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全战事》


 第一章 捷足先登，十万大军奔赴东北

    二战的车轮缓缓地驶入终点，苏联突然出兵中国东北，日本的膏药旗在秋风中纷纷倒地。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却与和平擦肩而过。蒋介石和平谈判的鼓声响彻九州，暗地里却正在把抢掠之手伸向东北。毛泽东高瞻远瞩耍撕破国民党重庆谈判的假面具，更要保住东北。东北人民自治军破壳而出。

    历史的岔路口：和平还是战争？

    1945年的7月17日，当和平的曙光刚刚铺上欧洲大地之时，位于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已经戒备森严。英、美、苏三大国的首脑丘吉尔、杜鲁门和斯大林即将在此召开一次意义深远的国际大会。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走向尾声，漫布全球的战争阴云正在缓缓消散。意大利和德国已相继投降，只有已遭到重创的日本法西斯仍在负隅顽抗。英、美、苏三国为了解决德国、欧洲及其他问题，相约在7月17日这一天在波茨坦举行会议。

    由于此次会议涉及到战后的利益分配，英美两国与苏联之间争得面红耳赤，面对着刚刚和即将摆脱法西斯控制的广阔地区，谁都不愿在这块肥肉上少咬一口。会议因双方的斤斤计较与讨价还价一直拖到8月2日才缓缓落下帷幕，成了二战期间召开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也是三国间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期间，各国不仅为战后处理欧洲问题而签署了《柏林会议议定书》，还特别讨论了对日作战的问题，并通过了一项《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将其霸占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地归还中国。

    会后，刚刚于当年4月取代罗斯福而成为美国新总统的杜鲁门，下令美军继续加强太平洋攻势和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并先后于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

    在第一次原子弹袭击日本两天后，即8月8日，苏联也正式对日宣战。随后，苏联派出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1和第2方面军，分别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麦列茨科夫元帅和普尔卡耶夫大将率领，兵分三路，从西、东、北三个方向向中国东北纵深实施了向心突击。

    8月9日凌晨，正当中国东北边境线上的日本关东军仍在酣睡之时，在牡丹江地区的绥芬河、东宁一线，苏军的重炮惊天动地地怒吼了。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密集的炮弹倾泻到日军阵地上，东北大地颤抖起来，苏军的坦克集群隆隆轰鸣着向日军阵地猛扑而来。同时，天空中的苏军远程轰炸机也如黑云一般，呼啸云集。

    半个小时后，苏军的轰炸机群已经长驱直入，到达伪“满洲国”首都和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上空。爆炸声、防空警报声、难民的哭喊声掺杂在一起，整个长春陷入混乱之中。

    关东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留守在长春总部的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惊慌失措，狂吼着要求所有人员立即撤往长春郊外的南岭地下指挥所。

    这个时候，天空正在飘着沥沥的细雨。这场雨已持续了数日却丝毫没有停止之意。慌乱的日军人员你拥我挤，混乱不堪地冒雨冲过满路的难民人群，逃往郊外。

    但南岭地下指挥所却已根本无法使用了，这个由防空洞构成的地下建筑此时已积水过膝，看来老天也不想再让这些日本侵略者有立足之地了。无奈，秦彦三郎只得又返回了原来的总部。

    下午13时，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风风火火地从大连乘飞机赶了回来。一到长春总部，他就下令：立即将关东军总部迁往通化，满洲国的首都也要迁到临江去。随后，他自己就乘飞机逃到南方去了。

    关东军总部人员和他们控制的傀儡们别无选择，只得在长春市民的哭号和唾骂声中仓皇登上火车，向南方逃窜。

    而此时的苏联军队，犹如猛虎下山，一路急推猛进，这些曾在欧洲久经征战的精锐部队来到远东后，排山倒海般的攻势已令日军失去了还手之力。由于8月10日，日本政府已在裕仁天皇的授意下，向苏、美、英、中四国发出了乞降照会，留守在中国东北的日军虽然也有些许抵抗，但面对着大势已去的现实，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8月15日，裕仁天皇亲自向全世界宣读了停战诏书。关东军总部得知这一消息后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协调总部的意见。几天后，秦彦三郎总参谋长代表关东军前往晋见苏军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宣告投降。

    中国人民八年的苦难，终于结束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像春风一样迅速地吹遍中国的大地。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灯笼火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欢呼跳跃，奔跑狂叫。

    而此时此刻，在同样处于狂喜之中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泽东主席正观望着欢呼的人群，他那挂满了喜悦的面容上却隐隐地透着一丝忧虑。

    中国人民迎来了胜利！这胜利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赢得的，更是中国人民经过八年多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和无数的鲜血与牺牲换来的。

    但如今，蒋介石却要独自霸占胜利的果实！

    早在8月10日的下午，就在日本乞降的消息刚刚传来之时，蒋介石立即发出三道电令。第一号，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第二号，令沦陷区的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第三号，令第18集团军，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应原地驻防待命”。

    毛泽东收到蒋介石的这一命令，一巴掌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华北、华中、山东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流着热血打出来的。如今胜利就要来到了，你蒋介石却不让我军去受降，这是什么道理？

    随后接连传来的消息更让毛泽东气愤，国民党已在悄悄采取消灭共产党的行动了。8月11日，绥远的傅作义部强行侵入八路军从日军手中夺回来的包头，并继续沿着平绥路向聂荣臻部东犯。8月12日，蒋介石任命一直替日本人卖命的伪军将领孙良诚为先遣军总司令，这些无耻的卖国贼如今却以中央军的名义大举蚕食解放区。

    面对蒋介石的这副丑恶嘴脸，毛泽东于8月12日起，委托周恩来起草了延安总部的第一到第六号命令，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日伪军加紧进攻，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敌军送出通牒，限定其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果日伪军队拒绝投降缴械，应该立即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随后，又命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贺龙、聂荣臻等部队分别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军。

    你蒋介石磨刀，我们也要磨刀！毛泽东义愤填膺。

    8月13日，毛泽东又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发出了公开电，以示抗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此时，蒋介石已是手忙脚乱，心绪颇为复杂。日本军队尚有170万在中国境内，苏联红军100多万攻入东北，共产党军队近百万人四面出击，哪一方都必须认真应付，稍不留神，即会全盘皆输。他先通过已经建立了八九个月的秘密电台告诉冈村宁次：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如果中共军队来受降，可用武力对之。8月14日，蒋介石又命令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火速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本来，这个条约国民党已经同苏联谈判了一个多月。由于苏联要价太高，蒋介石一直未敢答应。然而现在苏联军队已经进来了，如果再不签字，将来恐怕要价更高。于是，国民党匆匆于14日与苏联签订了这个条约。

    这样，不仅美国和英国将扶持的手撑在了蒋介石的背上，连苏联也必须直面而视这个“正统的中国政府”领导人。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目前都远在中缅边境和云南、四川等大后方，要想用西南地区现有的破烂交通工具将如此之多的政府官员、军队运送到东部沿海和平原的各个城市，没有半年十个月是办不到的。而共产党的军队却紧挨着敌占区，很容易控制那些地方。

    怎么办呢？蒋介石沉思着，必须想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拖住共产党的军队，为自己赢得充分的时间。

    几经思虑，蒋介石突生一计。于是，他于8月14日在重庆直接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亲临重庆共商“国家大计”。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立即就看穿了蒋介石的小算盘：现在蒋介石无非是想凭借眼下的政治优势向共产党施压，同时拖延时间，以便调动军队。

    但是，如果共产党不接受邀请，蒋介石必将会把破坏和平的责任推到共产党的头上；如果接受了，那么蒋介石绝不会答应共产党的合理要求，只能是白白地耗费时间，最终必然中了蒋介石的诡计。

    浮云飘到了延安的上空，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出现一条分岔的林中小径，下一步该怎么走？

    三天之后，毛泽东以朱德的名义起草了一封回电。电文中就国共双方联合受降、避免内战、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中共方面的要求。毛泽东估计蒋介石绝不会接受中共的任何条件，所以对驻在延安的国民政府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纶说：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周、罗转告重庆。

    得知毛泽东不肯赴邀，蒋介石暗暗高兴，接着趁热打铁又在8月20日给毛泽东发出了第二份电报：对毛泽东“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至于“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处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而鼓舞之，未可磋砣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戳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

    蒋介石俨然以最高统帅下达命令的口吻，将不许共产党受降的责任推到美国人身上，声称这是盟军的规定，同时又利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帽子向毛泽东施压。蒋介石这一老谋深算的计策的确在渴望和平的国人心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舆论各界也跟着摇旗助威，纷纷表示拥护蒋介石的主张，力促毛泽东赴邀。

    “好计！蒋介石的这一计策确实是滴水不露，无懈可击啊。”毛泽东一边吸着烟一边不由得“佩服”起自己的这个老对手。他明明知道，蒋介石的立场已经明确，不允许共产党受降；双方根本就没有商谈的余地，可面对民众的压力，自己又无法拒绝。

    “我看我们还是派出一员大将，先捅捅蒋介石的窗户纸，也让民众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毛泽东将烟头按在了烟灰缸里。

    8月22日，毛泽东经与众人商议后，决定派周恩来前往重庆。

    但蒋介石的目的就在于为难毛泽东，得知共产党将派周恩来出行的消息后，他立即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三份邀请电：虽然得知毛泽东“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但“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蒋介石步步紧逼，剑锋仍指着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出马并不应战。

    “这个蒋介石……”毛泽东满脸的气愤，话没说完，转身又道：“把这个情况告诉莫斯科，看看苏联有什么看法。”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确是非常希望苏联方面能给予中国共产党有力的支持。但斯大林连续发回的两封电报，立场都是站在蒋介石方面：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尽管蒋介石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如若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难以理解了。

    原来，斯大林刚刚与蒋介石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答应将苏联的一切援助都给予国民政府，重申尊重中国在东北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完整。作为回报，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苏合营东满、南满铁路30年，大连为自由港30年，旅顺为中苏共管海军基地30年。在国民政府向东北派驻行政机构后，苏军将在3个月内撤军。

    所以，斯大林当然要站在国民党一边。如今，没有外部力量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真正的和平，中国共产党凭借自己有限的军队，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到底要何去何从？

    延安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毛泽东走上黄土坡，迎着携带黄沙的劲风，衣衫猎猎，高大而孤独的身影在黄土坡上立了很久。

    重庆的两双眼睛都在盯着东北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坐在主席位置上，一脸的刚毅：“在这个紧迫关头，苏联人帮不了我们，我们也不能依靠苏联人的帮助。中国自己的事情还要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认为，在当前的局面下，蒋介石还不会发动大规模内战，但共产党要得到本应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胜利果实，没有斗争是难以取得的。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双方很可能会“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蒋介石才能逼他让步”。所以，“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这是具有何等魄力的决定！

    “蒋介石在重庆摆下了鸿门宴，我倒要去看看他都上了什么菜。”毛泽东说，“至于去的时机还是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吧。可以先让恩来同志去安排一下，然后我再去。等我出去后，暂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后，书记处还保证五个人在位”。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覆。”

    毛泽东应邀赴渝令蒋介石手足无措，仓促展开谈判布置。美国大使赫尔利则对毛泽东刮目相看：共产党的领导人果然有胆量、有气魄。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王若飞闻知后火速赶回延安，汇报重庆的情况。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看来目前重庆方面的形势是人心思定，蒋介石虽然想吃掉共产党，但目前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大打。争取一段时期的和平，对我们根据地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于是，中共中央决定：让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去重庆。

    但前提是一定要保证毛泽东的安全，防止蒋介石从中做手脚。蒋介石的流氓手段是人所共知的，不是搞途中暗杀，就是暗地扣留。周恩来等人经过多番讨论，最后认定重要的保护环节应该在途中。因为毛泽东此去重庆已是轰动中外，蒋介石断不敢私自扣押，而途中乘坐的飞机则是国民党最有可能做手脚的工具。

    如何保证毛泽东在飞机上的安全？周恩来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

    那得看蒋介石最不敢得罪谁。美国人，对，就是美国人。

    想到此，周恩来暗自一喜，就让美国人来陪送毛泽东一程！

    8月25日，延安电告一直就急欲参与调解国共矛盾的美国官员：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安面叙。随后毛泽东及周恩来将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以应蒋委员长之约，共商一切大计。

    赫尔利接到电报后喜形于色，说不定自己就会成了促进中国两党合作的历史功臣。他手持电报跑到蒋介石那里要求派机前往。蒋介石看着这个执著的美国特使，面藏苦笑，只好同意赫尔利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去了延安。

    2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正式向全国通报了即将去重庆谈判的决定。

    临行前，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东北问题：“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同志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

    8月28日上午11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在张治中将军、赫尔利大使的陪同下登上了重庆派来的专程飞机。

    这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乘坐飞机！而且是在历史的岔路口，一次前所未有的虎穴之行！

    一阵隆隆的吼叫声后，飞机升入云天，直奔重庆九龙坡。

    下午15时37分，飞机降落了。九龙坡飞机场上没有口号，没有鲜花，也没有仪仗队，但数百名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投来了热情的目光，善于抢先的美国记者像打仗一样，一马当先冲到飞机前，不停地按动照相机快门。当周恩来第一个走下飞机后，毛泽东出现了。

    时年52岁的毛泽东身着灰蓝色中山装，大踏步走下了扶梯。

    “看报，看报，毛泽东亲临山城！”报童的呼叫声吸引了无数苦苦期待着和平的人们。他们天真地以为，国共两党展开谈判，中国的和平就会指日可待，可他们此时还没有看清蒋介石的真正面孔。只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存在，中国就绝不会和平！

    重庆谈判在蒋介石的手忙脚乱中开始了，这场马拉松式的对话立即陷入了无边的争执中。毛泽东的预测被证实了，在这个历史的岔路口，重庆根本就不需要和平，蒋介石摆开这个花架子，一面给外界的人士看他那副力争和平的假面孔，另一面却正在为自己争取调动兵力的时间。在美国军舰的全力支援下，大批国民党军队重返中原，直指东北。

    毛泽东当然也不能让自己无端地丧失了这个关键时机，他白天参加会议、接待来客、拜访国民党元老和民主人士。晚上却不知疲劳地守在电台旁，或者听取延安方面的最新报告，或者下达进一步的行动指令。就在国共双方在重庆的谈判桌上较量之时，八路军、新四军的各路人马已经展开了向东北进军的行动。

    抗战结束后的重庆，浓雾正弥漫全城，两个主导中国历史的人物戏剧般地相聚在一起，虽然他们在谈判桌上较量着口舌，但他们的双眼却不约而同地盯住了数千里之外的那片土地——东北。

    当时的东北，在整个中国的形势发展中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日军侵华，首先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苏军出兵，第一脚便踏上了东北的土地；蒋介石更是不惜出卖一部分中国的主权也要从苏联手中接收东北。这些事例绝非巧合，它们无一不是在说明东北的重要性。

    毛泽东看得更清楚：东北不仅是个大粮仓，同时也是战略咽喉。

    那里拥有13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800余万人口，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当时东北煤产量占全国的49％，生铁产量占全国的87％，而钢材产量则占全国的90％以上。分布在东北的铁路有1.4万余公里，公路10万公里，分别占全国铁路、公路总长度的一半多。而且东北沃野千里，可耕面积达3，200多万公顷，其中已耕面积达55％，粮谷年产量达2，000多万吨。

    在地理位置上，东北北靠苏联，东南与朝鲜相邻，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接连，隔海与山东解放区互望。由于这里远离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非常有利于共产党率先控制。共产党如能控制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并将更便于与苏联往来。而一旦东北落入国民党手中，不仅丰富的物产将拱手让与蒋介石，更严重的后果是，南北两处的国民党军队将对地处中原的共产党形成夹击之势，战略上极为不利。

    所以，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预想在日本战败后，将八路军及新四军集中到东北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在中共七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说到：今后的问题，要想得到有利条件，就得准备20～30个旅，15～20万人，脱离军区，开到东北去。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在远赴重庆之前，毛泽东委派周恩来起草的六道命令中，第二号命令即提到：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原东北军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思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8月28日，毛泽东在奔赴重庆的当天，特地找来朱德，说：“总司令啊，向来是朱毛不分家，可今天又要分开了。这可是个关键时期，东北万万不能落在蒋介石的手中啊。”

    朱德郑重地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主席，你就放心吧。”

    当天，预定第一批开赴东北的延安干部们齐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中。朱德面色凝重地说道：“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作。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他到了东北，顶多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他停了停，然后挥了一下手，说：“现在我们要派五万部队插进去，以后再派万把干部，将来还要去。这是一条很长远、很巩固的路。”朱德望着眼前这些担负着我党重任的干部们，那目光仿佛正洞穿历史的长廊，望着已熠熠闪动的曙光。

    第二天，中央的正式行动指示乘着电波飞速传到了晋察冀、山东分局：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和义勇军等名义。只要苏联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方地方政权和地方部队，大大地放手发展。在我军不能进入的大城市，亦须尽可能派干部去工作。对苏联红军可进行非正式的接洽，将情报通知他们。但不要勉强与他们作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给予帮助。只要苏联红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之行动即好。但他们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苏联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

    军令如山！行动指示刚刚下达，晋察冀和山东分局整装待发的部队或由陆路，或由海路分头行动，大规模进军东北的行动迅速地展开了。

    而在此时，最早行动的冀热辽军分区先遣部队已然越过了山海关，踏上了东北的黑土地！

    沈阳突然冒出了中国军队

    最早动身进入东北的人民军队是驻在河北一带的冀热辽军分区。

    当时，担任冀热辽军分区的司令员兼政委是李运昌。他生于河北乐亭县，早年深受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影响，并由李大钊介绍，于1925年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说来，李运昌和林彪还是同批的同学呢，只是学的专业不同，相互间没有什么来往。同一年，李运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曾参加过秋收起义，并在刘少奇领导下的满洲省委搞过地下工作，对东北十分熟悉。

    8月12日，即延安总部发布第二号命令后，李运昌立即在河北省丰润县大王庄举行紧急会议，成立了“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

    8月中旬起，在“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先后有8个团、1个营、2个支队，共计13，000多官兵和2，500名地方干部，兵分三路、悄无声息地开往了热河和东北。

    西路由第14军分区司令员舒行、政治委员李子光率领第13团、第16团一部和北进支队共约2，000人，于8月中旬从冀东平谷出发，经兴隆向热河、承德、围场进军。中路由第15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政治委员宋诚率领第11团及青（龙）平（泉）支队共2，800余人于8月17日经喜峰口向热河、平泉、凌源、赤峰、朝阳进军。东路由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率领12团、18团和一支朝鲜支队共约2，500人，于8月20日从抚宁地区出发，经石门寨、绥中，向锦州、沈阳方向开进。李运昌的前方指挥所及军区第二梯队3个团、1个营共约3，000人，随东路部队之后跟进。

    当时正是盛夏雨季，道路泥泞，河水高涨。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留守在东北沿途的日军和伪军仍蹲在据点里，等待国民党军队接收。三路北上部队目标明确，直奔指定地点，沿途也顺便攻打不肯让路之小股日伪部队，以便为以后的行动打通道路。

    在这三路分队之中，西、中两路都顺利抵达指定地点，而前进最为艰辛、做出贡献最大的当数东路的16军分区所属部队了。

    当日，曾克林、唐凯带领2，500余人一路北上，昼夜兼程，连续拿下海阳镇、双旺镇、台头营、张各庄、柳江、石门寨等小据点。8月28日晚，一道高高的城墙挡住了去路，曾克林乘着夜色举目而望，但见“天下第一关”五个雄浑的大字。

    原来已到了山海关。现在，他们与东北只有一墙之隔了。然而，山海关却并不好过。日伪军的旗帜仍然垂头丧气地插在城头。

    “此处自古就是险要之地，易守难攻。”曾克林对身边人说道，“我们还是另找出口吧。”一行人只好绕往九门口一带，乘着夜色跨出万里长城，踏上了东北的黑土地。

    此时，一轮明月斜挂半空，路旁的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唐凯忽然对曾克林说道：“既然山海关易守难攻，我们更应想办法夺下来。”

    “可是我们装备不行，人员又少，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到沈阳一带站住脚跟。”曾克林摇了摇头说。一行队伍在夜色中继续行进。

    行至8月30日，大约上午9时许，忽见得山海关通往沈阳的公路上烟尘滚滚，两辆吉普车和三辆卡车带着三门大炮迎面而来。

    曾克林心中一惊，在此关头，遇到敌兵可不是好事情！正犹豫间，对方已走到数百米之内，再一看，车上的士兵身材高大，个个手握钢枪，头戴五角星，原来是苏联红军。曾克林这才转惊为喜，忙走上前去，带头鼓掌，以示欢迎。不想那些苏军车辆嘎然停住，哗啦啦一阵响，苏联红军战士个个架起机关枪，近70名苏军人员对着曾克林的队伍怒目相视，如临大敌。

    曾克林不敢马虎，忙喊话打手势解释，可苏军人员却毫不理睬。原来，这些人不懂汉语！

    好在不一会儿，跟在后面的一名翻译走近了，得知对面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遂于两军间几番奔跑解释，苏军人员立即收起武器，跳下车来，满面笑容地与曾克林等人相拥在一起，欢呼声响成一片。中苏两国的马列主义军队就这样富有戏剧性地在长城脚下首次会师了。

    欢聚之中，曾克林看着苏联红军的火炮，眼睛突然一亮：何不借助苏联的力量拿下山海关呢？苏军少校营长伊万诺夫得知曾克林的想法稍作犹豫就答应了。

    8月30日下午17时，苏军炮火对着仅有2，000日伪军驻守却拒不投降的山海关一通轰炸，曾克林带着16军分区的官兵们冒着纷飞的弹雨，于晚上21时终于拿下了这个号称“天下第一关”的战略要地。

    曾克林满怀喜悦，在山海关由卫戍部队接管防务后，长驱北上，于9月4日抵达锦州，随后改乘火车，直奔沈阳。

    就在曾克林跨过山海关前后，另外还有两支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已开始了在东北的活动。

    一支是周保中、李兆麟领导的抗联队伍。他们早在东北沦陷之初就已在那片黑土地上独立坚持着抗日斗争，曾涌现过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英雄人物，后因在实力上与日军相距甚远，含恨退入中苏边境地区。苏联对日宣战后，他们又乘势而起，一部分人帮助苏军侦察敌情、担当向导，另一部分人则进入牡丹江、佳木斯、黑河等地协同苏军参战。

    还有一支则来自山东军区。8月26日，山东军区胶东区党委派出陈云涛等人先赴大连侦察形势，随后又派出吕其中、邹大鹏率一个营的兵力，从烟台渡海进入辽东半岛，并于30日攻占了庄河县城。

    在东北活动的中共小分队经实地侦察，及时向中央报告了东北的形势：苏军只占领了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我军完全可以进入东北农村立足和发展。苏军对中共部队在乡村开展的活动并不干涉。

    中共中央此时也在谨慎地考虑进入东北的部队如何行动的问题。几经研讨，中央决定不为苏联红军增加负担，尽量不去破坏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的各项条款。8月29日，中央向各地下发了一份急电：“由于苏联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北。我军进入东北后，苏军必不肯和我们正式接洽，给我们以帮助。”所以，各个进入东北的分队应采用东北地方军或义勇军的名义，不要对外声张，要少说话多做工作，放手去控制广大农村和苏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尽量走小路，不要坐火车，也不要勉强与苏军正式接洽或请求帮助。只要苏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们的行动就好。

    但由于当时的通讯设备落后，曾克林却没有接到这份电报。他带着队伍光明正大地坐在火车上，打着红旗，敲着锣鼓，车厢上还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

    9月5日，这列火车载着第一支进入东北的中国军队抵达沈阳。

    车刚停稳，驻在沈阳的苏军守卫部队一阵慌乱，马上进入戒备状态，随后他们带着紧张的表情将这列火车四周包围起来。苏联人不知道这一火车的中国军人是从哪来的，是来干什么的。所以，他们把住站台，死活不许曾克林的部队下车。

    曾克林只好带着几名随从人员前往会见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耐着性子解释说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前来接收东北。但卡夫通一脸冷漠，断然拒绝了曾克林，因为苏军已接到命令，必须把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

    带着一路风尘赶到这里的曾克林，心中顿生凄凉之感，继而又愤怒起来：苏联的共产党为什么不帮助中国的共产党，却要帮着国民党？

    带着怒气，曾克林第二次又去了苏军司令部，但苏军表示没有回旋余地，又把他们赶回了火车上。

    唐凯见曾克林屡屡碰壁，也不禁动了怒。他一把拉起曾克林：“走，这次我跟你去！我就不信，苏联人为什么一点都不讲道理？”

    两人进了苏军司令部就与卡夫通将军争执起来，双方各执一词，互不让步。激动之时，唐凯猛地卷起袖子，冲到卡夫通面前，指着自己在刚参加革命时刺在胳膊上的五角星和镰刀斧头标记，大声喊道：“你睁大眼睛看看，我们是毛泽东的队伍，咱们都是共产党！”

    看到唐凯胳膊上的图案，卡夫通深陷的蓝眼窝里闪出了晶莹的光，在两种不同语言的交锋中，经过翻译后传达的意思已大打折扣，而这个图案，在卡夫通这位自1919年就入了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心中，是如此的亲切和神圣！他的语气随着眼光一起变得温和起来了。最终同意曾克林率领这支队伍走下火车，但暂时只能驻扎在距沈阳市中心30公里以外的苏家屯地区。

    尽管曾克林对苏联红军的安排并不满意，但毕竟还是得到了一个立足之地。他回到火车上立即命令全体人员下车，结队开往苏家屯。一路高唱着革命歌曲，声传十里之外。

    当时正值傍晚时分，市民们得知八路军已来到了沈阳，不禁奔走相告，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走上街头，欢声雷动，万人空巷。

    卡夫通得知此情，异常感慨：这才真正是共产党的军队呀。他突然感到自己刚才的安排似乎有些不当，于是急派两名上校军官追上曾克林，让他们不必出城了，直接驻扎到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去。

    就在此时，莫斯科得知正有大批美军士兵已于9月5日在青岛、天津、秦皇岛等地登陆，目标直指东北。斯大林也不禁心中恼怒，蒋介石这是明目张胆想让美国人来抢占苏联在东北的“胜利果实”。于是，他暗示驻沈苏军，可以对八路军进入东北持有更为宽松的态度。

    9月7日，驻沈苏军邀请曾唐二人到苏军司令部去商谈工作。双方会谈融洽，苏军对八路军到东北来协同作战表示愿意合作，但由于已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条约，建议八路军最好不要公开身份。

    曾克林经向尚未到来的李运昌请示，将八路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随后以半公开半合法的地位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解除了市内的伪军、宪兵以及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武装。接下来，又兵分五路，向辽宁各地辐射，以同样方法对其他市县实行接管。

    9月14日，李运昌带领的5，000多人的大队伍也抵达了沈阳，受到了曾克林部队和苏军部队的欢迎，但曾克林并没有前来。李运昌一问才知道，曾克林已陪同苏军代表去延安了。

    原来，曾克林的队伍驻扎沈阳后，就热火朝天地在辽宁地区展开了动作，他们打开日本关东军的军火仓库，四处招兵买马，部队迅速地壮大。跟随苏军重返东北的抗联部队也很快在周保中的带领下与曾克林取得了联系。而他们的这些行动很快就给苏联红军引来了外交困难，美英各国纷纷指责苏联人不守信用，国民党也极其不满。

    苏联红军面对困境，在东北抗联人员的建议下，驻在长春的苏军最高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决定派飞机送两名苏军代表与曾克林一起去延安与中共中央商谈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飞机于9月14日起飞，中途在多伦加油休整后，于15日抵达延安。下飞机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带着伍修权正站在机场上招手致意。

    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苏方代表贝鲁罗索夫向朱德总司令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四点声明：第一，按照红军统帅部指示，蒋军与八路军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第二，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第三，因八路军单独部队已到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地，红军统帅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红军占领之地区；第四，未得红军允许进入满洲之国民党部队，已被红军缴械。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人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

    宣读完正式文件，贝鲁罗索夫突然松开了紧绷的表情，面含笑意地对朱德说：“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特意让我转达一条口信，元帅本人不论对总司令个人、还是对八路军都抱有深厚的同情之心。”

    朱德连连点头：“谢谢元帅的关照，愿中苏两国共产党的友谊永在！”

    这个时候，独闯沈阳的曾克林正在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上作报告。他见到刘少奇、任弼时、彭真、陈云、康生、高岗、李富春、博古、叶剑英、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聚精会神地关注着自己，不禁热血沸腾。

    临时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等人立即做出了决定：第一，马上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陈、伍三人即刻动身随苏军飞机去沈阳。“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第二，从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在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绝不要经过有红军驻扎的地方，并且一旦进入满洲境内，即须使用满洲本地番号，销毁八路军原有的证件。”只有用东北地方部队的名义和非共产党的面目，才有可能得到红军的帮助。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和煦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王家坪。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亲自前去会见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朱总司令交给他一封信，请他转给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主要内容是：第一，贵使贝鲁罗索夫中校来此，得悉国民党军及八路军均须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在红军撤退后方得进入满洲；第二，现按照贝意，命令进入沈阳、长春、大连、平泉及满洲其他各点之八路军各部队，迅速退出红军占领地区；第三，在热河、辽宁之各一部，自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之八路军仍留原地。

    随后，刘少奇对贝鲁罗索夫说：中共中央准备派几名同志前往沈阳与苏军联络，希望能搭苏军的飞机一起走。贝鲁罗索夫很痛快地答应了。

    9月17日，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及报务、译电员各一人，肩负着重任，与曾克林、贝鲁罗索夫乘苏军飞机从延安起飞，向沈阳飞去。

    当飞机抵临山海关机场时，飞行员通知大家：请小心坐好，飞机准备在这里降落加油。

    大家不禁一阵兴奋，或许在这里还可以远眺一眼山海关的雄姿。正说笑间，突然飞机一阵剧烈的抖动，大家纷纷被甩出座位，陈云顺势向窗外一看，忙喊：“不好，飞机怎么开进稻田地里了？”话还没喊出来，自己已被飞机的惯性推进了驾驶室里，见到飞行员正在紧张地挽救着。

    终于，飞机嘎然止住了，所有人又向前冲了一下。此时，机舱中已乱成一团，大家被摔得晕头转向。由于飞行员的操作失误，飞机在跑道中段落地时，冲出了跑道。

    飞机一停稳，驻守山海关的士兵迅速赶来救助了。经检查，伍修权和报务、译电员以及曾克林都受了轻伤，彭真轻度脑震荡，叶季壮因为被翻滚的油桶压在下面，伤势较重一些，只有陈云最幸运，一点伤也没受着。

    经过简单的处理后，大家于次日改乘火车前往沈阳。

    当日，火车如期抵达。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住进了原张作霖的“大帅府”。

    这一天正是9月18日。当年日本人在这一天发动事变强占了东北，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东北的核心机关又在这一天驻进了沈阳。

    历史经常会在无意之中，制造出令人回味无穷的巧合。

    东北局在沈阳站住了脚跟，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下令全国各地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地方干部共计11万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速往东北。一支日后叱咤神州的英勇部队——第四野战军的前身东北人民自治军由此破壳而出！

 第二章 短兵相接，山海关前初受挫折

    蒋介石以为东北主权可以卖个大价钱，苏联人说要接收东北，请便。杜聿明乘坐美国军舰，春光满面，接管营口，可营口却早已驻扎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蒋介石恼羞成怒，长城关口烽烟再起。林彪刚到沈阳，脚来站稳，便掉头重返锦州。杜聿明一日连占数城，毛泽东电令束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毛泽东的急电：林彪在哪里？

    东北局领导机关已经成功地越过山海关，在沈阳站住了脚！

    此时正是重庆的深夜。国共谈判已进行了二十多天，可是仍然毫无进展。毛泽东收到这条有关东北工作的好消息，不禁心中高兴。他大踏步走到窗前，拉开紧闭着的帘幕，空中的浓雾已然渐渐散开，几颗耀眼的星斗分外夺目。

    看来，在东北采取大动作的机会已经瓜熟蒂落了。毛泽东点燃了一枝香烟，在弥漫的烟雾中，他认真地在头脑中思忖着新的人事安排。

    9月19日，延安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调动陈毅、饶漱石去山东，罗荣桓、肖华去东北，林彪去热河。

    刘少奇手持这份来自重庆的电报，也不禁心情激动起来，一场暴风骤雨般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他立即起草了《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给各中央局的指示》，并于当日发出。指示中说：“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东北全境我亦有控制可能。但苏联红军在12月初将全部撤离东北，我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方能保证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所以，现要求“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并在将来红军撤退时完全阻止顽军进入东北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华东新四军要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同时要“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

    党中央此令一出，全国上下，一片忙碌，来自不同地区的部队纷纷启程，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奔赴东北！

    这些部队或走陆路，或走海路，各显其能，争先恐后。一队队人马火速奔往山海关外那片神奇的黑土地。

    古时传说，中国的海外有三座仙山：方丈、瀛洲、蓬莱。共产党的军队把渡海出关的出发地恰恰选在了蓬莱。

    第一批大规模从蓬莱渡海的部队是以万毅为司令员的“东北挺进支队”。他们于9月24日从山东蓬莱的滦家口分批登船，直挂云帆济沧海，经过近一个星期的劈涛斩浪，在当月底即陆续抵达东北。走上安东（即今天的丹东）地面，正遇到山东军区的肖华。原来，肖华早在9月初就带着1，000多人的先遣部队渡海到了沈阳，为了配合这次大规模渡海任务，10月初又返回丹东专程负责接待工作。但万毅率领的这支总共3，500余人的“东北挺进支队”没来得及多作停留，万毅拍了拍肖华的肩膀说：“大部队都还在后边呢，我们就先走一步了。”随后即于10月中旬向北推进到东北腹地磐石、海龙、四平一带。

    万毅前脚刚走，山东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吴克华、政治部主任彭嘉庆率领的5师和6师也紧跟着于10月20日前全部乘船到达庄河。

    山东的部队一批批地到了东北，谁来统一指挥他们？毛泽东看中了罗荣桓。

    10月24日，中央电令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亲率轻便指挥机关，月内去东北。”罗荣桓，这名当年跟着毛泽东走上井冈山，后在115师呕心沥血的老革命，此时正患着日益严重的肾病，接到命令后，丝毫未作犹疑，毅然接受了这项神圣的使命。

    罗荣桓的肾病日益严重，毛泽东不是不知道。抗战一胜利，毛泽东就决定派林彪去山东接替他的工作，好让罗荣桓安心地回到延安治病。但在此关键时刻，为了保卫东北，急需人才，毛泽东不得不改变主意，让他带病渡海北上。10月28日，中央第二份电报到达，要求山东第二批向东北进军的部队，要尽量抽足5万人，限于11月到达目的地。罗荣桓不敢怠慢，急匆匆地于11月5日抵达龙口，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正在这里等着迎送他。

    罗荣桓紧握住许世友的双手，竟无语凝噎：也许，这将是一次长期的离别。过了好一会，罗荣桓才恢复了常态，他望着那匹已跟随自己多年的心爱战马对许世友说：“这匹马陪伴我多年啦，到了东北也不知还能不能用得上，如今就送给你吧！”

    许世友满怀激动。他知道罗荣桓留恋他亲手创建的山东根据地，不舍得让自己的马离开这片热土，便顺手从腰间解下手枪，双手托着，回赠给老首长。二人含泪而别。

    罗荣桓登上渡船，换作一身商人打扮，一路奔往大连方向。大海之上，涛声阵阵，波浪冲天。船至旅顺，忽然一艘苏联军舰迎面而来，苏军舰长站立舰头，要求停船检查。

    罗荣桓见是苏联军人，分开众人，走到船头：“我是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那苏联舰长怀疑的看着面前这位朴实的“商人”：“你是八路军的司令员？我，不敢相信。”

    罗荣桓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装束，也不禁笑了起来，他随身一摸，正摸到一张与毛泽东的集体合影，忙拿了出来：“看，这个是毛泽东！”

    那苏军舰长点了点头：“是的，我认识。”

    罗荣桓又指了一下旁边的一个人：“这个，就是我！”

    那舰长仔细地看着照片上的那个人，又抬头看了看罗荣桓，突然笑了：“是的，这是你！能和毛泽东在一起合影，一定是大官！”说着，他收起笑容，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高声说道：“司令员同志，请原谅。你们可以在旅顺、大连以外的任何港口登陆。”

    罗荣桓明白，原来大连已被苏军控制，不允许任何船只靠航，于是马上命令改变方向，于11月6日抵达貔子窝，正式踏上了东北的土地。此后，山东滨海军区的2师和鲁中的3师和警3旅也紧随着渡海到了辽东。

    山东军区的人马在罗荣桓司令员的亲自率领之下，先后有6万部队挺进到东北，其中45，000人是渡海北上的。而山东1师则是一个例外，他们因为别的原因改走了陆路。

    带领山东1师北上的师长就是后来在朝鲜战场上威名四扬的“万岁军”军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是梁必业。他们原计划也是跟着罗荣桓走海路，但在10月5日正准备渡海之时，突接上级急电：国民党正派出三个军的力量奔袭邯郸，山东1师停止渡海，立即救援。

    梁兴初接到命令马上折往西北，行至商河时，又接到电令：邯郸之危已经解除，山东1师原地待命。梁兴初在商河一等就是半个月，直到10月20日，上级命令再次抵达：按原计划继续北上，开出山海关，前往东北。梁兴初计算了一下，走陆路是最佳选择。于是，他们急行东北，从冷口出长城，开赴锦州方向。

    山东1师刚刚从山东启程不久，黄克诚师长兼政委率领的新四军第3师也急匆匆地赶了过来。这可是一支大队伍，黄克诚这个师说是1个师，实际上比军还大，它下辖4个旅和3个团，总计有35，000人。

    黄克诚是在9月23日于淮安接到北上命令的，遂于28日启程，10月中旬到达山东临沂，他匆匆地与自己的上级——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见了短短的一面，便火速向北挺进。11月5日到达冀东的玉田，经过锦州以西后，于11月26日抵达江家屯，与正在焦急地等着他的林彪相遇了。二人相互寒暄才得知，原来林彪也是历尽辛苦才曲折到此的。

    林彪是8月24日离开延安的，当时他接到的命令是前往山东，接替罗荣桓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于是，他与刚刚参加完延安会议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肖劲光、陈光等一行数十人搭乘美国运输机结伴抵达太行山根据地，随后又与肖劲光、陈毅同往山东。由于当时找不到任何交通工具，几个人只得一路步行，离开太行山，走了20多天，还没有走出河南境内。

    9月19日，烈日当头，热辣辣的阳光烤得人浑身无力。林彪等人正走到濮阳，忽接到濮阳军分区转来的加急电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

    这样，林彪与肖劲光一行人只好与陈毅等新四军同志依依惜别，改道转向河北东部。

    从濮阳前往冀东，路程遥远，且途中各种敌对力量众多。为此，濮阳军分区特地找了几匹马送给林彪。可林彪没舍得自己骑，此时，林彪的夫人叶群和不足两岁的爱女林豆豆也都一路随行，林彪便将马匹让给了她们，自己跟部下一起仍然安步当车。

    这一天，林彪一行人正经过津浦铁路，突然，背后响起一片枪声。林彪以为中了日军的埋伏，深感不妙，经侦察后，得知原来只是当地的一伙伪军。林彪的心这才放了下来，便一面让压后人员还击掩护，一边继续前进。

    没走多远，林彪突然发现身边的一名马夫和一匹马不见了，立即要求清查人数。一会儿，清查结果报了上来，林彪听到结果，马上面色铁青：放在马上驮篓里的林豆豆不见了！

    闻知此事，跟在身后的叶群“哇”地哭了起来，林彪仍然一声不吭，随从人员知道情况紧急，立即回身寻找。每个人都心情焦急地沿着来路四处查看，直到天色擦黑，手下人终于在一片花生地里找到了那个熟悉的驮篓，豆豆正在那里不知事理地眨着小眼睛，林彪紧绷的脸上这才显出了一点淡淡的笑容。

    林彪又走了半个多月，直到10月初才到了冀东的三河县。中央拟成立的冀热辽军区就将设在这一带。可林彪在三河县还没有喘过气来，就于10月16日接到毛泽东的加急电报：立即前往沈阳！

    毛泽东自从与国民党签署了《双十协定》后，于10月11日即已从重庆回到了延安。他展开地图，仔细地研究了各方面的情报，最后认为：现在蒋介石借助美国军舰已运送了大批的部队登陆到秦皇岛，一待国民党部署完毕，他们必将向山海关、锦州发起进攻，林彪不能留在冀东，必须马上赶往沈阳，协助陈云准备应战！

    林彪接到命令后不敢耽搁，在当地找了几头毛驴，和叶群一行骑驴北上，于10月25日到达山海关。到达沈阳时已是10月29日。

    此时的东北已成了革命的漩涡，强大的吸引力将四面八方的文武将才大批地拉入到这片黑土地上。

    其中包括：抗战胜利前夕由陕甘宁边区挺进江南的南下第2支队，即由第359旅参谋长刘转连和副政治委员晏福生率领的第359旅延安留守部队；以及由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1旅旅长文年生率领的警备第1旅，总共6，300人；由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领的冀鲁豫军区第32团共计600人；由邓克明率领的冀鲁豫军区第21团共1，500人；由周桓率领的太岳支队600人；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旅长黄永胜率领的该旅第2团和教导第1旅第1团共计3，350人以及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1，000人；由延安炮兵学校校长朱瑞、政治委员邱创成率领的1，069人。此外，冀中军区参谋长沙克率领的冀中第31团、周仁杰率领的冀中第62、第71团以及冀东第15团都相继涌入东北。

    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各解放区调往东北的部队总计11万人，调入东北的军事、政治、技术和地方干部共2万余人。

    继彭真、陈云等中央领导到达东北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高岗以及时任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的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蔡畅、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万毅、古大存、陈郁、吕正操、肖劲光等二十多人也先后抵达。

    这些领导人与从各方到来的十多万部队人员和地方干部组成了日后叱咤神州的第四野战军的核心骨干。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东北，已下了最大决心，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捷足先登，在战略上首先争得了主动。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调兵遣将，大批精锐部队不断海运北上。国民党抢夺东北的脚步声已经越来越响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看着地图上标注在溏沽、葫芦岛等地的国民党军事力量正在一日日地增强，不禁说道：“蒋介石马上要伸手喽，东北的部队可不能大意了。”

    10月16日，毛泽东在命令林彪速往东北的同时，也电示彭真、陈云、程子华等：“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面消灭之。凡我到东北之曾克林、万毅、肖华等部，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全力消灭蒋军。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如能消灭蒋军先头部队，即可使其后续部队有所畏惧，方可争取时间。”“万毅、吕正操、肖华、李运昌应暂留辽宁，指挥作战，整训部队。战胜蒋军登陆是目前中心一环，其他一切均为此服务。”

    10月19日，中央再次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放弃过去分散的方针。”

    彭真等接到命令后，紧急命令各地武装力量，尽最快速度集中，准备应付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此时的东北已是冷风骤起、阴云飞渡。人民军队稍有大意，就可能被打个措手不及。毛泽东整日坐在地图前，监视着蒋介石的军事调动。突然，他拿起铅笔，飞速地在地图上划了一个圈儿：“大连！绝对不能让国民党在大连登陆！”

    10月27日，毛泽东代中共中央向斯大林发出电报，请求苏军一定要阻止蒋介石进入大连。

    当斯大林表示应允的回电送来的时候，毛泽东正在一张白纸上勾画着东北军事指挥部的构成草图。10月31日，中共中央下令：进入东北的所有部队统一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为第二副司令，肖劲光为第三副司令兼参谋长，程子华为副政委。11月2日，毛泽东再次电告东北局，补充周保中为第三副司令，肖劲光改任第四副司令兼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此外，新成立一个东北局北满分局，负责开辟东北后方工作，该局由陈云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

    一切安排结束，毛泽东却找不到林彪了，10月30日，他急电彭真：“林彪等现在何处？”

    这位新任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林彪一路转折，又没带电台，刚刚于10月29日抵达沈阳，还没有来得及歇息，就立即返回锦州去了。

    因为山海关一带已经枪声四起，林彪得知情况，不敢停留，火速奔往前线指挥战斗去了。

    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战争已在山海关拉开了序幕。

    苏联人开了一个国际玩笑

    1945年10月10日，经过43天唇枪舌剑的你来我往，国共双方终于在重庆的桂园签署了“双十协定”。虽然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同意避免内战，以及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但这些条款仍然在空中飘浮，没有一件可以落到地面上，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区问题没有解决，共产党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而且已经达成的协议，在付诸实践之前，也还只是一纸空文。

    蒋介石本没有诚意要进行这次谈判，所以对于此次谈判的协议，就更没有诚意要去实现。就在国共谈判进行的同时，国民党军队的枪弹仍然不断地在解放区内说着蒋介石的心里话。

    10月11日，毛泽东决定离开重庆返回延安。这天清晨，蒋介石在山洞林园官邸宴请毛泽东共进早餐，这是毛蒋两位历史巨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

    上午9时45分，毛泽东在九龙坡走上C-47型运输机，与前来机场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他已经为中国人民点燃了和平之光，但蒋介石正抬起脚来，准备将这缕微弱的光源一脚踩灭。

    一阵震耳欲聋的引擎轰响声之后，飞机载着毛泽东等人刺破蓝天，径直向北方飞去……

    此时，一群自由飞翔的鸟儿正在空中盘旋，随着飞机的响声，它们忽地振翅而去，转而不见了踪影。

    送走了毛泽东，蒋介石的心情忽然变得沉重起来。不知毛泽东这一走之后，将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阻碍。东北方面已不断有消息传来，共产党的军队和苏联红军“串通一气”，正在那里扩展自己的实力。

    但苏联毕竟已经和国民党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量他们也不会做出太出格的事情来。想到此，蒋介石立刻叫人传下命令：要熊式辉即刻做好准备，明早启程前往接收东北。

    伸手一定要快，否则只能抓到一手灰！蒋介石这样想。

    那么，熊式辉这次去东北会抓到什么呢？蒋介石没多想，但他认为，不管熊式辉能够抓到什么，他总不会比别的人抓到的东西少。

    蒋介石之所以选定熊式辉去东北，是几经衡量和筛选的结果。要去东北，首先这个人得是在政界中可以对东北施加影响的人，其次，不，应该说更重要的是，这个人不仅要有资历和才干，还得是自己的忠实追随者。

    而熊式辉恰恰符合这些条件。

    熊式辉早在1911年就已是同盟会的会员，与蒋介石在保定军校时曾同窗共读，后又受到过孙中山的赏识，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回国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后在蒋介石的亲自提携下当上了江西省主席。

    熊式辉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自有他的理由。他数十年来一直对蒋介石忠心至极。特别是在1930年冯玉祥反蒋的时候，当时冯玉祥曾专门密遣特使策动熊式辉，而熊式辉不但坚决不肯，还发出拥蒋通电，声讨冯玉祥。仅此一事，就已让蒋介石感激难忘。

    如今，担负起接收东北的重任，熊式辉又一次找到了一表忠心的好机会。经过几日的筹备，他把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后拟定的关于接收东北的计划方案呈报给了蒋介石。

    这个计划分为七个方面：第一，将东北三省改为九省；第二，在东北地区实行“三民主义”为总的施政方针；第三，抽调一部分精锐部队长期驻守东北；第四，对东北原有的地方伪军、杂牌人马一律收编整训；第五，将东北作为全国经济建设的基地；第六，对于东北的人事安排，应争取中间派和地方派的合作，遏制共产党势力的扩张；第七，同时要加强与苏联政府进行外交协商。

    看了这份计划，蒋介石半晌未语，心中却在暗暗赞赏：自己果然没有选错人。

    1945年8月31日，蒋介石在重庆宣布：正式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辕，任命熊式辉为行辕主任，同时以国民政府名义，明令划原东北三省为九省二市。9月4日，蒋介石又任命了东北各省的主席和各市市长。随后，在熊式辉的推举下，蒋介石任命张家穰为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专门负责与苏军打交道。

    时时把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拉在身边，正是熊式辉的圆滑体现。

    事实上，熊式辉早在江西任省主席时，就第一个伸手把刚从苏联回国的蒋经国拢到了自己的圈子里。这正应了蒋介石的想法：伸手一定要快，否则只能抓到一手灰！

    这一次前去与苏联人打交道，熊式辉更是极力举荐，大有举贤不避亲的姿态。他极力突出蒋经国熟悉苏联、通晓俄语的事实，声称与苏联进行外交协商非蒋经国不能。当然，熊式辉私下里却正在拨弄着自己的小算盘：有蒋经国打头阵，苏联人应该看着点蒋介石的面子，另外更重要的是，如果接收工作出了问题，因为蒋经国本人已经身在其中，恐怕蒋介石也就不好多加怪罪了。

    10月12日，熊式辉持着蒋介石的命令，率领着400多人的东北行辕接收团，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长春的苏军东北总部。

    正值傍晚时分的长春，残阳斜照，整座城市镀上了一层充满破败之相的暗黄色的余光。城内乌烟瘴气、强人横行，由于已多日得不到有效的政府管理，长春已成了一座荒城。

    熊式辉等人不敢在街头上多加停留，匆匆找到落住之处，便径直去了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的司令部。

    寒暄已毕，双方落座。熊式辉开门见山，要求自己手下的这些大员们前往各个大中城市正式接管。

    马林诺夫斯基淡淡一笑，继而却摇起头来。这个时候，苏军早已收到消息，在9、10月间，美国出动大量运输机，帮助蒋介石向华东和华北的关键防区运送了3个军的庞大兵力。而且，大约有5万多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已在青岛、天津、北平和秦皇岛等地登陆，帮助蒋介石保卫港口和机场。本来，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约，也是为了以后能够在中国保持更多的利益，而如今看来，蒋介石已完全倒向了美国一边，根本没给苏联留下一点余地。

    所以，马林诺夫斯基从会谈一开始就有意难为熊式辉，以各种理由反对国民党官员去接收城市。不想熊式辉也同样执著，不论苏联人说什么，自己就是要接收。最后，苏方代表诡秘地一笑，说：那好吧，请便！

    熊式辉终于面露喜色，立即分遣各路大员前赴任所。不想两周不到，这些大员无一不是狼狈不堪地返了回来。原来各个城市早已被当地的权势人物占据，有的甚至武装完备，这些孤身的国民党大员根本无法立足。

    无奈，熊式辉只好重进苏军统帅司令部，继续协商。蒋经国、熊式辉向苏方提出，国民党必须要派出军队前来保证接收的成功，他们将乘坐美国军舰在大连、营口、葫芦岛、安东等港口登陆，希望苏方根据中苏条约予以协助。

    马林诺夫斯基马上给予否定：这样做不是根据中苏条约，而是违反了中苏条约，因为大连港将实行商业化，绝不允许军事登陆，至于营口、葫芦岛等地，苏军也无法保证国民党军登陆的安全，因为苏军至今也不了解那些港口的设备情况。所以，如果要听取苏联方面的建议，那么，国民党军队最好经陆路进入东北。

    “苏联人真是岂有此理！”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得知协商的进展情况，气得面色铁青。他要求蒋经国要坚决争取在大连登陆，同时，尽快整编伪满军队，任用伪满人员稳固东北局势。

    要任用伪满人员？苏方一听这个条件，脑袋摇得像拨浪鼓。马林诺夫斯基坦率地告诉蒋经国：伪满人员一贯反对苏军，苏军绝对不会容忍他们在东北执政。

    经过多次会谈，熊蒋二人终于清楚了苏联人的立场：只要他们提出什么，苏联人就会反对什么。这个会谈已毫无继续的必要了。

    带着满腔的愤怒，熊式辉和蒋经国无功而返。

    坐镇重庆的蒋介石更是气得拍案而起：想当初签订条约时，苏联一再保证支持自己的国民政府，将东北交给自己，还许诺让中国共产党人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而如今，熊式辉初赴东北就重重地碰了壁。看来，这些蛮横的苏联人不喜欢来文的，那我就派个武将去让他们见识见识！

    10月22日，蒋介石令心腹将领杜聿明速至重庆受命。

    杜聿明是蒋介石信任备至的国民党名将。他出生于陕西米脂，毕业于黄埔一期，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善于治军，早在北伐战争中就已初露锋芒。抗日战争中，曾任第5军军长。1939年11月，日军侵占广西战略要地昆仑关，杜聿明指挥部队与日军激战18天，围歼日军精锐部队第5师团第12旅团，打死日军4，000多人，威名远扬。1942年，他又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浴血奋战，突破日军包围，勇抗美国将军史威迪的军令，征服野人山，将部队带回云南。后被任命为第5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杜聿明无论在战功方面，还是在对蒋介石的忠诚方面，都深得蒋介石的认可。

    所以，在熊式辉东北碰壁后，蒋介石决定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前往东北继续与苏军商谈接收事宜。

    杜聿明一到重庆，蒋介石立即指示：“这次你到长春去，直接与苏军总部接洽，要他们根据中苏条约，掩护我军在东北各港口登陆，接收领土主权。”

    杜聿明早已风闻共产党部队秘密进入东北，于是向蒋介石提出：“假如共军确已进入东北，苏军又不肯承担掩护我军接收的任务，那么，下一步怎么办？”

    蒋介石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下，然后说：“你先到长春去会见马林诺夫斯基，其他事情以后再说。根据条约规定，他们必须要承担起掩护我们接收的责任。”

    10月28日，杜聿明乘飞机抵达长春。当天就去拜访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鉴于熊式辉和蒋经国所受的冷遇，杜聿明作好了应付各种刁难的准备。没想到这次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态度却是十分友好。初一相见就满面笑容地说：“杜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接收东北的领土主权，苏军很欢迎。你们从海路来，从陆路来，我们都欢迎。”

    经过双方具体协商，马林诺夫斯基同意国民党军队从营口登陆，并向杜聿明提供了营口苏军位置图。

    杜聿明喜出望外，急速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功。

    蒋介石更是喜形于色。他告诉杜聿明：国民政府已经与美方商量好，用美军舰只先将国民党第13军和52军海运到营口登陆。现在13军已陆续到达秦皇岛，52军正由越南海防市启程北上。你应迅速去秦皇岛，乘美国军舰到营口指挥登陆。

    杜聿明马上动身，直飞天津，拜访了美军第3陆战队司令洛克将军。请求美军协助维持天津至秦皇岛铁路的畅通和安全，洛克一口答应。

    11月3日，杜聿明在秦皇岛登上了美国军舰“脱罗尔”号，在第7舰队司令巴布尔中将的亲自陪同下开往营口。

    下午15时，“脱罗尔”号抵达营口港外海域。由于舰身过大，无法入港，杜聿明只好改乘一条小艇开向码头。

    码头上有一名苏军中尉正等待在那里。杜聿明带一名翻译紧跟其后，登上了苏军吉普车，心中不禁有点紧张。

    “我们现在是去哪里？”他通过翻译问那名苏军中尉。

    那苏军中尉却淡淡地答道：“旅馆。”

    “旅馆？为什么去旅馆？我们应该去司令部！”杜聿明有些吃惊了。

    “这里早已没有了司令部。”中尉坦然地回答。

    “那你是干什么的？”杜聿明着急地问。

    “我是奉命到码头上来迎接你的。”中尉答。

    “我问的是你的身份。”

    “我是这里的留守司令。”

    “那你有权力办理交涉事务吗？”

    “那要看什么交涉。”

    “比如中国军队在这里登陆的事。”杜聿明只好明说了。

    “那要问这里的中国军队。”苏军中尉回答。

    “这儿哪来的中国军队？我们还没有登陆。”杜聿明紧张地问。

    “18集团军已经接管这里了，不过别人都习惯叫他们八路军。”苏军中尉不紧不慢地说。

    “啊？他们已经接管了？可他们不是合法的军队，他们没有权利到东北。我要求立即去你们的司令部！”杜聿明真的急了。

    “我刚才已说过了，这里早已没有苏军司令部了，只有一个留守司令，那就是我。”苏军中尉道。

    杜聿明几乎气得说不出话。在旅馆停车后，杜聿明强压住怒火质问那名苏军中尉：“贵军为何不按条约办事？未等我军登陆就撤出？”

    “我们是按条约规定的撤兵期限撤走的！”苏军中尉并不示弱，“是你们未按条约规定日期到达。这不是我们的责任。”

    “那你们也不应该让共产党的军队进城。”杜聿明又紧逼一步。

    “我们只负责把这里交给你们的军队，经核查，他们确实是你们的第18集团军。”苏军中尉回答。

    杜聿明无言以对。那中尉紧接着说：“在这里，我只是负责迎送你进出码头，如有其他问题，你尽可以与当地驻守的中国军队联系，因为这里已经交接结束，我们无权再予以干涉！”

    杜聿明气得绷紧了脸，没有进旅馆，掉头返回了码头。乘小艇登上了“脱罗尔”号美舰，打道回府。

    在军舰上，杜聿明望着海面上翻腾的巨浪，心中苦涩。他想起马林诺夫斯基在长春的表演，不禁怒火中烧：“俄国人真敢开国际玩笑！”

    巴布尔也跟着摇了摇头，转而安慰杜聿明道：“俄国人从来就不讲信用，杜将军不必生气，有强大的美国作后盾，你可以指挥军队打进去！”

    “看来只能使用武力了。”杜聿明握起拳头，咬牙切齿地说。

    原来，苏军之所以那么痛快地答应了杜聿明的要求，是因为他们早已暗中将营口、葫芦岛移交给了东北人民自治军。除了辽东半岛南部港口，苏军也把锦州以南至山海关的辽西通道地区转交给了共产党的军队。

    11月5日，杜聿明满怀惆怅地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接收营口的遭遇。蒋介石再一次气得脸色铁青，他先是大骂一通俄国人，然后对杜聿明说：“我们一定要打进东北！你有把握率国军武力接收东北主权吗？”

    “给我10个军。我一定将东北共军全部消灭，恢复东北主权。”

    “10个军？现在调动10个军还是有困难的。这样，你先带两个军从山海关打进去。”蒋介石道，“这是一件大事，你最好还是先去军令部，同他们研究一个方案。”

    杜聿明当即去了军令部。听说杜聿明要用两个军进攻山海关，军令部的人纷纷摇头：根据情报判断，山海关附近共有共军将近10万人，两个军怎么能够奏效？

    杜聿明立刻责问道：“哪来的情报？我刚从秦皇岛回来，据我亲自侦察，共军最多只有5万人。”

    其实，当时山海关附近只驻有八路军李运昌部约3万人。

    “我看用两个军进攻山海关也并不是什么难事。”杜聿明说，“不过，必须增加后续部队，否则无法向东北腹地挺进。”

    军令部不敢明确对杜聿明的意见作出答复，只好让他再去请示蒋介石。

    “先将天津以东划归东北行辕。”蒋介石权衡再三，的确抽不出更多的兵力，于是说：“你先指挥第13、第52和第94军首先攻下山海关。”

    杜聿明领令，直飞北平，刚下飞机便接到何应钦的电报，令其率第13、第52、第92及第94军进攻热河，收复承德。

    “胡来，我有要命在身！”杜聿明对何应钦的电令高声吼道，“委员长有令，拿下山海关！”

    杜聿明调集部队，立志强攻山海关，一洗营口之耻，收回全东北。山海关，这个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如今再一次笼罩在烽烟之中。

    山海关口，烽烟四起

    一架国民党军用飞机怒气冲冲地划破蓝天，留下漫天烟雾。

    杜聿明乘着这架飞机离开北平，来到了秦皇岛。这是进攻东北最具战略意义的重要港口，为了占领秦皇岛，美国海军可谓是“功不可没”。早在1945年10月中旬，美国海军第7舰队就瞄准了这里，他们派出海军陆战队人员借口要解除日军武装和保护美侨财产，强行在此登陆。而此前就已占领了葫芦岛的冀东军分区沙克的部队由于未能及时发起进攻，无意之中却使国民党军队为接收东北建立了一个重要据点。

    10月下旬，先后有20多艘美国军舰率先将国民党的13军三个师2万多人运送到秦皇岛。13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原归汤恩伯指挥。在抗战中，一直从河南撤到贵州，没打过硬仗，实力保存完好。这时担任军长的石觉在国民党将领中也算是小有威名。石觉毕业于黄埔三期，留校后曾担任黄埔四期即林彪那一期学员的队长。在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以及后来追击19路军时都曾充当了蒋介石的马前卒。抗战时期，先因在北平勇战南口而名声四扬，后又在台儿庄大捷中力夺关键的制高点崔家庄，被李宗仁感慨异常地称赞道：“天助我者，石觉也！”如今，石觉正担负着进攻东北的新任务，更想大显一番身手。

    石觉的13军在秦皇岛立足刚稳，来自云南的52军2万多人又接踵而至。

    国民党军队整军整军地不断北上秦皇岛的消息早已传至延安。毛泽东敏锐地感到：战争的脚步正在声声逼近，一场争夺东北的大战迫在眉睫。他及时地提醒罗荣桓等：“战争中心即将转入东北，必有一场恶战。”这个时候，中央军委也给林彪、彭真发出了指示：“11月至12月中旬将是蒋与我武装争夺东北的一次高峰，战场是在辽宁南部、锦州、热河、冀东地区。我必须集中可能的力量，争取这次战略性决战的胜利。”

    事实正如毛泽东所料，战争几乎是随着国民党军队抵达秦皇岛同时发生的。从10月25日起，国民党小批军队就在美军的带领下，一次次前往山海关前耀武扬威。10月28日，他们终于要增大行动力度了。五名美军坐着吉普车带领几百名蒋军要求视察山海关。东北人民自治军二话没说，对着狂妄叫嚣的美军一阵扫射，吉普车像一只老乌龟一样被打翻在地，五名口吐狂言的美军一死二伤两投降。毛泽东在延安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美军不承认错误，别想领回俘虏和尸体。

    美国佬强硬了半天，还是不得不放下架子，乖乖地道了歉。此后再也不敢张牙舞爪了。共产党让中国人在美国佬面前扬眉吐气！此事在国内引来一片欢呼声。

    但国民党没有欢呼。特别是杜聿明前往营口接收碰壁后，明令秦皇岛的国民党军加强对山海关的挑衅。

    11月4日，国民党军派人到山海关向驻守在那里的沙克部队发出最后通牒，要他们让出铁路线50公里，退出山海关。沙克抓起文书，抛在来人的脸上：我看你是没睡醒，还在做梦！

    13军军长石觉大发雷霆：我现在清醒得很！11月5日，他率13军首先向山海关发起进攻。一时之间，山海关口，烽烟四起，一颗颗子弹嵌进了这座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古老城头。

    石觉将主攻方向定在山海关城西北的娘娘庙、二郎庙等制高点。在炮火轰击下，他们曾一度占领了这些制高点，突进到离山海关城北门只有500米远的地方。但沙克率领的东北人民自治军绝不示弱，经全力反击，又把石觉打回了5公里以外。

    正在双方激战之时，山东渤海军分区司令兼第7师师长杨国夫带领7师三个团恰好赶到山海关前线。他们步行一个多月从山东来到这里，未想到没等出关，先遇到一场枪战。这7，000多人虽然在长途跋涉后正处于疲劳状态，一见战斗个个精神抖擞，迅速投入到战斗之中。杨国夫这位生于安徽霍丘、1929年就参加了红军的老革命战士更是身先士卒。

    石觉正打得吃力，忽见自治军队伍中又多了一路人马，不敢恋战，急忙撤兵，不再发起新进攻，倒是全力地构筑起工事来了。

    杨国夫正打得起劲，不想石觉突然撤出不打了，只好停了火，与沙克的部队欢聚一堂，略作休整。

    可过了两天，石觉还是没动静，倒是把工事修得越来越坚固了。

    这个石觉在搞什么名堂？杨国夫终于忍不住了。多年打游击战培养出来的机智在他的脑海里如一束火苗不停地跳跃。11月6日夜里，他派出两个营潜入石觉13军的89师阵地。这些擅长游击战的战士从中间地带深入敌军阵地内部，手榴弹爆炸声和枪弹射击声霎时响成一片，国民党军不知来了多少人，两侧的轻重机枪向着中间阵地一齐发射，猛打了一夜，天亮才发现是自己打自己。杨国夫的部队缴了1门炮、18挺轻机枪和50支步枪后早趁着黑夜从容撤回了。而不知情况的国民党军自相残杀了一整夜，此时已是伤亡惨重。石觉气急败坏：都给我撤回到秦皇岛去休整。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祸不单行。如今这句老话正应在石觉的身上。正在窝火的石觉刚一到秦皇岛就遇到也同样在窝火的杜聿明。这一天是11月8日，天空中一片阴沉，杜聿明走进司令部就怒吼：石觉情况不明，冒然进攻，现在必须派出多股部队，详细侦察山海关的情况。

    两天后，情况大体查明：中共约有3万人驻守在山海关、角山寺、九门口和义院口一带，主力则集中在山海关和角山寺两地。这些部队装备不全，火力薄弱，基本上都是未打过正规仗的游击队。而主帅林彪所率的部队尚未到达山海关。

    11月11日，杜聿明召见13军军长石觉中将再商进攻山海关之事。

    石觉显然已被杨国夫打晕了头，一听杜聿明说要再次进攻山海关，立即反对：“共军火力强大，不可轻易进攻，应加强工事，稳固防守，这才是上策。”

    杜聿明大为光火，不想石觉的部下也同样不想再发起进攻。“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共军的实力我早已调查清楚，现在我就领你们这些胆小鬼去现场看看！”

    11月13日，杜聿明亲率13军的团以上军官，前往13军遭到杨国夫夜袭的前线阵地视察。“你们自己看看，”杜聿明很平静地说，“共军根本没有炮火，所有的弹痕都是手榴弹留下的。”

    返回后，他马上召集13军营以上军官开会：“共军”火力、战斗力并不像传说那样强大，“国军”在各方面都比“共军”强。为此，现正式下达作战命令：以13军主力4师、89师担任山海关正面主攻，以54师攻占九门口，52军的25师迂回进攻义院口，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总攻时间定在11月15日清晨。最后，他重申了蒋介石的“连坐法”：胆敢作战不力、临阵脱逃者，必然严惩不贷，并将追究各级主官的责任。

    军令一下，各级军官唯唯听命，再也不敢怠慢。

    11月15日早晨，杜聿明亲自到九门口督战，指挥国民党13军54师运动到九门口，率先发起总进攻。此时，担任迂回任务的25师则向义院口进攻，以策应54师。在杜聿明的亲自督促下，这次13军的攻势异常猛烈，动用了大批的重炮猛轰自治军的山头阵地。

    炮声如雷，枪弹若雨。面对新一轮的猛烈进攻，杨国夫奋起反击。但因双方火力悬殊太大，到中午时，九门口已被54师攻占。这一最险要的关口失守后，其他各关口都受到了动摇。黄昏时候，义院口也被25师占领。

    杨国夫的队伍在这个时候确实无法与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13军匹敌。他们一路从山东长途行军来到山海关，尚未休整就投入了战斗。部队中的战士们甚至连最起码的人手一支枪都达不到。时值11月，已是秋风萧瑟，这些战士们却仍穿着破旧的单衣单裤，有的人甚至还打着赤脚。再由于初至辽西，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早已躲藏起来了，没有人送饭送水，甚至给伤员抬担架的人都找不到。当杨国夫在血战之中得知九门口、义院门均已失守的消息后，他立即感到自己的部队有被国民党大军合围的危险。于是，杨国夫没有等待李运昌的命令，在11月16日早晨毅然下令撤出山海关，只留下少数人担任掩护。

    16日早晨，13军向山海关正面阵地发起总攻。留守的自治军人员打了几枪也撤走了，杜聿明轻松获胜。当日下午，13军与52军的迂回部队在山海关以东会师，宣告国民党军已占领山海关，打开了通向东北的大门。

    17日，毛泽东在延安通过新闻广播得知山海关失利，直接发电指示李运昌、沙克：必须死守山海关、绥中、兴城一线，时间至少三星期。

    李运昌接到电报后，心急如焚，急忙回电：山海关至兴城一线只有正规部队不到1万人，而且战斗力有限，恐怕难胜此任。

    中央马上改变计划，令李运昌、杨国夫部在锦州地区运动防御。“节节坚决抗退，既不死守，又不轻易放弃阵地”。同时命令正在向东北赶来的黄克诚、梁兴初改变路线，绕过山海关，迅速到锦西地区，“待敌深入锦西、兴城线，从敌左侧后突然攻击”。

    毛泽东想打个快速反击，但杜聿明的速度更快。16日晚间他接到先头部队25师占领山海关的报告后，当即下令各部队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向绥中前进。17日早上，杜聿明乘吉普车亲临前线，监督13军快速前进。

    下午15时，杨国夫师刚刚撤到绥中，还没喘口气，杜聿明尾随而至，立刻展开迂回包围。杨国夫站在高地上观察了几分钟形势，一阵摇头，自己根本没有阻击的能力，只得继续后撤。

    此时天色近晚，国民党先头部队各自安营扎寨，正要休息。杜聿明火速赶到：“谁让你们休息了？全都起来，马上进军绥中城！”

    当夜24时，天黑不见五指，只有寒风在野外号叫。国民党军长驱直入，进驻绥中。杜聿明直到此时才松了一口气，下令停止前进，原地休整。

    就在杜聿明连连取胜之时，林彪却正在心急火燎地匆匆南下，奔往前线，从锦州指挥部一直跑到兴城、锦西一带才停住了脚。他无法再前进了，枪声已越来越近，而自己却没有可以指挥的部队。林彪无奈，自己来得太晚，只好在这里等着黄克诚和梁兴初的主力部队了。

    刚在兴城落稳脚，一大批自治军部队就拥了过来。林彪以为是黄克诚或者梁兴初到了，再一细看，这群部队情绪低落，衣衫不整，原来正是退下来的杨国夫部。

    “唉！”林彪暗叹了一口气。看来杨国夫部一时已难以再投入战斗了。林彪指示他们撤到后方，分散打土匪，休整部队，暂时不参加正规作战。

    11月21日，山东军区1师8，000人在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的率领下，终于赶到了兴城。这个师的前身是八路军115师的685和686团，是林彪的老部下。看到他们长途行军后疲劳不堪的样子，林彪不禁浓眉紧皱，忧心忡忡。现在的条件，不要说打胜仗，就是基本的作战条件都不具备。

    于是，他立即给军委和沈阳的彭真、罗荣桓发电报：“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皆极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师刚到，黄师尚未到达，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吃不惯高粱，缺少费用。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非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敌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目前黄、梁二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待有利作战时，即极力寻求战机，进行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

    随后，林彪带着参谋人员前往锦西江家屯，准备在那里迎接黄克诚。可是，黄克诚尚未到达，杜聿明却气势汹汹地扑来了。

    自在绥中稍作休整之后，杜聿明抓紧战机，强逼13军、52军长途奔袭，沿着大路径直北上。

    11月22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到达兴城。正在这里休整的杨国夫师奉命主动撤离。占领兴城之后，杜聿明命令13军沿公路继续向前推进，52军2师则向锦西、葫芦岛进攻。守在葫芦岛沿岸的冀东31团见侧翼受到威胁，也不战而撤。于是，仅在11月22日这一天，国民党军便连占兴城、锦西、葫芦岛三处要地。

    11月24日，杜聿明乘胜赶到锦州城下，立即下令52军为右攻击兵团，向大凌河东岸进攻。13军为左攻击兵团，主力沿塔山、高桥向锦州进攻，另分出一部则沿大小虹螺山道向锦州西边进攻。

    当时，防守锦州的兵力十分薄弱，西线是原359旅分出来组建的警1旅的两个团，由文年生指挥。另外还有沙克的特务团，共五个连布防在女儿河一线，锦州城内则是李运昌的19旅。

    外线防御部队初一交战，便已力不从心。城内的李运昌只好组织人力抢运枪支物资，炸毁了无法开走的几架日本飞机后，一路撤往黑山、阜新方向。11月26日晨，杜聿明完全占领了锦州城。

    可杜聿明在锦州城中还没坐稳，高桥和千家寨方向枪炮声忽然大作，13军89师告急：国民党军的后路被共产党军队突然截断，驻千家寨的89师主力已被击溃，阵地大多失守！

    “什么？”杜聿明吓出一身冷汗，“马上令54师回头增援，后面的195师要星夜北上！”

    但杜聿明的命令刚刚下达，“共军”却突然撤走了。他虽然长出一口气，但也深感一味地孤军深入恐怕有危险。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后，杜聿明决定在锦州休整二十几天，招兵买马补充正规军，以待进一步深入东北。

    是谁在高桥和千家寨打响了突袭战呢？正是林彪。终于见到国民党军的林彪，现在已握有梁兴初的精兵，本想抓住机会给杜聿明点颜色看看。无奈电台功率太小，作战电报无法发出，所以打了一阵只好撤回了，继续等待黄克诚。

    实际上，黄克诚恰恰在26日这一天带领着3师人马到达了锦西江家屯。但由于没有通讯工具联系，黄克诚找不到林彪。

    与其在此无谓地着急，不如尽快投入战斗！黄克诚对属下说。于是，他带领各旅干部走上四处的高地，开始巡视战场，正观察着地形，忽听得背后有人喊：“黄师长！”

    黄克诚回头一看，正是林彪派来寻找自己的李天佑。原来，林彪就住在离他只有20里地的村子里。

    “原来是近在咫尺，却未能相见！”黄克诚紧握住李天佑的手，大笑着说道。

    当日，林黄二人相见，倍感亲切。两位卓越的军事领导人一起商量起东北人民自治军的下一步行动。二人一致认为我军远道疲劳，又无根据地，在目前情况下不宜与敌硬拼，应迅速建立后方，站稳脚跟，发展壮大，以备将来与国民党军决战。林彪遂放弃原定在锦州侧面打击杜聿明的计划，带领部队后撤到义县、阜新一带。

    时近12月，天气骤然变冷，林彪迎着寒风北上，心中自是别有一番滋味。他到了东北，一个胜仗还没打，就先丢了山海关，进而又放弃了整个辽西走廊。一路上，林彪仍然默默无语，正在盘算着如何向杜聿明报这一箭之仇。无奈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林彪一直撤到秀水河子，才得到机会给了杜聿明当头一棒。

 第三章 反戈一击，秀水河子重现威勇

    斯大林敲了敲烟斗里余下的烟烬：停止对中国共产党的扶助，将各大城市直接转交给蒋介石。美国人又举橄榄枝。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以表示和平的愿望。蒋介石秘令杜聿明哪来的和平，进攻！已退到沙漠边缘的黄克诚给中央发了一封措词强硬的电报，林彪翻身上马，秀水河予突然间枪声四起。

    斯大林全力支持蒋介石

    林彪在山海关一路败北，已丢掉整个辽西，撤到了阜新一带！

    毛泽东紧锁眉头，在延安王家坪那间幽静的办公室里，久久地站在地图前：看来我们在东北还没有足够的实力跟蒋介石对抗。

    “毛泽东在东北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说这句话的是斯大林。他站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大会议桌前，透过窗户隐约可听见吹过红场的寒风。“我们不能因为他们也是共产党而做出错误的决定。现在，蒋介石和美国人对我们很是不满。根据最新的消息，毛泽东在东北有多少部队？都分布在哪里？”斯大林一边往烟斗里加着烟丝，一边问道。

    总参谋部的一名官员立即打开一份文件：“根据我们的军事侦察，到1945年11月，毛泽东的队伍在东北具体分布如下：万毅率领的山东军区滨海支队3，500人在吉林的盘石、海龙、西丰地区；肖华一部渗入到辑安、通化一带，肖华本人则带领山东军区机关到了安东地区；罗舜初率山东军区3师和鲁中军区警备3旅共9，000多人在辽阳、鞍山地区；吴克华、彭嘉庆率胶东军区第5、第6师8，000多人自辽南登陆后，留在营口、海城、盖县一带开辟根据地；程世才、曾克林、唐凯所部活动在沈阳、抚顺、本溪之间；周保中部约8，000人分布在吉林、敦化、五常和延吉地区，周保中本人作为东北局的领导成员，则在长春市内开展工作；陈云、高岗受东北局委派，带200多干部，活动在哈尔滨；山东军区田松支队的1，000人自在辽东半岛登陆后，北上到了牡丹江地区；359旅刘转连部于10月到达抚顺、辽阳后，又有部分人马越过吉林去了北满；刘锡五的部队共6，000人则分散在嫩江、洮安地区。毛泽东在东北的部队总人数约10万有余，但比较分散。”

    “哦，”斯大林叼着烟斗，轻轻地吸了一口，便拿在了手里，“我看毛泽东这么少的部队根本就无法占据大城市，东北早晚还是要落到蒋介石的手中。现在蒋介石不断地给我们发外交照会，美国和英国也在全力地支持他，我们如果一味地支持毛泽东，恐怕最后不仅在中国将毫无所得，同时还可能被世界各国冠以没有国际信誉的恶名。”

    斯大林敲了敲烟斗里余下的烟烬，头也没抬地说：“转告苏军在中国东北的司令部，停止对中国共产党的扶助，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

    11月中旬的东北，天气骤然转变，气温急剧下降，寒风怒吼，枯叶乱飞。昨日还满脸笑容的苏联友军突然个个面若冰霜：“莫斯科有令，所有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撤出各大城市。”

    东北局所在地沈阳成了第一个陷入混乱的城市。一队苏军士兵二话不说，闯入“大帅府”，把所有的办公物品摔得一片狼藉，然后在每一道门上都贴了封条。

    彭真等人被莫名其妙地赶到了呼啸的寒风中。这一天正是11月26日。

    有难临头，东北局的领导也无力他顾了，几人相互分别。彭真、林枫搀着重病在身的罗荣桓，带领东北局机关去了本溪；高岗、张闻天决定开往北满，与陈云会合；李富春、吕正操、张平化临时成立了东北局西满分局去了抚顺；陶铸、邓华则带辽宁省委和军区就近去法库县开辟根据地。

    沈阳异动，其他各大城市也相继异动。苏联人突然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在东北引发了急剧的社会动荡，暗藏的国民党特务以及原伪满人员纷纷脱下披在身上的羊皮，露出了狰狞嘴脸，大批共产党干部遭到袭击或暗杀，原来发展起来的当地力量也纷纷叛变，持着共产党发放的武器对抗共产党的武装。一时之间，东北各地，阴风阵阵。

    此时的苏联红军一方面在努力恢复和维持各地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则派兵保护国民党官员接收各大城市。

    “苏联人简直是丧心病狂，我们要以武力方式收复沈阳、长春！”

    彭真愤怒地吼道。随后他将自己的意见直接上报给了中央军委。

    林彪拿着彭真上报中央的电文复件，一声不吭地看了很久。最后摇了摇头。

    “这是行不通的。”他淡淡地说。

    12月25日，林彪电告中央：目前我武装力量尚不够强大，主要任务应该是建立根据地，我绝大部分部队皆应严格离开城市，住到乡下去，到边缘地区放手发动群众。

    毛泽东不住地点头。在延安那间远离硝烟却永久被硝烟所笼罩的办公室里，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林彪的电文：“林彪说得对呀，东北的斗争必须作长期的打算。不能凭一时的意气用事。”

    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这就是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名篇——《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没有与国民党“争风吃醋”，无疑让蒋介石兴奋了许久。这样，国民党在未受共产党武装干扰的情况下，大范围地展开了接收工作，并不断向沈阳和长春等地空运部队。

    但蒋介石仍然心中无底，他担心苏军撤走后，若自己立足未稳，必遭共产党的打击，于是请求苏联延缓撤军。对此，斯大林求之不得，正愁如何找借口再在中国多捞点便宜，接到国民党的请求后，斯大林痛痛快快地答应暂时延缓一个月，到1946年1月再走。

    苏联的延缓撤军，蒋介石高兴，斯大林也高兴。偏偏美国人在这个时候却不高兴了。美国害怕中国内战不断，苏军乘机赖在东北，这样将严重影响美国的在华利益。

    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希望中国停止武装冲突，协商解决内部分歧，扩大政府基础。16日，美英苏在莫斯科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表示一致支持中国的统一与民主。美苏相约：双方军队完成各自的任务后，将尽早撤出中国。

    看来美国真的是急了，它不仅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中国要停止内战，更重要的是还专门任命五星上将马歇尔为驻华特使，挥舞着橄榄枝，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中国。

    欢迎和平，这是我们一贯的主张！延安率先呼应。

    马歇尔飞抵重庆，国民党再次摊开谈判桌。

    12月16日，周恩来、叶剑英一行亲临山城，与驻渝的董必武、王若飞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国共和谈重新开张。

    蒋介石面带假笑：美国人真不会把握时机，现在我在东北节节得胜，苏联也将各大城市拱手相让，在这种前提下，还进行什么谈判？

    私下里，他急令杜聿明：别管什么鬼谈判，加紧进攻至关重要。

    12月24日，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秘令后，立即指挥52军主力冒着漫天大雪攻打北镇和黑山。当地自治军再次撤退。

    12月28日，国民党13军主力乘胜北上，沿着铁路线攻到义县。正在那一带休整的林彪、梁兴初因准备不足，仓促中只抵抗了一天。13军继续前进，12月30日打到阜新。林彪只好带领梁兴初师和黄克诚部的彭明治旅撤退到彰武、法库，而黄克诚则率3师余部退向了通辽一带。这样，国民党军队一举控制了热河与沈阳间的铁路线，切断了关内解放区与东北的联系。随后，杜聿明下令兵分两路，52军南下进攻营口，13军则由阜新沿铁路向西进攻朝阳、热河。

    东北漫天白雪，重庆却是青山翠竹。

    马歇尔执意要求国共停战，蒋介石不得不做表面文章。

    为了换取暂时的和平，尽快进行根据地建设，中共中央同意不完全拒绝国民党进入东北，但要求民主和地方自治，建立地方联合政府，共产党的军队也有驻东北权。蒋介石迫于马歇尔的压力，只得点头应允：可以同意，具体细节继续商量，争取在1月中旬达成停战协定。

    蒋介石终于在大的原则上松了口。延安隐约感觉有一阵暖风吹来了。

    当前形势下，我们应当大力倡导和平。延安方面认为。

    1946年1月初，东北局在中央指示之下，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以体现国共同管东北的意愿。根据新的调整，在民主联军总部管辖下，建立了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四大军区。林彪将战斗力最强的两个老部队——山东1师（梁兴初部）和新四军3师7旅（彭明治部）划归总部直属，其他各部队根据所在地区分别置于军区领导之下。

    北满军区由高岗担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辖山东7师（杨国夫部）、陕甘宁359旅（刘转连部）及松江、合江、北安、牡丹江、嫩江5个军区；南满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委肖华，辖有第三纵队（吴克华部）、第四纵队（胡奇才部）及辽宁、安东、辽南3个军区；东满军区司令员是周保中，政委林枫，辖山东2师（陈光部）、第七纵队（万毅部）及通化、吉东、辽北3个军区；西满军区司令员为吕正操（后为黄克诚）、政委李富春，辖新四军3师（黄克诚部）及嫩南、辽西两个军区。

    为了抓住即将到来的和平机遇，中共中央明令上述部队纷纷散开，远离大城市的喧嚣，前往各山村乡镇，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

    但蒋介石心里最清楚：哪来的和平机遇？他急促命令杜聿明：只要停战令未曾公布，就丝毫不能放弃进攻，力争尽早夺取热河，彻底切断关内共军统占区与东北的联系。

    在此命令下，杜聿明指挥13军主力和52军195师迅速从义县出发，于1946年1月5日占领朝阳，9日占领叶柏寿，10日占领凌源，13日攻下平泉。

    到平泉，杜聿明不动了。因为这一天，即1月13日，国共停战令正式生效。

    马歇尔死盯盯地看着东北，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和平终于到来了！

    但这是真的和平吗？

    林彪第一个站出来向中央呼吁：“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重大阴谋。这一阴谋是对我党力量采取避实就虚、各个击破的方针。”“从目前所知条件看来，则我此次和平的前途较之继续战争的前途更坏。我入东北的部队目前完全处于无根据地的状态，与我军脱离中央苏区后到陕北以前的状况大体相同。如敌调全国兵力，向我到处进攻，则对我甚为不利。”

    他不等中央的回复，于1月15日向所属各部队连下两道命令：第一，时局尚在动荡中，各部须严整战备，只有战争才能争取和平；第二，切勿向下级指战员散布和平空气，以免解除精神武装。只应鼓励为和平而战，为停止敌之进攻而战。

    情况正如林彪所料。停战令生效后，蒋介石借机大举向东北增兵。美国海军第7舰队集中所有运输舰，从上海、广州、越南等地陆续运送国民党新1军、新6军、第60军、71军、93军到秦皇岛、葫芦岛登陆。杜聿明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更是四处延展，1月15日，52军25师到达沈阳，1月26日，13军89师接收了新民和彰武。

    国民党军依据中苏条约和国共停战协定，不费一枪一弹，轻松占领了沈阳以西和辽东半岛的大片地区。

    所有的大中城市都被国民党军所占领，附近农村无一不受到威胁，民主联军还有多少根据地可开发？但中央依旧要求东北部队以和平为重。

    步步后退的民主联军几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刚刚占据通辽的黄克诚在得知杜聿明已开进新民和彰武后，再也忍不住了。他直接给中央发去电报：国民党军正在逼近通辽，而退出通辽，我们就只能走进蒙古大沙漠了。为求生存，我们决定在此拼死一战，即使苏军前来也坚决抵抗，全部战死在所不顾！

    这是一声措词强硬却饱含着热血的呐喊。

    这声呐喊让刘少奇深深地震惊了。他曾多次指示东北局：“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因此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对国民党采取内战方针，我们必归失败。”

    但接到黄克诚电报后，刘少奇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东北的局势：要让蒋介石承认我党在东北的合法地位，看来还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1月26日，刘少奇给东北局发出了新的指示：我军要“在军事上力求巩固自己，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打下长期坚持的基础，在完全自卫的条件下可以力争打一两个大胜仗。”

    第二天，即1月27日，刘少奇进一步指示：“如国民党不与我谈判即向我军进攻，在友方不坚决反对，我在完全防御有理的条件下，可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为此必须激励士气，细心准备，不要多战，务必一战大胜，煞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为此，林彪应设法到主战方面去指挥。”

    彭真拿到刘少奇发来的电文后，一连看了好几遍，不禁长叹一口气：“我们终于不必一味地忍气吞声了。”

    他一面命令立即将此电文发给林彪，一面打开房门，透一透空气。

    他看见铺盖着厚厚白雪的北国大地，正在太阳的照射下泛起耀眼的亮光。

    林彪要尝尝打胜仗的滋味

    接到来自中央的电报时，林彪正带着梁兴初和彭明治驻扎在法库西面的秀水河子大力开展群众运动呢。看到最新的指示，他不禁心中一振。自从进入东北以来，在杜聿明的紧逼进攻下，自己一路败退，虽然属下们见了面都呼一声“总司令”，但背地里，却有多少人讥称自己为只会撤退的司令呢。

    林彪的确多次在无意中听到属下们的议论。真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进入黄埔军校学习，随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上过井冈山，参加过万里长征，22岁就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的军长，30岁那年指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大败日军，名震中外。他能是一个只会撤退的司令吗？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那本著名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曾这样描写长征时的林彪：“他是红军中年轻的鹰。在1935年那明媚的春天里，云南的田野万紫千红，到处是雪白、桃红和淡紫的罂粟花，在阳光下迎风摆曳。在红军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

    如今，这位“灿烂的明星”正骑在战马上，缓缓行进在冰天雪地之中。他仔细地观察着秀水河子的地形，等待着战斗的时机。

    自从平型关一战之后，林彪已整整八年没有尝到打胜仗的滋味了。他正在耐心地等待着时机。

    而这个时机正悄然走来。

    1946年2月9日，国民党新6军在廖耀湘的带领下顺利登陆秦皇岛，随后挺进到锦州。这是国民党一支著名的主力王牌军，杜聿明顿时欢欣鼓舞，下令兵分三路，沿铁路线发起新一轮进攻。于是，南路的新6军22师扑向盘山、台安、辽中等地；中路52军第2师扑向新民以东地区；北路13军89师直奔公主屯、秀水河子、鹜欢池等地。

    鱼已经游来了，是撒网的时候了。

    13军89师有两个团的兵力，孤军冒进，向秀水河子方向扑来。林彪不禁心情激动，立即启动了战前部署。

    2月10日，他在法库指挥部电令梁兴初和彭明治：“这一仗关系重大，必须打得很艺术、很坚决，切不可鲁莽草率。务须严密弄清敌情，干部须亲自侦察地形，选择攻击点与布置火力，当面详细交代任务，切实做好联络，规定统一动作时间。一切布置好后，即行猛打。”

    林彪很少这么罗嗦。

    2月11日，13军89师266团踩着皑皑白雪，进至秀水河子，与265团会合，总共4个营的兵力。林彪立即命令梁兴初的1师和彭明治的7旅正式行动，要像包饺子一样先将这4个营紧紧包住。

    到13日，所属各部先后回报：全部抵达预定位置。

    “好！”林彪一拍桌子，“今夜22时发起总攻！”

    东北的冬夜是漫长的，而且寒冷。夜幕降临以后，天地之间一片清寂。

    22时整，信号弹闪着亮光升上半空，划破了死寂的夜幕。骤然之间，枪声四起。梁兴初带着1师全面开火，埋伏在另一面的彭明治率领7旅也及时打响了山炮。

    国民党兵此时如梦方醒，原来自己早已被装进了死亡之网。无奈此时受到林彪的两面夹击，仓促之中不知如何应战，慌乱中已退到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

    民主联军从四面八方涌来，步枪上的刺刀在冷夜中闪动着耀眼的寒光，短兵相接的巷战持续到14日凌晨。

    天已破晓，秀水河子战斗胜利结束了。

    这是林彪自进入东北后打的第一个胜仗，以伤亡771人的代价共打死打伤国民党军500多人，俘获900多人，另缴获各种炮38门，轻重机枪98挺，步枪790支，弹药7万多发，汽车32辆，电台2部。还有被服等其他战利品。

    国民党军整整4个营的兵力被歼灭于秀水河子。此时杜聿明正躺在锦州的病床上，他的痼疾肾病又犯了。但当他听到这一消息时，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这恐怕不是一个好兆头。”沉思半晌，继续道，“我军控制现有地区已属不易，竟遭如此惨败，看来想接收整个东北，已是非调重兵不可了。”

    杜聿明病恹恹地又躺倒了，未足两天，又接报告：新6军22师在沙岭地区遭到伏击，共伤亡674人。

    “什么？那是我的王牌军！”杜聿明“腾”地坐了起来，良久未语，又缓缓地躺下了。只是轻声地丢下一句话：“这个林彪不可小看呀。”

    杜聿明却不知道，此时的林彪比他还要痛心。

    沙岭之战是林彪未曾想到的。这一战发生于2月16日，即秀水河子之战结束后的第三天。当时正值正月十五元宵节，国民党南路的新6军22师，从沟帮子、盘山一带开至沙岭。进入了辽东地区吴克华的活动范围。

    吴克华得知敌军22师的66团和师教导营近3，000人已驻进沙岭村时，立即调动六个团的主力，拖着十几门山炮和野炮开进沙岭。实施包抄部署后，于当日黄昏发起进攻。怎奈廖耀湘的新6军乃是蒋介石手里的王牌军之一，号称“国内无敌”，拥有全套美械装备，大多数士兵都有三五年至七八年的军龄，抗战时曾参加过远征军，屡经沙场，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和丰富的实战经验。吴克华部与其初一交火，便落了下风。

    随后，新6军一面利用优势火力顽强阻击，一面构筑防御工事，坚守不出，直打到19日清晨，从盘山方向增援的国民党部队逐渐逼近。吴克华见自己部下已打得筋疲力尽，无心再战，只好下令撤出。

    这一仗，新6军共伤亡674人，而吴克华部伤亡却达2，159人，大伤元气。

    林彪听到战斗结果后紧锁眉头，闷闷不乐。本来秀水河子之战也只能算是小胜，而沙岭之战却是实实在在的败仗。

    但不管是胜仗，还是败仗，同样重击在杜聿明的身上。

    卧病不起的杜聿明不想再守在东北了。

    在短短的三天之内，他先是在秀水河子遭到林彪的伏击，犹如吃了当头一棒，随后又在沙岭被打了一记重拳，顿感浑身更加不适起来。

    东北的冬天是寒冷的。他听着窗外的风吼声默默地想。

    几天来，杜聿明的肾病更加恶化了，必须到北平开刀手术才行。于是，他电告蒋介石：目前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远远不够，必须再度增兵，同时由于自己重病在身，故举荐郑洞国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暂时代替自己的职务。

    杜聿明抱病离开了东北。国民党军不敢轻举妄动。新6军停留在盘山、辽中一带，52军在新民和沈阳西郊，而13军则去了热河地区的凌源、平泉一带。蒋介石急急忙忙地利用美国军舰继续从上海、广州、越南等港口运送新1军、第71军、第60军和第93军到秦皇岛，以备向东北大举进攻。

    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冬天里，东北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民主联军在休整，国民党军也在休整，而苏联士兵却是忙碌的。

    2月已经过半。苏联军队不是说要在1月底撤走吗？怎么还没走？

    老百姓在问，美英政府也在问。蒋介石坐不住了。

    本来，蒋介石害怕苏联红军突然撤走，自己兵力不足，共产党军队乘机而入，所以恳请苏军延缓撤走。可现在自己的部队已不断到位，而苏军即使延期也已超过了期限。他们为什么还是一点要走的意思也没有？

    美英政府连续通电蒋介石：苏联正在利用延长驻军的时间，夜以继日地将东北的工业原材料和各种工业设备以及日满政府的银行储备运回国内。再不阻止，东北将变成一片废墟，谁都将没有利益可得。现在必须想办法把苏联人赶走。

    1946年2月11日，恰逢雅尔塔会议一周年之际，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全文得以公开发表。这份秘密协议当年是规范美英苏三国瓜分世界的约定，如今却立即成了点燃中国人愤怒的火种。直到此时，根本就没有代表参加会议的中国人才知道，协议中居然有“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的条文！

    抗议，抗议，还是抗议。中国各地有良知的国民纷纷举旗呐喊。

    国民党趁热打铁，接着公布了“张莘夫事件”。张莘夫是国民党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成员，1月7日在接收抚顺煤矿时因与苏联人发生矛盾，于16日返回沈阳途中在苏军的护送下遭到杀害。虽然凶手已成历史之谜，但当时许多人一致推测为苏联红军所为。所以各地要求苏军撤走的呼声再掀高潮。

    2月22日，国民党官方出面，组织了有两万多人参加的反苏大游行。2月23日，西南联大的王力、朱自清、沈从文、余冠英、冯友兰、潘光旦等100多位知名教授发表了对东北问题的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披露中苏签订条约以来一切有关东北问题的谈判经过，并拒绝再作妨害主权的任何协商”；同时强烈要求“苏联尽速撤退在我东北驻军，归还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或措施”。

    面对中国人的万民怒目、千夫共指，斯大林无言以对，他不想以不惜抛开中国共产党而竭力树起的“国际信誉”因此而倒掉。在一片强烈的抗议和反对声中，苏军无可立足，遂于1946年3月初收拾起行装，开始撤出。

    苏军的撤出也是带着满腔的怒气撤出的。他们知道，这一撤出，就再也捞不着东北的便宜了。所以，他们不与国民党合作，一言不发，迅速远离。3月12日撤出沈阳，13日已撤出四平。初到沈阳的郑洞国指挥各部加紧接收，但由于苏军步伐太快，而且没有事先通知，国民党的接收与苏军的撤出之间留下了巨大的时间空白。

    这是民主联军难得的好机会。

    早在3月6日至8日，中共东北局为了解决在东北的下一步行动方针问题，在抚顺召开了一次领导人大会。彭真、林彪、林枫、罗荣桓、吕正操、肖劲光、伍修权等都出席了会议。患着严重肾病的罗荣桓语重心长地在会上提出：不要高估和平的可能性，东北战争要做较长时期的准备。

    和平？为什么罗荣桓此时还要提到和平问题？因为美国特使马歇尔正在展开新一轮的督促国共停战的工作。

    3月4日，马歇尔亲临延安，大吹和平之风。但回到重庆之后，蒋介石对他的主张却不予理睬，甚至不惜破坏刚达成不久的政协决议，加紧增兵东北。毛泽东一气之下，将周恩来召回延安，决定共产党拒绝继续出席政协会议，以示抗议。为此，马歇尔要求蒋介石必须采取行动缓解东北的战争危机，应迅速成立一个由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停执行小组进入东北。

    这就是罗荣桓提醒大家小心和平陷阱的原因。

    事实亦是如此。蒋介石这一次连假笑都不给马歇尔了：东北已经是国民党的天下了，还跟共产党谈什么和平？

    3月11日，马歇尔回天无力，“猪八戒摔耙子”，一甩手回国了。

    “这个蒋介石，太嚣张！”毛泽东在延安背手而立，一支香烟正在他的指缝间咝咝地燃烧着，“告诉林彪，立即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敌立足未稳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部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

    此时，东北局正设在抚顺，林彪面壁三日，遂于3月26日向各部队下达了新的作战部署命令：西满军区主力先期开赴四平，届时将由自己亲自指挥；吉辽军区的罗华生、贺庆积、邓克明、曹里怀四个旅向长春集结，在周保中指挥下准备夺取长春；北满抽调杨国夫师南下到四平，359旅准备进攻哈尔滨；南满部队则重点配合沈阳以北的作战。望全党全军以最大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争取这次作战的决定性胜利。

    随后，林彪离开抚顺，匆匆赶往四平。

    本溪就像一根铁钉子

    此时的东北正是初春时节，偶尔到来的暖风轻轻地吹开一层冻土，一两株迎着早春探出花蕾的杏树点缀在这片辽阔的松辽平原上。而四平恰恰位于松辽平原的中部，南接沈阳，北通长春，三条铁路交汇于此，是东北地区的交通纽带。

    林彪抵达四平时已是4月4日。他弹落一路风尘，四下巡视一番，决定入住在四平西北郊梨树县的梨树镇。

    早在林彪到来之前，四平已被东北民主联军所攻占。3月13日，四平苏军撤离的时候，驻在西满地区的黄克诚率3师主力迅速北上，由法库直逼四平，于3月15日攻占四平西郊飞机场，16日晚形成了东北西三面围城。17日凌晨2时，攻城战打响，战斗持续到中午时分，除有200多名守军逃跑外，其余3，000多守军和政府官员全部被歼。蒋介石任命的辽北省主席刘翰东、保安司令张凯及匪首王大化、王耀东等皆被活捉。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四战四平”中的一战四平。

    四平国民党军为何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呢？因为此时熊式辉、郑洞国等人及东北行辕、东北保安司令部正忙着从锦州进驻沈阳。直到3月18日，国民党各部才基本到位。

    随后，新6军、第52军、新1军分别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发起攻势，分头齐下，于3月21日前先后拿下了辽阳、抚顺、铁岭这三个重镇。至此，在沈阳外围的重要城市中，只剩下本溪仍孤零零地控制在民主联军的手中。东北形势骤然紧张。

    1946年3月24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国民党军在辽阳、抚顺等地巩固了地位后，则会派兵北上四平、长春，你们须及时将南满主力向北转移，同时要留下相当数量之部队保卫南满解放区。近日美国因苏美关系，急欲停战，蒋被迫亦不得不停战。故美方已派专机接周恩来赴渝谈判，望你们准备一切，尤其是不惜牺牲，打一两个大胜仗。

    毛泽东想在谈判前打几个大胜仗，蒋介石也同样想要打胜仗。

    只有用胜仗才能加强谈判者在谈判桌上的说话力度。

    3月下旬，国民党集中新6军第22师、第14师，第71军第88师，第94军第5师，第52军第2师，第25师共6个师兵力，以沈阳为基地，展开了对南满的大举进攻。而新1军则向北扫荡，以待南满态势稳定后，力克四平。

    要攻四平，必待南满平定；要南满平定，必待本溪攻克。因为在南满，只剩有一座孤城本溪尚控制在民主联军手中。

    4月1日，国民党第25师、第14师分别由抚顺、辽阳方向同时向本溪进攻，成两路夹击之势。守卫在本溪的民主联军第三纵队以分头迎敌、各个击破的战略先于2日在石灰厂、三人沟、大甸子一带毙伤敌25师700余人，将其击退至山城子一线。随后，另一路民主联军则于铧子沟附近消灭了第14师1，000余人。尽管在国民党军的猛烈炮火下，民主联军的阵地前沿几次受到威胁，最终国民党军仍然未能越过防线一步。正在僵持之机，民主联军的另一路避开国民党军队的锋芒，突然对苏家屯之敌发动夜袭，敌军后方大乱，被迫撤退，第一次进攻本溪宣告失败。

    进攻本溪失败，令熊式辉和郑洞国大跌眼镜。二人并没有把本溪看在眼里，以为马到即可功成，随后可全力进攻四平，不想初战即不利。熊式辉恼羞成怒，遂于4月7日再次下令：兵分三路再攻本溪，第52军军长赵公武亲赴前线指挥战斗。

    8日，国民党军左路第52军第25师从抚顺西南直插本溪北端，在大田家屯东山和太平山北面与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的两个旅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守在大田家屯东山的是民主联军三纵7旅的一个连，经过浴血奋战，最终以全连伤亡71人的代价迫使国民党25师只得改变方向，转而攻向太平山。

    而在太平山之北防守的则是三纵第9旅的一个连。自战斗打响后，这个连反复打退了25师的八次冲锋，阵地变成一片焦土。连长和指导员都身负重伤，到下午时，阵地上连一个班都凑不起来了，但国民党部队仍然难以前进半步。

    黄昏时分，民主联军三纵的大部队集中第7、第9两旅主力，经过长途迂回终于包围了敌第25师的一个团。经过勇猛冲杀，除一部集体投降外，该团全部被歼。在随后的追歼战中，国民党第25师师长刘世懋被打伤，另有1，800余敌军被消灭，52军军长赵公武差点被活捉。侥幸漏网后，赵公武不敢再战，仓皇带着余众逃出战区。

    这个时候，正从右路发起进攻的国民党军新6军第14师得知第25师被追击后，急速北进，企图迂回到民主联军侧后，为第25师解围。

    得知此情后，三纵部队抢先埋伏在大英守屯地区。由于新6军14师一路急奔，抵大英守屯时已是疲惫不堪，当时正是黄昏时分，太阳刚刚落山，余霞穿过云层洒满大英守屯的北山坡上。

    14师正欲休息，突然四处枪声大作，三纵主力从四面杀了出来。14师仓促应战，死伤惨重，只得慌忙溃逃。逃到长岭地区，再遭民主联军重创，14师师部及一个团先后被消灭，师长龙天武受伤，副师长以下共伤亡1，380多人，另有600多人被俘。

    见到左右两路皆遭惨败，从中路进攻的国民党第60军182师推进到马家寨等地，不敢继续前进。民主联军获得了第二次保卫本溪的胜利。全部战斗共历时四昼夜，歼灭国民党军4，000余人，致使新6军第14师损失1/3，第52军第25师损失近半。

    而本溪，仍像一根铁钉一样，牢牢地钉在南满的大地上。

    南边的战斗打响后，北边的战斗也打响了。

    坐镇四平的林彪绝不会呆坐着等待新1军的进攻。他率先向稳步推进的新1军发起了进攻。

    4月8日晚，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12个团的兵力在兴隆泉、柳条沟、兴隆岭一带盯住了新1军的新38师。在这个湿暖的南风徐徐吹起的月夜，林彪利用我军善于夜战的特点，聚歼了新38师的4个整连，使得一向以“天下第一军”自诩的新1军首遭重创。

    林彪这里枪声未息，黄克诚带领部下在四平以南的泉头车站一带却是激战正酣。向泉头车站发起进攻的是国民党新1军的第50师，黄克诚于4月5日在那里投入战斗，面对来势汹汹的第50师，民主联军迎头痛击，直战了7天7夜才退出战斗。

    新1军刚被林彪狠咬了几口后，陈明仁带着第71军就紧跟着冲了过来。

    刚进入东北的陈明仁奉了郑洞国之命，想从侧面迂回到四平外围，以配合新1军攻城。一路上，该军所属的第87师、第91师顺利占领法库县城后，争先恐后向北开进，渐渐地拉开了距离。陈明仁未入东北就得知林彪不太好惹，不想一路北上，却连林彪的影子都没见到，不禁放松了警惕。

    未料此时，林彪却正在暗中打量着他呢。

    陈明仁的两个师一拉开距离，林彪就立即下令民主联军独立旅从金家屯地区开始，对87师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孤军深入的87师果然中计，带着胜利的喜悦，径直推进到大洼、金山堡地区。丝毫未曾察觉一张大网正悬在他们的头上。

    4月15日下午17时，林彪一声令下，集中了14个团，由西北、东面、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向金山堡一带发起了突击。黄昏时分，87师的一个先头团即被歼灭。随后，黄克诚一部赶赴大洼地区，拦住正在前来救援的91师，其余部队将87师陆续赶到的部队分割压制在大洼以南金山堡周围十余个村落之内，逐个歼击。经整夜激战，至4月16日上午7时，国民党军第87师主力所剩无几，师长黄炎落荒而逃。前来增援的第91师紧接着亦被击溃。

    此一战，国民党军800余人被消灭，1，669人受伤，2，000余人被俘，刚进入东北的国民党第71军受此重创，陈明仁心痛不已，再也不敢大意。

    郑洞国本想先取本溪，再克四平，不想反而兵力分散，两处作战。正在一筹莫展之时，长春又响起了震天的枪炮声。

    彭真调动其余部队，乘国民党军队两处被牵之机，展开了夺取长春、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三城的战斗。

    4月14日下午14时，在彭真的统一安排下，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治委员林枫指挥杨国夫、曹里怀、贺庆积三路人马共两万余人首先打响了夺取长春的战斗。经过4天的奋战，于18日晚19时胜利攻取了长春。共毙伤敌军2，000余人，俘获16，000人。长春解放后，民主联军于4月25日攻下齐齐哈尔，4月28日夺取了哈尔滨。

    长春、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相继解放后，民主联军少了后顾之忧，主力部队纷纷奔赴四平。

    小小四平城骤然成为东北的焦点所在，国共双方的兵力正在从四面八方聚来。

    一场血战在所难免。

 第四章 乍暖还寒，春风含恨败走四平

    马歇尔重新摊开谈判桌。东北战场的形势成为国共双方争论的风向标。蒋介石叫嚣不拿下四平，不停止战争。毛泽东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告诉林彪，必须死守四平。林彪坐镇梨树村，眼见得瓣瓣梨花在硝烟弥漫之中随风飘落，不等毛泽东下达指令，毅然决定全线撤退，转往江北。

    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烟花三月，江南草长。正是一年好光景。

    可蒋介石却正对着这副好光景火冒三丈。

    四平总攻迟迟不能开始，本溪又久攻不下，而长春却转而落入共产党之手。蒋介石背着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熊式辉，无能！”他愤愤地骂道。

    蒋介石不能不恼火。十几天前，他还大肆叫嚷：不拿下四平，不停止战争，不打到长春，不商谈和平。而如今却是两处受挫，这让他的老脸往何处搁？

    “收拾东北，必须得有一个有才能的人。”他自言自语，“看来，还得杜聿明去。”想到此，蒋介石令手下人立即电告杜聿明：速回东北，收复主权。

    在北平医院里，杜聿明正躺在病床上，等待着肾切除手术的痊愈。在这个寂寞的春天，他看着来自东北的战报，不禁自叹，不知自己是否还有机会重返东北。正在此时，忽接到蒋介石的电报，杜聿明欣喜若狂，一跃而起，早忘了身体尚未康复的现实，星夜北上，赶回沈阳。

    杜聿明又回来了，犹如未熄的灰烬里加了一把柴，烽烟更浓了。

    “立即进攻四平！”这是杜聿明的第一道命令。

    军令如山倒。何况是杜聿明的军令？国民党军各部不敢怠慢，全力前进。4月18日，新1军率先推到了四平的西郊。

    四平城内外的战火一触即发。

    林彪站在四平城头，举起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敌人的部署，不禁眉头越皱越紧。虽然已调集梁兴初、黄克诚、万毅等向四平靠拢，但他仍觉得实力不足。走下城头，林彪只扔下一句话：“急电长春部队南下增援。”

    这个时候，陈明仁率领的第71军与由郑洞国暂时指挥的新1军已从西面和南面两侧对四平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圈。

    陈明仁因第71军已遭到林彪重创，不敢分散，一直紧跟在新1军左右。而新1军由于前一阵一直由东北保安副司令梁华盛指挥，连遭民主联军打击后，杜聿明对这个王牌军的表现极为不满。此时，原军长孙立人在英国尚未回来，杜聿明撤换梁华盛后，决定暂将该军交给郑洞国指挥。郑洞国接手后，正想凭借这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一展自己的雄风。所以，在杜聿明要求力克四平的命令下达后，新1军进攻速度最快。

    就在4月18日这一天，郑洞国令新1军的新30师、新38师和第50师轮番轰炸四平外围的民主联军阵地。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国民党军首先对四平南郊展开重击。

    炮弹如冰雹一样落在民主联军的阵地上，平均每分钟30多发，各种工事堑壕瞬间被夷为平地。到处弹痕累累，每五六米就有一个弹坑。国民党步兵紧跟其后，潮水一般冲入民主联军的阵地纵深之处，虽然各部民主联军奋力抵抗，但仍是占据下风。

    到21日，新38师突然离开南郊，转而向四平西北的三道林子北山方向迂回，企图占领北山制高点，与新30师形成南北夹攻之势。

    “必须死守三道林子！”林彪命令，“附近部队立即增援，丢了三道林子等于丢了四平。”原来这三道林子距四平城的中心四平街只有1公里，在地势上居高临下，可俯瞰大半个四平城，是关系到整个四平城安危的重要支撑点，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一个要攻，一个要守，三道林子立即成了四平之战的新焦点。双方兵力潮水一样迅速向三道林子涌去。枪炮声如暴风骤雨一般又急又密，山坡上的大小树木跳动着烈焰，嘎嘎作响。新38军连续四次冲锋，不到半天就抢去了民主联军的一块阵地。

    守卫在这里的民主联军保1团知道此地关乎大局，据死力夺。牺牲一批，冲上一批，鲜血将山坡上的黑土染成一片殷红，最后终于夺回了失地。

    危急关头，恰巧长春来的援军到了。杨国夫带着第7师赶在了第一批，见了林彪，林彪只回了四个字：立即战斗！

    杨国夫转身就冲到三道林子最前线去了。

    北线枪声不断，南线更是炮火隆隆。南线的新1军第50师于20日起狂击民主联军万毅纵队的第56团，与北线遥相呼应，在猛烈的炮火配合下，突破了56团的鸭湖泡阵地，直攻泊罗林子。

    林彪立即调动刚刚赶来的王东保第7旅所属的21团前往支援。保1团的一部也速来救急。但敌50师炮火凶猛，最终民主联军被迫后撤到下一道防线。

    从4月18日至26日这短短的九天时间里，国民党新1军先后向四平南郊、西郊、西北及东南各处阵地发起无数次进攻，双方你来我往，进进退退。阵地上已是尸积如山，却都没有大的进展。此时，双方皆有筋疲力尽之象，故转而开始大修工事，进入对峙阶段。

    这是惨烈无比的一仗，国民党军受到重创，民主联军同样也元气大伤。

    时远时近、时疏时密的枪声仍在阵阵传来。如血的残阳铺在如铁的阵地上，满面烟尘的民主联军战士静静地守在战壕里，准备着新一轮的厮杀。伤员越来越多，弹药越来越少。然而，这场战斗却远远没有结束。

    黄克诚在战壕里走来走去，眼泛红光，他眼睁睁地看着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一个个倒入血泊中，急得连连跺脚：不能再这样打了，排一级的干部在短短九天内换了好几批，战前的排以下干部几乎全部阵亡了。他急匆匆地给林彪发了一封电报：四平城丢了，可以再来夺取；可我们的骨干力量倒下了，却再也起不来了。我们一定要拼光我们的所有主力吗？

    看着黄克诚的电报，林彪无话可说。他也同样心急如焚呀。可是这一仗却不能停下来，毛泽东已多次下达命令，四平绝不能丢，因为东北战场的形势时时刻刻都在左右着国共双方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

    马歇尔从美国返回重庆后，国共和谈继续进行，但谈判桌上的双方条件随时都在因为东北战局的结果而变化。1月10日东北停战令刚下时，国民党根本不承认东北民主联军的存在；长春解放后，国民党转而同意共产党可在东北留有1个师；待到国民党军攻打本溪和四平毫无进展之时，双方开始争执在沈阳、长春和哈尔滨中以哪个城市作为东北共管的分界区。

    所以，想要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必须先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战场上不可能得到的，在谈判桌上同样不可能得到。

    三道林子战斗刚刚结束，毛泽东电令林彪：要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可增加一部分守军，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1936年10月，西班牙人民在那里为反对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叛乱，坚持了两年半的守卫战争，成为二战前最著名的保卫战。

    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简简单单的八个字包涵着多么沉重的使命！

    林彪已觉得自己几乎难以负荷了：要死守四平，谈何容易？现在我军元气已伤，几仗之后，弹药短缺，地位日趋被动，四平前线的局势已是愈发严峻了。

    战场上的林彪在着急，远离硝烟的罗荣桓同样在着急。

    身患肾病的罗荣桓正在大连养病。他每天都在密切关注着北面的战事。得知四平军队弹药短缺，罗荣桓设法找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争取了足足八列火车的武器弹药和医药，经海路运到朝鲜，再由铁路转到梅河口。然而，此时适值东北局机关由梅河口向长春搬迁，辎重繁多，火车头紧缺。已装车厢的大批弹药只得暂时停留在站台上。

    4月28日，国民党获知这个情况，派飞机轰炸了梅河口车站，有260多节车厢当即报废于火海之中。

    情况报告给林彪后，林彪一言未发，目露凶气，愤恨地一拳头砸在桌子上。不知他在愤恨国民党的飞机，还是愤恨东北局机关的拖拉。但可以明确的是，他对四平的担忧之情又加深了一层。

    当日，林彪急调南满地区第三纵队的主力两个旅由程世才率领迅速北上，开往四平右翼昌图、开原一带，构筑工事，以阻止国民党为继续攻打四平即将增派的援兵。

    杜聿明坐镇沈阳，心忧如火。四平久攻不下，必须增兵，然又恐增调南部兵力北上，南满的民主联军乘虚进攻。

    正在此时，有情报称：南满共军第三纵队已奉命北上四平方向。

    “好！”杜聿明喜形于色，令廖耀湘新6军和赵公武第52军于4月29日出发，兵分三路，攻取本溪。

    由于当时三纵已经北上，守护本溪的只有肖华四纵的三个主力团，即27、30、31团。城大兵少，每个团的正面防线宽达10公里，所有人员只能一线摆开，却没有纵深和预备队。

    5月2日，廖耀湘和赵公武带领5个师的兵力聚集于本溪城下，以师为单位，集中所有炮火，向四纵部队发起进攻。7架国民党飞机也在空中往来盘旋，轰炸扫射。

    四纵部队死守不动，以3个团对5个师，不顾伤亡，拼死抗击，最后双方展开白刃战。

    但肖华由于己方部队伤亡过大，所筑工事已在国民党的轰炸和炮轰中大部坍塌，附近又找不到任何军事支援，防线逐渐被突破，眼见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只得于5月4日凌晨含恨退出本溪。此后，肖华带领四纵转向凤城地区，在南满各地展开游击战争。

    对杜聿明来说，夺下本溪即意味着南满地区的威胁基本解除。随后，他命令廖耀湘率新6军及留在南满地区跟随新6军作战的71军88师马上动身北上，开向四平。

    林彪立即电令正在北上途中的程世才三纵速至昌图、开原一线阻止新6军进入四平。

    东北战场风起云涌，双方人马在这片大平原上四处纵横。布局瞬息万变，战况阴晴难料。小小的四平城如同深渊漩窝一样，将越来越多的人马吸了进去。

    本溪战役刚一结束，杜聿明便抽调了所有力量，集结6个军10个师的兵力，在坦克、重炮、飞机配合下，由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亲自指挥，分左、中、右三路于5月14日向四平发起了新一轮的全面进攻。

    双方施展的战场之庞大，运用的火力之凶猛，连远离战斗数千里的蒋介石都感到了来自内心的震动。他害怕杜聿明有所闪失，更确切地说，他害怕输了这场战争，所以特别派出以足智多谋而著称的“小诸葛”白崇禧飞抵东北，督师助战。

    四平地区再次硝烟弥漫。方圆数十里之内，炮声连连，震耳欲聋。四平近郊梨树村中的棵棵梨树前几天还花香四溢，迎风轻摇，这几天忽然变得抖颤起来，瓣瓣梨花随声而落。

    林彪的指挥所里一片繁忙，电话声、发报声、跑步声、报告声交杂一片，沸沸扬扬。林彪坐在一张木椅上，死死地盯着作战地图，一言不发，头脑中在周密地计算着自己将采取的每一步策略，耳朵中却在不断地听取来自各方的战情汇报。

    激烈的战斗已在左、中、右三条战线上同时打响，其中战报最频繁的则是右路。程世才的三纵与一路急速北上的廖耀湘新6军已在威远堡门一带展开厮杀。

    程世才自本溪率三纵北上后，一路奔波，途中接到林彪电报转而向南回防，根本没有休整时间，正在疲惫不堪之时，其前面部队7旅一部忽与新6军新22师的先锋团65团相遇在威远堡门地区，双方立即进入战斗。

    65团首先派出一个连冲锋，结果未遂，连长被打死。该团团长一怒之下，集中全团所有重炮、山炮，向民主联军狂轰不止。无奈三纵部队只有机枪步枪，还未来得及建立阵地，在国民党军强力冲锋下，只好北撤。

    而在三纵未撤之前，廖耀湘为加快进军速度，已令65团竭力拖住民主联军。其余的大部队却悄悄地用600辆汽车装运，很快就冲破了三纵防线。

    廖耀湘本人随后赶到威远堡门，巡视战场，在一名阵亡者身上发现一份文件，以为刚刚打跑的就是民主联军三纵的主力，不禁信心倍增，既然三纵主力连一个团的进攻都不能阻止，那么以新6军的实力，进攻四平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个错误的判断立即给廖耀湘带来了嚣张狂妄的气焰。他下令新6军全力推进，夺取前方的叶赫和哈福。

    新6军主力经过许久，三纵主力全部赶到威远堡门，程世才一声令下，奋起反攻，全歼新22师65团。待程世才登上山顶，举起望远镜远眺之时，新6军主力早已不见踪影。

    林彪闻知战情，紧咬嘴唇，面无表情地说：“告359旅，火速南下，增援三纵，必须将廖耀湘阻止在昌图、开原一线。事关全局。”

    359旅得令后，长途急行，向林彪指定的地点飞奔，可刚出四平，即于16日与新6军主力相遇于叶赫车站。这支当年在陕北南泥湾曾因搞大生产闻名全国的359旅，由于仓促应战、实力相距甚远，只坚持了一天战斗，即被迫退出叶赫。

    廖耀湘争分夺秒，率新6军于17日又推进到哈福屯，与从中路冲来的新1军第50师相会，两大国民党王牌军构成了对民主联军塔子山阵地的三面包围。

    塔子山位于四平东北方，距四平只有10余公里，是这一带的最高峰，站立山顶，可清楚地俯瞰四平东北的全部阵地，比三道林子更具战略意义。失去塔子山，则四平危在旦夕！

    新6军速度之快，实出林彪的意料。一向冷静无言的林彪此时也显得沉不住气了。他“腾”地一下站了起来：“请黄克诚派3师7旅轻装疾进，速至塔子山！”此时正是5月17日的黄昏。

    然而，事情越是紧急越容易发生意外。民主联军的3师7旅未能如期抵达战场。当黄克诚星夜赶到辽河岸边时，因为只找到两只船，待全旅过河后，战机不再，塔子山的失守早成定局。

    事后得知，当时的辽河根本不用船只，完全可以泅渡。

    就在黄克诚焦急万分地渡河之时，新6军已集中兵力，用强大的炮火向塔子山方圆不过七八十米的山头展开暴雨般的轰击，几分钟内就倾泄下了500多发炮弹，炸得山上乱石横飞。随之而来的双方拼杀一波接一波，尸横遍野。

    好在此时左路新1军在三道林子的进展不大，林彪得以集中精力指挥塔子山战斗。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塔子山越来越不利，几乎走到了防线崩溃的边缘。

    17日晚，林彪电令塔子山守军：“无论如何，要尽可能再支持一天。”

    “我们人员伤亡惨重，弹药极度缺乏，恐难当重任。”塔子山守军迅速回电。

    林彪枯坐无语，咬了咬牙，再次电令：“最少明天要顶半天，不惜一切牺牲。”

    电令发出了，但林彪心里清楚，塔子山的失守已成必然。一旦失守，廖耀湘将四面封城，到那时民主联军将被困四平，毫无出路。

    18日天还没亮，林彪紧急向毛泽东请示：“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

    但未等毛泽东回电，塔子山失守的消息已经传来。林彪不能再犹豫了。他果断决定：“7师于三道林子北山、7旅于四平东南高地负责掩护，其余部队全线撤退。”

    18日夜20时30分开始，各部队在黑夜的掩护下，穿过国民党未来得及封闭的缺口，分头撤向后方。由于组织严密，保密好，国民党军虽然近在眼前，却毫无察觉。

    在这场历时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中，民主联军伤亡总数高达8，000人以上，部队元气大伤。其中包括数千名当初从井冈山走下来的红军老战士，他们历经万里长征、八年抗战，最终却过早地捐躯于东北这片黑土地上。

    林彪满怀着战败的沮丧，越过公主岭，开往长春方向。脑子里反复思索着毛泽东得知四平失守后刚刚发来的电报：“望坚守公主岭，如公主岭不能守，则应坚守长春，以利谈判。即使公主岭能守一星期，长春能守三星期，即对大局有利。”

    他望着身后逶迤行进的部队，暗自摇头。这些元气大伤、弹尽粮绝的战士们，还有多大的能力守住公主岭、长春？现在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北撤，撤到一个敌军打不着的地方养精蓄锐，以图再起。

    夜是黑暗的，但漫天的星斗仍在闪烁不停。林彪带着这支疲惫的部队，乘着夜风，一路奔走。

    风萧萧兮江水寒

    四平仿佛是一个大舞台，有人下台，也有人登台。

    5月18日晚，就在林彪带着民主联军暗含泪水、悄无声息地撤出四平的时候，国民党军中却有一位声名显赫的将领来到了四平。这就是素有“东方隆美尔”之称的新1军军长孙立人。

    孙立人刚从伦敦回来，怀中揣着英国女王的授勋，余温尚存，便一路来到了四平前线。

    在蒋介石手下的众多将领中，孙立人最为与众不同的一点是他并非出身黄埔，而是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有着过硬的洋文凭。

    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又为何独得英国女王的青睐？

    英国女王之所以授勋给孙立人，是因为1942年中国远征军开入缅甸之时，孙立人正在杜聿明手下担任38师师长，当得知英军被日军围于仁安羌城中危在旦夕之时，亲率部下不足千人的兵马，冒着炮火杀出一条血路，不仅击退了数倍于己的日军，而且救出了近十倍于己的友军，解了英军之围。此战当时即轰动全球，孙立人也因此扬名四海。后在中国远征军面临覆亡之险时，杜聿明力抗史威迪之令率众回国，而孙立人却坚决跟随英军，撤往印度，踏着尸骨穿过热带丛林，一路拼杀，深受英军的感激和赞赏。1945年7月，二战结束前夕，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请蒋介石组织一个三人军事考察组赴欧洲考察，指名要求孙立人必须参加。在孙立人游历欧洲之时，英国女王为感激孙立人对英军的帮助，亲自在伦敦为其授勋。孙立人更是名声大噪，无人比肩。

    此时的孙立人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壮志凌云与天齐。

    5月19日清晨，天色微明。孙立人刚从郑洞国手中接过新1军的指挥权，便亲自驾驶一辆坦克，率先向四平民主联军阵地冲去。

    坦克编队轰隆隆山响，新1军的士兵蜂拥其后。孙立人要在四平再展雄风。

    不想其结果却如同一记重拳打在棉花上，孙立人未遇到任何抵抗。纵横交错的堑壕密如蛛网，却沉寂如水，空无一人。

    孙立人顿感不妙，加大马力，一路飞奔，直入四平城。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正遇到带着71军从另一个方向冲进来的陈明仁。这才确定：林彪早已带着民主联军撤出了四平。

    “国军攻占四平！”在孙立人和陈明仁相互庆祝之时，这条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孙陈二人相逢四平的照片也随着各种报纸走进无数人的视线。

    此时，正在塔子山一带筹划下一步进攻计划的廖耀湘，闻知孙陈已进驻四平的消息后暴跳如雷。此次攻打四平，新6军无论伤亡和战功都是最大的，不想胜利果实却如此轻松地落到了孙陈两个人的手中，特别是那个傲气凌人的孙立人，连四平的一声枪响都没有听到过，居然也成了攻取四平的功臣！

    “是可忍，孰不可忍！”廖耀湘狂吼道。

    正在气愤之时，忽有报称：林彪总部高级官员王继芳前来投诚。

    廖耀湘一愣，继而一喜：“赶快带进来！”

    来人正是林彪总部的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随身还携带着一大批机密文件。

    王继芳本是长征途中被大家轮流着背过雪山草地的红小鬼。在延安学习后来到东北，跟随林彪在指挥所中工作。不想，林彪入住梨花镇之后，王继芳在这个梨花飘香的早春，与镇上国民党三青团的一个女区队长相识并坠入爱河。民主联军撤出四平时，王继芳以为林彪大势已去，自己又无法忍受离别之苦，遂于撤退途中悄悄溜回投向了廖耀湘。

    廖耀湘马上向杜聿明请功。杜聿明闻听后，同样喜形于色，传令以贵宾礼遇迎接王继芳。

    王继芳感激涕零，将民主联军的所有机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杜聿明获益匪浅，当即提升王继芳为少将参议，推荐给沈醉、毛人凤等人继续为国民党效力。王继芳从此也死心塌地地跟随了蒋介石，直到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时，在重庆被二野抓获，当四野知道此消息后，群情激愤，将其押解到武汉，经公开审判后枪毙。

    杜聿明安排好了王继芳，顿觉心中开朗。

    他面含微笑地找来了督战沈阳的“小诸葛”白崇禧：“现在林彪不知去向，你说我们是追呢，还是不追？”

    白崇禧此时正在举棋不定，略作思考道：“攻下四平对蒋委员长已大有帮助，料共党在谈判桌上再不敢与我阔论。况且，我军四平一战，已损失严重。我想，暂不宜与共军再次对峙激战。”

    杜聿明诡秘一笑：“现我已得到确切情报，我军损失严重，共军损失更为严重，根本无力与我再次对战。此外，共军去向，尽已在我掌握之中。此次，我军乘胜追击，可一举拿下长春。我可用生命担保。”

    白崇禧又惊又喜：“真若如此，确可为之。若能攻下长春，估计委员长也不会不高兴吧！”

    说到此，二人相对大笑。那笑声震得房顶仿佛也在颤抖。

    笑罢，杜聿明道：“我现在马上令各军向长春挺进，为资鼓励，先入长春者可获东北流通券100万元。”

    “好！”白崇禧笑容未消，“攻克四平后，这里就没有我的事情了。至于长春，我就先回南京为你请功了，让委员长预先有个心理准备，以免兴奋过度呀！”

    二人又是一阵暴笑。

    白崇禧未曾想到，杜聿明怕错失战机，早已私令廖耀湘先行向长春追击了。为表示自己对白崇禧这位督战大员的尊重，杜聿明又正式向四平各军下了一次命令。各军因知有金元奖励，纷纷起身，同向长春拥去。

    此时，撤出四平后的民主联军也同样拥拥挤挤地走在通往长春的大路上。

    19日，林彪来到了公主岭的范家屯，他一路思考着毛泽东关于坚守公主岭和长春的命令，正不知如何坚守。于是，他决定请彭真和罗荣桓同至范家屯，共商下一步的行动。

    仍在大连养病的罗荣桓心急如焚，拖着病体当夜赶到。

    星光洒满范家屯，如重霜在地。罗荣桓经过民主联军战士宿营地时，见到许多缠着绷带、满面烟尘的士兵席地酣睡。他的忧虑又加深了一层。

    东北局的紧急会议在暗淡的油灯下召开了。是守，还是走？林彪默然听着几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主张守的有守的理由，主张走的有走的理由。最后，罗荣桓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从对敌我情况的分析说起，最后认为：“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得稀烂，不但长春守不住，非退到西满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东北局通过了罗荣桓的意见：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天未亮，疲惫的民主联军再次上路，直奔松花江。

    这是一次满怀伤痛的长途行军，不仅仅因为这是败退。由于王继芳的叛变，杜聿明很快就找到了林彪的位置，同时，国民党军更改了电台和电报的密码，民主联军无法侦获敌方情报。

    敌强我弱，且敌在暗处我在明处。

    松嫩平原上天昏昏，风萧萧。松花江水翻卷着寒气逼人的波浪，向很远的地方奔涌着。而林彪正带着民主联军向那里走去。四平失去了，长春也无法再守。

    杜聿明知道林彪已无法再守长春。所以，他早就密令廖耀湘火速追击，以争先入长春之功。

    廖耀湘正带着痛失四平之功的怒气，趁此机会率着新6军疯也似地疾奔。5月21日占领公主岭，次日占领范家屯，23日就进了长春。

    “国军重新占领长春！”蒋介石在南京拊掌大笑。

    这时，国共和谈仍在马歇尔的主持下进行着。周恩来根据东北形势的发展步步为营，最后坚决要求以长春为共管分界线，长春互不驻军，以北地区由共产党控制，以南归国民党管理。

    长春共管是周恩来在国共和谈中的底线，无法再让了。

    5月23日，蒋介石接到杜聿明已占长春的电报，马上趾高气扬：“还谈什么谈？”

    他一甩手，当日便携着宋美龄乘飞机去了沈阳。

    和平的大门砰然关闭

    “蒋委员长亲临东北！”国民党军将领奔走相告。

    这些将领之所以如此兴奋，不仅仅是因为“蒋委员长亲临东北”，更重要的是因为“蒋委员长”在他们打了胜仗之际“亲临东北”。

    沈阳一时成了各路将领聚集之处，他们纷纷当面向蒋介石表功，并力贬“共军之不堪一击”。

    古人有诗：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蒋介石到沈阳不足半日，已被各路将领的自我吹嘘吹得头脑昏昏。5月24日，他措词强硬地给马歇尔发了一份有关国共和谈的新条件：中共必须同意政府军有权接收东北主权并恢复交通。

    言外之意是，共产党的军队已不被承认，国民党才是政府的代表，而且整个东北都已是国民党的，共产党不能有任何干预行为。

    这哪是谈判的条件？这明摆着是宣布共产党非法的命令。看来蒋介石确实有些得意忘形了，民主联军应该让他清醒一下。

    林彪带的民主联军退到松花江去了，可南满地区还有无数的民主联军呢。程子华、肖华指挥的四纵自从退出本溪后，一直在南满蓄锐待发。

    就在蒋介石抵沈的当天，程子华、肖华趁着国民党主力全部在长春一带活动、各路将领又纷纷离队到沈阳请功之机，派出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担任总指挥，发起了鞍海战役，向防守在鞍山、海城、大石桥至营口一线的国民党60军184师发起猛烈进攻。

    60军本是“云南王”龙云的旧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让龙云的主力部队前往越南负责受降工作，随后派杜聿明以5个师的兵力将龙云赶出昆明。后又将60军从越南调往东北，置于杜聿明的手下。所以，大多60军将领都对杜聿明心怀不满，杜聿明更不敢重用，只好派他们守在已基本平定的南满地区。

    5月23日晚，天降大雨，四处漆黑。韩先楚连夜向鞍山一带推进，次日天未大亮，鞍山外围已经枪声四起。民主联军奇兵突现，只用半天时间就已将所有敌军打入城中，龟缩不出。

    敌184师师长潘朔端紧急向杜聿明求援。

    “什么？鞍山危急？”正在洋洋得意中的杜聿明大吃一惊，急忙调动数十列火车，令孙立人率新1军星夜南下。

    没想到孙立人心中对杜聿明不满，正四处找借口准备发泄呢。这下可得了机会。

    孙立人何来对杜聿明的不满？当日，孙立人初到四平，无意中抢了夺取四平的头功。他自己也心中发虚，准备在攻打长春时立下一个实实在在的战功。不想杜聿明却私下里密令廖耀湘先期出发，随后又假惺惺地说谁先攻下长春就给谁100万金元券，这不是明摆着的营私舞弊吗？

    但孙立人表面却并不抗令。他乘着火车，一路紧急南下到了沈阳。可到沈阳后却没有找杜聿明，倒先去拜见了蒋介石。

    蒋介石一见这员当日攻克四平的大功臣，不禁喜上眉梢，倍表关怀。孙立人乘机夸耀一番自己在四平的战绩，继而提出：“新1军自3月中旬即已北上四平，征战两月有余，在攻占四平、夺取长春中都立有不朽战功，如今将士疲乏，亟待休整，可否小憩三日，再行出战？”

    蒋介石满面笑容，立刻答道：“应该，应该。”

    孙立人心中暗喜，马上召集新1军大小官员：“委员长有令，全军将士原地休整三日！”上上下下，欢声雷动。

    杜聿明闻知此事，大吃一惊，忙改派52军第2师的1个营去增援，可惜未到鞍山即被中途击退。

    5月25日下午，韩先楚顺利攻下鞍山。然后挥师海城，于28日将海城完全包围。坐守城中的60军184师师长潘朔端本来就对蒋介石和杜聿明不满，如今又亲睹二人见死不救，自己却孤立无援，一气之下，率众起义。

    海城起义使国民党军队上下震动。孙立人不敢再做推脱，闭口不提休整之事，急速发兵南下。韩先楚边打边走，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于6月2日攻下大石桥后率众撤出，转至草河口、通远堡一带休整，结束了鞍海战役。

    整个鞍海战役，共毙伤国民党军1，200余人，俘获团长以下人员2，104名，迫使潘朔端率184师的2，700余人起义，吸引了新1军新30师、新38师，60军82师，93军暂编20师及52军195师等部被迫回援，无疑为林彪北撤给予了有力的援助。

    但林彪所受的压力仍然很大。国民党新1军南下后，新6军、第71军以及第52军的余部依然先后开出长春，沿路紧跟。地上车炮轰响，空中飞机低翔。

    林彪带领民主联军分路退却，靠着两条腿和敌人的汽车轮子赛跑。有时行军一夜，走得人困马乏，刚刚宿营，敌人便乘车追至；有时一路奔走，忽见附近人马晃动，走到近前，却发现竟是敌军。由于两军多路交错平行，互相情况不明，一路之上有若干营、团单位落于敌后不知去向，沿途又不断发生逃亡、叛变，造成部队大量减员。渡过松花江后，沿路减员已近5千余人。

    杜聿明见新6军沿途占领小丰满和永吉，已将林彪彻底赶过松花江，初步形成了划江对峙的局面，这才松了一口气。

    6月3日，蒋介石喜气洋洋地来到了长春。登城远眺，手舞足蹈。

    当日，在前线将领的战况汇报会上，蒋介石突然拿过作战地图，端详了半天，忽指着松花江北岸的拉法说：“这是一个战略要地，必须派一个加强团设防固守。”

    杜聿明近前一看，暗吸一口气：拉法虽系战略要地，但位处江北，派兵驻守必成孤军，难以久留。固守拉法实在有失高明。

    无奈的是，此命竟然是由蒋委员长亲自下达的，无法拒绝。

    杜聿明只好让挺进到最北端的廖耀湘去部署。廖耀湘也早已看出了问题所在，忙摆出谦逊礼让之态，后见实在推不掉，转而心生一计，派仍受自己指挥的71军88师执行此命。

    88师遂派263团于6月初占据了拉法，随后又推到了附近的新站。

    此时的松花江北岸已经是民主联军的天下了。

    6月6日，梁兴初带着山东1师渡过松花江，撤到胶河一带，远远地看到拉法地区有一支队伍正在构建工事，忙跑了过去。未到近前，大吃一惊，城头上插着的竟是国民党的军旗。

    梁兴初立即向林彪报告。

    杜聿明居然派兵渡过了松花江！林彪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一会看看梁兴初的这份电文，一会又看看中央军委刚刚发来的通知：国共双方协议在东北休战15天，6月7日起生效。

    蒋介石占据松花江南岸后，谈判资本已牢牢在手，两个月来各军不断征战，急需休整。毛泽东获知林彪一路艰苦北行，撤退近千里，必定疲惫不堪，应该停战。国共双方代表借谈判之机一碰头，立即达成了停战协议。

    林彪很清楚：此时自己处于劣势，如在停战协议生效之刻主动进攻，恐怕会引起国民党的继续追击，同时更担心进驻拉法的263团会有接应。

    当晚，林彪回电梁兴初：绕开敌军，准备乘车去敦化。

    电报发出了，林彪却没有停止继续思索此事。想自己一路被围阻追击，奔波近千里，一腔怒气难已发泄，杜聿明居然派兵渡江，这口气也要咽下吗？不能，一让再让，让到何时为止？林彪拍案而起，于6月7日清晨，再令梁兴初：原地不动，如探明敌方确是孤军深入，伺机将其歼灭。

    梁兴初立即带人侦察，刚出发不久，正遇到从长春东北局机关里撤过来的陈光。陈光原是梁兴初在山东时的老上级，两人重逢，互问寒暖。真是不问不知道，陈光也是为了这263团而来的。

    此前，陈光已令东满的周保中做了进一步的探明核实，这支国民党队伍的确是孤军深入。

    “那还等什么？总司令已经指示，如探明敌方确是孤军深入，则伺机将其歼灭。”梁陈二人一拍即合，于7日黄昏向拉法发起进攻，4个小时即消灭守敌。9日凌晨，民主联军乘胜进攻新站，至10日拂晓大获全胜。

    拉法、新站两次战斗中，民主联军共毙伤敌军1，000人，俘获263团团长韦耀东等900人，缴获火炮10门，轻重机枪70余挺，枪支1，200余。

    虽然此战令林彪小小地解了一次气，但仍然无法让他打起精神。当他带着前指机关走到五常时，离哈尔滨只有100公里了，林彪拒绝再往前走。

    林彪病倒了！

    林彪要在五常养病。已迁到哈尔滨的东北局机关焦急万分，一次又一次地派人迎接林彪前往。可林彪自称重病在身，不愿前往。

    过了许久，大家才明白，林彪不是有病在身，而是有病在心。

    毛泽东为保证与国民党和谈成功，一再令林彪守住四平、公主岭和长春，林彪却无力回天，一路北撤，败走千里，部队伤损15，000余人。不仅民主联军元气大伤，而且共产党在和谈中已失去了实力支撑。林彪自觉无颜见到别人的鄙视脸色，而且中央究竟接下来会如何处理自己，也尚且不知。所以，林彪宁愿自己先留在五常。

    实际上，林彪实在是过于低估毛泽东的魄力和眼光了。毛泽东早就看穿了蒋介石不想真正和谈的实质了，只是想通过征战催醒蒋介石共创和平，但自四平失守后，蒋介石马上表现出不可一世的气焰，毛泽东已彻底对和平不抱希望了。

    5月30日，蒋介石在巡视长春的当晚，即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共同评估共产党的实力，众将一致认为：无论在四平还是本溪的战役中，共军战术与当年江西时代一样，没有多大增进。

    蒋介石由此推论：“林彪部乃江西残匪骨干，战力最强，经此次四平会战已十损七八，其他匪部实力远逊于彼，可见不难解决。由此可断定共党并无多大实力。”

    会后，蒋介石转告马歇尔：“只要东北之共军主力溃败，则关内之军事必易处理，不必顾虑共方之刁难与叛乱也。”

    蒋介石“武力解决中共”的决心已定。

    6月6日，蒋介石借发表东北休战协议之机，公然调运两个军，准备送入东北，一举消灭林彪余部。

    闻知此情，毛泽东拍案而起：“岂容蒋介石如此猖狂？令山东陈毅部狠狠咬住国民党，使其无力北上！”

    6月7日，陈毅率山东主力向国民党发起大规模攻势，连克胶县、张店、周村、泰安、枣庄、德州、高密、即墨等城，歼敌3万。蒋介石惊恐万状，慌忙将准备调往东北的两个军投入关内战场。

    “现在的蒋介石是连和平的面具都不想戴了！”毛泽东说，他再也不想看蒋介石演任何和平戏了。“虽然共产党的军队确实在实力装备上，与国民党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和平已经无望。我们必须与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靠自己的奋斗去换取真正的和平。”

    6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任命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得到这个消息，林彪的气色终于好转了，跟着亲自来到五常接请的高岗和谭政回到了哈尔滨。

    6月17日，蒋介石在国共和谈中提出新的条件：“中共必须退出热河、察哈尔两省，山东的烟台和威海，东北的哈尔滨、安东、通化、牡丹江和白城子……”周恩来当即愤怒地回答：“国方提出的条件如此苛刻，我方无考虑的可能！”

    国共谈判彻底破裂。

    6月26日，蒋介石向中原地区发起主动进攻，中国内战全面爆发。

    和平的火光闪烁了几下，最终归于黑暗。任何想通过谈判重觅和平的愿望皆成泡影，只有枪和血才是换取和平的唯一出路！

 第五章 花开两处，四保临江三下江南

    蒋介石得意洋洋，认为“中共”并没有多大实力，遂在中原地区挑起全面内战。四个月后，战火重新在东北燃起。韩先楚力排众议，将新开岭变成“千里驹”的墓地！陈云，萧劲光踏雪赴临江，紧紧抓住国民党军的“牛尾巴”。林彪面无表情，你杜聿明要先南后北，那我就南打北拉！国民党军队不得不停止了扩张势头，转为被动防守。而民主联军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东北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千里驹”伏尸新开岭

    1946年6月22日，蒋介石在中原地区发起了全面内战。一时之间，关内大地狼烟四起，烽火连天。

    蒋介石直到战事再起才发现自己实在是低估了共产党的力量，国民党投入的兵力如同倒在沙地上的水，转眼就渗得不见踪影。东北地区已经无暇多顾，只得将那里的停战日期一延再延。这一延便是4个多月。

    时间就是黄金。四平一战大伤元气的林彪更是这样认为。

    夏日来临了，松花江中浪涛奔腾，太阳岛上鲜花盛开。

    7月初，在东北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地区领导云集哈尔滨，举行东北局扩大会议。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黄克诚、王首道、谭政、陈郁、肖劲光、吕正操、古大存等都出席了会议。7月7日，大会正式通过了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即著名的《七七决议》。毛泽东对这项决议亲自进行了细致地修订。

    《决议》确认东北当前的形势特点是敌强我弱，必须准备进行长期的斗争。因此，要克服各种混乱思想，不可再寄希望于和平，走出城市、脱下皮鞋，到农村去广泛发动人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明亮的阳光穿透云层，松花江北岸一片灿烂。

    东北工作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新式整军运动一波接着一波，各部队中纷纷统一思想，精简成员；各级干部深入农民内部，大力进行土地改革。为清除国民党的暗藏势力，各地区主力部队进行了大幅度的剿匪斗争，他们纵横林海，踏破雪原，先后扳倒了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和孙荣久等百姓恨之入骨的“四大旗杆”，其他大小土匪也随之纷纷覆灭。在剿匪战斗中，合江军区司令员贺晋年威镇四方，被誉为剿匪专家；牡丹江军区侦察员杨子荣名留青史，被授予“特种侦察英雄”称号。

    东北民主联军威名远扬，当地百姓弹冠相庆。林彪看着这支队伍生机重现、日益强大，虽口中不语，却是心内暗喜。

    “林彪在江北搞得红红火火，我们的潜伏人员纷纷被捉！”杜聿明在沈阳大为恼火。他本以为林彪渡江之后将一蹶不振，未想到却是事与愿违。

    几个月来，杜聿明一面休养恢复、招降抓丁，将国民党军总人数扩充到40多万，一面兵发西南，令第13军和第93军等进攻冀热辽军区的李运昌部，先后于1946年8月29日占领热河首府承德，10月4日攻占赤峰。得知林彪在江北羽翼日丰，急令新1军和新6军开向四平、长春以北，同时将第60军由抚顺调往吉林，第53军由热河调往沈阳，在松花江南岸广征船只，修整桥梁，准备一举北上，攻打哈尔滨。

    “发电传令南满三纵，主动打击杜聿明！”林彪得到情报后，静静地说。

    1946年10月初，三纵司令员程世才、政委罗舜初、副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和参谋长谢方等人围坐在一间小小的指挥所里，几经讨论，将进攻地点圈定在西丰县城。

    西丰地处四平东南，开原以东，梅河口以西，正在交通要道之上。当时城内驻有新6军的一个扩编团，大约1，300人。

    10月2日，三纵一部人马冒着沥沥秋雨，潜至西丰城下。3日清晨发起进攻，战至4日上午8时，占领全城，共歼城中守敌及外部援敌3，000余人。

    三纵如此背后一刀，正刺到了杜聿明的痛处。得知西丰失守，他二目圆睁、怒气冲天，调动新6军14师、22师，新1军新30师，52军195师，60军的182师马上南下，一路占领了山城镇、草市、英额边门、清原等地，却连三纵的影子也没见到。

    正在迷惑之际，三纵突然出现在沈吉铁路以南，对一路奔波的敌军节节抗击。

    三纵的活动完全扰乱了杜聿明的北上计划。他站在地图前狠狠地思索着对策。“南满之敌不除，北满进攻难以遂行！”杜聿明说道：“暂时放弃进攻哈尔滨，先南后北、南攻北守，必须彻底消灭南满之敌。”

    1946年10月19日，杜聿明仅留新1军及60军的两个师守在松花江畔，召集其余所有可调动的兵力共计8个整师，十万之众，以铁路线为依托，由西至东，向安东、通化地区发起了大规模的正面进攻。

    东北战事又起。林彪如同蜇居已久的老猫终于见到了老鼠的踪迹。他将哈尔滨的日常工作交给高岗，自己连夜南下，把指挥所迁到哈尔滨以南50公里处的双城。

    次日，林彪致电辽东军区的肖华：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城市可以放弃，重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肖华权衡利弊，决定放弃安东，转往东部山区，将四纵部署在南线，即沈阳至安东的公路和铁路沿线，三纵则进入北线，活动于新宾、通化之间。伺机歼敌。

    部署刚刚完毕，国民党52军的195师孤军东进，掠过新宾。三纵司令员程世才抓住良机先期击溃该师一个团，随后联合胡奇才的四纵布下“口袋”，张网待鱼，准备将195师一举歼灭。

    然而，195师的嗅觉似乎忽然灵敏了起来，小心谨慎，畏缩不前，直到其后援部队91师赶到，才缓缓推进。此时，刚刚占领了桓仁的暂编第2师也跟了上来。三纵已无力抗击敌军3个师，程世才叹了一口气，下令放弃进攻，各部后撤。

    此后，三纵与各路进攻的国民党军多次交火，且打且退，于年底退到通化北部的临江地区七道江一带。四纵也分兵两处，副司令员韩先楚带领10师继续活动在新宾，司令员胡奇才则带领12师向11师的活动地区赛马集一带撤去。

    胡奇才刚刚越过摩天岭，却遇到正从赛马集退出来的11师。

    “出什么事了？”胡奇才大吃一惊。

    “国民党52军的25师在师长李正谊的带领下闯入赛马集！”11师报告。

    这52军的25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部美械装备，曾远征缅甸，因善于远征作战而号称“千里驹”。该师师长李正谊建功心切，孤军直下，于10月21日黄昏攻下赛马集，随后留下两个营的兵力，稍事休整，10月24日继续南进，奔袭凤城。

    “夺回失地！”胡奇才一声令下，11师和12师合兵共进，于25日拂晓重占赛马集。

    52军军长赵公武见事不妙，急令奔向凤城的李正谊回师救援。李正谊怀疑赛马集一带是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遂沿途召集各团向师部聚拢，以整师兵力北上。

    胡奇才见李正谊全师回援，忙撤往新开岭，并急令韩先楚率10师立即从新宾地区返回。

    李正谊重占赛马集，洋洋得意，立即回报军长赵公武：“这里不过是共军的11师而已，现已查明他们的去向，现在我不如全歼该师，以永绝后患。”

    10月30日，得意忘形的李正谊分兵两路，贸然向宽甸地区进犯。胡奇才将计就计，节节抗击，引诱李正谊进入了新开岭东部的险峻山区。

    新开岭地处宽甸以西约35公里，西起新开岭，东至阳边门，有一条将近15公里的狭长谷地。该谷地北面有746高地（又称“老爷岭”），南面有404高地，两峰对峙，高耸入云，山势险峻。谷地中间正是赛马集至宽甸的公路。

    10月30日上午，四纵11师顺利将李正谊牵入谷地，并死死锁住新开岭。而12师此时正埋伏在谷地两侧，韩先楚带领的10师冒着初冬的雨雪，忍饥耐渴，爬山越岭，连日疾行，当夜也已赶到新开岭东北部，埋伏完毕。

    四纵的全部力量齐聚新开岭，只待一声令下，即可共啃李正谊这块硬骨头。

    31日清晨，火红的太阳喷薄而出，为新开岭诸峰镶上一道金边。三枚红色信号弹忽然升入半空。谷地里顿时枪声大作，四纵对李正谊的25师发起了总攻。

    李正谊此时方感不妙，意欲掉头，不想四纵早已将其四面包围。25师现在已别无出路，“千里驹”在谷地中央辗转四顾，只能凭借优势装备，苦求突破。

    “千里驹”的炮火威力的确有着明显的优势。绝望的李正谊声嘶力竭地怒吼督战，老爷岭和404高地这两个战略制高点很快就落入了国民党军的手中。激烈而残酷的山地争夺战由此展开了。

    10师以一个团的兵力猛攻404高地，其他部队则强力逼近老爷岭，李正谊无法兼顾两地，遂将404高地置于防御地位，将主要进攻地点转到老爷岭一带。

    负责主攻的10师28团对老爷岭屡次冲锋，怎奈老爷岭地势险要，只能从北面进攻。李正谊则依靠以前日军在这里构筑的永久性大地堡，顽强死守。28团连续组织9次进攻，伤亡惨重，却未奏效。

    如此僵持，民主联军的损伤正在逐步加大。此时，国民党的三路大军也正在齐头并进地杀过来。南路以新6军14师为主力，业已攻占庄河与大孤山，封闭了民主联军与大连同山东的海上联系；北路以新1军30师为主力，与52军195师、60军182师分路逼近通化城下，切断了辽东军区部队与东满和北满的联系；中路的52军第2师也已经在赵公武的直接指挥下从安东北攻宽甸，兵临城下，正在向新开岭靠近。而紧急赶来增援25师的新6军22师竟已赶到双岭子地区，距离新开岭只有一天多的路程！

    现在，新开岭之战因老爷岭久攻不下，民主联军已进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军中思想出现动摇。

    11月1日深夜，四纵政委彭嘉庆紧急召开党委常委会议。

    会议一开始，韩先楚副司令员即起身说道：“我们目前是遇到了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自己的难处，而忽略敌人的难处。从两天多的战斗来看，我们虽然伤亡很大，但敌人比我们伤亡更大，我们有困难，敌人比我们更困难，我们疲劳，敌人比我们更疲劳。只要我们振奋士气，调整部署，组织好炮火，咬牙坚持到最后，老爷岭一定能攻下。在此之时，我们绝不可动摇决心，功亏一篑。我主张：坚决打！”

    胡奇才见韩先楚跟自己观点一致，也接着说道：“现在我们已经是骑在老虎背上了。正所谓‘骑虎难下’，撤出战斗太危险，势必会造成今后的被动局面。既然难下，我看那咱们就不下了。现在我们的关键在于必须拿下老爷岭。”

    “好！”参谋长李福泽应声道，“大家意见一致了就好，我建议把所有的炮兵连夜集中起来，准备明天拂晓猛攻老爷岭。”

    彭嘉庆听后，兴奋地说道：“这一仗必须打，而且要必须打胜。只有胜利，才能挫败敌人的锐气，打乱它的进攻计划。现在大家讨论一下该怎么打。”

    谈到打法，似乎各师师长要更活跃一些。几经商讨，最后大家都觉得10师师长杜光华提出的“腹内开花”的打法比较好。

    杜光华建议：四纵应该集中主力，直插敌人集中点黄家堡子，这样就不必与敌人在山头上纠缠了，可以速战速决。

    见大家一致赞同，韩先楚没有说话。他沉思了一会，然后说：“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两个小情况，请大家考虑一下。因为我这几天一直在老爷岭后山，所以我观察到，今天白天的时候，敌人在老爷岭后山还只有约1个营的兵力，而天黑后，那里却已增添了不少人，经判断，这是敌人的总预备队。由此可见，敌人是要全力防守的。另外一个情况，在黄家堡子周围，敌人一直在层层构筑工事，显然，敌人对我们的腹内开花是存有戒备的。”

    韩先楚提出了这两个“小情况”，立即引起了大家的激烈争辩。逐渐地，众人感到了“腹内开花”确实危险性太大。

    韩先楚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据我看，地形不好，敌人的工事和火力很强，这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利因素。但是，我们自己也有问题，我们的炮火零打碎敲，部队随到随上，这种战术不利于进攻。”

    “必须把各种火炮统一组织起来，以所有的榴弹炮和迫击炮射击山后的敌人预备队；以所有的野炮和山炮压制山头上的敌人，掩护强大的突击队，强攻老爷岭。这样，老爷岭势在必夺。”韩先楚坚定地说道。

    “就这样决定吧。”胡奇才做了总结，“回去大家统一思想，做好准备，天一亮就强攻老爷岭。”

    会后，胡奇才和彭嘉庆亲自去了10师阵地，现场协调战斗安排。韩先楚则负责集中起所有的炮火，他亲自指挥将这些大炮转移到最佳位置，并调配了各炮组的炮弹供应。

    11月2日凌晨7时整，老爷岭进攻战重新开始，一时间群炮齐射，雷鸣电闪，敌军碉堡相继被炸塌。

    10师28团见此情景，军心振奋，一阵呐喊，勇猛直冲，冒着敌军炮火，前仆后继。于上午8时30分，终于拿下了这个制高点。

    李正谊见失了老爷岭，心中不甘，又集中全师的残余部队2，000余人发起反攻，他们摆开阵势，端起刺刀，沿着南坡蜂拥而上。

    韩先楚见此情景，急令炮团集中全部大炮向敌群猛烈轰击。400余发炮弹如冰雹一般从天而降，打得敌人落花流水，死伤遍地，溃败而去。

    “所有炮群转移目标，轰击李正谊的指挥部。”韩先楚临阵高喊。又是一阵炮火，25师的指挥部被炸成一片平地。惊散的敌军四处乱窜，一会冲上404高地，一会又冲向山谷出口，但无一不被四纵火力压了回来。

    此时，胡奇才一声令下，民主联军从四面八方潮水一般地冲了下来，李正谊部无处可逃，被困在黄家堡子附近的河滩上，纷纷投降。

    11月2日上午10时，新开岭战斗全部结束。李正谊，这个“千里驹”师的师长自己剃光了头，化装成伙夫，企图寻机逃跑，最后却无法逃脱，带着腿伤走进了俘虏营。

    此一战，民主联军四纵共毙伤敌军1，190余人，俘虏敌师长李正谊、副师长段培德、黄建墉及以下共8，0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10余门、轻重机枪225挺、各种枪支4，670支。

    四纵以8个团的兵力，全歼号称“千里驹”的国民党整师！专程前来增援的新6军22师在走到距新开岭只有15公里的地方时，得知25师已被全部歼灭，吓得原地徘徊三日，未敢前进半步。

    东北“剿总”总司令杜聿明得知这一消息后，惊诧良久。几天后，他在对新1军新38师校以上军官训话时说：“今天我们应切戒骄傲，对共军战斗力万不可存轻视心理。这次25师疏忽冒进，以致被全部消灭。25师这样好的部队，如此下场真令人痛心至极。如果大家今后都像25师，就会亡党亡国！”

    说到这，杜聿明那只一直挥舞着的手忽然停了下来，竟然不由自主地颤抖了几下。

    看杜聿明还怎么先南后北

    杜聿明是不甘认输的。“千里驹”的被歼气得他七窍生烟，但同时也加强了他要“先南后北”的决心。

    “南满共军必须全部根除！”1946年11月，杜聿明下令出动所有兵力，荡平南满。

    国民党军皆以李正谊为鉴，步步为营，稳健推进。民主联军在南满的根据地迅速缩小。到12月，仅剩下临江、长白、蒙江、抚松四县和两道大山沟。这一带地势狭长，人口稀少，相当贫穷。

    四纵在胡奇才的带领下，冒着酷寒，长途跋涉，于12月初赶到了临江地区的七道江，与程世才三纵会师。三四万的部队和机关干部同聚在如此狭窄的地区，吃住困难，行动不便。再加上正值寒冬，天气恶劣，三、四纵缺乏后方物资接济，生活十分困苦。

    “三、四纵的困境必须尽快解决。”林彪在双城急得四下走动，“我看可以考虑让他们渡江北上。”

    想到此，林彪初步地算了算，“我们现在已经有12万人的兵力。北满地区可以仿效南满编成三个纵队。这样一来，第一纵队由万毅任司令员，辖1、2、3师；第二纵队由刘震任司令员，辖4、5、6师；另外先加一个第六纵队，由陈光任司令员，辖16、17、18师；南满保持原有编制，第三纵队由程世才任司令，辖7、8、9师；第四纵队由胡奇才任司令，辖10、11、12师。此外，北满的359旅可设为独立旅，南满原有的辽南独立师和南满独立第2师、第3师也可继续保留。”

    林彪叫来身边的参谋：“公布新的编制调整，另外召集会议，讨论一下，准备让三、四纵渡江北上。”

    东北局领导干部会议在林彪的主持下召开了。与会人员大多不同意南满部队北上。正在主持北满土改的陈云主动请求去南满开展工作，而在大连搞军工生产恰巧来东北局汇报工作的肖劲光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林彪略作思考，即在会上拍板，同意二人的要求。

    1946年10月27日，东北大地白雪皑皑，寒风刺骨。陈云、肖劲光肩负重任离开哈尔滨，经牡丹江、图们取道朝鲜去了临江。

    二人一路上虽然没遇到国民党军，却险些在火车站送了命。当他们的火车开到宁安县境内斗沟子车站时，正值深夜，车刚停稳，一辆货车在前方爬坡时因燃料缺乏，动力不足，忽然从坡上滑了下来，径直向陈云乘坐的火车冲来。眼看就要与陈云的列车相撞，一位扳道工在关键时刻奋力扳开道岔，货车翻倒一边，铁轨也因此损坏。陈云和肖劲光只能等待铁路修好再前进。当他们从平壤绕了一大圈到达辽东军区所在地临江时，已经是11月27日了。

    此时的临江似乎比北满更为寒冷，怒吼的北风夹着雪屑恣意地扑打着门窗。茫茫的山沟里，只听风啸，不闻人语。陈云、肖劲光的到来好像更给这里添加了一层寒意。

    南满的部队领导已得到风声，正在准备放弃南满，渡江北上。当陈云宣布要成立东北局南满分局，坚守不动时，临江地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一些部队领导强烈要求离开。陈云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即以不欢而散告终。

    在此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陈云、肖劲光分头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了解情况，沟通思想。12月11日，肖劲光召集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开会，提出新的军事行动方针：“以军事反清剿为主，以有力的游击兵团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迟滞与打击敌人的新进攻。主力集中于适当位置，准备于敌进攻中，消灭其一部，配合游击战。”肖劲光说：“从目前来看，南满的严重情况已经到来，而且可能发展。但这绝不能改变我们坚守南满的决心。”

    不想，肖劲光慷慨激昂的讲话立即引起多数与会者的反对。“临江地区地形狭窄，大部队作战没有回旋余地。同时兵员、武器不足，撤过松花江，则可保存力量，日后反攻。”这是主流意见。

    正在临江活动的陈云听知此事，于12月13日晚顶着风雪来到七道江，同大家谈了一夜。第二天的会议上，陈云作了重要讲话。他说：现在南满的形势确实很严重。但在这种形势下怎么办？躲避起来和空喊“坚持”都是不对的，而应该采取实际行动开展斗争。为什么要坚持南满斗争？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条牛，牛头和牛身子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条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捉住了牛尾巴，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捉牛尾巴是关键。

    陈云讲话利落干脆，掷地有声。一番话后，肖华立即表示：赞成坚持南满的决定。在他的带动下，大多领导也纷纷同意，会议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陈云趁热打铁，马上进行了具体作战方针和作战部署的研究。会议决定以“巩固长白山区，坚持敌后根据地”为战略指导思想，在任务分配上，由四纵挺进敌后，牵制敌人，破坏交通线；三纵则负责巩固现有根据地，集中兵力顶住敌人进攻。

    这样，南满终于坚持下来了。陈云任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肖劲光任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为副司令员。萧条的临江地区重新泛起生机。根据地的建设又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陈云笑了，杜聿明却火了。

    杜聿明高嚷着要把南满的民主联军“赶到长白山上啃树皮，挤下鸭绿江里喝凉水”，眼见得他们就没有立足之地了。不想一个月未到，他们居然在临江再次干得热火朝天起来，遂下令各路大军：整兵出发，直捣临江！

    12月27日，郑洞国亲自出马，统率新6军、第60军、第52军、第71军的91师，烟尘四起，直扑临江。

    “杜聿明又红眼了，”肖劲光道，“电令胡奇才，带着四纵在背后狠狠地打他几拳。”

    此时的四纵正活动在新宾一带，接到电令后，全面出击，开进新开岭，进攻本溪县，四处打击国民党军的后方守敌，并在本溪以东开辟了一片纵横70多公里的山区根据地。

    杜聿明一日连接多次告急电，不得不将进攻临江的部分兵力回调，郑洞国军心动摇。

    “机会来了！”守在临江的程世才率领三纵越过红土崖，逼向通化，从1947年1月3日起，主动向进至六道江的敌195师发起攻击。战至13日，195师逃回通化方向。

    此时，临江周围的国民党部队仍然蠢蠢欲动的只剩辑安城中的52军2师，见195师撤退，2师决定单独推进，并于1月16日攻入临江地区。

    不想，深入敌后的四纵正等着它出动呢。2师刚出辑安，胡奇才便乘虚而至，吓得2师立即退出临江，缩回老巢。临江的三纵则紧跟其后，一路追击。

    敌2师再也不敢出来了，临江解除了被围之险。这就是历时一个多月的一保临江战役。

    得知南满部队已经开始战斗，林彪就开始计划着如何在北边展开战斗，杜聿明不是想“南攻北守”吗，那么民主联军就来个“南打北拉”。

    1947年1月5日，就在郑洞国率兵进攻临江之时，林彪看到南满的国民党部队已经都被三纵和四纵牵制住了，马上致电万毅、李天佑、梁兴初、刘震、吴法宪、陈光、杨国夫等人：带领部队，跨过松花江，进攻其塔木。

    哈尔滨的积雪已经没膝，松花江的坚冰几近三尺。

    一纵部队一马当先，踏过冰河，兵分三路。1师在其塔木西南的张麻子沟一带负责阻击来自九台方向的敌军援兵，2师在其塔木以南的张家屯一带阻击来自乌拉街方向的敌军援兵，3师主攻其塔木。

    1月6日中午，其塔木突然被来自松花江北岸的东北民主联军团团围住。

    其塔木，虽然只是位于德惠东南的一个小镇，却是国民党王牌新1军据守吉林、长春的重要外围据点。新1军38师在这里留守了一个营及后勤部队约700人。他们在镇子里修筑了坚固的工事，街心大碉堡是守军指挥中心，镇子外围设置了无数的大大小小的地堡，这些地堡环绕着小镇，首尾相接，各地堡之间有堑壕相连，形成了纵横交错的防御体系。由于当时正值隆冬，积雪把所有的明堡暗堡全都覆盖了起来，与大地连为一体，难以分辨。

    1月6日17时，一纵3师率先向其塔木展开攻击。但拿下这座覆盖着厚厚冰雪的白色小镇却远不是他们想像得那样容易，等遭到了不小的损失后，他们才发现，镇子里处处是暗堡，并且防守着的都是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国民党老兵。

    枪声连连，硝烟弥漫。打到1月8日，国民党守敌突然一片混乱。九台和德惠等方向赶来的援兵都已陷入民主联军的包围，其塔木已经孤立无援。几阵乱枪之后，国民党兵分散溃逃了。

    3师在整整三天的浴血奋战中，以伤亡603人的惨重代价，共毙伤敌人550余，最终夺得了其塔木。而其塔木的攻取恰恰是由于九台和德惠方向的胜利。

    九台方向的战斗集中在一个叫张麻子沟的地方。一纵的1师在那里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1月6日，1师得到情报，新1军38师的113团及九台保安团的两个中队即将开出九台，增援其塔木。他们迅速在张麻子沟布下口袋，守株待兔。

    时间在等待中缓缓地流动。1月7日中午，113团援兵终于乘坐着卡车若无其事地进入了包围圈。

    几声清脆的枪响，伏击战展开了。1师各部生龙活虎，疏散队形迅速冲向敌军。113团在前面开路的两个连国民党兵还没有下车就当了俘虏。后面敌人见势不好，纷纷夺路溃逃，想找附近的房屋掩护。1师战士根本不给他们机会，一路冲锋，连续攻占十余所房屋。113团团长在勤务兵掩护下企图逃走，被1师战士当场击毙。见到团长被打死，国民党军立刻乱成一堆，队形完全打乱了，1师战士乘胜追击。仅用3个小时，战斗圆满结束。1师共毙伤敌军240人，俘获868人，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13门、机枪64挺、汽车12辆及大批弹药。

    张麻子沟凯旋之时，陈光、杨国夫率领六纵正苦战在焦家岭。

    六纵是在一纵出发后才启程的，其主要任务是策应进攻其塔木的一纵。6日中午，当陈光等人朝焦家岭行进时，忽听到前方枪声不断。正在猜测，一纵的侦察员跑了过来：一纵在焦家岭与敌军交火，那里共有新1军的两个连和一个保安队，约七八百人。

    陈光立即下令：出动一个师带一个炮兵连前去围歼这股敌军。

    民主联军实力骤然增强，新1军知道不好，立即紧缩阵地，依靠几个独立院落负隅顽抗。双方激战不已，却相持不下。陈光暗暗怀疑：这里到底有多少人？1月8日，一个敌军保安队长被俘，他结结巴巴地说：“这里至少有新1军的一个整营。”

    “再加一个团！”陈光喊道。

    但一个团投入了，进展仍不如意。打到当天黄昏，六纵经过七次冲击，以伤亡500人的高昂代价最终才打下了一个大院。抓到了新的俘虏，陈光才彻底明白：焦家岭的敌军远远不止一个营，新1军50师的150团团部及1、3两个营以及当地保安队一部全都驻守于此！

    “再加一个师！”陈光怒吼了，“18师副师长黄荣海亲自带领一个团，立即投入战斗！”

    焦家岭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雪球。国民党军被紧紧围在中心，外围的民主联军越聚越多。

    1月9日晚上，国民党军终于不敌，敌团长率众溃逃，相继为附近部队所歼灭。民主联军夺取了焦家岭。

    “好，连续取得三处胜利！”林彪听到前线消息后说道，“继续寻找机会，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话音未落，忽然一阵强风狠狠地拍在窗户上，震得窗玻璃哗哗乱响。东北大地上的杨树、柳树东倒西歪地在狂风中摇晃。风声在天地间狂吼，如巨兽走下山岗，掀动积雪，冰沙飞扬。

    北满突然出现多年不遇的寒潮。夜间气温骤降至-40℃，前线告急：民主联军因所带防寒装备不足，冻伤严重。

    林彪无奈，下令各部队撤回松花江，就地休整。

    孙立人望着民主联军远去的背影，不禁向杜聿明哀叫：“新1军整整被吃掉了三个团！”

    “现在气候恶劣，来春必报此仇！”杜聿明狠狠地答道。他在等着天气好转，等着发起新的进攻。

    2月初至，寒流渐渐地弱了。南满地区的气温开始慢慢回升。

    杜聿明等不下去了，“再进南满！”这一天是1947年的2月3日。国民党军二犯临江。

    52军的195师、2师及新6军的22师、207师纷纷出动，直取临江。一贯孤立独行的195师又是沿路狂奔。

    “195师与侧后援军已经拉开了大约一两天行程的距离。”肖劲光和肖华看着地图上的标记说道：“我们可以出动三纵主力和四纵的10师，先打掉这个贪功冒进的195师。”

    积雪没膝，寒风呼啸。三纵立即投入战斗，他们沿着山沟迅速靠近195师，并于2月5日凌晨率先消灭了一个敌军先遣营。

    195师师长陈达林因多次与民主联军交战，变得异常狡猾。得知先头部队被歼，立即调头回撤。三纵一路追击，最后，仍然让陈达林带着残存的1，000多人侥幸逃掉了。

    “追还是不追？”三纵向肖劲光请示。

    “不必再追，迅速消灭附近207师的一个孤立团。”

    2月7日，三纵再经一夜激战，全歼该团2，000余人。至此，前来进犯的国民党军一一被击溃，其他各路不敢再进。二保临江战斗胜利结束。

    杜聿明本以为乘南满的民主联军缺少补给、难耐寒冬，可一举将其消灭于长白山附近。不想，二打临江比一打临江败得更惨，自是心中不服，于是，他再次调集兵力，于1947年2月16日，发起了第三次对临江的进攻。

    这一次，杜聿明出动了5个师，兵分四路，71军的91师为中路主力；52军2师为右翼；新6军22师与附近的60军暂21师共同作为左翼，配合91师进攻。

    “这一次，杜聿明来得倒是快！”肖劲光、肖华得到前方报告，立即展开部署。

    肖劲光看了半天地图，忽然抬头望着肖华：“杜聿明这次不光来得快，还连得紧了。”

    “这一次，杜聿明显然加强了各师间的联系，各路人马相互协调，正面攻打的难度过大。”肖华回应道。

    肖劲光又看了看地图，“那也不是无懈可击，你看，左侧的暂21师因为要与22师同进，不得不向外开展，部分边缘队伍已经无法得到其他各路的照应。就从暂21师入手！”

    肖华点头。

    三纵立即出发，以一个师的力量正面阻击敌91师，牵制主力，其余两个师转往左侧，于18日发起突袭，经6个小时的战斗，顺利地解决了暂21师最外侧的一个团。

    暂21师被打，91师马上移动。其中一个团带着一个工兵营无意中偏移了大部队。三纵乘机于21日将这股力量一举全歼。

    先后有两股力量被消灭，国民党军再也不敢分散。三路人马你呼我应，紧靠在一起，齐头并进。

    但这样也改变不了命运。肖劲光已挖了一个大陷坑，正在前方一个叫清沟子的地方等待他们。这清沟子虽然不大，只有五六百户人家，在地理上却是一个天然的大口袋，四面环山，只有一个出口。四纵10师早已接到命令，埋伏在了沟口。

    时间不久，91师第一个赶到。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只顾一味推进，不知不觉就进了清沟子，等2师跟着过来发现不对头时已经来不及了。四纵已死死地堵住了出口。

    得知后路被截断，91师顿时惊恐万分，联合2师急火火地向外冲。195师的残余部队得知此处危急，忙从通化方向赶来增援，从沟外向里打，试图以两面夹击之法，冲开山口。

    激烈的战斗从22日中午打响，四纵10师傲立山口，两面御敌。三纵主力像收割麦子一样逐一消灭四处乱逃的残敌。

    当日黄昏，四纵10师在两面夹攻之下终于不敌，师长杜光华不幸牺牲。国民党2师和91师纷纷逃出清沟子。三纵乘敌之乱，沿途追歼，在长春屯击毙了195师副师长何世雄，随后连克辑安、金川、辉南和柳河四座县城。

    杜聿明大惊失色，三次攻打临江，居然一次败得比一次惨。一定要想出一条良策。

    正在焦急之时，忽然有人报告：“大事不好，林彪再次渡过松花江！”

    杜聿明慌忙调兵北上，临江地区再次解围。

    北国之春悄然来临

    1947年2月21日，林彪坐在自己小小的指挥所里，若有所思。淡淡的阳光从窗外斜照进来，远近房屋顶上积存的冬雪仍是厚厚的一层，几只麻雀慵懒地停在晒衣绳上，偶尔抖动几下翅膀，似乎想在这种难得一见的好天气里舒舒服服地晒晒太阳。

    忽然，林彪站起身来，叫住身边人：“时候已到，令各部队按原定计划，立即出发，越过松花江，攻打城子街。”

    这些天来，林彪一直密切关注着南满的战斗情况，见三保临江之战已日见成效，决定趁机南下，再次打乱国民党的部署。你杜聿明不是“先南后北”么，我让你南面攻不下，北边不安宁。想到此，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隐隐地在林彪的脸上浮现了一下。

    “出发吧！”他仍是面无表情地对部下说。

    林彪刚一出动，守在江南的新1军军长孙立人就得到了消息，见林彪队伍如此庞大，估计民主联军又要以大吃小，所有被其包围者无可幸免。当夜，孙立人电告守在城子街的新1军30师89团团长曾琪：“现在十五万共军正在越江南下，命你部队从速撤回长春。”

    第二天天刚亮，89团副团长罗顺辅第一批率众撤退，刚出城门便遭到民主联军的迎头痛击，罗顺辅中弹负伤，仓促退回城内。曾琪没想到林彪来得如此之快，忙登上了望台，举起望远镜一看，吓出了一身冷汗。民主联军已从四面八方将小小的城子街围得水泄不通。

    曾琪立即向外发电求救，可新1军由于近来多次受到林彪打击，谁也不敢轻易与民主联军硬碰，无人愿意救援，只是派来两架飞机空降了一些弹药。

    上午9时，负责主攻的六纵在新任司令员洪学智的命令下，对城子街发起了猛烈进攻。曾琪只得独自应战，打到下午16时，城内弹药基本耗尽。曾琪孤立无援，只好率部投降。

    民主联军攻下城子街，吓得九台和农安等地守军弃城而逃。六纵乘胜于2月28日包围了德惠。

    德惠是长春北面的屏障，守军是新1军50师的两个团及地方保安队，约7，000人。50师是新1军的主力师，善于打防御战。他们在城里层层设防，部署得相当严密。环城修筑了碉堡群，郊外各个据点也构筑了土木工事，由保安队把守。

    28日晚17时，六纵攻打德惠，但连攻数次都不见成效，双方你攻我守，渐至疲惫。

    德惠被围急得孙立人坐立不安，他紧急向杜聿明求救。正被临江的民主联军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杜聿明闻知北方危急，被迫将进攻临江的71军91师调回四平，命令71军军长陈明仁率主力87师、88师和保安部队火速向德惠增援。3月1日，乘火车奔来的援军已抵达长春以北太平桥一带。

    林彪见攻城不下，敌援即至，遂于3月2日下午主动撤出战斗，越过松花江返回驻地，结束了二下江南之战。

    林彪在德惠不获而退。杜聿明大为欣喜，想自己三打临江，屡屡失败。这次德惠之战，竟能坚守不破，实可请功。于是，他找来手下能言善吹之人，杜撰了一份战果报告，送到南京，邀功请赏。大肆吹嘘国民党军喜获“德惠大捷，歼灭共军十万”。

    蒋介石拿到战果报告，喜出望外，犹如漫漫暗夜中见到了一缕灼亮的光芒。他与杜聿明一样，早就希望能听到东北的喜讯了。得此战报，不禁忘形，竟以为林彪确实不堪一击，他绕过杜聿明，直接命令孙立人和陈明仁渡过松花江，直捣林彪根据地。

    孙陈二人见蒋介石抛开杜聿明，直接向自己下达命令，自以为深得宠信，遂整军出征，坚持要渡江北上。

    杜聿明吓得大惊失色，急忙打电话给已经动身了的孙陈二人，要求他们迅速撤回到原防区。不料孙立人、陈明仁誓要忠于蒋介石，根本不听杜聿明的劝告，非要过江不可。

    杜聿明又气又急，电话里无法直说，只好亲自赶到德惠，当面告诉他们：“此次共军在德惠并未受到多大损失，到底伤亡多少你们还不知道吗？现据情报，共军从我方被俘人员口中已了解到我们力量不大，极有可能卷土重来。你们必须迅速撤回原防，准备对付共军下一步的进攻。”

    孙立人、陈明仁这才听从了杜聿明，正待把已调出的军队撤回，不想，林彪已抓住时机于1947年3月8日打响了三下江南的战斗。

    此时，孙陈二人因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准备渡江“直捣林彪老巢”，在杜聿明赶到之前，陈明仁的71军已跟到松花江南岸的靠山屯，孙立人的新1军也到了德惠以北。此外，他们还各派出一个团的兵力越过松花江，进犯到半拉山屯子、五棵树等地。后在杜聿明的劝说下，当夜又撤回江南。

    “孙立人和陈明仁发什么神经？”林彪冷笑道，“居然过了江。”他走了两步，“让他们有来无回。”

    3月6日，林彪命令二纵首先出击，追歼退回到江南去的88师264团。7日夜晚，一纵也奉命过江，但追到预定位置时，却没有遇到敌人。陈明仁早已命令他们南撤了。

    两支部队扑了空却都不甘心，相约继续南下。3月12日，一路奔走的二纵终于在靠山屯包围住了88师的262团。

    “不要害怕，他们没有多少实力。”陈明仁一面为靠山屯的262团打气，一面紧急调动农安的87师和德惠的88师前来解围。哪知一纵此时也已到达此地，在万毅的带领下，一纵向西急进，当日即把88师的3，000多名援军围堵在郭家屯和姜家屯两个小村子里。

    激战随即开始，一纵人马一鼓作气，88师转眼成了瓮中之鳖，共有810人被毙伤，263团团长以下1，193人被俘。

    二纵得知援敌已被万毅解决，立即发起了对靠山屯的进攻，经过猛烈的炮火轰炸，敌军被迫投降，360多人都乖乖地做了俘虏。

    迟迟来援的87师见88师先后失利，掉头就跑，却被洪学智带领的六纵捕住了踪影。

    “追！”洪学智一声喊，六纵如猎人发现了猎物，死咬着87师不放，一直追到87师的老巢农安，终于形成了包围圈。

    林彪急令刚刚结束郭家屯战斗的一纵队伍：“速速移师农安，合力歼灭87师。”

    陈明仁急得火上房，紧急向杜聿明求救：“71军的家底都快没了，87师不能再丢了。”

    杜聿明急调新6军和13军主力北上，同时下令小丰满地区守军，准备打开水闸，摧毁松花江上的冰层，阻断民主联军的退路。

    林彪大吃一惊：“松花江就要解冻，小丰满的水流下来之后，民主联军将与根据地失去联系！”遂于3月16日下令各部放弃进攻87师，撤回江北整休。三下江南战役结束。

    陈明仁静观了几天，见林彪真的返回江北了，立即给沈阳打电话，对杜聿明保住了他的87师深表谢意。杜聿明正待谦虚几句，忽接战报：南满的民主联军于3月20日开始攻打通化。

    原来，肖劲光见北部战火又起，杜聿明紧急北上，南满国民党兵力也前往支援，觉得这又是一个好时机，遂于3月20日令四纵主动进攻通化的195师。

    195师因屡遭民主联军的打击，吃尽苦头，再也不想真刀真枪地杀了，只是坚守不出，并利用当时的寒冷天气，向城外的雪地上浇水，冻成冰坡以助防守。但四纵知难不退，日夜攻打。195师只得向杜聿明求救。

    此时的杜聿明气得不行，立即调令89师和54师前去增援。可两师刚开到通化即向杜聿明复命：南满民主联军见外援已到，于3月22日撤出，不知去向。

    听到此，杜聿明面色铁青：这个林彪，我在南面时，他非要打北面，我到北面来，他又在南面挑起战火，可等我们援兵到时，他却比谁跑得都快，难道国民党的军队就是用来南北跑腿的吗？

    几日后，杜聿明旧病复发，卧床不起。他把指挥权交给副司令郑洞国，自己则准备去治病了。

    可怜的郑洞国只好捡起这个烂摊子，回到抚顺营盘车站的指挥所，按杜聿明的要求，开始布置向南满临江根据地的第四次进攻。

    由于89师和54师刚刚来到南满，郑洞国感觉自己的力量加强了不少。于是，动用可以调动的10个师，准备全力一战，彻底消灭临江根据地的民主联军。他令207师、14师、25师、新22师、2师、89师、54师162团、184师、182师、暂21师于3月28日一齐出动，兵分四路，“剿灭临江之共军”。

    国民党10个师，而临江地区的民主联军只有4个师在位，每个师平均6，000人，敌众我寡非常明显，临江的形势变得严峻起来。

    “你们怎么打算？”林彪关切地问。

    陈云电告林彪：“我们已集中两个纵队的五个主力师准备打运动战。我们下定决心，不惜将三纵、四纵打掉2/3或3/4，也一定要保住完整的长白山。因为此次敌兵多，又相互靠拢，我们已决心要打几个恶仗、硬仗、较冒险的仗。若无此决心，则必然这样也不便打，那样也不便打，其结果必然是部队拖垮，山头失守，贻害全局。”

    决心已下，一场反攻势在必行。那么，谁来指挥这场战斗？陈云和肖劲光经研究决定：为统一前方部队的作战，由曾克林和韩先楚共同组织前方临时指挥部。

    这个时候，由于程世才本来是军区的副司令员，已不再兼任三纵司令员，故由曾克林指挥三纵，韩先楚仍然是四纵副司令员。

    当夜，三纵和四纵聚在一起，共同研究作战方案。三纵主张“柿子先拣软的捏”，先打中路较弱的暂编21师。这样比较把握和稳妥。成功之后再乘胜扩大战果。然后，征求意见地询问道：“四纵的意见如何？”

    韩先楚坚持“擒贼先擒王”。他站起身来说：“我认为还是打敌89师合适，因为这个师是这次敌人主要进攻的一路，消灭了它，敌人的全面进攻就可能被粉碎，这是关键的所在。”

    曾克林摇了摇头，担心地说：“89师是蒋介石的嫡系，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北有敌人暂编21师、184师，南有新22师、52军第2师，打起来如果一时解决不了战斗，各路敌人增援上来，我军就有被围的危险。因此还是先打暂21师为好。”

    韩先楚反对：“89师刚从热河调过来，人生地不熟，不了解我军作战特点。他们过去一直与我军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作战，没吃过大亏，盲目骄傲，急于冒进，容易上钩。南路的22师和第2师距离较远，北路暂21师和184师可以用我们的9师把他们顶住，集中7师、8师、10师三个师，加上军区、纵队的炮兵，完全有把握把他们消灭。”

    两个纵队的领导在作战对象的选择上出现分歧，互不服气。最后，会议决定将双方意见同时报告辽东军区，请陈云和肖劲光裁决。

    电报发出还不到两个小时，陈、肖发来复电：“同意韩先楚的意见，并由韩、曾统一指挥三纵、四纵，争取彻底歼灭敌军89师。”

    正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三、四纵的部署刚刚完毕，89师就推到了临江的跟前。

    89师隶属于石觉的13军，当初曾在杜聿明的督促下首批冲过山海关，此后多次与民主联军的地方武装作战，很少跟正规军接触，迄今还没有真正尝到过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的厉害。所以，它推进得最快，54师的162团紧跟其侧。到4月1日，已推进到红石砬子等地，形成了明显的突出部。

    见时机成熟，韩先楚飞兵抵达红石砬子，正赶在89师的前头。89师见前面出现民主联军，急冲冲杀了过来。韩先楚使出拖刀计，且战且走，一直将89师带到柳条沟一带的山间谷地中。

    诱敌途中，韩先楚通知三纵：迅速靠拢，准备战斗。4月3日早晨，各师都已到达指定位置，89师一进入口袋，总攻就开始了。

    一时之间，硝烟四起，炮声隆隆，89师在三纵的强大攻击下，被逐渐压缩到红石砬子中心地带，四纵炮团发起了猛烈轰击，进入包围圈的敌军立即乱成一团。

    几阵炮火之后，韩先楚一声令下，民主联军的战士争先恐后，呐喊冲锋，经过两小时激战，到下午17时结束战斗。

    这一仗，13军的89师和54师的162团宣告覆灭，民主联军共毙伤和俘虏敌军1万余人，仅有89师师长和两个团长带领400多人逃脱。

    郑洞国闻听此信，惊呆半晌，不敢再战，随即下令各路人马全部撤退。四保临江战役以民主联军的胜利而告终。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前后历时3个多月，南满北满相互配合，彻底粉碎了杜聿明的“北守南攻”战略。国民党军队的机动力量在民主联军的不断打击下遭到严重削弱，逐渐丧失了主动进攻的能力。在此之后，不得不停止了扩张势头，转为被动防守。而民主联军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东北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东北的4月，春意已悄然来临。林彪独自站在松花江北岸，感受着从南面吹来的风，心中暗暗思量道：去年此时，正是民主联军败走四平之际，如今，春天再次到来，也该是我们收复四平的时候了。

 第六章 反客为主，杏花血雨再战四平

    林彪四保临江三下江南，变被动为主动。杜聿明卧病在床，下令各地守军固守待援。春风又绿松花江岸，东北大地，杏花盛放。民主联军纵舟南下，克怀德、逼长春，南北重新连成一片。各路大军再聚四平城下，林彪要一雪旧恨。陈明仁破釜沉舟。郑洞国兵援四平，林彪急令撤兵。三战四平以未果告终。

    林彪又渡江了

    暖风轻轻地吹过松花江。

    一片片的白桦林微微地摆动着枝丫，如洗的碧空默默无语，远近的山冈若有若无地泛起绿色。东北的春天真的来了。

    守在一座座孤城里的国民党士兵无奈地坐在城头。他们时而望一望北方，时而看一看蓝天。他们都已接到来自东北“剿总”的命令：固守城池，不得随意出动。

    沈阳城也不再喧嚣了。一派死气沉沉的景象。

    心力交瘁的杜聿明再次旧病复发，卧床不起。他心绪繁乱地望着窗外的阳光，静静地思考着。依靠眼下这些军队，想要守住东北这么多的城市，实在是越来越难了。林彪“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已基本扭转了东北的局势。现在，林彪才是东北的主人，而自己却越来越像一个外来之客。他有气无力地拿起电话：“接熊式辉。”

    “请稍等！”接线员立即接了过去。杜聿明必须得找熊式辉商量下一步的计划了。

    但熊式辉怎么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圆滑的政客在军事问题面前只能听着杜聿明的分析，并不时地回应以“行行”“高明”等语。

    杜聿明只有苦笑：都这个局势了，还有什么高明可言？二人商议半天，最后发现只有一条路可走：派“剿总”副司令郑洞国去南京向蒋介石求援。

    郑洞国带着杜聿明的嘱托，面带憔悴地登上了南下的飞机。云层在飞机下轻轻飘游，而郑洞国的心情反而更加沉重了。

    到了南京，一走下飞机的扶梯，郑洞国便匆匆地赶往蒋介石的官邸。

    蒋介石面容严肃地接见了这位来自东北前线的高级将领。他静静地听着郑洞国汇报东北的形势，眉头却越皱越紧了。待汇报完毕，蒋介石沉思了一下，冷冷地说：“东北的情况确实很严重，你们现在一定要稳住局面。目前无法再派军队到那去，你们要自己想办法。”

    郑洞国刚想进一步解释，蒋介石摆了摆手：“你不用说了，东北有难处，别的地方也有难处，现在到处都是难处。在哪也抽不出两个军来调往东北，就连53军也不能回去了。”

    蒋介石站起身，走到郑洞国身前：“根据目前情况，我军暂时在东北采取‘收缩兵力、重点防御、维持现状’的方针，将来再待机出动。现在要增加兵力是绝对不可能的。”

    郑洞国无言以对。

    正在沈阳躺在病床上输液的杜聿明听到郑洞国的回复后，良久不语，最后只是无奈地长叹了一声：“看来，今年这个春儿，是没开好呀。”

    此时正是1947年的4月，杏花再次绽放在松花江沿岸，冰雪消融，香飘十里。

    林彪稳坐在双城，仔细地计算着国共双方的实力。民主联军经过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和土地改革，已经有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拥护和支持空前热烈。地方政权建设起来了，后方基地也扩大了。翻身农民积极参军，部队的人员和装备都得到补充，作战部队人数已达到25万，地方武装近22万，共46万。而国民党则有作战部队36万，地方武装12万，共48万。双方的兵力在人数上已相当接近。但由于国民党的军队装备精良，且控制着东北的大中城市和铁路公路交通网，同时又将民主联军分割在南北两处，在总体上仍然占据着优势。

    林彪眺望着四平，那是最让他耿耿于怀的地方。这一年夏天，应该是一雪旧恨的时候了。他想，这一次，要让南北两部分民主联军汇集在一起，将两只拳头合成一把铁锤！

    4月8日，林彪电告南满的陈云、肖劲光和肖华：东北局决定将我军战略主攻方向与主要力量使用于南满，北满将于江水完全融化后派出8个师直下南满，进行大规模作战，南北合兵，集中一处，以确保东北战局的根本变化。

    “今年一定要大打一番！”林彪暗暗地下了决心。他在双城召集师以上干部开了十多天会，作战前思想准备。5月初，东北局又集中学习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并于5月5日通过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即著名的“五五决议”。

    “五五决议”对东北目前的形势作出了总的估计，认为东北地区的敌我力量已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很大变化，自“七七决议”后，先后有12，000多名干部下乡，领导东北人民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基本上摧毁了敌伪残余封建势力。在此前提下，群众参军参战的情绪高涨，主力部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初步的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了。同时，国民党军的力量则有了很大的削弱，蒋军主力7个军21个师被我歼灭9个半师，尤其是冬季作战被歼灭5个多师，而蒋军最精锐的新1军每个师都被歼一个团。这个打击使蒋军士气迅速下降，机动兵力顿感不足，不得不由进攻转为所谓的“机动防御”。而我军则从防御逐渐转入反攻。这就在东北全党面前提出了新的任务，即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

    “五五决议”不仅仅是一份形势分析，同时也是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的战斗动员令。

    “渡江南下！”5月8日，林彪发出电令。

    北满主力第一、二纵队和独立1、2师共8个师火速奔赴松花江岸。200多只船划开波浪，分别从五个渡口启动，横跨松花江。民主联军毫无声息地进入了怀德、公主岭、农安一带。

    两支纵队分队前进，一纵奔向长春西南的范家屯方向，二纵插向怀德、公主岭一带。5月11日，二纵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向林彪汇报：我们已获得情报，怀德驻有国民党军的两个团。

    “立即发起进攻。”林彪的回电干净利落。

    当日下午14时，二纵派出4师急行60公里，直取怀德。

    在双城，林彪枯坐在地图前，盯着怀德、四平、长春等几个地方。坐了一会儿，他拿起一支铅笔，在怀德附近画了一道，头也没回地说：“电告郑家屯附近的邓华，带三个师向郑家屯北面的双山发起进攻，牵制四平的国民党71军主力不能向北增援。”

    14日清晨，二纵刘震发回电报：已用两个师的力量将怀德团团围住，另有一个师开往十里铺一带，做好了打击援敌的准备。

    “做得好。”林彪淡淡地说，“通知刘震，待后援赶到即发起全面进攻。”

    怀德是位于长春西面的一个小镇，当时正驻扎着国民党新1军30师的90团、保安17团，共计5，000人。

    14日天刚亮，怀德城头的守敌忽见城外人影晃动，已将全城围得水泄不通，大叫不好，忙向孙立人报告：林彪又渡江南下了。

    孙立人不知所措：“切莫慌乱，切莫慌乱！”其实他自己已经慌乱了，“援军立即就到，你们守住城池不丢就是胜利！”

    孙立人何以慌乱？他害怕民主联军调头进攻长春，所以不敢轻易派军出援。紧急之中，他想到了陈明仁，求助71军北上，自己再调动几个团南下，两路夹攻，怀德之围或可迎刃而解。于是，他接通了陈明仁的电话……

    但民主联军哪等得孙立人的援军。当日黄昏，后续部队和炮兵已然赶到，二纵立即发起了攻城战斗。20分钟的炮火轰击后，刘震派出两个师分别由怀德的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攻起，仅用几分钟就冲破了新1军的城墙，突入镇中，展开巷战。双方你来我往，几经交手，一直激战到17日下午，镇中守敌全部被歼，民主联军占领了怀德。

    此时，孙立人从长春新1军派出的援军和陈明仁从四平71军派出的援敌仍然被阻拦在来怀德的途中。专门负责打击援敌的民主联军像刀子一样分别插入了他们的前方。新1军派出的四个团被民主联军独立师阻挡在长春以西，不能前进半步。而民主联军的一纵和二纵的一个师正在集中全力，准备一口吃掉已赶到怀德南面十里铺一带的71军88师。

    88师未料到民主联军来势如此凶猛，距怀德咫尺之远却无法救援。双方对抗到16日，怀德大势已去的消息传到88师。师长韩增栋见救援无效，不想再做无谓的牺牲，便急匆匆往回撤。哪想一纵早已死死地咬住了他，怎能让他轻易脱钩而逃？当88师艰难地退到怀德以南12公里的大黑林子地区时，一纵发起连续冲锋，将其切成几段。随后，一、二纵以师为单位，分段包围，穷追猛打，从17日中午一直打到黄昏，用了6个小时将88师一举歼灭，韩增栋当场被打死，只有少数国民党兵乘车逃往了公主岭。

    在公主岭，71军军长陈明仁正带着87师匆匆赶来。他还不知道88师已被全部歼灭，正想稍作休整立即前去接援，忽然接到杜聿明的电话。

    杜聿明迎头喊道：“你现在在哪里？”

    “报告总司令，我正带着87师在公主岭，准备前往接援88师！”

    “我看你是不要命了！88师已全军覆灭，林彪有七八个师的力量正在赶来，你必须迅速返回四平！”杜聿明狠狠地挂上了电话。

    陈明仁愕立无语。他无法相信整整一个88师这么快就完了，但这是杜聿明告诉他的，他又无法不相信。

    此时，已有枪声远远地传来。他无暇多想了，立即下达命令：各部队迅速进入公主岭火车站，返回四平。

    听说要逃命了，公主岭火车站里顿时乱成一团，数千人你拥我挤，冲向最前面的一列火车。陈明仁坐在头等厢里焦急地看着这些慌乱的部下们蜂挤而上，忽听得车站外枪炮声四起，民主联军已攻入了车站！

    “立即开车，没上车的等待下一辆！”陈明仁红着眼睛大声喊道。

    火车猛地启动了，一些挤在门口没抓稳的士兵纷纷被甩下车去，有些绝望地坐在那里，有些则跳起身来继续追赶。火车在一片哭喊声中飞速地开出了公主岭。

    这时民主联军正在攻打车站入口，被甩在车站里的国民党兵继续抢登另一辆火车。一阵猛烈的枪炮声之后，民主联军一纵部队率先冲进了车站。他们立即打坏了列车的车头。

    国民党兵见逃跑无望，红着眼睛进入了战斗。两小时之后，陈明仁丢在公主岭的部队全被消灭。若不是陈明仁腿脚快，恐怕也是性命难保了。

    “陈明仁损兵折将，已逃回四平了。”被阻在长春以西的国民党新1军得知这一消息，大为震惊，已无心再战，撒腿便往长春逃。

    民主联军部队紧跟其后，步步追击，直打到长春机场。隆隆的炮声惊得长春市内的国民党兵个个紧张，市内立即进入了紧急戒严状态，各大商店纷纷关门，所有市民惊慌归家，闭门不出。

    但林彪此时并未想攻打长春，他的眼睛正紧紧盯着四平。对着长春机场一阵炮轰之后，一纵部队继续南下，先后占领了新开原和老开原，并在范家屯一带破坏了中长铁路和哈福、火石岭子两个小车站，切断了沈阳与长春之间的交通线。而西满的邓华部队在大黑林子与二纵会师后，稍作休整，直抵四平城。

    民主联军的进展如此顺利，令林彪十分振奋。5月18日，他向毛泽东报告了东北的新战况，并提出了自己准备将南北满合在一起、协调攻敌的想法。毛泽东对林彪的想法表示赞同：力争在夏秋两季将南北满连成一片，并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一带行动，消灭国民党的13军和93军！

    陈明仁冒雨登上四平城

    林彪调集各路人马围困四平，但围而不攻。

    他在等待着南满的部队。

    “南满要加大进攻力度，配合即将开始的四平之战。”林彪电告肖劲光。

    此时，肖劲光正在围攻梅河口。早在5月13日，即一纵和二纵正在攻打怀德之时，肖劲光已带领三纵和四纵攻取了梅河口附近的两个城镇，消灭了184师一个团及暂编21师一部共3，000多人，一举将沈阳到吉林间的铁路线切断。

    见交通要道失守，杜聿明立即令廖耀湘指挥新6军22师和其他部队共6个团兵力发起反攻，行到南山城子，民主联军的三纵和四纵10师兵集一处，迎头痛击，经两天激战，新6军22师被击溃，并损失了1，500多人。南满民主联军乘胜前进，再取西丰和东丰，包围了梅河口。

    梅河口被杜聿明确定为东北五大战略据点之一，沈阳至吉林、四平至梅河口、海龙至辑安三条铁路交汇于此，城内人口1万有余，杜聿明早已下令梅河口守军：坚决死守，不准突围，要与阵地同存亡。

    驻守在梅河口的正是国民党60军184师，该师本在1946年5月被南满民主联军合围在大石桥，师长潘朔端因求援无望，率众起义。不想该师经改编后，在南满民主联军撤到通化的八道江时，副师长杨胡伦率领1，300多人叛变，逃回辉南一带恢复建制。

    杨胡伦的叛变曾令林彪痛恨不已。因此，在攻打梅河口之前，他特别指示南满部队：战斗一经打响，就要坚决歼灭敌人，绝不准接受任何未解除武装部队的起义。

    这就意味着：梅河口必须强攻。

    1947年5月20日，三纵和四纵10师集结于梅河口周围。作战部署已经完毕，四纵10师担任主攻，三纵在外围做预备队，配合四纵。

    攻坚重任再一次落到了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的肩上。他带着全体师团级领导亲自到前沿地区进行了现场侦察。

    梅河口的确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地。这里，国民党军的防御相当坚固。城外的小高地是他们的外围阵地，城市四周的建筑物结合地堡、交通壕、障碍物构成第二道防线。在铁路工厂和周围的一片居民区，是敌人的核心阵地，那里有许多隐蔽的工事。

    “先夺取城西的两个小高地，然后进攻铁路工厂敌军核心阵地。”韩先楚在侦察之后决定，“由两个主力团担任主攻，炮兵团负责支援。”

    5月24日下午，进攻开始，民主联军的大炮轰鸣怒吼。突击队员们乘势而上，炸开障碍物，于一个小时后占领两个高地。随即冲向敌军的核心阵地。但由于地形限制，民主联军的炮火无法支持。民主联军虽连续冲锋，却仍无进展，反而造成很大的伤亡。

    “改变主攻方向。”当夜，韩先楚重新研究了作战方案，“先拿下梅河口火车站，再沿铁路进攻工厂地区。”

    但攻打火车站仍然困难重重。

    国民党军在火车站南部要道中山桥侧建有两个大碉堡，火力凶猛，封锁严密。民主联军连续五次冲锋，皆告失败。战斗从25日晚直打到27日，两个大碉堡丝毫无损。

    不解决这两个大碉堡，战斗就不会有进展。民主联军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两个大碉堡的两侧正靠在一排民房上。

    就拿这排民房做文章。韩先楚派出一个连队，潜入民房一侧，一道道地打通民房墙壁，直推到碉堡近前，又连续进行三次爆破，终于将两个大碉堡送上了西天。

    火车站落入民主联军之手。各路军队沿铁路而下，将核心阵地的国民党军牢牢困在一块狭小的区域里。

    28日下午，最后的总攻开始。炮火连天，喊杀不断，民主联军合围冲锋，依序炸毁各道屏障，184师无处可逃，终被全歼。梅河口攻坚战共打了五天四夜，国民党184师被一举消灭，师长陈开文也未能逃脱被俘的命运。

    在怀德和梅河口硝烟弥漫之时，其他各地也是战事连连。从北满南下的另一支主力部队第六纵队，在独立3师、4师和两个炮兵团的配合下，组成东线兵团，自5月13日起渡过松花江，通过吉林以东的天岗、江密峰等地，在老爷岭一带消灭了国民党新38师的一个团。随后转向海龙，驻守海龙的国民党暂编21师弃城逃走，六纵奋起直追，在烟筒山、双阳镇一带与独立1师会师，将已走入包围圈的暂21师就地歼灭。顺利地将东满和南满解放区连成一片。

    而在南满地区负责打通南北联系的四纵11、12师及南满独立师也积极行动起来。在半个月时间内，连续收复了通化、安东、新宾、宽甸、普兰店、庄河、盖平等十几座城市，结束了辽东和辽南被分隔的状态，恢复了一个完整的南满解放区。此后，南满、北满主力部队胜利会师，使北满、东满、南满根据地在松花江以南连成一片。林彪所设想的两个拳头合成一把铁锤的战略目标已经达到。

    受此打击，国民党军的士气大为低落，将领们心中也是惶恐不安。杜聿明为了稳住阵脚，被迫放弃一批中小城市，将兵力集中收缩在沈阳、长春、四平、吉林等大城市里，征集市民百姓大修城防工事，以守待援。

    东北吃紧，林彪准备再战四平！

    这个消息逆春风而飞，直飞到南京城中的“总统府”。蒋介石急得坐卧不安，“我要亲自去一趟东北。”

    5月30日，蒋介石飞抵沈阳。机场迎接他的各路将领远远不再是攻落长春时的那种喜气神情，各个面露焦虑，勉强挂在脸上的笑容却掩饰不住发自内心的愧疚。

    在那间空旷的大病房里，蒋介石坐在杜聿明的床边，摘下白手套，看着已抱病不起的杜聿明，不禁连连叹气。

    杜聿明有气无力地重复着：“东北必须增兵，不然恐怕难保了。”

    “你先好好养病。”蒋介石惨然答道，“各军将领暂时收缩兵力，控制住大城市。目前重点是要维持住现有局面，其他事宜日后再议吧。”

    飞机升空而去，蒋介石匆匆地返回了南京。

    在飞机穿过云层的时候，蒋介石不禁暗暗想到：一年前的林彪还不堪一击，为什么现在的实力竟如此强大呢？

    而此时的林彪，在得知南北终于会合的消息后，电告各部：暂停作战，稍作休整，准备进攻四平。在新一轮的四平之战到来之前，罗荣桓的归来令林彪喜出望外。前不久，彭真由于中央的需求，已先行离开了哈尔滨，而高岗正忙于后方工作，东北民主联军的政治工作、动员训练、装备后勤等无人可以托付，林彪正在为此发愁，罗荣桓从天而降。

    实际上，罗荣桓也正是考虑到林彪目前所需才赶来的，他虽然已在苏联为治肾病停留了10个月之久，但病情尚未痊愈。

    5月22日，罗荣桓在哈尔滨仅休息了两天，就来到了双城，随同林彪一起工作。

    初至双城，罗荣桓迎头遇到的却是刘亚楼，二人紧紧地握住了手。

    罗荣桓问：“怎么样，亚楼？一年来长了不少见识吧？”

    “哈哈，老首长，算来真的是一年了。病都好了吗？”刘亚楼问。

    “无大恙，无大恙了。”罗荣桓也笑了起来。

    这一年，刘亚楼才37岁，他是在1946年5月经林彪和罗荣桓推荐，由中央军委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的。说起来，罗荣桓在这里可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红军长征时期，刘亚楼还是红一军团的一名师长，长征到达陕北后被派往莫斯科进入军事学院深造，曾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后来随着苏军一起进入了东北，以苏军少校的身份成了民主联军与苏军的联络员。1946年2月，当时罗荣桓正在大连的苏军医院治病，刘亚楼找到了他，强烈要求留在东北参加战斗。这样，罗荣桓力荐刘亚楼，使得他成了林彪身边的一名得力助手。

    如今，攻打四平在即，“林罗刘”三巨头同聚双城。林彪自是心中高兴。

    这一次，一定要拿下四平。林彪暗暗地咬了咬牙。

    四平，这个东北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国共双方已为此展开了两度争夺。如今，林彪作好了一切准备，意欲三战四平，夺取城池，以雪一年前的遗恨。

    这个时候，守卫四平的正是刚刚被消灭一个师的陈明仁。经过多次交战，陈明仁的部队仍有71军的直属队、87、88师和杜聿明派来增援的13军54师。但由于屡受打击，71军中已没有一个团是满编的了，军部直属队原有特务团、工兵营、炮兵营和通讯营等单位，在怀德和公主岭被民主联军攻打后，只剩1，700余人，相当一个团兵力；88师在怀德几乎被全歼，此时已是与暂编3师合并拼凑起来的建制；而13军54师也有两个团在通化、本溪遭到民主联军的打击，损失过半。比较起来，只有87师情况好一点。城内所有守军加在一起，正规战斗人员已不超过18，000人。

    为了以有限的兵力守住四平城，陈明仁绞尽了脑汁。最后，他决定将守卫力量主要集中在市区，外围阵地只布置很少的兵力。整个四平城，被一条横贯南北的铁路分为两半，东区是老百姓住宅区，房屋比较矮小破旧；西区是日本住宅区和政府机构所在，有很多坚固的楼房可以改造为永久性工事。陈明仁依此特点将全城分为四个守备区：天桥以北为第一区，部署87师防御；城东南为第二区，由54师防御；铁路以西的城西南部为第三区，由保安17团等防御；城西为第四区，由88师防御。在城西的中心地带，陈明仁布置了核心守备区。这里背靠中央银行、电力局、市政府、油库等要害部门，前面有运动场、中央公园等大片开阔地。陈明仁把军部设在有坚固楼房的日本学校内，将军部直属队和八个营的总预备队控制在自己手中。在各守备区，又根据地形和房屋分布，构筑大小火力点；各区之间相互联系，每个阵地都布置一线二线，严令一线死守，不准退到二线。设督察队和宪兵队监视各部队，总预备队备有20辆卡车作为机动支援力量，所有炮兵分成四组，协助各区防守。

    在陈明仁部署防守的时候，林彪也在大规模地调动部队聚集到四平外围。

    从1947年6月4日到11日，林彪先后令东北民主联军的第一纵队、邓华纵队和六纵17师等共计7个师及军区的5个炮兵营，陆续集结于城外。一纵司令员李天佑负责统一指挥攻城行动。第二、三、四、六4个纵队的10个师和5个独立师、2个骑兵师共17个师，机动于四平以南和东南地区，准备阻击来自沈阳的北援之敌。为了打好这一仗，民主联军的全部主力都已到场。

    李天佑担此大任，自是不敢大意，进入了紧张的战前准备阶段。李天佑本是广西人，曾参加过百色起义，后在林彪的红一军团工作，长征时升任师长。抗战中曾担任八路军115师686团团长，参加了平型关之战，后于1939年与刘亚楼、卢冬生等一起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直接来到东北，深得林彪信任。为了打好四平攻坚战，他于6月9日即抵达四平前线指挥所，与政委万毅、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作鹏等一起开始了战前工作。

    根据林彪的指示，李天佑决定集中兵力，从四平的西南、西北和东南三面同时发起进攻，将进攻重点放在四平的西区，因为那里是陈明仁的指挥机关所在地。为此，李天佑调集一纵和邓华纵队的全部人马分别进驻预定位置，将可参战的96门火炮中的88门集中西区一侧。

    6月11日，各部队开始清扫四平外围。四平飞机场、新立屯和红窑堡垒相继落入民主联军的手中，尽管国民党军先后对这些据点进行了反攻，但由于陈明仁将重兵收缩在四平城内，所以未能取得成效。

    到6月14日，四平外围已基本被民主联军打扫干净，总攻四平城的战斗即将打响。

    早已熟知林彪攻城作战的陈明仁于这一日下午冒着微雨走上四平城头，他举起望远镜对民主联军的阵地做了最后一次战前观察。

    由于一场倾盆大雨刚刚降过，民主联军的很多阵地受到雨水浸泡，一些部队正在临时加固战壕。

    站在陈明仁身后的87师师长熊新民忽上前一步说道：“军长，看城外的这个架式，今晚共军很可能要攻城。”

    陈明仁将望远镜从眼睛前拿开：“不是有可能，是必然要攻城。按林彪的习惯，扫清外围后一定会在当夜发起进攻。先让飞机轰炸他们一阵，然后再让他们领教一下什么叫日式守城术。”

    说完，陈明仁一甩手走下了城头。

    林彪虽对国民党的各种战术了如指掌，不过的确没想到这个陈明仁倒是还会几手日式守城术。由于陈明仁在抗战时多次与日本人打攻守战，所以曾认真研究过日本人的攻守战术，如今由于兵少城危，又见四平城内日军建筑随处可见，遂决定采用日本人守城的方法来对付林彪。

    但林彪丝毫未知这日式守城术到底是种什么东西。雨仍是淅淅沥沥地下着，一场激战正在悄悄地走来。

    血雨惊风看落花

    6月14日下午16时，天雨初歇。忽然空中传来一阵飞机声响，20多架国民党飞机排着阵形抵临四平，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民主联军的前沿和炮兵阵地上飞起片片泥土。

    “他们是专门来提醒我们别忘了进攻的。”李天佑看着这些飞机笑着说。

    天慢慢地黑下来了，四平城内次第亮起了灯火。

    20时整，总攻的信号弹拔地而起，划破静寂的夜幕。民主联军的大炮一齐开火，四平城内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处处。各路纵队奋起进攻，不到一小时就突破了国民党军防线，首先在四平西南角打开一个缺口。

    “不好了，共军已攻破城墙！”88师向陈明仁报告。

    “立即集中所有火力封锁共军突破口，同时组织部队发起反冲锋！”陈明仁在电话里喊道。

    激战首先从争夺这个小小的突破口开始。双方一直打到16日，民主联军一纵终于以伤亡3，000多人的代价在四平西南角站稳了脚跟。

    居然初一交战即如此惨烈，林彪暗暗吃惊。他下令再调第六纵队的17师加入一纵，于17日开始向陈明仁的核心工事发起进攻。

    四平西南角民主联军的实力加强，但推进仍很艰苦。到18日，邓华纵队主力从西北角也打开了缺口。这样，民主联军从南北两侧同步对四平西区展开了攻坚巷战。

    陈明仁利用西区的坚固楼房，纵深布置火力网，并令各处官兵独立死守，不得转移阵地，大街之上，不论敌我，有行人即射杀。

    陈明仁早已下了死守四平的决心。在战前，他曾当众立下遗嘱，并抬出为自己准备的棺材示众，同时告诫部下全体官兵：民主联军已将四平四面紧锁，任何人都无路可退，守不住四平就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国民党兵上下同心死命防守，依靠强大火力拼命顽抗，民主联军在四平城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街面之上，血流成河，积尸满地。

    战斗到20日晚20时，陈明仁的71军军部被占领，四平西区敌军全部肃清。但经过8天的血战，民主联军还只是占领了四平的一半。虽然陈明仁受到沉重打击，但民主联军也付出了巨大伤亡。一纵1师和六纵17师都已打得筋疲力尽，邓华纵队也相当疲劳。

    林彪焦急万分，但仍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攻下四平。6月21日，林彪电令各纵队首长：四平战斗自总攻开始后，已激战8昼夜。目前我虽已占领半个城市，但伤亡已达8，000余人。现决定付出15，000人的伤亡，再以一周时间，将此仗打到底！

    6月21日起，林彪下令开始进攻四平东区。他原以为经过西区血战，陈明仁的部队已所剩不多，怎想经过21日和22日两天战斗才发现，双方仍然打得你死我活，几乎比西区争夺战还要激烈。

    陈明仁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战术，当民主联军的第一梯队冲到前沿时，他就组织猛烈炮火打后面的第2梯队，然后再集中力量与火力反击第1梯队，使民主联军前后不能策应；而当民主联军占领一片地区后，他却用炮火全面轰击，将所有民主联军占据的房屋统统打烂。

    此外，陈明仁还使用了当年他在淞沪作战中与日本人展开巷战时的绝招，先让人埋伏在过街天桥上，等民主联军战士冲过时就往大街上撒黄豆，使其摔倒在地，这时，再让街道两旁建筑物中的守军向地面开火。

    在巷战进行的同时，国民党军的飞机也不断地在城市上空盘旋，哪个街区失守，就往哪个街区投弹。四平街上到处是断壁残垣，几近废墟。

    为了保住四平，杜聿明也使出了全身的劲。在6月9日前，当他确定林彪要攻打四平后，就开始动用44架运输机，先后给陈明仁投送了88吨弹药；战斗打响后，杜聿明又于6月17日到29日，先后动用136架运输机，投送弹药总量达到305吨。其中各式步枪子弹300多万发，迫击炮弹3万发，山炮弹6，200发，榴弹炮弹1，300发，手榴弹11万颗。

    有了充足的弹药保证，陈明仁着手装备了几乎可以找得到的任何一个活人。他把省府官员、警察、铁路警以及兵站、医院、车站等处的所有人员，加上城外跑进来的外地保安队，全部武装起来，使得国民党军的总人数几天之内就增加1万多人。虽然展开野战，这些人可能并不能起多大作用，但是，陈明仁的战术是让他们守在一座座牢固的建筑物内，不问青白，只是不断地将手头的弹药打发出去。从这种战术上看来，他们与正规军的作用几乎是没多大区别的。

    为了把所有的地方都变成坚固的阵地，陈明仁命令拆掉所有可以利用的工厂和民房建筑，城内囤积的粮食和大豆都被用来当做工事沙包，豆油则被用来点火照明。老百姓则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区域内，不许走动，有夜间行动者格杀勿论。老百姓一边要为国民党军修工事、运伤员，战斗打起来后却无处藏身，在炮火中伤亡惨重。

    但陈明仁已管不了这些无辜的老百姓了，他一面焦头烂额地与民主联军作战，一面不断向沈阳和南京求援。

    蒋介石在陈明仁对四平形势的大肆渲染下，震惊不已，下令调53军开赴东北增援，同时给杜聿明下了一道十分严厉的命令：限6月30日以前必须解除四平之围。

    杜聿明正躺在病床之上，接到蒋介石的急令，吓得一跃而起，速令郑洞国前来商议解救四平之计。

    郑洞国同样焦急万分，一提到四平，就抱怨起来：“眼下调兵救援四平，谈何容易？南满的共军正占据着本溪，我们一旦遣兵北上，他们必来进攻沈阳。”

    杜聿明沉默不语，过了一会才说：“我看不如这样，既然53军已来到东北，就让他们先去打下本溪，除去了对沈阳的威胁后，再全力北上，解救四平。”

    “也许这样是上策了。”郑洞国点头同意，“就立即下令53军去打本溪吧，不知谁去指挥才好。”

    杜聿明望着郑洞国微笑不语。

    郑洞国立即明白了杜聿明的意思：“那我就不自量力，勉强一试吧。”

    这样，郑洞国亲自指挥53军从沈阳南下直逼本溪，南满部队因大部已前往四平一带，本溪的力量严重不足，交火不久即退出城区。郑洞国占领本溪后，于6月20日赶到铁岭，调动了9个师的兵力，北上四平。其中，战斗力最强的新6军从开原一带北上，93军由昌图出发，52军的195师紧随93军之后，53军走在最后方，作为总预备队。同时，郑洞国请求杜聿明出动空军配合作战，并负责侦察民主联军的动向。

    国民党军必然要北上救援四平，这早已在林彪预料之中。二纵、三纵、四纵以及独立2师根本就没有直接参与四平攻坚战，他们数日前即已埋伏在援兵必经的各大要道中，就等着打援了。

    6月24日，当林彪得知国民党援军已经到达开原一线时，不禁暗叹了一口气。来自前线的伤亡报告一份接着一份，而要攻下整个四平却仍是困难重重。

    他眺望着四平方向，仿佛目光已穿过层层阻隔，再一次来到四平城外。雨水正在默默滴落，冲刷着殷红的土地，汇集成血色的细流，逶迤流向远方，只在这片饱经战火的大地上留下一道道血的印痕。

    风正在轻轻地吹起，落花满地，残红飘零。

    “放弃四平！”林彪回过神来，重重地一拳击在桌子上。

    他转移了战斗重点，下令四平前线只留下六纵、邓华纵队和一纵3师继续攻打四平东区，而将一纵的1、2师调出，南下配合打援。

    几个小时后，林彪再次密令四平城内各部队：逐渐转入佯攻，尽量将兵力开到四平以南阻击援军。

    6月25日，廖耀湘的新6军169师在八棵树一带突遭袭击，伤亡惨重。26日，昌图附近的93军也遭到重创。

    但由于郑洞国不知林彪已改变进攻重点，急于解救四平之围，不敢恋战，火速北上，于6月29日终于赶到四平城下，林彪令四平东区的所有民主联军立即撤出。6月30日凌晨，一纵3师边打边走，成为民主联军撤出四平城中的最后一支人马，历时半个月的四平攻坚战结束了。

    陈明仁在危急之刻迎来了郑洞国的大部队，不禁悲喜交集，泣不成声。

    6月30日，蒋介石在南京接到四平已经解围的电报，更是惊喜不已。他激动地称赞道：“陈明仁以劣势兵力顶住了比他强大六七倍的共军进攻，真是奇迹！这无疑是黄埔将领中再次闪亮的希望之光，我要为陈明仁亲自授勋！”

    陈明仁满怀感激地接受了青天白日勋章，看着报纸中连日来满篇介绍的“四平大捷”，也不禁沉入了兴奋之中。不想未过几日，却突然接到一纸撤职令，被免去了兵权。

    撤职的原因是陈明仁贪污库粮。原来，在四平巷战激烈之时，陈明仁慌不择路，令部下将仓库里的粮食一袋一袋扛到大街之上，筑垒工事。战争之后，由于枪打炮轰，已无法全数入库。故有人趁机举报陈明仁自己将一部分库粮贪污了。

    想到此事，陈明仁一阵苦笑：能想出这么恶毒的理由的，估计除了陈诚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了。

 第七章 笑看夕阳，蒋军换将类如转蓬

    杜聿明与熊式辉共看夕阳，自叹前途暗淡。陈诚不自量力，扬言要在6个月内收复一切失地。林彪“东拉西扯”，三战三捷。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忽然想起了卫立煌“东北剿总”总司令死守沈阳，拒不西撤。

    陈诚扬言六个月收复东北

    雨终于停了。一抹夕阳穿透西天的乱云，斜斜地照射在沈阳城头。

    熊式辉坐在杜聿明的病房里，一言不发地凝视着窗外的霞光。

    “难得有时间看到这么美的夕阳景色。”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杜聿明在床上翻动了一下，好像要说什么，却只是叹了一口气。

    熊式辉转过头来：“何来叹气？”

    杜聿明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李商隐有这么一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四平虽然保住了，我如今却仍是一想起来就心跳不已。南京要求6月30日解围，我是捏了一把汗，多亏郑洞国跑得快。看来东北不可久留了。”

    “你不想久留，倒是有人还急着想来呢。”熊式辉淡淡地说。

    “你说陈诚？”杜聿明问道。

    “还会有别人？”熊式辉轻蔑地一笑，“不过他是来代替我的，你还得撑一阵子。”

    杜聿明摇了摇头，“我可不在这受那个草包的气，咱们还是一块走吧。我这就给南京打报告。”

    杜聿明去意已决。辞职报告一封接一封地送到南京。1947年7月8日，蒋介石终于答应解除他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职务，同意他离开沈阳，回到后方专心治病。同时，熊式辉的职务也一并被撤除，改由参谋总长陈诚担任东北行辕主任。

    这个陈诚，本是浙江青田人，小时在家耕读，并无大志，只想当一名小学教师。但后来两次偶然的机会，却决定了他的一生。一次是1919年，陈诚经人推荐参加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招生考试，可惜成绩太差，自己又身材矮小，未能被录取。虽经过多方找人走关系，最后也只列为了备取生。没想到奇迹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原来考第一名的学生突然改变主意，不想上军校了，转而去了北京大学。陈诚一下子就由备取生补入了保定军校，开始了他长达40余年的军政生涯。

    到1922年，陈诚由保定军校炮科毕业后，又于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一天，担任炮兵科上尉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的陈诚深夜访友归来，因过于兴奋难以入睡，随手拿起一本《三民主义》胡乱翻了起来，正巧被查夜的校长蒋介石看见。第二天早操时，蒋介石当众宣布：炮兵区队长陈诚，发奋刻苦，挑灯读《三民主义》直至深夜尚无倦意，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陈诚一下子成为了蒋介石的心腹干将。后来他又与蒋夫人宋美龄的干女儿谭曼意结婚，与蒋介石的关系又近了一层。

    正是靠了与蒋介石的关系，陈诚不断聚拢军权、扩充实力，爬上了参谋总长的位置。虽然他权力越来越大，但是名声却是越来越坏。他任人唯亲，排除异己，飞扬跋扈，不择手段，使得国民党高级将领如顾祝同、刘峙、熊式辉、汤恩伯和杜聿明等都对其极为不满。内战全面爆发后，陈诚的不得军心和指挥无能暴露无遗。蒋介石一气之下，收回了他的军事指挥权。

    为了挽回面子，陈诚看中了东北，想打几个胜仗，重新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为此，1947年4月起，他专门派出一些特务到东北搜集熊式辉、杜聿明等人贪污腐化的证据，以将这些人赶出东北。刚刚取得“四平大捷”的陈明仁便第一个中了他的黑手。

    如今杜聿明、熊式辉先后离去，陈诚终于如愿以偿。他得意洋洋地紧抓住东北军政大权，大刀阔斧地整顿起军队来。先后将东北原有的9个保安区司令部及11个保安支队等地方守卫部队，扩编为新3军、新5军、新7军、新8军。把骑兵支队扩编为骑兵师，并设法将49军王铁汉部从苏北调到了东北。这样，连同原有的新1、新6、第13、第52、第53、第60、第71、第93军在内，国民党在东北的总兵力达到14个军、55万人。随后，陈诚又从关内要来了一大批大炮、战车、汽车等装备。

    “我要在六个月内恢复东北优势，收复东北一切失地。”陈诚公开喊道。

    “东北之所以几年征战，功绩不佳，无不源于熊式辉和杜聿明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无能。欲重树战绩，必先整治腐败。”陈诚一面喊着口号，一面先后撤换了71军军长陈明仁、52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刘玉章、辽宁省主席徐箴以及各保安支队的司令，并借故将不服管教的新1军军长孙立人调走，郑洞国也被解除军权，仅挂了一个空头的行辕副主任之职，而陈诚的心腹们却乘机夺得了上述要职。

    陈诚如此一动，弄得国民党军内部一片混乱，人心惶惶。

    在陈诚扩军的同时，林彪也在进行扩军备战。到1947年9月，民主联军的野战部队已发展到了9个纵队27个师、10个独立师、2个骑兵师，1个炮兵司令部共计29万人，加上地方武装近23万人，总兵力已近52万。其中，民主联军总部直属4所学校，1个炮兵司令部，1支护路军和独立2、4、5师以及骑兵师，总司令兼政委林彪，副总司令周保中、吕正操、肖劲光、黄克诚，副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参谋长刘亚楼、伍修权，政治部主任谭政。

    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万毅，辖1、2、3师；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辖4、5、6师；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辖7、8、9师；第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政委彭嘉庆，辖10、11、12师；第六纵队司令员洪学智、政委赖传珠，辖16、17、18师；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陶铸，辖19、20、21师；第八纵队司令员黄永胜、政委刘道生，辖22、23、24师；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辖25、26、27师；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辖28、29、30师。此外，民主联军还设立了两个前方指挥所：辽东军区前指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肖华；冀察热辽军区前指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

    林彪将东北民主联军新的组织情况上报了中共中央。毛泽东持着这份电报面露喜色：“林彪在东北搞得是红红火火呀。”他走了几个来回，坐下来亲自给林彪回了电：“希望你们能于九月下旬开始作战；新的作战，似宜以一有力兵团进攻山海关、沈阳线上之敌，以另一有力兵团进攻中长线上之敌，以求分散敌人，各个击破，重点放在哪，你们自己决定。”

    毛泽东对林彪的军事指挥权非常尊重，他很少直接下达硬性命令，大多情况下都是提出建议或是下达留有选择余地的命令。

    林彪看着毛泽东的指示，开始思考新的行动方案。在过去几年里，他与杜聿明基本打了个平手，如今杜聿明走了，不知这个新来的陈诚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这个时候，陈诚正在调整在东北的战略。他认为：过去杜聿明的失误是没有把北宁路锦州到沈阳段以西的民主联军彻底肃清，以致国民党军关内与关外的联系经常有被切断的危险。为此，他将刚从苏北调来的王铁汉49军和从华北抽出的第43师投入到热河东部地区，命令他们在短期内将北宁路沿线活动的民主联军扫荡干净。在中长线上，陈诚则将过去的“全面防御”改为“机动防御”，有计划地收缩兵力，保卫重点城市。

    “原来是这样。”林彪见陈诚如此重视北宁线，不禁暗自发笑。“我就来一个将计就计。从9月下旬开始，首先以冀热辽军区主力向北宁线发起进攻，切断关内与关外的联系，待陈诚派主力西援时，再出动南满和北满的6个主力纵队沿中长铁路在长春和四平之间寻机歼敌。”

    林彪计划已定，尚未实施。陈诚倒是先出手了。9月刚过，陈诚率先在北宁路段展开进攻，出动三个师向民主联军冀热辽部队集结地建昌推进。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冀热辽军区前指政委黄克诚当即命令黄永胜的八纵和詹才芳的九纵：主动寻找战机，坚决打击来犯之敌。

    两支纵队得令后，翻山越岭，前去迎战来犯之敌。

    9月13日深夜，八纵行至梨树沟门一带，正遇国民党军的暂50师。号声嘹亮，枪声四起，八纵当即迎头痛击。暂50师正在黑夜之中行进，突然遭到痛打，也不知民主联军有多少兵力，只能慌乱逃窜。待到天亮时，大部分已被歼灭。

    “暂50师在梨树沟门挨了打。”正进到新台边门一带的国民党暂编22师听说了这一消息急忙后退，一直撤到距锦西不远的杨家仗子。

    杨家仗子是一片山间谷地，是个适合打围歼战的绝好地段。为了抓住暂22师，八纵部队昼夜急行，终于在9月15日夜截住了敌人。黄永胜亲临前线，指挥八纵于16日下午展开总攻，战至黄昏，暂22师仅有一部脱逃，余众尽被歼灭。

    “暂50师和暂22师居然相继惨败！”沈阳城里的陈诚气急败坏，“令49军军长王铁汉率79师和105师一部立即拿下杨家仗子！”

    “万万不可！”郑洞国立即制止陈诚，“那杨家仗子是山间谷地，共军最为擅长在此种地形中作战，我军不宜前往。”

    陈诚狠狠地瞪了一眼郑洞国：“你长年跟着杜聿明打仗，已养成了贪生的陋习，还有没有一点军人的风范？”

    郑洞国一言未发，甩手离开指挥室，心中暗骂：“你这个草包！”

    9月19日，王铁汉率1万多人抵达杨家仗子，未见民主联军任何踪影，便马上构筑防御工事。

    黄永胜刚刚在此歼灭敌暂50师，不想居然又有一部国民党军主动进入谷地等待决战，不禁大喜过望，迅速偕同詹才芳的九纵同往应战。战斗于9月21日13时打响，几番冲锋后，王铁汉不敌，丢弃阵地逃入附近的杨家仗子和毛祁屯两个村子内，倚仗强大火力，继续顽抗，一面死拼一面求救。

    陈诚得知王铁汉陷入困境，忙调49军的26师、暂编第60师及暂编18师、22师各一个团由锦州、锦西紧急增援。八纵和九纵的打援部队又将这些增援敌军牢牢阻挡在虹螺岘、连山、五岭山一线，双方展开激烈战斗。

    当时天降大雨，豆大的雨点打在草地上啪啪作响。民主联军没有任何雨具，他们冒着大雨先后向杨家仗子进行了三次总冲锋。直到9月22日黄昏，王铁汉终于丧失斗志，下令各部分散突围。他自己则带领卫队先逃跑了，外来援军也随之溃散。民主联军各部乘胜追击，次日，八纵、九纵又打扫了一天战场。

    从梨树沟门战斗开始，民主联军在辽西三战三捷，共歼灭国民党49军军部和79、105师的四个团，暂50师两个团、暂22师、暂60师、暂18师各一部，总共12，000多人。战斗结束后，八纵、九纵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于9月28日到30日彻底破坏了锦州到山海关的铁路线，切断了国民党军队关内与关外的联系。

    陈诚偷鸡未成反蚀米，暴跳如雷，决心夺回辽西优势。他电令驻在铁岭的新6军两个主力师马上乘火车西下增援锦州，同时请求华北的傅作义派兵北上。

    陈诚一通调遣，只顾了辽西，却造成中长铁路线上国民党军的兵力空虚。

    “机会来了！”林彪拍案而起，于9月26日命令东北各纵队立即发起秋季攻势。刘亚楼补充道：各部队要轻装奔袭，分兵包围空虚城市，一面准备攻城，一面准备打援。

    各部队得到命令后迅速出发，纷纷奔向预定作战地点寻找战机。南满的三纵一马当先，飞赴西丰附近，吓得西丰、莲花街和叶赫一带的敌人相继撤退。

    三纵奋起直追，冒雨急行，与四纵一起，仅用三天时间即歼敌8，000多人，直逼开原、铁岭。陈诚无奈，又火速将西援锦州的新6军主力调回铁岭。

    林彪对付杜聿明时采用“南打北拉”的方法，折腾得杜聿明疲惫不堪。陈诚自以为聪明，转而将进攻主方向改在辽西，林彪却转而采用“东拉西扯”的打法，国民党军依然仗仗吃亏。陈诚终于坐不住了，倚着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向南京告急。

    蒋介石不能不管，匆匆于10月8日飞到沈阳。陈诚果然面子大，蒋介石一面提出“巩固沈阳及其与关内的交通联系，加强沈阳以北各据点的守备力量，以求确保”的战略方针，一面答应陈诚派华北傅作义手中的92军24师、94军43师、13军54师、暂3军的10师、11师和骑兵4师共6个师兵力支援东北。

    傅作义对蒋介石的命令不敢违抗，立即派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带领6个师沿着已被民主联军破坏了的北宁路向东北增援。

    侯镜如吸取了王铁汉的教训，不再分散兵力，力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虽然前进缓慢，但始终不让民主联军抓住机会。到10月中旬，侯镜如推到阜新，与陈诚的队伍会合，重新打通了北宁线。

    侯镜如见此次行动如此顺利，不禁有些得意。不想这一得意，便出了漏洞。辽西的七纵主力抓住时机，于10月9日强行军75公里，奔袭新立屯。守敌暂57师还没来得及准备，就已被歼灭了两个团。17日，七纵又继续前进，攻克了阜新，歼灭了暂51师师部和一个团。侯镜如深感侧面受到威胁，无法继续向沈阳方向推进，只好调转头来进攻七纵。

    见七纵已将侯镜如缠住，九纵在八纵的配合下，于20日奔袭朝阳。22日晚，九纵仅用了6个小时就将朝阳守敌共2，000多人全部消灭。

    战火在身后燃起，侯镜如一时之间也乱了阵脚。他亲率92军21师和43师从新立屯出发，急速奔向朝阳一带救援。程子华、黄克诚立即集中八、九纵队和其他部队共8个师，在义县以西的九关台门、代官堡地区布下口袋，待侯镜如一进来，便是一番猛打。战至11月2日，民主联军共歼敌6，000余人，其余敌军全面崩溃，分头东窜，躲入附近城中，再也不敢出来了。

    辽西大地一片静寂，再也没有国民党军四处游动了。

    林彪纵览全局，国民党军无一不是缩首在各大城池之中，固守不出。他没有任何歼敌机会了，只好于11月5日下令收兵。

    在这次历时50天的秋季攻势中，东北民主联军共歼灭国民党军69，000余人，收复或一度攻克城市15座，切断了北宁和中长铁路长春到四平段的交通，迫使国民党军队收缩在北宁和中长铁路沿线的20多个大、中城市里，陷入了更被动的局面。而陈诚的指挥无方更是遭到东北国民党军将领的一致责难，看来陈诚的日子真的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此时，毛泽东已令华北地区展开反攻。傅作义未经几战便丢了石家庄，忙将增援东北的骑兵4师和暂编第3军的暂10、11两师紧急调回。

    陈诚见援兵回撤，只得进一步收缩。林彪看准了机会，决定待辽河结冰，即发起一次冬季进攻。

    一个敢抗旨不遵的总司令

    1947年11月底，东北骤然降温，连降大雪三天三夜。雪后初霁，阳光遍地，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发起冬季攻势最好的时机到来了。

    “各纵队都准备好了吗？”林彪坐在双城指挥部的火炉旁问道。

    各纵队司令围坐一侧，纷纷答话：“都准备好了。”

    “这次所有的纵队都要出发，哪个也不能落后。”林彪干脆地说道。说话时，他特意看了一眼万毅。万毅的一纵当时在民主联军各纵队中是稍差的一支。林彪有意要鼓励一下万毅，继而自言自语地说：“中国有句老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万一”二字正好与“万毅”谐音。说时，林彪不自觉地在嘴角翘起一丝隐隐的笑意。他渴望着这句话能引起大家的一片笑声。不想大家却都充耳不闻，没有人听出他这句满带着湖北味的自言自语是一句笑谈。林彪连说了五遍，见大家仍愣愣地相互对视，只好悻悻地说了一句：“各纵队准备出发。”

    林彪一生中开过的唯一一个玩笑就这样在毫无效果的情况下淡入历史之中了。

    第二天，民主联军各纵队纷纷出动。他们踏着一尺多厚的积雪，于12月中旬，分别包围了法库、彰武、新立屯，并进一步向新民、沈阳一带挺进。

    “林彪又发起新进攻了。”陈诚顿时紧张起来，“驻在铁岭的新6军22师立即向法库一带增援。”

    22师领命出击，行至铁岭北侧即遭到民主联军二纵4师的阻截。22师全力突围，待冲出包围圈时，正遇到钟伟指挥的二纵5师。12月17日，22师被一举击溃。

    “林彪不是要打法库，是要打沈阳！”陈诚红了眼，赶紧调长春的新1军、四平的71军和锦州的两个师到沈阳、铁岭、新民地区，部署防御。

    林彪的确没有打法库，他转而调兵攻打彰武。

    彰武位于新立屯以北、秀水河子以西，守敌是49军79师，兵力大约9，000人。12月22日，民主联军的二纵和七纵将彰武团团围住。二纵的刘震司令员与七纵代邓华指挥的贺晋年相互协商，决定此仗要慎之又慎，只能胜不能败。

    所以，尽管林彪将总攻时间定于12月24日，但二、七纵迟迟未出手，他们反复在城外观察地形、选择突破点和准备攻城的爆破器材。直到12月28日晨，一切准备就绪，总攻彰武的战斗才正式开始。由于准备充分，进展非常顺利，仅用4个小时，国民党79师师部和3个团共8，000多人除1，800余人被毙伤外，全部当了俘虏。

    彰武战斗结束后，林彪令二、七纵队就地休整，一、八、九纵向黑山、打虎山前进，四纵继续在辽阳和沈阳之间破坏交通。

    陈诚见民主联军此时四处分散，心中窃喜，决定集中兵力在新民、法库、沈阳的三角地区与民主联军的三、六、十纵决战。1948年1月1日，陈诚调集了所有的机动部队，分三路从沈阳、铁岭、新民向北作扇形推进。其中，新3军、新6军主力为右路，新5军的195、43师为左路，新1军和71军主力为中路，气势汹汹地杀了出来。

    林彪见缩在城市里的国民党军终于出来了，喜得一拍桌子：“好，这头老乌龟终于露头了，这次我们先砍下他的新5军。”

    1月2日，林彪电告六纵16师：国民党新5师不日将到你处，你们必须死守公主屯。1月3日，一、二、三、七纵分别接到林彪的紧急命令：速往公主屯，准备歼敌。

    此时，国民党新5军还不知道林彪早已举起了砍刀，正洋洋自得地一路前行。新5军军长陈林达原是71军195师师长，现在陈诚的提拔下荣升高职，正想乘机再立战功。1月1日，陈林达乘火车从沈阳出发，到巨流河车站下车后，沿着公路一直向公主屯推进。全师只带了三天的粮食和必需品，以为很快就能解决战斗。2日，新5军先头部队进至公主屯、黄家山等地，与守在那里的民主联军六纵发生小规模战斗。陈林达立即催促后方军队全速推进，195师攻向十里堡、五家子，43师重点攻打黄家山。战斗进行到4日黄昏，民主联军的各路增援人马纷纷赶到。这时，陈林达才发现自己已面临被全面包围的危险，急发电报向陈诚求援，要求廖耀湘、李涛的新6军赶快向他靠拢，并请求自己退到巨流河一带。

    陈诚闻报大惊失色，首先乱了阵脚，不知如何是好，身旁官员又多是杜聿明的旧部，对陈诚自以为是、攻击前任的做法本来就不满，如今正是看笑话的好时机。所以，陈诚犹豫了整整一天时间，才决定下令新5军撤往沈阳。可惜他耽搁了一天时间，此刻下令，为时已晚，林彪已将陈林达的新5军牢牢围住。

    从外围前来救援的各路人马也无法前行。新3军、新6军被十纵阻拦在公主屯以东10多公里的石佛寺、黄家山地区。新1军、71军则被一纵、三纵拦在辽河南岸。

    1月5日开始，林彪命各路纵队全力消灭新5军，战斗直打到1月7日下午，战场上的枪声才渐渐地沉寂下来，新5军军长陈林达、两个师的师长和1.3万多官兵全部当了俘虏，加上被毙伤的7，000多人，新5军2万余人无一逃脱，被全部歼灭。

    公主屯之战后，林彪不让各部队休息，立即命令一纵、八纵和独立2师火速攻下已被八纵24师围困了一个月的新立屯。新立屯守军是49军的26师，得知民主联军已大队前来时，集体化妆外逃，被发现后，毫不反抗，就地投降，7，000多人未发一枪，全都乖乖地做了俘虏。

    民主联军在冬季进攻中连克彰武、公主屯、新立屯，全歼新5军，极大地震动了陈诚和蒋介石。陈诚急得胃病发作，卧床不起。他一面将辽阳的52军和四平的71军主力紧急调往沈阳，稳定局面；一面向蒋介石告急。

    1948年1月10日，蒋介石带着国防部次长刘斐、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飞到沈阳，立即召集军事会议。

    参加会议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们个个提心吊胆，不知蒋介石又要拿谁问罪，追究责任。当蒋介石铁青着脸在陈诚的陪同下进入会议室时，众将领站得笔直，心却在咚咚乱跳。

    果然，会议一开始，蒋介石便大发脾气，痛斥东北诸将领指挥无能，作战不力，将好端端的队伍都一批批送掉了。随后，他转过矛头，直对廖耀湘和李涛：“新6军居然不听命令，拥兵自保，见死不救，新5军全军覆没，你们的责任不可推卸！”

    廖耀湘、李涛一听，简直就是莫名其妙，立即站起申辩：新6军从未接到援救新5军的命令，无法对此负责。

    陈诚见自己的借口被揭穿，忙站起来申辩，三人吵成一团，最终陈诚理屈词穷，只好沮丧地说：“新5军被消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以肃军纪。”

    蒋介石摆了摆手道：“仗正在打着呢，等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吧。”说完就离席而去。

    陈诚忙跟在后面又是自责又是发誓：“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产党攻到沈阳，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以手枪自杀。”

    但说归说，做归做。陈诚没在东北再停几天，就通过私人关系辞去了东北行辕主任的职务，于2月5日离开了沈阳。

    陈诚离开东北，国民党内舆论大哗。陈诚自感在国内已无法立足，便向蒋介石请假前往美国治病。不巧此时正逢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会议代表闻知此事，不顾议题，振臂高呼：杀陈诚以谢国人！不让陈诚逃往美国！

    陈诚吓得再也不敢提前往美国了，只好躺进上海联勤总部陆军医院，以专心治病为由，不敢出头。

    陈诚自以为是，想在东北捞取功名，不想却比杜聿明败得更惨。蒋介石对其又气又急，只好再寻高明。

    趁着国民党军在东北乱作一团，林彪加紧了军队整编。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指挥机关与军区分开，原有领导机构不变。

    林彪率众全歼新5军之后，及时总结作战经验，并进一步对野战部队进行了扩编，大批训练好的二线兵团被编入主力纵队。1948年2月，原有的9个独立师重新编组，新成立了第五、第十一和第十二纵队。其中，南满的三个独立师改编为第五纵队，万毅任司令员，刘兴元任政委，下辖13、14、15师；冀察热辽军区的三个独立师改编为第十一纵队，贺晋年任司令员，陈仁麒任政委，下辖31、32、33师；北满的三个独立师则改编为第十二纵队，钟伟任司令员，袁升平任政委，下辖34、35、36师。原有九个纵队的领导班子也做了相应调整，一纵司令员为李天佑，政委梁必业；二纵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三纵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四纵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骅；六纵司令员黄永胜，政委赖传珠；七纵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八纵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邱会作；九纵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十纵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与此同时，又从地方部队中新成立了11个独立师和1个骑兵师，总兵力不断壮大，已形成了对国民党军的绝对优势。在战略上，北线已形成包围长春、威逼沈阳之势；南线则占据了台安、北镇、建昌一带，威视锦州、北宁路。

    在此大好形势下，林彪于1月30日电令四纵、六纵再次发起进攻，直取辽阳。

    次日，东北忽降大雪，雪花飞舞，天地不辨。解放军无法看清辽阳的军事目标，只好一面细心观察，一面向百姓打探。准备工作整整作了5天。2月6日7时，吴克华指挥四纵在冰天雪地之中向辽阳发起总攻。在六纵的配合下，经过8个小时的战斗，攻下城池，全歼守敌。

    捷报传到中共中央，毛泽东站在地图前，仔细地察看着东北地图，并于2月7日回电林彪：目前，国民党军在东北已成弱势，要作好准备，防止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最为有利。现在应利用结冰期再打两个月仗，以歼灭更多敌人。

    林彪接到毛泽东的回电后，初步一算东北的气候状况，顿感任务艰巨。因为到了3月初，冰期结束，江面上无法承受车马，道路日益泥泞，不利于作战，目前必须抓紧时间，在有限的20多天内，再创战绩。

    2月12日，林彪令仅休整了4天的四纵和六纵：继续前进，攻夺鞍山！

    次日，四纵的10、11、12师，六纵的17、18师，辽南独立1师和炮兵师，总共7个师的兵力和70多门火炮，齐聚鞍山城下。经认真准备和全力协调后，2月16日早晨，进攻开始，战至19日，守在鞍山的52军25师共13，000多人被全部歼灭。

    鞍山解放后，林彪令四纵略作休整，迅速南下，乘胜再战营口。营口守敌暂58师见解放军来得如此神勇，不敢应战。副师长王家善派人送信，要求率部起义，时间定在3月中旬。林彪因已吃过国民党军起义又叛变的亏，不予相信，便一面命令四纵按原计划展开进攻，一面回复王家善：要起义就立即起义。王家善别无选择，遂率众于2月26日逮捕了52军副军长郑明新及营口伪市府、警察局头目后起义，营口顺利解放。

    在短短的20天内，林彪连下国民党三座重城，使防守在各个据点的国民党军队一片惊慌。各地的求援和告急电报如雪片般飞向沈阳和南京。蒋介石眼看东北局势恶化，焦急万分，不能让沈阳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坐以待毙。2月20日，他派人飞到沈阳传达命令：留下53军及207师防守沈阳，其余主力尽快撤往锦州，这样既可保留实力，在锦州一带合力抗击共军，又可在危急之时迅速撤入关中。

    但此令到了沈阳却立即遭到拒绝。是谁胆子如此之大，竟敢对蒋介石抗旨不遵？不是别人，正是一惯不服从蒋介石命令的新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

    四平已是没有盖上盖儿的棺材了

    卫立煌是什么人？

    卫立煌字俊如，生于安徽，是国民党军“五虎上将”之一，能征惯战，善出奇兵。抗日战争中曾在忻口重创日军，后接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官赴缅甸作战，又很快扭转战局，指挥部队强破怒江击溃日军，完成了打通中印公路的战略任务，名扬中外。卫立煌自幼家贫，但颇有侠肝义胆，得到过孙中山亲手赠送的签名照片，与张学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都曾有不同程度的接触。由于蒋介石对他屡与共产党交往颇为不满，故卫立煌的地位也一直沉浮不定。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在昆明成立了陆军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卫立煌为副总司令。卫立煌对此不满，称病就医，携新婚夫人韩权华前往日美英法等国考察军事。直到1947年10月才返回上海。

    1948年初，陈诚在东北屡遭不利，蒋介石忽然又想起了卫立煌，通知他出席军事会议，并告诉他自己准备在东北成立一个“剿总”，希望卫立煌能够出任东北“剿总”总司令。

    卫立煌本想推辞，却找不出好的理由，此时，又因为陈诚急欲离开东北，早已打通了各路说客，参谋总长顾祝同、蒋介石首席智囊张群等人纷纷上门劝说，卫立煌无所适从。

    蒋介石更是趁热打铁，语重心长地跟卫立煌说：“东北是一个比西欧大国还要大的地方，那里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其得失影响着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但现在东北已面临危机，谁能力挽狂澜？杜聿明不行，陈诚更不行，我看只有你才能担此重任。”

    卫立煌只是听着。

    蒋介石见卫立煌未作推辞，接着说：“现在把东北党政军各方面的全部职权都交给你负责，还有什么困难，随时提出，我们优先解决。万一战局失利，这个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

    卫立煌听了此话，终于踌躇着发表了意见：“现在东北军队都在被围困之中，恐怕没有大量的增援是不行的。”

    蒋介石急忙说：“是的，这是问题。这样吧，我先给你增援5个军，后勤方面也优先补给东北。”

    卫立煌不好再说什么了，答应说：“那么，我先去看看再说吧。”

    蒋介石见卫立煌终于答应，遂于1948年1月17日宣布，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郑洞国、范汉杰为副总司令。

    1月21日，卫立煌由南京飞抵北平，与李宗仁、傅作义商谈相互协调之事，并于次日到达沈阳，出任东北行辕主任。

    2月1日，国民党撤销东北行辕，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卫立煌正式担任总司令一职。

    上任之后，卫立煌认真分析了东北形势，认为国民党军在东北必须坚持这样的战略：扩充实力，稳扎稳打，固守要点，静观待变。他重点提拔了一批被陈诚弃而不用的将领，并重新进行了军事部署，将各种武装共55万人划分成三大块，分别固守在长春、沈阳和锦州。其中，自己率东北“剿总”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周福成的第8兵团、廖耀湘的第9兵团共8个军24个师又3个旅约30万人，驻守沈阳及外围城市铁岭、抚顺、本溪、新民等地；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郑洞国率2个军、6个师又3个旅约10万人，防守长春；另一个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冀热辽边区司令范汉杰率卢浚泉的第6兵团及其他部队共4个军14个师约15万人，防守在锦州，保卫锦州、山海关间的铁路交通。

    卫立煌认为，目前在东北的关键是守住这三个据点，以沈阳为基地，不断壮大，逐渐外扩，这样才有希望重新夺回东北。为了这个主要目的，可以不再理会个别小城镇的失守，因为林彪的惯用手法就是围城打援，所以，对于被围困的小城市，可以不去救援，这样，林彪将无援可打，国民党军的实力就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保存。

    正是由于卫立煌对各个小城市被困不予救援，各地守军只好紧急向蒋介石求助。蒋介石深恐东北实力不保，便下令卫立煌退出沈阳，开往锦州。

    卫立煌本人正在苦心经营沈阳，想将其建成最大的战略基地，接到此令，脸色大变，立即派郑洞国飞往庐山，声称沈阳主力部队不能丢下吉林和长春不管，况且开往锦州途中必遭林彪沿路打击，将会带来更大损失。

    蒋介石不为所动，告诉郑洞国：目前沈阳已成孤城，只得靠空降物资维持，这不是长久之策，只有先去锦州，在形势有利之时才有机会退入关中，否则可能全军覆灭。

    卫立煌听了郑洞国的汇报，仍然抗命不遵，继续向蒋介石陈述自己的意见。最后，蒋介石无奈，让出了一小步：允许东北维持现状，但卫立煌要加紧整训部队，待条件许可，就从沈阳打向锦州。

    趁此机会，林彪连续发起进攻，短短数日之后，沈阳以北就只剩下长春、吉林和四平三个孤立据点了。面对这个形势，林彪作出新的决策：在解冰期到来之前集中主力夺取四平，切断沈阳与长春间的联系，争取将沈阳守敌吸引出来，再歼灭一批。

    1948年2月27日，林彪令一纵、三纵、七纵和炮兵主力统归李天佑指挥，再攻四平。其余纵队负责四周打援。

    3月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再聚四平城下，将整个四平城围成一只铁桶。林彪此次行动，大出国民党守军意料之外，他们没有想到解放军在此屡屡受挫，却仍然念念不忘。前一段时间，陈诚为了保住沈阳，已将71军军部及87、91师调到了新民一带，四平只留下88师和保安队等总计1.9万多人防守。新任71军军长刘安祺在离开四平时忧心忡忡地对留守在城中的88师师长彭锷说：“现在的四平已经是一个没有盖上盖儿的棺材了，就等着共军来钉钉儿了。”彭锷虽然也知道四平危险，却没想到林彪这么快就杀来了。

    李天佑因为上次攻打四平不利，至今仍怒火在胸，主攻部队到齐后，便下令清除四平外围一切敌军。到3月8日，解放军拿下了在四平外围最坚固的阵地——三道林子地堡群，四平城攻坚战即将打响。

    3月12日，正是一场大雪过后，天色初晴。解放军步兵、炮兵踏着厚厚的白雪，迅速进入阵地。7时40分，五颗信号弹闪着彩光飞上天空。一瞬间，各阵地上火炮齐吼，山林震撼。四平城顿时黑烟弥漫，处处喊杀声震天。解放军一纵、三纵、七纵和独立2师分别从五个方向发起突然进攻。不到半个小时，各纵队全部攻入城中，彭锷惊慌失措，忙带着各部人马向东区收缩，意欲集中顽抗。解放军穷追猛打，当日晚，已将国民党军逼入四平城东北角的化工厂和发电所一带。

    13日晨，天刚蒙蒙亮，解放军各纵队已将四平东北角死死围住。一阵炮声过后，各路人马奋起冲锋，迅速地结束了战斗。这次攻取四平仅仅用了23个小时，19，000多国民党守军除了4，000多人被毙伤，其余全都当了俘虏。

    东北人民解放军日益壮大，所向披靡，让国民党军人人自危。早在林彪派兵初至四平城下，郑洞国就感到大事不妙了，他从蒋介石与卫立煌的争吵中更是觉得东北前途无望。3月初，郑洞国借口胃病发作，向卫立煌请假，要求到北平就医。卫立煌自是不允，无奈郑洞国打通数人前来充当说客，卫立煌只好同意。郑洞国如愿以偿，兴高采烈，打点行装、订好机票，正待起身。谁知东北形势突变，卫立煌接到报告，解放军大批涌向四平。细一盘算，卫卫煌面色顿变，四平守军有限，战斗力不强，必将失守，此后，林彪将攻打吉林或长春。为保存力量，卫立煌决定放弃吉林，将驻在那里的60军向长春撤退，两处合兵，以力保一处不失，否则，极有可能被林彪逐个吃掉。于是，他急令郑洞国放弃治病，速往吉林部署撤退。

    3月8日上午，郑洞国乘飞机抵达吉林，立即在60军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命令军长曾泽生马上带兵撤往长春。接此命令，曾泽生大吃一惊：“马上就撤？”

    郑洞国不予解释：“今天晚上就开始行动，要迅速，争取在共军得知消息前进入长春。”曾泽生愣了半天，才回应道：“是！”郑洞国摆了摆手，说道：“快去准备吧。”

    曾泽生急冲冲地去下达撤退任务，忽听得郑洞国叫住了自己：“还有一件事，记住：撤退之前务必把小丰满水电站彻底炸掉。”

    当天傍晚，吉林城内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官员、地主商人拉家带口，开着汽车、赶着马车争先恐后地逃出城区，各大道路水泄不通。曾泽生亲自指挥特务营维持秩序，将军民分成两路。杂乱无章的人群乱哄哄地未走出5公里，忽听得身后轰隆轰隆的一阵爆炸声。郑洞国以为曾泽生已炸掉了小丰满水电站。在忙乱之中他却没有注意到，吉林城内仍然是处处灯光。

    原来是曾泽生不忍心炸了水电站，只是让后面的部队把带不走的弹药销毁了。由于60军本来是云南王龙云的部队，曾泽生来到东北，饱受国民党嫡系将领的刁难，早已心怀不满。

    3月10日，林彪得知吉林守军已悄然撤往长春，暗吃一惊，匆匆调令东满独立师沿路追击。但由于动身已晚，直追到太平岭一带才赶上60军。双方进行了短暂的交火，60军丢下拖后的运输团，很快就与从长春来接应的新7军38师会合，于11日逃进了长春。

    两天后，林彪已打下四平。至此，国民党在东北只剩下沈阳、长春、锦州、营口等几座孤城，被解放军团团包围，相互之间无法接应，城中物资只能靠空运补给。

    此时，卫立煌已是坐卧不安，就剩这几座城市了，不敢轻易再做放弃了。自郑洞国指挥吉林守军退入长春后，卫立煌令郑洞国留在长春，主持军务。郑洞国拒命不从，乘飞机返回沈阳，强烈要求去北平治病。最终只得蒋介石出面，严令郑洞国防守长春。

    郑洞国长叹一声，自认命运不济，满怀凄凉地于3月下旬飞回长春。

 第八章 清秋深锁，惊雷顿志运兵辽西

    国民党在东北只剩几座孤城。毛泽东令林彪速下锦州，关门打狗。林彪几经犹豫，终于秘密西下。辽沈战役拉开了帷幕。蒋介石声泪俱下，亲点侯镜如、廖耀湘拼成两个兵团，东西对进。罗荣桓夜劝林彪。吴克华傲立塔山六昼夜，华北十万大军寸步难进。

    林彪与毛泽东的分歧

    1948年的春天是破碎的。

    蒋介石匆匆从庐山返回了南京。坐在地图前，他恍恍惚惚地想，整个东北就像是一只散发着珠光宝气的金玉杯子，却让林彪几年的旁敲侧击，化成了几块零落的碎片。郑洞国去了长春，可长春能因此而保住吗？不能。谁去了也保不住，不仅长春保不住，沈阳也会丢的。早晚的事儿。城可以丢，但兵是万万不能丢的。

    想到此，蒋介石突然在心中窜起一股怒火：“那个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命令的卫立煌！”

    一纸电文从南京直发沈阳。

    在这个春风轻荡的4月之初，卫立煌遵照蒋介石的命令飞到南京。

    蒋介石压住心中怒气，尽量显得心平气和地说：“现在，长春和沈阳之间已经交通断绝，单凭空运无法维持多久。在这种情况下，尽快将主力部队撤到锦州方是上策，至于沈阳和长春，只要留下少量部队防守就行了。”

    卫立煌立即站起身来：“目前，各地的军队整训尚未完毕，我们的主力部队根本就没有能力打到锦州，很有可能走到中途即已被共军吃掉。”

    争执再起。几经争吵，蒋介石忽然冷笑道：“当前，沈阳、长春等地的物资补给已无法长期保证。”

    哪知卫立煌却不紧不慢：“物资补给不是难题，我们可以与美军顾问团商量，相信会得到有效的解决。”

    蒋介石本想以物资补给要挟卫立煌撤军锦州，不想卫立煌另有对策，只气得一甩袖子：“那你就自己去解决吧。”

    二人再次不欢而散。

    卫立煌的确是个执著的人，出了总统府，立即找到美军顾问团。5月，美军顾问团代表在团长巴大维的带领下飞抵沈阳。他们视察了沈阳城内外的形势，并观看了国民党军队的各兵种联合演习。随后，巴大维向卫立煌许愿：同意另外拨给国民党军10个师的武器装备。

    此后，美军运输机源源不断将兵员装备、粮食、弹药等运到沈阳、锦州。

    蒋介石不断找卫立煌协调意见，却令毛泽东对东北局势担心不已。

    毛泽东担心蒋介石一旦说服了卫立煌，将会破坏自己的战略设想。他希望能将东北的国民党军全部拒之关外，原地消灭。否则，如任其撤入华北，不仅将助增国民党在中原的实力，而且再想寻机歼灭也实为不易。所以，自1948年2月起，毛泽东就指示林彪：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攻下锦州以实现“关门打狗”十分关键。

    然而，此时林彪却另有想法，整天面对地图，苦思冥想。毛泽东多次催促他早下进攻锦州的决心，身边的罗荣桓和刘亚楼也急得团团转。但林彪不为所动，几天后，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冗长的电报，认为锦州城防工事坚固，又有15万国民党重兵把守，如同攻打四平一样，久攻不下，必因敌军援兵涌至而造成被动。此外，要打15万人设防的锦州，必须有大规模的重武器，和六七十万人的后勤供应，这样庞大的供给需要大量汽车和油料，如果油料耗尽或遭到空袭，大批机械化装备都将丢给敌人，解放军也难以安全撤离战场，只会陷入危险之境。相比之下，长春距解放军后勤基地最近，且守敌最弱，受援困难，眼下攻打长春方为上策。

    电报到了西柏坡，毛泽东拍案而起，大发雷霆：“这个林彪，我看胆子太小，二月份就叫他南下北宁线，两个月过后，仍然迟迟不动，还要先打长春，不然，我去东北带兵去！”

    周恩来见毛泽东发怒，忙上前劝说：“主席，林彪似乎也有他自己的顾虑，既然他要打长春，就让他试试吧，同时，更重要的，我们要多加申明南下北宁线的重要性，让他尽早下定决心。”

    毛泽东十分不悦地走了两个来回，挥了挥手：“也罢，就先让他试试，不试试，他是不会下决心的。”

    4月22日，林彪的计划勉强得到批准。毛泽东以少见的批评口气在电报中说：“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但绝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锦榆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因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下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长春万一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更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林彪看着电报默默不语。过了许久，他才有气无力地下了命令：“围攻长春！”

    东北人民解放军迅速集聚于长春城外惊醒了枯坐城头的郑洞国。他现在无处求援，国民党军占领的一座座城池早已被解放军切断了联系。郑洞国如一头困兽，在城头上四处巡视。

    “与其坐而挨打，不如主动出击！”

    5月21日，郑洞国命令新7军新38师主力和暂61师主动冲出西门，占领了长春西北30公里处的小镇。林彪见郑洞国率先出战，立即命令一纵和六纵前去迎敌。哪知一出手就碰了个硬钉子，一场恶战直打到5月24日才将国民党军打回城内。

    林彪浓眉紧锁。长春守敌远不是他想像的那样不堪一击，初次交战，已发现他们实力仍然强大，硬攻长春，目前没有绝对把握。

    5月29日，林彪致电中央：自己对长春之敌估计不足，郑洞国不仅抵抗坚决，而且工事完备，攻打解放长春，即使付出最重大的伤亡，最后仍可能无法解决战斗。此种战斗绝非一个猛攻所能拿下，而须逐屋逐堡夺取。因此，建议不再硬攻，改为以一部分兵力对长春久困长围。

    毛泽东仔细看着电报中的内容，又多次向林彪询问具体情况，最后于6月7日同意了围困长春的方案。但他同时也指出：围困长春更要立足于打，而不是围而不攻。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更重要的任务是要尽快完成下一步入关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地区作战的准备。

    但林彪没听进毛泽东的提醒，仍在计算着长春的攻守力量。直到7月20日，他算不出一个有把握的进攻方案，终于将地图一摊，回电中央：“放弃攻打长春，同意大军南下。”

    毛泽东长出一口气：“这个林彪转个弯儿还真不容易！”立即发出回电：抓紧时间，争取8月间在北宁线和承德一带打响战斗。

    但毛泽东想错了，林彪的弯儿还是没有完全转过来。他虽然同意南下作战，但在总的战略意图上，仍有不同想法。他的意图是只打辽西走廊北宁线上的几个小城市，先放开锦州等地。

    几年来，连续攻打四平和长春已慢慢地使林彪的头脑中产生了对攻坚战的畏难情绪。

    毛泽东看出了林彪的痼疾所在，向他明确提出：“作为一名高级军事将领，必须要有敢于与国民党军打大仗的信心和勇气。此次南下作战，首要目标是锦州和唐山。”

    毛泽东这一明确指示如给林彪当头一棒，他枯坐不语。拉着脸沉默了几天，连续给毛泽东发去几封电报，先是提议要华北的杨得志、杨成武两个兵团出动配合，然后又说自己粮食尚未准备好，南下途中桥梁已断等等。

    毛泽东终于怒火又起：“林彪所提出的困难全是借口，速给林彪回电，原话不变。”

    8月12日，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接到毛泽东的电报，面面相觑，他们从未见到过毛泽东如此口气的电报，再也不敢推说什么，只得一面委婉说明具体情况，一面明确表示：马上南下。

    为了迎接新的战斗，林、罗、刘三人决定随军南下。8月14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正式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分开，军区工作由高岗、陈云、李富春、伍修权等负责，而林、罗、刘等则专心负责前方作战指挥。

    经过紧张的粮食筹备和道路抢修，林彪于8月29日向各纵队下达了战斗动员令。1948年9月10日起，东北野战军从各处火车站秘密登车。运送部队的列车全用棚车，开车前车门加锁，贴上封条。列车运行时看不到部队人影，听不到说话声音，就连铁路员工也不知道运的是什么。在短短的9天之内，十万大军安全、迅速、秘密地运到了辽西。

    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机关对此居然一无所知，而辽沈大决战的序幕却已悄然拉开了。

    1948年9月3日，林彪将刚刚制订的东北野战军作战计划发送到了西柏坡。

    毛泽东手持这份计划，踱着大步子，不禁再皱眉头，说：“林彪还是不愿打硬仗，看看这个计划，他把兵力部署的重点放在了锦州与沈阳之间，这仍然是准备打援，重点要消灭沈阳来的援敌，根本就不想全力打锦州。”

    毛泽东走来走去，他举着电报转身对周恩来说：“他这个样子……”

    周恩来接过话来说：“不如我们制订好新的作战方针，直接发给林彪好了。”

    9月7日，毛泽东正式指示东北野战军：你们应当使用主力攻打锦州一线，并时刻准备歼灭来自长春、沈阳两地的援敌。如果你们将重点放在攻打援敌上，长春、沈阳之敌可能会因你们的威胁太大而不敢出动。同时，锦州一线分散的敌军也会乘机收缩于锦州和唐山两地，那样，锦州将更不好打。所以，你们必须确立两个决心，一要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

    毛泽东一锤定音，林彪无法再作他想。“按新的作战方针全面部署。”他面无表情地说。

    此后，东北各条铁路线上一片繁忙，兵员和物资纷纷调往各战略要地。为了隐蔽战略目标，所有的铁路运输一律采取夜间满车、白天空车的方式进行。

    在此期间，国民党空军已经发现辽西地区铁路夜间运输繁忙，白天也有大量人员运动。但未能引起国民党高层的警觉。蒋介石正忙于应付西北和山东战场，而卫立煌却在忙着想办法解决长春问题。东北野战军将长春围得水泄不通，城内粮食匮乏，军心不稳。但谁也没想到过锦州的危险，甚至连驻守在锦州的范汉杰都感到高枕无忧。8月底，范汉杰去南京开了一次会，蒋介石很担忧地告诉他，一定要警惕解放军进攻锦州，范汉杰却不以为然，背地里还说蒋介石是神经过敏，返回东北时，甚至顺便把家眷也接来了，打算长住下去。在他的影响下，锦州城内一片太平景象，甚至沈阳等地的有钱人也纷纷迁往那里。

    他们却万万没有想到，早在9月10日，林彪、罗荣桓已根据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拟定了第一步作战计划：以三、四、七、八、九、十一纵、二纵5师、炮纵主力、冀热辽察军区独立第4、6、8师和骑兵师出击北宁铁路锦州至唐山段，切断东北国民党军与关内的联系；同时以一、五、六、十纵和独立2师集结于彰武、新立屯地区，准备截击沈阳西援之敌。十二纵和5个独立师则继续围困长春。

    一场旨在关上东北大门的血战即将展开！

    要锦州，还是要长春？

    1948年的初秋，辽西大地金风阵阵，草虫高唱。骤然之间，却迎来了一片枪响。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指挥十一纵及三个独立师、骑兵师从建昌出发，在北宁线上首先打响进攻战。17日攻克昌黎、北戴河，28日攻克绥中并包围兴城。秦皇岛港与锦州之间的联系立即被切断，在秦皇岛守军的求救下，锦西国民党54军只好分兵向南增援。而野战军四纵和九纵则分别从台安、北镇出发，于16日包围了锦州以北的军事重镇义县。几日之后，三纵、二纵5师和炮纵主力也到达了义县外围，而四纵和九纵则继续南下，进入了锦州外围，攻上了帽儿山。

    帽儿山是锦州东北部的一座很孤立的高山，山脚下有个小村庄叫帽山屯。帽儿山地形险要，既可观察锦州至义县公路的活动，又可俯视锦州机场。九纵赶到时，93军的两个工兵营正在那里构筑工事。9月24日夜，九纵发起突袭，拿下帽山屯。正在帽儿山指挥修工事的暂20师副师长赵景高见势不好，狼狈逃往锦州，野战军随即占领了锦州北部的亮甲山、白老虎屯等地。

    东北野战军突然进攻锦州外围！

    这一消息吓得卫立煌脸色苍白，他立即命令范汉杰和93军军长盛家兴一定要夺回帽山屯。范汉杰听得总司令下达指示时声音发颤，丝毫不敢怠慢，紧急调动184师配合暂20师向帽山屯、亮甲山和白老虎屯同时发起反攻。国共双方在9月26日苦战了一整天，范汉杰无力取胜，又怕锦州空虚，遭到偷袭，只得下令撤退。野战军坚守白老虎屯的英雄连队因顽强抗击而荣获了“白老虎连”和“死打硬拼”两面锦旗。

    锦州附近战事已起，国民党方才如梦初醒，原来解放军攻打锦州已在旦夕。

    9月26日，惊慌不已的蒋介石派出参谋总长顾祝同亲自飞临沈阳，命令卫立煌与廖耀湘：立即空运49军增援锦州；同时由沈阳派出得力兵团向锦州进攻，以解锦州之围。

    卫立煌徘徊往复。“空运49军援锦，我同意。但从沈阳派兵西下，却是万万不可。”他告诉顾祝同：“根据情况判断，目前共军主力部队在辽西走廊的彰武、新立屯一带已经集结。如果沈阳出兵，中途必遭覆灭，正中了共军围城打援之计。同时，也会造成沈阳空虚。我们倒是希望华北地区增兵葫芦岛，由锦西增援锦州，这才是良策。”

    顾祝同挥手拒绝道：“总统的命令，不是保住沈阳的问题，是要你们出兵辽西，东西对进，夹击锦州。”

    廖耀湘听到此处立即插话：“但沈阳主力单独出兵辽西，中间隔着三条大河，极有可能被共军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

    顾祝同见二人不听，也不多说：“我只是来下达总统命令的。这样吧，我再征求一下总统的意见。”

    9月27日下午，蒋介石回电：必须按原命令行动。

    卫立煌抓过电报，一把摔在地上，火冒三丈地喊道：“我宁愿不干，也决不愿再让沈阳主力单独出兵辽西。”

    一场争吵顿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卫立煌与廖耀湘共同对抗顾祝同，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一直吵到28日早上，卫立煌才同意暂时出兵到巨流河、新民地区，视情况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殊不知，这一吵已耽误了大半天的时间。由于卫立煌拒不出援，东北野战军八纵、九纵已进逼锦州机场，七纵攻占了锦州以南的高桥和西海口，四纵12师进占塔山，切断了锦州与锦西敌军的联系，二纵5师、三纵和炮纵主力，则完成了对义县的包围。29日，四纵绕过锦州攻克兴城。由于锦州机场被野战军炮火封锁，准备前来增援的49军只空运了两个团，就再也无法降落了。至此，林彪对锦州外围的包围封锁，基本完成。

    10月1日，林彪下令首先对锦州北部约50公里处的义县发起进攻。三纵司令员韩先楚担任总指挥，率领三纵、二纵5师、炮纵、热河独立师等部队高声喊杀，冲出阵地。一场硬仗由此展开了。

    义县是锦州北面的屏障，也是野战军南下锦州的必经之地，县城虽小，却是城高墙厚。守在这里的93军暂20师在师长王世高的统领下倚仗防御优势固守待援。韩先楚则利用炮兵火力不断摧毁义县的各个碉堡。炮兵司令员朱瑞在攻战中大显神威，只见他一声令下，100多门大炮齐声怒吼，很快就把义县打成一片火海。三纵战士乘威勇进，冲进城中，经过4个小时的巷战就结束了战斗，敌师长王世高等被俘。但在战斗即将结束时，朱瑞司令员因在城边不幸触雷，壮烈牺牲，这是辽沈之战中解放军阵亡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员，毛泽东闻讯后专门发出了慰问电。

    10月2日，林彪与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等率前线指挥部机关乘火车南下锦州途中抵达吉林双辽的郑家屯。就是在这里，林彪收到电报，国民党军正在增兵葫芦岛。

    原来，蒋介石因见到东北危急，已于9月30日带着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亲临北平，一见到傅作义就急匆匆地说：“现在东北紧急，立即抽调华北的17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62军、92军一个师、独立95师由塘沽海运北上，同时再令守卫在烟台的39军两个师也渡海北上，在葫芦岛会合原驻那里的54军，将这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在海军和空军的配合下由锦西登陆，向东增援锦州。”

    10月2日，蒋介石匆匆离开北平，抵达沈阳，召开师以上军官会议，声泪俱下地号召各级军官珍惜机会，全力西下，就此一拼。“这是我们拯救国家的关键时刻了，”他挥舞着白手套，“如若不利，只好来生再见！”

    会议在蒋介石的一阵抽泣声中结束。

    会后，蒋介石单独召见廖耀湘，见面就大发脾气地说：“你是我的学生，为什么你也不听我的命令！这次沈阳军队出兵辽西，解锦州之围，完全交给你负责。如有贻误，唯你一人是问！”

    蒋介石不再理睬卫立煌，直接命令新1军、新3军、新6军、71、49军主力和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廖耀湘指挥，向彰武、新立屯前进，先切断解放军的后勤补给线，然后再与华北兵团夹击锦州。

    蒋介石正在亲自部署东西对进、挽救锦州的战略计划。

    林彪在郑家屯恰恰收到了大批国民党部队从华北开进葫芦岛的消息。畏惧感再一次涌向了他的心头。

    林彪担心傅作义的华北兵力大批北上，将会使野战军攻打锦州困难重重，而一旦锦州打不下，野战军将被困辽西，无法回撤。

    想到此，林彪翻来覆去下不了继续攻打锦州的决心。

    夜里22时，林彪终于向中央发出一封电报：“由于华北敌军向葫芦岛增兵，目前我们正在考虑两个方案：一个是打锦州，但锦州战斗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而且若葫芦岛之敌出动，我打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另一个是回攻长春，因长春已被围困数月，士气必低，我军实力又大大加强，胜利把握大为增加。”

    由于事情紧急，此电报经罗荣桓、刘亚楼匆匆看过后就连夜发出了。

    大家各自休息。

    夜是如此地静寂，罗荣桓打开门，望着漫天的星斗，一阵阵弥漫着庄稼成熟后特有香味的空气扑面而来。刚刚发出的电文仍在他的头脑中闪现。

    “不妥！”罗荣桓暗暗叫道。目前毕竟是一次关系到全东北的大决战，攻锦计划已经中央军委批准，南线攻势也已全面展开，如临时改变计划，不仅违背军委意图，而且大部队回返，也可能造成混乱。

    想到此，罗荣桓披上大衣，拉起刘亚楼一起去找林彪了。

    林彪没有睡。发出电报后，他的心里也在打鼓，就攻锦问题，毛泽东已多次对他提出批评，现在战斗已经打响，在这个时候发出这样的电报是不是太不合适了呢？

    见罗荣桓和刘亚楼专为这份电报而来，林彪更加动摇了。自己的一时糊涂已经铸成错误，现在电报已发，无法追回了。

    罗荣桓略作沉思：“我建议不要等军委回电了，咱们立即重新起草一个电报，表明仍要攻打锦州的决心。”

    林彪点头同意。天渐渐地亮了起来。

    10月3日9时，林彪发出了第二封电报。几乎就在这个时候，林彪发出的第一份电报已经到了毛泽东的手上。

    毛泽东果然火气又起：“林彪又想打长春！都到如此关键的时候了，怎么还要打退堂鼓？”他于17时和19时连续给林彪发出两封电报：现在绝对不能再考虑长春的事情，必须全力攻打锦州！

    两份电报发出不久，晚上20时15分，林彪的第二份电报也送到了毛泽东手中。这时，毛泽东才转怒为喜，并于4日凌晨回电：“你们决心攻锦，甚好甚慰。”“你们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希望你们大胆放手和坚决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

    就在毛泽东发出回电的4日凌晨，林彪率领的前线指挥部到了铁路终点阜新。由于前面的铁路尚未修通，再下锦州只能乘汽车而行。

    次日，刚刚走下汽车的林彪亲自登上帽儿山。他举起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锦州阵地，望了许久，才心情沉重地叫过罗荣桓和刘亚楼：“现在，在锦州的两侧，东西两个兵团正在相对开进，东边的廖耀湘距离还远，暂时构不成威胁，但西边的侯镜如已离锦州近在咫尺。攻击锦州最重要的保证，就是一定要把锦西敌军挡住。塔山是侯镜如接援锦州的必经之地，那里东起海滨、西到虹螺岘的30多公里阵地务必守住才行。”

    1948年10月5日下午，正在兴城休整的四纵司令员吴克华突然接到林彪发来的作战命令：现令四纵、十一纵及热河的两个独立师，共同阻击将由锦西向锦州增援之敌。请四纵马上前往塔山、高桥一带布防。

    吴克华带领全纵队的3个师立即启程，一夜行军，于10月6日早抵达塔山。

    经过初步侦察，吴克华发现塔山不过是一个很平常的海边小村，该村位于锦州至锦西之间的北宁铁路线上，地势平坦，村北最高的地方是一座叫做白台山的小丘，海拔260多米。于是，吴克华派江燮元的12师进驻塔山村。

    江燮元分别派出34、35、36团守在塔山村、白台山和附近的潘家屯。由于四纵纵横南满，屡打攻坚战，此时守在如此一个无险可倚的海边平地上，都有点不太情愿。修起工事来热情也不高。

    “别人去打仗，我们却在这样一个小山丘下挖土坑。”一些战士嘟嘟囔囔地说。

    他们却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这座200多米的小山丘下，即将到来的竟是一场震惊历史的“塔山阻击战”！

    誓与塔山共存亡

    吴克华初到塔山，并没有怎么重视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负责防守那里的战士们也牢骚满腹。

    但在林彪的心中，塔山已是关系全局的生死之地。侯镜如的东进兵团能否解救锦州之围全系于此。于是，他再次电令第2兵团司令程子华和四纵司令员吴克华：“锦西以北的大、小东山，锦州以南的松山街都是敌军阵地，两地敌人仅距15公里，我军绝对不能采取运动防御方法，必须在塔山、高桥一带进行英勇顽强的阵地防御战，必须死打硬拼，死守不退，即将开始的这次塔山阻击战将完全是一次正规战，绝对反对游击习气，不能以本身伤亡与缴获来计算胜利，要坚决阻住敌人。”

    10月8日，程子华、吴克华接到电令后，立即赶到塔山阵地，亲自视察12师的布防情况。随后，林彪又派出身边的参谋处长苏静再至塔山，特别强调：不管付出多大的伤亡，都要坚决挡住敌军。

    到此时，江燮元才深感此次任务艰巨，迅速展开作战动员，提出“誓与塔山共存亡”的口号，并连夜加强防御工事建设。

    此时，蒋介石正在积极调动援锦兵力。10月6日，蒋介石抵达葫芦岛，要求东进兵团尽快启程行动，并命令侯镜如亲往唐山调动部队，塔山前线则由54军军长阙汉骞指挥，海军司令桂永清和第3舰队司令马纪壮负责指挥军舰用重炮轰击塔山阵地。

    10日凌晨4时，阙汉骞令暂62师派出三个营的兵力，乘落潮时偷偷越过海滩，率先向塔山阵地发起进攻。江燮元指挥两门大炮奋起反击，第一个回合便将其击退。

    待天色微明，阙汉骞已调来40多门重炮，向塔山、白台山前沿狂轰猛炸。野战军的防御工事纷纷破损，地堡掀掉了，掩体炸塌了，铁轨飞上天，枕木碎成片。阙汉骞见炮击已大见成效，便命令3个师分头向塔山村、铁路桥和白台山发起冲锋。

    整个上午，阙汉骞连续对塔山发起6次进攻，皆被四纵部队击退。到了下午，阙汉骞另生一计，又调动大批飞机对塔山的阵地进行俯冲扫射，待压制住炮火后，又发起3次进攻，结果仍然未能得逞。

    第一天战斗结束后，四纵深感几天来所建防御工事不成功，于是，他们相互间交流经验，研究探讨，特别是向一些原来在国民党军里经常挖工事、后被解放过来的新战士学习，白天战斗，晚上修工事，让四纵这支没有打过防御战的野战部队有力地加强了防御能力。

    阙汉骞见第一天进攻不利，于11日再增加1个师的兵力，出动4个师向塔山发起新的进攻。双方拼杀惨烈，有些连队为了坚守阵地，由近200人的队伍拼到只剩几个人，小小的塔山地区尸横遍野，血流漂橹。但直到天黑，各阵地仍然紧握在人民解放军手中。

    经过两天进攻，阙汉骞付出2，500人的代价，却毫无所获，顿时变得有些垂头丧气了。11日下午，侯镜如带领一个师从唐山到达葫芦岛。在此前后，华北的独立95师、塘沽的62军、烟台的39军也先后抵达。侯镜如马上召开军官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阙汉骞因屡战不利，马上提出应改变作战方案，以主力攻击白台山以西的山区，那边地形广阔，工事稀少，容易突破，并可由此迂回到塔山背后，突破解放军的防守。而东进兵团的参谋长张伯权却在侯镜如的暗中授意下提出：仍按前两天的打法，在炮火掩护下，从正面推进，依靠目前的优势兵力必可攻下塔山。

    事实上，侯镜如并不想真正前去救援锦州，他曾私下说：“按我们目前的情况，对塔山和锦州是不能打进去的。如果打进去就很难再回来了，而不打进去可能还可以多维持几天。”他见阙汉骞提出的建议确实有可行性，就马上让张伯权提出坚持现状的看法。正在他思考着怎么拒绝阙汉骞的提议时，刚刚抵达的督战官罗奇却说话了：“没必要改变打法，坚持正面进攻，拿下塔山，这是总统指示的基本精神。如要变更，也得先请示好，否则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由于罗奇是蒋介石派来的督战官，他自己又紧接着自告奋勇要带着老部队——号称“华北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担任主攻，大家也就无人反对，听之任之了。

    12日，罗奇宣布停战一天，他要亲自查看战场地形。次日天刚破晓，罗奇亲自指挥着独立95师在54军8师和林伟俦62军的配合下，向塔山发起新的冲锋。

    在冲锋之前，罗奇明确宣布，凡是攻下塔山的部队及个人都有重赏，每人赏“金元券”外加三个月薪饷，而完不成指定任务的则提头来见。在此命令下，独立95师的确战斗力不弱，他们使用“波浪”式冲击战法，以团为单位分成三波，每个营为一波，轻、重机枪集中火力，掩护步兵连前进。第一波受挫，第二波接着上，更少见的是他们的营、团军官都冲在队伍前面。

    塔山阵地上顿时杀得天昏地暗、血肉横飞。整个战斗几乎就是在阵地上不断有人倒下、阵地外不断补进的过程中进行的。10月13日成为塔山阻击战中最残酷的一天，战至天黑，四纵的阵地仍然寸土未失，敌人被消灭1，245人，吴克华部队自己也伤亡了1，048人，一些排级单位最后只剩下了几个人。

    得知这个情况，林彪连夜向塔山阵地上的四纵发来嘉奖贺电，并在锦州总攻之战即将打响的情况下，毅然调令李天佑率领最具战斗力的一纵开往高桥、杏山地区，作为四纵的预备队。当吴克华听到李天佑在电话中说“我们奉野战军首长命令来做你们的预备队，现在高桥一带。只要你们需要，我们随时可以上阵”时，不禁热泪纵横，激动不已。

    当夜，受到重挫的罗奇满怀愤怒地召开了师以上军官会议。各师师长垂头丧气、相互抱怨，罗奇对这些军官一顿狠批，然后不顾众人反对，要求独立95师在天亮之前发起夜间偷袭战。

    14日凌晨，天地间还是一片漆黑，95师派出两个营经过长距离爬行，悄悄进入塔山阵地。挖了一夜工事的野战军战士们正在休息，听到声音，惊起应战。双方短兵相接，在战壕各处捉对厮杀。随后，国民党军后续部队也纷纷赶来，双方展开拉锯战。在天亮前，独立95师曾一度占领了铁路桥附近阵地，正在罗奇高兴之时，野战军突然发动炮击，95师伤亡惨重，要求62军21师前往救援。62军军长林伟俦见形势不利，不愿白白消耗，令21师原地待命，反令其他两师转攻塔山村。战斗持续到黄昏时分方才罢止，守卫塔山阵地的野战军寸土未失。

    经过13日和14日两天战斗，罗奇的独立95师损失惨重，3个团只剩下3个营，基本失去了战斗力。但罗奇此时仍不死心，14日黄昏，国民党军的一批坦克海运到葫芦岛。罗奇大喜，建议15日休战一天，再于16日出动坦克攻下塔山。然而为时已晚，15日，防守锦州的一名国民党军官逃到塔山，向罗奇报告：锦州已经失守，范汉杰集团全军覆灭！

    罗奇立即呆坐无言。这时，旁边有位军官悄声说道：“那我们明天还打塔山吗？”

    侯镜如闻听，高声吼道：“还打什么塔山？共军下一个目标说不定就是我们了，马上命令各部队退回原地，加强阵地建设，要力保锦西和葫芦岛不失。”

    罗奇和侯镜如都没想到，林彪竟然如此迅速地打下了锦州。

    事实上，早在10月7日，林彪就已亲临帽儿山仔细观察了锦州地形。经过毛泽东的多次电报批评与解释，林彪此刻已下定决心一定要攻下这座素有“山海要冲、边关锁匙”的战略重城。但林彪同时也没有忘记，锦州城中驻扎着卢浚泉第6兵团所属93军、新8军等7个师，加上冀热辽国民党地方武装共有十万之众，范汉杰亲自在此坐镇。相比之下，无论从兵力和防御的坚固性来看，锦州都远远超过四平。因此，如何顺利打下锦州，需要费一番脑筋多加思考。

    回到指挥部后，林彪不发一语，静坐沉思。忽然他想到了刚刚结束的义县攻坚战，战士们大挖战壕、交通沟，不仅可以快速接近敌方阵地，而且极为有效地减少了伤亡。想到此，林彪立即命令各围城纵队：以师为单位，每个师派出2/3的兵力，全部用于挖交通沟；每个师要挖五条或三条，每条沟须高宽各一米五；要不怕伤亡、不怕疲劳，每条沟要大胆挖至距敌五六十米处。

    10月8日早，林彪召集二纵刘震、三纵韩先楚、七纵邓华、八纵邱会作、九纵詹才芳共商攻城大计。他命令韩先楚负责总指挥，二纵和三纵进攻城北，是这次战斗的重点；七纵进攻城南，九纵配合七纵。韩先楚接令后，立即开始对锦州外围进行进一步的清扫。

    范汉杰坐于城中，见解放军攻城在即，慌张不已，早在10月6日，他就向沈阳发电，准备弃城而逃，受到了卫立煌的严厉斥责。到了10月10日，塔山方向炮声震天，范汉杰这才略有安稳，日夜盼着援军到来。哪想到，侯镜如的10万援军却被四纵阻在塔山，寸步难进。

    到10月13日，韩先楚经过几天的艰苦作战，已将锦州外围打扫干净，所有守敌全部退入城中。

    10月14日上午10时，8颗信号弹升入半空，韩先楚下达总攻令。近千门大小火炮同时怒吼，锦州城内顿时变成一片火海。城墙、碉堡纷纷崩塌，野战军特种兵战车团甚至开出了15辆坦克，带着哗哗的履带声响也冲过了城墙。各纵队主力沿着早已挖好的交通沟奔向敌军阵地，国民党军对着交通沟无能为力，只听人说话，却不见人影子。

    当天中午，野战军各路大军相继攻入市区，展开巷战。战斗打到天色已暗，林彪直接下达命令：各纵队通夜作战，不给敌人任何机会重整部署！

    在野战军的猛烈进攻下，范汉杰已被打得晕头转向，见到锦州大势已去，侯镜如、廖耀湘谁也不来救援，便于16时左右，带着老婆子女、参谋长和亲信随从来到卢浚泉的指挥所：“赶快突围吧，晚了就来不及了。”

    由于国民党高级指挥官纷纷独自逃命，其他敌人已乱成一团。战斗到15日拂晓，野战军攻城各部队在锦州市内胜利会师。到晚上18时，锦州城内的所有残敌全被清剿，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

    此时，范汉杰已逃出了锦州城，但身边的人失散殆尽，只剩下了侍从副官、卫士和女秘书。当夜，他们跑到城外东南的一户老百姓家中，换上了破旧衣服，于16日晨继续潜逃。当行到一个叫做谷家窝棚的地方时，被九纵的后方部队拦住。

    当时范汉杰头戴一顶烂毡帽，穿了一件露棉花的破棉袄和一条不合身的小棉裤，肩上搭着一条破麻袋，边走还边啃着一根萝卜。后面跟着两男一女也穿得破破烂烂。

    九纵人员见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便上前盘问。一听却是广东口音，必是从锦州逃出的国民党军无疑。带回去一审，范汉杰立即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九纵人员不敢耽搁，立即将此四人交送给林彪指挥部。待见了林彪，范汉杰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家属以及卢浚泉等人无一幸免，全已被俘。

    10月16日，蒋介石带着满脸的震惊和沮丧飞临葫芦岛，一进东进兵团会议室，就痛斥罗奇连小小的塔山都冲不过，实在无用。罗奇忙解释说解放军的塔山阵地坚固，独立95师已打得只剩3个营，仍然未见进展。蒋介石转而大骂阙汉骞：“塔山如此靠近，共军修建了这么多的坚固工事和障碍物，你身在葫芦岛，却不闻不问，不加破坏！你还是黄埔学生吗？我看不是，你是蝗虫！”蒋介石气急败坏，已语不择言，并高叫要枪毙了阙汉骞，吓得在场众将谁也不敢说话了。

    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他的十万大军拥有11个师的兵力居然被一个200多米的小山包阻止不前。可他当时更不知道，阻住他这支大军的四纵却只有三个师的兵力。

    吴克华带领四纵在塔山地区浴血奋战了6昼夜，使得四纵从此名声大振。战后，四纵的12师34团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称号，36团被授予“白台山守备英雄团”称号，10师28团被授予“守备英雄团”称号，四纵炮兵团被授予“威震敌胆”锦旗，仅12师就有2，026人立功。塔山阻击战成为中国解放战争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光辉战例；而锦州攻坚战也是辽沈之战中我军进行的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一次战役。锦州被攻克后，东北国民党军队进出的大门已被彻底地关上了，所有东北残余守军都已成了瓮中之鳖。

 第九章 围困孤城，长春破晓又见炊烟

    杜聿明重回东北，却正逢长春陷落。解放军围城四月有余，投降守敌超过1/7。曾泽生连夜召见手下的两名师长：突围和守城都是死路一条，唯一的出路就是反蒋起义！郑洞国从未感到过如此的寂寞，他无力地挥了挥手我与长春同在。萧劲光等摆下丰盛的宴席，郑洞国满怀感激。

    曾泽生的选择

    东北野战军攻陷锦州城，犹如一扇巨门从天而降，骤然间锁住了东北大地的一川秋色。

    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

    被锁在关外的国民党兵却人人都觉得自己是正在等待着镰刀的庄稼。

    东北的国民党部队人心慌乱。

    1948年10月，东北野战军已进驻锦州，直逼锦西和葫芦岛。侯镜如心急如焚，蒋介石更是坐立不安。离开葫芦岛后，蒋介石赶往北平，立即召集傅作义、卫立煌和杜聿明召开紧急会议。

    此时，杜聿明已转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正在拟定以三个兵团攻打山东的计划。见了蒋介石，杜聿明忙问那份攻打计划是否可行。蒋介石却面若冰霜：“今天先不谈这个问题，现在重要的是东北战局。”

    杜聿明便不敢多言。

    待三人到齐，蒋介石再次向卫立煌下令：“必须尽快收复锦州。”

    卫立煌立即重提自己的老意见：“我认为应迅速令廖耀湘兵团回师沈阳固守方为上策。如果不放弃西进收复锦州的计划，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固守沈阳将会使几十万精锐部队陷于共军重围之中。”蒋介石面有怒色，“只有夺回锦州，才能进可恢复东北，退可撤往华北。”

    但不管蒋介石说什么，卫立煌就是不让步，两人争了几个小时，仍无结果。蒋介石转而问傅作义的意见。

    傅作义当然明白收复锦州的危险性，只好搪塞着说：“这是关系国家的大事，要方方面面都考虑到才好。”

    蒋介石又掉头问杜聿明。杜聿明实实在在地说：“廖耀湘兵团收复锦州的把握不大，如果想将军队撤出东北，不能强攻锦州，唯一的出路是走营口。”

    蒋介石见自己的两个老部下都不支持自己，气得拍着桌椅大骂卫立煌。卫立煌一声不吭，就是不同意打锦州。

    这次会议最终只好不欢而散，没有达成任何一致。

    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再次召见杜聿明，开口就问：“东北事紧，你目前有什么看法？”

    杜聿明心中暗道：大事不好。嘴上却应付道：“东北我军士气不振，各军残缺不全，要想收复锦州，必须先补充整训，然后再相机行事。”

    说到此，杜聿明转了话题：“现在徐州形势也不容乐观，我想立即返回前线去。”

    蒋介石摆了摆手：“徐州，还不用着急。现在的大事是必须夺回锦州。锦州不夺回来，我们就会被隔断在东北，只能等着共军来吃掉我们。”

    杜聿明沉思了一下，问：“可是，如果我们去攻打锦州，那会有几成胜利的把握呢？”

    “六成把握总有。”蒋介石略加思考后说道。

    杜聿明微微摇了摇头：“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失败的可能性更大。”

    蒋介石不语。

    杜聿明接着说：“孙子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敌我兵力比较，不是我倍于敌，更谈不上什么奇兵正兵。相反，倒是敌倍于我，敌人有奇有正，并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我、围我、消灭我军。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可能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但是，我们失去锦州就会失去美国的援助，这是关系到全局的战略大计。”蒋介石提高声调，用拳头敲着桌子嚷道。

    杜聿明立即住口不再说话，看着蒋介石气呼呼地走来走去。

    转了一会儿，蒋介石突然停了下来，改成一副很平静的语气对杜聿明说：“我看这样，还是把东北完全交给你好了。从现在起，廖耀湘兵团由你指挥，抓紧机会，越过黑山，夺回锦州。好了，你先去准备准备吧。我任命你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保安司令，指挥部可以先设在葫芦岛。”

    杜聿明满脸无奈，自恨命运不济，欲待再辩，可蒋介石早已独自离开了。

    杜聿明只好收起行装，奔赴沈阳。可刚到沈阳，就受到致命一击：长春陷落！

    蒋介石担心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辽沈战役刚一打响，蒋介石就曾电令困守长春的郑洞国要相机撤退，向沈阳靠拢。

    然而，退出长春谈何容易？

    自1948年5月30日起，林彪屯兵长春，令李天佑一纵和黄永胜六纵把偌大一座长春城早已围个水泄不通。6月15日，林彪初战吃力，决意挥师南下，继而对围困长春做了重新部署，令肖劲光和肖华全面负责，改派钟伟十二纵的34、35师和黄永胜六纵的18师担负具体封锁任务。

    郑洞国带着新7军和60军被困城中，处境日益艰难。

    锦州之战打响不久，长春外围的六纵、十二纵也奉命开往开原前线。长春围城的任务转交到了刚成立不久的六个独立师手中。

    “这是天赐良机，成功与否，在此一举！”郑洞国见长春周围的正规军纷纷撤离，突率军于10月4日起，连续发起两次突围，经过三天多的激战，突围部队先后被打回城中。

    郑洞国黯然神伤：此时的长春，飞机不能降落，步兵不能突围，内外联系中断，真正成了一座死城。

    城是死的，人却是活的。这么多的活人，粮食从何而来？

    为了保证军队的供给，郑洞国在解放军围城之初就颁布了《战时长春粮食管制办法》。全面进行市区人口普查和余粮登记，规定市民只准自留3个月的口粮，其余的按价卖给市政府以供军需。居民粮食被征缴一空。一些奸商乘机勾结不法军人囤积居奇，导致粮价暴涨。从6月至9月，粮价整整上涨了700倍，且有价无市。

    国民党的飞机日日出动，靠空投来维持这座城市的喘息。可到了7月以后，解放军配备了高射炮火，控制了长春上空，国民党军飞机再也不敢低飞慢飞，只能在离地2，000米以上的高空乱投一气，然后仓皇逃离。空投物资常常随风飘落在城外的阵地上。大米、四川榨菜、猪肉或牛肉罐头，经常成为围城战士的额外美味。

    越是物资稀少越是容易发生争端。进入秋季以后，西北风增多，长春空投的物资随风飘落在60军防区的比落在新7军防区的机会增大，两军因此经常发生冲突、械斗。郑洞国早就下达命令：凡收集的空投粮食，一律交兵团仓库集存，而后统筹分配。但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会将到了手的粮食再交出去？甚至每当空投飞机到来时，有些部队便立即烧火，粮食落到附近马上捡来倒进锅里，待收集者赶来时，生米已煮成了熟饭。

    但缺粮的不仅仅是长春，东北的每一座孤城都缺粮。秋深了，而来长春的飞机也越来越少了，空投由数日一次变为基本停止。国民党军的存粮日趋减少。部队由过去的每人每天一斤粮减到半斤、四两，最后连二两粮也难以分到。

    各种矛盾越来越多地浮出了水面。新7军因为是嫡系部队，而且久驻长春，以前就存有大量储备。60军却是当初曾泽生带着从吉林撤进来的，毫无根基，粮荒严重。所以，虽然两军同驻市内，但给养供应却有着明显的差别。60军大米与高粱米供应各半，后来则全是高粱米，到最后大部为黄豆，少量高粱米，数量也减少了一半。而新7军却吃的全是大米白面。60军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一些杂牌军、地方武装更是牢骚满腹。有些甚至乘机出城投降。仅从6月25日至9月底，城外解放军就接收了投诚官兵13，500余人，约占长春守军总人数的1/7。

    长春城内军心动荡，投诚之风四起。这股风从地方武装吹到正规部队，从下层士兵吹到高级军官。

    60军的高层也在这股风中动摇了。

    60军来自云南，原是龙云的部队，1946年被蒋介石调到东北。因其不属于嫡系部队，处处受到歧视。60军军长曾泽生，早年曾在云南讲武堂受训，后在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和任职，参加过北伐战争。进入东北以后，转战两年多，看透了蒋军内部的勾心斗角，也受够了非嫡系部队的不公待遇，早已心存不满。

    如今，长春被困，各种矛盾交织杂乱。曾泽生弃暗投明之心越来越坚决。

    9月22日的晚上，同样是一个萧条的秋夜。曾泽生经过多日的思想斗争，决定把手下的182师师长白肇学和暂21师师长陇耀找来做初步的商量。

    可人都到齐了，曾泽生却突然犯起难来，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开口说起。他给每个人递了一支烟，自己却陷入沉思。

    白肇学感到军长有难言之隐，当即表示：“我们共事多年，平日推心置腹，有何难事我们可以共同商量解决嘛。”

    曾泽生这才缓缓地说出：“就是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过去我们也谈过，现在请你们来，就是想要商量决定究竟怎么办？”

    陇耀意识到曾泽生既然主动约见大家可能已下定决心，紧接着说：“还商议什么，军座怎么决定就怎么办！”

    白肇学低头不语，又说：“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的大事，还是大家商量决定才好。”

    曾泽生于是详细分析了形势和部队的危险处境，说：“现在，突围和坚守都是死路一条，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反蒋起义！”

    陇耀一听到“反蒋起义”，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我早想军座会这样决定的。我们60军这些年受国民党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唉！”叹气的是白肇学，“我少年从军，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却一直是自相残杀。我早就厌倦战争了，我们可以反蒋出城，然后放下武器，解甲归田。”

    曾泽生见两人都同意反蒋，终于放下心来。相互间又进一步交流了意见。时间转眼到了23日凌晨的2点钟。

    从这天起，他们三人经常接触，研究起义的准备和组织问题。10月4日，郑洞国命令曾泽生配合新7军突围出城，他们一度想利用这个机会起义。但再三考虑，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几个人磋商多日，却一直未能正式与城外的解放军取得联系；下属军官和人员绝大多数目前对此事尚一无所知；配属60军的暂52师态度不明；新7军内部情况如何也不知道。

    曾泽生摇了摇头。“我们先出城吧，趁机探探新7军的口风。”

    结果这次突围连战四日未能成功。曾泽生借机找到新7军军长李鸿问：“目前我军士气低落、兵无斗志，贵军如何？”

    李鸿面带憔悴地说：“士气低落，大概都差不多吧。”

    曾泽生试探着问：“我们现在已没有突出去的希望了，估计最后能突围的只有贵军了。”

    “我们？”李鸿一肚子牢骚突然爆发出来，激动地说：“现在全军之中，师长有师长的算盘，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哪还有突出去的可能？”

    第7军也已灰心丧气了。曾泽生看明白了。他更加坚定地进行起义的筹备工作。

    10月10日，一架国民党飞机突然出现在长春上空，盘旋不久投下一份信件来。

    郑洞国打开一看，是蒋介石写给他和李、曾二军长的亲笔信。信中说：“共军”主力正在猛攻锦州，东北局势十分不利，长春要立即突围。

    李鸿当时突感伤寒，郑洞国找曾泽生和新7军副军长史说来商议。三人研究了半天也没有结果，因为谁都知道，城外解放军兵力雄厚，城内国民党军兵无斗志，如何突围？

    郑洞国挥了挥手：“你们先回去吧，容我再仔细想想。”

    曾泽生回到60军后，深感事情紧急，蒋介石不断地催促长春突围。如果不能尽早起义，恐怕都会被郑洞国赶上战场，那样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13日晚上，他找来白、陇两位师长，经过商议，决定派出手下曾跟解放军有过来往的两个团长，迅速与城外取得联系，定于16日夜里正式起义。

    这两个团长穿小街，爬城墙，几经辛苦终于将曾泽生的起义信送到了解放军手中。由于事出意外，解放军中对曾泽生是否为真起义意见不一，几经争论，最后肖劲光拍了板：欢迎曾泽生起义。待两个送信的团长返回60军时已是16日的下午。他们不知道这几天中又发生了多少事情。

    曾泽生原本让二人15日返回，但由于至夜尚无消息，他内心中感到非常不安。

    16日10时，曾泽生正吃早饭，突然郑洞国来电话叫他马上到司令部，有紧急事情。曾泽生以为起义之事泄密，顿时紧张起来，迟迟不敢动身。后经郑洞国再三催促，才勉强前往。一见曾泽生神色异常，郑洞国忙问：“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没什么。”曾泽生结结巴巴地说。

    “没什么就好，现在有比什么都重要的事。”

    郑洞国边说边拿出刚收到的蒋介石手令：“现共军各纵队均被吸引于辽西方面，你部应通令即刻开始行动。如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

    此时，曾泽生才如释重负，坦然问道：“司令官准备怎么办？”

    郑洞国说：“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按命令突围。我决定今晚开始行动，明天出击，后天即18日就突围。你们看如何？”

    曾泽生用低沉的声调说：“我没有意见，不过部队士气非常低落。突围，60军没有希望。”

    一旁的史说也接过话来说：“新7军的情况也差不多，但如果总司令决定突围，我们服从。”

    郑洞国看到大家愁眉苦脸，也很无奈地说：“好吧，突围的事就这样决定了，你们先回去准备一下，下午开会拟定突围计划。”

    曾泽生无意在此滞留，起身告辞说：“下午开会讨论如何行动，我派参谋长来参加，他可以代表我决定一切。情况我已了解，一切听从司令官决定。”说完匆匆离去。

    曾泽生感到时间紧迫，他坐立不安地等着出外联系的两个团长回来。直到天将黄昏，才终于接到了好消息。

    曾泽生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精神振奋。他立刻派两位副师长作为他的正式代表出城去与解放军接洽起义的具体行动，然后，他赶到暂21师师部地下室，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正式宣布起义的决心，并命令暂21师马上行动，对新7军布防。同时令暂52师师长李嵩带所属三个团长夜里11时到军部开会，准备强迫他们就范。

    李嵩一直蒙在鼓里，还以为要突围，等到了军部才知道60军的其他两个师都已决定起义了。自己知道大势已去，只得表示服从命令。暂52师的问题轻松解决了。

    肖劲光已调动各路兵力，在城外作好了接应准备，同时派出解放军代表夜赴60军商议下一步的工作。

    16日这一夜，郑洞国也没有睡好。他布置完突围行动计划后，不仅没有一点高兴的心情，反而觉得空虚和沉重。他明白，突围是凶多吉少，明天很可能就是他们全军覆灭的日子。

    夜色已深，郑洞国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说：“司令官吗？不好了。60军已经决定起义了，今夜就行动。”

    “什么？”郑洞国大吃一惊。他立即通知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马上调查60军的动向。随后，他又给曾泽生打电话，但整个60军的电话，不是打不通就是没人接。

    郑洞国无力地放下了电话。

    这时，突然一阵敲门声，新7军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等都跑来了，紧张地报告：“刚才新7军军部附近遭到乱枪射击，60军防区对新7军加强了警戒。”

    郑洞国摆了摆手，长叹一声：“算了，他们要怎么干，就由他们干去吧。”

    曾泽生的起义完全打乱了郑洞国的安排，突围是不可能的了。他只能向卫立煌请示下一步的行动。众人面面相觑，然后惶惶不安地散去了。

    17日早晨，杨友梅、史说、龙国钧和长春市长尚传道等人都跑到郑洞国这里来探听消息。正说话间，60军一位军官送来了曾泽生的亲笔信，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劝说郑洞国断然起义。

    郑洞国看后，冷冷地对来人说道：“信，我留下，请恕我不能回复。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是不会的。”

    他把曾泽生的信递给在场几个人轮流传看，沉默了一会说道：“你们回去把重要的档案文件全部销毁，然后跟我前往中央银行地下室。我要誓与长春共存亡！”

    谁还能比郑洞国更顽固

    曾泽生率领60军在10月17日上午向全国宣告起义，这一事件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了极大震动。与60军比邻而居的新7军更是上上下下人心大乱。

    史说、龙国钧等回到军部，马上召集军官会议。他们也必须得为自己的下一步行动确定自己的计划了。

    会议在一片激动的气氛中开始。当有人站出来仍力主突围之时，立即遭来强烈的反对声。

    一些军官激忿地说道：“我们的部队已饿了将近半年，体力太弱，就是徒手行军，一天也走不了二三十公里，何况是在战斗中的急行军呢？再者，我们退往沈阳，沈阳部队又退往山海关，我们仍然成了沈阳退兵的后卫，这不明明是当替死鬼吗？还有3，000多伤员和1，000多户家属，他们怎么办？”

    吵吵嚷嚷地争论了两个小时，会上还是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

    史说与龙国钧只好宣布散会。会后，二人反复商量：现在，突围已没有任何希望，要起义，也必须靠郑洞国领导才行，因为新7军不同于60军，这个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要想形成一个反蒋的统一意见，简直是难上加难。眼下只有全军放下武器投诚这条路可走了。

    随后，两人与杨友梅通了电话，说明了新7军的打算。

    杨友梅焦急地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劝说郑洞国。只要司令官同意了怎么办，就什么事情都好说了。”

    当日下午，龙国钧来到中央广场西北角的兵团总部大楼。这里已是一片紧张气氛，大楼前堆着大大小小的沙包，每个楼窗里都架上了枪。

    杨友梅把龙国钧一直领进郑洞国的卧室。

    郑洞国正在蒙着被子睡觉。过了好一会儿，才转过身来问龙国钧：“有什么事吗？”

    龙国钧犹犹豫豫地说：“请司令官去新7军军部主持军官会议。”

    郑洞国略一思考，反问道：“李鸿军长和史副军长为什么不来呀？”

    “军长正病着，起不来，副军长在主持会议，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司令官去参加，问题就容易解决些。”龙国钧道。

    郑洞国立即明白过来了，高声痛斥道：“你们想挟持我？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为何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呢？”

    龙国钧一声不吭，见郑洞国都到这种形势下了，还如此顽固，几乎肺子都气炸了，伤心地立了几分钟，扭头就走。

    走过中央广场，他不禁向60军的防守区望了几眼，那里已经被解放军接管了。

    曾泽生带着60军26，000多官兵扛着枪、拉着火炮，秩序井然地开出长春城。到18日天亮时，赶到了兴隆山的解放军驻地。当地政府和老百姓早已作好准备，把热炕让出来给60军的官兵住，各家煮熟一锅锅的白米饭，炖了喷香的猪肉粉条白菜给他们吃。

    看着属下们狼吞虎咽的吃相，曾泽生流着热泪向各部下达指示：“我们在半饥饿中过活已有数月了，肠胃消化力差，今日有了好饭好菜，万万不可过量。”

    这一天，肖华带着曾泽生以前的部下潘朔端等人来到村中，热情地慰问60军的官兵们。肖华握着曾泽生的手说：“你率部起义，我代表党和人民热烈欢迎你们。你抗日时打过日本人，那时候是国共合作。今后我们是一家人了，要亲如手足兄弟。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就坦率提出，大家研究，不要顾虑。”

    当天晚上，曾泽生笑着对部下说：“从今天开始，我们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

    17日17时，林彪、罗荣桓电告中央：“长春的60军已经举义，曾泽生本人已到我军。我们正在派人奉劝郑洞国投降。现长春城中尚有新7军在，若其不降，我时刻准备将其消灭。”

    毛泽东在西柏坡看了林彪发来的电报，很是高兴。“现在长春已剩半壁。我看这个郑洞国，可以争取嘛。”

    周恩来连忙介绍道：“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争取其起义，对整个黄埔系的影响当会很大。”

    当夜，周恩来在油灯下专门给郑洞国写了一封信，用电报发往长春前线。

    此时的长春，自60军的防守区交接给解放军后，各围城部队已纷纷逼近，进入战前状态。

    新7军越来越清楚了自己的处境：一场灭顶之灾即将来临。

    但郑洞国却依然顽固，拒不投降，他放出话来说：“既然我已经失败了，那么，除了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让我放下武器，那是万万做不到的！”

    新7军将领听了郑洞国的话，人人不满，但谁也不敢挑起起义之事。这时，一个年轻的记者却突然间打破了这个僵局。这个记者名叫杨治兴，他与郑洞国私交很好，经常出入于郑洞国的住所。

    见郑洞国如此顽固，就假借他的名义找到了史说。杨治兴说：“我从司令官那来，目前突围和死守都已经没有前途了，您是否有意率部退出，与解放军商议停战呢？”

    史说忙问：“我早有此心，可不知司令官意下如何？”

    杨治兴立即撒了一个大谎：“你怎么这样糊涂，停战现在是最好的选择，谁人不知呀？司令官早有此意，可是依他的身份，怎么好讲呢？”

    史说以为杨治兴是郑洞国专门派来暗传信息的，立即大喜过望。

    18日早晨，史说匆匆派出使者去与解放军联络。解放军方面很快有了回应。史说忙去找卧病在床的李鸿军长商议，二人决定于当晚派出两名师长前往解放军指挥部，进行正式谈判。

    新7军的代表很客气地向解放军提出：如果像60军那样起义，存在着很多困难，但只要解放军答复了新7军提出的条件后，放下武器是可以的。

    双方经过一夜会谈，顺利达成了协议。19日早晨，新7军谈判代表返回军部，向李鸿、史说汇报了情况。史说听后异常高兴，当即下令将军官和家属都集中到军部地下室，各部队则以连为单位，在原地等待解放军来接收。

    新7军22，000人也放下了武器。

    郑洞国的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得知新7军放下武器的消息，赶紧向司令官报告。他也早就不想打了，当史说与他商量劝郑洞国起义的事时，他就表示赞成。可由于郑洞国的态度，到了此时，只剩下这个光杆司令还守在银行大楼里。

    杨友梅急匆匆地叫醒正在睡觉的郑洞国，怯生生的说：“刚才接到新7军史副军长和龙参谋长电话，他们已经与解放军方面接洽，决定放下武器了，解放军同意保证司令官以下全体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李军长和史副军长都希望由您来率领大家行动，解放军方面也再三表示了这个意思，您看我们……”说到这里，他不再往下说了，语气里充满期待。

    郑洞国的眼眶慢慢地湿润起来，他彻底绝望了。在长春苦苦支撑了半年，没有人来救他，也没有像在四平那样拼个你死我活，十万大军就这样窝窝囊囊地失败了。对一个将军来说，比在战场上被打死还要难受。

    他无力地摆了摆手：“我与长春同在！”

    一场并不存在的激战

    前所未有的孤独紧紧地抓住了郑洞国。

    他转身又躺到床上去了，却无法入睡。窗外没有枪声，没有炮声，也没有喊杀声，但长春城却在一片一片地陷落。

    郑洞国爬起身来，迅速将所有情况向沈阳作了汇报。

    时间不长，沈阳发来了回电：“蒋委员长拟派飞机前来迎救司令官，请告知降落地点。”

    在解放军围城之时，蒋军飞机即已无处可降，如今城近全破，还哪有降落地点？郑洞国看着这份充满虚情假意的电文，却忽然生出无限感激。

    他摇了摇头，以沉痛的心情答复道：“现在已经来不及，况亦不忍抛弃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

    10月20日的白天，银行大楼一带非常平静，解放军没有向郑洞国发起攻击。实际上，杨友梅也决定不再顽抗下去了，他瞒着郑洞国正在与解放军联系放下武器的事情。

    杨友梅是左右为难的。顽固的郑洞国死活不愿背上投降的罪名，必须给他一个体面的结局。

    “我请求贵军给我们一点面子！”杨友梅道，“21日早晨，就让我们象征性地抵抗一阵子，然后再让卫队投降。在此之后，贵军可向外界公布郑洞国受伤被俘。”

    这一天的夜是一个最漫长的夜，郑洞国彻夜未眠。

    他在给蒋介石发出最后的诀别电报：“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等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10月19日竟日激战，毙伤匪300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前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5时，仅有零星战斗。薄暮以后，匪实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现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根曷己。职当凛遵训悔，恪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唯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

    这个要面子的郑洞国，居然在如此静寂的夜晚，挥墨编造了一副绝境苦战的悲壮场景！

    21日凌晨4点，银行大楼内外突然枪声大作，仿佛我军正在与国民党军进行最后的“战斗”。岂不知这全是杨友梅一手导演的闹剧。他带着卫兵不断地向天上打空枪，在场之人毫发未伤，其枪枝流弹反倒伤了正从远处赶来的肖劲光的司机。

    此时，肖劲光的司机正送潘朔端前来迎接郑洞国，不意却被流弹伤了腿。

    大楼里的郑洞国以为解放军就要冲进来了，转来转去地找武器准备自杀，却被卫士紧紧抱住，一直拥到一楼大厅。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早已在那里恭候。没有别的选择，郑洞国放弃挣扎，被推上车送出了城外。

    长春完全解放了！

    身在南京的蒋介石得知长春失守，却异常平静。“长春的丢掉是迟早的事情！”他自言自语地说，却不禁又拿起了郑洞国的电报。

    23日起，国民党各大报刊纷纷报道，郑洞国在长春“壮烈成仁，为国捐躯”。蒋介石在后来的一次高级干部会上，手持电文，声泪俱下地号召全军将士，都要学习郑洞国杀身成仁忠于党国的精神。

    岂知就在此时，郑洞国等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已安全抵达解放区。

    肖劲光、肖华等特意摆下丰盛的宴席招待郑洞国。郑洞国初上餐桌，神情沮丧，闷头喝酒，一言不发。二人见他稍显拘谨，连连为他夹菜斟酒，笑脸相对。

    酒过数巡，郑洞国略有感慨地说道：“我在国民党军队里干了二十几年，现在失败了，当然听凭处理。至于部下官兵，如有愿意回家的，希望能让他们回去。”

    肖华说：“这个放心，这是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的政策。”

    郑洞国点了点头。

    肖劲光接着问道：“既然过来了，大家都是一样的，都还可以为人民服务嘛。郑将军今后打算如何？是愿意回家还是愿意留下？”

    “我还有什么打算？只想当个老百姓。”郑洞国摇了摇头，“我有两个请求，一不去广播、登报，二不参加公开的宴会。”

    “好！好！好！”二肖爽快地答应了。

    宴会结束时，两人建议郑洞国到哈尔滨去休息学习一个时期。郑洞国满口答应，并感激地说道：“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吃到这么好的饭菜。”

    长春解放后，全市进入了紧张的恢复工作。曾泽生的60军编入东北野战军序列，后改称第50军，曾泽生仍任军长。新7军官兵被分批送往各地整训。为了援救市民，10月21日，解放军安排列车，紧急调运30万斤救济粮，连夜发给饿得奄奄待毙的老百姓。

    长春，数月的封锁解除后，终于又见炊烟在城市的上空袅袅升起。

    未到一周，长春的电灯、电话、邮局、自来水、电车等均恢复正常，27日，全市商店开业，29日，中小学均已复课。

    一个新的长春在曙光中迎来了新的生活。

    长春的解放实出很多人的意料。锦州战役结束后还不到三天，毛泽东即于10月17日向林彪发来电报：你们的下一步行动，宜打锦西和葫芦岛，并且不宜太迟，宜在休整15天左右以后即行作战，先打锦西，后打葫芦岛，争取在11月内完成这项任务。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长春重回人民之手。针对这个新情况，毛泽东立即认识到：国民党失去长春后，沈阳守军必然会感到危急，蒋介石为求生路，或者西下锦州，或者南走营口，而相比之下，走营口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了。

    毛泽东马上电令林彪：“我们所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提议在日内长春解决后，除留几个独立师监视郑洞国及新7军以防止其反复外，其他各纵及几个独立师应迅速全部南下，进驻沈阳、营口之间。时间应在11月上旬，过迟则无保障。并须以一个纵队控制营口，构筑坚守阵地，阻绝海上与陆地的联系，使蒋军不敢走营口。即使他们走营口，我可先行抗击，以待主力到达聚歼。”

    林彪手持电报，分析了半天，忽然自语道：“这里的关键因素是廖耀湘，必须死死咬住廖耀湘！”

 第十章 风卷残云，辽沈大地碧空如洗

    下一步是打锦西还是打沈阳？林彪狠狠地敲了一下桌子。命运之手突然翻转，静悄悄地向廖耀湘罩了下来。梁兴初斩钉截铁地吼道不许喘息，黄昏前一定要发起反击。独坐沈阳的卫立煌目瞪口呆，廖耀湘十万大军，居然如此不堪一击！毛泽东大为不满：忽视营口，这是一个不小的失招。辽西大地敲锣打鼓，宣传队变为总指挥，成千上万的大小纵队齐指沈阳城。东北全境解放。

    丢了黑山就是人民的罪人

    沈阳、锦州和长春，国民党军在东北的三大据点，如今只剩下了一个。

    林彪铺开地图，端详须臾，拿起铅笔，在沈阳二字下连连划了几道。

    现在，东北野战军齐聚辽西，究竟是要打锦西，还是要打沈阳？锦西地面狭窄，大军难以展开，攻打起来必需时日。况且，一旦东北野战军受地形所限，主力部队被牵制在锦西，屯积在沈阳西侧的廖耀湘就会得到充足的时间，推进到锦州，形成对野战军的两面夹击。

    继续向锦西推进不如回头攻打廖耀湘！林彪确定了自己的主攻方向。目前，野战军最好的选择是放弃锦西，全力抓住廖耀湘，不让他返回沈阳，就地消灭。

    林彪狠狠地敲了一下桌子，顺势将铅笔扔在了地图上。

    1948年10月20日凌晨，毛泽东看了林彪的作战计划，深表赞同。他立即回电：“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建议，如廖耀湘兵团继续西进，则等敌再进一步再进攻之；一经发觉敌不再进，或有退沈阳、退营口的迹象时，则立即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为方法，全歼廖耀湘兵团。”

    命运之手突然翻转，悄悄地向廖耀湘罩了下来。

    20日10时，林彪正式向各纵队下达了新的作战任务：梁兴初十纵带着一纵3师和内蒙骑兵师进至黑山、大虎山一线，组织起坚实的防御，阻止敌人南逃或再占锦州。原在彰武以北的黄永胜六纵（缺17师）、彰武西南的万毅五纵进至黑山东北的厉家窝棚、郑家窝棚、二道岗子一线，切断敌兵团回沈阳的退路。主力李天佑一纵、刘震二纵、韩先楚三纵、邓华七纵、段苏权八纵、詹才芳九纵、六纵17师及炮纵，则由锦州地区挥师北上，向辽西急进。此次的作战方法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务求全歼廖耀湘兵团。而锦西方向仍由程子华、黄克诚的第2兵团指挥吴克华四纵、贺晋年十一纵牵制侯镜如兵团，阻其北上。钟伟十二纵和第1兵团的11个独立师要迅速由长春南下，拖住沈阳敌人。南满独立2师则前往营口，阻止敌军从海路逃跑。

    天罗地网瞬间降下。驻在各地的东北野战军得令后，风起云涌，纷纷进入战前筹备阶段。

    10月21日，正驻在黑山县城内的十纵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接到总部命令：立即到黑山、大虎山“选择阵地，构筑工事，进行顽强死守，以掩护我军主力到达后歼灭前进之敌”。

    “新的任务来了！”梁兴初一面高呼着，一面集中各师首长召开动员会议，部署任务。虽说十纵是刚组建一年的新部队，但干部中有不少359旅和北满剿匪部队的老战士，素质很不错。

    粱兴初在会上开门见山：“我们刚刚接到命令，要死守黑山，不能让廖耀湘兵团越过黑山半步。这次防守非同以往，是解放全东北的关键一步，守住了黑山，东北敌人就只剩下死路一条，守不住黑山，我们就是人民的罪人。但我们也要知道，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廖耀湘的十万大军。这场仗要想打好，不咬咬牙是不行的！下面我强调一下我们的要求：这一仗，只准打好，不准打坏！”

    各师首长听后相互对视，继而窃窃私语，最后纷纷表态：坚决完成任务。会议结束前，各师统一口号：“死守黑山，抗击敌人，与阵地共存亡。”

    当夜，十纵各部采取紧急行动，同时奔往各指定阵地。

    黑山、大虎山地处沈阳以西、彰武以南，是北宁、彰武两条铁路的交汇处，又有公路交错。廖耀湘不管是向西南进攻锦州，还是向东南逃往营口，都必经此地。

    22日晨，十纵的3个师开始在指定地区构筑防御工事，当地老百姓也纷纷前来协助。仅用20多个小时，从黑山到大虎山一带，已布满了堑壕和掩体，指挥所、观察所、救护所也各处林立。十纵将士严阵以待，正在静静地等待着一场血战的来临。

    此时，廖耀湘已向所属部队下达命令：全力进攻黑山！

    廖耀湘在新立屯一带已盘桓多日，为何此时才发起进攻？这里当然有杜聿明的功劳。

    杜聿明自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即赶到了新立屯，召集廖耀湘和各军军长开会。初一接触，杜聿明才发现，如今的东北国民党军与自己当初在时的情况已完全不一样了。全军上下，一片沮丧情绪，各级军官各有打算。思想根本无法统一。

    临来之前，卫立煌多番请求杜聿明：不能让廖耀湘前往锦州，一定要把大部队撤回沈阳来。但廖耀湘却另有想法：撤回沈阳要越过三条大河，万一被共军抓住，后果不妙，而且即使退回沈阳，也无法扭转必败结局，只有从营口撤退，才是唯一的生路。现在，自己如果从新立屯开往营口，只有两条路，一条由巨流河车站南渡辽河，经辽中退往营口，但要经过四条大河，行军速度慢，只要共军发现，必将受到半路拦截；另一条则是由新立屯南下，经黑山、大虎山以东撤往营口，这条路地形上虽有困难，但距离短，没有大的河流障碍，如果抓紧时间，两天半急行军就可以通过，同时，进攻黑山还可以造成自己要西进锦州的假相，具有战略迷惑性。因此，廖耀湘选择了经黑山下营口的路线。

    但杜聿明带给廖耀湘的却是蒋介石的西进命令。两人意见不一，无法行动，杜聿明只好拉着他先回沈阳，与卫立煌商量。卫立煌当然不同意西进，但对廖耀湘南下营口仍持保留意见。杜聿明无奈，要求廖耀湘先返回新立屯集结部队，作好进攻黑山的准备，自己再去请示蒋介石，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可蒋介石却不听其他意见，他觉得下属不服从自己的命令简直是折自己的面子，于是，强烈要求必须夺回锦州。这样，各方又陷入僵局，一拖就是几天。最后，还是杜聿明想出了新办法，他给蒋介石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东北国民党军有计划地向营口撤退，放弃东北；另一个是让廖耀湘继续西进，攻击黑山、大虎山，打得下就进而收复锦州，打不下来则逐次向营口撤退。

    蒋介石想了想，终于同意了后一个方案。

    10月20日深夜，杜聿明火速赶回沈阳，会同卫立煌分别召集廖耀湘、周福成、刘玉章等人，传达了蒋介石的新命令。他特别向廖耀湘和刘玉章强调：你们两个分头进攻黑山和营口，行动一定要快，尤其是黑山，能战就战，不能战则退。

    二人领命回去后，杜聿明却毫无睡意。他找到卫立煌：“我现在心里还是没有底呀。廖耀湘要是行动迅速，打得机动，将黑山、大虎山敌人牵住，还有可能从营口撤退。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卫立煌沉默了一会儿才转来话题说：“那沈阳怎么办呢？”

    杜聿明摇了摇头说：“沈阳，久守无望啊。”

    卫立煌再次沉默，接着又转回了黑山的话题：“如果新立屯后路一断，黑山再过不去，廖耀湘危险得很。咱们应该叫工兵立即到辽中架起几座桥，万一廖耀湘退不到营口，也还可以退到沈阳。”

    杜聿明肯定地点了点头。

    廖耀湘回到新立屯，经过一天的调动和动员，于10月22日正式下达了攻占黑山的命令。他将首攻目标选在黑山的高家屯，207师的3旅负责主攻，71军的两个师从侧面迂回配合。

    10月23日早晨，国民党军先头部队行至尖子山，进入十纵的贺庆积28师所属阵地。这里仅驻守着一个连，主要是负责警戒，没有坚固的工事。但见敌军已至，立即投入了战斗。双方激战了整整一天，这个连打到最后，子弹全部打光，甚至捡起石头继续战斗，直到大部分人员皆已伤亡，失去战斗能力后，才于黄昏时分退出阵地。

    24日清晨，廖耀湘越过尖子山，调动4个师的兵力和5个炮团的火力向黑山、大虎山阵地发起全线进攻，黑山阻击战正式打响。

    28师师长贺庆积在阵地上东奔西走，现场组织防守。忽然，他发现一个意外的现象，立即向梁兴初报告：“廖耀湘没有正面进攻黑山防御工事，而是集中攻打侧面的高家屯阵地。”梁兴初一惊，暗说这个廖耀湘真是狡猾，便一跃而起，亲自去了28师指挥部。

    原来，高家屯阵地因工事难修，梁兴初没有将其作为防御重点，那里只有一个营担任一线防守。廖耀湘经过仔细观察，马上找到了这个防御薄弱区，便集中了绝对优势的重炮，第一次炮火准备就打垮了高家屯三个高地上的大部分工事，守在那里的84团2营也遭受了重大伤亡。贺庆积马上让82团整团都作为那里的预备队。

    “怎么样了？”梁兴初风风火火地进了28师指挥所，开口便问。

    “高家屯伤亡重大，我已派去了一个整团作为预备队！”贺庆积答道。

    梁兴初赞许地点点头，“好！”接着强调道：“高家屯不能丢，要坚决守住，就是丢了，也要马上夺回来。”

    梁兴初不想丢了高家屯，可廖耀湘却一定要夺下它。

    廖耀湘已狠下了心，黑山一战同样也决定着他的生死存亡。所以，他不惜代价强令各部冲锋，高家屯的三个高地瞬间已成屠场。双方都是倒下一批，冲上一批，无不打到弹尽力竭，小小的战场早已血流成河，残尸交错。到16时20分，28师防守的三个高地全部失守。

    贺庆积怒发冲冠，喝令全师立即集中所有的炮火，狂轰各个高地。这个时候，刚刚占领高地的敌人正在准备修建工事，突然之间，炮火轰鸣，雨点似的炮弹劈头盖脑地砸了过来，立即炸得敌人血肉横飞，鬼哭狼嚎。贺师长马上派出两个营的兵力，迅速将三个阵地夺了回来。

    24日的进攻失败，廖耀湘极为愤怒，大骂手下人全是饭桶，转令新6军169师代替207师，要不计牺牲，必须拿下黑山。新6军军长李涛傲慢地说：“207师打不下黑山，我们新6军给他打下来看看。”

    25日清晨6时，贺庆积刚于昨天打跑了71军，此时却又迎来了新6军。新6军不愧是廖耀湘当年苦心经营的王牌军，169师的进攻强度明显高于207师。贺庆积打了一上午，已打得很多阵地没有了预备队。

    中午时分，新6军见伤亡惨重却进展不大，立即在阵前以重赏为诱饵组成了军官敢死队，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进攻，贺庆积已打得弹尽人寡，阵地上的部队也所剩无几了。16时，三个高地再次失守。

    “高家屯失守！”贺庆积紧急给梁兴初打电话，“28师正准备集中兵力，稍作喘息，保证在今晚夺回阵地。”

    “不行！”梁兴初斩钉截铁地吼道：“一定要黄昏前发起反击！你喘息，敌人也喘息，到了晚上，他们甚至连工事都修好了！”

    贺庆积二话未说，立即组织反攻。梁兴初再次奔赴28师师部坐镇指挥，并火速将89团2营调到高家屯。而贺庆积早就跑到了前沿阵地，调集所有剩余部队同时向各高地发起进攻，到当晚21时许，高家屯终于又夺回来了。

    10月25日，廖耀湘已经心急如焚。他集中了新6军、第71军和207师共计5个师的兵力、全部重炮火力，发射了近万发炮弹，发起数十次猛烈冲锋。贺庆积也使出了全部力量，拼死反击。阵地几经易手，最终仍然掌握在解放军的手中。这个时候，廖耀湘已接到情报：解放军大批主力部队正在急速向黑山方向赶来，目前已抵达北镇一带。他不禁大吃一惊，立即请示卫立煌：“可否放弃进攻黑山，转向东南方向以争取退往营口？”卫立煌马上回电：“完全可以，如万不得已也可退回沈阳。”

    25日黄昏，廖耀湘放弃黑山，队尾变排头，先头部队已转往东南，向台安、大洼开去了。26日凌晨3时，林彪给梁兴初发来急电：“野战军北上主力已经到达。敌已总溃退。望即协同一、二、三纵队，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

    梁兴初得到命令，热泪盈眶，他几近哽咽地通知贺庆积及其他阵地的防守部队：我们已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廖耀湘兵团全军覆灭

    梁兴初坚守黑山三日，牢牢地牵住了庞大的廖耀湘兵团。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迅速东进，一步步地逼近廖耀湘。

    但林彪此时却是心中烦恼。他看着廖耀湘指挥大部队疯狂地向黑山进攻，却不知道廖耀湘到底要往哪去，下锦州？逃营口？还是返沈阳？不知道他要向哪个方向移动，就无法确定与其决战的地点。

    10月23日和24日这两天，东北野战军各纵队已陆续到达北镇、沟帮子、盘山、彰武地区，接近了黑山、新立屯的廖耀湘兵团。但由于无法确定廖耀湘的主力准备奔向哪里，林彪正在苦苦寻求战机。他必须要经过进一步的观察才能下定决心。

    然而，就在10月25日这一天，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大会战却由辽南独立2师和六纵16师主动打响了。

    原来，黑山阻击战之前，林彪给独2师布置的任务是从盘山南下进攻营口，阻止敌军从海上增援或逃跑。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林彪特地派参谋处长苏静带领一个重炮连从锦州去独2师指挥。10月22日，在苏静出发两天后，林彪发觉敌军没有向营口撤退，认为独2师去营口无仗可打，于是改变部署，转令独2师去新民一带侧击敌军。23日，独2师到达盘山，正隐蔽待命时，苏静带着重炮连赶到了。他与左叶师长认真地研究了敌情，认为应该在大虎山以东地区阻击敌军。

    25日中午，突然有消息传来，新民一带的敌52军乘南部空虚，已于24日飞速占领了营口。苏静找到左师长，果断地说：“我们不能再等了，敌人昨天占了营口，今天廖耀湘肯定要南逃。你师立即准备，15点半出发，目标是大虎山以东地区。遇见敌人就迎头痛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独2师领命出发，于当夜赶到大虎山附近，正遇到敌49军105师的前卫团。独2师一阵猛攻，将其击溃，又继续前行。在26日清晨，又遇到了新6军的22师，独2师发起迎面进攻，对方狼狈后缩。

    两次突然进攻，使敌方乱了阵脚，他们误以为自己是遇到了林彪的主力部队，遂改变方向向沈阳逃窜。本来，廖耀湘令49军作为兵团前卫，是负责为南下营口打开通道的，但49军军长郑庭笈却不肯跑在前面，一直跟在新6军22师之后。所以，105师遭受打击的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而刚刚受到突击的新6军22师却直接将情况报告给了卫立煌，卫立煌立即令他们马上退回沈阳。

    这样，廖耀湘一路上慌忙奔往营口方向，却不知道独2师正迎头赶来，已与林彪主力共同形成了对其南北夹击的局势。

    而林彪主力中前进得最快的要数黄永胜的六纵了。他们从彰武以北出发，一天两夜强行军125公里，于25日进至北宁线姚家窝棚和厉家窝棚，并于26日凌晨3时，率先向追上的新3军发起了突然袭击。新3军顿时乱成一团，也不知解放军来了多少人，纷纷夺路而逃，军长龙天武跑到天亮时，已发现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

    更惨的则是新3军主力部队，他们趁着天黑一路逃窜，不想却逃到了韩先楚三纵的手里。韩先楚也是从北面赶过来的，正行进间忽见一路乱哄哄的溃军，迎头便打。新3军一瞬间便七零八落。

    遇此情况，韩先楚知道已临近廖耀湘的总部了。于是命令纵队加速前进，在胡家窝棚一带冲进了新6军的阵营，当即俘虏了新6军的副军长刘建章等共100多人。

    直到此时，野战军的进攻才惊醒了廖耀湘，廖耀湘的兵团前线指挥所正设在新6军军部附近。韩先楚深入新6军军部，随后又炸掉了廖耀湘的兵团前线指挥所，好在廖耀湘正在村外观察形势，幸免于难。

    廖耀湘见身后枪声四起，自己的指挥所已化成一片灰烬，吓得不敢再回去了，带着随从转往新6军的新22师。这时才知道，南下营口已不可能了，前方解放军部队已封锁了路线。而且，新22师已接到卫立煌的命令：立即退往沈阳。

    廖耀湘几经犹豫，最后长叹一声：想不到我努力到最后，却仍然得听从卫立煌的决定，现在只好先退往沈阳了。

    可廖耀湘万万没有想到的却是，他刚走出没几步，退往沈阳的路也被黄永胜堵死了。

    六纵部队在黄永胜的带领下，击溃了新3军却并未停留，一路奔到于家窝棚，抓了几个俘虏，才知道廖耀湘刚刚改变主意，准备东进沈阳。

    黄永胜当机立断，不能再耽搁了。他来不及向林彪请示，就自作主张，令所属部队立即投入阻截作战，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也不能放廖耀湘逃往沈阳。

    正在寻找廖耀湘主力的林彪，此时却不知道黄永胜到了哪里。26日清早，他命刘亚楼给六纵的电台发报：“立即向大虎山东南地区追击，迅速前进，寻机攻歼。”

    可直到26日18时，才收到六纵的回电：“六纵为了堵住廖耀湘兵团，已强行军两天一夜，走了100多公里。为减轻负担，加快行军速度，扔掉了行李和干粮袋，只留下枪支弹药。部队已有2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既无时间埋锅做饭，也无时间架设电台。现在六纵已经堵住了廖耀湘兵团主力，正在与敌决战。六纵决心死守阵地，绝不让敌人跑掉。”

    “黄永胜，好样的！”林彪、刘亚楼看了电报，顿时精神振奋，立即向附近部队下令：“以最快速度向六纵靠拢！”

    此时，六纵犹如万吨水库的闸门。因其恰恰阻在廖耀湘退往沈阳的要道之上，国民党队伍一批接一批地涌来，新3军、新1军接踵而至。六纵与不断到来的敌军主力激战了一昼夜，直到27日凌晨4时，五纵和十纵纷纷赶到，廖耀湘兵团再次乱成一团。

    过了不久，二纵、三纵等部队也从后方杀了进来。廖耀湘惊慌失措，一路逃到新1军30师的师部，立刻呼叫各军军长向他靠拢。新1军军长潘裕昆、新6军军长李涛、71军军长向风武等人先后来到。被打散的兵团指挥部官员也陆续前来会合。这些残兵败将聚在一起，廖耀湘焦急万分地命令道：“大家一定要同心协力，力争尽早突围。”随后即匆匆乘车赶往新6军新22师，临走时只是命令潘裕昆指挥新30师就地抵抗。

    但廖耀湘已无法挽救大局了。整个兵团已被撕得七零八碎。

    10月27日，林彪命令各纵队向廖耀湘那些早已溃不成军的部队发起最后决战。各纵队马上下达指示：暂时先不要睡觉和休息，要将敌人一举清扫干净，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追。

    从此时开始，战斗的场面完全改观了。战场上已经不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各纵队的建制也乱成一团。野战军人员个个上阵，抓俘虏、缴武器，忙得不可开交。甚至宣传队员、医生护士、炊事员也全都走上了战场。国民党军已全无斗志，只要有人让他们投降，他们就一点都不会反抗，五纵的一个侦察科长只身就俘虏了新6军169师的一个炮营，在几个侦察员的帮助下，押回来400多俘虏。

    当晚17时，林彪向毛泽东发出了告捷电报：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已全部被包围和击溃。现我军已俘敌数万，目前正在扩大战果中。

    到10月28日早晨，围歼廖耀湘兵团的战斗基本结束。这片大地上，硝烟散去，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东北国民党军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除新1军军长潘裕昆、新3军军长龙天武带少数残部逃出重围、去了沈阳外，其余官兵全部被消灭，廖耀湘也于11月6日在黑山西南的中安堡被俘。

    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出后，独坐在沈阳的卫立煌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清楚地知道，这种命运正在向自己走来。

    硝烟尽散，唯见蓝天

    1948年10月27日，当卫立煌得知廖耀湘全军溃败，就再也坐不住了，他紧急打电话给杜聿明：“现在沈阳怎么办？”

    杜聿明此时正在北平，也急得不知所措：“先等一等，我们正在商量对策，马上就会有命令下达的。”

    “谁还能等下去？廖耀湘十万大军，其中新1军和新6军都名列五大王牌军之中，居然如此不堪一击！”卫立煌嚷道。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一会给你回电话。”杜聿明匆匆挂断了电话。

    此时，蒋介石同样陷入一片茫然。见了杜聿明后，他在屋子里转了半天才说道：“如果现在用海军运输舰将葫芦岛的部队运往营口登陆，再北上接应廖耀湘撤退，你看怎么样？”

    杜聿明摇头：“调动军舰到葫芦岛，要两三天的时间，从葫芦岛运兵到营口又需要三四天的时间。在这一个星期内，如果廖耀湘还值得救援，那他自己也可以打到营口了。”

    蒋介石点了点头，愁容满面。

    杜聿明继而说道：“我看廖耀湘已经没有指望了，当务之急是尽快撤出营口的部队，沈阳的部队现在同样危险。”

    “好吧，”蒋介石无奈地说，“你先去沈阳部署防务，把所有部队都交给周福成，让他一定要死守沈阳。我马上叫桂永清派军舰去营口。”

    “那卫立煌呢？”杜聿明问。

    “哼！”蒋介石未作答复，“时间紧急，你马上行动吧。”

    而在杜聿明还没有返回的时候，林彪的大军早已逼近沈阳。

    在围歼廖耀湘的战斗尚未结束时，林彪就在考虑下一步的计划。在林彪看来，最紧急的有两件事：一个是必须抓住沈阳守军，廖耀湘的灭亡必促动他们加速逃跑；另一个是必须夺回营口，那里已是东北国民党军的唯一外逃出口。而这两件事的关键是营口，营口的失守祸患无穷。

    早在10月18日，毛泽东就在电报中告诉林彪：“我们所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在此后几天里，毛泽东多次催促林彪调梁兴初的十纵、钟伟的十二纵去占领营口。

    但由于形势的变化，林彪只命钟伟迅速南下，转令梁兴初死守黑山，同时派出参谋处长苏静去指挥距营口最近的辽南独立2师以切断沈阳守敌南下之路。后发现廖耀湘已无力南下，转而又调独2师北上，参加围歼战斗。

    不想，就在此时，处于新民一带的刘玉章带着国民党52军于10月23日迅速南窜，次日黄昏便占领了营口。

    毛泽东得此消息后，大为不满，于10月25日严厉地批评了林彪：“你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敌人以营口为退路之一，在我们数次发电指出后，又忽视对营口的控制，这是一个不小的失招。”

    林彪只好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命令钟伟的十二纵加快行军速度，直下营口。但由于铁路已被破坏，钟伟只能靠步行前进，根本无法加快速度。

    为此，林彪急得直上火，在围歼廖耀湘之战尚未完全收尾时，于10月27日急令七纵、八纵和九纵渡过辽河，立即奔往营口，并命令其余纵队结束围歼战后，马上进攻沈阳，不让卫立煌南逃。

    可刘亚楼看着林彪的命令，又看看标得“乱七八糟”的作战地图，不禁满脸苦笑。

    在围歼廖耀湘的战斗中，由于各纵队大幅度地穿插渗透，建制也乱成一团，在追击敌人时，就已是师、团各自为战了，有的甚至一个排、一个班组成一个战斗团体，战斗结束后，上级找不到下级，下级也找不到上级。

    “现在部队建制大乱，可能几天都无法完全复位。各级指挥员甚至连命令都无法下达。”刘亚楼说道。

    林彪独坐不语，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不动声色地说：“乱就乱吧，马上下一道总命令，全军向沈阳前进，命令能传到哪一级就传到哪一级，互相转告，不必集合，现在驻在哪里就从哪里出发。”

    “这是一个好方法。”罗荣桓道，“可以组织一个向导队，沿路指示方向，另外，让宣传队也承担起传达命令和指示方向的任务。”

    林彪的命令一下，辽西大地顿时热闹起来了。敲锣打鼓的宣传队涌上街头、大路，扯着嗓子四处呼喊：“解放军同志们，上级有令，立即出发，开往沈阳，不必集合，沿途看路标。”

    丁丁冬冬的锣鼓声和宣传队的呼喊声唤起了正在寻找上级的各个分队。他们听到消息后，立即启程，涌向大路。就这样，在辽西的各条大路上，浩浩荡荡，成千上万的大小纵队齐指沈阳城。不少纵队反而在行军的路上得到上级消息，逐渐归建了。

    但在他们尚未到达沈阳的时候，战斗已经在沈阳打响了。

    10月29日，从长春南下的钟伟十二纵已接近沈阳近郊。他们一路势如破竹，连克铁岭、抚顺、本溪等地，同时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包围了沈阳。

    沈阳城内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国民党军政大员纷纷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命。卫立煌也顾不得许多了，他匆匆将沈阳防务交给第8兵团司令周福成，于30日下午乘汽车赶往机场。

    这个时候，机场上已挤满了想要逃跑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吵吵嚷嚷，乱作一团。等了大约一个小时，才有两架运输机停落下来。卫立煌、潘裕昆、龙天武等人忙冲入机中，机场上立即一阵骚动。人们你争我挤，拼命往飞机上爬，卫立煌的副官把住舱门，爬上来一个就踢下去一个，但被踢掉的人却从不气馁，从地上站起身继续往上爬。还有一些人干脆爬上飞机翅膀，赖着不动。

    但卫立煌也顾不得这些了，他强令飞机起动。一阵引擎声响，飞机抖动起来，攀着飞机的人们纷纷落地。直到此时，他们才真正认识到自己已没有希望了，于是机场之上一片怒骂声。正是在这种“热烈”的场面中，卫立煌终于飞上蓝天，奔往葫芦岛方向。

    此时，沈阳城四周已经枪声不断。卫立煌暗暗庆幸自己终在关键时刻获得了自由，未想到蒋介石早就看中了他这只替罪羊。卫立煌落地没几天，蒋介石就要他负起东北失败的责任，叫喊着要枪毙了他，后又将他撤去一切职务，软禁家中，直到蒋介石被逼下野，代总统李宗仁才将他放了出来。

    卫立煌等逃离沈阳后，周福成于当天晚上召开紧急会议，商量沈阳防御问题。当时沈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还有53军两个师、207师两个旅、新1军1个师、4个守备纵队等共计14万人。周福成要求各部队同心同德，固守待援。此言一出，立即遭到一片反对，长春、锦州相继失守，谁援助了？待援就是等死。甚至有人当场表态，这个仗不能打了，干脆投降算了。周福成破口大骂，怎奈人心已难以挽回。会刚散，各级将领就开始自寻门路，与解放军接洽起义之事去了。

    10月31日，李天佑的一纵和刘震二纵主力部队消灭了新民、巨流河的敌人后，也抵达沈阳城下，与钟伟相遇。11月1日，三个纵队合力发起进攻，从沈阳西北进入铁西区。除了207师顽固抵抗、被彻底消灭外，其余各部几乎都是束手就擒。

    守城的130师、53军以及新1军暂53师等部队都纷纷与解放军联系，要求起义。尚未等林彪答应，他们已把周福成软禁起来了。

    解放军后续部队进入沈阳后，所到之处，国民党兵纷纷打着白旗，摆好枪械，坐在原地，等待接收。大街上听不到枪声，没有混乱，老百姓都涌出户外，热烈欢迎解放军。

    二纵6师的一个连长黄达宣带领队伍走到“世合公”银号门前时，发现那里聚集了不少国民党兵，或坐或躺，毫无抵抗的意思，手枪扔了一桌子。黄达宣问他们当官的在哪里，有人往楼上指了指。黄达宣小心翼翼地走上楼去，正碰到一个中等个头的汉子从房间里走出来，见来了解放军，便说道：“我是周福成，我们正在和你们商量投诚事宜。”

    黄达宣根本不知道周福成就是第8兵团的总司令，是目前留在沈阳城中的最高指挥官，反倒觉得这个人可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联系投诚？先跟我走吧。”就这样，周福成被一个一点也没拿他当大人物的连长给俘虏了。

    到11月2日，沈阳已全部解放。在整个东北大地上，只有营口还有一点后续工作没有处理完。

    七纵、八纵和九纵从黑山一带渡过辽河之后，日夜兼程，急行前进。10月30日下午，九纵先头部队首先到达营口北郊的石桥子，开始了扫清外围的战斗。

    当夜，在营口海面上，开来了国民党海军的两艘炮舰，他们告诉正在焦急盼望着的刘玉章，因为炮舰无法进入码头，必须得有船只从海岸往炮舰上运输才行。有一个天津商船队，正在葫芦岛卸货，马上就到，52军可坚守阵地，等待救援。

    见有了生路，刘玉章立即精神振奋，令52军死守营口。

    10月31日，詹才芳率九纵主力也赶到了，正欲布置进攻，国民党52军却以攻为守，乘九纵远来疲乏，立足未稳，连续发起多次冲锋。九纵因渡河和急行军，把重武器都留在了后方，面对敌方强大的火力，只好后撤一步。

    11月1日上午，接应52军的国民党船只开进营口港。刘玉章下令登船，各路人马发了疯一样，把每条船都挤得飞不进一只苍蝇。由于人员混乱，拥挤不堪，船队迟迟无法开动，等到基本稳定后，正值退潮，又必须要等到2日早晨才能出海了。

    此时，九纵与随后赶到的辽南独立2师发起了对营口的进攻，直杀入营口市区。刘玉章眼见不好，怒吼着让留守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主动反攻，强力阻止野战军进入港口。

    到3日早晨，潮水再起，国民党船只慢慢驶离港口，向海上的炮舰靠拢。这个时候，九纵与独立2师已经攻到了港口之内，立刻在码头上架起大炮，向逃离的船只猛烈轰炸。一艘满载3，000多敌人的轮船当即被击中起火，引起剧烈爆炸。其余部队约有1万多人则在刘玉章的带领下乘炮舰逃往海上去了。

    沈阳和营口的解放，宣告了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在这次历时52天的大决战中，东北野战军共消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

    蒋介石丢掉了东北，自是垂头丧气，随后于11月9日到12日，先后命令锦西、葫芦岛和承德的国民党军分别从海上和陆路撤入关中，东北获得了全境解放。

    早已疲惫不堪的野战军战士们无不露出喜悦的笑容。他们终于可以好好地休息了。

    11月3日，林彪向东北野战军下达命令：各部队休整一个月，第一个星期内不出操、不上课，主要开展文化和娱乐活动。但切戒太平、享乐和保守的观念，我们目前获得的只是局部的胜利，我们还要继续为解放全中国的胜利而战斗。

    东北大地终于散尽硝烟，恢复了平静。战士们坐在辽阔的草场上，仰望天空，扑入眼帘的正是那碧蓝碧蓝的天空。

    此时，一路撤出葫芦岛的杜聿明已跑到了北平。这位当年在东北大地打响第一枪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如今又成了最后退出的人。

    幕，是他拉开的，现在，又被他拉上了。历史有时也真会捉弄人。

    杜聿明眼睁睁地看着“青天白日”旗在葫芦岛消逝，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他输掉了东北。

    但他却输得心服口服。

    在北平，他一见傅作义便说道：“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它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地超过关内共军。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以内将统一中国。”他稍作停顿，“估计林彪休整之后，必然大军南下。仁兄，你肩上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傅作义默不做声。他刚刚看过英国《泰晤士报》的评论：“中共占领东北，又将出现一个由北向南的征服形势。”以现在看来，“中国如果要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

    “是的，”傅作义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和杜聿明说话，“东北共军，不久之后，必将南下。”

    但他却万万没有想到：早在沈阳尚未解放、辽沈战役还在尾声之时，东北野战军一部分兵力11万人，已根据中央军委的电令，于10月29日在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的率领下，组成入关作战先遣兵团，披着辽沈决战的硝烟，迅速地开向了冀东地区。

    铁马冰河已入梦。

    只是梦中的人，此时未醒。

 第十一章 猛虎出山，跨越长城秘密入关

    丢掉东北，蒋介石惶惶不安：华北部队是撤还是守？傅作义慷慨陈词，不经决战便弃守平津，我们的军队还有何威严所在，毛泽东敲着电报稿看来傅作义还是心存幻想，应该让他再清醒清醒。周恩来插话道以华北力量对付傅作义并不容易。毛泽东点了点头所以，东北野战军必须提前入关！

    新的作战目标：华北

    庆祝辽沈大捷！

    喜迎东北解放！

    在石家庄西北平山县的西柏坡，空气中处处回荡着一种不加掩饰的喜庆。树干上、院墙上，到处可见鲜红的标语。

    艳阳高照，灿烂的阳光为整座山村镀上了一层金边。毛泽东站在村边高地上，眺望着远方，在绵延的崇山峻岭中，太行山隐隐浮现。

    自1948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陕北到达华北以来，形势已经越来越有利了。蒋介石的五大战略集团：东北卫立煌集团、华北傅作义集团、西安胡宗南集团、华中白崇禧集团、徐州刘峙集团经过辽沈决战，卫立煌已全军覆灭，如今淮海战役正在展开，刘峙集团已经岌岌可危。

    毛泽东想起了九月会议上确立的战略任务：“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5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会议之后，人民解放军立即迎来了一个“开门红”。

    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主动发起济南战役。经过8昼夜激战，攻克济南城，歼敌10万余人。惊得美国人都在高叫：“济南的强攻战，已显示共军强大到足以攻击并可能攻克长江以北的任何城市！”

    但更为出乎美国人意料的是，济南战役只是个开头。随之展开的辽沈战役愈发波澜壮阔，人民解放军仅用52天时间即已消灭了蒋介石在东北的全部力量，合计47万余人。

    一度坚决支持卫立煌的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得知此情，叹息良久，默默地说道：“满洲和它的30万左右最优秀的军队的丧失，是对国民党政府的一个令人吃惊的打击。就我看来，军队的丧失是最严重的结果，这实在是国军死亡的开端。共军增添了有36万人的军力，现在可以自由行动，进攻关内，对华北因此不可能有任何保全的希望。”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随后悲观地说：“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民党政府之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东北的失败是“国民党最后一连串军事失利的开始”。

    “歼敌正规军500个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可能提早一年完成”。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展望着新的形势，说：“我全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在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态势。七月至现在四个多月的作战，共歼敌近百万人。国民党全军现已不足300万人，我军则已增至300万人。”

    “现在是解决华北傅作义集团的时候了！”毛泽东抛开手中已熄灭了的烟头，回到村子里去了。

    远远地，周恩来正在迎接着他。

    见周恩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毛泽东知道又有新消息了。

    “主席，刚收到的电报。”周恩来果然汇报了新情况：“现在，蒋介石已经离开北平。他把华北一切大权都交给了傅作义，允许傅作义扩兵20万。另外，据绥远地区的消息，那里各村都成立了筹备粮草委员会，作好了迎接傅作义的准备。”

    “看来傅作义也已经开始准备了。”毛泽东笑着说：“走，屋里谈。”

    毛泽东铺开一张大地图，弯下腰去认真地分析着华北的形势。看了一会儿，他终于直起身来，点上一支烟，吸了两口，缓缓地说道：“根据近几日来的可靠消息判断，傅作义在当前形势下，不外乎三种选择：一是坚守北平，二是南逃，三是西窜。”

    “看来傅作义暂时还不想走。”周恩来说：“蒋介石一定不会甘心不放一枪就走的。”

    “但是我们可不能大意了，”毛泽东来回走了几步，深思着说道，“华北有50多万敌人，不管跑到哪里，将来都会对我们不利。我们必须把他们就地歼灭。”

    “可是光靠华北野战军，消灭傅作义可不是一件易事。”周恩来接着说道。

    毛泽东点了点头：“是啊。华北野战军虽有40万人，但现在正在两处作战。徐向前的第1兵团3个纵队约15万人，正在包围太原，难以回战平津地区。杨得志的第2兵团和杨成武的第3兵团共6个纵队只有20多万人。”

    周恩来走到地图前：“傅作义现在有48个师，除去在归绥和大同有7个师作防守之外，余下的41个师全在以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4个点为枢纽的狭长交通线上，长度大约有600公里。傅作义的想法是：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南逃或西窜。”

    “所以说，要想达到就地歼灭华北之敌的目的，就只有林彪提前入关，两部野战军合力分割包围敌人，然后再各个加以歼灭。”毛泽东停顿一下，缓<strike>ｈｔtｐ://ｗｗｗ?９９ｌib.neｔ</strike>慢地又说，“可是林彪马上入关有困难……”

    此时的林彪正在东北休整。

    1948年11月16日，他接到了毛泽东征询提前入关意见的电文。他知道这实际上是毛泽东让他尽快动身入关。

    但在此时，林彪确实遇到了困难。

    虽然在10月下旬，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直接威胁西柏坡之时，林彪可以立即调动正在战场上的第2兵团程子华部星夜入关。但现在情况却有所不同了。

    东北解放后，野战军战士中产生了很大的思想波动。许多东北籍战士不愿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同时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赢来了家乡的解放，不愿再远涉他乡参加战斗了。而大量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兵补充进各个部队进一步加大了野战军中的思想混乱性。这些都必须要有充分的时间作通他们的思想工作。另外，冬季已经到来，部队的冬大衣、棉帽、棉鞋还没有下发。

    林彪在着急。

    毛泽东更着急！他又收到一个新情况：傅作义11月4日至6日在南京参加了蒋介石召集的最高军事会议。回到北平后，他立即派一名副官，陪同他的夫人和几个孩子去了重庆。

    毛泽东皱紧眉头，南京军事会议的内容和傅作义送夫人去南方的真正意图，虽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举动都跟傅作义即将在北平采取的行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毛泽东思索许久。“林彪一定要提前秘密入关，具体时间可于21日或22日出发，东北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3处敌人，不让其逃跑。”他下定了决心：“至于北平方面，为稳住傅作义，命令徐向前停攻太原，以免过早攻下太原使傅作义感到孤立，刺激他早日逃跑；杨得志也暂时不要攻击保定了，不能过早地惊动傅作义，只留下少量部队作包围监视即可。”

    11月18日18时，毛泽东向林彪发出了第三封促其入关的电报。在这封电报里，毛泽东改变了商量的语气，而变成了命令式的：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两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

    林彪拿着毛泽东这几封充满焦急的电报，再也坐不住了。罗荣桓和刘亚楼也若有所思，三人默默不语。

    “我看，不管多大的困难，还是以大局为重。”罗荣桓终于试探性地先开了口。

    林彪没有应声，只是站起身来，走了几个来回。他看了看罗荣桓，又看了看刘亚楼，随即又转过身来，返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如同自言自语似地说：“立即动手，准备出发！”

    毛泽东及中央的决定使得林彪不敢再多加推脱。他立即答应马上准备入关，但鉴于实际困难，恳请推迟一天启程。

    当天，毛泽东接到了林彪等三人关于东北野战军入关计划的报告：“东北野战军决定暂时以玉田及其东西两侧地区为目标，向冀东前进。并计划取道两条平行路线分头前进，北路将经由义县、沈家台、达子岭、孤山子、喜峰口、遵化等地；南路则过锦州、边门、青龙、三岔口、建昌营。鉴于诸多困难，各路部队可能比军委要求的时间推迟一天。南路先头部队为锦州之第三纵队，北路先行者为义县之第五纵队，各纵均于23日黄昏出发，在沈阳之部队则于24日黄昏出发。各部都将采取夜行晓宿原则，迅速秘密前进。”

    “好！”毛泽东兴奋地答应了：“东北野战军即将动身，我看我们可以先在西线做一些文章，既可以拖住傅作义，又可以掩护林彪秘密入关。”

    毛泽东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拖住傅作义呢？

    要知道，傅作义在国民党军将领中绝非无能之辈。朱德就说过：“在作战上，他学了日本人的一些办法，也学了我们的一套，所以傅作义是比较不好打的。”

    但不好打不等于没办法打。毛泽东再次点起一支香烟，在烟雾弥漫之中，一个完整的计划正在渐渐形成。

    傅作义另有小算盘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荣河人。早年从军，在阎锡山手下任职。1924年参加北伐时，曾因率部坚守涿州城长达三个月之久，一战成名。后升任第3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抗日战争时期，数次率部与日军血战，多有建树。特别在1940年发起的五原战役，一举击毙日军绥西警备司令水川一夫中将。五原大捷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区第一次收复失地，国民党政府因此特授予傅作义“青天白日勋章”。

    抗战结束时，傅作义担任了第12战区司令长官。曾有的赫赫战功膨胀了他的狂傲之心。在解放战争开始的第一年，他曾十分嚣张地通电全国：“如共产党能胜利，我傅某愿意为毛泽东执鞭牵马。”

    蒋介石对傅作义的作为极为欣赏，再加上手下可用的有才之将寥寥无几，很快就下决心把挽救华北危局的大任交给了傅作义。

    1947年11月，在解放军解放华北重镇石家庄之后，蒋介石成立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把华北的河北、山西、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北平、天津等五省两市的军政大权全盘推给了傅作义。不久以后，为了进一步统一军权、统一指挥，蒋介石索性把北平行辕也撤销了，把华北地区所有的国民党中央军及青年军、交警总队等统归傅作义指挥。

    作为非蒋嫡系将领的傅作义，能够受此重用，在国民党军队史上，可谓是破天荒的大事。一贯善于听风嗅味的国民党御用文人们马上大做文章，把傅作义吹捧到了天上，把他比作是当代的曾国藩，曾国藩曾经“中兴清室”，傅作义也必将中兴国民党的大业。

    傅作义自然对蒋介石感激涕零。为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甚至一改以往用兵谨慎的作风，开始疯狂地向解放区进攻，竭力寻找华北解放军主力决战。为此，他将自己的王牌部队第35军编为摩托化部队，加上新编骑兵第4师及炮兵部队，合编为机动兵团，作为自己的进攻利器。

    未料这个机动兵团却并非如其所想的那样锋利。1948年1月，35军进攻到涞水附近，遭到了解放军歼灭性打击，军长鲁应麟兵败自杀。这一事件如一盆冷水迎头泼在了傅作义那狂热的头顶上，他在悲痛得几昼夜寝食不安之后终于渐渐地清醒了。

    所以，当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时，傅作义早已没有了以前的那种狂热。

    参谋总长顾祝同站在那幅巨大的军事地图前面，满面忧虑地介绍着国共双方态势。“林彪匪部百万之众下一步必将开进华北，华北国军首当其冲。当务之急是迅速决断华北国军的行动方略，是原地固守，还是避敌锋芒，撤出现地以求保存实力？”在情况介绍即将结束之时，顾祝同终于把这个难题抛了出来。他看了看蒋介石，蒋介石却正在看着傅作义。

    傅作义的脑子里正在飞快地选择着自己将要采取的态度。他比谁都更清楚自己的处境：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只有42个师，连同地方保安部队将近50万人。其中还有22个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重大决定面前不能完全听从自己的指挥。这样的实力如果只是用来对付聂荣臻的40万大军还有可能，如果去与聂荣臻和林彪两支大军相对抗，却只能是笑谈。所以，唯一的出路是撤离华北。可撤出华北又要往哪里去？南撤跟着蒋介石走向最终的毁灭？还是西撤回绥远另作打算？

    正想到这里，蒋介石终于开口说话了：“傅将军如果认为平津难保，可以率部撤往江南地区。有关事宜我已经替你作好了安排。”

    在座的国防部长何应钦立即插话说道：“是的，总统已向国防部下达部署，准备宣布傅作义上将为东南军政长官的命令。本部正在会同有关各方着手准备启动海陆运输力量抢运华北大军南调京沪。”

    傅作义对这一消息早有耳闻，也早有准备。他故意略加思考，然后慷慨激昂地起身说道：“多谢党国关照，但是我有疑义。我们华北拥有50万大军，不经决战便弃守平津重镇，那么，我们的军队还有何威严所在？又如何向国人交待？”

    一听此言，蒋介石心中暗喜，却故作沉默之状。在座所有人都未敢轻言，空气在这一瞬间凝固了起来。片刻之后，蒋介石终于启口说道：“宜生果真有把握和信心固守平津？”未待傅作义回答，他进一步试探道：“我知道宜生乃守城名将，当年以一个旅守涿州孤城长达三个月之久，张作霖父子率数万之众围攻却奈何不得。现在华北虽有50万大军，可共匪同样实力强大。若华北能够支撑半年，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重振军威。到那时，宜生之功，将千古难没。”

    傅作义应声道：“委员长放心。我建议在天津、塘沽之间构筑60公里的弧形阵地，再于平津之间建立连绵不断的碉堡群，全军上下，积极备战，以主动姿态伺机进攻。林彪在东北经过近两个月的恶战，元气大伤，非经三四个月的休整不可能再起攻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构筑防御工事。一旦林彪入关，利则战之，不利则从容南撤。我想，固守半年应无大碍。”

    蒋介石闻声站起：“好，宜生实乃党国栋梁！”

    散会之后，蒋介石兴奋仍在。他暗暗想到：只要傅作义再次发挥当年守涿州时的才华，守住平津半年，拖住华北和东北共军，国民党军队在江南重整武装就会赢得足够的时间。特别是在眼下徐蚌会战已拉开帷幕的情况下，守住华北更为事关重大。

    跟蒋介石一样，此时的傅作义也在心中暗喜。他庆幸自己的一番慷慨陈词居然蒙住了所有的国民党将领。他当然不是想固守平津，他清楚地知道，只要林彪一入关，华北失守势在必然。但他有自己的算盘。

    从华北的兵力部署上就可以清楚看出傅作义的真实想法。他将蒋介石嫡系的22个师摆在北平、天津、塘沽一线，却将自己的20个师摆在北平、张家口至绥远一线。这条长达千里的“长蛇阵”大有奥妙。一旦东北解放军入关，蒋系军队首当其冲，在最前线抵挡，而傅作义自己的军队则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溜回绥远。

    所以，傅作义自称要固守平津，只是拒绝南撤到蒋介石的掌心之中。目前，南京政权已是风雨飘摇，他又怎么会在此际远离家乡直下江南、等着蒋介石将自己的军队肢解和吞并呢？

    当然，按照傅作义老谋深算的功力，他的算盘还不仅仅这么一点。要求固守平津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可以捞得更多的美援。早在1948年的春天，美国政府采纳了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决定直接将大批援华军用物资交给傅作义，以帮助他守卫平津，如果此时傅作义南撤，那么，这批美援只能成为泡影。从7月份第一批价值1，600万美元的军用物资运抵天津时起，大批量的美国军备物资正在源源不断地抵达天津港口。听着那一声声令人振奋的汽笛声响，傅作义怎肯弃之不顾？况且在绥远那片地旷人稀、物资匮乏的荒凉地带，不把美国人的装备捞足，又哪来的本钱保住他的绥远老巢？

    夜，渐渐地寂静下来。傅作义坐在窗口，透过玻璃窗望着漫天的星斗，国民党的前途让他忧心忡忡，但想到自己的排兵布阵，他的脸上还是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他回想起刚才会议上的最后一轮争吵。这轮争吵是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挑起的，这位被称为“小诸葛”的公认“军事天才”，居然满腔怒火地拍案而起，大声说道：“国军的处境人所共见，我们现在的选择决不是守，更不是撤，上上之策只能是与共产党议和。”

    白崇禧慷慨激昂几句话，顿时语惊四座。大多将领怒言反击。白崇禧却是满面忧虑：“你们这些只有匹夫之勇的沉睡之人，当前东北共军尚未入关，平津依然在我之手，徐蚌一带几个兵团仍可坚持数日。这是天赋我等的最后时机了，倘若再过几月，我等就只有坐以待毙了。”

    纷纷杂杂的争吵之中，蒋介石一言未发，忧虑同样像阴云一般笼罩着他。

    蒋介石的忧虑给傅作义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蒋委员长很快也就自身难保了，傅作义暗暗摇头，看来这个“小诸葛”的确见识非凡，可惜他当着委员长的面谈起议和之事，岂不是惹火烧身吗？

    飞机平稳地穿过云层，从南京直抵北平。傅作义紧闭双眼，脑海中却在不断翻腾。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他一面回想着白崇禧在会议上的发言，一面回想着近几年从大女儿傅冬菊那看到的一些共产党的书籍，特别是毛泽东的那本《论联合政府》。

    回到北平，傅作义终于下定了决心，悄悄找来几位亲信：“我以前一直希望跟随着蒋介石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现在发现这条路也许是走错了。共产党主张搞联合政府，我越来越觉得这才是一条光明的道路，我打算凭借着在冀、察、绥三省的实力参加共产党的联合政府。请你们设法与中共秘密联络，将我的意见转给毛泽东。”

    但这些亲信几经周折却无法与西柏坡取得联系，傅作义一筹莫展，忽然想到了他的大女儿傅冬菊。自从傅冬菊从天津大公报社调到北平后，为他提供的有关共产党的政策信息越来越多，她肯定与共产党有联系渠道。

    傅作义没想到的是，傅冬菊早就是地下党组织的成员了。她从天津调到北平正是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目的就在于进一步作傅作义的工作。早在1943年，傅冬菊在重庆见到当时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时，周恩来就曾语重心长地对她说过：傅冬菊，你可以做做你父亲的工作嘛。

    所以，多年来，傅冬菊总是通过各种机会作父亲的工作。现在，傅作义心中着急，也没有别的路子可走了，只好问自己的女儿：“你一定有和共产党联系的方法，看看能不能让我和毛泽东联系上。”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我可以帮你问一问。”傅冬菊说。

    “好，尽快。”傅作义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于是，傅冬菊紧急找到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的书记佘涤清。二人商量后，决定帮助傅作义传递相关消息。

    傅作义得知傅冬菊有办法将自己的想法传递给毛泽东，终于面露喜色：“我要给毛泽东发一份电报，内容是这样的：毛泽东先生钧鉴，为了保护北平的古迹，为了北平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愿与贵党贵军开始和谈。盼能派南汉宸先生来北平谈判。我现在仍能控制50万军队、200架飞机……”

    口述完毕，傅作义特别叮嘱女儿：“这件事一定要办好！”

    电报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看来傅作义还是心存幻想。《论联合政府》是针对1945年初时的形势而写的，那时共产党的实力还相对较弱。”毛泽东用指头敲着电文说道，“今非昔比了，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傅作义想凭借实力在国、共两党之外，以第三者的身份参加联合政府，这未免太不合时宜了。我看不用回复他，让他自己再清醒清醒。”

    由于毛泽东久久没有回音，傅作义不禁心中焦急。但他也绝不会傻等着，早在作出这个决定之时，他就作好了两手准备，一面加紧与共产党联系，另一面也在不断加强兵力部署。没有实力作后盾，如何在和谈中达到自己的要求？傅作义非常清楚这个谈判规则，只不过他太高估自己的实力了。

    为了彰显实力，抗衡华北，傅作义大范围地征集民工抢修北平、天津、塘沽、张家口等地的防御工事，并扩充兵力，征购粮食，催促美国给予更多的军事援助，同时，又先后将驻守在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的第13、第101、第86、第87军等部撤出，集中防守在平、津、张等战略要地。

    傅作义自恃手中兵强马壮，解放军一时对他无可奈何，以为目前局势虽然严重，但其严重程度还不至于威胁到华北的生存。华北解放军的3个兵团正在分散作战，自己的兵力与华北解放军相比仍然占有优势。只要东北野战军不入关，单是华北解放军对其构不成致命威胁。东北解放军经过50多天的连续作战，没有四五个月的休整补充是不能入关作战的。在此期间，他完全可以坐观局势之变。

    这一次，傅作义真的是想错了。

    关山渡若飞

    就在包括傅作义在内的绝大多数国民党高层人员都认为林彪必须在东北休整几个月后才可能入关作战的时候，东北野战军已整装完毕，星夜南下了。

    东北虎下山了。

    1948年11月23日，是东北野战军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天。10个步兵纵队和特种兵部队共计70余万人，随军民工15万人，火炮千余门，坦克、装甲车40余辆，汽车3，000余辆，大车8，000余辆，战马10万匹。这支浩大的队伍在这一天告别了他们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光明的东北大地，为了更多人民的翻身解放，再踏征途，奔往华北。

    三年前，遵照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11万八路军和新四军指战员，2万多党政干部，从关内各解放区经陆海两路挺进东北。被毛泽东誉为“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这支来自五湖四海的10多万骨干力量，就像撒在黑土地里的种子，经过三年的发展和成长，一举消灭了国民党在东北的所有力量，解放了东北全境，自身也迅速发展成一支拥有100余万人的强大战略机动力量。如今，这支大军就要回师关内了，其气势之宏伟、场面之壮观，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但更为空前的是，这支大军必须要隐蔽身份，悄然进军。要给傅作义一个绝对意想不到的“大惊喜”。

    夜幕降临了，万家灯火与星光互映，远远地传来一阵阵锣鼓声和歌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为了迷惑国民党的耳目，各地的庆功活动仍然如火如荼地展开着。而野战军的战士们望着这片深情的黑土地，含着泪水，幸福地挥着手，各自在心中默默地向家园告别。

    悄悄地，我们走了，正如我们悄悄地来。挥一挥衣袖，作别天边的云彩。

    在锦州金城堡，三纵司令员韩先楚看了看手表，回身问道：“各部队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身边人答道。

    “传令各部队，立即出发，注意隐蔽。”韩先楚挥了挥手。这支南路先头部队兵分左右两路率先踏上了入关的征程，飞速插向冀东地区。

    11月30日拂晓，三纵抵达长城脚下，走冷口过长城，于12月1日到达建昌，4日西渡滦河，奔向丰润、玉田地区。南路其他部队也紧随而至。十纵在司令员梁兴初、政治委员周赤萍的带领下，于北镇地区出发，于12月5日到达建昌；九纵在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带领下，从牛庄出发，12月4日抵江家屯；八纵在司令员黄永胜、政治委员邱会作带领下，从海城一带出发，于12月4日到达锦州；二纵在司令员刘震、政治委员吴法宪带领下，从沈阳、马三家子等地出发，于12月4日进至新民附近。

    北路的先头部队是五纵，这支英雄部队在司令员万毅、政治委员刘兴元带领下，11月23日从彰武、阜新、义县等地出发，经喜峰口入关，于12月5日抵遵化地区；六纵在司令员洪学智、政治委员赖传珠带领下，分两路过长城，直奔遵化；七纵在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带领下，由鞍山、辽阳出发；一纵在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带领下，由沈阳出发；十二纵在司令员钟伟、政治委员袁升平带领下，从沈阳附近出发，都正在赶往河北的途中。

    与此同时，第1兵团指挥机构在司令员肖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的率领下，11月23日从沈阳乘汽车出动，12月7日到达蓟县附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东北野战军指挥部也于11月30日由沈阳乘火车出发，于12月1日抵阜新，又改乘汽车于7日晨到达蓟县以南10公里的孟家楼。这里距北平、天津、唐山各90公里，是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的最佳驻地。

    林彪一行到了孟家楼之后，大部分部队由于夜行昼伏、绕道入关，还远远未到指定地点。

    此时，由于山海关以北的山地以及从平泉到遵化的路上本来就人烟稀少，东北野战军连日来大批军队长途南下，已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喷着青天白日标志的飞机开始日夜沿途轰炸。另外，傅作义自11月27日起已将驻在山海关、秦皇岛等地的军队回撤到平津唐一带。在此前提下，林彪改变原定计划，命令所有部队改为昼间行进，部分滞后部队可直接取道山海关，抄近路迅速进入华北。

    新命令下达后，各部队明显加快了进军步伐，到12月20日止，所有部队全部抵达预定目的地。

    由于东北野战军不再隐藏行踪，沿途受到东北人民的热烈欢送和华北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大军所过的村庄道路两旁，摆满了苹果、花生、红枣和茶水，所到之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干部、战士每到一家，房东都早早将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在部队经过的沿途，各地区人民政府早已准备好大量的粮食、柴草、油盐、肉和蔬菜，修好了道路。在山海关城楼上，几十面红旗迎风招展，“千里行军真铁脚，进关杀敌是英雄”的巨幅对联，高挂城门两旁，不见边际的人民群众夹道欢呼。

    当林彪将东北野战军已全部抵达指定地点的消息报告给毛泽东时，毛泽东不禁频频点头：“好，好啊，现在我们就可以做大文章喽。”

    由于下一步的战役展开将是由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2和第3两个兵团与部分地方部队共同进行的，为了便于组织与指挥，中共中央作出了一项重要的组织决定，即组成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1949年1月10日，中央发出通知：“为着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有3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一切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同志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

    而在此之前，东北野战军刚一动身入关，杨成武部队就已和傅作义打得天昏地暗了。

    炮火声正震得华北大地瑟瑟发抖。

 第十二章 段斩长蛇，落霞残照五座孤城

    毛泽东连发三道命令。枪声惊破张家口的黑夜，杨成武将整个城池围成了铁桶。傅作义急调郭景云的35军西进援救，不想新保安却成了35军的牢笼。东北先遣兵团攻破密云，林彪坐镇孟家楼。曾经征战东北的将士们骤然问在华北大地上四处纵横，北平、天津、塘沽——陷入困境。

    张家口突现奇兵

    1948年的11月，华北大地上已覆盖了一层茫茫的薄雪。凛冽的朔风从塞外吹来，掀起阵阵白尘。傅作义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火炉里正呼呼地吐着火舌，但他的心境却愈发寒冷起来。在淮海前线，解放军已经歼灭了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也危在旦夕。显然，华北的处境越来越不妙了。也许如此寒冷的天气里，林彪不得不推迟入关的时间了，傅作义这样想。

    他确实没有想到，林彪不但没有推迟入关的时间，而且已经提前动身了。随后，在11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连续发出了三道命令：第一，令杨成武指挥的华北第3兵团攻歼柴沟堡和万全等地的敌人，从南面和西面对张家口形成包围态势，以便吸引下花园以东和北平附近的敌人向张家口增援；第二，令杨得志指挥的华北第2兵团，由易县、唐县一带开到紫荆关地区集结，待东进的敌人向张家口增援后，以迅速动作进占下花园一线，切断张家口与北平的联系；第三，令程子华指挥的东北部队先遣入关的第2兵团，由平谷向北平西北的南口、康庄和怀来前进，相机作战。

    一张大网已经张开。

    毛泽东早已清楚地看到：傅作义作为一个地方主义很浓的军人，解放军进兵平绥，无异在断其膀臂，他绝不会坐视而不顾，必定要驰援。因此，趁机将其主力包围、分割于平绥线上，就既抓住了傅系，又拖住了蒋系；既堵住了傅部西逃之退路，又使傅系不能舍弃其嫡系部队而率蒋系部队南逃；同时，还可以转移傅作义的视线，掩护林彪部队秘密入关。

    11月29日，杨成武兵团顺利抵达张家口外围的柴沟堡、万全一带。枪声惊破黑夜，转瞬之间，华北西线炮火连天。震惊中外的平津战役正式打响了。

    到30日傍晚，解放军以强猛的攻势先后夺取了怀安和万全。这如潮水般的攻势立即惊慌了张家口的守军。守在张家口的正是国民党11兵团的105军，11兵团司令孙兰峰和105军军长袁庆荣闻知解放军已攻破张家口外围，立即脸色大变。他们一面仓促加固防守，一面紧急向傅作义求援。

    此时的傅作义正在紧张地关注着来自各处的风吹草动。忽接孙兰峰急报，顿时吃了一惊。这孙兰峰在傅作义眼中是何等人物？那是傅作义最亲信的心腹部将之一。在傅系军队内部，傅作义以下职位最高的就是董其武和孙兰峰二人了。多少年来，人们一直默认董、孙二人是傅作义的左右膀臂。傅作义几乎所有的战斗，孙兰峰都在其前后同步参与。1933年长城抗战时，孙是傅部第421团团长；太原保卫战时，孙是第211旅旅长；傅作义离开阎锡山投靠蒋介石后，孙兰峰接连升任新31师师长、暂编第3军军长和第11兵团司令官。虽然孙兰峰腿部残疾，但是一贯作战勇敢，并有很强的指挥能力，深得傅作义的信赖。今日，孙兰峰紧急求援，必遇劲敌。

    “张家口一丢，就断了我们的西退之路！”傅作义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火速查明都有哪些共军部队进犯张家口。”

    时间不长，情报部门回复：“现林彪部队仍在沈阳一带庆功休整，华北共军第1兵团徐向前部正在围攻太原，第2兵团杨得志部尚在河北曲阳停留，进攻张家口的只有第3兵团杨成武部。”

    “这样就好。”傅作义终于略略放松了一下，“我们必须全力保住张家口。”他在北平西郊那间宽敞的“剿匪”总部里踱了几个来回，抓起电话，接通了第35军军长郭景云：“目前张家口地区情况紧急，你立即率第101师、第267师带一个榴弹炮营，乘汽车速往张家口增援，第262师不动，留守北平，怀来地区104军的第258师暂由你指挥，一道西进。记住：要快去、快打，打了快回来！”

    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军”。从1931年起，傅作义本人长期兼任这个军的军长，直到1942年才将军长一职交给他最亲信的将领董其武。1945年由鲁英麟接手，在1948年初涞水一战中，鲁英麟兵败自杀。这才转到了郭景云手中。郭景云绰号郭大麻子，是陕西长安人，出身贫苦，没读过书，但骄傲狂妄，作战勇敢，是傅作义手下的一员猛将。

    接到傅作义的命令后，郭景云出动400余辆美造“大道吉”汽车经过北平南口，星夜西下，于30日下午全部到达张家口。孙兰峰得到援助后，组织起所有力量全力发起反攻。而杨成武的华北第3兵团也乘机将郭景云部一起牢牢地包围在张家口一带。虽然杨成武只有3个纵队8个旅，却围住了傅作义美械装备的八九个师旅，好像是做了一个薄皮大馅的包子，毛泽东运筹的“抓住一批敌人”，“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的设想开始实现。

    张家口战斗在不停地进行着，傅作义却再也坐不住了，他要求郭景云快去快回，为何久拖不动呢？12月4日上午，傅作义乘飞机亲自到张家口视察，在连续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显然各部将领对能否守住张家口信心动摇。傅作义一面故作轻松地给大家打气，另一方面只好暗自安排张家口孙兰峰部作好撤出的准备，同时命令郭景云尽快东返北平，不能长期滞留。

    傅作义的这一反应早已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35军既然已经来了，难道还能轻易返回北平吗？12月初，毛泽东接连向杨得志的华北第2兵团和程子华的东北先遣兵团下达数道命令：必须飞速从南北两面赶赴平张线，隔断平张线上傅作义各部的相互联系。

    12月2日，程子华和杨得志分别动身。东北先遣兵团吴克华四纵与贺晋年十一纵从平谷、蓟县地区出发，向西急进；杨得志、罗瑞卿的华北第2兵团，也从紫荆关一带向北飞奔，直插平张线南侧的深度地区。

    4日下午，贺晋年带着十一纵率先抵达北平东北部的密云。面对这一处于潮河与白河交汇地的战略要地，程子华决定先取密云，以为后续部队打通道路。12月5日拂晓起，贺晋年部经过20多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密云6，000余守敌。守城的国民党军只有一名师长逃回北平。程子华正在心中暗喜，不想这一打密云，却惹急了两个人。毛泽东当头就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你部的主要任务是速往平张线占领怀来、八达岭一带，现在你们已经耽误时间了。傅作义听到逃回守军师长的报告，惊得一身冷汗：什么？攻打密云的是东北的部队？这么说林彪已经入关了？令郭景云火速返回北平，孙兰峰要死守张家口，不能再作撤出的打算！

    郭景云接到傅作义电令，立即于12月6日离开张家口，踏上了返归北平的死亡之路。本来，傅作义还要求他带上随他而去的第104军258师，但由于郭景云平素与104军军长安春山结有私仇，便借口汽车已经满载单独东返了。这样，35军共计16，000余人分乘400辆汽车，沿着平张公路蜿蜒5公里，浩浩荡荡地冲出杨成武的包围圈，归往北平。

    7日拂晓，35军开到下花园附近，突然遭到了解放军的强大阻击。来者正是杨得志第2兵团的先头部队第四纵队的一个旅。他们已于一天多以前占领了距下花园15公里的战略要地新保安。

    35军突遇阻击，只好停下车队，就地反击。只是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解放军以一个旅的兵力对抗郭景云的一个军。郭景云又紧急向北平征调了12架飞机对新保安发起一轮接一轮的轰炸。双方从枪战到肉搏战，直杀到午后，解放军部队只好撤出。

    黄昏时分，郭景云全军进入新保安，下令就地宿营。副军长王雷震立即建议：“我们现在不能住在新保安，应该乘着夜路，至少要赶到怀来，先与104军会合，以防不测。”

    郭景云看了看正在暗下来的天色，摇了摇头：“这是咱们家门口的路，咱们还怕闹鬼吗？”

    没想到，这一晚住了下来，再想走就不容易了。正是因为郭景云耽误了这几个小时，杨得志的部队接连赶到新保安的外围。8日凌晨，35军走出新保安，准备东进，不想激战了一整天仍然难以突围，只好于当夜再次退回城中。

    夜色茫茫，杨得志的主力部队终于踏着星光来到了新保安，将整个城池围得水泄不通，35军已成了瓮中之鳖！

    安春山的覆灭

    35军被困新保安令傅作义焦虑不安。那是傅系部队的王牌，如今困在半途，既无利于张家口，也无利于北平，必须得抢出来。现在只能派104军去作这个重要的工作了。

    傅作义知道104军军长安春山素与郭景云不甚和睦，为了安抚安春山，傅作义特别任命他为“西部地区总指挥”，统一指挥第104军和第16军向西增援接应35军。

    安春山也是傅作义的亲信将领，但郭景云平素看不起他，因为他身材较矮，背后常叫他“安小个子”，这一次，郭景云将104军的一个师扔在张家口不管，更是让安春山气愤。接到傅作义的命令后，心中自是很不情愿，几经思考，最后以镇守怀来更为紧要之由派副军长王宪章带领一部分人马西驰援救。

    8日晚19时，王宪章带领两个师抵达新保安外围。他经过仔细观察后用无线电话告诉郭景云：“我们准备9日拂晓从东南面向新保安方向进攻，如能与35军在马圈会师，即协力向怀来撤退。”

    郭景云闷闷不乐地问：“你们都哪些人来了？安春山那小子来了没有？”

    王宪章说没有。郭景云略一沉默，有气无力地答道：“那好吧，就按你们的计划行事。”原来此时郭景云正在气头上，他刚收到傅作义的电报，安春山被任命为“西部地区总指挥”，35军也在其指挥之列，另外更为火上浇油的是，译电员居然将“西部地区总指挥”误译为“西部收容总指挥”。郭景云大为不满，堂堂的35军王牌军受安春山的指挥已是莫大的侮辱，今天竟还要让他来收容，35军难道已到了需要被收容的地步了吗？

    所以，尽管郭景云在电话中答应照王宪章的计划办，实际上却另有打算。

    第二天的天气并不好，连日的阴云仍然沉沉地压在新保安的城头。东方微露黎明的曙光，王宪章已从东南方向发起了全面进攻。北平援助的飞机也在空中嗡嗡作响，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亲临战场。一时间，枪炮声响，拼杀叫喊，混成一片。主要阵地你夺我抢，血流成河。但大出王宪章意料的是，104军如此奋力进攻，郭景云却并未靠近。

    郭景云的35军也参加战斗了，可攻打的方向却是正东。他立志要凭自己的力量杀出血路，拒绝与104军合作。因此，当104军攻到马圈时，35军只在四五公里之外，枪炮声清晰可闻，可就是没来会合。

    王宪章眼见得自己的部队伤亡惨重，郭景云却死不配合，只好将情况汇报给怀来的安春山。安春山一怒而起：“这个郭大麻子，都这个时候了，还死硬！”他抓起无线电话接通了郭景云：“无论如何，现在你必须抓住这唯一的良机，果断向马圈方向突围。”

    郭景云不紧不慢：“那你先让104军的一个师来新保安接防。”

    安春山快气飞了：“新保安是死地，不能防守。我们的任务是向北平集结，如果进去了，又得打出来，甚至你我都出不来！”

    郭景云顿时骂了一句：“他妈的，我是不走啦。”

    安春山急火火地喊道：“新保安不能守！”

    “你是要收容我吗？”郭景云气冲冲地问。

    “这是什么话？”安春山说，“患难中就不要胡思乱想了，不要闹意见。”

    安春山见郭景云还是不予合作，只得气恼地放了电话。时间不久，傅作义的电话来了：“无论如何，请你亲自去把郭景云拉出来！”

    安春山无可奈何：“从马圈到新保安，一目可望，中间没有任何障碍。傅长官命令他，他都不出来，我有什么办法拖他出来？”

    傅作义半晌无语，最后无精打采地说：“那你看着办吧。”

    安春山焦急万分，虽然自己与郭景云存在矛盾，可傅作义已多次催促尽快将35军救出新保安，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这个郭大麻子就是不合作。正在思虑之时，安春山突然接到情报：现发现一支东北野战军的队伍正在飞速西进，目标直指怀来，如果我们再在新保安停滞，后退之路可能很快就会被切断。

    下午16时，驻在康庄的16军正式向安春山发来电报：康庄附近已有大批共军，康庄、居庸关、青龙桥之间的电线已被破坏，现康庄附近共军正积极准备，估计今晚必攻康庄，如35军短时间内无法东下，最终可能难以撤回北平。

    形势已经不容迟疑，安春山向郭景云发出最后通牒：35军在日落前如再不突围东进，第104军与第16军将全部撤回北平。

    两个小时后，康庄地区炮火齐鸣，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发起了主动进攻。安春山立即感到自己正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急电王宪章：放弃新保安，星夜撤回怀来。

    郭景云被彻底地丢在了新保安。

    迫使安春山最终不得不放弃郭景云的正是东北野战军吴克华带领的第四纵队。自12月7日因进攻密云延误时机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程子华下令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的四纵和十一纵火速奔往怀来、八达岭地区。

    12月9日凌晨，四纵一马当先，所属3个师突然出现在怀来、康庄、八达岭一线上，并立即切断了怀来与康庄的联系，将康庄团团围住。

    此时，守在康庄的是李文第4兵团的16军，这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康庄被围后，16军的两个师全部被困城中，军长袁朴立即电告安春山自己的处境。

    时近黄昏，华北“剿总”发电给袁朴的16军，据空军侦察报告，共军已完成对康庄的包围，16军应以勇敢行动突围出来，回到八达岭附近集结，掩护北平。袁朴刚欲行动，又接到第4兵团司令官李文的来电，嘱咐袁朴突围要慎重，如认为突围已不可能，可加强工事固守。两个命令要求相反，怎么办？袁朴立即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到军部开会，最后众人认为：康庄离八达岭只有20公里，乘夜突围的把握很大，而固守则困难很大，粮弹没有储备，来不及构筑坚固的工事，不可能希望友军来解围等等。大家都想尽快突围，以免被原地困死。

    当日午夜，16军全部人马在夜色的掩护下成功越过四纵的警戒线。当四纵发现情况后，16军的一个师已跑到了八达岭。吴克华一声令下：“追！”

    康庄追击战一直打到10日上午8时，东北野战军四纵队伍紧随其后，沿路追歼，经过25个小时的战斗，先后消灭敌6，885人，俘获副师长以下6，191人，整个16军只有袁朴和他的警卫营一部逃脱。

    16军灭亡后，安春山立即惊慌失措，他将104军所有的人员都调回怀来附近，这才向傅作义报告情况。傅作义显然已不是以前那么从容了：“现在，袁朴的第16军失守康庄，郭景云的第35军被困新保安，石觉的第13军已增援到南口居庸关，你军有什么决定？”

    安春山咬了咬牙：“只有一条路，打回北平！”

    10日上午，安春山主动向一些解放军阵地开炮，并开始焚毁装甲车。四纵司令员吴克华找到政治委员莫文骅：“现在104军举动反常，一定是准备采取大的行动。”

    “对，估计安春山是想放弃怀来，向南部逃窜。”莫文骅分析道。

    “不能让他逃走，立即派10师、11师向南追击，12师可据守八达岭阻击援敌。”吴克华随即下达了命令。

    时至下午，太阳西斜，104军分成多路纵队一齐冲出怀来城。吴克华令四纵以每小时7～9公里的速度抄小路围追安春山。此时，贺晋年的十一纵在东北先遣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的指示下已越过居庸关，占领了南口，随即切断了怀来东面的道路。四纵更放开了手脚，紧追着104军一路穷追猛打，与十一纵一起纵横穿插，短短几个小时内，安春山的一个军已被切割成一块一块的碎片。双方分头厮杀，战至12日天色初亮，104军全军覆灭。

    安春山穷途末路，临时换上了士兵服装，伪装成一名伙夫，在慌乱逃窜中被解放军活捉。可惜解放军未能查明他的身份，见他年老，发给了他还乡证和路费，把他放走了。

    安春山谢天谢地，一路径直奔往北平去了。

    经过1948年11月29日至12月11日这13天的激烈战斗，人民解放军华北第2、第3兵团与东北先遣兵团一道共歼灭傅作义部104军军部、第16军军指挥所及第155、109、250、267、271师等5个师，并将第35军的2个师包围在新保安，将第105军军部及7个师包围在张家口，完全控制了怀来、康庄、八达岭、南口一线，迫使傅作义将天津、塘沽地区的蒋系第92、第94、第62军调到北平地区。这样，人民解放军既抓住了傅系各军，又拖住了蒋系各部，顺利实现了将整个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平、津、张、塘地区。

    对于这个战果，毛泽东很是满意。12月10日，他在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程子华、杨得志、杨成武等人的电文中说：平绥线作战所取得的胜利，对于大局极为有利。现在，南线淮海战役已歼灭了黄百韬兵团，并包围了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四个兵团，大约再有若干天即可解决该敌，如果我东北全军协同华北主力，能够于不久时间内，抓住并歼灭平、津、张、唐一线傅、蒋北线全军步骑44个师旅，不使逃脱，那么，全国革命的胜利进程将大为缩短。

    隔断平津

    在西线打得热热闹闹的时候，东线也不是沉静的。

    林彪尚未动身，毛泽东就于11月26日提出了一个初步的东北野战军入关后的作战计划，他在电报中说：你们主力的第一个作战任务应切断平津联系，第二个作战任务是歼灭天津、唐山间62军的主力，然后依次是歼灭唐山之敌、夺取天津、歼灭北平周围之敌、夺取北平。

    12月7日，林彪与罗荣桓、刘亚楼三人顺利抵达蓟县孟家楼。林彪尚未坐稳，毛泽东就将平津战役的前线指挥权送过来了。在12月11日的电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东北我军正在陆续入关，攻击平、津、张、唐诸敌之作战业已开始，这是一个巨大的战役，不但华北和东北两区野战军应归林罗刘等统一指挥，冀中七纵及地方兵团，亦应归其统一指挥。望华北军区即令七纵及冀中军区与林罗刘电台联系，报告情况，接受任务。

    孟家楼一夜之间已成为华北地区仅次于西柏坡的权力中心。林彪铺开地图，开始仔细地研究起这一片暂时对他来说还很陌生的国土。他的目光在地图上一遍一遍地巡视，突然间一亮：平张线上孤立的几个傅系军，应该尽早吃掉！

    12月8日，林彪下令东北野战军第三、第五纵队直扑南口，力争将傅系主力十几个师全部消灭在平张之间。

    林彪两支纵队南下，毛泽东立即下令停止。东北野战军三纵、五纵不能进军南口，现在淮海地区蒋介石处于下风，过早进攻傅作义，必然导致华北的蒋系部队加快南逃。对傅系部队要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目前重要任务是包围平、津、塘，将其困在原地。我们这个战役是要吃掉华北的五十几万国民党军队，而不是“打掉一只，吓跑一群”。

    毛泽东独步天下，其雄才大略使得林彪汗颜。

    几日后，西线枪声骤紧骤疏，傅作义的几个军被敲得七零八碎，张家口、新保安成了孤城。毛泽东终于给东北野战军下达了新命令：据我们估计，大约12月15日左右你们的十纵、九纵、六纵、八纵、炮纵、七纵就可集中于玉田为中心的地区。我们提议，12月20日至12月25日数日内即取神速动作，包围天津、塘沽、唐山诸点之敌。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有些则是隔而不围，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逃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淮海作战中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为在12月25日以前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克服一切困难务必完成任务。

    林彪看完毛泽东的电文，立即对各纵队进行战前政治动员。

    12月12日，东北野战军兵分三路奔向平、津、唐各地。右路以第三、第四、第五、第十一纵队和华北第七纵队实施对北平的战略包围；中路以第一、第六、第十纵队实施割断平津之敌联系的任务；左路以第八、第七、第九、第二、第十二纵队及特种兵部队实施割断津、塘、唐之敌联系的任务。

    东北野战军在华北大地上奔跑！一时间，一队队曾征战东北的英勇将士奇迹般地出现在华北的不同地区。

    入关的前锋部队，韩先楚指挥的三纵再次奋勇前进，于12月13日打到通县，将石觉的13军兵力打回北平，并于17日控制了南苑机场，同时在北平东南部布下两道阻击线。梁兴初指挥的十纵则迅速插入平、津之间，在廊坊等地构筑了有相当纵深的阻击阵地，随时准备迎击由北平突围和由天津接应的敌人。洪学智指挥的六纵也于12月16日推进至马头镇。万毅指挥的五纵于13日占领了北平以北的沙河车站，14日推进到丰台，封闭了北平西南的大门。贺晋年指挥的十一纵在配合四纵完成康庄追击战后，回头夺下南口，并于14日至17日相继占领了门头沟、石景山。孙毅指挥的华北七纵自归属林彪统一指挥后，也于12月15日相继占领了良乡、房山、大兴等地。这样，到12月20日，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北平的隔断包围。

    北平被孤立，吓得唐山、芦台、汉沽等地的国民党各路人马慌忙向天津、塘沽收缩。詹才芳带着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以每日50公里的速度直下唐山，于12月13日夺下唐山、芦台，随后又占领了汉沽、军粮城，20日打下新河镇，一举隔断了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

    与此同时，段苏权带领第八纵队径直挺进到天津城郊，19日抵达天津西北25公里处的战略要地杨村，正赶上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调动国民党第333师西移，八纵立即投入战斗，经三个小时激战，共歼敌2，207人，第333师师长宋海潮被打得无处藏身，情急之下，只好躺在一个洼地里，四肢伸直脸朝天，通过装死的方法才侥幸逃脱。

    杨村战斗激烈之时，邓华率第七纵队赶到了塘沽，钟伟率第十二纵队进至绥中、山海关，天津、塘沽也陷入了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至此，东北野战军战至12月20日，将华北国民党军东部地区的所有兵力都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塘沽三个地区。

    傅作义已成了笼中之鸟。在北平的总部里，他独自站在冬日傍晚的霞光中，那漫天的云霞正在一点点地散去。不知哪里传来一阵呜咽的笛声，让傅作义听了心中更为寒冷。他长叹一口气：解放军现在已经为我布下了天罗地网，华北50多万大军居然全部被困在几个狭小的地区中了。

    夜色，渐渐地压了下来。

 第十三章 从头打起，夺新保安取张家口

    傅作义令35军在新保安圄守待援。郭景云自诩有着优良的守城传统，在天津、涿州、太原、包头都没有示弱过。现在守个新保安也不会是个什么大问题。杨得志先礼后兵，如果这个郭大麻子顽固不化，那就真刀真枪地打！解放军潮水一般涌八新保安，郭景云拔出手枪，转向了自己的头部。

    收割的时机来到了

    到1948年12月20日，华北国民党军队已被解放军打入了五座孤城。

    形势就像秋天的农田一样喜人，收割的时机来到了。

    早在解放军四处出动，将傅作义部逐个围困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已计划好了个个歼灭的攻击次序：第一是塘沽和芦台，第二是新保安，第三是唐山，第四是天津、张家口，最后是北平。

    但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唐山守敌87军弃城撤往塘沽，芦台守敌86军迅速逃往天津，这些情况显然是毛泽东开始计划时没有想到的。所以，目前的局势已变成了这样：张家口有敌军5万余人，华北野战军杨成武兵团以8个旅8万多人包围着他们，要很快全歼敌人是比较困难的。新保安之敌35军两个师约有1.6万人，被我华北野战军杨得志兵团3个纵队约9万兵力包围着，我军有绝对优势。而且35军是傅作义的最精锐王牌军，全歼35军对傅作义将是一个巨大的军事打击和精神打击。天津有守敌约13万人，北平有守军约25万人，是敌军兵力最多最集中的两个大城市，自应放在最后集中兵力予以解决。塘沽是敌军的出海口，有守军5万多人，夺取了塘沽就彻底封闭了华北敌军的退路，必然保证将其夺取。所以，毛泽东一再指示：“只要塘沽、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根据这种情况，在东北野战军完成对平、津、塘分割包围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实行“先打两头，后取中央”的办法，先从西面的新保安打起，最后再解决平津之敌。

    新保安是平张公路上一个仅有千来户人家的城堡，位于下花园和沙城之间，北依八宝山，南靠洋河，东西山涧起伏。它前镇张家口，后卫北平城，素有“锁钥重地”之称。

    据说这个城堡是明代为抗击蒙古铁骑，作为宣化到怀来的一个支撑点而设置的。其面积约1平方公里，四周有城墙环绕，墙高12米，顶宽6米，城墙表面用青砖堆砌，内部土层夯实，城墙上有东南西3座城门。城内十字街心的钟鼓楼，是全城的制高点。出于防备北边蒙古骑兵南下的需要，新保安一直没有北城门。

    当然，新保安原来并不叫做新保安，新保安这个名字是从清代才开始使用的。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仓皇出逃，曾到此落脚。老太后一路奔波，昼夜兼程，已饿得头晕目眩，到了这里，太监四处寻找食物，最后在附近一户人家找到一碗稀粥，捧给老太后喝后，慈禧才稍稍感到一些安稳，所以一高兴就将该地赐名为新保安。

    现在，郭景云的第35军正被围困在这座当年让慈禧略感到一点安稳的新保安中。虽然他曾数次突围，但无一不是被杨得志部击回原处。突围无望，郭景云无可奈何地改变了策略，他令手下在城内日夜修筑工事，企图固守待援。

    傅作义惦记着他的这支“王牌军”，着急得火上房，可是毫无办法可施，只得电令郭景云：“鼓励官兵发扬守涿州、守归绥的优良传统，拼死固守以待时局变化！”同时不断地派飞机空投粮弹接济35军。

    傅作义为了解救他的这支“王牌军”，几乎出动了北平城内所有可用的飞机，或帮助第35军作战，或向新保安投送粮弹。然而，投送粮弹的飞机害怕被击落，不敢超低空飞行，只好在高空投放了事。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啸，空投下来的粮食和弹药，多被吹至解放军阵地上。新保安城内35军官兵，望着空中一架架穿梭往来的飞机，眼巴巴地看着空降的物品落到解放军的阵地上，心中不禁泛起一阵阵酸苦。

    郭景云为了鼓动部下，召集营以上干部训话：“我们35军有着优良的守城传统。在对冯玉祥作战时，我们守过天津；北伐战争时，我们守过涿州；抗日战争时，我们守过太原；剿共战争时，我们守过绥远包头。这些次守城战，我们从没有示弱过。现在守个新保安，也不会是个什么大问题！”

    郭景云越说越得意：“今天我们守新保安，跟以前几次守城还不一样，我们现在守的这个城，一听名字就很吉利，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就凭这三安，就能保证我们35军平安地返回北平！”

    固守待援！在郭景云的多次鼓动下，35军终于作出了最后的决定。他们日夜赶工，构筑巷战工事，把数百辆汽车也作为工事之用，堵塞在大街小巷，并加修城中心的钟鼓楼，作为防御和指挥中心，在新保安城外，又修建了多层外壕和地堡。

    郭景云以新保安南北直线为界，分为东、西两个防区。军部设在钟鼓楼附近。炮兵阵地配置在西防区内。为让各部协力防守，郭景云还成立了新保安防守司令部，由101师和267师的两个师长担任正副防守司令。

    12月正是天冷风寒的时节，新保安一带的气温最低时已降到-30℃，滴水成冰。被困在城中的35军眼见得脱身无望，个个心中打颤。而包围在城外的杨得志第2兵团的战士们，却天天在冰天雪地里，一面进行工事构筑，一面进行战场练兵，情绪沸腾。

    一阵阵口号声震得城墙上的国民党军旗瑟瑟发抖：“艰苦奋斗两年半，报仇立功在今天，打掉傅军命根子，活捉郭景云。”声音传到了城中，郭景云的脸色难看得要命，他一面故作不在乎地在手下们面前大骂几声，一面却暗自在心中打鼓。他自己也已感到，末日正在悄悄走近，但他不甘心如此乖顺地服从了命运，他还要挣扎，要抗争。

    为了让郭景云这支“王牌军”早日走出历史，杨得志令第2兵团的所有官兵克服天寒地冻的困难，以最快的速度在新保安周围挖出蛛网式的堑壕和交通沟。第八纵队奋力苦干，独自挖出的交通壕总长度达20多公里，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更是将交通壕挖到了抵近阵地前沿仅有数米的地方。

    末日正在向35军走近。一个周密的攻城计划已经形成了。

    杨得志命令第三纵队主力由新保安西南辛庄地区准备向东攻击，突破口为西门瓮城的西北角，同时布置该纵的一个旅位于新保安以南吴家堡地区，牵制并阻击守军向南突围；第四纵队主力由新保安以东及东北上下八里和枣口地区向西攻击，首先扫清东关及车站守军，尔后以东门为突破口，同时也派出一个旅守在新保安东南地区，为攻城预备队并防范35军向东突围；第八纵队主力由西北处的鸡鸣驿地区攻击新保安西北角。

    一切安排完毕。杨得志、罗瑞卿、耿飚三人于12月19日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报告：我兵团攻歼新保安第35军的一切准备工作业已就绪，拟于21日扫清外围，22日打响总攻。

    “好！”林彪简洁地回复道，“事先可向郭景云劝降。”

    同一天，解放军的紧急劝降书也投送到了新保安城内，35军内部已经开始骚动，一些国民党兵悄悄地爬下城头向解放军投诚。但郭景云却是一脸木然，他看着一份劝降书：“郭景云军长暨35军全体官兵：你们被包围在新保安孤城，粮弹两缺，援兵无望，完全陷于绝境，等待着被歼的命运。傅作义大势已去，南口、通县、沙河、良乡、卢沟桥、丰台、门头沟、石景山、南苑、廊坊、唐山等军事经济要地，已经丢了，眼看北平、天津也保不住，就要全军覆灭。104军、16军在怀来、康庄之间已大部被歼，105军也被我包围在张家口，同你们一样欲逃不得。傅作义既然救不了104军、16军和105军，又怎能救得了你们？既然保不了北平、天津，又怎能保得了新保安、张家口？因此，你们不要想任何增援，你们不就是因为增援张家口而陷入重围的吗？104军、16军不就是因为增援你们而被歼灭了吗？你们也不要幻想侥幸突围出去，本军对你们的包围像铁桶一样，而且东至北平，西至张家口沿途到处都是解放军，不要说你们没有长着翅膀，就是你们长着翅膀也是飞不出去的。你们更不要幻想你们所筑的那点工事能够固守，请问新保安的工事，比之石家庄、临汾、保定等处工事如何？更不要说济南、锦州、长春、沈阳、洛阳、开封、郑州、徐州等等地方了。本军以压倒优势的火力，只要向你们集中轰击几个小时，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立刻就会使你们全军覆灭。本军为顾念你们两万多人不做无谓牺牲起见，特向你们建议：立即向本军缴械投降，以长春郑洞国、新7军为榜样，本军当保证你们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和你们随身携带财物不被没收。本军所要求你们的，只要投降时不破坏武器，不破坏汽车和所有军事资财，不损坏全部文件等。如果你们敢于拒绝本军这一忠告，本军就将向你们发起攻击，并迅速干净全部地消灭你们。识时务者为俊杰，在此紧要关头，谅你们中当不乏聪明人。时间不会太多地等待你们了，何去何从快快抉择。如愿接受本军建议，当即派负责代表出城，到本军司令部谈判。”

    “我一定要拼到鱼死网破，要老子投降，门儿都没有！”郭景云愤愤地将劝降书揉成一团，狠狠地摔在地上，又踏上去猛踩了几脚。

    唯一的一条活路被郭景云堵死了，35军的末日来临了。

    歼灭“王牌军”

    “我们是先礼后兵！”杨得志说道，“既然这个郭大麻子顽固不化，那就真刀真枪地打吧！”

    21日下午16时，天色渐渐暗淡，华北第2兵团的3个纵队连同前来支援的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的一个炮兵团，在杨得志的统一号令下，开始了对新保安的攻击。

    枪炮声响了整整一夜，新保安外围阵地再也找不到35军的半点影子。

    22日早晨7时10分，太阳灿灿地从东方升起来，杨得志下达了总攻命令。信号弹在这个冬日清冷的天空中划出几道绿色的弧线，悠悠然地飘在新保安的上空。

    顿时，解放军的156门大炮由新保安东关一齐向城中射来，炮弹像雨点般落在方圆约100米左右的阵地上。城墙、工事、房屋，炮弹所到之处无不掀起阵阵烟尘，这片冰封的大地已经震撼了。1个小时后，新保安城墙上的堡垒被摧毁了，火力点被粉碎了，城墙被轰开了一个缺口。

    9时许，华北四纵在东南面从炮火轰开的缺口首先攻入城内，随后，新保安的东门也被炸开，又一路解放军战士冲了进来，火红的战旗在硝烟滚滚中飘向城中心。

    突破口既已巩固，解放军的炮兵部队立即将攻击目标调为城内目标。35军的街垒，塞满了沙土的汽车纷纷被炸得四处乱飞，烟雾冲天，战火弥漫。解放军后续进攻部队像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源源不断地涌入城中，勇猛穿插，将敌人一块块分割，一个个吃掉。

    看到新保安马上即将崩溃，郭景云暴跳如雷。前一天他就急电华北总部要求增援炮弹，并派出飞机助战，当时总部痛痛快快地答复说：“明早七时派飞机十架前往助战，另十吨弹药于明晨由青岛起飞运到。”

    可在22日一早，郭景云还未来得及吃早饭，解放军的总攻就已经开始了。在大炮轰击得山摇地动之时，郭景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眼盯着手表对部下们喊道：“已经7点10分了，你们听没听到外边有飞机响？”部下们如实答道：“没有。”

    到了7时20分、30分，郭景云又焦急地问，还是不见飞机来。他恼怒地对参谋长说：“你再写个电报问总司令，还要我们不要？”

    电报发出了，但没有回复。过了8点钟，北平、青岛的飞机仍然没有来。

    巷战正在各处展开，郭景云终于放弃了对华北总部的希望，他转而操起电话不断地向101师和267师发号施令，命令他们要拼命顶住。但他们的阵地仍然在一块一块地为解放军所有。郭景云虽然咆哮如雷，但已经无可奈何了。

    这个时候，35军副军长王雷震因偶感伤寒，正卧病在床。下午，全城各个角落暴雨般的激烈枪声，将王雷震从昏沉沉中惊醒。他看见几个卫士和负伤的士兵正在神色惊慌地交头接耳，知道情况十分紧急，立即挣扎着站起来，让士兵扶着他来到郭景云的指挥所。郭景云看见他进来，焦虑地说道：“你能来了，就更好。”王雷震见指挥所内一片死气沉沉，郭景云已经束手无策，立即向第101师要通了电话，令该师派一个连即刻到军部，把郭景云接回101师部去。

    王雷震拖着病体对郭景云说：“我已经同101师联系好，你到那边去吧，那个师毕竟是你自己带过多年的老部队，对你行动比较便利些。情况已是如此了，赶快自己想办法活命吧，你就不要管我了，我病得这样，走不动了。”

    郭景云无言以对，只好默默接受了。但101师派出的人无一不被解放军打回，紧接着，电话线也被解放军的炮火切断了。郭景云只好仍旧守在指挥部里等待着自己的末日。

    新保安城内此时喊杀声、枪炮声已是一阵高于一阵，解放军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将35军的阵地解放了一块又一块，下午16时，101师和267师已经全部被解决。35军军部成了仅存的最后一小块国民党军阵地。一队又一队先后赶到的解放军部队重重地围住了郭景云的小院子。

    大势已去了！郭景云对天长叹，命令手下立即向华北总部发出最后一份电报，说“新保安城池已破，本人决心战死在新保安。”

    可惜这份电报还没发完，一个解放军战士已经爬到郭景云军部的屋顶上，一梭子子弹打掉了无线电天线。

    郭景云大惊失色，疯狂一般地喊道：“快，快去把汽油桶推进来，点着，我们共同殉国！”

    听此命令，几个部下飞快地跑向院子里的汽油桶，连连几脚，把汽油桶踢向了更远的地方。

    “你们这群没有骨气的饭桶！”郭景云见自焚希望破灭，立即拔出手枪，先是朝着副军长王雷震打了一枪，然后转向自己头部。

    他冲着北平方向喊了一声：“我郭景云对不起你，总司令。”随着又一声枪响，郭景云自杀身亡。35军彻底覆灭了。

    当解放军战士们冲进来时，发现王雷震未受半点伤，只是帽子上多了个洞。想必是郭景云慌忙之中，枪打歪了。解放新保安后，杨得志特别命令属下买了一口棺材，把郭景云埋在了东门外的火车站旁，并插上了墓碑标志。

    22日18时，杨得志向中央军委发电报捷：“战斗已结束，敌人全歼，战果待查，从总攻开始到结束，共11个小时。”

    中央军委回电：“全歼新保安之敌甚慰。”

    23日黎明，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等人进入新保安城。他们来到北街半截巷郭景云的指挥所，这是一个四合院，满院各屋遍地狼藉，门外还堆放着几个汽油桶。看到多年的凶恶对手35军在自己手下被歼灭，杨得志内心的激动大不同于以往。他对罗瑞卿感慨地说道：“打掉35军，我有点13年前渡过大渡河的感觉。”

    罗瑞卿笑了笑：“那时候是敌人追我们，现在可是我们追他们！”

    “是啊，”杨得志点点头，“不过那时他们追我们总共才一年，可我们追35军，已经好多年了。”

    孙兰峰无法西撤

    傅作义得知郭景云自杀、35军覆灭的消息后，顿觉天旋地转，不能自持，一下子瘫软在椅子上。待他清醒过来时，眼泪鼻涕已沾了满脸。

    1948年12月22日下午17时，也就是35军魂断新保安的时候，傅作义把自己仅有一点点温暖的手伸向了张家口。他分别急电第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第105军军长袁庆荣、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董其武：“郭景云与共军激战终日，电讯中断，想必凶多吉少，令你等立即会商突围计划。务必于12月23日前，撤回绥远。”

    新保安失守后，张家口早已慌成一团，孙兰峰等人接到傅作义的电令后，立即召集会议商议西撤计划。几人多番争论，最后决定于12月23日拂晓突围。

    相比较而言，张家口的境况的确比新保安要好。这里不仅有守军5个步兵师、2个骑兵旅约5.6万人，而且城防工事异常坚固。早在1946年10月傅作义从解放军手中夺取张家口时，即以此为基地，着手修筑工事。1948年6月，为防止华北解放军夺取张家口，傅作义又强迫2万多老百姓在张家口外围修筑了500多个碉堡，将张家口围得严严实实。

    在张家口被围之初，国民党军第11兵团即采取“依城野战”的方针，将张家口的部队分为野战部队和城防部队两部分。野战部队由第105军的第210师、第259师和第104军第258师及整编骑兵第5、第12旅等组成，105军军长袁庆荣亲任指挥，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城防部队则由第105军第251师、察哈尔省保安司令部所属3个保安团及独立野炮营、铁甲车大队和侦察大队等组成。

    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曾吹嘘说：“这些工事的修筑和人员的部署，不亚于万里长城，使张家口披上了铁甲，在30里内无法接近。”

    可是战争一旦打起来，局势的发展就不是最初所设想的那样了。在新保安丢失后，傅作义急慌慌地电令孙兰峰：“事发突然，守张家口已无价值。趁杨成武主力在东，尽速西走，与董其武配合，保住队伍就有希望。”

    孙兰峰决定：为了分散解放军的注意力，应分路突围，步兵从大镜门撤出，骑兵从七里茶坊分数路向商都突进，最后全部撤向绥远。整个突围行动由第105军军长袁庆荣统一指挥。

    然而，傅作义与孙兰峰都没有想到，当他准备撤出时，杨成武的主力已不在东面，反而已移到西面去了。毛泽东在决定打新保安时就已经替傅作义想到张家口孙兰峰的出路了。在打新保安前两天，便将东北野战军的第四纵队由怀来、康庄地区调到张家口以东，接替杨成武；杨成武则将华北第3兵团主力调到了北面和西北面。

    陷阱已经挖好，孙兰峰却毫无知觉。

    12月22日22时，根据突围部署，国民党105军第259师率先乘着暗夜偷偷溜出大镜门，向东北方向运动，立即遭到了解放军华北一纵的猛烈打击。枪声响了一夜，23日凌晨4时，张家口城内的整编骑兵第5、第11旅也开始向西突围，却发现前方路上处处都有解放军重兵把守，于是改道也涌向大镜门方向。

    这个时候，张家口警备司令部和保安部队也奔到大镜门来了，5万多守军在同一条路上，你推我搡，乱成了一堆。从大镜门往外，沿着河滩、公路，到处都是人。骑兵、步兵、炮兵、骆驼队、辎重、马匹，像赶庙会似的，人喊马嘶，乱成一片。

    23日拂晓，华北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判明张家口守军全力向北突围后，当即下达了围歼张家口突围敌军的命令。

    各部得令后纷纷启程，于23日晚22时左右全部到达了张家口以北的山区地带。

    张家口的北面有两座大山，即东、西太平山，两山中间夹着一条宽约500米的河滩，出大镜门向北延伸到西甸子、朝天洼，约有10公里长。时值寒冬，河滩中间正是冰封的河道，河床左侧有一条旧公路，向北一直通往张北。这条公路是敌军逃跑的必经之路。

    孙兰峰的5万多守军以为华北一纵的部队无力将其阻截，遂一路炮火进攻，一路人慌马乱地四处奔逃。杨成武见敌人已是军心大乱，个个都在争着逃命，立即下令全线追击。

    先后赶到的解放军各部纷纷冲出山区，猛打猛追。起初时，各部队还是按着原来的部署展开行动的，等追过大镜门后，天色已黑，相互之间难以全面照应。只好听到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赶，看到哪里有火光，就往哪里追。各部队的建制全部打乱了，大家只有一个目标，不放过每一个追得上的敌人。

    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是从怀来经四个昼夜的急行军刚刚赶到张家口的，他们还没来得及休整，便又投入追击。他们由白天追到夜晚，又追到午夜过后，从南面在陶赖庙小山口将孙兰峰的部队拦腰截断。先头排率先冲了上去，他们为了辨别敌我，把棉衣反过来穿上，从混乱的人群中挤进去，冲上了陶赖庙西南的小山丘，架起机枪，向正在逃命的敌人一通猛扫，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敌人慌忙退到对面的大山上。

    待敌人明白眼前的处境后，便决心夺回山口，杀出一条活路。105军军长袁庆荣亲自指挥，每次以2个营以上的兵力发起冲锋。从午夜打到黎明，四纵的这个排连续战斗了7个小时，打退了敌人11次冲锋。阵地上的雪，早给敌人的炮火轰击得融化了，血水与雪水混杂一起，涓涓流动。

    到24日拂晓，数万逃敌，被解放军压缩到大镜门外至朝天洼、西甸子之间那道10公里长、不到1公里宽的狭窄山沟里。步兵、汽车、骑兵、火炮、各种物资把通道填得满满的，煮成了一锅粥，乱成了一团麻。随着天色明亮起来，敌人意识到末日就要来临，便争相逃命。骑兵撞倒了步兵，汽车冲翻了大车，大车翻进了人群，在两侧高地泼下来的弹雨中，混乱不堪。

    孙兰峰见5万多人的部队竟成了这等模样，只好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各自逃命，逃出多少算多少。”

    话未说完，自己便率先逃命去了，其他各级指挥官也都趁天还没大亮纷纷溜之大吉。105军军长袁庆荣率领直属部队逃到张家口东面一个小山头，往下一看，是个悬崖，待回过身来，解放军的枪口正对着他，只得乖乖做了俘虏。孙兰峰的运气倒是好一些，他带着几个随身卫士，仗着地形熟悉，绕道西去，逃得了一条活命。

    这一战一直打到下午15时，解放军除了解放张家口外，还悉数歼灭了孙兰峰第11兵团部、第105军军部、210师、251师、259师、310师、104军的258师、整编骑兵第5、第11旅、保安第4、第5团，总共5.4万余人。105军军长袁庆荣、副军长杨维垣及大部分师旅长被俘，410门火炮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而解放军仅伤亡900多人。

    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迅速歼灭，傅作义在华北的嫡系部队主力丧失殆尽，平绥线全部被解放军控制。

    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热烈庆祝张家口获得解放。社论指出，1946年10月，当人民解放军从张家口撤退的时候，曾郑重宣布：“我们是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越消灭他的有生力量快，就越回来得快，我们一定要回来跟张家口的人民团聚，现在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了。”张家口的收复，傅作义嫡系部队的被歼，“这仅仅是平津战役的开始，全部彻底干净消灭蒋傅军队的战争正在进行着，平津地区的蒋傅匪军如果不投降，就只有等待着全部被消灭”！

    雪花飘飘洒洒地落了下来，1948年即将过去。对傅作义来说，这一年是令人心痛的一年。在岁末的短短几十天内，山海关、秦皇岛、滦县、唐山、芦台、军粮城、古北口、密云、怀柔、顺义、通县、张家口、张北、万全、怀安、宣化、涿鹿、新保安、怀来、南口、昌平、门头沟、南苑、丰台、宛平、长辛店、良乡、房山、涿县、大兴、廊坊、武清、安次、静海等无数座城池，逐一丢失，如今仅剩下的北平、天津、塘沽三处的兵力仍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下一步怎么办？

    林彪的大军正在日复一日地围聚在仅余的三座城池附近，看来，平津要地，距其失守的时间也不会太远了。

    但他不甘心，他还要利用手中这仅有的一点兵力与解放军拼个你死我活。

    “寒风虽冷，可是我不惧怕严寒！”想到此，傅作义整了整衣衫，站起身来，在屋子里徘徊起来。

 第十四章 迎难攻坚，疾风骤雨血战天津

    是该打塘沽和天津的时候了。邓华经过实地考察认为打塘沽困难重重。罗荣桓亲自到西柏坡汇报平津形势。陈长捷自夸天津城防固若金汤，林彪却要用三天时间夸下天津城。刘亚楼担任攻城前线总司令，决定先吃肉后啃骨头。538门大炮一齐开火，霎时间，整个天津城全部被笼罩在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硝烟之中。从发起进攻到夺下全城，仅用了29个小时。侯镜如率五万残众逃离华北。

    暂放塘沽打天津

    对于华北孤立的五座城池，毛泽东的策略是“先打两头，后取中间”，新保安和张家口已经攻下，接下来必然是塘沽和天津。而塘沽尤为重要。

    塘沽，地处天津以东海河的入海口，是华北重要的海运口岸，也是华北国民党军海运南撤的唯一出海口。傅作义将天津、塘沽划为一个防守区，由蒋介石嫡系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任防守司令，陈长捷任副司令。侯镜如守在塘沽，陈长捷则守在天津。由于塘沽对华北国民党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自1948年10月以来，以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宋肯堂为首的“先遣指挥部”即进驻这里，督导修筑平津间铁路两侧的护路工事。

    侯镜如的第17兵团原本包括林伟俦的第62军和黄翔的第92军，12月初由于平张线上战事紧张，92军调守北平，62军活动在天津以北及塘沽西北地区，此后，唐山的87军又撤入塘沽，使得塘沽守军内部矛盾重重。特别是外来的87军，一贯被称为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天之骄子”，他们对侯镜如的命令根本就不服从，烦恼得侯镜如一筹莫展。

    而且，面对国内局势，侯镜如内心也是焦虑不安的。他本是河南永城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曾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在起义军贺龙部任教导团团长。后来在河南搞兵运工作时被捕，出狱后同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联系，只好委身于国民党军队之中。1948年8月起，侯镜如的外甥、中共地下党员李介人曾给他带去中共中央的信件，欢迎他能在关键时刻有所作为，伺机起义。这封信在侯镜如心中激起很大波澜，但由于当时他所处的条件尚不成熟，他未敢在部队中有任何流露。

    但是，毛泽东不能坐等侯镜如的时机成熟，西部胜利就意味着东部必须马上动手了。由于12月20日前，东北野战军的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二各纵队，已完成了对天津和塘沽的隔离包围，毛泽东电令林彪：要调查从大沽口或塘沽附近是否可能炮击塘沽口岸的敌船，如果能用大炮封锁塘沽口岸，即使我军不夺取塘沽，塘沽之敌也无法跑掉，因此，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岸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如果不能完全封锁，该地敌人仍有由海上跑掉的危险，则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若塘沽海港能由炮火封锁，敌人无法逃跑，则可从容部署，攻击不必性急，大体上于本月底或下月上旬，夺取塘沽即可。

    林彪派邓华的七纵负责主攻塘沽。但邓华经过多日的观察却不禁摇头，原来这塘沽背面靠海，地势开阔，河流盐田很多，冬季不结冰，既不便从侧后切断敌人退路，又不便正面展开兵力。

    调查情况报告给林彪后，林彪也深有同感，便立即转交中央军委。12月26日，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最后决定：攻击塘沽似可推迟到1月上旬为宜。特别是目前平津敌人突围象征甚多，攻击大沽和塘沽又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时间，同时还应考虑将迫近这两地的我军向后撤退，以免逼迫敌人加速逃跑。

    12月28日，罗荣桓亲自抵达西柏坡，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汇报了平津形势，一个战前会议就这样悄悄地召开了。29日，毛泽东致电林彪：你们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下一步就是要大力准备先攻天津，对塘沽之敌可采取隔离监视的方针。

    战火在风中一抖，转而又向天津烧来！

    天津，不仅是华北重镇，更是北平的门户。这里西距北平120公里，东距塘沽40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国民党进军华北和东北的重要军事基地。1947年4月，为加强天津的防御，国民党保定绥署副主任兼天津指挥所主任上官云相和天津市长杜建时一道主持构建了“天津城防工事线”，这条工事线南北长24.5公里、东西宽5公里，形成一个斜长的峰腰形碉堡线，共有大小碉堡1，000多个，沿此环城线又构筑了一道土墙，土墙外挖一条护城河，土墙高4米，宽2米，护城河水深3米。该工程共历时8个月方才建成，花费资财800亿元法币。

    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司令后，于1948年6月任命陈长捷为天津警备司令。

    陈长捷一到天津，就对杜建时说：“我是来准备打仗的。”

    “天津城防固若金汤，陈司令大可安坐指挥。”杜建时说。

    “共军装备，今非昔比。几年交战，已掠我大炮无数……现在，共军要攻城，主攻方向必是西面。3年前，日军败走后，共军曾从该方向突入天津市区。”陈长捷觉得自己很有主见，所以他以坚定的口吻说：“我们必须在城防西北角一带加强工事，增构碉堡，以求巩固。”

    这样，陈长捷又花费数十亿元，在城西和西北增建数十个钢筋水泥结构的碉堡。1948年12月中旬，由于解放军已包围了天津，陈长捷更是大兴土木，每天强征民工七八千人和各防区守军一起，以天津环城碉堡工事为主阵地线，向阵地前沿加筑碉堡群据点，构筑交通壕、铁丝网，并在城防线前沿埋设了数以万计的地雷，构成一道宽达几十米、环城长达42公里长的地雷区，在主要道路和主要阵地前沿阵地埋设的更多，使天津成为具有坚固工事的碉堡阵地。

    但陈长捷对此还是不甚满意。虽然天津已有94军第43师、1个警备旅、1个宪兵团、2个保安团、5个警察大队担任守备，他仍于12月13日请来了第62军共守天津，15日，第86军军长刘云瀚又率领3个师从芦台进入天津。这时，整个天津已有国民党守军第86军的3个师、第62军的2个师、第94军的1个师和战中新建的第317、第184、第333、第326、第318师、宪兵第20团及后勤部队共计13万余人。

    “我看可以将天津市分为3个防守区，以新开河至大直沽的海河为东北防守区，由新开河至南开大学附近为西北防守区，以南开大学附近至灰堆的海河边为南防守区。”陈长捷在兵力部署会议上从容说道。

    “至于各区的防守工作，西北区由62军担任，林军长指挥；东北区由86军担任，刘军长指挥；南区由94军43师担任，我兼任指挥；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每晚7时，在司令部开碰头会，各军军长、副军长、参谋长，每晚派1人轮流参加，各师师长、副师长、参谋长，也每晚派1人轮流参加；司令部各处长每晚参加会议，这样就会让所有的必要命令，可以迅速直接地传达到位。就这样布置，总之一句话，必须守住天津。”陈长捷一甩手，宣布散会。

    各军首脑在散会后纷纷进行战前动员，人人显得决心冲天。林伟俦召集62军连以上国民党军官说：“我们防区如果被突破，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会被杀头的。谁的防守阵地没有命令也不准随便向前冲，也不准向后退。我们一定要守住各自的阵地，要誓与阵地共存亡。”

    刘云瀚也不甘落后，散会后召集86军军官们宣布：“此次防守天津，任务很重。上面要求必须守住天津，战斗一打响，所有临阵退缩者，杀无赦！”

    这个时候，解放军的进攻即将展开，枪声已经零零星星地在响起了。

    陈长捷带领部下们亲自登上城墙，信誓旦旦地说道：“你们记住，如果我战死了，由防守副司令林伟俦代替我继续指挥战斗。我希望你们各级主官也应该预先指定继承人。”

    看来陈长捷的确要死守天津城了。

    最后通牒

    1949年元旦到来了，解放区的人民正在庆祝节日。但平津前线的将士们却无暇顾及了。刘亚楼司令员在杨柳青召集各纵队首长参加作战会议。

    此时，东北野战军已完成了对天津守敌的战役包围。第一纵队和第六纵队第17师位于杨柳青；第二纵队位于王庆坨；第七纵队位于李明庄；第八纵队位于欢坨；第九纵队与第十二纵队第34师位于大任庄、双港；炮兵纵队位于杨村；天津前线司令部则位于杨柳青的东桑园。此外，第十二纵队位于军粮城，正在严密监视着塘沽国民党守军的动向。

    刘亚楼环视了一下到会人员，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平津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我们马上就要对天津发起进攻。根据调查，城内守敌部署以护城河为重点，层层布防。目前，北面的兵力最强，同时还有北洋大学、法政学院、中纺七厂、火车站等高大坚固建筑物，且河流多，不易发展；而南面也同样工事坚固，有较大的开阔地和较多的独立建筑物，并有南开大学、跑马场等高大坚固建筑物，困难也较多；相比较而言，东南郊区多坟地，便于接近，南运河以南及东局子以北多平房，并且，除海河外，没有别的河流。市区东西窄，守敌兵力弱，易为我突破和发展。据此，我野战军确定以中部为主攻方向，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接下来，刘亚楼详细地为各个纵队分配了任务。

    各纵队的首长刚走，立即有人进来报告：“司令员，据攻城部队报告，天津城外护城河河水暴涨，现已溢出河面，北起大小梢口、南至八里台一线，津保公路两侧侯家台、玉顶堤一带全部被大水淹没……”

    “迅速排除水患！”刘亚楼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原来，人民解放军包围天津后，陈长捷为阻止解放军攻城，偷偷地派部队将天津西部三元村附近的水闸关闭，使南运河水流入护城河，同时又将护城河下游陈塘庄附近的水闸关闭，使积水不能流入海河。3天之后，护城河水暴涨四溢。攻城部队几个主要突击方向的阵地一片汪洋。

    “立即从一纵派出几个人寻找水闸！”刘亚楼在电话中焦急地向李天佑下达了命令。

    一纵战士几经辗转，沿着南运河四处打听，终于在唐官屯附近找到了水闸。虽然沿途雨雪交加，但陈长捷的第一个小伎俩还是被轻松地识破了。

    “看来，这个陈长捷倒是心计不少，我们要尽快展开进攻。”刘亚楼暗暗想到。

    1949年1月3日，东北野战军各攻城部队开始扫除天津城的外围据点。时断时续的枪炮声响到1月12日，曾新窑、万新庄、灰堆、张八坟、东局子、营盘、李七庄、赵兴坎、凌家庄、三元村、丁字沽、王串场、四台窑、范家堡、王家坝、北新庄、吴家咀、姜家砖窑、浙江公墓、山东义地等等外围据点先后肃清，共歼灭国民党军4，800余人。

    解放军攻打天津的决心已下，陈长捷虽然大呼仍要死守，可天津市参议会议长杨亦周却坐不住了，他洞察民情，深知工商界、文化教育界乃至普通市民，都担心天津会遭到炮火的摧残，生命财产难保，希望陈长捷罢战，或者双方讲和。于是，一面召集十几名参议员选派四名代表与解放军联系，一面自己亲自上阵，前去找陈长捷疏通。

    “求和？”陈长捷看着杨亦周冷笑，“你说的都是民间的事情，我们军方不予过问。”

    但杨亦周的四名代表还是去找刘亚楼了。这一天是1月6日。

    “我们只有五点要求，”刘亚楼利落地答复，“一、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二、陈长捷所属军队一律放下武器，不得损坏；三、本军保证一切放下武器之官兵生命安全；四、保证陈长捷和官兵的私有财产之安全；五、为表示宽大和诚意，我们对天津停止炮击七天，若12日前仍无明确答复，炮击即开始。”

    四位代表住宿一夜，次日回到城里，向议长杨亦周报告出城经过和刘亚楼所提出的五点意见。杨亦周当即驱车去天津警备司令部，见了陈长捷。

    陈长捷听完杨亦周的转达后，沉思良久，然后明确地说：“我的军队可以接受五点，但是中央直系部队我指挥不了。如果能让出一条路来，让中央军去塘沽，我就可以照办。”

    杨亦周苦笑一下，谁都知道，陈长捷在天津根本就没有嫡系部队，只有一个警卫营。所以说，他的这个答复实际是拒绝了刘亚楼的五点意见。

    1月11日，距刘亚楼限定的最后日期只有一天了。林彪、罗荣桓正式向天津的国民党守军将领发出了劝降信：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天津城内，国民党第62军军长林伟俦最先接到了这封信，读罢后便匆匆来到天津警备司令部。

    陈长捷持信读了一遍，思考片刻，才说道：“叫建时来。”

    杜建时来了也没表态，却转而问道：“几位有何意见？”

    无人回答。

    杜建时只好把陈长捷拉到一边，低声问道：“司令，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这个事情，我看咱们不能自作主张，不如问问北平方面的意见。”

    此时，傅作义正在犹犹豫豫地与解放军联系着和谈的事情，因此，这一仗究竟是打还是不打，陈长捷的确不敢私自作主，他必须顾及傅作义的大局。

    电话打到了北平。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仍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天津是他与共产党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他相信凭着他对天津的多年经营，解放军攻下这座坚固的城池绝非易事。

    “坚定守住，就有办法。你们一定要记住。”傅作义的回答令陈长捷有点不知所措。

    倒是杜建时及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共军发动总攻，你们到底可以顶住多久？”

    “一个星期应该没有问题。”回话的不是陈长捷，而是林伟俦。

    刘云瀚却紧接着说道：“一个星期？恐怕不是很容易。”

    陈长捷摆摆手，“算了，不要再争了，守得住守不住也得守。这是北平的命令，只能执行。”

    最后，几人几经商定，终于“出台”了一封措辞强硬的回信：林彪、罗荣桓二将军，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如果共谋和平，请派代表进城……

    林彪得到这一消息，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略作思索后，轻描淡写地说道：“传令刘亚楼，14日攻击天津。”

    此时，傅作义派出的代表正在与林彪等人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傅作义自恃天津的坚固仍然不肯松动要价。几天来的忙碌，估计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也看出了点问题，他们抽空问林彪说：“你们是不是准备真的攻打天津了？”

    “是。命令已经下达。”林彪答道。

    “你们准备打多少天？”

    “三天。”

    “三天？恐怕你们打三十天也打不下来！”那个代表很得意地说。

    这时候，陈长捷也正在城内大肆叫嚷：“我们要仿效斯大林格勒，逐屋抵抗，决心坚守三至四个月！”

    看来国民党军方过于看重天津城的坚固了，却忘记了估计一下他们的对手，东北野战军，那是在东北已经锤炼出来了的、一支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活捉陈长捷

    1949年1月13日，林彪致电刘亚楼及第一、第二、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二纵队：天津之敌毫无投降的诚意，反而在拖延时间，各部应按原定计划于明日开始攻击，坚决歼灭该敌。

    1月14日上午9时20分，刘亚楼一声令下，东北野战军特种兵部队共538门大炮同时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对着天津城一齐开火。一霎时，整个天津城全部被笼罩在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硝烟之中。

    千万发炮弹倾泻在陈长捷的坚固阵地上，大地在颤抖，整座天津城都在颤抖。

    仅仅轰炸了30分钟，西面的和平门城墙就已被炸毁了，成了一溜斜坡，碉堡、暗堡均已倒塌，地雷一片一片地被引爆了，炸成一段一段的铁丝网，东倒西歪，形若盘蛇。守军的炮火完全被压制住了，根本无法还击。

    10时整，刘亚楼下令总攻开始，信号弹穿过正在散去的晨雾，在空中划出几道灿烂的光痕。

    津西攻城部队总指挥、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看到空中的信号，立刻传令：打！

    天津城西的坟地里顿时喷吐出数万发炮弹，呼啸不已，几辆坦克隆隆响动着冲向阵地最前沿。

    一队队架桥分队迅速冲出隐蔽地点，转瞬间，后续部队已突破护城河。

    一纵第2师尖刀连“红三连”一马当先，率先越过和平门，冲上天津城垣，于10时50分将第一面红旗插在了天津城上。

    一场惨烈的肉搏巷战在各个突破口处展开了。

    与此同时，刘震率领着第二纵队也正在南运河北侧激战，他们先后牺牲了24名爆破手才炸开了一处城墙。刘震红着眼睛吼道：“立即记下这24名爆破手的名字，战后要为他们记大功！”

    一队队英勇的战士踏着鲜血冲进了天津城。

    几个小时后，第七、第八、第九纵队也纷纷攻进了城内深巷之中，枪声，拼杀声响彻街头巷尾。

    战斗从上午打到天黑，从天黑又打到天亮。

    15日凌晨2时30分，李天佑接到战报：一纵已占领金汤桥。

    拂晓时分，一纵第1师一路攻到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

    但这个时候，陈长捷却并没有在司令部的指挥所里，他已悄悄地搬进了指挥所对过的地下室里。

    这个地下室的上边，是日本侵略中国时期修的一个似庙非庙、似亭非亭的怪东西，正面刻了三个汉字：忠烈祠。

    陈长捷搬进地下室是在14日的晚上20时，那个时候，天津东、西、南三面都在激战，解放军的远射程大炮已向纵深伸延，轰击市区的核心工事的隆隆炮声近在耳边。

    陈长捷坐在地下室里，枯木一般。来自各方的紧急报告不断地送进来。“西营门被共军突破！”“西边自来水公司被共军占领！”“东边民权门主阵地失守！”“津南正在激战中，共军攻势凶猛，我防守部队无力支撑！”

    这些令人心惊肉跳的告急声让陈长捷一跃而起：“立即接通北平。”

    电话终于通了，“天津危在旦夕，”陈长捷不安地说道，“总司令，我怎么办？”

    “现在是关键时期，你一定要顶住，顶住。”傅作义的口气中也隐隐地透着不安。

    陈长捷不甘得到如此的命令：“可是，我的四面城防，已经有三面被敌人突破了。”

    “那就要设法调兵恢复被突破地区，这才是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我无兵可调啊！”

    “那就坚持住。”

    “难以坚持呀，总司令。”

    “一定要坚持。”傅作义似乎有些激动，“再坚持三天，一切就会好了。”

    “我不可能坚持三天。”陈长捷嗓音有些嘶哑，急切地说，“总司令，共军兵力多于我三倍，炮火那么猛烈，他们会一鼓作气打下去的，是不会等三天的。”

    “再坚持三天！”傅作义扔下这句话后，就挂机了。

    陈长捷慢慢放下电话，沉思地呆了好半天，才有气无力地对身边人说道：“通知林军长、刘军长马上到这来。还有杜市长。”

    林伟俦、刘云瀚、杜建时应陈长捷的召唤，相继来到陈长捷的指挥所。

    陈长捷默然一会，才说：“傅长官要我们再坚持三天。”

    “三天？”林伟俦惊讶地叫道，“共军冲进城防以后，已经有4，000人到了西营门监狱附近，现在正与我预备阵地对峙着。几个小时内必将突破我们的阵地。”

    刘云瀚接过话来说：“我那里也一样，共军突破民权门缺口多处，分三路猛进。我派出一个团增援反击，不但没有恢复失地，反被共军击退。并顺势突破了我预备阵地。连预备阵地也没有了，还怎么坚持？”

    “可是，坚持三天是傅长官的命令。”陈长捷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沉吟地说，“我们如何对待傅长官的命令呀？”

    林伟俦左右看了看，想说话，却有些顾虑，沉默片刻，最后鼓足勇气说：“可不可以跟共军谈判？再不能作拼死恶斗了。”

    几个人立即面面相觑，谁也不表态，出现了可怕的沉默。

    “依我看，”陈长捷终于耐不住，站起来说，“和谈是可以的，和谈是为了拖缓对方的进攻。两位军长不妨试一试。”

    陈长捷停下来，依次地看看每个人的面孔，没有人想说话。于是他最后说：“战争吃紧，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岗位吧。”

    没想到，两个军长走后，就断了联系，通讯已完全被解放军切断了。陈长捷只能独自熬到15日天亮。

    这时，枪声越来越近。

    一纵的战士们奋勇冲进了陈长捷的司令部。一阵密集的枪响，警备司令部北门两侧的机枪火力迅速被消灭了，一纵的一个连从司令部的楼下打到楼上，又从楼上打到了楼下。有些军官居然莫名其妙地盯着这些解放军战士看，仿佛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正伏在电台上收抄文件的国民党上尉，在被俘时，竟然问道：“你们真是解放军吗？陈长官说，你们没十天半月，是打不进来的。”

    “缴枪不杀！”

    一纵的一名副排长邢春福带领着新战士王义风、傅泽国一直冲进地下室，20多个敌司令部的参谋举手投降。

    “谁是司令？”傅泽国大声问。

    没人应声。这时，一个副官模样的人走过来，轻声地说：“司令在地下室呢！”

    邢春福、王义风、傅泽国闯入忠烈祠下的地下室。他们看到在地下室微弱的灯光下，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正泰然地躺在沙发上。他，就是陈长捷。

    在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1师指挥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副司令员曹里怀、1师师长江拥辉，联合审问了陈长捷：“你是陈长捷吗？”

    “是。”

    “你是警备司令吗？”

    “是。”

    “你现在当了俘虏，知道吗？”

    “知道。”

    “那你就该马上下命令你的部队缴械投降！”

    “我……我从早上四五点钟起就和各个部队联系不上了。”陈长捷满脸委屈又无奈地答道。

    天津城里的战斗仍在零零星星地进行着，直到下午15时，天津守敌全部被肃清。这场激烈的攻城作战，从攻击到战斗结束，仅仅用了29个小时，全歼天津国民党守敌13万人，林伟俦、刘云瀚、陈长捷皆被活捉。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得知解放军已攻到市政府时，主动投降。

    天津城里枪声渐渐地静了下来。正守在塘沽的侯镜如立即感到自己的危险已经到来了。

    实际上，天津枪声未起之时，侯镜如就已和87军军长段云把指挥部搬到了海军第3舰队司令马纪壮的“重庆”号巡洋舰上。驻守塘沽的各个部队，也早已分配好了舰船，并且还划定了登船撤退的路线。

    侯镜如已公开亮出了一副随时要从海上逃走的架式。

    15日下午15时，当天津方向终于静寂之后，侯镜如立即给南京和北平发电：“天津失守，塘沽已无再守的必要，请求下令南撤。”

    这个时候，塘沽早已乱得不成样子了，人人都明白，再不撤走就只有留在这里等待末日。但是，侯镜如的电报发出后，蒋介石和傅作义都迟迟未能回电。东北野战军的炮火正在向塘沽方向延伸。

    段云急得团团转，他到处张扬：“委座已经指示，可依傅作义命令，相机南撤。我们的司令官为什么还不行动？”

    此时的傅作义已是一片茫然了，他赖以作筹码的天津已经不复存在。所以，他每下一个决定，都必须慎重再慎重。

    1月17日，17兵团终于接到了北平的电报。侯镜如当即下令：“上船！”塘沽国民党守军蜂拥而出，乱哄哄地挤满了大小船只。

    侯镜如安坐船头，正待出发，保安5团团长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报告司令官：我团留在岸上掩护大军撤退的部队全都被消灭了。”

    为了不让塘沽之敌全部逃掉，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部分部队已于1月16日凌晨3时开始发起了进攻。现在已快打到岸边上了。

    “走吧！”侯镜如发出开船的命令，几声汽笛声响，大约有5万多人乘船逃离了华北。

 第十五章 兵不血刃，古都北平和平解放

    傅作义越来越觉得只有和谈才是他的最终选择。在一个叫八里庄的小村子，双方开始了最初的相互试探。“剿总”副司令邓宝珊亲赴通县五里桥，但他坚持的仍然是联合政府。失掉天津后，傅作义才明白自己的处境，毛泽东以林罗的名义写了一封亲笔信。历史悠久的古都北平逃过一场战火劫难。轰轰烈烈的平津战役走向尾声。北平一个初春的清晨，毛泽东踏上了“进京赶考”的大路。

    初次的试探

    1949年1月，大半个冬天已经过去了，但北平仍然寒气逼人。这里是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最后一座城池了。平津战役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已调动大批军队集结在北平四周，傅作义如今完全陷入了欲逃无路、欲战无力、欲守不能的境地了。

    天津失守后，现在就只有和谈一条路可走了，而且这次和谈应该成功才行。傅作义默默地想。

    从平津战役打响起，北平和谈已经进行了两次。

    早在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几经辗转才通过北平地下党员李炳泉找到了与东北野战军直接联系的方法。

    傅作义立即派了两名代表，携电台和报务员，一行五人，乘一辆吉普车开出北平城，与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作战处处长苏静在一个叫八里庄的小村子里秘密见了面。

    17日，双方正式坐到一起，开始了最初的相互试探。

    傅作义的两位代表是崔载之和李炳泉。年岁较大一点的崔载之是傅作义主办的《平明日报》社的社长，李炳泉是该报社的采编部主任，也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

    在这个天气异常寒冷的冬日里，双方围坐一户农民家中的火炉旁，不拘形式地随便聊着天，他们没有明确的议题。双方心里都清楚：这次会谈的目的就是试探对方的真正意图。

    崔载之一再表示他俩是代表傅作义先生来谈判的，说傅先生对谈判很重视，非常具有诚意，绝非阴谋诡计；为了防止中统、军统特务从中破坏，傅先生对这次会面采取了绝对保密的措施。

    “是的，”李炳泉补充道，“为掩人耳目，傅先生叫李腾九装病，携电台住进医院，不见任何人。我们通过电台直接同他联系，而后再由李腾九向傅作义汇报。”

    他们所说的李腾九，是傅作义在保定军校时期的同学，出军校后，李腾九一直追随傅作义左右，担任幕僚，共事数十年，甘苦与共。1946年起为傅作义做联络工作。1947年12月，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不久，总部即由张家口搬进北平，李腾九仍任联络处处长，主要是替傅作义招待高级人员或会见普通客人，并替傅作义出席城内比较重要的非军事性会议。联络处名义上为傅作义总部的一个单位，但在工作上与总部其他单位没有横向的关系，直接受傅作义的领导。所以，对傅作义来说，李腾九是个信得过的人，不会走露风声，跟共产党谈判，非同小可，绝不能让中统、军统寻到一点痕迹。而李炳泉正是李腾九的堂弟。

    苏静在这次会面中只是负责接待和观察，平津前线的最高首脑并没有马上出面同崔载之、李炳泉谈判，而是安排他们休息了两天。这两位代表虽然甚是焦急，但想到战争主动权掌握在解放军手里，也只好装着很沉着、很从容的样子。

    这个时候，林彪等人还无法确认李炳泉是不是地下党成员。12月22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电报给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要他派人到北平西郊青龙桥接北平地下党城工部长刘仁到孟家楼谈工作。刘仁证实，李炳泉的确是中共正式党员。

    于是，双方开始谈起了核心问题。傅作义的想法和要求大致可分为四点：第一，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达到平、津、张一线的和平解决问题；第二，为了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请解放军放出被围困在新保安的35军，使该军回到北平；第三，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北平实现和平解放；第四、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的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

    显然，傅作义仍是想凭借自己的实力，与共产党搞联合政府。苏静如实将傅作义的要求报告给了林彪和罗荣桓。12月19日，刘亚楼亲自来到八里庄，与崔载之和李炳泉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

    刘亚楼先是分析了全国形势和平津战局发展的前景，而后根据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阐明了中共方面对和平解决平、津的基本原则：第一，傅作义所指挥的部队，不论是中央军还是察绥军，一律放下武器，绝不允许保存武装力量；第二，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第三，如同意和平解决平津，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第四，蒋系顽固的军、师长反抗，应先将其逮捕；第五，可以给傅作义编两个军。

    崔载之和李炳泉听了刘亚楼提出的条件，无言以对，双方的差距太远了。二人只是将谈判情况通过电台报告给了傅作义。

    傅作义当即回电，别的什么都不说，只是谈城内蒋系军队比他的兵力大十几倍，逮捕蒋系军、师长有困难，实不宜实施。犹豫不决的傅作义，找出了很能站得住脚的托词，实际上他是在观望，而且是充满幻想地观望。

    谈判没有结果，崔载之返回北平。李炳泉和电台仍留在八里庄，继续与两方面保持联系。几日后，解放军占领新保安和张家口，全歼35军和105军，彻底断了傅系军队的西退之路。傅作义如同五雷轰顶，一连数日，都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是仰身躺在床上瞪视着天花板，便是在那块狭小的地面上没完没了地踱步，时时地长吁短叹。

    崔载之回到北平，直到第三天才见到傅作义。一向注意礼仪的傅作义当即大发脾气。

    “我是怎么跟你们谈的？”傅作义愤然质问，“我不是已经发去电报了吗？说得明明白白，为什么他们还要打呀？”

    “他们打掉了35军，还有105军……”傅作义接着说，“照这样打下去，跟让我在阵前缴械差不多，那还谈什么呢？”

    崔载之没有说话，直到傅作义平静下来，才详细地介绍了八里庄谈判的经过。

    “你都见到谁了？”傅作义问。

    崔载之说：“就他们的参谋长刘亚楼，还有负责接待我们的苏静。”

    “林彪没有出面？”

    “没有。”

    “还有他们的政委罗荣桓，也没见到？”

    “都没有见到。”

    傅作义送走了崔载之，独自思索起来，开始犹豫这样谈判下去，自己究竟可以保持住什么样的地位。

    但解放军没有给他充分犹豫的时间，1949年元旦刚过，刘亚楼亲赴前线，率领各路纵队揭开了强攻天津的序幕。傅作义再次下定决心，要继续谈判。

    和平来临了

    傅作义刚刚在犹豫与痛苦中度过了1949年的元旦，就收到李炳泉从八里庄拍来的电报：“解放军前线长官要求我方派一位身份更高的人参加谈判。”

    要选一个既有能力又忠于自己的人，在这种时刻并不是很容易的。傅作义思谋良久，最后选定了“剿总”土地处处长周北峰。

    “不料局势发展如此之快。”傅作义见到周北峰时说，“我们必须得和共产党继续谈判了。半月前，我派了崔载之与共产党接上了头，可一个多星期的谈判，仅和他们的参谋长刘亚楼谈了两次话，不着边际，最后还说我们没有诚意，在他们眼里，‘诚意’就是让我把平津拱手让出。我已经把崔载之召了回来。这次得派你去重新商谈，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同张东荪一道动身，怎样？”

    “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周北峰问，“我应该怎样说？”

    “军队我不要了，政治上也没有任何要求……”傅作义沉吟地说，“主要是看他们怎么办吧，你去了相机行事就是了。”

    在周北峰看来，傅作义只是给他交待了一个原则，具体问题一点没有涉及，而且要由他去具体处理。他觉得工作很难，难就难在“相机行事”，换句话说，就是要他随机应变。

    1月6日，周北峰一行出了北平，向蓟县八里庄驶去。第二次谈判开始了。

    对于这次谈判，毛泽东明确指示林彪等人：只要傅作义让共产党和平接收平津两地，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其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不受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答应别的条件。

    由于这次傅作义派出的是自己的亲信土地处处长周北峰，毛泽东对此次谈判也非常重视。聂荣臻第一天就亲自出马了，第二天上阵的则是林彪。

    周北峰经过认真的思考，全面摊出了自己的条件：“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对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给予生活出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可由傅一个人负责。”

    林彪不苟言笑地听完周北峰的意见，掷地有声地说道：“我们的总原则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做战犯对待，保全傅和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林彪答应的条件如此宽容，周北峰不禁心中高兴，谈判进展得愈加顺利。最后，双方把所谈主要内容加以整理，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

    林彪特别指明，1月14日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时限。

    周北峰回城后，向傅作义作了详细汇报。傅作义虽然对谈判的信心增强了，但看了《谈判纪要》后，却唉声叹气地说：“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

    傅作义不肯明确表态，他依赖自己占据着平津两城，不太甘心接受这样的条件。

    1月10日，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华东、中原两支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55万人，平津两城犹如华北平原上的两棵枯树，越来越孤单了。

    傅作义再一次受到震动，决定派出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随同周北峰继续商议和谈中的具体细节。

    1月13日，谈判第三次开始，邓宝珊和周北峰来到通县五里桥，刚一落座，聂荣臻就开门见山地说道：“上次谈判中规定14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几个小时了，所以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

    邓宝珊愣了一下，接着又提出傅作义一直念念不忘的联合政府问题。

    “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好谈了，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只有这一条路。”这是林彪的回答。

    “你们觉得天津可以轻易拿下吗？如果强攻，我看至少也得30天。”邓宝珊终于说出了自己刚才想说的话。

    林彪摆了摆手，简短地说道：“不谈天津。”

    会谈终因双方都不肯让步而暂时休息。到1月15日，谈判桌再次摆开。

    整整一个上午，双方又再各自重复过去说了好几次的话，丝毫没有进展。下午16时，天津方面传来消息，解放军攻占天津，陈长捷被活捉。

    邓宝珊闻知无比震惊，脸色非常难看。他曾夸口天津国民党军至少也能坚持到30天以上，却不料竟如此快地垮掉了。作为“剿总”副司令，他更清楚现在傅作义的想法和处境。休息期间，他指示周北峰：“北平已经处于绝对的孤立境地了，只有和平解决这一条路了。解放军方面提出，留给总司令一个加强团，作警卫部队，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经过一个时期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就叫和平解放北平。我认为这个原则可以接受，只要总司令同意出城改编，具体的办法由我去谈。你可尽快把这个意见电告总司令。”

    周北峰立刻给北平发了电报。不久，傅作义复电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协议。此时，傅作义再也不敢拖下去了，现在他只有北平这一张牌可打了，而且事实已经表明，这张牌只能是输牌。

    周北峰拿着傅作义的电报面露喜色地跑了出来，对邓宝珊说：“现在好了，总司令痛快地答应了。”

    邓宝珊不用再讨价还价了，谈判顺利进行。双方对北平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的地点、改编方案，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和军政机构接收办法等事项一一达成基本协议。

    邓宝珊和周北峰都长出了一口气，北平问题终于解决了。在他们临返回北平前，邓宝珊提议：“请贵方也派一名代表进城去，以便进一步联络商谈。其实这也是傅先生的意见。”

    “好。我们马上安排一下。”林彪答应，同时递过一封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致傅作义的信，“请将这封信转交给傅作义将军。”趁此时机，邓宝珊打开了那封信，不禁大吃一惊，信的内容非常严厉：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部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于1949年1月17日1时起，至1月21日下午12时止……如贵将军及贵属竟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城破之日，贵将军及部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绝不宽恕……

    邓宝珊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亲笔所写，只不过是借用了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而已。但邓宝珊看后，确是神色紧张而忧郁，他私下里跟苏静说：“我回城后，这封信打算暂时不交给傅作义。傅作义看过这封信，弄不好会节外生枝，甚至推翻协议，那样我们的谈判就功亏一篑了。”

    1月17日，苏静作为进城联络的工作人员，与邓宝珊等人开往北平城内，崔载之等人正在德胜门等待着他们。第三天，苏静与崔载之等人开始将在城外达成的协议具体化，先后形成了十八条协议。

    1月23日，傅作义同意了国共两军谈判形成的文字协议。并随后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华北“剿总”高级将领会议，当众宣读了十八条协议。

    会议上先是一阵沉默，继而有人放声大哭。傅作义一眼望去，正是第4兵团司令李文、第9兵团司令石觉和第16军军长袁朴。

    迫于多数人的压力，虽然这三人最后同意了十八条协议，但要求返回南京。傅作义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1月23日，北平和谈十八条协议的主要条文公布在各大报纸上，各界人士欢呼雀跃，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都终于免去了一场劫难！

    北平翻开新篇章

    北平人民欢庆和平解放的情景令苏静难以忘怀。正在他满怀激动地欣赏着北平和平景象的时候，忽然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要求他立即返回汇报情况。

    刚一到通县宋庄的前线司令部，罗荣桓便面带笑容地问道：“由邓宝珊交给傅作义的那封信，傅作义看了没有？”

    苏静答：“不清楚。”

    聂荣臻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问一问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他，务必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

    苏静茫然不解：既然那封信中的词句对傅作义有所刺激，为什么还要急着交给他呢？

    林彪一下子看出了他的心思，只问了一句话：“为什么傅作义让他的嫡系部队先开出城外？”

    苏静脑子迅疾地一转，领会到林彪的发问，他是担心傅作义过早地将嫡系部队开出城外，会影响傅作义对蒋系国民党军的控制力量，一旦中央军又倒了回去，北平则免不了经历一场战火。

    想到此，苏静马上返回北平城内，找到邓宝珊：“你进城的时候，带给傅作义将军那封信给了他没有？”

    邓宝珊怔了一下，困惑不答。

    苏静着急地说：“我们一起去看望傅将军，把那封信交给他。”

    邓宝珊见苏静如此急迫，知道定是上级的命令，再也不敢怠慢。可是事与愿违，他们和傅作义见面时还没来得及拿出那封信，恰有客人来访，二人只得匆匆告辞了。后来，邓宝珊把那封信交给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而傅冬菊看过信后，也觉得问题严重，没敢把信交给傅作义。

    直到1949年2月1日，毛泽东授命《人民日报》发表了那封信的全文，傅作义才看到，不过见到后，傅作义果然异常激动，于2月3日给林彪、罗荣桓写信说：“两年半战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为了平息傅作义激愤情绪和解除其顾虑，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共同邀请傅作义和邓宝珊于2月8日到北京饭店赴宴，并在宴前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林彪率先开口道：“北平和平解决，使文化古都未遭破坏，树立了和平方式的新榜样，傅先生对此是有贡献的。共产党对所有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绝不亏待。共产党的理想是建立革命政府，发展生产，要完成革命事业，必须党内与党外共同合作才能办到。”

    傅作义听了，神情终于好转，诚恳地说：“过去我的内心矛盾很大。主观上有心替人民做事，客观上反而替有钱人做了保镖。参加国民党进行的内战是错误的。过去对共产党关于民主的主张缺乏了解，今后愿为人民服务，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对部队改编和政权接收，解放军不要有顾虑，怎么办好就怎么办。”

    林彪听了，马上接道：“傅先生所说甚好。那封信，是合乎傅先生过去行为的事实，事后公布此信，乃是将傅先生过去的错误作一结论，以便根据北平和平解决，开始与傅先生进行新的合作，既不能因为傅先生过去之罪，抹煞今日之功，也不可因傅先生今日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傅先生的失败，并非个人才能问题，东北、华北解放军的胜利，也非个人才能问题。国民党违反人民利益，为人民所反对，必定失败。在任何战场，任何人指挥下，均无例外地要遭受失败，非仅华北一处如此。只有站在人民立场上才会胜利。”

    聂荣臻和叶剑英随后也对傅作义多方开导，讲了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一些政策，话谈开了，大家都面露喜悦。众人入席，高脚杯频频相撞，余音悦耳。

    此后，傅作义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但内心里还不是特别踏实。他急切地想见毛泽东一面。一天，他对周北峰说：“我打算亲自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你向叶剑英主任委员说一下，是否可以？”

    2月11日，陶铸、周北峰一道来到西郊傅作义住处，陶铸高兴地告诉他，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他和邓宝珊将军。周北峰说，叶剑英主任通知，傅、邓二位可于明日与“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章士钊等几位老先生一道乘飞机赴石家庄。

    22日，傅作义、邓宝珊等飞抵石家庄。当晚，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来到了招待所。

    傅作义一见到毛泽东，迅速走上前去，立正敬礼。毛泽东马上满面春风地握住了傅作义的手。傅作义激动地说：“我有罪！”毛泽东和蔼地一笑：“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众人落座后，毛泽东风趣地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喽。蒋介石一辈子耍滑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我们俘虏你的那些人，”毛泽东谈起对待傅作义的政策时说，“我们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送去绥远？”傅作义一下子还不明白毛泽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略有惊异地说，“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

    毛主席笑了起来：“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掏腰包，二不侮辱其人格，他们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这些人以后我们还要用哩！”

    “至于绥远，我们不着急。”毛泽东说，“有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等待他们的起义。”

    毛泽东的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给傅作义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西柏坡返回后，多天的郁闷和疑虑顿时烟消云散，卸下了沉重的思想负担，傅作义精神焕发，心情舒畅。

    此时，北平已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人民解放军一面加快改编傅作义旧部，一面换防维持着新北平的治安。到1月31日，北平城内的最后一批国民党军开出城外，标志着平津战役的胜利结束。

    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也很快回归到了人民的手中。

    1949年1月22日，华北“剿总”绥远指挥所主任董其武飞赴北平会见傅作义，二人进行了一次长谈，傅作义劝导董其武：现在的形势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

    董其武听后不住地点头。后经多次谈判，董其武于当年9月19日率绥远省军政人员共6万余人正式起义，绥远和平解放，华北全区也随之全部成为解放区。

    为了欢庆平津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平津前线司令部决定在2月3日举行一次庄严盛大的北平入城式。

    消息在参加入城式部队中传开后，指战员们高兴得不得了，人人欢欣鼓舞，个个精神振奋，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地进北平。于是，武器、车辆擦了一遍又一遍，一支支钢枪锃锃闪亮，一辆辆汽车整装待发，军容整了一次又一次，一个个战士英姿勃勃，军马梳理了一遍又一遍，一匹匹战马威武雄壮。

    2月3日清晨，人民解放军入城式正式开始了。北平全市人民倾城出动，万人空巷，欢呼声响彻云霄。上午10时，四颗信号弹升空而起。四辆载有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画像的大彩车和一辆指挥车为前导，在雄壮的军乐声中由永定门入城。紧接着是机械化部队、炮兵部队、坦克装甲部队和步兵部队。威武雄壮的入城大军经正阳门大街、东交民巷、崇文门大街、东四牌楼、西长安大街、和平门、骡马市大街，由广安门出城。

    在前门箭楼上，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及参加平津战役的各兵团领导人检阅入城部队，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人频频向各部队招手致意。

    当入城部队经过各个街道时，汽车的轰鸣声，坦克的履带声，战士的脚步声，同北平市民的热烈欢呼声、歌声、掌声、锣鼓声交织在一起，震天动地。

    入城的解放军从上午10时到下午16时，整整行进了6个小时。北平各界人民顶着朔风，冒着严寒，兴奋欢呼，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疲劳。

    古都人民浸沉在前所未有的欢乐之中。

    40多天后，即1949年3月21日，为了便于展开下一步工作，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告别了西柏坡，浩浩荡荡地迁往了北平西郊的香山。

    北平的三月，虽然还有凉意，但万物开始复苏，大地出现了生机，人们正沐浴着初春的气息。这天，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前往北平的大道，“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呀。”他高兴地说。

    走在身边的周恩来也风趣地应道：“我们都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充满信心地接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第十六章 南下广东，弹指一笑轻取羊城

    余汉谋手握15万乌合之众，坐守广东。四野勇士分兵三路，跨越五岭，直取广州。林彪下令停止前进，陈赓愤愤不平：这是什么命令嘛？一支香烟在毛泽东的指间燃起，还是按原计划行动。五羊城内人心惶惶，李宗仁慌忙迁都。余汉谋到底向西逃了还是向西南逃了？李成芳狂追七昼夜，却开玩笑似地说：应该给玉皇大帝记个首功！广东最后一个国民党兵团无奈地飘向南海去了。

    林彪与陈赓的分歧

    1949年5月26日，为了更好地执行毛泽东对中南，西南的国民党军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特将第二野战军的陈赓4兵团划拨林彪的4野指挥，收拾白崇禧集团。

    广东是国民党统治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后，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企图重整军力，负隅顽抗，所以广州号称“新都”。

    早在8月24日，国民党国防部给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下了一道指令，要他纠集广东境内所有兵力，确保广州安全，并策应湖南白崇禧作战。

    此时，余汉谋辖区内尚有从福州逃来的胡琏的12兵团6个师，从江西逃来的方天的13兵团4个师，有刘安琪兵团残部6个师，有陈济棠指挥的60、63两个军，加上余汉谋的嫡系39、109军，总兵力近15万人。即便如此，当余汉谋接到命令后，仍不免发出阵阵苦笑。他深知，单从兵力数量看是挺吓人的，但这些人马多是一些让共产党打败过的残兵败将，散兵游勇。

    但不管余汉谋如何叫苦，解放军大部队却已推到了他的面前。就在四野中、西两路大军会战衡宝之时，东路大军已拉开了广东战役的序幕。陈赓、邓华两兵团进抵粤赣边界，盘马弯弓，蓄势待发。

    9月7日，叶剑英在赣州召开作战会议，与陈、邓两兵团首长共同制定了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会上，叶剑英传达了中央指示，以及在武汉与林彪商讨的作战预案，经过周密研究，决定由陈赓指挥这次战役。

    9月29日，陈赓上报了广东战役的行动计划：此次进攻，兵分三路。以二野第4兵团为右路军，9月30日出发，向汝城、乐昌、仁化进击。如敌扼守曲江、英德、翁源地区，则第14军沿北江西岸，经英德、清远直插三水，截断敌西退广西的道路；兵团主力攻占曲江，然后南下协同第15兵团歼灭英德、翁源之敌，由西面进攻广州，如敌不守英德、翁源，则迅速协同第15兵团南下，进攻广州；以第15兵团为左路军，10月1日出发，由翁源以东，向英德进击，然后南下龙眼洞、车陂之线，从东北方向进攻广州；以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粤中纵队组成南路军，进至东莞，冲破敌顺德、佛山防线，截断广州守敌南逃退路。

    10月1日，毛泽东正在准备开国大典，百忙之中，回电陈赓：“同意你们向广州进攻之部署。”次日，陈赓指挥三路大军南下，揭开了广东战役的序幕。

    此时，四野主力正征战在湘南，白崇禧将桂系部队收缩到衡宝一线，使得“湘粤联合防线”自动瓦解了。白崇禧已是自顾不暇，广东的防御只能靠余汉谋自己维持了。

    可余汉谋率领着15万大伤元气的残兵败将，又如何抵御陈赓的威武之师呢？只有临时抱佛脚了。他匆匆地建起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为曲江、始兴、南雄、乐昌，由第39、第63军防守；第二道防线为英德、翁源，由江西第4兵团的第23军和第70军防守；第三道防线为花县、从化，由从青岛来的刘安琪兵团第32军和第50军防守。此外，在广东境内还有从福建逃来的胡琏兵团第10、第18军，驻在粤东的潮安、汕头地区；广东省主席兼保安总司令薛岳率第62、第64军则位于湛江至海南岛地区。

    余汉谋自知这几道防线无力保住广东，只想抵挡一阵，然后西逃广西与白崇禧合流，或直接逃往海南岛。

    10月2日，陈赓挥师南下，先头部队以日行75公里的速度挺进广东。粤军闻风丧胆，纷纷弃阵南逃，一周之内，解放军已突破乐昌、仁化、曲江、英德，攻到了连江口车站。

    此时，衡宝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林彪鉴于中路大军已抓住桂系主力的4个师，认为白崇禧必然要率部北返援救，这将是聚歼白崇禧部于湘桂边境的大好时机。于是林彪想改变广东战役计划，调陈赓兵团进入广西，参加围歼白崇禧集团的作战。

    10月10日，林彪致电军委：由衡宝线南退之敌7军、48军主力共4个师，已被我包围于祁阳以北地区。敌战力甚强，其他各军亦正回头北援。我13兵团正由芷江东进，但一时赶不到，而我在祁阳以北兵力没有迅速消灭敌人的绝对把握。因此祁阳以北战役必须相当时日才能解决；现韶关至广州线的敌人正向铁路以西撤退，广州必将放弃，故建议陈赓兵团应由英德、韶关一线沿公路直向桂林、柳州前进，借以增大消灭桂敌的计算。目前似应以集中兵力歼灭白崇禧兵力为主。否则，今后兵力分散各省，而敌兵力反而形成集中，则使战局对我不利。

    毛泽东听林彪说已抓住桂系主力4个师，并诱白崇禧部主力回援的消息非常高兴。于当日告诉林彪和陈赓：你们已抓住桂军4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崇禧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刻施行。

    但事实上，这是林彪错误的估计。白崇禧的确曾一度想率主力回援被围的4个师，但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打算，使得林彪要歼白崇禧主力于湘桂边区的计划落入空谷。

    但林彪既然已下令陈赓兵团暂停进攻广东，不想再改变命令，仍然坚持要陈赓兵团西进入桂。11日，他以四野前委的名义致电军委：从多次行动中可以看出白崇禧的作战方针，是集结其最精锐的主力，以流窜不定的方式，寻求我之弱点攻击。其部队是很有战斗力的，行动甚快。我如不歼灭此敌，则兵力不能分散发动群众和维持交通。根据这一情况，欲歼白崇禧，我方兵力须绝对优势，采取至少由两个或三个方面向敌进攻，造成围剿的形势；同时须设法使广东之敌不能与白崇禧靠拢，以便分割敌人，各个歼灭。所以，我们认为，为了广东之敌退不回广西，我应暂不继续进攻广东，而以广东的大城市与重要地区作为吸引广东之敌的工具；同时能使我集中更优势的兵力与广西之敌作战，首先达到歼灭广西之敌，然后在军政配合下，以四野部队解决广东之敌。

    林彪洋洋洒洒地发出了这份长达千字的电文，主要是想表明，他的作战意图是先桂后粤各个击破，用广州这一政治经济中心吸引粤军，以免粤军向广西撤退。

    在向军委发出电报的同时，林彪也电令陈赓、邓华两兵团：如目前尚无敌人被你们围住和尚无可靠地抓住敌人的可能时，则陈、邓两兵团各部皆应现地停止待命，暂勿南进。但如某部业已围住敌人或正有把握围住敌人时，则某部可继续前进，其余部队仍停止待命。

    “这是什么命令嘛？”陈赓接到上述电报，心情十分不快，他很快就找来了叶剑英等人，摊开地图，一面指点着一面说道：“首先，我坚决支持军委和四野关于在湘赣边歼灭白崇禧主力的方针。但是，对放弃进攻广州和调我兵团入桂，本人颇有看法。我们距桂林直线距离有650公里，从时间上计算，不如18军、46军和13兵团快，这些部队都比我们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如果我兵团放弃广东作战，恐怕会两头失算。在广西方面，我们来不及切断白崇禧南退的后路；在广东方面，15兵团等兵力不够，难以完成解放全省的任务。”

    叶剑英等听了陈赓的分析，不禁连连点头。

    陈赓继续说道：“不如我们先打下广州，我兵团再立即从水路经梧州直取南宁。”

    “陈赓同志的建议很好，我同意按此向军委和四野前委上报。”叶剑英拍了板，不过他考虑问题更全面一些，为防止林彪有看法，又补充道，“在电报的后面特别应加上一句，这也许是我们偏重局部的看法，如果军委及四野前委站在全局的高度，认为应当改变广东作战计划，调我兵团入桂，我们也将坚决执行。”

    当日晚21时，衡宝战役大局已定，林彪在考虑了陈赓等人的意见后，仍坚持暂时不打广州，以免余汉谋与白崇禧两支力量合为一处。

    林彪和陈赓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毛泽东只好亲自出面了。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他拿着放大镜对照军用地图陷入了长时间的思考。他最初支持林彪调第4兵团入桂的建议，是因为桂敌北援，而现在已证实桂敌并未北援。陈赓的分析是正确的，第4兵团入桂因距离太远，是堵不住桂敌南撤的。这样一来，白崇禧因为西南有退路，很有可能退入云、贵两省。四野经营的范围是中南六省，云贵属二野的作战区域，二野兵少，难以独立解决西南和华中合流之敌。势必要四野跟踪白崇禧部入西南，这样一来将会打乱整个战略部署。

    一支香烟在毛泽东的指间燃起。

    12日凌晨6时，毛泽东终于发出了给林彪的电报：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但请陈邓注意先以必要力量直出广州、梧州之间，切断西江一段，断敌西逃之路，不使广州敌向广西集中。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

    毛泽东的电报简洁利落，陈赓如获尚方宝剑，立即挥师广州。

    国民党再失都城

    陈赓第4兵团作为右路军得令后火速南进，13日拂晓，43师、45师率先渡过琶江，将敌103师和147师的4个团击溃。与此同时，40师在清远县城附近将敌23军的两个师击溃，旋即占领清远，继续推进。

    此时，左路军邓华的四野15兵团也正在向广州方向杀来，李作鹏的43军和方强的44军来得尤为迅速，他们日夜兼程，由翁源、新丰一带直插向佛冈、从化、增城。43军前卫师在师长王东保、政委刘锦屏率领下，从南康出发跨越广东门户梅岭关，跋涉在大庾岭和滑石山脉里。

    10月9日，路过翁源时，侦察连长带着刚抓到的两个俘虏，向师长王东保报告说，前面佛冈县、花县有敌39军103师的号称“钢铁团”的307团据守。该敌共2，000余人，全副美械装备，已占领佛冈河两岸山地，并构筑有较坚固的工事和地堡。

    佛冈距广州仅100多公里，显然，敌人想在此阻止解放军向广州挺进。43军前卫师立即急行军70余公里，包围了佛冈，并于10月11日15时发起总攻。

    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经两个小时激战，歼灭了敌“钢铁团”团长王家帧以下2，000多人，并占领了佛冈。与此同时，该军128师从佛冈城以东向花县、广州方向挺进，于10月13日，夺取了高塘铁路桥及仁和墟的公路桥，歼敌两个营。

    至此，解放军已从东、北两个方向逼近广州。广州以北和以东的国民党部队，除广九路上的109军一部逃往潮汕外，其余均缩进广州。余汉谋见形势大为不妙，立即按蒋介石“保存实力、撤往海南”的部署，开始紧张地布置总撤退。

    广州城内顿时乱成一片。

    10月11日，李宗仁召集紧急会议，商议“迁都”事宜，这是国民党政府半年之内第二次迁都了。出席会议的有行政院长阎锡山，参谋总长顾祝同以及广东、广西的余汉谋和薛岳等。

    “目前局势严重，广州沦陷在即，我们要加速实行分地办公计划，总统府和行政院暂迁重庆，中枢各院迁往海南岛。”李宗仁对余汉谋说：“请你指挥刘安琪兵团掩护政府机关撤离。机关人员两天之内必须撤退完毕，至于我，已决定与阎院长坚持到20号再走。”

    李宗仁的“迁都”计划把蒋介石也给惊动了，这位满面愁容的老委员长12日亲自飞抵广州。但他这次来不是提什么建议的，是专门拆自己的老对头李宗仁的台来了。

    “阎锡山就不要去重庆了，我看去台湾更好。”蒋介石不阴不阳地说。

    阎锡山果然对蒋介石言听计从，李宗仁又成了光杆司令。第二天，他再也不坚守到20日了，自己收拾收拾东西，气乎乎地离开了广州。

    大家都走了，就剩下余汉谋自己在那里发愁了，他见了参谋总长顾祝同就开始叫苦：“总长啊，你让我们拿残破不全的部队如何抵挡虎狼之师呀，我看广州是保不住了，不光广州保不住，弄不好，我这点部队也要完蛋了。”

    顾祝同拍了拍余汉谋的肩膀：“甭守了，守了也没有用，蒋总裁在上飞机前特别指示，广州部队全部撤往海南岛，还叫什么苦，赶快行动吧。”

    余汉谋闻听大喜，兴高采烈地奔往海南岛去了，临行前告诉所属部队：“军用物资能带走的尽量带走，带不走要一律毁掉，一点东西也不要留给共产党！”

    顾祝同在后面也添油加醋地下达着命令：“总裁指示，必须炸掉白云和天河机场，石井、石碑、黄埔等地的军用仓库，以及市内主要公路、铁路桥都必须炸毁。重要工厂和高等院校设备运不走的也要加以破坏。”

    广州城变得更乱了，烧、砸、炸、抢，充斥整个市区。

    而这个时候，陈赓的三路大军还没有到达广州呢。这些疾驰而来的军队中跑得最快的应该是李作鹏第43军的128师了。他们一路追击退出三道防线的残敌，于14日下午追进了广州。

    可迎面而来的不是广州的守敌，却是一群挥着三角彩旗的学生。

    “解放军同志！”学生们见了亲人似地高声大喊，“国民党的大部队已经逃跑了，市民正准备欢迎解放大军进城。你们快去阻击特务们的破坏活动吧。”

    128师的官兵们听说城内特务们正在炸桥、烧仓库，急令部队跑步前进。他们迅速地接收了城内的广播电台和警察局，并占领了李宗仁的总统府和阎锡山的行政院，以及白云机场。

    与此同时，第44军第132师也很快从广州东北郊进入市区。

    次日夜，解放军占领了市区内所有重要目标。

    国民党在南京“失陷”后，半年之内第二次丧失了“都城”。

    两阳追歼

    就在43军和44军的部分部队占领广州的同时，其他各路人马仍在各地紧张地清扫着广东残敌。

    14日下午，第14军第40师攻下三水县城，随即与敌第21兵团第39军的103师隔江对峙。

    余汉谋指挥的三个兵团，一个是从江西逃来的，一个是从福建逃来的，都受到过解放军的重创，已没有多少战斗力了。而真正属于广东建制的只有刘安琪的第21兵团，39军正是这个兵团的骨干力量。这个39军曾于1948年10月随着侯镜如参加了援助锦州的战斗，在塔山与四野面对面地交过手。辽沈战役之后又调到蚌埠参加淮海战役，杜聿明集团覆没后，该军撤到了南京。这个军的第103师和第91师大部为贵州人，在南京政权风雨飘摇之际，他们目睹四大家族将财富纷纷转往台湾，他们已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末路。

    两个师的将领早就在筹划着伺机起义事项。由于103师参谋长牟龙光与李济深的秘书余确是老朋友，在1949年初就开始了联系。5月中旬，牟龙光动身去香港见到了余确，可是当时李济深已去北平筹开政协会议。后经余确牵线，牟龙光联系到了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张彤。

    张彤很明确地指出了39军起义的重大意义，他说：“39军目前是国民党军装备最好，人员也最充足的一个军，其他的都垮了。桂系现在还有十几万人，但大多是淮海战役以后扩充的，人员装备都不如你们好。”张彤拿出一个日记本翻开给牟龙光看，“目前到香港接头的部队很多。国民党已打算逃到台湾避难，大陆上基本没什么大仗可打啦，你来了我们很高兴，我们很重视你们这个军。”

    牟龙光诚恳地说：“为国家和人民着想，我们不愿再打下去了，愿意投向共产党，以早日结束战争，重建家园。”

    “你们举义投向人民，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张彤合上笔记本，“你们在曲江等着，待解放大军南下与你们取得联系后，再一同配合解放广州。”张彤交待道，“我们会通知地下党与你联系的，当然会保证你的安全。请转告你们师长曾元三和91师师长刘体仁，中共竭诚欢迎他们举义！”

    牟龙光返回曲江，将详情向刘体仁等人说了，就一直在等着解放军打到广州来。10月13日下午，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三水，曾元三见时机成熟，就悄悄地跟牟龙光说：“参谋长，你快设法跟解放军联系吧。”

    牟龙光随即写了一封信，派人连夜过江交给了打到江对面的解放军第14军第40师王砚泉副师长。

    40师马上停止了战斗，陈赓于次日派兵团政治部的范子明等人过江谈判。

    范子明见了曾元三、牟龙光说：“陈赓司令员早知二位爱国爱民，同情共产党和解放军，你们在抗战时立过汗马功劳，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曾元三笑了笑：“谢谢陈赓将军的夸奖。老实说，我是下决心不打仗啦。我们这个师，军官大部为贵州人，士兵多为山东人，我不忍心把他们拖下海，远离家乡亲人。我没有别的要求，只要不打仗了就行。”

    范子明于是切入了正题，他提出了五项要求：发表通电宣布起义；以曾师长的名义，把已打到远处去了的309团叫回来；挟住第23军，不让该军通过你师阵地；与91师和147师联系，争取他们一同起义；你师起义后渡江集结整编。

    曾元三立即提出了不同意见：“别的我没有什么想法，挟住第23军一条，本人不能同意。”

    牟龙光忙劝道：“挟住23军是革命行动……”

    曾元三打断他的话，说：“但这种事情我不能干，我们都曾在一起打仗，现在是各走各的路，我决心投降，别人投不投降我不干预，对本师也是这样，309团愿意回来我欢迎，不愿回来我也不追。”

    由于意见不一，范子明决定先将谈判情况向第14军首长汇报，请示定夺。

    军长李成芳了解情况后，点了点头：“挟住23军势必要发生战斗，他们不愿打，不必勉强。我们的要求只提四条：一、立即广播起义；二、师长曾元三先行到我军部，双方动员船只，部队也要渡江集结；三、同91师通话，介绍我们的人去做工作；四、一定要将309团追回来。”

    对于李成芳的要求，曾元三立即表示同意。

    10月16日，曾元三发表通电宣布起义，随即率部乘船过江，接受改编。309团接到曾师长的命令后也火速赶回，得知全师已经起义，也立即渡江参加了起义队伍。

    此时，已撤到鹤山一带的第91师得知103师5，000余人已经起义，也很快跟解放军接上了头。10月17日，91师共2，700人也接受了解放军的改编。

    曾元三等人起义后，陈赓马上就清楚了余汉谋主力的动向，除第63、第109军逃往广西外，其余均向阳春、阳江方向溃逃了，最终目的是逃往海南岛。

    本来，陈赓得知我军攻下广州后，正在判断余汉谋的动向。毛泽东也在这个时候发来了电报：广州敌逃跑方向，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我四兵团似应乘胜追击，直至占高要、德庆、封川、高明、新兴、云浮、郁南、罗定等县，必要时并占领梧州，然后停下来休整待命，听候你的统一部署入桂作战。因为占领上述诸县，一则可能歼灭逃敌一部或大部，使15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二则即是对于入桂作战完成了部队的展开。是否可以这样做，请按情况酌定。

    陈赓接到毛泽东的上述电报后，心中犯难：粤敌主力究竟是“向西入广西”，还是“向西南入海南岛”呢？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接到了李成芳的报告，不禁高兴得连声叫好：“李成芳的这一情报非常重要。这下子我们完全知道了逃敌的方向。”

    于是，陈赓立即决定由李成芳军长统一指挥14军的3个师，15军的43、44师和13军的38师共6个师，火速向西南部的阳春、阳江方向追击。

    李成芳受命之后，马上根据这6个师目前的位置，兵分三路猛追逃敌：右路军为42师之125团和40师之120团，由高要南渡西江，经腰古墟、春湾墟向阳春方向追击；中路军为41师及118团，由高要、西南镇出发，抢占新兴，切断高要之敌南逃退路后，经天堂圩向阳春追击；左路军为43师、44师，从西南镇出发，经鹤山、单水口向阳江方向追击，控制北津港；以38师为第二梯队，由清远乘船疾驶三水，向新兴、阳春方向追击，尔后由高明向恩平方向机动。这时候，各部队已经连续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行军作战，相当疲劳，但他们却以惊人的毅力，接连7个昼夜的追击，终于在南海边上的阳江、阳春地区追上了逃敌。

    这个时候，正赶上阴雨连绵，道路泥泞不堪，在这片丘陵地带除了山地就是水网纵横的稻田。但这些困难没能阻止善于吃苦耐劳的解放军官兵，却大大地迟滞了余汉谋残部的行进速度。后来，李成芳曾开玩笑似地说道：“如果不是老天爷开恩，连日下雨，敌人可能就溜走了，应该给玉皇大帝记首功。”

    三路人马中，速度最快的是西路，他们以日行75公里的速度向敌右翼迂回。有的连队两天只做一顿饭，战士们边走边吃干粮。每天只睡二三个小时，往往走着走着就打起了磕睡，班长怕有人掉队，拿出了东北时的老办法，全班牵着一根绳子，班长在前面牵绳头，班副在后面牵绳尾。他们顺着与敌平行的路线，逐渐追上了敌人，至10月23日晚，终于超过了敌先头部队，迎头拦住了敌西逃之路。

    次日，中、东两路部队亦进抵阳江地区，完成了对粤军主力的合围。

    粤军第21兵团司令官刘安琪发觉处境危险，他已经无法到达湛江，于是请求余汉谋派军舰到海陵岛，以便就近登船逃跑。

    24日，刘安琪指挥粤军向西突围，先后发动6次攻势，均被西路解放军击退。25日凌晨1时，李成芳将前线6个师的兵力分成东、西两个集团，对敌实施两面夹击。天亮后，刘安琪调整部署，再次发动新的攻势。虽然粤军困兽犹斗，进攻得一次比一次疯狂，而解放军阵地却巍然屹立。八次攻势就像巨浪拍在礁石上，虽然声势吓人，却毫无效果。

    战至下午14时，刘安琪见向西突围无望，遂下令向南朝海边转进。但海边没有大港口，船也不会太多。他清楚这是第21兵团的最后一个黄昏，已顾不上别的了，能逃多少算多少吧。

    李成芳发现刘安琪的企图后，立即命令东路部队向南推进，首先攻取海岸要点。刘安琪已是穷途末路，只得一面令到达海边的部队登船外逃，一面令后续部队做好掩护。解放军的炮火攻向海岸，并封锁了近海海面。从25日黄昏至次日拂晓，刘安琪的队伍除少量粤军乘军舰逃脱外，有近万人被击毙或溺毙于近海。

    总攻令下达了，三路部队同时发起进攻，十几支突击队突入敌阵迅猛穿插，将敌军剁得七零八碎，建制大乱。战至当日中午，被围之敌悉数就歼，“两阳围歼战”落下了帷幕。解放军第4兵团一举歼灭了余汉谋集团第21兵团和第4兵团等部共4万余人，50军、23军、70军、39军的番号从此在国民党的军队序列中已不再存在，109、32、63军也只剩下一丝苟延残喘的力气了。

    而守在潮州、汕头地区的胡琏兵团自觉自身难保，始终没敢西进一步。观望到24日，胡琏知道大陆已无他的立足之地，便发电给蒋介石，申明自己四面楚歌的困境，请蒋委员长指示。蒋介石知道胡琏一个兵团已无战力，不如撤到台湾或海南去，就电令他从海上撤走。胡琏部当即乘船离开大陆，漂向海南去了。

    10月29日，广东战役宣告结束。在这场历时34天的连续战斗中，陈赓指挥第4、第15兵团等部共歼灭余汉谋集团万余人，解放县城38座。

 第十七章 百舸争流，跨海斩鲸解放海南

    毛泽东远赴莫斯科，却时刻关注着海南岛。薛岳非常得意，特别用自己的字将他在海南岛部署的防御工程命名为“伯陵防线”。没有船怎么办？陈沂怀揣银元乔装入港澳。邓华微笑着说：我们渡海以木帆船为主。薛岳仓皇逃往台湾，红旗插到了天涯海角。万山群岛在蒋介石的控制中就像整个大陆边缘的一小块毒疮，此疮不除，人民怎得安宁？四野在解放战争史上的最后一战胜利结束！

    邓华选择了偷渡

    广西战役之后，林彪一直在思考着渡海夺取海南岛的作战计划。但在此时，一个巨大的阴影却在他的脑海中晃来晃去。

    在刚刚过去的10月24日，三野第10兵团率先发起渡海作战，调动七个团兵力向大金门岛展开进攻，但由于解放军缺乏渡海作战的经验，对敌情、海情缺乏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船只又准备不充分，加之战斗组织指挥不严密，仓促发起战斗，结果攻击部队7，400余人，大部英勇牺牲，另有少部被俘。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最严重的一次失败战例。

    一定要吸取三野的教训！林彪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又转回到办公室桌前，拿起第15兵团刚刚给他发过来的关于海南岛作战的建议，重新看了一遍，然后又踱了起来。

    “好吧，我们马上布置夺取海南岛的作战计划！”林彪停了下来，对站在不远处的参谋人员说，“立即发电给军委和毛主席！”

    此时，毛泽东没有在北京。他正在苏联进行国事访问。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认真地阅读着林彪的渡海作战计划：“我们准备休整期中采取小部队偷渡的办法，先运过一部分部队配合当地武装，以便接应主力之登陆。主力大规模登陆作战时，拟第43、第40军各以一个师为第一梯队齐头并进，在海口东西两个方向登陆，以便互为支援，分散敌人力量，使登陆作战易于成功。”

    毛泽东点了点头，取过毛笔：“同意你的部署。”想了想，他又迅速地加上了如下一段话：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所以如不能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力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就必然会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险。你们要吸收三野进攻金门的教训。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命令第40、第43军并配属加农炮、高射炮各1个团及工兵一部，共10万余人，向雷州半岛集结，组成渡海作战兵团，由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指挥，利用有限的时间加紧进行解放海南岛的准备，注意收集渡海工具、加强战士们的水性训练、摸清海潮规律，同时也要注意了解海南岛上的布防情况。

    面对着解放军即将登陆海南岛的严峻形势，蒋介石临阵成立了海南岛防卫总司令部，任命他的忠实信徒、广东省主席薛岳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岛的陆、海、空军。

    薛岳本是广东乐昌人，字伯陵，绰号“老虎仔”。曾任孙中山总统府警卫团的营长，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他任粤军第1师师长，一直打到上海。后因对蒋介石不满，多次参与军阀之间和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活动，但因屡屡失败，只得于1932年辞职。到了1933年，蒋介石由于在江西“围剿”红军连吃败仗，突然想起了这个人才来，重新起用薛岳担任第5军军长，进行第五次“围剿”。薛岳立即率军上阵，直打到瑞金，逼迫红军走了长征之路，随后又沿路追击。毛泽东挥师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都是为了与薛岳所部的围追堵截进行周旋。自那以后，薛岳翻身成了蒋介石的亲信。

    这一次，薛岳登上海南岛后，立即将岛上的海、陆、空三军共约10万人进行了组编和部署。他将环岛划为4个守备区，组编4路军进行防御。以32军为主组成第1路军，防守岛的东部，军部驻嘉积；以62军、教导师、暂13师和琼北要塞纵队组成第2路军，防守海南岛北端也就是面对雷州半岛的正面，62军军部驻澄迈；以64军、4军组成第3路军，防守岛的西部，64军军部驻加来，4军军部驻那大；以63军为主加上琼南要塞纵队、海军陆战队组成第4路军，防守岛的南端，63军军部驻榆林。此外，又令海军第3舰队的大小50余艘舰艇，空军的4个大队25架作战飞机和20架运输机，分别以海口、三亚为基地，担负机动作战，形成海陆空立体防御。对于这个立体部署，薛岳非常得意，特别用自己的字命名为“伯陵防线”。

    薛岳在海岛上自我陶醉，却没想到他的这个“伯陵防线”的具体部署情况早就被琼崖纵队报告给了集结在雷州半岛的15兵团。

    这个琼崖纵队成立于1926年，高举红旗23年不倒。在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等人的领导下，自1949年初就向国民党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先后歼敌2，000余人，解放20座城镇。纵队自身力量也已发展到16，000多人，建立了占全岛2/3面积和3/5人口的革命根据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纵队里还包括一支200多人的女子特务连，就是后来名扬全国的红色娘子军。

    得知四野大部队就要攻打海南岛了，冯白驹立即动员全岛群众，筹集了5万多担粮食，征集170多艘木帆船，动员了400多名船工，分批运到雷州半岛，支援大军渡海。1950年1月，琼崖纵队参谋长符振中又亲自偷渡海峡，南到广州，参加海南岛作战会议。

    会议是在2月1日召开的，听了符振中介绍的情况后，会议就渡海工具问题陷入了激烈的争论之中。有的提出到港澳去买登陆舰，但当时港澳当局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倾向国民党的；有的提出把木帆船都改装成机帆船，这个意见当然可以考虑，但难度太大，时间上也不允许，因为一般汽车的发动机马力太小，用不上，只有十轮卡车的发动机可用，但是这种发动机能够搞到多少呢？最后，大家认为还是依靠木帆船渡海比较实际，木帆船在数量上可以保证，借助风力，稳妥可靠。因此，把渡海作战的立足点放在木帆船上，以木帆船为主。至于改装机帆船，能改装多少就改装多少，用它来做指挥船和护航还是十分必要的。

    渡海工具是个关键问题。林彪也在考虑着船只问题，他决定派后勤部政委陈沂和参谋长罗文，带上几百万银元，前去广州支援部队打海南岛，特别是帮助解决船只问题。

    临行前，林彪向陈沂交待说：“不要因为这是中南地区的最后一仗，就掉以轻心。要打垮敌人，还要克服好多困难。你们此去，主要是解决后勤保障，特别是渡海的船只问题。”

    当时在座的后勤部长周纯全插话说：“到时陈政委怕还要到香港、澳门去一趟，看能不能买到船。”

    陈沂到广州后立即带着6个人乘火车经广九铁路去了香港。陈沂化装成上海某轮船公司的老板，西服革履，潇洒倜傥。但他们在香港逗留了三天，从这个码头跑到那个码头，一会儿上小船，一会儿登大船，却大失所望，船市上根本没有登陆舰之类的东西。有几艘大客船当然可以运兵，但是目标大，又难以靠岸，买它也无用。他们又乘船去了澳门，到澳门一看，这里还不如香港，别说没有登陆舰，连几艘大船也都在修理之中。

    无奈，他们只好空着手返回广州，来到雷州半岛前线，当邓华听了他去港澳买船的情况后，微笑着对他说：“这一趟辛苦你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已经放弃买船的念头了，决定以木帆船为主，并改装一部分机帆船。目前，征集木帆船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四野为了渡海作战而紧张忙碌，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期间也一直惦念着此事。3月4日，毛泽东乘坐专列回到北京，临近拂晓，他又拨通了林彪的长途电话，询问渡海作战准备情况。

    林彪胸有成竹地答道：“24小时后，我们的第一支偷渡部队将登船出发！”

    木帆船打军舰

    1950年的这个春天，琼州海峡显得分外热闹。40军和43军的战士们在这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海上大练兵。在海面上，龙腾鱼跃，人头浮动，战士们三五成群地抱着竹筒子做的三角架、四方架在风浪中漂流，熟悉水性，练习游泳，随着海浪的推涌一次次向岸上冲击。在岸上，成排成连的指战员在走浪桥，打秋千，只练得头晕眼花，天旋地转，以逐步克服晕船的困难。

    为了增加实战经验，一些部队还有意冲到海峡深处，以寻机作战。2月20日，43军128师的1个排长鲁湘云带领8名战士，架着一条小帆船，在海上随风飘荡，飘着飘着就飘进了敌占海区。一艘国民党军舰发现他们，立即开了过来。鲁湘云命令大家做好准备，等待军舰靠近再开火。敌舰倚仗自己实力强大在距小木帆船400米处开炮了，一发炮弹落在船帮附近，另一发炮弹则把船上的篷绳和锚车打断了。鲁湘云要大家沉住气，等待战机。敌舰见小木帆船没有还击，以为他们已失去战斗力，便停止了炮击，高喊着“缴枪投降”向小木帆船靠过来，企图把小木帆船拖回海口去报功请赏。谁料当敌舰与小木帆船相距只有50米的时候，鲁湘云一声令下，各种武器突然开火，打得敌舰措手不及，当时就有几个人被击中坠入大海。敌舰赶紧摆脱小船，然后开足马力冲了过来。鲁湘云抓住战机，要大家把手榴弹盖拧下，把炸药包抱上，在敌舰冲过来，与小船擦身而过的瞬间，手榴弹和炸药包一齐向敌舰投去，敌舰甲板上顿时浓烟滚滚，一溜烟逃跑了。

    不久，40军在攻占涠洲岛时也进行了一次以木帆船渡海作战的尝试。3月5日，40军的一个团在师参谋长夏克等人的带领下，趁着天黑乘小木船登上涠洲岛，经过海上和登陆作战，全歼守敌，并俘获436名国民党军人员，抢回了400多只木帆船。

    经过这两次海战，15兵团的战士对小木船的作战能力彻底相信了。在此前提下，偷渡海峡的计划正式开始实施了。

    1950年3月5日，第一批偷渡部队开始行动。这天下午19时30分，40军118师的299名指战员分别登上21只战船，解锚启航，驶向海南岛西侧白马井一带。

    谁料到半夜24时，海上突然停风，木帆船走不动了。这时船队已到海峡的主流，水深莫测，离登陆点还有50多公里，战士们动用所有可以划动的物品，如竹竿、木板，甚至枪托都用上了，终于在次日中午时分抵达预定地点，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他们消灭了滩头的敌人，顺利进入解放区，第一批偷渡部队成功了。

    紧接着，43军的偷渡部队也出发了。3月10日下午13时，海空阴云密布，细雨飘洒，东北风增强到7级，正是渡海的好时候。43军128师的1，000人乘坐21只木船，于次日在海南岛文昌县的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登陆。他们与前来接应的琼崖纵队一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进攻，也顺利地进入了琼山解放区。

    首批两个先锋营的偷渡成功，不仅加强了海南岛上解放军的力量，进一步查清了敌人海防的虚实，同时也将薛岳吹嘘的立体“伯陵防线”从东西两处撕开了突破口。

    此后，40军和43军又分别派了一个加强团于3月26日和3月31日登上了海南岛。

    解放军的两个先锋营和两个加强团偷渡海南岛成功后，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大为震惊，他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五公祠中坐卧不安，急调各处部队分路追击解放军的偷渡部队。

    这时，蒋介石从台湾给他发来电报，要他死保海南岛，为有朝一日反攻大陆发挥基地作用。薛岳赶紧驱车前往海口市内国民党的海南行政公署，会见海南特区长官陈济棠和副长官余汉谋，转达蒋介石的“训示”。几个人一商量，决定在琼北、琼西北沿海400公里的海防线上，处处设防，分兵把守，并下令从即日起，全岛海陆空三军全面进入高度战备状态。

    但在如此形势下，薛岳已经防不住解放军登岛了。

    4月16日下午，邓华见风向终于再一次由南风转为东北风，于19时30分下达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道命令：登船起航，跨海南征！

    解放军大部队开始了强攻海南岛的战斗。40军的渡海部队18，700多名健儿，在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韩先楚、军政治部主任李伯秋、118师师长邓岳、119师师长徐国夫等率领下，登上300多只战船，从灯楼角一线海岸起航，乘风破浪，直奔海南岛临高角附近的美夏、昌拱一带海岸线而去。与此同时，43军的6，968名健儿，在副军长龙书金、128师师长黄荣海的率领下，也登上81只战船，从三塘、海珠港一带起航，直奔海南岛澄迈县玉包港一带海岸。

    渡海部队在大海中奋勇直前。国民党海军军舰见解放军来势凶猛，纷纷出海拦截，一场大规模的木船与兵舰的海战在琼州海峡上展开了。

    40军的船队，左右两侧各有20艘机帆船改装的“土炮艇”护航。夜里22时左右，船队行至海峡中流，左前方发现国民党的军舰向船队开炮。企图阻止船队前进。韩先楚即令40军炮兵主任黄宇率“土炮艇队”还击，一时间夜空里炮声隆隆，火网交织，海面上水柱冲天，国民党一军舰被击中起火，赶紧躲到了一边，40军主力船队乘机加快速度，冲了过去。在乱军混战中，国民党第2舰队的旗舰“太平”号遭到重创，坐在舰中的舰队司令王恩华身负重伤，回到海口不久就毙命了。

    此时，走在另一路的43军船队也遭到3艘国民党军舰的拦击。几经激战，也顺利冲过了敌舰的封锁。

    4月17日清晨，40军和43军的8个团在海口以西至临高角一线突破了薛岳的防御阵地，强行登陆。在琼崖纵队及先期渡海部队的配合下，很快就攻占了滩头制高点，控制了自澄迈至临高东西长达200公里的防线，薛岳的“伯陵防线”被解放军撕开了一个占全线2/3的缺口。

    这时，薛岳早就乱了手脚，于4月19日派主力部队堵截。在美亭、黄竹地区双方激战至22日，解放军后续部队先后赶到。身处台湾的蒋介石得知解放军主力已大举登陆，心知败局已定，从台湾派出大批军舰、运输机到海南岛的榆林、乌场、北黎等一些港口和机场接运残余力量。

    22日下午，薛岳发出了全线撤退的命令，随后与陈济棠等人仓皇登上飞机，逃离海南岛。4月23日，解放军占领海口。24日，渡海作战指挥部发出了追击残敌、解放全海南的作战命令。战至5月1日，海南岛全部解放，红旗插到了天涯海角。

    渡海作战从4月17日主力登陆至5月1日战斗结束，仅用了14天时间。渡海作战部队在琼崖纵队的密切配合下，歼敌总计33，000多人，彻底摧毁了蒋介石据岛顽抗的企图，拔除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南端的战略支撑点。

    一举破万山

    海南岛解放之后，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大都仓皇逃往台湾，但仍有部分兵力还在控制着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以此作为海军基地不断骚扰大陆，保持与内地匪特的联系，甚至派遣小股武装潜入内地进行破坏活动。

    本来，万山群岛并不大，它只有40多个小岛，位于珠江口外的香港、澳门之间。蒋介石依仗其海军优势，使用其第2舰队主力及第1、第3舰队一部，陆战队一个营26个连以及游杂武装共有1，000多人，在第2舰队司令齐鸿章统一指挥下，盘踞此地，采取所谓空岛战法，以舰艇为主进行逐岛防御，仅垃圾尾岛有陆战队一部防守，其海军主力亦停泊在这里，其他各岛则以游杂部队驻守。

    万山群岛在蒋介石的控制中就像整个大陆边缘的一小块毒疮，此疮不除，人民怎得安宁？

    “一定要除掉这块毒疮！”林彪敲着桌子说，“传令44军131师、华南江防舰艇队、两广纵队的炮团、132师的炮营等部，尽快组织力量，打下万山群岛！”

    执行任务的主力部队仍然是15兵团的属下。

    15兵团司令员邓华很严肃地跟部下讲：“这又是一次海战，虽然敌人数量少，可我们千万不能轻敌。”

    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接过话说：“应该成立一个解放万山群岛作战联合指挥部，就由131师的师长刘永源来当总指挥，让他们近几天就做好准备工作。”

    “好！”邓华点了点头。

    命令传下去了。刘永源立即开始了行动。

    几天后，洪学智接到刘永源的报告：“现已准备大小舰艇16艘、运输船8只，还有两广纵队野炮团、炮司的57战防营和加农连、50军的无后坐力炮连、132师炮兵营、130师步炮连等，都可以参加这次作战。”

    “我们要趁敌立足未稳，加速准备，力争早打，突然袭击，夜战近战，逐岛攻击，稳步前进！”洪学智在电话中指示刘永源，“可以首先以6艘炮艇组成火力支援舰艇队，奔袭敌垃圾尾锚地，将敌舰打沉、打毁、打乱；再利用两个步兵营组成登陆队，乘机在垃圾尾及附近各岛登陆，消灭岛上的敌人；同时，再组织一个火力支援队，乘登陆艇在大头、三角山各岛登陆，策应登陆队作战，并准备向东澳、大小万山方向发展，这是第一步。等第一步得手后，登陆队再以大头、三角山、东澳各岛为起渡场，登陆大小万山、白沥各岛，扫除岛上游杂部队并巩固之；注意，这时，登陆队要固守已占各岛，打破敌舰的海上封锁，准备实施逐岛攻击。一切就绪后，各主力相机登陆三门列岛、外伶仃各岛和担杆列岛，全歼守敌！”

    1950年5月25日晨1时，各作战部队按预先安排陆续出发。4时50分海面上传来枪炮声。解放军的两艘船艇先后突入垃圾尾的庙湾。他们趁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尚未起锚的时候，瞄准了敌旗舰“太和”号一阵猛打猛轰，并在敌“永字”号、“中字”号等大小十五六艘战舰中横冲直闯，连连开炮。当即击沉敌炮艇一艘，重创“大和”号，并击伤了敌登陆舰、扫雷艇各一艘。敌舰纷纷起火冒烟，爆炸声不断。敌第2舰队司令齐鸿章从睡梦中惊醒，一路叫喊着让各舰人员全力奋战，不想刚登上甲板，右胳膊即被解放军的炮弹炸飞了。

    这时候，敌舰不知解放军来了多少部队，个个急得一阵慌乱，忙起锚弃逃。时间不长，天色大亮，那些逃散的敌舰这时才发现，解放军来袭击的只是几艘小炮艇，立即调过头来反击。解放军舰船终因后援部队未到，寡不敌众，败退了下来。

    但与此同时，敌舰在遭受解放军的第一次打击后，已是伤亡惨重，主力舰队失去了战斗力，第2舰队司令齐鸿章身受重伤，一路逃回了台湾。

    26日，解放军舰只再次出击，于当日下午相继进占牛头、垃圾尾、蜘洲、大头洲、三角山等岛，并用炮火封锁了海面，以保障后方运输的安全。

    齐鸿章仓皇逃回台湾后，被蒋介石破口大骂了一阵蠢猪、笨蛋后，撤除了职务。第2舰队转而由海军中将参谋长马壮谋接替指挥。马壮谋立即增调护卫舰2艘、登陆舰2艘、扫雷舰4艘，组成联合舰队，以三门岛、上伶仃作为基地，向解放军进行大举反击。他们仗着自己的美式舰艇吨位大、火炮射程远，一连数天，向解放军占领的各岛屿猛烈轰击。

    “这个马壮谋来势凶猛呀。”刘永源分析说，“我们得给他来一个岛船结合的方法。”

    随后，刘永源令各部队尽快把远射程火炮同时安放在岛上和船上，让舰艇能掩护岛上部队，岛上的炮兵也能支援舰艇在海上作战。

    29日，马壮谋又派出“太字”号1艘、“永字”号3艘等共计七八艘舰艇，开到三角山一带的西北海面，横冲直撞，疯狂向岛上开炮。不想，解放军正安排好了远射程火炮，就等着它们来呢。当马壮谋的舰船进入距岛三四千米的炮火有效射程内时，解放军的大炮同时还击。顿时，敌舰3艘中弹，其余的舰只情知不好，慌忙溜走。

    解放军见马壮谋逃走了，乘机攻占了东澳岛、大小万山、白沥、贵州、横州、竹岛等几座岛屿。

    6月6日，解放军主力全部进驻垃圾尾，刘永源在岛上的一座庙里设立了前进指挥所。部队上岛后，搭棚子、安锅灶，先解决吃住问题，然后又把舰艇上的火炮全部电焊固定。

    时间不长，马壮谋又跑了回来，因为他发现解放军有远射程火炮，就又从台湾增调了第1舰队的“信阳”号、“营口”号、“泰安”号三艘远射程炮舰来协助作战。但他们不敢前来进攻，只是将主力驻守在担杆岛，然后不断在外伶仃海面巡逻，并不时开往三门岛一带。

    “必须得打掉他们！他们不过来，我们就过去打他们！”刘永源说。6月10日起，经过几天的观察，发现国民党军没在三门岛上驻扎人员。

    “好吧，”刘永源传令道，“咱们去三门岛，把那里当作下一步进攻的基本阵地。”

    6月26日深夜，刘永源派出一艘大登陆船和趸船，在夜幕笼罩下驶向三门岛，隐蔽进入预定位置。同时，用小登陆艇运7门山炮登岛，架在山上。

    这一系列动作，敌舰丝毫未能发觉。

    6月27日晨5时，敌舰“永字”号又像往常一样大摇大摆地开到三门岛一带。突然之间，三门岛上炮火轰鸣，“永字”号首先中弹倾斜。这时，敌舰“太字”号、“信阳”号立即赶来增援，向解放军连连开炮。等待已久的大登陆船终于发言了，更猛烈的炮火使得“信阳”号连连中弹。敌舰全部负伤，只能掉头逃窜，所有力量全都聚集到担杆岛上去了。

    担杆岛成了国民党军在万山群岛占据的最后一座岛。

    但最后一座岛也不能让他们久占。刘永源经过仔细观察后，带主力部队强行登岛，全歼岛上140多名守军。国民党舰队见在万山已没了基地，就再也不敢前来挑衅了。

    解放万山群岛的战斗，前后历时71天，终于将国民党军赶了出去。

    至此，四野在解放战争史上的最后一战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