到的，你们做到了；我们没有想到的，你们也做到了。真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国际主义兄弟间的温暖。”

    志愿军总部还派出10个代表团，分别到朝鲜各地向党政机关告别，隆重举行告别大会。随行的艺术团和电影放映队举办了告别联欢晚会。广泛拜访和慰问著名的支前模范和为支援志愿军而光荣献身的家属，并赠送了礼品。总部和直属部队在驻地桧仓举行告别大会。两国军民之间洋溢着亲如兄弟的友情，中朝两国人民情谊万古长青。

    朝鲜全民性盛情欢送志愿军光荣回国，是中朝友谊的集中表现。两国军民在长期的战斗生活中，以血汗凝结成永远难忘的深情厚谊，分别时则更加依依难舍。为了欢送志愿军光荣回国，朝鲜政府于1958年2月27日作出了《关于永远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业绩和欢送他们从共和国北半部撤出的决定》。《决定》指出：“在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伟大的中国人民将自己的优秀儿女组成的志愿军部队派遣到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使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结下的传统友谊通过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得到了进一步加深，树立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好团结的新榜样。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激烈的袒国解放战争中和战后在我国所建树的不朽功勋和光辉业绩，将永远铭刻在朝鲜人民心中，与我国的繁荣发展共放光辉。”朝鲜政府决定：向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致由全体朝鲜人民签名的感谢信；在平壤修建朝中友谊塔；各地整修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向参加朝鲜战争的志愿军官兵授予“祖国解放战争纪念章”；将志愿军赴朝参战8周年的1958年10月定为朝中友好月。

    根据上述决定，朝鲜各级政府分别组成了欢送委员会，展开了欢送志愿军的全民性的活动。从中央到地方，先后组成的有各界代表人物参加的代表团即达310多个。他们走遍了前沿和后方，深入到志愿军各个部队和机关，热情地进行慰问和送别。朝鲜政府还派出许多艺术团，刭各部队巡回慰问演出上千场。

    当志愿军部队分批撤出朝鲜时，金日成首相和朝鲜党政其他领导人，在百忙中，分别到撤军部队驻地看望、慰问和欢送志愿军，出席欢送大会和欢送宴会。在这些大会和宴会上，金日成等朝鲜党政领导人，以全体朝鲜人民、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名义，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中所作的贡献，称赞他们是“真正的人民军队，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军队，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的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同朝鲜美丽的山河一齐万古长存。”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之间结成的深厚友谊，将永远留在朝鲜人民子子孙孙的心中”。

    朝鲜各地军民纷纷组织盛大欢送会，处处是鲜红锦旗，人山人海。欢送的群众载歌载舞，深夜不散。许多老大娘带着儿女，拿着礼物，翻山越岭，来找曾在她家住过的志愿军部队。找到以后，热泪横流，依依不舍。志愿军部队登程时，驻地朝鲜人民穿着节日的盛装，举着朝中两国国旗，前来为志愿军送行。撤军途中，从“三八线”到鸭绿江，从城镇到乡村，处处彩旗飘扬，鲜花飞舞，锣鼓喧天。沿途设有茶水站，医疗室、站站有洗脸水，妇女们把热毛巾送到战士手里，一碗碗的糖水送到战士嘴边，姑娘们在指战员胸前裁上大红花，老大娘把苹果、鸡蛋、蜂蜜、栗子等装进战士衣袋里，青壮年牵着牛、马抢着给战士扛背包、运行李，儿童们围着祝“志愿军叔叔一路平安！”夜晚出发时。群众手执火炬，站在曲折的山路旁。在炎热的夏天，有的老大娘跟在战士背后扇扇子，边扇边送。友谊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送行的人送了一程又一程，热情的泪流了一次又一次，记者、摄影师也激动得泪滴衣襟。一支1000多人的部队通过500多群众送行的村庄，足足走了3个小时。朝鲜父老兄弟姐妹们，为了表示他们的心意，还赠给志愿军指战员许多珍贵的纪念品。有的老大娘将珍藏结婚时的戒指送给战士，嘱咐他们将其传诸后代。有的老大爷将祖传宝剑佩戴在干部身上。妇女们将裙带、线袋、佩巾、荷包等送给战士们。姑娘们连夜赶制美术工艺品，小学生把作业本捧给志愿军叔叔，朝鲜人民军包上英雄阵地上的泥土交给战友带回中国。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难以忘怀的情谊，把指战员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1958年10月258，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8周年纪念日，也是志愿军总部官兵离开平壤回国的日子。这天，平壤全城到处飘扬着朝中两国国旗，30多万人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午12时，最后一列撤军的列车，停在平壤车站，杨勇司令员在车站广场上向朝鲜人民致告别词。他说：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了，我们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有力地说明了中朝两国人民对于维护和平、促使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真诚愿望。开车时，车站上奏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杨勇、王平和金日成首相等热烈拥抱，含泪话别。

    从1958年2月宣布志愿军将于年底以前全部撤出朝鲜的决定以后，全国人民就日夜盼望着祖国的优秀儿女胜利归来。

    为了欢迎首批归国的志愿军，3月12日，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前往安东市（今丹东）欢迎志愿军首批归国部队。安东市人民更是兴高彩烈。从鸭绿江北岸到安东火车站，市内高大建筑物，主要街道两旁的机关、商店和娱乐场所，到处张灯结彩，悬挂着巨幅的欢迎标语。职工、学生和文艺工作者积极排练文艺节目，准备同英雄的志愿军联欢。3月16日，当首批归国的志愿军先头部队来到凯旋门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欢呼声、口号声，一片欢腾。志愿军官兵受到了以陈叔通为首的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辽宁省、安东市党政军负责人以及安东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从这天起，在40天内，安东市先后有10余万人不分昼夜、不避风雨地到车站欢迎首批志愿军归国部队（6个师共8万人）的到来。

    7月11日，志愿军第二批归国部队的先头部队回到安东市。当天下午，辽宁省各界人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欢迎志愿军归国部队代表团和安东市各界人民，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到8月14日止，志愿军第二批归国部队全部（6个师及其特种兵部队共10万人）到达安东，并随即转赴全国各地。在一个月中，安东市一直处在热烈的欢腾气氛中。全市有4万多人夜以继日地赶到火车站，迎接志愿军归国部队的到来。每当志愿军官兵乘坐的列车驶过鸭绿江铁桥的时候，守候在大桥北端的安东市欢迎群众，就燃起鞭炮，敲起锣鼓，纷纷涌向前去，争着同志愿军指战员握手，向他们问好。安东市文工团和许多工厂、学校的业余文艺工作队，在联欢会上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慰问胜利归来的“最可爱的人”。归国官兵们还收到了来自祖国各地的6000多封慰问信和各界人民寄送的大批慰问品。

    为了隆重欢迎志愿军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有志愿军总部、3个师和后勤保障部队共7万人）归国部队凯旋归来，9月20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成以抗美援朝总会副主席廖承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赶赴安东欢迎。

    9月26日，志愿军第三批归国部队的先头部队回到安东，受到辽宁省各界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以及安东市人民的热烈欢迎。随后，一列列满载志愿军归国官兵的列车相继抵达安东，都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

    10月26日12时10分，志愿军总部官兵乘坐最后一列撤军列车回到安东时，受到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安东市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从鸭绿江桥头到车站站台上的欢迎人群，高举花束，摇动彩旗，欢呼跳跃起来，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当晚，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在安东举行盛大宴会，庆祝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志愿军的胜利归来。

    志愿军第三批归国部队的绝大多数指战员，同前两批一样，在回到安东以后即转赴全国各地。以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共150人，有身经百战的高级指挥员、战功卓着的战斗英雄和各项工作中的模范）以及随行的200多人的志愿军文工团，于10月27日从安东动身前往北京。

    10月2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到达北京。这一天，首都到处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从北京车站到志愿军代表团的住所北京饭店，沿街挂满了彩旗、彩带和横幅标语，还搭起了许多标语塔。在北京饭店，两幅巨大标语从楼顶直贯楼下，上面写着：“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胜利万岁！”由首都著名画家创作的两幅巨大的油画竖立在北京饭店大门两旁，描绘了中朝两国人民以鲜血凝成的友谊万古长青和祖国人民热烈欢迎从朝鲜胜利归来的英雄们。下午3时，当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乘坐的列车徐徐驶进北京站时，军乐队奏起充满战斗激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在站台上，志愿军代表团受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和彭真、陈毅、郭沫若、李济深、程潜、张治中以及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的热烈欢迎。周恩来紧紧地握着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和政治委员王平的手，激动地说：“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代表政府和人民，最热烈地欢迎你们——胜利归来的英雄们！”代表团乘车由车站驶向北京饭店，20多万人夹道欢迎，鞭炮声不断，鼓乐器齐鸣，彩花飞舞，红旗如林，歌声和口号声此伏彼起，一片欢腾。

    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真、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等党和国家领导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以杨勇、王平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和志愿军文工团的全体人员，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最高的荣誉。当晚，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市政协、市抗美援朝分会联合举行宴会，欢宴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的全体人员。周恩来、朱德、陈毅、郭沫若以及首都工农兵学商各界代表和志愿军代表欢聚一堂，畅谈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周恩来在宴会上讲话，他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朝鲜已经整整八年了，你们胜利地完成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我代表全国人民、我们的党、政府和毛主席，感谢你们。今天一千多人的宴会，代表着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感情。我们要永远学习志愿军的榜样。”

    10月30日下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扩大的联席会议，听取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作《中国人民志愿军八年来抗美援朝工作报告》。他系统地汇报了志愿军8年来抗美援朝的经过，阐述了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伟大意义，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结成的深厚友谊，叙述了志愿军指战员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杨勇说：“八年来，志愿军的广大官兵，为祖国，为人民，为中朝友谊，为远东与世界和平，尽到了他们应尽的义务。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生命的烈士们和他们的英雄事迹将永垂史册！”“志愿军的全体同志，都将牢牢记住：光荣属于党和毛主席，光荣属于祖国人民。”全场响起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向“最可爱的人”表示由衷的敬意。

    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八年来抗美援朝工作报告的决议》，高度评价与表彰了志愿军的丰功伟绩。决议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同英勇的朝鲜人民军一道，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战斗，打退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停战后，又对巩固朝鲜停战和支援朝鲜人民的和平建设，作出了贡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拯救和平的崇高事业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与日月增辉。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愧为伟大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贡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永垂不朽，决议还对朝鲜军民给予志愿军无微不至的关怀，表示衷心的感谢。决议最后表示要继续支持朝鲜人民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坚决完成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

    觊旋归国的志愿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决心为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十二章 谁是最可爱的人

    谁是最可爱的人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哩，既看不出他们有甚么高明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丰盛细致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到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地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地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地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地美丽和宽广！

    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

    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路。当他们赶到书堂站时，逃敌也恰恰赶到那里，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连——三连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了三十二架飞机、十多辆坦克和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象谷个子似地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拚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场激战整整持续了八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呼呼地冒着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也要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遗体，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掐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按倒在地上的，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颗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国鬼子，脑浆崩裂，涂了一地。另有一个战士，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掩埋烈士们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些人的手指都掰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却打死了三百多敌人，特别是，使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来，聚歼了敌人。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拚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井玉琢、王文英、熊官全、王金侯、赵锡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贵生、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

    这个营长向我叙说着以上的情景，他的声调是缓慢的，他的感情是沉重的。他说他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他们而伤心，我是为他们面骄傲！我觉得我们的战士太伟大了，太可爱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掉下泪来。”

    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以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自豪吗？

    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地爱，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

    在汉江北岸，我遇到一个青年战士，他今年才二十一岁，名叫马玉祥，是黑龙江青岗县人。他长着一副微黑透红的脸膛，高高的个儿，站在那儿，象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不过因为他才从阵地上下来，显得稍为疲劳些，眼里的红丝还没有退净。他原来是炮兵连的。有一天夜里，他被一阵哭声惊醒了，出去一看，是一个朝鲜老妈妈坐在山岗上哭。原来她的房子被炸毁了，她在山里搭了个窝棚，但窝棚又被炸毁了。回来，他马上到连部要求到步兵连去，正好步兵连也需要人，就批准了他。我说：“在炮兵连不是一样打敌人吗？”“那，不同！”他说，“离敌人越近，越觉着打得过瘾，越觉得打得解恨！”

    在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里，有一天他从阵地上下来做饭。刚一进村，有几架敌机袭过来，打了一阵机关炮，接着就扔下了两个大燃烧弹。有几间房子着火了，火又盛，烟又大，使人不敢到跟前去。这时候，他听见烟火里有一个小孩子哇哇哭叫的声音。他马上穿过浓烟到近处一看，一个朝鲜的中年男人在院子里倒着，小孩子的哭声还在屋里。他走到屋门口，屋门口的火苗呼呼的已经进不去人，门窗的纸已经烧着。小孩子的哭声随着那滚滚的浓烟传出来，听得真真切切。当他叙述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能够不进去吗？我不能！我想，要在祖国遇见这种情形我能够进去，那么，在朝鲜我就可以不进去吗？朝鲜人民和我们祖国的人民不是一样的吗？我就踹开门，扑了进去。呀！满屋子灰洞洞的烟，只能听见小孩哭，看不见人。我的眼也睁不开，脸烫得象刀割一般。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上着了火没有，我也不管它了，只是在地上乱摸。先摸着一个大人，拉了拉没拉动；又向大人的身后摸，才摸着一个小孩腿，我就一把抓着抱起来就跳出门去。我一看小孩子，是挺好的一个小孩儿呀。他穿着小短褂儿，光着两条小腿儿，小腿乱蹬着，哇哇地哭。我心想：不管你哭不哭，不救活你家大人，谁养活你哩！这时候，火更大了，屋子里的家具什物也烧着了。我把他往地上一放，就又从那火门里钻进去了。一拉那个大人，她哼了一声，再拉又不动了。凑近一看，见她脸上流下来的血已经把她胸前的白农染红了，眼睛已经闭上。我知道她不行了，才赶忙跳出门外，扑灭身上的火苗，抱起这个无父无母的孩子。”

    朋友，当你听到这段事迹的时候，你的感觉又是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最可爱的人吗？

    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他们是怎样想的呢？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雪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咱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儿干脆放下，兴奋地说：“就拿吃雪来说吧。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甚么，就做点甚么。”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你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闷得慌哩，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不能晒，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呀。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呀。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也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所以，”他又把雪放到嘴里，象总结似地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甚么，吃点苦又算甚么哩！”我又问：“你想不想祖国呀？”他笑起来：“谁不想哩，说不想那是假话。可是我不愿意回去。如果回去，祖国的老百姓问：我们托付给你们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啦？我怎么答对呢？我说：朝鲜半边红，半边黑，这算甚么话呢？”我接着问：“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吃了这么多辛苦，你们对祖国对朝鲜有甚么要求吗？”他想了一下，才回答我：“我们甚么也不要。可是说心里话，我这话可不定恰当呀。我们是想要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他笑着，用手指比个铜子儿大小，怕我不明白，又说：“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我们愿意戴在胸脯上，回到咱们的祖国去。”

    朋友们，用不着繁琐的举例，你已经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战士是怎样一种人，这种人是甚么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领袖，你一定会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他就是最可爱的人

    朋友，你读过魏巍50年代著名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吗？你还记得通讯中松骨峰阻击战那惊心动魄壮烈牺牲的描述吗？你还记得文中一一列举的带火扑敌、用刺刀跟敌人拚死在一起的13位烈士的姓名吗？这13名烈士中有一个叫李玉安的，他至今仍然活着！就住在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

    事情过去了整整40年。这40年，他隐功埋名，默默奉献，当老作家魏巍见到这位“活烈士”后，激动地说：“你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李玉安67岁了。他面容清癯、瘦小结实、手脚轻快利索，有惊人的记忆力。

    提起40年前的往事，老人伸直左右臂，右臂竟比左臂短二三厘米。撩开衣襟，右胸有一个直径约10厘米的大疤痕，后脊梁正中有一个直径约3厘米的小疤，是子弹从前胸打进穿出后背留下的。“这都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留下的纪念。”抚疤回首，李玉安的声音有些颤抖了。

    1950年10月，27岁的李玉安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3连副班长，跨江参加抗美援朝战斗。

    11月30日清晨，3连在松骨峰阻击南逃的美军2师第9团。100多名战士血战8个小时，毙敌600多人，为我军张开口袋聚歼这股逃敌立下特等功。李玉安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负重伤后被朝鲜人民军一个司号员背到附近一间民房里，随后辗转送回祖国。李玉安1946年参加解放军，1947年入党。打四平时立过一等功，辽西会战时立一大功，打天津时又立一战功，强渡长江时再立一等功。李玉安是怎样对待这些荣誉的呢？

    李玉安说：“我从没把自己看成英雄、功臣，我觉得一个中国人、一个共产党员为祖国流血牺牲是应该的。再说，全连100多人都死了，就我还活着，我提任何要求都对不起他们。”

    1952年7月，李玉安复员到兴隆镇粮库。从他口述填写的履历表上看，只笼统地知道他讨过饭，扛过5年活，打过仗、跨过江、负过伤，“功”却一个字没有。

    组织上按一个普通复员残疾军人安排他的工作。当警卫班长，他一丝不苟；当监装，他认认真真；当加工员，他任劳任怨；当保管员，他勤勤恳恳。1960年组织分配他当检斤组组长，管15吨的地秤，直接接触交公粮的千家万户，年年从他手上过5000万公斤粮，这是最有实权，也最容易出问题的关键岗位。

    “大秤一个小星就是10公斤，星里星外，一秤担着两家。想占国家的便宜，没门！想坑老百姓，那10公斤粮得多少汗珠子换，也甭想！干这行，得当良心秤。”——这是李玉安接地秤时给自己立的铁规矩。有人想占国家的便宜，重车过秤时，在车轮后面悄悄踏上一只脚，这时就能听到李玉安一声断喝：“脚下去！”

    就这样，李玉安在如此重要的岗位上一直干到1980年退休。粮库党总支书记用一句话总结了李玉安这20年：“这20年，他秤粮，千家万户的农民用眼睛秤了他。”李玉安几乎年年被评选为粮库先进工作者，多年被评选为粮库优秀党员，还当过县财贸系统劳动模范。

    李玉安复员时月薪拿46元钱，1965年长到52.50元，1974年长到59.50元，直到退休。残疾等级，当时因各种原因给他低定为三等甲级，残疾金一年拿30元，“文革”后长到70元，1988年长到108元。就这点收入，他要赡养在山东的父母双亲，同时还要供养6个子女1个病妻。38年了，李玉安只有3件“家具”：两个装破烂的旧木箱，一个装米柜。30多年了，李玉安只有两条棉裤，拆拆洗洗，已经是补丁摞补丁了。20多年，全家8口人一铺大坑，只有3床褥子3床被。这家人除过年外几乎不吃细粮，粮本上每月每人供应的几斤细粮竟然吃不起。豆油对这家人来说是奢侈品，全家人顿顿吃咸菜，来了客人才吃点油，省下的油全送给借人家钱却又长年还不起的朋友了。

    生活如此清苦，李玉安却能做到让补助让调薪。粮库总支讨论困难补助时，有人儿次提出应补助李玉安，可身为支委的李玉安却总是极力提其他一些有病有灾、生活困难的职工，把补助让给群众。按正常长工薪，李玉安已经落了两级，可他从来不找，“一个党员、尤其是支委，怎么能张口向党要呢？”他不仅不找，调薪时还让。1978年调薪时，大家都认为李玉安这回该长了。但他想到名额有限，仍然没长，以59.50元的低薪毫无怨尤的退休了。李玉安现在住的房子是大儿子的，他的房子去年塌了。那是间有六七十年历史的土草房，房顶离地面只有1米高，另1米在地下，一下雨鞋就漂走了，最深时达一二尺，全家人淘水，一淘淘了30年。就这样的住房条件换别人早就找组织要房了，李玉安却一声不吭自己默默承受着。

    谈起这40年的清苦生活，李玉安承认：“我这一辈子一点福也没享着。”可后面又紧跟着一句，“我一点想法也没有。想想牺牲的战友，我知足！”

    李玉安从不想向组织或任何人露功，40年来，他顽强地固守着那条思想防线。

    50年代末，邻居的孩子在课堂上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回来问李玉安：“书上这个人名是不是你？”李玉安摇头：“那是重名重姓。”

    1964年他到县里换残疾军人证时，遇到曾在一个连队的战友王久海。王久海十分惊讶：“你还活着？都以为你是烈士，追悼会都开了，纪念碑也立了，魏巍文章里也有你。”回到家里，李玉安特意让女儿李凤英念了遍《谁是最可爱的人》，听着听着，松骨峰战斗一个个悲壮的场面，牺牲战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全浮现在眼前，李玉安激动了。看出点蹊跷的女儿问：“这个李玉安是不是你？”李玉安还是摇着头。

    1983年春节，全家人收听到中央电台播诵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听后，孩子们一致要求：“爸，我们已经猜到你就是那个李玉安，你应该找组织说明身份，给咱家解决点困难。”李玉安脸一沉：“找什么找，不许给组织添麻烦！”

    李玉安的秘密当然是李玉安自己揭开的。

    李广中初中毕业后最大的愿望是当个解放军战士，可连续三年征兵落选，他开始磨父亲了，要到父亲的老部队去，接父亲当年的枪。李玉安也希望自己最心疼的小儿子到自己曾经战斗过的连队去锻炼成长。

    今年2月中旬，李玉安带着残疾证和一本有《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小学课本来到部队，自我介绍：“我就是松骨峰战斗中的李玉安，我还活着。”

    部队立即派军史研究办公室主任接待李玉安。经过长谈，考证，部队政治部分别给黑龙江省民政厅、巴彦县政府和巴彦县武装部各写一封信，信中都有这样一句话“李玉安同志是十三名烈士中唯一活着的烈士，是我们部队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部队首长还代表部队全体指战员赠送他两本军史书籍，扉页上分别写着：“赠给抗美援朝战争中为我军创造历史荣誉的英雄李玉安。”“赠给创造最可爱的人荣誉的英雄李玉安同志。”

    4月初，李玉安被当作老前辈、老英雄请到部队。部队首长告诉他：一、准备给他请功。二、决定接收李广中入伍，就安排在李玉安曾战斗过的3连2排1班。三、老连队请你回去作报告。

    4月21日李玉安到了北京，作家魏巍接他到家。魏巍拿出自己的作品《东方》和《魏巍散文集》，在扉页上激动写下：“赠给松骨峰战斗光荣的参加者李玉安同志，你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长谈中，魏巍得知李玉安的住房情况后，当场用毛笔给巴彦县县长和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希望当地政府能在李玉安住房上给予照顾。嘱咐李玉安一定要亲手把信交给县长或县委书记。可李玉安总觉得“这个手伸不出”，信至今仍在他手里捏着。

    从某种意义上讲，40年隐功埋名的考验胜似松骨峰战斗那8个小时。而李玉安也已经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名字了，他代表的不正是魏巍当年所讴歌的，当今时代正呼唤的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思想品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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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990年10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授予李玉安特级劳动模统职范奖章。商业部、全国财贸工会联合作出决定，号召全国财贸系工学习李玉安默默奉献的精神。

 附录二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大事记

    1950年

    6月25日拂晓，朝鲜内战爆发。当日联合国安理会应美国的请求，在没有中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通过了美国关于朝鲜局势的提案，作出非法决议。指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南朝鲜“发动武装进攻”，为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制造舆论。

    26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命令其驻远东的空、海军参战，支援南朝鲜的军队。

    27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

    同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以“紧急援助”南朝鲜为名，为美国搜罗侵朝军队。

    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严正谴责美国对朝鲜和我国领土的侵略，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同日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并宣布中国人民必将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同日朝鲜人民军解放汉城。

    30日杜鲁门命令美国驻日陆军第8集团军参加侵朝战争。

    7月1日美国陆军第24师“史密斯机动部队”开始由日本运抵朝鲜作战。

    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同意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使用联合国的旗帜，并组织“联合国军司令部”，由美国指定“联合国军”最高指挥官。美国总统随即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8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发表“坚决击退美帝国主义者的武装进攻”的广播讲话。号召朝鲜人民，为祖国的荣誉，自由和独立，积极开展全民性的民族解放战争，把美国侵略者赶出朝鲜去。

    13日面对美国武装侵略朝鲜的形势，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在7月7日和10日召开会议的基础上，再次主持召集会议，讨论保卫国防问题。正式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抽调第13兵团第38、第39、第40军和第42军，炮兵第1、第2、第8师及高射炮兵、工兵、运输兵（汽车）等各一部，共2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以保卫东北边防和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

    18目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复电尼赫鲁，拒绝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20日朝鲜人民军突破美军锦江防线，攻占军事重镇大田，生俘美军第24师师长迪安。

    21日朝鲜人民军发起洛东江战役。至8月中旬，将美李军压缩到洛东江以东1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美李军依托洛东江负隅顽抗，战争形成胶着状态。

    8月4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安全理事会上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主张停止朝鲜战争，撤出外国军队，并邀请中国及朝鲜代表参加讨论。

    12日麦克阿瑟下达关于仁川登陆作战预令。

    18日中央军委电告东北边防军：“务于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19日南朝鲜政府自大丘逃抵釜山。

    20日周恩来外交部长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马立克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支持苏联代表8月4日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

    24日周恩来外交部长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秘书长，对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罪行提出控诉案，并要求安全理事会予以制裁。

    26日中央军委在周恩来副主席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加速特种兵建设，立即增编4个飞行团，3个战车旅（9个团），18个高射炮团及10个军的队属炮兵，并在年底前完成组训工作。

    27日美国侵朝飞机9架侵入中国东北领空，进行侦察、扫射，打死打伤中国居民24人。当日，周恩来外交部长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强烈抗议，并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秘书长，要求制裁美国飞机入侵中国领空的严重罪行。

    29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定将朝鲜问题和中国政府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列入议程。

    下旬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抽调第9、第19兵团部署在山海关内机动地区，以策应东北边防军。

    9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将第50军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

    15日美国当局为挽救败局，以美第10军等7万余人的兵力，在260余艘舰艇，近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

    16日正面洛东江战线的美国、南朝鲜军10个师，开始向朝鲜人民军进行反扑。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夹击，转入战略退却。

    27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经杜鲁门批准向麦克阿瑟下达指令，授权他“在朝鲜的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以“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企图占领全朝鲜。

    28日美国、南朝鲜军占领汉城。

    29日美国、南朝鲜军进抵“三八线”。同日，杜鲁门批准麦克阿瑟提出的占领北朝鲜的作战计划。

    同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邀请中国政府派遣代表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参加讨论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阅题。

    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国庆节大会上发表题为《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演说，严正警告美国当局：“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1日南朝鲜军在襄阳地区越过“三八线”。

    同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宣布，人民军已有组织地撤至北方新阵地。

    3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再次警告美国当局：“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7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中国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并继续北犯。

    8日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请求与中国人民的意愿，为挽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危局，保卫中国的安全，维护东方和世界和平，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同朝鲜人民一起共同抗击美国的侵略。为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当日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军民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同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沈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阐明当时的形势和中共中央作出出兵参战决策的必要性，部署入朝作战的临战准备工作。接着，在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司令员强调指出：“我们的任务是积极援助朝鲜人民反抗侵略者”，并提出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配合”的作战方针。

    11日金日成首相发表《用鲜血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的广播讲话。

    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飞往太平洋中部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举行会谈，商讨侵朝战争“最后阶段”的战略问题和中国出兵的可能性问题。他们断定中国军队装备落后，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因而计划于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

    18日周恩来外交部长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秘书长，严重抗议美侵朝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

    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第38、第39、第40、第42军和炮兵第1，第2、第8师，高射炮兵第1团，遵照毛泽东主席命令，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率领下，于当晚开始，分别由安东（今丹东，下同）、长甸河口、辑安等处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

    同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占领平壤，继续北犯。

    21日金日成首相和彭德怀司令员，在朝鲜平安北道北镇西北的大榆洞首次会见，就稳定朝鲜战局问题进行了商讨和部署。

    同日毛泽东主席电示志愿军放弃原定先组织防御的计划，改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方针。

    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第1师和工兵第14、第16团相继入朝。

    25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第13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机构即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机构，邓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解方任参谋长，原政治部（主任杜平）及其他机构的负责人照旧负责。中央志愿军委员会由彭德怀为书记，邓华为副书记。

    同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开进中于云山、温井地区与南朝鲜第1、第6师遭遇并首战告捷。第一次战役开始。

    同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司令部在政治委员邱创成、副司令员匡裕民率领下，由安东入朝，统一领导和指挥入朝炮兵部队。志愿军第50、第66军也分由安东、辑安入朝投入作战。

    26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成立，郭沫若为主席，彭真、陈叔通为副主席（后增加廖承志为副主席）。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要求各地广泛、深入地进行抗美援朝的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对美国扩大侵朝战争不能置之不理，并树立对美帝国主义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

    2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朱德赴山东第9兵团驻地，动员该兵团入朝参战。

    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工兵指挥所由陈正峰率领入朝，统一指挥入朝工兵部队。

    11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发表联合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5日志愿军胜利结束第一次战役。此役歼敌1.5万余人，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合国军”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第1师奉命入朝，担负抢修铁路任务，其后，铁道兵第3、第2师于1951年2月、5月亦相继入朝。6月20日，又以直属桥梁团为基础成立了第4师。此时，在朝铁路抢修部队已达4个师、1个团又1个援朝铁路工程总队。

    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辖第20、第26、第27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率领下，奉命于7日至19日先后由辑安、临江入朝参战，担负东线作战任务。

    13日中共志愿军委员会在彭德怀主持下在北镇西北大榆洞召开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第一次战役的经验，确定“仍采取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方针”，下一个战役的作战方针则是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

    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公安第18师入朝。

    24日“联合国军”发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

    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我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对敌实施猛烈反击。

    28日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表演说，据事论理，义正辞严地控诉了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侵略朝鲜和威胁中国大陆安全等罪行。30日和12月6日，伍修权又发言驳斥了美国代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答辩。这是中国外交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

    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面对朝鲜败局发表声明，扬言美国政府“一直在积极地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这在美国的盟国中引起了普遍的震惊。

    12月1日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和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联合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全国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积极响应。仅知识青年投考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就有58万余名。

    4日英国首相艾德礼抵华盛顿与杜鲁门举行会谈。会谈公报中承认侵朝战争遭到了失败，但表示仍要坚持侵朝战争，绝不自动撤出朝鲜。同时商定迅速建立一支统一指挥的欧洲军队，加强其在西欧的战争准备。

    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

    14日美国当局为了争取喘息时间，准备再战，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成立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并鼓吹先停火后谈判。

    1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朱德到山东等19兵团驻地，动员该兵团入朝参战。

    22日周恩来外交部长就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发表声明，指出，这一决议是无效的。同时揭露了敌人假和谈的阴谋，重申了我国历来的主张：“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

    23日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死于败退途中。美陆军副参谋长马修·李奇微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

    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结束第二次战役。此役歼敌3.6万余人，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人民共和国“三八线”以北（除襄阳外）的全部领土。解放了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扭转了朝鲜战局。

    31日为了粉碎美国争取时间整军再战的企图，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密切配合下，于当日17时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了敌“三八线”阵地。

    1951年

    1月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占领汉城。

    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胜利结束第三次战役。此役歼敌1.9万余人，解放了三十七度线以北广大地区。

    同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鼓吹坚持侵朝战争，积极扩军备战。他要求国会将现役兵力增至350万人，每年生产5万架军用飞机和3.5万辆坦克，“延长并修正征兵法”、加重税收等10项关于战争动员的立法提案。

    13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通过了所谓“立即安排停火”的“五步方案”，即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

    17日周恩来外交部长致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进一步重申和阐明了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并建议举行中、苏、英、美、法、印度和埃及七国会议，谈判结束朝鲜战争和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等远东诸问题。

    2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航空兵第4师第28大队在清川江桥上空首次同敌人进行空战，大队长李汉击伤美F-84战斗轰炸机1架。29日，他在新安州上空再次击落、击伤F-84战斗轰炸机各1架。这是志愿军第一次击落敌机。

    22日至3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由东北军区副政委李富春主持，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等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会议强调挺出“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的口号。之后，即提出了建设“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的任务。

    22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决定组织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以及朝鲜人民。慰问团由总团长廖承志率领，由各届代表575人组成，4月初抵达朝鲜，5月29日回到北京。

    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于25日至29日在成川以西君子里联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金日成首相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彭德怀司令员作了《三个战役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交流了作战经验，统一了作战思想。会上还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要求志愿军全体指战员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革一木”，要与朝鲜同志“亲如兄弟般的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奋斗到底”。会议还对立即进行第四次战役作了部署和动员。

    同日“联合国军”为挽回败局，向中朝人民军队汉江以南阵地发动进攻。志愿军和人民军开始进行第四次战役。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

    同日周恩来外交部长就2月1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这一提案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显然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

    同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接受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的邀请，派出柴川若等10名代表归国，分赴全国各地汇报中朝人民军队抗击美国侵略军的英勇事迹，受到了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3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发出组织医疗队的通知。全国先后组成40个志愿医疗队前往朝鲜战地服务。

    同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指挥所在匡裕民司令员率领下入朝。

    7日中央军委鉴于朝鲜战争趋于长期化，为坚持长期作战，提出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

    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抢修指挥部成立。18日，在铁道兵团副司令员李寿轩率领下入朝。

    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番部队第19兵团（辖第63、第64、第65军）在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率领下，开始由安东入朝参战。

    3月1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辖第12、第15、第60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率领下，由安东、长甸河口入朝参战。

    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成立空军领导机构，刘震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

    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所成立。坦克兵第1师和第2师第3团于当日开始陆续入朝。装甲兵指挥所于5月5日入朝。

    4月6日中共志愿军委员会于金化东北上甘岭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战争指导方针，总结了前四次战役的经验，提出了实施第五次战役的方针和部署。

    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6军在胜利完成各次作战任务后回国休整。

    1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7军奉命由安东入朝参战。

    同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推行其侵朝政策，协调其内部矛盾，撤消了麦克阿瑟远东军总司令及“联合国军”总司令等职务，由李奇微接替，并任命詹姆斯·范佛里特接替第8集团军司令职务。

    同日美国军用飞机200多架次侵扰中国福建沿海地区。

    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在胜利完成各次作战任务后回国休整。

    同日美国军用飞机70余架次侵入和轰炸安东市。

    2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胜利结束第四次战役。此役共歼敌7.8万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地区，掩护了战略预备队的集结，为举行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2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粉碎敌人的登陆计划，夺取战场主动权，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发起了第五次战役。

    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侵朝战争屡遭失败的情况下，被迫重新制定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决定谋求进行停战谈判。

    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确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任命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

    26日毛泽东主席根据历次战役经验和当时敌我双方情况，指示志愿军对美英军作战应实行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的原则。次日，毛泽东主席召见陈赓、解方时，将打小歼灭战形象地比喻为“零敲牛皮糖”。

    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

    同日中央军委任命陈赓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宋时轮为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

    3日金日成首相到北京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就朝鲜战争问题进行了商谈。

    8日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到朝鲜与李奇微、范佛里特等举行会谈，部署实行战略防御。

    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结束第五次战役。此役共歼敌8.2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粉碎了“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朝鲜战争转入相持局面。

    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辖第67、第68军）在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张南生率领下入朝参战。

    25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和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25日至27日中共志愿军委员会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和准备同敌人进行谈判的指示，总结入朝作战以后的实践经验，确定作战指导原则和部署。

    30日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中朝人民军队举行停战谈判。

    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答复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并建议以开城为停战谈判会址。

    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开始举行，讨论会议议程。

    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再次入朝参战。

    2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向各部队发出《对长期作战的思想教育的指示》，要求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基本教育，系统说明战争的性质、前途、双方的条件、战略方针及作战方法，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增强胜利信心，克服速胜情绪。

    26日朝鲜停战谈判达成五项议程：1.通过议程；2.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3.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4.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5.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当天，谈判即进入第2项议程。朝中方面代表首先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合理主张。27日，美方却以所谓“补偿海空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土地，致使谈判陷入僵局。

    同日美第2师开始进攻朝鲜人民军第2军团大愚山一线阵地。

    30日敌集中100余架飞机轰炸平壤，350余架飞机轰炸“特定军事目标”，企图给我施加压力，迫我同意其谈判中的无理要求。

    8月1日彭德怀司令员撰文《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文章指出：“朝鲜停战应以三八线与撤退外国军队为基本条件。”

    同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不能接受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

    18日“联合国军”为向朝中方面施加军事压力，发动了夏季攻势，先后集中美军2个师、南朝鲜军5个师的兵力，向人民军防守的北汉江至东海岸地段实施猛攻。志愿军为配合人民军作战实施了战术性反击。

    同日敌空军开始实施“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所谓的“绞杀战”）。志愿军铁道兵、工程兵、高射炮兵、航空兵以及在后方的其他部队，和人民军一起，在朝鲜人民大力支援下，同敌空军进行了长达10个多月的艰苦斗争，至1952年6月下旬粉碎了敌人的“绞杀战”。在此期间，共击落敌机380余架，击伤1100余架。

    19日美方武装人员非法进入开城中立区，打死我方军事警察排长姚庆祥，击伤我方军事警察王仁元。据此，我方向敌方提出强烈抗议。

    22日22时20分美国军用飞机侵入开城中立区，轰炸，扫射朝中代表团住所。在谈判无法进行的情况下，我方当日通知美方自23日起停开谈判会议，以待美方对其挑衅行为作出负责的处理。

    28日中共中央根据志愿军政治部的建议，决定10月25日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本月中央军委任命甘泗淇为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在解方出任停战谈判代表期间，由张文舟代理志愿军参谋长职务。

    9月4日至10日中共志愿军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志愿军“要学会阵地攻坚与阵地防御”明确提出了阵地战的作战指导方针和部署。

    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兵团（辖第36、第37军）在司令员董其武、政治委员高克林率领下入朝，担任机场修建任务。

    15日中央军委作出加强铁路及江桥防空力量的决定。给铁道兵增配了5个新兵团。

    1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人总结士兵群众创造的经验，指示全军除必须讲求攻防战术外，要大力加强阵地工事，“重要阵地必须是隧道式的据点，特别是核心阵地”。从此，各部队开始构筑坑道式的掩蔽部。

    1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一个月的奋战，粉碎“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共歼敌7.8万余人。

    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奉命正式出动作战，担负掩护安东、平壤间主要交通运输线的任务。

    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国庆观礼代表团100余人，在杜平率领下到达北京，受到热烈欢迎。

    29日“联合国军”不甘心夏季攻势的失败，向中朝人民军队发动秋季攻势。

    10月1日董必武副主席为国庆撰文指出：只要美国不改变态度，谈判失败的后果只应由美方负担。

    15日美方承认其飞机“误炸开城”，表示愿意恢复停战谈判。

    2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粉碎“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共歼敌7.9万余人。

    23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致开幕词，向全国人民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

    同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为表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援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与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事业中所建立的功勋，决定授予彭德怀司令员一级国旗勋章，并分别授予志愿军17位战斗英雄和有功人员以勋章和奖章。

    25日被美方中断两个月的停战谈判在新会址板门店复会，继续进行第二项议程讨论。

    29日中共志愿军委员会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精简节约的方针，并部署志愿军的整编工作。

    30日为促进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进行局部反击作战。至11月底，歼敌1万余人，攻占敌阵地21处，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斗争。

    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在空军配合下，开始对朝鲜西北部沿海敌占岛屿实施渡海攻岛作战。经连续四次渡海作战，至月底攻占了椴岛，大，小和岛等10余个岛屿，歼敌匪特武装570余人。朝鲜人民军海防部队也攻占了一些岛屿。敌人深入在朝鲜西北部务岛的情报基地均被清除。

    27日停战谈判双方就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规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各后退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当日，谈判进入第三项议程，就“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进行讨论。

    12月11日停战谈判开始分两个组同时讨论第三、第四项议程。

    14日中共志愿军委员会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向全军发出了“三反”工作指示，号召全军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2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高射炮兵指挥所成立，吴昌炽任司令员，统一指挥掩护后方交通线的高射炮兵。

    1952年

    1月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会谈公报，支持“联合国军”对朝鲜的侵略。

    14日美机侵入我国沈阳、本溪、抚顺、辑安等地上空，并轰炸我江东第8战俘营，死伤70余人。

    18日由李雪三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由洪淳哲率领的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一行270人抵达北京。

    2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发现侵朝美军违反日内瓦国际公法进行细菌战。到3月底，美军在朝鲜北部撒布细菌达804次之多。于是，志愿军同朝鲜军民一起投入反细菌战斗争。至1952年底，粉碎了教人进行的细菌战。美帝国主义不但未能达到目的，而且在道义上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2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发出战术指示，要求前线各军组织特等射手，对敌单个目标以冷枪冷炮进行狙击活动。

    2月6日停战谈判在第三、第四项议程尚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提前讨论第五项议程（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至17日该项议程达成协议，由双方军事司令官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3个月内，分别指派代表举行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

    21日中央军委致电志愿军，要求抓紧时间，进行细菌撒布区的消毒和隔离。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但在部队中应注意不要造成惊慌和恐怖。

    22日朝鲜外务相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揭露和抗议美国侵略者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24日周恩来外交部长发表声明，完全支持朝鲜政府的声明，坚决表示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而斗争到底。

    25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控诉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29日至3月5日美空军多次侵入中国东北地区领空，撒布传播病菌的昆虫和鼠雀等小动物公然将细菌战扩大到中国境内。3月8日，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政府这一最野蛮和最残暴的侵略和挑衅行为。

    3月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成立防疫委员会，邓华为主任委员，韩先楚、吴之理为副主任委员，统一领导志愿军反细菌战斗争。

    3日由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中国、比利时、巴西、波兰等8国法律工作者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到达朝鲜，调查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19日调查工作结束。调查团于31日和4月2日发表调查报告，证实了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8日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发表声明，指出美国进行细菌战是穷凶极恶，号召全世界舆论斥责美国的这一罪行。

    12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决定由中国红十字总会、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基督教界的代表以及各方面的专家组成“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赴东北各地及朝鲜前线进行实地调查。4月25日公布了调查报告书，指出“美国政府对其进行细菌战的一切罪行，是无可抵赖的”。

    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指示全军，“采取积极手段，巩固现阵地，不放松任何有利战机，歼击运动的暴露的敌人，相机挤占地方”的作战方针。此后，志愿军小部队战斗活动有很大发展，有组织有计划地与敌争夺中间地带和攻取敌军突出的连、排支撑点。

    29日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在挪威首都开幕。中国代表郭沫若就美国对朝中两国人民进行的细菌战作了详细报告。4月1日，会议通过了“反对细菌战告全世界男女书”。

    4月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回国休养（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志愿军的工作由陈赓负责。

    26日至5月1日志愿军司令部召开第一线兵团及军参谋长会议，总结和交流构筑坑道工事的经验。进一步提出了对坑道工事的战术和技术要求，使之成为能打、能防、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

    2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马克。克拉克为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及美远东军总司令，调李奇微到欧洲接替艾森豪威尔的北大西洋公约军队最高司令职务。

    5月2日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即关于停战的具体安排问题双方达成协议。

    5日新华社开始陆续公布凯尼斯·伊纳克和约翰·奎恩等25名美空军战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或公开信。

    7日巨济岛朝中被俘人员奋起反抗，扣留了战俘营负责人弗兰西斯·杜德准将，以抗议美军以酷刑和强迫“甄别”我方战俘。此举之后，美方新任战俘营负责人查尔斯·柯尔生准将承认了迫害、屠杀朝中被俘人员的罪行，并答应停止强迫甄别和给予人道待遇。但美方背信弃义之后，迫害朝中被俘人员事件仍不断发生。

    6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6军在胜利完成各项任务后退国。

    6日至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召开兵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作战的指导思想以及部署调整、构筑纵深防御工事等问题。明确提出必须“坚持持久作战与贯彻积极防御的两条基本原则”，积极防御的内容“是带坚守性的”，特别是主要阵地不得轻易放弃。

    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航空兵、高射炮兵、探照灯兵首次协同作战，当夜于郭山上空一举击落敌B-29战略轰炸机3架。

    11日陈赓奉命回国任职，邓华任志愿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

    1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第3师入朝参战。

    25日侵朝美军开始对朝鲜北部城市和工业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性轰炸。至26日，敌连续4天出动飞机1500余架次。

    24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表《关于全国人民捐献武器运动的总结》，宣告捐献武器运动胜利结束。至1952年5月底，全国人民共捐献人民币5.565亿元，可购战斗机约3710架。

    同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在桧仓举行授勋典礼大会，给志愿军9353位英雄、模范和功臣授予各种勋章和奖章。

    7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调宋时轮回国任职，任命杨得志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韩先楚为第19兵团司令员，郑维山为第20兵团代司令员。

    8月21日中央军委任命王建安为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9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军经安东入朝。

    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4军经辑安入朝。

    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6军经安东入朝。

    1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发起秋季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

    同日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1097人，在团长刘景范等率领下启程赴朝鲜，慰问中朝人民军队和朝鲜人民。慰问团12月5日回到北京。

    10月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在胜利完成各项作战任务后回国。

    8日在停战谈判会上，朝中代表提出一个遣返战俘新方案：双方全部战俘在停战协定生效后，可一律送至非军事区内双方协议的交换地点交给对方接收，然后，对战俘进行访问和按国籍、地区进行分类和遣返。但美方却拒绝讨论，并公然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

    1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在胜利完成各项作战任务后回国。

    14日美军为配合停战谈判，改善其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发动了以志愿军上甘岭防御阵地为主要目标的“金化攻势”。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进行了顽强的防御作战，即上甘岭战役。

    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隆重举行庆祝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两周年大会。邓华代司令员到会讲话，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代表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勋章、自由独立勋章和军功章，分别授予志愿军领导人及参加大会的20名英雄、功臣代表。

    3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在胜利完成各项作战任务后回国。

    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胜利结束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此战，共歼敌2.7万余人，取得了对敌坚固防御阵地实施进攻作战的丰富经验。

    11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3师由安东入朝，担任东海岸元山地区的防御任务。

    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结束上甘岭防御战役，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歼敌2.5万余人，创造了依托坑道工事进行坚守防御的范例。

    11月5日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到南朝鲜进行视察，与侵朝美军将领、李承晚进行会谈。5日结束视察，返美途中在威克岛和“海伦娜”号重巡洋舰上连续召开新的内阁成员会议，讨论美国对朝鲜和远东的政策。

    11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决定志愿军第1、第16、第21和第54军入朝，准备参加反登陆作战。

    12日中央军委决定坦克第1师入朝，以加强反登陆作战力量。并以该师师部和坦克第2师师部部分人员组成志愿军第二装甲兵指挥所，由罗杰任主任，统一指挥西海岸坦克部队。

    14日侵朝美军在峰岩岛战俘营对朝中被俘人员进行迫害和屠杀，打死87人，打伤120人。

    2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葛罗米柯写信给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建议把美国军事当局集体屠杀峰岩岛上的鲜中战俘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同日中共中央经过分析形势，判断敌人有可能进行登陆冒险，给志愿军下达了《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中共志愿军委员会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布置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会后，全军即展开了深入思想动员、调整兵力部署、大力构筑工事等规模巨大的反登陆作战准备活动。同时成立东西海岸指挥机构。到4月底，我军胜利地完成了反登陆作战的各项工作，迫敌放弃了进行登陆冒险的企图。

    21日周恩来外交部长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对美军在蜂岩岛打死打伤大批朝中被俘人员的行为，提出严重抗议。

    1953年

    1月20日艾森豪威尔宣誓正式就任美国总统。

    本月中央军委任命李志民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

    2月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国情咨文，极力鼓吹全球侵略扩张政策，宣称“自由世界不能无限期地处于瘫痪的紧张状态中”，而要采取所谓“新的、积极的外交政策”，以配合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冒险。

    7日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针对艾森豪威尔的国情咨文，严正宣告：“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

    10日美国陆军助理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接替退休回国的范佛里特，担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

    22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建议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3月28日，我方同意了这一建议，并建议立即恢复在板门店的停战谈判。

    3月30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提出中朝两国政府共同拟定的公正解决战俘问题的新建议，以扫除停战协定的最后障碍。根据这一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战俘转交给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遣返问题的公平合理解决。

    同日金日成首相发表声明，支持周恩来总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

    4月8日聂凤智接任刘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职务。

    同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以成钧为司令员的安东防空司令部，统一指挥朝鲜平壤、元山线以北和我国东北大孤山、风城、通化线以南之志愿军防空部队。

    10日停战谈判双方联络组会议就交换病伤战俘达成协议，次日正式签字。

    18日中央军委决定，志愿军参谋长解方、第19兵团司令员韩先楚、第20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回国任职；任命李达为志愿军参谋长，许世友为第3兵团司令员，黄永胜为第19兵团司令员，杨勇为第20兵团司令员。因为志愿军要进行夏季反击战役，第20兵团正面为战役重点，郑维山与杨勇的交接延至7月11日进行。

    20日交战双方开始交换病伤战俘。

    26日由美方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而中断达6个月之久的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会议正式复会。

    30日至5月4日中共志愿军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为了紧密配合谈判斗争，促进停战的实现，并借以锻炼部队，改善阵地，确定采取“稳扎狠打”，由小到大的方针，举行夏季反击战役，发起时间预定6月初。

    5月5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第20兵团政治委员张南生为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王平为第20兵团政治委员。

    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在胜利完成各项作战任务后回国。

    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提前实施夏季反击战役第一次进攻作战，至26日，共攻击“联合国军”连以下目标20个，歼敌4100余人。

    27日中朝人民军队实施夏季反击战役第二次进攻作战开始，至6月16日，共攻击敌团以下阵地51个，歼敌4.1万余人，给据守北汉江两侧之南朝鲜第5、第8师以歼灭性打击。

    6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就战俘问题（第四项议程）达成协议，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文件。至此，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双方进入重新校定军事分界线和拟定签订停战协定的细节工作。

    17日在遣返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交战双方正筹划停战协定签字之际，李承晚集团在美方纵容下，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万余人，公然破坏已签字的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并叫嚣反对实现停战。

    19日毛泽东主席鉴于李承晚集团强行扣留战俘所造成的形势，致电志愿军；我方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压力，使类似事件不敢再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

    同日金日成和彭德怀致函克拉克，严正指责美方纵容李承晚集团以“释放”为名强行扣留朝群人民军被俘人员的行为，郑重要求美方立即追回被强迫扣留的被俘人员，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同时要求美方对“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保证停战协定的实施作出答复。

    20日刚返朝鲜前线准备料理停战协定签字事宜的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推迟停战协定签字的时间，再给南朝鲜军以打击，消灭其1.5万人。次日，毛泽东复电同意此建议。

    25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于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三周年纪念日，在志愿军领导机关驻地桧仓举行隆重授勋典礼，将国家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赠予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邓华、杨得志，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并授予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杨连第、邱少云、伍先华、胡修道一级国旗勋章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将一级国旗勋章追赠给志愿军一级爱民模范罗盛教。同时，还将各种勋章赠予46名战斗英雄、人民功臣代表。

    7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在胜利地完成各项作战任务后回国。

    13日为了狠狠打击李承晚集团阻挠、破坏停战的行为。保证停战的有效实现，志愿军和人民军举行夏季反击战役第三次进攻作战。其中主要方向是由志愿军举行的金城战役，以5个军的绝对优势兵力和1100余门火炮的优势火力，一举突破南朝鲜军4个师25公里防御正面。战至27日，突入敌纵深15公里，占领土地167平方公里，歼敌6.1万余人。至此，整个夏季反击战役三个阶段的进攻作战结束，共进行大小战斗139次，歼敌12.3万余人，占领土地240平方公里，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19日在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上，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发表声明，根据6月27日以来的谈判记录，将“联合国军”方面对于实施停战协定各项条款的保证予以公布，使全世界人民得以共见。其保证主要内容有：“联合国军”保证“包括大韩民国军队在内准备实施停战协定的条款”，“大韩民国进行任何破坏停战的侵略行为时，联合国军将不予以支持”等。

    24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第三次校正了军事分界线。这次校正表明，在一个多月中，志愿军和人民军又向前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较之第一次协议的军事分界线向前推进了332.6平方公里。

    26日朝中方面停战谈判代表团发表公报：朝鲜停战协定完全达成协议。

    27日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和“联合国军”方面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在板门店正式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于汶山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

    同日金日成元帅于平壤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

    同日金日成、彭德怀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停战命令：“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个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并命令部队坚决遵守停战协定，同时保持高度戒备，防止来自对方的任何袭击和破坏活动。

    2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开城在朝鲜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此后，他即到开城附近我军炮兵阵地看望指战员，了解情况。离开城后，一路视察。7月31日抵平壤。

    同日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和协商处理任何违反停战协定事件的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成立。

    31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发布政令，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一级国旗勋章和金星奖章，以表彰他率领和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协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8月5日朝中方面与美方在板门店开始交换坚持遣返的战俘。至9月19日，朝中方面共直接遣返美方被俘人员12773人。美方至9月24日，共直接遣返朝中被俘人员75801人。

    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与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在汉城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国军队取得了无限期驻留南朝鲜的权利。

    1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回到北京，受到盛大热烈的欢迎。

    14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联合发布综合战绩公报，宣布朝鲜人民军自1950年6月25日起和自1950年10月25日起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至1953年7月27日止的3年零1个月中，共毙伤俘敌军为1093839人（其中美军397543人）。

    9月11日美国政府宣布，以约翰·赫尔接替克拉克为美驻远东军总司令兼“联合国军”总司令。

    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毛泽东主席主持下，举行第24次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电。

    10月4日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5448人，在总团长贺龙等率领下离京赴朝。12月18日返回北京。

    26日朝中方面和美方为召开政治会议在板门店开始举行会谈。由于美方在参加政治会议成员问题上制造障碍，反对中立国家参加政治会议，会谈至12月12日仍未能达成协议。最后美方代表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

    27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为纪念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周年，在桧仓举行隆重的授勋典礼，分别授予志愿军领导人和165名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各种勋章和军功章。另外，杨春增、杨育才、李家发、许家朋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3年来，志愿军有23万余名英雄、模范及有功人员先后受到朝鲜最高人民议会常任委员会的表彰，并分别被授予各种称号和勋章、奖章。

    1954年

    9月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辞职，邓华任志愿军司令员

    新华社平壤9月5日电：中国人民志愿军部总部发言人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业已辞职。中国人民志愿军现由邓华任司令员。

    之后，1954年11月至1958年10月期间，志愿军司令中先后由杨得志、杨勇担任；志愿军政治委员先后由李志民、王平担任。

    1958年

    2月14日 周恩来部理赴朝鲜访问，商谈志愿军撤军问题

    停战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维护停战协商、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疸进行了不懈努力。中朝方面一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为了保证朝鲜问题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得到合理解决，1958年2月14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赴朝鲜访问，同朝鲜政府商谈了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2月19日，中国政府与朝鲜政府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志愿军主动撤出朝鲜的建议。20日，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以响应，决定于1958年底以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

    1958年10月24日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向志愿军领导人授勋

    10月24日上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在平壤举行隆得的授勋仪式，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政治委员王平上将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授予志愿军副政治委员梁必业中将等高级指挥员以二级国旗勋章。

    同日 平壤市各界隆得集会，欢送志愿军总部官兵

    10月24日下午，平壤市各界一千多人在国立艺术剧场隆重集会，欢送志愿军总部官兵。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等党、政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朝鲜内阁副首相金一致欢送词说：“我以朝鲜人民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向光辉地完成了抗美援朝任务的你们表示衷心感谢”，“兄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我们祖国土地上留下丰功伟绩，将永远长存在我国人民的心里。”会上，朝鲜劳动常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正爱把朝鲜各界六百八十多万人签名的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的感谢信和签名册交给了中国人民代表团团长离沫若和志愿军全体人签名的致朝鲜人民告别信和签名册交给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

    同日 金日成首相举行盛大国宴，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

    10月24日晚，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在平壤举行盛大国宴，欢关即将离返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部官兵。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政治委员王平上将等四百五十多人应邀出席了会。会上，金日丰首相致词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所建立的伟大功勋，是无产队级国际主义的榜样，它将永远记载在进步人类的史册上”。

    1958年10月25日 杨勇司令员向热情送别志愿军的平壤市人民致告别词

    10月25日上午，志愿军司令中杨勇上将在平壤车站站前广场上，向热情送志愿军的三十万平壤市人民致告别词，感谢兄弟般的朝鲜人民八年来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支援和关怀，感谢朝鲜人民给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崇主荣誉和热情欢送。他说，在这八年共战斗的时间里，中朝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大大巩固和发展了，志愿军每个指战员将如同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这种团结和友谊。最后，杨勇司令员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军撤出朝鲜的行动，向全世界有力地说明了中朝两国人民对维护和平、个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真诚愿望。美国军队必须从朝鲜南部撤出去。我们相信，朝鲜人民统一自己祖国的意志，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的。未来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朝鲜人民的。

    1958年10月26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公报，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撤出朝鲜回国

    中国人民志愿军来自1958年3月15日起到10月26日止，分三批相继撤出朝鲜回国。10月26日，志愿军总部发表撤军公报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撤离朝鲜。留在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内的志愿军代表，仍将同朝鲜人民一道，继续执行监督朝鲜停战协商实施的任务。

 附录三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及说明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是一首表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英雄气概和必胜信念的歌曲。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同时以武力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省。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实施大规模登陆。10初，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将侵略战火直烧到鸭绿江边。在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0月上旬毅然作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支援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的重大战略决策。

    出国作战前，为了使参战部队认清抗美援朝的必要性、正义性，认清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各部队深入地进行了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主题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思想教育。经过广泛深入的思想发动和教育，极大地激发了全体指战员强烈的政治觉悟和革命义愤，求战情绪异常高涨，各种形式的请战书、声讨书、决心书象雪片一样飞到各级领导手中，纷纷主动请缨，坚决要求到朝鲜前线去抗击美国的侵略。

    “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

    这气势雄壮、铿锵豪迈的歌词，就是当时经思想教育后，志愿军炮兵第1师第26团5连指导员麻扶摇写的一首出征诗。

    这首诗表达了广大志愿军指战员的心声，流传很广，最初刊登在新华社1950年11月25日发的《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位战士的谈话》的电讯稿。作曲家周巍峙被志愿军指战员的英雄气概深深感动，为这首诗谱了曲，以《打败美帝野心狼》为歌名，发表在1950年12月第四期《时事手册》上。后作曲者又将歌名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这首歌成为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全国人民人人喜爱，人人会唱，人人倍受鼓舞的优秀战斗歌曲，激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杀敌，去夺取胜利。

    1954年3月，此战歌在全国优秀歌曲评比中，被评为一等奖。

 后记

这本书，是我们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40周年而组织力量编写的。

    在编写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军事百科研究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些专家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他们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撰写出文稿，而且及时给予指导并帮助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当代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编辑部、解放军出版社和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等单位及一些同志也都给予很大支持。

    特别是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杨得志将军为此书作序，著名作家魏巍同志题写了书名并赋诗，对我们编写这本书给予热情关怀。当此书出版之际，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