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野档案》 序 战前较量 日本兵败走东洋，蒋介石跑下峨眉山。毛泽东说，抢吃“桃子”，要问问人民答不答应。接受日军投降，汤恩伯抱怨没有预先演习一下。蒋介石上了政学系的当，给毛泽东连发三封“万急”电报。毛泽东应邀赴渝，蒋介石只好假戏假演。 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强盗必须从中国滚出去。这样，它们原来在中国抢到的大片土地、巨大财富就要归还给中国人。虽然中国贫穷落后，又经过无数个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和残酷蹂躏，但由于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残留下来的财富仍不是一个小数目。 “中国人只要有官做他可以舔美国人或英国人的屁股。”这虽然是一个叫李顿的英国人在1932年对中国人的侮辱秽语，但话的本身，却是真实地反映了自1840年以来中国当权者和腐朽官僚的心态。在洋人强盗面前是狗，在“父母”面前称爷，“门后耍扁担一窝里横”是旧中国反动官吏的真实嘴脸。 有人说，如果蒋介石能拿出用于对付共产党和老百姓的三分之一的精力，来对付东洋人，那“九一八”事变就会被平息，“七七”事变就不至于爆发，不能不说是有道理的。 在八年抗战中，一直对抗日表现出三心二意、无可奈何状的蒋委员长，一到抗战胜利，甚至日本军队尚未宣布投降，就立刻像毒鬼注射了一针吗啡一样，忽然精神亢奋起来，由原来一只胆小的兔子，即刻变成了一只凶猛的狮子，率领他的走狗，杀气腾腾地从峨眉山上下来了。 下来干什么？要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毛泽东把抗战胜利的果实比喻成“桃子”。 1945年8月11日，即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的的第三天，美国向日本投掷第二颗原子弹的当天，日本即将宣布投降，蒋介石立即给他的军队下令：“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以抢夺地盘。 同时，重庆政府决定，在陆军总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谷正纲、萧毅任副主任委员。各战区、各省市相应设立党政接收委员会。随后，又经行政院长宋子文签署、蒋介石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主持，各省市相应设立敌伪资产业处理局。除设立各种各样的接收机构外，还把全国划分为七个接收区：苏浙皖、湘鄂赣、粤桂闽、冀察热、鲁豫晋、东北和台湾。 蒋介石以抗日“第一功”的民族大英雄自居，以他领导的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自居，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能抢多少就抢多少，而且不择手段。 因为苏联对日作战和美国向日本投原子弹，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条件下准备的。苏美首脑当然不会把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告诉蒋介石。抗战胜利来得这么快，实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致使他对抢吃“桃子”准备不足。 按照盟国规定，中国战区受降的范围是：中国本土（除东北归苏军受降外）、台湾（包括澎湖列岛），越南北纬16°以北地区。 日本向中国投降的兵力分布为：华北方面军326244人，华中第六方面军290067人，京沪地区第六、第十三军330397人，越南北纬16°以北地区第三十八军29815人，共计128324人。伪军总投降的兵力达50余个单位，60余万人。 面对如此广大的地区和数量庞大的投降军队及其武器装备，如何才能把这巨大的财富装入蒋家王朝的私囊，以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也确实让蒋介石犯难了好一阵子。但一个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话，办法总会有的。更何况蒋介石在多年的政治权术和谋算中已历练得“绝顶聪明”。 8月10日，蒋介石向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发出训令：“命令敌军驻华最高指挥官维持现状；警告辖区敌军，除按政府规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并命令日军在接受政府受降之前，有“维护地方治安”之责。 几日之后，即8月14日，蒋介石以极端“善良”的菩萨心肠，以《以德报怨》为题，发表了对日政府的广播，要求中国人民不要“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并熬有介事他说，《圣经》上所说的“待人如己”和“要爱敌人”两句话，使他“发生无限的感想”。 此日，他又极少有地自己执笔撰文，向中国人民和世界发表宣言，称：“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至今一贯地只以黩武的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我们更不可以对敌国的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和罪恶。我们必须切记，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将成为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蒋介石的骨头里渗透着的中国道德传统是什么，这是每一个了解他的历史的中国人都十分清楚的。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 强盗来了，他要先“安内”而后“攘外”。这就是他的道德本质所在。而在此时，他对侵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日本强盗讲起善心来了，发起慈悲来了。 他的违背世界公理，对敌人罪恶的袒护，极其轻率和荒谬地回答了仅在抗日战争中就惨死了几千万的中国人民。 中国在八年抗战中的财产损失，以1937年7月的美元币值换算，仅直接损失（如掠夺金银、设备等），可掌握的数字就达14亿美元之巨，这当然还不包括数以百亿、千亿计的间接损失在内。而该年度的日本政府财政支出才7.7亿美元。要让日本帝国主义赔偿的话，即使拿出每年日本政府财政的全部支出部分，也要半个世纪才能还清中国人民。但由于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和后来的某些原因，没有使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 蒋介石的做法，使日本侵略者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宽仁”，当然要感激涕零了。 日本侵略军甲级战犯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里，对当时蒋政府的“宽仁”做法和当时他的感受作了回忆：“8月15日这一天，我彻夜不眠，感到无限忧烦。特别当我听到14日夜陆相阿南剖腹自杀后，更使我惊魂不定。但在16日，当我收到蒋总统要我‘忠于职守’的电报后，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据冈村供称：停战后，“中国官民”对他的态度“出乎意料的友好”。 蒋介石对日本人最集中的北平、上海等地，分别派其嫡系胡宗南、汤恩伯等接收。工作进行得非常“圆满”。汉口的国民党军司令部在重阳节时，特向驻汉口的日军司令部赠送了满满一卡车月饼。 9月9日，国民党陆军司令何应钦，率领参谋部一些高级将领，与冈村进行了“亲切会见”。何应钦向冈村表示：“日军并非战败，中国也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 日军侵略头子冈村对蒋政府的“友好态度”真是感激不尽。他说：“当时如此言论在国民党军政官员中到处可闻。可见蒋委员长对日友好合作方针，向部下贯彻得如何彻底。” 接受日军投降，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还闹了大笑话。 像狗一样经常爬着走路的人，让他起来像人一样直立行走，还真有点儿不太适应。蒋介石让汤负责接受上海日军投降。当日军十三军团司令官松井大将到华懋公寓时，汤恩伯毕恭毕敬地起立说：“对不起，松井将军，今天请你来这里谈谈……” 坐在旁边的美国顾问对汤恩伯用如此低下的语气和神情与日战犯说话，非常恼火，立即打断汤的话说道：“汤将军，要注意你的身份！你是战胜者，对于投降的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应该说：我命令你！” 汤恩伯一时显得非常尴尬，不得不改变语气重新用命令的口吻发言，但腔调十分滑稽。事后汤恩伯单独同松井会见时，居然歉意他说：“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应该预先演习一下才是。” 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秉命效法中央而又有其独到之处。日本国一宣布投降，阎即招揽了原太原市日军司令澄田味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师团长山浦三郎等为第二战区的“总顾问”、“副总顾问”，旅团长板井为“太原市警备司令”。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太原街头，居然出现了由日本军司令官发布的布告，声称：“凡向日军挑战者或者企图破坏铁路、道路、通讯线者便作敌人断然膺惩。” 此外，阎锡山还以“官升三级，兵发双饷”为诱饵，将6667名日军官兵，编为6个铁路护路大队，由原驻上党日军步兵第十四混成旅团旅团长元泉馨任副司令，原日军参谋田岩清一为参谋长，分别驻太原、榆次、晋源、阳泉等地；还将1000多名日军官兵，编成“大同保安总队”，由日人林大佐担任总队长。后来，阎锡山又用这些日军同人民解放军作战，在1949年4月太原解放时，被解放军击毙约400名，被俘约700名。 蒋介石为了抢夺更多的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并加官晋爵，委以重用，以和人民的力量对抗。 同是在8月11日，蒋介石命令伪军就现驻地点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明确以北平行辕、东北行辕、第二战区、郑州绥署和徐州绥署5个单位，负责执行收编伪军的工作。不少汉奸摇身一变，成了重庆国民政府的要员。汪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兼保安司令周佛海和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被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正副司令；汪伪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被委任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汪伪海军部部长、苏浙皖绥靖主任任援道被委任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汪伪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张岗峰、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郝鹏举、孙殿英分别被委任为第三、第二、第五、第一、第六、第四路军总司令，等等。 到1946年初，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共收编伪军238996人，编为7个纵队，27个总队和73个团；不久，这些部队又被正式收编为“国军”。 抗战胜利，不但蒋介石想发财，而且国民党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官僚，都想趁机捞一把。蒋介石派到各地的接收大员成了“劫收”大员。沦陷区的老百姓给这些国民党的官员们送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五子登科”；第二句叫做“有条有理”；第三句叫做“无法无天”。 所谓“五子登科”，就是说国民党接收大员到达以后，房子、婊子、金子、车子、票子样样都要。 所谓“有条有理”，就是说，不管你是日本强盗还是狗汉奸，以及混帐王八蛋：只要有金条送给接收大员及其爪牙，无论在抗战期间犯有多大罪行，都“有理可讲”。宁沪地区竟公然为汉奸定下公价，小汉奸每名自法币30万元起，大汉奸则为黄金万两以上。只要缴了“条子”，自可逍遥法外，有的还被委以重任。 所谓“无法无天”，就是接收大员每到之处，要的只是法币。只要手中有“法币”，则什么事都好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法币”、金条，那就“无法无天”，难以生存。 被“劫收”后的劳动人民怨声载道：“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当时国民党政府中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人物邵敏麟，曾向蒋介石说道：“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这无异于在国民党政权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蒋介石在后来一次检讨军事失败的会议上也说道：“……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蒋介石不可能真实全面地总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但抗战胜利，国民党不择手段地拼命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使其本来就存在的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更充分地得到表现和发展，确实让人们进一步深刻认识了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本质，加速了它的彻底失败。就此而论，蒋介石亦言之有理。但江山既丢，后悔已为时晚矣！ 在反动的国民党之外，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存在。而且此时的共产党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已是一个在政治、军事诸多方面都有相当的实力，和国民党进行抗衡的大党。 “‘桃子’是好吃的，但桃子不是空中掉下来的，它长在树上，需要有人栽树、施肥、浇水，才可能有桃子。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这自然是不行的。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抗战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也应当归属于人民。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什么要拉开架式，疯狂地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就是怕抗战的胜利果实落到人民的手里，怕被共产党拿去甚至拿去一部分。因为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土壤，只能培育吃独食的人，蒋介石更不例外。卧榻之侧，连他人安睡都不可容忍，岂能容他人去分享盘中的美味佳肴呢？ 1945年8月11日，在蒋介石命令他的部队“勿稍松懈”抢夺地盘的同时，也给八路军发去了一道命令，称： “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它各作战区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没收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擅自行动为要。” 蒋介石实在是欲盖弥彰，多此一举。他太小看了共产党的胆量和自立、自主的能力了。共产党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百多万人，什么时候是经过你蒋介石的允许后才发展起来的呢？ 对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吃独食”的行径，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8月13日，八路军给蒋介石发去了反驳他的命令的电报，电报中说：“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当然，这个电报出自毛泽东之手。 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早在8月9日，也就是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的当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首脑毛泽东已经给部队下达了紧急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正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方针早已确定了的一样，共产党对付蒋介石国民党的方针，应该说也是早已确定了的，那就是：“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抗日战争在8月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也是缺乏精神准备的。 为了贯彻党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党提前结束了正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会议。8月25日，冒着极大危险，用一架美国军用小飞机，一下子运载党的20多个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往山西东南黎城县的长凝机场，为使我军指挥员尽快进入指挥位置。 在此之前，党中央即指示冀热辽军区的李运昌所部，以三路兵力挺进热河和东北，解放了山海关，控制了锦州和辽西地区。9月6日进驻沈阳，随即分兵赴辽南、辽东等地区，迫使日伪军投降，清剿政治土匪，初步打开了局面。接着，中央又决定加紧派大批部队和干部前往东北。9 月14日，决定建立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立即奔赴东北。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确定党和军队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党为贯彻这一方针，先后派出11万人的部队和2 万名干部开往东北。其中有中央委员10人（4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10人。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蒋介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保卫了人民的胜利果实，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为后来和蒋介石国民党作更坚决的斗争增加了胜利的因素。 “一山没有二虎”，这是中国几千年反动的政治传统的核心所在，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推行家长式统治的思想基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沉重的灾难，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极其顽固、沉重的政治思想包袱。蒋介石把反动的封建专制思想和法西斯主义相结合，长期把中国人民带人残酷的战争深渊。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没有民主，是她的历史的一部分。没有民主，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个：看谁的拳头硬。所以在中国社会内部，人民的起义特别的多，战争特别的多。当然，受害的主要是老百姓。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战死和因战争残害而死的排在饥饿、病亡之首。毛泽东对旧中国缺乏民主的情况，分析得非常深刻，他说：“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的任务。” 他还说，“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八年抗战，实在不是一个短时间。胜利了，是中国胜利了。并且和外国人打仗，是中国近百年来的第一次。消息传来，重庆山城沸腾了，延安沸腾了，整个中国大地，乃至整个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沸腾了。大都认为，小日本滚蛋了，战事不再属于中国，老百姓应该松松神经，过和平安祥的生活。但这实在是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对蒋介石缺乏深刻认识的盲目乐观。善良的中国人民，却没有一种有效的政治制度来保护他们。 抗战胜利了，蒋介石把手伸得老长抢摘本不属于他的“桃子”，要和人民“寸权必夺，寸利心得”。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内战的爆发是必然的。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认识，甚至超出蒋介石本人。这是从个人而言，蒋介石最后败在毛泽东手里的原因之一。当然，根本的问题是二者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一个是反动、腐朽的阶级，是注定要失败的；一个是如日东升的先进的无产阶级，一定获得最终的胜利，直至最后解放全人类。 毛泽东说，从蒋介石的昨天，就可以看出他的今天，从他的今天，就可以推断出他的明天。还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就指出：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 蒋介石既然如此，那么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将何以对待呢？毛泽东说：“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也拿起刀来。”也要杀人，杀尽中国的反动派。 事实也是如此，自打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是没有全面进攻而已。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方针是确定了的。但立时发动全面内战，其“狼子野心”也未免过于露骨，同时也面临诸多实际的困难。 抗战八年，国土大半沦于敌手，国民党的军队被撵到了西南一隅。要把几百万军队运到指定的位置并能即刻开战，根本不可能。 八年抗战中，共产党的军队得到巨大的发展，其实力已今非昔比。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有正规军120余万人，民兵200余万人，解放区的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与如此庞大数量的共产党军队作战，不是儿戏就可以对付的，需要认真的准备。 中国人被战争折磨得太惨了，这八年受尽了日寇的残酷蹂躏，想起“战争”二字，让人不寒而栗。甚至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祖宗几代以来，都是在连年战乱的社会中度过的，没有过一天让神经松弛的和平生活。抗战胜利了，人们最渴求的是和平、再和平！不论蒋介石以何种理由发动内战，都是与人心相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世界各国，也希望和平。这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也是个限制。 曾经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阻碍社会进步的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摧毁，英法等国在战争中受到削弱，元气大伤。在东欧和亚洲出现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长期受战火熏燃的世界各国人民，都不愿再看到血淋淋的战争。 由于苏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特殊作用，战后逐渐形成了由苏美等少数国家规定世界政治格局的状况。苏美的对华政策也直接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产生影响。 对于中国问题，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历来看重国民党，远远超过共产党，一直把蒋介石政府看作代表中国的合法的政府。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即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并就关于外蒙古问题等进行换文，这些条约，实际上恢复了沙皇俄国时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些特权。苏联领导人一方面企图藉此防止美国势力向东北伸入，以屏障其远东国防的安全；另一方面则是纯粹为苏联从中国想获取一些不义之利益。很显然，条约及有关协定的内容是危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的。条约签订的同时，苏联领导人还声明：“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第二天，蒋介石对美国人赫尔利说，理解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有意支持中国政府”。 美国政府也认为，这些“协议之存在，一如国民政府所承认的，已经给国民政府以精神上和法律上的利益。”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严重的破坏，它担心如中国再发生内战而会被卷入其中，并且对其获取中国的利益也不利。因此，它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 作为美国，在竭力维护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的前提下，也不赞成中国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发展，在中国维护蒋介石的统治，进而把中国作为反苏的一个重要阵地。但是，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并不满意，希望它推行一定的民主改革，使它成为可以容纳共产党及其它民主力量代表的、类似欧美国家“代议制式”的“联合政府”。 同时，也借此机会，诱使中国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限制以及扼杀中共的发展，并加紧拉拢苏联，使之支持国民党政府。 如果通过改革，能使国民党政府在中国人民中获得威信，能不战而屈共产党之兵，美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 然而，不论从中国国内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实际来看，美国对中国问题开出的药方，都是无效的东西。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已是一个腐朽透顶、不可救药的政权。只要蒋介石及其一伙在台上执政，就断然没有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也就没有中国的正常发展。况且，蒋介石也断然不会允许有人对他开刀割去毒疮。 从共产党方面来讲，她已是一个成熟的、拥有100多万党员的大党，又掌握有100多万的军队，也不会上这个当。因为，美国人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国人一方面积极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压迫共产党；一方面又希望共产党主动交出自己手中的军队，屈服于蒋氏的一统天下之下，这是断然不可能实现的。 不可否认，蒋介石是中国历史上有点“聪明”的人物之一。他阴险狡诈，诡计多端，嗜杀成痛。因有“小聪明”而发家，也因此而最终败党亡国。 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立刻发动全面内战有困难，又因为发动内战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在这种局势之下，他又耍了一次小聪明。这就是“主动、热情”地邀请毛泽东进行重庆和谈。 从1945年8月14日至8月23日，蒋介石连续给中共发了三次“万急”电报，特邀毛泽东亲临陪都，共商国事。三封电报全文如下：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能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报破坏我对同盟军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重大，对内妨碍统一，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于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军，只有严守纪律，恪守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来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辽，特再驰电速驾！ 蒋介石在10日之内，给毛泽东连发了三封电报，而且电报内容“情真意切”。单从表面现象来看，蒋介石要和共产党“和谈”的态度不可谓不诚，要和毛泽东“共商国家大计”的心情不可谓不迫切。 蒋介石追求的就是这种表面效果，也正是他自认为此番表演的过人之处。因为他和他的幕僚都百分之二百的认为毛泽东不会来重庆进行谈判。如果按预料的毛泽东真的不来重庆，就可以把不愿和平的屎盆子扣在共产党的头上，蒋介石发动内战就有了理由，就可以争得国内国际上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退一步讲，如果毛泽东来了重庆，也正好利用谈判的时间，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蒋介石主动对中共首脑“诚挚”相邀，先声夺人，把球首先踢给中共，不管结果怎样，对国民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当然，这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罢了。 日本尚未正式宣布投降，重庆就给延安发去“和谈”的邀请电。这一阴谋的突然性，也着实出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意料。蒋介石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毛泽东一清二楚，犹如洞中观火。但共产党怎么审时度势，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来球再踢回去，达到后发制人，这是需要智慧、胆略和气魄的。 如前所述，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即使如此，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谈判，蒋介石就会把不愿和平的责任推给共产党，对共产党是不利的。 国民党需要时间，共产党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也同样需要时间。 斯大林把战后处理中国问题的重心放在国民党身上，不赞成打内战，希望在中国维护蒋介石统一领导下的中央政府，这对中共也是有一定压力的。 在重庆的邀请电初到延安之时，中共党内出于对蒋介石本质的认识和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不赞成毛泽东去重庆，反对去重庆赴蒋介石的“鸿门宴”。 所以，蒋介石来电几天以后，党中央初议，准备派周恩来应邀去重庆，电报上也说，毛泽东后去。 蒋介石收到中共的电报，果真认为毛泽东不敢赴渝，故急急忙忙又于8月23日给延安一电，再次“迫切”邀请毛泽东。 延安收到蒋介石8月23日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为：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如果我们不去，就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正是希望我们不去，以便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发动内战。 蒋介石没有料到，在他发给毛泽东第三次邀请电的第二天，即8月24日，就收到了毛泽东答应赴渝的电报，毛泽东在电报中说：“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许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毛泽东最后决定去重庆谈判，又把球踢给了蒋介石。不论谈判有无结果，共产党已在政治上处于十分主动的地位。 1945年8月27日，一架美国飞机降落在简陋的延安机场上，专程来接毛泽东的代表人物赫尔利、张治中，先后走出机舱。 次日下午3时45分，一架标名“漂亮姑娘”的美国运输机飞临重庆机场上空，在空中盘旋了两周后，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舱门打开，稍顷，毛泽东的巨大身躯在赫尔利、张治中、周恩来、王若飞之后，出现在机舱门前。记者们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 毛泽东来到重庆，整个山城乃至全国都沸腾了。 重庆出版的《大公报》8月29日社评写道：“毛泽东先生到了重庆。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 成都《华西晚报》29日的社评说：毛泽东来到重庆，“对于中国人民，这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 西安《秦风时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的社论说：“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及周恩来等……飞抵重庆，这好像是在阴暗的天空中忽然放出来一道光明，不禁使人手舞足蹈，为国家的前途祝福！自日本投降以后，这真是最令人兴奋的消息。” 舆论界一扫数日前的毛泽东未复电允诺时的评论态度，充满了兴奋喜悦。 8月22日，当蒋介石的第二封邀请电（又称哿电）发出后，《大公报》发表社论说：“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国家必须统一，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而建国更困难，全国必须团结，不团结则有内乱的危险，更无从使国家走上民主建设的大路。这一星期来，人人为胜利欢欣，也人人为团结悬念。目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第一封邀请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既感慨，又兴奋。”社论最后写道：“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 美国《纽约时报》8月17日发表一篇评论，它说：“蒋主席邀请中国共产党领袖赴渝共商国事，……自中国共产党过去情形视之，此次或将拒绝主席之邀请，彼等并不愿参加合作”。此文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译成中文，曾在国内好几家报纸上转载，用意很明显，即大造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和平，不肯合作的舆论。 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这一意图，陶希圣说得最为明白透彻。他说：“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办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可做。” 然而，共产党没有拒绝谈判，毛泽东来到了重庆。蒋介石的假戏还非得演下去不可。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内和平能起决定作用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演了一场假戏，这就使得重庆谈判，对中国的和平问题几乎没有起什么实际的作用。 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下午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于10月11日上午离开重庆回返延安，在重庆一共呆了43天。作为谈判的结果，是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但这正像毛泽东指出的：“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后来事实证明，这纸上的东西基本是停留在纸上，没有变成现实的东西。 尽管如此，重庆谈判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作用仍然是十分巨大的。它挫败了蒋介石妄图把内战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身上的政治阴谋。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在重庆40多天，广泛接触各届人士，宣传我党要和平不要内战的主张，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也让许多原来因受反动宣传的影响不了解共产党，或是对共产党抱有很深偏见的人，通过对共产党领袖及其言行耳听目睹，开始觉悟，开始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开始向共产党方面靠拢。这都对以后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第一章 初战苏中 陈毅和饶漱石不和，谁是谁非，毛泽东心中有数。异想天开，蒋介石制订“灭共”进度表。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粟裕让贤当副职。夜深人静，粟裕致电中央，建议让华中主力暂留苏中。华东地区战史，没有粟裕便不能成章。 旗开得胜，泰兴之战歼敌3000。 如南之战再告捷，创解放战争以来歼敌的最高纪录。敌情突变，粟裕没有按自己的兴趣行事。七战七捷，解放军战史上的光辉一页。 战争造就将帅，将帅是军队的灵魂。后来成为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和十大将之一的粟裕，就是在人民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人民军队中的杰出将帅人物。 在前面我们说到，抗日战争一结束，党中央冒险用一架美国小型飞机，把20多名高级将领，从延安运往内地。其中就有陈毅。他是奉中央之命，赴华中地区领导工作的。 在延安时，中共中央对于陈毅的工作，曾作了慎重的研究。因为当时收复和占领东北地区，是全党一项十分迫切和重要的任务。到东北主持军事工作，中央当时认为林彪和陈毅都是合适人选。最后中央考虑，在此之前，陈毅曾是新四军军长，有在江南和华中工作的经验，乃决定让陈毅到华中去主持军事工作，让林彪去了东北。 起初，陈毅对到华中进行工作是有顾虑的。他坦诚地对中央说：回华中去恐怕没有事做，不起作用。毛泽东说，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于是陈毅答应下来，并请中央放心，尽力调整好和饶漱石的矛盾，做好党的事业。 陈毅飞离延安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给华中分局发了个电报，说：“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毅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陈毅和饶漱石有矛盾，中央是知道的。1942年3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奉命调回延安，中央派较为年轻的饶漱石接替了政委之职。习惯搞点动作的饶漱石，到任不久，便以一些历史问题为借口对陈毅进行排挤，以致使新四军军长和政委之间搞得很不团结，并被反映到中央那里。 1943年10月底，饶漱石给毛泽东发报，造谣诬告陈毅。同时暗中拉拢其他一些人也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以求把陈毅挤出新四军。 然而，毛泽东是了解陈毅的。陈毅既有长期的革命斗争经历，又有卓越的领导才干，毛泽东对陈毅是信任的，并没有因饶漱石的小报告而对陈毅的使用产生影响。所以，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力主陈毅回华中主持军事工作。 飞机把陈毅等人送到了晋东南黎城县长凝机场后，便飞返延安了。陈毅要从太行赴华中，还有数千里路程，恰好一起从延安飞来的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也要回军区，便由他组织护送。9月下旬，到达濮阳。 9月19日，中共中央根据国民党的整个军事部署，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从山东调几万兵力，迅速开赴东北，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撤，一部进入山东。 9月26日，陈毅收到中央9月23日的电报，要他不要去华中，“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的工作，因为罗荣桓要率兵去东北。因此，陈毅赴山东临沂，接替了罗荣桓的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 抗战胜利前夕，粟裕正在浙西地区开辟敌后根据地。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苏浙军区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对该地区侵华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并先后解放了长兴、溧阳、金坛、溧水、安吉、郎溪、广德、高淳等县城。至9月中旬，苏浙解放区北起京（宁）——沪铁路，南至安吉、孝丰，东起太湖，西至宣（城）芜（湖）公路的广大地区联成一片。 9月20日，党中央指示华中局：“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为此，苏浙军区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开始有计划地渡江北上。 正在这时，粟裕接到了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任命他和张鼎丞为华中军区正副司令员的电报。他一面要业务部门暂缓下发委任命令，一面电请中央：“阅悉中央以职及张鼎丞同志分任正副司令之指示，不胜惶恐。以职之能力，实不能负其重任。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为高超。抗战以前，均为长辈；抗战初期，则为职之上级；近数年来，又复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绩卓著；且对执行与掌握党的政策，均远非职所能及。为此，曾再三请求华中局，以鼎丞同志为司令，职副之，未蒙允许。为慎重并更有利工作起见，特再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 10月29日，即粟裕的电报到达中央的第二天，中央进一步研究了粟裕的意见，给华中局并新四军军部发了回电。电中说，中央认为粟裕的意见“是有理由的”，“同意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并兼华中野战军司令”。 粟裕以大局为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计个人得失的生动事迹，在华中广泛流传，成为佳话。 新成立的华中军区的领导成员，除正副司令员张鼎丞、粟裕之外，还有政治委员邓子恢，副司令员张爱萍，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震林，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军区下辖苏中、淮南两个军区及4 个军分区，全部兵力约13.5万余人。 10月10日，华中野战军正式组成。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刘先胜任参谋长。野战军下辖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第七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吉洛；第八纵队，司令员陶勇；第九纵队，司令员张震。全部兵力约4.7万余人。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指挥。 罗荣桓离开山东后，陈毅率领接替山东军区的部队，主要有新四军军部及第七师，第二师第四、五旅，第四师第九旅，苏浙军区第二、第四纵队及苏中军区教导第一旅等部。 1946年1月7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饶漱石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副军长张云逸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黎玉任新四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任新四军参谋长兼山东军区参谋长，舒同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辖滨海、鲁中、鲁南、胶东、渤海等5个二级军区，全部兵力约20万人。 同时，组成山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宋时轮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野战军下辖第一纵队（含第一、第二、第三旅），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二纵队（含第四、第五、第六旅），司令员罗炳辉，政治委员赵启民；第七师（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旅），师长谭希林，政治委员曾希圣；第八师（含3个团），师长何以祥，政治委员丁秋生。总兵力约7.4万余人。 山东、华中野战军在统一编制的同时，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向日伪军进行了大反攻，并坚决回击国民党正规军的进犯。经过5个多月的作战，歼敌近4万人，解放县城及重要市镇约90处，巩固和发展了华中与山东解放区。 从1946年3月起，山东和华中野战军进行了“百日大练兵”运动。此后，进一步调整了部队的战斗序列。5月间，中央军委任命罗炳辉为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韦国清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同时，华中野战军第三纵队改为第一师，粟裕兼师长和政治委员；第六纵队改为第六师，谭震林兼师长和政治委员；第七、第九纵队番号不变；华中第五军分区基干武装及向我投诚的赵云祥部改编为第十纵队，谢祥军任司令员，刘培善任政治委员。6月2日，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决定：以第七纵队兼苏中军区，第九纵队兼淮北军区，第十纵队兼苏北军区。7月，东江纵队等部和中原军区第十三旅，先后到达胶东和苏皖解放区，分别编入山东和华中我军。至此，山东与华中野战军兵力有13万人，军区部队26.6万余人。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在完成了各项战争准备之后，彻底撕下和平面具，命令国民党军队约25个师的兵力，向我中原部队发起进攻，全国大规模内战就此展开。 蒋介石自恃国民党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上的暂时优势，曾设计了一个被后人耻笑的“一年消灭共产党”的进度表：6月底48小时内消灭中原李先念部；7月中两个星期夷平苏北解放区；8月份3个星期打通津浦路和胶济路；9月份消灭冀热辽和冀鲁豫解放区；华东解放区包括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和山东全省，南临长江，北近平津，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组成强大的重兵集团，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南京和上海。内战一开始，蒋介石就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华东地区。于是，上百万美式装备的精锐国军，犹如滚滚恶浪，一波又一波地扑向华东解放区。 蒋介石对华东地区的如意算盘，是实行由南向北的逐步压缩，先将解放军华中主力赶过陇海路北，再会同胶济线南下的国民党军将其聚歼于鲁中地区，以解除其宁沪杭中心地带的“心腹之患”。 战云滚滚，敌大军压境。中共中央军委6月22日来电指示作战方针：“山东以徐州为主要作战方向，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之中歼灭之。”这一计划的核心，是着重向南，首先给予向华中解放区进攻的敌人以有力的打击。然后会合山东主力由淮河南、北进击津浦线，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造成对徐州的合围形势，以调动敌方，在运动中将敌歼灭。这样，就可以甩开向北的蒋军而插到国民党区域取得人力物力，取得战局上的主动。陈毅次日即复电中央，完全同意这一南下作战方针，并对山东野战军作了部署。 这是关系到未来华中地区整个战局的筹划。粟裕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后，根据他对华东地区国共两党军队态势的了解，内心非常矛盾。夜阑人静，蛙声阵阵，但粟裕难以入睡。在接到中央电报的当日晚，即给中央和新四军军部起草电文，力陈利弊，建议华中主力暂留苏中作战。他在电报中陈述外线、内线作战的利弊，他分析道： 第一，在苏中地区，环境比较安定，部队转入战争状态需有一个过程。战争初期，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如在淮南作战，不仅粮草需保障供给，就连支前民工也需要苏中补给。主力部队开到，加上民工、干部，每天至少需要粮食10万斤，两三个月所需的粮食，则可达千万斤，其它军需供应的任务也相当繁重，这将会给我军在苏中地区的作战带来很大困难。 第二，苏中当前有敌军9个旅，如我华中主力西迁，留守部队难以担当牵制任务，该区有被敌迅速占领之极大可能。苏中地区地富人稀，人口900万，占华中总人口的五分之二，粮食亦占华中总产量的五分之二，沿江商业繁荣，税收占华中的一半，这些都是支援战争的巨大力量，一旦沦入敌手，就会为敌所用。而且苏中地近京沪，如不战而弃，政治影响也不利。 第三，淮南有敌军第五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一个旅也在淮南。另两个旅在南京，一打起来势必北渡淮南。这两支部队均属蒋军五大主力，加上淮南其他敌军，兵力较强。相对说来，苏中之敌较弱。 对上级的指示有不同的意见，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是一个指挥实际作战的将领，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但给中央的电报发走以后，粟裕的心中仍是难以平静。他想，自己的建议会不会影响中央的决策？自己的考虑会不会是局部性地看问题？总之，他担心自己的想法会不会对革命事业产生不利的影响。 电报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与中央军委非常重视粟裕的分析，经研究决定，改变了原来的战略部署。并向粟裕复电。 翌日，粟裕接到中央军委复示：“部队继续隐蔽于待机位置，听候安排。” 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之后，粟裕的心情才平静下来。然后，他和军区其他几位领导人反复磋商，即以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4人的名义联名上报中央并陈毅：建议第一、第六师先在苏中打几仗，到第二阶段再西进淮南。 7月初，中央从各方侦悉：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可能同时向我苏豫皖根据地发起进攻。中央军委对原定作战计划作了重要调整，指示张、邓、粟、谭：“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中央军委作战计划的调整，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也和粟裕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后来粟裕领导的“苏中战役”就是在中央新的作战部署的指导下取得的。 7月上旬，苏中地区的战争形势越来越紧急。 在华中野战军司令部里，从布满蓝色圆圈、曲线和箭头的长江两岸地图上，人们清楚地看到当前的军事态势。苏中地区的国民党军整编四十九师自南伸向北，整编八十三师自泰州伸向东，二十五师自扬州伸向北；津浦线的国民党第七军共15个旅伸向睢宁、泗县、盱眙、来安；麋集江南的国民党军整六十师、二十一师等7旅之众，作为第二梯队，北渡后跟进，形成“多路向心突击”的态势，箭头齐指我苏皖边区首府“两淮”（淮安、淮阴）。 作为华中地区军事指挥的首脑，粟裕深深觉得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但他对胜利充满了信心。他从来未被强大的敌人吓倒过，可以说，他一生的军事斗争中，都是与强大的对手作较量的，但只有胜利是属于他的。 粟裕作为一代名将，在人民军队的革命战争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可以说，华东地区战史没有他便不能成章。然而，在第三次国内战争开始的1946年之前，粟裕这个名字还远没有达到让国民党军队闻之色变的地步。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粟裕这个小个子军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粟裕，1907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会同县枫木树脚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7岁便摆脱了旧家庭的束缚，逃跑到百里以外的地方求学。由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马日事变”后，受反动当局通缉。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他身经百战，6次负伤。一份资料说，从1938年至1943年，粟裕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坚持大江南北抗战，战斗50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10万以上。“这种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道路。是共产党军事指挥员成长的最基本的道路，当过新四军政治委员的刘少奇说，粟裕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在抗战中建立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陈毅对粟裕的军事指挥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好。”他还说：“粟裕同志可算为理论与实践兼优的人，战役指挥很高明，他长期在实际战争中锻炼，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 解放战争初期苏中战役中的“七战七捷”，就是可以说明粟裕高超的战役指挥艺术的例子之一。 苏中战役开始之前，在苏中各部队高级指挥员参加的作战会议上，粟裕讲了进行自卫战的巨大政治意义，特别讲了敌人骄兵必败的道理，讲了不久前他亲自看到的蒋军军官盛气凌人，骄横狂妄的例子。 那是在前不久的3月份，他在徐州向检查停战协定执行情况的3人小组，控告蒋军违反停战命令，侵占我解放区的罪行之后，从徐州乘飞机返回淮安。 那天，机场上有一批批美制P51型蒋机不断地起飞、降落，发出刺耳的呼啸声。当时站在粟裕身边的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副参谋长，趾高气扬地指着天空得意地说：“现代的空军，威力真是伟大啊！”这显然是耍弄威风，欺负我军没有空军。粟裕看出了敌人的不良用心，立即冷冷地回敬道：“可惜它有个缺点，目前还不能到地面来捉俘虏！” 骄兵必败。粟裕根本不相信拥有美国飞机、大炮的国民党军队，会是未来战争的胜利者。 根据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粟裕把苏中战役的初战选择在江都至如皋一线，也就是苏中解放区的前部地区。这是个异乎寻常的决策。战争初期，迎击进犯之敌，传统的战法是“诱敌深入”。但粟裕经过周密研究，从“时机、地点、部队”这三个关节考虑，认为在苏中前部地区作战，要比纵深地区更为有利。因为，在战争初期，我军以大块解放区为依托，可以充分发挥地利、人和的优势，乘敌正在实行战略展开之际，在前部地区予以打击，可以打乱敌之部署，暴露敌之弱点。何况战争初期，敌人恃强，以大军向我进攻，以为我军不敢撄其锋，我军恰恰在此时此地主动向其反击，必可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苏中战役正是在这样的作战指导思想下进行的。 7月中旬，盘踞在南通的国民党第一绥靖区的汤恩伯（后由李默庵接替）指挥5个整编师，共15个旅约12万人，开始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攻。 在此之前，我军已侦悉蒋军向如皋、海安大举进攻的确实部署：敌整编第四十九师从南通向北犯如皋；整编第八十三师从泰兴、宣家堡，整编第九十九旅从靖江，两路合击黄桥，然后配合四十九师会攻如皋；整编第二十五师的一四八旅从泰州东犯姜埝，得手后，这几路将会攻海安。 敌人3路而来，显然是拉开架势和我军拼消耗。我军将以什么样的战法应敌呢？粟裕审时度势，决定先机制敌，主动进攻其出发地，打乱敌之部署，并选择了集中兵力先打宣家堡、泰兴这一路的方案。 从“慎重初战”和“首战必胜”的要求出发，作战会议经过认真讨论，确定了作战方向以后，又很快作出具体部署：一师、六师各6个团，担任歼灭中路敌八十三师的两个团。七纵队3个团，在北侧监视西部之敌，十纵队3个团在邵伯牵制敌二十五师。 最后，粟裕对于这样的作战部署又明确说明了一个基本考虑：“敌人12万人进攻我3 万多人，是四打一，我军这么一来，还了它个：六打一！” 7月13日，粟裕亲临一线作战。 粟裕率一师，谭震林率六师，管文蔚、吉洛率第七纵队在宣泰地区作战，第一军分区监视和阻击可能由白浦北犯之敌和泰州东犯之敌。 战斗打响后，宣泰之敌碎不及防，惊慌失措。刚上任的第一绥靖区司令李默庵感觉战局难测。这时，已抵白浦的第四十九师师长王铁汉，停止前进并电询李默庵，李因情况不明，不敢贸然前进，遂令王撤回平湖。 15日，当李默庵确实判明我主力部队在宣泰之间时，复令其四十九师继续北进。我军严阵以待，一师和敌人发生激战。经过一夜的战斗，歼灭了敌八十三师的第十九旅两个团和旅属山炮营及第六十二旅一个营共计3000余人，缴获山炮10余门，轻重机枪200多挺。达到战前预期的目的。 因为是初战，中央军委对此战极为关心。战斗一结束，毛泽东即打电报询问战况如何？问打的是不是整编第八十三师？该师被消灭了多少？尚存多少？……粟裕清查战果后，一一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见战报后十分高兴，又立即电示粟裕：“泰兴战斗结束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打四五个大仗”。 蒋军在宣泰之战中失败，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极为恼火，大骂李默庵无能，并给李发去命令：“令整编六十五师火速北渡长江，会同靖江第九十九旅增援泰兴，再进黄桥，拖住共军主力。令第四十九师日夜疾进，夺如皋城。然后，第四十九师从如皋城，第六十五师从黄桥，第八十三师从泰州，三面夹击共军。全歼粟裕之一师、六师。” 根据敌人新的作战部署，粟裕拟定了两个作战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打前来增援宣、泰的第六十五师和第九十九旅。这个方案的优点，是就近运用兵力，部队不会太疲劳，时间也比较充裕。缺点是这批敌人是来增援的，警觉性必高，很可能一打就退，不易合围，或者打得相持不下，使敌第四十九师得以乘机占领如皋，使我军的侧后和后方受到很大的威胁。 第二个方案，是迅速转移兵力，以主力作远距离机动，直插进犯如皋的第四十九师侧后攻击之。此案的优点比较明显，主要是这一行动必然大出敌人之意料。但此案也有缺点，这就是我军要强行军一百几十华里（第六师的距离更远些），两夜激战之后继以疾走，我方战斗力势必会被减弱。 粟裕考虑再三，还是决定采取第二种作战方案。因为据侦知，敌军认为我军主力在敌之西边，而敌之四十九师则放心大胆地向我如皋挺进。如果我军来一个远距离奔袭，就会陷敌于被动，打他个措手不及。当然，要实现这一作战目的，我军必须打得、饿得和跑得，能够连续地打仗、行军、打仗。 粟裕深知，这也正是我军的长处所在。 所以，苏中战役中的第二战，粟裕就选中了敌四十九师作为歼灭的目标。 7月15日晚，粟裕令第一师全部和第六师大部转兵东进；并用汽艇急运第七纵队一个团，先期赶往如皋，协同第一军分区部队扼守该城。同时设置疑兵，继续围歼泰兴城内之残敌，给敌人造成我之主力确实仍在西边的错觉，使敌四十九师放胆向如皋进犯。 第一军分区对东进之敌进行了英勇的阻击。 17日上午，进犯如皋的敌右路到达如皋以东的鬼头街、田肚里地区，左路到达如皋以南之宋家桥、杨花桥，准备次日会攻如皋。 与此同时，我东移之主力也已抵达黄桥、如皋之间的分界、加力地区。 粟裕作了歼敌的具体部署：以第一师主力抢占鬼头街东南公路上之林樟，断敌退路，尔后从右路之敌第二十六旅的侧后向北攻击；以第六师主力抢占杨花桥西南的贺家坝，尔后从左路之敌第七十九旅的侧后向东北攻击；第七纵队主力则由如皋城及其东北地区向东南出击；3路协力，歼敌于如皋东南地区。另以第一师、第七纵队各一个团伏击向姜堰进犯之敌，以第六师之两个团打击向黄桥进犯之敌。 7月18日晚，我军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敌惊慌失措。敌第四十九师师长王铁汉电告李默庵求救。李因为刚吃过败仗，也极为恐慌，就在电话中对王铁汉说：“铁汉兄，你先坚持一天一夜，后天援军就到，你一定要顶住共军的袭击。” 王铁汉接了李默庵的电话后骂道：“他妈的，一天一夜不都得见阎王去！李默庵你见死不救，只要这一仗老子不被共军吃掉，就有你好瞧的。” 王铁汉亲自督战至19日，援军仍未到。晚上，他把部队交给参谋长，言称亲自上第一线作战。实际上，他领着几个亲信逃之夭夭，其部被我军全歼。 如皋东南地区的第二仗，我军共歼敌一个师部，一个半旅，计10000余人。一次歼敌这么多，解放战争以来还是第一次。战斗结束的当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发来了贺电：“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 蒋军两战两败，恼怒之余是不甘心。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汤恩伯及白崇禧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到华中地区，给国民党士兵打气，并策划下次战役。 敌军决定再集中6个旅的兵力，分路向苏中重镇淮安进行攻击。 经过宣泰、如南两战，王铁汉丢了两个半旅。在如南战役中，王打扮成伙伕才得以逃命。等他逃回宋家桥时，心里自是窝火。受上司责骂，受同事白眼，一直抬不起头。他听说蒋军准备打淮安时，主动向汤恩伯请战，企图雪前战之耻。 汤恩伯要集中6个旅攻打淮安，粟裕得知后，心情十分兴奋，这无疑是敌人又送到嘴边的一块肥肉。 敌人把淮安作为进攻的目标是有道理的。因为淮安是苏中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敌军进攻，我军势必争夺，这样敌人依仗其优势的兵力和装备，就可重创或者消灭粟裕的主力部队。 面对这种状况，粟裕没有按自己的作战兴趣行事。 从粟裕内心讲，想先以小部队实施运动防御，先给敌人以一定的杀伤和消耗，使主力部队赢得休整的时间，然后撤出淮安，给人造成我被迫放弃战略要地的感觉，让敌人在“胜利”中遭受我军的沉重打击。 但这种思想不是轻易的能够为人所接受。为了慎重起见，粟裕决定赴华中分局请示汇报。粟裕此时是在海安。海安离华中分局本部所在地的淮安，相距约150多公里，而且还要经过东台的水网地区。粟裕骑摩托车，乘黄包车，蹬自行车，把当时能利用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还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赶到淮安。 华中分同立即召开常委会，认真讨论了粟裕的方案，最后把粟裕的设想作为正式方案确定下来。这就是：先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尔后主动撤离，寻找新的战机打击敌人。华中分局并将此决定上报中央、华东局及新四军军部。 然后，粟裕立即又赶回海安，大刀阔斧地将主力部队后撤休整，仅以第七纵队之一部在海安地区进行运动防御战。 在7月30日至8月3日的4天中，从苏中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部队不久的第七纵队，可真是打出了威风。他们只用了3000多的兵力，英勇抗击了5万多敌军的轮番进攻。尽管敌人兵力集中，炮火浓密，但我军灵活作战，伤亡仅200余人，杀伤敌军3000余人。7月31日，他们还巧妙地对敌人进行了一次夜袭，消耗了敌人万余发炮弹。 8月3日，七纵队主动撤离海安。 我一撤出海安，敌第六十五师，第十五旅，新七旅纷纷侵进海安，竞相向南京报捷。敌人宣布我华中主力大势已去。 敌人随即分兵占姜埝、占西场、占李堡、占角斜，企图完成海安至黄淮边的东西封锁线。这样一来，在西起扬州，东到海边的300里地段上，摆开了便于我军各个击破的一字长蛇阵。 华野总部和中央军委一致认为歼敌良机已至！经过休整的我军一师、六师主力，迅即分路出击。 8月10日夜，我一师部队向刚换防到李堡镇的敌新七旅十九团发起攻击。敌人不及防备，一夜之间被全歼。率十九团前来接防的新七旅副旅长田从云，成为我一师俘虏的第一个国民党将军。 8月11日，由海安东进的敌新七旅旅长黄伯光不知李堡镇已被我军拿下，仍率二十一团部队向李堡镇进发。结果在洋蛮河地区被我军预先埋伏的大口袋围了个结实。 中午，当敌以3路纵队行进至我埋伏圈后，我十八旅十四团立即迎头发起攻击，七纵第五十七团迅速断其退路。许多敌人还没有来得及拉开枪栓就做了俘虏，有的慌乱地滚下深河之中被活活地淹死。下午5时，我军发起冲锋，不到30分钟，就把分割成数块的敌军全部歼灭。 李堡一战，使苏中战局发生新变化。蒋军连遭我4次打击，损失了3万多人，使其在苏中的机动兵力已经不多，不得不调整部署，把重点放在扼守南通、丁埝、如皋、海安这条公路干线，加强海安泰州之线以南之间的防御，以确保其占领区。同时，积极准备以其整编第二十五师由扬州、仙女庙地区乘虚北攻邵伯、高邮、威胁两淮。 针对这一情况，我军决定从敌侧翼南通、如皋一线打开缺口，钻到敌人的肚子里去打，威胁敌人后方基地，打乱敌人部署，造成歼敌良机。 8月20日晚，我军16个团，3万多人，在粟裕、谭震林的率领下向南开进。 21日晚，一师向丁埝守敌，六师向林梓守敌，第五旅向东陈守敌，分别发起突然攻击。 在此地受我攻击的敌军，是敌交通中队，号称国民党的一支“袖珍王牌军”。这支部队是由美国特务梅乐斯和国民党军统特务戴笠合作训练出来的特务武装，连以上军官都是军校生，多属军统特务，比其他国民党军队在政治上更加反动。他们以恢复交通为名，专门对公路沿线的解放区进行“围剿”，配合地主还乡团血腥镇压人民。为了捕捉地方干部和民兵，他们竟在丁埝储存了几屋子刻有U.S.A字样的脚镣手铐。 我军向该敌发起攻击后，进展很快，不到20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该地的敌军除一小部分逃走外，其余大部被歼。 如果说，苏中战役是整个华东战场的序幕，那么，“攻黄救邵”的“如黄”之战，则是“七战七捷”全剧的高潮。 粟裕率我军主力攻占丁、林后，扬州蒋军第二十五师，于25日牙始沿运河北上，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苏中解放区的江都县邵伯镇。 粟裕深知敌人的战法，决心走险棋，出奇兵以胜敌。决定除以第十纵队3个团和地方武装两个团在邵伯防御，其余的3 万余主力部队，插进东西南北皆没有众多据点的敌包围圈内，以“攻黄（桥）救邵（伯）”的战法，来调动敌人，歼敌于运动中，并解邵伯之围。为此，令除以七纵队在姜堰、海安之间发动钳制性进攻外，主力于23日夜间由丁埝、林梓向黄桥挺进。 此时，蒋军判断粟裕将要攻打如皋，于是急令九十九旅由如皋向黄桥增援。 粟裕得知此一情况后，仍令部队继续西进，并通知部队准备在如黄路和敌军打一遭遇战。 25日，在黄桥东北，我军果然与敌军遭遇。粟裕立即令我军将遭遇的敌第九十九旅包围起来。 此日，蒋军急忙从如皋调来一个旅又一个团增援第九十九旅。粟裕来者不拒，也就势把该敌也划入了包围圈。 是日夜，我军对敌各部队发起勇猛的进攻，敌人拼死固守，激战一夜，未见分晓。 原来，敌人的实力，要比我们预先侦知的要强。为了保证全歼，速战速决，粟裕决定集中4倍、5倍、6倍于敌的绝对优势兵力。当时，手头兵力不多，更没有预备队，就从战场上及时转用兵力。 敌人经我军一夜攻击，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建制混乱，正盼着飞机和援兵来救命时，天突然下起滂沱大雨，致使敌人失去了空中优势。下午1时，我参战部队再次向被围之敌发起攻击。我一举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直插敌人心脏。敌人立即乱作一团，失去指挥，分头突围。我军大胆楔入敌群，猛打猛冲，敌军大部被歼。 残敌1000多人仓皇南逃，正好闯进我一旅的埋伏圈内。一旅一阵痛打，敌人完全给打懵了。结果，该敌被全歼在芦家庄地区。 歼灭了该敌之后，我一旅立即挥兵东向，会同第三旅、第五旅，以15个团的兵力，向被围的加力、谢家甸之敌发起攻击。 27日，敌人一面从如皋拼凑了一个团的兵力西出接应，一面从加力、谢家甸以营为单位分路突围。我军首先向被围之敌发起猛烈的进攻，被围之敌很快悉数被歼。由如皋出来接应的敌人亦被歼一半。与此同时，我五旅乘胜攻克黄桥。 如黄路作战，是解放战争以来缴获俘虏最多的一次，歼灭九十九旅全部，一八七旅全部，七十九旅1个半团，一六零旅5个连，六十二旅1个营，总计1.7万余人，缴各种炮50余门，轻重机枪600挺，长短枪3500余支。 在如黄战役激烈进行的同时，粟裕还同时指挥发起了邵伯之战。 邵伯位于扬州以北，形势险要，是通往两淮的门户。为了集中主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迅速拿下如黄战斗，留守邵伯的我军只剩下第十纵队和地方武装的两个团。 从8月23日到26日，坚守邵伯的部队，经过4天4夜的保卫战，终以胜利而结束。敌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我守军发起轮番的猛烈攻击，但我十纵队和第二分区的部队，依靠工事和水面，英勇抗击敌人，我主阵地始终屹立未动。当敌第九十九旅在如黄路上被歼时，消息传来，敌全线震惊，原来叫嚷“不出3天攻下邵伯”的敌第二十五师师长黄伯韬，不得不把部队撤回扬州。 苏中战役，七战七胜，震撼全国。党中央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苏中战役“每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8月26日集中10个团打敌2个团，8月27日集中15个团打敌3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依照办理，并希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苏中战役之后，延安总部发言人称这次胜利，加上中原突围、定陶战役，“这三个胜利，对于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并说：“粟裕将军的历史，就是一部为民族与人民解放艰苦奋斗的历史。今天，粟裕将军成了苏皖军民胜利的旗帜。” 后来的军史家也给苏中战役以高度的评价。认为苏中战役，不仅是粟裕灵活用兵，不拘一格的充分体现，也标志着解放战争初期我军高级指挥员高超的战术指挥水平。认为在敌我兵力为四比一的情况下，歼敌数字是敌军总数的二分之一，相当于我军总兵力的两倍，这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 第二章 宿北大周旋 泗城失利，淮阴失守，陈毅心急如焚。粟裕见到陈毅时的第一句话：“军长，我来迟了！”中央指示：两军会合后第一仗必须打胜！敌师长戴之奇叫嚷：谁第一个冲上山顶，官升三级，赏金5万！陈毅赋诗云：“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匪应垂泪。”陈毅对前线记者说：粟裕将军“愈出愈奇，愈打愈妙”。苏中战役，我军大胜，蒋军损兵惨重。但就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而言，这些胜利还并没有改变人民解放军所处的劣势，也没有遏止敌人向解放区进攻的势头。 9月10日，蒋介石令第七军、整编七十四师和第二十八军向我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发起全面进攻，淮阴告急。 在此之前，陈毅指挥了泗县之战。当时，在泗县城坚守的敌军有两个团。 在泗城战役之前，我军刚打完朝阳集的战斗，歼敌5000多人，部队比较疲劳。 故山东野战军参谋处和华中分局的邓子恢、张鼎丞都不同意陈毅攻打泗城的决定。但陈毅偏听于少数人的意见，终于酿成攻城失利，我八师损失严重，士气受挫。 泗城失利之后，中央考虑陈毅身为山东军区司令员，要统筹指挥山野和华中野战军，兼顾鲁南、苏中和胶济3个战场，拟打算派徐向前赴山东指挥军事。陈毅作为一名战区指挥员，当然明白中央这一考虑的全部含义，故连电中央表示欢迎徐向前来鲁主持军事。但是等了20多天，徐向前因病没有前往。 泗城失利，淮阴失守。面对险恶的战争形势，陈毅心急如焚。 9月11日，中央命令刚取得苏中战役大胜的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率主力火速从苏中开赴淮阴增援。从苏中淮安到淮阴约250公里，一路水网，既少陆路，又少船只，且雨水不停，阻敌不断，一时难以到达。 陈毅率山野部队抵抗敌人，激战至19日拂晓，敌张灵甫之七十四师突破淮阴城门。陈毅遂下令部队撤出淮阴。 9月下旬，陈毅与粟裕在涟水县西北陈师庵会合。 陈毅身着半旧军装，腰带上挂着一支手枪，打着绑腿，脚穿白粗布袜子和土布鞋，浑身透出虎虎生气。粟裕的装束和陈毅的差不多，只是身材不高，性格沉静，是一位典型的儒将。 粟裕一见到陈毅就大步迎了上去，敬了一个军礼，歉疚地说：“军长，我来迟了。” 陈毅紧紧握住粟裕的手，激动地说：“毛主席来电报，要我等你来后一起商定下一个战役。我们一如既往，军事上主要由你考虑，我给你出出题目。” 粟裕连忙说：“我还像过去那样，尽力当好你的助手。” 参谋处的同志看到陈、粟两人倾心相谈，情真意切，兴奋地议论说：“下一仗，一定旗开得胜！” 陈毅、粟裕原都是主张放弃两淮、不与敌人拼消耗的。 陈毅说：“两淮丢了，并非坏事。我在马背上凑成了几句诗：‘诱敌何妨让两淮，蒋军到此好堆埋。运河不是鸿沟界，会见狂潮卷地来。’”陈毅又解释说：“我们把包袱丢给敌人背，敌人占了城市，必须分兵把守。占领的城市越多，敌兵力就越分散。” 粟裕很赞成陈毅的意见，说：“对，这样敌人用于前线作战的部队就逐渐减少，正有利于我们一口一口地把他们吃掉！” 9月25日，新华社华中前线电讯稿，有粟裕在新四军主动撤离淮阴、淮安后的一次谈话。粟裕指出：“我军的撤出两淮，绝不是我们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对蒋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侵入淮阴、淮安的蒋军，终必被歼灭在这些土地上的。” 当然，敌人至死也不会这样考虑问题。攻占两淮后，张灵甫得意忘形，大张旗鼓地庆贺“大捷”。蒋介石和他的参谋总长陈诚等也大造舆论，通电对张灵甫“备极嘉奖”，吹嘘“苏北战事已近尾声”等等。 同时，粟裕又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华野、山野合并”的建议。分析：为了改变华中局势，以集中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进行宿北战役，得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这样，使两大野战军合并，更有利于指挥作战。 毛泽东收到粟裕的电报，非常高兴，对朱德说：“粟裕这个同志主意多嘛，你看他又给我们出点子了。” 10月15日，中央军委给陈毅等发去电报，同意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并对两大野战军合并后的人事安排作了明确指示：“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也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谭震林为副政委。” 陈毅和粟裕长期共事，关系融洽，这是人所共知的。当时部队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陈不离粟，粟不离陈。”充分说明了两人的密切关系。 当陈毅听说了这句话后，笑着说：“好嘛，当年在中央苏区，朱不离毛，毛不离朱，红军无往而不胜。今天我们也可以学学毛主席和朱老总的样子嘛！” 在陈粟多年的合作中，陈毅高瞻远瞩，掌握全局：粟裕多谋善断，敢打必胜。陈毅对粟裕十分倚重，决心下定后，战役指挥就放手交给粟裕。粟裕对陈毅也十分尊敬，遇到重大问题，总是先向陈毅请示。在后来华东野战军成立后，粟裕还称陈毅为“军长”。纵队报告战况和请示问题，粟裕答复后，问“军长有什么指示？”陈毅总是接过电话说：“粟裕司令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你们坚决照办。” 在两大野战军集中行动后不久，毛泽东又来电指示：“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 那么，这一仗在哪里打呢？ 陈毅主张山东野战军回鲁南，华中野战军留淮海作战，或者全军入鲁作战。因鲁南之敌已进占峄县、枣庄，威逼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 对于陈毅的建议，粟裕有不同意见，上报军委后，军委也对此提出了疑问。 粟裕认为，“全军入鲁作战的设想是好的，但似应在入鲁之前争取在淮海打一个好仗。” 最后经过陈毅、粟裕等进一步的慎重研究，统一了思想，决定暂缓去鲁南，先在淮海打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并将此意见立即报告了军委。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立即回电，指出：“决心在淮北打仗甚慰。”“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粟（裕）谭（震林）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6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夏电商贻误战机），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 实际上，当山东、华中两路野战军靠拢后，陈毅就向军委提出：“华野、山野统一指挥”，“在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粟裕即向中央表示：“我长期在陈毅同志领导下工作，对他十分尊敬和敬佩，在他领导下心情很舒畅。现在中央、陈毅同志要我担负这个重责，我决心竭尽全力地挑起这副担子，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使陈毅同志用更多的精力抓全局。” 江苏宿迁以北的五华顶，本是一片普通的山林野地，1946年12月中旬，却成了华东我军统帅们的司令部。正是在这里，陈毅、粟裕指挥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宿北战役。 想打敌人，敌人偏偏就找上门来。 10月底，蒋介石拟定了一个以12个整编师分4路大规模进攻苏北、鲁南的作战计划，其部署是：以“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协同整编第六十九师共6个半旅，由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从宿迁向新安镇、沭阳进攻。 以“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协同整编第二十八师、第七军共7个旅，由徐州绥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挥，从淮阴、淮安向涟水进攻。 以第一绥区司令官李默庵指挥整编第六十五师、八十三师、二十五师等6个旅，由东台向盐城、阜宁进攻。 以第三绥区司令官兼整编第三十三军军长冯治安和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指挥整编第五十九、七十七、二十六、五十一师及第一快速纵队共9个旅，由台儿庄、枣庄、峄具向临沂、郯城进攻。 12月上旬，陈毅提出集中兵力歼灭由宿迁进攻沭阳之敌，正在盐城指挥作战的粟裕表示同意。并于12日赶到五华顶山指挥所，协助陈毅指挥作战。 12月13日，敌十一师十八旅沿宿沭公路进占来龙庵；整编六十九师进占人和圩、安仁集、邵店子、嶂集、峰山、晓店子地区；十一师十八旅依仗着坦克和大炮，很快得手。得手后，十一师师长胡琏迅速向陈诚和蒋介石报功，但陈诚却在电话中说：“祝贺你，胡师长，但现在暂时不要报告委座，到整个战役打完了再报不迟，你现在守住你的阵地，配合六十九师作战，明白吗？胡师长。” “明白，我会把握的。”胡琏放下电话后，立即转脸对他的副官说：“命令部队坚守阵地，不得随意进攻。” 敌整编六十九师在下午进占人和圩、安仁集、邵店之后，部队继续向峰山镇、峰山进攻。该师师长戴之奇即刻给吴奇伟打电话，说他的部队正向峰山进攻。 吴奇伟说道：“戴师长，祝贺你，你是第一个在宿北战役上为党国立功的，等仗打完了，我一定在委座面前为你靖功。” “是，吴主任。兄弟绝不负栽培。” 粟裕针对敌人的态势，将我方部队重新作了部署，但在我军尚来到达指定位置时，敌人已抢先一步，占领了阵地。 已得到蒋介石嘉许的戴之奇，坐在吉普车内随部队行进，并不时地从车里探出头来喊道：“弟兄们，加快速度，谁第一个踏上峰山，官升三级，奖赏5万元。” 根据粟裕的部署，我第一纵队叶飞部、第八师何以祥部按计划于12月15日拂晓前，进至新安镇西南新套子以北地区集结，第七师谭希林、曾希圣部在拂晓前进至西鲍圩（宿迁以北），为西渡沭河、控制宿新公路峒岭镇地区作准备；第二纵队韦国清部于15日拂晓前到韩集、泰山集地区集结；张震率领第九纵队坚守五华顶、叶海子、来龙庵等既设阵地，迟滞敌人前进；第一师在副师长的带领下，昼夜兼程北上，准备参战。 15日早上8点，敌整编六十九师预备第三旅进犯至我五华顶阵地前沿，九纵司令张震说：“先不要打，让敌人往里进。让戴之奇这条疯狗扑进来倒地之后，我们再卡住他的脖子，狠狠地打。” 戴之奇所部前进无阻，戴为之兴奋异常，给从另一路进犯我军的胡琏打电话：“胡师长，你那里怎么样？我的三旅已经占领五华顶了！” 胡琏也得意地说：“戴师长，我师弟兄现正呈扇面形状，向共军出击，共军溃不成军，已被我各个击破。戴师长，你再不抓紧，这军功我可一人包了。” 戴之奇急忙答道：“胡兄，别呀，给兄弟留个机会，不然，让我如何向委座交待啊！” 戴之奇挂上电话后，立刻命令部队发起更凶猛的进攻。 张震仍没有让部队还击敌人，因为他认为敌人还未发现我军主力的行踪，而且敌人的这种冒进恰恰有利于我军割裂其战斗队形，各个予以歼灭。 戴之奇求功心切，想不到我军设好的陷饼正等着他往里面跳。 16日晨，冬雾弥漫大地。敌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再次向我军阵地发起进攻。 此时，陈毅果断地向我军指战员发出命令：“同志们！全歼敌军整编六十九师的时机到了！我命令：第八师围歼晓店子的守敌预备第三旅；第一纵全力反攻，割断敌六十九师和敌十一师的联系，第二纵向高圩、李圩出击！” 当晚，第一纵在叶飞、何克希带领下，果断勇猛地插入敌之纵深，占领了高家洼、傅家湖一线；一部插入晓店子以南，占领三台山，切断了敌整编六十九师的退路，并形成了与敌十一师正面交锋的态势。第七师在谭希林、曾希圣的带领下，与第九纵张震部密切配合，趁邵店之敌四十一旅西窜之机，切断了该旅与其师部的联系。 此刻，蒋介石的嫡系六十九师陷入我军重重包围之中。 此时的戴之奇已失去昨日的骄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连向吴奇伟和胡琏呼救。 戴之奇从16日晚一直呼救到次日晨，吴奇伟、胡琏也没有给他派来一兵一卒。他感到了生命的绝望。 经过激战，敌峰山阵地终于被我军攻克。 戴之奇不甘心要点的失守，很快命令部队约两团的兵力，由东北、东南两个方向，朝峰山发起箝攻，企图夺回失去的阵地。 我军守山部队打得勇猛顽强。敌人大炮轰，飞机炸，把山顶笼罩在一片烟火之中。敌人轮番向山上猛扑，都被我军击退。 我军奇取峰山之后，即使驻守在晓店子的敌预三旅阵地裸露在我军的前沿。我八师当即命二十二团向晓店子发起攻击。守敌挡不住我军的强大攻势，不足半天，该处守敌被全歼。 敌预三旅在晓店子被歼，使戴之奇的六十九师又失去一翼，只好死守待援。奉命援救的敌十一师，则被我阻于六塘河岸而寸步难行。最后，胡琏见增援无望，又担心被我军吃掉，只好缩回宿迁去。 18日晨，蒋介石又亲自给胡琏打电话，令其再次出兵救援。8时15分，敌整编十一师再次全力北援，又被我一纵和八师各一部击溃。此时，戴之奇见增援无望，命副师长饶少伟率六十旅突围，结果被全歼。 戴之奇在最后无望之际，给蒋介石写了一封“成仁书”，自毙其命。 19日上午，困守苗庄的敌第四十一旅分两股向南北突围，除300余人逃跑外，全被我军歼灭。至此，敌整编六十九师全军覆没。宿北一役共歼敌2.1万余人。 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密切注视着华东战局的发展。在宿北大捷的前一天，即1946年12月18日，毛泽东就致电陈毅、粟裕：“庆祝宿沭前线大胜利，望对一切有功将士传令嘉奖。”“第二步作战，似以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庄）峄（县）台（儿庄），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逐步收复苏北、苏中等一切失地。究应如何，望按实情处理。” 陈毅、粟裕从战场实际出发，对于第二步作战，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出击淮北，逼近徐州，以调动敌人并寻机歼灭之；二是继续留在苏北与敌周旋，求歼有可能孤军冒进的张灵甫之整编第七十四师；三是按军委意图回师鲁南，歼灭鲁南较弱的敌五十九师。 最后决定实行第三个方案，并上报中央军委。 24日，毛泽东接到陈粟的电报后，认为打五十九师不妥，回电要求：“似应集中25个团左右的兵力与鲁南地区歼灭二十六师。”25日，毛泽东再次来电，指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第一仗似应打二十六师3 个旅为宜，因该师系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若先打五十九师，恐一时不能解决鲁南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毅、粟裕决定集中27个主力团打敌整编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共6个团，兵力对比为4.5比1，战役发起时间定为1947年1月2日24时，要求各部于1月1日拂晓前进至指定地域。 作战方案制订以后，部队开始行动。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率司令部人员星夜北返临沂。粟裕与华野战将叶飞、陶勇、王建安、郭化若等人一起，组织部队夜行晓宿，秘密兼程北上。 12月底，气候已是非常寒冷。此时敌整编二十六师正一字长蛇阵配置在沿峰县到卞庄的公路两侧长达30公里的狭长地区内。峰县东南有个村庄，叫马家庄，二十六师师部就驻扎在这里。因为部署分散，用坦克巡逻来完善防御体系。 1947年元旦，陈毅对粟裕说，“蒋介石派军队侵占我解放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搞得人民流离夫所，苦不堪言。现在倒好，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回到峄县过快活年去了。老子偏不让你过。” 粟裕接着说：“各部队已按作战部署到达指定位置，可以准时向敌人发起攻击。” 1月2日22时，粟裕一声令下，左、右两路纵队向敌二十六师发起攻击（比原定发起进攻时间提前了两小时）。 由于过年，敌人疏于戒备，受到我军攻击，立刻陷入猝不及防的混战状态。敌师长在城里看戏未归，部队无人指挥，一经接战，便溃不成军。 激战到3日晨，右路纵队主力以勇猛动作攻占了平山、石城崮、北大窑、凤凰山、白岩、石龙山等要点，歼敌第四十四旅一部，并击退了由马家庄向尚岩增援的坦克；第十师一部攻占了四马寨，占领了付山口及其南北的高地，切断了敌人向峄县、枣庄的退路；第八师一部攻占了曹家庄，分割了敌第四十四旅和第一六九旅的联系。左路纵队之第一纵队肃清了卞庄外围之敌，攻占了塔山一九二高地，将敌五零五团压缩于卞庄地区；第一师进到鲁防、桥梁一线，歼灭敌人一部，割断了敌整编二十六师和第三十二军的联系。至此，我左、右纵队达到了对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的战役合围，并部分地实现了战术分割，为各个歼敌创造了条件。 3日下午3 时，华野司令部里的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朱参谋接罢电话向正在下围棋的陈毅司令员报告：“敌人有收缩的态势”还没有等朱参谋把话说完，陈毅就说道：“料定有这么一着。我们就利用它收缩的机会，下命令展开全面进攻。还有，叫通八师王吉文副师长的电话，要他动作快一点攻占马家庄，把敌人的师部打掉。” 下棋的对手在听陈司令员发话，手拿着棋子没有放下，陈毅瞅了对手一眼：“举棋不定，必失一着。”说着，将黑子“啪”一放，把对方的口给封住了。 3日夜，天空乌云密布，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敌人乘夜偷偷收缩部署。 我军不失时机地展开全面进攻：右路纵队第八师以闪击态势攻占了马家庄，歼灭敌二十六师师部大部，使敌人失去了指挥；第九师主力和第四师十团攻克太子堂，全歼敌第四十四旅；滨海警备旅攻占杨家桥，歼敌一部；同时，鲁南特务团也占领了寨山、鹅山，我左路纵队之第一纵队攻克卞庄，并继续向向城、张家桥、常家渔沟地区攻击前进；第一师一部两次攻击吴庄。至此，敌整编二十六师已被大部歼灭，第一快速纵队完全陷于孤立，被我紧紧包围于陈家桥、贾头、作字沟狭小地区之内。 蒋军第一快速纵队，是一支彻头彻尾的美式装备武装的摩托化部队，是蒋家公子蒋纬国经营多年的“国军精华”，也是蒋介石的两张王牌之一。他的全部武器装备，包括坦克车、装甲车、榴弹炮以及其它各种轻重武器和弹药，都是来自美国。部队是由美国教官训练的，编制也是美国式的。部队人员的服装，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统统是美国货。这支部队的核心——战车第一团，开始干脆由美国的一个上校担任团长，后来由蒋纬国继任。这样的王牌，一张放在东北，一张就放在这里。 起初，快速纵队也确实快速了一阵子。它随二十六师从峄县向东进攻后，一路上相当顺利。这鲁南平原正是坦克、装甲车等机械化部队的用武之地。 他们曾开足了马力，得意地在平原上驰骋着，一个个的村庄，一道道的河流，一簇簇的树林……迅速地被抛在后边。几天以后，就先后拿下了白城、卞庄等许多村镇，到年底，则开进到马家庄一线。 但好景不长，在敌第二十六师被我军歼灭大部以后，这支快速部队的末日也快来临了。 至4日上午，敌二十六师基本被歼，第一快速纵队企图逃回峄县，但天公有意作难，由阴转雨，雨雪交加，道路泥泞，飞机不能来支援，坦克深陷泥潭。我军激战至下午3时，除7辆坦克逃回峄县外，其余悉数被歼。 马励武把逃回峄县的残兵败将召集在一起，发疯般地喊道：“都和我一块守城，城在人在，城破人亡，看谁敢后退半步！”言毕，啪啪啪对空连发3枪，第一个冲上城楼，欲与我军决一死战。 1月11日，粟裕率3个师的兵力，向峄县发起攻击。敌第二十六师中将师长马励武被生擒。20日，我军又克枣庄，敌第五十一师中将师长周毓英也被活捉。 整个鲁南战役，我军歼敌整编二十六师、五十一师和第一快速纵队5.3万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对于鲁南惨败，马励武在日记中记述道：“此诚余带兵以来对外对内作战损失最惨最痛之一战也！不仅是个人之不幸，实国家之大不幸也！悔之莫及！”在成为俘虏后，马励武懊恼地说：“当本师配属快速纵队东进时，可谓声势浩大，未料四日一战，即四面楚歌。”一些被俘的坦克兵也说：“我们在印缅战场与日军作战3年，一直是向前冲，美国人对我们也很看得起，想不到今天败得这样惨。” 陈毅诗情满怀，每每大战胜利后，都要吟诗作赋，这次也不例外，他写道：“快速纵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都成废铁堆。快速部队今已矣，二十六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匪应垂泪。” 1947年1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整编全国军队决定的方针，撤销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由这些地区和部队组成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 华东军区以陈毅为司令员，饶漱石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司令员，黎玉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辖鲁南、鲁中、胶东、渤海、苏北、苏中等6个军区及滨海分区和东江纵队，共约36.6万余人。 华东野战军以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纵队（含第一、第二、第三师和独立师），叶飞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二纵队（含第四、第五、第六师），韦国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三纵队《含第七、第八、第九师），何以祥任司令员，丁秋生任政治委员；第四纵队（含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陶勇任司令员，王集成任政治委员；第六纵队（含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师），王必成任司令员，江渭清任政治委员；第七纵队（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师），成钧任司令员，赵启民任政治委员；第八纵队（含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师），王建安任司令员，向明任政治委员；第九纵队（含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师），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任政治委员；第十纵队（含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师），宋时轮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治委员；特种兵纵队，陈锐霆任司令员，张藩任政治委员。 另外，原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改为第十一纵队，兼苏北军区（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旅和3 个军分区），管文蔚任司令员，吉洛任政治委员；第十纵队与苏北军区一部合编为第十二纵队，兼苏中军区（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旅和3 个军分区），陈庆先任司令员，曹获秋任政治委员。 整编后，华东野战军约有27.5万余人（不包括第十一、第十二纵队）。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南战役后拟在临沂地区休整两周。但1月31日，国民党军队发动了新的进攻。 苏北、鲁南连遭惨败，蒋介石认为薛岳指挥不力，遂派参谋总长陈诚前往徐州指挥。陈诚煞费苦心地制定了一个“南北两大兵团对进夹击临沂，歼灭陈毅主力于沂蒙山区”的作战方案。 南线以8个整编师组成主力突击兵团，由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从徐州地区向北推进，直取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北线以7个师组成辅助突击兵团，由第二绥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从济南以东地区向南推进，直扑莱芜、新泰、蒙阴。 陈诚严令各部：“党国成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并要求各部严格遵守他亲自制定的16字方针：“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从而“使共军无隙可乘，将共军挤死在夹缝里”。 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华东野战军计划集中50个团的兵力，寻机歼灭南线之敌一部。但敌军齐头并进，步步紧逼，我难于分割敌人，创造战机。 粟裕十分焦急，整天待在地图前沉思。 2月4日，中央来电强调：敌愈深入愈好打，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我必能打胜。 中央关于心要时放弃临沂的指示，使陈毅深受启发。他对粟裕说：“我有一个设想，既然南线敌人密集，战机难寻，而北线敌人孤军深入，何不改变原定作战方针，置南线敌人重兵团于不顾，而以主力北上，以绝对优势兵力，歼灭北线之敌。你好好考虑一下是否可行。” 粟裕对陈毅的设想进行了认真的考虑，然后高兴地对陈毅说：“军长，我觉得你的设想十分高明。敌人认定我必固守临沂。我军突然北上，定可出敌不意。这样，我既可置南线之敌强大兵团于无用武之地，避免不利决战，又可歼灭北线之敌一部，粉碎敌军南北夹击的企图。” 陈毅满意地说：“完全对头。” 粟裕又接着说：“打北线之敌的最大顾虑，是恐敌发现我军主力北上，向回收缩，使我军扑空。因此，最重要的是准确掌握敌情和战机，隐蔽我军意图，制造敌人错觉，迅速抓住李仙洲集团。我计划将韦国清二纵与何以祥三纵留在临沂，伪装主力，迷惑敌人。” 陈毅又连连点头：“对头，对头，我完全同意。” 为迷惑敌人，粟裕在给韦国清、何以祥布置任务时说：“你们要协同地方，大量征集门板、木料，在临沂及其以南采取宽大正面防御，构筑三线阵地，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式，节节阻击，与敌纠缠，造成我主力就在临沂附近的假相。” 粟裕还令充州附近的地方武装，积极进逼兖州，并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在黄河边筹集船只，声言要与刘邓中原部队会合，造成我军主力西渡运河、黄河模样，使敌人难以判断我北上意图。 为了造成我军向南突击的假相，2月6日，韦国请率领二纵发起讨伐郝鹏举的战斗，全歼郝鹏举总部及其2个师，郝鹏举被活捉。 郝鹏举原是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郝本人是一个国民党反动军官，反复无常，看风使舵，善搞政治投机。 1946年1月9日，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他率部在台儿庄起义，表示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受到我山东军民的宽待。时隔一年，1947年1月27日，当蒋介石南北夹击我山东解放区时，他又投靠蒋介石，得了个第四十二集团军的番号，配置在南线敌军左路，担任侧翼掩护。 郝鹏举为了表忠于蒋家王朝，竟枪杀了我军派到郝部的联络员朱克清。 陈毅闻讯，十分愤恨，严令韦国清，坚决拔掉这颗钉子。 经过一昼夜战斗，2月7日黄昏，郝鹏举全军覆没。 郝鹏举被俘后，于2月13日被押到临沂附近的某村。郝提出要面见陈毅将军，陈毅表示可以接谈。 垂头丧气的郝鹏举被押了上来，他脸上曾有的凶顽之气已荡然无存。 郝鹏举一见陈毅，便说：“万分对不起人民，对不起陈军长，今天能见军长一面，虽死无憾，不知军长能原谅我吗？” 陈毅说：“请坐下慢慢谈。” 郝此时手足无措，竟流出了眼泪。 陈毅问：“你到过徐州，见着陈诚吗？” 郝：“到过徐州，见过陈诚，只谈了两小时。” 陈：“你见着蒋介石吗？” 郝：“没有。” 陈：“你与陈诚谈什么？” 郝：“谈战局，薛岳也在座。” 陈：“陈、薛（指陈诚、薛岳）对战局的意见怎样？” 郝：“陈诚说山东会战是国军成败关键，要我率部参加。” 陈：“你们有信心吗？” 郝：“我看他们信心是不够的，因为他们采取稳打稳进的办法，各路部队均怕侧翼暴露和后路被切断，且半年来失败太多，故均无信心，而且都知道即使进了临沂，仍不能解决问题。” 陈：“难道要你出任鲁南绥靖司令，你反有信心？” 郝叹气，说：“唉！陈诚对我说，四十二集团军番号仅系一个号召，因为国军战区及集团军番号已取消，要我以后只用鲁南绥靖区分区司令的名义指挥，我便知道上当了，不过是要我这个部队死在鲁南。我要求后调整训，他们不答应，我不便多提。” 陈：“陈、薛对你们部队的补充如何？” 郝又长声叹气，回答：“我29日当天（按：系1月29日，郝鹏举叛变后的第3天），由徐州经海州返部后，一、部队不准进驻海州城；二、立即奉命接防日塔埠，并担任‘进剿’任务；三、部队未领到经费，仅由段霖茂（按：系蒋军第五十七师师长，时率四旅驻海州地区）暂借一部分，不够用，且取款手续太繁，领不到款改领军米，又论包不论斤，实际每包130—140斤，但仍按200斤算，所以部队吃不饱，抽烟、穿鞋更谈不到。想到一年来在解放区衣食毫无顾虑，样样满足，领款手续简便，且待遇较新四军、八路军部队为更好，比之国民党待我真有天壤之别。所以部队将士均不满意我投蒋行为。到2月6日晚发生情况时（按：即人民解放军讨伐郝逆时），部队便迅速放下武器，诸葛亮所说‘攻心为上’的战略，我这一回算是亲身领受。” 陈：“那你为什么要投蒋呢？” 郝：“由于我立场不稳，上了蒋介石政治诱惑的当。” 陈：“你说是被骗投蒋，为何又枪杀我派去的几名联络人员，为什么不完全送回？” 郝：“这完全是我受部下坏分子劫持，企图以此向陈诚报功，这是我的罪过，我不能约束部下。当投蒋前后数日内，我受良心责备，十分痛苦，真如古人所说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总之，一切由我负责，政治上已到了无法拯救的地步，军长给我任何处分，我都接受。” 陈毅不紧不慢地说：“你讲完了你的意见，我在这里可又告诉你事实：第一、去年6月以前，我们是想以民主自愿的原则说服你们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建军经验，把你们这一支旧式部队改造成为一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武装，无奈百般说服劝导，你们都不能接受。到了去年6月以后，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阴谋已露，自卫战争不可避免，我知道你们部队改造无望。中共中央来电要我们对你们的部队采取一贯的宽大政策，即不用武力强迫改造。我为了忠实执行中共中央对起义部队‘来则欢迎，去则欢送’的民主自愿原则，故把你们部队由解放区中心调到东海边境，这你很明白是让你们自己选择自己的前途，假如要用武力解决你们或者要留你们，是毫不困难的，让你们开到边境，且开到边境之后待遇不变，无非希望你们觉悟，向服务人民方面转变。这个意思很清楚、很明白，而且非常大度、宽容、公正无私。到今天我看你们部队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 郝频频点头说：“无论是解放区党政军民，无论是中共中央和军长个人，一贯对我们是爱护的，这是事实。” 陈：“那么为什么你投蒋后却说中共监视你们很严格？又说我方无控制能力，故你们完全投蒋，这是什么意思？” 郝：“那是中央社广播的造谣。” 陈：“到了去年9月两淮撤退前后，蒋、薛与你们勾结，我屡有所闻，且知道得很清楚。我又派人，又写信，又发电报，屡次劝告你们不要丧失人格、背叛人民，我对于你们更是万分宽容，不咎既往。到了今年1月中，你们擅自将部队南调，开至海州城下，我知道你们与蒋薛的密谋又起，立即劝告你们应站在人民方面才有出路，投蒋不过替蒋介石增加一个独裁的殉葬品，你们仍毫无觉悟。我知道己无希望，但仍然中言只要你们不公开投蒋，我们绝不以一兵一卒相加，不意你们最后竟自寻死路，公开背叛人民，公开投降人民公敌蒋介石，这于解放区无甚损失，故我们并不重视你投蒋的事。但是即使到这个时候，我仍在最后一分钟下了一道警告给你，要你们部队迅速远离内战战场，不要向解放区进攻，但你们硬不听话，敢于在2月初即参加前线进攻，我这时才派部队进行迎击，一昼夜即捉你过来。我在这里明白告诉你，对于你们拖走部队是料定了的；我可又告诉你，你们拖走部队时，竟捕杀我派去的联络人员，则出乎我之意料，因为我不料人之无良知竟到了这种地步！” 郝狡赖：“对于临走枪杀军长派来之联络员一事，完全是禽兽行为，本人不知道，是部下干的，我不能控制部下，罪该万死。” 陈：“从你叛变到被俘，前后仅一个月，这证明了干民主事业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精神，凡投机取巧必致身败名裂，最后难逃人民的惩罚，你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示范，这是第一；又证明了一支旧式军阀部队不经过彻底改造，绝不能担负伟大的民主斗争任务，这是第二；又从事实上证明从美帝国主义到蒋介石到陈诚、薛岳等人惨败之余，转而求之于你郝鹏举去参加，你们之间的关系太丑恶了，因而力量是更朽败了，故不堪一击，又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基于正义和自卫，故名正言顺，力量伟大，一出手你们就纷纷落马，这是第三。以上这些教训，对于任何人都有用处，恐怕对美蒋更有用处。” “目前你既然到了此地，一切应由人民处理。你做的事太坏，太对不起人民，太违反人情。再次背叛国家民族，罪恶实在太大，要看人民是否能宽恕你。我立刻送你到后方去，听候发落好了。” 后来，郝鹏举被押到解放区，经人民公审予以处决。 郝鹏举被判处死刑，成为解放战争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被俘后被枪毙的国民党将领。 郝鹏举伏法，陈毅提笔写下了《示郝鹏举》一诗： 教尔作人不作人，教尔不苟竟狗苟。 而今俯首尔就擒，仍自教尔分人狗。 2月10日，粟裕与陈毅、谭震林一起，率叶飞、陶勇、王必成、成钧4个纵队隐蔽北上。北线王建安、许世友、宋时轮3个纵队也按照粟裕的计划，秘密向指定地域集结。 留在临沂的韦国清、何以祥两个纵队，打着全军各纵队的番号，在临沂外围节节阻击敌人，颇有一番“决战”的精彩表演。与敌人在临沂整整相持了5昼夜后，主动撤离临沂。 敌人占领临沂后，大肆鼓吹“胜利”，宣称：“在临沂外围歼灭共军16个旅”，“共军伤亡惨重，不堪再战”，“陈毅开始总退却，企图西渡黄河，与中原刘邓会合”。 蒋介石更是得意洋洋，说：“在关内的5部共军中，以陈毅一部最为顽强，训练最精，诡计最多，肃清最为困难。现在陈毅已失其老巢，难以发挥作用了。” 但蒋介石高兴得太不实际了，岂不知又有一场灾难快要降临到蒋军的头上。 敌人认为陈毅部已走投无路，陈诚立即电斥王耀武：“由于李仙洲迟疑不前，未能先期占领新泰、蒙阴孔道，致使陈毅西逃。目前当务之急是加速南进，截住陈毅，不让他走出沂蒙山区，更不能让他越过津浦路。” 就在这天晚上，王耀武看出欧震轻取临沂，必是陈毅主动放弃之故，而北线的李仙洲，兵力较弱，很可能是陈毅将要打击的目标。于是，王耀武电令李仙洲全线后缩。 敌情发生变化，陈毅、粟裕马上召集纵队司令员研究对策。有的纵队司令员建议，在李仙洲部没有后退很远之时，我军立即将其咬住，即使打不掉他的全部，也可以把他的尾巴吃掉。 但粟裕认为：我军主力尚未全部到达指定位置，仓促发起战役，无取胜把握。原决心应坚持不变，督促各部队加速隐蔽前进，尽快完成对敌人的合围。 王耀武让李仙洲部后缩，引起陈诚的极大不满，就在蒋介石面前告了王耀武一状。蒋介石给王耀武写了一封亲笔信，说：“务希遵照指示派部队进驻新泰，莱芜、新莱两城各有1军之兵力，敌人无力攻下，敌如来攻，正适合我们的希望。”蒋在信中还责令王耀武“勿失良机”！ 接到蒋介石的信，王耀武十分懊恼。他不赞成陈诚的判断，但又不能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于是，17日，他转令李仙洲重新南进。 敌情又发生变化，这说明敌人并未发现我军之真正意图，我们坚持原决心的意见是正确的。 19日，王耀武确信我军主力要围歼李仙洲集团，乃要求薛岳令南线主力加速北上莱芜，以解李仙洲之围。薛岳认为说陈毅围歼李仙洲根据不足；李仙洲发誓说：“要不是如此，你把我的脑袋割了去。” 王耀武顾不得有违蒋介石和陈诚的命令，急令四十六军从新泰撤回颜庄，一九三师撤回莱芜，并令七十三军之七十七师迅速从张店南下莱芜。 当日，王建安和许世友见敌军七十七师即将撤出我设伏地域，不得不于下午13时提前两小时向敌人发起攻击。 21日晨，七十七师被我军全歼。我一、六、八、九、十各纵队已全部展开，基本形成了对莱芜之敌两个军的合围和兵力上的绝对优势。 王耀武部后撤不及，有两个军被我团团围住。王耀武焦急不堪，进退两难。固守待援还是冒险突围？他举棋不定。他越想越觉得固守莱芜城极为不利。据过去的经验，增援部队总是被共军阻击，无法解围。固守是难以死守的、被共军包围、到时部队弹尽粮绝，也只有死路一条。 王耀武思前想后，只有突围才有一线生的希望。莱芜城离口镇相距只有13公里，以现有城中两个军的强大兵力，又有空军掩护，突围出去是有可能的。于是，他一边命令李仙洲“全军经吐丝口向明水突围”，一边派人乘专机到南京向蒋介石告急。 接到王耀武的亲笔信，蒋介石阅后叹息道：“敌前撤退不利，既已下令北撤，应特别注意后尾及两翼的安全。”蒋介石也给王耀武回了一封亲笔信，信上写着：“祈求上帝保佑我北撤部队的安全和胜利。” 然而，上帝谁也保佑不了，更保佑不了李仙洲的噩运不到来。当李仙洲派出的突围先头部队刚走出莱芜城门时，就遭到我军迎头堵击，一场突围与反突围的血战在小清村展开。 2月21日晚，李仙洲在莱芜城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军队如何突出共军包围的问题。在城里的高级将领都在此。有七十三军军长韩浚、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前方指挥所少将高级参谋王为霖，第二绥区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陶富业等。 会上发生激烈争执，李仙洲虽然突围的命令已发，但仍然认为突围怕是凶多吉少。他主张一边突围，一边等待临沂方面前来增援。而其余的人都主张撤退，特别是那个高参王为霖，竭力主张立刻撤退，他说这是执行命令的问题，如果不撤，胜利了没有功，失败了责任担不起，而且粮弹补充根本无法解决。韩浚提出在22日大部队开始撤退，韩练成则主张23日大部队开始撤退，他说必须有一天的准备时间。大家同意了韩练成的意见。最后研究确定了撤退的部署。 23日清晨6点，天还不亮，李仙洲正要下令开始行动，但发现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没在。刚才他和韩练成一块走到东门外，韩练成说要到城东找一个团长。李仙洲说各团都已集合，不必去找了。韩说他已令那个团长在那里等他。李说叫传令兵去就行了。韩说传令兵找不到，必须亲自去一趟，他随即转身进城。李仙洲纳闷，不是说到城东高地去吗？怎么又进了城？这是怎么回事？李仙洲到了集合场，见到四十六军参谋长杨赞谟，李仙洲问部队到齐了没有？杨说都到齐了。李又问韩练成要我的那个团长到了没有？杨说已到了。李仙洲更加疑虑，他想不等了，赶紧行动，但又想总不能丢下一个军长就走。他问各师师长，都说不知道，又派人四处寻找，始终不见韩练成的影子。 七十三军军长韩浚急了，跑来询问怎么还不行动？李仙洲才发出全体突围的信号。这时己是8点钟了，耽误了整整两小时。原来，此时，韩练成已在我工作人员李一明、刘质彬引导下，到达安全场所。按照陈毅的指示精神，让李一明、刘质彬做韩练成的工作，最后韩练成接受了党的意见。他的这一行动，迟滞了敌人突围的时间，增加了敌人内部的混乱。战后，陈毅、粟裕等首长接见了他，给予了嘉勉。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参谋长、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等职。195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还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4年2月27日因病逝世。在他的逝世讣告中写着：“他积极配合解放战争，特别是在莱芜战役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回过头来说李仙洲率部突围的情况。莱芜城的敌军开始突围后，其队形混乱，争前恐后逃命。我军边打边“放”，敌人且战且走。至中午12时，敌人已全部进入东西只有六七里，南北不过10来里的狭长地区内，完全钻进粟裕预先设置好的大口袋里。此时，在南京的蒋介石，坐卧不宁。他不断向王耀武询问莱芜战况，命令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尽全力掩护李仙洲部北撤。”王极铭立即派出几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到莱芜城上空助战，他亲自驾驶飞机到战区空域直接指挥。 下午1时，我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 包围圈越来越小，五六万敌军拥挤在一起，指挥失灵，建制混乱，溃不成军。 李仙洲一面强令部属拼死抵抗，一面向空中盘旋的王叔铭求救。王叔铭是李仙洲黄埔一期的同学，又是山东同乡，平时交往甚密，无话不谈，他要求王叔铭为自己打开一条血路，扼制两侧高地上共军的强大攻势。 王叔铭说：“共军甚多，突围难以成功，不如退回莱芜城，固守待援，我保证粮弹补给。” “叔铭兄，是出莱芜我有数计，事到如今我一筹莫展。想回莱芜城是比登天还难，务请……”一言未尽，突然中弹倒地，醛来已成俘虏。 战役结束当天，蒋介石飞到济南，怒气冲冲地大骂王耀武失职，李仙洲无能。 王耀武“有理”也不知向谁说，只好悲叹：“莱芜战役，损失惨重，百年教训，刻骨铭心。” 战后，陈毅对前线记者畅谈莱芜大捷：“这说明了我军副司令员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而对自己“舍南取北”的关键性建议和在组织协同方面的重大贡献，却只字未提。 1947年3月8日，粟裕副司令员在华东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就莱芜战役作了总结报告，他说：“在一次战役中，仅以63个小时就俘虏了4万多敌人，加上被我毙伤的共歼敌6万人左右，我军仅伤亡6000多人，这在中国战史上是空前的。” 第三章 鏖战孟良崮 蒋军发动重点进攻，毛泽东电令粟裕：慎重侍机，绝不急躁！汤恩伯口吐狂言：本人专制共军山大王战术。“党国”悍将张灵甫，骄横狂妄，不可一世！粟裕向陈毅汇报，歼灭七十四师的时机已到！七十四师被围，张灵甫不忧反喜：我就是活捉陈毅的诱饵。王必成发誓要报一箭之仇。在战役的最后关头，六纵使出“杀手锏”。皮定均指示部下，战死疆场的军人，理应有这份殊荣。 在粟裕的军事生涯中，历经了大小战斗成百上千，但哪一次也没有像孟良崮战役那样牵动他的感情。直到垂暮之年，他仍萦怀着那里的一切，时常想再去看看那高高的山岗上的险峰和青松，看看当年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 孟良崮战役，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之精锐、王牌之王牌——整编七十四师，击毙敌中将师长张灵甫，令蒋介石潸然泪下，国民党军队闻之胆寒，而当时的粟裕年刚40岁。 解放之后，以孟良崮战役为原本，写成了小说《红日》，又被拍成电影，曾一时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1947年春，国民党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惨遭失败后，复又调集13个整编师，计有25.5万余人，分5路并进北犯，对我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 在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中遭到惨败的蒋军，这次采取密集靠拢，稳扎稳打的所谓“集团滚进”战术，从临沂、泗水、大汶口一线，向我鲁中山区发动进攻。根据敌人的军事战略方针，我华东野战军则采取后退一步，诱敌深入的战略，寻机破敌。 在这一段时间内，我本着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暂时放弃一些解放区，凭着一双铁脚板与敌4个轮子周旋，寻找和制造歼敌的机会，部队一直在艰苦的行军中前进，在离开鲁南老根据地后，我军又由沂蒙山区中心地带转到了徂徕山一线，准备伺机歼敌。 3月初，毛泽东指示华野：“我军作战应依旧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歼，并选择适当机会再与敌决战几次，消灭敌有生力量。但鉴于敌军兵力过分密集，准备充分，行动谨慎，估计有利战机比过去少得多。我们决定在敌军重点进攻之始，采取慎重待机的方针，即以积极主动的作战行动吸引、调动、疲惫、迷惑敌人，审慎地观察战场形势细微的变化，分析掌握敌人的行动规律，能动地创造和捕捉有利的战机，条件具备了就坚决歼灭之，条件不具备，就改变和放弃原计划，绝不能急躁作战。” 3月底，蒋介石命东线国民党军队第一集团汤恩伯部、第二集团王敬久部，第三集团欧震部，势成三路，向华野进攻。到4月中旬，敌军打通了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和兖州至临沂的公路，占领了鲁西南大部地区。 粟裕多次设计调动敌人，未成。 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之三大主力，即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和第五军，均在山东战场。其三路集团就是分别以三大主力为骨干组成的。 4月28日，顾祝同命汤恩伯进占河阳、青驼寺、蒙阴等地。29日，粟裕又以4个纵队向桃墟、青驼寺地段之敌出击，拟分割汤恩伯兵团。但一经接触，汤恩伯便命兵团主力后缩，退据蒙阴至临沂公路的山区。 5月3日，进占新泰的整编十一师给粟裕提供了一次战机，粟裕速令4个纵队包围新泰，包围之势还未定型，王敬久兵团主力又增援赶到，并对我进行反包围。 粟裕对陈毅道：“这样的情况，对我们是极为不利的，不能速战而胜，反而有被王敬久包围的危险。我看还是主动撤吧。” 陈毅点点头：“只好如此了。不过，还是要和他们捉捉迷藏。” 毛泽东在此时也来电告诫：“不要轻敌，不要分散兵力，对于密集之敌，要有极大的耐心，要掌握最大兵力，不过早惊动敌人后方，让敌人大胆前进，总有歼敌机会。当然，希望华野能再打两三个战役后转入外线。” 陈毅、粟裕等进一步研究后，立即发布命令：主力再后退一步，各纵集结于莱芜、新泰以东待机，一纵和七纵停止南下。 粟裕说：“我军的这一行动，能给敌人一个错觉，顾祝同会以为沂蒙公路一带我主力已转移至泰安地区或淄川、博山地区。” 陈毅道：“这样汤恩泊会狂起来，抢头功。” 谭震林说：“因为他进攻山东以来还未败过，该败了。” 汤恩伯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与蒋介石攀了同窗和同乡，当过黄埔军校的教官，又受到其“义父”浙江省主席陈仪的提携，官运亨通，平步青云。这次蒋介石让他担任主攻，他更觉得春风得意，跃跃欲试。 3月底，他在临沂誓师，口吐狂言：“本人同共产党打了20多年的交道了，专制其山大王战术。何谓山大王战术？你不打，他就跑出捣乱觅食，一打就钻山沟。不久前他们在莱芜拣了便宜，并不说明他们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队伍是不会躲到山沟里去的。本人没有李仙洲的雅量，既不会手软，更没有便宜好送，要奉送的是一记铁拳。从而打掉陈毅的主力，把陈毅这个山大王捉拿归案。” 在“送”便宜方面，后来事实证明，汤恩伯比李仙洲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拱手将国民党军中王牌之王牌七十四师“送”给了我军。 七十四师为“五大主力”之首，是蒋介石苦心经营多年的“精锐”之师。 七十四师原由七十四军整编而来。 七十四军本是打日本的产物。“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为对付日寇的肆虐，在汉口组建了一支新军——七十四军。蒋介石派他的贴身侍卫出身的俞济时任第一任军长。 七十四军刚刚组建，战阵未历，就遇到一场恶战——“八一三”淞沪抗战。在战斗中，该军官兵表现英勇，作战顽强，立了战功，不仅受到蒋介石嘉许，亦为舆论所赞扬。 1939年7月，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另有重用，被任命为国民党独一无二的机械化军——新五军军长，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成为该军第二任军长。 也许是俞济时、王耀武深得蒋介石器重的缘故，反正蒋对七十四军恩宠有加，另眼相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把七十四军调往南京，驻扎孝陵卫，卫戍首都，“御林军”名声鹊起。 国民党整军会议后，第七十四军改编为七十四师，辖五十一旅、五十七旅、五十八旅共3万多人。当时，蒋介石遂选这个王牌师的师长时，有好几个人艳羡不己。其中李天霞依仗钱大钩作后台，争夺这个位置。在老长官俞济时、王耀武的力保下，悍将张灵甫才得以出任师长。 此时的七十四师，已是清一色的美械装备，长期受美国顾问训练，时称国民党部队五大主力中之主力。在蒋介石眼里份量尤重，宋美龄经常代表蒋介石到该部视察，抚慰官兵，俨如蒋家卫队。 国民党编纂的人物传记，是这样评价少年张灵甫的：灵甫幼时嬉游，多习战阵，自任指挥，援以坐卧进退之方，辄能中矩，入学就读，成绩冠同曹。 民国初年，肄业长安中学，感于军阀割据列强环伺，每值校中集会，辄慷慨陈词，忧时奋之心，溢于言表，闻者动容，为长安学生爱国运动之中坚。 1934年，胡宗南任国民党军队陆军第一师师长，奉蒋介石之命令，率部从湖北黄陂追击红四方面军。张灵甫时任该师五团三营营长，后被提升为独立旅一团中校团长。 红军到达陕北后，胡宗南奉命“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这时，张灵甫率部追击红一方面军至甘肃岷县，从马上摔下，跌伤了腿，将部队交给副团长指挥，自己到西安养伤。 张灵甫怀疑他的妻子有外遇，枪杀妻子。女方娘家愤而向法院上告，但被官官相护的法院压着状子不办。后来，在各界群众的强烈呼吁下，由西安妇女协会出面，女方娘家再次写出状子，经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转给南京的宋美龄，强烈要求严惩杀人凶手，为妇女伸张正义，维护女权。这一事件惊动了蒋介石，蒋看信后很生气，骂道：“娘希匹，不争气！”立即电令胡宗南，将张灵甫解往南京监禁法办。 胡宗南视张灵甫为心腹爱将。现在，既然老蒋发话，他也只好抓人。但他既没绑，也没派人送，而是由张灵甫独自到南京去。张一路经过洛阳、郑州等地，因带的路费少，走了不到一半路程就囊空如洗。这时，张灵甫不甘为乞，想起来还有一个特长可以谋生，便以卖字来摆脱困境。他自幼就模仿于右任的字体练习写字，从军以后也一直没有歇笔，因而写得一手好字。当时，南京有好多商号的招牌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这次，他每走一段路程就从集镇上找来宣纸写几幅，走一路，卖一路字。到南京后，他请求见蒋介石，但蒋拒绝接见，将他关进了“模范监狱”。当然这个为蒋立过功的团长并没有被当作牢犯看待，他还享有一定待遇。实际上关他入狱，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他在狱中仍可自由地活动，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练习写字，倒也轻松，甚至还将所写的字送给监管人员作纪念。这样关了一年多，蒋介石一直没有让有关部门审理。 “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服军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来军衔。王耀武写信向蒋介石求情：“现在抗战需要干部，莫不如让他出来戴罪立功。”此信正中老蒋下怀。随即，张灵甫被秘密释放了，返回七十四军五十一师的王耀武手下任上校候差员，并将原名“张钟灵”改为“张灵甫”。 “八一三”淞沪会战伊始，张灵甫就被委任为七十四军五十一师一五三旅三零五团团长，随王耀武开赴前线。在战斗中，虽左臂负重伤，仍裹伤指挥，左右劝其渡江就医，犹言：“昔项王兵败势蹙，犹不愿渡乌江，余宁忍辱遽渡长江乎？当与敌决生死以践誓言。”后经长官部再三劝谕，始怏怏离队就医。 张灵甫后来又多次参加会战，斩获甚多，职务升到七十四军少将副军长。 1944年下半年，张被选送到陆大将官班受训。毕业后不久，即被升任七十四军军长。1946年4月，张灵甫以七十四军军长之身兼首都警备司令之职，成为戍守京都之重将，“深得中枢倚重”，一时炙手可热，权倾一时。 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后，张灵甫由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挥，率整编七十四师向苏北新四军进攻，连克宿迁、泗阳、淮阴、淮安等城。李延年曾吹嘘说：“有10个七十四师，就可以统一中国。”王耀武也得意忘形：“中国军队只有七十四师能战，是我亲手培养起来的。”10月19日，张灵甫又率部进犯涟水，受到华东新四军迎头痛击。但他很不甘心，于12月16日再犯涟水城。由于新四军兵力太少，死战后终于放弃了涟水。这时，张灵甫更加不可一世，以为新四军不堪一击。他向蒋介石夸下海口：“委座，把新四军交给我张灵甫吧，有我七十四师，就无新四军的葬身之地。” 汤恩伯在临沂誓师之后，便指挥一兵团小心翼翼地进入沂蒙山区，这里山势险峻，怪石嶙峋。特别是那种叫做“崮”的石头山，峥嵘突兀，山顶上寸草不生。这种“崮”较著名的就有72个之多，其路之险，有如蜀道，机械化部队行动极为困难。汤恩伯辗转有日，别说“打掉陈毅主力”了，就连解放军的一个连队都没有碰上。 汤恩伯无计可施，心烦意乱。 但此时陈毅的心情却比汤恩伯要好得多，有词为证：“临沂蒙阴新泰，路转峰回石怪。一片好风景，七十二崮堪爱。堪爱，堪爱，蒋军进攻必败。” 不知汤恩伯的部下从何处得到了陈毅的这首词。汤恩伯读后，暴跳如雷，大叫：“我不消灭你陈毅，我就不是汤恩伯。” 正在此时，邀功心切的张灵甫，前来给汤伯恩献上一计。 张灵甫说：“陈毅把9个纵队分成两个集团，5个纵队在沂水以西，4个纵队在沂水以东。我们应沿临沂蒙阴公路向南向北推进，将敌5个纵队封堵于临蒙公路和沂水之间，各军师占据临蒙公路要点，我七十四师从中段出击，直指坦埠之陈毅指挥部，并将敌5个纵队分成两块或压向一隅，然后再会师聚歼。” 汤恩伯同意了张灵甫的建议。令各部队加速向北推进，力歼陈毅主力于沂水以西。 5月11日晚，粟裕得到情报：汤恩伯以张灵甫之七十四师为骨干，即将发动一场新的进攻，矛头直指华野指挥部所在地坦埠。粟裕以敏锐的眼光发现，歼灭敌人一部的战机即将来临。 司令部的其他同志都吃过晚饭了，但谁也不敢来劝粟裕副司令去吃。因陈老总有一个明确规定：“粟总在地图前构思歼敌方案时，任何人不准打扰！” 粟裕深思熟虑后，顾不上吃饭，马上向陈毅汇报。他胸有成竹他说：“军长，敌整编七十四帅已经形成孤军深入之势，我想以猛虎掏心的办法，从敌战斗队形中央楔入，切断七十四师与其友邻的联系，并将其干净、全部消灭掉！” “要得，说说看。”陈毅显得很兴奋。 粟裕接着说：“对于这个设想，我主要有以下考虑：第一，七十四师是蒋介石的王牌，也是我军的死敌，打掉它，既给敌当头一棒，又使我军受到极大鼓舞；第二，我军现在态势极为有利，局部兵力可形成我敌五比一的绝对优势，只要缜密部署，完全能够歼灭该敌；第三，七十四师狂妄骄横，傲视一切，与其他蒋军矛盾甚多，其他敌军不会奋力援救；第四，孟良崮山区交通和地形不利于重装备行动，敌人由强变弱；第五，我军历来先打弱敌，这次先打位于中间的王牌，必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奏奇效。” 陈毅听后十分高兴，大声说：“好！我们就是要有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 又经过进一步研究，就把这个作战方案决定下来：以5个纵队围歼敌整编七十四师，以4个纵队阻击援敌。具体布置是：陶勇四纵和许世友九纵正面出击；叶飞一纵和王建安八纵分别从整编七十四师左右两翼迂回穿插；王必成六纵从鲁南飞兵北上，断敌退路。 宋时轮十纵阻击莱芜南援之敌；何以祥三纵阻击新泰南援之敌；成钧七纵阻击河阳北援之敌；韦国清二纵配合七纵和八纵作战。 当作战方案已经定下，还未及向中央军委报告之时，华野收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联名电报：敌人已进犯，可选择好打的，歼灭其一两个军。究竟打何路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实施，我们不遥控。 5月12日上午，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复电毛泽东许中央军委，报告了华野围歼七十四师的决心和计划。“（一）七十四师11月开始向坦埠进攻……（二）我们今晚集结一、四和八、九纵向七十四师出击，于明晨完成包围。战斗约需两三天，待歼灭七十四师后再视机扩张战果。” 骄兵必败，这是张灵甫自取灭亡的原因。 本来，5月11日，汤恩伯对张灵甫曾有过劝阻，但张灵甫狂妄自大，求功心切，结果被解放军团团围住。 5月11日那天，汤恩伯随第一兵团北进，见七十四师突出大部队较远，有20里左右，赶忙驱车追上七十四师尾部，问跑在后面的士兵：“谁让你们跑这么快的？” 士兵邱万才说：“我们师长张灵甫说了，谁跑在最前面，谁活捉了陈毅、粟裕，第一个把我们的军旗插上孟良崮的，士兵升排长，排长升营长，连长升团长。” 汤恩伯大声训斥：“胡来，当心你们的命丢了。传我的命令，部队立即减速前进。” 邱万才睁着很看不起人的眼睛，说：“你是谁？你是我们师长的副官吗？” 汤恩伯气得直发抖：“我，我是你们的司令。” 邱万才也回敬道：“好大的官呢！是我们的司令，你怎么不说我们是你的祖宗呢？没有师长的命令，你说的等于零。” 汤恩伯气得简直要晕了过去。他跳上车，对司机说：“好的，回去，让张灵甫给共产党当炮灰吧！” 5月12日晨，白色的雾像一缕缕飘带，笼罩着鲁中大地，给战前的阵地蒙上一层厚重的神秘面纱。 早晨5点，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率部由重山、艾山间渡过汶河，占领了黄鹿寨、佛山、三角山、马牧池等地。 13日晚，我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向七十四师发起攻击。 七十四师遭到攻击，部队发生动荡。张灵甫训斥部下：“不要大惊小怪，共军想一口吃掉我七十四师，他们不但不敢作，恐怕连想也未必敢想！” 我军战至14日晚，按预定计划，大体形成了对七十四师的包围态势。 当得知七十四师被重重围住之后，张灵甫不但不惊慌，反而有几分得意：“以我张灵甫为诱饵，把共军吸引在我周围，有利于四面夹击。” 大战一开，有一个小村庄吸引了敌我双方将领的注意，这就是垛庄，这是沂蒙公路上敌人赖以进退的唯一通路，也是影响到全局的关节点。 粟裕令王必成率六纵从鲁南飞兵北上，直捣垛庄。 汤恩伯也令张灵甫派运输团火速增援垛庄，以防不测。 王必成是华野有名的虎将，以敢打硬仗著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王必成就在长江两岸打出了“老虎团”的英名，曾受到刘少奇的高度赞誉。这次接到陈毅、粟裕、谭震林签发的“星夜飞兵，兼程北上”的十万火急电报之后，率部在崎岖的山路上急行军两昼夜，在敌占区隐蔽行动，长途奔袭240公里，提前拿下了垛庄。 七十四师是王必成的死对头。宿北战役中，王必成率部在涟水阻击七十四师。由于敌众我寡，加之我方指挥上的失误，被迫撤出涟水城。当时王必成就发誓：一定要消灭敌人这个“王牌”，为死难的战友报仇。 当粟裕令王必成率六纵到敌人后方隐蔽待机时，他二话没讲，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歼敌七十四师，绝不要忘了我们六纵队！” 粟裕非常熟悉他手下这员虎将的脾气，当即答复：“你放心，打七十四师，一定少不了你们！” 王必成果然不负众望，敌后出奇兵，截断了张灵甫的后路。 “五大主力”之首被围，立刻惊动了蒋介石。他急忙飞抵徐州，令顾祝同急调重兵，要求不仅要解七十四师之围，而且要趁机吃掉华野的主力。 七十四师之外是我军华野的5个纵队，而蒋介石又以10个整编帅把我5个纵队反包围起来。一场恶战在华中战场已经展开。 我军被围后，陈毅立即打电话给负责指挥一、四、六纵队的叶飞司令员：“蒋介石要和我们决一死战，敌人已经派重兵把我们反包围了，情况十分严重。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孟良崮。哪怕一、四、六纵打光了，只要把敌人消灭，也在所不惜。我给你们补充，恢复你们的番号！” 陈毅又要通了从东北方向主攻孟良崮的九纵司令员许世友的电话：“聚歼七十四师，成败在此一举！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孟良崮拿下来！你们打掉1000，我给你们补充1000；打掉2000，补充2000！谁攻上孟良崮谁就是英雄！” 14日上午，我一纵独立师、第二师不顾牺牲，猛攻孟良崮。 叶飞命方升普、刘飞两个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在山下阻击敌整编二十五师，其它5个团的兵力全力攻击。 在强大攻势下，张灵甫带着部队向后撤退。 见敌人后撤，粟裕立即给叶飞打电话：“敌七十四师开始后撤，第八、九两纵不可能到达，六纵也不可能，你们一定要攻占孟良崮才能阻击敌人。” 叶飞随即令一师三团留守黄斗顶山一线阵地，其余两个团和三师攻击前进。 孟良崮阵地上尸陈遍地，纵横交错。 此时，敌七十四师副师长蔡仁杰站在堑壕内，望望天上的烈日，又望望山峰陡峭、怪石耸立、草木稀疏、方圆不过5里的孟良崮，脸上布满愁云。 七十四师数万入马云集在山上，饥无食，渴无水，工事也无法构筑，人马无处隐蔽。所有的汽车、大炮、坦克在上山时丢给了共军，让共军不花一文钱，捡了个大便宜。更让蔡仁杰担心的是他的上司张灵甫，一向孤高自傲，从不把任何人放在心里，万一拼到最后，谁也不来救，到那时可就哭都来不及哟！ 5月14日下午，战斗重新进入白热状态。塔山、青山被七十四师重新占领。稍后又被一纵夺回。凤凰山、曹庄、天马山、蛤蟆崮阵地反复陷入七十四师的重火力攻击之下，伤亡严重。 蒋介石亲自指挥作战，严令七十四师拖住叶飞部。又令实行反包围的敌军二十五、六十五、八十三师和第五军从东、南、西三面猛烈攻击。 一纵阵地天崩地裂。七十四师迭次进攻。双方血战竟日，阵地被血与烟所淹没。 与此同时，我九纵、四纵全线发起对孟良崮的攻击。 战斗没有随太阳落山而结束，时断时续，一直在激烈地进行。 15日拂晓，一纵独立师方升普部第一团，重新夺回330高地，二师刘飞部第六团夺回25.18高地，重新占领围攻孟良崮的有利地形。第九纵二十六师攻占了敌主力扼守的要点雕窝峰。 张灵甫令其五十一旅疯狂反扑。我二十六师师长亲率指战员勇猛突击，与敌人在山头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几经反复，最终将敌打退。 孟良崮的激烈战斗，牵动着延安的党中央领导。中央军委致电华野：“孟良崮一役，应速解决，不要贪多。首先歼灭七十四师，然后再寻战机……” 粟裕看了中央军委的电报，心情是沉重的。当前的严重形势令中央担心，如果双方再这样继续胶着下去，对我军将会产生不利的后果。于是粟裕立刻向各纵队发布命令：“华野各纵：从阻击部队中抽兵，每纵都要尽最大力量，具体不限量，集中力量向孟良崮攻击，总之，一面要挡住外围的几十万大军，一面要尽快取‘中将首级’，我们务必做到。” 晚上10点钟，粟裕又要通了叶飞的电话，说：“叶飞啊，无论如何要在16日拂晓前攻上孟良崮，消灭七十四师，这样我们全盘皆活了。现在我授权你统一指挥第一、四、六、八、九纵总攻孟良崮，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哪怕拼掉两个纵队，也要完成任务。” 叶飞：“是。” 粟裕向：“什么时候可组织好总攻？” 叶飞：“需要两个钟头以后，下半夜1点可以实施总攻。我已规定了总攻信号，并同四、六、八纵通了电话，但第九纵还没同我联系上，请总部通知他们作好总攻准备。” 5月16日凌晨1时，我军向孟良崮发起总攻！ 此刻，一声令下，我军阵地无数门山炮、野炮、迫击炮，铺天盖地向敌人泼去。无数炮弹从四面八方向孟良崮飞去，发出震慑敌胆的巨响，山谷的回音，更形成轰隆不绝的雷阵。 10时许，敌人突围队伍被我炮兵轰击得乱七八糟。当西边炮兵阵地发射的炮火猛烈时，敌人便慌忙挤成一堆，争先恐后地向东边山头逃命；一发现我军东边炮火轰击猛烈时，又赶忙折回。 孟良崮山上、山下，全是血肉模糊的尸体和缺胳膊断腿的伤员。 张灵甫赶忙向蒋介石、顾祝同、汤恩伯以及八十三师李天霞、二十五师黄伯韬打电话、发电报求救。他对李天霞说：“李师长，看在你我兄弟一场，在兄弟危难之机，拉兄弟一把吧！” 李天霞附和道：“张师长，这话你就见外了。我李天霞怎么能见老兄受难而不救呢？请你务必再坚持3 小时，我的部队会给你解围的。” 李天霞的部队是在救援途中，但速度缓慢。 蒋介石收到张灵甫的电报后，觉得问题异常严重，立即命令二十五师黄伯韬、八十二师李天霞速救张灵甫，不得有误。 蒋介石的命令岂敢违抗，李天霞、黄伯韬随即命令所部拼死相救，但为时晚矣！ 上午10时，蒋介石又命令各路增援部队：“山东共军主力今已向我倾巢出动，此为我军歼灭共军完成革命唯一之良机，如有萎靡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必以误国纵匪贻误战机论罪，决不宽容。” 同日中午13时，汤恩伯又命所属各部：张灵甫孤军备战，处境艰危，各部务须击破共军突围，救袍泽于危困，不得见死不救…… 敌增援部队接到命令开始动作。我阻援部队奋力战斗，阻住了敌援。第十纵队宋时轮利用既设野战工事进行阻击，钳制住了第五军的增援。第三纵队何以祥部，在蒙阴北阻住了第十一师前进。韦国清、张震、成钧、江渭清部阻敌第七军第四十八师于留田以东。鲁南军区地方武装牵制住了第二十师、第六十四师，使敌人未能赶到青舵寺。 唯有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逼近我军包围圈，并与七十四师相距5公里。此时，敌我已构成交叉火力。 蒋介石、汤恩伯命令其增援部队突破我军包围固，救援七十四师的过程，也是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加速向孟良崮高峰挺进，彻底消灭七十四师的过程。 粟裕给一、四、六、八、九纵指挥员打电话说：“……聚歼七十四师，成败在此一举，望各纵同心协力，浴血参战，拿下孟良崮。” 各纵指挥员向首长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号召战士争当战斗英雄。 许世友对二十五师师长萧镜海说：“你们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带头冲。” 华野部队再次发起攻击。粟裕首先集中强大炮火，向蒋军密集的地区猛烈轰击，敌军死伤惨重，陷入混乱。 在战役的最后关头，王必成使出了“杀手锏”。 他大吼一声：“特务团，给我像刺刀一样刺进去，像猛虎一样扑上去！” 原来，王必成把特务团作为了六纵的预备队。特务团光看着别人打仗，自己没捞到冲锋，早就憋了一股子劲。特务团战斗力较强，个个是身强力壮的棒小伙，经验丰富的战士。 一接到命令，特务团在副团长何凤山的率领下，像一条条出海的蛟龙猛扑向孟良崮山顶。 立刻遭到山顶1000多敌人的拼死反扑。原来这股敌人是由七十四师参谋长率领，妄图把我军赶下去。 何凤山指挥部队集中所有的轻重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很快把敌人消灭了。在俘虏群中的魏振铖，主动向我军战士表白他的身份说：“我是七十四师少将参谋长！” 特务团继续前进，在七十四师指挥部——大崮顶北侧山洞，遇到了张灵甫的最后一次拼死挣扎。张灵甫眼看我军逼近山洞，逼使所有龟缩到崮顶的残兵败将，还有他的配有崭新快慢机的卫队，向我进行绝望的反扑。我特务团三连在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很快冲杀到洞口，张灵甫的卫队长带着人刚从洞内探出头来，就被我军杀伤20多人。在向洞中冲杀的一瞬间，我特务团三连指导员邵志汉英勇牺牲。 指导员邵志汉的牺牲，更加激怒了三连的战士。复仇的机枪子弹，手榴弹，立即从抢占的洞口向洞里猛烈扫射。就在这时，张灵甫被我军战士的汤姆枪子弹击中后脑壳，肥硕、高大的身躯像木桩似地倒在了地上。 与张灵甫同时被击毙的还有：敌七十四师副师长蔡仁杰，五十八旅旅长卢醒、副旅长明灿，五十七旅旅长周安义。 此时，王必成走上山去，看着张灵甫的尸体，淡淡地一笑。 孟良崮之战，共歼灭七十四师3.2万余人。国民党军队“主力中的主力”遭到了彻底的覆灭。 6月9日，陈毅召集在盂良崮战役中放下武器的七十四师将校军官座谈。 陈毅说：“贵军在抗战中的战功表现很好，战斗力亦堪为国民党军队之冠。可是这样一支部队到了内战战场，仍然逃不脱被歼的命运。各位应深深研究其中的原因。” 为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陈毅说：“对于各位此来，我应负责照料大家，爱护大家。我们能帮助你们的地方，一定会尽量帮助你们，绝不为难。” 会后，陈毅与昔日的对手们共进晚餐。 在此之前，在华野还发生了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这就是在张灵甫被击毙之后，特务团的战士把张灵甫的尸体抬下了山。 战士们一直抬着张灵甫的尸体走了两天，到了沂水县一个叫野猪旺的小村庄。尸体已经发出臭味，经向上级请示，决定把张灵甫埋葬在这个小村庄的边上。 遵照上级指示，六纵政治部主任皮定均，派人给张灵甫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给张穿上了新军装，但找不到国民党的将军服，就穿上了解放军的服装，并且把他的脸也洗得干干净净的。战死沙场的将军，应该得到一个军人的荣誉。政治部照办了。 掩埋张灵甫之前，六纵俘虏中1个少将旅长和8个上校要求最后看一眼他们的师长。六纵政治部副主任谢胜坤向皮定均请示。皮定均同意了。 这个场面，是谢胜坤主持的，皮定均也到了现场。 一棵古老的松树下，没有挖坑，放着一口半人高的大棺材。棺材是从一个地主家里买来的，花了400银元的高价，十分华贵。棺材旁边放着张灵甫的尸体，已经为他穿好崭新的解放军的服装，洗过脸，伤口也进行了整饰。 张灵甫身材高大，四方脸，眉毛很重，相形之下，担架显得小了。七十四师的9个将校，走到担架旁边，围成半月形，跪下，全部哭了。风从树梢头刮过去，发出呜呜的响声，伴着压着嗓子的哭泣。他们哭了一会，收住泪，站了起来。 谢胜坤、皮定均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他们站起来后，皮定均说：“这就是你们师长的下场……他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积极打内战，说要3个月内消灭共党。他一路追着我们，从淮阴到涟水，从涟水到山东。结果，被消灭的不是我们，是七十四师，是张灵甫本人。”说到这里，皮定均稍微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道：“你们师长如此下场，是什么原因？你们认真考虑一下吧。” 张灵甫被击毙，七十四师被全歼。消息传到南京，犹如晴天的霹雳，震撼了南京城，震撼了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蒋介石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惊呼：“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众所陷害。” 为嘉奖张灵甫的“崇高武德”和对党国的“忠贞”，蒋介石决定：在南京风景区玄武湖建立纪念七十四师的石碑；把美国送给国民党打内战的一艘炮舰改为“灵甫号”。 同时，蒋介石将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撤职，整编二十五师师长黄伯韬受到处分，整编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战后即被押解徐州“剿总”军事法庭审判，他花了几十根金条才得以解脱。 1947年5月22日，新华社就盂良岗发表评述，这也代表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这次战役的看法：“华东人民解放军和华东解放区的人民，在全国人民的爱国自卫战争中，担负的任务最严重，得到的成就也最荣耀。” 第四章 浴血豫东 是否分兵南下，粟裕再次和中央意见发生分歧。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粟裕敢立军令状。作战方案已定：先打开封，后歼援敌！为抢运战利品，陈士榘向军委要特批。作战劳累晕倒，粟裕坐马车指挥战役。邱清泉抢头功急进开封，区寿年判断错误被活捉。好戏无低潮，黄伯韬慌忙烧文件。豫东战役胜利，敌我战略态势发生改变。 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的覆灭，蒋介石在惊愤之余，并未停止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 国民党军队在山东战场上遭到惨败，而在西北战场，胡宗南于1947年3月19日占领我军主动撤离的延安城，宣布“大胜”。 中共中央军委审时度势，认为反攻的时机已到，果断决定：命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 为策应刘邓大军，中央同时命令陈毅、粟裕在打破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后，出兵西南，然后向南挺进豫皖苏，建立根据地。 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领导下，跨过津浦路，挺进到鲁西南平原上。 鲁西南是一个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地区。1000多年前，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风行大半个中国，就是从这里的菏泽县出发的。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军根据地梁山泊也在这里。就在前几天，刘邓大军在这里一举歼灭了敌军9个半旅，创造了大量歼敌的战绩。华东野战军打到这里，说明它已从内线打到外线，参加到大反攻的行列中来了。 我军开始大反攻后，蒋介石慌了手脚，到处调兵遣将。在鲁西南地区，随着我华东野战军的鲁西南出击，敌人更加惊魂不定，先后调来了八十五师、八十四师、五十七师和“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进入鲁西南战场。 在此期间，华东野战车在陈毅、粟裕的领导之下，巧与敌人周旋，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有效地配合了中原野战军的战略行动。 9月上旬，陈毅、粟裕分别率领的两支部队在郓城、红船口地区会师。 于9月7日晚向沙士集守敌整编五十七师发起攻击，至9日晨将敌全歼，活捉中将师长毁霖茂，少将旅长罗觉元、王理直等这是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以来打的第一个歼灭仗，也是变被动为主动的转折点。 嗣后，华东野战军越过陇海路，挺进豫皖苏，一个月内歼灭敌人万余，并在这一带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党建、政建和建立地方武装工作。11月，又同陈赓兵团一起，破击陇汉路，攻克了许昌。特别是12月25日在金刚寺、祝王寨地区全歼敌第五兵团及整编第三师，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中原战场的全面防御体系，迫使其改为“分区防御”。但就整个中原敌军兵力的部署来看，国民党军队仍占有相当的优势。 沙士集战斗之后，陈毅离开华东战场去河北平山县向中央军委汇报工作。11月，在西柏坡接到通知，要他到陕北米脂参加12月的中央会议。可是，当他辗转到杨家沟时，会议已闭幕3天了。毛泽东要他留下来，先看看会议记录，然后参加讨论一些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的12月中央会议上，党中央认为，解放战争已经打了18个月，再作战3年半就是5年，5年建设500万解放军，歼敌750万，就能基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了把战争进一步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党中央、毛泽东考虑再来一个“大别山”，派粟裕率华野一兵团3个纵队渡江南下，前出福建、浙江、江西交界地区，在国民党的心腹地带实施新的战略展开，直逼国民党老巢南京和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迫使中原之敌军主力南下回援，从而动摇敌人的战略体系，为歼敌创造条件。 1948年1月27日，毛泽东电告粟裕：为迫使敌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确定华东野战军一、四、六纵组成东南野战军，由粟裕率领渡长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沿途兜圈子。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浙赣边，使敌人防不胜防，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渡江时间，可在2月或5月，或秋季。要粟裕“熟筹见复”。 此时，粟裕正在河南临颖县的指挥所里。他披着军大衣，双手抱于胸前，在连续的咳嗽声中研究挂在墙上的大军用地图。 此时，他一边看地图，一边紧锁双眉在认真地思索。他不时用右手在因伤致残、常常横于腰际的左手指上掐算着。 当时，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我军在各个战场的战略攻势不断取得胜利，特别是挺进中原的三路大军犹如三把钢刀插入到敌人的心脏，并乘胜完成了战略展开，建立了大片的根据地。而敌人的中原防御体系已出现裂痕，我在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在这样的形势下，是分兵渡江作战，争取将敌主力一部牵到江南去有利呢？还是先集中兵力，尽量歼敌于长江以北，然后再渡江更为有利？ 和敌人兜圈子，开辟根据地，情形对战争的发展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都让粟裕颇费思量。 这时，粟裕想到了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长途跋涉，向敌统治区挺进的情景。这次向江南挺进虽然和上次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转战数省，行程却比当时抗日先遣队的行程更远，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挺进了江南，但是否能达到调动敌人中原战场力量，实现预定战略意图，仍没有什么大的把握，并且我军在万里转战中，损失也会不小。既然如此，倒不如把一兵团3个纵队留在中原，协同中原野战军，两大野战军背靠解放区的有力支援，在黄淮之间打几个大的歼灭战。中原黄淮地区虽然集结重兵，但防守任务也多，相对机动兵力并不多，且地形有利于我实施广泛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铁路、公路被我军破坏的情况下，敌人重装备将受到很大限制，我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能力强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分进合击，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 粟裕经过一个月的反复思考和周密策划，于4月18日把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报告了中央军委。他认为华野一兵团留在中原歼敌对全局更有利，建议毛泽东和党中央再作斟酌。 党中央看到粟裕的电报，极为重视，立即回电要粟裕到中央当面汇报，同时还请正在冀中视察的朱总司令和南下途中的陈毅也去。 1948年5月，党中央机关在一个多月前已从陕北迁到河北阜平县的城南庄。这里本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毛泽东就住在聂荣臻原来居住的房间里。 5月初的一天，陈毅、粟裕一行策马到达中央所在地。 毛泽东走出房间，迎接粟裕的到来。粟裕见到毛泽东，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大手，眼睛有些湿润，这是他和毛泽东分别14年后的第一次见面。 14年过去，中国革命的形势变化太大了。14年前，毛泽东正受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排挤和打击，当然也不在党的主要领导地位上。而当时的粟裕，是闽浙赣军区的参谋长。粟裕在井冈山时，是毛泽东的警卫员。 如今久别重逢，而且是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他们感到无限欢欣。 毛泽东一见粟裕就笑呵呵他说：“点子多的粟裕呵，快进屋来，快进屋来！” 粟裕激动他说：“部队的指战员让我向主席问好！” 几日后，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开会，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听了3个纵队暂不过江，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的汇报。 粟裕说：“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它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与华东部队势必还要同蒋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蒋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现时情况看，要打大歼灭战，3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蒋军设防坚固，解放军作战的地区比较狭窄，暂时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这是因为： “一、中原地区开阔，有3条铁路干线和许多大中城市，蒋军都需要设防，兵力分散，机动兵力少。我军在这一地区活动，必能调动敌人，发现和创造战机。” “二、中原地区交通发达，固然便于蒋军增援，但也利于我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蒋军的交通线可以被我军破坏，我军的行进蒋军却无法左右。” “三、中原地区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支援，保障伤病员的安置治疗。同时，我军在中原作战已数月，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外线作战的规律正在逐渐适应和掌握。” “四、中原解放区的工作已有了初步基础，具备了一定的支援战争的力量。” “如果3个纵队渡江南进，这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不利因素。主要是： “一、3个纵队加上地方干部、约近10万人，渡江后要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行程几千里甚至几万里，敌人必然会利用其大后方的有利条件，对我军实施围追堵截。而我军则远离解放区，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它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碰到很大的困难，而且还不得不在沿途留下一些部队，建立小游击区，以收容伤病员和处理多余的武器。不仅无力攻占大中城市，碰到有利的战机，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估计转战数省后，减员不会少于二分之一。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形成大的威胁。” “二、3个纵队渡江南进唇，估计调动不了中原战场蒋军的4个主力军与整编师。特别是整编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半机械化部队，蒋军是不会把它调到江南跟我军打游击的。另外中原战场上战斗力强的桂系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师，由于担心放虎归山，蒋介石也不会把它调往江南。这样，实际上就达不到吸引调动中原敌军的目的。” “三、渡江南进的部队将面临一次大的思想转变，这需要一定的过程。” “鉴于存在这些不利因素，3个纵队渡江南进，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 “从战略的角度考虑兵力的分派运用问题，要在广阔的中原战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必须要有足够的兵力分别执行突击、牵制和打援的任务。中原战场上，华东野战军6个、中原野战军4个，共10个主力纵队，如抽走3个，而又调不走蒋军的4个主力军（整编师），则实际上是分散了兵力，增加了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 “而3个纵队在渡江后的转战中，估计要有5万人的伤亡。 “以同样的代价，在中原作战可以歼敌3到5个整编师，而且部队还可发展。” “考虑以后，对要不要向中央报告，仍然犹豫了一段时间。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中央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的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 “总之，我有三点意见：” “一、3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 “二、向淮河以南和长江以北派出几个以旅或团为单位的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三、向长江以南敌深远后方派出多路游击队，每路五六百人，消灭敌人地方武装，摧其基层反动政权，破坏敌人兵源、粮源和其它战争资源，宣传发动群众。” 粟裕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详细讲述了自己思考的结果和根据，并补充了许多原先电报上没有的内容。对敌我双方的各种数字、特点、态势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中央领导同志听得津津有味。朱德不时把茶杯推到他面前：“粟裕呀，喝点茶再说。” 粟裕讲完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又提出了一些问题，粟裕都一一作了回答。 党中央经过讨论和研究，最终同意了粟裕的意见。 华野3个纵队不挺进江南，要在中原打大仗，这无疑像粟裕给中央军委立下了军令状，既使他兴奋，也使他感到责任重大，只有以更大的胜利才能报答党中央的信任和殷切期望。 在粟裕快离开城南庄时，毛泽东又把粟裕叫到了办公室，以勉励的口气说：“中央研究了，这次陈毅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由你任司令员兼政委。” 毛泽东的话使粟裕大吃一惊，便吐口说道：“华野不能没有陈毅同志。” 他反复请求让陈毅继续担任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 但毛泽东仍是说：“陈毅去中原军区工作的决定，已经通知下去了，怎么能朝令夕改？” 粟裕想了想，向毛泽东建议道：“他去中原军区工作是可以的，但仍然是我们的司令员兼政委。” 毛泽东一听，笑着说：“你这个点子多的粟裕呀，那从现在起，你就是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喽！” 5月5日，中央军委给华东野战军下达近期作战的计划，要求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共计6个纵队，全部集结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在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及其南北地区，以寻歼敌整编第五军为作战的主要目标，力争在4至8个月内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同时指示华野第二兵团向津浦路一线行动，相机歼灭并牵制敌整编第十二师、第七十二师等部；第四兵团在苏北发起进攻战役，以策应中原战场我军作战。 歼灭整编第五军，正符合当时华野全体指战员的强烈愿望。自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该军常在进攻华东解放区和在中原战场中打头阵，既骄横，又狡猾，与华野多次交手，未赚到便宜，也未受到沉重打击，气焰十分嚣张。 华野指战员对它恨得咬牙切齿。因此，当提出打敌整编第五军时，部队群情振奋，摩拳擦掌，大有“灭此朝食”之慨。的确，在当时情况下，如果把敌人这个“王牌”消灭了，就等于砍掉蒋介石伸向中原和华东战场的一只臂膀，形势将会发生较大变化。 此时，敌我双方的兵力分布状况是：敌人在中原战场上除保安部队外，有正规军25个整编师（57个旅）。 其中13个整编师（30个旅），担任重要点线的守备；另外12个整编师（27个旅）和4个快速纵队编成4个兵团，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其意图是控制陇海路东段、津浦路和平汉中南段的交通线，以郑州、信阳、蚌埠、开封、商丘和徐州等城市为据点，乘我华野部队整训分离之际，集中一切可能使用的机动兵力，寻我主力兵团决战，同时监视和堵击我在濮阳地区进行整训的华野第一兵团渡河南下。 我军方面，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在取得宛（即南阳）西战役胜利后，正向南阳、确山之间转移；华东野战军第三和第八纵队在完成宛西阻击战之后，于5月10日由象河关、春水地区北上，14日袭占许昌，全歼敌独立第二十一旅，尔后即在许昌、襄城地区转人休整；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以及另外两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在濮阳地区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后，根据打整编第五军的作战要求开展军事训练。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位于郑州西南地区；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位于豫皖苏地区。 5月23日，粟裕作出了在鲁西南歼敌整编第五军的作战部署。由于战场情况复杂，粟裕的战役计划也十分详细。他命令两个纵队南下濮阳，吸引邱清泉南下，然后以5个纵队越过黄河，首先歼灭鲁西南地区的守敌，开辟出一块战场。如果这样，他认为邱清泉必然会回援鲁西南。这时，再令南下濮阳的两个纵队即尾随邱清泉部往北跟进，与鲁西南的5个纵队夹击第五军。 与此同时，粟裕还设想了另一个方案，即当第五军不好歼灭时，“先打开封，后歼援敌”。 5月24日，南下两个纵队向淮阴前进，邱清泉果然尾追而去。粟裕立即指挥当时在黄河边的5个纵队南渡黄河。不料，这一行动使南京的蒋介石大为惊恐，立即电令邱清泉停止尾追并回师鲁西南。同时，蒋介石又急调5个帅增援鲁西南之敌，企图夹击我刚渡过黄河去的5个纵队。这样一来，敌军在鲁西南的兵力已有9—11个整编师，不但兵力远远超过我军，而且敌军队形密集，不宜分割，难以对第五军头施歼灭的计划。 但在这个时候，我南下的两个纵队已到达开封附近，相距只有1天左右的行程，如果就势突然攻取开封，会使敌车措手不及。 粟裕想：既然一时捞不到大鱼，就先逮个中鱼、小鱼吃，于是决定把开封攻下来。 6月15日，粟裕一边向中央军委和中原军区上报决心，一边向部队下达命令，准备向开封实施攻击。其具体作战部署是：以第三和第八纵队组成攻城集团，由陈士榘和唐亮指挥，先采取奔袭手段攻占城关。尔后依托城关阵地继续攻城。由粟裕指挥其余部队阻击增援开封之敌，保障攻城成功。其中，以中野第九纵插入郑州、开封之间，阻击郑州可能来援之敌；以中野第十一纵队并指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位于巨野地区，由北向南从侧后牵制邱兵团；以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迅速楔入定陶、曹县、民权、考城地区，用运动防御方式坚决阻击邱兵团回援开封；以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一部兵力相机攻占东明，兰封（今兰考），并破袭陇海路兰封至野鸡岗段铁路。 6月17日晨，中央军妥复电完全同意粟裕的部署，并指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急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 粟裕攻打开封，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之外。当我军即将发起战役时，敌人还蒙在鼓里。开封守敌认为我军是吸引国民党军队主力至鲁西南决战，“在开封无真正战斗”。国防部和徐州“剿总”，虽曾觉察到我第三和第八纵队有围攻开封的征候，但见我军两大集团南北对进，即认定我军企图夹击邱兵团，因而十万火急地向鲁西南调集兵力，要与我军进行决战，尤其可笑的是敌华中“剿总”，还坚持说我第三纵和第八纵队尚在方城以东地区。然而，我军却在敌重兵紧紧跟踪和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创造了歼敌的条件，捕捉到有利的战机，乘敌把注意力集中在鲁西南时，突然对开封守敌发起了攻击。 6月17日晚，我三纵、八纵在陈士柒和唐亮的指挥下，向开封守敌发起攻击，三纵一部配合八纵，首先肃清了南关车站的农林试验场、东闸口、16营房范围以东及曹门关的敌人、准备由东面、北面实施攻城；八纵另一部首先肃清了南关车站之飞机场、17营房、7营房以西区域及西门外之敌，准备由南面、西面实施攻城。总攻前，大部守敌被肃清。 18日夜晚11时，总攻开始。 夜幕笼罩下的古老的开封城，突然弹雨横飞，炮火轰鸣。我军用强大的炮火，支援突袭的攻城部队，仅用五六分钟的时间，我攻城部队就抢占了小南门城楼。 小南门丢失以后，敌人疯狂进行反扑，用密集的炮火封锁了小南门我后续部队的前进道路，使我入城的5 个排和后续大部队分割开来，情况十分危急。 陈士榘、唐亮命令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打退敌人的反扑。让后续部队跟上去，以解救城中腹背受敌的部队。 同时，陈、唐又命令部队加紧对宋门的攻击。宋门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我攻城部队久攻不下。 宋门距宋门关约有七八十米的开阔地，再向外是一条壕沟（无水），深5米，宽约20米，宋门的右侧约20米外，有一个三角地堡，低矮坚固，可容纳一个排的兵力，堡外挖有壕沟（无水）和铁丝网等附防设备；城门是用麻袋装土堵塞的；城门楼顶部筑有一个较大的碉堡，周围有四五个小堡，与大堡互相沟通，是坚守城门的制高点，宋门两侧约100米至200米的城墙上皆筑有明、暗堡，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控制着宋门。 根据上级统一战斗部署，6月19日晨1时左右，我各种炮火向宋门猛烈轰击，顿时宋门前沿烟雾弥漫，成了一片火海。在烟雾的掩护下，我部队的爆破突击队对宋门实施爆破。经过我爆破突击队的反复冲锋爆破，终于炸开了宋门，攻城部队开始向城内突击。 当宋门被我突破后，城内守敌在装甲车和炮火的掩护下，对我进行反击。 陈、唐令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城门突破口，以保证后续攻城部队进城。 我八纵乘三纵突破宋问敌火力转向宋门之际，组织力量迅速扫清小南门外侧敌地堡群，再度控制突破口，主力部队随即打入城内与城楼坚守部队会合，随后又相继突破大南门和西门。这样，三纵、八纵主力部队全部突进城内。纵队指挥部也进城亲临指挥，各部队多路向敌人纵深穿插进行激烈巷战。 到6月21日，开封守敌被全歼。 此役，共消灭敌人3万余人，开封守备司令、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被击毙，参谋长游凌云被活捉，缴获了大量粮款弹药。美联社6月26日上海电称：“共军在开封所获物资、武器与军火，使其能把华中作战支持到夏季结束。”尽管这有些夸大，但华野确实缴获了6000多支库存步枪，3000多桶汽油，32门大炮，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为了能将这些战利品运走，陈士榘、唐亮请示华野首长专门向军委、中原局、华东局报告，命令四纵、特纵在兰封以西构筑阻击阵地，以求多控制一天，组织大批民工抢运战利品。 我军攻克开封，如同在敌人营垒里爆炸了一颗重磅炸弹，南京政府大为恐慌，蒋介石恼羞成怒。河南的监委、主委们又哭又闹，乱哄哄的不可收拾。 素与蒋介石有隙的国防部长何应钦，幸灾乐祸，称此次失败与国防部无关，开封整个战役都系蒋介石亲自指挥。 蒋介石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开封之战结束不久，蒋介石又筹划了一个大会战计划，即把6个兵团25万的兵力汇集河南杞县、睢县地区，力求聚歼粟裕主力。其具体部署是：邱清泉兵团5个师由开封向杞县攻击，区寿年兵团2个师由民权向睢县出击，黄伯韬兵团3个师从商邱向睢县攻击，吴绍周兵团、杨干才兵团以及胡琏兵团从驻马店向杞县、睢县攻击。 中原风云突变。而此时，华野已连续行军作战一个多月，第三和第八纵队在开封战役及在此之前的宛东战役中，已伤亡近万人。其他各纵队虽然伤亡不大，但也相当疲劳。尤其是粟裕本人，因长时间紧张工作、指挥战役而病倒了，高烧不退。一天骑马行进中，因发烧昏迷，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十分危险。于是，粟裕不再骑马，叫参谋找来一辆马车，他坐在马车上奔赴战场，进行指挥其后的恶战。 从驻马店增援的胡琏兵团在行进中被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阻于漯河、周口之间。粟裕当时见黄伯韬兵团离战场尚远，区寿年兵团又最弱，决心吃掉区寿年，但区与邱清泉距离太近，不便割歼。为了将邱、区两兵团隔开，以创造歼灭区兵团的战机，粟裕便命一部诱使邱清泉向西南追击。这样一来，粟裕即巧妙地利用了邱清泉急于西进开封捞取资本的心理，又造成了区寿年的判断错误和行动上的犹豫。果然，敌两个兵团，一个向西南疾进，一个却在原地踌躇不前，一天之内即拉开了40公里的距离。 战机来了。粟裕命我军迅速楔入敌两个兵团之间，也来不及查明区寿年兵团的具体部署，即向区寿年兵团发起攻击。 至6月29日晨，华野部队己将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新二十一旅包围于龙王店及附近地区，并完成了对敌七十五师各旅团的分割。同时，将敌整编七十二师包围于铁佛寺周围地区。我阻援兵团控制了被包围之敌以西20公里之杞具至王店集一线，隔绝了邱、区两兵团。29日晚，华野突击集团以一部兵力继续包围敌整编七十二师，以主力对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二十一旅发起攻击，经两昼夜的激战，至7月1日中午，将敌整编七十五师的第六旅及新二十一旅全部歼灭。 7月1日下午，西边的邱兵团在我节节阻击下，进至距区兵团约10公里的官庄、张阁一线。东线黄伯韬兵团，由东向西增援区兵团，已抵达被包围的敌整编七十二师以东约10公里的帝丘店地区。东、西敌两个兵团一齐压来，形势异常紧张，是坚持还是改变原定战役的计划，必须当机立断，刻不容缓。 粟裕表现出巨大的决心和气魄，他一边加速攻歼区寿年兵团，一边又以4个纵队东移，准备围歼黄伯韬兵团。 区寿年兵团被围，蒋介石极为惊慌。6月30日，蒋介石偕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乘飞机到杞县上空督战，以杀头相威胁逼迫邱清泉迅速攻击前进，与区兵团会合。邱清泉即倾其全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对我阻击部队疯狂进攻。但我东西两线的阻援部队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始终未使敌人的阴谋得逞。 7月1日下午4时，粟裕在他的马车上下达了总攻区寿年兵团部的命令。 当日黄昏，残敌肃清，区寿年被俘，其参谋长林曦祥及七十五师师长沈登年也被活捉。 区寿年兵团被歼，已经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按理说应该及时撤出战斗。 并且因为我军经连续作战，伤亡较大。加之战区久旱无雨，井河干涸，炎热夏季里，烈日暴晒，部队饮水奇缺，吃不下饭，体力渐弱。但是，当华野刚解决区寿年兵团之时，东面的黄伯韬兵团进展很快，已抵达帝丘店附近，对我军从东部撤出战场威胁很大。粟裕认为，若不对该敌以有力的打击，我军携带大批伤员，将难以顺利撤出战斗；即便撤出，各路敌人也会很快对我实行尾追，使我陷入被动，粟裕决心给黄伯韬一点颜色看看，打瘫他，打怕他，然后迅速撤离。 7月2日晚，粟裕下达围攻黄伯韬的命令。到4日拂晓，歼敌两个团。5日，黄伯韬坦克反扑，被我军击退；黄昏后，我再度攻击，至6日晨，又歼敌一个多团。黄伯韬乓团一共有两个旅，一个快速纵队，一个高警总队，忽然间被歼灭一个多旅，十分恐慌，害怕像区寿年的下场，于是急令部队收缩于以帝丘为中心的狭小地带，连夜清理焚烧文件、地图，以备不测。但7 日一旱醒来，发现我军全部参战部队早已撤得无影无踪。气得敌众将官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豫东战役胜利结束。 7月11日，党中央给华东和中原全体指战员发来贺电：“庆祝你们继开封胜利之后，在豫东歼灭蒋军区寿年、黄伯韬等部队，5万人的伟大胜利。” “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便于我军更有利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当此盛暑，特向同志们致慰问之意。” 豫东之战，是我军在外线战场上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攻城打援之战。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大大发展了攻防作战能力，歼敌数量由过去一次战役歼灭一个整编师增加到两个整编师以上的集团，对被围的敌集团已可形成火力攻势，协同作战的范围和规模，持续作战的时间和能力，战斗剧烈的程度，都超过华野以往进行的各次战役，充分体现出强大野战兵团的威力。豫东战役又是一场硬仗、恶攻，这次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 豫东战役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从此，在中原战场，敌人已完全失去了对我发起战役性进攻的能力。 豫东战役的胜利，以及当时全国其它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大大发展了我军的战略进攻。这次战役结束后不久，即1948年8月，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同志和普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同志时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毛泽东预言：“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便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第五章 决战淮海 济南攻克，粟裕提议进行淮海战役。毛泽东神机妙算，黄伯韬欲哭无泪：“将帅无才，累死三军。”增援部队反求援，黄维被围双堆集。淮海战役正酣，白崇禧忙上加忙。一个被传统礼教与战争洪流雕塑出来的人，杜聿明长叹：“末日到了。”夹生饭“吃得正香，毛泽东西柏坡紧急叫停。” 1948年9月24日，经过8天血战，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攻克了国民党坚固设防的济南城，全歼守敌14.4万余人，生擒国民贪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保安司令王耀武及副司令牟中珩、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等，同时攻克长清、齐河、历城三座县城。 大胜之后，粟裕的脸上却看不出多少胜利后的喜悦。仗越打，他的胃口越大。这时，他又把一份求战的电报发给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我们下一步行动，拟作以下建议：立即进行淮海战役。这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战至第二个阶段，以3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后，全军再转入休整。” 谁也设想到，这封电报竟成了后来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的第一份建议书和请战表。 围绕这个建议，粟裕提出了三个方案供中央军委参考。 第一个方案是，举行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乘两淮敌人兵力空虚，由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副政治委员吉洛（姬鹏飞）指挥所部，攻占淮阴、淮安、高邮、宝应，野战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线，准备歼击由徐州方面来援之敌。第二阶段，用3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战役。尔后华车野战军全军转入休整。 第二个方案是，只进行海州作战，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标，并以主力控制于新安镇、运河车站南北及峰县、枣庄线，以备战姿态进行休整。此案对部队休整有利，但亦增加今后攻占两淮的困难（敌人可能增兵）。 第三个方案是，全力向南求歼由徐州增援济南之敌一部，但济南攻克，敌人加强警惕，可能退缩，恐不易求战。 在粟裕给毛泽东发去电报的第二天，即9月25日，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参谋长李达，致电中央军委并粟裕：“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个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 毛泽东立即与朱德、周恩来等人在几乎占了一面墙的军用地图上，研究敌人的兵力情况。 蒋介石此时为确保对津浦路、陇海路、平汉路的控制，阻止华野与中原两军会合，将部队沿陇海路、平汉路、津浦路部署： 孙元良十六兵团的两个军驻郑州。 邱清泉二兵团5个军驻商丘。 刘汝明八兵团两个军驻开封。 黄维十二兵团4个军驻确山。 冯治安第二绥靖区4个军驻徐州。 李弥十三兵团3个军驻碾庄。 黄伯韬七兵团5个军驻新安镇。 李延年六兵团4个军驻海州。 蒋介石以徐州为中心，沿津浦、陇海线部署了两条长蛇阵。 对敌人的部署，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极利于各个击破的阵形。尤其是东段，兵力薄弱，又均非蒋介石嫡系，粟裕建议从这里开刀，眼光不凡，确是大将风度。 毛泽东收到刘伯承等人电报的当日，立即致电饶漱石（华东军区政委）、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李达：“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大休整。”并提出这个战役，应准备进行几个作战： 第一个作战，估计不久邱清泉兵团将退回商丘、砀山地区，黄伯韬兵团回到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因此，应以歼灭黄伯韬兵团为目标。 第二个作战，歼灭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地区之敌。 第三个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 毛泽东认为，“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灭敌人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 果然不出毛泽东之所料，黄伯韬于9月27日命令所辖各整编师返回新安镇附近地区，李弥兵团由徐州以西退往徐州以东碾庄、曹八集地区，邱清泉兵团由成武、单县回到商丘、砀山地区。因此，华东野战军要南进打两淮，必须首先打掉黄伯韬兵团这只拦路虎，而要歼灭黄伯韬兵团，又必须能够拦住徐州东援之敌。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又于9月28日电中明确指出：“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最主要的作战，是箝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歼灭黄（伯韬）兵团。” 11月11日，毛泽东又代表中央军委给华东、中原野战军和华东局、中原局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就淮海战役的具体部署，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意见： “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为达到这一目的，应以6至7个纵队分割歼灭黄伯韬所属3个整编师，以8至10个纵队，阻击由徐州东援的邱清泉、李弥兵团。” “第二阶段以大约5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而以其余兵力（主力）担任箝制邱李兵团。 “第三阶段，可设想两淮方面，……亦须准备以5个纵队左右的兵力去担任攻击，而以其余主力担任打援及箝制。” 同时，毛泽东命令中原野战军采取有力行动，箝制华中白崇禧集团，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同日（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出，蒋介石已命令郑州孙元良兵团3个师东进，“你们应速部署以攻击郑（州）、徐（州）线歼敌一部之方法，牵制孙无良，否则孙兵团加到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野的新的作战。” 华野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明确了战役方针，各部队从战术、技术到后勤军需等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广大指战员牢固树立了南下打大仗、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思想，只等一声令下，便开赴前线。 11月4日上午8时，华野司令部在曲阜发布了《淮海战役攻击命令》。 攻击命令分析了徐州敌军的态势和企图，指出中野各部为了配合华野作战，己由陈毅、邓小平率主力东进，并指挥华野三纵队和两个纵队从西面和南面威迫徐州，以箝制和吸引徐州以西的敌人。攻击命令明确规定了各部队的战斗任务和目标、路线、战斗分界线以及注意事项等。攻击命令规定全军11月8日发起战斗。于11月5日隐蔽进入到鲁甫邹县、膝县、临沂地区一线的开进出发位置。 这时，国民党徐州“剿总”刚开过军事会议，所属各兵团正准备按照军事会议的规定向徐州收缩靠拢，但尚未正式行动。黄伯韬兵团此时仍集结在新安镇、阿湖、高湮沟一线。 11月6日，华野各路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挺进淮海地区，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黄伯韬兵团按照原定计划，开始西撤。 我军的神速行动，一下子打乱了黄伯韬的如意算盘。在窑海急渡运河的敌六十三军，一部刚渡过河去，就遭到我军从苏北北上部队的痛歼。未及渡河的一五二师，又被我尾追部队全歼于堰头镇地区。敌六十三军军长陈章，渡河时被打伤，挣扎到西安后，见走投无路，自杀身死。敌四十四军由海州、连云港西逃时，拖带行政人员、逃亡地主等10万之众。 11月8日，当敌二十五军淮备渡河时，运河铁桥被堵得水泄不通。整个铁桥完全处在我堵截、追击部队的大炮射程之内。炮弹在运河铁桥周围爆炸，二十五军乱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待敌人拼死挤过桥时，被炸死，踩死和挤落水中淹死的已过一半。 敌一零零军在我锐不可挡的攻势下，害怕担任掩护任务被我歼灭，8日便派其四十四师先行渡河。该师渡何后，又未执行到碾庄集中的命令，径直逃向八义集，正碰上我北上部队，又被包围歼灭。当黄伯韬兵团逃到碾庄时，只剩下六十四军和四十四军两个完整的军。此时，我各路大军纷纷追到，将他们团团包围。黄伯韬西逃的计划彻底被产，只得在碾庄地区负隅顽抗，寄希望于增援部队前来解救。 10日，我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向黄伯韬守敌发起全面攻击。至14日，我军先后占领了敌四十四军和一零零军的一些阵地，并予二十五军和六十四军以重大杀伤。 11月15日，我前线指挥部提出：“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并决定会攻碾庄。九纵队是会攻碾庄的主攻部队之一，纵队首长决定，二十五师担任主攻，由碾庄正南、西南攻击，得手后直捣黄伯韬司令部。 随着总攻信号升起，我军的炮弹，如疾风暴雨一般，从碾庄外的各种防御工事，一直轰到村里。 我军包围碾庄以后，刘峙令李弥、邱清泉兵团，火速解救黄伯韬兵团。 但在我强大火力的顽强阻击下，李、邱两个兵团，始终不能越雷池一部。17日，我阻击部队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同时准备下一步围歼黄维兵团，主动调整了阻击阵地和兵力部署，以便给敌军致命的一击。14日，碾庄外围之敌被歼。18日，敌四十四军一五零师师长赵壁光率部投降。19日，四十四军阵地被我军突破，军长王泽睿与一六二师师长杨自立都在碾庄车站的交通沟里做了俘虏。 19日，我军再次向碾庄守敌发起攻击。战车滚滚，炮声隆隆，眨眼的工夫，碾庄及其周围，火光闪闪，浓烟弥漫，大地在抖动。 11月22日，碾庄被攻破，敲响了黄伯韬兵团彻底覆灭的丧钟。至此，除了大院上、小院上的敌人还在顽抗之外，其它村庄的敌人，被歼的被歼，投降的投降，很快便上崩瓦解了。 此日晨，黄伯韬赖以保驾的六十四军，在我军锐不可挡的攻势面前，也开始动摇。我二十六师七十七团五连正准备向困守在小院上的敌一五九师发起攻击之时，忽然发现一个人，手举白旗，摇摇晃晃向五连阵地走来，此人光着脑袋，边走边喊：“请不要打枪，我是来接洽投诚的。”手里的白旗还不停地晃动着。 来到五连阵地，他向五连连长先敬了个礼，然后又深深地鞠了一躬，自我介绍道：“我叫冯柏成，是一五九师的副营长，奉师长钟世谦、副师长李振忠之命，前来接洽投诚事宜。”说着，把“求降书”双手递给五连连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李副师长亲笔所写，望贵军笑纳。” 五连连长接过来看了一遍，立刻掏出钢笔，在“求降书”上批示道：“准予投降。一、立刻命令该师所属四七五团、四七七团全部放下武器；二、解放军保证放下武器的官兵的安全，私人财物一律不加侵犯。”写完，又把“求降书”还给冯柏成。 冯柏成接过来看了看，连连说道：“这就好，这就好，只要你们不再打炮，其它方面我们一定照办不误！”接着，又为难他说：“能否劳动贵军官长亲自走一趟，免得师长不相信我。” 能否到敌人那里去，连长立刻报告了团里。团首长决定：“王连长留下掌握部队，并做好受降和攻击两手准备；由张副连长随冯柏成到敌师部去，进一步说明我军的政策。” 张副连长随同冯柏成到了一五九师师部，经过进一步交谈，一五九师余部同意投降。 我炮击停止。一五九师师长钟世谦走出隐蔽部，把武器放在广场上，他的后面，紧跟着敌一五九师的官兵。 一五九师的投降，把黄伯韬的最后一根支柱也抽掉了。天近黄昏时分，大院上的敌人开始逃跑。 敌人像决了堤的洪水，呼啦一下子涌出了大院上。我军马上扑了上去，冲锋号声，喊杀声，似海啸雷鸣。我军指战员高喊着：“活捉黄伯韬！”“不要叫黄伯韬跑了！”从四面八方，一齐涌向大院上。大院上四周，人山人海，分不清哪是敌人，哪是我围歼部队。约摸半小时以后，冲锋号声停止了，喊杀声停止了，枪声也停止了，各种颜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 陷入绝望的黄伯韬在其总部被攻破的一刻开枪自杀了。他的遗书上写着：“将帅无才，累死三军。”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第一阶段作战，华野和中野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华野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完成了中间突破，全歼黄伯韬兵团的任务。 第一阶段，经过17个昼夜的奋战，我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8个师（内有3个半师起义）和3个师的非正规部队，共21个整师，计17.8万余人，约占敌人在淮海战场上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其中俘虏敌军9.66万余人，毙伤敌军5.05万余人，敌军投诚7800余人，起义2.3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枪支、弹药、战车、汽车、马匹和其它军用物资器材甚多。 经过第一阶段的战斗，把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兵力分割在徐州、蚌埠、双堆集三处，为尔后逐个歼灭敌人，夺取第二阶段及战役全胜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为歼灭敌军主力于长江以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军全歼了黄伯韬兵团，使国民党徐州“剿总”失去了一臂，战斗力大为下降，士气更加低落，各兵团提起解放军便谈虎色变，军官大都失去信心。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惊慌失措，很多官员纷纷搬家南逃，有的逃往香港或国外。 由于淮海战役规模广大，根据粟裕的提议，中央统一成立“总前委”，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整个战役。 11月2日，陈毅、邓小平向中央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信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 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个野战军，使原来由中原野战军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的格局，逐步演变成两支野战军联军作战，共同执行淮海决战的新格局。这是南线战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态的发展，是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在战场总兵力还少于敌军的条件下，敢于进行战略决战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在第一阶段作战中，为救援陷入重围的黄伯韬兵团，蒋介石迫于形势，急令黄维兵团由确山和驻马店出发，投入淮海作战。 中央军委决定，在第二阶段作战中，主要作战以歼灭黄维兵团为主。 黄维兵团是蒋介石嫡系中的精锐部队，辖十军、十四军、十八军、八十五军和第四快速纵队，共约12万人。该兵团，装备完好，有较强的战斗力。其中十八军，是陈诚一手扶植起来的，全为美械装备，各级军官是清一色的军校毕业生，受法西斯教育甚深，号称蒋军“五大主力”之一。该军恃装备好，运输车辆多，机械化程度高，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当时战场上的态势是，从徐州到蚌埠，由海州至商丘，蒋军南北对进、东西呼应的4个兵团，都被我重兵阻滞，唯独这个黄维兵团，在战场得以左右闯荡，似乎无人敢樱其锋，沿正（阳）新（蔡）公路浩浩荡荡北进。其实，黄维兵团已经陷入总前委设计的陷阱之中。总前委首长对黄维兵团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对敌人主官的性格颇为熟悉，知道他们色厉内荏，志大而智少，威加而寡恩。在黄维兵团自觉天马横空，不可一世的时候，我军的大网正向他们盖来。我中野四、九、十一纵队在东平集、邵围子一线由东、北向西、南压缩；六纵和陕南二十旅由南向北压缩；一、二、三纵由西向东压缩，8个纵队构成巨大的包围圈，加上华野的第七、三和十三纵队协同作战，黄维兵团的十二万人马被困在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20里，南北15里的包围圈里。 黄维兵团本是增援部队，反而被围，大为恐慌，向蒋介石呼救求援。 11月28日，蒋介石令杜聿明兵团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实施南北对攻，以求解黄维兵团之围。 敌军为解救黄维兵团，战斗力较强的李延年兵团3个军于12月2日开始试探性进攻。3日起，开始全线进攻。 我军坚决抗击敌军前进，虽然敌众我寡，但由于我军拼死阻击，一周之内，敌军进展缓慢，伤亡惨重。 黄维兵团究竟是蒋军中具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被我军四面包围后，很快调整了部署，稳住了阵脚。包围圈里的敌人，一面利用其空中优势和强大的炮火对我军实施袭扰，一面不断强化防御工事，构筑大量的土木工事和永备工事，在短短的时间内形成了比较强固的防御体系。 11月26日起，我军进一步压缩对黄维兵团的包围圈，把敌人压缩到了在以宿县西南的双堆集为中心的横宽不足15华里的狭小地区以内。 27日，敌人集中4个主力师，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倾全力企图从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敌人可以抽出的机动兵力全都用上了。我军坚决痛击，粉碎了他们的突围计划。 敌人突围不成，再次调整部署、进一步加强工事，准备死守待援。 12月6日下午4时30分，我军东、南、西3个集团，同时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我军依靠紧密的侦察，利用纵横交错的交通壕、散兵坑，充分发挥步炮协同的威力，对敌人展开进攻。虽然敌人依赖大量的地堡群、坚固工事和各种兵器组成的严密火网阻挡我军向前发展，并不断在坦克、火炮支援下反扑，仍挡不住我军猛烈的进攻。敌人的阵地一块接一块地被瓦解。敌人控制的地盘正在缩小。 一周以后，黄维兵团已被压缩在甚小的包围圈里。12月12日，刘伯承、陈毅两司令员发出了《促黄维立刻投降书》。设在邯郸的人民广播电台，进行反复广播，极大地瓦解了敌人军心。 黄维拒绝投降。 12月15日17时整，我备集团部队发起最后攻击。信号弹划破天空，炮声震撼大地。我南集团中野六纵队锐不可挡，连克敌阵，迅速突破敌人双堆集核心工事。我东西集团穿过敌人的火网，越过敌人的堑壕、地堡群组成的阵地和用汽车筑成的防线，向南集团会合。3股铁流很快会合在一起。敌人的指挥中枢被摧毁。无数蓬头垢面、衣衫褴楼的敌人从冒浓烟的地堡里爬出来，向我军举手投降。有一股敌人企图向西面突围，被堵住全歼。我军战至15日夜11时左右，围歼战基本结束。敌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兼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被活捉。敌兵团副司令胡琏只身逃脱。至此，国民党军队主力兵团之一的黄维兵团12万人，除少数漏网外，全被我军歼灭。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自11月23日至12月15日结束。在这一阶段中，中野和华野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完成了全歼黄维兵团的任务，并将杜聿明集团的3个兵团包围在永城东北青龙集、陈官庄地区，歼灭了突围的孙元良兵团。 12月18日，党中央向参加战役的全体指战员发出贺电，指出：“你们继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伟大胜利之后，又取得了第二阶段的伟大胜利。自11月23日至12月17日止，你们解放了战略要地徐州，全部歼灭了国民党最精锐兵团之一的黄维第十二兵团4个军10个师及1个快速纵队，生俘该兵团司令黄维、吴绍周，争取了黄维兵团一一零师廖运周部起义，包围了由徐州向永城方向逃窜的杜聿明部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并歼灭该敌三分之一以上，给予从蚌埠向北增援的李延年、刘汝明请兵团以严重打击，迫使其向淮河以南回窜，从而使杜聿明完全孤立于永城东北地区，粮尽援绝，坐以待毙；同时，又解放了淮阴、淮安，攻克灵壁，使淮河以北全境除杜聿明部所据永城东北地区之小块据点以外，均获解放，对于今后的作战极为有利。凡此伟大成绩，皆我英勇将士努力奋战，前后方党政军民一致协作的结果，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庆贺与慰问之忱。尚望团结全体军民，继续努力，为全部歼灭当面敌军而战。” 黄维兵团的被歼灭，在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失败主义情绪笼罩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李宗仁后来说：“民国37年（1943年）12月中旬，徐蚌会战己近尾声，中共全盘胜利势成定局，京、沪震动，人心惶惶，阴沉气氛弥漫全国。至此，蒋先生固然感到大势已去，国内许多民意机关，甚或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也都认为内战前途无望，希望政府在犹有可能之时，与中共恢复和平谈判。” 黄维兵团被歼不久，12月25日，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利用对蒋介石当时的不利形势，向蒋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目的是逼蒋下台，提高桂系地位。在白崇禧的指导下，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通过致蒋介石电，警告蒋介石“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蒋介石在军事上遭到致命打击，又受到美国和桂系势力的内外催逼的情况下，遂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的声明。这是后话。 黄维兵团被歼前后，中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东北，我军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全歼了国民党卫立煜集团。在中原和华东地区，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结束。徐州“剿总”的5个兵团，已被我军歼灭了3个，剩下的两个也已被我军紧紧包围，歼灭了一半，其余一半即将被歼。在华北，傅作义的60万兵力，有的已被我军包围，有的正处在被包围之中。在西北，胡宗南的部队被牢牢粘在了西安地区。在华中，白崇禧的手中还有一些部队，但有的被我军牵制，有的蒋介石是使唤不得的。 情况危急，蒋介石只好改变其军事部署。12月16日，即黄维兵团被歼的第二天，蒋介石令李延年兵团后撤，不敢再逞强去救援被共军包围的杜幸明兵团。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则由蚌埠移至滁县。杜聿明兵团的命运危在旦夕。 杜聿明是在淮海战役开始前，被蒋介石硬逼到徐州，辅弼刘峙与共军作战的。 杜聿明这年40岁，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些，这大概与他多年受着胃溃疡、肺结核等疾病的折磨有关。他身材消瘦而仪表威严，体质赢弱而气字轩昂。他出身于书香门第，但于的是行伍事务，所以，他是一个被传统礼教和战争洪流雕塑出来的具有多重性的人。 国民党的气数不长，精明的杜聿明看出了端倪。但因为他是一个军人，并且忠实于蒋家王朝，蒋介石交重任于他，也只好知其不好而尽力为之了。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使得国民党的“群星”实在是暗淡无光。 黄伯韬自杀，黄维被活捉，杜聿明的命运也凶多吉少。他的30万人马早已被共军围得水泄不通。 水泄不通，主要指地面，因为当时共产党的军队还没有能力控制天空。 在黄维兵团即将覆灭之际，杜聿明坐飞机飞回南京，参加由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期间，和蒋介石在小会议室进行密谈，力陈徐州不保，三十六计走为上。蒋介石终为杜聿明的陈述所动，同意放弃徐州，向南逃跑。 杜聿明要逃，粟裕早有预料，而且两人考虑的路线极其一致。 开完会议，杜聿明于当日又飞回徐州，向徐州“剿总”刘峙报告了蒋介石的指示。随后，即用飞机将总部人员运到了蚌埠。徐州机场拥挤不堪，连刘峙本人也是到第二天才飞到了蚌埠。 徐州“剿总”存有大批军用地图和档案材料，补给司令部还有大批武器弹药、库存被服用具和粮食。杜聿明下达命令；地图档案由参谋人员负责于12月1日午前烧毁，武器弹药由火车站运至黄口车站，另候处理；其它物资发给各部队尽量携带。随后，杜聿明率指挥部小部分人员急急忙忙撤离徐州。 一路上部队、车辆、人马乱糟糟地拥塞了道路，绕道凤凰山便道，好不容易才在黄昏时到达王白楼。 发现杜聿明要逃，粟裕立刻下达命令追赶。他命华野主力一部沿陇海路向徐州急进，除留一个师控制徐州市外，大部分兵力仍向萧县跟踪追击；一部由阳城地区直插老祖楼，堵截逃敌；一部从徐州以南地区围向西北，尾敌侧击而追；另一部沿宿县、永城公路急进。此外，又布置了第二线截击和第三线迂回部队。各路大军全部轻装，兼程急进，一个劲直追，追上就打，两三天内歼灭逃敌2万余人。 杜聿明的汽车开开停停，越往前走，道路越堵塞。他不得不丢弃汽车，跛着一条被日本鬼子炸伤的腿，在卫士的搀扶下，步履艰难地向永城方向急逃。第三天到达孟集。而就在此时，忽然接到一封空投的蒋介石的亲笔手谕，命他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方向，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共军。 蒋介石让杜聿明停止逃跑的目的，是为了解救当时处于绝望之中的黄维兵团。 杜聿明见蒋介石决心有变，十分气恼，明眼人都知道，黄维兵团救也是亡，不救也是亡。现在杜聿明手中的30万大军，逃跑才是求生的唯一出路，如救黄维兵团，则会一起走向灭亡。 但杜聿明哪敢自作主张。如果按原计划继续撤退，将会被蒋“军法制裁”。 杜聿明接到蒋的手谕后，心烦意乱，但又一时下不了决心。于是，只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待命。通知各司令官到司令部商量决策。 到了此时，各路诸侯各说各的理，会议一开，司令们吵得一塌糊涂。 这样，由于讨论对蒋介石手谕的态度，一下子就在此耽搁了10几个小时。到翌日拂晓，杜聿明就是敢违抗蒋介石军令再继续逃跑，也没有机会了，因为紧追快赶的华野各路大军已杀将上来，将其全部合围于陈官庄地区。 逃跑的可能没有了，只有向蒋介石求救。杜聿明频频向蒋介石呼救，要求“请空军积极助战并空投粮弹”。 蒋介石回电说：“无粮弹可抽，着迅速督率各兵团向滩溪口攻击前进。” 杜聿明的各路部队走投无路，军心动摇。邱清泉大骂：“国防部混蛋，老头子也湖涂，没有粮弹，几十万大军怎么打仗？” 杜部被围，华野代司令粟裕甚为满意，下令部队向杜部发起攻击。粟采取的是攻击东北，守备西南，先打弱敌，再歼强敌，逐步前进的方针。 杜聿明此时只好听天由命，硬着头皮顶着了。他采取的是三面掩护，一面突击，逐次前进的战法。 战至6日，敌阵地到处被突破，邱清泉打得最卖力，但也毫无办法突破铁桶般的包围。见此状况，杜的各路大将似乎都泄了气，邱清泉、孙元良哀求杜聿明快拿出别的解救高招。杜聿明哭丧着脸说：“三天以前还有，今天我也是江郎才尽了。” 他们左思右想，决定分散火力，多头突围。邱清泉兵团开始向南猛攻，孙元良兵团开始从西北方向冲杀，李弥兵团向西突击。但不管敌人怎样拼命攻打，华野的包围圈不但不见破，反而越收越小。孙元良在受到解放军攻击时，从吉普上滚到地下，从人缝中溜走，只身逃了个活命。孙元良兵团被歼。 7日，粟裕今东、西、北三面部队加强攻击，重点放在邱、李两兵团的结合部。我部队连续发动猛烈进攻，占领了敌掩护阵地的大部分外围据点。 李弥惊恐万状，枪毙了一个带头后退的团长，仍无济于事，敌兵照样溃退不止。 8、9两日，敌人分头突围失败，转而又实施集中兵力，重点突破。蒋介石派来轰炸机在空中进行支援，并在我军阵地投下毒气催泪弹，但突围仍不见希望。 10日，粟裕再次令部队发起全线攻击。杜聿明再三向蒋呼救。蒋复电云：“现无兵增援，望弟不要再幻想援兵。应迅速督率各兵团攻击前进。”杜聿明此时只好长叹一声：“末日到了。” 而就在杜聿明部行将被全歼之际，毛泽东在西柏坡忽叫暂停。 12月11日，毛泽东电令总前委：“于歼灭黄维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新部署。” 耐人寻味的电报。一个月前，毛泽东、中央军委还下不了吃掉徐州刘峙集团这锅“夹生饭”的决心。现在，这锅“夹生饭”已经煮熟，并吃下了一半，毛泽东忽然又叫暂停。毛泽东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吗？感到一下吃完还不够味，要慢慢嚼出个味道来？还是有什么更大一步的棋要走？总前委的领导们没有一下子体会出这一步棋的好处来。 是的，毛泽东就是毛泽东，果然有一步更大的棋要走。 因为此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蒋介石对那里的部队是战是撤正举棋不定。而此时，我对平津的敌人尚未完成包围。如果此时蒋介石撤走平津的几十万大军到江南，就可能会对解放战争的进程产生不良影响。最好是把敌人的主力部队统统消灭在长江以北。为了在我军完成对敌人的包围之前，稳住蒋介石，不急于下达部队南撤的命令，故才有12月11日毛泽东给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电报。 12月14日，毛泽东又指示粟裕：对围攻杜幸明集团的部队，就地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 这样一来，可就苦了杜聿明手下的官兵们。如果早一点当解放军的俘虏，起码还有碗饭吃。而现在数十万大军被围在北风呼呼的冰天雪地里，蒋介石又不送粮草，岂能不苦？ 杜聿明部饥寒交迫。先是抢劫当地群众的粮食、牛马、鸡犬以果腹。但这么一小块地方，老百姓的东西马上被抢光了。怎么办？继而只有吃野草、树皮、麦苗，再后就是杀骡马，连骡马的皮都抢吃光了。 此时，正是解放军开展政治攻势的好时机。在解放军这边，不只是有广播稿和快板书，而且还有热气腾腾的大米饭和白面馒头。“蒋军官兵弟兄们，放下武器吧！人民给饭吃。”这时候，馒头比炮弹的威力还大，敌人挡不住冒着热气的馒头的诱惑。整排、整连、整营地陆续向解放军投诚。但是，杜、邱、李等高级将领仍不投降。 不投降就消灭它！1949年1月6日，总前委令各纵队对包围之敌发起猛烈的攻击。炮火连天，杀声震地。各纵队从不同方向勇猛插向敌阵。 9日，我军插入敌中心阵地，敌土崩瓦解。10日，战斗胜利结束。邱清泉被击毙，李弥率少数残部逃跑，杜聿明下落不明。 杜聿明没有为蒋介石成仁，也没有逃掉，他就在解放军的俘虏群里。 在打扫战场的时候，粟裕正为杜聿明不见下落纳闷呢，忽然接到陶勇打来的电话：“司令员，我们这里发现一个自称为军需官高文明的战俘，很可能是杜聿明。” 粟裕一笑，说：“好，你派人严加监视，明天上午送到你的指挥部，千万不能给跑了！” 次日晨，陈毅、粟裕兴致勃勃地驱车赶到陈官庄东北地区陶勇的指挥所。 不久，那位“高军需官”被送到。陈、粟、陶无不以礼相待，这位“军需官”终于承认：“我是杜聿明。” 淮海战役以它的伟大胜利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 第六章 挥师过大江 人民军队统一整编，第三野战军诞生。穷途末路，国民党乞求“和淡”。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上傀儡代总统。中央军委指示：淮海战役总前委继续执行领导渡江作战职能。粟裕对渡江作了三种估计。1949年4月20日晚8时。千里长江夹岸火红。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日历掀开到4月23日。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被歼，其残余兵力有220万人，但正规军只有146万人。由于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的全面失败，这时已丧失向解放军进行进攻的能力，而且实际上也不能作战略上的有效防卫。而人民解放军已在战争中发展400余万人，解放了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国土。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已摆在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面前。为此，1949年2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对人民军队进行统一整编，将野战军部队统一整编为五大野战军。 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命令，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辖4个兵团和1个特种兵纵队。 第七兵团，王建安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姬鹏飞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迎希任参谋长。辖第二十一军（含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二师），滕海清汪军长，康志强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二军（含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师），孙继先任军长，丁秋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三军（含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师），陶勇任军长，卢胜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五军（含第一零三、第一零四、一零五师），吴化文任军长，何克希任政治委员。 第八兵团，陈士榘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治委员，江渭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何以祥任参谋长。辖第二十四军（含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师），王必成任军长，廖海光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五军（含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成钧任军长，黄火星任政治委员；第二十六军（含第七十六、第七十七、第七十八师），张仁初任军长，王一平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四军（含第一零零、第一零一、第一零二师）。何基沣任军长，赵谷民任政治委员。 第九兵团，宋时轮任司令员，郭化若任政治委员，覃健任参谋长，谢有法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二十军（含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师），刘飞任军长，陈时夫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七军（含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师），聂风智任军长，刘浩天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军（含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师），谢振华任军长，李干辉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三军（含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师），张克侠任军长，韩念龙任政治委员。 第十兵团，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治委员，陈庆先任参谋长，刘培善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二十八军（含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师），朱绍清任军长，陈美藻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九军（含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师），胡炳云任军长，张藩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一军（含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周志坚任军长，陈华堂任政治委员。 特种兵纵队番号不变，陈锐霆任司令员，张凯任政治委员。 以胶东军区武装编为第三十二军（辖第九十四、第九十五师），谭希林任军长，彭林任政治委员，暂归华东军区指挥。两广纵队拨归第四野战军建制，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这时华东军区约42万人，第三野战军约58万余人。 五大野战军的成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对后来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筹划下，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保存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然后伺机卷土重来。 由于蒋介石政府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蒋介石政府出现动荡。在此情况下，美国的决策者不得不重新审查自己的对华政策。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人，此时己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己成定局，这不是美国的力量所能扭转的事情，即使此时派兵直接进行武装干涉，恐怕仍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败亡。但美国政府极不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局面的到来，仍幻想有一天国民党会出现什么“新局面”，从而出现“扭转潮流”的奇迹。 1948年10月，即辽沈战役开始不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他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马歇尔因为害怕美国政府要对由此产生的新局面负责，不同意这样做。 11月中旬，司徒雷登曾夜访李宗仁，闭门进行长谈，表示愿意支持李宗仁取蒋而代之。对于李宗仁来说，这是他多年求之而不得的事情。他兴奋地表示，只要美国政府能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能获得美国政府对他“毫不含糊”的支持，他李宗仁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 李宗仁官瘾大，但比蒋介石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但蒋介石不愿下台，而且以蒋介石嫡系力主的国民党死硬派也千方百计反对。他们抱着侥幸心理，希望币制改革能取得成功，淮海决战能扭转战局，更期望能获得美国更多的军事援助。 11月9日，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增加援助，公开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的声明，并要美国派一高级军官直接参加指挥“和共军的作战”。社鲁门作出了使蒋介石大夫所望的表示。当月底，蒋介石又派夫人宋美龄赴美国进行游说乞援，但效果也十分不如人意。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但还想做个好人，在12月中旬，“主动”地找李宗仁商谈，准备以“下野”的方式来促成“和谈”。而在此时，桂系首领白崇禧首先抢过“和平”的旗子，于12月24日和30日，连电蒋介石要求和共军进行“和谈”，对蒋施加压力。 同时，在白的授意下，湖北的国民党参议会、河南省政府等机关及其头面人物，则直截了当地提出，要蒋介石“毅然”下野，“以谢国人”。 国民党又在玩“假和平”，必须揭穿它。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的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1 月14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和平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声明表示，虽然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在不很久的时间内，全部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反动政府及其它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1月8日，国民党政府乞求美、英、法、苏4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遭到拒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月21日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总统职务。 1月22日，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表示愿意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李宗仁上台后，采取了一些“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措施。但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实权仍然操纵在蒋介石的手里。蒋介石虽“隐”而下退，仍暗地里一心一意用和谈争取时间，准备继续和共产党战争到底。李宗仁成了一个实足的傀儡代总统，难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但另一方面，李宗仁虽然承认中共所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但他进行和谈的真正目的，仍在于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确保长江以南各省，实现“划江而治”的局面，并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取蒋介石而代之，同共产党分庭抗礼。在李宗仁看来，虽然平、津、徐州不守，但国民党还有相当数量的兵力，而且西北地区特别是长江以南省份仍然完整，如能重新赢得民众的支持，同时依靠长江天险，有可能成功地保卫江南。在此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国共和谈的指导原则是：“和谈心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建议立即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不能全部接受所谓八条，而只同意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八条”。其核心是“守江谋和”。而且，他在谈论和平的同时，仍秉承蒋介石“以整伤军事为重”的旨意，积极备战，力求阻止共产党渡过长江。 李宗仁得到蒋的同意，派出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谈判团赴北平，和共产党进行了14天的谈判。 这次解放战争后期的国共和谈和解放战争初期的国共和谈相比，虽然两党及其军队的强弱倒换了位置，两次谈判都达成了书面的意见，但对国内的和平都未产生实际的作用。这两次谈判，都是蒋介石以及李宗仁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导致和谈最终未谈和。两次和谈，两次失败，责任完全在国民党身上。这种历史事实，实在是令人深思的。 敌人不缴枪，我们就叫他灭亡。我们党在大战后，在力争和平，和国民党进行和谈的基础上，一直没有放弃解放全中国的准备。 中央军委指示：原淮海战役总前委继续行使统一领导渡江作战的职能。 刘怕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率领二野、三野百万大军，纷纷南下长江北岸，开始整训和渡江准备。 2月9日，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在徐州召开了会议，对各部队的南下路线、集结地段、作战地点都进行了详细的部署。浩浩荡荡的大部队汇成向南挺进的洪流，千军万马渡过黄河、淮河、汉水，越过大别山、霍山等崇山峻岭…… 已告别游击时代的人民解放军，此时已初步形成一支有一定机械化作战能力的大兵团。如令，在山谷和羊肠小道上南进的行军行列，除了精神振奋的士兵，大批的骡马、炮群，还有了一定数量的坦克，这些庞大的怪物给艰苦行军的解放军官兵带来了无比的新奇和自豪。 在行军路上，啦啦队宣传队员手中的“呱嗒板儿”，仍发挥着它传统的作用——同志哥哎，你真棒，两天一百八，整天山上爬。 山高你不怕，路滑也不怕，行军当英雄，打仗顶呱呱。 喂，快快行，前边就是英雄岭，英雄岭上有棵松，松下站着咱司令。 司令说：“谁英雄谁好汉，英雄岭上比比看！” 百万大军的行进队伍绵延在长江以北的土地上，仿佛给江北水道纵横的黑土地又增添了无数道流动着的阡陌和河道。 江南的荠莱花在一阵阵春雨的催促下烂漫地开了，开得清新、雅致，像无数粒白色的小星星。 3月上旬，百万大军陆续到达长江北岸，开始进行渡江作战的准备、训练工作。 3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移驻蚌埠南郊孙家圩子。 3月26日，总前委会议在这大半是土墙茅屋的村庄里召开，一些兵团司令员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总前委书记邓小平首先发言：“从今天起，我们用几天的时间来研究一下渡江作战的一些具体问题。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谭震林说：“据前线指挥员报告，由于天然的水流冲击和人为的增加土地面积等影响，长江的江岸情况变化很大，江岸时常迁移。所以我们现在使用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不可靠了，不应当全靠图上实施作战作业，而应依实地侦察修正地图来指挥布置。” 邓小平对谭震林提出的问题很重视，紧接着说道：“这一点希望引起在座的重视。特别是各兵团的司令员，要尽可能地亲自去前线看一看，渡江之前一定要派出侦察，详细地了解江岸的情况。最好要将侦察员派到江南岸去。” 邓小平讲完，粟裕接着说：“过去我们渡过黄河，黄河是‘面恶心善’。特别是南京以东，水的流速很大，又因长江水受月亮吸引地关系，每天涨落两次。农历初一、十五为高潮，初八、二十三为低潮。潮涨潮落，直接影响船只入江和登岸靠岸。再说，长江上还设有敌人的许多要塞据点。” 邓小平说：“渡江作战的重点，就在能不能迅速地登上对岸。历史上的渡江作战，对南京的进攻一般都将渡江点选在南京西南或以东地区，而且侧面渡江者多，正面渡江者少，通常南京西南以采石矶至当涂之间为宜。” 陈毅说：“蒋介石在长江上摆了一个‘一字长蛇阵’号称‘立体防御’。可是他的兵力根本就不够，70万人要守1400公里的正面，他是守不住的。为了渡江的成功，我们可以避开国民党的要塞，哪里能渡江，我们就在哪里渡。只要我登上南岸，事情就好办了。” 邓小平又分析道：“我们渡江成功后，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有4种可能：一是收缩兵力于芜湖、南京、上海、杭州、镇江、无锡诸要点，阻绝我东、西会合，尔后利用浙赣铁路机动兵力，或在南京、上海间，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或在浙赣沿线与我决战；二是放弃沿江一线阵地，退守浙赣线和上海、杭州沿海地带进行顽抗，或作有秩序的撤退；三是在退路被我切断，无法撤退时，分别固守南京、上海、杭州等要点。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什么处置手段，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并有可能形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总前委对渡江作战进行了几天的研究，最后在邓小平主持下，拟制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其中关于对渡江作战的布置是：“由粟裕、张震两同志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三野八、十两兵团主力，共6个军，3个独立旅，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实行渡江，另以八兵团之三十四、三十五两个军，于战役发起同时，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箝制两浦之敌。渡江成功后，除留部队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应以主力迅速向京沪线上挺进，控制铁路一段，力求首先立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巩固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张战果，对敌人作有后方的、有秩序的进攻。如条件许可，则应派部队向西发展，截断京杭公路，如敌进攻，则求得在野战中逐步地予以歼灭，如力量不足，则继续巩固阵地，以待七、九兵团赶到时协同歼灭之。 “由谭震林同志指挥三野七、九两兵团，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姚沟至棕阳镇（不含）段实行渡江，渡江成功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并监视黄湖之外，主力应迅速东进，与八、十两兵团会合截断京沪杭公路，完成对京沪杭地区敌人之割裂包围，并协同八、十两兵团各个歼灭之。以上两路（4个兵团），归粟、张统一指挥。两路之具体作战部署，七、九两兵团之东进路线，均由三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二野由棕阳镇（含）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以一个兵团，以最快速度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二野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管三野留置部队的任务，担任歼灭芜湖地区之敌，并准备攻取南京。二野各兵团之具体作战布置由二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各部队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邻兵团渡江，各部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总前委会议结束的次日，即4月1日，邓小平、陈毅率新组成的精干指挥部离开蚌埠，移至合肥东南的瑶岗村。 粟裕作为总前委的成员，担负着参与领导和指挥渡江战役的重任。 这次渡江，对于粟裕来说已经是第四次了。从前三次渡江的情况来看，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部队从江南向江北渡，往往是处于劣势，是为了保存势力；如果部队由江北往江南渡，则必定是处于主动，部队有一个大发展。 第一次渡江发生在1940年6月，那时，粟裕与陈毅一起，在苏南率领新四军正同日寇浴血奋战，国民党反动派却“煮豆燃萁”，掀起反共的高潮，想把新四军赶到敌后，好借日本人的手，消灭皖南、苏南的新四军。 当时，江南的新四军分为两支；一支由叶挺、项英率领的新四军军部，另一支由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蒋介石对顾祝同说：“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毛泽东看穿了蒋介石的“借刀杀人”之计，决定将计就计，要求新四军各部队迅速深入敌后，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一边抗日，一边不断发展壮大力量。 但是项英并没看出来蒋介石的阴谋，他不执行中央军委“皖南军部应速移苏南为宜”的指示。陈、粟眼见皖南部队无法集中，而江北的部队由于力量单薄，发展又不顺利，所以于6月15日急电中央，决心将苏南的部队移往苏北。中央同意了陈、粟的意见。 陈、粟率江南指挥部和2个团的兵力立即向江边北移，没想到顾祝同、冷欣却不顾抗日大业，向新四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好在陈、粟早有防备，率部奋起还击，歼灭了蒋军2个团，越过了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四道日寇封锁线，于7月8日渡过长江，同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会合。 留在皖南的新四军，最后没有摆脱蒋军的攻击，在皖南的山区全军覆没。 项英牺牲，叶挺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此渡江由南向北。 粟裕的第二次渡江，是在1944年12月底。当时，日寇面临盟军的强大反攻，准备放弃三岛，与英美决战于大陆，在中国进行长期战争。中央根据形势，估计对日战争可能延长，所以令粟裕首先率3个团渡江南进，继尔由谭震林、叶飞再率第二、第三批主力南下，对今后的发展作长期的打算。 日寇对长江虽没有防御，但封锁却很严。舰艇在江中游弋，沿江据点林立，警戒严密。粟裕主力部队、地方干部及机关人员近万人，保证在同一时间内一举偷渡成功，难度很大。如果失误，不仅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而且也会暴露我军的战略意图，后果不堪设想。 粟裕将人马分成东西两路，自己亲率西路冒雪前进。 12月26日，连下几天的大雪仍然没有停，天寒地冻，部队行动很困难。 这一天，他们赶到了离江边只有15公里处的地方宿营。 粟裕将偷渡地点选在龙潭北的一个小码头。龙潭位于南京与镇江之间，铁路与江岸平行，铁路上林立着日军的据点。铁路与江岸之间的地带很狭窄，地形不利。但是，正因为在意想不到的地点，加上气候的关系，所以敌人根本没有想到，新四军会从他们的眼皮底下通过。这次渡江是由北向南。 第三次渡江是1945年9月。此时，日本已经宣布投降，朱德总司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接受防区内的日伪军投降，但蒋介石要与人民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9月19日，党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示粟裕率苏浙军区的部队有计划地渡江北撤。 这一次渡江非常顺利。因为日伪军已经投降，不敢阻拦；而国民党军队正忙于接管京沪杭各大城市，难于抽出兵力。而且，毛泽东正在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所以粟裕率6.5万多人安然返回江北。此次是由南往北渡。 粟裕从前三次渡江的经验来看，长江并不是敌人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防线。千里江面，防不胜防，顾东顾不了西。更何况这第四次渡江是在敌人走向全面失败，人民军队走向全面胜利的时刻，这更有利于人民军队的顺利渡江。 尽管据守江岸的国民党军队多为屡败之师，我军的渡江能力大大地得到提高。但浩荡奔腾的长江毕竟是名副其实的天堑。所谓“投鞭断流”云云，也只是志大才疏的秦王符坚用以吓人的狂言。归根到底，过江还是得靠舟船摆渡。那时的解放军，不但没有现代化的渡河登岸器材，甚至在部队刚到江边时，连木船也被国民党破坏或抢劫到南岸。而且在这百万大军里，“旱鸭子”居多，有许多甚至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宽阔的水面，这都给我军的渡江作战带来极大的不便。 为了征集木船，部队抽调了大批干部和战士，协助地方党委和人民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深入的动员下，许多渔民船工驾船报名参加运送大军渡江的船队。我军付给参战船工一定的报酬，每个船工不但有自己一份工米，还可以领到家属的救济粮。管理船队的干部与船工平等相处，关心生活，亲如家人。这和国民党军队抢船抓夫、烧船、抢掠、残害百姓的种种暴行，形成鲜明的对照。影响所及，各地群众纷纷向渡江部队提供船只，有些渔民船工甚至全家驾船从百里之外赶来参战支前。“保送大军，子孙万代光荣”，成为船工们发自内心的口号。在拥有现代化的国民党军陆海空立体防御面前，人民解放军赖以强渡长江天堑的，竟是这些渔民船工驾驶的原始木船，这不仅是一个奇迹，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对此，历史真应该大书一笔。 长江北岸各船队，开始时还在远离江岸的河道、湖泊进行检修、演习，在渡江日期迫近时，必须将船全部运抵江边，这就需要挖凿和疏通河道，劈坝修渠引水运船，有的地方为了防止河水内港不能挖开堤坝，就只好将船只从堤坝上拉过去。那些较小的舢板还好拉，而重量数十担以至于上百担的大船，要拉过高坝就十分困难。担任突击的部队，每个军约需80条到100条船，中突击集团自芜湖到贵池一段，将有4个军参加突击作战，再加作为二梯队的两个军以及指挥机关、后勤部队、炮兵部队等，也都需要掌握相当数量的船只，合计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整个运船工程的浩繁是可想而知的。数以万计的军民，冒着绵绵春雨，日夜奋战，终于在指定时间内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 到4月中旬，渡江工作准备基本就绪，只待命令一下，百万大军将万船齐发。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幕后操纵下，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1949年4月20日，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 晚8时前，在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个个目光中闪着兴奋的火花，两眼紧紧地盯着各自手中的怀表，在期盼着一个伟大时刻的到来。 与此同时，在合肥东南瑶岗村总前委的作战室里，在中集团指挥官谭震林的司令部里，一双双眼睛都紧紧盯住闪闪发亮的秒针，大家屏住呼吸，也在等着同样一个伟大的时刻的降临！ 当时针准时指向8点整时，谭震林憋足一口气，对着无线电话筒，雷霆万钧地下达命令：向江南进军！ 伟大的渡江作战开始！ 接到发起渡江作战的命令，长江北岸机阳至溪口第三野战军担任中集团突击段，霎时间万炮齐发，天地震颤，火光映红了天空。 粟裕对渡江作战的前途曾有过三种估计：一是敌阻我西路军前进，切断我东线部队，夹击我军于沪宁之间；二是宁沪之敌全部东撤，破坏上海，挑起第三次世界战；三是我军猛进，切断宁沪铁路，将敌东西截断，敌无退路，被我围歼于京、沪、杭地区。 渡江战役发起后，我军对这三种情况都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渡江作战的第一步正在节节取得胜利。 千里江面上，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捷报：“我部突破安庆芜湖线，占领繁昌、铜陵、青阳！”“江阴要塞守军起义，我部顺利登陆：正向敌人之纵深楔入！”“我军进入无锡、苏州、常州、镇江！”“两浦守敌仓促渡江南逃，我各师先后抵达浦口江边，正向南京攻击前进！”“国民党海防第二部队林遵部已和我军取得联系，林率其部军舰9 艘、炮船16艘，于南京附近笆斗山江面起义！”敌人夹击我军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我军全力猛攻，势如破竹。敌人闻风丧胆，已经全线崩溃。 东集团在粟裕、张震的指挥下，于长江下游渡江，直接攻取南京，攻击汤恩伯的重点防御地带。 在渡江战役前，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示：渡江作战要实行靠前指挥，战斗部队过江1个营，师长就要过江，过江1个团，军长就要过江。 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在先头团大部刚一登陆，就急忙上船南进。一小时后，他让通信员送回北岸一张纸条：“我已胜利地踏上了江南的大地。聂凤智。” 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在部队渡江的第二天凌晨，决定立即过江进行指挥。他对韦国清说：“政委，你留下同兵团部一起走，我先过江。陈老总和粟裕副司令员要求我随第一梯队登陆，担任先头军军长的角色。” 韦国清说：“我同你一起走，让参谋长带着兵团行动。” 两人一同上了准备好的木船，朝南岸驶去。 一路顺风，叶、韦二人5点多钟在江南岸登陆，接着率部向预定二十八军渡江后占领的村子走去。到村子前，天还未亮，叶飞让一个参谋去联络，免得发生误会。 这个绰号“小广东”的参谋进村后，找到了一个哨兵，三言两语一问，发觉情况不对。哨兵原来还是国民党兵，这里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部。 “小广东”很机灵，急中生智地说：“师长到。请你去给他带路。” 叶飞见“小广东”回来，就问：“联络上没有？二十八军军长怎么还没来？” “小广东”说：“来了。” 叶飞一看是国民党兵，十分诧异，问道：“你怎么在这个村庄？” 国民党兵回答：“报告长官，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两个月了。” “解放军打过来了吗？” “打了一晚上的炮，长官说解放军就要到跟前了，让我们多小心。” “我们就是解放军！” “好险！”叶飞在心里暗叫一声，“如果我们糊里糊涂进村，岂不要当俘虏了？不当俘虏也会被打得稀里哗啦！”于是，叶飞带着大家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走了一里路，才找到二十八军的先头登陆部队。 二十三军军长陶勇渡江后，亲率部队追击敌人。听着耳边嗖嗖飞的子弹，眼见硝烟弥漫的战场，陶勇深深为胜利的前景所鼓舞，为战斗的气氛所感染，不禁独自率领警卫营的一个排，乘上缴获的汽艇，由金坛河南下溧阳，在董家舍、古渎附近用冲锋枪、手榴弹同西岸敌人进行战斗。等到师长谭知耕亲率部队赶到接应时，陶勇早一路打一路走地乘着汽艇沿河而下了。 解放军将领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官与兵生死在一起，这是人民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只顾个人利益，在作战时你等我看，不能协调一致地配合作战，这是它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粟裕、张震指挥东集团于4月21日零点，对“三浦”发起了攻击，最先夺取的是江浦，然后冒着密集的炮火向浦镇前进。 占领浦镇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敌人在遭到包围后，进行疯狂的反扑，坦克、装甲车轮番向解放军冲去，双方在浦镇以北的山地上，展开了逐点、逐线、逐个碉堡的争夺战。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夜，22日清晨，敌人才向江边逃跑。 23日上午，解放军各部队先后抵达浦口江边，扫清了江北守敌，积极找船，准备越过长江，追歼逃敌，从北面向南京发起进攻。 就是在此时，南京下游的国民党江阴要塞于4月22日起义，叶飞率十兵团已渡过长江，切断了南京与上海之间的联系。南京在长江防线上已经成为一座孤城。 此时南京政府的国民党军队大员，大多已逃之夭夭。 4月23日晚，解放军首先从南京东面的和平门进入南京。第三十五军一零四师进占狮子山、清凉山制高点；第一零五师沿中山北路前进，经过新街口到中山门，占领中山门、城外高地，光华门外机场和市中心区。24日凌晨 点：国民党总统府的红漆大门被打开，解放军战士冲了进去，降下国民党总统府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军旗在总统府的上空猎猎飘扬。 陈毅随后赶到了总统府，他坐在蒋介石坐过的总统办公桌后边的巨大椅子上，使劲颠了颠，不禁诗兴大发，当即吟诗一首： 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 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 吟毕，陈毅要通了北平的长途电话，在总统府向毛泽东报捷。就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前一天，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向全国、全世界发出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电讯：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1000余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20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地区，24小时内已渡过30万人。21日下午5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该路35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23日可渡完……战犯汤恩伯21日督战不起丝毫作用，汤恩伯认为南京江阴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南京九江一线。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突破了。我东路35万大军与西路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至发电为止，我东路大军已大部渡过南岸…… 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 这篇电讯稿是毛泽东亲手所写。当毛泽东接完陈毅的电话后，十分兴奋，情不自禁，也吟诗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4月29日，即将赴任的南京市长刘伯承也来到了“总统府”。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会合以后，从原蒋介石的办公室给粟裕打去电话，要粟裕从速率部赴上海方向组织指挥淞沪战役。第三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不顾鞍马劳顿，马不停蹄地奔向淞沪地区，准备解放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 第七章 蒋氏“复兴”梦 1949年，对于蒋介石来说可谓流年不利：一是“三大战役”国军惨败精锐尽失，二是被“内部人”赶下总统宝座，三是号称“铜墙铁壁”的国都一夜易主……这复兴岛上的“复兴”梦不知还能做多久？重返大上海，蒋经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上海物资大搬运。汤恩伯耐不了性子。蒋介石认为：共军正在犯当年日本人犯过的错误。 1949年，对于蒋介石来说可谓流年不利。新年钟声刚响，内外交困中的他就不得不违心地宣布下野，这是他个人历史上的第三次下野。放弃权力对于权力欲极强的蒋介石不啻是要他的命。不久，人民解放军第三、第二、第四野战军以百万大军分三路强渡长江。共军要过长江，是蒋介石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自始至终从未想过要去与自己的死对头共产党搞什么“和谈”。 但是共军一夜突破被他视为天险又严密把守的千里长江，则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尤其当他听到江阴要塞顷刻瓦解的消息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提起江阴要塞，蒋介石曾经寄寓了多大的希望！他在这里布置了一个自诩为“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他也曾一再叮嘱部下：“江阴要塞，是长江的门户，是拱卫首都的重要屏障，万万不能丢失，发现情况，及时报告。” 可就是这个江阴要塞临到战事发生时，不但未起到抵抗共军进攻的堡垒作用，反而将枪口转向了自己这边，这不能不让蒋介石感到气愤和痛苦。 4月23日南京解放，“国都”的失陷对蒋介石来说又是一沉重的打击！ 4月24日中午，“闲居”溪口的蒋介石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对儿子蒋经国说：“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他的确该走了，百万解放军过江以后，正在江南大地上摧枯拉朽般地追击他那已溃不成军的军队，他如果再不走，极有可能在乱军之中丧失掉他的那条老命。 4月24日中午，蒋经国将妻子蒋方良及儿女送到台湾，以免后顾之虑。 4月25日清晨，蒋氏父子就到慈庵墓庐与蒋母告别。然后双双走上凤凰山顶，对故乡作了最后一次眺望。蒋介石此时只觉“往事不堪回首”，深感“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但此时的蒋氏父子仍立志“誓必重回故土”。当然他父子两代均未能实现誓言。 下午3时，蒋介石最后一次拜别祖堂以后，便背着乡亲们，悄然乘车离开了家乡。这个家乡观念极重，年年都要回溪口老家住几天，看望家乡或祭祖上坟的蒋介石从此再也未能回到故乡看它一眼。 车到象山港时，“太康”号兵船早已停泊在那里。蒋介石登上军舰后，下令坐舰驶往上海。同行的人这才明白蒋介石此行的目的——他要亲自指挥淞沪战役，保卫大上海。 在途中，蒋经国给其父读了关于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致李宗仁的通电（1949年5月21日）。当念到他们因中共坚留，决暂停北平，以待再行和谈时，蒋又哼了一声：“是他们自己愿意留下来的吧？什么中共坚决挽留”。蒋经国又继续念下去，其中有“上海孤悬，岂可久守”之句，蒋又自言自语说：“上海只要再守半个月，能把所有物资抢运出来就行了。”其中有对中共的赞语：“同人等默察年来国共战败得失之原因，其主因在政治上而非在军事。盖中共积其二十余年之丰富经验，深得为民服务之道，而其严格之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又保证其上下一致，贯彻其政策与主张，因而获得人民之合作与拥护。同人等与各方面接触，目击耳闻，知中共对于维护国家独立，尊重人民生活自由，贯彻其城市政策，扶植民族工商业，确为有目共睹之事实，且亦符合国父革命之理想，决非吾党过去政策与作风所可企及。” 听到这儿，蒋介石怒不可遏：“宣传！宣传！纯是替中共宣传。”蒋经国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会，低声问：“是否还读下去？”蒋介石点了点头，于是蒋经国又继续念道：“自和平协定公布，党内多诋为条件太苛，类似迫降，致有‘宁可战死，不可败降’之愤语。然平心而论，则八条固为德公所承诺之商谈基础，二十四款只系实施八条之详细规定。如第一条战犯名单，完全不提，即为重大让步之例。并经口头约定，正式签署协定时，尚可酌加文字上之修正。同仁之愚，以为革命大业，天下为公，己既不能，当让能者！今日之事，倘政府昧于人心与大势，仍继续作绝无前途之战争，则惟有仅存之残局至于毁灭，增益其对民族历史所犯之罪愆，倘能平心静气，发挥高度理智，不以少数人意气权位之私，置大多数人民生死祸福于不顾，则一转念间，祥和立现。例如：近日上海之战，外围据点尽失，尚期凭四困之地，死守到底，则将毁灭六百万人之城市，此岂仁者之所为，亦岂大势所许可。” 蒋介石再也听不下去了，霍地站起来，大叫：“战报！战报！” 途经宁波时，蒋介石命令稍作停留，他惦念着宁波城里一座自己的住宅。 提起宁波城里的这所住宅，有太多的东西值得蒋介石回忆。这是一座带有花园的住宅，位于甬江北岸新马路与草马路衔接的拐角处。早在1905年，蒋介石在宁波箭全学堂读书时，蒋母王氏曾命他带着原配妻子毛福梅到宁波伴读，当时的蒋母既盼孙心切，又希望年长的儿媳能拴住倔强年幼的儿子的心，蒋介石与毛氏租赁这所房间住了约半年时间。后来蒋介石发迹了，便买了这所住宅，并将住宅修葺一新，还扩建了花园。 1921年至1923年，蒋介石又经常与陈洁如在此居住。随着蒋介石地位的不断上升，花园修建也日益完美。蒋每到宁波，必到这花园住住或玩赏。 但这次蒋介石却没有上岸光顾自己的住宅，这时人民解放军的前锋已抵达宁波。不得已蒋介石特意派人去把为他看管花园的表妹夫钱玉麟夫妇请到“太康”号军舰见面，详细询问了花园情况后，他说：“你们没有替公家做过事，想来没有什么关系，好好看管花园，将来我还要来看看的，你们替我看管花园多年，也没有特别好处，现在给你们100块银元，以防万一。” 4月26日上午，蒋介石的座舰驶进了上海吴淞口，宽阔的水面逐渐变窄，远处隐约可见上海一幢幢林立的高楼大厦。 下午1时，船泊上海复兴岛。 复兴岛位于上海东南角，是个三面环水、一面联结上海市区的半岛。蒋介石的“行宫”是岛上唯一的一幢西式洋楼，原先是海关为外籍海员度假休闲所修建。蒋介石到达前一天，岛上宣布戒严，原先设在岛上的渔业管理局和浚浦局的全体职工都在蒋介石到来之前被清除出岛。 如果说蒋介石重返上海，有太多的打算、太多的野心，那么对于同行的蒋经国来说，重返上海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就在几个月以前，蒋经国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币制改革。那时的蒋经国颇有热血，颇有豪情，很想有一番作为，不料想国民党政府黑暗，腐败已病入膏盲，财政危机已积重难返，最终蒋经国以失败告终，往事真不堪回首。 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财政经济，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5个法令。规定：以金圆券为本位，在10月20日前收兑正在通用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汇率是法币300万元，流通券30万折合金圆券1元；10月31日前个人持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币必须前往银行兑换成新币，法令还宣布南京政府将准备整理财政，加强经济管制，把工资和物价稳定在8月19日的水平。 财政紧急处分令下达的第二天，总统蒋介石、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会见民意代表和京沪地区的财经界人士，宣布为保证币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设立由王云五、俞鸿钧、张厉生、严家淦及蒋经国等人组成经济管制委员会。 21日南京当局又宣布，在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广州、天津设立经济督导区，分别由俞鸿钧、宋子文、张厉生担住督导员，蒋经国、霍树宝、王抚州分为三地协助督导。督导员除全权控制、监督各项经济措施的实施外，并具有行政及指挥警察之权力。 于是蒋大公子以“经济管制委员和助理督导”双重身份前往金融、工业、商业中心上海市。上任之初的蒋经国干劲十足，他慷慨激昂地说，“在过去真正守法的，多是那些穷苦的老百姓，而一般有钱有势的人，则往往逍遥法外，为所欲为。”因此他明确宣布，此行到上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一路哭不如一家哭”。 为了“打老虎”，蒋经国设总指挥部于中央银行，组建了“欺建大队”，同时还组织了“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为了造声势，在上海复兴公园，蒋经国召集了万人大会，喊出要进行第三次革命，建设新上海的口号。 8月23日、27日，蒋经国又指挥上海市金管局，警备部稽查处，京沪、沪杭两路警察局等6个军警单位，全部出动，到各市场、库房、交通场所进行搜查，凡违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等法令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追究刑事责任。 接着蒋经国又召开了青年军人联谊会。在会上，他说：“我们相信，为了压倒好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生活，上海的市面，是绝不畏缺华丽衣着，而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 同时他又特别指出奸商和贪污官吏相勾结，因此警告官员们对贪官污吏将要严办。他说：“上海许多商人……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惩办……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我们对于这两种敌人，决不能放松一个，要同样的打，一起打。” 《紧急处分令》下达的第十天，蒋经国又在全市设立了几个“人民服务站”，主要职责是负责收集各界人士和市民百姓的举报线索、查究违犯处分令囤积物资，扰乱市场，哄抬物价行为和犯法分子。 很快，蒋经国就接到了大量的举报，于是蒋经国就一本正经地处决了因泄露国家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股票牟取暴利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处决了利用职权勒索他人财物的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忌、第六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处决了因套汇违纪的商人王春哲。 经过这三件大案，蒋经国在上海名声大振，成了铁面无私的传奇人物，外国记者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蒋经国满怀信心地说：“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的手段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自8月19日过后的一个月内，上海物价稳定，中央银行在上海收兑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已约值37300万美元。蒋经国不无得意地说：“政治力量是解决经济混乱的主要条件。” 可是好景不长。上海一地物价虽然稳定，但全国物价仍狂升。因此流入上海的物资大大减少了，上海出现了物资缺乏的紧张局面，市场供应萧条，上海的生产萎缩了。尽管蒋经国仍一如既往地三令五申，不准商人囤积居奇，凡发现者一律没收，但上海已处又一次物价狂涨的前夜了。 蒋经国“打老虎”行动失败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一条还是因为他打不动真正的“老虎”。 9月底，根据举报，蒋经国带领“老虎大队”、警察突击、检查了扬子建业公司，发现该公司囤积有大量商品，其中包括利用经济情报抢先于“封关”前进口的百余辆汽车，500多箱英美尼绒，200多箱西药。扬子公司是蒋经国的姨表兄、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主办的大“官倒”公司，宋美龄拥有其中一部分股份。蒋经国大义灭亲，查封了扬子公司并下令逮捕公司老板孔令侃。 蒋经国的壮举惊动了身居南京的后妈宋美龄。宋女士立即向正在北平指挥东北战事的蒋介石告状，要求蒋介石出面取消蒋经国的命令，释放孔令侃。 10月1日，宋美龄又亲自飞沪，在痛斥蒋经国六亲不认后，公开从监狱中接走了孔令侃。 一时间，蒋经国在上海的声誉陡跌，丢尽了太子的脸面，“老虎”打不下去了。上海市民讥笑他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打虎赞》：“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豕突沸黄埔”，“雷声过后天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世间到处狼与虎，孤掌难鸣力岂禁？” “打虎”失败意味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币制改革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又起，物价又如火箭般狂升。在物价上涨的风暴中，四川《工商导报》上曾刊载了一首《虞美人。寄调金圆券》的词：“法币金圆贬值了，物价涨多少！小民日夜优涨风，币制改革不堪回首改革中。全国标准应犹在，只是价格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簇乱箭钻心头”。 币制改革失败了，一度神气十足的蒋经国，最后只能“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于狂哭狂笑”。 11月26日，蒋经国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蒋经国称：“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到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而且在若干地方反而加重了上海市民的痛苦……今天，我除向政府请求处分，理应向上海市民表示我最大的歉意。这并不表明要得到上海市民的原谅……”很想赢得政治声誉的蒋经国，一场“老虎”打下来，“本”“利”赌光，这不能不让蒋经国感到委屈、窝囊！但这场币制改革并不是一无是处，很快，经改革收缴的黄金白银在蒋介石的安排下秘密运往台湾基隆。蒋经国的“打虎”为老蒋的日后搬运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可是他当初始料不及的。 4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的当天，在复兴岛，他分别接见了由南京撤退到上海的国防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联勤总司令郭忏、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党以及谷正纲、陈良等。 蒋介石一脸严峻：“我军江防一线崩溃如此之迅速，身为领袖，我不能不感到惭愧！我之所以在徐蚌战事结束之前就筹备京沪防务，实则准备在此和共军决一死战，与首都、国民共存亡，以体念总理‘我死则国生’的遗训……有人担心，首都失守，上海危在旦夕，作为领袖，我为什么还要到上海来？” 蒋介石于危急时刻来到上海，不为别的，只为了督促部下：“从现在开始，党政军一切行动都将围绕保卫大上海。” 上海，在蒋介石心目中太重要了。 上海，是蒋介石的早年发迹地。1916年，军队中混得不顺利的蒋介石负气离开部队，来到上海，一方面主持东南党务军事，一方面经营证券交易。 混迹于证券交易所的蒋介石比他在军队中得心应手很多，“不半载，迭获巨利，母子相加，竟达十数万元，伊然富商矣。”不仅发了财，而且蒋介石还结交了张静江、戴季陶、虞洽卿、杜月笙等人。正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蒋介石不久就爬上了黄埔军校校长的宝座。也是在这些人的支援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屠杀了无数革命人士，不久在南京建立起自己的反革命政权并进而窃取了全国的政权。上海于是成了他反革命政权的支柱，江浙财团尤其是上海财团成了他倚重的对象。也正是在上海，1927年12月蒋介石终于得娶追求7 年之久的美貌又曾留过洋的宋美龄女士为妻。 尽管此时的宋女士已达30高龄，但对于新郎来说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新娘的二姐是孙中山的夫人，新娘的家庭在上海颇有影响。婚礼的举行，使蒋介石得意非凡。为婚礼，他曾写下《我们的今日》一文。文中说：“余今日得与余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第一次遇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曾矢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余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的确是“非寻常可比”！“婚礼”与其说是蒋宋二人的结合，还不如说是蒋介石的政治宣言。蒋宋成婚等于是宣布蒋介石已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合法继承人。在比较重视家庭背景的中国文化传统下，蒋作为国民党的实际控制者，有国民党缔造者、国民革命之故领袖孙中山作为连襟，这无异增加了正统性和可行性，增加了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同时“婚礼”也宣布了四大家族形成。宋、孔组合完成于宋蔼龄和孔祥熙结婚之时；蒋、陈组合完成于辛亥革命前后，蒋介石为感谢陈其美的扶持，重用其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二陈当时主要控制中央党务部门和调查科，成了蒋介石在党务方面的代理人；现通过蒋、宋联姻方式，在中国现代史上有巨大影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正式形成。四大家族成了蒋氏政权又一重大支柱。 上海，还有大量的战略物资没有抢运走。多年来上海是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的财富多集中于此地，特别是1948年币制改革后，民间所藏金银美钞几乎被搜刮殆尽，全部库存于上海的国库。这样一大批金银和物资，蒋介石决不甘心留给自己的死敌共产党，但运送这样一大批金银和物资却需要时间，蒋介石这时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上海多守一日，他就能多搬运一些物资。 其实，抢运物资的工作始于蒋介石下野之前。那是一次不成功的搬运，他一直耿耿于怀，提起来就生气。 1948年12月，国民党内呼请蒋介石下野的声浪越来越高。他召见了自己的小同乡——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此公曾一度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后改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告诉翁文灏，他打算将南京的5个大厂的人员连同设备，一起运往台湾。 翁将蒋的话转告了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没想到竞遭他反对。孙找了个借口：“经费奇缺，没法拆迁转运，若要迁走这5个厂，至少需要100亿元的搬运费。”孙越崎以为提出这个数字会使蒋介石知难而退，谁知蒋介石答复说：“没有经费好说，拨给他130亿元。”整整多出30亿元，孙的口被堵死了。 蒋介石为何如此重视搬走资源委员会管辖的大厂呢？ 原来，资源委员会一直经办全国的煤、石油、有色金属、机械制造、化工、电力、水泥、制糖、造纸等“国营企业”，拥有职员3万余人，技术人员及工人共70余万人。其中技术人员里留学生及国内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占40％，可以说是全国工程行业的精华所在。所以资源委员会成了蒋介石的“命根子”，他不惜花大价钱搬厂，一为设备，二为人才，他决不能把这些留给共产党。 他选中第一批搬的5个大厂一分别是：南京电照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高压电瓷厂、马鞍山钢铁厂。 孙越崎拗不过蒋介石，只好调了一艘8000吨的大船——新华轮，停泊在下关码头，先拆了一部分设备装船。正当孙越崎拖延搪塞之时，蒋介石下野了，于是停止装船。 当时李宗仁一再派张治中、陈仪等人去溪口催蒋出国，报纸广播也竞相转发消息，大造蒋介石出国的舆论。孙越崎认为，蒋介石已不管事，要去避难，于是就自作主张把已装船的设备卸下来又运回了厂子。 蒋介石接到密报后，火冒三丈。立即电示淞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催孙拆运。 很快，孙越崎就接到了汤恩伯的电报：“奉层峰命令，你部应速将五厂迁台湾，盼电复。” 孙越崎态度鲜明：“工厂不迁，电报不复。”并且直接请示代总统李宗仁：“报告代总统，这5 个厂千万不能搬啊。如今外界都知道你正策划和共产党和谈，如果我们现在就大规模迁厂，共产党和舆论会怎么看？这只表明我们政府方面对和谈没有信心，没有诚意。搬厂是蒋先生的意思，可外人不明真相，搞不好，你、我要承担不利于和谈的责任。” 李宗仁一直蒙在鼓里。蒋介石要大“搬家”，这不明摆着拆自己的台？！ 他不禁骂道：“这死老头，真阴险！”随即果断对孙越崎说：“这5个厂不拆了，就说是我的命令。” 溪口的蒋介石听此消息，不禁暴跳如雷，但此事既己为李宗仁知道，他也不好硬性拆迁了。 这一次拆迁的不顺利并没有阻止蒋介石要大搬运的决心，只是以后更加谨慎，更加保密。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中共胜利的这一天，蒋介石命蒋经国持手谕找在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要其把库存的全部黄金、白银、美钞运往台湾。 1月16日，蒋介石亲自召见俞鸿钧、席德懋，下令中央、中国两银行，将全部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防共产党接收。 这以后，每当夜幕降临时，经常有神秘的兵舰停泊在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前面不远的黄浦江上，船上烟囱冒着烟，马达一刻不停地运转，以备随时开走，附近的江面和岸上实行严格管制，任何船只和个人都不得靠近。身强力壮的军统特务伪装成“苦力”，吃力地把沉重的木箱抬上军舰。 这就是蒋介石偷运国库金银的情景。 据国民党监察院财政委秘密会议报告和《李宗仁回忆录》中的统计数字，去台湾前，蒋介石从国库偷运走黄金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银元，总计价值约在5亿美元以上。 上海解放前4个月，蒋介石的偷运工作达到了高潮。这时蒋介石偷运的不再仅限于黄金、白银、美钞，而是把范围扩大到机器设备、车辆、纸张、棉纱、布匹、甚至化学原料、药品等。总之，一切有用的东西他都想搬。这期间，他从上海抢运了1500船的物资，还不算飞机运走的。 直到5月22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已打到市郊临近市区了，蒋介石仍电令留在马公岛的儿子蒋经国飞回上海再抢运一批物资。可是当蒋经国飞临上海上空时，江湾机场己弥漫着解放军炮弹爆炸后的烟尘，飞机无法降落。 蒋经国只好悻悻而归，并致电其父：“上海已经陷入共军之手，再抢运物资已不可能了”。 蒋介石只好缩手。 为了这项工程巨大的搬运，蒋介石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不惜血本，甚至包括不惜牺牲南京。 南京刚刚失守时，顾祝同、汤恩伯等在上海召开国防部作战会议。 刚从南京撤到上海的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第三厅长在会上大骂道：“我简直不知这仗怎么打的！上几次会议我一再说，共军一定由获港渡江，我军主力应放在南京以西、可是当指挥的毫不采纳，反而把主力向上海调，现在南京丢了，几十万大军退集上海，前无出路，后有大海，到这里来于什么？是准备跳海吗？我这个作战厅长真是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总理总裁！”说到这儿，蔡文治怒发冲冠，猛地用力扯开军服下襟，五粒铜扣立即四下飞进，接着蔡大哭：“我不干了，我再不当军人了！”这时全场愕然。 顾祝同等则把眼光直直扫向汤恩伯。 早已憋着一肚子气的汤恩伯这时再也憋不住了，只见他涨红着脸拍案而起：“你蔡文治小孩子懂什么东西？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有总裁手令，不信你们看！”他一气之下，宣读了一份他本无权泄露的蒋介石亲笔手令。 这份手令的大意是，责成上海市府秘书长陈良在上海市长吴国桢因“病”请假期间代理市长一职，和汤恩伯一起负责将中央银行所有黄金、白银和积压在上海的大批物资抢运台湾。在这批黄金、物资未运完之前，汤恩伯应集中兵力死守上海，不得有任何差错，否则将拿两人是问。 面对这份手令，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汤恩伯为何如此拙劣地布置江防。 汤恩伯继续诉苦道：“金银数目太大，上海的船舶又不多，因怕来不及运走，每船装得重了一点，结果满载金银‘太平号’轮船在舟山海面触礁沉没了，我和初如还不知怎样才能逃脱总裁的责骂和惩办。” 蒋介石逃往台湾前的这次大“搬运”意义非凡。关于这一点，蒋经国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政府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语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饷糈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国家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将这箱珠宝也运到台湾来，交给国库保存。……当我到上海后，李宗仁已经知道了这回事，立刻下令，不准移动这箱珠宝。后来竟吩咐那个保管保险箱的人飞到香港去，使我无法取出。我向父亲建议，据我知道的情形，这箱珠宝已经用去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美元，我们何以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父亲却指责我说：‘到了台湾，当军队粮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我听了无言可答，只好依从父亲的意思去进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将这批珠宝搬出来。” 死守上海，对于蒋介石来说还有一层战略上的考虑。 上海，自1842年6月16日，76岁高龄老将陈化成亲率全体士卒战死在吴淞口西炮台之后，就落入到帝国主义手中。上海成了帝国主义这条巨大蚂蝗在中国瘦弱的躯体上吮血的最大吸盘。蒋介石清醒地知道，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岂肯轻易地从土海撤出？何况当时的美国已经在蒋介石的内战赌注上押下了60亿美元，眼看要输光，难道会罢手？欧美各国在上海还有巨额的投资，英国在上海一处的不动产，约计两亿镑，还有无法估计的英国对华不平等贸易的价值。上海的外国资本，占在华外资总额的80％以上。所以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上海守备战打得越持久越激烈，对上海的破坏越大越好，最好是内战化为国际战争，把英美尤其是美国拉下水。 蒋介石做这样的美梦已非一日了。早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蒋介石就指望美国人能出兵干涉，然而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整整3 天时间里，蒋介石一直观望着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态度，然而美国什么明确的表示也没有。不仅如此，共军在渡江时，重创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一向傲慢的英国虽然也骂骂咧咧，最后却没有敢动硬的；共军占领南京时，一些官兵冲进了美国大使馆，对司徒雷登言语粗暴，违反了国际条例，而美国也仅仅是形式上表示了一下“抗议”。更令蒋介石伤心的是，南京政府此次南迁广州，各大使馆人员都相继随政府去了广州，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依然留在失守的南京城内。并且据可靠消息，司徒雷登正派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同其在中共的老同学黄华联络。尽管有这些不如人意的消息，蒋介石仍认定“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影响国际视听。”而且美国西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白吉尔在渡江战役前在上海曾声称过：即将以运输舰运海军陆战队运沪，扬言：“在沪市，国民党当局不能控制局势时将用美国人出面维持”。再说在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直接出面绞杀中国已不止一次，在上海更是有先例可循。因此，蒋介石对把西方国家拖下中国内战的泥潭充满信心，但前提是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必须死守一阵。 历史的渊源，现实的利益，战略上的考虑使蒋介石下定决心，死守上海。 4月27日，复兴岛，蒋介石专门召集了在上海的各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主要是黄埔系）开谈话会。蒋介石以老校长的身份告诫：“党国成败在此一举，黄埔学生必须以全力应付民族危难。”大会上成立了由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组成的“非常委员会”，蒋介石希望这次会议能把已呈四分五裂状态的中央军校系统出身的将领重新召集起来，达到收拢嫡系的目的。 但他的命令已不再像从前那样行之有效了。很多人接到蒋介石的通知，并未到会。黄埔系正宗嫡系将领，南京卫戍副总司令覃异之，就在蒋开会当天上午离开了上海，回到广西老家。 这之后，蒋介石连续召见三批驻上海守军的团以上军官训话，内容不外乎要他们坚守上海，并给他们“打气”。 “我们的对手不是一般的敌人，是当今世界最凶恶、阴险的共产党。共产党问题不是我们一国所面临，是国际问题，因此也不是我们一国的力量所能解决，要解决需要依靠整个国际的力量。但目前，盟国美国要求我们给他们一个准备的时间，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能在远东战场打一年。因此我要求你们在上海打6个月，只要你们坚守上海6个月，我们的二线兵团就建成了，就可以把你们换下去休息。上海是国际都市，影响非常大，位置非常重要，国际自由人士不会不管的，只要他们援助我们，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发生，那将是最终埋葬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仗！” “这次共军渡江，国军失利，问题就出在戴戎光这个浑蛋一炮未发就投降了共军，让共军轻易过江，使得许多部队没有战斗就溃退，打破了我原来的计划。否则，共产党是没有办法渡江的。现在，我们在战略上虽然遭到了一些挫折，这只是暂时的，你们各位应当闻胜不骄，闻败不馁。你们应当相信我，从广东北伐以来，在战略上我没有错过，我们完全都是做对了的！” 蒋介石的一番说辞，对那些不明真相的高级军官们颇起到了些强心作用。他们私下里说：“老头子一定是跟美国人商量好了，只要美国人出面就有办法！” 蒋介石接着鼓励下属“守上海与抗日战争相比，优势在我们这一边。当年‘八一三’战争爆发，日本凭借其海、空军优势，想在很短时间里占领上海，迫我们订城下之盟，结果我们守了3个月，日本报兵折将，没有达到目的。今天的情况和那时相反，我们有海、空军，共产党没有。从这个事实看来，我们要在上海守6个月至一年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应该记得，当时八十八师的一个副团长谢晋元带一营人守四行仓库，仅仅一个据点，日本人就拿他没有办法，我希望你们都要向谢晋元学习，这样我们一定会胜利。” “最后，我可以向大家断言，共军眼下的胜利，正是重蹈当年日军南侵之覆辙，共产党和当年的日本犯了同一个错误，渡江南侵，就是他们失败的开始！” 除了给下属“鼓气”，蒋介石认为稳定民心也十分重要。 4月27日，蒋介石在报纸上发表了《和平绝望奋斗到底》的谈话，宣称：“为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 同时，在这个谈话中，蒋介石特意把反共战争改说成民族解放战争，妄图以此煽起民族情绪，继续顽抗。他说：“我们目前的情势固然是险恶的……但是，我们认清了今日剿匪作战是反侵略主义的民族战争，是反极权主义的民主战争，同时也是为了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自由生活方式之社会战争和保障我们悠久历史文化和仁爱伦理道德的文化战争……这一反侵略战争如果失败，国家的独立自由地位，人民的自由生活方式，都必归于毁灭。我们的前途，只有普遍的贫穷，冷酷的饥饿和世界战争。” 其实，在蒋介石的极权统治下，广大的人民群众何曾有过民主？有过自由？连起码的生存权利，在火箭式飞涨的物价面前都难于保障。 4月28日，蒋介石亲巡上海市区。这一天，当蒋介石在上海街头公开露面时，上海的各家报刊都发表了注明“溪口27日电”的《蒋总裁告全国同胞书》，称：“今日的严重局势，失败不在于匪的实际力量如何强大，而在于我们政治的缺点，经济的恐慌，内部组织的松懈，使共党匪徒有隙可乘，所以他们肆无忌惮，在前方军事和后方民众中埋伏间谍，散布失败主义，以瓦解士气和人心，因此，国军有优势兵力反遭挫折。中正对于过去政治、经济的缺陷，剿匪军事的失败，以至于我们的同胞遭受共匪的蹂躏和残杀，坠入共产主义的铁幕，来过这样一种黑暗的地狱的生活，这是我个人德薄能鲜，应该负其重大责任。但是，我决不动摇救国救民的信念，相信我们必能从共产党铁幕下拯救我国同胞，重登自由康乐之境地……”文章最后，蒋介石大言不惭：“11年前南京政府的撤守，正是我们抗日战争的起点；今日南京政府的撤守，更成为我们中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 训话，打气，稳定军心，固然重要，但此刻蒋介石心里最想知道的是物资抢运工作进行得如何。 4月28日，蒋介石召见了陈良，未等陈良开口，蒋介石急不可待地问：“初如，上海待运的物资还有多少？” 陈良：“报告总裁，中央银行金库中的金银已安全启运台湾，现只剩下20万两黄金以维持市面周转，而一旦从上海撤离，这笔钱也将如数带走。目前正开始抢运物资，但因物资太多，现在又加上各机关撤退，交通工具更缺，所以没有一个月的时间，很难将这批物资运完。我这儿有一份清单，请您过目。” 蒋介石接过清单仔细端详起来： 甲——疏运物资种类：1.中纺公司及该公司已交国防部尚未运出之纱布；2.中信局之敌伪珠宝及中央银行寄存该局之日本赔偿铜元；3.中央银行业务局之德孚颜料；4.中央造币厂铜块及日本赔偿铜元；5.交通部之通讯器材及铁道器材；6.资源委员会之化学原料、金属器材及矿属油料；7.物资供应局之紫铜锭及其它贵重物资；8.美援花纱布联营处之纱布；9.卫生药200 吨及吉普车；10. 社会部国际儿童奖金救济物资500 余吨，布10万匹及卡车20辆；11. 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之重要物资。 从陈良的清单中可以得知，目前已经运走的物资吨数不到总量的五分之一，即便将已装妥待运的加上也仅刚过二分之一。 蒋介石合上清单，问：“还有这么多呀？你能不能再快一点？” 陈良：“报告总裁，这已是超负荷了，最好能再给我一个月时间。” 蒋介石说：“行！” 但到底汤恩伯能否坚守上海一个月，蒋介石心中没底，他必须马上召见汤恩伯。 第八章 腥风血雨上海滩 义子卖师讨宠，陈仪慷慨赴死。守卫大上海，汤恩伯有三个“高招”。 毛人凤的任务只有一个字：杀！蒋介石秘密筹划第二个“花园日事件”。杀气腾腾的“十条”战令。李宗仁给部下“打气”鼓劲。黎明前夕，上海到处响起大屠杀的枪声。 汤恩伯，原名克勤，字恩伯，取有恩思报之意。浙江武义县汤村镇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论军事才华，他的军事理论远比实践好，训练远比实践强。行家和同行对他的评价是：战前冷静，或攻或守或进或退安排得井井有条；战时慌张，一打响就陷入混乱状态，不知所措；战后清醒，为失责战败或损兵折将找理由，推卸责任。李宗仁代总统视之为“最脓包”不过的一人。 他靠“围剿”红军起家，八年抗战期间，他与胡宗南一样在河南“养兵”，以准备抗战胜利后打内战，辽阔的中原被他败坏得一团糟。在河南他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犯下滔天罪行，河南人恨之入骨，把他与水、旱、蝗并列称为“四大害”。1944年，他又造成了大溃退。就是这么一个屡败之将凭着他浙江老乡的身份，凭着他对蒋介石的极尽阿谀奉承的本事深得蒋介石的宠幸，成为蒋介石的嫡系、三大宠臣之一（另外两位为陈诚和胡宗南）。 在蒋介石的关照下，汤升官之快，当官之顺，官品之高，使同行们目瞪口呆，望汤兴叹，自叹弗如。1949年1月18日，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前三天，他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担当起防守长江和上海的重任。 在国民党官场内，汤恩伯是以只对蒋介石一人负责，对上敢顶，对下敢压出名的。在蒋氏王朝在大陆行将垮台之前，他是少数几个仍对蒋家忠心耿耿中的一员。为了显示他的这种忠诚，他不借出卖自己的恩师、情同父子的陈仪。 陈仪字公侠，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回国后先后担任北洋政府浙江都督府军政司长、陆军小学校长、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厅长、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徐州总司令、浙江省省长等职。 1927年春，陈仪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在杭州对军阀孙传芳反戈一击，投向国民革命，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九军军长。1933年陈仪任福建省主席兼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后来陈仪又先后担任过政府行政院秘书长、陆军大学教育长，成为国民党内政学系重要人物。抗战胜利后调任台湾省行政长官。1947年2月27日，台湾人民因不堪国民党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发动了“二.二八”起义。蒋介石派出大批军队到台湾“平暴”，被镇压杀害的民众达万余人。事后为了平息台湾民众的愤怒，陈仪作为替罪羊，被蒋介石撤职查办。“二.二八”事件对陈仪触动很大，当1948年6月，他再次主持浙江省政务时，对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杜伟说：“在政治上想效法东欧民主国家作风。”这之后陈仪政治观念有很大改变，当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失败以后，他在上海《东南日报》上公开著文，指出：“八年抗战之后，继以三年勘乱，人民遭受战争之影响，生活已苦不堪言。现时人民一致要求和平。要知民为邦本，此时和平呼声，殊不容忽视，应能为各方所接受。”接着指责当局：“争取胜利固需要勇气，承认失败亦需要勇气。”他还抨击蒋介石所发动的“勘乱”战争说：这个问题，“今后史学家自有重要之评价”。这时的陈仪已决心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了。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李济深由香港派人持亲笔函来杭州联系，希望他能仿效傅作义将军起义。陈仪表示他也不愿美丽富庶的杭州毁于战火之中，他愿做傅作义第二。但陈仪与傅作义不同，他手中几无可调之兵与可遣之将，于是他想到了汤恩伯。 陈、汤关系之亲密为国民党上层人所尽知，没有陈仪就不会有汤恩伯。 是陈仪在陆军小学当校长时收留了走投无路的汤恩伯，然后出资资助并保荐汤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从而使汤恩伯迈出了一生仕途中决定性的一步。为了感谢陈仪，汤易字为名，以纪念陈的恩泽。回国后又是陈仪介绍汤在国民党军队中作军官，后来默默无闻的汤恩伯之所以能青云直上，也多赖于陈仪这位恩师的帮助。1947年5月，汤在山东与人民解放军作战，他的第一兵团中强悍的整编七十四师全军覆没于孟良崮，汤也被撤职，遭到冷淡，又是陈仪等从中周旋，大力保举，汤始能于1948年8月出任衢州绥署主任。 陈仪家兄弟甚多，却无子嗣，因此陈一直视汤为义子，而汤对于陈，敬呼“先生”而不称名，亦不及姓，数十年如一日。 陈仪之于汤，可谓“恩重如山”，而汤对陈亦“感恩不尽”。陈仪与汤的私人情谊，真是“亲如父子”。因此陈仪对策反汤恩伯抱有绝对的自信，更何况陈仪知道汤恩伯在内心对蒋介石也曾颇有怨恨的。 汤恩伯在他的从军生涯中曾大哭过两次，这两次均与蒋介石有关。抗战后期，中原战役失败，陈诚取代蒋鼎文成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借此机会收拾已有“中原王”之称的汤恩伯。此时汤恩伯拥有的实力已达高峰，号称“大军40万”。在陕西商县油河镇，陈诚召开了中原战役检讨会。会上，陈诚指责汤恩伯，说中原战役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四不和”，即将帅不和，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官兵不和。陈诚还指使河南省党政代表团在会上控诉汤“十大罪状”。不久汤恩伯经西安返重庆，又遭到胡宗南的一顿羞辱：汤当场气得痛哭。事后汤恩伯认为，陈诚、胡宗南之所以敢这样光天化日之下羞辱他，使他无地自容，一定是蒋介石的旨意。1947年孟良崮战役失败后，汤恩伯被蒋介石电召到了南京，当着众高级将领面蒋大骂汤“无能”。据说上海曾有报载说，汤恩伯当时被蒋喝令跪下，连踢带骂，汤不是从房间里滚出来就是爬出来的。这一次汤恩伯感到极度羞辱，回来后伏在恩师陈仪的膝头大哭：“我汤某这么多年跟随委员长做牛做马，结果竟然不如一条狗。受此污辱，今后我还有什么脸再见人呢？……我不如自杀。”陈仪则劝他与其自杀不如反蒋。汤恩伯也曾表示：“我听先生的，我还有两支部队，从今以后，我不跟老蒋干了”。以后这样的事又发生过数次，每次接受蒋介石召见回来，他都要对陈仪发牢骚，说：“我在蒋介石那里，连一条狗都不如！”“蒋介石召见，就像主人见奴才，简直是污辱”。陈仪曾一再劝汤冷静，不要轻举妄动，并商定以后只要有机会汤恩伯掌握军队、陈仪掌握政治，伺机起义反蒋。 到了1949年初，陈仪认为策反汤恩伯反蒋时机到了。于是他一再劝诫汤恩伯要认清当前形势，悬崖勒马，当机立断，共举大义，并派自己的外甥丁名楠去上海与汤恩伯联系，建议汤“释放政治犯”，“停止修筑工事”，“保护上海一切属公物资不遭破坏”，“开放长江若干渡口”等等，以实际行动立功赎罪，取消自己的“战犯”名义。汤表示愿意接受这些条件，至于起义时机，因左右蒋介石的耳目甚多，恐尚未成熟，须宽限几天，并答应日内亲赴杭州面商。但这些不过是汤的敷衍。 2月10日陈仪再次派丁名楠前往上海问汤面交亲笔信，信中提出“起义五要件”、“起义准备八要领”。拿到白纸黑字的汤恩伯证据在握后，立即派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乘专机往溪口蒋介石处送信。蒋于是派专机到上海接汤去溪口密谈，询问汤的意见。汤当即表示：“国家大事，义不徇私，自应以领袖之意见为意见。”并主动向蒋介石推荐周喦取代陈仪为浙江省主席。陈仪的突然解职使联系陈起义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公恭断定汤已告密。胡劝陈警惕汤并表示只要他飞离杭州，过了长江，一切安全由中共负责，可陈仪根本不相信汤会出卖自己。2月23目，陈仪交卸完职务后离开杭州前往上海自己的家。一到上海，陈仪即被毛森率领的特务逮捕。杭州解放前夕，陈仪被押解到台湾看管。1950年6月18日，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军事法庭以“勾结共匪”罪名判决陈仪死刑。临刑时，陈仪十分镇静，神态自若，大喊“一人死，精神不死”而慷慨就义。 汤恩伯上任之初就秉承蒋介石的意志，积极在上海进行军事部署。这时，汤恩伯把备战活动的重点放在构筑坚固的现代化防御工事上。他首先命令其所属工兵指挥部拟定计划，至于实施构筑则由工兵指挥部会同上海市政府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组成的“上海工事构筑委员会”负责。工事设计以阎锡山在太原所筑阵地工事为蓝本，为此在开工前汤恩伯还派工兵指挥官柳际明飞往太原实地考察。 1月下旬，大上海防务计划下达。汤恩伯任命自己的亲信、绍兴人吴本一担任工事工程的“经理处长”，并由吴本一负责与上海最大的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联系，承包号称“碉堡5000，活动碉堡3000”的工程营造。陆根记营造厂主要负责钢筋水泥工程的铺设，至于其余工事、阵地、明的暗的射击掩体、炮位以及遍及数十公里范围内的鹿砦、铁丝网则由军工或民工担任。这之后工事构筑紧张实施，日夜不停。 到了3月，形势逐渐紧张，汤恩伯先后三次在上海金神父路复兴路口一座洋房里召集“联席会报”会议。“联席会报”制度自抗战胜利之后首先在上海开始，主持人分别由当时各军政长官担任。自汤恩伯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以后，“联席会报”多由汤主持。在这三次会议上，汤恩伯一再强调各部门必须紧密配合：（1）尽快筹集经费和建筑材料，建筑碉堡和防御工事，做好防守准备；（2）准备储存三个月到半年的粮食，以便久守；（3）砍去上海郊区外围树木，以利作战；（4）调集足够的车辆和船只，维持交通运输；（5）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后方秩守，支援前线作战。总之，一切活动都必须为固守上海作准备。 在汤恩伯一再督促下，到4月下旬，上海的作战环境、工事碉堡、火力配备、兵力部署完全符合兵书教程，达到东方一流标准。阎锡山看罢以后，满有信心地说：“至少可以守一年。” 蒋经国则吹嘘说：“它是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可以与马其诺防线媲美。” 马其诺防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为了防止德国的进攻，而在德国边境上构筑的防御工事。当1940年德国军队从阿登山脉直冲而下，法国灭亡了。这个防线根本未起作用。斯大林格勒之战，发生在1942年至1943年，德军遭苏军的重创，从此苏军转入战略进攻。 蒋经国将上海工事与二者相比，他是非常希望上海之战能扭转蒋家王朝的失败命运，但这毕竟只是希望，蒋家要垮台是历史的必然。 4月28日，蒋介石在复兴岛召见了汤恩伯。 蒋介石急不可待地问：“上海的防守准备得如何？” 汤恩伯小心地回答：“根据总裁以淞沪为核心，持久防御，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的作战方针，我们已初步拟定了一份详细的上海防守计划，请您过目。” 蒋介石接过计划书，只见上面写着：“对共军进攻淞沪主攻方向判断：共军一定是沿着京沪铁路而来，攻击重点指向吴淞地区，目的是截断我海上运载线和国军退路，尔后将从以下三方向进攻上海。一，由沪西北之浏行直插大场，攻取市区；二，由沪南向北，直插高桥，尔后西渡黄埔江，攻占吴淞，切断海上退路，再攻取市区；三，沿长江边直取吴淞，控制要塞，尔后由北向西南，攻取市区。 “守备淞沪方针：坚守并确保月浦、浏行、国际电台、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梅家弄、龙华，以巩固市区，屏障吴淞安全，使龙华、江湾机场机动灵活控制。为此设定三道北——南垂直防线：以狮子林、杨林、大场、真如、华泾为第一防线；吴淞、周家桥、漕河泾、黩山公司为第二防线；张华泾车站、西越家浜、庙行、江湾、国嘉路、相家桥、虬江口为第三条防线，即为核心防线。 “守备淞沪指导要领：凭借坚固工事及有利地形，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实行固守防御。利用碉堡群工事，按团、营、连逐级构成抵抗中心，实行步步抵抗，结合优势火力，消耗敌人攻击力量，然后相机以强大的控制兵团进行局部出击，摧毁敌之攻势。为确保吴淞，维护海上运输交通及后路的安全，以有力兵团配置于沪西北地区，并加强该地区之工事设施与海军及要塞炮之火力支援。浦东方面，必要时实行泛滥，节约兵力以加强浦西地区之作战。最后如战况失利，不得己时，退守市区核心据点，继续抵抗，以待时机。 “阵地编成概要：整个守备阵地由主阵地带、外围阵地及市区核心阵地三部分构成。主阵地带——浦西方面，北起狮子林，向南经罗店、洛阳桥、北新泾、虹桥、龙华镇至黄浦江边；浦东方面，北起高桥，向南经高行、庆宁寺、洋泾镇、塘桥镇、杨思镇至黄埔江边。主阵地带前沿一般距市区3 至6 公里，纵深内密布子母堡群，每堡至少半个班或一个班，有的为永久性的，有的为半永久性，各主要碉堡群之间有明沟暗壕相连。为更好发挥活动式子母堡群火力威力，大部分地堡的射孔平行于地面，并在地堡上铺设草皮、庄稼等伪装。目的使共军部队临到近前发现工事却无法后退，使其所谓人海战术在这数百公尺范围内遭到最大的杀伤。 另母堡内暗设多层火力射孔，居高临下，以保证在数百米范围内有效地控制各子堡的火力。母堡和子堡都设四面射孔，以便少数共军冲破火力网向前扩展时仍能从后面将其杀伤；另外，主阵地带内所有车站、飞机场、学校、工厂等重要处所及坚固建筑物均构成抵抗据点。外围阵地——浦西方面为浏阳、嘉定、南翔、华曹镇、七宝镇、华泾镇一线；浦东方面为川沙、北蔡镇一线。市区核心阵地——是利用高大坚固建筑结合街道碉堡工事分别构成抵抗据点。己选定有：国际饭店、汇丰银行、海关大楼、永安公司、大新公司、梅白克路天主教堂、巴克公寓、兰心大剧院、贝当公寓、市府大楼、十六铺德国仓库、百乐门舞厅、皇后大戏院、大沪饭店、哈同公寓、苏州河北的百老汇、北站大楼、国防医院、原警备司令部大厦、邮政工人公寓、大陆银行、四行仓库、提篮桥监狱……以国际饭店和百老汇分别作为苏州河南北两个指挥中心。 “军队配置方案（暂定）：将整个淞沪地区划分为沪西北（黄埔江以西、京沪路以北），沪西南（黄埔江以西、京沪路以南）及浦东三个守备区，各以一个军为基干担任守备，以沪西北为重点守备区，以有力部队控制大场、江湾、真如地区，直接支援沪西北守备区之作战。另外，视必要增设一个市区守备兵团，守备核心阵地。” 尽管汤恩伯为“保卫大上海”绞尽了脑汁，但蒋介石看后仍不满意：“虽然上海地形易守难攻，工事准备也较周密，但当年洛阳的邙山、龙门、西工等地形如何？可以说是易守难守；洛阳的工事也可谓固若金汤。结果怎样？济南的内城墙怎样？高而厚，城墙上筑有三层射击装备并筑有消灭死角的侧击掩体，城墙上下可以构成严密的火网，结果怎样？上海的工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汤恩伯说：“济南战事若没有叛逆吴化文投向共产党，打开城墙缺口，本可以安然无恙。而洛阳固然有有利的地形和坚固的工事，但他们为防御共军人海战术，只注意地堡在作战时的相对独立，虽然，各据点间也编制成火力网，并有上、中、下三层的射击射孔，用以瞰制射击和水平射击以及防御共军云梯越壕、爆破攻击、坑道攻击的壕底射击，这应该说是万无一失，但不妥的是容易一处被破处处被破，而共军战术的一大特点恰恰是分割、切碎以吞食。因此，淞沪决战的阵地防御已经充分吸取前者之长处，并弥补了其之不足。” 蒋介石又问：“计划书上说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其余兵种如何运用？” 汤恩伯：“已命令各兵种司令作了计划，现已呈报上来。关于海军运用要旨，根据海军司令桂永清的报告：海军第一舰队与吴淞要塞炮兵配合，负责吴淞、高桥两岸地区的炮战及对地面部队的火力支援，并保证吴淞口外海上运输的畅通。” 蒋介石点了点头：“这很重要。” 汤恩伯继续说：“关于空军运用方法，空军司令周至柔己表态；空军将以四个大队，140架飞机，每日分三批，昼夜不停轮番协同地面作战。并己准备大批照明弹，防止共军趁夜间偷袭。空军基地除上海各机场外，还准备必要时利用闽、浙和盟军的‘海上基地’（即美国航空母舰）。至于炮兵运用要旨：炮兵司令邵百昌已报告说：总计各独立炮兵团和军、师炮兵共有大小口径炮约500门，准备每炮配弹300发，以在阵地前每一公里正面平均有炮5门为原则进行配备，在阵地前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炮弹阵地。至于装甲兵运甩要旨：二公子（蒋纬国，装甲车副司令兼参谋长）认为，战车及装甲车部队作为总预备队使用为好。因为他认为以往作战，敌人每突破阵地一点，就引起全线动摇；这次要吸取这些教训，只要各步兵部队各自守住阵地，阻止突破或恢复突破口的任务就交由他们装甲车部队担任。” 最后汤恩伯又悄悄地说：“必要时我们还准备把浦东战场从川沙到金山一段用海水完全封锁起来，节约兵力投入浦西作战。” 蒋介石听了，忙说：“注意保密。” 汤恩伯这里说的是“浦东泛区”问题。关于毁堤阻止敌军前进，蒋介石早就很有经验了。抗战初期，为了迟滞日军的西进侵南，蒋介石就曾下令掘开黄河花园口大堤，结果日军没有阻止住，人民却遭受了大灾。汤恩伯此时也想效仿蒋介石的一套。到了5月7日，汤恩伯总部派出爆破技术总队长社长城率人至埔东，会同三十七军参谋长李友杰、工兵营长漆有仁及浦东沿海支队司令耿子仁等进行侦察，决定以奉贤乍林地段海堤作为爆破点，并运去了一车黄色炸药，具体爆破时间定在5月18日大海潮到来之时，后因人民解放军于14日已解放了该区，汤恩伯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对于汤恩伯来说，既是一种荣耀，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军事权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危险，稍有不慎便会引来杀身之祸，不是被共军杀死就是被蒋氏处死，因此自上任开始，汤恩伯就小心翼翼地准备着。 但千里江防，一夜崩溃，他原先精心策划的以江防为外围，以京沪线为命脉，按梯次交替掩护，节节退守大上海的方略彻底失败，这不能不使他感到肩上责任重大，同时也使他意识到工事是死的，人是活的，再牢固的工事如果人心涣散也等于一堆废土，就像江阴要塞一样，因此防守上海除了需要固若金汤的工事，还必须有对党国忠心、对前途乐观的将士。 4月25日，南京解放第三天，汤恩伯从南京经杭州辗转来到上海。同一日，汤恩伯就颁布了杀气腾腾的“战令”十条：“一、违抗命令，临阵退缩者杀；二、意志不坚，通敌卖国者杀；三、未经许可，擅离职守者杀；四、放弃阵地，不能收复者杀；五、造谣惑众，扰乱军心者杀；六、不重保密，泄漏军机者杀；七、坐观成败，不相救援者杀；八、贻误通讯，致失连络者杀；九、不爱惜武器弹药及克扣军饷者杀；十、破坏军纪及懈怠疏忽者杀。” 汤恩伯命令此“战令”以石印印发至营。 颁布完了“战令”，汤恩伯似觉还不够，又下令在部队中重新实行“官兵连坐法”、“士兵联保切结办法”、“保密法”、“防谍法”等，其中防谍法特别规定，凡发现“匪谍”及“通敌”人员，即由部队长就地处决，严格要求执行。 针对完士兵后，汤恩伯想起了他的“高级人员作战训练班”，不知这帮“高级人员”们南京失守后是否还沉得住气。 1949年3月下旬，为了收拢军心，重振士气，汤恩伯在上海开办了“高级人员作战训练班”，汤自兼主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不久代市长）陈良兼副主任，工兵指挥官柳际明兼教育长。班本部设教育、总务两处，分别以许朗轩，陶一珊兼任处长。下设三个大队，以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七十五军军长吴仲直、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分任大队长。大队下设中队、区队，中队及区队长由调训的师、团长选充。该班自3月下旬起共办过了3期，每期为时一周。调训对象为上海各部队团、科级以上人员。第一期尚有政工人员，后因政工人员不能保密，第二期起未再召集。 按照训练班的纪律，全体学员集体住宿，平时不准外出，请假会客必须在专门的会客室。然而，人心慌乱，已没有多少人理会这个“纪律”。 学员们一周学习的内容，分为政治、军事、精神讲话等。政治课程主要由叶青负责，以其所著的《共产党批判》等反动文件为中心，对共产党进行污蔑抵毁。精神讲话，临时邀请李宗仁、胡适、陶希圣、吴国桢、谷正纲、邓文仪等担任。军事课程，为直接有关作战事项，包括作战计划、军队指挥、工事利用，诸军种、兵种协同以及其他有关战术、战斗等问题，由汤恩伯、陈大庆、桂永清、周至柔、邵伯昌、柳际明、蒋纬国、罗泽闿等担任。其中主要的军事课程由原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现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担任。 无论政治课程、精神讲话，还是军事课程，目的只一个：加深学员对共产党的仇恨，培植学员对“党国”的忠心和固守上海的信心。 罗泽闿在4月上旬“作战训练班”讲作战计划时就曾说过：“上海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对我们很有利，在这里作战，我们能守也能走，以我们现有的兵力，加上做好的现代化工事，我们愿意守就一定能守住，不愿意守，我们具有海空运输便利，可以迅速把部队撤走。上海决不像济南、沈阳、徐州、平津等地，可以把我们的部队卡断、包围或整个吃掉”。 李宗仁也对学员们说：“国际形势最迟到明年这时，在远东必有大变化。我们的作战不是单独进行的，我们的胜败与美国有直接关系，美国决不会站在一旁看着我们失败”。 轮训期间，学员们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参观徐家汇的木栅栏内城工事，以及到虹桥、南翔、月浦阵地去看地堡群和炮兵阵地。罗泽闿指着工事对他们说：“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碉堡工事群，共产党还没有摧毁它的能力。上海地下水位高，不比北方。在北方，共产党攻城可以挖坑道，在上海他们是挖不成坑道的，所以大家不必惧怕共产党的土飞机。上海周围有数千米纵深的火网，共产党不是土行孙，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如果共产党企图用围城把我们困死，大家想想，我们的吴淞通道可以直通台湾，我们的美国盟友也一定会从海上、空中给我们以援助，台湾、美国盟邦，自由世界就是我们的大后方，我们决不是孤立的。” 指挥上海作战的机构有三个。1949年1月前上海原设有“淞沪警备司令部”，由跟随汤恩伯多年的亲信陈大庆出任司令，统一指挥市区警备及淞沪防务。3 月间，“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由南京迁到上海，对淞沪防务直接进行指挥。4月下旬，上海又成立了另一个“淞沪防卫司令部”，由汤恩伯的于儿子石觉任司令。在以后的实际作战中，“淞沪防卫司令部”未有任何作为，这个机构完全是汤恩伯因人设事，为安置石觉而设立的。 在汤恩伯为“保卫大上海”而费尽心机之时，淞沪警备总司令陈大庆一刻也未曾闲着。 4月24日，陈大庆命令国民党第三五三师师长欧孝全统一指挥第三五三师和宪兵第九团、吴淞要塞守备总队、交通警察第二总队、保安警察第一、二总队、装甲兵第四营，担任上海市中心区之警备，并限令在4月25日午后6时前控制各学校、工厂、仓库、公共事业、木城、桥梁码头，占领市区内各要点，坚固建筑物制高点，并严加守备。 同一日，陈大庆命令下属在上海市大街小巷，贴满上海市“紧急治安”条例： “一、造谣惑众者处死刑。 “二、集中暴动者处死刑。 “三、怠工罢工者处死刑。 “四、鼓动学潮者处死刑。 “五、盗窃抢劫者处死刑。 “六、扰乱金融者处死刑。 “七、破坏社会秩序者处死刑。 “八、无命令而破坏物资者处死刑。” 4 月27日，陈大庆又签署第720号代电，要求上海市政府于三日内对各社团再进行一次总清查，就平日所得侦察记录务期肃清内部，以测安全；同时签署淞沪警备司令部布告： “（一）自本月27日起禁止郊区人民迁往市区。 “（二）无上海市身份证者禁止入城。 “（三）迁出城外不受限制。 “（四）任何人私藏武器，一经查出就地枪决。” 5月2月，淞沪警备司令部命令：交通警察总局局长马志超为上海市区守备兵团指挥官，指挥交警第一旅（含交警第五、六、十八等3 个总队）及交第二、十五总队于5月1日前接防完毕；这与加强大队与正从宁波开来的交第八、九、十二总队和上海市区宪警及“民兵武装”担任社会秩序的维持、要点要线的控制以及镇压市区可能出现的“暴动”和骚乱。 其中一个大队开赴闵行，以确保该处渡口，控制所有渡船。 上海市区守备兵团副指挥官为毛森。在毛森的直接指挥下，上海市警察总局制订了应变计划并完成了部署。 保安警察第一、二总队奉命于4月26日下午6时前分别担任本城区内重要公用事业及仓库的监护。 第一总队所部署的沪南区——邑庙、蓬莱、嵩山、卢家湾、常熟、徐家汇等六分局辖区的各地区队都已经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战斗体，截止26日下午6时，已经占领老西门华商电气公司办事处、方九霞银楼、生活医院等建筑物；占领中华路、黄家码头附近的建筑物；并在防守区域内建立多个防御据点——茂名南路长乐路18层楼、震旦大学制高点、宛平路衡山路比伽利公寓制高点、衡山路高安路华盛顿公寓制高点，上述建筑物被占领后，建筑物四周道路皆己堵塞，并配备简单的工事。 第二总队部署在沪东区，该区的公用事业、工厂仓库甚多，最重要的是中纺公司，其次还有美商电力厂、英商自来水厂、煤气厂、电车厂、交通公司等。 沪东区的守备分为四大据点，并掌握有力之机动部队，控制要道、桥梁及黄埔江面，在各防御工事处备有铁丝网、拒马、沙囊活动碉堡。在火力配备上，对交叉要道均构成可以斜射、侧射、消灭死角的配置。 第一据点——以榆林路分局建筑为中心（包括自来水公司等）构成。 第二据点——以唐山路附近建筑物为中心构成。 第三据点——以杨树浦分局、扬树浦电力公司、煤气厂为主构成。 第四据点——以提篮桥警察医院、监狱仓库为主构成。 机动车队为区预备队，指挥地点在榆林分局附近。各区间的联络暂时还以电话为主，一旦电话中断，将以无线电传达。 各机动车队、骑巡队、飞行堡垒仍属总局掌握。 同一时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被蒋介石召到复兴岛。蒋介石要亲自向他布置该局的潜伏和暗杀工作。 蒋介石对毛人风说：“出于大上海保卫战的考虑，保密局上海站的工作必须坚持到最后。上海还有些实业界、金融界、社会名流、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看来他们是不想走的。你要监视他们，并马上造出名册，决不能把他们留给共产党。至于那些专门和政府捣乱的所谓民主党派分子，能解决的就解决，张澜、罗隆基、史良都在上海，要将他们都监视起来，到时候全部解决。你务必在上海亲自监督各项事宜。” 很快，毛人凤在上海蒲石路118号家中会见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 毛人凤对毛森说：“老头子这次来，脾气大极了。刚才找我去，要我协助汤恩伯陈良两位抢运物资，控制上海的轮船、帆船及大、小船只，并要我集中上海、宁波一带的交通警察，以6个总队加入战斗序列，保卫上海，统归汤恩伯指挥，其中两个总队担任护送物资的工作。另外还命令我们监视上海的资本家，不让他们将物资偷运香港等地。可资本家又不是傻子，大部分早在去年12月就逃到香港，就连杜月签这几天也动身去了香港，真难办。关于物资和船只的事我让黄加持他们去办，其它各项事宜也都分配下去了。现在还有一件较重要也颇棘手的事，老头子认为非你莫属。” 毛森：“请局座明示，我一定尽力完成。” “老头子说，我们过去的教训就是对共产党及民主党派过于仁慈，一句话我们杀人还太少。这次，总裁特别说明，凡有嫌疑者一律逮捕，对民盟的张澜、罗隆基等立即予以监视，等接到命令迅速解决，这件事就交给你办。” 毛森：“请局座放心。” 毛森，保密局系统著名的“三毛”之一。1949年3月，正式进入上海福州路警察总局大楼办公。以办事效率高、心狠手辣著称。上任不到一个月，毛森就破获了自中共“李白台”之后又一座中共秘密电台“秦鸿钧台”。当时中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一共只有三座。 接到任务后的毛森很快就行动起来。 监视史良的秘密报告发出。 逮捕民主同盟领袖张澜、罗隆基的命令发出。 一份份黑名单迅速排出，分布于全市的暗杀行动小组也随着黑名单分别就位。 一时间，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警车鸣笛横冲直撞，特务四处捕人。4月26日，上海市14所大专院校共逮捕学生356人。 进入5月后，上海几乎每天都有国民党刽子手屠杀的枪声。 一时间，公园、闹市如虹口公园、大世界，都成了刑场。 5月7日，浦东戚家庙。中共地下党员秦鸿钩、张困斋、李白等13人被国民党处以死刑。 截至5月20日黄昏毛森出逃，在国民党统治上海的最后一个月里，至少屠杀了2000至4000人。 毛森逃走时，仍不忘屠杀革命志士。5月20日，他带着自己的卫队，在警察局的天井里就杀了9名政治犯。 疯狂的大屠杀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这群困兽临死前垂死挣扎的病态心理。 毛森大逮捕、大屠杀之际，上海市警备总司令陈大庆也不甘落后。5月初，陈大庆又做出惊人之举，颁布《奖励检举共匪办法》。陈大庆认为，有了这个《办法》，共匪在上海该是呆不下去了。 上海已完全进入战时状态。 5月11日晚，上海战役前一夜，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灯火通明，这儿正召开作战会议。 参加人员有：第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第七十五军军长吴仲直、第十二军军长舒荣、第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第一二三军军长顾锡九、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第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炮兵司令邵百昌、装甲兵司令徐庭瑶、交警总队队长马志超、补给区司令黄壮怀、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部司令石觉、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周自强、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警察局局长毛森以及各部部长、各处处长等70余人。 汤恩伯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 他说：“今天召集诸位是因为情况紧急。据可靠情报，共军近日已有行动，估计不出两天战斗会打响……各位都准备得如何？我想告诉大家，总裁的兵舰就在吴淞口外，他将亲自指挥上海保卫战。总裁要我务必转告各位，国军在上海一定要好好打一打，美国驻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已经表态，只要我们坚持三个月到半年，美国一定出兵！到那时，局势就会发生本质的变化。” 汤恩伯停了停，看了周自强一眼，说：“自强，把这几天共军情报给大家通报一下。” 周自强站了起来，拿着教鞭走向地图，说道：“据5月9日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二处一科提供的共匪陈毅第三野战军各军目前所在位置如下： “三十一军——太仓、常熟间地区。 “二十六军——昆山以西铁路两侧（该军第七十七、七十八师各一部曾在8日以炮火向我阵地进犯，迄9日2时许旋即沉寂）。 “二十八军——苏州附近。 “二十九军——吴江迄嘉兴公路两侧及嘉兴以东地区。 “二十军、二十三军——主力吴兴、长兴间地区，一部吴兴以东震泽、南浔一带。 “二十五军、二十七军、三十军——孝丰、余杭及杭州一带，一部踞萧山附近。 “二十一军、二十二军、二十四军——似集结于太平、石壕间地区。 “以上是敌方情况。 “关于我军目前部署分配如下：”外围阵地：浦西方面由顾锡久军长的一二三军驻守。浦东方面，则由五十一军王秉锁军长部防守。 “主阵地：沪西北方面包括狮子林、月浦、杨行、创浦由五十二军刘玉章军长部固守；五十四军阙汉赛军长部则担任沪西部包括大场、真如、北新泾等地的防守；吴仲直军长所部七十五军则固守沪南及西南部即虹桥、梅花弄、龙华；浦东南部杨思、塘桥、洋泾一带由三十七军罗泽闿军长部担任防守；浦东北部的高桥由十二军舒荣军长部固守。 “核心阵地：由二十一军、九十九师、交警总队及直属部队守备，其中二十一军及九十九师驻扎江湾地区。 “目前，徐庭瑶司令、蒋纬国副司令率领的装甲军部队之控制四川路以北通往吴淞港口的要道。” 周自强讲完，然后低声问汤恩伯：“司令还有什么意见？” 汤恩伯说：“五十一军王秉钺部调浦东川沙、接替三十七军防守。三十七军在浦东的防守向内收缩。好了，今天的部署就到这儿。总之，诸位为党国尽忠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精诚团结，共挽危局。” 同一时间，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正紧锣密鼓地在上海市内举行“保卫大上海”的宣传活动。浩浩荡荡的化装游行车队绵延长达3 里。参加的单位有市参议会、总工会、学校，警备部政工大队、青年服务总队车辆90余。队伍前面有警察局11辆“飞行堡垒”开通，全副武装的宪兵队伍乘车殿后。 一路上，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政务委员谷正纲的讲话：“上海600万市民们！上海同胞们！共产党的武力侵略已经扩大到上海了。我们知道，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第五纵队，它没有国家的立场，民族的观念。毛泽东在4月4日公然反对北大西洋公约宣言，公然主张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拥护苏联，它要把中华民国国号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用镰刀斧头来做我们的国旗，大家想想，这不是要把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吗？……如果让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大家想想，在这样暴力压迫的情况下，我们还能生存吗？所以我们要求市民们，坚定必胜信念，统一作战步伐，不投机，不妥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到前线去，慰问将士，救护伤兵。上海的同胞们！我们要不分男女老幼、职业阶级、一齐起来，以600万人的力量，筑成一道铁的长城！” 市长陈良号召全市市民：“一心一德，同舟共济，破产保产，拼命保命，放开眼光，加长视线，牺牲小我，保全大我！”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则说：“一切为了前线！全军将士发扬‘一二八’、‘八一三’伟大革命精神，救国家、救自己！” 国民党的党政军已调动起所有的神经，要在上海做最后的困兽之斗！ 第九章 引弓待发 军令如山！三野各部队火速到达预定地点。陈毅想把富庶的华东让给二野，三野则去大西南。毛泽东说：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陈毅要求部队，到了城里不许“野”！准备就绪，大战在即。 百万雄师渡江成功后，粟裕、张震等随即率前线指挥部跟进。 粟裕对渡江作战的前途曾经有过三种估计。如今，渡江战役第一步已取得了胜利，一路上，捷报频传。粟裕心里十分高兴，对张震说：“看来敌人夹击我军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了。现在对于我军来说关键问题是如何达成对敌人的割裂和围歼。我们应向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建议：追击溃败之敌，就地歼灭。”张震说：“这个想法很好。” 4月21日19时40分，粟裕、张震联名电呈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建议：鉴于第七、第九兵团渡江以后，敌尚无全盘部署，抵抗甚微，我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敌之纵深，使敌人无暇调整部署，促成敌之更大混乱，达成分割包围。 同时，粟裕具体建议： 1.九兵团渡江后，除以三十军监视芜湖之敌，待交二野四兵团接替外，主力应排除障碍，不为小敌所阻，即沿南陵、宣城、十字铺之线以北与高淳之间向东北挺进，控制溧阳，截断京杭国道，截断南卢之敌向杭州的退路，以达孤立分割敌人，有效地协同东集团作战。该兵团先头部队力求于26日前进至郎溪及其东北地区。 2.七兵团攻歼当面之敌后，尾九兵团之后，沿南陵、宣城、十字铺以南地区，力求27日前后进至广德地区待命。 3.十兵团4个军决定本晚大部南渡，求得控制江阴，歼敌二十一军主力。不论敌之抵抗程度如何，已令二十三军、二十八军各一部以一个侦察营向宜兴、金坛挺进，尔后二十八军直出宜兴；二十三军策应八兵团渡江后，即出丹阳、金坛，并以一部向傈阳挺进；二十九军，三十一军则于澄、锡、常地区，依情况发展转用…… 4.八兵团以二十军及二十六军一个师，本晚攻占扬中，22日晚强渡夹江，尔后向镇江、丹阳间挺进，策应三十四军南渡攻占镇江，尔后待命会攻南京…… 4月22日11时，中集团总指挥谭震林电令第七、第九兵团：第九兵团第二十五、二十七军于24日占领南陵、青弋江、湾止镇，并包围宣城后，稍作整顿，等骡马赶上，26日继续东进，28日抵达郎溪、溧阳地区，以策应东集团。第七兵团则于29日进至广德附近。 不久中集团指挥部接到总前委的命令：第七、九兵团应迅速向东挺进，不为沿途敌据点所抑留。从即日起，谭震林率第七、九兵团直接归粟裕指挥。 同一日下午，粟裕、张震经仔细研究，认定敌人主力将向杭州撤退。为了不使敌主力退向杭州，达到对敌人围歼的目的，必须迅速切断“京杭国道”这条公路。为此，粟裕认为：第七、第九兵团的行动必须加快、再加快。 下午5时，粟裕、张震电令急行军途中的第九兵团：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两军全部，以急行军经青弋江、宣城向郎溪、溧阳挺进，不为小敌所阻惑。 同时第七兵团也接到粟裕的命令：迅速将攻击箭头转向南陵以东宣城方向，在第九兵团右侧后成梯次队形前进，以便让出南陵、繁昌、芜湖地区给跟进的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 在中集团急行军同时，东集团方面，第二十三军在陶勇率领下已迫近常州以北，第二十八军正向常州以东挺进，一部主力向宜兴方向突破，以截断京沪铁路和京杭国道，打破汤恩伯30万主力沿铁路、公路梯次撤退的计划。 这样，第三野战军在刚取得渡江胜利之后，很快就投入围歼逃敌战役。 围歼逃敌战役展开之后，粟裕、张震最担心的是：中集团渡江后能否抢在敌人总撤退之前进入南陵、宣城、广陵一线，与沿丹阳、金坛、溧阳一线疾进的东集团在长兴、吴兴地区完成战略合围，这也是这次战役全胜的关键。 22日晚，粟裕、张震伏案在地图上反复侧算敌我双方到达长兴和广德地区的距离和行程。 张震说：“从南京到长兴、广德约140公里，其中一部分是山区，而且敌军在撤退的路上，还要受到我追击部队的攻击和阻拦。他们行进速度必受影响，照此推算，敌人估计需要四五天时间到达上述地区。” 粟裕同意，说：“我东集团军从江边直接插向太湖，到达宜兴地区约50至80公里，如果顺利，只需要两三天即可在京、沪铁路中间切断敌人，使敌人无法从南京撤往上海。然后，再用一两天时间，就可以到达长兴地区，切断长兴到杭州的通路。” 张震：“长兴地区方圆一二百公里范围是我们过去活动过的区域，我们的干部都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和道路情况，只要我军吃苦耐劳，猛打猛追，用四五天时间赶到目的地不成问题。” 4月23日至24日晨，粟裕不停地电令各兵团加速向指定的合围地区前进。 命令：叶飞、韦国清的第十兵团除胡炳云的第二十九军沿京沪路向苏州进逼、监视上海方向之敌外，朱绍清的第二十八军、周志坚的第三十一军沿太湖西侧，以吴兴、长兴为目标兼程疾进，首先占领宜兴，再继续向长兴挺进，以求与第九兵团在这个地区会合。 命令：陶勇的第二十二军从长荡猢东、西地区向南疾进，切断溧阳、宜兴之间的通路。 命令：第八兵团的第二十、二十六军归第十兵团指挥，沿丹阳、金坛以西一线南下，配合各部歼灭逃敌。 命令：第九兵团成钧之第二十五军、聂凤智的第二十七军到达宣城后即向广德、长兴、吴兴疾进，务必于25、26日赶到广德以东的天平桥、梅溪一线，与第二十八军取得联系。 为及时指挥追歼战，粟裕、张震率领指挥机关于4月26日进驻京沪线上的要地常州。 军情如火，军令如山。第三野战军广大指战员接到追歼敌人的命令后，就像猎人发现了猎物，飞速地沿着指定路线向前，向前追击途中，广大指战员克服疲劳，克服饥饿，冒着江南连绵的春雨，踩着泥泞的道路，不停地前进。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快！快！追上就是胜利！ 一路上可见敌人逃窜时留下的处处狼藉。公路上、水沟旁、麦田里到处都是丢弃的炮弹、子弹、枪榴弹，还有棉絮、皮鞋、帽徽和领章，许多地方还堆积着国民党党政军人员临逃时烧毁的文件和其他物品的灰烬。 由于解放军的神速，其先头部队几乎与南逃的敌人共路、并肩，甚至从后面超过。队伍在炮车、马车、驮马间穿行，忽而左，忽而右，在拥挤的公路上见缝就钻，以至许多时候，行军队伍相互交错，游龙似的前进。 就这样不停地走、走，几天下来，干部战士们的脚都走“碎”了。 第二十七军第二五三团八连副指导员于竹青说：“从宣城开始，天就下雨。江南的路面一遭雨，就软得像粘面团，深一脚，浅一脚，来不及拔出脚，鞋又丢了。等到天晴，更怕了，路面被太阳一晒，坑坑洼洼都晒成梆梆硬的坎坎楞楞，能扎透鞋底，满脚都磨起大血泡。” 第二三七团政治委员丁锐则在40余年后回忆说：“追击途中，就连烧熟一顿饭的时间也没有。有时刚想做点吃的，军长聂凤智就从后面赶到，说：‘赶快走，不能停！’战士们累、饿、渴、困。头两天，还能吃一些在江北自备的干粮和生米；后来的几天，什么东西都没有吃。行军途中，有的北方战士见到江南老百姓墙上贴着、地上晒着的干牛粪饼，实在饿极，以为是喂牛马的糠麸饼，抓起就吃。” 尽管疲惫，尽管艰难，但广大指战员在胜利的鼓舞下，仍满怀豪情，不久各部队陆续在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 4月25日下午，第二十八军占领了宜兴。同一天黄昏时分，第二十三军占领溧阳，截断了南京至杭州的公路。 此时，国民党首都卫戍部队所属第四十五军在卫戍司令张耀明的率领下正沿京杭国道撤往杭州，25日到达南渡时，与从镇江撤出的王作华率领的敌第四军汇合，得知溧阳已被解放军占领后，决定改由宜兴以西的山区直向郎溪、广德方向逃审，妄想突出重围，在郎溪他们又与东窜的敌第六十六军相遇交叉，乱作一团，而且已陷入三野更深的包围圈。 26日，中集团的先头部队已进至郎溪、广德地区。同一天，第二十八军进占长兴。 27日，中集团的第二十七军在吴兴附近与东集团的第二十八军打通了联系，这样，合围口就封上了。南逃之敌第四军、第二十八军、第四十五军、第六十六军以及第五十一军的一部，被逼入郎溪、广德之间的山区。敌军10万之众，乱作一团，东奔西突妄图逃命，但却四处碰壁。我追击各军则机动灵活、猛插猛打。29日，敌全军覆没。 4月31日，香港及国外的报纸转载了一篇由新华社发出的战地报道——新华社三野总分社前线记者刘亮报道：从南京、镇江和芜湖等地狼狈逃窜的蒋军先头部队刚到广德城郊，就被从数百里外赶来的我军拦头截住，并且迅速陷入各路我军的包围圈中。这个大包围目的中心是广德城北25华里的山区，该地山岭重叠，林木蔽天，敌人陷入这个进退维谷的绝境后，建制混乱，头尾不能相顾，各自漫山遍野地逃窜，我军略加攻击，即缴枪投降。……疲惫不堪的敌军散兵，在山坡上淋着雨等待我军收容，只要一名解放军战士领着几个俘虏走过，他们便纷纷自动跟上，刹时便成为一长列的俘虏群。 记者在一个不满两百人的俘虏队伍里，发现其番号竟达11个之多。 郎广围歼战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消灭了10余万溃逃的敌军，使敌军无法按计划逃入杭州，从而使这座闻名中外的美丽古城免遭一场浩劫，同时也为即将展开的上海之战消灭了大量有生力量，减轻了上海之战的压力。 郎广围歼战之后，我人民解放军离上海就近了。 上海近了！——上海已经是一个大的战略概念。为了确保上海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在谭震林的指挥下加速向杭州挺进。4月28日占领宁国，5月1日占领孝丰，5月2日占领余杭，5月3日占领浙江省会杭州。 由于我军进军的神速，粟裕所担心的当时我国最长的现代化钱塘江大桥，在守敌安放了导火索后因来不及引爆而幸存下来。 同时期，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刘伯承的率领下，从5月4日至7日占领了上饶、贵溪、横峰、金华、衢州等地，控制了浙赣线，切断了汤恩伯集团和华中白崇溶集团间的联系。而第四野战军一部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陂，逼近武汉地区，完成了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 5月2日，第三野战军第九、十兵团各军分别进驻吴兴、常熟地区待命。与此同时，分工负责上海战役作战的粟裕、张震率领第三野战军机关自常州东移苏州。 4月30日，总前委发电报给中央军委毛主席：鉴于渡江战役的军事进展比预期的时间整整提前一个月，城市接管的准备工作来不及同步完成。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做适当的准备时，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军因非主力兵团骄气较少，故该军在南京虽出了不少乱子，但纪律还算比较好的。其它主力军如不训练，不会比××军的情况更好。目前就军事上来说，杭州、上海很快就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工作都未做好。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 5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推迟攻击，并指出，在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前，第三野战军可以先夺取杭州，但暂时不要再向前推进，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可由汤恩伯先守起来，以使他在上海不觉有任何威胁，不会过早地退出上海，这将有利于我们做好进城的准备。 同一日，陈毅随总前委机关进驻丹阳，开始接管上海事宜的准备。 在此之前，党中央已内定陈毅为新上海首任市长。 早在淮海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央召刘伯承、陈毅来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时，他们所关注的已不光是渡江的问题，而是渡江后如何接管宁、沪、杭的问题。毛泽东对陈毅说：中央的意思要他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想听听他本人的意见。 陈毅沉默了一会，说：“是否可以让刘、邓二野进驻华东、上海，我们三野走远一些，到大西南去呢？” 陈毅为什么要把整个华东这块富庶繁荣的地区让给二野来进驻和接管呢？原来，二野自1947年7月千里挺进大别山之后，自觉地牺牲局部利益，调动和吸引了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的约90个旅于自己的周围，进行了极端艰苦的无后方作战，不断消灭敌人，而自身的减员消耗也大。正因为有了二野的牺牲，三野才有可能更多地歼灭蒋军有生力量，“吃”得比较饱。接着二野又以缺乏重武器的部队，英勇地投入淮海战役，担负起关键性的严酷的战斗重任。二野和三野，像左右臂那样密切协同作战，陈毅对刘、邓更是又亲密又敬重。因此陈毅觉得应该把华东让给艰苦转战的二野，而三野则“到毛儿盖去走一走”。 刘、邓当然不会接受。刘伯承司令员说，这事他和邓小平同志交换过意见，他们都是四川人，对西南地区更熟悉，而三野来自华东，留驻华东更为有利。 这些也正是党中央的考虑。 党中央进驻北京后，在中南海，毛泽东曾就陈毅任上海市长之事，征求过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几位老先生的意见。对于陈毅将军，他们早有所知，1939年，陈毅的文章《茅山一年》和“脱手斩得小楼兰”的诗篇即已传到重庆。1945年，柳亚子先生曾赋诗赞陈毅曰：“兼资文武此全才。”“儒将”出任上海，稳得住局面，他们一致赞成。 梨没有让掉，陈毅只好接下了解放和接管上海的重担。 不久，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次日，毛泽东召集了一个座谈会。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提出华东局新的人事安排——中共中央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17名委员组成：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臣、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康、刘晓、刘长胜、曾锐冰、舒同。 华东区管辖范围有：上海、南京、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苏州、武进、南通、宁波等城市，地跨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份。 在这次会议上还确定了未来上海市的领导机构：中共上海市委由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曾山、刘少文、陈赓、潘汉年、宋时轮、郭化若、李士英等11位委员组成。前5人为常务，饶漱石为书记。 上海市府：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以及一位非党人士。 能否顺利进占上海，当时全党十分担忧。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这种担忧主要来自两大危险：一是帝国主义会不会干涉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二是共产党有无能力接管城市，尤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形象。 上海，近百年来就是国际都市。在近代历史上，就曾有过帝国主义出兵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撤销了租界，但上海仍然驻扎有外国舰队和武装力量。毕竟上海有这些国家太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它们绝不会轻易放弃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早在渡江以前，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来到上海，会晤了“海上闻人”杜月笙，上海市议会议长潘公展，希望由他们等社会“名流”出面，在上海发起一个所谓“自救救国运动”。 杜、潘两人很快就在中汇大楼邀集宴请美、英巨商和上海“各界领袖”征集意见。随后，成立“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并试图在上海成立10万人的“上海地方自卫队”，搞一个上海“国际化”运动，使上海成为一个“不设防”城市，既不要国民党的武装也不要共产党的武装，地方秩守则暂由外国军队“维持”。美国在上海的新闻喉舌《大美晚报》以“国际化的上海”为题，试探人民意向。这不能不使共产党担心。更何况，渡江以后，蒋介石从幕后走到台前，正在绞尽脑汁地想把美国拖下水。 本来，解放宁、沪、杭，只用三野便够了，为了对付美国可能的干涉，中央军委在布置渡江战役时就作了考虑：在三野进军宁、沪、杭的同时，二野渡江后直插浙赣铁路，解放上饶，把国民党在华东的汤恩伯集团和在华中的白崇德集团隔开。向西可以对付白崇禧集团，向东则可作为三野的战略预备队，准备对付美军的登陆。 第二种危险更叫陈毅他们担心。 从农村进入城市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迁移问题。 对于许多出生于农村长期在农村浴血奋战的军人来说，在农村他们如鱼得水，干起工作来也得心应手，可是要他们突然间换上便衣，走进城市去做“官”，不免会遇上许多新问题。其中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即进城后究竟应该依靠谁？七届二中全会和华东局所指定的“接管江南城市指示”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者，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站在我们这一边。”可是这些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已习惯以贫雇农为依靠的干部却认为应当依靠城市贫民，甚至对民族资产阶级存在敌意。 正因为这些基本问题把握不清，结果渡江战役后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故。 常州解放，有的同志“开仓济贫”。就像以前在农村常常做的那样。 无锡解放，有的同志盲目给工人增加工资，吓得资方逃跑。 军队的纪律也不尽令人满意。 南京解放后的第二天清晨，一群解放军战士冲进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住处。此事已引起美方抗议，华东外事处处长黄华正在处理。 驻防南京的某军，未经请示，擅自命令南京市各澡堂、理发店、电影院免费招待解放军5天。 南京市驻军一个营教导员，与群众联欢时应邀签名留念。第二天，一家小报在“共产党中将×××谈形势”的通栏标题下刊载了一块谎话连篇的文章，并煞有介事地登着照片。组织上“按图索骥”查到这位教导员。他看到文章上竟印有自己的亲笔签各，吃惊得全身发麻。 4月28日，陈毅和刘、邓一起，由何克希陪同去看蒋介石的“官邸”，谁知这座花园洋房竟住进了骡马团。 上海的政治社会情况更要复杂不知多少倍，如果不好好准备，真不知要出多少乱子！ 准备接管上海的几千名干部，大部分还在江北，尚未到苏南来集中学习。 上海，人口600万左右，工厂1.2万余家，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二分之一。 商店6万余家，贸易额占全国将近一半。每天需要供应食米400多万斤，煤炭20万吨，目前据可靠情报，上海存粮存煤已岌岌可危，工业原料棉花等等同样紧张，可因渡江前后，大批军队、民工及军用物资都要沿铁路由北南调，铁路运输太拥挤，米、棉、煤，这“两白一黑”都还未来得及准备好。准备代替金圆券的人民币也因火车车皮紧张还没有运到。 陈毅感觉到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丹阳，南京和无锡之间一座民风淳朴的小县城。由于总前委的迁入，一下子变得人多了，拥挤了，忙碌了。来来往往的人中有穿黄布军装、灰布军装的干部，也有穿便衣的干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位略带上海口音、身着西装、风度翩翩的人物。这些都是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家，他们赶来丹阳，为的是协助总前委的接管准备工作。 其中有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几个月前还是上海关勒铭金笔厂的“副董事长”的刘晓。他是特奉党中央指示撤到香港，转道到北平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与他一同北上的还有在香港九龙千家驹研究所做研究准备工作的陆象贤、吴涤苍，途中3人化妆成贩货商人，乘上了一艘去烟台的英国货船，因遇风暴，误了会期。在北平他们详细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上海各方面情况。 吴涤苍甚至为毛泽东计算出如果没有环卫工人，上海3天就会变成一座臭城，而上海3天的垃圾将会淹没繁华的南京路。渡江战役展开后，刘晓和陈毅同车南下到了丹阳。 有“神秘人物”刘少文。上海地下市委负责人之一，专管情报和海、陆、空（电台）的交通工作。他和他手下的地下党员们，曾经把许多盖着“绝密”图章的国民党文件，化成电波或变成“药丸”、“胶卷”，送到中共中央。 刘晓、刘少文来到丹阳，立刻发密电给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刘长胜、张承宗、吴克坚、张登，及时而详尽地指出整个地下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和协助解放军进占上海，动员群众起来护厂、护校、维护秩序，防止坏人在战争发起后搞破坏活动。 中共地下党传奇人物潘汉年也来到了丹阳。他是一个多年出入虎穴领导对敌斗争的老地下党员，曾主持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工作。此次来丹阳，他带给陈毅的重要情报很多，其中有他在香港做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工作的情况。 与潘同来丹阳的还有经济学家许涤新、剧作家夏衍。许个子不高，一口广东话，善做统战工作，党外人士有话愿意找他讲。陈毅很看重他这点，后来让他当上海市工商局长，专做“大老板”的统战工作。夏衍，30年代就活跃在上海的著名左翼作家。他来丹阳是协助总前委上海文化系统接管准备工作的，后来出任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 上海经济命脉的掌管至为重要。上海地下党经济方面的专家也来到了丹阳，卢绪章就是其中一位。 身着黄布军装的卢绪章出现在丹阳街上时，接管干部大队中许多人吃惊不浅，此人不是“广大华行”那位生意做得十分红火的总经理吗？与特务头子陈果夫合办“中心制药厂”开幕那天，陈果夫亲自剪彩，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亲临会场，敬送花篮。这位上海市头面人物，大“资本家”也会是地下党员？别说一般人吃惊，对于卢绪章的到来，上海市地下党的同志也疑惑不解，这就难怪上海解放后，当卢绪章出任华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时，工商界有人曾给陈毅市长递上揭发信：“我等以头颅保证，卢绪章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员，少将军衔。”其实，卢绪章是货真价实的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创办了“广大华行”，专门为党筹集经费。周恩来曾经指示：“我们这个机构，要在任何情况下永远打不烂！”所以，广大华行始终只是由“重庆办”单线领导。为活动方便，党批准卢绪章买了个国民党少将军衔。抗战胜利后，为在敌人心脏里站稳脚跟，他们选中陈果夫当“靠山”。 由于有了这棵大树，广大华行多次逃脱国民党军统的审查。广大华行创办12年，不仅为党提供了数目可观的经费，而且更值一提的是它为党掩护和培养了一大批懂得经济规律、熟悉上海以及工商界情况的干部。其中有白天穿长衫、夹布包，准点上班，抄抄写写当小职员，晚上听汇报、领导地下党斗争的刘宁一同志；有杨延修同志；还有吴雪之同志，后来均成为接管上海的重要人物。 其实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早在渡江战役前就开始着手了。 1949年2月，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决定由副部长杨帆调集干部60余人先行南下，驻扎在苏北淮阴郊区的许庄、徐家庄、小曹庄一带的农村，由调研科科长钟望阳具体负责对沪、宁等大城市的调查和材料编写工作。三科的全体干部分别组成上海、南京和特字号（专门负责编写沪宁一带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材料）三个组，其中李蒲军任上海组组长。 任务非常紧迫。中央要求，必须抢在大军渡江之前就拿出南京、上海城市的材料来，而此时人民解放军的前锋部队已经抵达长江边。 上海组是一个大组。为充实实力，杨帆又从在上海暴露后撤到苏北的地下党干部中抽调相当一部分同志到调研科。以他们搜集到的所有有关上海的年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上海地下党通过秘密途径得到的第一手国民党内部情报，上海来人报告的情况，平、津、沪等地的出版物作为原始资料，然后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极为简陋的工作条件下，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终于在渡江之前完成了上海部分30卷、百余万字的资料。 这30本珍贵的调查资料收集了国民党中央各部、委驻沪机构和上海市驻军、政府机关，经济、文化、宗教团体和外国驻沪机构的地址、电话、组织机构的发展变化，以及官员的姓名，包括蒋介石、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张群等国民党要员的公馆地址和电话号码。其中《上海蒋匪军事机关》一册囊括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陆海空驻沪司令部、吴淞要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国防部等驻沪机构，辎汽、高炮、装甲、工兵、战车、通信兵在沪驻军，驻沪宪兵（包括军警宪联合机构、检查站、纠察大队等）、驻沪后勤机构、兵役机构、军事学校的训练班，上海各军队医疗机构以及军事系统的工厂和仓库的地址、电话、军官的姓名、编制人数、装备等，一应俱全。这30本资料还附有江湾、龙华两个军用机场的平面图，从跑道、油库、器械库到军官和空军家属宿舍的位置都绘得清清楚楚。在《伪上海市政府各局》、《伪上海市政府及各区保甲概况》等册中，详细介绍了国民党中央政府驻沪各单位，上海市政府民政、社会、财政、公用、工务、教育、卫生、邮政8 个局及其下属处、科两级以及32个区公所，所辖各保的机关地址，电话、市长、局长、处长、科长，区长、保长以至科员、办事员的姓名、籍贯、学历、政治背景。在有关上海市警察局的一本专册中，从总局、分局到派出所，以及警察系统的各保警总队、骑巡队、机动车大队等武装力量和警察所属的医院、学校、仓库、警察博物馆等单位都有完整的记载，从局长、处长到分局长、股长都列有名单，包括地址、电话，还附有一些主要的中、高级警官的简历和政治背景。 除了这些社会、军事、政治的情况，在经济方面也收集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金融中心的大量资料。国民党的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中央合作金库）都各出了一个专册；还有三册分别介绍上海的省市银行、小四行、南三行、北三行、农商银行，以及证券交易所、票据交换所、上海的黄金市场和各钱兑业、金号、银楼等。不仅有这些单位的历史沿革，还有数百名经纪人的姓名、地址、电话，甚至还列有抗战胜利后的股票行市等。 另上海市官僚资本的情况也出了一本专册。这个专册是吴雪之同志在上海临解放前三个月冒着生命危险从香港回到上海，在刘长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和项克方同志一起通过党的组织和各种社会关系，调查、搜集了国民党在沪官僚资本企业的机密情况后编辑而成的，包括这些企业的机构设置、历史沿革、内部组织、人员动态、重要设备，物资储存等等。 以上这些材料，成了各对口接管专员们的必读“文件”。陈毅看到这堆材料，高兴地对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梁国斌说：“这些材料为上海接管工作立了大功！” 一位粮食口的接管人员看了材料后说：“我们从农村来，从未到过上海，对上海一无所知。有了这些材料，接管工作就有了依据。” 参加接管警察系统的是几位在苏、鲁、豫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对上海十分陌生。拿到上海警察局的材料后，他们很快就熟悉了这个复杂系统的网络，后来又在上海警察局500余名中共地下党员的配合下，不到一星期就完成了对警察局的接管。 总前委进驻丹阳后不久，准备参加接管上海工作的干部也来到了这座小县城。这支队伍1949年初就从山东省青州出发，队伍中多是2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一路十分辛苦，不仅要行军，而且还要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接管大城市的政策。到达丹阳时，他们的担子更重了，他们必须抓紧时间熟悉上海的方方面面。陈毅对他们这支队伍要求十分严格。不仅必须读大量的材料、组织小组讨论，而且还要考试，稍不留神就可能当场让你出丑。 “两白一黑”也源源不断地从山东、江苏解放区南下，铁路上、公路上，一片繁忙。 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也来到了丹阳。这套钞票共有12种面额：壹元、伍元、拾元、贰拾元、伍拾元、壹百元、贰百元、伍百元、壹千元不等，由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12月1日，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而成）发行。币面上的图案有工业、农业、牧业、交通、水利、人物、风景。纸面上的“中国人民银行”6个字由当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井主持中共中央财政部工作的董必武亲自题写，字体为标准的柳体。 人民币由后勤部管理。他们是最早到达丹阳县城的单位之一，驻扎在丹阳东南角的汤庄。 在丹阳，陈毅最关切的还是广大干部、战士的思想。党的一切方针政策，最终都要靠他们在群众中落实。 因此一到丹阳，陈毅就召集广大干部、战士开大会。他说：“对上海这样一个商店、工厂密布的东方大都市，我们单纯从军事上占领，只是小胜。 “假如稀哩哗啦，乱轰乱打，就把城市建筑和工业生产打烂了。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建设时代，破坏城市等于破坏自己取得的胜利。 “上海这地方，外国洋行，青红帮，特务网，流氓组织，复杂得很！诸如此类，包括我自己，都不太懂。不能自大、吹牛皮。想想看，一天要烧20万吨煤。600万人这一张大嘴天天要饭吃，不那么简单。光是每天的大小便不解决就不得了。垃圾几天就会堆一座小山……老百姓佩服我们会打仗、演戏、唱歌，但是还要看你管上海能不能管得好？我们要抱‘临事而惧’的态度，不要打算进去做官、享福，报上登照片，光宗耀祖。进上海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大败仗。共产党员要意识到这一点才是聪明的。 “我们不是靠天才，靠马克思保佑，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告诉全世界：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中国革命有前途，有希望！” 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正在进行，但丹阳仍出现了一些令陈毅恼火的看起来是小事情的问题。 为了配合解放，丹阳光明大戏院上演《白毛女》。临近开演时，剧院门口有几个穿着黄衣服的军人和剧院的人吵闹，他们没有票硬要挤进去看戏，说什么是部队的演出，结果堵塞剧院的门，使有票的老百性挤在门口进不去。 正和饶漱石在街上巡视的陈毅听见吵闹声，问清了缘由，立刻喝令那几个军人：“都给我回去，好好检讨！”风波这才平息，但陈毅心情却未平静。 一天，敌机来骚扰，陈毅利用防空的空隙，到丹阳简易师范学校去看看。 他询问职工：部队有没有破坏纪律的事？回答说：没有。过去国民党来一次住一次，弄得我们没有办法。解放军纪律很好。陈毅不罢休，再三细问。最后有人说，前几天有个解放军，把他的灯泡拿去了，不过第二天就有人陪着，把灯泡送了回来。这本是夸赞的话，在陈毅听来，觉得颇不顺耳，这说明还有漏洞。 于是陈毅再次召集干部战士开会。在会上，陈毅特意提起了这两件事：“为什么没有票非要进去看戏？是不是老子革命几十年，进戏院还没有资格？（笑声）拿灯泡，也是这个思想作怪。还有，每天下午，丹阳满街都是我们的人，不请假就出来兜，闭着眼睛都可以抓几个！（笑声） “笑什么？假如都像这样，进了上海不吃败仗才怪！要注意，入城纪律是执行入城政策的前奏，见面礼搞不好，是会被人家赶出来的。记住，我们野战军，到了城里可不许再‘野’啰，纪律，一定要严。” 这之后陈毅就特意命令即将参加上海战役的第九、十兵团的所有官兵利用战前休整时间进一步学习入城的政策和纪律，必须每个人都“过政策关”。 5月10日，陈毅军容整肃，打着绑腿，在丹阳县城南山外大王庙的空场上，向正在集训的几百名接管干部作报告，他说：“进入城市一方面要有管理改造城市的信心，另一方面要有谨慎小心的态度。现在存在两种偏向。有些同志对进城无信心，愿意在农村工作，觉得管理城市没有办法，怕出纸漏。而敌人也认为我们是不能掌握经济和工业，的确我们也要承认这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但是我们有信心可以很好地把上海接管下来的。整个中国都可以解决，进入上海为什么就没有信心呢？我们有几百万大军和强大的地下党的组织，广大群众的拥护，加上我们本身很存准备，很有次序，很有组织，再说管不好上海，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这一点信心都没有，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但也有同志以为进一个城有什么了不起，没有看到进城的各种困难，而盲目乐观。上海有600万人口，要我们给它解决煤粮问题、生活问题，组织他们，领导他们。上海是个最现代化的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复杂的城市，我们没有经验是很难进行工作的。因此除了具有信心以外必须具有谨慎小心临事不惧的态度，这样才能多考虑问题，否则是低级的幼稚的，就一定会栽筋斗。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世界革命的第三次大胜利。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得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相反，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看到我们搞得不好，就会欢呼，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有救。共产党不是没有进过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革命时代就进过上海、武汉、南京等地，但是又被赶出来了。这次进去是否还会被人家赶出来呢？现在还不能大胆他说一个‘不’字，主要是看我们自己。” 在粟裕、张震移驻苏州之前，在泰州、常州粟裕已召开了上海市军事接管委员会会议，由部队，地方抽调约5000名干部组成上海的军管系统。军事接管委员会由唐亮、刘瑞龙、张震、钟期光、余立金、张崇文、谢胜坤、陈锐霆、张凯、张爱萍、熊天然等11人组成，粟裕住主任，唐亮、刘瑞龙任副主任。军管会分为军事部、政工部、海军部、空军部、后勤部、训练部等6个部。 5月2日，粟裕、唐亮代表第三野战军前委赴丹阳汇报工作。 上海战役的作战方案在粟裕的领导下正加紧制定。根据中央对上海战役“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而又不能把城市打烂，要将上海完整地接管过来”的指导思想，粟裕设计了三种打上海的方法： 第一，围困战法。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对内地的若干城市都曾采用过这种战法。但上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城市：上海有600万居民，生活资料依靠外地运入，尤其是粮食和煤，所需数量都很大，长期围困，人民不仅没有吃的，由于没有煤，不但机器不能运转，而且连自来水都没有喝，人民的生活将陷入绝境。而敌军因有海上通道，很难将他们围死。另外渡江以后，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应力争尽快解放上海。所以长期围困战法不可取。 第二，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这一战法优点在于可以避开敌人设防的重点吴淞，伤亡也可能减少，但是这一战法的主战场将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不符合中央要求。 第三，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吴淞，钳击吴淞，暂不攻击市区。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并迅速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如果敌人要坚守下去，必将市区的主力调到吴淞周围进行决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使城市少受破坏，达到完整接管的目的。但因吴淞是敌人防御的强点，因此，这种战法将是一场硬碰硬的艰巨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我军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这个方案最接近中央指示精神。 为了不打烂城市，粟裕还给攻城部队规定，进入市区作战，应尽可能不使用重炮轰击。 三种方案上报后，中央同意使用第三种方案。 对于上海战役，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说，有三种解决方式——北平、天津、绥远。毛泽东说，他希望用北平方式。 毛泽东的愿望是根据中央情报部门关于“上海可能发生共产党领导下的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判断而发。 有关部门已将起义的具体日期、部队、位置，起义将领的名单和指挥部所在点详细报来。 为了军事上的绝对把握，第三野战军前委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密切联系，商请他们在战役发起前和战役过程中，为解放军提供敌人设防部署情况。 不久，上海地下党转来最新的上海守敌防御部署要图，张震即令复制，下发第九、十兵团。 5月1日，粟裕、张震电令： 第九兵团为准备攻占上海即进吴兴、桐乡、崇德间地区待命。 第二十军到吴兴城以东约80里震泽镇为中心马漾以北、长漾以西、南洵镇（不含）以东、严墓镇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并对吴江、平望镇、盛泽镇、新塍镇警戒。 第二十七军到以乌镇（嘉兴城以西约50里）为中心严墓镇、马要镇（不含）以南、新塍镇（不含）以西、琏市镇（含）以东，嘉兴、石湾镇间观音桥、单桥段（含）以北地区休整；并对新塍镇、嘉兴、桐乡、崇德地区侦查警戒。 第三十军即解除对广德以北山区清剿任务，向吴兴东开进，至以双林镇（吴兴东南约40里）为中心马要镇、琏市镇（不含）以西、瑾琏市（不含）以北，棕镇（不含）以东、西阳、王家桥、古山村（含）以南地区。 第三十三军到以民舍镇为中心西阳、王家桥、古山村、袁家汇（不含）以北、东圩镇、马要镇（不含）、太湖以南地区休整，该军以一个团担任吴兴城警备。兵团直属机关到以南浔镇为中心及马要镇、东圩镇（含）间地区休整。第九兵团接令后，于5月2日晚开始行动。 与此同时，第十兵团也开始向苏州、常熟地区集结。 一场大战迫在眉睫了。 第十章 战上海 毛泽东电令三野：要给蒋氏宗祠以特别照顾。叶飞对粟裕的命令划了个大问号。上海起义失败，张权将军身陷囹圄。战上海我西线兵团损失惨重。“月浦大捷”，汤恩伯兴高采烈。“不成功，便成仁！”敌军长刘玉章反锁碉堡门。粟裕认为：司令部事先不打招呼是个错误。“东方马其诺防线”终于溃决。大上海解放，蒋介石留下痛苦的日记。 中共中央对于即将展开的上海战役十分关注。 4月30日2 时，中共中央军委鉴于上海地下工作负责人吴克坚关于蒋介石正在从上海撤入撤物资的报告，以及外国通讯社4月27日关于汤恩伯又从上海撤走1万余人的报道，为了减少物资损失，集中歼灭蒋介石在上海的军事力量，特给粟裕、张震和总前委来电：如果你们能以一个军从常熟进占浏河，威胁吴淞，则敌人不敢再从海上逃走。 由于总前委复电，仍希望能推迟半个月到一个月进驻上海，以便于准备接管事宜，中央5月3日晨2时在给总前委、华东局并粟裕、张震的电文中称：上海在辰灰（5月10日）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10天时间做准备工作，在辰灰以后应作两方面的计划：（甲）即去占领上海，这是假定汤（恩伯）在10天内海上逃走，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你们不得不去占领，你们的准备主要是放在这点上，否则你们将陷于被动……（乙）只要汤不走，占领浏河的时间亦可推迟，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此点清粟、张注意。 同一天，中央军委又发来最新敌情通报：据可靠方面消息，蒋27日来沪不敢登陆，在军舰上给汤恩伯等任务为必须抵抗，使我军付出代价占领上海。除原有第三十七、五十二、七十五等3个军及第三五三师外，并增加一部分援军，已知者有川军张弋部。沪郊敌正在扫清射界、构筑工事，可能在大场、真如、浏河线配合飞机轰炸抵抗一下，争取时间疏散物资，进行破坏后再逃跑时，带走全部军譬宪兵，只留交警。另据悉，讨论时汤恩伯、陈大庆表示不能再抵抗，谷正纲、方治、毛森等坚持主张抵抗，由蒋作最后决定。又从可靠方面悉，蒋定今晚离沪，蒋纬国之装甲兵团已乘峨眉舰撤台（注：这些情报从以后的事实看略有出入）。 5月5日，中央军委再次指示陈、饶、粟；据上海吴文义（即吴克坚）几次报告，敌人正在撤走上海物资，我们判断撤运物资是确实的，在短期内似难撤走很多物资，但如时间拖长，则撤走物资可能较多。在此种情况下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在5月10日以后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切断敌人吴淞、乍浦两处逃路，然后从容布置，待你们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占领上海。 5月6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请粟、张即行部署于辰灰以后，辰删（5月15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口及乍浦海口，断绝敌人海上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运走，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请粟、张以具体部署电告…… 在这份电报中，中央考虑：为占领吴淞，对于昆山、太仓、宝山三城恐不能不去占领，但嘉定城及昆山城以东之陆家浜、安亭等处尽量不占。在占领嘉兴以后，应继续占领嘉善、金山、平湖、乍浦、金山卫等点，但青浦、松江、奉贤等暂时不占。中央还电令迅速向杭州以南前进的第七兵团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得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它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 同时中央还说明：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的计划。毛泽东特别请粟、张注意：预先告诫部队，在占领吴淞时尽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 接到中央命令后，在苏州的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作战指挥部紧张地拟定作战方案。中央军委5月6、7两日的指示与粟裕、张震等原先设想的攻占上海的第三种战法不谋而合，具体该如何打呢？ 张震：“夺取吴淞，需要控制公路，也便于炮兵展开，我看心须先拿下嘉定。” 粟裕：“以二十九军两个师，附两个炮兵团攻占吴淞、宝山，以二十八军主力控制太仓、嘉定，占领后三十三军担任警备，二十八军仍掩护二十九军侧背的安全，必要时加入作战。” 张震：“昆山、安亭一线，可由二十六军控制。” 粟裕：“以上各军均由叶飞指挥。第九兵团三十军攻占嘉兴、嘉善、平湖，乍浦、金山卫线，为防敌向南汇、川沙撤退，以第三十一军为第二梯队，以便适时加入作战。二十、二十七军仍在原地集结待命，准备会攻上海。” 张震：“攻占吴淞后，我警备部队势必迫近江湾，上海外围顾锡九部有可能向里收缩，这样，作战实质已进入上海市近郊；尤其在我军截断敌海上退路，敌人完全有可能经南汇、川沙由浦东入海撤退。” 粟裕：“如果出现这种局面，我三十、三十一军可进入浦东，截断他们的浦东退路，二十七军则提前进入沪郊青浦，二十军进驻松江待命。” 张震：“行动时间定在5月12日、13日。” 5月7日，粟裕、张震向中央上报作战方案：由叶飞、韦国清的第十兵团（辖第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军），配属炮兵第五、六团和工兵一个营从苏州、常州地区由西向东，首先向太仓、吴淞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攻占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断敌海上退路：尔后即从西北方向向上海市区突击，协同第九兵团解放上海。为完成第一步任务，该兵团以一部兵力围歼昆山、安亭、太仓、浏河、嘉定地区之敌。由宋时轮、郭化若指挥的第九兵团（辖第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十一军），配属炮兵第四团，自硖后、桐乡地区北上，首先向黄浦江东岸之敌实施攻击，协同第十兵团封锁黄浦江口，断敌海上退路；尔后由东、南、西三面向上海市区突击，协同第十兵团解放上海。为完成第一步任务，该兵团以一部分兵力先占领平湖、金山卫等地开辟前进道路。 5月8日，中央军委复电粟裕、张震：“（一）同意7 日已时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二）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退路封闭是很必要的。”军委此电同时发给总前委。 5月9日，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起草完成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5月10日，粟裕下达《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center">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1949年5月10日） 二、我为贯彻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除以七兵团控制杭州、余杭、萧山地区，争取数日休整，准备以一部继续分向宁波、奉化（二十二军）、义乌、金华（二十一军）及温州、青田（二十二军）前进，协同二野浙赣线作战，另一部担任杭州警备；八兵团（欠二十六军）警备南京市（二十四、三十四军）、镇江及金坛、句容、溧水、高淳、郎溪、广德（二十五军）地区开辟地方工作肃清散匪外，次以第九、十兵团并二十六军首先包围上海截断之一切逃路，封闭上海物资之窃运，进而全歼该敌或迫敌投降，求得和平解决上海，待命进入上海市区。兹将各部任务区分如下： （一）十兵团（欠三十一军）并指挥二十六、三十三军，附特纵炮五、六团并工兵一个营，应首先以主力攻占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阻截敌之出口船只运输，其余应分割歼灭昆山、安亭镇、太仓、嘉定地区之敌，尔后即控制该带阵地，待命由上海西北地区协同九兵团会攻上海。内定： 1.以二十九军（欠一个师）、二十八军（欠一个师）主力附炮五、六团，应干12日晚，由吴市（二十八军）、常熟、支塘（二十九军）地区出动，于14日拂晓前，攻占吴淞、宝山。如吴淞、宝山一时难于攻占，暂以一部监视之，而应以得力一部配合炮火由吴淞与江湾之间楔入黄浦江边攻占殷行镇，切实封锁黄浦江，尔后待命配合二十六军向上海攻击。 2.二十六军第一步应于13日控制昆山、安亭镇（并首先以一部抢占昆山东大铁桥）策应二十八军主力作战，掩护其侧背之安全，尔后待命沿京沪路苏州左岸向上海攻击。 3.三十三军应于15日集结常熟地区，准备接替担任太仓、嘉定、宝山、吴淞之警备任务，以便二十八、二十九军参加攻沪，或开赴吴兴、吴江、苏州地区开辟地方工作。 以上各部具体部署，统由叶司令、陈参谋长（注：第十兵团参谋长陈庆先）决定之。 （二）九兵团（欠三十三军）并指挥三十一军附炮四团，应首先以一部攻占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川沙沿线阵地，断敌由沪向东南之逃窜退路，并割歼嘉善地区之敌，其余力视机控制青浦、松江（均不含）以西地区，尔后待命由东、南、西三面协同十兵团会攻上海。内定： 1.二十七军应于14日晚集结嘉善（有敌则袭歼之），并控制大东浜铁桥，监视松江、青浦之敌。如该故撤走时（确实逃走），应即进青浦以东，泗泾镇以西地区，待命由苏州河以南攻占上海。 2.二十军应于14日攻歼平湖、金山卫之敌，并以一部控制侍交三十一军接替，尔后集结松江以南、黄浦江右岸。如松江敌逃走。应即控制松江，待命沿铁路向老法租界及以南及南市攻击。 3.三十一军应于15日接替二十军之平湖、金山卫地区之防务，封闭沪敌南逃退路，其主力（担任三十军二梯队）应适时尾三十军之后，加入浦东作战。 4.三十军应沿嘉兴、金山卫以北、黄浦江右岸向奉赁、南汇、川沙攻击前进，攻歼该地区之敌，确实控制该线阵地，截断上海敌之海上一切逃路，其先头部队力求16日晚占领川沙。 以上各部具体部署，由宋司令、郭政委、覃参谋长（注：第九兵团参谋长覃健）决定之。 （三）作战分界线：苏州河，即吴淞江（不含）以南及浦东属九兵团；苏州河（含）以北及闸北、吴淞属十兵团。 在我开进或攻占指定地区后，敌人溃乱或和平解决时，我各部应按警备区分，以二十、二十六、二十七军进入上海市区，其余各部均不得进入上海市区，在攻占上海时，除担任市区警备三个军外，其余应于战斗结束后24小时内撤出市区。 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 粟裕 从《淞沪战役作战命令》可知，预定上海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12日开始，钳击吴淞，断敌海上通路；第二阶段，待接管上海工作准备就给以后，向市区发起总攻，解放全上海。 常熟十兵团司令部。兵团司令员叶飞接到三野司令部下达的作战命令后，下意识地在自己的脑海中划了一个大问号。 他知道，自己率领的西线兵团战线过长，且兵力不甚集中，西起浏河、太仓、昆山、东至宝山、吴淞的黄浦江口，北起长江、南至安亭、南翔、真如、大场、江湾一线，而这个地区的外围守敌则是国民党顾锡九的第一二三军大部，核心守敌为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四军、第二十一军和第九十九师全部，共计4个军13个师。守军中除顾锡九一二三军是由江苏地方保安团队编成，战斗力稍差外，其余守军战斗力较强，尤其是五十二军、是在辽沈战役中由营口登舰比较完整地逃来南方的，装备很好，所以汤恩伯把该军配置到了吴淞、宝山地段，以保障出海通道的安全。 两天到达？叶飞站在地图前默默无言，从地图中可知，从常熟到吴淞的距离是120余公里，正常的急行军一天也只能走60-70公里。何况中间还要渡浏河，经过嘉定、月浦、杨行、刘行等国民党重点防御的地域。 叶飞想不通。他找到参谋长陈庆先说“老陈，走，咱们找粟副司令去。” 叶飞说毕，就要通野战军司令部的电话，然后和参谋长陈庆先驱车直奔苏州总部而去。 叶飞：“我对野战军淞沪作战的总体部署没有意见，但对西兵团的作战方案有点意见，西线兵团于两天时间之内到达吴淞，会有很多困难。原因有两条：一是守敌在沿途部署兵力太强，二是距离太远。” 粟裕：“根据中央提供的情况，上海守敌可能和平起义，如时机谈成，从常熟到吴淞口不会有什么大仗。所以，野战军命令十兵团采用猛插战术，分割包围，限两天时间到达是可行的。再说，二十九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还没有碰到大仗、硬仗，军长胡炳云到我这儿请缨，要求他们能在上海战役中立功，这也是他们军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以后这种机会不多了。我和张震同志综合各方面考虑到整个战争进程，认为你部必须完成总部命令。” 叶飞：“既然没有什么大仗打，我就不必跟进，可以由二十八军军长统一指挥西路军。” 粟裕：“考虑到上海是国际城市和战争的复杂性，尤其对帝国主义是否会干涉要提高警惕，所以，我们的意见还是请你亲自指挥西路兵团的作战行动为好。” 叶飞返回驻地后，马上召集十兵团下属各军领导，下达作战命令：除第三十三军作为预备队，在战役打响后，由常熟开赴嘉定地区待命外，其余二十九军、二十八军、二十六军都参加进攻吴淞的战斗。其中，二十九军（欠两个团）附特纵炮八团全部，3个工兵连及第三十一军之92步兵炮5门，担任攻歼吴淞、宝山之守敌，并封锁黄浦江截断上海敌水上逃窜退路之任务。 按命令，二十九军应于12日上午8时前进抵岳王市西泾营为中心集结，并派一部于12日下午6时前完成攻占浏河镇，12日下午6时半自该地出发，迅速东进。该军主力应于13日上午拂晓前完全包围月浦，并限于13日下午6时完全夺取该点及狮子林炮台，同时以一部兵力于13日下午8时前攻歼潘家桥站，13日下午6时自该地向吴淞镇攻击前进，务于当日下午12时前完成对吴淞镇的包围，并派一部主力于14日拂晓前确实夺取吴淞以南之张华洪车站及海军医院，向殷行警戒，准备迎击由上海市北援之敌，待攻击吴淞得手后，即北攻宝山城。 第二十八军、二十六军位于第二十九军右翼，配合第二十九军完成作战任务。 下达完作战命后，叶飞和第二十九军军长胡炳云告别。 想到第二十九军即将出征，叶飞心里充满了复杂情感。他很清醒，这次上海外围战役，在西线兵团中，二十九军担任作战任务最艰巨。第二十九军的作战位置位于上海外围的最北端，而它的北边沿线就是长江。在上海近代发生的几次战争中，这紧靠长江的一线——浏河、狮子林、月浦……历来都是最残酷的战场。 叶飞关心地问：“部队还有什么困难。” 胡炳云说：“有困难不怕，可以克服。” 叶飞：“部队情绪如何？” 胡炳云：“士气很高。” 叶飞：“出发后，随时保持和前指的联络，有情况直接向我报胡炳云”临上车时，叶飞又叮嘱：“一定要注意当面敌人的动向，判断情况要准确，组织战斗要填密，一定要保持你们当年老七纵在苏中战役‘七战七捷’的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 胡炳云：“司令员放心，我们一定打好淞沪这一仗。” 5月10日晚，第二十九军冒着蒙蒙细雨从常熟经支塘镇、东塘墅一线向浏河开进。 同日，第二十八军（欠位于浙江海台地区担任军管的第八十二师师部及两个团）在朱绍清军长的率领下从吴江县踏上了上海战役外围作战的征途。 与此同时，临时归属第十兵团的第八兵团第二十六军和第九兵团的第三十三军也都先后到了集结地。 南浔。第九兵团司令部驻地。3月10日，宋时轮、郭化若接到野战军司令部的作战命令后，立即召开了第九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司令员宋时轮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 宋时轮，“这次上海外围作战，九兵团的任务是以一部攻占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川沙沿线阵地，断敌由沪向东向南之逃窜退路，割歼嘉善地区之敌，控制青浦、松江（均不含）以西地区，尔后待命由东、南、西三面协同十兵团会攻上海，而战役前期意义重大的是三十、三十一军的浦东作战。因此下面我们着重讲浦东战役问题。” 宋时轮一边说着，一边转身指着身后的一幅巨大的军事挂图。“从挂图上看，浦东位于上海以东，与市区一江之隔。它西临黄浦江，东濒大海，北接长江口，位于最北端的三岔港与吴淞口隔江相对，为上海的水上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上海市区通往海上的交通要道，因而也是上海守敌从海上逃走的必经之地。浦东的地形南宽北窄，为典型的江南水网地带，它的东面临海，纵横交错的河川水位受海潮影响，时涨时落，利守不利攻。仅有的几条公路受制于敌人海上兵舰、吴淞岸炮的炮击和天上飞机的轰炸，这为我们部队的快速行动和重武器的展开增加了不少困难。因此，三十军应首先拿下川沙、白龙港，这不仅封住了敌人的海上逃路，而且也是我们在浦东作战的第一仗！” 宋时轮说到这儿，看了看三十军年轻的军长谢振华，然后对谢说：“你部作为我兵团向上海以东实行迂回作战的第一梯队，沿嘉兴、金山卫以北、黄浦江右岸向奉贤、南汇、川沙攻击前进，攻歼该地区之敌，确实控制该线阵地，截断上海敌之海上一切逃路，先头部队必须于5 月16日24时以前攻占川沙、白龙港地区，有没有困难？” 谢振华说：“没有！” 宋时轮又指了指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说：“你部于15日接替二十军平湖、金山卫地区防务，封闭沪敌南逃退路，主力担任三十军二梯队，尾三十军之后随时加入浦东作战。” “如果战役进展顺利，很快我们就可以拿下浦东心脏高桥，然后再向浦东最东头的三叉港插去，这样就与直插吴淞、宝山的西线兵团形成隔江相对的两只铁钳，直接威胁汤恩伯的海上咽喉！” 上海外围作战初期，西线兵团进展十分顺利。 5月11日，第二十六军首先向昆山方向发起攻击。其中第七十六师于5月12日午后乘民船400余艘，沿苏州河东迸，切断昆山东南的昆沪公路和铁路线，占领京沪铁路上的青杨港、陆家浜车站，歼灭顾锡九第一二三军1000余人，击毁两列装甲铁道车；第七十八师由昆山以西向守敌作正面攻击，于13日凌晨1时夺取昆山县城，然后继续向安亭、黄渡、南翔方向前进，以策应西线主力作战。 5月12日14时，第二十八军从北线发起攻势，其中第八十二师猛攻太仓，当晚8时，第二四八团一营首先由东门攻入城内；第八十四师于5月12日晚进攻嘉定，守敌不战而逃。第二五零、二五一团又连夜包围占领罗店，到13日拂晓，第二十八军在不到一天时间里连克两城；天明时，该军在滂沱大雨中继续向杨行、刘行敌主阵地攻击前进。 与此同时，第二十九军投入宝山战区作战的八十七、八十六两个师又一个团（八十五师二五三团临时归属八十七师指挥）正向战区纵深月浦、浏河一线挺进。 5月11日上午10时，担任主攻的第八十七师在师长张强生、副师长林乃清的带领下从集结地牌楼市出发。5月12日拂晓，该帅前卫二六一团一营首先进入浏河镇，出乎意料的是该镇门户洞开，毫无敌人踪影。 5月12日晚，担任助攻的第八十六师一部攻占潘家市据点；13日黎明，攻占新镇据点，全师进抵罗店、月浦公路以南的马金桥、马桐沿和新镇砖桥一线，实施对罗店、杨行、刘行方向守敌的警戒，以保障第八十七师的侧翼安全。随后，又以第二五六、二五七团向东猛插，切断月主公路，防止宝山敌人向月浦增援。 12日下午，八十七师师部命令各团分两路向月浦、狮子林方向跑步前进。当日午夜前，各团全部到达指定位置：第二六一团进驻月浦镇东北侧，并派出一部在月宝公路警戒；第二六零团进入月浦镇北的主攻位置，配属第二五三团进入月浦西南侧待命；第二五九团进入月浦至狮子林间叶大村据点的阵地前沿。这样，月浦镇已在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三面包围之中。 月浦镇，从地图上看，并不起眼，可从军事角度看，它的位置十分重要。 它不仅是淞沪守敌在月宝公路上设置的一个重要据点，而且是进入吴淞、宝山的唯一门户。地形难攻易守，它的北面是狮子林炮台，南面是杨行据点，三者联结一体，遇到攻击，随时可以互相策应。因此，要歼灭吴淞、宝山的守敌，首先必须从这里开刀。 嘉定。西线兵团前进指挥所。自部队开拔后，司令员叶飞就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候消息。当二十九军通报已顺利渡过浏河时，叶飞的心中不觉有些犹疑：胡炳云的第二十九军这一路没有遇到守敌大的抵抗，反而一泻而下60余里，这是什么问题？敌人再不能打，再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也不应疏忽浏河的设防，敌人为什么不在浏河设防？这是上海的第一道防线嘛！难道是驻守上海的敌军要起义？如果是这样，又为什么没有人来联络？是和上面直接联系，为什么又没有接到上级关于敌人阵前起义的通知？ 叶飞百思不得其解。 但很快叶飞就放弃了这些顾虑。他下令各部迅速前进，猛打猛插。如果一切顺利，按照野战军的命令于5月16日之前进入吴淞没有问题。 同一时间，苏州，三野指挥部。 粟裕接到了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负责人沙文汉转来的上海起义失败的信件，心中不觉一沉。 本来，以张权为司令的上海市区武装起义军定于1949年5月16日上午10时举行起义。 起义军临时司令部设在吉祥路121号。 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负责人沙文汉亲自传达经中央同意的起义计划，授命张权为起义军司令、王亚文为政治委员，郑振华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地下联络员依然是始终参与起义准备的中共上海局地下工作者陈约珥。 起义计划：5月16日上午10时，驻扎在西体育会路的国民党炮兵第五十一团刘仲泉团，首先占领四川北路的施高塔大楼，以此为基点向通往吴淞方向的咽喉要地蕴藻洪、张华浜扩展，以便和16日到达吴淞的人民解放军西线兵团里应外合；届时，王秉钺第五十一军、驻扎在市区的钟勉的摩托化团也将在战斗打响后配合出击；同时在市区参与起义的还有驻扎在复旦大学由李锡佑控制的第一三二师；驻浦东前线青年军第三十六军第二零九师——师长方懋锴是张权的学生，他们之间已求得默契，一旦解放军进入浦东就开放阵地；和方懋锴同时行动的还有国民党第一八二师师长王挽纪。作为军事指挥员的张权则凭借施高塔大楼，亲自率领起义军攻打近在咫尺的警备司令部。 为确保起义军起义成功，张权布置由他单线联系的陈大成舰长在起义发起时即在吴淞口狭窄处炸毁军舰设障，封锁吴淞水道，使停泊在吴淞水面上的国民党军舰无法逃离。郑振华则重点组织力量破坏飞机场，使国民党飞机无法起飞。 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 这场起义一旦成功，就可以打乱国民党上海市区的防御，控制敌人咽喉要害，和外围解放军配合，从而达到迫使上海守敌投降、和平解放上海的目的。 张权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很深。张权，河北武强县人。1917年考人河北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后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第十三期攻读炮科。1923年学成归国后，在孙传芳部任职，因上书孙传芳劝其救国救民，勿败国害民，被孙解职。1925年投奔程潜部。北伐开始，张权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九师副师长、师长。当时，林伯渠正在第六军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常到第十九师工作，张权受其影响极深。1927年蒋介石和共产党决裂，张权积极赞成林伯渠的讨蒋主张，从这时起，张权和共产党就有了密切的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权任国民党河南战地警备副司令，坚持在河南省境内进行艰苦的抗日游击战。1938年，张权组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炮兵第五十一团，以后又陆续建立了8个炮兵团，张权首任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总队长，成为中国现代军事史上战车防御炮部队的刨始人。1941年，张权升任中将总队长，辖8 个摩托化团。在滇缅会战腊戍战役中，张权的战车防御炮部队使日军坦克遭受重大损失。1944年，战车防御炮总队调防重庆附近的壁山，张权从此成了曾家岩50号的常客，周恩来亲自推荐王亚文到张权的手下任上校秘书。张权非常高兴，他向王亚文提出加入共产党。董必武知道后告诉他说：“共产党了解你，你不入党比入党作用更大。”抗战结束后，由于受陈诚排挤，中国军队第一支装甲兵部队被裁撤分割。1947年，正当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挥师南下时，张权被蒋介石任命为河西警备副总司令。上海局统战部部长沙文汉知道后，立即请王亚文传话：张权不要去河西，因为国民党主力不在河西，人民解放军正在东北、河北、中原、华东、华南、西北与他们的主力作战。河西是薄弱地带，不打自溃。请张权留在京、沪、杭，利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身份去找何应钦，建议在京、沪、杭三角地带土匪出没无常的太湖区域，以绥靖太湖，保卫京、沪、杭为名，建立太湖警备区，要何应钦委派张权为太湖警备司令。就在张权准备上任之时，淮海战役即将爆发，中共中央急需国民党战场的军事情报。沙文汉立即请张权利用他在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身份，去前线视察，以全面掌握国民党军队的动态和军事部署。张权很快答应，并利用与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郭忏的友谊，以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的身份赴前线，为淮海战役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1948年11月，张权又根据中共地下党指示，从南京抵达上海，为即将开始的渡江战役和上海的解放履行新的使命。渡江战役前，张权几乎跑遍了国民党一个个壁垒森严的阵地、工事、前沿哨所，然后根据记忆，绘制了一份详尽的《长江沿岸江防图》。在这份图上，张权将军还附上了他自己对军情的分析和建议，为渡江战役顺利进行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意见和情报。这之后，张权将军忙于准备上海起义事宜。 为此他特将他的内侄秦然轩从台湾调到上海，安置在上海港口司令部，担任传递密件、沟通联络的工作。 5月12日，上海外围战役打响。 5月13日，张权让妻子胡雪影大量准备应变食物。 上午，张权的结拜弟兄李锡佑来和张权商谈驻扎在复旦大学、正处起义中心区域的第一三二师起义一事。李锡佑当场就起义具体细节给一直由他单线联系的策反对象一三二师中校情报科长张贤写信。下午，张权从安全考虑，派秦然轩将此密信送给张贤。 5月14日，张贤在秦然轩的带领下，在四川北路的凯福饭店与李锡佑见面。为安全，两人后转移到秦然轩事先在新雅饭店开好的房间密谈。直到此时，起义准备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 5月15日，武装起义前一天，张权和王亚文在外滩公园就起义的具体细节作最后一次核定。 此时，张贤已叛变。秦然轩刚出门就被几个便衣拦在弄堂口。被捕后的秦然轩为了引起张权妻子的注意，故意途经38号，此时，张权妻子和女儿正外出。秦然轩大喊：“张贤叛变，速叫李锡佑先生转移。”然而，正在这时，李锡佑却迎面走来，李锡佑被捕。 身在外滩的张权一无所知。中午12时，张权和王亚文离开外滩公园，并约定于16日上午8时在吉祥路121号会面。 张权告别王亚文后，亲自驾车直奔吴淞要塞，他要在起义前夕再次做做吴淞炮台司令邵百昌的工作。邵百昌是张权的老部下，对于起义一事一直持反对意见，张权想在最后关键时刻，再拉他一把，但张权失望了。下午3时离开吴淞炮台司令部，张权心情沉重，老朋友就要兵戎相见了，而且为了确保起义成功，张权已在邵百昌的部队里动员了一个团参加起义，到时如果邵百昌依旧负隅顽抗，他将腹背同时受敌。 傍晚，张权返回麦加里，刚跨出车门，就有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他的前胸，张权被捕。 一个小时后，张权被押上车离开麦加里38号。就在这段时间里，麦加里38号前楼晒台上挂出了一件红色的衣服。 5月16日上午8时，王亚文和陈约珥来到吉祥路121号。一个小时后，王亚文前往麦加里，还在前面的海伦路上，他就看见了38号晒台上挂着的红色信号。 起义流产了。 起义失败，粟裕马上意识到：西线兵团将遇上强敌。果然不久就传来西线兵团进攻受阻的消息。 原二十九军军长胡炳云在其回忆录《淞沪攻坚战》中这样写道：“5月13日晚，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担任主攻的二六零团和助攻的二五三团立即发起攻击。战士们锐不可挡地向月浦前沿阵地冲去。这时，隐蔽在树林、草堆和坟包中所有的敌堡，一齐开火，轻重机枪和冲锋枪疯狂的吼叫着，我们部队受到阻拦。清晨，在前沿阵地上，浓密的硝烟呛得人透不过气，几座中心碉堡仍然时断时续地扫射着，战士们急得直咬牙，心中燃烧起复仇的火焰。” 也难怪战士们想“复仇”。仅13日晚，担任主攻的第二六零团，只剩下120人，团以下几乎所有军事干部都因伤亡离开了战场。付出这么大代价，但月浦未攻下。而担任助攻的第二五三团情况也好不到那里，最后不得不调上用作团预备队的二营。 14日凌晨，八十七师师长张强生、副师长林乃清和参谋长叶克守部分别到了前沿，准备组织第二次强攻。但他们很快发现战场情况十分复杂：首先，守军不是什么“散兵游勇”的杂牌，而是敌王牌第五十二军精锐部队；其次，阵地构筑十分隐密、十分现代化。关于阵地情况，胡炳云曾回忆说：“在这个阵地中，敌人采取主堡和小堡相结合、暴露与隐蔽相结合的方式，以构成子母堡式的交叉火力网。主堡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四面有枪眼，胸、背墙厚达1米多，外面再铺盖枕木、积土和草皮，因此抗力很强。主堡周围是小堡，用上草堆顶，或利用土堆、田埂筑成，比较低矮，远看像坟包，很不容易察觉。此外还有一些单独的散堡，不规则地分布在阵地各处，以补主堡火力的不足……副防御设施也很强，由外朝里一般有四道障碍……”除此之外，敌人还有海上和空中的配合。 张强生意识到，要想很快攻下月浦看来很困难。回到师部后，张强生及时将战场情况向胡炳云报告。胡炳云马上调整部署：为保证第二次强攻的胜利，决定抽调叶大村的第二五九团增援月浦。 14日傍晚，八十七师新的一轮攻击开始。一场激战，二六零团和二五九团好不容易进入月浦街，但代价不小，第二六零团原剩的120名官兵只剩下64人。增援的二五九团团长胡文杰牺牲。但敌人并未打算放弃月浦。15日清晨，停泊在长江江面上的10余艘敌舰开始向月浦阵地猛烈炮击。随后，敌人的两个连在4辆坦克掩护下，朝月浦阵地猛扑过来。这一天，敌人连续发动了5次大规模的进攻，方圆不过数里的小镇成了一片废墟。但阵地仍在八十七师手中。 同一天，第二十八军的攻势同样在汤恩伯的永久性工事前严重受挫。 刘行、杨行和月浦镇由南向北排列，同属汤恩伯北起宝山、南至龙华、西至刘行这条长达百里，纵深20—30里的浦西弧形防御带。刘行、杨行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是国民党为抵挡日军海上登陆而修筑的重要防御地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防止美国军队在这里登陆，日军又在这里加固工事，作为对上海地区防御的主阵地；这次“大上海保卫战”，汤恩伯将月浦视作抵御人民解放军进入吴淞的重要门户，而刘行就是直接插向苏州河进入上海市区的门户。 5月13日，第二十八军向刘行、杨行敌主阵地逼近。黄昏前，第八十四师完成对杨行包围，第八十三师附第二四四团完成对刘行的包围。 5月14日上午10时，第八十三师第二四七团占领刘行以东鸭岸桥，第二四八团占领十属、朱家宅一线，第二四九团占领刘行西南的严三房、六桥一线，第二四四团占领泥墙宅、沈家宅一线。至此，第八十三师已截断刘行以东公路，并控制刘行至顾村的公路，切断了敌人之间的联系。14时，第二四七团控制唐家浜、周家桥一线地区，第二四四团也全部控制刘行以西地区及村庄，完成了对刘行东西的包围。 18时，第二四四、二四七团开始运动。他们也很快就陷入敌人迷魂阵一般的工事区域：鹿砦、竹签、陷阱、屋脊形铁丝网、地雷……第二四七团攻占刘行东北敌地堡群，遭敌炮火猛烈反击；一营三连攻克刘行东北面敌人一个地堡群，竟付出80个人的代价！同时二四八团、二四九团也遭受大的伤亡。 14日20时，二四四团再次对刘行发起总攻。经激烈战斗，在付出大的伤亡后，终于于当晚突破了敌刘行阵地。 5月15日，第二十八军第八十四师曾一度越过刘杨公路，插入杨行西南的钢钩船、大朱宅、王磨油等村庄，切断了杨行与大场、江湾的联系，对杨行形成包围态势。 由于刘行主阵地被突破，杨行危在旦夕，汤恩伯速调第九十九师在空军和装甲车的掩护下，集中炮火向失守主阵地实施反击。解放军第二五二团楔入过深，立足未稳，后续部队增援不上，接到撤退命令时行动已经不便，伤亡600 余人，阵地丢失。 仅仅两天多的时间，解放军西线兵团第二十八、二十九军未能到达预定地点，伤亡高达3000余人。 5月15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布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某军事观察家顷称：国军在上海附近布成无数之袋形阵地，周围均置步、炮、战、辎重兵种，对匪军之楔形攻击、渗透战术，均能发挥极大效力。以十三日战果论，一日之间匪军伤亡六六千人。此尚为一个小袋形之战斗。若每日有五个袋形阵地进行战斗，则匪军可每日损失三万人。陈毅全力不过二十个纵队，上海或可成为一次大战中的凡尔登，二次大战中之斯大林格勒……” 同一日，上海国际饭店，到处披红挂绿，好不热闹。 国民党的庆功大会正在四楼大厅——“英雄厅”内举行。高挂的横幅上写着：“热烈庆祝国军月浦大捷”。 自上海战役打响后，为了鼓舞士气，汤恩伯不仅在国际饭店设立了他的临时指挥部，而且还在此开辟了“英雄厅”，招待上海各军的战斗“英雄”，凡属“英雄”者可在此免费吃喝玩乐，并登报出榜，列名表扬。一时间，“英雄”成群，仅五十二军就从战壕里直接选拔出200余名。 15日的庆功大会，汤恩伯亲自主持。大会开始后，首先宣读《总理遗嘱》，唱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接着给“英雄”们颁发奖章，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得到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这是国民党军队中最高级别的勋章。当年台儿庄战役轰动全国，得此奖章者也不过二三人。 平生仰慕曹操、很想在乱世立下不朽之功的汤恩伯，这天格外自信、格外振奋。他充满激情地说：“月浦大捷足以证明，国军的钢铁阵地确实比斯大林格勒还强固百分之三十三，诸位想想看：4000个钢筋水泥永备型工事，3000座美式活动碉堡，1万多处野战卫星工事，2万多颗地雷！” 为了筑这些工事，汤恩伯不惜血本，临战前夕，他又令“扫清射界”，碉堡阵地前方2000米内，民房一律拆光，坟地夷平，阻拦者格杀勿论。上海中学附近有位白发老妇，眼看家被烧光，竟投身火中惨死。 可汤恩伯对此并不内疚，反而在“庆功会”上，洋洋自得地说：“当初我下令扫清射界，有人还动恻隐之心，真是妇人之仁！我就说：为国所需，一切合法；为战所用，一切合理。放胆去做，由我负责！现在我们有30万大军，140架飞机，30多艘军舰，还有这样强固的工事，只要大家像五十二军一样团结一致，勇敢顽强，我们就一定能确保上海安全。” 会后，汤恩伯拍着刘玉章的肩膀说：“老弟，守得不错啊！听说，你还把碉堡的铁门反锁起来，硬要部下和碉堡共存亡。比我的《十杀战令》还厉害啊！” 刘玉章忙笑着说：“总座早有明示：‘为国所需，一切合法；为战所用，一切合理’嘛。” 汤恩伯很懂得宣传战绩的重要。此次月浦小战，他大吹特吹，可以说用心良苦。一来扬自己的名；二来鼓部下的气：三来邀蒋介石的宠；四来敲工商界的竹杠，要他们出钱劳军。上海的广播大叫：“全市同胞们，上海军政当局既有这样大的决心来保卫大上海，我们上海市民应该勇敢地奋起，贡献我们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踊跃输军，慰劳国军，救护伤病，肃清匪谍。同胞们！输军才能保产，拼命才能保命，起来吧！” 尽管共军在西线进攻一再受挫，汤恩伯的心中并不踏实，浦东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浦东是汤恩伯的“永久性设防地带”之一，沿黄浦江向北至出海口处与长江南口沿岸大都构成“A”字形，浦东即位于这“A”形之中，三面临江滨海，其间村镇星罗棋布，河沟港汊纵横交错。在这“A”形地带内，汤恩伯布下了三道防线——沿长江南口和东海岸的白龙港至川沙为一线，沿黄浦江东岸各据点为一线，长江一黄浦江汇合处附近的“牛角尖”内高桥地区则为另一线。在每一条防线内，都构有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现代化防御阵地和大量土本工事，碉堡林立，铁丝网、竹签、鹿寨、壕沟等障碍重重，火力点层叠如网。这种地形和阵势，对守军来说，战则可以“天地江海”一齐动，四面火力支援；败则可以北逸长江，西逃浦西，东窜大海，“安全系数”极大。 但汤恩伯仍觉不放心，浦东尤其是高桥，是国民党在上海全部物资以及7个军23个师共约15万人撤退的重要保障，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按照原计划，汤恩伯准备炸毁奉贤柘林海堤，水淹浦东，使之无法成为共军争夺的战场。然而天不作美，这几天没有大潮水，提前炸堤无法达到水淹成泽的效果。可是共军的大部队已经向浦东开来，为此他不得不向浦东增派援军。 5月12日晨，汤恩伯电令第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限13日前开抵川沙，接替三十七军川沙至三九港间防务，加强工事，坚固守备之。”当天第五十一军即向川沙一线开拔，可杂牌军的第五十一军能否挡住共军的进攻？汤恩伯心中没底。 5月13日下午4时，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军在军长谢振华的率领下从平湖出发，由西向东分两路沿公路、海堤向浦东地区金山卫、奉贤、南汇、川沙、白龙港方向疾进。尽管一路风雨，一路泥泞，在年轻的谢振华率领下，第三十军只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经金山，夺奉贤，取南汇，中途边走边打，扫除小股敌人干扰，走完了200多华里的路程，比野战军司令部规定的时间整整提前一天到达川沙以南的江家路镇。 此时的王秉钺的第五十一军也抵达了川沙。王秉钺认为共军距离川沙近二三百里，又逢雨天，道路泥泞，因此他对部下说：“最坏的估计，共军也需要两三天才能到达这儿。”可就在当晚，第五十一军就在调防的混乱中和快速到达的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军的先头部队交上了火。 5月17日，谢振华第三十军全歼王秉钺第五十一军和暂编第八师。第三十军的辉煌胜利打破了汤恩伯5月18日爆破柘林海堤、水淹浦东南部地区的企图。第三十军奉命继续快速北上，沿海边向高桥地区发展。 第三十军向北一路猛进，然而，由于对敌人的阵地工事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们和攻击月浦、杨行的部队一样，前卫部队一下就扎进了高桥以南星罗棋布的碉堡群中，陷入迷魂阵——“到处是带火光的坟包！”40余年后，当年的第二六四团三营营长叶志忠还这样说。 第三十军的快速穿插行动在高桥以南被迫停顿。 位于第三十军左翼、主力担任第三十军第二梯队的第三十一军，在接到第九兵团司令部下达的向浦东进军命令后，连夜急行军，5月14日到达浦东地区南端的奉贤、南汇。在研究了敌情和浦东地形之后，军部决心以第九十一师直取周浦镇，得手后直接向北端高桥攻击前进；第九十三师沿南汇、川沙公路直取新陆，得手后继续向北经高行、金家桥、东沟镇方向横向攻击，为完成浦东第二阶段作战任务——攻占高桥清扫外围，第九十二师为军预备队。 第九十一师师长高锐向来以领会上级作战意图好、快著称。从军部领受任务回来，高锐立即召开师作战会：“周浦这一仗，是我三十一军在浦东战场的首仗，一定要打好，取得成功的要点就是突然。”周浦镇是敌浦东外围阵地一个重要据点，守敌为青年军第三十六军第二零四师第六一二团和江苏保安第一、二旅，共计3000余人。5月15日下午，高锐率部经拓林出发，沿奉贤、航头，向周浦镇接近。经过一天的激战，第九十一师终于将周浦镇的敌人全部消灭，俘虏敌海防司令耿子仁、参谋长谢元良及保安第二旅旅长孙元惠以下3000余人。 第九十三师在九十一师出发后，也由南汇、大团镇奔向川沙县之新陆、金家桥一线。新陆是高庙至川沙铁路线上一个小火车站。新陆之战能否成功是下一步能不能打下金家桥的重要条件，而能否顺利拿下金家桥，又是部队能否攻占黄浦江庆宁寺渡口，以此切断浦东大道、切断敌青年军第三十七军沿江防御带和高桥敌人联系的关键。5月16日18时，第九十三师第二七七团向新陆发起总攻，22时，占领新陆。部队还未撤下，就接到师部命令：沿铁路向西横扫，包围金家桥镇。金家桥、庆宁寺同在新陆以西铁路线上，是汤恩伯重点防区之一，除驻有方懋锴的第二零九师第六二六团外，还配备有徐庭瑶、蒋纬国的部分坦克装甲车队。主攻金家桥是解放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二师第二七九团，5月18日20时，总攻开始。不久副营长牺牲。这一场战斗，第二七九团打得不顺利，与守敌反复厮杀、反复争夺，最后被卡在金家桥阵地前。同一时间，另一方向，随第二七九团跟进担任金家桥西、西南方向侧攻任务的第二七八团在攻占杨家宅、顾家宅继而前进至翁家湾时，因黄浦江涨潮，主力撤至王家宅一线待命。5月19日清晨，第二七八团奉命向倪家荡守敌再次发动攻击，因敌固守，部队不得已向庆宁寺方向退却。不久因敌一再增派援兵，庆宁寺渡口失守。 由于第三十军快速攻击受挫，作为第三十一军预备队的第九十二师5月17日接到军部命令：快速北上，接替第三十军张家栅镇至高桥镇外围的部分防务，攻歼高桥西南、正南外围守敌，尔后会同第三十军攻占高桥镇。两天后拂晓，部队到达高桥以南，正值大雨滂沱。5月20日夜，进入高桥外围作战的第九十二师开始向北出去，进展十分缓慢。部队卡在高桥外围。 苏州。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指挥所。自上海外围战役打响以后，粟裕、张震就整天“泡”在作战室里。上海战役的组织似乎比渡江战役更复杂、更艰巨：由于有“既要打下上海，又不能打碎上海”的中央指示，所以在总体作战部署上，就要把和平解放上海作为“可能”加以考虑。军事行动既不能太快，因为这样会惊扰汤恩伯，破坏上海，同时也使我方的接收工作来不及完成；同时也不能太慢，因为这会给汤恩伯加强上海防务的喘息时间，加重指战员作战的负担。然而，解放上海是中国革命里程中一件大事，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粟裕、张震在战略战术上只能采取避开正面，钳击两翼的作战部署，将敌人诱出城市外围打，这无形中给部队的攻击增加了困难。 5月14日晚，粟裕、张震接到叶飞、刘培善西线兵团向月浦、刘行进攻受阻的电报：吴淞、月浦、刘行均为敌主阵地，钢筋水泥碉堡群有7 道之多，且附近村庄均为敌拆除，难于一下插入吴淞控制。电报特别指出，第二十九军攻击月浦两次均未奏效，第二十八军主力解决刘行也遇到很大困难，而敌主阵地附近村庄均被拆毁，部队要在10日黎明前到达吴淞完全不可能。叶飞强调：该线事实为敌人主阵地，必须要有准备的攻击方可奏效。同时叶飞建议放弃西线兵团15日到达吴淞口的原定作战部署，改变运动战术，采用近迫作业攻坚战术，逐段逐点攻击。具体方案：以第二十九军主力解决月浦敌第五十二军第二师主力，尔后再楔入宝山、吴淞之间江面，向吴淞迫近；待解决宝山之敌，速将炮兵开入，封锁江口。第二十八军主力应先解决杨行之敌，对刘行之敌则以一部包围，待交第三十三军接替，并由该军歼灭之。第二十八军解决杨行后，即扑入吴淞与江湾之间，进逼黄浦江岸，封锁江面，尔后协同第二十九军会攻吴淞，完成淞沪作战第一阶段任务。 粟裕、张震同意了叶飞的部署。 15日上午7时，粟裕、张震考虑到为西线兵团减压，决定加快浦东作战节奏。同时，他们研究了西线部队月浦、杨行一线进攻受挫的战术原因。张震认为，敌15日又增派九十九师赴月浦，月浦方向战事应暂停为好。粟裕则认为，司令部对于月浦工事情况事先没有给十兵团好好打招呼是个错误，司令部除了战前抓政策教育，应对作战有一个直接指导作用。 5月16日巳时，粟裕、张震给十兵团下达了战术指示—— 一、从吴淞、月浦、杨行、刘行、大场线均为既设阵地、碉堡林立之永久筑城地带； 二、部队为守沪之精华（五十二、五十四军及九十九师与一四六师），战斗力为蒋军强者； 三、炮兵系兵舰炮可直接支持敌以地堡群为核心。配以炮兵火力网、实兵阵地面积设计，故在我攻击前与突入后伤亡大，两天来我歼敌一个营要付1000人代价； 四、配合战车、装甲车连续反攻。有的阵地争夺5次之多。 根据一项情况，目前作战已不同于野战，亦不同于一般攻坚战，已为我济南战役后再次之攻坚战。因此，对永久性设防阵地攻击应慎重周密组织，特提出以下问题供你们研究： （一）肃清敌外围之后对主阵地攻击应周密侦察，选择敌突出部或结合部与较弱的敌攻击，楔入敌之纵深，尔后由侧背或由内向外打来，撕破敌之防御体系，太原战役此种方法收获很大。 （二）集中兵力（小群动作群的攻击）尤应集中火力（实行压制射击与破坏射击）与发射筒轰击一点，以炸药来软化敌钢骨水泥工事，轮番不停地攻击，这样使敌不易重新组织防御，更可避免敌已测量好的火力封锁。 （三）交通壕作业逼近敌人，可采用淮海战役歼灭杜聿明时的钳形作业，交替攻击力求歼敌于阵地内。 （四）发挥孤胆攻击与守备精神，发挥爆破威力，以炸药开辟冲锋道路与歼灭敌之反击部队与进行打战车、装甲车之教育，纠正集团攻击与集团守备方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五）指定对空射击部队。 5月16日，第十乒团下令停止攻击，巩固既得阵地，以认真研究攻打钢筋水泥堡的战术。月浦、杨行部队遂奉命暂缓攻势。 这之后，西线兵团部队官兵就在阵地前召开起“诸葛亮会”，发扬民主，群策群力，出谋献计。 第二十八军第八十三师副师长陈景三和第二四四团副团长宋家烈亲自上前线研究攻打战法——5 月19日，该团五连以小群动作，交互掩护，首先占领敌地堡，并逐步向纵深推进，顺利突破敌阵地，经过3 小时激战，该团占领真如国际电台。第二四七、二四八团也同时攻克杨行外围地堡群。 第二十八军经验很快就总结上去。5月19日辰时，第三野战军向所属部队发出《关于敌守备战术特点的通知》，特别提到第二十八军的经验：锥形突击，以地壕作业进行包围迂回，实行单人爆炸小组突击。 第二十八军的作战经验同时发往浦东作战各部队。 总结了前一段的经验教训，改变了进攻方式后，西线兵团进攻顺利多了，伤亡也减少了。不久，第二十八军以小的伤亡，攻占了刘行等要点；第二十九军攻占了月浦街区。 自共军在浦东开辟战场以后，汤恩伯就坐卧不宁。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到他的耳中：5月17日共军相继占领金家桥、庆宁寺一线，国民党第三十七军伤亡惨重；20日，共军的中路部队将攻势频频推进至高桥以南。浦东岌岌可危。为了保证吴淞出海口的安全，浦东万万不可丢失。 5月17日，为了保住浦东，汤恩伯将指挥所自国际饭店搬到高桥。19日，他先后将上海市区部队5个团的兵力调往浦东，和嫡系第三十七、二十、五十四军组成浦东兵团。由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出任兵团司令。当晚，吴仲直第七十五军的一个师到达高桥镇。 在汤恩伯的亲自监督下，自5月20日开始，国民党军队的东面大海、西面黄浦江，以及西北方向吴淞要塞的儿千门重炮同时自南向北狂轰滥炸庆宁寺、金家桥，以及我第九十二师第二七五团守备的蔡司庙、王家码头，二七二团守备的陈家荡。汤恩伯要用“火海对付共军的人海”，“使浦东成为共军的葬身之地”。但汤恩伯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实现。解放军尽管伤亡很大，但仍坚守在阵地上。这之后，汤恩伯的处境更加艰难。5月22日，作为进攻浦东的人民解放军第三梯队第二十军东渡黄渡江，参加了浦东作战。其中第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师分别向洋泾镇、张家楼、周家渡、塘桥等地发起了攻势。国民党第三十七军的3个师部已被解放军第二十军团团包围，上海市区的侧背被封死了。 自从钳击吴淞以后，汤恩伯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陆续从市区调3个军到吴淞及高桥，市区更加空虚了。这对吸引敌人在郊区作战，保持城市的完整是十分有利的，也符合中央打上海的指导精神。但吴淞两侧濒江临海，正面狭窄，河流纵横，兵力展不开，解放军的优势难以发挥出来。所以每攻克一点，伤亡消耗很大，而且战役的时间也拖长了，而市区虽已空虚，因受接管时间的限制，不能乘虚攻占。 鉴于上述情况，5月18日辰时，粟裕、张震联名向中央军委、总前委建议：如对沪攻击已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认为应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楔入宝淞，而以九兵团主力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之敌，尔后再会攻苏州河北。这样进攻，我方楔入敌之纵深不致被动，但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 5月18日，总前委复电：“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 5月19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收工作已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于辰前有（即25日）前后开始攻城？攻城时似应按粟张意见，先歼苏州河南及南市之敌，再歼苏州河北及吴淞之敌，请一并考虑见复。” 5月20日，中央军委再次指示粟张和总前委：“……接收准备就绪，如军事条件许可即可总攻上海。攻击步骤可先取上海，后取吴淞。” 5月21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发出向上海攻击的命令。 一、我九、十兵团并二十六军自5月12日发起对淞沪外围敌作战以来，在浦东地区我已顺利占领奉贤、南汇、川沙、王家港镇、顾家路镇，控制高桥镇以南之沿海线，截断沪敌向东海逃窜之港口，并向黄浦江推进至高行镇、林家宅、东沟镇、庆宁寺、金家桥、张家栅镇、北蔡镇、周浦镇、林塘镇之线；在沪西地区我已经占领莘庄镇、七宝镇、南翔镇之线，并于刘家行、杨家行、月浦之线与敌对峙中。旬日以来，歼敌五十一军残部，并暂八师全部，三零八师大部，以及海防支队、保安旅等3万人（俘15000余人）；我各部均已逼近淞沪市区，进入敌主阵地作战，敌人已完全收缩以市区及吴淞、高桥为核心之守各计划，而敌守备重点是以浦西重于浦东，以苏州河北重于苏州河南，企图控制吴淞、大场、江湾、新上海以及机场为核心阵地，保持海上退路，借永久设防工事以消耗我军，妄图继续榨尽上海资财，阻滞我军迅速进入上海市区，惟汤恩伯各部经我严重打击后，其守备信心已呈动摇，正一面扼守要点，一面抢运资财中。 二、我为提早夺取上海，保护物资，以便迅速接管进行建设，决以九、十兵团并八兵团之二十五军（其二十四军主力应集结宁郊待命参战）、二十六军，七兵团之二十三军并特种兵纵队全部逐步攻击上海，首先夺取浦东，封锁黄浦江敌之交通逃路，威胁上海侧翼，尔后攻占苏州河以南之市区，同时攻占吴淞、宝山，完成对敌包围，最后会攻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汇湾为中心地区之敌。兹将各部任务区分如下： （一）第一阶段：全歼浦东地区之敌，控制黄浦江右岸阵地，封锁敌人黄浦江交通与海上之逃路。内定： 1.以三十、三十一军全部并二十军主力继续割歼黄浦江右岸之敌，控制江岸阵地，组织炮火，切实封锁黄浦江面，截阻敌从水上一切退路。 2.以二十三军（应于5月23日到达松江集结）、二十七军、二十军一部完成对苏州河南上海市区之攻击准备，并以炮火冻结机场，以积极动作钳制浦西之敌，策应浦东作战。 以上5个军统归九兵团宋司令员、覃参谋长指挥，具体部署由宋覃决定之。 3.以二十五军（附二斗四军山炮团，5月23日进至太仓集结，尔后开进位置由十兵团指定之）、二十九军完成攻击吴淞、宝山之准备。 4.以二十八、三十三、二十六军完成攻击吴淞、江湾、大场、真如地区敌之准备。 以上5个军统一归十兵团叶司令员、陈参谋长指挥，其具体部署由叶陈决定之。 第一阶段任务限于5月25日前完成，但十兵团所指挥各军应尽量迫近市区与交通壕作业，选敌弱点攻击，制造我第二阶段作战有利条件。 （二）第二阶段：夺取吴淞、宝山及苏州河以南之上海市区，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地区敌之包围。内定： 1.三十五军（附二十四军山炮团）、二十九军全力攻占宝山、吴淞，并控制沿岸要塞阵地，组织炮火，切实封锁吴淞口，截断敌人水面交通逃路，并与黄浦江右岸三十、三十一军阵地构成火力联系，切实遮断封锁黄浦江口敌之水上退路。 2.以二十八军首先割歼杨行地区之敌，尔后楔入吴淞、江湾之间地区，保障二十五军、二十九军攻占吴淞、宝山侧背安全，三十三军由刘行向东南攻击前进，楔入杨行至大场至江湾地区；二十六军由南翔沿铁路向东楔入大场至杨家桥及杨家桥至真如地区，力求与苏州河南之二十七军打通联系。以上5 个军具体部署由叶陈决定之。 3.以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军全部由黄浦江与苏州河之间地区，由南及西南向来北攻击前进，攻占苏州河以南并沪西区及南市全部，力求楔入纵深分割歼灭。尔后组织警各部队（以不超过两个师兵力）控制市区，主力应完成渡苏州河配合十乒团围歼苏州河北敌之攻击准备，或尾敌追击抢占北岸桥头堡，以利北岸之作战。 4.以三十、三十一军应于黄浦江右岸组织炮火，除严密封锁黄浦江面敌之交通外，并应以必要炮火压制钳制黄浦江左岸之敌，直接配合攻击吴淞、宝山及苏州河南市之各部作战，并应加强白龙港、徐码头线警戒，防止敌舰扰乱。以上5个军部署具体由宋郭覃决定之。 第二阶段任务，内定于5月27日发起，但第一、二阶段战斗分界线按京字第3号命令不变。 （三）第三阶段：最后聚歼可能溃缩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黄浦江左岸。以江湾为中心地区之敌，达成全部攻占淞沪全区之目的。内定： 1.十兵团除以一部分兵力控制宝山、吴淞阵地，组织炮火封锁黄浦江口，防敌人东逃及防敌舰进扰外，集中主力由化向南及由西向东攻击。 2.九兵团以一部控制浦东地区及苏州河南市区，并组织必要炮火协同十兵团沿江左岸阵地封锁黄浦江口术面交通外，集中主力由南向北及由西南向东北攻击。 战斗分界线：殷行区、江湾区、阐北区（含）以东以南属九兵团，以西以北属十兵团。 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 粟裕 1949年5月21日12时于苏州本部浦东战区。 5月23日，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转达第三野战军命令：由第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统一指挥第三十、三十一军沿海岸、江岸夺取高桥，直插三岔港，切断敌人海上退路。 被军部参谋李华评价为“绝对聪明”的第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接到负责指挥向高桥实施总攻命令后于当晚在军指挥所和姚运良副军长一起，请来第三十军副军长饶守坤及两军的师长等作战有关人员，就高桥作战召开战前会议。 这之前，第二十一军已攻下金家桥镇。 在会上，周志坚先简单介绍了九兵团所赋予的任务，然后说：“这几天下来，我军经过连续作战，伤亡很大。敌人一边是江上封锁，一边是坦克，如果我们两个军依然沿海岸、黄浦江岸实施钳形攻击，就不可能集中兵力迅速占领高桥，插向三叉港，封锁吴淞口。因此，我们能否采用中间突破的手段直接攻打高桥，请同志们研究。” 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于是攻打高桥的战术定下来了：集中兵力，中央突破。 西线兵团。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攻击上海的命令一经发出，所属各部即开始对所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 一时间，枪炮声大作，震耳欲聋。 5月21日7时30分，为了保住失去月浦街后，屏障吴淞和宝山的最后一个支撑点，位于月浦镇东南的25.32高地，汤恩伯命所部兵分三路，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月浦镇东南的27.1高地发起反攻。阵地在敌强大攻击之下失守。 同日，担负主攻25.32高地任务的第二五三团在牺牲69名战士后，向前艰难前进1公里。 5月22日，第二五三团完成迫近作业，将战壕挖至距25.32高地200—300米处。 5月23日清晨8 时，敌人向第二五三团阵地实施陆、舰、空全方位炮击，第二五三团伤亡惨重。 5月22日，苏州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粟裕、张震接到情报：汤恩伯和陈大庆已将指挥所移至吴淞口外军舰上，苏州河以南敌人正渡河北去，向吴淞收缩。根据以上情况，粟裕、张震断定敌人将撤出上海，于是命令：全线所有部队于当晚发起攻击，第一步和第二步攻击计划，同时进行。 浦东战场。5月23日，位于第三十一军右翼的谢振华第三十军重炮团赶至黄家湾以西地区，对高桥以东海面之敌舰猛烈轰击，击中7艘，其余敌舰逃遁，这样第三十军控制了东翼的海面。 5月24日，刘飞第二十军主力占领浦东市区，之后集结高昌庙渡口，准备西渡浦江，攻占上海南市。 5月24日夜，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突入高桥镇东前沿。 5月25日晚18时30分，第三十一军从正南方向向高桥发起攻击，一时间，万炮齐发，火光飞腾，烟柱冲天。跟着，小包炸药不断在敌堡前连续爆炸，响声此起彼伏。突击队员们立即穿越层层敌堡——有的战士不管侧翼和背后地堡敌人的火力怎样射击，干脆从堡群的隙间向前冲。有些地堡来不及解决，就留下一部分兵力予以监守，大部队则继续攻击前进。与此同时，第三十军正奉命由高桥镇东向西钳形配合。战至午夜，第三十军攻占承园敌第十二军军部。 浦东守敌全线崩溃，纷纷向三岔港、德士古码头、吴淞口外边逃窜。 西线战场。5月22日，第三十三军奉命率第九十七、九十八师、军山炮营配合第二十八军共同担任攻歼杨行守敌的任务。很快，九十七、九十八师进入指定阵地，并于24日向杨行镇外围阵地发起攻击，并突破敌阵地。 5月23日，第二十八军也向杨行外围张宅发起攻击。经过几天激战，5月26日凌晨，杨行一带残敌向吴淞收缩。第二十八军的第八十三师沿蕴澡浜北岸向东攻击前进。第八十四师沿杨行至吴淞的公路追击。 5月26日上午9 时，张克侠、韩念龙率领的第三十三军与第二十八军会合吴淞。 5月25日夜，胡炳云的第二十九军及第三十三军第九十九师开始全面出击。各种火炮齐声吼叫，巨大的轰鸣震耳欲聋。第二十九军的出击线距宝山县城仅5公里，距吴淞口不到10公里。出击令一下，人人奋勇当先，潮水般向宝山、吴淞口方向席卷而去。26日拂晓，第八十五师胜利占领宝山县城，俘敌7000余人，并缴获江面敌舰一艘。与此同时，第八十六师一部和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三团全部，在拔掉前进通道口敌堡以后，迅速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插吴淞镇。守敌一触即溃，吴淞镇被攻克。 浦东、西线战斗正激烈进行之时，策应西线主力作战的第二十六军一刻也未空闲。自5月18日起，该军对困守刘行以南至南翔以东一线的敌阵地开展了“剥竹笋、削萝卜”式的攻击。5月23日夜，部队加紧对刘行、大场、真如外围敌人展开攻击，以钳形攻势向市区逼近。5月25日下午2时，第二十六军沿京沪铁路两侧向真如发起攻击，一小时后，占领真如国际无线电台；凌晨2时，解放真如，歼敌近5000余名。这之后二十六军直插大场，不久占领大场飞机场并向江湾发展。 5月26日，第二十六军七十六师包围了敌第二十一军残部，这些已被抛弃，被解放军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国民党军队在包围圈里狼奔豕突，敌高级参谋周屏中亲自前往解放军第二二六团三营阵地交涉投降事宜。当第二二七团二营按计划行进到西新桥的西郊时，只见公路两侧的钢筋水泥地堡上，各个村镇街头的树干上，到外挂起了白毛巾或白被单；许多国民党军的官兵实在找不到白色的东西，就把军帽翻过来顶在头上，表示投降。五连的战士威武地屹立在西新桥头——桥下，国民党第二十一军、第一四六师的官兵带着私人财物分别列队，有秩序地放下了武器。 上海外围战役即将结束之际，准备参加上海市区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十三、二十七军也已分别进入攻击位置。 随着上海战事进入尾声，一直在海上巡游观战的蒋介石终于结束了他近半月的“漂流”，继而永远地离开了上海。 尽管上海战役打响前，蒋介石一再对部下声称“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5月4日，杭州解放后，他预感到呆在上海太不安全，5月7日晨，就乘“江静”轮溜到海上。他于当天日记中写道：不管前途怎样艰难，“我一定要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旧的创痕还未愈，新的创痕又深了”，“我眼看中华民族的危亡，怎能不挥泪前进？前进的一条路谁都知道是困难的，但是不必害怕……我们今天要前进！莫退，莫退！前进！”12日上海战役打响时，蒋介石已到达舟山，在海天孤岛上，他眼望大陆，不禁怅然，也就是从这时开始蒋介石开始反省自己过去的成败得失，并且制定了一个未来治理台湾地区的政治纲领草稿。16日，蒋介石到金塘岛拜如果大师塑像。17日下午1时，蒋自定海机场起飞，下午4时30分到澎湖列岛的马台岛。距离台湾仅一步之遥，可蒋介石不愿直接去，他仿佛觉得只要自己上了台湾岛，上海就会永远失去，他想给自己留点希望。 5月22日，蒋介石派蒋经国最后一次去上海处理物资疏散事宜，因机场已落下解放军进攻的炮弹，蒋经国未能在上海降落，得知此一消息，蒋介石脸孔当即变色。 同一日，蒋介石在马台岛命令汤恩伯紧急撤军福建，他已在为下一步防守福建、台湾作准备了。 第十一章 接管大上海 刘昌义不愿做替死鬼。蒋介石抱怨汤恩伯没有在上海“成仁”。众伤兵质问聂凤智：现在是打仗还是演戏，打仗哪有不让打炮的道理？共产党市长和国民党市长“交接班”，赵祖康对陈毅出乎至诚的话语终生不忘。“土包子”接管大上海，资本家等着看热闹。金圆券一钱不值，人民币寸步难行，新市长发出最后通牒！邓小平说：干掉它！共产党不能什么都宽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士们的思想在繁华的上海起了波动。 5月23日中午，丹阳空前热闹。华东局组织的接管上海的几千名干部正准备乘火车到沪郊南翔镇，而后进入上海。下午2时，火车站上熙熙攘攘，气氛热烈。第三野战军司令、未来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也赶来送行。这天的陈毅特地穿了一套新发的细布军装，理了头发，十分精神。陈毅曾说过要“漂漂亮亮进上海”，现在他果真“漂漂亮亮”了。之后，他和邓小平将乘占普车向东开发。 这之前，汤恩伯和陈大庆己登上了吴淞口外的军舰，准备逃跑了，而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的先头部队第七十九师已于24日晚进入了上海市区。 5月23日，吴淞口外，原卫生检疫所，汤恩伯的指挥部。 此时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正如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每隔数分钟浦东危急的消息就会传来一条。“浦东的共产党一定打疯了，真他娘的连命都不要了，全是亡命徒。” 汤恩伯说着，红着眼，摇通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处长王之师的电话：“你赶快到吴淞指挥部，代我督战。你一定要给我保住浦东。”此时的浦东对于汤恩伯来说太重要。浦东不再仅仅是战场，而且还是他能否率军安全撤退的唯一通道。 放下电话后，汤恩伯稍微松了口气，对站在一旁愁眉苦脸的陈大庆说：“老头子已命我们撤退。但是复兴岛外应变的船只大都奉命北上，去青岛接刘运祺的军队了。没有船只，上海这么多部队怎么撤？可老头子又不准丢一支嫡系部队在上海。” 陈大庆：“我们还能有多少时间？” 汤恩伯：“下死命令，月浦、浦东最多还能守3天，再多就是妄想了。” 陈大庆：“就这么几条船，怎么办？” 汤恩伯：“能走多少算多少。反正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 陈大庆：“怕不是那么简单吧。老头子的本钱全在这里，丢下任何一支部队都不好交代。” 汤恩伯沉默了一会，自言自语地说：“是啊，阙汉骞的第五十四军、吴仲直的第七十五军，都是陈诚的嫡系，他现在把握着台湾的生杀大权，老蒋、小蒋每一次来，部询问关照过。第十二军、五十二军是我们的看家本钱，九十九师和特种兵部队是老头子手掌上的‘家珍’，而三十七军和罗泽阎是老头子和小蒋心里的家兵，丢下谁都不好交代。” 陈大庆：“是得慎重一些为好。” 汤恩伯：“守反正长久不了，现在关键的问题上我们得马上组织一支持别掩护部队，找个人在上海再抵抗一阵。” 陈大庆没吭声，这明显是当替身，谁会愿意干。 过了一会，汤恩伯说：“大庆：你和刘昌义的关系不错，他不是曾一再主动要求带兵吗？你去找他谈一谈，看他愿不愿意出山，代理五十一军军长，反正王秉钺已下落不明，现在部队很乱，总得有人招呼着。他如果愿意，请他来见我。” 在此之前，年轻时狂热地崇拜冯玉祥并投奔到冯部，在冯玉祥将军身边任参谋，抗战时期颇叫日本人痛恨、已在国民党军队中干了27年，抗战结束后被蒋介石整编掉部队，成了有职无权光杆司令的刘昌义将军，曾主动要求带兵多次。然而考虑到他是冯玉祥的旧部，汤恩伯始终没有答应。上海保卫战开始后，刘昌义再次要求带兵，汤恩伯却命他帮助本身无事可干的石觉维持秩序。5月16日，第五十一军王秉钺部在川沙被歼，王本人被共军俘虏，逃回来的第五十一军残部在叶家花园乱纷纷的，刘昌义向汤恩伯提出愿意收拾第五十一军残部，汤恩伯仍不答应。可是现在，保卫战已到了最后紧要关头，他自己要跑了，这时他倒想到了刘昌义。 陈大庆接到汤恩伯的命令很快出发，不久就找到了刘昌义，没想到刘昌义慨然应允，见汤恩伯后的第一句话就说：“愿重振五十一军于党国危难之际。” 汤恩伯不费吹灰之力，给自己找了个替身。他心里想：“我要走了，这里怎么样，那是你的事情了。” 5月23日下午，刘昌义应邀参加了在陈大庆家中召集的最后紧急军事会议。 会上，陈大庆说：“上海保卫战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现在我们不得不做军事战略上的重新部署。我已经和汤总司令商量好了，今天晚上，苏州河以南的七十五军、五十四军，浦东方向的三十七军全部撤至苏州河以北，河南只留下4个交警总队。五十一军、一二三军、二十一军组成北兵团，防守苏州河北，沿河有高楼大厦，又有苏州河做屏障，防务十分巩固。北兵团由刘昌义将军统一指挥，刘昌义同时还担任淞沪警备副司令兼第五十一军军长，望大家协助刘将军，共同抵抗共军的进攻。” 汤恩伯要跑，陈大庆要走，刘昌义心里十分清楚，留给他的第五十一军是东北军，第二十一军是四川部队，第一二三军由苏北民团组成，全不是嫡系，很明显汤恩伯是要这些杂牌军当掩护他们撤退的炮灰。 刘昌义并不傻，他决定自找出路。 一切安排妥当后，刘昌义亲自驱车来到四川路赫林里刘云昭家，他急切地提出要刘云昭通过地下民革的关系迅速与中共陈毅将军取得联系。 汤恩伯在为自己安排后路之时，人民解放军担任上海市区作战的聂凤智第二十七军已作好了向上海市区挺进的准备。 在此之前，第二十七军已在上海以西泗泾、青浦一带受训20余天了。 聂凤智在第二十七军团以上干部战前准备会上说：“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入上海？是在渡江和追歼逃敌取得伟大胜利之后。我兄弟部队正在进攻，为我们攻击市区创造了胜利条件。因此我们的准备工作，一是军事攻占，二是军事接管。攻占的一套我们是有基础的，但是接管呢？……毛病不少，我们的干部战士不少人都有个人主义的小算盘，新解放的成份较大，领导麻痹自满，南京兄弟部队有违反纪律的教训……加强政纪准备，保证入城不乱，不发生外交问题，实在是我们各级领导需要注意的中心环节。陈毅司令员已指示我们，在打上海时，一定要军政全胜，一方面要有好的纪律，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怎样进入上海，毛主席和中央看着我们啦！” 5月23日凌晨，第二十七军的前卫部队第七十九师就从虹桥机场沿公路向东前进。他们奉命于天亮以前到达程家桥，为最终攻击上海市区打开通路。很快，程家桥就被拿下。 5月24日下午，七十九师已经到达上海市区边缘铁路线上，他们被命令停止前进就地待命。干部们说：“我们是在等毛主席的进攻命令，毛主席说什么时候进上海我们就什么时候进上海。” 晚9 时，部队接到了出发命令。一时间，虹桥路上，向上海进军的队伍如同潮涌，汹涌东进。 5月24日晚，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和政治部主任仲曦东组成的前沿指挥所进驻了西郊虹桥路。根据党委分工，这时军政治委员刘浩天、参谋长李元负责和上级联系，并率领第二梯队，掌握各项城市政策。 当晚9时余，吴淞方向传来了全线总攻的隆隆炮声，第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前进方向也传来剧烈的枪声。聂风智拿起电话，接通了第七十九师前沿指挥所，他问师长萧镜海：“部队打得怎样？” 萧镜海说：“冲进去了，军长！” 聂凤智几乎不相信，又问了一句：“冲进去了？” 萧镜海说：“冲进去了，敌人退却了，我们正顺着南京路，林森路（今延安路）向市中心追击，马路上的电灯还给我们照明呢！”接着萧镜海笑了笑说：“我们师指挥所马上就要搬到市区里去了。” 不久，其他各师先后打电话向聂凤智报告部队行动。聂凤智兴奋极了，从目前情况看，市区作战十分顺利，二十七军已控制了南起徐家汇，北到苏州河以南地区，敌人的防线全部被突破了，下一步该是市区巷战了。 从总体上看，上海被黄浦江分为两部分——浦东和浦西。而浦西又被分为两部分，中间的界线就是苏州河。苏州河大体呈东西走向，东头由外白渡桥开始，但这条河河道十分弯曲，走形十分任性，河面不宽，但因穿过市区，因此河上有10多座桥梁，按照顺序，它们是：外白渡桥—江西路桥—四川路桥—河南路桥—山西路桥—老阐桥—浙江路桥—西藏路桥—恒丰桥—江宁路桥—叶家宅桥—江苏路桥—铁路桥—中山北路桥……到了5月25日，国民党的整个大上海防御此时只剩下苏州河沿线。青年军罗泽闿部守东段，刚刚上任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部守中段，交警部队守西段。 在此之前的5月24日下午，汤恩伯、陈大庆、石觉的三总部已在吴淞上船。汤恩伯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第五十二、五十四、十二军和九十九师及各特种兵团于25、26日先后撤离登船，开往舟山、台湾或福建。在这道命令中，汤恩伯故意漏掉了三十七军，因为他早就痛恨恃宠狂傲的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 但罗泽闿也非等闲之辈，上海解放后不久，他化装搭乘外国轮船，辗转由香港逃到台湾。罗曾任过国防部厅长和胡宗南的参谋长，活动力很强。一到台湾，就极力控告和攻击使他做官本钱丢光而且险些成解放军俘虏的汤恩伯。罗汤二人因此打了一场官司，这是后话。 尽管汤恩伯撤离上海是蒋介石的命令，而且早在这之前蒋介石就先于汤恩伯一走了之。尽管这之后蒋介石也没有追究汤恩伯丢失上海的责任，而且不久他就委托汤恩伯担当起防守福建及沿海岛屿的重任，但在蒋介石的内心，对汤恩伯没有在上海“成仁”一直是耿耿于怀的。1954 年汤恩伯在日本未老先亡，蒋介石就汤死发表了一段令人玩味的感想。他说：“这几日以来，由于汤恩伯同志的病逝日本，使我更加感觉革命哲学的重要。本来汤恩伯在我们同志中，是一位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天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论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慨，亦只要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勘得破才行。汤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5年光景。这5年时间，还不到2000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其实，蒋介石对生死成败何曾“看透”、“勘破”？否则不会有西安事变时他忘戴假牙，身着睡衣，跳墙而逃的狼狈样。 5月25日清晨，第二十七军的三个师先后进入苏州河南岸各桥头阵地。 就是在这里，第二十七军干部战士们遇到了一个从没有遇到过的难题。 为了把上海这座城市完整无损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部队在进入市区以前早就接到命令，进入市区后一律禁止使用炮火轰击，只能以轻火力武器作战。 但是苏州河一带的地形对于第二十七军来说非常不利，敌人凭借北岸的高大楼房和工厂、仓库等建筑，居高临下，交织成严密的火力网，封锁了整个河面和河南一条宽广的马路，在每个桥头还设有固定的碉堡，并有坦克流动巡逻。因此二十七军在通过马路夺占桥头时，一再受挫。尤其是进攻外白渡桥的部队，遭受对岸20多层百老汇大厦和附近楼房上敌人机枪的扫射，伤亡很大。在牺牲的同志当中，有最先突破长江天堑的“渡江第一船”的全部战士，有首破济南、荣获“济南第一团”光荣称号的班、排、连长，为了不打碎上海，这些英勇的干部战士们在苏州河畔，在解放即将到来的前夕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惨重的伤亡，急红了前线指战员的眼睛，也使二十七军军部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5月25日上午，为了了解前沿阵地情况，军长聂凤智亲自到西藏中路第二三五团指挥所询问战情，并到前沿察看了一小时地形。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前线官兵们面对嚣张的敌人，牺牲的战友，纷纷要求解除禁令，有的部队已把榴弹炮营从郊区调来；瞄准了百老汇大厦。苏州河南岸的马路毫无遮掩，空荡荡的横在敌人火力之下。桥头附近的高压电线全部被打断，桥面、栏杆、电线杆、马路路面和沿街房屋墙壁布满了弹痕。聂凤智认为，这种地形条件十分不利于二十七军作战。如果不用炮火摧毁对岸敌人的火力点，要夺取桥头是很困难的。但是，一旦动用炮火，对岸密集的工厂、仓库和住房都将化为灰烬，无数市民将在炮火中牺牲。 回到虹桥路军指挥所，各师对禁用炮火的意见书如雪片般送来—— “我们是在打仗，不是在演戏，哪有不准使用炮火的道理？” “部队已经付出了伤亡代价，不能再让同志们作不必要的牺牲！” “当前心须牺牲沿苏州河北岸这个局部，才能消灭整个敌人，保全上海的整体。” “是我们同志的生命、鲜血重要，还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重要？！” “火药味”十足的意见书，激起了聂凤智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不停地出汗，不停地喝水，但仍觉得喉咙发干，浑身发燥。作战科长刘岩向他汇报情报，说了好久，他竟然连一个字也未听进去。 必须马上召开会议以统一思想。25日下午，第二十七军召开了军党委紧急会议。会上争论十分激烈，讨论的焦点是：“是爱我们无产阶级的战士，还是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 聂凤智说：“我们爱战士的生命，战士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但我们今天是以主人的身份进入上海的，现在这些被敌人占据着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再过几小时就为我们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所有。因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尽最大的努力去保全它。” 接着，聂凤智又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说：“我们有兄弟部队的配合，有上海地下党的支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协助，而敌人的作战体制已被打乱，外围敌军正被兄弟部队东西夹攻，大量围歼，吴淞口马上就可拿下。据可靠情报，汤恩伯已经逃走，残余的敌人正由刘昌义指挥，军心动摇，内部非常混乱，我们不久就会取胜的！但是我们也要尽量避免无谓的牺牲，从现在开始我们改变攻击战术，各部队白天继续在苏州河正面佯攻，牵制敌人主力，天黑以后一部分主力拉出市区，在西郊一带涉过河去，沿苏州河北岸从西向东进攻市区。同时我们要尽快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发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他们放下武器，确保上海城市完整。” 5月25日晚，陈毅和邓小平来到南翔，天正下着大雨。上海地下党派来的同志已在等候，他们是来迎接华东局的负责同志们去沪西圣约翰大学临时“安营扎寨”的。但此时的陈毅并不急于进市区，他牵挂着上海市区的苏州河之战。 就在傍晚，陈毅接到了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的电话。聂在电话中汇报说：“他们至今未开一炮，秩序、纪律都很好，就是伤亡比较大。他们已改变了战术，决定军政双管齐下，目前已通过上海地下党和敌五十一军代理军长、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联系上了，向刘阐明了党的政策，晓以利害，责以大义，刘表示愿意谈判。”陈毅听到这一消息，十分高兴，前线的同志真会开动脑筋。他当即答复说：“你们做得好！”并交代了谈判的原则和注意事项。不知现在谈判进行得如何？ 聂凤智和刘昌义的谈判是晚7时开始的。下午2时，虹桥路二十七军党委紧急会议刚刚结束，聂凤智就接到了第八十一师政治委员罗维道的电话。 罗维道说：“通过上海地下党田云樵同志，已经与敌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联系上了，刘表示愿意谈判，并要求与军部联系。”聂凤智和政治部主任仲曦东紧急商量后，立即指示罗维道：“将刘昌义及随行人员秘密安全送到军部，联络科科长金灼之同志马上过来协助你。” 晚上7时，刘昌义等人到达二十七军前沿指挥所，谈判随即开始。参加谈判的有：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军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军联络科科长金灼之、地下党代表田云樵、原东北军部直接联系刘昌义的王仲民、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 谈判于晚上11时结束。刘昌义表示愿率部放下武器，但蒋军残部有10余万人，建制混乱，有些部队他也调遣不动。聂凤智表示，不听指挥的部队，可由解放军解决。 当夜12时，聂风智要通了总前委的电话，向陈毅汇报了谈判的过程及结果。 5月26日凌晨1时许，陈毅用电报作了正式的答复： 二、限刘部于26日上午4时前，集中在江湾附近指定的三个村庄待命； 三、所撤地区由人民解放军接防； 四、凡拒不接受命令者，由人民解放军解决。 刘昌义将军一句句听完命令之后，要求看陈毅电报的原文，还特意看了看电报后面的署名，然后他放心而又为难地对聂凤智说：“现在已经过了午夜，即使马上回去下命令，恐怕也来不及，是不是再往后推几小时，您看？” 聂凤智：“这个问题很实际，期限推到明天中午12时，如何？” 5月26日凌晨，刘昌义率五十一军大部向解放军指定的投诚地点移动。 上午10时，配合第二十七军行动的第二十军第六十六师由南京路经永安里向东搜索前进，包围了驻守在绍兴同乡会、铁路管理局等处的国民党青年军第二零四师等部共约1500余人，迫其全部投降。同日，由陶勇指挥从杭州赶来参战的第二十三军第六十七师也于清晨从曹家渡过河，在中央造币厂俘虏交警1000余人，27日又率先攻击淞沪警备司令部，歼灭国民党守军残部，俘虏7000余人。第六十八师主力从周家渡过河后，俘交警1400余人，然后向真如进发，与第二十六军会合。5月26日晚，第二十六军在消灭了江湾大批国民党溃军之后，第七十八师又攻到长阴路，歼灭敌第三十七军一部，俘4000余人，第七十六师则由塘桥站攻击李家楼，战至27日晨，守敌第二十一军一部投降。 但是市区的战斗还未结束。 5月26日下午，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新上任的第一任市长陈毅乘吉普车进入了上海市区。 陈毅对上海并不陌生。1919年，也就是30年前，18岁的陈毅带着救国救民的愿望，从穷乡僻壤的四川山区头一次来到了上海，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在这里他第一次见识了趾高气扬的洋人和林立的高楼大厦，还有蜷缩在高楼大厦墙角的乞丐，他强烈地感到贫富的悬殊。10年后，他再次来到上海。当时他是化了妆的红军领导干部，来向党中央、周恩来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为了安全，他三天一转移，住过不少四川人开设的小旅馆和小饭馆。1939年，陈毅率领新四军攻打虹桥机场，火烧了日机4架，害得日军出动1000余兵力，包括骑兵和战车，仓促应战，这一次陈毅并没有进上海，但他的名字却在上海传开了。匆匆又是10年过去了，这一次陈毅却是以胜利之师的司令、上海市市长的身份进入上海的，他已经和广大指战员一起，亲手埋葬了旧上海。 天下着阴雨，陈毅的车开得很慢，他正注意地看着，他最关心的是军纪。 几日来，“解放军困拉马路浪，秩序交关好”的消息传遍了上海大街小巷。解放军送给上海市民的这个“见面礼”震撼了上海市民的心。中山医院院长沈克非，一位并不“亲共”的名教授目睹了解放军进驻上海的种种情景，沉吟良久后，向他的老同事黄家驷吐出了这么一句话：“国民党回不来了！” 一个名叫曹茹的上海市民，在给报社的信中写了自己目击的事：“一个战士担了很重的挑子飞快地在路上走，路过的三轮车夫停下说：‘让我的车替你拖吧。’‘不，谢谢啦！’战士客气地摇头。‘我不会要你车钱呀！’‘那就更不敢要你拖了。’战士笑着挑担走了。我和那好心的车夫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哪，多快！几天前国民党兵还在这里拉夫、抢劫……”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十里洋场露宿街头，不仅温暖了上海市民的心，也引起西方国家极大的关注。睡马路，在世界各大都市并不少见，不过躺着的是乞丐、流浪汉和别的穷人。攻占了大城市的胜利之师睡在马路上，却是旷古未有的！他们不得不佩服中国共产党以身作则！就连当时销路最大、财大气粗的美国《生活》杂志也不得不承认：“各项消息指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是国民党的时代已经结束。” 陈毅的车并没有直接去圣约翰大学，他要去二十七军指挥所看看，他已经听说他们没有入民宅，天下雨，他们在什么地方指挥呢，原来他们在威海卫路黄肢路一所小弄堂口，上面用两块雨布搭了个小棚子。看到这样的军指挥所，陈毅欣慰地笑了。自打总攻开始，聂凤智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在恍惚之中，他觉得有一只手在触动他。一睁眼，是陈毅司令员和华东局其他负责同志，冒着雨，到他的指挥所来了。陈毅握着聂凤智的手说：“辛苦了！情况怎么样？” 聂凤智说：“目前，苏州河北市区大部解放，但是仍有一部分敌人困守在北火车站到杨树浦发电厂一带负隅顽抗，最麻烦的是杨树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如果用武力解决，本来易如反掌，但水厂、电力必遭破坏，会危及全市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守敌似乎懂得这一点，一般广播喊话不起作用，我和仲曦东同志决定开展政治攻势，但查遍资料，没有找到线索，我们正为这事苦恼。” 陈毅听完汇报，皱着眉问：“守军的番号知道吗？” “国民党第二十一军第二三零师。” 陈毅：“那该是川军，好像有个副师长叫许照吧。” “有！师长跑了，现在正是许照在指挥。” 陈毅高兴起来：“那好！你们快查一查国民党陆军大学教授蒋子英的下落。” “他是什么人？” “他当过教官。许照就是他的得意门生。此人一直住在上海，历史上有过反人民活动，现在正是他立功赎罪的机会！让他出面，劝许照投降。” 很快，找来了大厚本的电话簿，查到了蒋子英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电话拨通了。 市内电话畅通无阻，这要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这个纽约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所属的上海电话公司，被上海地下党牢牢地控制了。战役发起前，他们就暗中抄下了国民党军政要员的电话号码，绘制了保密电缆地下位置图。 更有甚者，当他们发现军统特务来机房窃听电话准备捕人时，便迅速地记下特务所窃听的电话号码和内容。特务一离开，他们立刻冒险去通知这些用户及时转移。大上海激战中，全市10万部电话，始终全线畅通。 在蒋子英的劝说下，阐北的敌人没有放一枪，全部放下了武器。 1949年5月27日上午9时，全上海宣告解放。全部作战时间为15天，是蒋介石严令“坚守6个月”时间的十二分之一。 同日，多日来锚泊在吴淞口外的英、美军舰，悄悄地开走了。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一时间，上海市内，热闹隆重的锣鼓声、爆竹声到处蔓延，秧歌队、腰鼓队满街满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此起彼伏。人们奔走相告，欢庆解放。从马路两边，从层层高楼的窗口，一朵朵鲜花、一把把彩纸撒向解放军。 上海的老百姓是衷心地欢迎解放军进城的。在这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纪律这样严明的军队”。战士们宁愿用报纸、帽子、钢盔当碗，用手指当筷，也不动市民自动送来的碗筷；有的战士负责看管无人的小商店，饿得昏了过去，也不去动一下店里的现成食品；有的战士战斗中鞋子破了个大口子，他身边的仓库里有许多敌人遗弃的新鞋子，他没有去换一双；有的战士嘴唇干渴出血，但他们仍谢绝市民们送来的开水。战士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但当群众有困难时，却奋不顾身。战斗接近尾声时，有一连解放军，守在苏州河畔的盈泰铁号二层搂上，监视对岸桥头的敌人。本来战士们正在转移，敌人的燃烧弹却打中了这幢楼，顿时火势凶猛，楼上东头一片惨叫啼哭声，50多个群众被大火困在楼上，情况非常危急。国民党仍在开炮。部队毫不犹豫立即返回，冲入火中，救出了全部群众。可是指导员和几个战士负了伤，有一个战士牺牲了。 战士们就是用他们的严明纪律和牺牲精神感动了上海市民赢得了他们的心，从而使得他们确信自己的苦日子已经熬出了头，新生活的道路已经展现在面前。 5月27日晚，陈毅和华东局其他领导人，把刘长胜、张承宗接到圣约翰大学。刘晓、刘少文等人也在场。觉得两支队伍的指挥员胜利地会合了。陈毅紧紧地握着刘长胜的手，说：“辛苦了！辛苦了！你们立了大功！我们在外面真担心你们的安全啊！” 的确是大辛苦了！经过无数个极度紧张的昼夜之后，这位“烟纸店老板”的满头黑发在不知不觉中已出现了白霜。刘长胜，十几岁就闯关东，到海参崴当皮匠，做码头工人，先在那里参加了联共（布）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开始后回国，长期是上海工人运动和地下党的领导人。1945年日本人投降前夕，新四军向上海挺进，上海地下党准备发动“内应”起义，党中央曾正式公布刘长胜为上海市市长。从此他备受敌特注意，在特务列出的黑名单上，他常常名字列在前面。刘晓离开上海后，留下的工作都由他主持，他的担子更重了。上海秘密电台被破坏以后，从不掉泪的他，精神上感情上压力更大了。陈毅和刘晓知道他的危险处境后，曾指示他和张承宗一起撤到解放区，但他们坚决不肯离开上海。上海有太多的工作需要他们去组织，有太多的情报需要通过他们的备用电台让中央知道。他们就是这样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指挥着黎明前的地下战斗。 上海地下党的功绩是说不完的。就拿张执一分工负责的策反委员会来说，第二十七军争取刘昌义放下武器，就是通过“策委”的田云樵去联系的。 在“策委”领导下，先后瓦解了交警十八总队、警备大队机动车队，策动了敌伞兵三团在海上起义，还与有关部门一起策动了敌海军“重庆号”等20余艘舰艇以及空军飞机20多架起义！叶飞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上海能够被完整的接管，因素很多，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地下党为此做了十分艰巨的工作。” 上海的地下党早就为解放上海做准备了。早在1949年元旦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就主持召开了迎接上海解放的会议。此时的中共上海地下党已经拥有党员9000余人，并建有党的外围组织“工协”、“职协”、“教协”、“新青联”、“民主军警联”等，形成了有广大工人、学生、职员、店员、知识分子各阶层人士组成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在会上，刘晓发言：上海解放在即。为了迎接解放，上海地下党的任务是抓住人民空前高涨的革命情绪，迅速地、勇敢地、有组织地把已发展的群众运动，从思想上、政治上及组织形式上予以提高、集中，在敌已分崩离析的时候予以重重打击，不断扩大敌人的失败情绪，使其进一步瓦解，顺利地完成里应外合、解放上海和接管工作。会上决定，为配合解放上海和接管工作，恢复抗战胜利后在全市人民中很有影响、全面内战爆发后暂时停止活动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活动，建立党组，并在党组领导下设立地下武装总指挥部。在工厂系统，以各工厂原有的护厂组织和工人纠察队为基础统一编制，学校商店等也同样组织，以便在组织上加强241对全市各行各业的护厂、护店和护校组织的统一领导。 5月3日，刘长胜等接到中共华东局电报，指出：“沪匪可能逃跑，而我军可能不几天就进入上海。在此间隙，你们应集中力量，注意保护工厂企业，维护社会秩序，防止破坏。” 在这份电报中，华东局表示同意刘长胜等策动以颜惠庆等为首的地方维持会，并同意考虑吸收杨虎、杜月笙、徐朗西等出面参加地方维持。电报还指示海地下党：在敌军撤退时，应组织动员全部力量，有组织地分区保护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仓库及各种重要物资、档案，不受抢劫破坏。警察应在解放军到来之前，照旧维持秩序。为维侍稳定，对国民党在上海的驻军不要组织局部哗变和起义，这可能造成混乱的局面，同样也不要在解放军到来之前逮捕战犯。 接到电报后，刘长胜和张承宗商议，决定将地下武装公开名称，叫作“人民保安队”。它的任务是：保护工厂，反对搬迁，完整保存机器原料及制成品；协助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维持地方秩序，保护群众利益，减少人民损失，团结群众，保护群众领袖，保护进步的群众组织；瓦解反动武装，争取门警、保警、义警及警察、士兵等，把敌人的反动武装——人力、物力、火力变为替人民服务的力量。 到了上海解放前夕，上海人民保安队队员已达6万余人，还有更多的护厂队、纠察队和消防队。人民保安队的番号和臂章样式，己电告中央并转告了三野。 5月24日，张承宗注意到，满载军人的卡车队从南京路由西向东开，但到南京路四川路口却没有继续向外滩方向，而是过苏州河折向北面，便断定国民党军队要逃跑。他与中共上海市委委员、沪东区工委书记张棋商量后，决定立刻报告刘长胜，通知上海各级地下党委；当晚人民保安队紧急动员，全体出动，按计划坚守岗位，准备迎接入城部队。 很快人民保安队遍布了上海市区大街小巷，有的给解放军当向导，有的协助解放军抓俘虏，更多的则是开展护厂、护校、护店活动，力争把上海完整地保留下来。 英商自来水公司杨树浦水厂，是旧中国最大的自来水厂。上海开战前半月，工厂就关起了大铁门。可是工厂地下党的同志仍然积极开展护厂工作。 他们给洋人大班发英文信，鼓励爱国的中国高级技术人员力迎接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地下党成员、交通大学毕业生顾则南绘出水厂平面图，摸清了水厂的要害部门及机器设备，并整理出电动机、水泵、蒸汽机、锅炉以及沉淀他、快滤池等生产设备的性能资料，提出以保护电源、锅炉间、加药室作为保证自来水生产的关键。 驻守造市厂的敌军撤退时，带走大批银圆。大隆机器厂的保安队员发现后，采取行动将一麻袋一麻袋的银圆抢回来。 5月25日，造币厂桥发生激烈战斗，解放军向附近第一印染厂的人民保安队求援，希望能尽快提供200包沙袋做掩体工争。金厂工人立即行动，仅用3个小时，200包沙袋做成并运到造币厂桥头。 在九江路江西路口，有一座基石高厚的三层楼的建筑物。半圆形的窗架、浅灰色的墙饰，无处不透露着牛津绅士的气派。它曾是英租界最高权威——工部局的办公楼。后来又成了国民党的上海市政府所在地。5月27日下午，国民党最后一任代理市长赵祖康命部下降下楼顶上的白旗，换上一面鲜艳的红旗。他已经接到陈毅派上海军管会总务处长熊中节送给他的“条谕”，5月28日下午2时，将在这里举行接管旧市府仪式。 就这样，赵祖康在枪炮声中当了4天的代理市长，成了一位送旧迎新的戏剧性人物。 赵祖康原是著名的道路与市政工程专家。然而几十年来，不但无力替中国修筑一条像样的公路，自己也弄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 在中学时，赵祖康颇受梁启超、谭嗣同的思想影响，“五四”时期在南洋大学（今交通大学）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后来去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专门研究道路工程。1931年回国后，抱着“交通救国”、“工程救国”的宏愿，四出奔波，不问政治，只想专心修路。从1932年到抗战前夕，赵祖康倡议和组织了中国交通委员会，订立了中国最早的26种交通章程。1939年他又策划组织了牌照管理处。从此中国的交通有了统一的规则和制度。赵祖康还组织了公路桥梁标准检验委员会，使大干线上的桥梁由载重3公吨提高到可通过载重15公吨的普通炮车。 抗战胜利，赵祖康醉心于“复兴建设”。他绘制了“抗战胜利后10年内完成25.3万公里新公路”的蓝图。他到处呼吁：“我们要有自己的汽车工厂！”“我们要有自己的桥梁配制工厂！”“我们要有自己的燃料提炼厂！”“我们要有自己的公路安全设计、公路人员训练、公路技术研究！”但尽管他声嘶力竭、尽管他心力交瘁，所有的美丽蓝图都被现实撕碎了。他朦胧地意识到，在政治腐败的国家，个人的理想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渺小！他仿惶，他苦恼，正在这时，经过一位亲友介绍，他认识了地下党的一位“李小姐”，那是1949年2月4日的事。从此以后，他常和“李小姐”晤面，并从“李小姐”处拿到一本印有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他把毛泽东的著作小心地包上了《论美军登陆》的保护色封面，津津有味地关门读起来。直到这时，他才隐隐约约地见到一条拯救中华民族的光明之路。 南京解放后，工务局的一个副局长悄悄地告诉他，共产党的电台广播说： 希望赵祖康、颜惠庆、张元济……等几位先生留下来，不要跟国民党走。听到这一消息，赵祖康又喜又惧。这一下，国民党恐怕不会放过他了。当5月23日深夜他接到市府打来的电话，叫他赶快去一趟时，他还以为国民党特务发觉了他与中央地下党的关系。可是事态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当他急急忙忙赶到市府大楼见到代理市长陈良时，陈良苦笑着说：“我们要走了。上海市长想请你代理。”赵祖康听了吃了一惊，忙推辞说：“时势这么紧张，我是胜任不了的。” 陈良说：“我想来想去，你代理市长最适当。因为： “第一，你在市府现任各局长中，工作年头最长，而且在同人中也没有什么恩怨； “第二，你办事认真，操守也好，是个‘标准官员’，能够得到市民的信任； “第三，你是个技术人员，没有政治派系，对方来了，也不致同你为难。” 赵祖康仍表示辞谢，并且提出另外三个人选，陈良摇摇头：“我已全联系过了，都不肯干，现在只好请你勉为其难了。”谈话过程中，赵祖康不禁想起“李小姐”曾对他讲过，“如果有机会，应该把上海政权接过来。”想到这，赵对陈说：“可以考虑遵命。”陈良说：“就这样定了。”赵祖康又问：“代理市长该代理些什么？”陈回答：“只要做两件事：一是维持秩序；二是办理移交。”赵祖康一听，连说：“办理移交好办，可是维持秩序会有困难。” 陈良说：“你放心！”并从桌上取出一封行政院长4月29日写给他的信给赵看，大意是：南京撤退时秩序很乱，治安破坏，影响了国际视听，故要求陈良，万一上海紧急时，极力维持社会治安，所有警察、保安队和义务警察等均不必撤走。随后，陈良生怕赵祖康反悔，赶紧当面写了委任“手令”，交赵保存，又令秘书郑瑜将一方用红布包好的市府大印递给赵祖康。这之后，赵祖康竭力维持上海秩序。为此，他特地找了毛森临逃跑前任命的警察局副局长陆大公，叫陆切实维持好秩序。5月24日下午，他又特地找了神情冷冰的陈大庆，叫陈在撤退部队时，不要与共军太接近，以免发生大的冲突。5月26日，他又亲自给上海邮政总局局长王裕光打电话，叫他无论如何想办法劝降据守在邮政总局大楼的国民党军队，以免邮政大楼遭受破坏。到了5月27日下午，对赵祖康来说，已没有多少事可干了。接到陈毅的“条谕”后，他再次亲自检查每一块打蜡地板亮不亮，各个房间是否还有反共的标语。 5月28日，上海江西路九江路口市府大楼，面目一新。红旗在蓝天下飘场，马路台阶清理得干干净净。大门口，戴着红袖章的人民纠察队和军装整齐的解放军战士并肩肃立，一切都在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 下午2时正，陈毅偕同副市长曾山、韦悫两同志以及潘汉年，来到了市府大厦。同行的还有刘晓、周林等。他们顺着黑色大理石的阶梯，径直来了二楼“市长办公室”。陈毅环顾了一下这个宽大的扇形房间，东面是窗户，当中铺着华贵的深红色地毯，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对着门摆在正中，桌上摆着好几部颜色各异的电话机，对着门的墙上，挂着几幅可以上下拉动的上海市区地图，桌子后面摆着一张黄皮大扶手椅，高高的椅背上雕满花纹。陈毅大步走过去，往椅子上一坐：“国民党市长派头不小啊！” 陈毅落座后，其余人也各就各位。一切准备就绪，陈毅对熊中节说：“请赵祖康进来！” 此时的赵祖康正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端坐在会议室里候命。一听召唤，他整整西服领带，走进门来。先朝陈毅一个九十度鞠躬，又给其他人一个六十度鞠躬。 陈毅问：“你就是国民党伪市政府代理市长赵祖康吗？” 赵祖康小心地回答：“是。” “军管会的命令你执行得如何？” “条条照办了。” “资产、档案呢？” “完整无损，可——查点。” 例行公事地问完了该问的问题后，陈毅站起来，微笑地握了握赵祖康的手。这时他已不再把赵祖康作为一个伪市长看待了，他指了指桌子对面的椅子说：“赵先生，请坐。” 和赵祖康随便地谈了几句，询问了陈大庆、陈良逃跑的情形后，陈毅站起来，说：“好吧，我们去跟旧市府同人们见见面。”转过身，他又问赵祖康：“是不是按我的意思，把工役、司机、传达都一起叫来了？”“是是，都叫来了。” 二楼小礼堂里，已挤满了二三百人。大会由人民政府秘书长周林主持。 当陈毅率众人进入会议厅时，与会者全体肃立。周林宣布：“现在请陈毅市长讲话。”与会者礼貌地拍了拍手，他们不知道这位新市长将如何处理自己这批人，但他们很快就听到陈毅说：“诸位没有去台湾，很好。我们表示欢迎。”短短的一句话打消了这批旧市府职员们的思想包袱。陈毅接着说：“蒋介石背叛革命，统治了中国23年，并没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反而搞得民不聊生。”讲到这里，他指着墙上挂着的孙中山像，说：“怎么对得起他！历史是无情的，蒋介石现在逃跑了，他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我看还是甘心的好，不甘心最后是要完蛋的！”陈毅停了停，又接着说：“诸位老市府的朋友们，你们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你们应该深切了解，上海的解放是一个伟大的变革，这次解放军的胜利，不是共产党一党的胜利，跟过去甲打倒乙，乙打倒甲的胜利根本不同。我希望大家各安职守，努力学习，改造世界观，为革命，为人民，多做些贡献。共产党是量才录用的，只要你们服从命令，办好移交，我们的党是不会埋没人才的。” 一席话，深深地感动了与会者，激起了热烈的掌声，与会者再也不觉心胸郁闷了。赵祖康的秘书陆槐清，当晚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人民解放军三野司令员，现任军管会主任陈毅将军，今天以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身份来市府讲话。简短的一刻钟讲话，给人们的印象明爽深刻，意味深长，讲话亲切，语调谦虚，尤其是不以胜利者自居、对人诚恳信赖这一点上，更使人深为感动。” 从小礼堂出来后，副市长曾山、韦悫、潘汉年，分别接见旧市府各局、处长，证询意见。陈毅再次将赵祖康请进了办公室，与他侃侃而谈。赵祖康表示今后想去交通大学教书。陈毅微笑地摇摇头。赵祖康不禁犹疑起来：自己毕竟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共产党可能下会那么轻易宽恕和谅解吧，陈毅看出了他的心思，对他说：“赵先生，不要有其它想法。你留下来是对的。国家正需要人才，你可以尽情发挥你的专长。我们已考虑好了，决定请你继续担任工务局长的职务。”“我？！”赵祖康大吃一惊。“恐怕工作很难做好。” 陈毅诚恳地笑着说：“赵先生，我们是一定能很好合作的。”陈毅的这句话一直铭刻在赵祖康的心上。31年后，这位已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全国人大代表的老先生，逢人还说：“我终生都不会忘记陈毅同志那句出乎至诚，感人肺腑的话——‘我们是一定能很好合作的’，这句话在我一生中许多重要时该都起过作用。他帮我作了一种选择。历史证明：选择对了。” 上海伪市政府顺利接管标志着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同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淞沪警备区（后改称上海警备区）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由陈毅兼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兼政治委员由第九兵团政委郭化若担任。 5月29日，四川路桥头，一座壮观的淡红色建筑物，里面不时地传来阵阵掌声，资源委员会的接管仪式正在这里举行。陈毅在百忙中亲临参加。负责财经方面接管工作的副市长曾山，重工业处处长孙冶方、副处长程望、李文采，原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吴兆洪、原资委会各级干部和所属上海各企业负责人约200人参加了这个仪式。 在接管仪式上，陈毅的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感动了留在上海资源委员会的全体科技人员的心。 陈毅说：“我这次南下，毛泽东同志特别关照我要来看望你们。毛主席很重视资源委员会这个机构。我们共产党对国民党原来各单位的接管是有所区别的。对于国民党的一般党政军机关，必须摧毁其机构，主要人员一概不要，中下级人员分别量才录用。至于资源委员会，建设人员（包括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人员）和工人很多，我们共产党很重视，目前全国解放在望，军事阶段即将结束，我国将进入建设时期。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建设事业要靠技术人员的合作，我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为人民服务。以往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鄙视政治，或者抱所谓‘超然态度’，那是不对的。因为建设的成果，必须视政治领导是否正确。以往的建设成果，为反动政府利用，技术人员不能发挥所长。今天你们解放了，今后是为人民服务了。你们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了。共产党最尊重科学，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叫做科学社会主义。希望大家今后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改造世界观，为新中国的建设多作贡献。” 散会后，陈毅又特地与吴兆洪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陈毅仔细地询问了孙越崎、翁文灏的情况，表示共产党谅解孙、翁，欢迎他们尽快回国，为国家建设多作贡献。 对于新政府来说，除了接管，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 毛森临逃跑前，除了大开杀戒，杀了大批民主人士、地下党员外，就是安排大批特务分子潜伏下来。在上海他留下了8个特务组织，3.6万余人，到处搞破坏活动。 国民党军几万人的散兵游勇，像无头苍蝇整天在市区乱钻、抢劫、敲诈，无恶不作。大批地痞流氓，冒充地下党组织，到处和共产党抢着接管。美国人又向青岛派兵，上海地区的戒备需要加强。 汇集在上海的几十万大军需要尽快分散，明确任务和去向，以便减轻上海本已十分严重的粮食供应负担。 经济问题也十分突出：人民政府接管的大米仅够全市吃半个月；棉花只能维持纱厂开工一个月；燃煤至多只够烧7天！ 解放前夕本已处于半解体状态的上海工业，因资本家大批逃走，更加萧条，失业人数激增；许多工厂发不出工资，工人只能拿到本厂卖不掉的产品。 还有大量的难民、乞丐、小偷、惯匪、妓女等。 真是千头万绪，陈毅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压力。 5月29日，陈毅找来了淞沪警备区司令郭化若，指出：上海的地下党只有人民保安队，不搞接管，凡是伸手搞接管的统统抓起来审查；对于散兵游勇，可以让干部战士带着才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兵去收容，他们认得准，叫得应；对于那些流氓，要找头子，每一个区，每一个地段都有流氓头子的，调查清楚，出了事找他们；至于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恶霸分子，先配合公安部门，在上海迅速地作一次调查，搞一个名单，完抓一批，不抓不行；为了维护治安，可以把军队拉出来，三五十步设一个岗哨，包括便衣哨，再加巡逻队，大街小巷，哨哨相望。 对于新政府来说，头等重要的是尽快恢复上海的生产和经济生活。6月2日，陈毅赴中国银行大楼四楼，出席了“产业界人士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是上海最大最有名的90余名资本家。其中有占有上海私营纺织业中最大户头的荣氏企业的代表荣毅仁；有国民党原招商局局长、拥有煤矿、水泥、码头、毛纺厂，本人已被国民党押逼到香港的大企业家刘鸿生的4个儿子，除了老六刘公诚是地下党员之外，其余三兄弟都毕业于英、美名牌大学；有在纺织业荣、郭、刘三大巨头中排位第三、刚摆脱国民党监视、4月15日从香港回来的刘靖基。这些资本家，自接到陈毅等署名请他们出席座谈会的大红请柬后，心中一直忐忑不安，他们不知共产党会怎样对待“有产”阶层、共产党会不会摆一场“鸿门宴”，像国民党惯常的手法一样，逼他们交出巨款？或者干脆把企业没收？ 下午2时，陈毅准时到达，顿时全场寂然。这天的陈毅布衣布鞋，在这群西装革履的实业家人物面前显得从容、随和、自信。在会场一端主位上落了座后，陈毅微笑地发了言：“工商界的朋友们，先向诸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毅，新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市长。我们到上海才几天，大家见见面，认识一下。我知道，你们对共产党还有顾虑，还有些怕，其实没什么可怕的。你们看我们今天到会的几位同志，不像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之徒吧？” 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了几分。接着，陈毅又说：“现在，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是十六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我看敲锣打鼓庆祝解放是必要的，但敲不出生产来，让我们井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 听到这儿，所有资本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私人企业不但不没收，共产党还要帮资本家发展生产，他们不觉又惊又喜。 陈毅又风趣他说：“我听说了，你们中间还有不少人是准备走的。要走我们也不强留，但以后后悔了，要回来，我们仍是欢迎的！我也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对共产党搞经济缺乏信心，抱着‘等着瞧’的态度看着我们，但我们共产党从不怕困难，我们可以从头学起，我们相信一定能治理好上海。” 说到这儿，陈毅的话锋一转：“当然，我也知道，你们中间有少数人是要反对我们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有斗争准备的，我们完全有办法对付那些违法破坏的人！” 陈毅的一席话，有“礼”有“兵”。会后，许多资本家心中有了一点“底”，共产党对资本家不但开绿灯，而且答应加点“油”。特别是陈毅，率直坦荡，开诚相见，使这些资本家头一次见识了与国民党政客阴险诡诈截然不同的共产党人。会后，荣毅仁回到家，一进门，就对满屋子焦急等待消息的家人兄弟以及各厂厂长大声说：“明天开工，明天就开工！” 人民政府刚一成立，又面临另一严重的挑战，如何让人民币在上海站住脚跟，成了考验新政府能力的又一重大难题。 早在丹阳时，接管干部就曾针对如何处理伪金圆券发生过争论。有的认为：“金圆券是国民党滥印发的，不值一张草纸，收兑的工作量太大，干脆作废。”有的则反对：“金圆券已经发到了人民手里，一旦作废，人民要受损失。”有的则叹息：“国民党作的孽，干嘛要我们负责？”曾山听了，严肃地说：“我们应该负责。1948年国民党搞市制改革，强迫市民交兑黄金、白银、外汇。连普通女工的银耳环也收兑了，黄金、白银给国民党收走了，留在上海市民、工人、职员手中的只有金圆券，我们不负责任，还算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在曾山的领导下，财委起草了一份用人民币收兑金圆券的报告，得到了华东局的同意。同时财委还提出：为避免市场发生混乱，在正式收兑金圆券之前，入城部队一律暂不用人民币，急需物品，由贸易处代理部办理。 5月30日，市军管会公布了1比10万的比价，即用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人民银行委托金市120家行庄同时开始收兑。起初规定只收兑票面10万以上的金圆券，后来知道有不少车夫、小贩等人还握有5万元的小票子，也要求兑换。虽然当时5 万元票面的金圆券，只值人民币5 角钱，但曾山立刻主张收兑，他报告陈毅，陈毅当即批准。消息一公布，围在银行门口的群众热烈鼓起掌来。市民们害怕金圆券就像害怕瘟疫一样，收兑金圆券工作进行十分顺利。 可是没有过几天，人民币的生存却遭到了严重的威胁。 财委发现：人民银行每天早上发出去的人民币，到了晚上几乎又全部回到银行来了。老百姓吃够了国民党恶性通货膨胀的苦，见了钞票就怕。他们只相信银元、黄金、美钞和实物，只要一拿到人民币，就赶紧去买米，调换银元。资本家则相信“工不如商，商不如屯”。只要能吃进金钞银元，日用必需品，物价涨一回他们就赚一回。在这种情形之下，银元贩子们乘机捣乱，哄抬银价，结果人民币币值直线下滑。进上海时，曾山曾估计100元人民币可以换一块银价。可是没过几天，6月2日，银价已涨到660元人民币一块。 到了4日早晨，银价已涨到1400元。如果不刹住这股狂涨之风，不要一个月，人民币就会被挤出上海。 已有资本家在预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可进不了上海。 更有甚者，银价涨，百物涨，人心惶惶，人们见东西就抢购，商人更是大囤大积。米、煤、油、布批发出去，很快就被吸得一空而尽。 面对严峻的挑战，6月4日，陈毅在市府大楼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对待银元投机？ 曾山首先介绍了情况，然后说：“如果再不把银元涨风刹住，再运多少物资到上海来也没有用。上海占全国贸易额一半，现在，全国陆续解放，进入上海的社会游资特别多，再往里抛多少物资也不行。上海市场一乱，立即会影响全国。天津、北平和其他各大城市、中小城市的银价物价也会紧跟着暴涨。最近，上海周围几个省每天都有电报来催问：解放才几天，上海的人民币跌得这么快，叫我们怎么稳定市场？” 会议讨论的结果，决定“先礼而后兵”，行政措施、经济措施一起上。 6月5日，财委向上海市场集中抛出了10万块银元，看看能否使银元价格回跌。结果杯水车薪，10万银元被一吸而空，银价依旧上涨，投机活动依然猖獗。 同日，上海市各家报刊、公私电台、影院剧场，发动了一场“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大规模宣传运动。成千的工人、学生在街上贴标语，说快板，演出活报剧，有的还当面质问和劝说银元贩子停止活动，声势不能说不大，但投机买卖仍在公开和暗地进行。 在大会上，陈毅一次又一次劝说和警告大搞投机活动的“阔佬”。 “我诚恳劝告你们赶快洗手不干！银元涨，米价涨，百物都要涨，这样下去上海人民是不会答应的，就会要求我这个当市长的采取断然措施！人民政府反对不教而诛，但如果教而不信，一意孤行，那就不要讲我没有警告过你们。” 可是投机者根本不听。 他们根本不相信共产党几个“土包子”能拿得出什么绝招。6月7日，银价已涨到了1800元。看来，这场“银市之战”非“升级”不可了，不动用人民民主专政的的国家机器是不行了。 6月7日晚上，华东局开会。即将率第二野战军西征入川的刘伯承、邓小平也参加了。会上，陈毅指出：目前这场“银币之战”已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把主要投机者一网打尽，主要是要取缔操纵银元金钞的大本营证券大楼。这几天，我们已派人多次化装进入证券大楼，将上下内外各条通道和各种可能的逃路都检查清楚了，已拟好了一个周密详尽的方案，抓住这批人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了。但麻烦的是：这批投机奸商多年来与一些民族资本家甚至与某些知名人士有交往，或沾亲带故。我们一旦采取强制行动会不会引起他们的波动？到底对这批人是办还是不办？ 最后，一向以办事果敢利落著称的邓小平拍了板，他爽快地说：“我觉得还是干掉它。有人要喊冤枉，不管它，谁个叫他违法投机？自食其果。共产党不能什么都宽大，否则还以为我们被几个投机者商人吓住了。我们自己有煤、有米、有群众、不怕它！” 作出决定后，陈毅又用电话报告了中央。12小时后，毛泽东亲自回话表示赞同。 6月10日上午10时，由公安局长李士英、公安总队副师长刘德胜带领两营部队，400名便衣公安人员，分5路出动，突然包围并严密封锁了整座证券大楼，并宣布：立即停止一切买卖，不许进出，禁止打电话与外界联系，原地等候询问和搜查。楼内2000多人，立即愣住了。经过两天一夜逐个盘查后，先后释放了1863人，最后扣押了250名主犯。 给投机好商当头一棒的消息，霎时传遍了上海。震动了江浙两省，震动了整个华东，影响波及全国。6月11日，银元“袁头”从2000元猛泻至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左右。6月12日，米价再跌一成，食油跌价一成半！ 共产党的这一仗打得十分干净漂亮。31年后，一位工商界人士谈起这一事作时说：“就从查封证券大楼之后，我们开始相信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上海资本家第一次领教了共产党和陈毅的‘厉害’。大家暗地里告诫自己：向人民政府耍滑头，多半是要‘吃瘪’的”。 在查封了证券大楼后，“银币之战”并没有结束。12日，中国银行挂牌收兑银元，“袁头”1200元，“孙头”或“船洋”1140元，“鹰洋”或“龙洋”900元。同时限期收存外币，严禁其在市场上流通。货币投机的路一步步被堵死了。与此同时，中央对从全国各地调拨了大批粮、煤、棉花等物资支援上海。 之后，为了切实保证人民群众手中的人民币不因生活必需品涨价而贬值，陈毅和曾山、方毅等经过研究，决定在华东37个城市举办“折实单位”储蓄。所谓“折实单位”包括4样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中白梗米1升、十二磅龙头细布1尺、花生油1两和普通煤球1 斤。这4样东西的价格一有涨落，每一折实单位的牌价也跟着涨落。市民今天按折实单位的牌价将人民币存入银行，改天去取时，人民币数字会有所不同，但仍相当于存入时折合的同样数量的米、布、油、煤4样实物，外加应得的利息。这样一来，职工的货币工资便能保值。“折实储蓄”受到了市民热烈拥护，他们踊跃储存。中国银行在开办“析实储蓄”的头3天，就收存了30余万个“折实单位”。后来，职工的工资也按折实单位计算，保证工资能随物价上涨，使人心更趋安定，而且这种方法，在物质困难的情况下，对稳定市场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稳定金融秩序的同时，人民政府又积极组织复课、复工，使失学学生回到学校，使失业工人回到工厂。不久新政府又赢得了反对帝国主义经济封锁斗争的胜利。共产党人在上海这个新的经济战线上初试锋芒，大开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取得了经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敌人制造的困难刚刚稍减，天公又不作美。7月24日深夜，一场特大的台风挟着雷电暴雨袭击了上海，刹那间灯火俱灭，一片漆黑，到处都充斥着房屋的倒坍声和人们的恐叫声……陈毅连夜冒雨赶到市府办公室，小车不能开，乘大卡车走，最后大卡车也不能开了，他柱着一根棍子，赤足涉水到了办公室。很快他就查明了灾情：浦东海塘决堤，几十万郊区农民遭灾涌向了市区。市区水深数尺；棚户区房屋倒坍三分之一；几十万亩农田被淹……陈毅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在大世界设立难民收容所，井通令全市学校、电影剧院和会馆等公共场所安置难民，进行施粥和医疗；驻郊区的部队立即开赴决堤处，堵坝疏河，巡逻救护；市区部队火速出动，抢救灾民出险，紧急转运物资。陈毅力争把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 但陈毅并不就此罢手。事后，陈毅追问：“为什么事先没有气象预报？” 细查之下，发现《解放日报》在灾前10天当中未登过一次气象预报。再进一步查的结果，发现公用事业的一个单位曾经上报过说太平洋发现台风，可能在上海登陆。报告送到了军管会办公室，却被一负责同志批上“保密”两字，被密存起来了。 事情清楚后，陈毅拿着这份写着“保密”两字的报告，语重心长地对干部们说：“空袭，不光是美蒋的飞机，还有老天爷的台风暴雨哩！飞机只能屙几个蛋，台风暴雨不但顶上来，还从地上翻江倒海一起来，比美蒋的飞机还厉害。要是我们早知道，采取预防措施，就会减少损失。管理大城市，我们确实没有经验，要对革命对人民负责，还得要学科学知识。这次事件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希望大家以后好好学习！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学习公用的应当成为电气工程师，学习工务的要成为土木工程师……只有自己先成为内行，才能懂得领导。” 前进的道路不是笔直的，战士们的思想在繁华的上海不可能不起波动。 随着的时间推移，在驻军战士中，有的觉得睡地板太不舒服了，就擅入民宅找好房子住；有的觉得身上黄里透白的军装太寒碜了，看到工人下班后着装讲究就眼红；有的认为自己流血流汗打下了上海，看到军管人员出出进进坐小汽车心里不服气；还有的认为打下南京、上海，革命就到底了，该向后转去解决个人问题了……这些不稳定的思想状态，引起了华东局、三野、上海市军管会和警备区一些领导人的注意，并为此多次召开会议给战士们敲警钟。 1949年7月1日前夕，华东局，上海市府召开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党员干部大会。在会上，陈毅、邓小平、粟裕就部队中出现的一些不健康思想苗头发表了讲话。 陈毅说：我们党28年来英勇奋斗，就是为了今天，为了建设幸福的生活。 解放上海最有功劳的是龙华的烈士，是他们开头，我们最后完成。许多烈士家属二三十年受国民党的气，我们暂时受点苦有什么了不起！ 同志们睡地板事小，解放上海事大，影响全国、全世界，这好比一粒芝麻和一座泰山相比。我们今天到上海这样繁华的地方，“头三天最好”，但保持良好纪律是不容易的，要把守纪律看得同打上海一样重要。纪律好，是人民军队革命性质的表现。纪律不好，我们就得天天向人民赔礼道歉。国民党到上海“五子登科”丧失了人心；我们到上海坐“文明监狱”——指不准随便外出、不准进驻民房等等，赢得了人心。军管人员有人办公事，出来坐小汽车，是工作的需要，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对的。希望同志们继续奋斗，完成警备任务。 邓小平接着说：从渡江到进上海，华东局和总前委对三野是很满意的。 虽然很满意，但是有了缺点就要批评，如果不批评，就不能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就不能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高一步。三野今后虽无大仗可打，但是担子仍然很重。华东地区，过去是官僚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最集中的地方，海岸线最长，敌人要和我们做文章的话，首先会从这个地方开始。像银元投机，就是敌人作的一次试探性进攻。我们过去是在小湖里游泳，今后是在大海中游泳。已经接触到的问题就这样复杂，今后还有好多的问题没有接触到，要好好学习，掌握政策，组织力量，统一步调。特别要防骄防腐。功臣自居，是政治上衰亡的开始。……现在淹死我们的条件都具备了，我们的同志要好好注意，从吃穿住，从克服惰性和官僚主义，从防止外界引诱做起，要为建设新中国着想。 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在上海地下党的配合下，在上海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上海的接管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这一事件表明共产党人不单在军事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在政治上、经济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它的顺利接管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十二章 进军福建 提前入闽，是为了提早解放全中国。苏南籍战士牢骚满腹：跟着叶飞就得倒霉！叶飞四次入闽，回首往事不胜感慨！蒋介石说：台湾即头颅，福建即手足，无福建何以保台湾？朱绍良心里直犯嘀咕：固守福州，结果只能是上海第二！省参议员极为不满：福建变成外省人的殖民地了。李宗仁十分愤怒：一介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 渡江战役和淞沪战役的顺利进行，加快了解放战争的步伐。为了统一和加强华东地区军队与地方武装的领导，1949年5月至7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第三野战军所属部队的部分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 5月1日，华东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遵、袁也烈任副司令员，袁也烈兼参谋长。 同日，南京警备区成立。司令员何以祥，政治委员张藩，淮海战役中起义将领何基沣任副司令员。 5月7日，皖南军区成立。刘飞任司令员，牛树才任政治委员，万振西任参谋长。下辖芜当军分区（司令员黄光明，政治委员张亮）、池州军分区（司令员金行生）、徽州军分区（司令员符成珍，政治委员王知行）、宣城军分区（司令员赖富）。 5月19日，浙江军区成立。第七兵团司令王建安兼任司令员，谭震林、谭启龙兼任政治委员。下辖嘉兴军分区（司令员胡定千，政治委员钱敏）、宁波军分区（司令员谢福林，政治委员陈伟达）、衙州军分区（司令员于怀安，政治委员彭胜标）、建德军分区（司令员赵凌汉，政治委员崔健）、温州军分区（司令员夏云飞，政治委员龙跃）、临海军分区（司令员于德水，政治委员余纪一）、丽水军分区（司令员傅振军，代政治委员彭瑞林）、金华军分区（司令员杨信，政治委员冯起）、临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凡）、绍兴军分区（司令员方明胜，政治委员张雨帆）、杭州警备区（司令员何志斌，政治委员宋献章）。 5月28日，淞沪警备区（后改称上海警备区）成立。郭化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维先任副司令员，张克侠任参谋长。下辖吴淤要塞（政治委员张缉光）、第九十七师、第九十八师、第九十九师、第一零零师。 6月中旬，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与华东军区领导机关合并（名义上仍独自保留）。 7月10日，第三野战军和华东军区领导机关移驻南京。 同月，第八兵团部、第三野战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和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合并，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华东军事政治大学。陈毅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陈士榘任副校长，钟期光任副政治委员，聂凤智任教育长，余立金任政治部主任。下设浙江分校（校长王建安兼，政治委员谭震林兼）、福建分校（校长叶飞兼，政治委员张鼎丞兼）、山东分校（校长丛容滋）。 第三野战军在调整领导机构之际，前线的进攻并未稍停。 正当上海战役进行得热火朝天之时，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就给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新的作战任务：“解放上海之后即可迅速进兵东南，提早入闽。” 中央原计划1950年解放福建全省的。 早在1949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目前形势和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指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并确定“1949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大部，其中有的省则是全部。”对福建，中央当时确定的任务为相机占领靠近浙江的闽北一些地区，1950年再解放全省。当时中央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基于下述考虑，虽然“不但就军事上来说，而且就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说，国民党政权是被我基本地打倒了”。但是人民解放军渡江占领了京沪杭长江三角洲以后，需要一段巩固消化时期。因为这一带是蒋介石的老巢、他的发迹地，同时也是江浙财阀的发源地，帝国主义长期侵占中国的集结地，又是当时中国比较富庶地区，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必不甘心从这一带撤走，必然会千方百计破坏这一区域，因此人民解放军把这个烂摊子收拾起来后，必然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去复苏这一区域。也只有复苏了这一富庶地区后，人民解放军才能依靠这里的人力物力，进军福建、两广、大西南，继而解放全中国。 另外，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决定1950年解放全中国，也是基于帝国主义有可能直接干涉中国革命这一考虑。在指示中，毛泽东说得很明白：“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是形势的发展比中央和毛主席的预想要顺利得多、快得多。渡江战役，敌人千里江防，一夜崩溃，南京地区的敌军全被歼灭，上海之战，守敌大部分被歼灭，残敌逃掉不多，杭州顺手而得，国民党政权四分五裂，蒋介石李宗仁权力之争日趋激烈、明显，美帝国主义自始至终未敢动手，而且似有抛弃蒋介石之嫌。针对上述情形，为了一鼓作气追歼土崩瓦解的国民党军，也为了最后消除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危险，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决定提前一年解放全中国。 5月23日，毛泽东、中央军委电示三野：“你们应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同时中央军委、毛泽东电示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并指示：“二野目前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须的，有此准备即可能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同时也指出：“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对于一野、四野，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也作了相应部署。 提早入闽与提前一年解放全中国是紧密相关的。对于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这一战略决策，叶飞同志在几十年后写的回忆录中仍感慨他说：“这一战略决策，充分地表现了毛主席伟大的气魄和超人的胆略，充分表现了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思想。现在重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感觉更为深刻。” 提早入闽的作战任务由第三野战军的第十兵团完成。当时第三野战军有4个兵团，15个军共60余万人。 三野的第二十四军北调山东，准备攻击由美国军队和国民党军联合驻守的青岛（第二十四军尚未到达时，美军和国民党军就已撤逃）。第七兵团准备解放舟山群岛，第八兵团警备宁沪杭地区并进行剿匪（兵团部随即撤销），最强的主力第九兵团在苏南休整训练，准备以后渡海攻台，第十兵团则负责进军福建。第十兵团是渡江战役前组建的，下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共10万余人。 第十兵团的干部战士大多数属于山东籍、江苏籍，尤其是二十九军的干部不少就是家住苏南和上海的，眼看着兄弟部队警备上海，卫戍苏南，而自己却要冒暑南征，不免心生埋怨。苏南籍的个别同志闹思想情绪：“跟着管文蔚多好，他是丹阳人，我们就在苏南军区了。跟着叶飞就倒霉了，要到福建去；韦国清是兵团政委，说不定还要跟着他到广西去哩！” 针对十兵团干部战士们的思想状况，5月26日，三野前委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了进军福建的动员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十兵团所属各部队团以上军政干部。会上陈毅同志发表了讲话。他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指出蒋介石在丢失了上海后，目前正妄想以台湾为据点，以东南沿海为屏障，处心积虑地进行“反攻复国”的阴谋。为了粉碎蒋介石的美梦，人民解放军必须迅速进军东南，解放福建。同时陈毅针对当时有些干部在胜利形势下滋长的骄傲轻敌情绪和留恋京沪杭的思想进行了批评教育，强调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要痛打落水狗。最后陈毅号召十兵团全体指战员，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去战胜一切艰苦和困难，彻底消灭残敌，建立新功。 陈毅的一番动员化解了十兵团一部分干部战士心中的埋怨情绪。许多干部战士对于承担进军福建艰巨作战任务有了一种光荣感。他们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我门去解放福建，这是对我军的信任。”有的说：“解放了京、沪、杭，好比锯倒了一棵大树，还没有挖根。要不挖根哪，它会发芽长枝，到那时候再动手，可就费劲了！”有的说：“要刨根，全靠动作快，我们现在不怕敌人多，吃不了；就怕跑得慢，围不上。” 中央军委和第三野战军前委在选择第十兵团进军福建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主要与十兵团司令叶飞有关。同时，为了第十兵团进入福建后开展工作的方便，入闽前，中央和三野特派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任福建省委书记兼兵团政治委员，入闽后主持福建地方党政工作。 叶飞，这位具有菲律宾血统的人民解放军老资格将领，年少时就活跃在闽东大地。曾担任过共青团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共青团福建中心市委书记，参与创建闽东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任闽东特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独立师政委。红军长征后，他在福建领导军民坚恃了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他领导的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团，北上抗日，从此他离开了福建，但在福建尤其在闽东，他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正因为如此，叶飞回忆说：“毛主席至少有三次要把他派回福建。” 1944年底，毛主席曾电令叶飞率一个主力旅随粟裕主力旅之后，南下浙江西部天目山，横渡富春江，与浙东游击纵队会合，尔后再继续南下浙南，进入闽浙赣老苏区。1945年4月叶飞率部抵达浙江东部长兴地区，后由于抗日形势迅猛发展，叶飞第一次率部返福建的计划被搁置起来了。 1947年7月，毛泽东在指示刘、邓大军“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之际，同时电示：“叶（飞）陶（勇）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其步骤：第一步于现地休整数日，迅速歼击泰安、大汶口、肥城、平阴、东阿、东平地区之敌，占领该区，以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时间在该区域内（或在聊城）完成休息、补充，配备干部及政治动员；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两广纵队受叶陶指挥，随同南下。并请考虑成立东南分局，子恢、鼎丞、曾山前往主持。” 7月29日毛主席再次电示：“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飞纵队再加他部，取道皖西或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 由于当时叶飞纵队正从膝县、邹县战斗中撤出，回师向东，然后又转头向鲁西南突围，没有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因而叶陶两纵未能南下执行上述任务。1948年1月，毛主席又拟由粟裕任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率华野一、四、六纵队组成一兵团渡江南进。当时毛泽东设想一兵团在湖北的宜昌至监利的几个地段渡江入湘西，或从洪湖，沔阳地区渡江进入鄂南，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或一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边。后来，由于中央军委和毛主席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华野继续依托中原、华东两解放区，会同中原野战军作战，同意华野一兵团在整训结束以后，4至8个月内，暂不向江南作战略机动，以便集中力量，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这样，毛主席要叶飞第三次率军去福建的计划被放弃了。 张鼎丞，福建永定人，早年长期活跃在闽西地区，是闽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担任过特委书记，纵队政委，中华苏维埃土地人民委员和福建省苏维埃主席。红军长征后，他继续在闽西领导军民坚持游击战争，任闽西军政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期间，随新四军北上抗日，从此离开福建。 张鼎丞参加革命早，因而粟裕等尊称他为“张老”。在福建张鼎丞颇有威望，尤其在闽西，老百姓称他为“土地爷”。 由于叶飞、张鼎丞对福建人地两熟，在福建颇有群众基础，因而中央决定派十兵团挺进福建。 5月27日中午，解放上海之战刚一结束，十兵团就接到三野前委的命令：未担任警备任务各军于战斗结束后撤至市郊休息，十兵团全部进行入闽准备。 第十兵团于是在刚解放了上海之后，就撤出了上海，集结于苏州、常熟、嘉兴一带休整，进行紧张的入闽作战准备。 由于三野司令部认为逃到福建的蒋军，都是残兵败将，不会有大的战斗，因此三野原计划只使用十兵团的两个军进入福建境内作战。叶飞不同意三野司令部这一做法。他认为，凭他二三十年代在厦门、福建做地下秘密工作以及后来在闽东坚持3年游击战争对福建的了解，以两个军进入福建作战兵力不足，于是叶飞向华东局和三野司令部建议：以十兵团全部3个军担任解放福州、厦门及福建全省的任务。华东局和三野司令部同意了叶飞建议，并且为防备在解放福州、厦门时美帝国主义的可能介入，进行军事干涉，以二野主力控制浙赣线，掩护第十兵团完成上述任务。 由于上海战役期间第十兵团担负西线作战，伤亡较大，部队经过半个多月战斗相当疲劳，而入闽的准备工作，配备干部、调整组织、政治动员、接管准备，都需要时间，因此叶飞向华东局和三野司令部建议，部队不宜马上出发，先休整1个月。华东局报党中央后，批准了十兵团的意见。 要解放福建，对于第十兵团来说，军事上面临的问题远比接管面临的问题小一些。当时张鼎丞就认为“经营福建的最大困难是干部力量不足。”福建历来有“八闽”之称，自元代开始，就设有建宁、延平、邵武、汀州、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八路或八府。全省共有80多个县，福州是省府，厦门是对外的重要口岸，福、厦都是所谓五口通商城市。因此接管和经营福建，必须有1个省级、2个市级、8个地区级、80多个县级的党政领导班子和业务领导干部。由于解放福建战争的提前，当时张鼎丞手中只有由太岳、太行地区调集来的1 套区党委、6套地委专署的4000多名干部，而接管浙江就用了8000名干部。接管干部的不足颇使张鼎丞烦恼，后叶飞给张出主意，通过陈丕显（时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在苏南地区商调了2套市级领导班子的干部，又从上海、苏州吸收了几百名知识青年，这样共有5000余名干部，可以组成福建省委及各级党政机构。之后，张鼎丞领导接管干部紧张地进行接管福建的准备。 十兵团在苏州、常熟、嘉兴一线休整之际，蒋介石一刻也未空闲。 5月27日上海的失守对于蒋介石来说又是心灵上一个新的创伤。他的许多野心、他的许多计划连同他把美国在上海拖入中国内战泥潭中的美梦都化为灰烬。几天下来，他变老了许多。 5月底，蒋介石终于结束了长达半月之久的海上漂流，飞抵台湾。由于对陈诚防务的不放心，他先后居住在阳明山和高雄寿山。初到台湾，蒋氏的心情十分悒郁。 从蒋经国的日记中，可看出一些端倪。 6月1日，“霪雨初晴，精神为之一振，但很快地又感觉到是愁苦。连夜多梦，睡眠不安”。 6月9日，“昨晚夜色澄朗，在住宅前静坐观赏。海天无际，白云苍驹，变幻无常，遥念故乡，深感流亡之苦”。 烦闷归烦闷，痛苦归痛苦，此时的蒋介石并没有甘心就此输给老对手中共，他还想挣扎，还要与中共再较量。因此就在这“多梦”“睡眠不安”之际，蒋氏又拟定了一个新的防御计划。在计划中，台湾防务为第一，这既是他最后的落脚点，也是他日后反攻大陆的基地。为了守住台湾，蒋氏认为首先有必要守住东南沿海地区，它们是台湾的屏障；其次是舟山、马公、金门、澎湖一线。6月初，江苏全省已被解放，浙江仅剩以定海为中心的舟山群岛，只有福建省还算完整，因而对于蒋介石来说，当务之急，是部署福建的防务。 蒋介石一向重视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福建。不仅因为这些地区物产丰富，是台湾的天然屏障，而且因为这些地区紧靠海岸有直接得到盟邦物资支援的便利。早在蒋氏第三次下野前的20多天，他就在南京黄埔路官邸召见独立第五十师师长李以劻说：“福建非常重要，没有福建就没有台湾。你到福建协助李良荣主席注意闽浙边区、闽粤边区和闽台之间的联系。你所带的独立第五十师是战略预备师，是美械装备，应好好训练，作为防卫福建的有生力量。” 1949年5月初，当蒋介百乘江静轮驶离上海，预料该城不久即将陷落时，他对蒋经国说：“中国最佳的希望在沿海的抵抗，藉此可与自由世界维持其联系。” 其时防守福建的国民党兵力严重不足，除李以劻独立第五十师装备精良，兵员充足外，其余全是渡江战役和淞沪战役失败后溃逃到福建的残兵败将，不是缺枪少弹就是少衣无粮。这些残兵败将到达福建后经暂时整编，在福建的国民党兵力共有3个兵团7个军，为：李延年第六兵团暂辖李天霞第七十三军、劳冠英第七十四军、于兆龙第九十六军，该兵团负责防守闽江以北地区；李良荣第二十二兵团辖沈向奎第五军、陈士章第二十五军，该兵团防守闽南泉州到厦门地区；刘汝明第八兵团辖曹福林第五十五军、刘汝珍第六十八军，该兵团防守闽西南龙岩到漳州地区。此外还有以侯镜如、方先觉为正、副团长的公署军官团。福建省总兵力不足18万人，统归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指挥。 防守福建的国民党士兵不仅数量不足，而且军心涣散，军纪废弛，己无作战的信心。自4月下旬长江江防被解放军突破，5月下旬上海被解放军占领后，国民党一败再败，许多部队自4月下旬至5月中旬20多天中，狂泻2000里以上，惟恐跑得慢，根本无心作战。6月初第二野战军一部长驱进入闽北、第三野战军一部长驱进入闽东后，退守福建闽江以北的国民党部队均不想再战，只想渡过闽江逃往闽南去苟全性命。福建绥署主任朱绍良，蒋介石下野安排在福建的一枚重要棋子，面对残兵败将，士气低落，也不想固守福州。尽管自人民解放军一部进入福建境内之后，蒋介石在上海及马公岛一再电令，要他在福州附近构筑一个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作坚强的防卫作战准备。可朱绍良根本就没有在福州建筑半永久性的工事，只是要陈士章在福州西北，要李以圆在福州大小北岭，王修身在福州东北，构筑一线野战工事，应付一下。而且福建的一些元老也反对蒋介石在福州决战，以免地方靡烂，反对最激烈的当属“福建上将”萨镇冰和陈绍宽。 1949年6月21日上午，蒋介石亲临福州市，一来为鼓励士气，收揽人心，一来为了表示他坚守福州的决心。原计划在福州省府召集党政军重要人员开会和谈话的，后蒋介石因听说福州情况复杂，不敢入城。 上午9时30分，蒋介石在福州市南郊飞机场办公大楼召开临时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淞沪战役败军统帅汤恩伯，福州绥署副主任吴石、参谋长范诵尧（兼代福建保安司令），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副司令官梁栋新、参谋长任同棠、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土章，第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第七十四军军长劳冠英、第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第一零六军军长王修身、独立第三十七师师长吉星丈、独立第五十师师长李以劻，各军的师长、各师的团长、联勤总部第一补给分区司令缨启贤及其直辖通信兵团、监护团的团长，福州绥署各处处长、第六兵团司令部各处处长与绥署、兵团部直辖的宪兵、警卫、特务、水警等独立团团长，各军各师的副军长、副师长等80余人。此外，国民党总裁办公室主任俞济时、参军兼福州警察局长施觉民、总裁警卫室主任兼厦门司令石祖德、总裁机要秘书曹圣芬等均行列席。 会议一开始，蒋介石就严肃地说：“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危局和共匪作斗争。但想起总理生前的付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正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和共产党作殊死战。个人引退半年来，没有片刻忘怀久经患难的袍泽，望大家戮力同心，争取最后胜利。”说到这儿，蒋介石竭力表示振奋的样子，并且脸上露出微笑。 接着蒋介石总结了前段战事，他说：“三年来各战场均失败，主要原因固然是我诚不足以感矣，也由于各级将领无德无能。我己听说了福建守军装备情况，除独立第五十师李以劻部兵员武器充实外，其余全省各军兵员、武器均差得很多。这个问题当前靠征兵、靠美援，俱难济于事，特别武器一项不易解决。美械愈来愈难，国械各兵工厂俱在大后方，每月产量有限，全国分配不足之数相差甚巨。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盟邦美国，自抗日后期由于我国政略胜利，得到美援，美械的装备，六七年以来已装备我军将近100个师，并有其他重武器、化学武器。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目下存在菲律宾及日本冲绳基地的武器有限。盟邦看到我们屡打败仗，将它援助的东西转而送给了敌人，并壮大了敌人，朝野俱有不满，认为援蒋等于援共，真使我惭愧之至。现在武器来源不容易，大家再不知艰难，随便遗弃武器如阔少爷一样，就只有束手待擒。依当前情况，将来美械补充困难，就是国械土造也难如数补充。敌人把我们的武器抢去，部队战力强大起来，把我们的兵俘去，反过枪头来杀我们，的确是我们奇耻。如果大家不下决心，以一死报国，将为百代的罪人。”说到这里，蒋介石的语调不觉低沉了下去。然后他眼盯着七十四军军长劳冠英说：“劳军长，你听清楚没有？你所带的部队，就是有人没有枪，何等可耻！各军师长、团长回到部队去，要传达我的指示，人人做到爱枪如命。” 最后蒋介石讲到了会议的主题——固守福建。他说：“守长江及浙江的部队溃退到福建，是在5月上旬。当时敌匪陈毅主力攻上海，只刘伯承一部跟踪入闽。所幸敌人摸不清福州底细，所以没有长驱直入。如果敌人洞悉你们狼狈状态，一个团就可以占领福州了。你们任兵团、绥区司令的，只顾逃命，弃盔丢甲，沿途扰民，来到福建。我姑念前劳，未令国防部严加追究。除裁撤大单位外，把大家保留下来，编余的悉有安置。现在各部队士气不振，军纪废弛，据报当师长、团长、营长的仍想南逃，有些未经批准竟擅去台湾。对福建兵要之地竞失去信心，良可浩叹！大家应该知道台湾将是党国的复兴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异于寻常。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以福建而言，守不住闽江以北，闽南也难以确保。今后大家要树立雄心壮志，和共匪顽强斗下去。最迟到明年春，世界反共联军就会和我们一道驱逐赤俄势力，清除赤色恐怖。希望大家回去转达所属，知道我的希望与决心。在共匪未入福建之前，迅速整顿，作保卫福建的准备，用自己热血来巩固台湾，国土就一定能够恢复。” 会上，蒋介石就福建防务作出下列决定： 1 、进入福建之解放军，在6月16日以前，除第二野刘伯承部一个军进入福建北部，占古田之解放军不足一个师。第三野陈毅部占上海后，现在浙江休息，进入闽东边境的仅一小部。现在守备闽江以北地区的第七十四军，第一零六军（会后蒋介石命人点编发现人员严重不足，撤销番号与第九十六军合并为一个军）、第二十五军及独立五十师、独立三十七师仍固守罗源、连江迄福州西北大湖、雪峰、古田附近之线。 2 、第九十六军及独立第五十师作收复古田的准备；收复古田后应加以固守，以巩固福州外围据点（古田位于福州西北约100公里，四面皆山，城厢位置很低，乃福州通往闽北至浙江必经之道。蒋介石十分看重古田，认为它是福州外围唯一战略要点，不占据古田难以确保福州，7月下旬于兆龙、李以劻率一部分兵力向古田搜索前进，先头部队受到解放军阻击后，于兆龙、李以劻鉴于第十兵团先头部队已抵古田，“收复”古田已不可能，上报朱绍良请示机宜。朱复电，放弃占领古田计划，李以劻撤回大湖转为守备，于兆龙部也调整部署。于是蒋氏期望占领古田的幻想，也便冰消云散不再重提。 3 、第七十三军仍确守平潭岛，加强据点，实行清乡，并封锁福清海口与平潭岛间交通，严格检查。 4 、驻漳龙地区之第八兵团、泉厦地区之二十二兵团不北调。闽江以北兵力不足，将由台湾抽调增防，并加强重火力的配置。 5 、原决定独立第五十师调金门归还二十二兵团建制暂缓实施，容收复古田后再定。 6 、守福州的二十五军、一零六军及七十四军之第二十三师迅速加强工事，近郊要点应构成半永久性工事以资固守，征工征料由福州绥署统一计划之。 以上统由福州绥署朱主任速作调整布置。 后勤补给方面，蒋介石在会议上也作了安排。 （甲）在闽各军，有兵员而武器不足者，由福州补给区迅将存于高雄约两个师的国械装备运闽，先行发给守备连江、平潭之七十二、七十四两个军，其余平均酌量补充，以资应急。不足之数，另行由后方设法调用一部。 （乙）在闽美械装备部队（如独立第五十师）之弹药，尽速由台湾补给区补足三个数。马尾弹库所存之国械弹药，速行发足闽江以北各军，以资备战。 （丙）军粮缺乏，系由船只困难迟误所致，决由福州绥署主任朱绍良与联勤副总司令兼台湾港口司令何世礼协商定运，不得再误。 （丁）部队服装不足情形，限6月底清查确实数量，由福州补给区向台湾补给区补每人一套夏服，此事由第一补给分区司令缨启贤火速办妥，迟误即究。 （戊）马尾要塞重建工程及福州防御工程费用，另案预算。能就地征用者，速行构筑，不得延误。 会后，蒋介石又分别召见了朱绍良、汤恩伯、李延年、王修身、陈士章、劳冠英、于兆龙、吉星文、李以劻等9人，或则当面打气，或则查问人事，或则指定任务，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多疑、独裁和某些暗中的布置，下面择其要者一述。 蒋介石传见朱绍良时，主要谈以下几个问题： （1）征询朱对东南行政长官人选的意见。蒋为了拉拢朱绍良为自己卖命，表示他和陈诚都认为由朱担任最合适。朱一听，赶紧表示，恐难胜任，陈诚担任东南行政长官比较合适。因为陈诚熟悉台情，而且过去历任军政部长、参谋总长多年，对东南各省军政人事、指挥调度较为便利。其实蒋氏心中早就定下陈诚充任东南军政长官，他提出此点，不过是试探朱的态度。 （2）蒋希望朱绍良在调整部署之后，共军未进攻之前，如情况许可，到闽南视察，并亲到漳州和刘汝明见面，消除前嫌，以示同舟共济之意（刘与朱因一向不在一个战场或地区相处，原无宿怨。5月上旬，刘率第八兵团南窜抵闽北建匝，照理进入福建应受福建最高指挥部——福州“绥靖”公署的指挥，可刘进入闽境数百里，竟不向朱报告情况。后朱派少将高参汤位东到建瓯和刘联络，刘傲慢不理睬。朱绍良为此特向蒋介石控告刘企图不明。后刘兵团的五十五军七十四师李益智部，在南窜途中迷失方向，与该兵团失去联系，擅自窜抵福州附近，朱绍良立即派人收容并想加以改编。这颇让刘恼怒，向蒋告状。因此刘入闽近两个月未与朱主任照面，连电报往返也很少。刘朱矛盾很使蒋介石不安，他认为这不利于守卫福建。 （3）蒋要求朱绍良认真督饬各区专员、县长，加强地方团队，利用党团骨干征集志愿兵，配合正规军作战。 （4）蒋要朱对于地方参议会，一面要设法“诱导”，叫他们不要轻率提出反政府的意见；一面亦要立威，对在地方上有煽动行为者，加以严厉处置，借以慑众。 （5）蒋再次对朱绍良说明福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希望朱在战前多加计划、部署，并实行督战，以稳定局势。 接着蒋介石传见了汤恩伯，要汤对福建备战作全面性的计划，分“大陆要点守备”与“沿海岛屿守备”两案具报，并要求汤在共军未继续南进前，着重乘舰沿海岛屿布防，加强督练，整饬官兵颓唐现象。 蒋介石最后传见了独立第五十师师长李以劻，谈的内容比较多。李以劻在淮海战役期间，是蒋介石派到前线战场去的战地视察官，这种“监军”明查暗访，有事均“直达天听”，颇有“钦差大臣”的特殊使命，是蒋氏的一种特别耳目，一般只有亲信才可担任这类差事。 蒋介石首先要李报告自离开总统府半年来在福建地区所见到的重要事情。然后蒋问道：“据报朱一民主任每天醉酒吟诗，对备战很松弛，是否属实？” 李回答：“他饮白兰地酒是经常的，但不很醉。得空时，爱和福州官僚、文人聊天，有时和省府秘书长曾小鲁吟吟诗。他对福建备战，不很积极。表面看来很平静，但对守住福州信心不大。两月前李汉魂（时任李代总统府参军长）来榕，朱要我作陪。席间李汉魂对朱说，历史上守福建没有成功的先例，劝朱注意调整部署。朱当时曾表示：‘国家成败兴亡定于数，非人力所能挽回’。前月萨镇冰、陈绍宽、了超五、何震等人向商人筹款，组成福州市民自卫队300人，目的是在将来国军撤退前后，由自卫队临时维持治安。这件事，事前是得到朱主任默许的。如今校长要我们死守福州，上述这些事情，请校长估计一下。”蒋听后亲自记下。 蒋又问：“加强福州工事问题，我一再向顾总长说过，要国防部赶快进行。也一再函告朱一民加紧构成半永久性建筑，作持久战打算。但是据报，福州工事做得太差，没有一点计划。是否征工征料难，还是福州绥署不奉行我的指示，到底是什么原因？” 李回答说：“在福州外围，野战工事有了一点，但很薄弱。有计划的守备问题，福州绥署并未明确区分任务。至于半永久性筑城一点没有。福州市长何震说，在福州做工事，征工征料不易，除非政府拿出钱来，再说即使有了坚固工事如上海，又能守多久？”蒋介石听到这儿，一边摇头感叹，一边问何震的出身及其平日言行。 蒋问：“福州绥署副主任吴石，自由国防部史料局长调回福建以后，据报有厌战论调，并曾多次向人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你听他讲过这些话么？他在陆军大学任教时，你在陆大肄业，听过他的课么？你谈谈他的情况吧！”（注：1950年吴石因福建特务头子王调勋告发有通共嫌疑，被蒋介石杀害于台北。） 李小心地回答说：“1940年我考入陆大时，吴已调走了，没有听过他的课。1942年我从陆大毕业，回第九战区工作，路经广西参加柳州陆大同学聚餐时，才和他认识。 1947年我在国防部工作时，曾与他见过几次面。他是从战略上来谈勘乱问题的。他认为长期打下去，会把我们拖败，在战场上要想三年五载将共军消灭实不可能。因战线长、战场宽，在江西围剿三年尚不成，何况今天共党羽毛已丰乎？”接着李义报告一些吴石的近事，他说：“今年5月底他来福州，不久邀我至他家中吃饭，当时他说过：福州易攻难守，最大的地障是背靠乌龙江；福建是山岳地区，便于打游击，而打游击又是共党的起家本事，我们的游击本领比共党差多了。又说，从三年国共战争来看，今日的国民党，无可战之将，亦无可战之兵，他这个绥署副主任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样也是个饭桶。又说，当今之计，从政略、战略、战术、战斗诸方面看，一线之望或可持久者是守岛屿，因共方无战船不能水战。”蒋听后急忙记下。 蒋又问：“福建省参议会在我引退时，据报曾策划反对征兵，连招募志愿兵也反对，是否属实？他们也曾主张过‘闽人治闽’和‘联省自治’，是否属实？福建人对中央还有什么不满的？” 李说：“福建省参议会议长丁超五及大部分省参议员，排外心理很重。唯闽南、闽北两派地域观念的隔阂，在意见上也不完全一致。总的说来，以闽北人尤以福州的土绅、官僚、政客、退投将校为甚。例如去年年底校长派我来福州兼任师长时，当时在南京和福州就有许多人骂过李良荣主席，认为李丢尽了福建人的脸，在福州成立一个独立师，还要用一个广东人来当师长。今年春天，总统府参军施觉民调兼福州警察局长，第三局高参于天宠调任闽北师管区司令，参议会均大加反对，认为‘福建人只配当兵，不配当官’。他们说，福建成为浙江和其他外省人的殖民地了。又说，‘真奇怪，共产党对福建人不轻视，还出了一个邓子恢任中原政府主席，在国民党则空空如也，连本省主席也要外省人来当。国民党对福建人薄待至此，这种兵还能应征么？’这些事情，与守福建、守福州的困难是分不开的，请校长注意这些言论的影响。至于‘联省自治’或福建自治问题，在校长引退以后，他们认为大势已去，朝廷无主，只有各自为政。这种论调在3 月间还有所闻，近月来却没有听到了。”蒋听后略记了记。 蒋又问：“李司令官（李延年）对战局信心怎样？吃大烟的瘾戒了没有？是否还常常搓麻将，他有什么困难？” 李说：“近月来，李司令官的思想十分消极悲观。他前月告诉我：自总统引退后，人心大变，战也亡，不战也亡，这是中华民国的国运问题。现在福建尽是败亡之将，惊弓之鸟，只知上骗总统，下压官兵，对上浮报，对下克扣，打起仗来只知保全性命。至于他本人，生活腐化，校长是清楚的；他到福州后，仍喜欢吸大烟，打麻将。不过他打仗有办法，算断敌情比较精确，气量较宏，统驭上也较服从。李本人对总统是忠实的，但对陈总长（陈诚）则非常不满，在思想上亲何（应钦）、轻陈的倾向是一贯的。他非常担心日后陈诚作他的顶头上司不放过他。”蒋听罢频频点头，没有作记录。 上述对话中，蒋氏前一个“据报”，后一个“据报”，可见他所“据”的“报”不止一处。蒋氏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一向喜欢设置层层种种特务组织，从各方面监视所属人员举动，同时又让他们相互监视，以便控制。当局势于他不利之际，他更加疑神疑鬼，连部下的饮酒吟诗，全在他监察范围之列。这成了他极权统治的一大特色。 李以劻谈完李延年情况后，蒋介石说：“时间到了，我不进城了。原想进城巡视，看看福州父老的，容下次再来吧！”说完他又转身问：“还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困难？” 李说：“关于收复古田之事，这个任务比较困难。九十六军是杂牌军，构成复杂，兵员装备又不充足，即使攻下古田，只怕也难固守，当前福州外围兵力单薄，加上军粮不足，补给线太长，攻守都有困难。校长不是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目前共军正在休整，这是共军作战惯例。我们守闽江以北的部队有8万之众，如果在陈毅主力未入闽进攻福州之前，有计划地将主力撤过闽江这一条非常不利的地障，逐步抵抗至闽南，这对持久作战很有利，对巩固台湾外围，更有实际效果。我向校长提出这些，并不是怕死，而是从大局着想。” 蒋介石听完，叹了一口气，说：“你当我的学生，难道不知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安定人心的重要性么？没有军队还有国家么？保存军力是重要的，但福州过早落入共匪手里，其政治影响甚大。台湾人半数以上原籍福建，对故乡十分关怀。南洋一带的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他们知道福州失了，就更误以为我们国民党彻底失败了。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了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所以为了大局，福州是必须死守的。希望你体会我的心事，放胆去做，只要将领有必胜信心，处绝地也可以生。同时，你应明白，我们政略是成功的（意指依靠美国），有我领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复兴。” 蒋说完了一番聊以自慰又慰他人的话以后，下午3时，由朱绍良陪同赴飞机场。3时30分，“美龄”号飞机起飞离开福州，朱绍良赶紧宣布“各回原防，听候具体指示后行动。” 根据福州会议精神，6月25日蒋介石成立了东南军政长官公吾，统一指挥浙江（其时浙江仅剩下以定海为中心的舟山群岛未解放，为周喦、石觉、郭忏等部所盘踞）、福建、广东、台湾四省军政事宜。东南军政长官为蒋氏心腹爱将陈诚、王东原、罗卓英副之。7月1日，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开始行使职权。由于陈诚主要活动在台湾岛，蒋介石对东南沿海的防务仍不放心，不久任命了淞沪战役败军之将汤恩伯为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并有逐步取代朱绍良的意思。 6月27日，蒋介石在台北召开了东南军政会议。苏、浙、闽、粤、台五省主席，闽粤绥靖主任，各兵团司令或副司令，各绥署参谋长、驻台各军师长均规定出席。在会上蒋介石再次重申了确保台湾，作为“复兴”中华民国基地，集中可能集中的力量，巩固东南各省防务，借以巩固台湾外围屏障的决心。 8月15日，蒋介石写信给福州绥署主任、省主席朱绍良：“西南方面另有事借重，请将福州绥署任务交汤恩伯同志照料，即来台北。”次日起汤恩伯就取代8个月前出任此职的朱绍良，负起实际责任。 朱绍良原是蒋介石心腹人物之一，这次之所以被撤，一则因为他对福州防务不甚尽心。福州会议后，朱绍良对构筑半永久性工事仍不热心，这主要由于他对坚守福州没有信心，认为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南有乌龙江、东临大海，背水之地，如何能固守？何况福州贫困，征工征料很是困难。另则据李宗仁说，朱的被撤是因为7月下旬朱绍良对李的福州之访太过热情，因而引起了蒋的猜忌。其时李蒋争权已白热化。李事后回忆说：“蒋先生是个多疑而睚眦必报的人，心胸极狭，朱绍良偶一不慎，便由心腹股肱转眼之间变成仇人了。” 蒋介石撤销朱绍良委任汤恩伯之时，李宗仁代总统一无所知。事后蒋派一秘书到广州，要阎锡山的行政院对汤恩伯出任福建省府主席兼福州绥署主任予以追任。 李宗仁对此极为愤慨，当即对阎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面前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况且蒋介石如要在幕后干预行政，尽可向行政院建议。今政府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却要追任既成事实，实在太不像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作主席。” 阎锡山苦笑着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他如果看重法统，也不至有今天了。现在汤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们反对也反对不了，说出去反而有损政府威信。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 李宗仁只好再次忍气吞声，一个星期后，李宗仁副署任命。 蒋介石一心固守东南沿海和台湾，是以牺牲华南为代价的，这必然引起一部分南迁广州的国民党要员和两广地方实力派的反对，这样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守粤之争。 南京政府南迁广州以后，守卫广州这个临时国都遂成了问题。国民党南迁要员和两广地方实力派，都认为保卫广东远比据守沿海某些据点重要得多，希望蒋介石将嫡系部队调到大庾岭以北地区，与白崇禧所指挥的兵力紧密联系，并肩作战。6月20日，广州国民党中央于广东“绥靖”公署二楼会议厅召开中常会讨论华南防卫问题。会上顾祝同首先报告上海撤守以后的军事形势。接着参谋次长萧毅肃发言，指出胡宗南于5 月20日退出西安后，转进四川；宋希濂兵团也自华中入川。因此保卫华南部队，只有白崇禧的3个军。 对于国防部如此军事部署，吴铁城大为不满，没等萧毅肃发言完毕，他马上站起来说：国防部这种兵力部署，根本没有保卫华南或广东的决心，为什么汤恩伯部从上海撤出时，不移军广东，而撤到福建沿海？刘安琪部从青岛撤出为什么远去海南岛而不调驻粤北？从这些部署看，国防部只准备守住沿海一些岛屿，从来没有制订保卫华南的整个军事计划。吴认为国防部的做法是“本末倒置”。最后吴铁城责问：“我愿意知道，国防部这样部署兵力，究竟是谁的主意？” 吴的一番责问，使新上任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和参谋总长顾祝同面面相觑，不吭一声。接着马超俊发言，他也同意吴铁城的意见。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最后顾祝同不得不说：“所有部队调动和兵力部署，以及有关构筑防御工事，都是由总裁亲自决定的。”会议最终不欢而散。 蒋介石如此军事部署，不仅是为自己留一后路，同时也是想置令他头疼的桂系李、白军于孤立境地，借中共之手将其消灭。 李代总统很清楚蒋氏的用心，这之后李宗仁三番五次逼蒋介石更改军事部署。7月中旬，蒋介石赴粤后，李宗仁就守卫广东问题与蒋当面摊牌。蒋答应考虑后再说，而实际上他从未考虑过更改军事部署。7月28日，李宗仁亲自赴台北见蒋介石，再度要求集中兵力保卫广东，同时请蒋允许白崇禧主持国防部工作。蒋答复说：胡宗南、宋希濂反对白崇禧任国防部长，胡、宋二人手握重兵，又负有西南保卫之责，故他二人意见不能不考虑。对集中兵力保卫广东一事，蒋说目前兵力有限，不能防守大庾岭以北地区。李宗仁台北之行空乎而归，心中很不痛快。 这之后，李宗仁多次重提防守广州问题。蒋介石虽然声称广州保卫战是“决定最后成败的一战”，而实际上他已命退至海南岛的蒋家军胡琏兵团向闽南靠拢，致使粤北门户洞开。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广州。蒋、李防粤之争以李宗仁失败而告终。但也就在这件事上，使李宗仁下定决心：“王八蛋才去台湾！” 7月2日，刚休整了一个月的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就在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的率领下从苏州、常熟、嘉兴等地冒暑南进。 在此之前，第二野战军的杨勇兵团驻扎在上饶，以一个师前出南平。6月上旬，叶飞派第二十九军参谋长梁灵光率领一个工兵营为先遣队进抵建瓯，同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建立联系，了解情况，整修公路，筹措粮秣。 福建是东南沿海地势最高的一省，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0％，因而进军福建的最大困难就是交通不便，武夷山、洞宫山、雁荡山、仙霞山、括苍山等高1000米以上，山峦连绵，道路崎岖，村庄分散，人烟稀少，仅有的几条公路也因多年失修，加上国民党军撤退时桥梁大部被破坏，都无法通车。 河道也因水急，土石壅塞，大多不能利用，就是能利用的几条河道，船只载量也极小。 先遣队的任务十分艰巨。他们先乘汽车出发，途经嘉兴、杭州、衢县到浦城。由于浦城以南公路已被敌人破坏，先遣队不得已改为步行，经水吉、建阳等地，6月20日前后到达建瓯，与在这里坚持斗争的曾镜冰胜利会师。 曾镜冰，海南琼山县人。1927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1933年4月到闽北，以后在黄道同志领导下，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新四军北上后，曾镜冰留在福建坚持斗争，1938年后任福建省委书记，以后任闽浙赣省委书记，被选为七届中央候补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他在福建仍坚持武装斗争，任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 先遣队与曾镜冰领导的游击队会师以后，6月底在建瓯县城广场召开庆祝会师大会。这次大会推进了福建人民群众踊跃支前。会师后，曾镜冰和当地其他领导同志在听取了梁灵光汇报后，立即进行了研究和布置：黄扆禹配合后勤先遣组负责支前粮草工作，粘文华负责支前交通工作，苏华同志潜入福州收集敌情和做好接管福州的准备工作，曾镜冰则亲自出任建瓯军管会主任。 先遣队的果敢能干为十兵团大军南下扫清了障碍。 十兵团大部队7月2日自浙江嘉兴东站上车，沿浙赣路西行，分别在浙江江山县和江西上饶下车，尔后分兵两路进军福建。一路由二十八军、三十一军组成，在兵团部率领下，在江山下车后，经浦城长驱250余公里，向建阳、建瓯进发；一路由二十九军组成，在上饶下车后，经崇安行程200余里，向福建北边挺进。为了侦察宁海、温州方向敌军动向，保障东翼安全，叶飞同时派出一个侦察营由金华下车后，经丽水、云和一线，行程340公里，抵达福建寿宁、福安地区。 时值炎夏，一路上十兵团广大指战员行军十分艰苦。古语云：六腊月，不动兵。何况广大指战员还须身负数十斤重的武器、装备和粮食，爬山越岭。艰苦的行军使十兵团每天因中暑而非战斗减员的人数不断增加。 福建北边山区多是老革命根据地。一路上，十兵团不断得到闽北山区游击队的帮助。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就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在这里举行了著名的古田会议。1929年毛泽东曾写了一首诗记录这段光辉历程：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叶飞部队进入福建境内后，人民游击队就主动为部队当向导，侦察敌情，配合作战，山区人民也动员起来，为部队筹集粮草，修桥筑路，还在山村路口摆下茶水站，热情欢迎解放大军。 行军尽管艰难，在人民游击队的支持下，在胜利信念的鼓舞下，第十兵团于7月下旬胜利到达建瓯、南平、古田地区，并立即展开了对敌进攻的准备工作。根据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和福建的敌情、地形、交通条件及我军状况，叶飞、韦国清决定，首先围歼福州守敌，控制福建中部，打开局面，然后乘胜南下，续歼泉州、漳州、厦门地区之敌，解放全省。 福州是福建的省会，又名榕城，当时人口50万，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港口之一。福州位于闽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形易守难攻。7月初，当十兵团大举入闽后，蒋介石坐卧不安，又一次从台北飞临福州，亲自督战，并将李延年的第六兵团计6万余众全部布防于福州及外围山区，又火速从台湾运来第五十二军刘玉章部的第二十五师一个加强团附山炮团一连，增防马尾港，以保障福州与闽江口的交通要冲。蒋介石打算阻滞共军于福州外围山区。事后证明，蒋介石的这一如意算盘并不如意。 进攻福州的作战方案当时叶飞拟定了两个。 一是采取大迂回，断敌陆上、海上退路，向南迂回，占领福州以南的福清、宏路，截断福厦公路，分割福州朱绍良兵团和厦门方向汤恩伯兵团的联系，截断福州之敌从福厦公路南逃的退路。执行这个方案的困难较大，因为向南迂回的部队，必须从尤溪出发，翻越百余公里崇山峻岭，然后从永泰钻出来，攻占东张，才能夺取福清、宏路。这一路全程200多公里，山多，山高，没有公路和大路，只有山路小径，不能携带大炮、山炮，只能轻装。 一是向东迂回，攻占马尾，断敌海上退路。 两个方案相比较，前者不但艰苦，而且非常危险。担任攻占马尾任务的部队，只有2天路程；而选择第一方案，部队则必须走5天，武器弹药不算，每人还需自带5天粮食，翻山越岭，天气酷热，长途跋涉，部队必然十分疲劳，以疲惫之师，插入福州、泉州之间，一旦遭到敌人南北夹击，必将全军覆灭。但如果采取第二个方案，虽然比较稳妥，但由于没有大迂回占领福清、宏路，不能断敌陆上向南退路，即使追得再快，也不能顺利通过闽江桥，渡过乌龙江，这样可能会变成赶鸭子，无法全歼敌人。 叶飞与张鼎丞、韦国清再三权衡后，决心采取第一方案，实行大迂回，在福州外围撒下一张大网，以求全歼福州之敌。 8月11日起叶飞兵团发起福州外围战斗。三路大军远程迂回，三面包围，形成了强大的钳形攻势，锐不可挡。 右路，二十九军从南平出发，翻越沙县、永泰大山，之后强渡闽江，沿江南岸长途奔袭500余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入敌后，在闽中游击队配合下，连克永泰、福清等重镇，控制了福厦公路，截断了福州之敌和厦门之敌之间的联系，并堵截了福州之敌南逃。 中路，二十八军，担任由古田向福州正面攻占的任务。 左路，从古田出发，担任攻占马尾、断敌海上逃路的任务，得手后即由马尾向福州攻击前进。8月13日晨，左路军向丹阳守敌进攻，10时占丹阳，继而向连江方向攻击，16日攻取连江城，歼敌第七十四军，一部、二十五军大部。这之后，东路军袭马尾港，封锁闽江口。 英雄的济南第二团，在夜袭马尾港战斗中，犹如神兵天降，一个团的敌人还没来得及穿上裤子就被歼灭了。被俘的蒋军军官事后沮丧他说：“开始听到枪响，以为是自己的队伍又在搞什么演习啦，后来清醒过来，已经晚了！” 16日，十兵团三路大军己兵临福州城下，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福州国民党守军仓皇分路钻隙向厦门、平潭岛逃窜，沿途迭遭人民解放军伏击，损失重大，溃不成军。独立第五十师亦宣告起义。这时，朱绍良、李延年眼看要当俘虏，便不顾蒋介石的“死守”命令，匆匆爬上飞机逃往台湾。 17日拂晓，第十兵团向福州发起总攻，守敌一片混乱，很快福州城被拿下了。福州解放了。 第二十九军乘胜追击和堵截福州逃路，经连日追堵，至23日，仅7天时间，就将逃敌大部歼灭于福清西北地区。福州战役胜利结束。 福州战役，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计歼敌福州“绥靖”公署，第六兵团，第二十五军军部，第九十六军军部，第四十师，第一零八师，第二零一师，第二一二师，第二一六师，第二一八师，第三一八师，独立第三十七师、独立第五十师等部，共35400余人。十兵团伤1789人。福州战役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解放福建全省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十三章 漳厦之战 先金后厦，还是先厦后金？叶飞颇费思量。重兵守厦门，蒋介石企图最后一搏。蒋经国说：美国的白皮书，是宣布政府的死亡证明书，并暗示如何料理后事。张发奎劝李宗仁做张学良、杨虎城第二。李宗仁忍无可忍，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严辞训蒋。叶飞说：我一生打仗走过两步险棋，攻打厦门算一回。汤恩伯本是瓮中之鳖，但侥幸从海上逃脱。 福州解放后的第三天，即1949年8月25日，经中央军委批准，福建军区成立。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领导机关兼福建军区领导机关，叶飞兼任司令员，张鼎丞兼任政治委员，成钧兼任副司令员，刘培善兼任政治部主任，陈铁君兼任副参谋长。下辖8个军分区，分别为：建阳军分区（司令员闻盛森、政治委员陈桂芳）、南平军分区（司令员郭廷万、政治委员贾良民）、福建军分区（司令员陈挺，政治委员王毅之）、闽侯军分区（司令员黄永山、政治委员郝可明）、晋江军分区（司令员叶克守、政治委员张慧如）、龙溪军分区（司令员李成尧、政治委员卢叨）、永安军分区（司令员林乃清、政治委员王敬群）、龙岩军分区（司令员王胜、政治委员范元辉）。 与福建军区建立的同时，福州市成立了军管会，第十兵团政委韦国清担任军管会主任，负责接管福州工作。叶飞则率十兵团主力继续南下，肃清闽南漳泉地区之敌，尔后再向厦门，金门两岛进击。 福州失守后，蒋介石急忙重新调整了指挥系统，撤销了福州绥署和第六兵团建制，由汤恩伯接任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统一指挥刘汝明八兵团、胡琏十二兵团和李良荣的二十二兵团，并将兵力收缩防守厦门、金门、漳州和潮汕等几个大据点。蒋介石如此部署兵力，目的是希望凭借厦门海岛的有利地形和要塞原有的永久性工事来抵抗共军的进攻。 福州战役结束后，第十兵团主力即位于福州、福清地区进行短期休整。 同时第十兵团司令叶飞令第二十八军一个师渡过闽江，向甫推进。在闽中游击队的配合下，至9月中旬，先后解放了惠安、泉州、蒲田、安海、围头、莲河、平漳、南目等广大地区，为十兵团主力南下开辟了道路。 为了贯彻解放福建全省的既定决心，第十兵团部决定迅速率主力南下组织漳厦金战役。 依据闽南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第十兵团司令部决定漳厦金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歼灭以漳州为中心的厦门、金门两岛外围陆上残敌；第二阶段歼灭厦门、金门等岛上残兵。 具体部署为：第三十一军及第二十九军一部执行第一阶段作战任务。第三十一军进至南安、安溪地区集结后，分往同安、长泰，直趋漳州，横扫该地及厦门以西、以南陆上各点守敌，不使其逃入岛上；第二十九军一部由泉州以南地区出发，攻歼厦门以北澳头、集美等地守敌，以配合第三十一军肃清大陆残敌。第二阶段作战任务区分为：第三十一军及第二十九军主力会攻厦门，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各以一部而以二十八军为主攻击金门，并争取同时击破两岛。另为扫除我军南下作战的海上障碍，并为金厦作战准备船只，决定以第二十八军主力及第二十九军一部于战役发起前攻下平潭岛。 部队在休整期间，依据新的作战任务和福州战役的经验进行了思想上、政治上的深入动员，使全体官兵进一步树立“解放全福州、建设新福建”的决心和信心，迅速整顿了战斗组织，安置了伤病员。 9月10日前后，第十兵团主力陆续在叶飞司令员率领下从集结地出发。 为了锻炼部队适应海上作战，南下时叶飞特命令第二十八军两个师沿海南下。 第一阶段作战十分顺利。 第二十八军主力经过约半个月的渡海准备后，9月14日攻占了大陈岛；16日攻占了平潭岛，俘敌第七十四、第七十三军六七千人；17日又攻下了大小库岛、塘屿等地，完成了预定作战任务。 与此同时，第二十九军也不甘落后，9月11日攻占湄州岛，16日攻下南日岛，随后主力南下。18日，二十九军一部由泉州以南向澳头、集美地区攻击前进。19日，进占马巷，守敌西逃，二十九军继续跟追，各路追击部队与逃敌战至25日，先后攻克海澄、港尾、嵩屿、集美等要点，歼敌第六十八军等大部，共约1. 7万余人。 当二十八军、二十九军顺利进军之际，第三十一军按照部署9月18日由南安、安溪地区，分两路向漳州攻击前进。19日，攻占同安、角尾、长泰、南靖等地。守敌惧歼，仓皇逃跑。22日，三十一军渡过九龙江攻占海澄、浮宫，25日漳州解放。至此，三十一军先后攻克岛美、嵩屿、高埔一线厦门外围阵地。 第一阶段作战，十兵团共歼敌2.3万余人，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的阵地，形成了对厦金两岛三面包围的态势。 第三十一军先头部队越过九龙江后，在南靖西北与坚持敌后斗争的闽粤赣边区纵队第八支队胜利会师，率队前来会师的是边区纵队参谋主任王汉杰。其时，边纵司令刘永生已率领一、二、七团西去江西会昌，与南下的四野大军会师。在此之前，边纵在闽西的部队已解放了武平、连城、清流、丰顺、龙岩、安溪、永清、漳平等县。会师后，边纵积极配合第十兵团解放了平和、漳浦、云霄、沼安等县城。 闽粤赣边区纵队在敌后坚持武装斗争长达30余年，到漳厦战役发起时，队伍已发展为2000余人。司令员为刘永生、政委魏金水、副司令员铁坚、副政委朱曼平。与三野会师以后，边纵分别受福建军区和广东军区领导。 边纵司令刘永生，福建上杭人，因长期坚持地下斗争，成了一个传奇人物，在闽粤赣边区，他的大名妇孺皆知，群众给他编了不少故事，而且越传越奇。早在1927年，刘永生就参加了闽西农民运动。1928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领导参与著名的金砂暴动。之后，他担任永新县革命委员会军事部长兼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独立团团长、独立八团团长、永东游击司令员，打了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留在闽西南继续坚持斗争，担任闽西南武装经济工作总队总队长、王涛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粤东游击支队支队长、闽粤赣边总队总队长、闽粤赣边纵队司令员。会师以后，刘永生调任兵团兼福建军区副司令员。 第十兵团在结束了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后，开始准备实施漳厦战役中更艰巨更关键的第二阶段作战：攻打厦门、金门二岛。 厦门为福建南部的重要军港和商埠，当时人口约17万，靠大陆较近，海峡最窄处约1公里。该岛长13公里，宽11公里，分南北两半部。市区位于南半部的西南岛，岛上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大部分岛岸场可登陆，东岸和北岸登陆较易，并利于向纵深发展。岛上交通便利，铺有网状公路。厦门岛的西南是鼓浪屿，那是座风景秀丽的孤屿，岛小崖陡，面积仅有1.09平方公里，距厦门岛约700余米，距大陆最近处约1100米。由于四周多是礁石陡壁，能登陆地段不多。厦门和鼓浪屿均有一些永久性的要塞工事。在易于登陆的地段，蒋军又新修了一些土木工事，设置了一些障碍物。 金门岛位于厦门岛以东10公里，北距大陆约9公里，分为大小金门两岛，在军事上向来金厦并称，相邻并列，唇齿相依，所以十兵团原计划金厦一起攻取。后因情况变化，才决定先打厦门。关于这些情况后有详述。 据史书记载，宋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就在名叫鹭屿的海岛上筑塞设防。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为了抵抗倭寇侵扰，江夏侯周德兴奉命在鹭屿建造城堡，命名厦门城，取大陆如华厦，鹭屿即门户，坚守门户保大厦之意。同时，在鹭屿东面的浯州屿筑城，命名金门城，取金汤永固、雄镇海门的意思。从此就称为厦门、金门两岛。明清两代都有重兵驻守，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都在这里战斗过，明末清初，公元1646年，郑成功起兵于浯州、南澳抗清，并于公元1661年，以厦门、金门和漳州部分沿海地带为寨，发战舰数百艘东征，收复台湾。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军始终把厦门岛作为重点进攻目标，先后两次进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为大举入侵东南内陆，早在1938年5月就占领厦金两岛，直至被迫投降之时，才由当时的中国政府收回。 厦金两岛的重要性，国民党是十分清楚的。当时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说得很清楚：“金厦的得失，对台湾国军进守之势，均有莫大的影响”，“本省（指台湾）应该尽一切的力量，来支援金厦战事，以保全这一个重要的反攻基地。” 蒋介石的确是拼凑了当时所能收罗到的“一切力量”投向金厦。 厦门守敌为汤恩伯集团五十五军全部、一六六师及六十八军从漳州方向逃来的余部，总兵力近3万余人。具体部署是：以装备充足的七十四师3 个团守厦门北半岛；以一八一师守东南面；以二十九师1 个团和要塞守各总队，六十八军残部等守厦门市区；以二十九师两个团守鼓浪屿。在阵地编成上，分有前沿阵地、主抗阵地和纵深核心阵地，阵地内的工事大部分为钢筋水泥结构。前沿阵地敷设雷区、铁丝网、鹿砦、外壕，构成要塞环形防御体系。 为了给厦门守军壮胆打气，国民党军政首脑接二连三地从台湾来厦门“巡视”，还由台湾派来劳军慰问。汤恩伯、刘汝明、毛森等吹嘘厦门防御“固若金汤”，“守三五年没有问题”。 对于厦门，蒋介石一向是看重的。自8月17日他一再下令死守的福州没有几天就被共军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以后，蒋介石就在忧虑厦门的防守问题。 早在上海战役期间，蒋介石就曾对汤恩伯说过：“台湾为民族复兴的基地，舟山、马祖、金（门）、厦（门）等地至为重要，必要时应增加其守备。” 之后，蒋介石一再督促汤恩伯加固厦门的工事，作好固守厦门的计划。 1949年9月1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汤思伯等：“闽浙诸匪如要攻我海岛根据地，其时期必在每月潮落之时，即阴历初十与二十日之十日间，下月即为阴历八月大潮汛，我军务须特别加紧准备。海空军尤应切实负责，朝夕不断搜索匪船，凡可通海口各内河之上游100 海里之内大小船泊，必须彻底肃清，空军更须低空侦察，勿使伪装之船舶所欺惑，以贻误大局。只要沿海与沿河离我前哨岛屿100海里内不使其船只躲藏与集结，则其即无法袭取我海岛；对于其舰船之伪装，尤应特别防制，千万勿忽。如果我舟山群岛与闽厦沿海各岛之基地，万一被偷袭或攻陷，则该区内陆海空军负责之各主官，必以失职误国之罪惩治，决不宽贷也。” 1949年8月，厦门危在旦夕已令蒋介石坐卧不安，然而更令他焦虑的是，在这个危难之际，他的美国主子公开指责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并且宣称要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出去。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为了反对蒋介石一再掣时李宗仁，提前发表了一本在全世界引起反响的白皮书，此书全名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1944年至1949年时期》。在美国简称为《中国白皮书》，在中国一般称为《美中关系白皮书》。在发表白皮书的同一天，艾奇逊发表了一项题为《美国对远东政策的基本原则》的声明，白皮书连同艾奇逊声明的发表，目的就是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作全面的辩护，并为美国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做舆论准备。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裴裴的话说：“在中国这场内战中，国务院没有失败，美国没有失败，失败的是别的什么人，我们无能为力，是我们之外的，非我们所能及的一种事物作出的裁决。”白皮书的结论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不是因为美援不足而造成的”，而是咎由自取。蒋经国对这份白皮书的评价是：“说得难听一点，无异是宣布我政府的死亡证明书，同时暗示如何办理后事。” 在白皮书中美国对中共伸出了橄榄枝，表示如果中共政权不倒向苏联一边，美国将会尊重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同时美国也表明，如果中共威胁到美洲安全，美国将不能坐视。 已经摸清了美国脉搏的中共断然对此不予理睬。毛泽东在北平连续执笔，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文章予以批驳。毛泽东指出：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就是帝国主义脱出常轨的表现。 白皮书的发表，对蒋介石不啻是雪上加霜，他深怨美国“自断其臂”。他以美国的左膀右臂自居，甘愿为美国的霸权效力，怎奈美国主子嫌他无用，把他一脚踢开。他哀叹道：“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湔雪也。” 白皮书的发表，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强烈的不满，他们纷纷要求蒋介石批判白皮书。蒋介石深知保台湾还要依靠美国，因而他只好采取打落门牙吞下肚的办法，回答说：“不必了。”同一日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上写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是冤枉的，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 其实，蒋介石对美国的白皮书一直未曾忘怀。8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再次指责马歇尔和艾奇逊的对华政策。他写道：“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这之后，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蒋介石的心情也愈来愈沉重。首先是他关心的东南沿海局势越来越糟，共军已发起漳厦战役外围之战，而且进展神速，9月底已抵厦门城下。其次西北战场一败再败，8月26日，解放军消灭了马步芳和马鸿奎的主力部队，解放了兰州。9月19日，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等39人宣布脱离国民党，绥远和平解放。不久，新疆省主席鲍尔汉、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于9月26日通电脱离国民党，新疆和平解放。“至此整个大西北军政局面，全部顿告瓦解。”而华中、华南战场更令蒋介石不堪回首。8月4日，湖南省主席程潜，华中“剿总”副总司令、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长沙和平解放。共军第四野战军长驱直入，直抵华南，广州这个临时国都岌岌可危，这使得桂系首领李宗仁代总统对他痛恨达到极点。 李宗仁怨恨蒋介石不无道理。自蒋介石在内外交困时把一堆烂摊子丢给李宗仁后，他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对李代总统施政的干扰。和谈问题、江防问题等等都因蒋介石的插手而使李宗仁下不了台。李宗仁深感，只要蒋介石一日不放权，他一日就不能有所作为。南京失守后，为了表示抗议，李代总统决心撤手不管，以飞广州的名义折回桂林，不理朝政。 当时的蒋介石见李宗仁真的动了气，而自己亲自赴穗主政又名不正言不顺，于是策动国民党元老居正、阎锡山、李文范3人随白崇禧赴桂林促驾，并带去一封亲笔信，信中首先指责李说：“现在党国处在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你身为代理总统，对党国、对人民负有不可旁贷的责任，岂能儿戏视之一走了事？”接着说：“我是国民党的总裁，就我的处境和地位来说，义应党存与存、你存我存。只有党存在，你存在，我才能存在。也只有你有前途，我自己才有前途，此外别无任何出路，决没有不全力支持你的道理。”最后表示只要李到广州来负责，除了出国一事“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外，从今以后“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问闻”，一切军、政、财权均可由李掌握，一定使李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队有军队。 蒋介石的话说得十分诚恳，保证也作得十分郑重，李宗仁不由得再次动心，决定5月7日飞抵广州，去为“党国”作最后5 分钟的努力。 对于李宗仁的幼稚，刘斐曾当面讥讽说：“你像那个童话故事里的那只猴子。有只猴子蹲在树上，有个捉猴人想把它捉住，但没有办法捉到手。后来他想了个主意，从怀中取出一只苹果来，向猴子再三诱惑，示意要把苹果给它，那猴子看见了苹果，果然垂涎三尺，跳来跳去，终于经不起诱惑，下树来取那只苹果，刚想把苹果抓上，却被捉猴人一把抓住，套上了锁链。” 果然李宗仁赴穗主政后，蒋介石自食其言，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在马公岛遥控军政大权。更有甚者，7月14日蒋介石率领大批随员抵达广州，命令政府成立一个超宪法机构的“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的愿望很快实现。 16日，“非常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亲任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此时蒋介石已由幕后走向台前，再次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之后，他就积极策划牺牲华南确保东南的阴谋。 对于蒋介石的为人和险恶的用心，桂系和粤系的许多重要人物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纷纷要求李宗仁扣留蒋介石。其中呼吁最激烈的当属张发奎。 张发奎作为粤系人物的名将和汪精卫的旧部下，对蒋介石一向深怀戒心。凭着他对蒋介石的了解，深感蒋介石决不会允许李宗仁独立支撑两广局面与他分庭抗礼，而要想保卫两广必须去掉蒋介石从背后的掣时，最好的办法是将蒋介石扣留于广州。 程潜起义后，广东已岌岌可危，张发奎再度向李宗仁建议：“把蒋介石扣起来，一如当年张学良、杨虎城之所为。你是代总统，居于合法地位，而蒋介石正处于兵败如山倒之际，他的旧部未必还那么尽忠于他。这是挽救广东危局的最后办法。” 可是李宗仁反对，他说：“这是徒招恶名，无朴实际的莽事。” 张发奎大失所望，一连说了几句：“德公，你太胆小，太胆小了！” 李宗仁苦笑说：“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的位置，你也不会干的。” 接着李宗仁解释说：“今日之下，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钱。蒋先生把兵调走，把钱存在台湾，我们纵然把蒋扣起来，第一不能把兵调回，第二不能把钱取出，则扣蒋又有何用？固然，蒋先生一连串拖垮两广局面的毒计是罪无可道，把他扣起来宣其罪状于天下，可以泄一时之愤，但我觉得处理国家大事，应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不可徒为泄一时之愤。现在失败的大局已定，不必于败亡前夕作无补于大局之事，为天下人笑！” 张叹息不止，无可奈何他说：“德公，你虽有宁人负我，我不负人之德，可人家未必领你的情。当断不断，反受其害！” 李宗仁无奈他说：“终归是要失败，最后维持一点失败的光荣不是很好吗？” 李宗仁虽有宋襄公之仁，却感动不了蒋先生。正因他的一意孤行，弄到广州指日可下的局面。蒋先生的“江山宁让共产党坐，也决不留给桂系”的计谋快要得逞了。 面对蒋先生的欺人太甚，李宗仁已忍无可忍。广州失守前，李宗仁专门约见了蒋介石。他已决定要严厉地教训蒋介石一顿，以稍纾胸中积愤。 谈话地点安排在梅花村蒋的行馆，时间是9月中旬。 二人坐定后，李宗仁的第一句话便令蒋介石异常刺耳。李一字一顿他说：“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 李宗仁的严肃使蒋介石感觉今天的谈话非比寻常，李氏一扫昔日的卑恭、奉承，蒋介石不由紧闭双唇。 李宗仁说：“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的地步，不得不畅所欲”接着李宗仁数说了蒋氏的罪状：“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责，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的话所然……凡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李宗仁越说越激愤：“你主政20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论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 “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以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在不成体统，当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的，可你无动于衷，你究竟作何感想？” 说到蒋介石下野后的幕后掣时，李宗仁更加激愤：“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等人一再声明，5 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可事实上，你的所作所为都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7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这些都是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李宗仁急急地数落了蒋介石一通后，本以为蒋介石会暴跳如雷、咆哮辩驳的，可蒋介石出人意料地自始至终未发一言，唯唯而听。李宗仁见蒋介石面色紧张尴尬，不置一词，他获得了心理上从未有过的满足，仿佛过去所受的一切窝囊气与遭到的挫折都从蒋介石的深默中得到了补偿，于是气势渐消，冷冷地起身告辞。 李宗仁劈头盖脑的一番指责让蒋介石难受了好一阵，因为这毕竟是他生平第一次听任别人训斥。 进入10月，蒋介石的处境更加艰难。10月1 日，他的老对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尽管他的老朋友美国宣布仍然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但第二天，苏联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此蒋介石非常担忧。当天蒋介石写下如下日记：“俄帝之承认匪伪政权，实乃既定事实，且为必有之事；而其所以如此急速，盖以我在联大控俄案通过，彼乃不能不出此一着，以作报复之行动耳。今后俄帝必与共党建立空军与海军，则我为势更劣，处境更艰，此为最大之顾虑。”的确是“最大顾虑”，一旦中共拥有海军和空军，蒋介石的弹丸之地台湾如何能保？ 10月7日，蒋介石乘船抵达形势已十分危急的厦门，随即马上召见了团长以上的将校训话，内容不外乎鼓气和督促守军精诚团结，尽忠尽力，不成功便成仁的老一套。训话结束后，蒋介石特意接见了汤恩伯，令汤死守厦门，巩固金门，“为公私争气”。事实上，蒋介石对能否守住金厦心中并没有底。为防备解放军随时都可能发起的进攻，他连有重兵把守的厦门都未敢进，只留在座舰上召见、宴请军官。 就在蒋介石、汤恩伯为如何守住厦门、金门精心策划之时，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叶飞也正在为如何打下厦门绞尽脑汁。 尽管漳厦战役的前期作战，第十兵团进展十分顺利，但是第十兵团对于攻取厦门这个要塞还是十分认真对待，进行充分准备的。这不仅因为厦门日本人构筑的工事十分隐蔽，与海礁、岩石颜色差不多，不易发现，而厦门岛离台湾又很近，敌人有海空军支援，而且也因为我十兵团完全没有渡海登陆作战的经验，又没有海空军的掩护。 第十兵团攻打厦门的作战准备主要是征集船只。大军渡海登陆，需要船只数量很大，筹集不易。第二十八军原本收罗了一些船，不料在平潭岛吹散了大部分，不得已只好继续在泉州湾搜集补充。第二十九军也在泉州湾征集船只，收获不大。第三十一军则在九龙江证船，得到的全是江船，江船平底，出海困难。由于船只不够，第十兵团司令叶飞不得不把攻击厦门、金门的时间推迟了三次。 要攻打厦门、金门，对于毫无渡海作战经验的十兵团广大干部战士来说，还必须学习气象知识。八九月份正是台风侵袭福建、浙江沿海的季节。由于不懂气象，在解放平潭时，第十兵团已领教了台风的厉害。当时部队登陆刚两个团，突然台风降临，刮了一整天，船只都被台风吹散。敌人的船只也被刮得稀烂，双方都未能增援。攻打厦门可不能再冒平潭之险了。众所周知，公元1281年，忽必烈出动10万大军攻打日本，因为遇上台风，这支所向无敌的骠悍大军全军覆没了。1944年12月，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占领菲律宾的明多罗，也由于强台风袭击，险遭全军覆没，损失仅次于珍珠港事件。由于有了平潭教训。叶飞命令十兵团干部战士虚心向老渔民学习，记住渔民所教的已传了一辈又一辈的谚语：“断虹现，天要变”：“马尾云，吹烂船”；“静海起浪头，渔船快回头”：“东吼叫，西吼叫，台风来到鼻梁梢”：“海水发烫，船莫出港”：“海水发臭，台风随到”…… 十兵团原定攻打厦、金两岛的作战有三个预案，即：“金厦并举”或“先金后厦”或“先厦后金”。这是9月26日在泉州召开的作战会议所确定的。 十兵团为了解放福建全省，争取迅速肃清厦金两岛的残敌，初拟第二十九军和第三十一军攻占厦门，同时第二十八军攻占金门。“金厦并举”完全是从军事角度考虑。因为从来在军事上金厦并称，金门厦门唇齿相依，相邻并列，扼台湾与大陆海上交通要冲，紧紧拱卫闽南大陆。这个方案的优点在于：可以造成国民党指挥及兵力火力的分散，使其顾此失彼，可求全歼。后来这个方案没有实行的主要原因是铅只不够，渡海登岛作战最关键的是船运问题。第十兵团不仅没有可用军舰，连渡长江时的木船也很难征集到。由于很难筹集到足够的船只，又考虑到再也不能延误战机了，所以只得放弃“金厦并举”的作战方案，改成“先金后厦”或“先厦后金”。当时兵团研究判断：如果先攻打金门，后攻打厦门，优点在于可以形成对厦门的完全包围，暴露厦门的侧背防御弱点，便于乘隙攻击，但缺点是厦门之敌势必成惊弓之鸟，未等我军转手攻厦，厦门蒋军就可能从海上逃跑，不能全歼。当然，如果“先厦后金”，金门之敌亦同样因惧歼而仓皇逃跑，攻下厦门后仓促决定进攻金门，就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先打厦门，敌情清楚，距离近，便于准备，攻击比较易于奏效。而且厦门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显然要比金门重要。 叶飞权衡再三，从情报中得知：厦门守军虽然在拼命作顽强固守的准备，但也显露出恐慌动摇之态。汤恩伯总部后方和厦门补给司令部移到小金门，巡防处也从厦门移到金门总部；军级以上指挥机关移至军舰上办公；技术兵团等撤往台湾。种种迹象表明，汤恩伯并没有坚守厦门的决心。叶飞认为，应该趁敌军士气瓦解之际，拿下厦门。 10月7日，叶飞把“先厦后金”方案电报第三野战军司令部。10月11日，第十兵团接到第三野司首长指示：“同意你们来电部署。依战役及战术要求，最好是按来电同时攻歼金厦两地之敌。如以5个师攻厦门（有把握），同时以两个师攻金门是否完全有把握？如考虑条件比较成熟则可同时发起攻击，否则是否以一部兵力（主要加强炮火封锁敌船阻援和截逃），箝制金门之敌，遂之攻歼厦门之敌。此案比较妥当，但有使金门之敌逃跑之最大坏处。究竟如何请你们依实情自行决定之，总之以充分准备有把握的发起战斗为宜。”兵团遵此指示，又鉴于船只不够，其时海上风向也不利于同时攻击金厦两岛，故决定首先以第三十一军及第二十九军主力共5个师攻歼厦门守敌，尔后再转移船只和兵力攻取金门。 厦门之战是解放战争一次成功的渡海登陆作战，是在不宜于航海的台风季节里，进攻有重点防守并有永久性工事的要塞岛屿。 进攻厦门之前，我攻厦部队依据作战计划，进行了紧张的渡海登陆战的准备工作。在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史上，这是第一次渡海登岛作战。对此，从兵团到连队都不敢轻率从事，除陆续收集足够的航海船只，增加对气象知识的了解外，对渡海航行的情况及岛上敌情、地形、都进行了调查研究，选择确定最合适的起渡时间、航行线路和登陆地段，部队普遍进行了渡海作战的动员教育。第一梯队还进行了必要的海上训练。 10月10日，第二十八军一部在第二十九军一个团的配合下，冒着急风暴雨向大嶝岛发起攻击。我攻击部队乘海水落潮，奋力涉过三四里远潮水过膝的海滩，突上大嶝岛，与岛上守敌展开了激战。经过反复冲杀，直至10日24时，全歼守敌二十五军四十五师一三四团全部、一三五团大部及第十八军十一师三十一团，胜利解放大嶝岛。战斗中，我二十八军八十五师二五一团五连作战英勇顽强，首先突破崎口下登陆点，又连续奋战击溃数倍于我之敌的20余次反击，在连队伤亡大，全连仅剩30多人的情况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浴血奋战，勇猛插入敌侧后，断敌退路，为配合兄弟部队全歼该岛守敌，保证战斗胜利，做出了贡献。二十八军党委在战后召开的第三届英模大会上，特授予该团五连为“大嶝岛战斗模范连”。11月晚，该团由大嶝岛乘胜攻击小嶝岛，全歼守敌第二十五军四十五师一三五团三营。 15日，我军另一团攻占离金门最近的小岛——角屿，歼敌3个连。至此，金厦外围之敌全部肃清。 15日黄昏，我军发起攻取厦门的战斗。 如何攻取厦门？ 叶飞断定敌人反击部队集中在厦门岛腰部。因此决定：首先渡海登陆强攻鼓浪屿，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纵深机动部队南援，这是佯攻方向；主攻方向则放在厦门岛北部高崎。 首先渡海登陆佯攻鼓浪屿，这是调动敌人很重要的一着棋。35年后，叶飞谈起厦门之战时说：“这是我又一次采取鲁南突围时使用一个师首先东进以调动敌人，然后主力突然向西突围的战法。当然，这是险着，我一生就用过这两次。” 攻击厦门的具体部署是：三十一军的九十一师及九十三师一个加强团，担任佯攻鼓浪屿任务；二十九军八十五师、八十六师和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在集美强大炮兵群的火力支援下，从西、北、东北登船，采取多箭头，在厦门北部高崎两侧30里的正面登陆突破，夺取高崎滩头阵地，然后向厦门继续攻击。同时，把二十八军配置在大小嶝岛、莲河、围头沿海阵地，监视金门国民党军，并以炮火压制金门进行牵制。 10月15日，进攻厦门的战斗从鼓浪屿拉开序幕。 下午4时30分，天气由晴转阴，东北风渐起，炮兵依原令提早30分钟开始进行破坏射击，但命中率不高。 18时，三十一军两个主攻团，即九十一师二七一团（济南第二团）和九十三师二七七团4个一梯队营，扬帆鼓桨，从海沧湾、沙坛湾，鱼贯而出，逆风行舟，分别驶向鼓浪屿。由于东北风越刮越猛，第三十一军突击船队遇风受阻，航行不利。当船队行至距岸200米左右时，鼓浪屿国民党守军开始以猛烈的火力拦阻。21时30分后，突击船队开始单船零星抵滩登陆。由于风浪大，部分船只被风漂回，大部分船只没能在预定的突破口抵滩，整个登陆部队在滩头遭到重大损伤。23时后，九十一师组织3个二梯队营起渡，也因风浪太大，大部分被吹回，只有两个排登陆上岸。尽管情况严重，突击部队干部战士仍奋力拼搏。在济南战役中荣获“青年战斗模范班”称号的二七一团一连八班，抵滩时遭敌火力严重杀伤，班长丛华滋高喊口号，带领全班勇猛突击上陆。副团长田军带领二连一个排单独于鼓浪屿西南面岩石下登陆后，连续炸开鹿砦、铁丝网，突入滩头地堡。九十一师炮兵二连政治指导员赵世堂在抵滩时，船只被击沉，他率领10余名战士强行涉水登陆，突入前沿阵地，直插日光岩西侧制高点，最后只剩下他一人，仍然坚持战斗。 三十一军的英勇顽强，造成了汤恩伯判断错误，他误以为鼓浪屿是共军主攻方向，立即将预备队一个师投入鼓浪屿，并将其控制于厦门腰部的机动部队南调，这就造成了我军从厦门北部登陆的有利时机。鼓浪屿由于敌方的增援，战斗更加激烈了。登陆的战士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毫不畏惧，直至全部壮烈捐躯，终于牵制了敌人，威慑了敌胆。战士们洒满鲜血的阵地，战后命名为“英雄烈士山”。 就在第三十一军一部强攻鼓浪屿之后，担任主攻厦门的第二十九军两个师，第三十一军一个师的先头部队，于当晚12时，分别由北、西、东北登船起航。东北风对攻厦部队十分有利，船队顺着强劲的东风，在茫茫夜色中箭似地驶向各自的预定登陆突破点，对高崎发起全线攻击。 对高崎滩头进攻，叶飞分三段进行。 在西段，三十一军九十二师两个营率先抵达预定登陆点石湖山、寨上。由于这是一片宽约1000米的淤泥滩，又正逢落潮，淤泥陷没膝盖。国民党守军发觉后，用密集的火力封锁。二七四团三营八连三排八班长崔金安在副连长、排长和七、九班长负伤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指挥全排剩下的12名战士，攻下山腰地堡，坚守阵地。苦战4小时，打退敌军5次反扑，在兄弟连队策应下，夺取了山头。战后被授予“厦门登陆先锋排”光荣称号。至19日晨，九十二师有4个营胜利突破了石湖山、寨上一线，占领了前沿阵地。 在中段，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从高崎和神山两处同时撕开口子。高崎是扼守厦门岛北部的重要卡口，国民党军在这里重兵把守，自吹是“海上堡垒”。但是，当二十九军主攻部队的船队趁夜秘密地在高崎东侧的白莲尾、湖莲一线抵滩，先头班越过堑壕时，国民党守军才从酣睡中清醒过来。经激战，16日晨6时，“海上堡垒”土崩瓦解了。同时，另一主攻团也在高崎西侧的神山前沿抵滩，随即攻克神山。 在东段，八十六师在钟宅、下马一线上陆。这里多陡壁，经人工削修，高达三四丈。我两个营在夜色掩护下，顺利登上陡壁时，国民党守军还以为是自己人。国民党军发现上当后，随即以坦克、装甲车为前导进行反扑，苦战数小时，二五八团二营只剩50余人，仍坚守海滩阵地。 16日拂晓，十兵团突击部队在20多里的进攻正面上，全线突破了国民党军在厦门北半岛前沿一线的防御，并迅速地向周围扩张，沿岸建立了稳固的登陆场。上午11时，汤恩伯慌忙把已南调的机动部队北调向高崎反击，被我军一举击溃。我军即由高崎向厦门本岛追击，向纵深发展。战后，被俘的国民党军七十四师中将师长李益智说：“没有想到你们从石湖山攻下来，从来没有想到你们这样打厦门。”的确，解放军选择钟宅至石湖山多泥滩多陡岸地段作为主攻方向，太出乎他们意料了。 16日下午，我登陆部队基本上控制了厦门岛北部，并且把进攻线推到了岛腰仙洞山、松柏山、园山和薛岭山一线。 这一线山头是厦门南北半岛的天然屏障。抢占这一线山头，就控制了整个北半岛，并可以此作依托，向南推进。 位于中段的松柏山，是卡住厦门南北交通的咽喉。午后至黄昏，汤恩伯调集一个师的兵力，向我反扑，很快被我军击溃。特务头子、厦门警备司令毛森见势不妙，即用卡车运来他的特务营，刚到山口，就被截住，未等他们跳下卡车，即将其全歼。 19日黄昏，被击溃的国民党军慌乱南撤，大部缩集于东南海岸曾厝安、黄厝一线，纷纷向舰艇呼救。兵团接到报告后，当即令各部勇猛追击，排除当面小股敌人的阻挠，坚决向退集海岸待运之敌猛插猛扑，务求全歼。这时，新任福建省“主席”，坐镇厦门指挥的汤恩伯，本已成为瓮中之鳖，但可惜的是却让他侥幸从海上逃跑了。当时，汤恩伯见大势已去，带了一部分人马，一边向海边跑，一边用报话机直接呼叫停泊在海中的军舰放下小艇接应。其时，天已黑，潮已退，小艇抵不了岸，急欲靠岸搭救也无可奈何。汤恩伯在海滩上急得团团转，一个劲地向军舰呼救。我十兵团司令叶飞接到司令部报告说，他们从监听报话机里清清楚楚听见汤恩伯的呼救声。叶飞急命先头部队尽速追击，务必活捉汤恩伯。可是前线部队只顾追击当面敌人，却忽略了同后方联系，连报话机都未打开，任凭兵团司令部怎样呼叫，也无回音。汤恩伯在海滩上足足滞留一个多小时，恰逢海潮又复上涨，敌小艇急速靠岸，汤恩伯跳上小艇急急逃掉。事后，追击部队得知因忽视联络而致使汤恩伯侥幸逃脱并已到金门，一时引为憾事。 汤恩伯逃跑的同时，并非蒋介石嫡系的八兵团五十五军也作鸟兽散。其头目刘汝明急令所部下海逃台，但我紧追不舍，敌八兵团厦门守军大部被俘，只有4000余人上船逃跑。 10月17日，厦门和鼓浪屿全部解放。至此，我十兵团矛头所向，直指金门。 漳厦战役自9月16日解放平潭岛开始，至厦门解放，计一个月整，共歼敌1个兵团部、1个要塞司令部、2个军部、7个师及其它部队，共5.1万余人。 第十四章 喋血金门 弹丸之地，蒋介石设重兵把守。“打金门，小菜一碟！”第十兵团大胜之后生骄气。萧锋为将打金门，碰上了过去的老对手。备战困难，进攻时间一推再推。粟裕电令“三不打”。临战之前，萧锋犯了犹豫，兵团部坚持决心不改！敌军中尉无意踏雷，天公作祸我军遭袭。团长刘天祥给大陆发来最后一电。风萧萧兮易水寒，九千壮士不复还！攻金失利，萧锋、叶飞自请处分。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通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 金门之战已过去了40多年，金门失利引人深思的问题太多了。 此次登陆作战，人民解放军3个团9000余人全军覆没，这种损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战史上是罕见的。尽管长征途中的湘江之战、红四方面军西征以及皖南事变，在伤亡人数上都超过此次战役，但却没有整团整营地全部牺牲。 此次战役，暴露了海岛作战的特殊性和残酷性，往往没有退路可走。相反，作为连连溃败已逼到背水一战境地的国民党军队，往往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10月17日厦门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入闽作战以来已经获得了全省大陆并连克平潭、厦门等主要岛屿，歼敌10万的胜利。福建沿海地区只剩下金门、东山、马祖等几个小岛屿尚未解决。尽管第十兵团在攻平潭、打大嶝、夺小嶝、占厦门中间，也曾多有曲折，在某些局部甚至险象环生，但在一连串的胜利面前，在共和国已成立的情况下，第十兵团开始潜伏着一种危险的倾向，那就是严重的骄傲轻敌情绪在不断增长。这种情绪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在全军上下普遍存在。有的说：“打金门嘛，小菜一碟！”正是由于这种情绪的影响，厦门战斗胜利之后就出现了金门战斗的严重失利。 金门岛过去是一个并不出名的岛屿。金门旧名浯州，又名仙州，亦称沧州、浯江、吴洲，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上，屹立在台湾海峡中，与大陆咫尺相距。其东北面与晋江县，北面与南安县，西面与厦门岛和龙海县茫茫一水之隔。最近处为马山至角屿，仅2310米。金门东距基隆198 海里，距高雄160海里，东南距澎湖82海里。 金门分大金门和小金门。周围还有大担、二担几个小岛。主岛大金门面积为124平方公里，小金门为15平方公里。大金门岛位于厦门以东约10公里处，北距大陆约9公里。整个岛呈长条形，东西走向，长约20公里，南北最宽处约15.5公里，中部最狭窄处仅3公里，两头大中间小，因而有哑铃、纺锤之喻。其东部多山，最高的北太武山纵横3至6公里，最高处海拔247米，西部渐低，多丘陵，沿海地势北岸琼林至古宁头一带是平坦台地，海边多为沙质硬滩，礁石较少，易于登陆。尚义菽蒿沿海一带多断崖，为丘陵被侵蚀解体地形。 金门全岛当时居民约4万人，多为华侨家属，居民多靠农、渔业为生。 金门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战略上非常重要。有关史料曾说：“台湾扼东南四省之要，二岛（金、厦）又扼台湾之要地。”“金厦两岛为泉漳屏障，金尤为厦咽喉，踞上流是控制台、澎，而与海坛、铜山、南澳各水师，互相犄角。”正因为金门特殊，所以蒋介石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弹丸之地。 蒋介石深知金门的重要。这一点，可从蒋经国10月22日的日记中看出：“金门岛离共军大陆阵地，不过一衣带水，国军退守此地之后，父亲以其对军事和政治，均具极大意义，必须防守。固于午间急电驻守该阵地作战之汤恩伯将军告以：‘金门不能再失，必须就地督战，负责尽职，不能请辞易将’。” 1955年蒋介石曾说过：“无金门，便无台、澎，有台、澎，便有大陆。” 其时，守备金门的是李良荣的二十二兵团。该兵团是8月初从厦门移驻的。在此之前，金门岛驻军很少，仅有少数从吴淞要塞撤退下来的部分官兵。 第二十二兵团所辖第五军一六六师已在厦门基本被歼，剩下的军部和二零零师约3000守小金门。9月3日，二十五军军长沈向奎率第四十师、四十五师，由泉州进驻金门，归属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良荣指挥。第二十五军的老军长是黄伯韬，此人是在淮海战役中以战死沙场为蒋效忠的高级将领。黄不是黄埔学生，但蒋介石十分器重他。为此黄对蒋忠心耿耿。黄生前是可以不用通报，直接进入蒋介石官邪的少数幕僚之一。在淮海战役陈官庄一役，黄的第二十五军被人民解放军全歼。蒋介石念及黄伯韬的忠心，决定在福建重建该军。不久该军在福州一役中再度被解放军基本歼灭，残部逃至金门缩编成第一一八团。此后国民党空军又将机场警卫部队改编成两个师即四十、四十五筛，从台湾调到金门。同一日，八十军二零一师师部和六零一团、六零二团也到达金门，归属二十五军指挥。此师是蒋经国的“青年军”，是抗日战争末期一部分知识青年响应蒋介石“十万青年十万兵”而组建起来的。此师文化素质较高，军政素质较差，被戏称为“好看不好用”的部队。 此外在金门还有一支装甲部队，即国民党军战车第三营、第一营的两个连，近400人。该营初建于1949年初，其成员主要是从双堆集包围圈和华北战场上逃回的装甲兵人员。该营组建后曾在台湾训练了半年，9月中旬运抵金门，是一支担负反登陆作战的重要力量。 担任此次攻打金门任务的是第十兵团第二十八军和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 厦门解放以后，我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应厦门市委的请求，率兵团部由同安渡海进驻厦门，协助厦门市委主持接管工作。当时厦门粮食、燃料十分缺乏，叶飞进驻厦门后，立即责成兵团后勤部在10月底以前，筹措大米400万斤，柴草600万斤，以保证部队和厦门市民的生活供应，攻击金门的战斗于是交给第二十八军前指执行。 这一计划或许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事后表明，这一决定是金门之战失利的原因之一。素有“常胜将军”、“小叶挺”之称的叶飞，正是由于被繁杂的地方工作牵制了大部分精力，没能像过去历次战役一样，亲自分析、检查、准备金门之战，而且此时被一连串的胜利激励着的叶飞，也同整个兵团一样，轻视金门之战。叶飞认为：厦门是敌人有永久性设防工事的要塞，守军是汤恩伯集团，兵力充足，又有海空支援，已被我军攻克了；而金门不过弹丸之地，又没什么坚固工事，守军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实际上只不过是两万残兵败将，我以一个主力军和二十九军两个主力团攻打金门，绰绰有余了。在轻敌思想支配下，叶飞对金门之战准备工作过问不够详细。 由第二十八军主攻金门早在预定作战方案中就定下来的。第二十八军的前身是1947年4月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该军是山东部队，没有海岛登陆作战经验。 由于第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政委陈美藻均因病留在福州治疗休养，因此，攻打金门的指挥官便是第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和军政治部主任李曼村。 萧锋，时年仅33岁，作为我军的优秀指挥员，萧锋堪称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勇将，足智多谋的儒将。在土地革命时期，萧锋担任过江西省万太县游击队分队长，太和县游击大队队长，万太独立团团长，少共信丰、南康、南雄地委工委组织部长兼代理书记，红军总政治部组织干事，红一军团第一师三团总支书记、政治委员。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第一期列宁团校，随后即转中央马克思主义大学第一期高级班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中及红军战略转移，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作为一名红军团级指挥员，跟随红军军部行军，肩负着保卫中央机关安全的重任。在攻克吉安城的战斗中，他一马当先，采用“火牛阵”战法，智取吉安城，活捉敌师长张辉瓒，受到朱德军长的赞扬并亲自奖励他一把盒子枪。在瑞金保卫战、突破乌江以及飞渡泸定桥等举世瞩目的战斗中，他抢关夺隘当先锋，屡受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的赞誉，曾荣获三等红星奖章。 1935年7月，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奉中央命令，单骑探险穴，只身和国民党军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谈判，达成互不侵犯条约，对当时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抗战期间，萧锋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骑兵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三团政治委员、第五团团长、军分区副参谋长。他率部创造的“猫耳洞”、“麻雀战”等因地制宜、群策群力的战法，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中使日寇闻之丧胆。在平型关、百团大战等著名的战役战斗中，都可见萧锋的身影。解放战争开始以来，萧锋担任渤海军区警六旅旅长兼第二军分区司令员。 作为解放军第二十八军的创始人之一，在敌我拉锯的严酷岁月，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渤海地区及至齐鲁大地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这期间，他先后任山东军区第七师副师长，华东野战军第十纵第十一师、第二十九师师长，直至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其间，他参加过莱芜、孟良崮、皖东、皖西、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和这次的漳厦金战役。淮海战役中，率部担任萧县、永城地区攻击杜聿明集团的作战任务，配合友军击毙国民党军上将兵团司令员邱清泉，俘虏了包括杜聿明在内的多名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上海战役中，他率部歼灭国民党驻吴淞的守军，切断了国民党经吴淞向海上逃跑的退路。根据多次战斗实践的检验，经与赵明奎等同志通过一百多天的反复试验，研究创造了“迫击炮发射筒送炸药法”，在淮海战役、上海战役中大显神威，多次受到三野前委和纵队首长的表彰，向二野和其他纵队普遍推广，给予在美帝的支援下武装到牙齿的蒋介石军队以有力的打击。 可以说，萧锋是当面之敌——金门守军为老对手，真可谓冤家路窄。 自9月19日，在晋江接受南下攻金任务后，第二十八军即开始着手攻金准备。 9月21日，萧锋随军部指挥所进驻金门北岸隔海相望的莲河。同一日，八十四师第二五一团进驻白头、珩厝，团部指挥所设在珩厝；八十二师师部驻菊江，各团驻溪东、下园、芦青；军炮团驻西福，军后勤部医院驻沙美。 要打金门，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渡海的船只问题，然而很难解决。国民党从大陆沿海撤退时，对渔民的船只大肆进行破坏，有的烧毁，有的被强行拉走。再者，当地渔民不了解人民解放军的政策，以为和国民党一样拉船拉夫，所以，当第十兵团到达后，许多渔民把船隐藏起来。 关于征集船只的困难，萧锋曾于日记中这样写道：“攻金船只征集极困难，自9月20日至10月22日，30天时间里，3个团派出4个连兵力到晋江湾等地找船，共征集到320只木船，两艘火轮，勉强可载8个营。二五三团还缺一个营的船，全部船只最多只能装载5200人。有的有船无帆，有45只木船无船老大。现有船只分给八十二师171只，八十四师65只，八十五师以二五三团为主45只，该团还缺一个营的船，其余的船分给军机关和军直分队。征有二只火轮（每只可载600余人），一只分给八十二师指挥所，另一只做机动。”“现有木船停泊在董水前、白头、菊江、溪来、老港等处。几乎每天都有蒋机来扫射轰炸，船只损失颇大。各师、团组织了1100多名修船木工，忙着修船。自训水手每夜出海预演。北方人不懂水性，很难学会。自解放战争近4年来，没有哪次备船像攻金门这样难。” 直到10月24日，攻金部队才搜集到一次可航渡约3个团的船只。这离10月18日下达的进攻金门作战部署命令的时间10月20日已推迟了4天。 进攻金门部队原定第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二四五团、二四六团、第八十四师的第二五一团以及第二十九军的第二五三团，第二五九团共6个团兵力完成。由于无法筹措到一次性渡运6个团兵力的船只，第二十八军前指作出了一个如下过于理想化的预想：将攻金部队分成3个梯队。其中第八十二师之第二四四团及二四六团三营、第八十四师之第二五一团、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之二五三团，共3个多团为攻金第一梯队，约9000人，由八十二师统一指挥。分别由莲河、大嶝岛、澳头东北港起渡，在大金门岛北部湖尾乡至古宁头段登陆突破，首先攻歼该岛西半部之敌，尔后会同后续部队攻歼东半部之敌。第一梯队登陆后，船只迅速返航，再运送第二、第三梯队，这样来回几次，考虑到第一梯队登陆时的损失，我部队仍可有1.3万人左右，而对方守大金门之敌当时估计只有1.2万人左右。双方数量上基本持平。 但对方是新败之师，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昂，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取胜是有把握的。 这个近于理想化的方案表面上是可行的，然而它却未充分考虑到敌情和海情的变化，未考虑到敌人随时可能的增援，更未考虑到国民党海、空军较为强大的作战能力。当时国民党陆军虽一败涂地，但其海空军还大部完整，拥有10万余吨位的作战舰艇和200多架作战飞机，并在福建沿海的金门等岛屿上建立了陆海空三军配合的立体防御。事后证明，对国民党海空军作战能力严重忽视是金门失利原因之一。 正当第二十八军在为攻打金门积极备战之际，蒋介石决定向金门增兵驰援。金门的敌情有了变化。 蒋介石十分清楚，金门距厦门不过一衣带水。为了阻挡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守住这东南小岛，蒋介石决定放弃广东潮汕地区，将驻守在那儿的第十二兵团撤出，增援金门。 第十二兵团的司令是蒋介石的嫡系胡琏。该兵团当时归属以李宗仁代总统的广州国民党政府，受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指挥，担任保卫广州右翼的安全。1949年9、10月间，该兵团曾再度进行整编，由原辖2个军扩编为3个军，即第十八军，下设十一师、四十三师、一一八师；第十九军，辖十三师、十四师、十八师；第六十七军；辖五十六师、六十七师、第七十五师。该兵团虽是淮海战役后重建的部队，经有一定实战经验的指挥官胡琏的整治，已逐渐从“残兵败将的颓废氛围中”解脱出来，具有一定作战能力。 其时，因广州岌岌可危，广东国民党政府要十二兵团调往粤北；而台北的东南军政长官陈诚要十二兵团驰援舟山和金门，因胡琏系陈诚的旧部，又一向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因而当9月底，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罗卓英衔陈诚之命来调军队时，胡琏满口答应。 胡琏置广州方面的要求于不顾，决然于10月8日派十八军增援金门。不久，台湾的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正式明令十二兵团归其指挥，并即乘船向舟山群岛增援。胡琏即命第六十七军为第一船团，第十九军为第二船团，10月18日从汕头地区出发驶向舟山，而他自己则乘飞机从汕头去了台湾，向东南军政长官面请指示。10月17日厦门解放，金门形势十分危急。鉴于情况紧迫，胡琏随即命令正在海峡中航行的第二船团——十二兵团部和十九军改航驶向金门，以期会同先期到达的第十八军一起接替金门防务。而第一船团计划不变。 10月9日，第十八军相继在金门登陆。 10月23日，第十二兵团团部和第十九军抵达金门附近。其时，离我军向金门发起攻击仅止一天！由于时间紧迫，这一重要的军情变化没有引起我军指挥官的高度重视。 这样，在我军攻打金门之前，在胡琏兵团未到达金门之前，国民党的守军已不是1万多人，而是3万多人了。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良荣对所辖部队重新进行了如下部署：十八军的十一师，二十五军的四十五师守备金门东部官沃至琼林一线，统归十八军军长高魁元指挥；二十五军直属队和四十师余部、二零一师，防守琼林至古宁头一线，统由二十五军军长沈向奎指挥；小金门及大担、二担由第五军的第二零零师和十八军的十一师三十三团守备；十八军的一一八师和战车第三团第一营两个连为机动部队。 10月24日中午，叶飞接到萧锋电报，计划当晚向金门发动进攻。 叶飞立即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兵团作战处长、情报处长等有关人员。 叶飞询问胡琏兵团是否已到金门？参谋人员回答，正在海上徘徊，尚未到达金门。 正在这时，机要人员送来一份截获的电报，是23日胡琏十九军在海上向蒋介石发出的，内容是请求撤回台湾。叶飞分析这份电报说：“从这份电报看，胡琏兵团的行动有两个可能，一是增援金门，一是撤回台湾。可能是蒋介石命令胡琏增援金门，而胡琏不愿意，所以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撤回台湾，因而在海上徘徊。”作为身经百战指挥员，叶飞深知抓住战机的重要。他侧身对身边的作战处长说：“攻打金门的时间已经推迟了几天，现在是最后一个战机，应趁胡琏兵团尚未到达金门之时，攻取金门。”于是叶飞批准了第二十八军开始攻击金门的战斗。 其实，这一命令下得太过草率了。 其一，守备金门的兵力早已不是1万多，而是3万多； 其二，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撤到台湾的是胡琏第十二兵团第十九军，而蒋介石严令该军撤往金门的电报却没有截到。 其三，10月13日，我二十八军在攻占金门北面的大、小嶝岛时，就已发现被歼的国民党军队中有刚从汕头调来的第十八军主力师第十一师的俘虏，其中包括第三十一团团长。经审问，知道胡琏兵团第十八军的两个师已全部抵达金门。 这一重要敌情本该引起高度重视，可是部分指挥员已经主观上认定只要我军一登陆，敌人就会逃跑。对于这一不合乎主观意向的客观情况未予以重视，甚至怀疑俘虏供词不可靠。 一连串的失误导致了最后的失利。 30多年以后，指挥此次战斗的第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对此检讨说：“这次失利是我骄傲轻敌的结果，也是我有私心杂念的结果。对于战前的一些准备情况，我是有不同看法的，如果我能在发起攻击之前，跟粟司令通一次电话，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我没有这样做。” 早在攻打金门之前，有关俘虏的供词已反映到第三野战军主管军事的粟裕副司令员那里。 粟裕感到情况可能有变，立即特别指示第十兵团第二十八军：（1）以原敌二十五军一零八师1.2万人计算，只要敌军增加一个团也不打；（2）没有一次载运6个团的船只不打；（3）要求苏北或山东沿海挑选6000名久经考验的船工，船工不到不打。 可惜，粟裕这些指示并未落实，甚至一点也未落实。 其时，第二十八军也有自己的想法。 萧锋10月24日的日记这样写着：金门之战，估计有三种可能：第一按我们的如意算盘打下去，至26日结束战斗；27日我军撤兵回防，参加建设福建；第二，要防止变化，如敌人增加就不干；第三，最坏情况是，怕我登陆而胡琏兵团也登陆。汤恩伯则利用军舰运输方便，空军优势，利用金门岛屿作最后挣扎。因此，我们登陆后，可能会遇到激烈、艰苦的战斗，要准备付出4000人左右的伤当二十八军第一梯队登船完毕后，萧锋等二十八军前线指挥人员也曾一度犹豫，再次向兵团请示，是否按原计划行动？而怀着捕捉战机的兵团领导方面传来了不容变动的指示：决心不变！ 不注意实际情况变化而作出的决定必然酿成失败的悲剧。 1949年10月24日21时，由第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八十四师二五一团和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二五三团组成的进攻金门第一梯队分别由莲河、大嶝岛、后村等地启航。参战官兵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向着预定国标扑去。他们似乎都毫不怀疑地坚信这样一句话：“登陆就是胜利！” 按照战斗部署，第一梯队分成3路： 东路：二四四团组成，其任务是从金门岛蜂腰处北部湖尾乡和垄口之间登陆突破，将大金门岛之敌从中间拦腰斩断，同时阻击东部西援之敌。 中路：二五一团组成，从湖尾乡以西登陆突破，向西南攻击金门县城。 西路：二五三团组成，从古宁头登陆攻击古宁头半岛守敌，得手后，向南迂回，会同二五一团攻取金门县城。 原计划第八十二师指挥所随第一梯队登陆作战，以便统一指挥分属不同帅的3个团，可是因为缺乏船只未能成行，结果整个登陆作战中没有一名师以上指挥员。加之渡海前各部队也没有进行协同演练，所以，登陆部队一离开码头，即与上级指挥部失去联系，而且在航渡中遭国民党炮火拦截时，登陆船队又缺乏协同作战经验，一些船队在航渡中被打散。 金门守军对于金门的防守十分尽心尽力。当时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良荣除了加强工事外，还十分注意我军情报的搜集。他根据从我军截报的情报分析，估计我军于25日、26日对金门发动攻击。24日上午第二十二兵团开会，汤恩伯到会督导，会议决定进行作战演习。当天下午，金门蒋军二零一师和一一八师（加强战车连），在认为我军进攻登陆可能性最大的垄口至古宁头之间海滩举行联合攻防演习。下午7时演习结束。过了七八个小时，我军果然在这一地段登陆，大举攻击。这一切似乎预示着我军的这次进攻必会十分不利。 然而另一个小插曲，似乎更预示着我军的这次进攻出师不利。 当年金门守军二零一师六零一团团长雷开瑄在台湾《近代中国》季刊举行的“金门大捷30周年口述历史座谈会”上如是说：“金门大捷有此似是天意，更是幸运的巧合。当年10月25日凌晨一时半左右，六零一团第二营突击排长卞立乾中尉，查哨时，不知怎的，误触了地雷。 “一时间，引起全线警觉，东西一点红的两盏探照灯也就全亮了。 “真巧，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大家发现大嶝岛方向的海中央，有10多艘机帆船（注：实为木帆船）正急驶而来。 “于是，就这一‘不幸’的误触地雷，紧跟着惊天动地的金门古宁头之役就发生了……” 国民党守军侥幸发现的是我二四四团。 一时间，二四四团全暴露在守军的眼皮底下，国民党守军以密集火力封锁海岸，妄图阻止我二四四团登陆，二四四团因这一突发情况损失惨重。但二四四团的官兵在对方炮火和机枪扫射面前毫不退却，依然勇往直前。 尽管出现种种不利情况，我攻金第一梯队的3支登岛部队在25日凌晨2时分别登陆成功。左翼二四四团在金门岛蜂腰部北岸的琼林、兰厝间登陆成功，抓住国民党官兵100余人，占领了敌人10多个碉堡；中路的第二五一团先头营在金门西北部的安歧以北、林厝以东顺利登陆后，后续营的登陆却遭到敌炮火的猛烈袭击，伤亡近三分一；右翼二五三团在西北角的古宁头、林厝间顺利登陆后，随即向敌发起进攻，于拂晓前攻占了古宁头滩头阵地。 听到登陆成功，第二十八军前指和各师指战员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根据以往作战经验，登陆即是成功。 欢喜之余，他们只盼望着船只早点返航，以便接运第二梯队登陆。 但正是这节骨眼上，第一梯队在仓促之中犯了一个容易被忽视，却又很难避免的失误，因这个失误就种下了攻金登陆部队后来孤军深入、后继无援的祸根。这就是第一梯队在抢滩登陆后，没有及时地组织船只返航，因而使全部船只在潮退后搁浅在沙滩上，给敌人以可乘之隙，天亮后敌军一阵狂轰滥炸，所有的船只全部被炸毁、烧毁在沙滩上。在当时船只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这一失误可以说是致命的。但这一失误与其说是登陆部队犯下的，还不如说是二十八军前指犯下的。在敌人拥有海空优势的情况下，战斗未开始之前，我指挥员就应充分估计到各种可能，其中之一就是运送第一梯队登陆的船只可能无法返回。 船只未能如期返航，第二十八军前指和各师指挥员心情开始紧张起来。 10月25日晨，萧副军长、八十五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等心急如焚。他们已清楚地看到了在敌军轰炸和炮火中燃烧的船只，原定运送1.1万人登岛作战的计划无法实现了。 无可奈何之中，他们迅速请求第十兵团领导人给予援助，请求派船支援。 兵团领导人得知后，即下令第三十一军将现有船只调给第二十八军，可是第三十一军此时几乎无船可调。 第一梯队在金门岛上孤军奋战，后续部队却无法增援，这种痛苦是局外人无法体会的。 第八十五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后来回忆说：“我们眼看船只被烧，第二梯队无法过海，内心的着急和痛苦实非语言所能形容。古语说‘隔岸观火’，是事不关己袖手旁观的意思，而我们却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异常着急而又无计可施！这样的心情，是我参加革命以来，从未经受过的。” 应该说，我第一梯队登陆是成功的。但登陆之后，登陆部队急于向前推进，又犯了另一失误，即没有巩固滩头阵地，除了右翼的第二五三团留下一个营巩固古宁头滩头阵地外，3支登陆部队没有统一指挥，没有按照作战前兵团司令员叶飞交代的方案行动。在“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战术思想支配下，兵分几路向纵深处猛插狠打，把纵深敌人李良荣兵团击溃，于拂晓前攻击西山、观音亭山、湖尾、湖南高地及安岐、埔头一带，之后，又向料罗湾方向追击。 20多年之后，台湾方面的战史也承认解放军登陆后几小时的攻势几乎势不可挡：“第一线海防，未经激烈战斗，即为匪所执。次为一三二高地，居高临下，射界广阔为一理想之防御阵地，但于匪登陆之后，不及数小时，即将高地四周（包高地南坡）整个占领，据云仅有零星抵抗，至此金门‘三高’，已去其一，所幸琼林要隘有战车三连演习之车辆扼守；……否则胜负属谁，实可未知！” 正当我军发起攻击之际，10月24日晚，胡琏恰巧从台湾基隆前往金门。 胡氏此行目的是，接受台湾之东南军政长官陈诚的任命，以兵团司令官和福建省主席名义率领所部十八、十九两军，接防金门，汤恩伯、李良荣俟胡抵达后调回台湾。因此，可以说，金门战斗是在金门守敌进行换防，要调走的还没有走，要调来的却已经来的时刻打响的。这样一来，我攻金部队当面之敌，一下增加数倍，形成了敌众我寡极端不利的态势。 有识之士曾这样指出，如果我攻金发起时间提早二天，或推迟二天，那么，这场战斗的结果将是另外一个样子。这种假设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胡琏在《泛述古宁头之战》一文中曾这样说过：“当时十八军若不先到金门，十九军亦不续到，则金门存亡，实难逆料。金门若失，则此万人亦不得撤回台湾了！盖海岛作战，殊难安全脱离，成则全胜，败则全没。” 登陆部队的强大猛攻，给国民党守军以极大的杀伤。为了保住台湾的前沿阵地，为了给台湾岛留下一个屏障，蒋介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挫败共军之行动”。在严令胡琏兵团进入金门岛的同时，又于24日凌晨4点命令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黎玉玺少将，率领旗舰“太平”号白澎湖基地开往金门岛增援。而且，早在黎玉玺到达金门之前，驻守金门岛的国民党海军全力进行海上封锁。 25日上午，国民党从汕头撤往金门的第十九军全部在料罗湾登陆，这样金门守军增至4万人以上，由汤恩伯和他的顾问——日本侵华重要顾问、原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统一指挥。 国民党在内战期间，聘请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重要战犯当军事顾问，这已不是首次。冈村宁次就曾长期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 面对5倍于我的守军反扑，登陆部队的形势越来越严重。 尽管参加此次金门作战的国民党士兵大多为新兵，但胡琏的第十二兵团却有一些老骨干。这些骨干经过一些战役的锻炼，颇有作战经验。再次，海岛作战无后路可退，除了拚命别无选择。而且胡琏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也豁出去了，他令各军、师长亲到第一线督战，对后退的士兵一律格杀勿论！关于这一点，胡琏在后来的回忆录《古宁头大二担》中说得十分清楚，他说：“第十二兵团在徐蚌失败后，此乃第一次与毛共正面作战，再则此时大局逆转太快，一般都是土气低落。第十八军军长高魁元把他的指挥所推进到李树关的师部，李师长便向前推进到安歧，前线官兵除了猛攻前进，也无路可走。” 为此，国民党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台湾官方出版的《金门大捷30周年口述历史座谈会》记述说：“当时担负古宁头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因伤亡重大，一时顿挫。后该师师长尹俊亲督警卫营冲击，结果警卫营伤亡自是十分惨重，自营长以下，所有干部非死即伤，最后只剩下军官1 人，士兵57人而已。” 在金门守敌的疯狂反扑下，我攻金登陆部队面临的局势一步步恶化。 二四四团首先失利。25日上午10时，二四四团除少许人员向西突围，加入二五一团、二五三团战斗外，大部分指战员都壮烈牺牲，另一部分负伤被俘。与此同时，其他两个团也面临数倍于我的强敌，在孤立无援的苦战之中，危在旦夕。 到了10月25日晚，经一天苦战，登陆作战3个团官兵损失过半。据报话机报告：第二四四团只剩下700人；第二五一团剩下1200人，第二五三团剩下1500人。更糟糕的是，我登陆部队是无后方作战，他们所携带的武器弹药以及食品不多。如再得不到补给；他们将弹尽粮绝，处境十分危险。同时我负伤的伤员也无法向后方转移，得不到抢救和医疗。 前线的危急引起了隔岸军首长的极度焦虑。 10月25日中午，十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培善从厦门兵团部赶到莲河第二十八军军指了解战情，并和二十八军指萧锋等人研究应急措施，决定尽全力找船派兵增援。 因时间太紧，经多方努力仅仅征集到几条船，有的还需要修补。 刘培善指示，天黑以后由第二四六团团长孙云秀率一个营上去增援。 入夜，第二四六团团长孙云秀率4个连官兵乘一艘小轮船和几艘木船出发了。 孙云秀是一个英雄团长，打仗很有一套，已内定担任第八十二师副师长。这次派他渡海登陆，是让他担负指挥全部登岛部队的任务。然而，4个连仅400多人，如此少的兵力，如此“添油”式的增援，怎能希望扭转战局呢？！ 孙云秀明知此去凶多吉少，生还的希望很小，但他仍抱着拼死一战、效死疆场的决心，受命带队增援。 25日夜向金门渡海是非常危险的。国民党把这一夜看着是能否全歼共军登陆部队、守住金门的关键一夜。关于这一夜的重要性，国民党第十九军军长刘云瀚后来在《追述金门之战》一文中这样写道：“到了10月25日入夜以后，成为最危险的一夜。因为我军经过了整天激战，所有控制的部队都投入了战场，除伤亡相当大外，且多疲劳，……甚至胜负之数还未易言。幸好由于匪军没有船只，无法继续渡海来援，所以我们能够平安地渡过这最危险的一夜。” 为了防止共军渡海增援，25日晚，国民党守军派出飞机在海面上巡逻，不断地投掷照明弹；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旗舰“太平”号率两艘炮艇往返巡行于古宁头以北海面，拦截一切从大陆来的船只，并不断向大陆及古宁头方向解放军登陆部队的阵地炮击。 尽管国民党守军层层设防，孙云秀团长所率的4个连队仍躲过了国民党海空军的搜寻，登上了金门岛。 增援部队登陆后，经过一些不太激烈的战斗，推进到双乳山一带，与第一梯队取得了联系。第二四四团团长邢永生、第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和第二五三团团长徐博都向军指报告，拥护孙云秀团长统一指挥岛上的部队。 10月26日，是进攻金门将士极为悲壮的一天。天亮后，岛上的情况急剧恶化，经过休整的国民党驻岛主力部队又一次在海、空军的掩护下，向我登陆部队猛烈反扑。最后，我登陆部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好退至古宁头一带防御。 古宁头，是位于大金门岛西北角的一个半岛，形似鸡髻头，为平坦台地，间有起伏丘陵。这一带多是渔民的房舍，这些房舍为御台风，多用石块垒成，比较坚固。我登陆部队退至这一带后，依托这些房舍，同敌军进行了逐村逐屋的拉锯战，国民党守军因此付出较大代价。台湾国民党方面后来撰写的战史也承认：“在当天下午的战斗中，我军几乎每占一处阵地和一处房屋，都要付出很大伤亡。” 10月26日上午，一直徘徊在海上的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胡琏亲赴金门，接过李良荣的指挥棒，亲到前线督战。国民党军久攻古宁头不下，胡琏于是要求台湾派飞机对村中建筑猛烈轰炸，然后又命战车连，不用伴随步兵，直接用坦克像野牛一样。单独冲进我军占须的北海岸碉堡及北山民房，来回碾压，并对准民房和碉堡的射击孔抵近炮击，压制我方火力，最后用步兵轮番冲锋，钻墙越壁，逐屋扫荡。 尽管如此，双方战至26日天黑，古宁头阵地仍有1200名解放军固守。 当时任国民党青年军团长的雷开瑄在后来为台湾军方所撰写的《金门古宁头战役讲稿》中这样写道：“金门古宁头之战十分艰苦，对方的优点是：不仅冒险犯难，行动迅速，攻击作业力强，而且干部控制力强，因此战斗意志在其控制之下甚为顽强，只要在其干部控制之下，可顽抗到最后。” 10月26日深夜，早已弹尽粮绝、两昼夜未进粒米的登陆部队已难以坚持。这时，登陆部队已损失5000余人，已没有完整的连和营。孙云秀、刘天祥、徐博、邢永生等几位团长和指战员鉴于情况紧急，在一个山沟里举行临时作战会议，认为如果再继续在一起踞守某一个地域，在对方飞机、大炮和坦克攻击下，势心伤亡之更大，力量损失更快。最后决定，将现存部队分几股打游击。 26日傍晚，第八十五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仍等在海边，准备率第二五三团剩下的一个连渡海，可是没有等到船只。 26日深夜，二十八军前指与登陆部队的联系逐步中断。 与此同时，我登陆部队在金门岛上仍苦苦挣扎。27日晨，第二五三团团长徐博来电说，该团一营600多名官兵已在古宁头全部牺牲，全团剩下的150多名官兵和第二四四团剩下的70多人正准备到海边找船，如有可能，渡海回到大陆！这是二五三团的最后一次来电，之后便杳无音信了。第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最后一次同军前指通电说：“我们的生命不长了，为了革命没二话，祝首长好！新中国万岁！”说完便引爆自杀。 10月27日下午，第二四六团团长孙云秀所率最后一批官兵不幸在沙头附近被包围，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孙云秀团长负伤自尽，其余战士全部被俘。 10月28日上午，第二四四团团长邢永生在战斗中己身负重伤，被其他同志用担架抬至东山沟被敌军发现，被俘不久牺牲！ 第二五一团政委田志春率50多人，因弹尽粮绝被俘。 第二五三团团长徐博隐蔽在山洞中一个多月，靠夜间出来到农田里挖番薯过活，后经国民党军反复搜山被俘。 28日下午3时，金门岛的枪声平息下来。 前线官兵牺牲、被俘之际，后方指战员们正心急如焚地翘首盼望他们的归来。 27日军指电：“亲爱的二四六团孙云秀团长，二四四团邢永生团长、孙树亮主任，二五一团刘天祥团长、田志春政委，二五三团徐博团长、陈利华政委，第一梯队全体渡海攻金门的英勇指战员们、船工们：25日、26日，你们在金门西部浴血苦战，抱着有我无敌、宁死不屈的决心，为解放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为解放金门11万勤劳勇敢的人民流尽了鲜血。现在战斗虽然失利，但你们英勇牺牲的精神是永存的。望你们凭依岛屿每个角落保存自己，并千方百计找到船只、竹木、门板等渡海工具，不分昼夜向北或西北方向渡海归建，我们在厦门、莲河等地区，派船在海面接应、护航，我们等待你们归来！” 但没有人归来，一个也没有！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十一去兮不复返！ 9000余名官兵全军覆没，无一生还！但也没有一个人投降！国民党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 战后蒋经国亲临金门“慰劳将士”，如此记述：“俯瞰全岛，触目凄凉，车至汤总部途中，尸横遍野，血肉模糊。” 悲壮的金门之战降下了帷幕。 金门失利，引起了全军以至全国的震动。 战斗失利后的第二天，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来到厦门十兵团部，见到叶飞，面色惨白，失声痛哭，叶飞说：“哭什么！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你们应该振作精神，准备再攻金门。这次攻金失利，我身为兵团司令员，由我负责，你们回部队去吧。要安定部队情绪，你们两位先应该振作起来……” 萧、李二人走后，叶飞立即起草电报，报告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并报中央军委，报告中，叶飞简述了失利经过，并引咎自责，请求给予处分。陈毅司令员回电说：“现在不是处分什么人的问题，而是接受经验教训。”中央军委也没有给予处分，命令十兵团准备以后再攻金门。 10月29日，中央军委下发了一份毛泽东亲自起草批转全军的《军委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 据第三野战军粟裕、袁仲贤、周骏呜三同志十月二十八日致第十兵团叶陈及福建省委电称，十月“廿七日八时电悉，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查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至于失散人员，仍望设法继续收容”等语，特为转达，请即转告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急躁轻敌，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为了总结经验教训，11月1 日，第十兵团在厦门老虎山举行了兵团党委扩大会议。 第一个发言的是萧锋。他说：“金门战斗的失利，是领导判断错误，指挥失误，是骄傲轻敌的结果，是违背了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指示，也违背了粟裕首长批示的三个条件。 “我作为直接指挥官，这次失利是我对福建人民犯下一个极大的罪，我请求十兵团党委、三野前委给我应得的处分。” 叶飞第二个发言，他说：“金门战斗的失利，主要责任是我，我是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第一书记，不能推给萧锋，他有不同意见，我因轻敌，听不进。临开船时，在电话上我还坚持只要上两个营，萧锋掌握好第二梯队，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是我造成的损失。请前委、党中央给予严厉处分。” 叶飞尽管过去战功卓著，却为这次金门失利一再向华东军区和党中央请求处分。 负责指挥第三野战军作战的粟裕副司令员，尽管未指挥金门之战，事前还作过如遇敌增援、船只不足、老区的船工不到都不能打的指示，战后却主动向中央承担金门失利的责任。粟裕曾对萧锋说：“金门失利，不能归罪叶飞，更怨不上萧锋，主要责任在三野前委，特别是我这个主管作战的人。谈具体一点，我得到包括你在内所反映的一些情况后，曾归纳成三条明确电复。同时也电令江苏军区和山东军区一定要袖1500名船工支援十兵团，直接到二十八军报到。但是，我由于背上了上海、南京、杭州这些大城市的包袱，怕这些地方出了乱子影响坏，所以没有挤出时间到你们那里去检查一下战前准备情况，因此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金门失利，原因多多。 11月19日，二十八军党委经沉痛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应该从悲痛事实中，吸取如下教训： （一）只要有敌人存在，在具体的战役与战斗上轻视敌人的急躁思想是极其危险的。金门战斗正是由于指挥上过低估计了敌人的数量优势（金门敌人与我攻击部队比），过高估计了我军的质量优势，胜利冲昏了头脑，已经发觉敌胡琏兵团的增援到达，敌情发生根本变化之后，仍然没有清醒的判断，改变决心，坚决向上级建议和下级商量，而是机械地坚持已经脱离了现实的决心与意志，这就铸成错误，注定了危局。 （二）如果违背了毛主席的军事原则，就必然打败仗。金门战斗的失利，就是违背了“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一原则。当时敌人未增援也无把握，增援后更无把握。船只是海岛作战胜利的决定因素，而此次战斗的船只准备是极其潦草与极其不充分的，又因未能掌握海情，以至船只一去不返，后备力量无法增援，战术打算无法实施，这是战斗组织上的重要错误。 （三）打胜仗必须靠军事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如果指挥上主观主义，以个人的热情、愿望代替军事民主，使下情不能上达，群众的智慧不能发挥，指挥意图不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就必然打败仗。金门战斗前，团里有些正确的意见没有得到及时的反映，和应有的重视与采纳，因而失去悬崖勒马、挽救危局、改正错误的可能的时机。 （四）执行上级的命令，必须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以对党、对人民、对部下态度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正确的分析当前情况，积极的向上级提出处置的意见（必须与叫苦区别），才能使上级的意图得到真正的实现。那种怕个人影响不好，怕碰钉子而采取自由主义不负责任，把战争当儿戏的态度，是金门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在最危险的情况下，共产党员特别是主要的负责同志应该挺身而出，与部下共生死去挽救危局，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二十八军以上的教训是在金门失利后20来天作出的，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比较深刻地触及了导致金门失利的一些实质性问题。但由于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且是从参战部队自身角度来检讨的，因此，这些教训不可能反映问题的全部。 叶飞在几十年后说过：“我们接受经验教训，不能仅从微观上看，还应该从宏观上体会这次教训的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没有制海权、制空权，要实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是非常困难的。50年代初，在我海、空军正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要仅仅靠木帆船横跨台湾海湾，解放台湾，现在看来，恐怕是会吃比攻打金门失利更大的苦头的。金门失利之后，接受了教训，头脑清醒起来，接受攻金失利的经验教训的真正意义，也许就在这里。” 叶飞的一番话，导出了金门失利偶然中包含了必然因素。 攻打金门虽然失利，但攻岛部队不怕牺牲、拚死作战的精神是永存的。 10几年后，粟裕还说：“二十八军是支好部队，在金门战斗中英勇善战，宁死不屈，面对几十倍的敌人打得极其顽强，他们歼灭的敌人，连台湾的报纸也承认有2.6万多名，真是打出了军威，我若再带兵作战，一定点名要二十八军，并委以重任。” 金门之战结束后，望风而逃、败迹连连的国民党军队惊魂甫定，大喜过望地称其为“金门大捷”或曰“古宁头大捷”。蒋经国更是在其日记中鼓吹：“金门登陆共军之歼灭，为年来之第一次大胜利，此真转败为胜，反攻复国之‘转捩点’也。” 把共军金门失利说成是国民党转败为胜的“转捩点”，那是言过其实了。 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如胡琏在70年代曾说过这样一番话：“笔者20多年来，不愿谈古宁头战事……我辈军人失去中国大陆，耻辱殊甚！……区区登步，何足道哉？！” 第十五章 解放舟山 蒋介石认为：只有守住舟山，反攻大陆才会方便得多。蒋经国四赴舟山给守岛官兵打气。战前粟裕发来紧急指示。指挥不当，天不作美，登步岛几蹈金门覆辙。攻舟失利，中央军委电令暂停攻击。关键时刻，粟裕再次向中央提出重大建议。解放海南岛，毛泽东要林彪向粟裕学习。有老大哥支持，国民党从此失去空中优势。丢卒保车，蒋介石被迫作出痛苦抉择。备而不用，海陆空三军甚感美中不足。 早在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攻打金门之前，舟山战役外围之战已经打响。 舟山群岛位于浙江省东北部，杭州湾外的东海中，由舟山、岱山、登步、桃花、金塘、大榭等400多个岛屿组成，总面积1200平方公里（本岛523平方公里），首府是舟山本岛上的定海镇。舟山群岛是中国海上交通的要冲，又是沪宁杭地区的海上屏障。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曾两次入侵浙江沿海，都是先从舟山群岛的主岛、定海登陆的。英国的海军陆战队，还曾以定海为跳板，一度入侵镇海、宁波、慈溪……由此可见，舟山群岛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早在蒋介石败退上海之前，对舟山就给予了高度重视。蒋经国曾回忆说：“记得父亲引退之后，交我办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希望空军总部，迅速把定海机场建筑起来。那时我们不大明白父亲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亲对这件事显得很关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问，机场的工程已进行到何种程度了？后来催得更紧，几乎三天一催，两天一催，直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到了淞沪弃守，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机场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能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 蒋介石看重舟山群岛，决非仅仅是把它作为部队撤退的一个中转站。蒋介石十分清楚中共没有海空军，他要利用这一弱点，控制舟山群岛，利用这些岛屿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之成为控制长江口并袭扰大陆的理想基地。 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以后，国民党驻守江浙和上海一带的部队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之下，纷纷逃往舟山，并组成了以原上海防卫司令石觉为司令的“舟山防卫司令部”，下辖第七十五军、第七十八军以及新编第一军共6万余人，妄图凭借东海的水障，长期盘踞舟山。此后，蒋军的飞机不时从定海机场起飞，对宁波、镇海一带狂轰滥炸。当时定海机场距离上海只有140公里，轰炸机起飞后20分钟即可到达。随后，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驻泊于舟山，对上海及其以北的港口进行封锁，禁止外国轮船和国内船只进出口岸。 为了坚决彻底消灭敢于顽抗之敌，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首长，决心乘胜解放舟山。此任交由第七兵团第二十二军完成。 第二十二军接受任务后，根据舟山群岛的地理条件和敌优我劣的现实情况，确定了首先逐次攻占外围岛屿，然后攻占舟山本岛的作战方案。 7月18日夜间，第七兵团第二十二军以4个营的突击队在距大陆仅0.59公里的大榭岛登陆，全歼守岛的国民党军一个团和前来增援的一个营。 之后，第二十二军投入攻打金塘岛的准备之中。 金塘岛位于大陆与定海之间，是舟山群岛的第二大岛，也是我军进攻舟山本岛的最大障碍。二十二军六十六师，是该军的前卫师，当六十六师抵达镇海之时，早已逃跑的敌人已在金塘岛进行坚守防御的作战准备了。 渡海作战准备工作一开始，六十六师副师长石一宸和师指挥所人员，先期来到金塘岛对岸的海边，侦察地形，了解敌情，布置任务，研究战法。一到海边，师指挥所就意识到：渡海作战与陆地作战差别太大了。首先是没有船，其次我军士兵大多是山沟里长大的，从未见过海，不识水性，一旦翻船怎么办？但任务必须完成，于是第二十二军全体指战员一起动手，展开了一切征服海洋天险的大搏斗。 首先必须征集船只。渡海作战，没有船只的部队算不上部队，因此首先必须解决船只问题。但这一问题要解决并不容易。当时所有的船只，差不多都被国民党军队抢光了，带下走的也被他们破坏了。于是，广泛地征集船只成了当时很重要的一项战备任务。二十二军从机关抽出许多干部，带上小分队分头出发找船。一直从浙江沿海找到江苏、山东，连山东的木帆船也找来了。有的船在海上日夜兼程南下，有的船用火车送到浙江。不长时间里，二十二军共征集到了600多条船。但这些征集来的民船大大小小，船上的附件七零八落，用火车运来的船只因长途运输，已被碰得残破不全了。于是师、团后勤部门立即成立修船厂，有的船要加固，有的要配橹，有的要加篷…… 负责征集船只的同志，有的当采购，有的当木工，有的当铁匠，有的当技术指导，一时忙得不可开交。除了修船，已修理好的船只还必须防备敌人的空袭。国民党部队对于这些船只的用途是一清二楚的。侦察机低空搜巡，轰炸机水平投弹，轮番地进行轰炸。敌人白天炸，我军夜晚抢修，为了这些船只，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经过苦斗，二十二军在临战前终于修好了350条船，满足了一个加强步兵师渡海作战的需要。 其次必须尽最大努力将北方“旱老虎”变成南方“水蛟龙”。渡海作战，除了船以外，还必须训练好自己的水手。金塘岛战斗以前，第二十二军曾攻打过一个小岛。当时二十二军没有自己的水手，主要由当地船老大撑船。平时训练还可以，战斗打响后，敌人的机关枪、迫击炮四面开花，船老大就不敢开船了，有的干脆跳水逃跑了。为了顺利完成渡海攻打金塘岛的作战任务，二十二军首长觉得有必要训练自己的水手，用自己的战士开船。于是二十二军每个突击连都配有三五条船，各连都成立船管小组，派一名连的干部负责；突击营成立船管中队，步兵团成立船管大队，各级船管机构很快建立起来了。 二十二军选调一些打仗最勇敢，办事最机灵，责任心最强的干部到船训练队工作，并把一些最勇敢的战士派去训练成水手。干部、战士们整天泡在海水里，经过一个月的训练，这些新水手们不仅能划桨、摇橹，而且能撑篷掌舵，一次航行可达二三十华里。之后，新水手们又苦练复杂情况下的驾驶技术，一直综到操作灵活、进退自如为止。基础练好后，水手们又进行了向敌岛附近试探性航行训练。翻来覆去练了一个月以后，水手们越练情况越熟，胆子越大，信心越足。北方的“旱老虎”终于练成了南方的“水蛟龙”了。有了自己技术过硬的水手。二十二军攻打金塘岛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第二十二军在战前组织干部反复地察看地形，认真研究作战方案。 当时敌军在沿海一线配备有两个营，在滩头设有障碍物，少的四五道，多的七八道。在纵深200多米的地域内，布满了木桩、铁丝网、竹签、鹿砦、地雷、碉堡。200米后的小高地上，敌人修建了许多碉堡，这是守敌布置在一线的坚守要点。碉堡后面还有一些集团工事，是敌人为了在滩头上进行反扑的预设阵地。 根据敌方的兵力部署和工事构筑情况，二十二军确定了先以炮兵摧毁敌一线工事和压制二线阵地的火力射击，同时突击队力求迅速登陆并突破敌人防御阵地的方案。 到了9月下旬，二十二军渡海打金塘的作战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上级领导经周密考虑，最后批准二十二军10月上旬发起战斗。按潮汐规律，10月2日或3日进攻于我军有利。于是，二十二军一切准备工作都集中到这两天的最佳时间内，二十二军的步兵随时准备登船，炮兵随时准备开炮。 部队已处在“箭上弦、刀出鞘”的临战状态了。 正在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从北京传到了浙东前线，战士们备受鼓舞。他们说：“我们多少年来流血牺牲，盼的就是这一天。快打！要把解放舟山的捷报早一天送到北京，送到毛主席手里！” 10月3日晚，第七兵团第二十二军利用夜暗和大雨天敌机无法起飞的机会，以4个团的兵力向距大陆4.6公里的金塘岛发起了攻击。一时间，几千发炮弹一齐向敌人的滩头阵地倾泻而去，敌人的一线阵地霎时变成了一片火海。炮声响后，按预定计划突击营的勇士们开始登船起航，不一会儿，辽阔的海面上，300多条战船浩浩荡荡地向着预定目标——金塘岛出发了。 把守金塘岛的是敌一个比较能打的一零二师。但因在我登陆部队的正面只有2个营把守，因而，我登陆的先头部队9个突击营没遇多少抵抗很快就突击上岛。经过一天的战斗，敌一零二师被彻底消灭了，共俘敌少将副师长以下2400余人。 在二十二军发起攻打金塘岛战役之际，10月7日晚，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以4个营的兵力在距大陆11.5公里的桃花岛登陆，经过一夜战斗，全歼国民党交警总队和青年军一个营共1300人。 大榭岛、金塘岛和桃花岛登陆作战的成功，打开了舟山外围的屏障。于是，第七兵团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指向了舟山本岛的最后屏障——登步岛。 连续作战的胜利，使第七兵团官兵们滋长了轻敌速胜的情绪，没有估计到当时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些不利的变化。 自金塘、桃花等岛屿失陷后，蒋介石十分紧张，10月11日蒋介石在蒋经国的陪同下亲赴定海“视察”。对于蒋经国来说，在本年度他已是第4次来舟山了，这里的情形一次比一次差，而这次最糟，舟山的大门已经敞开，形势十分危急了。 由于解放军当时几乎没有防空武器，蒋介石的座机B-25毫无顾忌地飞到镇悔和宁波上空。蒋介石低头俯瞰，映入眼帘的是山清水秀的江南美景，是他熟悉的一草一木。他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一种有家不能归的凄然之情油然而生。他痛苦地说：“飞回去吧！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但只有守住了舟山，我们反攻大陆才会方便许多。” 飞机降落之后，蒋介石匆忙在舟山防卫司令部召开了海陆空军将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台湾省主席、东南军政长官陈诚，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舟山防卫司令石觉等。大会拟定了防守定海和外攻反围岛屿的计划，决定采取如下三条措施加强防守力量：“一、加强扩建岱山机场（注：即定海机场），保障重型轰炸机起降；二、将海军第一、第五舰队及从汕头撤出的胡琏兵团的第六十七军调往舟山；三、至少调一个加强团到登步岛，巩固舟山西南屏障。”为了加强领导，会上还决定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舟山指挥部，以郭忏为主任，石觉为副主任。 蒋介石部署完毕后，又在舟山巡视了一番，“对于情报人员多能奋斗不懈，空军亦能尽职作战，甚感欣慰”，于是14日中午放心地返回台北。 经过蒋介石的一番策划，这样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达到9万人，超过解放军攻岛部队的一倍，并有大量的海空掩护。由于登步岛成了舟山本岛外围最后一个屏障，于是蒋介石重点防守，由国民党第八十七军派驻一个团另一个营，并在岛上抢修了许多坚固工事，决心死守。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在没有确实掌握敌情、水情、风向、气候变化的情况下，为了尽快攻占舟山本岛，命令已进占桃花岛的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4个营的兵力以桃花岛为出发地，利用大雨天敌人飞机无法起飞的机会，渡海向登步岛发起进攻。 在此之前，第二野战军主管作战的粟裕副司令员曾给第七兵团下达过如下指示：“……夺取登步岛必须集中足够兵力，要有保障第一梯队同时起渡，第二梯队连续航海的足够的船只，确实掌握敌情、水情、风向、气候的变比，严格检查参战部队的作战部署和各项准备工作，以防止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指挥上的粗枝大叶。” 11月3日，我第二十一军六十一师开始向登步岛发起攻击。桃花岛距登步岛仅有3公里，但我第一梯队起航不久，风向逆转，潮水渐退，船队在海浪中被吹散。经过艰苦拼搏，第一梯队9个连中有7个半连1000多人登陆。 上岛部队建制混乱，重武器也未能携带上岸。尽管一开始就出师不利，但我登陆部队上岛后，随即展开攻势并且锐不可挡，很快登陆部队就突破了国民党军设在海边的障碍和火力封锁，连续突击，歼灭了敌军8个连，俘敌500余人，控制了全岛四分之三地区。国民党军被迫退至岛上一角，固守待援。 11月4日清晨，登步岛上的形势对我十分有利。此时若有足够兵力，完全可以全歼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可偏在这关键的时刻，风向、潮汐突然变化，我军后续梯队所用木船无法起渡。已上岛的部队又未及时按计划占领并控制岛北端的渡口，以阻截国民党军的海上援兵。结果，敌人4 个团的增援部队乘着军舰4日上午到达登步岛。当时，虽然岛上的解放军数量已增至2000人，却仍大大少于国民党守军。 11月5日，局势的发展也逐渐对我登陆部队不利。国民党由于有海军的支援，岛上的国民党军不断得到增援，因此，实力继续增强，并连续进行反扑。国民党空军也于5日白天出动55架次，猛烈轰炸登步岛的解放军阵地，同时压制了桃花岛上解放军用以支援登步岛的炮兵。经过白天一天的连续激战，解放军在登步岛上处境危急，伤亡已达1500余人，而此时，解放军第二十一军六十一师在桃花岛上已无法再抽出部队前往支援。第二十二军原定协助进攻登步岛的，但因船只和航渡距离的制约，近日内也无法来援。如果我登陆部队在登步岛上继续纠缠，国民党的兵力源源增加，就有重蹈金门覆辙的危险。 鉴于形势于我登陆部队不利，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领导果断决定：撤出战斗。夜幕降临后，解放军以一部向流水岩发起佯攻，国民党军误以为我登陆部队又会像前一夜一样发起反攻，马上转入了防御。趁敌人不注意，我登陆部队1000余人携带伤员和俘虏，安全地撤回了桃花岛。 登步岛的失利是由于第七兵团在思想上盲目轻敌，没有认真贯彻粟裕指示造成的。 金门、登步连续失利，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甚为不安。11月14日，毛主席电示第三野战军：“你们必须严重注视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间等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 于是，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渡海作战暂时停顿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金门岛、登步岛的失利虽然向人民解放军显示出渡海作战的难度很大，但并没有能阻挡我人民解放军向中国大陆和沿海地区的进军。 到了1949年12月，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部在成都战役中覆灭后，国民党残部被迫退至四个岛屿，它们是： 3.6万平方公里的台湾岛。 3.2万平方公里的海南岛。 140平方公里的大小金门岛。 1200平方公里的舟山群岛。 中央军委根据以上情况决定：第四野战军以一个兵团攻占海南岛，第三野战军则集中力量先攻占舟山再攻金门。 自1949年12月起，人民解放军攻击目标指向海南岛和舟山群岛。 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它的面积和战略意义仅次于台湾。在当时国民党所占的四个主要岛屿中，它比金门、舟山距大陆都要远。它与雷州半岛相隔的琼州海峡宽约20—50公里，是世界上流速最高海峡之一。 从许多方面看，攻击海南岛要比攻击金门难度更大。 其一，金门北岸距大陆只有10公里，炮火可以掩护，而海南岛却在我炮火射程之外。 其二，国民党军的军舰因为害怕解放军的炮火轰击，只能在远处拦截；而海南岛的国民党军舰可以到中流进行拦截。 其三，当时金门岛上还没有完整的机场设备，只能呼唤台湾的飞机进行空中支援；而海南岛上就驻有20多架作战飞机，可随时直接支援守岛的国民党军作战。 其四，四野渡海作战工具仍是木帆船，是以陆军单独向敌军陆海空三军的立体防御发起进攻。 其五，国民党在海南岛上驻扎有10万兵力，5个正规军共19个师，有海军大小舰艇50余艘，空军20余架飞机，在海南防卫司令薛岳统一指挥下，集中主力，组成了以薛岳的“字”命名的“伯陵防线”。 早在12月中旬，广西战役临近尾声时，第四野战军就立即请示中央军委，准备渡海解放海南岛。 中央军委同意后，四野的第四十军和第四十三军共10万人组成渡海兵团，由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统一指挥，开赴雷州半岛，准备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渡海战役。 对于这样一次规模更大的渡海作战，毛泽东十分关注。12月16日，毛泽东出访苏联，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 12月18日，出访途中的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对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指示电报。电报中强调：“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与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 电报还举出三野第十兵团在金门战斗的教训是：“……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9000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3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 同时，毛泽东还要林彪等人向粟裕调查了解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在苏联又致电第四野战军领导，提出“争取于春夏两季解决海南岛问题”，同时又分析了海南岛与金门作战的区别：“海南岛与金门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船登陆，……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援部队的续进。” 2月17日，于结束访问苏联的同一天，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转到苏联的四野渡海兵团的报告指示：“以运输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 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部认真研究了金门作战教训后，在战前经过了3个月的周密准备，特别是参战各部队进行了登陆和海上战斗的训练，研究了对付敌军军舰和登陆作战的各种办法。同时吸取了金门作战的教训，先后征集到4000名船工和2100余艘船只，一次能够运载10万人以上的登陆部队。 兵团部根据海南岛有琼崖纵队存在这一事实，决定攻打海南岛先以小部队从各个地方实行偷渡，与岛上琼崖纵队会合，使大部队一登陆就得到有力的接应；然后正式开始强渡，第一梯队就使用10万兵力，带足粮食，准备不依靠后援即可独立发展。 1950年3月5 日，林彪下令十五兵团开始小部队偷渡。 4月16日，第一梯队开始实施大规模强渡，至4月23日，第一梯队渡完，10万大军已全部顺利上岛。 守备海南岛的国民党部队除刘安琪的第三十二军和新组建的第四军战斗力稍弱一些，其余的第六十二、六十三和六十四军均属粤军的精华，有较强战斗力。“防卫司令”薛岳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战功卓著的悍将，与侵华日军在长沙的三次会战是他的杰作。但这次他似乎未交上好运。 第十五兵团在渡海过程中，船队遭到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的拦截，我登陆部队早就预料敌人会有这么一招，他们事先在木船上装配好了战防炮、火箭筒（战士们称这种船为“土炮艇”），利用夜暗勇猛接敌，近处开火，结果一举击沉守军舰艇1艘，击伤2艘（包括旗舰“太康”号），海南岛国民党海军最高指挥官——第三舰队司令王恩华也在交战中被打死。 第三舰队遭此重创，夜间再也不敢进入海峡拦截我登陆部队的船队了。 这种以木船打军舰的战例，在世界战争史上是个奇迹。 第十五兵团第一梯队登陆以后，迅速击溃了守卫海南岛北部的两个军。 “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无心苦守，向蒋介石发报，要求撤至台湾。 征得蒋介石同意以后，薛岳下令各部队向南面的榆林岛聚集，尔后乘船向台湾撤退。此次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军有7万余人。 4 月27日，第十五兵团占领海南岛主要港口海口之后，薛岳和一些高级官员于是乘飞机逃走。 由于国民党军在撤退途中，大肆破坏道路、桥梁，加之解放军没有海空军拦截，致使薛岳及手下官兵得以顺利逃脱。 1950年5月1日，海南全岛解放。 海南岛的解放，给台湾带去巨大冲击。一时间，台湾人心惶惶：海南既失，台湾保得往吗？为了安定人心，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宣传机构竟把这一惨败说成是“从海南岛向台湾转移兵力的顺利完成”。把溃逃说成是“战略转移”，这实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谎言。 在第四野战军积极准备攻击海南岛的同时，第三野战军也在积极准备进攻舟山群岛和再攻金门。 此次舟山登陆作战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人民解放军新建的海军和空军也准备参加渡海作战。这样，舟山登陆作战即成为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第一次陆、海、空三军的联合作战。 中央军委和第三野战军的计划是，如果攻击舟山成功，将乘胜以船队南下再攻金门。 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初具规模，这得力于苏联的大力帮助。 其实，早在1946年，人民解放军就已开始起步建立空军，这一年成立了通化航校。常乾坤任校长，吴溉之兼任政治委员，蔡云翔任教育长。 1949年3用，航校搬到长春。5月，这所航校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到10月，共培养出各种航空技术干部560名，其中飞行员126 名，机械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讯、仪表、参谋人员88名，这些人员大都成为后来建设空军的骨干。 随着解放战争全国胜利的临近，中共中央对空军的建设越加重视。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中正式提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 1949年夏天，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提出了渡海作战需要空军配合的设想：“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海军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仍可以考虑选派三四人去远方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支攻击部队，掩护渡海……”这里的“远方”指的是苏联。 1949年7月26日，毛泽东电告在莫斯科访问的刘少奇，让他向斯大林提出协助中国建设空军的问题。 7月27日，刘少奇即向斯大林转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希望购买200架左右的飞机并请代训飞行员。 斯大林虽然震惊于中共的魄力，但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并说，航校不必设在苏联，可以由苏联派人到中国帮助开办。还说，中国现在建设空军已经晚了，如早一年，即可参加解放中国南部的战役。其实斯大林并不清楚，中共为了拥有空军已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出了最大努力。 有了斯大林的承诺，中央军委马上要求预定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组织人员研究建设空军的规划。 走马上任的刘亚楼随即拟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一年内建成一支拥有300至350架作战飞机的空军。 空军的特点之一，建军必先建校。没有航校培养不出飞行员，没有飞行员就组建不了空军。 于是“办好航校”成了压倒一切的重点。 1949年冬季，人民解放军空军紧急开办了7所航校，重点技术课程全由苏联专家担任。 1949年11月起，从苏联订购的飞机陆续到达。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至3月间，苏联派出一个空军师到上海、徐州担负空防任务。 该师装备有当时比较先进的飞机，抵达上海后，连续击落5架前来轰炸内地的国民党飞机。此后，国民党空军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进入上海附近地区了。 经过紧张的准备和训练，1950年5月，空军各航校速成班第一批学员毕业，空军有了组建航空部队的基本条件。 与空军相比，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建设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 1949年以前，中共海军建设完全还是一片空白。1949年初，蒋介石准备逃台以后，最担心的是中共拥有海上力量，所以一旦出现国民党海军起义情况，蒋介石就马上命令空军对起义舰只跟踪轰炸。1949年2月，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起义后，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追踪轰炸，结果这艘5270吨的军舰负伤后为保全舰体，被迫在葫芦岛码头自沉。 1949年4月20日，我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时，被封锁在长江中的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25艘轻型舰艇起义。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宣告成立，张爱萍担任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组建工作。 张爱萍将军希望利用这批起义舰艇建立海军，但国民党空军不断对起义舰艇进行轰炸。此时，人民解放军没有有效的防空力量，只能眼看着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而无能为力，结果起义舰艇多被炸沉或自沉。 于是，毛泽东决定在组建海军之前，先组建空军。 1949年12月，中央军委考虑到今后台湾战役和保卫海防需要，决定立即建立海军司令部，将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部改为海军司令部直属机关，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提任海军司令员。 萧劲光上任后立即命令上海等地的造船厂抓紧抢修被国民党军破坏或炸坏的船只，以供新建的海军使用。 1950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成立一周年之际，华东军区在南京的长江江面举行了舰艇命名仪式，预定担负指挥渡海作战的主要指挥员粟裕、叶飞、宋时轮、王建安、刘道生参加了仪式，共有战斗舰艇51艘、登陆舰艇52艘、辅助船30艘（共4.3万吨）被命名。尽管在吨位上、性能上比国民党海军差，但人民解放军毕竟拥有了可投入渡海作战的自己的海军。 蒋介石在大陆失败以后，对舟山群岛的战略地位十分看重。登步岛共军的失利并未减轻他对舟山群岛防守的担忧。1949年底，蒋介石又将在金门的第十九军和台湾守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第五十二军（也是从辽沈战役中唯一整军逃出来的一个军）派驻舟山。 至此，舟山群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已达6个军，连同海空军共约12万人，驻军数量超过那时防守海南岛的人数。 蒋介石控制舟山群岛目的很明显，是想把舟山作为他反攻复国的桥梁，作为国民党空军轰炸大陆的中转站，由台湾起飞的作战飞机到舟山的定海机场加油以后，其航程可达到华东乃至武汉一带。 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国民党空军利用定海机场作为基地，对我刚解放的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轰炸达26次，同时又对华东沿海、长江下游各港口进行连续轰炸，以破坏我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并阻挠人民解放军向华南沿海集结船只。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出动17架飞机，分4批轮番轰炸上海市区电力公司、沪南和阐北水电公司，一次就炸死炸伤上海市民1400人，使上海电力丧失90％，多数工厂停产。 国民党海军也利用舟山基地封锁长江口，运送武装特务，袭拢江浙沿海地区。 台湾当局宣称：共产党能攻占上海，但保卫不了上海。 因此，攻击舟山群岛，拔掉定海基地这颗钉子，成为第三野战军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金门、登步两次登陆作战失利后，粟裕对于舟山作战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粟裕仔细分析了两次登陆作战失利的原因，认为关键是我军没有海空军配合，而敌人却能够以绝对优势的海空力量实施快速增援，从而使我军在决定的地点和时机处于极为悬殊的数量劣势。粟裕由此得出结论，渡海作战是我军战史上所没有过的比较现代化的作战，如果没有足够的渡海船只和适当优越的装备以及充分的物资供应，是很难成功的。 粟裕考虑成熟后，于1949年11月22日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舟山既无内应力量，又面临精锐之师，如果死打硬拚，势必造成很大损失。目前蒋军受金门、登步两战的鼓舞，已将台湾兵力移至舟山，看来蒋介石想在此处同我们决一雌雄。建议军委推迟攻击舟山时间，加紧发展海空军。在打法上，主张力求首先以海空力量给舟山之敌海空军以歼灭性打击，然后以陆军优势兵力攻取舟山。 粟裕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多次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影响战争进程的重大建议，都被采纳。这一次，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经认真研究后，再一次接受了粟裕的意见，决定将攻击舟山的时间延至1950年春夏。并从新建的海空军中抽调部分部队配合陆军作战。 于是，一场陆、海、空三军协同渡海作战的准备在华东地区展开了。 1950年4月25日，粟裕在南京召开陆、海、空三军联席会议，研究舟山作战方案。最后决定以七、九两个兵团的6个军组成南北两个登陆突击集团，由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分别指挥。第七兵团由南向北进攻，第九兵团由西北向东南突击，两个兵团约20万人，在海空军掩护和支援下，力争全歼舟山12万守军。根据军委指示精神，战役发起时间初步定为6至7月。 会议结束以后，各部队迅速开始了紧张的临战准备。 配合这次渡海登陆作战的空军是1950年5月空军航校第一批学员毕业后，利用接收苏联的5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在南京组建的空军第四混成旅。海军则是5月间，华东海军在上海建成的第一支可用于作战的舰艇部队——海军第四舰队，装备大型坦克登陆舰10艘，中型坦克登陆舰9艘。 为了确保这次登陆作战的胜利，第三野战军集中了大部分机动力量，原计划渡海攻台的第九兵团也用于舟山作战了。由于海军舰只少，渡海还主要靠木帆船。华东党政机关从山东和苏皖内地征集了大量帆船，由铁路运至浙东、苏南沿海，连同当地原有的船只共达2000余艘，并将其中一部分改装成机帆船。在海军空军的掩护下，这时已有把握一次运载10万人以上的部队登陆。 5月1日，第四野战军胜利解放了海南岛，消息传到浙东前线，积极准备对舟山登陆作战的第三野战军渡海部队为之振奋。 海南岛的失守引起舟山守军的惊慌。舟山守将石觉尽管得到大批部队增援，仍感到舟山易主不可避免，有心主动撤退，无奈穷途末路的蒋介石像抓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抓住舟山不放，严令坚守，只得作罢。 5月10日，石觉奉命飞赴台北，参加紧急最高作战会议。返回舟山后，石觉下令马上关闭通信，封锁交通，控制码头，掌握船舶，对舟山各岛实行全面戒严。此举在舟山引起了不小波动，下级军官和士兵们得到的命令是：“准备对共匪发动攻势作战。” 其实，所谓的“攻势作战”是蒋介石为了撤走舟山国民党守军所施放的烟幕。 此时的蒋介石在海南岛失守后，重新考虑了舟山的命运。海南之战解放军是10万人乘木船进行的，而舟山面对的将是20万有备之师，且有海空军配合。舟山12万守军相当于国民党当时仅剩的陆军部队的三分之一，一旦再遭歼灭，守备台湾就是一个大问题。 为了集中力量固守台湾，蒋介石不得不作出痛苦的选择：从舟山撤军。 5月11日上午，舟山定海机场上，国民党副参谋总长郭寄峤、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海军代副总司令马纪壮等奉蒋介石之命，前来舟山亲自组织撤退。 一下飞机，郭寄峤就把蒋介石的亲笔函交给前来迎接的舟山防卫司令石觉，只见上面写着：“此时防务匪机突然来定轰炸我运输舰船，比防范其陆军渡海来攻本岛更为重要，故应从速准备，以防万一。并期于本月15日至迟16日上午，必须完成全部工作，是为至要。” 5月13日黄昏，舟山守军各部开始分批行动。为保守秘密，各种无线电通讯全部停止，全区实行戒严，军、师长待部队集结上船后才被告知航海路线和目的地。与此同时，又派出81架次的飞机对大陆前沿阵地进行轰炸扫射，予以干扰。装甲兵和75毫米以上的炮兵部队第一天登船，定海本岛的守备部队于第二天晚登船，前沿岛屿及岱山、普陀、长白山、秀山诸地区的守备部队第三天登船，到16日，舟山群岛的部队全部秘密撤走。在撤退军队的同时，蒋介石还命令把岛上的两万多名男女青年强行拉上船撤到台湾。 16日晚7时，郭寄峤、桂永清、王叔铭等乘坐最后一架C-46飞机起飞。 飞机刚一升空，花费4000万银元修建的定海机场在一阵爆炸声中化为灰烬。 蒋介石终于赶在解放军进攻舟山之前，安排守军悄悄撤离。自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指挥得最好、进行得最顺利的军事行动就是舟山逃跑。 海南、舟山的大撤退引起退守台湾国民党人士的不安。为了对撤军行动有所交待，5月16日，蒋介石发表了《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 他说：“当时衡量客观现实的情势，估计我们政府所有的实力，若非集中一切兵力与共匪作战，我们就无最后胜利的把握，反将要被共匪各个消灭。” 撤退本是迫不得已之事，蒋介石却解释成是他复职后第一个计划的“完全实现”。他说他曾制定了一个大计划，由四个步骤组成：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巩固台湾及其卫星岛屿”；第三步“反攻整个大陆，来拯救全国同胞”；第四步“复兴中华民国，建立三民主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 为了替老蒋消愁与稳定社会情绪，蒋经国发表了一封《由定海到台湾》的公开信，说：“这次国军从舟山撤退到台湾，放弃了最接近大陆的陆海空根据地，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个惊人的举动。老实讲，我是一样的沉痛和难过，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感情有时会支持行动的，但是在环境愈是恶劣的时候，愈需要高度的理智，并且要拿出理智来控制感情，用理智来支配行动……保卫台湾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这一仗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和准备，才能保证一定胜利。” 蒋介石的撤退出乎第三野战军的意料之外。5月16日，我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发现国民党军从舟山群岛撤离退后，立即以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军提前渡海。17日，上述三个军占领舟山本岛，可是国民党守军已经撤走。 19日，舟山群岛全部解放。 规模宏大的舟山群岛海陆空三军协同登陆战准备工作，虽然未能投入实战，但是对国民党军造成了重大威胁，促使其未开战就从岛上溜走，从此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长江口的封锁和对上海及江浙附近地区的空中威胁，同时使部队受到了渡海作战的训练，意义同样是十分重大的。 在第七、第九兵团积极准备攻打舟山群岛之际，我第十兵团于1950年5月组织了对福建南部岛屿——东山岛的进攻战。 东山岛是福建省仅次于平潭岛的第二大岛，面积165平方公里，人口8万左右，是福建、广东海上交通要冲。由于该岛是国民党军联系台湾与广东万山群岛的重要交通枢纽，又是其向闽粤两省内地派遣特务武装的重要基地，因此岛上驻有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七军的两个师约5000余人驻守。与金门岛相比较，东山岛离大陆较近，最近处仅隔500米，属易攻难守之岛。 第十兵团根据金门作战的经验教训，为确保作战的胜利，集中了第三十一军的第九十一师和第三十二军的第九十四师，并加强了野炮1个营、山炮2个营，事先集中足够的船只，拟定好详细的作战方案，做好了各种准备。 5月11日晚7 时，我第十兵团的九十一师和九十四师，在夜幕掩护、敌机不能干扰航渡的情况下，以岸上炮火掩护，开始跨海强渡。晚上10时，我登陆部队顺利占领北岸滩头阵地。守岛的国民党军见解放军大部队已经上岸，无力反击，纷纷向岛南端逃窜，觅船撤往金门，我登陆部队穷追猛打，到第二天天亮，全部占领了东山岛，俘虏了国民党军2000余人，其余3000余守军乘船逃走。 第十六章 放弃攻台 魏道明突然失宠，陈诚带病受命，一个女人大骂：真是个老混蛋！美国人对陈诚说：蒋介石如来台湾，只能以避难者身份相待。茫茫九州无处藏身，蒋介石作了最坏的打算。阻止“祸水”来台，美国人一厢情愿。败有所悟，蒋介石不再玩花架子。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兴奋异常。美国出兵台湾海峡，攻台计划被迫搁浅。 海南岛和舟山群岛解放以后，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下一个目标便是台湾了。 而这正是蒋介石最最心忧的，蒋介石对台湾寄予了太多希望。 早在1946年10月，蒋介石就萌发了把美国人喻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台湾作为自己的退路和反共基地的想法。其时，蒋介石正偕夫人宋美龄巡视台湾岛。由于台湾人视之为收复宝岛的“领袖”，对他们颇为热情，因而这次巡行给蒋介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巡视台湾之收获，较巡视东北之收获尤大，得知全国民心之所向。”接着，蒋介石又说：“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奈我何乎？” 当时蒋介石还远没料到他会被赶到台湾，但是他却已看到了台湾的重要性及有利条件，初步形成了经营台湾以作为内战后盾的设想。 随着内战局势的逐渐逆转，蒋介石的想法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成熟。 当1949年初面临第三次下野的唯一选择时，蒋介石更加坚定了另起炉灶，把台湾建成反共基地的想法，并付诸实施。 事后，蒋介石讲到他为什么第三次下野时，曾对亲信们这样解释：“我之所以下野，还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台湾地位的重要。在俄帝集团的侵略下，宁可失了整个大陆，而台湾是不能不保的。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兼顾，亦就不能成为‘反共抗俄’的堡垒。” 后来，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时称：“就算是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持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因此，我就不顾一切毅然决然地下野。” 当然，蒋介石的这番言辞难免有粉饰自己被迫下野窘境的成分，但经营台湾，把它作为反共基地的想法却是真实无疑的。直至即将逃离大陆的最后关头，蒋介石仍然在强调：“在台湾要做最坏的打算。” 蒋介石之所以选中台湾作为“偏安求存”的基地，是因为台湾有以下几个便利条件： （一）便于避居困守。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位于距大陆100多公里的海面上，东北隔着琉球群岛与日本遥遥相对；东面是浩翰无际的太平洋；西面和西南面隔台湾海峡与大陆福建省和广东省相望；南临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群岛相邻。台湾处于西太平洋交通要道，具有极高的军事战略价值。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蒋介石认定、从最坏处考虑，万一大陆完全丢失，凭他手中现有的海、空军力量，跟几乎谈不上有这两方面力量的共产党军队隔海周旋、对峙，或许可以苟延残喘，香火续存；从好处着想，台湾有海路与舟山、厦门、上海相通，又便于由空中对这些地方策应，坚守东南沿海城市，既可以台湾为后援，稍缓后顾之忧，又便于调集转移兵力，把台湾作为最后的退路。一旦在东南与共产党军队形成较长时间的对峙，则可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卷土重来。果真如此，从长远看，国共双方的这场角逐，最后究竟鹿死谁手，亦未可知也！ （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先进的工业。台湾省面积3.6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本岛、澎湖列岛等80余个大小岛屿。岛上有被誉为“台湾三宝”的米、糖、茶三大物产；有四季不断品种繁多的水果；有相当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森林面积总和的“森林宝库”；有200多种已探明的“地下矿藏”；还有丰富的水产资源。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相适应，台湾又是较早兴办洋务、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的地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以后，在50年的时间内，为了榨取台湾人民的血汗与掠夺台湾资源，进行了广泛的投资，使发电、钢铁、机械、化学、金属等工业逐渐增长。交通、金融事业也很发达，农业亦有一定基础。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权接管了台湾的一切设施与行政权。丰富的自然资源与较先进的工业、交通基础成为国民党败军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三）便于同美国进一步勾结，获取美国援助。蒋介石一向重视东南沿海地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地区靠近海岸，便于直接得到盟国的支援。对于腰杆子一向不硬，总是祈求别国施舍过日子的蒋介石来说，此点十分重要。尽管美国已厌弃了蒋介石，总是想与他拉开距离，但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贯立场与全球战略考虑，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这一点蒋介石比别人都看得清楚。他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等待美国笑脸重现。只要美国反苏反共，总有一天，美国仍会需要他，给他大量援助的。 正是出于上述种种考虑，蒋介石在1949年初第三次下野前匆忙宣布：“发表陈诚为台湾省主席的任命。” 蒋介石的此举过于突兀。原台湾省主席魏道明事前对此竟完全不知，以至气得他老婆郑毓秀破口大骂：“我们做得这样好，换人他也不告一声，真是个老混蛋！老混蛋！” 她哪里知道，这是蒋介石下野前的一着“妙”棋。他在为后路着想。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最后任命”，连当时“倒蒋”的副总统李宗仁也觉得突然，颇感意外。多年后他在《李宗仁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此次新职突然发表，前主席魏道明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过入台北。38年1月5日便在台湾就职视事。行动之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 接着李宗仁又写道：“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前，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的政策，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便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形势必日益恶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演接收政权的美梦。” 李宗仁的分析可以说是透彻入里。 1949年1月18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任命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 1949年3月，蒋介石又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任命陈诚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在蒋的操纵下，国民党行政院授权陈诚指挥监督中央驻台各机构。至此，陈诚总揽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 陈诚能受此重任，与他对蒋介石的忠诚和他同蒋关系密切不无关系。 陈诚，蒋介石的嫡系亲信，三爱将之一。1894年出生于浙江青田县高市乡外村。字辞修，取自《周易。乾》里“修辞立其诚”之意。别号石臾。1913年，陈诚瞒着父母离开家乡来到丽水，考上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 1917年毕业后又入省立体育专科学校，次年毕业。年轻的陈诚志不在教，离开体校后，又以总分前三名的成绩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成为该校第八期炮科学员。同期同学有刘翰东、罗卓英等人。1920年因直皖战争军校停办，陈南下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供职，其间加入国民党。次年军校复课，又北上完成学业。1922年6月军仅毕业后被分到浙江陆军第二师第六团第三连任见习军官。不久，陈诚南下任第一师中尉军官、上尉连长。1924年黄埔军校创建，陈诚离开第一师来到黄埔军校，先是在校部机关服务，任过上尉教育副官、特别官佐。正是在黄埔军校期间，陈诚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据台湾出版的《陈诚传》记载：某夜蒋介石巡视营房，发现陈诚天未亮就起床阅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陈诚此举深得蒋介石的嘉许。 后来在第一、第二次东征中，陈诚的炮兵连屡立战功。当时任教导团一团团长的何应钦说：他们对有限的炮弹，加以充分的利用，弹无虚发。“陈连长三炮定江山，就此闻名。”两仗打完，“陈诚”二字深深嵌入了蒋介石的脑中，渐渐地他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并视为心腹。从此，陈开始摆脱壮途上停滞不前的处境，直线上升。陈诚当官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任过的官职多。蒋介石有什么要职，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都先让陈诚担任，以解燃眉之急，有的要职只任数天，几个星期；第二是升官快，不几年就高职集身。 十年内战期间，陈诚更上升为蒋介石的亲信。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进行新军阀混战、举行对红军的三、四、五次“围剿”时，陈诚总是一马当先，充当替蒋卖命的急先锋。与此同时，陈诚也建立起了自己的以“土木工程系”（十一师、十八军）为核心的势力的集团，在蒋的嫡系部队中，举足轻重。 为了笼络陈诚，在他任十八军军长时，蒋介石派宋美龄出面，收谭延闿的三女儿谭祥为干女儿，并由蒋、宋二人出面作媒介绍给陈诚。陈诚为此与结发妻子吴舜连离婚。陈、谭联姻后身价倍增，在他与蒋的关系中除了同乡关系、黄埔关系，又多了一层“翁婿关系”，更得蒋的宠信。 西安事变时，陈诚与蒋一起“蒙难”，且表现得“忠贞不二”。抗日战争期间，陈诚的官职不断上升，到1944年出任军政部长，次年一月兼任后方勤务总司令，负责国民党军队整编，以应付抗战结束后国共斗争的新局面。 抗战结束后，陈诚出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和海军司令，成为蒋介石身边红得发紫的人物。1947年8月，东北战场危机四伏，陈诚被任命为东北行辕主任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诚到了东北之后，颇想力挽狂澜，无奈国民党在东北战场败局已定。此时的陈诚可谓一败涂地，偏偏身体又不争气，胃出血大发作，还是夫人谭祥走了干妈宋美龄的内线，蒋介石才准许他离开沈阳，赴沪就医。尽管陈诚溜出了东北，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内响起一片要求蒋介石“杀陈诚以谢国人”、“挥泪斩马谡”的呼声。听到这些消息，正在上海一幢陈旧公寓里养病的陈诚不禁百感交集，悲从中来。国民党败局已定，自己不过是扮演了一个可悲的替罪羊的角色。想当初，自己对这场内战心中何尝没有过矛盾，他曾暗暗自叹：“还得作恶几年才能了事！”但蒋介石发动内战决心已定，跟随蒋介石几十年的陈诚，自知政治生命已与蒋介石紧密地绞在一起，没有蒋介石，便没有了陈诚。所以，他觉得唯一的选择是辅助蒋介石尽快打赢这场战争。现在看来，这条路是选错了，但已无法更改。好在蒋介石对陈诚仍宠爱如旧，一再为陈诚开脱，并亲自出面承担责任：“辽沈战役，责任在我，与辞修无关。” 1948年10月，陈诚带病受命，以无职之身搭专机飞往台湾草山。名义上，陈诚是在台湾赋闲养病，实际上是为国民党败退台湾做开路先锋。这之后，蒋介石更是为陈诚安排妥当，委他以党政军大权，让他在台湾充分施展。 陈诚也不想辜负蒋介石的厚望，想方设法治理好台湾，以便为蒋介石留下一条退路。所以陈诚一上台，就着手收买台湾人心。他宣称：“台湾不是日本人遗留给我们的，更不是战利品，是台湾同胞50余年血汗所积累，是全国400万军民先烈血肉的牺牲从日本人手中夺取回来的。我们若不把台湾弄好，非但给日本人讥笑，更何以对先烈对台湾后代子孙！” 看来，陈诚是很想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在台湾作为一番。 蒋介石十分关注陈诚的“基地建设”。 1949年1月11日，蒋介石致电陈诚，提出了所谓的“治台新方针”： “一、多方引用台箱学识较优，资望素孚人士参加政府。 “二，特别培植台湾有为之青年与组训。 “三、收揽人心，安定地方。 “四、处事稳重，对下和蔼，切不可躁急，亦不可操切，毋求速功速效，亦不可多订计划，总以踏脚实地，实心实力实地做事，而不多发议论。 “五、每日特别注意各种制度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与检点用人标准，不可专凭热情与个人主观。 “六、勤求己过，用人自辅，此为补救吾人过去躁急骄矜，以至今日失败之大过，望共勉之。” 蒋介石的电报使陈诚颇受感动，他细心揣摩，深觉此电不仅仅是指示守台方针，更是蒋先生对他个人修养的诸多告诫，委婉地提醒自己注意以往执事中的毛病，字里行间，蒋先生对他寄予了深切厚望。 除了作指示，蒋介石更给陈诚以实际的援助。不久蒋介石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蒋介石此举可谓一石一鸟，一方面使刚刚上台的李宗仁无法维持统治，另一方面为败退台湾奠定经济基础。据代总统李宗仁后来回忆说：自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之时，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称：国库所存金钞共值3.35亿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价格计算，若以海外比值论，尚不止此数。与此同时，国民党还抢运了大量的珠宝、文物等。仅北平、南京的文物就被盗走5000多箱。 之后，当国民党节节败退之时，蒋介石更是精心地将其嫡系部队收缩到东南沿海一带，为日后退台作长远打算。 事后证明，蒋介石的这些长远打算对残留其反动政权来说，确有“先见之明”。 尽管蒋介石为自己的后路作了精心安排，但他的去台之路并不一帆风顺。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主子千方百计的阻挠。 自1948年下半年，美国经过对中国内战形势的分析，认为中共在大陆的胜利已不可避免，进而考虑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后，台湾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军事地位突出起来。美国担心，一旦腐败的国民党政权退到台湾，则台湾很可能遭到和大陆同样的命运：落入共产党之手。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为此，美国政府作出决“当中国的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知道我们要在台湾和什么样的统治集团打交道时，美国应该设法加强一个非共产党地方政府并给予支持。……我们应该运用影响，阻止大陆的中国人进一步流向台湾。” 这样，美国必须先阻止蒋介石退台，使蒋介石王朝不能在台湾开张，以免把祸水引向台湾。 早在1948年秋，美国驻台湾总领事克伦茨就与台湾省主席魏道明进行了秘密接触。魏道明表示，只要美国给予1000万美元贷款，作为美国对台“心理上”的支持，他就可以实现台湾的“自治”，劝阻蒋介石不进入台湾。但又因蒋介石有所觉察，换掉了魏道明，这一计划没能实现。 魏道明卸职后，没敢回大陆，他携带家小远走高飞，到巴西做寓公去了。 陈诚入主台湾后，尽管知道他是蒋介石的心腹，美国人仍不甘心丢掉台湾，转而千方百计地拉拢陈诚。 1949年2月14日，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莫成德秘密飞往台湾，他此行带有特殊的使命，即游说陈诚“自立”。这一行动是背着蒋介石进行的。莫成德向陈诚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台湾应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政府分离，在经济贸易上与中共绝缘。由台湾省主席独立办理台政，美国每年拨给台湾经济援助2500万美元。 二、形式上联络菲律宾、澳洲、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各国，各出一些象征性兵力，会同盟军占领台湾。希望在两周内，在台召开政权转移会议。 三、会议决定后，美国即对台湾海峡之海上及空中担任巡逻与联系之活动，以免外来军队之袭击，同时遣送不受欢迎之大陆在台分子。 四、通知蒋介石，如他愿来台湾，当以政治避难者身份相待。 五、邀请美国所欣赏的人如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 此次秘谈双方只是亮明态度，但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性进展。后来，双方又多次接触，陈诚对美国的经济援助颇感兴趣，对“自立”尤其是背叛蒋介石没有兴趣，美国的算盘又落空了。 莫成德拉拢陈诚无效后，美国为了阻止蒋介石去台，又在国际上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企图由联合国委托托管台湾。对于这一点，蒋介石认为“此一问题，最足顾虑”。他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决不能文归盟国；如彼愿助我力量共同防卫，则不拒绝。”6月20日，蒋介石在接到驻日使团报告“盟总对于台湾军事颇为忧虑，并有将台湾交由盟国或耿合国暂管之拟议”后，立即回电指示：“共管不合开罗会议原则和中国民心。” 之后，蒋介石还让前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台公开发表讲话：“台湾是收复的失地，不是军事占领区。中国对该岛拥有绝对的主权。” 由于所有的中国人，包括蒋介石、李宗仁、陈诚，还有中国共产党等各个实力派别，都不赞成，美国想托管台湾这一阴谋没能得逞。 美国的掣时虽然未能最终阻止蒋介石去台湾，但还是使蒋介石费了不少周折。 美国拉魏拉陈，使蒋颇起疑心。联系到大陆许多国民党要人纷纷倒戈投共，在此难世之秋，实在难保陈诚不在美国优厚条件下动心从而投靠美国。因此，在大陆战事连连失败后，蒋介石曾作过最坏的打算，一旦去不成台湾，就流亡菲律宾。 事实上，在美国的高压和利诱之下，在大陆兵败如山倒的冲击下，陈诚对待蒋介石这位“故主”，内心是有过矛盾和冲突的。他曾设想蒋介石从此归隐林泉，颐养天年，不再出山。 由于对陈诚态度把握不定，蒋介石在上海失守后没有直接飞往台湾，而是走一站停一站，5月17日下午1 时，蒋自定海机场起飞，下午4时50分到达马公岛；28日又飞冈山，再转高雄寿山；6月20日下午飞抵桃园机场，旋即转至大溪，逶迤至6月24日才到达台北草山。短短的路程，蒋介石竟用了月余时间，足以证明蒋介石十分小心谨慎。 对陈诚的态度和蒋介石去台湾时的犹豫，吴国桢有一段回忆文字：“1949年5月，蒋先生自舟山致电陈诚，告有赴台之行，陈在24小时未行复电，蒋只好改从高雄登岸，因高雄市非陈势力范围。孙立人、彭孟缉等往迎，蒋劈头第一句话：‘我在此地安全吗？’孙立人回答：‘由我们保护，有什么不安全？’” 6月24日，陈诚亲自从大溪前来欢迎蒋介石到台北。蒋介石看中了台北市北13公里外的草山。因觉草山有“落草为寇”之嫌，于是改名为阳明山，以纪念他一生崇拜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 7月初，蒋介石在阳明山设总裁办公室，下设党务、经济、军事、宣传、国际问题研究、秘书、情报、警卫、总务9个小组及一个设计委员会。8月1日开始办公。 经过一波三折，蒋介石终于在台北安顿下来。但此时蒋介石的心仍没放在台湾，他只是以台湾作为最后的栖身之地，他还想“以在野之身”指挥大陆的残兵败将作困兽之斗。直到这年12月西南战役败局已定，12月10日蒋介石才由成都凤凰山机场逃向台湾。从此，中国国民党蒋氏集团开始了偏安台湾的时期。 刚到台湾时的蒋介石，心情极为沉郁。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就要到了，为了调节蒋介石的情绪，蒋经国鼓励父亲带全家外出过节。 12月24日，蒋介石带着全家自台北往游日月潭，住涵碧楼。在游船上，蒋竟钓到一条5尺长的大鱼，以后日月潭将此大鱼的照片陈列展览。很迷信的蒋介石见钓到大鱼非常高兴，不断地说：“好！好！”冰冷的面孔也露出了很久没有出现过的笑意。这件小事使蒋氏父子认定新的一年必然顺利。 圣诞节晚，蒋介石在涵碧楼写下这样的文字：“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如余仍能持志养气，贯彻到底，则应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做起。 “近日独思党政军改革方针与着手之点甚切，此时若不能将现在的党彻底改造，决无法担负革命工作之效能也。其次为整军队，以求内部转纯，团结一致。” 但没过几天，共产党的元旦对台广播又使蒋介石的心情悒郁起来。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绝不放弃向全国进军的立场。我们绝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我们特别强调，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也绝不容许美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它中国领土的非法占领。” 蒋介石不禁自问：“台湾真的无法自守了吗？” 1950年，就在蒋介石忐忑不安中来临了。 要解放台湾，是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早就定下来了的。 早在1949年5月上海战役结束之后，蒋介石把大本营偷偷撤往台湾，中央军委就已开始策划台湾战役了。 当时，中央军委责成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组织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 因华东地区许多地方还未解放，又需要分兵进行剿匪，于是粟裕只能抽出三野主力兵团第九兵团的4个军进行攻台训练，同时第九兵团还要兼任上海地区的警备。后因三野第七、第十兵团在进行扫清台湾外围屏障的浙东和福建沿海作战中，在金门、登步两次受挫，中央军委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意识到渡海攻台的艰巨性，以4个军进攻台湾的计划被迫进行修改。 随着三野首长对渡海作战艰巨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台湾战役计划一再修改。 1949年秋天，三野制定的台湾战役计划投入兵力是8个军，其中以第九兵团的第二十军、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共4个军为第一梯队。 1949年末，第三野战军再次修改计划，决定攻台兵力增加到12个军。 中央军委马上同意了这个意见。 另外，此时攻台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即美国公开表现出与国民党当局拉开距离的政策，一般估计攻台时美军不会介入。 粟裕在《华东军区1950年政治工作指示》中，对此这样解释：“直接参战在政策上、军事上都是对美帝不利的，所以美帝只能间接参战，如动员日本的‘志愿兵’去帮助蒋匪。” 基于这种估计，第三野战军在研究台湾战役时，曾设想同日本援蒋军人作战的可能性。 其实，当时日本尚未从战败中恢复过来，经济千疮百孔，愿意替蒋卖命的人很少。 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军委认为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台湾战役的准备，早日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以实现祖国的统一。 为了更细致地筹划台湾战役的具体事宜，1950年3月11日，新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同粟裕会商了攻台的准备工作。中央军委同意第三野战军与海军的意见，设想投入50万部队用于渡海攻台，分两次运送。 当时作出这一设想，是对东南沿海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进行了分析后作出的估算。 当时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共还有50万军队，其中在舟山、金门和海南岛的部队又随时有撤回台湾集中力量防御的可能，再加上少量日本“志愿”人员的协战，按照一般的登陆作战规律，第一梯队登陆部队要有能突破防线并向纵深发展的充裕力量，而最忌“添油”式的逐次增兵。所以预定的第一梯队必须有足够的兵力，再待第二梯队上岸后，总兵力至少应和台湾守军大致相当。当时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战斗力明显高于同等数量的国民党军。有50万人登陆就可以确保在短期内不间断地发展胜利，以占领全岛。 根据以上设想，第三野战军准备在舟山战役结束以后，以第七、第九兵团担任攻台的第一梯队，第十兵团和入闽的另外3个军担任第二梯队。 这样，第三野战军的12个军部队连同后勤支援人员，投入台湾战役的总兵力将达50万人。在大陆内地，第四野战军以第十三兵团（辖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担任全军的战略预备队，西北野战军抽出第十九兵团（原华北第二兵团，辖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作为中央军委可以随时调动的机动兵力。 然而，要实现这一登陆作战的设想，第三野战军面临两个最大的困难：一是缺乏渡海船只；二是海空军掩护问题还没有解决。 解决渡海船只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确是一大难题。要运送50万部队渡海，连同装备、粮弹、饮水、燃料、马匹、车辆等，所需的船只甚多。因此，中央军委估计需要筹集几十万吨位的船只。台湾海峡海宽浪大，渔民的小帆船难以航渡，需要用轮船或者较大的机帆船。近代中国海运一直不发达，沿海地区机器动力的船只很少，加上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又将大多数轮船带走或加以破坏，所以要靠以沿海现有船只中筹集几十万吨位的机动船是办不到的。 解决海空掩护问题，也是保证渡海攻台成功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而我人民解放军当时所薄弱的就是这两方面。台湾距大陆最近距离也在80海里以上；平均距离则有100 多海里。而解放军当时拥有的船只航速每小时只有六七海里，向台湾航渡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庞大的船队一旦没有夜幕遮蔽，在完全暴露的海面上必然会遭到国民党海空军的全力拦截攻击，没有海空军所掩护的船队必会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根本不可能达到登陆成功的目的。 因此，有了渡海船只后，还必须建成一支能够较敌方具有优势的海空军，才能保证台湾战役这种规模的渡海作战的胜利。 对于这两个主要困难，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早就深谋远虑了。1949年7月，毛泽东提出，要攻打台湾，除陆军外，主要靠海军及空军。之后，中央军委积极解决这两大问题。在当时中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技术设备极其落后，人才极端缺乏的条件下，中共创建海空军可以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到了1950年5、6月间，中共的海空军已初具雏形，并可以从事一些小规模作战活动。 鉴于海空军具有一定作战能力，华东军区根据攻台作战的需要，于1950年6月间确定了新的训练大纲，决定从同年7月至次年3月各军兵种分别进行训练，翌年4月和5月进行三军两栖作战的合练，然后准备以三军配合的两栖登陆作战最后解决台湾问题。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时提出当前的任务是：“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全会上，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作了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各项准备工作情况。粟相认为，解放台湾是件大事，希望中央军委直接组织指挥台湾战役。毛泽东则表态，这一战役仍由粟裕指挥。 中央军委、毛泽东之所以选定粟裕指挥台湾战役，是与粟裕在解放战争期间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分不开的。在解放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粟裕实际担负了华东战场的主要指挥责任。1948年陈毅调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后，粟裕还担负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在华东战场上粟裕显示出高超的指挥艺术。台湾战役由粟裕担任指挥员，可以说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了。 正当中共忙于调兵遣将，积极准备攻打台湾之际，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美国军队介入了台湾海峡。中共决定暂停台湾战役。 1949年，蒋介石的处境十分不妙。他只觉得自己处身于狂风暴雨中的一只小船上，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对此，他的儿子蒋经国曾作过如下描述：“民国38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父亲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恶劣和复杂。国运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飘摇旌荡；存续沦亡，决于俄顷。我们身历其境，当时也懵懵惚惚，不知不觉，恍如浮光掠影，随波而逝。可是到了今天追忆起来，闭目沉思，始觉得当时国脉民命系于一发，真令人动魄惊心，不寒而栗了。” 进入1950年，蒋介石原指望命运会出现一些转机，可是事态仍令人失望。退台之初的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到处弥漫着失败主义的气氛。身为党政要员的张道藩后来描述从广州逃台后的心情时说：“我现在觉得一切事情都没有希望。既不能为党国力挽狂澜，也只有暂求苟全性命。希望能有一两个月的安定静养，使精神身体略为恢复或还能再鼓起勇气，为党国作最后的奋斗。如果老是这么拖下去，我真有自杀的可能。” 一部分国民党要员对“坚守”台岛失去信心，纷纷竞相逃往海外，“自己放逐自己”。蒋介石在大陆的两个最有力的经济支柱都弃他而去：孔祥熙去南美洲经营橡胶园；宋子文去美国经营房地产。在国民党位居第二、曾任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到了美国以后，便称病不归了。政学系重要人员熊式辉和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未敢随蒋赴台，而是滞留香港，以待时局变化，再做进一步打算。非嫡系的国民党要人张发奎、龙云等害怕去台凶多吉少，故而举家迁港。更有许多要员逃得无影无踪。其中特别“有趣”的是，原徐州“剿总”司令刘峙竟不顾上将之尊，跑到印度尼西亚当了个华侨中学的教员。此时的国民党，真可谓树倒猢狲散。 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进一步加剧了台湾的军事危机。国民党残兵败将自大陆撤至台湾、海南、金门、大陆、舟山诸岛约60万人，尽管人数不少，但都是些没有多少战斗力的乌合之众。《陈诚传》的作者认为：“由大陆撤来的军队，不但不能增加防御力量，甚至还有内部的危机。”蒋介石也哀叹道：“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 这些未经整补训练的乌合之众，根本无法抵抗人民解政军对台岛的凌厉攻势。许多军事机构官多兵少，或有官无兵。更有甚者，官兵成分极端复杂，在职业军人中，混杂着从大陆裹胁来台的农民、渔民及流亡学生。正规野战师团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指挥的海上军队仅有3.5万人，舰艇也不过50多艘，且缺乏维修零件。空军方面为蒋介石嫡系周至柔所控制，约有官兵8.5万人，各型飞机400架，实际能作战的飞机仅占总数的一半左右，但汽油储存量也只够用2个月。 上述海、陆、空三军的兵力，分散在南起海南岛、北至舟山群岛的万里海疆之上，战线太长，兵力分散，装备训练欠佳，供给也十分困难。而此时的人民解放军在占领了大部分大陆之后，集结重兵，随时准备渡海作战。 “外交”方面，蒋介石的处境更加艰难，可以说已到孤立无援的绝境。 世界一般舆论认为，蒋介石集团在台湾苟延残喘的时日已屈指可数。“撤退来台的外国使节，寥若晨星。举世没有一个同情台湾的人。”乃至蒋介石最重要的外交盟友美国，也准备对蒋介石采取抛弃政策。 南京政府垮台之后，白宫数度集会，讨论对华新政策。当时白宫会议分为三派意见： 一派以塔兰托。诺兰等人为代表的共和党反对派，力主出兵武力保台。1949年12月，史密斯同诺兰联袂飞东京，会晤驻扎在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他用军事行动，挽救即将陷落的台湾。 另一派以美国决策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为核心，反对武力保台。他们认为台湾的确有很重要的战略价植，失去台湾，菲律宾和日本都将受到威胁。但美国防守的重点在欧洲，如果将台湾与冰岛相比，显然后者更为重要。战后美国总兵力因复员已减至不足120 万人，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出兵保台实属力不从心，也不足取。他们建议派几艘军舰停泊在台湾港口表示姿态，或给国民党少量的军事援助，以保持台湾的地位。 第三派意见以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他认为国民党政权无可救药，主张不再给蒋介石以支持。艾奇逊告诉军方，应当承认共产党在事实上已经控制了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完全由于他自身腐败无能。他认为援助蒋介石国民党丝毫不能挽救它的灭亡，反而会促使中国仇美亲苏，有损于美国的利益。 在防务上，美国已不那么真正需要台湾了。他主张在中国问题上眼光要放远一点，要记取苏联1927年被逐出中国，过了22年才恢复对中国影响的教训。 三派意见争论不休，各不相让。在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表现出举棋不定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在外交上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并给予少量的军事经济援助以巩固台湾；一方面，又故意同蒋介石拉开距离，表示要从中国内战中摆脱出去，并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外交接触。 早在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就留在南京不走，并同中国共产党方面进行试探性接触。这时中共也希望司徒雷登能访问北平，并表示如美国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中美之间可以建交。然而，美国却提出建交的主要条件是新中国“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即承认旧中国的卖国条约并继承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共拒绝。双方的试探性接触无果而终。 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美国政府为防止新中国倒向苏联，又表示了一些“不干涉”台湾的姿态。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 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被称为“美国基本立场”的讲话，承认在中国发生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蒋介石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艾奇逊还声称，美国西太平洋的安全防线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到菲律宾。在这条防线，他既未提到台湾，也未提到南朝鲜。 美国政府抛弃台湾的宣言，传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美国还宣布自台撤侨。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后来回忆说：“政府迁台之初，美国只有一个总领事馆在台北。”最高级的武官不过是位中校，而且，美国官员抵台后总是坐在他们的旅行箱上，等候随时撤退的命令。看来，杜鲁门是存心坐视蒋介石“自生自灭”。 在美国对台政策影响下，英国率先正式与国民党政权绝交，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此举影响了许多中小国家的对台立场。《蒋总统的一生》的作者吴一舟哀叹：“所有外国使馆人员及侨民均已离开台湾，认为台湾沦陷的命运，已无可挽救。” 到了1950年5、6月份，国民党台湾当局更为惊恐。江南在《蒋经国传》一书中曾这佯写道：“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1950年的台湾6月，其真实性无可非议。很多过来人，甚至30年后，回首前尘，生不寒而栗的感觉。台湾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祷，或许会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 自海南岛、舟山群岛失守以后，许多人预感到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当时，许多人对“坚守”台湾没有信心。一些国民党要员试探着提出到菲律宾建立流亡政府。 5月26日，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布向菲律宾政府提出蒋介石及其军政要员是否可以去“避难”。6月2日，美驻菲大使科恩电复国务院称：“总统季里诺持不欢迎态度”，外长罗慕洛说：如果蒋介石来菲律宾，他将下令要蒋于24小时内离境。 这时的蒋介石为了防守台湾，可以说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其中包括求助于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旧军人。蒋介石特别派遣他在日本军校的同学张群赴日招募从中国被遣返的旧日本军人到台湾当“志愿兵”。蒋介石此举实在有失中华民族的体统。不过蒋介石的这一企图因日本刚刚战败，百业萧条，广大人民包括旧军人在内都极度厌战，愿意应募者寥寥无几。 之后，蒋介石又企图纠集南朝鲜、菲律宾政府一起组织“亚洲反共联盟”，结果因美不赞成，这一计划又告泡汤。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无奈只好求助于美国“老友”，尽管美国已多次公开表示不支持他。为了讨得美的回心转意，5月8日，蒋介石公开向美国记者团宣布：“可以考虑将台湾交麦克阿瑟管理。”对于蒋介石来说，这可是一个重大让步。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从不肯将自己的军队交给美国人指挥。为求庇于美国武力，蒋介石已不顾任何民族尊严了。 在台岛，蒋介石大搞“哀兵战术”。5月16日，蒋介石发表《军人魂》演讲，重弹“不成功，便成仁”的老调，鼓励军民要与台湾共存亡。他宣称：“我所以不在大陆牺牲，就因为我要保持台湾，如果台湾失掉了，台湾就是我最后牺牲的地方。” 台湾的“中央党部”于此时举行“宣誓式”，宣布：“宣誓效死确保台湾。”从美国飞回不久的宋美龄也亲自出马，前往基隆“慰问”海南、舟山撤退来台的军队。 5月19日，蒋经国秉承蒋介石意旨，在《中央日报》以复函形式，公开答复明丰先生。为舟山撤退辩护和斥责“失败主义者”。他说：“你还提到舟山的撤退，使得抱失败主义的人更加倾向于失败，动摇分子，更加动摇。……最可耻的是，就是那些拿不定主张，为了苟且偷安而出卖灵魂的人。他们将来的结局，恐怕将是最可惨的。” 接着他又强调，要坚持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他说：“有一天，我们的战争将要胜利地结束，那时候一切都会水落石出。总而言之，事在人为，今天的日子虽穷，生活虽苦，环境虽然险恶，人心虽然浮动，但是只要是有志气有骨气的人，大家肯咬紧牙关，真正能够觉悟，并且体会到环境的危险和困难，一心一意来从事于反共抗俄的大业，我相信，不远的将来，台湾会有新的胜利环境产生出来……我们所争的不是一时的成败利纯，我们所争的是国家千秋万世的大业。” 5月27日，蒋介石宣布“台湾进入战时状态”。在蒋氏父子的导演下，这时的台湾到处充满一种“效命”的气氛。由蒋经国主持的总政治部，发动各部纷纷举行“敌血联盟”、“誓死效忠领袖”的活动，并成立“反共敢死队”，以“成功成仁，誓力国死”为口号。《中央日报》于同一日发表《发扬同舟共济的精神》一文，号召台岛上的每个人，忘掉个人私利，追求保卫台湾的共同目标。文章说：“我们国家实在已处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每个处在这个孤岛上的人已没有什么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每个人私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再也没有一个时候能比现在更加一致。”又说：“在这个目标下，我们首先要求每个人，把所有的私人利益完全克服下去。” 6月初，台湾又成立“战时生活运动促进会”，其宗旨是“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随后又杀害吴石、陈仪，公布“检举肃谍条例”。条例中强制于机关、部队、学校实行连坐法，迫令密告检举，更加重了台岛的恐怖气氛。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的爆发与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蒋介石的上述备战，完全是难于保住台湾的。恰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 这个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正在用早餐，当时的蒋氏不禁为之一振，但情况仍不清楚。直到6月25日深夜10时才接到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的首次报告，才了解大致战况。 令蒋介石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终现端倪，蒋介石分外地欢喜。他对朝鲜战争的反应，大致与邵毓麟的分析不谋而合。邵说：“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遣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于南韩，亦必有利于我国，如韩战演成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以由鸭绿江，由东北，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戒，加紧援韩决不致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 朝鲜战争的爆发，的确如邵氏所说于台湾“只有百利而无一弊”。危殆中的台湾，由于这场战事的爆发，降临了转机：它使美国对台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当天清晨，麦克阿瑟在东京就得到了布朗（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和穆西奥（驻南朝鲜大使）的战况报告。随即中午和下午又陆续得到朝鲜战况的进一步报告：“南朝鲜第一师在瓮津、开城被歼，第七师被击溃，春川被围，江陵失守，共军主力指向汉城。” 麦克阿瑟立即在东京盟军总部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麦克阿瑟提出了《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该计划由国防部长约翰逊转达杜鲁门总统，内容为： “一、立即援助朝鲜，并建议由台湾调一个军驰援南朝鲜。二、认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海空军保卫该岛。并给予蒋介石以广泛的军事援助。三、加强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四、保卫日本的安全。” 当夜麦克阿瑟在征得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布菜雷德同意后，派“驻台军事联络组”进驻台北。同时电告蒋介石南朝鲜战况和对台派驻军联络组的决定，并询问了蒋介石关于台湾安全防卫情况以及台湾所急需的援助，并请蒋介石严密监视大陆中共的动态，对大陆沿海采取积极的行动，以探测中共对台湾进攻的紧迫性。 杜鲁门接到麦克阿瑟的“计划”后，立即与艾奇逊商议，决定以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借口出兵台湾。6月27日，杜鲁门宣布，为了保卫太平洋地区安全和美国在该地区活动的部队，必须确保台湾；为此，“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 两天以后，第七舰队已进抵台湾海峡，这个舰队共有6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1艘运输舰。舰队司令为史枢波。7月31日，贾德纳少将派驻台湾。接着麦克阿瑟访台，和蒋讨论了台湾的具体防务和美蒋合作问题。 美国宣布出兵台湾海峡，使绝望中的蒋介石及其左右感到喜从天降，一时台湾军政人员奔走呼跳，认为从此便可得救。 正是美国的武力干涉，使已濒临灭亡境地的蒋介石集团能够在台湾偏安一隅，从此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几十年的分裂局面。对于美国挽救台湾政权的作用，直到40年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的社论也承认说：“民国39年，是国民党政府失去整个大陆而固守台湾一岛，风雨飘摇危疑震撼的时刻。中共政权建立未久而正酝酿渡海攻打台湾。岛内情形更为紊乱，军队是败兵之众，政府是流亡组合，共产思想像挡不住的洪流，大学生在校园内‘扭秧歌’，事业单位在‘护产待变’，撤退来台的人员打算再度开溜，中共地下党员无所不在，准备起义接收。韩战一发生，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台湾因此而喘一口气。” 美国出兵台湾海峡，使新中国面临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6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向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传达了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现在我国的态度是，谴责美帝侵略台湾，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时间往后拖延。” 8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同意陈毅的意见并指示：台湾决定1951年不打，待1952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可决定1951年4月以前不打，4月以后待命再打。随后，人民解放军停止了攻击金门和其他沿海岛屿。当时，美国拥有世界上力量最强的海空军，麦克阿瑟又预料人民解放军会对台湾海峡进攻，在那里已作了充分准备。只等着“共军”来钻他的“圈套”。据美国军方后来公布的材料说，“麦克阿瑟特别关心福摩萨问题。他发誓说，如果赤色中国愚蠢地进攻那个岛屿，他将火速赶去指挥。” 麦克阿瑟甚至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推迟实行渡海作战攻打台湾的计划，可以说是明智之举。 1950年5月，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第三野战军及所属兵团番号撤销。 8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撤销第三野战军前委，组成新的华东军区党委，陈毅担任第一爷记，粟裕担任第二书记，唐亮为第三书记。第三野战军所属各军并入华东军区序列。 在4年解放战争期间，第三野战军担负的任务最重：面临的敌人最多，全军指战员在陈粟率领下，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共歼灭有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245万余人，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战争过程中，第三野战军有43.5万余人流血负伤，115959人光荣献身（其中包括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谢祥军，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元寿等195 名团以上干部）。全军涌现出“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洛阳营”等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军政兼优的英雄周文江”、“英勇顽强的刘奎基”、“优秀的青年指挥员张明”、“射击英雄魏来国”、“反坦克英雄沈许”、“工兵英雄邢全礼”、“侦察英雄齐进虎”、“爆破英雄赵守福”、“女医疗队长李兰丁”等1163名战斗英雄，以及先进模范人物2.7万余人，立功者达56万人次。第三野战军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尾声 海南岛及舟山群岛解放以后，台湾成为蒋介石国民党唯一的存身之地，因此，蒋介石动用其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力量确保台湾。 由于我军受当时渡海作战条件的限制和后来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没有能够及时解放台湾。 在第三野战军入闽之前，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为了完成中央军委所赋予的各项任务及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统一和加强华东地区的军政领导，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的领导机关于1949年7月合并（其名义仍保留）。同时，对野战部队的机构先后进行了较大调整：第七兵团兼浙江省军区，该兵团第二十三军拨归第九兵团建制，第三十五军全部地方化；第三兵团部撤销，大部与华东军政大学合并，组成新的华东军政大学（陈毅兼校长和政委），小部与第三十四军军部合并组成南京警备司令部（含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六军拨归第九兵团建制：第九兵团第二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准备执行解放台湾的任务（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第三十、第三十三军调归淞沪警备司令部建制；第十兵团在福州市解放后，即兼福建省军区。 1950年1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和第三十五军番号，其成员拨归华东海军建制。8月撤销第三野战军前委，组成新的华东军区党委，以陈毅为第一书记，粟裕为第二书记，唐亮为第三书记。野战军部队全部归华东军区领导。11月，以第二十九军和第三十二军军部组建为铁道公安司令部。 在五大野战军存在期间，第三野战军是军建制单位最多的一个野战军，有16个建制军。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革命战争任务的完成，为了服从建设新中国和保卫新中国的需要，第三野战军部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第二十军 第二十军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上海解放后，担任警卫上海的任务。 1951年11月，第二十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二十军涌现出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卜广法和于潘宫、车树琴（女）、孙振禄、伍玉祥等英模。1952年10月，第二十军从朝鲜回国。 2.第二十一军 第二十一军参加了解放舟山的战役。舟山解放后，担任浙东、浙南和闽北地区的海防任务。1952年3月，第二十一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作战。朝鲜停战后，参加支援朝鲜人民重建家园的工作。1958年8月回国。 3.第二十二军 第二十二军参加了解放舟山的战役之后，准备参加解放台湾的渡海作战。因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台湾的任务停了下来。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作战。 4.第二十三军 参加解放舟山群岛的战役。舟山解放后，准备解放台湾。朝鲜战争爆发后，1952年9 月，第二十三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作战。朝鲜停战后，第二十三军继续坚守“三八线”中线阵地，并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1958年3月撤回国内。 5.第二十四军 渡江战役后不久，该军暂归鄂豫皖边区联合剿匪指挥部指挥，进剿大别山地区土匪。1950年5月，南进浙西、闽北地区，担任修建上饶至杨州公路和剿匪任务。1952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955年10月回国。 6.第二十五军 上海解放后，该军进至皖南执行剿匪任务。1952年7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第二十五军及第七十五师师部调归空军，第七十二师调归第二十二军，第七十四师调归第二十四军，第七十五师各团调归江苏军区，第二十五军番号撤销。 7.第二十六军 该军参加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担任警卫上海的任务。1950年1月，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改归第二十六军建制。是月，李耀文任该军政治委员，刘伟任政治部主任。尔后在上海浦东、崇明岛担任海防任务。1950年11月，第二十六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952年6月从朝鲜撤回国内。 8.第二十七军 该军参加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担任上海市警备任务。1950年1月，第三十军第九十师调归第二十七军建制。1950年10月，第二十七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952年10月奉命回国。 9.第二十八军 该军一部参加解放金门岛的战斗，战斗失利后于同年底，驻防福建前线，执行剿匪和守海防的任务。1952年5月，第二十八军归福建军区领导。 10.第二十九军 第二十九军一部参加攻打金门的战斗。1950年11月18日，第二十九军军部改编为军委铁道公安司令部。第八十五、第八十七师调归福建军区建制，第八十六师调归军委空军，番号取消。 11.第三十军 该军参加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担任淞沪警备任务。1950年1月16日，华东军区决定第三十军军部调归海军，所属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师分别改隶第二十六、第二十、第二十七军建制，番号取消。 12.第三十一军 该军参加上海战役。上海战役结束后，进军福建，对解放福建省起了重要的作用。1950年5月11日，该军第九十一师在第九十四师的配合下，解放东山岛。1952年5月，归福建军区领导。 13.第三十二军 该军未参加渡江作战。在渡江作战发起后，该军在胶东军区第一零零旅的配合下，对青岛、即墨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相继攻占即黑、青岛。接着，担任青岛市警备任务。1950年2月，第三十二军调归第十兵团指挥并由青岛南下福建，执行以剿匪为主的海防、警备和作战任务。同年11月，第三十二军番号撤销，军机关大部充实重建的第八兵团团部，第九十四师调归第二十七军建制，第九十五师调归军委空军，第九十六师调归福建军区建制。 14.第三十三军 该军参加了上海作战。上海解放后，担负吴淞、宝山、嘉定地区的警备任务。7月，第三十四军第一零零师归第三十三军建制。1950年11月，第三十二军奉命改编为华东公安部队兼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第一零零师依次改编为公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师。该军番号撤销。 15.第三十四军 该军参加了渡江战役。南京解放后，进驻南京，担任警备南京的任务。1949年7月，军部兼南京警备司令部，袁仲贤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以祥、何基沣分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张藩任副政治委员，饶子健任参谋长，王德贵任政治部主任。1950年1月，第三野战军教导师6 个团调归第三十四军兼南京军区警备司令部建制。同时，军机关一部组建华东军区航空处。11月，军机关及其余部队改编为华东公安第十三师。第三十四军番号撤销。 16.第三十五军 该军原是由鲁中南纵队和由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吴化文部合编而成的。该军参加了渡江战役。之后，南下浙江金华地区执行剿匪任务。1949年9月，该军第一零三、第一零四、第一零五师分别兼衢州、绍兴军分区和杭州警备区。1950年1月，第三十五军番号撤销，军部及军属炮兵团调归华东海军。 附录 第三野战军序列 中共第三野战军前委 （1949年2月9日由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称，华东野司机关6月与华东军区机关合并。） 书记：陈毅 委员：粟裕 谭震林 唐亮 刘瑞龙 1949年6月以后的三野前委： 书记：粟裕；副书记：唐亮 委员：钟期光 周骏鸣 邝任农 张爱萍 宋裕和 一、第三野战军机关 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 政治委员：陈毅（兼）；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兼） 参谋长：张震 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 （一）司令部 参谋处处长：王德 军政处处长：张怀忠 第二局局长：胡立教 通信局局长：曹丹辉 通联处处长：李景瑞 行政处处长：刘瑞，李家益（后） 招待处处长：滕少峰 （二）政治部 秘书处处长：谭肇之 组织部部长：王文轩，胡立教（后） 宣传部部长：陈其五 保卫部部长：龙潜 联络部部长：吴宪 军法处处长：唐亮（兼） 总务处处长：刘希泌 新华社分社社长：康茅召 （三）后勤司令部 司令员：刘瑞龙；副司令员：喻缦云，李厚坤 政治委员：刘瑞龙（兼）；副政治委员：谢胜坤 参谋长：伊文 政治部主任：谢胜坤（兼） 供给部部长：胡弼亮；政治委员：李芳远 卫生部部长：李振湘；政治委员：王仲良 运输部部长：王公道；政治委员：王诚 军需部部长：白辛夫；政治委员：李树关 兵工部部长：汪道涵；政治委员：罗湘涛 军械部部长：伊文，李仲麟（后）；政治委员：梅少卿 二、第三野战军兵团 （一）第七兵团（1949年2月由山东兵团改称） 司令员：王建安；副司令员：王必成 政治委员：谭启龙，代政治委员：王建安（后）；副政治委员：姬鹏飞（吉洛） 参谋长：李迎希；副参谋长：陈铁君 政治部主任：姬鹏飞（吉洛，兼） 后勤部部长：任一力；政治委员：阎世印 1.第二十一军（由原第二纵队改称） 军长：膝海清；副军长：高志荣 政治委员：康志强 参谋长：吴咏湘 政治部主任：邓逸凡，王静敏（后） （1）第六十一师（由原第四师改称），师长：胡炜；政治委员：王静敏，胡炜（后，兼） （2）第六十二师（由原第五师改称），师长：周纯麟；政治委员：周世忠 （3）第六十三师（由原第六师改称），师长：吴华夺，叶太清（后）；政治委员：谢锡玉，王绍渊（后） 2.第二十二军（由原第三纵队改称） 军长：孙继先；副军长：彭德清，张秀龙（后） 政治委员：丁秋生 参谋长：来光祖 政治部主任：刘春，王六生（后） 后勤部部长：董鸣春 （1）第六十四师（由原第八师第二十四团与胶东军区南海独立团组成），代理师长：马冠三；政治委员：李荆山 （2）第六十五师（由原第八师改称），师长：陈士法；政治委员：王六生 （3）第六十六师（由原第九师改称），师长：谢斌，王明礼（后）；政治委员：刘伟 3.第二十三军（则原第四纵队改称） 军长：陶勇；副军长：梅嘉生，彭德清（后） 政治委员：卢胜；副政治委员：刘文学 参谋长：梅嘉生（兼） 政治部主任：谢云晖；副主任：符确坚 后勤部部长：王秩然 （1）第六十七师（由原第十师改称），师长：杜屏；政治委员：李彬山 （2）第六十八师（由原第十一师改称），师长：张三龙；政治委员：陈茂辉 （3）第六十九师（由原第十二师改称），师长：谭知耕；政治委员：伍洪祥，张孤梅（后） 4.第三十五军（1949年2月由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吴化文部与鲁中南纵队合编成立） 军长：吴化文；副军长：杨友伯，胡大荣 政治委员：何克希；副政治委员：张雄 参谋长：张荣湘 政治部主任：孔繁彬 （1）第一零三师，师长：于怀安；政治委员：彭胜标 （2）第一零四师，师长：方明胜；政治委员：严政 （3）第一零五师，师长：何志斌；政治委员：顾复生，宋献章（后） （二）第八兵团（1949年2月组成，7月兵团机关大部改为华东军政大学校部和南京警备司令部机关） 司令员：陈士榘 政治委员：袁仲贤；副政治委员：江渭清 参谋长：何以祥 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兼） 后勤部部长：陆慕云，陈扬（后）；政治委员：张潮夫 1.第二十四军（由原第六纵队改称） 军长：王必成；副军长：皮定均，梁金华（后） 政治委员：廖海光 参谋长：赵俊政 治部主任：蓝荣玉，彭柏山（后） （1）第七十师（由原第十六师改称），师长：陈仁洪；政治委员：谢立全 （2）第七十一师（由原第十七师改称），师长：梁金华，黄玉庭（后）；政治委员：陈伟达，崔文彬（后） （3）第七十二师（由原第十八师改称），师长：康林；政治委员：张闯初，陈云飞（后） 2.第二十五军（由原第七纵队改称） 军长：成钧；副军长：詹化雨，熊应堂 政治委员：黄火星，詹化雨（后）；副政治委员：邓少东 参谋长：熊应堂，张怀忠（后） 政治部主任：邓少东（兼），萧学林（后） 后勤部部长：方中林 （1）第七十三师（由原第十九师改称），师长：王培臣；政治委员：萧学林，李正清（后） （2）第七十四师（由原第二十师改称），师长：张怀忠，宋文（后）；政治委员：邓清和 （3）第七十五师（由原第二十一师改称），师长：谢锐；政治委员：何志远 3.第二十六军（由原第八纵队改称） 军长：张仁初；副军长：钟国楚 政治委员：王一平，李耀文（后） 参谋长：陈宏 政治部主任：李耀文，刘伟（后） 后勤部部长：钟羽一 （1）第七十六师（由原第二十二师改称），师长：高文然；政治委员：曹普南 （2）第七十七师（由原第二十三师改称），师长：王建青；政治委员：董超 （3）第七十八师（1949年2月组建），师长：陈忠梅；政治委员：张健 4.第三十四军（由原江淮军区第三十四旅、独立旅与淮海战役起义的何基洋部政编成立） 军长：何基沣；第一副军长：饶子健，第二副军长：过家芳 政治委员：赵启民，何以祥（后）（1949年8月）；副政治委员：吴宪 参谋长：张秀龙 政治部主任：王德贵 （1）第一零零师（由起义的何基沣部改编），师长：孙名泉；政治委员：王学武 （2）第一零一师（由江淮军区独立旅为主组成），师长：叶道友；政治委员：杨汉林 （3）第一零二师（由第三十四旅为主组成），师长：李木生；政治委员：廖成美 （三）第九兵团（1949年2月组建） 司令员：宋时轮 政治委员：郭化若 参谋长：覃健（壮族）；副参谋长：王彬 政治部主任：谢有法 后勤部部长：廖原，官宗礼（后）；政治委员：黎同新 1.第二十军（由原第一纵队改称） 军长：刘飞，张翼翔（后）；副军长：张翼翔 政治委员：陈时夫，王一平（后）；副政治委员：汤光恢 参谋长：廖政国 政治部主任：汤光恢（兼），谭佑铭（后） （1）第五十八师（由原第一师改称），师长：曾如清，黄朝天（后）；政治委员：曾如清（兼），张雍耿（后） （2）第五十九师（由原第二师改称），师长：程业棠；政治委员：张文碧 （3）第六十师（由原第三师改称），师长：陈挺，俞炳辉（后）；政治委员：邱相田 2.第二十七军（由原第九纵队改称） 军长：聂凤智；副军长：贺敏学 政治委员：刘浩天 参谋长：贺敏学（兼），副参谋长：李元 政治部主任：仲曦东 后勤部部长：侯青久 （1）第七十九师（由原第二十五师改称），师长：萧镜海；政治委员：谭佑铭 （2）第八十师（由原第二十六师改称），师长：张蛭秀；政治委员：张少虹 （3）第八十一师（由原第二十六师改称），师长：孙瑞夫；政治委员：罗维道 3.第三十军（由原第十二纵队改称） 军长：谢振华；副军长：饶守坤 政治委员：李干辉，谢立全（后） 参谋长：夏光 政治部主任：刘仲华 后勤部部长：翟盛 （1）第八十八师（由原第三十四旅改称），师长：吴大林 （2）第八十九师（由原第三十五旅改称），师长：余光茂；政治委员：王直 （3）第九十师（由原第三十六师改称），师长：朱国华；政治委员：郑友生 4.第三十三军（由原渤海纵队与淮海战役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军改编组成） 军长：张克侠；第一副军长：张震球，第二副军长：孟绍濂 政治委员：韩念龙 政治部主任：欧阳平 副参谋长：黄径深 （1）第九十七师，师长：朱鹤云（壮族），杨干三（后）；政治委员：王忡第 （2）九十八师，师长：崔振伦，曾旭清（后，兼）；政治委员：曾旭清 （3）第九十九师，师长：傅继泽；政治委员：秦化龙 （四）第十兵团（1949年1月15日组成） 司令员：叶飞；副司令员：成钧 政治委员：韦国清（壮族），张鼎丞（后增加）；副政治委员：刘培善 参谋长：陈庆先；副参谋长：陈玉生，周文在 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兼），萧望东（后） 后勤部部长：宋季文，李厚坤（后，牺牲） 1.第二十八军（由原第十纵队改称） 军长：朱绍清；副军：卡萧锋 政治委员：刘培善，陈美藻（后）；副政治委员：张闯初 参谋长：吴肃，萧锋（后，兼） 政治部主任：吴嘉民，李曼村（后）；副主任：张缉光 （1）第八十二师（由原第二十八师改称），师长：钟贤文；政治委员：王若杰 （2）第八十三师（由原第二十九师改称），师长：朱耀华；政治委员：李曼村，丁士采（后） （3）第八十四师（由原第三十师改称），师长：冯鼎三，毛会义（后）；政治委员：王敬群 2.第二十九军（由原第十一纵队改称） 军长：胡炳云；副军长：段焕兢 政治委员：张藩，黄火星（后） 参谋长：梁灵光 政治部主任：惠浴字，刘毓标（后） （1）第八十五师（由原第三十一旅改称），师长：朱云谦；政治委员：朱云谦（兼） （2）第八十六师（由原第三十二旅改称），师长：张宜友；政治委员：刘毓标，许家屯（后） （3）第八十七师（由原第三十三旅改称），师长：张强生；政治委员：许家屯，王义勋（后） 3.第三十一军（由原第十三纵队改称） 军长：周志坚；副军长：姚运良 政治委员：陈华堂 参谋长：黎有章 政治部主任：方中铎 （1）第九十一师（由原第三十七师改称），师长：高锐；政治委员：张英勃 （2）第九十二师（由原第三十八师改称），师长：徐体山；政治委员：张英（黄文荃） （3）第九十三师（由原第三十九师改称），师长：傅绍甫；政治委员：余明 （五）特种兵纵队（兼炮兵司令部） 司令员：陈锐霆 政治委员：张凯，何克希（后）；副政治委员：刘述周，刘春 参谋长：叶超 政治部主任：喻新华，刘春（后，兼） 后勤部部长：顾寒星 （六）华东海军（1949年4月由华东教导师与苏北军区海防纵队等部组成） 司令员：张爱萍；副司令员：林遵，赵启民，袁也烈 政治委员：张爱萍（兼） 参谋长袁也烈（兼） 政治部主任：康志强 后勤部部长：陈玉生 第一纵队（由苏北军区海防纵队改编），司令员：张元培；政治委员：高立忠 （七）第三十二军（1949年春由胶东军区武装基干团组成，归野战军直辖） 军长：谭希林，刘涌（后）；副军长：刘涌，赵一萍 政治委员：彭林；副政治委员：仲曦东（后） 参谋长：赵一萍（兼） 政治部主任：彭林（兼），仲曦东（后，兼） （1）第九十四师，师长：邬兰亭（后）；政治委员：熊飞 （2）第九十五师，师长：陈奇；政治委员：阙中一 （3）第九十六师，师长：刘琳；政治委员：郭卓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