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野档案》 序 西北军魂 第一野战军，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主力部队之一，是军委麾下的一支劲旅。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解放区和晋绥解放区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及地方武装改编、组建起来的。其发展沿革经历了晋绥野战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阶段、西北野战军阶段和第一野战军阶段。 这支部队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指挥下，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习仲勋的参与决策、协助指挥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友邻部队的积极配合，胜利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解放大西北的光荣任务。这支英雄的部队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当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公然“下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并以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时，晋绥军区和晋绥野战军在贺龙司令员、李井泉政治委员的统一指挥下，立即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切断了平绥铁路，解放了大片土地。 日本投降后，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划出，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仍保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番号，辖五个旅和五个军分区，共2.8万余人。而当时国民党以八个军和三个骑兵师共20多万人的兵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不断进行军事挑衅，甚至企图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陕甘宁边区军民对国民党军袭扰和局部进攻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西北人民解放军南线出击，迎接中原突围的第三五九旅胜利回到陕北；通过榆横战役，打击了晋陕绥边区总部邓宝珊部队在北线的袭扰；粉碎了胡宗南、马鸿逵集团偷袭延安的计划；在关中分区争夺战中，给来犯之敌以重大杀伤。周士第指挥晋北野战军发起晋北战役，张宗逊指挥大同前线人民解放军发起大同、集宁战役，给国民党部队以沉重打击。在1945年9月至1947年2月一年多时间里，陕甘宁边区人民解放军连同民兵、游击队作战250多次，共歼敌一万余人，争取敌军5000余人起义，保卫并巩固了陕甘宁边区，为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奠定了基础。 当胡宗南集团1947年2月大举进攻延安时，彭德怀临危请命，出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面对十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敌人，彭德怀镇定自若，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依靠陕甘宁边区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正确运用毛泽东主席制定的“蘑菇”战术，经延安保卫战和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挫伤了胡宗南集团的进攻锐气，使蒋介石“三个月内解决陕北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 西北野战军成立后，为吸引胡宗南集团主力北调，配合陈谢大军南渡黄河，彭德怀指挥所部发起榆林、沙家店战役及一系列反攻作战，大量消灭了胡宗南的有生力量。1948年，西北野战军面对五倍于已的敌人，果断地转入外线作战，先后发起宜川、黄龙山麓、西府、澄合、荔北和冬季等战役，将战争从陕北转向了渭河以北的关中地区，继续钳制并削弱胡宗南集团，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全国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追击阶段，但在西北战场上，敌强我弱的态势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此形势下，第一野战军在第十八、十九兵团入陕前先后发起春季攻势和陕中战役，解放了陕西省会西安和陕中广大地区，击退了胡、马两军的联合反扑，为解放大西北创造了条件。 第十八、十九兵团入陕后，第一野战军在数量上已占相对优势，在西北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加快解放大西北的进程，第一野战军按照“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决策发起扶眉战役，歼灭胡宗南重兵集团；以“钳胡打马”的方针发起西北战场具有决定意义的兰州战役，攻克了被青马称为“攻不破的铁城”兰州。第一野战军乘胜前进，解放西宁，彻底摧毁了马步芳家族的封建统治。 从1949年9月起，第一野战军指战员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以势如破竹之势力解放西北全境。第一野战军分兵发起宁夏战役、河西战役，扫清陕南、陇南残敌，解放了陕、甘、宁、青四省全境。随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进军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进军川北。第一野战军还配合西南军区进军西藏，将五星红旗插遍祖国的天山南北。 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后，各部队开展了剿匪、生产、屯垦戍边、协助地方建党建政、土地改革等工作，为巩固人民政权，维护社会治安，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部队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野战军的官兵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宝塔山下，关中平原，黄河岸边，天山南北，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埋下了英烈们的忠骨。 中国各族人民将永远记住这支英雄的部队，永远怀念英雄的战士。 第一野战军不朽的功绩永垂青史！ 第一章 威武之师 第一野战军正式成立，彭大将军挂帅，战将云集，独臂将军贺炳炎、胡子将军王震、儒将许光达……他们的部队兵强马壮，跃跃欲试，解放大西北的时机终于到了。 1949年1月，全国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与国民党军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消灭了国民党军的精锐力量。我军力量已具有优势，全国的战略形势，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从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总计达495万余人，残存的正规军仅有71个军227个师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下降到204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共146万人。这些部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 敌100多万正规军中，位于南京、上海、杭州地区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19个军64个师约41万余人；位于武汉、宜昌地区的华中“剿总”白崇禧部，和广州绥署余汉谋部共17个军57个师36万余人；位于陕西地区的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部13个军33个师约20万人；位于陕、甘、宁、青、新地区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马步芳、马鸿逵部6个军28个师17万余人；位于太原地区的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部6个军14个师7万余人。位于川、康、黔、滇等省的重庆绥靖公署张群部，以及青岛、新乡等孤立据点和绥远西部之敌共10个军31个师约24万人。这些部队，除白崇禧集团、胡宗南集团的一些军以及马步芳部未受我军严重打击，尚有一定战斗力外，其余部队多系新组成的，或者是多次被歼又多次补充起来的，战斗力很弱。 我军经过两年半作战，已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各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总面积达26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7％；总人口约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42％；同时还拥有县以上城市776座，占全国县以上城市的38％。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已由长期的劣势转为优势。至1949年1月，我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余万人增加到358万余人，其中野战军已增加到188个师（旅）共218万人，士气高昂，装备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不仅拥有强大的炮兵，而且还扩建了工程兵、铁道兵等兵种，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 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西北解放战争的发展也很迅速。 1943年，西北野战军以6.8万人的兵力向优于己数倍之敌进攻，共消灭敌军约16个师11.5万人，收复了延安，解放了黄龙地区，并一度解放了渭河以北及关中东府、西府等20余县。 整个战略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主席指出的，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伺机反扑，决定再度打出“和平谈判”这张牌。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出了包括要求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在内的求和声明，接着于21日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出面同我党进行“和谈”。但蒋介石在“引退”前对继续进行战争作了布置，“引退”后又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军政大权，实行幕后操纵，加强对华南、西南和台湾等地的控制，并在闽、赣、粤、湘、云、贵、川、陕等省，设置了14个编练司令部，组训新兵，企图把国民党军重新扩充到350 万至500万人。 依据全国的战略形势，针对蒋介石的企图，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解放全中国。 1949年1月，在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彭德怀指出：敌人目前总的军事方针是依托巴山，扼守长江，以保守江南及西南各省。从全局看，西北还有几个大仗要打。我们要集中力量消灭胡宗南的兵力，稳步前进，扩大解放区；要占领一连串的城市，要有一套城市政策；要进一步加强纪律性，克服胜利途中的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西北野战军从1949年2月1日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李夫克任副参谋长，张德生任政治部副主任，刘景范任后勤司令员，方仲如任后勤副司令员。野战军下辖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第七军、第八军。每个军辖三个师，每个师辖三个团。各军编有直属炮兵团、工兵团及警卫分队。 第一军：贺炳炎任军长，廖汉生任政治委员，陈外欧任参谋长。下辖第一师（原第三五八旅改编），师长黄新廷，政治委员余秋里；第二师（原独立第一旅改编），师长王尚荣，政治委员颜金生；第三师（原独立第七旅改编），师长傅传作，政治委员曹光琳。该军由原第一纵队改编。 第二军：工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郭鹏、顿星云任副军长，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张希钦任参谋长。下辖第四师（原独立第四旅改编），师长顿星云兼政治委员杨秀山；第五师（原第三五九旅改编），师长徐国贤，政治委员李铨；第六师（原独立第六旅改编），师长张仲瀚，政治委员曾涤。该军由原第二纵队改编。第三军：许光达任军长，孙志远任政治委员，朱明任副政治委员，李文清任参谋长，邓家泰任副参谋长，江勇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七师（原独立第二旅改编），师长唐金龙，政治委员梁仁芥；第八师（原独立第三旅改编），师长杨嘉瑞，政治委员孟昭亮；第九师（原独立第五旅改编），师长朱声达，政治委员王赤军。该军由原第三纵队改编。 第四军：王世泰任军长，张仲良任政治委员，孙超群任副军长，朱辉照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刘拧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十师（原警备第一旅改编），师长高锦纯，政治委员左爱；第十一师（原警备第三旅改编），师长郭炳坤，政治委员高维嵩；第十二师（原警备第四旅和骑兵第六师合编），师长郭宝珊，政治委员李宗贵。该军由原第四纵队改编。 第六军：罗元发任军长，徐方清任政治委员，唐子奇任参谋长，陈海涵任副参谋长。下辖第十六师（原教导旅改编），师长吴宗先，政治委员关盛治；第十七师（原新编第四旅改编），师长程悦长，政治委员黄振棠。该军由原第六纵队改编。 第七军：彭绍辉任军长，黄忠学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九师（原晋绥军区独立第十旅改编），师长何辉燕，政治委员朱绍田；第二十师（原晋绥军区独立第十二旅改编），师长张新华，政治委员龙福才。该军由原第七纵队改编，仍留山西作战。 第八军：姚喆任军长。下辖第二十二师（原晋绥军区独立第十一旅改编），师长樊哲祥，政治委员黄立清；第二十二师（原晋绥军区独立第十四旅改编），师长罗斌，政治委员姜文华。该军由原第八纵队改编。 第一野战军直辖骑兵第一师（原骑兵第一旅改编，仍留晋绥作战），师长康健民，政治委员李佐玉；骑兵第二师（原骑兵第二旅改编，西北军区建制，随第一野战军作战），师长王智，政治委员王再兴。第一野战军共15.5万余人。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彭德怀是一位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的指挥员。他指挥作战的艺术，毛泽东主席十分信赖和赞赏。毛泽东曾亲笔题写过一首诗，赠予彭德怀：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首诗如今仍被人们广泛传诵，成为不仅是对当年的彭德怀，也是对彭德怀一生的最简洁又最鲜明生动的写照。 彭德怀，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彭总。他的一生，既波澜壮阔、风雷激荡，又曲折坎坷。 他曾说过：“我一生有许多故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烈火熊熊燃烧之时，他当然没有时间去讲他的故事，因为战场上需要他，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需要他。 彭德怀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石潭镇乌石寨彭家围子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因母亲去世、父亲病重，不得不失学砍柴卖钱，以补助家用。他为别人放过牛，当过车水工、堤工。 1916年，彭德怀到长沙投军，编在湘军第二师第三旅六团一营一连当兵，当过班长、代排长、排长、代连长、连长、代营长、营长、代团长、团长。1928年7月，同滕代远等率领独立五师一团发动平江起义，随后成立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兼十三师师长。同年底，率红五军主力到达宁冈，与红四军会师。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八路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他指挥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在105 天的战斗过程中，总计进行了大大小小的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0 余人，拔除日伪军据点2993个，缴获大批战利品。抗战八年，在广阔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在交织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国共合作和国共磨擦的复杂历史环境中，彭德怀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展其雄才大略，从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横刀立马的大将军，成为中国人民军队的杰出帅才，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物之一。彭德怀还始终如一地和士兵同甘共苦，与人民共呼吸。在延安，辛亥革命元老、抗日英雄续范亭将军见到彭德怀，有感于彭德怀的高贵品质，题诗相赠： 爽直将军贵姓彭，志如铁石气如鲸。 三军一致称模范，粗布征衣半老兵。 1945年8月，彭德怀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至1947年3月，他一直在中央军委协助毛泽东、朱德等运筹帷幄，决策军机。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彭德怀以很大的注意力集中于保卫延安的部署上。彭德怀以后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与他1947年临危请命出任西北野战兵团统帅有很大关系。 1947年3月12日，彭德怀从金盆湾、茶坊、临真镇等地检查边区防务后回到延安，前往毛主席的窑洞汇报有关情况。 彭德怀推开门，只见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和毛泽东正围坐在火盆边。毛主席见彭德怀进来，欣喜地说：“快来，快来，你真是神速啊！” 彭德怀径直走到火盆跟前，在朱德给他让出的地方坐了下来，伸出两只冻僵的手搓了两下，放在火上烤着。 “部队情况怎样？”毛泽东重重地吸了两口烟，边弹烟灰边问。 “习政委他们的情绪如何？”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也很关切地问。 “打阻击的部队士气旺盛，指战员信心足，决心大，总的情况很好。只是部队缺乏弹药，一挺机枪还不到50发子弹，有的迫击炮也只有20发炮弹，这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谈了些部队情况后，大家又对《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把卖国贼的血爪斩断在延安门外》谈了各自的看法。过了一会儿，彭德怀的神情严肃起来，他似乎鼓足了勇气，对在座的领导同志说：“我有个建议……”他好象又有些犹豫，怕说出来引起误会，所以刚开了个头就顿住了。此时，大家都注视着他，心想：这个心直口快的彭大将军今天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 彭德怀最终还是说出了心里活：“大敌当前，现在陕北的几个旅，加上地方部队和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多人，应该有一个统一指挥。”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为了革命利益，他没有顾及可能引起的怀疑和猜测。 窑洞里很静，大家都在考虑彭德怀所说的话，都在思考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一问题。 “德怀说的有道理。晋绥正在整党、整军、土改，贺龙同志正忙那边的事，一时抽不出身，再说，作为陕北的大后方，晋西北也需要他。”毛泽东自言自语，声音比较小，不过在场的人都能听到。 彭德怀见主席认为有“道理”，但大胆而带试探性地说：“在贺司令员未来延安之前，陕北的部队是否由我暂时指挥一下？”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将目光转向朱德，接着望望周恩来、刘少奇，算是征询大家的意见。由于共事时间很长，主席从大家的目光中已知道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便说：“危难受命，勇挑重担，德怀同志，你可是又为我分忧哇！” 任弼时接着说：“好，好，刚才主席还让我这个秘书准备一个腹稿，先国际后国内，再讲到中国命运，党员的责任，动员你挑起保卫延安的重担，没想到你彭大将军主动请战！” 就这样，彭德怀挑起了保卫延安的重担。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三月十七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根据军委命令，以张宗逊、廖汉生的第一纵队、王震的第二纵队和罗元发的教导旅、张贤约的新四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从此彭德怀就一直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 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 张宗逊1908年2月7日出生于陕西省渭南赤水镇堰头村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里。他幼年受叔父张浩如反帝爱国思想的熏陶，立志拯救人民，振兴祖国。早年入黄埔军校，后因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奉命离开国民党军队，到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新兵训练处工作。后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十连副连长、连长。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张宗逊率十连随团一梯队行动，担任尖兵连连长。起义部队进攻受挫后，张宗逊被迫带领全连转移到文家市，与毛泽东领导的三团会合。三湾改编后，张宗逊调到团部任参谋，后任特务连副连长。在一次行军休息时，毛委员走到张宗逊跟前，用帽子垫着坐在田埂上，让张宗逊坐到他身边。随后亲切地问张宗逊是什么地方人，怎样参加革命的。张宗逊一一作了回答。毛委员听了幽默地说：“啊，你是姜太公的老乡呀，姜太公钓鱼于渭水嘛。”接着他又说：“我在广东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有不少陕西学生。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我国有广大的农村，众多的农民，只要把他们动员起来，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听了毛委员的这番话，张宗逊感到心中特别豁亮，他好象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 10月24日，张宗逊护卫毛委员到井冈山大井村。深秋季节的井冈山天气变冷，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晚上睡在门板和禾草上。张宗逊和罗荣桓、曾士峨三人挤在一起，共盖一条毯子。当时，部队的衣着是靠沿途打土豪来补充的，搞到什么穿什么，五花八门。吃的是山上生产的红米和南瓜。生活虽艰苦，但张宗逊一直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经常和战士们一起高唱脍炙人口的民歌：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1929年，张宗逊随毛泽东、朱德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先后任红四军三纵队九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红十二军代参谋长，参加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后来，红十二军以教育队为基础，扩编为三十六师，张宗逊任师长，邓华任政委，参加了第一至四次反“围剿”作战，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1月3日，张宗逊率红军大学第二分校干部队到达保安（今志丹县），当天中午会见毛主席。毛泽东主席亲切地对张宗逊说：革命把你由南方送回了家。1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张宗逊为军委第一局局长。张宗逊到职后立即组织军委纵队由保安迁往延安的工作。1月13日张宗逊随军委纵队进驻延安城。1月19日，中央军委任命张宗逊兼任富县、甘泉警备司令。他赴任新职前向毛泽东主席请示工作。毛泽东主席说：做好进城工作，要注意多交朋友，防止关门主义倾向。张宗逊上任后，经过多方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和阻力，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进城工作。 8月上旬，张宗逊调任红二方面军第四师师长，政委是李井泉。 抗日战争时期，张宗逊出任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遵照贺龙、关向应的指示，在敌后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袭击、伏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给日军以很大打击。在我军著名的“百团大战”中，张宗逊指挥三五八旅协同兄弟部队进行大小战斗19次，毙伤日军220人，俘日军10人，攻克一个据点，破坏铁路20里，公路15里，桥梁两座，完成了师部交给的作战任务。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作战，加强根据地人民武装的领导，经中央军委批准，1940年10月30日在兴县组成晋西北军区，由各旅或纵队的领导机关兼军分区的领导机关。张宗逊出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在反对于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备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的战斗中，张宗逊率领三五八旅在晋西北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组织群众实行空室清野，并伺机集中优势兵力寻歼小股敌人，或转到外线断敌交通，袭敌据点，在多种形式的打击下，“扫荡”的日军整日不得安宁。 1943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增调部队，准备闪击延安。张宗逊率领三五八旅由晋西北开抵延安以南、富县以西的葫芦河地区，和新四旅、教导旅呈弧形布防在南边通往延安的要道隘口上。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和八路军预有准备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电令胡宗南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就此结束。为预防国民党顽固派再次发动突然事变，张宗逊奉命率领三五八旅就地驻防，扼守延安的南大门。 1945年7月，就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处在最后胜利的前夜时，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胡宗南部奉蒋介石密令，向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发起进攻，袭击旬邑、耀县等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立即成立了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由张宗逊任司令，习仲勋任政委，抽调了新四旅、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三五八旅共八个团参战。8月8日午夜，张宗逊指挥反击部队向爷台山发起总攻，战至10日，歼灭顽军胡宗南部一个营又五个连，收复了爷台山等全部失地。战斗结束后，临时指挥部撤销，张宗逊随三五八旅开往晋西北创建吕梁山军区，扩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晋绥野战军成立后，张宗逊任副司令员。抗战胜利后，张兼任晋绥军区下属中的吕梁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下辖五个军分区。张宗逊指挥五个分区的部队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迅速扩大了解放区，壮大了革命力量。 1947年2月，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成立，张宗逊任司令员。随后，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在延安、安定、瓦窑堡、清涧之间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为稳定西北战局，促进敌我力量对比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寿山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他是杨虎城的部下，是国民党的爱国将领。 他1894年12月生于陕西省户县。青年时期，他很钦佩杨虎城的革命爱国精神，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统治不满，因而参加了杨虎城的部队。他积极主张抗日，参加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指挥孔从洲的部队负责解除西安反动武装，维护西安社会秩序。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第十七路军被缩编为三十八军，赵寿山被任命为该军第十七师师长。 杨虎城回国被逮捕后，赵寿山公开表示不满。当时军统局西北区情报站转报蒋介石说：“杨虎城旧部的中心人物不是孙蔚如而是赵寿山。他思想左倾，跟他多年的秘书是共产党员。西安事变时期，赵寿山主张扣留委员长，并坚决反对释放。西安事变后，他认为受压迫、被歧视，对杨虎城被监禁极为愤慨。”他们认为赵寿山是“杨将军在军事方面的化身”。 蒋介石以抗战为名，命令三十八军各师分别开赴华北抗日前线。7月21日，赵部十七师从三原出发，8月2日到达河北保定，先后参加了河北保定以北新安镇一线的阻击战、漕河战役、阜河战役。 10月，赵部十七师1.3万余人，奉命扼守山西娘子关正面阵地。在反复争夺关口外的雪花山主阵地的战斗中，伤亡很大。太原失守后，山西境内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向晋东南溃逃。赵部第十七师也疲惫不堪。共产党为了保存这支抗日武装，建议赵部在晋西八路军留守兵团驻地进行整训，重整旗鼓。赵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先后到绥德、延安参观，受到毛泽东、叶剑英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接见，决心与共产党共同合作抗日。 1938年秋，蒋介石把原十七路军编为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两个军，赵寿山任三十八军军长，进驻平陆县茅津渡一带。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使赵寿山感到国共合作前途渺茫，决心投向共产党，并获准入党。而蒋介石对这支“杂牌”军一直不放心。 1943年冬，蒋介石调赵寿山到重庆国民党中训团受训，使他与部队脱离。 1944 年3月，又以明升暗降的方式，调赵寿山至甘肃武威国民党军嫡系部队任第三集团军空头司令，而派嫡系亲信张耀明接替第三十八军军长，实行“抽梁换柱”。 赵寿山临行前向旧部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并率一部在河南洛宁之故县起义，投奔解放区。1948年1月，赵寿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并参加了前敌总指挥部工作，直接与蒋介石、胡宗南国民党军队作战。 贺炳炎是位独臂将军。他是湖北省松滋县人。 1928年秋，贺龙率部打到松滋，对当时的贺炳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1929年春贺龙率部再到松滋时，贺炳炎和父亲一起参加了革命。刚入伍时给部队喂马，后来当了勤务员，不久调到总指挥部手枪队当战士、班长。 1930年底，贺龙部在松滋杨林市地区遭敌重兵围攻，贺炳炎和手枪队的战士护卫贺龙、邓中夏等军团首长突围，与尾追不舍的敌人奋力拼杀，但仍难以摆脱危境。贺炳炎急中生智，一刀砍破马驮上装银元的口袋，银元哗哗落地，敌人见钱果然眼红，顿时你争我抢，顾不上追赶红军。待敌人主力扑来时，贺炳炎等早已护卫军团首长突出了重围。 1932年春，贺炳炎调到湘鄂西军校当区队长。6月初，川军乘红军主力已开赴襄北作战之机，仗着人多势众，装备优良，分兵三路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及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陈砣子扑来。为保卫分局和军委会，军校学员奉命参战。贺炳炎见参战的学员人多枪少，主动把自己的枪让给了身边的学员，而自己到炊事班操起一把菜刀，就与学员们一起投入了战斗。 他学着当年贺龙一把菜刀闹革命的样于突入敌阵，左砍右杀，使得靠近他的几个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毙了命。接着，他又捡起敌军的枪支，勇猛地向敌人射击。军校学员越战战勇，扛得川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战斗结束后，贺炳炎的勇敢行动轰动了军校，学校给予他嘉奖，说他胆大顽强，而学员们则赞许地称他“贺小龙”。 贺炳炎听到这个称呼，感慨地说：“谢谢大家送我的这个绰号。和贺龙总指挥比，我不敢；但学总指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精神，却是我的座右铭。” 1935年12月22日，贺龙部在武冈与绥宁之间的瓦屋塘与敌陶广纵队的两个师遭遇，此时，贺炳炎已成为红军红二军五师师长。贺炳炎站在一块大石后观察着战斗态势，他发现敌人虽占据有利地形，但未筑工事，立足未稳，便果断下令：“吹冲锋号！全师向东山头攻击！” 贺炳炎亲自带领特务连展开攻击，顿时枪声、喊声漫山遍野，刚登上山顶的国民党军满以为占了上风，没想到红军从侧翼攻了上来。 “快，快，调转枪口，打山后的红军。”陶广急忙调整部署。 贺炳炎见敌人被吸引过来了，指挥部队向敌人猛烈开火。 突然，“轰”的一声，一颗手榴弹在贺师长身边爆炸，气浪把他掀倒在地。贺炳炎抹了抹脸上的尘土，发现身边的机枪手牺牲了。 红军的机枪一停，国民党军已冲过来了。贺炳炎一纵身跃起，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本来就怕死的国民党军见碰到这样一个强硬的对手，只得边战边退。 贺炳炎见敌人在撤退，准备指挥部队发起冲锋时，突然一梭子弹从侧面飞来，贺炳炎右臂中弹，鲜血从厚厚的棉衣袖上的弹洞中涌出。开始，他神志还清，挣扎着想去包扎，但没走几步就一头裁倒在地，晕了过去。 贺炳炎被送到战地临时救护所后，经紧急抢救，伤口不再流血了，人也清醒过来。他见贺龙在身边，忍着巨痛说：“没……关……系，只……是……挂了……点花。” 卫生部长贺彪心情很沉重，因为作为医生，他心里十分清楚：贺炳炎的伤很严重，右臂的骨头被打碎了，必须截肢！他只得如实向贺龙做了汇报。 贺龙仍抱着一线希望，急切地问：“你看清楚了吗？还有其他办法吗？” 贺彪理解贺总的心情，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这样，贺炳炎失去了右臂。他含着眼泪，担心地问贺龙：“我还能打仗吗？” “为什么不能！你还有左手，照样可以骑马、打枪嘛！”贺龙握着贺炳炎的手，鼓励他说。 手术后，贺炳炎仅在担架上躺了六天，就又骑马率部驰骋沙场了！ 在长征途中，贺炳炎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适应了“一把手”的生活。 后来在贺龙麾下的红军十八团中又出了一位名震西北的独臂将军，他失去的是左臂，他就是余秋里。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采访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将军时曾这样描述他：“他长得矮胖结实，宽宽的脸上常带着热情的笑容，说话声音爽朗，举止粗犷，挥动着他那仅剩的一只胳膊做夸张手势。” 贺炳炎任团长，与贺炳炎同在十八团的余秋里任团政委，不知是命运的巧合，还是战争的捉弄，在团长失去右臂后不到一年，团政委失去了左臂，于是两个“一把手”成了最好的搭档。正是这一对搭档，带出了一支铁打的部队，这个部队成为第一野战军第一军的基本骨干。 1937年8月，红二军、红六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零师，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委，贺炳炎、余秋里团改编为三五八旅七二六团，在冀中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第二年，一二零师组建八路军三支队，以原红二军十八团为骨干，贺炳炎任支队司令，余秋里任政委。于是，两个“一把手”的部队，首战板家窝告捷，敲了日军一闷棍；二战朱占魁，给了土匪队伍一记耳光；三战柴恩波，平息了独立二支队的叛乱…… 1940年4月，贺炳炎调往延安军事学院学习。11月，八路军三支队缩编为第八团，归三五八旅建制，余秋里任团政委。西北野战军成立时，由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组成第一纵队，贺炳炎先后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 第一野战军成立时，第一纵队改编为第一军，原三五八旅改编为第一师。贺炳炎任第一军军长，余秋里任第一师政委。 王震，人们都称他“胡子将军”。他是一位从湖南走出来的充满传奇色彩的著名战将。 他1908年出身在湖南浏阳，是毛泽东的同乡。由于家境贫寒，王家十个子女中，王震是老大，因此13岁时不得不只身到长沙打工。加入共产党后，王震回到家乡拉起了队伍，组织了一支游击队。1930年9月12日，对于王震来说，是很特殊的一天。由于红一方面军攻击长沙失败，决定全线撤退，王震和他率领的游击队在这一天正式转为正规红军，而且在这一天，王震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任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站在毛泽东身边的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向毛泽东介绍王震说：“这是王震，湘鄂赣边区浏湘特区区委书记，赤卫军第六师政委，兼浏北游击第一支队支部书记……” “王震！”毛泽东高兴地说：“久闻大名哟！用你的名字散发了不少传单、布告，是不是？” 王震点了点头。 毛泽东接着说：“那些传单和布告设计得很不错。” 王震说：“我原名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里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响亮，用这个名字出布告，震动大，能镇住地方、老财和民团，便鼓动我改这个名字。我是个粗人，没喝过多少墨水，你看到的那些传单、布告都是我们的那些秀才们写的。” “我看不像完全出自纤纤秀才之手，倒像经过你所说的粗人的刀砍斧劈，有一种气势！”毛泽东赞许地说。 接着，毛泽东简单介绍了二攻长沙的情况，并告诉王震，中央决定抽调湘东各地游击队，组建湘东独立师，以巩固和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几天后，王震带着百十号人踏上了赴萍乡大安里参加组建红军独立师的崎岖山路，也踏上了漫长的南征北战的军旅之途。 此后，王震历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红八军代政委、湘赣军区代司令员、红六军团政委、红二军团政委等职。 在长期的征战途中，他的面庞日渐消瘦，而他满脸的络缌胡子却长得又密又长。不少人劝他抽空把胡子刮一刮，他却说：“不到陕北，不见到毛主席，我不刮胡子！”就是他的胡子，也引出不少传奇故事。 抗战爆发后，王震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二零师第三五九旅副旅长，1938年出任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从此，他与三五九旅结下了不解之缘。三五九旅在华北前线是一支能打仗的部队，然而陕甘宁边区严峻的形势，令这支英雄之旅较早地离开了前线抗战的大舞台。人们提起“三五九旅”，更多的是与南泥湾联系在一起。南泥湾开荒，三五九旅一万多名勇士创造了奇迹！ 中原突围，王震及他率领的部队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正是三五九旅的艰难征战，吸引了敌人大量兵力，打乱了敌人的围歼部署，使中原军区主力赢得了时间。有人就这一行动写了一首打油诗： 李郑大军进鄂陕，王震将军入秦川。 南北形成磨两扇，磨死老狗胡宗南。 西北野战军成立后，王震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一直在彭总指挥下作战。第一野战军第二军的前身就是三五九旅。 许光达善打硬仗。他原名许德华，是湖南长沙人。1926年1月，这位农民的儿子千里迢迢来到广州黄埔，被编进了黄埔五期炮科十一大队学习。在黄埔军校，许光达听过周恩来等人的演讲，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当见习排长。当听到南昌起义的消息后，他奉命率领部队，经过连续几天的爬山涉水，终于在宁都城里找到了起义军第二十五师。许光达在师部见到了师长周士第，周师长把他安排在七十五团当排长。 七十五团是一支光荣的部队，他的前身是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的第一营，在攻打泗桥、贺胜桥战斗中，该营屡建奇功。许光达不久升任十一连连长，在一次阵地战中，被炮弹炸伤。他在一农家养好伤后，又跋山涉水去寻找组织和部队。1928年8月，许光达来到了贺龙领导的鄂西革命根据地。不久，许光达任红六军参谋长。1930年，红二军团成立，贺龙为总指挥，辖红二军、红六军，许光达任红六军十七师师长。 1931年5 月，红二军团整编，许光达任八师二十二团团长。在马良坪战斗中，许光达显露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以一个团的兵力与敌十几个团周旋，牵制了敌人，并安全突围，让贺龙惊喜不已。为此，三军召开了庆功大会，庆祝二十二团凯旋归来。不久，许光达任八师师长。在一次攻坚战中，许光达被敌人机枪扫中，负伤后送往上海治疗。恢复健康后到莫斯科学习。 1937年回国后，许光达历任抗大教育长、西北军区独立旅旅长、晋西北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在八年抗战中，他的指挥素质和军事理论素养更加成熟，已成为军内外公认的一员儒将。 1947年，西北野战军成立，许光达任第三纵队司令员。 1949年，全军统一编制后，许光达纵队改编为第三军，许光达任军长。 在一野部队中，还有许多战将，如第四军军长王世泰、第六军军长罗元发、第七军军长彭绍辉、第八军军长姚喆、师长黄新廷、王尚荣、唐金龙…… 他们和他们率领的部队都有辉煌的战绩，都有不平凡的经历。 中央军委在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整编的同时，对全军的战略部署也作了明确的安排：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应争取解放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还指出：“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就渡江后的进军问题作出了具体的部署。 其中给予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负责歼灭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及胡宗南集团一部，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五省，其中一部（10月，中央军委确定为第十八兵团）则准备入川。 第一野战军的指战员们浴血奋战，终于等到了歼灭其生死对头——胡宗南集团和马匪集团、胜利解放大西北的这一天。 第二章 生死对头 第一野战军的生死对头——胡宗南部被彭德怀的部队打得狼狈不堪，损兵折将，但仍在做最后的顽抗。青、宁“马家军”气焰嚣张，扬言要与第一野战军决一死战。 在第一野战军成立之时，西北地区之敌总兵力约40万人。其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部13个军约17万人，其主力猖集于陕中及渭河流域；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马步芳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宁夏马鸿逵部及蒋系部队共八个军约14万人，分别防守甘、青、宁三省；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部三个整编师约7 万人驻守新疆省；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部一个军约1万人驻守陕西榆林地区。 第一野战军的生死对头——胡宗南部 胡宗南曾是蒋介石的一张王牌。他在黄埔学生中保持着几个记录：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第一个当军长；第一个当战区司令官；第一个晋升上将。 胡宗南1896年4月4日出生于浙江镇海陈家铺朱家塘楼的一所旧宅内，后随经商的父亲到孝丰县长住，占籍湖州孝丰。 胡宗南早年读过私塾，主攻《四书》、《五经》，13岁时进入孝丰县城高等小学学习。17岁考入湖州公立吴兴中学。毕业后回到孝丰县立高小，任国文、历史和地理教员。这期间，他到过上海、杭州、无锡、镇江、南京等地参观访问，感触颇深，很想到外面去闯一闯，但一直没有机会，也很难下决心。不久，他与一位名叫阿英的姑娘相恋，但当他向父亲提出这件事时，没想到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其父强逼他与炕口乡下一位烟酒都会的粗俗女子成亲。新婚之夜，他意外地发现该女子已不是处女，感到受到了愚弄和欺骗，从此陷入苦闷之中。1924年春天，他离家出走，在上海毛竹行行长章旭初的帮助下，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胡宗南由于读过不少书，所以成绩考得不错。但在复试时，由于他身高不足一米六而被淘汰了。为此，他十分伤心，独自一人在校门口流泪。碰巧这情景被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发现了。廖仲恺走上前问：“小伙子，你怎么了？” 胡宗南看到这个人的派头不小，或许正是自己人生的一个转机，便将投考军校的事一五一十说了，言语中带着恳求和期望。廖仲恺见他投军心切，便掏出笔来写了一张字条：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绩好，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是不应该不录取的。 廖仲恺急草他对胡宗南说：“你拿着这张条子找考官吧！” 正是这张条子，使胡宗南侥幸成了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 初夏，胡宗南与徐向前、陈赓、左权、贺衷寒、杜聿明、李仙洲、郑洞国、俞济时、范汉杰诸位同学，一起踏上四面环水、景色宜人的黄埔岛，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在黄埔军校门外，临近码头的地方扎了一道非常漂亮的彩门，上面写了一副对联：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 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横批是：革命者来 黄埔军校正式开学时，孙中山夫妇在校长蒋介石的陪同下，乘苏联制造的军舰来到了黄埔岛，亲切接见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 开学一个多月后，蒋介石在校长办公室找胡谈话。胡宗南一听，十分紧张。当他走进校长办公室时，由于心跳得厉害，敬礼时显得很生硬，手指老是贴不到帽沿。蒋介石知道胡很紧张，禁不住笑了，便说：“胡宗南，你紧张什么？本校长又不是狼，难道吃了你不成！小伙子，快坐下。” 胡宗南的神经轻松了一下，但此时已是满头大汗了。 蒋介石见状，忙从自己口袋中掏出一条手帕给胡宗南。胡宗南接过手帕，连声说：“谢谢！谢谢！”便埋头擦汗。 “你是什么地方人？”只听见蒋漫不经心地问。 “浙江湖州孝丰人。” “孝丰？这么说，你与本校长是同乡嘛，不过，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我们宁波方向的？！” “对，对，校长听力真好。我童年是在宁波镇度过的，七岁时才随家父到孝丰。” “我是浙江奉化人。从镇海到奉化，只要几小时的路程，我们算是真正的同乡了。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今后你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 “宗南有幸与您相识，今后全靠校长栽培。” 从此，胡宗南成了蒋校长家的常客。 1926年秋天，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教导师在江西南昌一带与孙传芳部队作战，经过十几天的恶战，教导师溃败，师长王柏龄受撤职处分。可身为该师第二团团长的胡宗南却在这次战斗中打得比较出色。他率领部队从正面攻打南昌城郊的牛行车站。牛行是南昌的大门，孙传芳派军长李彦春率领两万多人死守。车站四周筑有牢固的碉堡、堑壕和各种防御工事。站外是一片田野，平平坦坦无所遮拦。胡宗南第一次指挥部队硬攻，先是一个营一个营的上，接着全团集体冲锋，攻打了一天一夜，伤亡惨重，仍未攻克。 新任师长刘峙，很认真地对胡宗南说：“你真的攻打不下来？” “是的。但我不服气，他们不过占着有利地势……” “打仗，靠天时、地利、人和，他们占地利，你难道不能占天时？……” “你是说采用火攻？”胡宗南一下子明白了长官的意思。 随后，胡宗南用一个营的兵力运送柴草、汽油等，堆放在牛行车站西南方向，浇有汽油的柴草上撤了大量辣椒和生水，点燃后大火和浓烟一下子笼罩了牛行车站。守军受不了烟熏和辣椒刺激，纷纷跳出工事，四处乱窜。胡宗南乘机指挥重机枪扫射，接着指挥部队攻占了车站。一个团打败了孙传芳一个精锐师，俘虏了敌军长李彦春和他手下官兵八千多人。胡宗南因指挥此仗深受蒋介石赏识。 南昌攻下后，教导师改为第一师，隶属东路军序列。1927年3月，东路军克复上海。5月，蒋介石为表彰胡宗南的功绩，晋升他为第一师少将副师长，成为黄埔系学生中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的人。11月，胡宗南正式任第一师中将师长。 1932年6月，蒋介石亲自出马，纠集40万大军进攻大别山的红四方面军。胡宗南率领第一师经桐城、舒城，攻克六安、霍山两县。这时，张国焘不顾徐向前等指挥员的反对，下令红四方面军南下麻城，“进攻武汉”。胡宗南趁红军兵力分散之机，在李思塑的第十四师协同下，将红军第十师和红军第十二师拦截包围于河口镇以东地区，红军伤亡很大。蒋介石对此战十分满意，称赞第一师“能攻会战”。 在强敌面前，红四方面军只得向西北突围。胡宗南所部同其他部队紧迫不舍，企图将红四方面军歼灭在北上途中。但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领导下，撕开突破口，突出了重围。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进行万里长征。胡宗南部同王耀武部、钟松部和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向松潘一带前进，妄图拦截、围歼红军。 结果，守卫毛儿盖的李日基部被全歼，伍诚仁一个师被消灭过半。当时，胡宗南自率一个团的兵力占驻松潘，听说周恩来命令张国焘领兵包围松潘，活捉胡宗南时，吓得脸色发白，自叹道：“看来，我要当红军的俘虏了。但愿周恩来能看在黄埔校友的面子上，饶了我这一命。”但张国焘与党中央闹分裂，虽用兵包围了松潘，但一直没有攻打。三天后，还放弃了围攻，使胡宗南侥幸脱逃。 红军到达陕北后，胡宗南升任第一军军长。不久，他奉命率部抵豫旺、惠安堡附近，进攻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想乘红军在陕北立足未稳之机，歼灭红军或把红军赶到黄河去。彭德怀率领红军迎击胡宗南，胡部第七十八师进入山城堡后，即被红军包围，一个旅大半被歼，全师溃败。进驻甜水堡的第一师第二旅也遭到沉重打击，一个团长被打死，一个团长受重伤。胡宗南为了挽回面子，分别对师长丁德隆和旅长廖昂给予撤职处分，将第一师副师长李文升任第七十八师师长，全军以惠安堡为中心进行休整。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胡宗南真成了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蒋叫他“安内”，进攻陕甘宁边区，他就去打共产党的部队；蒋叫他抗日，他就领兵同日本人作战。不过，胡宗南这样听话，也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盘。因为他深知，光有自己的军队还不行，还必须有自己的地盘，这样才能站得稳，立得住。 他要依靠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 1942年初，胡宗南被提升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驻在西安。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是朱绍良，实际上挂的是虚职，驻在兰州。李延年的第三十四集团军，陶峙岳的第三十七集团军，范汉杰的第三十八集团军，李铁军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号称三十四万之众，均归胡宗南指挥。难怪人们惊呼：“抗战，养肥了胡宗南。” 1945年7月，胡宗南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日本投降后，胡宗南受蒋介石的指令，除自己亲自在郑州接受日军投降外，还命令李文率领第三十四集团军假道山西，向河北省的石家庄、北平和天津进军，妄图抢占华北地盘。后因阎锡山作难和形势发展，第三军罗历戎部占据了石家庄，李文开驻北平，天津无法插足。 此时的胡宗南，已成为名符其实的“西北王”。他拥有三个集团军及甘肃一个警备总司令部的兵力，合计40多万人，其势力遍及西北诸省。他为了执行反共反人民的任务，效忠蒋介石，同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建立了一套血腥的特务制度和组织，以对付他的“各种敌人”：他设有两座公开的监狱：西安青年劳动营（又叫西安集中营）和西北特种拘留所，前者用于关押大批持不同政见的爱国者、投奔延安的爱国学生和青年，后者专门拘禁、残害共产党员、革命同志和爱国知名人士，是一座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监狱。他还有一个内部监狱，名叫长官部侍勤队，监禁有政治问题的中高级将领和重要人物犯。 他主持开办了四所学校，即西安的“黄埔”——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安的战时干部训练团、兰州的西北干部训练团、萃华山的游击干部训练学校。 他建立了自己的帮会组织——铁血团，其主要成员是其得力干将李文、罗列、袁朴、赵龙文、盛文等。其任务平时是考察军官思想言行，在战时执行监督任务，使所属官兵积极反共，为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利益效忠卖命。 他坐镇西安，却派出了大批的特使和大使，为自己服务。 蒋介石非常信任这个“小同乡”，同时为了利用其为自己卖命，也默认了其势力范围。到抗战后期，胡宗南的疆土东到河南，西至新疆，除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边区外，都是这位“西北王”的地盘。由于他强征兵役，横征苛税，全面实行军事管制和联保联坐制度，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使得西北人民怨声载道。 对于胡宗南，彭德怀1939年初曾与他接触过。当时彭德怀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后路过西安，为解决国民党反共磨擦问题，与胡宗南见过面。当时，胡宗南30出头，正是春风得意。彭德怀回到前方，有人问他对胡宗南印象如何？ 彭德怀回答：此人志大才疏。 后来的事实证实了彭德怀的评价。胡宗南信誓旦旦地要进攻延安，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完成“勘乱大业”，但与西北人民解放军几年交手，被彭德怀牵着鼻子走，损兵折将，狼狈不堪…… 在第一野战军成立之时，胡宗南已是惶惶不可终日了，他在继续摆出经营西北战场的姿态的同时，已经暗暗做好逃跑的准备。对于他来说，这个结局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第一野战军的强劲对手——马家军 马家军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军阀割据力量，解放战争时期成了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帮凶，因而是第一野战军面临的一个强劲对手。说起马家军的发迹，要从马占鳌的起家谈起。 马占鳌世居河州摩尼沟何家庄。其先世念经传教，家道贫寒，马占鳌开始在本地念经传教，而后到西安大学巷清真寺学习，长了不少见识。当时，清政府腐朽透顶，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同时，太平天国运动的战火已从西南烧到了西北。马占鳌读书所在的西安也受到很大影响，陕西回民一直被统治者严酷剥削和欺压，此时便秘密酝酿起事。 马占鳌“穿衣”（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在本庄寺内做开学阿訇。他常把自己在西安听到和看到的一些事对教民们说，渐渐让本地教民有了反抗暴政的意识。 马占鳌虽然家境贫寒，但他有个有钱的叔叔。他对叔叔在乡间放高利贷非常不满，常劝叔叔放弃债权。他叔叔利欲熏心，哪里肯听其侄儿的话。马占鳌便教借债的穷人抗债不还。他还大造声势，到处宣扬要替呼拉（安拉）行事，杀掉他叔叔。他叔叔知道自己不得人心，又害怕其侄儿真的要杀他，只得依了马占鳌。这样一来，马占鳌赢得了广大教民的信任。 马占鳌的势力正扩大之时，在相隔几十里的河州东乡有一批回民为反抗清廷统治起事了。他们连续两天攻打河州城，但未能把由清军守卫的河州城攻下来。听到东乡那边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喊杀声，西乡人也按捺不住，有些青年在暗暗地磨刀擦枪，想同东乡回民一起攻克河州城。 河州位于甘肃西南一隅，北面是黄河天险，东南由洮河围绕，西南层峦叠蟑，有明代修筑的关隘暗门二十四道，直通甘南藏区和青海循化。历代官府统治者非常重视这样的险要地带，自汉以来，凡中原君王必在河州设州建郡，把河州作为西陲重镇，派精兵把守。 在西乡的大阿訇马占鳌权衡再三，率领四乡回民攻下了河州城，举起反清旗帜。但后来他又率部投归清军，反过来镇压回民义军，马家军由此而兴。 最早起事河州的三个马姓头领马占鳌、马海晏和马千龄自然成了马家军的第一代人物。 第二代马家军是指马占鳌的儿子马安良、马海晏之子马麒、马麟，以及马千龄之子马福禄、马福祥。他们承接父职，结党占城，是恶贯满盈的军阀头目。民国初，马麒任西安镇总兵，号称宁海军，在青海独霸一方。马麒死后，先由其弟马麟接任，后又由马步芳取而代之。马福祥占宁夏为王，后由其子马鸿逵做了宁夏王。马步芳、马鸿逵算是马家军的第三代人物，他们最为凶残，为害最为严重。 在马家军第三代人物中，马步芳算是最能干最出色的一个。他生于1903年，9岁随父马麒到西宁，曾在东关清真大寺当“满拉”（学习经文的小学生），经名叫“呼赛尼”。后看到兄长马步青任宁海军马队管带（营长），出入前呼后拥，声势显赫，与自己在清真寺的清苦生活成了鲜明对照，遂不安心学经，一再请求马麒为其安排军职。马麒在他的宁海巡防军第一营安置了一个帮办的小头目位子，协助其兄马步青做事。 马步芳进了军营，可谓如鱼得水。他在军营中参加了一些重大的军事行动，也参与了血腥屠杀，在长期的征战和搏杀中学会了带兵打仗，也学会了如何镇压反抗的民众。中原大战前后，他和其父一面暗中活动，加强自身力量，一面积极搜集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双方的情报，伺机应变。交战初期，谁胜谁败难以预定，西北又尚在国民军控制之下，马麒父子仍表示拥冯倒蒋，派马步芳率骑兵一旅随冯军进军陕西。然而，背地里却派人同蒋介石联系。 1930 年9月，冯、阎反蒋失败，马麒父子立即拥蒋反冯。蒋介石考虑到西北鞭长莫及，一时无力顾及，决定利用“青马”，承认了他们在青海的统治地位。 马麒死后不久，马步芳又把亲叔叔马麟赶下了台，自己当起了青海省的至高无上的土皇帝。他手段毒辣，生活奢侈，凶残无度。他多次血腥镇压藏民部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马鸿逵生于1892年，乳名三元。小时候，马鸿逵不爱学习，在西宁当镇宁使的父亲马福祥曾经用绳子系了一个木墩子，拴在马鸿逵的脚上，强迫他读书，可是这位大少爷还是有本事跑出去闲逛。 1909年，马鸿逵赴兰州考入陆军小学堂，对军训体操及军事科目十分感兴趣。1912年到其父部下任营长，继升任宁夏新军统领。 1925年3 月，冯玉祥正式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后，开始着力经营张家口以西地区。马福祥父 子迫于冯军势力，只得对冯表示顺从。马福祥将绥远都统交冯军大将李呜钟，自己担任没有实权的西北边防会办，其部队交马鸿逵带领。冯为安慰马氏父子，委马鸿逵为陆军第七师师长。1927年，马鸿逵任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军军长。 蒋、阎、冯中原大战结束后，马鸿逵父子又与冯部杨虎城争夺西北地盘。 蒋介石为了酬劳马鸿逵，制止杨虎城向西北地区发展，想以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蒋介石在征求马福祥意见时，马福祥认为他儿子性情横暴，怕做地方官做不好，转而保举侄子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后来，马鸿逵又活动想当河南省主席，以长期滞留中原，但没有如愿。 他接任宁夏省主席职务后，把宁夏省当成了他个人的私家财产，独揽了党政军大权。为了维护其统治，他一直养着一支十几万的军队。 马家军在青海、宁夏横行肆虐，作恶多端，手段残忍，多次血腥镇压边民，而且曾对红军西路军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攻打红军西路军，杀红军逾万，狂奸红军女战士…… 当时，红军长征到达川、康，蒋介石以十万火急电令马步芳在青海、甘肃南部“阻击红军，不得贻误”。马步芳一方面估计红军主要借道西康东北，再经阿坝北上，不会深入青海，打算保存实力，对蒋介石的命令采取消极敷衍态度。另一方面，为防红军可能进入青海境内，以及不得不向蒋故作积极姿态的缘故，乃命令新二军参谋长马德等人，布置了青甘之间堵截红军的三道防线，自西向东，绵亘千里。为了取得蒋介石好感，马步芳宣布亲赴第一道防线上的苏乎卡要隘视察，成立前线指挥部，并电呈蒋说：“步芳亲赴川青边界之交，布置防务。……防务巩固，堪以告慰。”实际上他住在离西宁二三百里的贵德南海殿，避开干扰，正静心考虑如何扩充势力的问题。他命令各县大规模抓丁派款，进行军事训练，并打出“军事民众化，民众军事化”的旗号自怖。为了预防蒋介石以堵截红军名义派部队入青，他打电报给蒋：“本省兵力尚足调遣，请勿远虑。” 1936年7 月，红军二、四方面军由甘孜出发时，为掩护主力前进，另分兵数千人进军青海果洛地区的斑玛、久治一带，击溃了马步芳部队的喇平福团和马騄，以及当地头人牧主的“民团”武装，完成任务后于8月退出果洛，赶到甘南岷县一带与主力会合。 马步芳急忙召开甘都军事会议，命令马彪、马朴等旅向甘肃临洮、岷县一带截击红军。此次在与红军接火中，喇平福、马騄禀承马步芳旨意，在青、川边地屠杀红军伤病员一千余人，对被俘红军也残酷杀害。后在付肃南临潭等地的战斗中，马步芳的部队连战连败，退回青海同仁境内。正当马步芳惊恐之时，红军折向东北方向前进，使马步芳暂得喘息。 10月，红四方面军的第五、九、三十军在兰州东北的靖远县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红军西路军共三个军2.5 万人。陈昌浩为政委，徐向前为总指挥，李特为参谋长。五军军长是董振堂，政委黄超，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松海，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蒋介石为了利用马步芳消灭西进红军，授其为西北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 为了堵击红军，马家军先后投入的兵力达11.5万人，马匹6 余，还有蒋介石派出的飞机助战。 西路军刚渡过黄河，就投入了战斗。西路军当晚占领了北湾、山子塔，击败了马步青的部队，然后在宋家川与骑五师马禄旅激战。在一条山、镇虏堡、土门等地激战中，马步芳主力遭痛歼，他的骑五师少将参谋长马延祥被击毙。 为了堵截红军西进，马步芳电催马步青，急调祁明山旅、马禄旅，堵截红军，并调马彪等旅在乾柴洼堵击。红军在于柴洼与马彪等旅激战一天，给马步芳、马步青部队以重大杀伤，海南警备旅营长马进忠及连排长30多人均被红军击毙。 红军取得胜利后，继续西进，而马步芳在西宁又作了新的部署，由马元海作前线总指挥，下面三路骑兵一路步兵，分别由马彪、马朴、马禄及韩起功指挥。马元海直接指挥的有六个旅和一些民团。红军在永昌县城及其外围各堡寨的战斗中，虽然不断取得胜利，但未能彻底粉碎马元海部的全面攻势。 为争取主动，红军退出了永昌县城。 马元海在占了永昌城的同时，又派马彪、马朴部往袭山丹。激战数日后，红军又放弃了该城，继续前进。 1937年1月，红军西路军在永昌一带经过一个月的激战，虽给马家军沉重的打击，但自己也陷入苦战之中，难以摆脱困境。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遂往高台、临泽两县转移。1 月4日，红五军2000多人在军长董振堂的率领下攻入高台县城。但几天后，马家军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和一些民团，以八至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向高台县城扑来。 马家军对高台红军进行了无数次的进攻，都被红军击退。1月19日深夜，正当红军与四路围攻的敌人进行拼死肉搏时，被我红军收编的民团少数坏分子打开了西门，把马家军放进了城里。于是马家军攻入城内，跟红军展开巷战。在城头指挥作战的董振堂用两把盒子枪向敌人射击。当大批敌人向他涌来时，他从城墙上往下一跳，把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自己的太阳穴，英勇牺牲。 马家军进入高台县城后，大肆烧杀、抢掠、奸淫达七日之久。仅在菜市的刘家堂屋一处，就砍杀了无辜百姓20余人。新任县长王振纲亲自率人挨家挨户地搜查出红军伤病员200多人。马家军对受伤不能走动的红军伤员就地杀害，其余的就押运走。在高台，马家军一共杀死红军指战员和群众2400余人。 红军西路军经过数月拼杀，剩下的主力三十军也伤亡过半，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被打断胳膊。九军几乎无存，政委陈海松阵亡。西路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在收容女战士和伤员时，与敌人遭遇，因手枪子弹射尽，被马家军用马刀砍死。 在临泽、高台退出的红军西路军残部，后转移到倪家营子一带。这时红军只有万余人马，且都精疲力尽，枪弹无几。马家军总指挥马元海集中了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团及门源、循化的几个民团，向红军不停地发起进攻。 此时，红军得悉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已开始联合抗日，即与马家军接洽停战。但马元海哪肯停手，他眼看红军因昼夜奋战，伤亡很大，认为不久即可以把红军消灭，又十分眼红红军的武器，想夺为己用。因此他不仅不与红军停战，而且对红军阵地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经过多次进攻后，马家军伤亡极大，循化民团旅长韩忠良、团长马忠良，还有营长马学良和马朝选等，先后被红军击毙。在河西之战中，大批没有一点打仗能力的老百姓被强迫编入民团，送上阵地冲锋，打死一批，又上一批。 在这种人海战中，民团的伤亡尤其惨重。 红军转移到三道流沟一带时，陷入马家军的重围之中。红军此时分为左右两支队，决定突围到新疆。马家军紧迫不舍，红军且战且走，在肃州南山一战中，右支队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马忠义部俘获。余部即与左支队会合，转赴安西，而后进入新疆。 到达新疆的西路军残部清点人数，仅有903人！ 红军西路军的失败，换来的是马家军的狂欢庆功。马元海率部得意洋洋返回西宁时，马步芳在西宁莫家泉湾设宴，还强迫附近群众在小桥到西门一带迎候。为了抬高马家军在这次攻击红军西路军的“赫赫战果”，马步芳大肆发电发函给各处，以炫耀自己的功劳，并开了三天庆功大会。 蒋介石为了鼓励这些反共分子，根据马步芳的呈报，给马彪、马元海等十几个马家军的干将颁发了奖章，就连马步芳还在读书的儿子马继援也得到了一枚“国花奖章”。 而红军被俘官兵却受尽了折磨和凌辱。红军被俘人员中，一部分被凶残的马家军残杀了。还在1937年2月，马步芳就曾在西宁实施了大屠杀。被残害的红军战士有720余人之多。马步芳残害红军战士的暴行令人不胜切齿。 红军战士在被杀害时，身上只有极单薄衣服，大多是赤着脚的，有的冻得肿烂流脓，但许多红军战士在走上屠场时依然挺胸昂首，毫不畏惧。在南郊被残害的战士，大部被砍上一两刀，然后踢进土坑里，被活埋了。其中有一个战士，气息尚存，半夜里挣扎着爬出土坑，爬到附近的马姓人家家中。可是，刽子手又跟着血迹一路寻来，把那个红军战士从草房里拖出来，拉到坑边杀害了。 后来被俘的红军人员，马家军一般不那么公开屠杀了。他们把这些红军战俘作为战利品，得意洋洋地从河西押解到西宁。在路途上，被俘红军吃足了苦头。他们中有不少人在路途中就染上疫疾或挨冻受饿而死去。 在红军被俘人员中，最惨的莫过于那些女战士。她们原是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总政文工团的团员。本来，她们以为去给红九军作慰问演出，谁知她们到了那里，红九军已经转移了，却不幸和马家军遇上了。文工团员们不肯束手就擒，据守着一个大庄院，奋勇抵抗，但这些文弱女子哪里是马家军的对手，不仅死伤惨重，而且一些幸存者被俘获。 马家军强迫被俘的女战士编为一个跳舞队，不久又添了一些能演话剧的战俘，编成了一个新剧团。就在这个新剧团中，有一些未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其中有陈昌浩的妻子张琴秋。 马步芳让新剧团的人为他演出、跳舞。这些女战士在舞台上巧妙地做革命宣传。因为她们原都是在红军中演革命节目的，如“农民舞”、“海军舞”、“儿童舞”等，拿到舞台上一演，就是革命宣传了，虽然马步芳的手下人让她们把“红旗飘飘”改成“国旗飘飘”之类的，但是到台上一唱，就又是“红旗飘飘”了，可是马步芳在台下一时没听出来，还哈哈大笑。有一次，马步芳邀请他的军政要员和地方士绅看戏。在戏开演前，让新剧团的女演员来跳几个舞。马步芳就在前面坐着。女演员党文秀在跳军舞时，突然将自己的一双鞋摔到台下那些大人物吃喝的茶几上。这下可气坏了马家军头目。马步芳大骂一声：“你眼睛长哪去了？”可党文秀据理反驳道：“鞋那么大，底那么重，还没有鞋带，舞曲又是那么快，跳起来不由自主就掉出来了，我有什么办法呢？” 就是这个性格活泼，爱憎分明的党文秀，因年轻漂亮，被马步芳看中了。 马步芳让她单独去给他跳舞。党文秀深怕身受污辱而托词不去，悄悄躲了起来。马步芳气极了，派卫兵来搜查，党文秀不幸被搜出，遭到毒打后又被枪杀。禽兽不如的马步芳的随从副官马应福在杀害她之前竟强奸了她。另一个容貌较好的孙桂英因为不肯答应做马步青的妾和另一个马家军军官提出要她嫁给他的要求，竟被他们活埋在山路边。 红军女俘们对马步芳这些恶棍的仇恨越来越深，有几个性格急躁的多次提议要设法把马步芳于掉。张琴秋就劝她们不要蛮干，她说：“干掉一个马步芳不难，演出时一颗手榴弹就行了，可是他死一个，我们就得全死。这不合算，我们要活着回到革命队伍中去。”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马步芳得知新剧团里的苟秀英就是大名鼎鼎的张琴秋，于是把她和另两个红军女干部押到南京去，关进了南京反省院。后来她们被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的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营救出去了。 第一野战军的官兵对马家军恨之入骨，他们不会忘记马家军对红军和人民解放军犯下的罪行。 第一野战军成立前，彭德怀统帅的西北人民解放军曾与马家军交过手。 那是1947年彭德怀指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后，就考虑下一步应采取什么行动。 当时，胡宗南集团进占延安后，在我西北野战兵团与胡宗南部作战的时候，敌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马鸿逵两部，乘隙于4月8日至5月12日先后侵占了我陇东之庆阳、合水、曲子、环县、悦乐、蒋台等城镇，企图配合胡宗南部夹击西北我军于安塞、志丹地区。 “二马”集团在占领区进行野蛮的“清剿”，他们烧杀淫掳，甚至把抓住的解放军官兵、民兵割头破肚，残暴异常。 那几天，彭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考虑出兵陇东问题。在真武洞开罢祝捷大会后，彭总、习仲勋和周副主席、陆定一曾接连开会，制定下一步作战方案。彭总起草的《出击陇东作战命令》，就是这几次会议确定的方针。命令说：胡宗南集团主力集团集聚一团，我军各个歼灭胡军的战机不易寻找，决定集中全军主力西出陇东，歼击青宁“二马”有生力量，收复庆阳、合水，然后相机南下关中或北上三边，以调动胡宗南集团之主力，寻找战机继续歼灭敌人。 作战命令传达后，各部队加紧进行出击陇东的各种准备，深入进行思想动员，研究“二马”军的特点，组织针对性的军事训练，调查陇东地形，勘察进军路线。 1947年5月21日，彭德怀率领野战兵团各纵、旅从安塞地区西进。部队开进时，以第二纵队和教导旅为左路，以新四旅和野战军直属队为中路，以第一纵队为右路，分别从安塞、真武洞、龙安镇，向陇东挺进。 左路军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在5月28日进至合水以东20公里处，作为前卫部队的教导旅突然与青马新编骑兵第八旅的警戒部队遭遇，双方展开激战，结果教导旅的一个侦察员被俘。 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知道这一消息后，考虑到万一敌人知道我主力合围合水的企图，可能弃城逃跑，这样不仅左路军歼敌的计划落空，而且会给右路军和中路军造成压力，于是决定提前向合水城发起攻击。 按照王震的部署，由郭鹏和王恩茂指挥三五九旅和独四旅十二团包围并攻击合水城，由罗元发指挥教导旅负责抗击可能由庆阳、西华池来援的青马一零零旅。 但是，由于战斗准备不足，敌情侦察不细，攻击失利，造成很大伤亡。 我十二团和八团占领青马一些外围据点后反复多次向城内攻击，均未成功。5月29日清晨，青马新编骑兵第八旅旅长马步銮率旅直属部队和该旅的一个团，果然由庆阳向合水增援，他们骑着马，身背崭新的自动枪，手挥锋利的战刀，高喊着伊斯兰圣战的口号杀来。 王震见敌人来势汹汹，命令独四旅插入敌后，断其退路，给敌以突然袭击。马步銮心惊胆颤，其部下慌作一团，有的退阵逃生，有的还做垂死挣扎。 在短短的四个小时里，马步銮旅被大部击溃，一些残兵败将逃回庆阳。 担任打援任务的我教导旅、独四旅打退了马步銮部后，没有预料到青马多路增援的戒备，事先没有切断青马援军的必经路口，也没有派出部队构筑抗击阵地。当他们全力以赴对付南路青马时，另一支青马援军突然出现在攻城部队侧后。 担任攻城的三五九旅，在郭鹏旅长的指挥下，急忙从七团和九团各抽一个连占领高地，予以阻击，但无法阻止这些气势汹汹的骠骑兵。郭鹏接着又把七团的预备队三营调上去，但三营还未到指定位置，便遭骠骑兵冲击，伤亡很大。 正在此时，合水城守军打开北门，迎接援军进城。 郭鹏旅长听说青马入城，心中十分着急，刚走出指挥所准备下山组织反击，一颗子弹击中了仙的手臂，他当场晕了过去…… 郭鹏被抬下指挥所后，王震司令员得到了青马驻宁县一零零旅分两路向合水驰援的情报，急令城内部队杀出重围，撤出合水。 这一仗，攻城解放军伤亡惨重，而马步芳在西宁大肆宣传所谓合水大捷。 合水一战，使马家父子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以为凭自己的实力完全可以与解放军抗衡。 我右路军进展比较顺利，一举攻克了蒋台，全歼守敌八十一师六十旅之一七九团，活捉了敌上校团长马奠邦。 马奠邦是马鸿宾的乘龙快婿，是马家军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为了做马鸿宾的工作，彭总打算放马奠邦一“马”，并与廖汉生一起去看这位“阶下囚”。 马奠邦见有人进来，头也不抬，毕竟自己已成了共产党的俘虏，无奈一切皆由他人处置。 “你就是马奠邦团长？”彭德怀问道。 马奠邦抬起眼皮看一看眼前的军人，听见廖汉生在旁边介绍：“这就是我们的彭总司令。” 马奠邦抬起头来，想看一看这位让胡宗南出尽洋相的共军指挥官，但已不敢正视彭德怀，毕竟彭德怀这个名字太不一般了。 “我们准备放你回去。”彭德怀背着双手说。 “彭总，这——”站在一旁的廖汉生一下子惊呆了。因为，在路上，他没有听彭总说要放马奠邦回去。而且他知道，第二纵队在合水受到很大损失，三五九旅郭鹏旅长中弹负伤，教导旅关盛志政委中弹负伤，罗小伟团长因接受假投降中弹负伤，因而对马奠邦恨得咬牙切齿。他没想到彭总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正当他在犹豫、思考时，听到彭总对他说：“给他一匹马，放他回去。” “彭总……”廖汉生没有把话说完，他想彭总是会理解的。毕竟放他回去，部队怕难通过。 “他们不是宣传说，我们捉住他们后，要活剥人皮吗？放他回去，不就不攻自破吗？”彭总说。 马奠邦一开始听彭德怀要放他回去，他根本不信，后来觉得彭德怀不是在开玩笑，实在感到有些意外。他心情很激动，慢慢地站了起来，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放心去吧。不过，我劝你不要与人民为敌，国民党败局已定，全国解放为期不远了，识时务者才为俊杰。希望我们以后在战场上不要再见面，”彭总伸出手，边和马奠邦握手边说。 马奠邦和彭德怀握手后，向彭德怀躬了一恭，然后用右手抚胸，按照伊斯兰礼节致谢。 6月，西北野战兵团主力部队向环县开进。到6月13日，我军完全包围了环县城，宁夏马鸿逵部整编第八十一师，龟缩在这座孤城里。 彭总随野司到达环县城南十五里的王庙嘴后，马上和部队的指挥员到县城周围，查看地形，现场研究攻城的部署和打法。彭总在掌握敌人设防情况和该城地形条件后，对大家说：“攻打环县城，关键是要拿下东西山头阵地。控制了这两个阵地，就可以居高临下，控制整个城内的敌人。环县城虽然坚固，但城很小，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迫击炮的威力。” 6月15日，野战兵团向环县城发起总攻。经过一昼夜激战，我三五八旅在独四旅的配合下，胜利地占领了敌人防守的核心阵地王家原，新四旅攻占了玉皇山。敌人失去主阵地后，纷纷向城内收缩，曾经横行陇东的宁马八十一师全线败退。 16日午后一时，残敌见势不妙，扔下大量重型武器，从城东突围，狼狈向北逃窜。得知这一情况，彭总急忙抓起电话，命令二纵队王震司令员派兵立即追击，不得让敌人逃走！ 工震放下电话，亲率三五九旅和独四旅快速追击敌人。宁马匪军本已心慌意乱，见我军勇迫不舍，早就吓得魂不附体，一味逃命。一路上，有的敌人终因坚持不住，累得口吐白沫，面色如土，乖乖地被擒。我二纵队指战员越追越勇，长驱100多里，将敌人全部追垮。 王震见大功告成，在洪德城给彭总发回电报：敌八十一师除部分骑兵和乘马的少数军官逃跑外，大部被我军俘获。 彭总接到电报，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饶有兴致地对身边人员说：“去年夏天，三五九旅从中原胜利突围返回陕北，就享有‘飞毛腿’的盛名。这次追击敌人，二纵队发扬了这个传统，靠两条腿追垮了敌人的骑兵，真是名副其实啊！” 我军出击陇东半个多月，打得马步芳的八十二师，马鸿逵的八十一师和蒋军骑兵二旅土崩瓦解。6月下旬，彭总命令部队由环县挥师北上，向三边（定边、安边、靖边）挺进。 当我军向三边进军时，敌人已在准备撤退。为不失战机，我军当即以第一纵队及新编第四旅攻定边，教导旅进至定边西南，准备截击定边逃敌；以第二纵队攻安边及砖井堡。 6月30日午，当我主力接近定边城郊时，敌整编第十八师骑兵第十旅二十团不战而逃，我步兵追赶不及，第二纵队占砖井堡。 7月2日，第二纵队独四旅攻占安边城，敌全部被歼。7 月7 日，我军除以第二纵队控制安边、定边外，主力西进，攻占盐池城，歼敌骑兵二十团一个连。至此，三边战役结束，三边分区全境收复，马鸿逵部退宁夏。 三边战役虽因马鸿逵保存实力不战而逃，我未能全歼敌人，但我军的胜利行动为三边人民奠定了必胜的信心，为继续坚持斗争奠定了基础。这次作战，我军对敌军的保存实力战法及三边地形有所了解，因无稳定后方作战，无力保障所需军用物资，且犄兵极小，地区辽阔，人烟稀少，群众工作较差，影响了部队的机动敏捷性，未达到歼敌有生力量的预期目的。 从5月21日我军自安塞西进陇东时起，至7月7日三边战役结束时止共47天，西北我军在陇东与三边南北370余公里、东西180余公里的广大地区内，进行了陇东、三边战役，共歼灭马步芳、马鸿逵所部2400余人，收复了环县、定边、安边等地，打击了青海、宁夏二马集团，更加孤立了胡宗南。 西北野战军1947年11月进攻榆林时，又与宁夏马家军进行了一次较量。 当我西北野战军围攻榆林时，绥远傅作义奉蒋命石令，派暂编十七师由扎萨旗南进援榆；宁夏马鸿逵亦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以整编十八师、骑兵第十旅和宁夏保安团等组成的“宁夏援榆兵团”，由其子马敦静亲自指挥，从定边出发东进。 彭总对敌人增援情况做了一番分析后，镇定地说：“命令部队加速坑道工程，但更要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装药位置准确。” 11月8日上午，魁星楼附近两条分别长60公尺和120公尺的坑道挖成了。彭总随即下达了当晚爆破攻城的命令，并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待着前沿阵地消息。 敌守军听到我军坑道作业的情况时，大为不安，因为他们清楚，只要城墙被轰开一处，解放军则会象洪水一般地涌进城来。敌守城指挥官左世充一面向有关方面连发急电，催促援军赶快到来，一面采取各种防御措施，竭力破坏我军的坑道作业。他还向市民征用大量的布袋和瓷瓮，以备装沙堵塞坑道和听音侦察之用。这位指挥官平素迷信济公佛会保佑自己，且常说：“事到着急处，就有出奇处”。他期盼在此紧急关头会有奇迹出现。 敌军加紧进行反坑道作战，虽付出了极大努力，但毫无效果。此时，城内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仿佛城破即在眼前。 一天，敌高凌云团特务排的一个士兵，突然神经失常，在住的窑洞（距南城不远）里打起枪来，并大喊：“八路军挖开地洞了！”该排排长听到之后，不问青红皂白，端起机枪就向洞内猛扫。这些枪声和讹传，顿时惊动了全城。敌指挥官查知此事是由士兵神经过于紧张所致，怒不可遏，将二人以“玩忽职守”罪名，就地“正法”。 11月8日夜，月色朦胧，敌军为了给飞机作标志，在城内燃烧起炭火笼，满城星星点点。 晚11时，突然有十多发炮弹落在魁星楼和南城楼上，接着，震天动地般地“轰隆”两声，南城墙东段被炸毁，飞尘蔽天，城上守兵多被震晕。 敌指挥官从睡梦中惊醒，急忙命令部队以密集火力向被炸开的缺口射击，同时调集防守部队用预先准备好的沙袋堵补缺口，阻止我军突入。 两声巨响过后，彭总急忙抓起电话，向前线部队指挥员询问道：“爆炸位置准不准？炸开多大的口子？突击部队上去了没有？是那个部队上去的？上去了多少人？” 彭总仔细听着电话里的声音，双眉越皱越紧，脸色越来越阴沉。最后，他说了声：“你们要亲自到前面去，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他猛地放下电话，然后背操两手，不停地在窑洞里走来走去……“叮呤呤……”电话铃响了。 彭总接到一纵队的报告说：独一旅的坑道爆破成功，在城墙上炸开了一道20公尺宽的口子。但因突击部队没有及时查清爆破效果，贻误了战机。等他们发觉城墙确实炸开，准备组织冲击时，爆破口已被敌人强大火力封锁了。 接着，新四旅又在电话上报告，他们在坑道内放置的炸药在爆炸时偏离了城墙三、四公尺，虽然没有炸开城墙缺口，但却震昏了守城的敌军，如果突击部队乘机立即登城，仍然可以得手。可是，突击部队距离爆破点过远，失掉了战机。 彭总压住了火，在电话里并没有批评他们，只是痛心地说：“攻城的炸药，是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从一、二千里之外，人背马驮辛辛苦苦运来的，我们辜负了友邻部队的支援。要很好地组织大家学习和总结这次经验教训。” 这句话，对于攻城部队来说，比受到一顿批评还要难受。 正当我军准备继续挖掘坑道再行爆破的时候，绥远傅作义的援兵和宁夏马鸿逵的援兵，已经接近榆林。 彭总立即决定除以少数部队监视榆林外，集中主力，首先消灭宁马援军。 11月11日，宁夏马鸿逵部共3.5万人抵达五道河子、孟家湾一带。马鸿逵刚接到蒋介石援榆的电令后，曾踌躇犹豫，既怕援榆损兵折将，减弱自己的力量，又怕违抗蒋介石命令，要受责处。马鸿逵再三思考，想了一个“两全”的办法，即只派整编第十八师暂编第九旅并配属一个骑兵团去敷衍一下，而主力不动。 命令下达后，暂编第九旅旅长卢忠良却向马鸿逵建议说：“解放军善于围城打援，去的部队少了，会被吃掉；要去就得多去些，否则，不但不能完成解围的任务，对整个宁夏的影响也不好。” 马鸿逵再次考虑后，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出动宁夏主力部队杀奔榆林。 他还指派次子马敦静（整编第十八师师长）担任指挥官，率领的援榆部队有：暂编第九旅旅长卢忠良部三个团（附保安第二团），整编步兵第一六八旅旅长马光宗三个团（附保安第五团），整编骑兵第十旅旅长马敦厚（马鸿逵之长子）部三个团；宁夏保安部队一纵队马全良部两个团，另外还有一些炮兵、骑兵、工兵部队。除此之外，还征集骆驼约1000多只，分属各部队，随军前进，负责运输。 马鸿逵此次决定出动主力部队解围榆林，并派出他两个儿子，还有一个目的是，企图借此机会显示一下宁夏部队的力量，并让他的儿子出头露面，以提高他们在部队中的威信，好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巩固自己土皇帝的地位。 马鸿逵的援军出发后，开始时的行进速度缓慢，每天只走五六十华里。 蒋介石闻知，派飞机给马敦静空投手谕，敦促加速进军。马军在巴兔湾附近休息后，加快了行军速度。 中途，马军与我军的一队侦察骑兵发生遭遇战斗。马敦静从我军一名牺 牲的干部身上得到一份报告。上面说：“马匪到达巴兔湾一带的只是骑兵一部，已停止前进，似再不敢东犯”。 马敦静判断我军尚未发现援军的情况，便命令部队加速向榆林方面前进，于11月13日，抵达了榆林西北120华里的元大滩。 马军在元大滩东20华里的野茅滩与我军一部接火。激战约五个小时后，马敦静得知我军主力赶来，下令先头部队仍撤回元大滩，并连夜构筑工事，组织防御。与此同时，马军还派出两个骑兵团在两翼搜索情报，寻找有利时机，尔后全力反扑。 马军在元大滩以该地的村落为核心，四周依托沙梁，构筑了环形防御阵地。在环形阵地上配置了八个步兵团（卢忠良四个团、马光宗四个团），核心阵地上配置了马全良部两个团，骑兵配置在两翼，担任掩护。 11月14日下午5时，我军从三面包围了马军。 晚7时，我军主力部队向马军阵地发动进攻。双方先使用轻重火力射击，继之用刺刀和铁锹、洋镐撕杀。 双方正打得难分难解时，敌核心阵地内突然枪声乱发，一片混乱。马敦静以为解放军直捣核心，阵地已被突破，吓得魂飞魄散。事后查明，原来是敌第一六八旅第五零二团的营长李寿春的战马脱缰，饲养兵追马，阵地守军连问口令不答，即开枪射击，于是导致敌军内部一场混战。 敌军激战一夜，终于抵挡不住我军攻势，于15日9时西撤。我第三纵队乘胜追击，击溃敌一个团。 马军西逃，我军主力准备重返榆林继续攻城，可得到情报说，马匪并未逃远，只是绕道沙漠，窜到了榆林城北的庙嘴子、三道河子，与邓宝珊带领的暂编十七师会合。 根据新的情况，彭总决定主力南撤，到响水堡、党家岔、鱼河堡地区休整待机。11月18日，野战军司令部移驻响水堡西南二十里的赵家峁。 20日，马敦静、邓宝珊带的两路援军，开进了榆林。 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在赵家峁住了半个月。在此期间，彭总领导大家认真总结了第二次进攻榆林的经验教训。 在一次会议上，彭总说：“这一次榆林没有拿下来，我彭德怀是有责任的。我们把有利条件想得多了，把不利条件想得少了。我们对榆林城敌人防御的加强也估计不足，对宁夏马鸿逵集团倾巢出动远道援榆，更是估计不足。主观上想拿下榆林，扫掉北线的一个障碍，保证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为尔后主力南下转到外线作战解除后顾之忧，结果却事与愿违。” 他语意深长地接着指出：“带兵打仗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来不得半点主观主义。办任何事情，都不能从想当然出发。” 这次攻打榆林，我军毙伤俘敌6800余人，自身伤亡4300余人。从全局来看，如当时不打榆林，部队可以多一些时间休整，对以后的作战会更加有利。彭德怀后来在《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中有这样一段话：十月打了清涧后应该体整南下，但犯了一个错误，去打榆林。这时我们估计：马军不会怎样积极增援，胡军来不及；以后又没多少机会来打；打开了又可以得很多东西。这样一想，便以为大概可如意而得。但事情往往不如你所算。 1949年，国民党的精锐力量已基本消灭，蒋介石为了保住西北作为残喘之地，极力拉拢青、宁两马，企图做垂死挣扎。青、宁两马一时得意忘形，野心恶性膨胀，竟以“西北支柱”自命，他们狂言：“解放军没有什么了不起！” 看来，马家军与第一野战军之间空前激烈的较量只是时间问题了。 第三章 雄师溯源 第一野战军是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玩弄和谈阴谋之历史关头，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命令晋绥部队“风雨无阻”进击，连克数城。在卓资山，贺龙下令“全歼守敌，活捉何文鼎”，然而狡猾的何文鼎却向兔子一样溜掉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最早是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基础上组建发展起来的。 1940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在德军横扫西、北欧取得暂时胜利的刺激下，决心乘美国战备尚未完成、英国无力东顾之机，积极准备实行南进政策，夺取英、美、法、荷等国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 7月23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的联席会议决定了《伴随世界形势进展对时局处理纲要》，声称：“为了应付变化着的世界形势，应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并抓住有利时机解决南方问题”，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遂开始研究南方作战计划，海军则进行对英、美的作战准备。 9月，德、意、日在柏林签订了同盟条约，三国侵略同盟进一步得到巩固，从而加剧了日本与英、美的矛盾。由于中国抗战消耗和牵制了大量日军，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英、美为了利用中国抗战遏制日本南进，遂由推行牺牲中国利益的“东方慕尼黑”政策，转为采取积极支持中国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放手南进，急谋在巩固其侵华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或稳定在中国的战局，并把中国变为它南进的后方补给基地，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于是，日军一方面继续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逼降活动，另一方面集中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频繁、更加残酷的“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当权者动摇于英美与日本之间，“左右逢源”，既想借与日本谈判，以压英美等国给予更多的援助，又想借英美支持中国抗战，与日本讨价还价。同时，国民党看到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重点打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因而决心继续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 他们策划了围歼新四军的阴谋，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但遭到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的断然拒绝。 在1941年至1942年，不仅日军极其频繁地“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而且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也加紧对根据地的包围封锁，有的一部分部队还以所谓“曲线救国”的名义投降日军，改编为伪军，配合日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的夹击下，八路军伤亡很大，部队大量减员，根据地日益缩小，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大困难。毛泽东在回顾当时困难情景时说：“我们曾经弄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他曾把经济困难比做“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 当时，陕甘宁边区处境更加艰难。陕甘宁边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红军创建的一个革命根据地，全区北起长城，南至泾水，西接六盘山脉，东临黄河，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有23个县，人口约150万，面积达12.9万多平方公里。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口头上承认边区是国民政府的一个特区，边区苏维埃政府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指挥中枢，是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政治领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总后方。正因如此，日、伪、顽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使陕甘宁边区军民忍受着巨大的困难。 在严重困难关头，毛泽东高瞻远瞩，指出目前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号召军队和政府要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渡过难关。他根据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酝酿对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做一些调整，使军队统一，党政军关系协调。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有一二零师的，有留守兵团的，有边区保安司令部的，指挥、组织很不统一，不适应保卫边区的需要，而且这些部队在处理军队与地方，党和政府的关系上存在一些问题，毛泽东想找一个威望高的人来解决这个矛盾。他想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调部分晋西北的部队过来，与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统一组成，但是，谁能担此重任呢？在如此复杂的形势和严重的困难面前，这个人既要能征善战，又要会处理各种关系，在军队和地方中有很高的威信，并且还要会理财，能帮助边区渡过经济难关。 毛泽东一连想了几天，终于确定了一位合适人选。他就是当时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 贺龙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在军阀割据的年代，这个没有一点后台的民军领袖竟当上了镇守使，后来成为中将军长；在国民党将屠刀砍向共产党员的时候，这位国民党将军却率部起义，参加了共产党；他用兵多谋，打仗真有点邪呼，令国民党军、日寇不得不竖起大拇指…… 贺龙早年两把菜刀闹革命，流传甚广。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曾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毛泽东所说的“两把菜刀起家”，指的是贺龙参加中华革命党以后投身民主革命的事。 1914年，贺龙由执教于桑植高等小学的中华革命党人陈图南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投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卖国求荣的斗争。桑植县中华革命党组织向贺龙提出了三项任务： 一是惩杀本县大劣绅朱海珊。贺龙爽快地答应并完成了任务。 二是带队伍当团总，准备应变。但贺龙说：“我恨的就是团总，我不干！”尽管陈图南一再解释，贺龙最后还是拒绝了。 三是派人到警备队当兵，了解情况。贺龙派几个人打入了警备队。 不久，中华革命党又命令贺龙到石门、沅陵两县的团防局和巡防军中去策反，煽动哗变，组织反袁武装。贺龙到沅陵后以交友结拜为名，秘密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准备夺枪举义，但后来被人泄露了机密，贺龙只得连夜逃走。当贺龙跑到与大庸县交界的地方时，十几个土匪把贺龙当成“肉票”捉到熊壁岩贾家大院。碰巧，沅陵警备队前来袭击土匪，将土匪和贺龙一同抓到沅陵，关进监牢。在审讯中，土匪说贺龙是抓来的“肉票”，因而贺龙没有被杀。贺龙一再声称自己是“贩羊人”，县衙里的贪官觉得有油水可捞，便反诬贺龙通匪不予释放，并放出可以出钱赎人的口风。消息传到了桑植，贺龙的父亲忙带人赶到沅陵，用钱买通官府，把贺龙保释出来。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宣布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31日又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基当皇帝。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发表了《讨袁宣言》，联络各地革命力量举行武装起义。贺龙奉命到石门县泥沙镇策动兵变。泥沙镇地处湖南石门县与湖北鹤峰县交界的大山中，有200 多户人家，近千人口。民国初年豪绅子弟出身的唐荣阳当了湖南省督军署的警察队长，他利用权势串通石门县地方势力在泥沙镇设立了团防局，让他的胞弟唐臣之当了局长，团防局有80多支枪。此人在泥沙镇一手遮天，无恶不作。贺龙当骡子客时，多次来往于泥沙镇，熟悉当地情况，在当地帮会、客商和士兵中有些朋友。 1916年1月，贺龙与姐夫谷绩廷等十几个人来到泥沙镇，恰巧大庸县的革命党人罗占侯也派了一个叫吴佩卿的人前来泥沙夺枪。贺龙以前也认识吴，两人遂商定了夺枪计划，具体办法是：吴佩卿设赌局诱团丁聚赌；贺龙摆宴席邀团防局中相识的人赴宴，使团防局无人防守，趁机夺枪。就这样，贺龙他们一枪未放，缴获了20多支长枪，并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他们乘胜冲入泥沙附近的南北镇和皂市，夺了那里团防局的40多支枪，一下子队伍发展到300 多人，打出了“湘西讨袁独立军”的旗号。贺龙率领这支队伍与附近几个县的各路义军联合起来，人数达万余，浩浩荡荡地向保袁武装驻守的石门县城发起进攻。但这支民军是一哄而起的，不仅毫无训练，枪弹又少，而且缺乏组织纪律，所以攻打石门县城两次未果后一哄而散，各自回家了，声势浩大的民军迅即解体。 1916年3月16日，贺龙约了20多个青壮年，带了一支火枪、三把马刀、三把菜刀，连夜奔往芭茅溪，会合了预先派来的侦察人员，深夜摸进盐局税卡，打死了头目，缴获了12支枪，并把仓库打开，把财物和盐巴分给群众。 贺龙这一行动，深受群众的拥护，很多穷人参加了贺龙的队伍。接着，贺龙又率领民军打下了分水岭团防分局，打开了溪河盐局，声势大振。 1916年春，护国军一部开进湘西，各路民军与护国军联手与拥袁军队作战。大庸县革命党人、民军首领罗占侯派人来到洪家关，协助贺龙召开桑植县讨袁军成立大会。会上，贺龙被推举为桑植讨袁护国军总指挥。后来，孙中山派程潜回到湖南，召开全省讨袁大会，并就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统一全省的护国军。贺龙率领的民军正式编为护国军序列，贺龙被任命为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第二营营长。然而，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贺龙被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搞得十分迷惘，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带着两名随从、三支短枪返回了洪家关。 回家不久，贺龙收到了一封从长沙寄来的信。在湖南政法学堂读书的堂兄贺连元来信邀他去长沙商讨革命大事。贺龙到长沙后，湖南省的中华革命党组织正以“正谊社”名义进行革命活动，准备利用辛亥革命元勋黄兴迁葬长沙的机会，反对湖南省督军谭延闿. 贺龙和罗占侯、贺连元走访中华革命党人林德轩，正巧正谊社主要领导人都在那里，他们对贺龙表示欢迎。林德轩是湖南石门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他早就听说过贺龙的所做所为，对贺龙很为赏识。他说：“你贺云卿有云，云从龙，改名叫贺龙嘛！” 在座的都表示赞同，从此贺文常改名贺龙。 1917年下半年，贺龙奉命返回湘西发动武装斗争，他很快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担任了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并与其他护法军一起攻击侵入湖南的北洋军阀部队。 12月，贺龙率部随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溶川开进常德，准备入鄂援助反对北京政府的武装。这时，湘南护法军总司令林修梅派左翼游击司令罗福龙来找贺龙。张溶川怀疑贺龙将率部去湘南投靠林修梅， 遂以会谈为名，将贺龙、罗福龙扣押，吞并了贺龙的部队。贺龙被关押了7天后释放了，对此他感到很难过。父亲贺士道来常德看他，见他刚刚出狱，心情不好，劝他回乡务农，图个平安。但贺龙投身革命的决心已定，反而耐心地说服了老人。考虑到他的部队被吞并后，不少人离队回家了，于是贺龙离开常德，返回桑植打算重新组织队伍。 有一天，贺龙走到桃源县和慈利县交界的两水井时，碰见一个满头大汗的小伙子。这位小伙子向贺龙打听：“请问大哥，去洪家关怎么走？” 贺龙一听，心里一动，忙问道：“小伙子，你去洪家关有什么事吗？” “我爷爷让我去找贺云卿。他说，贺云卿很仗义，跟上他，爷爷就放心了。”小伙子回答道。 “你爷爷是那一位？” “我爷爷叫吴佩卿，当年曾和贺云卿一起在泥沙夺枪。我是他的侄孙儿吴玉霖。” 贺龙微微一笑，说：“我就是你要我的人，不过，我现在不叫贺云卿，改名叫贺龙了。” 吴玉霖没想到眼前这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青年人，就是爷爷的好朋友，一下子愣住了。过了一会，吴玉霖突然双膝跪地，说：“贺叔祖，受孙儿一拜！” 贺龙急忙上前搀起吴玉霖，说：“不要从佩卿那里排辈份，我们年纪差不多，我就叫你老弟吧！你找我来是为什么？” “跟你去杀富济贫。” “这肯定是你爷爷说的吧。这口号现在过时了，现在是要为贫苦农民打出个天下来。”贺龙拍拍吴玉霖的肩膀说。 吴玉霖兴奋地把衣襟一撩，露出插在腰间的两把锃亮的菜刀，说：“我没得枪，磨得两把快刀，砍那些贪官恶霸的脑袋。” 贺龙从吴玉霖身上抽出一把菜刀看了看，称赞道：“好嘛，看不出你还是个有心人。菜刀也是武器，拿菜刀也能革命。我也没得枪，朋友嘛，见面分一半，一人一把菜刀，如何？” 吴玉霖点了点头，跟着贺龙上路了。 走着走着，他们看见从常德方向走来一些人。走近一看，才知道是一群兵丁护着一乘四人抬的轿子。看样子，里面坐的是一个官。轿子前面有几个兵开道，轿后有两个兵背枪压阵。可能是走得太疲乏了，后面两个背枪的兵越走越慢，和轿子拉开了距离。 贺龙早就盯上了那两支汉阳造步枪，他跟吴玉霖低声嘀咕了几句，就不紧不慢地跟上了这两个卫兵。到了一个叫连三弯的地方，这里古道路窄，林木茂密，而且连转三个弯，是动手的好地方，贺龙一使眼色，两人出其不意，向卫兵猛扑过去，抡起菜刀，砍倒了卫兵，夺了两支枪，然后飞快扎进树林离开了。回到桑植后，组织了一支小小的队伍，与湖南援鄂的护法军一起，同北洋军阀作战。后来，贺龙在参加党的七大前填写的履历表上写道：“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人的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 贺龙这位起自民军的民军领袖，当过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团长、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支队长、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兼第九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澧州镇守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第一师（后改编为独立第十五师）师长、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然而，就在共产党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候，贺龙参加了共产党。 1927年7 月28日，贺龙在南昌第二十军军部热情地迎接了前来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一见面，周恩来就紧紧握住贺龙的手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吧！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谈行吗？” 贺龙连连点头说：“好极了，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笑了：“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要动手动脚动枪炮呢！” 周恩来对贺龙说，昨天根据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决定7 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详细讲述了前敌委员会讨论过的起义计划。讲完后，周恩来问：“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周恩来点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前委任命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一怔，这怎么行？他知道来南昌参加起义的部队，除二十军外，还有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而他…… 他有些坐不住了，呐呐地说：“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说：“党是相信你的。你看，刚刚你还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 “好，我服从。”贺龙马上表态。 “这就对了。”周恩来说：“南昌守军有三千多人，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很有战斗力。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团团长。想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订一个具体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的军部，你看可以吗？” 贺龙说：“很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 就这样，贺龙和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了推迟至8月1日凌晨的南昌武装起义。在起义军南下途中，贺龙加入了共产党。 很多人对贺龙在革命低潮时期抛弃高官厚禄，冒着杀头的危险，跟共产党闹革命很不理解。其实他早就下了决定，不论起义成功还是失败，都要跟着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干到底。在起义遭受挫折时，他说：“现在情况很严重，我只有两句话：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第二，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因为贺龙投靠共产党，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龙，周恩来曾风趣地说：“贺龙同志，你的头很值钱哟！” 而贺龙则说：“我这颗头早交给党喽！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跟着党走。” 贺龙曾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红二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红三军军长、红二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用兵多诈”的杰出指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八路军第一二零师师长，挥师抗日，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1940年1月，阎锡山制造反共的“十二月事变”，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示，贺龙与关向应率一二零师主力紧急回师晋西北，2月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他指挥了1940年夏季反“扫荡”，指挥晋西北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11月成立晋西北军区时，任司令员。 “贺龙、林枫速来延安！” 贺龙正在与指挥员们讨论如何做好反“扫荡”的扫尾工作时，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贺龙心想，此时召我和林枫去延安，一定有新的重大的任务。当时，贺龙在晋西北指挥部队在敌占区和交通线上四处出击，取得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接到电报后，他把反“扫荡”的扫尾工作向其他同志做了交待，即同林枫赶往延安。 出乎贺龙意料的是，延安用极大的热情欢迎他。1942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刚从苏联养病回来的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和去绥德、米脂视察归来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主持了会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参加了会议。 谢老先请林彪讲话，林彪忙客气地说：“该受欢迎的不是我，而是从前方归来的贺师长和我们的李副主席，还是请他们先讲吧！” 谢老忙看了看贺龙，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的贺师长是一条龙，转战华北，日本鬼子没奈何他，能降服这条龙的只有纯阳老祖，可是，纯阳老祖又在我们这边。贺师长，你就先说几句吧！” 谢老说这番话，意思是说贺龙这位战将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只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服从中国人民的意志，别的什么力量都奈何他不得。 贺龙在热烈的掌声中站起来，对大家说：“我是个普通党员，现在回家来了，是不该受到这样盛大的欢迎的。” 接着，他简要汇报了一下晋西北春季反“扫荡”和晋西北根据地建设的情况，最后，他深情地说：“晋西北根据地能建立起来，主要是我们忠实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政策，执行了我们的领袖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调贺龙来延安，是想让他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但他没有将这一想法马上告诉他，而是先让贺龙参加由朱德领导的军委考察团，检查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工作，熟悉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情况。 八路军留守兵团是为保卫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于1937年8月25日决定建立的，由八路军第一二零师第七一八团，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旅部和第七七零团及3 个师的部分直属营共9000人组成，当时称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萧劲光任主任。1937年12月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所属部队除第三八五旅旅部和第七七零团外，其余部队统一编为警备第一至第八团。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归留守兵团指挥。1939年7月，中央军委炮兵团归留守兵团建制；8月，成立关中警备司令部；10月，第三五九旅担负绥德警备区防务；12月，成立警备第一旅。至1941年底，留守兵团辖第三八五旅、第三五九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一团、警备第五团、骑兵团、关中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等，共3.4万人。 贺龙接受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任务后，同留守兵团的领导人萧劲光、曹里怀、莫文骅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交谈，了解留守兵团的情况，并深入群众，听取了一些旅、团干部和部分战士的反映。 1942年3月下旬，贺龙在中央军委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会议上对留守兵团的工作作了总结发言。他肯定了留守兵团在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军队建设上的成绩，但也严肃批评了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对留守兵团在处理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作了中肯的批评，希望留守兵团今后更好地服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更加尊重陕甘宁边区政府。朱德同志肯定了贺龙的看法。 1942年5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关向应为政委（关在休养，高岗代政委），林枫为副政委。联防司令部下辖一二零师、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三五九旅、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炮兵团。 毛泽东主席要求贺龙解决三项任务：第一，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两个区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第二，统一两个区的财政经济建设；第三，统一两个区的党政军民领导。 贺龙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按照中央统一军事指挥的要求，对边区部队进行整编。他同副司令员徐向前、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商量以后，决定把留守兵团所属的各独立团及保安司令部所属的四个团统一编成两个警备旅，同三八五旅、三五九旅一道置于联防军统一指挥之下。这一方案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1942年10月，留守兵团领导机关并入联防军机关，萧劲光为联防军副司令员。贺龙还根据保卫边区的需要，重新划分和调整了部队的防区，成立了军分区，建议由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治委员，以实现各地区的一元化领导。 理顺边区部队指挥关系后，贺龙带着参谋人员深入各防区视察，了解战备情况。当时，国民党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有50万大军，对边区实行封锁。 贺龙觉得联防军四个多旅的部队要担负抵抗日寇和防范国民党军的任务，兵力实在不足。因此，他想增加边区军事力量，然而当时正是抗战最困难的年月，边区要扩兵显然行不通，于是，他想起了晋西北，可以调一部分过来。 他把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得到批准。1942年11月26日，一二零师独一旅旅部及一个团调到陕北，全旅配置在绥德地区。三五九旅全部调往延安东南作为机动部队，以便随时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进攻。1943年6月，中央军委根据贺龙的建议将三五八旅调到陕甘宁边区，进驻富县以西地区，增强关中地区的纵深防御。 部署完毕后，他又亲自到关中军分区检查了一遍。 由于中共中央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以及边区军民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却组织了一些土匪、特务潜入边区，进行破坏。土匪活动猖獗时，平均每天要发生一次抢案。1943年，贺龙乘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的机会，召开了军政干部联席会议，讨论剿匪工作。会后，贺龙连续两次签发剿匪令，确定了“剿抚兼施，军民协力”的方针，制定了对土匪的处理办法和有关政策。经过三个月的努力，陕甘宁边区的8股土匪被全部肃清，进一步巩固了边区政权，安定了人民生活。 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贺龙针对部队训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决定重点解决部队训练问题，提高部队战斗力。他对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说：“现在要解决一下部队训练问题。要开一个会，把同志们的不同想法摆出来认真讨论一番，争取今年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的部队训练统一起来。” 1943年6月，联防军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军区团以上参谋长会议，讨论部队训练问题。贺龙在会上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要求训练为战争服务，部队训练的要求在于能对付两倍到三倍兵力的敌人，做到“一个打三个”。 他打破以往坐在一起讨论的老一套办法，让参谋长们穿上草鞋，去当几天兵，到操场上做做动作，学习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以便回去统一部队的训练。 三个月训练以后，贺龙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兵为主，人人皆兵，个个都练，士兵教育应以技术为主”的冬季训练方针，侧重学习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在这次冬季练兵中，两个区的部队普遍开展了争当“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竞赛。 说起这两个竞赛，还有一个故事。那是一年前，即1942年春，贺龙到陕甘宁边区不久。有一天，贺龙到三五九旅视察。旅长王震见师长来了，十分高兴，为贺龙组织了一次投弹、刺杀和射击表演。有个叫齐巨洲的战士一下子将手榴弹投了50米。贺龙看后，高兴地鼓起掌来。王震兴奋起来，脱口大喊：好一个贺龙投弹手！ 表演后，贺龙对部队说：“你们是保卫党中央的卫队，你们要保卫边区每一寸土地。你们练兵练得很好，投弹投得远。你们还要好好练习射击。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一二零师是个大学校嘛！” 王震接着说：“师长号召我们生产、学文化、练武艺，特别是打手榴弹、射击。我们旅要创造出无数的贺龙投弹手、贺龙射击手。” 旅政治部抓住旅长的这一讲话，很快在部队掀起了争当“贺龙投弹手”的竞赛。后来这一竞赛从三五九旅推广开来，变成了全边区部队的群众性活动，并且发展为争当“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运动。 冬季大练兵到1944年3月结束，取得了很大成绩。贺龙在1944年9月联防军司令部召开的模范学习者代表会议上，总结了大练兵的成果。他说：“我们现在有了投掷72米的投弹手，（发射六发步枪子弹）打60环的神枪手，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是，为了反攻，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应当继续求进步。” 9月25日，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在延安东关操场举行军事表演。贺龙、徐向前、萧劲光等陪同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前往观看。毛主席看到个个投弹手出手不凡，非常高兴地对贺龙说：“老总，你练兵练得不错哪！这些同志了不起，真是‘贺龙投弹手’。今后每个战斗员都练成这样的投弹手，那就无敌于天下了。” 正在这时，独一旅投弹手张兆信打了一个精彩的空中爆炸。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主席对贺龙说：“这颗手榴弹打得很巧妙嘛！叫它在哪里炸，就在哪里炸，这很有用处，更能发挥手榴弹的威力了。”贺龙说：“是呀，本领是练出来的，只要苦练，就会越练越精。”毛主席点头说：“是这样的。” 贺龙带了一辈子的兵，而主席还交给他一个理财的任务，一开始真没有想到。但他也深深了解当时根据地的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府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边区政府穷得无法负担必要的开支。 贺龙上任后，采取了一项临时性应急措施，给边区各军分区拨款五百万元，让军分区自行包干本区的经济支出。这实际上是让军队负担政府的开支，当时有部分军队干部想不通，部队中议论也不少。针对这一情况，贺龙召来军分区的领导，对他们说：“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四三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啊！不找你们找谁？……从我们延安来看，北门外住的是中央、军委，南门外住的是边区政府、西北局，他们有什么东西？而我们军队却开了许多商店，有西北商店、河口商店、恒丰商店、金隆商店、大生客栈等等。所以，靠上头是没有办法的，相反，要靠你们养活，靠你们吃饭。……包干办法就是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吃什么；军队穿什么，地方干部穿什么。过去上面养活你们，现在有困难，你们要挑这副担子，而且要挑好。”贺龙下令各分区成立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以集中财力，分区包干，渡过困难。 不过，贺龙心里明白，从长远看，这只能是权宜之计。要解决经济困难，最根本的是要增加边区政府的收入，大力发展生产。 他通过调查发现，边区政府入不敷出的原因，在于收入没有保证。陕甘宁和晋西北根据地当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其他土特产，但由于领导不统一，管理不善和各自为政，各做各的生意，只管小单位赢利，不管政府受损，政府得不到应有的收益。因此，贺龙向财经委员会建议，成立边区政府物资局，统一领导境外贸易，对食盐和土特产实行统销政策，这样，边区政府的收入逐渐有了保证。 贺龙一直大力提倡发展生产。1942年底，贺龙受毛泽东的委托，向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方针。他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把发展生产看成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环节，这个想法很正确。如果不生产，让天上往下落吗？天上也落不下来，落下来的是雨，而雨有时候也不落；靠我们的国家？国家一个饷也不发，子弹也不发，什么也不发。那靠什么呢？就靠自己。我们边区政府是穷的，只有靠自己生产。” 为了发展生产，贺龙找到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对他说：“今天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你应当把银行的票子投到生产上去，你说对不对？” “老总啊，我们银行是抵押贷款，没有抵押，放出去的资金收不回来就麻烦了。”朱理治面露难色。 “你不给他票子，他没有资金来扩大生产，哪来抵押？你帮他发展了生产，他就有了钱，不就可以还你？何况，生产发展了，政府收入多了，你银行的资金不也多了吗？”贺龙耐心地做朱理治的工作，最后朱同意了贺龙的意见。 银行从1943年起向生产单位发放信贷。贺龙为了支持银行，从晋西北调集了数百万元的法币，充实了银行的实力。以后，贺龙在总结1943年财政金融问题时说：“如果没有这一笔资金投下去，没有这批马兰草的票子，那我们的生产成绩是不会这么大的。” 在贺龙的领导下，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1943年开荒20余万亩，占了全边区开垦荒地总数的三分之一，共收细粮3万石。三五九旅做到了粮食自给；三五八旅、独一旅等其他部队基本做到粮食大部自给，蔬菜全部自给。边区部队共养猪1万余头，羊1.5万只，每人每月可吃到3斤肉。边区部队建立了11个纺织厂，年产布40万匹，做到了丰衣足食，兵强马壮，这在古今中外军事史上是很少见的。 事实证明，贺龙也是一位理财的能手。 1945年7月26日，中国、美国、英国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指出：“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8月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投向广岛。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同时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9日，100余万苏军从北、东、西三个方向进攻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同日，美国第二颗原子弹投向长崎。 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官邸同时收听四部电台的广播，这四部电台的频率分别代表四方权力机构——华盛顿、莫斯科、重庆和东京。冈村宁次非常清楚，他虽然还拥有100多万号称“常胜军”的日本精锐部队，但是日本大本营和军部谁也没有扭转乾坤的伟力。日本正面临灭顶之灾！ 此时的日本天皇已被原子弹的威力吓得惶惶不可终日。是战是降？天皇面临着无奈的决策。在内阁会议上，阁员之间为“战”和“降”的问题吵得一塌糊涂，但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大臣们还是取得了共识：战是没有希望的，投降是唯一出路，问题的关键是以何种方式投降，是有条件投降，还是无条件投降？ 在中国抗战出现空前有利的形势下，毛泽东主席于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提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8月10日，朱德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均将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军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交出全部武装。 此时，蒋介石却在峨嵋山时刻关注着延安方面的行动。当他听到军统头子戴笠汇报朱德已下令共军发起反攻，迫日伪军投降的情报时，嚯地站起：“中共没有受降权利！” 他说：“国民党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国内一致公认的。日伪军只能向国民政府和中央军投降。” 戴笠继续汇报：“委座，华北聂荣臻部打着配合苏军大反攻的名义，向热辽方向调动，企图争夺东北；山东罗荣桓部正在围攻鲁南申从周部；吕正操部正向归绥集结……” “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调动大军，争夺战略要地。”蒋介石说。 8月11日，蒋介石一连发布了三道命令。 一道是给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令第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 一道是给国民党军队的命令，要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还有一道是给伪军的命令，要他们“负责维护治安”，“趁机赎罪”。 蒋介石这三道命令的真实意图，就是不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军队攻打日寇，接受投降，收复国土；只许国民党的军队收缴日伪武装，抢占地盘，并要伪军配合行动。 毛泽东和朱德等人接到蒋介石的电今后，决定针锋相对，随即向各解放区连续发出第二、三、四、五、六、七号命令，命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日伪军发起反攻，消灭日伪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即将来临。 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行径，中央在延安枣园露天会场召开了干部大会。毛主席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蒋介石是怎样上台了？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 毛泽东稍微停了一会，点燃一支烟，猛吸了一口，然后继续说：“蒋介石总是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各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坚决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立即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 为适应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国各解放区我军战斗序列作了一次重大调整。其中决定，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分出，辖吕梁军区、雁门军区和绥蒙军区。吕梁军区下辖第三军分区、第四军分区、第七军分区、第八军分区、第十军分区；雁门军区下辖第二军分区、第五军分区、第六军分区、第十一军分区；绥蒙军区下辖第一军分区、绥东军分区、骑兵旅。同时，以主力四个旅组成晋绥野战军，由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关向应兼任晋绥野战军政治委员（关因病未到职）。下辖：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兼，政治委员余秋里；10月以后改为黄新廷任旅长）；独立第一旅（旅长高士一，政治委员朱辉照；11月后改为王尚荣任旅长）；独立第二旅（旅长许光达，政治委员孙志远兼）；独立第三旅（旅长杨嘉瑞，政治委员金如柏）。 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由贺龙、李井泉统一指挥。 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部队，仍沿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番号，王世泰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交给贺龙的任务是：统率晋绥部队，占领太原，控制山西和绥蒙。毛主席特别向贺龙交待：现在傅作义、阎锡山都开始动作，我们必须尽快行动。贺龙心中十分清楚：在历史转折关头，谁先走一步，谁就赢得时间，赢得胜利。 8月17日早上，贺龙同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林枫和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登车出发。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我晋绥野战军一部和绥蒙军区部队，向日伪军占据的城镇和据点发起进攻，勒令敌人限期缴械投降。到8 月28日，先后解放了陶林、武川、萨拉齐、集宁、丰镇、兴和、尚义、右玉、左云、凉城、清水河等县城和广大地区。而此时，一心反共的蒋介石却命令国民党部队下山抢占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甚至联合日伪军向我解放区大举进犯。8月18日，当我晋绥部队第二十七团和绥蒙军区第九团攻入归绥城（现呼和浩特市），已将日伪军包围于大十字街伪蒙军总部之际，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奉蒋介石之命，以其第三十五军三十一师一部及挺进纵队共三千余人，突然由我军的侧背攻入，与被围之伪蒙军对我夹击，我军被迫撤出城外。 贺龙见傅作义的大军进逼，觉得在这种形势下夺取太原、控制归绥的计划一时还难以实现。贺龙说：“太原、归绥我们目前都进不去了，要想出个新的办法来。反正不能让蒋介石这么顺利地把‘桃子’摘去！”8月22日，中央军委指示：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正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这种形势下，我军应迅速改变方针，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交通要道集中，而我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贺龙接到这个指示后，迅速调整部署。他决定：在北线，除巩固已解放的陶林、武川等城外，要继续夺取绥东、绥南各县城，配合晋察冀部队夺取集宁、丰镇，阻止傅作义部继续东进；在南线，坚决打击阎锡山部队的进犯，夺取汾阳、文水、交城、孝义等，巩同和扩大解放区；对于太原、大同、归绥等城市则以部分兵力威胁之。他将这个部署方案报告了毛主席，得到了批准。毛主席还告知贺龙，他即将到重庆同蒋介石举行谈判。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是蒋介石的一个阴谋。蒋介石集团坚持内战独裁政策，但由于全国人民普遍渴望和平、反对内战，国际上也反对中国内战，而且国民党立即发动大规模内战还面临种种困难。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于8月14日电邀毛泽东赴渝“共商国事”。电文如下：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当电报传到延安的窑洞里，气氛很快热闹起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一致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有和谈的诚意，这不过是他的阴谋。但是，如何对付蒋介石的“和平”攻势？毛主席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他在领导人的议论声中，提起手笔，两份电文一挥而就。他拿起墨迹未干的电文，对大家说：“蒋委员长一封电报，让我们这么多人费心劳神，我们也给他去两封，让他也操点心。你们看看，还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没有？” 第一封电报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于8月16日上午发出，拒绝让第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的命令，并要求蒋介石收回命令，承认错误，并向蒋介石提出六项要求，让蒋介石早日回答。 第二封电报是对蒋介石“邀请”电的回答，于8月16日下午发出：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与你会见的问题。 8月20日、30日，蒋介石又两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迅速赴渝谈判。 中央经过几次认真研究，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进行谈判。 听说毛主席将亲赴重庆，贺龙十分担心。他一直认为，蒋介石电邀毛主席赴渝，是一个阴谋，毛主席的安全难有保证。8月29日，他专电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说：“毛泽东主席赴渝安全有无保证，我们不明了情况，望告之。” 在此之前，中央政治局曾多次讨论过毛泽东主席是否亲赴重庆的问题。8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蒋介石最终是想消灭共产党，所谓和谈完全是骗人的，但由于他消灭我们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暂时取和平姿态。他说，苏美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摊子还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还不能下决心打内战，我们要揭穿其阴谋。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暂缓前往。周恩来说：“中央决定我先去，是一个侦察战，最重要的是看看蒋介石开的什么盘子。”8月25日，中央政治局成员同由重庆归来的王若飞一起，再次研究了毛泽东赴渝问题，最后政治局同意毛泽东亲赴重庆。 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接到贺龙的电报后，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回电说：“毛泽东赴渝谈判完全必要。从国际国内情况看，安全保证也是有的。目前，在前线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仗。晋绥方面对阎锡山和傅作义的进攻，望能组织一、二次胜的战斗，以配合毛主席的谈判。” 贺龙看了电报，说：“好哇，我相信中央。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争取打几个胜仗，用实际行动配合毛主席去重庆。” 当时，独三旅进攻仍由日伪军占领的汾阳城，因为计划和侦察不周，未能得手。贺龙遂命令刚由陕甘宁边区赶来的独一旅和晋绥第八军分区部队攻击文水城。 文水，在太原西南约80公里处，是太汾公路上的重要城镇，由伪军把守。 30日，贺龙命令部队从三面攻城，留下一面“围而不攻”，以便待适当时机，赶鱼入网，聚而歼之。 正当部队向文水城接近时，突然阴云密布，大雨倾盆，部队运动相当困难。这时，晋绥八分区领导人十分着急，担心下雨可能影响攻城，他们派人向贺龙请求：雨太大，部队行动困难，能否等大雨过后再攻城？ “乱弹琴！”贺龙听到报告后很生气，他对来人坚决地下令：“临阵犹豫乃用兵之大忌，既影响士气，又贻误战机。回去告诉你们首长，攻克文水的决心绝不能动摇，就是爬，也要爬到文水城下。”他还要求分区领导向同志们讲清楚：风大雨狂，当然增加了我们行动的困难，但敌人一般疏于戒备，正是我们击敌不意的大好时机！要下定决心，克服困难，天亮前形成包围，拂晓发起进攻，坚决拿下文水城！ 说完，贺司令员拿起钢笔，在报告上批下了“风雨无阻”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 霎时间，贺司令员“风雨无阻”的命令传遍了全军，激励起了所有指战员的必胜斗志。他们踩着泥泞的道路，栉风沐雨地顽强向前开进。独一旅的炮兵战士硬是用人拉肩扛，把大炮运到了离文水城只有几百米远的地方。 贺龙知道这一情况后，很高兴地对独一旅王尚荣旅长夸道：“好嘛！大炮拚刺刀，这个鬼点子出得好。这一回，城里的龟儿子们可有‘大点心’罗！” 经过几个小时的艰苦跋涉，各路攻城部队终于按时抵达预定攻击出发地域，把文水城紧紧地包围了起来。 31日一时，贺司令员一声令下，攻城战斗正式开始。主攻部队在夜色的掩护下，剪断铁丝网，越过布雷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云梯靠上了北门城墙。 当我攻城部队登上城头后，敌人才如梦初醒，伪副司令王兴国更是大吃一惊。 敌军一面组织火力封锁我军冲击道路，一面令督战队用大刀和钞镖强迫士兵向我北门突破口疯狂反扑。只见弹雨象狂潮般落在北城上下，这一宽仅五米、长约二百米的城墙成了一片火海。 在战斗万分紧急时刻，贺司令员来到前沿指挥所，传令嘉奖登城的全体勇士，并指示他们：北门突破口敌我双方势在必夺，事关战斗全局，我们一定要誓死固守，坚决打退敌人反扑，掩护主力顺利登城，全歼守敌。 遵照贺龙司令员的命令，登城部队在风雨中用砖头垒成工事，和顽敌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近战、夜战，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拚，刺刀拚弯了，就用砖头砸。就这样，他们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接连打退了敌人十几次反攻，一直坚守着城头阵地。 天色大亮后，贺司令员命令炮兵分队近距离直接射击，集中火力轰击四门城楼和碉堡。只听见大炮隆隆轰鸣，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守城敌军乱作一团。我各路攻城部队乘势冲进城内，和敌人展开了沿街逐院的巷战。 战斗到下午五时，争相逃命的敌人从西门狂奔而出，正好一头钻进了独一旅设下的“口袋”之中。伪副司令王兴国见大势已去，不得不举起白旗向我军缴械投降。这样，固守文水的日、伪、顽军全部被歼，被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了八年之久的文水县城又获得了新生。 收复文水的第二天清晨，风消雨停，朝阳初升。在攻城部队首长的陪同下，贺龙大步登上了城头，看着弹痕累累、血迹斑斑的城头工事，他满怀激情地连声说道：“英雄啊！真是了不起的英雄啊！你们坚守城头的全体战士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接着，他关切地问陪同的领导：“部队的伤亡有多大？” “不大，我们一共伤亡才三十多人。”一个同志回答。 “不简单！我们用伤亡三十多人的代价，换来歼敌近千的战果，这是一个大胜仗。” “这是司令员指挥有方，正是您‘风雨无阻’的指示和‘网开一面’的布置，才保证了胜利，减少了伤亡。”一位部队首长深有感触地说。 “这不能归功于我的指挥，主要还是各级干部战士打得好嘛！没有他们的高度阶级觉悟，没有他们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要打这样的胜仗是不可能的。” 贺龙边走边说，不一会来到了城墙的东北角上。他眺望一望无际的晋中沃野，无限深情地说：“交城山，交城水，不浇交城浇文水，这大好的河山，终于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来了。” 文水战斗后，贺龙继续指挥南北两线部队向拒降的日伪军展开攻击，先后收复了平鲁、神池、静乐、离石等城，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并成功粉碎了傅作义集团对绥南的进攻，配合了重庆谈判，晋绥解放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蒋介石一面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面调动兵力，继续向我解放区进攻，到9月10日，我绥东解放区全部被傅作义部队占领。当时，敌军主力约五万人，主要分布在集宁、丰镇、凉城、新堂、陶林、卓资山、归绥、包头等地。 为反击国民党的猖狂进攻，中央军委于9月中旬命令贺龙率晋绥野战军主力挥师北上，并于10月初抵达左云地区集结，以协同聂荣臻同志率领的晋察冀军区的主力，发动绥远战役，打破国民党的进攻，解放绥东广大地区，使晋绥与晋察冀热解放区联成一片，造成我党我军在华北的有利形势。 贺龙一接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立即率领晋绥野战军主力挥师向北。 这次行军，贺老总的情绪和往常有些不一样，时常沉默不语，住下来也很少说笑，而是经常踱步沉思。 原来，贺老总一直在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虽然贺龙接到朱、刘、任关于毛主席赴重庆和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的电报后，拥护中央的决策，也相信中央的判断，但还是有些为毛主席的个人安全担心。这也难怪，毛主席的安全不仅关系到他个人，更关系到共产党的命运，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命运，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贺老总能不牵挂吗？现在，毛主席已经亲赴重庆了，贺老总的心情也越发不安。一向睡眠很好的贺老总，竟连续几天失眠。他在同李井泉等领导同志一起散步时，总是谈论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事情。 不过，贺老总始终牢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各解放区打的胜仗越多，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毛主席的安全就越有保证。正是为了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及捍卫抗战胜利果实，贺老总率领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三旅日夜兼程，向卓资山挺进。沿途不是高山陡岭，就是尺把宽的小径，稍不小心，就有掉下去的危险。贺老总早就患有高血压、胆结石和慢性肠炎等病症，连日来鞍马劳顿，但他从来不哼一声。路上饿了，就同随行人员一起啃上个干馒头，渴了，就饮山泉水，精神一直很好。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行军，晋绥野战军除独立第二旅在商都集结外，其他部队于10月初到达左云、右玉地区，进行战役准备。 为了打好这个战役，晋绥野战军司令部在左云城关广场召开了动员大会。当时正是秋天，雁北高原温差很大，早晨气温极低，越过长城从内蒙古高原吹来的季节风，凉气袭人。贺老总穿着一身土布单军装，精神抖擞地来到会场。 他衔着烟斗，乐哈哈地走到干部、战士中间，同干部、战士亲切交谈。 他一会儿向这个干部询问一些情况，一会儿又同一位战士拉拉家常，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广场上也因贺总的到来气氛热烈起来。贺总非常热爱士兵，关心群众，无论走到哪里，他总要到群众当中去走一走，看一看，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过了些时间，贺总健步走上主席台，挥动那有力的手臂，用宏亮的声音进行战斗动员。 他首先讲述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讲到了上党战役歼灭阎锡山三万五千人的胜利，讲到了晋绥野战军在晋西北和晋中开展工作的情况。 接着，他谈到了绥东事态的发展情况。他说：“绥东解放区是我们绥蒙部队流血牺牲从日伪手中解放的，蒋介石这家伙勾结日伪军，抢走了我们的胜利果实，这就是我们的绥东，他们还准备进攻整个华北解放区，这是行不通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不会答应的！现在，党中央命令我们，同晋察冀老大哥部队一起，反击国民党的进攻，我们要坚决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最后，他叮嘱大家：“过去我们同日本鬼子基本上打的是游击战，现在要大兵团作战，打运动战，两大军区部队要协同作战，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新问题。但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地方党，同兄弟军区团结一致，国民党绥远部队是不经打的。” 贺总说完，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贺总的话，在干部、战士心中点燃了一把通红的战斗烈火。会后，部队官兵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战斗准备之中。 10月中旬，聂荣臻同志领导的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在兴和、天镇一带集结完毕。此时，我晋绥、晋察冀两部队已集中主力五万余人。在绥东，国民党军队也集结了五万余人，分别驻在集宁、丰镇、卓资山、陶林、凉城、新堂以及归绥等地，企图待东线国民党军队集结完毕，一起合击我张家口。 根据绥东敌军的部署，贺总和聂总决定：晋察冀野战军从东向西进攻，首先歼灭隆盛庄、张辛镇的敌人，尔后各个击破丰镇、集宁间的敌人；晋绥野战军部队由南向北进攻，消灭凉城、新堂、天成村之敌后，向集宁方向发展进攻。然后，两区部队继续协力歼敌于绥远东部地区。 10月17日，贺龙率领晋绥野战军主力北越长城。长城是伟大的古建筑，虽然经历了千百年的风沙侵蚀，有些残缺不全，但是，高高的烽火台，在夕阳的余辉中仍巍峨矗立，显得十分壮观。 第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站在长城口上，望着跨城北去的部队，看到一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心中感到非常高兴。这时，他想起了贺总在出发前对他说的话：“我们的部队老战士多，很勇敢，但要注意，不要有骄做情绪。我们这次到绥东去打仗，要尊重地方党，爱护地方部队，这一点一定要向部队讲清楚。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嘛！我们的战斗力是有多种因素形成的。热爱人民，拥护政府，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条，部队就不能打胜仗。这次去绥东，只要是地方党说的事，你们一定要办；地方部队要枪，你们一定要给；对晋察冀的部队，要主动去团结。打仗，是一个全局性的行动，没有友邻部队的配合、支持，怎么能打好呢？你们一定要尊重友邻，爱护友邻，团结友邻，这是我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黄旅长想：是啊，只有依靠绥东人民，依靠地方党和政府，和友邻搞好团结，我们才能胜利完成这次北上的战斗任务，贺总的教育是多么及时啊！ 10月18日，绥远战役开始了。晋察冀部队攻克张皋、隆盛庄；晋绥部队占领凉城、陶林，歼敌第三十五军及暂编骑一旅各一部。20日，晋绥部队攻克了新堂。 傅作义慑于我两大野战军的锐利攻势，急忙收缩兵力，命令部队迅速向归绥集中。21日，敌第六十七军军部及所属新编第二十六师由丰镇撤到卓资山，第三十二师撤至福生庄、三道营，伪蒙骑五师由新堂撤往六苏木。 贺龙这位戎马倥偬、久战沙场的老将密切注意着敌人的动向。他从敌人伺机西撤的动向中看出了绥东敌人妄想把他那已经分散开来的五指匆忙捏成拳头的企图。贺总想，如不灵活地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绥东敌人将很快把兵力全部集中于归绥，这样，不仅不能各个歼灭丰镇、集宁之敌，而且会给整个战役的发展造成困难。 贺总当机立断，决定改变东向集宁、丰镇的计划，命令晋绥野战军大胆地实施战役迂回，挥戈向北，直插卓资山，将敌人拦腰斩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使敌人伸出来的手指收不回去，造成整个战役的有利形势。为圆满实现这一计划，贺总还命令远在商都，由许光达、孙志远率领的独立第二旅经陶林南下，对卓资山形成包围之势。 卓资山地处大同和归绥之间，离归绥城东75公里，北靠大青山，地势较高。平绥铁路穿过卓资山，东向集宁、丰镇，西达归绥、包头。两条公路北至陶林，南通凉城，是绥东的交通枢纽，归绥的屏障。傅作义电令第六十七军军长何文鼎在此坚守一个月，以便他调整部署。我军若攻克了卓资山，对丰镇、集宁之敌，就造成了关门打狗之势；而对于盘踞在归绥的国民党绥远部队，则是打开了他们的大门。 10月22日，我三五八旅先头部队进至卓资山以南的教场村，占领了村西康家湾北侧高地；独立第一旅推进至毫切、查汉不浪附近。23日，伪蒙骑兵第五师朱恩吾部由六苏木逃往卓资山方向。 10月24日下午，贺龙刚到卓资山附近，就要奔赴第一线。警卫人员连忙上前劝阻：“老总，很危险，你不要到前面去了。” 贺龙一听，有些不高兴，手握烟斗指着警卫员说：“你们是怎么搞的嘛？打仗哪能没有危险？我们总不能因为有点危险就失掉战机！让我走。”警卫人员无可奈何。 当贺龙来到三五八旅指挥所时，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大吃一惊。他们说：“老总，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这里危险啊！” 贺老总并不答话，对黄新廷说：“旅、团指挥员跟我走，到前面去看一看。” 黄旅长非常担心老总的安全，急忙说：“老总，敌人的炮打得很厉害，不要到前面去啦。” 贺龙笑笑说：“打仗还怕炮弹？走嘛！” 随后，贺总和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等旅、团指挥员冒着敌人炮火来到卓资山前沿，一起观察卓资山地形和敌情，研究情况，部署战斗。当贺总了解到敌人刚从集宁方向来，并看到正忙于在卓资山抢修工事时，他对在场的指挥员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为了不贻误战机，不让敌人逃掉，你们要趁敌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发起进攻，打它个措手不及。” 贺总命令各部队黄昏时发起总攻：三五八旅向卓资山之敌实施主要突击；独一旅主力配置在卓资山东南的大、小苏计材，三苏计材东北高地附近为预备队，准备阻击集宁方向援敌，配合三五八旅战斗；独三旅进攻卓资山以西的福生庄及其以北灰腾梁地区，断敌退路，阻击可能从归绥方向来的援敌。 就在贺总部署战斗时，三五八旅前沿部队抓住了几个俘虏，查清了盘踞在卓资山的敌人是国民党嫡系何文鼎的六十七军军部及其精锐新编二十六师，刚从集宁赶来。黄新廷旅长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贺总。 贺总一听，精神一振，指着卓资山方向说：“何文鼎？好嘛，他是我们的老对头了（何文鼎的部队在抗战期间长驻陕甘宁边区的北面，参加对边区的包围），一定要敲掉他。” 他告诉黄新廷：“你们一定要集中力量攻占龙山湾北侧高地和西山顶高地。那是两个制高点，又是何文鼎的侧后，拿下它，对于打垮何文鼎的防御作用很大。要抓紧时间做好战斗装备，现在情况变化了，不能按部就班，要打个出敌不意的歼灭战。要打得快，打得猛，速战速决，力争全歼。速决，我们才能够各个击破增援的敌人；全歼，就会使盘踞归绥的敌人士气沮丧，为战役发展创造条件。你们告诉部队，要英勇顽强，猛打猛冲，活捉何文鼎！” 按照贺总的指示，三五八旅的战斗部署是：第八团从卓资山西面向龙山湾、西山顶及车站之敌实施主要突击，尔后向北侧高地发展，分割卓资山西部地区的敌人；第七一六团从卓资山以南向街内实施正面进攻，歼灭街内之敌，尔后向卓资山北侧高地发展，歼灭守敌；第七一五团以一个营从卓资山东面向头号北侧高地进攻，尔后向东北发展，从东面配合八团、七一六团歼灭敌人，其主力配置在二道沟西侧高地，准备阻击集宁方向来的援敌，随时准备加入卓资山的战斗。 三五八旅政委余秋里把贺总“全歼守敌、活捉何文鼎”的号召传达到了部队，并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听了旅长的战斗布置和余政委的动员，全旅都沸腾了，个个磨刀擦枪，斗志倍增。 晚6 时，贺总下达了发起攻击的命令。 三五八旅第八团首先向西山顶高地发起了冲击。战士们发挥了夜战、近战的特长，发挥了刺刀、手榴弹的威力，勇猛地突入敌阵，占领了西山顶。 其他各团也从西、南、东三面展开全面进攻。战士们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动作，以小分队、战斗小组的形式向敌人纵深楔入，互相配合，分割、歼灭敌人。战士们一上阵就向敌人扔手榴弹，压制敌人火力。一接近敌人，战士们就亮出刺刀，杀向敌人。何文鼎的部队虽然装备精良，但在无所畏惧的三五八旅战士面前，被打得乱作一团。在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在战士们的呐喊声中，三五八旅摧毁了一个又一个防御工事，消灭了一股又一股敌人，战斗发展异常迅速。 这一夜，贺总情绪高涨。他想到战斗激烈，便对警卫班的战士们说：“你们呆在我身边于什么？赶快去参加战斗。我现在用不着你们，一个人也不用！战场上多一个人，胜利就来得快一分，快去！” 这些小伙子，是从基层挑选来的共产党员，虽然总想着照顾好贺总，但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谁不想上战场上去和敌人拼杀呢？首长一开口，一个个都扑向了枪声激烈的地方，连饲养员也缴回了好几条枪！ 10月25日黎明，东方出现了一片朝霞。这时东边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国民党驻绥远的精锐一零一师从集宁赶来，企图增援卓资山。独一旅立即占据了有利地形，顽强进行阻击，给一零一师以迎头痛击，使它不能前进一步。在西边的独三旅顺利地攻占了福生庄之后，也英勇地阻击了西来的援敌，有力地配合了攻打卓资山的行动。 上午8 时，贺总见最后解决战斗的时机已经成熟，命令三五八旅发起最后的攻击。黄新廷集中主力，在四门山炮的支持下，猛攻卓资山高地集团工事，于10时许全歼残敌。 这是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这一仗全歼了何文鼎的精锐新编二十六师，毙伤敌副团长以下官兵2000多人，俘虏少将副师长以下官兵1800多人。敌二十六师中将师长张士智被俘，可惜在押解途中逃跑了。 老奸巨猾的敌六十七军军长何文鼎，在我军一开始进攻西山顶高地时，就在特务营保护下偷偷溜出了卓资山，逃到包头去了。狼狈之中，他的日记都来不及带走，被三五八旅缴获。贺总得知何文鼎逃掉后，遗憾地说：“这次便宜了这小子！” 10月26日，晋察冀野战军在收复丰镇、集宁后到达了卓资山以东的马盖图地区，两大野战军胜利会师。贺总兴高采烈地迎接了聂荣臻司令员和由他率领的晋察冀部队。 第四章 挥戈晋绥 归绥、包头真是两块硬“骨头”！久攻不下，贺龙果断下令撤出战斗。周士第率晋北野战军进逼忻州，阎锡山为杀一儆百，杀了县指挥李义龙，关了师长王乾元，下令死守。 集宁会战，“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没去攻击敌三十一师，结果让傅作义拣了一个便宜。 在贺龙用兵卓资山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说：“如傅作义固守归绥，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逼傅部绝食突围，然后歼灭之。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卓资山战斗胜利后，傅作义已将其主力撤到归绥。 在这种情况下，贺龙和聂荣臻约定在卓资山以东的隆盛庄会面商定下步行动。 10月26日，聂荣臻到达隆盛庄，然后与贺龙一起进入卓资山。贺龙、李井泉和聂荣臻见面后，研究了下一步的作战部署。当时，傅作义为避免遭受我严重打击，采取了“一触即退”的战法，他的部队对当地地形熟悉，骑兵部队较多，跑得很快。据此，贺、聂等商定：先肃清外围，合围归绥，再行攻城，并派一部兵力西出包头，切断傅作义后路，孤立归绥之敌，以利于在其动摇恐慌时予以歼灭。 聂、贺决定的围攻归绥的部署是：晋绥部队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二、三旅等部在平绥以南、大黑河以北地区从东向西肃清什兰代、后不塔气、范家营等各点之国民党军，占领坝口子；晋察冀部队以冀察纵队肃清铁路以北古楼板、哈拉沁、红山口、坝口子及讨速号、鹤心营子等地区之国民党军，占领坝口子；冀晋纵队以第三旅（附第四旅第六团）配属冀察纵队执行任务，其余部队担任对大同国民党军之警戒；冀中纵队集结于陶卜齐地区为总预备队，并以一部进占归绥以东阵地，配合晋绥部队和冀察纵队完成对归绥之合围；晋绥部队的独一旅、骑兵旅与冀察纵队骑兵二团组成挺进军，由王尚荣指挥，沿铁路西进，截断归绥与包头间的联系，相机夺取包头。 按照上述部署，晋绥、晋察冀部队分南北两路向归绥逼近。两大部队没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归绥外围的许多据点，于10月底很快完成了对归绥的合围。 归绥是绥远省省会，有新、旧两城。傅作义在决定退守归绥之初，就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在其防御前沿挖有外壕，设置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有些地方还有电网。这时，傅作义已将其主力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新编骑兵第四师共2.4万人集中归绥，原伪蒙部队扼守归绥外围据点，由傅作义亲自指挥，因新城较小，有城墙，可凭坚固守，而旧城地域较大，没有城墙，城北距山较近，傅作义判断城北可能为晋察冀、晋绥部队的主要突击方向，故以主力守旧城，并将防御重点置于城北，机动部队控制新城，以地方武装活动于外围武川、托克托等地，对晋察冀、晋绥部队进行袭扰、破坏。 11月6日，中央军委就围攻归绥的战法问题指示聂荣臻、贺龙： （一）如我兵力、士气、技术三方面均占优势，应毫不犹豫一举攻克，今则三者有二，惟技术准备不明。据云：张垣缴有七生五野炮及十生五重炮，附以山炮，备足量炮弹（五千以上），工兵炸药集中使用，破坏要点，只要弥补这一技术缺点，最好采取这一方针，迅取归绥。 （二）敌集五师守城，似准备积极防御，顺应敌之企图，我以一部积极佯攻（使敌认为真攻），荫蔽主力，诱敌出击歼灭之，此种战法似亦可与第一项战法联合运用。 （三）围坚攻弱，即是以小部弹性的困困归绥，主力西进攻萨拉齐、包头、五原，得手后回头再攻归绥。 （四）以上三个办法均不可能时，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主力集结机动位置。小部队不断袭扰，久困重围，使敌粮尽弃城，然后歼灭之。此法需要较长时间，以上四项办法，以何项合乎主客观具体条件，须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接到军委的指示后，聂、贺对归绥的敌情进行了具体侦察，决定立即攻城。但由于归绥城防设施坚固，城周有许多大小碉堡，攻击的部队缺乏大口径火炮，也缺乏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攻击未能奏效。而守军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先后用两三个师的兵力，向坝口子等归绥外围我方阵地发动反扑，经过激战，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按预定计划，在完成对归绥的合围后，晋绥、晋察冀部队立即以晋绥军区独一旅、骑兵旅和冀察纵队骑兵旅第二团沿铁路向包头推进。经过约一个星期的战斗，在击溃和歼灭几批小股敌人之后，西进的挺进军抵达包头城下。 包头市是绥远省两大城市之一，人口十余万，位于平绥铁路西侧，为通向黄河后套重要门户。包头城墙高五至六米，厚二至三米，城周长十公里。 城外东北角禹皇庙有原日军修筑的钢筋水泥碉堡，地势较高，能以火力控制城外东、北两面，并有壕沟直通城内，城南电灯公司及车站设有电网和野战工事，城周四门均筑有坚固的碉堡。日本投降后，该地囤有大量物资，是傅作义的一个重要补给基地。 傅作义在包头集中了第六十七军等部约1.2万人防守，第六十七军军长何文鼎为防区司令，暂三军副军长王雷震为副司令，包头县长马秉仁为警备司令，统一指挥各部队组织防御。 11月9日，晋绥野战军独一旅二个团向包头外围的禹王庙、火车站等各点发起攻击，未能奏效。因挺进军兵力不足，在包头也与敌军形成了相峙局面。 贺龙在归绥城西接到了王尚荣旅长的报告，甚为焦虑。他在与聂总商量后，令三五八旅两个团（缺一个营）由旅长率领增援包头。该旅于11月11日赶到包头。 11月12日，晋绥野战军调整部署，改变突击方向，以独立第一旅和第三五八旅进攻包头城。攻人城内的四个营英勇战斗，奋力拼杀，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但因兵力不足，在敌人猛烈反扑下，伤亡很大，弹药耗尽，攻城部队被迫撤出城外。在这次战斗中，晋绥野战军伤亡数百人，副团长彭济民在指挥战斗中英勇牺牲。 当天，贺龙就接到了攻击包头失利的报告。得知这一消息后，贺龙好久没有说话，而是在房间内不停地来回走。过了十几分钟，他要通了聂总的电话。 “聂总吗？我是贺龙。今天进攻包头失利，这块骨头不好啃，看来我们要调整一下部署。” “是啊！现在归绥、包头两点都相持不下，我们要好好商量下步怎么办。”聂总说。 “那我们在哪里会面？” “我现在就到你那里去，我还有些新的想法需要同你商量呢。”聂总放下电话，给身边的人员交待了几句，就上路了。 聂总从陶卜齐绕至归绥城西，与贺龙商定了下一步的部署：由贺龙、李井泉率晋绥部队全部西进增援包头，争取一举攻下包头，并打击向包头增援的敌人；晋察冀部队由聂总指挥，继续围困归绥，如果敌人出来救援包头，就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晋绥部队攻下包头后，主力即行东转，再共同围攻归绥。 两位老总还就战局谈了各自的想法。聂总说：“我感到，我军兵力在归绥、包头两点虽然都略占优势，但不占绝对优势，攻城不下，对峙久了，则消耗过大，粮食、弹药的供应会更困难。要攻克归绥、包头，必须增加较多的兵力，但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两支部队都很难做到。再加上时值严冬，对我军作战也带来许多不利因素。所以，我军能拿下包头，再回师解放归绥，那当然最好，否则就不宜在绥远地区与敌人长久对峙，或集中兵力打归绥，或主力东调回到根据地，只留部分兵力巩固新开辟的地区。” “是啊，我也有同感。我们可以将我们的部署和想法一同向军委报告，看看军委的意见。”贺龙说。 过了两三天，中央军委回电，下达了主力西进的指示，认为先取包头的意图是好的，但须集中力量。军委指示聂荣臻率晋察冀部队主力与贺龙、李井泉率领的晋绥部队一同西进，留部分兵力控制归绥，做弹性围困，进行封锁、袭扰。电报指出，如果包头不能迅速攻占，晋绥部队全力西进，消灭马鸿逵援兵，夺取五原、临河、陕坝；晋察冀部队主力控制包头至归绥的中间地区，隔断绥、包敌人的联系，并相机攻取包头；晋绥部队完成任务后，留一部分控制五原、临河、陕坝，主力回师东进，与晋察冀部队再攻归绥。 晋察冀、晋绥两区领导人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后，分别进行了讨论研究。 聂荣臻司令员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置归绥于不顾，而倾全力取包头的方案，这显然是不妥的”。 聂司令员认为，晋绥军区主力西进后，傅作义曾派骑兵第四师由归绥乘隙出犯，以一个骑兵纵队配合，向归绥、包头之间的萨拉齐方向攻击，妄图隔断我包头地区部队的后路。虽然后来骑四师在萨拉齐地区与我军作战时仍然“一触即退”，没有对我造成威胁，但这个动向很值得警惕。他于11月17日向军委提出报告建议： 第一，如果晋察冀部队主力西进，围城部队即转为劣势，而敌人必然乘机反击，全部战局有恶化的危险。 第二，如以全部主力西进，去夺取五原、临河、陕坝，这样，就分为归绥、包头、河套三个战场，相距八百余里，势必兵力分散，三处力量皆弱，难以相互策应。 第三，绥远地区并非根据地，没有巩固的后方补给线，粮食、弹药无法迅速前运，伤员后送也是个大问题。 因此，聂总提出仍按原部署进行，再打几仗，看情况发展，必要时应该考虑结束绥远战役，请中央军委重新慎重考虑。 11月19日，贺龙司令员、李井泉副政委也致电中央军委：“我们同意军委十六日电示，首先夺取包头、五、临，使傅顽陷于孤立，估计包头攻下把握较大，干部战士均有信心，但须加强突击力量，配合打马家援军和参加攻城。包头失去，对傅顽是很大打击，五临再失，可能促使傅顽内部发生变化；我们完全处于主动。如攻下包头，并肃清绥包线伪顽土匪，归绥以西粮食运输是可解决的，伤员、弹药运输则较困难，坝子口若能控制则还可设法运输。我们提议晋察冀部队主力即不西移，能再抽三个团协助攻包，则我力量更优势。并且攻下包头后，我主力可继续进行夺取五临。” 中央军委在接到聂荣臻和贺龙、李井泉的报告后，于11月22日复电，再次阐明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和发动绥远战役的意义，并提出了具体办法。电报指出： （一）苏联由于条件限制，必须保证蒋介石接收满洲各大城市，我争取东北大城市暂时无望，因此，热河、察哈尔、绥远对我之全国战略意义更增加其重要性，必须求得控制绥远会省，才能使我有较巩固的后方，保障张家口翼侧，并建立将来必要时进入新疆之通道（如果东北不能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新疆或许还有这种可能）。因此，绥远战役实关系我在目前以及将来整个时期的全国大局。 （二）目前绥远战局，似已成僵局，现在只能实行以下三个办法：第一、照聂意见执行，现在办法，以冀察晋部队围困归绥，贺李全力攻取包头，但据贺李电攻取包头把握不大，攻城即不能援，而围困归绥似亦无多大希望，短期内不会获得结果。如此可能成为长期僵局，天气渐冷，似非上策。第二，放弃围困归绥，聂贺两部主力集中，攻取包头，并打击可能增援队。如此，攻取包头把握较大，并有力打击援队。在打下包头后可再打五原或再打归绥，但归绥附近要点可能被傅顽控制，我之攻包部队后方可能被顽暂时截断，或受到骚扰。第三，围困归绥与攻取包头两个任务均放弃，战役暂告结束，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整理，等候机会再打。如此我虽暂脱离被动，但战略任务未能完成，冀察晋部队不能解放，不独难子执行肃清同蒲北段顽军任务，且在南口方向紧急时及在蒋军向陕北进攻时，傅顽将仍为我大患大那时我恐须以更多兵力并以更大牺牲来对付傅顽。 （三）以上三个办法，我们意见，目前以执行第二个办法，集中力量攻取包头为好。因为能攻下包头、五原，即在基本上完成战略任务，归绥附近要点，失去一些无关大局，并可回头各个击破之，但两部主力攻包头亦可能还是攻不下，五原更无法攻取，那时实行第三个办法撤退下来，亦不会陷于被动。我们意见如此，但我们对前方情况不了解，望你们特别是聂耿根据情况及上述三个办法决心实行之。 贺龙、李井泉率领的晋绥野战军主力和冀晋纵队第三旅（欠一个团）并第四旅第六团进到包头附近时，归绥守军新编第四师乘隙窜出，并会同骑兵挺进第四纵队进到了二十四顷地以南地区；敌宁夏骑兵第十师也经五原、临河东援。贺龙、李井泉决心先打援后攻城，并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 11月23日，贺龙以独立第二旅、第三旅围歼敌新编骑兵第四师，刚与敌接触，敌即向托克托撤退，我军仅歼敌两个连。 同日，中央军委鉴于攻打包头困难较大，遂致电聂、贺：“关于你们部队的行动方针，如果你们估计在短期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就请你们考虑是否即将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进行整训，相机再决定今后计划。” 接到中央军委电示后，聂总于24日致电贺龙、李井泉，征询对攻包的意见：“接中央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电后，请考虑攻包头有否绝对把握，我们意见，如经考虑有确实把握，就照原计划迅速动作，否则，照中央二十三日电执行。” 贺龙还是想倾全力攻下包头，实现中央战略意图。他与李井泉反复研究后，决心再次攻包，并于26日将攻包计划报告聂荣臻和中央军委。 12月2日晚，晋绥野战军在零下十几度的塞外严寒中，向包头发起了进攻。但此时，守军已加强了包头城的防御。攻击部队虽然英勇作战，连续发起猛攻，表现非凡，但由于缺乏攻坚装备，天寒地冻，病员日增，因而未能奏效。 就在这时，贺龙因长期劳累，胆囊炎复发，又患了重感冒，无法亲临第一线指挥，但他仍强撑着身体，在床上关注着战斗发展情况，向部队不断发出命令和指示。由于攻城部队久攻不下，贺龙经反复思考，感到在这种情况下若继续攻城，将遭受更大的损失，也没有取胜的把握。因此，他毅然决定停止攻城，撤离包头。 1945年12月4日至14日，参加绥远战役的各部队均先后撤出了对包头、归绥的包围，绥远战役遂告结束。中央军委12月8日给晋察冀、晋绥军区主要领导人的电报指出：“绥远战役虽未消灭傅顽主力，未全部完成战役任务，但由于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奋战，已给了傅顽以严重打击，消灭了最反动的二十六师主力，解放了绥东六县，孤立了大同敌顽，减轻了西面对张家口的威胁，创造了发动绥东、雁北新解放区近百万群众的有利条件，在战役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将成为下次战役胜利的基础，应当重视这种经验教训，好好整理作为教材。” 贺龙司令员在攻城不下，处境被动的情况下，权衡得失，果断决策撤出战斗，体现了一位指挥员临危不乱，镇定自若的品质。曾任傅作义部第一零一师师长、第三十五军军长的董其武在全国解放后，同贺龙谈及绥远战役时说：“贺老总，你那时的指挥确实高明，很快决定撤退，不攻包头了，那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再攻，也不好攻下来。因为我们的部队工事里生着火炉，枪炮口都标定了方位，是以逸待劳，又有优势装备，弹药充足。包头城一面是山坡高地，一面是平坝子。我们部队据守在高处，给周围城墙泼了很多水，一冻成，又滑又硬，不好接近，你们是很难攻下来的。当时，你下令撤退，非常英明。”贺龙听了，笑而不答。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协议，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国规模的内战开始了。进攻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的是第十战区、第十二战区、第二战区所属国民党军38个师，约26万人。蒋介石的计划是：首先占领承德和冀东地区，尔后以主力夺取张家口，控制平绥、同蒲铁路及平汉铁路北段，分割晋绥、晋察冀和东北解放区，然后集中兵力分别消灭晋绥、晋察冀的共产党军队。 为了更有利地抗击敌人进攻，对付即将到来的大内战，中央军委电示晋绥军区：在晋北地区组织一次战役，夺取同蒲路北段的一些据点，以便下一步集中兵力对付傅作义部的进攻。根据军委的指示，贺龙司令员、李井泉政委等晋绥部队首长经过讨论认为，晋绥部队北要对付傅作义，南要打击阎锡山，兵力不足，须在傅作义部尚未进犯之前，争取时间，迅速消灭阎锡山的一至两个师，夺取晋北同蒲路沿线及其两侧的岱岳、宁武、崞县、代县、五台、定襄、忻州等地，使晋绥、晋察冀两解放区连成一片，获得人力、物力的补充，以利于尔后会攻大同。目前，应对傅作义控制区暂取守势，对阎占区取攻势。贺龙把这一方针称之为“远交近攻，睦傅打阎”。 当时，晋绥野战军的三五八旅、独一旅、独二旅正在北线绥东地区防备傅军进攻，独四旅（1945年11月成立，旅长顿星云，政治委员杨秀山）正在南线汾阳、文水抗击阎军侵犯，晋北只有雁门军区几个地方团分布在各县。 为了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贺龙等向军委提议：从绥东抽一个旅，晋察冀抽一个旅，共同完成晋北战役任务。 6 月，中共中央决定，贺龙兼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并担任晋绥分局常委。 并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晋北野战军司令部，由周土第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炳炎任副司令员，廖汉生任副政治委员，王绍南任参谋长，统一指挥晋绥野战军独二旅、雁门军区地方兵团和晋察冀野战军第十一旅等部发起晋北战役。 周士第又名周士梯、周力行、周平，1900年9月出生于广东海南岛乐会县新昌村。青年时期他与党的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周士第刚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毕业，适逢中共两广区委征得孙中山同意，组建一支革命武装。周恩来时任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负责组建工作。周恩来从黄埔军校这期毕业生中选调了周士第和赵自选两人任见习官，协助徐成章、廖乾五、曹汝谦等组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这支部队，名义上属大无帅府，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武装。人员配备和部队行动等都由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军事部长周恩来决定。 1925年2月，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采取挖地道火攻等办法，迫使两个大炮楼里的敌人于2月13、14日先后缴械投降。广宁各地反动地主闻讯后，相继答应农会要求，解除武装，赔偿损失，同意减租。广宁农民运动获得一个大发展。这次行动后，周士第被提升为铁甲车队副队长。 1925年6月爆发省港大罢工，徐成章调省港罢工委员会，任纠察委员会委员兼纠察队总队长、总教练。周士第升任铁甲车队队长。他率领铁甲车队参加了解除郑润倚等反革命武装的战斗，参加了封锁香港的行动，1925年10月，英帝国主义支持陈炯明、郑润倚残部，到大鹏一带进行骚扰，并捉去驻沙鱼涌王母墟罢工工人纠察队十多人。铁甲车队闻讯，即由周士第和廖乾五带领四个班，赶往沙鱼涌救援。 11月4日凌晨，敌人向沙鱼涌南端小高地铁甲车队阵地发起攻击。周士第指挥铁甲车队士兵英勇抗击，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守住了沙鱼涌阵地。早7时半，在英帝国主义的飞机掩护下，千余敌人再次向铁甲车队阵地发起攻击。敌人越来越多，所有高地均被敌人占领，沙鱼涌街口也落入敌手。周士第意识到处境已十分危险，遂决定突围。他亲自带队在前浴血奋战，先打垮街口的敌人，杀开了一条血路，又打垮守桥的敌人，冲过桥头，终于突出了重围。突围后，发现有些队员未能跟着突击出来，周士第等商量决定，让农民去沙鱼涌散布说：黄埔军校的学生军打来了。这时，沙鱼涌的敌人正在煮饭，一听说黄埔学生军打来了，顿时四散逃命。铁甲车队成员遂全部突围出来。 沙鱼涌战斗，毙伤敌参谋长以下官兵200多人，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中共两广区委对周士第和铁甲车队在沙鱼涌战斗中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给予高度赞扬。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州群众团体为铁甲车队组织了盛大慰劳活动，还专门组织了报告会，请周士第报告沙鱼涌战斗的经过，号召人们学习铁甲车队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向学员讲话时，对铁甲车队也给予了很高的赞誉。 北伐战争时，周士第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后来，北伐军打垮横行一时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由于独立团英勇善战，战功显著，被誉为“铁军”。后独立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周士第任团长。 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中央派周士第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参加了直罗镇战斗。红军到达陕北后，为挽救华北危局，周士第率十五军团东征抗日，行程1000多公里，消灭敌人7个团。1936年12月，中共中央派周士第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协助贺龙总指挥和关向应政委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零师，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委，周士第任参谋长。1937年9月，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一二零师开赴晋西北，在雁门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到年底，歼日伪军千余人。并在十四个县组织了游击队、自卫军，控制了吕梁山北部地区，建立起抗日根据地。 1940年11月，晋西北军区（后改为晋绥军区）成立，周士第兼任军区参谋长。12月，周士第同张剑结婚。但他还没来得及与新婚妻子度蜜月，婚后第二天就去前线指挥反“扫荡”作战。1942年1月，关向应、贺龙先后去延安，军区工作由周士第主持。不久，日军发动了春季“扫荡”，采用“铁壁合围”、“梳篦战术”、“集中合击”、“分散清剿”等办法，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周士第指挥部队，经过84天、200 多次战斗，毙伤日军3000多人。5月14日，周士第集中四个团的兵力，将窜入兴县之日军村川大队1400多人，包围在田家会，激战七昼夜，歼其大部，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 1942年10月，晋绥分局书记林枫从延安返回，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周士第联系实际提出组织武工队。在主力部队、游击队、民兵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武工队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打埋伏，袭据点，摸哨兵，捉汉奸，埋地雷，割电线，破路基，断水源，并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使敌人草木皆兵，生活困难，如鱼之失水，鸟之无栖，一个个碉堡，一个个据点，或被挤走，或被袭占。到1943年，武工队在主力部队和群众的配合下，挤掉敌据点140多个，摧毁敌伪政权800多个，收复了3000多个村庄，还争取了100多个伪村政权为两面政权。同年8 月，周士第升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 1944年6月，周士第因病回延安治疗休养。在病重期间，毛泽东亲自去看望周士第。1945年4月到6月，周士第在延安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因病继续休养。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后，周士第看到同志们纷纷奔向前线，心里十分着急。1946年，周士第未等病痊愈，即回到晋绥军区，接受指挥晋北战役的任务。 在晋北野战军将要作战的地区，阎锡山占据着从大同至忻州问北同蒲铁路沿线的12个城市，划分为北岳与关南两区，以第四十三军军长楚溪春为北岳区总指挥驻守大同及怀仁、应县、山阴、朔县五城，以第十九军副军长于振河为关南区总指挥驻守忻州及宁武、崞县、繁峙、五台、定襄、代县七城，总兵力达五万多人。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时任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他总揽山西军政大权，实行封建割据，把山西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 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冒天下之大不匙，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大批原侵华日军改头换面为“特务团”、“保安队”，作为骨干兵力配置在重点、支点上，饷粮特殊优待，士兵皆予尉官待遇，官佐委以高衔重权，原日军混成第二旅上校参谋今村升任关南区少将副总指挥。他还把不同建制的部队交叉配置在一个区域内，甚至一个点上，形成错综复杂的指挥关系，与阎保持多样化的联系，相互监督以保证忠实地执行“反共”政策。 晋北野战军司令部认真分析了敌情，认为敌军部署貌似严密，却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如点多线长，配置分散，山头繁杂，矛盾重重等，只要在战役过程中坚持集中兵力，逐个拔点，逐段歼敌，变总体的弱势为相对的优势，变全局的被动的防御为局部的主动的进攻，就有把握取得战役的胜利。 晋绥军区首长决定首先攻取朔县，截断敌战争体系中的中间一环。朔县是敌北岳区南端一城，也是北岳与关南两区结合部，约1300人驻守。晋北野战军先期从绥东调回的独二旅三十六团和雁门军区第三团、第一团一部担负攻城任务，同时派出游击部队破击北至岱岳、南至宁武与忻州问的铁路并打击沿线据点，阻敌增援，使攻朔如“瓮中捉鳖”。攻城部队在当地群众支持下，预先深入朔县城周围勘察地形，侦察敌情，在野外进行爆破训练，利用山崖演练攀城，绑扎了大批云梯勾索。 6月17日零时30分，独二旅三十六团和雁门第三团隐蔽而迅速地摸到城下，突然竖起云梯，象天兵天将似地攀上了城墙。守敌见我军已登上城，一时乱了阵脚，虽仓促抵抗，但已是回天无力了。 我军首先夺取了城西北角，仅30分钟就冲入城内，攻击北门的部队用黄色炸药接连炸开两道城门，入城部队一面向纵深发展，一面配合其他方向内外夹攻。不到一小时，主力几乎全部入城，向街心制高点钟鼓楼和敌县公署、公安局及指挥部攻击。至17日晨，攻城部队全部占领朔县城，全歼守敌1200余名，活捉敌团长、县长。 贺龙得知首战告捷，非常高兴。他对周士第说：“晋北野战军要乘胜夺取宁武、原平、崞县、代县，然后攻占五台、忻州，完成任务后再行北上夺取怀仁、应县，为今后会攻大同造成有利形势。” 按照贺总的指示，周士第指挥晋北野战军南下再战宁武。宁武位于内长城以南，属敌关南区第一城，由保安第十二团和第四十师第三团一部约1400人驻守，保安第十二团团长辜仁声兼宁武总指挥。敌人为防我直接袭城，在城周200 —300米处构筑了碉堡和护城墩，在北面的大河堡及东面的宁武车站驻有一二个连。 晋北野战军以独二旅三十六团、雁门第一团攻城，由独二旅旅长唐金龙、雁门军区副司令员孙超群指挥。6月29日夜，部队冒雨接近城周据点发动外围战斗，先后攻占大河堡、车站及碉堡、护城墩，扫清外围。 30日夜向城内发起进攻，城内守敌乘天黑弃城突围，沿途不断遭到袭击，最后只剩300多人跑到原平镇。 7 月1日，周士第司令员、贺炳炎副司令员率晋北野战军司令部进驻宁武城。周士第在城内召集独二旅和雁门军区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朔、宁战斗的经验教训。部队在攻占朔县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个别单位为了解决部队给养和群众生活，擅自没收了一些粮店、面铺、商行等工商企业，影响不太好。贺龙得知此事后，立即给晋北野司发出《对攻朔部队违犯纪律的训令》，对这一错误进行严厉批评。遵照这一训令，野司在这次总结中展开了深入的检讨，责成攻朔部队组成工作团，返回朔县调查违纪现象，逐户退还擅自没收的工商企业的财产，并赔礼道歉，并在所有参战部队和全体指战员中进行了思想教育。 7月8 日，周士第、贺炳炎率晋北野司及独二旅、雁门地方部队抵达崞县附近。10日，晋察冀野战军派出的参战部队第十一旅于7月3日夺取繁峙城、7月5日夺取代县城后也抵达崞县附近，加入晋北野战军战斗行列。 崞县城位于大同至太原公路上的崞阳镇，驻有敌第四零师第二团、崞县“爱乡团”和几天前窜来的代县“爱乡团”，共有2270人。晋北野司经过研究，决定由唐金龙旅长、罗志敏政委率独二旅担任攻城，由陈仿仁旅长、王再兴政委率第十一旅作预备队并派一个营担任警戒，雁门地方部队攻击崞县西南同蒲路上的重镇大牛店井破击原平至忻州段，各部队于11日夜统一行动。部署确定后，周士第颁布了严格的入城纪律，以杜绝朔县违纪现象的再次发生。 7月11日晚，独二旅在扫除外围碉堡后，于23时集中火力攻城。各团将山炮与迫击炮、轻重机枪、掷弹筒集中使用，抵进到前沿300 —70米内，在统一时间一齐开火，打得城头上的敌人根本无法抬头，爆破组、突击队踏着硝烟扑到城下。三十六团以四个连队爆破组连续爆破的方式仅用十分钟就把北门的两道城门炸开了。第十七团夺取了西门鼓楼；第二十一团在先期入城部队的协同下，也从西门南段登城，团长带五个连堵击南关逃敌。敌人在我军猛烈攻击下大部被歼，余敌弃城而逃，出城不远又被我第十一旅警戒部队和独二旅侦察队消灭。这一战斗，全歼守敌2200名，而我军只伤亡71人，以较小的代价夺取了重大的胜利。 晋北野司把攻克崞县情况向晋绥首长报告后，贺龙极为重视，并将其经验归纳为四条：一，集中火力，突破一点；二，登城后，有准备地击退敌人的反冲击；三，预先划分各部队进城后的作战区域；四，敌人将肃清时，我军主力应迅速集中，以便打援和追击。这些经验报军委后，毛主席非常重视并批示：“攻崞经验甚好，望通报张坦、太行及陈赓，以供参考。” 晋北野战军取得的胜利，使阎锡山甚为不安。他自己也意识到原部署的弱点，遂变“分兵把守支点”为“集中固守要点”，立即收缩兵力，急令原平、忻口、五台、定襄、河边等处守军迅速收缩到忻州。忻州的守军增加到8000余人，包括第十九军军部、第三十七、三十九和第四零师各一部及一些保安部队。 晋北野战军主力南下，于7月16日接近忻州。贺龙告诉周士第：阎锡山怕丢了忻州，危及太原，很可能调兵增援，那时，你们可以打援，在野战中消灭敌一部，并力争将敌各个击破。 忻州城即将有一番苦战！ 忻州是太原的“北大门”，是敌关南区总指挥部所在地，由第十九军副军长于振河、日本军官少将今村指挥。敌人把日军经营多年的城防工事增修加筑，配以重兵防守。在忻州外围，敌以三分之一兵力配置在匡村、营盘、车站等处，每处数百人至千余人。城周数百米内构筑了大批护城碉堡，每个碉堡直径有一丈多，高三丈多，能容纳约一个排的兵力，敌军称其为“望楼式碉堡”，而晋北野战军则称为“水萝卜碉堡”，在据点、碉堡川城墙外皆挖有深宽各丈余的外壕和护城壕，壕内灌注泥水，据点、碉堡与城内挖有暗道相通，便于相互联络、支援，地面开阔处铺设了大量绊雷、拉雷、触发地雷。忻州四面都是高大坚固的城墙，墙头架设双层电网，筑有掩盖工事，城角突出部挖有高高低低的火力点形成交叉火网，城西门、南门均被堵死，只留东、北两门进出。当晋北野战军向忻州靠近时，阎锡山就十分惊恐。他于7月15日派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缓从太原到忻州，为守城官兵打气。赵承绶到忻州后，向守军训话称：“如果忻州失守，太原将不保，守忻必守城，否则忻州尤难守。” 他训完话，巡视了一下守城部队，第二天就跑回太原。为稳住军心，阎锡山下令枪毙了首失朔城、只身逃跑的朔县指挥李义龙，禁闭了连丢宁武、繁峙、代县、崞县的第四十师师长王乾元。与此同时，阎锡山急调第六十八师师长许鸿林率两个团北上增兵忻州。 晋北野战军获悉许鸿林率两个团急援忻州的情报后，周士第司令员根据贺龙的意见，迅速作出“围城打援”的部署，以一个旅在忻州外围监视敌人，主力八个团南下打援。 7月22日夜，当敌增援部队进至平社时；我打援部队向平社东南敌山头阵地猛烈攻击，相继夺取了六个阵地。敌军于23日晨向南窜逃，正好遇到预先布置在那里的我三十六团坚决堵击，被打得丢盔卸甲，四处逃散，只有敌师长许鸿林等200多人逃脱。我歼敌约2000人，缴获山炮三门、迫击炮二门和大量辎重物资。 平社战斗的胜利，使太原之敌再也不敢派兵来援，而忻州守敌盼援无望，只得作困兽之斗，一面固守城池，一面向城外我军阵地反击以图打破包围。 阎锡山见地面救援未能成功，改派飞机一日数次向我轰炸扫射，并向城内空投补给。 贺龙决心乘胜攻占忻州，命令在离石的独四旅旅长顿星云、政委杨秀山率两个团即刻北上，加入晋北野战军，增加攻城力量。 7月28日，晋北野司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攻忻部署。根据敌人的部署，晋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于7月31日晚攻打忻州城，由独二旅打南关之敌并从南面攻城，第十一旅攻打匡村、营盘并从西北面攻城，独四旅为预备队并在东南、西南面佯攻，晋察冀第二军分区部队从东北面攻击并牵制敌人。 7月31日晚，下起了倾盆的大雨，我军各部队从预定方向运动，经过激烈的战斗，独二旅将南关之敌扫清，并拔掉了城外几个碉堡，第十一旅攻入匡村、营盘敌军阵地，但因雨大路滑，部队机动相当困难，加上敌工事坚固，待部队接近城墙时天色渐亮，不便继续攻城，野司决定各部队撤出战斗，返回原出发地休整。 天亮后，正当攻城部队有组织地返回时，传来飞机轰轰的声音。一架敌机在我攻城部队头上盘旋、骚扰。第十一旅战士见状，将机枪架起来一齐对敌机猛烈扫射，敌机被击中，迫降在城西我军驻地附近，战士们欢呼着跑过去，发现二名飞行员伤重毙命，飞机却基本完好。 攻城虽未取得成功，却意外地缴获了一架敌机，使部队的情绪一下子起来了。这一天正好是8月1日，也算是为人民军队建军纪念日献上的一份特殊礼物。“看飞机去”成了这一天部队和驻地老百姓的主要活动。 8月4日，野司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攻城战斗的经验教训，研究下一步作战方针。大家在讨论中认为，应当首先消灭城外车站、营盘两处敌军。会议之后，各部队进一步摸清敌情，调整部署，准备再次攻城。 8月11日夜，我军再次攻城，由独二旅、十一旅同时向营盘、车站守敌攻击，接连摧毁了数个碉堡，突入部分阵地，与敌军展开数次冲锋与反冲锋，毙伤俘虏了一批敌人。凌晨3 时许，天公不作美，忽降大雨，部队进攻速度明显慢下来，攻城部队到天亮时不得不撤出战斗。 这次战斗后，晋察冀参战部队奉命相继调回，归还原建制。而北面的大同战役于8月14日开始，晋绥军区调独二旅北上大同。晋北野司指挥的部队仅剩独四旅和雁门地方部队，在兵力上与忻州守敌相比已不占优势。贺龙认为，我们对忻州工事了解不多，炮兵不能按时到达指定阵地充分发扬火力，再打下去，成效不大。晋北战役50多天里，已经收复了9座城池，歼灭阎军8600余人，切断了大同、太原间敌军的联系，控制了忻州以北的同蒲铁路，使大同之敌陷入孤立，战役任务基本完成，不必再为忻州多费时日。因此，经中央军委批准，贺龙于8月15日下令结束晋北战役。 晋北战役前，晋绥和晋察冀两军区领导对攻打大同进行了反复酝酿，认为打大同的条件比较成熟。处在第一线的指挥员信心很足，有的甚至打了包票，认为打大同有把握。中央军委根据军区领导的报告与当时情况，同意攻打大同，命令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部队配合，执行攻打大同的任务。 大同是我国著名的煤都，北接绥远，东连察哈尔，是平绥、同蒲两铁路的交会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日本侵略军投降后，阎锡山派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四十二军军长楚春溪率骑兵第四师开进了大同。他们与日伪势力同流合污，把原来的伪军改头换面，编成了省防第五军，并将部分伪军与骑兵第四师合编成暂编第三十八师。他门还把800多名日军加上伪警察部队，编成了保安教导总队。东北挺进军马占山的骑兵第五、六师，在绥远战役中也退缩到了这里。所以，敌人的这些兵力加起来约二万人，由楚春溪统一指挥。大同守敌虽然建制不一，战斗力不强，但大同城墙厚实，既高又陡，工事坚固，城下有交通壕，从近郊到城墙脚下有3道防线，筑有许多碉堡和暗堡。大同的地形是三面环山，山上山下都有敌人的工事据点，城东有御河，只有城南为平川较为开阔，总的来说易守难攻。 晋绥、晋察冀部队发起晋北战役时，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曾经乘飞机到大同，亲自作了坚守大同的部署。他们还把大批粮食、弹药运到大同，准备在大同长期固守。 1946年8月2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在阳高召开联席会议，到会的有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政治委员刘澜涛、罗瑞卿，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第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张家口卫戍司令员郑维山，晋绥方面只有张宗逊副司令员一人参加。 会议由聂荣臻主持。多数同志认为，晋北战役后，大同已经成为一座孤城，尽管大同工事坚固，易守难攻，但守敌建制不统一，士气不高，战斗力不强，而我军经过整编和实战锻炼，战术、技术都有提高，士气旺盛。只要我军在外围作战时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再用坑道作业爆破城墙，大同是可以攻克的。 会议重点讨论了大同战役的组织计划，分析了大同的情况，区分了任务。 估计以十天作准备，十天扫清外围，再用十天即可拿下大同。张宗逊在会上提到我军攻大同，傅作义部队可能从归绥派兵东援。但大家认为大同属阎锡山管辖，不属于傅作义所辖的战区，估计我攻击大同进展顺利，傅作义可能不会出援。如果我攻击时间较长，傅作义即使出援，兵力也不会很大。最后会议决定：晋察冀军区以第三纵队周彪的第七旅，易耀彩的第八旅，第四纵队邱蔚、傅崇碧的第十旅，第二纵队萧应棠的第四旅，军区教导旅李湘部，第一军分区刘苏部两个小团，炮兵团进攻大同；晋绥部队以第三五八旅，第五军分区两个小团协助晋察冀部队进攻大同西北方向的任务。 攻击大同的总兵力约1.6万人。估计到南口方向的敌人三个师可能西援，因此命杨得志纵队隐蔽开进到延庆、永宁地区阻击敌人。为防备傅作义部约四个师东犯，策应大同，所以确定以五个旅（晋绥野战军的四个旅和晋察冀第二纵队第四旅）的兵力开赴凉城地区准备打援。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决定由晋绥和晋察冀军区的部分负责同志组成大同战役野战指挥部，张宗逊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杨成武任副司令员。 1946年8月3日，聂荣臻将会议情况和攻打大同的准备情况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中央军委批准了攻打大同的部署，要求“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并准备歼灭傅作义可能派出的援军。 就在阳高联席会议召开前，扫清大同外围的战斗就已经在7月31日打响。在为时五天的外围战中，虽然歼敌2000多人，但打得并不理想，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使敌人退到了近郊和城内，增加了最后攻城的困难。 8月5日，参加大同战役的各部队按阳高会议的部署，集结兵力进行攻城准备，大同守敌也趁机增修工事，加强防御措施。 8月14日夜晚，我军主力以13个团的兵力，同时向大同近郊和城关的敌据点发起总攻。但由于我军没有攻坚经验，火力不强，仅用手榴弹和梯子攻打敌人碉堡，效果不好。近郊作战打得十分艰苦，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许多据点得而复失，形成拉锯局面。 当周彪率领第七旅向城北进攻时，敌马占山部的海福龙团240多人在海福龙率领下起义，退出了北郊的白马城，第七旅顺利进占了白马城并乘势攻占了卧虎湾和板本、梅津两兵营及天主堂，后经十几天激战，终于在9月4日将北关车站和西大街、北关操场、面粉公司等地全部占领。 第三五八旅和第五军分区王赤军部在城西与敌人的战斗也十分艰苦，至9月4 日攻入西关车站，迫使守敌溃逃，我军占领西关。 易耀彩的第八旅主力和第一军分区刘苏部向城南方向攻击，到9月6日才将南关外据点全部肃清。 邱蔚的第十旅和李湘的教导旅苦战十几天，肃清了沙岭、曹天楼之敌，到9月1日向东关进击。 从8月14日至9月4日，我军用了20多天时间才将敌郊区据点和北关、西关的敌人肃清，实际上不少据点是敌人主动撤出的，我军没能按预定时间向大同发起攻击。 大同危急！ 当蒋介石得知我军围攻大同时，他焦急万分。他本来想急令傅作义派兵火速救援大同，无奈大同属第二战区阎锡山管辖，傅作义是不会将自己的兵马去援救别人的防区的。为了促使傅作义增援大同，蒋介石在8月中旬下令将原第二战区阎锡山管辖的大同，划归了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管辖。 蒋介石的这一招果然灵验，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傅作义马上将第三十五军新编第三十一师、暂编第三军二个师和四个骑兵师共三万多人于9月3日以平绥为轴，分三路向卓资山、集宁进犯。 大同前线指挥部原来估计傅作义部队出动不会那么快，即使出动少数部队进攻卓资山，独一旅最少也可以守三天，到时派部队打援也来得及。没想到傅作义部队来得快，来得凶，来得猛。张宗逊见情况紧急，立即和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一起，亲率晋绥第三五八旅和晋察冀的萧应棠旅等部驰援卓资山。 当张宗逊司令员率领的部队还未赶到卓资山时，就得到了卓资山失守的消息。我独一旅虽苦战数小时，但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卓资山很快失守。 由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张宗逊组织召开了前线指挥部会议，决定先行北上消灭傅作义的增援部队，以后再打大同。 然而，我军在撤出卓资山之后，未能继续严密监视敌人，派出的侦察不够得力，致使敌人暂编第十一师、暂编第十七师、新编第三十一师，于9月7日从铁路北面经火石坝秘密东进，到达集宁西北地区集结。 直到9月8日晚，大同前线指挥部才得知这一情况，遂决定将部队主力转向集宁。9月10日，敌我会战在集宁城下。 我们的战士身穿单衣，不畏艰辛，从四面八方奔向集宁前线，刚到指定地点便投入了战斗。 在集宁城下的会战中，我军包围了傅作义的3个师，敌人一面阻止我军攻击，一面从西南两个方向攻城，企图拿下集宁，固守待援。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这三个师处在支离破碎的境地，我军只要乘势再一猛击，就会全歼这股敌人。当时，敌人赖以联络的电台，也被我军炮火打掉了，走投无路，呼救无门，完全陷入了绝境。 但是，我前线指挥部离战场较远，没能及时了解前线的详细情况，没能在一天时间里组织连续进攻，使敌人有了喘息的机会。 直到9月12日下午，我军再次向城下敌人发起攻击。而此时傅作义的主力第一零一师已赶来增援。我前线指挥部当即决定：主力部队立即西进，先歼灭赶来增援的第一零一师。 当时，各部队接到命令后，都不愿放弃即将被歼灭的敌人，但最后还是很坚决地执行了指挥部的命令。遗憾的是，部队只知道向大脑包山方向前进，去打一零一师，至于敌人的位置、我军的行军路线、作战的具体部署等不清楚，结果打援没有实现，集宁城下的敌人也恢复了元气。 我军部队经过几昼夜鏖战，特别是一整夜的往返调动，已相当疲劳。而敌新编第三十二师、新编骑兵第四师，尾随第一零一师前来增援，我军处于不利的境地。9月13日，我军放弃了集宁，撤出了战斗，16日又撤围大同。 在大同、集宁战役之后，傅作义在一次讲话中曾说：“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一零一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12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新编第三十一师，而去全力打第一零一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那天晚上，去攻新编第三十一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后来，张宗逊在回忆大同、集宁战役时，也指出：这一仗虽歼灭国民党军8870人，但未能达到攻城、打援的预期目的，使张家口处于东西两面夹击的不利形势，这一战役没打好。 第五章 万里回师 王震率领三五九旅艰难转战，终于回到了延安。毛泽东笑着迎接他：“现在你可要好好刮刮胡子了。”国民党军官胡景铎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策应下率部起义，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下大船上小船”。 王震、王首道率领的以三五九旅主力组成的南下支队1944年11月9日离开延安后，开始了艰难的南征北返。 当时，三五九旅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先行，待与东江纵队会师后，第二梯队继续南下。在南下支队出发前，毛泽东分析了南征前途中的两种可能，并一再嘱咐王震同志要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他对王震说：“你们这次南征，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整个国际的反法西斯战争，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持续二、三年。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华南利用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二种可能，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日本很快投降，整个局面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决不允许你们这把刀子插在他的咽喉，会首先集中力量吃掉你们。这样，你们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斗争将十分残酷，处境将极其困难，甚至可能全军覆没，包括你本人在内。你们要准备迎接这场严重斗争，发挥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力争光明的前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还能回到鄂豫边李先念同志那里，那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后，行程2000公里，于1945年1月27日到达鄂豫边的大梧山根据地，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 南下支队在短暂休整后，于2月23日同第五师张体学部队一起最后一批强渡了长江。三天之后，取得痛歼日寇的大畈大捷，威震江南。南下支队随后改换番号，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3月1日，部队向湘赣边进军，初步开辟了以鄂南为中心的湘鄂赣游击根据地，把江北和江南联接起来。7月，部队继续南下，于8月底进抵广东南雄县境。当进入五岭山区，与前来接应的东江纵队仅距百里之遥的时候，时局发生了突然变化，出现了南征前途的“第二种可能”。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样，南下支队原可以利甲的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已不复存在。党中央派出的南下第二梯队，由于形势的变化，进到河南就奉命改道向东北去了。这时，蒋介石纠集了七个军、21个师，15万兵力，在从鄂南到粤北长达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不论白天黑夜，风雨阴晴，对我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围追堵截，战斗频繁残酷。 南下支队为了避敌锋芒，于1945年8月17日转入高山丛林的八面山中，不料再陷敌人的重围，全军处于危亡和饥饿之中。8月19日，王震令部队杀开一条血路，才避免了全军覆没。 8月25日，南下支队移兵江西大庾，计划冲出敌人的包围，强越九岭南下。但敌人兵力数十倍于我，切断了我军继续南下的所有路径，部队按原定计划会合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在国民党反动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湘粤赣边的五岭山区建立根据地已不可能了。在前有几路重兵围困、后有九个师追兵的危险形势下，南下支队奉中央电令，为避免内战，回师北返。 9月2日，所有南下部队在江西上犹县黄沙坑地区会合后，同道北返。 国民党军队沿途派重兵围追堵截，均被我军冲破击退。由于连续行军和战斗，部队减员很大，许多同志壮烈牺牲。9月15日，部队回到湘北，强渡浏阳河，进入鄂南根据地，与坚守长江南岸的接应掩护部队会合，月底从鄂城渡过长江。10月3日，在湖北黄安县库基湾与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 10月30日，由新四军第五师、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和河南军区部队等在河南桐柏地区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往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朱早观任副参谋长，刘型任政治部副主任。 中原解放区位于全国心腹地带，雄踞江淮河汉之间的武汉外围，长江自西而东，平汉铁路贯穿南北。境内山地平原交错，河湖港汊纵横，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北背靠大别、桐柏、大洪山脉，面临江汉平原，控武汉，窥南京，扼出川咽喉。抗战胜利后，中原解放区是国民党反动派抢占华中、华北、东北，向全国部署内战兵力，进攻解放区的战略要冲，是我保卫全国解放区的前哨阵地，掩护华中、华北、西北解放区转入反内战准备和战略展开的支撑点。因此，中原地区成了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战略枢纽。 1946年初，国民党由于进犯解放区失利，全面内战尚未准备就绪，迫不得已于1月5日与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10日公布了停战命令。我中原解放军从全局出发格守停战命令，以宣化店为中心，就地停止待命。 然而，蒋介石的“停战协定”只是用来玩弄缓兵之计的政治花招，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执行停战协定，反而加紧调兵，将我中原部队重重围困，而且步步紧逼，欲置我中原六万部队于死地。 自1946年3月中旬起，蒋介石积极对中原部队进行军事围歼部署，妄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4月底，蒋介石从西安飞汉口，召见国民党武汉行辕党政军要员，直接谋划中原之战，并指使白崇禧在河南新乡秘密召开军事会议，谋划突然袭击宣化店，同时进攻豫皖苏解放区为策应，发动全国性的内战。 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对中原部队十分关心，对中原部队实行战略转移作了周密详尽的部署。5月初，周副主席在得悉蒋介石围歼中原部队这一毒辣阴谋的确实情报后，立即向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美国代表马歇尔提出组成三人小组去宣化店实行监督停火的紧急要求。周副主席与徐永昌、马歇尔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和反复的交涉，在铁的事实面前，美蒋双方被迫接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建议，派出代表，组成三人小组来宣化店视察。 宣化店是鄂北的一个小镇，只有一条街，居住着百十户人家，座落在鄂豫皖边的一个小小的盆地里。它四面环山，地形险要，是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中原部队以此为中心，坚持着反围困的艰苦斗争。 三方代表到了宣化店后，看到了国民党重兵集结，碉堡林立。周副主席意识到，现在情况比预想的要严峻得多，只要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在驻马店说一声开始，宣化店便要血流成河。 当晚，周副主席召集中原部队领导同志开会，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全体军民表示慰问，听取了中原部队领导的汇报，最后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从全局出发，考虑到全国战场的形势，决定中原解放军主力要做好战略转移的准备。 第二天，三人小组在宣化店街头的一个祠堂里举行会议，解决中原停战问题。美蒋代表对这次来宣化店本无诚意，因而在会上竭力掩盖企图挑起内战的真相。周副主席在会上严肃地列举了大量事实，揭穿了国民党有计划发动内战，包围我中原解放区的阴谋和罪行，警告国民党军胆敢进攻中原解放区，破坏停战协定，一切后果均须国民党当局负责。 在会上，国民党代表王天鸣作了虚情假意的口头保证。周副主席借题发挥，用诙谐的口吻说：“诸位都听到了王天鸣将军刚才所做的保证，他说，国民党完全没有意思要消灭抗战有功的八路军、新四军，完全没有意思进攻人民子弟兵，那很好，我们欢迎。今后怎样？要看行动。我想，今天在座的人都可以作证。” 周副主席一讲完，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只是美蒋代表呆坐在一边，脸上哭笑不得。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到宣化店，与美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被围困的中原部队突围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战略大转移的有利条件。 国民党所谓的停战只是口头上的，他们不过是利用谈判来争取时间，部署反人民的战争。6月26日，国民党军在完成了向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部署后，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不宣而战，由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30万的兵力，向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举围攻，企图将中原我军一举歼灭。 其实，刘峙想得太天真了，我军早就对刘峙的行踪和企图进行了分析。 毛泽东、李先念等领导人对蒋介石的企图看得一清二楚。毛泽东知道，中原解放区处在国民党重兵包围之中，处境越来越危险，但是从全局看，还不能让李先念部过早突围，因为，正是中原6万多兵力，牵制了国民党军30万的军队，使国民党军队不敢贸然北上。中原解放区只要多坚持一天，华北的八路军就能多夺占一些地盘，多缴一些日伪的武装，共产党的实力就能更加壮大。 到1946年5月，中原解放区在敌四面包围的情况下，只剩下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到百里的狭小的地区。四平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准备在关内放手大打。当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将早就拟订好的围歼中原李先念部的作战计划送到蒋介石面前时，蒋得意洋洋地说：“杜聿明在东北打了林彪的板子，这回看刘峙老鹰捉小鸡的好戏！” “共产党人擅长打游击，但与我们打大规模的阵地战，李先念不是对手！”陈诚说。 “那也不能轻视！当年马（步芳）家军重兵围剿，这个李先念不是突围跑了吗？”蒋介石提醒陈诚：“这次可不能让他又跑了。” 刘峙接到蒋介石的电今后，立即调兵遣将，并亲自主持召开紧急会议。 1946年5月23日，第四绥靖区、第五绥靖区、河南省政府、陕西省政府、国民党豫陕两省党部主要负责人和绥署所辖部队师以上军官，云集郑州绥靖公署，研究部署围歼李先念部的问题。刘峙首先发言：“日前接到委座电令，要求我绥署围剿豫南共匪李先念部。共匪被困已达八个月，我大军进剿，其必惊慌四窜。那时不仅豫鄂要兴师动众，皖、陕、晋诸省也要大动干戈。为彻底根绝我区匪患，须实行军政联剿。” 上午是军政联席会议，下午是师以上军官商讨作战计划。绥署参谋长赵子立在下午的会议上说：“我大军进剿时，共军可能分散成小股，使无法寻其主力决战，然后在江淮河汉间进行游击战，继续牵制郑州、徐州两绥署之国军，使不能全力北上，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李先念部在突围前，或突围中，北面的刘伯承部向南猛犯，迫使我军南北两面作战，以策应李先念突围。第三种可能性是李先念部兵分两路，一路向东突围，窜至大别山区，一路向西突围，窜至大洪山、桐柏山地区，利用根据地和复杂的地形与我周旋，达牵制我军之目的。在这几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和部署，望大家拿出高见来！” 到晚上8时，经刘峙拍板，决定兵力部署如下： 刘汝明部（整编第五十五师、六十八师和伪军张岚锋部）在曹县、民权、考城、兰封、封邱严阵以待，防止刘伯承部南进，主力在兰封、考城方面。 胡宗南部（整编第十五师、三十二师、三十八师、四十师、八十五师、四十七旅和伪军孙殿英部）据守安阳、新乡、修武、洛阳，主力集中在新乡方面。 孙震部（整编第三师、四十一师、四十七师）由北向南，整编六十六师等3个师由南向北，南北对进，将共产党武装合围于宣化店附近，然后缩小包围圈，步步为营，彻底消灭李先念部。 1946年6月21日，位于宣化店的中原军区司令部里，李先念在院里不停地走动，他开始酝酿新的行动：敌大军进攻在即，必须迅速突围！ 李先念想，牵制敌人的任务至此应该结束了，如不果断定下决心，那损失可就难以挽回。随后，他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和一支铅笔，起草了一份电文，请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 当毛泽东收到李的电报时，正是晚上8时。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等领导人正在讨论问题。毛泽东看完电报后对大家说：“蒋介石真是咄咄逼人，现在刘峙的30万大军想一口吃掉我中原解放区，李先念来电提出立即突围。” 毛泽东将电报交给朱德等人传阅。彭德怀看完后，嚯地站起来，大声说：“人家把刀都架到我们脖子上，如果让他们动手，我们就完了，我们必须先发制人，赶快下令李先念先机制敌，在敌人未完成合围之前，先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破网而出。” 朱德和刘少奇也认为，李先念部应立即行动。 毛泽东拿出毛笔，在电文纸上迅速写下电示：同意立即突围，越快越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6月24日，中原军区首长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王树声、王首道等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下达了突围计划和部署。 我中原军区的突围部署是：以宣化店为中心，从礼山（今大悟）、黄安（今红安）两县越过平汉铁路，向西突出重围。军区以下组织了3 个纵队：左路纵队以第一纵队为主，由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王树声率领，经过花园西进；右路纵队以三五九旅为主，由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领，经鸡公山、李家寨和柳林西进；中路纵队以第二纵队为主，由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文建武和纵队副司令员周志坚率领，经过杨家寨、王家店西进。中原区和中原军区司令部同中路纵队行动。皮定均率第一纵队一个旅从黄安出发，向东突围，挺进苏皖；张体学率独一旅就地坚持游击战争。 当天夜晚，突围计划的第一步即摸哨拔点行动悄悄开始了。中原部队为了麻痹敌人，白天就派人到敌方据点进行所谓“谈判”，并带有一些“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传单，给敌方军官一些“好处”，如烟酒之类的礼品。 有的战士甚至提着石灰桶跑到敌方阵地，将碉堡、帐篷、营房等贴满了标语。 国民党军以为我们还会按兵不动，便放松了警惕。所以，当中原军区部队袭击哨兵和敌据点时，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当了俘虏。 这天晚上行动非常成功，近在三四十里外的国民党第二线部队毫无察觉，第二天照样往前线打电话，答话的人没有变，只是声音和口气有些难以觉察的变化。不知情的辎重队照常往第一线据点送给养和弹药，自然这些都成了共产党的战利品。 6月25日，李先念命令部队向敌第二线阵地发起突然袭击。敌人迅速土崩瓦解，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更多的人则向几十里外的第三线阵地仓皇而逃。 25日的战斗引起了国民党郑州绥署的注意。刘峙、赵子立由此判断李先念部的突围行动已经开始了。为了摸清共军突围的主要方向，刘峙派遣飞机到宣化店一带进行侦察。 6月26日，中原军区主力开始突围。李先念见敌机进行侦察，遂决定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他命令皮定均率第一纵队第一旅向东猛烈进攻。当敌机飞临我军上空进行侦察时，向西运动的大部队立即向后转，摆出向东运动的假象迷惑敌人。 刘峙和赵子立一开始估计李先念向西与陕南八路军会合的可能性大，但飞行侦察的报告几乎都称：共军大部分正在向东运动。刘峙有点摸不着头脑。 就在刘峙将信将疑之际，孙震从前线发来电报，说共军向东猛烈攻击，共军第一纵队第一旅正在突破国军防御阵地。 刘峙看完电报，转身问赵子立：“难道李先念真的想向东突围？” “这不大可能吧。”赵子立说：“在未清楚共军主力突围方向以前，我们不能贸然行动，以免中敌诡计。” 当天晚上，中原军区部队在皮定均旅向东佯动的掩护下，分北、南两路悄然西进。两路大军分成数十路小股部队，从敌军防御区域空隙秘密穿行，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而皮定均旅当天夜里沿途旌旗招展，部队联络一律用嘹亮的军号，与敌军遭遇时，枪炮齐鸣，声势浩大。 然而，6月27日拂晓后，皮定均旅突然不见了，其他中共部队也不知去向，刘峙派出的侦察部队冲进宣化店，但已是人去房空。 刘峙难以接受这个事实。30万大军围困共军八个月，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建成那么多碉堡，修筑那么多战壕，为的是囊中取物，没想到煮熟的鸭子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飞走了。盛怒之下，他命令部队全部出动，即使是把宣化店踏平，也要把钻进地缝的共军逼出来！ 然而，为时已晚矣！ 1946年6月29日，中原突围右路纵队的三五九旅进到九里关附近一座大山树林中隐蔽集结。旅副政委李铨爬到一块高地上，严肃而坚定地向前卫部队指战员说：“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调了30万大军包围我们，用人民的血汗构筑了3000多座碉堡封锁我们，企图使我们在封锁围困中粮食恐慌，与民争食，让老百姓与我们对立起来，从而不战自溃。他们真是白日做梦啊！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们在生产节约的号召下，艰难地渡过了这一难关，老百姓都舍不得离开我们，我们粉碎了敌人的阴谋。现在，反动派知道压不垮、困不死我们，就用大规模的军事围歼来消灭我们。为了生存，为了自卫，我们只有用枪杆子对付枪杆子，打破反动派的封锁！ “同志们，我们不愿打内战，但国民党将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决不畏惧，决不后退！为了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我们将不借一切牺牲，奋斗到底！今晚，我们要冲过平汉铁路去，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同志们，前进就是生存，后退就是死亡！” 傍晚，部队象一条汹涌的巨流向敌人的封锁线冲去。第八团趁敌人没有防备，发起了猛攻，占领了敌三个据点，其它据点的敌人惊慌混乱，躲在碉堡里不敢出来，盲目地四面放枪壮胆，三五九旅主力部队迅速冲过了铁路。 由于敌人不知道我军的突围时间和突围地段，所以鸡公山和黄袍山上的工事，敌人大多没有占领，只派了不到一个连的兵力担任警戒，也没有配置重火器，我第七团迅速占领了这两个阵地。三五九旅主力和军区干部队于30日3时前顺利通过了平汉铁路封锁线，尾随前卫第七团开辟的道路前进。前卫七团在30日天亮前占领了平靖关，为主力向随、枣地区前进开辟了道路。 蒋介石获悉我军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大惊失色，慌忙命刘峙全力追击。刘峙判断我部队将在平汉路西的桐柏山区立足，遂于7月1日命令各部队从现地迅速向天河口、高城追击，妄图在空军配合下，一举围歼我军于这一地区。但我军冲出重围后，长驱直入，继续西进，当敌人尚未到达指定位置时，三五九旅已进到随、枣地区。 7月正值雨季，大雨连绵，路上泥泞不堪。但为了摆脱大军的围追，三五九旅的官兵顾不上疲劳，日夜急行军。当敌人追到唐河、白河时，我们部队早就脱离了这一危险地带，正大踏步地向秦岭山区挺进。蒋介石见围歼计划再一次落空，大发脾气，严令刘峙务必于7月20日前寻找战机全歼三五九旅。蒋还令胡宗南星夜赶到鄂豫陕三省交界的险要山隘荆紫关，防备我军进入陕南。 7月11日，正当部队向浙川南面的马蹬附近靠近时，王震出现在队伍中。 指战员们又和自己的老首长在一起，一个个都很兴奋。战士们风趣地说：“只要王胡子在，我们什么也不怕！” 王震高兴地对大家说：“我奉李司令员的命令，和同志们共同战斗，同甘共苦。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打下马蹬，再给敌人一点厉害！” 当天晚上，指战员们在王震同志的指挥下，向马蹬发起了攻击。在马蹬外围堵击的敌人慑于我军的猛烈火力，纷纷弃枪逃走。战士们越战越勇，满山遍野地追击敌人，很快拿下了马蹬。 当中原部队主力开始围攻浙川城时，由于城内守敌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我军未能按原定计划攻下该城。此时，胡宗南部和刘峙部已向我逼近，中原部队主力处境危急，这时中原部队主力改变计划，决定抢渡丹江。当时丹江山洪暴发，江水汹涌，白浪滔滔，我渡江又没有工具，因此，如何迅速抢渡丹江便成为中原部队主力的一大难题。 三五九旅原派徐国贤率第七团强袭浙川县，派贺盛桂率第八团抢占荆紫关。第八团进至离荆紫关五六里处时，抓住了敌五十三师的一个参谋，从这个俘虏口中了解了敌军的行动部署。三五九旅旅部得知这一情况后，旋派九团赶来，协同八团掩护中原部队主力抢渡丹江。九团占领阵地后抓紧修建工事，八团加强进行渡江准备工作。 三五九旅指战员中有一部分识水性的共产党员主动提出参加渡江先遣队。他们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调查了河床情况，冒着生命危险跃进滚滚的洪水，经过几十次往返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勉强可以徒涉的路线。先遣队把收割的敌人的电线扭成绳索，固定在河两岸的树上，然后让部队分批徒涉过去。在渡江中，有10多位同志由于浪大水急，抓不住绳索，被无情的洪水给冲走了。刘峙见我军南渡丹江，估计我将绕道进入陕南，便调动大军对我中原部队进行前堵后追，左攻右击，企图将我包围在鲍峪岭、南化塘附近，全歼我军。我军强渡丹江后，前卫部队越过荆紫关至南化塘大道，进入了陕南山区，这里一眼看去尽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峻岭。胡宗南早就调集兵力在山梁、隘口构筑了工事。我九团五连连长贾书经率领全连迅速接近敌人，向敌人发起猛烈冲锋。突然，一颗手榴弹在贾连长左侧的山岩上爆炸，连长头部负伤，脸上流满了鲜血。他顾不上伤痛，继续向敌冲去。当冲到敌人阵地前沿时，一颗子弹又打中了他。这时身边的一位战士焦急地说：“连长，你的伤势很重，我背你下去吧？”“不要理我，我能挺住！赶快向敌人冲锋！” 连长坚定地回答。连长的话鼓舞了全连官兵，他们个个象出山猛虎，向敌人扑去。然而，由于敌人数倍于我，又有险峻的地形利用，我军虽反复冲锋，还是没有摆脱被包围的态势。王震鉴于目前的态势，决定集中力量猛攻敌防御薄弱之点，打开一条血路。战士们奋勇迎战，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搏斗，终于冲垮了敌人。部队冲出重围后，连夜经过相树沟、上下坪地进到贺家庄、王家店一线。 此后，三五九旅在王震率领下，单独转战在陕南，与胡宗南的大军周旋。 当时，敌人认为我军在突围作战中损失很大，并且错误地判断中原部队主力指挥机关随三五九旅一起行动，已成为一支无援的孤军。胡宗南害怕我军在陕南立足，与陕甘宁边区对其形成夹击之势，因而不惜以主力对我军进行围迫堵截。胡宗南在三五九旅的西、北、南、东四面都布置了重兵，控制了所有山隘、道路，妄图全歼三五九旅于崇山峻岭之间。 在狗头坪战斗中，九团副团长颜龙斌率领前卫营与敌人作战时，右臂被敌人打断了，他以惊人的毅力，忍着巨痛将伤臂锯断截肢。为了不使已经极度疲劳的战士们再增加负担，他坚决拒绝为他组织担架，顽强地忍受着伤口的剧烈疼痛，和战士们一起行军。在部队转战秦岭的一次战斗中，颜龙斌的伤口又恶化了，但当时药品很少，难以得到及时的治疗，人们都替他担心。 颜见自己快不行了，对团长说：“团长，我已经不行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你会好起来的，你会好起来的。”团长此时声音已有些哽咽，他实在不愿让这么好的战友、同事离去。 “为革命而死，死而无憾。只是我为革命做的贡献太少了，为党和人民做的事太少了，我心中感到惭愧呀！”颜在生命垂危时，仍想着党和人民的事业。几分钟后，他就离开了人世。 颜龙斌是三五九旅有名的“李逵”式的英雄，在战斗中总是冲在前头，是打仗的一把好手。王震同志曾不止一次地称赞他：“象他这样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敌人看见他就要发抖，在革命队伍中多几个就更好了。” 三五九旅的战友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颜龙斌告别，将他安葬在祖国的丛山怀抱里，伴随他的是巍峨的高山和青翠的松柏。 陕南八百里秦岭山脉，到处是高山和沟壑，人烟稀少，加上国民党统治多年，地主和土匪为非作歹，老百姓被迫逃走。三五九旅在转战途中，除了对付敌人外，最困难的就是缺乏粮食，经常一两天找不到东西填肚。在这样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王震依然要求部队遵守群众纪律，树立军队的良好形象。 他用红铅笔写了一张大布告，贴在路旁的一棵大树上，每个走过的同志都能看见那几个大字：本纵队全体同志，务必遵守群众纪律，真正做到秋毫无犯，违者枪毙！ 王震王震自己以身作则，发扬我军爱护群众的优良传统。有一天，战士们买到一些米，大家高高兴兴吃了顿米饭，而王震自己只在伙房吃了几块锅巴。 他经常告诫身边的同志：越是在环境艰苦的地方和时候，越要严格要求自己。 王震同志还经常鼓励同志们战胜艰险，克服各种困难。在6 、7月盛夏时期，山区气候多变，忽冷忽热，同志们经常是衣衫褴褛，甚至没有鞋穿，许多战士脚底下划破一道道口子，走起来钻心似的痛。加上每天翻山越岭，涉山渡河，体力消耗很大，而当时人体必需的盐都难以保障，所以部队处于极度疲惫之中。王震对大家说：“要打漂亮仗，打胜仗，不单是在指挥上、战术上和勇气上要压倒敌人，而且要在克服困难、艰苦行军上同敌人比赛，胜过敌人。”王震自己在转战秦岭的日日夜夜里，经常拄着一根棍子，穿着一双破草鞋，迈着坚定的步子率领部队前进。战士们知道首长不仅要和战士们一样艰难跋涉，而且还要考虑作战指挥及运筹决策，肩上的担子相当重，所以一看到首长充满信心地走到队伍中，心中充满了崇敬之情，也增添了战胜敌人和困难的信心和勇气。由于忙碌，王震没有顾得上好好理个发和刮刮胡子，因而头发长得老长，脸上也生满络腮胡子。同志们看到王震，总爱开玩笑他说：“现在的首长可真是王胡子了！” 王震也很随和，当同志们开玩笑的时候，总爱摸摸自己的胡子，点头微笑：“是啊，现在可是名符其实的王胡子了。不过，我己下了决心，等打回延安，见了毛主席，我就把胡子刮干净。” 三五九旅8月15日在华阳地区打退了敌人的两路追兵后，连续几天翻越了几百里无人烟的荒山丛林，到达川陕公路上的五里庙。 19日夜，前卫部队已通过公路，这时敌人也向五里庙开来，其先头部队发现我军后卫部队尚未通过，马上埋伏在公路两侧。当我后卫通过时，敌人突然发起攻击。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后卫部队立即猛烈向敌开火，并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敌不敢恋战，仓皇退走。我军过了川陕公路后，趁敌人来不及调兵控制渭河和布防陇海铁路时，急行军北渡渭河，越过陇海铁路，进抵赤沙镇。这样，我军终于将800里秦岭踩在脚下，来到渭水平原，粉碎了敌人企图凭借川陕公路、渭河和陇海铁路围歼三五九旅的阴谋。 战士们一路上由于以野菜、野果充饥，大多数都闹肚子。大家开玩笑地说：“这下可好了，行军不用路标，后面的部队看着稀屎走，一准没错！” 王震也风趣地说：“敌人是属狗的，老是追在我们屁股后面不放，这回可让他们好好闻闻我们的屎臭！” 三五九旅越过渭河和陇海铁路封锁线后，胡宗南又急又气，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十万“国军”竟然斗不过一个小小的支队。为了挽回面子，他决心再调重兵，将一四四师、六十一师运到陇县至平凉和陇县至云山镇的公路两侧堵击我军，急令三十六军二十八师和一二三师、七十六军二十四师和新一师等沿西兰公路、泾河以南地区，层层设防，围歼三五九旅。 而党中央也预见到敌人将大量调集兵力围堵三五九旅，因而决定派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接应三五九旅，迎接二五九旅进入陕甘宁边区。早在1946年3 、4月间，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进行了精简机构和整编复员工作，先后裁减了10个团、12个营、67个连，共复员2700人。同时调整了部队序列，合并了领导机构，将教导第一旅旅部和教导第二旅旅部合并，改称教导旅；将三五八旅并入警备第三旅。这样，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共编为五个旅：警备第一旅，高锦纯任旅长兼政治委员；警备第三旅，旅长黄罗斌，政治委员李鹤邦；新编第四旅，旅长张贤约，政治委员徐立清；新编第十一旅，旅长曹又参，政治委员高锋；教导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罗元发。 经过这次整编，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共有28000多人。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为迎接三五九旅进入陕甘宁解放区，以新编第四旅为左翼兵团，由长武、彬县之间突破敌人封锁线；以警备第三旅第七团及第五团一部为右翼兵团，由平凉、泾川间突破；另以警备第一旅在旬邑地区分散游击，牵制敌军。 当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们得知党中央为迎接部队进入陕甘宁边区，派兄弟部队接应的消息时，个个增添了信心和力量，每天以150公里的速度向北急进。 8月28日，三五九旅进到离西兰公路上的瓦云寺20里路的地方，尾追的敌一三五师和三五九旅后卫部队又展开了战斗。而前面瓦云寺和西兰公路各要点已被敌三十六军控制，三五九旅再一次陷入重围。 王震同志见状，高声地对部队呼喊：“同志们，这是最后一关了，边区兄弟部队就在前面迎接我们，我们一定要打过去，胜利到达边区！” 部队指战员都知道，只要英勇地冲过这一关，就能够与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派来迎接我们的兄弟部队会师，胜利进入陕甘宁边区。王震一声令下，个个都争先向前冲去。王震亲自率领第八团集中火力，向正面之敌猛射，从中央突破敌人封锁。在我军猛烈冲击下，敌人退守村庄，我军乘势占领公路，迅速跑步通过。战士们通过公路后迅速钻人路旁的高粱地里，很快摆脱了敌人。29日，在一片欢呼声中，三五九旅主力在屯子镇和晋绥联防军警三旅部队会师了。三五九旅第七团从8月2日与主力分路行进后，经过30多天的战斗，从平凉以西突破西兰公路，最后从孟坝以北进入陕甘宁边区，于9月8日与旅主力会师于庆阳。 三五九旅主力到达陕甘宁边区的当天，党中央给王震发来了贺电： 一、庆祝你们到达边区的胜利；二、你部即在陇东适当地点休整，望与陇东党政军接洽。 陕甘宁老百姓知道三五九旅回来了，纷纷冒雨赶来慰问，给部队送菜、送肉、送面。部队到达庆阳，陇东地委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刘景范率领地委领导在庆阳城外迎接，老百姓则把街巷挤满了，群众蜂拥上来给路过的战士戴光荣花，战士们早已忘掉了征战中的疲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9月26日，王震提前一天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在枣园的窑洞里听到外面王震的说话声，忙走出窑洞，在门口紧紧握住王震同志的手，深情地望着他那长长的胡子，亲切他说：“王震同志，你辛苦了。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可要好好刮刮胡子罗！” 27日，是三五九旅指战员难忘的日子。他们经过艰难征战，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和盼望的延安，回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许多同志由于激动，忍不住流下了一滴滴的欢欣泪。延安人民高举“威震华夏”的巨幅标语，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欢迎南下支队的指战员。此起彼伏的口号在延水和宝塔山上空久久地回荡：“毛主席万岁！” “朱总司令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热烈欢迎三五九旅南征同志们胜利归来！” “南征殉难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29日，党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三五九旅南征同志大会，全体指战员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见毛主席。当毛主席、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贺龙等领导同志走进会场时，王震带领南征指战员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面带微笑，频频向同志们招手。他健步走上主席台，对同志们说：“南下支队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深入敌人心脏，敢于同敌人作斗争，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地返回延安。这次征战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你们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你们是党的宝贵财富。你们勇敢顽强，不怕敌人围追堵截，经历了第二次长征。将来，你们还要把三五九旅的旗帜插到北平城头上！” 接着，朱德总司令在会上说：“党中央把同志们欢送出去，现在又把你们欢迎回来，同志们辛苦了！中央决定要给你们安排一个好的环境，让你们好好休息，得到整训和更好地发展。” 中央领导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同志们的心情感到无比欣喜。 下午，党中央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名义发出请柬，在王家坪礼堂请三五九旅南征团以上干部。在礼堂里摆了六桌，每桌有四大盆菜。毛主席举杯祝酒：“三五九旅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欢迎你们胜利归来，现在于杯！” 大家心情特别激动，一同举起这庆功酒，一饮而尽。接着，毛主席又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准备接受新的任务。他说：“三五九旅休息不能大久，要重整旗鼓。你们中原突围，就是全面内战的开始。蒋介石要下山了，你们要准备新的战斗！” 朱德总司令在举杯祝酒时说：“这次南征、北返和中原突围，共走了两万七千里路，同志们辛苦了！” 王震当即站起来，很谦虚地说：“我们仅仅走了两万两千里。”言下之意，是不能超过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数字。 当天晚上，毛主席和其他在延安的领导同志又陪同南征的全体同志观看了文艺节目。 10月3 日，延安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了王震题为《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的讲话： 从中原突围的三五九旅，经过了无数次英勇的血战，打破了国民党刘峙、胡宗南等部的围歼、追击、堵截，现在已经胜利地到达延安了。 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在进攻敌伪的战争中，节节胜利。但是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却在敌伪进攻之下，节节溃退，广大国上沦陷在敌伪手里。全国人民把停止敌人进攻、迅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身上。 于是，在南泥湾每人种有30亩土地的三五九旅，就奉令南下抗日了。 在南下抗日征途中，我们冲破了敌伪的重重封锁，消灭了出击堵截的大量敌人。我们作战虽然艰苦，但是，我们却不断地受到华北、华中各解放区和敌占区人民的热，烈欢迎、慰问、爱戴、援助，使我们感到忠于中华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的行动，是无上的光荣。我们经历了万里的南征，终于打到湖南和广东敌后的广大地区。 三五九旅在两年中间，南下北上，跋涉祖国山河达2.2万里，经过8个省境地，英勇地战败了日寇、汪精卫和蒋介石，艰苦地克服了严寒酷热和江河山岳的自然阻碍。这证明：在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领导下的军队，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在打败卖国贼反动派的战争中，经得起严重的考验。具有高度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人民军队，永远是不可胜利的！ 三五九旅休整后，转归晋绥军区建制，增强了晋绥部队的力量。 1946年9月初，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迎接中原突围的我军第三五九旅及第十三旅一部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之大部主力尚在豫西、陕南地区，其封锁、包围与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抽去堵截、追击第三五九旅后，损耗甚大，疲惫不堪，急需整补。此时，盘踞在陕西北部榆林、横山和陕蒙边区的国民党邓宝珊部，奉令策应胡宗南南线休整，在北线积极袭扰我军。为打击邓宝珊部的袭扰，并策应国民党军陕北保安团队进行反内战起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集中新编第四旅和教导旅、警备第三旅、新编第十一旅各一部，在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决定乘隙发起榆（林）横（山）战役。 早在1946年4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就决定在加强自卫战争准备工作的同时，全党都要做统战工作，要派出久经考验、最得力的干部，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争取一切可能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毛泽东主席曾亲自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发出指示，要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北线工作，拿下榆林、横山，为陕甘宁边区在自卫战争中取得一块回旋余地。 遵照中央决定和毛主席的指示，西北局决定派当时任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的师源同志，以八路军参谋的身份，借口谈判边界问题到榆林我国民党军官胡景锋，尽力做胡的工作。 胡景锋从小受民主思想的影响，青年时期在富平县庄里镇和我党就有密切往来，思想比较进步。1938年夏，胡景锋任国民党高桂滋部野战补充营营长，带兵途经富平时，我富平县工委书记邵武轩将40多名义勇军青年交给他，同时派师源、刘茂坤进入该部，以便长期做胡的工作。后来，师源到西安后，因调于学习暂时离开了胡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景译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担忧，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十分不满，他多次在前线坚持抗战，引起上司不满，结果被调离前线。 1944年春，胡任国民党第十七军二五二团团长，率部在甘肃固原驻防。当时师长任子勋忠实地执行蒋介石封锁边区的政策，要求胡景锋奉命封锁边区。 胡很气愤，拒不执行命令，并直接拜见军长高桂滋，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大敌，我们不去打日本鬼子，为什么要封锁共产党。共产党的军队对抗日是有功的。” 高桂滋说：“这是委座的命令。从长远看，对我们威胁大的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你要认清形势。” 高景铎也直言相劝：“国民党不得人心，迟早要垮台的。而共产党现在日益壮大，势不可挡，我们还是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留条后路吧！” “要我与共产党友好相处，那不可能。”高桂滋态度很坚决。 胡景铎一气之下，告假还乡，并在关中一带重新组织军队，并于1945年年初到陕北任职。我地下党员刘茂坤也离开了胡部，于1945年2月进入边区，向淳耀县委统战部汇报了自己在胡景铎部队所做的工作及胡本人和部队的思想状况。 抗日战争刚取得胜利，蒋介石就积极准备进攻解放区，对内排除异己，缩减杂牌，扩充嫡系部队。为了牢牢控制军权，蒋介石还向杂牌部队大量派遣特务，监视他们，这引起了以胡景锋为首的驻陕北国民党官兵的强烈不满。 他们逐渐认识到，跟着蒋介石，前途只有两条：要么被蒋介石吃掉，要么充当蒋介石的炮灰，被解放军消灭。他想：为了生存，只有投靠共产党，实行起义。 1946年4月，师源在中共西北局和绥德地委的安排下，以八路军参谋的身份，假借谈判边界问题，到榆林探听胡景锋的下落。在榆林，他通过胡景锋的五哥胡景通得知胡景锋已任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在横山波罗堡驻防。 为了尽快与胡景锋取得联系，师源回到绥德后即写了一张便条：我有要事和你见面，可否？请速回信。 他派武启政化装成小商人进入波罗堡找胡景锋。当胡看过字条后，喜出望外，急忙用毛笔在一张信纸上写了三个字：望快来！ 接到回音后，师源即以八路军参谋的身份，借谈判边界问题到波罗堡与胡面谈。胡当即表示：“我再不吃蒋介石的饭了，我要跟共产党走，率部队起义，把部队拉到解放区。” “我早就等你这句话了。我代表共产党欢迎你，欢迎你们的部队。”师源非常高兴地说。 “这次起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希望你回去后向习仲勋汇报，并请共产党派人进来，支援我们部队枪支、弹药，协助做起义的准备工作。”胡说。 “没问题，我们尽全力协助你们。”师源让胡放心，并与胡确定了联络人员及联络的办法。 习仲勋在绥德听了师源的汇报后，立即组织地委的同志共同研究了协助胡景锋部起义的准备工作。根据胡景锋的要求，西北局先后给胡部派进去30多名同志，并提供了一些枪支、弹药和活动经费。派进去的同志，于6月底以前陆续进入胡的部队。他们根据分工，下到各个连队，有的当兵，有的当班排长，从不同角度向士兵和连排军官做工作，联络起义人员，培养起义骨干，掌握部队动态，做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胡景铎按照共产党的指示，对所属部队的人员特别是大队（营）以上军官进行了全面分析，确定了可以依靠的对象、可以争取的对象以及需要提防的顽固分子。他通过多种途径向可以依靠的对象交底，让他们再联络起义力量。而对顽固分子，则封锁消息，监视他们行动，防止他们告密。我党派进去的同志还和保安指挥部参谋姚绍文一起，把思想比较倾向革命的战士、班长集中起来，举办训练班，进行民主和反内战的教育，使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训练班结束时，胡景铎还找每个人谈了一次话，使他们心中有数。 6月26日，蒋介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央西北局于7月1日在延安花石贬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习仲勋、马文瑞、李卓然、马明方、张德生、贾拓夫、欧阳钦以及范明等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当时的形势和我党对付蒋介石全面内战的方针，并研究了组织横山起义的条件。 多数同志认为，组织横山起义的主客观条件基本成熟。从政治上看，横山起义可以证明人民是要求和平的，就是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饭一块，也有一些部队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满。从军事上看，洛川以南为胡宗南大军盘踞，随时可进攻延安；北边榆，横敌二十二军和保安团队，虽力量薄弱，但如配合行动，也会对我后方造成威胁。特别是横山境内石湾、高镇、武镇三地，像一把利刀直插边区，不仅平时阻我绥德通往三边要道，而且战时部队也少回旋余地。不拔除这个钉子，终必受其影响。从起义部队来看，胡景铎部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依靠我党我军态度很坚决，加上胡景铎在陕北国民党部队中有一些特殊关系，不易引起怀疑，因而起义成功的把握较大。会议决定组织横山起义，派当时任中共西北局自区工作处处长的范明同志直接同胡景锋协商起义的具体事项。7月下旬，范明到绥德，向地委传达了西北局关于组织横山起义的决定和开展北线工作的计划，并组织做好进入胡部的各项准备工作。 8月初，国民党榆林特务机关发现胡景铎频繁与我军接触，并在部队中开办训练班，便向榆林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部总指挥胡景通密告胡景铎最近的行动可疑，要求对胡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胡景通接到告密后，并没有找他的弟弟谈话。他想：即使他弟弟有投靠共产党的企图，找他谈也未必了解真相，要了解实情，只有从部队中调查，才能抓住把柄。 于是，他把驻横山的中层军官逐个召到榆林谈话，了解其弟胡景铎最近有些什么动向，但由于事先工作做得周密，胡景通没有抓到其弟的把柄。不过，针对国民党的注意，起义部队根据党的指示，采取了相应措施，做好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9月中旬，范明化装成富平县立中学的教员进入波罗堡。他将习仲勋的亲笔信交给了胡景铎，向他传达了共产党对形势的分析和西北局关于组织横山起义的决定。胡听后，完全同意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西北局的决定，表示自己就是在要党暂时困难的时候参加革命。两人商定了起义的十条计划： （1 ）起义日期为1946年10月10日。 （2 ）起义部队番号称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 （3 ）在起义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由胡景锋提出名单报中央批准。 （4 ）提出了起义后的干部任职名单。 （5 ）确定了在起义时由我方派出接应部队。 （6 ）拟定了起义的行动计划。 （7 ）决定了起义的口号是：打回关中去，驱逐胡宗南。 （8 ）制定了起义后的三种方案。一是乘势夺取榆林；二是只解放无定河以南地区，使榆林之敌失去屏障，直接暴露在我军威胁之下；三是一旦出现不能控制的情况，胡景锋立即撤出原防，率领骨干进入边区。 （9 ）起义中的其他问题，如扫除地方反对组织，监视、扣压反动军官等。 （10）联络办法。 第二天，范明返回边区，直接向习仲勋和张德生同志汇报了起义计划，并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点头批准了这个计划，并决定乘势夺取榆林。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我西北局与北线总指挥王世泰、政委张仲良等一起研究了配合起义的战役部署，调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新四旅、警备第三旅等部队配合。 10月初，胡景通突然召胡景锋去榆林。但胡景通并没有抓到证据，所以胡景铎在起义前安全返回了。由于我军调动需要时间，加上一些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原定计划10月10日起义的计划推迟了。10月11日，共产党通知驻横山境内各点准备起义的部队，起义时间为10月13日。 10月12日晚，驻石湾的部队首先行动。石湾位于横山县东南方向大理河北岸，南与子长县交界，是延安经子长到榆林的咽喉要道，也是伸入我解放区腹部的一个突出部，敌人称其为南线要塞。敌保九团团长张子亚及团部和一个大队在石湾驻防，总兵力600 多人。张子亚是总指挥胡景通的亲信，在蒋介石举办的庐山特别训练班受过训，对国民党很忠诚。而保九团少校团副张亚雄和少校军需主任范止英以及机枪中队上尉中队长许秀岐等人，一直对上司不满。起义前，胡景铎曾多次到石湾，向他们了解情况，向他们交底，共同分析研究了要依靠的对象和应提防的顽固分子，对起义的准备工作作了详尽的布置和安排。 为了确保起义成功，张亚雄等人乘团长张子亚丧妻之际，极力促成他娶了一个比他小20岁的女子。张子亚得到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整天与妻子情意绵绵，无心工作，便将军务都交给张亚雄承办。张亚雄对妨碍起义的敌对分子以各种借口能调换的调换，能派差的派走，并将石湾街道上的狗都赶到山上。起义部队在石湾城东门北边，特意挖了一条暗道，供解放军进城用。 10月12日晚，张亚雄出城外和我接应部队的负责人、绥德分区副司令员高朗亭接头。按预定时间，张当晚带两个营的解放军至石湾东门北边的暗道前，范止英、许秀岐已在洞旁等候，互相介绍后，我军即由暗道进城。 当我军成批部队臂缠白毛巾从暗道涌向城内时，被在东门北边的敌一中队一名士兵发现，这位士兵当即返回报告，一中队中队长马上下令部队向我开火。起义部队见事已暴露，一面用火力压住一中队的反抗，一面打开东门。 城外的解放军一拥而进，很快控制了制高点，将所有抵抗分子全部缴械，并包围了张子亚的团部。 第二天，范止英到团部规劝张子亚：“团座，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团部，希望你同我们一道投靠共产党。” 张子亚无可奈何，只好听命。 我绥德分区副司令员高朗亭决定留下一个营，协助石湾起义部队做善后工作，亲率一个营开往高镇。高镇是石湾通往波罗堡的必经之道，是西线起义的中间环节，这里易守难攻，保九团中校副团长秦悦文率一个大队在此驻守，并负责吴家园侧面的防务。 起义前，胡景铎曾到该部找秦悦文，秦表示愿一起行动。10月13日下午，胡景铎派人送一封密信给秦悦文：现在决定起义，具体行动方案高朗亭副司令到高镇后告诉你。 为了使部队得到有效控制，秦悦文把通信员喊来：“立即通知各据点连以上军官晚上7点到大队部开会。” 晚上7点，连以上军官都到了大队部，秦悦文派士兵在会场外面站了岗，并告诉警卫人员：没有他的允许，不准放任何人出去。 “今天，把各位找来，是要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这项决定，将决定我们部队的前途，也决定你们每个人的俞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坚持打内战，不得人心，我们不能做历史的罪人。我们决定投奔共产党，今天晚上举行起义。你们当中有没有不愿意的？”秦悦文说完，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全场，没有人吭声。 “我赞成起义！”突然，一位连长站起来，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他的话音刚落，其他军官陆续站起来，表示拥护起义的决定。 “那好，我们现在就迎接解放军进城！”秦悦文很高兴地说。这样，高镇、吴家园侧的700余国民党官兵全部起义了。 13日晚上，在起义主要领导人胡景铎指挥部所在地波罗堡，胡景铎将事先确定的敌对分子逐个召集到指挥部，下了他们的枪，将他们软禁起来。并派兵抓获了波罗堡的反动地方头子。随后，胡景铎亲自到波罗堡城外，迎范明、师源和解放军入城，并由解放军换防。至此，横山起义宣告成功，胡景铎发表了《反对蒋胡卖国、内战、消灭异己，拥护邓宝珊将军等为和平建国奋斗》的通电，宣布退出内战。 10月14日，党中央、西北局发来贺电，任命胡景铎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师长，李振华为参谋长，张亚雄为第一团团氏，魏茂臣为第二团团长，杨汉三为第三团团长，姚绍文为副参谋长，范明为政治部主任，师源为副主任。 我配合部队于13日在东线扫清了镇川及武镇外围，14日全部占领以上两镇及鱼河堡，15日攻克万佛洞，完成东线战斗。我包围横山县城的部队13日将驻横山县城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王勇清骑兵团包围，14日攻击未克，15日胡景锋派人带信劝降王勇清，16日王勇清到波罗堡，表示愿意起义，横山县城即告解放。 波罗堡部队起义后，胡景铎命其攻占了五龙山，海流兔庙新编十一旅杨汉三将一连人马全部拉到波罗堡。而偷袭响水堡的起义部队，因叛徒告密，未能成功，只将敌人包围。 我北线指挥部连夜召开会议，决定用晋绥联防军新四旅、教导旅打主攻，拿下响水堡。 响水堡守敌被包围后，即向榆林发出求救电报。胡景通接到电报，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他弟弟果真率部起义，投靠共产党了，而且这件事来得如此突然。他亲率两个营的兵力增援响水堡守军。 晋绥联防军获悉胡景通亲率军队增援的情报后，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先打援，活捉胡景通，对响水堡守敌暂缓攻击。 20日晚，新四旅、教导旅以一部分兵力继续包围响水堡，大部分兵力投入打援，歼灭了胡景通两个营的援兵，但胡景通逃跑了。21日，攻克响水堡。 本来，中央原计划继续夺取榆林，给敌以沉重打击。但考虑到邓宝珊部还有争取的可能，加上榆林守敌已作好了准备，所以中央决定放弃原方案，结束了这次战役。 起义部队按计划，把防区移交给解放军，尔后向武镇集结。10月27日，榆横新区建立民主政权。 11月4日在武镇召开了骑六师成立庆祝大会。但是，由于这支起义部队成份较复杂，约5000人的起义部队陆续跑掉一些。党中央为了保存和培养这支部队，于12月初下令南调延安。 12月17日下午2 时，起义部队2100多人到了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12月22日上午，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了骑六师连以上干部并作了重要讲话。24日下午4 时，全师营以上干部在枣园小礼堂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颖超、康克清、习仲勋、王世泰等领导的接见。 24日晚8 时，毛泽东主席出席了欢迎骑六师的大会，他在热烈的掌声之后说：“骑六师的起义，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美蒋那只船虽然大些，但是一只破船，一遇风浪就会沉没。我们这只革命的船现在还小些，但是崭新的，能够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欢迎你们下大船上小船，克服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打垮国民党，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说完，又是雷鸣般的掌声。 骑六师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后，加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序列，增强了我军的力量。 1946年11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取消晋绥军区之雁门军区，将所辖第五军分区、第十一军分区划归绥蒙军区建制，所辖第二军分区、第六军分区直属晋绥军区领导。同时还决定，取消晋绥野战军和晋北野战军番号，将两野战军部队统一组成晋绥军区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其编制序列是： 第一纵队，张宗逊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下辖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委员朱辉照）、第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政治委员余秋里）。 第二纵队，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三五九旅（旅长郭鹏，政治委员李铨）、独立第四旅（旅长顿星云，政治委员杨秀山）。 第三纵队，许光达任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委员，下辖独立第二旅（旅长唐金龙，政治委员罗志敏）、独立第三旅（旅长杨嘉瑞，政治委员盂昭亮）、独立第五旅（旅长李克夫兼，政治委员王赤军）。 11月中旬，鉴于国民党军即将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央决定将晋绥军区第一纵队调驻陕甘宁边区，以迎击敌人的进犯。 第六章 让出“红都” 胡宗南出动两个精锐旅入侵“囊形地带”，企图“引蛇出洞”，为进攻延安做准备，没想到“偷鸡不着蚀了一把米”。当胡宗南的王牌部队进入延安时，城内早已空无一人。 然而为了邀功情赏，胡宗南谎报战功，没想到一场闹剧竟给新闻记者揭穿了…… 1946年，是蒋介石最疯狂的一年，也是他开始走下坡路的一年！这年秋天，他突然领着陈立夫、白崇禧等人飞抵西安，还专门到胡宗南东仓门一号官邪去转了一下。他看到，胡宗南会客厅的正面，悬挂着他与孙逸仙当年在中山舰的合影，下面是他的签字：蒋中正赠。他心中很得意，胡宗南这个自己培植起来的亲信是追随他的。 在西安绥署总部，蒋介石一行召集胡宗南、李铁军、罗列、董钊、盛文、刘戡等人进行密谈。蒋介石说：“今春以来，我们出动数百万军队，对共匪实施勘乱，可以说全面出击，打得共匪无处藏身。将士们都很努力，当然也包括在座的诸位。为了保卫大西北这座堡垒，保卫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你们正在进行艰苦的奋战……” 蒋介石之所以极力鼓吹所谓的大好形势，是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其实，1946年，蒋介石出动大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十来个月的时间，就被人民解放军吃掉了35个旅，机动兵力明显不足。现在，他已决心在西北向共产党的指挥中枢——延安发起进攻。他继续说：“大西北固若金汤，三十四兵团占领北平，这是我们党国的光荣。但是，我们局部也有些失利，美国在给予军援方面最近也有些麻烦。还有人借口指责我们军事上无能，政治上腐败，经济上危机四伏……这真令人愤慨！因此，我和立夫以及中常委商定，下一步准备于两件大事，一是准备召开国民大会，搞民主选举领袖，看我们是否还为全民所拥戴？二是下决心攻下共匪最顽固的保垒——延安。我们这次来，就是希望西北将土振起反共精神，负起攻克延安的艰苦卓绝的使命，使西北成为我们反共救国的一个中心。” 蒋介石谈到这里，胡宗南插话说：“委座，我们已制订了一个引‘蛇’出恫，进占延安的详细计划。” 蒋介石眼睛一亮，忙说：“快说说看。” 西安绥署参谋长盛文马上汇报：“我们总的意图是吸引陕甘宁主力于陇东，形成决战态势，而乘机袭击延安。具体来说，就是以整编第二十九军向陇东的庆阳、合水进攻，将延安主力部队引出”洞“来，然后轻而易举地占领延安。……” 蒋介石听完，脸上露出了笑容。他针对这一计划说：“对延安作战的关键是消灭共匪的有生力量。据可靠情报，延安兵力加起来，也不过几万人，你们可以出动十倍于他们的兵力，以压倒多数消灭对方。他们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是飞机大炮加机枪，应当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给共匪以重大杀伤。共军就那么几个旅，好打！我看，有三至六个月时间，这战场，这天下，又是另一个样啦！现在你们要着手准备，务求必胜。” 蒋介石早就视延安为“眼中钉”，他觉得现在是拔除它的时候了、为此他寄希望于他的得意门生、嫡系同乡胡宗南。 国民党的重点进攻政策是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因胡宗南集团在陕甘宁解放区南线仅有六个旅，为完成进攻准备，胡宗南决定首先夺取位于陕甘宁边区南面的突出部，以消除进攻延安时侧背之威胁。 这个突出部是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从宜君向南折经同官（今铜川）、耀县，向西经淳化再向北折经旬邑至甘肃的正宁，形成一个向南的囊形。以马栏为中心，宜君、正宁为袋口，国民党军称之为“囊形地带”。 这个“囊形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像一把尖刀直插国民党的关中地区，对关中、陇东两大地区的各个城镇和陇海铁路西段以及陕甘宁公路交通线构成严重威胁。而陕甘宁边区利用这个地带的缺口捷径进出一切物资，打破国民党政府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蒋介石、胡宗南对这个“囊形地带”十分头痛，早就想侵占，只是因为时机未成熟，未敢贸然动手。 现在，蒋介石已决定向延安大举进攻，因而夺取这一地带就显得特别重要。蒋介石想，为了便于从陇东、关中和晋南向宜川、洛川一带安全集结军队，消除进攻延安大军左侧背的威胁和保证后方补给线的安全，这块“囊形地带”非夺不可。 1946年12月31日，胡宗南以整编第十七师之第四十八旅、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及两个保安团，先后占我关中军分区西坡店、巩家斜、长舌头、武王山等地，后扩大占领区，进占我关中要地。为恢复与巩固关中分区，我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以新编第四旅及警备第一旅第三团，警备第三旅第七团向进入关中分区之敌展开反击。 1947年1月17日，警备第一旅第三团攻占旬邑城，歼敌一部。敌第四十八旅第一四三团驰援，我即以新四旅及警一旅第三团分三路向宁家至金池之敌碉堡线攻击，26日攻占黄甫、梁庄、白子头、金池、龙高等据点，突破敌70余里封锁线。敌又以淳化第一二三旅第三六八团及进入旬邑之第四十八旅第一四三团从南、北向我进攻，企图夺取梁庄，恢复封锁线。 29日，敌三六八团抵通润，一四三团进至金池、龙高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决心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三六八团于梁庄附近，遂以警备第七团于魏家机动防御，诱敌至梁庄附近后固守梁庄；以新编第四旅第七七一团于高家方向截敌退路，并侧击其一翼；以新四旅第十六团位于黄甫、腰里之线阻敌一四三团前进。 1月30日，敌向我发起攻击，敌第一四三团被阻于黄甫、腰里，敌第三六八团分两路攻占魏家后，向梁庄攻击前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七团将其诱至梁庄附近展开抵抗，新四旅第七七一团分三路对敌合围，将三六八团包围于宁家、梁庄之间，经激战，将其团直属队及两个营930余人全歼。敌军攻占关中的计划破产。 胡宗南在第一次攻击关中失败后，又抽调兵力准备再次进犯。1947年2月9日清晨，胡宗南乘专车来到三原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召集参加对“囊形地带”作战部队旅长以上的军官举行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安绥署副主任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参谋处长汪承钊、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参谋长文于一、整编第三十六师师氏钟松、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整编第十二旅旅长陈子干、整编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新、整编第四十八旅旅长何奇、整编第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以及其他高级幕僚共20多人。 胡宗南主持会议，他首先讲话：“诸位，我们要消灭共产党，就必须消灭它的武装力量。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是拿下他的心脏地区延安，消灭陕甘宁边区的主力军，摧毁它的首脑机构。委座已要求我们尽快进攻延安，彻底消灭共匪。我相信，可以在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六个月内消灭整个共军，解决全国对共军作战的军事问题。 “当前，我们要首先夺取‘囊形地带’，这一战关系到尔后我军向延安进军能否顺利，希望大家努力达成任务。下面请第二十九军参谋长文于一向大家报告作战计划。” 文于一马上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一张军用地图前，比划着对大家说：“为了达到消灭‘囊形地带’内共军的目的，我们拟采取四面合围的战术。以整编第二十四和整编第四十八两个旅分别从宜君西北及正宁东南，以果断迅速的行动，插入‘囊形地带’北端，以一部兵力占领要点，封闭袋口，堵截南下救援和从囊内北撤的共军：以主力控制马栏以北通向延安的主要道路东西两侧，准备截击共军。军主力同时从东、南、西三面迅速推进，包围囊内的共军而歼灭之。军预备队部署庄宜君附近，以便进出袋口以北地区，联系封锁袋口的部队，截击共军南下救援部队，以期一举而获全胜。对这个方案，大家有什么意见请提出。” 文于一刚讲完，西安绥署副参谋长薛敏泉站起来说：“我个人认为，这次作战的目的主要在于迅速夺取‘囊形地带’，从东、南、西三面向该地区发起进攻，堵塞袋口似乎没有必要。” 文于一马上解释说：“我们的这个方案主要看眼于两个方面。一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二是夺取战略要地。只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是真正的胜利；否则，即使夺取了地方，也只是一种不可靠的胜利，甚至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既然我们调集大军向‘囊形地带’进攻，要隐讳下一步必将进攻延安已不可能。同时，对延安的进攻，也不可能在这一战役结束后立即发动。所以，应以歼灭共军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采取四面合围的态势，而不应放开袋口，任其撤退。” 薛敏泉还是坚持他的观点，并与文于一争执起来。这时，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起来发言：“我认为文参谋长讲的有道理，我们应以歼灭共军有生力量为主，袋口不能放开。” 还有几个师、旅长见会上出现了争论，也私下嘀咕着，有的想站起来发言。胡宗南见气氛不对，忙用手做了一个暂停的动作，接着正言厉色道：“好了，不要再争了。我看，薛副参谋长提出的意见有道理，就照他的意见办，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军预备队部署在三原附近。所有参战的部队统归刘军长指挥，14日拂晓开始攻击。会后大家立即着手准备，现在散会。” 到会将领都知道胡宗南的脾气，皆相视无语，旋即返回防地做准备去了。 胡宗南之所以不同意军部的作战方案，其用意很明显：他只想在自己的部队不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占领延安，把西北人民解放军赶过黄河，迅速结束陕甘宁解放区的战事，以显示他的部队的力量，并向蒋介石邀功取宠，提高他个人的地位。 2月14日拂晓，按照胡宗南决定的作战方案，刘戡命令部队从三面开始向“囊形地带”进攻。当胡宗南的部队进入这一地区时，原在该地区的陕甘宁部队新四旅早就从容主动向北撤走了。除胡宗南的第十二旅在爷台岭一度与解放军掩护撤退的部队发生战斗外，几乎没打什么仗。胡宗南的进犯部队除了占领这块地方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胡宗南旋即命令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率该师（欠第一四四旅）和整编第十七师所属之第四十八旅（欠一四四团）向陇东庆阳、合水进军，企图吸引我军西调，然后集中主力袭取延安。廖昂率领的这支部队均系胡宗南的精锐，共15000余人。 廖昂接到命令后，当天下午召集团以上军官训话。他先讲了进攻陇东的战略意义和目的，接着宣布：我们决定兵分两路，第二十四旅进攻庆阳，第四十八旅进攻合水。2月10日，中央军委为了统一作战指挥和提高作战能力，决定以进驻陕甘宁边区的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新编第四旅、教导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等部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共2.8万人。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除以教导旅和警备第七团及延属分区独立团守备黄河以西、咸榆公路以东富县、临真地区，保障延安之安全，警备第一旅收复关中地区并坚持斗争外，野战集团军指挥部决心集中第一纵队及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三旅（缺第七、八团）打击进犯陇东之敌，相机出击关中国民党区。 2月28日，何奇率领的第四十八旅进占赤城镇。驻守该镇的解放军主力已安全转移。3月1 日，第四十八旅没有经过任何战斗到达板桥，正准备宿营时，突然又奉命向合水进发。由于天色昏暗，人疲马困，夜渡马莲河时有不少人坠河而死。渡河后又沿山沟往源上爬，一路尽是羊肠小道，沟深壁陡，所以行动缓慢，到3月2日下午4 时许才进抵合水。何奇的部队到达合水时，只有东北角山头有机枪向部队扫射，但很快就撤走了。何奇令部队搜索全城，结果仅发现一个老汉和一只山羊。到黄昏时，何奇的部队在合水宿营。大约薄暮时分，突然爆炸声迭起，何奇急忙命令部队抢占阵地，做好战斗准备。 整个部队像惊弓之鸟，惶惶不已。过了约一个小时，才发现是几名士兵在搜寻食物时，不慎触发地雷，算是一场虚惊。何奇得知实情后，气得大骂：“真他妈的几个废物！”还没待何奇旅长定下神来，军座又来了新的电令：第四十八旅在攻占合水后仍由原路撤回宁县。 何奇急忙召集旅部负责人研究退路，多数人认为，经西华池到宁县是一条捷径，昼夜兼程一日可达，最后决定经西华池南下。 西华池位于合水县南源上，是陕甘宁边区合水县的一个城镇。镇内南北大街长达2华里多，商号居民共约1000户。该镇北通甘肃陇东各县，南通陕西关中，为陕甘两省货物集散重地，商业比较繁荣，物资丰富。从地形来看，西华池和陇东其他地区一样，具有高源沟壑地区的特点，镇东西两侧都是南北向的大沟，在军事上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 何奇令第一四二团为前卫，先到西华池宿营，了解情况。3月3日下午，第一四二团到达西华池后，所见到的情景大大出乎团长陈定行等人的意料。 只见街上熙攘行人，闲情自若，似乎对国民党部队无所畏惧。何奇得到陈定行的报告后，以为万事大吉，马上率主力于3月4日赶到西华池。何奇夹在人群中到处巡视，显得特别高兴。他走进一家酒楼坐下，毫无戒备之心，并邀请陈定行等几个团长一块吃饭。第一四二团团长陈定行想：国民党部队进入解放区已5天，所过村庄，几乎都是人去家空，而来到西华池情形大不相同，甚至比碉堡线南正宁县城还热闹，而且街道上群众往来川流不息，地方绅商殷勤招待，情形有些可疑。他对何奇说：“旅长，我看这里情况异乎寻常，应该提高警惕，最好马上离开，免生意外。”何奇从来骄傲自大，自夸是日本士官炮科毕业，是胡宗南手下有数的高级军事人才，向爱自我吹嘘，常自比孙吴，有“何大炮”之称。这时听到部下建议，毫不在意。酒过半巡，何奇说：“现在离天黑仅两个小时，即使急行军也赶不到封锁线，我决定第一四二团继续前进至七里店宿营，其余部队在此宿营。”他刚说完，一四二团情报员进来报告：今天中午此地从东北方向探亲回来的人说，在途中遇见从西华池撤走的解放军，解放军叫他告诉西华池老百姓不必逃走，解放军就要回来的，并说距此20余里的山沟里驻满了解放军。 何奇认为此情报不可靠，并说：“陇东共军仅三五八旅和少数地方部队，如果真增加了部队，很可能是由延安方向驰援的，若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声东击西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饭后，何奇让陈定行率前卫先离开西华池。当陈定行启行时，副旅长万又麟说：“何大炮刚愎自用，说不定你我都得陪着他送死哩！” 陈定行说：“是啊，我们还是小心一些为好。”说完就上路了。 我军侦悉敌第四十八旅南撤至西华他的情报后，中央军委于3月2日电令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集中全力歼灭其一部，即可推迟敌进攻延安计划”，“迅速消灭敌四十八旅，我主力转向关中，歼守备之敌”。 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指挥部遂以第一纵队第三五八旅和新编第四旅进攻西华池。第一纵队独立第一旅除以一个团对板桥之敌防御外，其他部队随第三五八旅机动；警备第三旅第五团向赤城方向警戒。 何奇这次取道西华他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抢劫粮食，搜掠物资，大发一笔横财。因此，大部队到达西华池后，部队只顾找仓库，掳掠粮、盐及其他物资，谁也没把派遣警戒当回事。 当天黄昏时候，旅属战车防御炮连排长唐清永带士兵数人到镇东沟边场上给骡马弄草，发现沟东边路上行人来往不断。他立即向连长阎进杰报告。 阎进杰得到这一报告后，亲自带了几个人到沟边仔细察看，并立即电话向旅长何奇做了汇报。 很快，旅作战科长王国珩带了几个参谋前来侦察。这时，从沟底走上来一个者汉，王国珩和阎进杰等人立即将其拦住：“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老总，我是老百姓，是奉命给你们部队送草料的。”老汉有点害怕。 王国珩又问：“沟东边有没有解放军？” 老汉说：“解放军正在沟东八里远的九龙川做饭吃，人多得很。” 王国珩说：“你提供的情报很重要，请现在跟我们走一趟。”说完，将老汉带回了旅部。 何奇亲自盘问了老汉后，也来到沟边察看，对阎进杰说：“你们在这里设一个排哨，把住这条路口。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接着，又靠近阎低声说：“刚才西安绥署来电报，据飞机侦察得知，我旅由合水出发后，有大批解放军在我旅东侧10里左右跟进，送草的老汉谈的情况可能是真的，你对沟东边来人要特别注意检查。但这一情况一定要保密，不要扰乱军心。” 当时任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第十七师第四十八旅旅属战车防御炮连连长阎进杰后来回忆：晚上9时许，排哨所发现有四个人匍匐前进。当发觉时，已接近距哨兵约20公尺，哨兵当即开枪射击，四人投掷了二个手榴弹，即下沟去了。何奇 听到枪声，派副官处长张奎武来询问情况。张叫我连人员武器进入阵地，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但何奇总认为这是局部的扰乱性质的活动，因而对其他部队没有进行相应的布置。他总是过低估计解放军的力量，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终于造成了全旅在西华池惨败的结果。 当天夜间，阎进杰命步兵排全部进入排哨阵地，二排排长唐清永指挥两挺重机枪在连部后院门外进入阵地，准备以火力支援排哨，封锁东沟的路口。 3月5日晨，排哨突然遭到解放军密集队形的攻击，同时战车防御炮连的后院也遭到解放军炮火轰击。激战三小时，战车防御炮连伤亡大半，排哨伤亡殆尽。阎迸杰即向何奇请求增援。但天快亮时，各部队都发现情况，第一四三团在大街北段奉何奇命令坚守阵地，第一四二团被包围在距西华池约八里的村庄，两部都不可能派部队来援。解放军夺取排哨后，直扑敌辎重营住地，并于天明时打垮辎重营，解放军主力全部突入西华池，大街中部北段街道全被解放军占领。这时敌旅部和第一四二团、一四三团的电话线已中断，完全失去联络，形成了各自为战的局面。 战至上午10时，敌旅直属部队已伤亡过半。炮火稍息时，何奇派来通信连的一个步兵排支援战车防御炮连，并令炮连转移到街西，占领旅部北（骑兵排驻地）堡子门坚守；令辎重营和第一四三团放弃街东地区，撤到街西地区固守待援。 当战车防御连向堡子门转移时，骑兵排已全部垮下来了，敌旅部侧背受到严重威胁。 大约11时，解放军发起了第二次攻势，堡子门守兵几乎全部被打死。何奇手头控制不了部队，一时像热祸上的蚂蚁，在院子里转圈圈。他时而登上旅部大院的门楼，想等来第一四二团，但不见影子；时而登上北房房顶观察第一四三团和辎重营等方面的情况。正当在何奇在房顶察看时，一颗机枪子弹射中了他，何奇带伤退回房间。他叫副旅长万又麟把第四十八旅在西华池被围情况立即电告胡宗南，请求速派援解围。 胡宗南接到电报，非常气愤，当即回电：作为旅长，你不听指挥，擅自行动，造成如此被动局面，现在必须死守西华池，别无他路。何奇看完电报，长出了一口气，闭目不语，几分钟后便一命鸣呼了。 万又麟见旅长死了，怕控制不了局面，要求旅部知情人员封锁消息，并立即召开部队军官开会，宣布：“目前战况十分紧张，现在由我负责指挥全旅作战，任何人不得弃守阵地擅自后退，违者严办！” 同时，万致电西安绥署：西华池危急，请从速派援解围。 当天下午，胡宗南复电：先派飞机助战，另有大军前来解围，望固守待援。 5日中午，胡宗南派来的飞机空投粮食和弹药，由于整编第四十八旅被打得七零八落，龟缩镇内，阵地狭小，空投很难准确，部分粮弹落入解放军阵地。 下午1时许，敌第一四二团由南边冲入西华池，第一、二营当时接替了战车防御炮连的阵地，第三营企图击退攻入大街中段和北段的解放军，以便与第一四三团会合。经过反复争夺，解放军主动放弃了几个阵地，但第一四二团伤亡惨重，大部分是被子榴弹炸死炸伤的。 薄暮以后，胡宗南派来的援军还未到来，几位团长都向万又麟建议：夜战是解放军的拿手好戏，晚上解放军很可能偷袭我们，我们最好乘夜突围，保存实力。 但万认为，第一四三团正在包围之中，其他部队突围出去，也不一定能够安全跑脱，特别是绥署命令死守待援，万一突围失败，没法向胡宗南交代。 因此，命令各部队务必坚守阵地，等援解围。 夜幕降临后，我第一纵队和新四旅发起全线总攻，炮声隆隆，硝烟滚滚，杀声震天。 敌第一四二团阵地上的守军抵抗不住，很快垮了下来，向南逃跑，敌团长、营长一直在制止，但无济于事，等跑到西华池镇外，才停下来。由于天黑，解放军没有跟踪追击。团长陈定行怕擅自撤离阵地要杀头，又命令各营率领部队恢复原阵地继续抵抗。 第一四三团正面阵地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很快被突破，团长杨荫寰急电向陈定行求援，但陈定行已自身难保，哪有心思和力量去救援第一四三团呢！ 解放军愈迫愈近，“缴枪不杀”的喊话声吓得第四十八旅官兵心惊肉跳。 第四十八旅守兵伤亡过半，而援军迟迟没有消息，旅部即将覆灭，万又麟妄图做最后的挣扎。他命令配属的重迫击炮连以两门美式重迫击炮对准西大街中段的解放军占领区，从北向南进行面扫射。他们气急败坏，不仅炮击共产党的部队，而且不管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和商民、百姓、伤员、民夫等人的性命，连续发射了100多发炮弹，其中不少是燃烧弹，一时火光四起，满天通红，人喊马嘶，很多人被炸死炸伤或烧死烧伤。 解放军见敌人野蛮地炮击，再加上地形不熟悉，侦察不周，未能集中兵力连续攻击，暂时撤出村外，敌第四十八旅旅部才转危为安。后因敌顽抗待援，加上敌第二十四旅正赶来增援，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命令攻击部队撤出战斗。 3月6日凌晨，西华池西南角突然出现联络号声，这是留守板桥的第三营已赶到西华池。又过了一会，万又麟接到军长刘戡的电报：“驰援的第二十四旅已过宁县”。万又麟顿觉有了一线生机。正在庆幸之时，枪炮声又在大作。万立即命令各部队顽强坚守，等待援军。但枪炮声响了一阵子后没有了，经侦察才知解放军的大部队已安全退却了。 3月6日上午，当第二十四旅赶到西华池时，解放军已不见了。凶恶残暴的万又麟，在命令各部队撤出西华池之前，下令将镇上的男人一律拉走，抬运伤兵。对认为形迹可疑的老百姓立即送到旅部，经盘问，凡承认是由宁县和合水带来的民夫，并经部队认领后才算没有问题；如果说不出所服务的部队番号，且无部队认领的，就认为是化装隐蔽在镇里的解放军，令特务连把他们拉到后边大沟枪毙了。他在撤出西华池时，对被打死的官兵尸体都未掩埋，重伤兵只抬出来一部分，还遗弃了一部分。 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新协同第四十八旅残部，匆匆拖出何奇死尸，离开了西华池。胡宗南曾电问张新：“救出何奇没有？” 张新回答：“已救出来了。” 在路上，胡宗南的参谋又电问张新：“你不是说何奇救出来了吗？胡长官已得知何奇已死，这是怎么回事？” 张新在报话机上说：“胡先生没有指示‘救生不救死’，既死不能复生，我总算完成任务，救出何奇来了。” 胡宗南这次出动两个精锐旅，损失了一个，真是“偷鸡不着蚀了一把米”。 胡宗南虽然痛心，但还是硬着头皮说：“不过是老虎头上拔了一根毛！” 对于进攻延安，蒋介石既心急，又心虚。1947年2月底的一天，蒋介石曾在其豪华官邸紧急召见了国防部长白崇禧和参谋总长陈诚。 白崇禧和陈城一进屋，蒋介石没待他们坐定就单刀直入地问：“你们对延安的攻势准备得怎么样？” “进攻延安的准备工作早已完成。”陈城很有把握地说。“我们一等共产党在各地的人员撤回巢穴，立即给他来个一网打尽。” “好，要限令他们尽快滚蛋，如果到期不走，格杀勿论！”蒋介石急切地说。 2月28日，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致电中共南京联络处代表： 梅园新村十七号中共南京联络处及代表周公鉴： 自贵党拒绝和谈关闭和谈之门，责党军队公开在各地进兵，处处攻击国军，而贵党人员又在各处散布谣言鼓动变乱，本部为维护地方治安，请贵处将留居木京人员于本年3月5日前全部撤走，并将驻京人员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务，造名册送往司令部，以便护送离境，特此电达到系！ 其他各地的国民党也向共产党联络处发出了类似的“通牒”，几乎都是一样的腔调：诬蔑共产党拒绝和谈，制造内乱，为确保治安，限期3月5日前撤离。 迹象表明，蒋介石要大兵进犯延安了。 2月底，胡宗南同其参谋长盛文抵南京，向委员长汇报进攻延安的情况。 “拿下延安，你有把握吗？”蒋介石无不担心地问。 “绝对有把握！”胡宗南很自信地回答，接着列举了双方的兵力和装备情况。 蒋介石听了胡的汇报，很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又问：“你还需要什么吗？” “我希望在作战期间，请空军全力支援。”胡宗南说。 “那没问题，我已命令空军尽快制订计划。” 国民党国防部在仔细研究了胡宗南攻击延安的计划方案后，认为比较妥善，并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胡宗南得意地回到了自己的指挥所，心里想着：只要拔掉了延安这个钉子，我胡宗南就名扬天下了。 1947年3月10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偕同副主任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等人抵达洛川县城。洛川是胡宗南进犯延安的前方指挥所所在地，胡宗南要在这里召开进攻延安的军事会议。 11日上午，洛川这座平日很平静的小城显得很神秘，全城突然实行戒严，兵车不准高声按喇叭，每天上城赶集的老乡不得通过城内要道。 在洛川城西北角的洛川中学内，停满了雪佛莱、美式吉普等小车，前敌指挥所主任裴昌会、薛敏泉，参谋处和第四处（交通通讯处）的处长，各军的军长、军参谋长，各师的师长、师参谋长，第七补给区、空军第三军区司令，特种兵部队长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在一中型石窑里举行。当身体短小，显得十分精悍的胡宗南走进窑洞后，在座的军事要员“唰”地站立起来，一个个身子挺得笔直。胡宗南在 门口稍稍停顿了一下，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示意大家坐下。 胡宗南走到会议桌首席，并没有马上坐下，而是操着浓重的浙江口音宣布：“奉委员长命令——” 刚听到这几个字，军官们忙不迭地要站起来，准备象往常一样听候委员会的命令。但胡宗南拿起双手，朝下扇扇，让大家不要起来。随后继续说：“奉委员长命令，我们要立即将久据延安的共匪消灭掉。延安，是共匪的心脏和老窠。拿下它，共匪就彻底完了。……总裁希望我们加倍努力，完成这一光荣使命。” 听到这动员式的开场白，军官们几乎同时呼喊：“愿为总裁效劳！” 胡宗南随后宣布，由薛副参谋长向诸位宣读此次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 薛副参谋长起立，走到张挂在室内的作战地图前，介绍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军队兵力和判断情况。 这是一张陕甘宁边区要图，抬头一看，可见两根很粗的红箭头象两条凶恶的毒蛇，从洛川和宜川起步，逐渐向上爬，朝代表延安的红五星扑去！另有两根纤细的红线，从榆林和宁夏向延安扑来。 薛敏泉手执木棍指着延安一带说：“根据绥署掌握的情况，共匪在陕甘宁的总兵力，正规兵力为警备第一、二旅和一个番号不明的旅，共2 万多人，加上地方部队，最多不超过5万人。据判断，共匪的正规军主力在临真镇、金盆湾、劳山一线，部分似在延安附近。” 接着，薛敏泉介绍了友军的兵力和部署情况，最后宣布了作战计划：“我们攻击共匪的总兵力分两路。以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为右路军指挥官，指挥所属三个整编师，由宜川经临真镇、金盆湾、南泥湾向延安攻击前进；以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勘为左路军指挥官，指挥该军由洛川沿咸榆公路向延安进攻；另通报甘肃、青海、宁夏的马家军，要求派出一部兵力向庆阳、合水附近进击。左、右两路军作战的分界线为洛川东四十里铺，南泥湾，通延安道路之线，线上属左路军。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率两个旅为总预备队，于进攻开始后策应两兵团作战，整编十七师师长何文鼎率陈子干旅，由洛川沿咸榆公路向北攻击，并注意公路两侧敌情，到甘泉后，担任富县至延安的护路任务，把公路修通，以便物资运送到延安，整编一四四旅留驻洛川担任后方运输护送任务。” 薛说完后，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把木棍轻轻地放到桌上，向胡宗南瞟了一眼，然后对大家说：“诸位，看看有什么不明确的，请提出来！” 此时，室内鸦雀无声，谁也没有打算说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胡宗南做出的决定和计划是容不得别人提反对意见的。 胡宗南见大家都不吭声，忙补充了一句：“这个计划已经委员长和国防部同意，委座认为很满意。”为了活跃一下会议气氛，他侧过身对裴昌会说：“裴主任，你谈谈。” 裴昌会被点将似的点了名，急忙将交抱的胳臂分开，说：“本人对计划没有什么意见，完全赞同。”先算表个态，然而说：“需要通报大家的是敌军方面的情况。……” 最后，他鼓动说：“我们的人马合起来就是34个旅，20多万人马，我们应遵照蒋委员会的命令，胡长官的意图，努力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奠定西北局面。我们胜利有望啊！” 他的讲话很合胡宗南的心意。胡宗南带头鼓掌，大家也跟着鼓掌。 看到气氛活跃起来，作为会议主持人的胡宗南又发话了：“都讲讲。董军长，你说说。” 此时，董钊正坐在胡宗南右侧的位置上，他皮肤粗黑，额上有层层迭迭的皱纹。这位关中汉子脸色十分阴沉，自听到作战计划后他更是紧闭着嘴。他在同解放军的较量中已深深体会到共军的厉害，对这次攻击行动他更是觉得把握不大。当胡点到他时，他无奈地应付了一句：“没有啥好说的，干就是了。” 接着，刘戡军长站了起来，提醒大家说：“我们这么多军队行动，延安是不会不知道的。兵法上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认为在抵达延安前，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可能会发生局部战斗，较大的、激烈的战斗将在越过延安之后发生。那样共匪会从山西调来一两个纵队，在他们有利的地形上进行伏击或抗击。对此，我们应谨防中伏，万万不可大意！” 他的发言似乎多少说出了部分人心里的担忧，所以，很多人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 胡宗南马上说：“好！好！刘军长言之有理，切中要害，我们千万不能大意。但是我们也不能顾虑重重，畏首畏尾。目前，共匪处于颓势，我们胜利指日可待。诸位精诚团结，共御国贼。此役事关重大，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在座军官纷纷起立，表示：愿为党国效劳！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从本月12日开始攻击，祝大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胡宗南与裴昌会交换了一下眼色，想结束这次会议。 “我想谈点意见。”整编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站起身来。 胡宗南没想到他还要说什么，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一时有些发怔。旁边的裴昌会忙向王应尊颔首说：“你讲，你讲。” “我认为，进攻延安没有什么问题。但战争准备是胜利的先决条件，由于我部刚从晋南移师河西，给养和弹药都在补充当中，12号进攻时间有些紧张。” 正当王应尊要继续陈述其理由时，胡宗南打断了他的话：“其他部队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 有几个军、师参谋长都说有这个情况，12号进攻有些仓促。 胡宗南见这个场面，便将头偏到裴昌会跟前，同他低声说了几句，然后宣布：“那么12日再准备一天，13日攻击，三天内占领延安，向总裁报喜，向六届三中全会献一份厚礼。”说完，起身离开座位，朝窑洞口走去。 等胡宗南离开座位，大家也先后站起来，打算回到各自部队，赶紧进行战斗准备。此时，听到裴昌会招呼：大家不要急于走，胡长官要与大家合个影，然后会餐。 听到合影，大家似乎感到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因为在严酷的战争环境条件下，往往是在重大的战斗行动前合影，但战斗后一些人就再也看不到合影了。 蒋介石准备进攻延安时，国民党军在西北战场上的兵力共43个旅32万人，除守备新疆的9个旅外，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共34个旅25万人。其中，蒋介石嫡系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集团的20个旅17.1万人；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副主任马步芳、马鸿逵集团12个旅6.9万人；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邓宝珊集团两个旅1.2万人。 西北我军，共有野战部队7个旅。其中第一纵队辖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8367人；第二纵队辖第三五九旅、独立第四旅，8650人；教导旅5236人，新编第四旅3441人，共25800余人，加炮营442人，总计26136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辖警备第一旅、第二旅，新编第十一旅，骑兵第六师，共16178人。 由此看来，敌我的兵力对比约为10：1 ，我军兵力处于绝对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差，弹药奇缺。陕甘宁边区只有150多万人口，土地贫瘠，野战军的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都极为困难。中共中央在全面分析敌我情况后，确定基本的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批加以消灭，钳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以利解放军在其他战场打击和消灭敌人，收复失地。 就在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的兵马悄悄向洛川、宜川运动时，延安枣庄的电台，就用密码向各部队发出了中央军委的命令。 1947年3月6日，中央军委电令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宫治及大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副司令孙定国，指出：为了确实保卫延安，援救五师（指李先念部队），错乱胡军全部部署，必须出敌不意，袭占阌乡、陕县、渑池、新安，彻底破坏陇海路。要求陈谢率四纵队及二十四旅及王新亭纵队主力共五个旅，于9 日全部出动，16日到达黄河北岸，休息两天，19日开始渡黄河，在数日内攻占阌乡、新安等县及洛河以北区域。 3月7日，中央军委电示张宗逊、习仲勋：内线部队，以警备七团守备交道、茶坊、富县、榆林桥，教导旅守备临真、金盆湾、牛武、九龙泉、南泥湾线，同时在劳山与三十里铺间，南泥湾与三十里铺及其以东构筑第三道防御阵地。 中央军委指示，内线纵深防御，可能迟滞十天时间，主要依靠陈谢从外线解围，估计陈谢五个旅切断潼洛必能引起变化。但是，要取得外线有效配合，内线防御须有20天坚决抗击，才能粉碎敌人，保卫延安。 3月8日，延安各界召开了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动员大会。到会的一万多人，除了尚未转移的机关职工、学校师生以外，绝大多数是从延安周围赶来的农民和民兵。会场上挤的人山人海，红樱枪、步枪以及千万只高高举起的臂膀，表现了延安人民和我军将士对蒋介石的愤怒及保卫延安的决心！ 大会在战斗的气氛中进行。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都讲了话，他们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建立民兵游击队，配合正规军队作战，把胡宗南打出去，粉碎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 彭总在讲话中说：“1935年陕北刘志丹只不过三千人，后来来了一个徐海东也不过三千人，最后中央红军开到陕北，也只是七千人，共计不超过一万五千人。敌人有多少呢？我记得是一百零一个团，三十万人。国共兵力是二十与一之比。可是那时候我们先在南线，再过黄河到山西，后来又回渡黄河到西线，都是无往不胜。打得东北军讲了和去抗日，打得阎锡山心惊肉跳在太原坐不稳，打得马鸿逮损兵折将，打得胡宗南败山丢城，最后蒋介石在临潼也受到了教训。今天，胡宗南只有三十五个团，而我们比那时一万五千人就多得多了。” 讲到这里，彭总停住了，大声问大家：“同志们说，我们能打胜吗？” “一定能打胜。”一万多名群众齐声回答。 “是的，我们一定能打胜的。”彭总望着情绪激昂的群众，显得格外激动。只见他挥动双臂，说：“十一年前我们打胜仗，现在我们打胜仗，将来还要打胜仗！我们一定要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把胡宗南消灭在边区！” 群众沸腾了，他们高呼：“坚决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广大的妇女也不甘心落后，他们表示：男人到前线去，妇女就做好后方工作，做军鞋，搞土改，坚壁清野，不给敌人一粒粮食！敌人来了，把他们活活饿死！ 大会过后，在人民解放军保护下过了十年和平生活的延安人民，立刻行动起来，他们重新拿起武器，组成农民自卫军，准备打击进犯的敌人。 延安的备战工作进行得有条有理，一点也不乱。非战斗人员沉着地进行着疏散。在著名的国际和平医院的大门口，一串串的驮载队出发了：驴子背上架了两只垫着羊皮的摇篮，里面安详地睡着婴儿；一些重病号，也舒适地躺在担架床上，由四个人抬着，一步一步地走下山坡。农民们也牵着驴，赶着马，带着零零碎碎的东西，心情沉重地向山里转移着。为了坚壁清野，他们不但把米面口袋和家用器具带走，甚至把咸菜缸都搬到深山里去了。 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利用其优势装备，气势汹汹地杀向边区。延安处在敌人重兵压境的危急情势之中。 3月9日下午，军委一局副局长王政柱正在同几个参谋一起，从获得的各种情报中，分析敌人的行动和敌军兵力等情况，突然彭总推门进来，说：“王科长，明天到南线去看看，你准备一下。” 彭总称王政柱“王科长”，是在太行山时的称呼。那是抗日战争时期，王政柱从抗日军政大学派到八路军总部当参谋，后任作战科长。从1937年起，共有六年时间，王政柱一直跟着彭总，战斗在晋东南抗日前线。 1943年春，正当抗日战争进入极为艰苦时期，彭总让王政柱去延安学习。后来，王政柱在中央军委一局担任副局长。内战爆发后，为了给党中央领导同志提供整理作战情况，军委一局在枣园设立了一个临时作战室，王政柱带几个参谋在枣园工作了几个月。后来，彭总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驻地的那一天，临时作战室的几个同志也奉令迁回王家坪，所以，王政柱又在彭总的领导下工作。 王政柱听彭总说要去南线，忙问：“得几天时间？” 彭总说：“胡宗南快动手了，不可能多停，三两天就回来了。” 3月9日傍晚，教导旅参谋长陈海涵接到电话后，立即告诉旅长罗元发：“旅长，彭总明天要来金盆湾！” 罗元发听到这个消息，兴奋他说：“好！彭总一来可是给我们部队最好的战前动员啊！彭总这次来是为视察我旅战备情况，告诉司令部作好向彭总汇报的准备工作。” 金盆湾是教导旅所在地，当时中央军委指示教导旅和警备第七团、延属分区第三团组成防御兵团，在东西长约百余华里宽的正面，纵深七八十里的山地设防，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 3月10日一早，彭总一行就提前吃了早饭，乘坐美军观察组送给的一辆吉普车从延安出发。 汽车沿着咸（阳）榆（林）公路南驶，在延安的南三十里铺，向东拐上延安通宜川的大道，翻越蟠龙山，便进入名扬中外的南泥湾垦区。往前这时候，垦区是一片人欢马叫的生产场面，可现在，由于蒋介石大军进攻在即，部队不得不加紧备战，老百姓忙着坚壁清野，因而在路边很少见到劳动的人群。 彭总望着窗外被誉为“陕北好江南”的块块田园，心情很沉重，一路上很少讲话。由于道路坑坑洼洼，车跑着很慢，直到下午两点左右，才到达教导旅旅部驻地——金盆湾。 罗元发旅长带领旅、团干部，在大路旁迎接彭总。彭总一下车，他和王政柱就跟大家一一握手。罗旅长对彭总说：“首长一路辛苦了，请先到旅部休息一下吧！” “天时不早了，咱们争取时间，先到前面阵地上去看看吧！”彭总说。 教导旅的旅、团干部，陪同彭总骑马到金盆湾的山岭上视察。路上，彭总和蔼可亲地问：“现在敌人快来进攻延安了，你们准备得怎么样？部队的情绪还高吗？” 罗元发说：“指战员的决心很大，情绪很高，各项准备工作都进行得很顺利。” 彭总点点头：“部队士气高昂，完成任务就有把握。” 走着走着，山势小道越来越难走，大大小小的树木和附近的工事交错在一起，绊得战马连蹄子都抬不起来。彭总跳下马，用手拨开梢林，继续朝前察看。他对罗元发和跟随在身边的其他同志说：“这一带地形看来是很好的，山势比较复杂，作指挥员的要钻进梢林里，对每一条通道，每一处山口，都要认真察看，作周密的部署。要抓紧时间加修工事，各项工作都要做好，要检查落实。平时多流汗，战时才少流血呀！” 彭总还特别嘱咐：“要特别注意封锁消息。敌人的飞机、大炮没有什么可怕的，怕的是自己思想麻痹。如果防范不好，走漏了消息，被敌人偷袭一下，那可要吃大亏罗！” 在麻洞川、金盆湾、南泥湾以南的大山沟里，浓密的梢林到处都是刺，一不小心，就会挂破衣服，刺伤皮肉。在这段路上，彭总那本来就破旧的棉衣上，又添了几条新的口子。但他不顾这些，仍然朝前走，一边察看，一边作指示。 当走到第一团第一营阵地时，战士们正在加固工事，搬运各种战备物资。 营长连成先见彭总一行来到阵地，一声口令，战士们精神抖擞地站起来。彭总关心地问：“怎么样？准备好了吗？”他还特别问陕北籍的指战员：“家里的坛坛罐罐就要被胡宗南打烂了，你们舍得吗？” 有一位指战员说：“那有什么舍不得的，只要打败了胡宗南，还怕没有坛坛罐罐！” 彭总很满意，并鼓励大家保持旺盛的斗志。 回到旅部，天已不早了。吃过晚饭，彭总又和旅的几位领导一起研究作战准备问题。彭总对罗元发说：“你们的弹药情况怎样？” 罗元发回答：“部队子弹太少，平均每人只有10发。” 彭总饶有风趣他说：“子弹少没关系，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会给我们送来的。”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接着，罗元发旅长向彭总汇报了教导旅侦察到的敌情和旅作战方案。彭总若有所思地认真听罗元发的汇报。当罗讲到要以最大的决心来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彭总交给的任务时，彭总突然插话：“你们教导旅能在这里坚守几天？” 罗元发见彭总很严肃，没敢说大话，谨慎他说：“可以抗击5 天。” 这时，彭总站起身，凝神静立，象在思考重大的问题。突然，他对大家坚定而有力他说：“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抗击一星期。你们多防守一些时间，中央机关和延安人民就有充裕的时间转移。”过了一会儿，他又意味深长地说：“毛主席指示我们，以运动防御为主，迟滞、消耗与疲劳敌军，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我的意思不是让你们死守，而是要采取运动防御，机动灵活地达到大量杀伤敌人的目的。” 罗元发等旅领导当即表示：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抗击敌人七天的光荣任务！ 最后，彭总和旅领导一起研究修订了作战方案。 3月11日，彭总一行乘车离开金盆湾，折回到三十里铺，又由三十里铺转向富县。车到茶坊前，彭总说：我们到习仲勋同志那里看看。 当时，习仲勋是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兼边区野战集团军的政治委员，张宗逊是野战集团军司令。他们刚率领部队从西华池战斗归来。西华池战斗，给胡宗南整编第四十八旅以歼灭性打击，并击毙敌少将旅长何奇。但是，由于我军初到陇东，地形不熟，加上准备不足，部署不周，使这一仗打成了僵局。习仲勋等作战部队到达茶坊，便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总结经验教训。 彭总到达茶坊后，听了习仲勋等人关于西华池战斗的汇报，随后说：“这是敌人大举进攻延安的侦察战。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我们大家，一直在听着你们的消息。这一仗没能打好，部队有些伤亡，这不要紧。打仗总是胜与不胜的两种可能嘛。打了这一仗，摸了胡宗南的底子，对今后作战有好处，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在茶坊，彭总向营以上干部传达了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他针对有些人不愿意放弃延安的思想，说：“不要怕打烂坛坛罐罐。打烂了坛坛罐罐，我们就可以轻装上阵，更好地消灭敌人。”他要求部队坚决贯彻中央指示，迅速抢修工事，配合其他部队准备迎击胡宗南的军队。 3月12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等领导人报告了视察南线防务的情况，并临危请命，是否暂时由他统一指挥边区的部队。毛泽东当即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直接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对陕北发动的重点进攻。 3月16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关于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命令边区部队迅速调整部署，组成三个防御兵团：由第一纵队和警备第三旅七团组成右翼兵团，由张宗逊、廖汉生指挥，在道佐铺、甘泉、大劳山、小劳山、清北沟、山神庙地区组织防御，坚持抗击；由教导旅和第二纵队组成左翼兵团，由王震、罗元发指挥（二纵队于3 月15日从延水关西渡黄河正向战区迅速开进，在王震未到前，部队由罗元发指挥），教导旅在南泥湾、临真、松树岭地区组织防御；新编第四旅为中央兵团兼延安卫戍区，以不少于四个营的兵力在庙尔梁、程子沟、三十里铺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由南泥湾向延安前进之敌。命令明确指出，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3 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 同时，中央军委下达命令，以陕甘宁边区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委。 3月18日，胡宗南部兵临城下，延安市内已经听到炮声和隐隐约约的枪声。下午，枪炮声响得更近了。前线传来消息：敌人离延安只有30里了！ 我军最后一批工作人员，都已经在掩护下向北转移了。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仍在王家坪。 彭德怀很着急，把毛主席的警卫参谋和警卫排长叫到自己的窑洞里，神情十分严肃，郑重地对他们说：“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关心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很多同志也希望毛主席早过黄河。可是，毛主席不同意，不愿在敌人打来的时候离开陕北人民，而要留在陕北指挥作战。你们是直接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安全的战士，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 最后，他以命令的口气说：“毛主席一向不顾自己，必要时，你们抬也要把他抬走！” 当天下午，中央和中共西北局的部分成员，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的窑洞里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后的工作和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部署。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大家都有根深的感情，现在一下子要撤出去，心情都难以平静。 会后，彭德怀、习仲勋等再三催请毛泽东启行。 黄昏时分，枪炮声更近了，敌人的便衣队已经到了七里铺。这时，毛主席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还没有走。负责掩护他们撤退的部队，每个人都替领袖们捏一把汗，着急的不得了。好多同志请毛主席马上离开延安，但毛主席却微笑着说：“不要紧，来得及，大路朝天，各走各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在那个山头，我在这个山头。” 过了一会儿，从黄河东岸带兵赶来保卫边区的王震将军向毛主席通报了情况后，毛泽东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才坐上汽车离开延安，向瓦窑堡一带转移。 彭德怀和习仲勋送走毛主席、周恩来等人，转回到王家坪住处。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等着汇报情况，接受任务。彭德怀对心情焦急的指挥员们说：你们一定要领会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图，要告诉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放弃延安是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的，是暂时的。我们的指战员对党中央、对毛主席感情深，就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彭德怀派人继续了解延安群众的疏散转移情况，并亲自到杨家岭等地进行检查。随后，他要通了前方部队指挥员的电话。规定了撤退路线，告诉了撤退时间。 这时，延安已经成了一座空城。 夜里，枪炮声越来越紧，敌人的炮弹已经落到延安东的飞机场，从王家坪顺大路往东撤走已经很困难了。周围的人都催彭德怀赶紧撤，可彭德怀说：“你们不要催，延安不是一般的地方。这一撤退，对部队和群众的思想和情绪影响大。我们的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这样大家心里才稳当。” 直到19日拂晓，在一切部署都安排妥当后，彭德怀在窑洞里来回踱了几圈，看了看他很熟悉的桌子、椅子和床板，然后招呼部下：走！ 他率领西北野战兵团的指挥机关，从王家坪后沟一条小路翻过山头，向东北方向撤退。一路上，彭德怀发现随行的干部情绪不好，有些悲观。有的沉默不语，有的不时回首看一看朦胧中的宝塔。于是，彭德怀不时做说服工作：“延安撤得好，把胡宗南引进来了。我们虽然苦一点，但晋南陈赓那里却减轻了负担，可以放手发展。” “胡宗南志大才疏！不要看他那么疯狂，赶得我们丢了老家，还得走夜路。我们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 说着，说着，大家的情绪好了起来。 3月20日，彭德怀率领指挥机关抵达青化砭西北的梁村。他主持召开了司令部全体人员会议，正式组成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张文舟和王政柱分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野战兵团后勤司令。司令部工作人员共五十多人。 蒋介石坐镇南京官邸，守着电台和电话机，希望随时得到攻占延安的消息。因为，胡宗南曾向他作过保证：奇兵突袭，三天可拿下延安。他当时不很相信，便问总统府长官吴忠信：“三天，谈何容易？我看，胡宗南要是五天能攻下延安就很不错了！” 果不其然，三天后接到国防部报告：胡宗南大军遇到共军的顽强抵抗，右路军才到达临真镇、金盆湾，左路军刚攻占甘泉县的劳山。 第五天，国防部报告：胡部在金盆湾、南泥湾裹足不前。 第七天，胡宗南亲自向总裁报告：解放区实行坚壁清野，派出的搜索部队常遭民兵游击队袭击，情况不明，地形不熟悉。七天来，我部已伤亡5000多人。好在，右路第一军的前锋，已到延安城外和宝塔下…… “娘希匹！”蒋介石气得骂出了口头禅。他满心期待胡宗南的好消息，没想等到的却是这样的战报。他咬牙切齿地说：“七天拿不下延安，共产党的首脑机关还不统统撤走了啦？你们在搞什么名堂！” “共匪首脑没撤退。”胡宗南在电话中大声喊道：“毛泽东还在延安会见外国记者，彭德怀也在延安野外指挥所，我们一定尽快拿下延安。” 3月18日，董钊命令第一师和九十师竭尽全力攻击。上午，第六十一旅旅长邓钟梅亲自到前线督战，攻至狗梢岭，遭到西北野战兵团教导旅的猛烈反击。下午，我教导旅向北撤退，敌九十师进入狗梢以西地区，敌六十一旅先头部队距离延安城只有15华里，因时已黄昏，只得停止前进。 敌九十师师部在杨家畔宿营。六十一旅参谋长赶来报告说：“我们曾窃听到延安解放军指战员给南线守备部队下达了命令，要他们迅速撤离战场，撤离延安待命。” 师长陈武听了，兴高采烈地说：这下，我们可以得占延安的头功了！ 陈武当下与随行参谋说：“第一师比我们落后15华里，明天若要按规定前进，他们到达九十师位置时，我们早已占领延安了！” 正在交谈时，董钊军长打来电话，转达了胡宗南的命令：首先攻入延安的部队，赏法币一千万元。这一晚，陈武象注射了兴奋剂一样，久久难以入睡：明天，我和九十师可以名利双收了…… 正当陈武为明天的“胜利”浮想联翩时，警卫员打断了他的美梦：师长，师长，军座电话！ 他急忙爬起来，拿起电话，听到军座那坚定不可置疑的声音：根据胡长官命令，九十师明天上午九时开始攻击，攻击目标改为宝塔山至清凉山一线以东地区。 陈武象被浇了一头冷水，一时气懵了。这道命令无疑打破了他的美梦，九十师不能进入延安，而让第一师赶到九十师前面，抢摘占领延安的胜利果实。他一下子被激怒了，真想对军座发脾气，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很不情愿地说：“是，军座。” 陈武实在气不过，让警卫员找来参谋长和有关作战的参谋，传达了军长的命令。他也看出属下的情绪，便发泄了一顿：“我们九十师从17日连续担任强攻任务，牺牲很大，而第一师只不过是‘跟屁虫’。现在眼看延安垂手可得，却让我们九十师上宝塔山，而让第一师去夺首功，实在欺人太甚，真是岂有此理！” 这一夜，陈武再也没有睡着。 胡宗南之所以突然下达这样一道指令，是有他的如意算盘的。因为，第一师是他当师长的部队，他本来就有些偏爱，这次要第一师攻占延安，可以再显示其“天下第一”王牌军的威风，还可以避人耳目。原来，第一师第一旅在侵犯陇东时全旅被歼，胡宗南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立即由其他部队抽调精锐，重新组成一旅。如果这支部队占领延安，我胡宗南不就可以捞起更多的政治资本吗！ 3月19日清晨，胡宗南的第一师争先恐后地插进九十师的攻击正面，强占了九十师在杨家畔村边的前进道路。陈武听到汇报后，十分气愤，派一名作战参谋领人前去阻挡。没想到一师部队不仅不让道，有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团长竟上前揪住九十师作战参谋的衣领，骂道：“我们奉胡长官的命令攻占延安，你小子挡什么道，难道不要命了。九十师算个×，贻误了军机，不光你的脑袋落地，我看你们师长的脑袋也保不住！” 陈武听了作战参谋的汇报后，气得全身发抖，几次摸身上的短枪，但考虑到军机关系重大，犯不着拿脑袋去赌这口气。 下午3时，第一师的攻城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用两个营的兵力向延安老城的西山顶突击。这个所谓王牌部队进入延安时，城内早已空无一人…… 本来，胡宗南第一师所占领的延安，清清楚楚是座空城。但胡宗南在洛川接到董钊关于第一旅已占领延安的电报后，忙督促洛川前线指挥所的参谋们捏造战绩，上报国防部。 在电报中写道：“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毙敌俘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当时，副参谋长薛敏泉提醒胡宗南：蒋先生和国防部都知道，共军在延安的总兵力不过两万人，这五万怕会引起怀疑吧！ “共军难道不会增援？”胡宗南很快找到了答案。他说：“延安是中央所在地，是共军的心脏，他们不断增援防御，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再说，边区还有大批民兵，这五万有什么解释不清呢？” 薛敏泉无活可说，就是说了，也无济干事。而胡宗南正在兴头上，捏造完战报，让参谋长盛文转报南京并向全世界公布。 蒋介石接到攻占延安的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来电嘉奖：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占延安，功在党国，雪我二十余年积愤，殊堪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 中正胡宗南收到此电令，兴奋不已，决定亲赴延安前线视察。3月21日，他领着绥署副主任裴昌会和副参谋长薛敏泉等人，由洛川赶往延安，在那里召开庆功会，奖赏“有功”官兵。第四天，他突发奇想，何不来个双喜临门呢！ 他告诉随行的人：“尽快飞回西安，我要结婚了。” 他跟谁结婚？ 原来，胡宗南决定与国民党军统人员叶霞翟结婚。他与叶女士其实见面不多，这都是戴笠积极为他俩搭桥牵线的。叶其实是戴笠的情妇。 他和叶的婚事很奇特，用叶霞翟的话说：“我和琴斋的婚恋，既是马拉松式，又是闪电式。马拉松，光恋爱就谈了十年；闪电式，我头天在南京接到电报，第二天就飞西安结婚，婚后第三天，他又送我回了南京。” 南京的国防部根据胡宗南捏造的战报，大肆宣传。一些为美、蒋捧场的反动报刊记者也自然而然地跟着摇旗呐喊。除了国民党中央社在报纸上造谣外，国防部新闻局还专门编印了一本叫做《收复延安》的书，书中说“共军被俘及投诚者达万余名”、“共军三五八旅、三五九旅及教导二旅全部全歼”等，这真是一派胡言！ 这些所谓“胜利”的消息一传开，蒋管区的一些中外记者都一致要求南京政府组织他们到西安来参观战绩，采访战地新闻。当国防部将这一决定通知胡宗南后，胡宗南倒着起慌来。 他立即召集绥署有关处长以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积极进行准备，研究了叫这些记者到哪里参观的问题，与会的人一致认为，前方易于捏造情报，以在延安现地参观较为稳妥。胡宗南当即指定绥署第二处处长刘庆曾、新闻处长王超两个人负责连夜筹备，成立一个“战绩陈列室”。 刘、王两人和一些有关人员受领了胡宗南的指令后，急得象热祸上的蚂蚁，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派人四处抓来两三千老百姓，成立了一个所谓“爱国青年招待所”，并把这些人编成大队、中队和班。这些被抓来的老百姓，以为胡匪要他们当兵，可是胡匪却给他们每人发了一顶毡帽。敌军队长给大家训话说：“不久外边的人要来参观，他们来了要问你们，你们就说是解放军的俘虏，说错了就枪毙！” 队长还给这些“俘虏”分了工，有的当“三五八旅”的，有的当“教二旅”的。队长还对“教二旅”的一个“俘虏”说：“人家要问你们旅长是谁，你就说是罗亚平，在金盆湾被打死，全旅被歼灭了。如果问起连排长的名字，你们就随便编一个。” 另外，他们还抓来一些妇女，剪短头发，冒充解放军的女同志。以后，人数实在远远不够，就让自己的士兵充数。 对于缴获武器一项，步枪则抽调整第十七师（驻甘泉）的三八式和汉阳造两种来抵充，不足的和一些轻重机枪就由延安警备部队中分别抽调，采取白天将枪支送到“战绩陈列室”，黑夜送还部队的办法来顶充，所有武器都贴上标签，注朋缴获时间、地点。此外，还训练一些参谋人员，担任“战绩陈列室”的介绍。不消说，这些解说词，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与此同时，他们还抽调部分人力星夜在延安东北延水两岸建造了许多假坟，并用木牌分别标明国民党军的阵亡“烈士”或共军“死者”的坟墓，用以自欺欺人。 当中外记者到了西安后，由于所谓“战绩陈列室”一些伪装工作还未完成，胡宗南的参谋长盛文就借口延安方面气候不宜飞行，以迟滞新闻记者的行程。 4月初，由邓文仪领导的“中外记者团”、西安绥署参谋长盛文领导的“陕西视察团”及“武汉参观团”、“京沪慰问团”等都来了。这下可忙坏了“招待所”的负责人。他们提心吊胆地招待这些团体，生怕这些假俘虏给他们揭了底。 但是，假是难以乱真的，更乱不了众多记者的眼睛。当参观“战绩陈列室”时，一位美国记者问一名俘虏：“你是干什么的？” “俘虏”说：“我是个俘虏。” “过去做什么？” “当民兵。” “民兵做什么？” “就是开了两年荒。” 这一句话，惹得参观的人哄堂大笑。 有一位美国记者在“战绩陈列室”看到一些美式火炮和机枪时，就向解说员提出疑问：“你们宣传共军不是只有小米加步枪吗？这些新式的美国火炮和美制轻重机枪，这些新造的中正式步枪，共党部队是怎么弄到手的？是你们配发给他们的吗？还是共产党缴获过去的？有的枪炮还有你们部队番号和代号呢！” 讲解员一时瞠目结舌，陪同参观的新闻处长王超凡也回答不了这许多的实际问题，只得不断地转移话题。 有一位英国记者在给延北俘虏管理处的一些俘虏拍照时，好象觉得有一位俘虏的面孔很熟悉，与前一天在延东俘虏管理处拍的一位俘虏很像，便试探着问：“昨天我们不是见过面，而且交谈过吗？今天，你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这个“俘虏”知道露出了真相，怕被上司知道了挨整，便一句话也不说。 后来有一个“俘虏”小声说：“俘虏人数不够，把我们调来调去。”一句话道破天机，记者们议论纷纷。 记者们感到受到了愚弄，就找到刘曾庆，问这些俘虏到底怎么回事？刘支支吾吾，也没能说出所以然来。记者们又找到王超凡，王所解释的与刘所说的相差万里，所以记者们的参观不是宣扬了“收复延安”的战绩，而是暴露了真相！ 胡宗南弄巧成拙，真是骑虎难下，他把两位处长找来，痛痛快快地骂了一顿。但一切都晚了，不少记者连延安是座空城的内幕也搞到手了，他们将延安这次参观的所见所闻写成披露文章，公布于世…… 第七章 三战三捷 彭德怀在青化砭布下“口袋阵”，“装进”敌三十一旅；羊马河虎口夺食，硬是从敌十个旅中间吃掉了敌一三五旅；蟠龙“啃骨头”，全歼敌一六七旅，难怪人们都说“胡蛮胡蛮不中用”！ 胡宗南大军进占延安后忘乎所以，到处扬言西北野战兵团“不堪一击”，已“仓皇北窜”，随即将其前进指挥所由洛川移至延安，叫嚷“三个月内消灭陕北共军”，“六个月消灭全国共军”。但是，胡宗南自己心里非常明白：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不但完整无损，而且战斗力还在不断提高，如果不把解放军彻底消灭，延安是呆不长的…… 于是，胡宗南便集中主力，四处乱窜，企图寻找我军主力进行决战，妄想“肃清延水以北”共军，但却侦察不到野战兵团主力的动向。 中共中央在撤离延安时，就预计到敌占延安后必然骄横，指示西北野战兵团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以一部兵力同敌军保持接触，诱敌深入，主力隐蔽延安东北方向待机。彭德怀和习仲勋将野战兵团主力集结在延安东北的甘谷驿、青化砭地区，以第一纵队独一旅的二团二营在延安西北诱敌迷敌，并同敌人保持接触，佯作掩护主力撤退之势，诱敌主力上安塞。当胡宗南部发现延安西北我军时，误认为野战兵团主力向安塞方向撤退，便以整编第一军的第一师、第九十师五个旅的兵力，由延安沿延河两岸向安塞前进，于24日占领安塞。为保障其主力的侧翼安全，整编第二十七师的三十一旅（欠第九十一团），由临真镇向青化砭前进，建立据点。 早在3月21日晚，我野战兵团电台截获并破译了胡宗南发给三十一旅的电报，获悉敌军的行动计划。彭德怀接到电报，意识到战机来了，立即召集习冲勋、张文舟、徐立清到作战值班室查看地图，分析研究敌情。彭德怀见敌第三十一旅比较孤立，又是敌侧翼，警惕性不高，便决心采取伏击战术，首先歼灭该旅，打好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仗。他对大家说：“好哇！敌人终于送上门来了，一定要把这个家伙吃掉！你们要好好掌握第三十一旅的行动。” 22日上午，彭德怀、习仲勋接连向中央军委报告：胡宗南21日令三十一旅经川口渡延水，进至青化砭筑工据守，限24日到达。“我军拟以伏击或乘其立足未稳彻底歼灭该旅”。与此同时，野战兵团各纵队、各旅受领任务后，均按指定地点隐蔽集结，并封锁消息。 彭德怀把部队部署在青化砭附近蟠龙川东西两侧及以北地区。第一纵队在川之西山，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在川之东山，北面新四旅在青化贬东北，构成了对沿咸榆公路北进的敌军张开口的口袋阵。只要敌人进入口袋，那就稳操胜券了！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50余里处，在一条40多里长东北走向的蟠龙川中。 咸榆公路沿大川而上，穿过青化砭。这条公路两侧是连绵起伏的山地，便于疏散隐蔽部队，是打伏击战的理想战场。为了保证初战的胜利，提高部队的士气，稳定当地老百姓的情绪，打击胡宗南的嚣张气焰，彭德怀率领主要领导到青化砭实地察看了地形，在现地分配战斗任务，具体部署兵力。大家看过地形后，都很佩服彭德怀布下的口袋阵，并对打好这场伏击战充满了信心。 离开布兵现场时，彭德怀交代各级指战员：“这次伏击战能否打赢，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注意隐蔽，千万不要让敌人知道我军设伏了。二是当敌人进了口袋后，要不顾一切地杀向敌人，要猛！要快！干净利索地将敌人歼灭在沟槽子的公路上。” 3月24日，是敌人预定进入伏击地域的时间。这天凌晨，春寒料峭，冷气袭人。可野战兵团的指战员们早已伏在冰冷的山岭上，紧握钢枪，严密注视着河川，随时准备打击敌人。可是，从天明到下午5点，一直没有敌军的踪影，难道敌人发现了我军企图？或是敌人改变了行动计划？彭德怀估计敌人当晚不会进入伏击地域，命令部队下午6时撤出阵地，进行休息。 静待了一天的指战员见敌人未来，开始议论纷纷。有的怀疑是不是什么人走漏了风声？有的觉得敌人的情报不可靠？有的战士还风趣地说：“敌人说来就来了，他们又不听你指挥！” 彭总十分理解大家的情绪，向大家作了些解释。他对大家说：“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要坚信根据地的群众是不会走漏消息的。那么，敌人今天怎么没来呢？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情报。很可能是敌人补充粮食推迟了一天。敌人是一定会来的。” 他说：“胡宗南虽是个草包，但是他的主力由延安北上安塞之后，需要派兵确保其翼侧安全，这点军事常识他还是懂的，不然怎么还能捞个陆军上将当当呢！咸榆公路是陕北唯一的一条公路，他能不走吗？今天伏击不成不要紧，就当是我们的一次预演吧！大家一定要有耐心，不要麻痹大意！”彭总的分析，入情入理，说得大家心服口服。 当晚，彭德怀和习仲勋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报告：“敌三十一旅24日到达拐峁，停止前进，可能是待补粮食，我们明日仍按计划部署待伏三十一旅。” 同时，彭德怀和习仲勋电令各纵旅指挥员：明日我军仍以伏击之势，按24日部署坚决执行伏击，必须耐心认真布置，勿因敌一二次不来而松懈战斗准备。 原来，胡宗南第三十一旅在川口营地补给，暂时停止前进。第三十一旅进至拐峁镇时，探知青化贬附近有不少解放军。旅长李纪云当即电告胡宗南。胡不但不相信所报情况，反复电斥责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魄，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 3月25日上午6 时，敌旅长李纪云率第九十二团战战兢兢地由拐峁镇继续向北前进。两架野马式侦察机到青化砭，它们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盘旋，发现有疑点就扫一通机枪，或者投两枚炸弹，在山头上炸起一股股冲天土雾。由于西北野战兵团知道敌人将来了，都隐蔽得很巧妙，所以侦察机在山头上没有发现什么。李纪云还不放心，飞机刚走，又派出侦察队分别沿咸榆公路左右两侧山地搜索前进。两侧搜索队走得很艰辛。偶尔看到风吹草动，就大声吆喝：干什么的？出来？不出来老子枪毙你！ 李纪云的大队人马，是在侦察队起程后才上路的。当侦察队已到达青化砭时，他得知这一带确实没有“共匪”，便分两路大模大样地向前走，机枪、小炮裹着枪衣，还捆在驮子上。 10时左右，其先头部队进至青化砭附近，后卫过了房家桥，整个行军纵队完全进入彭德怀布下的伏击圈内。 突然，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嘀嘀达达……”一阵嘹亮的军号划破了山川的寂静，西北野战兵团按预定部署，在石绵羊沟紧紧封住袋口，拦头断尾，东西两侧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猛烈夹击敌人，迅速将敌人压在不到七公里长，只有二三百米宽的川沟里。 敌整编第三十一旅在踏上陕北土地后，还没有遇到过如此突如其来的打击，不光士兵们慌了，就是指挥官们也懵了，全乱了阵脚，被解放军打得晕头转向。彭总站在指挥所的高地上，拿起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说：“敌人占了延安，给他背上一个包袱，我们却变主动了。虽然敌人的兵力多于我们十倍，但我们可以做到最大限度地集中，在一个局部，具体战场上，我们又比敌人占优势。今天让他尝尝我们的厉害！” 战斗快接近尾声时，有位叫尹玉芳的排长带领所属七班冲到河岔，见五六十个国民党军窝在一起向他们开枪，尹玉芳一抬手便将一名正在向自己这边开枪的士兵打倒在地，并高高举起一颗手榴弹大喊：“缴枪吧，这样可以得到优待，否则你们都别想活。” 看到他手里的手榴弹，这群国民党兵吓坏了，但却不举手投降。尹玉芳发现许多国民党兵都用胆怯而带乞求的眼光望着一个年龄较大，穿马裤的大个子军人。这个大个子虽然没穿军上衣，也没佩戴军衔，但很明显是个军官。 尹玉芳盯住这个大个子军官，厉声喝道：“再不缴枪，我就拉弦了！” 大个子还是没动，但他身边的士兵却把手中武器放在地上，举起双手投降了。 尹玉芳让七班战士焦万山看管敌人放下的武器，自己招呼其他战士冲上前俘虏了这些士兵，并缴了大个子军官的枪。 尹玉芳觉得这个军官的马裤有点溪跷，便大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我是一名伙夫。” 尹玉芳一把抓起他的手，手掌手背都细皮嫩肉的，便问：“伙夫有这么光光滑滑的手？老实交待，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我……是伙夫。” “放狗屁！”尹玉芳真想上前扇他几个耳光，手刚一扬起来，就想起了俘虏政策，不得不停住了。他只得将他押到团部，并让团部好好审讯这个人。 经过仔细盘问，这个人正是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 这次战斗只用了一个多小时，敌三十一旅直属队和九十二团2900余人全部被歼灭，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等被俘。 战场上的枪炮声停止以后，彭总看了看表，高兴地说：“打了还不到两个小时，敌人进攻延安气势汹汹，可是在眼前他们却是一副垂头丧气、魂不附体的嘴脸。在具体战斗中，就得用牛刀杀鸡啊！”这次战斗，我军仅伤亡265人。 我军撤出延安才六天，就吃掉敌人一个旅，部队首次得到补充，指战员和当地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彭总走出指挥所，边走边说：“胡宗南说‘共军不堪一击’，实际上他才是个不堪一击的蠢家伙。我们先派那么一支小部队，就把他的主力骗到安塞去了。古语中说‘声东击西’，我们这一次是声西击东。青化砭一仗，对我们来说是歼灭战的首战胜利，为今后消灭更多的敌人揭开了序幕。” 青化砭之战是西北野战兵团撤离延安后，彭德怀依靠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彻底干净消灭敌人的第一仗，既打击了胡宗南军，又振奋了西北野战兵团的斗志，提高了边区军民的胜利信心，当时被新华社称为“模范战例之一”。 彭德怀还对张文舟和王政柱说：命令各部队，立刻撤到指定地点休息，告诉大家，这只是一个不满建制的旅，不要把成绩夸大了，不要骄傲，更大的、更激烈的战斗还在后头呢！ 彭总在看望部队指战员时，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休息两天等敌人往这边调，然后，我们就照这个样子再打他一两仗。” 战士们听彭总一讲，纷纷说：这就叫做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嘛！有的战士还编了顺口溜：胡宗南，可真笨，钻进了彭总的“口袋阵”！ 数千官兵当俘虏，气得胡蛮丢了魂。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经延川至清涧。1947年3月26日，党中央在清涧枣林沟——凳中央机关宿营地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中央是继续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在这个问题上，几位领导同志各抒己见，争论相当激烈。 任弼时说：“各大战略区的领导同志从党中央的安全考虑，纷纷打电报来，请党中央迁移到晋西北、太行等比较安全的地方，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这是有道理的。” 刘少奇说：“也难怪，延安丢了，人心浮动啊！” 周恩来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党中央到底放在什么地方，要从战略的全局来考虑。” 任弼时接过周副主席的话连忙说：“党中央的安全，难道不是战略的全局？我主张大家都过黄河。” 主席见部分同志主张党中央过黄河，便说：“这个时候中央离开陕北，陕北人民、全国人民会怎么想？长征以后，我们的党象孩子生了一场大病，是延安的小米，延河的水使我们恢复了元气，使革命站稳了脚跟。前几天，离开延安的时候，一位老房东听说我们要走，便跑来问我：‘延河的水甜不甜？延安的小米香不香？’我无言以对。” 刘少奇说：“党中央留在陕北，我赞成。不过，总司令和弼时同志提出党中央和主席的安全问题，必须认真考虑，千万不能大意。” 主席说：“哪里人民拥护我们，哪里才有安全！陕北人民好，地势也好，回旋余地大，我看安全是有保障的。” 任弼时忙说：“主席啊，要是蒋介石和胡宗南知道你还在陕北，那就会象疯狗一样扑过来的。” 主席情不自禁地笑了：“看来，我是一块肉，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苍蝇飞过来，让他们来好了！” 周恩来说：“从军事上讲，中央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的主力，可以大大减轻山东和华北战场的压力。” 此时，任弼时站起身，坚决主张将党中央放在晋西北。 见争论一直没个结果，毛主席有些冲动，便说：“要走，他们走，恩来和我在陕北，给我们留下一个班……” 顿时，大家都不说话了，各自的心情都很不平静。任弼时此时的心情最复杂，他既为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担心，又被主席那种胸怀大局、临危不惧的精神所感到，他也不好再坚持了。 周恩来见出现这个场面，认真考虑了一下主席和大家的意见，决心打破僵局：“如果我们五个人都不过黄河，中央坚持在陕北……” 还没等周恩来说完，少奇就表示赞同：“这样比较好！” 而主席此时却反问道：“万一蒋介石把我们一网打尽呢！”在刚才沉默的时候，他认真考虑了任弼时等人的意见，所以设想到了最坏的情况。 刘少奇微微一笑：“这不大可能吧！” 正在这时，传来了彭老总在青化砭歼敌两千余人的消息，周恩来兴奋地把这一仗称为“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奠基礼”。他说：“要是我们五个人分成两半，一部分坚持陕北，一部分过黄河，怎么样？” 主席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最后，决定中央分成两套班子，由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代表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当天，毛主席给彭德怀、习仲勋发来贺电：“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第二天，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青化砭战役的失败，给胡宗南当头一个闷棍。他不敢吭声，总结教训时认为第三十一旅被歼是由于分散兵力所致。西安绥署在其“得失检讨”中认为，三十一旅之所以被歼，一因兵力单薄，二因疏于搜索警戒，三因未走山地而专用川道，遇伏击不能立即占领高地作坚强之抵抗而使全军覆没，是为前车之鉴。 胡宗南指示部队采取“方形战术”，实行宽正面集团式的“滚筒”前进。 队伍开进时集结几个旅一路，数路并列，缩小间隔，互相策应，防止共军各个击破。他们白天走山窜岭，轻易不下山沟，夜间露宿在山头，构筑工事，稳扎稳进。胡宗南认为这样既可以避免分散孤立而被歼，又可以找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进行决战。 彭德怀识破敌人采取的新战术，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那就是组织小部队在敌兵团的前后左右不断进行袭扰，长时间地疲惫消耗敌人，而将主力选择有利于机动的地点隐蔽，耐心等待敌人弱点暴露和兵力分散时再行聚歼。 彭德怀说，你大部队滚筒式一跃再跃，我就让你在滚动中推磨转圈，把你当小毛驴那样牵着走。 胡宗南在青化砭战斗后，断定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为了尽快消灭共军主力，他于3月25日命令其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共11个旅，由安塞、延安、临真镇地区，兵分三路，经延长向延川、清涧地区前进，企图在这一线寻歼野战兵团主力。 彭德怀见敌人来势汹汹，我军不能与之硬抗，只能采取疲劳敌人，待机歼机的方针。3月26日，他向中央军委报告：胡宗南目前寻我主力决战，我们拟顺应敌人企图，诱敌向东，以新四旅之两个营，宽正面置于青化砭东及其东南，节节向延川方面抗击，以隐蔽我军主力。 胡宗南由于受到西北野战兵团新四旅两个营的抵抗，以为遇上了共军主力，便以大部队进行大扫荡，先后占领了延川、清涧、瓦窑堡（子长）三城。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野战兵团主力，而自己却被拖得疲惫不堪，给养也十分困难。 4月初，毛泽东根据彭德怀所部进行青化砭战斗的经验，给彭德怀、习仲勋来电提出：“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 彭德怀接到文电，认真领会主席的意图。他认为，主席希望西北野战兵团能寻机继续歼敌。但是，由于敌人已经改变战术，重兵集团密集行动，而西北野战兵团兵力少，装备差，很难象青化砭战斗那样围歼敌军。为此，他找习仲勋等人商量，如何理解主席的意图，如何向主席复电。 彭德怀说：“敌人自青化砭战斗后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道山梁，不在房屋内设营，多在山头露宿，不单独一路前进，而是数路并列，纵横三四十里以10个旅布成方阵，所以三面伏击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应沉着冷静，耐心长期地疲困敌人，迫其分散，寻找弱点而歼之。” 大家认为彭总说的有道理，支持彭总如实向上汇报意见和建议。 毛主席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非常高兴，他说：“作为一个指挥员，就是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作出决断。只有这样的指挥员，才能多打胜仗！”他当即给彭德怀、习仲勋回电：敌10个旅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 胡宗南的大批军队为了寻找我军主力决战，就从延安到延长、延川、清涧、子长，来了一趟四百里路的“武装大游行”。敌军一路上不但未见我军主力的踪影，而且还常常遭到我游击队的袭击。几万军队在这次“游行”中，被拖得精疲力尽，粮草断绝。于是，胡宗南除以整编第七十六师驻守清涧县城、整编第一三五旅守备瓦窑堡外，其余都退回延安附近，进行补给。 彭德怀见敌主力南撤，觉得是个好机会，决定进行一次伏击。4月6日，敌整编二十九军军部率整编第十二旅，经永坪撤退时，被我军狠狠地揍了一顿，损失600 多人，其余的向蟠龙、青化砭方向逃窜。我军歼敌后，为避免与敌大部队纠缠，迅速撤出了战斗。 敌整编第十二旅虽在永坪挨了打，但胡宗南竟得意起来了，因为他觉得：这下可抓住共军主力了！他认为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转移到牡丹川、李家川地区，遂决定彻底“扫荡”牡丹川以北并摧毁我游击队根据地。他命令整编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向蟠龙西北方向推进，并要一三五旅自瓦窑堡南下，企图集中10个旅的兵力将我军一举包围，然后歼灭我军于瓦窑堡以南地区。 就在这时，我西安地下党获悉重要情报：清涧敌第二十四旅一个团于11日开往瓦窑堡接替一三五旅防务，该团到后，一三五旅可能调动。当天，中央军委便收到了西安来的情报。由于此情报十分重要，中央军委当即将情报电告彭德怀。 彭德怀接到情报后，迅速派人侦察敌人的行踪。12日，野战兵团司令部查明董钊、刘戡两个整编军的主力，分别由蟠龙、青化砭向西北方向移动。 彭总了解此情后，沉思了很长时间，他心中已开始酝酿重大行动。下午，他通知旅以上干部：明天到野司参加紧急会议。 当时，野司机关驻在瓦窑堡西南的桑树坪。13日天亮不久，各纵队和各旅的首长们，就把彭总住的那孔小土窑挤满了。这是一个十分简陋的窑洞，门窗都让敌人拆去做了工事，门上只挂了一幢草帘遮挡风雨，屋角支着一张木床，铺着简单的被褥，中间摆着一张小桌，四周放着几条破旧凳子。大家坐不下，只好紧紧地挤在一起。 会议一开始，彭总用一根树枝指着墙上的地图说：“刘戡由清涧调出一个团到瓦窑堡，目的是接替一三五旅的防务，让一三五旅由瓦窑堡南下，同正在向北推进的主力靠拢，企图围歼我军。现在，从敌军主力前进的态势来看，一三五旅很可能沿着瓦（窑堡）蟠（龙）大道南下。我们的决心，是要在一三五旅同主力靠拢之前，在这个地方——”彭总右手里的树枝指着地图上瓦窑堡以南的羊马河地区，左手有力地向下一挥，继续说：“把它一举歼灭。大家讨论一下，看这个仗怎么个打法。” 各纵、旅首长各抒己见，讨论热烈。有的说：“这是一场速决战，时机必须把握好，要打得利落，速战速决。” 有的说：“要注意敌人的援军，夏祝年那小子是胡宗南的干将，胡宗南会拚命增援他。” 还有的说：“要尽量把向北推进的敌9个旅钳制住，使他们不能增援，以保证攻击部队全歼敌一三五旅。” 在大家发言的时候，彭总坐在一旁一直没有插活，而是静静地听着。等大家的意见讲完了，彭德怀站起来说：“同志们讲得很好。这次羊马河战役必须将敌主力吸引于西，歼灭一三五旅于东。消灭一三五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坚持阻住南线敌军主力的进攻，不让它同一三五旅会合；一是要速战速决，不能拖延时间。否则敌人增援上来，不但不能歼灭一三五旅，我们自己还会陷入腹背受敌的被动境地。所以，大家要把这个战役思想，向部队干部讲清楚。各部队要好好配合，坚持打好这一仗！” 随后，各部队受领了任务：三五八旅在夏家沟、白家坪、李家岔地带积极防御，把敌第一军吸引向西；独一旅和警七团在元子沟、云山寺一线，坚决阻击敌第二十九军；羊马河地区由第二纵队、教导旅（在东）和新四旅（在西）设埋伏，担负歼敌一三五的任务。 纵队和旅首长们离开司令部后，彭总立即起草给毛主席的请示报告和给部队的作战命令。这位身经百战的大将军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次上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报告，每次下达给部队的作战计划、方案、命令、总结，只要时间允许都自己亲自起草，很少让别人代劳。写好电报稿后，他交给王政柱，并交代说：“送给其他同志看看，如果没有意见，就马上发出去。”刚说完，彭总就走出窑洞，喊作战参谋带上地图，亲自同部队指挥员到羊马河察看战场地形去了。 羊马河的地形是两边两道山梁，中间夹着一条大路，有利于我军伏击。 估计敌人接受青化砭教训，不会再走公路，要走两旁山梁，各部的埋伏阵地都设在三至四道山梁里，使敌人看不到、打不着。等敌人进入伏击圈，迅速向敌人发起猛攻，缩小包围圈。 4月13日，西北野战兵团的第三五八旅和新四旅与北进的敌整编第一军接触，他们按照“每天只让敌人前进五至十公里”的命令，将敌人五个旅阻于李家岔、上白家坪、宋家沟一线。而敌人受到顽强抗击，误认为阻击部队是我军主力，就死死咬住不放，全力攻击前进。第三五八旅边战边退，硬是把敌整编第一军五个旅牵向蟠龙西北的凉水湾、孙李家沟一线。 4月14日，野司向羊马河方向移动了十五里，指挥部设在张家土沟。这天一早，司令部接到了敌一三五旅离开瓦窑堡的情报。彭总和王政柱马上跑出窑洞，飞身上马；前住独一旅旅部，一边查看阻击地区地形和作战部署。 他询问了独一旅旅长王尚荣关于阻击准备情况后，一再向王旅长强调了打好阻击战的重要意义。他指着地图上蟠龙西北的榆树峁子、云山寺、元子沟一线说：“第三五八旅已经把敌整编第一军的牛鼻子死死牵到西北方向，你们今天就在这一线摆出一个决战的架势来，把敌人一大坨坨引过去。如果你们能把二十九军阻在羊马河以南，这次歼灭一三五旅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只要你们能坚持到下午两点钟，就算完成了任务。” “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彭总问。 “请首长放心，再大的困难也要保证完成任务！”王尚荣表示。 彭总满意地点了点头，离开了独一旅。 敌一三五旅14日凌晨在瓦窑堡南郊集合完毕，即采取战备行军方式沿瓦蟠大道向南行进。第四零五团为前卫，并派一个营为左侧卫，旅部、特务连、通信连、工兵连、化学炮连、第四零四团、辎重营和卫生队为本队，由第四零四团派出两个连，一个连为右侧卫。一个连为后卫。9 时许，旅部到达三郎岔以北地区，突然听到枪炮声，随即又接到搜索部队的报告：在大道以东、以西约千余米的高地上，发现了解放军的大部队，双方在对峙中。代旅长麦宗禹立即带领旅直和第四零四团登上西北半坡，此时，全旅已进入解放军的伏击圈。 麦宗禹即刻传令：第四零五团占领三郎岔以北的河川东山，掩护旅主力向蟠龙攻击前进，待旅主力通过后，即迅速脱离战场，作旅的后卫，随旅主力行进；第四零四团以一个营向蟠龙方向攻击前进，与旅主力保持联系；第四零四团所余两个营兵力，占领三郎岔以北的河川西山各制高点，巩固、加强现有阵地；旅指挥所即设在西山的半山坡上；通信连迅速架设电台，与延安指挥所取得联络，报告遭受伏击的情况，请求胡宗南速派援兵解围；化学炮连立即进入阵地向东山射击，阻止解放军向第四零五团猛烈冲击。 旅部命令下达后，第四零五团在正面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将全部兵力投入战斗。由于兵力悬殊，解放军形成了以四个旅围歼敌人一个旅的绝对优势，加上解放军攻势猛烈，使得一三五旅前不能进，后不能退，阵地相继失守。 彭总上午10时返回指挥部，不一会，就得知第二纵队已和自瓦窑堡南进的敌一三五旅开始接触了。战斗打响后，彭总一会儿用电话询问前线情况，一会儿要身边人员汇报敌刘戡、董钊两路主力的动向，随时作出判断，不断向前线主攻和阻击部队发出指示，显得格外紧张和繁忙。 下午两点左右，彭德怀到前线的一个团指挥所，具体观察战斗进展情况。 他看到三五九旅和独四旅打出去的炮弹不断在敌群中开花，胡军象丧家犬一样乱跑乱窜，连声赞道：打得好！打得准！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下午四时左右，敌第一三五旅旅部及所属两个团，即被我第二纵队、教导旅、新四旅紧紧包围在羊马河西北高地。在我军猛烈攻击下，敌军很快土崩瓦解，4700多人全部被歼，创西北战场歼敌一个整旅的先例。这时候，敌二十九军一部虽然已接近了羊马河，但在我独一旅的顽强抗击下，终于未能挽救一三五旅的覆灭命运。 当身边人员将消灭一三五旅的概略情况向彭总汇报以后，彭总的表情显然比战斗时轻松了许多，但仍然一言不发。长期在彭总身边工作的人知道彭总的性子，只报告了消灭了敌人，如果抓不到敌军的主要将领，他是不会满意的。果然，隔了不大的功夫，前线传来了报告：敌一三五旅少将代旅长麦宗禹、四零四团上校团长成耀煌、四零五团上校团长陈简全部被俘。彭总听了，哈哈笑着说：“好啊！这才叫全歼！刘戡、董钊带那么多兵，连一个旅也救不了。我看胡宗南还能神气多久！现在麦宗禹再也不需要代理旅长了。” 羊马河战役，我军在敌人的十个旅中间，挖掉了一个整旅，全军士气大振，指战员都称赞彭总的神奇指挥，说：“彭总指挥的羊马河战役，可真是虎口夺食呀！” 中央军委接到彭德怀、习仲勋全歼一三五旅的报告后，向各战略区发出通报说：羊马河战役的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 4月15日，毛主席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根据前一段作战经验，提出西北战场“蘑菇战术”的作战方针，强调这种方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 彭德怀接到电报后，深有感触地说：贯彻毛主席的方针是采取不即不离，把敌人缠住，找准机会消灭它。 经过青化砭和羊马河两个胜仗，大大振奋了我西北军民斗志。当时。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歌声：红旗呼拉拉飘，喜鹊喳喳叫，青化砭，羊马河，两仗打得好，把敌人两个旅消灭掉，胜利的消息人人都欢笑。 4月17日，新华社在《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的社论中说：“一三五旅的全部被歼，说明胡军战斗力的下降与西北人民解放军战斗力的上升，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胡宗南军队就要走下坡路了。” 而这时国民党中央社的广播里，却还在那里不害臊地大说梦话：“国军在瓦窑堡以南，歼灭共军贺龙主力一万多人……” 胡宗南接连吃了两个败仗，着实气的不轻。不过，气炸肺的还要算蒋介石。蒋介石原想把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的全部人马，统统投到陕北战场上，企图一下子把共产党的首脑机关打碎，把西北人民解放军消灭掉。哪知道胡宗南到了陕北被解放军拖来拖去，净吃败仗。此时，山东战场的蒋军也连吃败仗，山西、河南也纷纷告急。 我陈赓将军率大军横扫晋南，先头部队已经挺进黄河边上的永济县城，严重威胁着胡宗南的安全。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频频急电，催促胡宗南尽快歼灭共军主力，完成“戡乱大业”。胡宗南也被逼急了眼，下狠心要找到共军主力“决一死战”，赶快结束陕北战争。 主意一定，胡宗南便拼凑了九个半旅的兵力，于4月26日从蟠龙出发，经瓦窑堡向绥德、米脂一带急急进犯，并让榆林的邓宝珊军和二十八旅（胡宗南的一个主力旅，为了监视邓宝珊的杂牌军，而驻防在榆林）也由北向米脂、葭（佳）县窜犯，并答应与他们“会师”。胡宗南这次神气十足，他吹牛说要打通延（安）榆（林）公路，把人民解放军赶过黄河去。他还夸下海口说：五月里要在绥德接见中外记者。 事实上，对胡宗南的处境，我党我军领导人早有研究。毛泽东曾亲自我周恩来、彭德怀交谈过。毛泽东说：“看来，胡宗南正向咸榆公路集结大军，大概想彻底吃掉我们，或者把我们赶到黄河去，然后腾出手来招架晋南。” 周恩来幽默地说：“德怀同志应该成全他，胡宗南不识路，你应该派人给他引路。他不是要找你的主力较量吗？那得派一个旅把他们引到绥德方向去，人太少了不行。你们的主力仍留在青化砭，想办法再吃掉胡宗南一个旅，最好是胡宗南的心腹旅，如盘踞在蟠龙镇的一六七旅。如何？” “对！就选一六七旅。”彭德怀接着说：“这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是胡匪‘四大金刚’之一，曾当过胡宗南的参谋长。这小子骄横淫侈得很，蟠龙镇的老百姓都恨他。加上蟠龙是胡宗南的补给地，把它拿下来了，我们的补给不就有了吗！” 就在董钊、刘戡率9个旅4月26日从蟠龙、永坪出发的当天，彭德怀、习仲勋即派出了侦察队了解敌人的去向。 4月27日19时，彭德怀和习仲勋向毛主席报告：董、刘两军27日15时进抵瓦市，有犯绥德企图。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 主席迅速复电：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 蟠龙镇位于延安东北45公里处，座落在两条川汇合的三角点上，镇东边有一道由北向南延伸的山梁，最高点为集玉峁，西边有一道平行的山梁，称庙梁，上有磨盘山等山头，两道山梁拱卫着镇街，地险易守，所以敌军在此搞了一个战略补给站，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胡军在每次“武装大游行”后，都要到这里进行补给。驻守该镇的敌第一六七旅，是蒋介石嫡系第一师的主力，装备精良。该旅加上地方反动武装第三总队，兵力近7000人。为了守住这一重要基地，胡军利用蟠龙的特殊地形，修筑了许多大、小地堡，组织了交叉火力网，明碉暗堡星罗棋布。 攻打蟠龙是西北战场第一次攻坚作战。彭德怀分析，如果西北野战兵团攻打蟠龙，敌军必然回援。因此，攻打蟠龙的关键是尽可能远地引开敌军主力，在敌军可能回援之前攻下蟠龙。 为了调虎离山，彭德怀派三五九旅一部，并从其他各旅中各抽出一个排，配合绥德分区部队，扮演主力向北撤退。这支部队在蟠龙附近故意暴露了一下，就虚晃一枪，向北“败退”，沿途故意丢掉一些部队的臂章和符号，还有一些破旧鞋袜，制造假象，把蟠龙地区的敌军主力，引向绥德和米脂一带。 彭德怀为了“投敌所好”，规定这支“调虎”的部队只许打“败”，不许打胜，并且要装得真，“败”得象，使敌军相信我主力真的败退了。 胡宗南接到前线的情报，又开始得意起来，他深信：共军主力部队已被迫北撤，并有东渡黄河的企图。于是，他再次由西安飞往延安，召集第一军、二十九军的将领开会，并下达了第三号作战命令：第一师的一六七旅紧守蟠龙镇，负责保卫这一补给基地，并与延安、瓦窑堡保持联系，确保咸榆运输线的安全；董钊、刘戡两个兵团的七个半旅，向绥德前进，会同从榆林南下的各军，将共军主力压在咸榆公路以东、黄河以西这一狭长地带，将其歼灭。围歼不成，就驱使共军东渡黄河，完成陕北戡乱大业命令下达后，胡宗南又在做着全歼共军主力的美梦，他万没有想到，这次他又被彭德怀牵着鼻子走了。 就在董钊、刘戡的大部队向北疾进时，彭德怀率领野司机关，驻扎在敌“方阵”边的一个叫新庄的小山村里。彭德怀好象若无其事地躺在炕上，不时有手下人员急匆匆地进来汇报敌人的行踪。每次汇报完成后，他就把手一挥，示意手下人员出去。此时，他正根据不断送来的火急的报告筹划着如何打击敌人。当侦察员报告说：敌人已经过去了。他突然从炕上一跃而起，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向北，我们向南，各走各的路，各办各的事噢！” 他命令部队向蟠龙进发。 4月29日，彭德怀、习仲勋发出了围攻蟠龙的作战部署：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之独四旅及新四旅攻歼蟠龙之敌，三五九旅一部和教导旅分别阻击南北可能增援之敌。 4月30日，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包围了蟠龙镇。 5月1 日，彭总冒雨在蟠龙镇周围的山头上，观察了敌人的主要阵地和工事，并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作了攻击蟠龙的部署和动员。 随后，天天下雨，但集中在蟠龙附近的我军主攻部队，战士们整天忙着作战斗准备，干部们更是顶着雨，踩着泥，反复查看地形，研究敌人的工事，讨论战法…… 5月2日，天气转晴。这天，敌军主力已“游行”到绥德，他们要返回来还得七天，我军可以从容攻击蟠龙。当天黄昏时分，对蟠龙镇的攻击开始了。尽管野战兵团官兵英勇顽强，但由于缺乏攻坚火炮，主要靠土工作业和爆破作业来摧毁敌人的坚固阵地，所以激战一晚，只夺取了敌人的前沿据点，几次向外壕发起攻击，都未成功。 西北野战兵团这次确实碰到硬骨头了！彭德怀见强攻不行，立即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巩固已得阵地，主力进行休整，寻求新的战各攻击部队在受挫后召开了广泛的军事民主会，讨论如何夺取主阵地。 指战员们纷纷献计献策，提出采用对壕作业逼近铁丝网、外壕和敌堡，攻击部队编组轮番佯攻，以消耗敌人火力等多种方法。根据这些建议，彭德怀调整了攻击部署，集中火力，改进战术，再次发起猛烈攻击。 5月3 日下午三点钟，开始对蟠龙东面集玉峁主阵地发起攻击。这是一座最高的山，山上有最强固的工事。占领了它，就可以控制整个蟠龙镇。战斗一开始，我军炮兵便进行准确、猛烈的射击，一颗颗炮弹落在敌人的工事里，整个山头漫起了烟雾。 防守这个山头的敌四九九团二营五连连长，在我军的炮火下被“报销”了，敌军全连马上慌乱起来，敌人急忙调四连来换防。我军突击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勇敢地冲上山去。约十分钟时间，突击部队就接近敌人的外壕工事。接着，又一鼓作气地冲过外壕和铁丝网，一阵手榴弹，解决了机枪掩体和堑壕里的敌人。 攻下集玉峁制高点后，指挥员又下达了命令：“活捉李昆岗，收复蟠龙镇！” 野战兵团于5月4日夺取了蟠龙之东山、北山主阵地，蟠龙之敌成为瓮中之鳖。这时，直接指挥蟠龙作战的王震将军写信给敌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劝他放下武器，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但李昆岗接信后仍不听劝告，率部依然顽抗。于是，我野战兵团黄昏后从四周居高临下向蟠龙镇猛攻。镇里的敌人乱作一团，像一群没头苍蝇似的乱冲乱撞。但是，敌人挣扎了半天，还是没能逃出我军的包围。除了被打死的，其他的都乖乖的当了俘虏。这一仗除了全歼一六七旅守敌6700多人，活捉旅长李昆岗外，还缴获山炮六门，大量的武器弹药，军衣14万余套，面粉1.2万余袋，骡马千余匹，还有其他军用物资。战士们高兴地换上了崭新的单军衣。敌人用作“剿共”的补给品这下子部成了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战利品了。 再说胡宗南的九个半旅，由董钊和刘戡率领，从蟠龙出发后，按照他们的新战术，摆成长宽好几十里的方阵，缓缓地向绥德开进。当时，我军准备攻击蟠龙的指战员，隐蔽在山头上看到敌军官兵背着武器、干粮，走起路来笨得像狗熊。由于老天不作美，天老下雨，所以董、刘大军跌跌滚滚，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来到绥德城。但此时，绥德城已和延安一样，也是一座空城，几乎连一个老百姓的影子都见不到。但董钊似乎还很欣赏上次胡宗南让第一师先“进占延安城”的“经验”，硬让第一师第一旅抢先进城，让“天下第一旅”再建奇功。接着，董钊用长途电话向延安的胡宗南汇报战绩：一旅猛攻绥德，毙敌两万，残敌向东北方面逃窜。 胡宗南上次出了次洋相，它根本不相信董钊的鬼话。他厉声质问董钊：“是不是又占领了一座空城，让共军给溜了？” “空城，空城倒不是。”董钊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但他已经明白：这次想欺骗上司是不可能的了，便说：“不过，我们歼灭的好象不是共军主力。” “那共军主力哪里去了？”胡宗南紧紧逼问：“各种情报都说共军在向绥德撤退，现在你把共军到底弄到哪里去了？”显然，胡宗南已经在发火了。 “或许共军已经过了黄河？”董毫无把握地说。 “放你妈的狗屁！”胡宗南实在气不过，粗话脱口而出，随即挂断了电话。 5月4日清晨，薛敏泉拿着一份电报急匆匆地走进胡宗南的房间。 “不好了，胡先生！一六七旅出事了。” “到底怎么回事？” “刚才李昆岗亲自来电，共军主力已包围蟠龙镇，正发动猛攻，请求火速增援解围。” 这真是晴天霹雳！一六七可是他的精锐旅。胡宗南一下子脸色都变了，过了好一阵子，他才稳住自己，指示薛敏泉电告董钊、刘戡二部火速增援蟠龙，要求李昆岗死守蟠龙镇，并指示航空队立即起飞援助李昆岗。 接着，他颓然倒在床上，自言自语地说：看来已经没救了！ 当董钊率领第九十师赶到蟠龙镇时，镇上早已空无一人。西北野战兵团早已转移到延安西北的真武洞一带进行休整。胡宗南的主力撤回蟠龙，可害苦了榆林出来的敌二十八旅等。他们满以为可以与董、刘二军会师，这回却高高地吊在半悬空中，上不得上，下不得下。新华社记者在评蟠龙大捷时，作了这样一首打油诗：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象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西北野战兵团主动撤出延安后不到两个月，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下，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粉碎了敌人企图摧毁我党首脑机关和将我西北野战兵团歼灭或赶过黄河以东的狂妄计划，狠狠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坚定了西北人民打败蒋介石胡宗南军的胜利信心。为了庆祝我军取得的胜利，检阅边区军民的战斗力量，彭总指示各部队认真总结作战经验，评选战斗英雄模范，并要求司令部派人在真武洞办一个战利品展览，准备在那里召开一个盛大的军民祝捷会。 5月13日，周恩来副主席和陆定一同志，由安塞以北的王家湾，来到了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的驻地——真武洞西五里的马家沟。周副主席是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来参加祝捷大会，并向西北野战兵团和西北人民表示祝贺的。 周副主席一下马，就紧紧握住前来迎接的彭德怀的手，说：“你们辛苦了！这几仗打得很漂亮，我们听到胜利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啊！” 彭总笑了笑，说：“你们也辛苦了。我们一直担心主席和你们的安全呢！主席的身体好吧！” “很好，都很好！你们放心好了。”周副主席说。 14日那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彭总陪着周副主席，由马家沟来到了真武洞的马王庙滩。这里已经聚集着来自方圆百余里以内的5 万多军民。老百姓敲着锣鼓，扭着秧歌，抬着整猪整羊，提着鸡蛋、粉条，兴高采烈地慰问解放军。 彭总和周副主席一起检阅了野战兵团，地方军和新诞生的一支支游击队，参观了战利品陈列处，频频向边区人民致意！ 夜幕快降临时，响起了七声礼炮。随后，周副主席走上讲台，会场上立即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祝贺你们，代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周副主席接着说：“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自从放弃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全体军民共同作战。”这个消息，使全体军民狂欢起来，有的在地上跳着，有的把帽子扔向空中，人们得知毛主席还没走，中央还没走，都激动得热泪盈框，他们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是啊，自从撤离延安以来，边区的老百姓们，都在关心着党中央、关心着毛主席。中央虽就此事发了个文件，但那是专门通知各野战军和各解放区的首长们的，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一直还不知道党中央、毛主席在哪里。 现在，周副主席向大家一宣布，大家知道党中央还在陕北，毛主席还在陕北，怎能不欢呼，不跳跃呢！ 周副主席讲完后，彭总走上讲台，会场上同样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着听到彭总那洪钟般的声音：“陕甘宁边区和平了十年，现在蒋介石的走狗胡宗南打进来了。边区军民坚决自卫，狠狠打击了蒋胡敌军。从3月19日至5月4 日，我们平均每半月消灭敌人一个旅。现在入侵边区的蒋胡军尚有二十八个旅，照过去的速度推算，再有十四个月，就将其全部消灭。只要我们不犯错误，共同努力，这个目标一定能达到。” 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能够和人民团结一致就能无敌于天下！”他号召全体指战员永远不要脱离人民。 在会上讲话的还有习仲勋副政委和劳动英雄刘玉厚、战斗英雄王有福等。这次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广大军民对彻底粉碎蒋介石、胡宗南的进攻充满了信心！ 第八章 过坳 靖边小河村会议后，西北野战部队定名为西北野战军。沙家店大捷扭转了西北战局，毛泽东高兴地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笔架山上火光冲天，清涧城内一片漆黑，廖昂翘首待援，求卜问卦，但还是被西北野战军活捉。 1947年7月16日，彭德怀和习仲勋一道，从张家畔出发，急匆匆地赶往靖边小河村，出席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 靖边小河村是个绿树掩映、依山傍水的小山村。一顶用柳枝、草席搭成的不起眼的凉棚，便是这次会议的会场。参加会议的许多将领来自陕北、晋绥和太岳地区。 这次会议，史称“小河会议”，是我军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会议。它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的作战形势，并决定我军进行全国范围的战略进攻，部署了各解放区的协同作战问题。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习仲勋、贾拓夫、张宗逊、王震、贺龙、张经武、陈赓等。会上，周恩来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的消长趋势，指出：从敌方建制人员、武器来说，敌军损失了约三分之一，若从质量上来说则更不止降低三分之一，这就为我们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根据战争第一年的作战经验和战果，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政府的目标。会议研究了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和作战方针，研究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及各个战场配合作战的问题。 军委决心组织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并据此作了具体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强渡黄河后，先在鲁西南地区求歼敌人，尔后逐步向豫皖苏边区和大别山地区进击，在长江以北的鄂豫边区实施战略展开。为协助陕甘宁我军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原拟转用于陕北战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新组成的第九纵队，由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改自晋南强渡黄河，在豫陕鄂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的六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并指挥晋冀鲁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豫皖苏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以上刘邓、陈谢、陈粟三军的主要任务是：挺进中原，在中原地区以“品”字阵势协同作战，机动歼敌，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调动敌军主力回援，以此策应内线兵团作战。 中原地跨苏、皖、豫、鄂、陕五省，南临长江，北枕黄河和陇海路，东起运河，西迄伏牛山和汉水，面对南京、武汉等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和江南统治区，人口4500余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判断，我军只要能在中原地区立足生根，就可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氏江，直接威胁敌长江防线以及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迫使敌人的主力自山东、陕北回援，从根本上改变战局。 以华东野战军四个纵队组成东线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指挥，继续在南线的两翼——山东和陕北战场钳制敌人，策应刘邓、陈谢、陈粟三军的中央突破行动；在敌人主力回援中原地区后，即逐批寻歼留下的敌军，收复失地，并扩大山东、陕北老解放区。 这次会议还研究决定了加强西北战场的措施。早在靖边小河村会议前，毛泽东等人分别同前来参加会议的彭德怀、贺龙、陈赓等，研究太岳纵队的使用方向。中央军委原先准备调陈赓纵队由晋入陕，和西北野战兵团一起歼灭胡宗南部集团，解放大西北。鉴于晋冀鲁豫刘邓野战军强渡黄河实施战略突破后，战局已有重大变化，所以，靖边小河村会议改变了在陕北打大仗的计划，决定陈赓纵队南渡黄河出豫西，协助刘邓经略中原，从相反的方向牵制敌人，配合陕甘宁边区军民击破胡宗南的进攻。 毛泽东指出，现在决定边区、陈赓两部分打开，从战略上与粮食上均有利。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解决。西北战场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陕甘宁边区在军事上与财政上均以依靠晋绥为主。现在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身份来统一指挥后方，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个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中解释。敌人寄希望于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彭德怀完全赞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他在发言中说：“陕甘宁、晋绥两个区统一，很有必要，财政统一也很重要。精简非厉行不可，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不能维持三个月，农村粮食枯竭，人力浪费太大，前后方均应有严格的编制与制度。有人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他还建议，野战部队成立党的前线委员会，以讨论重大方针政策和执行战略任务。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7月31日，中央军委给彭德怀来电，同意以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5 同志组成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彭德怀为书记，同时宣布西北野战部队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翌年2 月，中央军委任命赵寿山为第二副司令员），张文舟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任副参谋长。西北野战军成立之初下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原晋绥军区第三纵队，8月调归西北野战军建制）及教导旅、新编第四旅等部队，约4.5万人。 第一纵队由张宗逊兼任司令员（后由贺炳炎接任），廖汉生任政治委员，贺炳炎任副司令员，王绍南任参谋长（同年12月7日，陈外欧升任参谋长），冼恒汉任政治部主任，张国声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 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是湖北省洪湖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过红三军第九师营长，第四师十二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过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团长。 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是湖北省石首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人旅七一五团团长，独立第一旅副旅长兼晋绥军区第四军区司令员，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副司令员。 第二纵队由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绍辉任副司令员（1948年3 月19日，郭鹏接任副司令员），唐健伯任参谋长，王恩茂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独立第四旅、第三五九旅。 独立第四旅旅长顿星云原名叫顿新银，是湖北省石首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二军第六师十六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副司令员，晋绥军区独立第四旅旅长。 三五九旅旅长郭鹏是湖南省醴陵县人。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团长，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长，红三十二军参谋长。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参谋长、副旅长，晋西北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武装部部长，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副司令员，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干部大队大队长、支队副司令员，湖南抗日救国军副司令员。 第三纵队由许光达任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委员，李夫克任参谋长，杨尚高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独立第二旅、独立第三旅、独立第五旅。该纵队是于7 月下旬奉军委之命由晋绥军区西渡黄河进入陕北的。 独立第二旅旅长唐金龙是湖北省汉川县人。 1931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二方面军第五师十五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副团长，独立第二旅四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三五八旅副旅长。 独立第三旅旅长杨嘉瑞是陕西省兴平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二方面军第九师二十七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零师特务团团长，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 第三纵队参谋长兼独立第五旅旅长李夫克是江西省莲花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队大队长，陕北红三十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同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军事教育科长，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参谋长，晋西北军区参谋处处长兼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教导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参谋长。 以上三个纵队是西北野战军的主力。 除此之外，野战军还辖有教导旅和新编第四旅等部队。教导旅，旅长兼政委罗元发，副政委饶正锡，参谋长陈海涵，政治部主任刘绍文。新编第四旅，旅长张贤约，政委黄振堂，参谋长程悦长，政治部主任赵光远。 10月9日，以教导旅、新编第四旅组建成第六纵队，司令员罗元发，政委徐立清，副司令员张贤约，参谋长王政柱。教导旅，旅长陈海涵，政委关盛治，参谋长谢正浩；新编第四旅，旅长程悦长，政委黄振堂，政治部主任赵光远。 第六纵队司令罗元发是福建省龙岩县人。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福建龙岩列宁青年队队长，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五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政治委员，一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独立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雁北支队政治委员兼中共雁北地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纵队副司令张贤约是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四军军部通信队队长、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副团长、团长、十二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教导团团长，先遣支队支队长，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副旅长、旅长。 西北野战军成立的同时，中央军委为了加强西北地方军区和人民武装的建设及对后方工作的领导，决定将晋绥军区再度划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翌年2月，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仍由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王维舟、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张仲良任副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参谋长。下辖晋绥军区及直属关中军分区（警备第一旅兼）、绥德军分区、延属军分区、三边军分区（新编第一旅兼）、陇东军分区、警备第三旅和骑兵第六师。 贺龙兼任晋绥军区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周士第、续范亭任副司令员，陈漫远任参谋长，甘泅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吕梁、绥蒙两个军区。9月中旬，由警一旅、警三旅、骑六师组成第四纵队，王世泰任司令员，张仲良任政委，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宗贵任政治部主任。警一旅，旅长高锦纯，政委左爱，副旅长刘懋功，参谋长李振华，政治部主任胡友之；警三旅，旅长黄罗斌，政委高维嵩，参谋长刘殿英，政治部主任刘昌汉；骑六师，师长胡景铎，政委李宗贵兼，副师长杨拯民，参谋长张涛，政治部主任师源。 彭绍辉任吕梁军区代司令员，罗贵波任代政治委员，马佩勋任副司令员，解学恭任副政治委员，张希钦任参谋长。下辖第一军分区（司令员陈漫远兼，政治委员刘长亮）、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李文清，政治委员朱明）、第六军分区（司令员孙超群，政治委员梁仁芥）、第七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马佩勋）、第八军分区（司令员侯俊岩、政治委员甘一飞）、第九军分区（司令员黄忠学，政治委员贾长明）、第十军分区（司令员何辉燕）。1948年7月彭绍辉出任第七纵队司令员，该纵队下辖独立第十旅，独立第十二旅。纵队成立后先留山西作战，1949年6 月从晋西开往西北。 姚喆任绥蒙军区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王长江任副司令员，张达志任副政治委员，樊哲祥任参谋长，饶光任政治部主任，曹正之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左齐，政治委员李登瀛；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黄立清，政治委员沈毅忱；骑兵旅，旅长康健民，政治委员王再兴。1948年9月成立第八纵队，姚喆任司令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由王长江担任，政治部主任由斐周玉担任。下辖晋绥十一旅、十四旅、骑兵旅。纵队成立后配合华北野战军进行了绥察战役。 第八纵队司令姚喆是湖南省邵阳县人。 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三军团特务团营长，第一师三团团长、师参谋长，瑞金保卫局总队部总队长，红三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红二十六军第七十八师参谋长，北路军参谋长，陕甘宁独立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参谋长，大青山支队参谋长，骑兵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绥察行政公署主任，塞北军分区司令员。 西北野战军成立，标志着西北战场的我军无论从编制体制上，还是作战形式上，都朝着正规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这支部队将在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积极配合全国范围的战略进攻，将国民党胡宗南集团牢牢牵制在西北地区，并且逐步地、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地歼灭敌人。 “小河会议”后，彭德怀经常在盘算：西北战场是战略牵制区，一定要把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牵在这里，把敌人拖住在陕北，不让他走。我们拖他，毛主席、党中央也在这里拖住他，胡宗南的部队就难以走脱了。 因此，彭德怀决心攻打榆林，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以策应陈赓、谢富治纵队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并取得兵员、物资补充，巩固解放军后方。 榆林是国民党政府“北平行辕张垣绥靖公署晋陕绥边区总部”的所在地，西与宁马集团，南与胡宗南集团相呼应，北与绥远傅作义相依托，是绥远、陕西的重要门户，该地有“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邓宝珊部第二十二军、胡宗南的一个旅及地方团队等部共1.5 万多人守备。 1947年7月30日，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由大、小理河向榆林开进。8月6日，对榆林外围进行攻击。战至7日，肃清了敌军外围据点，但攻城战斗一度受阻。 蒋介石得知西北野战军围攻榆林后，坐立不安，担心榆林不保，则宁夏孤立，而胡宗南一旦失去北面的作战配合，将会影响整个西北战局。即令榆林守军坚守待援，急调在安塞、保安地区的胡宗南主力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共八个旅，分两路开往绥德、佳县方向。又命钟松的整编第三十六师组成“快速兵团”，日夜兼程，进抵榆林。 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是胡宗南进犯延安的主力师之一。它共编有三个整编旅，即：整编第二十八、一二三、一六五旅。每旅各辖三个团，为半美械化装备。进犯延安时，该师只率领着整编第一二三、一六五两个旅，而每个旅亦只带着两个团。胡宗南的整个部队进入陕甘宁边区以后，被解放军牵着鼻子在陕北高原上、山坳里乱撞乱窜，尤其是第三十六师，从无定河到三边，从西兰路到古长城，每个角落都几乎窜到过，有的地方还到过三四趟。 全师官兵被拖得晕头转向，精疲力竭，逃的逃，伤的伤，死的死，士气一天天低落。该师想同解放军决一死战，但大部队打不上，小部队被吃掉。大队人马深入山区，交通困难，给养不足，于是到处抢夺老百姓的牲畜作运输工具，挖掘群众埋藏的粮食补充给养，拆毁民房作柴烧。边区民众对其恨之入骨。 敌整编三十六师接到援榆命令后，马不停蹄赶奔榆林。该师师长钟松十分狂妄，声言：“共军可以吃掉别的军队，就是吃不掉三十六师”，决心要“一战结束陕北问题”。 8月9日，彭德怀获悉援敌急速赶来后，立刻向中央军委请示：榆林城坚，东、北两面沙漠，西、南两面水坑水道，不易进行攻城。现钟松增援甚急，决心以两个旅继续围城，集中六个旅先歼灭援军再攻城。当天，中央军委同意彭总作战方案。 随后，西北野战军得悉整编第三十六师在8月9日进抵距榆林320里之龙州堡，10日继续向横山前进。于是，彭德怀决心争取先拿下榆林，而后再打援。8月10日和11日，西北野战军对榆林进行两次爆破与强攻，但攻击未能奏效。 此时，钟松率整编三十六师绕走长城外的沙漠地驰援，避过西北野战军的阻援部队，于8月11日进抵横山以北地区。敌军逼近，围城打援的战机已失，西北野战军的处境变得险恶了。为争取主动，另行寻机歼敌，彭德怀决定部队12日撤离榆林。有的指挥员要求再攻一次，彭德怀斩钉截铁他说：“说不打就不打，再有一个钟头能打下也不打了。再打下去就要被动，撤出来是主动的。撤出去，打的机会有的是，还可以打援兵，问题不在邓（宝珊），而在胡（宗南）。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把敌人来回拖，找准时机再钓他上来。” 我军虽未能攻下榆林，但达成了吸引敌军北进的战略目的，给陈、谢渡河南进造成了有利形势。我军从榆林撤围后，中央军委指示西北野战军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隔断刘戡、钟松两部，吸引该敌，以利陈赓、谢富治集团行动。彭德怀为了保障后方机关安全，并进一步迷惑敌人，诱使胡宗南在指挥上再犯错误，摆了一副东渡黄河的架式。他命令中共西北局和各后方机关从佳县移至黄河以东，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带一些电台过河，同时派出一部分兵力佯动。 敌军果然上当。胡宗南的测向电台及侦察兵报告说，西北共军正“仓皇逃窜”，共军到了佳县已经弹尽粮绝，把大炮都埋了。胡宗南断定西北野战军主力将渡河东去，严令各军“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令刘戡率五个旅向佳县急速前进，于8月16日进到绥德义合镇地区；又令钟松率整编三十六师由榆林南下，与北进主力会台。胡宗南企图迫使我军于两河（黄河、无定河）之间决战，在榆林、米脂、佳县三角地区歼灭西北野战军。 敌三十六师这次援榆，经过长途的急行军，沿途掉队人马很多，到达榆林时官兵极度疲乏，打算在榆林附近“喘口气”。但在第二天的下午又接到胡宗南的命令：迅速从榆林南下，以便南北两面部队配合行动，把解放军主力压迫到米脂、佳县地区，一举围歼。命令还说要派飞机于翌日早晨将熟食给养空投于榆林飞机场，补给三十六师。该师当时既缺粮又缺钱，临时向驻榆林的国民党中央银行分行借了一部分急需款，并把各旅的辎重营和团的运输部队留在榆林接受空投，而后追送前线。可是，三十六师眼巴巴盼到的给养却少得可怜。西安只是在14日的早晨9 点钟左右，派出四架运输机，投下一些发酵酸臭的熟食大饼。这点给养，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三十六师只好饥肠辘辘地踏上南下的道路。当行至归德堡附近，遇到我军抗击。该师处在敌情不明、地形不熟、民情不了解的情况下，既不敢进，又不敢退，亦不敢留在原地，怕中了解放军的圈套。钟松只好决定当晚全师赶至鱼河堡附近露营，并严禁部队闯入堡内，以防不测。第三天，三十六师在南下的途中，与我当地武工队打了一阵后，才攻占了镇川堡。使钟松兴奋的是，堡里还有没运完的一部分存粮。然而，钟松万万没有想到，得到这一部分粮食，使他改变了原先准备在镇川堡等待补给的计划，加快了三十六师的下一步行动，从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彭德怀对这个三十六师特别“关注”，下令准确侦察其编制、兵员实数和轻装程度；部署部队严密监视它和刘戡部队的行动方向。他认为这个师虽是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但经过长途行军，严重减员，已是疲惫之师，而且钟松利令智昏，孤军冒进，成为一支“骄兵”。彭德怀说：“‘骄兵必败’！要利用三十六师的弱点消灭它。”彭德怀把野战军主力隐蔽集于镇川堡东北地区待机，命令各部观察地形，准备战场，计划首先吃掉这个师。 南北对进的刘戡、钟松两军加快了行军速度，相距只有百里左右了。如南北之敌会合：东向封锁黄河各渡口，并控制无定河及米脂、佳县之线，我中央机关和野战军主力便会被挤压在米脂、榆林之间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的狭小地区内。这片地区，北面是浩瀚的沙漠，东面是滚滚黄河，西、南是无定河和敌军，我军将处于侧水侧敌，回旋余地很小的困难境地。中央领导的处境则更危险。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彭德怀有些担心。他在与参谋长张文舟等人研究如何保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时，不禁满头是汗。他把军帽摘下来放在桌子上，时而细看地图，时而来回踱步，沉思了一会对张文舟说：“必须切实保障党中央的安全，要给中央以安全感。” 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命令许光达率领第三纵队，到乌龙铺、曹庄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然后，他又急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请他们向佳县西北方向转移，靠近野战军主力。 8月14日8时，中央军委来电询问彭德怀：钟松明日进攻目标是米脂；刘戡五个旅16日上午可到绥德，我明日可集中八个旅在归德、镇川线以东、以北的山地歼灭钟松，不知部署来得及否。 同日14时，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刘戡令第三十六师向米脂前进，我们准备歼击该敌，总的意图是，集中二、三两纵，教新两旅，由西北向东南歼击第三十六师于李家沟、鱼河堡、上盐湾及其以北地区。 按此意图，我三纵14日晚集结于庙儿梁附近，二纵15日晨集结于石窑坪附近，均在镇川堡西北。教导旅15日集结于西岔东北地区，一纵在归德堡、鱼河堡之线，另派出小部兵力在三岔、归德一线节节佯败，引敌前进至上盐湾东北高地。 8月17日，刘戡率主力北进至吉镇以南地区。同日，钟松将第三十六师分为两个梯队，以第一二三旅为第一梯队，由镇川堡向佳县西的乌龙铺突进。 依据钟松分路前进情况，彭德怀断定其主力必将经过沙家店地区，便决心在其未与刘戡靠拢前，运动中将其歼。 8月18日3 时30分，彭德怀发布“以伏击姿态歼灭该敌三十六师”的命令。命第三纵队（并指挥绥德军区分区两个团）以一部兵力吸引钟松的第一梯队。该纵队主力抗击刘戡所部，阻止该敌与三十六师会合。集中一、二两个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先歼灭三十六师的第二梯队，再歼第一梯队。 当天上午，野战军主力与敌交锋，因天降大雨，敌第二梯队仓皇撤至沙家店地区。 当日晚，野司接电报得知，葭芦河因大雨水涨，不能徒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无法向北转移，已冒雨改行西北方向，尚未脱离险境。这几天，彭德怀每天只喝几口小米粥，很少睡眠。他长时间坐在指挥所里，用手指在地图上估量着两路敌军相距的里程，板着脸一言不发。指挥所里鸦雀无声，参谋们进出窑洞，都轻手轻脚，生怕打断他的思路。 据敌军将领回忆，整编三十六师18日进至乌龙铺以南地区，同我军约一个旅的兵力发生战斗。我军且战且退，不即不离，紧紧牵住三十六师。将近黄昏，敌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前进到乌龙铺北山，与刘戡指挥的整编第五十五旅取得了联系后，在北山露营。第五十五旅在距离第一二三旅右翼约20里的山梁上露营，此时，钟松认为万事大吉了，于是率领着他的指挥部和第一六五旅大部人马由镇川堡进至沙家店。 当晚1点钟的时候，敌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突然接到钟松十万火急的电报，说解放军分几路逐渐向沙家店靠近，命他迅速向师部集中。第一二三旅与师部的驻地相距虽仅30余里，但中间须经过几道大山梁和深沟，沿途又没有部队掩护，况且旅的正面还处在战斗接触状态下，因此刘子奇不敢夜间行动，怕中途遭到解放军伏击。他同旅参谋长研究了一下，决定由本旅掩护，把配属的第一六五旅四九三团先行撤走，按指定的路线到师部归还原建制；第一二三旅在天明之前撤下，随四九三团跟进，相互掩护，避免意外。 实际上，8月18日上午，敌第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及第一六五旅第四九三团进至乌龙铺以北之刘家沟，已被我第三纵队一部及绥德军分区第四、第六团箝制于该地。钟松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第、一六五旅（欠四九三团）由镇川堡取道沙家店向乌龙铺前进，进至常高山时，受到我第二纵队及教导旅的攻击。但因攻击时机过早，迂回部队未赶到，我未能歼敌。敌退至泥沟以北、张家坪以南地区构筑工事。我第一纵赶至沙家店附近地区隐蔽集结。 18日战斗后，刘戡并未增援钟松而率主力五个旅继续北进。19日占领神泉堡和佳县城。彭德怀分析两部敌军态势，判断敌军并未摸到西北野战军意图，决心仍先行歼灭第三十六师。同时，适当调整了部署，以新四旅抗击回援之敌一二三旅。 19日，彭德怀报告中央军委：“拟于明天拂晓包围沙家店附近敌之两侧而歼灭之。得手后逐次向东北各个歼击之”。20日3 时，毛泽东亲拟中央军委复报：“完全同意你对三十六师的作战计划。”此时，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已转移至镇川堡正北80里之梁家岔地区（老苏区）与主力会合，从而结束了自小河出发以来19天艰苦的长途行军。 8月20日拂晓，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纵队向敌整编三十六师发起攻击。 该师第一二三旅为解其师部之围，由乌龙铺折回，被教导旅和新四旅包围于常高山附近。彭德怀命令：坚决把一二三旅消灭掉，不能让它往西靠。就这样，三十六师的两个旅被分割两地，全部被包围，敌前后两个梯队无法相顾。 为了在刘戡赶到之前迅速消灭被围之敌，彭德怀发出指令：“彻底消灭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要发扬无限英勇的精神，“立即消灭三十六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完成战斗任务！”西北野战军主力如猛虎下山，挟着万钧之势，向钟松部扑过去。战斗异常激烈，下面是敌第一二三旅中将旅长刘子奇的一段回忆：19日早晨6 时左右，孙团（指整编第一六五旅孙铁英团）已到达乌龙铺南面山梁，整第一二三旅的第三六八团及旅部刚通过乌龙铺，第三六七团还在后面的北山坡。这时候听到了沙家店方面的枪炮声，知道战斗发动了，而且枪声愈来愈紧，战斗形势发展得很快。刘子奇认为时机急迫，即就地召来各团长研究当前情况和地形，为急求解除沙家店师部之围，决定全旅离开孙团行动，取捷径直接向进攻师部的解放军感受威胁最大的左侧翼急进，当即将部队重新部署行动，以第三六八团为先头团，并派一个营为先遣队（大约是第三六八团第一营）占领常高山北面的制高点，以掩护旅主力进出常高山。 先遣队将进至常高山山麓时，突然遭到正前方和右侧方的解放军猛烈射击，前进受阻。这时旅主力已进到一处地形狭长而比较低洼的山梁上，亦稀疏地受到解放军的火力射击。预定夺取的制高点，已被解放军占领，这是两方的关键性地点，我旅一定要夺到手才有活动余地。在严令第三六八团迅即攻占制高点的同时，也考虑到防守的问题，当令各部队就地构筑工事，作好防卫准备。由于解放军居高临下，先遣队几次冲锋都被打垮，旅山炮营的3 门山炮以齐射火力支援亦无效果。山炮营原有12门日式山炮，因在陕北山区窜扰半年，人员大减，驮马倒毙很多，9 门山炮先后被送进了后方仓库，随营携带的3 门炮只剩下40余发炮弹，火力不够，起不到支援步兵的作用。先遣队攻击受挫后，发现解放军逐渐向两翼延伸战线。为顾虑旅的侧背安全，由第三六七团派出一个营占领左侧方山梁担任掩护，并配合正面先遣队的攻击，另派出一个加强排占领后方的一处最高点担任掩护，并同刘戡部取联络。 但是派到左侧的那个营将要到达目的地时，就遭到隐伏在山梁后面的解放军的猛烈冲击，营长当场被击毙，官兵死的死，散的散，全营瓦解。 这时已过中午，同师部联络中断，只好直接发电与胡宗南和刘戡联系。 当时已经看出自己在地形和战况上都处在不利的形势下，我想此尚有转圜余地的时机撤退，经同两位团长研究，第三六七团团长同意，第三六八团团长反对，意见不一致。原来他们各有打算，因为向后撤退，按当时部队部署具体情况，须要第三六八团担任掩护旅的撤退任务，该团长怕以后不能脱离接触，部队撤不下来，所以反对。 正在这时，接到了胡宗南电报，指示固守待援，并派飞机参加战斗。随后又接着刘戡电报说，已令整编第五十五旅就近增援，他率主力随后就到。 从此战况愈来愈紧，形势急转直下，各个阵地俱遭到解放军猛烈炮击，工事多被摧毁，守兵不断伤亡。先遣队队长被击毙，残余官兵被俘。解放军由正面和右侧同时发动反攻，以泰山压顶之势从两面高山杀下，向第一二三旅全线阵地猛冲，有的阵地被连续冲击发生白刃肉搏，死伤枕藉，炮兵营长亦遭炮火击毙，山炮一门被击毁，两门因无炮弹已成瘫痪，骡马被打得四散乱奔。派往后面任掩护并与援军联络的一个加强排也无影无踪。 在战斗紧张时候，虽由西安派来三架飞机参战，投下几枚小炸弹，对英勇善战的解放军丝毫没起作用。 首先第三六八团阵地全部被摧毁，团长失踪，官兵无一人撤回。由于一个团被消灭后，旅只残存三个小山头的阵地，解放军的火力更加猛烈地集中在块狭小的阵地上，更显得锐不可挡。第三六七团的大部官兵伤亡，阵地失守，电台被炮弹打得粉碎，同各方联络断绝，情况不明。各路援军均被解放军阻击未到，而解放军则不断向阵地周围涌来。这时，我们看到前途已经绝望，立即带着残部突围，多次冲击俱未成功…… 就在这个时候，绥德警备区四、六两团，在司令员吴德峰的率领下，于乌龙铺以西的石板村和沙柳滩，跟刘戡派出支援钟松的整编十二旅、五十五旅展开激战，一举击垮刘戡的警卫连，若不是刘戡跑得快，差点做了俘虏。 直到黄昏前，刘戡的部队距离钟松的阵地还有30多里。孤军深入的整编三十六师，只能束手就擒了。 骄横一时的钟松，盼援军无望，暴跳如雷。眼看形势急转直下，阵地相继丢失，电台亦被击毁，各方联络断绝，便和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等换衣化装，乘黑夜逃跑了。 西北野战军经过激战，当天黄昏歼灭了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共6000余人。战斗结束后，敌整编第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身着士兵服装，混在俘虏队伍里。这位国民党旅长，是典型的行伍出身，从二等兵到旅长，戎马生涯几十个春秋，来一二三旅前，曾是汤恩伯的参谋长。 他被认出来后，在我军几名士兵看押下，步行18里路，来到一个村子里的破窑洞前。只见一个穿灰布军装的人，中等个子，黑红脸膛，腰里扎根皮带，脚下穿双布鞋，大步迎上来。 刘子奇万万想不到，这就是使自己成为败将的大名鼎鼎的彭德怀。 刘子奇见过彭德怀之后，得知《晋绥日报》有一条消息说，被解放军俘虏的李昆岗、李纪云、麦宗禹联名致电，向刘子奇和所属官兵表示慰问。 电报原文如下：闻兄等在陕北沙家店战役被解放，在兄等或懊丧莫名、恐惧终日，但弟等闻讯之后，却深为兄等庆欣，因弟等来解放区之后，倍受优待，生活毫无痛苦，而且亲身体验到民主自由生活的愉快，既不做蒋介石反民主内战的工具，也不做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解除了内心与精神上无限桎梏，认识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正确道路，甚愿等剔除烦恼，携手共进，为实现我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平而奋斗。 电报后面的署名是：前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一二三旅三十六团副团长何于林，三十一旅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九十二团团长谢养民，一三五旅参谋主任祖舒，政治部副主任王交云，四零四团团长陈简，四零五团团长萧伯廉，八十六师二五六团团长李含芳，团副康俊昌，陕西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严察师。 刘子奇同这些老相识见面了，他的原部下何干林风趣地说：“我是先来给旅长打前站的，现在房子也号下了，一切都准备好了，旅长也到了。” 此后，刘子奇参加了革命队伍，任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参谋，主编《野战军》杂志。 毛泽东十分关注沙家店一仗。他心里很清楚，这是争夺西北战场主动权的关键一仗。如果打好了，就会迫使胡宗南收缩兵力，西北野战军可以外线出击，从根本上改变西北战局。如果打不好，我军就只有北走神府，进入晋绥。这是一步死棋。 通往西北野战军的电活铃响了，一直守在旁边的毛泽东一把抓起。 “你是李德胜吗？”彭德怀在电话里问。 毛泽东已经预感到胜利，他稍稍停顿了一下说：“不，我是毛泽东。” 彭德怀开始有点诧异，可他突然意识到，毛泽东放弃自己的化名，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这说明西北战局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央机关再也用不着躲躲藏藏了。他兴奋地说：“毛泽东同志，我向你报告，我军已全歼钟松整编三十六师。” 第二天，8月21日，毛泽东兴冲冲地赶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他握住彭德怀的手说：“打得好，你们打得太好了。” 然后，他坐下来，掏出火柴点着一支烟，笑着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 他使劲吸了一口烟，挥了挥手，用一种非常坚决的口气说：“现在我们要打出去，到胡宗南的家门口去打，还要吃他的东西。” 在西北野战军发起沙家店战役，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北进的时候，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陈、谢集团乘隙由晋南、豫北交界处南渡黄河，出击豫西，直逼潼关，严重地威胁着胡宗南集团的指挥中心——西安。 胡宗南为解关中之危，遂令其整编第一军、整编第二十九军主力八个旅南下应急，仅留少部兵力在陕北战场担任防御。 1947年9月17日至20日，敌先后将榆林之第二十旅、延安之第一六七旅以及运城的第八十三旅、第八十四旅等部空运西安。作为延安外围据点的绥德、于长、清涧至延长的100 多公里交通线上，只有廖昂率整编七十六师师部、第二十四旅及一六五旅残部等不足两个旅的兵力担任守备。黄龙山区仅有6个团的兵力分散防守。 彭德怀看出了这个破绽，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利用胡宗南在延安以北兵力薄弱的机会，用拔钉子的办法，夺取他们控守的据点。 彭德怀把作战目标选在延川和清涧之间。他决定野战军各部内、外线配合作战，先攻延川、延长，同时准备打援，得手后再攻清涧、子长。 9月24日，彭德怀令王震率第二纵队由甘（泉）、富（县）、洛（川）线节节击敌，逐渐转向关中，与王世泰第四纵队靠拢，进行外线作战。第二、第四纵队会合后组成外线兵团，统归王震指挥，开辟黄龙山区工作。这个部署既可以适时转向外线，解决粮食困难，又能迷惑敌人，使胡宗南部误认为西北野战军主力意欲南进，以牵制其兵力，有利于野战军在内线各个歼灭延安以北的孤立据点之敌。 遵照彭德怀的命令，王世泰率领第四纵队由白水县北上黄龙山，第二纵队于9月23日巧妙绕过延安，一举攻下劳山，然后到南泥湾休整。 第二纵队的指战员再次回到他们曾经洒下汗水的南泥湾，这块被誉为陕北“小江南”的地方，已被国民党军队糟踏得不成样子，那块镌刻着毛泽东、贺龙题词的碑石被推倒了，刷在墙上的标语被铲净了，当年“鲁艺”为他们演出《打渔杀家》和《三打祝家庄》的礼堂，到处都是粪便和尿迹。 在二、四纵队向黄龙山发展的时候，彭德怀在安家集部署“延清战役”。 他命令第三纵队和教导旅于10月1 日从文安驿出发，夺取延长和延川；第一纵队从金沙镇出发，夺取清涧城南的三十里铺。 当日，第三纵队及教导旅行动神速，攻克延长、延川两城，全歼守敌。 第一纵队攻占清涧城南之三十里铺，割断清涧、子长、绥德守敌与延安之敌的联系，创造了围攻清涧的有利条件。 清涧城是国民党整编七十六师师部所在地。它位于延安、绥德之间九里山以南，是北上绥德、榆林，南下延安、西安的交通要冲。清涧河夹城东西，在城南汇合，向东南流去。城西的笔架山与城东北部的制高点隔河相望，构成东、西屏障，地形险要。 敌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虽是一名军人，但生性“儒雅”，很珍爱书。 进驻清涧后，他听说一个叫黄翰林的清末秀才家中藏有许多古书，便以整理古籍为名，从中翻出一部分珍贵古籍据为已有，悄悄装上汽车，派重兵押解，将其运回西安，后转运回四川老家。此人还十分迷信，一有闲暇就占卜问卦，预测吉凶祸福。他的手气不错，每投一卦，得到的多是“大吉”。 廖昂曾是彭德怀的手下败将。1936年11月，彭德怀在红军西征中指挥山城堡战役，全歼了他的部队。廖昂落荒而逃，只身幸免。 他率领的整编第七十六师原为陆军第七十六军，系蒋介石、胡宗南的嫡系部队，1946年调到陕西，驻防宝鸡、虢镇。整编后，改为整编第七十六师，隶属于整编第二十九军。该师辖三个旅，即整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新），辖第七十和第七十二团；整第一四四旅（旅长贾贵英），辖第四三零和四三一团；新编第一旅（旅长黄永瓒），辖第一、第二团。各旅直属部队计有特务、工兵、通信兵各一连，辎重兵一营及卫生队。 七十六师占领清涧后，全县城空街净巷，这个2万人口的县城已经是“有户无口，无民可安”。廖昂为了把居民弄回城里，张贴了绥署为他们拟定的“分得田地继续有效”、“交易不征税”、“按户慰问、计口救济”的标语。 为此，胡宗南还给清涧分发了几万块法币做救济金。可是，回城的居民寥寥无几。 为了长期固守，廖昂进驻清涧后，便在城周围2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修筑了57座碉堡，并为城墙修筑了横墙和掩盖，在南关和北关的民房墙壁上开凿了枪眼，还用交通壕加以联接。他把城东北的制高点作为核心阵地，构筑了坚固工事和炮兵阵地，还在城门口摆放了许多大石头，作为阻止我军攻城的障碍物。 但被我军打怕了的廖昂，总是感到“底气”不足，他也深知清涧防御的弱点。 他在7月中旬曾召来参谋长刘学超、旅长张新谈到自己的忧虑：“清涧、瓦窑堡两地虽然重要，但守备兵力均不多，只有防御兵力而无机动兵力，一旦解放军进攻，只能招架，难以还手，且两地相距60里，平时小部队不能自由往来，仅靠无线电互相联络，战时更难互相应援。同时，两地距延安均远，对延安既不能起外围支撑的作用，如果发生战斗，由延安派队增援亦不易，与其如此，不如撤出清涧、瓦窑堡两地，巩固延安近郊外围据点。” 他将这种意见电报胡宗南，但胡宗南没有理睬。 10月2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两延得手后，我军似宜迅即以主力打清涧，以一部打瓦市，以期同时歼灭两地之敌，使绥德之敌无法逃跑。然后两路北进，歼灭绥德之敌。” 同日，中央军委又电示彭德怀：“清瓦两处可先打一处，再打一处，不必同时打。” 10月3日，彭德怀根据军委精神召开西北野战军前委会，研究攻打清涧的部署。他认为收复清涧是收复瓦窑堡和绥德，巩固后方，夺取榆林，向关中进军的关键。清涧的位置特殊，我攻清涧，敌必来援。彭德怀决定以第一、第三纵队坚决夺取清涧，新四旅、教导旅分别阻击南、北来援之敌。 10月4日，我军完成对清涧的包围。 彭德怀根据清涧守敌纵深配备、并有相当强的工事，我军则缺乏攻坚火器和攻坚经验等情况，向部队指示：必须准备数日的连续战斗，要不怕疲劳，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战术上，攻击每一据点事先要有充分准备，隐蔽运动，突然攻击与短促火力相结合，集中优势兵力、火力突破一点，割裂敌人阵地，各个包围歼灭。各部队必须协同动作，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争取在敌人援兵到达之前歼灭守敌。 他还向一些参战的指挥员说：“清涧是座石头城，攻坚我们缺乏火器、缺乏经验，因此，大伙要周密侦察地形，发扬勇敢战斗的精神，打下清涧，我请大家吃肉！”开完前委会之后，彭德怀向参谋长口授一份给军委和贺龙的电报： （一）清涧敌人工事不弱于蟠龙，我大部已有相当充分准备，班排以上干部均看好了地形，讨论攻击办法均有信心，因天雨时间关系，小部准备仍不充分，不便延迟，决于6日黄昏攻击，估计三天可得手。 （二）一、三两纵东西夹攻、教旅位置于廿里铺骆驼铺，打绥德南援之敌及清涧北退之敌，新四旅一个团主力在河家山岔，一个营在拐峁东北阻敌援军争取时间，旅直及另一个团，于清涧卅里铺。 （三）清涧得手后拟以新四旅与警区四、六两团攻占瓦市（为争取时间，亦可不攻瓦市，均攻绥榆），以教导旅及一、三两纵队取绥德，得手后北取榆林，不知粮食有无办法，请贺龙考虑。 这是向中共中央军委的请示报告，也是彭德怀关于清涧城的战斗方案。依照彭德怀的方案，我军攻城部队于10月6日黄昏向清涧城发起攻击。 听到城外愈来愈激烈的枪炮声，廖昂如坐针毡，原有的喜读诗书的儒雅风度已荡然无存。他一日数电向胡宗南求救，为了保命，防解放军炮火袭击，还把他的指挥所一移再移。胡宗南接到廖昂的求救电报后，一时六神无主，他不相信共军的主攻目标会是清涧。因为，彭德怀派出的二、四纵队一直把胡宗南的注意力吸引在延安方向上。于是，他复电廖昂：“据侦察清涧外围仅有敌一旅之众，并非主力，着再详查具报”。这个电报充分说明胡宗南当时仍妄想实现他的“钓鱼战术”，在未确实判明我军主力时，不肯出动自己的主力。 廖昂和参谋长刘学超看过电报，想到自延长发现情况已有一周，飞机参加战斗也有两三天，连日不断报告情况，但胡宗南迄今还是不相信，感到非常气愤。他俩商量后决定再发一份电报，除将连日情况作综合报告，说明清涧确系解放军主力外，还引用了一句古语：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宁，不能守则走，既不能战，又不能守，又不能走，唯死与降耳。 廖昂以此作为既不准撤离清涧，又不准调绥德、瓦窑堡两地兵力增防清涧的抗议，最后再求速派援兵。 这个电报确实起了作用。胡宗南在西安读着告急电报，见所求甚切甚哀，不能见死不救，便令刘戡率领五个旅赴清涧驰援，并派出飞机助战。 其中一架飞机10月8日飞到清涧上空，并未投下廖昂急需的弹药补给，而是空投30亿法币。廖昂一阵苦笑，因为30亿法币在这四面楚歌，城里没有一个老百姓的清涧城，简直是一堆废纸。 他现在最急需的是援兵、救兵！可他整整望了三天，脖子都望疼了，救兵依然无影无踪。 10月9日，刘戡援军进至永坪，距清涧仅一日行程。此时，我野战军攻城部队尚未肃清清涧外围的据点，特别是可以瞰制全城的城西高地笔架山尚在敌手，对我攻城部队构成很大的威胁。 笔架山耸立于城西，当地老百姓又称其为“耙子山”，它像一整块灰色的岩石，周围是数丈高的陡崖峭壁。廖昂进清涧后，不仅改造了山上原来的工事，还将山壁削直了一次，使其更为陡峭。 担任攻击的我三五八旅由于炮火不足，加上开始时选定的目标不正确，连续数次攻击受挫。如不及时拿下这个屏障县城的山峰，必将影响整个夺取清涧的战斗。 彭德怀十分着急，打电话给现场指挥战斗的纵队副司令员贺炳炎，命令道：“你要赶快给我拿下‘耙子山’！” 贺炳炎回答说，攻击部队伤亡很大，非常困难。 彭德怀压下火气，立即带了副参谋长王政柱和几名参谋、警卫人员，直奔三五八旅指挥所，尔后同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等，来到攻打笔架山的前沿阵地，观察地形和敌军火力布署。 他所站立观察敌情的堑壕，常遭到敌人火力袭击，十分危险。 余秋里劝道：“彭总，这里危险，快换个地方吧！” 彭德怀说：“你们经常在这里观察都不怕，我怕什么！” 黄新廷、余秋里见时间长了要出事，只得上前把他硬架了下来。他们刚离开，敌人一梭子弹就打在彭总刚才站的位置上。 彭德怀风趣地说：“看来任务没完成，马克思不要我。” 从前沿回来，彭德怀和三五八旅指挥员一起，重新调整部署，集中组织了攻击火力，于10日上午一举拿下了笔架山，全部肃清了清涧的外围据点。 眼见城西笔架山的守备部队蜂涌而逃，廖昂一筹莫展，他原想组织反攻，夺回笔架山，但怕我军占领的笔架山阵地已得到巩固，难以夺回，遂放弃了反攻企图。 这时，面对笔架山的敌师指挥所已受到我军的火力威胁。为安全起见，廖昂赶忙指挥警卫部队，在师指挥所前面修筑一道遮蔽墙。 10日上午10时左右，西安派飞机空投了20个降落伞，上面装带有廖昂急需的粮食和弹药。但因敌防御地区极狭窄，廖昂只收到八个，其余全为我军所得。 援兵无望，粮弹告罄，廖昂整日躲在城内坚固的窑洞中，利用扑克过五关，摆上牌九卜吉凶。他的兵将骂道：“廖昂廖昂，吃饭拿饷，万事不管，毫无主张，惟有四库（指《四库全书》——作者），一心思想。” 一个被我军俘虏放回的士兵，推开廖昂窑洞的门，递给廖昂一封信——这是一纵司令张宗逊的劝降信。 廖昂看充信后，用眼光询问一圈站在周围的属下，迟疑了很长时间。 张新接过信看了看，试探着说：“师座，现在处境危急，投降也是一条出路。” “那怎么可以！”廖昂马上回答，他不想让部属看出他的犹豫。 参谋长刘学超一言下发。他的思想也很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张新言行不一，另一方面，又希望廖昂能同意张的意见。但是，考虑到他不是胡宗南的嫡系而是“外牌”，他不愿也不敢有“求降”愿望的流露。他想，万一侥幸援军赶到解围，传出去说他曾赞成放下武器，不仅有损“声誉”，而且胡宗南知道了还可能“杀鸡吓猴”，赔上性命。 当张新问：“师座，你意见如何？”刘学超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将眼光投向廖昂。 廖昂望了刘学超一眼，还是那句话：“那怎么可以！” 刘学超接着说：“这件事关系重大，希望师长详加考虑，权衡利弊，早下决定。”他转对张新说：“你是师长的部下，我是僚属，师长决定如何办，我们就如何办吧！” 廖昂迟疑了一下，说：“再怎么说也不能放下武器。” 下午，廖昂命参谋用报话机与延安指挥所联络，询问援军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援军先头部队已接近清涧西南高地。延安指挥所还告之了联络号音，并嘱咐廖昂派人前往联络。 不多时，西南方果然有联络号音传来。廖昂高兴万分，赶忙集中司号员按联络号音接应，并派人前往联络。结果，派出的人遭到解放军猛烈射击，负伤而归。 廖昂急盼的援军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一时兴奋，又成泡影。 入夜，我军又开始猛攻。廖昂急忙命令实行灯光管制。清涧漆黑一片，成了一座死城。 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到敌指挥所：“我们与城外部队失去了联系。” “城东已被共军突破。” 此时，廖昂的城外部队已全部丧失，城内仅有师、旅特务连和旅工兵连较完整，第七十团和七十二团第二营仅有极少数的残余部队，其余均系非战斗部队。 廖昂咬咬牙，命令部队准备突围。他脱下皮大衣，换上一套士兵服装，然后，把胡宗南空投的30亿元法币倒在地上，付之一炬。 他的部下望着熊熊的火焰，十分痛心，心想这人真是糊涂透顶，如果将这些钱作为奖励，还可收买官兵卖命。 拂晓前，我军的攻势更加猛烈，战斗以东南面最为激烈。 廖昂走到参谋长刘学超的窑洞前，问卫士：“参谋长呢？” “正在休息。”卫士回答。 廖昂径直走进刘学超的窑洞，说：“参谋长，你看看这个电报。” 这个电报稿，大意是：敌已开始攻城，战斗益加激烈，所有兵力均已投入战斗，万一城被突破，恐难恢复固守。 电报发出后，廖昂命令参谋处第三科科长龚敬民通知译电室和无线电排焚毁密码本和呼号表，以免落入解放军手中泄露机密。 廖昂无法控制战局，只得听其自然。 由于实行灯火管制，一片漆黑。参谋长刘学超因久病后过于疲劳，竟一时睡着了。 突然，一些残兵游勇闯进了敌师指挥所。廖昂心里一震，猛然意识到什么，惨叫一声：“赶快顶住，打呀！”“快，把门顶上。” 只听见一阵拖桌椅顶门声音，尔后，室内霎时沉寂。 室外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愈来逾近。 跟着传来“缴枪不杀”的喊声和“我们不打了，愿缴枪”的应声，接着是收缴武器的撞击声，上下楼梯声和喊“外面集合”声。 室外逐渐静寂下来。过了很长时间，廖昂听见有人叫“开门！” 只见一个解放军战士走进来，用枪口逼住了他。此时的国民党中将师长，穿着一身破旧的士兵衣服，脸色苍白，浑身发抖。 廖昂先见到了他的黄埔同学许光达。他一下子变成老同学的手下俘虏，别有一番滋味，但经许光达开导，似乎对前途有了信心。 廖昂被带到野战军司令部，见到彭德怀后，怀着敬畏的心情，特意递上一支香烟。 彭德怀阴沉着脸，把他递来的烟拨在地上，气愤地说：“廖昂，叫你投降，为什么不投降？” “你看看，清涧城里城外死了多少人？”彭德怀感情外露地训斥道：“死的有一个外国人吗？嗯！” 廖昂有些不服输地歪了歪头。他认为共军战法不正规，自己失败是因为共军人多，国军人少。 彭德怀看出了他的想法，用手点了点他说：“你们人呢？进攻陕北不是二十来万部队嘛？刚进延安看你们神气的样子，又是授勋，又是慰劳。”他语气变得轻蔑，“刘戡就在二十公里之外，五个半旅，人不少，为什么救不了清涧城。” 廖昂一声不吭，无言以对。 彭德怀发完一通火后，还是以礼相待，留廖昂吃饭。 廖昂看到警卫员端来一盆面条，惊讶地说：“共军副总司令太艰苦了。早就听说彭副总司令生活简朴，万万想不到你就吃这样的饭，名不虚传！名不虚传！” “这样的饭不好吗？中国老百姓吃不上这样的饭有的是。我彭德怀吃这样的饭已经是享受了。你们这些达官显贵看到这样的饭大惊小怪，觉得难以下咽，正说明国民党腐朽透顶，注定要被人民打倒。” 廖昂唯唯喏喏，连声赞叹。 在我军攻打清涧的同时，野战军在外线作战的两个纵队，在王震、王世泰指挥下，于9月下旬至10月下旬进行了黄龙战役。南北两军相互策应，内线反攻与外线作战密切配合。黄龙战役歼敌3000余人，一度解放了黄龙（石堡）、白水、韩城、宜川等县，俘宜川守敌中将指挥官许用修，打开了开辟黄龙新区的局面。随后，第四纵队撤至固临地区，第二纵队由宜川东的圪针滩东渡黄河休整待命。 10月11日，中央军委向各军区、各野战军通报了西北战场的情况和作战经验：西北我军在彭副总司令指挥之下，包括三个地方旅在内，总共只有十个旅，每旅大者五千余人，小者三千余人，全军共计四万余人。 边区人口一百五十万，三分之一左右沦于敌占，一切县城及大部乡村均曾被敌侵占，现仍有十一城在敌手。本年荒旱，近数月粮食极端困难。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七个月中没有作过一次超过两星期的正式整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中。然而我军战斗意志极其坚强，士气极其高涨，装备火力大大增强，人员因有俘虏补充，亦比三月开始作战时略有增加。利用边区地方广大，人民拥护，七个月内击破了胡宗南中央系步骑二十四个旅及杂牌十个旅的攻势，被我歼灭及受歼灭性打击者达十一个旅，加上敌人拖疲饿瘦，使我转入了反攻。人民虽受敌人摧残搜刮的灾难，却极大地提高了觉悟。我军虽在数量上少于敌人几倍，但在战斗力上优于敌人，尤其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目前，我军主力准备再在内线一个短时期，即打到敌后去。估计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歼灭胡部大部，并夺取西北许多地方。 这个通报是毛泽东亲自写的，它是对半年多来西北解放战争的评价和总结。 国民党将须对这次作战失败的感受更为深刻。他们认为，清涧战役是胡宗南部进犯陕甘宁边区在西华池、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及岔口村等地遭失败以后的又一次失败，这次失败损失的兵力虽不如前几次战役多，但关系之大，比前更甚。首先是胡宗南军队原以为解放军缺乏重武器，只能打运动战，不能打攻坚战，妄想继续使用碉堡政策来扼杀解放军，经过蟠龙镇战役，特别是这次清涧战役，充分证明解放军不仅善于打运动战，而且善于打攻坚战。其次在防御战斗中，胡宗南的好几个师旅长被生俘，坚强的工事被摧毁，这就使胡宗南军队官兵对凭工事以固守的信心发生动摇，军心涣散，士气更加低落。更重要的是胡宗南为了实现他所臆造的“钓鱼战术”，在延长、清涧、瓦窑堡、绥德等地遍设若干守备点。经过这次战役，延长、清涧两地兵力被全歼，迫使胡宗南不得不电令刘戡派出部队将孤立守备绥德的整第一六五旅李日基部和守备瓦窑堡的整第二十四旅第七十二团（欠一营）高宪岗部仓皇接走，尔后既无力也不敢再越过延安之线，这就不仅彻底粉碎了他的“钓鱼战术”，而且完全转变了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的形势。 清涧战役结束后，敌军调整了在陕北的部署：第一军南调；榆林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二十八旅空运回西安；第二十二军及保安第五团防守榆林；整编第二十九军分散守备延安、甘泉、富县等地区。敌军完全处于守势。 1947年10月12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对西北野战军下步行动提出了三个方案： （一）现地寻找打刘戡，如能歼一、二个旅意义很大，但不知能寻得机会否，粮食有办法否； （二）以两个纵队打榆（林）、神（木）、府（谷），一个纵队南下会合二王（王震、王世泰）开辟渭北； （三）不打现地之敌，也不打榆林，全军南出洛（川）、中（黄陵）、宜（君）、同（官，即铜川）。 以上三个方案何者为宜，请考虑电告。 彭德怀根据敌军部署情况，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执行中央军委三个方案中的第二方案，北上消灭邓宝珊集团第二十二军，夺取榆林、神木、府谷，扫清北线障碍，巩固后方，解除南下作战的后顾之忧，并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有可靠保证。估计再攻榆林时，胡宗南集团远道增援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来援，则便于我军在运动中歼敌。为此，彭德怀于13日和14日接连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攻榆林的作战计划。 中央军委复电：全军北上很好。同时指出，行动时间待刘戡南下到达延安附近时，我军开始北进较为有利。 西北野战军主力于20日集结于绥德城周围。22日至24日，第一、第三、第六纵队及绥德军分区第四、第六团，先后向榆林地区开进。 国民党驻榆林部队得到我军由绥德、米脂沿咸榆公路北进的确实消息后，对自己的力量做了估计和安排，决定：如我军来攻榆林，必须坚守城垣及南门外凌霄塔高地和北关靠城的解宅两个据点，城外其余据点一律放弃。 25日，当发现我军大部队集结于旧寨、鱼河堡、归德堡之线后，敌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和第二十二军军部急忙采取措施，部署防务。当时，邓宝珊总司令已离开榆林，去了北平，遂由第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第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总司令部参谋长俞方皋和总部高参胡景通等组成临时指挥所，统一指挥驻在榆林的部队。第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为城防总指挥。新编第十一旅第一团团长王永清指挥该团和军辎重营防守西城，新第十一旅第二团团长石佩玖指挥该团和旅直属部队防守南城，以上两部统归新编第十一旅旅长于浚都指挥。陕北警备司令张之因指挥军特务营之机枪连、军补充营、师炮兵营、旅工兵连、新编第十一旅第一团第一营和陕北保安第五团之一部防守北城（包括北关解宅据点）。第八十六师副师长张云衢指挥新补充起来的第二五六团补充营防守东城。城南凌霄塔高地由第八十六师第二五七团（团长高凌云）担任防守，归指挥所直接指挥。 沙家店战役后，胡宗南将其嫡系整编第二十八旅徐保部运走，董、刘两军节节向南猬缩，使榆林成为一座孤城。此时，守城敌军的粮秣弹药和装备也极为缺乏。当我军将再次进攻榆林时，守敌急电蒋、胡，要求从速补充械弹。于是10月26日，南京军政部开始派出一架飞机，由西安向榆林紧急空运军用物资。第一天，飞机虽然安全抵榆，但运到的枪械很少。 27日晨，我军已接近城郊，炮火可直接威胁到敌飞机场。但是，西安当天仍派飞机一架抵榆。该机在榆林上空没有绕城飞行，而是放心大胆地直接冲向跑道。不料想，飞机正在跑道滑行时，被城南五里墩和西沙梁的我军炮火击中，正驾驶员被击毙，副驾驶员被俘，所运械弹均被焚毁。 说来可笑，这架飞机“遇难”的原因，竟然是敌人内部有人故意报复所致。原来，敌城内军政人员的许多家属，眼看我军攻城在即，都争着乘机逃跑。飞行员则借机向每人索要黄金一两。榆林地勤人员见钱眼红，要飞行员分赃，双方争执不下，结果飞行员驾机空返西安。榆林航空站因此怀恨在心，明知我军已临近机场，但就是隐情不报，结果，导致第二天来机“自投罗网”。 10月27日拂晓，我军开始向榆林外围据点发起攻击。 10月27日下午，我军将凌霄塔南方之五里墩和“九一八”高地一带有利地形完全占领，并开始挖掘坑壕，向凌霄塔节节进逼。敌守军曾不时派小部队出击，但均未获效果。因此，敌守军的士气，随着我军坑壕作业进展的速度加快而愈益低落。30日傍晚，我军不仅对凌霄塔阵地发动了步炮协同的猛攻，而且向其他方向，特别是北城，也发起猛攻。 当日夜里12时后，我军各种炮火更猛烈地轰击凌霄塔阵地的碉堡和二义庙据点，掩护步兵进攻。激战约1小时，敌前线碉堡多被摧毁，敌守军官兵伤亡很多。这时，敌二五七团团长高凌云一面调预备队投入战斗，一面向指挥所告急。敌指挥部急调两个连的兵力增援，但均被我炮火击退。夜2 时左右，敌前线碉堡全被摧毁，敌团指挥所和第一线部队均失去联系。敌军为巩固内城防守，命凌霄塔的守军于拂晓前开始撤退。由于撤退的队伍十分混乱，相互拥挤，加之南城门堵塞，仅容一人进出，敌军拖延至31日午后，才撤退完毕。在这种情况下，敌军受到城西南被我军占领的碉堡内火力射击，伤亡惨重，损失兵力达一个营以上。榆林战事紧张，邓宝珊在北平坐不住了，他接到左世允告急电报的同时，也接到傅作义的电报，邀他赴张家口计议榆林战事。邓立即赶赴张家口见傅作义。他们认为胡宗南当时已自顾不暇，无力援榆。傅作义本身的察绥防线过长，亦抽不出较大的兵力援榆。想空运美式装备的交警队增援，但因榆林机场已失，无法实施。最后，他们根据这个地区的实际情况，认为只有宁夏马鸿逵部还可以出兵解救榆林之急，于是决定：一面派暂编第十七师副师长梁泮池率一个加强团，乘汽车随邓宝珊由包头进抵扎萨旗，相机援榆；一面傅作义亲飞宁夏，要求马鸿逵派兵援榆。 榆林守军得到这些消息，接着又收到傅作义由宁夏飞返途中在榆林上空投的一封慰问信，多少受到了一丝“鼓舞”。但是，当我军攻占凌霄塔后，破城已近在眉睫，敌守军指挥官左世允不得不考虑眼前的情况，他电令驻府谷、神木的杨仲璜团强行军赶回榆增防，以救危急。 敌杨仲璜团接令后，迅速向榆林靠拢，突破了我军榆溪河警戒线，接近了城垣。敌城内守军除以火力支援外，立即由北城派出部队出击，接应该团。经过激战，我军在西沙梁俘虏了敌后卫补训营大部，但该团主力却冲进了北门。 11月2日晚，我军又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时间较长，战斗最为激烈的攻城战，主要目标是东北、西北城角和解宅据点。 战斗一开始，我军步炮密切协同，轮番攻击，战至深夜1时左右，轰塌了东北城角。敌解宅据点工事多被摧毁，碉堡也中弹多发，硝烟弥漫。敌军防线开始动摇。就在此时，敌增援部队赶到，大批敌机也前来助战。这种情况下，我军只好暂缓攻城。 彭总分析了此次攻城受阻的原因，认为敌人在我军8月第一次进攻之后，对榆林城防御设施进行了加强和改造，增加了一大批暗火力点，而我炮兵火力太弱，不能给予有效压制。于是，他及时改变决心，下令停止进攻，改用坑道爆破攻城。 在我军围攻榆林的日子里，敌人每天由归绥（今呼和浩特）、太原、延安、西安派出的各型飞机，不下五十架次，对我围城部队进行轰炸和扫射。 我军指战员为了争取早日破城，冒着枪林弹雨，在城东南角的魁星楼附近，坚持坑道作业。 后来由于榆林城守敌加强防御，宁夏马鸿逵集团倾巢出动远道援榆，榆林城没能攻下来，西北野战军停止了进攻，这一战役遂告结束。 第九章 横扫千军 彭德怀想在宜川钓“鱼”，而且想钓“大鱼”，果真让刘戡这条“大鱼”上钩了！西北野战军进迫宝鸡，逼得敌整编七十六师长徐保“保宝鸡宝鸡未保一命亡”。壶梯山下，钟松发誓要一雪前耻，没想到新“组装”的三十六师再遭歼灭性打击。西北野战军发动荔北战役重创胡宗南部三个整编师；冬季攻势，在永丰镇一口吃掉敌七十六军。 入冬，我军战略进攻的形势十分有利。处于战略外线作战的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已在中原展开，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内线的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及东北等战场的解放军，收复了大片失地，扩大了解放区。 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向点线收缩，实行分区防御。胡宗南先后从陕北调三个师至潼关及其以东地区，连同整编第六十五师统归裴昌会指挥，企图配合顾祝同集团打通陇海路和平汉路，与解放军争夺中原。 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经过数月苦战，已经收复大部分陕甘宁解放区的失地，敌我兵力对比已由约10：1 变为5：1，虽然总形势仍是敌强我弱，但西北野战军已开始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此时，彭德怀开始思考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的战略进攻方案。他考虑了二个进攻方向，并对每个方向的利弊得失，作了仔细分析。一是收复延安，可扩大政治影响，但是，敌人在延安盘踞近一年，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又有1万多兵力守备，攻打延安要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得不偿失。二是向陇东出击，可狠狠教训“二马”，但是，陇东偏远，粮食难以接给，并且同“二马”骑兵打仗，不易打成歼灭战，而胡宗南的力量又没有损失，敌人两头一夹击，对我极为不利，三是南出陕中。胡宗南在宜川、韩城一带的工事虽强，但比延安差，且兵力不足。黄龙山道路崎岖难走，如敌人增援，便于我们伏击，并且可以得到在山西的王震第二纵队配合。 彭德怀分析了敌我态势，经过认真权衡后，认为咸榆公路和黄河西岸的中间地带，是实施战略进攻的最好方向。他决心率领西北野战军南出陕中，向黄龙山进军。 当时，胡宗南军队在陕中的兵力部署是：整编七十六师一部守备韩城及禹门口，阻挡在晋南的我第二纵队西渡；第二十四旅防守宜川；整编第十七师两个旅及陕西保安十一团守备延安及延安至富县的公路线；刘戡率主力整编第二十六、第九十师集结于洛川、黄陵、宜君、临真镇地区机动，随时准备北援延安，东援宜川，阻止西北野战军南下，并保护其后方补给。 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彭德怀制定了一个“围城打援”的战役方案，把刘戡“钓”出来，在运动中加以歼灭。这个方案有两个关键之处：一是要攻敌必救，打在敌要害上；二是敌增援的路线有我可选择的伏击战场。因此，彭德怀决心打宜川。 宜川东依黄河，西连洛川、富县，是陕东战略要地，胡宗南视之为关中屏障。宜川象是黄龙区同晋绥、太岳解放区之间联系的一个钉子。拔掉这颗钉子，解放黄龙山诸城，可进一步打通与晋西北的联系，巩固后方，造成解放大西北的有利态势。按彭德怀的话说：宜川是胡宗南棋盘上的一个重要棋子，我们打宜川，胡宗南必然派兵来增援。敌人一向对我军实力估计不足，刘戡还有股蛮劲，所以一定会来增援。这就便于我军以逸待劳，选择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各个歼敌。 彭德怀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作战要求，如：在战术上，攻城部队应积极动作，但勿急克，逼敌驰援；打援部队应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速战速决。 彭德怀根据各方面获得的情报，认为敌军从黄陵、洛川等地增援宜川可能走三条路：一条是经瓦子街到宜川。这是条公路，便于大部队机动，距离近，增援快，可迅速解宜川之围。二是经石堡（黄龙）到宜川。虽然这也是一条公路，但路况差，距离远，不利速援。三是沿第一条道路以北的进士庙梁到宜川，这是条山间小路，地形复杂，翻山越岭，行动缓慢，重武器不易通过。 彭德怀判断敌军会走第一条路，因为胡宗南要兼顾守军与援军，经瓦子街往宜川，既近又好走，可以迅速解围。另外，胡宗南这个人刚愎自用，必然会严令刘戡走第一条路线。于是，彭德怀决心把打援的重点放在第一条路线上。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准备“如敌不援，则夺取宜川后继续南进，夺取韩城、白水、合阳、大荔等城”。 主意已定，彭德怀对野战军的其他指挥员说：“围城打援，钓大鱼。我们钓刘戡，钓来钓不来有两种可能。刘戡只要进来，就别想出去。” 按照彭德怀的命令，西北野战军主力于1948年2月12日，分别由志丹（保安）、米脂、绥德、清涧地区向南开进。16日到达甘谷驿、延长待机地域集结，进行战役准备工作。同一天，第二纵队由晋南曲沃地区西进，准备由禹门口渡河，参加宜川地区作战。 2月20日，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联名发出宜川战役“进字第一号”命令，令各纵队于24日到达指定位置。 为了不暴露野战军的企图和考虑到敌军增援的多种可能，彭德怀把打援部队集结于离顶伏地区20多里之外，待确实弄清敌情后，再令各纵队急行军进入伏击地区。 24日，担负“协同歼灭宜川守敌，夺取宜川并准备打援”的我军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完成了对宜川城的包围。 宜川城周围环山，山势险峻，多悬岩绝壁，攀登不易，十分有利于防御。 城西的外七郎山与城内内七郎山相连，正北是老虎山，西北角上是太子山，东北是风翅山，几个山头都有100 多米的高度。宜川城四周有坚固城墙，城东南有一条小溪，形成天然屏障。这样的地形，配合强固的工事，真有一夫守关，万夫莫开之势。在整个地势中，尤以内外七郎山与风翅山最为重要，成为防御的核心。 防守宜川的敌二十四旅，在内外七郎山各部署一个营，在凤翅山部署了两个营。宜川的守敌约有2700余人。 2月25日，也就是包围宜川的第二天。彭总一吃过早饭，就叫警卫员把副参谋长王政柱喊来。 不一会，王政柱走进彭总的屋子里，见彭总正在聚精会神地看地图。王政柱没有打扰他，静静地在旁边站着。 彭总抬头时，发现王副参谋长已来了，就说：“你把宜川方面的敌情再介绍一下。” 王政柱指着地图向彭总作了汇报。彭总听完后说：“咱们一块到前边看看去吧！” 王政柱知道前边有危险，但彭总已养成了习惯，每次重大战役战斗前都要亲自到前边去看看，所以，彭总一说，他只好马上通知有关人员稍加准备，就来到了彭总住的地方。 那时，野战军司令部住在宜川城北塬上的上绛头。塬的尽头就是宜川城，中间隔着紧靠城垣、东西向的一条川，名叫银川。上绛头村子不大，因为在打仗，加上这一带又是新区，村子里的老百姓跑不了少。 彭总、王政柱，两个作战参谋和四名警卫员从上绛头出发后，沿着一条崎岖小路往南走。尽管带了好几匹马，但由于是看地形，加上路不好走，所以没有怎么骑，基本上是步行。 走了约一个小时的功夫，彭总一行来到一块较高的地方时，彭总停住了脚步。他拿起望远镜观察宜川城。看了好大一会，彭总说：“雾太大，看不很清，咱们再往前走走。” 为了避免暴露目标，王政柱让饲养员留下来看马，其他人跟着彭总继续往前走。 大约走了约一里路的样子，敌人发现了目标，并向彭总等人所在的地方开炮。这是从宜川城西南七郎山打来的野炮炮弹。开始的两发炮弹，是敌人校正目标，落在了离彭总等人较远的地方。彭总坚持还往前走，王政柱忙劝说：“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我们就在这附近找个隐蔽的地方看一看就行了吧！” 彭总见王副参谋长说的在理，就同意了。 彭总站在一个土堆上，用望远镜继续观看宜川城。在他观察宜川城的很短的时间里，敌人打来了好几发炮弹。然而彭德怀仍然全神贯注，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一名警卫人员突然听到一种低沉而带有嘶嘶的响声，经验告诉他，这颗炮弹将要落在近旁！他边喊：“彭总小心！”边猛扑上去拉了彭总一把。就在这一刹那，一发炮弹在距彭总十几米远的左后方爆炸了，几片弹皮，擦着从他们身边和头顶上疾飞而过。几个人都被炮弹卷起的尘土笼罩了。 彭德怀拍拍身上的土，说道：“敌人的炮镜到底比我们的望远镜强些。我没有看见他，他倒看见我们了。你耍什么威风，你们很快就要完蛋了。” 当彭德怀回到安全地方后，一位守候在此的随从人员不安地问：“前边一个劲地打炮，我真替你们耽心啊！” 彭总听了，笑着说：“敌人打炮，你担心什么？我当了一辈子兵，也打过不少的仗，炮弹、子弹都同我打过好多交道，可我一次也没负过伤。”然后，他又笑着说：“我见到过有的人怕死，可敌人的子弹偏偏打中了他，不怕死的人倒没有事。” 可能是司令部的同志，把彭总去看宜川地形和敌情的事告诉了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当彭总刚回到上绛头，王政柱就接到了许光达打来的电话。他询问彭总的安全情况，并且关心地说：“彭总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可要好好注意彭总的安全，不能随便让他到太靠近敌人的地方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不好交代了。” 王政柱放下电话机，彭总就问：“怎么回事？” 王政柱把许司令员说的话又说了一遍。话音刚落，彭总哈哈笑着说：“哎呀，他又在管闲事。我到前边去看一看，有什么好担心的嘛！” 歇了没多久，彭总又率人来到瓦子街一带察看地形。 瓦子街地区是个非常理想的设伏打援战场。它是洛（川）、宜（川）公路咽喉，由此到宜川西南的铁笼湾，长约15公里。在狭窄的公路两侧，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遍布梢林，便于野战军隐蔽集结，进行野战。 彭德怀察看地形后十分满意，说：“敌军如走这条路，可打他个措手不及。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 夜已深了，彭德怀仍放心不下，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推敲作战方案，检查是否还有什么漏洞。 当收到宜川前线有关我军的动向报告后，屡遭败绩的胡宗南，这次在判断我军作战意图上，又犯了错误，又一次低估了西北野战军的力量。他认为彭德怀只有五个纵队，加之部队连续作战伤亡很大，又无重炮，故不能攻坚。 他判断我第二纵队渡河后必先夺取韩城、合阳，不可能用在宜川方面；其余四个纵队，可能以三个纵队兵力围攻宜川，只有一个纵队用于阻击援兵。因此，胡宗南命令宜川守敌借助宜川的险要地势和坚固工事，坚守待援，同时令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七、第九十师约四个旅的兵力，即日前往解围。 刘戡是蒋介石极为赏识的一位将领。他1906年10月13日生于湖南省桃源县朝阳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境虽然贫寒，但他祖父刘景范嗜好诗文，有时以卖字画贴补家用。刘戡的父亲刘运焘因受到其父的熏陶，擅写文章，并与同乡宋教仁私交很好，后随宋教仁从事民主革命宣传活动，并致力于法学等学科的研究。 刘戡早年读过《四书》、《五经》以及其他一些“立身涉世”和讲圣贤之道的古书籍。1917年，刘戡的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旁系亲属中只有孀居的姑母穆淑本，而他自己年幼不能自立，穆淑本深明礼义，挑起了抚养侄子的义务。这样，刘戡才得以继续上学。后投考黄埔军校如愿如偿，成为第一期的学生。在校期间，刘戡参加了敉平商团叛乱的战斗。1924年12月毕业时，刘戡被分配到新成立的教导二团。1925年春，教导一、二团奉令东征，攻打陈炯明，刘参加了战斗。在攻打淡水县城时，他奋勇冲杀，初露锋芒，被提升为第二团第六连少尉排长。是年8 月，又参加了平定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的叛乱，因功晋升为上尉连长，旋升为上尉副营长。 1926年广州革命政府誓师北伐，刘戡所在的第一军攻打江西孙传芳部。在进攻孙传芳重兵据点乐化车站时与敌军鏖战几个小时，负伤后奉命退出前线。1927年1月，升为教导团第二营营长，并率部进入浙江，随后转向江苏，参加会攻南京之战。4月，沪、宁相继克复后，北伐军渡江继续向退至安徽北部、苏北地区和山东南部的北方军阀进攻。在上海、龙潭、和县、临沂、蚌埠、徐州战役中，刘戡率部长驱克敌，战功卓著，特别是在徐州战役中，刘戡营毙敌甚众，刘戡两次负伤，仍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不久，第二营奉命守备徐州。此时，他就国民党改编部队等问题向国民党中央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因其所见“颇为中肯”，且有一定远见，被晋升为教导团第二团团副。 1928年，刘戡调任第九师第二十六旅第五十一团团副。1929年秋，刘戡部受命兵出豫西，继而转鄂北，侧击冯玉祥军于老河口，追至武胜关。不久，升任第五十一团上校团长。1930年5月，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反蒋，挥师东进。刘戡团随师部转战确山、襄阳一线，与阎、冯军激战，继而又转移至陇海线。在野鸡岗战斗中，刘戡眼睛、肺部、喉咙等处均受重伤。1931年1月，升任第九十师第二十六旅旅长。 1931年2月，刘戡率第二十六旅赴江西参加“围剿”红军，在赣南与红军对峙。8月，被调任第十师第二十八旅旅长，奉命至鄂北黄安、枣阳一带“围剿”工农红军。他将当地民众和红军战士一起诬为“共党赤色分子”，一概格杀勿论，因此枣阳、黄安一带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同年11月，刘戡升为第八十三师中将师长。 1936年6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和广东陈济棠等，以抗日为名，组成“抗日救国西南联军”，出兵湖南，发动反蒋战争。刘戡又奉命率部挥师南下镇压。沿途所至，刘戡一面以武力进攻，一面策动两广军阀部队倒戈，向蒋介石投诚。不久，李宗仁、白崇禧在刘戡等蒋介石嫡系部队进攻下，被迫向蒋介石妥协，陈济棠下台。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戡率部北上冀晋抗日，与日军在紫荆关、阳泉等地血战，不久奉令调守晋南中条山，坚持抗日。 1938年春，日军占领晋南长治后，守卫此地的第一战区为减少损失，不以扼守城他为目的，分散于晋南山地进行游击战，与日军周旋。刘戡率部在中条山附近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因他能以“军事推动政治，以政治发展经济”，动员所部开垦荒田，自给自足，颇受蒋介石赏识。1939年3月，刘戡升任第九十三军军长，不久荣获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国民党军队在“反共”、“限共”方针的指导下，不断制造与八路军的摩擦事件，千方百计地限制八路军的发展，致使日军多次乘机向中条山侵犯。 刘戡第九十三军由于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致使其军事力量受到极大限制。虽然刘戡升任第十四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但他的游击根据地却一步步缩小，兵力损失极大。 1941年4月，日军分两路向孟县、济源猛攻，并以飞机滥炸。刘戡率第九十三军顽强抵抗，激战数小时，全军阵地被攻破，第十四集团军主力陷入日军重围，后被迫突围。中条山会战失败后，刘戡转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七分校任十三总队队长，并任教官。1942年，刘戡被授陆海空甲种一等奖章。 不久被调往中原战场。1943年底，刘戡的第九十三军被调往陕北前线，进攻陕甘宁边区。 1944年5月4日，日军坦克部队向洛阳南方门户龙门进攻，并陆续增加兵力。5日，日军8000名步兵骑兵在战车100多辆的配合下，兵分三路，同时发动进攻：一路攻击东龙门山；一路攻西龙门山；另一路渡过伊河进攻河西岸的各阵地。此时，刘戡已接替牺牲的李家钰任第三十六集团军司令。他下令部队全力抵抗，但最终还是不敌日军的猖狂进攻，刘戡部奉命转入卢氏县境。 日军在进攻龙门的同时，又分兵三路向西，欲彻底打乱中国军队退往豫西山地的部署。刘戡率兵利用灵宝、卢氏一带复杂的地形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使进抵灵宝一带的日军被迅速击退。 1944年10月，日军向西南推进，蒋介石令将刘戡调任重庆卫戍副司令，策划守卫重庆事宜。刘戡加紧部署，准备全力迎击日军的再度攻击，以护卫川、黔等后方各省。日军后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供应困难，无力前进，只好退兵。 日本投降后，刘戡晋升为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驻防陕北，归国民党西安绥署指挥。 1947年2月，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秘密调动其在关中和晋南的嫡系部队，至陕甘宁边区南部的洛川至宜川一线，企图在三至六个月时间内解决陕甘宁边区，把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总部逐出西北。 3月中旬，进攻延安的主力董钊部在飞机的掩护下向延安开进。刘戡所部占领延安空城后，始终侦察不出解放军主力的动向，而自己军队的给养却又跟不上。这时，胡宗南从主观臆断出发，想在安塞以东、蟠龙以西地区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刘戡奉命率整编三十六师和七十六师共四个旅向延安东北蟠龙以西地区“扫荡”，协同董钊兵团企图在蟠龙以西地区歼灭解放军主力，但屡遭失败。从占领延安到蟠龙失守为时不到两个月，刘戡的第二十九军丧失四个旅，只剩下整编三十六师之第一二三旅，第一六五旅以及第十旅。 1947年8月，刘戡率第三十六师主力欲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但解放军不与其正面接触，而是寻机歼灭小股敌军，再以优势兵力围困国民党军主力，刘戡部在解放军“蘑菇”战术打击下，被拖得晕头转向，精疲力竭，士气一天天低落，战斗力一步步下降。1947年8月间，刘戡部主力整编三十六师在沙家店战役中全部被歼，师长钟松化装潜逃。这次战役，刘戡损兵折将，一筹莫展。 这次增援宜川，刘戡心里十分害怕，但又想侥幸打一胜仗，挽回以往失败的面子。 刘戡接命令后，连作战会都没有来得及召开，就下达出发命令。2月26日，他率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整编第二十七师、整编第九十师共四个旅八个团的兵力，由洛川、黄陵开进，沿洛（川）宜（川）公路驰援宜川，27日到达瓦子街。 我军除以第三、第六纵队各一个旅继续攻城外，主力九个旅全部集中在瓦子街公路两侧的高地上，准备打援。 刘戡觉察到了我军的动向，再看看前面的地形：由瓦子街到宜川西南铁笼湾之间的公路两侧，是东西走向的两道山脉，地势险要。他不敢再往前走了。刘戡的参谋长刘振世此时建议：“不要直往东走，可先向北走，绕开共军一翼。”刘戡点点头表示同意。他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担心西北野战军打伏击，也想从左侧向观亭绕进。 可是，胡宗南却丝毫不容商量，一再严令：“宜川紧急，按原计划，不顾一切，兼程向东驰援。”他还说：“平时找共军大队找不到，现在他们到了你们面前了，不打还行？！” 2月28日晨4 时，彭德怀根据敌情变化又适当调整了作战部署，以三纵、六纵各一个旅继续围攻宜川，诱使援敌深入就范，全军集中九个旅的兵力，在瓦子街至铁笼湾之南北高地按预定方案进入阵地，同时命令二纵队集结于讫台街与瓦子街之间，准备由南向北侧击瓦子街及以东的援敌。 我军严阵以待，布好了“口袋”，就等敌人往里钻了。 就在这一天，刘戡十分“顺从”地钻进了这只“口袋”。当在任家湾、丁家湾地区遭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与第六纵队部分兵力阻击时，刘戡还判断我军只有一个纵队的兵力，依然命令部队继续攻击前进，并限于当天到达宜川。这样，刘戡的浩浩大军进入了瓦子街以东的隘路之中。 此时，老天似乎也要凑凑热闹，过了中午，天空阴云密布，下起了毛毛雨，尔后变成小雪，入夜，漫天飘扬着鹅毛大雪，2月29日晨，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敌整编二十七师、九十师进到宜川西南之王家湾、任家湾以南高地。昨晚大雪数寸，本晨敌未动。我无粮不能等待，故决向该敌围攻。” 经中央军委同意后，彭德怀指挥部队开始合围该敌。 负责扎口袋的第一纵队于瓦子街以西尾敌前进，攻占瓦子街，断敌后路。 当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发现第二纵队因距离远，雪路难行，不能如期完成合围任务时，便当机命令三五八旅一部向瓦子街东南高地攻击，以完全切断敌人南逃退路。三五八旅的七一四团加强有七一五团一个营，与敌五十三旅一个团的兵力相遇，经过激烈肉搏战，将敌击溃，占领了阵地，关死敌军回窜的道路。 与此同时，第一、第四、第三、第六纵队多次粉碎敌人突围企图。第二纵队亦及时赶到投入战斗。 黄昏，我军已将敌人压缩在乔儿沟、任家湾、丁家湾之间的东西长约10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的狭小地区内。 3月1日拂晓，彭德怀下达总攻命令。刹那间，枪声、炮声、军号声、冲杀声，震天动地。 第一纵队沿公路及其两侧高地由西向东，二纵队由南向北，四纵队由北向南，六纵队一部分由东南向西北，三纵队一部由东北向西南，从四面向敌人发起冲击。 刘戡拼命抵抗，战斗异常激烈。作战的焦点是争夺位于公路南侧、居高临下的东南山。 彭德怀在当天的一份文电中描述了战斗的激烈程度：“每攻一山峰，须反复数次，用刺刀才能取得。” 彭德怀一直注视着战斗的进展情况，及时调整阻击部署，把能够掌握的兵力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全部压上歼敌的攻击前线。他在前线指挥所观察到，敌人死守丁家湾的一个山头阵地，我攻击部队多次进攻受阻，而附近担任“阻敌东进”的一个旅，未能给予支援。他马上命令该旅组织出击。 彭德怀发出命令后，又踏着泥泞直奔该旅指挥所，对在场的旅参谋长说：“把机枪布置好。你带人顺山沟下去，再往对面敌阵地冲击。” 他回过头对该旅首长不满地说：“打仗，战机非常重要，指挥员要有战场的全局观点，善于协同配合，狠狠打击敌人，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 激战至3月1日下午4时，我军攻占瓦子街四周的全部高地。 敌人被驱赶到一条沟里，毫无回手之力，等待他们只有一条路一缴械投降。 刘戡看到大势已去，慌忙从丁家湾山梁的土寨子往外跑，眼见周围全是解放军的身影，自知已无路可逃。他无可奈何地躺在一个土坡上，闭上眼睛沉思了一回，嘴角抽动了两下，伸出一只瑟瑟发抖的手，拉响了揣在怀里的手榴弹。 西北野战军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了刘勘的尸体。彭德怀念他在抗战时有过功劳，交代说：“要把尸体包裹好，在掩埋的地方做个标志，我们还要通知胡宗南和死者的亲后来认领。” 3月2日，西北野战军包围宜川的部队发起总攻。3日上午8时，全歼宜川守敌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跳山逃跑时，腿摔坏被俘。至此，宜川、瓦子街战役胜利结束，歼灭胡宗南集团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部、五个旅共29000多人，取得了西北战场的空前大捷。 宜川战役败讯传到南京，蒋介石极为恼怒，给胡宗南以撤职留任的处分。 蒋介石悲叹：“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痛悲哀，情何以堪！” 国民党在其所谓的《戡乱战史》中写道：“是役，自刘勘军失利后，关中空虚，被迫抽调晋南、豫西大军进至关中，以致造成晋南开放，临汾被围，洛阳失守，伏牛山区共军坐大之局面。” 刘勘部被歼后，西北野战军大举南进，胡宗南不得不将位于潼关以东的裴昌会兵团向西安回调。这就减轻了中原野战军的负担，有力地配合了中原战场和其他战场的战略进攻。正如毛泽东在3月7日发表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所说：“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 3月10日，陕甘宁边区各界召开了万余人参加的祝捷大会。 宝鸡位于古称“西府”之地。西北野战军会攻宝鸡这一仗，在我军战史上亦称为“西府战役”。 西安以西径河和渭河之间地区，古称西府。该地区的宝鸡市和咸阳等市县，地处陕西关中、汉中和四川的咽喉要冲，一向为兵家必争之地。 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六师在清涧战役全军覆没后，胡宗南又委任第二十八旅旅长徐保为该师师长，前往宝鸡重新组编。 徐保是胡宗南的“四大金刚”之一，极为骄横。 他还是个有名的赌棍。在当团长时，他有一次亲自到师部领了全团的军饱，然后，一夜间将其输个精光。 早晨回到团部，军需主任来取钱发饷，徐保说：“叫值班官把队伍集合起来，今天团长亲自发饷。” 到了操场，他说，“这个月的饷团长我领来了。” 士兵听了喜形于色，等着发钱，可徐保把话头一转说：“他妈的，我们全团运气不好，昨天晚上，本团长耍钱，给输光了，弟兄们，不要着急，本团长今晚再去把钱赢回来，明天全团发双饷，好不好？” 如此荒唐之事，胡宗南只是斥责一番，补发军饷，不了了之。 师部成立后，驻在宝鸡东十里铺。徐保把所有事务和部队整训全部交由参谋长袁致中负责处理，他则在西安市通济南坊公馆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每日非嫖即赌。 我军围攻洛川，将敌裴昌会兵团调动于渭河以北、洛河东西地区，造成敌西府一带兵力空虚：宝鸡只有敌七十六师师部率一个团2000余人防守，其他地区只是布署了一些地方民团。 彭德怀瞅准了这次机会，马上召集作战会议研究转兵攻打宝鸡的作战计划。他说“我们要去吃肥肉。西击西府，提胡宗南的这个‘宝鸡’。这样既可消灭他的分散守敌，获取大量战争物资，吸引其主力西援，调动延安、洛川之敌，又可开辟麟游山区，建立根据地。” 他还称这次攻打宝鸡的西府战役为调虎离山，说“我们威胁胡宗南的战略后方，搞他的补给基地，他就顾不上延安了，可以逼敌人不战自退，撤出延安。只要能把敌人调过来，就可以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消灭他。”他最后专门强调：“这次西府战役，是相机攻取宝鸡。” 有些人对“相机”二字还有些不解。西北野战军赵寿山副司令解释说：“不可过于乐观，我们可是从胡马的夹缝中打出去的，不能陷得太深，太深了有一定危险性。” 彭德怀点点头说：“赵副司令员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攻不攻宝鸡，要积极争取，根据战局发展情况而定，这里不作硬性规定，我们还是用‘相机’二字。” 决心定下，彭德怀迅速向各纵队发出兵分三路进军宝鸡的命令：野战军主力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纵队4月7日由黄陵、澄县地区西移，4月12日集结于马栏、转角、照金地区。张宗逊率第二、第四纵队为左路兵团，由高王镇南渡径河，首先攻占永寿县址监军镇、乾县，之后一部夺取醴泉、兴平，向咸阳佯动，主力向武功、扶风、歧山，相机攻占宝鸡。第一纵队为中路兵团，攻占旬邑后经张洪镇渡泾河，夺取彬县，向麟游、凤翔发展进攻，协同第二纵队相机攻打宝鸡。第六纵队为右路兵团，扫清太峪镇、世店镇等地的敌地方武装后，渡泾河待机。 4月17日拂晓，中路兵团第一纵队攻击旬邑城，全歼守敌陕西保安十九团两个营600余人。歼张洪镇敌第十九团一个连100 余入。18日晚强渡泾河，攻击彬县，19日全歼守敌暂二旅第五团二营及伪第七专署部队共2000余人。 之后，以急行军直逼麟游、凤翔及敌后方基地宝鸡。 右路兵团第六纵队于12日攻占织田，18日肃清淳化至长武问、泾河北岸之敌据点，歼陕西保安第十九团及世店、大峪镇等帅的敌地方武装，乘胜渡过泾河，直逼长武、灵台。 我左路兵团第二纵队及第四纵队一部，于18日攻占永寿县东之常宁镇，全歼守敌第二零三师第一旅第三团、第六旅第六团2000余人，解放永寿。之后，直逼监军镇、乾县。第二纵队于乾县以北之铁佛寺地区歼敌第二零三师搜索营一个连，击溃西进敌整三十八师第一七七旅第五三一团，进占乾县、醴泉之间的洋红店及陇海路绎帐车站，歼扶风守敌，22日进占扶风城。 至此，我已截断了西安至宝鸡路线，控制了一段铁路。 西府告急，徐保于24日匆忙赶回宝鸡师部，在他的休息室召集袁致中研究军情，并与宝鸡警备司令刘进商讨对策。 当时刘进的意见是：宝鸡的兵力不足，难以防守，可以放弃宝鸡，将所有的兵力撤到宝鸡以南的宝成公路（由宝鸡到成都）的秦岭上，占领要地，抵御来攻的共军。 徐保则决心固守，并作了部署：（1 ）急电胡宗南，报告共军来攻的情况，决心固守，请速派援兵；（2 ）以该师现有兵力，决心击退来攻的共军；（3 ）刘进的一个步兵团撤至宝鸡南20余华里的益门镇待援，并确保渭河桥的安全；（4 ）宝鸡专员公署、警备司令部、县政府及其他行政人员，一律随刘进撤到益门镇以南地区。 徐保又对七十六师兵力作了具体部署：（1 ）师部由东十里铺连夜撤到宝鸡城内的中央银行大楼；（2 ）工兵营的三个连即行进入宝鸡以东的东堡子，占领阵地，阻止共军前进；（3 ）特务营的两个连随师部作战；（4 ）凡非战斗人员一律由副官处长丁国光率领，连夜撤至益门镇，其中包括师辎重兵营、通信兵营的一部、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军械处、军法处等人员。 当日夜10时左右，徐保接到胡宗南电报，命他以现有的兵力，竭力坚守，并告之，援军立刻就到。 接到这封电报前，徐保虽然口头上表示坚守室鸡，并大骂过刘进胆小怯敌，但他私下已经把吉普车准备好，加足汽油，捆好行李，随时准备“开溜”。 在接到胡宗南电报后，他才鼓起勇气来，决心死守宝鸡。 徐保命令将师部转移到金台观。这里地势较高，一眼可通观宝鸡全景，指挥比较有利。 徐保还命令特务营赶筑工事，同时命令军需部门备足粮弹，准备决战。 坐镇西安的胡宗南这些日子吃不香，睡不着，当他判明我军的真实意图后，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他十分明白，我军一旦夺占宝鸡，切断川陕联系，再挥师东进直捣咸阳，威逼西安，他这个“西北王”将失去全部地盘。 他急忙给裴昌会挂通电话，命他火速赴宝鸡救援。他又向南京国防部求救，请调青海马步芳整编八十二师给予增援。 接到胡宗南的命令后，裴昌会兵团由北上增援洛川转而沿陇海线西进。 马步芳整八十二师也向长武地区进攻。 为保障主力攻击宝鸡，我右路第六纵队教导旅在长武、彬县地区阻击西线敌军，第四纵队及第二纵队独立第六旅在武功至凤翔地区阻击东进敌军。 4月25日夜，宝鸡四周枪炮声大作。西北野战军第一、二纵队向宝鸡发起猛攻。面对我军强大攻势，徐保感到自身难保，急切地寻觅一块“保命”的地方。正在此时，从西安来的装甲列车队长向徐保建议：将师部迁移到装甲列车上，便于指挥。他还说：“装甲列车上装有小型炮，弹药充足，还有三天的给养，凭借装甲掩护，东冲西撞，可确保安全。” 徐保听后即令参谋通知工兵营坚守东堡子及车站一带阵地，掩护师部向装甲列车转移。 徐保简单收拾一下东西，带上一个连，钻进了装甲列车。他先是指挥装甲列车向西开，但开出数里，发现大批解放军已将铁轨拆毁数根，无法前进。 遂又令往东开，刚开到车站以东的木桥附近，桥东的路轨也被拆断，又不能前进。这时，司机、司炉已被打死四人。 徐保后悔莫及，躲在车里，进不能进，退不能退。 桥头附近的解放军迅速冲来，爬上铁甲车的车顶及车底下，高喊：“立刻投降，优待俘虏！” 在这种情况下，徐保惊魂落魄，不知所措。他权衡再三，决心弃车逃跑。 他匆忙换了一身士兵服装，又给胡宗南拍了电报，言称“我决心尽忠”。 接着，他将无线电密码烧毁，又将身上带的《党员守则》、《军人读训》等，一本一本的撕毁，边撕边说：“不想我徐保今天会落到这个地步。” 徐保把该办的事都处理完后，站起身来，提着手枪，刚走到装甲列车的门口，只听轰的一声，一颗炮弹把他炸翻在车厢内，满身是血。 此时，我军在铁甲车底已满积柴草，并再三警告，如不投降，就要放火烧车。 车里的人害怕被烧熟了，急忙高喊“我们投降”，扔出武器，举着双手跳下车来。 胡宗南知道徐保被打死的消息后，又急又气，在办公室里一直转圈，并自言自语地说：“我决不相信徐保会叫共军打死。” 后来，蒋介石来西安曾召集胡宗南所属的将官们在翠华山祭奠刘勘、严明和徐保，他伤心落泪地说：“我们今天还能在这里祭奠他们，如果你们不努力作战，恐怕我们死后，就没有人来掩埋，更谈不到祭奠了。” 当时西安的一位学生，曾作了这样一幅对联：刘戡戡内乱内乱未平身先死，徐保保宝鸡宝鸡未保一命亡。 我军在攻击宝鸡之际，东西两线增援之敌向我猛烈攻击。 西线马家军八十二师以步骑兵四个团袭击我冉店桥、亭口。我教导旅对敌袭击估计不足，抵抗不住，于25日被迫撤出。该敌26日袭占张家坡，又向雀木镇前进，威胁到我军侧后方。 东线敌胡宗南主力裴昌会兵团，以整一、整三十六、整三十八、整五十六师及整二十师第二十七旅共十一个半旅，沿陇海路西进，于4 月26日攻击我杏林镇第四纵队防御阵地。我阻援部队防守不力，在敌从右侧突破后，又擅将部队撤至歧山东北山地，致使敌军长驱直人。第六纵队新编第四旅虽然顽强抵抗，将敌阻于凤翔城东十里地区，但我军主力已无时间组织打援，并受到两面夹击威胁。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彭德怀忍痛下令毁坏了足够西北野战军两年用的弹药、物资，于28日拂晓仓促撤出宝鸡。 这次驰援宝鸡的敌两路兵马，异乎寻常地积极，发疯似地攻打我阻击部队，其主要原因是接到蒋介石的严令。蒋介石看到，彭德怀率部西进后，西北野战军的正规部队远离解放区，处境不利，乃命令胡宗南“彻底以大军轻装尾匪究追，不使稍有喘息之能力，尤应不分界域越境追击，马继援部应协力向西南堵击，务将匪军完全歼灭”，各部“勿因补给与疲劳迟滞行动”。 27日，彭德怀率野战司令部驻在凤翔南的屈家村，与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相距只有几十里，依稀可闻前线的枪炮声。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为了彭德怀的安全，极力催促他转移。他作了一个手势，表示还要呆上会，同时命令电台不要关闭。他为四纵队抗击不力而震怒，为足够野战军使用两年的弹药物资未能及时运走而痛惜。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当机立断，使野战军主力迅速摆脱危险的处境。 彭德怀让电台接通每一个纵队，亲自布置撤离的路线和集结地区，并指示：集中一个团，撤一个团，集中一个旅，撤一个旅。 天已渐黑，从传来的枪炮声判断，敌人更为逼近了，但有的部队还未联系上。彭德怀背着手踱来踱去，坚决地说：“电报发不出去不能走！” 警卫营开始紧急构筑工事，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彭德怀把警卫员的左轮手枪要去，带在身上，说：“只要部队撤出去，我个人没有什么。我还可以带警卫营打游击。” 直到所有部队都联系上，发完撤出战斗紧急电报后，他才让电台撤天线，率司令部向北转移。 蒋介石觉得抓住了歼灭西北野战军主力的有利战机，命令南京国防部制定了一个聚歼我军于屯子镇、荔镇和泾川地区的作战计划，并迅速下达给西北战区的部队。按此计划，敌各路兵马加快速度，凶狠地扑向西北野战军。 马步芳猖狂冒进，28日进占永寿城，29日占旬邑、彬县城，并向麟游、宝鸡方向急进，企图与东线敌军夹击我军于宝鸡地区。 彭德怀决心摆脱胡宗南军，转移陇东，歼灭马军于平凉、泾川地区，收复陇东，争取时间休整，以便尔后集中力量歼灭胡军。 5月3日夜，我军经平凉、泾川间花锁镇、王村渡过径河，4日抵达泾河北岸之东白家、汝家庆附近，准备以第一纵队夺取萧金镇，六纵策应；二纵夺取荔镇，四纵策应；尔后以一、四纵队夺取西峰镇。 马家军依仗骑兵优势，紧紧咬咬住我军第六纵队不放。担任阻击任务的六纵教导旅打得十分艰苦。张家坡一战后，全旅只剩下300 余人。 彭德怀为吸引敌军北渡泾河，粉碎敌人两面夹击的企图，命教导旅北上占领屯子镇。 当六纵教导旅进抵屯子镇后，马军第八十二师的三个团从镇原东进，包围了该旅。 彭德怀命教导旅坚守该镇，吸住敌军，然后迅速集中野战军主力，消灭该敌。按照彭德怀的命令，一、四纵队于5月6日由党原镇、玉都庙（距屯子镇30公里）向屯子镇进攻，二纵向荔镇进攻，但因各部协同不好，逐次冲击，仅杀伤敌千人，未能围歼该敌。彭德怀只好放弃原作战计划，命教导旅突围。西北野战军此时处境十分危险，随时都有被敌包围聚歼的可能。彭德怀亲临前线，率部队经荔镇向东转移。转移途中，在萧金镇以西与敌整八十二师两个团遭遇，六纵新编四旅、一纵独立一旅遭受损失。5月12日，西北野战军经过苦战，转移至老解放区的马栏、转角、高王镇地区，终于摆脱了敌军围堵，化险为夷。 当我军西进西府、威胁西安之时，胡宗南为收缩战线，令延安守敌整十七师于4月20日晚弃城南撤。延安于4月21日上午又回到人民手中，洛川也于25日解放。第三纵队于4月26日、27日，在洛川南吴庄镇、石头镇地区追击逃敌，至白水城郊，歼敌第六十一旅第一八二团、整十七师师部及第四十八旅第一四四团各一部，共3000余人。 这次西府战役，我军共毙伤俘敌21900余人，收复延安、旬邑、洛川，一度解放永寿、灵台、歧山、咸阳、宝鸡等14座县城。 胡宗南自1947年3月向延安发动进攻，可以说到处碰壁，做了不少亏本的生意。这一年多时间内，他的部队共被歼灭11个旅以上，约计10万人。 我军宜川大捷之后，于4月初直下关中泾渭河谷地区。西安绥署副主任裴昌会被迫率主力应战。在20多天的运动战中，西北野战军又给胡宗南以严重打击，攻占过关中重镇宝鸡，击毙敌师师长徐保，共歼灭胡军2 万人左右，然后回师黄龙山区休整。 兵损将折的胡宗南，既要守备撞关以东地区，又要应付西北野战军的强大压力，他不但没有力量进攻西北野战军，就是严密防守住关中平原各要地，也感兵力不足，捉襟见时。 胡宗南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机动防御”的战略。 所谓“机动防御”，就是以渭河北岸的三原、蒲城、大荔这三个重镇为中心，充分利用这三个地点的地势险要、城高墙厚、交通便利等条件，在三镇之间的100公里范围内，构筑工事，集结主力，或东或西，或攻或守，相机应付。这样既避免了主力分散，又巩固了西安外围，也便于屏障关中，有机会时，也可向澄、合、同、耀之线扩张。 胡宗南在此地区部署的兵力主要有整编第一、十七、三十六、三十八、九十师。后来，整编第六十五、七十六师也调到这一地区，其他可临时调来参加作战的，还有整编第三十、一三五旅等。在这一地区内，经常保持7—10万人的兵力。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时，西北地区敌我力量对比仍很悬殊。胡宗南集团，加上分布在陇东的青、宁二马和榆林邓宝珊部，共有正规军19个师，50个旅，31.8万人，特种兵2.3万人，非正规军5.9万人，总计40万人。而我军，仅有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六纵、野战军直属队，总共6.8万人，加地方主力两个旅，8个军分区3万人，总计不超过10万人。 根据中央军委解放战争第三年计划，西北野战军需要再歼敌12个旅，牵制胡宗南及马步芳、马鸿逵集团，使其无法增援中原。 为实现这一目标，西北野战军决定，从1948年8月初起，在渭河以北、洛河东西地区，连续进行攻势战役。但从5月下旬到7月中旬，胡宗南乘我军休整之际，首先发难。他命三十八师、九十师等部队向我进攻，占领了澄城、合阳、白水，在“扫荡”关中分区后，又攻旬邑、马栏等地。7月底，胡宗南令裴昌会率四个整编师10个旅，另一个骑兵团，共7.8万余人，分左右两路由白水、澄城、合阳一线向黄龙解放区进犯。其中以整编第三十八、十七师为右路，由合阳进犯韩城，占领禹门口，企图切断西北野战军与晋南的联系；以整编第三十六师为左路，由白水进犯石堡；另以整编第一师，由铜川北犯宜君，并随时准备东援。 彭德怀即刻向中央军委报告，胡宗南分路北犯，西北野战军决心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于石堡镇（今黄龙）、韩城等地予以抗击，四纵南进秦关镇。 彭德怀认真分析了敌情，决心首先消灭敌三十六师。具体作战部署是：第四纵队骑兵第六师为右翼集团，于宜君南节节抗击，吸引敌整一师北进，并阻其东援；以第三纵队独立第一、第二旅各一个团，第二纵队独立第六旅一个团，黄龙军分区一个团组成左翼集团，抗击敌三十八、十七师之攻击，保障主力左翼安全；集中主力于石堡东南、西南地区，准备在石堡以南山地诱歼由冯原镇北犯之敌整三十六师及第一四二团。 敌三十六师在沙家店战役中已被我军歼灭过一次。胡宗南为了掩饰败绩，强充硬汉，命逃出的钟松使用原有的番号，再组编一个三十六师。 钟松率领这支已不是“原装”的三十六师，仓促开上战场，发誓要一雪前耻，挽回面子。 7月底，三十六师前进到白水县东北之冯原附近。 西北野战军闻讯，主动放弃韩城，向石堡移动，准备伏击即将进入黄龙山区的三十六师。 钟松连吃败仗，变得狡猾了。他虽不战而占韩城，但不敢向黄龙山区冒进。他命第二十八旅在左，于澄城之魏桥、冯原、壶梯山之线占领阵地；第一六五旅居右，在西接壶梯山东侧，东至熊村、刘庄之线占领阵地；师直属队位置于壶梯山南约3 里的东柳村；第一二三旅为师预备队。 胡宗南和钟松心里都明白冯原地区的地形及战略价值：冯原是黄龙山的门户，介牌山是冯原的屏障，壶梯山是冯原的锁钥，如果壶梯山失守，则冯原镇以南无险可守，解放军就可以由介牌山居高临下，直扑富平、蒲城以及渭南等地，包围西安。因而冯原一战的胜败关系非常重大。 为了加强防御，钟松命三十六师在冯原镇、壶梯山、刘家凹正面宽12公里、纵深长6公里的地域内，构筑了要点式的防御体系，而以壶梯山为主要支撑点。 8月3日，工事构筑完毕。钟松亲率部下到壶梯山视察核心工事，并于玄武庙中召集第三十八旅连长以上军官训话，颇有声色地夸耀他往年身任团、旅长时，追击红军万里长征的经过，但对他在沙家店“走麦城”的历史，却只字不提。 看到敌三十六师仍在积极构筑工事，没有丝毫向前移动的迹象，彭德怀马上改变作战计划，由诱引敌至山地作战变为直接向冯原镇攻击。 8月8日，我军除以少数部队阻援外，集中5个纵队11旅的兵力，围歼冯原敌三十六师。具体部署是：主力第一、第二两纵队首先东西夹击敌主阵地壶梯山及其西北魏家桥之敌第二十八旅；第四纵队向冯原镇及其以南地区第一二三旅攻击；第三纵队向镇东第一六五旅攻击；第六纵队攻击刘家凹第一四二团。我军采取的是中央突破、两翼包围迂回的战法，中央突破的目标壶梯山地形十分险要，加上由许多明碉暗堡组成的防御工事，成为敌人整个防区重要屏障，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担任攻打壶梯山的部队，是由王震指挥的第二纵队。 8月7日拂晓，西北野战军虽然分三路由介牌山南下，但并未引起钟松的重视。他认为这只不过是解放军一些小部队进行牵制与扰乱，故稳坐师部，下令死守。 战斗越来越激烈，钟松这才发觉是解放军主力进攻，但各部队都已遭受到西北野战军的威胁牵制，前后左右，寸步难移。 此时的钟松黔驴技穷，束手无策，不断用电话询问各部队的战斗情况。 他在电话中说话时非常急躁，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失去常态，只是大喊：“各处阵地要守、要死守！” 敌防守壶梯山主阵地的是三十八旅第八十二团。 8月8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向壶梯山主阵地先后发动两次攻击，战斗非常激烈。敌八十二团副团长宋清泽率两个连出击，遭到西北野战军炮火猛烈射击，伤亡惨重，落败而归。 西北野战军的优势炮火向壶梯山主阵地集中射击。敌阵地上尘土飞扬，硝烟弥天。 敌派出飞机助战。飞机飞到战场上空，无法识别敌我，竟滥行轰炸，使敌守备部队受到很大伤亡，电台也被击毁。 壶梯山敌守军见我军愈攻愈猛，情势紧张，急电向钟松求援。不料钟松不但不增兵力，反用生硬的口气说：“没有部队增援，无兵也要守住阵地，如果放弃阵地，就以违犯军法论处！” 中午12时前后，我军已分割包围敌壶梯山全部阵地，陷敌于各自为战、不能互相策应的局面。下午，敌八十二团伤亡更重，无力再守，团长董文轩只得收拾残余官兵数十人，逃下山去。 彭德怀特别关注壶梯山方向的战斗，因为这是歼灭敌三十六师的关键。 他沿着野战军司令部通向二纵队司令部的电话线路，到了王震的指挥所。 这里距敌人的前沿部队相当近，只构筑了一些防弹掩蔽部之类的简单工事。战斗已经打响，指挥所外面，到处弹片横飞。正在用望远镜观察敌人阵地的王震，一见彭总到来，大吃一惊地喊道：“你来这里干什么？这里太危险，你们快到后面去。在这里出了问题，我可负责不起。” 彭总举起望远镜，一边看，一边说：“怎么，你在这里可以，我在这里就不行？你死得，我就死不得？” 呆了一会，王震见彭总还不走，焦急地说：“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指挥？” 彭总笑着答道：“准不相信你的指挥？我看我的，你指挥你的。我到你的指挥所，保证不干预你的指挥。” 事后，王震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彭总这个人，我们对他真没有办法。他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打起仗来，哪里是前方，他偏偏就往哪里钻。” 敌前线总指挥裴昌会觉察到我军意图后，连忙命第三十师放弃韩城，向王村镇附近的第三十六师靠拢；还命驻澄城的整编第三十八师第十七旅王栋部北进至王村镇归钟松指挥，加强兵力。 壶梯山失守后，钟松怕再遭沙家店厄运，命全师后撤，作梯次配置，对解放军的攻势，采取逐次抵抗。他将第二十八旅撤至塔虎村至露井之线，将第一六五旅速撤至王村镇，利用寨子构筑中间阵地工事；师指挥所及备直属队转移至王村镇南四里之外杨家凹；整编第一二三旅担任师的撤退掩护任务。 后撤过程中，敌师部与第二十八旅失去联系。后来钟松得知，第二十八旅不遵命令，竟擅自撤到了澄城。钟松为此气得咬牙切齿。 原来，敌二十八旅旅长与钟松有前嫌，对钟松分派给该旅掩护、驰援任务不满，并怀疑是挟嫌报复。因此，为了保存残余势力，故关闭电台，撤向安全地方。 钟松的三十六师被打得溃不成军，撤退中，第一二三旅、一六五旅、师直属部队都拥挤在一条道上，人马践踏，混乱不堪，无法收拾。 西北野战军乘胜追击，歼其第一二三旅第三八六团于杨家凹地区，将第一六五旅包围于王村镇，除该旅旅部及第四九五团一部突围漏网外，均被我消灭。 在我围歼三十六师时，距整编三十六师仅25公里之敌三十八师、十七师，因惧歼，于8月8日撤离韩城，向合阳集中。 我军于锁子头、段庄附近击溃整编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留守白水的第三六九团，及整编第十七师第十三旅、第四十八旅第一四二团，乘胜收复韩城、澄城、合阳。 11日，第四纵队一部继续追击，于杨家城、玉皇庙地区击溃敌骑兵第二旅的骑四团，占领露井镇，12日在交道镇以南杨家岭击溃敌第一六五团一部，13日攻占大峪河以东马村镇。 敌在大浴河以南的寺前镇、永丰镇地区转入防御。我停止追击，战役结束。 这次战役，我歼敌近万人，收复县城三座，敌三十六师再次遭到厄运，有三分之二被歼灭。 胡宗南得知前线败绩后，大发脾气，亲自率执法队气势汹汹地来到大荔，召开所谓冯原战役的检讨会。说是“检讨”，实是问罪。胡宗南来大荔之前早在西安作出了决定，撤去第二十八旅旅长职务，并且预先把一切有关的刑具（囚车、脚镣、手铐等）同时带来。 会上，胡宗南先大骂钟松指挥无能。钟松不服，反说胡宗南的绥署情况不明，指挥无方，气得胡宗南打茶怀，掀桌子。 尔后，胡宗南又斥责说：“第二十八旅旅长李规，图谋不轨，既不固守壶梯山的主阵地，又不听从命令解刘家凹之围，擅自将部队撤离主阵地达20余里，在该师前线战斗紧急的情况下，不派部队增援出击，以致该师遭受重大损失，影响整个战局，这些事实，绝对不能容忍。着即将李规逮捕交军法会审。” 话音未落，几名武装执法队的士兵把李规两膀架起，摘下手枪，监押起来，准备处决。幸好，李规命大，他在西安狱中，得到了中共及民革地下组织的营救，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 澄合战役消灭了敌整编第三十六师大部，粉碎了胡宗南企图封锁西北野战军于黄龙山区的计划，又乘胜收复了澄、合、韩三城，扩大与巩固了黄龙新区。在这次战役中，毙伤俘敌9079名，敌三十六师少将副师长朱侠被击毙，少将参谋长张先觉、少将高级参议李秀、国民党国防部战地少将视察官马国荣和第四九四团少将团长陈定等被我军俘虏。 8月22日，中共中央电贺西北野战军第二次歼灭胡宗南整编第三十六师的重大胜利，指出：这一胜利，正粉碎了胡匪在西府战役中曾获得胜利的胡说，并继续使胡匪陷于被动，便于我开展关中的胜利局面。 澄合战役后，胡宗南为防西北野战军南下威胁撞关，于8月11日急调部队增强蒲城、大荔地区防御，并以机动兵力置于交通线上，以堵击我军南下和再出西府。 敌第十七师奉命守备韦庄，第三十六、三十八两师调到大荔附近。 第十七师于8月中旬到达韦庄后，以第十二旅及第四十八旅的一个团担任韦庄外围守备。第四十八旅配置于韦庄正北约5公里的一个村寨附近，并派出一个团于韦庄东北方向约8000公尺的寺前镇，占领警戒阵地。按事先作战计划，第四十八旅受到我军正面攻击时，即由指定道路退到韦庄南门外集结，担任师的预备队；第十二旅第三十六团撤回韦庄机动使用（或担任韦庄防守，或作预备队使用）。 敌十七师利用大荔以北到永丰镇一带砖石结构的村落和土围子，布置了一个南北30公里长、东西20公里宽的纵深防御地带。在这个纵深防御地带内，敌军又构筑了很多工事，几乎把每个村庄和每一房舍，都变成了他们防御我军进攻的支撑点。 9月中旬，胡宗南和裴昌会专程到韦庄检阅了第十七军（自9月份起，国民党军队改换番号，整编第十七师改称第十七军）。胡宗南检阅部队后，还把军官们召集起来训话。听他训话的人明显感到，他的底气不足，不像以前那样趾高气扬了。 我西北野战军再歼敌三十六师后，在澄县、合阳地区进行一个多月整训。 9月12日至23日，西北野战军召开前委扩大会，决定秋、冬两季继续向胡宗南集团攻击，以配合中原作战。根据大荔以北地区敌军部署相互间隔大，易于各个击破的情况，西北野战军首长决定发起荔北战役，歼灭敌十七、三十八两军。 彭德怀预定的荔北战役作战方案，是由一纵队沿澄城大荔公路攻击敌人正面，二、三纵队在左，四纵队在右面配合。一纵队在讨论这个方案时，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认为，从敌人防御正面攻击比较困难，不易得手，如从敌人侧翼打进去，插入敌人心脏地区，出敌下意，行动突然，可以减少伤亡，又利于消灭敌人，会加速战役进程。当时：一纵队侦察科副科长刘桐树曾率领侦察人员进入敌人心脏地区做详细侦察，摸清了敌人的兵力分布、据点工事结构和地形特点，也建议把正面攻击改为侧翼楔人，然后割裂包围，各个歼灭敌人。 彭德怀认真听取了一纵队的汇报，然后赞许地说：“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谁提的方案好，就用谁的方案。在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上不能搞将帅尊严。黄新廷同志的意见很好，就照这个主意办。”于是，彭总改变了作战方案。 9月底，敌人的各级司令部也明显感觉到，解放军的活动频繁起来了。 敌第十七军得到情报和兵团部的通报都说，解放军将会有一个较大的军事行动。 10月2日，敌十七军又得到情报说，韦庄东南20公里的朝邑以北地区，发现解放军二三千人的活动。 该军军长康庄感到情况不妙，估计解放军可能会大举进攻，于是急忙派出三个营，向合阳、澄城方面搜索、警戒。 10月4日晚，在这三个营的搜索方向上响起一片激烈的枪声，所派出的人马有去无回。 接着，第十七军军部又同前沿的几个团失去联系。前往联络的部队，也被西北野战军阻住。 敌十七军的指挥官这时完全明白了，共军的目标是要吃掉他们，一场恶战就在眼前。 天刚破晓，敌十七军的指挥官用望远镜看到，解放军对第十七军主阵地的攻击开始了，重点在韦庄北面和第三十四团东家庄阵地。 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的部队，对东家庄的攻击尤为猛烈。激战至12时左右，东家庄敌守军第三十四团的伤亡很大，一、三营营长负伤，其他连排长负伤的很多，指挥系统被打乱，阵地被突破，第三十四团陆续退到韦庄外围阵地，在韦庄寨墙上的火力支援下，继续顽抗。 到下午5时以后，战斗逐渐沉寂下来，攻下东家庄的我军部队逐次向西延伸，除西南角外，对韦庄形成了包围态势。 这时候，敌指挥官急忙把情况告诉裴昌会，要求第三十八军立即向第十七军靠拢，共同作战。 裴昌会考虑夜间在敌前部署困难，没有应允。 敌十七军军长康庄心里明白，第三十六团撤不回来，第三十四团垮了，韦庄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攻击下，光靠军师直属部队守备是决然顶不住的。 于是，他顾不上许多了，逃命要紧，决定向西南方向突围。 同时，该军部发电报告知第三十六团，命他们自行突围，但过两个钟头以后再联络，已是音信全无了。后来得知，敌三十六团遭我第四纵队的攻击，伤亡甚大，弹药也快用完了，当接到突围的指示后，即向西北逃窜。团长率70多个散兵游勇跑到韦庄东北约20多里的一个小庙，被我游击队全部俘虏。 经过30多个小时的战斗，第十七军遭到歼灭性打击，损失了一个师部，三个整团，第三十四团损失半数以上。 这次战役，我军的侦察工作做得非常好。第一纵队侦察科副科长刘桐树立了大功，他化装深入敌区，在敌军戒备森严的防御地带内开展侦察活动，将敌人的工事、火力、兵力部署以及该地区的地形情况，调查得十分清楚。 按照彭德怀的作战计划，一纵要派出一支部队，芽插到敌防御纵深，切断敌军部与四十八师的联系。这是取得整个战役胜利的关键一步棋。刘桐树按照他侦察好的路线，带领穿插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敌人心脏，使第一纵队顺利地完成了对敌军分割包围的任务。 战后，彭总亲自起草表彰刘桐树的电报稿。他写道：“一纵队侦察科副科长刘桐树，在荔北战役之前，亲自查明敌人的情况；战斗中间，又亲自为部队带路。他机智勇敢，为这次消灭敌整编十六师和三十八师作出了贡献。这次战役的胜利，有他一份功劳。” 在消灭敌第十七军的同时，我军向大荔北郊的第三十八军和第三十六军的进攻也开始了。经过一天的战斗，第三十六军的第一二三师被击溃。 10月7日晨，西北野战军除以四纵继续围攻永丰镇外，主力由围攻敌十六军转攻敌三十八军。一纵攻击乌泥村、唐守堡第五十五师，二纵攻击东西窑头、汉村第一七七师，六纵逼近大荔，三纵攻击敌侧背。 15时，我军歼灭第一七七师第五二九团全部及第五十五师一部。我二纵紧追残敌至老君寨以西之洛河岸。敌人纷纷向洛河对岸逃散，胡宗南在洛河东岸的主力，大有陷于全线崩溃之势。 紧急情况下，胡宗南不得不急调驻宝鸡附近的第六十五军李振部前来增援。这时，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在完成战役预定任务后，主动向北撤出战斗。 这一次战役双方都使用了大量兵力。战役结果，胡宗南部除了第十七军受到歼灭性的打击外，其他各部都受到轻重不同的打击，被歼灭和溃散的兵力达2万人以上。胡宗南的兵力，再次被大大削弱了。 在此期间，由第三纵队独立第五旅第十五团三营和黄龙分区地方兵团组成的南进支队，于10月6日争取了朝邑县国民党地方武装1100余人起义，解放朝邑城，7日解放平民城。至此，黄河以北、洛河以东广大地区除大荔城外全部获得解放。 胡宗南不甘心这次惨败，在调来六十五军增援后，紧接着集中了13个旅9万余人，向我反扑过来。 10月10日15时，敌一个营进至大荔北柳池营、中山地区，被我六纵击退。 11日8时，敌又派出两个旅经吕村向我进攻。我第二、第三、第六纵各派出一部兵力进行阻击，并掩护主力在杏子河、窑头地区展开。 彭德怀命令部队连续作战，乘敌精锐第六十五军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主力歼灭该敌于东西汉村、李家坡、大壕营等地。 西北野战军在大战过后十分疲惫的情况下，又与敌第六十五军展开一场血战。 敌六十五军军长李振对当时激战的场面仍然记忆犹新。他回忆道：11日夜，解放军向我大壕营及东、西汉村之线进行猛攻，特别是在李家坡的第五六零团，因位置突出，而又在源上解放军直接瞰制之下，解放军对该团采取了围攻，战斗激烈。该团支持到12日，一再求救，由第一八七师派第五六一团张营前往增援。因解放军进攻猛烈，该团及张营死伤惨重。第一八七师几次派兵增援，均为解放军所阻，不能前进。尔后因东汉村正面遭受解放军强力压迫，第一八七师再难抽调兵力往援，该团及张营被迫于下午强行突围，除小部官兵逃出外，大部被歼灭，该团团长冯直夫被生俘。 解放军对东、西汉村猛攻后，第一八七师在东汉村的主阵地，经该师所属各级预备队的增援，尚能稳住。但西汉材方面第一二三师的阵地一再被解放军突破，均由军预备队进行恢复后再交该师据守。下午2 时后，情况更为严重，突破第一二三师阵地的解放军一部，已包围到军指挥所所在地东汉村以南几百公尺处；另一部在歼灭第一八七师的第五六零团占领李家坡后，乘胜由东汉村右侧插入，两路对军指挥所所在地形成合围之势。我即使用军预备队第四七九团及军直属部队并配以战车队进行强力反攻，始将插入的解放军击退，恢复并稳住了阵地。我并派辎重兵营营长李一太组织督战队在第一二三师阵地后，用“枪毙”来威胁第一二三师官兵进行固守。 大壕营远在由大荔通合阳的公路右侧，由于战斗激烈，军指挥所与固守该地的第一六零师之间的有线电话联络，早被打断，因而尺有以无线电话用广东话联络。午后3 时，解放军攻到大壕营北门与该师发生争夺战，战斗异常激烈。该师师长黄植虞不断用无线电话求援。当时因军预备队已全部投入战斗，无兵可派。我只有以无线电话用“退却枪毙”的威胁办法严饬该师长自行设法，抽调兵力，恢复阵地，进行固守。因而稳住了右翼阵地。 军指挥所与胡宗南大荔指挥所之间的有线电话联络也被打断了，甚至中断竟日，因情况危急，且弹药消耗殆尽，几次想用电话向大荔指挥所请求增援和补充亦不可能。如使用无线电报，因拟稿译发需时，又难救急。幸而与左邻友军第一军尚能用无线电话以广东话直接联络，遂将我军危急情况及缺乏弹药情形通报该军，并请该军借步机弹20万发，手榴弹1万枚救急。黄昏时第一军军长陈鞠旅派副师长一员用骡马送来步机弹10余万发，手榴弹5000—6000枚，因天已昏黑，大壕营距离较远，无法立即补充第一六零师，当晚仅补充了第一八七师和第一二三师。 入夜后，第十七军杨师长（番号和名字忘记）到东汉村，据称该师奉命归第六十五军指挥。我即将该师控制在西汉村，并饬第一二三师尽全力加强阵地。同时将第一六零师的第四七九团抽下，仍作为军预备队。饬其他各部利用解放军进攻的间隙时间乘黑夜加强阵地，因而在大壕营和东、西汉村拆毁了许多房屋。是日夜，解放军的进攻，更为猛烈，阵地争夺反复进行，幸阵地尚能保持。 13日，解放军仍不断向我猛攻，第一六零师师长黄植虞请求补充弹药更急。上午，派军预备队第四七九团配属战车掩护两辆卡车给他们运送弹药，途中与插入的解放军发生激战，战车被打坏一辆，第四七九团亦多伤亡。该团在完成任务后，仍返回东汉村。 下午4时许，第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派人到东汉村联系，据称该军奉命归我指挥，请指定位置。我命该军开至东、西汉村南面1500公尺处之村庄控制，准备留待反攻时之用。 入夜后，战斗仍继续进行，接胡宗南和大荔指挥所电报：已饬第三十六军及第三十八军向大壕营及其以东地区推进，饬我军固守阵地。午夜，解放军再度发起猛攻，据判断可能是准备撤退。尔后正面解放军果然后撤，仅在源上阵地留置少数兵力迟滞我军行动，以掩护主力远撤。我命第七十六军进行追击，军长李日基以该军在清涧及宝鸡两次遭受歼灭，虽经整补，而战斗力薄弱，不愿接受任务。而第六十五军被猛攻两日三夜，伤亡惨重，也无力进行有力的追击，因而迟到14日下午，才由第六十五军将源上解放军少数阻击部队击退，恢复原第十七师所占阵地。 15日，奉令继续向澄城前进，16日进驻澄城，荔北战役遂告结束。 荔北战役胡宗南动用了第十七、三十八、一、六十五、七十六、三十六军共6个军的兵力及重炮、战车等特种部队，结果各军均遭受重大损失，仅第六十五军即损失一个整团和一个营，全军伤亡达5000余人，而解放军在取得重大战果后安然后撤。胡宗南为了鼓舞士气，欺骗人民，竟将荔北战役渲染为“大捷”，强迫西安市民举行“祝捷大会”，真可谓无耻之尤。 荔北战役，西北野战军取得了重大战果，创造了平原作战的经验。它为西北野战军今后作战创造了条件，并有力配合了中原解放军在平汉路的作战。10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祝贺西北野战军荔北战役取得的巨大胜利。 1918年11月，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向国民党军队发起强大攻势，进行战略决战。我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在东起海州、西到商邱、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开始了著名的淮海战役。这是一次决定蒋家王朝命运的重大战役。 蒋介石象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不惜血本，决心把全部的赌注都押上去。 他急电胡宗南抽调兵力驰援中原。 紧紧拖住胡宗南，成为西北野战军当务之急的战略任务。彭德怀在野战军前委会上斩钉截铁地说：“为了配合淮海战役，决不能让胡宗南抽调一兵一卒到中原战场！”他指出：“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是要给胡宗南以狠狠地打击。我们对胡宗南的压力愈大，愈使他感到自身难保才行。” 胡宗南此时还是依靠渭北地区较为便利的铁路、公路条件，集中了第九十、第一、第三军等部队，在合阳、蒲城、同官、耀县一带实施机动防御。 其余部队，如第三十八、六十五、三十六（欠一六五师）、十七等四个军，均遭我军歼灭性打击，其残部分别在三原、富平、大荔，临潼等地补充。 彭德怀决心向集中在渭北地区的胡宗南主力发起冬季攻势。他根据敌人兵力部署和作战地区的地形，确定冬季战役要改变以往的打法，将我军五个纵队的兵力组成两个“拳头”：第二、三、六纵队组成左兵团，位于洛河东岸；第一、四纵队组成右兵团，位于洛河以西。两个“拳头”积极调动和分散敌人，创造歼灭敌人的有利战机。 彭德怀把他的这种战法形象地比喻为打乒乓球。他说：“打敌人要象打乒乓球一样，来回都能打他。那边打过来，这边打过去，过来也打，过去也打，不使他清醒，不让他喘息，而要他乱蹦乱跳，兵力分散，各个被歼。” 他这次交给西北野战军的歼敌任务是：“争取歼敌二至三个军，改变渭北战局”。 11月15日，我军的冬季进攻战役开始了。胡宗南的几个军，正象彭德怀预先设想的那样，象一只乒乓球，在我左、右两个兵团之间，来回蹦跳挨打。 15日当天，西北野战军的左兵团，在合阳以东的临皋和以南的乳罗山两地，吃掉了敌一四四师。胡宗南闻讯后，急忙集中主力由蒲城、富平向东赶来增援。 此时，彭总率领野战军司令部西渡洛河，长途跋涉二百余里，在铜川的上店和富平的底店一带，指挥我右兵团，先后在富平以北的草滩、康庄和铜川东南的军台岭、店子坡地区，歼灭敌十六师大部和二五四师一部，并炸毁了咸同路铁桥一座，占领了黄堡火车站。 敌受我右兵团之迷惑，误认为我军主力要在咸同铁路上作战，急忙将一军、六十五军西调，并令盘踞在澄城、合阳以南地区的第七十六军、九十军及三十六军之一六五师向南撤退。 歼敌的机会来了。彭德怀迅速将西北野战军的两只拳头收拢，全力向敌第七十六军狠狠地击去。 第七十六军的前身是整编第七十六师，曾屡败于我军手下。该师于1947年冬在清涧被歼后，第二次在宝鸡重新成立，师长为徐保。1948 年4 月间，该部在宝鸡战役中，第二次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徐保被击毙，同年6 月间，胡宗南又在鄂（户）县附近第三次重新将该师补充起来。9 月间，整编师改为军，李日基为军长。当时该军辖新一师和第二十四师两个师。两个师除了个别团尚在四川接领新兵外，其他部队的兵额只有七八成。 当我军突然在合阳地区发动攻势后，胡宗南急令第七十六军放弃阵地南撤到马家河（韦庄镇北不远的河流弯曲地带），然后越过大浴河向东北方向增援和家庄的第九十军。到达时，解放军已后撤。次日，第七十六军又奉命由和家庄向合阳及其东北方向进犯。当第七十六军主力部队到达贺碱上附近时，与我军相遇，其先头连当即在金水沟北岸被消灭。 李日基判断我军主力可能就在附近，连忙命令部队在原地构筑工事，组织防御，并向北派出搜索部队。 胡宗南接到李日基的报告后，令七十六军停止进攻，就地坚守。他随即又将部队作如下调动：第一军由尧头撤到蒲城以南地区集结；第九十军撤到大荔以北地区整补；第七十六军并指挥第一六五师在和家庄、贺碱上、王善庄地区占领阵地固守。 当我军右兵团向铜川守敌发动攻势后，胡宗南又忙不迭地命令第七十六军放弃阵地撤退至韦庄镇（大荔北40华里）及其附近，准备向西增援。三天以后，胡又命第七十六军主力进驻永丰镇（韦庄西10余里），并以一个师在洛河西岸桥头堡占领阵地。 永丰镇在洛河东岸，围寨相当高而坚固。大荔到蒲城有一条公路通过此地，西距蒲城约25公里，南距大荔约15公里，洛河上架有浮桥。从联系两个重要城镇说，这确是要地，从交通和距离上看，各方面策应也很方便。 但是李日基强烈反对将他的部队跨河部署在永丰镇地区。他始终坚持认为，解放军主力一定在洛河以西、永丰镇以北地区，企图歼灭第七十六军。 如果第七十六军西进，解放军则由洛河西岸利用与第七十六军行进路线相平行的山地作隐蔽，由其右侧袭击而将他消灭之；如果第七十六军在永丰不动，解放军则乘其立足未稳时，一举而歼灭之。 李日基在电话里同兵团司令大吵大闹，气急败坏地喊道：“这样跨河部署我不干，请你另派人来接替军长！” 兵团司令裴昌会在电话中对他说：“这个部署是西安绥署的意思。” 李日基认为胡宗南既不清楚解放军的主力所在，更不了解解放军的意图，只是盲目要求控制永丰镇附近的洛河渡口，以便保持部队向西向东的机动自由。于是，他直接向胡宗南陈述自己反对的理由。胡宗南对他的意见不以为然，坚持认为解放军的主力要夺占铜川，严令李日基按照他的计划行动。 事后，国民党内部也有这样一种说法：第七十六军之所以摆在永丰，确是西安绥署指定的。一名西安绥署的参谋把地图上永丰镇的等高线看错了，低地看成了高地，因而就把第七十六军摆在永丰镇。战争中的偶然性似乎对胡宗南开了一个玩笑。一个参谋的微小的失误，却断送了他的一个军。李日基如果能见到这位参谋的话，不把他生吞活剥了才怪呢！ 李日基为命令所迫，只得作了如下的部署：第二十四师在洛河西岸以桥头堡为核心占领阵地；新一师占领永丰镇及其附近外围要点；军部位于刘家沟（永丰镇东一华里半处）。各部队即时加紧构筑阵地，并派出小部兵力远出搜索。 李日基把军主力部署在永丰镇寨墙内和附近几个小据点里，两边高地上也布署了相当多的兵力为支撑点。这种布署是考虑新兵多，容易溃散，若把多数兵力控置在围寨之内，掌握就方便些。 11月25日下午3时许，李日基在刘家沟军部听到河西岸第二十四师方面枪声很密，同时接到该师师长于厚之报告，说解放军已向他部阵地右翼发起进攻。他让参谋长高宪岗向上报告情况，自己立即亲赴第二十四师防地。 当他到达时，该师阵地前担任警戒的一个步兵营，已被我军消灭，其右翼团遭到攻击，守军纷纷溃退下来。 他当即令预备队加入战斗，但无济于事，该师的情况越来越糟。 李日基回到军部时天已很黑（此时军部已由刘家沟移到永丰镇），他马上要通了兵团司令部的电话。兵团司令裴昌会要他把第二十四师撤到永丰镇。 李日基说：“永丰镇面积很小，全军集中在一个地方，兵力太密，一个炮弹可以杀伤很多人。” 裴昌会却说：“我晓得。你的部队都是新兵，没有作过战，如不把他们圈在寨里，在夜间敌人一冲就要垮的。至于伤亡么，共军能有多少炮弹！只要能支持过今晚，我叫第九十军明早前来解围。” 李日基接受了命令，指挥第二十四师撤过洛河，并令部队撤退后，即将洛河上半永久性的桥梁炸毁。 晚10时许，敌第二十四师撤到永丰镇。但由于爆破准备的不足，敌人没有把桥梁破坏，我军迅速跟踪而至，将永丰镇铁桶般地团团围起来。 永丰镇正北两条凹道口的阵地和正西一条凹道口的阵地，也很快被我军占领。这些阵地都建在高地上，可以瞰制前面的沟川。 敌第七十六军由于过去两度被歼。军官中有的是被俘受训后放回来的，士兵都是被强迫抓来的，没有经过训练，因此，当遭到我军的勇猛进攻时，一打就垮。永丰镇的防御只是依靠寨墙而没有做工事，弹药粮食，特别是饮水都成了严重问题，也不能长期坚守。可是，李日基侥幸地想：固守一夜，总不会有问题吧。于是，他作了困兽之个的准备，下令把最后留下逃跑用的西门也用土袋堵死了。 晚上12时，李日基接到友邻第九十军军长陈武派人送来的一份命令，内容是：“第九十军于夜12时开始向大荔撤退；第七十六军接到命令后即向大荔撤退；第九十军已派出一个步兵营在义井北高地掩护第七十六军撤退。” 李日基接到这个命令后完全傻眼了。他先是愣了一会，然后大发雷霆，破口骂娘。他先骂胡宗南，说胡宗南竟指令他归陈武指挥。他接着骂裴昌会，说裴昌会先要他全部集中寨内，等明早派队来解围，致使寨门完全堵死。他又骂第九十军不该老早逃跑，在距他军20多里外的地方派掩护部队，起什么作用？ 这时李日基的思想乱成一团，他想到：其一，突围可能被打或打伤，如不死，胡宗南还要我继续于。再于的话，还不是继续这种生活？其二，胡宗南提拔我当军长时，一些资格较老的人曾一致反对过。在户县整训时，胡宗南一再替我吹嘘，逢人便说我如何努力，如何能干，如今打了败仗回去，不仅自己面子不好看，而且也给胡宗南脸上抹灰。其三，守在这里固然是死路一条，自己虽然不愿意死，但死了总比这样拖着活受罪强，何况解放军政策宽大，即使被俘不一定会杀头。 李日基想好主意，便让参谋长把两个师长请到军部商讨，究竟是突围好还是固守好？结果，所有人都不主张突围。 见此情形，李日基故意装出服从民意的样子说：“现在我们要突围，固然要有些损失，但还是能突出去的。守在这里是死路一条，一个也跑不了的。你们既然都不愿意突围，就下去吧，死了报答国家，报答胡先生。”他还想着说：“不死，就去吃小米吧（做俘虏的同义语）！”可是这话到了嘴边又缩了回去了。 我军在肃清外围阵地后，即向城四周进逼，准备攻寨。 李日基也命令各部队在寨墙上挖凿枪眼，在寨内空地挖掘掩蔽部，作巷战准备。 26日，李日基沿着寨墙脚走了一圈，视察各处的工事和官兵的情绪，结果非常失望。这些官兵昨晚都是懒洋洋地满不在乎，并没有做工事。 这天上午，李日基又接到胡宗南电报，要他撤退到大荔附近。 李日基当即复电说：“撤出现阵地，中途被全歼，敌人损失小，补充多。守在这里，纵然被歼，敌人损失大，补充少，而且能给大荔以较充分备战的机会。” 胡宗南考虑了一下，勉强同意了这个意见。 当天夜里，战斗十分激烈，我军攻击时使用的“棍炮”，给予守兵十分惨重的杀伤和精神上的打击。“棍炮”是利用迫击炮筒发射出一根小于炮筒口径的木棍。这根木棍下端装上炮弹的底火药包作为抛射的动力，上端用布捆绑炸药十余斤，发射距离100—200公尺，杀伤力很大。我军夜间利用事先做好的工事，把炮推进到有效距离发射，守兵难以对付。 此外，我军的爆破队利用黑夜，英勇地冲到寨墙，实施爆破。西门北侧被炸一个很大的缺口，双方在此地反复争夺三次。 胡宗南出尔反尔，举棋不定，在27日又接连拍出两个电报，令李日基突围。 这位军座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突然又接到兵团司令部参谋长的电话和胡宗南的电报，令他固守待援，并说马上用汽车运送援军。 永丰镇的守军象打上一针强心剂，精神陡然振作起来，以为援军很快就可来到。谁知一盼再盼，盼到天黑，援军的消息渺茫，而当面激战又起。 当天下午，敌机前来空投弹药，但落在寨内的少，落在寨外的多。 天将黎明，永丰镇北面东段又被我军突破一个缺口，接着东面南段也被突破一处。这时候，李日基手中一点预备队都没有了，他只好带几个卫士跑到北面东段的突破口指挥守兵挣扎，企图挨到天明。 我军从永丰镇东西两面缺口潮水般地涌了进来。 李日基看到大势已去，马上回到军部，令参谋长把电报和底稿全部焚烧。 正在焚烧中，我军冲进了敌军部所在的窑洞。李日基还想蒙混过去。不曾想，冲进来的解放军战士中，有一人曾在他的手下当过兵。他被指认出来后，只好乖乖俯下脑袋，承认自己的身份，跟着解放军“吃小米”去了。 当我军围歼永丰镇之敌七十六军时，敌九十军和三十六军的一六五师，距永丰镇只有五公里，因惧我歼灭，除以炮火支援外，连一名步兵也不敢前派。待敌第一军、六十五军、三十八军、一三五师和守备蒲城的十七军，奉胡宗南严令倾巢西援到达永丰地区时，我军已经结束战斗，胜利转移了。 我军向北撤去后，敌第九十军和第十二师向北搜索了一段，但也是摆摆样子，连合阳、澄城一线都不敢去。 就这样，在胡宗南苦心支撑半年之久的洛河以东防线上，他的第七十六军被歼灭，第三十六军和第十七军遭到歼灭性打击，其他第三十八、六十五军等也受到轻重不同的打击下，总数损失达5万人左右，力量大为削弱。 我西北野战军这次冬季战役，有力地配合了我淮海战场的军事行动。在我军接二连三的打击下，胡宗南愈来愈感到自身难保，他不但无法抽出兵力支援中原，甚至还把豫陕边李振指挥的第十八兵团也调回西安附近，以保其老巢的安全。 彭总对冬季战役中我军干脆利落的军事行动，非常满意。尽管十几天来他跟着部队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往返行程四百多里，常常忙得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但他仍是精神饱满。 战役结束之后，他高兴地对部队说：“当初，胡宗南占领我们一个延安，他是那样的神气八担。他没有想到今天，不但延安又回到我们手里，连他的老窝——西安也自身难保了！” 冬季战役期间，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随着部队，曾经进到了蒲城地区。 11月26日深夜，当野战军司令部到蒲城北面的林皋镇时，当地的老百姓早就睡下了。为了不惊动百姓，部队冒着严寒和雨雪，在房檐下、街头、树底下露宿过夜。 第二天一清早，老百姓发现街上有军队，一开始都吃了一惊。 他们清清楚楚地看到，在那么冷的天，战士们衣服淋得都湿透了，就是不进老百姓家的门。他们心里明白了：这不是前些天在这里烧杀抢掠的国民党中央军，而是早有所闻的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于是，老百姓纷纷从家里出来同部队打招呼，并且让部队同志进自家房子去住，想方设法把战士们淋湿的衣服给烤干。 蒲城地区的材镇比山区的要大，农家的房子也比较宽大，富裕人家庄的多是前后两院，就是生活比较差一些的人家，住房也并不怎么紧。 部队刚到林皋时，指战员们发现一件难以理解的事，那就是老百姓总是把部队住的房子和他们自己住的房子明显地划了一个分界线：有前后院的，就让部队住在前院，自己住在后院里，后院成了“禁区”，不让部队的人随便进去；没有后院的，房东家年轻的媳妇和大姑娘，住在堂房里，让出耳房来给部队住。 部队吃饭，基本上自己动手做，但也有老百姓给做饭吃。帮部队做饭的，有些是年轻的媳妇和大姑娘。她们在后院把饭做好，叫家里的男人把饭送到前院来。如果家里的男人不在，她们就悄悄地把饭送到二门外，让部队的司务长或管理人员到二门去取。部队吃完饭，再把锅碗放在二门上，好让房东端回去。 很多战士不懂得这是什么规矩和风俗，有时冒冒失失地往人家的后院找老乡借东西或搞社会调查，结果都碰了钉子。 原来，不知从哪个朝代起，这个地区养成这么一种风俗习惯，就是年轻的媳妇和大姑娘不出来见生人。加上国民党军队经常在这一带胡作非为，年轻媳妇和大姑娘非常害怕欺压百姓的国民党官兵，所以这种“规矩”更加重了。 这些规矩给部队官兵的生活也带来很多不便，吃饭是这样，吃水也是这样。房东老乡先把扁担和水桶放在二门上，要担水的战士们，在那里把扁担和水桶取走。用完了，再把它放回二门。 这可苦了部队的司务长，麻烦也多一些。有一回，一位司务长把这个情况反映到彭总那里。他对彭总说：“这里的老百姓真怪，不准我们进他的后院，彭总，老百姓把我们的军队当成什么军队啦。如果让部队到后院去吃饭、做饭，那多方便呀！现在担一挑水也那么费事。” “小伙子，有些不耐烦吧！”彭总耐心地解释说：“你首先要了解一下，人家为什么这样？这里是新解放区，老百姓知道你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就是不一样，人家把那么多的房子让出来给部队住，这已经很不错了，为什么一定要到人家的后院去？各地有各地的风俗习惯，我们应该尊重。同志，不能怕麻烦，不要责怪人家太封建。人家不让进去，就不要进去，一定要这么办！否则就会违反群众纪律，影响军民关系，这可不是小事啊！” 彭总对司务长的教育，很快在战士中传开了。打那以后，战士们自觉地遵守老百姓的这一风俗。随着老百姓和部队的相互熟悉，老百姓的那些“规矩”也逐渐少了。 冬季战役后，胡宗南的机动防御已被彻底粉碎，开始向汉中、四川作战略退却的准备。西北野战军在连续作战后，为休整和补充部队，创建巩固的后方根据地，以利在新的一年里转入全面进攻，完成解放大西北的任务，前委决定集结于宜君、白水、澄城、合阳地区，进行冬季整训。 12月4日至6 日，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澄城县的钱儿村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冬季整训和开展地方工作问题。前委委员、各纵队和警备第四旅、骑兵第二旅的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队中攻坚战经验还不普及、不熟练等问题，提出了分两至三期（每期半月）整训部队的计划，强调各部队要把。在攻坚作战中创造的新经验，通过示范渲习，加以坚持和贯彻下去。 12月6日，根据彭德怀的讲话和会议精神，前委发出了《关于冬季群众工作的指示》，责成各部队于当年冬着重做好几项工作： （1 ）领导群众进行反恶霸、反特务、反贪污以及反不公等斗争，改造乡村政权，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 （2 ）发动群众普遍进行减租减息反对年关逼债等斗争。在具备了平分土地条件的地区，即进行分地工作。 （3 ）吸引农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组织农会小组，扩大农会组织，成立村、乡、县农民协会委员会。 （4 ）重视培养当地干部，与他们一起进行各项工作，帮助他们学会工作方法。 按照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从12月上旬到1949年2月中旬，各部队进行了为时两个月的整训。政治方面，主要以培养干部、开办党员训练班与溶化两万名俘虏兵为主要内容。在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各部队普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的以战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 整训期间，西北野战军各部按照前委会议的决定和彭德怀的讲话精神，还抽调干部和战士，在洛川、宜君、铜川、韩城、合阳等地，配合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广泛开展群众工作。解放军官兵帮助地方抓住提高阶级觉悟这个中心环节，深入发动群众，普遍组织了农会、再由农会领导贫雇农与豪绅恶霸、地方富农作斗争，实行减租减息，废除了一部分高利贷者压在贫苦农民头上的“子孙帐”，使一些横行霸道、仗势欺人的恶霸豪绅在农民面前低头认罪。 贫苦农民终于扬眉吐气，他们高兴地说：“天晴了，世事成咱们的了！”“若不是共产党这个救命的政策，我们爬在地上一辈子也起不来。” 西北野战军经过整训，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为继续发展解放大西北的胜利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十章 战晋阳、得西安 1949年开春，第一野战军发起春季攻势，歼灭敌二十师和一个保安旅。彭德怀太原“带兵”，第十八、十九兵团和第十九军划归第一野战军。胡宗南见势不妙，决定全线退却，第一野战军乘胜占领胡宗南的老巢——西安。 1949年2月10日，西北野战军正式改编为第一野战军。历史注定这支威武雄壮之师，将担负起解放祖国大西北的重担。 西北五省，大部分位于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峰峦叠蟑，高原、平川互相交错，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面积达32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仅2000余万。地域辽阔，土地贫脊，部分地区为戈壁沙漠。山峰终年积雪，平原雪水积聚，形成许多盐湖和沼泽。交通不便，粮食匮乏，人民生活十分贫困。 当时，西北地区之敌总兵力仍有约40万人，而第一野战军只有15.5万人，所以单单依靠第一野战军现有的兵力，要消灭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完成中央赋予的解放大西北的任务，力量是不够的。彭德怀将自己关于这方面的考虑向中央作了汇报，请求华北部队增援。 1949年1月中旬，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华北部队参加西北作战问题，等你们来中央时面商。 2月8日，彭德怀在赴中央开会前致电毛泽东，报告西北敌军动态和野战军概况，提出本年春、夏的作战方案，并说明：如三、四月间在山西的第一野战军部队能归还建制，徐向前、周士第部能人陕西夺取潼（关）渭（南），并进逼西安，则一野四五月间即可攻击西府、宝鸡。如此，胡宗南必弃西安，退汉中，我军可乘敌撤离之际，在追击截击中歼灭其主力。 毛泽东12日复电说：先拿下太原，太原解放后，华北三个兵团中，至少两个兵团17万人可以用于西北。中央的意图已十分明确，暂时让西北的胡马集团多活几天，待华北问题解决后，即调两个兵团加强第一野战军，那时，再彻底解决胡、马，占领潼关、西安、汉中、天水、兰州，解放大西北。 此时的胡宗南已是惶惶不可终日了，在继续摆出经营西北战场的姿态的同时，已经暗暗做好逃跑的准备。 1948年11月下旬，他将兵团部撤到蒲城，准备在蒲城地区撑持一些时候。他仔细盘算了一番，把部队作了如下部署：第一军和第三十师驻蒲城，第九十军扼守蒲城东北5—6公里一带高地，第十二师防守在蒲城东10公里的孙镇。 12月初，由于我军活动于洛河以西地区，南下可以威胁蒲城，西向可以插入同、耀地区并直下三原，进而隔断胡宗南向西逃跑的退路。因此，他还不得不集中相当多的兵力于该方向。 这时，胡宗南的兵力已转为劣势，再加上淮海战场的失败，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几乎全部搞光。胡宗南感到情况不妙，开始将后方的仓库物资，非战斗人员向汉中大量迁移。 12月底，胡宗南又将兵团部撤到咸阳，再一次对前方的部署作了相应的调整。他留下第九十军等部守备蒲城地区，由第九十军统一指挥。第九十军下辖三个师：第五十三师（师长袁致中）、第六十一师（师长陈华）、第十二师（师长李继唐）、第三十师（师长王敬鑫）。胡宗南将这些部队作了具有掩护性质的部署：第九十军军部率第五十三师驻兴市镇及其附近村庄，第六十一师驻蒲城与兴市镇之间，第三十师守备蒲城，第十三师驻蒲城东南五六公里的村庄里，掩护主力侧背的安全，并作了向高陵互相掩护撤退的计划。 1949年1月中旬，第九十军奉命又撤退到高陵附近，与左翼守备三原的第六十九军取得了联系。其他部队，都调到径河以南地区，大有很快就要撤走之势。 1月下旬，胡宗南不甘心轻易丢弃自己苦心经营的西北地盘，又突然命令第六十五军进驻富平，其他部队又向北全面推进。此时，胡宗南的部队与我第一野战军经常保持接触，双方的侦察搜索部队常有小规模的战斗。 为了在华北两兵团人陕之前，紧紧抓住胡宗南，并积极配合其他战场的战略进攻，第一野战军决定发起1949年春季攻势。由于彭德怀、王震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春季攻势由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阎揆要负责指挥。 1949年2月18日，战役开始，第一野战军决心先以第四军向铜川之敌第七十六军第二十师、耀县敌第六十九军攻击，吸引敌主力西援，继以主力第一、第三、第六军围歼蒲城、兴市地区第三十六军第三十师及陕西保安第四旅。 18日，第四军进至铜川西马鞍桥地区，19日夜开始攻击，20日扫清铜川外围据点，歼敌一部。铜川守敌，一触即溃，当天逃至耀县，又马上同耀县敌第六十九军一起逃至三原。 我军于21日进占耀县城。 驻守美原镇、兴市镇敌第十二师及第三十师，闻风丧胆，毫无斗志，生怕自己逃得慢。他们一枪未放就于2月18日、19日向富平、三原逃窜。蒲城只留陕西保安第四旅据守。 20日晚，一野第一军附骑兵第二旅秘密进至高阳镇地区，第六军进至白水城，第三军进至马湖一带，第二军进至孙镇及其以东地区。 21日，第一军准备围歼兴市、美原地区之敌三十师，截断蒲城至富平公路，然后以主力向蒲城进攻。但由于敌人先行退却，第一军顺利进至兴市集结。 当晚，第三、六军联合向蒲城发起攻击，战斗至22日2时，将守敌陕西保安第二十六团、蒲城自卫团等全部消灭，俘第十一专署专员、保安第四旅少将旅长赵国珍以下千余人。 这时，胡宗南主力已退守西安至宝鸡一线，企图保存实力，待机反扑。 敌第一军退至泾阳以南，第六十九军撤至泾河以西，第六十五军及十八兵团司令部退到泾阳，第九十军主力退至永乐镇，还有一部留守三原及其附近地区。 根据战场敌情的重大变化，第一野战军对准备撤退之敌采取大胆深入、迂回敌后、断敌退路、突然袭击的战法；对敌地方武装据守的城镇，采取速战速决的方法歼灭敌人。 2月22日，张宗逊、甘泗淇、阎揆要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追歼胡宗南部的行动部署：拟以一、二、三、六军于明日向富平推进，首先歼富平地区之敌，得手后看情况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以四军向淳化追击，首先歼灭该地区分散之第十四师，得手后威胁西兰路，以骑兵旅活动于下邦、孝义、关山、交口、渭河北岸地区，消灭团匪，摧毁保甲，掩护地方工作。 23日，军委批准了一野的这一计划，并指示张宗逊等要依当面情况酌定之，强调应告诫干部不要轻敌，防敌反击。 第一野战军按照作战部署向富平、淳化、口头镇之敌发起了进攻。2月24日下午，第三、六军主力向富平推进，准备围歼富平之敌。第一、二军阻击三原可能来援之敌，并切断富平之敌的退路。第四军十师三十团攻占石桥，师主力向淳化攻击，守敌第十四师四十团弃城逃跑。我第十师奋勇追击，全歼逃敌，解放淳化。 此时，敌第九十军由永乐镇南移高陵，企图在瓦窑头地区与我作战。 野战军遂改变部署，除以第三、六军备一部继续攻歼富平守敌外，第一、二军和第三、六军各一部集结待机。 25日晚，我第三军九师进至富平攻占县城后，继续向南关车站及连城堡攻击，26日全歼敌富平自卫团。第六军第十七师五十一团在富平以西也歼敌一部。胡宗南急调南撤之第七十六军二十师连同第十四师四十团残部，在淳化西南地区布防，企图阻止解放军南进。 敌二十师是由陕西省三个保安团编成的部队。师长褚静亚在接受胡宗南的这一任命时，不知是嫌部队兵员素质差，还是日暮途穷的蒋家王朝的高官已无吸引力，着实勉强了一番。 1948年底，他满腹牢骚地冒着严寒雨雪，前往耀县、白水等地接收保安团队。1949年1月15日，他将保安团接收完毕，陆续集结在三原附近地区，准备整补训练。在接收点验中，他发现陕西保安团队腐败透顶，名义上虽有三个团，实际官兵人数不满3500名，而师编制定额却为12000人。许多士兵在数九寒天，还未穿上棉服，欠饷数月未发，官兵形同一群集团乞丐，令人望之寒心。他一面将情况报告西安绥署请拨补兵额，一面领发更换武器。 该师在工兵、通信、医疗器材及运输工具尚未领回，师直属营、连尚未组成之际，胡宗南竟命令他们星夜开往铜川，接替第六十九军，担任守备铜川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诸只好硬着头皮，带领数千残缺不全的乌合之众开往前线。 二十师出师不利，刚到铜川不久，就遭到我军三面围攻，危在旦夕。正在此时，胡宗南急调该师的一纸命令，算是救了褚静亚的命。命令上说：“你师应于本晚沿铜川一陈炉镇一富平大道向富平县附近撤退，尔后在三原待命。” 这时的二十师，与开往前线时的情景大不相同，特别“服从命令”，并且“兵贵神速”。他们扔掉胡宗南刚配发的大部分装备，一律轻装，在不到两天时间内，就跑到陈炉镇。 可他们却没料到，解放军追击部队已赶至陈炉镇，咬住师后卫团的尾部。 诸静亚忙今后卫团派出一个营，占领有利地形，阻止我追击部队，并令师主力速向陈炉镇东南山口逃遁。 夭已渐亮，二十师后卫团且战且走，拼命抵抗，掩护师主力继续南逃。 该师一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行李面粉，到处抛弃，军官怨言不止，士兵携械潜逃。 最后，该师总算逃到了三原地区。褚静亚似乎觉得脱离虎口，安全一些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全军覆灭的厄运已经临近。 2月24日，褚静亚在三原将部队情况告知了第六十九军军长谢义峰，要求让部队休整几天。不料，25日午后5时，第五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由咸阳亲自用电话命令二十师即刻开往泾阳王桥镇，担任龙首山防守，阻止解放军由淳化方向南进。 褚静亚又将部队实际困难报告一遍，请求改变命令。 裴昌会训斥道：“你如违抗命令，我当以军法从事。” 褚静亚怨气冲天地带着部队连夜开往泾阳，于26日拂晓占领龙首山阵地。 龙首山位于泾阳县以北约15公里处，右起淳原公路口头镇，左至泾河左岸，东西全长30余华里，地势南陡北平，到处可以攀登，利于攻而不利于守，因位处醴（礼）泉县唐陵上方，故名“龙首”。 这个“龙首”之地，并没有保佑褚静亚，却给他留下一段痛苦的回忆：我们占领龙首后，感到兵力单薄，阵地辽阔，便采取了重点防御。一面令部队迅速构筑工事，一面派人侦察解放军情况，除发现解放军零星部队活动外，无其他险情。27日午夜，解放军的小部队，开始向本师阵地进攻，从阵地左方一直打到右方，便停止了攻击。以情况判断，可能是解放军的搜索部队向木师阵地作武力侦察，探明虚实，决定进攻。我即指示部队，严加防范。但是28日白天，风平浪静，据派出的侦察人员及前方守兵共同报告，均未发现解放军主力部队活动。入夜，解放军突然向本师发动全面进攻，以右翼阵地攻击最猛，战斗十分激烈，我即将情况电话告知三原谢义峰，请派兵支援。不料3月1日午前2时左右，我右翼第三团阵地，被解放军突破，守兵四处溃逃，我即派师预备队第一团团长刘奉学带领两个营赶往增援，并责成务必恢复阵地，维持原线，固守待援。不料刘团在前进中，被解放军伏兵包围歼灭。5时许，解放军已攻至师指挥所，与我警卫部队发生战斗，其一部已深入本师后方，占据了王桥镇，切断了师的退路。 6时左右，我同师参谋长张凌汉在王桥镇以北的麦田中被解放军包围活捉。 7时左右，师左翼守备部队第二团亦被歼。至此，国民党军第二十师，寿终正寝。 我军揪住胡宗南不放，国民党内部也有人揪住胡宗南不放。青海马步芳集团惧怕胡宗南集团被歼后自己孤立，同时也企图向陕西扩展，一反常态，积极请战，出兵配合。 胡宗南得马增援后，暂时打消了撤退的念头，于3月5日集中主力第一、第三十八、第六十五、第六十九、第九十军等部共11个师向我军反扑过来，主要突击目标是铜川、美原镇地区。 青马出动第八十二军第二四八师四个骑兵团向淳化发起猛攻。 在淳化以北地区，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的部队，与马家军再次相遇。真是冤家路窄，我第四军的将士们决定狠狠教训一下眼前的狂妄之敌，为牺牲在马家军枪口下的死难烈士们报仇。 马家军第二四八师在师长马得胜的率领下，自陇东出发，约定与胡宗南部会师同、耀之间。当胡部第九十军向耀县以南地区攻击前进时，马得胜率部于3月11日经淳化以北地区向耀县前进。 一野第四军经过当天八个小时的战斗，把胡部第九十军吸引到耀县附近后，迅速北进隐蔽起来，井以神速行动，转移兵力到耀县西北地区，伏击第二四八师。 敌第二四八师进至暮坳村附近的大沟，遭到第四军的猛烈袭击，伤亡惨重，师长马得胜当场毙命。随从人员拖着马得胜的尸首，且战且走，拼命向耀县方向逃窜，然后狼狈地逃回了陇东。 马部骑兵师撤走后，胡宗南派了第一三五师进驻耀县，归第九十军指挥，并命第九十军向铜川推进。 3月16日，第九十军到达铜川后，以第六十一师占领铜川城西高地，构筑工事阵地；军部率第五十三师占领铜川以东约30华里的陈炉镇构筑阵地。 这时敌第一军、第六十五军位于在富平、蒲城之间，三个军互为犄角。 胡宗南的部队，在这一地区一直紧紧张张地摆了20天左右，可前线却非常平静，甚至连警戒部队都没发生战斗。 原来，我军在达成预定战役目的后，于3月5日至19日，主动撤离淳化、耀县、富平、铜川、蒲城等城，尔后转至黄陵、宜君、白水、澄县及大荔以北地区休整去了。 这次春季攻势作战，第一野战军经渭河以北、泾河以东、洛河以西的广阔地域连续作战，共歼敌（不含地方部队）约7000人，再次解放并巩固了大荔、朝邑、平民地区，并一度解放了铜川、耀县等城，狠狠打击了这些地区的反动地方武装。胡宗南集团第七十军第二十师、第十四师四十团、第八十四师二五二团第二营全部被歼，并给企图奔袭关中地区的青马第八十二骑兵部队以沉重打击，另歼陕西保安第四旅旅部、保安第二十六团、第八专署突击大队和几个县的保警队等地方武装，争取了两个县保警队投诚。 春季攻势，打乱了胡宗南的退却部署，打击了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扩大了解放军的影响，为以后作战和更好地发动群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春季攻势期间，第一野战军前委于2月28日召开了第五次扩大会议，由张宗逊主持。会议就部队作战、休整问题和开展地方工作等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会议决定： （一）派第六军执行攻取大荔、平民和朝邑的任务，另派小部队袭扰三原地区敌人。第六军攻占大荔后留一个团驻守，主力西移。第三军位于富平附近，第二军位于关山、田市、康桥一带，第一军从庄里西移，野战军主力除第六军外，其余部队休整待命。 （二）各军分片负责开展地方工作，主要任务是：筹集粮食，肃清反动武装，登记民间枪支，建立区乡政权，以秘密形式建立游击队。 （三）迅速稳定物价。物价以地方市价为准，粮食交易由贸易局负责，各军不得进行。 （四）筹备设立西北军政大学分校。地址设在蒲城，方仲如任校长。 （五）部队整训以政治为主，继续深入城市政策纪律教育。 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各军一面进行休整，一面抽出人员开展地方工作。 第六军和骑兵第二旅协同东府分区部队开始攻歼大荔、朝邑、平民地区之敌。3月3日晚，第六军十六师经伍家、官池子，十七师经羌白镇，向马坊头、石槽线攻击，守敌第八十四师逃到渭河以南，留守的第二五二团二营未战即逃，被我在追击中歼灭。4日，我第十七师攻克大荔。东府分我部队第二十二团也先后占领朝邑、平县。至此，石川河以东、渭河以北地区全部解放。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告诉彭德怀，解放太原后，可将华北几个兵团调往西北作战。同时决定，彭德怀暂时到太原前线协助患病的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 1949年3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到达太原前线。他和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总前委书记徐向前司令员在峪壁村见面了。 彭德怀和徐向前虽相互熟悉和了解，但由于紧张的战事，见面并不多。 1948年中央召开“九月会议”，彭总没参加；1949年3月召开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徐向前又因病请假，所以算起来，两人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两人一见面，主要的还是谈工作。 彭德怀说：“去年你打完临汾战役，我就向中央请求让你去西北，当时没能得到批准。现在中央已经决定，等拿下太原，把十八、十九兵团调给一野参加解放大西北，以后，咱们一起去消灭胡宗南和马匪军！” 徐向前笑着说：“我很希望能在彭总领导下工作，也很想去西北，只是身体不行，恐怕去不了哇！” 彭德怀说，“你应好好保重，身体好些再去也可以。我这次到你们这里，也是来学习的。在西柏坡，毛主席特别给我讲了你指挥的晋中战役，他非常赞赏呢！” 徐向前忙说：“彭总太客气了，毛主席那是过奖。我们还没有完成包打太原的任务，正需要彭总多指示呢！” 接着，徐向前向彭德怀介绍了攻打太原的部署和准备情况。 徐向前还说：“我的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身体虚弱得很，实在没有办法到前边去。彭总，我看您还是留下来攻城吧！等打下太原再走。” “我同意，你现在确实需要休息，这件事我立即报告中央军委。”彭德怀爽快地答应了。 军委认真研究了徐向前和彭德怀的意见，同意彭德怀留在太原前线为徐向前分劳。 4月5日，彭德怀在太原前线总前委扩大会议上说：“这次我来太原前线，任务有两项。一是学习太原攻坚战的经验，二是来带兵的。打下太原后，中央军委准备调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到西北战场参加解放大西北的任务。” 会后，彭德怀亲自深入前沿的主要阵地，检查部队作战准备，察看地形，殚精竭虑地指导总前委准备发起总攻。病中的徐向前，这时不能走动，躺在担架上，日夜关心着最后的总攻。有彭总在，他对取得总攻胜利很放心。 太原前线党的总前委是1949年3月17日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的，以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陈漫远、胡耀邦、李天焕八人组成，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周士第为副书记。中央军委还决定组成太原前线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以第十八兵团司令部为太原前线司令部。 4月5日，毛泽东主席给徐向前电示：阎锡山已离太原，李宗仁愿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我们已告李宗仁代表（本日由平去宁）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允许其乘飞机出走，其余照北平方式解决，部队出城两星期至三星期后开始改编。你们应即派人进城接洽。 徐向前接到这一电示后，当即与常委研究，并请示彭总后，给太原绥署副主任兼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太原防守司令兼第十兵团司令官王靖国写了一封信，派赵承缓和被俘的高斌、曹近谦进太原城试谈。当他们进入敌六十一军防区时，军长赵恭派人持信回见。信上说，阎锡山临走前有命令，不许被俘人员返城，请赵承缓等仍返回等待，待电报请示后再接见。 为了力促敌人放下武器、和平解放太原，减少人员生命财产损失，太原前线司令部连续发布了《告困守太原的蒋阎军官兵书》、《最后警告阎锡山书》。但是太原城的敌人，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在11日早上向解放军阵地发炮，并在广播中宣称“坚强意志，奋斗到底”。 为了再给太原守敌一次机会，太原前线司令部当天下午再给太原守敌送去《最后通牒》，同时命令部队完成攻城的各种准备。 4月14日，徐向前和周士第、罗瑞卿致电军委提出：敌方对我们的最后通牒并无回音，而封锁更严，我们再送信入城，亦不能进去。敌近日调整部署，加强战备，广播中仍宣传要坚决抵抗。我炮兵增加，均已进入阵地，侦察及各种准备工作已完成，按目前条件，争取在外围切断、歼敌几个师，而后乘胜攻城，则太原之敌可能容易就范。如16日南京谈判无大效果，可否提前攻击太原。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以和谈为烟幕，拖延时间扼守长江天险，造成“南北分治”的阴谋已充分暴露，毛泽东主席于4月17日给徐向前复电：“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 太原前线总前委当即决定，按照军委批准的作战方案，20日开始对太原发起总攻。 此时的太原守敌，在我军事攻击和政治瓦解下，已成惊弓之鸟。但孙楚、王靖国仍想负隅顽抗，还印发阎锡山从南京发来的公开文告，其中说：“保卫太原之战，关系国际视听，你们能参加这个战争，真是荣幸。”阎锡山要求所有军政要员，“本成功成仁的决心，誓死保卫太原，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来。” 但阎锡山想得太天真了！ 4月20日凌晨，解放军开始发起了对太原的总攻。十九兵团由南、二十兵团由北、十八兵团由东（主攻方向），数十支攻击部队先后突破敌前沿，继以长驱直人，猛烈向纵深发展。至22日晚，全部扫清城墙以外的守敌。 24日晨5时半，1300多门火炮从四面八方对太原城轰击。在3个兵团和1个炮兵师及地方部队的绝对优势兵力的突击下，太原守敌土崩瓦解。山西“阎王”反动统治宣告结束。 在对太原发劝总攻中，彭德怀协助徐向前等人做了大量工作。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彭老总留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后，为避免影响军心，那时厂命令、写报告，仍用我的名义签署，实际上是彭老总在挑担子。他新来乍到，对敌我情况不熟悉，但慨然允诺，勇挑重担，实在难得。” 4月25日，毛主席致电徐向前并告彭德怀：十八及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区处。 同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同意你于五月初回陕，在回陕前请对十八、十九两兵团的部署加以确定，而后该两兵团即由你直接指挥。 此后，第十八、十九兵团在彭总指挥下，积极准备由晋入陕，参加消灭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等国民党军队，解放大西北的作战。同时与两兵团一起入陕归建的，还有第一野战军第七军和第一军三师、第三军八师，共20余万人。 第十八兵团，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陈漫远任副司令员，王新亭兼副政治委员，陈漫远兼参谋长，胡耀邦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六十军、第六十一军、第六十二军。 第六十军，张祖谅任军长，袁子钦任政治委员，白天任副军长，桂绍彬任副政治委员，邓士俊任参谋长，周仲英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七八师（师长温先星，政治委员刘聚奎）、第一七九师（师长贾定基，政治委员萧新春）、第一八零师（师长郑其贵，政治委员康烈功）。军长张祖谅是河南省商城县人。 1931年加入红军，曾担任过红三十一军保卫科长、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九军分区司令、华北军区第八纵队参谋长和副司令员。 第六十一军，韦杰在军长，徐子荣任政治委员，郭林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胡正平任参谋长。军辖第一八一师（师长王诚汉，政治委员张春森）、第一八二师（师长王海东，政治委员王贵德）、第一八三师（师长钟发生，政治委员杨绍曾）。军长韦杰是壮族人，原籍广西东兰县。 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四师师长、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八团团长、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一旅旅长、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司令员。 第六十二军，刘忠任军长，鲁瑞林任政治委员，方升普任副军长，熊奎任参谋长，高德西任政治部主任。军辖第一八四师（师长林彬，政治委员梁文英）、第一八五师（师长涂则生，政治委员孔骏彪）、第一八六师（师长蒲大义，政治委员车敏樵）。军长刘忠是福建省上杭县人。 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太岳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司令员。 第十九兵团，杨得志任司令员，李志民任政治委员，耿飚、葛宴春任副司令员，耿飚兼参谋长，潘自力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六十三军、第六十四军、第六十五军。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是我军有名的战将。他是湖南省醴陵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和第二师师长。在红军长征路上，他率领部队立下赫赫战功。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 第六十三军，郑维山任军长，王宗槐任政治委员，易耀彩任副军长兼参谋长，龙道全任副政治委员，陆平任政治部主任。军辖第一八七师（师长张英辉、政治委员张迈君）、第一八八师（师长宋玉林，政治委员李真）、第一八九师（师长杜瑜华，政治委员蔡长元）和骑兵第六师（师长刘春芳、政治委员刘光裕）。郑维山军长是河南新县人。 1930年加入红军，曾任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八十八师政委，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 第六十四军，曾思玉任军长，王昭任政治委员，唐子安任副军长，傅崇碧任副政治委员。军辖第一九零师（师长陈信忠，政治委员边疆）、第一九一师（师长谢正荣，政治委员陈宜贵）、第一九二师（师长马卫华，政治委员王海亭）。军长曾思玉是江西信丰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过中央军委警卫团的政委，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 第六十五军，邱蔚任军长，玉道邦任政治委员，王克斌任副军长兼参谋长，蔡顺礼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军辖第一九三师（师长郑三生，政治委员杨银生）、第一九四师（师长赵文进，政治委员陈亚夫）、第一九五师（师长王志廉代）。军长邱蔚是湖南省浏阳县人。1929 年参加红军。曾任过红三军团第十二团副团长、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十旅旅长、第八纵队司令员。 第十八、十九兵团原是直属中央军委指挥，具有光荣历史的两支劲旅。 日本入侵中国后，他们开赴华北敌后，坚持抗战八年，参加创建华北解放区的斗争。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来，第十八、十九兵团所属部队分别参加了上党、邯郸、绥远、石家庄、临汾、运城、晋中、新保安以及平津、张家口等战役，取得了重大的战果。在作战中，他们开创了攻占敌人重点防守的重要城市的范例，涌现了象“临汾旅”这样的一大批先进单位和战斗英雄。 太原战役结束后，第十八兵团在徐沟、榆次，第十九兵团和第七军在太谷及以南休整，积极做好人陕的准备。 5月4日，第十八兵团发出《关于“向前进”的准备工作决定》，颁发了进军大西北的八项胜利条件、四项精神准备、五大要求，发动全军讨论。5 月23日，第十九兵团政治部向所属部队发出进军大西北政治工作要点，提出“革命到底，光荣到底”等行动口号。各部队根据上述部署和要求，采取多种方式对部队进行了“进军大西北，解放全中国”的政治教育，各军还大批补充了兵员和武器装备。 第一野战军前委确定，第十八、十九兵团分两路先后开进入陕。5月3日，彭德怀命令第十八兵团由陕州附近渡河，进至潼关、西安之间，先歼潼关以西地区之敌，尔后向西南发展。6月24日，第十八兵团全部集结西安附近。 第十九兵团于6月初开始西进，至7月3日，兵团部和直属部队进富平，第六十三军至富平、三原，第六十四军至高陵、泾阳西北，第六十五军至泾阳西之王桥镇、北屯镇。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遵照毛主席和彭总的命令，以临战姿态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第十八、十九兵团西进入陕，得到了沿途地方党政领导、各阶层人士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热情迎送。 第十八、十九兵团由华北到西北，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远征。从先遣部队开始行动到全部集结关中，历时一个半月，行程约1000公里，车运、船运、徒步并行，胜利完成了进军大西北的任务。 在第十八、十九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的同时，中央军委于5月8日决定第十九军划归第一野战军。 第十九军是5月1日由陕南军区部队组成的。军长刘金轩，第一政治委员张邦英，政治委员汪锋，副军长陈先瑞，副政治委员李耀，参谋长薛克忠。 下辖第五十五师（师长符先辉，政治委员张明）、五十七师（师长张复振，政治委员张文彬），全军共1.5万人。 第五十五师曾是抗日战争爆发时山西新军决死队一部，曾参加过著名的百团大战和上党、内晋、晋南等战役。第五十七师原是国民党爱国将领杨虎城的部队，参加过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两支邻队在陈赓、谢富治指挥下，于1947年8月强渡黄河进击豫西、陕南、鄂西北，开辟了拥有10个县200多万人口的陕南根据地，并于1948年6月组成陕南军区。 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向大西北进军的需要，在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及第七军全部到达西安、三原地区后，第一野战军经请示中央军委批准同意，于1949年6月中旬对本野战军和编制序列作了调整，成立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 第一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张子意任政治委员（张未到职，由王震兼任政治委员），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军、第二军和第七军。 第一军，贺炳炎任军长，廖汉生任政治委员，王尚荣任副军长；洗恒汉、余秋里任副政治委员，陈外欧任参谋长。下辖第一师（师长罗坤山代，政治委员曾祥煌）、第二师（师长王绍南，政治委员颜金生）、第三师（师长傅传作，政治委员曹光琳）。 第二军，郭鹏任军长，王恩茂任政治委员，顿星云任副军长，张希钦任参谋长，左齐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四师（师长杨秀山）、第五师（师长徐国贤，政治委员李铨）、第六师（师长张仲瀚，政治委员曾涤）。 第七军，彭绍辉任军长，罗贵波任政治委员，何辉燕任参谋长，侯维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九师（师长朱绍田，政治委员孙鸿志）、第二十师（师长张新华，政治委员龙福才）、第二十一师（师长范忠祥，政治委员李建良）。 第二兵团，许光达任司令，王世泰任政治委员，徐立清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下辖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 第三军，黄新廷任军长，朱明任政治委员，唐金龙任副军长，朱辉照任副政治委员，朱文清任参谋长。下辖第七师（师长唐金龙兼，不久由张开基继任师长，政治委员梁仁芥）、第八师（师长杨嘉瑞，政治委员孟昭亮）、第九师（师长朱声达，政治委员王赤军）。 第四军，张达志任军长，张仲良任政治委员，孙超群任副军长，姚知一（翌年初）任参谋长。下辖第十师（师长高锦纯，政治委员左爱）、第十一师（师长郭炳坤，政治委员高维嵩）、第十二师（师长郭宝珊，政治委员李宗贵）。张达志军长是陕西省佳县人，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地方和军队的政治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过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员，绥德军分区司令员，陕北军区司令员。 第六军，罗元发任军长，张贤约任副军长（同年七月，中央军委任命张贤约为第六军政治委员），唐子奇任参谋长，黄振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六师（师长吴宗先，政治委员关盛治）、第十七师（师长程悦长，政治委员黄振棠兼）、第十八师（师长陈刚，政治委员萧头生）。 在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稍前，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于1948年11月改称为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维舟任副司令员，张经武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朱早观任副参谋长，陈希云任后勤部部长，刘海宾任后勤部政治委员，何维忠、周子祯任后勤部副部长。 下辖晋绥军区、晋南军区和西北军区军事政治大学以及延属、绥德、三边、陇关、关中、黄龙、西府、榆林等八个直属军分区。 晋绥军区由贺龙兼任司令员（不久由陈漫远接任），李井泉任政治委员（后由张子意继任），谷志标任副司令员，张子意任副政治委员，唐健伯任参谋长（1949年5月正式任命），王定一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兼，政治委员高克林兼）及五寨中心军分区（司令员刘仲伍，政治委员郑林）、离石军分区（司令员黄永昌，政治委员秦力生）、雁北军分区（司令员李仲英，政治委员李登瀛）、雁南军分区（司令员苏鳌，政治委员景明远）。 晋南军区（1949年1月成立）由马佩勋任司令员，马明方任政治委员，罗志敏任政治部主任，张德同任副参谋长，卫一青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隰县军分区、新绛军分区、运城军分区。 西北军事政治大学（1948年7月，由“贺龙中学”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步兵学校合编组成）由贺龙兼任校长，李长路、钟师统任副校长，黄荣忠任教育长，戴伯行任副教育长，胡光任政治部主任，金仲华任校务部长，郭一任供给部长，贺凤辉任卫生部长。 西北军区直属八个军分区的领导人为：延属军分区，司令员白寿康，政治委员李景膺；绥德军分区，司令员吴代峰，政治委员张邦英；三边军分区，司令员曹又参，政治委员郭炳坤；陇东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仲良；关中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锦纯；黄龙军分区，司令员暂缺，政治委员张自修；西府军分区司令员陈国栋，政治委员吕剑人；榆林军分区，司令员王心瑀；政治委员朱侠夫。 至此，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部队的总兵力达41万余人，其中野战部队由原来的15万余人增加到35.9万余人。从此，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场上敌强我弱的状况。 1949年4月19日至23日，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在澄城县北的平城召开了第六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当时，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去山西太原前线，因此，由王震同志向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报告。 第一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结束时，习仲勋做了总结讲话。他指出：南京的解放震撼着整个国民党反动派的阵营。有人认为被我们打得焦头烂额的胡宗南集团可能会老实一点，这想法太天真了！我们长期与胡宗南打交道，这个人顽固得很，不到黄河不死心。现在他把手中的几个军撤到陇东、泾阳、高陵、临潼，背靠秦岭组成保卫西安的新防线，妄图固守西安，同时在秦岭以南准备了退路。狡兔尚有三窟，何况这位上将呢！中央已决定第十八、十九兵团由华北入陕，因此我们要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筹备粮食，准备吃大苦，打大仗，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 会后，一野各部队掀起了练兵的热潮，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胡宗南自从开春挨了第一野战军一顿狠揍以来，是走是留，举棋不定。 如果继续苦撑下去，则主力在渭北地区被歼灭的可能性很大；想保存实力向西南逃跑，但又考虑到关中地区是西北门户，西南的屏障，若关中失守，西北大门敞开，也使西南局势更加困难。 这时，我第二、第三野战军渡过长江，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逼近武汉，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等部解放太原，全国形势对我十分有利。 在此情况下，胡宗南集团慑于被歼，终于定下决心实行战略退却，从铜川、蒲城、耀县等地后撤，企图与青宁“二马”相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确保西北，屏障西南，迫不得已时则退踞陕南、川北。 4月下旬，胡宗南命令部队放弃蒲、富、同、耀地区，撤到三原一线。 敌第十八兵团部及六十五军驻径阳（李振年初被任命第十八兵团司令，仍兼第六十五军军长）；第九十军占领高陵、三原到淳化口头镇一线；第十七军留一部分部队在渭河北岸担任警戒，其余部队陆续撤到径河以南地区。这样，胡宗南又摆成一个掩护撤退、放弃关中的态势。 为及时查清敌情以捕捉战机，第一野战军各军以一部兵力及侦察部队组成先遣支队，于5月3日分别到达铜川、耀县、美原镇、流曲镇、到贤镇、龙阳镇、交斜镇、羌白镇等地区，进行战斗侦察。 第一野战军侦知胡宗南集团全线撤退后，为了在关中地区歼敌一部，同时打乱胡宗南的战略撤退计划，尽量截缴其军用物资并使西安不致被破坏，决心不待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到达，发起陕中战役。作战部署是：第一步，以歼灭三原地区之敌为目标；第二步，视情逐次夺取咸阳、西安、宝鸡。这一战役计划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5月8 日，中央军委就队中战役的部署问题致电中原局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等：我第一野战军（三十五万人）六月间开始举行夺取潼关、西安、宝鸡、汉中、天水及陇南地区之战役，希望我陕南刘金轩部沿汉水向汉中方面行动，最好能直取汉中区域，切断胡宗南向川北的逃路。 根据军委指示精神，第一野战军首长估计青、宁二马可能配合胡宗南集团行动，便于5月17日在富平谢村召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进一步研究作战部署，决定抓住胡宗南撤退的有利时机，追歼其主力，同时解放西安。拟以第四军向乾县及其以西地区追击前进，准备打击二马可能之增援；第一军向临平镇、歧山之间，第二军向咸阳、武功，第六军向西安，分路攻击前进；第三军为预备队。如敌仍据守西安、咸阳，我军即就地集结进行进攻准备。 当胡宗南全线撤退时，第一野战军各军按原计划追击前进。 第一军向临平、歧山，第二军向咸阳、武功方向追击。5月17日，我第二军第五师在永乐镇以南之径阳塔全歼敌九十军五十三师之一五七团，第四、六师在永乐镇歼敌第一五八团两个营大部。 当天，第二军顺利进占泾阳，并渡过泾河，18日进占咸阳、兴平，并在咸阳东北之新庄、阎家庄地区，歼敌第九十军五十三师一五九团及骑兵第二旅四团一部，俘敌1200余人。第二军19日解放扶风。 第四军克礼泉、武功、乾县，占领监军镇，沿途消灭敌大批地方武装。 第一军抢渡径河后，经咸阳、武功、扶风以北攻击前进，20日到达歧山、横水镇地区。 第三军进至武功以北之临平及其以西地区。 而解放古都西安，是陕中战役的重要目标。西安是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自西周、秦、汉至隋唐五代，先后有11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之后，西安成了国民党反共的重要基地。因此，解放西安不仅有广泛的政治影响，能打击国民党军的士气，而且对第一野战军尔后大兵团作战所需物资及运输保障有重大作用，并为进军甘肃、宁夏、青海歼灭二马创造条件。 按照预定计划，担负这一任务的一野第六军已将目标指向了胡宗南的老巢——西安。 这时的西安城，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和繁荣，乱糟糟的一片。敌西安绥署的大部分要人、后勤机构和仓库物资已经撤走，市面上一片萧条。 胡宗南走后，留下守卫西安的部队是第十七军，军长名叫杨德亮。 1949年2月间，杨德亮奉胡宗南命令，接替了钟松西安警备司令的职务，率领十七军进驻西安西郊。当时该军驻防如下：军部和直属部队驻西关飞机场东侧营房（现西关南火巷一带）：第四十八师担任飞机场和西安城防；第十二师驻草滩一带，负责渭河的防守。 杨德亮接替钟松后，认为自己一跃而成为胡宗南的亲信，十分骄横，大肆进行残害百姓的罪恶活动。他兼任警备司令时，从军直属辎重兵团中挑选了5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带到警备司令部作爪牙。他还把原来司令部里一些坑害百姓最甚的职员，保留原职不动。 杨德亮强制市民、商人使用金圆券。拒用者，则给戴上高帽子，上写奸商或奸民捣乱金融字样，成群成队地绑成一串，由武装部队押解到东、西、南、北大街游街示众。他们头戴高帽，反绑双手，站在钟楼上，不准坐卧，不给饭食，名曰疲劳处罚。有的人站立几天，不放回家，也不准许家人见面送饭，因而致病、致死者甚多。 杨德亮常带护兵在街上闲游，遇有打架吵嘴之事，即以破坏城市秩序罪名令护兵就地枪决。一次，他走到南大街见有人打架，不问青红皂白，叫护兵用手枪枪毙。人们称他是活阎王！ 1949年5月，胡宗南逃往汉中，交给了杨德亮更大的权力。杨德亮愈发杀气腾腾，有一次竟派城防部队一个营，在玉祥门外集体枪决了11名进步人士。 西安解放前两天，杨德亮命令宪兵队和警察队大肆进行破坏活动，并将全城戒严，禁止通行，挨门挨户搜查，稍有可疑即行逮捕。他的爪牙们趁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搞得人人提心吊胆，鸡犬不宁。 杨德亮为了准备逃跑，将部队做了新的部署：第四十八师集结于三桥一带待命，把西安城防任务交西安自卫总队。但他对自卫总队并不完全信任，又调第四十八师的第一四四团集结在飞机场，作为机动部队，以防不测。 当咸阳传来解放军进攻的隆隆炮声时，杨德亮命令军部非战斗人员和直属辎重兵团先撤到凤县一带，同时令所有战斗部队一律整装待命，做好逃窜的准备。 第一野战军第六军为胜利完成解放西安的任务，于5月18日下午从三原县大程镇出发渡过径河，急速向西安挺进，第十六师攻击咸阳以东林场，第十七师攻击咸阳以西五陵。 当晚，第十七师四十九团和五十团急行军50余公里到达咸阳近郊。各部队决定迅速抢渡渭河。 渭河是西安西北部的天然屏障，抢渡渭河是解放西安的关键一环。第六军为越过这一障碍，组织干部战士进行现场勘察后，决定19日夜间以第十七师四十九团在咸阳以南，第十六师四十六团在咸阳以北强渡渭河，然后迂回到守桥敌人两侧，配合第五十团全歼据守桥头的敌人，掩护全军渡河。 5月20日凌晨，我第六军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击破河防守敌暂编第二旅第六团渭河南岸之防线，歼敌第四十八师一个营及暂编第二旅第六团，全军泅渡过河，逼近了西安。 杨德亮坐不住了，急忙下令撤退。他命令第一四四团在飞机场北面的马路上集合，先掩护军部撤走。可他赶到那里一看，哪还有一四四团的踪影。 杨德亮气得面色苍白，破口大骂：“第一四四团团长张芝安该杀！” 杨德亮调转头进城到警备司令部打电话找自卫总队闵队长。 总机说电话接不通。 杨大喊道：“接不通我枪毙你！” 总机却说：“枪毙也接不通，不过此时你枪毙不了我。” 杨德亮此刻才明白，自卫总队哗变了。他把电话机一扔，急忙乘车赶到南门，强迫守城门的连长开了城门，命司机开足马力，一口气逃到城郊的子午镇。 就在这一天，我第六军乘胜占领西安，这座古城回到人民的手中。这一仗，第六军歼敌暂编第二旅大部和第十七军四十八师、十二师各一部，共计2000余人。 彭德怀司令员获悉西安解放后，来电予以嘉勉。随后，中共中央致电祝贺西安解放。 5月22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杨德亮虽然丢掉了西安城，但却庆幸自己逃了出来，保住了性命。他哪里知道，他这条命是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救”的。 原来，我军之所以放过十六军，是因为要集中兵力追歼经麟游向凤翔逃窜的敌人。 此时，厄运正落在逃命的敌第三十师和敌五十七军头上。 第三十师的前身是由山西临汾空运回来的整编第三十旅的残部，当时只有六七百人。经过一番整补后，胡宗南便任命王敬鑫为第三十师师长，立即开赴蒲城守备。 第三十师开到蒲城后的任务是一面训练，一面构筑工事，防守城垣。为了修筑城防工事，这个师的士兵先扒了蒲城县的城隍庙，后在西门外拆除了几十间民房，使这一地区居民流离失所，人心不安。 经过我军数次打击后，这个师的军心已不堪收拾了。凡是参加过战斗的士兵，提到与解放军作战，无不“谈虎色变”，而多数军官则更如“惊弓之鸟”。因此，士兵逃亡日众，军官也各有各的打算。 1949年2月至3月间，胡宗南见解放军已深入泾、渭两河沿岸，感到蒲城突出前方，难于久守，乃命第三十师撤离蒲城县城，扼守城西十里铺至兴镇之线，把城防任务交给地方团队。 此时，我军运用“敌驻我扰”的战术，扰得第三十六师官兵昼夜不安。 一会儿步哨不见了，一会儿一个班被拖走了，弄得上下猜疑，互不信任。 4月间，第三十师又奉命由蒲城向富平撤退，扼守阎良镇一带。这次调动主要原因是：胡宗南想施展他的黔驴未技，企图“诱敌深入”，把第一野战军的主力诱至渭河与泾河之间的三角地带，全力歼灭之。 可我第一野战军对他的企图了如指掌，只以少数部队拉住他的尾巴，而将主力控制于富平到贤镇一带，伺机歼敌。这就使得胡宗南的主力处于既不能逃脱，又不敢进攻的境地，甚至连一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了。 1949年5 月，胡宗南决定撤出西安，命令第三十师担任右侧的掩护任务。 第三十师于5月上旬在三原南关集结，星夜经泾阳、醴（礼）泉到乾县，在乾县与青年军第五十七军会合，一同向宝鸡进发。 敌第五十七军实际兵力约有三个团，五六千人，士兵都是20岁左右的新兵，多操四川口音，配备的是美式卡宾枪、冲锋枪，重武器很少，战斗力很差。军长徐汝城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被胡宗南礼为上宾。他与第三十师校级军官见面时，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胡宗南为保存这支嫡系，曾电令第三十师负责掩护该军转进。 5月16日，这两支部队从乾县出发，经永寿过麟游向凤翔行进，第五十七军在前，第三十师殿后。 行军中的第五十七军，犹如老百姓大搬家一样。徐汝城乘坐的小吉普车上携妻带女。上行下效，军官也多半带着家属和行李，辎重累累。车辆不够，便强拉民车运送。该军的士兵军纪败坏，沿途拉夫抓鸡，穿门入户，翻箱倒柜，百姓稍示不满，便任意鸣枪射击，完全是一支土匪式的乌合之众。 这支军心涣散的部队，行动十分迟缓，每日行程不过40—50里。 这时，第一野战军的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歧山地区向西疾进，于5月20日下午4时以前，在敌人行进的前方布下了死亡的陷讲。 敌第五十六军的先头部队行进到距凤翔东北约20华里的亢家河一带，在路经一座山隘口时，迎头遭到我军主力的截击。第五十七军和三十师被堵在一条山沟里，如同一条待死的长蛇，拖散在麟凤公路的两侧，既无法展开，又无力进攻。 徐汝城的吉普车被打坏了，他的妻子受了伤，女儿滚到公路的一旁。这时的徐汝城既顾不得指挥军队，也顾不得照看娇妻爱女，慌慌忙忙地跑到第三十师师部，找到了王敬鑫求救。 王敬鑫挺了挺腰板，硬充好汉，自负地说：“军长放心，让本师即行攻击，即使打到一兵一卒，誓与解放军周旋到底。” 王敬鑫急忙召集各团指挥官部署作战，企图以中央突破的战术，两小时内从正面打开一个缺口，使主力进入凤翔县城。但是，派出的部队受到了我军的强烈的回击，进攻受挫，不得不撤回原处。 王敬鑫气急败坏地命令师属炮兵营（六门美式山炮）向我军阵地轰击，结果不但无济于事，反把炮兵阵地暴露了。没过多久，我军的炮火便向他倾泻而来，直打得王敬鑫神色陡变，急忙躲进公路右侧的一个窑洞里。 在洞里，他打开一瓶酒，咕嘟嘟地喝了两口，壮了壮胆。尔后，他又一次召集团、营长到他面前，展开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指手画脚地乱谈一阵，也没找出一个万全之策。 徐汝城不知从哪个安全地方睡了一觉之后，来到第三十师的阵地，开口就说：“本军训练时间短，战斗力差，全靠贵师英勇奋战，如能安全突出，我担保面请胡主任重赏你师官兵。” 王敬鑫在他的“激将法”愚弄下，又把单独脱逃战场的念头丢到九霄云外，当场下了决心，再次突围攻击。 这时，天刚拂晓，我军不容敌人组织突围，即发起猛烈攻势。只听得阵地上杀声四起，我攻击部队如同猛虎下山，将敌人冲得乱成一团。 敌人纷纷举手投降。 我军战士冲入敌群，大抓俘虏。 这一仗共歼敌8000余人，击毙敌三十师师长王敬鑫。 第一野战军发起的陕中战役，给胡宗南集团以重大打击，歼敌第五十七军（第二一四师、第二一五师）、第三十师、第五十三师、二十二军补给团等全部，歼敌十七军、三十六军、九十军六十一师各一部及非正规部队，歼敌兵力总计27000多人，并争取了部分敌军起义或投诚。 此战役后，胡宗南的主力部队逃到了宝鸡及秦岭以西地区。 第十一章 钳马打胡 胡、马两军联合反朴，惊闻一野新的部队集结，纷纷后撤。榆林守敌“孤掌难鸣”，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决心起义。“先胡后马，钳马打胡”，扶眉战役一举歼灭胡宗南主力四个军，彭德怀兴奋地说：“很好，这才叫全胜！” 自从太原解放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知道，解放军华北兵团西渡黄河与西北野战军会师，已是近在眼前的事情。他害怕被歼，急忙于5月中旬撤离了盘踞十多年的老巢——西安，仓皇缩进了秦岭。 这时国民党的总统已经“换马”，李宗仁当了代总统。胡宗南既是蒋介石的亲信，又靠蒋介石起家，对李宗仁自然不买帐。另外，令胡宗南恨之入骨的一件事是：蒋介石临下台时，给了胡宗南两个军的番号和全副美械装备，叫他扩大实力，而李宗仁一上台，却把这两个军的美械装备，完全给了他的亲信——白崇禧。胡宗南本来就不愿意受李宗仁的约束，这件事更使他胆大妄为，更不听李的调遣，甚至连招呼也不打一声，便带着指挥部撤进了秦岭。 胡宗南曾在4月下旬的一天，找来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密谈了他的下一步打算。他说：“目前西北局势，同过去有些不同，过去我们占着绝对优势，如果进攻太原的共军过河来与西北的共军会合，那我们就不一定占绝对的优势了。今后我们的战略，是要大踏步的撤退，大踏步的前进，来歼灭共军的主力。也许我们一下进到陕北，或者一下退到四川。因此我想把你们几个战斗力强的第三十八军、第六十五军、第一军编成一个兵团，叫第十八兵团，由李振带上，将来使用于绝对需要的方面……” 5月中旬，西安绥署由西安撤退时，胡宗南即按照他的意图，把第一军、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编成所谓“王牌兵团”，即第十八兵团，以李振为兵团司令，向川北集结待命。按当时胡宗南的企图，以掩护背后国际补给线为理由，把第十八兵团开进云南；另把陕西保安队编成几个新军，交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带上，与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两人共同维持陕西的残局；其他正规部队均集结四川，必要时在第十八兵团的掩护下，撤进云南，负隅顽抗，不得已时，在滇缅边境建立反共根据地，等待国际局势的演变。 正当敌第十八兵团按照胡宗南的意图准备南撤时，突然接到命令，原地停止待命。 原来，胡宗南一要走，把马步芳急坏了。他担心甘、青、宁孤立，由自己单独抗击解放军的打击。于是，他急忙求救于蒋介石，并向蒋介石拍胸保证：如果胡宗南部不撤走，他保险把西安拿下来交给胡宗南，共同守备西安，确保大西北。 蒋介石自然喜出望外，因而严令胡宗南与马家军协力收复西安。 胡宗南对蒋介石的命令，当然不敢公然违抗。同时他也认为，只要把马家军拉出付肃，将渭北交给马家军，他只需要几个军就可维持住渭河以南地区，这样便可与马家军一道保持住西北的局面。 所以，胡宗南接到蒋介石命令后，命第十八兵团停止南撤，北出秦岭，与马家军一起浩浩荡荡地杀奔西安而来。 这次胡马联合反扑所派出的兵力有：马继援指挥的陇东兵团（辖第八十二、第一二九军及一个骑兵旅）、王治岐指挥的陇南兵团（辖第一一九军及一个师）和卢忠良指挥的宁夏援陕兵团（辖第十一、第一二八军及九个保安团），胡宗南部五个军，胡、马两军共计30多个师（旅），约20余万人。 6月9日，胡、马两军分别从灵台、凤翔、宝鸡地区向我凶狠扑来。 针对胡、马两军集中主力企图反扑的形势，第一野战军决定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阻胡歼马的方针，待二马疲劳攻击受阻、粮食发生困难时，全力举行反攻，包围歼灭之。 6月8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作战部署，并说“如此役成功，对我很有利”。 6月9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指出： （一）就现有兵力与马胡全力作战，似觉无全胜把握，不如诱敌深入，俟兵力集中再打较为适宜。 （二）如你们认为有各个歼灭敌人的良好机会，我们亦同意先打一仗。 （三）请将诱敌深入，待本月底或下月初兵力集中时再打有何困难及不利之点，分析电告。 10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认为如放弃在径渭间作战，等6月底或7月兵力集中时再打胡、马，对我有诸多不利；如在泾渭间作战，虽我现有兵力不占优势，但胡军士气很低，胡、马互相猜疑，麟游山天然分割胡、马联系，有利我钳胡打马。我十八、十九兵团正向西安前进，数日后我即稍占优势。 11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的作战方针。并提醒：“作战时请注意先歼灭宁马一个军，然后再歼其一个军，各个击破，一次不要打多了。” 6月10日，马继援集团第十一、第一二八军向我第三、第四军五峰山、阳峪镇、铁佛寺、关头地区阵地作试探性进攻，主力进至常宁、永寿、崔木镇地区。敌第一一九军进至凤翔。 胡宗南主力向岐山、蔡家坡进攻。 为诱敌深入，我第六、第三、第四军转至云阳、石桥、泾阳；第一、第二军转至眉县、户县；华北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坚守咸阳。 敌军发现我军东移后，即以九个军15万人，联合向我咸阳、西安进攻。 马继援以主力第八十二军经礼泉向咸阳攻击；王治岐陇南兵团一个军沿咸阳至宝鸡公路向杏林镇前进；胡宗南第十八兵团三个军向武功前进。 胡宗南第三、第十七、第六十九军由陇海路南兰田、子午镇两路北上进攻西安。 敌第三十六军由眉县沿陇海路南侧向东，逼近西安。 鉴于胡、马两军配合紧密，第十八、十九兵团未全部到达指定地区，我与敌决战显然兵力不足，彭德怀决定改变原定的阻胡歼马计划，决定于11日晚放弃径渭间三角地区，撤至云岩镇、泾阳、咸阳、户县、周至地区，争取时间使4个野战兵团集中后再与敌决战。 6月15日，中央军委复电彭、张、赵，指出：你们放弃三角地带，引敌深入准备反攻的部署是适当的，但请充分注意马匪有利用我军分置注渭两路，中间薄弱，采取中间突破进取西安，使我两路不能联系之可能。 当天，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告中央军委：我兵分两路，处泾北渭南，中间薄弱，马匪乘弱中间突破，在14日前此顾虑甚大。现十八兵团已有5个师到西安，余在续运中，故不准备再放弃西安。 第一野战军东移，胡、马两军误认为是败退，便分头向咸阳、兴平、监军镇、杏林、武功方向跟进。孤军前进的敌第三十六军沿秦岭北麓进至眉县东南宁堡、金渠镇地区时，第一兵团司令王震当机立断，指挥第二军将敌第三十六军包围于金渠镇，歼其第一六五师大部，俘2200余人。敌三十六军的残部幸亏敌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五、第三十八军及时赶到，才得以死里逃生。 我六十一军在咸阳地区顽强抗击马继援集团的第八十二军第一九零、第一四八师等部的猛攻，用猛烈的炮火杀伤敌2000余人，迫使敌人调头转攻临泾，又使其遭挫败。马家军攻城无获，伤亡惨重，只得向乾县、礼泉地区集结，北撤而归。 我第二军于渭河南岸节节抗击胡宗南集团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五、第三十八、第九十军，及第三十六军残部的多路进攻。至16日，将敌阻至兴平、焦家镇、终南镇地区。 我华北十八兵团击退南线进攻西安之敌第三、第十七、第六十九军。 胡宗南进攻受挫，见马继援集团已北撤，同时又考虑到我第十八、十九兵团已抵达和正在抵达陕西，于19日逐步向扶风、眉县地区后撤。 胡、马这次联合反扑，不欢而散。但二马遭我严重打击后，仍分两路犯我临泾、修石渡，企图突过泾河。胡、马联合反扑决心仍未放弃。 6月19日晚，中共西北局、第一野战军前委在西安建国公园召开紧急会议，针对胡马联合向我进行反扑的严峻形势，集中讨论了西安要不要守和击南击北（即打胡打马）的问题。经过讨论认为： （一）第一线敌我兵力大致相等。敌3个兵团、11个军、32个师共21.3万。我3个兵团、9个军、27个师共24.8万人，且我士气占优势。 （二）守住西安，并利用西安、咸阳坚城消耗敌人，集中机动部队寻机打击敌人一路，歼敌一方面或另一方面的几个军是完全可能的。 （三）敌人寻机决战是我求之不得的，关键在等第十九兵团到齐，以便集结主力歼敌于西安附近。 彭德怀在会议结束时说：“现在不是放弃西安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敌人攻我之机会吸住敌人，歼敌于西安附近。放弃西安，对政治、军事和士气均不利。应利用西安、咸阳坚固据点诱敌深入，要向每个军民作战斗动员和解释工作。关于击南击北问题，我看打马是理想的，但在胡、马两军乘我十九兵团来到前即联合实施反扑使我被迫过早决战的情况下，可能先击胡，特别是敌威胁到我不能守西安，须集中力量歼敌一两个单位，迟滞敌人进攻是需要的。……在任何情况下，要不怕困难，不为零碎动摇整体。” 这时，我第十八兵团3个军及第七军、第一军的第三师、第三军的第八师全部到达三原、西安地区，第十九兵团3个军前卫师亦渡过黄河到达韩城、芝川地区，向三原、富平地区开进。 敌军闻讯我新的部队集结，纷纷后撤。至26日，二马退至永寿、崔木镇一线，胡宗南部退到武功以西。 鉴于我第十八、十九兵团经长途行军需要休整，第一野战军各兵团遵照军委指示进行休整，为与胡、马进行决战做准备。 此时，孤悬于陕北榆林的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第二十军军部及所属部队深感孤城难守。为了争取驻守榆林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放下武器，和平解放榆林，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区采取了政治上争取、军事上围困，争取其起义的方针。一方面，以榆林军分区第三十九团、四十团为骨干的武装力量频繁活跃在榆林城附近，三边、绥德军分区部队和武工队积极配合，围困榆林。另一方面，中共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杨明轩等领导，多次写信给邓宝珊和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劝其起义。 国民党第二十二军是国民党非嫡系部队，驻守榆林长达32年之久。抗日战争时期，该军受民族大义之感召，拥护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坚持与共产党合作，与八路军驻陕甘宁边区的军队有较好的关系。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曾在延安多次接见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王震、高岗等曾走榆林做统战工作，或与其军官有书函往来，加上我地下党员的积极工作，该军部有一定的进步力量。 在解放战争初期，该军受蒋、胡之令，参与内战，1947年8月上旬和11月上旬，该军两次与我军在榆林激战，遭到严重打击，实力大减。 1948年夏，该军的八师奉命调守包头。马鸿逵也因形势所迫，将宁夏协防榆林的保安第二纵队马宝琳部两个团，调回宁夏保护其老巢了。因此，到1948年底，驻守在榆林的国民党部队仅剩下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及总部特务营，二十二军部及军直特务营、通信营、辎重营以及八十六师徐之佳部，总兵力不过4000人。所以，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沉郁不安，深为自己和部队的前途忧虑。 正当人们议论较多，悲观情绪很重的时候，军长左协中收到了习仲勋、赵寿山等人的来信，说明大势所趋，诚恳劝告榆林守军起义。 共产党的来信给榆林守军的主要指挥官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反省这几年的状况，酝酿着投靠共产党。于是，晋陕绥边总部参谋长俞方皋、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二十二军参谋长张之因背着第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秘密商议起义事宜。 之所以要背着徐之佳，主要是因为徐之佳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军统特务在榆林的负责人。徐之佳是浙江人，日本士官学校炮科毕业，还是军统特务头子毛人风的亲戚。汤恩伯任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时，徐之佳是汤的参谋处长。1936年，第十三军驻绥德时，汤将徐塞给高双成（当时任第八十六师师长）任师参谋长，后任副师长、师长，实际上是给八十六师安下的一个钉子。 所以，左协中等人与共产党接触、联络，一般极其谨慎，防止被徐之佳抓住把柄。 左协中、俞方皋、张之因等在商议时，张之因说：“现在是起义的时候了，不能再错过时机。” 左协中也说：“现在要谨慎从事，最好先与邓总司令汇报一下，看他的意见怎样。” 随后，派张之因以汇报防务为名，把共产党的信送到五原邓宝珊处，请他决定如何办理。由于榆林机场飞机直归西安指挥，只得请徐之佳进行交涉。 机场承允飞送一次，但因汽油不足往返，没能成行。 1949年1月，傅作义、邓宝珊在北平起义。消息传到榆林，除少数人惊异外，多数人认为上级起义了，下级哪有不起义之理。几天后，邓宝珊给左协中发来电报说：二十二军起义一事与党中央谈过，要加强保卫，听候安排。 榆林指挥部接到邓电报后，左协中、俞方皋、张之因心里平静了许多，只有徐之佳表示反对起义。但在开会时，左、俞都没有表态， 所以其他人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结果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在二十二军军部，对起义还是不起义，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徐之佳出于其反动立场，坚决反对起义，自不待言。就是左、俞之间，也各有所怀，不露真意。左协中坚持不离开榆林，俞方皋想把部队拉到包头，再转往甘肃。而一些顽固派则乘机散布“起义、投降没有什么好下场”等，一时不愿起义者占了上风。 但是客观形势的发展，却在催促榆林守军迅速做出决定。下面是第二十二军参谋长张之因的一段回忆，叙述了第二十二军榆林起义的曲折过程。 此时，徐之佳主张向南京中央要求把第二十二军开到关中；左协中则说再请示邓宝珊总司令。很明显，左的这一招：一则是为了搪塞徐之佳；二则是可迎合俞方皋开包头的想法；三则借此拖延时日，更符合他的骑墙主义。向邓请示的结果是开赴包。但是，徐之佳不同意，事实上也开不动，因为左协中的内心根本不想离开榆林。紧接而来的是南京中央和兰州西北长官公署都电令第二十二军开赴宁夏。马鸿逵还特意来电表示热烈欢迎，并说到时一切均愿大力帮助。这个命令既符合徐的愿望，也符合俞原来的打算。俞曾讲过，他与马家有关系。真的开到宁夏，他会把左协中一脚踢开的。左协中有自己的老主意：决不离开榆林。因此，徐、俞的打算都落空了。徐之佳并不甘心，一再向左鼓吹，说到宁夏后保证可以转开头中，直归中央，部队的扩编、补充都不成问题。左一时为徐的甘言所动，以为开关中后前途大有可为，有点心花怒放。至此，我不得不向左说明不能开走的实际情况：一是千里沙漠没有运输工具；二是官兵眷属沿途粮秣如何筹办：三是即使部队开到目的地，那时部队能否为自己掌握？你这个军长，蒋介石要不要？蒋介石任人唯亲，二十多年来消灭了多少杂牌军，本军两次整编，你和全军还没有吃够苦头吗？同时，全国形势的发展，人心的向背，我们要面对现实，作认真的考虑。左鉴于形势，踌躇地说：不开，这个命令如何应付，他们马上停发军饷怎么办？我说：照总司令电令办理，就地起义，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左说：徐早就反对，现在更不用说了，我们想办法应付一时再看。当即决定：应付南京和兰州及军内的日常事务，由我去办理，他专对付外界。 这时，南京和兰州连电催行。我们即电告开拔中的实际困难：请求拨运输汽车100辆，骆驼300头，以便先运走弹药和眷属；要求在沿途设临时补给站；并以纸币买不到东西，请求全军薪饷改发硬币等情。南京复电说，为了解决实际困难问题，改令第二十二军先开到绥西三圣宫待命，并告已电宁夏马鸿逵主席沿途协助，到达后一切所需即予解决。从此南京三令五申催开，马鸿逵敦促更紧，往来电令反复多次。后来，南京国民党中央以榆林机场降落不安全，无法送饷为辞，严电催开。我们只好把一部分不能用的弹药分作两次运去宁夏石嘴山，作出要开的样子，以取得信任。当时形势对第二十二军的处境越来越坏，开不动的实际困难，徐之佳也不能闭目塞听，于是他想先脱离部队，只身逃命南京。他问我：老左到底是什么想法，开不开？ 我说，有他的想法，也有实际困难。中央不拨运输工具，不说别的，仅弹药一项怎么办？他说，毁掉。我说，恐怕还不到那个时候，最好你打电报直接催要运输工具。 1949年春节后不久，徐想出了脱身之计，他对左说，要亲自到南京去支涉汽车。左听后，坚不放走，并拍着胸脯说，不管到任何时候，我左协中决不出卖朋友。听起来好像两人情投意合，实则是同床异梦，各有自己的打算。 徐千方百计想把部队开出去，左则想方设法拖延时间不开出去。左在榆林附骤起家30多年，位至第三代榆林王，非至绝境他是不肯轻易离开榆林的。不放徐走，不是有爱于徐，而是怕一旦徐走了，南京中央这个关系就不好搞了。 当时在场的人无不洞悉此情。 我听到左不放徐走，就去问左，是不是你还准备打第三次围城战呀？若不起义，仗就在眼前。有徐之佳在，就不能起义。那么这个仗就得打了。左再三考虑，总算让徐之佳走了。于是，有些好心肠的人就以为徐已走，障碍没有了，该起义了。但事情并不如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左协中五花八门的把戏，还在后边呢。 徐之佳走后不久，李含芳回来了。他原是第二十二军第八十六师第二五六团团长，1947年在解放军攻打高家堡战役中被俘虏，此后久无消息。此次回来，他对人说是给左叔（李父与左同事，故尊左为父辈）拜年来了，顺便给自己办点私事。大约在3月间的一天，左协中与我谈到起义的问题，说他打算把现有的第八十六师和军部直属各营（除特务营外），编为两个师，叫李含芳和张博学去当师长，问我怎么样。我说，起义很好，但要编成两个师，恐怕不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一）本来第八十六师和各直属营的人数就不满员，为什么还要编为两个师呢？这是什么意思，是谁叫我们编的？又是谁给的番号？真起义，一切都得听从命令，没有自编的余地。 （二）延安派何人来与我们接触，我们又派谁去与延安商谈，商谈的情况如何？我和大家为什么一点不知道。 （三）你以张博学和李含芳为师长，张腐化堕落，由团长调为八十六师代参谋长还在待查中；李合芳品质恶劣，不务本业，你都知道，这样两个人能当师长吗？ （四）张、李搞政治投机，想捞一把资本，而你要编两个师为的什么？这样动机不纯的起义，会使人嗤之以鼻。这种作法，我不能同意。 事后，我就把以上情况告诉了高凌云，高与我有同样的看法。我还请他转告第二五六团团长黄镇威，要他们切实掌握部队，作好准备。我又找了第二五八团团长董正谊，他是左的内侄，问他知道不知道以上情况。他说，不知为啥要编两个师。我也请他注意掌握部队。这一场暗斗，总算把政治投机的打算熄灭了。 当宗永福（左的外甥）连先后把两批弹药运到石嘴山后，似乎起到了一点作用，飞机又继续送来了军饷，日子还可以过得去。为了不触怒南京和兰州，我们采取先发制人的应付办法，不管他们催开不催开，我们每天都要拍发一通催要工具的电文，并危言耸听他说些待命苦衷的话，目的是使他们相信我们是真的要开。当然，这样做也不能完全瞒过南京和兰州的耳目，实际上他们也是希望在不发生意外（指起义而言）的情况下，虚与委蛇，暂施羁縻。国民党充其量不过多印些票子罢了。然而，这只对少数人倒卖黄金有利，苦死的是官兵，受害的是地方。 此后不久，延安代表罗明、田子亭两位同志来到榆林。他们因抗战期间所建立的种种关系，出于关心才来敦促第二十二军起义的。但不知左协中是何用意，不让公开商谈，只由他一个接触。说还不到时候，免得走漏风声，影响粮饷，使官兵不安。从他讲话的意思看，好像官兵还不同意起义似的。 以前借口徐之佳反对，现在借口官兵不同意，左协中的态度令人莫测。 正当左协中举棋不定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这两件事为左协中所谓“官兵不同意起义”帮了忙。第一件事，在延安代表未来之前，离城南301的地方，是双方巡逻游击之处，完全处于敌对状态。因此，榆林部队生活用炭，要采取武装的形式，派兵到距城东南20余里的炭窑去驮。延安代表到榆林后，双方认为这种事不利于促进起义。遂商量决定：双方在驮炭时都不带武器，在驮炭这问题上，互不干扰。可是在3月间，第二十二军的部队去驮炭时，竟被带武装的解放军拉去驮骡，还打伤了士兵，辱骂了带队的军官，使全军为之愤然。第二件事，4月间，国民党中央继续派飞机运送军饷粮款到榆。我们事前和罗明代表研究商定，仍照常派出机场南端高地警戒部队，并告诉其派出部队的番号、人数，以及哨所地点。请罗明代表通知附近解放军。 为了不发生意外，我们将此项商定，也告诉了自己所派出的部队，责令他们严加注意，不要发生误会。派出的部队认为既是商定好的事情，故不作戒备，连机枪衣都未卸去，及至发现解放军前进，也不敢鸣枪射阻，即被解放军缴了械。飞机临近机场上空，又遭解放军的火力猛烈射击，不敢降落，飞返西安，以致影响军饷粮款的接济，大大引起官兵的一阵喧嚣和不满，更为反对起义的人造成了煽风，点火的机会。骂我们是阿斗，是出卖团体，使我们没有说服官兵的余地。当时我想，在此关键时候，为何会因此小事而引起轩然大波，令人百思莫解。所以，当总部俞方皋参谋长请罗明、田子享两代表吃饭，邀我作陪时，我在饭后闲谈中，提出了这两件事。这固然是下边的一时过失，但对起义的确起了不良影响，更为左协中的骑墙主义开了方便大门。 事物的发展，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飞机没有降落，当月经费还可以挣扎维持（高双成军长在世时给军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储备金），可是以后经费就会恐慌。此时，罗明代表向左协中表示，延安叫他们回去，第二十二军究竟起义不起义，请速作决定，起义则派代表随同去延安，否则他们就动身了。 左见不作出一定的表示，无法再拖延下去，找我商量，说拟派军部参谋处二科科长张旨晟和他的秘书孔芳亭等当秘密代表去延安应付。我听了以后，很是生气，激动地说：“且不论这两个代表能代表谁？还要秘密行动，是什么意思？起义是关系全军的大事，不能作儿戏。起义就起义，不起义何必骗人？骗人到时候要负道义上的责任。这种作法我不赞成。”说到这里，左也激动起来，忙说：“你把事情看得太死，黄河不是一条线！” 说实话，我当时无力强迫左协中起义，但坚决反对他骗人。看他势在必行，劝说无益，当晚我即将这件事间接地转告了罗明，同时也告诉了高凌云。高和我一样坚决反对这种骗人的作法。后来，罗明代表郑重地对左说，起义事关重大，必须派个能负责任的人当代表，那两个代表我们不欢迎。这时，左又找我商量，并把罗明代表的话如实地告诉我，还说军部负责人现在只剩下你我两个人，那只好你去了。我说，我是军人，服从命令。但是，我不仅知他变化多端，而且得悉张云衢快要回到榆林，张为人难测，我不能不要求左对派我当代表赴延安谈判，作出必要的保证。于是，我向左提出，要求连长以上签名保证，至少也得团长们保证，他竟不答应，说：你这样一去情况可就大了。言外之意就是不能秘密了。罗明代表不肯再等下去，第二天就要回延安。当晚仓猝间左和我把要谈的事情大略说了一下，记得有五项，但现在只能记起四项： （一）起义后暂住榆林，以安军心，持短期施训后再调动； （二）政工人员随派，其余人事（个别不宜除外）希望维持现状，待以后有必要时再作调整； （三）请延安立即补给粮秣； （四）原榆林专署旧人员，除特工人员外，希望尽量量才留用，以维持他们的生活。 因为左于1948年兼任榆林专员，故有此项要求。他着我拂晓出城，以免军民惊慌。这说明他要我当的是“秘密代表”。 实际上我一出城，秘密就难保了。因为有名的公开特务虽然早跑了，但暗藏的仍然不少，他们会一刻不停地报告出去。果然，我一到延安，兰州和西安的报纸上就登载出来了。 我去延安，决定仓猝，加上安排起程工作，我未能将赴延的一切当面告诉总部俞方皋参谋长，只在电话上和他作了详细的交谈。他说，二十二军既然在榆林起义，我决定带总部人员和特务营于后天（即我起程的第二天）一早出发，开赴包头，请转告罗明代表，通知沿途解放军，予以照料。我把俞的要求转告了罗明，由于解放军的照顾，他得以顺利开到包头。但在总部开包头的影响下，所有第二十二军驻城外各处、扎萨旗、东胜县之骑兵团、炮兵营、保安团、工兵营、骆驼队等部队都拉去了包头，新编成了一个二十二军，俞方皋当了军长。（注：俞方皋所拉去的部队与原在包头的第二十二军第二二八师，又编成一个新二十二军，于1949年9月9日随董其武将军在绥远起义。） 我和罗明代表等一行是1949年5月2日天未明出榆林城的，出城未及5里汽车抛了锚，等到换来汽车时，天已大明。行至归德堡南，适遇胡景铎持习仲勋给左协中的信去榆林。他要我回城一同和左协中商谈起义问题。我想，回去就会中左协中拖延起义之计。因为动身前，我已听说邓宝珊由北平派张云衢前来榆林传达指示，张快到包头了。张为人难测，未必能把邓的真实意图传达给左，若左一旦变化，不仅胡景锋没办法，我也无能为力。如果不回榆林，我是军参谋长，又是他派出的谈判代表，只要谈判达成协议，消息传出去，即使他想再敷衍国民党中央也不可能了。一旦势成骑虎，届时他不起义也得起义。这种情况，胡景铎自然不得而知，就是如实对他说了，他也未必肯听，他以为水到就会渠成。因此，我考虑再三，不同他圆榆林。此后的事实发展，已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下午8时，我们到了陕甘宁边区所在地鱼河峁，专员朱侠夫、军分区司令员吴岱峰接待了我们，他们提出要我们就地会谈。我坚持要到延安会谈。 5月4日我们一行到达延安，住在交际处，受到热情的接待。次日，习仲勋书记接见了我们，谈话之间，他态度明朗，语言直爽，使人毫无生疏之感。 5月6日，双方代表正式开始会谈，延安方面的代表是曹力如、朱侠夫、罗明和工作人员李启明、田子亭，榆林第二十二军方面的代表是张之因、鱼渤然、张旨最、雷无尘四人。会谈开始，曹力如同志首先讲话，接着我发了言。我说，我们是响应号召而来，是来投降的，没有别的意见，只恳求把我们能收留下，我们感激不尽了。曹力如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欺压人，你们来了很好，我们是欢迎的，你们应该拿出你们的要求条件，咱们坐下好好商谈，为了起义，为了人民的事业，不要客气。我说，我们没有什么条件。 他说，不行。我只得把我们来时仓碎的情况说了一遍，确实没有拿什么成文的东西。曹力如同志说，你们再想想吧，看应该提些什么问题，提出问题咱们好谈，好商量，今天体会作准备，明天再谈。 当时我觉得共产党人对人真诚，在我近半生中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真诚的人。虽然我没有拿成文的东西，但脑子里带来的那几个框框，就是条件嘛。 相形之下，感到自己不诚实了。我和同来者商量了一下，把左协中军长说的几点写成条文，准备会谈。5月7日开始会谈连续进行了三天，延安方面对我们的要求，差不多都同意了。只是在9日会上讨论到第八十六师师长人选问题（因原师长徐之佳离职），曹力如同志提出要我当师长时，我说，我既来这里，让我当不相宜，按目前第二十二军的实际情况分析，以高凌云为宜。 这时有人发言说：我们有根据指出，高很反动，不能叫他当师长。我说：事物，总在变化中，人也是这样，以前或许反动，现在可能不反动了，我是根据他的变化提名的。他做了相当有力的起义准备工作，他为起义联系了官兵，牢固地掌握了部队，使得起义工作得以从容进行。为使起义顺利完成，还请大家研究。由于师长人选问题悬而未决，会议一时不能结束。会后我见了习书记又提出这个问题，习书记答应予以研究。 5月10日体会，11日继续开会，主要还是第八十六师师长人选问题，双方都谈了各自的意见，结果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即行体会。 12日早，接到习书记转来左协中的一封电报，我打开一看，刹时间一阵痛苦涌向心头。电文原话现在已记不清了，大意是：邓总司令命令我部开赴包头，停止会谈，即日返榆。这不啻给我当头一棒，我真想不到左这样反复无常，不讲信义。当时我想到自己为人所出卖非常痛苦。接着习书记又转来了高凌云的来电，说：“不管左协中怎样，我坚决不走。”这不光使我个人得到一点安慰，从而还证明我提议高凌云当师长的人选也是对的。这二天先后得到习书记和曹力如等同志的探望和安慰，他们都极为诚恳地对我说：尽管安心，叫他们拉去吧。还关心地表示，天气热了，边区政府要给我们做单衣。对共产党的伟大和共产党人的豪迈气魄，实在使人敬佩和信服，相形之下，不由得使你热泪盈眶。 正当我左右为难之际，想不到左协中又来电令我继续会谈，他把起义大事当成儿戏，真使人啼笑皆非。于是，我要求见习书记面陈一切。习书记接见时，我大胆地提出，在这里不要谈了，请习书记派曹力如同志和我一同去榆林，只要我们一到榆林，问题就会解决，不然夜长梦多，麻烦还会层出。 习书记答应研究一下。 5月17日得到了习书记的答复，如我所请派曹力如等同志和我们一同去榆林。20日我们从延安出发，22日行至距离榆林城南40里之归德堡，吴岱峰司令迎接了我们。他说城内混乱，曹力如同志不宜进城。我说不要把左协中估计太高，只要我们进城，混乱即可消失。就这样议论了两个小时多，不能决定。最后还是有胆有识的曹力如同志作了全面分析，他认为当晚进城是对的，于是双方代表当晚同车进了城。我们在军部见了左协中，他表示热烈欢迎，谈笑风生，气氛亲切，一团疑虑冰释。 5月29日上午10时举行了正式会谈，延安方面代表是曹力如、朱侠夫、罗明和工作人员张汉武、田子亭同志，第二十二军方面是左协中、张之因、高凌云、鱼渤然、张博学五人。由于会前双方事前作了商量，曹力如同志在会上宣布中共西北局的命令：任命左协中为第二十二军军长，张之因为副军长，高凌云为八十六师师长，张博学为榆林军管会副主任。大家一致同意，并决定1949年6月1日发文，宣布为正式起义日。 6月1 日上午10时，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开进榆林城，受到榆林人民和起义官兵的热烈欢迎。 6月14日，起义部队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参谋长张之因、第八十六师参谋长张博学及各团团长联名通电，表示：与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断绝关系，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各项主张，服从中共中央、毛泽东、朱总司令及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之领导，依照民主原则，在指定地点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脱离黑暗，走向光明，永远为人民服务。 7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左协中，对他们率部起义表示慰勉。西北军区派张达志等前往榆林，与起义部队组成整编委员会，张达志为主任，高凌云为副主任，依照协议将第二十二军直属队及第八十六师三个团共4695人，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由原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二五七团团长高凌云任师长，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师长黄罗斌兼政治委员，原警备第二旅六团副团长李新国任参谋长。 独立第二帅经过短期训练后，于7月20日开赴三边作战，后转战宁夏。 胡宗南和青宁“二马”在联合反扑受挫后，共同确定了下一步的作战意图和具体部署，企图各自借助对方力量，互为犄角，联合抗击我之进攻，阻止我军西进甘、宁、青或南下汉中。但是，他们又各图自保，准备在形势不利时迅速后撤，以摆脱被歼的命运。 他们的作战意图是： 第一，马鸿逵、马步芳两部担任西兰公路两侧永寿、麟游地区的守备、胡宗南部担任武功以西，渭河两岸袋形地带的守备，如果共军的主力使用于西兰公路方面时，马家军退到旬邑、彬县、麟游地区固守。胡宗南的部队，由扶风方面出击，策应马家军作战。如果共军主力指向扶风、武功方面时，胡宗南部撤退到千河西岸固守，马家军由麟游方面南下，攻击共军的侧背，将深入的共军包围于袋形地带而歼灭之。如果共军华北兵团与西北野战军会合，同时指向胡、马两军当面时，即节节撤退到彬县、麟游、千阳、宝鸡之线既设阵地，进行大规模的决战防御。 第二，马敦静军的两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位于乾县以西西兰公路以北地区；马继援军的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位于西兰公路及其以南永寿、麟游地区；马敦静、马继援两军归西北军政长官部指挥。黄祖壎军的第一九一师归第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指挥，该军开往扶风、武功地区，归西安绥靖公署指挥，加强袋形地带的守备。西安绥署以三个军的兵力，守备于扶风、眉县地区；以三个军的兵力，位于眉县、宝鸡南秦岭北麓各山口，封锁秦岭，相机出击，策应袋形地带的作战。 第三，胡、马两部作战地境为麟游南山分水岭之线，线上属马家军。1949年6月下旬，敌西安绥靖公署根据上述作战意图所确定的军队部署是：第一一九军第二四四师沿武功漆水河西岸建立第一线阵地；第二四七师在扶、武之间建立第二线阵地，并以一部在武功西北构筑前进据点，掩护第二四四师左翼；第一九一师于扶风县及其以西地区建立预备阵地。军的作战重点，指向西凤公路及其两侧。 第三十八军第一七七师（欠一团）沿武功漆水河西岸，左翼接连第二四四师，在西北农学院附近建立第一线阵地；第五十五师（欠一团）在扶风高王寺、上下安张、东方材建立第二线阵地；第一七七师、第五十五师备一团归军部直接指挥，在小寨、南窑、罗局镇以东地区，建立预备阵地。军的重点指向扶、武南源。第一一九军与第三十八军作战地境为后河之线，线上属第三十八军。 第六十五军第一八七师（欠一团）在武功车站附近加强守备，左接第一七七师构筑坚固阵地；第一六零师（欠一个团）在扶风蜂帐附近建立第二线阵地；第一八七师、第一六零师各一团，归军部直接指挥，在眉县车站及其以东祁家村地区建立预备阵地。军的重点指向陇少铁路左右。第三十八军与第六十五军的作战地境为扶、武塬南沿之线，线上属第三十八军。 第九十军第六十一师在青化镇地区建立第一线阵地；第二十四师在眉县城郊建立预备阵地。军的重点指向西益公路及其南侧。第六十五军、第九十军作战地境为渭河之线，线上属第六十五军。 第三十八、六十五、九十军归第十八兵团指挥；第一一九军、第十八兵团，统归西安绥署宝鸡指挥所指挥。 配属第一九一师骑兵团、第二四七师骑兵团归第一一九军直接指挥，以一个团担任兴平、武功间的搜索警戒，一个团位于武功担任侧翼的联络警戒。 骑兵第二旅第四团归第十八兵团指挥，位于马嵬车站附近地区，担任对东警戒。 机械化重炮营、战车营、装甲车队均归第十八兵团指挥，位于眉县车站附近。 敌第十八兵团部还指示各军：在构筑阵地时，师、团、营各自形成三线。 这样，敌人设立了一个形同“羊拉屎”的防御阵地，漫漫散散地分布在漆水河一带。 漆水河发源于麟游西北，向东南流，经乾县西南，至武功东门外南流而入渭河。除雨季外，水并不大，河谷虽不太深，但两岸除道路外，多系悬崖绝壁，尤其武功西北天度、店头一带，地形复杂，大部队的运动，极端困难，只有武功县城及车站附近比较平坦。大兵团在这里作战，不容易迂回，不利于攻击，若用小部队过来，则不起作用。因此，国民党军的将领们大都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阵地。 1949年6月20日，毛泽东就对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作战的部署问题，致电第一野战军首长：我们判断，胡匪不外两途：一是以全力担任钳制我渭南各军，保证马匪右侧之安全；二是马、胡同时向我泾北、渭南举行攻势。不论胡匪采取何种计划，均给我军以首先歼灭胡匪的机会。希望你们针对先打胡匪的方针，迅速集中王周两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的第一兵团和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委的第十八兵团）主力，于马匪向泾阳攻击之际，突然发起对胡军的攻击，以歼灭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为目标。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一野战军经过研究，于6月22日向中央军委请示： （一）马匪确有渡泾河攻我泾、原企图。胡匪刻正以一军、三十六军、六十五军、三十八军、九十军，沿渭河南岸，陇东兵团沿咸宝公路，十七军及八十四师、二五四师依南山，沿子午镇东西，有乘马匪在泾、原与我激战时，向西安、咸阳攻击之极大可能。 （二）以上情况，我拟以一至三个军（视十九兵团集结程度），位置于三原附近，组织顽强防御，给顽敌青马以重大打击与消耗，以利今后作战。集结三个兵团（若敌很快进攻时，二兵团须留一部于三原地区）于西安附近，歼灭胡匪进攻的七个军。 （三）户县以西地区，南靠秦岭，北依渭水，正面仅四十至三十里，且多稻田藕塘，利防御不利出击，因此拟诱敌至西安附近，我集一兵团全部，二兵团大部，以至全部（视敌进攻时间与十九兵团集结程度决定）于西安东南，十八兵团以一个军守咸阳、西安城防与维护工事外，可抽两个军集结于西安、三桥间，待敌进到西安西南地区时，我以七至八个军，由东向西出击歼灭之。 当日晚，毛泽东复电第一野战军首长：假如胡马各敌照你们来电所述，分向渭南、泾北进攻，则你们的作战计划是正确的，但请注意： （一）以许兵团（许光达为司令员的第二兵团）由泾北转至渭南，难于保持秘密，似不如今杨兵团（杨得志为司令员的第十九兵团）改开西安集中，留许兵团就地钳制马匪，或退至三原诱马深入较为适宜；又一个军不足钳制马匪，至少要有两个军。 （二）须估计到胡马各匪可能不战而退的情况，假如这样，则部署须准备及时改变。 6月26日，第一野战军首长就当前作战问题向军委建议两个方案： 其一，如二马集结乾县、永寿、彬县、常宁镇等地区，则以第十八兵团钳制宝鸡、扶风、眉县地区之敌，以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聚歼二马主力； 其二，如二马远撤长武、平凉，则以第十九兵团钳制二马，集中第一、第二、第十八兵团围歼胡宗南部及王治岐部，尔后乘胜南下汉中、广元。 同日，中央军委针对西北敌军态势，指示第一野战军首长：“马匪各部业已准备向彬（县）、长（武）撤退，胡匪各部势必同时向宝（鸡）、凤（翔）撤退，决不会再前进了，也不会保守不退。在此情况下，你们应当集中王、周两兵团（即第一兵团王震部，第十八兵团周士第部）主力及许兵团（即第二兵团许光达部）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兵团（即第十九兵团杨得志部）赶到接替。杨兵团应立即向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6月27日，中央军委就一野作战计划复电指出：如青宁两敌只作小撤退，位于乾、永、彬、常宁等地区，而不是向彬、长、泾、凉作大撤退，则先打二马后打胡、王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打二马比较打胡王较为费力，要准备付出数万人的牺牲，以期全歼两马或歼其主力，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如二马向彬、长、泾、凉作大的撤退，距离胡、王较远，则只须以第十九兵团担负钳制“二马”任务，集中主力围歼扶眉地区的胡、王所部。军委还指出：“为使伪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 至此，我军“钳马打胡”的作战思想业已形成。这一作战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央军委统揽全国战略全局的高超指挥艺术。 6月中旬至7 月初，我华北第十九、十八兵团先后取道禹门口、风陵渡进到西安、咸阳、三原地区。西北、华北兄弟部队胜利会师关中。这时，西北战场上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已由15万人增加到34万人，连同地方武装达40万人。而西北地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仍有30多万人。敌我双方相比，我野战军乓力仅占相对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还不能同时歼灭胡、马两个集团。 彭德怀依据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具体考虑了第一野战军的作战方案，仔细分析了敌我情况，认为：胡宗南把五个军部署在扶风、眉县地区渭河两岸，其意图是作战中可以南北呼应，无论是进攻、坚守或退却，兵力都相当集中。但是，敌人的这种部署存在严重弱点，即没有战役预备队，摆在秦岭的少数兵力只能起钳制作用，并且，渭河两岸并无大军渡河设备，当第一野战军进攻时，南北之敌不能渡河相互支援。这样，我野战军如在扶风、眉县地区将其主力分割包围，敌在纵深无预备队可援的情况下，必招致全军覆没。 7月6日，彭德怀在咸阳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执行“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彭德怀说，消灭胡宗南和二马这两股敌人，不是一个战役能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力争于漆河、千河之间歼灭胡宗南的主力。会议确定以第十九兵团钳制两马，集结第一、第二兵团全部及第十八兵团主力，实行大迂回大包围，歼灭胡宗南部主力，尔后再集中全力歼灭青马。 彭德怀特意提醒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说：“最关键的是二兵团。你们要隐蔽开进，路上如遇小股敌人不要纠缠，突然插入敌后，直逼渭河。在占领青化镇、益店镇后即向罗局镇、眉县车站进攻，抢占蔡家坡，切断陇海路，阻击敌人向宝鸡撤退。” 正当我军摩拳擦掌，准备聚歼胡宗南主力时，敌人的总指挥部对他们在漆河一带的防御也很关注。 6月底，西安绥署宝鸡指挥所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偕同他的参谋长李竹亭，到漆水河沿线视察阵地。也不知是为了给部下打气，还是对自己防御部署“胸有成竹”，裴昌会对下一步战局的发展特别乐观。 他来到第三十八军阵地。第三十八军副军长兼第一七七师师长刘孟廉向裴询问：“我们能否维持到水果成熟的时候？” 裴昌会说：“这倒没问题，打太原的共军，还没有过河，光西北的共军，是不容易把我们撵走的，别说等到水果成熟，我们还要在这里过年哩。不过话得说回来，还要看你们这些‘王牌’军的杀法如何？” 刘孟廉迎合地说：“我们阵地前边那个漆水河，好多地方都是悬崖，别说我们在西岸做下工事，就是不做工事，只要这边有少数人防守，共军越过沟来是不容易的。” 裴昌会说：“三十八军同六十五军这方面，我们没有什么顾虑，就怕一一九军是新成立的部队，沉不住气就糟了！我准备同你们军长一会儿到那里，给他们打打气。” 裴昌会一行人马又赶到了武功西郊第一一九军第二四四师蒋云台的师部，第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和第一九一一师师长廖凤运都在那里等着。裴照例同他们交换了一下意见后说：“为了战地军政一元化，决定武功、扶风、岐山、凤翔等县县长由你们几个军长指派，今后凡是战区内的壮丁、粮食，都要控制住，能补多少算多少，我们如不补，还是叫共军夺去了。不过征兵也得讲究方式，不要像第三十八军在西安撤退时，闹了一身的腥，却只补充了几个壮丁。” 第一一九军虽是新成立的部队，但在如何讨上司欢心方面，却十分老道。 在裴昌会例行公事地发了一番“指示”后，免不了有一顿非常丰盛的宴请。 在吃饭的时候，王治岐除把第一一九军人员、武器、阵地配备的情况向裴报告外，还小心翼翼地转入他最关心的话题。他问：“共军最近有没有向我们进攻的迹象？” 裴昌会不以为然地回答说：“太原虽然被共军占领，但是山西是阎锡山统治多年的地方，共军还不容易在短期稳定山西局势，所以大部兵力，也不是短期内能运转过来的，就是过来几个军，只要我们同马家军联络好，以逸待劳，仍然可以打个好仗。如果兵力过于悬殊，你们几个军就并排摆着，节节抵抗，节节撤退，到千河西岸既设阵地固守。第一军、三十六军、十七军由秦岭北山口大散关、斜峪关、崂峪一带出击，马家军由麟游南下，南北夹击就可一举而歼灭深入的共军。” 裴昌会草草视察一番，当天就赶回宝鸡。他在火车上倒是吐出了自己担心的问题。他并不象视察阵地时那样乐观地对随行的人员说：“一一九军的战斗力，可以同马家军媲美，将来渭河北岸没问题，就怕渭河南岸的第九十军方面出漏洞，第九十军军长陈子干太软弱，第二十四师（属七十六军，暂归九十军指挥）师长张汝弼，没有实战经验，只有第六十一师师长陈华比较硬帮一点。” 裴昌会的乐观情绪，确实起到了作用。他的防御部队的指挥官们兴奋起来，认为部队这样纵深配置，东起武功漆水河，西至扶风益店镇、罗局镇、眉县车站，100华里长的地带，四个军并排摆着，各军、师、团、营都各自成三线，重重叠叠，纵横都互成犄角，共军无法包围，而自己却进退自由。 于是，各级指挥官解除了怕被歼的顾虑，把全副精神都放在吃喝玩乐上。上自兵团司令，下至团营长，成天不是喝酒，就是赌博，下级官兵也借搜索粮食为名，欺压群众，至于解放军在西安、咸阳地区究竟有多少人，华北兵团过河了没有，如果过来究竟过来多少，什么番号，最近有没有进攻的准备，等等，谁也弄不清楚，也很少有人关心这些事。 胡宗南的部队就这样昏昏噩噩地等来了灭顶之灾。 7月10日，扶眉战役打响了。我第十九兵团为迷惑敌人，掩护主力运动，于当日进入西安西北的乾县、礼泉以北高地修筑工事，以一部逼近“二马” 所部，形成将对“二马”部队开展进攻之势，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守备西安的第六十一军向西安南的子午镇地区之敌发起进攻，使胡宗南无法判明第一野战军总的作战意图。 野战军主力部队于11日拂晓开始，象一把巨大的铁钳，沿渭河两岸夹向扶眉地区。 第二兵团由集结地区越漆水河绕道西进，向敌侧后迂回。担任穿插作战任务的第四军，隐蔽急进，一昼夜前进140多里，于12日拂晓占领罗局镇与眉县车站，截断敌军西逃退路。 解放军的突然来临，完全出乎国民党军的意料之外。敌指挥部接二连三地得到军情报告：10日下午3时左右，第一一九军第二四四师师长蒋云台报告：武功东北漆水河对岸的一个小高地上发现几十个人在那里活动，好像是共军侦察我们的阵地。 骑兵第四团报告：兴平车站附近堆积的粮食很多，大约是共军征集的军粮。 夜间12时左右，驻小寨第一七七师第五三零团团长报告：“扶风益店镇东北狗咬得很凶，还发现有手电闪光，恐怕那里有部队活动。” 11日晨4点多钟，敌五三零团长又报告：“益店镇附近的确有不少的共军，我们的搜索部队，被迫退回到河北岸监视。” 敌指挥官感到情况有些不妙，急令第五三零团第一营全部投入战斗，接着，该团也全部投入了战斗。战斗中，不时传出迫击炮声。敌指挥部此时才明白：不是同共军地方部队发生战斗，不是少数共军或武工队的袭扰。 敌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急忙打电话给裴昌会。但遭到对方电话兵拒绝，理由是裴司令正在睡觉，不能打扰。 好不容易等到裴昌会睡醒了，将电话接通了，可是裴昌会不相信会有整师整团的共军，神不知鬼不觉的跑到第三十八军军部的后边，专打第三十八军军部。 他命令道：“把归三十八军指挥的第五十五师第一六五团开上去，夺回罗局镇，捉几个俘虏问明情况后，再决定处理，不要为少数人的扰乱而影响全盘计划。” 裴昌会又提醒他的前线司令们冷静地想想，“西兰公路和渭河南北都没有发生战事，凭什么说至少有一师左右的兵力在我的军部后边进攻。” 是啊，李振他们也不明白，解放军究竟由哪里来，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战事？过后他们才知道，出现在第三十八军后方的解放军，不是一个师，而是一个军。这个军在人民群众引导和严密封锁消息的情况下，由马继援和王治岐两军的作战地境上，越过了他们认为不能通过的大沟悬崖，一夜间走了100多里，横插到他们的后方，占领了益店镇、罗局镇、眉县车站，切断了他们的退路。 敌人明白过来之后，急忙调集兵力，由兵团司令李振和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亲自率领，向罗局镇我第四军阵地猛扑而来。经过两个多钟头的激烈战斗，敌人反复突击几次，结果伤亡过半，始终没有突破我军的阻击阵地。 敌人只好暂时停止攻势，等待第一八七师的到达，再继续攻击。李振发狠地说：“第一六零师比较差一点，等第一八七师到来后，加上一七七师，我不信打不过去！” 我第四军继续遭到敌十余次轮番冲击。但是，敌人的每次反扑，均被我第四军英勇击退。有几次，凶恶的敌人已经冲到了我四军的前沿阵地，展开了白刃战。第四军战士在“寸土不失，与阵地共存亡”的口号鼓舞下，直杀得敌人狼嚎鬼叫，横尸遍野。我二十九团第五连，最后只剩下五个人，但他们死守住阵地，没有后退一步。我第三十团的三连和七连，在反击敌人突围的时候首当其冲。敌人向三连的阵地，连续组织了九次冲锋，血战达十一个小时。该连始终坚守阵地，没有后退半步。 彭总此时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从早到晚，他一直在沉着地指挥着前线的战斗，尤其关注第四军的情况。他在电话中边了解第四军的情况，边说：“好，好！这一下子敌人可就跑不了啦。” 彭德怀对第四军的穿插、阻击战斗十分满意。战役胜利后，彭总讲：“四军这次打得好，这次立了功。一年以前在西府战役中，四纵队（即后来的四军）打得不好。那时部队组建不久，缺乏大兵团的作战经验。这回有很大的进步，这就是从战争学习战争嘛。部队虽然伤亡大一些，但打出来了一个好的战斗作风。”在以后的会议上，彭总还多次表扬过第四军。说来很有意思，当年打不好仗，让彭德怀很生气的是第四军，而今打了个漂亮仗，让彭德怀特别高兴的也是第四军。第四军用自己的战果证明了自己的进步和成熟。 此时，彭总紧紧抓住四军这个重要战役环节，同时命令其他部队迅速向敌人合围，减轻第四军的压力，迅速全歼敌人。 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第一野战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敌发动攻击，从东、北、西三面将敌第十八兵团部及第六十五、第三十八军，以及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第一一九军等包围干扶风、眉县地区。 在我第四军顽强坚守罗局镇的同时，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的第三、第六军向罗局地区之敌右侧背进攻，第十八兵团和第七军由东向西进攻，逐渐紧缩包围圈。 到12日中午，在第二兵团和十八兵团前后夹击下，敌3个军大部被压缩于午井以西、高王寺以南、罗局镇以东之渭河河滩上。 下午3时，我野战军发起总攻。敌第十八兵团部、第三十八军被压挤在一块，溃不成军。 下面是敌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的一段回忆：解放军的攻势愈来愈猛烈，包围圈愈来愈缩小。……“尸横遍野”一语，在这里已不是形容词，而是真实的情况了。李振问我“怎么办？”我说：“由塬上突围已不可能，等第一线师到来支持到黄昏后再看的计划也已绝望，只有渡渭河。”“上游大雨，河水暴涨，无法徒涉。”“闯吧，再没有别的出路。”“部队怎能撤下来？”“现在怎能谈到有计划的撤退，就叫他们各自突围到宝鸡集合吧。”李振又换了话题说：“眉县车站的共军已经向河南移动。”我说：“那总是少数。”“好吧，就这么办。”李振同意了我的看法，随即叫他的副参谋长王杰分别通知部队。然后，他就带几个卫士下塬走了。 我同第五十五师师长曹维汉刚通知各部正要出门，解放军已到了我住的窑洞上面。 曹维汉说：“你先稍停，等我带上卫士打开一条路，你再出来。” 我说：“还能等到那时，冲吧！” 我们冲出院后，我的卫士排50多人，只剩下几个人，其余都伤亡了。第五十五师师长曹维汉、副师长石涤非都负了伤。 我们顺着包谷地隐蔽地跑到祁家坡，发现解放军已先到那里，封锁了下塬的道路。恰好，第五三零团团长王立志带一营赶到，在他们的掩护下，我下塬走脱了，但这个营被歼灭，团长王立志被击毙。 此时，各军的溃兵都被赶到河滩。我们当时还以为第九十军在渭河以南抵抗，便纷纷向渭河南岸逃跑。我和第五十五师师长曹维汉，挤在溃兵伙里游到南岸，这时才知第九十军已被击溃，解放军已封锁了渭河。 我同曹维汉又在几个士兵的扶持下，潜流到下游，偷偷上岸，伏在稻田里，直到午夜，才溜出来，沿河滩向宝鸡跑。 12日晚到宝鸡时，才知李振腿部负伤，王治岐同我一样在水里藏了半夜，才跑出来。 西兰路上的马家军在我们被击溃的同时，也被解放军压迫到彬县。青马、宁马两部挤在一起，仓皇逃到甘肃泾川一带。 当晚我在第五兵团部吃罢晚饭后，满以为能好好地睡一夜，谁知刚睡到半夜，解放军又追到宝鸡。于是我们又急忙逃跑，除第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带几个人沿渭河逃向天水外，其余兵团司令、军、师、团长，都挤在散兵群里，拥进了大散关，直到双石铺才停住了脚。 战至12日夜，我第一兵团在全歼敌九十军第二十四师等部后，攻占眉县以西地区，将泅渡渭河的8000多敌人全部俘获。我第二和第十八兵团在罗局镇、午并地区胜利会师。接着各兵团乘胜西进，至14日先后占领蔡家坡、岐山、凤翔、宝鸡和益门镇等地。 在这次战役中，彭德怀针对胡宗南兵力部署的弱点，采取以一个兵团的兵力迂回敌侧后，两翼牵制，大胆插入敌纵深，断敌后路，然后包围分割歼灭敌人的战术，使敌无兵可援，无路可逃，更无法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当他听到逃往渭河南岸的残敌也被消灭时，高兴地把拳头往桌上一击，说：“很好，这才叫全胜！” 这一仗，从7月10日开始到14日结束，歼敌1个兵团部、4个军部、8个整师另3个整团，共4.4万人。我军伤亡失踪4600余人，与敌损失兵力之比为1：10. 扶眉战役胜利后，毛泽东致电祝贺：歼胡四个军甚慰。 扶眉战役后，甘、青、宁的马家军，陇南的王治岐军，西安绥署胡宗南的各军，相互抱怨，吵成一片。 马步芳抱怨胡宗南部闻风逃窜，事先没有通知他们，几乎使他们全部被歼灭。 王治岐怨西安绥署战前一点情况都不向他们通报，结果他们三个师糊里糊涂开上，糊里糊涂地被歼。 胡宗南则怨马家军撤退的时候不通知西安绥署，结果解放军由马家军的防区内插进来，把他的几个精锐军弄光了。 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抱怨裴昌会不及时接电话，贻误了战机：责备第九十军军长，没有得到他的命令，就擅自西撤。 第三十八军则怨李振在该军战斗紧急的时候，不适时增援，反说第三十八军两个团叛变。 敌人的军与军、师与师，甚至团与团之间也都吵得不可开交。 扶眉战役经四天战斗，所歼灭敌人的四个军在当时胡宗南的部队中，还算是比较完整的部队，现在胡宗南集团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已无与我军正面对抗的能力。 我军解放了扶风、眉县、凤翔、宝鸡等八座县城，控制了秦岭以北广大地区。“胡”已打掉，下一个目标就要打“马”了。 第十二章 陇东喋血 第一野战军调头钳胡打马，实施陇东追击战。在固关，王震率第一兵团与马家军的精锐部队展开了一场恶战，血水染红了固关河。青海马家军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棍，要与第一野战军拼个死活，两军在兰州杀得天昏地暗。杨得志率军突破守敌三道防线，宁夏守军惶惶不可终日，不得不接受通电投降。 扶眉战役后，胡宗南的主力被歼灭，已无力与我军对抗，其残部退守秦岭，集结于凤县、佛坪、东江口一线，控制着四川及陕南、陇南地区，企图依托秦岭阻止我军南取汉中。这时西北战场的角逐，将要在第一野战军与青、宁二马之间进行了。 当时拥兵各10余万的青、宁二马，特别是马步芳父子，在解放军尚未越过六盘山以前，夜郎自大，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马继援口口声声要与彭德怀较量一下，自以为西北的天下，如铁打江山，并且还想乘机抢夺地盘，扩张势力。 为了给青、宁二马打气，蒋介石于7月间派贺衷寒、顾希平到兰州“慰劳”。贺、顾二人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召集的师、团长会上强调：“苏联和美国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时候，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当前要务，在于团结，在于坚守。拖延时间，就是出路，赢得时间，就是胜利。” 蒋介石的阴谋，贺、顾的鬼话，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成了他们此后战略上的主导思想。 7月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在马继援的驻地静宁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青、宁二马认为：首先从战略上看：自淮海失败，西安相继不守，解放军声势大振，敌我力量对比越来越悬殊。目前局势，只宜本照中央指示，固守原防，保存力量，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相机转守为攻。其次，就西北地理条件而论，甘、宁、青偏处西北一隅，地瘠民贫，兰州以东，山峦重叠，到处可以择险扼守；河西走廊，非军事必争之地；嘉峪关外，戈壁千里，实不利客军深入，有利我军固守。综上所述，有足够条件赢得时间上的胜利。再次，以当前敌情分析：四川本天府之国，出产丰饶，曾作抗战基地，现在中央部队，正在相继转进中，共军是不会容许中央军立足的，所以共军“二野”不分日夜，跟踪穷追。“一野”也必定迅速南下合围，以图消灭我之主力。这是战略上的至当行动，解放军决不致违背这个原则。 他们的结论是：解放军在甘、青地区暂时只会派少数部队，于陇东南地区择险扼守，同二马保持接触，而主力将在消灭胡宗南残部之后，大举入川。 据此，静宁会议制订了三套作战方案。 第一案：集中优势兵力，以陇南兵团在天水、秦安占领阵地，马继援指挥的陇东兵团扼守六盘山，马敦靖指挥的宁夏兵团凭借固原一带有利地形，阻止解放军西犯。各部为了保持主动，避免决战，应采取逐次抵抗手段，诱解放军深入，把握战机，相机转守为攻，夹击取胜。 第二案：为了保持主力，避免胶着，必要时向临夏、定西、同心一带转进。以华家岭为轴，在该线占领阵地，以逸待劳，轮番夹击，歼击解放军。 第三案：如果解放军西进，对己不利时，则继续向兰州转进，占领皋兰山一带既设阵地，控制强大预备队，围攻解放军，确保兰州。 在这三套方案的基础上，青、宁二马还制定了与我军在平凉决战的具体计划，即：以宁马第一二八军和第十一军置于平凉以南的四十里铺、安口窑、华亭一线，第八十一军位于固原至西峰镇一带，进行正面抗击；青马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与第九十一军位于平凉以西六盘山地区策应，企图依托有利地形，在平凉地区挫败我军的进攻。 7月中旬，彭德怀针对敌人的战略企图，在虢镇北文广村召开军以上指挥员作战会议，总结扶眉战役经验，讨论确定下一个战役目标。彭德怀说：“胡宗南虽然还有10多万兵力，但已无进攻关中的能力。未受我军歼灭性打击的青宁二马退守陇东地区后，估计凭借平凉六盘山一带天险进行抵抗。西北地区雨季逼近，陇县南北山高路险，人烟稀少，我军战役行动应尽量提早。” 这次会议决定，以第十八兵团主力位于宝鸡、西安一线钳制胡宗南部，集中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和第六十二军共10个军的优势兵力，进行陇东追击战役，歼灭二马主力于平凉、泾川地区。 会后，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了扶眉战役情况和平凉战役部署。 1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以三个兵团追歼两马是否足够。我们觉得似应从十八兵团抽四至五个师西进，作为预备队。如这样做，便须该兵团集中主力攻占凤县、留坝，威胁褒城（但不可占褒城），迫使南山敌军后撤，然后该兵团可以抽出四至五个师西进助战。是否应当如此，请酌办。 20日，彭德怀就准备打平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在扶眉战役中，胡宗南部损失共4万余人。现马步芳、马鸿逵部各3 个军退守平凉、泾川、陇县地区，配备相当分散，有各个歼击可能。我以10个军，准备26日开始攻击。进而解放甘、宁、青三省全部，准备今冬入四川，明春夏入新疆。 23日毛泽东复电说：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热天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对的。打完这一仗应休整一短期，然后再进，惟休整时间亦不宜太长，以恢复疲劳，整顿队势，补充缺额为原则。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 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 7月下旬至8 月上旬，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进行了气势宏大的陇东追击战。我军先后由乾县、礼泉、凤翔、宝鸡地区出动，向青、宁二马的部队迅猛地压了过去。 马步芳、马鸿逵虽事先有“平凉会战”计划，但实际上他们都想让对方在第一线作战，以保存自己实力，因而在我军主力尚未迫近时即各奔东西。 马鸿逵为保其老巢宁夏，遂命令他的一二八军军长兼前线总指挥卢忠良，率部向宁夏撤退。马步芳见马鸿逵溜了，也急忙下令马继援率领陇东兵团向兰州后撤。 根据这一情况，我军断定敌已放弃平凉决战计划，分向老巢回窜，便及时修正作战计划，将追击聚歼改为各个击破。第十九兵团继续追击宁马，占平凉后，向固原、海原方向追击。第二兵团由安口窑、华亭向西，经莲花镇向通渭进攻。第一兵团由陇县经固关向天水、陇西发展进攻。 一野第十九兵团与陇东地方部队紧追宁马不放。7月28日，地方部队解放庆阳、西峰镇。30日，第十九兵团解放镇原，进入平凉。随后，又于8 月2日解放固原，3日解放隆德，6日攻克静宁，11日进至黑城镇、海原、豫旺堡地区，控制了六盘山。 追击青马的我第二兵团，于7月29日解放安口窑、华亭、化平，8月3日进至莲花镇，6日解放通渭。 我第一兵团由陇县出发，28日晨在固关与青马的精锐部队——骑兵第十四旅相遇，使欠下我军无数血债的马家军饱尝了一顿铁拳。 固关地势呈凹形，东西狭长，南北是大山丛林，地形复杂，公路由陇州穿过固关镇西至马鹿镇。此地并不适应马家军的骑兵作战。 但是，青马骑兵第十四旅旅长马成贤决心坚守固关。他认为，在后方有骑兵第八旅支援；南北两面大山丛林没有通道，可以恃为天险；东峡口已被共军先遣部队占领，必须在固关镇东南小山岭上部署兵力固守。 他想在固关与我军较量一下，好向他的主子邀功请赏。 敌骑兵第十四旅在固关的防御部署为：在固关东南小山岭上部署两个团为第一防线，分为两个防御区，第一团为右翼区，第二团为左翼区，指挥官由两个团的团长分别担任，以右翼区阵地为主。以旅直属重兵器营、战防炮连和地方保安团为第二防线，部署在固关镇右方小山岭高地，分别修筑工事，指挥官由保安团团长马良臣担任。旅直属特务连、辎重连、通信连等为作战预备队，由副旅长马福旺为指挥官，在固关镇后方掩蔽，听候临时调遣。旅司令部设在固关镇右后边高地，无线电台、报话机和有线通讯设备，均随旅司令部进行工作。各作战单位的马匹，自选适当地区，负责控制。 28日晨5时，我第一兵团向固关之敌发起猛攻。 由于我军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情报准确，第一炮就命中敌旅指挥部。敌主要指挥官侥幸不在指挥部，逃得一命，但大部分通讯设备被摧毁。 下午1时，敌左翼部分阵地已被我军突破，右翼阵地亦出现白刃战，战斗越来越激烈。 此时，敌骑兵第十四旅旅长曾三次发出紧急信号，向骑兵第八旅马英紧急求援。最后一次，马成贤急得都要骂娘了。 可是马英不急不慢地说：“我已出动，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马英将他的部队集结在战场外围，按兵不动，想等待十四旅人员损失大半，才出兵应援，好借以向马继援表功。 随着战斗情况的恶化，马成贤束手无策，张皇失措，急赴前线。 他在右翼阵地后面一个高地上，刚要举起望远镜观察，突然感到左臂一阵剧痛，低头一看，只见这条臂膀被枪弹打断，流血甚多，伤势严重。 敌旅参谋长马尚武惟恐被各团发现，影响士气，立即派出30名骑兵，护送马成贤去后方就医，并提醒他要面见马继援，控告马英。 马成贤临行时时参谋长交待说：“不要泄漏我去的消息。如果右翼阵地稳住时，继续坚持，等我到马鹿镇要求军长救援；如果右翼阵地一旦失守，即可迅速撤退，伤亡人员和一切笨重的装备，全部抛弃，仅以单枪独马冲出固关峡。能火烧固关时，用火烧毁，不要给共产党留下。” 敌人前线防御更加吃紧了。防守左翼阵地的第二团团长马福魁头破血流地前来寻找马成贤。 他见到马尚武说：“左翼线上除两处据点坚持外，其余全部失守，可否放弃固关镇，将兵力撤到镇后小屏山上？” 马尚武心慌意乱，不知如何应答，只是叮嘱马福魁仍要坚守固关镇，要对全线防御负责。 这时，敌一名参谋向马尚武报告：“刚接到骑兵第八旅参谋处电话，要我们继续坚持最后五分钟，援队已出发。可是对方打电话人的口音生疏，也答不出代号。” 马尚武判断后方情况有变，这可能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利用电话牵制十四旅，以便聚歼。 于是，他急忙派出一个排，去侦察骑兵第八旅的行动和峡内情况，以便部署退却。 这个排行至峡中的一片森林里，遭到我军截击，全部被消灭。 这时，敌后方马群遭我密集炮火轰击，敌各阵地也相继瓦解。 马尚武事后回忆了当时激烈战斗的场面：右翼山岭的主力防守据点，经过双方惨重的牺牲，亦被解放军突破，霎时红旗招展，我军混乱，官兵四处逃命。但炮弹如急雨，倾泻于马群。峡内石块乱飞，硝烟弥漫，全部处于火海包围之中。不到半小时，峡内人马死尸堆积，血水染红了固关河。当时天气炎热，臭气冲天，几乎令人不能呼吸。残余人马，突围两次，都被击溃。我的乘马中弹倒毙，随即逃南山丛林，又被解放军截住去路。随行的营、连长数人，亦被解放军还击打死。我们听到解放军的喊话：“不要怕，放下武器，投降！” 马步芳的精锐之师就这样完了。 8月10日，我军陇东追击战役胜利结束，这次千里大追击，虽因敌提前撤退，未能形成决战而歼其主力，但各部队先后解放县城20余座，在任山河和固关两地歼二马主力一部，挫败了二马的锐气。 这一战役毙伤敌2500余人，俘敌骑兵第十四旅副旅长马继奎、伪国防部少将部员杨殿克以下近6000人，起义2000多人，投诚1300多名，共歼敌1.2万人。这一仗，造成进军兰州、银川各个歼敌的有利态势。 在追击“二马”的途中，彭德怀目睹当地农民极端贫困状况。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景象，深深地震动了他。一次，在一个破旧的窑洞里，他看到一家老小五口，包括一个十几岁的姑娘，都是赤身裸体。全家只有一条供出门穿的裤子，一旦有外人来，只好钻到破被里或蜷缩一团。 彭德怀说：“我知道饿饭是什么味道，我从小就饿怕了。这一次，我看到了一种比我童年经历过的更为可怕的贫穷。青宁二马的黑暗统治，给西北人民带来的是多么深重的灾难！” 为解放饱受痛苦煎熬、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大西北各族同胞，彭德怀决心率领一野大军，加快进军步伐，使西北同胞早日脱离苦海。 在我军实施陇东追击战役时，敌人内部的矛盾加剧了，突出表现在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为首的“中央派”的陇南集团与马步芳为首的陇东集团之间的斗争。 “中央派”鉴于胡宗南、马步芳和马鸿逵内部的矛盾越演越烈，密议断定：宁马对青马入主兰州，心怀不满。宁马虽分得甘肃省主席一职，但受青马束缚，不能为所欲为。他们认为兰州是青马势力范围，所以对兰州的得失， 不甚关心，以为只要保得住宁夏老巢就够了。二马倾轧至此已表面化，不可能临难相顾。胡宗南龟缩汉中，自顾不暇，乘解放军西去正好扼守秦岭，苟安整补，冀图坐收渔人之利。况且胡宗南自关中失败后，对青马有“见死不救”的切齿之恨，按兵不动，乃意中事。陇南兵团虚有“中央军”之表，其实毫无战斗力；马继援的陇东兵团，战斗力虽较强，毕竟众寡悬殊，难以应付。 “中央派”虽然明于知己，却昧于知彼。他们预料解放军打下兰州后，必将转锋南下，进取四川，决不会深入草枯水冷的河西走廊，更不致于向戈壁千里的新疆挺进。仗打到兰州就会告一段落。 于是，他们幻想在河西走廊养精蓄锐，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反守为攻。 为了不让马继援窜据河西，“中央派”承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排除异己、消灭杂牌、保存自己的一贯做法，主张以陇东兵团独立担当兰州保卫任务，而陇南兵团作为总预备队。他们认为如按这个计划作战，战胜了，还可望合作；战败了，消灭的是马家军，“中央系统”的陇南兵团仍可保存无损。 此时，马步芳早已溜回青海，马继援成了马家军的首领，凡军政事宜，均须马继援点头。“中央派”的打算诱使这匹“小马”就范入套。为此，派出一位名叫彭铭鼎的人去做马继援的工作，此人平日善于逢迎这匹“小马”，深知“马性”。 彭铭鼎向马继援“献策”道：“共产党虽是一时得逞，即将逼近兰州，可是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胡宗南部队蹑其后，宁夏兵团拊其背，我军固守兰州，相机反攻，共军会遭到四路围攻的毁灭性打击。为了便于指挥，必须划分兵团战斗地区，控制强大预备队。最好陇东兵团以一部守河口，主力在兰州占领阵地，严阵以待。陇南兵团系新编部队，不但战斗力不强，而且将领骄横难制，不要把这个部队放在兰州守城，以免与陇东兵团混杂，不便指挥。可以把该兵团作为总预备队，令在河北一条山一带占领阵地，掩护我的侧背。” 这些正中心怀的悦耳之言，使马继援闻之喜形开色。他与在西宁的马步芳商量后，一一同意照办，决心跟解放军在兰州作孤注一掷的死拼。 马步芳一向以凶残狡诈著称，并不是那么容易听话的，这次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受“中央派”的愚弄呢？关键是彭铭鼎确实深知“马性”，掌握住了马步芳父子所需所想。 敌第九十一军军长黄祖壎与他的师长们在谈论马步芳时，比较准确地解释了马氏父子的这种所需所想。他说：“马步芳自接长官后狂妄已极，他自己认为‘西北是我的’，一切应以我为主，以我军守我土，心安理得。马步芳歧视我们‘中央军’，怕我们不为他卖死力，轻易放弃兰州，拆他的后台。要想保存兰州这块地盘，他认为只有他自己的部队可靠。其次，青海是他的老巢，军用物资大量向青海运，如果兰州保不住，他向青海一缩，又可以去当他的西宁王。再次，马继援这小子，骄傲得很，他一向看不起共军，常常吹嘘共军是他手下的败兵，正大作‘诱敌深入’围歼他们的好梦。又把我们看成‘豆腐队伍’，怕作战不利，影响他的士气。” 事后，马继援在兰州遭到惨败，意识到上了“中央派”的当了，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把长官公署（“中央派”）的那伙人宰光泄愤。 马继援死守兰州，与我军决战，既中国民党“中央派”的下怀，也符合我军心愿，这对我军迅速解决西北战事非常有利。 正当我军越过平凉，奋勇向西追击时，彭德怀得知马步芳决心“死守兰州”的计划。 有人担心地向彭总问道：“兰州有黄河障碍，敌人如果真要死守，该怎么办？” 也有人建议：“是不是掉回头去，先消灭胡宗南的残部。” 彭总胸有成竹地回答说：“马步芳要死守兰州，这太好啦！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怕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在兰州的时候了。至于胡宗南嘛，暂时还是把他放一放。因为胡宗南背靠四川，过早地把他压到四川，对二野入川不利。” 彭总分析了马步芳的狂妄意图之后，坚定而又充满信心地说：“这个马步芳真是夜郎自大。他想在兰州消灭我们，好吧，咱们走着瞧，看谁把谁消灭在兰州！按照马步芳的计划，我们就来它一个将计就计，因势利导。” 于是，彭德怀形成了一个在兰州歼灭马步芳主力的作战方案。 8月4日，彭德怀向第一、二、十八、十九兵团，发布了进军兰州歼击青马的命令。彭德怀心里明白，敌既然要死守兰州，那么，在兰州同青马决战，将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 8月6日，中央军委指示第一野战军首长：据一般了解，青马残暴，在其主力未被歼前，对我敌意甚深，故对深入青马老巢寻其主力作战，必须谨慎行事，大意不得。 第一野战军首长遵照军委指示，决心以一部兵力钳制马鸿逵、胡宗南部，集中优势兵力歼灭马步芳部主力于兰州，尔后再聚歼马鸿逵部。 具体部署是：以第十八兵团的第六十、第六十一军以及第一兵团的第七军留驻宝鸡、天水地区，继续钳制胡宗南部，保障野战军主力左侧与后方的安全；以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进至固原、海原地区，钳制马鸿逵部，保障野战军主力右侧安全；以第一兵团部率第一、第二军附第十八兵团的第六十二军为左路，由秦安、武山经陇西、渭源、临洮、临夏，尔后北渡黄河攻取西宁，截断兰州之敌退路，并随时准备参加兰州作战；以第二兵团部率第三、第四、第六军为中路，经通渭、马营镇、内官镇和洮沙县向兰州城南、城西攻击，如敌先退西宁，即尾敌追击，协同第一兵团歼灭之；以第十九兵团部率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为右路，沿西兰公路及其以北向兰州城东攻击，协同第二兵团歼灭兰州之敌。 8月19至20日，第二兵团和十九兵团顺利进抵兰州城郊，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 兰州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的交通枢纽，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国民党在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兰州三面环山，北有天险黄河、白塔山可依托，南有南山作屏障。国民党军在抗战期间就修筑了坚固的工事，青马又不断将其构筑加固。主阵地修有钢筋水泥碉堡，形成碉堡群，通向城里的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连接。阵地外斜面有环形人工削壁一至二道，高六至十米，削壁腰部有暗藏的侧射机枪火力点，削壁外有一两层三至六米深的外壕，各壕间又有暗堡和野战工事。阵地前埋设大量地雷及铁丝网。马步芳部凭借坚固工事，既便于使用火力，又便于组织反扑。 兰州战役打响前，马步芳在对部属的命令中宣称：“本署以诱敌于有利地形与之决战，凭天然屏障筑工严密部署，如敌来犯，决举全力一鼓而歼灭之。” 敌兰州总指挥马继援则扬言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 青海军阀马步芳部是以家族世袭统治和宗教控制为特点的封建军事集团。是一支凶悍的、有战斗力的部队。士兵长期受反共教育，异常残暴野蛮。 作战时往往前有敢死队，后有督战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西路军吃过它的亏，在西府战役中它又占了点便宜，因而这支部队气焰仍很嚣张。 8月中旬，逃到广东的国民党政府为阻止第一野战军主力南越秦岭、巴山，向四川进军，极力策动“二马”与野战军决战，把野战军拖在西北。他们为此召集“二马”和胡宗南到广州举行“西北联防会议”，策划“兰州决战计划”，企图以青马据守兰州，吸引和消耗第一野战军主力，尔后以宁马和胡宗南部进行侧击，合歼我野战军。 青马把兰州决战看成是自己生死存亡的关键，周密地研究对策，布置兵力，拟定了详尽的作战方案。依据敌人真实的作战纪要记载，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守备兰州的部署如下： （1 ）以陇东兵团主力（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附榴弹炮一营）在狗娃山、皋兰山、东岗坡一带既设工事占领阵地，部署强有力的机动部队于四墩坪迄七里河间地区。该兵团的骑兵部队，配置在兰州、河口间黄河北岸，担任沿河守备。 （2 ）陇南兵团的第九十一军、第一二零军，配置在兰州、靖远间黄河北岸，以巩固兰州左翼。 （3 ）韩起功骑兵军（系兰州战役前不久，由地方团队编凑而成）守备洮河，巩固兰州右翼，并看守青海大门。 以上部署的作战意图是： （1 ）部署有力骑兵部队于榆中、甘草店一带，迟滞敌军前进，以赢得防御准备时间。 （2 ）敌军主力直扑兰州时，兰州守军藉工事以炽盛火力，予以杀伤，当敌我兵力接近平衡时，断然转移攻势，此时北岸骑乓部队支援骑兵军，努力击破当面之敌，向内官营、定西挺进，兰州左翼部队向巉口附近挺进，包围敌人于榆中地区歼灭之。 （3 ）倘敌军主力向洮河方面进攻，兰州及其东北地区守军应断然出击，向敌军主力侧背攻击之。 （4 ）万一敌军主攻指向靖远方面，该方面宁军应极力阻其渡河，同时兰州及同心城部队应构成钳形攻势，乘敌军半渡歼灭之。 （5 ）宁夏及兰州两方面部队，应积极准备，互相策应作战。 在青马各部周密准备的同时，第一野战军部分官兵却由于陇东追击战发展顺利，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另外，他们也认为敌有可能放弃兰州，担心失去歼灭马家军的有利战机。于是，一野部队抵兰州外围的第二天，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向古城岭、营盘岭、狗娃山等几个兰州外围阵地发起试攻。 敌军充分发挥了兵力火力，第一野战军攻城部队在外围攻击受挫，并有不小的伤亡。 鉴于这种情况，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攻击，要求各兵团总结经验教训，仔细侦察敌情，查看地形，充分做好战前准备。 根据彭德怀的命令，各攻城部队用三天时间普遍进行阵地总结，深入政治动员，克服轻敌思想；发扬军事民主，研究进攻战术；认真侦察地形，反复夜摸道路，并挖壕沟接近敌人阵地；大力组织骡马和勤杂人员，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运输物资器材。 第一野战军虽然试攻受挫，但摸清了敌人的部署、战术特点和地形情况。 8月21日，第一野战军司令部给各兵团发出指示，对战斗中火力组织、战斗队形和战术应用等提出了明确要求，还特别强调：青马匪军为今日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我们对他须有足够的估计，并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急性。进攻时，须仔细侦察，精密计划，充分准备，作正规的进攻。任何疏忽大意与侥幸心理，都是错误的。 彭德怀还指示王震：青马匪军现决心固守兰州，工事又相当坚固，夹河而阵，地形亦有利于守，在左兵团进占临夏后，可能动摇其固守决心，但亦可能促进其不顾一切决心死守，甚至放弃西宁撤守大通河东岸及享堂新城湟水北岸保障凉、甘、肃州退路。在我攻兰州六七天不得手时，宁马主力可能车运增援兰州（青宁两马汽车据云二千辆以上），似此我将集中三个兵团于兰州会战。你们占领临夏、永靖两城后，须休息两天补充粮食，弄清情况，再定行动。 根据这一部署，在第二、十九兵团进行强攻兰州准备的同时，担任截击兰州战役中可能西逃之敌的左路军第一兵团正急速行军。第一兵团的迅速挺进，使兰州守敌右侧安全和马步芳老巢西宁受到严重威胁，马步芳不得不抽调骑兵第八旅和骑兵第十四旅回西宁担任守备任务。 第一野战军三路大军包围兰州并且击破敌一翼后，胡宗南并未出兵解兰州之急，援兰州的宁马被我第六十四军钳制在海原不得前进，实际上形成了青马孤军困守兰州的局面。 8月23日，中央军委指示第一野战军首长：“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动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精心准备再次攻击兰州。 23日，他急匆匆地来到猎嘴岭第十九兵团指挥部。 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向他报告：“十九兵团部队的历史上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攻敌几个阵地，一天多没拿下一个。军、师、团的干部都很憋气，觉得非出这口气不可。” 彭德怀说：“部队试攻受阻，主要原因是轻敌，次要原因是敌工事坚固，敌人顽强。这次试攻是我决定的，时间仓促，部队准备不够。不过通过这次试攻也达到了了解敌人的目的。你们要告诉部队沉住气，总结经验，仔细研究敌人，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待命向敌人发动总攻。” 当时，第一野战军有的干部仍认为，当前形势已是“秋风扫落叶”，马步芳未必会固守兰州。彭德怀再三提醒说：马步芳、马继援都是反动透顶的家伙，他们就象输红了眼的赌棍，把最后一点赌注全押在兰州。我们部队大部分还没同他交过手，不是有个“困兽犹斗”的成语吗？对敌人切勿疏忽大意。马军惯打反扑，在占领敌阵地后，改造工事未完成时，最须注意。 他还意味深长地说：“兰州这一仗打好了，西北可以早一点解放。打不好，让敌人跑掉，我们就是对人民犯罪。” 我军经严密侦察，判断敌人主力集中在南山，而东西两翼薄弱，北面的黄河铁桥是敌人唯一退路。这样，占领南山就成为攻打兰州的重点，而能否夺取黄河铁桥是能不能全歼敌人的关键。 围绕这一重点和关键，彭德怀适当调整了作战部署。 8月24日21时，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二兵团、十九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军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的准备工作看，攻占兰州有六七成把握，故决定在25日晨开始攻击。” 毛泽东在26日复电：如25日攻城得手，则局势起了变化。如不得手，则作为侦察性质之作战，按来电确定先打援，后攻城。 第一野战军作了充分准备后，于25日拂晓发起总攻。 敌军坚固工事一个个被突破。经过异常激烈的战斗，沈家岭主阵地上的上、下狗娃山，首先被第四军攻占。下午，第六军攻克了南山最高峰营盘岭的主阵地三营子；六十三军攻占敌另一主阵地豆家山。六十五军于黄昏占领古城岭、马架山。至此，兰州的“锁钥”已全部掌握在我野战军手中。 在战斗中，敌军指挥官用机枪和大刀督战，连续向野战军发起反冲击。 进攻部队每攻占一条壕沟，攀登每一道削壁，夺取每一个阵地，都需经过艰苦的战斗和反复的争夺，并用刺刀同敌人肉搏。 敌人在皋兰山主峰营盘岭的工事最强。第六军十七师五十团冲到该阵地第一道削壁时，未及时炸开突破口，并遭敌钢筋水泥暗堡火力猛烈射击，几次爆破和攻击均未成功。 只见七连指导员曹德荣挺身而上，抱起炸药包，趁着手榴弹升起浓烟雾之际爬到削壁下，身贴崖壁，手托炸药包炸开了缺口。这位舍身炸削壁的英雄，用自己的身体开辟了前进的通道。 随后，攻击部队又突破第二、三道削壁，在友邻第十六师的密切配合下，胜利地攻占了三营子阵地和皋兰山主峰营盘岭。 沈家岭是沈家坪上一个馒头形状高地，东侧坡度不大，一直延伸到兰阿公路边，生长着一些杂草灌木；西侧是红色岩石的绝壁；北面是一片白土开阔地；南面有一个高地，与沈家岭高地形成了一个马鞍形。敌人把沈家岭高地筑成一个大圆形堡垒，设有三道防线。在扼守交通要道的阵地前，除布雷外，还设置了鹿砦、铁丝网等障碍，并在阵地上堆放了许多在汽油筒内装有炸弹的“飞雷”。守敌在两高地间的马鞍部，挖成一条长100 多米，宽20多米，深10多米的战壕。 为了争夺沈家岭，我军与敌军展开了一场血战。 下面是守卫该阵地的敌第一九零师参谋长李少白回忆沈家岭战斗的一个场面：25日凌晨2时，解放军攻击开始了，来势很猛。原来这几天，正面的解放军，利用夜晚，接近我前沿阵地战壕下，埋好了炸药，我方守军没有发觉。 所以攻击一开始，我方阵地就被炸开一个大缺口，解放军从这缺口冲进来。 这种出其不意的攻击，使守军措手不及，一度陷于混乱。经过一阵冲杀后，才稳定下来，双方形成尖锐的对峙。这个缺口，在解放军强大火力下无法修补，成为第一九零师阵地的致命伤。解放军打开正面缺口后，同时又向东西两翼迂回包围我阵地。天拂晓时，整个阵地被包围，战斗十分激烈。 25日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但这一天并不是“日月无光”的战争天气，而是一个万里无云的秋天。大自然彼我无私，晴朗的天气，能见度高，对双方射击都有利，命中率高。这样双方的伤亡，也就更大了。在这紧张的关头，我们很希望来几架飞机，在解放军的阵地上轰炸一下，也能助助我们的威，使我们换一口气。 飞机终于盼来了，但只有一架，令人失望的是它在高空，嗡嗡地盘旋了几转，没有投一枚炸弹，便溜走了。 解放军攻势，越来越猛，沈家岭上，炮声隆隆，烟尘滚滚，官兵伤亡重大。这时，除我们右翼的狗娃山暂时无战斗外，左翼的东岗坡，三台阁，都和我们一样处在硝烟弥漫中。我们的预备队，早已用完，需要援兵。但这时马继援已决定要逃跑，不再向山上增援了。 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解放军的攻势，更加猛烈，我们已渐渐失去还击能力，阵地已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各阵地间的电话线路早已中断，阵地内短兵相接，一片混战。 这时，突然约有一班解放军士兵，前面一个战士扛着一面红旗，从我们右前方冲过来，接着各阵地的解放军，也都发起了冲锋，我方士兵们纷纷向后逃跑。 这时我与师长杨修戎等在最后一道阵地上督战。我们想用手枪制止阵地上的士兵后退，但没有一个人听指挥了。我们也趁机跟着他们逃出阵地。我看看四周和我们一块逃跑的人已是寥寥无几。 这约一班兵力的解放军，跟在红旗后，并没有对我们射击。我们沿着公路向坪下跑，他们向着坪的前沿前进，红旗在晚风中飘荡，胜利属于解放军了。 在兰州鏖战之际，我野战军左路第一兵团于8月22日解放了临夏。马步芳深感后方空虚，老巢危急，不得不由兰州抽调骑兵第八、第十四师回援西宁。 马步芳急派亲信赴宁夏求援，但马鸿逵为保存实力，虚与委蛇。 马步芳又于24日急电国民党政府：请火速分催陕署、宁夏友军行动，也是没有回音。 求援无望，保命要紧，保住老巢要紧，马步芳决定当天自兰州飞回西宁。 他行前叮嘱其子马继援说：“如马鸿逵、胡宗南及空军再不来援，则迅速撤守青海。” 可他不知，在兰州作战的同时，担任钳制任务的我第十八兵团，乘胡宗南集团的第三十六、第三十八、第六十五、第一军向西和、宝鸡、虢镇进攻之机，命第六十、第六十一军向敌展开猛烈反击，先后歼敌3700余人，迫敌南撤。 我第六十四军在海原地区钳制住了宁马集团的增援，使其先头部队到达海原以北后不敢前进。 25日下午，那个发誓“与兰州共存亡”，嚣张一时的“马家军”总指挥马继援，秘密从阵地上撤走部队，趁夜幕降临之际，想通过黄河铁桥退至北岸。 敌人的企图被我第二兵团三军七师首先发觉，他们一面报告上级，一面发起追击。 26日凌晨，我军攻占西关，抢占铁桥，堵死了敌军的唯一退路。经过巷战，我野战军于当日中午肃清了城内残敌，并越过铁桥占领白塔山。 马继援仓皇逃出兰州城。他以及他的马家军在当时逃出的狼狈样，被一位国民党官员如实记载下来：25日，我在永登见到马继援仅带少数随从，自红城子方面蹒跚而来，光头鹄面，状极狼狈。 见面时他哽咽落泪，语不成声，半晌才说出：“我以为第一零零师还完整，不料也完全损失了。” 他随即赴永登西北地区陆续收集残兵败将，约得五六千之众。其中，仅有原在兰州至河口北岸担任守备的三个骑兵团尚称完整，由韩有禄率领，在秦王川担任收容掩护任务。剩下的多系老残勤杂，其中有一部分是不久前由甘肃保安团队拼凑来的甘籍官兵。马继援对这些部队极不信任。 马继援原想收集残余，逃奔京州（武威），与新疆骑兵第五军马呈祥部会合，作最后挣扎。后闻西宁紧急，其父已逃离西宁，并连续接到西宁方面电，催彼从速返青，乃遣散已收容的全部官兵，自率少数亲信，仓皇从小道向青海逃去。 当我们由永登向古浪撤退时，只见马部官兵，不成队伍，数十成群，络绎不绝地沿公路朝东向河口走去。我们感到诧异，问彼何往？ 他们回答说：“马家不要我们了，我们回家去。” 就这样，被国民党倚为金城汤池的兰州宣告解放。这是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也是西北战场上最后一次大战役。这次战役，共歼灭马步芳主力2.7万余人。 在回忆兰州战役时，彭德怀多次谈到：打兰州是一场恶仗，是艰巨的攻坚战，有的团一千五六百人的建制，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几百人。这些战斗英雄们为了人民事业，粉身碎骨，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兰州解放后，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防守景泰、靖远之敌第九十一、第一二零军等部，沿河西走廊向张掖、玉门逃窜；宁夏援兰兵团由兰州以东迅速撤回宁夏。 8 月6日，中央军委给彭德怀来电说：“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性打击”。 第一野战军首长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以第一、第七、第六十二军及第四军一部分别留置西宁、天水、临夏、兰州等地，担负警备、剿匪及维护后方治安任务；以第二兵团及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分别由兰州、西宁地区追歼河西走廊之敌；以第十九兵团部率所属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进军宁夏，求歼马鸿逵部。 毛泽东对宁夏马匪深恶痛绝，专门致电彭德怀：马鸿逵残杀陕北人民甚多，从来没有做过好事。对宁马军“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 1949年9月2日，杨得志率第十九兵团将士，浩浩荡荡杀向宁夏。 宁夏是马鸿逵经营多年的地盘。说到历史，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封建军阀势力，主要有马鸿逵、马步芳、马鸿宾三家。马鸿逵拥有宁夏，马步芳拥有青海，双方都不断地扩充势力，企图控制更大的地盘，以遂其霸占西北的野心。马鸿宾栖居宁夏一角，率领第八十一军万余人，分驻中卫、中宁、同心一带，势单力薄，政治上只求荫及其子。按照三马的情况，马步芳为最强，马鸿逵次之，马鸿宾为最弱。西北各马，彼此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但遇有共同利害，则通力合作，一致对付。 马鸿逵继其父马福祥、堂兄马鸿宾之后，统治宁夏17年，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在施政步骤上采取以军治政，以政治党，军是基本，政是工具，党是招牌。他的军队来源，一部分是过去从冀、鲁、豫各省招募来的，大部分是在宁夏就地征选的。解放前夕，马鸿逵共有步兵三个军，每军辖三个师，另有一个骑兵师，连同直属部队和地方团队，共计8万余人。宁马军队的主要军官几乎全是甘肃临夏地区（河州）各县的人，下级军官中宁夏回族人约占一半。所谓“甘（甘肃）、马（他的家族亲属）、回（回族）、河（临夏）”，即指的是马鸿逵用人的标准和军队成份。他的行政官员一部分是从自己军队中培养出来的，另一部分是他父亲马福祥旧部。马鸿逵的兵是他亲眼挑选训练的，军官是他亲自教导提拔的，所以他在宁夏的统治根深蒂固，得心应手，随处逢源。 1948年，马鸿逵一方面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感到自己在西北的统治面临危机，另一方面为了称霸西北，扩充势力，因而多次向蒋介石写报告，要求扩军20万，以“保卫大西北”。 可蒋的答复只是“所见甚是，交国防部核办”，再无下文。 尽管马鸿逵血债累累，但我党从早日争取革命胜利的大局出发，考虑到宁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并未放弃和平解放宁夏的打算。我党通过各种渠道，向马鸿逵做了大量的说服诱导工作。 1949年淮海战役时，我党通过一位名叫杨子垣的人从香港给马鸿逵写信，说明全国革命形势和解放军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建议他和平起义，出兵陇东，攻向青海。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主席派邓宝珊由包头来宁，策动马鸿逵趁青海兵团东向扑陕之际，出兵陇东，截断青军归路，消灭马步芳，为人民立不世之功。但马鸿逵顾虑重重，没有答应。兰州临解放前，我党派人持函劝告马鸿逵父子接受和平，并指明出路：“交出军权，保持政权”，但马鸿逵认为军队是政治资本，没军权就没有政权，故而再次表示拒绝。 1949年8月下旬，正当我军即将拿下兰州城的时候，马鸿逵接到蒋介石的电令，让他携带作战地图去重庆开会。这时，马鸿逵正在准备逃出银川，但他同时又担心落个弃城逃跑、怯敌怕战的罪名，既不好向部下交待，又可能被蒋介石开刀问斩。恰好，这个电令来得正是时候。他马上召集手下的三个军长吩咐道：“蒋先生来电，令我去重庆开会。我这一去，少则三五日，多则十来天，待会议一完，立即就回来！我走后，望各位多多操心，加强防守，死战到底！” 然后，他又把马敦静独自留下，暗暗叮嘱道：“蒋介石这老狐狸现在叫我去，一则想拉咱们的队伍，二则也是怕我投降共产党，把我骗到重庆去当人质，逼你们与共军作战。不过，你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声张，弄不好就会军心大乱。刚才我把三个军长叫来，都跟他们交代过了，让他们听你的。你要稳住，有事跟我通话。看来宁夏是保不住了。我也不一定回来了，要是解放军打过来，你就见机行事吧。” 马鸿逵把事情都一一交代完毕后，留恋地望了望自己公馆的36根红漆大柱子，尔后匆匆赶往机场。 马鸿逵走后，所有宁夏兵团司令官、省政府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均由马敦静代理。他每日吞云吐雾，逍遥自在，好像一切部署就绪，成竹在胸。 部下问他：“解放军快要到吴忠堡，怎么办？” 他说：“准备把船拉到河西，使敌军无法过河。”部下说：“那是古代防守办法，现在打仗，大江、大海阻挡不住，榴弹炮射程60里，一条隔岸相望的黄河，恐难阻挡！” 他无话可说，只好不耐烦地挥了下手。 马鸿逵交给马敦静的7万人马，在这位公子哥的摆弄下，形成以银川为中心并依踞黄河天险的三道防线：以骑兵第二十团守同心，第八十一军一部守靖远，新编骑兵第一旅守景泰，构成第一道防线；以贺兰军守中宁，第八十一军主力守中卫，构成第二道防线；以第一二八军守金积，第十一军守灵武（后退守银川），构成第三道防线。 我第十九兵团针对宁夏敌军防御部署，决心首先突破敌第一道防线，截击中宁之贺兰军，争取中卫的第八十一军起义，得手后，再集中力量歼灭敌之主力于金积、灵武、银川地区。具体部署是：以第六十四军并指挥独立第一、第二师为右翼，待主力解放靖远后，截断中宁与金积联系，一部配合主力向中宁进攻；主力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由定西、兰州北上，先取靖远，后在第六十四军配合下进攻中宁之敌；以第六十三军第一八八师为左翼，沿黄河而上，攻克景泰后向中卫进攻。 9月2日，第一野战军主力及左翼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开始北进，7日攻占靖远。 9月10日，敌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出动第一二八军第三五七师、骑十旅、宁夏保安第七团，共7个团兵力，袭击我驻下马关的独立第二师，使该师受到严重掼失。我第六十四军第一九一师一个团闻讯后，立刻前往增援，击败偷袭之敌。 当日，我军中路主力占领打拉池，右翼于12日攻克同心，左翼迫近景泰。 敌第一道防线被突破。 马敦静在其第一道防线被突破后，慌忙撤出中宁，并调整了作战部署，急调贺兰军北渡黄河加强其右翼，第十一军退守银川。于是，宁夏守敌第二、三线的兵力空虚：第二线仅有第八十一军，第三线仅留第一二八军。 15日，我第六十三军攻击中卫黄河南岸常乐堡，歼敌两个团，直接威胁第八十一军。在我争取下，该军19日接受我方改编条件，宣布起义，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军。这样，敌第二防线也被我突破。 我十九兵团右翼部队14日攻占中宁后，迅速向纵深推进。我第六十四军于18日占领牛首山，19日占青铜峡。 马敦静召集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商量对策，最后决定放弃银川，并同时命令决黄河堤水，阻止我军进攻。马敦静还安排高级军官飞往重庆，部队解散回家，企图将部队分散隐蔽，待机再起。 由于我进展迅速，马敦静19日飞逃，宁夏守军未敢也未来得及决堤放水。这时的宁夏守军已惶惶不可终日，只得选择通电投降这一唯一的生路。 经过一番咬文嚼字的推敲，宁夏守敌于9月20日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等发出求和通电，原文如下： 国民党秉国以来，领导无方，纪纲不振，民生凋敝，致战祸弥漫全国，强者死于炮灰，弱者流子沟壑，刻又战事迫近西北，面临宁夏。全良等不忍地方70万军民，遭受涂炭。爰于本月20日停战，服从毛泽东领导，实行民主，停人民登于衽席，国其安于磐石。至于军事如何改编，政治如何革新，听候协商，一致服从。 通电署名的有：宁夏贺兰军军长马全良、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第十一军军长马光宗，副军长兼第三五六师师长马宝琳、副军长兼第二五七师师长马英才、第一八九师师长马世俊、第二五六师师长马福元、第一六八师师长马清、保安第一师师长王有禄、保安第二师师长马义忠、保安第三师师长周福财、保安第四师师长马全忠、贺兰军副军长王伯祥、第一二八军副军长何晓霆、骑兵第一旅旅长马得英、骑兵第二旅旅长马万荣，保安副司令马如龙、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马光天、处长马希贤、柴桂勋、马友梅等人。 发出通电的当天傍晚，马鸿逵从重庆打来电话。他先问了解放军进攻情况。接电话的宁夏守敌长官用阿拉伯语报告说：“‘满拉’（学生）不念经了。如再强迫，就要把‘囊噶’（念经的木板）放在阿訇的‘尕洛’（头）上哩！” 马鸿逵不甘心地说：“就无别意？现在仍叫尕老二回来和你们一同干，好不好？” 宁夏这边答道：“我们已通电求和了，不要再来。” 只听得马鸿逵在电话里大哭起来，无可奈何地掐断了电话。 21日下午，一野彭德怀总司令向马全良等人发出复电，对宁夏守敌弃暗投明的行动，表示欢迎。电文如下：廿日电悉，诸将军既愿宁夏问题和平解决，殊堪欣慰，望督率贵部即速见诸实行，此间即告杨得志司令。告各方望即派代表至中宁与杨司令接洽。 22日上午，杨得志司令、耿飙副司令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联络部部长甄华等十九兵团首长，在中宁接见了贺兰军参谋长郑毅民。杨得志奉命将我军和平解放宁夏问题之协议提交宁夏兵团，限于24日12时前，派正式代表来中宁签字，否则将宁夏敌人全部歼灭。 郑毅民表示完全接受协议，并携协议书速返银川面告马全良。 与此同时，马鸿宾遵照彭德怀司令员的“马西”复电指示，于22日上午在银川私宅号“五亩宅”内召集贺兰军、第十一军及逃至银川的一二八军指挥官紧急议事。 马鸿宾在会上说：“卢军长过去同共产党打过多年仗，卢军长去，一方面表示认错，一方面表示诚意，就让卢军长作全权代表。马光天是卢军长的助手，也是代表，马廷秀代表政界。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妥。” 9月23日，宁夏守敌投降谈判代表团，到达第十九兵团司令部所在地——富宁公司驻中宁办事处，向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政治部主任潘自力递交了证明书，表示代表军政各方承认错误，接受和平。 我军在言谈中严厉谴责马鸿逵一贯反动，阻击红军，进取陕北，抗拒解放西北等罪恶。杨得志司令员指出：“所谓战犯是战了就犯，不战不犯。今天你们是为接受和平而来，我们欢迎。这是党的政策，党中央对解放宁夏，采取和平协议和方式，你们看如何？”杨得志说完，递给他们一份由我军提出的五项协议草案，原文如下：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为了宁夏人民的利益及新民主主义国家之建设，双方同意和平解放宁夏问题，协议如下： 一、所有宁夏部队迅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在此期间内不得擅自移动，否则发生任何冲突事件，人民解放军概不负责。 二、宁夏一切党政军机构、市政机关、公营企业、牧场、公共财产和建筑及所有武器、弹药、仓库、物资、公文、档案等，立即造具清册，听候点交，不得破坏、隐藏、转移、盗卖。所有监狱犯人，听候接收处理。曾经俘去之我方人员不得杀害，应全部释放交出。蒋系特务机关人员，一律不得放走。 三、凡人民解放军尚未到之地区，原宁夏当地军政机关部队，应负责看管物资、维持治安之责，不得发生任何破坏损失事件。 四、在宁夏部队方面执行以上三项条款时，人民解放军方面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 五、为了切实执行以上四项协议，决定双方在银川组织联合办事处，处理以上事项，该办事处由九人组成，解放军方面五人，并指定一人任主任，宁夏方面四人，并指定一人任副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签字盖章） 宁夏方面军政代表卢忠良（签字盖章） 宁夏代表团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协议。 但是，在该协议签字后一时许，我第十九兵团首长即得知国民党宁夏兵团三个军均已溃散，尤其是第十一军溃散官兵还在银川公开鸣枪抢劫。 敌十一军突然溃散始于所属第一六八师。9月22日上午“五亩宅”会议后，第十一军指挥官下午赶往新城处理军部剧团演员何万义等逃跑一事。他在一六八师官兵大会上，毫无根据地说：“大家要安心等待解放军改编，改编后可以随解放军打到四川去！” 这句话，使早就厌战恋乡的国民党宁夏士兵大失所望，因而一哄而散。 23日上午，在新城一六八师杂乱四逃的影响下，驻老城的一八九师亦弃甲出城，仅一个小时时间，近万人之军不击自溃。 马全良军长听到这一消息，并听到传闻有人暗杀他，故假冒收容散兵之名，与副军长王伯祥于22日夜到达吴忠堡，向曾思玉军长面告银川情况：“贺兰军已散了，第十一军正在散，局面已无法控制，请解放军迅速进驻银川。” 23日，马鸿宾也向解放军告急，称：“宁夏部队已形成崩溃之势，官不能管兵，到处发生抢劫现象，请即令杨司令员派兵进驻宁夏，以安定人心。” 考虑到贺兰军与第十一军在双方签订协议前，已先后自行溃散，第一二八军残部也四处逃散。因此，我第十九兵团首长认为：国民党宁夏方面已无力执行协议条款，我军也不能按协议条款处理国民党宁夏兵团，故立即撤消了原准备在24日由新华社发表协议全文的决定，同时命令第一九一师五七二团一部连夜进驻银川。 9月23日夜，风雨交加。 第一野战军第一九一师五七二团在副团长苟耀德的率领下，由仁存渡口过黄河，然后乘马鸿宾等人闻讯调集而来的40辆卡车急驶银川古城。 我五七二团抵达银川时，城内枪声不断，军库被抢。五七二团指战员即占领4个城门楼及钟鼓楼、王皇阁等制高点，并进占了马鸿逵公馆等指挥要地，以部分兵力解除了国民党第十一军一六八师残部武装。 24日中午，我第一九一师主力进入银川城，敌一加强连向贺兰山方向逃窜，被我追歼消灭，银川得以安宁。 9月26日，杨得志第十九兵团举行隆重入城式，下面记载的是入城式的热闹场面：当人民解放军进入银川市时，宁夏耆老马鸿宾先生率领前省府人员与城年中小学校学生及回汉人民各界代表约700 余人，齐集南门外欢迎。城内大街小巷到处都贴满了欢迎的标语，当解放军雄壮的步兵行列和载重卡车通过欢迎人群时，人们高呼：“欢迎人民解放军！”“毛主席万岁！” 老百姓还燃放鞭炮，欢呼声和鞭炮声连成一片。 在马鸿逵18年反动统治下，饱受苦难的银川市民，热情兴奋地向解放军同志述说自己的渴望和控诉马家军的暴行。被马鸿逵部队抓走独子，弄得鳏苦无以为生的70多岁的王富元，紧紧握住解放军同志的手说：“救命的恩人盼来了，你们要是再不来，俺们穷老百姓就没活了，都得被马鸿逵逼死！” 宁夏中学学生裴贤等说：“过去马家抓兵，连我们学生都不能幸免。同志们成天担心受怕，现在你们来了就好啦，我们可以自由地学习，自由地说话了。” 大街上，人们到处拥挤着争阅约法八章和银川市军管会布告及人民解放军的各种宣传品，倾听着解放军宣传员的街头宣传，每一个脸上都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笑脸。 至此，马鸿逵在宁夏的封建统治，彻底结束。 第十三章 进疆 第一兵团河西走廊千里追敌，迸逼新疆，陶峙岳排除阻力毅然率部起义。数万新疆父老百姓为了迎接解放军，在迪化城外数十公里处，焦急地等待了三天。进疆部队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揭开了新疆历史新的一页。 在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新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考虑到新疆的实际情况，为使新疆免受战争创伤和损失，作出了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 早在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并对解放全中国作了周密的部署。当时，王震主动请缨率部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去。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和彭德怀、贺龙等领导同志，就解决新疆问题同王震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毛泽东说：“你到新疆去就是演‘红娘’，在那里唱主角，去给新疆的各族人民做好事”，要“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英勇奋战，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解放新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5月23日，毛泽东在《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中要求第一野战军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青海，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 7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进一步阐明了中央军委关于争取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图。8月4日，毛泽东在转发彭德怀关于进军新疆时间安排的电报中说：“八月底或九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8月6日，毛泽东又指示：“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 在兰州战役前，毛泽东曾致电第一野战军首长并告贺龙、习仲勋，部署集中3个兵团全力攻取兰州时，要求“王震兵团从（黄河）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 8月26日，兰州解放，第一兵团挥戈西进，9月5日解放西宁。这时，军委和第一野战军前委已最后决定第一兵团率第二军和第二兵团的第六军进军新疆。 9月4日，向河西走廊追歼逃敌的我第二兵团，开始沿兰（州）新（疆）公路西进。所到之处，敌军望风披靡，纷纷投诚或起义。我军相继占领武威、永昌和山丹等地。17天推进700公里。 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于9月10日由西宁地区北进，迂回河西走廊，14日，进入风雪交加、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区。由于防寒装备不足，冻死冻伤200余人。广大指战员以坚强的毅力，克服狂风、大雪、奇寒带来的种种困难，仍然以饱满的士气，奋勇前进。 17日，我第一兵团将士越过海拔5000公尺的祁连山，攻占民乐，歼敌骑兵第十五旅等部，19日至20日，在张掖地区歼敌5个团，21日，与第二兵团会师于张掖。 逃窜到河西走廊的敌西北军政氏官公署、后方联合勤务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甘肃河西警备总部及第一二零军、第九十一军残部，在我政治争取下，于9月24日在酒泉起义。 起义的敌军根据王震司令员指示，迅速派出汽车200辆，由骆驼兵团派兵押送高台、张掖一带，接运第一兵团的一部分部队轻装进驻酒泉。 9月23日，我军进入酒泉，和平解放了这座城市。随后我第二军一部乘汽车进驻玉门、安西等地。与此同时，偏踞岷县地区的敌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周祥初率5个团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至此，河西地区追击作战胜利结束，起义、投诚和被歼的敌军共4万余人。除陇南一隅外，甘肃全省均获解放。马步芳、马鸿逵在甘、青、宁三省的反动统治终被摧毁。 第一野战军的下一个目标，也是解放大西北的最后一个目标，就是我国的新疆省了。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睡，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人口约410余万。省内多戈壁沙漠，面积约160余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省份。早在抗日战争末期，该省伊犁（今伊宁）、塔城、阿山（现阿勒泰）三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组织了民族军。这支军队，在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并建立了以伊犁为中心的解放区。1949年9月，民族军已发展到1.4万余人。 驻守新疆的国民党军，为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所属的整编第四十二师、整编第七十八师、整编骑兵第一师及骑兵第九旅等，共7万余人。 陕、甘、宁、青四省基本解放后，该省守军处境更为孤立。 国民党内部曾有人形象过新疆守军的困境：“新疆的国民党部队在196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这些有限的兵力和有限的绿洲一样，瀚海相隔，首尾脱节。在这些部队中，有受蒋介石、胡宗南遥控的‘嫡系’，有听命于马步芳的‘亲兵’，有盛世才留下的旧部，还有一支由美蒋装备训练的乌斯满武装。真正是各忠其主，各行其是。陶峙岳确实是内无善战之兵，外无可援之军。” 1949年6月，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去莫斯科进行中苏关系谈判。斯大林告诉刘少奇，美国企图将马步芳、马鸿逵撤到新疆，组织大伊斯兰共和国，如得逞，对中、苏均不利，建议加速向新疆进军。中共中央得悉后，遂将原定明春开始经营新疆的计划，提前到当年冬季。 9月上旬，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军新疆的计划。拟在占领玉门以后，由王震率二军和六军向新疆进发，争取在12月底以前赶到南疆和北疆。 毛泽东于10日复电指出：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乌鲁木齐），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 新疆的和平解放，也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内部的几个关键人物，发挥了重大作用。 张治中开始作为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央代表，到迪化与伊宁代表会谈，解决新疆问题。 1946年4月，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多次参与卧共合作谈判，其政治思想开明。 抗战前夕，他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向学生讲《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时，就曾经说过：“无论是国民党当权，或共产党当权，但革命总是要继续前进的。” 又如，他曾在延安大礼堂向共产党干部讲话时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他在新疆九分校的一次对上校以上军官的讲话时说：“我们历代汉族祖先对不起新疆各族人民，负债于各族人民，我们是来还债的。” 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部总司令的陶峙岳，在推动新疆和平解放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陶峙岳于1948年来新疆就任警备总司令以前，在兰州跟张治中曾经有过恳切的交谈，对张治中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内心是愿意走张治中的路子的，但他顾虑驻新部队成分复杂，非到绝对成熟时，决不能表示和平起义的态度，以防万一有失。 自从张治中来新疆着手和平解决新疆内部问题时起，在新疆军政首脑人物中就存在着主张和平解决与反对和平解决两种力量的斗争。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新疆问题如何解决，走什么路子，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斗争也更尖锐复杂了。主张和平解决的人，自然主张和平起义；反对和平解决的人就坚决反对和平起义。 从局部来看，起义的决定力量在于驻新的国民党部队。可是这些部队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教育和欺骗宣传，流毒甚深，而部队的实权，实际还掌握在少数顽固的部队长官手中。在这些部队的高级军官中，当时已经有两个师长（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整编骑一师师长马呈祥），一个旅长（整编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公开表示反对和平解决，是起义的最大阻力。其他师、旅长能否毅然摆脱旧的关系，接受和平解决，还是一个未知数，还有待形势的发展和做大量说服争取的工作。因此，在酝酿起义的初期，部队内部主张起义的力量处于暂时的劣势，反对起义的力量则处于暂时的优势。 随着解放大军日益接近新疆，以及在国民党部队内部进行起义的宣传联络工作的日益深入，使得越来越多的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转向同情起义、拥护和赞成起义；少数反对起义的头目越来越失去市场，在部队内部也越来越孤立。原来在部队内部处于劣势的起义力量，逐渐取得了优势。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几次紧张情况，反映出了双方斗争的激烈性。 1949年8月初，解放军进攻兰州，兰州形势危急。马呈祥、罗恕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陶峙岳表示，要求将他们的部队调到关内去。而叶成也有这样的请求。他们一起向陶峙岳施加压力。 当时的迪化，危机暗伏，谣言四起。社会上不断有消息传来：“罗恕人的一个团将袭击陶峙岳住宅！” “叶成、马呈祥将要裹胁陶峙岳，命令东疆北疆两地区部队退守铁门关。” “穆罕默德。伊敏已去和阗（今和田）重建大头棒基地。” 8月间，莎车洪亚东率部和唐井然火拼的消息接踵传来。 兰州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大批特务及大小军政头目由兰州撤退新疆。他们沿途煽动，使军心涣散，人心浮动。 到晚上，到处呜枪，抢劫四起，社会上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有一天，陶峙岳公署办公厅为安全起见，决定每天晚上由警卫营派出一部分部队，在东大楼和东花园外围及附近各街道、巷口增设岗哨，加强那里的警戒。 谁知这个措施刚实行了一夜，便遭到罗恕人的反对。他说在东花园设防是不相信他，扬言要与警卫营比比力量。 不得已，警卫营被迫撤了岗哨。 新疆和平解放的道路是十分艰巨的，后来陶峙岳回忆了这一段历吏：约在1949年7 、8 月，开始酝酿起义事项。首先让刘孟纯（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省府秘书长）、陶晋初（总司令部参谋长）、屈武（省府委员兼迪化——现乌鲁木齐市长）、刘泽荣（驻新疆外交特派员）、梁客浔（总部政工处长）等，同有关方面联系、交谈，听取反映。认为总司令部领导人的意见必须一致，南北疆部队的行动必须一致，这也是为防止万一有失。为此，我在8 月15日左右，偕物资供应局长赫家骏、政工处长梁客浔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约了驻在南疆喀什的副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在焉耆见面。那次密谈没有第三者参加。赵锡光是极不愿意部队内调的，对于起义的部署深表赞同，南疆就由他负责。东疆毗连甘肃，酒泉是其门户，而河西走廊正是兰州的退路。还有彭铭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曾震五（第八补给区司令）两人在兰州暗通声气，不仅曾与新疆相互呼应，而且促使酒泉和平解放确保玉门油矿安全，彭、曾尽最大努力。 1949年8月酒泉解放的前后，出现了和平有利的情况，我在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首先邓力群于解放前不辞艰险，假道苏联来新，是一件非常及时、令人高兴的事。他带来了张将军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决策，带来了力量和希望。 新疆的和平解放之所以取得胜利，是与这件事分不开的。邓到新后，为我们打通了与北京的渠道，使我们的行动都能有所秉承，因此能信心百倍，勇往直前了。 酒泉方面的情况当时也是十分个人关切的，它是新疆的咽喉，国民党部队在兰州、西宁相继溃败后，第九一、一二零两个军位于高台、酒泉之间，有直叩星星峡大门之势。当时最篇指挥官是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其人却是一个死硬分子，适他由高台赴酒泉途中因撞车受伤，指挥权则由副参谋长彭铭鼎取代。彭与我早有联系，有他运筹决策，把宁新疆大门，确保玉门油矿我是十分放心的。当时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河西警备总部参谋长汤祖坛，均支持彭的行动。还应提到刘振世，他是我多年同事，彼此相知甚深，情感至厚。他于瓦子街战役被俘，经过教育进步很快，曾随彭总进军西北，任联络员。他和彭铭鼎在高台会晤，畅谈形势，增添了对和平起义的力量。 后来他个人先于解放军进乌鲁木齐，沟通解放军与起义部队之间联系，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我常说，新疆和平解放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除了应归于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英明领导外，还有不少因素构成的。 当兰州战事日益紧迫之际，驻新部队内调问题又形势紧张。以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祥为中心，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实为主谋，每次以内调为借口，实际上是不愿率领部队起义。我考虑到部队将领情况如此复杂，如果处理不妥，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就以不能内调为理由，经过与叶成（整编七十八师师长）、马呈祥、罗恕人等进行诚恳交谈，首先从新疆本身的特点，根据当时全国形势，新疆怎么办诙起，天天谈、夜夜谈，诙的方面很多，目的是希望他们放弃内调打算，从而不致阻挠准备起义的各项安排，到必要时可以设法满足其个人行动的愿望。对这些人来说，要他们一旦在政治上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是极不容易的。所以只有从许多利害方面逐渐说服他们。 不久兰州的解放就在眼前，时机已经面临到了最后阶段，我不能不表示态度和决心，只有打升窗户说真话了：“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应干涉他人自由。但必须洞察利害深明是非，不能感情用事。如有人不赞同起义，也就是不需要和平，那么，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争。谈到战争，必须在作战上能操胜券，后勤上有把握，才能应战。我们新疆的军队虽号称十万，但只能应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持。何况从军事上看，兰州、西宁相继不守，外援断绝，退路不通，运输困难，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能不能作战呢？再从基本上说，新疆的问题，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由于多民族的关系，决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基本政策上，一切都需要运用和平方式，也就是要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的。否则对国家、对人民、对我们自己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我们不争取主动，求得和平解放，将使10万官兵盲目牺牲，地方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引起民族仇杀，这是必然的结果。如果坚持战争，放弃和平，一定会弄得欲战不能，又无法谈和的地步，进退两难，又何苦乃尔呢？至于我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请大家选择吧！” 这一席话，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亦未表示反对。从罗恕人淌下眼泪来看，似乎有所动摇。但他们的思想感情，还是处于摇摆、混乱、矛盾的状态。 事态的发展，总是有起伏的。就在经过多次恳谈之后，一日深夜，我已就寝，叶成急来扣门，说：“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了‘清除君侧’，决定今夜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动。我提议应先告诉你，他们同意，故来相告。他们限我半个钟头以内回去。” 我想叶成来告诉我这件事，其中还有几分感情作用。因此留下叶成，用电话约了罗恕人、马呈祥来谈，话语十分恳切，他们一来，我就一言直入：“你们要捕人，第二步怎么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一声枪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样子你们有甚么便宜？” 当时，他们相顾无言，只见罗恕人淌下泪来。久之，罗恕人嗫嚅而言：“我们内心有痛苦，你似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所屈……”听罗之言，可以想见他们的矛盾痛苦，大都是基于个人打算，应即因势而利导之。 我说：“大家知道，一个人基于个人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与是非，那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总司令的话，就应让我以冷静头脑为你们考虑问题，而不应该遇到困难长吁短叹，甚至和你们相对而泣。目前整个局势，你们知道很清楚。应不再设想部队内调那样无济于事的烦恼问题了。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也好，望再细想之。我要把一颗赤裸裸的心摆在你们面前，我决不离开新疆，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我有这样责任，尽到责任，虽死不辞。” 话头很长，尽情倾吐，因而他们也就平静下来了。一场风波总算平安过去。东方快发白了，始各散去。在此险恶关头，脸皮幸未撕破；留有余地，大事就好办了。 第二天，我单枪匹马闯进老满城一师师部，他们正在开会，见我突然而来，神情颇为不安。但看不到我一个随从，表示我对他们是相信的，他们也就释然。我乘此机会作了进一步解说，比昨晚说得更深些。经过这次长谈，终于使他们露出笑容。对我的意见似以首肯。后来通过各方面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接触解决，尽可能满足其物质愿望，又由刘汉东（迪化警察局长，和罗恕人等结交深）加以功说，时机已见好转。最紧要者，在解放军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下，西宁继兰州之后急速获得解放，马家巢穴，破灭无遗，马呈祥已无留恋余地。且得到消息他在青海家属已安全逃到广州，另一方面，马步芳最后逃往香港时，还携走骑一师应得军倘银元五万元（由青海拨付），也使马呈祥极为不满，认为临难不相顾，情谊何在？ 在此内外影响下，于是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明确表示，愿支出部队，办清手续，许其循南疆去印度。满天烟雾，至此稍露曙光，大局从此可以暂告稳定，容许另作安排。但事后有人提出指责，谓不应让反革命逃走的。不错，从某种意义来说，应有此议。但是事实也应顾到反革命是不会甘心自己灭亡的，总想来作最后挣扎。蒋介石、胡宗南知道新疆情形，一面来电骂我“投降共匪”，一面暗中分别勾结部队将领，以遂私图。蒋胡之流惯耍这种流氓手段，对驻新部队经费从6月份起分文不发，而以开拨费名义汇来百万元（通过兰州长官公署，马步芳又扣去20万元，所余恰够维护生活三个月），其险毒无耻个人愤恨。直到叶成、罗恕人、马呈祥整装待发的前夕（9月23日），胡宗南还有电分致叶成、罗恕人、马呈祥三人，要他们把队伍带到南疆许以空投救济。他们最后建议，卒以“大势已去，不能有为”而未反前议，这是叶成当面告诉我的。依据以上事实来看部队动向，是极为微妙的，要罗恕人等赞同起义，势不可能。如果坚持不让他们循着适当的途径离开，一旦横生枝节，事情也很不好办。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偕其家属于9月24日离迪南行，新疆部队的起义通电就在25日发出了。 当时起义的部队，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序列的整编四十二师所辖一二八、六十五、二三一、骑四、骑九等五个整编旅，整编七十八师所辖二二七、一七八、一七九等三个整编旅，整编骑兵一师所辖六、七两个整编旅，驻新疆联勤总部的物质供应局和空军地勤人员。 起义通电发出后，陶峙岳又以新疆全省警备司令名义，公开发表了一个《告全疆国民党部队全体官兵书》，主要说明新疆国民党部队和平起义的意义和继续维持社会秩序的责任。 当天，彭德怀接到新疆的和平起义通电后，立即复电陶峙岳：“将军等率部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族人民的新疆而奋斗。”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9月28日给起义将士复电：“你们在9月25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设新新疆而奋斗。” 10月5日，彭德怀、王震、许光达、甘泗淇在酒泉同陶峙岳举行会谈。 彭德怀同陶峙岳一见面，就紧握他的手说：“你们起义，对中国革命有功”。 “我们现在是朋友了。今后我们在一块共事，不要有什么顾虑，你可以放手大胆工作。” 10月7日，彭德怀、王震、许光达与陶峙岳、郝家骏等举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酒泉会谈”。陶峙岳汇报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与第一野战军首长共同商讨了人民解放军进疆、起义部队改编、新疆军政委员会、省委、省政府、军区等机构组建等问题。鉴于当时新疆的动荡局势，陶峙岳请求人民解放军尽快入疆。 为迅速接管新疆，中央军委决定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第六军（欠第十八师）进驻新疆。 在当时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要实现这个规模巨大的进军计划，确实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新疆的气候恶劣多变，时已下雪，而部队的御寒装备很差，指战员们仍穿着单薄的征衣，有的甚至连一双鞋子都没有。新疆地域辽阔，人烟稀少，而当地交通工具极为缺乏，解放酒泉时接收的国民党第八补给区的几百辆汽车大都破旧不堪，连辎重也无法全部装下，为人代步根本不可能，主要得依靠两条腿来完成几干公里的行程。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400万人口中包含13个民族，语言不通，风俗习惯差异，这就给部队行动来了新问题。 为了胜利完成进军任务，第一兵团在进军前的短短时间内，紧张地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彭老总和王震司令员，常常彻夜不眠地亲自调查研究，掌握部队情况，解决纷繁的问题，制定了周密的进军计划和部署。彭老总、野战军政治部甘泗淇主任，都对进军中如何执行政策、纪律作了具体的指示。 据此，第一兵团党委及各级党委都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教育。 10月6日，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在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和进军部署。他十分严肃地说：“这次进军具有重大的意义，直接关系着新疆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和祖国的统一，我们一定要顺利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说罢，他又走到墙跟前，指着图大声说：“新疆是祖国大好河山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想把这块地方割走，你们答应不答应？” 大家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答应！” 王震同志接着说：“对！要不让帝国主义割走，我们就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迅速进军新疆。要准备吃苦，准备走路，无论多么大的困难，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快些开进去。” 从10月10日起，进疆部队在四个汽车团和苏联派出的40架运输机的支援下，以空运、车运和徒步行军方式，由酒泉、玉门、安西地区西进。 在开进途中，一野的部队战胜了戈壁沙漠、气候严寒、地广人稀、供应不足等重重困难，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正确处理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在都善和七角井制造的两起暴乱事件，团结教育了广大起义官兵。军行所至，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时任第一兵团参谋长的张希钦后来描述了进军新疆途中的情景：我军踏上征途不久，新疆就进入严寒的冬天，狂风卷着鹅毛大雪，天山南北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气温也常在零下二、三十度。尤其是阿勒泰山区和伊犁河谷等地，积雪竟达一米以上，给我们进军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是，光荣的使命，激励着指战员们奋勇前进。他们背着沉重的武器、干粮、饮水和烧柴，在深雪里顶风冒雪赶路，往往日行百里以上。记得战士们写了这样一首诗：大雪纷飞边塞天，革命战士意志坚，精神抖擞不怕冷，定要战胜大自然。进军路上，冷风吹在脸上，象刀割一样疼痛，虽然穿着棉衣，却象赤身掉进冰窖一样，有的同志手脚都麻木了。为了抵御风寒，战士们在行军中，总是将腿高抬，大甩胳膊，以运动全身，增加热量。刚一停下，就在雪地里掏个雪洞，把脚放在里面。每当行进在高山峡谷中，积雪更深，有时要从没颈的雪坑中把战友救出来。连续的行军，指战员们虽没有得到很好的补给和休息，但是，都不顾疲劳，朝气勃勃。一路上，他们饮冰雪，吃干粮，翻过了无数山岭，涉过了不少的冰河，越过了千里戈壁渤海，鞋子磨破了，就用破布包起来，或者打着赤脚走。没有住的地方，就露宿荒野上。虽然当时环境十分艰苦，但没有谁发过一声怨言，没有谁讲过一句怪话。相反，越是在艰难的时刻，指战员们越是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边迈着大步，一边高唱着“挺进！挺进！”的战歌，边走边唱，把疲劳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们的战士，在困难的时刻，困结一致，同甘共苦，全军上下，到处是一片互助声。同志们都抢先承担困难，争扛最重的东西。身体强壮的战士，争相替年小体弱的战士背武器、干粮。出现病号时，大家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轮流搀扶，不使一人掉队。记得在翻越天山时，有个营长跌伤了腿，行走困难。团首长为了照顾他，专门给了他一匹马，当他发现一位战士的腿也被跌伤以后，便立即将马让给了这个战士。这种阶级友爱的精神，汇成了巨大的战斗力。 在这次进军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二军五师十五团就是突出的一个。 这个团进抵阿克苏后，突然得悉和田有一小撮敌人在蠢蠢欲动，而逃往边境的那些民族败类，又刮起了一股什么“泛土耳其主义”的妖风。于是，他们奉命继续向和田进军。当时，从阿克苏到和田有三条路可走：两条大路，水草较多，人烟较稠，是人们常走的，但是路途较远，需要的时间长。另一条可以少走三分之一的路，但要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千百年来，这个“进去出不来”的“死亡之海”，一直被人们视为畏途，许多外国探险家曾经去冒过险，有的进去了没有出来，有的在大沙漠的边缘徘徊了一阵，望“海”兴叹而返。可见，这条近捷的道路，是多么的危险啊！但是，为了及早粉碎敌人的阴谋，解放受苦受难的和田人民，他们决定选取这条险遁。大沙漠里，滴水难寻，飓风狂沙，缺粮缺柴。我们英勇的指战员们，满怀着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同流沙、风暴、干渴、严寒搏斗。 部队进入沙漠腹地后，遇到了从未见过的大风暴，狂风卷着飞沙，遮天蔽日，使人睁不开眼，站不稳脚，部队十几个小时没见到一滴水，没吃一顿饭，战士们个个嘴唇干裂出血。在这艰难时刻，同志们发扬一往无前、团结友爱精神，手挽手地抗击着风暴继续前进。当部队行进到距和田400 里时，传来了以伪副专员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密谋暴乱的消息，我军立即组织了一支轻骑队，以一昼夜直奔和田，部队主力则以两天时间进抵和田郊区。正当阶级敌人做着垂死挣扎美梦时，我军已如神兵天降，西隆重镇和田终于解放了。 由于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我军仅用了三个月时间，行程6000多里，胜利进驻全疆各地，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能创造出来。这一胜利，象我军无数个胜利战斗一样，在我军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0月20日，第一兵团二、六两军，在陶峙岳派来的“欢迎解放军入疆代表团”的前导下，胜利进驻迪化。 当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描述了新疆民众欢迎解放军热烈场面：新疆陶峙岳、包尔汉来电说，“希望迅速进军全疆维持秩序”。“迪化各界约两三万人至数十里外欢迎解放军已第三天了”。 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新疆各族人民和以陶峙岳将军、包尔汉先生为代表的广大爱国起义官兵及政府官员是热烈拥护的。但也有一小撮反动分子和民族败类进行阻挠和破坏。 进军一开始，在酒泉指挥部里，我第一兵团司令部就接收到了特务分子和反动分子煽动起义部队骚乱的电报：在鄯善，敌一九四团一部，于10月16日举行叛乱，抢杀准备迎接我军进城的县长和欢迎群众，把我第二军先头部队二十团堵于城外；在焉耆，敌一二八旅大肆劫掠群众，烧毁民房百余间，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在轮台，群众被打死打伤200余人；在库车，全城被劫…… 10月20日，进军部队又突然收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急电，说驻哈密的敌一七八旅五三三团的反动军官，指使其驻七角井的部队，扣留了我五师运载军用物资的汽车，扣押了我随车的全部人员，并乘这些汽车窜回哈密，公然劫走了哈密银行库存的两万多两黄金和大批物资，纵火烧毁民房数百间，打骂群众，无恶不作，还准备挟持全团叛变。哈密是新疆的东部门户。 哈密一卡住，我进军行动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根据王震司令员的指示，进军部队决定立即将其包围，解除他们的武装。第一兵团参谋长张希钦还给敌一七八旅旅长写一封信，提出严正警告：为了确保新疆和平解放的胜利成果，叛敌分子必须立即放下武器，否则，解放军有权对他们实行制裁……同时，责令其在半小时以内给予答复。当进疆部队步、炮兵把叛乱部队包围后，敌人派出一名副旅长与进疆部队谈判。此人十分油滑，口头上讲一些“表示惭愧”的话，实际上拐弯抹角、支支吾吾，总是推卸责任。张希钦参谋长指出：你们的叛乱行为是公开破坏新疆和平解放的协议，直接危害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同时，责成其尽快查明祸首，给予严励惩处；立即退回赃物，赔偿群众的损失。几天之后，他们把首恶分子逮捕法办，送到了迪化，把一部分抢去的东西归还给了群众。第一兵团进疆以后，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发扬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团结和依靠新疆各族人民，担负起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各项任务。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你们的进军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的指示，第一兵团于1950年3 月派出一支先遣分队，向西藏地区侦察前进。这支先遣分队翻越了海拔6000多米的昆仑天险，穿过冰雪覆盖的无人区，克服了饥饿、严寒、迷路、高山反应等重重困难，几临绝境，终于胜利到达藏北改则地区。我军这一英勇的行动，完全出乎西藏反动上层的意料。当先遣分队到达藏北的日土宗（县）时，他们以为是神兵天降，目瞪口呆。进军藏北，好比给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背后猛刺一刀，有力地配合了西南主力部队解放西藏的行动，促进了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先遣分队抵达藏北后，大雪封山，供应断绝，但他们无所畏惧，猎取野驴充饥，把麻袋缝成衣服御寒，宁可自己挨饿受冻，也不加重藏族人民的负担，从而粉碎了反动上层挑拨我军与藏族群众关系、把我军逼走逼死的阴谋。 第一兵团还陆续抽调了2万余名干部战士，组成各级工作团（队），深入农村、牧区，参加了地方民主建政、建党、减租反霸、土改、牧区改革、镇反、三反五反等各项工作，斗倒了恶霸地主、反动伯克（牧主），摧毁了封建统治的根基，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使各族人民从政治上得了翻身解放，并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后来这些干部战士中的许多人，转业到地方工作，他们象革命的种于，撒遍天山南北，深深扎根于各族人民群众之中，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边疆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 我进疆大军始终把为各族人民办好事，建设社会主义新新疆当作中心任务。入疆后，进疆部队，征尘未洗，立即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和南泥湾屯垦的光荣传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广大指战员一手拿枪，一手拿坎土馒，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渺无人烟、荆棘丛生的荒野碱滩上，挖开冰雪，安营扎寨，用他们战斗过的双手，向塔里木、准噶尔盆地的千里荒野展开了新的进军。没有房子挖地窖，没有工具自己造，没有牲口人拉犁，不熟悉当地作物栽培规律，虚心向随军人疆的农业专家学习。他们开发荒原，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架桥铺路，兴办牧场、渔场及各类作坊。当时部队流行一首歌曲，其中有一句称：“劳动能够翻天地，戈壁滩上盖花园。” 第一兵团进军新疆、解放新疆的胜利，结束了历代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粉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阴谋，揭开了新疆历史新的一页。 进疆后，第一兵团一手拿枪，一手拿镐，艰苦创业，为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各族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 11月下旬，彭德怀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财经委员会主任贾拓夫陪同，自兰州飞往迪化。他同中共新疆分局书记王震等人一起，同陶峙岳、包尔汉、赛福鼎等座谈协商整军、整财、整政三大问题。随后，彭德怀又主持召集有关人士研究讨论，并在省政府委员会上通过了《新疆目前施政方针》。 12月20日，中央军委命令新疆起义部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赵锡光，副政治委员饶正锡，参谋长陶晋初，政治部主任李铨。下辖：第九十军，军长赵锡光，政治委员张仲翰，第一副军长王根僧，第二副军长陈德法，参谋长李祖唐（后叛变）。该军辖第二十五师，师长刘振世，政治委员贺振新；第二十六师，师长罗汝正，政治委员王季龙；第二十七师，师长陈俊，政治委员龙炳初。 兵团直辖骑兵第七师，师长韩有文，政治委员于春山；骑兵第八师，师长马平林，政治委员张献奎。 第十四章 分兵入川藏 贺龙率领第十八兵团入川，取得西南战役的重大胜利。第一野战军配合西南军区进军西藏，促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第一野战军展开大规模的剿匪斗争，为建设大西北再立新功！ 在彭德怀指挥大军向新疆进军的同时，贺龙率领另一路大军经营川北，向四川进军。 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野（4个兵团35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当时，任西安军管会主任的贺龙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与彭德怀、习仲勋商量，决定从西北地区抽出地方干部4528人、军队干部1512人，集中在山西临汾，进行南下的准备工作。 7月16日，毛泽东在指挥解放军向华南进军的电报中又指出：“刘邓共50万人，除陈赓现率的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这封电报明确地将解放和治理西南四省的重任交给了刘、邓、贺。 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4日，贺龙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和决定进军西南的若干问题。 “你带哪支部队入川呢？”毛泽东征求贺龙的意见。带哪支部队跟他进军四川事关重大。贺龙当然希望率领那些自己熟悉的老部队。但是，他考虑到，这些部队都是第一野战军的主力，目前正在彭德怀指挥下解放西北广大地区。而且，从1947年3月以来，这些部队一直在西北战场作战，对西北地区情况比较了解，彭德怀对他们已比较熟悉。而部署在秦川和天水一带的第十八兵团，处在进川比较方便的位置；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与自己共事多年。因此，贺龙向毛泽东提出：“我还是带十八兵团人川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由贺龙率十八兵团、七军和十九军共14个师担负解放川北、陕南的任务。 有些长期跟随过贺龙的人对此颇不理解，他们问贺龙：“老总，你为什么不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进川呢？”贺龙十分严肃地回答说：“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从前带过的那些部队入川呢？军队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如果我不带十八兵团，非要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那我贺龙就不像个共产党员了。” 贺龙在这方面对自己要求很严。他认为，军队要听党指挥，共产党员不能争个人的兵权。 早在1947年3 月陕北大战在即的时候，谁来统率这个地区的部队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考虑很久的问题。若按一般的惯例，陕北部队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应由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指挥。但当时，贺龙受命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正在晋绥前线指挥作战。当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并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时，党性很强的贺龙，坚决拥护这一决定。他认为：“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 为了保卫延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贺龙从不把自己带领的部队看成个人的，而且要求所属部队听党指挥。1946年11月上旬，贺龙刚刚把晋绥的全部野战部队编成三个纵队，中央军委即来命令，调其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边区。贺龙二话没说，亲自到一纵队驻地，动员部队愉快地服从命令，执行保卫边区的光荣任务。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又下令调晋绥二纵赴陕北。贺龙仍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部队过了黄河。 后来，贺龙还让人捎话给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说：“你们的任务是很光荣，毛主席在陕北，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听彭老总的指挥。” 1947年3月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后，晋绥解放区成了西北战场的后方，此时贺龙统率的部队仅有一个野战纵队、一个骑兵旅以及十余个地方团队，既要保卫和巩固晋绥解放区，又要为陕北战场输送人员、物资，保证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在晋西北机关的工作与安全，还要配合友邻解放区作战，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解放区的交通通畅，任务确实不轻。但是，贺龙毫无怨言，愉快地挑起了这一重担。 当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在延安伺机歼敌，急需补充大量弹药时，贺龙下令部队急送炮弹2000发到陕北，以后又让后勤部门送去了三批武器弹药。 贺龙想，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西北战场的仗将越打越大，西北野战部队对武器弹药的需要量也是相当大。他觉得晋绥作为陕甘宁的后方，理应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晋绥地区的军事工业，规模不大，条件也差，尤其缺乏技术人员和各种仪器、机械。要有效地支援陕北战争，必须发展军事工业，扩大军火生产。他想到陕甘宁边区也有军工企业，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搞起来的，其中有不少人才。贺龙想，如果把这两个地区的军事工业合起来，既能使陕甘宁边区那点家业不致在战火中被破坏，又可以集中人力、物力扩大生产，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为此，贺龙找联防军军工局长李强征求意见。 李强很高兴，认为贺龙的想法很有道理，极力支持。于是，贺龙专电习仲勋，提议将河西的军工厂全部迁到河东，集中两区军工力量发展军火生产，以支援西北地区长期作战。习仲勋将此事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觉得贺龙的想法很有战略眼光，也大力支持。彭、习联名致电贺龙，表示完全同意，并请贺龙全权负责。 不久，联防军军工局副局长李颌伯奉命率延安军工人员携带设备来河东。贺龙任命蒋崇璟晋绥军区工业部部长，李颉伯为第一副部长，具体负责扩大军工生产。此后，晋绥军事工业得到了相当发展，到1948年已有14座工厂，1所工业学校，3500多名职工，年产山炮弹4000余发，两种型号的迫击炮弹7.5万发，手榴弹100万余枚，各种炸药20多万斤，子弹15万发，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战争。 1947年7月小河会议上，中央军委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工作，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这样，中央就把全面支持西北解放战争的担子交给了贺龙。 对于一个一辈子带兵打仗的贺老总来说，他也希望统率野战部队驰骋疆场，然而从战争全局出发，他个人从不计较什么。 7月底，贺龙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又将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主力调给西北野战军，仅留下该纵队的独三旅在晋西北。 8月中旬，中央军委为迷惑敌人，掩护西北野战军主力在榆林以东集结待机，指示贺龙，立即部署在陕北的机关迅速移往黄河以东，制造主力东渡的假象。于是，贺龙、习仲勋率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冒着狂风暴雨于8月18日渡过黄河。他们刚刚登上东岸，胡宗南的部队已追到西岸，隔河打炮。炮弹在河中激起阵阵浪花。贺龙笑着对部队说：“胡儿子放炮为我们送行呢！别理他，走呀！”彭德怀抓住这一机会，在沙家店地区指挥西北野战军歼灭了胡宗南集团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彭德怀在前线指挥打仗，贺龙在后方送粮、送钱、送兵。在榆林战斗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动员群众背粮。仅临县三个乡就动员了69万人次，其中妇女占32万人次。绥德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运来的。在晋南也有数万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王政柱后来著文说：“西北野战军所用的粮食，主要是贺老总组织晋绥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从千里之外运到陕北来的。”贺龙在补充兵员上也有一套办法，那就是：在部队，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在老区，主要是动员失散兵员归队；在新区，动员群众参军，组织游击队，千方百计扩大地方兵团。这种办法很见效，仅1947年就动员了3万人参加野战军，5万人参加地方军。在兵员动员、扩大地方兵团的基础上，根据战争的发展，到1948年底，在陕甘宁和晋绥地区的野战部队扩大到了七个纵队零二个旅。 到了1949年6月，西北野战军指挥下的部队，已从小河会议时人员不充实的三个纵队两个旅，发展成按二三制编制的18个师，6个军，2个兵团，22万人的大军了。建国后彭德怀在接见电影《沙家店》剧组创作人员时说：“光在粮食问题上表现贺龙是不够的。他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战争，非常热情地动员新兵、搞医院、搞粮食，还亲自到部队中去进行鼓动。你们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 1949年10月1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由陕人川作战的命令。毛泽东告诉贺龙说：“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刘、邓进至叙府、沪州、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入川部队接受任务后，情绪饱满，斗志旺盛，但也有一部分北方人，不想入川。他们有的怕到了康川不服水土；有的怕吃不到面食、吃不惯大米；有的怕与少数民族处不来，总之，有不少思想问题，贺龙觉得，这是人川前思想上的一只“拦路虎”，必须予以解决。他指示十八兵团赶快组织几次报告会，打开干部们的思路。 10月25日，贺龙召开了南下干部动员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深入动员。 他说：“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歼灭胡宗南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不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比，许多地方还是很落后，条件也是艰苦的。 “大家不要怕艰苦。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西南是‘天无三晴，地无三平’，还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在家乡不走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 “你们留在家乡能安居乐业吗？ “我也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我就是吃大米长大的。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了整整8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大米饭吗？ “同二野会师以后，要虚心向他们学习，主动搞好团结。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们吃了好几年黑豆’。难道只有我们才艰苦？兄弟部队就不艰苦吗？其实我们晋绥背靠陕甘宁边区，比他们在大行山的条件好多了。 “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 贺龙的话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从晋绥南下的干部贾丕基回忆说：“我当时就是不大愿意到西南来的，怕不适应环境。听了贺老总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话，我为之感动。事过30多年，其他的话我都记不准了，唯独难道你们‘就不能为革命到西南吃几年大米吗’这句话，我铭记至今。我就是听了这句话以后下决心参加南下队伍的，至今也不后悔。” 11月6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建议：“在未与西南局会合前，得有统一的党委组织及指挥机构实施领导较为适宜。”7日，中共中央回电，确定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 11月6日，周士第和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王新亭到达西安。 贺龙、李井泉和他们在这里组织了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作为人川作战的指挥机构。 中央确定的解放西南的方针是：以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而再打。具体部署是：第二野战军主力待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战役之时，以大迂回动作从东南直出贵州，进至叙府、沪州、重庆之线，切断朗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十八兵团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协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 按照这一部署，贺龙、李井泉、周士第指挥十八兵团佯攻扼守秦岭一带的胡宗南部队，但却“攻而不破”，不使他过早南撤。 贺龙指挥第十八兵团既象真打，又攻而不破，到适当时机结束秦岭战役，转入休整。这一下，胡宗南高兴了。他向在重庆的蒋介石报告说：“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并吹牛说，他的两个兵团固守秦岭防线万无一失。蒋介石甚为满意，任命胡宗南为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裴昌会为副主任。胡宗南又派其第五兵团李文部、第十八兵团李振部、裴昌会的第七兵团七个军构筑第二道防线，要坚守秦岭。贺龙见胡宗南已上当，乘我第十八兵团体整时进行深入动员和山地战训练，待机而发。 11月1日，刘、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的500公里的地段上向国民党实施多路攻击，势如破竹。胡宗南这时才知道上当，急令所属各兵团从11月13日起陆续向川北撤退。 12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经渡江，十军已到合江，十六军即到沪州南岸，十八兵团可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 贺龙知道了二野将切断胡宗南集团逃往滇康的退路，乃于5日下令十八兵团和七军分三路猛追逃敌，十九军从东进入汉中盆地。 11日，大雪飘飘，寒风凛冽，贺龙率前线指挥所由宝鸡出发，沿川陕公路，直奔秦岭山区。 12月9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分别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14日，十八兵团解放广元，17日占领著名古 关隘剑门关，打开了越过巴山通向成都的门户。20日，二野部队进到简阳、仁寿、新津、双流，十八兵团进抵巴中、绵阳、江油一线，将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军数十万人包围在成都及其附近。胡宗南见突围无望，求援无门，23日，乘飞机逃往海南岛。 这一天，贺龙和周士第、王维舟、张经武登上七曲山山岗，望着成都方向兴奋地说：“离1950年元旦还有最后一个星期，无论是武力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可以到成都过年了！” 敌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见大势所趋，决定起义，在德阳，贺龙接见了裴昌会。裴昌会后来回忆说：贺司令派人来把我们引到县署东北面一家别墅里。在距离四五十米处，已见到贺司令员仁立在门外等候我。他一见到我，就走下台阶来和我亲切握手说：“老朋友，有幸又在这里重逢了。”（抗战时期我在洛阳会见过他） 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和他在一起的李井泉、王维舟同志。入座后，贺龙同志爽朗地说：“先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人不算血债。”接着，便问胡宗南逃跑的情况和部队西撤的意图。我说，胡宗南仅带几个亲信乘机逃走，去向不明。他的企图是把部队撤到西昌，再转移到云南边境，然后退到缅甸，从海上转去台湾。但他仓皇出走前，对部队没有下达过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命令。贺龙同志听后哈哈大笑，问我：“你在川陕公路两侧还有这么多部队，你对他们有把握没有？”我说：“绝对把握也很难说，不过目前士无斗志，官气不扬，想不致有什么异动。”他说：“我的主力部队明天才能到达德阳，我还要回去处理一些事情，等后续部队来了，我再来”。28日，贺司令回到德阳，先到了我这里，说：“准备好，元旦前我们到成都去，还要举行入城式。你就跟我一块儿去吧。”那种宽宏大度的胸怀和坦率诚挚的语言，很令人佩服。默念我以戴罪之身，和他素昧生平，他对我是那样诚恳热情，一见如故，谈笑风生，令人铭感无既，永志不忘。 在解放军的政治争取下，从21日至25日，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甦元、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也分别宣布起义；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在邓崃地区被围后，向人民解放军投诚；27日，敌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以东宣布起义。当天，成都解放。 1950年3 月中旬，人民解放军解放西昌地区，歼灭残敌万余人。至此，川、云、贵、康四省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12月28日，贺龙到达新都，30日举行了隆重的进入成都的入城式。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率十八兵团一部经北门入城，受到了30余万人的夹道欢迎。1950年1 月1 日，刘伯承、邓小平在致各战略区的感谢支援电中，正确评价了贺龙在解放大西南战役中的贡献。他们说：“西南战役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敌人主力胡宗南之能如此迅速地被歼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十八兵团在贺龙同志率领下前进的神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仍在西北，他和他率领的部队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解放后的西北，匪患十分猖撅，严重危害着新生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老百姓的生活极其贫困，上百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城乡反动势力、封建制度依然存在，民主改革尚未进行医治战争创伤和收给国民党反动统治所留下的“烂摊子”，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西北党政军民的身上。 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彭德怀，正以极大的精力思考着如何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问题。 1949年11月17日至22日，中共西北局在兰州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部队冬训、地方工作、民族政策等问题，作出了《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对加强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1月30日，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合并，称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西北的军事工作。彭德怀兼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甘泗淇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阎接要任参谋长。下辖四个兵团（第一兵团、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第二十二兵团）；三个二级军区（陕西军区由第十九兵团兼，甘肃军区由第二兵团兼，新疆军区由第一兵团兼）；七个三级军区（陕北军区、陕南军区由第十九军兼，青海军区由第一军兼，宁夏军区由第六十五军兼，喀什军区由第二军兼，伊宁军区由第五军兼，迪化军区由第六军兼）；32个军分区和一所军事政治大学。 12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祝贺新年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 随着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已经可能并必须把主力精力逐步转入和平建设工作。中国人民在一九五零年需要弓治战争创伤，克服战后的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 1950年1月7日，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西北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西北地区党政军民的任务，“应是消灭土匪，肃清特务，实行民主改革，动员一切力量，节衣缩食，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建设新西北而奋斗。”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 它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代表机关，并代行西北人民政府职权，统一领导西北五省的军政工作。彭德怀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习仲勋、张治中，秘书长为常黎夫，副秘书长为谈维煦。委员有王子宜、工世泰、王震、甘泗淇等40多人。 同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西安举行，会议通过了彭德怀所作的题为《关于目前西北地区工作任务》的报告，提出了七项工作任务。 彭德怀最后说：“我们一定能团结，一定能克服困难，一定能办好西北人民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从全局考虑，把解放西藏、经营西藏当作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独立完整的一个重要目标，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 在1949年10月，毛主席明确经营西藏的任务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野战军担任。11月，鉴于西北地区解放战争结束较早等原因，毛主席曾考虑过由西北局主要担任经营西藏的任务，西南局担任第二位的责任。 1950年初，毛主席又将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确定由西南局担任，西北局配合，决定于4月中旬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10月以前占领全藏。 西藏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地处中国西南边疆，面积120 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山高缺氧，气候寒冷，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解放前境内没有一条公路。解放前，西藏社会长期以来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广大劳动人民，即占藏族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在官家（封建政府）、寺院、贵族三大领主的残酷统治下，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以大扎摄政为首的西藏反动势力，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策划“西藏独立”，加紧扩军备战，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于1950年1月6日，决定派第十八军及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由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率领，从西康、云南方向执行进军西藏任务；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派出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从青海、新疆方向向西藏进军，以配合第十八军的行动。由于西藏地区土匪猖撅，严重影响到进藏的准备工作，西南军区经请求中央军委批准，将进藏时间由原定的1950年4月推迟至当年冬季。 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接到进军西藏的指示后，加紧筹划解放西藏的工作。他派人到成都华西大学等儿所院校，借来有关西藏的图书资料，认真阅读与研究；又请专门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式玉、法尊和尚、任乃强等详细介绍康藏的历史和现状，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贺龙于1月10日向毛泽东、彭德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写了《康藏情况的报告》，汇报初步了解到的有关西藏的情况，对进藏路线提出了意见。 贺龙指出，经康进藏，通常走的路线有三条： 一是由打箭炉经甘孜、德格、昌都、嘉黎至拉萨。此为满清时赵尔丰进藏旧路，有驿站。但山多且陡险，昌都至嘉黎间有东西两大雪山，均在海拔五六千公尺以上，终年积雪，最难走。 二是由昌都至恩达西北行，经类乌齐、德庆、萨尔松多、索克宗至黑河，再折向拉萨。 三是由甘孜至玉树西行，经布母拉，沿格尔吉河上行，至唐古拉、黑河，这一条路是高原的脊背。 贺龙指出，最终选择走哪条路，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无论走哪条路，均需以甘孜为补给站。甘孜至打箭炉有旧公路基，可以修复通车。西南军区已着手编3个工兵团，稍加训练准备后，即可开去修路。贺龙还就西藏气候、教派情况作了详细报告。 与此同时，贺龙派测绘人员协助西藏地理学家任乃强教授迅速绘出了中国第一套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印发给部队。 西藏距内地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烟稀少，加之语言不通，居民与汉民族的隔阂比较深，所以，向西藏进军是一场特殊的战斗。进藏部队的给养，几乎全部要由内地筹措，随军前送。补给，成了重于作战的首要问题。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确定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斗争方针。贺龙和刘伯承、邓小平等用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去研究解决进军西藏在政治上和物资上的准备，特别是如何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问题。他们决定成立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统一领导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司令部统辖七个工兵团，十个辎重团和一个空军运输机大队，担任筑路和运输补给任务。 2月初，被任命为支援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胥光义抵达成都报到。贺龙对他说：“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是在军事上能不能打胜仗的问题，我们在军事上打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解放军是经过考验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在政治上怎样争夺民心的问题。你们后勤支援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研究如何使装备轻便，减轻战士的负重。因为进藏以后，汽车用不上，只有靠牲口、靠牛车运输。有些山道，牲口、牛也过不去，就只能靠人背了。进藏部队的武器装备要质量好、重量轻、适应高原作战的特点。部队装备好，进藏以后就可以振奋人心。” 贺龙对进藏的准备工作抓得很紧，对进藏部队的被服、装具、饮食卫生等都考虑得很仔细、很具体。 3月14日，西南军区第十八军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和先遣支队，25日，在乐山召开了进军西藏动员誓师大会，4月28日到达甘孜。由于修路进展迟缓和空投试飞一个多月未成功，先遣部队有耗无补，发生粮荒。据有关记载，从5月1日起，每人每天只能吃一斤粮。直到6日和7日，空军向康定、甘孜试投成功，先遣部队的粮荒才得以缓和。 由于只有两架飞机可以到甘孜空投，无法保证到甘孜部队的全部粮食供应。因此，贺龙和邓小平向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报告：为了保证9 月份在甘孜屯积150万公斤粮食，准备昌都作战，必须加强空运。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立即批准购买一批运输机，用来空运进藏物资。然而空运能力毕竟有限，仍无法保证大部队的全部供给。4月1日，毛泽东指示：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部队走到那里，路修到那里，物资亦运到那里。为此，西南军区调集六个工兵团、三个步兵团组成筑路大军，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云南军区滇西援藏委员会公路局，也组织部队和民工1.7万余人，抢修大理到中甸的公路。 在支援司令部和康藏公路修筑司令部的领导下，到10月份，公路已修筑750公里，用飞机、汽车和马车向前方运输了上万吨物资。随着准备工作的进展，进藏部队陆续向前开进。至10月初，十八军的部队由四川进至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德格、巴塘一线；云南军区的部队进至贡山；青海军区骑兵支队进至玉树，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接近了昌都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 为了筹划解放西藏，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曾于1949年8月上旬电示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放西藏问题的准备。”遵照这一指示，第一野战军首长把争取和团结班禅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1950年5月，中共青海省委和青海军区奉命组成以当才活佛、夏日仓活佛、显灵呼图克图、格勒嘉措和迟玉锐参加的“青海省各寺院劝告和平解放西藏代表团”，彭德怀在西安接见了他们，传达了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指示精神，勉励他们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做贡献。 5月中旬，班禅行辕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计晋美等人奉命来西安、兰州，向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北军区领导转达班禅关于西藏政教组织方案的意见及“速发义兵，解放西藏”的请求。 5月17日，中央就进军西藏问题向西南局和西北局发出指示：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是十分必要的。这里基本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 就在我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期间，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下，拒绝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继续进行所谓“西藏独立”的活动。他们将西藏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计七个代本（相当于团）的全部和3个代本的一部共7500人部署在昌都周围及金沙江西岸的广泛地区，统归昌都边使总署指挥，企图利用金沙江，固守要道，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 为了打击西藏地方当局中的顽固势力，并警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要插手西藏，经中央军委批准，西南军区于10月发起昌都战役，歼藏军六个代本全部，三个代本一部，争取了一个代本起义，一共歼敌5700余人，一举解放了昌都，打开了我军进藏的门户，并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在昌都战役中，青海骑兵支队南下配合作战，截断了昌都藏军西撤拉萨的退路，抢占了昌都西南的宗泽山，控制了山坯口，完全切断了藏军南逃的退路，对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深入宣传，广大藏族人民群众和爱国僧侣受到极大的鼓舞，也促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分化。特别是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爱国力量日益壮大，形势朝着有利于和平解放的方向发展。1951年春，西藏地方当局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4月29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同以李维汉为酋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5月23日，双方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5月25日，中央军委按照协议精神，电令中共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进藏部队以战备姿态分路进驻西藏，防止随时和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西南军区第十八军分两个梯队，于8 、9月陆续出发，于10、11月先后进驻拉萨及其他预定地区。 8月，在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范明率领下，西北入藏部队第十八军独立支队与班禅行辕及其原驻西康、康定办事处、军乐队等共1300人，从西安出发，克服洪水暴涨和地震等困难，于12月1日进入拉萨。当天，拉萨市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并召开群众大会，庆贺进藏部队胜利全师。 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西藏，促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光明的前途，实现了中国大陆领土和主权的统一。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还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剿匪的方针、政策，从西北少数民族众多的实际出发，制定了适合西北地区情况的特殊政策和策略，开展大规模的剿匪斗争，以保卫新生政权，安定社会秩序。 在西北，历来匪患严重，由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造成的矛盾和仇杀等，加上国民党特务煽风点火，与惯匪勾结，使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据估计，当时较大的股匪有470 余股，约13万人；被裹胁的群众约9万人，主要分布于陕西的陕南、关中，甘肃的临夏、陇东、陇南及河西地区，青海的大通、门源、贵德等地，宁夏的贺兰山区和新疆的北疆及青、甘、新和青、甘、川交界地区。 早在西北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就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 毛泽东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新解放区的工作重点是：“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军。” 10月1日，朱德总司令在开国大典上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命令时，要求全体指战员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又在大西北的历史舞台上演奏了一曲惊天地，憾人心的卫国壮歌。 全歼“豫陕边区挺进军”总指挥王凌云等残部，是第一野战军之第十九军兼陕南军区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豫陕边区挺进军”是由国民党军队溃退到陕、鄂、豫、甘、川五省交界的秦岭、大巴山地区的残余部队及散兵游勇、地方土顽拼凑而成的。由原国民党南阳绥靖区司令工凌云任总指挥，下辖新编第四军（军长李学正）、第五军（军长徐经济）、第八军（军长季凌云），共有9个师，1.3万余人。 虽说国民党军队已兵败如山倒，但这支反动武装仍自不量力地沿秦岭巴山布防，妄图牵制解放军南下，掩护国民党胡宗南残部“从容入川”，并相机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重建昔日的“天堂”。 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天堂”！ 1949年1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第十八兵团乘胜南下入川；第十九军以凌云驾虹之势解放了陕南绝大部分地区，统一领导清剿秦巴山区的国民党残军败将及地方游杂武装。 第十九军是1949年5月划归第一野战军指挥的，它是以陕南军区为基础组建的，军长刘金轩，第一政治委员张邦英，政治委员汪锋。下辖第五十五师和五十七师。根据任务区分，第五十五师和安康军分区独立七团负责陕南东部及川陕甘边界剿匪任务；第五十七师和汉中军分区独立三团负责陕南西部及川陕甘边界剿匪任务。 12月28日，第五十五师一六四团从西乡峡口、贯子山、钟家沟出发，翻山越岭，疾速南进。400里的山路，他们三天抛在身后，入川到达两河口。 师长符先辉、政治委员张明率师直机关经堰口、杨家河、镇巴、三元、黎坝，直插简阳。一六三团出镇巴，经官渡湾、滚龙坡，两天半翻过大巴山，30日进抵川北重镇万源城郊后，1950年1月3日解放通江县城。 1950年1月2日夜，第一六四团向王凌云的新编第八军进击。敌军三六九团团长周辅臣率部800多名官兵在阵前起义。接着一六四团二营与起义官兵在二营教导员杜近明指挥下，在牟家坪、大井坝地区消灭了敌新编第八军二十二师千余人，敌军参谋长吴美仁投降。1月7日，一六四团经烟溪场、龙门溪，直捣苦草坝，将敌聚歼，俘敌新编第八军军长季凌云以下1300余人。 我第一六三团一营在通江东北的长坪、泥溪坝与敌新编第五军发生激战，战斗30分钟，敌军长徐经济、副军长崔振山等1500余人乖乖缴械投降。 随后，一六三团和一六四团南北夹击将敌新编第四军压迫在方圆不到50里的大山之中。 王凌云此时急了，召集军官开会，要求所部“分散活动，注意隐蔽潜伏。” 新编第四军军长李学正在王凌云授意下带残兵向云雾山中转移。 我第一六三、一六四团哪里肯放，一路追击李学正部。 1月10日上午，我追击部队向溃退之敌发起进攻，李学正要求部队“顶住”，无奈士兵斗志丧失殆尽，个个只顾逃命。 中午时分，解放军冲入敌阵，敌新编第四军彻底崩溃。李学正见大势所趋，只得率军部和下辖的第十师、第十二师共2000多人，举手投降。 而此时的王凌云，败军之将仍不忘风流，正想与青峪口一位杨老汉的女儿成亲。 杨老汉哪里肯把自己的千金嫁给这位土匪头子，但想到硬抗只会使自己吃亏，不仅救不了女儿，且可能危及全家老小的性命，所以当面应承下来，而偷偷地向第一野战军第一六三团二营报告了这一情况。 二营教导员问明情况后，派兵很快把王凌云抓住了。 这位曾经威风一时的敌军中将总指挥，在第一野战军第五十五师指挥员面前，完全是另一副样子。 我第五十五师师长符先辉问：“你就是王凌云呀！” “贱名凌云，罪该万死。” “你跟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打了十几年的仗，双手沾满了烈士和人民的鲜血，现在该是总清算的时候了。但是，我们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是……是！”王凌云害怕被解放军杀头，忙说：“感谢贵军不杀之恩。愿立功赎罪，重新做人。” 坐在一旁的第五十五师政治委员张明看到昔日战场的对手现在只有说“是”的份儿，心生厌恶，便讥讽道：“王司令，你我都是军人，但志向各异，使命不同。你替蒋介石卖命，我们为老百姓谋幸福，现在不知有何感想！” 王凌云向张明深深鞠躬，说：“贵军真乃神兵，如虎缚兔，打得我们根本无法抵抗。敝人很是佩服。本人罪该万死，但望怜家有80岁的老母，留我一条活路，感激不尽。” 王凌云对在南阳未能投诚深表遗憾，并表示愿率残部起义。 “太晚了。你的部队正在被我军包围歼灭中，覆灭的命运已成定局。你谈判天平上的法码没了重量，起义根本不可能。”符先辉斩钉截铁。 王凌云垂头丧气，站在一旁。 张明看看王凌云脸上的表情，趁机做工作：“起义不成，工作多的是。你可以写信叫你的部队立即投降嘛！” “是！” 于是按照符先辉、张明的意图，王凌云给他的部下写了几封信，派人送出。 我第五十五师一六四团兵分两路，昼夜兼程急进120公里，于1月21日到达南江东宦路口，与沿南江北逃的国民党第一二七军三一零师激战1 个小时，创造了我军无一伤亡，全歼敌1700余人的战绩。 在疲惫惶惑的俘虏行列中，有位高个头大麻脸披件呢料大衣的将军便是敌第一二七军代军长兼三一零师师长丁树恒。我第一六四团团长张新胜、副团长李更生在俘虏群中认出了丁树恒。丁树恒这时面色泛青，喃喃自语：“简直不可思议，我们刚住下还没喘过气来，你们一口气就赶了240 里，是飞毛腿！是神军！” 在陕南战场上，我第十九军五十七师和汉中军分区1949年12月8日在孙家坪、黄官岭等地俘获西安绥靖公署第三纵队司令员姬守礼、“川陕救国军”副司令罗友三等以下3400余人，迫使敌保安第九旅旅长谭华初率1000多人投降。 1950年1月17日下午，云开雾散，红日高照，安康军分区独立七团的战士们连日行军作战，难得有个休整的机会。他们擦枪洗衣谈笑，抖落了一身征尘。突然，一位农民跑到解放军的营地向独立七团政委秦金铎报告说，他家来了十多个匪兵，这些匪兵挎着手枪，衣服破烂，硬逼着他的婆娘给他们做饭。 一连指导员王万昌带领一个连随老乡出发。一个小时过去，战士们押着敌人的副师长夏修义和他的残兵而归。 原来逃到老百姓家的一伙人，是潜逃中的“川陕边区人民自卫军”少将指挥官柯玉珊和他的卫队。王万昌带着战士刚接近农家庭院就被敌人哨兵发觉，王万昌即鸣枪示警。惶恐中，柯玉珊带兵突围，怎奈他们唯一能逃跑的大门已被战士用火力封锁，双方展开枪战。蓦地，一颗子弹射中了柯玉珊的腿。 柯玉珊中弹后，爬起跄踉跑了几步就倒地不起。王万昌和战士们冲进院内，看见柯玉珊脸如白灰，目光散乱。绝望中他把手枪对准太阳穴，扣动枪机。 “砰！”枪响了。 柯玉珊给自己的罪恶人生画上了句号！ 陕南解放军至1950年元月底，共消灭匪特50余股17700余人。 甘肃宁夏是以回、汉为主的多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历史上多次发生回汉仇杀事件。 1949年8月，临夏来了解放军，王震将军率领的第一、二军打垮了马家军。但是，建国前后，临夏匪特活动猖獗，危害严重，人数达5000人。东乡、宁定的阿里马兔、马金山（外号“孙少爷”）、马保（外号“大炮营长”）、马占林等股匪势力最大，战斗力也强，人数约3000之众。其次是西乡韩家集的铁秀戈、马积福、马虎山、朱老大等四股近千人；虬藏的马八娃、马拾岗二股近千人。 这些匪特杀人放火，制造混乱。10月18日，匪首马步彪（“反共团”总指挥）裹胁群众3000多人围攻宁定县城。马八娃、马英贵、马保等匪首在吹马滩、羊山洞、尕新集等地，煽动回汉民族仇杀，逃到临夏城中避祸躲难的百姓有3900多人，11月初，第一野战军第一军第一师两辆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经宁定驶向临夏。当车辆在宁定驻军十一师三十五团团部歇息时，我第三十五团团长刘冠生考虑途中驾驶员和军用物资的安全，命令一营二连一排排长唐方达带领两个班的战士跟车押运。 唐方达受领押车任务后，他提醒战友们百倍警惕，作好战斗准备，防止土匪偷袭。唐排长和战士们押运的汽车刚驶出宁定县城十里开外，就有星散的土匪打冷枪，企图阻止汽车减速。驾驶员聚精会神，目视前方，加大油门，全速奔驰。 当汽车行驶到王家庄时，土匪把砍倒的大树和抬来的大块石竖七横八地堆在公路上，战士们只好下车排除路障。这时，早已隐蔽在山头、矮墙、地埂的土匪和被裹胁的群众，在火力的掩护下向公路冲来。唐排长大声命令车厢留下的战士：“开枪只准打土匪，不要误伤群众。” 唐排长亲率四五个战士跳下汽车，费了很长时间才把土匪设置的路障——大树、巨石滚到路旁。他们刚要登车，有的土匪端枪射击，有的挥舞马刀，有的手持利斧，嗥叫着冲了过来。 唐方达指挥战士们英勇地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冲击，见危险尚未解除，便当机立断，让几名战士跟车护送物资，留下12名战士继续抗击顽敌，掩护汽车安全前行。 “排长，咱们把汽车开回去，等团首长调动大部队把土匪消灭了，再押送物资去临夏。”一位战士考虑到排长和留下人员的安全，建议道。 “不行。临夏剿匪部队急需这批战备物资，我们一定要让汽车开过去！” 唐方达回答很干脆。 “留下的同志危险性大，咱们都上车，边打边走，硬冲过去。”一位战士提出请求。 唐方达沉思片刻，但决心很坚决：“不行！土匪拦车主要是抢军用物资，他们看见汽车开走，必定拼命围攻上来。到那时，汽车陷入敌围，我们也走不脱了。只有留下部分兵力打掩护，牵制敌人，让汽车开走，这才是可行的作战方案。” “排长，你跟车走，让我带着战士抗击敌人。”班长刘居义对排长让他押车先行有意见，硬坚持自己留下来。 唐方达非常感动，他动情地说：“同志们，大敌当前，时间紧迫，咱们不要再争了。押车的同志赶快上车，留下的战友跟我来。”话音刚落，他侧身往路旁一闪，带领12名战士用手榴弹、子弹先把冲上公路的匪徒打了回去。 汽车轰鸣着向前驶去。车上的战士哭声喊道：“排长，你们保重。” 汽车开走了，土匪阴谋落空了，便把一切仇恨集中到打狙击的解放军战士的身上。他们从四面八方冲上来，将战士们团团围住。 枪战中，敌人一粒子弹射进唐方达的肩膀，鲜血流出，他急忙用毛巾把伤口扎住，继续指挥战斗。 然而，唐方达等13人面对的是几百号土匪！战斗残酷而悲壮。战士们从下午4时许战到满天星辰，伤亡过半。唐方达看到平常相亲相爱的战友倒在血泊中，心在滴血！他把仅有的七名战士喊到身边，悲壮地说：“同志们，我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押送军用物资的任务。现在土匪把咱们围困得严严实实，退无路，进难前，更何况咱们援兵很难赶到解围。我们是毛泽东的战士，在革命队伍受教育多年，咱们要誓死忠于党！忠于人民！” “排长，你放心，自参军那天起，咱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敢与敌人血战到底。今天豁出去了，多杀几个敌人，替‘光荣’的战友报仇！”战士表明心愿，安慰排长。 “几个尕不叽叽的解放军，逞什么能！快冲，逮住一个赏五块光洋！” 匪首狂叫着。 唐方达端起冲锋枪一个点射把冲在前面的几个土匪打倒在地。突然，一颗子弹又击中了他的大腿，他站立不稳，倒在地上。战士们看见唐排长倒在血泊中，脸上痛苦地抽搐着，大口喘气，一股无名怒火从胸膛升起，“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哒哒哒！”“砰砰砰！”“轰轰轰！” 战士们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投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就用刺刀捅，枪托砸，拳头擂，牙齿咬……机枪手黄习斌与一个匪徒扭打着，他用铁钳般的大手死死卡住了匪兵的脖子，把敌人送上了西天。 年龄最小的蔡保荣跟一个匪兵在地上滚打起来，他用拳击，用脚踢，耗尽力气，终被土匪压在身下。当土匪拔出腰刀正猛向小蔡胸部刺去的刹那，身负重伤的唐排长顺手操起身边的冲锋枪，拼尽全力，猛扑过去，用枪托把土匪的脑袋砸开了花。唐方达却因流血过多，永远地倒下了。 战士们与土匪激战4个多小时，11名战士壮烈为国捐躯。 当几个回族群众来到刚刚战斗过的战场，看到解放军战士的衣服全叫土匪扒光了，赤条条地躺在冰冻的田野里，他们感叹地说：“真是作孽呀！” 在背运尸体的过程中，他俩发现有两位重伤员一息尚存，便不顾个人安危，背回家中，擦去伤员身上的血迹，换上了自己的棉衣，精心照料。不久，他们又赶着牛车把伤员送到第三十五团团部。经过抢救治疗，一名伤员身体很快得到康复，重返剿匪前线。另一位伤员没有抢救过来，阖目长眠。 1949年11月1日，由青海进驻临夏的第一军第一师协同先期到达这里的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六师进剿罗家集、买家集的马积福、马占标股匪。 一八六师由东向东南、一师三团由东向东北向股匪实施合围。 11时，第一师三团在罗家集以北的骆驼脖子与股匪发生激战，该团一营分兵两路攻击前进，土匪招架不住撤离村外，400多名匪徒随即占领村北刘家山梁，另一股300多名土匪抢占西山，还有一股百余名土匪从南山向三团逼近。 我三团首长命令一营抢占北山，迂回向西山包抄，三营一部向南山攻击。 骑兵连夺取西山，坚守阵地，连续击退敌人四次反扑。步兵一营及时赶到与骑兵连协同作战，打退敌人三次冲锋，占领了阵地，冒烟的阵地上躺倒50多具敌尸，脱缰的敌马把本来零乱的土匪队形冲得越发不可收拾。这时三营攻占南山得手，团首长下令：“全线出击！”步兵用机枪扫，手榴弹炸，骑兵催马挥刀勇猛神速冲向敌群，众匪吓得魂飞魄散，拼命向西南逃跑。 11月9日，一师集中三团、一团（欠一营）和二团三营合围虬藏马八娃股匪。拂晓时分，二团二营前进到四十里铺时，发现王家庄的土匪骚扰群众，就用炮火袭击匪群，匪兵满山遍野窜逃，东躲西藏。三营进至塔崖后，向代家山，二营向杨洼李家、陈家嘴攻击前进。途中，二营击溃尕堡子的土匪。 三营在追击中俘敌80多人。一团进至南山全歼杨洼李家逃匪70多人。战后，一团、二团在虬藏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捕捉零星匪兵。 此时，临夏土匪气焰已被打了下去，只有黄泥湾的马积福、东乡的马保股匪活动还很猖狂。11月23日，一师奉命出动一团、二团共四个营的步兵和师直骑兵营前往进剿。战斗中，一团未能及时到达战区，合围未果，仅俘匪30多人，匪兵大都逃回向买家集。 连续遭到解放军痛击的马积福，自知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再顽抗下去绝对没有好下场，29日便带着60多名匪徒投降。但惯匪马保、铁秀戈股匪，坚决与人民为敌，拒不投降。12月12日，一师一团、二团再战槐树关，俘匪首铁秀戈等20多人，余匪脱逃。 第一军一师在临夏剿匪两个多月，俘匪752人、降匪63人。12月中旬，第一师奉令撤回青海，接替第一师在临夏地区遂行剿匪任务的第四军第十一、十二师和骑兵团相继抵达该地。当人民解放军换防之际，土匪又猖獗起来。剿匪部队遂集中优势兵力，分片包剿，全歼阿里马兔股匪。 12月31日，解放军剿匪主力部队第四军十一师、十二师集中优势兵力，分三路向土匪进击。三十三团、三十五团负责清剿东乡马保股匪；三十一团负责清剿西乡马八娃股匪；三十二团负责清剿马英贵股匪及铁秀戈残部。 当天深夜，解放军战士披夜露，翻山岗，跨峡谷，淌溪流，像几支利剑直插匪窝。我三十三团、三十五团在土墩、牛头墩首歼马八娃、马英贵股匪百余人。溃逃中的马英贵看到了他的对手中国人民解放军力量强大，一股从未有过的酸楚涌上喉头，心在打颤：“与解放军作对，刚一交火，人家猛打猛冲赛虎豹，自己手下的兄弟像耗子似的逃窜，根本招架不住。”他前思后想，越发感到当土匪艰难，几次差点丢了命，想来想去，最后向当地人民政府投降。 这期间，一野第十一师、十二师向土匪频频进击，战斗10多次，消灭了大股土匪。此后剿匪部队派出200多名由班、排、连干部组成的五个武工队，开展群众工作，发动政治攻势，灵活采取“先拉后打”、“先打后拉”、“边打边拉”的策略，不到20天，马八娃、马二礼等10股匪首率部970 多人，先后在虬藏、韩家集、锁南坝、庄巢集、那勒寺、三甲集等地向解放军投降。 1950年夏，临夏匪特重新蠢动，第四军决定驻该地区的独立团、独立营、回民支队，第十二师二个团和军骑兵团，统由第十一师指挥，围剿股匪。至1953年12月，共歼匪特4900余人。 在陕北、关中、平凉、青海、新疆等地，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的部队也与匪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从1949年9月至1953年10月，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先后投入兵力10万人，共歼匪特12.9万人，缴获各种枪3.6万支和大量子弹、炮、炮弹、电台等，取得了剿匪的重大胜利。同时，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参战部队在这场极其复杂、艰苦的战斗中，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共伤亡4360多人，为共和国的巩固与安宁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在作战、剿匪的同时，还积极参加了西北新解放区的各项民主改革和西北五省的经济建设工作。 他们打到哪里，就把干部派到哪里，积极开展地方工作，从省到乡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使各族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他们深入农牧区，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宣传党的政策，斗倒了地方牧主，夺回了土地和牲畜，并派出文工团为人民群众演出，配合各项民主改革的深入发展；他们帮助政府动员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度过了严重的春荒；他们修建铁路公路，兴修厂矿和水利工程，为发展西北经济，保卫祖国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十五章 再展军威 刚卸战马的彭大将军，又一次临危受命，踏上了硝烟弥漫的战场。第十九兵团和第一军先后入朝，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较量。 彭德怀建设大西北的宏愿刚刚起步，就被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激烈战火打断了。随着这场战争的发展和演变，彭德怀这位刚卸战马的大将军，又统率大军跨入一场惊心动魄的国际战争风云之中。 1950年10月1日夜，南朝鲜陆军第3师开始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进犯。 10月2日清晨，麦克阿瑟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军”第2号作战命令，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集结待命的“联合国军” 部队立即从陆地和海上同时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 由于朝鲜人民军在火力、兵力等方面大大逊于“联合国军”，因而被迫撤退，顷刻之间，装备有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联合国军”猖狂北犯，将战火烧到中朝边境。 面对这样严重的局势，毛泽东主席彻夜未眠，他在左思右想之后，于10月2日凌晨2时给领导东北边防军所属部队的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邓华发出紧急电报：（1 ）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 ）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 ）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是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10月2日午后，高岗匆匆飞抵北京，他已预测到，毛泽东此次紧急召他进京，无疑是出兵援朝问题。 下午3时左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及代总长聂荣臻等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一开始拿出一份电报对高岗说：“这是金日成来的急电，我们都看了，给你看看。” 高岗一看电报，是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稍后，毛泽东说：“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 高岗首先插问：“挂帅人选不是已决定林总吗？” 毛泽东略显急躁地答复说：“挂帅人选原先考虑派粟裕同志，但粟裕同志确实有病，正在青岛休养，前些日子他托罗瑞卿给我带来的信中谈到病情仍很重，我回答就劝他安心休养吧。后来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大批进入朝鲜，飞机、坦克大量增加，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们认为出兵援朝已不是几个军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可能各个野战军将来都要参加援朝作战。根据这一变化，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林彪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他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36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后，接着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冒险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哎呀呀，他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 其实，鉴于朝鲜战争发展变化的实际形势，使中国派兵援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越来越突出，毛泽东一直在考虑中国援朝志愿军的挂帅人选问题。经过两昼夜的反复思考，他考虑到了彭德怀。 毛泽东从和彭德怀在20多年南征北战的共同交往中，深知彭德怀是大家公认的一位临危不惧、敢于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横枪立马的帅才。所以当10月2日的中央常委会讨论到援朝志愿军的司令人选时，毛泽东这样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适合了。”他的话音刚落，朱总司令早已憋不住了，他脱口而出：“对！还是老彭靠得住噢！”于是常委一致同意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 这次会议还根据朝鲜战争的形势，初步把我国出兵入朝的时间定在10月15日。会后，毛泽东又指示周恩来说：“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但是不巧得很，10月3日华北地区乌云密布，细雨蒙蒙，云层很低，当时我国只有苏制的小型伊尔—14螺旋浆飞机，这种飞机的性能当时不宜起飞。所以，直到10月4日周总理安排去接彭德怀的飞机才飞往西安。 10月4日上午10时左右，一架从北京飞来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古都西安机场。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派来的两个人一下飞机，立即乘车直奔“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大楼。当他们急匆匆赶到彭德怀的办公室，见彭总正在埋头审阅有关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建设的各种报告、计划和图表，以备在国庆节后向中央汇报。来人开门见山，对彭德怀说：“毛主席请你立即乘飞机到北京开会。” 到了北京中南海后，周总理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并解释说：“彭总，会议在下午三点就已经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所以搞得你好紧张吧！” 彭总一边说：“没关系，没关系。”一边与总理步入会议厅。 毛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赶来了，都起来和他握手。 毛主席说：“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已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谈谈你的观点。” 最后，中央决策出兵朝鲜。10月18日，彭德怀奉毛泽东指示，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邓、洪、韩、解及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发出了特急绝密电报。电文如下： 邓、洪、韩、解并告贺副司令： 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同一天，为加强和统一志愿军司令部的指挥机构，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彭德怀的临时指挥所与团部（即原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合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一个统一的精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正式成立了。 10月19日清晨，彭德怀、高岗由北京乘飞机火速赶回安东。当天黄昏时分彭德怀仅带了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随在渡江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大桥。在迷蒙的充满寒意的秋雨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三十九、四十二、三十八军和三个炮兵师，分别同时开始在安乐、长甸河口和辑安三个渡口，雄赳赳、气昂昂、浩浩荡荡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10月25日，作为志愿军先头部队的第四十军首战南朝鲜军，抗美援朝战争从此正式开始。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给“联合国军”很大打击。第三次战役后，我军按照计划转入休整。此时，志愿军虽已取得一定的对现代化装备之敌的作战经验，士气高涨，但是减员甚大，兵员没有得到补充，而且第九兵团尚在元山、咸兴一带休整。第一线兵力只有志愿军六个军21万余人，人民军三个军团7万余人，而敌人有23万余人，我仅在兵力数量上略占优势。从战争实践看，“联合国军”依靠其优势的装备，在遭到我军攻击时组织撤退快，在我军停止攻击后，组织反扑也快，不容许我军进行较长时间的战场休整。因此，如何解决我军的休整补充问题，便成了能否坚持长期作战的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确定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 1951年2月7日，毛泽东主席根据我军的供应能力和战场上作战的需要，设想志愿军编组为三番作战部队，每番部队作战两个月左右，并为此计划了兵力。轮番作战的具体计划是：以正在朝鲜作战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第五十、第六十六军和正在朝鲜休整的第九兵团之第二十、第二十六（已休整完毕）、第二十七军共九个军为第一番作战部队；以准备从国内调赴朝鲜的第十九兵团之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和第三兵团之第十二、第十五、第六十军及在朝鲜休整的第九兵团三个军共九个军为第二番作战部队，4月上旬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第一线部队作战；以准备从国内调赴朝鲜的第四十七军，第二十兵团之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西南军区第十、第十一、第十六军和第一番作战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军（该四个军在第二番部队接替作战后转入休整）共十个军为第三番作战部队，准备6 月中旬调用。第五十、第六十六军在第二番部队接替作战后，调回国内担任守备。（后来，因战争形势变化，这一计划在执行中也有变化）中央军委指出：“如此轮番作战，我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既不致陷于被动，又能保持旺盛的机动性与持久性，又使更多的部队学会和美国侵略军作战。” 2月中旬至4月初，我第三、第十九兵团、第四十七军以及新组建的大批特种兵相继入朝，朝鲜人民军也进行了整顿扩编。4月间，我方在朝兵力已达到130万人，其中志愿军的作战部队和支援部队达95万人（作战部队77万人，后勤支援部队18万人）。 为争取主动，粉碎敌人登陆计划，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于4月6日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分析了敌情，确定了进行第五次战役的方针和基本部署。 会议经过研究确定，我军第五次战役作战的主要地域为汶山到春川间。 该地域有“联合国军”五个师又二个旅，即美第一军指挥的南朝鲜第一师、英第二十九旅、美第三师和第二十五师、土耳其旅，美第九军指挥的美第二十四师、南朝鲜第六师。“联合国军”在全线的布势上，基本上只有战术的纵深，其援兵主要来自横的方向。据此，会议决定，志愿军在战役指导上实行战役分割与战术分割相结合、战役包围迂回同战术包围迂回相结合的方针。在部署上，以第四十军从金化至加平线劈开战役缺口，将敌东西割裂，并以第三十九军牵制华川和春川间之美军不使其西援；与此同时，集中第三兵团从正面突击，第九、第十九兵团分由两翼突击，并实施战役迂回，首先歼灭南朝鲜第一师、英第二十九旅、美第三师（欠一个团）、土耳其旅、南朝鲜第六师，尔后再会歼美第二十四、第二十五两师。为防止“联合国军”登陆和空降，以第四十二军位于元山、阳德地区，第三十八军位于肃川地区，第四十七军（4月11日入朝）位于平壤地区；另建议人民军以两个军团分别位于淮阳、华川地区和沙里院、载宁地区，待“联合国军”登陆和空降后，将其消灭之。 4月10日，彭德怀司令员将这一基本部署报告了毛泽东主席。4月13日，毛泽东主席复电表示“完全同意你的预定部署，望依情况坚决执行之。” 第十九兵团指挥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配属炮兵第八师之第三十一团、四十四团，从右翼突击。在扫除临津以西之敌后，在德岘洞、无等里地段上突过临津口，首先歼灭绀岳山地区之英第二十九旅，尔后向东豆川里、旺方山、抱川方向突击，协同第三、第九兵团会歼美第二十四、二十五师。突过临津江后，以一个军迅速向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断敌退路，阻敌增援，得手后以一部向汉城推进，并相机占领之。 4月22日夜，我第六十三、六十四军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切断了临津江西岸之敌。第一梯队师于23日凌晨突过位于“三八线”附近的临津江。第六十三军攻占了江南要点绀岳山和瓮店洞以南398. 1高地，歼敌一部，以后继续向磨叉山、神岩里英第二十九旅阵地进攻。 担任战役迂回任务的第六十四军攻占长坡里、高士洞一线后，在江南岸弥陀寺以北地区受阻，未能迅速突破伪第一师主阵地。 24日，第六十三军攻占磨叉山、雪马里，歼英第二十九旅一部。第六十四军为迅速击破当面之敌，向议政府方向实施战役迂回，但由于缺乏连续攻击的准备，未组织有效的炮火支援，在攻击东文里时再次受阻。 而此时兵团第二梯队第六十五军两个师已渡过临津江，致使我军五个师的兵力大部拥挤在长坡里、高士洞、马智里以北、临津江南岸约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内，遭敌炮兵、航空兵、火力突击，伤亡较大，影响了向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和歼灭英军第二十九旅的任务按时达成。 为了发展胜利，第十九兵团调整部署后于25日18时继续向当面之伪第一师、英第二十九旅进攻，突破了敌人之阵地，于24时前后先后占领了汶山、法院里、葛谷里、中牌里、七峰山一线。先后歼灭伪第一师一部和英第二十九旅格特斯特郡团第一营及坦克团大部，共计4000多人。该兵团第六十四军先遣支队以坚决勇猛的动作突入敌纵深二十五里，前出到议政府西南之道峰山，对敌侧后造成了威胁。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在土桥杨包围敌2000余人，与敌激战一小时后，由于断敌退路的兵力仅一个营，敌在20余架飞机支援下以80辆坦克为先导，突围南逃。 至28日，第十九兵团攻占国祀锋、梧琴里、白云台地区。这一天，敌军主力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继续组织防御，美骑兵第一师西调汉城之后，在汉城周围组成了绵密的火制地带，妄图诱我攻城，给我以大量杀伤。 我军鉴于在汉城以北歼敌战机已失，主力遂于29日停止了进攻，而以一部兵力逼近汉城，前出至汉城近郊之北岳山；一部逼近汉江，占领退溪院里、九陵山、金谷里、磨石隅里一线地区；一部渡过昭阳江，占领春川以东之九峰山、坪村里地区，与敌保持接触，掩护主力在高阳、议政府、抱川、华川及春川以北地区整补，准备新的作战。至此，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遂告结束。 5月6日，联司首长下达战役第二阶段预备作战命令，其中命令第十九兵团在西线积极配合第九兵团和东线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所属部队的行动，要求第十九兵团在钳制方向上要认真地积极地实施佯动，将美军主力吸引于西线。 5月初，西线第十九兵团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开始在汉城方向和汉江下游实施佯动，展开了积极的战斗活动，不断地袭击敌人，同时还在清平川、磨石隅里及汉城以西，公开调查汉江以南兵要地志，摆出我军迂回汉城及渡江南进的姿态。 第十九兵团的行动果真引起了敌军的警觉。侵略军总司令李奇微惊呼：“汉城面临第二次危机”。 5月16日，我各突击兵力按预定计划先后向敌发起猛烈突击。第十九兵团以四个师的兵力分别向高阳、道峰里、退溪院里、金谷里、麾石隅里、清平川、上泉里之敌进攻，17日攻占上述各地，并歼敌一部。18日4时，第六十三军南渡北汉江，占领通方山、罗山、凤尾山、508.7 高地。在抗击敌人反击中，歼美军一个营和伪军三个连的大部。后由于敌军增强了防御，我军若继续前进，不仅不易消灭敌人，反而会增添困难，所以联司首长决定停止进攻，于21日结束第二阶段作战。 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联司首长为了争取主力集结休整，总结作战经验，于5月21日下达指示，决定各兵团留一个师至一个军的兵力，从现在位置起，采取机动防御，节节阻击，杀伤消耗敌人，掩护各兵团主力转移至渭川里、朔宁、文惠里之线及其以北地区进行休整。其中规定第十九兵团主力转移到渭川里、涟川以北地区休整，留一个军（或四个师）从议政府、清平川之线布防，利用东豆川里、抱川、机山里南北有利地形，采取纵深配备，阻击敌人。 然而，就在我军主力尚未转移时，敌军利用我军补给困难的弱点，于23日晨开始有计划地猛力反扑。很快，第六十五军右翼暴露，我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接合部加平方面出现缺口。24日，各路敌军继续北犯，我第六十五军自议政府、清平川一线后撤20至30里，收缩至龙岩里、旺方山一线，使第三与第十九兵团接合部间本已出现的缺口又进一步扩大。这样，我军最初所确定的机动防御开始线未及形成，即被敌突入，并且还在两个方向即西线的加平和东线的麟蹄被敌分割，形势十分不利。 根据新的情况，志愿军首长于24日22时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并选择有利地形采取伏击、反击的手段，求得消灭敌人一部，停止敌人的进攻。25日，在西线，我第六十五军在节节阻击之后，除一部于七峰山、海龙山阻敌外，主力于当晚撤至汉滩川以北地区，未能按计划完成议政府至清平川地区阻敌半月至二十天的任务。 26日，伪第一师已占汶山并越过临津江，美第一军已沿京义铁路线两侧推进至钳岳山、逍遥洞、梁文里及机山里线，继续向我第六十五军前沿铜幕里、哨城里、钟悬山、艮子里进攻。 27日，进攻之敌进占汶山、永平、华川、富坪里、麟蹄线，仍企图向铁原、金化、杨口进攻。联司首长为稳定局势，决定部分军停止休整计划，立即转入防御，迅速将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及人民军第五、第二、第三军团主力展开于临津江、汉滩川以北芝浦里、华川、杨口、杆城地区进行防御。28日至30日，我第六十五军对进占涟川以南地区之敌实施反击，歼敌一部。随着我军反击作战的胜利和全线防御布势的完成，敌之追击行动已被我阻止，整个战局趋于稳定。至6月10日，我军主动撤出铁原、金化，将敌阻止在“三八线”附近，敌我双方均转入防御，第五次战役遂告结束。 敌人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于1951年9月29日开始发动秋季攻势。10月2日，联司发出指示，令第十九兵团坚决抗击敌之进攻，大量杀伤敌人，并在有利条件下实施反击，以粉碎敌人攻势。 在第六十四军防御正面，进攻之敌为英联邦第一师和美骑兵第一师第五团一部。其进攻重点为高旺山、马良山。每天，敌均以一至两个团的兵力向我猛攻，激战至10月4日16时，我主动撤离高旺山及其以西227.0 高地。 10月5日以后，敌将进攻重点指向马良山及其西南216.8 高地，并改取集中兵力、火力逐点进行攻击的战术，每天均以一个多团的兵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进行多梯队的轮番攻击。我马良山阵地曾五次失而复得。我防守216.8高地的一个连，依托坑道式掩蔽部曾在一天之内连续击退敌21次冲击，毙伤敌700余人，而我仅伤亡26人。激战至8日，我军在给敌大量杀伤后主动撤出黄鸡山、基谷里、白石洞、伍炭里一线继续防御。第六十四军经过五昼夜激战，共毙伤敌2600余人，敌仅前进三公里，取得了秋季防御作战的重大胜利。 10月25日，在双方商定的新会址板门店恢复了停战谈判，但敌人在谈判中仍企图使我退出1500平方公里土地，并把开城划归敌方。在这种情况下，志司为了增加对敌压力，决定乘敌疲惫之际，以每军歼灭敌人一个连至一个营为目标举行小的局部反击。10月29日，志司电令第六十五军加强开城地区及临津江以西防御兵力，如敌进攻，坚决防守，不得轻易放弃一寸土地，并应尽可能向前推进。11月中旬，第六十三军奉令进至开城东北长和洞、华藏洞地区，准备协同第六十五军打击向开城进攻之敌，同时第四十军之第一一九师准备随时参加保卫开城的作战。 处在第一线的我志愿军第六十四、第四十七、第四十二、第二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共六个军，遵照志司的指示，自10月30日起至11月底止，分别在各自正面选择敌人突出、暴露或守备薄弱的营以下阵地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攻击，大量杀伤了敌人。 11月4日，我第六十四军以三个营的兵力，在60门火炮支援下，出敌不意地在白天向马良山之敌进攻，经四小时激战，全歼英联邦第二十八旅一个营。5至7日，以连续击退敌多次反扑，共毙伤敌1740余人，巩固了这一要点。 此外，为了驱逐盘踞在开城以南、砂川河以西、汉江以北地区经常对谈判中立区进行破坏袭扰的李承晚伪军，于11月中旬抽出第六十五军部分兵力，对该地区进行了两次扫荡作战，将阵地前推到汉江北岸和砂川河西岸，进一步稳定了开城地区的防御。 在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下，敌人被迫于11月27日同我达成了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协议。按照这一协议，以实际接触线为准，敌我双方各后退两公里作为非军事区。 1952年6月6日至9日，志愿军党委召开了兵团干部会议，对我军作战指导方针、部署调整和纵深防御工事构筑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会议认为，我军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形成以后，已有完全可能节约我之防守兵力。因此，为增加机动力量，加强东西海岸防御，决定从西线第十九兵团防御正面抽出一个军，置于礼成江西岸，作为该兵力第二梯队，并防止敌人从海州登陆。 在指挥关系上，经与人民军商定作一些调整：第十九兵团指挥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第六十三军为二梯队）；第三兵团指挥第三十八、第十五、第六十军（第六十军为二梯队）；第二十兵团指挥第十二、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第六十七军为二梯队）；人民军前指指挥第一、第二、第三军团；东海指部队为第二十、第二十七军和人民军第七、第五军团（第二十、第二十七军为二梯队，第二十六军奉命回国，遗防由第十五军接替）；西海指部队为第四十二、第六十四、第五十军和人民军第四军团及游击支队（第四十二、第六十四军为二梯队）；第四十七军为志司预备队。这样，各兵团及东、西海指均掌握有一至两个军的机动兵力，可自如地应付各种情况。 会后，第十九兵团将第六十三军从第一线调出，置于礼成江以西漏川、白川、温井地区。 在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行动中，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五军先后向西场里北山、67高地、86.9高地、29.5高地、45.4高地、50高地、七井洞南山等发起十余次反击，大量杀伤了敌人。 1952年10月25日，由原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和第三军合并的陆军第一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所属第一、七师在临津两岸的马良山、老般山一线担负坚守阵地任务，第二师配属第六十四军执行西海岸抗登陆任务。 1953年6月，参加夏季反击作战。 6月25日至7月3日，第一军第二十团向防守198.6 高地（朔宁东南7 公里）的伪第一师第十五团一个连另两个排发起进攻，多次打退伪第一师第十一、十二团的反扑，全歼守敌一个连另二个排，击退敌两个团的反扑，毙伤俘敌3400余名。 6月28日至7月1日，第一军第十九团发起笛音里西北无名高地进攻战斗，全歼守敌伪第一师第十五团第七连另两个排，击退敌第十一、第十二团反扑30余次，巩固占领阵地，毙伤俘敌1560余名。 停战后，入朝的原第一野战军部队相继回国。他们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尾声 第一野战军番号撤销。部队改编，但军威永存！ 1952年6月，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及兵团番号撤销，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行精简整编。 第一兵团改编为新疆军区。 第二兵团改编为军委装甲兵司令部。 第十九兵团已入朝作战。 第二十二兵团改编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军与第三军合并编为陆军第一军，下辖第一师（第一军第一、三师合编）、第二师（第三军第八师与第一军第二师合编）、第七师（第三军第七、九师合编）。 第一军军部改编为重装军军部。 第三军司令部、干部部和后勤部改编为空军第十一航校；政治部改编为西北军区军政干校。第七师师部改编为重装师师部，第九师师部改编为炮兵第十五师师部。第八师师部改编为空军歼击航空兵第二十七师师部。 第二军军部改编为南疆军区，第四师改编为步兵第四师，第五师改为农建第一师，第六师改为农建第二师。 第四军军部改编为军委城防高射炮兵学校，第十师师部改编为炮兵第十师师部，第十、十一师合编为第十一师，第十二师改编为公安第二十师。 第五军军部改编为伊犁军区，第十三师改编为喀什军分区，第十四师改编为农建第三师，第十五师改为农建第四师。 第六军军部改编为西北空军机关，第十六师改为农建第五师，第十七师改为农建第六师，第十八师改编为公安第四师。 第七军军直一部充实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其余与西北军区航空处合并，组成西北军区空军司令部。第十九师改编为铁道兵第五师，第二十师师部改编为炮兵第七训练基地司令部，第二十一师师部改编为炮兵第四训练基地司令部。 第八军于1949年5月与绥蒙军区合并为绥远军区，归华北军区建制。 第九军军部与第二十二兵团合并，第二十五师改为农建第七师，第二十六师改为农建第八师，第二十七师改为农建第九师，骑兵第七师改为农建第十师，骑兵第八师改为工建第一师。 第十九军军部并入陕西军区，第五十五师调归西北军区领导，第五十七师改编为石油工业第一师。 独立第一军于1949年11月下旬整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后归第六十二军领导，随第十八兵团南进，西北独立第一军番号撤销。 独立第二军改为农建第一师。独立第二军是由宁夏中卫起义的国民党第八十一军改编而成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向宁夏进军时，第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同第十九兵团达成和平协定，其所部第三十五师、第二九四师起义，所属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二军，马惇靖任军长，甄华任政治委员，杨遇春任参谋长，程襄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二师，共约1万人，隶属西北军区。 1950年12月，改编为宁夏军区独立第一师。 独立第三军缩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七师。独立第三军是由在甘肃武都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一九军改编而成的。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军第一一九军在甘肃南部武装起义，所属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三军，蒋汉诚任军长，黄忠学任政治委员，孙超群任副军长，康维铣任参谋长，张汉民任政治部主任。 第一野战军整编后，其所属部队后来有的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等保卫祖国、抵御侵略的正义战争，为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尊严，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浴血奋战，再立新功。 有的至今还保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担负着捍卫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 第一野战军全体官兵所建立的不朽功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第一野战军的军威永存！ 附录 第一野战军序列 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 书记：彭德怀 委员：张宗逊 王震 甘泗淇 刘景范 张德生 赵寿山 阎揆要 廖汉生 许光达 王世泰 徐立清 一、第一野战军机关 司令员：彭德怀；第一副司令员：张宗逊，第二副司令员：赵寿山 政治委员：彭德怀（兼） 参谋长：阎揆要；副参谋长：王政柱，李夫克 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 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刘景范（兼），副司令员：方仲如； 政治委员：刘景范（兼） （一）司令部 参谋处处长：黄罗斌 第二局局长：冯维精，政治委员：萧荣昌 通信联络处处长：龙振彪，政治委员：曾庆良 审计处处长：黄伊基 俘官处处长：何金虎 （二）政治部 组织部部长：谭生彬 宣传部部长：张后垢，胡光（后） 保卫部部长：李握如 联络部部长：金城 军法处处长：刘峰生 总务处处长：高述德 （三）后勤部（1949年3月26日由后勤司令部改称） 部长：黎化南；副部长：黄静波 政治委员：方仲如、黄静波（后，1949年7月21日），副政治委员：杨林 政治部主任：章夷白 供给部部长：黄静波 刘华春（后）；政治委员：杨林（兼） 卫生部部长：贺彪，第二部长：曾育生；政治委员：刘仁保 军需部部长：赵立德；政治委员：周树槐 运输部部长：高登榜；政治委员：周待旦 军械部部长：何维忠兵 工部部长：蒋崇璟；政治委员：谷佑箴 二、第一野战军兵团 （一）第一兵团（1949年6月14日正式编成） 司令员：王震 政治委员：张子意（未到职）、王震（兼） 参谋长：张希钦（后） 政治部主任：孙志远 后勤部部长：夏耀堂，政治委员：杨宗胜 1.第一军（1949年2月由原第一纵队改称） 军长：贺炳炎；副军长：王尚荣 政治委员：廖汉生（土家族）；副政治委员：洗恒汉（壮族），余秋里 参谋长：陈外欧 政治部主任：冼恒汉（壮旅，兼） 后勤部部长：夏耀堂 （1）第一师（由原第三五八旅改称），师长：黄新廷，傅传作（后，1949年7月）；政治委员：余秋里，曾祥煌（后） （2）第二师（由原独立第一旅改称），师长：王尚荣，王绍南（后）；政治委员：颜金生 （3）第三师（由原独立第七旅改称），师长：傅传作；政治委员：曹光琳 2.第二军（1949年2月由原第二纵队改称） 军长：王震（兼），郭鹏（后）；副军长：郭鹏，顿星云 政治委员：王震（兼），王恩茂（后）；副政治委员：王恩茂 参谋长：张希钦 政治部主任：左齐 后勤部部长：甘祖昌 （1）第四师（由原独立第四旅改称），师长：杨秀山；政治委员：杨秀山（兼） （2）第五师（由原第三五九旅改称），师长：徐国贤；政治委员：李铨 （3）第六师（由原独立第六旅改称），师长：张仲瀚；政治委员：曾涤 3.第七军（1949年2月由原第七纵队改称） 军长：彭绍辉 政治委员：罗贵波，冼恒汉（壮族，后） 参谋长：何辉燕 政治部主任：侯维煌，黄忠学（后） 供给部部长：盛克金 卫生部部长：章振炎 （1）第十九师（由原第十旅改称），师长：何辉燕，朱绍田（后）；政治委员：朱绍田，孙鸿志 （2）第二十师（由原第十二旅改称），师长：张新华；政治委员：龙福才 （3）第二十一师（1949年6月由原华北军区独立第五旅改称），师长：范忠祥；政治委员：李健良 （二）第二兵团（1949年6月14日正式编成） 司令员：许光达 政治委员：王世泰；副政治委员：徐立清 参谋长：张文舟 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兼），朱明（后，1949年9月） 后勤部部长：范子瑜 1.第三军（1949年2月由原第三纵队改称） 军长：许光达，黄新廷（后，1949年6月）；副军长：唐金龙 政治委员：孙志远，朱明（后，1949年6月），朱辉照（后，1949年7月）；副政治委员：朱明，朱辉照 参谋长：李文清 政治部主任：江勇为 后勤部部长：宋庆生 （1）第七师（由原独立第二旅改称），师长：唐金龙，张开基（后）；政治委员梁仁芥 （2）第八师（由原独立第三旅改称），师长：杨嘉瑞；政治委员：孟昭亮 （3）第九师（由原独立第五旅改称），师长：朱声达；政治委员：王赤军 2.第四军（1949年2月由原第四纵队改称） 军长：王世泰，张达志（后，1949年6月）；副军长：孙超群，高锦纯 政治委员：张仲良；副政治委员：朱辉照 参谋长：张文舟 政治部主任：朱辉照（兼） 后勤部部长：王国瑞 （1）第十师（由原警备第一旅为主组成），师长：高锦纯；政治委员：左爱 （2）第十一师（由原警备第三旅改称），师长：郭炳坤；政治委员：高维嵩 （3）第十二师（由原警备第四旅与骑兵第六师合编成立），师长：郭宝珊；政治委员：李宗贵（李赤然） 3.第六军（1949年2月由原第六纵队改称） 军长：罗元发；副军长：张贤约 政治委员：徐立清，张贤约（后，1949年7月）；副政治委员：饶正锡 参谋长：唐子奇 政治部主任：黄振棠 后勤部部长：郑云彪 （1）第十六师（由原教导旅改称），师长：吴宗先；政治委员：关盛志 （2）第十七师（由原新编第四旅改称），师长：程悦长；政治委员：黄振棠（兼） （3）第十八师（1949年5月由晋南军区部队组成），师长：张树芝；政治委员：景明远 4.第八军（1949年2月由原第八纵队改称，5月29日与绥蒙军区合并成立绥远军区，划归华北军区建制。） 军长：姚喆；副军长：王长江，杨叶澎 政治委员：高克林 参谋长：王长江（兼） 政治部主任：裴周玉 后勤部部长：陈仕南 第二十二师（由原第十一旅改称），师长：樊哲祥；政治委员：黄立清 第二十三师（由原第十四旅改称），师长：罗斌；政治委员：姜文华 5.直属各师 骑兵第一师，师长：康健民；政治委员：李佐玉 骑兵第二师，师长：王智；政治委员：王再兴 西北独立第一师，师长：张达志；政治委员：张达志（兼） （三）第十八兵团（1949年4月由中共中央军委直属拨归第一野战军指挥，参加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的作战。） （四）第十九兵团（1949年4月由中共中央军委直属拨归第一野战军指挥，参加解放大西北的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