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昆明：解放战争档案》 第01章 蒋介石武力改组云南政府，卢汉忍辱负重 蒋介石武力改组云南政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欢庆胜利，渴望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建立一个独立、富强、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代表人民的意愿，团结全国民主进步力量，提出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与国民党蒋介石举行了重庆谈判，国共双方达成了《双十协定》，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意孤行，坚持一党专政，实行独裁内战的反动方针，蓄意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从而挑起全面内战。为了保卫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果实，为了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被迫奋起自卫，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你死我活的决战。在这场进步与倒退、革命与反动、民主与独裁、光明与黑暗的殊死决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同美帝国主义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浴血奋战，进行着英勇的斗争。中国革命进入了解放战争的历史时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当天晚上，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师生，在各校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下，在西南联大举行了时事晚会。共产党员、著名教授纷纷登台演讲，他们分析抗战胜利后远东局势的发展，中国如何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强烈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和独裁统治。9月4日，昆明文艺协会、《民主周刊》社等8团体联合发起，在西南联大召开昆明教育文化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3000多人参加了大会。闻一多、吴晗等在会上作了演讲，10日，有中共地下党员、民盟成员参与的在昆人士620人联合发出《和平建设新中国》的通电。 对于昆明人民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蒋介石深为忧虑，为了推行内战政策，建立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镇压昆明人民的民主运动，剪除与共产党建立了联系的云南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亲自指挥杜聿明发动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的政变。1945年9月，蒋介石命令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率领滇军前往越南接受日军投降，采取调虎离山计，以便搞掉龙云，全面控制云南。对于蒋介石的阴谋，中共云南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多次提醒龙云加强防备。华岗当面向龙云指出滇军入越的危险性，希望他提高警惕，滇军中的地下党员张文澄、宁坚向张冲建议，由张冲劝说龙云不能把滇军全部开进越南，以防突然事变，朱家壁通过滇军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提醒卢汉，指出“前脚一出门，后院就起火”的可能性；地下党员周新民也以民盟负责人身份面见龙云，揭露蒋介石剪除异己，控制云南的阴谋由来已久。 由于龙云对蒋介石的本质还认识不足，更主要是他想趁入越受降之机扩充实力、改善装备。因此，中共和各方人士的忠告和建议都未能引起他的重视。他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将第一方面军所属九十三军、六十军以及暂编第十九、第二十三师由卢汉率领赴越受降。党组织立即指示在滇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随军行动，继续开展工作。这时，留驻昆明的滇军仅剩独立第二旅的第三团和护卫五华山的一个营。 10月3日，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国民党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指挥所部发动军事政变，控制昆明。蒋介石免去龙云本兼各职，并将其挟持到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任命尚在越南的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又安排李宗黄为民政厅长并代省主席。 同时，成立以关麟征为总司令的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建立了蒋介石直接控制云南的党政军体系。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除掉龙云这一心腹大患的最终目的，是要镇压云南的民主运动，稳定其发动全面内战的后方基地。 卢汉原系龙云部属，是云南地方实力派中掌握军权的重要人物，蒋介石对卢汉采取既安抚、利用，又监视、限制。他设置了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派亲信掌管，还派了嫡系部队以及特务、宪兵驻守云南。卢汉上任后则采取“拥蒋保己”的政治态度，一方面追随蒋介石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一方面积极增强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卢汉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不属于蒋介石嫡系。他的家庭是彝族的奴隶主，占有土地、奴隶和武器。他曾任过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军长、军团长和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卢被委任新职时正带领滇军在越南受降。 卢任省主席并不表明蒋对他特别信任。蒋预料到内战开始后西南将是后方，而云南则是这个后方的最重要的基地。要控制云南这块地方，就非要重用卢汉不可，通过控制卢汉达到控制云南的目的。但是，卢汉称雄割据的思想很突出，和龙云一样，想把云南搞成独立王国。蒋介石的方针是，又要利用卢汉这块牌子，又不能让其搞独立王国，称雄西南。采取的策略是先夺卢汉的军权，让他当个云南省空头主席，然后取而代之，拿掉他的主席的位子。 蒋介石明令在卢汉返回云南就职之前，省主席一职由李宗黄代理，同时把军事权交给杜聿明和关麟征，密令关麟征到海防统一指挥驻越蒋军，随时准备对付敢于异动的滇军，指派何应钦坐镇河内，对卢汉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蒋介石自信云南的军政实权已交给了自己的亲信，昆明已无后顾之忧，假若前方的卢汉和滇军有所不满的表示，就可加上各种罪名，大兴讨伐之师，把云南地方势力赖以存在的滇军一举消灭，然后就可名正言顺地将自己的亲信李宗黄那个“云南省主席”前面冠上的“代”字去掉，成为名实相符的云南最高头头。 卢汉对蒋的预谋甚为不满，既然让他当主席，为什么先让别人代一下？卢汉的本意是想军权、政权一起抓，如果只让他当光杆主席，不让掌握军队，无异是要在一定的时候，杀他卢汉的脑袋。从这里可以看出，卢汉一上台就潜伏着对蒋介石的怀疑、离异与防范。 当时卢汉的心情很复杂，他内心既不愿意背离龙云，又不敢得罪蒋介石，更不甘心云南就此拱手让给蒋介石，他陷入深深的苦痛思索之中。当时摆在卢汉面前可供选择的路似乎有两条，一条是公开打起反蒋旗帜，率领慎军回师昆明；另一条是接受蒋氏命令，放弃兵权，回滇就任新职。卢汉考虑，云南经过八年抗日，人民苦痛已深，急需休养生息，打内战不会得到人民支持，再说，从越南回滇，沿途有中央军重兵把守，自己稍有行动，必然遭致数倍于己的蒋军的围、堵、追、截，不仅使地方残破，人民遭殃，滇军自身亦有被全歼的危险。看来这条道行不通，死路一条。 当然，蒋介石是最希望卢汉与滇军走这条道。至于后者，即使卢汉愿意放弃兵权，回滇就职，但是否能实现亦尚未可知。卢汉揣度，既然委有新职，又不明示何时就任，更不说新旧职务关系，这自然只是一种搪塞敷衍、伺机待变的安排，是一个暂时笼络人心的幌子，不可太过认真的。所以，卢汉经过仔细思索，考虑再三，面对当时险恶形势，他成竹在胸，暂时委曲求全，再图日后发展，公开表示“一切服从中央，听从中央的指挥”。这样，蒋介石终于暂时找不到吃掉卢汉和滇军的借口，只有另打主意了。 李宗黄虽是云南鹤庆人，但从1927年起他就投靠蒋介石，奉蒋之命在云南“清党”，残杀无辜，两手沾满人民鲜血，被人们遍街张贴标语，将其赶出云南，因此，他在云南声名狼藉，这次被蒋召回云南，委以代省主席重任，李氏自然又要猴儿耍戏，尽量让主子欢心高兴了。 所以，李宗黄一登台就勾结云南省警备司令关麟征等，对云南人民实行法西斯统冶。他们在各机关、各厂矿、各学校和各事业单位都安插了大批特务，唆使军、警、特、宪作科犯罪，任意妄为。通过清查户口和新闻检查等反动措施，严格限制和任意干涉群众的言论与行动自由，逮捕、关押大批青年学生和各方面人士，撤换了大批中学校长，许多教职员工被解聘。在经济上也借各种名目，肆意搜刮，巧取豪夺，搞得人心惶恐，民不聊生。 蒋介石、李宗黄等人并不就此罢休，他们为了发动内战，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正疯狂地进行各方面准备，这就不能不引起人民反对。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自由的斗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反动派实行血腥屠杀，导致了昆明“一二·一惨案”的发生。 惨案发生之后，立刻影响全国，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都相继发表声明，支持爱国学生的斗争，全国各大中城市亦纷纷响应，惨案制造者受到举国一致的谴责，云南人民掀起驱逐李宗黄的浪潮。面对迅猛发展的形势，迫不得已，蒋介石只好忍痛割爱，舍车保帅，将李宗黄调走，以平息人们的反对情绪。 李宗黄的被驱逐，为卢汉就任省主席提供了条件。一是有成命在先，二是代主席已经垮台，蒋介石只好让卢汉宣誓就职了。但蒋介石消灭云南地方势力的计划并没有因此放弃，以李宗黄主滇的旧梦虽已破灭，消灭滇军的新阴谋又将付诸实施。 蒋介石知道，卢汉与龙云关系非同一般，虽眼前龙云对卢汉有点不满，但这是暂时的，卢汉难成自己的忠实部下。因此，如果让卢汉继续手握兵权，必然日后将会出现拥兵称雄、尾大不掉的局面，与其遗患将来，不如今日除根，来个釜底抽薪，使卢汉难成气候。在蒋眼中不除掉滇军，云南问题不算彻底解决。但如何使滇军消灭呢？蒋介石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最后他决定将滇军主力全部调到东北战场，充当它打内战的炮灰。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滇军打胜了，他不仅可把滇军分割开来，分而治之，而且卢汉滇军得罪了共产党，就只能死心踏地跟随他；打败了，正好借共产党解放军之手把滇军彻底解决掉。这样，入越受降的滇军两个军八个师的武装，经过改编，八个师整编为六个师，称第一集团军，由蒋介石任命他信得过而云南方面又能接受的云南人孙渡率领，于1946年初用船经海路运往东北战场。 这样，卢汉手中的兵权被剥夺了，1945年12月回昆就职时，只带回了一个警卫营。就连这个小小的警卫营蒋系势力也不肯放过，竟下令要警卫营拨归警备司令部指挥，后来经卢汉派代表前去苦苦哀求，警卫营才得以保存下来。可见，卢汉主持滇政之初，处境并不妙，没有供其调派的武装力量，虽有一个保安司令的头衔，却无一兵一卒供其指挥，不过是个光杆司令而已；至于行政各部门的头头们，又多属蒋介石和李宗黄安排的人，对卢汉多有所掣肘，这类问题的彻底解决更需要时间，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弄巧成拙，于事无补。所以可以说，初当省主席时卢汉也是个光杆主席。 然而，不管怎么说，卢汉毕竟当了云南的省主席，他不属蒋介石的嫡系，云南的权仍在云南地方势力手中，尽管这种地方力量在1945年冬遭受摧残，元气大伤，几乎陷入绝境，但只要其火种保存下来了，它迟早还会再燃成燎原之势的。 谋发展暂且迁就 戎马半生的卢汉自然熟知手握兵权的重要性，又何以乖乖地交出兵权回省当一个光杆主席呢？难道他不懂在旧中国有兵才有权的道理吗？不是的。正因为他懂得这个道理，也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不要说他卢汉这个杂牌军的司令，在当时的处境和形势下，就是蒋势力圈子里的人，稍有不恭，使蒋不快，也难保不出问题的，这种事例在蒋介石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还少吗？因此之故，卢汉审时度势，瞻前想后，当前只能顺从蒋介石的安排，把军队交给蒋介石调去打内战，自己暂且任一个没有武装护卫和没有班底支撑的光杆主席，以图日后发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否则，如果当时同蒋介石来硬的，硬顶硬碰，恐怕不仅兵权保不住，连省主席这个职位也不可能到手。在蒋介石当政的近二十年中，这种事例也是很多的。所以，卢汉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当蒋让人向他传话说任省主席不能兼军职，任军职不能兼省主席，他表现得合乎情理，毫不在意。而当蒋介石亲自对他讲，东北急需兵力，拟调他的一个军，问他行不行的时候，他立刻表态说，既然是东北需要兵力，军队是国家的，全部调去好了。蒋介石听了高兴得不得了，马上站起来拍着卢汉的肩头说：“好！好！好！你真是模范军人”！这样，不费吹灰之力，云南的两个正规军就被调到东北内战前线去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炮灰了。 滇军到东北打内战，卢汉心里也是很不好受的。他后来在蒋介石要求下曾经两次赴东北安抚滇军，亲眼见到滇军被中央军分隔在各个不相连的驻地，不等部队到齐，来一个师派一个师，到一个团上一个团，既要和解放军打仗，又要防备被中央军并吞，上下左右前后均有牵制，处境险恶，使他感慨万千。他在公开场合都是按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口径，讲一些空空洞洞的话，只有在高级将领这个自己心腹的小范围里才能讲几句真心话，即便如此，有的话还不能讲得太明白，只能作些暗示，尽可能含蓄一点。如第一次视察时对滇军高级将领们说，要防备杜聿明(当时杜任东北保安司剿总副总司令，依照蒋介石命令，滇军在东北归杜聿明指挥)下毒手解决云南部队。杜聿明召开会议时，军师长不要一齐都去，军师长离开部队时要指定临时负责人。他还说，滇军和杜聿明的关系不是隶属关系，人事调动可先调后报。说杜聿明也可能不来硬的，会来软的，伤亡、消耗，不给补充，让你苍蝇吃翅膀，自生自灭。卢汉最后告诫滇军将领说：“只要你们两个军存在，云南政局不会变”。卢汉的主要目的在于要滇军保存实力，巩固地位。因为他这次视察是在潘朔端率领滇军184师于海城起义后不久进行的，当时军心不稳，既顾虑中央军把滇军分割吃掉，也顾虑其余滇军效法184师，跟着起义。 卢汉第二次赴东北视察滇军已是辽沈战役前夕。当时蒋军在东北虽尚有数十万大军，但士气低落，人心不稳，东北战局的形势已在向着不利于蒋军的方向快速发展，同时在省内的情况亦今非昔比，鸟枪换大炮了，他卢汉本身的思想认识也起了相当大的变化。所以这次他对卢浚泉、曾泽生、龙泽汇等滇军高级将领们的讲话，与上次大不相同了。他告诫滇军将领们：“你们在这里做事要机动点，不要做什么都要受人家支配，也不要什么事都要到云南来问我。卢汉视察回昆后曾对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谢崇文说：“东北形势十分紧张，我已对他们说现在我顾不了你们，你们也不要管我了。情况紧急时，你们自找出路吧！” 卢汉两次视察驻东北滇军都是蒋介石叫去安抚滇军、稳住已经动摇的军心，在这点上蒋介石和卢汉是一致的。但是目的却有很大差异。蒋介石要稳住滇军继续替他卖命打内战；卢汉则是希望保存滇军实力，以便蒋介石不敢小视他，这不失为他在云南巩固统治地位的一种助力。至于到了辽沈决战前夕，蒋氏自然仍希望滇军能为他的垂死挣扎拼命；而卢汉则完全不同了，他从滇军前途考虑，准他们自寻出路了。这是确确实实的同床异梦。 为前途忍辱负重 卢汉出任省主席之初，事事受到牵制。可以说当时他是说话无人听，做事没人帮，除了省主席这个头衔外，他什么本钱也没有。军事方面，云南仅有的四个保安总队掌握在警备司令霍揆彰手里，而霍是蒋介石嫡系，根本不把卢汉放在眼里。卢汉才就任，霍就派其参谋长刘叔琬向省府秘书长朱丽东说：中央指示军权要统一，省府警卫营和四个保安总队的经费，照旧由省府负责，而人事权和指挥权应归警备司令部。朱将此话转告，卢汉表面若无其事，不置可否，私下才同自己的人说，这样一来，我们出入省府，都要受检查了。经过力争、哀求，对方也考虑不可一下做得太绝，才勉强同意将警卫营留给卢汉。 行政人事安排方面，在李宗黄代省主席的期间，蒋介石、李宗黄已把他们的人大批安插在各个要害部门，为李宗黄正式任主席作好了准备。当时有所谓“五人核心小组”，即李宗黄本人和他的亲信伍纯武(省府秘书长)、申庆壁(省府主任秘书)、宁伯晋(国民党省党部书记)与蒋公亮(民政厅主任秘书)，一切阴谋计划多经五人小组事先敲定。由于“一二·一”民主运动，李宗黄被赶下台，五人小组亦不复存在，但各厅局、各专县行政大多仍控制在他们的人手中，CC特务(即中统特务)无孔不入，横行猖獗，卢汉要按自己的想法办事、安排人，困难重重。如卢汉任用亲近自己的杨适生做省府主任秘书，蒋介石和李宗黄的亲信张邦翰(继李之后出任民政厅长)等就掀起波澜，大作文章，打击排斥。张在省府会议上公开诬陷杨适生是“贪污集团骨干”，声称若杨任主任秘书，他们“羞与为伍”，迫使卢汉不得不让杨适生暂时回避。再比如卢汉委任严中英、杨炳麟、余建勋等原第一集团军军官到一些地区去分任县长、专员，张邦翰也从中梗阻，大骂这些军官“只会玩枪杆子，不懂行政也要来当行政官。”利用民政厅长的职权(解放前民政厅握有一定的州县官任免人事权)，横加干预，妄想阻拦。 财政方面，原财政厅长陆崇仁已随龙云一起垮台，会计长华秀声接掌财政厅。一来行政组织能力稍有欠缺，二来不属蒋李嫡系，云南财权很快落入蒋李亲信赵恩巨、厉德寅(他们原来就在税务、银行部门任职)等人手中，卢汉和省政府的经费也要受其控制，连龙云时代储存在昆明海源寺后山新华洞的物资，蒋帮封存之后也是交由任云南省税务局长的赵恩巨监管，卢汉的省政府不得过问。与此同时，云南所有外汇储备结存也完全被冻结，卢汉政府分文不准开支。 作为一省之长的卢汉，上台伊始，处于要兵无兵，当政无权，理财无钱的境地。这种情况能长久维持下去吗？这怎能不使卢汉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产生怀疑而逐渐滋生不满，乃至反抗的情绪呢？不过，卢汉还是很机灵的，他深知自己眼前处境，没有任何本钱与人抗争，只能忍耐，以待时机，慢慢发展。不但如此，还要尽可能表现得使蒋介石放心、满意，消除猜疑。不如此，就不可能有日后发展的希望，若稍有疏忽、大意，大难即刻就会降临。1945年底到1946年上半年时的卢汉，处境确实艰难。 抓机遇壮大自己 果然不出所料，卢汉日夜盼望的机遇，很快就接二连三的到来了。卢汉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壮大自己的机会，巧妙地进行活动，与蒋介石周旋。 第一个机遇是184师起义，蒋介石要他去东北安抚其余滇军。1946年5月30日，滇军第60军第184师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于辽宁海城起义，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行列。这是解放战争时期起义较早的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有巨大影响，对蒋介石震动也很大。蒋介石在震惊之余，不得不考虑稍微改变一点对付卢汉和云南的既定方针。他原来的方针是完全剥夺卢汉兵权，把国民党中央的法西斯专制统洽贯彻到云南城乡。 现在184师在调进东北刚满一个月的时间就宣布起义，这不能不叫他感到意外与恐慌，如果其它部分的滇军也跟着步184师的后尘，别的杂牌军又步云南军的后尘，那怎么得了？看来光给卢汉一个空头省主席不行了，还得放点实权给他，同时也利用他的威望和影响来羁绊滇军官兵，稳住内战前线阵脚。所以蒋介石急电卢汉到南京商量赴东北安慰滇军事宜。卢汉抓住良机，东北之行往返均在南京小住，一来对蒋表示忠顺，使蒋对自已有个好印象；二是争取蒋介石适当放权。果然，蒋三次接见卢汉，并约卢汉上庐山休息长谈，国民党中央政权行政院等各个军政部门的头目都争着宴请卢汉，各报纸也争相吹捧卢汉如何了得。卢汉这次活动是成功的，为他后来势力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二个机遇是“李闻惨案”。李公朴、闻一多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由于他们反对内战，反对法西斯专制，1946年7月被蒋介石指使特务暗杀于昆明。事件发生，举国一致同声谴责蒋帮，矛头直指蒋介石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不得已蒋介石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来昆明坐镇处理此案。 按照蒋介石旨意，顾祝同在昆明导演了一出“惩凶”的假戏，杀了“凶手”，免了霍揆彰的警备司令一职，以副司令何绍周任司令，四个保安大队拨归卢汉任司令的保安司令部指挥。卢汉明知处理有假，但装作不知，故意不予干预，好让顾祝同演戏，以赢得顾的好感而支持自己的发展。 卢汉这一招的确起了作用，案子了结后顾祝同说：“卢主席对此案不作任何主张，使我得到很多方便，工作顺利完成，我很感谢。”相信蒋介石也是很满意的。顾还提议建立云南绥靖公署，以卢汉兼主任，统辖全省军政，包括何绍周任司令的警备司令部也归卢汉指挥。何绍周见卢汉有中央大员支持，立刻表态说：他要“尊重老前辈”，与卢主席精诚团结。 成立绥靖公署的方案虽蒋介石事先已同意，但提出后遭到陈诚反对，蒋介石通令暂缓成立，并让何应钦函示何绍周(何应钦之侄，已过继给何应钦)以私人关系，尊重老前辈，服从卢汉指挥。这样，虽然绥靖公署暂缓设立，但卢汉已获得很大实权，从此他已不再是空头主席和光杆司令了，他不久就以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实权将四个保安大队扩编为四个保安团，在此基础上，短短一两年，保安团由四个发展成十几个，扩编为三个保安旅。可以说，“李闻惨案”的发生成为卢汉重掌实权的转折点。 第三个机遇是利用张群设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而苦于得不到四川支持的时候，卢汉积极支持他，让张在中央替自己撑腰，设法搞掉何绍周，把云南的军政警宪实权控制在手。如果说前两个机遇是别人制造而自己抓住应用的话，那么这第三次机遇则完完全全是卢汉自己寻找到而加经巧妙应用的。 1948年11月，为迎合蒋介石以西南为最后反共基地的需要，张群在四川组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希望得到西南各省支持。四川、西康的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王陵基等人，口头支持，行动不积极，张群对此很不愉快。卢汉得知，立即致电张群，表示赞同设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并拥戴张群为长官。张群得电，喜出望外，为鼓励川、康、黔省的军政首脑效法，张群偕夫人邀上述三省负责人齐到卢汉家商谈，卢、张之间原有友情又增进了几分。此后张群常常在蒋介石耳边替卢汉吹暖风，说好话，打包票，这不是没有缘由的。 前面说的云南拟设绥靖公署一案，因陈诚等的阻拦，迟迟未能建立；何绍周的所谓以私人关系服从卢汉也只是一句临时敷衍的话，况且他有何应钦这个大老板当后台，更是有恃无恐，胡作非为，久而久之眼里哪还有卢汉，甚至连早先开口闭口总念个不完的“尊重老前辈”的话，现在也耻于出口了；加上深知蒋介石绝对不会容许卢汉成为第二个龙云，所以，何绍周越来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许多该事前向卢汉请示报告的事，他背着卢汉就自作主张地干了，事后也不报告。 如所谓剿匪、抓人之类，很多都是自行决定干的，尤其让卢汉痛心的是，他背着卢汉私自将解决龙云时所收缴的大量好武器运出云南，不给卢汉的部队使用。何绍周还以“缉私”为手段，把获得的大批走私品，特别是大烟，占为已有，任意挥霍。云南人民对何绍周恨之入骨，卢汉也认为何是蒋介石安在云南的钉子，应找机会除掉。 张群、卢汉关系进一步密切之后，卢常在张面前揭何绍周的短，让张向蒋介石建议，把何绍周调走。张群果然不辜负卢汉希望，为了进一步笼络卢汉，他向蒋建议撤消警备司令部，成立云南绥靖公署，让卢汉出任绥靖主任，叫何绍周滚蛋。蒋介石接受了张群建议，到1949年初，云南地方军政就都通统归卢汉掌握了。 当然，云南警备司令部的撤消和何绍周的调走，不会仅只是由于张群一个人的力量，例如蒋介石的嫡系第26军军长余程万也可能在当中起一定作用。据谢祟文所言，他任保安司令部副司令以后，因工作关系经常接触余程万及其部将。余部师长石补天一次同谢聊天曾说余是有名战将，现在调来云南还要受何绍周指挥，真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啊。流露出对何绍周的不满。谢同卢汉商量，认为余、何矛盾可以利用，借助余程万，除掉何绍周。 卢汉指示谢崇文要多接触余程万，慢慢影响他，使他把消息不断通给蒋介石，这样才能拔掉何绍周这颗钉子。之后，谢向余讲述了许多云南地方典故，讲了卢汉的才干、为人等等，使余对卢产生敬意，对云南情况加深了了解，让他认识到云南非卢莫属，何绍周不仅左右不了云南形势，反而会起增加云南离心力的坏作用。 谢崇文还与余程万讨论了如何才能稳定云南后方和团结驻东北前线的滇军将士问题，尽可能使卢、谢的某些想法变成余程万的看法而陈述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撤消何绍周为首的云南警备司令部，调何绍周到贵州任职，另设云南绥靖公署，委卢汉为主任。这确实是出于稳定前方军心和后方民心的考虑，所以要笼络卢汉，然后再借助卢汉力量来暂时维系一下面临崩溃的蒋家王朝。 谢说，后来当何绍周得知是他通过余程万把情况通给蒋介石的时候，何曾扬言：“将来拿着谢崇文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云南起义后，余程万逃出云南而不敢去台湾，避居香港，蒋介石把发生起义的责任都归罪于他，派特务暗杀他。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可以证明在卢汉重掌兵权的活动中，余程万确乎起了某种作用，所以蒋介石要杀他，以发泄心中的怨恨。 卢汉得了绥靖主任的职位，进而再谋划发展，壮大用以抗拒蒋介石企图变云南为最后反共基地的力量。在卢汉正苦于无法可想的时候，张群再次发挥作用。张对卢说：委员长说你在东北损失了两个军，还你两个军，以保安团为基干重新编成。于是，卢汉在三个保安旅的基础上扩编为第74军和第93军。蒋介石此时何以变得如此慷慨呢？部分原因恐怕是因为60军长春起义，93军则在锦州顽抗到底而被解放军所歼，93军是由卢汉的么叔卢浚泉直接指挥的，他认为这证明卢汉叔侄是拥护他的，对卢汉的怀疑有所减少，所以让卢汉扩军。然而，卢汉历年来的种种作为，蒋介石终归不太放心，所以，让卢汉扩军的同时，他又指派嫡系李弥第8军开入云南，以监视卢汉，加强牵制云南地方武装的力量，妄想使卢汉乖乖地让他牵着鼻子走。 卢汉与蒋介石同床异梦，长达四年，如今随着卢汉觉悟的逐渐提高、力量的不断壮大和蒋介石的更加反动、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日趋崩溃，同床异梦就要结束，即将来临的将是各上一条船，分道扬镳，各寻自己的归宿了。卢蒋之间的矛盾，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变成了卢汉脱离蒋介石而举行起义的一种深刻原因和动力。 昆明的白色恐怖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人民民主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为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开辟了第二条战线。 这是国民党反动当局绝对不容许的，他们对云南的民主力量必然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在“十月政变”改组云南省政府后，云南与所有的蒋管区一样，出现了“遍地荆棘，满街狼犬”的现象，特务无孔不入，横行霸道。仅在“十月政变”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李宗黄、关麟徵等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惨案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快了全面内战的步伐。为了巩固后方，防止“后院起火”，反动派更加变本加厉地镇压民主运动，对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暗杀。南京政府发出密令：“武官在团以上，文官在县长以上，对中共及民盟分子可以密报、密捕、密决。”一时间，蒋管区乌云密布，到处腥风血雨，白色恐怖严重到了极点。至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各地逮捕了13000名反内战的工人、学生和市民。7月间，又封闭了主张反内战、要民主的文化团体和言论机关100余处。1947年，国民党中央社诬蔑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等民主党派，“均系循中共意志而行”，已成为“暴乱工具”。接着，又以所谓“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的罪名，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令解散。 在昆明，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也得到了蒋介石“权宜从事”的密示，被授予自行镇压、暗杀、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权力。昆明的特务机关据此拟定了黑名单，确定了捕杀对象。一时间，昆明阴森恐怖到了极点。然而，白色恐怖吓不倒革命者，他们认为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天快亮，更黑暗”。为了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他们继续英勇战斗。 当许多应该说话的人都慑服于专制者的淫威之下时，富于正义感的教授和同学们首先站起来了。 先是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四大学生自治会，联名召开时事演讲会，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在冲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以后，时事晚会于11月25日晚7时许在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如期召开，五千多名学生怀着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准备聆听四位教授即将发表的反内战演说。 晚会由联大学生自治会的常务理事王瑞沅主持。他在致开幕词时讲了大会的目的、意义后，即请联大政治系教授钱瑞开演讲，讲题是《对目前中国政治应有的认识》。 钱先生以国民党员身份，极力强调目前成立联合政府的必要。他说：“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否则内战无法停止，老百姓将增加无数不必要的痛苦。”演讲正酣时，东墙外突然响起了机关枪、步枪和小钢炮声，子弹从会场上空掠过，紧接着西边围墙外也响起了枪声。因事出突然，会场上曾一度出现惊慌，但大家很快就意识到这是军警包围了联大新校舍，进行骚扰破坏。在晚会主持人的组织和与会者们的配合下，会场很快平静下来。 继钱先生之后演讲的是联大经济系伍启元教授，他也是国民党党员。他对关于“财政经济与内战关系”讲题的一番阐述，可谓掷地有声，切中要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内战若继续扩大，中国势将失去建立现代化工业国家的机会，财政经济必将趋于总崩溃。”他认为要挽救中国的财政经济危机，实现现代化，就一定要制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 在伍先生演说时，墙外枪声再次响起来，但他却置若罔闻，继续从容讲演，听众也处之泰然，凝神倾听。破坏者们看到鸣枪放炮不能达到预期目的，于是穷凶极恶地切断会场电源企图阻止晚会的进行。幸亏晚会主持者事先估计到国民党可能会在这方面有所动作，已经作了应急的准备，所以在停电后，就马上点燃了备用的汽灯，使晚会得以继续进行，同时派人很快接通电源，恢复了照明。 第三位演讲人是费孝通教授。显然，费先生已为国民党军人和特务的捣乱所激怒，他一开始就向大家提问：“我先问大家，为什么我们要黑夜坐在这里开会呢？”接着自己回答：“为的是呼吁和平！”他深刻地指出，美国目前的政策实有助长中国内战的嫌疑，但是罪恶不在美国人民，而在美国的财阀和军阀，中美两国人民应该联合起来反对中国的内战。最后，费先生以激昂的声音喊道：“还是要呼吁和平！”群众高呼：“用我们的声音来反抗枪声！”他的讲演博得了与会者们的热烈掌声。 费孝通先生结束演讲后，云大、联大等大学的12个学术团体的代表向大会宣读建议书，要求大会通过反内战宣言，呼吁美国政府撤退驻华美军，立即停止干涉中国的内政。再致电美国人民，呼吁他们向政府抗议，停止用军火继续援助中国国民党政府，迅速退出中国内战的漩涡。当宣读的同学走下讲台后，听众中有一名着蓝衫戴眼镜，自称是“老百姓”、“姓王”的男子请求上台发言，他一上去就信口雌黄地叫嚣：“目前有人拥兵作乱，此系内乱而不是内战，自当设法予以平息。” 他的一派胡言使与会者怒不可遏，他是国民党云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此身份一公布无疑是火上加油，早已忍无可忍的群众将其驱逐出了会场。从此，“王老百姓”在昆明人民口中成了国民党特务的代名词。晚会最后一位演讲人是云大的潘大逵教授，讲题是《如何制止内战》。潘先生是民盟成员，他在讲演中极力强调从速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美国军队从中国撤退是制止内战的主要条件。 大会最后在《我们反对这个》的反内战歌声中结束。 散会之后，交通又被断绝，数千人在深夜的寒风中踯躅着，抖颤着。人民何罪，遭此轻侮与荼毒？昆明愤怒了！ 学生在自己校内举行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集会，竟然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并以枪炮进行威胁。这是对人民享有的起码的民主权利最粗暴的践踏，此一事实，不仅为当时与会者及地区寄宿学生数千人所身历目睹，而且为昆明西北隅城内外居民所共知。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使广大学生再无法自忍，惟有用罢课这种方式来表达愤慨与抗议。正当各大中学校学生酝酿罢课的时候，中央社把学生正当的集会诬蔑为匪警，更加激怒了学生，总罢课成了学生的共同要求。 在联大新校舍，还不等学生自治会作出罢课决定，学生已开始行动了。新校舍的上课号令是敲击悬挂在大树上的半截钢轨。26日早，物理系的几位学生为响应罢课，一清早就将它解下藏起来，到了上课时间，学生们由于听不到钟声就不去上课了。这样，联大新校舍学生从26日上午开始，率先举行罢课。云大、中法等大学和邻近的昆华农校、昆华工校等校学生也纷纷起来响应，开始罢课。 11月27日，市学联召开各学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了全市3万大中学生决议总罢课。大会决定成立“昆明市大中学生罢课联合委员会”，该组织是全市学生总罢课的公开领导机构，此外，大会还通过了《罢课宣言》。该宣言是由中共云南省工委负责人建议起草，经罢联代表大会热烈讨论通过的，充分表达了广大学生和人民要求和平、不要内战，要求民主、不要独裁的共同愿望和对国民党当局压制民主，干涉学生正当集会自由的严正立场。其中第一类是政治主张，是长期奋斗目标；第二类是政治要求，获得相当结果就可以复课，也就是复课条件。这样就把罢课的政治主张和具体要求作了严格区分，有利于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社会的同情，使斗争处于有理、有利地位。这个宣言，是全市学生罢课期间的斗争纲领。《罢课宣言》和其他文告，由党的地下印刷厂制成数以万计的传单，散发到全国各地以至海外，为许多同情昆明学生爱国运动的报刊所转载。罢联的成立和《罢课宣言》的发表，使昆明学生的罢课运动有了统一的组织领导和正确的行动纲领，保证了整个运动的健康发展，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罢课后，广大学生斗志高扬。联大、云大、中法等学校的进步社团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以拥护罢课，反对内战、独裁为内容的活动。以联大为例，即可窥见一斑。“阳光美术社”刊出了反内战漫画，另外，“冬青”、“黑白”、“现实”等壁报和铅印的《文艺新报》都出了特刊，号召同学以高度热情积极勇敢地支持罢课。“高声唱歌咏队”开展歌咏活动，“剧艺社”和“新诗社”联合演出话剧和举行诗歌朗诵会，抒发其爱国热忱和斗争意志。与此同时，农校和中山中学也采取了别出心裁的活动形式，前者决议节省一顿菜钱捐给罢联会以支持罢课，后者以学生自治会代学校当局，主持升旗、早操和纠察等活动。 罢课初期，罢联会深深感到自己办报的迫切性。于是创办了铅印的《罢委会通讯》，12月1日出版第一期。该报是昆明罢联的喉舌，一经诞生，就以坚定的立场，百折不挠的战斗姿态，迅速而及时地报道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的真相和社会各阶层声援运动的动态，揭露、驳斥中央社和国民党报刊的造谣中伤，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和压迫，公布罢联的主张和对政府的要求。该报的出版，冲破了国民党在昆明垄断新闻机关封锁运动的局面。此外，罢委会还在内部发行了油印的《罢联通讯》，印刷了罢课宣言、告同胞书、告美国人民书等各种宣传品，广为散发，并成立翻译组，把重要宣言文告译成英文，分送国际友人及寄往国外。截至复课时为止，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印刷和发行各种宣传品总数达一百一十多万份，组成了当时昆明进步舆论的强大阵容。 在罢联帮助和引导下，许多中学罢委会把同学的活动组织得井井有条，生机盎然。他们照常出早操，自修，赛球，唱歌，还开座谈会，出特刊，参加音乐会、演出等，有的还请大学进步教师和大学生到学校作形势分析的演讲。 罢联还组织了一百多个由大中学生混合编组的宣传队，每天上街宣传。其活动主要集中在近日公园、马市口、三牌坊、云瑞公园、小西门和各大电影院前群众汇集的地方，有时也深入大街小巷，向各界说明时事晚会真相，控诉国民党军队无理干涉学生集会自由的暴行，讲述反内战、争民主的重大意义。宣传队在市区许多地方刊出大版的街头壁报，如在近日楼闹市区办的大型壁报“人民化”和“民主”就拥有众多的观望者。而漫画、木刻以其形象生动的特征在宣传战线上独树一帜。漫画“匪警”揭露的是当地驻军向夜幕下的晚会开枪的情景，其他中央社造谣和关麟徵“道歉”等等，也被作为题材表现到漫画里。有一幅揭露国民党军政当局以“误会”掩盖屠杀青年罪行的木刻轰动一时，在群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宣传队还制作了一批短小精悍的剧本，如描写在内战中父子相残的悲剧《凯旋》、讽刺剧《匪警》等。这些剧本都组织了街头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时学生唱的歌曲，主要内容也是反对内战，呼吁民主。孙慎作曲、力扬作词的《我们反对这个》是最为流行的一首，其他如《告士兵》、《不能打》、《告同胞》、《八年时光》、《不买中央报》等，也都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同时，宣传队还组织了十几个访问小组，访问各校校长和教师，向他们诚恳地倾诉学生的愿望和要求，希望他们对学生的斗争给予更多的支持。 昆明总罢课后，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运的措施步步升级。李宗黄等执行重庆国民党中央的电令，采取“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的种种手段，镇压学潮。 他们先是动用其舆论工具《中央日报》、中央社等，连篇累牍地诬蔑攻击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派特务遍街张贴“反罢课委员会”的标语，接着又盗用联大外籍学生的名义，反对罢课。此外还出动大批武装特务，闯入学校强迫学生复课，撕毁墙报，捣毁校具，沿街追打、绑架学生，仅29日学生被捕被打事件就达40起。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学生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各种形式坚持罢课。他们不畏强暴的正义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大大鼓舞了学生士气，而反动派在其阴谋遭失败后已是恼羞成怒，惨绝人寰的流血事件终于发生。这就是“一二·一惨案”。在军阀党棍滥用职权滥用武力之下，法纪荡然无存，学府尊严扫地。青年无辜牺牲，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遭到践踏与迫害，即便昏昏欲睡、半梦半醒之间的国人也终至心痛惊醒而要有所振作了。 第02章 军特警宪肆意横行，制造“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惨案 这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 12月1日上午10时，云大方面有武装杂牌军携带木棍扁担闯入校门，捣毁壁报、标语、桌椅等物，追打学生，企图冲上校本部不遂，只好呼啸而去。 上午11点多钟，有佩戴“第二军官总队”标志的暴徒百余人，气势汹汹地向联大校本部进攻，联大学生用桌椅，黑板什物将大门堵住，严密防守。纠察队闻讯赶来相助，参加过远征军的学生，也穿上美军便服，积极加入校园保卫战行列，双方在围墙内外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攻防战。暴徒反复猛攻。由于大门是木制的，终于被冲开了一个大洞，暴徒们蜂拥而人，用石块棍棒追打学生，学生们拼命还击，在搏斗中许多人受了伤。纠察队员罗纪行被石块打伤脑袋后昏倒在地，刘杰同学臂部、腿部受伤后流血不止，当场受伤的还有魏立中、张君子、向大甘、陈琪、吴达志等同学。学生们齐力反击，终于将暴徒逐出，并抓获一人(名叫崔俊杰，胸章为第1025号，他自称属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第二大队，奉命前来攻打联大学生)。赶走暴徒后，学生们并没有松懈斗志，他们迅速作了补救措施，严防暴徒再次闯入。 当暴徒们正在猛攻新校舍大门的时候，在南区实验室工作的袁复礼教授赶来劝阻，遭到了暴徒的野蛮殴辱。见状前来劝解的李德宁和马振义两位学生，也被打伤。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张人鹤路过这里，见军人蛮横无礼，仗义劝阻。竟遭致群殴。张人鹤被打伤头部后竭力跑脱才幸免于难，于再不顾伤痛，继续招架。当一暴徒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索正准备向新校舍墙内投掷时，于再见势危急，不顾一切上前阻挡，被手榴弹炸伤头部，倒在新校舍墙外，当晚10时20分，在云大医院逝世。于再受伤倒地后，暴徒又几次冲击校门，学生防守极严，终没能再次闯进校内，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悻悻退去。 在暴徒攻打新校舍的同时，由周绅率领的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和第五便衣队45人闯入钱局街联大附中行凶。幸好当天是周六，学生大都离校，暴徒在捣毁门窗和抢走钱物后扬长而去。 上午12时左右，这批暴徒强闯入龙翔街联大师范学院，至饭厅前院中，投掷手榴弹一枚，未伤及人，师院学生猝不及防，只得推开饭堂窗户，退入隔壁昆华工校。暴徒冲进饭厅后，大肆捣毁餐桌餐具。接着，几名暴徒又爬上女生宿舍楼梯，企图行凶，被女同学用事先准备好的石子和石灰迎击，没能得逞。与此同时，师院学生在昆华工校同学的大力支援下发起反击，以石子猛烈驱赶暴徒，终于一鼓作气地将其逐出大门。不料暴徒又将大门打破，从门缝中扔进两枚手榴弹，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大批学生负伤倒地。中弹受重伤的联大学生李鲁连，仅只奄奄一息，又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被暴徒拦截，惨遭毒打，遂致气绝。 奋勇救护学生的联大学生潘琰，胸部被手榴弹炸伤，手指被弹片削掉，倒地后，腹部又被暴徒猛戳三刀，依旧勉力呼喊：“同学们，团结啊！”于当日下午5时半在云大医院的病榻上与世长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闻讯赶来援救联大同学，头部被弹片炸破，右耳满盛着血液和白色的脑浆，年仅十七岁的生命当天下午5时结束于甘美医院，他是这次惨案中最年轻的殉难者。特务袭击师院时，联大学生缪祥烈和其他同学一道英勇还击，手榴弹爆炸时，被炸伤左腿，送往医院，后因伤口感染，被锯去伤腿，成了终身残疾。 当天下午两点钟，暴徒们还攻打了拓东路联大工学院，因学生防守严密，没能冲入。又改而冲击迤西会馆并将其捣毁。后又闯入工学院教职员宿舍，肆意打砸，马大猷教授等均遭毒打。同一天，暴徒们还捣毁青云路《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分处，并抢走全部现款，捣毁器物。 总计12月1日这一天，国民党暴徒分头攻击了云南大学、联大师范学院、联大新校舍、联大工学院、联大附中和《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分处等地，同时骚扰了昆华女中和南菁中学，屠杀了三名学生一名教师，炸伤打伤师生数十人，其中重伤二十五人，轻伤三十余人，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一二·一惨案。在国民党谎称要实施宽政、保障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时候，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动武装暴徒特务，分头攻打学府，屠杀无辜师生，这是最野蛮的恐怖统治，较之北洋军阀时期制造的三一八惨案更令人发指，这难道就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么？ 人民是可以愚弄和轻侮的么？青年的血从来都不是白流的！一二·一惨案，全国震愕，也引起了国外关注。国民党当局屠杀手无寸铁的昆明师生，引起了民众无比愤慨，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给予学生深切的同情和支援。从此全国争民主反内战的运动不断高涨，终至形成波澜壮阔之势，席卷了华夏大地每一寸热土！ 一二·一惨案的发生，首先在昆明地区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大中学教师、民主同盟和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并以各种形式声援学生爱国运动。 在联大教授的倡导下，各大中学教师发表《罢教宣言》，严正表示通过罢教以示抗议，并向当局提出惩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和取消非法禁令等三项要求。与此同时，一些进步教授和富有正义感的老师还采取了许多行动来支援学生。如闻一多先生和吴晗教授四处奔走，奋笔疾书，发动教师和社会人士为真理而奋斗；张奚若教授公开发表演说，积极声援学生的正义行动；费青教授和向达教授多次发表文章，表示愿做学生的后盾。如果说惨案发生以前，教师对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主要限于道义上表示的话，惨案之后，则体现为实际行动的支持，特别是以罢教的方式来支持。这是最强有力的支持，此形式是一二·一运动的特点之一，标志着这次爱国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 云南地方政界人士也都关切学生的遭遇。12月2日，省临时参议会驻昆委员会听取了罢联代表的陈述和要求，并作了决议，请省府立即设法制止暴行，保障学生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也发表声明，对国民党当局灭绝人性的行径提出严重抗议，并以庄重态度声援被迫害者的呼吁和要求。昆明市工人、店员、职业青年、部分国民党官兵等各阶层人士，亦纷纷以公祭烈士、写慰问信、捐款等各种形式，热烈声援学生的反内战爱国运动。 昆明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农村后，立即引起了反响。建水、石屏、元江三县的中小学生在三日内捐款200万元，并派专人将款送至罢联会治丧委员会。新平县的高安中心小学和安宁县的八街中心小学分别派代表前往昆明吊唁四烈士，其他如泸西、路南、弥勒、华宁、新平、玉溪、罗平、昭通、宣威、会泽、沾益、大姚、大理、鹤庆等各地中小学师生，用追悼会、传单、演讲、募捐等不同方式，掀起了声援昆明学生运动的浪潮。 一二·一惨案的消息传到重庆、成都、上海等地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很快形成了一个以声援昆明学生爱国运动为主要特点的反内战运动的高潮。 重庆是当时中国政治斗争的中心，影响特别广泛。设在这里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取得合法地位的惟一公开报纸，它团结各种进步报刊，形成强大的民主舆论战线。在一二·一运动中，该报充分报道昆明学生英勇战斗和各地热烈声援的消息，并发表社论短评，对运动的健康发展起着指导作用。重庆各界名流也纷纷致电昆明师生，誓作后盾，并电汇钱款，作为死伤学生的安葬费和医药费。12月9日至11日，由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等团体发起，公祭昆明殉难师生，把重庆的反内战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声援运动震荡了“陪都”，就连国民党严密统治的中央大学校园里，也贴满了反内战的壁报，标语，开展了援助昆明学生运动的募捐活动，中央大学所在地——“没有声音的松林坡”怒吼了。 昆明惨案的消息传到成都，各界人士满怀悲愤，各校学生连夜集会，出壁报抗议，要求惩凶，为殉难烈士们报仇。12月9日，全市召开追悼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市区进发，经过主要街道，学生宣传队沿途向市民作宣传。 在遵义，浙江大学学生于12月12日罢课一小时，为昆明惨案牺牲的师生举行追悼会，决定素食一天，将节约所得捐献给昆明同学。其他如在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在桂林的广西大学和一些地区的许多中学，也展开了声援昆明的反内战运动。 国民党接收上海后，中共地下党在这里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斗争，便是声援一二·一运动。昆明学生运动，则是结合纪念“一二·九”十周年进行的。 西安、贵阳、武汉、广州、长沙、杭州、南京、南昌、福州、天津等地都有群众性的声援活动。广西的桂林，四川的乐山、南充、江津、壁山等市县都以罢课、游行等方式表示声援。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党、政、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也积极响应和声援昆明学生反内战、争民主运动。 在昆明学生正义斗争的推动下，各地反内战高潮迭起，其势排山倒海，正如闻一多先生昭示的那样，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了，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了，每一个疲乏的人都振作起来了，而每一个反动者势必都将战栗地倒下去！ 四烈士的精神不死！ 与此同时，在海外，一二·一运动也在一些国家引起了反响，得到了爱国华侨、国际友人和国际公正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华侨致电昆明罢联，决意支持昆明学生；美国、英国一些报刊、电台报道了惨案真相，并发表评论。美国西海岸六位议员要求总统撤离驻中国的美军。 全国人民的支援，海外侨民和各国公正舆论的同情，给昆明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决心以更坚定的奋斗告慰伤者和死去的英灵，继续努力，完成烈士们未竟的事业和意愿。 就在惨案发生后的12月2日下午，在联大图书馆前举行了死难烈士的人殓仪式。各大中学校师生、社会各界人士和烈士的家属亲友纷纷赶赴联大，瞻仰烈士遗容。灵堂贴满了大屠杀实录、挽词、漫画和追念死者的文章，字字血泪。四烈士的遗体安放在图书馆里，周围摆满了花圈。此情此景，人们无不潸然泪下，悲愤交加。下午3时，人殓仪式在沉痛肃穆的气氛中开始。当最后看到烈士遗体那种血肉模糊的惨状时，人们无不失声痛哭。主祭人也因过分悲痛，而语不成声，无法致辞。最后，由罢联代表致辞，他代表全体与祭人员在烈土灵前庄严宣誓，表明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到底的决心。 四烈士入殓后，罢联决定举行大规模的公祭，以悼念死去的战友，同时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教育人民。为此特发布了讣告。 消息一经传出，祭奠人士十分踊跃，公祭时间一再延长。在一个半月里，从早到晚，前往祭奠烈士的人群络绎不绝，范围之广可谓空前。当时30万人口的昆明市，参加祭奠的就累计达15万人次，其中团体700多个，共收到挽联，悼诗1000多件，先后收到捐款近3000万元法币。仅12月6日一天，前来公祭的团体就达57个。 反对内战、抗议暴行成为市民议论的焦点。烈士灵堂一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圣地，为正义惨遭杀害的烈士，受到深切哀悼和崇高敬仰。而内战的烽烟及血腥镇压，无不引起群众的刻骨仇视和悲愤的抗议。烈士灵堂成为特殊战场。 烈土灵堂设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八年来，它一直是学子博览群书、潜心攻读的中心，在治丧委员会精心设计下，它被布置成特殊的大课堂。 灵堂人口贴了一副引人注目的对联，“一条血路要走向民主，四口棺材为反对内战”。悲壮的氛围刹时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屏风上贴着“肃静”两个黑底白字，两旁垂挂着反内战标语。益发将气氛鼓动到了极致，任何人置身于此无不为之动容，为之扼腕。门旁有收件处，登记致祭单位和祭品。致祭人进门，由接待员引领，到烈土灵前行礼致敬。灵堂设在右端中央，供桌后面并排悬挂着四大幅烈士遗像，恍若再世。遗像上端有棉花缀成的“党国所赐”四个大字，其嘲讽意味不言而喻。供桌上陈设着的鲜花果品、香炉蜡台，此刻都是一种肃穆的点缀。随着自由钟那悠长绵延的声音，祭奠人虔诚鞠躬，恭读悼词。肃穆简短的仪式，周而复始地进行着。挽联不断增加，四壁已容纳不下，就从屋梁上垂挂下来，把偌大一个灵堂分隔成许多窄窄的挽联胡同，参观者就在其中闪身穿行。 灵堂另一端，张贴着大字抄写的《一二·一惨案实录》，详细记录了惨案实况。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悲愤与沉痛。下面停放着烈士的灵柩，周围错落有致地摆满了花圈。两张条桌上，堆放着血迹浸透的血衣，并陈列着用玻璃缸装着的缪祥烈同学截下来的残肢，那么强烈地刺激着每个人的视觉，进而深及心灵，化作满怀的痛苦，弥漫开去，充溢着整个灵堂。祭奠人在周历了灵堂之后，往往抑制不住决堤的感情而失声痛哭，但墙上的警语却提醒大家，“不要流泪，要恨”。的确，烈士的血不能白流，斗争也不会停歇。灵堂出口，悬挂着棉花缀成的横匾：“争取自由！”一语道出千万人的心声。 在公祭期间，灵堂里每天都挤满了川流不息的群众，他们凝视着年轻殉难者的遗容和灵柩，沉痛地默念挂满灵堂的挽联挽词，问何以发生这样的悲剧？中国的出路何在，后继者应有怎样的作为才能告慰死去的亡灵？不少人一次又一次地来凭吊，思考。难以自抑的是沉痛的情绪和愤怒的心潮，深受这种特殊气氛的感染，不能自拔。 公祭烈士过程中罢联收集了烈土灵堂的挽联，铅印了一本《烈士荣哀录》，民众争相抢购。该书遂一版再版，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畅销书。 千千万万人在灵堂受到了震动和教育，更加坚定了反内战、争民主的决心和信念。正如联大冬青社、文艺社六社团在祭文中表达的那样：“在你们的灵前，安置着‘自由之神’，你们已经用你们的骨头敲响了她。每响一下，请相信。会有一个人或一群人脱弃了以往的糊涂、愚昧、自私和怯懦，更坚定地献身自由，献身民主。每个人都会在这钟声里清醒过来，认清他们该走的路”。 灵堂公祭在一二·一运动中以其感人肺腑的生动实景，给人以视听上的强烈感受和心灵上的剧烈震荡，从而起到了教育人民、启迪民心、揭露敌人的重大作用。 国民党当局屠戮学生的暴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这场血案绝对不是掩耳盗铃或栽赃嫁祸的做法所能平息得了的。国内民众，在抗议暴行之佘，无不诚恳希望当局痛彻悔悟，改弦更张，真正拿出惩凶平愤的善后办法来。然就在殉难者未瞑目、受伤者未痊愈之时，国民党当局惟一的举措却是开脱罪责，让刽子手消遥法外，以此回答国人的期望，对付民众的善意，并营造出一系列荒谬“事实”，企图制造“合法”的借口，来实现自己假“戡乱”、真内战的反动政策。 12月4日，一二·一惨案直接罪犯的审讯，于下午3时40分在云南警备总部后庭开审，粉墨登场。真正元凶关麟徵、李宗黄以“陪审官”的身份与军法官等高坐台上，听众僻处走廊两侧，离台甚远，以致军法官一一传讯时，十余“犯人”之口供，大半听不清楚，只有真正罪犯慷慨激昂类似演讲的答词，大致还可听清。 首先军法官将传讯之十余人，故意分为三案。 第一案为正义路殴斗案。本来这一天有多起暴徒在昆明街上殴打、逮捕各校学生，并有几起暴徒攻打云大、中法、联大、师院和《新华日报》营业分处，现在对其他作案凶手只字未提，只审讯正义路殴打一案。并且，被告第二军官总队第二大队学员周海泉等，反而在法庭上反咬一口，诬称他们被云大学生打伤。 第二案为进攻联大新校舍案。这是第二军官总队第二大队学员集体行凶，他们一度攻进校门，造成许多师生受伤，并用手榴弹炸死见义勇为的南菁中学教师于再的大血案。中央社3日的报道说，在云大新校舍投掷手榴弹一事，“经探明系第二军官总队学员王斌所为”。但在审讯时，为中央社指控的被告王斌却矢口否认其有手榴弹，反诬手榴弹为学生所掷。审讯法官不加追究，就轻易让其蒙混过关。 第三案是12月1日在联大师院的投弹案。审讯情况更加离奇。被指控为投弹凶犯的失业军官陈云楼在审讯中却不承认有此事，于是投掷手榴弹就变成“握而未发”了，接下来另一失业军官陈奇达宣称：他在茶馆里遇到一个有时穿中山装有时穿长袍的二十多岁的人，交给他3万元法币和两颗手榴弹，要他去炸学生，许诺在事成之后让他去做支队司令。后来陈奇达又把1万元和一颗手榴弹交给刘友治，让他去炸学生。1日中午，学生在师院和外面的人发生争吵，陈奇达认为时机已到，就和刘友冶匆忙各丢了一颗手榴弹，军法官又询问刘友治。回答也是如出一辙。当问及陈奇达给他两枚手榴弹的人叫什么名字时，陈说叫姜凯，这就是李宗黄等煞费苦心，凭空捏造出来的所谓教唆犯共党姜凯。 总之，审讯全过程，军法官事先安排好词句询问，被传询各犯，对答如流，既不畏缩，且似理直气壮模样。席间多有言语如训话者，错漏百出，听众三次哑然嗤笑。其间，关麟徵也故作姿态地发问了几句，均为不关痛痒之词，终因心虚没敢持久，其表演技巧之拙劣实不敢恭维。一场闹剧匆忙收场。事后有关当局将其结果呈报重庆。12月8日，以蒋介石名义发来一份急电：“陈奇达、刘友治准予枪决，陈云楼送渝军法审判，姜凯应通缉归案，并公布为要。”12月真1日，陈刘二犯“依法”枪决。仅此一项，实有灭口嫌疑，在真正凶犯未根究严惩之前，匆忙解决二犯，其中文章，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国民党当局可谓自作聪明了。 与此同时，屠杀四烈土的主凶李宗黄反而蒙受反动派浩荡皇恩加官进爵了，这是对人权最大的挑战，是对国家纲纪最大的侮辱，这表示了政府根本不可能有与民更始的决心。试问，亿万民众怎能时时在恐怖里生活？试问又怎能容许以人民的尸骨为刽子手飞黄腾达的阶梯？一场史无前例的虐杀事件就在国民党当局轻描淡写、混淆黑白的善后处理中被抹杀殆尽。可是反动派也该想一想，任凭你有怎样偷天换日的本领，任凭你有怎样移花接木的手法，终究敌不过血写的事实、血写的历史。民心伤透，你将如何自处？民心尽失，你是在自掘坟墓！ 凶手审凶手，凶手自问自答，可耻！ 同胞哭同胞，同胞流血流泪，伤心！ 正如费孝通教授所撰文评述的那样：“阴谋是没有用的。即使阴谋在枪杆和暴力的支持下获得实现，也不见得会发生什么效果。阴谋的玩弄者除了落得摧残教育、贻误青年的恶名，还有什么收获！当你们自居于青年的敌人之后，那罪恶是永远洗不掉的。” 一副对联说得精辟：“尽尽尽，谎话说尽，绝事做尽，人心失尽，民主战士杀不尽；了了了，宣言发了，鲜血流了，百姓醒了，法西斯巢穴倾了。” 四烈士在万人悲泣声中入殓。停柩于联大图书馆。哀声所致，举国震悼！追念着四烈士及一切无辜者死伤的惨痛，治丧委员会决定于12月17日上午10时，为四烈士举殡，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并坚定人民为和平民主奋斗之志，同时也是向独裁者示威，表示最愤然的抗议。 这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清晨寒风料峭，送殡的人群如潮涌般汇集于西南联大新校舍，校舍草地上，人头攒动，女学生们正忙着向每个人分发纸花和黑纱。 11点钟起灵，在一片爆竹声中，从容哀凄的3万送殡者，簇拥着灵车，徐徐走出联大校门。 这一天，昆明市万人空巷，倾城而出，出殡路线两旁人山人海，阳台窗口，也挤满了人群。地方当局通令“相率关闭门户”，企图通过“罢市”来削弱影响，结果却反而弄巧成拙，使全市民众都有机会恭迎这一悲壮盛典，共同来向四烈士诀别。殡仪大队由摩托车开路，自行车队跟随灵车，所过之处，哀乐齐鸣，无不引得聚观者动容侧目，争相前涌观看，或向学生索取《告三迤同胞书》等传单，致使道路多次阻塞。纠察队勉力相劝才使其稍向后退，浩浩荡荡的殡仪队伍方能顺利通过。 送葬队伍缓缓前行。写有“民主信徒”、“你们死了还有我们”等十二块大木牌标语后面，是殡仪主席团，缪祥烈同学坐在人力车上，一只空荡荡的裤腿触目惊心。殡仪行列分为四个大队。每队前面是灵车和送殡队伍，像亭后面有烈士血衣、花圈和挽联。送殡者身份各异，他们四人一排，配戴纸花和黑纱，面呈坚毅沉痛之色。学生们高举着“党国所赐”、“军阀杀人”、“以生命为血钟召唤和平”等横标，身着袈裟的和尚、敲击法器的尼姑走在烈士灵柩前边，哀乐声和鞭炮声动人心魄。 出殡路线绕行昆明各主要街道。各重要路口都设有祭台，炅车每到达一处，均有各校学生宣读祭文，触景生情，总忆起同窗共读的时光和特务肆虐的情景，致祭人和周围聆听的同学无不泪流满面。悲凄之余更有怒火在烧，如泣如诉的《送葬歌》字字血泪，深深烙人昆明人的心中。这哪里只是誓词，只是控诉，这分明是声讨反动派的战斗檄文！ 下午5点钟，出殡队伍回到联大新校舍，举行公葬典礼。在司仪引导下，鸣炮，奏乐，上香，奠酒，唱挽歌。行礼如仪后，全场默哀，墓地上一片寂静。时近黄昏，夕阳斜照，晚霞映照着林立的仪仗和肃立的人海，不久前发生的一幕幕往事重现在送葬人的心头，使他们在极度悲愤中陷入沉思。 烈士的灵柩依次放入墓穴，墓地从左至右，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主祭和陪祭掩土，封闭墓穴之后挽歌声再起，鞭炮鼓乐齐鸣，最后，主祭、陪祭简短致词。 查良钊先生致词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一个民主，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四烈士虽然死了，而他们未完成的工作，则留给我们。” 闻一多先生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的路还遥远得很，一个民主的新中国离我们也还远得很……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血的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 吴晗先生指着“民主种子”的题词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应改为‘民主圣地，……将来民主的幸福的新中国来临的时候，我们永不忘记在西南的角落上，有一块‘民主圣地”。 讲话完毕，群众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懑，会场上举起如林的臂膀，响起雷鸣般的吼声：“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取消特务组织，严惩杀人凶手！”“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葬礼不是在哀乐声中默然结束，而是在怒吼的口号声中和坚不可摧的誓言中落下帷幕。 四位勇士，安息吧！你们的名字将被新中国的人民所反复传诵，你们不灭的精神将为后继者们所禀承，所发扬。一息尚存，争取民主的奋斗不止，待捷报飞传之时，再来告慰你们的亡灵。 “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里。” “死者，你们怎么不走出来？” “我们在这里，你们不要悲哀。 我们在这里，你们抬起头来。” “哪一个爱正义者的心上没有我们？ 哪一个爱自由者的脑里没有我们？ 哪一个爱光明者的眼里看不见我们？” “你们不要呼唤我们的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你们， 我们合在一起呼唤吧！” “正义，快快地回来！ 自由，快快地回来， 光明，快快地回来。” ——冯至 军特警宪肆意横行 远在抗战后期，国民党重庆政府以保卫西南后方重镇为名，建立昆明防守司令部，蒋介石委其亲信杜聿明为司令。从表面文章说，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设立是为了保卫国防重镇和国际交通大动脉，应予肯定，但实际上它的设立还有另外一层背景，那就是云南人民抗日民主爱国情绪日益高涨，民主堡垒的美名誉满全国，而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当局与这股民主潮流又有些关联，因此，为了防范人民，监视龙云，实现其反共目的，蒋介石便藉保卫昆明之名设立司令部，—举多得。司令部既有正规的军人，更配备了大批军统、中统特务。抗战胜利后把龙云赶下台，蒋介石、杜聿明靠的就是防守司令部。 因为搞龙云不得人心，为了收买人心和多少给龙云—点颜面，杜聿明被调到东北任职，防守司令部“改组”为警备总司令部，以蒋介石的又一个亲信关麟征为司令。防守司令部在昆明横行无忌，残害人民，所以有人曾在司令部侧面树上贴了一付对联，上联说“杜聿明，明劫明抢民遭殃”；下联为：“李宗黄，黄脚黄手皇家官”。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改组龙云政府及其以后的云南政局。 由于关麟征积极参与镇压“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声名狼藉，蒋介石不得不以舍车保帅方式把关麟征与李宗黄一齐调走，另派嫡系霍揆彰为警备司令。又因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霍揆彰罪恶暴露，蒋介石故伎重演，撤了霍揆彰，再用何绍周这个已经过继给蒋介石死党何应钦为子的人顶替霍揆彰任司令。不得不走马灯式的频繁更换司令本身已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个司令部残害人民、丧失人心的情况。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司令部的组织机构及其如何残害人民的活动。 云南警备总司令部除正副总司令、正副参谋长外，下辖九处、三室、一科，直属部队有一个警卫团和一个通讯营。九个处是： 参谋处，掌管中央军第二十六军的作战、训练、装备和云南保安总队的作战指导，并搜集军事情报； 副官处，指导警卫团，负责警卫，设有拘留所，管押所谓人犯等； 军需处，保障后勤供应，并处理所查获的物品，包括大烟和武器弹药等； 军法处，掌理案件，包括所谓中共活动案件； 情报处，侦察和搜集中共及其武装的情报； 新闻处(政工处)，负责新闻审查，社团及军队内部国民党的组织、省，市、专区和县国民党组织的联系工作，以及对所谓政治犯的管教等； 稽查处，在昆明及全省各交通要道设检查站，与昆明市警察局、宪兵十三团、滇缅公路稽查室、滇越、川滇两个铁路警务处，以及一些重点大型工厂的稽查室等警、宪、特机构，密切配合，防备所谓“奸人活动”； 外事处，办理一切涉外事宜； 交通处，掌握铁路、公路运输情况，办理军运和通讯。 从上述九处的设置和其职责范围，我们可以看到昆明及全省城乡，无论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农村都有国民党敌特组织在活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千方百计地陷害人民，打击共产党，破坏民主运动，镇压革命，搜刮云南人民的血汗。 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往往采用各种“会报”，策划，指挥镇压云南各族人民的活动。这种会报有定期的，也有临时的。定期如“业务会报”、“治安会报”、“警备会报”、“执行小组会报”等；临时召集的“会报”如“滇西警备会报”、“清剿圭山会报”等。 所谓“业务会报”，每天上午一次，时间一般不超过三十分钟，由总司令亲自主持，科以上主要头目参加，主要目的在于检查督促各部门提高工效，把反共反人民的工作做好。 所谓“治安会报”，每星期三举行一次，参加人员有正副总司令、参谋、副官、军法、稽查、新闻、情报等处处长，以及昆明市警察局、郊区警察局、宪兵十三团、川滇、滇越铁路警务处等单位头目。目的在于检查上周工作，布置下周任务。问题在市区发生，交昆明市警察局处理，在专县发生，交邻近驻军处置。如1948年某日的会报，铁路警务处头目说边纵朱家壁部三百余人在徐家渡车站以南越过铁路向西而去，会报立即电告驻开远的第九十三师前往追剿。 “警备会报”，是全面统治全省的军政联席汇报会，通过这个会报策划进剿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步骤和破坏民主运动的方法等。出席会议的全是云南军政最高当局头头，一般由卢汉亲自出席主持，每两周举行—次。形式上有关云南的一切警备措施都是通过卢汉执行的，但由于卢汉同蒋嫡系何绍周之间的矛盾斗争和形势发展对卢汉的影响，卢汉对有关镇压游击队的事逐渐不愿干了，这个“警备会报”也就改为不定期举行。 “执行小组会报”，每星期六举行，地点在警备总部小花园，由总司令(或副总司令)主持，参加人员除警备总部的参谋、副官、稽查、新闻，情报等处处长外，还有国民党省党部、云南省三青团总部、云南全省警务处、昆明市警察局、铁路警务处、滇缅公路稽查处、宪兵特高组等单位头头。专门搜集中共地下党成员名单、民主人士名单、学生会领导人名单，和工会骨干名单，研究破坏对策。然后逐级向上汇报，即警备总司令向卢汉汇报，卢汉再向西南行辕汇报。—旦有关上司下达指示，贯彻执行则分别从两方面行动：在社会上由稽查处会同警察局实行；在学校和社团内部则交由省党部和三青团实行。敌特们以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进行破坏，如遇学生开会则先行阻止，—阻止失效即行捣乱会场。学生上街张贴标语传单，便衣警察、特务就尾随其后，一方面撕毁传单、标语，—方面准备施行逮捕、镇压。 以上所大略叙述的“会报”，说明警备总部及云南地方当局，为维护蒋家王朝统治，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无论城市乡村，也无论机关学校，无论交通线上，无论工厂车间，到处都布满了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刽子手，举起屠刀，随时准备向人民砍来。 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战胜利后，又勾结美帝国主义，阴谋发动内战，镇压爱国民主力量，这些倒行逆施，大大激怒了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连那些只埋头书斋，潜心学术的教授们，也为爱国心驱使，纷纷拍案而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来了，有的成了坚强的民主斗士。闻一多便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代表。 闻一多，本名家骅，湖北浠水人。青年时代求学清华，热爱祖国，热爱人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用红纸抄写了岳飞的《满江红》，贴在学校食堂门口，表明自己的爱国心迹，在清华园引起了一阵波澜。后来留学美国，学文学、绘画和戏剧。在美国目睹中国同胞备受歧视和欺凌，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思乡的情绪越来越浓重。他发现在美国的自己，不过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东方老憨”罢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国，要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去。为此，他提前结束学业，于1925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他迫不及待地回国，一心想报效祖国。可是到了祖国，迎接、等待他的是什么呢？是上海马路上的斑斑血迹。他是1925年6月1日在上海登上朝思暮想的国土的。然而，就在两天前这里发生了“五卅”惨案，被反动当局镇压的学生、工人的血迹在马路上仍依稀可见。这使闻一多失去了生气，惆怅莫名。接下来，他看到的、听到的是军阀混战，狼烟四起，帝国主义入侵，山河破碎，人民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他的“爱国梦”破灭了。他以诗人独有的表达方式，在心灵深处呐喊道：“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发现》)痛定思痛之后，他缄默了，他决心把政治留给“魔鬼去开垦”。 从此，他越来越远离政治，远离群众，缩进学术的象牙之塔，潜心于、《楚辞》等古籍的研究。无论是在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还是重返清华园任教，乃至在西南联大蒙自文学院时，他都基本不问政治，一心做学问。在蒙自时，他整天缩在哥胪士洋行中做学问，辛勤笔耕，几乎连楼梯都不下，因而被隔壁的郑天挺先生和罗膺中先生赐给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 其实，这时的闻一多虽想痛苦地离开政治，实际上却不能办到。一贯讲课不涉他的闻一多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在清华一院二号教室上课讲“毛诗”时，竟抛开讲义，说起西安事变，像与人辩论似的。这使熟悉他的人想到，他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并非不问政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使他颇感意外。多年后，他说“像这样大敌当前，能捐前嫌，顾大体，这只有共产党才做得到啊！”这些情况说明，闻一多在理想破灭后，其缄默是在痛苦地思索，观察着一切。当他一旦辨明是非，认定方向后，必将义无反顾地为坚持真理而斗争。 在昆明八年的西南联大生涯，是闻一多一生的重要转折时期，使他由一个不愿过问政治的学者、诗人、教授，拍案而起，成为坚强的民主斗士。由长沙步行湘、黔、滇，随“长沙临大”迁至昆明组成“联大”的生活，使闻一多接触、了解了人民，特别是苦难深重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在西南联大奔波流离的躲空袭的感受；从郊区赶往联大新校舍上课时，途中亲睹“病兵”走着走着便倒毙的惨状；特别是生活每况愈下，大学教授薪金养活不了家小，被迫典当衣物，仍无法饱腹，只好到中学兼差，甚至操起“手工业”为人治印的现实生活，促使了闻一多的转变。他终于打破了沉默，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忱终于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他拍案而起了！ 那是1943年至1944年间的事。 1943年，闻一多应联大英藉教授罗伯特·白英之请，合作编译《中国诗选》。他读到了朱自清由成都休假带来的一本诗集，上面刊有解放区诗人田间的几首诗，如《自由，向我们走来》、《五人在商议》、《给饲养员》、《多一些》、《晋察冀向你笑着》、《人民底舞》等等。读后，闻一多从多年的苦思中大为振奋，他在一次讲唐诗的课堂上又一次打破了不谈课外事的惯例，介绍起田间的诗来了。他称田间的诗是“时代的鼓点”，田间是“时代的鼓手”，呼吁当今时代应有更多的这样的鼓手。这堂课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纷纷议论说：“这听鼓的诗人将要变成擂鼓的诗人了。”真是如此！此后的闻一多积极投入政治活动，大声疾呼：“不仅要做新诗，更要做新的诗人”，“向圈子外喊去”，“要把文学和政治打成一片”。 在1944年联大学生组织的“五四”座谈会上和抗战七周年时事座谈会上，当有人要求学生要潜心于学术，而不要驰心于学术以外的事；认为学生的天职是读书，学生过问政治是幼稚等等时，闻一多实在听不下去了，他一次又一次地拍案而起，“火”起来了。他说：“国家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讲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管，还有谁管？有人怕青年人‘闹事’，我倒以为闹闹何妨！‘五四’是我们学生闹起来的，‘一二·九’也是学生闹起来的。请问有什么害处？” 闻一多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他积极投入政治活动，汇入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闻一多要呐喊了，可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惟有加入一个组织与更多的同志团结一道才有力量。他要求参加共产党，但朋友们劝他，为了民主斗争，眼下加入民盟更为合适。加入民盟后，闻一多更英勇地投入了民主斗争。这时的他，不仅是诗人、学者、教授，更是民主斗士了。 1944年10月10日，在昆华女中召开的演讲会上，当有特务用放大爆竹来破坏会议时，闻一多愤怒地指责：“放爆竹捣乱会场的人，有什么意见，可以公开上台来讲！我们鼓掌欢迎你们上台来跟大家讲！但不要在台下偷偷摸摸地破坏！”闻一多义正辞严的责问，弄得特务们面面相觑。 对国民党政府大搞“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大西南危在旦夕时，闻一多大声疾呼：“用人民的血汗养的军队，为什么不拿出来为人民抵抗敌人？以人民的子弟组成的队伍，为什么不放他们来保卫人民自己的家乡？我们要抗议！我们要叫喊！我们要愤怒！我们的第一个呼声是：拿出国家的实力来保卫大西南，这抗战的最后根据地！” 1945年在云南大学召开纪念“五四”大会，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了。会场秩序突然混乱起来，人们纷纷跑到树下躲雨，无论主持会议的人怎样呼喊都无法维持。这时，闻一多走向扩音器，掀动长髯，大声吼道：“下这点雨不可怕。三千年前，周武王起兵伐纣，出兵的当天，也遇到了一阵雨，有人说，这是不吉利。当时有人站出来驳斥，说：这是‘天洗兵’，是老天爷帮我们的忙，把兵器上的灰尘洗得干干净净，打敌人更加有力量啦！”接着，闻一多手臂一挥，高声讲道：“今天，我们也遇到了这种情况，这是‘天洗兵’。勇敢的青年站过来！是继承五四传统的青年站过来！”“这是行动的时候了，让民主回到民众中去！”他的话立刻起了作用，人们站拢来了，会议在风雨中继续开下去。 一个一心巴结国民党，写了不少为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寻找哲学根据文章的西南联大哲学家，有一次向闻一多挑衅性地说道：“有人说，你们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尾巴，为什么要当尾巴？”闻一多立即反击说：“谁的主张正确，我们就支持谁，我们支持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如果说这就是做尾巴，那么，做共产党的尾巴又有何不可？难道自命清高而又向反动当局献媚取宠，反而是光彩体面的吗？”弄得这位教授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闻一多先生住宿的昆明近郊司家营联大文科研究所时，闻一多高兴得欢跳起来，犹如一个热情洋溢的青年。这时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直奔理发店，剪去抗战不胜利决不剪去的美髯。可惜，全国人民高兴得太早了，闻一多的美髯也剃得太早了。抗战庆祝胜利的余音未逝，美蒋反动派阴谋发动内战的阴霾又笼罩在祖国上空了。这时，闻一多奔走呼号，反对内战。当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争民主、反内战的民主运动，在昆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一二·一惨案时，闻一多怒不可遇，他把这一天称作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日子”。在闻一多等进步教授的倡议下，西南联大教授会决定罢教一周，以示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抗议和对爱国青年的支持。 一二·一惨案中牺牲的四烈士出殡时，闻一多、吴晗等教授怀着极大的悲愤参加了出殡大游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出殡队伍回到联大安葬四烈士时，闻一多发表了演讲，他说：“今天这四位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安息了……今天我们在死者的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关麟徵、李宗黄，他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 民主斗士闻一多的这些铮铮言词，像匕首、像投枪，刺向国民党反动派，它刺得敌人胆颤心惊，刺得敌人恼羞成怒。 其实，拍案而起的民主斗士何止闻一多？吴晗也是另一位英勇的民主斗土。在为争民主而斗争中，他们都勇往直前，无所顾忌，从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尊敬，人们称闻一多的演讲为“狮子吼”，称吴晗的发言为“小钢炮”。他们俩只是众多的民主斗士中的代表人物罢了。但是，越是陷入灭顶之灾的反动家伙，越是会疯狂地作垂死挣扎。反动派终于将罪恶的魔爪伸向爱国的民主斗土了，他们在昆明又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李闻惨案”。 所谓“李闻惨案”，就是国民党特务用卑劣的手段暗杀民主斗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昆明支部的领导人李公朴和闻一多。 一二·一惨案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快了发动内战的准备步伐，为了解除发动内战的后顾之忧，便在蒋管区内进一步疯狂镇压民主力量，借以巩固后方。因而在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反动派又先后制造了重庆“较场口血案”、南京“下关惨案”和昆明的“李闻惨案”。 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之前，大造反动舆论，对民盟和爱国民主人土造谣中伤。国民党特务以“中国民主自由大同盟”的署名组织散发传单造谣说：“李公朴奉中共之命，携带巨款来昆明密谋暴动！”又称：“云南民盟支部组织暗杀公司，董事长是闻一多。”这是1946年5月，李公朴刚从重庆到昆明时之事。6月间，特务组织又张贴标语和传单，造谣说，民盟“勾结地方势力想夺取政权！”更为甚者，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当局公然对爱国民主人土进行人身攻击，他们诬蔑爱国民主人士是苏联的走卒和害人虫。竟将闻一多称为“闻一多夫”，吴晗是“吴晗诺夫”。在由昆明市反动警察局印刷的夏季卫生标语中，竟出现了“扑灭李公朴的传染病”的标语。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大肆制造紧张空气，实行昆明全城大搜查，防备所谓“奸党爆动”。在大搜查中，连滇军将领安恩溥、禄国藩的住宅也遭搜查。反动当局把昆明城弄得鸡犬不宁，一片白色恐怖。 面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诬蔑攻击和造谣中伤，昆明民盟支部决定反击。为了揭穿国民党的阴谋和向人民说清真相，民盟接连召开了三次记者招待会，由民盟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潘光旦、费孝通等向各界表明民盟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反复强调：民盟是非暴力的革命团体，只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暗杀、暴动更是民盟所反对的。其实，国民党反动派玩弄的是贼喊捉贼的手法，他们造谣说别人组织暗杀活动，实际上是他们在策划暗杀活动。其阴谋被揭穿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又玩起了威胁恐吓的手法，公开或未公开地表态，李公朴、闻一多等人是要暗杀的对象，他们的名字都被列入将要被暗杀的黑名单。民主斗士为国为民奋斗献身，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李公朴先生针对反动派的恐吓，就多次公开声称：“我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造谣中伤、恐吓威胁，都阻止不了爱国民主斗土前进的步伐，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为了使发动内战后有个安定的后方，便真的将暗杀计划付诸实施，举起了杀害民主人士的屠刀。在昆明第一个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便是李公朴先生。 李公朴是我国文化界著名的进步人士，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是江苏常州人，早年投身革命，北伐战争时从事政治工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公朴痛心疾首，愤然离开了军队，脱离了国民党，赴美求学。回国后积极从事民众教育，创办《读书生活》杂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与宋庆龄等人在上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会，并为负责人之一，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这一切自然为蒋介石集团所不能容忍，将救国会的七位负责人逮捕入狱。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李公朴便是。“七君子”之一。经宋庆龄等营救出狱后，李公朴仍义无反顾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武汉会战失败后，他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不可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只有共产党才是希望，决心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参观学习。到延安后，他在共产党的支持下，组织“抗战教学团”，通过敌人封锁线，深入敌后晋察冀边区考察和进行宣传抗战的教育工作。这时，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公开表明抗战胜利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的观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昆明成了抗战大后方的重要枢纽，李公朴来到了昆明。他创办“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出版发行进步书籍，组织爱国民主人士学习、座谈，揭露蒋介石内战的阴谋，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反内战、争民主。 李公朴的爱国活动，使敌人十分恐惧和仇视。国民党反动当局在西南联大复员北上的最后一批学生离昆后，以为民主力量减弱了，是镇压民主人士的大好时机，便对李公朴下毒手了。 1946年7月11日晚饭后，李公朴偕夫人张曼筠外出办事。晚上九点左右，他们乘公共汽车返家。当夫妻俩下车处经学院坡回北门寓所的途中，李公朴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无声手枪的袭击，中弹倒地。过路的群众和闻讯赶来的云南大学的学生将受伤的李先生迅速送往云大医院抢救。终因伤势严重，抢救无效，于第二天凌晨逝世。当闻一多、楚图南、尚钺等战友赶到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闭上了双眼。他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快……亮……了。” 李公朴被害后，有消息说国民党特务要暗杀的第二号人物就是闻一多。朋友们劝闻一多少外出，以免发生意外。但闻一多面对死去的战友，他怎能不管呢？他说：“李先生为民主可以献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他加班加点赶写《李公朴先生被刺经过》、《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为李公朴同志被暴徒暗杀事件之严重抗议》，见诸报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悼念死去的战友。这时，国民党特务对闻一多的盯梢越来越严重，西仓坡联大宿舍闻一多的住处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光顾，形势越来越严峻。闻一多夫人高孝贞十分担忧丈夫的安全，劝他：“你不要再往外面跑了，万一出了什么事，这么一大家人，我的身体又是这个样子(指患心脏病)，可怎么办好啊！”闻一多很理解自己的妻子，也知道作为丈夫的责任，但为民主而战更是不能退却。他开导妻子说：“现在好比是一只船，在大海里遇到了狂风恶浪，越在这种时候，越要把住舵，才能转危为安。” 闻一多仍一如既往地为爱国民主运动而战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把个人生死已完全置之度外。有消息传来：黑名单的事绝对可靠。大家劝他避一避。闻一多更加临危不惧，他对朋友和学生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去，什么事都不能进行，怎么对得起死者？怎么谈得上争民主？假若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都畏葸不前，放下民主工作，以后谁还愿意参加民主运动？谁还信赖为民主工作的人？” 1946年7月15日上午，昆明学联为了揭穿李公朴遇害被国民党说成是“桃色事件”。的谣言，也为了纪念李公朴先生，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报告会，请李公卜夫人张曼筠报告李先生遇难经过。当张女土说到伤心处，悲痛欲绝，讲不下去的时候，混进会场的特务们便趁机起哄，怪叫，嘻笑。这大大激怒了坐在台下的闻一多。本来不打算讲话的他，再也按捺不住了，走上台扶李夫人坐下后，他怒目圆睁、俯视整个大厅，即席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讲演》：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只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呵！有事实拿出来说呀！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的来暗杀！(鼓掌)这成什么话？(鼓掌)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地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呵！(热烈地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是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 去年“一二·一”昆明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年轻的一代，献出了他们的血，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争取和平民主，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热烈地鼓掌)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捶击桌子)其实很简单，(低沉渐高)他们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就没有人了。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还站得住几天！你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你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的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热烈鼓掌) ………… “一二·一”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这不用说了。近的如“一二·一”，都是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要发展云南光荣的历史！(鼓掌)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错了！你们看见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蛮横下去的！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鼓掌) …………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闻一多的这篇即席讲演，谁也想不到竟是他的最后一次讲演。它立场鲜明，气壮山河，是闻一多思想、人格的升华和结晶。它表现了一位爱国的民主斗土爱憎分明、敢于斗争、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英雄的民族气概。对人民来说，这篇最后的讲演是战鼓，它激励着人民为争取光明，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而英勇战斗。闻一多的这篇讲演，对敌人来说简直是一枚重磅炸弹，其震撼寰宇的呐喊，使敌人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正因为如此，他们作垂死挣扎，狗急跳墙了，将罪恶的魔爪伸向了闻一多。 为了防备万一，李公朴先生死难经过报告会开完后，一大批同学护送闻一多回家。当日下午，民盟办的《民主周刊》社举行记者招待会，闻一多与楚图南一道离家前往。闻一多在会上向各界详细介绍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和发动内战的经过，报告了李公朴先生死难详情。五点左右，招待会结束，闻一多与楚图南为防特务暗算，商议一个从南一个向北分道回家。闻一多由来接他的儿子闻立鹤陪同，朝联大教授宿舍西仓坡走去。《民主周刊》社所在地府甬道距西仓坡不过百米左右，当闻一多至离家仅五十多米时，暗藏的特务突然开枪。闻一多中弹倒地，儿子立鹤马上扑在父亲身上，掩护父亲。国民党特务就这样杀害了著名的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并使其子立鹤受伤致残。此时的闻一多年仅48岁。 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最高当局的一次有预谋的政治暗杀。早在1946年5月，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就下令稽查处长王子明组织四个情报组，拟定了一个五十多人的暗杀名单。6月间，霍带上王飞南京向陈诚汇报，准备经蒋介石批准后执行。当时，蒋介石正与美国特使马歇尔密谋东北问题，没时间召见霍、王，二人只好将黑名单存国防部，返昆待命。7月初，霍揆彰收到国防部密电，命他“便宜处置”，因而才敢如此疯狂地暗杀民主人士。 反动派企图以这种卑劣的手段来把蒋管区的民主运动打下去，巩固其黑暗统治。然而，事与愿违，国民党越是疯狂镇压，人民的反抗就越强烈。他们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却激怒了人民，千万个李公朴、闻一多的后继者又站了起来与之进行更猛烈的斗争，反内战、争民主的烈火越烧越旺，直至蒋家王朝摧毁。 李、闻遇难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十分关注，毛泽东、朱德，分别致电李、闻家属，对李、闻被特务暗杀表示沉痛哀悼。唁电称李公朴“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闻一多“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好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承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后来，毛泽东又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闻一多，说“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勇气概”。 7月26日，延安各界万余人士举行反内战、反特务大会，沉痛追悼李公朴、闻一多。朱德总司令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内战政策、特务政策。他指出：李公朴、闻一多等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这种英勇行动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象征。我们谨向一切死者致哀，一切生者致敬！我们一定要声援你们，我们愿意和你们紧紧地携手并进，再接再厉地共同奋斗。 在南京，噩耗传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向国民党出席政协的代表团提出强烈抗议，指出国民党政府“纵容、指使特务机关，在大后方暗杀和平民主领袖。如此野蛮、卑鄙手段，即使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犹不敢肆意为之”，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惩凶，安葬死者，取消特务机关等。周恩来还与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等给闻夫人发来了唁电，表示哀悼。 延安的《解放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及时报道了事件真相，刊登各界群众举行追悼会的报道和知名人士的悼念文章。两报还分别发表了《杀人犯的统治》、《抗议闻一多教授的被刺杀》等社论。 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从成都致电南京蒋介石，怒斥国民党，指出民盟“倡导民主，主张和平，有何罪戾？”梁漱溟、沈钧儒等民盟政协代表发表致国民党的抗议书，指责这是国民党“以恐怖手段对付在野党派”。民主同盟还发表书面谈话，含悲表示：“民盟对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绝不因这类暴行事件有所恐怖与退缩，我们只有更积极更勇敢的向前猛进，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亦只有如此始足以慰李闻两先生地下之灵。” 苏皖解放区等地，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也举行了李、闻追悼大会。 在重庆，7月28日，各界人士隆重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到会群众达六千人，收到函电、挽联、花圈一千二百余件。 在上海，10月4日举行李、闻追悼大会，五千余人出席。郭沫若、罗隆基在大会上发表演说，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宣读悼词，悼词说：“我仅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在全国各地，人民大众的抗议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 中华文协总会、中国妇女联谊会、民主建国会，人民救国会、中国民主文化教育事业协会、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上海分会、重庆文化出版界、昆明学联、上海学联……数不精的群众团体都纷纷挺身而出，抗议国民党的暴行，站在反对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斗争前列。 各界知名人土郭沫若、茅盾、洪深、叶圣陶、周建人，许广平、田汉、胡愈之、曹靖华、巴金、郑振铎等，于7月19日联名致电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揭露和控诉国民党法西斯罪行，并请求派代表团来处理中国事件。吴晗更是怀着满腔的悲愤写下了《哭一多》、《哭亡友闻一多》、《闻一多先生之死》等九篇悼念亡民的文章。 连年幼的小学生也被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怒了。他们用孩童逼真的语言咒骂国民党特务：“你坐着吉普车就摔死”，“路上走着就让汽车把你碾死”，“睡着鬼就把你弄死”，“你上飞机就着火烧死”。特务走到天涯海角，都不得好死！而“你打死的人，还没有死，他的精神还保存着，他活在永恒的历史上”。 海外的追悼与抗议也是空前的。陈嘉庚等新加坡华侨千余人，于1946年9月15日召开大会，挽联为“烈士之血，民主之花”。大会发出通电，要求严惩凶手。马来亚的7个分部及25个区分部，都举行了追悼会。民盟满九支部、暹罗支部也举行了大规模的追悼会与抗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及纽约的53名教授，也为李、闻被暗杀事件提出严重抗议。伦敦、纽约、莫斯科的一些报纸、电台也刊登和广播了闻一多被害的消息。 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个人站起来！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孤立了！黎明前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蒋管区“反内战，争民主”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着解放区军民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着敌人，国民党法西斯专制统治崩溃之日为期不远了。 第03章 因势利导，开展敌情工作与武装斗争 因势利导开展敌情工作 1947年底，云南人民武装斗争的烽火已经点燃，为了及时掌握敌情，保卫党的组织免遭破坏，配合农村武装斗争及城市民主运动的开展，1948年3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决定在昆明抽调干部开展以情报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敌情工作，由市工委委员高志远领导并直接向郑伯克汇报工作。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总结经验，明确对敌工作的方针政策，规定应遵守的组织纪律，在敌军、警、宪、特中先后建立了一些据点，发展组织。 1948年6月，昆明学生奋起响应京沪学生开展反对美帝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的运动，7月，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革命师生近千人被捕。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从事敌情工作的同志及时摸清了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的预谋和监狱里刑讯逼供革命师生的重要情报，对保卫党的组织，保护革命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郑伯克从实际工作中感到必须加强敌情工作的领导，遂于1948年9月建立了敌情工作小组(又称敌工小组)。 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已成定局。为了加快敌情工作的步伐，于1949年3月又增派了干部参加敌情工作小组(此时敌情工作小组又称敌工支部)，仍由高志远领导。国民党反动派的和谈阴谋破产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于4月21日渡过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全国解放在即。党组织不失时机地抓住有利形势，改变过去“长期埋伏”的方针和单线联系的方式，实行多头并进、全面渗透、放开手脚、积极主动进攻。为保护昆明，迎接解放，加快敌情工作步伐。 1949年5月，高志远调思普区工作，由市委委员(1948年昆明市工委改为市委)赖卫民接替领导敌情工作，此后敌情工作小组又称对敌工作领导小组。1949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发动“九·九整肃”运动，镇压革命力量。这时，对敌工作在保卫党组织和革命群众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1949年12月9日昆明起义后，为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市委决定对敌工作领导小组一分为二：成立昆明市委临时军队工作委员会，其任务是：依靠党盟力量，巩固起义部队，发动组织起义官兵，保卫起义果实，迎接军事接管整编，成立昆明市委保卫部，其任务是：肃清特务，镇压反革命，粉碎敌人里应外合阴谋，保障昆明社会治安。经过昆明保卫战、镇反肃特、维持社会治安和迎军等紧张工作，1950年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3月4日成立昆明市军事接管委员会。至此，解放战争时期昆明党组织领导的对敌工作宣告结束。在此期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敌军警宪特中发展了党的外围组织盟员近千人。 开始，郑伯克提出对敌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打入敌人心脏，动摇、瓦解敌人”。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打进去、拉出来，钻到敌人的心脏里烧锅煮饭”。经过一段工作实践证明，“打进去”极为不易，即便进去了也只能担任敌营一般下层人员，很难掌握和获取敌人的重要情报。因为，敌人的军警特系统的基本骨干，都是经过专门学校和培训班毕业的。相反，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呈现分崩离析，促使敌营里大多数人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与出路，客观上出现了从敌人内部分化瓦解出二部分力量来为我所用的可能。1948年5月，刑警大队大队附潘少卿虽是军统的骨干，但他不得势，受排挤，又与敌工小组李荣光是表兄弟亲戚关系，我们通过教育争取他为革命工作，与敌工小组建立了政治上的联系。1948年7月，军统息烽五期训练毕业的李培霖，因跟踪共产党员不力，被军统滇站假烟毒案牵涉，关进法院，后被军统滇站开除，也被争取过来。敌情小组于1949年1、2月，先后两次向国民党在昆明的特务分子秘密投递警告信，指名道姓地要他们放下屠刀，靠拢人民，并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对敌政策，指明出路，从而加剧了敌人内部的分化。如中关合作所训练班毕业的军统特务郭荫南，在昆明刑警队任职，他在收到警告信后，看清了反动派即将灭亡的命运，便请长假离开了刑警队，到嵩明投奔游击队。敌情小组掌握情况后，要他回昆明参加敌情工作，经过实践考核，发展他参加了秘密进步组织“云南救国正义同盟会”。敌工小组通过各种关系，争取了一批类似上述情况的人员，再通过他们互相串连，在警察总局、刑警大队，甚至在保密局滇站的公开机关保防处里，都建立了一些关系。敌情工作小组用“拉出来”的办法，在警备总部军法处、省府警卫营、宪兵十三团、保安团、第六编练司令部等敌营里建立了关系，发展了秘密革命组织。事实证明，根据客观形势发展所引起的敌营的变化倩况，敌工小组灵活执行对敌工作方针，把“打进去，拉出来”及时改变为以拉出来为主，打进去为辅的做法是完全正确而行之有效的。 民主运动与武装斗争 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把昆明的“一二一”学生运动，“李、闻惨案”、“反饥饿、反内战”、“七一五”反美抗日等斗争中培养锻炼的大批骨干逐步疏散到农村和民族地区，加强农村根据地的建设。农村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爱国民主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1948年11月，中共昆明市委成立，省工委、市委根据解放大军向南进军的形势，加强了城市民主运动的领导，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和外围组织，进一步扩大反蒋统一战线。这些工作对扩大和巩固农村根据地起到了积极的配合及支援作用。 1948年初，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经过长期准备后，中共云南省工委在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烽火，人民游击战争在云南全省迅猛发展。昆明地区先后在路南、嵩明、寻甸、禄劝、宜良、安宁、富民、晋宁、呈贡等县发展了党的组织，组建人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了农村游击根据地和新的人民民主政权。 石林县的武装斗争1948年2月，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以石林圭山、弥勒西山等少数民族地区为重点，点燃武装斗争的烽火，逐步推向全省。在省工委和弥泸地委的领导下，石林县的武装斗争从发动群众“反三征”、组织秘密武装开始，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逐步发展成一支主力部队、游击队、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使石林成为滇桂黔边区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3年的游击战争中，石林2000多名优秀儿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所属二支队、三支队、十支队、一支队和六支队，足迹遍及云南大部地区和广西、贵州，有127位烈士为解放战争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经过武装斗争的考验，石林县的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先后建立了县委、区委、乡党支部和游击队中的各级党组织，建立了县、区、乡、村4级人民政权。组织了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石林县的武装斗争，是弥泸地区武装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并肩战斗，相互支援，石林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成为昆明市的革命老区县之一。 1948年冬，中共昆明市委对敌工作小组计划在嵩明县组织一支小规模的精干武装，在昆明外围的交通干线两侧山区，开展游击战，伺机袭军车、截军火、惩敌特，支援我根据地和城市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初，敌工小组派李荣光(民青成员)回到嵩明协助胡和光拉起一支10多人的武装。3月，队伍发展到百余人。部队番号“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嵩明游击大队”。4月中旬，队伍发展到200多人，大队即扩编为支队，下设3个大队，胡和光任支队长，群众称之为“胡支队”。5月，胡支队发展到700多人。胡支队的建立，受到了嵩明地下党的重视和省工委的关注。6月，省工委决定对胡支队整编，部队建立党支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三支队嵩寻游击大队番号。游击大队在中共嵩(明)寻(甸)特支的领导下，活动于嵩寻两县及嵩昆边境地区。10月，游击大队奉命编入边纵六支队，又转战于滇东北的沾益、宣威、会泽和贵州省的威宁等地。该大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在宣传发动群众，支援游击根据地建设，打击地方反动势力，配合主力阻击国民党溃军和迎接解放大军解放云南的斗争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宜良县城北部的马街(原称邑和乡)，地处宜良、嵩明、马龙、石林等县边界，是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为配合当时滇东南、滇东北的武装斗争，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开辟宜良马街的工作，在此地建立革命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1948年3月，省工委委员侯方岳通过嵩明四营叶河煤矿经理何辅臣的统战关系，派地下党员李长猛(云大学生)到宜良马街小学任校长，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发展组织。随后，又增派党员、“民青”成员到马街，由李长猛领导在马街一带开展工作。 1949年5月，在省工委、昆明市委的领导下，在工运、农运的基础上，一支由煤矿工人、贫苦农民和知识青年组成的84人的革命武装，在宜良县马街乡龚家营村正式宣告成立，番号为“滇桂黔边纵队嵩宜路武装工作队”。省工委委托昆明市委负责人赖卫民亲自到部队作指示和布署，送给部队《十大军事原则》、《古田会议文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使部队学习掌握了初步的军事知识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懂得武装工作队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明确了在4面均为白色政权、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掌握政治与军事结合，打有把握之仗，不打消耗战，积极组织群众和建立革命根据地。 1949年8月底，嵩宜路武工队改为武工一大队，宜路陆游击大队改为宜良县武工二大队，由宜良县工委领导。1949年9月，部队经过几次战斗，不断发展壮大。至12月，解放了明良煤矿和喷水洞发电厂后，武工一大队武器增多，青年职工踊跃报名参军，部队发展到700余人。 嵩宜路武工队先后经过夜袭嘉玲镇、智取白龙乡、老爷山剿匪、锄奸除害、追击国民党军残部等几十场战斗，毙、伤、俘敌几百人，缴获轻机枪10余挺，步枪、卡宾枪、手枪700余支，子弹数万发及大批军用物资。确保了地下交通线的畅通，保护附近电厂和煤矿的安全、完成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任务。 富民县是昆明通往罗次、武定、元谋、禄劝以及四川省会理等地的必经之路。1949年3月，云南保安司令部决定成立富(民)罗(次)联防大队，为云南省保安团准备后备兵力，镇压昆明附近的人民革命斗争。中旬，保安司令部任命段峻德为富罗联防大队大队长，到富民组建部队。段峻德曾在滇军十八师任过连长，1948年11月加入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青”。段接到任命后，立即向上级联系人朱华作了汇报。经组织研究认为：要利用这个机会打人敌人内部，以合法身分把这支队伍组建成“白皮红心”的人民军队。 6月，滇北地委派中共党员万荣仁到富罗联防大队做党出领导工作。根据段峻德的表现和要求，经万荣仁、黄宗毅介绍，组织批准段峻德入党，8月中旬，中共滇北地委批准建立中共富民县特别支部，任命万荣仁为特支书记，党组织又先后派了一些党员和民青成员到联防大队开展工作。9月中旬，省保安司令部在昆明召开保安联防会议，决定将各联肪大队整编人保安团，堵击边纵西进部队，进攻游击根据地。昆明市委获此情报后，立即指示富民特支要在参加联防会议的县长回富民之前，把队伍拉出去靠拢滇北游击根据地，尽量多带武器弹药和军需品。9月27日联防大队借“剿匪”之名，出发前往罗次，按“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的命令，10月5日，全队130余人，于当夜2点多到达禄丰县秧草地会合“边纵”西进部队，受到朱家璧副司令员的接见。自此，富罗联防大队加入西进部队，后整编为“边纵”西进部队第六团二营，转战各地，为解放云南做出了贡献。 1949年，在禄劝、武定两县山区，诞生了一支以彝族为主体，汉、苗、傈僳等各族子弟共同组成的人民革命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三支队二十五团游击大队。当地彝族人民亲切地称为“阿斯塔厄梭”(即我们一家人)。5月，禄劝彝族青年三支队二十五团团长张天祥，奉命率领二十五团进入禄劝、武定一带开辟新区。在军事打击地霸、反动武装的同时，广泛开展政治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先后在禄劝、武定两县山区建立了29个乡的解放委员会。 当二十五团进驻禄劝河外三乡时，汤朗的彝族青年、土司后裔金洪照派人到部队联系，要求带着自己率领的人枪参加解放军。经团党委研究决定，团长张天祥和团政治处副主任赵绶先(彝族)，亲自到金洪照家乡，讲明部队同意接收金洪照的50多人枪参加解放军，听候整编。 6月初，二十五团对金的武装进行整编、教育和训练。又有30多名彝族青年自愿报名参军。7月初，三支队党委决定在寻甸款庄马街(现属富民县)全面整训部队，金洪照率队前往，在支队代司令员杨守笃、政委许南波等领导的亲切关怀下，队伍发展到150多人，部队素质有一定提高。三支队党委决定，将这支队伍编为二十五团游击大队，下设两个中队，任命金洪照为大队长，李希明为教导员、张崇德为副大队长(后为张国彬)，韦家骧为副教导员，一批党团员和“民青”成员被派到连队，分别担任分队长、服务员、政治战士。 9月初，滇北地委从地方工作团又抽调一批党员干部到部队加强政治工作，游击大队正式建立了以李希明为书记的特别支部。这时禄劝中学和西康会理的一些进步学生，在地下党的组织下，陆续参加到部队中来，大队扩建了第三中队和政工队，发展为一支300余人的队伍。由于认真做好争取、团结民族上层的工作，连彝族小头人张宗俊兄弟两人，也带10余人枪参加了游击大队。云龙乡彝族上层开明人士杨汉森，其女儿杨国秀是抗日时期昆明中法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三支队二十五团来到后，杨汉森主动捐款献粮支援游击队。杨汉森被群众选为乡解委会主席，云龙乡成为禄、武地区一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 游击大队奉命由二十五团建制划归滇北地委领导后，担负了建设和保卫根据地的任务。禄、武革命新区，在二十五团到达后的2个月，在解放29个乡的同时建立了乡解委会。二十五团调离滇北后。滇北地委工作团在游击大队的配合下，对群众进行了发动工作，对解委会进行了调整、充实和加强。同时，还建立农会、妇女会、民兵等组织，开展“反三征”、减租、减息等工作。10月上旬，云龙乡古宜村恶霸地主普光祖组织反动武装，企图杀害地方工作干部，夺取武器，发动叛乱，当即被游击大队击溃。游击大队官兵把根据地当作自己的家，群众把子弟兵当作亲人，群众看到游击队像当年的红军一样，亲切地说“红军回来了！” 二十五团游击大队，从成立到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独立第二团，近10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支队和地方党组织交给的掩护、配合地委工作团打击地霸武装、巩固新区的任务，使这支武装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1949年9月19日，安宁县义兴乡、八街镇在中共安宁县特别支部领导下及峨山游击大队的支援下，在八街地区举行武装暴动，成立“义(义兴)八(八街)人民自救军”，宣布八街解放，成立“义、八人民解放委员会”。义、八地区52村有48村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八街地区武装暴动的成功，义八人民自救军和义八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立，使国民党安宁县和云南省当局大为震惊，急忙从呈贡县调来保安十六团进占八街，妄图扑灭安宁的革命烈火。在此情况下，经省工委同意，安宁特支从安宁、罗次调集部分党员、盟员于10月8日到义兴乡大营村，与义八人民自救军会合，成立安(宁)禄(丰)罗(次)游击大队，共400余人。10月30日，边纵九支队四十一团机炮连和一营400余人，在支队司令员余卫民、副政委袁用之率领下到达义兴乡；中共滇中地委通知昆阳县、峨山县派出武工队和基干民兵100多人前来支援。 11月5日，敌保安十六团向我赖乌包山阵地进攻，被我击退，敌死伤百余人。我方有4个同志光荣牺牲，12个同志负伤。赖乌包山战斗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粉碎了围攻峨山解放区的阴谋，保卫了义八、昆阳内九区游击根据地。11月27日，安禄罗游击大队、九支队四十一团的一个排与易门县武工队击退易门县常备中队李希尧部，解放易门兰英区；29日，接应易门县一中队禹鹏率队起义。 12月21日，安禄罗游击大队奉命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滇北护乡团一营。1951年1月9日，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独立第二团一营。这支武装的成长，对建立和巩固游击根据地，为云南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党组织先后派党员李德和、李群杰等到昆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昆华师范、昆华工校疏散到晋宁；昆华女中、华侨中学疏散到呈贡；昆华女师、市立女中疏散到昆阳。党的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昆师党支部等在各县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47年1月，云南党组织先后派党员杨策、周涛等到呈贡、昆阳、晋宁工作，在3县的中学师生中和农村积极发展党员、“民青”成员。1949年5月后，3县先后建立了县工委、县委和区工委组织。8月，省工委将呈贡、昆阳、晋宁划归滇中地工委领导。根据省工委的指示，昆阳等3县暂不宜搞武装斗争。党组织的任务是积蓄力量，在各县发展党的组织和外围组织；做好统战工作；在农村组织农会、妇女会等，开展反对国民党的征兵、征粮、征税斗争；在有条件的乡、镇，组成“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在学校中开展学生运动；做好省工委交给的转送干部工作任务。 1949年3月，峨山县党组织派党员吴禹文到昆阳县内九区对景真美地主武装进行争取改造工作，景真美不接受整编，将大部分人员拉去投靠蒋世才部队。5月，峨山党组织派一个工作组第二次到内九区发展农会、妇女会、民兵等组织，建立村人民政权。7月，滇中游击支队副政委王庚率一大队到昆阳内九区木柞村，帮助成立昆阳内九区人民政府，任命吴禹文为区政府主席，决定在全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吴在木柞、木杵榔村发展农民普同明等6人为中共党员，建立第一个农村党小组。10月，建立内九区武工队，武工队员60多人，队长柏自芳。武工队配合民兵，在九支队四十一团石宝玉排的支援下，于11月在石曹河击溃景真美地主武装，使内九区与峨山根据地联成一片。 1949年10月下旬，中共滇中地委扩大会议提出：“要求广泛发动群众，在各县立即开展武装斗争，做好建立各级政权的准备”。昆阳县于11月23日在宝山乡干海孜成立昆阳游击队，队员105人。12月上旬，经过3次战斗，打垮了反动武装护路中队70余人。12月11日，根据滇中地委10月扩大会议决定，在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滇中护乡第六团”，团长傅学义，政委董学隆(兼)，副政委陈述，全团300余人。晋宁护乡团于12月19日在竹园村成立，后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中护乡第七团，计200余人，团长杨鸿璋、政委杨策；呈贡县于12月16日在刘家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滇中护乡第八团，400多人，团长杨贵，政委王茂(兼)。12月22日，“边纵二支队四团(即九支队四十一团)到达呈贡。次日，呈贡护乡团、晋宁护乡团一部配合边纵二支队四团，在高登村后面和左卫与中卫村之间阻击从昆明溃逃的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在追击中，先后俘溃散官兵数十人，收缴机枪一挺，步枪数十支。 晋宁护乡团成立后，国民党晋宁县长勾结江川县县长等人组织“反共自卫游击军”，抗拒接管和解放。由于晋宁县委对常备中队的策反及统战工作，1950年1月5日，常备中队分队长吴嘉富(民青)在六街三印村率队起义，带领官兵100余人，到晋宁县城参加护乡团。昆阳、晋宁、呈贡护乡团的成立及发展，对打击地方反动武装，阻击、追击国民党溃逃军队，以及为云南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昆明城市民主运动的持续发展，为农村武装斗争输送干部和领导力量，在政治上、物质上提供了支援。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武装斗争的节节胜利，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动摇了云南反动统治的基础，有力地支援了城市民主运动的开展。 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以后，省、市工委把经过城市爱国民主运动锻炼的一批批昆明学生、工人、职业青年派到农村参加武装斗争。1947年“人权保障”运动后，学校中已暴露的党、盟员和进步师生100多人被撤退到农村工作；1948年，在大规模的城市民主运动中，特别是“七一五”反美抗日运动以后，省、市工委抽调大批党员骨干、外围组织成员、大中学校师生、工人和各种专业人员，投入农村武装斗争。1949年“九九整肃”前后，仅到滇中地区工作的昆明学生、工人、店员、文艺工作者就有500多人。至此，党组织历年从昆明及各地城镇抽调到农村工作的人员近万人。大批知识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入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武装斗争中，许多知识青年饮弹沙场。由于城市与农村斗争紧密结合，扩大反蒋统一战线与集中打击反动势力结合，依靠各族人民群众与争取民族上层人士相结合，昆明和云南农村的人民游击战争，得以迅速发展。 1948年11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上海局的指示，在中共昆明市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昆明市委员会，书记陈盛年、委员赖卫民、高志远。此后，由省工委直接管理和领导的昆明市的企事业单位和职业界的党组织逐步移交昆明市委统一领导。在各大、中学的党组织已恢复正常活动的情况下，市委认真总结了城市斗争的经验教训，把发展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与发展各种合法的、公开的群众组织结合起来，推动了城市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和农村的武装斗争。 昆明市各级党、盟组织依靠群众，千方百计地为边纵提供军需物资。为保证省工委、市工委(市委)与游击区的联系，基层党组织先后建立了多个从昆明通往全省各地的地下交通联络站，护送干部、转运物资、传递文件情报。其中仅从设在宜良县段官村的交通联络站，就接送过领导干部和青年学生1000多人，购买并转送7万多斤大米到路南游击根据地。铁路职工在朱枫等组织下，利用川滇、滇越铁路，向游击根据地运送人员、武器和其他物资，在铁路沿线设有接送站，保证了交通线的畅通。 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的迅猛发展，游击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扩大，有力地促进与推动了城市民主运动。昆明“七一五”反美抗日运动后，有1000多名师生被捕。虽然政府当局迫于各方面的压力陆续释放了这些师生，但昆明学生中处于第一线的党、盟员已经暴露，只得撤往游击根据地；“九九整肃”前后，昆明市数千名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也陆续转到游击根据地。大批党、盟员和积极分子到农村，既增强了游击区的力量，也更好地保护了干部。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壮大，鼓舞和吸引着广大革命青年，到“山那边去”成为当时许多革命青年的心愿。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要求蒋管区党组织“依靠群众，大胆细心地发动群众，既勇敢又谨慎地领导斗争，在斗争中建立和组织武装力量与农村游击根据地。”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继续领导城市民主运动，不断派遣干部到农村加强和发动农民武装斗争，两者相互配合，紧密联系。当时作为沟通城市与农村的秘密地下交通线，成为武装斗争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省、市工委从1947年8月至1949年底，先后建立了通往滇东北、滇东南、滇中等游击区、根据地的数条隐蔽的地下交通线，巧妙地突破了敌人的关卡封锁，从昆明源源不断地向农村传递信息、转送干部、转运武器物资等，有力地支援了农村的武装斗争。 1947年2月，为便于对路南武装斗争的联系和指导，省工委利用国民党行辕兵站总监、云南田赋粮食管理处兴办私立宜良光德小学正在物色教师的机会，派共产党员陈敬思、赵以群到宜良县城光德小学，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在光德小学建立了联络站，负责昆明与路南等地的交通联络，逐步形成了一条交通线。1948年2月，省工委在路南圭山、弥勒西山发动了反蒋武装斗争，建立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开辟了圭山、西山游击根据地。为了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又先后在昆明、宜良建立了地下交通联络站。在宜良段官村李士娘家建立了交通站，由毕恒光、董刚和学生许立、刘辉康4人为交通员；在宜良七星村董刚家中建立了七星村地下交通站。由董刚负责，先后发展了董克宽等4人为交通员，为便于交通联络，又在靠近火车站的时家巷建立了交通站；在昆明小堆子巷，由李士娘购房建立了交通站，并与地下党员朱华负责的晓东街联络站取得联系；为了防备七星村交通站暴露，造成联络中断，省工委指示由董刚在宜良大山后建立地下交通站，交由李浩负责，发展了李沛、李炳寿等人为交通员。上述交通联络站组成了一条从昆明通往滇东、滇南游击区的重要地下交通线。1948年3月，省工委选定四营作为通向宜良、路南、陆良、泸西、弥勒、罗平等广大游击区的一个地下据点，派林坚(党员)、钱达明(“民青”)到四营火车站，经过考察，吸收了火车站站长李家麟加入“民青”，建立了四营火车站联络点。 1949年6月，昆明市委指示：昆明郊区处在敌人统治中心的城市周围，可秘密发动农民掌握武器，但不宜开展武装斗争。郊区特支的主要任务是：打通城市东北、西北和南面(水上)的地下交通线，保证昆明与边纵活动地区的联系。根据市委指示，郊区特支决定由书记陆介福负责西郊工作；组织委员施万惠负责西、北郊工作；宣传委员汪润分管东、南郊工作。1949年8月，上述3个方面交通线的建立，已初步形成了一个秘密交通联络网，在“九九整肃”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1947年8月到1949年底，从昆明通往各地的交通线主要有：由昆明市绥靖路(长春路)——宜良光德小学——路南、泸西游击区；由昆明晓东街、圆通街——宜良时家巷、段官村——七星村、大山后——路南、泸西等地；由昆明五华山布珠巷——四营火车站——宜良马街——罗盘区；由昆明市小西门外红庙村——梁家河——明朗村——转安、禄、罗游击队；由昆明市北郊大羊肠村——麦地村——松花坝——龙头村——转嵩、寻游击队；由昆明篆塘——从滇池到昆阳古城——转送安宁，易门；由昆阳县城——转送玉溪、峨山、新平游击区；由昆明东郊的小石坝——大板桥——浑水塘——嵩寻游击区。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各条交通线上的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运送武器、弹药。 送往路南、泸西游击区的长短枪1000余支、轻机枪4挺和大批的弹药；送往罗盘游击区的长短枪100余支。通过滇池水路交通线，运送电台、武器、弹药到昆阳、安宁转游击区。护送领导干部及卢汉的联络代表，护送侯方岳、祁山等领导人10余次，往返于昆明——宜良——路南——泸西等地；护送省工委和边纵领导人庄田、林李明、郑伯克等往返于昆明至游击区；护送云南省主席卢汉的全权代表龙泽汇到游击区与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副政委郑敦会谈。 转送干部、师生、工人、职员、先后送往路南、泸西等游击区的师生、工人、职员达1000余人；送往罗盘地区的师生达100余人；昆明市郊区水、陆交通线护送干部、师生达500余人到各游击区。传递省工委的文件和指示、重要情报。先后送往游击区的药品10余箱；运送大米、银元(半开)、一大批革命书籍和地图(三卷)；同时还转移了一批经地下市委搜集的敌特照片和重要资料的收藏。1950年3月军事接管前后，这批照片和重要资料在搜捕敌特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白色恐怖下，交通员始终严守党的机密，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同志。昆明市郊区特支水上交通线的活动，引起了警察局四分局的注意，警察局连续两次传讯特支水上堡垒户、水路负责人李应贤。警察对其拳打脚踢，但他始终没有暴露组织秘密。1949年10月，马荣柱等为执行一项任务到嵩明阿子营，与游击队联络员杨兆斗接上头，在阿子营宿营，不料被县常备队包围，杨光斗被敌人抓住吊打。为了保护同志的安全，杨始终坚强不屈，只字未供。宜良段官村李士娘被捕人狱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和家庭的得失，敌人采用电刑、压杠和皮鞭拷打审讯，但她丝毫没有向敌人吐露任何实情。为了保护组织，保护被捕同志，她把责任全部由自己和家人承担，并说服其女儿在监狱中编造口供，承担责任，使敌人放松了对其他被捕同志的审讯，免遭敌人的酷刑。党组织在李士娘家建立交通站后，儿子、姑娘、儿媳、孙女都参加了接待过往人员的工作。李土娘从烧水、做饭、护理伤病员、洗衣服到筹备生活费用、传递情报都做了精心安排。“九九整肃”前后，从昆阳转送的410多名干部、师生，都是由昆阳街四铺47号傅学义家、安企村杨湛家、古城李祖德家全力做好接待。有的党组织还通过“农民翻身会”把群众动员起来，掩护过往人员的安全。党组织还认真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们对地下交通线的建立和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昆阳县委在古城这个转送点，首先通过社会关系做好几家士绅的统战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因此，从古城转送的160多名干部、师生，多数都食宿在开明士绅的家里。从昆明乘木船来的干部、师生得到李润墀全家人的热情接待，“九九整肃”事件后，昆明县政府派县常备队抓捕昆明市郊区特别支部书记陆介福，由于在国民党昆明县政府负责地下统战工作的吴盛虞及时传递情报，党组织能尽快将陆介福转移，使反动派的阴谋未能得逞。昆阳县城区在转送从昆明乘船转送来的20多名干部、师生，因下船后未接上关系，便自行向玉溪方向行走。他们在路上引起了国民党昆阳县护路中队谭怀义的怀疑，结果被全部抓捕，移送乡公所关押。县委得知这一情况后，即时派人做乡长尹宪邦的工作，经过争取教育，使尹不得不同意放行。党组织及时将20多名干部，安全转送到了玉溪、峨山、新平等游击区。为了保证联络站、交通员及护送人员、物资和传递信息的安全，党组织规定：地下交通员只能单线联系，不能发生横的关系；为了防止意外，规定了一套特殊的秘密的工作方法，如接头时的预约特征、信号、暗语等，以及万一暴露时的口供和对情报的处理等，事先都有周密的布置，保证了各项任务的完成。 建立敌工情报组织 1948年3月，为了及时掌握敌情，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在昆明抽调干部开展以情报为主要内容的敌情工作，先后派市工委委员高志远、市委副书记赖卫民直接领导此项工作：先后成立敌情工作小组，敌工支部，对敌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有吉星明、田培宽、田秉熙、朱人杰等。省工委提出对敌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打入敌人心脏，动摇、瓦解敌人”。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打进去、拉出来，钻到敌人的心脏里烧锅煮饭”。经过一段工作实践证明，“打进去”极为不易，即便进去了也只能担任一般下层人员，很难掌握和获取敌人的重要情报。根据解放战争我军取得重大胜利的有利形势，敌人内部分崩离析的情况，我们有可能利用矛盾，争取教育，分化瓦解，拉出一些人为我所用。 遂采取了“拉出来为主，打进去为辅”的工作方针。敌工组织开始曾用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青”及“新联”的名义，吸收敌营中转向革命且具备了条件的人员。不久，即发现它与敌工工作的特点不相适应，万一不慎，还会暴露这两个秘密外围组织。为了适应敌工工作的特点，按照共产党的原则建立既有革命性又有群众性的秘密组织，对开展革命工作更为有利。1948年8月，经省工委批准建立“云南救国正义同盟会”，随着形势的发展，1949年5月，经省工委批准，成立了“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简称“军盟”)和“新民主主义警察同盟”(简称“警盟”)这两个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此外还在省府警卫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工作队”等一些秘密革命组织，分别采取严格认真考核、个别慎重发展、领导严格把关的办法，对敌人军、警、宪、特中适合条件的人员，发展为外围组织成员。至1950年2月，在昆明敌军、警、宪、特中发展了党的外围组织盟员近1000人。为了用公开合法的名义掩护秘密工作的开展，还在敌军中以同乡会、兄弟会等形式，吸收组织敌营中的群众。对一些身分特殊的人员，则只建立政治联系和工作关系，不发展参加党直接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1948年7月，昆明学生开展“反美抗日”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革命师生近千人被捕。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敌情工作的同志及时摸清了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的预谋和监狱里刑讯逼供的重要情报，对保卫党的组织，保护革命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九九整肃”时，反动派逮捕了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土480余人，军统特务头子毛人风提出名单坚持要杀害200人，并企图借卢汉之手来实施这一阴谋，以便拉卢汉下水，迫使其反共到底。在此情况下，党组织一方面通过统战关系警告卢汉要绝对保证被捕人员的安全，一方面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卢汉采纳了社会各方面的建议，巧妙地把看管审判权从保密局滇站移交到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卢汉又以案情重大为由，故意拖延审判过程，抵制了毛人风、沈醉杀害这批人的阴谋。最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卢汉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由代总统李宗仁电令卢汉“酌情从宽处理”，全部释放了被捕人员。 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党在敌人军、警、宪、特中的外围组织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在省府警卫营中发展很快。到1949年9月，在该营中已有党员4人，“民青”、“新联”成员60多人，“军盟”成员92人，“武工队”战士145人。做到营有党支部，连有核心组，排有小组。秘密掌握了这支武装。党组织从警卫营及其控制的人员中选派了重机枪射手，爆破技术员等，携带炸药、导火线、雷管、手摇点火机等器材到边纵参加战斗；省府警卫营营长李焕文(中共党员)派人将边纵驻昆联络站秘密购置的数千套军服、药品、武器弹药、文化用品等封装好，贴上保安司令部的封条转送到边纵；李焕文还从保安司令部取出3套军用地图交游击队使用，为支援“边纵”武装斗争起到特殊的重要作用。卢汉想不到自己的贴身警卫部队竟会直接、间接地为共产党所控制。 在警察系统，1949年9月，已有“警盟”成员70多人，各单位都有了“警盟”组织。昆明起义前夕，警察系统共发展了党员4人，盟员100余人。昆明市警察总局局长李志正，也在起义前夕参加了“警盟”组织，加上一部分中层警官，基本上可以为我所用。敌工组织利用敌警察机关的特殊职能，掩护开展革命工作。警察局里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利用工作之便，巧妙地取出已盖好公章的空白出入境通行证，供党组织转移下乡的同志使用，让他们能够安全顺利地通过敌人的检查关卡。 “边纵”游击队在禄劝县行军途中遭到地霸武装的伏击，被俘10余人，关押在禄劝、武定两县政府的监狱，共产党员利用保安十二团驻防该地之机，以团长名义出面，声称保安团要扩充兵员，把被俘的10余人要了出来，并将他们送回游击队。敌工组织还派人打入敌二十六军的谍报人员训练班，利用工作关系取得二十六军的电台呼号、波长和密码本交边纵使用。 昆明党组织还通过上层统战关系了解敌情变化，争取中上层人士，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敌工小组人员经常保持和知名民主人士、民政厅长、民盟成员的联系，起到了特殊的、别人不能代替的作用。如罗次县地下党负责人被罗次县政府逮捕，就是敌工组通过安恩溥出面疏通释放的。1949年9月，卢汉在重庆与蒋介石密谋准备在昆明大肆逮捕、镇压革命力量后，敌工小组通过杨杰和安恩溥及时了解到卢汉的一些思想动向，为争取卢汉，掌握时机，采取对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敌工组织经过长期工作，到解放战争后期，已经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军统在昆明设置的公开和秘密机构，人员分布和大部分军统人员的姓名、住址、面貌特征、照片等资料，同时还获取了保密局在昆明的潜伏应变计划及活动情况。使党组织和革命人民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从而发动群众组织起来保厂护产，防止反革命破坏。 12月9日，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奉蒋介石之命来昆，筹划布置国民党中央机关迁昆计划。卢汉乘机借张群名义于当晚8时在青莲街官邸召开有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八军军长李弥；保密局滇站站长沈醉等一批国民党中央在昆头目参加的紧急会议，一举扣押了这些头目。当天下午5时，卢汉把这项任务布置给其亲信绥靖公署特务队队长龙云青及省府警卫营营长徐振芳，要他们挑选可靠人员，执行任务，并严守机密。龙、徐二人共挑选了官兵21人，其中就有参加共产党秘密组织的19人(党员1人，“民青”、“军盟”16人，武工队员2人)。这些同志经过共产党的教育，接受任务后，严格保守了这一重要机密。当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军政首脑到齐后，他们扣压了这些反动头目，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务。 卢汉率部在昆明起义后，昆明市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及昆明的严重敌情，提出镇反肃特、保障昆明社会安定、保卫起义成果的中心任务。起义当局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由昆明市委派出保卫部的三名干部进入该委员会的公安处，直接掌管公安处的工作，依靠过去积累的资料和工作基础，从12月13日起在昆明展开了对敌特和反革命分子的全面搜捕。从昆明起义到军事接管。总共逮捕了敌特及反革命分子1290人。这对维护昆明社会安定，粉碎敌第二十六军、第八军里应外合进攻昆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昆明保卫战中，起义部队暂编第十三军三十八团团长李焕文，接受了中共昆明市委临时军工委“英勇杀敌，保卫昆明，保卫党组织”的命令，他身先士卒，在螺蛳湾血战中，坚守住了阵地，重创来犯之敌，受到了卢汉的表彰。以“军盟”成员为团长的三十三、三十一、三十七团也在团长的率领下浴血奋战，为“坚守待援”赢得了时间。敌军久攻昆明不下，而人民解放军又日夜兼程形成对昆明迂回包围态势，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只得仓惶溃逃，昆明保卫战于12月23日胜利结束。 昆明警察系统的起义人员，以“警盟”成员为骨干，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昆明保卫战，后又成立警察联合会，为维护社会治安，协助搜捕敌特，协助侦破三起凶杀抢劫案件等方面，均做出了贡献。 利用矛盾，促进发展 云南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中央之间的矛盾，渊源久远，根深蒂固。蒋介石集团排斥异己的独裁政策，历来为地方势力所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在地方军警宪特人员中，不时都会表观出来。他们基于一定的乡土观念和桑梓情谊，在昆明的人民民主运动中，只要不触及其地方势力的利益，他们往往采取观望、中立的态度，在地方军政中下层人员中有的还对人民民主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随着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滇军一八四师在海城起义，六十军在长春起义，其余滇军或投诚或被歼，这对云南地方势力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与影响。党中央深刻分析蒋卢矛盾，制定正确政策，直接部署和进行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对起义、投诚、被俘滇军中下层军官施以反蒋爱国教育后大批资遣回滇，都对云南地方势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们在云南地方军警宪特人员中有着同乡、同事，同学、师生、旧属、朋友、亲属等等千丝万缕的关系。解放军胜利溶江后，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巳成定局，蒋、卢之间的矛盾逐步激化起来。以卢汉为代表的云南地方实力派逐步由“保已、拥蒋、反共”，转向“保已、拒蒋、容共”。在此形势下，敌工组织不失时机，把握机遇，充分利用云南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中央之间的矛盾，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地方势力的军警宪特系统上，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逐步在云南省政府警卫营、绥靖公署特务队、保安司令部，保安团，警察局。刑警队等组织中建立了据点和情报网，开展了工作，逐步地把地方势力中存在的反蒋情绪汇入到人民反蒋统一战线的洪流之中，从而削弱、孤立和打击了国民党中央顽固势力。 在有利形势下，敌工组织不仅把握时机，提出“依靠下层，争取中上层，孤立反动顽固者”的正确方针。还针对敌人营垒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特点，提出恰当的对策和工作方法开展工作，从而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地方保安团队的下层土兵，实际上是穿上军装的贫苦农民，深受长官的压迫剥削，渴望解放。敌工组织通过同乡会，兄弟会，小先生互教互学文化等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通过各种公开合法活动，谈心忆苦，启发阶级觉悟，组织合法的经济斗争，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启发他们的民主意识，通过以上活动，吸收积极分子参加秘密的革命组织，把广大士兵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敌情工作在保安团队里的依靠力量。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在此形势下，敌营里的中上层人员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和前途。党组织适时开展政治攻势，发动群众，开展对敌军的分化瓦解工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先后争取了一批地方保安团队和军事机关的营长、团长，科长、处长，警察局的巡官、局员、分局长、大队附、总局长和其他特工人员靠拢或投向人民，有的经过严格审查还加入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 长驻昆明的宪兵十三团，历来是秉承蒋介石中央的旨意镇压民主运动，逮捕革命师生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和监视地方势力的御林军。1948年秋，云南籍的王栩调任该团团长，经过共产党的教育和地方民主人士的影响，在他确实表现有所进步后，被吸收参加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军盟”。之后，通过他做团里的云南籍副团长和几个尉官的工作，逐渐削弱了这个团的反动作用，最后这个团还积极参加了昆明起义。 第四运输处副处长杨友柏参加“军盟”后，在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配合下，利用矛盾，终于挤走了顽固效忠蒋介石的军统特务头目——副处长李家杰，促进和掩护了该处革命力量的发展。 1949年秋，蒋介石深感众叛亲离，为防范卢汉靠拢人民走起义的道路，特地布置保密局滇站加强对卢汉的监视。此时卢汉也成立了保安司令部情报组，蒋、卢互相搜集对方的情报。敌工小组乘机派遣“军盟”及“民青”成员程灿章等打入保安司令部情报组，程又利用与军统有关系的身份，两边传递情报，进一步激化了卢汉与蒋介石中央的矛盾，获得了卢汉的信任。 禄劝游击队在行军中遭地霸武装伏击，10余人被俘，关押在禄劝、武定县政府监狱。保安十二团驻该地区时，团长李焕文以保安团扩充兵员为由，把这些被俘游击队员从监狱里要了出来，使他们回到革命队伍。 “九·九整肃”时，敌人逮捕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400余人，特务头子、保密局长毛人凤提名要卢汉批准屠杀100余人。毛人风阴谋借刀杀人，并借此迫使卢汉欲罢不能，反共到底。对此，党组织一面发动社会各界力量积极营救被捕人员，一面通过与卢有亲戚关系，长期在卢汉身边工作的“军盟”成员、绥靖公署军法处军佐刘汉章做卢汉的工作。刘汉章向卢汉晓以大义，揭露毛人风借刀杀人的险恶居心；要卢汉谨慎从事，并建议卢汉应该争取到审判和管押的主动权。卢汉采纳刘的建议，报经蒋介石批准，把被捕人员的看管和审判权限，从保密局滇站要回交给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杨振兴接管。之后，卢汉以案情重大为由，借故拖延审判进程；最后利用蒋桂矛盾，乘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来昆之机，争得李批准由卢汉“酌情从宽处理”，终于将余下被捕人员全部释放。 人民解故战争迅猛发展，蒋介石反动统治摇摇欲坠，敌营内部惶惶不可终日。敌工小组按照党组织指示，向敌人发动了政治攻势，从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动摇、分化、瓦解敌人。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敌工小组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及时把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的真象，人民解放军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东北滇军的起义，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以及“边纵”解放云南60多个县城等重大胜利喜讯，在敌营中广泛传播，收到了很好效果。 1949年1、2月，敌工小组两次向昆明的军统特务投寄警告：信，指名道姓地要他们放下屠刀，停止作恶，靠拢人民，并向他们宣传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引起了敌特一片惊慌，从政治上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1949年2月12日，因国民党中央银行昆明分行拒兑金元券，引起群众不满，群众奋起捣毁中央银行。卢汉亲临现场，下令枪杀无辜群众21人。为此，党中央把卢汉列为甲级战犯，新华社发表短评《警告杀人犯》： 继本月12日国民党云南省伪主席卢汉下令屠杀挤兑伪金元券市民21人的大血案后，本月17日，在国民党伪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主持下，国民党伪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又下令屠杀了上海交通汽车公司3个领导反饥饿罢工的工人，造成了新的血腥事件。与此同时，万恶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在各地秘密地加紧逮捕和屠杀革命分子秘密处死或投入黄浦江中溺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现正重新逮捕一度交保释放的“未判决的政治犯”，并准备将他们秘密处死。而且这样做的，还不止上海和西安两个地方。这种情形，甚至国民党监察院也不加以隐瞒。该监院在本月15日的一个决议中曾经指出：各地特务机关不仅继续以政治理由非法捕人，而且他们的这种活动正在变本加厉。这是穷途末路的反动政府屠杀人民的新血债。对于国民党杀人犯们的这些惨无人道的罪行，全国人民，首先是解放区的人民已表示了正义的愤怒。 这些血腥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反动派由于他们濒于覆灭而装出来的虚伪的和平姿态，决不能掩盖他们正加紧屠杀和平人民的真实行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正因为日益接近死亡而十倍百倍地加紧对于人民革命的拼命反抗。这些血腥事件正教育全国人民去认识这个不可移易的真理。我们现在郑重警告那些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的国民党政治人物：你们如果连这种血腥罪行都不能立即确实的制止，那么你们就不能使人相信你们的任何言词，那么你们就不能表示你们与那些穷凶极恶的国民党死硬派有什么分别。至于那些杀人的凶手们，他们决不能逃避他们的全部罪责。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将追寻这些杀人犯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战争罪犯必须严惩，杀人者必须偿命，血债必须付出加倍利息。 当时，昆明的官方报纸封锁这一消息，敌工小组遂将载有《警告杀人犯》的一期《新华电讯》直接投送卢汉公馆，引起卢汉很大震动。 1949年11月，根据党组织部署，对敌工作领导小组利用各种渠道，向在昆的国民党军政警宪特中上层人员秘密投送《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和二野刘，邓首长的“四项号召”等，向他们开展政治攻势，规劝他们看清形势，投向人民，立功赎罪。接到这些投递函件后，很多人纷纷寻找出路，靠拢人民，表现进步；顽固分子有所收敛，敌特分子惊恐万状。有力的政治攻势为迎接昆明解放作了广泛的舆论准备。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国民党反动派业已拒绝接受和平条件，坚持其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恶的战争立场。全国人民希望人民解放军迅速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已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实现全国人民所渴望的真正的统一。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深望各界人民予以协助。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 (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各界人民，不分阶级、信仰和职业，均望保持秩序，采取和人民解放军合作的态度。人民解放军则采取和各界人民合作的态度。如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破坏分子，乘机捣乱、抢劫或破坏者，定予严办。 (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希望各业员工照常生产，各行商店照常营业。 (三)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 (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凡在这些机关供职的人员，均望照常供职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 (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 (六)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凡自动投诚报到，并将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报到，或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须受相当的处分。 (七)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但是废除这种制度，必须是有准备和有步骤的。一般地说来，应当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并且需要人民解放军到达和工作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方才谈得到认真地解决土地问题。农民群众应当组织起来，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行各项初步的改革工作。同时，努力耕种，使现有的农业生产水平不致降低，然后逐步加以提高，借以改善农民生活，并供给城市人民以商品粮食。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 (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一切外国侨民各安生业，保持秩序。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令，不得进行间谍活动，不得有反对中国民族独立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行为，不得包庇中国战争罪犯，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罪犯。否则，当受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 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希望我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切切此布。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1949年4月25日 以特殊的组织形式进行特殊的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昆明的敌情工作，由党的敌情工作小组(又称敌工支部和对敌工作领导小组)进行领导。而在敌营中，用什么组织形式把进步力量组织起来开展工作，是必须认真解决的课题。敌情工作和敌人直接打交道，在敌人心脏里进行活动，危险性很大。若直接使用党的组织去发展敌营人员，不利于党组织的安全；一律用共产党员的条件去要求迅速转向革命的广大军警宪特人员，也不现实。敌工组织开始曾用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云南民主青年同盟”(称简“民青”)及“新民主主义者联盟”(简称“新联”)的名义，吸收敌营中转向革命且具备了条件的人员。不久，即发现它与敌工工作的特点不相适应，万一不慎，还会暴露这两个秘密外围组织。为了适应敌工工作的特点，按照共产党的原则建立既有革命性又有群众性的秘密组织，对开展革命工作更为有利。1948年8月，郑伯克批准建立“云南救国正义同盟会”，其章程未明确提党的领导，只提反蒋爱国，着眼于利用云南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中央之间的矛盾，是一个类似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1949年5月，经郑伯克批准成立了“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简称“军盟”)和“新民主主义警察同盟”(简称“警盟”)这两个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此外还在省府警卫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工作队”(1949年8月由赖卫民批准成立)等一些秘密革命组织，分别采取严格认真考核、个别慎重发展、领导严格把关的办法，对敌人军警宪特中适合条件的人员，发展为外围组织成员，发挥其特殊作用。为了用公开合法的名义掩护秘密工作的开展，团结教育广大群众，还在敌军中以同乡会、兄弟会等一些为人们乐于接受的形式，吸收组织敌营中的群众。对一些身份特殊的人员，则只建立政治联系和工作关系，不发展参加党直接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 敌工小组充分利用在敌营内部的秘密情报工作关系、秘密据点和各种秘密进步组织，广泛搜集敌军政警宪特各方面的情报，掌握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当局的动向，为地下党组织争取昆明起义提供了可靠的敌情判断。 党组织还通过上层统战关系，了解敌情变化，争取中上层人士，收到了成效。敌工小组人员经常保持和知名民主人士杨杰，民政厅长安恩溥，民盟成员杨明、杨维俊等的联系，起到了特殊的、别人不能代替的作用。如罗次县地下党负责人被罗次县政府逮捕，就是敌工组通过安恩溥出面疏通释放的。1949年9月，敌工组从杨维俊处获悉卢汉在重庆与蒋介石密谋回昆明后准备逮捕大批革命人士、镇压革命力量的消息后，党组织及时采取了对策。通过杨杰和安恩溥及时了解到卢汉的一些思想动向，这为争取卢汉，掌握时机，采取对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贵阳、重庆相继解放。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失败，妄图凭借云南负隅顽抗，加强实施特务潜伏应变计划。7月前后，保密局即派遣一批专搞潜伏、暗杀、破坏的特务来昆，企图暗杀革命人士及进步力量；策划昆明一旦失守时纵火焚毁昆明，炸毁工厂及重要设施；并以交警总队为基础，勾结地霸土匪，组织反革命游击队，在滇西、滇越边境策动土司头子建立反攻大陆的基地和通道；在昆明则积极网罗地痞流氓等顽固分子，发展特务外围组织，企图派入工厂潜伏以备后用。敌特这些破坏应变计划及活动，均被我及时获悉，使党组织后来发动群众、护厂护校，保卫昆明免遭破坏有了较好的思想、组织准备，在国民党第廿六军军务处任通信参谋的党员俞舜民，将廿六军的电台呼号、波长及电报密码本抄写交送组织，使地下党组织能够随时掌握国民党中央军的动向。 敌工小组在长期工作中，早已动手搜集敌特在昆各组织系统及人员分布情况，与各条战线、各单位地下党、盟的基层组织分别进行调查，汇集了特务名册；并将各单位的机构、人事、档案、物资、财产等情况登记成册。为昆明起义时控制敌特行动、保护物资财产、以及起义后及时肃清敌特、接管物资财产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根据形势发展，适时发动政治攻势，从思想上动摇瓦解敌人解放战争时期，云南地方党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宣传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宣传方式逐渐从秘密走向半公开或公开的形式，党的方针政策日益深入人心，不断鼓舞着昆明人民迎接解放的激情。各种形式的群众性宣传活动，对从思想上动摇瓦解敌人，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敌工组织利用各种关系、渠道，把解放战争的真实消息，辽沈、淮海、平津、渡江等战役的伟大胜利，滇军在东北的起义，“边纵”已解放云南60多个县城的喜讯，不断在敌营中进行及时，广泛，深入的宣传。1949年初，敌工小组向敌特指名道姓地投递警告信，使敌特惶恐不安。1949年2月12日，国民党中央银行昆明分行拒绝兑换刚发行不久的金圆券，激起群众不满，愤怒冲击中央银行，卢汉竞亲临现场指挥枪杀无辜群众21人。新华社电台播发共产党中央宣布卢汉为甲级战犯的消息后，当时昆明的官方宣传工具力图封锁这一消息。敌工小组即直接将登载这一消息的《新华电讯》投寄给卢汉本人，引起卢汉的震动。1949年11月底，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对敌工作领导令小组利用各种渠道，向在昆明的国民党上层人士秘密投送《约法八章》和刘、邓《四项号召》，掀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为迎接昆明的解放，进行了舆论准备。 第04章 深入敌营，建立据点迎接昆明解放 建立反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1941年夏，南方局派郑伯克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根据中共中央“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基本方针，把争取地方实力派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努力扩大反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当时的云南，蒋介石政府和地方的矛盾十分突出，市面上流行的有中央银行的法币，还有富滇新银行的滇票；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中央系银行，还有富滇，兴文、劝业、镛业、益华等地方系银行；军事上有中央5个军驻防，还有地方两个军和保安团；在昆明市街道巡逻的有中央宪兵13团，还有地方滇黔绥靖公署的宪兵队(即所谓中央宪兵和云南宪兵)；党政方面，有国民党中央属党、团系统，还有地方政府系统。总之，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系统，互相勾心斗角。卢汉上台后，政治上采取拥蒋保己的态度，一方面追随蒋介石镇压云南人民革命运动；另一方面，积极增强自己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蒋、卢之间继续存在着矛盾，进行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利用蒋、卢矛盾，实行区别对待，对以卢汉为首的地方实力派，采取又斗争又争取，以争取为主的方针。在“一二一”运动中，按照党的政策是集中一切力量，打击蒋介石中央嫡系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争取卢汉在一定条件下，保持中立，求得互相妥协和让步。经过斗争，在蒋介石被迫电告卢汉“忍让为怀，谨慎处理”之后，在由卢汉接受学生所提条件下停灵复课，取得“一二一”运动的重大胜利。 1946年的李、闻惨案，国民党昆明警备司令部霍揆彰造谣说，暗杀李、闻系云南地方势力，同时将龙云的副官处长杨竹庵抓捕，逼杨竹庵承认暗杀李、闻系卢汉指使，要杨竹庵交出凶手和中共地下党及进步人士名单，随即在昆明逮捕了所谓嫌疑人近百人，查封了40种进步报刊，以实现其破坏中共云南地下党、打击民主进步人士、清除地方势力的目的。中共云南省工委针锋相对，发动群众揭露敌人的阴谋，有力地支持和争取了云南地方实力派。7月21日，云南地下党组织昆明学联在街头散发传单，揭露特务头子唐纵在昆明抓捕龙云副官杨竹庵的阴谋。国民党反动派玩弄的种种阴谋破产后，霍揆彰又导演了“公审”罪犯的丑剧，枪毙了两名小特务作替罪羊。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发展，在城市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和云南人民武装斗争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鼓舞下，云南地方实力派经过地下党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几经反复，卢汉才终于由“拥蒋保己”的政治态度，逐步转变到“联共反蒋保己”的轨道上来，最后实现了昆明起义。 卢汉上台后，省工委派欧根、张子斋与张冲联系，让他们争取卢汉参加反蒋运动。护国元老白小松，在地方上层人士中有较高的威望，省工委派严达夫向他介绍解放区的情况，送进步书籍给他看，并通过省参议员唐用九(共产党员)的影响，使他充满爱国热忱，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不满，对青年学生的民主运动同情。在1948年的“反美抗日”运动中，他挺身而出，联络苏鸿纲、徐嘉瑞等发起签名，争取一批社会知名人士上书卢汉，声援学生。 1948年冬，省工委决定由郭佩珊、李剑秋、吴邦彦3人组成统战小组，郭佩珊为组长。郭佩珊直接联系新闻界党小组，这个党小组联系《人民日报》、《正义报》、《观察报》、《大观报》等地方报纸的共产党员和外围组织，宣传党的政策。这些报纸有时全文刊发党中央毛泽东的声明、新华社电讯，传播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等。李剑秋联系费炳、刘革非、张执中在地方军政人员中开展工作。吴邦彦联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的成员中开展工作。 1948年8月，省工委为了在昆明的军、警、宪、特中开展工作，批准成立了“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新民主主义警察同盟”和“云南正义救国同盟”，对敌人营垒进行分化、瓦解、争取工作。领导和团结愿意靠拢人民的人员，利用合法斗争孤立和打击反动顽固分子。 1948年省工委决定由杨青田、唐用九、马曜三人组成统战小组，由省工委书记郑伯克直接联系。在省参议会内，开展了以维护云南地方人民利益的主张，团结参议员中的进步人士，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拥蒋分子。1946年4月1日，云南省第一届参议会正式成立工作。1946年夏，根据旧政协推行地方自治的精神，由杨青田、唐用九、马曜、甘舜、张天如、孙天霖、刘淑清等人组织发起“云南地方自治促进会”，得到地方势力严鉴、李星槎、李奂若、徐亚雄等大批参议员的支持。“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滇人治滇”的想法，因此得到大批参议员的支持和参加。从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开始，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党组织通过扩大团结地方势力，争取以卢汉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积极开展“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支持以学生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 积极声援以学生运动为中心的爱国民主运动。针对国民党军警任意逮捕镇压昆明学生运动的罪行，1946年5月，在省参议会驻委会上，马曜等先后提出：“请减少驻军，以减轻人民负担及驻滇军队不得直接拘捕人，任意检查人、以维护人权”等提案，由于进步势力积极支持，参议员提出的维护云南地方权益，反对驻军(指警备司令部)任意捕人的提案得到了一部分参议员的支持。在李、闻事件中，省参议会驻委会紧急召开会议，参议员孙天霖、甘舜在会上发言：要求将凶手“缉拿法办”以明真相，并予肇事区直接负担治安责任者以惩办”，矛头直指霍揆彰：省参议会重申：国民党驻滇军队不得任意捕人和搜查居民，经过各方面的斗争，最后蒋介石被迫宣布霍揆彰撤职，由何绍周继任云南警备总司令，卢汉兼保安司令，并将4个保安总队改编为4个保安团，9月又扩充为6个团，归保安司令部指挥：自1946年7月何绍周任警备总司令以来，依仗他是何应钦的侄子，飞扬拔扈。卢汉为了增强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而他却处处受到何绍周的监视和掣肘。省参议会通过卢汉副官提供的情况，向国民党中央控告，揭露昆明警备总司令何绍周盗卖枪支、走私贩毒的罪行，迫使蒋介石于1949年2月撤销了云南警备司令部，调走何绍周，进一步扩大了反蒋爱国统一战线。 由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省参议会与省政府相互配合，不断抵制了国民党中央对云南的控制，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终于促使卢汉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由“拥蒋保已”逐步转向“联共反蒋”的道路。 1949年，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妄图以云南作为“反共复兴基地”，蒋介石把胡宗南部，李弥第8军调驻云南，中央89军刘伯龙部也窜到滇东曲靖一带。为了抢占云南，桂系军阀头目白崇禧设立滇黔桂边区绥靖公署，派其亲信张淦为主任，派桂军303师进驻百色，准备入滇。 1949年6月初，白崇禧以华中军政长官的名义在滇桂黔边区设绥靖公署，其副长官李品仙电云南省政府称：“已派陆军303师进驻百色，并准备人滇协助剿匪”，卢汉复电拒绝，李品仙不予理睬，303师已有两个团进入云南富宁县，并向广南移动。1949年6月8日，马曜、刘淑清等21人在驻委会上紧急动议，经讨论一致认为：“(1)云南并没有匪，而是迫于拉丁征粮引起和剿匪剿出来的民变，还能再剿吗？(2)白崇禧想保存实力，将战火引向云南是个阴谋；(3)华中长官辖区不包括云南，西南各省已设有绥署，不必邻省代庖？当即决定先电告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请制止桂军入滇”，声称如得不到圆满答复，“滇民为争取生存，只好通电全省各县坚壁清野，团结抗御”。 1949年2月13日，围绕反对蒋介石把云南作为反共基地，省参议会驻委会一致通过咨请省政府停止新闻检查，卢汉最后同意：当时，除在昆的《中央日报》外，其余各报竞相刊登有关中共中央的真实消息。 1949年7月6日，省参议会驻委会迫使国民党中央驻云南军队的军饷用黄金兑换半开(滇铸银元)发放；抗议将五十三兵工厂迁往台湾等。通过以上斗争，把国民党反动派伪装“还政于民”的所谓“民意机关”逐步变成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争取民宅的民意机构，变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工具。 滇军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维持统治的支柱，它以云南讲武堂训练的军人为骨干，举行过辛亥云南重九起义，发动过讨袁护国战争，为革命立过功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云南省临委曾派遣一批党员到滇军开展政治工作，推进国民革命。抗战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云南地下党又先后派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到60军和58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党中央还专门从延安抽调党员骨干周时英、张天虚、薛子正、张子斋(白族)到184师工作，并在该师建立了秘密党支部。1940年底又派朱家璧从延安回云南开展滇军工作。 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把滇军全部调往东北。党中央对滇军的情况十分重视，1946年4月，刘少奇、朱德在延安亲自部署了争取滇军起义的工作。党中央专门组织了滇军工作委员会，叶剑英和军事情报部长李克农、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中共中央东北局先后直接领导这项工作。1947年3月东北局决定成立滇军工作机构，东北局联络部长李立三和吉林省军区司令员周保中直接领导开展对滇军的争取工作。曾受中共地下党教育影响的陈禄、白华首先带领一个加强连率先在东北投奔解放区；1946年5月27日，60军184师师长潘朔端、副师长郑祖志，参谋长马逸飞(中共党员)率部在海城起义。潘多次给曾泽生等人写信。指出他们面临的危险处境，要当机立断，争取光明的前途。 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滇军60军军长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编为人民解放军第50军，而滇军93军则在锦州被歼，国民党第6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卢汉的叔父)被俘，这对卢汉震动很大。卢汉的部队在东北已起义或被歼，而手中只有五、六个地方保安团的兵力，卢汉心里明白，国民党的垮台已不可避免，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后路着想，走向光明的道路。 云南是祖国边疆多民族的地区，中共云南省工委昆明市委注重领导和团结各民族建立了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在开展农村武装斗争中大批知识青年，脱下学生装，穿上民族衣服和少数民族打成一片，在生产、生活中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办好事，办实事。在互相了解、信任的基础上，帮助少数民族同胞组织“兄弟会”、“姐妹会”，开展为当地少数民族喜闻乐见的各种活动，逐步组织“翻身会”，从经济斗争引向民族团结、平等，为争取全民族解放而斗争。在民族工作中，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通过他们使党的方针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要求。 1942年，云南大学教师侯澄在路南中学教书，注意发现培养撒尼族青年毕恒光，把他带到昆明，进人中山中学，参加了“民青”，加入了共产党。1946年省工委派毕恒光回路南，在尾则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在群众中开展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路南农村，建立起地下党领导的工作据点和联络网。1945年，在云南省政府警卫营当连长的阿细族青年杨治庭回家乡弥勒后，在中学当军事教官，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回到弥勒西山组织起民族武装，参加发动武装斗争。由于各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极不平衡，党组织从实际出发，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注意做好民族上层的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注意尊重他们的利益，利用少数民族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间矛盾，争取他们中立或支持群众的革命活动。经过党的长期艰苦工作，联系团结了民族上层人物，反蒋民主人土，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云南武装斗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禄劝土司后裔金洪照，自动带领其保家武装50余人、枪，参加“边纵”三支队游击大队任大队长，放下其优裕的生活，在艰苦的游击战争中，与战士同吃同住同战斗，直到昆明解放，成为党的优秀军事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能够顺利发展，是与党的民族工作和统一战线分不开的。 深入敌营，建立据点，逐步变敌人的城市武装为我所用 从1946年开始，党组织便通过不同渠道在省府警卫营中开展工作，建立秘密组织。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1949年在该营建立了党的支部，并吸收该营营长李焕文加入中国共产党，该营三分之一以上的官兵参加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卢汉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贴身警卫部队竟会直接、间接地为党所控制，并随时准备按照党的号令行动。1949年“九·九整肃”后，党组织分析形势，认为卢汉今后有三种可能：一是彻底倒向蒋介石；二是进一步靠拢人民；三是脚踏两只船，观望局势，保存实力，与我讨价还价。我们要避免第一种可能，争取第二种可能，必要时准备动用警卫营的力量举行兵谏，迫使卢汉起义。 敌工组织还利用敌警察机关的特殊职能，掩护开展革命工作。警察局里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利用工作之便，巧妙地取出已盖好公章的空白出入境通行证，供党组织转移下乡的同志使用，让他们能够安全顺利地通过敌人的检查关卡。 “边纵”游击队在禄劝县行军途中遭到地霸武装的伏击，被俘十余人，关押在禄劝，武定两县政府的监狱，共产党员李焕文利用保安十二团驻防该地之机，以团长名义出面。声称保安团要扩充兵员，把被俘的十余人要了出来，并将他们送回游击队。 “九·九整肃”时，反动派逮捕了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480余人，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提出名单坚持要杀害200人，并企图假卢汉之手来实施这一阴谋，以便拉卢汉下水，迫其反共到底。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党组织一方面通过统战关系警告卢汉要绝对保证被捕人员的安全，一方面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军盟”成员刘汉章长期在卢汉身边工作，并与卢汉有亲戚关系，深得卢汉信任。 对敌工作领导小组布置刘汉章要他利用自己为该案主办军法官的特殊身份，做卢汉的工作，营救被捕人员。刘利用机会向卢汉讲明了毛人凤借刀杀人的阴谋，要卢汉慎重从事。当时被捕人员都交军统特务看管之下，生杀予夺大权掌握在军统之手，卢汉虽不准备杀害这些人也很为难。刘汉章当即建议卢汉首先应该争取到看管审讯的主动权，防止毛人凤狗急跳墙。卢汉采纳了刘汉章的建议，报经蒋介石批准，巧妙地把看管审判权从保密局滇站特务手中移交到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手中。卢汉又以案情重大为借口，故意拖延审判过程，几次抵制了毛人凤、沈辞杀害这批人的阴谋。最后在社会舆沦的压力下，卢汉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由代总统李宗仁电令卢汉“酌情从宽处理”，全部释放了被捕人员。 迎接昆明解放 敌工组织经过长期工作，到解放战争后期，已经比较全面地汇集了军统在昆明设置的公开和秘密机构，人员分布和大部分军统人员的姓名，住址、面貌特征，照片等资料，同时还获取了保密局在昆明的潜伏应变计划及活动情况。诸如准备撤退日公开暴露的特务及军统控制的特务武装力量到滇西或边境地区，策动土司头人和勾结地霸武装组织反革命游击武装，建立反攻大陆的基地和通道，发展新的特务分子潜伏待命；在国民党撤出昆明时纵火焚毁昆明，炸毁重要工厂设施等等。这些情报的获得，使党组织和革命人民有了思想准备，从而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护厂，防止反革命破坏。 在党中央，云南省工委和昆明市委的领导下，经过各条战线长期艰苦的斗争，昆明人民迎来了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11月15日解放了贵阳，分割了国民党军胡、白二集团。打开了进入昆明的大门，11月30日解放了西南最大的城市重庆。卢汉将军于1949年王2月9日在昆明宣布起义。 12月9日，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奉蒋介石之命来昆，筹划布置国民党中央机关逃迁昆明负隅顽抗的计划，卢汉乘机假借张群名义于当晚8时在青莲街官邸召开有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八军军长李弥、保密局滇站站长沈醉等一批国民党中央在昆头目参加的紧急会议，从而一举扣押了这些头目。当天下午5时，卢汉把这项任务布置给其亲信绥靖公署特务队队长龙云青及省府警卫营营长徐振芳，要他们挑选可靠人员，执行任务，并严守机密。龙、徐二人共挑选了官兵21人，其中就有参加共产党秘密组织的19人(党员1人，“民青”、“军盟”16人，武工队员2人)。这些同志经过共产党的教育，接受任务后，严格保守了这一重要机密。当晚待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军政首脑到齐后，他们以坚决准确的行动，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务。 昆明起义后，昆明市委根据当时的危急形势及昆明的严重敌情，提出镇反肃特，保障昆明社会安定，保卫起义成果的中心任务。起义当局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由昆明市委派出保卫部的三名干部进入该委员会的公安处，直接掌管公安处的工作，依靠过去积累的资料和工作基础，从12月13日起在昆明展开了对敌特和反革命分子的全面搜捕。在昆明起义到军事接管昆明的近三个月期间，总共逮捕了敌特及反革命分子1290名。这对维护昆明社会安定，粉碎敌第二十六军、第八军里应外合进攻昆明的阴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昆明起义后，蒋介石命令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合组为第八兵团，向昆明进行反扑，妄图扼杀起义。为提高土气，许诺攻入昆明后“自由行动三天”。当时，人民解放军尚远在黔桂境内，“边纵”部队亦分散在滇西、滇南各地，而起义部队暂编第十三军在兵力及装备上均远不如反扑昆明的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两个军。昆明形势万分危急。为配合卢汉将军的起义，云南地下党除电请中央令解放军驰援昆明外，并命令“边纵”支援昆明。昆明市委号召各级党盟组织及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组织昆明义勇自卫队，支持起义部队武装保卫昆明，进行了英勇顽强的保卫战。在战斗中，起义部队官兵为保卫起义成果、保卫人民生命财产而战，受到了昆明人民的爱戴和热情支援。暂编第十三军三十八团团长李焕文(共产党员)，接受了中共昆明市委临时军工委，“英勇杀敌，保卫昆明，保卫党组织”的命令，在战斗中，身先士卒，率领全团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在至关重要的南线螺蛳湾血战中，坚决守住了阵地，重创来犯之敌，受到了卢汉的表彰。以“军盟”成员夏际昌，王绍尧、朱德裕为团长的三十三、三十一、三十七团也在团长的率领下浴血奋战，为“坚守待援”赢得了时间。敌军久攻昆明不下，而人民解放军又日夜兼程并进，已形成对昆明迂回包围的态势，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只得仓惶溃逃，昆明保卫战遂于12月23日胜利结束。 昆明警察系统的起义官警，以“警盟”。成员为骨干，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昆明保卫战，后又成立警察联合会为维护社会治安，协助搜捕敌特，协助侦破三起凶杀抢劫案件等方面，均作出了贡献。 从昆明起义到军事接管的近三个月时间，是昆明社会发生急剧动荡变化的特殊时期。昆明市委领导全市各阶层人民，通过各方面的工作，终于使昆明安全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参加敌情工作的同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革命的需要，以大无畏的胆略，工作在敌人的心脏里。他们在白色恐怖下，认真执行党的对敌方针和策略，在实际工作中认真从敌营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摸索闯出了一条开展敌工工作的道路，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第二条战线，配合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迎接昆明的解放作出了贡献。从事敌情工作的同志，无限忠诚于党的事业，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深入敌营，机智勇敢，默默无闻，全心全意地为革命工作。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昆明的敌情工作曾在历史上为革命作出了不可否认的卓越贡献。从事敌情工作的同志，包括原来参加国民党营垒后来转向革命的同志，以及支援过敌情工作的党外朋友，都为革命为人民作出过贡献。应该指出的是，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他们一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们受到了错处应该平反纠正，蒙冤受屈牺牲了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历史将为他们作出最公正的结论。 地下党在警察界的工作概况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昆明市警察系统包括总局和8个分局、4个大队(保警、消防、交通、刑警)，另有省警务处、警察学校等，共有警官400余人，警长及警土2400余人。这是一支镇压革命，欺压人民的重要武装。整个警察界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军统)滇站手中，滇站站长李毓祯、王巍先后担任过昆明市警察总局长，并安排了大批特务担任主要职务，警宫中也潜藏着—些经过特警班专门训练的特务分子。其中的刑警大队，名为刑事警察，实际上是以大队长周伯先为首的保密局滇站第四公开组，有队员70余人，另有试用，见习队员等共约100余人，专门干着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镇压民主人士及革命群众的反革命勾当。 昆明警察界的中上层警官，多数受反动统治影响较深，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1948年，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有的表现犹豫动摇，少数则遂渐有虏觉醒。警察中的警长、警士等基层人员，多系从本省农村招募来的，他们出身贫寒，乡土观念重，对蒋介石强行改组云南省政府，把滇军数万子弟驱至东北打内战，是不满意的，他们经常受到警官的打骂和欺压，目睹旧社会“人吃人”的现象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状况，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他们虽然在长官的驱使下，被迫参加镇压学生运动，但经过学生的宣传教育，他们中的多数是同情学生运动的。有一个警察，在押送一名被捕学生时，私下将学生放走，自己也跑了；有的主动接触进步学生，提出参加革命的要求。因此，党组织认为在反动的警察界中，仍有开展革命工作的基础；在解放昆明的关键时刻，利用这支警察武装力量，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 1948年3月初，省工委指定市工委高志远领导昆明的敌情工作，专门在军、警、宪、特中建立关系，发展进步力量，掌握情报，为我所用。当时提出的方针是：“拉出来，打进去，钻到敌人心脏里烧锅煮饭。”按照我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在昆明警察界，力求实现瓦解下层，争取中层，孤立上层，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在组织上严守地下工作组织纪律，严格把关，个别吸收，单线联系，不搞公开或半公开活动。因此，在警长以下警士中，只是大力发展外围组织，但不发展党员。 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在警察中又采取了“建立关系，教育分化，发展下层，争取中层，利用上层，等待时机，为我所用”的工作方针。其具体工作是： 1 加强形势教育，提高觉悟，吸收进步可靠的下层分子参加外围组织。 2 了解警察系统内部情况，查清故特组织人员。 3 根据情况获取巳盖章的空白出境通行证供组织使用。 4 了解敌特逮捕、跟踪我地下工作和进步人士，镇压学生运动的情报，及时向组织报告。 5 了解我被捕被押人员情况，传递消息，并尽可能暗中提供保护。 在1949年6月以前，党在警察界的外围组织是单线、平行、多头领导的。介绍人是什么组织，就用什么组织名称。如有的用“新联”，有的用“民青”。到1949年9月前，警察界共有盟员约70余人，其中“新联”约26人，“民青”约15人，“工盟”1人，其余为“警盟”。 警察系统是敌人控制很严的单位，一些警察参加党所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是要冒很大危险的，他们绝大部分都能尽力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如“民青”成员周映邦，为了弄清警察局系统的特务情况，机智地从总局会计室工资册中，抄出特务名单，包括姓名、职务等情况。“新联”成员熊绍皋，以曾任内勤督察员掌握签到簿之便，向周映邦提供了部分特务名单。省警务处“民青”成员李德钦，通过管理档案之“新联”成员李佐臣，抄出警宫中“特警班”毕业人员名册(因在“特警班”受过训练的，都是军统特务)。各单位盟员，也基本上把本单位的领导人员、特务等情况，向组织上作了汇报，为掌握敌情和发展组织，提供了可靠材料。 解放前，敌人在汽车东站、火车北站、南站及碧鸡关，皆设有检查关卡，对我地下工作人员来往安全威胁很大。警察一、五、六等分局盟员，设法获取一些已盖章的空白通行证交组织使用。如1948年初，“七·一五”事件、“九·九整肃”前后，在几次由昆明向“边纵”输送干部中，这些通行证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的盟员甚至还亲自掩护我工作人员出关。 在情报方面，如“民青”成员李明昌，获得刑警队要逮捕傅翼声的名单后，及时转告了组织，使其得以安全转移。在“七·一五”事件前，各分局已奉命准备棍棒、石灰包、绳索、水龙头等工具，准备武力进攻云大、南菁，“警盟”成员均及时向组织先作了汇报。 1949年6月，市委副书记赖卫民接替高志远，领导昆明市敌工工作。为了适应全国即将解放的新形势，又提出在原有的基础上，在警察界要大力发展基层，争取发展中上层的方针，逐步变敌人控制的城市武装为我党实际掌握的力量，以便一旦需要，能听从我党号令行动。具体部署是： 1 印发了“警盟”章程，推动发展工作，章程宗旨指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争取全国早日解放，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 2 调整组织，把各条战线发展的，用不同组织名称的警察界外围组织成员，统一在“对敌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之下，编入“警盟”组织，参加“警盟”组织生活。警察界之外围成员，一律用“警盟”的组织名称。 3 加强“警盟”领导力量，除田秉熙外，又调来朱人杰分管“警盟”工作。随后又调来“民青”成员李世琼、李培源、李泽民等干部，参加“警盟”的领导工作。 4 改变过去只在警长以下发展成员的规定，可以在警察界中层人员中发展组织。 根据上述精神，在警察总局的科员、督察员，在各分局的巡官、局员中，只要弄清不是特务，政治历史清楚，积极靠拢我党的，都可以发展。一些中层人员，多是1949年6～9月期间发展的。当时分局长一级仅段文弼1人。 警察系统到起义时共有4名党员。盂端楷是上级转来的。11月，由田秉熙介绍，赖卫民批准，又发展了周映邦、李德钦、毕旺3人入党。 1949年10月，孟端楷提出可否发展警察总局长李志正参加“警盟”的问题，经“对敌工作领导小组”讨论，认为李志正政治上属于地方势力，而警察局又是重要的城市武装，为了在昆明解放时便于掌握控制警察武装，可以吸收共加入“警盟”。讨论后决定由孟端楷于10月底介绍李参加“警盟”。有几个分局长在起义后也参加了“警盟” 9月6日，得知卢汉赴渝的消息后，在警察局航检站工作的孔杰(“新联”)，及时告知周映邦转报田秉熙。党组织估计到形势可能逆转，及时采取转移人员等相应措施。“警盟”成员还提供了部分通行证，供转移人员使用。 “九·九整肃”事件期间，交通队的盟员，向组织提供每晚的巡逻口令，对敌工作领导小组在“整肃”期间，除转移了吉明星、段铁军外，其余人员照常工作，未发生任何问题。根据情况变化，为了巩固组织，曾暂时停顿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工作。 10月份，解放军已向西南挺进，为了做好解放昆明的准备工作，组织上布置一些“警盟”成员向上层人士散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七分局等单位的“警盟”成员，绘制了昆明市警岗分布图，各单位“警盟”成员设法将管区内的社会档案取出交组织上抄录保存备用(包括上层社会如国民党军政要员、资本家、社会名流的住址、财产等情况，也包括黑社会如小偷、流氓、帮会、姻馆、娼妓等情况)，为接管和改造旧城做好准备，还摸清各单位的特务及反动分子名单，布置专人监视其活劫；对重要文书档集、枪械、物资、器材等布置专人负责保管。为了防止昆明解放时遭受敌特破坏，还列出各管区内的重点保护对象，如电厂、自来水厂、银行、仓库、粮站、工厂、机关、学校等，采取相应措施。到起义前夕，警察系统所有单位都有了“警盟”组织，人员总数约120余人。起义后，为了加强对起义官警的工作，更好发挥警察这支城市武装的作用，“警盟”组织又继续进行发展工作，曾经发展了部分分局长及警察人员参加了“警盟”组织，总人数达170余人。 1949年12月9日，昆明起义。11日，赖卫民传达省市委决定：对敌工作领导小组分为市委保卫部及临时军队工作委员会两部分。保卫部掌管镇反肃特及维护昆明社会治安工作。指派朱人杰、团培宽进入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后增加吉星明)，掌管肃特工作；田秉熙掌管昆明警察系统的“警盟”组织并参与市人联警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以及社会治安工作。公安处及警察局实际成为我保卫部掌握的两个公开机构。当天，赖卫民还指派朱人杰接上李志正的“警盟”关系，并交待三项任务： 1 将已汇编成册的特务名单交李志正，要他“照单请客”，大力搜捕敌特。 2 维护好昆明社会治安，保证不出大问题。 3 调整各分局领导班子，尽可能安排“警盟”成员担任领导。公安处成立后，将李志正交田秉熙领导。 党组织及时向各单位“警盟”成员传达了镇反肃特及维护治安两大任务。全市警察在党组织的号召下，积极行动起来。周映邦等党、盟员，调任分局领导职务；各单位“警盟”成员，直接接受我保卫部交给的任务，尽职尽责协助逮捕管区内潜藏的特务分子，加强日夜巡逻及岗哨执勤，维护好社会铁序。 为了更有效地掌握警察武装，党组织指示由田秉熙领导组成以党员周映邦、李德钦为正副主任的“昆明市警察联合会”(简称“警联”)和以“警盟”骨干为领导的各分会，作为我党领导的“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警联”成为卢汉起义到接管这段过渡时期实现我党领导的维护社会治安的组织形式之一。其任务有：教育全体官警加强学习，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揭发捡举潜藏特务，确保昆明市的社会治安秩序，并积极做好迎军工作。 为了加强党对警察系统的具体领导，党组织专门从大中学校、义勇自卫队及服务行业的反特小组中，抽调20余名党盟成员(如马运春、冯育章、郑培禄等)，派入总局及下属各单位，担任政治指导员，开展时事政策学习，做好接管准备工作。 从起义至接管的3个月中，“警联”由于得到全市人民支持，也得到起义当局警备部队及全体官警的极积配合，严厉镇压反革命和敌特分子的破坏活动。云南起义顺乎潮流，深得民心，全市人民渴求解放，鼓舞了广大军警人员，积极行动起来投入保卫昆明的斗争，使昆明的社会治安秩序空前良好。 在昆明保卫战中，地处前沿阵地的警察局六、七、八分局，停止休假，严守岗位，加强站岗巡逻，并抽出部分警察武装，配合起义部队阻击进犯敌人，如总局“新联”成员李明昌，被派赴七分局组织了一批警察，在阵地上坚持了五天五夜，没有一人动摇；“警盟”成员王佐权等扼守玉皇阁电厂；市警局感化院，星夜赶制了大批石料，运送昆明修筑城防工事；市警局卫生科，组织救护队、担架队，救护伤员等，都为保卫战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此期间，也发生过几次重大案件，市委保卫部决定由田秉熙领导成立侦破指挥小组，由黄秉新(“警盟”)负专责，限期全部破案。如四川逃昆特务唐去非，勾结昆明流氓分子吴耀辉等人组成团伙，抢劫瓦仓庄8号王宅，将抢得的财物装上王家吉普车拉走，并打死王家一人。侦破指挥小组立即在两三天内抓紧侦破该案，报请临时军政委员会批准，将主犯唐去非、吴耀浑、张良相等三人枪决。另有一伙匪徒到云津市场后街，抢劫一姓李的洋纱老板，五分局接到报案后立即出动武装围捕，匪徒开枪拒捕，当场被击毙，并将其同伙多人分别缉捕归案。这几起案件的及时侦破，镇慑了敌人，维护了社会治安。 在迎军工作中，“警联”还担任了迎军筹备会副指挥，负责维护治安。公安处及警察局干警配合义勇自卫队，分段包干，严密防范，在万人空巷，盛况空前的迎军行列中，未发生任何问题。 回忆这一阶段的斗争，在全国胜利形势发展的鼓舞下，由于地下党组织的正确领导，“警盟”组织有了大的发展。到昆明起义时，地下党昆明市委保卫部巳基本上掌握了这支警察武装，在肃反及维护社会治安中，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昆明社会治安空前良好，人民生活安定，从而保障了昆明市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顺利地实现了军事接管。 地下党的兵运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云南地下党组织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对敌斗争的需要，在云南省政府警卫营这支有900余名官兵的部队里，逐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敌人的武装最终为我党所控制，为促进卢汉起义，迎接昆明解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不顾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和平和休养生息的愿望，蓄意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妄图一举消灭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并排除异己，以实现其反动的独裁统治。1945年冬，蒋介石乘全部滇军入越受降之机，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逼龙云下台，并强令全部滇军开赴东北充当内战炮灰，削去卢汉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的兵权，另委以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 1946年2月，当年指挥千军万马显赫一时的卢汉，出于“保己、拥蒋、反共”的打算，坐视滇军数万官兵远离桑梓，随身带领该方面军的特务团回到昆明，出任省政府主席。卢汉正是以这个团为基础，建立了云南省政府警卫营，作为他的贴身卫队，担负云南省军政首脑机关省政府、云南绥靖公署、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及其看守所、武器弹药库、富滇银行金库，以及卢汉西山、翠湖私宅的警卫任务。 也正是在这个警卫营里，在其甫建之初，云南地下党便开始了秘密工作。之前，中共地下秘密党员朱家壁曾担任过特务团团长，在这支部队中有较大的进步影响，火种早已播下。 1946年3月，警卫营班长刘运宗(刘涛)，自越南回昆明后与其过去的同窗好友昆华工校学生李云(中共地下党员)相遇。刘运宗过去在特务团朱家璧亲自主办的军士补习班里曾受过进步影响，怀有爱国进步思想，在与李云的接触中，通过阅读进步书刊，逐步接受了党的民主革命主张，并接受了工作任务。经过严格考察，于1947年8月由李云介绍刘运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9月，刘运宗介绍营里另一班长李富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云南民主青年同盟”(“民青”)。10月，李剑秋联系刘的组织关系并领导开展党在警卫营里的兵运工作。 当时，党组织依然遵循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即“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要求刘运宗在不损害革命利益的前提下，取得其上级的信任，站稳脚跟，学会在敌人军纪控制森严、严禁秘密结社的军队里传播革命道理，发展建立革命组织的本领。 当时，警卫营第一任营长穆锦春与副营长龙云沛之间素有矛盾，穆以营长职位独揽人事、财务大权，不把龙云沛放在眼里。龙云沛因不能插手营里的事务而对穆不满，并仗着他与卢汉的姻亲关系而不卖穆的账。穆、龙互相倾轧。穆思想反动，布置亲信监视进步分子的活动，刘运宗在营内的活动一度曾引起穆的怀疑，这对党的秘密工作威胁很大。 依据党的对敌斗争策略“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势力”，刘运宗决定充分利用龙、穆之间的矛盾，争取龙云沛，打击穆锦春，只有这样才能在警卫营中站稳脚跟。 1947年10月，龙云沛举办婚事，四连部分官兵前去帮忙，留下事务长刘运宗在连里执勤。刘运宗集合星期天值班士兵安排补假，被穆锦春发现。穆借口追究刘未请示报告，将刘禁闭起来，并亲自搜查刘的书籍，企图加害于刘，进而追究龙云沛包庇重用刘运宗而达到将龙云沛挤走的目的。幸得刘运宗同室的排长郑运询的掩护，穆锦春搜查一无所获。龙云沛回营得知就事后，对穆大为不满，与穆大吵了一场，并迫穆释放了刘运宗，事后，刘运宗便向龙云沛检举揭发穆锦春私自动用原特务团的生产资金做棉纱股票生意中饱私囊，冒领，贪污粮饷，排斥打击昭通(龙系昭通人)势力等情况，加深了龙对穆的不满。龙云沛乘穆锦春贩运枪弹案发之机，向卢汉告发了穆的罪行，结果穆锦春被撤职查办，由龙取代穆当上了警卫营营长，并随后调走了穆的亲信。 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刘运宗通过这场斗争不仅保护了自己，站稳了脚跟，还进一步取得了龙云沛的信任，于1948年4月被提升为三连排长，在同年8月成立营直属特务排时又调为特务排排长，担任卢汉办公厅及翠湖住宅的警卫任务，成了名副其实的卢汉贴身卫队长。党在警卫营的斗争，首战告捷。 1948年4月，刘运宗介绍二连事务长张义、三连班长杨汉清参加“民青”。7月，刘运宗的组织关系转归中共昆明市工委负责人高志远领导的敌情工作组，由吉星明负责联系。市工委敌情工作组专门领导在“敌人心脏里烧锅煮饭”的工作。对警卫营的工作，高志远专门指示：“不要再等，要争取教育，发展组织，巩固地盘，伺机进攻，搜集情报，为我所用”。发展组织时，按照“发展下层，团结中层，争取上层”的原则进行。紧接着，在长期扎根串连的基础上，刘运宗便又介绍了下层士兵朱继洲、张忠贵、鲁以华、高家秀、李玉祥、侬玉柱，排长郑运询，军医殷俊才等参加了“民青”。 1948年9月，昆明市工委正式成立以高志远为领导的敌情工作小组(简称敌工小组)，成员有吉星明，田培宽。敌工小组认真分析总结了此前在警卫营的工作，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经验证明：在敌人控制森严的部队里开展兵运工作，应当绝对审慎秘密，方式方法不同于学运工作。根据党的“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打击顽图势力”的方针，党在警卫营的工作重点和基础是团结广大下层士兵。刘运宗根据组织要求，继续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与士兵打成一片，关心他们的疾苦，为他们排忧解难，仗义执言，向长官争职合法权益，与他们交知心朋友，谈心诉苦，并因势利导，启发其阶级觉悟，引导他们认识解放哉争胜利形势和日益高涨的昆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并在此基础上组织秘密读书会，传阅进步书刊，待时机成熟时即吸收积极分子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青”；还领导“民青”组织成员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古田会议决议》等党的文件，并定期传阅秘密刊物《新华电讯》。 组织同乡会，联络感情。这种形式易为一般在外吃粮当兵的士兵及下层官所接受。在同乡会中，广泛地把士兵团结在我们周围，从中发现并掊养积极分子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刘运宗利用招募新兵的机会，在新兵中组织了宜良、嵩明、晋宁、江川、华宁昭通等六个同乡会。 为了把士兵团结在我们周围，刘运宗还利且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以及自己身为事务长的合法身份，以稳定部队为由，说服龙云沛改善士兵生活，活跃士兵文化生活，成立伙食委员会，由士兵轮流担任采购，民主管理士兵伙食，用节余粮款及空缺粮饷购买肥皂发给士兵。同时利用伙食委员会这一公开合法组织秘密进行革命活动。1948年刘任排长后，带领全排士兵到西山卢汉住宅值勤时，还请渔民到警戒区内捕鱼分成，改善士兵生活，购买文具用品发给士兵学习文化。还组织“小先生”互教互，每周开一次学习评论会，启发士兵的民主意识。 1949年11月，敌工小组决定接收李富入党，介绍人为刘运宗，由田培宽负责为其办理入党手续，其组织关系由田培宽单线联系。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云南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力争按绥远方式实现云南局部和平解放。 4月，敌工小组增加成员，调整分工。4月初警卫营的工作转由田培宽负责。自此，敌工小组又称敌工支部。 为贯彻党中央指示精神，敌工小组研究了新形势下警卫首要的工作。认为：党在白区城市工作的主要特点是：党没有武装而敌人却掌握强大的武装。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争取云南的和平解放，敌情工作的首要任务应当是争取变敌人的武装为党所控制，在时机成熟时，按照党的号令行动。这应当成为我们在警卫营进行兵运工作的指导思想。 过去，我们认为哪怕是争取到一个班长，扛一挺机枪到游击队去也是好的，能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警卫营的秘密组织成员，一般都有这种思想，就连党员刘运宗，李富也都要求到游击队去“甩开膀子干一场”。党中央的指示，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不应当只追求争取部分的携械起义，这样反而会过早地暴露我们的力量，导致失掉地盘。相反地，我们应当稳定卢汉这支部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遇与条件，大力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巩固并扩大地盘，为达到变敌人的武装为党控制的武装而工作。 当时可以为我们所利用的机遇与条件，比比皆是，云南地方统治势力与蒋介石中央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蒋介石排斥异己，打击非嫡系力量的独裁措施，不仅引起地方势力的上层，而且也引起中下层的普遍不满。1946年滇军在海城的起义，以及其后滇军在东北的投诚，起义，还有云南游击战争的开展，无不对地方势力产生强烈的影响。云南卢汉的军事教导团就曾出现“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的标语。在地方保安团队的官兵中间，客观上存在着一股日益高涨的反蒋潜流。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方针得当，无疑可以把这股潜流汇集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中去。 东北我军在起义或被俘的滇军中下级军官中，施以反蒋爱国的教育之后，部分资遣回云南，利用其与卢汉的旧属关系，予卢汉以影响，争取卢汉走起义的道路。时值卢汉为求保住其生存地盘与蒋介石抗衡，竭力不断扩充地方保安团队的力量，大量起用回滇军官，如委任张秉昌为保安团团长，委任李焕文为警卫营营长等等。同时卢汉还采用东北回滇军官建议，仿照我军办法，在保安团队建立政工制度，以巩固保安团队。 除分析地方势力与蒋中央的矛盾之外，我们还分析了地方保安团队内部存在的矛盾。认为，不论在哪个层次的工作中，都要贯彻我党的“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一贯方针。蒋军内部的最根本的矛盾，是官兵之间的矛盾。广大士兵多出身贫苦农民，深受压迫、剥削，在军队里又受长官军阀统治的压迫、剥削，团结下层土兵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不如此，我们便失去依托的力量。此外在官长与官长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复杂的矛盾，诸如行伍出身与军校出身的互相看不起，卢汉的亲信与非亲信之间的矛盾也时时发生，竞连正职与副职之问也存在磨擦等等。 凡此种种，无疑都是我们在“化敌为我”的工作中可以充分利用的机遇与条件。 1949年3月，警卫营在原特务排(又称手枪队)的基础上扩建为特务队(连的编制)，有官兵90余人，专门负责卢汉的贴身警卫任务，队长龙云青是卢汉的外甥。特务队脱离警卫营，划归保安司令部建制。敌工支部乘龙需要干部之机，通过警卫营长李焕文将党员李富调该队任事务长，从而在该队建立了据点。尔后又乘龙云青需要政工人员之机，敌工支部通过李富向龙介绍，派党员刘彪进入该队担任政工人员，其组织关系由李富联系，协助李在该队开展工作。 同月，卢汉委任自东北回滇的李焕文为警卫营营长，李焕文早在40年代初曾跟随朱家璧工作。1949年11月，东北我军敌工部林坚布置李焕文携带被俘滇军将领卢浚泉(系卢汉的叔父)给卢汉的介绍信回滇，要卢汉安排李的工作，卢浚泉要卢汉搞“双保险”，一面向蒋介石要权、要钱，要枪以扩充实力，一面找共产党挂勾，寻求退路，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r李回滇后意欲参加游击队，后经早年认识的我党党员王子近劝说：“游击队有你一个不多，无你一个不少。担任警卫营长要职，我们求之不得。”李接受劝告，于3月正式到营就职。由我“边纵”驻昆联络员朱华(党员)与李联系，并发展其加入“新联”。9月，经市委副书记赖卫民同意，由田培宽介绍李焕文入党。 同年3月，吉星明介绍自东北回昆明的滇军军官何思恭参加“民青”，其组织关系由田培宽单线联系。同月，李焕文邀约其九十三军老同事何思恭进入警卫营担任政工室主任。 4月，警卫营划归保安十一团为第一营，原任务不变。李焕文升任十一团副团长兼一营(即警卫营)营长后，经组织指示，成立军士集训队，训练军士，并由组织派进“民青”及“新联”成员吕铿(7月在警卫营入党)、方旭(后入党)、沈光祖(后入党)、杨建勋、肖庆和、田蔚、曹远达、杨家福、刘实录、陈磊、瞿天真、吴东弼、侯萍、黄星、杨彭泽、张崇典等近20入进入军士队及警卫营任政工人员。 1949年5月底，高志远调离昆明至思普区工作，次月，由昆明市委副书记赖卫民接替领导敌工工作。自此，敌工小组又称对敌工作领导小组。 在此之前，党组织共有两条互不沟通的线在领导警卫营的工作，一条是敌工小组领导的刘运宗一条线，另一条是“边纵”驻昆联络员朱华领导的李焕文及吕铿等一条线。党组织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将朱华领导的一条线全部并归对敌工作领导小组，朱华联系的李焕文及派入营内的政工人员吕铿等的组织关系全部转由田培宽联系，从而实现了统一领导。 紧接着，在警卫营内成立党的支部，刘运宗为书记，接受对敌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由田培宽联系。李富也参加警卫营党支部，接受刘运宗的领导。刘运宗、吕铿、沈光祖三人又组成三人小组，每周集会一次，田培宽到会参加研究营内的工作。三人小组分工负责领导排以下盟员。刘运宗领导二、三连(刘此时已升任连指导员)，吕铿(任连指导员)领导机枪，迫击炮连，沈光祖(任连指导员)领导一、四连。以排为单位成立盟小组，以连为单位成立盟核心小组(三人小组成员分别参加)。于是，在组织上做到了营有支部，连有核心小组，排有盟小组，班无空白，从上到下地控制了这支部队。在宣传工作上，先由党支部及三人小组作出决定，再通过何思恭(“民青”)以政工室主任公开身份贯彻，特务队也参加。 李焕文就任警卫营营长及保安十一团副团长后，为警卫营的工作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掩护条件，党在警卫营下层官兵中的外围组织发展工作，此后有了很大的发展。1949年6月，对敌工作领导小组在警卫营内正式启用“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军盟”)的组织，稍后又适应士兵文化低，写自传有困难的情况，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工作队”(“武工队”)的组织，开展组织发展工作。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横扫江南残敌，势如破竹，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已成定局。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众叛亲离。以卢汉为代表的去南地方实力派已由“保已、拥蒋、反共”逐步转向“保已、拒蒋、容共”。卢汉通过龙泽汇与“边纵”领导取得联系，为边纵提供了部分武器弹药。这些武器弹药就是由李焕文派革命力量较强的一、三、四连先后押送转交“边纵”的。这在警卫营及保安团的一些军官中，已是公开的秘密。 7、8月间，昆明上空弥漫着各阶层人民盼望早日解放的气氛。《山那边呀好地方》、《金凤子开红花》等等革命歌谣响彻大街小巷，毛泽东主席著作的油印小册子也已在街上公开或半公开发售。昆明局势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警卫营的官兵。 李焕文根据党的指示，在西站举办军土集训队，并由党组织派入的政工人员在集训队建立由吕铿负贵的歌剧队，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及组织发展工作。 党组织教育警卫营的党盟员，在形势顺利发展的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政治警惕。8月，由于对军士集训队的宣传失去控制，个别歌剧队员上政治课时公开引用马克思的言论，被一个顽固分子抓住不放，扬言要上告，后经李焕文出面调停才告平息。军士队结业时，又邀请驻地附近大中学校学生举行文娱联欢晚会。在这之后，特务队在五华山上也仿效邀约一些学生举办了一次文娱联欢营火晚会，大演大唱革命内容鲜明的歌舞节目。这些发生在卢汉鼻子底下的事，是得到了卢汉默许的。虽然如此，警卫营的党盟员，在欢声笑语盼解放的气氛中并未丧失革命警惕性，组织上仍然严守地下工作纪律。 后来，形势出现暂时的逆转，卢汉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发动了“九·九整肃”事件，全部歌剧队员(吕铿除外)迅速安全撤离了警卫营，大部分疏散下乡参加武装斗争。早在“九·九整肃”事件前，党组织就已自警卫营撤退了党员刘彪及方旭，让他们下乡参加武装斗争，因此，党盟组织成员无一暴露身份。 1949年7月底，特务队一名昭通新兵因不满特务队发放安家费不公平而开了小差，被副队长余永德及二分队长陆光灿抓回。余永德集合全队训话，扬言：“外边学生讲共产，闹革命，我们队里有没有？要闹就没有好下场，要开小差就象今天这个样子。”随即将新兵按倒，连打几百扁担。这个新兵伤重又未得到治疗，死后被强行掩埋，激起全队士兵的强烈愤怒。盟队员有的便提出：“以命抵命，干掉余、陆，到‘边纵’去。” 对此事件，倘若我们采取任何过激的反应，都会导致过早暴露我们的力量而最终使我们丧失警卫营及特务队这块重要地盘。因此，我们必须从全局的利益出发，因势利导，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田培宽与李富一起分析了形势，分析了龙云青与余、陆之间早巳存在的矛盾，决定抓住这一血的事件，广泛教育和团结士兵，在盟员中进行一次阶级教育，采用恰当的方式孤立打击余、陆。李富据此在全队中进行了艰苦深入的工作，并向龙云青投递匿名信，揭露余、陆暴行，要求惩办凶手，全部发放规定的安家费，以平民愤，稳定军心。龙云青回队得知打死新兵事件，又收到了匿名信，十分不安，随即追问并申斥了余、陆的行径。余、陆的威风受到了打击。龙云青也不得不全部发放了安家费。特务队党盟员及广大士兵从这一事件中看到了自己团结斗争的力量，受到了锻炼。 随后，李焕文在全营宣布：以后官长不得打骂士兵，不得吃空额，克扣士兵粮饷，实行经济公开，深得士兵拥护。1949年9月，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追歼南逃之敌，西南的解放指日可待。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失败，仍作垂死挣扎，梦想凭借云南省横断山脉负隅顽抗。云南地下党组织及“边纵”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城市的民主运动日益高涨，这对蒋介石妄图在西南建立最后的反共基地是一个最大的障碍。为了防止后院起火，腹背受敌，蒋于8月25日由台湾赶到重庆，电召云南省主席卢汉赴渝面授机宜。 卢汉赴渝之前，布置省政府警卫营在五华山构筑工事；命特务队派出便衣到北教场附近侦察二十六军的动态及监视宪兵的活动；规定官兵一律不得外出，加强戒备，与各保安团保持联系，准备对付中央军对五华山的突然进攻。 9月8日，卢汉由重庆返回昆明。军统特务头子、保密局西南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也随即到达昆明，与保密局西南区副区长、滇站站长沈醉等组成“整肃”指挥部。9月10日，卢汉根据国民党中央的“整肃”令下令解散省市参议会，封闭除《中央日报》、《平民日报》以外的所有报刊，并开始逮捕进步人士。9月12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来昆坐镇，继续进行疯狂逮捕，企图通过逮捕审讯破坏云南地下党组织，然后，借卢汉之手杀害革命人士并进而迫使卢汉反共到底。 9月10日，李焕文得知卢汉下令进行“整肃”，立即通知吕铿、刘运宗、沈光祖、李长颐等党盟员，在组织内作好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突然事件，并听候行动命令。 一时之间，昆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几天之内，被捕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革命群众就达480多人。 面对这突然变化的风云，省市委对卢汉赴渝回昆后的态度作了种种估计：一是与我翻脸，彻底倒向蒋介石；二是投靠人民举行起义；三是继续两面讨好应付，保存实力与我讨价还价。当时蒋介石重兵镇守云南，解放军离滇尚远，卢汉两面讨好，左右周旋的可能牲较大。但要从最坏的方面作准备，防止卢汉翻脸不认人。为此，对敌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市委指示，及时向警卫营及特务队作了紧急防范部署： 1 要求党盟支部及全体党盟队员，必须坚守岗位，听从组织号令，沉着应战。 2 一切活动立即转入隐蔽，不到接头时间，不许接头。 3 停办军士集训队，立即撤退全体歌剧队员。 4 在党盟员中进行气节教育。 在工作部署上，谨防卢汉与我翻脸，必要时使用警卫营力量，乘敌在五华山召开军政首脑会议之机，实行“兵谏”，逼迫卢汉宣布起义。若卢汉西迁大理，则在行军途中相机扣留，迫其起义。 对敌工作小组亦根据上级指示调整自身组织，撤退可能暴露的吉星明，其工作由田培宽接替。田培宽所管警卫营的工作全部交王裕昆负责。 10月，局势未进一步恶化而呈现稳定的局面，为争取卢汉继续靠拢人民走起义道路，我党由防卫又转入了进攻。 对敌工作领导小组向敌军政警宪上层投递《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国民党军政警特人员接到信后，大为恐慌，纷纷托人联系找退路。 对敌工作领导小组在特务队建立“军盟”分支部，李富担任书记。 11月中旬，卢汉最后一批释放了“九·九整肃”中的被捕人员，局势已经明朗。在此前后，对敌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做好迎接昆明解放的准备工作： 1 警卫营、特务队应做好卢汉的保卫工作，加强驻地及周围的警卫，防止特务下毒手。 2 上下一齐动手，掌握好部队，做好作战准备。 3 汇集部队人员、武器弹药装备，军官简历及思想状况，政治倾向等材料，交组织备用。 4 各连排布置专人监视政治思想反动的军官，防止其捣乱破坏。 5 发动广大士兵保护好物资及文书档案。 截至1949年12月9日，警卫营内共有党员6人，“民青”、“新联”、“军盟”成员157人，“武工队员”145人，全部党盟成员304人，占全营官兵的1／3；其中，正副营长3人中有党盟员2人，正副连长12人中有党盟员9人，正副指导员13人中有党盟员12人，排长18人中有盟员13人，正副班长108人中有盟队员83人，事务长6人中有盟员4人，排服务员18人中有盟员15人，连部上士18人中有盟员10人，士兵732人中有盟队员114人，政工室、军需室、军械室、副官室、书记室、医务室等六个部门中有三个部门的负责人是盟员。特务队官兵共90人，其中有党盟员39人，占全队官兵的43%强，事务长以上人员共8人，其中事务长、副指导员和两个分队长是党，盟员，班长、军需、军械上士共11人，其中盟员8人。警卫营和特务队的党盟队员，已经按照党的号令，团结全体官兵，作好充分准备，迎接昆明起义。 游击战争烽火迭起 在内战危机严重存在的形势下，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央和南方局指示精神，除了继续抓好城市斗争外，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准备农村游击战争上。1948年2月，朱家璧等人接到省工委关于要他们回来搞武装斗争的通知，率领基于队七十余人，进入以弥勒西山和路南圭山为中心的弥泸地区，点燃了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的烈火，开辟了云南游击战争的第一个根据地。为迎战敌人的进攻，该地区组成了游击队。5月，这支人民革命武装命名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云南人民的解放军在战火中正式宣告诞生了，云南人民的解放斗争进入了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新时期。 一纵活跃在南盘江两岸，多次打退蒋军进攻，瓦解地方武装，使滇东南人民武装斗争日趋高涨，并扩展了滇东北游击根据地。与此同时，在滇南地区，省工委于1948年初派刘宝煊和方仲伯等到元江，组织武装斗争，建立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二纵队。二纵在滇南攻克了许多县城，歼灭了一批地主武装，队伍迅速扩大，并逼近滇中，省城为之震动。其它在滇西北，滇中地区的游击战争，也相继开展了。1949年7月，华南分局决定将滇桂黔边区所属游击队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的战斗力也增强了。 1949年8月，当人民解放大军向岭南进军的时候，云南境内的游击武装已发展到三万多人，各根据地内的自卫队，护乡团、民兵总数已超过十万人，游击战争遍布全省九十多个县，就是地处省城周围、滇池岸边的昆阳、晋宁、安宁等地，甚至昆明市郊十来公里的地方都有游击队的活动。各根据地在逐渐扩大和巩固，中共地方党委和地县人民政权，在许多地区巳先后建立起来了。以弥泸地区为例，弥泸地委及其领导下的陆良、泸西、弥勒、路南、邱北、师宗、宜良、马龙等县的县委都巳建立；泸西、师宗、陆良、弥勒、路南、邱北等县建立了人民政府，弥泸地区专员公署也已建立。地委、县委和专员公署、县人民政府建立后，围绕武装斗争这个中心，一方面积极动员青年参军参战，扩大人民武装；与此同时，又深入发动群众，努力增加生产，支援前线。另一方面，发动人民开展反地霸斗争，实行减租减息，减轻群众负担，巩固新生政权，保护工商业，恢复和繁荣城乡市场。通过武装斗争，扩大根据地；通过党委和政府的这些措施，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样，到1949年秋末冬初，在云南已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敌人已到了坐卧不安的地步，乃至有近七十人被国民党省政府委派做县长都不敢赴任，说明蒋家王朝对云南的统治已风雨飘摇，离垮台已为时不远了。 农村武装斗争的开展和扩大，得到了城市人民民主运动的大力支援。在党的号召组织下，大批的师生和工厂职工，纷纷走出课堂，离开车间，“到山那边去”，血战沙场。从昆明到游击区投身革命的师生，先后达二万多人；昆明各工厂的工人下乡参加游击队的也有数百人，兵工厂一百二十多名工人组成一个大队，开赴滇中游击区参加战斗。各行各业职工以不同方式支援武装斗争，电讯工人替游击队搞电台、修电台；化工厂的职工秘密地为游击队生产炸药；马车、汽车、火车、轮船职工秘密帮助运送地下工作人员、游击队员或武器弹药等物资。这些事都是在敌特严密监视下搞的，而却很少被敌特们发现。这说明人心所向，得人心者得天下。敌人尽管仍在疯狂挣扎，但已处于全民包围之中，前方有游击战士同它真枪实弹的拼杀，后方亦有百姓从它背后捅刀子，它极其孤立，愿替它卖命的人已极少极少，若再不改弦更张，弃暗投明的话，那等待它的就是只有死路一条！ 第05章 长春城下滇军起义，卢汉下决心弃暗投明 长春城下滇军起义，为卢汉指光明之路 卢汉从1945年12月就任云南省主席，到宣布和平起义，统治云南整整四年。其间，他同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既有矛盾斗争，也有勾结同流合污之处。为巩固其统治，四年来他跟随蒋介石多次镇压过云南人民的反抗斗争，尽管有些活动他并非心甘情愿，而是迫于形势和屈服于蒋氏压力，但总还是有难以推卸的责任。而自内战爆发以后，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力，横扫国民党的军队，尤其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主力丧失殆尽，将不听令，士无斗志。在蒋家王朝面临总崩溃边缘之际，卢汉既不愿意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品，与人民对抗到底，又担心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寻求不到新的出路而陷入忧虑、傍徨之中。正当卢汉摇摆不定和寻求归宿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及时地向他伸出挽救之手，为他指明了走和平起义和投向人民的光明大道。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早在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和云南工委，根据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和反对顽固势力的指示精神，不断派遣干部到云南和滇军中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不仅使滇军在抗日前线能英勇抗战，云南后方成为赫赫有名的民主堡垒，也为解放战争时期做云南地方势力的统战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5年12月卢汉刚上台，周恩来在重庆就指示云南省工委说，卢汉地方势力与蒋介石集团历来有矛盾，蒋介石要拉着卢汉跟他走一条道，而卢汉对蒋并不很放心。鉴于此种关系，我们对卢汉应采取中立、争取的统战政策。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云南省工委积极展开对卢汉集团的争取工作。由于不久滇军主力调往东北前线，之后对滇工作就分别于东北和云南两处齐头并进，同时展开。 滇军在越南整编时，中共地下组织趁整编机会将自己埋伏在滇军中的党员和靠拢党的积极分子，安插在重要岗位上，有的担任了师、团长，有的在机要部门工作。1946年4月，滇军到达辽宁，地下党员搜集了许多重要情报，分别递送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为党正确及时地开展滇军工作提供依据。由于滇军遭受蒋帮嫡系的排斥、压制，尤其是中共地下组织的长期工作，5月30日，184师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于海城起义，投入人民怀抱，为卢汉及其军政人员树立了榜样。 正当滇军踏入东北大地之时，中央就决定派云南籍的共产党员到东北做争取滇军工作。4月下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在延安召见刘浩，对派他到东北做好滇军工作作了详细指示。朱德说，根据东北敌军情况，做好争取滇军工作意义重大。滇军同中央军有矛盾，受歧视，对蒋介石和中央军有不满情绪；部分军官还有点爱国思想；我们在滇军中有党的地下工作。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依靠党的政策影响和人民解放军的威力不断进行工作，有可能争取大部分滇军起义。刘少奇除了强调做好滇军工作的重要性外，还明确指示从三个方面对滇军进行工作：一是依靠在滇军中的地下组织，从滇军内部做工作；二是依靠解放军的威力和党的政策，对滇军开展政治攻势，三是利用一切可能机会，直接与滇军将领接触，公开进行策反。总之，要尽一切可能争取和迫使滇军大部起义。5月上旬，刘浩带着朱德给滇军将领的信前往东北。在北平，叶剑英接见了他，对他的工作也有所指示。到了东北，他晋见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解放军领导人罗荣桓、彭真、李立三等，东北局派他担任滇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和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处长，负责对滇军的策反工作。由于工作需要，刘浩后来还担任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联络部部长职务。他很快就同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并有效地开展了工作。 1948年夏，国民党长春守军10万人，巳被解放军重重包围。驻守长春的滇军第60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为配合解放军加强对60军的政治攻势，提供名单，从吉林败逃而失散的敌军官家属中挑选出一百多人，进行教育，使其了解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后送到长春，与其亲人团聚，扩大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再从被俘经过教育已有一定觉悟的敌军校级军宫中，选择一批同第60军军长曾泽生等人关系较深的人，如原60军上校团长张秉昌、副团长李峥先等人，送回60军做策反工作；又让原滇军起义将领潘朔端、郑祖志等给曾萍生及其师长陇耀等人写信，劝其审时度势，迅速选择光明前途，潘朔端还亲临长春前线做策反工作。 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在共产党英明政策的感召下，60军军长曾泽生同其部属暂编21师师长陇耀、183师师长白肇学等经过密商，于10月17日发表通电，宣布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调转枪口打蒋介石。在此前两日即10月15日，滇军第93军已被人民解放军全歼于锦州城下。至此，被蒋介石调到东北打内战的滇军两个军已全部瓦解。卢汉藉以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筹码已丧失殆尽，迫使他不得不认真考虑下一步棋如何走才好？ 原93军副军长、卢汉的妻弟龙泽汇，在93军被歼前侥幸离队，逃脱了当俘虏的命运，后在卢汉催促下回到昆明。卢汉一见到龙泽汇就详细询问辽沈战役情况和平津动向，然后若有所思地说：“中国情况复杂，云南环境特殊，我们要在困难中找出路，在安定中求进步。” 卢汉要找的出路在哪里？他所要求的进步又是什么？当时不仅听者不清楚，恐怕就是卢汉本人也还无所定指。所以他告诉龙泽汇说，“为了使三迤父老免受刀兵，保全桑梓，我催你回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负责扩充军队。”卢汉扩军的目的何在？是对抗共产党游击队？还是同蒋介石中央军抗衡？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估计当属后者，因1948年底的卢汉尚在左右摇摆之中，他守的仍是有兵即有权的信条，他想不管国共两党谁胜谁负，只要他手握重兵，他就有发言权。 为了争取卢汉，云南省工委一直是遵照党中央决策和部署开展工作的。根据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配合解放战争形势发展，云南省工委从1946年起就建立了专门从事争取卢汉工作的机构“特别小组”，由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和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亲自领导。特别小组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广交朋友，建立和发展外围进步组织，先后分别在军队、警察中建立“新民主主义同盟”、“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和“新民主主义警察同盟”。1948年12月，建立三人统战小组，次年初再成立三人党小组，加强对卢汉及其家属和部属的统战工作。卢汉的三任警卫营长；两人是共产党员，一人是“军盟”成员。统战工作采取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争取进步势力与瓦解反动顽固势力相结合、城市和平斗争与农村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原则，积极团结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孤立国民党嫡系势力。中共地下党组织还派出大量党员、积极分子深入农村、厂矿、机关、学校、新闻出版、金融财贸等各行各业，广泛发动群众，造成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和要民主、要和平、要自由、求解放的社会舆论压力，促进卢汉的思想、立场转变。 三大战役以后，国共和平淡判时，卢汉远避西南边陲，静观国共两党的军事斗争，对形势仍认识不清，仍不相信蒋介石政权会彻底垮台，不相信人民革命会迅速取得全国胜利。这时，他谋划三种主意。其一是，如果国共两党以长江划线，势均力敌，隔江分治，形成南北朝的局面，那么他就可以保持云南的独立，继续割据称雄；其二是，如果蒋介石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顶住了解放军进军江南，蒋介石必定会加强对云南的控制，那么他就得向蒋介石效忠听命，继续拼力，参加反革命内战；其三是，如果人民解放军渡江而过，解放全中国，那么他就率部起义，跟共产党走。这些情况表明了卢汉对蒋介石政权还抱有一定程度幻想，对人民革命的本质更缺乏认识，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何去何从，还在犹豫不决。 1949年3月，中央决定从起义滇军军官中挑选一批派回云南，做卢汉及其部属的工作。60军起义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50军，张秉昌做了代理参谋长。由于张与卢汉关系较深，中共党组织决定派他回云南做卢汉工作，行前有关领导给他布置任务，要他向卢汉说明目前在卢面前有三条路可供选择：一是跟蒋介石逃台湾，最后被蒋抛弃；二是逃出国境当“白华”(十月革命后一批敌视革命的俄国人逃离苏联，被称为“白俄”分子，故此引伸那些敌视中国革命而准备外逃的人为“白华”)；三是走曾泽生、潘朔端起义的路。我们希望卢汉选择起义这条路。5月，张秉昌回到昆明，向卢汉传达了共产党的意见。7月，卢汉委张任保安11团团长，9月升为师长。在张之后，党组织先后从东北起义滇军或被俘军官中，派回团以上军官五十多人，卢汉对这批军官一一作了妥善安排。这个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已取得明显成效，这批军官回来，对促成卢汉起义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被解放，南京政府及其政府官员逃到了广州。蒋介石垂死挣扎，人民解放军的前锋力量已经进抵湖南边界，若再发动进攻，即可抵达云南了。卢汉认为，蒋介石政权失败，全国的解放只是时间上的早晚。同年8月，国民党的元老派、军政界赫赫有名的程潜和陈明仁一同在长沙发动了起义。他们起义后，获得优礼有加的待遇。南京的解放，使卢汉心惊胆颤。蒋介石也抵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击，他指挥的滇军更经不起解放军的打击。湖南和平起义，对他是个鼓励。他再不能在歧路上徘徊，要仿效程潜发动起义。 “九九整肃” 蒋介石原本对卢汉就不太放心，现在形势对自己来说又是急转直下，已成树倒猢狲散之势，就更增添了几分对卢汉的疑虑。为了稳住卢汉，为自己找到二块最后的反共基地，蒋介石对卢汉采取软硬兼施、打拉结合以拉为主的方针，引诱卢汉继续为他卖命。从1948年12月到卢汉起义前，蒋介石让亲信张群四次飞来昆明，拉扰卢汉，1949年7月和12月，蒋介石两次电召卢汉妻弟龙泽汇到重庆面谈，并当场升龙为军长，以示信任、亲近，企望龙影响卢汉；7月和8月，蒋经国、蒋介石先后来昆明“视察”均下榻卢宅，以示亲近，宠信有加；9月，电召卢汉赴渝，开始卢有顾虑托词不去，蒋以大兵压境和让张群出面担保无事，迫卢赴渝，蒋以隆重仪式欢迎，并委卢汉为云南绥靖主任，允将保安团扩编为两个正规军，把在云南的军警宪特指挥大权赋予卢汉，交换条件是按蒋特机关要求在昆明进行“整肃”。 根据蒋介石的密旨，特务头子毛人凤、徐远举、周养浩及沈醉等相继抵昆，迫使卢汉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数百人，制造震惊一时的“九九整肃”案。他们提出二百多人的名单要卢汉执行枪决，妄想通过这—手把卢汉推入自绝于人民的深渊，断绝卢汉向共产党靠拢的道路而只能跟着蒋介石跑。 9月6日，卢汉被迫飞抵重庆。蒋为消除其顾虑，达到拉拢卢汉的目的，答应云南问题全权由卢汉处理。委任卢汉为云南省绥靖公署主任，掌管国民党在云南的军警宪特的指挥权；准其将现有的保安团扩充为两个军，许诺给予一笔拨款和武器装备。交换条件是，要卢汉镇压云南革命力量，逮捕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调集地方部队74军、93军、配合国民党第8军、26军、89军向“边纵”和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 卢汉从重庆回昆后，虽公开表示拥蒋，大肆进行逮捕镇压活动，但已看出国民党将面临最后的崩溃，必须为自己留条后路。10月初，受解放军总部委派的周体仁第一次会见卢汉，向卢介绍北平解放的经过，用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消除卢汉的顾虑。10月中旬，卢汉再次约见周体仁，表示愿意起义。周体仁经过考察确信卢汉有起义的诚意后，才向卢表明他是受解放军总部委派返滇商谈局部和平问题的代表，并转达中共中央意见，云南起义的最好时机是解放军歼灭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军后，向云南进军之时。 对“九九整肃”逮捕的人员，党组织布置卢汉身边的军盟成员向卢汉献计献策，慎重处理，防止毛人风借刀杀人，假手行凶：因此，当毛人凤拿着准备处决的200余人名单找卢汉批准时，卢表示杀的人太多，且证据不足，草率处理，难以服众。毛人凤为嫁祸于人，急于处理，将要杀的人一减再减，而卢汉则一再拖延。根据地下党的指示，为迎救被捕人员，有关人员向卢汉建议，经卢汉同意后，借口案情重大，证据不足，要组织军法会审，并报经蒋介石“同意照办”，电令沈醉将此案移交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组织军法会审。随即将逮捕关押人员集中到钱局街陆军监狱关押，由省府警卫营看管。 直到11月3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到昆，地下党发动地方上层人士李根源、周钟岳等向李请求释放“九九整肃”无辜被捕人员，卢汉则乘机利用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的矛盾，向李宗仁报告说：“九九整肃在押人员中，有的是社会贤达，有的是一般职工和青年学生，无辜被捕，应予从宽释放，才好安定人心。”李宗仁为了拉拢卢汉，收买人心，慨然允诺，11月15日电告卢汉“酌情从宽处理”。卢汉立即下令军法处：“奉李代总统命令，整肃所有被捕的人员罪证不足，准予一律释放，即日办毕具报”，11月28日全部被捕人员释放完毕。 在释放杨青田时，卢汉委托吴少默告知杨青田，卢汉决心起义，请杨青田设法找中共联系。与此同时，党组织从“边纵”，派冯憬行到昆与宋一痕联系，宋告知冯：卢汉准备起义。市委书记陈盛年与副书记赖卫民研究，对卢汉决心起义一事要绝对保密，暂不向下传达，决定由杨青田告知卢汉，我们欢迎他起义，但起义时机待我方向上级请示。市委再次向边区党委和郑伯克报告，并决定由边区党委委员李雨枫于12月初向华南分局报告。“九九整肃”事件后，蒋介石嫡系除余程万所部26军驻滇南外，还有李弥的第8军已从川黔边、刘伯龙的第89军从黔桂边进入滇东，从江南退集滇东地区的宪兵达5个团，卢汉所属地方部队；也拟定了“防共计划”，驻昆明以东一线，声称为第8军第二道防线配备。 卢汉亦已送家属赴港，为自己准备退路。昆明已成为蒋介石集团空运搬迁台湾、海南的中转站，市区充斥省外逃来的国民党政治难民，争相抢购飞机票外逃。蒋介石于11月中旬从台湾再次飞抵重庆，亲自督促国民党国防部，陆军总部等首脑机关搬迁昆明，要卢汉率政府迁往滇西，云南局势发生急剧变化：昆明市委审慎估计形势发展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 一是蒋介石集团控制昆明，卢汉被挟持或被迫迁往滇西； 二是蒋军在昆明外围被歼或溃逃，卢汉亦被迫随之离昆，蒋特于溃逃时对昆明进行大破坏； 三是卢汉在南下野战军和“边纵”，的军事支援和昆明地下党发动组织全市人民的支持配合下，不失时机果断起义，获得成功。 我们应立足于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依靠党领导、组织群众的力量，做好充分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市委要求各条战线，各部门地下党和外围组织抓紧做好工作。 11月30日重庆解放，昆明人民盼望早日解放，国民党敌特惊恐万状。卢汉成立昆明警备司令部实行宵禁，形势急剧变化。市委向滇西两个地委和已率西进部队到滇西的“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通报，对卢汉部队东调昆明勿予阻击，并防止西康蒋军入滇。 12月7日，周体仁受卢汉委托向华南分局叶剑英报告卢汉将予20日以前起义，要求人民解放军支援。党中央对卢汉提出要求：“起义部队按约法八章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有秩序地接管地方政府机构；对起义军政人员不究既往，保证生命财产安全，并予录用；释放被俘滇军将领；解散各地的地霸游杂武装，不予收编等。” 12月7日，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到昆明，逼迫卢汉让国防部等机构迁入昆明，省政府和绥靖公署迁往滇西，卢汉提出种种困难，表示很难照办。张群奉命于8日偕龙泽汇、李弥、余程万3个军长飞抵成都见蒋。形势十分紧迫，如蒋的计划实现，卢汉起义即可能夭折。12月9日，张群和龙泽汇、李弥、余程万一同再次返昆，卢汉乘机软禁了张群，并借张群名誉，召集在昆明的蒋介石集团主要军事和特务头目李弥、余程万、李楚藩(宪兵副司令)、童鹤岑(宪兵司令部参谋长)、沈延世(空军第5军区副司令)、石补天(26军193师师长)、沈醉(国防部保密局滇站站长)开会，当晚将其全部扣押。控制市区和飞机场，通电宣布起义。 12月1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卢汉，赞扬卢汉率部起义对“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程，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指示卢汉接受二野刘、邓指挥、准备迎接解放军人滇，执行“约法八章”，刘、邓“四项号召”，肃特镇反，与云南人民武装建立联系等。卢汉复电表示完全接受，切实执行。卢汉率部在昆明起义，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反扑，保卫昆明的战斗打响了。 与此同时，美国侵略者也在策划如何诱使卢汉上钩。美国驻昆明领事陆德瑾对卢汉说：“只要卢先生继续反共，美国每月可提供100万美元的经费和武器、弹药，后勤供应也由美机空运补充。”不久，陆德瑾又带着记者团会见卢汉，胡说“只要卢汉先生坚决反共，可以宣布独立，另立政府。经费、武器、弹药，一切由美国负责供应”。继续从事勾引、鼓动卢汉反共的勾当。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卢汉既慑于蒋介石的威力，又担心共产党不原谅自己的过去，思想出现反复。是否起义？何时起义？犹豫不决，迟迟不能作出决策。 根据这种情况的变化，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指示省参议会中的中共党员，联合民主人士，不时到卢汉家中座谈时事形势，伺机宣传形势和党的政策，消除卢思想中的疑虑，让一些辛亥护国元老与卢汉谈心，鼓励他继续走向爱国爱乡的道路，地下党还通过各种渠道，把党中央的号召、人民解放军的宣言、布告和第二野战军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等，送到卢汉及其身边要员手中，使他们能直接了解到中共及其领导的解放军的方针、政策，坚定信念，明确方向。 党中央为了帮助云南做好争取卢汉的工作，特地将在北平参加傅作义一道起义的原北平警备区中将司令周体仁派回云南，做争取卢汉的工作。周体仁是云南景谷县人，傣族，与93军军长龙泽汇关系很好。周在北平接受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领导人的指示，9月，伪装解甲归田，经天津、香港、广州到昆明，秘密潜入龙泽汇家中，向龙转达中共中央领导人希望云南和平起义的意见。并说，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总参谋长以前都在云南上过讲武堂，他们对云南十分关心，特地叫我来对你们传达此意，并介绍北平起义的经过。龙泽汇向卢汉引见周体仁，三人多次密谈起义之事。卢汉激动地表示：“传作义将军地位比我高，兵比我多，尚且依靠共产党，我卢汉咋个还为老蒋卖命？” 一度犹疑不决的卢汉，重又坚定了选择走向光明之路的决心。 下决心弃暗投明 正当人民解放大军向江南、华南和西南胜利进军、蒋军残余势力土崩瓦解的时候，蒋介石及其死党却高唱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的滥调。他们幻想大战爆发就可卷土重来。可卢汉则认为，三次大战一时不会爆发，共产党是肯定地成攻了。如今革命洪流，势不可挡，全国解放，巳成定局。表示不能再做蒋介石的殉葬品，不能做民族罪人，要采取措施逐步摆脱蒋帮控制，准备起义，迎接全国解放。他分析云南当时的困难是国民党嫡系26军驻防安宁、宜良到蒙自一线；宪兵十三团驻在昆明市内圆通街，城中布满军统、中统特务和国民党的一些特设机构，稍不留心就会出问题。所以，他还要等一等，要捕捉时机。他一再叮嘱龙泽汇要严守秘密，用人要十分谨慎，并且让龙泽汇设法与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取得联系。 龙泽汇通过中学时的同学、已弃武经商的吴树桐很快就同边纵副司令朱家璧联系上了。卢汉听说边纵缺乏枪枝弹药，派龙泽汇设法送—些过去。龙泽汇通过朱家璧的叔父朱旭，和朱家璧约定在寻甸县羊街磨盘寺会面，并在那里交接武器弹药。 1949年5月下旬，龙泽汇幌称去杨林飞机场视察驻守该地的保安团，用卡车把武器运到保安团保存。第二天，龙泽汇、朱家璧在羊街磨盘寺相会了。龙、朱是国民党中央军校即所谓黄埔八期的同学，原来关系不错，后因信仰不同而分道扬镳，今日相见，分外亲热。龙说，老朱，你们为国家为人民，辛苦了，我们如何配合起来消灭26军，希望你们多帮助。朱说，解放云南是我们大家的事，希望卢主席你们坚定决心，我们好好配合干吧！接着双方交换了如何配合共同对付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的意见。当晚夜深人静、鸡叫头遍的时候，边纵游击队化装成保安团，人不知鬼不觉地到保安团营地运走了卢汉支援边纵的第一批武器，计步枪五百余支、轻机枪三十多挺和若干箱子弹。第三天，龙泽汇怀着喜悦的心情驱车回到昆明。 不久，蒋介石召见龙译汇，问：“云南的游击队为什么会如此猖獗，为首的都是些什么人？”当龙泽汇告诉他为首的有朱家璧、余为民时，蒋介石脸色一变，勃然大怒，起身立地，乌云滚滚。因为此二人均是黄埔八期毕业，自然是这位蒋校长的学生了。如今听说学生背叛自己，怎能不叫他怒气冲天呢？他自己不打紧，可吓得龙泽汇慌忙解劝道：“校长不必急，他们主要是受人欺骗，跟着瞎胡闹，成不了什么气候”。蒋介石仍是怒气未消，打断龙的话说：“成不了气候？卢主席怎么搞的，没采取果决行动？”龙泽汇壮一壮胆回答说：“报告校长，我们兵力不足”。“兵力不足，这个好办”。蒋介石说，你回去告诉卢汉，把你们在东北损失掉的两个军恢复起来。蒋介石当面就任命龙泽汇为重建的93军军长。但他憎恨60军在长春起义而赞赏在山东孟良崮被消灭的74师，因此，不准恢复60军番号，重建的军队要改称74军。 为了使起义万无一失，卢汉把认识周恩来的朱一痕从香港请来，由他到北平去晋见周恩来，请示起义事宜。8月，宋返回昆明传达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指示，说中央领导高度评价云南准备起义，但什么时间起义应和中共方面联系商量，时间不宜过早行动，特别在解放军还不能直接支援时，不要轻举妄动，以免地方糜烂。周思来的指示为卢汉起义指明了方向，特别在时机选择上一定要把握好解放大军临近云南的时刻。 为了联合川康地方势力共同对付国民党中央，卢汉又派出代表赴川康联络。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和川陕边区司令潘文华均表示愿和云南携手并进。 正当卢汉秘密进行各种准备的时候，8月间，龙云突然在香港向报界发表谈话，宣布云南准备起义反蒋。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动了蒋介石和李宗仁，也冲击了卢汉。代总统李宗仁企图以桂系入滇，武力改组卢汉政府；而蒋介石担心桂系入滇会排斥蒋系势力，不想让桂系入滇；卢汉对龙云的谈话很有意见，说老主席发表谈话倒不费力，可给我们带来麻烦了，这样乱搞，引起蒋介石猜疑，要是打起仗来，自己力量不足，解放军又还距离远，怎么办？左思右想，只有托张群向蒋介石说好话，打消蒋的疑心。蒋听信张群的话，不准李宗仁改组卢汉政府，但派出亲信，国防部副总参谋长肖毅肃到昆督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卢汉的保安团要配合中央军进剿滇桂黔边纵队。会后，卢汉要龙泽汇迅速将消息通报朱家璧，作应变准备。 当天龙泽汇就请朱旭先去找朱家璧联系接头。第二天，他就以视察保安第一团之名驱车到宜良，夜宿保安团。第三天拂晓，龙泽汇乘车到路南，在石林附近的三家村与边纵领导人朱家璧、郑敦、张子斋、孙康、何现龙等会晤，共商破敌之策。最后商定朱家璧率领边纵主力向滇西转移，圭山根据地立刻坚壁清野，好让保安团虚张声势地来一番大规模的“进剿”，以骗过蒋介石的眼睛，卢汉也就可以交差，诡称“消灭”边纵多少多少，进剿大获“全胜”云云。可以说这个时候的卢汉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 1949年整整一年，对于国民党统治集团来说每一天都是难熬和痛苦的。单说在国统区内，由地下党、民主人士、爱国学生等组成的第二条战线，就让国民党统治集团头痛不已，更不必说我人民解放军在上年底到这年初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一百六十多万人。这一系列的致命打击使得整个国民党的统治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全国人民都知道，国民党的统治就好比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尤其是4月渡江战役胜利以来，南京解放了。人民解放军已增至四百余万人，八一军旗插遍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军队处于节节败退之中，“青天白日旗”在寒风中悲泣。秋天，对于胜利者来说是收获和喜悦的季节，对于反动派来说则是萧瑟衰落的悲哀，真是“觉人间，万事到秋来，都摇落”。 此时的蒋介石，正在黑黑的屋子里，闭着双眼瞑思苦想：美国出兵的愿望落空了，和中共谈判又已破裂了，看来现在只有孤注一掷地在西南地区和共产党决死一战，想尽一切办法保住这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块反共基地，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于是他在重庆摆出了“鸿门宴”，探探云南省主席卢汉的虚实，能拉拢则拉拢，不能拉拢就让军统特务把卢汉干掉。这是1949年9月7日的事。 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领导下，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后，国民党的主要残部力量是白崇禧和余汉谋两个集团，他们主要盘踞在湘、粤两省，另外还有西南的胡宗南军事集团及川、滇、康的地方势力。根据毛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断其退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聚歼的作战方针及总的作战部署，从7月起，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主力就向白崇禧集团发起攻势。8月4日，湖南省省主席、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9月10日发动了衡宝战役，白崇禧逃往广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兵团和四野十五兵团南下，10月14日解放广州，10月22日解放桂林，12月4日解放南宁。 从11月1日起，四野、二野、一野三大部队展开了大西南围歼战。早在夏秋之交，二野主力就秘密集结湘西。此时，五兵团及三兵团一部分由湘西入贵州，11月解放贵阳，11月22日解放桂林，11月30日解放重庆。接着一部迂回于乐山、邛崃一线，切断胡宗南向西康逃跑的退路，一部进军成都。与此同时，胡宗南及其指挥的残敌数十万人被压缩在成都平原，成了“瓮中之鳖”。在重兵包围及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官兵走投无路，纷纷投降或起义。解放军进攻速度如风驰电掣，不到半年，湖南、广西、贵州、四川几千里的战线上战旗猎猎，万马奔腾，解放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夹道欢迎，喜气洋洋。蒋介石赖以支撑的军事力量土崩瓦解，云南陷入孤立。 随着战局的发展，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全国已基本解放。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控制了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和主要交通线。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第八军也处在边纵的包围之中。全省的广大农村，人民革命情绪极高，到处唱“桃花开，李花开，桃李百花开，百万大军渡江来，哟！全国人民解放哟”。而蒋介石却拼命要保住云南这块在大陆上的最后反共基地，便于他在大陆上作垂死的挣扎。 蒋介石为了加强对云南的布置和防御，经常来往于重庆和台湾之间。1949年9月初，蒋又赶到重庆，打电报邀请卢汉赴渝。卢汉派民政厅长杨文清和省府秘书长朱景喧代表前去。但是蒋仍以国家安危为理由，务必要卢汉抱病前去。这时，余程万的二十六军已由开远向昆明方向移动，李弥的第八军也向昆明开来。卢汉为形势所迫，于1949年9月7日决定前往重庆。为了保全实力，卢汉决定委曲求全，冒险赴渝，并与家中人商定，到重庆后每日通电一次，单日署名落“卢”，双日署名落“汉”，见有署名为“卢汉”的便是假电，可即日通电起义。 蒋介石认为，不管卢汉出于什么动机，对他的心理战是十分重要的。而卢汉却报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于是在交谈中便与蒋介石讨价还价起来。经过几次长谈，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卢汉同意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整肃”，蒋同意云南保安团扩编为两个正规军，发8000两黄金作为军费。目的达到，卢汉及时向昆明发“卢”的电报，告知这一情况。 卢汉回昆后，特务头子徐远举于9月9日下午，率领沈醉及特务几十人逮捕数百人，并强求卢汉签字立即枪决200人，企图借卢汉之手来屠杀共产党人和社会贤达，拉卢汉上他们的贼船，达到嫁祸于人的目的。卢汉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以李宗仁同意为由，对所有“整肃”的人员，均以罪证不足，一律给予释放。这样，所谓的“九·九整肃”就告一段落。 云南何去何从？经地下党的工作，在卢汉心中早有打算。旱在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人心沸腾时，卢汉就曾对龙泽汇说：“如今革命洪流，势不可挡，全国解放，也成定局，我们不能再做蒋介石的殉葬晶，不能做民族罪人，要采取措施，逐步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准备起义，迎接解放，前途是光明的。”9月，北平起义将领周体仁悄然到昆，转达了朱总司令和叶剑英总参谋长的意思，并介绍北平起义经过，和卢汉商谈起义之事。11月，卢汉派周体仁去广州谒见叶剑英，请予指示。另外，他还通过各种途径，与中共方面庄田，朱家璧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建立联系。 这一切表明，卢汉本人早有起义动机，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云南只有起义，才是出路，才不至于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品，这是当时云南人民的共识。 1949年11月，广西、贵州和四川重庆相继解放，蒋介石残余势力向云南方向溃逃，人民解放大军对云南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在云南境内，滇桂黔边纵队巳发展到三万多人，解放了大批县城，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坝到山区，人民群众要求解放的呼声，日趋高涨，不可遏阻。面对如此形势，任何人若不顺应历史潮流，作出合乎民意的明智选择，都将难逃灭顶之灾。卢汉将军及其周围人员认识到这种形势，决心作出历史的选择，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同时也认识到条件要靠自己创造，时机要由自己去寻找，若再犹豫迟延，错过机会，必将抱恨终生。 为准备起义，迎接解放，卢汉潜心思索，多方部署，特别在武力准备方面，他费尽心血，苦心周旋多年，才将原有四个保安团逐步扩大为十七个团三个旅，最后变为两个军，由自己总揽了全省党政军财文大权，为起义奠定基础。但蒋介石也不是寻常之辈，素以阴险狡诈闻名于世，不会轻易让卢汉的计谋得手。所以，到1949年秋冬之际，卢蒋之间一场起义与反起义的斗争，若明若暗，时紧时松，越演越烈。最后是卢汉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高举义旗，挫败蒋帮，春雷一声震天响，宣布云南和平解放。 第06章 蒋介石垂死挣扎，布陷阱诱使卢汉上当 蒋介石布陷阱诱使卢汉上当 蒋介石对卢汉历来不太放心，一方面他需要利用卢汉，替他卖命，稳住云南；另一方面他又随时提防卢汉，对卢行监视、羁縻。到解放军挺进华南、蒋家王朝已崩溃的时候，他更疑心卢汉了。为了堵死卢汉投向人民的一条路，陷卢汉于不仁不义，好牵着卢汉的鼻子乖乖地跟着他走，他巧施伎俩，布下陷阱，诱使卢汉误投上当。 9月，蒋介石由台湾飞到重庆，连日急电，邀请卢汉赴渝，商谈军机大事。卢汉顾虑重重，陡生疑窦，生怕去了被扣押，称病推宕，执意拖延。蒋介石则抓住不放，越催越急，不仅电催，而且派亲信到昆明坐镇督促，真让卢汉及其谋士、助手们心焦。无奈，卢汉委派省府秘书长朱景喧和省府委员杨文清，代表他前去向蒋汇报云南情况及陈述他不能去的理由。哪知蒋介石是非要卢去不可，说事关国家安危，务必要卢前去商讨，并诡称他对卢汉是如何如何的器重，大肆称赞卢汉。这更使卢汉增加几分疑虑。几天来，他废寝忘食，心力交瘁，冥思苦索，仍无妙方。卢汉寻思，蒋介石是个反脸无情的人，向来不择手段，若遵命前往，危险性大，拒绝不去吧，势必立刻与蒋破裂，而一旦如此，自己起义的准备尚不充分，以弱敌强，亦难免一败。真叫卢汉焦虑不安。他请宋谋士和助手安恩溥、杨文清、马瑛、龙泽汇等人，彻夜商量对策，商量来商量去，总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 而此时，蒋介石却按自己的部署行事，他下令嫡系部队向昆明方向移动，造成重兵压境之势，迫使卢汉就范。26军由开远向昆明移动，第8军由四川泸州开往云南，前锋巳到达贵州、云南交界的威宁；89军由贵阳向云南进军，先头部队已达贵州盘县，再前移一步就进入云南了。卢汉及其助手们急如星火，无计可施。恰在此时，国民党政府的西南军政长官、深得卢汉信任的张群多次打来长途电话，敦促卢汉赴渝，个人安全由他担保，准无问题，要卢汉打消顾虑，放心前去。情词十分恳切。这才使卢汉如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几乎升到嗓门的心稍稍放下一点。 9月5日，为形势所迫，卢汉飞往重庆。说他此行是“舍身救乡，为了三迤父老兄弟，虽粉身碎骨，万死不辞”。话虽如此，但为了防备万一，他行前还是做了周密安排。他交待助手们，说此行吉凶难卜，万一他被扣押，大家就打电报要求放人，要求无效，就举起红旗，通电起义。他把政务工作交给安恩溥负责，军事工作由龙泽汇担当，并告诫大家，凡重大事情要齐心合力商量处理。临行前约定，联络暗号，就是他每日回电一次，电尾落款署名卢汉，说明安全无事；若署名永衡(卢汉的字号)，就是被扣押了。 卢汉走后，地方部队官兵取消休假，不得外出；高级军政人员集中到五华山省府大楼办公；昆明市每晚实行宵禁。可见，形势确实是够紧张的，卢汉及其助手们的确作了最坏打算，以防不测。然而，一切出乎意外，每日重庆来电均署名卢汉，只过了两天，到7日，卢汉竟安全回到昆明。 卢汉这次重庆之行往返不过三日，何以如此迅速和顺利？一切出乎人们的意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完全是决定于当时的形势。蒋家王朝在大陆的失败已无可挽回，虽尚存胡宗南、白崇禧等数十万残兵败将，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势如破竹的进军面前，这点点蒋军残部已是秋后蚂蚱，蹦不了几天了。在蒋介石看来，卢汉在云南已经坐大，要把他搞掉，目前不仅无合适人选替代，而且一定会导致自己分崩离析的王朝更加不可收拾，不如设下陷阱，把卢汉推下去，断了他投向共产党的路；而卢汉呢？已思索多日，作了最坏打算，思想上已作好被扣押的准备，真所谓有备无患。故此，走时带去许多行李，银两，装作不打算再回来的样子，这—切蒋氏耳目自然预先密报总裁蒋光头了。 所以，当卢汉—见蒋介石就提出辞职请求时，蒋不但不许，而且装出倍加关心，信任，爱护部属的样子，以隆重礼仪接待卢汉，要卢打消辞意，说云南非卢莫属，他蒋中正还要仰仗卢汉来治理云南，并委卢汉兼任云南绥靖主任，把所有云南的党政军特全权交卢汉处理。这时卢汉真有点受宠若惊，摸不着这位引退了八九个月的蒋总统葫芦里装的倒底是什么药，只好接受蒋的意见，收回辞呈，向蒋表示忠心，同时也数落了一番云南的困难。蒋对卢的要求，如扩编地方武装、拨给装备，军费等等，均一一满足。这一下卢汉还真有点暗自高兴、喜出望外的样子，多日来的烦恼忧虑一扫而光。 蒋介石眼见卢汉上钩，自然也很开心，同时需趁热打铁，以免夜长梦多，错过良机。这样，蒋介石就在卢汉消除对自己的怀疑和想得正开心的时候，突然向卢布置在云南进行紧急整肃的任务，并把一份事先拟好的准备捕杀的进步人士名单交给卢汉执行。这对卢汉头脑里的盘算无疑是当头一棒，刚刚有点快乐舒心的卢汉，立刻又陷入无限忧虑之中。因此，7日卢汉回到昆明，他走出机舱，上了汽车，步履维艰，心情沉重，哭丧着个脸，闷闷不乐地回到住所。 稍事休息，卢汉找来龙泽汇，告诉他蒋介石下令在昆明整肃，很快要实行大逮捕。卢说，抓着民主人士还好办些，要是抓着共产党员就难办了。他叫龙泽汇设法通知有可能是共产党员的杨青田、唐用九、马曜和其他—些著名的民主人土，让他们立刻转移躲避。龙泽汇将省参议员、南屏剧院经理刘淑清请到卢公馆，请她尽快通知到人，马上转移。因她交际较广，而在敌人看来她的政治面貌大概属于灰色人物，特务们对她不太注意，因此托她通知较为方便。 9月9日，整肃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搜捕。下午4点多钟，特务头子徐远举、沈醉等率领大小特务数十人前去逮捕著名的民主人士杨杰将军。特务们扑了个空，杨杰事先得到通知，巳在上午飞往香港去了(后特务追到香港将其暗杀)。“九九整肃”，反动派—共捕了400多人，其中准备判处枪决的就多达两百余人。大特务头子毛人凤(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拿着这200多人的名单要求卢汉批准执行。卢汉以杀人太多，证据不足，难以服众为由，拒绝杀人。卢汉说，如果这样草率处置，我这个省主席就当不下去了，那还怎么为总统分忧呢？如此重大问题，应该慎重一些才好。毛人凤无言以对，只得快快而回。 蒋介石的阴谋是借刀杀人，嫁祸卢汉，使卢汉不能见谅于共产党和人民，从而堵死卢汉所选择的和平起义之路，其用心非常险恶。而卢汉呢，想方设法敷衍蒋介石，决不上当，所以，他采取尽量拖延的办法，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开罪于人民。他派军法处长杨振兴会同沈醉对被捕人员进行逐个会审，故意拖延，并且指示杨振兴能释放的就尽量释放，只留下特务们认为“罪大”的那部份，同时不准虐待。直拖到11月，适逢“代总统”李宗仁路过昆明，卢汉利用蒋李矛盾，抓住时机，向李宗仁诉说“九九整肃”在押人员，有的是社会贤达，有的是普通职工和学生，都是无辜，请李代总统宽释，以安人心。李宗仁眼见蒋家王朝巳亡，再挣扎也无用了，不如做个顺水人情，结卢汉多留点颜面，慨然批准卢汉所请。卢汉立刻下令所有整肃被捕人员，即日一律释放。杨振兴没有体会卢汉心急火燎的心情，还一个个慢慢来。卢汉把他叫来痛加训斥说，怎么这样笨，过去拖是应付，现有尚方宝剑，还不给我通通立刻放掉！ 一场刀光剑影的轩然大波，总算结束了。 蒋中正垂死挣扎 1949年的隆冬时节，中国大陆只有西南的部份地区还有待解放，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早已诞生，全国一遍欢腾，准备迎接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春天的来临。在云南城乡，革命气氛异常活跃。城市里，“打倒国民党”、“迎接解放军”、“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口号随时出现于大街小巷，张贴在闹市墙壁之上，今日被敌特撕掉旧的，明天新的再次贴上，在农村，“桃花开，李花开，桃李百花开哟！迎接解放大军进村寨”的歌声，在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空回荡。在这种形势下，卢汉政府倾听人民呼声，停止征兵征粮，禁止国民党特务活动，拒绝国民党国防部和西南长官公署等单位移驻昆明；同时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就近在昆明得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导，商定了和平起义事宜。 卢汉除派代表同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外，12月3日，又派出周体仁和林毓棠(财政厅长)前往香港和广州，向中共华南局和叶剑英汇报起义准备情况，请示起义事宜。6日，华南局指示说，国民党军事指挥机关妄图迁入云南，请卢汉必须把握好时局，相机行事，不可被动。林毓棠邀请在港的龚自知共同起草了昆明起义通电初稿，于7日返回昆明向卢汉详细汇报了香港之行。与此同时，华南局送周体仁到广州向叶剑英汇报。叶告诉周，陈赓、宋任穷两将军在广西作战，很快即率部进云南，望周赴南宁与陈、宋相会。周立刻电告户汉，说“嘱事巳妥”。卢汉得电，十分宽慰，信心更足，复电周让他代表自己前往南宁欢迎陈、宋两将军早日莅昆，并接受两将军指示。起义准备，大体就绪。 在另一方面，在卢汉积极准备起义之时，蒋介石也在加紧其阴谋活动，他仍在实施以成都、西康和云南作最后垂死挣扎的计划。一方面令其嫡系胡宗南将残部向滇西转移，建立新的反共基地，另一方面召见26军军长余程万，面授机宜，任命余为兵团司令，拟将26军扩充为兵团；同时以昆明机场为中转站，运送国民党军政要员和物资，经海南岛再转运到台湾。遵照蒋介石旨意，26军和第8军同特务们密切配合，连成一气，继续干着种种罪恶勾当。 为了作起义的最后准备，卢汉同中共地下党联系后，于12月6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杨文清、马瑛、龙泽汇和佴晓清。卢汉说，时机是很紧迫的，如果我们等到解放军到达威宁、盘县一带才起义，那就太迟而没有价值了。与会者们听了这话，心中有数，起义时刻已经临近，还有什么没有准备好的马上要抓紧时间准备。会议决定调集400辆汽车，日夜兼程，将余建勋的74军和93军的陇生文师由滇西赶运到昆明，以加强昆明起义后的防守力量。这次会议，已非同寻常，从6日晚11时直开到7日凌晨6时，实实在在开了个通宵达旦，对起义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充分地交换意见。 7日，张群奉蒋介石之命飞到昆明，劝卢汉让国民党的国防部等重要军事首脑机关迁来昆明，以便于接受美国援助，使昆明成为最后的反共基地。卢汉以抗战以来云南人民负担过重，元气未复，民心不稳为由而婉言拒绝。张群来昆，目的未达，电话向蒋报告。蒋要张群转告龙泽汇，让龙与张8日同机飞成都报告云南情况。卢汉想，光龙泽汇一人去不好，不如将计就计，把李弥和余程万信也支往成都，以免妨碍起义准备，就向张群建议说，他们三个军长都在昆明，不如同去报告情况更好，张群同意了。这样，龙泽汇、李弥、余程万陪同张群，8日下午飞到成都，四人乘车，直奔蒋介石住所一一中央军校。 四人到了住地，张群先上楼见蒋。一会儿蒋介石下楼接见三军长，三人同时起立敬礼。礼毕，蒋示意三人坐下，随即问卢汉病情，龙等回答“好多了”。蒋突然话锋一转，问如果共军到云南，你们准备怎么办？龙泽汇鼓起勇气回答： “遵照校长指示，把云南变成坚实的反共基地，积极防御，尽力抵抗。” “要是抵抗不住呢？”蒋又问。 “向滇西撤退，到大理一带抵抗。”龙答。 “谁叫你们跑滇西的？”蒋很生气。“我的学生必须听话，效忠党国，现在云南就靠你们！你们和卢主席要这样打算，我就不管你们了。” 龙泽汇心里暗想，你不管就更好，但口头仍说：“我们有困难呀！” 蒋又问：“有什么困难？” 于是，龙泽汇罗列了一大堆困难，如武器不够，军饷没有，汽油缺乏，等等。这些都是行前和卢汉共同商量过的用来应付蒋的话。可出乎意料，蒋对这些问题，满口应承，非常爽快地答应让其总参谋长顾祝同给解决。接着就大谈其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的老调，吹嘘美国的援助，等等。末了又要大家发扬“黄埔精神”，保持军人气节，效忠党国，不成功则成仁。谈话结束，蒋介石御前赐宴，特意招待三军长，把龙泽汇拉在他左边贴身就坐。余程万、李弥亦随它之后依次落坐，蒋的右边是张群、胡宗南作陪。这一餐饭，虽然饭菜一样，但各人口中品出的滋味恐怕是大不一般了。 这天夜里，龙泽汇—直没有合眼，翻来复去，心里总放不下昆明的起义准备究竟如何？ 1949年12月9日下午4时，卢汉电话通知警卫营长徐振芳(李焕文于11月初调任保安十二团团长，行前已介绍徐参加“军盟”，组织关系由王裕昆单线联系)、特务队长龙云青到他家中(翠湖)交待任务说：“成都快完了，军官学校的学生都拉出来打仗。我们决定今晚起义。”接着作了兵力布置和扣留国民党中央军政要员的时间和方法等。 下午5时，卢汉以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来昆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通知在昆蒋系军政要员于晚10时到卢宅开会。 下午8时，徐振芳、龙云青即按照卢汉事先的布置调动部队：警卫营调一连连长李元化(“军盟”)率全连官兵到翠湖卢宅周围布防；调三连排长许纯武带领全排土兵埋伏在华山西路宪兵司令部西南区指挥所对面，以火力封锁其出口，监视其行动；警卫营副营长何思圣(“军盟”)、机枪连长何奎(“军盟”)及特务队事务长李富(党员)等驻守五华山掌握部队。徐振芳还亲自到各连通知其余排以上军官全副武装到翠湖卢宅执行任务。计有连长4人，连政治指导员3人，排长2人，营政工室主任何思恭及徐振芳本人共11人；龙云青率分队长张存禄及士兵8人共10人，总共21人埋伏在卢宅花园及暗室待命。卢汉的副官杨志华、陶林二人负责接待。(名单附后) 晚9时过后，第八军军长李弥，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一九三师师长石补天，国防部保密局滇站站长沈醉，西南宪兵司令李楚藩，宪兵副司令兼参谋长童鹤龄，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等7人陆续到达卢宅。 按照卢汉安排，张群住卢汉公馆，其他人各回自己住所。然后通知龙泽汇上五华山接受任务。和平起义的风暴已经来临！原来9日上午，当卢汉由成都电话得知张群今日将四度来昆，这是千载不遇之机，毅然作出今晚起义的决定。下午五时，他以张群长官莅昆名义发出通知，邀请国民党中央驻昆军警宪特首脑余程万、李弥、沈醉、李楚藩、沈延世、石补天等，于晚间9时在张群下榻的卢公馆开会。为避免敌人怀疑，通知到会的人员名单还列了龙泽汇、马瑛和谢崇文等人，但事前告知此三人不必到会。为了迷惑敌人，卢汉故意施放烟幕，于下午7时在新公馆宴请美、英、法三国驻昆总领事。当时，卢公馆门庭若市，车水马龙，轻歌曼舞，宾主尽欢。蒋介石及其爪牙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歌舞升平中，等待着他们的竟然是灭亡！ 9时正，余程万、李弥、沈醉等一应人物全部到齐，但就是不见召集人卢汉、张群、而按常规，卢汉总是提前在客厅等侯客人，而唯独今晚客人巳到多时，他却不露面。大家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有的看表，有的眼盯门外。26军师长石补天更是性急，起身走向门口，想看个究竟，正好碰上迎面大步走来的警卫营长龙云青。说时迟，那时快，龙云青大步入厅堂，与会者唰的一声个个壁立，准备举手敬礼，满以为卢汉、张群就要迅步走来。容不得大家思索，随着龙云青雷鸣般的一声怒吼：“举起手来，不准动！”十几个土兵手握钢枪，哗的一声，齐步跨进大厅，举枪对准每—个与会者。这些昔日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们，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还没有等他们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乖乖地做了俘虏，被分别押上五华山光复楼看管。 与此同时，张群在卢公馆给成都的蒋介石挂长途，但电话打不出去了，外线已被截断。张群一下慌了手脚，忙找副官，副官已被扣押，无法找到。正当张群手足无措的时候，来了两个警卫，缴了他的枪，告诉他云南宣布起义了，要他老老实实呆在屋里，听候发落。昆明起义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把张群吓得目瞪口呆，顿时丧魂失魄，瘫坐在沙发上，半天不能站立。 完成以上任务后，龙云青、韩永祥等3人又到卢汉新宅收缴了张群及其秘书的武器，派人在原地看守。 接着由警卫营3个连长韩永祥、傅毓智、张著遥同汽车司机李元吉将李弥、余程万、石补天、沈醉、李楚藩、童鹤龄、沈延世等7人分7次，每次押送1人到五华山光复楼，由我党党员杨青田、民主人士吴少默、宋一痕三人分别向他们交代党的政策，令其在《起义直言》上签名，并要他们下令所属部队原地待命。 蒋绍禹最后由龙泽汇、刘运宗、何思恭三人用汽车押送五华山后，龙泽汇叫刘、何二人回队休息，后来龙泽汇把蒋绍禹放走。 扣留了李弥等人后，卢汉乘车上了五华山，亲自检查布置了警卫营的岗哨，即召集科长以上人员开会，说明当时形势及起义的重大意义。要求在天亮以前将蒋介石集团在昆明市及郊区的武装力量进行包围缴械，然后发出通电，宣布云南起义，脱离蒋介石集团。 1949年12月9日晚10时，卢汉在五华山上光复楼省主席的办公室里，向全省宣布昆明和平起义的消息，命令各级党政军务部门，坚守岗位，履行职责，维护治安，对于敢于顽抗者坚决镇压。随即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并通电各省，报告昆明和平起义，宣布云南解放。电文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务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各政委，全国各军政委员会，各省市人民政府，各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鉴： 云南人民，自民国以来，对民主和平统一大业，企希夙深，护国讨袁之役，早已昭然在人耳目；抗战军兴，更兴全滇人力物力，贡献国家。我三迤父老原期抗战胜利、国土光复之后，中国即可实现和平统一，致力于民主富强康乐之新中国建设。不料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弃革命，排除异己，为巩固其一党独裁的血腥统治，不惜穷兵黩武，残民以逞，破坏政协，挑起内战，以美帝为后台，阴谋消灭澎湃发展中的人民革命，致使我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民，重陷于水深火热的深渊，民族生机为之摧残殆尽。 汉忝主滇政，忽已四载，昧于时局之所趋，慑于蒋匪之威胁，未能及时团结军民，抵抗强暴，坐令数万健儿被调于反人民之战场，千百青年受难于反革命之毒手，反躬自省，负疚良多。 今当全国解放大业即将完成之际，蒋匪仍执迷不悟，横施压力，妄图将其残余势力撤退来滇，作最后的困兽之斗。时势至此已属忍无可忍。 爰为征询全体军政同胞之意，顺应全滇父老的要求，即日宣布与蒋匪领导下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断绝关系，全境自动解放，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并暂时组织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公私资财，听从中央人民政府暨革命委员会命令，并竭诚欢迎解放大军早日入滇接管。 今后，汉等誓以至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建设民主自由和平康乐的新中国而奋斗。 谨此电叩，敬候指示。 卢汉 1949年12月9日22时 10日，天空格外晴朗，一轮红日由东方升起，迎着朝霞，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五华山了望塔顶上冉冉升起。大街小巷，红旗招展；家家户户，鞭炮齐鸣。昆明和平起义胜利了，共产党、毛主席的光辉，如阳光照耀着高原上空，如雨露滋润着三迤大地！ 宣布起义的第二天，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就从北京发来贺电，对云南起义给予高度评价，贺电说： 卢主席勋鉴： 佳电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具体解决云南问题，即盼迅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并望通令所属一体遵行下列各项： (一)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并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革命军队。 (二)执行人民解放军今年4月20日布告与今年11月21日刘邓两将军的4项号召。保护一切国家财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接收。 (三)逮捕重要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活动。 (四)保护人民革命活动，并与云南人民革命武装建立联系。 又为向云南与全国人民正式宣布此次起义并取得各方谅解，拟以另发一通电，对过去作进一步检讨，再由我方电复并于互相同意后发表，较为妥当，专此并希裁复。 毛泽东 朱德 1949年12月11日 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从重庆发来贺电。叶剑英总参谋长也从广州发来贺电，对云南起义祝贺嘉勉。 很快，起义的喜讯像春风一样传开了，全省各地人民群情振奋，奔走相告。原来处在紧张状态的昆明市，顿时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景象。商店开门，家家户户挂出了五星红旗，张灯结彩，各界人土笑逐颜开；大街小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青年学生在街上扭秧歌，高唱《东方红》、《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欢庆起义成功，欢庆云南解放！ 10日拂晓，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带领警卫营一个连到市区内宪兵十三团团部，向团长王栩(“军盟”)宣布云南起义，王栩当即率部响应起义，并下令封存收交全部武器，部队集中待命(后改编为暂十三军直属团)。昆明警备司令部一军官带领警卫营一个排，收缴了如安街第六编练司令部警卫营的武器(该营营长米长龄是“军盟”成员)。 警卫营追击炮连随保安十一团团部驻龙头村。12月9日夜12时，团长朱德裕(“军盟”)乘车从市区赶到团部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宣布卢汉起义并下达命令，解除昆明北郊从茨坝中央机器厂，沿上庄、岗头村、火车北站、小东门，一直到小坝的国民党中央在昆各单位的武装力量。上述兵力布置后，最后剩下两个连，实际不足200人，负责解除小坝天祥中学内的驻军武装，估计约500人。迫击炮连担任团部警戒。 到预定的时间，整个昆明北郊枪声大作，约半小时后，各地枪声逐渐停止。唯有小坝天祥中学内枪声不断，直至黎明仍时起时伏。团长朱德裕命令迫击炮连长张之旺(“军盟”)带领一个迫击炮排到天祥中学外构筑阵地，用迫击炮轰击顽抗的蒋军。连长张之旺亲自指挥，每次以20发连续依次轰击各个目标。经查明抵抗之敌是刚撤到昆明的宪兵教导团1500多人。“军盟”成员王栩立即写信劝说该团副团长周雍熙停止抵抗，接受起义命令。10日中午12时后，该团开始打出白旗，停止抵抗。 12月11日，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对敌工作领导小组一分为二，成立昆明市委保卫部及市委临时军队工作委员会。临时军工委负责对起义部队的工作。王裕昆为书记，委员有费柄、刘运宗、马风岗、郭世英。 警卫营在昆明保卫战期间做了以下工作： 1 卢汉命令昆明警备司令部总务处长杨文洲带警卫营一个排押运汽车200余辆到滇西接运余建勋七十四军(起义后改为暂编十二军)部队到达禄丰附近。 2 卢汉命令警备司令部一军官带领警卫营一个排到滇池沿岸呈贡、晋宁、昆阳、白鱼口、西山一带将所有船只集中到大观楼、篆塘港内看守，以防敌人利用船只偷渡滇池进攻昆明市区。 3 昆明保卫战期间，市区内每晚都有各色信号弹出现。营长徐振芳带领几个土兵到光复楼观察情况，判断发出信号弹的位置，捕获嫌疑犯3人。 4 在保卫战紧急时，卢汉命令警卫营及特务队在五华山、圆通山、云南大学、胜利堂、市政府等地构筑防御工事，准备在必要时以此为据点坚守待援。官兵日以继夜地赶修工事，随时准备战斗。 5 敌机轰炸五华山后，卢汉的办公地点由五华山迁到圆通山，警卫营三连担任圆通山的警戒任务。 6 敌机轰炸昆明时，卢汉命令警卫营集中各连机枪射手组成几个对空射击组，担任五华山、圆通山、谊安大厦(现昆明旅馆)等地的对空射击任务，迫使敌机不敢低飞。在对空战斗中，一个班长阵亡，吴开先(“民青”)、李耀文等六人受伤。 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后，警卫营除继续担任五华山军政首脑机关警卫，保护仓库物资，文书档案，监狱看守等任务外，还根据市委临时军工委的布置，组织党盟员学习了《党委工作方法》，宣传贯彻《约法八章》，以扩大党在起义部队中的政治影响；开展防特肃特教育，巩固起义部队。 1950年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进驻昆明，陈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登上五华山，建立了新的人民政权。警卫营奉命将五华山的警卫任务移交人民解放军三十七师一○九团后即移驻玉溪归入原保安十一团建制，听候整编。至此，云南省政府警卫营这支部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胜利完成了它的特殊历史使命。 1988年8月 附：昆明起义参加扣留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人员名单 警卫营特务队营长：徐振芳(“军盟”)队长：龙云青营政工室主任：何思恭(“民青”)分队长：张存禄(“民青”)连长：韩永祥(“民青”)士兵：汪镜涛(“民青”)连长：张著遥(“新联”)士兵：孔祥春(“民青”)连长：杨润坤(“新联”)士兵：李洪刚(“民青”)警卫营特务队连长：傅毓智(“军盟”)士兵：冯国福(“民青”)连政治指导员：刘运宗(“党员”)士兵：张开科(“军盟”)连政治指导员：沈光祖(“民青”)士兵：唐培昌(“武工队”)连政治指导员：罗家凯(“民青”)士兵：吴培训(“武工队”)排长：张义(“民青”)士兵：王华高排长：浓玉柱(“民青”)共计：21人。另有卢汉副官：杨志华、陶林，司机：李元吉 讲义气误释张岳军 昆明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工作的结果，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也是卢汉在党的政策感召下，逐步认清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以民族利益为重，本其爱国精神，顺应历史潮流的正义之举，因而深得人民拥护和称赞。 12月11日，毛泽东和朱德回电卢汉，对昆明起义的胜利甚为欣慰，并指出云南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程，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毛泽东、朱德对云南工作作了四项明确指示，希望卢汉遵照执行，其中第三项是关于逮捕反革命分子和镇压反革命活动。尽管卢汉在回电中向毛泽东，朱德保证说，自李弥、余程万以下反革命分子“已一网打尽”，指示各项，坚决“遵照办理”。然而，由于其当时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所限，在其后的活动中，他对中央的指示的贯彻执行是打了一点折扣的，对张群、余程万和李弥三人的处置就是明显的欠妥。 如前所述，张群、余程万和李弥在起义时已成阶下囚。这三人的生死予夺大权完全操在卢汉之手。 卢汉和张群在政治上的关系非常密切，私交很深，一个在云南，一个在国民党中央，互相拉联，彼此支持，关系非同一般。四年来，卢汉得以渡过重重难关，执掌滇政，不被蒋介石、李宗仁所害，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张群的信任与支持。张群认为卢汉是拥护自己的，也是理想的治滇人才。所以在蒋、李面前始终主张维持云南现状，反对改组卢汉政府，并一再促成蒋卢、李卢妥协。卢汉对张群向来极其尊重，视为知已与靠山，对于张的支持，卢汉是知恩必报，书电往返不断，每逢有人赴张处，云南的土特产品是必送的。张群也深知卢汉对待启己的态度，从来没有考虑过到卢汉这里会有什么危险？因而他为蒋家王朝的存亡，四度飞来昆明，敦促卢汉站到蒋介石一边，把云南变成反共基地。而这最后一次，出于他的意料，竟被卢汉扣押了，不过他还是相信卢汉不致于会伤害他。经他一再致函卢汉，诉说自己手无兵权，扣他无用，乞念昔日旧谊，放他一条生路，表示他准备出国当寓公，决不再搞政治。这一手还真管用，打动了卢汉的心，卢汉决定放他远走高飞。 中共昆明市委得知卢汉准备放张群的消息，11日上午立刻派杨青田告诉卢汉说，张是甲级战犯，不能释放，要放必须请示中央同意。卢只说，张对云南有过好处。是否放人，不作正面回答。杨青田一走，他马上派人把张群送上巳准备好的飞机，使张群得以继续从事反共反人民的勾当。 卢汉释放张群(字岳军)，是错误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为了讲义气，他甘挡军令，违背中央指示和人民意愿，这是不应该的，这是封建旧意识旧道德观作祟的结果。 如果说，卢汉释放张群是报恩之举，那么，后来放走李弥和余程万却是从瓦解敌人的主观愿望出发了。为此，他先是将李、余二人列名于起义后建立的临时政府——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名单，想用这个办法分化敌军，瓦解26军和第8军进攻昆明的攻势。但目的没有达到，反动派新任命了这两个军的军长，加紧进攻昆明。 卢汉在征得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同意后，继续做争取李弥和余程万的工作，以瓦解和促使第8军与26军官兵起义。他将余程万和李弥分别安排住在自己的新公馆和龙泽汇家，派亲信作陪说服。余、李二人亦曾表示乐意参加起义，还发表广播讲话，致书所部，劝其撤退。李弥提出让他妻子先去第8军做说服工作，卢汉同意了。李妻去了回来称：第8军表示只要放回李弥，一切照办。为了减轻敌军对昆明的军事压力，卢汉同意将李弥放回第8军。岂料此乃敌人阴谋，李弥一回到第8军就同新任军长曹天戈一道，组织指挥第8军这支反动武装，与人民顽抗到底，直至第8军被人民解放军歼灭，李弥只身逃到台湾，继续干反革命勾当。 至于佘程万，26军有的军官写信说，为了营救他们的余军长，他们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血染滇池。卢汉考虑既然26军为营救余程万而战，不如放出余程万，或许能瓦解敌军心理，缓和敌军攻势，况且余程万不像李弥那样奸诈，姑且放他出去，说不定会确实起点作用。余程万也指天发誓说，出去一定率部起义。12月21日，余程万回到26军，随即被挟持南逃，最后被蒋介石所杀害。 卢汉误释张、李、余，这是昆明起义过程中不该发生的一段小插曲。 第07章 党在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的工作 1849年12月9日，云南地方当局宣布起义，成立了“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是为起义当局的最高军政指挥机关。卢汉要求地下党派员参加该委员会，但当时云南地下党尚未公开，亦未得到党中央指示，故暂不参加该委员会。地下党领导考虑到昆明地区敌情比较严重，要巩固革命成果，维护昆明社会安定，必须及时肃清暗藏敌特，党组织应积极领导这一场肃反斗争，并争取掌握公开专政机关。乃通过联络员与卢汉商定：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建议委派宋一痕为处长，实际工作，由我党派人主持；下面的工作人员，亦由我党调配。 12月11日，市委副书记赖卫民传达上级指示：决定原市委对敌工作领导小组一分为二，成立昆明市委临时军队工作委员会及市委保卫部。保卫部的任务是镇反肃特及维护昆明社会治安，由市委副书记赖卫民领导，田秉熙、朱人杰、田培宽为部委，朱、田二人进入公安处主持工作。1950年元月初，又调来原对敌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吉星明，补为保卫部部委。 12月13日，公安处正式成立，一场由我党领导的大规模搜捕敌特的斗争，拉开了帷幕。 保卫部根据敌工工作几年来调查整理汇编成册的敌特名单，以及各条战线党盟组织转来的大量群众检举揭发材料，每天由公安处开出逮捕名单，经赖卫民批准，由公安处派专人分批率领从学委抽调来的党盟员约200人参加逮捕，16日以后，义勇自卫总队调武装配合各警察分局“警盟”成员，连夜进行搜捕。经过11个昼夜的大规模搜捕，面上的敌特已大部分落网，从而保障了昆明保卫战时的城内安定局面。搜捕工作一直进行到2月底，共捕获敌特反革命分子1290人(包括起义当局10～12日逮捕的)，对解放后昆明的社会治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公安处并进行了监狱管理及审讯工作，到3月初，全部被捕人员及档案材料完整移交军管会公安部接管。 回顾这一场肃反斗争，云南地下党从云南的实际条件出发，不失时机地将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作为昆明市委直接领导的公开肃反机关，实行了党统一领导下的专门机关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这无疑是党组织的重大的正确决策。在解放大军尚未进城接管之前，地下党第一次行使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这在全国城市解放中尚无先例，是昆明地区肃反斗争的一大特点。 调查掌握敌特组织的人员情况，历来是我党城工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早在1948年，在高志远领导下，敌情工作小组就动手调查掌握了一部分敌特组织人员名单、照片和住址。 “七·一五”事件后，我们曾向敌特两次指名投递警告信，引起敌特的震动。随着敌工工作的开展，我们在敌人军、警、宪、特中，广泛开展争取、分化、瓦解工作，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秘密外围组织“救盟”、“军盟”、“警盟”。敌特组织系统、人员情况正逐步为我所掌握。高志远指定由田培宽专门进行汇集整理。1949年6月，全国解放已成定局，赖卫民接替高志远领导敌工工作，提出进一步汇编敌特名单，作为解放昆明时镇反肃特的依据，此项任务仍由田培宽负责，内容包括组织系统、姓名(及化名)、年龄、籍贯、住址、职务、罪恶事实、来往关系、像貌特征等，并尽可能取得照片。为了便于保管和携带，采用32开小笔记本，蝇头小楷书写，一式三份，共汇集了300余名敌特人员情况，计划在解放军进入云南时，派田培宽携带该册潜出昆明，交解放军领导随军进入昆明，执行搜捕任务。后因云南和平起义，该名册就成为我保卫部执行镇反肃特的重要依据。 材料的来源，主要从敌工工作所属的“救盟”、“军盟”、“警盟”成员中取得，也有地下党各条战线转来的情报。如刑警大队附潘少卿，与我党建立工作关系后，即提供在昆洪职的“特警班”一至五期集体照片一张，还有部分个人照片及中美合作所训练班一、二期的个人照片，并标出姓名及单位。1947年被军统开除的程灿章，加入“军盟”后，提供中、军统特务共300余人的名单(主要是全国各地特务)。“民青”成员周映邦(后入党)等，机智地从警察总局会计室工资名册中，抄在警察系统及刑警队的特务名单。省警务处管理档案的“新联”成员李佐臣，抄出在云南警宫中“特警班”毕业的军统人员名单。因此，警察系统特务的情况，基本为我党所掌握。此外，还有一些成员提供了不少单个的或零星的材料；各条战线组织也按市委统一部署将各单位特务及反动骨干的名册材料转来。在昆明起义前夕，市委敌情工作小组已基本掌握国民党保密局滇站各公开秘密组织的大部分人员名单，以及部分外地潜逃来昆特务人员名单及住址。这就给我党镇反肃特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昆明地下党预见性强，动手早，除依靠专门工作外还广泛动员各条战线党组织调查汇报特务组织材料并由专人汇编成册，是其成功的经验。同时，这也证明了我党主要采取拉出来的方针，在敌人阵营发展外围组织，建立关系的做法是正确的，也只有从敌人内部，甚至是一些中上层人员中，才能获取较多的可靠情报。 12月12日，根据市委决定，朱人杰、田培宽二人在崇仁街经我党与起义当局的联络员杨青田介绍给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杨文清及宋一痕。13日下午，由宋一痕主持，在太和街100号原王巍住宅正式成立公安处，宋一痕宣布公安处工作由地下党派来之李华(朱人杰)及方少山(田培宽)主持。此后，宋在五华山办公，只是有时来处过问一下总务等一般事务，一切业务，均由朱、田二人秉承市委赖卫民指示办理。 随着工作开展，组织上又陆续从警察界及学校调来一批党盟员进入公安处，总数约40多人，1950年元月初，市委保卫部吉星明，也化名艾光卿调进公安处加强领导。此时公安处共有党员6人，成立了党的支部，由田培宽任支部书记。另有“民青”、“新联”、“警盟”、“军盟”成员40余人，在党支部领导下进行工作。故公安处实际工作人员，皆为我党盟组织骨干力量所组成，分设秘书组、行动组、审讯组、总务组。 根据市委决定，公安处中心任务是搜捕和管押，对任何人均无权处理，俟接管后移交公安部门处理。为了彻底肃情敌特，分化瓦解敌人，公安处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公安处加强了审讯工作及监狱管理，号召被捕敌特立功自赎，坦白交待，从而扩大线索，捕获一批漏网敌特，并缴获了电台2部，枪支30余支。 为了分化瓦解敌人，昆明保卫战一结束，便张贴布告，在原警察二分局门口设立自首登记站，对前来登记的国民党特工人员，不抓不判，令其立功自赎。如滇站昆明组长李瑞蜂、军统电台台长陈琼、刑警队一名组长以及该队其他一些特务，都前来进行自首登记。 一组长带铺盖前来登记，准备坐监，但登记站让他回家，其对此感激涕零。有此先例，一时间不少隐藏的敌特，纷纷露面前来登记。为了进一步肃清漏网敌特，公安处还领导开展了一部分社会侦察情报工作。有以“新联”成员周自荣，“民青”成员褚伯伟、刘步云、李丕原为首的三个情报小组；有以“救盟”成员郭荫南、周时敬、段葵，“民青”成员张应武，情报关系谢金碧等人组成的情报小组；有在服务行业由党员郭继先领导的三个反特小组；还有自首登记特务组成的一、二、三组，定期向公安处汇报情况。 这些侦察情报小组共60余人，分布在昆明各地区各阶层，再与监狱中特务的坦白检举结合，形成在市委保卫部和公安处领导下的情报网。这充分体现了专门机关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肃反方针，执行了严厉镇压与分化瓦解立功自赎相结合的政策，便这次镇反肃特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 这次镇反肃特工作，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失误和混乱现象，主要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市委直接领导了保卫部，公安处实质上就是保卫部的公开机构。保卫部同时领导了起义的昆明市警察局。即使是卢汉的保安司令部的情报组主要人员，也系我党派入的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因此，也属保卫部领导。在起义初期由警备司令部派出的军警联合行动组，主要是情报组中我方人员根据保卫部提供的材料，执行了部分搜捕任务。党组织对敌情工作，一贯重视，动手早，材料准备充分，故公安处开出逮捕名单，一般比较准确；又经过赖卫民的批准手续，从13日即统一在公安处领导下执行，防止了乱捕乱放情况的出现。公安处及时清理了起义时警察局系统的在押人员，将特务及重大特嫌转移到昆明监狱分别管理，总的说来，这次镇反肃特，基本上做到了不枉不纵。 公安处在太和街奋战了六天六夜，因昆明保卫战而迁到圆通山，随即迁往三合营25号，直到1950年3月初军管会公安部成立，合并入公安部。大部分工作人员，陆续分配到公安战线上继续工作，部分人员调回原单位。昆明监狱及全部在押人员，连同预审档案材料等，全部移交公安部。全部敌情人员，交公安部继续掌握使用。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完成了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 搜捕敌特工作，从12月9日深夜开始，至13日公安处成立，是根据起义当局命令执行，但与我保卫部有密切关系。在1949年9月卢汉成立保安司令部情报组时，地下党组织因势利导，设法派“军盟”成员程灿章、陶毅，“民青”成员廖蔚荣、张应武等人打入该情报组，由敌情工作小组田培宽直接联系。在起义前夕，田培宽已将汇编之敌特名册之大部分内容，交给了程灿章，成为警备司令佴晓清领导的军警联合行动组执行任务的重要依据。事实上该组织也是执行了我党交给的任务。警察总局长李志正，在起义前已参加了“警盟”组织，起义后第二天，交由朱人杰联系，朱交给李一份敌特汇编名册，下达了“照单请客”的逮捕任务。 12月9日下午，卢汉通过市长曾恕怀，命令当夜逮捕刑警大队(军统滇站第四公开组)特务。李配合九十三军张中汉师逮捕了刑警队特务多人。 12月9日夜，“军盟”成员程灿章奉命率领张中汉师一团团长王绍尧部，包围凤凰村保防处(军统滇站机关)，警察八分局“警盟”人员配合，以检查为名，几经周折才进入保防处，逮捕特务数十人，收缴全部档案、文件、美式枪械器材、电台、刑具等交警备司令部，摧毁了军统在昆明的老巢。该站副站长胥光辅等三人翻墙外逃，后也在警察及群众的协助下逮捕归案。 军统滇站站长沈醉，已于9日晚在卢汉公馆被扣留。经过做工作，本人表示愿随卢汉起义，并于10日亲自拟了号召军统人员停止活动、听候处置的指令。沈醉还向卢汉提供了军统西南区区长徐选举等四人9日路过昆朗之下榻住址。卢汉当即命令李志正务必缉拿归案。李等机智地逮捕了徐选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等四人。罪恶累累的军统“四大金刚”，终于在昆明落网。 在我打入情报组人员的带领下，以“军警联合行动组”名义，逮捕了第六编练司令部政工处特务数人，搜捕了国防部政工总队、宪兵特高组、国民党去南省党部调统室、中统西南办事处、国防部二厅在昆特务数十人。逮捕了潜居皇后饭店之国防部二厅副厅长沈蕴荐及其所属特务8人、国防部二厅驻土耳其少将武官戴光明、总统府侍从室上校组长赵秉钰，以及蒋经国的“勘乱”救国大队武装特务数十人。还逮捕了几个军统、中统骨干组长级特务，如张连清、余鸣浩、方永顺等。10日晚，曾逮捕昆明人民痛恨已极的刑警大队长周伯先，周越墙逃脱，潜逃朱家才(军统)家躲藏。卢汉曾争取周伯先、朱家才等人自首，令其出面移交刑警队档案，器材，但周、朱二人却趁机潜逃缅甸。 此外：卢汉亲令佴晓清，逮捕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柏天民及绥靖公署少将政工处长罗春波。 13日公安处成立，在公安处统一部署下，立即开展搜捕工作。学委派来的学生党盟员和警察及义勇自卫队武装配合，在全市展开行动，严厉地打击了面上的敌特，移送昆明监狱管押。使得在昆明保卫战中，虽然城外枪声大作，城内仍秩序井然，粉碎了敌人里外策应的阴谋。23日以后至2月底，侦察情报工作、审讯工作与党组织发动群众揭发相结合，转入对重点单位及主要漏网敌特的侦捕工作。公安处共逮捕敌特约400余人，其中突出的有以下几件： 捕获了滇站(即保防处》工运组解放前夕组织发展准备派入工厂潜伏以备后用的义务通讯小组组长、老牌特务张子彬；“一二·一”、“七·一五”事件中的主要打手，也在群众检举揭发下，逮捕归案；其中特务蔡春圃潜逃，经多方侦察，终于在1950年3～4月间在武定捕获。 昆明市委广泛发动群众，统一部署指挥兵工、铁路、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等各基层单位的党组织及护产队、义勇自卫队，纷纷将各基层单位中的特务及反革命骨干分子逮捕扭送专政机关。革命人民织成的天罗地网，使特务无处躲藏。 中统调查处处长孙秉礼、副处长李宏泽，也被公安处侦捕，中统内政部调统室西南办事处特务数十人，11月由贵阳迁昆，住北门街四川会馆，也全部落网，同时搜得文件、电台及部分武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高云棠及王正柩等，也在昆明被捕。 根据沈醉的交待，公安处及时逮捕了军统贵州站副站长叶剑英、军统香港站站长国民党两广监察使邢森洲、滇站行动组长王汉文、二十六军谍报科长张宜川、军统昆明潜伏一组组员林子华(省府收发)、郑玉和(一组：组长丁翔已潜逃)，昆明潜伏二组组员马济云(医生)、任绍武等，也被公安处侦捕。 根据公安处侦察材料，逮捕了国防部二厅派来昆明督建潜伏电台的西南电讯督察长冯溪、国防部侦测台台长戴章、中美气象总站云南站站长朱定邦、国民党外交部特派员李国清、大东亚反共大同盟主席陆某某等。此外如白崇禧的副官长木向东、贵州田赋处处长谢百元、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李果明等人，上海、广州等外省流窜来昆部分特务多人，也被公安处侦察捕获。 公安处曾有计划地两次搜捕了铁路系统潜藏特务，均由铁路局党盟组织提供材料，布置好监视，并在其密切配合下进行。一次主要在铁路局搜捕两路警务处(军统公开组)特务，一次是到小石坝铁路机车厂搜捕军统中统在铁路系统的主要头目。先后被捕的有中统两路调查处处长刁寄萍、曾任过军统填站站长的两路警务稽查组长苏子鸽、铁路局长唐宇纵等特务数十人。公安处还专门在黑林铺逮捕了公路局第四运输处警卫稽查组(军统公开组)以李家杰为首的特务多人。 还有海口五十三兵工厂稽查组(军统公开组)的特务，系在市委指示下，由该厂我党组织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加以逮捕，押送昆明监狱。 从上述情况可知，军统西南区、滇站、黔站及国防部二厅系统主要头目，皆已被捕，滇站机关、各公开组、内勤组、潜伏组绝大部分特务已落网。在昆的军统系统，摧毁得比较彻底。中统及国防部二厅的一些主要头目已抓获。起义前夕从外地搬来及流窜来昆的特务，也大部分被捕。仅军统少将级以上其他系统省级以上属于战犯级的大特务，在接管初期按中央公安部通知转送中央处理的，就有徐远举、周养浩、沈醉、郭旭、成希超、刁寄萍、温天和、隆曙明、孙秉礼等十余人。敌人在应变计划中准备对机场、工厂、仓库等的破坏活动，还没有来得及实观，就已成了阶下囚。这次镇反肃特工作，成绩是很大的。对昆明的完整接管，以及当时和以后的社会安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也有漏网的。如周伯先、朱家才潜逃缅甸；潜伏组长丁翔未捕获；老牌中统特务裴存藩随张群被放走等；接管后仍发现有漏网电台；特务系统在外县的力量当时无法破获，所以还说不上彻底肃清。 起义初期；监狱看守人员仍为原班人马。在押敌特有的就是他们的上级，有替这些人传递信件或收受物品贿赂等情节，为了防止看守私放人犯，也为了便于审讯和扩大线索，市委提出昆明监狱应由公安处全权掌管。经与卢汉交涉，得到同意。首先由省警卫营找“军盟”力量较强的韩永祥连，加强监狱外的警卫，并由公安处直接掌管监狱管理工作，未经公安处同意，任何部门或个人无权释放在押犯人。并且调整了监房，将此次逮捕之敌特，集中关押于东西监，与原有犯人分开。并按主次分门别类的安排了108间监房的人员，组成学习小组及“立功自赎”小组，每天定时学习报纸，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号召检举和坦白交待，立功自赎，写交待材料。并派专人管理伙食，改善生活条件。故监狱内秩序井然。 为避免在肃特工作中政出多门，党组织建议卢汉停止原保安司令部情报组活动。卢汉采纳我党意见，撤消情报组，并将情报组中有军统身份的人员，其中包括组长李世荣及党的外围组织成员程灿章，还有廖蔚荣等人收监管押。保卫部为了掌握监内敌特思想动态及活动，将我党的外围组织人员，利用其原有身份的有利条件，有意识地编到各学习小组，了解情况，开展监狱侦察工作，以后逐渐公开为管理人员。这些人除程、廖外，尚有林昌德、郭长林、段永清、杨秉福、李存宽等人。他们忍辱负重，为监狱侦察及监狱管理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出狱后，有的参加了侦察情报工作。但必须指出的是，这段经历也为他们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带来了不少麻烦。 在保卫战期间，监内有的特务及反革命分子听见枪声后喜形于色，有的蠢蠢欲动，有的甚至公开煽动说国民党第八军、二十六军会打进来解救他们。在此情况下，赖卫民决定，全面加强监狱警戒，并将其中的大特务铐押到瓦仓庄管押，调来机枪射手，加强警戒，如遇紧急情况，采取必要措施。敌人反扑昆明失败后，又将他们铐回昆明监狱。 公安处接管监狱后立即开展审讯工作，经市委抽调具有一定审讯经验的“警盟”成员，及大中学校中讲师、教员中的党盟员参加，由田培宽分管，及时清理可能查获的漏网分子。经审讯工作，扩大了线索，方便了监狱管理，方便了移交接管及以后的处理工作。 审讯组对全部在押人员，均初步进行了审讯，建立了案犯档案，初步弄清案情，并区分为错捕、一般、特嫌及重要案犯，以及军统、中统、二厅及杂特等，分类归档，分别管理。这就为军事接管后的处理，奠定了基础。 审讯组着重审讯了在昆特务系统头目，如沈醉等人，为的是扩大线索，及时追捕。如上述沈醉交待的行动组长王汉文及潜伏组人员等十余人，除潘映炎是以后在外县捕获外，基本上都是在昆捕获的。审讯组在扩大战果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如1949年在昆冒充中共华南局特派员的张铿(张伯坚)，曾蒙骗了卢汉等人。他在审讯中非常狡猾，言词嚣张，声称审他的是“土八路”，后终于查清他国民党总参政治处特派员的特务身份。此外，审讯组还查明了如李闻案、“一二·一”、“七·一五”等历史事件的凶手。 总之，审讯工作既密切配合了侦察情报和搜捕工作，又为接管和处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3月初，即完整地移交给公安接管部。 昆明的镇反肃特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也存在着疏漏与不足。主要表现在：在斗争中我们只盯住了战壕对面，而忽视了战壕内部。公安处接管监狱后，只注重了加强警戒岗哨，为此还专门选调了“民青”成员为连长、党员为指导员、士兵中有众多“军盟”成员及武工队员的省府警卫营第四连担任警戒，并由公安处掌握了捕放人犯的权力，循情私放的漏洞是堵死了，但监狱原管理人员上自典狱长下到牢卒仍为原班人马，一个未换，这就给狱内外互通音讯留下了漏洞。在公安处正式接管监狱之前，沈醉正是通过这个漏洞向外传递信件，密使一个特务逃脱的。当时应全部撤换原监狱管理人员而未撤换，此疏漏之一。其次，也曾出现过一名自首特务向我们提供漏网特务的假线索，一时扰乱了我们的工作视线。这是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才上当的。这些疏漏无疑是深刻的教训。 昆明地下党在云南地方当局起义的条件下，在解放大军尚远离云南，第二十六军、第八军进攻昆明的险恶形势下，毅然决然争取了镇反肃特的领导权，利用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为我党领导的公开肃反机关，执行了专门机关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公开与秘密相结合，坚决镇压与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方针政策；实行了侦察情报，武装镇压与监狱管理、审讯工作的全面领导；摧毁了敌特务系统组织，严厉的镇压了在昆敌特，取得了镇反肃特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破坏昆明的阴谋，维护了昆明的社会治安，对昆明的完整接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无疑是党的重大决策和坚强领导的结果。 第08章 蒋帮反扑围昆明，大刀向敌人头上砍去 昆明和平起义，这是近代云南革命史上继辛亥重九起义和护国起义之后又一重大事件。这一伟大的爱国壮举是卢汉将军对云南人民解放事业的贡献。因此，它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高度赞扬，得到云南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同时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反扑。 蒋介石得知卢汉起义，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他不甘心就此失败，放弃云南，立即调集重兵，围攻昆明，妄图将云南起义政权扼杀于摇篮中。蒋介石认为云南保安部队战斗力弱，经不起他的残余武装的打击，建立云南反共基地还有一线希望。蒋介石同所有反动势力一样，他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而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甚至完全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所以蒋帮这次在云南的挣扎，为时甚短。 云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短短几天就粉碎了蒋军对昆明的包围进攻，捍卫了昆明起义的胜利成果。接着，人民解放军大踏步挺进云南，在滇桂黔边纵队配合下，在各族人民的支援下，在滇南全歼了蒋介石残余武装，云南全境宣告解放。正是：金马腾空，碧鸡报晓，五星红旗插遍云南高原，一千数百万云南各族儿女，由此迈向美好的明天！ 蒋帮反扑围昆明 蒋介石从政治，军事两方面下手，妄想以此扑灭昆明起义的烈火。政治方面，他一得到卢汉起义消息，立刻就正式任命李弥为“云南省主席”，余程万为“云南绥靖主任”，建立伪政权，藉此纠集云南各地的反动势力，负隅顽抗。李弥等率残部退到滇南后，公然还在蒙自举行所谓就职典礼，宣布伪政权正式建立，潜逃出境的一些敌特死硬分子还向李弥致电祝贺。不过这场闹剧没有几天光景，就伴随着蒋残势力的被消灭而烟消云散了。 军事进攻方面，蒋介石下令于曲靖建立进攻昆明的指挥部，提升其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汤尧为副总司令，全权负责指挥驻滇蒋军残部；以副军长曹天戈、彭佐熙分任第8军，26军军长，严令汤尧督率曹、彭死力攻夺昆明，为给残兵败将鼓气，引诱他们继续替蒋介石卖命，海军发给奖金大洋10万元，许诺攻入昆明后准许“自由行动”(即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三天。为配合驻滇蒋军行动，蒋介石又派其参谋部次长肖毅肃到西吕，纠合川、康边境蒋残武装，妄想窜入滇西，扰乱昆明后方。 根据蒋介石命令，汤尧指挥第8军和26军围攻昆明。他以第8军为右翼，26军为左翼，由昆明的北、东、南三面攻打昆明，以宪兵5个团的兵力作总预备队，调动策应。又调派空军飞临昆明上空，执行侦察、轰炸任务。来势汹汹，大有欲将昆明一口吞下之势。 云南起义时，人民解放军正在向西南进军，相继解放了贵阳、重庆、南宁，正向滇境逼进，但仍远在千里之外。滇桂黔边纵虽遍布全省，但兵力分散，一时难以聚集。鉴于以上情况，卢汉采取固守待援、确保昆明的作战方针，并成立了云南军政临时委员会，作为起义当局军政指挥机关。 卢汉对于蒋军的反扑，事先已有所准备，如从滇西把74军向昆明方向调集，但准备还是不够充分的。他以为解放大军已三面包围云南，驻云南蒋军已无路可逃，只要抓紧政治攻势，敌军就会迅速瓦解。因此，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争取、瓦解敌第8军和26军之上，先后放走李弥、余程万、石补天等人，就是出于这种考虑而采取的行动。哪知恰恰是放虎归山，李弥出去后立刻飞到台湾向蒋介石汇报，接受了蒋介石旨意，再飞回云南组织蒋军顽抗。 卢汉为了便于指挥作战，遂将昆明警备司令部移至光复楼下，负责拟定作战计划、下达作战命令、组织情报侦察、调动运输交通等事宜，并调绥靖公署参谋长射崇文率副参谋长张公达、参谋处长杨剑秋、高参杨家杰、杨继宽、周宗岐等协助警备司令部处理作战业务，拟定作战计划。 此时卢汉部队的防御布署是： 暂编第39师师长陇生文指挥原保2团、保6团、保9团、保12团为右地区队，在跑马山、大小关洛堡、祭天山、长春山、呼马山之线布置防御阵地，构筑工事。 暂编第40师师长张秉昌指挥原保7团、保8团、保11团及原93军直属部队为左地区队，与右地区队衔接在金殿、龙头村、黑龙潭、长虫山之线布置防御阵地，构筑工事。 暂编第13军(原93军)军直属部队控制了白泥坡附近，警戒侧背安全。 暂编第38师师长张宗汉率领该师(缺保2团)配属保15团为预备队，负责市区戒严及城防任务。 参加起义的云南保安部队两个军，除93军大部在昆明外，74军和93军的一个师此时还在开赴昆明的途中，昆明的防守力量确实是不足的。据此，卢汉及其起义政权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 首先，不断地及时向党中央，第二野战军首长；报告情况，请求解放军迅速开进云南。根据中央和野战军首长指示，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一部在敌军进攻昆明，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由贵州快速开赴云南，前锋于22日到达沾益、曲靖地区。蒋军闻讯，马上撤除对昆明的包围，停止攻击，向滇南逃窜。 其次，赶筑城防工事，加快部队调集步伐。针对当时昆明守备部队不足和防御工事缺乏或不牢固的现实，卢汉及其将领们全力动员军民赶筑工事。在西起西坝，南经南窑、柳坝，东到关上、大树营，北至北校场及大小莲山一线，构筑一线式配备的核心阵地工事，在深沟高垒中，共筑成坚固碉堡60座，形成交叉火力网，互相支援，在修筑工事过程中，党政军民、工农商学齐上阵，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昼夜赶修，盛况空前。与此同时，加快74军行军步伐，由于运力不足，采取乘车、步行同时进行，即先头部队乘车行进的同时，其余步行，待先头部队到达目的地后，汽车又返回接运步行的部队，如此周而复始，很快全军到达昆明外围禄丰、罗次、安宁、富民一线，形成对蒋军的反包围。 第三，向滇桂黔边纵队联络，请边纵武装配合，共同粉碎蒋军对昆明的进攻。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边纵部队不断袭扰蒋军，断其交通，阻滞其行进速度，削弱其攻击力量，有力地牵制了敌人。 第四，发动和依靠昆明市各族人民行动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抵抗国民党匪军的进攻。全市入民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动员下，发起了支援起义部队作战和共同抗击匪军围攻昆明的高潮。工商界捐献了大量食品、生活用品，到阵地慰问官民，教育界组织教师、学生宣传队，到前线为官兵演出，鼓舞斗志，阵地附近的人民群众自动腾出空房，供部队使用，还给部队官兵供水送饭，有的郊区农民越过敌军封锁线，把敌军部署情报送进城来，提供给起义部队；卫生界组织医疗队、救护队，到前沿阵地巡回医疗，救护伤员；工人、学生组织了纠察队，在大街小巷，日夜巡逻，严防敌特破坏，护厂护校、保护国家财产，维护社会治安；尤其是云大、师院等校青年教师、学生两千多人组成学生军，领到步枪一千支，担负维持昆明城区的治安任务。总之，在保卫昆明、抗击蒋匪进攻的全过程中，军民一家，水乳交融，任凭蒋军狂轰滥炸，我自岿然不动。 12月13日上午，昆明市委在铁局巷召开紧急会议，郑伯克到会，提出当前党组织的任务是：充分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协同起义部队保卫昆明，镇压反革命，保护国家财产，管好城市，迎接解放军进驻、接管昆明。并宣布调整加强市委领导班子，将原陈盛年、赖卫民、杨夫戎3人组成的中共昆明市委扩大为15人，新增唐嘉宾、朱枫、郭佩珊、吴邦彦、徐仁信、王维彩、倪之栋、田秉熙、刘运瑞、王裕昆、刘淑文、邹若惠等12人为市委委员，市委书记陈盛年，副书记赖卫民。市委工作机构除原有的产业工人工作委员会、交通运输工人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和财经组之外，新增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保卫部、职青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临时军队工作委员会，郊区工作委员会。 12月14日，经中央转刘、邓前线指挥部同意，批准卢汉组成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根据昆明市委建议，对所属公安处，由宋一痕兼任处长，副处长以下人员，由党组织派出干部担任掌管实际工作。同日，市委指示，正式恢复成立昆明市各大中学生联合会；恢复昆明市小学教师联合会，市委要求各系统党组织迅速恢复建立群众性的组织，坚守工作岗位，保厂护校，保护国家和人民财产。 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成立后，依靠原来敌工工作的基础，以党在警察中的秘密外围组织“警盟”成员为主，抽调党、盟员200余人参加，依靠基层党群组织，发动群众，从16日晚开始在全市逮捕敌特反革命分子，采取专门机关与发动群众相结合，在昆明军管前共逮捕敌特、反革命嫌疑人员1290名，为建立革命秩序奠定了基础，所捕敌特、反革命人员后来全部移交昆明市军管会处理。 为了阻碍敌人的运输，迟滞敌人的行动，临时军政委员会电令滇东各县及滇越铁路沿线各县发动民众，破坏公路、铁路。为了防止南路敌人利用滇池由水上偷袭，派人封锁船只，把晋宁、昆阳沿海船只，一律集中于大观楼附近草海内，加以管理。 卢汉日夜坐镇在司令部里，随时在电话里询问部趴情况，找军需军械人员了解粮弹储备与供应情况，分析敌我兵力态势等等。还打电话到重庆向刘、邓两将军请求支援。写信与“边纵”联系，请求配合行动，扰乱敌人后方，牵制其兵力。 这时，机场司令张有谷报告说，机场空军电台收到敌台电报(因当时敌人空军密电还未更换，所以我机场电台仍能收译)，知道国民党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当时在海南岛南端三亚机场，指挥北端海口机场的飞机进行空运。 卢汉立即命张有谷派飞机轰炸沾益、蒙白两机场，使这两个机场不能为敌利用，断绝第8军和第26军的空运补给。14日派出飞机上午轰炸沾益机场跑道，下午轰炸蒙自机场跑道，并侦察敌军行动，向敌军散发传单，号召敌军起义。接着又派出飞机轰炸西昌机场跑道，顺利地完成任务。由于轰炸的成功，迫使敌机不敢在两机场降落，使敌军的补给遭受困难。 12月16日，国民党第8军、26军向昆明发动进攻，保卫昆明的战斗开始了。应卢汉的要求，郑伯克与昆明市委研究决定，由朱家璧率领的“边纵”西进部队驰援昆明。由于野战军和“边纵”部队一时尚未赶到，保卫昆明的作战任务首先落在起义部队身上，当时起义部队只有10个团，在兵员人数和武器装备方面都处于劣势，形势十分严峻，市委紧急动员群众，配合起义部队坚决保卫昆明，以坚定起义当局的决心。 卢汉即于当晚召集部分高级将领(还有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安恩溥参加)研究调整兵力部署问题。此时起义军占领的主阵地，是跑马山阵地、大小关洛堡、祭天山、长春山、呼马山、金殿、龙头村、黑龙潭、长虫山之线。多数人主张以现阵地为主阵地，加强防御工事，抵抗敌人，至不得已时，退守城防工事。尤以安恩溥主张最力。所持的理由是，距市区较远，避免敌炮弹落到市区内，影响市内人心。 但昆明警备副司令许义浚认为现阵地正面过宽，起义军只有暂编第13军1军兵力，防广兵单，没有纵深，形成一线配置，处处发生空隙，没有预备队支援，易被敌人突破，如敌人突破一点，长驱直入，就会使起义军有来不及退守城防工事的危险。 安恩溥和许义浚各持己见，互相争论。最后卢汉采纳了许义浚的意见，决定缩短防线。并说：“打起来，中几颗炮弹，死亡几个老百姓是避免不了的，若让敌人打进城来，那就不是落几颗炮弹，死伤几个人的问题。” 说毕，卢汉当即指派许义浚亲自到现场指挥有关部队，变更防御部署，并限许义浚翌晨(17日)拂晓前到达阵地。 17日拂晓前，许义浚到达阵地，现地指示变更防御部署。这时，前方已有稀疏枪声，敌人搜索部队已和起义军的警戒部队接触。中午许义浚才将全线阵地部署完毕。前方的枪声渐密，看来是敌人的小部队向起义部队作试探性进攻，目的是以火力侦察起义部队阵地位置。 许义浚回到五华山，把变更部署情况及前方敌情向卢汉报告。卢点头说，好！说着，把他的一个图章交给许义浚说：“你就坐守指挥部，代我指挥战斗，你能处理的，就大胆的处理，该下命令的，就下命令，盖上我的章，不必事事向我请示。实在不能处理的，才向我请示。” 许义浚奉令后，即请参谋长杨骧用卢汉名义下达手令：“各守备部队，必须坚守阵地，努力杀敌，非有命令，不得撤退，如有战斗不力，擅自撤退者，坚决以军法从事。”写好数十份立即分送营长以上各一份。 马家营阵地攻击。其炮兵阵地在大树营附近放列。敌人步兵在炮火掩护下，猛烈向起义军阵地攻击，白晨至晚，东南两线的枪炮声不绝于耳，园通山上和大东门附近护城河不断落有炮弹。 但起义军士气旺盛，凭据坚固的城防工事，构成严密的交叉火网，沉着应战，给敌人以大量杀伤。敌人虽反复冲杀，起义军毫不动摇，敌人无法进展。 夜9点以后，敌人发动了极为猛烈的攻击，并且组织敢死队，妄想利用夜暗，集中兵力和火力，打开几个突破口，突入城内，扩大战果。但仍遭到起义军的英勇抵抗，起义军利用早已准备好的照明设备，集中火力，予敌以歼灭性打击，使敌人死伤累累，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 在南线方面，豆腐营、双龙桥、南窑方面，战斗尤为激烈。在南窑阵地，敌人不顾伤亡，曾冲至阵地前数十米处，经起义军李焕文团长亲率预备队猛烈向敌用手榴弹刺刀冲杀过去，予敌以重创，敌人狼狈退去，遗尸数十具。 东线第8军的一部，迂回到铁峰庵、涌泉寺一带，向起义岗头村、王帽山阵地进攻，也发生激烈的战斗。 战斗中，卢汉曾亲自打电话给各师师长鼓励士气。命汽车兵团将汽车开着灯，沿环城公路由西站开向东站，来回奔驰，示敌以我援军东来的声势，以迷惑敌人。同时致电重庆刘伯承、邓小平两将军告急求援，并派龙泽汇、佴晓清分别到各阵地督战，给部队很大鼓舞。 午夜以后，敌人虽一再冲杀，均遭重大伤亡，不能前进一步，攻势终于受挫，战斗渐渐沉寂。尔后只是派遣小部队作扰乱性进攻。许义浚当即令各部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补，准备来日再战。 12月20日拂晓，敌人在东、南两线，又发动了猛烈的重点进攻。东线第8军的重点指向栗树头、席子营方面。南线的攻击重点，指向南天台、五里多方面。 敌人虽猛烈进攻，但起义军弹药充足，得到全市各界人民的大力支持。连日来工人、学生、工商界、医疗单位等冒着枪林弹雨，到阵地慰问部队，馈赠食物，作慰问演出，救护伤员等等，鼓舞起义军士气。起义军官兵精神振奋，英勇杀敌，敌人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 是日，卢汉接到刘、邓两将军来电，谓已饬令贵阳杨苏兵团派出有力部队，用汽车运输，星夜驰援昆明。第5兵团杨勇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也从贵阳来电告知，已派部队兼程驰援昆明，23日可达曲靖。 解放大军驰援昆明的喜讯，传知各部队后，士气更加高昂，增强了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力量。不管敌人如何猛烈攻击，起义军毫不动摇，越战越勇，激战至傍晚时，终于挫败了敌人的攻势。 是日，第8军迂回至铁峰庵、涌泉寺之敌，亦向起义岗头村、王帽山阵地猛烈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形成拉锯战，起义军以朱德裕为团长的原保11团，奋勇杀敌，终于将敌人杀退，保卫了左侧阵地的安全。 在开展保卫战的同时，卢汉还开展了瓦解敌军的工作。 卢汉于12月20日上午派参谋陈正荣用吉普车送余程万出去，因战斗激烈，汽车无法开出，直到下午4点，敌人枪炮声较为稀疏，余程万才在五里多南端一个小土堆上，手摇白旗高声叫道：“我是余军长，你们不要打了。” 叫了几声，对方看清了是他们的军长余程万，才停止射击，将余程万迎了过去。余程万过去后，南线第26军的攻击，即已停止，部队也于夜间撤退，南线战斗，遂趋沉寂。 20日夜，东线之敌第8军，不知道第26军已经撤退，还发起猛烈的攻击，到21日拂晓，感到自己陷于孤立境地。同时获悉解放大军人滇的消息，深恐遭到夹击，即仓惶撤退。 大刀向敌人头上砍去 为了粉碎敌人妄图以云南为基地进行垂死挣扎的阴谋，以保卫起义成果，在这关系到全市30万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时刻，边区党委领导和昆明地下市委研究，作了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配合起义部队，坚决保卫昆明的决定。 根据这一决定，组建了“昆明市义勇自卫总队”，由市委成员杨夫戎、朱枫、唐嘉宾、徐仁信等同志分别按各自联系和领导的系统中的党、盟组织，层层贯彻传达党委的总动员令，号召党、盟员积极发动群众，踊跃参加昆明义勇自卫队，任命王维彩担任义勇自卫总队总队长。市委副书记赖卫民同志派王维彩按与起义部队约定的用林正则的代号(此后，王维彩在义勇队一直沿用林正则的名字)，去找参加起义的昆明市市长曾恕怀领取枪支弹药(计枪1000支，子弹5万发)。 12月18日，在战斗十分激烈，全城实行戒严的紧急情况下，市委仅用了一天的时间，通过动员，不仅把上级的指示传达到分散在四面八方的党、盟员及其联系的革命群众中，而且将参加义勇队的人员迅速集中起来，先后到达总队部景星小学报到。这反映了我党在产业工人、店员、手工业工人、社会青年中长期工作的成果，这实际上是对地下党长期工作出一次考验和检阅。市委根据当时不同的区域、产业、行业的情况，将3000多人正式组编为4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设中队、分队和小队。 第1大队由铁路、纺织、机械、钢铁、烟草、轻化工等产业工人组成，由张尔玺担任大队长，共有5个中队，22个分队。 第2大队由自来水、电力、邮电、工交、航空、金融(银行、造币、五金)等系统工人组成，由金惠霖担任大队长，共有3个中队，19个分队。 第3个大队由店员、手工业工人和一部分学生、教职员工及一些失学、社会青年组成，由杨时伦担任大队长，共有6个中队，18个分队。 第4大队由市郊农民组成，分东、西、南三大片，成立3个中队，由施万惠担任大队长。 总队部直属部门设有政工、参谋、后勤3个处和1个直属警卫中队。 12月18日，昆明市义勇自卫总队刚建立起来的当天，东南两路敌第8军和26军，正从大板桥、跑马山、小板桥一线向官渡地区的起义部队发起猛攻，直冲巫家坝飞机场，形势比较危急。 在此紧急关头，在全市实行军事戒严的气氛中，在敌机飞临上空侦察轰炸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了这样一支未经训练，而纪律严明、秩序井然，沿路高喊革命口号，高唱革命歌曲，带红袖标的队伍，给起义军警和全市人民以极大鼓舞，增强了大家誓死保卫昆明的信心。 义勇自卫总队的成立，对稳定局势，鼓舞起义部队士气，安定民心，镇压敌人的破坏活动，巩固后方，加强前线，争取保卫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编队、发枪、发“义勇”袖标的当天晚上，总队长王维彩向中队长以上的指挥员作了简短的动员，宣布“昆明市义勇自卫总队”正式成立，分析了当时敌我斗争的严重形势，讲了当前面临的艰巨任务和誓死保卫昆明的重大意义，强调革命的群众武装必须严格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后，各大队立即去执行所分配的战斗任务。 第1大队的任务，主要是立足本厂，投入本单位的护厂保厂以及肃清反革命的斗争；与此同时，配合起义部队，在附近参加战斗。第2大队的任务，主要是保证全市水电的正常供应，保证造币、银行等金融系统的安全，避免停水停电以及抢劫银行等事故的发生。第3大队的任务主要是担负全市治安并支援前线的战斗。第4大队的任务主要是在农村支持起义部队，坚壁清野，粉碎敌人进攻。 为此，自卫总队一建立起来，就立即接替了市区的全部警戒任务，把起义部队和市区警察的武装力量及时抽到第一、二线与敌人作战。并绘制军事戒严布岗图，将市区分为6个区域，进行布岗和武装巡逻，组织群众联防，严防暗藏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安定后方秩序。 12月19日至22日，战斗非常激烈，敌军分东南两路向昆明发起总攻，并已突破盘龙江一带防线，打至状元楼和云南纺纱厂附近。我1大队的工人，在紧急情况下就用棉花包构筑工事，与起义军警一道，击退敌军的几次冲锋。 与此同时，起义部队集中力量对付正面进攻的敌人，要求义勇自卫队支援构筑工事。3大队按总队命令，除担负全城军事戒严外，抽出一半的兵力为起义部队构筑工事。战土们不顾枪林弹雨，积极构筑工事，使起义部队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解除了后顾之忧。起义军阵地在义勇军积极支援下，岿然不动。 刘伯承、邓小平电令：快速入滇，驰援昆明 在战况非常危急之时刻，二野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从重庆来电：已令第5兵团星夜自贵阳用汽车运送部队，驰援昆明。 军政委员会一方面向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求援告急；另一方面又积极与边纵朱家璧副司令员进行联系，要求配合。 开了序幕。昆明人民在中共昆明市委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坚决支持起义部队保卫昆明。战斗进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6日至18日的外围激战。 防守外围第一道防线的起义部队只有八个团，从北往东至南分布在长虫山、黑龙潭、金殿、十里铺、跑马山、牛街庄、小板桥及其以西的广大地区，连绵数十公里。16日晚，蒋军九十三师首先向跑马山起义部队开火，激战一夜后，小桥板失守，巫家坝飞机场暴露无遗，无险可守，在这危急情况下，卢汉毅然决定缩短防线，集中兵力，退守市区边缘。10月18日零时，卢汉下令，各部退守各指挥地，结束第一阶段的战斗。 第二阶段由18日至20日，起义部队缩短防线，固守待援。 起义部队主动放弃防线，蒋军不明其意，不得不重新布置兵力和进攻方向。这样，为我起义军赢得三天布防的宝贵时间。 蒋军重新发起进攻，其进攻方向为南、北两路夹击。北路攻占岗头村，逼进铁峰庵；南部攻占南窑、双龙桥。南部阵地由三十八团固守螺蛳湾，团长李焕文。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甚至同敌军展开了白刃战，三十八团犹如铜墙铁壁一样把敌人拦在螺蛳湾以外，经过一小时多的激战，歼敌二百四十名，内有敌营长一名。受此重创后，敌人已丧失斗志，匍匐在南窑阵地前沿不敢贸然进攻。在北方阵地上，已进展到铁峰庵的第八军和在南线的二十六军亦观望不前，枪声沉寂。而此时，二野刘邓首长电告卢汉，我人民解放军已由贵阳派出部队，星夜急驰授助昆明。守城官兵听到这个好消息，精神振奋，士气大增。至此，紧张激烈的第二阶段即告结束。 第三阶段由21日至23日，解放大军入滇，蒋军仓皇南逃。 21日，整日无战斗，全城平静。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加快解放步伐，采取政治攻心战，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对川黔滇康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布公告：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们： 国民党残余力量经我人民解放军在华东，华中、华南，西北各地给予接连不断的歼灭打击后，现已接近最后扑灭之期。贵阳已经为我军占领，国民党的所谓最后战略基地又被拦腰打断，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已告解放，四川东南门户业已洞开，重庆、成都、康定，昆明短期亦将获得解放，蒋、李、白，阎等残余匪帮，企图收拾残余力量，溃集川、黔、康、滇、桂之计划，已为实际所不允许，其退路将全部为我军切断，蒋、李、白、阎等匪首倡言所谓“复辟”和“反攻”，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到来，一切有待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该匪首存之梦想，纯系为帝国主义张目，为了实现正在进行的步骤，势必使该匪首等一同进入坟墓。你们应该明这种形势，必须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本军此次奉命进军西南，负有坚决推翻国民党在西南的反动统治，及解放西南7000万人民之使命。但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则按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以及毛主席朱总司令约法八章之旨，给以改过自新、立功赎罪之机会，为此愿以下列事实相忠告： 一、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凡停止抵抗，听候改编者，不论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者，一视同仁，指定驻地，暂维原状，尔后即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方式实行收编，所有官兵一律按才录用，凡愿意放下武器，亦本自愿原则分别录用，或资遣回籍。凡迅速脱离反革命军营，协同人民解放军作战者，当论功行赏。如果你们愿意这样作，你们可以随时派代表到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接洽。 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工作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不论其属于高级或中级、下级职员，本军均一律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其在接收中有功者，并给以适当的奖励，破坏者受罚。 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凡愿改过自新、不再作恶者，均可不究既往，从宽处理，其过去作恶诸多，但愿改悔者，可给以立功自赎之机会。其执迷不悟，继续作恶者，终将罹遭人民之法网。 四、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 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即早进入和平建设，恢复多年战争创伤，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热望，你们不要再作无谓的抵抗，徒然增加自己的罪孽。如若立即觉悟，投向光明，为时还不算晚，还有向人民悔过的机会，若再延误，将永远不能为人民所谅解，其应得后果，必身受之。继续反动与立即回头、黑暗与光明、死与生，两条路摆在你们面前，不容徘徊，望早抉择！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司令员 刘伯承 政治委员 邓小平 1949年11月21日 第5兵团杨勇司令员也来电称：已派1个师兼程入滇，先头部队1个团约在23日可抵曲靖。《正义报》社即发动工人赶印号外，将此消息传至起义部队阵地，传至大街小巷，大大鼓舞了士气。 敌人尽管日夜发动猛攻但未能得逞。 根据刘邓首长命令，解放军第5兵团第17军49师挺进滇东，拊敌侧背，打击敌人，以解昆明之危；同时，刘邓首长还要求这次出击须吸住敌人，不使其逃亡国外，以利解放军第4兵团迂回滇南截歼敌人。 5兵团遂决定由17军立即组织前进指挥所，由该军副政委戴润生、政治部主任裴志耕率49师和侦察营由滇黔公路正面出击。同时电令毕节军分区司令员侯国祥指挥驻该地之162团和16军侦察营沿赫章、威宁入滇，进至沾益同49师会合，要求沿途要积极宣传，大造声势，抢修公路，准备粮草，声言解放大军入滇作战，以便从滇东北方向策应49师的正面进攻。另外，要求滇桂黔边游击纵队加以配合。 12月19日，49师分由安顺、镇宁出发，前卫146团和军侦察营车运先行，其余部队急行军跟进；毕节军分区侯国祥司令员也率16军侦察营(两个连共400多人)由赫章出发，进至宣威同“边纵”和“永”游击支队会师后，向沾益疾进，162团由大定出发急速跟进。 沾益守敌第8军3师闻我军入滇，忙于22日南撤，49师前卫于23日进占沾益。当即了解到有广西退至曲靖之敌陆军总部率警卫团、炮校、辎重15团、17团正犹豫徘徊、举棋不定，前指遂以电话责令其立即投降，否则将予以歼灭。24日，我军进至曲靖，敌炮校等2000多人向我军投降，其余已随敌第3师南逃。 我军挺进滇东后，敌第8军、26军停止围攻昆明，向蒙自方向撤退。前指即派146团参谋长前往昆明同卢汉将军联系，以便进一步协同作战。 面对大量南逃之敌，前指一面向野司报告，一面果敢地决定出击。26日2时，146团和侦察营乘车追击。敌因受我游击队阻击，行进缓慢。8时许，我先头部队于陆良天生关地区同敌接触。敌忙以1营兵力于天生关南侧高地掩护其主力南逃。 我先头部队即向天生关东侧观音洞高地发起冲击，敌凭借有利地形抵抗，我军因兵力单薄，三次冲击均未得手。10时许，我146团主力赶到，即以两路迂回，迅速抢占了观音洞高地，全歼该敌。 敌主力正沿陆(良)路(南)公路逃窜，队形极为拥挤。我军即分两路沿公路两侧向前追击，并将火炮置于汽车上，沿公路徐进射击，拦击敌人。追击部队则以小分队走小路超越敌人，大胆穿插分割，一路俘敌甚多。我49师首长即令追击部队将看押俘虏、扫清残敌之任务交二梯队，保证部队持续追击敌人。我地方游击队积极配合，将天生关南侧公路桥破坏，使敌车队阻塞，运动愈加困难。 此后，南逃之敌遂又占领五棵树以东高地，再次部署抵抗，掩护其辎重逃跑。敌人这一部署使我公路左侧追击部队受阻，形成对峙。但我右侧追击部队发展顺利，当即主动经五棵树由公路左侧侧击敌之后背。该敌在我军两面夹击下，大部被歼。此后，我军的追击几乎毫无阻挡，一个班、一个小组即可整营整连的歼敌。 追击至16时结束，经10小时战斗，共追击40多里，歼敌4000多人，缴获汽车85辆和大量军用器材。此时，侯国祥司令员率16军侦察营亦已赶到沾益。 至此，昆明的威胁完全解除，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 12月31日，边纵部队第九支队进入昆明市，全市人民欢欣鼓舞，庆祝昆明保卫战的胜利。 1950年1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在副司令员朱家壁率领下，进驻昆明。昆明人民张灯结彩，鸣放鞭炮，挥舞红旗，扭着秧歌，锣鼓喧天地热烈欢迎自己的子弟兵。卢汉将军在五华山大礼堂举行欢迎大会。卢汉在欢迎词中着重谈到他发动昆明起义，是为了给几十年同甘苦共患难的同事寻求光明出路，若是光为他个人考虑，那屁股一拍，坐上飞机随便到香港或美国混一辈子不成问题。但他走了，大家拖儿带女，有几个走得了。为了把大家领上正路，他卢汉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甚至不顾个人安危，总算把大家带上起义的正路了。可有的人不争气，这次昆明保卫战中，未见敌人就自己逃跑，有的人强占民房，违犯纪律，哪像什么起义部队。讲到伤心处，卢汉不禁放声大哭，泪流满面，使在座的起义官兵无不为之动容。最后，他满怀希望地告诫大家，不要再留恋过去，要脱胎换骨，改造旧脑筋，说他连他的上将官阶都可以丢进厕所，大家还有什么旧东西舍不得丢呢？接着，卢汉发表了告全省军政人员书，要求所有军政人员学习革命道理，改换旧思想，接受新思想，实现起义宗旨。号召大家坚决地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在毛主席朱总司令旗帜下团结起来，与民携手，与解放军携手，建设新中国。朱家璧讲话，勉励起义官兵，为建设新云南继续奋斗。欢迎大会气氛异常热烈。 第09章 敌顽败逃，陈宋大军出奇兵 蒋军攻夺昆明失败后，沿滇越铁路撤到开远、蒙自、个旧地区，打算在滇东南地区负隅顽抗，倘若顽抗失败，那就撤到台湾，或逃往越南，继续与人民为敌，顽抗到底。这时，蒋军离国境线只有一百多公里，并且控制着蒙自机场，自以为抵抗不成，逃跑起来也方便。蒋介石眼见自己的计划一一破产，伤心之余，考虑如何保存在大陆的这最后一点本钱。他决定除留下一部窜到滇西南边境给共产党制造麻烦外，大部空运台湾。为此，派其参谋总长顾祝同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飞来蒙自安排督导。顾、王看到解放军已有五兵团一部进入滇东，如果自己行动迟缓，就有被歼的危险，因而加快实施逃台计划，决定按照战斗部队，指挥机关、后勤单位、军官家属的顺序，安排空运。蒋军残部如惊弓之鸟，多呆一个小时就多增加一分被消灭的危险，人人都想赶在前头先走，为安排先后逃命的秩序，吵得不可开交，弄得顾、王二人焦头烂额，最后只得决定以团为单位，第8军、26军和宪兵同时各运一个团，但家属仍然放后，不得随军撤走。顾祝同匆忙飞回台湾，留下王叔铭督促实施空逃计划。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解放军总部，为了不使这部分残敌外逃，留下后患，一方面命令驰援昆明巳进驻滇东的五兵团暂行停止前进，以麻痹敌人，使敌放慢逃跑速度，以利将其歼灭；另一方面则命令第四野战军派巳进驻百色的一部分部队就近迅速向滇越边境开进，占领河口、金平一线，断敌逃向越南的逃路；同时命令陈赓、宋任穷指挥的二野四兵团一部决定向蒙自前进，协同滇桂黔边纵队和卢汉起义部队，全歼残敌。这是毛泽东布置的一个迂回、包围、歼灭敌人的作战计划。陈赓在动员会上说，第8军和26军是国民党残留在大陆的祸根。他们打算逃到国外，逃到台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继续与人民为敌。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我们不忘前仇，不留后患，打好大陆上的最后一仗，坚决、彻底、干净地将该匪歼灭于滇南。 解放军自南渡长江以来，还没有得到正式的休整，特别是在“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指引下，跃进数千里，人马的确十分疲劳。但是战士们凭着顽强的毅力，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又急速投入到解放云南的战场上。 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和朱德指示，四野一部快速插进到滇越边境，在边纵配合下，于1950年1月11日占领了边防重镇河口，14日，占领屏边及红河沿岸，切断了蒋匪军陆上逃路。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十三军三十七师，作为兵团先头部队直奔蒙自，断敌空中逃路。1950年1月1日，在这万民欢庆的元旦佳节，这支诞生于井岗山上的英雄部队，高唱战歌： 前进，向着滇南前进！ 前进，向着滇南前进！ 我们不怕困难， 我们不怕艰辛， 为着坚决、彻底、全部地歼灭国民党残部， 我们誓死完成祖国大陆上的最后一次进军！雄赳赳、气昂昂地由广西南宁出发，穿过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翻过鸟雀难越的高山险峻，沿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以每日步行120里，150里，180里，甚至220里的速度飞速前进；而休息时间则每日递减：6小时，4小时，2小时，直至日夜不停地行进。指战员们心中只装着一个目标：以最快的速度占领蒙自！为了这个目标，任何奇迹都可能创造，一切人间困难都被战士们踩于脚下！敌人估计至少得花一个月时间才能走完的2000里路程，英雄们只用了14天时间。 二野四兵团陈赓司令员命令一个军急速入滇，直奔蒙自县夺取飞机场；命令四野驻扎在百色的两个师，沿着国境线进军占领云南河口、金平一线，截断敌人陆空逃路。同时也指示边纵在云南各支队积极展开对敌斗争，破坏交通，阻滞疲惫敌军，配合主力作战。12月27日从广西百色出发的四野这两个师，沿着国境线急行军一千五百多公里，在边纵协同下于1950年1月11日占领了滇越边界的重镇河口。当时敌先头部队正在红河上架浮桥，准备南逃国外。14日，我军猛扑红河上的蛮耗渡口，把刚架起的浮桥占领了，并于当天解放了屏边，封锁了第八军的陆路交通。 二野刘邓首长命令五兵团从贵阳星夜驰援昆明，仅仅两天，就提前到达沾益。接着又直插陆良，在天生关一带设伏，又歼敌三千余人，为避免敌人南逃，我五兵团在曲靖、沾益一带停止了追击。 在整个围追歼灭战中，最为精彩的就是攻占蒙自机场。1月13日，我军的一个师进至砚山后，得悉蒙自机场空运繁忙。在敌尚未发现我军行踪的情况下，解放军当夜只睡了四小时，以极其顽强的精神，一昼夜强行军到达蒙自城东，绕过警戒部队，直插敌心脏。随即迅速向机场发起攻击。从睡梦中惊醒的敌人根本没有料到解放军打来了，还以为是游击队的骚扰，打了一阵之后才发觉“不对头”。 1月15日凌晨，蒋军还沉睡在梦乡之中，解放军巳兵临蒙自城下，当天就占领了机场和蒙自城，切断敌人的空中逃路。据俘虏们说，当天夜晚他们的长官训话时还洋洋得意的说，共军主力还远得很，我们的警戒部队都在80里以外，弟兄们可以放心地睡觉，不要被几个游击队就吓破胆，等到明后天我们就坐飞机到台湾去了。这岂不成了白日做梦。当然，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所创造的奇迹，敌人是怎么也弄不明白，理解不了的。 激战一夜，16日凌晨4时，机场被我军全部占领。6时左右解放了蒙自县城。 解放军千里奔袭的军事行动，对于云南的解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抢占河口，截断了敌人的陆上逃路；直捣蒙自机场，截断了敌人的空中逃路，使得整个南逃的敌人成了“瓮中之鳖”。 瓮中之鳖的敌人就是插上翅膀也难逃跑。当时，陈赓司令员作出英明的决策，即中路以第四兵团四个团的兵力向个旧、建水方向追击；南路占领河口部队的主力继续沿红河西进；北路滇桂黔边纵部队经五溪向石屏地区追击，决心歼敌于国境线之内。陈赓还指示：各部队应不怕远离主力，敢于以少胜多，大胆向敌纵深入，或实施迂回包围，堵击逃敌，力求全歼，不给云南人民留后患。 17日拂晓，我中路军追上了敌人，一一○团于鄢棚歼敌一部分后，将敌主力压缩在旧城内，当即组织攻城，经六小时激战，从三个方向突入城内，歼敌一九三师一千八百人，闻名世界的锡城遂告解放。此时，我南路四野部队和边纵部队一部正沿红河而上，向元江县西南挺进，沿途在蛮板、蛮耗、卡房等地歼灭敌二十六军残部；北路由边纵朱家璧司令员率领部队，也赶到了元江、青龙地区，歼敌五一○团，生俘团长左舜。 在解放蒙自、攻占飞机场的战斗中，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奇制胜，歼灭了敌26军军部一部分、93师一部分和173师大部，使敌军大部如丧家之犬，四处狂奔逃命。特别是蒙自城周围的零星残匪，因失去指挥，一时之间。排找不到连，连找不到营，营找不到团，举足失措，纷纷被迫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人民解放军入滇旗开得胜，第一目标断敌逃路已胜利实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元江之战中，只有敌一七○师及教导师一部分逃脱了，我军在副师长吴效闵同志率领下，于2月6日在墨江县关桥、回龙地区歼敌宪兵十二团一个营后，即挥师南下，横渡澜沧江，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每日急行军一百四五十里，于19日在西双版纳追上敌一七○师残部，经过激烈战斗，歼敌六百余人，完成了“不给云南人民留祸根”的志愿，解放了美丽的西双版纳，把五星红旗插上了云南的村村寨寨。 边纵在云南的整个解放过程中，功绩卓著。在昆明保卫战中，从外围阻击敌人，配合内线地下党、各界群众组成的人民义勇自卫队展开斗争。昆明保卫战胜利以后，又投入到滇南歼击战，完成了歼灭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残军的任务。边纵所建立的各革命根据地，在地理上处于有利于实现大包抄的战略地位，特别是滇东南根据地，滇南根据地和思普根据地，直接隔断了敌军向国外逃窜的通道。所以野战军在边纵主力第一支队配合下，首先控制了河口、金平一线；边纵西进部队两个团和主力二支队一个团、边纵第十支队两个团、各县护乡团及卢汉起义部队两个团，控制了元江两岸伊萨至元扛大桥一线；边纵第九支队两个团分布在墨江、镇沅、景谷，把守着边疆一线，一部分部队守在西双版纳沿澜沧江一带，这就把国民党残军完全置于大包围之中，造成了我军歼敌的有利形势。其次，根据地的存在使野战军进入云南以后，处于有后方支援作战的环境。滇南和思普地区广泛发动了群众和民兵，对敌人实行坚壁清野，给解放军供应粮草，送情报，带路。边纵部队和广大民兵配合作战，使敌人处于断粮绝援，前遭阻击、后有追兵的狼狈境地。当五星红旗插到祖国大西南的边疆时，边纵也光荣地完成了它配合歼敌的任务。载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史册。 中国共产党滇桂黔边区党委领导下的边纵，成立于1949年1月1日，司令员是庄田，副司令员是朱家璧，政委周楠。它是南方局周恩来等同志在蒋管区正确贯彻党中央指示，经过长期奋斗发展起来的人民革命力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在云南起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到1949年中边纵已发展到三万余人，组建了十二个支队，两个独立团和黔西南两个游击团，开创了桂西、黔西和滇东、滇西北、滇南、滇东北等广大根据地和游击区，解放了大批县城。游击战的烈火，在桂黔边区和云南省六十多个县熊熊燃烧起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 另一方面，边纵和地下党紧密配合，积极斗争，为争取卢汉起义做了大量的工作。1949年7月间，滇桂黔边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把杨青田等同志的组织关系都交给了中共昆明市委，并交代昆明市委按照中央方针直接抓促卢汉起义工作，关键性大事向上级请示，具体事件由市委直接处理。之后，昆明市委根据滇桂黔边区党委扩大会议的精神积极开展对卢汉起义的工作。朱家壁等同志以边纵名义，多次和卢汉的部将龙泽汇会谈，郑伯克同志也和卢汉的代表商谈，其核心就是争取卢汉靠拢人民。商谈期间，卢汉曾送轻重机枪、步枪、子弹和银币给游击队。1949年8月30日，区党委派郑伯克到昆明，处理昆明等地工作。在昆明市委及杨青田处了解到卢汉对反蒋投靠人民有所考虑，但决心未下。原因就是国民党的嫡系中央军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坐镇云南，卢汉的几个保安团抵挡不住，而解放军又远在千里之外。因此，他不敢贸然行动，但是我边纵和地下党仍加快策划起义步伐，准备迎接起义。 在大好形势下，中共云南地下党昆明市委对发动云南起义布置全面工作。首先对革命路线、方针、政策作了广泛宜传和动员；其次组织学习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9年春夏，边区党委、市委概括毛主席发表的文告和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分析昆明的形势后认为：在我解放大军向“三南”胜利进军的决定条件下，在全省农村武装斗争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势力的矛盾，争取地方实力派，以绥远方式解决云南问题对于人民来说是有利的，要积极争取实现。 但是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有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驻守，国民党反动派还聚集残余兵力，企图进一步控制云南作为反共和投靠帝国主义的最后挣扎的基地。地方势力还想维持残局。因此，必须立足于打，作好武装斗争配合解放大军解决敌人的准备。根据这个方针，地下党昆明市委从两方面部署工作。一是大力支援农村武装斗争；二是放手发动群众，组织起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负隅顽抗的企图，准备武装保卫城市，配合解放军解放昆明。同时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放手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地方势力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到人民方面来。到1949年，输送到农村的党员、盟员和积极分子，总计达一万人以上。地下竟通过第二条战线，筹集经费，秘密准备军用物资、通讯器材、医疗用品等送往游击区。 总之，边纵和地下党密切配合，积极工作，为云南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云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烈士们。 蒙自歼敌的胜利，使敌人闻风丧胆，使云南军民欢欣鼓舞。震恐之余，敌军重新聚集，调整部署，除机场失守前已空逃的少数官兵外，这时蒋军残敌尚存第8军主力和26军一部分。敌将26军残部布置于个旧至红河一线；其指挥机关及第8军主力则向元江方向选窜，妄图越出边境，伺机窜扰。 人民解放军遵循中央军委“逃敌必追，追必到底，不歼不止”的指示，一鼓作气，跟踪追击，穷追猛打，不给残敌任何喘息之机，决心把蒋军残余全部消灭于滇南地区。由于得到沿途各族人民的全力支援，人一进入云南起，云南人民就为解放军修路、架桥、备办粮草。解放军不论行进到城镇还是乡村，当地人民都像过节一样，手举红旗，夹道欢迎，沿途许多地方扎了彩色牌楼，到处设有慰劳站、粮食站、茶水站、服务站，老大爷手捧茶碗，殷切地招呼战土喝茶，老大娘把鸡蛋糖果塞到战士衣袋里，儿童们笑迷迷地把一束束鲜花递到战士手中，男女青年们身着节日盛装在道旁翩翩起舞，欢迎亲人解放军。所有这一切给部队极大的鼓舞。使筋疲力尽的战士们顿时精神倍增，上了战场，个个勇猛顽强；无不以一当十。所以，尽管人民解放军的前锋部队人数有限，后续部队一时难以跟上，经过九个月长途行军，已非常疲乏，但勇士们仍能以少胜多，百战百胜。如在个旧鸡街一仗，37师的师直机关和随行的很少连队，突遇由开远向建水方向逃窜的大股顽敌，遭敌攻击。敌军见解放军人少，便疯狂反扑。人民解放军在师长周学义和玫委雷起云亲自指挥下，英勇打击敌人。红军团副团长周峰带领战士们冲在最前面，他向战士们大声喊道：“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也是我们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为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冲啊！”话音一落，一百多名勇士端着钢枪，冲向敌阵，经过一场血战，打垮了数倍于已之敌，攻占了制高点。这时，敌军大队，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狂奔乱逃，被击毙者有之，互相撞击践踏死者有之。经两小时激战，全歼敌军一个团，取得鸡街战斗的胜利。与此同时，37师主力在个旧也取得大胜利，俘敌三千多名，其余的敌26军残部也被另一部解放军歼灭于红河岸边。 个旧鸡街战斗之后，解放军沿着山间小路，昼夜不停地追击逃到元江地区的敌第8军。战士们边行军边吟诵着自编的诗歌：“追！追！追！人民战士昼夜不停地追！不怕山高路远，不怕筋疲力尽，敌人逃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终于在元江岸边追上了敌军主力，在边纵部队的密切配合下，将敌军第8军全歼于元江地区。至此，进军云南的陈宋大军，经过连续39个日日夜夜的征战，(1月1日至2月8日)，胜利完成了滇南歼敌的任务，消灭了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残余势力第8军和26军，俘敌陆军副总司令汤尧、第8军军长曹天戈、26军副军长叶植南以下官兵23100多人，毙敌3600多人，向解放军投降者4300多人，合计滇南追歼战共歼敌31000多人，缴获敌机两架及大量武器装备。这样，在云南境内的蒋军被全部歼灭，云南全境喜获解放。 2月20日，陈赓、宋任穷两将军带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对云南各族人民的关怀，率领人民解放大军到达昆明。以金马、碧鸡为标志的昆明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名城，顿时沸腾了。在人民解放军举行的入城仪式上，卢汉将军和起义部队官兵、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群众12万多人，在长达十余里的道路两旁，列队夹道欢迎子弟兵。人们载歌载舞，手捧鲜花和锦旗，迈着轻快的舞姿，唱呀，跳呀，万分欢乐。“欢迎解放军”、“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伏彼起，掌声、鞭炮声、锣鼓声连绵不断，热闹非凡，盛况空前。入夜，火树银花不夜天，各族儿女舞翩跹，今夜良宵喜空前。人们又唱又跳！欢庆往昔的胜利，迎接光辉的明天！ 1950年2月21日，陈赓、宋任穷同志率领解放军进驻昆明。卢汉将军和各界群众、起义部队的欢迎行列长达十余里。当部队进入市区时，鞭炮齐鸣，掌声雷动，群众争相向指战员们献花、献旗、献舞，“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3月4日，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五华山上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这一天，云南初春的天气特别晴朗，笼罩云岭之阴云一扫而光。旧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社会主义的新云南将永放光芒！ 22日，10多万昆明市民又在拓东广场举行欢迎大会。海口兵工厂的工人代表在大会上讲话，并代表全省、全市人民向解放军敬献了自己生产的机关枪和指北针；战功卓著的陈赓将军代表部队讲话，表示要坚决捍卫云南各族人民的胜利成果，巩固祖国的西南边疆。他指出，云南的解放，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的伟大胜利；云南人民和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的长期奋斗；卢汉将军在昆明的起义。由于这些因素，我们才取得了解放云南全省的伟大胜利，把革命胜利的五星红旗插遍祖国南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一千数百万云南各族英雄儿女，决心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创造幸福美好的明天，继续团结奋斗！ 战斗后的战斗 昆明保卫战后，“义勇自卫队”完成了历史使命，队员们纷纷回到自己的工厂、单位。由于昆明市的地下党组织还没有公开，人民政权还未建立，工厂企业中，除水电、邮政、纱厂、大成实业公司等单位仍坚持生产外，大部分工厂企业处于瘫痪状态，有的是负责人被捕或逃跑，留下来的不敢负责，很多行业的资方，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思想有顾虑，而不敢开工。 昆明市党组织根据形势的需要，在原来联防区、联防片的基础上，将各厂的工会，从组织上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西郊区工联”，“海口区工联”，“北郊区工联”，“柳坝区工联”、“城区工联”、“铁路区工联”，以及“公路运输联合总会’(简称“铁联”)，并建立了邮政、电讯、民航、搬运等工会，为统一领导各工联的工作，组成了“昆明市职工联合总会”(简称“总工联”)。在“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市人联”)的领导下，贯彻地下党市委赋予的恢复生产、维持革命秩序、迎接解放军、接管等任务。 这不啻为是另一场战斗。 工厂企业的党组织，根据地下党市委建立“临时管理委员会”的指示，结合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团结中、上层人员，分别建立了性质相同、名称各异的权力机构。如铁路建立以“铁路区工联”领导为主任委员、原副局长为副主任委员的“昆明区铁路局临时管理委员会”；邮政局建立以原局长任主任、工会代表占多数的“云南邮政管理局局务决策委员会”；昆湖电厂建立以工人代表为主，有厂方代表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耀龙电力公司，总经理金龙章逃走后，成立了以协理杨增义为首的“管理委员会”。 这些管理机构，虽然名称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工人代表为主，以工会为其主要支柱，行使工厂管理的权力，这就从市到基层形成了具有工人阶级专政性质的临时的权力机构。 在“市人联”和基层“管理委员会”建立后，以迎接解放军为动力，号召恢复交通运输、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 “市人联”、“总工联”根据地下党市委的紧急号召，由“路联”及“铁路区工联”出面，统一指挥和布置抢修公路、铁路、桥梁、涵洞及运输工具。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的进城接管工作。 第10章 汤尧、曹天戈等顽抗者，最终被俘 过一把官瘾 昆明起义成功后，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率残部在云南境内仍进行顽抗。 1949年9月间，汤尧以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身份率领所辖各单位由曲江、广州逃到柳州时，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兼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电召汤到广州，对他说： “奉总裁(指蒋介石)谕，李宗仁所发表的以萧毅肃、关麟征分别代理参谋总长和陆军总司令的命令，可以不理。参谋总长职务仍由我自己担任，陆军总司令部事务由你代拆代行。”顾祝同还说：“陆军总司令部应尽可能缩小范围，并准备开往四川。” 汤尧接受指示后，虽明知国民党已是穷途末路，但由于升官的原因，仍十分积极，立即赶回柳州，决定将陆军总部全部人员和所有随行眷属由黔桂铁路输送至金城江，然后改由辎汽兵团车辆输送四川。10月间，汤尧率同必要人员先飞重庆，其时蒋介石和顾祝同已经先行到达。顾祝同一听汤尧报告说是陆军总部辎汽兵团先头车辆已到贵阳，慌忙指示汤尧，即改开云南，并向汤解释说： “如果各机关都开四川，势必拥挤不下。过去由于卢汉态度暖昧不明，中央有所顾虑。现在卢汉已向总裁表示忠贞到底，总裁认为可信，因此你们开往云南比较安全得多。” 汤尧正不想在四川受顾的节制，想自己独处一方，立即一面用电话吩咐辎汽兵团车辆改开曲靖，再经铁路转运昆明，一面自己直飞昆明，接洽官兵和眷属住地。 此时国民党军在云南的实力和配置情况是： 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官李弥，副司令官余程万、曹天戈、博克军，驻昆明。 第8军，兼军长李弥，副军长柳元麟，驻沾益，下辖第3师(师长田仲达)、第42师(师长石建中)、第170师(师长孙进贤)、第237师(师长李彬甫)、教导师(师长李精干，当时尚未经国防部批准)。以上各师驻扎在四川泸州到云南沾益的川滇公路线上，正陆续向滇东行进集结中。(第8军，人数实际不过2万人)。 第26军，军长余程万，副军长彭佐熙，驻蒙自，下辖第93师(师长叶植南)、第161师、第193师(师长石补天)、补充师(师长罗搴旭)。以上各师驻扎在滇南的开远、蒙自、建水、石屏一带，193师驻滇东曲靖附近的三岔。 陆军总司令部，下辖警卫团、炮兵训练营、工兵训练营、炮兵学校、宪兵第18团、宪兵第23团、第370师(收容各方面溃散游杂兵编成)。 汤尧一到昆明，便去见卢汉，卢托病不见。汤不得已，只好去见卢的绥靖公署副主任马钅英和参谋长谢崇文(马、谢二人都是汤尧的陆军大学同期同学)，他们也都互相推诿，汤尧还是得不到半点要领。马钅英说： “云南遍地闹匪，你们住下来，也是无法安全办公的。昆明市人口太拥挤，也实在腾不出房子来。至于外县情况，谢崇文比我熟悉，你可以和他商量商量。” 见了谢崇文，他却说：“我哪里敢作主，还是请你同马副主任谈判吧。” 这明摆是互相推诿，应付汤尧，汤尧无奈，只得先跑到曲靖，看一看已经到达的陆军总部官兵和眷属的情况。 陆军总部机构庞大，官佐千余，再加上这一次拖老带少的一大批眷属，来到曲靖之后，不仅住地拥挤不堪，连配发的粮食也领不到。甚至中将署长、副署长在内，大家都在街头拍卖私人衣物，用来维持一日三餐。警卫团则拿着县政府所发给的征粮证，分头下乡，四出搜粮。军乐部居然到戏院演奏卖票度日。庞大的无线电队第4区台，只好代拍商电，收费过活。 种种狼狈情况，真是难以形容。 李弥听说汤尧到了曲靖，就从沾益赶来会面。李对汤说：“卢汉态度暖昧，倒不是不愿意给你们驻地，而是怕你们碍手碍脚。” 接着又向汤建议说：“陆军总部最好退过怒江，驻到我的家乡腾冲去。以第8、第26两军作基础，加上陆军总部各兵种专业人材，进可以扩展势力，退也可以固守自保。现在我已经将第8军眷属集结在昆明附近的大板桥，等车输送腾冲，希望你也作同样准备。不过26军余程万和我合不来，还得要你去疏通疏通。” 到了11月初旬，汤尧再到昆明，向马钅英说：“请你干脆些说一句，是不是拒绝陆军总部驻在云南？” 马钅英无法再推诿，说：“卢主席不欢迎你们来昆明，你们就姑且暂住元谋县吧。不过在你们移动中，不要通过昆明市，最好由呈贡起旱，越过昆明。” 汤尧不解地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客人呢？” 马钅英碍于同学面子，说： “将来你总会知道的，我是好意。”(后来汤尧才明白，当时卢汉起义准备已到成熟阶段，所以马钅英为公为私，都不希望陆军总部进入昆明。) 汤尧随即飞回重庆，向顾祝同面报接洽经过。当时顾祝同也仅仅认为是卢汉不愿有个大机关压在头上，并没有料到卢汉就要实行起义这一着。 汤尧最后一次飞回重庆时，刘伯承将军所率领的解放大军先头部队已经到了綦江。11月下旬，汤尧又随顾祝同逃到成都。由于当时没有飞机，延至12月7日才带着陆军总部经费，跟张群同机飞昆明，准备结束陆军总部。 张群这次飞昆，是来传达蒋介石意旨，要李弥、余程万、龙泽汇等去成都听训的。飞机到昆明后，卢汉、马钅英、李弥、余程万，龙泽汇等都在机场迎接张群。马钅英送汤尧到临时招待所(巡津新村)，一进门，还没坐下，他就对汤尧说：“这房子倒很好，就是住的人不大吉利，常常被关起来。” 汤尧是个聪明人，一听便知道话中有因。跟着云南保安副司令柏天民来访，说卢汉有异图。汤尧提心吊胆，一夜未曾合眼。第二天黎明，汤假装出外吃早点，辗转溜到火车站点心铺，边吃边等开车时间，直等到8时，开往曲靖，的头班车已经开始放汽时，汤尧才丢下筷子，紧步跳上车厢，行李、钱包和临睡前脱下的假牙，都没有带走。 汤尧回曲靖后，迭电催促陆军总部留守在昆明的总务处长陶建志，火速将陆军总部原存在昆明的公私行李运回曲靖，但已来不及了。第三天(12月10日)早晨，汤尧得悉卢汉已于9日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所有陆军总部留昆人员和公私行李全遭扣留。 汤尧除立即急电国防部请示机宜和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外，并派上校监察官舒容光驰赴沾益，向第8军密取联系，察看李弥动向(当时尚不知李弥已被扣)；另派办公厅副主任谭学正赶往三岔，向第26军193师取得联络，并探询该军和余程万的情况。 其实此时李弥、余程万等均已被卢汉扣留。李弥平素狡猾机警，事前曾同其军参谋长杨也可约定，万一他使用某种密电码发出电报时，就说明是失去自由而被迫发出的。12月10日早晨，李弥被扣后发出命令各师“就地待命，听候改编”的电报，所使用的正是这一种密码。杨也可据此断定李弥已经被扣，于是立即派车驰往宣威附近的三十里铺，接第6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官曹天戈赶回沾益军部主持一切。 这时顾祝同给汤尧发来紧急电令，内容是： (1)过去国防部与云南各部队、各机关的联络，凡由卢汉承转的，一律改由陆军总部承转。 (2)正式发表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监督云南军政事务。 (3)命令曹天戈兼第8军军长，彭佐熙升任第26军军长。 (4)将第8军、第26军、第89军合编为第19兵团，以王伯勋为司令官，曹天戈为副司令官，负责指挥第一线军事，“讨伐”卢汉，营救李弥、余程万等。 12月12日，汤尧去沾益会晤曹天戈，事先通过曲靖县政府电台，发给马钅英一个电报，假意表示愿参加起义，同时怂恿昆明当局立即以武力劫持昆明附近大板桥的第8军眷属，阴谋用这种手段激怒第8军官兵，挑起该军与卢汉起义部队的战斗。 在叙述汤尧、曹天戈二人共同策划进攻昆明的经过之前，先在这里交代一下曹天戈是怎样参加李弥集团的。 1948年冬，国民党部队已经濒临全部瓦解，国防部为妄图继续挣扎，由第1厅签请6个军的番号，并提出6个军长人选，其中有89军刘伯龙、第9军徐志、第12军曹天戈等6人，当经蒋介石亲自批准发表。 曹天戈正在洽领经费，准备开始招兵买马中，突接国防部参谋次长林蔚电话，说是第12军原军长舒荣现在已经从淮海地区只身逃回，为便于其收容原第12军的溃散官兵，可否仍将原番号还给舒荣，给曹另换一个军番号，曹天戈立刻接受了这个意见。但是当时，正是在南京要员纷纷逃命，乱作一团的情况中，再也没有下文。 曹天戈乃于1949年3月初旬到奉化溪口见蒋介石，请示尔后任务。当时蒋介石以李弥为人心机很深，且自淮海战场逃出后又准备将眷属安置香港，情节有些可疑，因此决定任曹天戈为第13编练司令部副司令，跟李弥一起行动。 此时，在溪口蒋介石侍从人员的办公室、寝室以至于他们的家里，到处都在忙于捆扎箱笼，一片混乱，大有朝不保夕的样子。当天来溪口见蒋介石的还有陈诚、朱绍良、黄杰等，曹同他们在一起午餐时，他们人人面色阴沉，心事重重，只顾埋头吃饭，谁也不说话，真是一幅末日临头的景象。 当时第8军残余官兵，正由副军长柳元麟率领车运江西鹰潭集中，准备转开衡阳，第13编练司令部由副参谋长李精干率领随军行动。该军的3个师，连同第13编练司令部和军直属部队杂兵在内，实际上还不足5000人(此时第3师田仲达部尚未划入序列)，而且官多于兵，随军眷属又多于官。再加上从山东一带跟来随军逃命的一大批地主、土豪、劣绅家属，真是拖老带少，简直不成一个军队的样子。 李弥企图把部队拖回他的老家云南腾冲，但又顾虑到这样做将会引起卢汉的猜疑，因此他先从上海飞昆明，向卢汉和云南省参议会进行疏通。李弥抵昆明后，国民党中央命令李弥接收何绍周在昆明的第8编练司令部，并将第13编练司令部番号取消。李弥电促曹天戈立即飞昆明，前往主持第8编练司令部事宜。 曹天戈飞到广州后，正拟转飞昆明时，不料李弥已离昆明先曹抵广州。据说这次奔走，成效不大。于是4月底时，再派曹天戈飞台湾请示，顺便请求补充些武器装备。曹在台湾除了优先得到一部分美制武器和必要装备的补充外，关于第8军尔后的行动问题，也得到指示，决定暂先开湖南芷江集中待命。 曹天戈在台湾期间，蒋介石曾召开了一次由他亲自主持的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当时大家认为蒋介石一定有重大指示和新的措施。万不料倾听到底，不仅没有换药，而且连汤也没换，还是什么要“缩编部队”，要“求质不求量”，要“卧薪尝胆，打回大陆去”等等一套陈辞滥调。散会后，大家无言，苦笑而散。有的坦率地说：“过一天，算一天，到了跳海的时候再说吧！” 7月间，第8军奉命从芷江开到涪陵集结，准备待命开云南。9月间，又奉命停止开云南，改由船运到宜宾集结待命。及先头部队第42师刚船运到宜宾时，又奉电折回泸州，改循川滇公路再开云南。这个新决定，大概是卢汉应召到渝见了蒋介石后才作出的。这十足说明当时蒋介石在军事部署上的混乱。 10月下旬，李弥亲率第8军(欠第42师)先进云南，留曹天戈指挥原第13编练司令部所辖各单位和第42师石建中部在泸州负责招兵买马，扩充实力。 11月中旬，由于解放大军先头部队已经逼近川黔边境，曹天戈深恐川滇公路被切断，赶紧率领泸州留守的所有部队和七拼八凑得来的8000名新兵，兼程逃滇，不料刚赶到黔滇边境时，川滇公路交通即被解放军所控制，所有后续行进的8000多新兵已无法通过。 曹天戈在率部由黔入滇的行进路上，沿途受到当地人民武装的袭击，真是可以说“寸步难行”，直迟至12月1日始到达有第3师田仲达部守备的宣威，不久即移驻宣威、沾益间的三十里铺。 12月10日傍晚，突然接到由沾益第8军参谋长杨也可派专人转来李弥“就地待命，听候整编”的急电。曹天戈也认为李弥、余程万等必然已经失去自由，电报是在被迫情况下发出的，因此立即通知42师和第3师师长石建中、田仲达前来商谈对策，决定先到沾益军部向杨也可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再作计较。曹随即于次日拂晓带同必要人员乘车赶往沾益。 汤尧从昆明逃出后，得悉曹天戈已回沾益军部，即携同中央有关这次事变的文电前来晤商，并暗中探察曹的意图(这是事后汤尧告诉曹天戈的)。曹天戈表示坚决进攻昆明，营救李弥、余程万，并请汤搬到沾益军部来住，以便于商谈尔后行动。汤尧回到曲靖，又带同必要人员和大电台搬到沾益。 曹天戈一到沾益军部，首先电令驻扎在在十里铺的第42师和第3师星夜开沾益集结。这时云南省保安团袭击大板桥，已被防守部队击退。曹天戈万万没有想到这原是出于汤戈的阴谋。 面对卢汉的起义，蒋介石十分恐慌。这时，他想到了曹天戈，立即手书亲笔信一封，用飞机空投给曹天戈，原信如下：天戈弟鉴： 卢汉叛国投匪，张长官、李司令、余军长判断已失自由。着弟占领沾益、陆良、吴贡机场，据守宜良、昆明火车站，指挥所部及宪兵13、15团占昆明后，再统一行动向开远方向集结待令，此令。 蒋中正 1949年12月11日子 可惜的是，这封信曹天戈并未收到，而被我游击大队检了去。 12月13日，国防部又电令汤尧兼第19兵团副司令。因当时该兵团司令王伯勋已有起义传说，副司令曹天戈是第8军兼军长，而第26军因与第8军存有嫌隙，不愿接受曹天戈指挥，国防部便特增设了一个副司令。 汤尧当了国民党的官，就得为国民党卖命，于是决定拼上老命夺回昆明，召集曹天戈、第19兵团参谋长染筱斋、第8军参谋长杨也可和第8军已经到达沾益的各师长（第26军没有派员参加），经过连日商讨，策定进攻昆明计划如下： 方针：为进出怒江、澜沧江，便利尔后之作战，应一举攻占昆明，将卢汉所部消灭于滇池以东附近地区，尔后控制滇西滇南，加以固守。 兵团部署：(1)第8军第170师应即占领大板桥及其以南地区，掩护第8军、第26军分别在杨林及宜良集中，并即时破坏杨林的昆明发电厂，断绝昆明市照明电源，以便巷战。(2)第8军(欠第3师)即开杨林集中，尔后展开于昆明以北高地，务须包围昆明北效及其以西地区。(3)第26军(欠第193师)为主攻部队，除以一部封锁碧鸡关，防止卢汉逃滇西外，主力即日集中宜良附近，尔后展开于昆明以东地区，一举攻占昆明。(4)两军作战地境为陆良附近马厂湖北端至昆明北门迄碧鸡关之线，线上属第26军。(5)进出线为富民迄安宁之线，攻占昆明得手后，只准第26军派1个师入城，负责维持秩序，同时两军主力务须控制昆明四周高地，防其逆袭。(6)第26军193师暂归第8军指挥，尔后控置于附近地区为总预备队。(7)第8军第3师负责守备沾益、曲靖，并确保沾益机场的安全。 决定12月16日拂晓开始攻击。各部队应于15日以前到达指定地区集中，并展开完毕。攻击中应注意对空联络。 协助进攻昆明的海南岛空军轰炸机队应在16日总攻击开始起，轮番轰炸五华山省政府，并协助我炮兵作战。 陆军总部前进指挥所及其警卫团、通信队统归第8军指挥。攻击开始后前进指挥所位置于大板桥。 汤尧、曹天戈队将第8军军部留守沾益，由军参谋长杨也可负责主持后方事务，带着前进指挥所于12月14日到达马过河车站。此时的情况是： 接国防部电示，准派空军协助作战，并在攻下昆明后，发奖金10万元。(对于汤尧、曹天戈所提的“在攻下昆明后，为持久作战进退有据打算，应在必要时西渡怒江”的建议，没有批可。) 顾祝同电令汤尧返回沾益，不必到前方指挥，切实控制沾益机场，准备顾祝同亲来沾益的警卫事宜。 第26军军长彭佐熙报称，部队驻地过分分散，加以道路崎岖，16日以前不能集中完毕，要求迟至18日开始攻击。当经电复彭佐熙照准。 汤尧接国防部电示后，不敢怠慢，立即同陆军总部直属部队，由马过河折回沾益，准备迎接顾祝同。 12月15日，大板桥第8军新编教导师李精干部击退龙泽汇部的进攻，跟踪追击到昆明城郊，并占领昆明东北部分高地。卢汉为策动李弥，要李妻到大板桥劝说李精干停止进攻。谁知李妻一到大板桥，就对各部队长说： “你们加劲打吧！打得越凶，柄仁(指李弥)出来就越快；你们不打，柄仁就无法出来了。现在昆明城里十分空虚惊慌，正是你们进攻的大好机会，不可错过。” 于是，在座的各部队长在李妻怂恿之下，表示决不停止进击。李妻将他们表示决心的原话写在她的旗袍里子上，随即回城，一面暗将旗袍里子出示李弥，一面对卢汉说： “各部队长不肯听我一个妇人的劝告。他们说既有上级严格命令，又有大员督战，谁敢违抗？现在情况已经十分紧急，我愿代李弥为质，叫李弥亲自去制止才有办法。” 卢汉鉴于当时情况确已十分紧张，只好接受李妻的建议，释放了李弥。 16日李弥被释放出来，回到大板桥后，就立即召集师长以上部队长开会，决定先攻占昆明，打垮卢汉再说。李弥随即回到沾益军部休息。汤尧将李弥已经出来的经过电报台湾，并建议分别给予李弥、余程万以云南省主席和云南绥靖主任名义。蒋介石、顾祝同很快复电批准。 17日深夜，汤尧又接到顾祝同电报说，他已致电卢汉，请其于18日派人出城，和平解决；如卢汉拒绝，即着令各军于19日开始进攻。后顾祝同又来电说，卢汉毫无表示，着各部队开始总攻。 19日拂晓，第26军和第8军同时开始围攻昆明，第8军于20日午后占领昆明以北的高地，第26军逐次占领了五里多的汽车站及巫家坝的飞机场，一部已经突入市区。海南岛起飞的轰炸机队及时轰炸了五华山附近地区。 迄20日晚，战况更为紧张，枪炮声彻夜不绝。大家判断，一致认为明早拂晓时分，准可入城。但是不料卢汉就在这紧急关头，将余程万释放出来，以致情况突然发生变化。余程万回到26军军部后，即令全军向宜良撤退，以致已经突入市区的1个团因撤退不及，反被卢汉的部队消灭。余程万出城后，也没有和第8军联络。上述情况，军统派驻第26军随军谍报组立即报告了蒋介石。 20日深夜，正当战斗十分激烈之时，第8军方面听到昆明东郊第26军方面枪炮声突然寂灭，曹天戈十分疑虑，用电话联络，已经不通，只得派出传令官兵多名前去探听究竟。不久，他们即回来报称：26军部分部队已经有开始后撤模样。曹天戈认为可能余程万已经与卢汉合流，单独对付第8军，理由是余程万、石补天尚在卢汉身边，而26军与第8军一向来不和。因此曹天戈断然命令第一线部队迅即向大板桥后撤，集结待命。 至21日午刻止，第8军尚未完成集结，汤尧从沽益赶到大板桥，还幻想挽回颓局。他一面要求第8军后撤部队就地停止，一面即派陆军总部科长马岳峻(余程万同乡)陪同与余程万交谊较深的一个“反共博士”丁作韶，赶往呈贡，前去说服余程万。 丁作韶、马岳峻两人才派去后，当晚第8军就接到李弥从沾益发来的急电，主张第170师应即占领巧家，掩护军主力向滇北撤退，分两纵队向川、滇、康边境转进，向胡宗南靠拢。但是第8军师长以上部队长都不同意李弥所提的路线，当即派车驰赴沾益接李弥来大板桥从详商讨。 李弥来到大板桥后，曹天戈以及第8军所有师长以上人员都认为李弥所提的意见有百弊而无一利。大家一致认为：目前胡宗南困缩西康，正在走投无路，自身且难保，我们不能再去自投罗网。川、滇、康边境一带，人烟稀少，大部队行进，给养困难。加以时临隆冬，官兵衣服单薄，无以御寒。同时随军眷属也不胜拖累，恐怕到不了西康，已经瓦解。因此，不如趁卢汉、余程万两部尚未会合的间隙中，以大胆行动穿过呈贡，直奔建水。况且余程万的实际倾向未明，也许仍有合作的可能。滇南一带，不仅物资丰富，而且接近国境，便于尔后的进退。 李弥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觉得有道理也就取消了他的主张，并作出如下部署： 令教导师为右纵队，占领呈贡，负责对卢汉方面的警戒，以掩护军主力右侧的安全，俟军主力通过后，该纵队即直开石屏集结。军主力为中央纵队，按第42师、军部、陆军总部、第237师、第170师顺序，经呈贡、晋宁、江川、通海至建水集结。令第3师为左纵队，并指挥陆军总部的直辖团队，经陆良、路南、弥勒至开远集结。限各纵队于即日晚(22日)乘夜暗开始行动。 在下达上项命令前，汤尧特派陆军总部处长何羡佛赶赴昆明见卢汉，假装洽商善后办法，借以缓和卢汉的敌对行动，以便22日晚上安全通过呈贡和滇池东侧地区。 22日午后4点，卢汉派已经起义的第6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傅克军带着卢汉的亲笔信，随同何羡佛来到大板桥，再度策动起义。李弥称病不见，汤尧、曹天戈略事敷衍后，即指挥部队开始行动。 第26军撤退到宜良后，余程万曾召集一次团长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响应卢汉起义的问题。多数团长都表示反对，并认为既要撤退，也得通知一下第8军，不能弃之不顾。当第8军被迫放弃攻击昆明，仓皇穿过呈贡南开时，26军部分团长又表示愿随第8军共同行动。 26军和第8军之间，主要是余程万、李弥两人有矛盾，两军中下级部队长之间原无成见。余程万一看情势不妙，就又同丁作韶、马岳峻溜到蒙自，一面宣布就云南绥靖主任职，一面派人送回丁作韶、马岳峻，表示愿服从汤尧指挥。 当第8军行经呈贡、江川时，曾与卢汉部队发生接触，将卢部击退。只有第8军左纵队第3师由陆良行至天生关时，遭到由黔滇边境赶到的一部解放军和云南边纵的猛烈阻击，除归该军指挥的陆军总部直辖团队和电台全部冲散损失外，第3师本身在慌张溃逃中也损失过半。第8军中央纵队主力到达建水时，也同样遭到建水人民武装的猛烈袭击。 至12月26日止，第26、第8两军先后集结于蒙自、开远、个阳、建水、石屏等地区，并对东于新安所、鸣鹫、中和堂、巡检司亘龙武之线配置了第一线警戒线。除了两军间恢复联络，消除成见外，还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同台湾的联系。到了年底，蒋介石派来大批空军地勤人员到蒙自机场，加紧恢复蒙自空运，并运来大批银元物资，使两军从事休整。 汤尧此时的打算是：将两军退过澜沧江、怒江以西，作为根据地；一俟5月雨季到来，解放军即使赶到，暂时也无法行动，可以借此苟延残喘；等到秋后看国际局势变化，再作道理；万不得已，也可从容退入缅甸，去当白华。曹天戈同意汤尧的方案。 李弥则认为滇南物产富饶，地势险阻，必要时也可以同解放军周旋一时，到了迫不得已，退入越南、老挝也方便。如果过早退过怒江，放弃这些有利条件，未免可惜。所以他天天忙于找县长，访土司，拉拢恶霸地主，发动他们成立“反共自卫军”，并派遣第237师李彬甫部开赴元阳、小关街一带，鼓动红河两岸的彝族头目起来武装自卫。此时已经编组就绪的有： 戛洒街李润之的所谓“反共自卫军总指挥部”，以一个当过伪满驻德大使的吕某充当指挥；有海中鳌的所谓“滇东反共自卫军司令部”；有思茅地区的所谓“反共纵队司令部”；有一个新兵第93师，还有不少乱七八糟的支队司令。 至于余程万，因上遭蒋介石的不满和怀疑，下迫于部队长的反对，只得暂且靠拢汤尧、李弥以自全，希望等到交通恢复之后，立即逃出云南，把他的部队拖到海南岛，以余汉谋、薛岳等当靠山，免遭解放军的歼灭。所以他的对不愿意离开这个准备逃命的蒙自飞机场。 1950年1月5日，汤尧、李弥、余程万3人飞抵台北。前往欢迎的国防部第3厅厅长许朗轩对汤尧说：“照目前情形看来，我想你回大陆代替顾祝同指挥军事。这样可既可解除顾的困难，又可减轻胡宗南的负担，他们自然会感激你，也会全力保荐你的。” 听了这一大堆话，汤尧虽知是替顾祝同垫背，但由于官瘾也上来了，就表示愿意，但要求多给一些部队。许朗轩说： “目前不能要部队太多。部队一多，就形成重点，又必然会牵涉到要顾总长亲自去指挥的问题。只要你将来有人，给你另成立10个军都可以。这不过是一时之计，等你在大陆站稳了脚，番号装备都不成问题。” 汤尧也就动了心，对许朗轩说：“好吧！大势已去，大官都怕死，孤臣孽子就由我来当吧！”这句话原是1948年何应钦在江湾军医院养病，汤尧前去探访时，何曾愤慨地对汤说的：“我不配当孤臣孽子，只有陈诚才谈得上。”今天被汤尧引用上了。 许朗轩则打气说：“也用不着这样悲观。冈村宁次向总裁建议，到日本去招募志愿兵，现在日本复员军人一二百万，正在愁着没有饭吃，招募来就可应急。总裁已经同意他的建议，决定派吴铁城前去接洽，预料情况不久就可大大好转。” 1月5日晚，顾祝同带同汤、李、余3人去见蒋介石。蒋把汤尧夸奖了一番。并说：“这次没有攻下昆明也好，留一点人情余地，将来还可以利用。”蒋又把李弥、余程万责备了一顿，又问余程万：“卢汉给你多少钱？” 余吞吞吐吐地回答说：“4万元银元。” 蒋若无其事地说：“我给了卢汉很多钱，为什么只给你这一小点呢？我知道卢汉终久要反的，你多拿他几个钱也好。” 1月6日上午9点，汤尧到三民主义实践研究院(这个研究院是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才成立的，性质大致与中央训练团相同)，在一个密室里同顾祝同、萧毅肃交谈。 顾：“余程万既然靠不住，不如把26军空运到台湾，把武器留给你，再扩充1个军。此外，胡宗南方面还有一些军校学生，你可以尽快联络一下。有干部，有装备，有经费，又有半个云南的土地和1000多万人口，只要把壮丁征来，防共自卫就行了。你的意见怎样？” 汤尧：“兵力少了，恐怕站不住脚。” 顾：“善用兵的就是以少击多，否则再多也挡不住共产党。再说你真支持不住了，准许你退到外国去就是了。” 汤尧：“叫李弥负责不好吗？部队又都是他的。” 顾：“李弥是吴奇传的连襟，又和卢汉很接近，现在那两个都已经叛变了，他自己也曾动摇过，所以总裁认为用他不适宜。” 汤尧：“一旦26军空运出来后，剩下来的全是他的势力，况且他是云南人，在土司头人中颇有点声望，如果叫他负责，比我的确强得多。” 顾：“他还是去当他的主席，兵权交给你。” 1月6日晚，白崇禧在元山饭店约汤尧谈话，座中还有李品仙和白的副参谋长林一枝。大家刚坐下，白开口就问起云南最近情况，跟着说：“可惜你们这次没有捉住卢汉。今后你打算怎么办？” 汤尧：“听说总裁要我去兼第8兵团司令，死守西南。” 白：“好极啦！赶快去干，不是今天存亡关头，连一个连排长都不会临到你的头上，兵权只许可他的徒子徒孙掌握，哪还有你的一份！可是你，一隅之地，一个兵团，怎样抵抗得住共产党呢？识时务者为俊杰，最好退到越南去，暂且屈居在保大之下，保全实力，以待第三次大战起来。你们有了现成军队，就有前途。好在外交方面，我已经办好，你只去享现成的不好吗？” 汤尧早就知道白崇禧有投靠越南保大的图谋，也就顺口问他关于越南方面的情况，以及如果退到越南找谁接洽等问题。白告诉了汤尧关于越南方面的情况后，接着说： “明天就派鹤龄(李品仙别号)去越南，你到越南，找鹤龄接头就是。鹤龄与保大交谊较深，一定能替你作好妥善安排。现在黄杰兵团已到谅山，徐启明和刘嘉树两个兵团正向越南前进中。可惜老蒋搅乱了我的计划，使我一部分部队不能通过云南，只好临时被迫改道雷州半岛，以致损失过半。不然现在我们都在云南，以鲁道源代替了卢汉，控制了险峻地势、丰富资源，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退到越南。共产党怕法国人，决不会追进越南来。我们就可以养精蓄锐，静待美苏大战起来。到那时候，天下就是我们的。” 白崇禧说罢，哈哈大笑一阵，接着改口说：“现在虽然损失了些，还来得及，不要紧，有了你们两个军来补充，原计划还能实施。但是行动要迅速，切忌犹疑。最好你们现在就向越南、寮国(老挝)边境撤退，迟了就来不及。要知道共产党一来就是疾风迅雷，使你措手不及。不过，我也知道这两个军原不是你自己的部队，而且他们之间猜忌很深，你是否拖得动，还是大问题。” 汤尧、李弥、余程万飞台湾后，1月8日，第26军和第8军同时接到国防部命令，大意如下： (1)第26军应即准备空运台湾整训。为减轻空运负担，迅速完成空运计划，该军应将所有武器、弹药、器材、马匹、车辆等装备点交第8军接收具领。俟该军到达整训地点后，再由后勤总部照数补发。(2)第26军所担任的蒙自一带防务，自第一批开始空运之日起，统交第8军接替。(3)限电到后，该两军应立即遵照，切实交接具报。 命令转达后，两军官兵都议论纷纷，疑惧横生。 第26军驻扎云南为时较久，不少官佐士兵都是云南人，客籍官佐也有不少在云南成家落户的，因而这部分官兵多数不愿离云南去台湾，纷纷请求发给遣散费。而愿去台湾的，却纷纷请求发给安家费。还有一些团长以上的人员怀疑国防部这一措施，是不是因为不满于26军停止攻击昆明，所以来一个变相缴械。 第8军方面，官兵都认为在这样动荡局势中，有两个军尚且难以自保，现在只留下1个军，一旦有事，将如何应付呢？有的甚至说： “好的做酒，坏的做醋。是不是国防部把我们丢在云南，听它自生自灭了呢？” 1月14日，顾祝同带同李弥、汤尧飞到蒙自(余程万未来)，即用电话通知曹天戈宋见，问到两军目前的情况。曹当即将官兵情绪不安情形据实报告。顾祝同说： “胡宗南方面正要向云南开，他们到来，力量就大了。两军全部薪饷已经由我带来，今后只要你们能确保蒙自机场，你们需要的一切补给是毫无问题的。希望26军能加紧空运，第8军立即开蒙自、开远一带接替26军原有防务，并接收他们一部分不便空运的笨重器材、装具、马匹，作为你们的补充。” 曹天戈问：“武器不移交了吗？” 顾祝同思索了一下，回答： “他们既然不愿意，也就算了，反正补充你们新的也是一样。”又接着说：“现在总裁已经指派汤尧为第8兵团司令，你为副司令，仍兼第8军军长，以42师师长石建中当你的副军长；同时批准了170师师长孙进贤升第9军军长。尽快补足兵额后，就是两个完整的军了。” 顽抗者的下场 1月15日上午，顾祝同召集26军的团长以上军官训话后，当日午后即带同李弥飞往西康，约定次日(16日)飞回蒙自。 但是在顾祝同、李弥飞走不到4小时，第26军军长彭佐熙突然打来电话，说是在蒙自以东40公里处的沙戛龙发现由广西方面来的解放军部队，已同他的前线警戒兵发生接触。汤尧、曹天戈闻听十分惊慌，立即赶到26军军部找彭佐熙商议，并征询彭的应变意见。彭断然说： “26军目前已经无法应战。走的部分已经空运走了；还没走的，正在忙于回家，安顿家务。应该起运的武器装备，多半正在捆扎装箱。精神上已经完全瓦解，再也谈不到什么斗志，除立即从蛮板、蛮耗两点渡过红河，逃往越南外，别无其他妥善办法。” 汤、曹觉得彭所说的情况也是事实，无法相强。可是第8军究竟该怎么办呢？汤、曹估计不待明天拂晓，解放军准可到达蒙自，既不能打，只有赶紧西逃。当即决定命令各部队不分昼夜，立即西撤，到建水集结待命，并将当前突变情况和第26、第8两军的即夕行动急电西昌报告顾祝同。旋经李弥电复，称： “弟决定明早随总长直飞海南岛，俟兄等到达思茅后，弟即赶回部队。” 汤尧、曹天戈接电后，一面督促各电台尽可能叫应各师电台，转达西撤到建水集结待命的命令，一面派出4个得力联络组，分头赶往各师可能到达的现时概略位置，觅取联络。 等到汤尧、曹天戈两人草草布署了上项措施，为时已经半夜。第26军军长彭佐熙和其必要人员早已上车逃个旧，准备渡过红河，实施其预定的逃往越南计划，其第一线部队也已经纷纷向车站撤退。可是第8军各师的联络，除了叫应第42师外，其余都还没有消息。而蒙自机场以东当时已经发生断续枪声，实际情况如何，也无从探悉，真是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关头，汤、曹也只得离开蒙自，赶紧上车逃往建水。 16日午后，汤、曹到达建水车站时，除见到第42师师长石建中外，其他各师还是杳无消息，只得在建水宿营。 17日黄昏时分，第170师孙进贤部仓皇赶到建水，但是第3师田仲达部和237师李彬甫部还是没有下落，经电台彻夜叫喊，也没有回音。于是，汤、曹当晚决定，不管怎样，先到石屏再说。 次日拂晓，汤、曹即令170师、42师迅速向石屏后撤，同时电饬石屏教导师李精干预为安排军部和各师驻地。 19日上午，各方面派出的情报员回来报告： 第3师田仲达部已在个旧附近地区宣布起义；第237师已完全被解放军击溃，师长李彬甫下落不明。 听到这些，汤尧不禁大惊失色。汤、曹连忙决定一面饬令陆续到达的部队随到随休息，作好行动准备；一面趁机召开一次团长以上会议，规定了西撤途中注意事项，同时下达了一个共同命令，规定： (1)19日13时开始，分左右两纵队，以最快速度经宝秀、元江、墨江、普洱向思茅前进； (2)右纵队以教导师、第170师编成，派孙进贤为该纵队指挥官，限于本日(19日)13时开始迄20日拂晓前出发完毕，经宝秀以北道路，直趋元江，控制元江两岸制高点，确保元江大桥，以掩护军主力安全通过。尔后该纵队即解除右纵队任务，改任军主力的后卫，以孙进贤为后卫司令官，继续在原地监视，迟滞解放军的追击。尔后与军保持一天距离跟进，同时彻底破坏元江大桥。 (3)左纵队以第42师和军直属部队编成，派石建中为该纵队指挥官，限于明日(20日)12时出发，经宝秀直趋元江，行进中，军部随该纵队前卫跟进，通过元江大桥后，该纵队即解除左纵队任务，改任军主力的前卫，以石建中为前卫司令官，继续向预定目标急进。 第8军军部于1月20日午后随左纵队从石屏出发不久，在行进途中即接到飞机投下的通信筒一只，内有海南岛空军司令部转达国防部给曹天戈亲启密电一件，要求该军迅即设法与国防部取得联络，并嘱该军到达思茅地区后，务即控制该地区临时机场，以便空运接济。 大概是1月20日23时光景，突然听到宝秀以北右纵队方面发生由疏而密的枪炮声。原来是解放军派出担任追击搜索的1个班，这时已经赶了上来，领着先头部队占领了要点，开始攻击。疲惫已极的第8军官兵从睡梦中惊醒过来，连忙乱跑乱窜，向西逃命，一直逃到元江。 当第8军军部随左纵队于1月21日拂晓离开宝秀继续西窜时，前卫部队在行进途中，几个原来引路的向导突然跑了，只得就地另找两个向导领路。到了黄昏时分，先头部队才发现已经走入了一条河山阻隔的绝路，此时向导也不见了，只得就地在河滩上露营，坐待天明。 汤尧看着曹天戈苦笑着说：“大概我们已经快走麦城了。” 到第二天(22日)拂晓，全部人马只好渡涉河滩，爬山越岭，摸索行进。直到天黑，还走不到4里，部队也越拉越长，当晚只好在山顶上一个村落里过夜。可是村落里老百姓早已逃避一空，见不到一个人影，连饮水水源也遭到破坏，使部队当晚煮饭饮水都成了严重问题。 23日，汤、曹继续摸索西行。午后4时，突闻42师前卫部队方面枪声密起，旋即左纵队指挥官石建中报称： “在路过铺岔路口(距元江约50里)，已经与来自同一方面、追击右纵队的解放军遭遇，开始接触，盼军部在前卫掩护下，迅速通过。” 汤尧、曹天戈知道解放军已经赶上来了，确已到了生死关头，于是决定星夜向元江行动，企图拂晓前能在右纵队掩护下，逃过元江大桥。 24日拂晓，汤、曹赶到元江红河东岸一个高山上时，即接到170师一个后卫团团长的报告： “我们师长已经过河毁桥，连我们整个团也不要了。现在解放军已经控制了渡口制高点，我们进退无路，请军长指示尔后行动。” 汤尧、曹天戈听说元江大桥已经炸毁，觉得已经陷入绝境，经同各部队长商议，准备天黑时下山突围。此时据说离元江大桥20里处，有一处可渡涉的渡河点。 当晚(24日)天黑后，解放军第4兵团部队已在第8军残部南侧开始猛力攻击，敌42师除以一部散开还击外，其余都急忙下山逃命。沿途不断遭到解放军封锁射击，加上天黑地生，儿啼妇嚎，简直寸步维艰。 走到半夜里，汤尧、曹天戈两人又因摸错了路，彼此分了道。曹天戈在后半夜里，也不知摸过几条溪，爬过几个坡，走了多少路，直到第二天(25日)破晓，才发现还是处在解放军制高点火力封锁之下。这时跟着走的人，除了军部一个姓王的参谋处代理处长外，还有将近1个营的士兵。 曹天戈到此也已经精疲力竭，不愿再逃，事实上也不可能再逃，就叫大家坐下来休息，听侯缴械。一会儿，两个解放军战士从山上下来，众人就放下了武器，被解放军带到指定地点休息。 第三天(26日)午后，汤尧和第8军参谋长杨也可等也被解送来了。他们几位老朋友相见，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时，他们才知道第42师师长石建中已不知去向，部队已经全部缴械，团长、师参谋长和两个副师长同时被俘。 大约2月下旬，汤尧、曹天戈等到了开远解放军第13军军部，才又得悉那个“过河拆桥”的第170师师长孙进贤和教导师师长李精干，也已经在黑江以南地区被解放军俘获。两师部队除一小股逃窜国境外，均已全部缴械。至此，国民党军在云南的残余部队全部消灭。 云南全境宣告解放，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怒江岸边、横断山脉。 昆明保卫战中的三十八团 三十八团原为保安十二团，是昆明起义部队中唯一由地下党员任团长的一个团。团长李焕文曾在朱家璧领导下参加过许多进步活动，解放战争中在东北策动滇军起义被国民党关押，后受东北解放军敌工部派遣，携滇军被俘将领卢泉的推荐信，于1948年底回云南面见卢汉。1949年3月，卢汉委任李焕文为省府警卫营长。5月，李焕文经“边纵”驻昆联络员朱华介绍，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新联严”。6月，李焕文的组织关系转给市委敌工领导小组。8月，由田培宽介绍加入共产党。 1949年11月，李焕文调任新建的保安十二团团长，驻防禄劝县城。这个团始建于1948年8月，兵员不足1000人，只有轻武器装备，隆冬时节尚未发足棉衣。 李焕文赴禄劝前，敌工领导小组指示他：“要照我人民解放军的标准把这个团带好，教育好，把广大官兵团结在党的周围，把部队改造成人民的军队，时机成熟时按照党的号令行动。” 李焕文带领一批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到保安十二团任职后，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三大民主”来教育部队。他在全团大会上宣布： 一、当官的不准打骂士兵。当兵的不应开小差，家里确有困难需要回家的，讲清楚可以回家，走时欢送并发给路费；逃跑了自动回来的要欢迎，不予追究。 二、军官不准贪污士兵的军饷。事务长要办好伙食，上面发多少就给士兵吃多少，不准克扣。如果我贪污士乒一分钱，你们可以扛着刺刀到团部把我捅掉。 三、要爱护百姓，不准强买强卖，买卖要公平。 四、我们都住在老百姓家里，借用老百姓的东西要归还，损坏的要赔偿，离开老百姓家时要打扫干净，把水缸挑满。 为了改善土兵的生活，李焕文带领部队在驻地开荒种菜。有人说我们住不长，种了菜也吃不上，李焕文告诉他们：如果我们走了，菜可以留给别的部队，再不然就送给老百姓。我们都是来自老百姓的，送几亩莱给老百姓也理所应当。 李焕文对部队要求很严。在行军途中，每天出发前他都去老百姓家检查借的东西还了没有，地扫没扫，水缸挑满了没有，如果没做好都派人补做。一个事务长以低价强买老百姓的猪肉，李焕文发现后立即撤了他的职。 昆明起义后，部队调到牛街庄布防。李焕文检查阵地时发现有十来个士兵没有棉衣，就立即通知军需送来，并对士兵表示歉意。士兵感动地说：“团长这样关心我们，又起义了，是解放军了，跟着团长干死了也情愿。” 李焕文根据党的指示，用人民解放军的标准来要求部队，党盟员以身作则，说到做到，为保安十二团注入了新的活力，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在昆明保卫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12月9日昆明起义，粉碎了国民党企图盘踞云南负隅顽抗的梦想。蒋介石嫡系部队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及5个团的宪兵共6万余人，由曲靖、开远两路向昆明发起猛烈进攻，并扬言：“攻入昆明放假三天”。此时，人民解放军正由省外日夜兼程驰援昆明。“边纵”主力亦由滇西迅速向昆明靠拢，保卫昆明的重任刻不容缓地落在昆明人民和起义部队肩上。中共昆明市委号召“全市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保卫昆明”，广泛发动和组织全市各阶层人民积极投入昆明保卫战，组织了3000多人的“昆明义勇自卫总队”，配合起义军警守卫城市，维持秩序；派出干部和党、盟员领导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搜捕敌特和反动分子，保证社会治安；并派出400多名党、盟员和积极分子以参军名义进入起义部队开展政治工作；组织各人民团体慰问犒劳起义部队，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激发他们保卫起义成果的决心和坚定必胜的信心。 12月16日，保卫昆明的战斗正式打响。第八军集结大板桥，从东北郊推进至黄土坡。第二十六军集结于呈贡，攻占巫家坝飞机场后，企图沿城郊向西发展，与第八军在黄土皮汇合，切断昆明往西的通道，形成对昆明的包围态势。 起义部队共有18个团，加上后勤人员、警察、义勇自卫队，总数不足4万人。其中还有6个团驻扎在禄丰、一平浪一带，部队的装备、训练也远劣于敌军。起义部队在东、南两线抗击来犯之敌，东线3个团防守龙头村、黑龙潭、长虫山一线；南线4个团防守跑马山、小板桥、响水闸、牛街庄一线；并以巫家坝、石虎关、黑店营、归化寺为预备阵地；另有3个团布防在市区边缘；并在大、小连山、火车北站、交三侨、东站、五里多、双龙桥、云南纱厂一线构筑90座碉堡，将滇池沿岸所有船支集中封锁在大观楼、篆塘，以防敌军偷渡滇池。 经过3天的激战，起义部队因力量悬殊、战线过长，于18日主动放弃了外围阵地，缩短战线，集中兵力退守市区边缘，固守待援。 12月16日，三十八团奉命自禄劝急行军到达昆明东郊牛街庄，响水闸布防，参加昆明保卫战。其左翼为防守呼马山的三十二团，其右翼的三十六团防守跑马山，二十七团防守小板桥。 面对敌我悬殊的严峻形势，昆明市委临肘军队工作委员会向起义部队中的党、盟员发出“紧急动员起来，保卫昆明，迎接解放军；起义是一功，坚守阵地，保卫昆明，为人民再立一功”的号召。市委副书记赖卫民与临时军工委书记王裕昆、委员费炳等经常了解起义部队的战斗情况，及时指导党、盟员的工作，要求他们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和影响起义部队官兵，坚决战斗，保卫昆明，保卫起义成果。 16日黄昏，东线第八军一七○师五一○团沿滇黔公路两侧向三十八团牛街庄阵地及三十二团呼马山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经一夜激战，敌军的多次进攻均被击退。南线第二十六军九十三师在炮火掩护下，向三十八团右翼的三十六团呼马山阵地猛攻，激战至17日拂晓，起义部队前沿工事被摧毁，三十六团遭受重大伤亡，撤到小板桥以西；防守小板桥的二十七团也遭到猛烈进攻，小板桥失守。为了掩护巫家坝飞机场，部队后撤到城防阵地，不久，卢汉下令二十六团反冲锋夺回小板桥阵地，之后即主动放弃了小板桥及巫家坝阵地。 17日，东线敌军又以大部队向牛街庄、呼马山猛攻。三十八团不负党的嘱托，坚决守住了阵地，重创来犯之敌，在三十八团五连阵地前敌军尸横遍地。但敌军从三十二团左侧突破起义部队防线，攻至大树营、小坝一线，三十八、三十二团的左、右侧背均被敌军占领，有被包围的危险。 18日，三十八团奉命撤至南窑、南坝一线布防。 起义部队主动撤离外围阵地后，敌军不得不进行侦察和改变战斗部署。18日白天，敌军只有小股部队在前沿进行侦察，入夜开始向南线阵地开炮轰击。 三十八团负责防守的南窑、南坝、双龙桥一线阵地，是昆明城防至关重要的地段，这里没有城墙和高地做屏障，又可直接通往繁华市区，倘若有失，敌军即可在攻占双龙桥后，沿环城公路向西突击纺纱厂、刘家营、弥勒寺、篆塘至西站、黄土坡一带，实观其包围昆明的目的；还可以自双龙桥经巡津街、书林街、东寺街、临江里攻入市区。李焕文和全团官兵身负重任，南线阵地的安危直接关系着昆明保卫战的胜败，关系着市区30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19日上午，市委临时军工委书记王裕昆派中共党员周世兴(军官学校毕业生，有作战经验)到三十八团任政工室主任，协助李焕文指挥战斗，并传达党的指示：“一定要坚守阵地，顶住敌军的进攻，即使，别的保安团撤退了，三十八团也不能撤退，必须坚持战斗，因为你们是共产党员，还有保卫党的任务。”周世兴到三十八团后，和李焕文一起分析了形势，认为敌人的疯狂进攻只是垂死挣扎，南宁、贵阳已解放，解放军正兼程入滇，敌军没有后勤支援，必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李焕文对周世兴说：“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党派你来帮助我，我更加有信心了，我保证坚决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市委通过昆明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发动群众捐献物品慰问部队，起义官兵深受鼓舞。三十八团的士兵说：“这次打仗和往常不一样，我们从禄劝到昆明，沿途老百姓给我们送茶送水、送鸡蛋。到了昆明一进入阵地，慰问品就送来了，能吃上鸡蛋糕，抽重九烟，老百姓这样体贴我们，战死也甘心。” 19日黄昏；敌二十六军九十三师以巫家坝机场为进攻出发地，以2个团4个营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向五里多、南天台、南窑、南坝一线发起猛攻。敌人认为公路上的五里多是重兵防守之地，遂选择南窑为突破口，企图一举攻占双龙桥。 防守南窑前沿阵地的三十八团第三营首当其冲，营长李锦其接战未几，只身弃阵潜逃，守军各连一时失去前沿指挥向后溃退，陷全团于不利境地。团长李焕文闻讯后，当机立断，除令防守南坝的第一营沿铁路线以火力阻击敌人外，与副团长沈启端一道，亲率团警卫排到南窑阵地，令二营营长雷睿知死守阵地，坚决顶住敌人的进攻，并收容第三营溃退下来的部队，集中于双龙桥团指挥所附近。 敌乘我集中力量防守南窑阵地之机，又以一个营的兵力，利用漆黑的夜色，穿插到螺蛳湾村，距双龙桥团指挥所只有300米，已接近环城公路，情况十分危急。 李焕文团长刚从南窑阵地回到团指挥所，就发现窜到螺蛳湾之敌正向环城公路逼近。他立即命令机枪二连火力阻击，并电话报告城防指挥部。张中汉师长命令内线出击。李焕文指挥第一营一、二连掉转方向，回头向螺蛳湾之敌发起冲锋，自己和周世兴率团部警卫排及收容的第三营部队也冲入敌阵，南北夹击，将敌人包围在螺蛳湾村中，展开肉搏战。 当时，卢汉命令数十辆大卡车亮着大灯从纱厂向双龙桥来回行驶(实是空城计，对外称增援部队到达，借此鼓舞士气，威慑敌人)，我出击部队向敌人高喊：大部队到了，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螺蛳湾村边的谷草堆被枪弹击中燃起大火，火光冲天，敌群暴露在眼前，为我们指示了目标，大大提高了我对敌火力的杀伤力。敌人惊慌失措，但仍做垂死挣扎。又经过约一小时的拼杀，大部分敌人被歼，残敌逃跑。敌遗尸240余具，内有营长1人。三十八团的部队死伤亦很大，团部警卫排活着能战斗的只剩7人。 这一仗肃清了螺蛳湾之敌，巩固了双龙桥、南窑、南坝的阵地，阻止敌人突入市区，保卫了昆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 敌人大部队强攻受挫后，又于20日凌晨1时左右，派一个班沿干涸的明通河向三十八团纵深摸来，临近双龙桥时企图爬上河堤偷袭团指挥所，因武器碰撞及人员拥挤发出声响，被三十八团哨兵发现，敌人竟高喊“保安团的，你们起义是受骗上当了，放下武器反正过来。”机枪二连连长升培湘循声一棱子弹扫去，敌人应声倒地，伏于田埂上的敌人掉头就跑，跳入明通河内。李焕文命令机枪连封锁敌人退路，亲率团部人员向敌人冲去，经手电光照射，发现敌人挤成一团龟缩在狭窄的河道内，遂纷纷向敌人投掷手榴弹，偷袭之敌除被俘1人之外，其余全部被消灭。 又过了约1小时，敌军凭借纵横交错的田埂和茂密的豆棵，单兵运动潜入三十八团阵地纵深，汇成一支20人的小分队，顺着电话线摸到电话总机掩体，杀死值班战士，劫走总机，李焕文立即命令副团长率三营一个连跟踪追击，敌人在慌乱中开枪暴露了目标，被三十八团四面堵击，将敌围在一个凹塘内予以聚歼，共打死16人，生俘4人，夺回了电话总机。 12月20日，解放军二野首长刘、邓及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来电说巳派部队星夜驰援昆明，预计23日可抵曲靖。这一消息给守城部队以很大的鼓舞。三十八团经19日一夜苦战，部队伤亡很大，但听到解放军星夜驰援的消息后，阵地上群情激昂，战士们抢修防御工事，严阵以待来犯之敌。20日全天前沿上有零星射击，无大的战斗。 21日拂晓，敌人向三十八团南窑阵地猛烈射击，约一个连的敌人在浓雾中从巫家坝机场向西运动，企图攻击南坝阵地。当他们翻越铁路路基时，被布防在西侧的三十八团第一营发现并开枪阻击，敌人立即向一营发起冲锋。但铁路东侧是一片开阔地，一营居高临下给敌以迎头痛击，敌不支遗尸17具仓皇回窜。当天黄昏，敌一个营又向我南窑阵地发起进攻，但经三十八团19、21日两次痛击，敌人士气低落，在阵地前的蚕豆地里畏缩不前。三十八团向敌人喊话：你们被包围了，解放大军已经攻占了陆良，正向宜良、开远挺进，你们的退路已被截断了，突围只有死路一条。你们都有妻儿老小，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立即放下武器，人民会宽恕你们的。经过连续几次喊话，一块白毛巾系在枪托上高高举起，270余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 22日，白天前沿阵地上只有断断续续的对射，到晚上，敌人阵地上枪声大作，但射击位置不变，而且是有规律的持续间断射击。李焕文团长用望远镜观察，发现敌人的驮马已经备鞍，士兵负荷很重，而且横向往来频繁，似有撤退之势，对我射击只是虚张声势。 解放大军五兵团驰援昆明的部队，提前一天于22日到达曲靖，并在陆良天生关一带歼敌十九兵团残部及第三师和陆军总部、宪兵部队等共3000余人，迫使进攻昆明之敌于23日仓皇撤退。 23日晨，敌阵地上冒出股股烟火，敌军朝呈贡方向逃走。历时7天的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三十八团调到后方休整。 1950年1月，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在圆通寺举行昆明保卫战表彰大会，特别表扬嘉奖了三十八团。 第11章 审时度势，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昆明解放后面临的形势和党对云南工作的指导方针 卢汉起义后，经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同意由二野刘、邓批准成立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此时，中共昆明地下党还未公开活动，主要依靠“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义勇自卫总队协助起义当局维护社会治安，建立革命秩序。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四野三十八军，滇桂黔边纵队一部及云南起义部队一部，正协同作战进行滇南战役，围歼国民党军汤尧兵团。而国民党在溃逃时进行了应变部署，大批潜伏的特务分子勾结地主恶霸武装，妄图卷土重来。 在经济上，由于大批工厂停工，农村濒于破产，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失业严重，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旧社会长期繁衍起来的游民、乞丐、娼妓、小偷、烟民、赌徒以及解放前夕溃逃来昆的国民党军散兵游勇遍布昆明大街小巷，昆明人民面临百废待兴的严重困难局面。为此，中共中央依据昆明和平解放后面临的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形势，确定了云南工作的正确指导方针。 1949年12月初，中共中央派二野四兵团政委宋任穷，司令员陈赓，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周保中到云南工作。临行前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等领导同志接见了他们，并作了重要指示。刘少奇指出：云南工作的中心是在省委的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 195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处理云南问题的方案，方案明确指示：“在云南解决一切问题，均应和卢汉商量处理，经过双方协议，作出决定。凡是卢汉不愿办的事情均不要勉强去办，切不可我们一方单独决定，硬性执行。在未与卢汉达成协议以前，一切维持原状。云南情况比川康更为复杂，处理云南问题的办法要比处理川康问题略宽一些。必须给卢汉以恰当的照顾，对卢系人物的教育改造要不惜功夫，做到仁至义尽。” 2月5日，四兵团、滇桂黔边区党委的负责人在贵州安龙会晤，到会的有陈赓、宋任穷、郭天民、郑伯克等，大家一致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在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和一系列指示，认为没有我党我军的大团结，就不会有各方面工作的胜利。表示一定要把中共中央的方针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把所有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争取的人都争取过来。2月24日，在昆明召开的云南省地、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中共云南省委成立。同时，宣布滇桂黔边区党委结束工作。 3月26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中共云南省委调整中共昆明市委领导成员，谷景生等8人为委员，谷景生任书记，陈盛年任副书记。 在此之前，1月4日，四兵团党委在南宁召开扩大会议，由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张云逸传达中共中央对进军云南工作的指示，“边纵”政治委员林李明介绍了云南情况，陈赓、郭天民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决定在团以上干部中深入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树立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在中共云南省委的领导下，与滇桂黔边纵队团结战斗，打好滇南战役，并北上歼灭妄图入滇的敌人，团结卢汉将军和起义部队，尽快搞好城市接管，安定社会秩序，支援进军西藏。 中共云南省委依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强调云南工作当前要以统一战线为中心。对卢汉要充分尊重，事事商量，待之以礼，相见以诚。对卢汉的部属、军政、公教人员必须采取团结改造的原则，对起义部队，党组织选派了一批政治干部进去，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强调从宣传政策、联络感情、了解情况、稳定情绪入手，诚恳地肯定起义部队的功绩，向他们介绍解放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和三大民主的优良传统，帮助起义部队改善伙食，废除打骂士兵的制度，促使起义部队逐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过协商得到卢汉同意，完成了对起义部队的整编工作。除清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对5.8万名官兵作了安排。 经与卢汉本人协商，并获中共中央批准，由卢汉出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宋任穷、周保中任副主席。卢汉所属的一部分军政要员安排为委员，共商云南军政大事。对他们的原头面人物和知名政界要人，注意做好团结争取工作，一些会议都邀请他们到场。对李根源等人，中共云南省委主要领导还登门拜访，向他们宣传人民政府的政策，希望他们合作。中共中央还派张冲、潘朔端随部队人滇工作。张冲出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潘朔端出任昆明市长。他们都为社会主义建设、加强民族团结和争取团结改造旧军政人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由于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云南工作的方针，搞好了党内外、军内外以及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团结和民族团结，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政治上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历史实践表明，中共中央对云南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对以后云南省、昆明市的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昆明市军管会的成立与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 昆明解放初期，中共昆明市委领导全市人民开展了迎接四兵团入滇、城市的接管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 1950年1月1日，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和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组成“云南各界欢迎解放军莅昆大会筹备处”，统一领导迎军工作。1月9日，“人联”发出迎军号召，要求各机关、团体、各行各业要协助解放军做好接管的准备工作，保管好文件、档案、财产，并迅速搜集整理有关接管的资料，肃清暗藏匪特，恢复生产秩序，积极恢复发展生产和交通运输；团结各阶层人民，广泛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动员群众踊跃捐献各种慰问品。昆明人民把迎接解放军进驻昆明当成各项工作的动力。 工厂工人为恢复生产开展劳动竞赛，公路系统日夜抢修遭战争破坏的滇黔、滇中、滇西、滇东北等公路桥梁、涵洞、路基，保证了解放军顺利到达昆明，完成追歼残敌、解放全云南的任务。各机关、团体、企业、银行、学校等单位的职工坚守岗位，保护文书档案，保护国家财产，防止资金外逃转移，做好协助解放军接管的准备工作。卫生系统组织医疗队30个，到部队中服务，昆华、仁民、惠滇、云大等医院联合组成两个后方医院，前往开远、蒙自两地救治解放军伤病员。文艺工作者联合会组织歌咏队，创作迎军花灯剧，在城乡各地开展迎军宣传活动。“商联”发动全市100多个行业的店员与资方协商开门营业，恢复市场秩序。 “妇联”组织全市妇女赶制慰问品，深入到各个家庭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农协”组织郊区农民做好备耕工作，积极筹备粮食、蔬菜、柴草供应人民解放军。 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学习，郊区农民共捐献粮食6000担，柴草31万斤，豆料100担，蔬菜500担，布鞋1000双；“妇联”发动妇女制作布鞋、衬裤、汗衫、布袜等5万件；“商联”捐献食盐5000斤，手巾5万条，信封、信笺10万套，还有一批手电筒、电池等；裕滇纱厂用棉纱5000箍换成毛巾、袜子献给解放军。“人联”还派出代表和报社记者到开远、蒙自、个旧迎接慰问解放军。 2月17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昆明近郊呈贡，《正义报》以号外发出消息，全市人民奔走相告，“人联”派出代表团约400余人专程到呈贡迎接。对于各界人民的欢迎，陈、宋两将军于2月18日致函云南各界迎军筹委会，称赞军民鱼水情意，内容为：“敝军奉命入滇，得到各地人民餐风露宿，夹道欢迎，馈赠犒劳，备至丰厚，使全军战士有入闾星之感，大家更鼓舞了为人民服务的意志。 现贵会主办了迎军盛会，更使我们惶悚不安，征马为之却步，但人民热情不敢违拂，赓等即日率军入昆，以与全市人民相见，籍慰殷望。”20日，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仅有30万人口的昆明，即出动12万之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当二野四兵团入城时，鼓乐齐鸣，万众欢腾，欢声雷动，军民共同谱写了一曲军民鱼水情的赞歌。22日，在拓东运动场举行了10万余人参加的盛大的欢迎解放军莅昆大会。 卢汉将军致欢迎词，他表示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执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与全省各族各界人民一道，在陈、宋两将军的直接领导下，团结起来，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云南而努力。陈赓将军致词说：云南之获得和平解放，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人民解放军在全国的伟大胜利，云南地方党和人民武装的长期奋斗和卢汉将军率部起义的结果。他号召：我们要为建设新云南、新中国而奋斗。 1950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发出《关于处理云南问题的基本原则的指示》，指出了军事接管昆明的基本原则。1月19日，中共中央复电，完全同意西南局对云南问题的处理方针和原则。 昆明市的军事接管，在党中央、西南局的领导下，在与卢汉正式协议后，采取自上而下全面系统的接管，避免了各地零星接管及部分接管；同时加强调查研究，通过地下党组织与发动群众相结合，做好移交的准备，体现了自下而上的群众路线。 1950年3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这是临时的过渡性政权，由陈赓任主任，周保中任副主任，郭天民、郑伯克、安恩溥、潘朔端、谷景生、谢崇文、曾恕怀、胡荣贵为委员。后又增补陈盛年、孙天霖、万保邦为委员。 昆明市军管会制定了《昆明市军管会组织条例》。条例规定昆明市军管会的具体任务是：实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城市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约法八章及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的命令和指示；开展镇压反革命活动，肃清潜伏本市的反动残余，逮捕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领导本市人民建立革命秩序，并系统地成立人民的革命政权，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接收公共机关、产业、物资及其他公共财产，没收官僚资本；保护各界人民的正当权利，恢复市政建设事业，保护守法的外侨生命财产安全等。到1952年底，以上任务基本完成。 昆明市军管会组织机构，根据接管任务分别设置公安、军事、财经、工业、交通、政务、卫生、文教8个接管部和昆明市警备司令部、房产物资管理委员会等，做到各司其职，明确分工负责。 在军事接管中，全市共派出军事代表105人，接管人员1657人。昆明市军管会制定了《军事代表的职责和任务》、《接管人员纪律》、《关于切实保护接管物资，免除破坏耗损的注意事项》等，强调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入城纪律，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不得接受任何公私馈赠等。 3月6日，昆明市军管会发出公告：要求被接管部门、所有工作人员均须遵守约法八章，各守岗位，保护财产、档案及一切公物，不得擅离职守。同日，召开接管部门的干部和被接管机关股长以上干部会议，陈赓在讲话中要求接交双方坚持团结第一，破除成见，互相谅解，不算旧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强调要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渡过暂时的难关。在接管中，由于贯彻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自上而下全面系统接管与自下而上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接管方针，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责任感；由于地下党在卢汉起义后，就组织力量做好移交的准备，因而在较短的3个多月时间内顺利地完成了接管的任务。 昆明市军管会先后共接管原云南地方政权机关和国民党中央系统的军、政、警、财经、工矿企业等单位共139个，其中公营工业企业31个，农林水利、行政事业机构32个，大学2所、公立中等学校9所，公立医院4所，铁路655公里，公路5079公里，接管了所属全部物资、器材、设备和现金、外币等公有财产。接管的人员除起义部队暂编12军、13军由云南军区整编外，军管会直接接收军、政、经、警等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公教人员共5万余人。对接收的人员，遵照中央“包下来，适当安排工作”的方针，统筹安排，进行团结、争取、教育，改造。 对旧政府和旧军政人员，除个别反动分子外，绝大部分由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吸收留用，给予工作、生活出路，在工作中进行学习和改造。接管后，除自愿回家的1000余人发给足够的旅费和遣散费外，有4500余人分别送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及各种短期训练班进行学习、培训，其余都予以留用。对这些人的工资开始采取“基本维持原状，个别调整”的方针，个别工资过高的单位，由群众自动提出减薪，以减少国家开支，纠正某些不合理现象。各级行政部门从5月份起，规定按新的工资标准执行。最低(工资)每月折合大米150市斤左右，最高700市斤左右。 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全面展开，工作千头万绪，中共昆明市委提出把“依靠工人阶级、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而斗争。 昆明市军管会于1950年3月接管了全省原有的专员公署，将专区重新划分，陆续建立12个专员公署。3月10日，正式成立云南省人民政府。3月28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昆明市人民政府。市长潘朔端，副市长谷景生、曾恕怀；10月任命丁荣昌为副市长。行政区划仍沿袭旧制，辖城内8个区。总面积7．8平方公里。1950年8月30日，省政府将昆明县(相当于今官渡、西山两区)由武定专区划归昆明市管辖。同年12月将二区分别归并一、三区后，共设7个区1个县。总面积1927.39平方公里。 昆明市旧政权系统，由军管会政务接管部派出以方章为组长的接管组进行接管。原昆明市政府管辖的民政、财政、地政、教育、工务、警察(下辖8个分局)等共6个局，秘书、人事、会计等3个室和8个区公所，直属人员共500余人。接管组多次与起义的曾恕怀市长等共同商议，做好移交接管工作。顺利接管民政局、财政局，撤销了地政局，将其房地产管理业务归并财政局；将接管的工务局改为建设局；秘书、会计、人事3室改建为办公室和人事科。 公安接管部派出陈亚生、周兴伯率军事代表、联络员80余人，在地下党及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警察同盟”的协助下，接管昆明市警察局及所辖8个分局，成立昆明市公安局。撤销原昆明市警察局及所辖8个分局，新成立8个公安分局。3月31日，新任命的市公安局局长丁荣昌到职。 文教接管部接管了昆明市教育局，改称昆明市文教局；卫生接管部接管了昆明市的卫生医疗机构，新成立昆明市卫生局；财经接管部接管了原属省管的国税局和稽征处，成立昆明市税务局。以上3个局均由昆明市人民政府管辖。 政务接管部接管昆明地方法院、监狱、看守所等，3月30日正式成立昆明市人民法院，经竹如任院长。同时成立昆明市民政局，方章任局长。因当时尚未具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人民政府领导人的条件，包括市长、副市长及所属各局局长，均由省人民政府任免。 昆明市人民政府的工作机构设置，初期只设民政、财政、税务、工商、劳动、建设、文教、卫生、公安等9个局和人民法院。并设秘书长领导秘书室，负责处理机关日常事务。后来，陆续增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企业局、合作总社、粮食公司和人事科，将秘书室改为办公室。1950年4月中旬，昆明市市长潘朔端任命昆明市各行政区区长、副区长，委派他们接管8个区公所，建立起基层人民政权。4月6日，昆明县人民政府成立，云南省人民政府委任金定为昆明县县长(8月30日，省人民政府决定将昆明县由武定专区划归昆明市领导)。至此，顺利完成了对昆明市旧政权系统和一切公共机关的接管任务，建立了新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在昆明市成为执政党。 为了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发动各界人民协助政府进行各项民主改革和建设工作，昆明市军管会和昆明市人民政府邀请昆明市各界人士代表组成昆明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由周保中任主任委员，潘朔端、谷景生、徐嘉瑞、王少岩任副主任委员，进行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1950年4月27日，在昆明人民胜利堂召开第一次昆明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340名，中共昆明市委书记谷景生在会上致开幕词。昆明市军管会副主任周保中作《昆明接管工作和今后施政方针》的报告，报告着重阐明了昆明市今后的施政方针和任务。 9月26日至10月3日，昆明市召开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以调整工商业为中心，着重讨论改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等问题，做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使新民主主义的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会议还进一步讨论了减租退押，改善城乡关系，进行思想动员，支持农村有步骤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迎接经济建设的新高潮等问题。 第12章 稳定物价，发展各项社会事业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保障人民生活 昆明市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后，面对当时极其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中共昆明市委和昆明市人民政府认真地实施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等一系列重大政策，以实现全市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统一货币，让人民币占领市场。昆明解放初期，市场交易中除国民党政府统一发行的纸币外，尚有半开(云南发行的地方银币)、本票、银元、外币流通。由于物资紧缺，供应紧张，投机猖獗，造成物价多次上涨的混乱局面。为统一货币，稳定物价，昆明市军管会于1950年3月8日发出布告：“人民币是惟一合法货币，所有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物价计算，均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切伪币，均为非法货币，禁止在市场流通。”继之又明令宣布禁止非法银贩活动，对扰乱金融者，一经查获定予严惩。限期将银元、半开向当地人民银行按规定比价兑换，不愿兑换者可自行保存。同时，还向人民群众进行了正确使用人民币的宣传教育。到4月底，人民币基本上占领了昆明市大部分市场。 组织粮食供应，稳定市场。1950年初，昆明市人口计26.7万人，接管时仅有存粮240万市斤，只能供应昆明市民8天的口粮。由于粮食奇缺，供应紧张，粮价不断上涨，加之私营粮商投机倒把，昆明市连续发生3次大的粮价波动。为掌握粮源，保证军需民食的供应，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即令昆明附近12个县在1950年3月以前，紧急往昆明调运粮食2.5万公石，实际完成2万公石。并清查了解私营粮商尚有存粮4247公石，以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 5月4日，成立云南省贸易总公司粮食部，负责粮食收购、销售、调节余缺，平抑物价。先后从楚雄、大理等地调运粮食1642万市斤充实昆明粮库。并从征收和调入的公粮中拨出6000万市斤由国营公司投放市场；昆明县16个乡镇39座粮库共有存粮1765万市斤，就近供应昆明城郊部队、机关、企事业单位用粮；动员和鼓励私营粮商积极采购粮食运往昆明销售。经多方努力，至1950年底，国家掌握了近1亿市斤粮食，除供应军需民食外，还有一定的粮食储备。为了增加粮源，保证粮食供应，昆明市改革了旧的田赋制度。 1950年3月12日，昆明市军管会发布《云南省1949年公粮征收办法》规定：前国民党之征实、征借办法一律废除，自本年起，公粮征收，实行累进计征、田多者多征、田少者少征、无田者不征、合理负担的原则。国家向农民征收粮食，剩余粮食自由销售。所征公粮，除供应部队、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人员的口粮外，还拨出一部分给国营粮食公司投放市场，解决市民的口粮。 为防止谷贱伤农，4月20日，西南区粮食公司提出：在国家牌价高于市场价的地区，应该大量收购粮食，实行吞吐政策，以稳定粮价。昆明市从50年代初就实行了粮食凭票证供应管理。规定凡军队用粮，云南使用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规定统一印发的粮票，凭粮票提粮，不再付款。 7月18日，本省印制的“云南省粮食局粮票”开始发行，与“西南区粮秣票”在本省同时使用。市军管会规定：凡持粮秣票的机关、部队人员向地方政府兑粮时，要按住宿实有人数，并按供应标准颁发粮食，不得兑粮带走，粮秣票颁发比例不得超过用粮预算的20％，严禁买卖粮秣票或用粮秣票抵发薪金。为克服粮食供应困难，4月25日，昆明市统一规定加工销售“九二米”(即每100斤稻谷碾92斤米)“八一面”(即每100斤小麦磨81斤面粉)，委托私营厂商加工，以副产品糠麸抵加工费。按照“团结守法私商，打击投机商”的方针，对私营粮商进行团结教育改造。通过昆明市粮食同业公会，组织动员私营粮商(厂)订立“不抬价，不囤积居奇，不扰乱市场，遵守政府法规，正当营业”为内容的爱国公约，要求共同遵守，互相监督。对有轻微不法行为的进行批评教育，对严重违法的坚决打击惩办。解放初昆明市有私营粮商103户，粮贩65户，共168户，到1952年底减少到43户，其余变为国营粮食公司的代销店。这些粮商、粮贩，对发展生产、保证供应起到了积极作用。 整顿财政税收。昆明市的税源占全省60％以上，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首先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苛捐杂税，重点抓好工商业税、存货补税、房地产税、使用牌照税、摊贩牌照税及催缴大量的尾欠税款。在征收公粮中，为解决地方经费，随公粮附征10％的地方附加税。为促进人民币的发行、流通，保证人民币占领市场，每斤公粮附加人民币10元(旧币，折合人民币1厘)，并规定必须以人民币缴纳。1950年计划分配税收任务大米1.17亿市斤，实际完成1.21亿市斤。完成任务的103.23％。 贯彻“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昆明市财政局成立后，接管了国民党财政局银行存款大洋19564元。为克服财经困难，根据中央《关于统一国家财政工作的决定》，实行高度集中、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的财政管理体制。云南省人民政府规定，昆明市的各项税收及其他收入全部上缴省；支出统一由省核拨。1950至1951年，先后开征工商业税(含营业税及所得税)、货物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印花税、屠宰税、交易税等税收。根据地方公益事业由地方解决的精神，开征了工商业税地方附加、房地产税地方附加和城市公用事业地方附加，用于城市一般维护和事业费开支。除上述规定的税收外，禁止一切摊派。经过1950年平抑物价的斗争，使20多种主要商品的价格稳中有降。党和政府还通过推销公债、开展城乡贸易以恢复发展生产，从根本上解决了国民党政府长期没有解决的通货膨胀问题。 为了战胜财政困难，争取物价稳定，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发行1950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3月19日，昆明市成立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随即在全市开展推销公债的宣传教育活动。广大工人、农民节衣缩食，带头购买公债；工商界民族资本家、爱国人士等纷纷竞相认购，超额完成了购买公债的任务。在全市各阶层人民的努力下，全市共认购94万余分，比原计划超额完成14万分。 1950年5月24日，为活跃城乡经济，云南省人民政府成立了云南省合作总社筹备处，后改为昆明市合作总社，归昆明市领导。省政府先后建立了各专县公营贸易机构，广泛建立推销、采购、贸易小组，到各乡村、小镇、集市推销工业产品及其他日用必需品，在全市私营工商业中，采取调整批零差价、扩大收购及加工订货、规定经营范围、向困难企业投放贷款、调整税收等措施，先后扶持135家私营工商业维持和恢复了生产。 国营商业企业建立初期，力量薄弱，市供销合作总社在农村广泛组织供销合作社，经营食品、百货等生活用品。一些重要商品采取高于市场价向农民收购，低于市场价供应，很快平抑了物价，安定了人心。在城市通过开设马店、成立农民服务所，吸引农副土特产品进城，并兴办肉食、蔬菜站，以保证城市人民生活需要。 昆明市合作总社成立后，重视扶持农村发展商品生产，注意扶持手工业生产，先后组织发展丝、棉线、土布、面条、纸袋盐及砖、瓦、砂石料、铁、竹、木农具生产，其中还部分承担全省供销社的批发调拨任务。组织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由各基层供销社向农民直接供应铁、竹、木小农具，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供应，扶持了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通过大力扶持私营企业和推销产品到广大农村，扩大了城乡物资交流，活跃了城乡经济。 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 昆明市文化教育界的广大爱国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民主革命时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昆明接管后，昆明市军管会采取维持现状，逐步改造提高的方针，决定不派驻军事代表，依靠原有的教育行政机构和学生团体，进行系统地教育与行政管理。文教接管部分别召开中等学校和小学教育会议，贯彻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学校行政工作由师生员工组成“四联会”负责。昆明市军管会通过委派在教育界有名望的人士为各校校长，组织以校长为领导的教务委员会，由各校自行清点移交。接管中，为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办好学校，将昆明市12所公立中学合并为8所，取消反动的训导制度，实行教导合一；取消军训、童训和反动的公民课，增加政治课。既考虑国家财政困难，又考虑不使学生失学、教师失业，昆明市军管会颁布了《人民助学金条例》，废除了不合理的公费制度，改为人民助学金，制定学校收费标准，使大多数学生能够承受和负担，对经济困难的学生给予合理的照顾。对私立学校实行“公私兼顾，继续维持，逐步改革”的方针，按照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逐步改造私立学校。 1950年4月4日，昆明市军管会将《平民日报》合并《云南日报》，组建了新华社和人民广播电台，围绕当时统一财经、征粮、剿匪等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教育。与此同时，新闻出版、文学艺术事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为迅速恢复建立革命秩序，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私财产，防止敌特捣乱破坏，做好迎接解放军接管城市的准备，中共昆明市委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在党组织处于地下状态，不便公开活动的情况下，决定组织《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人联)，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全市各阶层的人民群众联合起来，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协助起义当局管好城市，建立革命秩序，为迎接解放军接管昆明做好准备。 1949年12月21日，由中共昆明市委副书记赖卫民主持，在高山铺致果巷10号召开组建“人联”的工作会议，讨论组建“人联”的有关事项。22日，市委组织全市人民欢庆昆明保卫战取得胜利和镇反肃特示威游行大会，游行前由“学联”提出组织《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总会》的倡议。得到全市各人民团体的热烈拥护。当天下午6时半，在云大会泽院三楼“学联”办公室召开昆明市各人民团体联合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决定24日下午召集“工联”、“农协”、“学联”、“教联”、“妇联”等50多个团体的代表，在云南大学正式组建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25日晚，在云大举行了联欢晚会，正式宣告《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指出：“人联”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而奋斗。具体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镇反肃特，恢复生产，复工复学，各行各业坚守岗位，迎接新时代；加紧准备迎接解放军入滇；组织起来协助解放军搞好城市接管。 12月29日，“人联”在华山路原国民党省党部内正式开始对外办公。“人联”采取团体负责制，主任委员由“总工联”派代表担任，先后担任主任委员的有高常明、杨劲松、李家聪，副主任委员由“学联”的代表(市委学委委员)担任，“人联”下设组织部、宣传部、联络部、总务部、福利部、武装纠察部等办事机构，这些部的负责人多为市委下属厂工委、交工委、学委、职青委的委员或党员担任。“人联”一成立就得到全市各界群众的热烈支持，发挥了起义当局所起不到的作用。中共昆明市委通过“人联”向群众及时宣传，关于国民党云南省政府起义，毛泽东、朱德给卢汉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刘、邓四项公告》、《共同纲领》等，同时党组织通过党员团结带领群众模范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使党的决定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人联”建立后，过去从未组织过群众团体的部门纷纷要求组织起来参加活动。一时间“报童联合会”、“船夫联合会’、“工程师联合会”，还有地方元老、名流、士绅组织的“拥政会”、“耆老会”、“回民联合会”等都纷纷申请登记加入“人联”，信奉佛教的僧尼人员也组织起来，要求加入“人联”，并发表宣言提出：“拥护共产党、努力学习新民主主义，铲除陋规，清查特务，保护名胜古迹，准备茶水招待解放军。国民党的在乡军人也组织了联谊会向“人联”登记，表示努力学习，改造自己。 “人联”从成立至1950年3月，在市委的领导下，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开展大规模的学习宣传活动；号召工厂以恢复生产、加紧生产为中心，带动全市各行各业恢复正常秩序；发动群众镇反肃特，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国家财产；动员组织全市人民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接管城市；成为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和助手，协助起义当局保卫和管理城市，在迎接解放军，协助接管城市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昆明地下党自1926年建立以来，1930年遭到严重的破坏，1935年恢复重建后，经过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昆明成为抗日大后方的重要基地，抗战中的“民主堡垒”享誉中外。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认真贯彻党的长期隐蔽精干的方针，在复杂艰险的斗争中，党的组织不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虽然经受反动派多次的镇压与破坏，党始终在人民群众中扎下了根。在城市工作中，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配合全国解放战争，在蒋管区开辟了“第二条战线”；在农村，党领导发动各族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促进和推动了卢汉起义。 昆明党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的具体应用和发展。由于共产党始终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在党的建设上，昆明地下党能够长期坚持不败，是与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党员的质量分不开的。党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原则性和独立自主的奋斗精神，无论是一个党员，一个党小组，一个党的支部，分布在那里，就能和当地群众结合起来，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早在大革命时期，昆明地下党就十分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成功地利用唐继尧和其部属四镇守使之间的矛盾，取得“倒唐”斗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利用蒋介石集团排斥异已和地方当局的矛盾，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了党的领导，独立自主的开展工作。 由于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发展，又掩护了党的活动，做到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由于党组织认真贯彻了隐蔽精干的方针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的政策，党虽处于地下状态，但能巧妙地灵活应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上层统战工作与下层群众工作相结合；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团结了各阶层的人民，扩大了党的影响。党员在打入国民党的各种军政机关和文化团体中，做到长期埋头艰苦工作，一方面使党的组织十分精干；另一方面又尽量扩大党外的活动，加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开展抗日救亡和反蒋爱国民主运动中，逐步形成“党内小，党外大”的斗争格局，虽然敌人千方百计妄图破坏党的组织，却找不到共产党在哪里。 直到1947年党领导的云南人民游击战争开展后，城市爱国民主运动便与农村武装斗争相结合，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反蒋爱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鼓舞了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也掩护保卫了党的组织。在“七一五”和“九九整肃”事件中，大批在城市暴露的共产党员和“民青”骨干分子，都疏散到农村参加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既保存了党的骨干，又提高了部队文化素质。在统一战线中，无论对地方实力派、民族上层，地方士绅，各界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都能正确区别对待，做好争取团结工作，因势利导，发挥其不同派别、不同时期的积极作用。 在反蒋斗争中，始终把地方实力派作为中间势力进行争取；在民族工作中，注意争取通过上层，发动群众，在统一反蒋的旗帜下，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现存的社会制度，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就更能促进和推动上层工作的开展。由于坚持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政策，联合各民族共同反蒋，在昆明及全省建立了各民族统一的反蒋武装，对“边纵”武装斗争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共昆明地方组织较好地坚持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上级的指示，结合昆明的实际，在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实事求是，不断探索实践的结果。总结过去的经验，对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昆明解放大事记 1948年 3月 开展对敌工作：1948年3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以下简称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对中共昆明市工委(以下简称市工委)高志远指示要在昆明开展敌工情报工作，提出“拉出来，打进去，到敌人心脏里烧锅煮饭”的工作方针，并选派青年学生吉星明(“民青”，1948年4月入党)，开始在驻昆明地区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中建立关系、发展组织、搜集情报。 建立第一个工作点：3月，吉星明介绍青年学生林羽军加入“民青”。利用林家开设的“西北大旅社”来往人员复杂，便于掩护的条件，经高志远决定在此建立工作点。 建立发展关系：3，4月间，通过林羽军先后介绍了“西北大旅社”的会计谢家宝，刑警大队的李荣光，及赵大盈加入“民青”；吉星明介绍云南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少尉文书钱再贵加入“民青”；上级党组织又转来警察一分局杨××等两人的“民青”关系。 4月 获取情报保护组织：4月，敌情工作组织从刑警大队获悉特务要逮捕昆女师附小教师、中共党员潘景桂的情报，及时报告上级组织。党组织发动学生保护，使潘景桂免遭逮捕；在昆明学生纪念“红五月”活动中，敌工人员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学生中发展特务、搜集进步学生黑名单的情报，及时报给上级组织；并获悉军统滇站及警备总部派特务到麻栗坡、马关一带侦察人民武装的活动及派遣特务到开远逮捕人民武装联络员的情报；特务机关还在昆明火车南站、东站、碧鸡关等处借检查为名拘捕我下乡工作的同志。 5月 与刑警大队大队附建立关系：5月，李荣光向组织汇报了其表兄、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即军统滇站第四公开组)大队附潘少卿受排挤及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情况。高志远决定由李荣光与他建立关系，但不发展其加入组织。由李荣光转告他：只要为我们工作，解放后是会给予出路的。以后，潘少卿曾经为我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打入二十六军谍报训练班：5月，林羽军介绍刘步云参加“民青”，并通过警备部情报处一科长的关系，派刘步云等五人进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委托第二十六军举办的谍报人员训练班。不久因训练班停办，刘步云等人撤回。 6月 在各警察分局发展关系：6月，根据上级指示，我敌工人员在昆明市警察局一、二、三、四、八分局先后各发展2人加入“民青”，在五分局发展1人加入“民青”。上级组织转来消防大队3人、交通大队1人的“民青”关系，1人的“新联”关系。 根据敌情工作的开展情况，高志远及时提出“拉出来为主，打进去为辅”的工作方针，针对不同对象采取灵活的方法，逐步建立情报渠道。 为“反美抗日”运动提供情报：6月，省、市工委决定6月17日举行昆明学生，“反美抗日”集会，云南当局下发了不准学生集会游行的禁令。潘少卿、钱在贵、李荣光等人向组织报告如学生游行，宪警及刑警大队特务奉令逮捕离开游行队伍的零散学生的情报。吉星明立即到云大设法通知学联：游行时学生不可离开大队。在游行过程中警察未能逮捕学生，但游行结束后学生分散返校时被军警抓走29人。 转移重要文件：自6月17日以来，云南当局不断逮捕学生，学生被迫集中到云南大学和南菁中学两校坚持斗争。获悉敌人准备武力攻打两校，逮捕进步学生，破坏云南地下党组织，高志远指示吉星明冒险进入军警严密监视封锁的南菁中学，取出一包重要文件交给组织。这批文件中有部分地下党领导同志的自传、党费收支记录、密电码、学习材料等。 7月 掌握特务情况：7月，根据组织的要求，潘少卿提供了在昆供职的特警训练班1～5期毕业人员的集体照片，并——注上姓名；另外还提供了部分特务的照片，为以后的肃特工作创造了条件。 获取审讯情报：7月15日，云南当局武力攻打云大和南菁中学，逮捕师生800多人，并对被捕师生刑讯逼供，企图打开缺口，获取破坏云南党组织的线索。吉星明通过刑警大队队警、“民青”成员杨从新、周仕学负责押送审讯师生之机，及时掌握敌人对师生的预审情况，报告上级，避免扩大损失。 联系开展省府警卫营的工作：7月下旬，根据上级的安排，吉星明与省府警卫营地下党员刘运宗和四名“民青”成员接上关系。从此，市工委通过敌工组织领导省府警卫营的地下工作。 建立军统情报关系：7月，李荣光发展被军统除名的李培霖加入“民青”。组织指定李培霖专门搜集军统滇站和铁路警务处的情报。 为法庭斗争提供资料：7月底，在警备部军法处的“民青”成员钱在贵、吴世镛等四人，借整理“反美抗日”运动中被捕师生的预审口供上报特刑庭之机，抄录一份上交党组织。这份资料对党组织开展法庭斗争及审干起了很大的作用。 8月 刻印《新华电讯》：高志远吸收青年学生田培宽(“民青”，1948年9月入党)参加敌情工作，并将铁局巷7号田培宽家作为工作据点，田玉英(后加入“民青”)参加据点工作，由田培宽刻印《新华电讯》供全市党组织使用，此项工作持续到1949年6月。 8月底，党组织转来周自荣(“新联”)等3人参加情报工作。后派林昌德打入刑警队五组。 9月 成立敌情工作小组：9月，经郑伯克批准成立昆明市敌情工作小组(以下简称敌工小组)，由高志远领导，组员有吉星明、田培宽。敌工小组的工作由郑伯克直接领导。小组机关设在靖国薪村45号吉星明的姨父家。 获取敌人机要文件：9月，刘运宗从省府印刷所获得一本各保安团军官编制名册，从宪兵十三团一班长处获得一套宪兵特高勤务训练教材。李荣光从刑警队窃出一木“防谍保密手册”。以上文件资料由吉星明上交高志远。 成立“救盟”组织：9月，经郑伯克批准，敌工小组成立了外围组织“云南救国正义同盟会”，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发展建立关系。由高志远拟定“救盟”章程，为了利用云南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章程提出：“我三迤人民，为拯救云南免遭战乱，而享安宁和平生活，特成立此会。……”后来只发展了少数几个关系。 加强腰站据点的工作：9月，敌工小组派胡俊到禄丰县腰站据点秘密组织“农民自救会”，发动反“三征”斗争。后来在“农民自救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禄罗游击大队。 10月 开展敌军情报工作：10月，田培宽介绍商行职员褚伯伟加入“民青”，并由褚领导“新联”盟员冯平自二十六军情报科长蒋×处获取情报。 对刑警大队情报股开展工作：10月，上级将“民青”盟员孙时熙的关系转给吉星明，由吉领导参加敌情工作。孙时熙于11月介绍刑替大队情报股的政治情报收发员张应武加入“民青”。 11月 在警卫营发展党员：11月，刘运宗、田培宽介绍省府警卫营班长李富入党，增加了党在警卫营的力量. 1949年 1月 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向中外宣告我军将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美蒋反动派阴谋“划江而治”，保存反动势力，以便卷土重来。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求和，企图以“和平”名义维持其法西斯统治。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继续揭露和打击国民党的和谈阴谋，提出了向全国大进军的计划。14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批驳蒋介石的元旦求和声明，提出彻底消灭反动势力的八项和谈条件。21日，蒋介石被迫“引退”，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的总统，同意以我党所提条件为和谈基础。 为适应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战略部署需要，中央军委命令战斗在桂滇黔边的“自救军”第一纵队与广西左右江地区、靖镇区、黔西南和滇东南的开广、罗盘、弥泸地区的游击部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 2月 12日，因昆明中央银行拒绝兑换紫色票面金元券，引起为生存所迫而挤兑的群众冲击南屏街中央银行分行大楼，卢汉亲赴现场，督饬宪警逮捕群众并当场枪杀无辜群众21人。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将卢汉列入战犯名单，新华社发表短评《警告杀人犯》，中共昆明地下组织将新华社短评分送卢汉及其周围人员，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25日，卢汉委托与我党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痕为代表，携卢汉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信通过黄洛峰等找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表示愿“接受指示”。香港分局成员潘汉年接见宋一痕，并向中共中央及周恩来报告。香港分局答复卢汉：暂由宋一痕作联络；未经中共中央同意不能北上。 3月 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根据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总形势，提出今后解决100多万残余国民党军队的“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依据情况灵活运用这三种方式去解决敌人。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东北局，从起义滇军中选派人员做争取卢汉的工作。东北局和东北军区政治部派五十军代参谋长张秉昌于5月回到昆明，向卢汉转达了中央军委争取卢汉起义的意愿，宣传党的政策；东北局还遣返了一批经过教育的起义和被俘的滇军军官回滇，其中有的被卢汉安排在保安团任职，有的被委任为县长。 中共云南省工委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分析云南的形势，拟定立足于在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斗争配合野战军解放云南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城市群众运动和反蒋统一战线，争取以“绥远方式”解放云南的方针。 卢汉委托保安第三旅旅长龙泽汇派人与桂滇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联系，要求会谈。朱家璧向桂滇边工委和省工委汇报，并复信给卢汉要他提供部分武器弹药以示诚意。 杨青田通过选举当选为省参议会副议长，经省工委部署，在会内党的统战小组策动下，开展要求在云南停止征兵征粮的斗争；同时，昆明市委发动各界拥护这一倡议，使斗争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4月 中共中央经过同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谈判，拟定《和平协定》八条廿四款，规定和平方式的具体政策，被蒋介石拒绝。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发动渡江战役，突破蒋介石长江防线，占领了南京。25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中共云南省工委据此分析云南形势，指示各地党委，“关于云南解放问题，我们争取北平式，但要立足于准备采取天津式；党的工作重点在扩大，深入武装斗争，准备配合解放军解放云南；同时，要加强统一战线和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 省工委统战工作小组在省参议会中发动反对蒋系贵州八十九军及阻止第八军与胡宗南部入滇的斗争。 4月末，卢汉派宋一痕向华南分局报告，准备按中共中央和谈八项条件起义，要求中共中央指示行动方针，派代表常驻昆明联络。华南分局将此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并周恩来。 5月 月初，华南分局领导成员乔冠华在香港会见宋一痕，宋报告云南情况称：卢汉急于行动，希望中共中央立即指示方针，派干部赴昆协助，并望滇省游击队能配合行动。 11日，中共中央电复周楠，庄田并华南分局，指出“卢如决心发动反蒋，在可能条件下，我可以一部武装队伍配合卢军消灭蒋匪势力，但除此外不可订立任何条件，不可接受任何约束”，“云南局部和平问题，应要卢汉派全权代表直接到北平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谈判”。 下旬“边纵”代表朱家璧及许南波、杨守笃与卢汉代表龙泽汇在寻甸羊街磨盘寺举行会谈。在此前后，卢汉分三批输送武器给边纵，并提供了电台和一部分经费、药品。与此同时，边纵政治部主任张子斋率工作组秘密赴昆，进行争取卢汉的具体工作。 中共云南省工委、昆明市委向昆明各级党组织提出“反对蒋介石反动派残余力量溃退入滇，争取云南局部和平解放”的口号，深入发动群众，发展统一战线。昆明地下党及时翻印《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文件，向国民党军政人员散发，发动政治攻势。省工委统战小组在省参议会中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利用蒋卢矛盾，发动驱逐蒋介石嫡系、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的斗争取得胜利，蒋介石调走何绍周，警备总司令部撤销。6月，成立以卢汉为主任的云南绥靖公署。 省工委统战小组在省参议会中发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将存在云南的黄金、白银、外币外运和将五十三兵工厂等工厂的设备拆迁台湾。同时，地下党又在省参议会中和社会上发动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在云南发行银元券。11日，云南省政府决定铸造和在全省发行银币(半开)，拒绝发行银元券；14日，又决定截留外运的金银、外汇，接管国民党中央政府财政部掌管的关税、盐税等国税。 6月 武汉解放后，中南地区之敌以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所部为主力，建立“湘粤联合防线”，妄图阻我大军南进。中央军委决定，对西南各敌及白崇禧集团均应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动作，断其后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战略方针，并指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还必须兼用政治影响。命第四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之第四兵团，迅速向中南进军，解放湘、赣、粤、桂5省，切断白崇禧部向云南、贵州的逃路；第二野战军主力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以华北野战军和一野一部待二野断敌退路时，会同二野主力聚歼胡宗南集团。 同月，人民解放军总部派参加傅作义起义的原国民党北平警备总司令周体仁(云南籍，傣族)启程回云南。周于8月底到达，待机进行策动卢汉起义的工作。 解放军渡江后，云南各族各界人民欢欣鼓舞，热烈拥护中共中央的决策和号召。中共昆明地下组织也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组织工作，积极发展党和外围群众组织，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准备迎接解放军的各项工作。全市工厂、铁路交通、邮电等系统的工人中都有党的工作；工会除铁路系统外，其余系统均被地下党控制。全市38所大中学校均开展了党的工作。在国民党的行政、财政、金融、治安、警察等部门建立了生活互助、文体、学习社团等合法形式的群众团体。对国民党政府机关的工作方面，有厅处以上官员身份之地下党员及外围组织和与地下党有政治联系的人员，团结拥护中共中央和谈八项条件的民主人士进行各方面的工作。 省工委统战小组在省参议会中发起要求取缔在云南的特务组织及阻止桂系三○三师入滇的斗争，蒋介石被迫将公开的特务组织和人员撤出云南；而卢汉同意保密局滇站站长沈醉留任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长，沈醉则借此在云南继续部署了潜伏特务组织和地下电台。 遵照中共中央决定，华南分局调林李明任滇桂黔边区党委书记。林李明来昆会同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进行了区党委筹建工作；在赴滇东南游击根据地召开区党委成立的扩大干部会前，听取了昆明市委关于工作情况和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全面部署的汇报。 7月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云南地方实力派代表求见一事，写信给周恩来，请周接见一次。告以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 卢汉代表宋一痕赴北平。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会见宋一痕，表明欢迎卢汉靠拢人民，反蒋起义，历史罪恶既往不咎；并指示卢汉起义时间不宜过早，应在解放大军接近云南取得联系与策应时才能行动。 下旬，根据中共中央3月决定，中共桂滇边工委和中共云南省工委合并。在砚山阿猛召开扩大干部会，成立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云南全省的游击武装和桂滇黔边纵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边区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加紧进行反蒋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和平解放昆明。并于次月派朱家璧，张子斋、郑敦为代表在路南石林再次与卢汉代表龙泽汇商谈，争取卢汉进一步靠拢人民。 8月 卢汉派卓立为代表前往西康与刘文辉联系，并通过刘文辉联系四川潘文华、邓锡侯，准备共同举行起义。 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鄂西、湖北及赣西北、赣西南广大地区。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与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长沙、湘潭等地和平解放。接着我第十三兵团经湖南西部南下广西，第四、第十五兵团自江西进军广东，沿粤桂边急进，断敌向云南、贵州及海南岛的逃路。 下旬蒋介石由台湾经广州飞到重庆，召见胡宗南、宋希濂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策划部署西南防线，并召卢汉赴渝，卢汉托词未去，派朱丽东、杨文清前往代表谒蒋，蒋则先后派肖毅肃、俞济时、蒋经国来昆催卢赴渝；张群并与卢的主任秘书杨适生通电话，促卢应命。卢汉及其军政要员犹豫不决。同时，蒋介石派总参谋次长肖毅肃到昆明部署“围剿”边纵。这期间，广州、香港谣传昆明为中共控制，云南已起义，蒋系李弥第八军、刘伯龙第八十九军和桂系张光玮部已进驻黔西、桂西，逼近滇境，加紧控制云南的部署行动。云南顿时出现复杂紧张的局势。 28日，中共中央电示香港工委，并转告滇桂黔边区党委，派人到昆明找宋一痕联系，并指示了对卢汉做工作的5点原则：1．要其允许我部队之自由活动，并接受其所有枪支弹药钱粮之援助；2．发动参议会及群众团体学校一致进行拒绝蒋桂系匪军入境；3．要其将12个保安团集中应变；4．加强对蒋匪特务的管制，必要时一网打尽；5．卢的部队须严明纪律，切实保护国家财产。 31日，宋一痕由北平经香港回到昆明，向卢汉转达了中共中央争取卢汉起义的意见。 月底，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副书记郑伯克和周楠从滇东南游击区到昆明，听取昆明市委关于局势发展和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措施的汇报，作了进一步的研究部署。认为卢若赴渝，必接受蒋介石条件，否则将被扣留。遂由杨青田邀同地方上层人士徐继祖、缪云台去劝告卢汉勿上当赴渝，并曾试图发动群众采取适当方式坚定卢汉的反蒋立场。 9月 3日，蒋介石由于再三促卢赴渝未果，即认为卢“决意背离中央以自保”。蒋经国在日记里写道：“父亲最后决定：‘解决云南问题之原则，应以政治为主，避免流血’”。 6日，卢汉在蒋介石的一再胁迫下前往重庆。蒋经国日记里记道：“父亲正对西南局势、尤其是对滇局忧虑之际，卢汉果于本日下午来渝，致一切既定方针，必须改变”，“此时云南问题实为国家存亡、革命成败之最后关键，如能兵不血刃，和平争取，殊为最大之幸事；且中央入滇与驻滇各军，皆无必胜把握，故不管滇卢如何狡狯成性，首鼠两端，亦只有抱‘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之决心，而予以相当之满意，使彼有所感悟”，“下午阎院长百川自粤来渝，衔李宗仁之命，要扣留卢汉，勿使回滇，父明告其不可之意”。 6日下午，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得知卢汉赴渝，作应变部署。昆明市委通知，对在一线工作已暴露的党员，除必须坚守岗位者外，立即隐蔽，准备疏散转移。 7日中午，蒋介石“拟定肃清中共及反动分子计划，并向政府建议发卢汉剿共经费银洋100万元”，与卢汉作长谈，“促其即日行动”。蒋卢双方商谈后达成协议：蒋介石许诺给卢汉两个军的编制和番号，拨给军饷、武器装备；所有在滇的军、警、宪、特归卢汉指挥；卢汉则接受在昆明进行“整肃”；“围剿”“边纵”；机场、铁路交通线归蒋军控制；部分改组省政府等条件。8日，卢汉由重庆回到昆明，保密局西南区区长徐远举及局长毛人凤也先后率大批特务到昆。卢汉通过民主人士刘淑清等将“整肃”消息透露给杨青田、唐用九等。中共昆明地下组织迅速疏散转移大批党员和进步分子往农村游击区，同时，调整组织领导机构。 7日，周楠离昆飞港，向华南分局作了汇报。 卢汉赴渝后，边区党委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华南分局报告说：蒋、卢间矛盾不能根除，只要我策略运用得当，当大军迫近及卢的周旁进步分子起影响作用，卢尚有向人民靠拢的一线希望。对策是：一、积极争取卢，坚决打蒋匪，扩大其矛盾。为此：1．复信或派人与卢当面说明：我们了解其处境，但愿其勿因目前感困难而改变既定之路向与原则，只要其集结兵力应变，我们决心以全力援助作战，并同意其提议，续派人商谈；2．争取其保安团部下及其周围人士，以坚定他；3．动员昆明上下层力量及舆论界、参议会，适当地争取卢，反对蒋，要求安定生活，反对蒋军入滇：二、倘卢决心靠蒋，公然或暗中向我军进攻时，我则边前进边拉，并争取其保安团起义，以此迫其向人民靠拢；三、党内克服对卢幻想、麻痹观念，乡村、城市切实准备应付恶劣局势；四、军事上积极出击。 9日，蒋系特务发动反革命“整肃”，解散省参议会；查封报馆、学校；逮捕民主人士、报馆工作人员、工人学生共400余人；随后又派特务暗杀了已于8日秘密转移潜往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杨杰。 10日，宋一痕致电华南分局并报中共中央，要求“共商对策”。 边区党委遵照中共中央电示，派郑敦于9月中旬赴昆明与宋一痕商谈。郑敦到昆明，与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对当时严峻的局势分析研究后，由郑敦先后两次会见宋一痕。向宋说明形势和党的政策，严正指出卢汉违背诺言，为蒋殉葬是自走绝路，劝其悬崖勒马，并向卢汉提出：一、停止捕人，保证被捕者生命安全，勿施刑罚，并寻机释放；二、恢复报社、学校；三、将特务名单交我，并压制特务活动；四、保证保安团不向我进攻，将滇西4个保安团调昆，在铁路线保安团应对蒋军牵制，并随时将蒋军部署行动告我；五、地方行政人员反动者撤换，恶霸武装予以改编或解散；六、我对卢辖区不反共武装及行政人员不予攻击；七、彼此设一电台，密切联系。会谈后，卢迟疑未作答复。郑伯克、郑敦即分别返回游击根据地，行前将中共中央同宋一痕约定的联络代号交陈盛年掌握。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人民解放军在衡阳、宝庆地区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上旬解放湘南、湘西地区。14日解放华南重镇广州，继而在阳江、阳春地区追歼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部4万余人。19日，中共中央发出进军西南的指示。 同月，云南全省“边纵”部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开展反“围剿”斗争。“边纵”西进部队跳出外线，挺进滇西，断敌逃缅通道。 周体仁于上、中旬先后与卢汉面晤，介绍北平和平解放情况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卢汉表示愿率部起义。周体仁向卢转达中共中央意见，云南举行起义的最好时机是人民解放军消灭蒋系胡、白两集团军后，向云南进军时，并表示愿代卢同解放军总部联系。在此期间，卢汉指使其绥署军法处长杨振兴掌握对“九九整肃”被捕人员的审讯工作，毛人凤几次提出名单，要卢汉批准屠杀被捕人员，卢汉均推故拖延。 11月 3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出巡”抵昆，卢汉得到地方耆老李根源、周钟岳的支持和群众斗争的推动，利用蒋、李矛盾，要求李对被捕人员从宽处理。在取得李宗仁“交卢主席酌情处理”的批示后，于11月底以前分批释放了全部被捕人员。 15日和30日，重庆、贵阳相继解放。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向川黔滇康国民党军政人员发表四项忠告，即：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工作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等。 同期，滇桂黔边纵队反“围剿”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在云南境内解放县城达61座，已发展扩大到10块游击根据地。云南境内“边纵”西进部队跳出外线，民兵游击队9万余人，已形成对昆明包围的态势。 由国民党陆军总部参谋长汤尧率领的陆军总部直属部队，及宪兵副司令李楚藩率领的6个宪兵团，陆续进入滇东，大批特务也撤到云南。昆明成为国民党机构和人员逃往台湾等地的空运中转站。国民党特务组织为防止卢汉起义，控制云南和昆明，进行了各种阴谋活动。 月底至12月初，卢汉通过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痕、吴少默、刘淑清、杨克成等告知昆明地下党组织，他已决定起义，以及调集部队，准备寻机扣押蒋系军长李弥、余程万等部署，并向中共昆明市委提出6点具体要求。中共昆明市委表示欢迎和支持卢汉起义，起义时间则望密切注意局势发展并待我方向上级报告请示。市委书记陈盛年与副书记赖卫民商定，立即向东去广西百色地区迎接野战军的边区党委领导和在滇中游击区的郑伯克报告，向率领西进部队在滇西作战的“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及滇西北地委通报，告以在进攻滇西解放区的卢汉七十四军东调昆明时不加阻击。 12月 1日，卢汉下令成立昆明警备司令部，委任佴晓清为司令。2日，发布戒严布告。 4日，宋一痕写信给昆明市委，告知卢汉决定起义，并附卢汉“衷念”6条。 4日，中共昆明市委商请在昆明治病的边区党委执委李雨枫飞香港转广州向华南分局报告卢汉准备起义情况，并请电告已到百色迎接野战军的边区党委领导林李明、庄田，同时向全市党组织作了紧急部署，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同日，南宁解放。 5日，卢汉委托周体仁为全权代表，经香港往广州，于8日晚向叶剑英、方方、古大存报告起义部署，呈交卢汉给中共中央书面报告和致叶剑英的信，表示“决心起义”。并提出起义后，请中央派员改编军队；地方政权请从上而下有秩序的接收，勿混乱的接管；地方土匪武装，请勿改编；军队中的旧军官，请一视同仁，加以安插；云南解放纵队，请暂在原防，勿把地方秩序搞乱；卢汉的叔父卢浚泉在东北被俘，请予释放等要求。同时派省政府财政厅长林南园通过在港的云南籍民主人士龚自知找到中共香港工委张铁生联系，报告卢汉即将起义。 上旬，蒋介石自11月中旬从台湾飞重庆后，从重庆转到成都，督饬迅即把国民党国防部及陆军总部迁入昆明。张群往来于蓉昆之间游说布置，卢汉均婉言拒绝。7日，蒋经国的日记中说：“滇卢之靠共态度亦渐显露，既不愿大本营常驻昆明，亦不肯接受滇黔剿共总司令名义”。8日，蒋介石派到昆明“安抚”卢汉的张群奉命偕龙泽汇、余程万、李弥三军长赴成都见蒋介石，定于9日返回昆明。形势十分紧迫，卢汉当机立断，决定立即起义，并向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作了通报。 8日晚，昆明市委派专人携信赶赴滇中向郑伯克报告，并进一步作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9日，张群、龙泽汇、李弥、余程万返回昆明。当晚，卢汉借张群到昆召开会议为名，软禁张群，扣留按通知到会的李弥、余程万、沈醉、沈延世、李楚藩、童鹤岑、石补天等。起义部队控制了全市军事要地，解除了国民党中央系统驻昆单位的武装。午夜，卢汉宣布起义，发表通电，报告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 同日，西康刘文辉、四川潘文华、邓锡侯也宣布起义。 10日，中共昆明市委启用党中央与宋一痕约定的代号，派杨青田公开以中共联络员身份与卢汉建立正式联系，以利于使党中央和刘、邓首长指示得到贯彻执行，并协商处理双方配合行动的问题。经商定，把全部力量集中到保卫起义成果上来，由起义部队组织保卫昆明的防线，由地下党联系并接运朱家壁所率西进部队及余卫民南来部队到昆明支援。关于卢汉建立“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地下党暂不派代表参加，只建议由宋一痕兼任公安处长，市委保卫部派人进入公安处负责实际工作。依靠原来敌工工作的基础，在市委领导下按专门机关和各基层组织相结合的部署，立即在全市开始逮捕敌特，发动群众全面展开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共捕获特务及反革命分子1290名，至军管会接管昆明时，全部交军管会审理。 同日，蒋介石任命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曹天戈、彭佐熙分别继任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命令两军向昆明进攻。 1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卢汉，对起义表示欢迎。指出卢汉率部起义“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指示卢汉接受第二野战军刘、邓首长的领导，准备迎接解放军入滇；执行约法八章和刘邓四项号召，肃反镇反，与云南人民武装建立联系。并指出：“为向云南与全国人民正式宣布此次起义并取得各方谅解，拟以另发一通电，对过去作进一步的检讨，再由我方电复并于互相同意后发表，较为妥当”。同日，中共中央指示二野刘、邓和华南分局叶、方：卢汉通电起义，其通电内容不甚好，现已由毛朱电复，令其接受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逮捕反革命分子，与云南人民革命武装建立联系，并另拟通电作进一步检讨；此后卢汉问题由刘、邓本此方针直接处理，无须经过叶、方处之周体仁接洽。 中共昆明市委大量翻印大幅《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在市内和郊区张贴，号召各界人民学习、贯彻和执行。 12日，郑伯克从滇中回到昆明听取昆明市委汇报起义后的局势和全面工作部署。应卢汉要求，组织车队往滇西接运朱家璧率部来昆配合起义部队阻击蒋军。同时通知“边纵”部队向蒋军侧背牵制、夹击。 国民党前驻昆明空军司令张有谷号召驻昆空军起义，昆明市委派郭佩珊协同张有谷依靠我在昆明机场及空军基地的地下组织和起义骨干巩固空军部队，保护飞机及昆明机场，投入保卫昆明的战斗，出击轰炸了沾益，蒙自、西昌等地的蒋军及其控制的机场。 13日，刘、邓致电中央军委，请示对卢汉宣布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及其它问题的处置意见。15日，中央军委复电刘、邓，同意他们提出的意见，即以前线指挥部名义，由刘、邓批准成立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令起义军、师长仍就原职，巩固部队，听候整编。 16日，蒋系第八军、二十六军进抵昆明近郊，向市区发起进攻。昆明市委领导全市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起义部队保卫昆明，并组成3000余人的以工人为主体的人民武装“昆明人民义勇自卫总队”，担负市内戒严治安任务。“边纵”部队在昆明外围攻击敌军侧后，牵制敌军的进攻。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命令二野五兵团四十九师从贵州疾进云南，驰援昆明。四十九师于21日进抵滇东曲靖地区，在”边纵”部队配合下，进击敌军。敌二十六军、第八军于21日、22日向滇南仓惶溃逃，昆明保卫战结束。 22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经双方电商同意的卢汉起义通电，同时发表朱德、周恩来给卢汉的复电。 12月，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后，在昆明市委直接领导下，建立了全市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全市人民群众，贯彻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建立和保护革命秩序。全市人民热烈展开准备迎军接管的各项工作。同时，接管了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和广播电台，创办《云南人民日报》以及时传达宣传党中央，人民解放军的方针政策和动员群众准备迎军接管。并应卢汉的要求，派财经小组的地下党员韩子旺到临时军政委员会财务处任副处长，协同维持昆明的经济秩序，准备配合解放军进行接管的工作。30日，朱家璧率“边纵”西进部队两个团到昆明与南来的九支队四十一团会师，并会同先行进入滇东的野战军第四十九师副师长与卢汉会见，商定抽调起义部队4个团由朱家壁率领南下元江配合入滇野战军围歼逃敌第八兵团。 1950年 1月 3日，庄田等“边纵”领导干部到达百色，与野战军第三十八军会师后，到南宁向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汇报。为全歼敌第八兵团于滇南地区，断敌南逃通道，按照中央军委和二野刘、邓首长确定的“对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方针，四兵团党委在南宁召开会议，陈赓司令员对滇南战役作出部署：归四兵团指挥的四野第三十八军第一一四、第一一五师和“边纵”第一支队组成左路军，直插马关、河口、金平一线，断敌逃越道路；四兵团第十三军为中路，由“边纵”第四、第十支队配合，抢占蒙自机场，断敌空中逃路，歼敌于滇南地区；“边纵”西进部队，独立一团和起义的暂编第十三军一部为右路，配合野战军行动，阻击围歼敌军。 18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致电宋任穷转滇省委并报中共中央，就解决当前云南各种问题确定了基本原则，指出处理云南的各种问题，“必须与卢汉商量，经过双方协议，才能决定”，“我们不可能满足卢的要求，但亦必须给卢以恰当的照顾，照云南情况说，可能比西康办法要宽一些”，“云南问题不是一个或两个步骤就能解决问题的，故在处理各项问题时，不可操之过急，而应分清先后缓急，分别主要或次要有步骤有方法地加以解决，对卢系人物的教育和改造，尤须在各方面不惜功夫做到仁至义尽”。西南局的电报中还就起义部队的整编，省级和专县政权的移交及人事安排原则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19日，中央复电西南局，完全同意西南局对“云南问题的处理方针”，并指出“我们在云南解决一切问题均应和卢汉商量办理，凡是卢汉不愿急办的事，均不要急于办”。 1月下旬，二野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派毛更更生、刘华等4人财经工作小组先行进入昆明指导协助中共昆明市委组建接管财经工作的专门班子，研究准备接管财经部门的有关资料。 1至2月，在二野刘、邓首长和四兵团陈赓司令员统一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挺进部队和二野四兵团在“边纵”和起义部队配合协同下，进行滇南战役，封锁了敌人外逃的陆路及空中通道，追歼残敌，活捉第八军军长曹天戈和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2月19日，把红旗插到了边境重镇打洛，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云南负隅顽抗的阴谋，云南全省获得解放。 2月 2月1日，陈赓率二野第四兵团司令部从广西百色到达滇桂黔边区的贵州省安龙县城，与宋任穷率领的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会合后，同滇桂黔边区党委领导机关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会师。根据中央决定，撤销滇桂黔边区党委，成立中共云南省委，撤销“边纵”司令部，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 2月20日，陈赓、宋任穷、周保中等率四兵团司令部及野战军一部和西南股务团云南支队进驻昆明，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开始接管工作。 全书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