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帝国的生与死》 引子 洪信说我堂堂太尉、钦差大臣，区区龙虎山，有我不能进的地方吗？快打开，是阎罗地府我洪老爷也要闯一闯。 牛鼻子小道颤抖着双手，打开了镇魔殿那扇古老的门。 殿中央的石碑写得很清楚，遇洪而开，洪信，千年等一回，等你来。 臭道士们说下面是妖魔鬼怪，谁知道下面会不会是稀世奇珍、金银财宝呢？ 洪信说小的们给我挖，发财的机会就在眼前。 石板撬开，一道黑气从地底冲来，天摧地塌，日月无光。 一个时代的命运被改变了。 很多年后，施耐庵在《水浒》的第一回里这样记载——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 时间是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 第一节 嘉祐三年，是北宋帝国一百六十七年历史中最为平淡的一年。 无重大宫廷变故，无重大战争，当然也没有施先生在《水浒》中提及的重大天灾。 如果将时间提前一年，帝国倒有几件值得摆道的事，一是整个帝国最有争议的焦点人物——狄青在嘉祐二年逝世，北宋帝国的文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免不了放鞭炮携酒狎妓以示庆祝，因为在以后北宋帝国的历史舞台上，武人拜相这样让文人们尴尬和不安的局面将不会再出现；二是在嘉祐二年最吸引国人眼球的帝国“政治选秀”节目——科举中，来自四川赛区的苏氏兄弟双双杀入决赛（进士），大苏更是在会试中拿下第二名——这还是主考官欧阳修同志臭美的判断错误，以为大苏千古难寻的完美答卷定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遂“苏冠曾戴”将大苏从第一换成了第二，苏帅哥本应该是NO.1。但无论如何，嘉祐二年苏氏兄弟的横空出世让北宋文坛又多了一个闪亮的名词——“三苏”；当然，那位让欧阳修犯了错的南丰先生曾巩也非等闲之辈，最后我们知道他跃身唐宋八大家之一，而那一年，南丰曾氏（该家族堪称北宋帝国第一进士生产户——曾氏七十余年间三代人共“生产”了十九位进士）也是大丰收，曾氏四兄弟（曾巩、曾牟、曾布、曾阜）同时进士，其风采不逊苏氏兄弟。 唐宋八大家，嘉祐二年科举选秀选出了三个，堪称中国科举史上最有含金量的一届。 而嘉祐三年占据时事要闻的，只是几则花边新闻。比如友邦辽国皇帝去年死了祖母，作为礼节，赵祯停止办公七天并在内东门降半旗致哀；再比如江夏的一位民妻张氏，貌美（那是一定的），当地一恶少谢某某趁其老公外出，手持匕首闯入其家，欲逼迫张氏发生性关系，张美女誓死不从，谢恶少后来割断了张美女的喉咙，也没能逼其就范，女人的事迹后来在整个帝国广为流传，成为感动嘉祐三年的年度人物。 当然，最具娱乐性的新闻，则是交趾（今越南）方面给北宋皇帝送来了两头国宝级动物，鸟嘴熊脖牛身，力大却性温，身被肉甲，食各种果瓜，敬食不吃吃罚食——喂养前得先用大棍揍一顿丫才大开尊口狼吞虎咽，交趾人称是只有在中原上古时期才有的神兽——麒麟。 这可让赵祯脸上有些挂不住。宋仁宗赵祯同志当了三十五年皇帝，文治武功，创造了大宋的繁华盛世，盛世出祥瑞，这是必须的，可出也不能在鸟不生蛋地不长草的夷蛮之地交趾出。堂堂大宋，地大物博，结果让小弟出了个千古神兽。交趾人哪里是来献宝，分明是来扫北宋人面子的。 这两头畜生肯定不能是麒麟，从送进大宋王朝境内第一天起，这就是注定了的命运。 不是麒麟，那该是什么玩意？这得给交趾人一个交代。 辨认交趾怪兽成了嘉祐三年北宋帝国最重要的外交工作，北宋帝国出动了所有精英，也没能给两头畜生准确定位，枢密使田况戴着老花眼镜翻尽了图书馆所有图书，也只能得出此物非麒麟的政治性结论。 民众的目光放在了大才子司马光的身上，希望他能像少年时砸缸一样，一石头搞定这两头家伙。 司马光带着放大镜来到崇政殿，奉旨辨兽，虽没有当初李太白让力士脱靴贵妃磨墨的轻狂和潇洒，但崇政殿上无数盯着他的眼睛，都充满了希望。 司马先生围着交趾畜生转了几圈，回家三天后交了一份鉴定报告，名为《交趾献奇兽赋》。 赵祯一看司马光的报告，鼻子差点被气歪，司马光先生洋洋洒洒一大篇，文笔犀利，却最终也没说出交趾畜生是啥东西。 认不出来就罢，司马光还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在报告里说这两头玩意儿反正不是仁兽麒麟，多它两头不多，少它二只不少，帮你干活的是你手下这帮兄弟，养兽不如养人，敬兽不如敬人，如今物价飞涨，特别是京城的房价那更是涨得离谱，你看得给手下兄弟加点薪水了吧。 赵祯想骂娘，还要加工资！不看看国库里还有多少银子，你们的工资还嫌少！嘉祐三年，赵氏帝国有限公司约有六千三百万到六千八百万缗钱的年收入，而支付一百四十余万老打不赢仗的兵哥哥们得花费四千八百万缗，占总收入的六分之五，而养手下二十余万文臣吏员，又得花去一千二百余万缗，占总收入的六分之一。老赵自家的吃喝拉撒（还有给友邦辽帝国西夏小李子家的红包）都得寅吃卯粮或拆东墙补西墙了，赵祯吃光用光身体健康，没半点闲钱闲米，司马光你是银子我都把你给用了。 后来还是虔州（治今江西省赣州市）知州杜植替赵祯解决了这个难题，说不如就和稀泥统称为异兽。 赵祯接受了杜植的建议，两头交趾畜生来中原一趟，最终没有混上麒麟的名头，临了以异兽落名。 堂堂北宋帝国，竟然辨识不出两头畜生，虽然暂时把文化水平不高的交趾人糊弄过去了，但仍然有一位有识之士引以为耻，并继续进行着科学严谨的考证工作，好几年后，那位仁兄终于考证出这玩意儿叫天禄，俺们中原汉朝时就有这玩意儿，不以为珍，不足为奇。 那人叫沈括，他把这件事记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里。 第二节 事过千年，司马光的《交趾献奇兽赋》早已被尘封在历史的黑暗角落，在嘉祐三年能吸引宋仁宗赵祯和后世史学家眼球的，是另一份同样呈在赵祯案头长达万言的学术报告。 王安石的万言书，人们后来称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王介甫文笔一流，洋洋洒洒揭露了当下的时弊和解决社会矛盾的种种良策，让赵祯眼前一亮，特别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样的词句，更是敲动了赵祯的心门。 赵祯甚至有一些感动，至少在嘉祐三年，还有员工来关心他这个老板空瘪的钱包。 吸引眼球归吸引眼球，感动归感动，嘉祐三年的赵祯，早已经过了做梦的年龄，十五年前范仲淹（插个题外话，《水浒》开篇中的嘉祐三年，范仲淹还能给仁宗皇帝上奏折，历史上的老范在六年前就撒手归西，施大爷让老范多活了几年）、富弼、韩琦这些“君子”们所做不到的事，他不相信一个长期远在朝堂之外的小小地方官员就能做到。 这份报告最终被锁进了文件柜，没有在嘉祐三年引起任何风吹草动，但或许因为赵祯的那些许感动，嘉祐三年，本已于三月份刚刚从常州市市长（常州知州）调任江东省检察院检察长（江东提刑）的王安石，在江东提刑的位置上还没把屁股坐热，又于当年十月接到了另一纸调令——调任帝国财政部部长助理（三司度支判官）。 王安石终于进京了，准确地说，这次王安石终于肯进京了。 青年时代的王安石一直在繁华的东京（今开封）找不到归宿感。 作为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科举选秀中的“传胪”（二甲第一，即整个大赛第四名）——当然，王安石第四名的背后也是有故事滴，最初大赛的评委给小王准备戴的也是状元郎的帽子，但大赛主席赵祯看了小王的试卷后，觉得小王虽然是帝国难得一觅的人才，但文如其人，从文章里看得出年轻人火气重、傲骨自负，特别是文章里那句“孺子其朋”比较刺眼，赵主席于是决定，这样的年轻人要用，但要压着用，于是王介甫的名次从第一变成了第四。 不过王介甫倒完全不必为失去状元郎桂冠而遗憾，庆历二年的选秀也很有含金量，前四名中的榜眼王珪探花韩绛传胪王安石后来都拜相入阁，成为帝国的风云人物，并且三个人均得以高寿善终，三个人加起来活了二百零六岁（王安石六十四、王珪六十六、韩绛七十六），而从第四名变成NO.1的杨寘，赵主席的意外青睐虽然让他成为了状元郎，并且是连中三元——即在科举选秀初赛、复赛、决赛（乡试、会试、殿试）中均拿下第一（解元、会元、状元，在中国漫长的科举史上，只有十八位科举选秀达人完成了这样的壮举），但连中三元的杨状元却命运多舛，考完试后杨状元家中老母就死了，没来得及做官就回家守孝，三年守孝时间没满自己也因病撒手西归，庆历二年的状元桂冠没给杨同学带来什么好运。 没闯进年度三强总决赛的王介甫很快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按朝廷惯例外放到地方挂职，到扬州任扬州市政府秘书长（扬州签判）。 王安石离开了东京，没带走一片云彩，更没有一丝留恋。 扬州签判的任期满后，王秘书长有机会从地市级秘书长成为国家高级秘书，具备了馆职考试的资格。馆职当然不是去东京国家图书馆当管理员。当时北宋帝国的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馆，是汇集天下文人精英之地，入馆即意味着进入皇帝的视野，成为皇帝的智囊之一，是步入帝国高层最重要的一块跳板，三馆历来被视为北宋文人眼中的圣殿。 但小王放弃了入馆考试的机会，他打的报告是继续扎根基层，做一名县长。 王安石的选择让整个帝国高层都微吃了一惊，赵祯还是满足了他的愿望，让他去鄞县当县长。 小王在鄞县当了三年县长，任期满后依然没正眼瞧北宋帝国的三馆，自我满足地继续做他的地方官，这次他调任舒州任副市长兼纪委书记（舒州通判）。 王介甫的高傲与他的才气慢慢传到了东京，让云集在东京的北宋顶级文人们对王介甫同学有了一种神秘的好感，欧阳修、文彦博、陈襄一干人天天在赵祯面前重复推荐着王介甫。皇帝在王同学任舒州市副市长期间先后两次发话了，入馆申请书你也不用写了，直接来京考试（成绩当然也更不重要了）。 面对赵祯抛来的媚眼，王安石不解风情，正式表示了拒绝，理由相当可口可乐，说首都的物价太高，房价更是贵得离谱，自己“家贫人众”，到了京城会揭不开锅，请皇帝允许他在舒州干完副市长的任期。 地球人都知道这是王安石的托辞，一个副厅级干部在京城买不起房揭不开锅，无论在什么时候，听起来都有点冷笑话的味道，尤其是在高级公务员福利待遇好得一塌糊涂的北宋帝国。 王安石为什么不愿进京？这成了仁宗时代后期文人们茶余饭后经常讨论的话题。 一直到嘉祐三年，当王介甫祭出他的万言言事书并同时出任帝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后，人们好像隐约看到了一些事实真相。 而嘉祐年间的王安石，在整个北宋帝国已有不少名气，一是因为他的文采，二是因为他的怪异。种种迹象表明，嘉祐年间的王荆公在巨星云集的北宋文坛已然是大腕级人物。嘉祐四年，王介甫同学在帝国发表两首《明妃曲》，便引来当时如欧阳修、司马光、刘敞、梅尧臣这样的顶级文人们的追捧和纷纷回复，引发了整个帝国的追捧狂潮。 而王荆公的怪，更是当年北宋的上层文人们在各种高级文化沙龙聚会中百谈不厌的话题，内容大抵不过如此： 甲：知道王介甫昨天在御花园的糗事吗？ 乙：哟，昨天我在长庆楼吃海鲜拉肚子请了病假，还真不知道，快讲来听听？ 甲：笑死偶了，昨天老板心情好，请大家去御花园钓鱼，王介甫在鱼池旁小板凳上一坐，走了神，钓鱼时顺手吃起了鱼饵，一泡烟工夫，鱼一条没钓上，鱼饵全吃没了，后来老板下午请大家打牙祭吃烤全羊，群臣都吃得津津有味，唯有老王没有动过一筷子，老板问其故，老王说下午吃鱼饵已经吃饱了，群臣大笑，老板笑得饭都喷出来了。 丙：这有什么稀奇的，王介甫对吃的从来不讲究，山珍海味和猪狗食对他都一样。几年前我知苏州，上任途中经过常州，老王盛情款待，在常州住了几日，一日内人和王夫人聊天，王夫人说她最烦心的事就是买菜，和老王结婚这么多年，却还不知道他究竟喜欢吃什么。内人说不会啊，那日宴席上我看王荆公对摆在他面前的鹿肉丝挺喜欢的，一大盘全吃光啊。王夫人说哪里啊，我家老王是无论桌前摆多少美味佳肴，他只吃面前那一盘。内人不信，王夫人说明天我试给你看看。第二日席间，王夫人把摆在老王面前的鹿肉换成了咸鱼，老王竟然狼吞虎咽吃完了他面前的一大盘咸鱼，上次全部吃光的鹿肉丝却一筷子不动。 甲乙丙大笑。 丁看这儿热闹跑过来搭话了：老王吃东西不讲究就算了，可是他那身衣服，哎哟，你不知道每天朝会我就站在他身后，那股味儿哦！有点猪大肠味加他老婆的胭脂味，我一闻就想打喷嚏，好几次差点出丑。那天我实在受不了，下班后死拉活扯拉介甫去八仙楼吃饭，饭后再请他洗桑拿，让下人用另一件和老王身上一样的新衣给老王调包了，洗完澡后，老王穿上我换调的新衣，竟然没什么反应和表示，走了。第二天上班，我一闻，味没了，老王穿的是我昨天调换的新衣，哈哈！你说这个老王雷不雷人。 甲：你说这个老王吃穿不讲究，平时除了上班工作下班码字，还好点啥？美女好像他也不感兴趣。前阵子他老婆觉得自己年老色衰了，想让老王家开枝散叶，香火再旺点，就给他物色了个艳美的小妾，给他送到了书房，你猜老王怎么着，学柳下惠坐怀不乱，第二天把白嫩嫩的姑娘送回家，可惜了王夫人的一片美意和白花花的银子，那可是花了王夫人九百缗（折合人民币约二十万元）买来的哦。 乙：老王是不好这口，醉红楼、怡情居、仁庆楼哪次我们K歌他参加了？哎！不合群，做文化人做到这个地步真是失败，不知道那些绝诗佳句是怎么从这个榆木脑袋中蹦出来的。 丙：老王近日和司马君实走得最近，二人整日坐而论道，下班连家也不回，食则同桌，寐则同床，二人倒颇有些相似，都不好女色，莫非？ 甲乙丁：断袖……（均一脸坏笑） 调侃归调侃，嘉祐三年北宋帝国文人眼中的王安石，更多的是几分神秘，像三苏中的老苏洵那样，在仁宗时期就给王介甫打上奸逆标签的，恐怕少之又少。他们更愿意把他看成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只不过有些独行特立和神秘感，所以他们把他归到有魏晋遗风很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文学愤青一类里。 使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十年后，不拘小节的文艺青年摇身一变成为了大无畏的革命者，站到了大部分北宋精英文人们的对立面，进行着这个帝国最后的救赎和折腾。 嘉祐三年后的第六十九年，北宋帝国在金人的铁骑袭击下轰然崩塌，南渡的文人们痛定思痛眼光朝北，突然想起了王安石在嘉祐三年的进京和他的《言事书》。 第三节 无子，才是宋仁宗赵祯在嘉祐三年真正的政治危机。 今天翻开这位北宋帝国在位时间最长、被公认最为仁厚贤明的皇帝的年鉴，总能嗅到一股悲凉酸楚的气息。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为这事老范头发全白了。 那个婴儿就是赵祯。生下来，并且活着，就意味着将来他是这个帝国的主人。 但从能睁开眼睛辨认周围人的那天起，他的世界就再也看不见那位温柔慈祥但却地位低贱的母亲（虽然她一直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徘徊和思念着他），他的“妈妈”成了帝国的皇后，父亲赵恒法定的女人——刘皇后刘娥。 在嘉祐三年，无论是交趾的怪兽还是王安石的万言书，都无法长期吸引宋仁宗赵祯的眼球，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一个地方——后宫的床笫和自己女人们的肚皮，进行着最后的挣扎和努力。 皇帝本分了，天下也就安宁了。臣子们要的不就是这个效果吗？ 这对“母子”间的感情总是有无法弥补的缺陷，这让赵祯的童年略有些阴沉而冰冷，阳光总无法照到这个男孩的心灵深处，他一直有一个疑问，自己的亲生母亲在哪里，为什么在刘皇后那里，他总找不到母爱的感觉，为什么母亲总是威严而高贵地坐在皇后宝座上用理智而冰冷的眼神打量着他，如同欣赏一件珍玩或战利品。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样的感觉越来越浓烈，乾兴二年（公元1023年）父亲赵恒病逝后，十三岁的赵祯成为北宋帝国的第四任皇帝，替他掌管权力棒的却是“母亲”刘娥。 没有真正皇权的少年没有国家大事需要打理，转身闻到了春天的气息——他恋爱了，在百媚千红的秀女中，他爱上了小地主王蒙正的女儿——一个温柔而绝色的女孩，笑语盈盈地走进了赵祯的心里。 赵祯跑到刘娥面前，第一次向他的母亲“索要”东西：我要娶那女孩，立她为皇后。 刘娥看着这个天真的少年，嘴中冷冷吐出三个字——不可能。 赵祯灰溜溜地退了出来，但心中的希望之花依然盛开，让她当皇后是没什么希望，但让小家碧玉的王小姐留在后宫，作长伴身边的依人小鸟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后宫佳丽三千，会容不下赵祯心中那只小小的爱情鸟吗？ 爱情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的“母亲”刘娥竟然做了一个让他很长时间都无法接受的决定，她不但将娇滴滴的王美女赶出了宫，还强配给了刘娥“表哥”（大量野史辅证，这个原来叫龚美的男人是刘娥的第一任丈夫）刘美的儿子。 当赵祯看着自己的女人被带离皇宫，他有种撕心裂肺的痛，他的愤怒当然也可以想象，他想跑到“母亲”的面前问她——为什么要抢走我最心爱的女人，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儿子？ 几年后，他的问题有了答案，刘娥前脚刚赴黄泉，后脚就有人告诉了这个只有赵祯自己不知道的秘密——他的身世。 这时他的母亲李氏一年前就已经逝世了，他令人打开了母亲的棺木，当初在宰相吕夷简的建议下，刘娥终于做了一件让赵祯欣慰的事——厚葬了李妃，以水银浸泡，保持尸身不坏，让赵祯最终能看到自己的亲生母亲。 故事对于少年皇帝来说太过于黑色幽默，却仿佛无法去责怪和怨恨谁。亲情和爱情的缺失，是帝王不可逃离的命运吗？ 恨是有的，怨当然也在，赵祯亲政后，那位之前以皇太后为靠山的郭皇后就遭了殃，被赵祯设计了一场宫廷闹剧“误批上颈”，还不顾众臣的阻挠，废了她（北宋帝国，废后非常罕见）。 而当初差点成为他的皇后的王姓女孩儿，在嫁入刘门差不多十年后，因受她的父亲王蒙正（因攀上豪门，也飞黄腾达地做了一个地方官）连累，也受到了惩罚。当时王蒙正犯了一个小错——睡了他父亲身边的一个丫头，生了个私生子，但屁大的事却被上纲上线，王蒙正被开除公职发配岭南，他女儿也因此被赵祯追加了一个特别的处罚——不得再以国戚的身份进宫，王氏一门以后也不得再与皇族通婚。 伤心往事不可追，既然已作他人妇，又何必再见徒增伤感，赵祯用这样一纸意气用事的行政命令结束了他伤感的青春。 纵使没有了刘娥，赵祯发现爱情这块地盘仍然不是他能作得了主的。他废掉了郭皇后，心爱的两个女人尚氏、杨氏却仍然不能扶正。而后期所钟爱的另一个女人张贵妃，也只能等到死后，才能被赋予一个皇后的名分。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时，张美人的伯父不过想谋一个宣徽使的虚职，结果赵祯金口才开，等待他的却是知谰院包拯的口水。下朝回来后，美人问他宣徽使的任命书，赵祯说狗屁宣徽使，没看见老子脸上全是包黑子的口水吗？ 赵祯开始明白，作为一个皇帝，他的婚姻是附属在政治之上的，他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 这份觉悟让赵祯不再折腾，开始安分守己地做他的皇帝。 在包龙图的个人文集《包拯集》中，收录了他一百七十四篇奏议，其中五十多篇是弹劾本朝重要官员，被公开指名道姓的有六十多人。 时间一天天流逝，赵祯却发现了另一个危机，他体内的精子和他一样暮气沉沉，活跃不起来，无法抵达温暖的另一个河岸，即便到达了，也没能变成一个带把的大胖小子，即使是一个大胖小子，也不幸早年夭折。 四十八年前，赵祯的父亲宋真宗赵恒同样经历过一场接班人空缺的人才危机，先后生了五个儿子，均一个接一个活蹦乱跳地去阎王爷那儿报到去了，终于在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的时候，宫中一位地位低贱的李姓妃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而且顽强地活了下来，没有步哥哥们后尘的意思。 没有谁对赵祯的境遇表示半分同情。对于北宋的帝国文人们来说，只要帝国的江山依然姓赵，他们的幸福生活就算买了长期保险，接班人，那是必须得有，不管他是不是赵祯的儿子。 他们没有时间来等待赵祯的努力，进入嘉祐时期，确立帝国的接班人，就成了帝国文臣武将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他们纷纷向赵祯发难。 嘉祐三年时，四十八岁的赵祯仍然没有一个儿子，他的江山和帝国随时可能旁落外人之手。 在名臣云集的嘉祐时期，华阳人范镇只能算是不入流的二等角色，虽然在嘉祐年间他的官已做到了知谏院，但如果不是在帝国继承人的问题上老范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话，他可能永远消失在历史的海洋中。 范镇的牙口好、耐心足，大有不撞南墙头不回的意思。在嘉祐二年，他一连就继承人的问题上了十九道书，时间跨度有大半年，保持着让赵祯每星期一上班就收到一份请愿书的频率。 赵祯说咋不能，唐宗宋祖我比不过，比个唐玄宗应该还不成问题吧！ 赵祯面对老范的连环攻势只能选择被动性防守，把范镇调离知谏院的工作岗位。 事情当然没完，嘉祐三年，更狠的角色又站出来了。 除了包拯还能有谁！ 翻开这位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青天的生平，你会发现，包拯能够在真实的历史中名垂青史，倒并不是如民间传说中的那般断案如神。“包青天”在开封府，也只干了短短一年，没办过多少刑事案。而他的辉煌政绩，其实用一个字就能概括——谏。 包黑子为官二十多年，遇神谏神，遇佛弹佛，无论你是谁，只要有错，他就敢谏敢弹。 包拯，那你看谁来当太子？你来定好了（卿欲谁立）！ 当时人们都已经给他起了第二个名字——包弹。 而东京，他唐介还会再回来的。 当谏官能当到包拯这样水平的，史上只有一个人能和他并肩齐美，那就是唐朝的魏征。 老包这次为节约办公用纸，报告懒得写了，直接在朝堂上开门见山。 到了嘉祐七年，无奈的赵祯终于放弃了挣扎，接受了帝国文人们的建议，之前的“后备干部”——堂兄赵允让的儿子赵曙被立为皇太子。 赵祯刚喝下的一口铁观音一下全喷出来了，包黑子你他妈的也太不仗义了，当着这么多员工的面狠踩我赵祯的痛脚！一怒之下的赵祯把茶杯摔了个粉碎。 老大，帝国继承人的问题，我们也不知在你耳边念叨多少回了，你老是推三阻四，到底是什么意思（东宫虚位，数有言者，未审圣意何久不决）？现在的帝国就像一部脱保的法拉利，出车祸了咋整？你这样对得起先皇列祖列宗吗？ 朝堂上下一片哑然，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 包黑子抬起头，口水又漫天地朝皇帝奔去——你问我立谁，啥意思？怀疑我想谋逆？立太子，那是整个帝国的利益，是为我老包一个人吗？你没儿子，我今年快七十了也没儿子（包拯之子五年前已病逝），我以后能沾新老板多少光！我是为我个人的私利吗？就算你今天杀了我，诛俺九族，立太子的事也得摆上台面，有个说法（臣为宗庙万世计耳，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无子，非邀后福者）。 包拯洪亮的声音在朝堂回荡着。二人的目光狠狠对视着，努力用眼神杀死对方。 有这样不怕死的大臣，赵祯有什么办法——当然包拯也不用怕死，因为在北宋帝国，还没有冲撞皇帝而被砍头的文臣。得罪皇帝，顶多不过去海南旅游两年。 仍然是赵祯眼神先投降，开始流露出更多的乞求（老包，再给俺老赵一个机会，让俺再试试，最近武夷山老道开的那副中药很不错）。 包拯心一软，想起了自己每每下班回家，坐在空荡荡客厅中的孤独与凄凉，给了赵祯一个台阶下，把话题转向宫廷吏治等不痛不痒的话题上，结束了嘉祐三年北宋帝国君臣间最为激烈的一次交锋。 不要以为这种事只有千年难遇的包青天敢做，在嘉祐三年的北宋文人中，只有更狠，没有最狠，赵祯手下的文臣们紧跟在包黑子的后面，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地向他们的皇帝“下着黑手”，目的只有一个，刺激老板解决帝国继承人的问题。 当年，赵祯想给张贵妃的伯父张亮佐搞个宣徽使的官做，除了遇到包拯的口水外，殿中侍御史唐介（字子方）也是“动物凶猛”，包、唐二人合力，赵祯当然招架不住，只有找帮手和借口，说老张任职的事情可是中书省通过的，你看文丞相的签字是白纸黑字写在上面的。 唐子方说那就是文彦博的错，我要弹劾他。 唐子方说到做到，第二天就当廷弹劾北宋帝国的当朝宰相文彦博，言辞相当激烈，大意说，文宰相当初在四川的时候就经常贿赂后宫太监嫔妃，靠着女人们在枕边给皇帝吹风才坐上了宰相的位置，今天又主动要舔张贵妃白嫩的屁股，巴结着给皇帝的准老丈人升官加爵，实在不配坐在宰相的位置，强烈要求“小人”文彦博下课。 最初和包、唐等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谏官吴奎一看老唐把事情搞复杂了，战火烧到了素来比较和善的文宰相那里，搞不好伤了政府部门和监察系统的和气，对今后的工作大大不利，于是出来拉架，当和事佬。 唐子方眼已经杀红了，敌友不分，说吴奎你作为谏官竟然墙头草两边倒出来当好人，老子连你一块弹。 朝堂上被唐子方搞了个一地鸡毛。 一番乱战后的结果是，张尧佐最终没做成宣徽使，而文宰相和吴奎调离当前岗位，包、唐谏官集团大获全胜。 但老唐在朝堂上撒泼四处乱咬人也让皇帝觉得太有损帝国官员的形象，很快也把唐介贬出京城任地方官。 唐介走得很潇洒，他知道他带走的，是“直声动天下”、“真御史必曰唐子方”的一系列美誉。 这不像传说中的狸猫换太子那样复杂，刘娥作为北宋帝国唯一一位垂帘听政长达十年的皇太后（史书称其“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在真宗朝中后期便已大权在握，要领养后宫一个女人的孩子，太简单了，李氏也非常有自知之明，终生未与儿子相认，而刘皇后的威望也使这件事在她生前成为皇宫中不能说的秘密。 嘉祐三年，唐介果然真就回来了，坐在了知谏院的位置上。 当年的话题人物准国丈张亮佐早已去世，而唐介的臭嘴仍然犀利。一日，赵祯与唐介办公闲暇，提起了当年的事，赵祯有些感慨地说，子方啊，当年你们极力反对我重用老张，说如果老张把持朝政的话，我就可能会做唐明皇，而老张就是大宋版的杨国忠，恐怕言过其实了吧。 唐介鼻子冷冷一哼，说我当年打的比喻打错了，你怎么能和唐明皇相比呢？ 老张吃错药了，屁股立即从板凳上弹起来，声音同样提高了八度。 唐介的声音提高了八度，说唐明皇重用外戚导致了“安史之乱”被赶出长安尝到了苦果，可是他的儿子李亨帮他平复了兵乱，将大唐的江山沿袭了下来。可是老板，你有儿子吗？没儿子不要紧，现在你有继承人吗？ 这句话太伤自尊了！赵祯的脸顿时从红到白，从白到紫，从紫到青。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百姓，他会提起杀猪刀和唐介拼命。但他是皇帝，北宋帝国的皇帝，所以他只能忍。 最后，连老弱病残半退休干部也欺负到赵祯头上了，韩城人张杲卿（张升）在嘉祐三年已经六十六岁了，身体也不好，处于半退休状态。赵祯是个很关心员工的老板，有次想起了张爱卿，特地派人请其进宫拉拉家常。赵老板说老张啊你年龄大了也是孤寒之人，有空常进宫来坐坐，陪寡人聊聊天。 这也是一个两全之策。 我哪里孤寒了？我有家有室有儿有女，家族幸福，不知道有多团结和睦，倒是老板你快五十的人了，儿子都没一个，儿子没有不要紧，关键是连接班人都没确定，皇宫这么大，大概能亲近的只有张贵妃了。你才是孤寒之人哪！ 赵祯无语了，据说老张走后赵祯跑到张贵妃那里，把张升欺负皇帝的话转述了一遍，二人抱头痛哭，张美人的假睫毛都哭掉了，在空中飘啊飘啊，一如赵祯那颗无助的心。 在一片反对声中，时任天章阁待制兼知谏院的司马光无疑是温和派，他看出了皇帝的痛苦、无奈和不甘。司马光没有像包、唐那样单刀直入，而是和风细雨，在谈到继承人问题的时候，司马光显得随意和轻松，说老板你现在四十多岁还很年轻，儿子肯定是会有的，只不过帝国没有继承人员工们心里不踏实，老板你可以先在家族子侄里挑一个出来作为后备干部——后备干部嘛，有时候也只是后备而已，新王子出世，先前的后备打发回家，该干啥干啥。 包弹甚至从一个名词变成了一个动词，一个文化俗语和流行用语，官员们那时见面，常用的一句问候语就是——嘿，哥们，最近你被包弹了没有？ 赵祯无奈地接受了这个听起来还算顺耳的建议。但嘉祐三年的他，依然没有放弃床笫上的努力，一度还认为宫中女人的肚子过于娇贵，揣不住龙种，于是去民间找了十几个乡间女子进宫，希望最后的奇迹还能发生。 赵祯还有机会吗？没有人能给他答案，人们在嘉祐三年夜色笼罩的东京皇宫传出的乡女的微微呻吟声中看到了一个老男人有些乏力的奋斗。 第一个向皇帝开炮的是范镇。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宋仁宗赵祯病逝，终年五十三岁，这位感情丰富、善良仁厚的帝王，一生都在向周围的人付出和妥协，为成就一个繁华盛世而牺牲自己，而历史给他的回报却极少。今天大家都在迷醉于颂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人们也记住了他统治下的那些文化巨匠和顶级文臣——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柳永、沈括、包拯等，而很少有人会记得苦命的孩子赵祯，即使记住，也只记住了他过去和一只狸猫的关系，或是被西夏人打得头破血流的丑事。 嘉祐三年是后世公认的庆嘉盛世中最平淡的一年，太多伟大辉煌的名字度过了他们平静的一年，而那位“拗相公”王安石在嘉祐三年的进京，在后来两三百年的时间里，被很多人认为是太平盛世中的妖星出世。有道是： 洪太尉误放妖星， 拗相公终入开封！ 引子一 有时候，天上掉下来的不仅仅是馅饼，还有足球。 机遇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如果这个人不是高俅，那他可能只会被飞来的足球砸中脸部，还可能打烂了捧在手中的宝贝篦子刀（那可是稀罕的宝贝），等待他的将是毒打或下岗的命运。 但那个人是高俅，身怀绝技的高俅。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高俅手捧玉盒，来了一个三百六十度“倒踢紫金冠”（这招后来传到了南美大陆哥伦比亚，一名叫伊基塔的疯子守门员在美洲赛场上施展此招，一式惊天下，但很明显高俅的动作难度系数更大，因为他手中还捧着盒子），漂亮地将球踢还给端王。 那一刻，高俅的命运发生了呼叫转移。 关于高俅，《水浒》第一书评家金圣叹先生曾作过如下评判，说“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老金的意思大家都懂，就是说，没有高俅，便不会有梁山那帮哥们造反，也不会有北宋帝国后来的中年夭折。 老金太抬举高俅了，真实历史舞台上的高俅，远没有那般风光。 高俅生前做官做到了三府仪同三司（唐宋时的一品文散官），在北宋帝国，能坐上这个位置的官员，皆是北宋政坛风云人物，韩绛、文彦博、蔡京、童贯等，无论功过，皆在后来的《宋史》中立名列传，流芳千古或遗臭万年。 但高俅却被史官们遗忘了，《宋史》提及他不过只言片语，只有在野史轶闻中才能够拼凑出北宋帝国第一球星的精彩人生，这不得不说是高俅身后的遗憾。 高俅，家世籍贯已不可考，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高俅的身份是一个小小书童。 当然，这个书童的身份也不简单，因为他的主人不简单——北宋第一才子苏轼。 在苏门的熏陶下，虽然身份低贱，但小高倒也习得不少本事，琴棋书画，吹拉弹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球技那更是没得说，这为他日后的人生发迹夯实了基础。 高俅发达后，对苏家当年的恩情念念不忘，每有苏氏子弟入京，高俅皆热情接待，养恤甚勤，发达不忘本，全然不似《水浒》里翻脸不认旧人的无赖模样。 作为北宋帝国第一才人，苏轼好结交朋友，不仅喜欢吟诗作画，可能还有个爱好，喜欢把书童送给人（大概他门下的书童素质太高，在当时也算是珍品）。这不，当苏轼认为高俅已经从一个普通的书童成长为高级书童后，就忙活着把他送人了。 最初苏轼是想把高俅送给他嘉祐二年的同年，“南丰七曾”之一的曾布，不过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东坡先生的美意曾布却拒绝了。原因大概是，曹布和苏轼虽然私交不错，但在政治立场上却各有不同。曾子宣可是王安石旗下第一战将，和保守派苏轼当然得撇清关系。 苏轼碰了一鼻子灰，但并没有放弃人才输出的做法，第二次他成功了，他把高俅送给了自己的另一个好友王诜王晋卿。 王诜能书善画，与当时的文化名人交情都不浅，和苏东坡米芾他们更是铁哥们，曾经因为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受到牵连而遭贬官，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当朝驸马，宋英宗的女儿魏国大长公主的老公。 皇族与文化人的双重身份让王诜与另一个喜好文学的风流王爷走得很近，虽然辈分上差了一辈，但二人惺惺相惜，已成了知己，这个王爷就是端王赵佶（在《水浒》中，施大爷把他们的辈分弄错了）。 一次王诜与赵佶在朝会相遇，前一日赵佶刚在青楼喝高了，来时匆匆，头都没梳好，王诜见状就拿随身携带的篦子刀替赵佶梳头。 赵佶一看王诜的篦子刀，说姑父你这把梳子是极品，精雕细刻，很有艺术收藏价值嘛。 王诜说你眼光还真精准，这真是块宝，我还有一把，赶明儿叫人给你送去。 不日王诜派已成为自己手下书童的高俅送篦子刀给端王，端王不仅瞧上了王诜送的篦子刀，还瞧上了他的人——球技一流的高俅。 从此高俅成为了端王的人，而当端王赵佶成为北宋帝国第八位皇帝的时候，高俅的春天也来了。 作为赵佶的心腹秘书，高俅走上政治舞台还是颇费一番周折的。在当时的北宋帝国，不讲出身，但是讲身份，要担任县令以上的文官，必须是科举进士出身，高俅虽然十八般武艺样样粗通，但是要他上考场，那还是差了些，文人集团高俅是挤不进了，只能是向军队发展，在部队上混取资历。 于是赵佶派高俅到部队挂职，到当时泾原路大将刘仲武帐下效力。他跟随刘仲武在平定吐蕃赵怀德叛宋的事变中立下战功，圆满地完成了基层镀金任务，从此平步青云。 应该说，高俅是一个不太忘旧的人，对挂职时期的老上司刘仲武，高俅也没有过河拆桥，后来刘仲武打了几次败仗，回朝后却没有被处分，这和高俅在朝中为他走动不无关系，而刘仲武死后，高俅也不忘故人之子，还向徽宗推荐刘仲武之子出仕为将。 刘仲武之子是谁？就是后来为力保赵氏南方半壁河山立下汗马功劳的南宋名将刘锜。看来高俅还是做过一些于帝国有益的事。 在他的一生中，虽然做过都太尉三府仪同三司这样的高官，但并无大权也无大过。野史所载的他的过失，算起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将部队的地盘占为己有建私宅，经常派遣士兵到自家府中干活不开工资（这能算事儿吗？）。 大概史官们也觉得如果凭这些芝麻小事把高俅列入《奸臣传》，奸臣这个词也太掉价了。《宋史》根本不屑于为其立传，当然，在评选徽宗时期六贼的时候，高球星也没能入围。 高俅其实不过是徽宗赵佶时代一个得宠的真小人。本事和对帝国的危害性都不大，除了球踢得好，还略有几分江湖义气，算得上一个北宋版的韦小宝。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人入侵，宋徽宗赵佶一听金人杀到了黄河边，吓得带上亲信仓皇出逃，这班人马中，就有昔日的书童，帝国第一球星高俅。 不过走到了泗州，高俅却和童贯一干人闹了矛盾，当时执掌兵权的童贯给高俅小鞋穿，让他留下率领三千兵马断后。这无疑是让高俅送死，高俅混这么多年岂能不知这个道理。赵信的人马前脚刚走，他就率兵回到开封，参加了新皇帝宋钦宗赵桓率领的开封保卫战。 女真人短暂退却，赵佶一干人重回东京后，蛮夷掠京的责任自然要找人承担，童贯、蔡攸、梁师成等一干人被列为首恶处死，而作为前皇帝心腹的高俅却得以幸免，不得不说此君福大运好。 高俅于靖康元年病逝，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因为球技而飞黄腾达的小人的一生。 引子二 高俅任殿前都指挥使的三把火没烧起来。 老板赵佶发话了，说你是我身边的亲信，去当这个殿前都指挥使，得把你在球场上展现出的才华在军队中施展，这官给我当出点水平、当出点新意来。过两天我会去你那边看看，不要让我失望。 高太尉新官上任三把火，要把禁军的军训名目搞得形式多样，于是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竞标活动，吹锣打鼓，鸣铳放炮，名为军训，实为唱戏，很是热闹。 不料却有个教头不买账，当面顶撞他说这么多年没见这么练兵的。 那教头叫王进，以前和老高在东京踢球的时候在球场上有过节，高俅新官上任没跟他算账，他倒主动找茬了。 高俅怒了，让人把王教头拖下去打了五十军棍，并放话了，让王进要么等着进黑牢子，要么执行军令。 第二天，军卒告诉高俅，王进跑了。 高俅大怒，命身边的参谋下达通缉令，全国通缉王教头。 参谋说不用通缉了，大家都知道他去哪里了。 高俅怒问谁敢收容逃兵。 参谋指了指西边，说老种。 老种，高俅倒吸了口凉气，老种，该死的老种。 他知道这件事只能不了了之。 北宋帝国军界，谁能惹得起种家军呢？至少他高俅不能。 第一节 种家的荣光，并不源于种世衡，早在他的父辈，洛阳种家便已天下无人不知了。 因为种家出了一个琴下人人皆知的大“隐士”——种放。 种放（955—1015）出生在一个小官宦人家，其父种诩曾任过吏部令史之类的小官，种放少年时代的中原正处于兵荒马乱之际，读书显然是没有什么出路的。种放虽然聪颖，却将心思放在了玄易类、道学类书籍上，这决定了他日后的人生方向。 其父死后，种放看着天下狼烟四起，于是带着母亲到终南山隐居。 在终南山，种放的生活过得很清苦，种两亩薄地，教几个学生，收点束脩，业余时间码码字，修习，偶尔自酿一坛清酒，对着寂寞唱歌。 种放原本以为自己会这样过一辈子。 世道是会变的，很快，赵氏兄弟结束了中原内乱，文化人迎来了自己的新时代。 即将来临的繁华盛世和已经“出世”的种放好像没有关系，他只是一个隐士，玩点八卦，炼炼丹，经济之学不是他的强项，更不能胡子一大把的和那些年轻人一起去东京参加科考。 一切皆有可能，历朝历代开国之初，君主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提倡奉行黄老之术是必然之选，何况赵氏兄弟是“被迫”披上黄袍的，天下初定后，这也成了赵氏兄弟的心病，赵匡胤就必然会对石守信等兄弟发出感叹——权力算个鸟，神马都不过是浮云。 ——能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的才是好同志。 在这种语境下，隐士的身价在北宋帝国高涨，超过了东京的物价指数。在开封，种放的业师陈抟就受到了赵匡胤的高规格接待，并赐号“希夷”。 淳化三年（公元992年），种放隐居的终南山来了一群不速之客，那是当朝皇帝赵光义派来的使者，召种放入朝赴阙。 种放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晕了，领略了杜工部“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喜悦后，屁颠屁颠地收拾行装准备上路。 这时，母亲却站在了他的门口，冷冷地问他：种放你忘记你的身份了吗？外面的繁华世界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种放一惊：是啊，我是谁？ 母亲转身离开，一声叹息里满是对儿子的失望。 在母亲的阻挠下，种放不得不拒绝了朝廷的召见。 但他人虽在终南，心却早已飞到了外面的世界。 种母做得更绝，她甚至焚毁了种放的笔墨，说既然是隐士，一天摆弄这劳什子作甚？学生也别收了，就是因为教书才把名声传到了山外。 为了避世，种母让种放把家搬到了更偏远的深山。 没有了束脩，种放的物质生活更为清苦，六年后母亲逝世时，他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传到朝廷更是被传为佳话，让皇帝对种大隐士更加神往。 母亲逝世前和种放进行了一次长谈，说我死后你自己的路就在你的前方，是要留一世清名，还是要半世富贵，你自己选择吧。 无论哪一种选择，母亲都为他做了最好的铺垫。 一个伟大而睿智的母亲。 种放没有犹豫，母亲一死，他立即出山终南，开始结交各种显贵名士，对各种国家大事也十分关心。吟诗作赋也不再是山高水长，“胡雏负圣恩，圣主耻干戈”这样应时应景的政治打油诗也传到了宋真宗赵恒耳中，把马屁拍到了点子上。 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种放终于走上了崇政殿，他一路走来的道路被后世概括成一个专有名词——“终南捷径”。 此后的日子风光无比，种隐士的官一升再升，一直做到了副部级（工部侍郎），并且与其他的员工不一样，他在赵氏帝国公司不用打卡上班，皇帝给了他在终南山做SOhO一族的权力，他只需要隔上几个月去一次开封，和皇帝坐而论道，就可以领走工资和皇帝发的厚厚的红包。这样的日子羡杀了那些清早就必须在崇政殿前排队等候的官员们。 就在这样的生活中，种放慢慢地忘记了自己是谁。 他开始在丰镐等地广置田产（租子收得比黄世仁还狠），声色犬马，放任其家人欺压百姓，种隐士变成了种霸天。 就是对朝中的高官，种放也不放在眼里，自我膨胀到了极点。 一次，种放从开封回到终南山，当地的父母官长安知州王嗣宗带着长安通判以下的官员前去拜谒种放，种隐士的官架子摆得比谁都高，当王知州以外的其他官员下拜时，种放只不过摆摆手鼻子哼哼一下，随意点了点头。 当时就把王嗣宗给惹毛了。王嗣宗谁啊？宋太祖开宝八年（公元975年）的科举选秀状元郎，三朝元老，历来以雷厉风行、敢讲敢做著称，要不是他管不住自己那张嘴，早就出相入阁了，不至于到今天还做长安知州这样的鸟官了。 一个臭道士在我面前摆什么谱，当时王嗣宗很生气。 后来种放的侄子（应该不是种世衡）出来拜谒老王时，王嗣宗也效法种放，做得更过分，手都没摆，坐在座位上也来个鼻子哼哼。 种放立即怒形于色，和王嗣宗死磕上了。 种：我侄子来拜谒你王大人，你老人家坐在那里没什么表示，也太不礼貌了吧！ 王：哎呀，我可是效仿种大人你啊，刚才我看长安全体官员拜谒种大人的时候，你老人家坐在那里好像也没什么表示。我是开宝八年的状元郎，你侄子不过是一介白丁，我坐着受他一拜也不过分。 种：什么状元郎！还不是靠打架打来的。 种放此言一出，席间所有官员脸色均变，王大人平生最忌讳的事就是人家说他是打架状元——开宝八年科举选秀总决赛的时候，评委会主席赵匡胤在决定大赛冠军时，在两名最优秀选手王嗣宗、赵昌言之间实在难以取舍，赵主席只得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加赛。加赛的方式是打架，谁的拳头硬谁当状元。 一场史无前例的科举状元拳击争霸赛在王嗣宗和赵昌言之间展开，最后的结果是王嗣宗在拳台上击倒了赵昌言，戴上了开宝八年状元郎的桂冠。 但这场拳击台上的胜利成为了王嗣宗一生的痛脚，以后他的政敌们都在背后嘲笑他是打架打来的状元。如果时光倒流，王嗣宗一定会选择打假拳输掉这场比赛，心安理得、名正言顺地当一名榜眼。 种放当着王状元的面揭他的伤疤，后果相当严重。据野史载，当时两人的冲突因此而升级，从舌战演变成一场武斗，而战斗结果也证明拳击状元的名号不是虚的，王嗣宗虽然年长种放八岁，但动起武来还是占了上风，最终在种隐士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五指印（不足为信的八卦新闻）。 事情还没完，王嗣宗回到开封奏了种放一本，揭发了终南隐士发迹后的种种劣迹。 种放的事，宋真宗赵恒也有所耳闻，渐渐地也不再搭理种隐士。就这样，终南隐士的光环开始慢慢散去。 种放一世名声，最终身败名裂，只换来一顶官帽和几亩良田、几把碎银子，也没人替他算过这笔账目值不值。 第二节 种放为官期间，不仅自己的名声大坏，搞得他的家族的名声也大大受损，人们都说以前的种道士得官后，其子侄仗着叔父的权势在当地欺行霸市、作恶多端，洛阳种家一时间臭名昭著。 种世衡即在这种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他背负着为洛阳种家正名的使命。 作为种放的子侄，种世衡以荫职作为他政治生涯的起点，最初在帝国建设厅当一名副处级干部（将作监主簿），后来到地方任泾阳县县长（知泾阳县），政绩很突出，很快升迁做了凤州市副市长（凤州通判）。 眼看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种世衡遇到了他人生最大的一次挫折。在凤州他得罪了曾经差点成为皇帝老丈人的王蒙正，此时的王蒙正虽然没当成国丈，但是凭借和皇太后前老公刘美的亲家关系，在凤州这种巴掌大的地方俨然是土皇帝。 种副市长没有屈服于王皇戚的淫威，双方频频发生冲突。 种世衡当泾阳县长的时候，在当地办过一件大快人心的案子。当地的一名叫王知谦的乡镇干部（里胥）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种县长上任接到诸多举报后决定为乡里除却这一害，王知谦找人通了很多关系还是没买通种县长，知道这回遇到真神了，于是跑了。 后来皇帝大赦天下，王知谦大摇大摆地回到泾阳县，张狂地说皇帝都下特赦了你小小县长还能怎么着，没想等待他的却是种县长的一百杀威杖——皇帝放过你，种县太爷却不放过你，不把你丫屁股打开花你不长记性。 在凤州王蒙正与种世衡交恶，王知谦找到了靠山王蒙正，在王蒙正的指使下，王知谦进京告种世衡的恶状。王蒙正朝中有刘娥撑腰，年轻又没有什么背景（种放此时已死）的种世衡当然敌不过，于是被下课罢官并流放窦州、汝州等地。 当然，王蒙正的好日子也没过上几天，我们都知道刘娥死后没多久，他就因为乱搞父亲身边的婢女而被贬官流放。 赵祯亲政后，朝中知道种世衡冤屈之士如龙图阁直学士李纮、宋绶、狄棐纷纷为种世衡伸冤鸣不平，很快种世衡平反，随后相继出任监随州酒，签书同州、鄜州判官事等职。 此时西北，山雨欲来风满楼，北宋帝国听到了西北野狼的嚎叫。 占据河西之地的党项人李元昊羽翼已丰，终于向北宋帝国露出他的狼牙。从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开始，西夏人发飙，在其后几年相继在三川口、好水川、麟府丰、定川寨给了北宋人四耳光。不但让北宋人很痛，更重要的是很没面子。 北宋帝国将最优秀的文臣（为什么不是最优秀的武将，Sorry！帝国暂时没有这个）夏竦、范仲淹、韩琦派往西北，以图挽回颓势，但效果甚微。 当时西北军里唱“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俺），西贼闻之惊破胆”，这太往老范、老韩脸上贴金了，在公元1040年的西北，真正被惊破胆的是北宋人自己。 党项人的坐大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早干什么去了？ 在和帝国宰相吕夷简的政治斗争中失利的范仲淹被流放到润州、越州等地没多久，就接到了朝廷号召他保卫大西北的命令（举荐他的竟是他的死敌吕夷简，老吕此举用意颇令人难以猜测，到底是出于不因公废私的大义，还是抱着你能就让你去西北和党项人玩的落井下石的心态已无从得知，但结果却是注定的——成就了范夫子宋帝国三百年第一人、千古一相的声名）。 范仲淹到西北，很务实很低调，他到西北，和西夏人比防守，不比进攻。 西北的战场，党项人业已成精，游击战那是打得出神入化。 北宋人没有战马，更没有战将，范仲淹是文人，他知道笔不能当枪使，他能做的就是防守。 筑城固边！和党项人打持久战，在防守中寻找反击的机会，在防守中训练出一流的边将。 英雄所见略同，当时任鄜州判官事的种世衡向他提交了修筑青涧城的建议时，老范眼前一亮。 老种的眼光太毒辣了，此地离延州（今陕西延安）东北二百里，右可固守延州，左可护河东、河西粮道，同时可作为进图银、夏州的基地。 种世衡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并于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奉命修筑青涧城。 元昊得知种世衡修筑青涧城后大惊，种世衡在西北战场上插的这一刀很致命，西夏人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得逞，于是多次派兵阻击破坏修城，种世衡一边和西夏人打仗一边修城，在当年就将青涧城修筑完毕。 在青涧城，种世衡训练出了一支铁军，准确地说是青涧城全民皆兵。种将军的训练方法实在是太独特了，青涧城的训练营对青涧城全民开放，如果你在青涧城刚好没钱花了，那么告诉你一个挣钱的方法，去青涧城训练营的射箭场，那里没有靶子，只有吊起的白花花的银子，谁能射中它，它就是谁的。 所以青涧城里随便出来个小屁孩，拿起弓箭都是神箭手，这后来让西夏人吃尽了苦头。 有人会问，种世衡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青涧城，种世衡不仅仅当成一座军事要塞来经营，他一是开发屯田，二是招揽各种商贾把青涧城搞成了一个边境商贸城，一时间很是热闹，从而财源滚滚，国家拨的军费反而成了老种收入的小头。有了钱有很多好处，除了能拿银子当靶子使外，还能招揽各路豪杰为其效命（后来立下奇功的和尚王嵩就是老种招来的人才）。 另外，种世衡特别好交少数民族朋友（西夏党项人除外），和周边的各少数民族称兄道弟，喝酒吃肉，打成一片。一次去看望一个羌族部落首领，其时寒冬，大雪没膝，部下劝他说雪下得这么大，改天了，种世衡说不行，和人家约好了，一定要去。风雪访羌友，让对方相当感动。 当然，有时候种将军也会玩点小脑筋。一次，一个叫苏慕恩的羌族部落首领来访，种世衡早闻这位大哥平生最大的毛病是好色，于是物色了一个美女，用美人计笼络该同志。不过，种将军的“礼”送得相当有水平，老种热情款待该酋长，酒过三巡，种世衡拍拍掌，打扮得性感妖艳的美女走了进来，种世衡说这是我远房的一个表妹，久仰苏英雄大名，今日特来敬英雄两杯酒。 美人入席，向苏酋长猛灌迷汤，频送秋波，很快酋长生理心理都有了强烈反应，种世衡很适时地有事失陪离席，剩“表妹”和酋长大哥孤男寡女共处一帐。 酋长大哥终于忍不住了，抱起美女就胡啃起来。 这时，种将军却又在最关键的时候回来了，看着两个尴尬不堪的男女，种将军笑了，说我正想把我表妹介绍给你，想不到你们两个自动好上了，好了，我表妹就许配给你了。 苏酋长感恩戴德，从此以后唯种命是从。 很多年后，《水浒》中的王婆活学活用，用来成全了《水浒》中的第一“狗男女”潘金莲与西门庆。 与众羌交好的回报是丰厚的。短短几年，范仲淹在环庆路一带就招揽了近两万羌族雇佣军为北宋所用，其中大部分是种将军的功劳。 尽管青涧城经营得非常好，但此时西北战场宋军却屡战屡败，全面颓势。面对张狂不可一世的党项人，北宋人需要一针强心剂。 正面战场显然已经无法完成这样的使命。 但是战争，有时并不一定发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 另一场战争在西北边疆悄悄展开，对峙双方的主角是元昊VS种世衡。 青涧城和种世衡的存在让元昊坐立不安，他知道要是北宋人持续这种战略，陆陆续续地把城堡修筑到自家门口的话，那党项人就没法和北宋玩躲猫猫的游戏——打游击才是他们的强项。 青涧城这颗钉子必须拔掉。 硬打肯定不行，一来青涧城固若金汤，粮食水源都不是问题（当初寻找水源，种世衡可是下了一份苦功，最终在城中几十米深的地下找到了几处水源），二来攻城战不是党项人所长。 硬的不行来软的，武力不行用智取，元昊如是想。 《三国志》元昊看过一些，他想到了周公瑾对付曹孟德的那招——苦肉计。 这次扮演黄盖的是元昊的手下大将野利旺荣、野利遇乞。 野利兄弟是西夏国内最大的部落之一野利部落的首领，掌管着西夏横山地区的羌族劲军，有西夏版耶律休哥之称。同时，他们也是元昊的小舅子——元昊野利皇后的兄弟。 近两年，元昊两口子感情不太好，而野利遇乞的老婆没藏氏貌美妖艳，元昊每次看了都口水大淌，早晚得给野利遇乞戴绿帽子，这些北宋人好像也有所耳闻，这给元昊下苦肉计提供了可能性。 在元昊的授意下，野利兄弟派手下三个小弟赏乞、浪埋、媚娘来到青涧城找到种世衡，说元昊真他妈不是个东西，冷落皇后不说，还把野利遇乞的媳妇给睡了，野利再不济也是个男人，能容得下这口气吗？现在准备来投降大宋。 仨草包不知道他们真是乌鸦嘴，精心编造的故事不久后成了真实的谎言。 面对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种世衡照单全收，他收留了三人并任命三人为监商税官，在青涧城招摇过市，威风八面。 很快，种世衡就派出了一个特殊的回使——手下的大将，曾经做过和尚的王嵩。 当初王嵩来投奔种世衡的时候，还是个和尚，叫光信，种世衡非常宠信他，每月好酒好肉供养着，什么事都不做。过了小半年，有一天种世衡突然把王嵩给抓起来，说他背叛了种世衡，王嵩不知所以死不承认。 种世衡令人严刑拷打，酷刑用遍，王和尚说没有的事我不会承认。 最后，种世衡令人放下已经打得只剩半条命的王嵩，并脱下自己的衣袍给他披上，说真汉子也，我有一件天大的事，可以交给你去做了。 很快王嵩就接到了这个不平常的任务。 在野利的帐营，野利兄弟高规格接待和尚，问种将军那边有什么安排，俺们什么时候率部投诚。 光信和尚不语，只是交给了野利兄弟一根枣树枝、一幅乌龟图。 野利兄弟没啥文化，给搞蒙了，问光信，光信说种将军就让我带这个来，其他一概不知。 这下野利兄弟没招了，不知道种世衡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元昊在野利部落设有耳目，第一时间知道了北宋那边派人，于是派人向野利兄弟要密信，密信没有，野利兄弟只好把光信和尚交给了元昊。 元昊严刑逼供，使尽党项十大酷刑，光信和尚均不受，打死咬口说没密信，就是一根零树枝、一幅乌龟图。 正在元昊没了耐心的时候，审讯工作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光信招了，拿出了种世衡给野利兄弟的密信。 信上种世衡热情地向野利兄弟发出召唤，说来吧兄弟，北宋欢迎你们，夏州节度使的官给你们留着，月薪比帝国的宰相收入还高十倍。 这好像正是元昊和野利兄弟所希望的结果，但光信的表演却让事情起了质的变化，如果真是按部就班，光信和尚又何苦唱这出戏？ 元昊觉得不对劲，莫非他们假戏真唱，莫非野利遇乞知道自己和他老婆没藏氏有了一腿。 做贼心虚的元昊决定背着野利兄弟派出自己的使者李文贵。 作为野利的使者，李文贵在青涧城同样遇到了高规格的接待，这次种世衡和李文贵约定了双方起事的时间地点。 李文贵回来对元昊说，野利兄弟恐怕是真要反了，大王上他们的当了。 元昊大惊，立即把野利旺荣抓起来砍了头，把野利遇乞打进了大牢。 种世衡听说野利旺荣被砍头的消息，带着人到青涧城外烧黄纸哭拜祭奠野利旺荣，悼词情真意切，哭诉上苍无眼让野利旺荣兄弟死得如此凄惨，我种世衡还没与你功成名就把酒言欢你怎么就走了！种世衡的哭声自然又传到了元昊的耳朵里，这一哭，把大牢里野利遇乞的头也给哭掉了（当然，野利遇乞那漂亮的老婆应该也是他脑袋落地的重要原因）。 砍掉手下两个大将后，元昊拍拍脑门，说等等，当初我们是想做啥——哦，演苦肉计，计赚青涧城，完了，完了，上当了。 等元昊明白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夫人，元昊赚了一个（没藏氏），但大将没了。 吃了哑巴亏的元昊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解的动作，他下令放出关押在牢中的光信和尚王嵩，好酒好肉压惊。 王嵩也不管，死也做个饱死鬼，等他酒足饭饱，他听到元昊口中说出了两个字——求和。 从此宋夏双方进入了谈判阶段，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最后终于达成和约，北宋人再次获得了以金钱换取和平的机会。 种世衡兵不血刃，除掉了西夏两员大将，取得了宋夏开战以来最大的战绩，这也是北宋人为与西夏人和谈取得的最大资本。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种世衡奉命筑细腰城，城成，世衡病逝。 种世衡在西北战场上呆的时间并不长，领兵不多，官职不高，可帝国的文人在评价西北战事时，一致评定，西北战场上，战功最高的武将，狄青、种世衡也。 第三节 种世衡是不幸的，由于他在西北刚打下种家军的名头时就撒手西去，没能享受后来如狄青般出将入相的荣光，但他又是幸运的，幸运的是他有几个好儿子，在西北接过了他的指挥鞭，把种家军的旗帜牢牢地插在了西北。<strike>ｈｔｔp://rike> 种世衡的三个儿子，种诂、种诊、种谔，都没有离开过西北这片土地，时人称为“西北三种”。 大儿子种诂在年轻时的理想并不是做一名杰出的将军，他更向往的是自己的叔爷种放于未发达前在终南山过的那种隐士生活，并一度被人们称为“小隐君”。 在种世衡死后，种诂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投身西北，成为种家将的一员，最初做天兴尉，后来陆续做了原州、宁州、镇戎军、鄜州、隰州等地的军政长官。最大的政绩是在任期间修筑了镇戎城，并与其弟种诊一起进击过环州的羌族。 二儿子种诊也先后知环州、镇戎军，与其兄种诂一起进击羌族。 幼子种谔则是第二代种家军的领军人物，种世衡死后，他生前的杰作——青涧城交给了种谔。 种谔注定不是一个安分的人，并不满足于在父辈的荣光下过一生。 他要北宋帝国军界记住种谔这个名字，而不仅仅因为他是名将种世衡的儿子。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北宋帝国第六个皇帝宋神宗赵顼登基，这位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轻皇帝脑子里只有四个字——富国强兵。 很显然，他不愿再沿承父辈祖辈的轨迹，对契丹和党项人和颜慈眉，用金钱换取和平。 年轻皇帝需要做的事很多，需要激励需要信心。 这时候，种愕送给了他一座城，西夏人占据的绥州。 收降绥州可谓是一波三折。 治平四年，镇守青涧城的种谔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西夏绥州城守将嵬名山的弟弟夷山。 夷山说西夏国主凉诈多病，国内是梁皇后专权，我哥哥也不愿再为凉诈和那个老女人干，有归降宋人之心。 尽管这和二十多年前野利兄弟派出三个白痴诈降有些相似，种谔还是凭他的直觉和经验作出了正确的判断，给了夷山很多金帛让他回绥州城做动员工作，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朝廷。 上面的反映却很淡漠，从他的直接顶头上司延州知州陆诜到朝中的那些重臣，对缓州城都不感兴趣。陆诜说，如果嵬名山真有投降的意思，就带兵去和国内的同胞们火并（真把别人当猪了），不然带兵来归谁知他真降假降，绥州城或许就是党项人安下的陷阱。陆诜深知种谔的脾性，多次劝诫种谔没上头的命令不要轻举妄动。文彦博、司马光等人更是极力反对，司马光说西边党项人不来惹麻烦我们就阿弥陀佛了，哪能主动挑起事端呢？边事一起，得利的是边塞那些武将，而不是国家本身，帝国可不想再出一个入阁拜相的武将。 所有反对的声音在新皇帝赵顼面前都显得苍白，这项计划成为治平四年最吸引赵顼的军事话题，他力挺种谔，并拨给了他六十万贯的专项经费用于招降嵬名山。朝中那帮老家伙反对，那就不通过他们，从种谔到陕西转运司薛向再到神宗皇帝本人，三人形成单线联系。 有了皇帝的给力支持，种谔开始大胆实施他的招降计划。 但久等不见夷山那边的“好消息”，嵬名山虽有降心，但举棋未定。 时局变幻，种愕决定不再等，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奇袭绥州，迫降嵬名山。 嵬名山部不料北宋会突然发难，更有夷山及其他被买通的人做内应，种谔的军事行动相当顺利。嵬名山也没有作反抗，顺水推舟地投降了宋人。种谔收其部首领三百、人口一万五千户、兵一万余，牲畜十万余头，一时震惊朝野。 西夏人听闻绥州失守，派四万大军来夺，均被种谔打了回去。 很快，种谔在绥州筑起了一座坚城。 绥州的收复让赵顼大喜，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富国强兵的治国方略。在对西夏的整体战略上，赵顼接受了种谔、薛向、王韶等人提出的开边熙河、夺取横山的两大对夏战略方针，从此由被动防御改为积极进攻。 种愕计降绥州，成为了宋夏战史上的关键转折点。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宋神宗派大将王韶出兵熙河地区，一举收复熙河六州，实现了开边熙河的战略目标。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西夏国主秉常被梁太后监禁，国内大乱；而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北宋帝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渐增，此消彼长，赵顼认为是该对西夏人算总账的时候了，于是发兵三十万，大举伐夏。 西征军兵分五路，时任鄜延经略安抚副使的种谔作为第二路大军主帅率五万四千鄜延军和三万九千禁军共九万三千兵出征。 元丰西征声势浩大，但却未取得赵顼想要的一举解决西北边患的结果，后世提到这场战争也以北宋帝国惨败来形容。 对比其他几路大军的劳而无功，种谔的表现非常惊艳。 种家军从绥德出发，首战告捷，斩夏兵千人。随后种谔直奔米脂城，在米脂城种谔围而不攻。 他一直在等，等西夏人的援军。 三天后，西夏兵到了，八万铁骑，阵势很吓人。 宋夏战争史上最激烈、参战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在米脂城下展开。结果是种家军在米脂寨大败夏军，斩首八千，攻克米脂寨。 随后种家军势如破竹，接连攻克银州、夏州、石州、盐州等地。 种家军的脚步最后在盐州停了下来。 为什么要停下？五路军西征的目标不是灵州吗？ 第一，种家军的进展速度太快，其他几路军跟不上他的步伐；第二，他只是侧攻，虽然他是二路军的主帅，但他必须听制于一路军主帅王中正——一个太监。主攻任务不由他来完成。 战场外的很多事，是种愕无法决定的。 虽然再无西夏部队敢和种家军过招，种谔在盐州却等来了他这次西征的真正敌人——西北的严寒和粮食补给的缺乏。 最终，这支部队在严寒和饥荒面前败下阵来。首先是非嫡系的三万余禁军受不了饥寒交迫逃跑溃散，种谔无奈回师。 西征军败了，但种家军没有败。 赵顼倒完全不必为元丰西征的结果而大受刺激，虽然没能一举平定西夏，但通过此战，种谔的二路军一举收复了银、夏、石诸州，横山地区半数归宋人所有，种家军在西北更是找不到对手，完全消除了宋人对西夏人的畏惧心理，对西夏人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神宗朝初年订立的开边熙河、夺取横山的两大战略基本实现。 接下来要做的只是如何巩固这两块根据地。 对于经营横山地区，种谔向赵顼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应在夏州、乌延、兴州、盐州各战略要地筑建要塞，逐步蚕食西夏人。 赵顼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既然一口吃不下西夏这个胖子，那逐步蚕食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皇帝派专人到西北考察，那个人叫徐禧，职务是给事中，官不大（正四品），权不小，是皇帝青睐的革新派代表和心腹内臣。 徐禧考察回去后，朝廷很快批准了在西北横山地区建立军事要塞的项目。但拿到项目建设批准书后，种谔以为自己眼睛花了——自己当初的建议是在夏州、乌延、兴州等地筑堡建寨，怎么一下变成了只建一个大型边塞永乐城了？ 徐禧说多处筑城太麻烦，不如就在银、夏、宥三州交界的永乐川修一大堡，成为横山北宋军队的基地。 种愕说要建也不能选址永乐川，此处无水源。 徐禧说那还不简单，附近有水。 种谔兵遇到秀才（其实徐禧也不是科考出身，北宋文臣云集，不知道神宗皇帝身边怎么蹦出个这号人物来），怎么也说不清了，他的抗议无效，就把眼光放到了时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的沈括身上——这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北宋第一科学达人不会不知道永乐川建堡的种种致命伤，尤其是水源。 但沈括沉默了，无数事实证明，这位科学巨人只不过是政治上的小人与侏儒。面对强权，他唯一会做的就是沉默，而他开口只会做一件事——向人背后捅刀子（这点苏东坡同志深有体会）。 工程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十万民夫只用三十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浩大的工程。工程完了，西夏人也来了，三十万大军将三万鄜延军和十万民夫围困在永乐城，切断了水源，李宪、沈括派兵解围无效，城中渴死者远比战死者多。徐禧战死，城破，西夏人进行了屠城，十三万永乐城军民无一幸免。 种谔这时候干什么去了？从修建永乐城开始，他对徐沈等人就一直持非暴力不合作态度，被徐禧打发去守延州了。据史载，赵顼接到永乐城被围的消息后，急令西北各路军飞驰救援永乐城，而离永乐城很近的种谔却拒不执行命令。 种谔还能执行军令吗？他的种家军大部分主力都被徐沈二人带走筑守永乐城，延州城只留下了几个老弱残兵，支援只不过意味着延州城成为党项人的下酒菜。种谔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他宁愿被朝廷治罪也不愿意中党项人下怀，所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延州城楼看着他父子二人苦心经营的鄜延军团在永乐城灰飞烟灭。 永乐城之败对神宗皇帝赵顼的打击远远超过元丰西征，他的富国强兵梦从此破碎，人也变得意志消沉，厌倦兵事。 当然，永乐之败的相关人等，赵顼还是要处理的，沈括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还有那位拒不执行救援任务的种谔。 贴身内侍平静地告诉他，种谔死了。 怎么死的？当然是气死的。 种谔的死法并不独有，他父亲生前的亲密战友，北宋第一名将狄青也是这么死的，史书上记载那叫疽发（不过一个是疽发髭卒，一个是疽发背卒）。 而种谔比狄青多活了八岁——五十七岁。 种谔在西北的战绩并不比父亲逊色，但后来的史书对他的评价却不高，一个关键性的评定是说他“擅开边衅”。至于他辛辛苦苦挣下来的几座西北边城，他死后没多久哲宗上台，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党人得势，于是就哭着喊着把米脂等寨送还给友邦西夏人（结果是马屁没拍成拍到马腿上，那几年又被党项人狠狠揍了几顿）。 种谔子种朴子承父业，同样活跃在西北战场上，与郭成一起指挥了北宋末对西夏最辉煌的胜利——平夏之战，后来在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与吐蕃人的战斗中战死西北。 第三代种家军的领军人物是种谔的两个侄子种师道与种师中，《水浒》中说老种经略与小种经略是父子关系，大错特错。种家做过经略的只有种谔与种师道、种师中，种谔与师道、师中是叔侄关系，并非父子，种谔也没能活到宣和时期。当时的老种经略应指种师道，师道曾任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小种经略应指种师中，师中曾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老小种经略二人为兄弟。 后来金人入侵，兄弟二人成为了北宋帝国的擎天巨柱，为拯救这个帝国奉献了自己最后的热血（种师道、种师中事迹详见后文）。 种家将三代为北宋经营西北，战功累累，作为北宋帝国西北军的灵魂和旗帜，早已幻化为北宋帝国不老的传说。 引子 你的升职报告被朝廷驳回来了，说渭州近年与西夏无战，军士不能无故升职，鲁达，你的提辖做不成了。 种师中一脸遗憾地对鲁达说。 鲁达咧咧嘴，说做不成就拉倒，俺也不稀罕这破头衔，转身大摇大摆地走了。 可在鲁达即将出门的时候，种师中又叫住了他。 鲁达回身，小种经略问，听说你最近手头有点紧，去账房让管事支点薪水吧，一个单身汉，还是得学会打理日子。 鲁达说相公你是从哪里打探来的消息，上个月我才赢了几百两银子，不差钱。 说罢转身走出经略府。 渭州城的太阳在天上毒辣辣地照耀着，刺得鲁达有些睁不开眼。 鲁达出门后毫不犹豫地“亲切问候”了这该死的天气。 他心里被这糟糕的天气烘起了一把火。 他决定去茶馆喝上一壶龙井茶，消消火。 在茶馆里，鲁达遇到了九纹龙史进，这终于让鲁达有了点好心情。 他很欣赏这个年轻的肌肉棒子，当然更欣赏那条文在他身上的青龙。 知己相逢，怎能缺酒？鲁达说去酒馆喝顿痛快。 走的时候，细心的看官会发现，鲁达没有付茶钱（之后和史进、李忠去酒楼，同样赖了账）。 在小种经略面前，鲁达不过是煮熟的鸭子只剩嘴硬。宣和年间，鲁达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尽管帝国老大赵佶三令五申，不准拖欠士兵工资，特别是在西北替帝国对付死敌党项人的西北军，但上面的政策无法落实，下级军士们的工资不仅不及时发放，还经常以各种名义被克扣。 鲁达已经三个月没领到工资了，加之他用钱向来大手大脚，闹经济危机相当正常，所以并非想赖茶楼酒楼那点小钱，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潘家酒楼，喝得正高兴的时候，金氏父女搞了个小插曲，从而改变了鲁达的人生。 “镇关西”的称号，竟然赐给了一个卖肉的商贾，鲁达想不通。 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北宋，一个肉店老板的地位绝对要高于普通军士。当时的帝国，各大城市均有肉铺，规模都不小，肉店老板通常不亲自操刀，而是雇佣三五个到十来个伙计（郑屠就雇了十来个伙计）。他们各有分工，有的负责阔切，有的负责片批，有的负责细抹，有的负责顿刀，不仅卖生肉，也售熟肉。每个肉铺每天能卖十余边猪（五六头），到冬至、春节等节日，则有几十边的销量，一年下来，郑屠们腰包里的银子那是少不了。 一个杀猪匠的腰包都这样鼓，遂映衬出鲁达荷包里那五两银子的可怜。 鲁达怒，并不仅仅是因为酒上头。 他要拳打镇关西——你丫有钱，让你丫包二奶，让你丫放高利贷。 郑屠死得比较冤枉，整个刑事案的过程证明了他只是本分的生意人，一没有像蒋门神那样雇佣一帮打手黑白两道通吃（肉铺里可都是正规本分的伙计），二也没有在道上混过，基本没什么功夫，所以三拳就被鲁达送了小命。至于和金氏父女的经济瓜葛、感情纠纷，看官们就无法分辨出金氏父女的唱词里几分真实、几分水分了——被抛弃的怨妇，对负心人自然是满腹哀怨，试想，如果卖唱女换成是阎婆惜，黑宋江肯定也成了镇关西。 三拳下去，鲁达的气消了，他的军旅生涯也到了尽头。 鲁达拳打郑屠的故事史上有原版。后周太祖郭威当年在潞州还是一个小兵的时候，在街市喝醉了，也恃勇杀了一屠户，当时震惊潞州城。但当时天下大乱，谁狠谁是真英雄，当时的潞州主管李继韬很是欣赏郭大侠的身手，将其召至帐下，郭大侠从此开始了他辉煌的人生。 可惜，鲁达生在了一个太平盛世，种师中再有权威，也不敢让一个杀人犯在自己的帐下效命，最后，鲁达只能用一条齐眉棒挑着破包裹开始他漂泊天涯的逃亡生活。 地球是圆的，山不转水转，在雁门鲁达又遇到金氏父女。 金小姐逃离渭州后，很快再就业，还是做二奶，对比第一次失败的二奶生涯，金小姐这次钓到了金龟婿。那个山西土财主赵员外总体能用年老人傻多金来形容，对金小姐基本上言听计从，这下鲁达暂时找到了容身之地。 在赵老财庄上闲住的日子，鲁达无事常去找金老儿喝喝小酒聊聊天。 再见金小姐，二人便有些异样的感觉。英雄和美人都是一伙的，当日在渭州城，一个是惊弓之鸟，一个是义愤填膺，都没来得及品味这些感觉。现在不同了，饱暖思淫欲，金小姐偶尔有些救命之恩无以回报以身相许的想法很正常，而鲁达眼里的金小姐也不再是渭州酒馆里略有二分姿色的可怜小女人，现在的她已经美得让鲁达不自在了。 金老儿在江湖混迹多年，自然能觉察出二人中间的蹊跷，深知再让二人处下去，赵大员外的头上恐怕要再多顶绿帽，赵大员外戴绿帽不打紧，关键是自己的财神爷恐怕得飞，虽然鲁达对自己父女有恩，金小姐对鲁达有情，但这些都当不得饭吃。 金老儿一狠心，跑到赵家庄报了个假消息，说鲁达身份泄露，很快捕快要来抓人。 鲁达来不及感叹幸福时光总是流逝得太快，就收拾行装准备再次上路。 年老人傻多金的赵员外却给鲁达指了另一条路——五台山，并送上一份大礼——度牒一张（《水浒》中称为五花度牒，事实上在北宋时期只称之为度牒，五花度牒为南宋时的名称）。 在北宋，和尚可不是说当就当的，得由政府发放执业许可证，这就是度牒。 出家当和尚在北宋大部分时期是一份相当有身份和前途的职业，一来不用再承担劳役和兵役；二来受法律优待，宋律“僧尼道士女尼，文武官七品以下者，有罪许减赎”，犯了事，一入寺门，官府就大事化小，通常不予追究；三来寺院拥有众多田产，是变相的地主，当了和尚基本衣食无忧。除了不能享受正常人的性生活，寺院就是另一个天堂。 政府也不傻，既然当和尚有这么多好处，那也不能白发执业许可证，用钱来买吧。度牒公开明码标价，在神宗时期，一张度牒，政府的明码标价是一百三十贯，但因为各地的经济情况不一，各地的价格又各有不一，在四川能卖到三百贯，在广西则能卖到六百五十贯。 六百五十贯是什么概念？在当时大约能买到六百五十石大米（宋代1市斤是640克，1石合92.5宋斤，六百五十石大米约为今天的76960斤大米）。 也就是说，当时的一张和尚执业证书（度牒），价值三万元到十五万元人民币不等。 赵员外送的这份礼确实不轻，鲁达又怎么能拒绝呢？ 五台山从此多了一名花和尚，鲁达也有了一个新名字——鲁智深。 五台山的日子无风无雨，当然也没有酒，更没有女人。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鲁智深忍受不了那份孤寂。 山空，他的心却不空。 他的脑子也不空，有时会想想在西北的峥嵘岁月和那些兄弟们，有时会想想貌美情深的金小姐。 于是他的肚子也不空，常常用来装酒，有时也装点狗肉。 于是，鲁智深成了最惹是生非的花和尚。 最后，主持智真长老失望了，对鲁智深说这是清修之地，容不下你了，你走吧！ 鲁智深迷茫地对智真长老说，天下之大无我容身之地，我能去哪里呢？ 智真递给他一封信，说这是你的调动文件。 鲁达接过信封，他识字不多，但信封上有四个字他还认得——大相国寺。 第一节 作为中国汉传佛教十大名寺之一，大相国寺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战国时期，这片地就是当时魏国都城大梁城的黄金地段，曾经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魏公子无忌的私人府邸。西汉时，据说梁孝王刘武曾在此筑台奠天，祈祷自己的亲哥哥刘启早点归天，自己也穿两天龙袍玩玩。北齐时这里正式成为了佛家的地盘，于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建起了寺院，初名为建国寺。 后来建国寺在战争中毁于战火，在唐初成为歙州司马郑景的住宅，后来一名叫慧云的和尚用募集的钱买下了这个宅园，再建建国寺，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唐睿宗李旦因以相王即位，故赐建国寺“大相国寺”，建国寺由此改为大相国寺。 在唐朝，大相国寺便声名在外，吴道子、石抱玉、李邕、韩干等书画名家都在大相国寺留下过墨宝。在当时，这里也是著名的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中心，日本僧人空海来中国留学，曾长期居住相国寺。在这里空海专门学习佛法和文字，并突发奇思，参照中国汉字的草体偏旁为日本人创造了名叫平假名的日文字母，对日本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随着赵氏兄弟在开封建立北宋帝国，大相国寺也迎来了它辉煌的顶点，多次重修扩建，到宋徽宗赵佶时已占地五百余亩，绝对是当时的天下第一寺。 北宋时期的大相国寺，是赵氏王朝的皇家寺院，每逢皇帝生日，文武百官都要来此举办道场，给皇帝庆祝生日。除此之外，地处繁荣东京中心地段的大相国寺还是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区，除了佛教圣地的身份，大相国寺还演变成了一个国际贸易中心。这里每个月都要举行五次万姓贸易集会，和尚也有商业头脑，于是寺中设置了很多摊位出租，经济收入自然相当可观。 鲁智深从五台山文殊院调到东京大相国寺，就相当于从山西五台县台怀镇镇政府一下调到北京崇文区区政府，鲁达因祸得福了。 由于每天要会见众多来往国际友僧、皇族王公、达官贵人、商贾香客，智清禅师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考虑安置这个五台山师兄推荐来的和尚，大相国寺经费太多，多养一个鲁达实在是小菜一碟。至于安排智深和尚做啥倒是个难事（智真长老在书信里提及了鲁达是个什么货色），智清禅师想了想说，智深你去守那片废园吧！ 地处繁荣东京的相国寺商业中心，怎么可能会有一片废弃的菜园子呢？ 是的，废园，那里确实有一个无人敢居住的废园。很多年以后，人们都记得鲁智深在那里倒拔杨柳，而没有人再想起，之前这里曾经燃起了怎样的一把火？ 狄青在官拜枢密使后不久，把家搬到了大相国寺旁。 为什么把家搬到大相国寺这样喧闹的商业繁华地带，《宋史·狄青列传》上的官方解释是，那两年东京频频发生水灾，狄枢密使老家被水淹（不知道文宰相、欧阳大人他们家为什么就没事），最后没有办法，只有迁往大相国寺。 这一说法经不起考据。史载，大相国寺在历史上曾经先后两次因水患而被毁（一次在唐朝，一次在明朝），可见这里也并不是避水患的好地方。 狄青避的恐怕不是水祸，而是人祸。当年，唐朝天下兵马副元帅郭子仪平“安史之乱”后，害怕朝中鱼朝恩等专权宦官的诋毁和中伤，特意把自己的府门终日大开，允许平民自由进出，便于朝廷监视。大相国寺是商业繁华区，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住在这儿什么事儿都容易见光遮不住（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谁还搬来这里呢），狄枢密此举与郭大元帅有异曲同工之处。 狄枢密不知道的是，北宋帝国的文人们，比唐朝的太监们有才多了。 现在有一种很错误的说法，认为狄青是北宋时期唯一一个做到枢密使的武将，准确地说，狄青应该是唯一一位从行伍配军出身而从士兵升到帝国军事首脑的武将，而在帝国做过枢密院一把手（枢密使和知枢密院事等）的武将，还有吴廷祚、李崇矩、曹彬、楚昭辅、王显、张逊、柴禹锡、赵镕、周莹、王继英、马知节、曹利用、张耆、杨崇勋、王德用、夏守赟、王贻永。 加上狄青，一共有十八位武将曾经坐在了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而北宋帝国一共产生过七十三位枢密院正职，文武官员在这个位置上的比例是55:18，武职出身者仅占总人数比例的24.6％。 有点寒碜，但看起来还不是最惨。 再换另一种算法算下，我们会更清楚一点：以狄青为一个点，从北宋帝国开国到狄青死前的九十七年历史中，共有十八位武将坐在了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文官则是三十一，文武比例为31:18，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36.7％；而从狄青死后到帝国灭亡的后七十年中，共有二十八位文官担任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而武将则为零，文武比例为28:0，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0％。 坐在北宋帝国枢密使位置上的武将，狄青不是第一个，而是最后一个。 如果把枢密院副职（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及签书枢密院事等）纳入统计范围，又以狄青为一个点，从北宋帝国开国到狄青死前的九十七年历史中，共有十九位武将坐在了枢密院副职的位置，文官则为六十六人，文武比例为66:19，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22.3％；而从狄青死后到帝国灭亡的后七十年，共有四十九位文官在枢密院副职的位置上任职，而武将则为二，文武比例为49:2，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3.9％。而在后七十年的北宋还能挤进枢密院副职的两位武将，第一位是西北名将范仲淹的爱将郭逵，他在治平二年（公元1066年）任同签书枢密院事，时间约一年零五个月左右，但当时郭逵长期镇守西北，事实上没到枢密院上过一天班。而第二位则是第三代种家军的领军人物老种经略相公种师道，接到同知枢密院的任命文件时，已经是帝国灭亡的前夜，金人已经兵临城下围困开封，而几个月后老种经略相公也病死了，他估计也没有在枢密院里上过一天班。 很负责任地讲，狄青之后，北宋帝国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枢密院就对武将们关上了大门，当然这也是北宋整个帝国的态度。 在狄青之前，我们可以说，在北宋帝国的政治舞台上，文人担纲唱主角，武将当配角、跑龙套——重文轻武；那么在狄青之后，我们可以说，这出戏是文人的独角戏、周立波的海派单口相声，没武将们什么事儿——有文无武。 狄青的命运，其实就是整个帝国武将们的命运。 第二节 如果要为狄青的悲情命运写一份分析报告书，纸面上的原因大体可以有以下两点： 第一，狄青太红。狄青从一个下级配军，短短十多年扶摇直上，坐到了帝国军事首脑枢密使的位置，升迁速度之快令人咋舌（种家祖孙三代累积，临了才由种师道当了个同知枢密院），怎么能让帝国的文人们不眼红。 如果仅仅是政治上的平步青云，那文人们还能忍受，而狄青的红超出了政治范围，不仅在军队、朝堂，还传播到了民间。在西北没有人再唱那首“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老掉牙的歌，人们记得的是骑着白马、戴着青铜面具，取党项敌将于千军万马之中的英雄。开封的少女们做梦都梦到大将军骑着白马来到她们的面前，摘下面具（刺字不能掩盖他那英俊而冷酷的面容），向她们送出温情脉脉的秋波。狄枢密使在东京经常一出门办公，就会召来无数粉丝的围观，造成交通堵塞，成了当时首都交通治堵工作的难题。 在北宋帝国，通常红到这样级别的偶像，只能在文人集团中产生，比如“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小柳主要在青楼圈里知名度高），比如全能才子苏东坡，还比如大史学家司马光和他的死敌“拗相公”王安石。 而一个罪犯出身的士卒，凭着能打点仗和长得英俊（再加上会自我包装），就吸引了整个帝国的眼球（包括皇帝的），文人们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文化现象（当然更是政治现象），它会影响整个帝国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的问题至关重要，所以整个帝国的文人集团，无论在狄青走红前是他的敌人，还是他的朋友，在狄青做了枢密使后，选择都是一样——站到他的对立面。 第二，狄青太倔。性格决定命运，狄青不只是一个在战场上勇猛的将军，在生活中和政治名利场中，他一样是一个不撞南墙头不回的愣头青。只要狄青认定了的事，他永远不会屈服和回头。早年还在村里当农民的时候，大哥狄素与乡里一名叫铁罗汉的恶霸斗殴，把恶霸打人水中，出了人命官司，兄弟情深，狄青毫不犹豫地替大哥扛了这桩人命官司（后来狄青命好，恶霸又神奇地活过来了）。 狄青的刺字无论在他成名前还是成名后都成了焦点话题。在北宋，并不是所有的士兵都在脸上刺字。在脸上刺字的士兵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个部队的整体标识，比如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八字军”；第二种是因触犯律法而被充军者，在当时称配军，狄青属于后一种。配军的地位在北宋军队中属于最低下的，所以很多人发达后第一个想到的是把脸上的刺字洗掉。 狄青偏不，他坚持留着他的刺字，他就是要人知道，他是怎样从一个最底层的士兵，一步步成为成功人士、帝国英雄的。 而他与帝国文人的矛盾，在很大程度就始于他脸上的刺字。 第一次冲突发生的时候，狄青已经是帝国颇有名气的武将，当时已做到了真定路副都总管的职位，而他的上司则是韩琦。 韩琦就是那首“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颂歌中的韩老先生，西北战场升级后，韩琦就来到西北，不舞笔墨弄大刀。老韩是强硬派，主张和党项人以暴对暴，针尖对麦芒，以攻为守，只可惜他也只能是嘴上硬，老韩的书生意气正中党项人下杯，在好水川被元昊打得鼻青脸肿，损兵折将，让西夏取得了对北宋关键性的胜利。此战后，文化水平不高的元昊写了首诗悄悄丢进了老韩家的院子，诗曰“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气得老韩差点吐血。 狄青在定州和昔日的老上司遇上了，老韩的风头不减当年，一来军中就大搞整风运动，对于作风不正的士卒，老韩的方法很简单——杀。 杀不了党项人，杀几个手下的士卒那还不容易。 狄青很显然不同意韩琦的武断，两人开始有了矛盾，但矛盾激化还是因为一个妓女。 一次，韩知州请客吃饭，在宴上请来当时定州的名妓白牡丹。酒过三巡，众人都有些喝高了，包括美女白牡丹在内。 于是，白牡丹捧着酒杯来到狄青席前，轻薄地说我敬斑儿一杯。 众人大笑，这搞得狄将军下不来台。 狄青是恩怨分明、有仇必报之人，没过两天，他带兵去青楼，脱下白牡丹的裤子在伊的屁股上落了几十鞭子。 狄青打了白牡丹的屁股，可损的是韩大人的脸面，韩大人也记仇了。很快他就找到了报仇的机会。 狄青在西北的一个老部下焦用，押兵过定州，二人久别，狄青在营中热情款待，焦用喝高了，回来烂醉如泥，误了公事。 焦用押的那些兵向韩琦告了焦用的状，韩琦把焦用关了起来，狄青不过是打白牡丹的屁股，韩琦他要的是焦用的脑袋。 狄青闻讯后大惊，火速前往公署府，替焦用求情。 韩琦闭门不见。 狄青在公署府面前站了很久，门终于开了，韩琦出来了，后面还押着焦用。 狄青替焦用求情，理由很简单，焦用在西北打了很多年仗，立下了不少军功，是个好男儿，如果仅因小过就要砍脑袋，韩大人你是不是过分了点。 韩大人手一挥，当着狄青的面令人砍下了焦用的头，并说出了宣言式的经典名言——“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 韩琦式的宣言在帝国并不独有，后来同样坐到枢密使位置，也同样在西北带过兵的田况也为韩大人的宣言作过注释，田况老先生是这么说的，“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强寇，凯歌劳旋，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这句话，大意就是哪怕你领兵十万，干掉党项人，恢复幽云十六州，把契丹人赶到狼居胥山，取得卫霍这样的成就，回来在太庙给老祖宗匡胤报喜，这些荣光都比不上在东华门外摘下状元桂冠。 是的，这就是掌管帝国军事大权的韩琦田况们的想法，这也是武将及其兵卒在他们眼中的地位，无论你在战场杀过多少敌人，攻破多少城池，负过多少伤，一切都没有用，东华门外高中者，才是真正的好汉英雄。北宋帝国是文人的天堂，文人可以拿高薪，可以朝皇帝脸上喷口水，可以喝酒狎妓风花雪月，他们的脑袋是金贵而安稳的。当初韩大人在西北，高昂着头说对党项人要进攻进攻再进攻，并说打仗就不能考虑胜负，当然更不会考虑士卒的生死。因为在韩大人的眼里，武将和士兵的脑袋，根本比不上妓女白牡丹的屁股值钱，白牡丹的屁股开花了他会心疼，而手下的脑袋掉了，他不会心疼。 狄青久经沙场，什么样的阵势没有见过，但是那天，他确实被震住了。当所有人都走光了，手下人提醒他说，总管你在这里站了很久了，狄青才回到冰冷的现实。公署面前一片冷寂，尸首分离的焦用倒在血泊中，西北党项人砍不下他的脑袋，帝国的文人可以，韩大人可以。 狄青对文人，更多的是敬仰，他的崛起离不开当时帝国几个文人的力挺。一个是尹洙，是他慧眼识珠，将狄青推荐给了当时西北的两位军事主帅范仲淹、韩琦。第二个则是范仲淹，范夫子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过让他多读点书，尤其要读《春秋左传》。在范夫子的激励下，狄青才从一个在战场上作战勇敢的将军转变成为能独当一面，能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军事主帅（对范夫子，狄青也崇敬有加，后来范仲淹逝世后，狄青常去范府，以子弟礼拜问范老夫人，并入范家家庙进香礼拜）。第三个则是传说中的大奸相庞籍庞宰相，庞籍的力荐让他有机会成为北宋帝国唯一一位能单独领兵出战的武将，并一举平定侬智高，成为北宋帝国史上最风光的武将。 但在定州公署门前，狄青看到的，是横亘在他与北宋文人们之间的一道永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次不得不作出的决裂。 狄青是永不低头的人，或许从定州公署门前开始，他就打定了主意，一辈子都会在脸上留住刺字，让人们知道，他曾经就是一个兵，一个低贱的配军。 他的刺字是为焦用们留的。 后来狄青官拜枢密使，赵祯出于好心，让当时的副枢密使王尧臣给他送了瓶能洗去刺字的药水。 狄青，你洗掉吧！洗掉刺字，平时再多附庸些风雅，多结交些才子，最好认个有点名气的祖宗，你狄家在唐朝不是出了个大名人狄仁杰，认他当祖宗你也不亏，时间一长，或许文人们就会渐渐忘掉你曾经的身份。 狄青说不，我就是要留这个刺字，告诉人们，一个配军也能通过他的努力坐到枢密使的位置，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东华门，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 王尧臣有些尴尬。他和狄青说来颇有渊源，当年狄青在东京拱圣营当一名小兵的时候，王尧臣是那届东华门下的最后胜利者——状元郎，当日状元郎全城巡游万民瞻仰，狄青和几个同伴也在人群中，同伴们感叹都是人咋差距这么大！年轻的狄青不以为然，说他日谁的成就高还不一定呢？ 很多年以后，当年的状元郎作了昔日贼配军的副手。即使王尧臣不觉得丢脸，帝国的文人们也看不下去。 反击，必须反击，为了东华门前的荣光，为了帝国文人们的利益，他们必须整体出击。 于是，狄枢密使家就老是出事，先是被水冲，不得不迁家相国寺，后来在相国寺又有人看到狄枢密使竟然穿黄袍玩，于是韩琦老先生见人就问，嘿，你昨天看见“赤枢”（文人们送给狄青的外号）穿黄袍玩没？又有人说看见了狄大人家的狗长出了两只角，什么奇谈怪论都来了。 而鲁达守护的这片废园，当年正是狄枢密使家的后园，一场“火”烧掉了帝国最优秀的武将的未来。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狄青家夜祭祖先，烧纸钱，事先忘记到消防部门（厢吏）那里备案，结果不小心着火，火势不大，等消防人员赶到时已经扑灭了。 一个很小的治安事故，却在帝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第二天，全东京都传开了，狄枢密使家夜现怪光，经过文人们的整理加工，故事更加精彩，自然在市井小巷大肆流传开来。 有文化就是不同，文人们最后不忘提醒看官，当初朱全忠（朱温）篡唐前，家中也有这样的现象，让看官们加以类比。 故事传到了赵祯的耳朵，皇帝对这种新闻不是十分感兴趣，一来大病初愈，二来我们都知道那两年赵祯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而狄青他还是信得过的。 阴的不行，文人们只有在朝堂上光明正大地把事情摊开来说个明白。 谁当领头羊，当然非欧阳修莫属。 欧阳修在嘉祐年间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当时的进士考试，是整个科考选秀的执行主席，在他的主持下，期间涌现了众多文化名人，欧阳修也成为了当时文化界的泰斗级人物，说话的分量当然很重。 当然，让欧阳修当领头羊，也因为他有成功参倒枢密院武将的经验。 王德用是真宗朝大将王超之子，十七岁就随父出征，与李继迁打得不可开交，屡立战功，赵祯亲政后不久，就升任其为知枢密院事，在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上干了几年。 王德用在枢密院的位置上干得很好，不但将军队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针对帝国军制的一些弊病，也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针对太宗传承下来的阵图，他就认为应该废除。 干得好没有用，帝国的文人根本不拿他的工作说事，而是拿他的长相说事。老王军人出身，很有男人味，另外有个特点，脸黑，但脖子以下的皮肤却很白，文人们拿这说事了，说老王“类艺祖”——长得很像赵匡胤，你说赵祯你能让一个长得像你祖宗的人天天在你的眼前晃吗？ 当然了，王德用的家宅正枕在都城乾冈线上，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赵祯你自己去想吧。 结果当然是王德用被贬出朝，官方原因竟然是“且谓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机密”，深得士卒人心，看来也是一种罪过。 王德用是老实人，有度量，离开东京的时候摊摊手，说相貌是父母给的，长得“怪”不是我的错。 狄青任枢密使后，王德用任了几十年边将后，又重回东京，做狄青的副手——枢密副使，这时的王德用已经七十多岁。 但文人们并不因为他已是垂暮之年的老人而放过他。 嘉祐年间，文人们的主要炮火还是对准皇帝——帝国继承人的问题，整天向赵祯发难开炮。 作为枢密副使，作为一个驰骋沙场多年的男人，王德用有些看不下去，赵祯也是人，也是男人，有尊严的皇帝，一天老拿别人没儿子说事，像话吗？老王在朝堂上发言了，论调肯定和文人们不太一样。 欧阳修发火了，当堂语出不逊，你个老衙官！你懂什么，这等国家大事，是你这等粗人掺和的吗（老衙官何所知）？ 第二天，欧阳大人就参了王老先生，说武人执军事，知道太多国家机密（当然包括立继承人这种事）不好，何况老王七十多岁了，也到了法定退休年龄，该退居二线了，好让年轻人来。 欧阳修发话，其他文人相继出招，老王这把年纪哪是敌手，很快被迫退居二线，回家抱孙子去了。 而狄青就要难对付一些，首先，狄青的性子是恩怨分明的那种，明显不像老王那样厚道。当年韩琦在定州唱那出戏后，并没有吓住狄将军，事后无论公私场合，狄青都没有掩饰他对昔日上司的不满和鄙视——韩琦，不过就是有个进士出身的身份，能力？哼哼！不过如此（后来韩琦的另一个属下王安石也作过类似评价——韩琦不过就是长相好点，看来韩大人在下属中的口碑真不太好）。而谁嘲笑他脸上的刺字，他也会毫不客气地反驳——当然已不用鞭子。 欧阳先生面临的课题很难，他要弹劾的是一个没有什么把柄和过错，而又性格鲜明的人。明眼人都知道，狄青对于帝国，只有功，没有过。而狄青在任枢密使的四年中，也没什么小辫子让文人们抓住。狗长角穿黄袍家中现异光，正常人都知道那些话上不来台面。 有什么能难倒文坛领袖欧阳修呢？他连连向皇帝上书，就狄青事件展开连环式进攻，抛出两篇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文章，一篇是《论狄青札子》，一篇是《论水灾疏》。 欧阳修的论断如下： 一，近年来东京老是遇水灾，水是属阳的，而武将是属阴的，水患多是因为武人得以重用，要治水患，狄枢密使恐怕得先下台呆两天。 二，狄青任枢密使四年，虽然没有什么过错，可武将长时间执掌国家军政，那是很危险的，想当年…… 三，罢免狄青也是关心和爱护他。树大招风，狄将军有这么多流言蜚语，搞得人心不安是因为他居于高位，现在把他调离岗位，也是“爱护”狄将军嘛！当小弟的受点委屈没什么的，你看我们谁不是几进几出，名利不过是浮云罢了。狄将军如果是忠臣死都不怕，当然也不会在乎枢密使这种虚名的。 才子就是才子，逻辑严密，让人无法反驳。 赵祯看到这样有才的文章，依然是留中不用。赵祯是个很清醒的皇帝，他知道他的帝国不仅需要会吵架的文人，更需要能打仗的将军。而且他本人也是“狄粉”，当初西北出了个狄青的时候，赵祯欣喜若狂，和帝国的军民一样，对这位面涅将军非常神往。西北战事吃紧，狄青不能回朝复命，于是赵祯让人画了一幅狄将军的画像，每天挂在宫中，睹画思人。 欧阳老大的奏章没反应，后继火力跟来，范镇、刘敞、吕景初、韩琦接着。嘉祐元年的帝国朝堂，文人们的子弹一直在飞，目标只有两个：赵祯和狄青。 最后，帝国宰相文彦博代表文人们和赵祯最后摊牌，今年的两大议题，一是继承人问题，二是狄青的枢密使问题，至少你得解决一个。 真的必须作出选择吗？赵祯问。 文彦博沉默着回应他。 谁都知道皇帝会怎么选择。 在落笔签署狄青的罢免文件前，赵祯又停住了笔，望着文彦博这位在嘉祐时期看起来最厚道的文人，说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 ——狄青可是忠臣啊！ 话外音：你们文人可是最重名节的，你们今天这样做，不怕以后在史书上留下残害忠臣的骂名吗？ 而文宰相回的那句话更意味深长： ——当年太祖不也是周世宗手下的忠臣？ 话外音：你老赵家当了偷吃禁果的婊子，就永远没有资格相信别人会做守身如玉的淑女烈妇。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狄青接到了他的枢密使罢免文件，出判陈州，接替他位置的是当初在定州高唱“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的韩琦。 狄青输了，这是一场他根本打不赢的“战争”。 但狄青仍然倔强，他输不要紧，他需要一个答案——为什么？ 他找皇帝，赵祯不见他，赵祯本人也不知道答案，还不知怎么面对昔日的偶像。 于是他找到文彦博，要一个说法。 文彦博坐在中书省大院的太师椅上，不紧不慢地说，没有其他原因，皇帝怀疑你了。 一句话就打发了曾经的狄枢密使。 狄青认输，却不服，他也丢下了一句话： ——“无功而受两镇节麾，无罪而出典外藩。” 话外音只有三个字：不公平。 狄青离开了东京，那个地方不是他的舞台。 当然，陈州也不是，半年后，他在那个地方死了，死法很奇特，疽发髭卒，胡子长疽。史书上没记载第二个人有这种死法，不过帝国的文人说怎么死就怎么死的吧。狄青的生平本来就已经有很多“传奇”，有的真有的假，真真假假留给后人去分辨好了。 但帝国的文人们不免有些遗憾，特别是欧阳修，狄青如此刚烈屈死，使他“爱护国器”的幌子没了打处。而近百年后，一个叫秦桧的文人学会了欧阳修的这招，并起了一个名字，叫“莫须有”，中招的那个武将我们都知道叫岳飞。 秦桧和欧阳修的做法有区别吗？当然有，从法理角度来讲，秦桧是直接操刀杀人，而欧阳修的作法则叫间接伤害。 为此，一生几乎没什么污点的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背上了一个罪名——忠君误国。 或许把罪名独归于欧阳文忠公也是不公平的，他只不过是站在最前面的打手，狄青惨案更可以界定为一次精英集团群殴弱势群体事件，是一次集体犯罪，犯罪群体叫北宋文人。文彦博、韩琦、范镇、庞籍、包拯（传说中与狄青可是文武双曲星，他站出来为狄青说过一句话吗？当然没有）、司马光、王安石等嘉祐时期的文化名人们都是打手和从犯。 狄青死后，在民间和宫廷一样受到追捧，哲宗的长公主成年当婚，老爸问她中意谁，长公主说非狄青的儿子狄咏不嫁，哲宗一见狄咏，说不愧我闺女喜欢，和他老爸一样，帅呆了。而后来宋神宗赵顼上台后一心想富国强兵，也是愈发思念狄大将军，于是学赵祯一样，把狄青的像挂在宫中，顶礼膜拜。 当然，长公主最终也没能嫁给狄咏（门不当户不对，喜欢有什么用），而赵顼也是只能幽思古人，而无法“怜惜”眼前人，神宗一朝的枢密院也依然是文人们的天下，武人与狗不得入内，尽管赵顼手下也有种谔、王韶这样的名将。 帝国武将们的命运，在狄青死于陈州时就已经注定。 第三节 自从当年的那把火之后，狄青住过的那个园子，就再也没有人敢入住，于是渐渐荒废，后来划为了大相国寺的产业，成为了一个不起眼的菜园。 鲁达在菜园的日子是舒心的，一来在菜园里可以不用受寺里众多戒律寺规的约束，想吃肉吃肉，想喝酒喝酒，还有手下那帮泼皮供着奉着；二来相国寺僧人们的福利实在太好，也不似在渭州当兵时的穷酸。 手头也有了银子，闲暇无聊之际，鲁达偶尔也会出园来四处溜溜。 离开废园，鲁达立即进入另外一个天地——好一片人间的繁华盛世。 鲁达如果从相国寺走出来，从相国寺桥往西沿着汴河走，十来分钟的路程便能步行至州桥。 当时的东京城有四道穿城河，分别为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每河上皆有桥无数，而位于汴河处东京内城的州桥则最为著名。 州桥又名天汉桥，桥南北长17米、东西宽30米、孔高6.58米、拱跨5.8米，可通西河平船，桥边为青石柱，有石梁、石笋楯栏，近桥两岸皆是石壁，雕刻有海马、水兽、飞云等状，桥下密排石柱，为车驾御路。 州桥明月，是帝国八大风景观光旅游圣地之一。当年太祖南征北伐，凯旋而归，在此桥上接受万民敬仰，说不尽的意气风发；宛陵先生梅尧臣也在州桥上留下了“堤上残风雪，桥边盛酒楼。据鞍衰意尽，倚坎艳歌留”的名句；那位从不被东京的繁华盛世打动的王安石在州桥上也难免一时陶醉，赋诗云：“州桥踏月想山椒，回首衰湍未觉遥。今夜重闻旧呜咽，却看山月话州桥”；而很多年后，南宋诗人范成大使金，途经故都汴京时，州桥已物是人非，范大诗人不禁黯然泪下，写下了“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的千古伤心，那又是另一番滋味，另当别论。 州桥的正南直对帝国皇宫正门宣德楼，从宣德楼到州桥之间则是长约1000余米的御街，中间是皇家专用的御道，御道两边是供平民行走的人行道“御廊”（也允许摆摊点做买卖），人行道与御道之间有黑漆权子、朱漆权子、水沟隔离。 州桥以北到朱雀门，则是一条长约750米的饮食文化街，是当时东京最繁华的夜市。 中国古代的城市，在宋以前，实行的是井坊制，商业市场与市民的居住区是严格限制分开的，商业区称为井，居民区称之为坊。而到了北宋，这种井坊制却被打破。 当初赵匡胤在开封建立他的国都的时候，很有前瞻远见，都城的道路都建设得相当宽阔大气，但随着国家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宽阔的街道开始出现小商小贩，再后来，商贾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临街修建起了固定的铺面。 城市越来越繁华热闹，官方开始并不愿意把宽阔的国都大街变成马都无法畅行的闹市。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赵恒就组织帝国的干部职工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拆迁活动，强行拆除了东京很多侵街商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到了仁宗皇帝赵祯时，东京的街道又成了商业区，赵祯学老爹又搞了一次大拆迁。 而到了徽宗皇帝赵佶时，东京的临街商铺们又死灰复燃，赵佶公务私务都很忙，没心情再搞拆迁的事，说你们开就开吧，定期交税就行了，对赵佶来说，有了银子买石头比什么都重要。 于是北宋的国都，便有了一种全新的面貌，与北宋以前的城市有了天壤之别，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看成是现代化都市的雏形。 从州桥到朱雀门短短几百米的街道，就云集了几百家商铺酒楼，赵车家炭、张家酒店、王楼山洞花包子、薛家分茶、羊饭、熟羊肉铺、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都是东京有名的商号，在这里鲁达只需要花上十五文钱，就可以饱尝王楼、梅家、鹿家、曹家等熟食店出售的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等美味。 当然，如果一开始就用熟食塞满肚子，鲁达很快就会后悔的，往北走是更多的美食，旋煎羊、白肠、鲊脯、冻鱼头、姜豉子、抹脏、红丝、批切羊头、辣脚子、姜辣萝卜、夏月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纱糖、冰雪冷元子、水晶角儿、生淹水木瓜、药木瓜、鸡头穰沙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广芥瓜儿、咸菜、杏片、梅子姜、莴苣笋、芥辣瓜儿、细料馉饳儿、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刀紫苏膏、金丝党梅、香枨元、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脍、煎角子，天下美食尽汇于此。 如果吃饱了的鲁达偶思淫欲，那么他很快会听到附近杀猪巷（一个很风花雪月的地方起了个如此粗俗的名字，真是相当可笑）、东西教坊和妓馆舍的莺歌燕舞，那些地方总是能掏空男人们的精子和银子。 当然鲁达是和尚，去那些地方确有不便，他想得更多的是去找个有好酒喝的地方。 鲁达如果腰包里有的是银子，那他应该掉头去位于东京宫城东华门外景明坊的樊楼，那里是东京酒楼业的旗帜性酒楼，喝上一顿最少要花上百两银子；然而鲁达的银子不多，那么他应该往前走，到了街心夜市井十字路口往右转到大巷口末再往右转曲院街，那里的遇仙正店是全东京七十二正店中收费最合理的高级酒家，在遇仙正店银瓶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鲁达可以喝个饱。 喝得醉醺醺的鲁达摇摇晃晃地原路返回，返回街心夜市井的时候却过不了街，前面有一支队伍浩浩荡荡地从南薰门往朱雀门赶去，鲁达插不了队。 鲁达高兴了，直拍手叫好，说这么多部队开进首都，看来又有仗要打了，明天老子就不当和尚，重新当兵好了。 路人大笑，说这胖和尚真喝疯了，猪队里的猪他认成是当兵的了。 别怪鲁达见识少，这只猪队伍确实很壮观，南薰门是当时外地调集生猪入京的唯一通道，每日傍晚从这里入都，每次都有万余头猪的规模，而万余头猪却仅有一二十个人驱赶。到了京城，猪都懂得了遵守交通规则，行进有序，没怎么让猪佬们操心。 鲁达醉了，在这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他找不到方向。 醒来时，鲁达发现自己还是躺在那个废园的草地上，外面的繁华与这个废园无关，和曾经叫狄青的那个主人也无关，和现在的这个看客鲁达也无关。 很多年前的一把“火”，早已焚烧了他们的希望和梦想。 鲁达似乎明白了智真长老为什么要他来大相国寺，而智清长老又为什么要让他来守园，他们不过想让他明白，这里埋葬着帝国武将们的命运。 但鲁达人未死，鲁达的心也未死。 他最终决定离开。 江湖，以及一个叫梁山水泊的地方，才是他的明天。 引子 王婆的头已祭在武大郎的灵案前，眼睁得大大的，盯得屋里的每个人都心寒。 武松说辛苦各位邻里，剩下的是武二的家事了，你们可以走了。 话音刚落，屋里众人如洪水般泄退，只剩下武二与金莲。 无声，只有烛火放肆地在寂静的屋里乱舞。 武松眼睛盯着嫂子，眼睛里有痛苦、愤怒、无奈。 为什么？他的眼睛问。 从王婆人头落地那刻起，潘金莲反而坦然了，她不再迷茫、不再愧疚、不再挣扎。很快，故事就会有一个俗套的结局。人们会记住一个为兄报仇的英雄，一个伤风败俗恶毒万分的荡妇，而他们之间有或没有发生过的故事，将成为虚幻的往事。 潘金莲看着面前的男人，这个男人在她眼里有时是英雄，有时是小孩，有时是情人，有时又是魔鬼，是他点燃了自己体内那不可遏制的情欲，然后又跑得无踪无影，剩下自己在欲海中苦苦挣扎，而最后他却又回来了，来收拾一个女人的残局。 潘金莲笑了，说来吧，武二，做一个英雄应该做的事。 她扯掉了发夹，褪去了上衣，故事的开始一如去年那个醉酒后的冬至。 武松闭上了眼睛，不敢再看眼前绝美的身体，手中的刀几乎就要脱手。 潘金莲扑到了武二的怀中，让刀刺穿了她的胸脯。 不要再推开我，武二，你的怀抱很温暖， 武松的泪落在了潘金莲桃花般的脸颊上。 能死在你的手中，是我最大的幸福，县衙的牢太黑，我怕。 死前，潘金莲对小叔子武松如是说。 而嫂子的体温，是行者武松很多年后在六合寺的禅堂上圆寂前对女性唯一的记忆。 第一节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夏，登州的夏夜酷热难当，村民韦大郎在坑头上翻去覆来难以入睡。 一是因为夏夜的热，二是因为心头的欲火，未婚妻小云俏美的面容一次次映入脑海，让韦大郎全身热血沸腾。 很快，韦大郎的炕头上就不再是一个人了，会有另一个热腾腾软绵绵娇滴滴的身子在这个被窝里，想到这里，韦大郎嘴都笑歪了。 最后，韦大郎自我满足了一番后，开始沉沉入睡。 夜深人静，一个黑影轻轻地窜入了韦大郎的家，来到了韦大郎的床前，偷偷地看着床上的丑汉很久很久。 最后黑影拔出了刀，向床上的韦大郎刺去。 杀猪般的嚎叫惊醒了登州的夏夜。 接到村民报案后，当地县衙捕快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却发现韦大郎没有死。杀手并不太专业，尽管韦大郎身中十多刀，但都是轻伤，没中什么要害，最重的伤势只是被砍掉了一个手指（杀手的力道显然比较弱），经过并不太专业的抢救后他就脱离了生命危险。 接下来该追查谁是该起刑事案的凶手了。 案子的技术难度并不大，韦大郎虽然家贫人丑，但还是淳善之辈，在村子里和人没什么过节，通过各种证据分析，办案人员将重点锁定在韦大郎的未婚妻小云身上。 县尉传讯少女小云，在县衙公堂上没有动用大刑，小云就主动招了。父母双亡的少女小云被叔叔卖给了相貌丑陋的韦大郎当老婆，小云不甘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一时糊涂，起了杀人之心，于是捎上家里的菜刀，潜入韦大郎家中，意在灭口。 从事发到破案，当地警方的办事效率很高，仅用了几个小时。 案情简单，证据确凿，县级司法部门的判决也有法可依——根据《宋刑统》，少女小云杀夫，属于十大不赦恶罪，按律应判死刑。 北宋的死刑制度堪称严密复杂，一个地方政府是不能擅自决定一个罪犯的生死的。县一级的司法机关审结案件完结（县令、知县、县尉）认为罪犯应判死刑后，要将卷宗送至州一级的司法机关（知州）复核，州级机构又送至路级司法主管部门（提点刑狱），最后送到中央，在那里还有三个程序，先由大理寺审核，大理寺这关过了之后，由大理寺移呈审刑院，审刑院审核完毕报送至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中书省，等宰相大人们在审批表上落笔签字，犯人的脑袋才算正式宣告落地。 当然，刑部如果认为案件有重大疑问或影响，也可以提交到刑部审理。 如此严密的审核程序说明一件事，草菅人命不适用于北宋帝国的刑法制度，赵匡胤在立国之初，就为他帝国的官员们确立了二字真言——慎刑。 登州小云杀夫案的卷宗首先是报到了当时的登州知州许遵那里。 许遵字仲途，是泗州人，除了进士出身的身份外，许知州还通过了帝国级别最高的法律专业考试（中明法），曾经任过大理寺详断官，又任过几任地方官，无论是在中央司法机关任职还是在地方为父母官，许遵的口碑都很好，办案经验丰富，是一个对百姓负责的准青天级好官。 许遵审阅案宗后，并不同意下级司法部门的判决，他认为少女小云被监护人（其叔叔）许配（卖）给韦大郎的时候，小云正处于服母丧期间，而母丧未除就将其许配（卖），这样的婚姻本质上有违《宋刑统》的精神——孝悌原则，韦云二人的婚姻是不合法的，不受宋律保护，既然二人不存在婚姻关系，那么少女小云也谈不上杀夫十恶不赦之罪，只是一般的谋杀未遂；而少女小云很主动地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属于自首的范畴，情节可以从轻。 于是许遵对此案重新作出判决，对小云从轻发落，免死。 卷宗上报大理寺审刑院后，回来的却是和初审一样的判决，当然，大理寺和审刑院也考虑到小云与韦大郎是在小云母丧期间订立的婚姻关系，但是大理寺和审刑院却将板子打到了小云的屁股上，罪名成了“违律为婚，谋杀亲夫”，也就是说，违律不违律，那是小云和她叔叔的事，而韦大郎出了银子签了契约买了老婆，那他中国大男人合法的夫权是必须要受到保护的。 上级主管部门都这样发话了，换一般的庸官俗吏，也就顺水推舟，反正许遵为拯救小云的性命也作过努力了，无愧于良心了。 但许遵却较上真了，他要拯救少女小云。 许遵再次上奏，认为少女小云的案件适用于神宗元年皇帝亲自颁发的一诏令，“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小云的命是该留的。 许遵的动作终于惊动了刑部，案子移交到刑部。 刑部审判后得出的结果与大理寺审刑院一致，依然是死刑。 也是天不亡少女小云。这时候皇帝赵顼很配合地下达了一项人事任命，许遵从知登州升任判大理事，一下子成了大理寺的新当家。 新官上任三把火，许遵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保少女小云的命，对刑部的判决，许遵认为不公，一是弃敕不用，二是不符合疑案惟轻的司法原则，奏请刑部再议。 许遵愣头青的做法很不给原来帝国中央司法机构精英们面子，也惹毛了御史台的谏官们，他们上奏弹劾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大理寺新当家许遵。 许遵不服，反奏请皇帝将此案提请。如此一来，小小的一起刑事案件，终于惊动了整个帝国的高层，一直在关注这起事件的神宗皇帝终于发话了——那两制就来议议这起登州版潘金莲杀夫案吧。 司马光，王安石，你们都出来，给个话！ 好戏、才刚刚开始。 <hr /> 注释： 第二节 王安石与司马光，这对北宋帝国史上第一冤家，一生永远的敌人，在王安石还没成为“拗相公”之前，司马光还没有成为顽固的保守派头目以前，他们还是朋友。 或者说他们还是同一类人。 物以类聚，比较一下王介甫和司马君实的前期个人档案，不难看出二人能在嘉祐时期成为密友是不无道理的。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据说为西晋司马皇族后嗣，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司马池曾任过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等官，官声清廉。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下，司马光少年时就被人们视为天才儿童，八岁即能给家人讲述《春秋左传》，后来更是演绎了司马光砸缸的千古传奇，被时人绘成漫画故事，成为北宋第一儿童漫画畅销书，堪称北宋版一休哥。 成年后的司马光并没有成为流星，他先后两次放弃了荫职的机会，真刀真枪地参加科考。就在西夏李元昊称皇帝的那年，司马光参加科举，中甲科进士第七名，从此开始了仕途之旅。 司马光性格沉稳低调，不喜张扬，当年科考进士，在闻喜宴上，士子皆戴花，唯司马光一人不戴。同年士子说这是皇帝的恩赐，怎么能不识好歹呢？司马君实才勉强戴上小花一枝，略表意思。 但司马君实看似沉稳的性格又有着非常拗固的一面，和他的对手王介甫有一拼。王介甫不好女色，曾经退却了夫人买来的小妾，司马君比起王介甫来更胜一筹。司马光和原配张氏多年未生育，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北宋，这是司马家的头等大事。司马君实不急张氏也急了，忙着给他纳妾，司马光予以回绝，说老婆我的眼里只有你，这辈子就只娶你一个。 张氏感动归感动，但为老司马家传后的光荣任务还是要继续下去的，她以为丈夫老学究抹不下这面子，于是和王夫人一样买了一个小妾送到司马光卧室。 那日司马光下夜班回家来到卧室，见床上躺着一个美娇娘，已明白了几分，但他却转身离去，只身来到书房。 美娇娘轻披薄衣起床，随着司马大人来到书房，在司马光面前摇来晃去秀身材，并开始言语挑逗司马君实，娇柔嗔声地说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怎么相公你还在看《中丞》这等无味的书，陪人家聊聊天嘛。 司马光不解风情一脸正色说，错，大错特错，中丞是官名不是书名，和美女讨论起了学问。 美娇娘最后不得不失望而归，给司马先生留下了木头呆瓜的定论。 外来妹钓不动司马光这头大鱼，张氏心想莫非老公喜欢家里人，便让身边的侍女出马，再次上演美人计。 结果一样，司马光还是做柳下惠坐怀不乱。 张氏失望了，知道司马家传后无望，自己将来到了阴府无颜见公婆。 终其一生，司马光冒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罪名，恪守着自己不纳妾的承诺，最终和自己的老板赵祯一样，没有子嗣，最后只能在族中寻一子侄（司马康）延续香火。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司马相公的“拗”。 抛开政治理想（在嘉祐时期两人都未走到北宋帝国政治舞台中央时这个因素可以忽略），同样的品行、才华、个人兴趣，司马君实和王介甫这样的两个人想不成为朋友都难。 从嘉祐时期的宋人赐给他们的共同雅号——“嘉祐四友”（另外两位是韩维、吕公著）上看，就不难看出他们的关系。 后来大量的杂谈野史证明了，嘉祐年间，东京的朝堂外，王、司马、吕、韩等人常常聚会于东京的各种高档会所，构成了一个精英文化群体。 在仁宗朝，特别是嘉祐年间，王安石进京后，四人“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 尽管日后王介甫司马君实对于当初两人曾经的亲密关系欲盖弥彰，王安石说我和君实的交情还是比较深的，只是两个人看问题的视角和处理方法经常不同，难免有争执。 在洛阳闭门修书的司马光话语却有些酸，说王介甫素来对我淡漠，和他不过是普通同事关系，仅此而已。 决裂后的冷漠并不能掩盖当年的热情。 且不看王安石每作一新词，司马大人热情应和（如《明妃曲》），游吟唱和间，司马光微醉时也挥笔写下《和王介甫烘虱》这样风趣的戏谑之作：“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逋播。”意思说哥们你那个人卫生也该清理清理了，别老带上虱子和我们做朋友。 这样调皮轻快的作品在司马光的一生中很少见，里面包含着“嘉祐四友”当初怎样的快乐时光啊！ 当年轻的赵顼成为北宋帝国的新东家后，寻找合适的大掌柜成了他的当务之需，这时，有人开始不停地在他的耳边提起了王安石的名字，而一向老成的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那句总结性评语更是彻底打动了他。 司马光说：“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司马光余生不知有多少次为当初他作出的评价而后悔，但是，当初的赞美却出自肺腑。 王安石对司马光亦是崇敬推重有加，嘉祐六年司马光的堂兄司马沂逝世，墓表司马光没请别人，就是王安石，架子向来大的王安石没有推辞，写了篇情真意切的墓表，面子是给谁的大家都知道；嘉祐六年王安石任制诰，其间王介甫拟写过四篇给司马光升官的诏书，里面全是对司马君实的赞美：“操行修洁，博知经术，庶乎能以所学施于训辞；文学行治，有称于时，政事艺文操行之美有闻于世。行义信于朝廷，文学称于天下。” 给司马光的赞美，王安石从没有觉得肉麻，那亦是来自王介甫的一片真心。 那时他们都不知道在以后的历史舞台中，他们将会水火不容，“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 这一切是怎样开始的呢？垂暮之年的二人回忆起往事，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当年的登州小云案。 第三节 在这场辩论赛中，王安石站到了许遵同志的一边，他抛出的观点和许大人差不多——“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这是皇帝之前发过的敕令。 而司马光则是戴着老花镜翻出《宋刑统》法条——“于人有损伤，不在自首之例”。 很明显，司马光已经避开了小云杀“夫”这一重大争议，他显然意识到小云是服孝期间被强配的案情，如再强调小云杀夫这一事实，必然会让对手抓住把柄。 祖宗之法大于天，《宋刑统》上黑纸白字写着，是抹不掉的。 对案情的讨论很快变成了另一个法理争执——国家的法律大还是皇帝的敕令大，发生矛盾冲突时谁具有优先效率。 如果以今天的视角看待，我们大可断言司马光是好样的，维护法的尊严，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案，王安石则是皇帝的打手走狗，是为皇帝君主专制摇旗呐喊。 但换个角度看这出戏，你会发现，真正决定这出热剧的是那位叫赵顼的特殊观众——年轻的新皇帝刚刚上台，太想有所作为，来改变这个帝国的运行轨道，他的前面有太多的障碍，最大的一座山叫“祖宗之法”，而小云案就像上天赐给他的一把刀子。 当然，他也找到了为自己卖命的最好刀客——王介甫。 几乎所有的帝国重臣都加入了这场神宗元年的辩论，王安石出乎意料地获得了大多数的支持，“嘉祐四友”中的另两位，韩维、吕公著很明显地都支持老王。 第一次辩论赛的结果是王安石胜出，赵顼作出判决，王许方胜出，少女小云的薄命得保。 结果出台，司马光当然不服，刑部、大理寺的官员们更不服，皇帝的结论意味着他们之前的判决是错判，要背负司法过错责任不说，最主要的是脸面挂不住。 于是，大理寺的官员们集体上书，要求再议。 赵顼无奈，只好再开廷议，让帝国的司法精英们与王介甫过招。这次司马光的阵容里多了一个强悍的对手，仁宗时期的第一“吵架王”——时任参知政事的唐介。 唐介虽凶悍，但廉颇老矣，已不是“拗相公”的对手。辩论赛的结果是唐介丢掉了参知政事这个位置（很快王安石会坐上去的），于次年在家背疽而死（原来帝国也不仅仅是武将会患这种病）。 小云案在帝国争议了一年多，最后赵顼发话说，都闭嘴吧，以后这类案件，一律由我来裁决。 结果是双方都不干，大家玩命争了一年多，输赢得说清楚，这算怎么一回事？知制诰拒绝草拟诏书，已经当上了参知政事的王安石也说，虽然皇帝的敕令具有法律效力，但也不能如此草率，依“法”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不能草草了事。 赵顼吃了个闭门羹，于是只得重新拟了一个诏书，重新下了一道新敕令。 登州少女小云最终被判编管流放，之后不久遇到天下大赦，重获自由。 她不知道的是，她的命运，已成了帝国潘多拉魔盒的盖子，盖子揭开之后，遂改变了一个帝国的轨迹。 十六年后，垂垂欲老的司马光终于坐上了北宋帝国的相位，他没有了敌人——当年的朋友、后来的敌人王安石已赴黄泉。 他在相位一年的所作所为很简单——推倒王安石建立起来的一切东西。 一切新法废止后，司马光仍觉不足，好像还有一件事没做。 想了很久，他才想起来，是登州少女小云的命。 十六年前的往事重提，中年妇女小云的命又没了。 人头落地的小云不知婚否，有无子女，但可以肯定的是，王安石和赵顼所进行的变法虽然最终没能挽救帝国的命运，但是却给了一个卑微女子十六年的平凡生活。 引子 朱仝与雷横走出县衙大门，对视一眼，苦笑。 蔡太师生辰纲案取得重大突破，犯罪团伙首领已经查明，为郓城县东溪村保正晁盖。 县长时文彬对两位都头说，这可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大鱼，破获此案，升官发财，兄弟们，我们面前是一条金光大道。 但二人均觉得，那条路上铺满的不是金子，而是刀子。 朱雷二人与晁盖有交情，但不过命，不过是和老晁喝过几次花酒，收过几个红包。老晁做下这样的案子，神仙都难保，担通匪的罪名去死保晁盖，犯不上。 拿下晁盖，升官发财立功，二人不是没想过，在郓城当个小吏，一辈子能有几次这样的机遇，县长大人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但凭县衙里这几个天天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大腹便便酒色侵蚀的捕快，去晁家庄拿郓城县第一黑老大晁盖——朱雷二人觉得这个笑话很冷。 且不说晁家庄聚集了众多武林高手，晁盖本人身手不凡不说，就是匪首们不出手，晁家庄的保丁，那也是州府第一流的民兵队伍，军事素质之强，县衙的捕快们也只能甘拜下风。 真来硬的，恐怕只是鸡蛋碰石头，朱雷二人没命走上那条金光大道。 既然抓不到，那还不如卖个人情给晁保正，江湖很小，山不转水转，没准哪天又碰上，出来混，有人情压箱底，那还是好的。 其实这个人情，几小时前，一个叫宋江的小押司已经卖过了，晁盖真想逃命，早就溜之大吉了，也轮不到朱雷二人的份。 作为郓城黑道第一大哥，走，也得走得从容不迫、腕味十足。晁保正送走十万火急报信的宋押司后，叫手下慢慢收拾好行李细软，并在晃家庄通知各家各户和保丁们，大哥要风风火火闯九州，想跟哥走的，收拾行李到庄里集合。 等县衙的捕快们围住庄子，雷队长在庄前把锣鼓敲得通天响时，晁保正的队伍才集合好。 晁盖听到庄前的锣声笑了，他知道雷都头的意思——大部队在门前，走后门。 走出后门，好像没人，队伍缓缓撤出，但细心的晁盖还是发现了小树林里的朱队长。看着晁保正的人马撤离，朱队长站了出来，远远地朝晁保正来了个江湖险恶兄弟珍重的手势，并顺手在地上捡了块板砖，朝自己的门牙砸去。 晁盖心中一热，不禁感叹——江湖本无路，朋友多了，就有了路。 晁盖就这样大摇大摆地开始了他的土匪生涯，并很快坐上了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此后一切顺风顺水，产业开始做大做强。 但很快，那位在郓城县“救”过他命的宋江来了，晁盖慢慢地发现他的老大位置有点虚。每次打仗，宋押司总是一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举妄动，且看小弟领兵出山，杀他个片甲不留”。 在一次次的战争胜利中，江湖人只知梁山有宋江，不知有晁盖。 晁盖心中有火，不知向谁发，他以前有个外号叫托塔天王，现在他发现自己也被无形中的一股势力“托”得很高。 一山难容二虎，当然更不能容二主，事情总会有个了结。 于是，曾头市这个名词便浮出了水面。 梁山与曾家五虎结下梁子，是因为一个叫段景住的小弟送给了宋江一匹好马，被曾家兄弟给劫了，于是梁山探子便向梁山泊的一把手晁盖递交了来自于曾家市曾保正“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的情报。 晁盖很愤怒，当保正了不起吗？老子当保正的时候，你曾家父子还不知在哪里混呢？他决定率部亲征，给不给梁山兄弟面子的曾家兄弟一点苦头吃。 宋公明这次也依然是“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举妄动”，但不是很坚持，看着晁大哥率部离开，和他一起留下的是梁山首席军事参赞吴用同志。 在曾头市，晁盖吃尽了苦头，终于知道曾头市的民兵队伍不是县衙的捕快，能如此嚣张是和他晁盖当年一样，有两把刷子的。 晁盖进退两难，这时候两个身份神秘的和尚出现了，引着晁盖夜袭曾头市，然后晁盖被一枝刻有“史文恭”的毒箭所伤，结束了他短暂而辉煌的江湖生涯。 死前晁盖仿佛明白了什么，对手下的兄弟们说，谁能抓住射杀我的人（没说是曾头市史文恭干的），谁就做梁山的老大，给宋江上位留下了最后一道障碍。 很可惜，晁老大的话，在死前便不太管用，何况人死茶凉，没人把晁盖的遗言当回事。新任老大宋江也没急着给前任大哥“报仇”，直到宋江打下大名府后，曾头市的人又一次不识时务地劫了梁山的马（这次是两百多匹），宋江不得已才动了向曾头市开刀的念头。 宋江其实并不想吞下曾头市这块硬骨头，一来难啃，二来拿下曾头市对他不重要，而曾头市那位叫史文恭的人，活着且不曾被任何一位梁山好汉拿住，这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和曾头市打到一半，梁山小胜，曾头市提出议和，宋江说议和可以，我就是来要我的马的，把先后两次劫的我的马还我，我们的账就一笔勾销，压根没提要史文恭“血债血偿”的事。 宋江想让史文恭活，但史文恭本人却找死，拒绝还第一次劫去的宝马，一点不给梁山老大面子，这仗还得打下去。 打了胜仗的宋江“一喜一恼”，喜的是打下了曾头市，夺回了宝马，恼的是史文恭竟然让新入伙不久的卢俊义给捉住了。 于是，晁盖的遗言让一向“仁义”的宋公明很尴尬，老大位置当然得让卢俊义来坐，最少姿态得这样摆。 卢俊义刚上梁山，哪里敢有此非分之想，当然不从，不敢从（李逵等人提着板斧在旁边等着哩）。 即便如此，宋江仍然觉得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和卢俊义打了个赌，下山攻城抢粮，谁成功谁当老大，变相篡改了晁天王的遗言。 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赌局，结果当然是宋公明胜出。 梁山，没人再记得当初的晁保正，那是一个属于宋江的时代。 第一节 神宗皇帝赵顼一生都矢志不渝地推行变法，原动力非常简单，四个字就能概括——富国强兵。想富国，是因为没有钱，财政赤字，赵顼穷得连登基大典给员工发红包的钱都没有，穷则思变；要强兵，是因为北宋帝国养着百万“精兵”却打不过契丹人、打不过西夏人，最后还得皇帝掏腰包解决边事问题，皇帝没有面子，也心疼银子。 无论是基于富国的目的还是强兵的目的，对皇帝来说，军队改革势在必行。帝国近百万大军，拿着国家近六分之五的财政收入，还不能打仗，谁当老板都不乐意。 但对军队的改革又是必须谨慎的，军队是一个帝国的权力保障，改革既要替国家节省下开支，又要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同时还不能引起部队大的动荡。 王安石要做的这道题，难度不小。 王安石交给皇帝的答题试卷里，对军队开出了两剂药方：一曰将兵法，一曰保甲法。 王安石搞将兵法之前，帝国执行的是一套叫更戍法（又称出戍法）的兵役制度（想出这个天才办法的是“半部治天下”的北宋第一宰相赵普），驻京禁军与外地驻军定期进行轮换，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武将坐大，让将不知兵，兵不知将。 将兵法谈不上改革，只是针对帝国一直以来将兵分离而造成的战斗力低下所进行的一种改良，又变相地走回了隋唐时期的老路子。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帝国的军事战斗力，但整个帝国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决定了帝国不可能给予武将们过多的权限，将兵法也只是在局部地区实行，而在神宗时代的政治高层里，一样没有武将们的发言权。 在王安石的诸多改革中，将兵法也许是政敌们攻击得最少的一条，原因很简单，政敌们认为这起不了多大作用，对帝国的危害相比较其他新法来不值一提。 保甲法，才是王安石祭出的最狠绝的一招，也是被政敌攻击得最多的一条新法。 把部队缩编了，还要提高整个帝国的军事实力，王安石如何鱼与熊掌兼得？ 只有保甲法。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北宋帝国颁行保甲法。全国各地的农村住户，不论主客，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有两个男丁的，出一人为保丁。 保丁们农闲时集合进行军训，间或进行巡查，维持治安。 每保设有保长、保正、都保正，一般由当地比较富裕的地主头头担任。 在王安石看来，保甲法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成为帝国正规部门的一种辅助力量，既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保甲法其实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天外来物，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已经实施了什伍里甲制，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有什长，伍有伍长。什长、伍长负责闾里治安，一旦发现形迹可疑者要及时上报，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秦国商鞅变法继续将什伍里甲制发扬光大，后来为各代统治者所推崇。 粗看起来，王安石的保甲法也是新瓶装旧酒，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但对王安石来说，保甲法不仅仅是维护地方治安，加强政府对百姓的控制力这么简单，他心中的保甲法，是“足以除盗，固可渐习其兵，既人人能射，又为旗鼓变耳目……然后使其与募兵相参。” 撤减兵源，缺失的兵力何处补充？王安石从保甲法里给出了答案——全民皆兵。 为了加强保丁的军事素质，北宋帝国进行了两大举措，一曰上番，一曰教阅。 上番就是加强保丁的军事培训工作。熙宁五年，北宋帝国先后发布了两道命令，令各地保丁到各地巡检司和县尉进行“上番”，即进行军训，时间各地不等，通常为十天至半月。 上番保丁人数众多，时间短，效果也顶多和现在高中生、大学生军训相当。这点宋廷也有自知之明，相比较而言，他们对教阅更为重视，施行的力度更大。 为了鼓励保丁们农闲练好武艺，保家卫国，各保可以推举出武艺高强的保丁，推举者可以获得升官或免税的资格，而宋廷在每年十月至次年一月，在州县对各保推举的精英保丁们进行军事培训，曰教阅，教阅的时间为一月。 到了元丰时期，宋廷又实行团教和集教，设置十一教所，禁军教头二百七十，都教头三十，对大保长进行军事训练，大保长学成毕业后，又在辖区内对保长、保丁们进行军事培训。 宋帝国对加强保丁们的培训工作可谓费尽苦心，据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的统计，开封与陕西、河北、河东五路参加教阅的保丁、大小保长和都保正达六十九万人次。 为此，帝国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提举保甲司，专门负责保甲的教阅事宜。 到元丰年间，整个北宋帝国的保甲数达到六百九十三万人，这个数字是令王安石和赵顼骄傲的，花钱的兵少了，却多了几百万同样能“打仗”的子民，还用看西夏人、契丹人的脸色吗？ 第二节 打着革新的牌子，王安石走的其实是一条老路，叫寓兵于民，兵民一体。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前期（春秋至南北朝）的特有产物。本质上来说，就是将帝国军士的专业化慢慢蜕变为业余化，这注定了王安石这一军事变革必然失败的命运。 轰轰烈烈的保甲法，达到了王安石和赵顼所预期的强兵目的了吗？答案是没有。帝国中后期长时间拥有所谓几百万保丁，却从未在一次军事行动中使用过这些“军事力量”。元丰四年，帝国征伐西夏，本来准备开始在开封和陕西一带征集万余保丁参加这次西征，西征主帅之一的宦官王中正一听连忙上奏折，说就算缺兵也不能拿保丁来充数，让朝廷取消了这一疯狂的想法。 后来金人入侵，快速抵达帝国的首都，很遗憾，没有看到帝国的几百万民兵组织对金人的入侵作出任何一丝阻击作用。 王安石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军队这东西，还真不能搞业余化。 而保甲法带来的其他影响呢？那就很多了，帝国的旧党们都笔笔记录在案。 首先是保甲法实施的基本举措，上番和教阅，这成了保丁们背上的沉重包袱。上头的文件一下，不管你地里是不是还有粮没收，家里圈中的母猪是不是病了，都得去县里参加集训，私逃上番，杖六十；不赴教阅，许小杖科决，不得过七十。农民多了一项沉重的义务，保正、保长、都保长、巡检等各级官吏则多了一项欺诈盘剥百姓的权力。 于是就有了保丁为逃避教阅而自残身体的极端事件，而不堪盘剥的保丁们群起反抗官府的事件，在各地更是群出不穷。 而拥有了一定军事实力的保正们，很多则成了地方一霸（如晁盖），为非作歹，作奸犯科，地方官府却无法对其进行惩罚和制约，以至于到后来，帝国“盗贼横行，多保甲也”，这是变法者王安石绝对想不到的后果。 当然，这都不是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远远没有写在纸面上。 从太祖赵匡胤建立这个帝国伊始，他给这个帝国铺垫下的军事基调就叫守内虚外。 不管后世对这个策略如何批评，它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对于北宋帝国这样一个集权制封建帝国来说，帝国的首都是心脏，是枢纽，是灵魂，保证首都的安全和正常，是这个帝国正常运转的一切前提，所以赵匡胤将帝国一半以上的精锐兵力放在了开封地区，全力保障帝国的心脏。 虽然从立国之初宋朝就失却了幽云地区的屏障，但帝国并不惧怕北方游牧民族对边界一刀一枪的蚕食，更为恐惧的是马上民族对帝国心脏的突袭。 守内虚外的军事基调对于保障帝国的安全无疑是有作用的，至少在宋真宗时期，在辽皇太后萧绰发动那场决定两国命运的长途奔袭战时，帝国在军事上的防御是卓有成效的，契丹人最后连开封城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而王安石与赵顼的军事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帝国守内虚外的军事格局，一方面是为了省钱而对禁军进行了大幅度削编，另一方面是实施保甲法来部分替代原来的禁军、厢军。 在一番省兵并营后，原来屯集在京师数十里占全国军队总额近半的禁军，经过缩编大大减小，再加上从神宗朝开始，帝国主要的精力用于对付西夏人，帝国的大部分精锐部队都调集去了西边。 当金人入侵时，帝国的堡垒已经不再坚固，当时的西道都总管，曾经任过同知枢密院事的南阳人王襄就在他的奏议中提到，帝国自王安石变法来“创教保甲，而潜消禁旅”，在元丰年间往来于京师的道中，看到“京师延嘉以北，废营坏驿三十余里”。而到了徽宗时期，这些废置的“诸班之地”、“废营之地”，都被掌握军政大权的高俅、童贯之流搞成了殿阁池台、苑亭甲地等高级休闲娱乐场所。 而这一切，很大程度是王安石的保甲法惹的祸。单从这个角度来讲，南渡的宋遗民对王介甫恨之入骨，骂了近百年，倒不是没有理由。 引子 短命二郎阮小五一拳击在了赌桌上。 真他妈背，连买了十次单，结果庄家连开十把双。 东家笑眯眯地把银子从阮小五面前搂了过去，说老五你最近手气差，就别玩了，回家安心打鱼吧。 阮小五说放你娘的屁，老子什么时候认过输，等着，我回家拿银子。 出了赌庄，阮小五却并没有朝家里赶，他清楚家里连一枚铜钱都没有，连老娘头上唯一的金钗早上也强抢了来，阮家现在除了空气只剩下墙壁。 但阮小五心中自有财神爷。 石里正看见阮小五，露出一丝苦笑。 “又输光了，老五，手气不好就少赌点。” “废话少说，江湖救急，再贷我十五贯。” “你今年已经借了八十贯，官府的青苗钱利息虽然不高，但这样下去也不行啊！小五，年底还不了钱，你我都要倒霉滴。”石里正低声下气地对阮小五说。 “借不借一句话，不借以前的账也别想跟老子要！大不了拍屁股走人。”阮小五脸一黑。 “好！好！我怕了五爷你，借借借。” 看着阮小五揣着银子得意地扬长而去，石里正擦擦脸上的汗，心想这是什么世道，借钱的成了大爷，年底秋收的时候，这账，不好要了，等待自己的，恐怕只是县太爷打在屁股上的板子了。<dfn>ｐ://wｗw?９9ｌiｂ?ｎｅｔ</dfn> 一个时辰后，阮小五又身无分文地走出了赌庄。 去年的赌庄，他峰回路转，今年明显没有这个运气。 等待他的，是官府的牢狱。 不过很快，阮小五就能看到希望，一个叫吴用的老熟人会给他介绍一条发财致富路，他再也不愁如何偿还官府的青苗钱。 劫生辰纲，逼上梁山。 后来在梁山上，阮小五会偶尔怀念一下在山下赌钱狎妓的快乐生活，总结自己最终落草为寇的原因，除了那个王八蛋军师吴用的诱惑外，阮小五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 ——谁叫他妈的朝廷也放高利贷。 第一节 在王安石变法中，在理论上最为完善并为后世所惊叹的就是青苗法了。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当王安石抛出他的理论时，帝国很多人都不以为然。 天下的财富是有限的，国库里多了，老百姓手中就少了。你王安石又不是魔术师，能让钱变成母鸡，鸡生蛋，蛋生鸡。 王安石潇洒地拿着魔术棒，祭出了青苗法这一招。 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政府贷款，秋收的时候归还，利息不重，才二分（相对那时的民间高利贷），既可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从理论上来讲，青苗法唯一损害的只是民间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高利贷们的利益，青苗法相当于把那群人的利益剥出来，让农民与政府共同分享。 千年后有人盛赞王介甫天才的设想，已经非常符合现代的经济学理论，比起同时代的人，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其实老王的青苗法同样也不是首家独创，李唐王朝在中后期囊中羞涩时就小范围实行过政府放高利贷增收的办法，只是像王安石变法这样推行范围之广，制度之完善，当然是史无前例的。 老王长时间不愿进京做凤尾，而宁愿呆在地方充鸡头，就是因为在地方上，他可以对他的改革良方进行临床实验。老王在鄞县当县长时，就在他的地盘上试行过青苗法，效果好得一塌糊涂，农民渡过难关了，政府增加收入了，高利贷富户干瞪眼了，死账呆账也很少，这坚定了他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青苗法的决心。 但理论上万无一失的良策在全国实行下来却是一地鸡毛，怨声载道，被旧党认为是变法中最具危害性的毒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推行过程中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是王安石无法解决的： 一是基层官吏层层加息，成为了贪官敛财的重要手段。原来中央规定只收二分息，有的地方却收到了六分七分，或缩短还款周期变相加息，帝国对此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 二是各级行政部门为了完成行政目标考核，部门领导为了突出政绩，强迫富户农民在不需要借贷时贷款，变相加重了农户的负担。 三是如果遇到水灾旱情，自然灾害地区颗粒无收的农民无力偿还贷款，政府强行索债，还不上钱的农民只有当流民逃难。 这些问题在王安石在鄞县当县长搞试验田时都不会遇到：第一，老王为官清廉，不图钱；第二，上头没有行政目标考核，农户完全可以凭借个人意愿决定借不借钱；第三，王安石在鄞县任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自然灾害，死账率自然小。再说，两袖清风的王介甫也不会逼迫还不上账的农户当流民。 事实上，青苗法的致命弊病，那位老于世故的司马君实看得非常透彻。他说的那句话或许漫不经心，却一语中的： ——民间为富不仁的大户之家放高利贷，都会被世人所唾骂，何况是政府呢？ 虽然你的利息低，可五十步和一百步有本质的区别吗？ 青苗法，从表面上看，是为了解决农民青黄不接的问题，由政府出手救济，但是这个救济手段是有前提的——有偿的。说白了，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即政府放贷收取利息，这注定了青苗法的价值取向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即达到王安石所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目的。 作为一个县长，如果没有青苗法，那么他或许会烧香许愿希望全县都风调雨顺，农民都有饭吃，他业绩声名财富三丰收。 但在青苗法实施后，一旦该县长的梦想成真，即这个县的农民都有饭吃，就无人向政府贷款，那么年终，该县长青苗贷款业绩则可能为零，可能会被戴上“阻挠新法”的罪名，以致乌纱帽不保。 就像所有的棺材铺老板都喜欢死人，所有的花店老板都喜欢情人节，而所有的雨伞店老板都喜欢下雨一样，作为青苗贷款执行人的官吏们肯定希望每年有很多人需要他们的贷款。 从根本上说，这和他们作为一方父母官的基本职守是相悖逆的。 因为不是每天都有人需要青苗贷款，完不成任务的基层官吏们，可能几乎是潜意识地使用一项东西——权力。 这正是司马光苏轼之类的旧党最担心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拥有权力的政府放高利贷犹如开着坦克向各家商户要保护费的超级怪物，远比民间拿着水果刀的小混混危险得多，虽然他们要的钱可能比较少。 司马光的话还有另一个层面的意思：借钱，当然就涉及到还钱的问题。 凡是借过钱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向外借钱的人，借钱时是大爷，要钱时是孙子。 在欠钱人眼里，当从借钱人手里拿过钞票时，他眼中看到的是恩；要他还钱时，他眼里看到的是恨。 如果还的钱比借的多几分，这个恨同时就会跟着多几分。 一个聪明的媳妇就对自己的老公说过，咱们永远不能借钱给公婆，选择只有两种，有钱孝敬，无钱不给，千万别提借字。 因为一提借字，还不上时，不仅伤面子，更伤感情。 当年在嘉祐时期还是好友的司马、王二人任馆职期间，他们的共同上司是包拯包龙图。一次，老包请手下这两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吃饭，无酒不成席，老包开了好酒，结果两个年轻人摇手说自己不会喝酒，老包说今天高兴，就破破例，咱仨开怀畅饮一回。 上司很热情，司马君实最终拗不过，喝了两杯，王介甫则再次显示出了他的固执，始终不肯抬酒杯，让当时就很让人人敬仰的包大人下不来台，也成为了王安石同学不通人情世故的经典例证。 而喝下酒的司马光知道，他喝下的其实不仅仅是酒，那还是包大人的一片热情，更是包大人的面子。 所以他宁伤身体，不伤感情，更不愿伤面子。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国，统治者们一直在对他们的子民们宣扬一个理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一个帝国就是一个和谐的封建大家庭，君使臣（民）以信，臣（民）报君以忠，一团和气。 而君民之间提到借字，同样也就不那么和谐了，因为还不上的时候，既伤面子，也伤感情。 王安石的青苗法，农民来借钱（粮），是在青黄不接揭不开锅时，平日里高利息都忍了，官府这点利息确实不算什么。到秋收时，遇到好年头，还掉本息还剩三五斗，今年也算过了，可是万一天公不作美，来个什么洪水旱灾之类或是家中出了一个阮小五一样的败家子的话，完了，血本无归，除了破房薄地老牛，什么都没有。 这时候官府要钱就是一个问题，要就得撕破脸皮来要。民间借贷者不管，有房收房有牛牵牛有地要地有老婆抢老婆，高利贷们没有后顾之忧，把债收回关系两清，你要死要活都不关我事。 可官府就面临两难：要还是不要？ 要，农户破产成为流民，国家从此多了一个负担和不稳定因素；不要，官府的账面上多了一笔死账不说，如果所有的人看到借钱可以不还并且不用承担什么责任，那即使在好年头，也会有很多人赖账不还，搞青苗法就变成了发救济——政府有那么多钱来发救济吗？ 帝国本身作为借贷者，其风险是远远高于普通的民间借贷者的。这种风险基于他和借款人的双重关系：他不仅仅是债权人，他还是他们的庇护者和监护人。 作为借贷者，最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风险规避，帝国搞青苗法，同样不能免除。事实上，法条刚出台，就有旧党尖锐地指出，既然你王安石说搞青苗法的初衷是为了“抑制兼并”，那为什么要对贷款用户分信用等级，最需要钱最穷困的农户是第五等，一次只能贷一贯钱；而最有钱最不需要借钱的富户则列为一等，一次却能贷十五贯。 王安石无法回击这一指责，因为他无法掩饰青苗法的终极目的——生财。 既然中央都考虑到了这个风险规避问题，那些关心自己前程和乌纱帽的官吏们更会注意这个问题。借钱给一个一等富户完成的工作任务相当于给十五个五等贫户，一样的过程不同的结果，那么你愿意做十五次还是愿意做一次——当然是后者。何况，一等富户良田万亩，是永远不可能还不起钱的；而那些等着米下锅的穷人们，看起来随时都可能破产。 于是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官吏衙门想着法逼迫不需要用钱的有钱大户“贷款”，而另一方面是急需用钱救命的穷人们借不到钱，就算是借到了，那点钱也不够他们渡过难关。 最后，他们还是不得不转头向高利贷伸出求援之手。但这时，他们看到，高利贷的利息已经从原来的七分涨到了现在的十分。 为什么？因为富户们当然得把官府强贷给他们的那三分息给累加上。 司马光就是那个聪明的“小媳妇”，看到了青苗法里面“借”这个字的太多不和谐因素。他更为心疼的是青苗法对原有抑制兼并机制的破坏，青苗法用的本钱是原来常平仓和惠民仓里的粮食。之前，政府设置常平仓和惠民仓，在丰收粮贱时平价向农民收购粮食，在粮荒时则同样以平价向农民出售粮食，在抑制粮价操控粮价、防止地主屯粮居奇和商人投机倒把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司马光认为是“三代圣王之遗法”。 而现在，有偿的青苗法代替了无偿的常平仓、惠民仓，帝国的百姓们抬头看他们的君王，脸上写的再也不是那个信字，而是一个利字。 谁叫赵家皇帝手头紧呢？ “散青苗之害犹小，坏常平之害犹大。” 应该说，对于整个帝国来说，实施青苗法所获得的利益是小，而对帝国社会链条和道德链条的破坏是大。 千年以后，有人替王安石叹息，说当时青苗法的实施，帝国如果设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来代替政府进行青苗粮款的放贷，那么或许这场改革就不会带来那么多的弊病和负面影响。 他们所说的那叫国家银行，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千余年后才出现的产物。 除此之外，青苗之害，帝国无药可治。 引子 戴宗从懂事起，年迈的爷爷就告诉他，马比人贵。 当然，马腿也肯定比人腿稀罕。 戴宗七口之家，有几亩薄地，除去官府赋税，每年所剩无几，度日艰难。 戴家的希望都放在那匹红棕色的种马身上。 这是方圆百里最好的一匹种马，膘肥体壮，生繁能力强盛，附近村里的母马交配都瞄上了戴家的马。 官府也发话了，养好你家的马，一年赋税全免。 那不是马，是戴家的命。全家里当老太爷似的供着，舍不得骑，舍不得打。 一次，小戴宗牵着红棕马出去溜山吃草，这匹红棕马却发疯似的像团火般奔向山崖，坠入了深不见底的谷底。 小戴宗追赶不及，眼睁睁看着爱马坠崖，不禁哇哇大哭，不知回家怎么向父母交待。 哭得昏天黑地的小戴宗迷迷糊糊睡着了，梦里他看见了一位白胡子神仙，说孩子别哭，你是天速星下凡，那马儿是你的坐骑，本应下凡侍候主人，但如今被某位大神看中，调到更重要的岗位去了，我给你个宝贝来代替吧。 白胡子神仙给了小戴四个甲马栓，并教授了使用方法。 戴宗醒来，身边已多了梦中神仙所赐之物，戴宗按梦中神仙所教方法使用，果然健步如飞、日行千里。 戴家少了一匹好马，却从此多了一个神行太保。 一招鲜、吃遍天，凭此特技，戴宗后来混进了公务员队伍做了司法干警（两院节级），后来又随宋公明反上了梁山，在一百零八位好汉中排名第二十位，当上了梁山泊情报部门的头目。 宋江被招安，戴院长本也混了个兖州府都统制的官职，不过一下山，帝国军界老大童贯就找他，说你那四个甲马拴能不能贡献给国家，让相关人员研究一下，看能否在军队实行批量化生产，那样帝国军队就再也不缺马了。 当年马是戴家的命，现在这四个甲马拴是戴院长的命，怎么可能奉出。 为此戴宗干脆连官也不做了，申请到泰安岳庙陪堂，了此一生。 只要宝贝在他身边，在哪里他都可以睡上安稳觉。 至于帝国缺不缺马，关他戴宗鸟事。 第一节 马力，其实也是国力，这是中国两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条被验证过无数次的真理。 从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宣告着中国古代战争从战步时代进入骑步时代以来，骑兵已经被证明是冷兵器时代最强悍最机动最具有杀伤力的兵种。 而长期与中原汉民族相对峙的，是一群又一群西北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那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有粗野的汉子有成群的骏马，这注定了塞外民族在骑兵上比汉民族拥有着巨大的天然优势。 而汉民族政权先天的不足只能在后天恶补。 而每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或许不缺兵，但一定少马。 汉高祖刘邦建立他的西汉帝国时，出宫逛逛想找几匹毛色纯一的驷马当乘骑都很困难，而手下的文臣武将们上下班的“专车”就只能是牛车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或许不能阻止刘邦在楚汉战争胜出并让不可一世的霸王项羽自刎乌江，但在白登面对着数十万匈奴骑兵就狼狈不堪了，要不是冒顿单于有个凶悍的老婆，老刘差点就被匈奴人带到草原上“旅游”了。泗水亭长知耻而后勇，他和他的子孙们一边以女人和金钱换取和平，一边休养生息，同时大力发展西汉帝国的马政，设立了专门的马政管理机构——太仆寺，并在设置国有牧场养马的同时大力鼓励民间养马（文景时期颁布的《马复令》有云，养马之家可以少出一人服徭役）。经过三代的经营，西汉帝国蓄积了国力也蓄积了马力，汉武帝发动与匈奴的决战时，他手里已有几十万匹战马资源。在公元前119年决定汉匈两大帝国命运的漠北之战中，卫霍军团除了拥有十四万骑兵外，更是有十万匹运输马匹，最终卫霍决胜千里、封狼居胥，背后是帝国强大的国力和马力在支撑。 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阳起兵，手头仅有千余战马，李渊抹下老脸向突厥人屈膝称臣，以获得突厥人的支持，为此他得到的突厥人厚礼是两千匹突厥马。即使占据长安北面称帝后，李唐的战马资源依然是少得可怜，据统计，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唐帝国也仅仅拥有三万六千匹战马。 李世民是马上皇帝，他知道马对他和他的帝国的重要性，他大力发展国内马政，破格提拔养马人才，任命张万岁监管全国马政，并从四夷引进良种，在陇西、平凉、天水、金城等地设置了幅员千里的马场。帝国的马政在李世民手中取得突飞猛进，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帝国远征突厥时，张万岁的马场已经能为帝国提供十万精骑，并留有十万预备，到了贞观末年，帝国的战马已发展到了七十余万匹。 唐初中期在外事上频频取得胜利，马力同样很关键。 赵匡胤兄弟建立北宋帝国，和刘汉、李唐帝国的境遇比起来，有好有坏，坏的地方是幽云十六州已失，北宋帝国无法再像汉、唐帝国一样在北方拥有着大量广阔的牧场。好处是赵家兄弟承接北周家底，并非像刘、李那样白手起家，加之在统一战争中又发了不少横财（在吞并北汉过程中就俘获战马四万余匹），北宋帝国的马事看起来并不像汉唐初期那样窘迫（赵光义在统一中原后便迫不及待地发动收复幽云的战争，也是因为帝国在马力上看起来还算给力）。 北宋帝国在马政上依然沿继汉、唐的基本制度，设置国有化牧场养马。北宋初沿五代旧制设飞龙院管理马事（后改为群牧司，以枢密院使兼领，以重其事），在全国设置了十四个大型国有马场（牧马监）；同时，河湟、陕西、西南等地少数民族居住地也是北宋帝国的战马基地，不用帝国养，掏银子就行（北宋人不缺的就是银子）。 在北宋中前期，马事看起来没有拖帝国的太多后腿，比起汉唐来，执行守外虚内政策的赵氏帝国在马力上的消耗是远远小于前者的。而到了真宗时期，帝国可用的马匹也达二十余万匹，虽远达不到汉唐鼎盛时的水平，但也不能称之为窘迫了。 对于中期的北宋帝国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缺马，而是马无处可用。随着宋辽之间在澶渊之盟后进入长达百年的和平时代，西夏人也开始满足于每年拿拿赵家皇帝的红包，帝国战马的消耗因此日益缩减，需求量当然也日益减少。 在不再需要“马”的仁宗时期，朝廷和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交易也开始萎缩，到后面少数民族兄弟们都知道了北宋人对马不感兴趣。 马不是问题，但是设置在全国的牧马监却是问题，而且还是大大的问题。 马匹的品种退化、数量急剧下降，最大的问题当然还是钱，办国有化牧场，太烧钱。 首先，牧马监马少，占地广，花费相当巨大。据统计，河北牧马监平均一马占地一百五十亩，其中广平监的五六千匹马，就占有邢、赵等三州良田一万五千余顷，平均一马占地达二百五十亩至三百亩。包拯做过相关的调查，他指出，漳河南北良田，被水淹毁的有十分之六，其余四分中又有三分是被牧马监占有，他明确提出了帝国牧马争地的严重问题。仁宗时的太常丞叶清臣给赵祯算过这样一笔账，当时全国牧马监存马三四万匹，却占良田共九万余顷，每年的花费达百万缗钱；在牧马监养一匹马，要耗费五百多缗，而向西北的少数民族兄弟们买，只需要二十五缗。 其次，牧马监之马多不合骑用，每“驱至边境，未战而冻死者十八九”。 那为什么不去找西北的兄弟买卖呢？因为帝国“不需要”。 为什么要继续设置牧马监养不死不活、不堪其用的“战马”呢？因为战马是一个国家不能缺少的资源，谁也不敢开口说一个堂堂的帝国可以没有自己的战马基地，何况这是太祖祖制。 有一段时间，多年无战的北宋人想不清楚战马这个资源为什么不能缺少，以及牧马监存在的理由。 而当赵顼上台，想改造这个帝国的气质并富国强兵时，摆在他面前的帝国马事有两个现状： 一是帝国没有战马，要用兵就要用马，而帝国却没有马用。 二是设置在全国各地的牧马监烧钱不出马，对“国有”牧马业的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王安石的养马法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横空出世。 第二节 王安石的养马法，用一句话精简地概括，就是从集团化的国有大规模饲养改成分散的农民小规模饲养。 鼓励民户养马，并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想法。早在真宗时期，曹彬之子曹玮知秦州时，便试办了农户养马之法，以补官方牧马之不足，而之后王旦、丁度、宋祁、叶清臣、李中师等人都向仁宗皇帝提出过废牧马监、养马于民的建议。改革马政，也算是呼应了长久以来对帝国改革的呼声。 不管之后旧党们对保马法怎样的深恶痛绝，但是罢设牧马监，采用农户养马有个铁的关键数据摆在那里——成本。 根据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官方的统计数据，农民养马的成本是每匹花费十二点六缗。 这个数据不仅和叶清臣提出的牧马监每马耗资五百缗区别巨大，即使和西北少数民族兄弟开出的购买价二十五缗相比，也节约了近半。 至于民间农户养马的素质如何，能否保障帝国的骑兵们驰骋沙场，这倒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牧马监产出的马素质同样低下，而且农户养马在存活率上肯定远胜国有马（马命就是农户的命，小心翼翼是理所当然），而靠民间养马节省下的钱，足够帝国向西北少数民族兄弟们重新挥舞钞票购马了。 神宗新法期间的帝国加大了与西北少数民族兄弟马匹的交易量，并确立了以茶换马的茶马交易制，在原、渭、德顺军三处设投买马场（后改置熙、河、岷、通远军、宁河寨、永宁寨六场买马），每年在西北的买马量都维持在两万匹左右（年耗茶两万驮），极大支撑了帝国活跃的军事活动。 还有笔巨大的经济账没算上，就是帝国将原来国有牧马监占有的良田都租给了农民，这些广阔的良田成了帝国一笔新的经济收入，仅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一年，“废监租钱遂至百十六万”。 至于下级酷吏以此为名目逼迫盘剥养马农户等新法必然弊病，在巨大的经济账面前倒显得微不足道了。 保马法基本达到了王安石理财、强兵的两大基本目的。 神宗皇帝逝世，旧党卷土重来，废新法，第一是废保马法，“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马为急”，连昔日王安石的死党章淳都叫嚷着“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害”。保马法和其他新法的命运可想而知。 帝国又开始在洛阳、单镇、原武、淇水、东平、安阳等地设置牧马监，经此折腾，原有国有化牧马监的弊病只能是重上加重。 之后整个帝国都在新旧国策中反复，宋哲宗又在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罢设各路牧马监，推行给地牧马法。如此反复，导致最后的结果是，国有、民间养马两样都不靠谱了。 在宋徽宗赵佶当上皇帝后，各路给出一张各地牧马监牧马数据，竟然为可怜的一千八百匹，其中河北西路就占一千四百匹，其他诸路数量都很微小，而堂堂一个河东路，仅九匹。 徽宗时代马力有一定恢复，但是新旧之争依然激烈。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帝国罢给田牧马法，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再度恢复，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又再一次罢设，并将当时各地牧监的九万匹马的大部分给了童贯的西北军，而所收牧场也不再出租给农民，大多改建成了各种高档别墅和度假村，供皇帝及各地官员玩乐。 等到了金人入侵的时候，整个富庶的帝国，真的没有马了。金军逼近开封，帝国遂尽括京内外马匹，加上在京骑军之马，竟然还不到两万匹，全数交给宦官梁方平所率之军去黄河阻击金人，“至则大败，马复歼焉”。 这一切，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呢？ 引子 李逵看着地上被自己打得脑浆四溅的殷天锡，说柴大官人高唐州看来我们是不能呆了，快回沧州收拾细软，和家小一起上梁山吧。 柴进笑了笑说兄弟你只管走人，这里有我善后，赵家的那帮仆才没人能奈何得了我。 到了高唐州府衙大堂，看着坐在高堂上的高知府，柴进眼里没任何惧意。 高廉说柴进你胆大包天，窝藏杀死我子凶犯朱仝在先，纵家丁打死我妻弟殷天锡在后，你也太不把我高某人放在眼里了，太不把大宋国法律放在眼里了！ 柴进说高大人你说的恐怕也是一面之词，无凭无据。 高廉怒拍惊堂木说你等刁民还敢狡辩，看来不用大刑是不肯招了，用刑！ 柴进同样大喝一声说你敢。 所有的人都被柴大官人的霸气镇住了。 柴进不紧不慢地说，我乃先朝皇族之后，有本朝太祖亲赐誓书铁券，恐怕当今皇上也不敢动我半根毫毛。 高廉被唬住了，一时没了主张，还是身边的师爷脑子转得快，低声向知府老爷说，这姓柴的一见人就说他有太祖誓书铁券，可谁也没见过，保不准就是一个传说，依小人看，让他拿出来瞧瞧见一下真假再行处置。 高廉听从了师爷的建议，对柴进说今日就饶过你，明日开堂拿不出你所谓的太祖誓书铁券，哼哼！ 次日升堂，带着镣铐走上大堂的柴进依然昂首挺胸，一脸高傲地躬起双手，高声喝道：请太祖铁券。 柴家家丁抱上一个古旧的紫檀木宝盒，柴进从内衣里掏出钥匙，打开那沉沉的家传宝箱。 没有，什么都没有！ 柴进顿时睁大了眼睛。 怎么会？柴进脸色苍白，声音也颤了。 高廉忍住了笑，重击惊堂木说来人，给我狠狠打这个欺名盗世的恶棍地痞。 柴进的屁股开花了，但身体的疼痛也无法掩饰那内心的迷惘和绝望。 他柴氏被赵家兄弟夺去江山也罢，竟然还被一个所谓的誓书铁券骗了近百年，可怜啊，可悲啊。 后来柴进上山，无论晁盖还是宋江，对这个在江湖上呼风唤雨的小旋风都充满戒心，毕竟柴进在江湖上的影响力太深了，又有前朝皇族这个牌子（这可是造反的绿林好汉们的最爱），绝对是梁山第一把交椅的有力竞争者。可出乎意料的是，柴大官人到了梁山后是出乎意料的低调，不仅不坐晁老大假意虚情让出的第一把交椅（这是必然程序），对于给他安排的梁山后勤部长（掌管粮财）的工作岗位也很满意，鞍前马后地跑前奔后很敬业。宋公明接管梁山后，他对于第十把交椅也没嫌低，还很积极地为宋江下山招安找出路，这些举动很让晁宋二人吃惊和不解。 细心的兄弟会发现，柴大官人上梁山后初遇生人，再没有了当初山下的那番开场白——我乃柴世宗嫡派子孙，家中有先朝太祖誓书铁券。 后来再下山，被授予横海军沧州都统制的柴大官人始终没看上赵家给的官儿，于是只好回家赋闲。他还替祖宗记着和赵家的梁子，而那个空空如许的盒子是他柴进今生受过的最大耻辱。 骗子！强盗！赵家人是骗子和强盗！后来沧州城的人们经常看见一个醉汉晃晃悠悠地穿行在大街上，口中念叨不休。 第一节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公元926年的鸿沟黄河渡口，柴守玉一家被连日霏霏的雨误了归程。 而归程在何方？寄住在渡口边小旅馆的柴守玉的心就像汪洋中的孤舟一样没有方向。 这时他来了——身体魁梧、衣裳褴褛、满面饥色却目光炯炯的他。 郭威摸了摸口袋不多的铜板，叫小二来了几斤馒头一瓶劣酒，遂开始狼吞虎咽。 不多时，小二又上了几个精致的小菜，一壶好酒。 郭威奇了，说我没点菜。 小二说是二楼的那位小姐给你点的。 郭威看了看二楼，只看到一个幽幽的身影，他躬手作了谢状，也不客气，不一会将桌上美肴一扫而空。 酒足饭饱，豪气顿升，他高声说谢小姐一席之恩，何不借步一聊。 她下来了，温柔而大方，如江南秋雨中盛开的芙蓉。 他们虽是初次相逢，却如遇故知。细道来竟是同乡，曾经在一块土地上生活了很多年，只是一个是大家闺秀，一个是无赖小流氓，一个被送入皇宫枯坐闲等白头，一个浪迹天涯靠拳头为生喝酒赌博杀人，所以他们没有交集。还好命运时常拐弯，她在皇宫没呆多久，那位只疼伶人不爱江山美人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就众叛亲离被割下了脑袋，新皇帝把旧宫女嫔妃放回了家，其中一个就有她柴守玉；而他总是四处惹是生非，不久前还因为在潞州城戏杀屠户（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历史真实版本）被送进死牢，亏得潞州留后李继韬才留下了这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头。 茫茫乱世，他们都是没有方向的人。 但鸿沟小镇的旅馆，却让他们在合适的地方遇到了合适的人。 雨停了，他们心中的阴霾也散开了。 他说今日一遇，三生有幸，他日若有缘再见，定当报小姐所赐一席之恩，说完转身。 她的眼睛有些湿，天下纷乱，一别或就是永远，这一切，难道只能成为生命中一个美好而短暂的回忆吗？ 不。爱情来了，她的青春她要自己做主。 她放弃了女孩的羞涩与矜持，叫住了他，做了一个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我要跟你走。 对女儿荒唐的决定，接女儿回家的柴氏父亲兄长当然反对。柴家虽已没落，但还算大户，更何况以女儿的姿色才气（当然还有身家），要嫁一节度使都不是难事，而眼前的穷小子没位置没钱没文化只是一垃圾股。 柴守玉的眼光和他们当然不一样，她认为在乱世，拳头、勇气、信念才是最大的资本。 一切的反对拗不过女儿的坚持，柴守玉是幸运的，在那个时代，她还是一个能为自己做主的女性。她将自己的一半私房钱给了父母回家养老，另一半作了嫁妆（野史传闻有五百万贯之巨，柴女士在宫中如何敛财成了一个谜），就在那个小旅馆下嫁了穷光棍郭威。 浪漫的爱情故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有了老婆的郭威不再是那个好酒好赌性急的邢州野汉。之后的郭威，进入了后人所熟悉的英雄模式，他用了二十四年的时间，从一名普通的士卒变成了后汉的枢密使，后汉军界第一人。 功高震主，年轻而幼稚的后汉皇帝刘承祐眼里已经容不下郭威这颗眼中钉，于是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欲派人除掉郭威。事败后，郭威顺其自然地打起了“清君侧”的旗号。 双方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还未真正交锋，刘承祐就盲目地撕毁了手里面最大的一张底牌——留在汴京的郭威全家。 这里面，也包括了那位和郭威风风雨雨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柴守玉，以及郭威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同时还有柴荣的长子和次子。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没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后汉隐帝刘承祐此举或许是他做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件事了——几乎让中国历史走入了另一个轨道。 郭威接到噩耗后如何的痛心疾首已经不得而知，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切就是那么残忍，通往权力巅峰的路上，鲜花的下面总是鲜血。这一次，郭威的代价太过惨重。 当初在鸿沟小镇上牵手的恋人，还是没能共同走完一生。 公元951年，郭威在檀州“被迫”黄袍加身（很多年后，一个叫赵匡胤的年轻后生模仿了这个动作——从赵后生到鲁后生，郭大侠的故事总是被人模仿，但遗憾的是，后世只记住了模仿者），成为了后周的开国皇帝。 然而，新皇帝却没有了活着的皇后。 他对自己的臣子说了，我的皇后只有一个，她叫柴守玉。 这或许仍然无法弥补他对那个女人的思念和愧疚，于是他又发话了。 后周帝国的第二代领导人，姓柴。 柴荣！ 第二节 柴荣是柴守玉的长兄柴守礼之子，柴守玉极为疼爱这个侄子，从小就带在身边。郭威当然也爱屋及乌，收为养子，视如己出。 成年后的柴荣文武双全，性格成熟稳重，成为了郭威身边的左膀右臂，郭威成为后汉帝国的枢密使时，柴荣也做到了左监门卫大将军。郭威兵变时，柴荣任贵州刺史、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 刘承祐砍下的那一刀的影响是环环相扣的，他杀掉了后周开国皇帝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使后周太祖郭威没有了亲生儿子，他的江山必然要传给外姓人。 那柴荣毫无疑问是最有资格的接班人，柴守玉在太祖心中的地位，以及长年跟随郭威显现出的才干，都促使郭威作出了这个无奈的选择。 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在为柴荣去掉权力路上的最大绊脚石——后周另一个权臣王峻后，郭威立柴荣为晋王，确立了柴荣接班人的身份。 柴荣被封为晋王后的第二年，后周太祖郭威病逝，年五十岁，在后周开国皇帝的位置上仅仅坐了三年。 当初在确立柴荣的接班人位置时，郭威并没有想过另外一个问题，即柴荣的长子与次子同样在郭威起事时被刘承祐杀掉了。 他认为这不是问题，因为此时的柴荣还很年轻，他有的是时间去生一大把儿子，并把他们培养长大成人。 柴荣曾经问当时有半仙之称的算命高手左谏大夫王朴，他能在皇帝的位置上干多久？王朴说最少能干三十年。柴荣听了相当高兴，说给我三十年的时间，用十年来开拓天下，十年来休养百姓，十年来致太平，三十年后把周帝国治理成为太平盛世。 柴荣没有说大话，在他的治理下，后周帝国蒸蒸日上，他也南征北战地开始了一统中原的步伐。 床笫上他也很努力，在南征北战的同时，他又生了几个儿子。 不需要向天再借五百年，只要三十年，柴荣，或许又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伟大帝王。 然而他被王朴忽悠了，上苍不待见他，仅仅给了他五年的时间。 公元959年五月，柴荣对契丹发动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北伐，这次出师，仅四十二天，兵不血刃，连收三关三州，共十七县。 然而他却倒下了，班师回朝，六月中病逝，把江山留给了只有七岁的儿子柴宗训。 尽管后周的两位皇帝被后世认为是五代十国中最杰出的皇帝，但上苍给他们的时间实在短得可怜，二人加起来一共只当了九年皇帝，所以尽管英雄一世，但他们都只能命中注定为那位叫赵匡胤的年轻人当最佳男配角。 第三节 黄袍加身，并不是很困难的决定。当走向权力巅峰的路上只剩下孤儿寡母挡路时，赵匡胤是无法抗拒那致命的诱惑的。 谁也不能。 而如何处置前任老板柴氏一家才是他的最难命题。 他不是王莽，连自己亲生儿子的血溅到脸上也不会擦；更不是曹孟德，内心强大到可以向天下人叫嚣着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很多年以后，提到前老板柴荣，已经当上皇帝的赵匡胤对近臣们说，世宗皇帝在位时，可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有篡位夺权之心。 说这话时他脸上还露出一丝贼笑，像偷了别人东西的孩子，因为打心里他一直认为这个位置是他从柴家抢来的。 柴荣一共有六个儿子，老大宜哥和老二（未名）皆被汉隐帝刘承祐所杀，老三柴宗训即后来的周恭帝，老五柴熙谨早卒，赵匡胤篡位后剩老三柴宗训、老四柴熙让、老六柴熙诲。 陈桥兵变时周恭帝柴宗训七岁，赵匡胤人主开封后，废恭帝，改封为郑王，迁往房州（今湖北房县）。作为废帝，柴宗训虽衣食无忧但精神郁闷，遂在二十岁的时候（公元973年）逝世，其子嗣世袭郑国公封号。 而柴荣最小的两个儿子柴熙让、柴熙诲正史已无记载，江湖传闻（宋人笔记）说当时赵匡胤进入皇宫后，看到宫女抱着两个婴儿，一问是柴荣的两个小儿子，赵匡胤叹了口气问部下该怎么处理这两个小家伙。 以半部治天下的赵普朝脖子上比了个斩草除根的手势。 赵匡胤似乎认同了赵普的建议，就在他准备挥手让手下把这两个孩子处理掉时，他忽然看到大将潘美低着头轻捶柱子。 赵匡胤问潘美说，你觉得这样不妥吗？ 潘美说也许这是最好的政治选择，但你我良心上可能过不了这关。 赵匡胤说那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呢？ 潘美说皇上如果放心，这两个孩子就交给我，我会妥善安置的。 后来潘美抱走了两个皇子，并收养了熙让，并为其改名潘惟吉，后来仁宗、神宗朝的名将潘夙，就是潘惟吉之后。 而另一个婴儿熙诲，则被后周大臣卢琰所收养，亦改卢姓。 以上故事系江湖传闻，可信度并不大，从后来赵匡胤南征北战中对待各方受降诸侯及子嗣的态度上看，虽是武将出身，但赵匡胤有一颗宽容的心，对所俘皇族一律善待，他怎么会容不下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柴荣家的两个年幼孩子呢？ 而在他死前，则在宫中留下了一道神秘的石碑，新登基的皇帝即位，必须由不识字的太监带领着，去看老祖宗留下的这道誓碑。 在帝国，老赵家的这道誓碑成为了帝国臣民最大的好奇点，所有的人都在猜测和关心着宋太祖当年的家训。 上面，会写些什么呢？ 第四节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带着徽钦二帝，金国人终于离开了开封城。 开封的百姓们自发地到城门口为他们的皇帝赵佶、赵桓父子送行。 柴进也夹杂在了队伍中，心情五味杂陈，这就是他多年来诅咒赵氏王朝获得的结果吗？ 当金人的队伍消失在城门口的人们的视野中时，百姓们没有离去，而是几乎不约而同地向皇宫奔去。 有的是想到皇宫找找还有没有金人抢掠后剩下的遗宝，有的是想看看那平生都迈不进去的皇家庭院。 而柴进则去了太庙，他想看看传闻中的那道誓碑，抢了他柴家江山的赵匡胤会留给他后来的继承人们些什么呢？ 太庙里一片寂静，在金人的一番洗劫后成了断垣残壁，柴进推开厚重的大门，走进了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能进入的“禁地”。 他看到了那块瘫倒在地上砸成两截的神秘石碑。 碑上的字迹依然清晰。 一、“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看着石碑上的字迹，柴进多年的心结烟消云散，但伴随着的，却是一个时代的曲终人散。 柴进干号了几声，不知是哭还是笑，但他知道，这是柴赵之间最后的无言结局。 引子 送走刘唐后出酒楼，黑宋江看见月光漫洒在郓城的街巷，让白日喧闹的县城沉静下来。 这是一个美好的夜。 之前宋江收到他人生中最大的一笔“账款”——梁山晁盖欠他的“债”。 晁保正送来的是一封文笔欠佳但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的书信加上一百两金子（折合人民币约六十八万元）的贿赂，以谢宋公明当日施的那场及时雨，让他和兄弟们免遭劫难。 宋江这次很奇怪地把信留下，钱却只象征性地取了一锭（和惯例大不吻合，通常是信烧了，钱留下）。 宋江对刘唐说这份情我心领了，如今晁大哥在梁山刚当上带头大哥，开销不小，这些钱就当兄弟回送给他涮锅底了。 不收钱，只是因为宋江觉得，区区几十万，根本不足以偿还他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送给晁盖等人的大礼。 他要的，是一个天大的人情。 在江湖上混，不仅需要钱，更需要人情。 他宋江小小公务员，县政府办公室小秘书一个，却能混到今天，在山东地界上黑白两道通吃，全因深明此理。 狡兔三窟，出了郓城，他宋江从此后在江湖中的立足点除了沧州柴家庄和清风寨外，还有一处叫水泊梁山。 官场黑白两道都在混，谁也不能保证哪天不犯事，有好的退路远比拿点金子强，他宋江缺的不是钱，是退路。 多了条退路的宋江不免多了份安全感，顿觉兴致勃勃，正觉得长夜漫漫无心睡眠需要做点什么的时候，阎婆找上门来，给搞了多日冷战的宋江、阎婆惜二人当和事佬。 阎婆惜那个臭娘们，蹬鼻子上脸，前阵闹了一阵名分未果后，竟然不分场合地给宋江用起了脸子，全然不顾及他宋押司的面子。 宋江认为阎婆惜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一名“二奶”的职业操守。 他宋江也不是省油的灯，否则也不会有今天的名利双收，当日男欢女爱的新鲜劲早就过了，你还当你一直是当日宋公明口口声声叫的宝？你闹我就让你闹个够，黑三郎不在你一棵树上吊死，天涯何处无芳草，没二奶还能缺小三？ 他多日不去阎婆惜那里，当然同时也没忘了进行经济制裁，没宋押司的经常光顾，阎家母女的小日子就不怎么好过了。 有钱有势的黑矮子宋江和油腔滑调专骗女人的白脸小生张文远，谁才是女儿的未来和靠山，这点阎老婆子比女儿看得清，眼看二人越走越远，即将分道扬镳，宋公明这样的好主顾将来再哪去找？ 阎老婆子亲自出马找到宋江，希望能化解这场危机。 宋江的心情很好，身心都有了男人该有的需求，便给了阎婆子台阶下，去了那个曾经让他流连忘返的安乐窝。 不想宋江的热屁股却贴在了阎婆惜的冷板凳上，女人的脸摆得比他还黑，一整晚只留给他一个背影。 宋江开始有些明白，这个女人现在还真不是在闹名分要银子，是心真不在他这儿了。 气愤的宋江离开了，却忘记了最不应该忘记的东西——晁盖留下的信和金子。 多少豪杰贪官，谁到头来的把柄不都是落在了枕边的女人们手上，这个命运他宋江一直极力避免，可依然没能落入俗套。 但可悲的是，枕边这个女人好像已经不想和他过下去了。 双方开始了谈判，宋江说宝贝儿有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话外音：就算要名分也咬牙给了）。 阎婆惜不吃黑炭头这套，说我也没什么要求，感情不和大家分手算了，给点青春损失费就行，不多，就晁老大给你的那一百两金子就行。 女人笑得很淫荡很无耻，她不知道她自己悄然站在了悬崖边缘。 付分手费，宋江不是给不起，而是伤不起——宋押司的心伤不起，面子更伤不起，明摆着女人在外面有了男人起了外心，还在讹他银子。事情若传出去，他宋江以后不用在江湖上混了。 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宋江是不会把这样致命的把柄留给一个心已经不在自己身上的女人的。 通匪谋逆之罪与怒杀红杏出墙女之罪，两害孰轻孰重宋江能掂量，所以宋江手起刀落的时候并没有犹豫。 《水浒》中的女流，施大爷大都描述得淫荡且愚蠢，其中以阎婆惜为最，跟宋江混了这么久，竟然不知枕边的男人的习性，还用群众的眼光打量黑宋江——老好人及时雨，好欺负！ 挥刀那瞬间的宋江，才是真正的宋江，狠、准、稳，这才是他立命江湖的真正本钱。 但这刀下去，黑宋江郓城县政府办公室秘书的铁饭碗就算是掉了。 但他相信，有梁山，有江湖，有人情，他宋江丢掉的饭碗一定会再找回来的。 他到时候还会有一个更大的。 第一节 如果说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的政治结构是一个金字塔的话，这个金字塔可以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坐在权力顶峰的帝王，下面则是为皇帝服务和维系帝国运行的官员，最底层则是最普通和大众的百姓。 在这之间，还有一个层级，就是连接官员和平民之间的纽带——吏。 吏的概念范围，各个时期又各有不同。先秦时期的吏，更多是官吏统称，在先秦分封制下，后世所谓的“吏”并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和土壤，因为分封制下周天子并没有相对集中的王权，而各诸侯、大夫都有自己固定世袭的领土，而替大夫管理土地和百姓的则为家臣，家臣对大夫有更多的人身依附性，而大夫对家臣的控制能力通常很强，与后世官吏之间的关系大为不同。 秦始皇建立起集权而庞大的封建帝国，皇帝掌握着各级地方管理者的任命权，官职体系开始制度化、体系化、职能化，官员也不再世袭，地方统治者的权力也开始短暂化。 在官员层级的权力弱化的同时，皇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力，必然就需要另一个阶层的队伍来辅助官员层级对地方进行管理，这时候，吏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和政治集团走上了历史舞台。 西汉时期对吏就有明确的划分，丞、尉级别，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皆秦制也。 事实上，吏的分类远不止这么简单，帝国各个职能机构，都有五花八门的吏员职位，处理机构的日常事务。 帝国的税收、兵役、社会治安管理、各种国家政策，最终的基层实施者皆为基层小吏。 有人说，对于一个封建帝国来说，官员议政于庙堂，胥吏执政于江湖，帝国行政机构的运转，无法离开庞大的吏员集团维系。 但这样一个庞大而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漫长的封建时代，社会地位却很低下，在某些时候甚至不如他们管理的庶民。对于权力顶层的精英来说，他们是作奸舞弊的小人；对底层百姓来说，他们是为虎作伥的爪牙，小吏们通常成了穿风箱的耗子，两头不是人，印象分都很差。 不但印象分差，其实吏员们的生存环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小吏没前途，也没“钱途”。 在秦汉时期，对官员的选拔还有吏道这一途径，也就是说，你当小吏如果干好了，明天你就可能做高高在上的官员，慢慢接近权力中心。但自从东汉开始后品流渐分，直至魏晋九品中正制的建立，要当官，主要看家世，看出身，你当小公务员干得再好，也只是小吏一名，咸鱼永不翻身。步入隋唐后，科举制代替了九品中正制，要当官得进行文化考试，在读书人里选，而吏是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的，他们依然很难挤进最高权力中心。 作为吏员阶层，不仅跃升高层踏入官员阶层无望，经济收入也很低下，长期以来，只有少部分吏员能领到微薄的薪水，大多数低层小吏是没有薪水领的，吏职是作为一种差役来行使，具有很大的强制性。如在北宋帝国的前期，整个帝国在乡村基层组织不设官员，而是差派乡村主户承担不同的职役，“催督税赋、逐捕盗贼”，是为差役法。没有薪水拿的乡村基层“公务员”们不但没有报酬，同时还得承担许多责任，常常因此荒误农事，搞不好还得拖累家庭破产、妻离子散（失去生辰纲的杨志就是这种典型的倒霉蛋）。 后来王安石进行变法，针对帝国大量的差役伤农扰民的现状，实施了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募役法废除按户当差，而由民户按户分摊出钱，由政府再出钱请雇人为吏应役。 在王安石看来，募役法是各项改革中更完善和成功的一项，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避免了农民服役误伤农事，同时使吏员增加了经济收入，保持了这一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性。所以后来司马牛（光）复辟，全盘推翻新法，王介甫听到其他法令被废都还镇静，只是一提到募役法也被废，大吃一惊，说连这个也废了，我可是和先帝一起商议良久，保证方无一失，怎么连这个也要废。 之后帝国政策反复，在差役法还是募役法之间摆动，基本上是差募并行，整个帝国的吏人大约在四五十万人左右，而在四五十万人的大军中，最终能靠吏员出职升为官员的，仅有千余人，不到百分之一。 一方面是掌握了大量的公共行政资源和权力，一方面则是政治和经济待遇都很差，还要同时承担极大的风险，这必然导致另一种结果，就是吏员们可以利用政府赋予的权力鱼肉乡民，大肆敛财。而长期以来，官员是流动（流官）的，而胥吏们是固定的，到任官员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任所的社会资源和网络，而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往往也不得不睁只眼闭只眼，由属下的吏员们胡作非为。 无论你是多大的官员，都免不了常常受到吏员们的制约，如中的平原县令刘备就被小小的督邮（全称督邮书掾，传达教令，督察属吏，案验刑狱，检核非法）公然索贿，最后丢了县令的官帽。被督邮搞丢差事的也不仅仅是刘皇叔，后来的陶渊明也是因为面对督邮的公然索贿，才感叹“为五斗米折腰”是件很丢脸的事，惹不起还躲不起，干脆辞官，使我们又多了一个伟大的田园诗人。 如果说刘、陶二人官职低下被欺在情理之中，那么，有一些权倾一世的文臣武将也往往受吏员们的气，这又该如何解说呢？清朝生前封贝子、死后封郡王，不可一世的乾隆朝一代宠臣、江湖传闻中乾隆皇帝的私生子福安康从外面打仗回来到户部报账，竟也遇到户部书吏们的公然索贿，书吏们公然对福大将军说，如果公事公办大将军你的报账单恐怕几年也填不好，不如我们帮你填了，给点好处费就行。 对于封建时代的官员和平民们来说，他们就像取西经的唐僧队伍，不管经历了多少磨难，不管队伍中是否有孙悟空这样的能人，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但如果不向阿傩、伽叶这样的“小吏”行贿，取经一样无门，因为，胥吏们敛财的能力是无穷的。 理解了中国小吏们的社会地位和时代背景，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黑宋江只是郓城县的一名普通小押司，但却能挥金如土，在江湖上博得“及时雨”的名头。宋江家只是一户富农，绝对没这么多闲钱闲米任他挥霍，他的钱只有一个来处——灰色收入。 小小押司，看似位低薪薄，但遇到宋江这样的能人，同样是一个超级肥缺。在郓城县，办事儿，找酸文人县令时文彬未必管用，在郓城真正能揽大事的人是呼保义孝义黑三郎押司宋江。 当然，像宋江这样的吏员阶层，是没有安全感的，一旦入行，常常先自行出户。和家庭断绝关系以免连累亲人是常情，而一旦社会动荡，由于这类人深谙民情，掌握底层资源，就很容易干上造反这样的行当，隋朝的翟让、北宋的宋江、元末的陈友谅、明末的李自成，都是吏员集团的造反精英。 既然行走的都是一条“无间道”，逼上“梁山”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第二节 历史上的宋江，确实在江湖中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 与同时期造反起事的方腊起义相比，宋江起义虽然规模明显小很多，但战斗力却很强。 最初，宋江的队伍起于河北，被朝廷称之为河北剧盗，活动于京东东路等地，并引起了帝国高层的注意，赵佶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十二月的时候就下诏“京东东路盗窃发，令东西路提刑督捕之”，但同月又下诏“招抚山东盗宋江”。 不像《水浒》中的宋公明那样没骨气，河北剧盗宋江并没有理会朝廷抛来的媚眼，继续转战于山东青（今山东青州）、济（今山东巨野）、濮（今山东鄄城）、郓（今山东东平）等地，一时间横扫齐魏，“官兵数万，无敢抗者”。 后来被传说为他们根据地的梁山水泊，他们曾在这一时期经常出没，但时间并不长，这支起义军的流窜性很强，并没固定的根据地。 宋江部队的战斗力引起了官府的重视，当时的亳州知州侯蒙就向朝廷上书，说宋江率众横行河朔京东官兵无人能拒，其才必过人，而朝廷的大患还是南方的方腊，对宋江还是应以招安为主。赵佶听从了侯蒙的意见，任侯蒙为知东平府，负责招抚宋江。 但是侯蒙还没上任就病死了，招降宋江一事又没了下文。宋江义军继续南下，从山东进入江苏，其间除了沂州知州蒋园组织了地方官兵对其进行阻击外，其余各郡县大多无备，而“吏多辟匿”，地方各地一时对这支农民义军无可奈何。 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宋江的队伍又窜入江苏地区楚、海（今江苏连云港）等州，在海州宋江遇到了他的克星张叔夜。 张叔夜字嵇仲，出身名门，其祖父是真宗时代的名臣张耆。张耆文武兼修，为帝国抗辽做出过突出贡献，后来在帝国文武一把手（枢密使、尚书左仆射）的位置上都干过，并封徐国公。张耆立功不小，但后来很喜欢讲排场，生活奢华，死后很不幸被人挖了坟墓。 祖坟被挖没有影响张家的风水，张嵇仲少有大志，并喜读兵书，他更希望在战场上博取功名。他不满足于以荫职在开封做一个闲官，出仕之初便主动申请去西北参军，任兰州录事参军（八品营级干部）。 在西北他显现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建设了西安州，有效地防范了羌人的侵犯，很快以军功得到升迁，后升任襄城、陈留知县，在地方的政绩也很突出，后来得到自己在西北的老上司时任同知枢密院的老臣蒋之奇的推荐，再次提升任通事舍人等职，随后知安肃军、舒、海、泰州等地（正六品官阶）。 到了宋徽宗大观中期，张叔夜已经做到了开封少尹（正四品官阶）的位置，是帝国极有前途的中层干部，然而，由于其堂弟张克公在任监察御史时狠狠参过蔡京，是蔡太师的死敌，张叔夜本人也不喜迎合得势的蔡京，自然成为蔡京眼中要排挤的人物，蔡京复相后，很快找到借口遣其出京至西安监管草场。 后来朝廷再次起用张叔夜，升任秘书少监、礼部侍郎等职，但终究，蔡太师在开封得势一天就一天没有他张叔夜呆的地，很快他又被蔡京打发出京知海州。 在海州，张叔夜和剧盗宋江等人有了正面交锋。 虽然朝廷的意见对宋江等人还是要以招抚为主，但张叔夜认为，对于屡战屡胜的宋江，不给其一点颜色看，黑三郎是不会真心归顺朝廷的，所以当宋江进入海州后，张叔夜进行了积极的备战。 针对宋江队伍的流动性，张叔夜派间谋混入了宋江队伍，掌握了“梁山好汉”们的行踪，在得知了他们去海滨劫舟的军事情报后，先派千余死士设埋，又派轻兵诱敌，将宋江队伍诱入包围圈后，使用了火攻，宋江大败，其副首领被张叔夜所擒，宋江最后也被迫选择了投降。 关于宋江的结局有很多种版本，一种版本是张叔夜降伏宋江三十六人后，并没有手下留情，而是将宋江等三十六人杀害，并埋于白虎山下，并留下了传说中的“好汉茔”；另一种更为官方的版本是宋江投降朝廷后被封官赏爵，并率部参加了南征方腊的征伐。但是在平息方腊起义后，宋江又再次反叛，朝廷又派刚刚在征伐方腊中立下大功的年轻西北名将折可存率部镇压，起义再次被平定。 张叔夜以千余人马就将横行河朔、山东、江苏等地，连“数万官兵”都拿不下的宋江擒获，以此战功，他被朝廷加封为直学士，并很快迁知济南府。在济南，他又平定了当地的一些农民起义，升封龙图直学士，知青州。 金兵入侵一围开封，张叔夜即率兵勤王，在金兵北归后，他建议，金兵此番劫获大量财富，行军必然涣散缓慢，如果率兵追击必然大胜。但赵桓没这么大胆子，怕张叔夜等人再惹毛了金国人，遂将其调知邓州，兼南都道总管。 张叔夜到任邓州时，金兵又再次南下围困了开封，张叔夜率部三万勤王，可叹北宋帝国拥有百万兵甲，他的部队竟然是第二次开封保卫战中唯一一支勤王开封的地方军，其他的都原地不动坐等宋廷和金人谈判。 入开封后，张叔夜被赵桓任命为资政殿学士、签书枢密院，成为第二次开封保卫战军事方面的负责人。 但此时的他面对的已不是“梁山好汉”宋江，而是东西两路十多万金兵的合围，而保卫开封的，只是几万残兵游勇。 在开封那群谈金色变的君臣领导下，张叔夜已无法创造奇迹，只能眼看城破。 开封城破后，张叔夜拒绝辅佐金人扶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于是被押上了跟随徽、钦二帝北上的路途。 行至白沟（灭辽后宋金两国的交界线），船夫对众人说过界河了，再走就是金国的土地了，张叔夜悲从中来，仰天长啸，至此绝食，第二天卒于旅途，时年六十三。 宋江败于此君手中，并不丢脸。 引子 在帝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变法前期，革新派、反对派两大领袖王安石、司马光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探讨乃至争吵。 谁也没能改变各自的主张。 面对热血的年轻皇帝，面对同样执拗的王安石，司马光几近绝望，但他最后并不死心，一连给王介甫写了三封信。 天下犹如一座房子，可以修补的时候，有必要全盘推倒重建吗？介甫啊！你的新法犹如一把利器，威力无穷，神器一出，对天下是何等的影响，你确定能掌控你自己手中的武器吗？ 王安石的回复依然犀利而自信，他相信在英明的皇帝和大公无私的自己手中，新法能成为富国强兵的最好武器。 有一个问题司马光还没有问，如果后世手握这样神器的是一些奸佞小人，他们又会如何？ 司马光和王安石，他们都不是神，是人，他们都无法脱离一个时代的迷雾看清整个历史长河的流向。 他们或许都没有想过，他们在朝堂上争论的姿势，会成为帝国两个不同的政治坐标，从而衍生出帝国后来最大的政治流派和纷争。 也许变或不变，于他们都是为国为民。 但后来者，难寻王安石，亦难寻司马光。 只有蔡京。 第一节 作为扣着一顶“北宋第一奸相”铁帽近千年的北宋第一反面文臣蔡京，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反角队伍中最少创造了四项第一：字写得第一好、传说第一多、下野次数最多、活得最长。 先来讲讲关于蔡京的传说。在众多蔡京轶闻中有两则最有意思，都是关于吃的。一是说蔡京垮台后，开封一个商人娶了蔡京家的一个厨娘为妾，进门没多久商人叫厨娘炒两个菜，厨娘说不会，俺在蔡府的厨房里是专门呆在包子房的。过了两天，商人又让厨娘去蒸两笼包子来尝尝，看看蔡太师平日里吃的是什么样的包子，厨娘板了板脸说还是不会，俺在包子房里是专门负责切葱丝的（商人闻之晕倒）。 第二个关于吃的是说钦宗上台蔡京被贬流放岭南。破船还有三千钉，蔡太师自然是金银财宝装了几大船，结果从开封到长沙三千里的路途中，腰缠万贯的蔡太师竟然买不到吃的，因为沿途的店家百姓一听是蔡京，再多的钱也不卖给他吃的，不仅如此，老百姓还自发地沿途扔臭鸡蛋，“问候”蔡京那早已逝世N年的母亲，以至于堂堂帝国执宰，最后竟羞愧饥渴而死。 两个故事都经不起考证，蔡京虽然阔绰奢侈，宋代的饮食业虽然发达并逐步专业化，但一个包子房里居然有个专门切葱丝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则故事加了很多“艺术水分”，不过在批判蔡太师生活奢靡罢了。而后一则更不合情理，就算北宋帝国君民都嫉恶如仇，那时候的资讯并不发达，真正亲眼看见过蔡太师的人少之又少，而蔡京仓皇流亡，已是丧家之犬，自己不可能每到一处都报出自己的名号，沿岸百姓又怎么可能都知道他就是蔡太师而拒绝卖食呢？蔡太师饿死之说显然经不起推敲考证。 事实是流放岭南，金人入侵，家破国亡，对于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来说，这是生命不能承受的痛苦，从开封到潭州，前面还有漫漫而荒芜的旅程，这一切足以要了他的命。 再谈谈蔡太师的字。众人皆知，北宋书法四大家为苏黄米蔡，原本这蔡的人选是蔡京，可由于蔡太师在政治上的拙劣表现，后人遂将苏黄米蔡中的蔡换成了蔡襄（蔡京的堂兄），但业内人士大都认为，蔡襄在书法上的造诣是远逊其弟的。据说，蔡京和当时的四大家之一米芾交谈，蔡京问当世谁的书法最好，米芾说不仅是当世了，自从唐朝柳公权后，没有人能超过你们兄弟俩（蔡京和其弟蔡卞）。蔡京说其次呢，米芾笑笑说那当然是我。 米芾人称米颠，生平视权贵如粪土，当然不会拍蔡太师的马屁，说的都是大实话。早在神宗年间蔡京还未进入帝国权力中心时，他的字就已经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据说有一次酷夏难当，蔡京在府宅坐在摇椅上乘凉，两个小仆在旁边很卖力地给蔡老爷扇扇，蔡京兴致所至便在凉扇上挥毫，并随手赐给了身边努力工作的这两个跟班小仆。过了几日，蔡京突然发现这两个家伙一下子阔绰起来，蔡京问其故，二人说爷你那天赐给我们的扇子我们拿到书画文物市场拍卖，被您的一个超级粉丝以两万金的价格买去，照顾小的们发了一笔横财。 蔡京的那位超级粉丝就是当时的端王，后来的徽宗皇帝赵佶。 后世人常拿蔡京的奢华生活说事儿，但其实蔡京就仅凭为相二十年拿的高薪和其书画在当时的市场价值，也足以过上锦衣玉食的超豪华生活。宋朝的顶级文人们都生活在天堂，比蔡太师奢华的前辈太多，吕蒙正、宋学士（祁）、欧阳修谁也不差谁，没必要老拿蔡京一人树典型，说他巨贪，史书上也没有几点这方面的证据。 蔡京最传奇的故事是在他死后。据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当年蔡京于流放岭南半途身亡，草草安葬。三十五年后（公元1162年）南宋孝宗赵眘上台后。为岳飞等人拨乱反正，同时恢复名誉的还有蔡京，随即他被迁墓归葬在枫亭故里。在重葬蔡太师的时候，人们发现已逝世四十余载的蔡太师，“肉已烂，但独心胸上隆起一‘卍！’字，高二分许，如镌刻所就”，这可惊吓坏了当时的世人，因为这个“卍”字是佛祖瑞相的标记，怎么会长到一代奸相的身上呢？世人除了不解还是不解，这成了南宋朝的一大未解之谜，也为蔡京的传奇人生添上了深厚一笔。 最后关于蔡京的传说都与石碑及小人物有关。一个是说蔡京作为新党领袖上台，对元祐旧党人的打压到了极致，在世的，贬官的贬官，流放的流放，甚至出台了旧党人士子嗣不得与赵氏皇族通婚的歧视性规定；而那些死去的旧党头目如司马光、苏东坡、文彦博之流，不仅死后的许多封号和荣誉被取消，蔡执宰还在文德殿门东壁把他们刻记为奸佞黑名单，让子孙后世永以为戒，并令全国各州府都要同样立碑为戒。 任务传达到了长安府，知府当然要执行上头的命令，找来了石匠刻碑，其中一个无名石匠公开表示拒绝刻司马君实这样的忠厚长者，说司马大人为人声名谁人不知，却要在奸臣碑上立名，小人不忍刻。知府怒了，狠拍惊堂木，说不执行命令就板子侍候打到你肯刻为止。 胳膊拧不过大腿，石匠叹了口气说要我刻也行，但我要求在碑上不要留我的名字（通常刻碑者会在碑尾署名），我可不想让我的儿孙骂我老糊涂。 而后一个传说和重庆大足石刻有关。在现在的重庆大足北山佛湾103号窟有一道《赵懿简公神道碑》，被历史学家马衡称为“环宇间仅此一刻”。这道无名碑，后经史学家的考证，为范祖禹拟文，蔡京所书。 但这道碑帖为什么会被刻到了大足北山呢？碑中的主人赵懿简公（赵瞻）是仁宗、神宗、哲宗时期的官员，在政治上属于元祐旧党，没有在重庆任官的履历，死后的墓地也不在重庆，那么蔡京为什么会给一个政敌书碑，而又为什么被作为无名碑刻在了重庆大足的北山上，现在都已经无从考证了，于是只有民间传说来填补这段空白。 故事是这样的。当年赵瞻虽在政见上与蔡京水火不容，但他的一个侄子却在蔡京的门下效力，赵瞻死后，他的侄子找到范祖禹（亦为旧党）为赵瞻拟写祭文，请蔡京一赐墨宝，蔡京看在小赵同志为其鞍前马后工作努力的面子上，挥笔而就这帖《赵懿简公神道碑》。 后来金人入侵，小赵带着蔡京的墨宝南渡来到了重庆，看透了世情在大足出家为僧，追忆往事，常常拿出蔡大师当年赐的墨宝欣赏，于是就有了将这道千古佳帖刻于空山万古流传的念头。 但此时的蔡京已是落水狗人人喊打，其生前墨宝大多被焚毁，如说是蔡京所书，恐怕无匠愿刻，小赵只得对石匠们隐瞒了这道碑的作者，遂成了这道“无名碑”。 两个小人物的故事，一个被众多史家写入史书，一个则散落为民间传说，一个敬人，一个敬字，但我们相信两个故事同样真实，而小人物体现出的性情也同样令人敬重。 蔡京其人，也许真不能用“一代奸相”一词就能简单概括。 第二节 蔡京字元长，兴化仙游（今福建莆田仙游）人，仙游蔡氏是北宋时期南方最有名望的书香门第，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出了三十多个进士，蔡京在二十三岁的时候（熙宁三年）中进士，同年进士的还有他的弟弟蔡卞。 走向帝国政治舞台的时候，帝国正在迎接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作为南方士人的新锐力量（时人做了一个统计，支持新法的，大多为南方的士人阶级，新旧两党之争同时也是南北士人在帝国政治力量上的角逐），蔡京毫不犹豫地投身做了改革派。 蔡京早期历任钱塘尉、舒州推官、起居郎，后来与其弟蔡卞一起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一起负责为皇帝拟写诏书。 蔡京很快成为了王安石的得力干将，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是做过不少大事的，最为人称著的是修筑了木兰陂。 木兰陂现位于福建省莆田市区西南五公里的木兰山下，与兴化湾海潮汇流处，两岸的兴化平原频遭上游洪水和下游海潮侵害。北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当地一位叫钱四娘的奇女子看乡人屡受洪潮之苦，于是出资十万缗在木兰山下兴修陂堰。但木兰溪水流湍急，钱四娘筑起来的陂堰被冲垮，钱四娘一时想不开，跳进了洪水中，成为后世颂歌的传奇女子。后来钱四娘的同乡林从世又携金十万缗继续修陂，仍然以失败告终。 到了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在杭州钱塘当县尉的蔡京看到全国都兴起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情系家乡，想起了这条两次修筑失败的水利工程，几次上奏朝廷申请重筑木兰陂。在他的召集下，福州义绅李宏再次出资七万缗，在精通水利的和尚冯智日的协助下再次在木兰溪展开了这一宏伟水利工程，但才开了个头，李宏集资的七万缗就花完了。蔡京得知后又再次复奏朝廷，又联络了当地十多家富绅出资，官方民间一共集得七十万缗，群策群力，终于在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修筑完成。 木兰陂现在成为了中国五大古陂之一，至今仍保存完整并发挥其水利效用，现在的木兰陂南建有木兰陂纪念馆，馆内有众多当初为修建该陂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历史人物——钱四娘、林从世、李宏、冯智日等人。 独缺蔡京。 因为优秀的表现，在神宗变法时代蔡京的官升得很快，在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时候，三十七岁的全国著名青年书法家蔡京已经做到了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的显赫位置，成为了新党中的中坚力量。小蔡同学的前途一片大好，据说被列为了神宗朝后王安石时代的三大新法领袖接班候选人。 世事风云变幻，一生都寻求变法的神宗皇帝赵顼升天，年仅十岁的哲宗皇帝赵煦上台，掌握大权的是高太后老人家。高老太婆年老图清静，不想折腾，司马光等旧党比较合她老人家的口味，于是，在洛阳闭门写史的旧党元首司马光在万民敬仰下走进了开封城。 谁都知道，新党的春天过去了，而冬天有多长，没人知道。 重回权力舞台中央的司马光一天都不想再等，他对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有着充分的了解，他要和时间赛跑，在有生之年将新法流毒从帝国的身体逼出，所以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废新法，好的坏的一律废黜。 对新法中最重要的募役法，司马牛（苏大胡子语）限期五天，帝国各路全部从募役法改为原来的差役法。 力度之大，时间之紧迫，不要说旧党难以接受，连苏轼、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都直呼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饭要一口一口吃，肉要一口一口吞，更何况眼前的摊子是难啃的骨头。 这时候，蔡京跳了出来，坚决拥护司马牛，并神速地在五天内将他开封府辖区的募役法全部改回差役法。 帝国上下的臣僚们都有些目瞪口呆，他们没有人想到跳出来的竟然是新法战将蔡龙图，小蔡的这一百八十度弯转得也太神速了。 事实证明，蔡京的这笔投资是血本无归，他此举除了让老司马开心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小蔡啊，如果帝国人人都能像你这样奉公守法，还有什么事是办不成的呢”外，没有收到其他任何回报，赏识他的司马光完成夙愿后也耗尽最后一丝心神撒手西游，剩下的是铺天盖地的对蔡元长的骂声，旧党骂他叛徒，新党说他是小人，台谏官们则视他为奸邪，蔡京耗子拉风箱——两头不是人。 京城是呆不下去了，蔡京被贬出京到地方任职，知成德军，后来历知瀛州、扬州、郓州、永兴军、成都府。 虽然做了新党的叛徒，但是新皇帝眼中的蔡京，还是一位新党中坚骨干和能吏。哲宗皇帝一天天长大，对高老太后的不满和对父亲的崇拜与日俱增，亲政后，他重新重用新党施行变法，绍圣初，蔡京也被召回了开封，任代理户部尚书，而他的弟弟蔡卞则官拜左丞，蔡家兄弟一时又重新起势。 蔡京废新法是好手，助新法也是能手。回京代理户部尚书后，新党领袖章淳正愁如何恢复募役法而头疼，蔡元长说这有何难，直接取熙宁成法施行，错不了。在他的协助下，帝国很快又全面施行起募役法，一废一复，手起刀落非常利索。 可惜赵煦虽有继承父志将变法进行到底之心，却天生命短，二十四岁没留下子嗣就双脚一踏去了黄泉，便宜了十八岁的兄弟端王赵佶。 上台伊始的赵佶仍然不能做这个帝国的主，这次当家的是向太后，一样是不喜欢折腾的女人。新党又一次遭殃，蔡京当然不能例外，被罢官为端明龙图学士，再一次赶出开封，知太原。随后又再次被贬，知江宁。 蔡京做地方官做得严重审美疲劳，这一次他赖着呆在开封不走，很快被御史们告了一状，地方父母官也做不成了，派他去看守余杭的道观洞霄宫（提举洞霄宫）。 蔡京迎来了政治生涯的最低谷。 但无论被打压得多深，作为新党骨干，只要新党有复辟的一天，他蔡京就有出头之日。 更何况现在的皇帝是他的超级粉丝，同为艺术家。 蔡京的东山再起离不开几个人有意无意的帮忙。一个是童贯，徽宗登基伊始，令童贯到杭州一带搜寻奇珍书画，童贯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到了杭州自然想起找文化大师级人物蔡元长帮助。在蔡京的帮助下，童贯给皇帝找到了不少珍贵的古董书画，蔡京附带也把自己的一些字画通过童贯带到了赵佶面前，让皇帝对蔡大师的好感与日俱增。 另两位则是徽宗年间的两大执宰曾布与韩忠彦。赵佶新政上台之初，改国号“建中靖国”，意思很简单，就是针对神哲两朝新旧两党之争猛于虎的政局，采取持平用中的国策。两大执宰曾布、韩忠彦虽是新旧两党的代表，但都属于温和派，赵佶才上台，不希望出乱子，只希望大家和平共处过几天清静日子。 可惜新旧党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曾韩二人也很快水火不容，所以二人面对朝中吹捧蔡京之声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他们都暗中希望蔡京进京，帮助自己钳制对手。后来蔡京进京，韩忠彦亲派其子到开封城外迎接，其子到城外才发现自己晚了，曾布早就遣子到城外二十里远的长亭迎接蔡大人。 当然，最终决定权还是在赵佶那里，持平用中的“基本国策”也已无法解决北宋末期党争的政治问题，更无法解决皇帝的财政问题。赵佶开始从两党兼用到支持新党变法或许是必然性的选择，“政事立而财用足，财用足而根本固”，银子多了不压身，谁当家不想荷包里银子鼓鼓的呢。 蔡京回来了，官拜尚书左丞（很快取代曾布为右仆射入相），开始了他二十余年人生政治舞台中最辉煌的篇章。 蔡京的所长在于他永远明白自己上级领导（无论是王安石、司马光、赵佶）需要的是什么，并且高效率地贯彻落实领导意图。他上台后，帝国又开始新一轮的变法高潮，内容包括了官制、学校、科举、礼法、地方制度等等。但重点在于经济，用王安石的话来说叫理财（旧党称之为敛财），在茶法、盐法、钱法、漕运、方田等方面均有涉及。 蔡京的变法在纸面上是卓有成效的，帝国的财政收入在他的任期内大幅度飆升。仅在盐税一块，帝国一年的收入便达到了四千万贯（这已经是唐帝国末年全国的税收总额），所以蔡京实施的盐法茶法，在元明朝长时期被统治者们借鉴施行，原因无他——太能敛财了。 二十年的时间里，蔡京四次被罢相，但赵佶却一次次地起用，原因也无他，没有比蔡京更能“理财”的管家了。 帝国的国库里又满满地装载着钱粮，以致“帑庾盈溢”。赚的钱怎么花是一个问题，赵佶不是父亲赵顼，眼光永远向北想着党项想着契丹；蔡京也不是王安石，理财是为了富国强兵，他们都没有先辈们如此远大的理想，享受生活才是他们的终极梦想。所以蔡京上台一两年就可以拍着胸脯对皇帝说咱们现在国库里的节余已经有五千万贯，老大你想干就干啥，咱们不差钱。有管家的支持，赵佶的日子过得甚是潇洒，“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当然还玩石头、建园林，咱们玩的就是“丰亨豫大”。 蔡京引导他的东家过了二十余年的太平盛世，赵佶和他的帝国看起来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谁也看不到歌舞升平下潜藏的巨大危机。 如果今天盖棺论尸，说蔡京是“北宋灭亡第一罪人”似乎过于牵强，蔡太师不过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政客，他的所为完全是为自己的主人服务，并以此获取最大的个人私利。如果在一个英明的君主面前，他或许能成为一名能吏干臣，取得不错的政绩（史实证明蔡京是有这个能力的），但他侍候的却是一个浪漫奢靡多情的诗人，那他自然就理所顺当地成为了误国害民的奸佞。 蔡京政治生涯中最为人诟病的是与童贯一起力主联金灭辽收复幽云，是当时主战派的核心人物和代表，后来赵佶任命他的儿子蔡攸为宣抚副使，配合童贯伐辽（顺便也起着监督童大帅的作用）。打仗不是请客吃饭，玩政治蔡氏父子都是高手，打仗可就心里没底，所以小蔡同学左磨右等一直不愿上任，而老蔡的态度也很令人玩味，儿子出征前他写诗一首赠子： 老惯人间不解愁，封书寄与泪横流。百年信誓当深念，三伏修涂好少休。目送旌旗如昨梦，身非帷幄若为筹。缁衣堂下清风满，早早归来醉一瓯。 据说他还在朝堂上把这首诗念给了皇帝听，皇帝赵佶听了直拍手说好诗，如果把“三伏修涂好少休”改成“六月王师好少休”就更好了，好像一点都没明白诗中之意。 两国大战在即，主战派蔡太师的口中念起了主和派们口边常念的“百年信誓当深念”这样的腔调，是在为儿子的小命担忧（虽然此子没少和他抬杠，一度水火不容，但毕竟父子连心），还是另有深意或伏笔，就不得而知了。 但这就是蔡京政治生涯的一种态度，有奶就是娘，什么政治理想抱负，那都是纸面上的东西。利己，才是他唯一信奉的准则。新法旧法、主战主和，这些都不过是获取政治利益的手段而已。 但蔡太师最终还是没能善终，随着帝国末日的来临，他辉煌的人生也惨淡收场，流贬岭南，客死半途。死前蔡京同样作词一首，算是对八十年人生的自我总结： 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此恋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对蔡京和他的帝国来说，命运看似无常，但其实不过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事事因果而已。 引子 梁山，晁盖为刚刚营救上山的宋江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众豪杰把酒言欢，一时好不热闹。 只有公孙胜发出轻轻的一声叹息。 这声叹息是给他寄予厚望的晁保正的。 宋江来了，一山不容二虎，晁保正怎么没好好想过这个问题？ 看来晁盖始终不是能成大事之人。 酒过三巡，公孙胜提出要下山看望老母，“暂别”山寨数月。 顿时气氛略有些尴尬，宋江心想我才来你就要走，这是什么意思？ 黑三郎还是一如往常露出他那友善的笑，说思念老母，何不叫两个小的把老人家接上山“享福”。 公孙胜忙说不用，家里田产颇多，老母衣食无忧且久居乡里，上山了肯定不习惯，还是兄弟去暂陪老母几月，以尽孝道。 黑三郎以孝闻名于江湖，公孙胜以探母为由下山，宋江还真不好说什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公孙道人离开。 公孙胜回到久别的故乡，一身轻松，他去紫虚观看望了他的师傅罗真人。真人看了他一眼，眼中的话是回头是岸，很好。 但当宋江基本架空晁盖做了梁山的真正老大后，他还是想起了这个当初不给他面子的道士，心想梁山且能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于是让心腹戴宗和李逵去寻公孙胜，让他“归队”。 得知二人来寻，公孙胜躲了起来。 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二人在家里不仅赖着不走，李逵还拿着斧头又是拆墙又是要砍公孙老母，公孙胜被逼了出来。 他仍然不死心，抬出了自己的师傅罗真人，说师命难违不能跟兄弟们走。 公孙胜心想，罗真人是河北山东一带极有名望的活神仙，你们俩怎么也不敢在活神仙面前撒野吧。 李逵说谁敢阻止我接人老子就干掉他。 他没有说大话，那晚李逵喝了很多酒，跑到了紫虚观，把后园南瓜地的南瓜砍了个遍地开花，并亲切问候了罗真人的祖宗八代。 第二天公孙胜听到小僮跑来给他报的这个消息，心凉了半截，心想自己再不走，接下来被砍成两半的肯定就是自己师傅的脑袋了，亦或是老母亲的。 公孙胜去向师傅告别，看了罗师傅一眼，眼中的话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罗真人叹了口气，给了他八个字：“遇幽而返，遇汴而止。” 公孙胜再次上了梁山，这次他知道，其实把好汉们逼上梁山的，不是官府，而是道上的这些兄弟。 而梁山宋江需要的不是一个公孙胜，而是一个从官府到民间都信奉的道教人士，这是他能坐上第四把交椅的唯一理由。 这一点公孙胜看得很透，也很厌倦，所以当宋江接受朝廷招安，风风火火下山时，他终于找到了离开的机会。 无论梁山还是东京，都已没有公孙胜寻求的“道”。 第一节 作为中国本土宗教、中国最传统的文化骨架（三教之一）的道教虽然尊崇老子为始祖，道系神仙也以太上老君（老子原型）为尊，但老子创立的道家学派和后世所称的道教是有很大区别的。老子创立的道，是一种哲学，一种思想流派，一种治国方略；而道教，则是一种民间宗教组织。 最原始的道家从业人员有两种，一是古代在搞祭祀活动中主持活动的人员，后来周礼崩溃，这类人员从王室走向民间，通常被人们称为巫师；二是秦汉时炼神仙长生不老丸的方士（最出名的是帮秦始皇入海寻药，被疑似为日本人祖先的徐福）。到了东汉，这两类人趋向合流，把方仙道与黄老学充分结合，形成了道教。 第一个公认的道教组织是张道陵在蜀汉地区创立的五斗米教。五斗米教在道义上崇尚长生，修习养身术，主要业务工作是炼丹，实行会员制，入会一次性交纳五斗米。五斗米教后来慢慢被人们称为天师道或正一教，长期被视为最主流的道教派系。 与五斗米教几乎是同时期诞生的还有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可惜张角创立太平教的根本目的不是修道成仙，而是为了推翻东汉刘氏政权，他后来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将东汉王朝送上了不归路。 太平道人的造反对于刚处于发展阶段的道教是件坏事，这让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对于推广普及道教心有余悸，他们大多更推崇同样是在东汉中后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对比道教，佛教的教义更为系统化理论化，而其劝诫众生向善清心寡欲的基本教义更符合当权者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而反观道教，道义混乱，且道士通常要么心系上层，迷恋于炼丹以满足上层长生的梦想或是房中的淫乐，而面对基层时则显得政治性和组织性都比较强，极易成为政治上的“麻烦”，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发展得风风火火，道教则显得清冷。 不少道教大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道教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东晋葛洪就著作了大量道教理论书籍，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炼丹家的理论，并将道教的神仙系统化理论化，成为当时道教思想的集大成者，推动了道教的发展；而许多道教人士也有感于传统天师道理论的不足，勇于创新，纷纷建立新的道教派别。东晋年间杨羲、许谧、许逊、魏华存等人就创立了上清派，强调“存心养性以事天，聚精会神而合道”，在兼习金丹、符咒的同时强调心性的修习，同时坚决反对传统天师道的房中术；北魏道长寇谦之也对传统天师教进行了改革，寇道长改革的重点是取消传统天师道政治性组织性过于严密的特点（这点最让封建统治者所忌惮而对道教加以限制），为道教重新建立一套迎合维护统治阶级的教规教仪。 寇谦之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人们称他创立的道教为新天师教。改革后的道教获得了北魏统治者的认同，魏太武帝宣布崇奉天师，成为一名道教信徒，并改用太平真君年号。 各种改革为后来道教的兴盛打下了基础。 而道教的春天，则来自于李唐帝国的到来。在魏晋门阀观念的影响之下，带有五胡血统的开国皇帝李渊得为自己找个出身高贵的祖宗，于是他宣称李唐皇室是老子李耳的后代，同时宣布三教之中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第三。他的子孙后代们都沿袭了崇道的传统，唐玄宗李隆基在公元736年更是下旨把道士视为皇室宗亲，道士犯法可以不依俗制处罚，并且设置崇玄馆，规定道举制度，以道教经典子真经开科取士，设置了玄学博士的职称。而到了唐武宗的时候，更是在全国范围内禁佛，推崇道教。 到了北宋赵宋王朝，道教依然深受追捧，北宋帝国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就是一位道教超级粉丝。被契丹人欺负得脸面无光的赵恒只有在道教神仙们那里找找寄托，于是他伪造天书，大兴祥瑞，封禅泰山，号为“大功业”；又任用丁渭为相，在全国各地广建宫观，一时间道教风生水起，好不风光。 但直到宋徽宗赵佶上台后，道教才真正迎来了巅峰时期。 有了蔡京当管家把国库的银子装满后，赵佶其中一笔消费就是广修天下道观，一时天下名观群立，上清宫、洞霄宫，崇福宫、明道宫，一个个名观在赵佶的手头得以重建或扩建。 而他的帝国的执宰们，通常都还挂有一项虚职——提举某某宫，一般在得罪皇帝的时候，就去道观当管家，蔡京、吕惠卿、张商英、韩忠彦都担任过这项职务。 道教的得势必然是另一大宗教佛教的受压制。当时道教极其兴盛，有的小寺为了哄骗香火，就在寺庙里供点道系神仙（其实到了唐宋时期，儒道二教合流的趋势很明显，大家都在吸收对方一些有益的教义为其所用，把一些民间非常崇拜的历史人物也纳入自己的神系），做些道家的道场。赵佶对佛教这种卖羊头挂狗肉的行为很不满，在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的时候就公开行文宣布“释教修设水陆及祈禳道场，辄将道教神位相参者，僧尼以违制论；主者知而不举，与同罪”，明确了道教神仙和各类道教活动的庄严性和专属性，随后又明文规定“道士序位在僧上，女冠在尼上”，明确了道教对佛教的压倒性优势。 而一批道家人士则成为了赵佶眼中的活神仙，备受尊崇，魏汉津、徐神翁、刘混康、虞仙姑、王老志、王仔昔，都成为风光一时的人物。 但谁都比不过林灵素。 林灵素本名林灵，温州永嘉人，出身贫寒，略识文字，曾经做过苏东坡的书童（和高俅看来是同门师兄弟）。据说有一次苏大胡子问小林说你有什么志向，林灵说世人时刻想生封侯死立庙，我看也不过是浮云，只有做神仙，才是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当时就把苏东坡蒙住了，于是对他另眼相看。 年轻时的林灵离开苏门后四处游荡，在佛家的禅院、道家的道观都呆过，但做和尚的经历并不愉快，经常受到师父的责罚而负气出走，后来进入道观一心修道。林本人的特点是机敏过人，口才好，特能忽悠。 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经方士徐知常的引荐，林灵受到了赵佶的召见，二人“一见钟情”。赵佶问小林会点什么道术，林灵素张口就说上知天庭，下识地府，更不用说人间万象。之后林道士给赵佶介绍起了天国的样子，说天有九霄，神霄最高，神霄宫的主人号长生大帝君，就是你老人家啊，其他臣仆有蔡京为左元仙伯，王黼为文华吏，蔡攸为园苑宝华吏，郑居中、刘正夫、盛章、王革及诸巨阉，在神霄皆有名位，而最近颇受赵佶宠爱的刘贵妃刘氏则是九华玉真安妃（以上诸人估计事前都给林道士封过红包）。 赵佶深信不疑，对林道士大行赏赐，赐名“林灵素”，封号通真先生，在皇宫旁修了座通真宫赐给林道士，许其可以自由出入皇宫，并命天下皆建神霄万寿宫，在开封开神霄箓坛，传箓散符，在帝国全民皆道，将帝国道教修习推向了最高潮。 看着林灵素混得如此好，天下道徒趋之若鹜，鼎盛时期门徒竟有两万余人，还拿着政府发的工资。谁都明白，跟着林道长，美衣玉食，富贵无穷。在他的影响下，帝国依照官员的品秩，设定道官道职，内有诸殿、侍晨、校籍、授经等官，相当于政府的待制、修撰等官。林灵素的官职最高，名号最多，被赐予通真达灵元妙先生、金门羽客、大中大夫、冲和殿侍晨，上朝时位列执政官之后。 得势后的林灵素想到了早年他和佛家的宿怨，于己于教，打击不识时务的佛家成了他的重要目标。 赵佶以前的北宋皇帝，虽然尊崇道教，但对佛教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拜完老君再供供菩萨也还不错。但在林灵素的鼓动下，赵佶看“菩萨”也越来越不顺眼，觉得佛家禁欲望、忘父母，教义实在不咋的。 当然，像三武禁佛那样粗蛮的行为，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赵佶是不屑为之的，文化人自有文化人整人的方法。于是赵佶下诏，先为在中土流传了千年的佛家众神仙们改改名，释迦牟尼名字太洋气了，得改改，叫大觉金仙，观世音菩萨改称观世音仙人，十八罗汉称十八无漏，四大金刚称四大力士。 神仙改名字当然还不够，寺院统改名，比如大相国寺就得改成大相国宫或大相国观；对和尚的称呼也得改，僧人改称德士，尼姑称女德，出家人身体发肤也是出之于父母，不准剃头，都必须蓄发戴帽；入寺后取的法号也不能叫了，废除，寺院里大家见面得称张德士王德士李女德杨女德。 帝国还对管理宗教的机构进行了改革，原来只是主管道教业务的左右街道箓院改为道德院，升级为主管全国宗教事务；而原来的僧箓司则改称德士司，隶属于道德院，算是降级合并。 此令一出，天下僧尼哗然，佛家改成这样，还能叫佛家？和尚还是和尚？虽非禁佛，但与禁佛无异。不仅佛教人士，当时的很多有识之士也公开表示了反对，后来的名将宗泽当时知登州，对帝国的宗教机构改革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态度，就被撤了职。而更多的寺院不忍心看着自己崇拜的佛祖神仙们被改得面目皆非，就把佛像埋藏了起来。1996年，在山东省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就发现了一个大型佛教造像窖藏，出土了二百余尊雕刻造像，从佛像题纪纪年上看，从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年）到北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包括了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北宋共500余年的佛像，考古学家推断埋佛的原因和当初林灵素推动的那场改佛运动有直接关系。 佛教都让林灵素给改了，那么像赵佶为了林道士将他的家乡温州升格为应道军节度那更是小菜一碟了。 就算权倾朝野的蔡太师，宦海生涯几度沉浮，也成为了林大师的手下败将。入宫之初林道士多少还给蔡太师一点面子，在九天神霄宫上给他留了一个位置，可时间一长，林道士得宠之甚蔡太师也看不下去了，两人的矛盾逐渐激化。林道士开始为他的老东家苏大胡子等人翻案，对皇帝赵佶说那帮元祐党人在天上皆位列仙班，职务比我还高，怎么可能是奸臣，据说还题诗一首： 苏黄不作文章客，管蔡反为社稷臣。三十年来无定论，不知奸党是何人？ 徽宗时代新党专权，这样敢在公开场合为旧党翻案的，也就林灵素一人，此后蔡林二人关系更加恶化，反倒是蔡家的反骨仔蔡攸和林道士走得很近，二人联手，第四次搞倒蔡京和蔡绦。 一时间，林道士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遇神灭神，遇佛灭佛，好不威风。看着昔日的“苏门弟子”（当然还包括高俅）如此威风，难怪大宦官梁师成要在各种公开场合哭着喊着自己是苏大胡子的私生子，以一染苏门气息为荣。 林大师到了后来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到了皇宫中，就算是遇到皇太子赵桓也不放在眼里了。 树敌太多，很快林道士就遭到报应了。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五月，大水犯开封，林大师奉旨登城施法退水，这次老天爷没给林大师面子，水一直不退。林大师水退不了，只能张口胡说什么太乙离宫，近年开封必有大难（当然，几年后林大师的乌鸦嘴真灵验了），皇帝得迁都。 虽然迷恋道教，但作为皇帝，迁都这种事不是儿戏，赵佶还是知道轻重的。此事后林大师在赵佶眼中的地位就降低了很多，此时皇太子也适时地参了林道士一本，朝中众臣也下坡羊子争着赶，纷纷出来弹劾他贬毁佛教，擅议迁都，赵佶只得打发这个在开封呼风唤雨了四年的神棍回家。 林灵素走了，他导演的这出闹剧则成为了整个帝国灭亡前的滑稽戏，让帝国的结局充满了黑色幽默。 第二节 林灵素只有一个，但在北宋帝国受宠的道士却绝不止一个。 修身养性长生不老、夜夜洞房金枪不倒、呼风唤雨法术变幻，道家的绝活对一个帝王来说是有足够的吸引力的。 对于北宋帝国的皇帝们来说更是如此。 但是在1126年的冬天，对赵佶、赵桓父子来说，他们考虑的只有一件事：谁来帮他们退却第二次光临开封的金兵。 这一次，文无一身正气受百姓爱戴的李纲，武无身经百战的西军领袖种师道，他们还能靠谁？ 怎么办？赵桓问兵部尚书兼同知枢密院孙傅，帝国的最后一位军事首脑。 孙尚书给皇帝指了两条出路。 一是求和，答应金人的一切要求，要钱给钱，要地给地。 其次……孙尚书压低了声音，说臣近来读丘浚的《感事诗》悟得天机，要解此次的开封之围，必要找到郭京、杨适、刘无忌三个道人。臣用心去寻，皇天不负苦心人，真让臣找到了。尤其那郭京，是一个道法无边的活神仙，能施六甲法，如果最后金人一定要战，由他率弟子出城迎敌，定能擒宗望、宗翰二贼而归。 赵桓的眼睛放出了希望的光，说上苍见怜，降此神仙佑我大宋，天不亡我也。 皇帝给孙部长放话了，两手都要抓，对郭大师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帮郭大师把队伍组织起来。 在朝廷的扶持下，不知从哪儿窜出来的“神仙”郭京在开封召集了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的道士敢死队（大多为开封城里的无赖），整日在开封摇晃，却不参加支援激烈的攻防战。 孙部长几次追问郭大师，为何还不出城迎敌。 郭道长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支部队是要用来对金人做致命一击的，继续每日花天酒地，醉生梦死。 最后孙部长找到郭大师，说守不下去了，开封只剩一两万守军，成败就看郭道长你的了。 郭京看了一眼孙傅，想问他你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最终没问，喝掉了葫芦里的最后一滴酒，说好，明日神兵出击。 那天是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围困开封的金兵发现开封宣化门城门大开，而守兵全部撤下了城墙（郭道长要求守兵全部下城不得偷窥大师作法）。 而凭他们的判断，认为是宋人守不下去了，要拼命和金人决一死战了，金人于是搭弓拔剑，阵分四翼，做好了与宋军决战的准备。 城中果然冲出了一支队伍，可是手中持的不是刀剑，而是拂尘。来到阵前左摇右舞，烧符念咒，敲锣打鼓，好不热闹。 金人一时没回过神来，呆了一会，不知宋人演的是哪出戏，到后来回过神来，都笑了，说兄弟们，宋人欢迎我们入开封呢！那还等什么呢？冲吧！ 不费吹灰之力，金兵就将这支队伍打得稀里哗啦，并顺势从宣化门杀了进去。 那位“神仙”郭京，早已不知逃窜到何方。 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城堡，就这样被女真人的铁蹄踏破。 后世在提到北宋的沦陷时，大都叹气说帝国的皇帝当时选择了自杀。 那么赵佶、赵桓父子自杀前，选择穿的一件衣服，其实就是道袍。 引子 宣和三年二月的杭州城，刺骨的不仅有冷风，还有那生生的杀气。 方腊站在城头，看着城下站在阵前的宋江。 方十三，皇上已经下诏取消了花石纲，天下已太平了，你降了吧，放兄弟们回家种田，你也能谋得功名，荫庇子孙。宋江的中气很足。 方腊笑了笑说，公明兄当初你的豪言壮志去哪儿了？他从怀中拿出了一封书信，这可是半年前你写给我的书信，约好了我们兄弟一南一北痛击赵家皇帝，打到开封城，平分大宋江山，这么快就变成了赵家走狗。 宋江的黑脸浮过一丝看不见的红晕，说当初造反是因为官逼民反，现在圣上皇恩浩荡，招安吾等罪民，再不识时务，只有死路一条了。 方腊将目光放到了宋江身后的那百余好汉，声音提高了八度，说宋公明啊宋公明，你身后站着的可都是我平时敬仰的江湖英雄好汉，你就真忍心用兄弟们的血来染红你头顶的乌纱帽吗？ 宋江说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纵战死沙场又有何妨？ 方腊狂笑，说原来名震江湖横行京东的及时雨宋江，不过此等货色。 他脸上杀气渐露，宝刀出鞘，说想吞我方腊，看你有这个胃口吗？来吧，让我也见识见识梁山好汉。 不知过了多久，宋江才从那惨烈的战事中回过神来，残阳如血，战马嘶鸣，满地尸籍。 满身是血、只看得见两只眼的李逵从死人堆里爬了过来，说大哥我们终于拿下了杭州城，方腊那厮已逃往富阳。 宋江问兄弟们伤亡如何？ 李逵突然情绪失控，一头扎到了宋江怀中号啕大哭，说哥哥惨啊太惨了，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阵亡过半，秦明、徐宁、董平、刘唐、史进、索超、张顺、雷横、石秀、解家兄弟、阮小二、阮小五、张青、孙二娘、王英、扈三娘、时迁……全死了。 李逵每念出一个名字，宋江的心房便猛烈地颤抖一下，而牙根则酸到了极致。 李逵问哥哥啊，我们为什么要来这个鸟地方征什么方腊，你不是说接受朝廷招安后，兄弟们就可享受荣华富贵了吗？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宋江无语，其实他想告诉李逵的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选择了那条路，就不能回头。 而他知道，今后在很长的时间里，每个夜晚伴随他的，是晁盖，是那一个个死在杭州城下的兄弟的幽灵。 最后他只能对李逵说兄弟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属于梁山的时代结束了，属于宋江的时代也结束了。 第一节 作为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有无数的误国害民之举，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大征花石纲。 赵佶是艺术家，纵然身富四海家天下，他的娱乐方式还是相当有品位的——玩石头、赏花草。 领导的爱好做下属的很容易知晓，拍马屁也有了下手之处，于是蔡京等人就拍着胸脯说现在国库有钱，玩花石烧不了几个钱，天下的花草石木都生于荒野，也与民无争，皇上你放心玩。 于是，在二十余年时间里，赵佶兴建了明堂、保和殿、延福宫、万寿山、万岁山（艮岳）等庞大的皇家园林工程，其间集天下四海花竹奇石、极尽工艺之巧，园林山林茂密、千岩万壑、楼台亭阁、奇鸟异兽，一派人间仙景。 而南方的江浙地区则是赵佶园林工程的最大资源获取地，为此，赵佶特地设立了应奉局和苏杭造作局，任命精通花石的朱劻为主管，在江浙各地搜刮花石。 朱勔是苏州人，其父朱冲早年家贫，后来遇到奇人传授其秘方，开了一个药铺，其售药丸药到病除，供不应求，于是成为苏州出名的大药商。 有了钱，朱氏父子的主要兴趣和业务转移到了园林建筑上，兴趣加上财力，父子二人很快成了苏州最有名的园林设计专家。 而朱氏父子政治上的发迹得益于蔡京。当年蔡京贬居杭州时路过苏州，想修功德在苏州建一座寺阁，但预算花费太大需要找人拉赞助，有人给他介绍了朱冲。虽然当时蔡京落难，但朱氏父子眼中的蔡太师是绝对的潜力股，值得投资，于是不仅独家赞助，父子二人还承担了整个寺阁的修建，工程完成得非常漂亮，凭此事朱氏父子攀上了蔡大师这棵大树。后来蔡京上台，给父子二人在童贯的军中谋了两个官职，从此从商场转战政场。 后来朝廷在苏州设立应奉局和苏杭造作局，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因素让朱劻谋取了这个天下第一肥缺。 奇花异石当然不能如蔡京等人所说皆出于荒野，大多出于民间收藏者，朱总管的主要办法是强行征收，看见谁家有一石一木稍显奇显就率兵士用黄封帕蒙上——充公。 充公就充公吧，能收藏奇石异草者大多是中产之家，拿走一块石头倒也不至于伤筋动骨，但是如何把这些珍奇的石头从家中庭园中搬走可是大问题了，朱总管管不了那么多，推墙拆房也得把石头弄走。 这样对于被征者来说，朱总管他们不是来要石头的，是来搞拆迁的。 想免灾，也简单，给朱总管送红包吧，红包的分量当然轻不了。 朱勔在应奉局和苏杭造作局期间大肆敛财，到钦宗上台被抄家时，计有田庄十所，良田三十万亩，岁收租课十万多石，“甲地名园，几半吴郡”。 尽管花石是免费征来的，但如何运送体积庞大的石头到京城却是一个技术难题，应奉局当时就搬运过一块高达四丈（约十五米）的太湖石，一块石头就需要数千役夫，中途很多桥梁、城墙、水门都过不了，朱总管还是老办法——拆。 二十年间，江浙一带运往东京的花石连绵不绝，成为赵佶和他的宠臣亭阁中的一道道风景，但也成为了江浙百姓的噩梦。 花石纲对于帝国的损伤究竟有多大，没有相关经济学家来作出精确的数据判断，但是却有一个最直接的影响。 ——逼反了方腊。 明代学者王夫之就说过，方腊之反，与当时帝国的经济情况无关，与蔡京施行的新法也无关，就是因为花石纲。 第二节 明教，又称作牟尼教或摩尼教，发源于古代波斯萨珊王朝，为公元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摩尼充分吸收了佛教、基督教、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教义中的因素，主张灵魂从肉体中彻底解脱，因而强调禁欲、食素，同时也包括了佛教的转世说和叙利亚的天使说。教义核心可简单归纳为“二宗三际”：二宗指光明和黑暗；三际指初际中际后际（过去现在未来），现在是黑暗的，未来是光明的，光明的势力必将战胜黑暗的势力，到达明界。摩尼本人则坚称自己是佛祖、琐罗亚斯德和耶稣的继承者，是真主的先知。 明教在唐代传入中国，但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合法普及，唐武宗禁佛的同时也把明教纳入左道旁门加以禁止。到了北宋，赵氏王朝依然不承认明教的合法地位，禁止信奉明教，信奉者一旦被官府发觉，就要被流放，财产全部没收，一半充公，一半奖励告发者，明教只能以地下宗教的形式流传发展。 北宋末，浙江的明教由福建地区传入，在当时的影响很广，仅温州地区就有明教斋堂四十多处。当时的明教布道者对原来的明教教义作了改良，他们不再尊外国神仙摩尼为祖，而是改拜太平道的始祖张角为教祖，同时也拜读佛教的《金刚经》，中国的明教教徒和佛教徒一样不吃肉、不喝酒，提倡素食，不事神佛、祖先，提倡节约，死则简葬，教徒之间提倡团结互助。 相对佛道二教，明教的受众更偏向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更为反映农民阶层的经济意愿和政治诉求，所以从宋代开始，历代农民起义军都喜欢把它作为宗教旗帜，煽动农民将造反进行到底。 第一个揭起这面旗帜的是方腊。 方腊是睦州青溪（今浙江杭州市淳安县）人，当地人称方十三，家住帮源洞（位于青溪县西北七十公里的山谷中），家境还算良好，有一大片漆园，原来也衣食无忧，但后来因为赵佶派朱勔征花石纲，因帮源洞盛产漆楮竹木，小地主方腊也因此受到造作局的榨取。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信奉明教的方腊便渐渐起了和教友兄弟们反抗朝廷的心思。 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青溪地区又发生了大水灾，天灾人祸加上宗教压制，睦州地区的农民群众与朝廷的对抗情绪越来越激烈。方腊利用此机会，四处奔走说教，组织队伍准备起义。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七月，方腊的活动被当地的大地主、帮源里正方有常察觉，把方十三抓了起来，准备送官，但方腊还是逃了出来。大鱼漏网后，方有常知道自身难保，举家逃往歙县（今属安徽）七贤村。方腊有仇必报，十月，带领几百教徒去七贤村杀了方有常全家四十余口，然后返回帮源，举行誓师大会，正式开始造反。 方腊起事在睦州等地如星火燎原，一发而不可收拾，短短的几天时间，就有近十万人加入了这个队伍。十一月一日，方腊自称圣公，以方肥为宰相，并设置各级将领官职，“以巾饰为别，自红巾以上凡六等”，并改元永乐，使这支农民队伍有了基本的组织和领导。 得知方腊起义后，青溪知县陈光第一时间向两浙路提点刑狱张苑汇报，张苑也及时向朝廷做了汇报。但消息到了帅哥宰相王黼手头，王宰相认为朝廷现在的主要重心是组织兵力伐辽，并没有将青溪这点芝麻小事放在心上，反而斥责张苑大惊小张皇生事。 张苑没有办法，只有前往睦州与刚刚上任的睦州通判叶居中一起企图招抚方腊，方腊刚起了个好头，当然不可能轻易罢手。 招抚不成，睦州官方只有采取武力镇压。两浙地区最高军事长官（两浙路制置使）陈建派出五千官兵，由兵马都监蔡遵、颜坦率领前往青溪镇压起义军，方腊在队伍无兵甲少器械的情况下，在息坑威坪镇（今淳安县西北新安江北岸）设伏，一口吃掉官府的五千兵马，击毙蔡遵、颜坦，并获取了大量的装备。 初战大捷后，方腊一鼓作气，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攻克了青溪县城，知县陈光仓皇逃跑。方腊随即率部二万攻打睦州，睦州知州张徽言弃城逃跑，倒是通判叶居中临危不乱，率二千余官兵主动出击方腊，被方腊击退后坚守睦州，但兵力太过于寡弱。方腊率兵强攻，十二月一日，睦州陷落，叶居中被半个月前他还企图招降的方腊砍掉了脑袋。 睦州陷落，附近的县城相继被义军占领。 方腊占领睦州后，目标剑指与睦州相邻的江南东路的重镇歙州（今安徽省徽州），当时的歙州知州是仁宗朝名臣曾公亮之子曾孝蕴。曾孝蕴对方腊起义十分重视，方腊刚在睦州起事，曾孝蕴就在歙州界内积极组织兵力布防，以防方腊来侵。 但此时的朝廷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方腊起义的严重性，他们认为，同时期的活动中，开封附近的宋江起义对帝国来说更有威胁。于是他们把经验老到的曾孝蕴调到青州去镇压宋江起义，而歙州方面用没什么资历和经验的毛栗代理知州主持歙州全局，同时派东南第三将，有“病关索”（水浒一零八好汉中杨雄的外号）之称的郭师中率兵进驻歙州。 方腊大军很快杀向歙州，“病关索”郭师中率兵出战，被方腊不费吹灰之力斩落马下，而歙州城内则发生了民变，打开城门迎接义军。代理知州毛栗坐在一把手的位置上没两天就被砍了头，歙州及附近属县陷落。 打下歙州后，方腊调头杀向了杭州，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杀到杭州城下，杭州是东南重镇，有朝廷重兵据守，要吃掉杭州，方腊必须证明他有足够好的牙口。 看到如洪水般的农民起义军涌来，杭州知州赵霆吓得差点尿裤子，撒腿就跑，把守城任务交给了制置使陈建和廉访使（负责监察方面的长官）赵约。 起义军发动猛攻，很快将杭州拿下，方腊入城后杀了制置使陈建和廉访使赵约。 攻占杭州后方腊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大将方七佛率兵六万北上，攻占崇德、秀州（今浙江嘉兴）；另一路由方腊亲自率领，南下攻占婺州（今浙江金华）、衢州（今浙江衢县）、处州等地。 方腊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方腊便攻占了六州六十余县，队伍扩展到了近百万，这终于惊醒了北宋帝国的高层。方腊起义，已经成为帝国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内乱。 和宋江比起来，方腊起事更显得有组织有预谋有战略。在帮源的起事誓师大会上，方腊就作了慷慨激昂的誓师演讲，他指出，现在东南一带的百姓早已经不堪朝廷重负，他一旦起事，各州府的百姓必然会积极响应。他更是大胆判断，以帝国地方官员当下的行政办事效率，至少在半年后才能组织兵力对他们进行有效的镇压，他方腊有半年的时间，就一定能带领兄弟们据有江表，划江而守。 方腊的判断是基本准确的，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朝廷在经过初期的混乱后，竟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组织了十五万人的大军南下平乱。 他的对手，是帝国军界第一人——童贯。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赵佶任命童贯为并、淮、荆、浙诸路宣抚使，谭稹为制置使，王禀为统制，刘延庆都统诸路兵马，让已经集中到京城准备北伐的陕西六路汉蕃精兵共十五万兵马全部南下，其中辛兴宗、杨惟宗统熙河兵，刘镇统泾原兵，杨可世、赵明统环庆兵，黄迪统鄜延兵，马公直领秦凤兵，冀景统领河东兵，加上东南第一将与第七将地方军，近二十万大军讨伐方腊。 方腊起事之初判定朝廷最少要半年左右才能调度大军来对付他，但世事总有偏差，这些军马当初真不是为他准备的，这是方腊的不幸，其实也是童贯的不幸。 赵佶赋予了童贯全权处理东南军事的大权，赐其御笔，便宜行事。 童贯知道江浙的百姓是为什么而反的，一到江浙，立即使用了皇帝给他的御笔，下手诏，把强征花纲石的罪过全赖在了朱勔父子的头上，并革了朱勔父子的职，同时宣布罢花石纲。 此举虽然不能使方腊放下屠刀回头是岸，但有效地阻止了革命的烈火继续扩散。 而剩下的，则需要在战场上一见高下。 宣和三年正月，童贯命先头部队抢在起义军的前面占领江宁、镇江二镇，避免了方腊军据守长江天险。随后，童家军兵分二路，东路由王禀率领由苏州南下，指向秀州；西路由刘镇率领由宣州南下，指向歙州，童贯率余部殿后。 王禀率军抵秀州，方腊军方七佛部正在攻秀州城，秀州守将王子武率部顽守，王禀杀到，二军里应外合，在秀州城下大败方七佛，歼敌万余，方七佛率二万残部退往杭州。 二月，童贯主力到达杭州，杭州城有方腊的主力军六万余和方七佛的二万余人，双方兵力悬殊并不大。 双方在杭州城下展开一次次激战，方腊军伤亡近二万。二月二十八日，童贯占领杭州，方腊逃向富阳，后逃回家乡帮源，童贯军趁势收复富阳、新城、睦州。 在东线战事节节胜利的同时，西路的刘镇也连传捷报，在三月十三日攻占歙州。 三月底，刘光世又率鄜延兵、张思正率河东兵、姚平仲率泾原兵继续增援。 四月七日，刘光世部占领衡州，歼敌两千三百人，斩首领郑魔王；十七日，刘光世在婺州歼敌四千，复婺州，并占领了方腊最初起事的青溪县。 在各路大军的逼迫下，方腊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最后退缩到老家帮源，想凭借帮源的有利地形（此处山峦众多地形复杂）和政府军打游击战。 但是，一方面，深受农民起义之苦的大小地主们积极为政府军当向导，另一方面，西北军已经习惯在环境更为恶劣的西北和党项人打游击战，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下作战反而是他们所长（此后到了北方平原反而不适应），帮源的地形并没有对童贯大军有多大的阻碍。 方腊军退守帮源后，派兵驻守各进山要塞，最初政府军强攻方腊本人亲自把守的北山口，多次强攻都被击退。 眼见战局不利，刘镇的西路军剑走偏锋，转向进攻地势最为险峻的门岭。门岭崖壁峭拔、险径危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方腊认为政府军不可能从此突破，仅派了六百名士兵把守。 刘镇偷袭门岭，没有充分准备的六百守兵全部被歼灭，门岭失守，童贯大军进入帮源。 四月二十四日，在帮源，东西两路大军合围，与方腊二十万大军进行了一天的激战，双方伤亡都很大，但最终方腊军败退。政府军占领了帮源，方腊本人带领残部退到帮源东北的岩洞中。 洞战，是政府军面临的新课题，显然不适合大规模部队作战。在休整了一天后，童贯从部队中抽出了一支敢死队，队长是当时级别职务还比较低的韩世忠。 四月二十六日，这支敢死队偷偷潜入了帮源洞中，擒贼先擒王，遂向方腊本人的老巢发动袭击，一举擒俘方腊、方肥等三十六名起义军首领。 擒获方腊又另有一个版本，在《宋史·徽宗本纪》上生擒方腊的是当时的忠州防御使辛兴宗，但在同样的《宋史·韩世忠列传》上说，这是姓辛的抢了韩大元帅的功劳。 其实当时韩世忠不过是一个低级武官，级别上差了辛兴宗四级，当时极可能是西北名将辛兴宗的部下，在辛将军的领导下进行了这次擒贼先擒王的行动，所以两种说法或许并不矛盾。 真实的历史上，方腊的生死和那位在五台山砸寺门、在菜园子里拔杨柳树的鲁智深大和尚八竿子打不上关系。 方腊被押往东京，八月份在东京被处决。 擒俘方腊后，童贯大军继续在江南呆了一段时间，陆续镇压了吕师囊、仇道人、俞道安等各支附和方腊的起义队伍。 虽然方腊起义失败了，但它燃起的这把火对于帝国来说却是非常致命的，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动着余下情节的发展，导致了帝国后来的非正常死亡。 而同时期的宋江起义与其相比，只能算是小儿科。 引子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七月，童贯来到了南雄城外，跟随他的是几十个从胜捷军里挑选出来的精兵。 后面一队人马卷尘赶来。 童贯抬头，看见为首的是监察御史张澄。 “童贯接旨！” 在跪下接旨的瞬间，童贯心想莫非是北事又吃紧，皇上又召咱家回京主持大局？ 张澄面无表情，诏数了昭化军节度副使童贯的十大罪状，处罚也很简单：砍头，立即执行。 旨意刚宣读完，童贯身边的亲兵们就拔出了刀剑，童贯的这几十位亲兵，都是当年童太师从西北战场上收养的孤儿，身经百战，以一当十，对童大帅更是忠心耿耿，誓死效忠。 “孩儿们罢手，快收起刀剑，勿惊钦差。” 童贯颤抖着手接过圣旨，对张澄笑了笑，说天下人都骂我弄权误国，我童贯无话可说，但对官家（皇上），童贯却从来没想过背叛，富贵荣光是他们父子给的，当然现在这条命也是他们的。 “来吧，动手吧。罪臣童贯甘愿伏法。” 张澄竟有些呆滞，没想原本复杂的任务竟变得如此简单，他抬了抬手，对眼前这位被帝国臣民称为“六贼”之一的大奸逆竟有了一丝敬意，但念头也仅是一闪而过。张澄大喝一声，行刑。刽子手出列，手起刀落，童贯人头伴随着亲兵的哀号声在空中抛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线。 那瞬间童贯感觉南雄的夕阳很温暖，一如当年走进东京皇宫的那个下午。 太监童贯的突围，在南雄落下了帷幕。 第一节 在中国封建帝国时代的权力最高层，围绕着皇权，有几种势力盘根交错，相互制约，共同奏出一曲权力交响乐。 这几种势力分别为：皇亲、后戚、太监、士人（唐以前为门阀，唐以后为科举文人）、边将（边镇割据的武将势力）。 在这之中，太监集团一直是璀燦的“政治明星”，也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风云群体。从秦帝国赵高，东汉的十常侍，蜀汉的黄皓，唐朝鱼朝恩李辅国，太监集团非常活跃，呼风唤雨无所不能。 然而在北宋帝国，无论是后戚势力还是太监势力，抑或是边镇割据武将势力，几乎一下从帝国的权力舞台上消失，舞台上几乎是士人集团在唱独角戏。 用开国始祖赵匡胤的话说，这叫“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北宋帝国的太监们在政治舞台上风光不再，北宋一朝，宦官们的官位品级都比较低，与前朝同行比起来，待遇区别也很大，而他们想获得在舞台上机会不多的演出机会，只有唯一的一条途径——抢本已没落的武将们的饭碗。 军职。 赵家皇帝对于武将的防范与猜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常常派出文人或太监（以后者为主）到军队任监军，赋予了监军更多的权力，监军常常可以代替主帅作出军事决策，这为太监势力走上军事指挥官位置提供了温床，也使帝国的太监队伍出现了很多的优秀军事人才，《宋史·宦官列传》中载入青史的北宋宦官共四十三人，其中领兵立边功者达二十七人。 帝国初期，在军界最风光的是窦氏兄弟窦神兴、窦神宝。 窦氏兄弟出身宦官之家，其父窦思俨（养父）是五代北宋初期的宦官，官做到皇城使，窦氏兄弟子承父业，也都净身做了太监。 虽然开国名将如云，但窦氏兄弟还是凭借自己的军事天赋在军界打拼下了一席之地。窦神兴曾经领禁卫军征伐南唐，做到了左领军卫大将军的高级军职。而其弟窦神宝，则成为帝国军界的一段传奇。 窦神宝虽然体型肥胖，打起仗来却很英勇，他还是个小太监的时候，就跟随太宗赵光义出征太原，攻城战中窦胖子一马当先，和士卒们一起攻上了太原城楼，并中箭挂了彩，得到了赵光义的赏识，为了进一步锻炼窦胖子，赵光义派他监并州戍兵。 窦胖子到了并州表现非常出彩，派兵屡袭山贼，前后破山寨三十六个，斩首达千余级，大获铠甲、牛马、骆驼，向老板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赵光义后来又派他去夏州。在夏州，窦神宝率兵大破反叛宋廷已久的岌伽罗腻等十四族，“焚其庐帐，斩千余级，虏获甚众”，名震边陲。 窦神宝后期的军事生涯主要是与党项人的救星和战神李继迁对抗。早在宋廷想利用党项人来对付契丹人时，熟悉西北边事的窦神宝就向朝廷上书，说党项人狼子野心，早晚成为朝廷大患，需多加防范。后来李继迁叛宋，窦神宝在西北率兵与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至道初年（公元995年），李继迁率兵攻灵武城，窦神宝率兵坚守。西夏人围城一年多，其间还发生地震达两百多天，窦神宝与李继迁在灵武城下不断的地震中上演了一出出的攻防战，但最终以李继迁选择撤退而告终，窦神宝一战而惊天下，并以战功拜西京作坊副使。 窦神宝在西北和党项人对抗了几十年，绝不比同时代的任何名将逊色，后来和其父一样，官至皇城使，活到了七十一岁。 尽管窦家兄弟一生驰骋沙场，战功累累，但是却依然不受士人们的待见，朝廷流传的关于两位窦大将军的故事都是笑话。关于窦神兴的是胡子的故事。当时有一位很有名气的画家叫郭忠恕（后来被称为界画之祖），太宗赵光义闻其名召至京，并安排住在了窦神兴的府中。郭忠恕本来是一个长满胡子的大帅哥（宋人以胡子长为美，如苏大胡子东坡），到了窦府，却把胡子剃得光光，窦神兴不知其故，问郭帅哥为何突然剃须，郭画家说学你啊，窦将军不是没胡子吗？说完大笑。 窦神兴受此耻辱，当然很委屈生气，自然把状告到了赵光义的耳边，赵光义对郭画家的印象分顿时低了很多，打狗也得看主人吧（何况窦神兴是一只如此威猛的狼犬）。不久，郭画家犯了一个小错，老赵就把他流放登州。郭画家后来死于半途。 而窦神宝转战边疆几十载，宋人的笔记闲谈中没记下他多少英雄事迹，倒是老拿他那肥胖的体形说事。其中一则就记载说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的时候，汗水泛滥，赵光义派泽州禁军统领梁迥率领三千兵士去堵塞决口，参加抗洪救灾抢险的还有当时还是黄门小太监的窦神宝和初出茅庐的青年将领李继隆。梁、窦、李三人来到河边渡船，河边小船两艘，一好一坏，论体形，梁、窦二人都是大胖子，自然不能同坐一船，论资历论官阶，梁迥自然比窦、李二人高出许多，所以梁迥独坐一艘好船，而窦神宝和李继隆坐上了另一艘坏船。结果是船到河中，窦大胖子太重，加之船是坏船，没走多久就渗水散架了，窦、李二人差点丧命，幸亏在激流中寻到了一棵老树，救了两人的命，也为帝国挽救了两位杰出的军事将领（李继隆为北宋初四大名将之一）。 除了窦氏兄弟，比较有军事才能的太监还有王继恩。当初赵匡胤驾崩后，原本皇后命王继恩速召皇子德芳入宫，料理后事，可是他却径自去南府宣召赵光义，为太宗登基立下大功。王继恩在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北伐时是三路北伐军的后勤部长，后来又被赵光义任命为剑南、两川招安使，率军分两路入川，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俘虏了义军领导李顺。此时的王继恩已做到宦官的最高品级昭宣使（正六品职官），为此赵光义特设了一个新的官品宣政使，特别授予王继恩。 到了帝国的中后期，一方面是武将越来越受抑制，武将离政治权力中心越来越远；另一方面，太监势力却慢慢膨胀。太祖开国之初，掖庭给事不过五十人，而到了仁宗朝时，这一数字增长为一百八十人，帝国的太监队伍则达到了四千余人。到徽、钦时代，数量就更多了。太监们更为频繁地参与到帝国的军事行动中来，神宗大举五路北伐西夏之时，领军的五路大将，竟有两位是太监。 其中就有被称为史上最能打仗的公公——李宪李公公。 第二节 李宪，字子范，开封祥符人，仁宗时期入宫当了太监，在神宗皇帝赵顼上台前，他当了从八品的供奉官。神宗施行变法，在军事上采取积极的开边政策，李宪也迎来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遇。赵顼派他任永兴、太原府路走马承受（官名，诸路一员，多以三班使臣及内侍充任，负责各路的边情上报）。在任上，李宪就地方边情及帝国未来的军事战略多次向皇帝上策，颇受皇帝的赞同与常识。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起，赵顼任王韶为主将，李宪为监军，王李组合于熙宁五年击败羌族的木征，收复熙州，置熙河路。熙宁六年，王李大军又取得了河（治所在今甘肃临夏市西南）、洮（治所在今甘肃临潭县）、岷（治所在今甘肃岷县）、宕（治所在今甘肃宕昌县）、亹（治所在今青海门源县境）等州地，将河湟大部分地区纳入宋帝国的版图。 收复河湟后，李宪升迁为东染院使，御药院干当官。 其后，李宪继续活跃于西北边塞，攻克坷诺城，解河州之围，大败并逼降了木征部，灭羌酋隆吉卜部。李宪在西北的成绩单相当优异，他的官职也一升再升，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的时候，他已经做到了宣庆使——太监所能做的最高级别官职。 朝廷连年对西夏用兵，财政一度吃紧，赵顼令李宪兼理熙河路财政。李公公打仗是好手，理起财来也是一把好手，在他手头一度节省冗费十分之六，政绩卓然。 而李宪的成名作还是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的西征。在元丰西征中，李宪独立作为五路大军军团主帅之一，率熙河、秦凤兵向东北逼近。李宪军连战连胜，先攻克西使城，随即攻克西夏人屯积了大量战略物资的要塞龛谷城。取得一系列胜利后，筑兰州城，在西夏人的地盘上插了很深的一根钉子，西夏人在筑城期间几次来攻，均被李宪击退。 兰州城建成后，李宪留大将李浩驻守，继续率兵向天都山方向进发。由于李宪军太过强势，西夏梁太后令各部放弃城池，而在各山川据险坚守，但仍然被李宪一一袭破。李宪在祁连山东端的屈吴山打败了旺家族大酋长禹藏郢成四，逼降了禹藏郢成四部，最后直捣天都山赵德明修建在那儿的极尽奢华的行宫南牟宫，并将其付之一炬。西夏名将仁多零丁率大军来救南牟，李宪在啰逋川与仁多零丁交锋，大败仁多零丁，斩首数千级。随后李宪挥师至满丁川，在那里大破嵬名统军。 元丰西征，五路大军三路惨败而归，种愕部战绩虽然也很辉煌，但后来因为天气原因，损失也很大，独李宪部纵横千里，斩首数万，筑兰州城，毁灭南牟宫，一时西夏无人可挡其锐。 元丰西征后，李宪被升迁为封景福殿使、武信军留后、泾原路经略安抚制置使，知兰州，在王韶和种谔相继逝世后，成为帝国最具威望和军事才能的大将。 可惜他只是个太监。 帝国的文人们，对于太监从来都很忌惮，对威信过高、立功过巨的武将同样也是忌惮的，而于能打仗能立功的太监，那就直接由忌惮转换为恐惧了。从李宪领兵打仗的第一天开始，关于他的非议之声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熙宁九年，安南（今越南）发生叛乱，攻占廉州、钦州等地。赵顼开始准备以天章阁待制赵禼为安南道招讨使，李宪为诏讨副使，率兵平乱。 皇命一下，遇到了文官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说安南一个蛮夷之地的叛乱祸小，李宪借机立功的祸大，让李公公出征，不如把那些不长兔子不生草的荒蛮之地给安南人算了。 在众人的强烈反对下，赵顼不得不取消了这个任命，最后以宣徽南院使郭逵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赵禼为副，出兵征伐。 李宪没能出征安南，赵顼继续派他到西北总领秦凤、熙河边事，二路诸将皆听其节度。此令一出，又是激起千层浪，御史中丞邓润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等纷纷上书，怎么能让一个太监掌握这样大的兵权？纷纷向赵顼说，皇上你忘了唐朝的杨思勖、鱼朝恩了吗？ 赵顼这次没被说服，坚持自己的任命。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北宋帝国在西北永乐城遇受重创，二十万兵马灰飞烟灭，西夏人斗志高昂，要把北宋人插在西北的要塞全部拔掉，永乐城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李宪修筑的兰州城。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二月和六月，西夏人两次率军数十万（最后一次号称八十万）猛攻兰州十昼夜，李宪部坚守兰州城，让西夏人只能望兰州城却步。李宪将击退西夏人的捷报传到东京，朝中的文臣们却说守住一个兰州有什么了不起的，也值得上报邀功。御史中丞刘挚更是奏请皇帝罢黜李公公，别让他再在西北惹是生非激怒党项人。 所以当力挺他的老板赵顼死后，李宪的春天也就结束了。新皇帝哲宗赵煦上台后，李宪就开始连接被贬，先降为永兴军路副总管，又降为宣州观察使，再贬右千牛卫将军。帝国的文人们既不愿他在西北打仗惊扰友邦党项人，又嫌他回东京碍眼，于是给他找了个好地方——陈州。 一代名将狄青冤死之地，文人们的意思李公公自然明白。 李宪最后和狄青一样，病逝陈州。 最为搞笑的是《宋史·李宪传》对李宪一生的评价，说他“宪以中人为将，虽能拓地降敌，而罔上害民，终贻患中国云”。 既然能拓地降敌，又何来罔上害民，终贻患中国？史官们的逻辑，非常人能理解。 只能说能打仗的太监，在帝国文人的眼中，本身就是一种罪孽。 第三节 窦氏兄弟英明神武，但还是免不了总被酸文人拿体貌特征说事儿，而在帝国末期粉墨登场的童贯，比起窦氏兄弟来，先天条件不知道好了多少。首先，童公公虽然是太监，但他是有胡子滴，不多，两三撮，但毕竟是如假包换从脸皮里面长出来的，就凭这点，童公公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避免了窦神兴那样的尴尬。 其次，童太监身材高大魁伟，皮骨强劲如铁（估计身手非凡），脱离了太监的那股娘娘腔，穿上军装就是一彪悍的职业军人，这为他日后在军界立足赚到不少形象分。 作为李宪的门生，李宪生前并没有对这位在帝国日后大红大紫的北宋太监第一人有多大的关照和提携，童贯早年只是随着李公公出生入死在西北战场上奔波，积累了不少的军事经验，而西北也成为了他日后崛起的本钱。加之童贯早年曾经读过几年私塾，肚子里多少有点墨水，最少在知识文化水平不高的太监集团是鹤立鸡群，对于太监群体来说，这是一棵文武兼备的好苗子。 但一直到四十六岁的时候，童贯的人生还是看不到什么曙光和希望，依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给事宫掖，帝国不管是新党弄权还是旧党执政，和他一个老太监是搭不上界的，他的恩师李宪早已客死陈州，那里标志着在帝国当一个太监的顶点以及底线。 不出意外，再过几年，他可以申请退休，认养上一两个养子，终老一生。 但是他的命运还是发生了呼叫转移，那位有才的端王爷赵佶当上了皇帝。新皇帝登基伊始，谨小慎微（向太后还在背后盯着），太出格的事也不怎么敢做，但找个心腹太监出宫去搜寻几张字画，还算是正当业余爱好。 有点文化的童贯揽上了这个美差，他不仅为皇帝搜回来了许多奇珍异画，还给皇帝搜回来了一个人——蔡京。 他的属下当时并不解，说现在巴结谁不好，去巴结一个落毛凤凰不如鸡的蔡京。 童贯有自己独到的眼光，蔡京此时的口碑不好，身份时新时旧，两党人士都对他不屑一顾，但是童贯从他和新皇帝之间看到了某种渠道和桥梁，让他作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笔风险政治投资（事后证明这是一本万利）。 得势登上相位的蔡京自然对童公公投桃报李，帝国的太监们如何慢慢步向帝国的政治核心舞台，路很清楚，不在朝堂，在疆场。 赵佶从上台之初的两党兼用转变到祖述父兄之志，施行新法。新法的两大核心自然必不可少，一是理财，理财一事自有蔡丞相操劳；二是开边，在军事上给予西夏逼迫。开边的事，蔡丞相推荐了对西北边事熟悉的童公公和熙宁名将王韶之子王厚。 一个是王韶的儿子，一个是李宪的门生，王童二人能重塑当年先辈在西北的荣光吗？ 崇宁三月（公元1104年）六月，赵佶派王厚为主帅，童贯监军，用兵西北，旨在收复河湟四州。 仗打得很漂亮，宋军一举收复河湟四州，在西北取得了自神宗朝以来最好的战绩。仗打得再好，按道理首功也应该是主帅王厚的，但其间发生的一件事，让西征的将士一致认为这场战事的最大功臣，非童监军莫属。 那时大军进逼湟州，全军将士进行誓师大会，士气正劲，这时候童贯却接到了赵佶的手诏。 手诏的内容很简单：停战。 原因也很简单：皇宫失火，道士们说不吉利，当然皇帝也觉得不吉利，在不吉利的时候打仗，凶多吉少。 皇命大于天，这个道理帝国的臣民都懂，侍候了皇帝大半辈子的童公公也懂。 但他还是把诏书藏了起来，王厚等将问他皇帝的诏书是什么内容，童贯只是淡淡地说老板希望我们旗开得胜，在东京摆着庆功酒等我们。 这场战争打的是河湟四州，打的更是童贯的命。 直到收复河湟四州的庆祝会上，童贯才向王厚等人出示了这道诏书，众人除了大惊就是后怕，问童公公为什么不给众将看这道诏书。 童贯说看了诏书，你们还敢打下去吗？ 众将无语。 童贯随即又轻叹了一口气，说只是我一个人看了这道诏书，仗打败了，掉的是童某一个人的脑袋；如果给兄弟们看了这道诏书，打败了，官家要砍的，恐怕就是一堆人的脑袋了。 听了童公公的一席话，众将无不感动，对童贯佩服得五体投地。 童贯收复的不仅仅是河湟四州，也是西北军将士的心。 不仅如此，他还收养了当时阵亡的一位将军的遗子，也获得了不少掌声。从此开始，对在西北战场上战死的遗孤，无家可归的少年，童贯统统收归旗下，十多年后，这些少年成为了他手中的王牌——胜捷军。 有皇帝的恩宠，有恩师李宪在西北打下的声望，当然更有童贯自己的才能和经营，西北，渐渐成了童贯崛起的大本营。 收复河湟后童贯得到了慷慨的皇帝的回馈，迁升他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仅仅是这个任命，就已经冲破帝国太监们的底线，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太监同时被授予这两个职务，童公公身兼两职，完成了帝国太监集团的突围。 之后几年，童贯继续在西北疆场活跃，出寨进筑，逼迫得西夏人喘不过气来。他的官职也在一次次的捷报中不断攀升，在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做到了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任武康军节度使；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升太尉；政和五年，赵佶下诏以童贯领西北六路（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河西）边事，明文确定了童贯西北王的地位。 安抚制置使是北宋时设在边疆的非常设军事职位，童贯的恩师李宪之前也做过几天，不过武康节度使可就不得了，在北宋帝国那是从二品的武将虚职，而太尉则是正二品，是当时帝国武将所能做到的最高品级了，童贯一次又一次创造了太监集团的任职记录。 一次次的擢升和童贯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浪漫的皇帝喜欢英雄，一次次被夸大的西线捷报让童贯成为他眼中的英雄。而经过多年不断反复的在新旧党之间的政治洗礼，帝国的文臣们都学乖了，老板对童公公的偏爱，他们或许会有牢骚，但已经没有人再去认死理。而童贯不仅会打仗，更会做人，皇帝身边的女人、太监、道士，都被童公公打点得团团转，当然还有那位政治盟友蔡京。 在童公公的擢升路上，蔡丞相起初一直都是可靠的政治盟友，崇宁四年童贯任经略安抚制置使，蔡京的亲弟弟，时任知枢密院的蔡卞就坚决反对，蔡枢密的理由很简单，这种位置不适合公公们干的。但此时蔡卞的声音显得很单薄，加之蔡卞与蔡京虽是亲兄弟，又系新党（蔡卞是王安石的乘龙快婿），但政见上却不太相同。这次关于童贯的任命，两府（中书、枢密）领导人虽是自家兄弟却分歧巨大。最后的结果是蔡卞被罢知枢密院，赶出东京出知河南府。 但“友情”是短暂的，利益才是永恒的，随着童贯的官越做越高，蔡京终于也感到了这位政治盟友的威胁，所以当皇帝第一次准备将童贯擢升为开府仪同三司时，一向很顺从皇帝的蔡丞相竟然直接拒绝在任命书上签字。 蔡京的拒绝是有理由的，开府仪同三司在北宋是一品虚职，是文臣们的专利品，蔡丞相可不愿在自己的手上坏了规矩，当然，最重要的是，童贯的坐大已经侵害到他的势力范围。 蔡童二人交恶。童贯得让蔡太师知道童公公打仗有一套，官场斗争更是好手，他勾结赵佶身边的道士和太监们不断说蔡丞相的坏话，最后导致了蔡京的第二次罢相下野。 后来蔡太师再返相位，也只能忍气吞声重新和童贯达成政治联盟。 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童贯终于当上了早几年就该当上的开府仪同三司；而政和七年的时候，赵佶又下了一道诏，让童公公领枢密院，使其正式成为了帝国的军事首脑。 一个太监，能走到这一步，已经足以留名青史，成为整个帝国太监队伍的超级偶像和坐标。 但对童贯来说，这还不够，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突围的脚步就不会停止。 剩下的一步，对他来说很重要。 当然，这也是决定帝国命运的一步。 引子 在平定方腊的庆功会上，童枢密使非常高兴，破例离席，亲敬参宴的将军每人各一杯。 来到都先锋宋江席前，只见黑宋江端起了酒杯，酒未下肚宋公明便已经号哭开了。 童贯说今日大喜，宋将军为何如此伤悲。 宋江说梁山众兄弟终于能为国效忠平方贼灭匪患，只是……只是兄弟们的伤亡也太过惨重了，宋江想到自己独领功勋而兄弟们却身葬江南，悲不自禁。 童贯酒多了，满脸通红，拍拍宋江的肩膀说，帝国不会忘记在这次战争中阵亡的将士。 为了以示亲密，童枢密附耳轻声对宋江说，接下来，我们有更大的仗要打，等着宋将军和你手下的兄弟们大展身手，为国建功哩！ 宋江的眼睛顿时亮了，说枢密所言当真，宋江和兄弟们就怕没仗打。 童贯说我们很快就要大军北上，征伐辽人，收复幽云故土。 宋江大喜，说幽云落入异族两百余年，实乃我天国之耻，每想到此，宋江就夜不能寐，宋江早就想和狗日的契丹人干上一仗，出出心中这口恶气。 那夜关于伐辽、关于未来，童宋两人聊了很多。 曲终人散，童贯心腹幕僚安排半醉的童公公回营就寝，其间随意问了童公公一句。 大人真准备让宋江那帮贼军与我西北军一起北上伐辽？ 童贯冷笑说你真以为我喝醉了？ 如此千古功业，怎么可能让一帮匪徒染指。 此番南下，灭掉的可不只是一个方腊。 幕僚趁机大拍马屁说大人以匪治匪，一石两鸟，既灭方腊，又损耗了梁山贼军大半人马，古今良将，也只有大人才能想出此高招。 童贯捋捋那自以为豪的胡须，说不过梁山这帮余匪仍不可轻视，北上前，是该找个合适的人来收拾。 两人轻声谈话之际，已然大醉的宋江早已酣睡，他梦见自己率领着梁山一百单八将过白沟、克蓟州、度益津、取文安，一直打到了燕京城下，辽朝无兵可挡无将可敌上下一片恐慌，辽主举起了白旗遣使求和，同意割还占据了二百余年的幽云十六州，并从此以后，每年向北宋帝国纳银五十万两、绢三十万匹，以求苟安。 梁山众将凯歌还朝，驻军陈桥驿，一百单八将顶盔挂甲，悬带金银牌，从东华门而入，至方德殿接受天子接见，宋江加封呼保义，官拜皇城使（徽宗政和中改为武功大夫，在武官五十三阶中为二十五阶官职），余下兄弟也各有封赐。梁山好汉，成为了东京人心中的英雄，每到一处，都是鲜花美酒相迎，那日骑马路过金线巷，连当初对他冷眼相对的帝奶李师师，也揭帘抛来媚眼。 夜静烛消，迷梦中的宋江笑了，口水直流。 他不知道，伐辽，于他、于帝国，都不过是一个迷梦。 第一节 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北宋帝国按惯例派出前往辽国给辽主天祚帝庆祝生辰的使团。 原本一次普通的出使，却因为出使团的名单上有一个人的名字，遂使得这次常规性的出使显得与众不同。 童贯！ 为什么童贯放着自己的西北王不当，要不远千里去辽国当一个副使呢？ 目的很简单，刺探军情。 这充分显示了童公公的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之心。 经过神宗哲宗徽宗三代对西夏人的强势用兵，偏居西北一隅的西夏是越来越显弱势，对北宋帝国的军事打击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童大帅为什么不再接再厉将西夏人吞掉呢？ 其一党项人不好吞，从来就是游击战高手，西北环境又如此恶劣，真想一口吞掉西夏人，童贯还没有这个好胃口。 事实上，童贯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西夏人生命力之顽强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北宋人、契丹人、女真人都没有这个好胃口，即使后来不可一世横扫欧亚的成吉思汗也被磕掉了大牙。 其二则包藏着童贯的私心了。西北军就是为了对付西夏人而存在的，真把西夏人吞掉了，狡兔亡走狗烹，那他童贯还当什么西北王。 想再立殊勋，他童贯得开拓别的市场。他想到了辽国，想到了神宗皇帝赵顼死前的遗诏——能复幽云者虽异姓可封王。所以他到赵佶面前，自告奋勇前去辽国，实地考察“市场行情”。 未出使前，童公公当副使就在朝廷一石激起千层浪，帝国的文臣说一个太监怎么能代表一个国家出使别国，虽然只是一个副使。 这个说法显得没有说服力，既然童公公能领兵打仗，能官拜太尉，当一个小小的使团副职，应该也不会是什么大问题，何况使团一把手正使还是由正宗的文人——当时的端明殿学士郑允中来担任。 赵佶最后给出的官方解释是，近年童太尉在西北让党项人闻风丧胆，辽人特意来函希望童太尉有时间到辽国考察旅游，让天祚帝一睹西北王风采。 这次出使，正使郑允中彻底成为摆设，所有的目光和焦点都集中到了副使童贯的身上。 关于这次出使的结局，正史上说得很不堪，说辽人一见童贯其人，大失所望，都嘲笑南朝无人，童公公一时很没有面子，天祚帝一看怕伤了友邦的面子，赏赐了出使团很多东西。 但此行的真正收获并非辽帝的赏赐，而是一个人，足以使童贯觉得不虚此行，哪怕为此受到帝国文人的辱骂和北朝人的嘲笑。 那个人叫马植，辽国国内的汉族大户，曾经在辽国做过光禄卿的高官。童贯使辽，马植嗅到了其中不同寻常的味道，夜访童大帅，向童贯出售了很多关于辽帝国的高级军事情报。 抛开以后帝国的行动是否为昏招不说，马植提供的军事情报对于北宋帝国来说是真实而珍贵的。 相比较于南朝赵佶皇帝当家十余年来的“太平盛世”，公元1111年的天祚帝耶律延禧的日子并不好过，朝廷内讧不断，国内各族人民起义不断，而经济上也是上下穷困，库无积余。 更可怕的是女真人的崛起。 女真人的历史最远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那时称为肃慎。《国语·鲁语》就有关于肃慎人的最原始文字记载，说孔子在陈国时，陈侯的庭院落下一只隼，陈侯请教博学的孔子。孔子说这只鹰来自北方，是被肃慎人的楛矢石弩射伤的，这种武器肃慎人曾经进贡过周武王。 两汉时期女真人则称为挹娄，南北朝时又称为勿吉，勿吉人已经建立颇具实力的七个部落，并一度消灭了夫余国。进入唐朝时期的女真史书上则称他们为靺鞨，其中以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两个部落最为强大，粟末靺鞨于公元698年建立了渤海王国，而黑水靺鞨则在唐初依附高句丽，后来高句丽为唐所灭，黑水靺鞨人回归依附渤海王国。 公元926年，渤海王国被兴盛的契丹国所灭，黑水靺鞨人也依附臣服于契丹人，契丹人给他们起了个新名字：女真。 为了分化和控制女真人，契丹把居住在松花江以南的女真人迁到辽阳以南地区，拥有辽国的户口，称为熟女真；而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及长白山地区的未编入辽国户口的女真人则称为生女真。 生女真共有二十七部，其中完颜部落势力最为强大，到公元11世纪时，生女真各部都开始壮大，经过不断的部落战争和磨合，形成了几个强大的部落联盟。 契丹人对于控制这些强大的女真部落越来越力不从心，于是只有采取在生女真部落扶持代言人、以女真治女真的策略，完颜部落则很幸运地成为了契丹人选中的幸运儿。完颜部落酋长完颜石鲁被辽国人任命为惕隐（辽国高级武职官员名），后来又被封为生女真节度使。 完颜石鲁和他的儿子完颜乌古乃利用辽国人赋予的职权以及物资的帮助，展开了内部征伐战，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使黑龙江下游的各女真人都纳入了完颜部落的统治。到完颜乌古乃之子完颜盈歌任节度使（公元1094年至1103年在位）时，生女真实际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政权。 牧羊犬变成了狼，契丹人当然不甘心，双方的冲突开始加剧，面对生猛的女真人，老迈的契丹人的战斗力显得很低下，败仗打了一个又一个。 内困外忧让马植作了一个基本判断，辽帝国的末日已经不远了，他要为了自己和家族的未来投奔一个更有前途的靠山。 童贯的到来，让他选择投奔自己的“祖国”——北宋。 马植带回来的情报是新鲜而激动人心的，北宋帝国开国以来，就没在契丹人身边占得过便宜，先是太宗赵光义图谋幽云未果，真宗赵恒又被萧太后兵临城下，逼迫签下不平等条款，从此向辽纳贡百余年。和平是以赵家皇帝低下身段为代价的，所以才有神宗皇帝留下的那道遗诏，如今辽国人开始走下坡路，北宋君臣怎么能不看在眼里乐在心头。 马植的情报刺激了童贯的神经，也刺激了文化人赵佶的神经，很快马植归来，赵佶赐姓李，改名李良嗣，成为了北宋对辽问题上的高级军事顾问。 李良嗣给帝国献出的良策就是联合新兴的女真人，共同钳制契丹人。 此策虽能打动帝国君臣的心，可没有实施的现实土壤。女真人，对帝国君臣来说很陌生，好像太宗皇帝的时候曾经和他们交易过马匹，后来便没了往来。女真人长什么样，住哪儿，怎么走？北宋人两眼一抹黑。 联金抗辽的想法也只能成为童贯等人在樊楼等高级场所饭后茶余的话题。 这样又过了六年，六年的时间，对于东京的君臣们来说很快，花开花落眨眼就过，但对于契丹人来说，在北事上则是天翻地覆。 首先是女真人在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换了一个更为生猛的领导人完颜阿骨打。 完颜阿骨打是完颜乌古乃之孙，完颜劾里钵之子，阿骨打力大善射，拉弓射程能达到三百二十步外，是女真部落的第一勇士。完颜阿骨打年少即跟随父兄南征北战，积累了大量的战争经验。公元1113年，完颜阿骨打之兄完颜乌雅束逝世，完颜众望所归地被推举为都勃烈极（大酋长），完颜阿骨打上台后选择了与辽廷公开决裂，拒绝天祚帝国节度使的任命。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十月，阿骨打率两千五百兵攻占宁江州，并在出河店大败辽人，吞辽国宾（今辽宁开原北）、祥、咸（今吉林农安）三州及铁骊部。 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的正月初一，完颜阿骨打正式称帝，改名完颜旻，建元收国，国号为金，定都会宁。 没有盛大的庆祝，完颜阿骨打甚至没有为自己建立一座像样的宫殿，五天以后，新皇帝就开始了他的征程，目标是辽国的黄龙府（今吉林）。黄龙府是辽国六府之一，为辽国的军事重镇，辽朝震惊，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率二十万众（号称）亲征，进驻达鲁古城（今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阿骨打放弃围攻黄龙，直扑达鲁古城寻求与辽军主力决战。公元1115年正月二十九日，辽金双方遭遇，金兵以左中右三军迎战，大败辽军，辽军步兵全部被歼灭，金兵占据了达鲁古城，并在九月攻占黄龙府。 当年十二月，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再率十万辽军亲征，号称七十万，朝黄龙府杀来，但还没站稳脚跟，后方却传来耶律章奴反叛的消息，耶律延禧被迫率军西还，完颜阿骨打没有放过战机，率部追击，至步答岗（今松花江下游西），辽师败绩，遗尸千里，丢弃物资牛马不可胜计，耶律延禧仅率几百近卫军狂奔逃命。 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新成立的金国就两次大败辽帝国，粉碎了辽国的进攻。 而完颜阿骨打下面要做的，不仅仅是反抗辽国的统治这么简单了，他要一举灭辽。 辽天祚帝两次东征失败加速了辽国内部的政治危机，各地反叛穷出不尽，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正月，辽东京爆发了渤海人高永昌的反叛，并占据了辽东五十余州县。阿骨打坐山观虎斗，等高永昌与辽军厮杀双方都精疲力竭时，金人出兵，灭了高永昌，高永昌所占东京及辽东州县均归于金国，辽东半岛全部归于女真人。 北宋人对这些天翻地覆并不知晓，他们对辽及女真人的情报依然停留在六年前李良嗣归来时的水平。 直到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七月，登州（今山东蓬莱）知州王师中报来军情，说界内二百余辽国蓟州难民涌入，为首的叫高药师、曹孝才、僧郎荣，根据他们的线报，辽金战争辽国年年败退，大片领土已为女真人所占有。 李良嗣的预言证实得太快，童、蔡等人更加坚定了联金抗辽收复幽云的信念，童贯命王师中派人与女真人进行非官方接触。王师中是个草包知州，随便派了手下几个官吏，由难民高药师当向导，于政和七年八月渡船前往辽东。 但是第一批使金团队太过于草包，到了辽东看到金兵一个个凶神恶煞，吓得竟不敢登岸，干脆直接掉过船头就跑。 使金团队回来在真州登陆，此时已是政和八年四月。而在半年的时间里，女真人又一次向契丹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在蒺藜山再次大败辽军，并一举攻克了契丹人的老窝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 第一次使金团队无功而返，从皇帝到童贯都感到有些窝囊，对相关失职人员进行了处理，并重新选派有外交经验的使臣再次出访。 这次是派武义大夫马政及平海军卒呼延庆一同与向导高药师出使。 这一次出使惊动了朝野，太宰郑居中和知枢密院事邓洵武都表示强烈的反对。理由很简单，郑太宰说辽宋百年好合，兵不识刃，农不加役，今日擅自挑衅开战于国不安。 而邓洵武作为枢密院首脑之一，则让皇帝算这样一笔简单账，到底是和弱契丹为邻好呢，还是和强女真为邻好（其实那时候女真人是强是弱宋人也只是在猜测）？ 对于这个帝国来说，最大的危机和隐患在于，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没有真正审视过帝国和辽邦之间的那道在百年和平条件下几乎不存在的军事防线，在未来变幻的时局中能否经受得住考验。 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在判定辽国人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的大前提下，郑邓二位执宰的意见，赵佶认为没有多大的建设性，还是童贯蔡京王黼等人的联金取幽云的大计合他的心思，每年给辽国人白花花的五十万两银子，赵佶不仅心疼，还没面子。 使团如期派出，马政一行人于登州渡海北上，在苏州海岸登陆，碰到了女真巡逻兵，差点被当成奸细杀掉。问清来由后，使团们依然被很不友好地绑着又向北行了三千余里到了阿骨打所居的拉流河。 经过两年多的征战，阿骨打正在休整和消化胜利果实，同时和辽人开始了“谈判”。阿骨打提出了十项条件，要辽承认金的独立地位，向金纳绢，割让辽东长春等地，双方开始在谈判桌上展开较量。 这时候北宋人送来了秋波，虽然从来没和北宋人打过交道，但是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阿骨打对宋人提出的联合击辽的想法还是很感兴趣的，很爽快地答应了宋使团的要求。至于北宋特别在意的幽云之地，阿骨打很狡猾地说两家一起打，谁打下就是谁的。 初步达成意见后，阿骨打在留质宋使团几名成员的情况下，派索多及李庆善等拿着国书及北珠、生金、貂革、人参、松子等东北特产，和马政回宋，商谈联合事宜。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正月，李庆善、索多等人到达了东京，在东京待了十天，见识了什么叫做花花世界。宋廷对金使接待规格很高，又是封官又是赏钱，并派直秘阁赵有开为正使，武义大夫马政、忠翊郎王瓖为副使，带上诏书礼物，与李庆善等渡海再次使金。 北宋人此次玩了一个文字游戏，给金国人的回信用了诏书（没把他当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当成依附辽人的节度使），为此谨慎地问了金使李庆善的意见。李庆善没什么文化也不懂两者的区别，说你们爱用啥就用啥吧。 第三次使金团队刚到了登州，还未出发赵有开就病死了，而此时宋廷方面从河北得到的消息却是辽金之间达成了和谈，契丹已割辽东地，封女真为东怀王。 北宋高层挺郁闷，人家都达成和解了我们还在这儿瞎起什么哄，于是诏马政等人还朝，只不过让呼延庆持登州牒送李庆善回家。 六月，呼延庆、李庆善到了金国，方知辽金达成和谈是假消息。阿骨打说你们宋人怎么如此言而无信，把呼延庆关了起来，索多、李庆善等人还因为接受了宋廷的官职，被杖打了一通。 呼延庆在金国被关了六个月，才被阿骨打放回来。临行时阿骨打放话，要约我联合攻辽的是你们，既然要搞联盟就得有点诚意，回去派有资格代表你们北宋的使者带着国书来见我。 呼延庆在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初回国，将情况上报朝廷后，童、蔡等人也觉得联金攻辽谈判一事拖得太久，再以这样的进度搞下去，恐怕金人把辽国土地占了，同盟的事儿也没个谱。于是派出重量级人物，当初投奔宋廷的赵良嗣（原为李良嗣，又改赐姓赵了）——联金抗辽的倡导者，前往金国。 这次赵良嗣同样没带国书，而是带上御笔（赋予了他全权谈判权），到了金国后与金国临时签约，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省得双方谈判一来一回送国书花时间，二来也防止给辽国人口实。 和宋人谈同盟，完颜阿骨打也是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可真没指望北宋人能帮上什么忙。赵良嗣宣和二年四月再赴金国的时候，休整完毕的完颜阿骨打已经又一次发动攻打辽国上京的战争，赵良嗣到了金国后，阿骨打说现在忙打仗，没时间动嘴皮子，这样吧，先随我出军看我打下上京城后再聊。 赵良嗣和辽国的使臣实埒讷一起，现场观摩，看着完颜阿骨打气势如虎，一天的时间就打下了上京城。 赵良嗣看到金人如此凶猛，心凉了半截，之后的谈判中也没了足够的底气。 攻克上京后，阿骨打开始坐下来和赵良嗣谈合作的事，之前已经有了合作意向——宋金联合出兵，金取辽国其他的领土，宋取幽云十六州。剩下商量的就是细节问题了，一是关于幽云十六州的范围问题，赵良嗣提出云州应属于十六州的范围，女真人同意了，但是对赵良嗣提出的平州（河北省卢龙县）、营州（河北省昌黎县）、滦州（河北省滦县）三州也该属于幽云十六州的提议，女真人提出反对意见，说此三州在辽国早已脱离幽云，单独成立平州路了，应该归女真人，赵良嗣也没有坚持。 临了，阿骨打又提出了一个条件，说以前给辽国的岁币你们还给不给我们。 关于岁币问题，之前赵佶是否给过赵良嗣授权就不得而知了，但赵良嗣的答案是给。 最开始他只同意每年给三十万，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和之前的辽国持平，每年五十万。 一切谈妥，双方签订协议，约定八月金军自平州向古北口（北京市密云县古北口镇）进发，宋军则由雄州白沟（河北省雄县白沟，处于当时宋辽边境线上）北上进军，配合金军夹攻辽国，最后发誓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谁也不能先和契丹人讲和。 赵良嗣捧着合同高兴地回国，走到铁州（辽宁省鞍山市）的时候，阿骨打又派人将他追了回来。原来是立约之后，阿骨打盘算了一下，八月出兵比较仓促，可能会拖到年底，为了怕爽约，又派人追回赵良嗣，约定把时间推到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初，双方又约定了以后在边境开设榷场等问题。 为了以示诚信，阿骨打拍着胸脯说以后就算燕京是我打下来的，我也会交给你们，并把在上京抓到的一个燕京官员交给了赵良嗣带回国。 谈判结束，赵良嗣和金国使臣斯剌习鲁一起返宋。 对于赵良嗣谈判的结果，赵佶基本满意（包括岁币），只是有一点要更改，就是北宋人不会和金国人一起攻打西京，而是要等金国人打下西京后，北宋军队才开始进攻燕京。同时强调，西京还必须是北宋人的，金国人必须在抓到天祚帝后归还西京给宋人。 带着这个更改的新条件，武义大夫马政随斯剌习鲁再次出使。 阿骨打看到北宋人的新条件后当场翻脸表示拒绝，说你北宋人把我们女真人当傻子啊，西京我都单独攻下了，还和你北宋人合作什么啊？合计着你们就根本不想出兵，就是想每年花几十万两银子买回你们的幽云十六州。 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候女真有大臣提议不要和北宋人合作，并提出辽帝国之所以能立国两百余年强盛不衰，是他们拥有了以前其他少数民族没有的幽云地区。金国现在吞并辽国同样可以拥有幽云这块地，随时可以南下，要土地宋人就得给地，要钱宋人就得给钱，何必现在贪图他们的那点岁币呢？ 或许从这时开始，在女真人的眼里，北宋，就不仅仅是一个还比较陌生的合作伙伴，还是下一个可能的猎物。 但同时也有人异议，这个人就是后来南侵的主将完颜宗翰（粘罕），粘罕认为北宋帝国四面都是强敌，如果军事实力不行的话早被别人灭了，不能小看宋人。 阿骨打拿不定主意，于是想看看宋人的武艺如何，于是邀请马政等人打猎，让宋人在猎场显显身手。 马政此行带上了自己年轻的儿子马扩，马扩张弓引箭，技惊四座，阿骨打送给他一个美称“力麻立”（善射之人），而马扩谦虚地表示其实在南朝他的射术只能算末流。 狩猎后阿骨打的态度开始转变，同意继续合作夹攻辽国，没有再强求宋人和金人一起出兵夹攻西京，盟约依然生效。 他派金使哈鲁和马政一起回宋。 至此，从政和元年到宣和二年（公元1111年—1120年）末，搞了近十年的宋金联盟终于谈妥，接下来就该童贯粉墨弄场了。 第二节 童贯敢图谋幽云，他认为他是有资本的，资本就是他手头传统优良的西北军。 从仁宗时代就延绵不断的战火让西北的北宋军队习染上不同于其他地方部队的色彩，再加上童贯二十年来的苦心经营，帝国的钱财物都对这支部队进行最大程度的倾斜；童贯又基本上拥有对西北军的人事任命权，提拔谁不用通过朝廷的那帮酸文人，直接跟皇帝讲一声就行，这让童贯可以大刀阔斧地将这支队伍打造成一支精锐部队。 关注这段历史，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尽管西北军领导人童贯本人声名狼藉，但他领导的这支部队却是名将辈出，他们在即将展开的辽宋金战场上成为那个时代的悲喜剧主角，决定了一个时代的命运和走向。 王厚、刘法、种师道、种师中、姚古、辛兴宗、刘锜、张俊、吴玠、吴璘、刘光世、曲端、韩世忠、拆可存、王禀，一支部队涌现出如此多的名将是一件非常令人惊讶的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后来南渡的赵氏王朝的江山，是西北军保下来的，南宋初的名将，除了岳飞，基本上都标上了西北军的记号。 他们父辈的血就洒在西北的战场上，出道就背着将门之子的名头，有头脑有见识有激情，要驾驭这群人确实不容易。 而他们曾经共同的老大，是童贯，一个太监。 但计划不如变化快，世事总是种瓜得豆、种豆得瓜。 就在童公公召集他的西北军积极准备北上的时候，东南的方腊反了，并且“动物凶猛”，三个月的时间，方腊便攻占了六州六十余县，队伍扩展到了近百万。 此时帝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复幽云，而是保江南。 童贯只得将准备伐辽的十五万大军调向江南，镇压方腊起义。 在江南，西北军显示了其一流的素质和战斗力，用三个月的时间平定了江南，而且生擒方腊本人。 如果童贯的人生定格于此，复河湟、定青唐、平方腊，他的战功完全可以超越他的恩师李宪，连帝国风云人物狄青比之都略有逊色（狄青早期在西夏的战绩并不如童贯，而后来所平定的侬智高之乱规模也远不如方腊起义）。 平定方腊之乱后的童贯回到东京，虽然也因功加封太傅，但伴随的还有刀子。 祸根当然还是他下江南，为了平息民愤，未经朝廷批准擅自罢掉了花石纲。 那时平乱为上，文臣们自然不好说什么，可战事胜利后就有人把这件事摆上台面了。 后期最为得宠的帅哥宰相王黼就跑到皇帝面前，说江南暴乱，本来是蔡京那王八蛋搞的盐法、茶法让老百姓不堪重负，这个童公公跑到江南却说什么花石纲扰民导致方腊造反，现在江南的老百姓都觉得童公公是大英雄而您是贪图享乐的昏君。 王帅哥的话挑起了赵佶心头那根小小的刺，他有些负气地重新设置了应奉局，令王黼和梁师成负责，而且当初那位被童贯拿来当替罪羊押往京城治罪的朱勔也重新出山。 政治上的事虽然不是一个公公或武将该过问的，但童贯还是忍不住跟皇帝发牢骚，说东南的老百姓经此战乱，饭盆子都还没端稳，就又重设应奉局，这不是作孽吗？ 赵佶非常愤怒，黑着脸对童贯说你还是少管闲事，多想想怎么组织大军收复幽云吧。 为了给童贯点下马威，当初替童公公起草诏书罢免花石纲的部属董耘就被定了个措辞不当的不敬之罪，杀鸡儆猴。 政坛上敲起了警钟，童贯不得不从平定方腊的快意中恢复过来，考虑考虑他的伐辽伟业。 平定方腊耗费的这大半年时间，宋金联盟又发生了很多变化。 童贯前脚带兵去浙江平方腊，后脚马政和金国使臣哈鲁一行就登陆登州了。消息传到宋廷，登州方面得到的指示是拖，拖时间，什么事等童公公在东南打完仗回来了再说，至于金使哈鲁，既不让他回金也不让他去东京，变相软禁。这样一拖就是三个月，哈鲁最后气得说你不让我去我就自己走路去东京。 马政等人看实在是拖无可拖，只有带着哈鲁来到东京。 到了京城，国子司业权邦彦负责接待。刚安排住下，赵佶就传下旨意说我们联盟的事被辽国人知道了，友邦惊诧，盟约不订了，你们回吧。 权邦彦一听急了，心想谈了这么多年，怎么能一下就改主意呢，并没有传达赵佶的意见，而是请传旨太监回去劝皇上三思。 赵佶想想说那也行，就等吧，我们一起等童公公回来再作定夺。 于是又让哈鲁在东京等了三个月。 帅哥宰相王黼看这样拖也不是办法，于是给皇帝说等童公公打完仗回来猴年马月了，干脆我们就给女真人来个打哈哈。 文字游戏是帝国君臣最擅长的，于是在赵佶授意下，宋廷给了女真人一封词藻华丽的国书，大意就是兄弟你别客气你只管先打吧，我们随后就到，一起狠揍契丹人。 哈鲁回国后，阿骨打知道又一次被北宋人忽悠了，联合灭辽是指望不上了。 而打下上京休整的大半年时间内，契丹人的政权继续摆烂，在沦丧半壁国土的情况下，自己玩起了内讧。天祚帝诸子争位，相关人员受到天祚帝的镇压，大将耶律余睹降金。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十一月，阿骨打任命完颜杲为主帅、粘罕（完颜宗翰）为副帅，降将耶律余睹为先锋，直取辽中京。金军在宣和四年正月十三日连下中京外围据点高州、恩州、回纥，正月十五兵临中京城下，辽守将不战而降，中京落入金人手中。 之后金军一分为二，一部由粘罕率兵跟踪追击天祚帝，另一部则继续进迫辽国西京大同府。西京守将苏京出降，虽然很快又反叛，但后来追击天祚帝回师的宗翰部又很快再次攻克。 至此，辽国五京沦丧四京，残余势力只剩下两股，一是远遁大漠的天祚帝，二是坐镇燕京的辽秦晋王耶律淳（后称帝，改年号为天赐）。之后，金国人停止了对燕京方面的军事行动，而将主要精力放在搜寻打击天祚帝上。燕京幽云，你北宋人不是要吗，你们自己去打吧！ 阿骨打此举可谓高明之极，征服辽国四京后，女真人确实需要休整和消化胜利果实，此举表面上看既遵守了宋金当初的盟约，实质上又达到了休整和试探北宋军力的目的。 从此时开始，宋金之间的较量才真正拉开。 阿骨打于是在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三月给宋人送了个信，绝口不提双方盟约的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中京、西京我们都打下来了，天祚帝也让我们追跑到大漠（夹山）去了，请贵国的边界不要收留辽国方面的难民，以免伤了两国和气。 收到边牒的宋国君臣喜忧参半，喜的是金国人确实如他们所愿打得辽人落花流水，忧的是到嘴的幽云肥肉怎么吃。 宋廷中也有人意识到了金国的强势，认为这个时候不应该再图幽云，而应该扶持辽人对抗女真。辽人如果得以保存必然感激宋人，到时候再开口说减免岁币收复失地辽人也不好意拒绝。 但更多的声音则是，金国人已经把辽国打残废了，幽云再不占领，金人也要占领，人家金国人还是够朋友的，把人打残废了，等着你去结命收尸，这样的便宜不占是傻瓜。 后一种声音以宰相王黼的最为响亮。此君是崇宁年间的进士，人长得帅气，口才又极好，最初依靠蔡京和宦官梁师成起家，上台任相后却成为了蔡京的死敌，一改蔡京的新法，而花石纲的始作俑者亦是王帅哥，后期极受赵佶的宠爱，所以连掌握兵权的童公公也不怎么放在眼里，冷箭照放。 王丞相看到辽国衰败后，变成最为积极的伐辽派，天天在赵佶的耳边讲起了兼弱攻昧的道理，才使得赵佶痛下攻辽收复幽云的决心。 王黼为此还专程找到前一阵和他闹得不是很愉快的童公公，说老童你只管打，我会卖死力帮助你。王丞相说到做到，在三省特别设置经抚房，集凑钱六千二百万缗作为此次伐辽的军事经费。 北宋人终于决定出兵了，挑燕京这个软柿子捏。 吃软柿子也得讲究个吃法，事关重大，一向不太过问军事的赵佶也给童贯出了三策：上策是让被金人欺负惨了的幽云臣民一见宋军就主动归向宋军的怀抱，主动回归；中策是让现在的辽国皇帝耶律淳向我们大宋称臣，接受北宋帝国的保护；下策是如果燕云那边并未全都真心臣服我们，我们不得不操家伙，但以安全第一，应以全师而还为重。 赵佶的计策归纳起来就是招降为主，别真打，现在是去捡便宜，有便宜就占，吃亏了赶快跑。 投机主义原则自始至终贯穿了这次军事征伐行动，在他们眼中，逃溃到幽云的辽人，不过就是一群游兵散勇，不堪一击。 伐辽之前，虽然东京的高层们都非常乐观地看待这场战事，但在西北军中，却有人并不看好这场战争。 更要命的是，这个人竟然是童贯原来物色好的此次征伐的前线指挥官。 种师道！ 作为“小三种”（第三代种家军——种朴、种师道、种师中）的领军人物，种师道最初的理想却是做一个文化人。他幼年曾拜北宋著名的哲学家、理学家张载为师，修习儒学，兼融道、法，最初以荫职任三班奉职的低级武职，后来种师道参加了帝国的法科考试中第，改为文职，任原州通判，提举秦凤常平等职。 种师道在政治上更偏向于旧党，蔡京掌权后施行新法，他对其中的役法就有微词，蔡京把他加入了元祐党人的名单，罢官近十年之久。 后来赵佶想起了他，再次起用，到西北任军职，开始在西北屡立战功，官也从最初的怀垄军知军做到了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应道军承宣使。 种师道在西北的崛起有些意味深长，虽然种家三代成名的地方都是西北，但其实种师道再赶赴西北战场的时候，徽宗时代的宋夏战争已经接近尾声，童公公这时候都已经要出使辽国转移战略了，种师道到了西北没捞上什么大仗打，但还是不妨碍他迅速从西北崛起。他的崛起更多依靠的是皇帝的扶持，虽然童贯是太监，但掌握如此多的兵力，是任何一个皇帝都放心不下的，在西北军安插非童派势力就显得极为重要，而种师道就是最佳的人选。种家将在西北的威名本身对童贯就是一种震慑，所以赵佶起用种师道，显得非常高调，对外宣扬“卿，吾所亲擢也”，这无疑告诉天下人，种师道是我的人。 赵佶起用种师道制约童贯算是相当漂亮的一手，至少从这点，以及四罢蔡京可以看出，他还不是一个完全被童、蔡等人摆布的皇帝。 对于皇帝的安排，童贯虽然不满，但也得无奈接受，所以在西北军种师道成了另一个身份特殊的人。童贯权掌西北军二十年，部属多出于其门下，谁见了童大帅，都行旅拜（对长者和贵宾的礼节），只有种师道仅行长揖（不分长幼尊卑皆可用，但多数用于平辈之间）。 在西北，童、种二人大抵相安无事，这很大程度上源于童贯对西北战事的控制能力。后来西北军南下平定方腊，南征的名单上也没有种师道的名字，这也相当正常。平方腊关系到帝国的存亡，决定一切的都只是战场的胜负，赵佶全权委托军国大事于童贯，自然不愿在他身边安插束缚手脚的角色，童大帅当然也不愿带上种将军碍手碍脚。 伐辽却不一样了，是开疆辟地、收复“失地”，这样的千古功业，他童贯怎么可能一人独染呢？皇帝任其为河北、河东、燕山诸路宣抚使后不久，又给他安排了一个助手——蔡攸。蔡公子随军的目的很单一，监视童贯。 皇帝的用心良苦，童贯岂能不知，所以一线军事指挥安排上，最初他的打算是让种师道作为军事总指挥。 这是一场赵氏帝国的皇家盛宴，每种势力的力量都应该分一杯羹而食之。 种将军却完全没有领童公公的情，对于这场战争，他一开始就申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说，我们好比是邻居家里来了强盗，我们不但不帮忙，反而趁火打劫去别人家里抢东西。 真正让种师道反对的不仅仅是台面上的理由，让西北军从环境恶劣的游击战场转到开阔的北方平原战场，本来就是抛其长用其短，更不用说之前的西北军主力还刚刚在南方打了一场大仗，人员的消耗补给都是问题。作为一名皇帝器重的军事将领，他不能不考虑北征在军事上的重大缺陷。 种师道所提出的，童贯又岂会不知。在出征前他给皇帝的上表中，就提及了出征军粮装备方面供给的各种不足。可是为了幽云，帝国上下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时局又给出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他童贯一定要抓住。 无论有无困难，出兵势在必行。 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四月十日，徽宗下旨，拜童贯为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蔡攸为宣抚副使，种师道为都统制，西军精英辛兴宗、杨惟忠、王禀、种师中、王坪、赵明、杨志、杨可世、王渊、焦安节、刘光国、王育、吴子厚、刘光世、刘延庆全部入列出征，精兵十万，剑指幽云。 帝国的北伐征程，将是怎样的一番风景呢？ 第三节 尽管现在在俄罗斯和整个斯拉夫语系中，契丹就是“中国”一词的形似音（俄罗斯语Китай，葡萄牙语Catai，西班牙语Catay），但契丹民族出现在汉字的史册中还是比较晚，直到《魏书》中，才基本承认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普遍认为他们的先祖源于鲜卑宇文部，但在唐朝以前，他们还是八到十个弱小松散的部落。 中原在进入李唐盛世的时候，契丹民族就已形成部落联盟，并内附唐廷。唐廷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以其首领窟哥为都督，设置了十个羁糜州。后期唐帝国控制力减弱后，契丹人依附了北亚霸主回鹘达百余年，回鹘汗国解体后，又回附唐廷。进入公元10世纪的时候，一直垄断契丹部落领袖很久的遥辇氏的最后一位可汗痕德堇或钦德因政绩不佳被下课，八部的首领选举出了新的领袖、来自于迭剌部的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人新的带头大哥，让契丹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在阿保机带领下，契丹人走向强盛，先后征服奚、室韦、阻卜、渤海国等部，在其任内基本划定了契丹人的领土和疆域。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了契丹帝国。 阿保机的梦想是在生前建立一个北至漠北、南至黄河的帝国，在他一生的征伐中，向北扩展很顺利，但南下却屡次遇到了当时在中原最有实力的沙陀人的阻击，屡屡受挫。 到了契丹帝国的第二代领导人耶律德光的任内，之前一直是他们入侵中原最难逾越的障碍——沙陀人走向衰落和内讧，公元938年，耶律德光趁沙陀人打内乱的机会从沙陀人石敬瑭手中夺取了幽云十六州，并据为己有。 幽云十六州的占据，使契帝国获得了防御或进攻中原的最好战略关隘，同时也使帝国的基本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从畜牧业为主转向半畜牧半农耕化。 拥有了幽云的契丹帝国在公元948年改国号为辽，此时的辽帝国已经是一个东临北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北至克鲁伦河、鄂尔昆河，南至幽州的庞大帝国。 之后北宋帝国建立后，发动了两次企图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战争，均以失败告终。而在公元1004年的时候，摄政二十余年的辽国萧太后萧燕燕对北宋帝国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突袭，一直打到了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逼迫真宗皇帝赵恒签下和约，不仅让北宋人承认了辽帝国对幽云地区的所有权，还要每年向辽帝国纳贡纳绢。 辽宋之间进入长达百余年的和平期。 南北无事，各自都把精力放在了“家务事”上，北宋人忙于新旧变法，契丹人则是皇族上层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先后发生了钦哀之变、滦河之变等政治惨案，而后期，境内的农民起义也风起云涌，帝国危机四伏。 公元1101年，辽帝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登基跃上历史舞台，比赵佶早两年当上了皇帝。 天祚帝耶律延禧和赵佶一样有很多相同的兴趣：古画、音乐、美女、名茶。当然，痴迷的也有不同，赵佶更喜欢坐在家里赏玩石头，而耶律廷禧则更喜欢打猎。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句话完全不适用于垂垂老矣的辽帝国，辽人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五分之四的领土沦丧，仅仅只需要两年的时间。 败家子天祚帝已经成了丧家犬逃到了漠北，辽人最后的救命草只能有一个——幽云，当初从沙陀人和汉人手里夺来的地盘。 退守幽州的契丹人对败家子天祚帝也死了心，他们在幽州拥立了自己的新皇帝耶律淳。 耶律淳是辽兴宗之孙、天祚帝的叔叔，官拜秦晋国王，留守南京（幽州），父子长期镇守幽州，在帝国较有威望。之前帝国大将耶律章奴趁天祚帝远征女真人时叛乱，就想将耶律皇叔搬出来扶正，那次耶律淳不从；但这一次天祚帝远遁大漠，辽人又只有了自己所守的地盘，在南府丞相张琳参知政事李处温和辽兴军节度使耶律大石等人的拥戴下，耶律淳当上了皇帝（史上称其政权为北辽），世称其为天赐皇帝。 这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前有女真人的狰狞狼牙，后有北宋人的想入非非，契丹人要凭幽云之地保全，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耶律淳唯一的办法是前向女真求和，后向北宋结好，并向昔日的小弟西夏党项人伸出求助之手。 不管什么目的，女真人的战马倒是暂时停止了咆哮。西夏人也很够义气，向昔日的老大哥伸出援手，率兵三万主动出击女真人，虽然打了败仗，但亦算仁至义尽。 唯独百年友邦北宋帝国派西北王童贯率领十万大军悄然临境。 第四节 宣和四年四月，童贯的大军到达了雄州，并在此分兵东西两路：之前拟定的前线总指挥种师道成了东路军主帅，屯兵白沟（今河北省白沟镇）；辛兴宗为西路兵主帅，屯兵范村。 但西北军的将领们却没有接到主帅童贯的出征令——他们收到的文件精神是服从大局，约束兵士，不得擅自生事，违者军纪处罚。 大局是什么？先招降，不费一兵一卒收复幽云。赵佶所出的上策。 童贯让赵良嗣起草了劝降书，让从辽国那边叛逃过来的辽国官员张宪、赵忠带上去见天赐皇帝。 童贯的劝降书情真意切，说你们辽国今天混成这样，完全是多年来倒行逆施老敲我们南朝竹杠的下场，现在你们已经无法保护在幽云的汉、契子民，助人为乐是我们北宋帝国的爱好，所以我们不计前嫌带兵过来帮助你们维护治安，看在当年出使大辽时秦晋国王你热情款待我的份上，你开城投诚，我一定给你谋个大官儿做，使子孙衣食无忧。 接到招降书，耶律淳很愤怒，原来指望着友邦北宋帝国能成为一个可依靠的政治盟友，没想宋人翻脸不认人不说，竟比女真人还猴急。 一怒之下的耶律淳不惜违反两国交往不斩来使的常例，砍掉了张宪、赵忠的脑袋。 出师不利，童贯还是没有动摇和平收复幽云的决心。童公公捉摸着是不是张、赵二人是辽国叛臣，交流起回归大事来感情大有障碍，于是重新派出了刚在宋金谈判上表现优异的年轻使臣马扩出使幽云，进行招降活动。 马扩到了幽州后，很快摸清了幽州方面的基本情况，将火力重点瞄准了当时的权臣、扶立耶律淳上台的最大功臣李处温。李处温原本是汉人，当年和赵良嗣交情很好，在辽帝国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渴望回归是很自然的事。 在招降顺利开展的时候，西北军有人按捺不住了，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辽境，难道就只是为了给马扩等几个外交使臣击鼓助威的吗？西北军将士真没打过这种窝囊仗。 而出征前除了种师道等少数人外，帝国上下都有一种乐观的情绪在弥漫和滋长，认为辽人是秋后的蚂蚱时间长不了，而幽云是汉人故土，王师出征，幽云地区的百姓必然会箪食壶浆以迎，收复失地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东路军种师道帐下的大将杨可世脑袋中就充满着这种很傻很天真的想法，脾气暴躁的杨将军觉得和契丹人谈个鸟毛，辽人只剩孤城一座，打下来不什么事都解决了！ 杨可世擅自率帐下几千人马首先侵入辽境，直逼幽州。 杨可世失望了，在辽国的土地上，他没有看到对宋军望穿秋水的百姓（有也是极少数）。 二百年了，无论是汉人还是契丹人，还是渤海人，他们都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或许还有民族间的不平等和压迫，但是这一切与对战争的恐惧相比都微不足道。 迎接他们的是耶律大石的部队，一支面临亡国灭种的部队。 耶律大石，辽国皇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八世孙，从小好学，能骑射，兼通汉文、契丹文。天庆五年（公元1115年），大石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翰林承旨，后来耶律大石转型成为一名职业军人后，辽国人都喜欢称他为耶律林牙（林牙是辽人对翰林的一种昵称）。 金人全面入侵的时候，耶律大石任辽兴军（卢龙）节度使，在辽人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对天祚帝已失望的耶律大石和李处温等人扶立耶律淳为帝，耶律大石则成为幽云方面的最高军事长官。 无论马扩的招降活动在幽州方面取得多大的进展，但到了手握重兵的耶律大石这里就成了无法逾越的障碍，面对敌强我弱，他不过冷冷地说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一死。 也许幽州城确实兵疲马乏，兵士谈金色变，但是拥有一个冷如冰、硬如钢的主帅，很快让这支部队抛却了恐慌，恢复了昔日的雄风。 面对杨可世部队的入侵，耶律大石主动率部迎击，辽国人终于能把近两年在战场上受女真人蹂躏的气好好地在宋人身上发泄一通。 耶律大石率领二千精骑迎击杨可世部，大败杨部。 耶律大石的胜利给辽人打了一针兴奋剂。耶律淳给了耶律大石三万兵，向东路军发动了猛烈攻击。 一方面是上头还没下达和辽人全面开火的命令（还等谈判结果呢），另一方面则是东路军主帅种师道本来就是伐辽的反对派，于是他没有命令部队对辽军进行还击，在被动防守的同时等待童大帅的最新指示。 童贯没想到招降的事刚有点眉目双方就打了起来，说为了避免两军更大冲突，先将部队撤到雄州吧！ 东路军一撤，辽人更来劲了，一路追击，一直把东路军追到了雄州城下。 在击退东路军的同时，辽将萧干也向屯范村的西路军辛兴宗部发动了攻击，西路军也一样，上面没让打，只能防守防守再防守，虽损失不大，但也只能称败。 仗打败了，自然得有人当替罪羊，东路军擅自出击，又收获大败，主帅种师道难辞其咎，被迫下课退休，雄州知州和诜等相关人士也被处分。 马扩方面的劝降已取得一定进展，但辽方的军事胜利让马扩的招降进展泡汤了。耶律大石更是狂傲地放话，说你们南人要打就打，要和就和，十余万兵屯在边境畏畏缩缩像什么话，天这么热，别让手下的兄弟受苦。 战事不利，招降不成，童贯才知吞并收复幽云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简单，而因为新近的小败，朝中反对征伐幽云的声音也愈发激烈，本来就不坚定的赵佶动摇了，发旨班师。 童贯率部返回河间府，非常不体面地结束了第一次伐辽征程。 在河间府童贯的屁股都没坐热，就听到幽云方面传来重大利好消息——耶律淳病逝了，连儿子都没一个，幽云方面仅由耶律淳的妃子萧妃称制代理国事。 辽方的巨大变化又一次诱惑了北宋帝国的君臣们，宰相王黼又开始在赵佶面前反复游说，又一次打动了赵佶。 北宋帝国再一次组织二十万大军，再度伐辽。 这一次，帝国也精心做了三手准备，第一手继续争取内线李处温等人诱使辽人投降（此计很快失效，李处温很快因为通宋被刚上台的萧太后砍掉了脑袋）；第二手是武力争取；最后北宋人还有一招，请盟友女真帮助。 为此，北宋方面再一次派赵良嗣和马政、马扩父子出使金国，商量两国共同出兵夹攻幽云的相关事宜。 这一次反对的声音就更多了，除了老掉牙的辽宋同盟不可废的反对意见外，一些更为务实的反对意见也浮上水面。负责出使金国的马扩在看到赵佶写给金国的国书时便表示异议，马扩说当初的盟约是金人攻西京我们攻燕京，如今我们攻克不下去求金人帮助，既违背了当初的誓约，又让金人看轻我们；如果用兵不能取幽云，还不如直接让金人拿走，我们退而修筑昔日辽宋边境设施，不能为贪图今日之小利而给日后留下大患。 可惜，这样的忧患意识，只有多次出使金辽、对三方情况充分了解的马扩具备，但马扩年少位卑，这样的声音无法传达到赵佶的耳中。 第二次征辽，仍然是童贯、蔡攸充当正副宣抚使，之前的种师道、辛兴宗二将被换，取而代之的是童贯的心腹大将刘延庆担任前线总指挥。 刘延庆出身西北军将门世家，在西北屡立战功，后来又跟随童贯平定方腊，官至鄜延路总管、马军副都指挥使，是童贯最为倚重的大将，其子刘光世也是西北军新崛起的青年将领。 虽然刘延庆之前的战功累累，而其子刘光世之后也跻身南宋四大名将之一，但刘氏父子在幽州的表现是灾难级的。 当二十万大军再集雄州时，幽云辽军的形势更加严峻了，一是群龙无首妇人当家；二是女真人已经休养生息足够了随时可能打来；第三当然是眼前的二十万宋军。 一切都向有利方向发展，北宋方面很快接到了易、涿二州方面的守军投诚的消息。 郭药师原本是渤海铁州的汉人，是当时的怨军首领。怨军是在女真人入侵辽境后，辽帝国临时组成的非正规军，成员大多为在战争中丧兄失父者，与女真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故称“怨军”（又称常胜军）。郭药师作战勇敢，很快做了怨军领袖。帝国后来节节失利，怨军也退守幽云，驻守涿州。 郭药师眼看辽人大势已去，也不愿投靠女真人，于是首先想到投靠“祖国”。 易、涿二州失去后，萧太后自知孤守幽云无望，向宋、金二国都上了投降称藩书。请示过赵佶后，北宋方面的答复是我们要土地，交出幽云十六州，一切好说。 军事上宋军继续逼近，刘延庆率领十万大军（号称五十万）逼近幽州，驻扎于良乡县卢沟河。 称藩无望，幽州辽军只有最后一搏，辽军方面两大主帅萧干、耶律大石率领几乎是全部家当的二万精锐隔河与宋军对峙。 辽军之前的神勇让刘延庆面对这支部队时没有什么底气，不敢过河交战，双方平静地对峙了几日。 刚投诚过来的郭药师倒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向刘延庆献一良策，说辽军现在的主力全在卢沟河对岸，幽州必然空虚，我们如派一支部队偷袭幽州，必然得手，萧干、耶律大石得知后院失火必然首尾不能相顾，到时候即可一鼓作气打溃辽军。 刘延庆采取了郭药师的计策，派郭药师、杨可世等将率兵七千偷袭幽州，并对郭、杨二人说只要你们打下幽云，三将军（刘光世）的后续援军随即杀到。 不出郭药师所料，幽州方面果然空虚，没花什么力气宋军就攻破了幽州城，但内城却一直为萧太后所控制坚守，而萧干、耶律大石得知宋军偷袭后也派部增援。 郭、杨的先锋部队和城中辽军及增援部队在幽州城中激战了三天，宋军七千人拼得最后只剩下四百人，郭药师、杨可世勉强保住了小命杀出城来。 而在这最关键的三天时间，在卢沟河驻扎的刘延庆父子却什么都没做，隔河观望，再观望，他们忘了应该去增援正在浴血奋战中的郭、杨部，更忘了这是出河迎击辽人的最佳时机。 最后勉强保住了幽云的萧干、耶律大石把郭药师、杨可世的坐骑带甲给刘延庆看，说你们派去的人，已经全部被我们干掉了。 刘延庆脚已软，战意全无。 神奇的辽军在解救幽州城的时候，竟然还有空去做另一件事，即派部劫了宋军的送粮部队。 不仅如此，萧干、耶律大石还上演了一出当年周瑜在赤壁演绎的“群英会蒋干中计”，在军中散布辽军兵力三倍于宋兵，当夜举火为信，向宋军大举进攻，让一人逃回来向刘延庆报信。 刘延庆接到消息后第一反应是撤退，尽管部属提醒他，此时若撤，宋军必将重复上次的命运，或许会更糟。 但当刘延庆看到了对岸的火光时，他还是管不住自己的腿，于是率部夜逃。 北宋帝国最后一次军事性进攻就这样以黑色幽默结尾。十万大军面对一万多辽国残部却选择溃逃，契丹人追击，进行着他们在中原土地上的最后一次盛宴。战争、和平、辉煌、衰落，契丹人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特立独行的色彩，他们的谢幕，也是这样的惊艳而传奇。 辽军一直追杀了近百里，直到白沟。当然，相践踏而死的宋兵也许比被辽人杀死的还要多，而宋军所有的辎重储物，全部丧尽。 卢沟河之败，确实很惨，但北伐大军仍有十万屯在雄州，而辽人，其实已经是强弩之末，童贯此时或许只需要再次发力，辽人将无法再作抵抗。 但他的心已经乱了，赵佶对他的信任是有限的，在他身边安插了眼线，卢沟河之败后，皇帝的眼线很快将战败的情报送给了皇帝。赵佶失望且生气，给童贯传了张小学生语气的小纸条，说童公公你太让我失望了，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你了。 童贯已经没有底气拿剩下的底牌和辽人赌最后一把。 收复幽云，不是还有最后的下策——请女真人帮忙！ 第五节 其实宋人在武力收复时，就已经开始着手实施请女真人当雇佣军的计划。 就在刘延庆卢沟河大败的前几日，赵良嗣、马扩一行已抵金，请求女真人出兵帮助宋人收复幽云。 这样的要求，女真人岂能不答应？完颜阿骨打很大度地没有计较当初宋人违盟的事，但是女真人说了，我们帮你们打下来后归还你们的就不是幽云十六州了，只能给六州二十四县。 赵良嗣等人愣了，看来人家女真人也不是傻子让你白占便宜，双方开始讨价还价。 女真人没等和宋人商量好，就直接出兵了。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十月，阿骨打命粘罕（完颜宗翰）进军南暗口，挞懒（完颜昌）进军古北口，自己亲带部队进军居庸关，准备分三路兵马攻打幽州。 幽州方面在连续抵抗了十万宋军的两次进攻后，元气早已大伤，面对来势汹汹的女真人，他们知道坚守幽州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萧太后再次向女真人求降无果后，辽人选择了放弃，萧太后、耶律大石等人率残部投奔远在夹山的天祚帝（到了夹山后，天祚帝怒问耶律大石，为什么自己还没死就敢拥立另一个皇帝。大石说你这败家子，祖宗的家业都让你败光了，现在契丹人都快灭族了，任何一个耶律子孙只要能抗击敌人，都能当皇帝。耶律延禧心中有愧，竟然没有杀耶律大石，但是萧太后他没有放过，砍了头），而另一大将萧干则率部去了奚王府。 女真人到达幽州，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了宋人两次都没能占领下来的幽州城。 打下幽州城后，女真人与宋人开始了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的过程。 在此期间，作为副使与女真人谈判的马扩曾向宰相王黼上《制金三策》，认为在对辽用兵失败的情况下，当前的重心是如何防范崛起的女真人，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花钱赎回幽云。 马扩的奏折被王黼丢到了垃圾堆里，他与童贯等人一心想的是如何花银子把幽州买回来，完成“复兴幽云”的千古伟业。 女真方面，攻克下幽州后，完颜阿骨打的身体健康状况已经恶化，尽管内部很多大将和原来的辽国降臣都反对将幽州还给北宋人，自知自己时日不多的阿骨打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定遵守宋金的盟约。 他对臣属们说，我生前不愿再违宋金之盟，等我死后，你们再根据具体情况再作定夺。 归还幽云，成了完颜阿骨打为他的继承者们布下的最后一步棋，也将北宋帝国套入绝境。 经过反复的谈判，宋金达成协议，宋朝以每年岁币一百五十万两的代价得到燕京六州（涿、易、檀、顺、景、蓟六州）及周边二十四县。宋朝还一次性付给女真人一百万两白银，得到西京及周边其他八州（包括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妫、儒）。 但女真人可以带走他们所能带走的一切东西，百姓、财富、牲畜，并顺便毁掉了幽云一带所有的关塞城墙，留给宋人废城荒野一片。 这时候是宣和五年，赵佶终于完成了收复幽云的梦想。而在宣和五年初的时候，帝国的户部尚书也告诉他一个消息，北宋帝国人口已达二千零八十八万二千三百五十八户，人口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人（事实上，后世史学家认为这后一数据是不准确的，帝国的人口在大观元年，即公元1110年就已达一亿二千万左右），这一数据超越了疆域更加广阔的雄汉盛唐；而帝国的财政收入，早就已经突破了，傲视前朝后世。 不仅如此，宣和五年的时候，赵佶心中的“仙境”，中国历史上最豪华最具有艺术品味的皇家园林万岁山（后改名艮岳）也宣告落成。作为人工园林，里面人造石山其最高一峰可达九十步，其山周十余里，运四方奇花异石置其中，千岩万壑，麋鹿成群，楼观台殿，不可胜计。而最奇特的，则是朱勔从太湖取回来的那颗巨石，高广数丈，成为了艮岳的地标性建筑（不久就被东京的市民们用来作抵抗金兵的炮石）。 作为帝王，或许赵佶在宣和五年的遗憾，仅仅是那位叫李师师的女人一直不肯进宫为妃嫔吧！ 他不知道，他的帝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hr /> 注释： 引子 宣和六年的秋天，病入膏肓的宋江一直在等一个人。 自从征辽大军的名单中没了宋江的名字后，他就郁郁寡欢，在楚州整日独饮闷酒。 功成名就，原来竟是这番落寞。 宋江开始失眠，即使入睡，也总是梦见不该梦见的人，阎婆惜、晁盖、梁山的那帮兄弟、方腊，他们嘲笑他机关算尽太聪明，到头来也不过是替他人做嫁衣罢了。 宋江更黑了，身子日益消瘦，到了宣和六年的时候，肠胃更加不好，老拉肚子。 宋江认为是年初朝廷派了御使到楚州，赐御酒，那里面肯定下了慢性毒药。 无论如何的出生入死，皇帝还是信不过他啊，还有朝廷童贯、高俅、蔡京那帮奸党。 宋江不知宣和六年帝国的政事是如何的一地鸡毛，以上众人自身难保，又哪里有机会来对付他小小一个宋江。 吞下“毒酒”的宋江身体继续一天天垮下去，但精神却好了很多，他认为奸臣们赐他毒酒，就证明了梁山以及他宋江在帝国权臣眼中还是很重要的。 宋江寻思着撒手西去前，还得带上一个人。 李逵。 以黑旋风的脾性，知道他被毒死，那还不得闹翻天，坏了梁山好汉的名头。 宋江派人给在润州为官的黑旋风去信，让他来楚州一聚。 兄弟二人见面，感叹唏嘘，当日聚义梁山的岁月是多么美好，而今虽戴上了官帽，却犹似枯坐牢笼。 那天二人都喝了很多酒，发狂的却是宋公明。 宋江说狗屁的聚义梁山，狗屁的替天行道，狗屁的劫富济贫，我们就是一群犯了事无路可走的匪，一群丧失天良打家劫舍的强盗。 李逵也喝多了，听着听着哭了，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众兄弟情比金坚，同生共死，是永不可磨灭的。 宋江醉笑说兄弟你傻啊，什么义结金兰，什么不求同生只求共死，你知道那该死的晁盖是谁干掉的吗？我，是我啊，呵呵！ 同生共死？我日前已喝下了皇帝御赐的毒酒，就在这儿，你敢和我一起喝下共赴黄泉吗？ 宋江从怀中掏出御酒，放到桌上。 李逵看了看宋江，哈哈大笑，说这鸟日子我也过够了，坐在润州的官衙，每晚总听到以前在沧州被我劈死的高小公子的啼哭。白日里上街，妇孺小儿见俺就如见鬼，去哪儿哪儿人走楼空。在润州人的心中我早已不是人，而是食人魔鬼，与其过着行尸走肉般的日子，不如跟了哥哥共赴黄泉痛快。 说罢，李逵抢过宋江手里的御酒喝了个干干净净。 那日宋江醒来，李逵早已不告而别，桌上留下半截官袍，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两个血字： 不悔！ 宋江忍不住痛哭流涕，他终于明白了，最终取他们性命的毒酒并没有流淌在他们的身体里，而在心里。 施耐庵《水浒》记载，宋江死于宣和六年，疑似中毒，同症状者还有黑旋风李逵。而根据其他的一些史料记载，宋江在参加平定方腊的起义后不久又再次反叛朝廷，被西北军将领折可存镇压。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宋江根本就没能参加平定方腊的起义，而是在被张叔夜招降不久就被镇压掉。 宋江之死，已然成谜，但北宋帝国，却由于《水浒》文本的流传而背上了妄杀降者的罪名。 第一节 灭辽后，按照宋金达成的协议，女真人拿银子取人户，北宋人获土地。 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三月，赵佶派赵良嗣、马扩为正副使再度出使燕山，交涉土地交割事宜，金国方面派出韶瓦和高庆裔与赵马使团进行会谈。 女真人说割地没问题，但得按合同办。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的，燕京一带的人户全部得归我们，现在很多燕京方面的流民和官员都跑到了你们大宋的境内，你们得先把人还给我们。 韶瓦和高庆裔还给了北宋人一个名单，上面是降宋的燕京地区辽臣的名单。 赵良嗣的冷汗顿时就簌簌地往下掉了，但合同上是明确规定了这条，女真人的要求看似一点都不过分。 赵良嗣只能说这个事儿当然得办，童太傅已经着手，只是还需要些时日。 和女真人会谈结束后，赵良嗣准备写信给童贯，让童大帅把金国人要的人交出来。马扩和同行的卢益表示反对，马扩说如果交出这些降臣，一定会让本来有心投向我朝的燕人心寒，何况这些降臣到宋境已有不少时日，真把他们给女真人，他们一定心怀怨恨，到时候一定会把在宋境所见情况全盘托出，对我们是隐患。 赵良嗣说那怎么办？得按合同办事啊！ 马扩无奈地笑笑说，那只有拖，马上进入夏天，女真人受不了燕京的太阳，肯定急着回长白山去避暑，我们要有耐心。 两国使团再行协商时，赵良嗣对韶瓦和高庆裔说这些流民逃向宋境后去向不明，我们暂时无法交人，即使抓到了，处理相关公文也需要时间，暂时也交不出人。金宋两国的生意重心在于用钱换地，几个流民是小问题，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这些细微枝节而影响全盘。 女真人说不行，不交人就不给地。 谈判双方分歧巨大，谈判陷入僵局。 过了几天，阿骨打又派大臣兀室前来商谈。兀室坏坏地说，其他流民官员你们说找不到就算了，董宠儿和郭药师可是就在你们童大帅的帐下，其他的我们不要也行，把这两个人交给我们就行。 马扩大惊，说这两人是你们收复幽州前就投降我朝的，关你们什么事。 兀室说身份户口在幽云六州二十四县的人户，就得交给我。 董宠儿是辽国汉人，后来起义反辽，是辽国重要的一股起义军势力，后来在赵良嗣的招抚下投降宋人，是当初宋廷收复幽云计划的力挺者。而郭药师则是宋人两次北伐唯一的收获，曾经帮北宋人杀进过幽州，刘延庆兵败如山倒时，郭药师部多次挫败了辽人的反扑，是北宋人二次北伐时唯一的亮点，也是帝国物色的驻守收复后的幽云的主将。 金人提出要这两人，北宋当然不可能答应。 女真人说你们回去考虑一下，要人还是要地，要人就请你把兵马撤出涿、易二州，免得大家起冲突；要地，先把我们要的人交回来。 谈判不欢而散，赵良嗣等失望而归。临行的时候，女真方面有个叫杨璞的使臣私底下给赵良嗣说，其实女真人不是真想要回所有辽人，交一两个让我们老大有台阶下，同时达到警示辽人不得再往南逃的效果就行。 回到雄州后，赵良嗣向童贯汇报工作，说如今之计恐怕也只有交出一两个降臣来，方能收场。 童贯开始也不同意，以后女真人天天来要人那何时是个头啊，后来在赵良嗣的反复劝说下，同意把一名叫赵温信的降宋辽国大臣交给女真人。 赵温信知道自己要被遣返，非常恐慌，苦苦哀求童大帅不要把自己交给金国人。 赵良嗣等人劝说兄弟没办法啊，不交出你燕京没法收回，大丈夫死有轻如鸿毛，有重如泰山，你为了帝国牺牲，帝国不会忘记你的。 一因自己做的事不太道义，二因自己也是降臣，没准哪天女真人狮子大开口，说他赵良嗣的户口也是幽州的，要他脑袋恐怕他也难存。赵良嗣兔死狐悲也很伤感，抱住赵温信痛哭了一场。 赵温信抱着必死之心被遣返回金，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阿骨打不仅没杀他，反而豁免他的一切“罪行”，并授官加爵。 女真人索人事件暂告一段落。随着夏季的来临，女真人确实不愿再在幽州多呆，阿骨打的眼中钉天祚帝还在西边，权衡利弊，阿骨打决定撤退，把燕京交给了宋人。 第二节 平州（河北省卢龙县）、营州（河北省昌黎县）、滦州（河北省滦县）三州，一直是宋金同盟和议中最大的争议。 当初北宋人要求联合金国攻辽，最初要求平州、营州、滦州也属于幽云地区，应归宋人。 女真人一口拒绝了，说这三个州早已属于平州路，不能给宋人。 后来两国正式达成盟约时，平、营、滦三州没有纳入幽云地区，而是划归宋人的范围。 而北宋人后来连燕京都拿不下，女真人“帮”宋人拿下燕京后，十六州已经缩水成为了六州，平、营、滦州就更不用说了。 宋人不死心，多次提出多给女真人一些岁币，买回平、营、滦，女真人没同意。 平州女真人不肯给宋人，但自己却一直没摆平，有个张觉在那儿成了钉子户。 张觉是平州义丰人，辽国进士出身，金人入侵辽境时他任辽兴军节度副使（耶律大石的副手），知平州。耶律大石等人拥耶律淳为帝时他在平州有五万人马，但张觉选择拥兵自守，观望时局，并不听从耶律淳的号令。 后来金兵入燕，阿骨打让人去招降张觉，张觉表面答应投降金人，但背地里仍然接收燕人流民，积极扩充军队备战。 金国人准备用兵打平州，但辽国降臣康公弼说打反而会使没有反意的张觉反叛，他主动请缨去平州一探虚实。该公到平州转了一圈后回来，拍胸脯打包票说张觉是真心降金的。女真人暂时放弃了打张觉的计划，将平州改称南京，又加封其为试中书门下平章事判留守事，大军掉头去追击天祚帝，暂时没有处理张觉这个烫手山芋。 金兵离开，张觉胆子就大了起来，他杀了前来接收平州的原辽宰相左企弓（此人已降金）等人，公开反金。 但平州地小，张觉知道靠自己这点人马，他日金国大军杀到时肯定挺不住，于是他想到了求援于宋朝，并向宋人放风，自己可能随时带着平州和五万大军投奔宋人。 收复燕京后，帝国的政治舞台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动。 童贯虽然因复幽云之功而封王，但事实上赵佶对西北王和他的军队在北事上的表现极为不满，回京后，另一个宦官谭稹替代了他成为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而蔡攸则取代了他枢密使的位置（对副使小蔡也是一种贬职）。 童贯自知失势，几次主动向老板提出退休申请。 收回来的幽云几州，赵佶为其改了新名字，称为燕山府。最初王黼推荐死敌蔡攸任燕山府路安抚使，小蔡知道这是个烂摊子，死活不去，并推荐了王安中任燕山路安抚使。赵佶同意了蔡攸的荐举，同时任命詹度为宣抚使，郭药师为常胜军节度使。三人构成了燕山府路的主要领导班子，但事实上郭药师掌握了几万常胜军，燕山路府的军政大权都在他的掌握中。 张觉向北宋抛来的媚眼，接不接招，又成了赵佶的烦恼。 多次出使金国、对金国军事实力有所了解的赵良嗣是最坚决的反对者。赵良嗣说平州本来就未在宋金协议规划的范围内，北宋如果贸然接受张觉的投降，金国可能会为此而撕约，与宋人开战。 从宣抚使谭稹到燕山路的两位地方官王安中和詹度都赞成接受平州，他们认为如不接受平州，张觉的势力和原辽萧干部及西面的天祚帝联合起来，会对燕山府造成极大的威胁，反之，能得平州，即使金人大兵压境，燕山府路的常胜军和张觉的平州十万大军（虚报）也能抵挡得住女真人的进攻。 赵佶有些心动，但还是拿不准，于是他派童贯再度到燕山路进行考察，看看现在燕山郭药师的军事实力。 童贯考察回来的报告说郭药师的常胜军很有战斗力，保卫燕山府没有问题。 而此时原辽降臣康延殿学士太一宫赵敏修给赵佶上奏折，说他在平州呆过很久，此处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要保燕山，必得平州。 赵敏修原名李处能，其父是辽国宰相李俨，投靠北宋后，很受赵佶欣赏，赐姓赵。赵敏修与王黼和蔡攸关系都很好，王蔡二人都支持他接受平州的言论。 赵佶脑袋一热，忘了宋军刚在军事上的惨败，决定接受张觉的投降，诏建平州为泰宁军，以张觉为节度使，世袭平州。 宋人在燕山府路搞小动作的时候，金国那边也发生了大事，女真人的领袖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病重不治死于军中，女真人推举他的亲弟弟完颜吴乞买继位，是为金太宗。 对于更年轻更有激情的完颜吴乞买来说，辽国的残余天祚帝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胃口，南边富有而战斗力低下的南人，才是新皇帝的下一个猎物。 他们只需要一个借口。 这个借口就是平州张觉。 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四月的时候，金军大将閤母率军两千路过平州，听说张觉这小子要反，于是屯兵营州准备对张觉兴师问罪。张觉主动率兵出击，閤母不敌张觉，率部撤退营州，抛下一句狠话说现在天热，秋后再找你小子算账。 剩下的小半年，北宋君臣们在反复考虑要不要接收平州张觉，等他们下定决心时，閤母所说的秋天来了。 宣和六年十一月，新皇帝吴乞买派完颜宗望（韩离不）派兵讨伐平州，大军临近平州。完颜宗望接探子报说张觉率平州官员出城在郊外迎接北宋的使臣，正式归降宋人。 这样好的战机，完颜宗望不会错过，他派一千兵袭杀在郊外的张觉。张觉被杀了个措手不及，并被金军断了回平州的路，只得狼狈奔向燕山府投靠郭药师。 金军很快占据了营州，围困平州，平州城的几万兵虽然没有了主将，但还有一定战斗力，在将领张醇固的率领下抵抗了半年。 袭击张觉这一仗完颜宗望打得相当漂亮，更重要的是，他从张觉之弟张齐身上得到了赵佶亲笔写的招降张觉的手诏。 女真人向宋人问罪，说你们啥意思，我们家老皇帝前脚刚走，你们就背着刚登基的新皇帝搞小动作。 北宋人羊肉没吃成，反倒惹一身骚，又没了同女真人翻脸的决心，只能低下姿态赔小心。 此时的女真人还不想完全和宋人翻脸，一来平州未攻克，二来西边的天祚帝还在。女真人说要我等不追究张觉事件也行，两个条件，一是把张觉的人头送来；二是你们宋人害我们劳师费力攻打原本属于我们的地盘，这次军事行动费用你们得出，大军的粮草你们得供。 赵佶答应了女真人的第二个要求，给女真人送去了粮食。有宋人钱粮供着，打平州一向勇猛的女真人开始消极怠工，打了半年才打下来，赚了北宋人不少钱粮。 但张觉的人头，赵佶一开始还是不想给的，命王安中别交人。 女真人催得急，上头又不让给，王安中耍了个小聪明，找了一个长得酷似张觉的人，砍了头给女真人送去。 可惜女真人没这么容易糊弄，很快将人头送回来说这是假的，真张觉藏在王宣抚您的甲仗库内，你们不交上张觉的人头，我们只好自己带兵来取了。 王安中认为到了这个地步，只有牺牲张觉，他密函赵佶请求皇帝答应女真人的请求。 赵佶只得再一次牺牲降宋的辽臣。 接到圣旨后，王安中把张觉抓了起来，宣读了张觉的“罪状”。张觉破口大骂，说我的罪过就是相信了你们这帮鼠辈。 王安中命人勒死张觉，砍下头送到了围困平州的金兵那里。金人把张觉的头在营前悬挂了很久。 张觉的死，彻底伤了一个人的心。 郭药师。 第三节 郭药师崛起于乱世，他手下的怨军（常胜军）都是妻离死散家破人亡的辽东饥民，这支部队有极强的战斗力，但也有极强的破坏性，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最初选择降宋，郭药师一是出于本能的民族认同感（郭自称为汉人），二是自己的部队对女真人的仇恨情绪，三则对富庶又貌似强大的北宋帝国抱有极大的信心。 投靠宋人后，郭药师证明自己不是吃干饭的，打仗真是一把好手，敢于拼命，和杨可世率七千人偷袭幽州，和耶律大石、萧干大战三天三夜，杀得自己都差点丧命，若不是宋军草包主帅刘延庆不给力的表演，郭药师差点就拿下了幽州城。 之后郭药师的表现依然出彩。刘延庆大败溃逃，辽军全面追击时，郭药师又率常胜军在永清县大败辽军，打了一个漂亮的阻击战，遏制了辽军的势头，后来燕山府建立，郭又率兵数次击败辽国残余的萧干部。 即便郭药师表现出彩，但在收复燕山府后，帝国竟然将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这样一位刚刚投降过来的将领，就显得无奈而冒失。西北军的惨败让童贯及其嫡系领导没有了话语权，而帝国实在是找不到其他有经验资历的武将，此时的郭药师比起同时代的将领大有鹤立鸡群之感，最终帝国的高层作出了这样一个致命的任命。 郭药师军队的战斗力是始终如一的强。赵佶在郭药师任常胜军节度使后不久，派童贯到燕山府考察郭部的战斗力。郭药师请童大帅随行，到了一片郊外，四下无人，郭药师跳下马来令旗一招，顷刻之间，四山之间铁骑嘶鸣，甲光向日，举目一望，黑云压成一片，兵士不知其数。常胜军队伍的行动力之迅速，令见多识广的童大帅也为之一惊。回去后，童大帅的报告上没少夸郭药师的这支虎狼部队。 这件事后来也成为了童贯的罪状。其实童公公算是实事求是说真话，皇帝让他考察的是郭部的战斗力，至于郭药师当日是否有反叛朝廷的动向，童公公又岂能看得出来。 尽管先降宋再降金，但郭药师绝非没有原则的小人。起兵降宋献涿州时，他的顶头上司萧干就在郭药师的帐营，郭药师劝萧干一起归宋，萧干不从，属下劝他杀了萧干，以免消息外漏，郭药师自己也权衡了半天，最终还是放了萧干，理由是萧干曾经是他的上司，而且救过他性命。 收复燕山府后，郭药师到了东京接受赵佶的召见，赵佶加官封爵赏钱一样不少，只是附带提了个要求，说天祚帝还在西面，是宋军的最大威胁，让郭药师带兵去砍下天祚帝的脑袋下来给新东家献礼。 郭药师立即表示拒绝，说弑旧主这种缺德事俺不干。 几乎所有史料都记载说郭药师投奔宋廷后随时准备反水当第二个安禄山，但除了他手下的士兵不肯改汉装，保持着契丹的旧习惯外，也没见其有多大的动作。但投奔宋廷后，他渐渐看清了帝国的整个政治环境——君不可信、臣不可靠、将不可战，像自己这样卖傻力的武将也没有几个。 张觉被赵佶君臣砍下脑袋后，郭药师心寒了，对手下说哪天如果女真人要他的脑袋，不知道赵佶给不给？ 毕竟他还属于金国人所说的幽云地区的“逃犯”，上了金国人的黑名单。 让常胜军驻守燕山府也是不得已之举，帝国对武将本来就不信任，何况是一个降将。谭稹上任后，就积极策划建立另一支义胜军，想取常胜军而代之。义胜军的工资待遇是常胜军的两倍，很快就有很多常胜军的士兵跳槽去义胜军。郭药师为了防止常胜军士兵跳槽，不得不在军士的脸上刺字标识。 在宋帝国的地盘上，队伍越来越不好带。无论赵佶给郭药师多少赏赐，但他已经无法给郭药师一样东西——信心。 第四节 张觉事件后，宋金之间继续着摩擦，一是围攻平州的金兵老来要粮要钱；二是女真人又开始继续向宋人要逃往宋境的燕人和官员；三是协议中女真人应该交割的西京及附近八州也不见女真人有所动静，而负责驻守的这些官员（原辽国官员）中的一些人主动向宋人交涉，说反正早晚是你们的地，希望能早点回归大宋，如朔州节度使韩正、应州节度使苏京、蔚州土豪陈诩等。 同为公公掌军，谭稹多年来一直被童贯压制，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出头的机会，自然要争取政绩。张觉投诚事件泡汤，现在朔州等地要来降，谭稹当然高兴，毕竟这些地盘和平州不一样，这些地是属于宋廷的（协议中）。 谭稹顺水推舟，派人去收复了山后云中府等地的土地。 女真人生气了，说我可以给你但你不能抢，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冬天，金军出兵，把宋人收复了的朔州、应州、蔚州又给抢了回去。 这是宋金间的第一次军事冲突，谭稹看着三州得而复失，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增援三州守军。女真人觉得打宋军比打辽军还轻松。 这坚定了他们南下的决心。 谭稹上任一年，北事一塌糊涂，宋金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赵佶很生气地罢免了谭稹，连力荐谭稹的宰相王黼也受此事牵连，被迫申请退休。赵佶重新任命童贯为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来主持北事。 童贯上任后，派武翼大夫马扩到云中和金人负责商谈云中府交割事宜。马扩到云中后交涉了半天，女真人倒也没有翻脸，还是老借口，你们把我们要的人给我们，就给你们地盘。 马扩回来后对童贯说，女真人恐怕不会把山后诸地给我们了，当务之急是加强燕山府的防御力量，最好能把西北军调集到燕山府帮助郭药师的常胜军进行防御。 童贯说现在金国后方不稳，不会急着进攻我们的。 童贯所说的女真人后方不稳，是指天祚帝还远循夹山，夹山地形艰险，到夹山先得穿过几百里无人戈壁区，这是金国人的心腹大患，只要耶律延禧躲在夹山一天，女真人自然有顾忌。 尽管如此，童公公还是到燕山府进行了视察，将王安中罢免，任蔡靖取代他；并对河北路驻军进行了分配，分为四路，辛兴宗掌管中山府，任元掌管真定府，杨怀忠掌管河间府，王育掌管大名府；并命各路军队招收逃亡军人及无业无地游民，补充军力，在河北进行了一定的防范。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躲在夹山的耶律延禧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竟然决定出夹山，进攻金国。 耶律大石劝阻无效，不愿跟着这个疯子自杀，率三百骑出走，开始了他传奇的西征之旅，并最终在天山脚下为契丹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西辽。 出了夹山，天祚帝就成了跑不动的小鸡，女真人没费什么劲就抓住了辽国最后一个皇帝。 这时候的时间定格在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二月，天祚帝、张觉、萧干（宋人帮忙干掉的）三股残余势力都已经消除，金国的刀可以对准大宋了。 天祚帝被俘之后，宋廷这边依然没有足够的警觉，帝国上下都认为现在一年给女真人这么多银子，是能够满足女真人的胃口的，所以童贯不仅不听从马扩的将西北军调至燕山的建议，竟然在宣和七年十月的时候，以边疆安定为由上奏折请求将安肃军统帅改任安肃县知县，永贲军统帅改任博野县知县，保定军统帅改任保定县知县，沿边界的哨卡边寨，除非常紧要的以外，其余一律裁撤合并。赵佶批示照准执行。 而金国方面一边悄悄调集兵力至边境，一边继续麻痹宋人，俘虏天祚帝后，先后派了三拨使臣到宋朝，庆祝两国海上之盟圆满成功。 当然，大规模的军事调集行动不出一点声响是不可能的。燕山府方面有一名叫陈角的郎官负责送金国的第三批使臣出境，到了女真人的地盘，陈角发现金国方面正在大规模集结兵力，气氛异常。虽然刺探军情不是他的任务，回到燕山府后，他还是将这个重要的军事情报向燕山路安抚使蔡靖作了报告。结果蔡靖怒斥他道听途说，制造恐怖气氛，差点治他的罪。 六月，马扩接到前方的探子线报，说女真人在飞狐、灵丘两县的军事活动频繁。马扩密陈童贯，再次要求将西北军调到中山、真定等地驻扎，并派兵驻扎易州，防止女真人的进攻。 童贯对马扩的重要军事情报再次置之不理。 到了十月份的时候，金国人的兵马屯集边境的情报不断从各路传来，连边境的老百姓都知道了女真人即将向宋廷开战，但是童贯等人的想法竟然还是等金国方面交割土地。 十一月中旬，童贯派马扩、辛兴宗再一次去云中府，目的是两个，一是对女真人说宋人已经不要西京八州那么多了，只要蔚州、应州二州即可，看女真人是否同意；二是看看女真人是否真要与宋廷开战。 马扩到了云中府，金军主帅完颜宗翰（粘罕）对宋军要求割让蔚州、应州的要求正式地表示了拒绝，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 细心的马扩发现，这一次女真人对他特别客气，陪同的金国方面使臣撒母说热情这是应该的，咱们为了两国合作的事来来回回跑了这么多趟，也不容易。 不过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撒母笑着对他说，笑容里意味深长。 马扩无语，他纵有神射之术和三寸不烂之舌，但代表的国家没有强大的实力支持，依然注定了他只能作为一个失败者。 而回头，他看见的是不可避免的战争乌云已经笼罩了他的国度。 第五节 宣和七年十一月，金国正式发起了攻宋战争。 女真人大军兵分两路，东路军以完颜宗望（韩离不）为主帅，率兵六万，自平州入燕山，掠取河东、河北的广大地区；西路军以完颜宗翰（粘罕）为主帅，率兵六万，自云中入太原、下洛阳，绝宋军西北军援助开封的道路，并防止赵佶奔蜀，最后的战略目标是两路大军合围开封，一举灭宋。 战局的进展完全出乎金人的想象，第一个没想到的是西路军竟然被太原的孤军们拖了那么久，第二个没想到的是东路大军会如此顺利。 因为在燕山府，宋人最倚重的郭药师已经心猿意马。 十一月二十六日，金人的东路军攻下了澶州，向燕山府逼近。 燕山安抚使蔡靖派郭药师、张令徽、刘舜仁率兵四万五千人屯兵白沟，抵抗金兵。 十二月六日，完颜宗望到了白沟东岸后，对郭药师的部队有所顾忌，一时不敢贸然进攻，在东岸扎营观望。 郭药师认为金军对辽对宋都是一路凯歌，必然不会想到自己会主动进攻，于是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主动偷袭金军。 可惜宗望早有防范，等郭药师部渡过东岸，金兵早已做好准备。 接下来的是一场硬碰硬的激烈战斗，双方厮杀战况惨烈，战火绵延三十余里。 交战正激烈的时候完颜宗望发现，只有郭药师的常胜军还在和自己死磕，而张令徽、刘舜仁的部队却已经开始撤退。 机不可失，宗望决定放弃与郭药师死嗑，转向追击张、刘部。 结果是郭药师部占领了金军的大营，但张、刘溃逃，损失相当巨大。 郭药师率军撤回燕山府，此战杀得太猛，郭药师本人的三百近卫军仅剩一百余人。 就在他为拥有两个猪一样的战友而郁闷的时候，他收到了张、刘二人准备向金人投降并献上自己脑袋的消息。 事已至此，郭药师决定提前于张、刘二人投降金人。 十二月十日，郭药师挟蔡靖打开了燕山府的城门，带领着七万守军投降了完颜宗望。 郭药师一降，燕山府再无军事力量对抗女真人，燕山六州很快陷落。 忙活一场，帝国几乎耗尽了自己的财力兵力，就是为了幽云六州，结果，一个降将，就将这一切葬送。 后来《金史》评价郭药师，说“郭药师者，辽之余孽、宋之厉阶、金之功臣也”，评价不可谓不高。 但女真人和宋人不一样，郭药师的部队虽能打，但女真人并不需要（因为女真人同样能打，打仗的事不用郭药师操心，金国人自己会出手）。降金后，郭药师基本上只是充当一个向导和军事顾问。东路军进攻途中，完颜宗望听说徽宗下课钦宗上台后，一度担心宋人已做好准备，想退兵，郭药师鼓励宗望说南朝兵不能战，防备空虚，而且东京就是天堂，什么金银财宝都有，遂向宗望讲述了自己在东京的见闻，重新勾引了宗望的欲望。东路军第一次到达汴京后，郭药师又带着金兵去城西北的牟驼岗，丢掉天测监在此地的二万匹战马和大量饲料，让东路军得到了极大的战略补充。 此后，郭药师就消失在宋金战史中，他后来被女真人剥夺了军权，被任命为平州守，天会十年（公元1132年）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罪了完颜宗翰，被夺取了官职下狱，不久被释放，但是所有家产被完颜宗翰所夺，只保住小命一条终老。 女真人总算是做到了一丝人道，不似郭药师的前东家留下了杀降的名声。 引子一 靖康元年五月，山西盂县，兵败的又成了孤家寡人。 种师中令他作为先锋部队，救援孤城太原。然而在山西盂县，他的部队并没有和女真人作太多的交战就溃散了。 并非杨志的手下皆狗熊，小种经略名震西北，治军有方，而他杨志亦是名门之后，梁山好汉中排名第十七（这个排位还远远不能体现杨志的实力），带的部队怎么可能全是吃干饭的呢？ 原因非常简单，饿，军中无粮，一个军士三天的口粮只有一勺豆子。 就算是花和尚鲁智深在小种经略的帐下效力，胖和尚也提不起他的禅杖。 杨志杀出重围后，逃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土坡上，坐在一块大石上。 他发现此时的情况和当初丢失生辰纲多么类似，一切好像又轮回了。 接下来，他又该何去何从？回去，按律也是诛死；逃亡，此时的天下连梁山都没有了。 他拿起了那把宝刀细细审视，这把他曾经失去的刀。小种经略体恤部属，杨志在他手下为将后，替他索回了这件宝物。这把刀染过了很多人的血，有宋人的，有辽人的，也有他自己的先祖杨业的，还有泼皮牛二的，现在又多了女真人的血。 无论多少鲜血，都无法替杨志博回他梦想的荣耀。 下一个，这把刀添上的是不是就是他杨志的血？或许，当初老太公杨业兵败血洒雁门的时候，这把刀，还有他杨志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杨志拔出宝刀，刀声萧萧，轻轻回荡在寂静的黄土高原上。 刀是好刀，可惜其主不幸。 身不逢时！ <hr /> 注释： 引子二 宣和七年十二月七日，太原的冬天显得如此寒冷。 宣抚司衙前的大堂上烧着大盆的炭火，却无法驱赶童贯心中的寒意。 童贯说张知府王将军你等好好固守太原，我要立即把金人入侵的军情回开封向皇上汇报。 张孝纯眼中露出了惊讶和不满，说金军马上兵临城下，广阳郡王你监军西北，执掌河北燕山军队，此时正应该召急各路兵马，援救太原。太原是河东的要塞，太原一失，河东必失，河东一失，河北也保不住，那样时局可就完了，这个时候广阳郡王你怎么能走呢？ 童贯生气了，说我是宣抚使，守太原是你张知府和王禀将军的事，我要负责全局，怎么能光顾着太原一地而失全盘呢？ 张孝纯生气了，嘲讽说郡王今日若走，二十年积攒下来的威名怕是要留在太原城了。 童贯怒喝说那不是你来操心的事，你守好你的太原城就行了。 张孝纯说那是当然，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双方的气氛僵化。与童贯一起前往太原的马扩这时发表了不同意见，说将宣抚司设在太原确实不合适，目前金兵两路入侵，西路军所侵河东之地皆有要塞相拒，倒是河北诸路长期军备松散、城设荒芜，郡王应将宣抚司移至保州中山真定，在那里率军阻击金军，为东京建一道屏障。如果天下各路兵马都知道郡王在最危险的地方抗击金军，谁又会不死命出力呢？ 童贯闭上了眼睛，捋了捋他那已快白了的几根胡须，说马刺史的建议倒是可行，我们之后再议。 离开太原后，童贯还是习惯性地坚持了他的最初选择。二十年了，他已经不是那个可以把身家性命豪赌在战场上的中年太监，他认为目前朝中的政局比宋金的时局还要艰险，回到东京政治中心，在老板赵佶的周围，才会让他有安全感。 沧海横流，方见英雄本色，毕竟他只是一个帮皇帝干杂活的太监，帝国将如此重要的军事权力交给他一个太监，或许最初就是一个错误。 但这一切又能怪谁？谁该为这一切埋单呢？ 童贯选择了逃回东京，而一直活跃于宋金同盟的年轻外交使臣则孤身去了真定府招兵。从一个外交使节变成了抗金将领，他得让女真人知道，当初阿骨打赠送给他的“力麻立”（善射之人）的称号是货真价实的，南朝人不缺射手，也不缺勇气。 而童贯奔往的那条路，则葬送了他和帝国的一切。 当日的争论，王禀一直没有发言，他只是感到了无比的失落和悲哀，当年他在西北军中还是一个低级将领时，对眼前这个不是男人的男人是何等的顶礼膜拜！到底是什么让一个英雄慢慢变成了鼠辈，时间还是权力？ 他站在太原城楼看着童、马等人离去，抚摸着手中的剑，轻轻念叨一句。 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hr /> 注释： 第一节 第一次入侵的两路金兵进展情况大有不同。东路军一口气吞并了燕山，招纳了郭药师，势如破竹。 而西路军一开始也挺顺利，连占之前交割给宋人的三个州：朔州、武州、代州。此三州基本是由刚刚组建的义胜军驻守，兵士均是宋廷招纳的因战乱流离失所的山后当地汉人，为了供养他们不致饿死，全部招纳入军。但是因人数太多，朝廷军需米粮接济不上。领不到工资的汉人纪律可想而知，又加之和原来的宋军将士矛盾重重，金人入侵，三州的汉人们便发生了哗变，守将前门守城，他们偷偷开后门放金人进城，三州很轻易地落入了西路金军的手中。 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西路金军到了太原城，停滞了他们的脚步。 太原古称晋阳，地处山西高原中心，雄跨晋中盆地腹地，以太行山为天然屏障，阻隔华北大平原，西南以黄河作为襟带，连接陇西、关中和广大的中原地区，自中原回望，山高万仞，拔地而起，表里山河，固若金汤。更有石岭关、天门关、蒙山、娘子关和卧虎山等关山环列，构成易守难攻、可进可取的天然屏障，明代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曾称誉太原的地理形势为“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喉也”。 因为其地理位置，太原城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难攻破的一座坚城。 春秋末期，智、魏、韩三家围攻赵氏所据晋阳城，三年不下，最后赵氏联合魏、韩反而水淹智氏，一举奠定了三家分晋的政治格局。 西晋五胡内侵，司马王朝支离破碎，刘琨募集千人修筑坚守晋阳抵抗匈奴人，也曾上演了一曲胡笳救孤城的传奇故事。 而作为李唐王朝的发家之地，在安史之乱时，李光弼率万余守军坚守太原，抵抗住了史思明的十万大军的冲击，最后歼敌七万余，与其时一起进行的睢阳保卫战共同成为了安史之乱的关键转折，拯救了濒临灭亡的大唐帝国。 而赵氏王朝，从立朝之初就尝尽了太原城的坚固。北汉地瘠民贫，国力微弱，但是仅凭太原一座坚城，就多次抵抗了北齐、北周、北宋三个王朝多次的进攻，坚守了十九年之久。尤其是赵氏兄弟建立北宋王朝后，曾先后四次征伐太原，均以失败告终，不可一世的宋太祖赵匡胤也只能望太原城兴叹，最后于烛影斧声中结束了自己略带遗憾的一生。 赵光义在完成兄长的夙愿平定北汉攻克太原后，非常不喜欢这座城，认为它的“龙气”太旺，对自己帝国的基业不是一件好事，于是他干了一件非常缺德的事，在攻克太原城后半个月，他派兵火烧太原城，将方圆四十里的晋阳古城毁于一旦，城中很多来不及撤离的百姓全部葬身火海。之后赵光义还嫌不够，火灭后又引晋水和汾水淹晋阳，彻底将这座历史悠久的坚城变为废墟。 赵光义毁掉古晋阳城后，命大将潘美在离古晋阳城三十五华里许的汾河东岸建立了新太原城，“降并州太原郡为‘紧州军事’，徙州治于榆次”，用降低太原政治地位的方法压制龙城的“龙气”，不仅如此，修筑新太原城的时候，赵光义还别有用心地把街道的格局改为“丁字街”（有拔掉龙头之意）。 在赵光义看来，太原这座城市和它的军民的顽强坚韧，是和他帝国的整体气质不相符的，从“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整个帝国战略出发，他们并不需要一座如此坚韧的城。 他不知道，百年后，自己帝国的命运同样需要这座城的军民来拯救。 金军兵临太原城下时，太原城的兵力不多，童贯走的时候给王禀留下了三千胜捷军，加上太原府的地方守军仅万余兵马，而金军是六万大军。 但是无论女真人的兵马有多少，攻城手段多么丰富，太原城成了铁堡一个，无法攻克。 完颜宗翰（粘罕）绝望了，眼看着东路大军主帅完颜宗望（韩离不）渡过黄河一直杀到开封，而他却过不了太原城这一关。 东西两路大军围攻开封的战略已经成了泡影，完颜宗翰只能坐看东路军完颜宗望的表演了。 第二节 东路军南下的战略和当年辽萧太后发起的袭击战基本一致，目标直指帝国的心脏开封，而不在乎沿途城塞的得失，所以在熟知河北等地军情的郭药师带领下进展神速。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金军南下保定、安肃，攻而不克后绕保定、安肃而过，进围中山。中山在守将詹度的率领下顽强抵抗，同样没有攻克，金军再度绕城而过，随即攻克庆源、信德府，进至邯郸，到达了黄河岸边。 东京城内的君臣们，此刻正在忙些什么呢？ 最初女真人入侵的战报十万里加急送到东京时，赵佶正在行郊礼祭拜天地祖宗，大臣们为了不影响典礼进行，竟然将战报隐匿起来不报。随即金国人的使臣到了东京，向昔日友邦正式下达了两国开战宣言，白时中、李邦彦两大执宰才知道了宋金全面开战的军情。两位执宰商量下来，觉得这事太大，若给赵佶讲了，怕徽宗皇帝那脆弱的小心脏受不了，索性也不向皇帝通报，封了些红包给金国使臣后把他们打发走了。 直到十二月十六日，童贯风尘仆仆地赶回东京，赵佶才知道了女真人全面入侵的消息。而这个时候，西路军已经到了太原城，东路军则到了赵佶的老家保定。 震惊是正常的，反省是必然的，被当头棒喝的赵佶还是做了一件皇帝在国难当头时应该做的事。 下罪己诏。 草拟罪己诏的是殿堂大学士尚书右丞宇文虚中（此人南渡后主动出使金国，曾密谋劫回钦宗，被认为南宋第一巨谍），宇文大才子早对当朝这帮家伙不满，于是洋洋洒洒地把赵佶及其心腹骂了个体无完肤。 赵佶听了宇文虚中替他拟的罪己诏后，那脆弱的神经确实无法承受帝国从天堂跌落至地狱的速度，他知道，臣子们骂他有多狠，就证明帝国遇到的危机就有多严重，从诏书中他听到的不是自责，而是恐慌。 赵佶的这种恐慌，一百二十年前，当辽国的那位疯女人萧燕燕举国之兵，绕过帝国在边境设下的重重关塞，不顾一切朝东京扑来时，他远房的高祖父赵恒也和他一样经受过，那时，他那个高祖父想到的第一个办法也是逃。 可是那时候他身边有寇准这样的文臣，不怕死也不怕事，死命拉着他去澶州，连打带哄逼退了萧老婆子，虽然花了点钱受了点惊，但总算是保住了国土，并换来了宋辽百年的和平。 现在赵佶身边还有谁呢？蔡京，那位老得见了他跪都跪不下去的糟老头？还是蔡家那几兄弟？童贯吗？童大帅去掉了虎皮就是猫，现在还是只人人喊打的病猫。老帅哥王黼吗？还是白时中、李邦彦？ 看来看去都不靠谱，赵佶的心更慌，他觉得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要跑，当然得留人看家，太子当然是不二人选，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赵佶知道女真人入侵消息几天后，太子赵桓被任命为开封牧。 开封牧可不是一般的官职，通常是太子临时或永久接掌政权前担任的官职，从这个任命可以看出，徽宗皇帝跑路的想法已经很明显。 没有人拦轿子，没有人磕得头破血流求他留下，以前的几个跟班（童贯高俅之流）在悄悄收拾行李，准备跟东家走人。之前大搞宋金联盟，现在金国人打过来了，他们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趁现在大家的目光都放在女真人入侵上面还没来得及找他们秋后算账赶紧溜。 但还是有人叫住了赵佶，说走可以，得把太子爷名分给定了，有名有分才好主持工作。 带头闹事的是李纲及吴敏。 宣和七年十二月，在李纲横空出世成为帝国的救世主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李纲的背景和身世。 李纲字伯纪，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李夔虽是文人出身后来官至龙图阁待制，但却有长期在西边任职参与对抗西夏的军事经历。他在任鄜延帅幕僚时，西夏人数十万来侵延安，敌众我寡，守将准备弃城逃跑，李夔却坚持按兵不动积极备防，最终使西夏人望城退却。那时李纲正值少年，亲眼目睹了这场战事，对他日后的影响颇大。 李纲祖籍是福建邵武，而其父亲在政见上也属于新党，这让李纲和同出于福建籍的蔡氏父子拉扯上了不少关系。不少野史也记载他和蔡攸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和他能在进士后五年（政和二年到政和八年）的时间里就能从小小的国子正跃升到副部级的太常寺少卿（正四品）有很大关系。 相比较李纲进士后在政坛上的一帆风顺，李纲的进士之路却并不平坦，在二十九岁的时候才跨过了进士的门坎，这让他在当时帝国的最高学府太学滞留了七年之久（留级生）。 不得不提及的是当时北宋帝国的太学。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最高国立学府，通常被视为中国古代的大学，起始于汉朝，东汉中后期兴盛，到了魏晋南北朝没落，而到了隋唐随着科举制度的崛起而重新复兴，并改传统意义上的太学为国子监。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唐中后期随着国力的衰退，国子监由盛转衰。 北宋基本沿袭唐制，到了仁宗时期，范仲淹推行新政，重点之一是加强高级知识分子人才的培养，兴办太学，制订了太学令，在开封锡庆院兴办太学，最初规模约有两百人。神宗时代王安石变法，也把发展教育作为重点，扩大了太学的招生规模，招纳对象是从八品以下的官员子弟和平民优秀子弟，太学生名额扩大到两千多名，并制定了三舍法：新生入学在外舍学习，各项考试合格后升内舍生；内舍生两年一考，考试优异者纳入上舍生。三舍生，太学均提供免费伙食，内舍生和上舍生可以担任政府的一些闲职，领取一些补助。蔡京变法，教育同样是重点，他在继续推进三舍法的基础上增加外舍生的生源，在东京城南熏门外，建立“辟雍”，专门招收外舍生，达三千人；而城内的太学本部改为内舍生和上舍生的本部，有八百人（内舍生六百，上舍生二百）。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蔡京完成了王安石想做却没做到的事，以学校养士代替科举养士。宋徽宗下诏罢科举，太学成了知识分子进士的唯一途径。太学在蔡京的手中发展到了顶峰。 徽宗时代的太学生们是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全国最优秀的年轻知识分子，是帝国未来的栋梁，他们年轻、热血、时尚，喜欢标新立异，喜欢抨击时政，关心国家大事的同时又藐视权贵（虽然他们明天就是权贵）。 太学文体，太学馒头，太学装，在东京城，他们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而他们中的领军人物，则成为了东京城中的偶像级人物，李彪、陈朝老、陈东无一不是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话题，当然，李纲也曾经是这其中的一名。 太学的气息和经历一直影响着走入政坛的李纲，李纲在经过进士后的一帆风顺后，很快遇受到打击。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东京水灾，李纲上题为《论水便宜六事奏状》的奏疏，把皇帝和执宰们都狠批了一通，并把矛头直指赵佶迷恋的花石纲。这下踩在了赵佶的痛脚上，赵佶把李纲交吏部贬为税监。随后又连贬两次，最后贬到李纲的老家福建一个叫南剑州沙县的地方当税监，一连降了好几级。 在沙县呆了一年多后，随即其父逝世，他又回家守孝。守孝期满，朝廷重新启用他为秀州知州，随后于宣和七年重任太常寺少卿（正四品官员）。 吴敏是另一个对赵佶的“内禅”起到重要作用的人。 吴敏字元中，真州人，文采过人，在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的外舍生选拔中是佼佼者，并且得到了蔡京的常识。蔡京开始想把闺女嫁给吴敏，结果还是愣头青的小吴不给面子，当场拒绝，蔡太师很没面子，但这并没有影响蔡京对他的提拔，很快提升他为浙东学事司干官、秘书省校书郎，后来老蔡亲自出马推荐他入馆职。 蔡京对吴敏的越级提拔遭到了中书侍郎刘正夫的反对，说吴敏未尝过省还没资格入馆。双方争论不休，而赵佶又没闲工夫处理这件事，于是蔡京请御笔（皇帝给某个大臣处理某个事务的全权委托书，在徽宗皇帝后期，使用频率很高）而出，平息了争议。 以吴敏入馆事件成为一个开端，之后的执宰权臣们经常使用御笔，来对付谏官御史们的非难，北宋从太祖一朝开始即很发达的台谏制度至此荒废，为帝国后来的种种决策失误埋下了伏笔。 作为老蔡重点提拔的对象，吴敏自然全力为老蔡卖命。老蔡被郑居中搞下台后，吴敏就成为他在朝中的重点火力，频频向郑执宰开火，为其重新上台立了不少功。 宣和七年的时候，吴敏为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讲，正四品官员。 关于吴敏、李纲二人闹事，史料上记载得相当简单，过程大概如此： 蔡攸知道了东家要跑路让位于太子的想法，就把消息透给了吴敏，而吴敏又把消息透露给了李纲，二人决定要做表率，积极响应东家激流勇退的想法，并决定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于是又通过蔡攸的路子受到了赵佶的接见。吴敏当着赵佶的面说了狠话，说你老人家走可以，但是东京是北宋帝国的枢纽核心，是祖宗的百年基业，绝不能丢，太子监国名不正言不顺，你得学人家唐玄宗把位置让出来，让太子名正言顺地领导这个国家，带领东京人民抗击侵略者。 赵佶听到了吴敏的建议“眼前一亮”，说我老糊涂了怎么没想到这层，于是“内禅”的决定就更坚定了。吴敏看合了东家的心，又给他推荐了李纲，说李少卿有话要说。 于是赵佶又召见了李纲，李少卿拿出了在太学时的愤青姿态，向赵佶上书了刺臂而写的血书，说太子监国是和平时期的做法，而现在兵临城下，太子不即位只监国，是无法号召天下抵抗金兵的，只有正式传位于太子才能解决当前的危机，你老人家也好安心地去南方考察旅游。 最后李纲给了赵佶两个选择，说你老人家看着办，要么留下来和东京的军民一起抵抗金军，要么把位置留下，你老愿去哪儿就去哪儿，随你快活。 吴李二人如此锐利的进言，换在任何一个正常时期，等待他们的都将是诛九族的谋逆大罪。但现在是宣和七年十二月，一个混乱的失序的年代，一个文官具有特权的混乱的失序的年代。 最后他们胜利了，赵佶迅速地在金兵到来之前完成了权力棒的交接，仓皇奔南，帝国的新领导人赵桓浮出水面。 仔细去观察这段历史，就有一个很必然的困惑，国难当头，在帝国的领导人传承这件事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竟然是帝国的两位中层干部。而此时的帝国执宰们，那些一直以来在政治舞台中央活跃的面孔好像突然消失，人间蒸发了。 当然不是，有些角力是必须在暗中操作的。 此次事件的两大主角吴敏和李纲，他们都和一种势力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蔡氏父子。 我们再来看看钦宗皇帝赵桓上台前的政治环境。 徽宗皇帝赵佶避免了其兄哲宗赵煦无子的尴尬，他登上帝位的第三个月，东宫原配王皇后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赵桓。 赵桓是幸运的，因为他是徽宗皇帝的嫡长子，按照中国千年的皇室传统，立嫡不立长，这使提前众兄弟诞生的他在皇位角逐的起跑线上成为领跑者。但是赵桓又是不幸的，一则他的父亲是一个多情博爱且生育能力强盛的皇帝，一口气为他增添了二十五名皇弟，这些都会成为他日后皇位的竞争者；二则他的母亲在生下他之后就失宠了，并在赵桓八岁的时候就逝世了，使赵桓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庇护伞。 他那条看似辉煌而光明的路注定艰辛。 随着这个儿子的长大，赵佶越来越不喜欢这个大儿子。赵佶本人是古往今来皇帝队伍中的第一才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赵桓却是声技音乐一无所好，连宫中的美女好像也无法勾起他眼中的激情。赵佶热衷于制礼作乐，赵桓却不拘小节；赵佶穷奢极欲搞丰亨豫大，赵桓作为太子却身体力行地搞起了简约主义，号称“恭俭之德，闻于天下”；赵佶搞崇道抑佛，赵桓却认为老君菩萨要一起拜。父子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三儿子赵楷才是赵佶的心中肉、掌中宝。 赵楷生于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十一月，仅小赵桓一岁，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正月进封嘉王，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闰九月改封郓王，其母为赵佶比较宠爱的王贵妃。 比较起兄长的木讷忠厚，赵楷是赵佶同志的另一个翻版，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才华非常出众，和赵佶的共同话题那就太多了，无论瘦金体还是小笔花鸟，小楷同学提起笔来那是有模有样，虽然水平略逊当爹的一层，但也是“父尧子舜，趣尚一同”了。特别在政和八年，赵楷同学化名参加了科考，结果一鸣惊人，唱名第一，高中省元（礼部试进士第一名），成为了历代以来唯一一个省元身份的皇子。 有子如此，文学艺术家赵佶那心中可是乐开了花，对赵楷的宠爱也是日盛一日，无以复加，每每出行宴席，总是带上老三，留老大一个独守东宫。而赵楷按规矩十八岁出宫入住郓王府后，赵佶特许他“出入禁省，不复限朝暮”，并且“于外第作飞桥复道，以通往来”（这个待遇只有李师师享受过），而郓王府也是赵佶喜欢去的地方，后来的高宗皇帝、九皇子赵构便曾跟随父亲一起去郓王府习射，展示自己挽弓至一石五斗的惊人臂力。 政和七年，赵佶破例封赵楷太傅，这是太子都没有享受过的高位。同时还任命他为提举皇城司（主要职责为保卫皇城并侦察臣民动静），掌握了几千近卫军，成为拥有兵权的将军，也是北宋一朝唯一一位能拥有兵权的亲王皇子。 不仅如此，后来的伐辽战役，本来赵佶还想让老三去前线为帅，扬威幽云，只不过后来因为北伐军的糟糕战绩赵佶才作罢，不让心爱的儿子去蹚这摊浑水。 徽宗皇帝所作所为，傻子都明白他心头的想法，更何况整天围着皇帝转的那帮心腹，于是王黼、童贯、杨戬等人迅速地站到了郓王阵营。连道士林灵素都嗅到了这股风，在他的林神霄府中，将赵楷尊奉为“长生帝君”，仅次于赵佶的“长生大帝君”。童贯负责修建诸王邸宅，特意将郓王府修建得奢侈华丽，为诸王之最，并亲自为其赐名“蕃衍宅”，取《诗经·唐风·椒聊》“知其蕃衍盛大，子孙将有晋国焉”之意，巴结讨好之心昭然若揭。 郓王党的主要攻击目标当然是太子赵桓。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十月，赵桓为赵佶添了嫡长皇孙赵谌。赵佶三十五岁就当上了爷爷，这是帝国几任帝王都没有遇到过的好事，赵佶当然很高兴，出生不久的皇长孙赵谌被封为崇国公、崇德军节度使。不料这一举动却遇到了宰相王黼的义愤，向皇帝进谏说家无二主国无二副，有适子无适孙，现在以皇子的礼节封皇孙，那不就意味着太子就是皇帝了吗？这让刚高兴了一头的赵佶很不爽。不仅如此，王黼还让太子赵桓的宫臣耿南仲去他的府邸（架子够大），让耿南仲给太子捎话，叫赵桓识相点最好主动把赵谌的官辞了，不然大家都有麻烦。 徽宗皇帝后期大兴木土，赵桓一度看不下去了，向父亲谏言说现在财政经费紧张，各种工程恐怕还是少启动为好。 儿子说的不无道理，赵佶只能说老大你说得不错，是该节约节约了。 可赵桓转身刚走，太监杨戬就在赵佶前面打小报告了，说太子最近言行嚣张，那是因为他的太子家令（总管）杨冯在四处活动，准备让他提前登基。 赵佶大怒，把杨冯抓了起来砍了头。赵桓那番苦口婆心白费不说，还搞得太子身边的人人人自危，支持者越来越少。 宣和元年六月，开封发大水，道士林灵素公然向赵桓发难，到处宣扬说“水自太子而得”，嚣张到甚至“冲太子节，不避”，公然挑战太子的权威。 林灵素如此作为没有受到赵佶的任何处罚，反而是同时上书，为太子鸣不平的李纲却受到严厉处罚，流放外地。 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如果换成和平时期，帝国的政治格局没有发生巨变，徽宗朝太子的废黜是早晚的事。 在郓王党一次次肆无忌惮的冲击下，赵桓的处境和压力都很大，但直到宣和七年，在君父失宠、权臣压逼的情况下，赵桓依然稳坐在太子的位置上，坚挺了十一年之久，确实算上一个小小的奇迹。 奇迹的诞生主要缘于赵桓本身的性格。长期处于恶劣的环境让赵桓养成了谨小慎微百事能忍的性格，堂堂的太子帝国未来的接班人，对国事基本不过问，对郓王帮的挑衅也一忍再忍。赵桓平日里除了在书房里埋头读书，就是在花园里对着鱼池里的鱼儿傻看，典型的书呆子模样。 太子表现如此，他的政敌们倒没什么招了，毕竟嫡长子任东宫是千百年来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太子没犯什么错之前，赵佶还真不能说让老大下课就下课。 在北宋帝国，后宫和太监基本无法干涉朝政，文官政治下的北宋一朝未发生过一起废皇储事件。皇储的地位超级稳定，赵桓得感谢他遇上了好时代。 赵桓逆来顺受优柔寡断的性格，对于他的前半生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但对他的后半生来说，却是一种灾难。 当然这更是帝国的灾难。 奇迹诞生的另一个原因是虽然时局艰难，大部分人都投靠赵楷，还是有一些人选择了成为太子党，这部分人在关键时刻为太子保驾护航，立了不少功。 如梁师成。作为徽宗时代最有权势的两大太监，如果说童贯走的是武生角色的话，梁师成走的却是文青路线。最初他只是翰林书艺局里的一个小太监，受到赵佶的赏识，一来是因为文化水平在墨水不多的太监队伍中显得鹤立鸡群，二来他还有一个很独特却极有争议的身份——苏东坡的私生子。 至于梁太监是否苏东坡的儿子已经无从考证（死无对证），其时苏东坡正在倒霉，认这个爹捞不到什么好处，不过不管好坏，梁师成这个爹是认定了。蔡京上台施行新法，作为旧党人士，苏大胡子的诗文也成了毒草成了禁书。梁师成不服，跑到赵佶那儿申冤，说俺爹犯了啥罪，死后连文章也不准在世间流传，太不尊重文化人了。 苏大胡子的文章能顺利地流传后世，他这个“私生子”立了很大的功劳。 大概是为了证明他这个苏家的儿子名不虚传，梁师成同学做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作为太监，在政和年间，他竟然跑去参加了科考，结果考上了。 后来的史料都对梁师成的进士资格持高度怀疑，不过长期在大才子赵佶身边工作，人又聪明，考上个进士确实没什么技术难度。据江湖传闻，梁太监后来专权，经常模仿徽宗皇帝的瘦金体发圣旨，竟然很少有人能辨别出来，就凭这一手，苏东坡“儿子”的这个进士大概货真价实。 有知识有“身份”的梁太监很快得到赵佶的赏识提拔，领思殿文字外库，成为了赵佶的贴身秘书，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心。最后和童贯一样，官拜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任淮南节度使，成功地从太监集团突围。在徽宗时代中后期，无论是蔡京还是王黼，无不敬他三分，帅哥王黼甚至以父事之，东京人都称他和童贯为媪相。 梁师成不仅认爹的眼光与众不同，选择未来的政治靠山也是专挑冷门。就在众人都觉得太子是扶不起的阿斗，都去舔郓王屁股的时候，他却成为了太子的忠实拥泵，为柔弱的太子赵桓在后宫撑起了一把遮风挡雨的伞。 另一个站在太子党阵营的是李邦彦。 李邦彦是大观二年的进士，长得很帅（没办法，赵佶喜欢小白脸），除了能舞文弄墨外，最大的特长和高俅一样，球技一流。此外歌喉不错，能创作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流行歌曲，在东京传唱度非常高，自号李浪子。后来李浪子成为帝国的执宰后，东京人就称他为浪子宰相。 李邦彦表面看起来嬉皮笑脸，搞起政治斗争来却毫不手软，金军入侵前不久，他刚联合梁师成和蔡攸，搞掉了另一个帅哥宰相王黼。作为政治盟友，李邦彦也走向了太子党阵营。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蔡京。 作为徽宗时代的政坛不倒翁，蔡京有着他独特的政治艺术。在他的儿子蔡攸曾经一度成为郓王赵楷的拥护者时，他却不经意地屡屡向赵桓递去秋波，曾经巴结地送给了太子一个非常珍贵的阿拉伯琉璃器，结果是赵桓不买他的账，让人砸了这个宝贝。老奸巨猾的蔡太师没有动怒，也没有急着转投怀抱，对赵桓这只潜力股并没有放弃投资。 所以当帝国发生巨变之际，虽然蔡京已经坐在家里老眼昏花，但他还是敏捷地为自己的家族做出了最后一笔政治投资。 经过蔡京的暗中发话以及蔡攸的引荐，帝国的两个中层干部吴敏、李纲上演了一出逼宫的好戏，一夜成名。 徽宗的思绪还在混乱的时候，李邦彦火上浇油，把童贯从太原带回来的檄文上呈了赵佶，之前执宰们不敢拿出来，是因为怕刺激到火烧眉毛的老板赵佶。 而李邦彦就想让皇帝受点刺激，好让他在走之前把该交的东西交出来——皇位。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决定帝国命运至关重要的一天，早朝的时候，童贯在李邦彦等人的逼迫下向赵佶上呈了金人的檄文，赵佶看了之后果然又羞又怒，涕泪俱下，说罢了，你们晚点再来商量大事。 晚间，赵佶召见了宇文虚中、吴敏等大臣，刚说了几句，赵佶突然气塞昏倒，太监们扶到保和殿东阁休息。赵佶一会儿醒过来，但已不能说话，太监等人拿来纸笔，写下了禅让书，由吴敏起草诏书，赵佶下课，以教主道君的身份退居龙德宫。赵桓即位，是为孝慈渊圣皇帝，也就是宋钦宗。 而当晚，知大势不妙的郓王赵楷率兵闯宫，被步军都虞候何灌挡在了殿外。 何灌是当时难得的非西北军名将，起家于河东，后来虽然在西边任过提举秦凤路弓箭手的官职，但是和童贯关系并不好，是当时除了种师道外敢于见童贯而不拜的将领。童贯北伐的时候，何灌曾任燕山路副都总管等职，后来再度和童贯不和，很快调回京管干步军司。在最关键的时候，执掌禁军步军司兵权的何灌坚定地站在太子赵桓一边，防止了郓王赵楷的武力篡位。 赵楷并不甘心，对何灌说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谁？ 何灌说我认得，但手上的剑不认。 双方僵持了一阵，何灌说大局已定，郓王你认输吧。 赵楷一声叹息，放弃了动武的打算，这位北宋帝国史上文凭最高的皇子的皇帝梦最终破碎，退出了政治舞台，一年后成为了一个性懦体弱的废人；两年后，跟随父兄一起成为了女真人的俘虏。 也就是这一天，完颜宗望（韩离不）的东路军打到了庆源府（今河北赵县），而之前，北宋帝国则完成了轰轰烈烈的政权变更和彻底的政治洗牌。 性格比赵佶更为软弱的赵桓会比风流才子型皇帝更适合迎接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吗？帝国没有人考虑清楚这个问题。 钦宗上台后，迅速调整领导班子，任命李邦彦为太宰，吴敏为中大夫守门下侍郎，李纲为兵部侍郎，耿南仲（原太子东宫太子詹事）为签书枢密院事，封种师道、何灌为都统副都统，统帅河北河东两路军马，应付危局。 新的领导班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如何阻击迅速南下的金军东路军。 黄河天险，守住黄河渡口，已经是开封的最后一个屏障。 而在赵佶正式退位的前一天，已经派宦官梁方平（为什么又是太监）率七千禁军精锐赴浚州守黎阳津北岸；赵桓上台的第三天，又派刚在内禅事变中立下大功的何灌率兵二万赴浚州守南岸渡口。 三万精锐加上黄河天险，应该能抵挡女真人一段时间吧。 但帝国此时终于开始为百年来对武将的不公待遇埋单，事实证明，一个优秀的武将胜于任何天险强兵，而率七千精锐守险关的梁公公到了黎阳根本没想过如何布防迎敌，而是想着如何过春节，整日与部属饮酒为乐。金军杀到，梁太监吓得差点尿裤子，拔腿就跑，七千人大溃逃。 在南岸驻守的何灌看见北岸溃逃，连忙烧了黄河浮桥。 浮桥一烧，来不及过河的宋兵被金兵追赶射杀到河中的有几千人，场面惨烈。 何灌转身，发现自己的部下开始逃跑——没办法，帝国除了西北军，这些年谁打过仗，从东京出征时，这些兵士好多连马都骑不稳，得两只手牢牢抓着马鞍，其战斗力之差可想而知，看着对岸如狼似虎的金军，他们腿都是软的，反应只能有一个——跑。 何灌空有河东名将之称，在最关键的时候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部队溃逃，只好退到泗水关，放弃了在黄河南岸的坚守。 东路金军没有遇到大的抵抗就来到了黄河边，他们千里奔袭，并没有准备好渡河船只，只是搜集到宋军残留的十余只小船后，花了近五天的时间才把六万大军从黄河北岸搬到黄河南岸。 完颜宗望（韩离不）过河后，望着奔腾的黄河水不禁感叹，说南朝真的无人了，如此黄河天险，若在此有一两千精锐驻守，我们也跨不过去。 东京开封，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就这样呈现在女真人眼前。 第三节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初二，浚州失守的消息传到开封，太上皇赵佶听了，挥动他那早就想扇动的翅膀——飞。 第二天，他，就宣布去亳州烧香。 太史官给他算了一卦，说初四走比较吉利，但初四他都等不及了，于初三夜就带着皇后、皇子和帝姬（公主）乘船南逃，不仅当皇帝的儿子没来得及为老爹设宴送行，连昔日的那几个心腹也没透风。 但一听昔日的老东家跑路后，蔡攸、童贯等人还是义无反顾地跟随老东家南逃，他们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已是落水狗人人喊打的他们只有死抱赵佶这块枯木当救生圈了。 老子跑了，儿子的心里也发毛了，虽然在初三下了亲征诏书，但对首都的防御能力毫无底气。而在初四早上，群臣商议的时候，以宰相白时中为首的大臣又提出了放弃东京出幸襄阳的建议。 赵桓对这个提议很动心，但是李纲站出来了，表示反对，而且反对的理由让赵桓无法不接受。 赵桓你之所以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太上皇让你做东京留守，替他守这个摊子，你现在跑了，你的这个皇帝怎么可能当得名正言顺？ 白时中等人无法反驳，只气急败坏地问，说得比唱得好听，谁来负责守城，你吗？ 李纲说我守就我守，没什么大不了的。 李纲就是李纲，尽管我们可以说他的崛起之路和同时代的奸佞并没有什么大不同，他一样出身豪门，和北宋时期的文人们一样挥金如土，一样花前月下，一样在朝中需要靠山，需要朋党，但是在帝国最危机的时候，他显现出一种同时代帝国文人们不具备的气质——傲骨。 这种气质一直在帝国顶级文人中传承，从寇准到范仲淹，从范仲淹到王安石，从王安石到李纲。 因为他们是这个时代精英中的精英，是这个时代的主角，所以他们无所畏惧，任何狂风暴雨都不能让他们为之心虚胆寒。 赵桓看着李纲，心中突然多了很多底气，腿也不那么软了，大喜说好，就让李爱卿来负责指挥东京保卫战。 “且慢！” 李纲的声音高了八度，说要我守城可以，不过我现在的官小了，负责保卫东京的最高军事长官最少应该是帝国的执宰之一。 赵桓忙问左右群臣执宰编制中可还有空缺，得到的答案是尚书右丞宇文虚中刚刚跟着太上皇去亳州烧香了，位置腾出来了。赵桓当场拍板，李纲现场从兵部侍郎改任尚书右丞（从国防部副部长改任分管工部、刑部、兵部副总理），同时兼知枢密院事，跻身两府内阁执宰。 人事任命下了，李纲却没完，说东家你还没给发制服。 赵桓拍拍脑袋说差点忘了，入阁拜相是要穿紫袍的，于是赶快给李纲搞了套新制服。 李纲在兵临城下的时候还上演的这出戏，很有太学生最推崇的才子风范，天崩地裂依然不紧不慢，很好地缓解了帝国上层的紧张情绪。 当然，情绪的缓解是一时的，下午再度开紧急会议的时候，呼吁新皇帝去长安打猎的呼声又再次在朝堂蔓延开来，赵桓虽然没做最终决定，但是任命了李纲为东京留守、吏部尚书同知枢密院，李棁为副留守。 会议结束的时候，赵桓的心腹太监悄悄告诉赵桓说，你的老婆姨太老丈人现在都出城了，东家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赵桓的心已经飘起来了，他只想跑，这个皇帝谁爱做谁做。 他几乎是哭着对李纲说李爱卿就不要再留我了，你好好替我守住东京，我去陕西带兵回来救你。 李纲不干，拿出文人的拿手好戏，一哭二泼三撞柱，抱住了皇帝的大腿说你不能走。 这时候燕王和越王两位亲王也支持李纲安慰赵桓说时局没想象的那么糟，赵桓勉强同意留下，并写了小纸条叫太监飞马送给老婆姨太们让他们先回来，再看看时局以做最后决定。 赵桓同意留下，对李纲说我的身家性命可就交给爱卿你喽。 讨论皇帝去留的问题就耽误了一天，晚上李纲等人只好与部属连夜在尚书省加班布置城防。 赵桓还没睡安稳，这时候内侍回来告诉他，家眷已经走远，追不回来了。 赵桓听说没了老婆，又坐不住了，连夜叫来了力主逃跑的执宰白时中，让他去连夜准备相关文书器物，第二天清晨悄悄走，不惊动脑袋一根筋的李右丞。 李纲加了一个通宵的班，没敢休息直接去上朝，到街上一看，百姓三五成群地议论说皇帝要走了。李纲快马赶到祥曦殿，看到宫中禁军卫士已经全副披挂，出行车舆、仪仗已全部安排好，赵桓的狩猎队伍马上就要出发。 这时候，他知道光是自己一个人是留不住皇帝了。 在祥曦殿外，他向禁军的兄弟们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呼吁将士们留下来保卫自己的家园。 李纲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他终于激发了帝国军士们久违的热血激情，军士们在祥曦殿外高呼爱国口号，誓死保卫东京。 随即李纲拉着禁军殿帅王宗楚入见赵桓，说皇上你听到外面的呼声了吗？将士们都愿意在东京保家卫国，即便你带他们西巡，但人心思变，又有多少兵士愿意跟随，发生兵变怎么办？兵士都跑了，金兵追上了谁来保护你？ 赵桓最终决定留下，因为他明白，他走不了，只能死守东京。 靖康元年正月初五，下定决心留守的赵桓罢免了主和派宰相白时中（当然，白宰相在禅让问题上是反对派，被清理是早晚的事），李邦彦升为太宰，张邦昌为少宰，吴敏知枢密院事，赵野为门下侍郎，李纲为亲征行营使，马军太尉曹曚为副使，王宗楚为殿前司指挥使，建立了一个战时指挥部。 战时指挥部一是加强城防，二是诏令四方军马勤王，三是派人出使金营，寻求和谈的希望。 正月初六，第一支勤王的部队在泾原军将领吴革的率领下抵达东京，给赵桓打了一针强心剂。 正月初七金军兵临开封城下之前，宋人基本做好了准备。 完颜宗望（韩离不）在城西北牟驰岗下寨驻扎后，随即向西水门酸枣门发动强攻，李纲组织开封军民击退了女真人的进攻。 初九，金军加强了进攻，猛攻通天、景阳门，李纲闻讯亲率一千弓箭手赶去助战，射杀了很多攻城金兵。随后金军改攻封丘、卫州等门，均被击退，当天从早杀到了下午，金军损失数千人马，遇到南侵以来的最大打击。 在双方激烈交战的同时，外交谈判也同时展开。 金兵刚到开封，赵桓就派尚书驾部员外郎郑望之为使者，带上一万两黄金前去“慰劳”金军。 事实上，寻求和谈，从开始到最后宋人一直没有放弃过。当初徽宗皇帝知道金兵南侵后，一名李邺的小官就主动提出去金营求和，赵佶派他前去金营，并带上了不少金子。完颜宗望（韩离不）把金子收下，和谈的事压根没提。李邺为了减除自己的罪过，把女真人形容为“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人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后来东京人给他封了个“六如给事”的外号。 完颜宗望（韩离不）再次收下红包后，派了一个叫吴孝民的燕人为使者回访，提出撤兵的要求，一是以黄河北岸为界，二是给金军报销来回车旅费。 赵桓方面表示割地肯定不行，要银子嘛，可以商量。 两轮强攻不成后，完颜宗望（韩离不）终又主动派出使者去见宋人，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要宋朝派一位亲王到金国作人质，一是以后两国边界要以黄河为界，三是要劳军银两。 负责守城的李纲知道开始和谈后，主动要求去金营和女真人谈判。但赵桓拒绝了，他觉得李纲的性子太刚，去一定会惹怒女真人，后来派性格柔弱的知枢密院事李棁为正使再带郑望之等人再赴金营谈判。 李棁等人出了城，因天色已黑差点被金人放箭射死，到了金营话都说不清楚，只是带回了宗望开出的条件：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千万匹，马、驼、骡、驴各一万匹，岁币每年两百万贯，并遣返所有逃到宋境的燕云百姓官员，再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送亲王一名到金国做人质，另派一名宰相到金国一同划定三府边界。 李棁走后，金人嘲笑说宋人怎么派了一个妇人来军中谈判。 李棁回城后，向赵桓汇报了结果，女真人的狮子大开口让赵桓心疼，但他打不定主意拒绝，于是让李棁和大臣们会商。 以李邦彦、张邦昌二相为首的大臣们会商的会果是，银子要让女真人打五折，送亲王割地的条件完全答应。 对这个商议结果李纲表示反对，太原、河间、中山是边部要塞屏障，女真人此次奔袭，都未能攻克这三座坚壁，怎么可以主动割让给金国，何况一下要这么多银子，不是端了帝国的老底吗？至于送亲王宰相为质，那太伤帝国的面子了。 他与李张二大执宰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朝堂上的文人们大多用沉默来表示他们对后者的支持。 李纲无能为力了，他发现自己势单力孤，从帝国的一个中层干部跻身为拯救帝国的灵魂人物，他的资历还太浅，威望还不够高，他无法撼动奸猾而胆怯的执宰们。 他提出辞官，赵桓当然不同意，说李爱卿你还得给我守好城，和谈的事他们几个执宰做主就行。 议和之事已不可阻挡，亲王作人质方面，康王赵构（后来的宋高宗）于危难之际主动请缨去金营作质，宰相则派出了少宰张邦昌；银子方面，执宰们则想法搜刮城内的一切财富，以满足女真人庞大的胃口。 但李纲最后还是扣押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在他看来，这是帝国的命根，是绝不能割让的。 当时的情况，用金钱来拖住贪婪的女真人，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正月十四日，李纲最期待的种师道终于带领着他的部队来到了开封。 第四节 世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第一次伐辽失败，童贯把种师道当成了替罪羊，老种经略被免职，提前退休。 这却让种师道提前脱离了幽云那片是非之地，加之老种相公在出征前就公开反对对契丹人落井下石，所以后来当童贯等人为辽事而耗子钻风箱两头不是人的时候，种老将军反而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皇帝徽宗没让种将军在家呆多久，很快就任命种师道为宪州（今山西静乐）刺史，知环州（今甘肃环县），又很快恢复了种师道保静军（今宁夏灵武西北）节度使的职务。 接到新皇帝赵桓勤王的急诏，老种相公率领部下十万里火急驰援东京，于正月十四日到达了开封。 老种相公的到来对于开封军民来说无异于打了一针强心剂，种家三代在西北累积下来的功名，及老种相公的品行及战斗力，都让开封军民视他为救星。 进城后，赵桓拜种师道为检校少傅、同知枢密院及京畿、河北、河东宣抚使，帝国的武将终于在危难之际当上了枢密院的副职。 种师道之后，各路勤王队伍也随即赶到，姚平仲率秦凤军、范琼率京东路骑兵、马忠率京西路军齐集开封，到正月二十一日的时候，东京城内外的宋军已达二十万余，是金军的四倍之多。 东京的部队多起来后，赵桓的腰板也硬了起来，但是，二十多万大军的指挥权是一个问题。按理说之前李纲是东京保卫战的总指挥，来的援军自然应归他指挥，援军进城后李纲也明确向赵桓提出要求，把种师道、姚平仲等部割归其率领。 可是这么多兵让李纲一个人管，赵桓并不放心。他以种师道老而知兵为由，设置了宣抚司，以种师道为河北河东京畿宣抚使，姚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西北军和四方勤王之师由宣抚司来管理。 这样，东京保卫战有了两套班子，大家各自为战。 但无论李纲还是种师道，对于已经陷入困境中的金人，都主张打持久战。东路金军千里奔袭，粮草补给都很困难，西路军又被纠缠在太原，北宋方面各地勤王之师不断涌入，气势与兵力都日益高涨，李、种二人都认为女真人撑不了多久，等完颜宗望（韩离不）率部撤离的时候，才是宋军反击的最好时机。 但赵桓却没有二人的耐心，兵强马壮后，他此时又想一口吃掉金军，这时候，同样年轻气盛的姚平仲提出的袭击金营的想法正合了他的胃口。 在西北军，有三个世家是为世人所敬仰的，一是种家军，二是姚家军，三是折家军，这三姓在西北历代名将辈出，而姚平仲则是姚家军的第三代传人，其养父姚古、祖父姚兕均为西北名将。姚平仲十八岁就在西北扬名，与西夏人大战于灭底河，斩故甚众，关中豪杰给他起了个外号“小太尉”，后来又随童贯平方腊，表现同样优异。 姚平仲年轻成名，又出身于名将世家，优点是打仗勇猛，缺点是桀骜不驯，目中无人，争强好胜，西北王童贯他都没怎么当回事，种师道他同样看不上，总觉得种家声名运过姚家很不公，总想立奇功证明姚家军才是西北第一世家。 小太尉的名头，赵桓很久以前就听过，一直以未见其人为憾，姚平仲率军进京后，赵桓在福宁殿召见了姚将军。 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小姚第一次见新皇帝，急于给东家一份见面礼，于是献出了奇袭金军，生擒宗望，救康王（其时康王赵构已赴金营为质）的计策。 赵桓很赞同这个建议，于是决定由姚平仲率七千精锐袭击金营。 二人知道沉稳老成的老种将军一定不会赞成这种冒险，于是，这样的大事，竟然没有知会小姚的上级领导宣抚使种师道，倒是知会了李纲。李纲没有反对，他的意见也不怎么管用，毕竟姚平仲的部队暂时是不归他管辖的，以李纲的意愿，给女真人一点颜色看也是好事。 虽说是奇袭，但保密工作却做得相当的差，出兵前三天，东京人就在流传勤王大军要主动出击金军的消息了，这样的情报同样也传到了金营。 二月初一，姚平仲率领七千兵偷袭金营，反中完颜宗望（韩离不）埋伏，大败，姚平仲不知所踪，从此消失在历史舞台，据野史记载，他后来逃到四川青城山当了道士，活了八十多岁。 偷袭失利，对于当时的战局原本是发生不了多大影响，宋军也不过是损失了一小股力量，这件事真正影响的是赵桓那原本就不坚定的心，此战一败，他再也不敢与金人言战了。 而以李邦彦为首的主和派开始抬头，矛头直指李纲，说我们说和谈吧你要开打，现在打败了吧。 完颜宗望也派使来谴责北宋人不讲信用的做法，并要个说法。 说法当然是找替罪羊，两位主战派领袖李纲、种师道当然是不二人选，于是赵桓下诏罢免李纲，同时重新答应了女真人之前开出的条件。 代替李纲出任尚书右丞的蔡懋上任后，基本上执行了不抵抗政策，命守城士兵卸下盔甲，拆除防具，解散地方乡勇，以讨好女真人。 但是此时的东京，已不是软弱摇摆的北宋政府所能控制，一股积蓄已久的烈火早在地下运行，随时可能喷薄欲出。 学生，太学生们。 政府的软弱无能，最大的受害者只能是东京的平民百姓。为了满足金人开出的天价赔偿条件，赵桓下令全城民间的金银一律充公，私留者重处，一时城中财富被掠之一空。而东京城内的粮食供给也发生了困难，物价特别是食品的价格疯涨，加之天气恶劣，一时饿死冻死的贫民数不胜数。 后来勤王大军到达，东京人看到了击退金军的希望，结果是才受小败，高层就趴下了。 主战派领袖李纲、种师道被罢的消息传到街头巷尾后，平民们愤怒了，更加愤怒的是太学生们。 与已经入仕做官的文官不同，太学生们是帝国未来的国家栋梁，虽然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但是他们的利益和理想在明天，这使得他们比只保今朝的官员们更关注国家的命运，而靖康元年的帝国，他们看见的是当政者正在带领这个国家一步步走上不归路。 年轻的他们当然不能坐以待毙，在他们的领袖陈东的带领下，他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出身于贫寒的知识分子世家，后来考入太学，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性格乖张，文风犀利，喜欢抨击时政，言辞之激烈，到了每每参加宴席，客人们见陈东都纷纷离席以避祸的地步。 因为如此，陈东在太学里呆的时间也很长，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调任，靖康元年的时候，老太学生陈东已经三十九岁，成了老油条。 赵桓上台后的几天，陈东就联名太学生们向新皇帝上书示威，要皇帝处置徽宗时代的六大权臣（蔡京、王黼、童贯、朱勔、李邦彦、梁师成），号称“六贼”，理由是他们造成了今天时局的败坏。 这份上书无论是在民间还是朝堂都有足够的影响力，也非常符合赵桓的心意——对他来说，抵御外敌的渴望远不如进行内部的政治洗牌，将对自己的皇权有威胁的政治势力铲除。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初三，在陈东上书后的第五天，钦宗下令对“六贼”中的三个进行了处置：朱勔放归田里，随后赐死；贬黜王黼为崇信军节度使，永州安置，随后将帅哥宰相诛杀于前往永州的途中；赐李邦彦死，籍没其家资。 六去其三，剩下的童贯有兵权，跟随赵佶南逃，暂时除不了，梁师成和蔡京都在赵桓上台的路上立过功，尤其是梁师成，没梁公公庇护有他赵桓今天吗？开始赵桓没打算动梁公公，对蔡京也只是贬官让他回乡养老罢了。 陈东不干了，连接着联名上书，将火力重点放在了梁师成的身上，说梁师成留下来是给童贯等人当内奸，并打起了文字官司，说当初东京城里的妇女们流行的首饰、衣服之上，多以“韵”字为饰，这个死太监听了拍手说这和郓王的“郓”字同义，看来郓王将来要坐天下，明显是郓王一党的嘛。 在陈东的率领下，倒梁势力凶猛，赵桓受不住，很快放弃了保护他的昔日恩人。靖康元年正月十二日，赵桓命梁师成与李税等人将宣和殿的珠玉器玩送往金营，将梁师成骗出宫中后下诏公布其罪行，责授为彰化军节度使，遣使押赴贬所，正月二十九日行至八角镇（今河南开封西南）的时候派人将他缢死。 帝国太祖曾经立下过誓碑誓不杀一名士大夫，所以北宋帝国历代的政治斗争不管多复杂，文人们最惨的结局都只不过是贬官流放，而柔弱的赵桓皇帝上台后的政治洗牌却是最残酷的，一律诛杀，实令人不解。其实这也能看出赵桓软弱的本性，仓促上台后的钦宗皇帝毫无主见，主战派主和派金人太学生哪一边的势力占据上风，他便附和谁的决定，完全没有一丝的刚性和原则。 出卖旧恩，出卖国家，只要能保命，赵桓都可以。 将他簇拥至帝国的权力顶端，是这个帝国最大的悲哀。 听到李纲、种师道被罢免后，陈东不干了，靖康元年二月初五，陈东带领着三百太学生走上东京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当权政府丧权辱国，要求恢复主战派领袖李纲、种师道的职务。 一路上，东京的民众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到宣德门外时，示威队伍已达数万。 李邦彦退朝出来，正好遇上请愿的太学生们，对这个一心卖国与金军求和的浪子宰相，群众非常痛恨，向他扔去了臭鸡蛋和石头，吓得李执宰屁滚尿流。 赵桓开始派吴敏、耿南仲去劝说陈东，说金兵退后就恢复他两人的职务，陈东不干，说二人不恢复职务金兵何以能退？ 开封尹王时雍带兵前往宣德门，企图以武力威胁太学生们退散，结果差点被围打而死，狼狈地跑了。 群众的怒火越来越高涨，他们在太学生的带领下冲进了朝堂，砸碎了登闻鼓和其他一些办公设备，有太监上前阻止，被殴打至死。 集会活动开始演变成暴力活动，看太监就打，结果有二百多个太监被群众活活打死。 赵桓看到局面无法收拾，解铃还需系铃人，他派人去找李纲和种师道，结果去找李纲的太监朱拱还没出宫就让群众给打死了。 种师道闻讯赶往现场，对群众说皇上已经恢复我和李大人的职务了，并顺便鼓励大家一起抗击金军。 在种师道的主持下，场面才趋于稳定。 当天，赵桓重新恢复了李纲、种师道的职务。 接到任命书的李纲一声叹息，他知道作为一名臣子，其实这已是他政治生涯中无法抹去的污点了，他这个官是民选的，是皇帝在被威胁中给的，从此之后在皇帝和众臣的眼中，他就是一名对皇权造成严重威胁的对象。 不管如何，靖康元年二月初五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挽救了帝国的命运。得知李纲、种师道被重新任命的决定后，完颜宗望（韩离不）叹了口气，从纯军事角度上来说，只要宋人不主动放下武器，他就没有攻占东京的可能，而且还有随时被吞掉的危险。 他决定撤退，不过收获已经颇丰，宋人已经答应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又收获了黄金二十万两，白银四百万两，发了一大笔横财。 二月十一日，东路军从开封撤退，李纲、种师道、张叔夜等人都建议，现在的金军荷包满满，是一只喂饱的狼，如果率兵追击，必然大胜。开始赵桓同意李纲等人的建议，李纲率兵十万，以护送为名跟在东路军后面准备随时出击。刚追没多久，赵桓又派人让李纲把部队带回来，说前线最新战报，西路军那边完颜宗翰（粘罕）已经放弃太原大军南下了，必须把部队留下保证开封的安全，李种二人的追击计划又成了泡影。 但不管怎么说，东京算是暂时脱离了危险。 第五节 东路金军撤退后，赵桓接手要处理的棘手事很多。 首先是老爷子的问题。 赵佶南逃虽然起初是一个人跑的，但是很快，以童贯、蔡攸为首的大臣没跟新皇帝请长假就跟着跑了过去，一路跟随到了镇江。在镇江那儿，赵佶开始后悔当初让位的决定了，北边就交给儿子吧，在东南他以太上皇的诏令号令江浙各地，并且截流了东南一带的粮兵，并令东南的兵马不准前往东京勤王，大有在东南搞个小朝廷的意思。 东路金军北返后，按赵桓的想法，是要立即严惩那些擅自跟随赵佶南逃的官员，但李纲劝说如果惩罚过严，恐怕会逼迫童、蔡等人挟太上皇造反，不如先给他们一个轻微的惩罚缓解矛盾，迎回太上皇再找他们秋后算账。 赵桓听取了李纲的建议，在二月中旬降旨，贬蔡京为秘书监、分司南京，贬童贯为左卫上将军致仕、池州居住，贬蔡攸为太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任便居住。 随后赵桓又派李纲去镇江慰问老皇帝，表示了儿子赵桓对他的思念之情。 镇江，赵佶也快呆不下去了，特别是金兵退却后，江浙一带的官员又都重新听从了东京那边的调令，搞小朝廷的想法成了泡影，虽然很不情愿，但他还是磨磨蹭蹭地回到了东京。 赵佶回到东京后，赵桓开始秋后算账，拥护太上皇的童贯和蔡攸均于贬地被诛杀。 其次是对付西路金军和解救太原的事。 西路军主帅完颜宗翰（粘罕）比较郁闷，眼睁睁地看着东路军完颜宗望（韩离不）直捣东京，在东京城下吃肉喝酒拿银子，而他的西路军滞留太原城下，却啃不下张孝纯、王禀这块骨头。 当然，宗翰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虽然太原城没有打下，但是却成功地阻击了北宋方面对太原的援军。太原被围后，河东名将朔州知州观察使孙诩带两万宋军（一说为两千）援助太原，孙诩离开朔州后，朔州城发生了叛乱，很快落入金军手中，而孙诩的队伍知道后方失守后军心不稳，与金军交战很快溃败，孙诩战死太原城外。 孙诩兵败后，府州知州折可求、军马使韩权、晋州知州罗称、延安府路援兵刘光世几路人马合兵于一处，前来太原城解围，在太原城郊与金军展开大战，双方激战一天，胜负难分。宗翰后来命一支部队悄悄潜伏到折可求营寨后方，突然出击。刘光世部看到折可求被抄后路，先顶不住，开始向后方撤退，宋军阵营大乱，罗称、韩权战死，整支部队基本全部被歼灭。 两支援军被灭后，太原城成了孤城，但在知府张孝纯大将并州府副总管王禀的坚守下仍固若金汤。 宗翰看到东路军那边将赵桓的竹杠敲得当当响，自己也很动心，于是派人去东京也要求宋人给西路军劳务费。不巧的是，使者到达东京时，正是东京援军涌至、赵桓信心满满的时候，宗翰敲竹杠的想法遭到了拒绝。 宗翰生气了，看来要银子得亲自跑一趟，于是他命手下大将银术可继续率一部分兵力围困太原，而自己继续南下，相继攻破威胜军（山西沁县）、隆德府（山西长治）、高平（山西高平）。 西路军南下的消息惊动了赵桓，原来就同意了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给金军，赵桓派大臣路允迪拿着割让太原的诏书至高平宗翰营中。 宗翰大喜，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带着路允迪回太原，让路允迪入城宣读诏书。 路允迪人太原宣诏书，但张孝纯和王禀却拒不受诏。王禀带着路允迪到太原城楼上让他看看太原城中的军民，说太原城的男儿们每一块骨头都是硬的，你去告诉女真人要城只管来打，要降没门，我们是山西纯爷们。 招降不成，宗翰一时也无招，只好命大将银术可继续围城，自己率兵回云中整休。 无独有偶，东路军回军途中也拿着北宋政府的诏书到他们未攻破的中山、河间二府去招降，说你们老大同意把城给我们，你们降了吧，结果两地的守将同样选择了拒诏，东路军只得动兵攻城，不克。 听到三镇都不降的消息后，再加上李纲、种师道反复向赵桓强调三镇的重要性，赵桓下诏固守三镇，并派兵驰援三镇。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五月，赵桓派秦凤经略使种师中由井陉进河东，熙河经略使姚古由德隆、张颢由汾州北上，三支部队共同援救太原。 种师中就是《水浒》中常提及的小种经略相公，种师道的弟弟，历任环滨邠州知州、庆阳府知府、秦州知州，侍卫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房州观察使，奉宁军承宣使。 金军入侵的时候，时任秦凤经略使的种师中率二万秦凤军奔开封勤王，还没到开封，金军已退，只好率军驻守于滑州。 东路军撤军途中完颜宗望（韩离不）收降中山、河间不成，留兵围攻，种师中率秦凤兵先解中山、河间之围，金兵没有和援军过多交锋就北返幽云。 随后赵桓命种师中由井陉路出兵，和姚古成掎角之势，一起援救太原。种师中进驻平定军，乘胜克复寿阳、榆次等地，但由于姚古、张灏的部队还未及时跟进，秦凤兵势单力孤，种师中又返回屯兵于真定。 此时在东京，知枢密院事许翰收到军情，说宋军三路大军逼近，西路军已经准备从太原城撤退逃跑，于是几番下令让种师中快速进军，并责备小种经略畏敌不进。 种师中接到枢密院的命令后叹了口气，说逗留怯弱，是从将者的大罪，我从少年即在西边从军，现在老了，岂能接受这种罪名，于是约姚古、张灏分道俱进，自己则留下辎重快速向太原驰进。 种师中的部队由此陷入了金军的包围，一直杀到了离太原二十公里的石桥，但是姚古和张灏的部队没有如约赶到，种师中部转战榆次、杀熊岭，在杀熊岭，种师中陷入金军重围，率亲军与金军死战，最后以身殉国。 姚古的部队一开始也是初传捷报，收复了威胜、隆德府等地，但当种师中约他一起进击太原时，他却接到部属焦安节谎报的军情，说完颜宗翰的主力屯兵太原，导致了他逾期不至，让种师中身陷于绝境。而种师中被吃掉后，女真人转过头来对付姚古，在盘陀（今山西祁县东）与姚古发生了遭遇战，姚古兵退，败守隆德府。 随后女真人又在交城击败张灏部，帝国三路并发救援太原的计划泡汤，并搭上了小种经略相公的命。 此次解救太原的三支部队近十万人，均是西北军精锐，虽然作战英勇，但却缺乏一个统领全局的统帅，再加上东京不懂军事的枢密使们的瞎指挥，最终导致了失败，失去了解太原之围的最好机会。 解救太原失败后，主和派的声音又响亮了起来，李纲竭力反对，而此时，种师道在听到其弟种师中丧命疆场的噩耗后，原本已经很虚弱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了，病垮了，不得不以老告病，在靖康元年九月病逝。 主和派们于是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你李纲不是天天喊着要解围太原吗？那你就带兵出征。 于是他们建议由李纲代替种师道任河东河北宣抚使，率兵解太原之围。 李纲很无奈，说我只是一个文人，站出来进行开封保卫战，那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怎么可能天天带兵呢，带兵是武将的事。 赵桓不满意他的回答，因为帝国眼中的顶级文人是进得书房上得疆场的，文武两手都要硬，何况他李纲现在是帝国上下眼中的救星，当年寇老西做的事，他同样得做。 李纲只得担任起第二次解围太原的军事总指挥，其间他多次向赵桓提出缓期出征，而且向皇帝说如果征集大军去解太原之围的话，东京河北一带兵力必然空虚，一定要把各地的勤王部队调集于东京，以防女真人秋后再度举兵南下。 李纲的建议赵桓等人听不进去，只觉得他是为逃避自己出征而找的借口，多次逼迫李纲出兵解太原之围。 李纲只得于靖康元年八月离开开封，去隆德府设置宣抚府，召集四路兵马，制置副使解潜屯兵于威胜军，都统制折可存、张思正屯兵汾州，范琼屯兵南北关，刘韐屯兵辽州。 此次解围太原，赵桓一狠心大出血，四路大军近二十万人马，是太原城下金军的数倍。 结果却只能用一塌糊涂来形容，事实证明，让孔夫子来舞大刀是不行的，李纲确实无法有效地指挥这几支部队，各部将领都把在隆德府的宣抚府当成了摆设，各自为政，很快被女真人各个击破。先是刘韐在辽州被金军击溃；随后解潜部与金军在南北关遭遇，也被击败；张思正在文水夜袭金军大将娄室部，大败，几近全军覆灭；折可存部也在子夏山溃败，这位剿灭了宋江起义的西北名将也栽在了女真人的手里。 自此，曾经在西北战场上不可一世的三大世家（种家军、折家军、姚家军）均被金军击败。而北宋帝国最精锐的西北军经过南征方腊、北伐幽云、解围太原三大战事的折腾后，基本损失殆尽。 完颜宗翰（粘罕）进击太原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会在太原城下遇到如此顽强的抵抗，让他在东路军主帅的面前颜面尽失。当然，他同时也没有想到，顽强的太原也给他另一个机会，一次次地将北宋方面的援军吞食，给予北宋帝国军事上一次次致命的打击。 太原城下的攻防战成就了金军一次次无意识的围点打援案例。 对于帝国来说，被东路军杀到开封看似惊险，但与女真人的真正角力与较量，其实却在西路，围绕着太原这座赵家兄弟最不喜欢的城。 一方面是一座城小兵弱的弹丸小城如此坚不可摧，另一方面是帝国的几十万大军如此不堪一击，两者的反差太大，让人看不明白。 再坚固的城堡，也敌不过现实的残酷。靖康元年九月，太原城坚守十月后，终于城破。 王禀一直率部抵抗到了最后，城破后率部巷战，身中数十枪，最后投汾河殉国。 张孝纯被俘，降金出任伪齐丞相，很快隐退归田，虽晚节不保，但对比同时代的士大夫们，他骨头硬了很多。 李纲因为太原解围战役的失利，被罢免除去宣抚使的职务，出知扬州。其实他从出开封的那天起，就知道这是他的政敌们为他挖下的一个陷阱，而他却不得不去钻。 开封他再也回不去了。 太原城破，女真人再无顾忌，靖康元年九月，东西两路大军再举南下，完成了合击开封的战略构想。 此时的东京，没有了李纲，也没有了种师道，更没有了昔日英勇的西北军。 帝国的末日，已在眼前。 引子 靖康二年十一月的金线巷，一片空荡，高空孤挂着一轮冷月，映着李师师的楼阁，一人一灯一影。 昔日的莺歌燕舞已是过眼云烟，而此时只有说不尽的凄凉。 李师师枯坐在古琴前，琴已布满了厚厚的尘。 昔日憎恨那些轻浮放荡的酒客们，师师不止一次地在这里麻木地拨动琴弦，对牛弹琴。 李师师忽然觉得其实人生知己难寻，有“牛”相伴的时光也是一种幸福。 这时候她听到了轻盈的脚步声传来，兵荒马乱的时节，谁还会光顾这青楼小阁呢？ 她抬头看见了燕青。 燕青轻声地说姐我来了。 燕青笑了，笑容灿烂得像春天里的花儿，在李师师心里慢慢开了。 小乙你怎么来了，时局如此混乱，你还能想到我这个姐姐，难为你了。师师亦惊亦喜。 燕青说只要姐姐有难弟弟定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李师师笑了，说我没白认你这个弟弟。 你知道当日我为何接见你和你大哥宋江几人吗？李师师问。 没等燕青回答，李师师转身指指楼下的庭院，说当日你在院中苦求干娘，那模样让我想起了我童年时的玩伴——我的弟弟。姐姐命苦，童年流落街头受尽凌辱，相依为命的弟弟也不知所踪，我总在想，如果弟弟在那该多好，结果，让我看到了你。 燕青也感叹道，当日如不是姐姐心善，我梁山兄弟也不会如此容易被招安，我知道姐姐并不是为钱，当日我们在赵元奴家，连门槛也没让踏进半步。 但也许没遇上师师，梁山兄弟现在还在山上快活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呢，燕青随即想到。 也许这就是梁山好汉无法逃脱的命运。 他无法去责怪眼前的女人，对她，燕青只有感恩，只有敬畏，还有几分朦胧的爱意。 姐姐跟我走吧，金兵马上兵围开封，再晚就走不了了，我们去南方，打鱼结网，耕田种地，终了一生。 师师笑了。在她的青楼生涯中，曾经无数次梦见挣脱现在的牢笼过着燕青所描述的生活，而眼前的人，确实值得她托付终身。 今生能听到小乙这样说，姐姐这辈子没白活，李师师紧紧抓住了燕青的手。 可是姐姐不能走。 姐还要等一个人。 那个在牢笼里的人。 第一节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北宋帝国的江山，是宋钦宗赵桓丢掉的，但后世史学家们显然很公正：那真不是在帝国崩塌前临时接手的倒霉孩子的错，帝国之亡，亡于赵佶。 赵佶亡国之君的名头是板上钉钉。 在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中，赵佶已经公认是最有才华的一个。 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熙大帝等天之骄子比起来，赵佶的政绩单很羞愧，但如果是矮子们里面拔将军，在亡国同行中比起来，我们依然认为赵佶同学的业务单是很“优异”的。 首先赵佶同学的上台很平和，具有合法性、非暴力性和偶然性的特点。 端王的上台很幸福，天下掉了大馅饼，六哥赵煦英年早逝且无子，老十一赵佶被幸运女神眷顾（女神的名字叫向太后），以一个文艺青年的身份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整个过程平和与偶然，相比较起来，令亡国之君队伍里的哥们羡慕：秦二世胡亥，改遗诏，杀扶苏；西汉末帝汉平帝刘衍，是上任皇帝八竿子打不着的堂兄弟，王莽随便闭着眼睛乱挑出来的；东汉末帝汉献帝刘协则是凉州草莽董卓杀到长安后迎立的；西晋末帝晋怀帝司马炽，是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者司马越毒死其白痴哥哥晋惠帝司马衷后扶立的（司马炽是老二十五了，之前的兄弟在八王之乱中大都死掉了）；隋炀帝杨广生在太平盛世，可同样得先把太子哥哥杨勇拉下马；唐朝末帝唐哀帝李柷，是朱温干掉其父唐昭宗李晔后扶立的。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讲究的是名正言顺符合正统，这点赵佶可以打满分。 当然，这也是北宋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文官政治下的北宋帝国，皇权的传承可谓是平稳安全，竟然没有一位皇帝废立太子，难能可贵（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太监势力和后戚势力的严重被打压）。 其次，亡国之君，大多上台之初便权力丧失，大都是权臣、太监篡政，要么指鹿为马，要么挟天子以令诸侯，一生没当家做主过几天，但是赵佶当了二十多年皇帝，他的地盘始终是他自己做主，蔡京也好，童贯也罢，一切皆在掌控之中，去留罢任尽在徽宗皇帝的一纸诏书。末代之君中能掌控天下如赵佶者，唯炀帝杨广与崇祯皇帝朱由检了。 对于封建帝国来说，皇权的稳定和政权的稳定息息相关，从这点来看赵佶得分也很局。 从国力和财政上来看，赵佶从来不差钱，哪怕是在经历征方腊、征辽等一系列大耗国库财力的军事活动后。金军东路军围困开封，开出天价赔偿，最初赵桓说拿不出来，在东京城里大掠民财以满足女真人的要求，但金军撤退的时候，赵桓赔偿给金军的黄金二十万两、白银四百万两却是从国库里支付的（民间收搜的那些不知跑到谁的口袋里去了，成了谜案）。不仅如此，东路军撤退后，帝国随便组织了两次大规模解救重镇太原的军事行动，并没有感到财力的困乏，实在令人吃惊。 事实上，后来南渡的赵氏王室能很快在南边建立稳定的南宋帝国，和各地稳定丰硕的财政收入关系很大。南宋王朝能在失去一半土地的情况下保持高额的财政收入（一度超万亿贯），离不开北宋时期打好的夯实基础。 仅仅官府有钱，当然不算数，还得老百姓吃得上饭，在所有的末代王朝中，北宋帝国的境况弇得上最好的。商业繁荣兴盛，农民也基本吃得上饭（在封建王朝这很不容易），从《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及宋人的一系列笔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是一个黄金时代。蔡太师说徽宗皇帝执政的前二十年是繁华太平盛世，倒也不是完全的浮夸，末代王朝流民遍地的情况并没有在北宋帝国末期出现。 更直观一点的是农民起义，比起其他末代王朝铺天盖地的农民起义，如陈胜吴广绿林赤眉黄巾黄巢，徽宗时代的宋江方腊起义差了不止一个档次。山东巨盗宋江，张叔夜只用数千兵力就轻松搞定，方腊也只不过花了西北王童贯两三个月的时间。 北宋末农民起义规模小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部分农民都还吃得上饭，只要这样，中国的农民真想去“均贫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并不多。赵佶是典型的文人，性格相对柔和，当政期间除了玩石头有些劳民伤财并逼反方腊是重大污点外，“劣绩”其实并不多。 再来看看帝国的文化。如果赵佶不是皇帝而是任帝国的文化部长的话，他完全是合格的。徽宗时代，各种文化活动活跃繁荣，官办太学发展到了顶峰，而由于他本人就是一名杰出的书画家，北宋的书画艺术也发展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顶峰。 军事上来说，帝国拥有“百万雄兵”，还有几百万预备役军人，雄踞西北的更有二十万精英部队，在徽宗朝将一向顽固的西夏人压得喘不过气，一改仁宗、哲宗、神宗、英宗四朝以来对夏的颓势。 赵佶二十年的执政生涯如此雄起，确实会令其他王朝的亡国之君们汗颜。 而赵佶从天堂到地狱，只用了一步。 这真是赵佶个人的昏庸所导致的吗？ 有人给赵佶假设了很多如果：如果他的老爸赵顼多活四十年，他的七哥赵煦多活三十年，赵佶当不上皇帝，那帝国不会亡；如果不重用蔡京、童贯等奸人，帝国不会亡；如果不利令智昏与女真人结海上之盟灭辽，帝国不会亡；如果不仓促禅让狩猎南方把烂摊子给没有任何经验的胆小儿子赵桓，帝国不会亡。 其实无论怎样假设，当家掌舵的是谁，都无法直面解决北宋帝国真正的几大危机。 第一是在长期的士人政治下，重文抑武和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导致的军事力量的“积弱”。 第二是中后期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上的积弱进行的不成功改革导致新旧两党之争。旧不起来，新不彻底，时新时旧，导致了整个政治局面的反复混乱以及士人集团行政效率的下降和品德的颓败。在军事上则体现为战不彻底、和不死心，随时在战与和之间摇摆，这才是帝国真正的致命伤。 第三是用金钱买回来了宋辽之间百年的和平，使自古以来历代中原王朝最重视的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对北军事防线形同虚设。即便没有海上之盟，一旦女真人平灭辽人，这条防线也经不起新兴而强悍的女真人的冲击（所以说其实对于北宋帝国来说，军事上的致命伤不是与女真人联合灭辽，而是帝国过百万有薪水拿的兵士的战斗力和掌控军事指挥权的文官们的军事指挥水准）。 几种危机环环相扣，在女真人的崛起面前爆发，让这个看起来体格强壮的中年帝国顿时暴毙。 赵佶不过是一个不太适合当皇帝的文人，在不合适的时间地点被错误安置在了皇帝的位置上，潇洒而写意地过了大半生，最后以凄惨屈辱结束，惨淡收场。 是帝国毁灭了赵佶，还是赵佶摧毁了帝国，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节 北宋帝国的宫闱，一直很安静。 在强大的文官政治的压迫下，皇宫中原本一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吸引人眼球的主体的后系势力和太监势力失去了它的风采。 北宋一朝，除了真宗朝的刘皇后刘娥和徽宗朝的童贯，北宋后宫中除了皇帝本人，其他女人和不是男人的男人在政治角逐中基本没抬起过头来。 这样的政治格局有一个重要的影响，相比较其他王朝，皇帝本人基本可以做到后院无火，从而创造了北宋九帝的零废太子率和皇后金板凳的超稳定性。 赵佶的家庭生活也一如其他七个皇帝一样，可以用家中红旗不倒各处彩旗飘扬来形容。 端王赵佶十七岁的时候，娶德州刺史王藻之女为妻，后来当了皇帝后，立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相貌平平，和赵佶感情一般，但性格平和，是块当皇后的料，只可惜福薄，没当几年皇后就病逝了。 赵佶的第二个皇后是郑皇后，郑皇后原来是向太后身边的贴身小秘书，相貌清秀又略有文采，赵佶当王爷时很孝顺，常去老太太那儿敬孝，和郑秘书眉来眼去的就有了火花。向太后是精明老太太，怎能没察觉？端王当皇帝后，老太太就顺水推舟把郑秘书赏给了赵佶（另外还有一个王秘书）。 郑皇后也算得上一个贤内助，能主持后宫，能舞文弄墨，还能偶尔帮助皇帝处理简单奏章，替赵佶省了不少心。赵佶对郑家人也关爱有加，其堂兄郑居中曾官拜太宰出阁入相，一度与蔡京水火不容，也是反对收复幽云的保守派领袖之一。 后来赵佶退位，郑皇后变成了郑皇太后，郑皇太后后来随不争气的丈夫和儿子被女真人带去了五国城，在那儿生活了四年后病逝。公元1142年，赵佶与郑氏的遗骸运回南宋，两人合葬于永信陵。 除了两个皇后，赵佶比较宠爱的妃子还有大小刘妃，大刘妃入宫不久就极受赵佶宠爱，从才人连升七级为贵妃，可惜命薄，没当几天就病逝了，多情的赵佶悲痛了很久，特加四字谥号“明达懿文”，并作了纪念刘贵妃的长篇诗文，令乐府谱曲，时时奏唱，以表对阴阳相隔的爱人的怀念。 大刘妃逝世没多久赵佶又遇见了小刘妃，小刘妃出身很低贱，是一个酒家女，在太监杨戬的引荐下赵佶见识了这酒家女小刘的倾国倾城（皇帝、太监、酒家女的北宋版），很快掉入情网，把小刘收罗至宫中。小刘除了貌美，还有一个绝活是搞服装设计，经常设计出很多款式新颖的衣服让赵佶眼前一亮，这使得她和皇帝的爱情之花长开不衰。一时间，小刘妃设计的服饰引领了帝国时装界的潮流，为东京的贵妇们所追捧。 当然，后宫三千佳丽并不能满足赵佶那丰富的感情世界，花儿总是路边香，后来他常常微服出访，寻找自己新的春天。 在烟花柳巷的灯火阑珊处，他回头看见了李师师。 李师师是北宋末年最具知名度的歌妓，在南宋元明的众多笔记和野史中均有提及，《东京梦华录》中便提到：“李师师，本角妓也……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小唱，就是歌妓，以唱当时的长短句即宋词为主，而李师师则是当时无可争议的头牌。明人梅鼎祚的《青泥莲花记》（一部撰写名妓的传记）中则对李师师的情况交代得更为详细，说李师师是北宋末住在金线巷的角妓，色艺冠绝，在政和年间受到徽宗皇帝的青睐，成了皇帝赵佶的小三。 作为北宋帝国的天后级女歌星，李师师和当时的著名文人都有交流往来，当时的大词家周邦彦、晁冲之都有诗词相赠李师师。李师师和大词人周邦彦的交往甚密，是北宋词坛的一段佳话。 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历官太学正、庐州教授、知溧水县等，在徽宗朝时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周邦彦是北宋末期的大词人，是婉约派和格律派的集大成者，开南宋姜夔、张炎一派词风，对后世影响很大。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而在当时“贵人、学士、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是帝国的偶像级文人。 在李师师成名时期，周邦彦已经六十多岁了，初见李师师，老周便灵感激发，填下《玉兰儿》一首来赞美李师师： 铅华淡伫新妆束，好风韵，天然异俗。彼此知名，虽然初见，情分先熟。炉烟淡淡云屏曲，睡半醒，生香透玉。赖得相逢，若还虚度，生世不足。 此后二人交往甚密，对彼此才华的欣赏让他们成了忘年知己，据宋人陈鹄《耆旧续闻》中记载，周词人晚年曾长时间住在李师师的金线巷，弹唱吟和，度过了周词人最欢乐的一段时光，其间周美成曾填词《洛阳春》给这位小了他近五十岁的红粉知己： 眉共春山争秀，可怜长皱。莫将清泪湿花枝，恐花也，如人瘦。清润玉箫闲久，知音稀有。欲知日日依栏愁，但问取，亭前柳。 词中已看出二人关系的亲密，词中的老周对李师师的描述已经超越了美丽的外貌，更加关注这位高处不胜寒的佳人孤独的内心世界，以及对她的未来的关心，希望他的红粉知己能早日找到好的归宿，找个好人就嫁了吧！ 而宋人张端义笔记《贵耳集》则记载了周词人与李师师和赵佶之间的一段三角绯闻，更成为了北宋词坛最脍炙人口的佳话。 那夜月半弯，老周夜访李师师，二人交谈正欢，突然丫环来报说皇上也来了。 李周二人都有些慌，虽说两人是忘年之交，但孤男寡女夜处一室，被赵佶撞见恐怕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让老板知道自己勾搭他的小三，自己以后还想不想混了。 随着皇帝脚步声的临近，正门被堵，跳窗不敢，周大词人顾不得自己的文人形象，选择了一个很不雅观的办法——躲床脚。 那晚赵佶心情很好，亲手给李师师带来了江南进贡的新橙。他惊喜地发现，一向冷艳的美人今夜脸上竟然浮现出了莫名的羞涩，如初恋的少女，是另一种绝艳的美。 那晚赵佶在金线巷和李师师温存缠绵呆了很久，三更方离去，可苦坏了躲在床脚的老周。 大词人就是大词人，李师师和赵佶刚走，从床脚爬起来的老周灵感忽来，提笔写下了他词作中的代表作之一《少年游》后方离去：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李师师回来后看到这首词作，又羞又喜又爱，便经常弹唱起来，很快，这首由周邦彦填词谱曲李师师主唱的情歌便风靡东京，成为年度最受欢迎歌曲。 赵佶听说自己的小三出新作了，便特意跑来金线巷，要听原唱，李师师脸红说听了你会生气的。 赵佶傻笑说我的小宝贝，最新的作品我听了怎么可能生气呢？快唱给我听。 不出李师师所料，听了李师师唱这首《少年游》后，赵佶醋劲大发，拂袖而去，很快就找一个名由把老周贬出东京。 贬走假想情敌后，赵佶屁颠屁颠跑到金线巷，李师师却不在，去给老周送行了。赵佶在金线巷坐了一下午，李师师方回来，愁眉泪睫，憔悴可掬。 赵佶最看不得心爱的女人伤心，左哄右抱，李师师还是愁眉不展。 赵佶不笨，知道李师师为何而愁，要讨美人欢心，解铃还须系铃人。 于是他半带讨好半带醋意地问，今天去送周美成，大词人没给你填首词？ 李师师泪眼婆娑地说有。 赵佶说弹唱一遍给我听听。 李师师抚琴弹唱了周邦彦刚刚写下的《兰陵王》：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惭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词意凄美，赵佶完全沉醉在李师师美妙的音乐中，陶醉了，半晌才感叹说，这个周邦彦确实是个才子，难怪你喜欢他，这样的人才不留在东京可惜了，改明儿我下道诏书，让他回来当帝国皇家音乐学院院长（提举大晟府）。 赵佶此为，半是讨好美人，半是惜才，成就了一段传奇佳话。 李师师虽然受宠，但却特行独立，据元人童天瓮《瓮天脞语》（该书在野史闲话中第一次记载宋江图归，潜入京访李师师的事迹）记载，后来赵佶公然拉下遮盖的“客商身份”，封其为李明妃、瀛国夫人。但从其他种种野史记载看，李师师并未入宫，最重要的证据之一是《三朝北盟会编》在七十四卷引陶宣干《汴都记》记载，说赵佶被女真人软禁开封城外青城时，要朝臣把自己的几个宠妃送来，其中的名单上就有当时的另一个名妓赵元奴，而无李师师，据此大可推断李师师并未入宫。 而李师师的结局，则有好几种版本，最官方的是《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师师外传》的记载，说金人入侵后，她捐出了自己全部的财产，助河北饷，鼓励前方的将士英勇抗击金军。而金军破开封后，金军主帅挞懒早就对北宋帝国第一天后的美艳垂涎三尺，命临时傀儡皇帝张邦昌一定要交出李师师。张邦昌带兵去金线巷，却没有找到李师师，东京的市民们冒着生命危险藏匿起这位他们敬慕喜爱的女人。张邦昌于是在东京开展了地毯式大搜索，花了很多天的时间终于搜出了李师师，兵士将李师师带到张邦昌面前，一向温柔的美女显现出了她的刚烈，痛骂张邦昌卖国求荣，虽然她只是一名娼妓，但只侍候娱乐东京爷们儿，宁死不去金营受辱，骂痛快后李师师拔出金簪自杀，不死，折而吞之，气绝。 而根据其他的一些野史记载，李师师并没有死，而是南渡，继续重操旧业，但已衰老憔悴，已无东京时的倾城绝代，一名叫刘子翚的文人在南方遇见人老色衰的李师师，想起当年东京天后的风采，不禁伤感万分，写下了一首《汴京记事诗》云： 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金檀板今无色，一曲当年动帝王。 无论是宁死不屈大义殉国，还是终老南方，李师师比起赵佶宫中的女人们都幸运得多。她虽然只是一名地位低贱的角妓，但特立独行、倾国倾城的她在帝国崩塌后还是主宰了自己的命运。 第三节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龙德宫，在一片绝望的哭泣声中，四十四岁的赵佶一夜白发。 昨天，东京城破，等待他们父子的，是不可避免的阶下囚命运（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金军掳往北方，同时被掳走的还有数千皇族贵族及近十万平民。被掳走的妇女，大多强配给金人为妾或为奴，这其中包括了宋徽宗赵佶的二十四个女儿及近百名嫔妃）。 这时，他的脑子却突然清醒过来，他知道有些事如果再不做，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他对随从说，我要出宫，去金线巷。 这是当上太上皇后赵佶最容易的一次出行，之前“孝顺”的儿子赵桓严加看护，一言一行都不自由，而现在，他的儿子再也不用担心他的老爸会来争夺他的权力，大家都只不过是女真人案上待宰的羔羊，自顾不暇了。 金线巷空空荡荡，近侍对赵佶说李明妃恐怕早就已经逃了。 赵佶却有一种感觉，她还在那里。 走进李师师的闺阁，他果然闻到了熟悉的那股清香。 你终于来了，李师师转身，淡淡地说。没有惊喜没有悲伤，像从前无数个日子一样淡定。 一瞬间赵佶有种错觉，阁楼外的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什么都没有发生改变，如眼前的女人一样。 师师给赵佶沏了一杯茶，说今天早上我到院子看见墙边的梅花开了，摘了一些，泡了你喜欢的梅花茶，尝尝吧！ 茶是清香的，对面的人儿依然如此美艳，但赵佶的心却麻木了。他说，师师，一切都完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东京，末日来临了。我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大宋子民，对不起你，我是罪人。 赵佶把头埋在了李师师洁白如玉的双手中，泪水像溪水一样涌溢。 李师师轻轻抱住了这个男人的头，像抚慰一个孩子一般摩挲着这个男人的白发，或许这么多年，她等待的就只是这么一天：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男人和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 之前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而她是装在黄金打造的笼中的鸟，纵有万般的宠爱，他也无法进入她那神秘而孤独的内心世界，直到今天，命运终于将他们的灵魂捆绑在一起。 这一刻虽然短暂，但却真实。 李师师说自从十四岁住进这个院子后，我就憎恨这个牢笼，每天我睡前，都希望明天睁开眼就不要看见眼前的一切，但是现在，我却爱上了这个昔日的牢笼，之前困苦的人生，现在却发现是如此真实而精彩。 赵佶抬起头问李师师，师师你爱过我吗？ 李师师笑了笑，说很多年来，我只觉得你是我的依靠，而不是我的爱情，但今天想想自己真是一个傻子，两者之间有区别吗？ 赵佶说如果时光能重来，我一定会当个好皇帝，当一个好男人，让帝国的子民平安，让你幸福。 李师师又笑笑，转身对着窗外，说我已经得到我这辈子最想要的东西了。 后记　开封、梁山、《水浒》及其他 关于开封 开封古称东京，亦称汴梁、汴京，位于河南省东部，豫东大平原的中心。 作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的开封，如今只是内陆省份河南省一个人口仅八十余万的地级市，在河南省的地位远远比不上省会郑州和洛阳，其经济发展在河南省的几个地区中也处于中下游。很多人都认为，现在的开封一穷二破，即使是奔着它悠久历史而去的人们也会失望，如今开封市的几大著名景点相国寺、开封府、御街、包公祠、清明上河园大多为近年修建的仿古建筑，形似而神不似，它没有北京的霸气，没有南京的灵秀，没有西安的古朴，就是近邻洛阳比起开封来也显得华贵富丽。 如今的开封旧得不彻底，又新不起来，在奔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又显得缓慢，位置相当尴尬。 而一千年前的东京，已经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而当时西欧最大的城市巴黎也仅有二十万左右人口，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即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也仅为三十万人口；阿巴锡德哈里发王朝的首都巴格达仅为十二万五千人口。 如果站在现在的开封土地上，我们是无法想象一千年前开封的繁华的，只有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及宋人笔记等珍贵的历史资料中，我们才能部分地还原开封的繁华盛世。 是谁毁掉了这一切？ 答案是战争和水患。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入侵，破开封城，东京城内的财富被掳之一空，金兵同时掳走了宋朝徽、钦二帝和大批后妃宗室，带走了近十万平民，而更多的平民和幸存的赵氏皇族选择了南渡，汴京及其周围地区经济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时人记载，“自穰下由许昌以趋宋城（汴京）”，已是“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大逵已蔽于蓬蒿，菽粟梨枣亦无人采刈”，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开封从此开始衰败没落。1130年，金兵再次南下攻破开封城时，城中的壮丁竟然不足四千。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宋金议和，金人一度将开封和河南还给南宋，南宋使臣来到开封，看到的开封只有宫城还保存较好，而昔日繁华的外城已很少有人居住，大多成为了农田或荒地，曾经的太学房屋倾颓、杂草丛生，变成了养猪场，楼阁台亭，无不颓毁，甚至连昔日闻名远近的大相国寺，此时也已面目全非，成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的荒凉处所。 在汴梁城内经济衰落的同时，作为当年汴京水上大动脉的汴河，这时候也因为无从发挥其原有的功能而日益干涸，成了一条臭水沟（出使金朝的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其所作《咏汴河》诗中写道：“指顾枯河五十年，龙舟早晚定疏川。还京要看东南运，酸枣棠梨莫蓊然。”并自注曰：“汴河自泗州以北皆涸，草木生之。”） 公元1159年，金海陵王迁都开封，但仍然无法恢复昔日的繁华，而金帝国也随着开封的沉沦一起没落。六十年后，作为女真人都城的开封被蒙古人的铁蹄再次踏破，结束了作为一个帝国都城的使命。 中国历史的几大古都，都随着各代王朝更迭起起伏伏，盛而复衰，衰而兴盛，而唯独开封，在北宋帝国崩塌后从此一蹶不振，彻底走向衰落。这里除了战争的因素外，还有它天然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不仅仅要接受人为战争的冲击，还要接受更为残酷的自然冲击——水患。 开封地处黄河中下游，当黄河穿过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来到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后流速降低，并从中上游带来巨量泥沙大量沉积，使河床每年平均升高两厘米。这样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在开封河段便形成闻名中外的“悬河”奇观，清代的史书中曾形容开封城是“城在釜底，仰视黄河”。 而一旦黄河决堤，开封便会遇到巨大的水患。 开封最初的兴盛始于战国时代，这里曾经是战国七雄之一的魏都大梁城，但后来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进程中，秦国人经黄河引鸿沟水灌大梁，将当时繁盛一时的大梁城化为一片废墟。 公元1305年，黄河再一次决口，将开封城变成一片泽国。 而到了明朝，史上有记载的黄河决堤淹没开封就有四次；明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公元1642年，为退李自成农民军，明军决黄河堤，将高大的开封城墙几近游平，只露出城垛和女儿墙，大水过后，开封城的三十七万人仅存两万余人。 黄河水的一次次吞噬，加之风、沙、兵火侵扰，将曾经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开封城摧毁，并逐渐埋于黄沙之下。 站在今天开封市的中山路上，或许你不会知道，这个位置便是当年北宋首都东京的御街，一千年前那条繁华的大街现正沉埋在地下的八米处；而魏国的大梁城则距如今开封地面十余米深；金汴京城距地面约六米；明开封城距地面五米左右；清开封城距地面约三米深。 开封城是一座座城层层叠压起来的，而且五座城市的中心位置是惊人的一致，形成了“城摞城”的独一无二的奇特景观，这也是母亲河黄河给华夏文明刻下的深深印记。 开封作为一个封建帝国的都城，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它不靠山，不邻水，无险可据，又临黄河，水患严重，宋太祖赵匡胤在立国后曾经起过迁都洛阳的念头，但却遇到了群臣们的反对，其弟赵光义更是坚决的反对者，一句“在德不在险”就把太祖的迁都念头断掉，他们其实更看重开封便利的地理位置和经济上的天然优势。 一百多年后，赵氏王朝为他们当初的坚守尝到了苦果，同时也改变了华夏的文明进程。 它曾经的辉煌，或许当初就只是一个错误。 随着历史车轮的续续滚动，开封越来越没落，渐渐淡出统治者的视野。清末张之洞修广汉铁路，绕开封，直接拐到了郑州，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将河南省省会从开封迁到郑州，开封自此成为一个三线城市，现在的开封，甚至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机场。 二十世纪末，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来到了中国河南开封，看到了这座苍老衰败的城市，回去后他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名为《从开封到纽约一辉煌如过眼烟云》。他在文中说，在二十一世纪来临之前，所有美国人都觉得自己是能主宰一切的世界警察，都以为纽约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是这个地球的中心，但克里斯托夫请美国人在满足于纽约的地位之前，先了解一下一个位于中国中原地区的衰败城市——开封——一千年前世界的中心，它曾经有过怎样的繁华，以及现在是如何的衰败。 沧海桑田，在历史的天空中，一切的辉煌都不过是短暂的光亮。 关于梁山泊 开封的兴衰缘于黄河，而梁山水泊的兴衰同样如此。 梁山水泊地处于鲁中南山地和华北平原的交接地带，梁山、郓城等县间，南部梁山以南，古称大野泽（或为大野泽的一部分），而大野泽是中国的“十薮”之一（汉初《尔雅·释地》记载“十薮”：“鲁有大野，晋有大陆，秦有杨，宋有孟诸，楚有云梦，吴越之间有具区，齐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郑有圃田，周有焦获。”）。据史料记载，大禹治水将黄河泛滥后积水导流入自然洼地，形成了大野泽（《尚书·禹贡》中记载，“大野既潴，东原底平”）。 梁山水泊，其实就是一个自然的黄河泄洪区，其水域的大小取决于黄河的决溢及河道变迁的影响。 五代到北宋，由于长期战乱，黄河因失治而频繁决口。据史料记载，宋初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到太平兴国九年（公元984年）的二十五年间，黄河只有九年没有明显的决溢记载，其余年份都是多处溃决。这一时期，大野泽改称为梁山泊，并频频见于史料记载（载，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复汁水，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潜。”《宋史·杨戬传》载，“梁山泊，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 这时的梁山水泊为兴盛时期，时有“梁山泊八百里水”之说（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十）。 在神宗时期，关于梁山泊还有一个笑话，说当时王安石新法变革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有个下属向王荆公献策，说如果把梁山八百里水泊的水放干了可就是八百里肥沃的良田，得收多少粮食。王介甫听了说，主意真不错，明天我跟皇帝商量商量。这时候一个叫刘敞的手下冷冷地说，主意倒是不错，不过得先让人在梁山泊旁挖个八百里的坑，一来填八百里水泊得同样多的土，二来梁山泊的水得有地方盛。王安石顿时明白这是一个馊得不能再馊的点子。 这则笑话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记载这则笑话的笔记叫《涑水纪闻》——王安石的死敌司马光的个人“博客”。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司马光记载的笑话在国内大为流行，美其名曰填湖造田。 真正让梁山水泊闻名于天下的则是宋江，中宋江带领着他的一百零七个兄弟在此出没，风风火火闯九州，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传说。 宋江是否在梁山泊起义已无证可考，但《宋史·杨戬传》却记载了太监杨戬为了迎合蔡京搞新法，在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一手负责创办了“公田所”，即对国民的土地所有权证书地契进行审查，将所有权不明确的土地全部变为政府所有的公田，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地租。而梁山水泊是杨戬的重要目标。他认为八百里梁山泊应为官家所有，理应由公田所接收，而湖泊中的渔民们要在公家的湖泊里打鱼为生，就得缴纳租税或者使用费。杨戬将出入湖泊打鱼的船只登记在案，征收水面使用费，不缴纳水面使用费而进入梁山泊的船只，以盗贼之名问罪。 杨戬的新政策出台，很多老实本分的渔民、挖藕为生的百姓被逼无奈，铤而走险做起了真正的盗贼，反抗官府。 梁山水泊人民的反抗运动兴起的时间与宋江起义的时间重合，二者间应有极大的联系。 但历史上的宋江带领的起义军更像一支游击队伍，《宋史·张叔夜传》记载：“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而《宋史·侯蒙传》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虽然梁山水泊也是他们曾经的活动范围，但并没有在此长期驻扎，而是四处转战。 但因为宋江在此活动过，所以梁山泊在民间渐渐演变成了一百零八条好汉聚义梁山的故事。 到了金朝，黄河改道，梁山泊水量慢慢枯竭；到大定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因“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泊水退，地甚广，已尝遣使屯田”（《金史·食货志》），常年积水的情况已经不再；到明朝时，梁山泊一带仅剩下几个离开梁山的分散的小湖，大部分都成了可耕之地，已不再是常年积水的八百里梁山泊了。 关于《水浒》、宋史及其他 我想我们是被《水浒》误导的一代。 从年幼刚刚识字，父母就让我们看《水浒》的小人书，于是我们知道了仁义忠厚的及时雨宋江，乐善好施的柴进，打抱不平的鲁达，鲁莽豪气的李逵，有仇必报的武松，足智多谋的吴用，一系列英雄的形象深入我们年幼的心中。 那时候我们心中的英雄就是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结义梁山，替天行道，做兄弟，有今生无来世，是何等的一种情怀。 然而当我们成年后，再回首去细读这部至今仍被誉为“四大名著”的《水浒》，却是另一种味道。 宋江是英雄，还是贪赃枉法的小公务员？李逵等好汉为何如此暴力，杀人不分青红皂白，动不动就全家灭门？梁山好汉之间就真的是一团和气吗？宋江是怎样取代晁盖的江湖老大地位的？梁山号称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他又劫了多少富，济了多少贫，替天行过多少“道”？为什么梁山好汉眼中的女人都命如草芥，不是母夜叉就是淫娃荡妇？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有几个是因为吃不上饭而逼上梁山的？ 这一切都经不起太多的拷问。每个时代造神都不需要理由，对《水浒》热捧的原因很多，政治需要或是近代中国的衰落，民众需要看似英勇实则血腥的故事来作强心剂，而《水浒》一书中赤裸裸地对于暴力和权力的迷恋，则被掩盖和漠视，书评家们也大多选择性失明。 如果现在对《水浒》进行评价，我认为《水浒》是四大名著里文学价值最低的一部，它对整个国民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积极因素，尤其对未成年人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现在很多出版社依然将《水浒》列入青少年儿童必读书，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被《水浒》误导的还有北宋末年的那段历史。北宋之亡，不同于雄汉盛唐等封建王朝，一个帝国在文化经济发展到顶峰的时候亡于异族入侵，其原因非常复杂，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去反思这段历史。而《水浒》一书以北宋末年宣和时期的宋江起义为历史背景，小说中众多人物又都有历史原型，但是全书又并不忠实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对北宋末年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进行了很大程度的误读（一半是想象，一半是意淫），让大众对北宋末年这段历史的理解越来越戏说化和演义化。 笔者并不想分门别类逐一对《水浒》一书展开批判，本书想展示给读者的是：《水浒》这本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为历史背景的演义，和真实历史的区别有多大？梁山好汉们该出手就出手的时代，是怎样的一种风云变幻？而北宋帝国的灭亡，和之前发生的宋江起义有什么样的联系？而什么才是毁灭帝国的真正致命伤？平方腊征辽这些历史事件的真实原貌又是什么？ 基于以上因素，笔者提笔写了本书，并以读者所熟悉的《水浒》人物为引子展开叙述，让读者对北宋末年的历史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梁山未必皆好汉，《水浒》其实非宋史。 夜狼啸西风 2011年10月5日 夜狼啸西风 原名龙义华，新浪读书文化论坛超级版主，著名文史写手，著有《品春秋》《神怪也疯狂》《百战风云》等风靡网络的长篇网络作品，出版作品有《历史原来是这么回事》（合著）《百战风云》（三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