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普罗旺斯》 第一章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眼前的这只动物，去年一年赚得比伦敦大多数高级主管都要多，而且它还用不着移动电话。 向X先生买松露(1) 整个秘密交易从一个从伦敦打来的电话开始。电话是我的朋友弗兰克打来的，曾经有时尚杂志把他描述为隐世大亨。在我看来，还是把他称为顶级的美食家更合适一些，一个把晚餐看得和政治同等重要的人。厨房里的弗兰克就像一只闻到了猎物味道的猎狗，伸长了鼻子东闻闻西嗅嗅，眼睛直勾勾盯住翻腾着泡泡的锅子不放，全身颤抖，一副全身心期待的样子。一阵白豆焖肉的香味就足以把他迷得晕乎乎的。我太太说，弗兰克是她见过的最让人欣慰的食客。 他告诉我为什么打这个电话时，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些许不安。 “已经三月份了，我在想着那些松露，你说现在还有吗？”他说。 三月已经是松露下市的季节了，虽然我们就住在出产松露的冯杜山（Mont Ventoux）山脚，附近市场里卖松露的商贩们似乎已经不见踪影了。我告诉弗兰克他可能问得太晚了点。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可怕的沉默，显然，弗兰克已经认识到将要面对吃不到松露的凄惨境地——没有松露煎蛋，没有松露煎饼，没有松露镶烤猪。电话线顿时因为失望而变得沉重。 “有个人，可能还有一些，我可以问问他。”我说。 弗兰克兴奋地嘟囔着，“太好了，太好了，我只要两公斤。我要用鸡蛋盒来装，冷藏在冰箱里，这样春天吃得到，夏天也吃得到。只要两公斤。” 两公斤新鲜松露，以目前巴黎的市价来算，可能要超过1000英镑。即使在普罗旺斯，可以绕开中间商，直接向穿着沾满泥土的靴子、戴着皮手套的松露猎人买，这也是让人吃惊的大手笔了。我问弗兰克他是不是真的要两公斤这么多。 “这样才不会断炊啊！”他说，“不管怎样，看看你能弄来多少吧。” 我这里惟一能和松露生意搭上边的，仅仅是一张账单背后的一个电话号码，是本地的一个大厨留给我的。他说这个人绝对正直。这可是极为少见的，在松露这个黑暗的行业里，各种各样的欺诈多如牛毛，已经见怪不怪了。我也曾听说过在松露里填上铅弹、外面糊上泥巴来增加份量的故事，更糟糕的就干脆把从意大利偷运过来的劣质货色，冒充法国本地货来卖。如果没有可靠的供货商，很可能是白白花了大钱，还惹麻烦。 我拨通了大厨给我的电话，向那头接电话的人报上了他的名字。“哦，是的。”看来介绍人是起作用了，他能帮上忙吗？ “有松露吗？大约两公斤吧？” “啊？你是开餐馆的吗？”对面的声音说。 不，我是帮我的一位英国朋友买的。我说。 “英国人？我的天哪！” 这位X先生（不妨称他为松露先生）咂着嘴，解释说现在这个季节，要找到这么多松露，麻烦恐怕大了。不过最后他还是答应带着狗进山看看还能找到什么，到时候他会通知我，只是恐怕不可能很快，我得耐心等他的电话。 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一天晚上，电话响了。一个声音传来，“你要的货有了，明天晚上我们碰个头吧。” 他让我六点钟在卡朋特拉斯（Carpentras）路上的电话亭旁边等。他问了我的车牌号码，还有颜色。最重要的一点是，支票一概不收。他说，只收现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松露交易的行规，松露商不相信纸上写的东西，也不给收据，对“所得税”这种荒谬的说法更是嗤之以鼻。） 我赶在六点前到了电话亭。路上空荡荡的，看不到人影，口袋里带着这么大叠的钞票，我感到不太自在。报纸上长篇累牍地尽是沃克吕兹省（Vaucluse）偏僻小街上发生的抢劫和其他不良事件。《普罗旺斯日报》（Le Proven?al）上的犯罪调查说，这个地区有流氓强盗出没，居民不宜出门，最好待在家里。 而我，在这黑暗的暮色中，带着卷成腊肠一样的一叠500法郎大钞，岂不正是一只喂饱了的大肥鸭，等着坐以待毙？我在车上到处找防身武器，但只找到一只购物篮子和一本旧的《米其林餐饮指南》（Guide Michelin）1。 漫长的十分钟过去了，我终于看到了一组车灯。一部撞凹的雪铁龙小货车气咻咻地停在电话亭的另一边。司机和我从隔着车子的安全距离悄悄地打量对方。他是一个人，我下了车。 我一直以为会遇到一个满口黑牙的老农，脚上蹬着帆布靴子，斜眼看人，目露凶光。但实际上这位X先生很年轻，一头修剪整齐的黑发，干净的胡须，看上去很舒服，我们握手的时候，他还冲我笑了笑。 他说，这么黑你肯定找不到我家，跟我来吧。 我们上车，离开大马路上了蜿蜒的石子小路，一直往大山深处开去。X先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一样，而我就跟在他身后一路蹦蹦跳跳、跌跌撞撞地前进。终于，他转进了一个狭窄的入口，在一栋围满了胭脂栎、没有开灯的房子前停了下来。我一开车门，一只巨大的阿尔萨斯狼狗从暗中跳出来，若有所思地上下打量着我的腿，但愿它已经被喂饱了。 我一进前门就闻到了松露的味道——那种熟悉的、微微的腐味，除了玻璃和锡罐，可以穿透任何东西。甚至把蛋和松露放在一起，蛋吃起来都会有松露的味道。 厨房桌子上，一只旧篮子里盛着一堆黑色的松露，一节节的，外形丑陋，但味道鲜美，价格昂贵。 “看！”X先生把篮子凑近我的鼻子，“我已经把泥土刷干净，吃之前洗一遍就行了。” 他走到一个橱柜前，拿出了一付老式的秤盘，挂在桌子上方横梁上垂下的一个钩子上。他把松露一个个地用指头压过，确认它们够结实，然后放进发黑的秤盘，一边秤一边告诉我他的新实验。他买了一只迷你越南猪，准备把它训练成松露搜寻专家。猪的嗅觉比狗还灵敏，但是一般的猪体积都有一台小型拖拉机那么大，要带在车上去冯杜山下的松露产地并不方便。 磅秤指针盘旋了一阵，最后停在了两公斤处，X先生把松露装进两个亚麻袋里，他舔舔大拇指，数着我给他的钞票。 “正好。”他拿出一瓶马克白兰地2和两个玻璃杯子，我们干了一杯，预祝他的驯猪大法成功。他说，明年松露上市的时候，我一定要抽一天过来看看他的猪实地上场演练。超级松露猎猪将会成为探测技术的重大发展。我走的时候，他送给我一把小松露，还有他的煎蛋食谱，祝我的伦敦之旅一路顺风。 松露的味道在车上一路上伴着我回家。第二天，我的手提行李也散发着松露的味道，飞机降落在希思罗（hrow）机场，我准备把行李拿出来过英国海关的X光时，一股强烈的松露气味从我头顶上方的行李箱里传了出来。其他旅客好奇地看着我，一个个都侧身躲开了，好像我得了重口臭一样。 那时正是艾薇娜?嘉莉发出沙门杆菌警告的时候，我马上想象到自己被一群警犬围着，因为携带可能危及国人健康的异国不明物品而被关进检疫所隔离的样子。我小心翼翼地过了海关，海关官员连鼻孔都没动。但是计程车司机却起了疑心。 “啊呀，你带了什么呀？”他问。 “松露。” “哦，松露啊，烂了很久了，是吧？” 他把前后座之间的隔离窗拉上，我也乐得清静，免得听计程车司机一路上一个人唠叨下去。我在弗兰克家门口下车，司机老兄还特地下车来把后面的车窗打开。 我们的隐世大亨先生亲自在门口迎接我，直接扑向了松露。他把其中一袋传给请来吃晚饭的客人看，有些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闻的是什么。弗兰克把他的家庭主厨从厨房里请出来，那是个举止威严的苏格兰人，我常常把他当成多莫将军。 “沃恩，我们最好先处理这些东西。”弗兰克说。 沃恩扬起眉毛，优雅地闻了闻，就知道是什么了。 “啊！多好的松露，正好配明天的鹅肝酱。” 向X先生买松露(2) X先生也一定同意！ ＊ ＊ ＊ 离开伦敦快两年了，再回来感觉很奇怪，一切都恍若隔世，显得十分陌生。我也很惊奇，自己居然改变了这么多。也许是因为这里是伦敦，挂在每个人嘴上的永远是钱、房产价格 、股市或者大大小小的公司琐事。曾经被人抱怨个不停的天气现在没人提起，虽然它还是那么糟糕，这一点倒是一点都没变。日子就在满天飘着的灰蒙蒙的细雨中度过，街上的行人弓着背躲着下不完的雨。交通几乎停滞，但是大部分司机似乎都感觉不到――他们忙着打电话，忙着讨论金钱、财产。想念着普罗旺斯的明亮、空旷，还有晴朗开阔的天空，这时，我深深地明白自己再也不会回到城市居住。 去机场的路上，司机问我要去哪里，我告诉他，他点点头，表示知道这个地方。 “我去过那里，弗雷吉斯（Fréjus），跟车队去的，贵得要命。” 他收了我25英镑的车费，祝我旅途愉快，并且警告我说弗雷吉斯的饮用水让他大大地受了罪，在厕所里待了整整三天，不过他的妻子倒是过得挺开心。 我飞离冬天，重返春天，切身体会了降落在马赛的马里尼安（Marignane）机场的简便。这一点让我永远搞不明白。马赛以毒品交易中心而闻名，整个欧洲有一半的毒品在这里交易，可是在这里，任何旅客的手提箱里如果装着大麻、可卡因、海洛因、英国切达干酪或者任何违禁品，无需通过海关就可以直接走出机场。和天气一样，这里跟希思罗机场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 X先生听说他的两公斤松露大受欢迎，感到十分高兴。 “你朋友喜欢吃松露？” “是啊，不过他的朋友中有一些不太喜欢那种味道。” 我几乎可以听到他在电话那头耸肩膀的声音。“松露的味道是有点怪，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喜欢的人算他有口福。”他大笑，然后声音变得有些神秘兮兮。 “我有东西要给你看，一卷我拍的录像带。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一边喝酒一边看。” 好不容易摸到他家，那只阿尔萨斯犬扑上来欢迎我，仿佛我是一根久违的肉骨头。X先生冲着它发出嘘声，就像猎人们在树林里常干的那样，命令它从我身上下来。 “它只是跟你玩玩。”他说，这句话我也听到过。 我跟着他走进阴凉的厨房，满屋子都是松露的味道，他把葡萄酒倒进了两个大玻璃杯。“叫我亚伦好了。”说“亚伦”的时候，他用标准的普罗旺斯鼻音发出了“亚郎”这个音。我们走进起居室，四周的百叶窗都放了下来遮太阳，他蹲在电视机前把录像带放进放影机里。 “瞧，不是楚浮那种大师级的片子，只是我的一个朋友拍的，他有台摄像机。现在我还打算再拍一部，要更有专业水准一点的。”亚伦说。 《恋恋山城》（Jean de Florette）的主题曲响起，然后一个身影出现在屏幕上，是亚伦的背影，正和两只狗一起向一座山上走去，远处是冯杜山和它白色的山顶。屏幕上打出了标题，Rabasses de Ma Colline，Alain解释说rabasses就是普罗旺斯语中的松露。 虽然摄像师的手有些轻微抖动，而且剪辑得也不够流畅，但片子还是非常精彩。狗儿先是仔细地闻，然后用前爪使劲刨，直到亚伦用手肘把它们推到一边，把手小心翼翼地伸到被刨松了的土壤下面去。找到松露的话，就赏块饼干或是香肠给狗儿吃。这个时候，摄像机就晃动着拉近镜头，来个特写，沾满泥土的手上托着一团沾满泥土的东西。没有旁白，只有亚伦对着镜头说话。 “它表现不错，小的那只。”然后屏幕上就出现一只体型娇小、外表平常的狗，在那里仔细研究生长松露的橡树根部。“但是它已经老了。”狗儿开始挖，亚伦出现在镜头里，特写，一只沾满泥土的狗鼻子，亚伦的手把狗推开，他的手指在泥土中摸索，挑出石头，慢慢地挖，最后挖出一个六英寸深的洞。 影片忽然断了，镜头上跳出一只雪貂警觉的脸，亚伦站起来，按下快进钮。“这是用来抓兔子的，这里还有一些好东西，只是现在已经不太看得到，很快就会变成历史了。” 他放慢带子，镜头里，用来猎兔的雪貂被不情愿地塞进了一个帆布背包。片子忽然又断了。这次出来的是一大片橡树。一辆雪铁龙2CV货车摇摇晃晃地开进了镜头，停下来，一位很老的先生走了出来，头戴布帽，身上穿着一件走形的蓝夹克。他对着镜头笑了一下，然后慢慢走到车后面，打开车门，拿出一块粗糙的木板。他看着镜头，又笑了一下，身子探进货车后厢，站直了，手里握着一段绳子，再笑，然后开始拉。 货车晃动起来，一点一点地，一只猪慢慢露出了它粉红色脏兮兮的头。老先生更用力地拉了一下，这只庞然大物颤悠悠地走下木板，摇摇耳朵，眨眨眼睛。我有点期望它能像主人一样，在镜头前亮个相，但它只是站在太阳底下，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对自己是演员的这一身份无动于衷。 亚伦说，“去年，这只猪找到了将近300公斤的松露，好大一袋哦！”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眼前的这只动物，去年一年赚得比伦敦大多数高级主管都要多，而且它还用不着移动电话。 老先生和他的猪一起进了橡树林，看上去似乎只是漫无目的地走走，冬天的阳光洒在两个圆滚滚的身子上。荧幕变暗，摄像机往下摇，一双靴子和一堆土的特写，一只泥泞的猪鼻子，大约有排水管那么大，插入镜头，猪开始工作，鼻子有节奏地来回晃动，耳朵时不时地遮住眼睛，活像一部专心致志的推土机。 猪的头忽然猛烈地晃动起来，镜头向后摇，老先生正在拉绳子，猪很不甘心地从一堆看上去很诱人的东西上被拉开了。 “对猪来说，松露的味道就象异性身上的味道，所以，有时候很难把它们拖走。” 老先生显然运气不佳，拉不动绳子，他弯下腰去，用肩膀顶着猪的侧腰，两个在那较了好一会儿劲，直到猪最后勉强让开。老先生把手伸进口袋，掏出块东西塞进猪嘴里。他不会在拿松露喂它吧？一口可就是五十法郎呀！ “那是橡子。现在看仔细了。”亚伦说。 跪在地上的身影站起来，转向摄像机，一只手伸出来，上面托着一块比高尔夫球略大的松露，背景是老先生微笑的脸，阳光下，金色的镶牙闪闪发亮。松露被放进一只沾着污迹的帆布口袋，老先生和猪移向下一棵树。片子的结尾是老先生伸出双手，捧着高高一堆沾满泥土的松露，一个收获颇丰的早晨。 我期望着看到猪被牵入货车的情景，我想那大概需要些小技巧和很多的橡子，但是片尾出现的却是冯杜山的全景和《恋恋山城》的音乐。 “你瞧见用普通猪的麻烦了吧！”亚伦说，是的，我的确见识到了。“我希望我的猪也有那么灵敏的鼻子，却没有那样的……”他伸开手臂示意猪那笨重的体型。“来看看她，她有个英文名字叫佩吉。” 佩吉住在亚伦那两只狗隔壁的栏圈里，只比胖些的威尔士矮脚狗稍大一点，黑色，肚子圆鼓鼓的，一副害羞的样子。我们靠在栏杆上看她，她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转过身去，在角落里缩成一团。亚伦说她很友善，他准备马上就开始训练她，松露季节已经过去了，他现在有的是时间。我问他怎么个训练法。 “用耐心。我已经把阿尔萨斯犬训练成了松露猎狗，虽然这不是它的本能。我想猪也可以如法炮制。” 我说我很希望能看看这种训练，亚伦邀请我冬天的时候抽一天出来，和他一起去找松露。他和那些据说掌控了沃克吕兹地区松露业的农民完全不一样，那些人疑心病重，鬼鬼祟祟的，亚伦则非常热情，而且愿意和人分享他的热情。 临走前，他给了我一张海报，上面预告了松露史上一件大事。冯杜山脚下的贝多村（Bedoin），将尝试创造世界上最大的松露煎蛋，将会被载进吉尼斯世界纪录。统计数字挺吓人的——70，000个蛋，100公斤松露，100升油，11公斤盐和6公斤胡椒粉。到时候，将由一群普罗旺斯的大力士们搅拌在一起，倒进一个直径有10米的平底煎锅。活动收入将捐给慈善机构。亚伦说，那将是值得记住的一天。现在，大家正在讨论购买一组全新的水泥搅拌机，这些机器将在沃克吕兹省最出名的厨师监督下，把所有的材料搅拌到合适的粘度。 向X先生买松露(3) 我说这种活动不大能和人们通常想象中的松露行业联系在一起，它太公开，太透明，完全不像传说中那些发生在小街和市场中的阴暗交易。 “喔，那些事啊，没错，是有些人比较……”他用手作出蛇扭动的样子，“鬼鬼祟祟。”他看我，微笑着。“下次，我会给你讲些故事。” 他向我挥手道别，我开着车回家，一路上想着我能否说动弗兰克从伦敦飞过来见识一下这项世界煎蛋纪录的产生。这种有关美食的新鲜事，他一定会喜欢的。当然，沃恩，也就是多莫将军也一定要来。我都可以想象得出来，他穿着松露工作服完美地亮相，指挥水泥搅拌机吞噬各种材料，“再倒一桶胡椒进去，嘿，伙计，拜托。”也许，我们还能给他找顶厨师帽来搭配他的苏格兰紧身格子呢裤。最后我下了一个结论，下午不该喝酒的，它会让脑子里尽是些乱七八糟的疯狂想法。 第二章 有两个人在卢米叶镇（Lumières）的面包店对面的咖啡馆里，起劲地讨论一个我连想都没想过的问题：蟾蜍会唱歌吗？ 蟾蜍合唱队(1) 为了庆祝200年前法国贵族被大规模地送上断头台，法国人如今举办各式各样别出心裁的活动，其中有一项最为奇特。虽然当地的报纸会把连考斯特拉（Coustellet）市集发生的货车劫案、村子里举办球赛这样芝麻蒜皮的小事也作为头条新闻登出来，但这项活动却一直不为人知，甚至连消息灵通的《普罗旺斯日报》记者也没能把它挖掘出来。因此，这档子新鲜事倒可以被称为世界独家新闻。 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冬天都快过去了。有两个人在卢米叶镇（Lumières）的面包店对面的咖啡馆里，起劲地讨论一个我连想都没想过的问题：蟾蜍会唱歌吗？ 两人中个子比较大的那位，显然不认为蟾蜍有唱歌的本领。从他粗壮有力但伤痕累累的双手和沾满灰尘的蓝色工作服来看，像是一名石匠。 “蟾蜍会唱歌的话，那我就是法国总统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大大地喝了一口手中的红酒。然后，冲着吧台后的女招待大声喊，“小姐，你觉得呢？” 正在扫地的小姐抬起头来，双手放在扫把柄上，开始发表她的高见。 “很显然，你不是法国总统，但至于蟾蜍……”她耸耸肩，说：“我不懂蟾蜍，不过也有可能，生命是很奇怪的，我曾见过一只会用马桶的暹罗猫，有彩色照片可以证明。” 身材较小的男子，往后靠在椅子上，似乎颇有同感。 “听到没？任何事都有可能。我表哥说，在圣潘塔雷昂（St. Panta1éon）有个人养了很多蟾蜍，还打算训练它们参加法国革命200周年大庆呢！” “真的？蟾蜍能干嘛呢？摇旗？还是跳舞？” “唱歌。”小个子男人喝完酒，把椅子往后推，“我肯定它们在7月14日前，能够表演《马赛进行曲》。” 两个人一路争吵着离开了，我试着想象到底要如何训练像蟾蜍这些音域有限的生物，来发出让每一个法国人一想到贵族的人头纷纷落入断头台下的篮子中就兴奋不已的旋律。说不定这真是可能的！我这辈子只在夏天里，房子四周听到过未受过训练的青蛙呱呱的叫声。大一点的蟾蜍，或者更有天分，也许能够扩展音阶，发出长音。但是怎么训练蟾蜍呢？又有什么样的人会愿意花时间从事这种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呢？我简直好奇死了。 在尝试去寻找这个在圣潘塔里昂的人之前，我决定先听听别人的意见，我的邻居马索应该会懂蟾蜍。他以前常常告诉我，他什么都懂，凡是和自然、天气及任何走过、飞过、爬过普罗旺斯的生物相关的事情，他都懂。对政治和房地产价格他倒是不熟，但是说到野生动物，无人能及。 我顺着森林边的小路进了一个湿粘的山谷，马索家就在这里，挤在陡峭的河岸一边。他的三条狗直扑向我，系在它们后腿上的链条一下被绷得紧紧的，我躲在它们的势力范围之外，吹起了口哨。这时传来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和一声“他妈的”，接着马索出现在门口，手上还滴着橙色的汁液。 他走过来，踢他的狗儿们示意它们安静，然后递过手肘来和我握手。他解释说他正在粉刷房子，让它看起来更值钱一些，能在开春时卖个好价钱。还问我，橙色是不是显得很鲜亮？ 对他的艺术品位表示赞赏之后，我问他能不能说点和蟾蜍有关的事。他拉拉胡子，突然想起手上还有油漆，但已有一半染成橙黄色了。 “妈的！”马索用破布擦胡子，他脸上的皮肤本来就被风和廉价酒风干，成了砖头的颜色，这下油漆更是被抹得满脸都是。 他看来好像在沉思，然后摇摇头。 “我没吃过蟾蜍，”他说，“青蛙倒吃过，这肯定是道英国菜，对吧？ 我不准备向他描述“洞中蟾蜍”（toad-in-the-hole）3。我说，“我不是要吃，只是想知道蟾蜍会不会唱歌。” 马索盯着我看了一会，想搞清楚我到底是不是认真的。 “狗会唱歌，只要踢它们那玩意儿，然后……”他抬起头来学狗叫。“蟾蜍也可能会唱歌，谁知道呢？问题在于训练。我在佛卡吉儿（Forcalquier）的叔叔有一头羊，一听到手风琴声就会跳舞，滑稽吧？尽管我以前在吉卜赛人那里见过一头猪，跳得比它优雅多了，可是现在，它可是一名‘舞蹈家’，讲究着呢！虽然体型大了一点。” 我把在咖啡馆听到的事讲给马索听，问他是否碰巧认识这个训练蟾蜍的人。 “不认识，他不是这区的人。”尽管圣潘塔雷昂离这儿只有几公里远，但由于是在N100大道的另一边，因此就被认为是外国领土。 接下来，马索开始给我讲述一个不太可能的故事，是关于一只被驯养的蜥蜴的。他正喋喋不休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他的油漆，于是又伸出手肘和我握手道别，然后继续刷他那橙色的墙。回家路上，我终于下了结论，向邻居们询问发生在那么远的地方的事，显然是没用的。我应该亲自到圣潘塔雷昂走一趟，在那里继续我的调查。 ＊＊＊ 即使以乡村的标准而言，圣潘塔雷昂也不太大，总共只有大约100个居民，一间小旅馆，一座十二世纪的教堂，带着一片由岩石砌成的墓地。这些坟墓已经空了好多年，但形状还在，有些小得近乎迷你。那天天气有点阴森，还很冷，寒冷的西北风吹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发出格格的响声。 有位老太太正在扫门前的阶梯，风从她背后吹来，帮她把灰尘和空烟盒吹到邻居门前。我问她怎样才能找到那位驯养蟾蜍唱歌的老兄。老太太转动眼珠，然后一下子走回屋里，砰地一声就把门关上了。我走开时，看见她的窗帘动了一下。想来她一定会在午餐桌上告诉她老公，今天碰到了一个在街上乱逛的疯老外。 在通往奥特先生的铁艺工场的路口转弯处，有一名男子正蹲在摩比莱特摩托车上，起劲地用螺丝起子捅着。我又问了问他。 “当然知道啦！”他说，“是沙尔克先生，大家都说他是蟾蜍爱好者，不过我倒没见过他。他住在村子外头。” 我照着他指的方向来到一栋矗立在路旁的小石屋，车道上的砂砾层看起来像用梳子梳过一样，邮箱也是刚上过漆，贴着一张塑封的铜版印刷名片，上面写着“受人尊敬的沙尔克先生，擅长各项研究”。看上去似乎涵盖了所有的学科范围。我很好奇，在训练蟾蜍唱歌以外，他还从事什么研究呢？ 我走上车道，他打开门，探出头来看着我，金边眼镜后面的眼睛闪闪发亮。从一丝不苟的头发到一尘不染的小皮鞋，全身散发出整洁的气质。他的裤子上熨有笔直的裤线，还打着领带，从屋内隐约传来横笛的乐声。 “你总算来了！”他说，“电话已经坏了三天了，实在是有失体面。”他将头凑过来，“你的工具呢？” 我连忙解释我不是来修电话的，只是听说了他的蟾蜍研究，很有兴趣。他用干净洁白的手理了理已经很平整的领带。 “看得出来，你是英国人，我这小小庆典的新闻已经传播到英国了，听到这个，我真高兴。” 我不忍心告诉他，即使是近在咫尺的卢米叶镇也不太相信蟾蜍能唱歌。不过既然他看起来心情不错，于是我问能不能让我参观一下这支小小合唱团。 他发出咯咯的鼻音，在我的鼻子下面晃着手指说：“看来你一点都不了解蟾蜍，它们要到春天才出来活动。不过如果你真想见识一下的话，我可以带你去看看它们住的地方。你在这儿等一下。” 他回到房内，穿了件厚厚的御寒毛衣出来，手里拿着手电筒和一把贴着标签的旧钥匙，上面用铜版印着“工作室”。我跟着他穿过花园，来到一座蜂窝式建筑物前，整个房子用干燥平整的石头盖成，这是1000年前沃克吕兹省石屋的典型式样。 沙尔克打开门，用手电筒往石屋里照。沿着墙下方是一圈沙石土坡，斜着延伸进屋子中间的一个充气塑料水池。有个麦克风挂在池子上方的天花板上，但是我们的表演者却踪影全无。 蟾蜍合唱队(2) “它们在沙里睡觉呢。”沙尔克说，用手电筒指着左边的墙脚，“这儿，我有绿蟾蜍，叫声就像金丝雀一样。”他噘起嘴，卷起舌头学给我听。“那儿，”灯光扫过对岸的土坡，“是盘古蟾蜍，它的音域很宽，叫起来就是这样，噶、噶、噶”。他把下巴缩到胸口，学蛙叫，“看到了吗？这两种声音完全不同。” 沙尔克先生向我解释他将如何把我看来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春天，蟾蜍开始求偶的 时候，这些住在沙岸的居民就会聚集在水池中狂欢，大唱爱之乐章。”由于蟾蜍基因上的内向，这种盛况只能在夜晚发生。不过没有问题，任何蛙叫，不管是鸟鸣般的吱吱声，还是雄壮的嘎嘎声，都可透过麦克风，被录到沙尔克先生书房的录音机中。然后，录音带经过剪辑、混音、调音，再通过电子合成的神奇效果，最后就能形成《马赛进行曲》的旋律。 不过这还只是个开始！沙尔克先生打算制作一首原创作品——欧洲共同市场成员国国歌。这个想法让人激动吧？ 我根本就不觉得激动，反而觉得很失望。我一直盼着能欣赏到蟾蜍合唱团现场表演：大群蟾蜍组成的乐队，巨大的声囊整齐地膨胀收缩，沙尔克先生站在台上指挥，蟾蜍女低音歌手演绎令人惊叹的独唱，听众们仔细聆听每一个音符，这将是一次多么值得珍惜回味的音乐洗礼啊！ 但是电子合成处理的蛙叫声呢？无疑这也很独特，但缺少了现场表演时的自由奔放。至于欧洲共同市场的国歌呢？我更加怀疑。假如布鲁塞尔的官僚们能花上几年的时间，来解决几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护照的颜色啦，优质酪乳的合格酵母菌数量啦，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对一首歌达成共识呢？更何况还是首由蟾蜍演唱的曲子。撒切尔夫人又会说出什么惊人的话来？ 事实上，我相信撒切尔夫人会说，“它们一定得是英国蟾蜍！”不过我不想将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所以我只问了个最直接的问题，“为什么用蟾蜍呢？” 沙尔克先生望着我，好像我在装傻似的，“因为从来没人做过呀！” 理所当然！ 春末夏初时的几个月当中，我常常想回去看看沙尔克先生和他的蟾蜍们进展如何，不过我还是决定等到七月，那时蟾蜍协奏曲应该已经录制完成了，运气好的话，或许还能听到欧洲共同市场国歌呢！ 我到达沙尔克先生家时，他不在，一个脸长得像胡桃的女人开了门，另一只手抓着吸尘器的手柄。 “沙尔克先生在吗？”那位女人回到屋内把吸尘器关掉。 “不在，他到巴黎去了。”她停了一下，接着说，“他去参加200百周年大庆了。” “他是带着他的音乐作品去的吗？” “我不清楚，我只是管家。” 为了不至于白跑一趟，我问能不能看看蟾蜍。 “不行，它们累了，沙尔克先生交代了不准打扰它们。” “谢谢您，夫人。” “没关系，先生。” 在7月14日的前几天，报上登满了巴黎的准备活动，大花车游行啦，焰火啦，到场的外国元首啦，凯瑟琳·德娜芙的礼服啦，但就是找不到任何关于蟾蜍合唱队的消息，甚至在文化版上也没有。国庆日来了又去了，始终没听到一声蛙叫。我就知道，他该让它们现场表演的。 第三章 狗儿还在那儿。而且局势很快就明朗起来，它决定要留下来，而且也知道该怎么做，好让我们觉得没有它生活将无法想象。真是个不要脸的马屁精。 狗儿仔仔(1) 老婆大人第一次看到这家伙的时候，正在去梅纳村的路上。它走在一位衣着整洁的男士身旁，肮脏的狗毛从骨架子上挂下来，愈发显得不像样子。虽然它毛发蓬乱，头上更粘着无数的脏东西，内行人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只学名叫格里芬·科萨的长卷毛狗，在法国特别罕见，这就叫做败絮其外，金玉其中。 我们家就养了只科萨犬，不过在普罗旺斯，这种狗可很难见到，所以老婆大人赶紧停下 来和狗主人搭讪，她说，真是太巧了，她也有一只同样品种的狗。 那人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边正沐浴在灰尘中的狗儿，不觉向后退了几步，极力和这堆在水沟里蠕动的狗爪子狗耳朵保持距离。 “夫人，”他连忙辩解道，“这不是我的狗，我们不过在路上碰到了，然后这家伙就一路跟着我，我可不知道它是谁家的。” 老婆从镇上回来后，把狗狗的事儿跟我说了，我当时就该预见到随之而来的麻烦。狗对她来说，就像貂皮大衣对其他女人一样，她就巴望着能有满满一屋子的狗儿哪。家里已经有两只了，我觉得已经够多了，她虽然也同意，但总是不情不愿的。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注意到老婆总是满怀希望地朝着外面路上张望，满心盼着那狗儿还在附近。 要不是有位朋友从村里给我们打了个电话，这事大概就这么完了。他说有一只很像我们家的卷毛狗，每天都被杂货店里的火腿和肉酱吸引着，在店铺外面游荡，一到晚上就不知所踪。村里没人知道狗主人是谁，也许是只走失的狗。 我老婆患有一种“狗儿危机综合症”。她曾经发现那些走失或者被遗弃的狗，全部会被送到“动物保护协会”，如果一个星期内无人认领，就会惨遭“人道灭绝”。我们怎么能让这种事儿在狗儿身上发生呢？何况那是一只出身尊贵的纯种狗！ 我打电话到动物保护协会询问，没有任何结果。老婆则开始以买面包的借口每天花上几小时在村里寻找，但那狗儿似乎人间蒸发了。我说显然它已经回到自己家了，老婆一听之下，直瞪着我，那神情就好像我刚刚说了要把婴儿烤来当晚餐似的。我只好继续给动物保护协会打电话。 两个星期过去了，狗儿还是杳无音讯。老婆一直闷闷不乐，动物保护协会里的人对我们每天的电话骚扰也开始不耐烦了。后来，我们从杂货店打听到一些坏消息，狗儿现在住在树林里、杂货店一个顾客的家外头，每天吃的是剩饭，睡的是走廊。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人行动如此迅速。半小时后，老婆已经回来了，脸上的微笑在50码外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身边坐着一位毛茸茸的乘客。老婆大人喜滋滋地下了车。 她说，“它肯定饿坏了，刚才一直在啃安全带。你瞧，它多可爱！” 狗儿被哄下了车，站在那里冲着每样东西直摇尾巴。它的样子挺吓人，整个儿就是一个阿尔萨斯犬那么大的毛团，浑身上下脏兮兮的，毛到处都打了结，沾满树枝和树叶，身上瘦得骨头都突出来了，从树丛般的毛发中伸出一只巨大的棕色鼻子。它把腿抬起来扒在车边，用爪子踢开碎石，然后趴下来，后腿像人一样地伸直。一条六英寸长的粉红舌头，上面还粘着安全带的碎片，从它嘴里懒洋洋地垂了下来。 “它很可爱吧！”老婆又说了一遍。 我向它伸出手，它跳起来，一口咬住我的手腕，就往院子里拖，牙齿还挺尖。 “嘿，它喜欢你呀。” 我建议给它吃点别的，好让它放开我那已经被咬出牙印的手腕。它三口两口就把一大碗狗粮吃得精光，咕噜咕噜地大声猛喝掉桶里的水，然后一头栽进草地算是擦干净了嘴巴。我们家里的两只母狗看着它不知所措，我也是。 “可怜的小家伙，”老婆说，“我们得带它去看兽医，再把它的毛修剪一下。” 在每桩婚姻里都有反对无效的时刻。我跟宠物美容师海伦太太约了下午的时间，凭这家伙现在的德行，恐怕没一个体面的兽医愿意碰它。但愿海伦太太对乡下狗的美容问题已经习以为常了。 一见到它，海伦太太就吓了一大跳，但后来她表现得很英勇。而她的另一位客人，一只杏色的迷你狮子狗，在一边呜呜地哀嚎，还直往杂志架后面躲。 “看来我最好先照顾它，”海伦太太说，“它身上味道很大，到哪儿去过了？” “我想是森林吧。” “嗯。”海伦太太皱着鼻子，戴上塑胶手套。“您一个小时后再来好吗？” 我买了一条防虱项圈，在罗宾的咖啡馆里消磨了一杯啤酒，一边努力适应即将到来的一家三只狗的未来。当然喽，总是有找到前任狗主人的可能，到时候我就只有两只狗，和一个抓狂的老婆。但是在任何状况下，都轮不到我来做选择。假如真的有狗儿守护天使的话，就让天使做决定好了，但愿天使听到了我的祈祷。 我回来的时候，狗儿已经被拴在了海伦太太花园里的一棵树下。我进门时，它高兴地扭着身子。狗毛被剪得很短，头看上去就显得更大了，骨头也更突出。惟一没遭到大肆修剪的部位是它粗短的尾巴。它看上去很生气，也很特别，就像小孩子画的那种棒棒瘦狗，但是至少它现在闻起来是干净的。 回到车里，它很兴奋，在座位上坐得笔直，还不时地靠过来想咬我的手腕，嘴里发出哼哼的声音，我想这说明它很高兴。 实际上，这些声音是饥饿的表现，因为一回到家，它就一头扑进了为它准备的大餐里，吃完后还用一条腿扶着空碗，打算连珐琅都一道舔掉。老婆看着它，流露出女人看着乖巧聪明的小孩时才会有的表情。我硬起心肠，说我们应该开始找它的主人。 讨论一直持续了整个晚饭时间，狗儿睡在餐桌下老婆的脚面上，大声打着呼噜。我们达成一致，今晚让它睡在外屋，门留着，它要是想离开就可以走。假如明天早上它还在的话，我们就打电话给本地我们认识的人中惟一一位拥有科萨犬的朋友，听听他的意见。 天刚蒙蒙亮，老婆大人就起了床，不久我就被吵醒了，有张毛茸茸的脸直地往我脸上蹭。狗儿还在那儿。而且局势很快就明朗起来，它决定要留下来，而且也知道该怎么做，好让我们觉得没有它生活将无法想象。真是个不要脸的马屁精。 看它一眼，就能让它高兴得浑身颤抖；拍它一下，就能让它欣喜若狂。这样过了两三天后，我就知道我们要输了。怀着复杂的心情，我打电话给葛里高利先生，我们在爱普镇（Apt）见过面，他当时就带着一只科萨犬。 他们夫妻两个第二天就过来探望我家的新房客了。格里高利先生检查了它的耳朵，看看里面是否刺着用来识别狗儿血统、防止走失的号码。他说，所有认真的主人都会这么做，这些号码在巴黎的电脑里记录在案，如果你发现了刺有号码的狗，总部就会帮你联系狗主人。 格里高利先生摇摇头，“没有号码，这只狗没有记录，也没被好好喂养。我想它大概是被抛弃了，可能是件圣诞礼物，后来却长得太大了。这种事经常发生，它还是跟着你们比较好。”狗儿拍拍耳朵，用力摇晃身体，看上去没有异议。 “它长得不错啊！”格里高利太太说，接着就提出了一个能让我家狗狗数量增加到两位数的建议。她想把这只可怜的弃儿和他们家的小母狗配成一对，问我们意下如何。 我知道我家那位的想法，但那时两个女人已经开始全盘计划这件风流事。 格里高利太太说，“你们一定要到我家来，小两口在外面……的时候，”她试着找个优雅些的词，“我们可以喝香槟。” 幸好，她先生还比较实际，“我们得先看看它们合不合得来，然后再决定……”他一边说一边用未来岳父的眼光打量狗儿。狗儿把胖乎乎的脚掌放在他膝盖上，格里高利太太在旁边咯咯地逗它。所谓的“既成事实”，就是这样的了。 狗儿仔仔(2) 格里高利太太又发出了一阵咯咯的声音之后说，“我们好像忘了件事儿，它叫什么名字？得给它取个勇敢点的名字才配它。”她拍拍狗头，“瞧瞧这头，”狗儿转过眼睛来看着她，比如说‘维克多’啦，要不‘阿基里斯’4？” 狗儿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不用点想象力，还真难看出它有什么勇敢的地方，不过至少，它还是很男子气的，于是我们想到了个名字。 “就叫他‘仔仔’吧，就是小伙子的意思。” “仔仔，小伙子，好名字！”格里高利太太说，从此它就叫仔仔了。 我们决定过两三个星期，等仔仔打过预防阵，刺上号码，好好喂养一阵，看上去像个有模有样的追求者之后，就带它去见格里高利太太说的“未婚妻”。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去兽医那儿和恶补大餐，狗儿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溶入这个家上。每天早上，它都等在院子门外，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而兴奋得直叫，并且一口咬向进入它视力范围内的第一只手腕。一星期以后，它从睡在屋子外面的毯子上升级到睡在院子里的篮子里；十天不到，它成功霸占了屋子里餐桌下面的位置。我家另外两只母狗对它更是百依百顺。老婆买来网球给它玩儿，它老人家却用来咬。它会追打蜥蜴，还懂得坐在游泳池台阶上乘凉，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 格里高利太太所说的“玫瑰之约”终于来了，我们开着车子来到塞农（Saignon）上方连绵起伏的乡下，格里高利先生在这儿把一栋老旧的石头厩房改建成一排矮长的房子，正对着山谷及远处圣马丁德卡斯特隆村（St. Martin-de-Castillon）。 仔仔胖了，全身的毛也长厚了，但还是缺乏教养。它从车里跳出来，抬起腿就在刚种下不久的小树苗底下撒尿，还用后爪在冒出来的草皮上乱扒。格里高利太太觉得它很有趣，格里高利先生似乎就不那么认为了，我注意到他用略带批评的眼光打量着不一会儿就爬到房子后面的仔仔。他们家的母狗根本没搭理它，光顾着向我们带去的另外两只母狗发动一阵埋伏。仔仔最后爬到了房子后面的小山丘上，从那儿跳上了屋顶。我们走进屋内喝茶，品尝白兰地泡过的樱桃。 “仔仔看起来不错！”格里高利先生说。 “简直棒极了！”格里高利太太说。 “但是……”格里高利先生好像有点担心。他站起来拿出一本法国科萨犬俱乐部官方机构最新发行的杂志，每页最醒目的地方都印着科萨犬的照片，有的嘴里叼着捕获的小鸟，有的在水中游泳，有的乖乖坐在主人身边。 quot;你们看，”格里高利先生说，“这上面所有的狗都有典型的科萨犬毛，硬短毛，科萨犬的标志。” 我看看这些照片。所有狗的毛都是平平的，厚厚的。我看看仔仔，它正把它那棕色大鼻子贴在窗户玻璃上。修剪过的短毛正在长成灰棕夹杂的卷毛，我们觉得挺特别。但格里高利先生并不这么想。 他说：“很不幸，仔仔长得像一只绵羊。颈部以上，它是只科萨犬，但颈部以下，它根本就是只绵羊。我很抱歉，但这桩婚事恐怕是门不当户不对。” 老婆差点儿被樱桃呛着，格里高利太太看起来有些沮丧，格里高利先生满脸歉意，我则松了一口气。两条狗和一只羊，在现在看来，是恰到好处。 就我们所知，仔仔至今还打着光棍。 第四章 普罗旺斯流行着一种对任何社交计划的厌恶。当地人往往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门前，让你措手不及，而绝不会先打个电话过来问问你是否有空。 花园里的拿破仑金币(1) 我家游泳池的一头，放着长长一堆建筑工人修房子时留下的纪念品――碎石头、旧的电源开关、空啤酒罐、破瓷砖，什么都有。我们总指望有一天狄第埃和克劳德会开着辆空卡车来把这些碎片搬走。这块地清理干净以后会变得很漂亮，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按原计划种上一排排的玫瑰花。 但是卡车就从来没空过，不是克劳德的脚趾受伤了，就是狄第埃忙着在阿尔卑斯山区处 理废墟，于是这堆纪念品便一直留在了游泳池畔。不久后，这堆东西开始日见“颜色”，站在园子里活像一座假山，从头到脚铺着一层绿油油的杂草，四处点缀着绽放的罂粟花。我对老婆说，这片风景虽然出乎我们的意料，但也满好看。可她不这么认为，“大多数人都会觉得，玫瑰花比瓦砾和啤酒罐更迷人。”于是，我开始动手清理那堆东西。 说实在的，我倒是蛮喜欢手工劳动时的节奏感，也挺享受那种眼看着一堆杂乱无章的废物逐渐变得井井有条的满足感。几星期后，我终于清理完地面，带着满手的水泡功成身退。 老婆非常高兴，她说，“现在我们只需要挖出两条深沟，准备50公斤的肥料，然后就可以种玫瑰花了。”她开始翻阅玫瑰花目录，而我则去包扎手上的水泡，并买了一把新的鹤嘴锄。 我从坚硬的地面往下挖了大约3码深，突然在草根间看到有件旧兮兮但是黄澄澄的东西闪了一下。一定是哪个老农夫在许多年前的一个炎热的午后，喝完茴香酒随手把瓶盖丢在了这里。我扒开上面盖着的土，乖乖，不是瓶盖，是一枚硬币！我把它拿到水龙头下冲洗干净，它在阳光下发出金子的光辉，水滴沿着金币上长着胡子的人像直往下掉。 这是枚1857年的20法郎硬币，一面是留着山羊胡子的拿破仑三世的头像，名字旁边雄纠纠地刻着他的头衔：皇帝。另一面有一个月桂花环，冠上刻着“法兰西皇帝”的字样，钱币边缘则有一句每个法国人都知道而且深信不疑的话——上帝保佑法兰西。 老婆和我一样兴奋。她说，“可能还有更多，继续挖。” 十分钟后，我找到第二枚金币，另一枚20法郎的硬币，上面刻的日期是1869年。除了在拿破仑人头像上长出的一个花环，岁月似乎不曾他的头上留下任何痕迹。我站在自己挖出的洞里大概地算了算，还可往下挖20码左右，以目前一码一枚金币的速度来看，我们将挖到满满一袋子的拿破仑金币，说不定都够到雷伯镇（Les Baux）的博马奈餐厅（Beaumaniere）吃顿午餐了。我继续挥动鹤嘴锄，越挖越深，直到手开始脱皮，透过汗珠，我仔细寻找着每一丝“拿破仑”发出的亮光。 一天下来，我并没变得更富有，只有一个深得足够种下一棵大树的深洞。不过我相信，明天一定可以挖到更多宝藏。没有人会可怜巴巴地只埋下两枚钱币，它们一定是从装满了的袋子里掉出来的，而这一笔留给辛勤园丁的意外财富，一定就在左右。 为了评估这笔财富的大小，我们请教了《普罗旺斯日报》理财版的专家。在一个人们习惯把家当换成黄金藏在床垫底下的国家，一定有一份黄金价值的换算表。结果是介于1号金锭和墨西哥50比索币之间，这枚20法郎的拿破仑金币现在值396块法郎，如果钱币上的人头像完好无损的话，就更值钱了。 从来没人会如此卖力地挖东西，这不免引起了福斯坦的注意。在去葡萄园清除霉菌的路上，他停下来问我在干嘛。我说种玫瑰花。 “真的吗？这么大的洞，一定是很大的玫瑰吧？要不是玫瑰树？从英国来的吧？在这儿种玫瑰很难，到处都是黑斑病。” 他摇摇头，看得出来，他接下来准备劝告我还是悲观点好。福斯特遭遇过各种不同的天灾，而且非常愿意把他在这方面广博的知识与愚笨到对未来抱有指望的人分享。为了让他高兴点，我把金币的事告诉了他。 他蹲在壕沟旁边，把沾满了防霉剂的蓝色斑点的帽子往后拉，以便听得更仔细些。 “正常的情况下，在找到一、两枚金币的地方，往往意味还有其他金币，不过这儿可不是藏东西的好地方。”他挥动棕色的大手掌，指着房子的方向，“水井那里应该更安全，或是烟囱后面。” 我说他们也许是在慌忙中随便埋下的，福斯坦又摇摇头，我明白“慌忙”并不是一个他所能接受的想法，尤其牵扯到藏黄金这一类的事。“一个农夫绝对不会慌成那样，至少对拿破仑金币不会如此，这些钱只是他们运气不好，不小心掉在这里的。” 我说对我而言，已经是个好运气了，但心里头巴望着他赶快回葡萄园解决园子里的问题。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手上水泡更多了，壕沟愈挖愈深，愈挖愈长，金币数目却还是维持在两个。这实在不合理，没有农夫会在口袋里装着金币到田里工作，宝藏一定就在附近，就离我站的地方不远。 我决定去问问自认为通晓普罗旺斯所有秘密的专家――聪明、贪心、生性狡诈的马索。如果这世上真有人只需要闻闻风的味道，往地上吐吐口水，就能找到狡猾的老农夫藏金子的地方，那一定非马索莫属。 我穿过森林到他家，他家的狗闻到我的气味，蠢蠢欲动地发出低吠声。我知道总有一天它们会挣脱铁链咬伤山谷里所有的生物，我希望在此发生前，马索能先卖掉房子。 马索慢慢穿过他喜欢称之为前院的花园，其实是一片光秃秃，到处是狗粪，还长满杂草的土地。透过在阳光和他嘴上的雪茄上冉冉升起的烟雾，他斜着眼睛打量我。 “过来散步的？” “不！”我说今天是来征求他的建议的。他咕哝了一声，踢了狗儿们几脚，让它们安静。我们分别站在他家和林荫道之间生了锈的铁链两侧，他身上清晰地发出大蒜和黑烟草味儿。我告诉他关于那两枚金币的事，他把烟从下唇上取下来，检查潮湿的烟屁股，他的狗在旁边走来走去，扯得腿上的链条叮当直响，憋着嗓子发出低低的吼声。 他终于在自己脏兮兮的胡子尽头处找到了安顿香烟的地方，向我靠近。 “你还跟谁说过？”他越过我的肩膀四处张望，仿佛是要确定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太太，还有福斯坦，就他们两个。” “别再告诉任何人，”他说，用满是污垢的手指摸摸鼻子，“那里可能还有更多的金币，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 我们沿着小路走回去，好让马索看看我发现金币的地方。他告诉我为什么全国上下对金子这么狂热：政客是始作俑者，从大革命开始以来，先后有皇帝、战争、数不清的总统，还有能让100块法郎在一夜之间变100生丁的贬值。总统们大多是白痴，只知道争权夺利，难怪连头脑简单的农夫都不相信巴黎的那些混蛋们印的纸钞，而只相信黄金。马索把手放在前面，用指头比划出一堆想象中的拿破仑金币的形状。黄金永远是最好用的，尤其在战乱时更好用。而最有价值的黄金，就是死人的黄金，因为死人不会和你争。“我们俩运气多好，能遇到这样的事儿！”看来，我多了位合伙人了！ 我们站在壕沟中，马索捻着胡子看看四周。地面很平，有的地方种着薰衣草，有的地方盖着草皮，找不到一处可以藏黄金的地方。但马索认为这是个好兆头，如果迹象很明显的话，早在50年前就会被人发现了，而“我们”的黄金也就肯定没有了。他爬上来，步测了到水井边的距离，然后坐在石壁上。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他说，指着方圆50码的地方。“这一大片地方，你一个人根本挖不完。”我们的合伙关系显然不包含平分劳力的部分。“我们需要一部金属探测器。”他用手扮成金属探测器扫过草皮，发出喀喀声。“就这么着，一定找得到。” “怎么样？这个该怎么办？”马索用食指搓搓拇指，全世界都知道这个手势指的是钱。现在该到了谈生意的时候了。 花园里的拿破仑金币(2) 我们达成协议，由我完成挖壕沟的工作，马索则负责租用高科技的金属探测器。最后只剩合伙人的分成比例还没决定。我觉得用金属探测器这种根本不花力气的工作，10％已经很合理了。但是马索认为50％比较合适，他得先开车到卡维隆（Cavaillon）拿机器，探测到金子之后也得参加挖掘的工作，而最重要的是，有这么一位完全值得信赖的合伙人，绝不会到处宣扬我们的新财富，我应该感到信心百倍。马索说，“所有事都一定要守口如瓶。” 我看看他冲我微笑点头，觉得要在马赛监狱铁栏的另一边找出一个更让人不放心的老恶棍都很难。“20％！”我说。他让步了，叹着气说我是个吝啬鬼，最后我们以25％成交。我们握手谈定，他走之前，还轻拍壕沟表示好运。 几天后，我再次看到他。我挖好了壕沟，加入肥料，并订购了一些玫瑰花，送花的人说我挖得太深了，问我为什么，但是我一个字都没有说。 ＊＊＊ 普罗旺斯流行着一种对任何社交计划的厌恶。当地人往往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门前，让你措手不及，而绝不会先打个电话过来问问你是否有空。他到达时，总觉得你该有时间和他小酌一番，在表明来访目的之前，还要和你绕圈子聊半天。如果你说，你有事必须外出，他就会想不通，干嘛这么急？才半小时，不过迟到而已，这很正常呀！ 那天黄昏时分，我们听到小货车停在屋前的声音，连忙出来。我们正要去高特（Goult）的几位朋友家里吃晚饭，所以打算赶在访客坐进吧台落地生根之前，赶紧打发他走。 只见小货车的后门敞开着，里面传来东西撞来撞去的声音。“砰”的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到地上，接着就是一声“他妈的！”原来是我的合伙人，他正忙着和一把卡在烤架上的鹤嘴锄较劲，他的狗坐在驾驶座上留守。终于，随着惊天动地的一震，鹤嘴锄被拉了出来，马索从后门里掉了出来，比他期望的速度略快一些。 他身穿迷彩裤，褐色毛衣，头上戴着一顶草绿色军帽，从头到脚这一身都是过了气的旧装备，马索看上去像个待遇不高的雇佣兵。他把工具从卡车上卸下来放在地上――一把鹤嘴锄，一把泥水匠用的长柄铲子，一个用破口袋包着的东西。马索环视四周，看看有没有人在，然后拿掉袋子，露出一架金属探测器。 “瞧，这可是最先进的，可以探到地下三米深。” 他启动开关，在他的工具上方挥动。那家伙毫无费力地探测到了铁锹或是鹤嘴锄，咔哒咔哒地抖动着，就像一副被激怒了的假牙。马索非常满意。“看到没？它只要一测到金属就会响，比硬挖可强多了吧！” 我说这的确很神奇，我会好好把它锁在房里，直到明天天亮。 “明天？”马索问，“可是我们得现在动工！” 我说再过半个小时，天就黑了。马索耐心地点着头，好像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 “没错！”他放下探测器，抓住我的手臂，“我们可不希望被人看见，对吧？这种事最好在晚上进行，这样不会惹人注意，去，拿工具来！” 我说还有些困难，我和老婆正准备要出门。 马索不说话了，双眼直瞪着我，眉毛挑到了最高点，一副震惊的样子。 “出去？今晚？现在？” 老婆从房子里叫我，“我们已经迟到了。”马索耸耸肩膀，对我们奇怪的时间观念不以为然，不过他坚持今晚动手，惨兮兮地说他只好一个人动手，问我能不能把手电筒借给他。我教他怎么打开水井后面的照明灯，他调好角度让灯光正好照亮玫瑰花床旁的区域，嘴里还生气地咕哝着我们不该扔下他一个人。 我们开出车道时，回头看了看马索，他那拉长的身影在灯火通明的树丛间晃动。金属探测器的滴答声在夜空中听来格外清晰，我开始担心我们合伙事业的机密性，感觉上我们家的车道上似乎已经竖起了块大牌子，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此地无银三百两”。 晚餐时，我们告诉了朋友们正在夜色下正在进行的寻宝活动。在卢贝隆土生土长的男主人对此并不乐观。他告诉我们，金属探测器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比猎狗还受农夫们的欢迎。虽然确实有人找到过黄金，但是现在这个地区早就被彻彻底底地翻遍了，马索能找到一个旧马蹄已经算很幸运了！ 即便如此，他也不能否认我们找到的两枚拿破仑金币的确存在。两枚金币就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拿起来放在手中叮当作响。谁知道呢？也许咱们的运气会不错，也许马索的运气更好，而从此我们就再也别想见到他！这个家伙值得信赖吗？老婆和我对视了一下，决定立刻打道回府。 回到家的时候刚过午夜，马索的小卡车已经不在了。照明灯也关上了，但是月亮的亮度足以让我们瞧见一大堆的土石，乱七八糟地堆在我们准备铺草皮的地方。我们决定明天早上再清理现场。 这副情景活像有一只因为幽闭恐惧症而发了疯的大土拨鼠，钻到地面上来透气，还满嘴吐着金属。现场计有铁钉几个、车轮碎片几段、古旧的螺丝起子一把、镰刀半把、地牢大钥匙一把、铜制的步枪壳一个、螺丝钉无数以及瓶盖、锄头碎片、刀片、漏勺底座、电线团成的鸟窝以及不知名的生锈东西若干。唯独没有黄金。 大部分刚种下的玫瑰花幸免于难，薰衣草苗床完整无缺。马索大概精疲力竭了。 我决定任他睡到中午，再去找他问清楚。还没到他家门，我远远地就听到金属探测器的声音。我足足大喊了两声，才让他从正在探测的荆棘小山丘上抬起头。他露出一口可怕的牙齿，表示欢迎。我很惊异地看到他如此高兴，也许他真的找到了什么东西。 “你好！”他把金属探测器像枪一样地背在肩上，费力地穿过矮树丛，笑嘻嘻朝我走过来，我说他看起来像是运气不错的样子。 “还没呐！”他说。由于昨晚我家邻居大声抱怨噪音，他不得不停工。我搞不懂，邻居家离马索寻宝的地方起码有两百五十码的距离，他到底干了些什么足以把他们吵醒？ “不是我，是它。”他指着金属探测器说，“不论我走到哪里，它总是能探测到东西，哒哒哒，哒哒哒。” “但不是金子！”我说。 马索忽然凑过来，那可怕的一刻，我差点以为他要亲我。他抽动鼻子，声音压得低低的，“我知道金子在哪里。”他靠回去，深吸一口气，“真的，我知道在哪里。” 尽管我们站在森林里，方圆至少一公里内绝没有人烟，马索害怕被人听到的举动，还是感染了我，我发觉自己也开始小声说话。 “在哪里呢？” “游泳池的尽头。” “玫瑰下面？” “石板下面。” “石板下面？” “真的，我确定，以我祖母的人头做担保。” 马索一定认为这绝对是个好消息，但事情并非如此。游泳池四周的石板几乎有3英寸厚，它们铺在和石板一样厚的强化水泥上。光是打到地底，就是一项毁灭性的工程。马索意识到我在想什么，放下探测器，这样他可以用双手来加强语气。 “在卡维隆能租到采石工人用的那种电动凿岩机，可以打穿任何东西。”他说。 他说得没错，一部迷你凿岩机，可以在一秒钟里把石板、强化水泥层、游泳池进水管、过滤马达的电缆通通打穿。只要“噗”的一声，或许“砰”的一声，等灰尘落定后，我们就能轻易地发现我们的收藏只多了块镰刀片！我说，“不行！非常抱歉，但就是不行。” 马索接受了我的决定，我带了瓶茴香酒给他，用来弥补我给他带来的麻烦，他很高兴地接受了。不过后来我常常看到他站在我家房子后面的小路上，望着游泳池，若有所思地摸着胡子。天晓得万一哪天晚上他喝醉了酒，凑巧又有人送他一部手提凿岩机作为圣诞礼物的话，他会干出什么好事来！ 第五章 封面上画着一只蜗牛坐在马桶上，看上去有点郁闷，一副在马桶上坐了很久，却没有任何结果的样子，它的触角下垂，目光暗淡。这幅伤感的图片上方赫然有两个大字：便秘。 药房奇遇记(1) 有天，我到艾普镇（Apt）的药店买牙膏和防晒油，不过是两样简单的小东西，而且百分百健康，但是我回到家把东西从袋子里掏出来之后，才发现接待我的药房小姐另外附送了一件很有教育意义却让人困惑的礼物——一本印刷精美的彩色小册子。封面上画着一只蜗牛坐在马桶上，看上去有点郁闷，一副在马桶上坐了很久，却没有任何结果的样子，它的触角下垂，目光暗淡。这幅伤感的图片上方赫然有两个大字：便秘。 天哪！我到底做了什么，她要给我这个？我看上去像个便秘的人吗？还是我买牙膏和防晒油这件事在药剂专家看来多少有点不同寻常，暗示着我有些消化不良？也许这位小姐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于是我读了下去。 小册子上写着，“便秘实属平常事。”作者说，每五个法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患有腹涨和肠胃毛病。但是，对于一个像我这么不善观察的人来说，实在看不出那些走在大街上、坐在酒吧咖啡馆甚至餐厅里的人有什么异样，按照作者的说法，有20%的法国人尽管遭受着腹涨的折磨，每天还是会在饭馆里放开肚子尽情吃下两顿丰盛的大餐，在这般逆境面前，这是何等的强韧啊！ 我一直以为普罗旺斯是世上最健康的地方之一，空气清新，气候舒爽，到处是新鲜的水果蔬菜，做菜用橄榄油，在普罗旺斯似乎根本不存在压力二字，世上恐怕再也找不出这样得天独厚的地方了，这里的每一个人看起来也非常之健康。但是如果在这些脸色红润胃口上佳的人中，实际上有五分之一的人在掩饰因为肠胃不畅引起的病痛，那么他们还可能掩饰了别的什么呢？于是，我决定特别留心普罗旺斯人在抱怨什么，治什么病，渐渐地，我发现这里确实存在着一种疾病，而且在我看来甚至已经蔓延到全国了，那就是抑郁症。 法国人从不觉得身体不适，只会担心健康状况出现危机，其中最普遍的就是“肝脏危机”。想想他们平日里灌下的茴香酒，吞下的多达五道菜的大餐，还有从车展开幕到村里政党年会等大小万事不可或缺的白兰地和“荣誉”葡萄酒，肝脏不堪重负，作乱反抗也在情理之中。其实对付这种危机，简单的疗法就是远离酒精，多喝矿泉水，但是还有一个更令人安心的方法，就是到药房走一遭，由柜台后面富有同情心的白衣小姐来诊断一番。说它让人安心是因为这充分表明你是得病了，而不是自我放纵所致。 我以前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大多数药房都把椅子安在外科手术托架和吸脂手术工具箱中间，现在我知道了，这是为了让病人可以更舒服地等待，等待前面的某某先生一边不停按摩肿胀的咽喉、娇弱的肾脏、不畅通的肠子以及所有折磨他的部位，一边耳语般地详细解释他是如何落到这副痛苦不堪的地步的。而久经耐心和医务训练的药剂师就仔细地听着，问几个问题，提出一些可能的解决办法，接着药包、药罐、针剂就一个个登场，再深入讨论一会儿，最后下个结论，然后某某先生就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性命攸关的纸片叠起来，凭着这些纸片，他才能从社会保险申请返还大部分的医药费。又是15或者20分钟以后，后面的人才能向前挪动一个座位。 事实上，只有那些身体还算健壮的病人才会自己到药房看病，对于重症病人或者是自认为病得不轻的人，大部分地方，甚至连像我们这样相对偏远的乡下都有一个急救专家网络，这往往让来自都市的游客又是惊奇又是羡慕，因为在大城市里，只有百万富翁才可以连生病都如此舒服。而在这里，所有的城镇、乡村都配有全天24小时待命的救护车。专业护士会上门来，医生也是如此，我听说这种服务在伦敦已近绝迹。 去年初夏，我们曾小小体验了一下法国的医疗制度，印象着实深刻。实验用的小白鼠是个年轻的美国观光客，名叫本森，身平第一次到欧洲旅行。我到阿维尼翁火车站接他的时候，他嘶哑着嗓子跟我打了个招呼，手帕捂在嘴上，咳个不停。我问他怎么了。 他指着自己的喉咙，喘息着发出了一些噪音，“摩那！” 摩那？我没听懂，但是我知道美国人有一些病比我们的要深奥多了，比如淤血他们叫做血肿，头疼呢就叫偏头疼，还有什么鼻后滴漏啦。所以我嘀咕了几句类似于新鲜空气很快就会让他没事之类的话，把他扶上了车。回家路上，我才弄清楚原来摩那是“单核白血球增多症”的昵称，那是一种因病毒感染引起的喉咙发炎。“喉咙就像吞了碎玻璃一样疼，”本森蜷缩在墨镜和手帕后面说，“我们一定要打电话给我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哥哥，他是医生。” 回到家，我们发现电话坏了，那时正好是节日加周末的长假开始，就是说我们得有整整三天用不了电话。要在平时，这简直就是老天保佑，但是现在，我们还得打电话到布鲁克林。本森说，有一种最新研制出的特效抗生素可以治疗已知的所有类型的“单核白血球增多症”。我赶到波美特镇的公用电话亭，电话那头布鲁克林医院满世界找本森的哥哥时，我就在这一头不停地给电话机喂五法郎的硬币。最后本森的哥哥终于给我了那种特效药的名字。后来我又打电话给一名医生，问他能不能到我家来一趟。 一小时不到医生就赶来了，本森戴着墨镜在漆黑的房间里休息，医生就开始检查病人。 quot;先生……”医生刚开口，本森就打断了他。 quot;摩那！”他指着喉咙说。 quot;什么？” quot;摩那！先生，单核白血球增多症。” “哦，单核白血球增多症，有可能，有可能。” 医生看了看本森红通通的喉咙，拿出一支棉签，看样子是要取样做病毒测试。“现在，这位先生能不能脱下裤子呢？”本森一边慢慢地把卡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牛仔裤褪到一半，一边疑惑地从肩膀上回头望去，看到医生拿出一支注射器。 “跟他说我对大多数抗生素都过敏，他应该打电话给我在布鲁克林的哥哥。” quot;什么？” 我解释了一下问题所在。医生的药箱里会不会碰巧有这种特效药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互相看看，本森的光屁股就在旁边，伴随着他痛苦的咳嗽而发出阵阵痉挛。医生说必须给本森打针来减轻炎症，还说这种针剂极少极少会产生副作用，我把这些都跟本森说了。 quot;那……好吧！”本森趴下来，医生像斗牛士般地挥舞了一下手臂，夸张地把针筒插了进去。“好了！” 本森在一旁等待过敏反应发作让他头晕的时候，医生说他会派个护士过来一天打两次针，检验报告星期六出来，只要一有结果，马上就开处方。他还祝我们有个美好的夜晚。本森捂着手帕发出噪声表示回应。我觉得一个美好的夜晚是不可能了。 护士来了又去了，检验结果也出来了，医生在周六傍晚如约现身。我们的年轻人说得没错，确实是“单核白血球增多症”，但是我们也可以用法国药来制服它。医生像个文思迸发的诗人，笔走龙蛇，处方一张张地从他笔下泉涌而出，看上去似乎没有放过任何微小的可用资源都被派上了用场。他最后递过来一叠写满天书的纸，并祝我们周末愉快。但这也不太可能。 节日加周末的星期天，想在法国乡下找一家开门营业的药房可不容易，而方圆几里内惟一的药房是位于卡维隆郊区的“保卫药房”。我在八点半赶到那儿，遇见一个和我一样手中握着一叠厚厚处方的老兄，我们一起望着贴在玻璃门上的告示，上面写着：“十点钟开始营业”。 那人叹了一口气，上下打量我。 “急诊吗？” “不是我，是我一位朋友。” 他点点头。这位老兄得了肩周炎，脚上长霉菌，不打算在太阳下干等一个半小时。他在大门边的走道上坐下来，开始研究起手中那一大叠药方的第一张。我决定先去吃早餐。 药房奇遇记(2) “记得十点以前回来，今天会有很多人的。”他说。 他咋知道的？难道说星期天上午去药房是法国人午餐前的习惯吗？我向他道谢，但是对他的劝告却决定不予理睬，在一家咖啡馆用一份过期的《普罗旺斯日报》打发了这段等待的时间。 我赶在十点前回了药房，天哪，似乎全卡维隆的人都聚集在这里了。许多人捏着一厚叠一厚叠的处方站在那里，互相交流病情，那劲头仿佛钓鱼客正描述他那得了奖的大鱼。这位喉咙发炎的先生吹嘘他那肿痛的喉咙；那位得了静脉曲张的太太就从头细数她的静脉是如何开始肿胀曲张的；瘸了腿的和残废了的愉快地聊着天，一会看看时间，然后再往仍然紧锁着的药房大门挤一挤。终于，在一片 “总算开门了” 和“她来了”的咕哝中，一位小姐从药房后面出来打开门后，聪明地让在一边，以便蜂拥而入的人群能顺利通过。再一次，我体会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排队的习惯在法国是行不通的。 我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才逮到一个空挡，把我的处方交给了药剂师。她拿出一个塑料购物袋，往里面装了满满一堆盒子啦，瓶子啦，每处理完一张就敲上一个章，然后自己留一份副本，另一份给我。袋子都快被撑爆了的时候，还剩一张方子。药剂师失踪五分钟后再度出现，说缺货，要我到别家看看。尽管如此，情况也不算太遭，毕竟重要的药都已经在袋子里了。在我看来，这些药已经足够让整整一个军团起死回生。 本森照着药方又吸又漱地一样样下来，第二天早上他似乎已经从死亡的阴影中脱身，恢复得可以和我们一起到梅纳村的药房找没配到的药了。 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有位老先生正坐在凳子上，等药剂师往他的药袋里装满灵丹妙药。也许是好奇地想看看外国人会得什么怪病，药剂师给我们配药的时候，他就一直坐着，等到我们的药都装齐了放在柜台上时，他就凑过来一探究竟。 药剂师打开袋子，拿出一个锡箔包装的东西，差不多和厚的我可舒适锭5一样大小。 “一天两次。”她向本森示意。 本森摇了摇头，摸着喉咙说，“太大了，我可吞不下这么大的玩意。” 我们翻译给药剂师听，她还没来得及回答，那位老先生就爆发出一阵大笑，身子在凳子上危险地前仰后合，还用树根般皱巴巴的手背擦眼睛。 药剂师也笑了，优雅地把锡纸包着的药向上示意，“这是栓剂。” 本森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老先生一边还在大笑，一边从凳子上跳下来，把栓剂从药剂师手上拿了过来。 “看这儿，”他对本森说，“要这么用。” 他从柜台前移开，弯下腰，把栓剂举过头，手臂忽然猛地向后伸，把药用力地塞进了裤子后档臀部的地方。他看着本森，“明白了？” “塞在屁股里？”本森又摇了摇头，“老天，这实在太怪了。”他戴上墨镜，往后退了几步。“在我们那儿不用这个。” 我们试着向他解释，这是让药进入血管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他不相信。甚至后来我们说这也不会引起喉咙发炎，他都不觉得好笑。我常常想，回到布鲁克林后，不知道他会对他的医生哥哥说些什么。 不久以后，我在树林里遇到邻居马索，告诉他我们是如何上了栓剂这一课，他觉得滑稽。可是对一个到医院割盲肠、醒来后却发现自己左腿不见了的病人来说，这么离谱的事情可就一点都不好笑了。 我觉得这肯定是假的，但马索坚持说是真的。 “要是我得了病的话，宁可去看兽医。兽医至少还清醒些，我不相信医生。” 幸好，马索对法国医疗业的看法并不足以反映现实情况。在普罗旺斯也许确实有些医生对截肢有特殊爱好，但是我们从不曾遇见。事实上，除了这次“单核细胞增多症”的接触以外，我们只看过一次医生，而那次遭遇要批判的是官僚主义。 那一次是为了取得我们的外国人口居留证，我们前前后后经历了几个月的文件大战，最后终于进入了高潮。我们跑遍了市政厅、警察局、税务局，然后又回到市政厅。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被告知还需要填其他表格，当然了，这些表格要到别处去拿。最后，我们终于确信手上已经有了一整套证书、证明、声明、照片和重要数据，我们高高兴兴地去了市政厅，以为这已经是通向胜利的最后一关了。 我们的档案被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我们既无犯罪记录，又不打算抢法国人的饭碗，应该不会成为这个国家的拖累。好了！文件检查完毕，我们终于可以合法地住下来了。 市政厅秘书友善地微笑着，又递给我们两份表格，她说还得做个全身检查来证明我们身心都很健康。奔牛村（Bonnieux）的费诺伦医生会很乐意效劳，于是我们又上路直奔奔牛村。 芬耐隆医生很迷人，也很活泼，他帮我照X光，然后做了个简短的问卷调查。 有没有神经病？没有。 有没有癫痫症？没有。 吸毒吗？酗酒吗？容易昏倒吗？ 我倒以为还会问问我们的排便习惯以防增加法国的便秘人口，不过对移民局而言，这似乎不重要。我们在表格上签了字，费诺伦医生也签了字。然后他打开抽屉，拿出另外两张表格。 他很抱歉地说：“当然！你们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他耸耸肩说，在发给健康证明书前，我们必须拿着表格到卡维隆做血液测试。 “还要做什么样的特殊测试呢？” “是……”他看起来歉意更浓，“梅毒。” 第六章 法国大作家福楼拜说，“写作活就像狗过的日子，却是惟一值得过的生活。”假如你选择以爬格子为职业的话，事实的确如此 英国虾(1) 法国大作家福楼拜说，“写作活就像狗过的日子，却是惟一值得过的生活。”假如你选择以爬格子为职业的话，事实的确如此。 绝大部分时间里，写作是一项孤独而单调的工作，虽然有时也会因为想到了一句绝妙好辞而沾沾自喜，但事实上所谓的旷世名句不过是你自认的，因为当时可没人在旁边这么说。更多的是长时间的冥思苦想，却挤不出一句话来，这时你就会忍不住考虑自己是不是该转行 谋一个像职业会计师这样的铁饭碗。你会时不时地怀疑，真有人会要看你写的东西吗？眼看着自己设定的截稿期一天天地逼近，整个人也会变得如世界末日到来般惶惶不可终日。对世上其他人来说，一天写一千字，或者一个字也写不出，根本就无关紧要，但是对你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一想到这个就让人加倍灰心丧气。写作的这一面，无疑就是狗过的日子。 但是，当你惊喜地发现，自己可以为一些从未谋面的读者提供几小时快乐的读书时间，写作这种生活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假如其中又有这么几个还给你写信，收到信时的喜悦就像亲耳听到了他们的鼓掌，所有的辛苦顿时都得到了回报，你立马就会放弃改行做会计师什么的念头，而开始构思下一本书。 （A Year in Provence）出版不久，我收到了第一封读者来信，来自卢森堡，语气谦恭有礼，充满溢美之词，让我一连几天都舍不得放手。下一个星期里，又有个男子写信来问怎么在新西兰种松露。再后来，信件源源不断地飞来，从伦敦、北京、到澳大利亚的昆士兰，从英国苦艾丛林的女王监狱、蔚蓝海岸的外籍社区到威尔特郡的荒野和萨里的山丘。有些用的是永不褪色的高档蓝色印花信纸，有些则是从笔记本中撕下的几页纸，还有一封信写在伦敦地铁交通图的反面。信封上的地址常常写得很不清楚，邮局就只好小小运用一下推论技巧，就凭着“奔牛村的英国人”这么简单的地址来找我们，虽然我们并不住在奔牛村。有封写着“普罗旺斯梅纳村，英国虾6收”的信也是这么找上门来的，这是我最喜欢的地址。 读者的来信都很友善，也很鼓舞人心，不管有没有回信地址，我都会回信，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事实并不往往如此。不久以后，我们就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普罗旺斯生活顾问，从买房子到找保姆。一名女子从孟菲斯打电话问我们沃克吕兹的盗窃率有多高。一位埃塞克斯（Essex）的摄影师想知道在卢贝隆（Lubéron）靠拍照能否谋生。想搬来普罗旺斯居住的夫妇则写来了长达几页的问题，他们的小孩能不能适应这里的学校？生活费高吗？这里的医生怎么样？所得税如何？在这里会不会孤单？他们会不会快乐？我们总是尽我们所能做出回答，但是隐隐总觉得干涉素不相识的人的生活计划，是件不太舒服的事儿。 随着夏天临近，原来不过在信箱里出现的信，现在变成了活生生出现的人。 那天，天气又干又热，我正在硬得像骨头似的草地上，用鹤嘴锄进行普罗旺斯式的除草工作。这时，有辆车开了过来，司机手里拿着我的书，笑容可掬地冲我挥手。 “可找到你了！”他说，“我在镇上稍微用了一点私家侦探的手段，一点都不难。” 我在书上签名，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作家。老婆从卡维隆回来知道这事后，完完全全地被打动了，“那是你的书迷啊！”她说，“你该拍照留念的，真难得居然有人会费这个心。” 几天后，她就不那么热心了。当时我们正准备出门吃晚饭，发现有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躲在前院花园的柏树后面。 “你就是彼得·梅尔先生吗？”金发女郎问。 “是啊，”老婆说，“不过真遗憾，我们正要外出。”金发女郎大概早已经习惯了做妻子的这种态度，转身就走了。 “可能是我的书迷。”我对老婆说。 “她大可以到别处去做她的书迷。”老婆说，“现在你可以收起脸上那副傻笑了。” 到了七、八月间，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前门发现一些陌生面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觉得抱歉，也表现得很有礼貌，只不过想要个签名，给他们一杯酒，或者让他们在大太阳底下的院子里坐几分钟，都会感谢半天。他们似乎都迷上了那张我们费了好大劲才安上的石头桌子。 “这就是书上说的那张桌子！”他们会说，还要绕着桌子走上一圈，用手在桌面上摸一摸，仿佛这是亨利·摩尔最出色的作品似的。一下子让我们自己、我们的狗（它倒是很乐于此道）还有我们的房子暴露在陌生人饶有兴趣的目光下，心里的感觉很奇怪。但是，当这样的拜访变成入侵时，感觉就不只是奇怪了，而是愤怒。 有天上午，气温超过华氏一百度。有位先生带着他的夫人以及他夫人的朋友，趁我们不注意时，把车停在院子里，大大咧咧地就进了屋子。三个人从鼻子到膝盖都被晒成了张牙舞爪的火红。我家的狗儿睡着了，没听见他们进来。等我回到屋子里拿啤酒时，才发现他们在起居室里一边聊天，一边翻我的书和家具。我当场愣住了，他们反倒没事儿似的。 “啊，你来了！”丈夫说，“我们在《周日泰唔士报》（times）上看到你的文章，所以决定来看看你。” 就这样，没有任何借口，一点也不感到尴尬，根本没想过也许我并不欢迎他们，甚至连书都没买。他们解释说想等到出了平装本再买，精装本太贵了。他们说话的样子很随便，仿佛于我是种恩赐似的。 我一般不当面对人发火，但这一次，我叫他们马上走。 那位丈夫通红的脸顿时变得更红，整个人气得像只刚刚得知自己将被做成圣诞大餐的火鸡一样。 “我们可是从圣雷米（St. Remy）一路开车赶来的啊。”我让他们再一路开车回去，他们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我们才不会买你那本书呢！最多翻翻看，谁会以为你们这里是白金汉宫。”我看着这些人端着因义愤填膺而变得僵硬的肩膀，大步走回他们的沃尔沃，心里开始盘算考虑是否该买只凶狠的洛特维勒犬。 从此以后，只要一看到有车减速停在我家门前的路上，我心里就警铃大作，没准又是什么不速之客。“别那么大惊小怪的！”老婆说。“他们要往我们这儿来了，不，不，他们已经停在邮筒边上了。”后来我出门取信的时候，发现邮筒里有一本用塑料袋包着的书，上面注明“请签名后放在水井顶上，用石头压住”。第二天，书不见了。但愿是被那善解人意、不愿打扰我们的书迷拿走了。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惟一受到公众关注的人物了。我们的邻居福斯坦也曾被人索取签名，他至今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说他又不是作家。我告诉他在英国有很多人都曾在书上读到过他，他不由地脱下帽子，理理头发，连说了两遍“真的吗？”，听上去颇为兴奋。 厨师莫里斯也给人签过名，他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英国人光顾他的餐厅，有些人甚至还为真有他这号人物而感到很诧异，他们以为是我编出来的。还有些人带着书来餐厅，照着书里写的从头到尾点上一路菜，直到最后的白兰地。 另外，还有水管名匠梅尼库奇先生。他常常工作到一半就跑到我家来，对政治、野蘑菇、不正常的天气、法国橄榄球队的前途、莫扎特的天赋以及卫浴设备这个行业里任何让人激动的发展发表高论。 我送了他一本我写的书，把写到他的那一段指给他看，还告诉他，来拜访我的书迷中，有人想见见他。 他正了正他的羊毛帽子，整了整他的旧格子衬衫的领子。“真的吗？” “当然！”我答道。他的名字甚至出现在《周日泰唔士报》上，也许我该给他安排一次签名活动。 “哦，彼得先生，您真会开玩笑。”不过看得出来，他不反对这个主意。离开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捧着书，仿佛捧着一个易碎的天价浴盆。 英国虾(2) ＊＊＊ 电话那头远远传来的声音仿佛来自悉尼，愉悦而带着鼻音。 “早上好，我是戛纳英伦书店的华利·斯托尔。我们这里有很多英国人，你的书卖得很好。你能不能在戛纳电影节期间抽空来一天，给你的书搞个签名活动？” 我一向很怀疑电影圈内人对书的品位，有位在好莱坞工作的老朋友曾经承认他六年里只读过一本书，而他还被认为是圈里少见的知识分子。你跟他们说诗人兰波，他们会以为你说的是史泰龙。我倒不指望作者的手指签到抽筋，书就能大卖，倒觉得可能会挺好玩。而且说不定还能看到明星，或者在海滨大道（tte）看到上空秀，或者在卡尔登酒店的露台上，欣赏到镇上最少见的景象，面带微笑的侍者。于是，我对华利先生说很乐意参加。 那天阳光灿烂，天气炎热，对书店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天气，我很快加入了像蜗牛般蠕动进城的车流。电线杆上贴着颜色亮丽的新告示，宣布戛纳和贝弗利山结为姐妹市。可以想象市长们会用无数的借口来相互拜访，用促进两市友好关系的名义趁机免费度假。 似乎全戛纳的警察都聚集在了电影节会场外面，配着枪，拿着无线对讲机，戴着太阳墨镜，忙着一边制造一系列的交通堵塞，一边确保克林德·伊斯特伍德不被绑架。他们以多年执勤累积下来的实战经验，指挥车辆形成一个个打不开的结，然后对它们猛吹哨子，接着引着车辆进入另一个充满愤怒人头的死结中。我花了十分钟，只前进了50码左右。好不容易到达巨大的地下停车场时，我看到这场混乱之中早先的牺牲者在墙上写下：“戛纳是个值得观光的胜地，但我不想一整天都待在停车场里！” 我到海滨大道上的咖啡馆吃早餐，顺便看看明星。旁边的每一个人都抱着和我一样的想法。从来不曾有这么多陌生人彼此这么仔细地互相观察。每个女孩都撅着嘴，做出一副无聊状。每个男人手里都捧着当天的电影节目单，在空白处写下重点。一两只的无线电话被不经意地摆在牛角面包旁的醒目位置，每个人身上都戴着塑料的与会代表胸章，手中提着大会发的电影节袋子，上面印着“法国电影节/戛纳90”的字样，没有提到英国或美国电影节。不过我想这就是主办这种活动的好处之一，你有权决定袋子上印什么。 海滨大道几乎成了海报的森林，上面印着演员、导演、制作人以及就我所知的美发师的名字。海报直接贴在大饭店对面，好让每一张海报上的主角能在每天早上享用传统的戛纳火腿早餐和自尊心前，从卧室窗户望见自己的名字。空气中弥漫着大笔买卖和大把钞票的躁动不安的情绪。活跃在大道上的票贩子和坐在皇宫饭店人行道上、破帽子里只有一枚可怜巴巴的20生丁硬币的老乞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我把这里留给了那些大人物，沿着狭小的毕佛亚克·拿破仑路来到了英伦书店，准备体验坐在书店橱窗里等人请我签字的古怪经历。以前我也曾参加过一两次的签名活动，但都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人们从安全距离以外注视着我，而不敢贸然靠近。他们大概以为我会咬人，根本没想到假如有位勇敢者上前，作者会多么欣然地松口气。只要一个人孤零零地坐上几分钟后，任何东西――书、照片、过期的《尼斯晨报》（Nice-Matin）、甚至支票，都能成为救命稻草，他会毫不犹豫地在上面签下大名。 幸好华利·斯托尔夫妇已预见到了作者会有的恐惧，早已请来了朋友和顾客塞满了整个书店。不知他们设了什么样的奖励，能将这些人从海滩上抓到这里来。但我很感谢他们让我一直忙着，甚至开始想该让水管工梅尼库奇先生和我一块来的。我发现定居在这里的英国人普遍都对法国的排水系统感到好奇，为什么它是这样运作、闻起来是这个味儿？这个问题梅尼库奇先生一定能回答得比我内行多了。还有，法国的尖端科技十分成熟，如高速火车、电子电话系统和协和飞机，但为什么法国人的浴室却还停留在18世纪？就在第二天，一位老太太告诉我，有一次她冲马桶时，竟然冲出一块什锦沙拉的残渣。“真是太糟糕了，这种事永远不会在英国发生，哪怕是切尔滕汉姆（Cenham）这样的小镇也不会。” 签名活动结束后，大伙儿一起到街角处的酒吧。美国人和英国人比本地人还多。不过戛纳当地人本来就少，听说这里就连很多警察也是从科西嘉（Corsica）进口的。 我离去时，警察还在海滨大道附近巡逻，拿交通当消遣，眼睛瞄着在周围闲逛、衣着暴露程度不等的姑娘们。老乞丐仍在皇宫饭店前面的老地方，帽子里还是只有一枚20生丁的硬币。我丢了几个小钱到他的帽子里，他用英文祝福我有个美好的一天。我想，他是不是在为迎接贝佛利山而练习英文。 第七章 卢贝隆夏日的一天开始了，坐在门前走廊享受一杯鲜奶油咖啡，蜜蜂在薰衣草间忙碌，阳光把森林变成一片发亮的深绿色，身处其间比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百万富翁的感觉还要棒。 缓速迈过五十大关(1) 我从不特别在意自己的生日，甚至连那些标志着人生又晃晃悠悠走过了十年的日子也常常被忽略掉了。30岁生日当天，我在干活儿。40岁生日，我还在干活儿。一想到50岁生日也将在工作中度过，我就很高兴。但事与愿违，老婆大人不这么想。 “你都五十了，想想这些年来你喝下多少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种成就，我们得好好庆祝一下！” 老婆下定决心时，争吵是无用的。于是，我们接下来讨论在哪儿过、如何过我的五十大寿，其实我早该想到她已经有了主意。她礼貌地听我提出一个个建议——到埃克斯镇（Aix）玩，在游泳池里享受一顿水上大餐，在卡斯（Cassis）海边玩一天……直到我再想不出其他任何主意，她才凑近来说，“请几个朋友到卢贝隆山区野餐吧！”这是在普罗旺斯庆祝生日的方式。接下来她描绘了一片如诗如画的场景：树林里，空地上，阳光洒下斑驳的影子。我甚至用不着穿长裤，我一定会喜欢的。 我会喜欢野餐？根本连想都不敢想。我的野餐经验仅限于在英国留下的些许印象――终年潮湿的泥里渗出的湿气一直爬上脊梁骨，和我争抢食物的大群蚂蚁，微微有些温度的白酒，还有躲都躲不掉的乌云最终飘到头顶上，雨点突然倾盆而下，大家争着到处躲雨的狼狈样。我讨厌野餐，我很没教养地把实话说了出来。 老婆说这次不一样，她会把一切都安排好。事实上，她已和莫里斯密切讨论过，她想要的是一次文明而独特的野餐，天气好的话甚至可以媲美格兰德彭音乐节。 莫里斯是位于毕武村（Buoux）的卢柏客栈的老板兼主厨，是个标准的马车发烧友。在过去几年中，他收集并修复了两到三部19世纪的四轮敞篷马车、一部用马拉的豪华轿车、一部保养得很好的公共马车。他现在则向喜欢冒险的顾客提供骑马去树林午餐的服务。我一定会爱死这样的安排的。 事情都这么摆在眼前，我知道已经逃不掉了，就这么定了。我们向八位朋友发出了邀请，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双手交握祈祷有个好天气——当然不需要像在英国时握得那么紧。尽管从四月以来两个月里只下过一场雨，六月的普罗旺斯仍然难以捉摸，有时还会下点雨。 生日那天，我早早起了床，走到院子里，早晨七点的天空是一派无休无止的蓝，正是高卢牌香烟盒的颜色。光脚踩在石板上，还是暖的。我们的房客蜥蜴先生早就占好了晒日光浴的最佳位置，摊平在屋子墙上一动不动。一醒过来就能享受这么美好的早晨，已经是一份绝好的生日礼物了。 卢贝隆夏日的一天开始了，坐在门前走廊享受一杯鲜奶油咖啡，蜜蜂在薰衣草间忙碌，阳光把森林变成一片发亮的深绿色，身处其间比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百万富翁的感觉还要棒。 暖和舒适的温度让我觉得健康又乐观。我丝毫不觉得自己比49岁时老了一天，低头看看自己的十只棕色脚趾头，我希望在60岁生日的时候一切还是这样。 过不多久，温暖开始变成炎热，柴油机的咔哒声盖住了蜜蜂的嗡嗡声。一部敞篷越野陆虎老爷车，全身绘成迷彩色，气咻咻地爬上车道，在一阵灰尘中嘎然停下来。原来是游泳池清洁专家贝纳，一身打扮像个长程沙漠部队的侦察兵――军服样式的短袖、短裤，坦克指挥官的墨镜，车上绑着油桶和背包，一张晒得黝黑的脸，只有头上那顶路易·维登的棒球帽，看来与阿拉曼战场格格不入。我们的侦察兵同志成功穿越了N100大道的敌人防线，潜入梅纳村，现在已经做好最后的准备，打算一举攻进山里。 “天哪！你看起来老了呢！”他说，“我可以借用电话吗？我的游泳裤落在昨晚过夜的房子里了，那是条卡奇布料的，很像诺列加将军7的内裤，非常特别，要是弄丢了我会伤心的。” 趁贝纳打电话这会儿，我们把两位客人和家里的三条狗赶上车，下面就等着开车去毕武村和其他朋友会合。贝纳从屋子走出来，调整棒球帽遮住刺眼的阳光。我们在越野陆虎的护送下出发，这部车和司机引得马路两旁半身躲在葡萄藤下的农夫们频频注目。 过了奔牛村，景色变得荒凉原始，葡萄藤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岩石块、橡木丛和长条的紫色薰衣草地。路上不见车子和房子。我们距卢贝隆的繁华市镇约莫有一百英里之遥。让我兴奋的是，这样原始、空旷的乡野竟然还存在。苏雷依多专卖店和建筑商要侵入这里，至少还要一段时间。 我们转进了深谷中，毕武村还在沉睡中。镇公所边上的木柴堆上窝着一只狗，睁开一只眼睛敷衍地叫了几声，一个抱着小猫的孩子抬起头，棕色圆脸只露出两弯小小的眼白，瞅了瞅这难得一见的车队。 镇上旅馆四周的景致，就像一个还没决定剧情、角色、服装或时代的电影摄影棚。那里有穿着白色套装的人，戴着宽边巴拿马草帽的人，有人短裤加帆布鞋，有人则是丝质礼服，还有的穿着墨西哥工人的工作服，四下里晃动着围巾、颜色鲜艳的披肩和不同颜色不同年代的帽子，一位盛装的小婴儿，还有我们这位从沙漠里来的人，跳下车检查装备。 莫里斯从马匹停靠区走过来，冲着我们还有这美好的天气微笑。他穿着普罗旺斯星期天的盛装――白衬衫，白裤子，黑色细条领带，枣红色半身短外套和一顶旧的平顶草帽。他的朋友，驾驶第二辆马车的，也是一身白衣服，衬着深红色背带和一撇很棒的椒盐色胡子，几乎就是《恋恋山城》里伊夫·蒙当（Yves Montand）的翻版。 莫里斯招呼我们，“来，过来看看马儿们。”他带我们穿过花园，一边询问我们最近胃口如何。先头部队刚刚乘坐巴士离开去准备野餐了，到时候将会有一顿足够喂饱整个毕武村的丰盛大餐。 马儿们栓在阴凉地里，油光水滑，马鬃及尾巴梳理得干干净净，其中有一匹嘶鸣着把鼻子凑到莫里斯的短外套中找糖块吃。年纪最小的客人把头靠在她父亲肩上，看到这样的怪物咯咯地笑，粉红色的指头蠢蠢欲动地往马儿粟色的腰窝戳去。马儿误以为苍蝇，甩甩它的长尾巴。 我们看见莫里斯与“伊夫·蒙当”将马拉到一辆黑色镶红边的敞篷马车和另一辆七人座的四轮马车前，两辆马车都上了油，打过蜡，擦得像摆设品似的闪闪发亮。莫里斯花了整个冬天的时间在马车上，而它们果然就像他说的那样，美极了！车上惟一现代化的东西是一个老式的军号式样大小的喇叭，它有两大功能――用来超越保养较差的马车及吓唬意图穿越马路的鸡。 “来，上车！” 车子出发了，以正常的车速穿过小镇。柴堆边的狗儿吠着向我们告别，我们朝广阔的原野驶去。 这种旅行方式让人后悔发明了汽车。每样东西看上去都不一样了，气势更大而且也更有趣。 车里的人随着马儿步伐的变化、路面高度和坡度的不同而微微晃动，产生一种舒适的节奏感。马车咯吱咯吱作响，马蹄声得得，铁轮辗过路上的砂砾发出沙沙的声音，恍若一曲怡人的老式背景音乐。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香味，混合着马的体温热气、马鞍上的肥皂味、木头的油漆味及从窗外迎面扑来的草原芬芳。车子前进的速度若有若无，让你可以有足够充分的时间去欣赏风景。坐在汽车里，你是处于一个快速移动的空间里，看到的只是一片模糊，一个印象，你与大自然是隔开的；而坐在马车上时，你就是风景的一部分。 “嘿哟，慢点走！”莫里斯用鞭子轻打马儿臀部，我们换成了二档速度。“这匹马又懒又贪吃，”他说，“她知道回程有东西吃，就会跑得比较快。”我们下面的山谷缓缓地展开殷红色长长的一片，那是盛开的虞美人。一只秃鹰在头顶上方盘旋窥探着，双翅展开不动，在空中平衡地滑翔。就在这当儿，飘来一朵云遮住太阳，阳光奋力从云后射出，形成一道道深得近乎黑色的光线。 缓速迈过五十大关(2) 我们离开大路，沿着一条窄窄的小路，盘绕穿过森林，扑鼻而来的百里香盖住了马儿的蹄声。我问莫里斯是怎么找到这儿的。他告诉我，每个星期放假的时候，他就会骑着马去探险，有时一连骑上几个小时都见不到人。 “我们距离艾普村其实只有20分钟路程，不过没人来过这里，除了我和野兔。” 森林愈来愈密，路愈来愈狭，刚刚够马车通过，我们绕过一块露出地面的大岩石，穿过一个由树枝拱成的隧道，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我的生日大餐了。 “到了！”莫里斯说，“餐厅开始营业。” 在一块长满草的平坦空地上，浓密的橡木树阴下摆了一张10个人的桌子，上面铺着笔挺的洁白桌布，排着冰桶、浆过的餐巾、几盆鲜花和数量恰好的刀叉及椅子。桌子后头有间闲置很久的小石屋已经被改造成了野外的酒吧。随着软木塞被拔出时“波”的一声，酒杯碰撞的叮当声，我对野餐的所有不良印象就此消失，这比冷硬的湿地和蚂蚁三明治好得太多了。 莫里斯用绳子围出一块地方，把马儿的绳子松开。马儿在草地上打滚，就好像两个解开束腹带的老太太般如释重负。四轮马车的窗帘被拉下，我的小客人回到车里小睡，其他人在石屋前空地上喝着提神的冰镇桃子香槟。 没有什么能比这样舒适的奇遇更让人心情舒畅了。我对莫里斯的感激也膨胀到无以复加，这是他应得的。他什么都考虑到了，从足量的冰块到牙签，正如同他所说的，我们没有饿肚子的危险。他让大伙儿坐下，开始介绍第一道菜――甜瓜、鹌鹑蛋、奶油烙鳕鱼、野味肉酱、镶蕃茄、渍香菇一道接一道地上来，从桌子这头一直排到那一头，衬着从树梢间透出的日光，完美得仿佛那些无需人间烟火的艺术食谱里印着的静物照片。 这时，大家停下手中的刀叉，送给我一张分量最重但也是最正确的生日卡片――一个圆形的金属路标，直径有两英尺，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黑色数字，毫不委婉地提醒我岁月流失――50。生日快乐！吃得高兴！ 我们像英雄一样吃吃喝喝，利用上菜间的空档起身走走，手中捧着杯子四处散步，消化后再回来吃下更多东西。一顿饭吃了快4个小时，等到上生日蛋糕和咖啡的时候，我们都已进入了吃饱喝足之后的迟钝阶段，连说话的速度都变慢了。世界真美好，50岁又是多么棒的年龄呀！ 马儿上路回毕武村的时候，一定察觉到车上的重量增加了。不过它们看起来似乎比早上来的时候还要活泼，昂着头，抽动鼻子品尝空气。正走着，突然间平地起了一阵风刮走了我的草帽，雷声跟着隆隆响起，几分钟内，满天乌云密布。 我们刚上大路，就下起了冰雹，足有豆子大小，砸在头上疼痛不堪。冰雹在湿透的马背上蹦蹦跳跳。马儿根本就不需用鞭子，闷着头自顾自全速前进，身上冒着热气。莫里斯的草帽边沿塌在淌着水的耳朵上，红外套褪色染在了裤子上，他笑着在风中大喊，“哈哈哈！英国式的野餐！” 我和老婆用旅行毛毯做成遮雨篷，回头看看四轮马车如何应付这倾盆大雨。它的车顶显然没有它看起来那么防水，不时有手出现在马车侧面，将水倒出车外。 我们回到毕武村，莫里斯浑身都僵麻了，双手紧紧拉住缰绳，马儿闻到了家和食物的味道，只想一头冲进去。去他的人类和他们的野餐！ 暴风雨受害者们聚集在餐厅喝茶、咖啡、白兰地来提神，个个浑身湿透但是情绪高昂。早上高雅的野餐客形象已经随风而逝，这里只有一群从头到脚往下滴水、头发稀疏的落汤鸡，身上的衣服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透明，一块儿白一块儿透明的裤子底下，透出印着红色“圣诞快乐”字样的短裤，原本膨起的衣服现在粘成一团，草帽看上去更像一盆凝结的玉米片，每个人都站在自己滴下的一滩水里。 乘坐货车先回来的莫里斯太太和餐厅服务生马塞尔，挨个给大家送上各式的干衣服，还有白兰地。餐厅一下子又变成了更衣室。戴着棒球帽的贝纳考虑着是否该借条泳裤，好穿着开车回家。越野陆虎已经被水淹没了，驾驶座里又是泥又是水，变成了个小水坑。他望着窗外说，“至少暴风雨已经停了。” 假如暴风雨在毕武村就停了，那么梅纳村根本就没下雨。开车回家的路上还是尘土飞扬，草干木黄，院子里依然热气腾腾。我们看着太阳落在房子西边的两座山峰之间，小小流连了一会儿，然后消失在晕红的天尽头。 “怎么样？现在你喜欢野餐吗？”老婆问。 什么话！我当然喜欢野餐，我爱死野餐了！ 第八章 通常在酒吧承诺的事，都不必当真，特别是在普罗旺斯，最郑重的承诺都得拖上个把月才可能兑现。 条子(1) 那天实在很倒霉，正好是卡维隆地区交通严打的时候，我却掏不出零钱来投停车计时器。前方有两个戴着鸭舌帽和太阳眼镜的警察正慢慢的朝这边踱过来，一脸险恶地一辆辆车挨个查过来，不知有没有倒霉蛋违章被他们抓到。 我已经找到了一个空位，这下忙不迭地跑进附近一家咖啡馆换零钱。回来的时候，一位身穿蓝色制服、身材魁梧的大汉，正怀疑地斜眼看着计时器上的指针。他抬起头，透过太阳 眼镜瞧瞧我，用笔尖敲着指针。 “超时了！” 我向他解释原因，但是他压根儿不打算考虑我是否情有可原。“活该你倒霉，这也算违章。”他说。我看看四周，至少有半打以上的车违规双排停车。一辆满载碎石的卡车被丢在小巷角落里，把出口挡得严严实实。路的另一边，一辆小客车横在人行道上。和这些重大的违规事件比起来，我的罪行实在微不足道，而我也实在很愚蠢地说了实话。 我一下子变成了隐形人，警察轻蔑地哼了一声，就再也不理我了。这位公路守护天使直接从我前面绕过去抄下了我的车号，然后翻开记事本，看了看手表。 他开始把我的罪状记在纸上，可能还额外加了一条——态度恶劣。就在这时，从我换零钱的咖啡馆传来了一声大叫。 “嘿！就是你，乔治！” 这位名叫乔治的警察和我环顾四周，只见一位身材粗壮的老兄，穿过路旁的露天咖啡座走过来，一边还左右摇动他的手指。在普罗旺斯的肢体语言里，这表示强烈不满之意。 接下来的五分钟里，乔治和这位老兄耸肩、比手势、互相捶对方胸膛，讨论我刚刚犯下的罪状。新来的这位仁兄倒是仗义执言，“真的，这位先生才刚到，他也确实到咖啡馆换零钱，有人可以作证。”他用手指向咖啡馆，吧台昏黄的灯光下，三四张脸孔转向我们。 “法律就是法律”，乔治说，“明明就是违规，而且我已经开了罚单，我无能为力，这已经无法挽回了。” 这个说法实在荒谬，“把罚单改一下，开给那个把货车停在路口挡道的混蛋，就这么简单！” 乔治态度软了下来，看看货车和手上的罚单，又哼了一声，然后转过来好跟我说最后一句话。“下次备好零钱。”他仔细地看了看我，显然是在努力记下我这张犯罪的脸，说不定日后找嫌疑犯时可以用上，然后沿着人行道往那辆卡车走去。 我的救命恩人裂开嘴笑着摇摇头，“他脑子里有疙瘩，真是笨得可以……。” 我向他道谢，说想请他喝一杯。我们一起走进咖啡馆，在角落里一张昏暗的桌子旁坐下来，我这一坐就是两个小时。 恩人名叫罗伯特，长得不矮不胖，宽阔的身板，粗粗的脖子，黝黑的脸上一撇时髦的小胡子。他的笑容和沾满尼古丁的金牙形成对比，棕色的眼睛很灵活，身上隐约流露出一股痞气，恐怕不是省油的灯。在我的想象中，他可能在卡维隆市场贩卖保证摔不破的陶器、或是仿真李维斯牛仔裤，总之，是那些“前晚从货运卡车上掉落下来”的一类东西。 结果是，他老兄昔日竟是名警察，所以他认识乔治，但不喜欢他。现在他是名安全顾问，专卖安全警报系统给那些在卢贝隆地区度假的别墅主人。他说，现在到处都是入室抢劫的小偷，专找没有上锁的门窗下手。所以他的生意兴隆。你装了警报系统吗？没有？太可怕了！他从桌上推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有他的名字和一句标语――未来的警报系统。但这话和他的商标显然不协调——一只停在横木上的小鹦鹉，嘴里喊着“捉贼”。 我感兴趣的是他做警察时的经历，和他为什么离职。他往后靠，陷入一阵茨冈牌香烟云雾中，他冲酒保摇摇空酒杯，又要了一杯茴香酒，然后开始说话。 一开始，日子过得很慢，和其他人一样等待升职，干着一成不变的活儿，渐渐地对办公室的工作感到厌倦，这和他所期望的挑战性工作相去太远。于是想休息一下，在一个周末，他来到弗雷吉斯（Fréjus）度假。 每天早上，他都到一家正对大海的咖啡馆吃早饭，而每天的同一时间，都有一名男子到海滩练习冲浪。罗伯特以度假的悠闲心情，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个人跳上冲浪板，从板上摔下来，再爬上去。 此人看来有点面熟，罗伯特肯定自己不认识他，但又好像在哪儿见过。他的脖子上有一颗很大的痣，左手臂上有刺青。受过训练的警察对这种小而明显的记号总是会特别注意，也特别容易记住。最终还是冲浪客的侧面——颈上的痣以及微微的鹰勾鼻——激起了罗伯特的记忆。 两天之后，他想起来了。他曾看过此人下面标着号码的侧面黑白照片，那是一张警方的嫌疑犯记录照片。这个冲浪客有案底！ 罗伯特到当地的警察局调出资料，不到半个小时，就查到一名去年越狱囚犯的照片，他是加登黑帮的老大，一个危险人物，外表特征正是颈子上的痣和左臂上的刺青。 于是，警方设下了一个陷阱。罗伯特一边大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我描述这次围捕行动。20名警察穿上泳裤乔装成游客，一大早就在沙滩上粉墨登场。尽管他们身上的肤色齐刷刷地透着怪异——手肘到手腕、脖上V形领口处和脸上的皮肤都晒成了古铜色，但是其他所有部位，从脚趾到额头，全是一片惨白——他们还是尽力地不惹人注意。 幸好逃犯正忙着跳上划板，无暇注意这20名皮肤苍白的可疑人物在附近徘徊，直到他们在浅水处形成了包围圈，将他就地逮捕。后来，警察在他在弗雷吉斯的公寓搜出两把点357口径的手枪及三颗手榴弹。 罗伯特因此获得了嘉奖，还被派到马喜安妮国际机场当便衣警察，以便充分发挥他那敏锐的观察力。 我打断他的话，因为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在马赛机场看不到警察。入境旅客可以把随身行李交给接机朋友，再到行李区领行李。而且如果只有随身行李的话，根本就无需通关。这对于以毒品交易出名的马赛而言，着实马虎得有点奇怪。 罗伯特歪着头，将粗短的指头搁在鼻子旁。他说，事实并不象你表面上看到的那样，警察和海关官员其实就在附近，有时装扮成生意人，有时穿t恤牛仔，混杂在旅客中，或是在停车场里到处乱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自己就抓到过一两名走私犯，倒不是什么大买卖，只是些业余选手，以为只要到了停车场就算万事大吉了，毫无忌惮地互相打招呼，还大声谈论。切！简直疯了！ 但是，有时连续几个礼拜芝麻绿豆大的事也没有发生，他开始闷得发慌。“加上这个……”他笑笑，用大拇指头往下指指双腿之间。 罗伯特拦下一名标致时髦、单独旅行的妙龄女子，一只标准的“毒骡”，当时她刚刚坐进一辆挂着瑞士车牌的车子。他只是例行公事地问了个问题，这部车进法国有多久了？那女子一下子变得很紧张，接下来表现得很友善，然后极其友善，最后两人就在机场酒店度过了一整个下午。罗伯特和他的艳遇从酒店走出来时，被人看见了。结果是，一切都完了。好笑的是，在同一星期，一位马赛波梅特监狱的管理员偷偷帮一名犯人夹带装在乳酪罐里的苏格兰威士忌，当场被逮到，同时惨遭出局。 罗伯特耸耸肩说，虽然那不对，也很傻，但警察也不是圣人，总会出些败类。他低头看着酒杯，玻璃上映出一个忏悔者的形象。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开始替他觉得遗憾。他伸过桌子来拍拍我的手臂，煞风景地说，再来杯酒可以让他心情好受些。他哈哈大笑，而我却在暗想他告诉我的故事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 在茴香酒精作用下，罗伯特答应过两天到我家帮忙看看防盗系统，还说完全免费。如果我们最终决定把房子装备得刀枪不入的话，他愿意以朋友的优惠价格给我们装上最先进的防盗系统。 条子(2) 我谢谢他，然后就把这档事忘得一干二净，通常在酒吧承诺的事，都不必当真，特别是在普罗旺斯，最郑重的承诺都得拖上个把月才可能兑现。我在街上见到过太多人对尖锐长鸣的汽车警报器无动于衷，所以，我不大相信电子设备能起到多大的威慑作用，我宁可相信会叫的狗。 出乎我的预料，罗伯特竟然真的如约而来，开着一辆银白色装有天线的宝马，身穿紧身 裤，黑衬衫，嘴里哼着歌，身上散发出麝香味的须后水味道，野性十足。从他带来的女朋友伊莎贝拉身上，可看出他如此光鲜的原因。他们打算到葛氏村（Gordes）吃午餐，罗伯特想何不趁机把享乐和生意一起做了，这种说法听上去让人着实遐想联翩。 伊莎贝拉看来还不到20岁，金发刘海盖住大太阳眼镜的边缘。她穿得很少，一件热辣无比的粉红色直筒裙亮闪闪地裹在身上，长度只到大腿根部。彬彬有礼的罗伯特坚持让她先上房子前的台阶，而他则跟在后面眼睛大吃冰淇淋。他实在够格开一门“偷窥”课。 伊莎贝拉忙着化妆时，我带罗伯特参观房子。正像我预料的那样，他告诉我，任何笨贼，只要带一把螺丝起子，就可以在我家为所欲为。门、窗还有百叶窗经过严格检查之后，全都宣布不合格。那么狗呢？根本没啥用处。只要几块下了药的肉就足以摆平，然后房子就任由小偷们摆布了。他突然将我抵在墙上，一股浓烈的刮胡水味道袭来，差点呛着我。“你永远想不到这些禽兽会干出什么事来！” 他将声音压低，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他显然不想让我太太听到他下面要说的事，因为有点粗俗。 他说小偷通常很迷信，他看过的例子比他想得到的还多。在很多案例里，小偷们翻过整个屋子以后，会在撤退前大便，通常是在地板上，更喜欢在地毯上。他们认为这样霉气才会留在屋内，而不会跟着他们。“到处都是粪便，”他说出这个词的时候，活像已经踩在上面的样子。“很恶心，是不是？”是啊，恶心还算比较文雅的词了呢。 “不过，人生有时是公平的，”他说，“曾经有个盗窃集团就是因为这个而被一网打尽。”当时房子已经被洗劫一空，战利品也都装上了卡车，只剩下这祈求好运的“告别仪式”了。但是偷儿老大却遇到了点麻烦，他用尽吃奶的力气，却没有任何成果。因为他有严重的便秘。当警察来时，他还蹲在地上骂娘。 “这着实让人振奋，但是我知道，在法国遇到便秘的小偷的平均机率只有五分之一，”罗伯特说，“所以我们不能指望这个。” 他把我带到外面，向我描述把我家变成堡垒的计划书――车道尽头处装上电子自动铁门，房子前面装压力感应照明系统，任何比一只小鸡重的东西闯入车道，就会被整排的强力照明灯罩住。通常这样就足以让小偷打退堂鼓了，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为了让你能够像孩子那样安安稳稳地一觉睡到天亮，最好再装上“自动警报器”。就是说，让你的房子变成会叫的房子。 罗伯特停下来，观察我的反应，偷空顺便对正忙着透过太阳眼镜打量自己指甲的伊莎贝拉微笑。姑娘的十个指头上也是亮亮的粉红，和衣服的颜色倒挺相配。 “还好吗？我的卷心菜？” 她冲罗伯特抖着蜜色的肩膀，看得出来罗伯特颇费了一番抗争，才让思绪回到会叫的房子上。 装上电子光束可以保护所有的门、窗以及任何比裂缝还小的口子，即使一个铁了心而且手脚灵活的小偷，有本事通过铁门，而且能蹑手蹑脚穿过强光照明灯，只要他的手指一碰到窗或是门，房子就会大叫。当然啦，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在屋顶装上扩音器来加强效果，这样警报声就可以传到几公里外。 不仅如此，同一时间内，罗伯特在葛氏村附近有一位合伙人，他的房子和这套系统是联网的，该合伙人会立马带着上了膛的左轮枪和他的大阿尔萨斯犬开车火速赶来。在如此全防卫的保护下，我绝对可以完全不受干扰，过上安稳的日子。 这一切只是为了我们一家两口“不受干扰”！我立刻联想到这样的场景――福斯坦开着拖拉机，在凌晨六点时猛敲铁门要到葡萄园去；狐狸、野猪或对门的猫误闯车道造成强力照明灯彻夜通明；不小心误触警报系统，我得赶在被荷枪赶来的武装安全人员五马分尸前，拼命道歉来平息他的怒气。住在森严如诺克斯堡8的地方，生活永远像危机四伏的地狱。就算屋子的装备确实坚固到足以阻挡奥古斯汀大帝的入侵，精神上要受这样的折磨也不值得。 幸好罗伯特心有旁骛，顾不得进一步做生意。伊莎贝拉终于对指甲的状况、太阳眼镜的位置以及她的紧身裙都觉得满意了，准备离开了。她隔过院子对罗伯特撒娇，“亲爱的，我快饿死了！” “好，好，马上就走，就两分钟。”他转过来面向我，试着再谈生意，但是他的“警报系统”已经在那头叫个不停了，我家的安全相形之下，显然没那么紧急。 我问他打算到哪里用午餐。 “巴士底餐厅。”他说，“你知道吗？那里原来是警察局，所谓一日为警察，终生是警察，你说是不是呢？” 我说我倒是听说那家餐厅同时也是家旅馆，他冲我眨眨眼睛。他的眨眼实在是意味无穷，不过这次纯属润滑眼睛。 “我知道！”他回答。 第九章 这次的食物会让有体重问题的人痛不欲生：鲜奶油、白乳酪、盖着巧克力的巧克力蛋糕、酥皮点心、夹心蛋糕、朗姆酒味的水果蛋糕、水果派、果汁冰糕、调味草莓、糖浆水果…… 穿着运动服的美食家(1) 我们从一些朋友口中听说了瑞吉这号人物。据说有人邀请他到家里吃晚饭。当天早上，他打电话过来打听晚上的菜单。即使在法国这样人们普遍对美食有特别兴趣的国家里，这事也不多见。女主人很好奇，他为什么问这个呢？菜单有镶贝冷盘，松露浓汁排骨，乳酪，还有自制的果汁冰糕。有问题吗？他是不是对某些食物过敏？还是只吃素？要不是在节食？ 当然不是，瑞吉说。这些菜听起来都很可口，只是有一点小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得了 痔疮，没办法长时间坐在那里吃完一整顿饭。一道菜的时间是他所能忍受的极限，所以他想把他觉得最好吃的菜，打包带回去，相信女主人一定能理解他的困境。 因为他是瑞吉，女主人答应了。后来，她告诉我们说瑞吉是个把吃饭当成生命的人，几乎沉迷在吃喝的世界里。但千万别把他想成那种暴食暴饮的贪吃之徒。瑞吉是一位美食家，恰好胃口够大，而且消息灵通。她还说，瑞吉对自己这种狂热也觉得好笑，他对英国人在食物上的态度颇有些独特的看法，我们也许会有兴趣，等他的“臀部隐疾”痊愈后，不妨认识认识。 几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我们见到了他。 他匆匆赶来，怀中还抱有一瓶冰凉的克鲁格香槟。由于酒还不够冰，他到达以后的前5分钟一直忙着跟冰桶较劲。为了让酒保持在适合饮用的温度，据他说是5到7度，他一边轻轻转动冰桶内的酒瓶，一边告诉我们他上周亲身经历了一场“灾难晚宴”。他说，惟一让他觉得愉快的时刻来自于晚宴结束时，一位女客人向女主人道别时说，“这真是一个很特别的夜晚，每道菜都是冷的，除了香槟！” 瑞吉笑得浑身发抖，然后慢慢拔出了瓶塞，他非常小心，只见一阵泡沫无声涌出，酒瓶就已经打开了。 瑞吉身材魁梧，黝黑肥胖，长着一对普罗旺斯人少见的深蓝色眼睛。他不像我们身着传统的晚宴服装，只轻松地穿了一身运动服，浅灰色镶红边，胸前绣着“Le Coq Sportifquot;，意为“热爱运动的公鸡”，脚上蹬了一双运动鞋，式样复杂，塑胶鞋底有好多层不同颜色，这使得他看起来更适合参加马拉松赛，而不是坐在桌边参加晚宴。他发现我在注视着他的衣服。 “我吃饭时一定要穿得舒服，运动服最适合不过了。”他拉拉裤子的松紧带，又笑着说：“而且这样穿有助于为第二回合留点余地。这很重要。”他举起杯子，“敬我们的英格兰和英国人，如果他们在食物上还这么固步自封的话！” 我们遇见的大部分法国人，通常不懂英国菜却妄加评论。但瑞吉不同，他研究过英国人和他们的饮食习惯。晚餐时，他正确地向我们指出英国人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 他说，从婴儿期开始，英国宝宝就被喂食些没有味道的糊糊，那种东西只能凑和着用来喂喂不挑食的鸡，根本没什么味道可言。而法国宝宝早在长牙以前，就被当成有味觉的人看待。瑞吉举了个例子说，法国著名的婴儿食品制造商“高卢”的菜单上就列着比目鱼排、鸡粥、金枪鱼、羊肉、肝、小牛肉、干酪、汤、蔬菜、水果、温桲越橘布丁、黑糖奶油、奶油乳酪。上述所有东西，还有更多没被提到的，都是给不到18个月大的宝宝准备的。“这下你们明白了吧？”瑞吉说，“味觉就是这样被训练培养出来的。”他闭上嘴，低下头对着才端上桌的龙蒿烧鸡，深吸一口气，整了整塞在运动衣领下的餐巾。 他接着向前进入到这些未来美食家的入学阶段。他问我，“你还记得在学校吃过什么吗？”我当然记得，那些恐怖的经历让人终生难忘，瑞吉点了点头，一副很能体谅的表情。他说英国学校的食物之难以下咽是举世知名的，永远是乌乎乎的一团一团，看起来很神秘，你也永远不会知道强迫自己吃下去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在法国，他五岁女儿正在上村里的小学校，每星期的菜单都事先张贴在布告栏上，以免和家里的菜重复。每天的午餐至少有三道菜，比方说，昨天小玛蒂尔德吃的是配有乳酪火腿的芹菜沙拉、香肠饭和烤香蕉。瞧瞧吧！小舌头就是这样继续接受教育，难怪法国人比英国人更懂得欣赏美食，品味也更高。 瑞吉切了一块大大的梨子配乳酪吃，手里的刀子指着我，好像我该为英国人味觉教育失败负责似的。“好，”他说，“现在该谈谈餐厅了。”他悲哀地摇摇头，两手摊开放在桌上，手掌朝上，手指握拳。“这里，”他把左手举起了几英寸，“你们有小酒店，不错，但是提供的食物却只能用来配啤酒吃。”另一手被举得更高些，“而这里呢，你们有专门面对商人的高级餐厅，价格贵得离谱，不过没关系，反正是公司买单。” “但是中间呢？”瑞吉望着两手之间的空白，嘴角下垂，胖胖的脸上露出失望的神情，“中间是一片沙漠，啥都没有。”你们的小饭店呢？你们的专供中产阶级消费的餐厅呢？你们的路边小店呢？除了有钱人外，其他人怎么可能承受得起在伦敦好好吃一顿呢？ 我很想反驳他，但苦于找不出话来。他指出的问题正是我们住在英国时无数次问自己的问题。在英国选择确实有限，要不是小酒店，要不就是豪华餐厅，食物少得可怜，账单上的数字却够充裕。最后，面对端上来的微波食品和放在礼篮中的餐桌酒，还有漂亮却蹩脚的叫贾斯丁或艾玛的服务生，我们只好放弃。 瑞吉搅拌咖啡，考虑是选择苹果白兰地还是来自亚维隆（Avignon）的冰镇梨子酒时，我问他最喜欢哪家餐厅。 “当然是雷伯镇（Les Baux）的博马奈餐厅。”他说：“不过太贵了！”他晃动着整个手掌，好像指头上着了火似的。“每天吃肯定吃不起。总的来说，我喜欢比较内敛一些不那么国际化的餐厅。” “换句话说，比较法国式的餐厅。”我说。 “对极了！比较法国式的餐厅，物超所值。这里各种档次的都有，我做过研究。”瑞吉说。 我相信他做过，只是他没有告诉我除了雷伯镇外任何一家餐厅的名字，而雷伯镇的餐厅是只有中了彩票大奖才吃得起的餐厅。“有没有其他便宜一些的餐厅呢？” “如果你喜欢的话，有两家很有特色，品质也毫不逊色的餐厅。”瑞吉又往嘴里倒了一小口卡勒瓦多酒，“帮助消化。”他往后靠在椅背上。“就这么定了，我带你们去，算是给加强英国人的饮食教育出点力。你太太也要来哦。”那是当然，可惜瑞吉太太无法参加我们的盛宴，她得留在家里准备晚饭。 ＊＊＊ 他要我们到亚维隆时钟广场前的一家咖啡馆碰面，到时他会透露去哪家餐厅吃饭。电话里，他大声地吸吮指头，并建议我们下午不要安排任何活动。吃过这顿他安排的午餐后，没有什么事能比喝“消化酒”来得更重要了！ 他穿过广场朝我们走来，以他的体形来说，这样的步子已经算很轻快了。穿着一双黑色篮球鞋和他最正式的运动服，也是黑色的，一条粗粗的裤腿上绣着粉红色的“UCLA”字样，手里拎着一个购物篮和一个法国商人用来装文件和应急古龙水的拉链手提包。 他要了杯香槟，给我们看他刚刚在市场买的小甜瓜，大小跟苹果差不多。“洗干净，挖空，加上葡萄汁和白兰地，在冰箱里放24小时，”瑞吉向我们保证，“喝起来就像少女的红唇。”我从来不知道甜瓜有这种功能，只好归罪于英式教育的不足。 瑞吉高高兴兴地最后挤了下这些绿绿的小圆球，满心欢喜地把它们放回篮子里，然后言归正传。 “今天我们要到共和街上的伊尔利餐厅。皮耶尔·伊尔利先生是烹饪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干这一行已经有20年甚至25年之久，他是个天才，做出来的菜从不令人失望。”瑞吉摇动他丰满的手指，再次强调“决不”。 除了入口处陈列着一个用木框裱起来的菜单外，伊尔利餐厅并不刻意做任何广告来吸引路人。狭小的门开处，是一条窄窄的走廊，餐厅就位于楼梯尽头。一个大房间，铺着漂亮的人字形木板，颜色很朴素，桌子间的距离宽大而舒适。这里和大多数的高级法国餐厅一样，单独来的客人和六人以上的团体都享有同等待遇，一个人的桌子不是挤在冷清的小角落，而是放在面对大街的带窗小隔间内。这些小隔间已被一些穿着西装的客人占满，看来是本地的商人，得在两小时内快速吃完午餐然后赶回办公室。其余的客人，除了我们以外，全是法国人，都穿得比较随便。 穿着运动服的美食家(2) 我记得在英国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没打领带，被索默塞（Somerset）的一家高级餐厅拒之门外，然而在法国从不曾碰上这种事。就在这里，瑞吉穿着运动服，一副刚从减肥中心逃出来的模样，老板娘还是给了他国王的待遇。他把购物篮交给她，顺便问候伊尔利先生身体可好，老板娘笑着说，“好，还是老样子。” 我们被引入座位时，瑞吉面带笑容，搓搓两手，使劲嗅着空气试图猜出今天有什么菜。 他说在另一家他最喜欢的餐厅，厨师准许他进入厨房，他就会闭起眼睛，用鼻子选菜。 他将餐巾塞进脖子，和服务生低声说话。“大瓶的吗？”服务生问。“大瓶的！”瑞吉回答。一分钟后，一大瓶装着液体的玻璃瓶就摆在了我们面前，瓶壁因为冰过了而变得透明。瑞吉马上变得专业起来，我们要开始上课了。“在任何一家正经的餐厅，大家都可以信任它特设的餐酒，这是隆河区产的酒，干杯!”他喝下一大口酒，含在嘴里品了几秒钟，然后长长吐了口气，表示满意。 “现在，我给你们一些如何点菜的建议，如何？你们看，这里有“品尝套餐”9，很美味，但是对一次简单的午餐而言，可能太花时间了，我们不如用点菜的方式。”他越过酒杯看着我们，说，“记住我们到这里来的目的，这样你们才能明白什么叫物美价廉。每人花上500法郎，任何一个好厨师都能让你吃得很好。最大的考验是如何用少于一半的价钱满足你们。因此，我建议点这份短的菜单，同意吗？” 我们同意，这份精简过的菜单已经足够让米其林指南的评审员直流口水了，更何况是两个像我们这样业余的英国人呢！瑞吉轻轻地念着酒单，我们困难地做最后决定。他招手请服务生来，然后两个人又开始小声讨论。 “我破戒了！”瑞吉说。“这里的红酒是不错，但是有一种更好喝的酒，也不贵，产于埃克斯（Aix）北部的特瓦隆（trévallon），不算太烈，却很有名酒的特色。喝喝看你就知道了。”他轻拍着面前的酒单。 服务生到酒窖取酒的时候，另一位服务生送来一些小点心，好让我们不至于在第一道菜上来之前没事可做，那是一种小干酪蛋糕，里面包有奶油烙鳕鱼，上面点缀着一个烤鹌鹑蛋和黑橄榄。瑞吉不做声了，埋着头专心地吃。我听到拔酒瓶木塞的声音，服务生的轻声细语，还有刀又碰在瓷盘上柔和的叮当声。 瑞吉用面包巧妙地把食物轻轻推到刀叉前，把他的蛋糕吃得干干净净，然后又倒了些酒。“怎么样？” 接下来的午餐和开头一样愉快，先是淋着浓浓的香菇芦笋汁的肥鹅肝馅饼，然后是自制的西斯特宏羊肉腊肠和鼠尾草配甜红洋葱酱；另一个平底盘上则铺着一层和餐巾一样薄的乳酪烤马铃薯，脆脆的薄皮入口即化。 肚子稍稍填饱之后，现在重点可以稍稍从食物上移开，瑞吉又能够继续我们的话题了，他告诉我们他正在考虑做一个文化项目。报上说，萨德侯爵10国际研究中心将在亚维隆艺术节期间开幕，届时将上演一场歌剧以纪念这位神圣的侯爵，并用他的名字为一种香槟酒命名。这些活动说明大众对这个老怪物再度燃起了兴趣，而正如瑞吉说的，性虐待狂也需要吃东西，所以他打算专门设计一套特别的食谱。 “我准备把这一套菜取名为‘虐待狂烹饪法：萨德侯爵食谱’。”他说，“所有的材料都会被抽打、捆绑、挤压或灼烤。菜肴描述中也要用很多痛苦的字眼。我敢保证在德国一定会很畅销。不过你得告诉我一些关于英国人的事。”他靠过来，神秘兮兮地问，“是不是所有上过英国公立学校的男人都喜欢……怎么说呢，一点小处罚？”他喝下口酒扬起眉毛说，“比如说打耳光，对不对？” 我告诉他，他应该试试找一位上过伊顿工学院的出版商，并设计一套包括鞭打的食谱。 “什么是鞭打呢？” 我尽我所能地解释给他听，瑞吉点点头，“对呀！也许可以把一块鸡胸加以鞭打，然后淋上刺激的柠檬汁，太棒了！”他把这一点记在支票本背后，“绝对会是本畅销书，准没错！” 畅销书暂且被放在了一边，瑞吉带我们去参观乳酪展示推车，时不时地停下来教我们和服务生如何分辨各种乳酪，硬的和软的，刺激的和温和的，新鲜的和陈年的。他从20种不同的乳酪中选出五种，并庆幸自己有远见，猜到我们将要点第二瓶特瓦隆酒。 我咬了辛辣的羊乳酪，眼镜下的鼻梁顿时冒起一股刺痛。这时美酒像丝绸般滑下了喉咙。这顿饭在高效率、高水准的服务下，吃得极其满意。我对瑞吉说我吃得很愉快，他露出一副诧异的表情看着我。 “可是我们还没吃完呀！还有很多呐。”一盘蛋白酥皮端上桌子，“这个是为了下面要上的甜品做准备的，吃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他很快连续吃下两块，同时张望四周以确定甜品服务生没有把我们忘了。 第二辆推车，体积更大，装的食品也更多，小心地往我们的方向推来，停在我们前面。这次的食物会让有体重问题的人痛不欲生：鲜奶油、白乳酪、盖着巧克力的巧克力蛋糕、酥皮点心、夹心蛋糕、朗姆酒味的水果蛋糕、水果派、果汁冰糕、调味草莓、糖浆水果…… 瑞吉坐着显然看不过来，他站起来，绕着推车走了一圈，以确认在新鲜树莓后面没有藏着任何被漏掉的东西。 老婆选了用当地特产蜂蜜制成的冰淇淋，服务生取出泡在热水中的勺子，优雅地从桶里挖出一球漂亮的冰淇淋，他拿着盘子和勺子站着等候下一步指示。 “加什么料呢？” “就这样，谢谢！” 老婆不敢点的那些美妙甜点，瑞吉全要了——巧克力蛋糕、酥皮点心、水果、鲜奶油。他把运动服的袖子卷至手肘，即便是他，这架势也开始说明问题了。 我要了咖啡，空气中浮起了一阵惊奇的沉默，瑞吉和服务生都看着我。 “不要甜点？”服务生问。 “甜点是包含在菜单里的！”瑞吉说。 他们两人看上去都很担心，似乎都一下子觉得我有点不对劲。但是这没有必要，伊尔利餐厅已经把我打倒了。 结账时，每个人230法郎，真是物超所值。每人280法郎，我们就可以细细品尝他家的长长的“品尝食谱”了。“下次吧！”瑞吉说。是啊！下次再来，提前三天不吃饭再加上散步10英里。 ＊＊＊ 下一回合的美食课延期了，瑞吉要进行他每年例行的疗程。整整两个星期，他都吃得很少，用每顿饭三道菜取代习惯的五道菜，而且只喝矿泉水。这对他消化系统的新陈代谢非常重要。 为了庆祝禁食结束，瑞吉提议到一家叫Le Bec Fin的餐厅吃午饭。他要我中午11点三刻前就赶到那儿以确保有位子。餐厅在荷岗区（Orgon）的7号公路上，只要看到停车场上停着很多卡车就是了，应该很容易找到，不用穿正式服装。在这种大热天，老婆比我聪明，她决定留在家里，看守游泳池。 我到达时，餐厅已经完全被卡车包围，车厢紧紧挤在树下的阴凉处。超过半打的运送汽车的大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在隔离墩上排成长队。晚来的老兄只好把车子开下大道，挤进餐厅旁边一条窄窄的空地上，然后满身大汗地松口气。司机在太阳下站了一会儿，放松背部，脊椎的曲线和他正面高高隆起的肚子形状完全一致。 酒吧里挤满了人，非常嘈杂，到处是身材魁梧的大汉，大胡子，大啤酒肚，大嗓门。端着杯子站在角落里的瑞吉，和他们比起来简直算得上苗条。他穿得很“夏天”――跑步短裤，无袖背心，手腕上吊着一个手提袋。 “嘿！”瑞吉喝光手上的茴香酒，又叫了两杯。“这里和伊尔利餐厅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压根儿找不到一点点相象的地方。吧台后方贴着一张布告，留着湿湿的印子，显然平常老板娘经常把抹布摔在上面来泄愤，上面写着“危险，小心挨骂！”敞开的门一路通到厕所，可以看到另一张告示：“淋浴，8法郎”。从不知在何处的厨房传来锅铲碰撞的声音和炖大蒜的香辣味。 穿着运动服的美食家(3) 我问瑞吉禁食后感觉如何，他转身从侧面炫耀他的肚子。吧台后面正在用木勺子拍掉啤酒泡沫的老板娘，抬起头来盯着他看。她仔细端详着瑞吉胸部以下的曲线，眼睛最后定在他跑步短裤腰部的松紧带处。“什么时候生呀？”她问。 我们走进餐厅，在后面找到一张空桌子。一位黑皮肤的小个子女人面带微笑，露着一截怎么都调不平的黑色胸罩肩带，走过来告诉我们餐厅的规矩――第一道菜是自己到自助餐区 拿；然后可以在三样主菜——牛肉、乌贼、土鸡中任选一样。他们的酒单也很简短，红酒或者玫瑰红酒，都装在一公升容量的瓶子里，带着一个塑料盖和一碗冰块。女服务生祝我们用餐愉快，向我们鞠躬，猛地拉了拉胸罩肩带，带着我们的点菜单走开了。 瑞吉夸张地做出开酒瓶盖的样子，闻了闻塑料瓶盖，“法荷（Var）的酒，没有假冒的，实在。”他呷了一口，慢慢把酒推向前腭，“不错。” 我们加入卡车司机们排队取菜的行列，他们个个表演起平衡的特技，盘子在手上高高垒起，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食物，品种之丰富足以构成“一顿饭”――两种香肠、加了蛋黄酱的水煮蛋、调味汁芹菜色拉、红黄甜椒饭、小豆子红萝卜片、猪肉酥皮砂锅、熟肉酱、冷鱿鱼、甜瓜切片。瑞吉抱怨盘子太小，于是一下拿了两个，第二个盘子被他像专业服务生那样地放在前臂内侧，然后挨个取菜。 我们回到座位时出现了一阵慌乱，实在无法想象吃饭没有面包。“面包在哪里呢？”瑞吉向服务生示意，他把一只手举到嘴边，手指和拇指缩起来，做出啃咬的动作。服务生从角落纸袋中取出一条法国长面包，以惊人的速度在切面包机下切好，当面包放在我们面前时，还没从刀片的压力下恢复原状。 我对瑞吉说，也许他可以将“面包断头台”写进他的“萨德侯爵食谱”。他正吃着香肠，停下来说，“也许吧！不过和美国市场打交道得格外小心，你听说了香槟酒在打入美国市场时遇到的麻烦了吗？” 显然，瑞吉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消息。萨德香槟酒由于标签的问题，在自由国家不受欢迎！那商标上有张照片，是个年轻女人的半身像，看来很聪明，照说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眼睛锐利的公共道德捍卫者们却觉得那女子的手臂位置不对劲。商标上并没有画出来，但是他们觉得有一些细微的迹象可以说明她的手臂是被绑过的。 老天呀！想想这种反自由的行为将对整个国家的年轻人造成多大的影响，更不用说对一些感情丰富的成年人了。美国社会的结构也许会因此而分崩离析，从圣塔巴巴拉（Santa Barbara）到波士顿到处都会充满香槟酒和奴隶派对，天知道康涅狄格（Connecticut）更会发生什么事？ 瑞吉继续吃东西，纸巾在胸前皱成一团。隔壁桌的先生正在吃第二道菜，衬衫纽扣敞开着好让空气流通，露出一个红褐色的大肚子，毛绒绒的胸口悬挂着一条耶稣受难十字架的金链条。 没有什么人小口小口地吃，我在想他们怎能整个下午坐在50吨卡车的驾驶盘后面而保持清醒呢？ 我们用面包把盘子擦干净，然后同样地把刀又擦干净。服务生端来三个热腾腾的椭圆形不锈钢盘子，第一盘上面有两片淋着浓汁的鸡肉，第二盘则是镶有大蒜和香菜的番茄，第三盘是香烤迷你马铃薯。瑞吉每样都闻了闻，才递给我。 “在英国，长途的卡车司机都吃什么呢？” 两个蛋、熏肉、薯条、香肠、烤豆子、一片烤面包、一品脱的茶。 “不喝酒吗？没有乳酪吗？也没有甜点吗？” 尽管我对长途卡车司机认识有限，但想来大概没有这些东西。我回答说他们也许中途会在酒吧休息。不过法律对酒后开车的处罚非常严厉。 瑞吉又倒了些酒。“在法国，听说法律允许喝一杯开胃酒，半瓶酒，和一杯消化酒。” 我说我在某处看过报道，说在法国发生交通意外的机率比欧洲其他地区都高，甚至是美国的两倍。 “其实这跟喝酒没关系，”瑞吉说：“问题出在法国人普遍的个性，缺乏耐心，喜欢超速。不幸的是，并非每个人都是好驾驶员。”他把盘子内的食物扫荡一空，转到比较轻松的话题上来。 “这只鸡味道很好，你不觉得吗？”他从盘中挑出一只骨头，放在嘴里咬一咬。“骨头强韧，这只鸡养得很好，是养在野地里的；饲料鸡的骨头，咬起来味同嚼腊。” 这只鸡的确很好吃，鸡肉结实而鲜嫩，煮得恰到好处。马铃薯和蒜头番茄也是一样。这个地方的烹调水平和菜的份量都让我感到惊讶，而且我也敢保证，结账时应该不会很心痛。 瑞吉又把刀叉清干净，示意服务生端上乳酪。 “理由很简单，”他说，“卡车司机是好主顾，非常忠诚，他宁愿多开个50公里，只为吃到又好吃又便宜的东西，然后替餐厅免费宣传。只要维持水准，这里就会座无虚席！”瑞吉手里叉着布利乳酪指着餐厅，“瞧！” 我环顾四周，放弃了数的念头，餐厅里吃饭的卡车司机肯定不少于一百人，加上酒吧那边可能还有三十来个。 “这是很实在的生意。假如厨师变得小气或是诈客或是服务不好的话，卡车司机就不会再光顾了，用不了一个月，就没人会上门，最多只剩两三个观光客。” 外面发出隆隆声，餐厅内突然变得阳光灿烂，原来是停在窗户边的卡车开走了。隔壁桌挂十字架的客人，戴上太阳眼镜吃他的饭后甜点――一碗三种不同口味的冰淇淋。 “冰淇淋、焦糖奶油，还是果馅饼？”女服务生终于把胸罩肩带拉好了，只是她清理桌子时，又滑了下来。 瑞吉吃焦糖奶油时，满足地发出吸吮声，然后把替我点的冰淇淋也吃掉了。我知道我一辈子都当不成卡车司机的，我根本没那种大的胃口。 时间还很早，不到两点钟，餐厅慢慢空下来。客人们一一付账，粗大的手指从秀气的小钱包中取出叠好的钞票，女服务生鞠躬、微笑、拉胸罩带子、找钱，最后祝客人旅途愉快。 我们喝着表层泛起棕色泡沫、里面黑而滚烫的加浓咖啡，还有装在圆滚滚的小玻璃杯里的卡勒瓦多酒。瑞吉将玻璃杯倾斜，当它的圆壁碰到桌面，杯子里金黄色的液体也刚好满到杯口。他说这是判断有没有短斤少两的老法子。 两人的账单加起一共140法郎，和我们在伊尔利餐厅的午餐一样物超所值。惟一让我觉得后悔的是，一走到外头，太阳的热浪顿时冲得我透不过气。如果我带了毛巾来，倒可以冲个凉。 瑞吉说，“这顿饭可以让我一直撑到晚上。”我们握手道别，他恐吓我说下一次的课外教学活动是到马赛吃鲜鱼汤！ 我又转回酒吧再喝点咖啡，看看能不能租条毛巾。 第十章 镇上那些穿着裙子和平底鞋的女士们用吹毛求疵的眼光盯着她，那股子挑剔劲儿平时她们通常只有上肉摊买肉时才会使出来。 梅纳村狗展(1) 梅纳村运动场是一块位于葡萄园中的平地，平常主要是镇上的足球队在这里进行比赛。到时候松树下约莫会停上一打的车子，运动场内挤满了球迷，看球野餐两不误。一年当中有一天，通常是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运动场会另作他用。当天，林荫道上挂起红色、黄色的彩旗。杂草丛生的洼地也被清除干净，作为额外的停车位。路边密密地竖起高高的竹条编织的围栏，以防过往行人的眼睛吃到免费大餐。因为，这好歹是镇上的大事，一场结合了克拉夫狗展和阿斯科特赛马的盛会――梅纳村狗展。 今年活动似乎开始得比较早，也比过去更为嘈杂。刚过七点钟，我们打开门，拉开百叶窗，刚想好好享受一下一周以来中惟一宁静的星期天早晨。这个时候，邻居的拖拉机在家休息，鸟儿们歌唱，阳光普照，山谷里一片幽静，多么祥和。就在这时，山那头半英里外，主持人开始测试他的话筒，尖锐的电子声忽地响彻山谷，恐怕半数的卢贝隆人都被吵醒了。 “喂！喂！l、2、3，早上好，梅纳村！”主持人停下来，咳嗽几声清清嗓子，听来挺像雪崩的声音。“好，机器没问题。”他把音量调低一个档，调到蒙地卡罗电台。一个宁静的早晨就这么报销了！ 我们决定等到下午才去看这个狗展。那时候，开场节目应该都已经结束了，品种不好或者表现不好的狗都被淘汰了，大伙儿都用过午餐了，狗展中最佳的狗鼻子比赛也即将在场内展开。 中午的钟声一响，扩音器突然安静下来，原本此起彼伏的狗叫声，顿时变成偶尔的几声低吠，听上去像是精力过剩或是无聊，活似一首哀伤的小夜曲。除此之外，山谷里没有其他声音，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狗儿和其他所有东西都被排在了第二位，填饱肚子最重要！ “大家都吃完了吗？”扩音器又喊了起来，麦克风里隐隐传来压低的打嗝声。“好，活动继续！”于是，我们动身，沿着小路前往运动场。 停车场中的一块阴凉空地，早就被一群眼明手快的商界精英们占据。他们都卖些啥呢？特殊品种的狗儿、杂种狗、具有特殊专长的狗，包括专门追踪野猪的狗、猎兔子的狗、抓鹌鹑和鸟鹬的狗。这些狗儿在树下被铁链拴成一串，睡着了也不老实。就像给树戴上了一条活的项链。主人们都长得像吉普赛人――高个子，黑皮肤，浓密的黑色八字胡下露出闪闪发光的金牙。 其中一个注意到老婆对一只黑褐色的皱皮狗很感兴趣，那只狗儿正懒洋洋地用大大的后脚掌挠耳朵。“它长得很漂亮，是吧？”狗主人说，金色牙齿对着我们闪闪发光。他蹲下来在狗的脖子上抓起一把松松的皮。“它一生下来就像裹了个袋子似的，你可以直接提回家。”狗儿睁开眼睛，似乎接受了自己生来就披着一件尺寸大了好几号的皮外套的命运，脚掌搔到一半就停住了。老婆摇摇头，“我们已经有三只狗了！”那人耸耸肩，松手让狗皮落下，“三只和四只，有什么区别呢？” 顺着运场跑道向前走，场内摊贩的货色愈来愈有看头。一个用夹板和铁丝制成的笼子上，摆着一张说明，写着“狐狸猎犬，专猎兔子和松露，真正的冠军”。这只冠军狗短小肥胖，黑白夹杂，正朝天躺在地上打盹，四条粗短的腿向上伸着。我们几乎没有放慢脚步，但这对精明的狗贩子而言，已是绰绰有余。“它长得不赖！是不是啊？”他把狗摇醒，从笼子中将它举起来。“看！”他把狗放在地上，从货车引擎盖上的空酒瓶旁锡盘子里拿出一片香肠。 “这种狗很特别的！”他说，“它在吃东西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它分心，全身都会变得僵硬，你压它的头部后方，它的后脚就会抬起来。”他把香肠放下，用树叶盖住，让狗儿去找，然后把脚压在狗儿后脑上。狗儿咆哮起来，咬他的脚踝。我们继续往前走。 运动场从午餐中渐渐醒过来，树底下零星散落着折叠式小桌，上面还留着一些食物和空杯子。一只西班牙猎犬成功地跳上桌子，把食物残渣清理干净，然后下巴贴在一个盘子上睡着了。由于参观的宾客吃得饱饱的，挺着圆鼓鼓的肚子，加上天气炎热，动作明显变慢了，他们一边剔牙，一边浏览本地军火商人展示的猎枪。 一个长长的台子上，三四十支枪整齐地排成一列，其中包括一支最新型的黑色亚光霰弹枪，吸引了许多目光。但是有些展品让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哪个猎人会需要用到“铜指环”和“铁流星”这种据卡片上说是“日本忍者使用的武器”呢？这场展示会和英国狗展上贩卖的橡胶骨头和发声玩具真是有天壤之别。 俗话说得好，有其狗必有其主。狗主人和狗儿长时间相处下来，慢慢总是会有几分神似，在这里，可以找到很多活生生的例子。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这理论也许指的是外表上的特征――女主人和她的巴赛特猎犬有一个相似的下巴；浓眉毛、大胡子的男主人必得配上苏格兰犬；体型瘦小的骑马师后面总跟着一只跑动迅速的小灵狗。但是法国就是法国，他们总是刻意借用时尚的手段把人与狗完美无暇地搭配起来，从而突出整体效果。 优雅狗姿比赛中有两名选手脱颖而出，人与狗互相衬托得天衣无缝，显然他们也很乐意接受台下土包子们的注目。女子组部分，一位金发女郎穿着白衬衫、白短裤、白色牛仔靴、用白色皮带牵着一只白色迷你狮子狗，傲然走到吧台边，翘着兰花指悠然啜饮柳橙汁。镇上那些穿着裙子和平底鞋的女士们用吹毛求疵的眼光盯着她，那股子挑剔劲儿平时她们通常只有上肉摊买肉时才会使出来。 男子组部分，则由一位矮胖的男士和他那半人高的大丹狗一统天下。狗很干净，背部黑得发亮。主人穿着一件黑色紧身t恤，黑色贴身牛仔裤和一双黑色牛仔靴。狗儿戴着一个很重的黑色项圈，主人脖子上戴着一条缆绳般的项链，上面挂着一块奖牌，每走一步就打到他的胸膛；手上还戴着一个类似的手镯。或许是疏忽吧，他的狗儿没戴手链，不过他们两个高高地站在台上时，倒是气势十足。主人做出一副必须用暴力才能制服身边这个庞然大物的样子，粗鲁地猛拉项圈，大声吼叫。狗儿露出大丹狗温顺的本色，没有领会到它应该装出一副凶猛狠暴、桀骜不逊的样子，反倒彬彬有礼，饶有兴趣地看着从它胯下来来往往的小狗。 我们正在估算大丹狗的好脾气能维持多久，一旦那些小狗们像苍蝇般地在它后腿处扎堆，它会不会一口吃掉一只来个杀一儆百。这时候，手捧奖券的马修先生来了个突然袭击。只需花10法郎，我们就有机会赢得由当地商人捐赠的运动器材和大吃一顿的机会，奖品有一辆越野脚踏车、一只微波炉、一把猎枪或者美心牌香肠。我松了一口气，幸好小狗儿不是奖品中的一项。马斯尔先生斜着眼睛说，“你们永远不会晓得香肠是用什么做的。”看到老婆一脸恐惧，他拍拍她，“当然不是啦，我是开玩笑的！” 事实上，展台上有足够做成香肠山的小狗。它们在几乎每一棵树底下、毛毯上、纸箱里、自制的狗屋及旧毛衣上，成群地躺着或是蜷成一团蠕蠕而动。我们从一个伸着几十只脚、毛茸茸的狗儿堆走到另一堆的时候，都在接受着严峻的考验。老婆对任何四条腿鼻子潮湿的东西都很容易动感情。狗贩子的推销伎俩尤为无耻，只要看到她泄露出一丝的兴趣，马上从狗堆中抓出一只小狗，塞进她怀里，狗儿在她怀中很快地入睡。“看，多可爱！”那一刻，我已经看出她又心软了！ 幸好，这时扩音器里传来介绍比赛现场的解说专家，替我们解了围。专家一身猎装打扮――卡奇帽、衬衫和裤子，嗓音低沉略带沙哑。他似乎还不习惯透过麦克风说话，而生为普罗旺斯人，他也无法在说话的时候让双手安静下来。所以，当他不时地用麦克风指示运动场上的不同地方时，声音就变得时断时续。 比赛的选手在远处排成一列，有超过半打的向导犬和两只品种不明的褐色犬。运动场上随意放置了很多处小灌木丛，比赛的战利品――一只被高高举起正接受检查的活鹌鹑，将被藏在里面。 梅纳村狗展(2) 解说员使用麦克风的技术进步了许多，我们终于能听到他的解说词了。鹌鹑将会被绑在不同的树丛中，参赛的狗儿要把它找出来，但不能咬死，只能指示鹌鹑藏匿的地方，谁花的时间最短，谁就获胜。 鹌鹑被藏好后，第一位参赛者被放了出来，它在前两片树丛里闻了闻就走开了，最后在离第三片树丛还有几码远的地方站直，停了下来。 “哈！这只狗，真厉害！”解说员突然冒出话来，狗儿被他的噪音分散了注意力，抬头望一望，很快又继续前进。它走得很慢，格外小心翼翼地把一只脚放在地上，然后才抬起另一只，颈子和头都伸向树丛，解说员赞美它专注且动作优雅，但狗儿此时丝毫不受干扰。 “太棒了！”解说员说，并开始拍手，忘了手上还拿着麦克风。主人牵回他的狗，一人一狗迈着胜利的步伐小跑返回起点。穿着高跟鞋和精致的黑白套装的计时女郎，把比赛成绩记在记分板上。负责藏匿鹌鹑的人冲出来将鹌鹑藏到另一处树丛里，第二位参赛者入场。 这只狗立刻冲到刚才鹌鹑被捉走的树丛边，停了下来。 “没错，那里的气味还很浓，再等一会吧！”解说员说。 大家等着，狗儿也等着，后来它厌烦了，也许是对被派出场干这样的傻事感到恼火，它对着树丛抬腿撒了泡尿，然后就跑回主人身边。 负责藏鹌鹑的人再将那只可怜的鹌鹑重新藏了一遍，这只鹌鹑显然味道特别浓，出场的狗儿一只接一只地停在这个或那个刚刚藏过鹌鹑的空树丛边，抬起头，试探性地伸出爪子，然后放弃。一位站在我们旁边的老先生解释给我们听，他说，鹌鹑从这处树丛被转移到下一处树丛，沿路留下了气味，你还能指望狗儿怎么找到鸟儿？它们又不是千里眼。老先生摇摇头，并用舌头顶住牙齿发出颇不以为然的啧啧声。 最后一位选手，褐色犬中的一只，看到对手一个个败下阵来，变得兴奋异常，一直不耐烦地拉扯绳子。轮到它上场时，它显然误解了自己在比赛中的角色，完全忘了还有鹌鹑和树丛这档事，而是炮弹般地全速绕运动场跑了一周，然后冲进葡萄园，它的主人跟在后面紧追不舍。解说员喊着，“哦！一个火车头，真糟糕！” 太阳渐渐西沉，影子被拉得越来越长。“哲学家”猎人俱乐部的董事长杜佛先生给优胜者颁了奖，然后坐下来和他的同伴们享受了一顿丰盛的西班牙什锦饭。天黑以后，我们隐约还能听到远处传来的笑声和碰杯声，而葡萄园的某处，还有人大声叫着他的褐色犬。 第十一章 就我所了解的所谓的“时尚生活”是指由一个乡下社区摇身变为一个高级的度假胜地，装备尽可能多的都市设施，假如还有多的空地，就盖个高尔夫球场。 《时尚》杂志如是说(1) 也许是因为仔仔一直记得自己原来是一只无家可归、经常挨饿的流浪狗，所以，它总是竭尽全力把握每个讨好我们的机会。它会不时带礼物回家——树上掉落的鸟窝、葡萄树根、它珍藏了很久并且已经被嚼烂的帆布鞋、树林下大把的杂草等等，然后，把这些宝贝慷慨地存放在餐桌底下，以为这样就可以讨得我们的欢心。它还帮助做家务，结果是，地板上到处留下了树叶和它的泥脚印――它在厨房帮忙时，就像个活动的容器，随时等着接住从上面掉落的食物碎屑；它还老爱在几英尺的近距离内，发出种种噪音，努力却笨拙地想引起我们的 注意。 它不仅竭力讨好我们，还自己发明了一套迎客仪式，虽然是出于善意，却实在过于怪异。只要有人进门，它就抛开常咬在大嘴边的网球，把它那同样庞大的脑袋埋入任何一个客人的胯下。这是它心目中男人的握手方式，似乎我们的客人也期待着这个，他们继续聊天，而仔仔在履行了它的社交礼仪后就退到一边，窝在离它最近的脚边。 严格说来，客人们对这种欢迎仪式的不同反应，正好说明了季节的变化。冬天时，访客一般是和我们一样常年住在卢贝隆的人，对于钻在胯下的狗头，他们要么置之不理，要么随手拍拍，然后把留在旧灯芯绒裤上的树枝、树叶扫掉，不受干扰地继续喝酒。但是如果客人一进门就被吓坏了，饮料撒得满地都是，慌慌张张地企图推开一直凑在干净的白衬衫上嗅个不停的狗鼻子，我们就知道夏天来了。和夏天一起来的，是观光客们。 每年都有许多游客，为了享受阳光和普罗旺斯恒久不变的美景来到这里，而最近普罗旺斯又多出两处吸引游客的地方。 第一项还比较实际――普罗旺斯的交通正逐年变得愈来愈便利。据说从巴黎到亚维隆将开通高速列车，把原本已经够快的四小时再缩短半小时。城外的小机场正在扩建，很快就可以升级为亚维隆国际机场。马赛机场前已经竖起了一尊巨大崭新的自由女神像，标志着每周将有两班直飞纽约的航班。 同时，普罗旺斯面临着全新意义上的再发现，这种发现深入到了我们日常买东西、逛街的小镇和村庄，时尚就这么突然降临到了我们头上。 《女装日报》（omens ear Daily）被俊男美女们奉为圣经，专门报导纽约流行的裙褶长度、胸围大小、耳环重量等等，去年在圣雷米和卢贝隆正式开始发行。上面有大幅的照片，全是表现夏天回来度假的屋主们，如何姿态鲜明地一起挤茄子、啜饮基尔酒、欣赏精心修剪过的柏树，以及如何和随行的摄影师一起沉醉在乡村生活的简朴乐趣中。 美国版的《时尚》（Vogue）杂志，是一本世界上最具讽刺的杂志，到处充斥着香水广告，也曾在一篇雅典娜占星术和另一篇巴黎酒店动态之间插了一则关于卢贝隆的报道。在文章的序言里，卢贝隆被描述成“法国南部的秘密”，就在距此短短两行之后，又变成了“全法国最时髦的地区”。这样矛盾的两档子事如何扯在一起？也只有能说会道的副主编大人能自圆其说了。 法国版的《时尚》杂志编辑也参与制造了这个“秘密”。事实上，在写进文章序言之前，他们对这一情况已经颇为了解。他们以一种微妙的厌世口吻，先宣称卢贝隆已经完蛋了，接着损上一两句，安上些诸如势利、昂贵一类的评语，总而言之，就是过时了。 他们真认为是这样的吗？当然不可能，卢贝隆不仅没有完蛋，事实上还在吸引着众多的巴黎人和《时尚》杂志常常称为名人的外国人。（这些人被称为名人的频率有多高呢？一星期一次？一星期两次？他们没说。）然后，我们就有了和名人见面的机会，《时尚》杂志说，跟我们来吧，一起看看这些人的私生活。 再见，隐私权！在接下来整整12页里，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所谓“名人”的照片，他们的孩子、小狗、花园、朋友，还有游泳池。杂志里还配了一张“谁是谁”的地图，标示出卢贝隆的风光人物们如何企图隐藏自己，但他们显然没有成功。藏匿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些可怜虫甚至都不能好好游回泳，或者不受干扰地喝点酒，到处都有躲在树丛里为了满足读者而拼命拍照的记者。 在这些艺术家、作家、设计师、政客及大亨的照片当中，夹杂着另一号人物的大照，下面的附文称，此人对当地的所有房屋了如指掌，而且能够同时接受三场晚宴的邀请。 读者也许会认为这大概是因为这家伙童年缺衣少食或是对吃有着贪得无厌的癖好，其实不然。这位仁兄可是有正当职业的，他是个房屋中介商，需要知道谁在找房子，谁想卖房子，谁要买房子，所以，正常的一日三餐，根本无法满足他搜集相关资料的需求。 房地产中介在卢贝隆是非常热门的行业，特别由于这个地区正步入黄金期，房地产价格涨得就像连吃了三顿晚餐的胃，甚至连短期居留的我们都亲眼目睹了这里房价毫无道理可言的疯涨。 有几个朋友看上了一栋漂亮的废墟，只有半个房顶和几亩土地，报价300万法郎。还有些朋友不愿翻修而想重建，结果听到估价时，整整吓呆了一个礼拜――500万法郎！那么在比较受欢迎的村子里，一些有潜力的房子怎么卖呢？100万法郎！ 一般说来，尽管佣金比率是浮动的，中介费还是跟在这些带了很多零的房价后面水涨船高。就我们听说过的佣金有从3％到8％不等，有时是由卖方负担，有时则由买方负担。 对外行人而言，这样的谋生方式非常惬意，小日子可以过得相当舒服。看房子总是很有意思的，接触到的卖方、买方也挺有趣，他们虽然有时不太诚实可靠，但至少决不愚蠢。 作为一种职业而言，在一个广受欢迎的地方做房地产中介，理论上能让你茶饭之余再找点刺激赚点钱来打发时间。 但是这一行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市场竞争。在沃克吕兹省的电话簿上，房地产中介商和房产广告占了将近六大页——时尚房产、个性房产、特色房产、品质房产、精选房地产、迷人房产——想买房子的人在这么多的选择面前往往挑花了眼，这些术语足以把人搞得晕头转向。试问，“时尚”和“个性”之间有什么区别？买房的人应该选择“特殊”的，还是“精选”的呢？惟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带着你的梦想和预算，找到一位房地产中介商，花上一个早上、一整天或是一星期，周旋在目前市场上发售的城堡、农舍、魔力之屋和白象般贵而无用的房子之间。 在卢贝隆找房地产中介商就像找一个肉贩那么容易。以前，比如说伯特兰妈妈想卖掉她的老农场，或者有人意外死亡房子因而被闲置下来的这类信息只有镇上的公证人才知道。现在，公证人这种包打听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房地产中介商取而代之，几乎每个镇都有这么一号人物。梅纳村有两位，奔牛村有三位，比较时髦的葛氏村，最新的统计资料说有四位。 我们就是在葛氏村看到房产中介之间黄雀在后式的竞争。一位中介商在城堡广场上的停车场发传单，后面远远地跟着另一位，把前面那位贴在挡风玻璃上的传单换上他自己的。可惜的是，因为赶时间，我们来不及看到是不是还有第三位、第四位中介商埋伏在柱子后面伺机行动。 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中介商全都非常热心，而且非常有用。他们手里准备了许多吸引人的照片资料，其中有些标价低于七位数，一问起来，却总是被刚刚售出，但是还有其他的啊，磨坊、女修道院、牧羊人的石屋、宏伟的大房子、塔楼、农舍，各种式样，各种大小都有。选择这么多！而这还只是一位中介商所提供的哩！ 但如果你接着又看了第二位或第三位，肯定觉得大部分的房地产都有似曾相识之感。实际上，照片是从不同的角度拍摄的。所以，没错，这些就是你在前一位中介那里看到的同一座磨坊、修道院、农舍。于是，卢贝隆中介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冒出来了――房源不足。 《时尚》杂志如是说(2) 卢贝隆大部分地区都严禁盖房子，大家彼此监督，但农民们除外。他们可以随意盖房子。因此，中介商号称的“式样繁多、数量充足”实际上非常有限。而这种状况正好激发出他们的猎屋本能，许多中介商在冬天淡季的时候，会整天开车到处闲逛，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去留心即将登场但还未被发掘的宝藏。假如消息正确，中介商手脚够快，再加上三寸不烂之舌，就有机会独霸这笔大生意，赚到全额佣金。不过结果通常是，卖主会委托二到三位中介商，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如何分摊费用等敏感问题。 接下来还有更多的问题，如谁负责将房子介绍给客人？谁先带客人去看房子？这些中介商也许得被迫合作，但是竞争的气氛终究难以掩饰，只要在“分赃”上有一点点小误会，马上暴露无遗。指责和反指责、电话争吵、指控对方的不道德行为——如出动客户来做调停的杀手锏——一连串的刻薄话纷纷出笼。这种不愉快的因素会大大影响双方对联手合作的高度期盼，这就是为什么昨日的亲密战友，会变成今日的骗子。“这很糟糕，可是……” 另外，中介商还得背负着更沉重的十字架，那就是顾客以及他们种种乖张和可疑的行为。是什么使外表看来值得信赖、受人尊敬的小鱼儿，变成凶猛的大白鲨呢？金钱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作祟的还有非得杀到最低价才肯成交的决心。其实，最后的价格已经不是几块钱或者几分钱的问题，而是想“赢”的欲望，要压倒对方的欲望，这结果往往造成中介商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任何交易都会在价格上争个不休，举世皆然。但是卢贝隆本身的复杂性，又将这滩协商的混水搅得更浑。一般情况下，潜在买主是巴黎人或外国人，而未来的卖方是乡下的农民。双方在交易的态度上有极大的差异，而结果就是所有和交易有关的人会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惹火。 在农民的概念里，“答应”和“承诺”是两回事。假如一个农民卖他祖母的老农舍时，报出价来，对方一口答应，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他就会立刻怀疑起自己的价钱是不是开低了。这种疑虑会给他以后的日子增添无穷无尽的痛苦，而他的老婆也定会永无休止地在他耳边唠叨邻居卖了个更好的价钱。如此一来，当买方以为这笔交易已经成交时，卖方却还在重新考虑。调整是免不了的。农夫安排时间要和中介商再碰头，澄清一些细节。 他说，他可能忘了提房子隔壁的那块地——非常不幸，就是同一块地，角落有口水井，水源充足——不包含在卖价里。倒不是什么大事，但他觉得还是提出来较好。 买方自然大吃一惊，那块地毫无疑问应该包含在售价里，事实上这是惟一一块可用来盖网球场的平地。他们的沮丧让耸着肩一副无所谓的农夫一览无余。谁管你什么网球场！不过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尽管他不愿意割舍这块肥沃的好地，但是愿意听听他们的出价。 买主们通常缺乏耐心，也没有时间，在巴黎、苏黎世或伦敦工作的人哪有空闲每隔五分钟就飞来卢贝隆看房子。农夫呢？恰好相反，永不着急，他哪儿也不去，如果房子今年卖不掉，他可抬高价钱，明年再卖。 就这么你来我往，反复讨论。中介商和买主愈来愈气愤，但交易最后总还是能谈成，新屋主试着将一切不愉快抛诸脑后，毕竟房子不错，就和梦想中的一样。为了庆祝交易成功，他们决定来次野餐，花上一天的时间把房子好好看看，再计划一下将来怎么改动。 只是，往往事与愿违，浴室里那个漂亮的老式四脚铁浴缸不见了。买主打电话给中介商。中介商打电话给农夫，“浴缸哪儿去了？” “浴缸？那个珍贵的老祖母的浴缸？那个我们家传的浴缸吗？”当然啦，没有人会愿意将把这么稀有这么珍贵、这么有纪念价值的东西和房子一起卖掉。不过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也许好价钱可以说服他。 几次三番诸如此类的意外使得买方在买房这条不归路上格外小心，在房子正式到手前，他们有时候不得不像律师一样谨慎行事，开出详细的财产清单，包括百叶窗、门环、厨房水槽、储藏室里的木头、地板上的瓷砖、花园有几棵树等等。但是只要一次不可思议的小意外，无论多少清单，都不足以抵挡农夫最后一刻的狡辩。 为了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买方甚至会聘请一位当地的推事或受权律师。他的任务就是证实卫生间里的厕纸架，毋庸置疑，确实是卖方留下的，因而卖方从此不再有任何权利干涉。想一想，推事与卖方两个人挤在狭小的卫生间里履行正式的手续，“举起右手，跟我念：我郑重宣誓放弃下列完整及功能齐全的配件……”真是难以想象。 尽管这种事层出不穷，这里的房子持续以十年前看来不可思议的价格大卖。最近我听说普罗旺斯正被一位中介商以“欧洲的加利福尼亚”大肆推销，这不仅是因为两地气候相似，更因为一些无从定义却难以抗拒的东西――起源于加州的“时尚生活”。 就我所了解的所谓的“时尚生活”是指由一个乡下社区摇身变为一个高级的度假胜地，装备尽可能多的都市设施，假如还有多的空地，就盖个高尔夫球场。如果这个过程正在普罗旺斯进行的话，我可能已经错过了。所以，我问中介商哪里能看到他所吹嘘的这些东西，离这儿最近的“时尚生活中心”在哪里？ 他看看我，好像我一直躲藏在时光隧道里，“难道你最近都没去过葛氏村吗？”他说。 我们第一次去葛氏村是16年前，在附近众多美丽的城镇中，它是最棒的。蜜糖色的村镇坐落在山丘上，视野十分开阔，可以看到对面的卢贝隆山区。那儿是房地产商眼中的“宝石”，一张活生生的风景明信片。村子里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长石板铺就的狭窄街道，和所有未遭破坏的村镇一样，它的公共设施也是再朴实不过――一个肉铺，两家面包店，一栋简陋的旅馆，一家破旧的咖啡馆，一间邮局。从办事员一成不变的傲慢态度来看，我们可以确定，这家邮局只有他一个人。 村子后面的乡野，披着满身的橡木和松树，一年四季青翠无比，石墙围起的小路在其间形成有趣的图案。除了树叶间惊鸿一瞥的旧瓦砾屋顶，可能步行几个钟头也察觉不到房子的存在。听说盖房子在这个地区是受限制的，其实应该说是禁止的。 那是16年前，今天的葛氏村从远处看美丽不减，但是等你到达村口的小路上时，欢迎你的是一竖排路标，全是饭店、餐厅、茶坊的广告——一切对游客而言意味着舒适和吸引力的路标都在这里，惟独没有公共厕所。 路边每隔一段就竖着一盏仿19世纪的街灯，尖尖的造型和周围风化的石墙、房屋极不协调。转个弯，整个村子映入眼帘，开进村来的车子至少有一辆会不断停下来，让司机和乘客能下车拍照留念。来到进入村子前的最后一个转弯处，有一大片空地被铺上柏油建成了停车场。如果你决定不予理会，继续往里开，多半还会再回来。因为同样也铺上了柏油的城堡广场经常客满，上面停满了来自全欧洲的汽车。 老旅馆还在那儿，只是有了个邻居——隔壁新开了家旅馆。前面几米，挂着个“西德尼快餐”的标志；然后是苏雷依多专卖店；以前破旧的咖啡馆，现在打扮得干干净净。事实上，所有的东西都焕然一新，邮局里的怪人已经退休，公共厕所拓宽了，村子已不是当地居民的村子，反倒更像游客的村子，到处都可以买到证明你来此一游的葛氏村t恤。 继续往前约莫一公里左右，是另一家饭店，高高的围墙挡住路人的视线，旁边赫然有一座直升机降落坪。禁止在矮树丛里盖房子的法令已经松动，只见一个硕大无比的英文广告牌，上面写的是装有电子安全大门和全套卫浴设备的豪华别墅，售价250万法郎起。 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到有牌子指示《时尚》杂志上名人们的别墅。所以，游人们乘坐大型游览车前往12世纪塞南克（Senanque）修道院的时候，只好一路猜测他们看到的半遮半掩的房子是哪家的。说不定某一天某家有远见的公司会制作一份类似好莱坞指南的地图，把明星的房子标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就真的和加州越来越近了。到那时，按摩浴缸和慢跑的人再也不会引起任何注意，山丘会因为回荡着网球的碰击声和水泥搅拌器的轰隆声，而变得活力四溢。 《时尚》杂志如是说(3) 这种情形以前经常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一个地方因为风景优美幽静而吸引人们前来，但人们却把它变成租金昂贵的市郊，充斥着鸡尾酒会、防盗系统、四轮传动的休闲车和其他所谓乡居生活的重要标志。 我想当地人也无所谓，他们何须在意？连羊群都养不活的荒地突然可以卖上几百万法郎；商店、餐厅和旅馆都欣欣向荣；泥水匠、木匠、园艺匠和盖网球场的建筑工人，他们手头 的定单源源不绝。每个人都从中获利，培养观光客比种葡萄更赚钱。 梅纳村还没受到很大的影响，至少表面上看来如此。名叫“前卫”的咖啡馆仍然赶不上潮流，两年前开张的小餐馆已经倒闭，除了中介商的办公室外，村中心还是我们几年前看到的那个样子。 老婆曾经偶然遇见三位老太太并坐在一座石墙上，她们的三条狗儿在她们前面也坐成一排，构成一副很美的画面。老婆上前问，能不能给她们拍张照片？ 最年长的老太太看着她，想了一下，“是替什么杂志拍呢？”显然，《时尚》杂志已经捷足先登一步了。 第十二章 卢贝隆的旱情像过期未付的账单一样沉甸甸地压在了农民头上。随着农作物渐渐枯死，泥土干裂成了一道一道，地里坊间的话题都笼罩着一层沮丧不安的低迷气氛。这么干的日子里随时有发生火灾的危险…… 旱季火警惊魂记(1) 和山谷里务农的邻居们一样，我们也订了一种由卡朋特拉斯气象站提供的服务。每个星期，我可以收到两份详细的油印天气预报，绝大部分时间里，它们能准确地预测晴天和降雨的概率、暴风雨和西北风出现的可能性、以及整个沃克吕兹地区的温度。 1989年初的几个星期过了以后，天气预报和统计数据开始显示天气渐渐有不正常的趋势，雨量严重不足。 前一年是个暖冬，山里只下了一点雪，以致于春天的融雪只够形成一条小小的细流。去年的冬天变得很干燥，一月份的降雨量只有9.5毫米，而正常的应该多于60毫米，二月份的降雨量也减少了，三月份也一样。夏天“禁止在田里焚烧”的法令如今提早实施，传统中多雨的沃克吕兹春天也只能称得上潮湿而已，初夏时则根本连“湿”都沾不上边儿了。卡维隆五月的降雨量只有1毫米，以往的平均雨量是54.6毫米；六月份也只有7毫米，而平均雨量是44毫米。水井都快露出底了，沃克吕兹蓄水池的水位也明显下降。 卢贝隆的旱情像过期未付的账单一样沉甸甸地压在了农民头上。随着农作物渐渐枯死，泥土干裂成了一道一道，地里坊间的话题都笼罩着一层沮丧不安的低迷气氛。这么干的日子里随时有发生火灾的危险，这个念头想想都觉得可怕，但它却顽固地在每个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森林中只要有一丁点儿火星――一个随手扔掉的烟蒂或是一根烧焦的火柴，加上西北风的助威，小火花忽地一下就可以变成大火苗，很快再进化成爆炸的火焰，吞噬森林的速度比人类跑步还要快。听说春天的时候，默斯（Murs）附近就有一位消防队员英勇殉职，他当时面对着大火，也许是松果爆裂飞出的一个火花掉在他身后的树林里，然后他就……。惨剧前前后不过几秒钟时间。 这还只是意外起火，结果就够凄惨了，但是如果有人畜意纵火，那就简直十恶不赦了。可悲的是，情况还经常如此。干旱会吸引有纵火欲的人，而1989年的夏天给他们提供了犯案的最佳机会。这年春天，一名男子在矮树丛下放火被逮个正着。这名纵火犯是个年轻小伙子，一心想当个消防员，但被消防队拒绝了。于是，他就用一盒火柴来进行报复。 7月14日的傍晚，炎热但有风，我们第一次亲眼目睹了火灾的浓烟。头顶上，西北风带来了一片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因而山谷对面几英里处鲁西荣村（Roussillon）上空弥漫的黑烟，更加显得触目惊心。我们站在房子上方的小路那里看着浓烟滚滚，听到轰轰的引擎声，一队小飞机低空飞过卢贝隆，由于装着沉重的水包而显得有些笨拙，然后是直升机。从奔牛村传来长长的火警警报声，让人心慌意乱。我和老婆两人紧张地看着我们身后。我们的屋子和森林之间的距离不到一百码，一百码对于一场来势汹汹、背后还有强风助阵的大火来说，根本微不足道。 整个晚上，小飞机肚子里装满了水，缓慢地不停往返于火场和大海之间，我们必须面对火势可能蔓延到下一片离我家更近的森林的危险。圣诞节时送我们日历的消防队员曾经传授过应急措施――把电源切断，关闭百叶窗，往身上浇水，留在屋子里。我们曾经开玩笑说要到酒窖避难，再带上几个酒杯和一把开瓶器，宁愿醉死，也不愿活生生地被烤死。现在想来，一点都不觉得好笑了。 夜晚来临，风力弱了下来。现在，鲁西荣村上方的火光和镇上滚球场的探照灯差不多亮。上床睡觉前，我们查了气象预报，不是什么好消息，天气晴朗、炎热，阳光普照，西北风强劲。 第二天的《普罗旺斯日报》对此做了详细报道，大火足足烧毁了村子附近超过100英亩的松树林，总共出动400名消防队员、10架飞机和救火车，才把它扑灭。报上登了马群和羊群被领到安全地带的照片，还有一个孤军奋战的消防队员映在火墙上的侧影。同一篇报道还提到了另外三场较小的火灾。除了一篇环法自行车大赛到达马赛的消息外，大火几乎占满了整版的头条新闻。 几天后，我们开车去了鲁西荣村，原本翠绿的松林现在已成为一片荒地，烧焦的树桩突起在赭红色土地上，丑陋得像山坡上长了蛀牙。现场居然有一些房屋奇迹般地毫发无损，而它们周围则被烧成了一片狼藉。我们猜测屋主们是还留在里面呢？还是已经逃走？并且试着想象坐在黑漆漆的房子里，听见火势越来越逼近，热浪一阵阵透过墙壁时，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整个7月的雨量是5毫米，但咖啡馆里的聪明人告诉我们，8月份的暴风雨会把整个卢贝隆地区浇个透，消防队员可以大大松口气。此外一直有消息说，8月15日会下一场倾盆大雨，冲跑露营帐篷，淹没道路，淋透森林，幸运的话，还可把纵火犯淹死。 日复一日，我们期盼着下雨，但除了太阳之外，什么也没盼到。春天种下的薰衣草枯死了，屋子前的小草也已经放弃了长成草皮的雄心壮志，变成了一堆可怜巴巴的黄稻草，看上去脏兮兮的。土壤缩得干巴巴的，裂开了一道道的口子，露出里面原本看不见的石头和树根。幸运些的农夫开始用他们的强力灌溉系统浇灌他们的葡萄园。我家的葡萄藤已经垂下了头。福斯坦每天巡视过他的葡萄园后，也垂头丧气的。 游泳池暖和得像锅热汤，不过至少它还是湿的。一天晚上，水的味道引来了一群野猪。其中11只从森林里跑出来，停在离我家约50码远的地方，一只公猪趁机爬上另一只母猪的背。仔仔鼓起难得一见的勇气，手舞足蹈地冲到这对正在快活的夫妻面前，兴奋地尖着嗓子大声吠叫。那对夫妇仍然像手推车比赛选手一样紧紧连在一起，追在仔仔后面企图把它赶走。仔仔撤回到院子门那里，隔着安全距离肆无忌惮地逞英雄、狂吠。野猪们改变了进攻游泳池的主意，它们排队穿过葡萄园，去享用马路对面杰基田里的甜瓜。 8月15日那天和前半个月一样的干。每当西北风吹起时，我们就等待着警报器和小飞机的出现。先前有一名纵火犯打电话给消防队，宣称只要风力够强，就会再放一次火，所以，现在天天都有直升飞机在山谷里巡逻。 但是这一次，这家伙在卡布雷尔村故伎重演时，消防队没有逮到他。灰烬随风飘落在院子里，太阳被浓烟遮住，狗被烟味呛到，不安地来回踱步，对着大风哀号。黄昏时分，原本粉红融融的天空笼上了一层苍白的灰色，阴森森地隐隐透出光来，很是吓人。 一位住在卡布雷尔村的朋友，当天晚上跑到我家来避难。村子外围的一些人家已经被疏散，她只带了护照和一条短裤过来。 这件事以后，纵火犯又打了许多电话，口口声声说要在卢贝隆放火，我们却再没看到任何火灾。 八月过去了，气象报告说这里的降雨量是零，而正常的平均降雨量则是52毫米。九月里老天漫不经心地下了一场雨，我们站在雨中，用力呼吸着清凉、潮湿的空气。连续几周来，第一次闻到如此新鲜的森林味道！ 火灾的威胁一下子减轻了，居民们终于松了口气，开始有心情抱怨起旱灾给他们的胃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损失。今年除了“教皇新堡酒”据说特别醇香外，其他与美食相关的消息一概惨淡。七月份缺雨，意味着冬天松露将歉收，数量减少，尺寸变小。由于干旱，动物们纷纷离开卢贝隆往北方找水源，猎物们已经不可能再回来了，猎人们惟一的运动消遣大概只能是互相射击了。秋天的餐桌，将不可能如以往那样丰盛，彻底地反常。 我们的美食课也大受影响。曼尼古希先生懂得很多事，其中一样就是寻找并识别森林中的野生香菇。他答应带我去探险，“几公斤的香菇就在那儿等着你们去摘呐！”他保证说，只要一瓶克韩妮酒（Cairanne），一定会让我们满载而归，回来后还能在厨房里教我们一手。 但是十月来了，香菇之旅被迫取消。在曼尼古希的记忆中，这是第一次，森林里什么也没有。有天早上，他全副武装地来我家，配着刀子、手杖、篮子，脚上还穿着扎得紧紧的防蛇靴子。他花了几个小时把整片树林都翻遍了，最后宣布放弃。我们得明年再试一次了。他太太一定非常失望，同样失望的还有他朋友的猫，据说这只猫是个野香菇专家。 旱季火警惊魂记(2) “猫？” “是呀！不过是只长着特殊鼻子的猫，能够挑出毒蘑菇。”曼尼古希说，“大自然很神秘也很神奇的，常常无法用科学的方式来解释。” 我问那些能吃的香菇，猫怎么处理呢？曼尼古希说，吃下肚啊，但它不吃生的，一定要 用橄揽油炒过，还要撒上切碎的香菜。这是它惟一的小缺点。很奇怪，是不是？ ＊＊＊ 十一月份，国家森林管理局进驻，森林正式进入戒严。一个阴沉多云的早晨，我在距房子两英里外的地方，就看到一股浓烟，听到锯木机嘎吱嘎吱的声音。小路尽头的空地上，停着军用卡车，旁边是一部巨大黄色机器，大约有10英尺高，看上去介于推土机和大型拖拉机之间。身穿淡草绿色制服的人员在树林里进进出出，戴着护目镜和头盔显得有点凶，他们正在把树下的矮树丛清理出来扔进火堆，汁液从绿色树干上流出，火苗发出嘶嘶的声音。 一名表情严肃、个子瘦长的警官看着我，好像我是个非法侵入者似的。我跟他说“你好”，他几乎连头都没点一下。我猜他心里大概在想，一个可恶的老百姓，切！还是个老外。 我转身回家，又停下来看看那个黄色的大家伙。从司机已经裂开的皮外套和不合标准的帽子看起来，应该是个老百姓。他正试着拧开一个很紧的螺帽，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螺丝巍然不动，于是他把扳手换成一根木棒，这是普罗旺斯人解决头疼的机械问题时的全能妙方，这点更让我确定他不是军人。我试着对他说声“你好”，这次的回应比较友善。 他长得简直就像圣诞老人的弟弟，只不过没有大白胡子，但有红润的圆脸，明亮的眼睛和翘翘的八字胡，沾满了树上飞来的木屑。他挥动木棒指着林子里小分队的方向，“跟打仗一样，是不？” 他用准确的军事术语称之为“灌木扫荡行动”。通往梅纳村小路两旁20米处的灌木丛必须被清除干净，以降低发生火灾的风险。他的工作就是驾驶机器跟在行动队后面，切碎所有没被烧掉的东西。他用手掌拍拍黄色机器的侧面。“它可以吃下一整段树干，嚼成小碎片再吐出来。” 这队人花了一个星期到达我家门口。树林的边缘被修剪干净，空地上堆满了烧剩的灰烬。紧跟着来的就是黄色大怪物，每天前进几百米，一路上毫不客气地大嚼、吐掉、再大嚼、再吐掉。 有天晚上，司机上门拜访，向我们讨杯水喝。我们轻轻松松地说服他喝下了一杯茴香酒。他对把机器停在花园上方感到抱歉。停车每天都困扰着他，他说，以最高每小时十公里的速度，他实在无法把他所谓的“小玩具”每晚开回他在艾普村的家。 他脱下帽子，喝下第二杯茴香酒说，能够找到人说说话真好，一个人一天干下来，耳朵里全是嘈杂的机器声。但这项工作又必须有人做，森林已经太久没人打理了，到处都是枯木，明年要是再来个旱灾……唉！ 我们问纵火犯捉到没有，他摇摇头。“火柴狂人”，他是这么称呼他的，让我们祈祷他明年到塞文那（Cévennes）度假吧！ 司机先生第二天晚上又来了，带着块卡门伯特（Camembert）干酪，还向我们详细说明了烹调方法，他冬天待在树林里时就是这样御寒的。 “生堆火，”他说，把虚拟的树枝排在面前的桌上，“然后把干酪拿出来，去掉包装纸，再把干酪放回去，明白吗？”为了保证我们听懂，他拿起干酪，轻轻拍薄薄的木盒子。 “好了，现在你把盒子放进火里，盒子烧起来，干酪坚硬的外皮会变黑，里面的干酪会溶化，但是，”他举起手指强调，“它被密封在外皮里，不会流进火中。” 他喝了一大口茴香酒，用手背擦擦胡子。 “好了，现在把你的面包竖着切成两半。对了，小心你的手，把干酪从火里取出来，在外皮上打个洞，然后将里面溶化干酪倒到面包上，就是这样。” 他咧开嘴笑了，拍拍肚子，红彤彤的脸颊在眼睛下面挤成一团。可以预见到，在普罗旺斯的一切谈话迟早都会回到食物与酒上来。 1990年初，我们收到了前一年天气的统计资料。尽管那年十一月的雨多得不正常，但年平均降雨量还不到平常的一半。接下来，又是一年暖冬，水位还是比正常的低，估计森林中约有 30％的矮灌木丛被枯死，夏天的第一场大火烧毁了马赛附近6000多英亩的地方，高速公路都断成了两截，火柴狂人仍然逍遥法外，也许他和我们一样对天气预报特别感兴趣。 我们买了一个厚重的锡盒子，用来装所有的证件、护照、证书、出生证明、合约、许可证、旧电话账单等所有能在法国证明身份的东西。在法国，这些文件可是至关重要。火灾中损失了房子固然不幸，但如果这些东西也没有了，在这个国家就没法生存下去。结果这个盒子被藏在酒窖里最远的角落，“教皇新堡酒”旁边。 每回下雨时，我们就格外兴奋，福斯坦认为这是好现象，说明我们正变得越来越不像英国人。 第十三章 一滴汗珠从我的鼻头上坠下，正巧落在我的目的地上，教皇新堡，一个生产好酒的小镇。 巨型酒瓶上、墙壁上、靠在葡萄园边上、车道尽头的柱子上，处处可见“欢迎品尝！欢迎品尝 ！” 品位“教皇新堡酒”(1) 普罗旺斯的八月天最适合躺着不动，要不就找地方乘凉。在这样的天气里，做什么事儿都慢慢的，所有旅行的行程也被尽量压缩到了最短。蜥蜴显然深得其中奥秘，而我也早该认识到这一点的。 早上接近9点半的时候，气温已达华氏八十几度，我一跨进汽车，立刻觉得自己像只即将下锅的鸡仔。我翻地图，想找条路，好远离成群结队的游客和那些已经热昏了头的卡车司机 。一滴汗珠从我的鼻头上坠下，正巧落在我的目的地上，教皇新堡，一个生产好酒的小镇。 几个月前的冬天，我在两位朋友的订婚晚宴上认识了一位叫米奇的男士。第一瓶酒送上来，大家提议干杯，我注意到，大伙儿不过在喝酒，而米奇却在专注地进行着一场个人仪式。 他凝视酒杯，将它慢慢举起，然后用手掌握住杯子，缓缓旋转了三四次，接着把酒杯举到与眼睛同高，仔细观察酒旋转后沿杯壁缓缓流下的痕迹。鼻子靠近酒杯，鼻翼翕张，全神贯注地彻底检查了一番，然后深深吸气，最后一次转动酒杯，之后才喝下第一口酒，但仅是一小口。 显然，酒在送入喉咙之前必须还要经过好几道测试。米奇把酒含在口中漱了几秒钟，抿起嘴唇让些许空气进入嘴里，然后小心地发出漱口的怪声。他的两眼直视天空，腮帮子反复收缩、鼓起，使酒能在舌头与牙齿之间自由地来回流动。看上去他对这酒在口腔里经受住了这种种考验非常满意，终于把酒吞了下去。 他注意到我在旁边观看这场表演，冲我笑笑说，“不错，不错”。他又喝了一口，但这次的程序比较简单，最后扬起眉毛对酒致敬。“这酒有些年头了，1985年的。” 后来我在晚餐时发现，米奇是个地道的生意人，买进葡萄，酿出香醇的美酒再卖掉，同时他也是个职业水准的品酒家，对南部的酒尤其精通，从天芳玫瑰酒（tavel rosé）——他说此酒是路易十四的最爱——到淡金色的白葡萄酒，再到烈性的吉恭达酒（Gigondas），无所不知。但是在他所有的藏品中，他的最爱，也是他最渴望畅饮的一种酒就是“教皇新堡酒”（Ceauneuf-du-Pape）。 他说起这种酒时的样子，就像在谈论女人。双手爱抚空气，双唇轻吻指尖，嘴上则是一堆和身体、花束和力量有关的词。他说，其实人人都知道教皇新堡酒实际的酒精浓度超过15%的限额。这几年来，波尔多（Bordeaux）愈来愈淡，而勃艮第（Burgundy）的价钱只有日本人才买得起，教皇新堡酒真算得上超值，我一定得到他的酒窖里亲眼看看才能体会，他将为我安排一次品酒会。 在普罗旺斯，从计划聚会到确定行程常常需要耗费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因此，我并不指望米奇会马上邀请我。冬去春来，春去夏来，八月悄悄来到，在手中端杯十五度的美酒把玩品尝，正是最佳时节，这时候米奇的电话也到了。 “明天早上11点整，”他说，“我在教皇新堡的酒窖等你，早上记得多吃点面包。” 我按照他的交代做了，还照着美食专家的建议，预先喝了一汤匙清橄榄油。目的是在胃上镀一保护层，借以缓冲各式新出炉却力道十足的美酒的不断攻击。行驶在弯曲且灼热的乡间小路上，我下定决心，不论何种情况，都不可以吞下太多的酒，我一定像老手那样，酒入口，转个圈就吐掉。 前方教皇新堡映入眼帘，在一片难耐的热浪中看起来有点模糊，时间正好快到11点。整个小镇简直就是个大酒窖，到处充满了诱惑。久经日晒而油漆剥落的告示板上、新上过漆的广告牌上，到处是手写的标语，巨型酒瓶上、墙壁上、靠在葡萄园边上、车道尽头的柱子上，处处可见“欢迎品尝！欢迎品尝 ！” 一道高耸的石墙，隔开了北萨克酒窖（Caves Bessac）和外面的世界，我缓缓驶入，在阴凉处停下车。一下车，我感觉太阳从头顶上直晒下来，像顶充满热气的帽子紧紧罩住我整个头。眼前是一座长形建筑，顶是锯齿状的，正面除了两扇门外，什么都没有。一群人在门口排着队，手中拿着的大酒杯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 酒窖里几乎有点冷了，而米奇递给我的酒杯端在手里更是清凉怡人。那是我见过的最大的酒杯――一只带脚的大水晶杯，圆鼓鼓的杯肚，上端口子缩小，就像个金鱼缸。米奇说这种杯子可装下3／4瓶酒。 从刺眼的阳光一下进入暗沉沉的酒窖，我的眼睛逐渐适应过来，这下我才意识到这个酒窖并不小，远处某个阴暗的角落里也许就静静藏着两万五千瓶好酒。事实上，根本看不到任何酒瓶，只见一条两边布满酒桶的道路，难以计数的酒桶躺在与半人高的平台上，酒桶侧面曲线的最高点离地大约12或15英尺，每个酒桶上都用粉笔标示着成份。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有机会见这么多酒。隆河村酒（C?tes-du-R-Josepage）、天芳酒（tavel）、吉恭达酒（Gigondas），每种都有几千升，酒桶则按制造年份一字排开，默默地在修炼成致醇美酒的道路上打着瞌睡。 “好，”米奇说，“你可千万不能白来一趟，想喝哪种？” 眼前有太多的选择，我不知道该从哪开始。米奇能不能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酒桶间给我点指导呢？ 我可以看看别人在酒杯里装了些什么，然后来个依样画葫芦。 米奇点点头，“这样最好了，因为我们只有两个钟头的时间。”他可不想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新酿成的酒上，尚有无数的好酒等着我们去品尝呢。听到这里，我庆幸自己事先喝了橄榄油，任何被称为“宝藏”的酒可是不能吐出口的。但如果在这两小时内把所有的酒都吞下肚，我就会像那些酒桶一样乖乖躺下。所以，我问可不可以把酒吐出来。 米奇挥动酒杯指着一条小小的排水沟，上面标着隆河大道入口，“要吐的话，请便，但是……”显然，他认为如果有人拒绝享受美酒下肚时的感觉――其中，种种味觉的绽放，妙趣横生的后味，以及喝下一种艺术品时难言的满足感――是极其悲惨的。 酒窖老板此时赫然出现，他是个身材瘦高的老头，身穿暗蓝色棉夹克，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仪器，一根三英尺长的玻璃管，一端有个拳头般大的塑胶球，让我想起点眼药用的管子。 他把喷嘴瞄准我的酒杯，慷慨地挤了点白酒到我的杯里，嘴里如祈祷般念念有词，“1986年的海米塔奇酒，有合欢花的香味，味道很冲，但不太酸”。 我也晃晃杯子，用鼻子闻闻，让酒在口中转几圈，然后一口吞了下去。棒极了，米奇说的不错，把这些美酒倒进排水沟糟蹋，的确是种罪过。稍稍放松心情后，我看看身旁有些人把没喝的酒倒到旁边桌子上一个大罐子内。稍后，罐子里装的酒会被倒入醋缸里，还可以酿出四星级的醋哦。 我们慢慢向前进。每一站，酒窖老板都会登上随身携带的梯子，爬到酒桶上，拔出酒桶塞，插入他那饥渴的喷嘴，然后好似背着上了膛的枪般小心翼翼地走下梯子，随着品尝活动的深入，越来越像。 最初几站的品尝仅限于白酒、玫瑰红酒及轻淡的红酒。我们走得越深，那儿的酒色变得越暗，味道也越浓厚，酒性也更烈。每一种酒背后，都有自己简短但让人肃然起敬的故事――海米塔奇，有紫罗兰、覆盆子果和桑椹的香味，属于烈酒；隆河酒和库克陈年香槟酒（Grande Cuvée）则是精工细酿、品质精纯。用来形容这些美酒如何迷人的形容词也同样让我印象深刻――肥美多汁、兽性野狂、雄壮威武、健美匀称、艳丽奢华、强劲有力……这些词从酒窖老板嘴里吐出，居然都没有重复的。我真怀疑他老兄的口才是天生的呢，还是他每晚都抱着词典睡觉。 我们终于走到米奇的最爱――1981年的教皇新堡酒。虽然它还需要好几年才能成为真正的极品，但现在也已经称得上好酒了――深葡萄的酒色，一丝香料和松露的味道，口感温暖平衡，更别说它那接近 15％的酒精含量。米奇的头都快栽进酒杯里了！看到有人如此热爱他的工作，真好！ 品位“教皇新堡酒”(2) 他不情愿地放下酒杯，看看手表，“我们该走了，我得买点酒午餐时喝！”他走进酒窖前方的一间办公室里，出来时提了整整一箱酒，十二瓶。另一同行跟在他后面，手里还有一打。我们一行八人准备大吃一顿，猜猜看有几人能挺到最后？ 我们离开酒窖，毒日头晒得大家都有点萎靡。在酒窖里，我已经暗自克制，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尽管如此，走向车子的路上，我的头还是突然发出一阵警告，“突突突”地 跳个不停。再闻到酒味前，我一定得先喝点水。 米奇在我背上砰地重重打了一下。“品酒最容易感到口渴了，”他说，“别担心，我们这儿有足够的酒随你喝。”我的天啊！ 米奇挑选的餐厅开车过去大概需要半小时，是一间卡维隆外的乡间小旅馆，有米奇说的乡村风情以及号称最地道的普罗旺斯食品，非常隐密难寻，我得好好跟紧米奇的车。 说总是比做容易。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统计资料可以支持我的论点，但是就个人观察的结果和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经验而言，一个空着肚子的法国人，开车速度是吃饱了的法国人的两倍；而即使是饱肚的法国人，开车的速度无论从理智和速度限制上看，都已经严重超标。当然，米奇也不例外，前一分钟他还在那儿，下一分钟他已经成了微微发亮的地平线上一个尘土滚滚的模糊影子。他把鲜美的果汁放在传动机上，一会儿飞快地来个大转弯，路上的干草被生生折断，一会儿冲进午睡正酣的小村子，从羊肠小街轰隆隆地直穿过去。到达餐厅时，我所有想喝水的念头全都没了，只想来点酒。 农场里的餐厅凉爽而嘈杂。角落里有一台被顾客忽略的大电视机，声音含混不清地自娱自乐。大部分的客人都是男性，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穿着外出工作的旧衬衫和背心，失去光泽的头发下露出一片倍受帽子保护的白皙额头。一只长相平凡的狗儿在角落里抖索身子，目光迷离地闻着从厨房散发出来的肉香。这时，我可以吃下一头大象！ 有人介绍我们认识餐厅的老板安德鲁，黑皮肤，身材魁梧，正符合我们早先品尝过的某些酒，手上的花束隐隐混和着大蒜味儿、高卢牌香烟味和茴香酒味。他穿着宽松的衬衫短裤，脚上趿着一双橡皮拖鞋，嘴上有一撇引人注目的黑色小胡子，声音宏亮，足以盖过屋子里的喧哗。 “嘿，米奇！这是什么东西？桔子汁？可口可乐？”他打开装酒的木箱，把手伸进裤子屁股口袋里拿开瓶器。“亲爱的！拿桶冰块来！” 他的妻子，体格健壮面带微笑，从厨房走出来，把一个托盘放在桌上――两个冰桶，几盘撒着胡椒的粉红色香肠，一盘鲜艳的萝卜和一大碗凤尾鱼橄榄酱，有时候人们把橄榄加上凤尾鱼叫成“普罗旺斯的黑黄油”。安德鲁拨酒瓶塞的动作纯熟得像个开瓶器，他把每个酒塞都挨个闻了一下，然后把酒瓶在桌子中央排成两排。米奇说，有些酒是我们在地窖中没有时间品尝的，大部分是年份不长的隆河酒，有半打是年份较早也更烈的吉恭达酒，用来就干酪喝。 对于法国的午餐，有些东西是我那小小的意志力永远无法抵抗的。我可以安静地坐下，决心表现得文雅些，发誓只吃一点、喝一点，但是往往待了三小时之后，我仍然慢条斯理地品着酒，而且依然抵挡不了诱惑。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贪婪，而是因为整整一屋子热衷吃喝的人集体营造的气氛。他们一边吃一边聊天，谈论的不是政治、体育或经济，而是就在盘子和酒杯里的东西。香肠被拿来相互比较，菜单也被反反复复研究了个够，记忆中的大餐被一再提起，未来的大餐被一一安排计划下来。一切红尘俗务可以以后再说，此时此刻，吃饭天下第一，空气中充溢着心满意足。真是不可抵挡！ 我们轻松地开始午餐，犹如运动员般柔软灵活。一个顶部被切开的萝卜，里面装着一长条近乎白色的奶油，上面撒了一撮粗盐；接下来是一片撒满胡椒的香肠；用隔夜面包烤成的圆面包片，涂着闪闪发亮的凤尾鱼橄榄酱，还有冰镇的红酒和白酒。米奇从桌子边上凑过来，“不准吐掉！” 老板在招呼客人的同时，不时啜上一小口手中的红酒。这时，以十二分的隆重端上了我们的第一道菜――一只几乎已烧成黑色的深口锅放在桌上，一把旧厨房刀插人面团中，接着又拿来了一个装着腌黄瓜的长玻璃罐儿和一盘洋葱酱。“孩子们，祝用餐愉快。” 米奇分发年份较浅的红酒时，酒变了颜色，锅子沿着桌子传了一圈，大伙儿可以再来点儿。安德鲁从他的牌局中过来倒酒，“怎么样？你喜欢吗？”我说我爱死他的洋葱酱了，他劝我一定要为下一道菜留点肚子。“下一道菜，‘无头云雀’，他大声吸着指头，是亲爱的莫妮卡特别为我们做的。 虽然名字有点可怕，这道菜是由薄牛肉片卷着腌猪肉片，佐以切碎的大蒜和香菜，泡在橄榄油、干白酒、高汤和番茄里，用食用麻线绑得整整齐齐。整道菜一点儿都不像云雀，倒像肥胖的香肠，但某些普罗旺斯富于创意的厨子一定认为云雀听上去比牛肉卷更吸引人，于是这名字就这样流传下来。 莫妮卡把“云雀”端上来，安德鲁说那是他今天早上才打下来的云雀。他是那种说笑话一定要加上肢体语言的人，他的手臂张开，手肘一动差点把我撞进一个装剩菜的大木桶里。 无头的云雀还是热呼呼的，散着大蒜味儿，米奇觉得得配更烈点儿的酒，吉恭达酒中选。桌子那头的空酒瓶数现在已经上升到了两位数。我问米奇下午是否还打算工作，听到这话，他吃了一惊。“我正在工作，”他说，“这就是我喜欢的买酒方式，再来一杯！” 色拉上场，然后是一托盘的干酪，有油乎乎的新鲜羊干酪，一些温和的康塔尔（Cantel）干酪，还有一些来自奥弗涅省（Auvergne）的圣耐克塔尔（St Nectaire）牛奶乳酪。这些东西让刚刚在桌子另一头坐下的安德鲁又想起一个笑话。有一位住在奥弗涅的小男孩，人家问他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小孩子想了一会儿说，“我最喜欢熏肉。”安德鲁爆发出一阵大笑。我在旁边松了一口气，这次他撞不到我了。 几球果汁雪泥上桌了，一个亮晶晶的苹果馅饼也登场了，我已经完全吃不下了。安德鲁见我摇头，开始大声咆哮，“一定要吃！你需要体力，我们马上有一场保龄球大战！” 喝完咖啡，他带着我们到外头，欣赏他放养在餐厅围栏内的羊群。它们躲在房子阴影的阴凉地里，我好生羡慕。它们不需要在激光般当头直射的大太阳底下打保龄球。那真糟糕。我的眼睛被阳光刺得发痛，肠胃强烈要求静下来好好消化东西。我找了个借口，在树阴下找了片草地，躺了下来。 大概在六七点钟，安德鲁把我叫醒，问我要不要留下来吃晚饭。有羊脚掌，而且运气不错，还剩下了两三瓶吉恭达酒。我费了好大一番劲儿，才得以逃脱，开车回家。 老婆已经明智地在游泳池畔和阴凉地里度过了一天。她看着我幽灵般的狼狈样子，问我玩得开心吗？ “希望他们准备了东西给你吃。”她说。 第十四章 一万三千名观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与帕瓦罗蒂共进晚餐。我真希望他能再来奥伦奇镇，下次最好能把菜单也印在节目单上。 与帕瓦罗蒂共进晚餐(1) 宣传广告提前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了轰炸，那张大胡子、头带贝雷帽的脸频频出现在报纸和海报上。从春天开始，普罗旺斯任何一位对音乐有丁点儿兴趣的居民，都已经知道了一个大消息，《普罗旺斯日报》称为声乐皇帝的人物――帕瓦罗蒂，将于今年夏天来这里演出。到时候，将上演一场世纪盛会，因为帕瓦罗蒂选择的表演场地极为特殊，既不是卡维隆的歌剧院，也不是葛氏村的礼堂，这些地方会把他和大自然隔离开来，他的选择是露天广场，周围被他的意大利老祖先们19世纪建造奥伦奇剧院（tre of Orange）时留下的古老石头包 围着。的确，那将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演唱会。 虽然现在空空如也，奥奇剧院依然风采迷人，规模宏大得难以想象。整个剧院呈D字型，连接两堵半圆的直墙，长335英尺，高120英尺，目前仍然完整无缺。除了近两千年的风霜在石头上刻下的斑斑绿锈，这面墙简直就像昨天刚完工一样。墙后面是一整座山坡挖掘而成的一道斜坡，顺着山势恰好形成一道道天然的石阶，大约可容纳一万名观众。 最开始，剧院的座位顺序是根据社会阶层来决定的。长官和地方议员坐前排，接着是牧师和商业行会成员，然后是一般民众。而坐在最高处远离贵宾的是乞丐和妓女。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项规定已经改变了。座位不再依照阶层而定，而得看你出手的速度。可以想象，入场券肯定是早早地被抢购一空，想买到票，得早做决定，快快动手。 我们尚在犹豫不决，克里斯多夫这位习惯军事化生活的朋友，已经在门票售罄前为我们买到了票。他打点好一切，给我们下了开拔令：六点出发，七点半在奥伦奇镇（Orange）的玉兰树下晚餐，九点前进入剧院。带上椅垫，防止屁股饱受石阶之苦。中场休息有饮料供应，凌晨一点左右返回基地。 当有人上上下下一手操办，你只需要奉命行事时，参加活动就成了一种解脱和愉悦，这次演唱会正是如此。我们六点准时出了门，一小时后到达奥伦奇镇，发现全镇上下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每个餐厅都熙熙攘攘，挤满了人，临时加的餐桌和椅子已经延伸到了马路上。在马路上开车成了一场严峻的考验，怎么才能够通过道路而不撞到服务生呢？表演开始前的两个多小时，成千上万的观众手捧野餐盒与椅垫朝剧院蜂拥而去，餐厅也为专门来听帕瓦罗蒂的听众们准备了特别菜式。奥伦奇镇摩拳擦掌地一心等待好戏开演，这个时候，天空开始下起雨来。 这里已经好几周没下雨了，当第一滴雨落在满是尘土的马路上时，全镇都抬起头看着老天爷的脸色――服务生、司机、卖椅垫的、当然也包括艺术大师他自己。真糟糕！他会打着雨伞演唱吗？乐队该怎么用潮湿的乐器来伴奏呢？指挥能用滴着雨水的指挥棒来指挥吗？雨继续下着，你可以感到人人都屏住了呼吸默默祈祷。 但到了九点，雨已停了一阵子，剧院上方无尽的夜空里出现了星星，我们随着众多音乐爱好者慢慢涌进剧场入口。剧院四周到处是贩卖“帕瓦罗蒂”的小贩――CD唱片、录音带、海报、t恤……除了“我爱帕瓦罗蒂”的保险杆贴纸之外，各式流行商品应有尽有。 人流走走停停，好像入口处有障碍物一样。进入剧院，我才了解这是为什么。因为你会不由自主地在舞台前方停几秒钟，来领略观众席巨大的全景，体会一下帕瓦罗蒂将看到的场景。 黑暗中有成千上万张苍白的脸孔，形成一排又一排的半圆，愈往上愈远，渐渐消失在夜色中。从底层座位往上看，有一种倒挂的眩晕感。石阶陡峭得令人无法置信，观众仿佛悬挂在半空中，随时可能失去平衡跌落下来。他们发出的声音很古怪，比耳语大声些，又比正常说话小声些，只听见一阵连续不断的嗡嗡声在石墙间回旋，声响已被石墙放大，这种感觉恍如掉进了满是人的蜂窝。 我们慢慢爬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比表演台高出100英尺左右，正对面的墙上高高挂起一个壁龛，里面是一尊凯撒大帝的塑像，被探照灯照得雪亮，他身穿皇家长袍，挺立而站，伸展双臂迎向人群。在凯撒大帝时代，奥伦奇镇大约有八万五千人，现在锐减为不到三万人。而此刻，大多数居民似乎正在寻找可以坐下的石头。 一位带着条歌剧风格腰带的女士，刚刚爬上高高的石阶，气喘吁吁，她一屁股瘫倒在我旁边的垫子上，用节目单扇风。她是奥伦奇镇人，圆滚滚的脸庞，情绪高昂。她说以前到奥伦奇剧院来过好多次，但从未见过这么多的观众，她扫了一圈在场的人头，说肯定有一万三千人。哦，真是老天保佑，雨停了！ 乐队出现在舞台上，开始调音，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乐声片断在观众满怀期望的哼唱中传来，尖锐而清晰。随着铜鼓长长的一声轰鸣，乐队嘎然停止。乐手及观众不约而同地朝后台看，黑色幕帘盖住了凯撒塑像下方的主入口，观众们齐刷刷地把脖子往前伸，好像经过彩排般整齐划一。指挥从黑色帘幕后面现身。 掌声再次响起，从我们后方和上方传来一阵尖锐轻浮的口哨声，旁边的妇人不耐烦地发出嘘声。“又不是足球赛！真可恶！”事实上，这可能和传统有关，因为口哨声来自乞丐和妓女区，并非应该发出高贵掌声的上流社会区。 乐队开始演奏唐尼采蒂（Donizetii）序曲，优美的音乐在夜空中回荡，剧院接受着乐声的洗礼，每一个音符都被真实地放大，完整地展现出它的原貌。其中如果出现任何错音，几乎每个奥伦奇镇居民都会知道。 指挥向观众鞠躬，缓慢地走向幕帘，那不到一秒钟的瞬间，全场一万三千名观众鸦雀无声。在一阵忽然迸发的叫好声中，他出现了――黑发、黑胡须、白领带、燕尾服、左手拿着一块巨大的白色手帕。他向观众席伸开双臂，然后合上手掌，鞠了一躬。帕瓦罗蒂准备开唱了。 然而，从乞丐与妓女区传来口哨声还没停止，还是那种两根手指放在嘴里，用来招呼计程车的口哨声。我身旁的女士坐不住了，呵斥他们为“剧院流氓”，冲他们发出嘘声，乞丐与妓女区也针锋相对地传来一大片嘘声。帕瓦罗蒂静静等待着，头微微低着，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指挥举起指挥棒，在最后几声大胆的口哨声中，演出开始了。 帕瓦罗蒂唱道，“Quanto è cara， quanto è be11a”，听上去是这样的轻松，明亮宽广的声音把偌大的剧院变成了一个小房间。他站得很直，重心完全放在右脚上，左脚跟稍稍离地，手帕在空中挥舞，真是一场令人心旷神怡的完美演出。 当曲子的最后一个音符袅袅消失时，他的头向上轻轻晃动，脸上笑容可掬，双臂向前伸开，然后把手掌合上，向观众点头致意，最后在震耳欲聋的掌声中和指挥握手致谢。当晚所有的曲目都是以这样的仪式结尾。 歌声又起，这一次，观众的掌声尚未完全消散，他已在指挥的护卫下走向帘幕后的入口，消失在门后。我猜他是进去让他的声带小歇片刻，可能还要来一勺滋气润喉的蜂蜜。但是旁边那位女士却想得完全不一样，她的一席话在后来的两个小时里一直撩拨着我的好奇心。 她说：“我觉得他正趁着演出间隙吃顿小小的夜宵。” 我说：“夫人，不可能！” “嘘！横笛开始演奏了。” 这支曲子结束时，那位妇人又回到她那套理论上来。“帕瓦罗蒂是个大块头，也是位美食家。演唱会又那么长，像他这种天使般的唱法可是很累人的。所以他在后台私下里加餐补充体力也是合乎情理的。如果你认真研究一下节目单，就可以发现曲目和曲目之间实际上安排了六道充足的点心时间。而这个时候舞台上的乐队就得用演奏娱乐观众，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我仔细瞧了节目单，不得不佩服那妇人独特的见解。确实，在咏叹调和咏叹调之间，隐藏着这样一张菜单： 与帕瓦罗蒂共进晚餐(2) 唐尼采蒂 （蓟菜色拉） 西利亚 （番茄白豆蔬菜汤） 中场休息 （威尼斯式鲽鱼） 普契尼 （磨菇青豆炖鸡） 威尔第 （奶酪） 马斯内 （柠檬冰沙） 安可 （白兰地咖啡） 除此之外，还有更显而易见的证据说明这种歌剧晚餐的说法并非只是该女士的异想天开。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一直以为帕瓦罗蒂手里拿的是一条手帕，而实际上它比手帕大，要大得多。我把这一发现告诉身旁的女士，她点点头表示同感。 她说：“显然，这是条餐巾。”把这个问题盖棺定论之后，她往后一靠，舒舒服服地享受剩下的曲目。 帕瓦罗蒂真是令人难忘，并不仅仅因为他的歌声，还有他展现给观众的独特台风，比如，他偶尔会不照谱唱，离开时会轻拍指挥的脸，每一次退场、进场时间拿捏得分秒不差。有一次曲间休息后，他回到台上，脖子上围了一条长长的蓝色围巾，一直垂到腰间。我以为是挡风用的。 身边的女士显然更了解他。“他一定是不小心打翻了调味酱，所以要用围巾来盖住白衣服上的痕迹。他真可爱，不是吗？” 正式演出已经结束，但乐队仍然逗留在台上。乞丐与妓女区传来一阵坚持不懈的喊声，“威尔第！威尔第！威尔第！”这一回，全场的观众都齐声应和，直到帕瓦罗蒂再次出现，加演了第二首，《我的太阳》（Nessun Dorm，O solo Mio）。观众狂喜，乐团深鞠躬，明星最后一次行礼，演唱会正式结束。 退场花了我们半个小时。我们出来时，看见两辆豪华奔驰轿车正驶离大剧院。“我敢打赌，一定是他！”克里斯多夫说，“你说他会去哪里用晚餐呢？”他当然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坐在那位女士旁边，所以他不知道幕帘后面发生的事情。一万三千名观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与帕瓦罗蒂共进晚餐。我真希望他能再来奥伦奇镇，下次最好能把菜单也印在节目单上。 第十五章 喝茴香酒一定要有温暖的天气、充裕的阳光和时光停滞的幻觉。对我来说，唯一应景的地方就是普罗旺斯。 一堂茴香酒课(1) 巨大的法国梧桐树阴底下，摆着几张白色的铁桌子和旧藤椅。晌午时分，一位穿着帆布鞋的老先生慢吞吞地走过广场，脚下扬起的灰尘悬在空气中，在阳光下更显清晰。服务生从《队报》（Léquipe）中抬起眼来张望，不紧不慢地走过来帮客人点餐。 他回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个小玻璃杯，如果他够大方的话，会倒满四分之一，加上一个还淌着水珠的水瓶。把水倒进酒杯，酒的颜色开始变混，那是一种介于黄与灰之间的颜色， 然后，一股刺鼻的大茴香甜味冒出来。 “干杯！”你喝的就是茴香酒，普罗旺斯的精华。 对我而言，茴香酒最烈的地方，不是茴香，也不是酒精，而是喝酒时的气氛，在哪里喝，怎么喝。我无法想象在匆忙中唱它，也无法想象在复汉（Fulham）的小酒馆或纽约的酒吧，或其他任何需要穿袜子才准进入的地方喝它，那样喝就会走味。喝茴香酒一定要有温暖的天气、充裕的阳光和时光停滞的幻觉。对我来说，唯一应景的地方就是普罗旺斯。 搬来这里以前，我一直把茴香酒当成法国的日常酒，一种由法国两家大酒厂——贝合诺（Pernod）酒厂和里卡（Ricard）酒厂――制造的国酒，仅此二家。 后来，我陆陆续续喝到过其他牌子的酒，卡萨尼（Casanis）、加诺（Janot）、卡尼尔（Granier），让人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种品牌。我在一家酒吧数过有5种，但另一家则有7种。每一个我问过的普罗旺斯人，都是此中的专家，他们个个都用肯定但实际上未必正确的语气告诉我不一样的答案，而且都不会忘了对他们看不起的品牌大加诋毁一番。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一位茴香酒专家，他碰巧也是位有名的厨师，所以上他的茴香酒课十分有趣。 米歇尔·波斯先生出生在亚维隆附近，后来搬到几英里外的卡布雷尔村（Cabrières）。在镇上开了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餐厅，到现在已经有12年了。每年，米歇尔都把盈利重新投资到餐厅里。他搭了一个大大的露台，拓宽厨房，加盖了四间卧房，供疲劳或玩疯了的客人休息之用。这样一来，他的餐厅变成了一个自在舒适的地方，生意自然兴隆。 尽管餐厅一再更新，除了偶尔在夏季游客潮中弄点别出心裁的花样，有件事一直没有改变，那就是餐厅前的酒吧仍是村民聚集的地方。每晚总有许多晒红了脸、穿着工作服的人到这里来逛逛，他们不是来吃东西的，只是为了边喝酒边讨论滚球比赛。而他们所喝的酒一定是茴香酒！ 有天晚上，我们看见米歇尔在吧台后面，主持一个非正式的品酒大会。他排出了七八种酒挨个来考验老酒鬼的品酒能力，其中有些牌子我压根儿没见过。 品尝茴香酒可不像在波尔多（Bordeaux）和勃艮第（Burgundy）酒窖中的品酒仪式那种安静神圣。米歇尔得提高噪门，才能压过吧台前的杯子碰撞声和咂嘴声，跟我说话。 “试试这个。”他说。“就像妈妈在家里自制的那种酒，是佛卡吉儿产的。”他从一只装有冰块还滴着水的金属壶里把酒杯倒满，从吧台那头滑过来。 我啜了一口，老天，这就是妈妈们会做的酒？只要喝个两三杯，我铁定得躺倒在楼上的卧室里。我说，这酒味道很烈！米歇尔让我看看酒瓶，45度，比白兰地还烈，不过还没达到茴香酒的酒精标准，和米歇尔以前喝过的酒比起来，温和多了。 米歇尔说，只要两杯这种酒，嘿，保证能让一个大男人直挺挺地倒下去，脸上还带着微笑呢！不过此酒很特别，从米歇尔的眨眼暗示中，我感觉到这酒并非完全合法。 米歇尔突然离开吧台，好似陡然想起烤箱里还烤着奶酥，他回来时，带了些东西摆在我面前的吧台上。 “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吗？” 吧台放着一个螺旋形的酒杯，带着短短粗粗的把儿；一只更小的玻璃杯，矮矮胖胖的，不过一个顶针那么宽，两个顶针那么高；还有一支像是被压平的锡制汤匙，上面对称地打着孔，平头下有个U型的结。 “这个地方在我接手前是家咖啡厅。”米歇尔说，“我们在打墙时发现了这些东西，你以前见过这些东西吗？” 我看不出那些是什么东西。 “在从前，所有的咖啡厅都有这些东西。它们是用来喝苦艾酒的。”他把食指弯起来在鼻孔附近挖，这是喝醉酒的标准动作。他拿起那两个比较小的酒杯，“这是用来量苦艾酒的老式量杯。”我接过来，沉甸甸的，很结实，像个铅块。他拿起另一个杯子，将平头汤匙平放在上面，柄上的结刚好紧紧地扣住杯子边缘。 他轻敲汤匙，“在这上面放点糖，在上面倒水，水经过糖，穿过洞流进苦艾酒。在19世纪末，这是种非常时髦的喝法。” 米歇尔告诉我，苦艾酒是一种从烈酒和苦艾草蒸馏出来的绿色液体。很苦，有刺激性，会让人产生幻觉，会上瘾，很危险。因为含有将近70％的酒精，可能导致失明、癫痫和精神错乱。据说梵高就是受到这种酒的影响，割掉了自己的一只耳朵，法国诗人魏尔伦（Verlaine）也是因为这种酒枪杀了另一位诗人兰波（Rimbaud）。还有一种病以它命名，“苦艾酒中毒”，因为上瘾的人很容易死掉。在1915年时，苦艾酒被禁。 当时有一个名叫朱尔斯·潘诺的人，在靠近亚维隆的蒙发斐（Montfavet）有一座苦艾酒酒厂。由于不希望看到苦艾酒就此消失，他改用合法原料八角茴香来造酒，此举十分成功。而这种酒最大的好处就是，客人总能活着回来买更多的酒。 “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吧！市面上的茴香酒是出生在亚维隆的，就和我一样。来，试试这一种。” 他从架上取下一瓶卡尼尔酒，我敢说我家里也有一瓶同样牌子的酒，标签上写着“卡尼尔，我的茴香酒，制于卡维隆”。它的颜色比潘诺酒的鲜绿色稍微柔和些，喝起来也没有那么烈。而对于喝起来还不错的本地酒，我绝对是支持的。 卡尼尔酒瓶快空了，而我还好好地站着。为了继续给我上第一堂课，米歇尔建议我再尝尝另一种名牌酒，这样我才能在口味及颜色相近的酒中，分个高下。他倒了杯里卡酒给我。 喝下一杯又一杯不同牌子的茴香酒后，我已难保持客观学术的眼光来比较这些不同牌子的茴香酒。这些酒我全都喜欢，口感清爽舒畅，让人着迷。有的牌子比另一种多放一滴甘草，但在喝过这么多味道香浓、度数又那么高的酒之后，舌头都已开始麻木。然而这种感觉棒透了，让人喝了一杯还想要第二杯。两三杯酒下肚，用来评酒的种种挑剔言辞，统统都消失了。要当一名茴香酒的品酒师，我大概是不可救药了，快乐、饥渴，但毫无希望。 “你觉得里卡酒如何？”米歇尔问。里卡酒还不错，只是今晚我似乎上了太多的品酒课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写下很多问题想请教米歇尔。比如，为什么这么有名的茴香酒，发源地却如它的颜色般迷惑不清？在潘诺酒之前，是谁发明了茴香酒？为什么它和普罗旺斯这般紧密相连，而不是勃艮地或卢瓦尔（Loire）河谷地区呢？我又回去找我的老师。 不论在何时向普罗旺斯人请教关于普罗旺斯的问题，天气、食物、历史、动物习性或人的怪癖，我一定可以得到答案。普罗旺斯人喜欢指导别人，爱发表个人的高见，特别是大家围坐在桌子边上时，尤其如此。所以，米歇尔在一星期中餐厅不营业的那天，特地安排了一个午餐会，邀请了几个他称为“负责任的人”吃饭。他们会非常乐意帮助我寻找答案。 一共有18个人聚集在米歇尔的院子里的白色帆布大阳伞底下。我被介绍给一大群人，一堆混在一起的名字、脸孔、和个人信息。其中有一个来自亚维隆的公务员，一个来自卡朋特拉斯的葡萄酒农，两个里卡酒厂的经理，及两个来自卡布雷尔村的党派人士。其中有个人甚至还打着领带，不过五分钟后，他就将领带松开套在送酒的小推车上了。 一堂茴香酒课(2) 这就是所谓的正式礼节的匆匆登场以及更加匆匆的结束。 大多数人都和米歇尔一样喜欢滚球运动，而卡朋特拉斯来的葡萄酒农，还带来几箱他特制的葡萄酒，标签上画着一场正在进行中的滚球赛。 玫瑰酒已冰凉，红酒则已开瓶，大家开始有礼貌地纷纷往自己酒杯里倒滚球酒以及滚轮 爱好者的最爱――真正的马赛茴香酒，里卡酒。 据一位里卡的经理说，他的老板保罗·里卡先生出生于1909年，是一个充分发挥后天努力和先天智慧的经典案例。直到现在，他还在不停地自找“麻烦”。他的父亲是一位酒商，而年轻的保罗先生，因为工作需要，时常和马赛的酒吧、餐厅打交道。那个时候，酿酒的法令还不太严厉，许多酒吧都自行配制茴香酒。里卡先生也决定酿制自己的茴香酒，但他添加了一种其他牌子所没有的原料，但就这一点点与众不同创造了销售的奇迹。其实所谓“真正的马赛茴香酒”和其他酒没有多大的不同，但是第一，酒本身很不错，第二，借着里卡先生的销售天赋，里卡变得更加不凡。没过多久，他的酒成为最受欢迎的酒，至少在马赛地区如此。 里卡先生决定扩大营业，这个决策让他把成功提早了许多年。马赛附近的地区是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茴香酒遍地都是，是种非常普通的酒。当时马赛和其他邻近的地区相比较，也并不是最出名的。甚至到了今天，马赛人还背着爱吹牛、说大话、把沙丁鱼说成鲸鱼、不值得信任的恶名。 再往北去，茴香酒被当成外地酒销售，距离使马赛的坏名声有所改进，同时借着南方的魅力――一点点的放荡、轻松自在和几许阳光，茴香酒吸引了习惯于寒冬及灰色天空的北方人。于是，里卡酒向北方前进，先到里昂，再到巴黎，新配方一炮而红。今天，在法国任何地方，如果在一个酒吧里找不到“真正的马赛茴香酒，里卡”，那倒是极不平常的事。 里卡酒厂来的人说起他的老板时，流露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欢。保罗先生非常聪明，非常特别，每天都寻求挑战。我问他是否和商界大腕一样，对政治感兴趣，座位间传来一阵笑声。“政客？他唾弃他们！”我挺欣赏他的观点，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也觉得可惜。由一位茴香酒大亨来当法国总统，这个主意倒挺吸引我。他要是在选举口号里加上一句“除了里卡，啥都不要”，说不定还真能当选。 不过，里卡先生并不是发明茴香酒的人，就如同潘诺先生，他只是将已存在的东西装瓶销售。那么，到底茴香酒诞生于何处？是谁第一个把茴香、甘草、糖和酒精混在一起？还是哪个修道士某天不小心在修道院的厨房里发现的——修道士素来有发明酒的雅好，从香槟到甜酒都与隐居修行的出家人有关。 围坐在桌子四周的人，没有一个真正知道第一杯茴香酒是如何来到这个饥渴的世界上。不过，缺乏准确的信息，从来都不能阻止普罗旺斯人把个人观点说成事实、或者把传说神话说成可靠的历史。 最不可靠、但却最受喜爱的解释是“隐士学说”。当然，说到发明古里古怪的开胃酒，隐士几乎可以和修道士相提并论。 这位特别的隐士住在卢贝隆山坡上森林深处的一间茅屋里。他采集草药，将它们放在一个大锅里煮——一种巫婆、精灵和炼丹仙人喜欢用的冒着泡泡的大锅。锅里烧剩的汁液有特殊的功能，不仅可以止渴，而且在一场使卢贝隆大半人口丧命的瘟疫中，使他活了下来。这位隐土十分慷慨，他把这些汁液给得了瘟疫的人喝，结果他们马上都痊愈了。也许他和后来的保罗·里卡一样，发现他的神奇饮料里商机无限，于是离开茅屋，和其他有商业头脑的隐士一样，搬到马赛，开了一间酒吧。 那么，为什么普罗旺斯盛产茴香酒呢？有一种比较煞风景但是可能性较高的说法――普罗旺斯是茴香之乡，很容易找到酿酒原料。这些药草非常便宜，甚至不用花钱买，大部分农民都自己酿酒，自制一些喝起来令人头痛的烈酒。一直以来，这种蒸馏酒的权利被当成家庭财富，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传。直到最近，这种权利才被剥夺，但是仍然还有些幸存的蒸馏酒商，保留了合法酿制私酒的权利，直到他们死亡为止。但他们的茴香酒酒窖还是保留了下来。 米歇尔的太太波斯夫人是卡朋特拉斯附近的人。她就记得她的祖父曾经酿制过一种双倍烈性的茴香酒，酒精含量大大超标，一杯就足以让一尊雕像倒地。有一天，镇上的警察来她家拜访，那种骑着摩托车、全副武装的正式拜访绝非好事。她祖父说服警察喝下了一杯自制的超级烈酒，然后第二杯、第三杯。警察再也没有提起他拜访的目的，但是祖父开着货车跑了两趟警察局：第一趟是送不省人事的警察和他的摩托车回去；第二趟是送他的皮靴和手枪，这些东西是事后在桌子底下发现的。 这已是陈年旧事了，但或许在普罗旺斯的某个角落，还流传有这类传奇。 第十六章 造成汽车客满的原因，同时也是我早早赶到广场欣赏黎明泛红的天光照在混凝土上的原因，是因为停车场下面有亚维隆最好的食品市场——亚勒市场。 亚维隆的腹地(1) 位于亚维隆市中心的“派广场”（Place Pie），在黎明前的昏暗中总是一幅荒凉的景象。它是一个建筑风格混杂的广场，两边是破旧但高雅的建筑物，正对它们的是一座丑陋的现代都市纪念碑，一位建筑系毕业生免费提供了这件混凝土的杰作，把广场的景观搞得糟透了！ 在这座刺眼的纪念碑四周，铺着粗糙的石板，石板上摆着一张张长凳，走累的观光客可 以在这里休息，看看另一件更为刺眼的东西――一幢褪色的三层水泥建筑物，在周日早上八点前就停满了汽车。但造成汽车客满的原因，同时也是我早早赶到广场欣赏黎明泛红的天光照在混凝土上的原因，是因为停车场下面有亚维隆最好的食品市场——亚勒市场。 我在六点差几分钟抵达，把车停在第二层所剩无几的车位中。我下方的广场上，有两位流浪汉，肤色和身下的椅子一模一样，正你一口我一口轮流喝着一瓶红酒。一位警察走上前，做手势让他们离开，然后双手叉腰站在那里瞧着。他们没精打采地走开了，一副前途渺茫、无处可去的可怜样，到了广场上另一边的人行道上又坐了下来。警察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走了。 枯燥寂静的广场和亚勒市场里面的景象迥然不同。门的一边是酣睡未醒的城市，另一边则是灯火通明、笑语喧哗的繁华世界，忙碌而生动。 我跳到一旁，免得撞上一辆堆着一人高的水蜜桃木箱的手推车，推车的老兄一边高喊着：“叭—叭－”，一边飞奔着冲过了转弯处，后面跟着一列同样超载的推车。我眼望四周寻找可以闪躲的地方，以避开高速前进的蔬菜水果，最后一头冲进了一家挂有“小酒店”招牌的店内。倘若注定要被辗死的话，我宁可让这种悲剧发生在酒吧里。 招牌上写着“杰克与伊莎贝尔”，是店主的名字。此时，他们正被客人团团围住。酒吧里挤得满满当当，有三人在读同一份报纸，四周的桌子坐满吃早餐的客人，也可能是午饭，很难从桌上的食物分辨出到底吃的是哪一顿。牛角面包蘸上浓香的热奶油咖啡，配上大杯的红酒和前臂那么长的香肠三明治，或者来杯啤酒加微热的脆皮比萨饼。我忽然有股欲望想来份这里的招牌早餐，半品脱的红酒和香肠三明治。但是一大早喝红酒应该是为了奖励整夜的辛勤工作。我要了咖啡，并企图在四周的混乱中，看看有没有人和我点了一样的东西。 亚勒市场占地约70平方码，只有几英寸的地方没被利用起来，三条走道把大小不同的摊位分开。很难想象在早上那么混乱的时刻，客人怎么能找到他们的目标。木箱夹杂着纸箱和一捆捆纸板在柜台前堆得老高，地上到处是生菜叶、压烂的番茄、散落的四季豆，都是些没能在争分夺秒的运输过程中坚持到最后，不幸掉落阵亡的牺牲者。 摊主们忙着写上今天的价目表，用最快的速度整理好他们的产品，好省下五分钟时间到酒吧休息一会，他们大声叫着来杯咖啡，伊莎贝尔的女服务生像个杂技演员，一手稳当地托着托盘，轻巧地越过一个个木箱，甚至在地板滑溜，即便是高度危险的鱼贩区也能安然立足。双手粗糙满是伤痕的工人们，穿着塑胶围裙正忙着把冰块铲到展示铁台上。 铲冰的声音就像用碎石子儿划玻璃，还有另一种更可怕的声音凌空袭来，那就是肉贩们用屠刀砍骨头切肉块的声音，他们下刀果断，动作快得吓人。为了他们的手指着想，我衷心祈祷他们在早餐时没喝酒。 半小时后，我终于得以安全地离开酒吧。成堆的木箱已被搬走，手推车也都停好了，原本车轮满天飞的市场，现在只见行人来来去去。一队扫把军同时出动，将掉落的蔬菜残片扫得一干二净，价格已经写在了塑胶标签上，收银机已然打开，咖啡也已落肚，亚勒市场开始营业。 我从来不知道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可以容纳这么多生鲜食物，而且种类如此之繁多。我数了数，共有50个摊位，大多数都只卖一种货品。有两个摊子只卖橄榄，各种各样想得到的做法都有：希腊式橄榄、草药油浸过的橄榄、混着红色碎辣椒的橄榄、尼昂橄榄、雷伯镇（Les Baux）橄榄、长得像小黑梅或是被拉长了的绿葡萄的橄揽。这些橄榄装在矮墩墩的木桶里，排成一排，亮澄澄的，活像每个都被小心擦拭过似的。排在队伍尾巴上的惟一不是橄榄的商品，是一大桶柯立奥凤尾鱼，装得比沙丁鱼罐头还要满。我凑过去闻了闻，一股子咸味直呛鼻子。柜台后面的老板娘建议我就着黑橄榄尝一口，还问我会不会做“橄榄鲤鱼酱”？每天一罐，保证活到100岁。 另一个摊子，卖的是另一种特产：所有长羽毛的食物。拔好毛绑起来的鸽子、阉鸡、鸭胸、小鸭腿以及三只鸡中之贵族－－最高级的伯斯鸡，脖子上挂着像奖牌一样的红白蓝三色标签，上面写着“伯斯家禽同业工会全程监督”。我可以想象这些经过精挑细选的鸡接受权威会员颁奖时的情景，保证他们会依传统礼仪亲吻鸡嘴两边。 鱼摊子沿墙排成一行，大约有40码长，磅秤和鱼眼闪闪发亮，摊子上挨个儿整整齐齐地排着一溜鱼。碎冰块垒成一道道小堤，闻起来还有海的味道，将鱿鱼和深红的金枪鱼、鲍鱼和鲈鱼、鳕鱼和鳐鱼隔开。堆成小山的蚌和螺、软耷耷的乌贼、灰忽忽的小虾、铁黑色的龙虾、油炸用的鱼、煮汤用的鱼，柜台上还留着新鲜柠檬挤出来的黄汁液。鱼贩子熟练地举着细长刀子开膛破肚，取出鱼的内脏，橡胶靴踏在湿答答的石地上发出喀喳喀喳的声音。 将近七点时，第一批家庭主妇们已经开始在摊子上又戳又挤，寻觅当晚要下锅的食物。市场五点半开始营业，最初的半小时是保留给采购商和饭店老板的。不过，我倒是没看见有人敢拒绝打定主意要在六点前买完菜的亚维隆家庭主妇们。经常有人告诉我们，赶大早可以买到品质最好的东西；等到市场快收摊的时候，则可以买到最便宜的。 只是谁能够在众多诱惑下忍住苦等呢？！不过一会儿的工夫，我就已经在凭空想象中享受了好几顿大餐。一碗打散的鸡蛋变成一盘甜椒火腿炒蛋，里面的火腿隔壁摊上就有现货，甜椒则在几英尺远的摊子上。这个想法促使我一路前行，直到看见更令人心动的烟熏鲑鱼和鱼子酱。但是另外还有干酪、香肠、兔肉酱、野兔肉酱、猪肉酱、绝妙的肉酱丸、蜜汁鸭子……无不让人食指大动，不尝尝这些东西的人，肯定是疯了。 我的研究成果最后演变成在停车场吃野餐。所有我需要的东西——包括从第一摊的面包到最后一摊的酒——都新鲜诱人地陈列在20码之间。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以这种方式展开新的一天呢？我的胃显然已跟着环境调整了生物钟，往前跳越了好几个小时。表上指着七点半，我的胃却咕咕噜噜地告诉我该是午餐时间了。去它的时间！我迈开步子，寻找液态的精神支柱——咖啡。 亚勒市场内有三个酒吧——杰克和伊莎贝尔，西里尔和伊芙林，以及最危险的第三家——奇奇之家，它在大多数人起床前就开始卖香槟酒。我看见两名身材魁伟的男子，粗壮的手指优雅地擎起香槟高脚杯，互相敬酒。指甲里靴子上都沾满泥土，看来早上的生菜生意挺不错。 走道和摊子上现在挤满了买菜的人流，脸上露出一副不买到最鲜嫩最水灵最上等的货色誓不回头的表情，热切中带着些许怀疑。一位老太太戴上眼镜检查一排的花菜，在我看来，这些花菜全都长得一个样。只见她用手捧起一棵，在手里掂掂分量，仔细检查紧密的白色花菜头，闻一闻，又放回去，前前后后看了三遍之后，才最后做了决定。她从老花眼镜上方盯着老板，防止他拿后排的次品掉包。记得在伦敦时，有人告诫我在菜市场不准用手摸菜。如果在这里也来这套的话，肯定会引起公愤。不亲手摸摸这些蔬菜水果，怎么能够下定决心买呢？哪位摊主胆敢冒犯这样的大忌，铁定会被赶出市场。 亚维隆的腹地(2) 虽然停车场下方的这块场地从1973年才开始营业，但亚勒市场其实早在1910年就已经存在于亚维隆了。这是办公室里的女孩所能提供给我惟一的资料，我问她每天或每星期的销售量时，她只是耸耸肩回答我，“很多。” “很多”确实也不为过。在这里，各式各样的容器，从扁扁的手提箱到看来可无限扩张的手提袋都被塞得鼓鼓囊囊的。一位穿短裤、罗圈腿的老先生，头戴撞扁的安全帽，骑着轻 型摩托车，到市场入口来拿他早上买的东西——一个装满甜瓜和水蜜桃的塑料箱子，两个装了太多东西而变形拉长的篮子，一个装了一打面包的棉布口袋。他小心翼翼地把重量平均分配到摩托车四周。装水果的箱子用松紧带绑在后座的架子上，篮子挂在两边把手上，面包袋斜背在后面。当他载着够吃一个星期的口粮离开市场时，他对其中一位摊子老板喊道，“明天见！” 我望着他的身影没入广场的车流中，摩托车小小的引擎费力地劈啪作响，他的头往前低下向把手靠去，背后的长条法国面包直直挺着，好似一枝颤抖的大金箭。11点整了，市场对面的咖啡馆已在人行道上排好桌子，午餐时刻到了！ 第十七章 我们决定去迁就夏日里的卢贝隆，尽我们的努力去适应度假的人群，还要像他们一样寄明信片给远方的朋友，告诉他们我们正在享受的快乐时光。 夏日明信片(1) 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才接受了一个事实――我们住在一幢房子里，却身处两个不同的地方。 我们眼中的正常生活从九月开始。除了镇上的集贸日子，这里平时没什么人。白天，街上车辆稀疏，一部拖拉机、几辆小货车。到了晚上，几乎看不到任何车的影子。除了周日的午餐时间，每个餐馆都有空桌子。社交活动是断断续续的，时有时无，非常简单。面包店里 有面包卖，水管工有空侃大山，邮差可以偷闲坐下来喝上一杯。过了狩猎季节最后一个震耳欲聋的周末之后，森林又恢复了平静。每片地里都有个在葡萄藤间埋头工作的身影，慢慢地往上移一排，慢慢地再移一排. 晌午到下午两点之间，整个镇上一片死寂。 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第二年六月，然后七八月就来临了。 我们曾经只把它们当成一年中的两个月，酷热难当的两个月。热归热，但是不需要我们做出什么调整，惟一的变化就是在下午舒舒服服地睡个午觉。 我们错了。七八月份我们还是住在卢贝隆，但它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卢贝隆了，而是“度假中”的卢贝隆。以前我们试图在非常时期过正常生活的努力，悲惨地宣告失败。我们甚至曾经考虑过取消整个夏天的活动，找个灰暗阴凉安静的地方待着，比如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 但是如果真这么做，也许我们会想念这里的一切，包括那些让汗流浃背怒气冲天筋疲力尽的日子和事情。所以，我们决定去迁就夏日里的卢贝隆，尽我们的努力去适应度假的人群，还要像他们一样寄明信片给远方的朋友，告诉他们我们正在享受的快乐时光，下面就是其中的一些小故事。 马里尼安机场 下午三点了，一点的飞机还是不见踪影。 我打电话过来问这班飞机能否准点到达时，对方给了个典型的乐观谎言。所以我11点半就从家里出发，在高速公路上度过炎炎夏日里最热的一个小时，只是为了避免被堵在当天早上从巴黎赶往蔚蓝海岸的雷诺大军中动弹不得。这些人是怎么开这些四轮腾空的车子呢？ 航班指示牌上显示“稍晚到达”，还好，四十五分钟，不过是喝一两杯咖啡的时间。到奥兰（Oran）的班机也晚点了，候机室里挤满了阿拉伯工人和他们等待回家的家人，小孩子们就坐在鼓鼓囊囊的兰、粉、白条子的三色塑料编织袋中。男人们棱角分明的黑色脸上，露出一副很有耐心，听天由命的表情。 柜台后面的小姐只是指了指航班指示牌，就当回答了我的问题，上面写着“晚点四十五分钟”。我争辩说现在已经晚了整整一个小时，她耸耸肩膀，在她的神奇电脑里面查了一下。“指示牌上说的没错啊，晚点四十五分钟嘛。”我问她，飞机到底离开了伦敦没有。她说已经离开了。算了吧，她和这里其他人一样，早就被训练成假话大王了。 飞机最终到达的时候都快五点了，脸色惨白心情恶劣的旅客们鱼贯而来。假日的前几个小时就这么浪费在了希思罗机场的停机坪上。有些旅客因此犯了个大错，他们不耐烦地把护照扔在了移民局的柜台上。作为报复，海关官员把他们的护照一页页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个够，翻页的时候还特地停下来往指头上蘸点口水，那个慢悠悠的劲儿足足能把人活活气死。 我的朋友们出现了，衣服皱巴巴的，但是精神不错。我满心希望再花上几分钟拿行李，然后我们就能回家在晚饭前痛痛快快地游会儿泳了。但是十五分钟过去了，他们仍然等在行李认领区。看来航空公司给他们的某一只箱子另外安排了一次假日旅行，钮卡斯尔（Nele）？还是香港？谁知道呢？！于是，我们又和其他的几个倒霉蛋一起在丢失行李区会合了。 我们到家的时候是七点半，从我早上出门算起，几乎整整八个小时！ 圣特罗佩（Saint tropez） “天体营会员招募中！”这是自然爱好者的时节，而志愿加入圣特罗佩警察行列的人数也会陡然增加。 市长斯巴达先生已经下令，出于安全和卫生的考虑，禁止在公共海滩上裸体晒日光浴。斯巴达先生的原话如下：“禁止全身裸露！”他还授权警察有权逮捕任何违反规定的人。不过，也许不是来真的“逮捕”，而是追踪他们，一旦出现有伤风化的行为，就可处以最低75法郎、最高1500法郎的罚款。但是，让当地居民困惑不已的一个问题是：裸体者能随身携带1500法郎吗？ 为了表示抗议，有一群天体营爱好者在莫特（Moutte）海滩的一些岩石后面成立了抗议团体总部。女发言人已经郑重声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穿上游泳衣。多希望当时你也在场呐！ 甜瓜地 福斯坦的哥哥杰基是个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体型瘦小，骨格硬朗。他在房子对面的空地里种下了甜瓜，这块田很大，但他老人家一个人一双手担下了所有的活，春天里，我常常看见他在地里一待就是六七个小时，弓着腰板用锄头清除杂草。老先生从来不喷农药，照他的说法，谁愿意吃那些有化学味儿的瓜？我想他一定乐于用传统的方式照料自己的瓜田。 现在甜瓜熟了。每天一大早，六点钟，杰基就会到田里摘已经成熟的甜瓜，送到梅纳村用浅木箱子装起来，再从梅纳村运到卡维隆，从卡维隆再到亚维隆，最后到达巴黎，或其他任何地方。一想到那些光顾时髦餐厅的客人，只为了尝尝像甜瓜这么简单的东西，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大笔钱，杰基就觉得很滑稽。 如果我起床够早，可以在他去梅纳村之前碰到他，他总会挑出一两个熟过头因而不适合长途跋涉的甜瓜，几法郎地便宜卖给我。 我散步到家时，阳光已经照亮了山顶，脸上忽然就感到热了。手里拎着的是甜瓜，沉甸甸的，还带着夜晚空气的凉意，着实让人心满意足。我们的早饭就是这些新鲜美味的甜瓜，啧啧，采下来只有十分钟哦！ 吧台背后 当气温到达华氏一百度时，游泳池就不再是一种奢侈，而变成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要有人向我们请教在普罗旺斯夏日租房的注意事项，我们一定会向他们强调游泳池的重要性，有些人听进去了。 有些人则不以为然，结果往往在到达这里两天之后，他们就会打电话过来，说一些我们几个月前就已经告诉他们的话。“这儿太热了，热得不适合打网球，不适合骑自行车，连出门逛逛也太热，实在热死了。哎！你们有游泳池，太走运了。” 电话那头紧接着是一段满怀希望的停顿。这边，不知是我的想象，还是我真的听见了汗珠子像雨滴般掉落在电话本上的声音。 我想我的回答必须是冰冷无情，又能帮上忙。艾普村附近有个不错的公共游泳池，当然，如果你们不介意和几百个放暑假的小鬼共享一池水的话。要不，还有地中海，开车不过一个小时，喔，不对，不对，算上堵车的时间，大概要两个小时吧。别忘了在车上放几瓶依云矿泉水，否则可是会脱水休克的哦！ 或者，你关上百叶窗，把阳光挡在外面，白天就待在家里，晚上再出去透透气，虽然这样要晒出“古铜肤色”作为留念的打算就泡了汤，但是好歹不会中暑啊！ 这些残忍可恶的提议还来不及闪过脑海，电话那头原本绝望的声音，陡然变得如释重负。对啊！我们可以在早上到你家的泳池里泡泡，一下子就好，保证很快，绝对不会吵到你们，你们压根儿就不会察觉到我们来过了。 结果，在中午时分，恶客上门了，还带着朋友。他们游泳，晒太阳，然后出乎意料地一下子感到口干舌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站在吧台后面，而我的老婆大人则在厨房里准备六个人的午餐。度假万岁！ 夏日夜游 狗儿对付炎热的办法就是睡觉，在院子里四脚一伸，或是在迷迭香篱笆下的阴凉处蜷成一团。等到粉红色的天空变黑之后，才重新活过来，尽情地闻着凉风，在我们的脚边互相推攘，指望我们能带他们出去散散步。于是，我们拿出手电筒，跟着这些家伙到森林里去。 夏日明信片(2) 踏进一片百里香花丛中，扑鼻而来的有温暖的松针味儿，还有烤过的泥土味道，干干的，有点刺鼻。看不见的小生物纷纷从我们身边逃开去，它们在密如杂草的野黄杨叶间穿行，发出沙沙的声音。 四下里一片天籁――蝉鸣、蛙叫，远处一户人家的窗户里飘出低低的乐声，福斯坦家的露台上，随风送来酒杯叮当和人们的谈笑声声。山谷另一边的山上，一年中有十个月无人居 住，这时也绽露出点点灯光，那是露营的灯火，一直要亮到八月底。 回到家，脱下鞋子，散发着白日余温的石板路，邀我们入池一游尽兴。跃入漆黑清凉的水中，来上一杯睡前酒。夜空清朗，惟余点点星光。明天依旧是酷暑炎炎，火热，缓慢，如同今天一般。 小小的机械问题 我的一位朋友决定把她的旧车卖了，换一辆新车，车行里年轻的汽车销售员铁了心要和她做一笔优惠的交易。虽然天气很热，他还是一身套装衣冠楚楚，在新车周围活蹦乱跳，用华丽的词藻向我的朋友详细描述这辆车的种种优越之处，他的袖口扫来扫去，身上的饰品叮当作响。 我的朋友用尽所有的耐心忍受着这一切，最后说不如让她试着开一下，这样能够最直接地感受到车子的种种优点。 小伙子说，“当然可以，不过注意！”他拿下太阳眼镜以示强调。“这款车比你原来那款敏感多了。今天一路开来的时候，连我都大吃一惊，只要轻轻一碰加速器，你就可以飞起来了，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接着他又说了一大通调整驾驶姿势之类的话，临了再次警告我的朋友车速是多么的惊人，最后终于把车钥匙递了过来。 引擎低低地咳嗽了一声，然后就熄火了。朋友又试着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都不成功。销售员脸上的笑容不见了，“显然，这车需要男人来教训它一下。”他坐进了驾驶座，却怎么也无法把车子发动起来。“不可能！哪里出了毛病？”他一会儿打开引擎盖检查引擎，一会儿钻到仪表盘下面看是哪里松了。 “会不会是因为车子突然没油了？”我的朋友问。只有脑袋空空的妇女才会提出如此荒谬的问题，小伙子竭力掩饰住他的不屑，但为了迎合顾客的意见，他还转动车钥匙，检查了一下油表。一滴不剩！他从车子里跳了出来。很不幸，我们这里只是一个小型展示间，不是车库，店里没有汽油供应，试驾我们得另外安排个时间。这位夫人今天下午再来一趟好吗？不行？操！ 最终做成生意的欲望还是克服了天气的炎热和丢脸的难看。打扮整齐的销售员在N100号公路上整整走了半英里，才从最近的车库里借来了一桶五加仑的汽油，我的朋友则留在那里帮他照顾店面。朋友跟他开玩笑说，下次再要买车，不如自己带上汽油，但是这个笑话看起来不太受欢迎。 修剪熏衣草 我一直用一把修枝夹修剪熏衣草，我的速度很慢，水平很业余，一个钟头都完成不了一打。邻居安莉送来了一篮茄子，我正好逮到了一个休息的机会。 安莉看看我的熏衣草，又瞅瞅那把修枝剪，最后对着她邻居的无知直摇头。“难道你连熏衣草都不会剪吗？你拿着修枝剪干吗？你的镰刀呢？” 她回到货车那里，拿出一把黑漆镰刀，为了安全起见，刀刃套在一个旧木头套子里。镰刀入手轻得出奇，摸上去锋利得可以刮胡子。我在空中挥了几下，安莉看了又摇起了头，显然，我得上一课。 她把裙子系在腰上，朝着最近的一排熏衣草就动起了手，她用手把长长的茎紧紧抓成一把，然后用镰刀顺着根部轻轻巧巧地一刀切下。她在五分钟里割下的，比我在一个小时里割的还要多。看上去似乎挺容易：弯下腰，抓一把，往下切，就是这样。 “看！小的时候我住在下阿尔卑斯山区（Basses Alpes），那里有几公顷的熏衣草，没有机器，每个人都用镰刀。” 她把镰刀还给我，让我小心双腿，然后就离开了，福斯坦还在葡萄园等着她哪。 其实这事儿是看上去简单，做起来难。我的首次出场，结果是高低不平的一丛，与其说是割的，倒更像啃的。我这才明白，原来镰刀是设计成右手使用的，我这样的左撇子，切的方向得反过来。老婆大人出来要我小心别割着腿，只要我手上拿着锋利的工具，她就不会安心，非得眼睁睁地看着我确实是反着切的，她才放下心来。这种工作，即使是像我这么容易伤着自个儿的天才，也不至于有断胳膊断腿的风险。 安莉回来的时候，我正好割到最后一丛。我抬头看她，满心希望得到一些表扬，结果却割了自己的食指，差点儿就切到了骨头，鲜血顿时流成了小河。安莉问我是不是在剪指甲，这种惨状下居然还开我玩笑，我真怀疑她的幽默感。两天后，她送了我一把左手用的镰刀，还煞有其事地告诉我，没戴手套可不准用。 黄蜂也好酒 普罗旺斯的黄蜂虽然个头小，却有着魔鬼般的峰针。在游泳池里，它的战术是偷偷摸摸的游击战，得手了就溜之大吉。它埋伏在不设防的可怜人后面，一等到有手臂举起来，“噗！”狠狠地冲着腋窝就是一针。被蛰一下能疼上几小时，所以挨过刺的人常常会穿上防护衣，才敢下水。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黄蜂都喜欢水，但毫无疑问这里的黄蜂就是如此。它们浮在浅水区，或是在石板上的小水坑里打盹，密切注视着附近不设防的腋窝和柔软的四肢。终于，在凄惨的某一天，我们不仅腋窝，连大腿内部都遭到黄蜂袭击，显然，有些黄蜂能够闭住呼吸，在水里活动，于是，我被派出去搜购对付黄蜂的武器。 运气还算不错，我在卡维隆的一条小巷子里，找到一家药店，坐在柜台后面的老板正是一个黄蜂专家。他把最新型的捕蜂器展示给我看，不过就是一个老式的玻璃悬挂器演变成的现代塑料版，现在这种玻璃的捕蜂器在跳蚤市场里偶尔还能看到。老板说，这是特别为游泳池设计的，可以让黄蜂毫无还手之力。 这个捕蜂器由两部分组成，底座是一个圆形的碗，三个平平的架子把它从地上托起，连着一个由底部向上延伸的漏斗，碗上有个盖子，防止飞进漏斗的黄蜂逃脱。 但这是简单的部分。黄蜂专家说，最难最精巧最具艺术性的是诱饵部分。怎么才能说服黄蜂放弃美味的人肉，心甘情愿地爬进漏斗里呢？什么东西能把它从游泳池边引开？ 在普罗旺斯住上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可以发现在这里每买一样东西，必然免费附送一段说明，从有机成熟的卷心菜讲座——只需两分钟，到睡觉的床铺讲座——半小时，甚至更长，视你的背部状况而定。至于捕蝇器，大概要10到15分钟时间吧。我坐在柜台前的凳子上洗耳恭听。 原来，黄蜂喜欢酒。有些喜欢甜的，有些喜欢水果味的，有些甚至会为了一滴茴香酒到处乱爬。专家说，这不过是实验次数的问题，只要多在口味和浓度上下功夫，一定可以找到当地黄蜂热爱的酒味。 他向我推荐了一些基本的配方：甜苦艾酒加蜂蜜和水，稀释的黑加仑子利口酒，黑啤酒加白兰地，纯茴香酒，等等。为了更加吸引黄蜂，漏斗上可以稍微涂点蜂蜜，还有别忘了漏斗下方一定要放点水。 专家在柜台上搭起一个铺蜂器，用两只手指头模拟出来散步的黄蜂。 它看到漏斗下的小水坑，停下来，指头不动。靠近水，闻到上面有好吃的东西，它爬进漏斗侦探，一头栽进了鸡尾酒。瞧！它出不来了，喝醉了酒又爬不出漏斗，就这么一命呜呼，不过也算死得快活。 我买了两个捕蝇器，试了试配方，全部都有效，我不得不相信，黄蜂的确有很重的酒瘾。如今，如果有人喝过了，就会被说成“像黄蜂一样醉醺醺的”。 卢贝隆综合症 大部分夏天所引起的季节性不适，虽然也许只是让人不舒服，或者令人疼痛，甚至不过是叫人尴尬，但至少人们都会对此一掬同情之心。如果有人因为吃多了辣香肠而生病，在康复之前，他的朋友们多半不会冒险要求他返回社交圈。同样的，三度晒伤、玫瑰红酒中毒、被蝎子咬到、使用过量蒜头或者因长期暴露在法国官僚制度下引起的眩晕恶心，这些病痛都让人要忍受一些皮肉之苦，但病人至少是单独而且安静地受苦。 夏日明信片(3) 但是有一种病，远比蝎子和劣质香肠更厉害，我们自己就体验过，在法兰西的这个安静角落里，我们在当地的居民身上也见识过很多次。这种病的症状通常出现在七月中，要一直持续到九月初――双目充血，哈欠连天，没有胃口，脾气暴躁，没精打彩，还有轻微的妄想症，即突然会很迫切地想去修道院隐居。 这就是“卢贝隆综合症”，又名“渐进式社交倦怠症”，其令人同情的程度不亚于给百 万富翁当佣人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检查这些病人，也就是本地的永久居民，就可以明白这种病从何而来。当地人有他们自己的工作、朋友、不紧不慢的生活。他们选择生活在卢贝隆，而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繁华都市，是为了避开这世上大部分的尘嚣。一年里有十个月，这种怪脾气是能被人理解，而且可以忍受的。 让我们来看看七八月份吧。游客从全世界涌来，刚下飞机或者才从高速公路上下来，就渴望着来点社交活动。我们去认识一下当地人吧！去他的吊床读书！去他的林中散步！去分享他与世隔绝的恬静！他们需要人陪，一起吃午餐，一起喝酒，于是邀请和回请飞来飞去，直到一连几周里，每一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 假期终于在最后一次酒瓶成堆的晚宴中结束，甚至在观光客脸上都可以看到些许疲倦，他们根本没想到这里的生活如此热闹。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过去这几天下来，他们回去得好好休息，才能缓过劲来。这里总是这样吗？你们怎么顶得住？ 这里当然不是这样，我们也撑不住。与许多朋友一样，我们也在你来我往的拜访之间垮掉了，一边小心翼翼地保卫难得空闲的白天和傍晚，一边少吃少喝，早早上床睡觉。每年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和同病相怜的朋友们探讨，怎么避免夏天变成这样的耐力测验。 大家都一致认为，意志坚定是最好的答案。多说“不”，少说“是”。硬起心肠来拒绝找不到旅馆而突然拜访的游客，拒绝家里没有游泳池的小孩，拒绝丢失了钱包的绝望旅客。意志一定要坚定，你可以乐于助人，也可以和善可亲，粗鲁无礼也没关系，但是最重要的一条――意志坚定。 其实我知道，想必大家都知道，明年夏天一切还会是老样子，必须得苦中作乐，我们会的，如果还没被累死的话。 还愿节 汽车已经不允许进入村中心广场，广场的三面摆起了摊子和桌子，剩下的一面是一排装饰着霓虹彩灯的脚手架，撑起一个用厚木板搭起的高台。咖啡馆外面，原来只有一排的桌椅增加到了十排，还特意新增了一名服务生去招呼从肉店门口一直延伸到邮局的长龙。孩子们和狗儿们在人群中互相追逐，不时从桌子上偷几块方糖，顺便躲开老先生手里假装生气而挥舞着的棍子。今晚没有人会早早上床，孩子们也不例外，因为今天是村里一年一度的盛会——还愿节。 节日盛典从下午广场上喝过庆祝酒就开始了，各个摊位正式开始营业。本地的工匠们，下午都特意刮了胡子，一个个显得容光焕发。他们或是端着酒杯站在自己的摊子后面，或是把摊位上的展品做最后的调整。展品称得上是五花八门――瓷器和珠宝、蜂蜜和熏衣草香精油、手工编织物、铁器和石器、画和书、明信片、加工过的皮革制品、橄榄树把手的开瓶器、各式各样晒干的小草药袋子。喝下的第一杯红酒已经让人们感到了饿意，卖比萨的太太顿时生意兴隆。 人潮渐渐散去，吃点东西，又渐渐聚拢。夜幕低垂，空气温暖，没有风，远处的山脉好比倚在天边的驼峰。三人手风琴乐团在台上亮相，奏出欢快的西班牙乐曲，此时稍后将上场的亚维隆摇滚乐队，正在咖啡馆里喝着啤酒和茴香酒。 第一对舞者上了场，一位老先生和他的小孙女，小姑娘的鼻子刚到爷爷的皮带扣，双脚踩在爷爷脚上摇摇晃晃。一个爸爸、妈妈和女儿组成的三人舞队加入了进来，接着又有更多上了年纪的夫妇，姿势有些僵硬地相拥起舞，一脸专注竭力地回想起五十年前学过的舞步。 随着一段华丽的手风琴和鼓点的合音，西班牙舞曲结束，摇滚乐队开始了五分钟的热身演奏，一阵电子音乐传到舞台对面教堂的石墙上，发出阵阵回声。 乐队的主唱是一位身材健美的年轻女郎，一袭紧身黑衣，头戴一顶热辣的橙色假发，一上台还没开场就吸引了全场的注意。一位老先生，帽檐几乎都要碰到突出的下巴了，从咖啡馆拖来一把椅子，正对着坐在麦克风前。有了他做榜样，等女歌手一开唱，几个村里的男孩也大着胆子从阴凉地里窜出来，站在老先生的椅子旁边。他们全都像被催眠了一样，紧盯着在他们头顶上方摇摆发亮的黑色屁股。 村里的女孩子们，因为没有男伴，互拥着紧贴在被催了眠的男孩子们背后起舞。一名服务生放下托盘，跳到一位坐在父母身边的漂亮女孩面前，请她跳舞。女孩子羞红了脸，低下头，倒是她妈妈用手肘推她，“去吧，去吧，节目就快结束了！” 整整一个小时的音乐声，几乎震歪了广场周围的窗户，这时乐队演出了他们的压轴戏。女主唱彷佛化身悲伤夜晚中的毕亚芙（Piaf），声情并茂地唱了一首《我的路》，结尾部分的歌声散作呜咽，她在麦克风前弯下腰来，只看见那橙黄色的头顶。老先生用力点头，用拐杖敲打地面。跳舞的人群回到咖啡馆寻找剩余的啤酒。 往年还有从战争纪念碑背后发射的烟火表演。今年由于干旱，烟火被禁止。不过这真是个很棒的晚会。你肯定从来没见过邮差先生是怎么跳舞的吧！ 第十八章 这世上并没有专门的松露猎犬这一品种。 这完全取决于狗的本能和主人的训练问题，在一个主人手下表现出色的狗，跟着其他人未必也能有同样水准的表现。 逮住那条狗！(1) 我一位住在伦敦的朋友偶尔会告诉我一些《普罗旺斯日报》没有登载的国际要闻。有一次，他寄来了一份让人烦心的剪报，摘自《时代》杂志（times）。这篇报道揭露了法国一种令人发指的行业，简直就像把刀子似的深深戳中了法国人的要害。 有一帮无赖从意大利进口白松露——人们有时候把这种松露轻蔑地称为“工业松露”——然后用胡桃色染料把它们的表皮染成黑松露的颜色。所有的老饕们都知道，黑松露比它的 兄弟白松露要美味许多，价钱自然也昂贵很多。我想，《时代》杂志的记者一定低估了松露的价格，他的报价是一公斤400法郎，这个价钱在巴黎的佛雄美食店11铁定会引发一场抢购风潮。在那里，我曾亲眼看到松露被当作宝石般地供在橱窗里，开出一公斤7000法郎的天价。 不过钱倒是小事，问题在于这种犯罪行为的性质。法国人一向自诩为美食界的世界冠军，却上了这种假冒名牌的大当，味蕾遭到欺骗，口袋还被淘空。更糟的是，这种冒牌货还不是本国的二等品，而是从意大利的废品中炮制出来的。意大利，我的天哪！ 我曾经亲耳听见一位法国老兄只用一句诋毁的话，对意大利食物盖棺定论――除了意大利面，就没什么可吃的了。然而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意大利不法分子已经借着最拙劣的伪装，打入了法国人渊博的肠胃。这样的羞辱已经足以使堂堂七尺男儿泪洒鹅肝酱了。 这时，让我想起了亚伦，他答应要带我到冯杜山下采松露，顺便展示一下他那迷你猪的技术。但是我打电话给他时，他说由于夏天的旱灾，这一季收成很差，而且再加上迷你猪训练实验失败，此猪不适合这种工作。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他还是有些松露，个头不大，但是品质不错。于是我们约在艾普村见面，他还和另一个人约了在那儿谈点关于狗的事情。 艾普村有一家咖啡馆，集市日的时候总是挤满了叫卖松露的人。等顾客上门的时间里，他们就靠打牌作弊打发时间，要不就大吹如何把150克掺着泥土的松露卖给一位过路的巴黎人，捞个好价钱。他们的口袋里装着折叠秤，旧式的欧皮奈尔12木柄小刀，用来在松露上面切开小口子，向人们证明里面也是黑的。摆在桌上的旧亚麻袋子里的东西，散发出一股泥土的腐味，混着店里咖啡的香味和黑烟草味。他们小口嘬着玫瑰酒，互相低声嘀咕着。 就在我等亚伦的时候，看到有两个人蹲着喝酒，头紧紧地凑在一起，说几句就看看周围。其中一个拿出一支压扁了的毕克圆珠笔在手掌上写了几个字，伸过去让另一个人看，然后在手上吐了口唾沫，小心地把证据擦掉。他到底写了些什么？每公斤松露的新价格？隔壁银行金库的密码？还是一个警告？还是别说了，有个戴眼镜的男人正盯着我们看哪！ 亚伦来了，咖啡馆里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他，就像他们先前看我一样。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准备干些违法的危险勾当，而不只是为了买煎蛋的材料。 我把《时代》杂志的剪报也带来了，不过对于亚伦而言，它已经是旧闻了。他从一位住在佩里格尔（Perigord）的朋友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当地一些诚实的松露批发商为此义愤填膺，而他们的顾客心中则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亚伦这趟来艾普村还想买只新的松露猎狗。狗主人他倒是认识，但不是很熟，所以这笔买卖还得花些时间。对方开的价很扎实，两万法郎，所以，光凭信用办事是不够的，必须给狗安排一些实地演练，要确认狗的年龄，还要测试狗的体能和嗅觉，等等等等。 我问起了迷你猪的情况，亚伦耸耸肩膀，用食指划过喉咙。最后，他说，除非有人能忍受猪的庞大体型带来的不便，否则，狗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但是要找到合适的狗，一只对得起支票上数目的狗，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这世上并没有专门的松露猎犬这一品种。我见过的大部分用来寻找松露的狗都很小，外形普通，很会吠叫，似乎好几代之前，它们的血统中就曾经混有猎狗的品种。亚伦自己有一只老阿尔萨斯犬，年轻时候很能干，但这完全取决于狗的本能和主人的训练问题，在一个主人手下表现出色的狗，跟着其他人未必也能有同样水准的表现。亚伦想起了什么，微笑起来。“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我替他倒满酒，他讲了下去。 在圣迪迪尔（St Didier）曾经有个人养了只松露猎犬，照他的说法，他的狗常常能够找到其他狗找不到的松露。整个冬天，别的猎人只能从山上带下一把或者十几棵松露的时候，这个从圣迪迪尔来的人却背着满满一大背包的松露回到了咖啡馆里。这狗是个奇迹，狗主人从未停止过吹嘘他的小“拿破仑”，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鼻子价值连城。 很多人对拿破仑觊觎不已，但是每次开价时，都遭到了狗主人的拒绝。直到有一天，有个男子来到咖啡馆，把四叠扎得结结实实、厚得像砖头似的钞票放在桌上――整整四万法郎。这个价钱实在太诱人了，狗主人一开始还很犹豫，一番挣扎之后，还是接受了。就这样，拿破仑跟着新主人走了。 那一季剩下的日子里，拿破仑连一棵松露都没有找到。新主人怒气冲冲地把它带回了咖啡馆，要求退钱。旧主人则要他滚回去，先学会如何正确地寻找松露。这样的弱智根本不配拥有像拿破仑这么优秀的狗。接下来，其他难听的话一一出笼，但是退钱之事免谈。 新主人到亚维隆找了个律师，得到的回答属于律师们一贯的调调，这个案子目前还属于灰色地带，没有先例可循。在法国历史上有详细纪录的案例中，没有一例涉及到狗的渎职问题。毫无疑问，这场纠纷只有仰仗一位博学的法官才能解决。 经过几个月的协商，法院传讯双方出庭。法官大人是个尽忠职守的人，为了确保与案子有关的各方都能到场，他派出一名警官逮捕了那只狗，并且把它作为关键证人带上了法庭。 我们无从得知狗在证人席上出现对法官判案到底有没有帮助，但是，他最后判决如下：拿破仑归还给它的旧主，但是旧主人必须退还半数卖狗所得的钱，剩下的一半则用来补偿前段时间狗不在给他造成的损失。 拿破仑和它的主人团聚后，一起从圣迪迪尔搬到了卡朋特拉斯（Carpentras）北部的一个村子里。两年以后，一件几乎一模一样的案子又被报道出来，只是这次因为通货膨胀，涉及的金额上升了。拿破仑和它的主人又故伎重演了。 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我想不明白。如果这只狗真是个找松露的高手的话，它的主人何必把它卖掉？就算每次上法庭最后总是能保住狗和一半的钱，让它工作岂不是能赚得更多？ 哈哈，亚伦说，你和其他人一样，都以为他带到咖啡馆的那一背包松露真是拿破仑找到的。 难道不是吗？ 当然不是，那些松露都是放在冰箱里的，一个星期才拿出来秀一两次。那只狗在肉店里都找不到猪肉，它的鼻子根本就是木头做的。 亚伦喝光了杯子里的酒。“绝对不要在咖啡馆里买狗，除非你亲眼看到过它的本领。”他看了看表，“我还有时间再喝一杯，你呢？” “没问题！”我说，他还有别的故事吗？ “你是个作家，应该会喜欢这个故事。”他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很多年前，但我听说是真人真事。” 有个农民有块地，离他家有点距离，面积不大，不到两公顷，但上面长满了老橡树。每年冬天，橡树根部就长出很多松露，多得足以让他下半年不用干活也能过上舒服日子。他的猪根本不用费力找，年复一年，松露总是长在和去年差不多的位置上。这简直就像在树底下拣钞票一样。上帝是仁慈的，让他老来也能有所养。 一天早上，农夫生平第一次发现树下的泥土有翻动过的痕迹，你可以想象当时他有多恼火。前天晚上肯定有什么东西到此一游了，可能是狗，或者迷路的猪。再往前走一点，他发现土里有被踩灭的烟蒂，那是一种时髦的过滤嘴香烟，绝对不是他抽的那种，这当然不会是什么流浪猪留下来的，这是多么让人担心的事啊！ 逮住那条狗！(2) 他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心里的惊惶也跟着升级。他发现了更多被翻过的土，有些石头上有新鲜的刮痕――只有在采松露时才会留下的痕迹。 这肯定不是，也不可能是他的邻居干的，他从小就认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一定是外地人，一个不知道这块宝藏是属于他的人。 不过他是通情达理之人，他承认外地人确实无从判断这块地到底是不是私人财产。围墙和指示牌都太贵了，而且他从没想过有这个必要，他的地就是他的，大家都知道。但是很明显，时代不同了，陌生人进山了。当天下午，他开车到最近的镇上，买了一堆指示牌“私人财产，禁止入内”。另外为了保险起见，其中有三、四个上面则写着“内有恶犬”。他和太太两个人一直忙到天黑，才把这块地的四周都钉上了牌子。 几天过去了，风平浪静，没有入侵者采摘松露的新痕迹，农夫松了一口气。这是无心之过，虽然他也曾反问，如果一个人不是成心干这事的，为什么要选在半夜三更出来采松露？ 后来惨剧再度上演。标识牌根本没用，他的土地再次遭到侵犯，天知道有多少黑金子在月黑风高之时被人从地底下偷偷挖走了。这种行为已经无法用无知来解释了。一定是蓄意偷采松露的恶贼，在夜幕的掩饰下，无耻地掠夺了老人惟一的经济来源来以谋取暴利。 当天晚上，农夫和妻子坐在厨房喝汤的时候，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当然可以报警。但是由于松露，或者说至少卖松露可以赚到的钱，并不正式存在，惊动官方也许不是明智的做法。警察会盘问失窃物品的价值，而像这类的个人隐私还是不要张扬出去为好。而且对于偷采松露的官方惩罚，最多也就是送进监狱，根本拿不回深藏在小偷口袋里数以千计的不义之财。 于是，这对夫妇决定寻找更加强硬但更令人满意的方式来伸张正义。丈夫跑去请教了他的两个邻居，他们知道该做些什么来解决问题。 他们答应出手帮他。于是，接下来一连几个漫长的寒夜，三个人都手持猎枪守在橡树底下，天亮时分才踉跄着回家――夜里，他们会喝酒来御寒，所以，早上都有点醉醺醺的。终于有一天晚上，当乌云滚滚而来盖住了月亮，寒冷的西北风刮在三个人的脸上，他们看到了车的灯光。一辆车在山下200公尺的泥土路上停了下来。 引擎熄了，灯也灭了，车门开了又轻轻地关上了。有人说话的声音，接着是手电筒的灯光，慢慢地爬上山坡冲着他们的方向过来了。 先进入树林的是一只狗，它停下来，闻到人的气味，发出了一阵尖锐不安的吠叫，小偷嘘着要它安静，于是狗叫立刻低沉下来变成了咝咝的声音。三个人活动活动冻僵的手指头，好抓牢手中的枪，农民拿起特地为这次埋伏而买的手电筒照了过去。 小偷走到空地时恰好被灯光照个正着：那是一对貌不惊人的中年夫妻，女的带着个小袋子，男的拿着一只电筒采得正欢。 三个松露卫士特意露出他们的武器靠近这对夫妇，却没有遇到任何反抗。枪管顶在鼻子下，他们一下就承认以前也来偷过松露。 “偷了多少呢？”老农问，“两公斤？五公斤？还是更多？” “犯人们”一声不吭，三个人也沉默下来，思量着该怎么办。公道是一定要讨回的，但是比公道更重要的是，一定得让他们还钱。其中一个人在老农耳边低语了几句，老农点点头。“好，就这么办。”他当场宣布了三人临时法庭的判决。 小偷的银行在哪里？尼昂（Nyons）？好，如果你现在出发走路去，到那里的时候银行正好开门，取三万法郎出来，再回到这里，我们会看着你的车子、狗和老婆，直到你回来。 男犯动身去了，整整四小时的步行旅程。他的狗被塞进了行李箱，老婆被关在了后座上，三个大男人也挤了进去。那是个寒冷的夜晚，他们边喝酒边打瞌睡。 黎明来了，接着天亮了，然后到了中午…… 亚伦停住了，“大作家，你觉得结局是怎么样的呢？” 我猜了几种，但都不对，亚伦大笑。 他说，“其实很简单，一点都不戏剧化。那贼确实去了尼昂的银行取光了他所有的钱，然后，噗——一溜烟地跑了。” “他就再没回来过？” “没人再见过他。” “他老婆也再没见过他吗？” “别提他老婆了，他本来就不喜欢她。” “农夫呢？” “一直到死都耿耿于怀。” 亚伦说他得走了，我付了松露的钱，并且祝他好运，买到一条好狗。回到家里，我切开一棵松露来看看到底是不是真货，结果里面整个都是黑的。看起来亚伦是个好人，但是，谁知道呢！ 第十九章 没错，普罗旺斯有骗子、有老顽固，就像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但我们是幸运的，普罗旺斯对我们很好。在这里，我们受到欢迎，感到快乐。无怨无悔，喜悦满怀。 透过玫瑰色的眼镜看生活(1) “普罗旺斯化”！ 我不知道这个词儿到底是该称为笑话？侮辱？还是恭维？这是一位伦敦来的朋友说的。他在前往海边的途中，突然来拜访我们，还留下来吃了顿午饭。我们已有5年没见过他了，而他显然也很好奇地想知道普罗旺斯的生活对我们造成了何种影响。因而仔细地打量我们，试着找出任何心理或身体上的退化。 我们倒没有意识到任何改变，但他很肯定地说有，虽然他也说不出所以然。由于找不出任何诸如“精神失常”，“英文退化”或“早衰”等明显迹象，他只好用一个模糊、便利、笼统的词——普罗旺斯化——来形容我们。 当他驾着洁净的车子绝尘而去时，车载电话的天线在微风中轻快地晃动，我看着自家那辆没有任何通讯设备的本地产雪铁龙，真是又小又脏。而和朋友那身“蔚蓝海岸”的名牌服饰比起来，我是一身本地人的行头――旧衬衫、短裤、还光着脚。然后我想起他吃饭时不时地看表，因为他六点半和尼斯的一位朋友有约，不是那天晚些时候，也不是晚上某个时间，而是六点半，十分精确。而我们早就抛弃了准确计时的习惯，因为本地人根本不吃这套，我们现在奉行“差不多就好”的规则。又是一个本地化的表现。 想得越多，越发发现我们真的变了！我倒不觉得那是“当地化”，但在新生活与旧生活之间存在这么多的差异，我们得去适应所有的一切。这并不难。大多数变化是慢慢地、愉快地、不知不觉地发生的。而且对我而言，这一切都是更好的改变。 我们不再看电视，倒不是我们自命清高地想要留出更多时间追求知识，变化就是这么自然而然的。夏天，看电视不能和欣赏夜空相媲美；冬天，不如晚上吃顿大餐。这会儿，电视机已经被搬到壁橱里，好腾出空间来多放些书。 我们吃得比以前好了，或者说吃得更便宜了。在法国，不管待多久，想不传染上法国人对食物的狂热是不可能的，而且谁会想逃避这种乐趣呢？为什么不从日常饮食中发掘乐趣呢？我们早就跟上了普罗旺斯的美食节拍，学会了善加利用大自然全年不断的特产――芦笋、火柴杆大小的扁豆、辣椒、桃子、杏子、香瓜、葡萄、野香菇、橄榄、松露，每一季大自然都有不同的盛宴，除了昂贵的松露外，其余的几乎都是几法郎就可买到一公斤。 肉类却又另当别论，肉店里的价钱能把观光客吓跑。普罗旺斯不是畜牧区，所以礼拜天早上打算买牛排的英国人，最好带上支票本，并且做好心理准备，因为牛肉既不便宜也不鲜嫩。但羊肉则不同，在西斯特宏（Sisteron）附近的羊群都是吃药草长大的，肉里带着股特殊的味道，让人觉得烹调时加上薄荷酱简直是种罪过。至于猪肉呢？不管哪个部位都好吃。 即便如此，我们现在肉吃得少了，有时吃点伯黑斯（Bresse）高品质的原产鸡，或是尝尝冬天里安莉带来的野兔。要不就在气温下降、西北风呼啸的时候来锅扁豆炖肉——偶尔吃点肉的感觉挺棒的。天天吃肉已成为过去时了。此外，尚有数不胜数的东西――来自地中海的鱼、新鲜的意大利面、各种各样的蔬菜食谱、数十种的面包、几百种的乳酪……。 饮食习惯变了，烹调方式也变了，如今我们做菜几乎都用橄榄油，但是我们的体重却减轻了。虽然只是一点点，但已足以让朋友们惊讶，他们原都以为我们会吃成滚圆的胖子，顶着圆鼓鼓的胃，通常这只会在胃口又好又能幸运地在法国大吃大喝的人身上出现。 虽然没有刻意计划，我们运动得多了，不是穿着紧身衣的骨感女郎跳的那种健美操，这里一年到头有八九个月的时间可以在户外活动，运动量自然而然地就大了起来，除了日常生活必须的小小锻炼，如捡柴禾、除草、清水沟、种花、修剪树枝、弯腰、提重物，谈不上有什么不得了的锻炼活动。对了，还有一项，就是在不同的天气里，天天走路散步。 曾经有一位访客拒绝承认走路是种高强度的锻炼，它既不费什么力，也不会马上累着你，不快也不激烈。他们说，“谁不会走路呀，这怎么能称得上运动呢？！”如果他们坚持己见，我们就带着他们和狗儿们出去走走。 刚开始的十分钟还不算什么，沿着山下的小径慢步走，十分轻松，毫不费力，沿路还可以享受新鲜空气及远方冯杜山的美景。这能算运动吗？根本还没开始喘气哩！ 然后，我们转个弯，沿着小路往卢贝隆山脊上的雪松林进发。路面从铺满松针的沙石路变成遍地碎石的斜坡，我们开始爬山吧。五分钟后，没人敢再说走路是老年人的运动。十分钟后，压根儿就没人吭声，只听见日益沉重的喘息声和夹杂其间的咳嗽声。小山路沿着大石头绕来绕去，一些树枝低垂的地方，得加倍弯腰才走得过去。往上看不见令人振奋的山顶，视野只能达到前面约莫一百码处那条狭窄陡峭的石头小路，消失在下一块露出顶部的大石头后面。假如还有喘息的力气，那一定是脚踝在碎石上扭伤时发出的咒骂声――腿部和肺部彷佛有把火一直在烧。 狗儿们跑在前面，把我们抛在后面，几个人前后隔着长长短短的距离，步伐蹒跚，身体深深地弓着，双手撑在大腿上。出于自尊，他们往往会硬着头皮一直走下去，喘着粗气、低着头，感到恶心！从此，他们绝不敢再说走路不是运动了！ 登上山顶的奖品是，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宁静、独特的山间风情里，虽然有时带几分阴森，却永远美丽。雪松林披着厚厚的雪衣，何等的壮丽神奇！树林后面，山朝南的一边，灰色陆地疾速融入远方，在岩石缝也能生长的百里香和黄杨木，点缀其间，使这片景致变得柔和起来。 天气晴朗的时候，西北风吹起，连空气也闪着亮光，往海那一边望去，视野开阔清晰，彷佛被放大了一般，有种和尘世远远隔开的感觉。我曾在雪松林间的小道上，遇见了一位农夫，他骑着一部旧脚踏车，斜背一把枪，一条狗跟在他旁边跑。看到对方，我们都吓了一跳。这里通常少有人烟，惟一的声音就是风儿吹过树梢。 这里，日子一天天过得很慢，但一周一周的时间却飞般地流逝。我们现在根本不用日记或日期来计算时间。二月杏花开，有几个星期的时间，院子里出现春天将至的症候群，我们开始做整个冬天都挂在嘴边的事儿。春天樱花盛开，万木欣然，一起来的还有当年的第一批游人，期望着亚热带气候，却往往只盼来风和雨。夏天有时从四月开始，有时是五月。只要贝纳先生打电话来帮我们打开游泳池盖子并进行清理时，我们就知道夏天来了。 六月的罂栗，七月的干旱，八月的暴雨，然后葡萄藤开始变成铁锈色，猎人们从夏日的休眠状态里苏醒，摘葡萄的季节到了。游泳池内的水越来越冷，渐渐地，在中午时分跳进水里也成了种自虐，这时是十月底了。 冬天是适合下决心的季节，其中有一些也实现了。比方砍掉一棵枯木，砌好一道墙，花园里的旧铁倚重新上了漆，一有时间我们就抱起字典，继续和法语做斗争。 我们的法文大大进步了，参加全是法国人的聚会也不再缩手缩脚。但如果要配得上用学校成绩单里常用的字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于是，我们一步步聚沙成塔，从巴钮尔13读到吉欧诺14，再读到莫泊桑，定期读《普罗旺斯日报》，坚持听收音机里机关枪般的新闻播报，并企图搞清楚其中的奥妙――虽然人人都说法语是高度合乎逻辑的语言。 我认为法文简直是个神话，是法国人发明来让外国人发狂的语言。例如，名词与专有名词的不同的“性”，逻辑在哪里？为什么隆河（Rh?ne）是阳性，而都汉思河（Durance）是阴性？两者都是河流啊，如果一定要有性别，为什么不能是同性呢？我向一个法国人请教过这个问题，他洋洋洒洒就源头啦，支流啦，还有水灾啦发表了长篇大论，然后就自以为已经合理地解答了我的问题。接下去他又告诉我海洋是阳性的，大海是阴性的，湖泊是阳性的，水坑是阴性的。我看那些水自己都被搞糊涂了。 透过玫瑰色的眼镜看生活(2) 他的长篇大论并不能改变我的看法，性的存在只是为了让日子更难过。它们毫无规律可言的出现方式，有时根本无视事物现实中的生理构造。法文里“阴道”这个词竟然是阳性的，这如何指望满头雾水的学生们能在这门将阴道列为阳性的语言中正确运用逻辑呢？ 此外，还有雌雄同体的代词“lui”，意思是“他/她”，专门躲在句子前等着陷害我们。一般来说，“lui”指的是男性的“他”，但是在某些句子里会摇身变成女性的“她”。我 们经常搞不清楚“lui”的性别，一直要等到后来找到句子里的主词“她”或“他”时才恍然大悟。比如，“Je lui ai télépait occupée”（但是她正忙着）。虽说这个谜题的答案就在后面，却足以让初学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特别是当“lui”的名字也是中性时，比如像让·玛莉/马里或者玛莉/马里·皮耶尔，简直是乱成一团！ 不过，这还不算最糟的。在法文的语法结构了，每天都可能发生荒诞怪异的事儿。最近，报纸上有一篇报导摇滚歌手约翰尼·哈里代结婚的消息，详细描述了新娘的礼服来赞美新郎。它是这样写的，“ll est une grande vedette.”意思是“他是位出色的女明星”。瞧，不过短短一个句子，居然可以把明星变性，而且还是在他的婚礼上。 也许正是因为法文的复杂与拗口，几世纪来它一直是外交语言。对外交而言，简单与明朗不重要，甚至不需要。慎重的声明，常常拘泥形式而含糊其词，这样才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因此，让外交官使用非常简洁明白的话来表达他们的意思，反而是为难他们了。根据亚历克斯·德雷尔15的定义，外交官是那种事事三思而后言之无物的人。暧昧含糊才是本质所在。法文也许就是被发明来让这类语言学的幼苗在每一个句子里的最细微处发扬光大。 不过法文的确是种美丽、柔顺、浪漫的语言，但是像一些将它奉为国宝的人那样，把法语课上升到“文明之课”的高度，或者把法语当成指导人类应当如何说话的最佳榜样，也就太过了。我们可以想象在现在的情况下，外国文化正在侵入法国人的日常用语，这些坚持法文正统的纯粹主义者是何等的惊惶。 这种“腐败”大约开始于“周末”（Le eekend）这个外来词悄悄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到巴黎。与此同时，毕卡勒（Pigalle）地区一家夜总会老板也为他的新大厦命名为“性感”（Le Sexy），这下就造出了“性感周末”（le on）地区的酒店老板和其他正经度假饭店的经营者们的反对。 语言侵略并不只限于卧房，也渗透到了办公室。经理现在有un job（工作），如果工作压力太大，他就会觉得自己stresse（承受压力）。也许因为需要在一个商业丛林的lemarketing（市场竞争）中成为un leader（领导者），这位可怜虫工作过度，甚至无暇吃顿传统的三小时午餐，只能将就着吃le fast-food（快餐）。这是最糟的英式法文，激怒了一帮法兰西学院的老先生们。我不怪他们。这样笨拙地入侵一种优雅的语言，实在是件可耻的事，换句话说，简直是les pits（可悲）！——此乃另一句英式法文！ 造成英式法文日益泛滥的原因是，法文的词汇量比英文少很多，这就造成了一些问题，因为同样的字有许多不同的意思。比如在巴黎，“je suis ravi”通常表示“我很高兴”，但在梅纳村的“前卫咖啡馆”，“ravi”是一个贬义词。于是，同样一句话就有了另一个几乎完全相反的意思——我是个乡巴佬。 为了掩饰我的困惑，至少为了避免落入一些语言陷阱，我学会了像当地人那样咕噜咕噜地发出短促但是表情丰富的声音――急促地吸气，咂舌头表示理解，喃喃地说“beh oui”（是啊！是啊！）这是用来转换聊天话题的过场词。 其中最灵活因而最有用的句子就是简短明了的“ah bon”（真的吗？），可以当作问句及非问句使用。从前，我以为它表达的就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其实不然。在一个典型的会话里，要表现出合适的悲伤程度，就会有下列的对话出现。 “小约翰·皮尔这次真的遇到麻烦了！” “Oui？（真的吗？）” “Beh oui.（真的！）他从咖啡馆出来，上了他的车，结果碾过了一位警察，撞上了一面墙，人被撞飞出去，穿过挡风玻璃，头被撞开花，腿断成14截。” “Ah bon？”（真的吗？） 用不同的音调，“ah bon”可以表示惊讶、不相信、无所谓、生气或是高兴。对于短短的两个字来说，这是多了不起的成就啊！ 同样地。只用两个单音节字，也可以完成一段简短的会话。“?a va”字面意思是“它走了”。每天在普罗旺斯四周的每一个村镇，熟人在街上巧遇，先是习惯性的握手，然后开始下面习惯性的对话： “?a va？”（好吗？） “Oui. ?a va, ?a va. Et vous？（好，很好，很好，你呢？） “Bohf, ?a va.”（很好啊！） “Bieng. ?a va alors.”（一切都好！） “Oui, oui. ?a va.”（是啊，都很好。） “Allez. Au voir.”（好吧，再见！） “Au voir.quot;（再见！） 语言本身不够应付有些场合时，就得靠耸肩、叹气和若有所思的停顿加以配合。如果阳光很好，又不赶时间的话，这种停顿可长达二至三分钟。当然了，这种跟邻居们从容快乐的对答，早上出门办事的途中一般要重复好多次。 几个月下来，这种简单的碰面，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自己在法文口语上已有明显的进步，你甚至可能整个晚上都和法国人泡在一起，而他们也声称听得懂你的法文。他们逐渐超越了熟人，变成了朋友。当时机成熟时，他们会用口头的形势送礼物给你表示友好，随之而来的是新的一整套让你饱受愚弄的机会。他们开始称呼“你”代替“您”，这是一种亲密的表示，而这个字有自己专用的动词。 法国人从正式的“您”改口为亲密的“你”的这一天，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这是个明白的讯号，表示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后，他决定喜欢你了！如果你不回应对方的话，是非常粗鲁且不友善的。就这样，当你终于习惯用“您”和所有相关的复数用法时，又一头栽进“你”的花花世界里，除非你想学前法国总统吉斯卡那样连自己的夫人都刻意尊称为“您”。 我们结结巴巴地说着法文，犯所有违反语法和属性规则的错误，使用长且绕口的句子只为避免陷入“虚拟语气”的沼泽和掩饰词汇的不足，希望我们的朋友们不要因为我们如此笨拙地对待他们亲爱的语言而被吓倒。他们会很和善地表示我们的法文不会吓坏他们，我很怀疑，但我可以确定一点，他们希望让我们有在家的感觉，每天我们享受到的不仅仅是阳光，还有友谊的温暖。 至少这些是我们所经历过的。很显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有些人要么不相信，要么憎恨它。也有人直接指责我们故作快乐，说我们对小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认为我们刻意抹煞了关于普罗旺斯黑暗的一面。这种不好听的陈腔烂调，纠缠在诸如不诚实、懒惰、顽固、贪婪、粗暴这些词上，彷佛这一切恶劣品德都是当地特色，对于诚实、勤奋、公正、无辜的外国人来说，真是生平第一次看到。 没错，普罗旺斯有骗子、有老顽固，就像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但我们是幸运的，普罗旺斯对我们很好。在其他一些国家，我们永远是踩在别人国土上的观光客，但在这里，我们受到欢迎，感到快乐。无怨无悔，喜悦满怀。 谢谢你，普罗旺斯！ 1 法国著名餐饮旅游指南数，分为绿色和红色指南两大系统，绿色的主要是景点介绍，红色的以餐厅和旅馆为主。 透过玫瑰色的眼镜看生活(3) 2 马克白兰地，Marc，是用榨完果汁后剩下的葡萄皮发酵后蒸馏而成，法国各地都有出产。 3 把热狗埋在面粉糊里烤的派，从派里面露出来的热狗，看起来就象是从洞穴中探出头来的蟾蜍。 4 希腊神话中的勇士 5 一种感冒药片。 6 英国人总被讽刺为稍一晒太阳，皮肤就会立刻泛红的动物。 7 General Noriega，巴拿马前总统。 8 Fort Knox，美国军事基地，位于肯塔基州。 9 高级的法国餐厅都会提供“品尝套餐”（menu degustation），通常量较少，但种类多，并且都是该餐厅的招牌菜。 10 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作家，写了许多色情作品，主要描写一些色情狂。后来，他的名字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萨德主义”（Sadism），意思是“性虐待狂”。 11 Fauchon，巴黎知名的食品店，创建于19世界80年代，主要出售糕饼、蜜饯、巧克力、茶叶、咖啡等。 12 Opinel小刀号称法兰西国刀。1890年，法国刀匠Joseph Opinel为时常上山工作的人们设计了一把实用的木柄小刀，100多年来外型始终不变。 13 Marcel Pagnol (1895－1974)，法国二十世纪著名剧作家、导演、小说家 14 Jean Giono (1895-1970)，法国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屋顶上的轻骑兵》等。 15 Alex Dreier (1916-2000)，美国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