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书》


 01卡利普第一次见到如梦

    不要引用题词，它们只会扼杀作品中的神秘!

    ——阿德利

    尽管扼杀神秘，杀死倡导神秘的假先知!

    ——巴赫替

    如梦在甜蜜而温暖的黑暗中趴着熟睡，背上盖一条蓝格子棉被，棉被凹凸不平地铺满整张床，形成阴暗的山谷和柔软的蓝色山丘。冬日清晨最早的声响穿透了房间：间歇驶过的轮车和老旧公车；与糕饼师傅合伙的豆奶师傅，把他的铜罐往人行道上猛敲；共乘小巴站牌前的尖锐哨音。铅灰色的冬日晨光从深蓝色的窗帘渗入房里。卡利普睡眼惺忪地端详妻子露出棉被外的脸：如梦的下巴陷入羽毛枕里。她微弯的眉毛带有某种如梦似幻的感觉，让他禁不住想知道，此刻她的脑袋里正上演着何种美妙的事情。“记忆，”耶拉曾经在他的一篇专栏中写道，“是座花园。”当时卡利普就曾想到：如梦的花园，梦境的花园。别想，别想!如果你想，你一定会醋劲大发。然而，卡利普一面研究妻子的眉毛，一面忍不住继续想。

    他想要进入如梦安稳睡眠中的幽闭花园，探遍里头的每一棵柳树、刺槐和攀藤玫瑰，或者尴尬地撞见一些面孔：你也在这里?呃，那么，你好!除了他预期中的不愉快回忆之外，带着好奇与痛苦，他也发现一些意料外的男性身影：不好意思，老兄，可是你究竟是在何时何地遇见我太太的?怎么，三年前在你家；阿拉丁店里卖的外国杂志中的图片里；你们两个一起上课的中学；你们两个人手牵手站着的电影院休息区……不，不，或许如梦的脑袋没这么拥挤也没这么残酷。或许，在她阴暗的记忆花园中，惟一一块阳光照耀的角落里，如梦和卡利普很可能正要出发去划船。

    如梦一家人搬回伊斯坦布尔后几个月，卡利普和如梦都染上了腮腺炎。那阵子，卡利普的母亲和如梦的美丽母亲苏珊伯母，会分别或相偕牵着卡利普和如梦，带他们搭乘公车，摇摇晃晃驶过碎石路，到别别喀或塔拉布亚坐小船。那个年代，可怕的是细菌而不是药物，许多人相信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干净空气可以治疗腮腺炎。早晨，水面平静，白色的划艇，划船的总是同一个友善的船夫。母亲或伯母总是坐在船尾，如梦和卡利普则并肩坐在船头，躲在随着划浆的动作忽高忽低的船夫身后。他们伸出同样细瘦的脚踝和脚丫子，浸在水里，下方的海水缓缓流过——海草、柴油引擎漏油所反射出的彩虹、半透明的鹅卵石，还有几张依然清晰可读的报纸，他们在报纸上搜寻耶拉的专栏。

    卡利普第一次见到如梦，是在得腮腺炎之前几个月，当时他正坐在一张放在餐桌上的矮凳子上，让理发师剪头发。那段日子里，留着一脸道格拉斯·范朋克胡子的高大理发师，每星期有五天会到家里来帮爷爷修脸。在那个年代，阿拉伯人的店和阿拉丁的店门口买咖啡的队伍比现在长得多，尼龙布料仍由小贩兜售，而雪佛兰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伊斯坦布尔街头。那时卡利普已经上小学了，他会仔细阅读耶拉以“谢里姆·卡区马兹”为笔名写作的专栏，刊登于《民族日报》的第二页，一星期五次。不过他并非刚开始学读写，奶奶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教他识字了。他们总是坐在餐桌的一角，奶奶嘴里叼着从不离口的“宝服”香烟，吞云吐雾，熏得她孙子眼泪直流，她用嘶哑的声音揭开字母组合的神奇魔术之谜，烟雾使得拼字书里异常巨大的马匹变得更蓝更鲜活。这匹马的下方标示着“马”，它的体型大过其他如跛脚挑水夫和贼拾荒汉的拉车马等瘦巴巴的马。卡利普从前常常希望能把魔法药水倒在拼字书里这匹健壮的马身上，让它活过来。然而等他进了小学后，学校不准他直接跳读二年级，而必须从头学一遍同一本有马图的拼字书，那时他才明白，之前的希望只是一个愚蠢的幻想。

    假使爷爷真的能够实现诺言，出门弄到魔法药水，装在石榴色的玻璃瓶里带回来，那么卡利普一定会把药水倒在别的图片上，像是布满灰尘的法文《写照杂志》，里面充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齐柏林式飞船、汽车、泥泞的尸体，或是梅里伯伯从巴黎和阿尔及尔寄来的明信片，或瓦西夫从《大千世界》里剪下来的长臂猿哺喂宝宝的照片，还有耶拉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各种奇怪人脸。可是爷爷再也不出门了，甚至连理发店也不去，他一天到晚待在家里。虽然如此，他每天还是穿戴整齐，就像以前他出门去店里一样：大翻领的旧英国外套，颜色像他星期天脸上的胡楂一样是灰色的，还有西装裤、链扣和一条爸爸称为“官僚领巾”的细领带，妈妈总是用法文说“领巾”：她出身于比他上流的家庭。接着，爸妈会谈论起爷爷，语气好像是在讲那些年久失修每天都可能倒塌的木房子。谈着谈着，忘掉了爷爷，有时候他们会彼此大声起来，这时他们会转向卡利普，“你现在上楼去玩。”“我可以坐电梯吗?”“别让他一个人坐电梯!”“你不可以一个人坐电梯!”“我可以跟瓦西夫玩吗?”“不行，他会抓狂!”

    事实上，他才不会抓狂。虽然瓦西夫又聋又哑，但他明白我并不是在嘲笑他，只是在玩“秘密通道”。玩法是趴在地上努力爬过床底下，到达洞穴的尽头，仿佛钻入公寓建筑的黑暗深处，我带着猫科动物般的小心翼翼，像个军人似的匍匐穿越自己挖掘的隧道，通往敌人的壕沟。可是其他所有人，除了后来抵达的如梦之外，都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我和瓦西夫会一起站在窗边，看电车的轨道。水泥公寓里的水泥阳台上，有一扇面向清真寺的窗户，它是世界的尽头，而另一扇正对女子中学的窗户，则是世界的另一个尽头。两者之间是警察局、一棵高大的栗树、街角和生意兴隆的阿拉丁商店。我们望着顾客在店里进进出出，并互相指认车辆，结果瓦西夫常常会兴奋过头，发出一声恐怖的咆哮，好像他在睡梦中跟恶魔搏斗似的，让我又害怕又难堪。这时，从我们的正后方——爷爷坐在他的丝绒扶手椅上，对面是奶奶，两个人抽烟抽得好像一对烟囱——我会听见爷爷向没在听他说话的奶奶下结论道：“卡利普又被瓦西夫吓破胆了。”接着，出于习惯而非真的好奇，他会问我们：“怎样，你们数了几辆车?”不过，他们谁也没专心听我详细报告总共有几辆道奇、帕克、迪索托和新的雪佛兰。

    爷爷和奶奶从早到晚开着收音机，收音机上头趴着一座狗的小雕像，这只毛发浓密、怡然自若的狗看起来不像土耳其狗。伴着收音机里播放的土耳其和西洋音乐、新闻、银行和古龙水广告以及地区乐透，爷爷和奶奶一路瞎扯闲聊。通常他们会抱怨手指间的香烟，好像在谈论他们从没停过而逐渐习惯了的牙痛，互相怪罪对方害自己戒不掉。如果其中一个人开始像溺水似的猛咳起来，另一个则会大声宣布自己说对了，先是得意洋洋，接着焦虑恼怒。不过迟早其中一个会平复下来，生气地说：“有完没完呀，看在真主的分上!我的烟是我惟一的享受!”然后，报纸上的某篇报道会被扯进来：“显然它们对神经很好。”接着他们或许会沉默一阵子，但这段可以听见走廊壁钟滴答声的寂静绝不会持续太久。下午当他们一边翻阅报纸一边玩比齐克牌时，他们仍然继续讲话。等公寓里其他人出现，一起吃晚餐听收音机时，爷爷已经读完了耶拉的专栏，他会说：“也许如果他们准许他用真名写专栏的话，他会多花一点脑筋。”“也更像个大人!”奶奶会叹口气，脸上摆出真诚的好奇表情，好像她是头一次问这个她每次都问的问题：“所以，他写得那么糟是因为他们不准他用真名?还是说，因为他写得太糟了所以他们不让他用真名?”“至少，没人知道他文章里羞辱的人是我们，”爷爷如此说道，他们两人时常选择这么自我安慰，“反正他用的又不是真名。”“没人会那么机灵，”奶奶则会用一种说服不了卡利普的姿态回答，“奇怪了，谁说他的专栏里讲的是我们?”不久之后——耶拉每星期都收到上百封读者来信，于是他改用自己的显赫真名，把早期的专栏重新拿出来刊登，只约略改动了几个字。他的做法，有些人说是因为他的想像力已经耗尽了，或者因为他忙着玩女人和搞政治抽不出时间，或者纯粹因为太懒——爷爷会摆出一种二流舞台演员的矫情和厌烦，重复他之前讲过几百遍的同一句话：“谁会不知道，我的老天!每个人和他的亲朋好友都知道，关于公寓大楼的那篇讲得根本就是这个地方!”这时奶奶才闭上嘴。

    大概是在那时候，爷爷开始提到他越来越频繁重复的梦。叙述梦境的时候，他两眼放光，如同他们两个一整天闲聊不休时他讲故事的模样。他说他的梦是蓝色的，在奔流不止的靛蓝色梦境中，他的头发和胡子一直长一直长。耐心听完他的梦后，奶奶会说：“理发师应该马上要到了。”可是爷爷并不高兴提到理发师。“话太多，问题太多!”结束了蓝梦和理发师的讨论后，有几次卡利普听见爷爷低声喃喃自语：“应该盖在别的地方，另一栋房子。结果是，这个地方中邪了。”

    很久以后，他们搬离了这栋“城市之心”公寓，把房子逐层卖掉。这栋建筑就像当地其他同类型的房子一样，慢慢搬进了一些小精品店、暗中实行堕胎的妇产科诊所，以及保险公司。后来卡利普每次经过阿拉丁商店时，都会一边端详建筑物阴郁黑暗的外墙，一边思索着究竟爷爷说这个地方中邪是什么意思。小时候，卡利普曾注意到理发师总会出于习惯随口问起梅里伯伯的事（对了，先生，你的大儿子什么时候会从非洲回来?），他也察觉到爷爷既不喜欢被问起，也很讨厌聊下去。这位梅里伯伯花了好几年总算从欧洲与非洲归国，然后再由伊兹密尔回到伊斯坦布尔和这栋公寓。卡利普感觉到，爷爷所说的中邪，其实是他古怪的长子，他抛下妻子和儿子远走国外，多年未归，而等他终于返家之后，却带回一个新太太和新女儿（如梦）。

    许多年后耶拉告诉卡利普，他们当初兴建公寓楼房时梅里伯伯还在。他们自知虽然比不过哈奇·贝克的糖果店和他卖的坚果软糖，但仍旧可以卖架子上一排排奶奶腌在罐子里的温桲、无花果和酸樱桃。在尼尚塔石的建筑工地旁，梅里伯伯与他爸爸和兄弟们会面讨论，他的兄弟们有些来自斯克西的糖果店（他们先是把它改成一间糕饼铺，之后又改成餐厅），有些则从卡拉廓伊的怀特药房前来。当时不满三十的梅里伯伯，总在下午离开他的律师事务所，反正待在办公室里不是浪费时间争吵，就是在旧的诉讼数据上画船只和荒岛，也没有在处理案件。来到尼尚塔石的工地后，梅里伯伯脱掉外套和领带，卷起袖子，开始对收工前逐渐懈怠的建筑工人打气喊话。就是从那阵子起，梅里伯伯开始侃侃谈论学习欧洲蜜饯技术的必要性，订购金色包装纸来包栗子糖，与一家法国企业合股兴建一座彩色泡泡浴工厂，向美国和欧洲如感染瘟疫般相继破产的公司购买机器设备，以低价替荷蕾姑姑弄来一座平台钢琴，找某人带瓦西夫去法国或德国看一位著名的耳科和脑科专家。两年后，公寓终于盖好了，但还没有住人。这时梅里伯伯和瓦西夫却已搭乘一艘罗马尼亚船（崔丝蒂娜号）前往马赛。卡利普第一次看见崔丝蒂娜号，是在奶奶的一个盒子里，船的照片散发着玫瑰花香，八年后他从瓦西夫的剪报上再次读到它的消息，得知船撞上了一座海上油井，沉入黑海里。公寓落成一年后，当瓦西夫独自回到斯克西火车站时，他依然“天生”又聋又哑（“天生”这两个字，是荷蕾姑姑被人问到时所说的，卡利普始终不明白强调这个词的秘密或原因是什么）。然而他把一个游满日本金鱼的水族箱紧紧抱在腿上，刚开始他根本舍不得移开视线，一会儿看得连呼吸都仿佛要停止了，一会儿又看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五十年后，他将继续注视这些鱼儿的曾曾曾孙子。当时耶拉和他母亲住在公寓三楼（几年后卖给了一位亚美尼亚人），但是由于他们必须寄钱给梅里伯伯，好让他能够在巴黎街头继续他的商业研究，因此他们只好搬进公寓顶楼的小阁楼（最初做储藏室，之后改建成一间加盖屋），把原来的公寓租出去。一开始他们还时常收到梅里伯伯从巴黎寄来的信，信里附上水果蜜饯和蛋糕的食谱、香皂和古龙水的配方，吃这些糖果和用这些产品的电影明星和芭蕾舞者的照片，或是各式各样的包裹，里面装满薄荷牙膏、糖渍栗子、包酒的巧克力样品、玩具消防员或水手帽。然而，随着信件越来越稀少，耶拉的母亲心里已经盘算好要带着耶拉回娘家去。只不过，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收到梅里伯伯从班加西寄来的一张明信片，才下定决心搬出公寓，回到娘家在阿克萨瑞的木房子。

    耶拉的外公在慈善组织的行政机构担任一个小小的职位。明信片上，正面棕白色的照片是一座怪异的宣礼塔[1]伊斯兰建筑中的塔，宣礼者每天五次从塔上召唤教徒们前来礼拜。[1]和一架飞机，背后的讯息提到他回家的路被炸毁了。战争结束后，他搬到摩洛哥，从那里又陆续寄来一些黑白明信片。其中有一张手绘的明信片，上面是一栋殖民地式的饭店，后来有一部美国电影在那里拍摄，故事里的军火商和间谍全都爱上了同一位交际名伶。爷爷和奶奶从这张明信片中得知，梅里伯伯娶了一位在马拉喀什遇见的土耳其女孩，新娘是穆罕默德的后裔，也就是说，她是一位沙伊地，一位酋长，而且她美丽绝伦。（多年后卡利普再度观看那张明信片时，他已经能认出飘扬在二楼阳台的旗帜是哪一个国家的。他学耶拉在故事《贝尤鲁[2]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其中一区，乃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夜生活与娱乐中心。[2]的土匪》中的遣词用句，心里认定，就是在这栋长得像结婚蛋糕的饭店的某一个房间里，他们“种下了如梦的种子”。）六个月后他们又收到了一张明信片，寄自伊兹密尔，他们不相信是梅里伯伯亲自寄的，因为他们早已接受了他永远不会回家的事实。有人谣传说他和他的新婚妻子改信了基督教，他们与一群传道士一起前往肯亚，到某个狮子懂得用三叉戟猎鹿的小山谷里，兴建新教堂，组织了一个结合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新教派。有些好管闲事的人认识新娘在伊兹密尔的家族，他们带来消息说，梅里伯伯在北非从事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事业（像是军火买卖和贿赂国王），使他成为百万富翁。他的妻子是家喻户晓的美人，不仅让他神魂颠倒，他更打算带她到好莱坞，捧她成名，如今法国和阿拉伯的杂志里想必处处可见新娘的照片。事实上，在梅里伯伯的明信片上——它们在公寓大楼里传来传去，刮痕累累，如同可疑的纸币被众人蹂躏——他写道，他们之所以决定回家，是因为他太想家了，他想念他的床。他们觉得“现在”比较恰当，是因为他以新颖而现代的经营理念，得到了他岳父在烟草和无花果事业中的股份。后来这一张明信片上的字迹比黑人的卷发还要纠结混乱，而或许是由于终将引起家族成员冷战的财产继承问题，使得其中的内容到了每一层楼都被解读成不同的含意。然而卡利普自己读了之后，发现梅里伯伯在信中所写的，只是简单明白地解释他想赶快返回伊斯坦布尔，他有一个小女婴，还没有取名字。

    卡利普第一次看到如梦的名字，是在其中一张明信片上。奶奶把所有的明信片塞在酒柜上的镜子边框里。如梦的意思是“梦”，他并不感到惊讶。后来，他们开始搜寻名字的另一层意思，他们在一本奥斯曼土耳其文字典里，诧异地发现卡利普意味着“胜利者”，耶拉是“愤怒”。而如梦表示“梦”的说法非常普遍，一点儿不奇怪。比较不寻常的是如梦婴儿时期和小时候的照片混在其他的图片中，像是教堂、桥梁、海洋、尖塔、船只、清真寺、沙漠、金字塔、旅馆、公园和动物，逐一塞在镜子的边框，环绕着这面大镜子，仿佛第二圈镜框（爷爷常常为此发火）。那个时候，卡利普对这位应该与自己同年的伯伯的女儿（用新的说法称为“堂妹”）没多大兴趣，他比较好奇的是他的“酋长”伯母苏珊，她一面忧伤地望着照相机，一面拉开黑白相间的蚊帐，犹如打开山洞的大门，让人们一窥在幽暗、恐怖、引人遐想的山洞里熟睡的女儿如梦。他后来才明白，当如梦的照片传遍整栋公寓时，是她的美貌令公寓里的女人和男人们一时哑口无言。当时，大部分话题都集中于梅里伯伯一家人何时返回伊斯坦布尔，还有他们要住哪一层楼。原因在于，耶拉在奶奶的恳求下回到了公寓，搬回顶楼的加盖屋，因为他再也受不了继续住在爬满蜘蛛的老家。耶拉的母亲改嫁给一位律师，但不久后却染上某种所有医生众说不一的怪病，猝然过世，之后耶拉就一直住在阿克萨瑞的外婆家。他在一家日后他以笔名撰写专栏的报社工作，负责报导足球赛，设法打探出球队间暗中预定胜负的丑闻；夸大渲染贝尤鲁暗巷酒吧、夜总会和娼寮里的神秘谋杀案，详实描述罪犯的精巧手法；设计填字游戏，里面的黑格子总是多于白格子；接手有关摔跤选手的连载小说，因为原来的作者沉溺于鸦片和酒，再也想不出接下去的故事。除此之外，偶尔他会写一些专栏，像是“从笔迹看个性”、“解析你的梦”、“观面相，知性情”、“今日星座”（根据亲戚朋友的说法，他通过星座专栏，在里面加入密语，偷偷向他的情人们传递讯息），一大堆“信不信由你”系列，闲暇时还会玩票性质地写影评分析新上映的美国电影。他勤奋多产，再加上如果继续独自住在顶楼公寓里，他甚至能够在记者这一行存下足够的钱来娶个太太。后来，有一天早晨，卡利普注意到电车轨道之间历久不衰的石板路被盖上了一层荒谬的柏油，他禁不住想，爷爷所说的中邪一定和公寓楼房的异常拥挤有关，或者是位置不对，或者是其他同样捉摸不定而吓人的东西。所以，当梅里伯伯——仿佛故意报复那些没把他当一回事的人似的——突然带着他美丽的妻子和美丽的女儿现身于伊斯坦布尔时，他二话不说就搬进了儿子耶拉的公寓里。

    梅里伯伯和他的新家庭抵达后的隔天春日早晨，卡利普上学迟到了。他梦见自己上学迟到，并且和一个他认不出身份的漂亮的蓝头发女孩，坐上公共汽车，驶离学校，那天学校上课时本来要读拼字书的最后几页。当他醒来时，他发现不只他迟到了，他爸爸上班也迟了。他坐在餐桌前吃早餐，短暂的阳光落在桌上，蓝白相间的桌布让他联想到棋盘，一旁的爸妈正在谈论搬进顶楼公寓的人，语气好像在讲霸占了楼房通风道的老鼠，或是缠着女佣艾斯玛太太不放的鬼魂和邪灵。由于迟到而感到没脸去上学的卡利普，不想再去思考自己为什么迟到，宁可花心思去想像搬到楼上的是什么人。他上楼到爷爷奶奶永远一成不变的房间，只听见理发师早已问起搬到顶楼的那些人，手里一边替满脸不悦的爷爷刮胡子。平常塞在镜框里的明信片此时散落各处，四处都是零散的外国文章——还有一股最终使他上瘾的陌生香味。剎那间，他感觉到一阵晕眩、一种焦虑和一股渴望：是什么样的感觉，住在眼前这些彩色明信片上的国家里?是什么样的感觉，认识一位他见过照片的美丽伯母?他真想赶快长大成为男人!当他宣布自己想剪头发时，奶奶很高兴，但是理发师就像大部分长舌的人一样毫不体贴，没有让他坐在爷爷的扶手椅里，而是拿张凳子放在餐桌上，让他坐上去。不只如此，理发师从爷爷身上取下蓝白格子布，绑在卡利普的脖子上，几乎要把他勒死，更让他难堪的是，那块布大得垂下他的膝盖，像是女生的裙子。

    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过了很久，过了十九年十九个月又十九天（依照卡利普的计算），早晨看着他妻子的头深陷在枕头里，卡利普感觉到，如梦身上的蓝棉被和理发师从爷爷身上拿下来绑在卡利普脖子上的蓝布，都带给他同样的不安。然而他从来没向他妻子提过这件事，或许因为他知道如梦不会为了如此含糊的理由更换棉被套。

    想到晨报应该已经塞进大门下了，卡利普于是用一贯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的动作起身下床。不过，他的双腿没有直接带他走向门口，而是先进浴室，然后到厨房里。开水壶不在厨房也不在客厅。从铜烟灰缸里塞得满满的烟屁股判断，如梦想必一整夜没睡，或许又读了一本新的侦探小说，或许没有。他在浴室里找到开水壶，水压不够，启动不了那个叫做“巧妇炉热水器”的吓人新玩意儿，所以他们用同一个开水壶烧洗澡用的热水，一直没有再去买另一个。做爱之前，如同爷爷奶奶和爸妈的惯例，他们有时候也会先烧水，安静而不耐烦地。

    有一次，奶奶在他们照例以“戒烟”开头的争吵中被指责忘恩负义，于是她提醒爷爷，她从来没有比他晚起床，一次都没有。瓦西夫傻瞪着，卡利普专心聆听，不懂奶奶的话是什么意思。后来，耶拉也曾针对此话题发表意见，不过他的角度不同于奶奶：“女人不容许自己睡到日上三竿，”他写道，“还必须比男人还早起，这些都是乡下人的习惯。”专栏最后还详实描述了奶奶和爷爷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棉被上的烟灰、浸在同一杯水里的牙刷和假牙、照惯例飞快阅读讣闻），奶奶看完文章后说：“好啊，现在我们可成乡下人了!”“应该逼他早餐喝扁豆汤，让他尝尝当乡下人的滋味!”爷爷回应道。

    卡利普一边洗杯子，寻找干净的刀叉和盘子，从散发着五香熏牛肉气味的冰箱里拿出看起来像塑料食物的奶酪和橄榄，然后用开水壶里刚热好的水刮胡子，他设法弄出嘈杂的声响希望能吵醒如梦，但是没有成功。他只好把报纸从门缝下抽出来，摊在盘子边上，开始阅读散发着油墨气味的沉闷文字。他一面喝着没泡开的茶，吃着不新鲜的面包和百里香调味的橄榄，一面想着别的事情：今天晚上要么去找耶拉，要么就是去皇宫戏院看电影。他瞥了一眼耶拉的专栏，决定等晚上看完电影回来后再好好读它，然而他移不开眼睛，忍不住读了一行。他起身离开餐桌，留着报纸摊在桌上。他穿上外套，走到门边但又转身回屋。双手插在装满香烟、零钱、废旧车票的口袋里，他仔细、恭敬、安静地注视妻子半晌。他转身出门，轻轻把门带上，然后离开。

    早上刚拖过的楼梯闻起来有湿灰尘和泥土的味道。外头是寒冷而浑浊的天气，尼尚塔石的烟囱喷出一朵朵煤灰和油烟，遮暗了天色。他往冷空气里呼出热气，跨步经过地上一堆堆的垃圾，走进共乘小巴站牌前长长的队伍里。

    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个老头儿，把夹克的领子竖起来当成风衣来穿，他正从摊贩车中挑选糕饼，把肉馅饼和奶酪的分开。卡利普突然脱离队伍，拔腿奔跑。他转过街角，拿起一份《民族日报》，付钱给杵在门口的报摊小贩，然后把报纸折起来夹在腋下。有一次他听过耶拉戏谑地模仿一位年老的女读者：“啊，耶拉先生，我们好喜欢你的专栏，有时候我和穆哈瑞会等得不耐烦，干脆一次买两份《民族日报》。”听完他的模拟表演后，卡利普、如梦和耶拉全都大笑。站在慢慢飘落的毛毛细雨中等了很久，全身都浸泡了脏雨，经过一番推挤后他好不容易坐上了共乘小巴，车上弥漫着湿布和香烟的气味。等卡利普确定共乘小巴里不会有人跟他闲聊后，他翻到报纸第二页的专栏，带着一个真正上瘾者的细心和享受，把它折成适中的大小，先是瞥向窗外一会儿，接着便开始阅读今日的耶拉专栏。

 02博斯普鲁斯海峡干涸的那天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让人惊奇——除了写作。

    ——伊本·佐哈尼

    你们是否注意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水位正在下降?我想你们没有。这年头，我们只顾忙着像无邪的孩童彼此嬉闹，出于好玩互相砍杀，还会有谁去读任何有关世界的报道?甚至当我们阅读专栏的时候，也只是漫不经心地浏览，一面在渡船口与人潮推挤，在公车月台前东倒西歪地打盹，或是坐在共乘小巴里任由手中的报纸不由自主地颤动。我是从一份法国地理杂志上得知这一消息的。

    结论是，黑海的温度逐渐上升，而地中海则是下降。因此，海水开始涌入海床上裂开的深邃海沟。类似的地壳运动，导致直布罗陀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地层逐渐上升。我们最近在博斯普鲁斯岸边采访到一位渔夫，他描述自己的船只如何在过去停泊过的同一片深水域里搁浅，接着他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难道我们的总理一点都不在乎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迅速发展的状况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导致何种后果。显然，不用多久，我们称之为乐园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就会变成一片乌黑的沼泽，只见结满泥巴的大帆船骨架闪闪发亮，像是鬼魂的森白牙齿。不难想像这片沼泽经历了炎热的夏天后，会干涸到到处都是泥粪堆，像是流经小城镇的浅溪河床，甚至是这片洼地的斜坡，在千万条巨大排水管涌出的污水长年灌溉滋养下，将会长出野草和雏菊。在这座又深又荒芜的山谷中，新生命将展开。黎安德塔[1]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处一座岩石岛屿上的灯塔。[1]也将从泥里冒出来，伫立于岩石之上，像一座真实而骇人的高塔。

    我可以预见新兴的城市区域，建立在这片一度被称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泥坑里，在手里拿着各种账册清单忙进忙出的市政府警察的监督之下施工：有贫民窟、路边摊、酒吧、歌舞厅、娱乐场所、旋转木马转个不停的游乐园、赌场有清真寺、苦行僧修院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巢穴，还有一间惟利是图的塑料加工厂，以及制造尼龙丝袜的苦力工厂。这片末世废墟当中，可以见到船只的尸骸，船身仍写着“嘉功市轮”，还可以看见一片片遍布水母与汽水瓶盖的荒地。等到突然下降的海水完全退去之后，冒出地面的除了有美国的远洋船舰和海草包覆的爱欧尼亚式石柱，还会有凯尔特人与力古利亚人的骸骨，依然张大嘴巴向如今不再为人所知的神祇呼求祷告着。贻贝镶嵌的拜占庭宝藏、银和锡制的刀叉、一桶桶千年酿制的葡萄酒、汽水瓶、尖首大帆船的残骸，从这些各式物品中，我可以想见一个文明，为了点亮他们过时的炉灶和油灯，他们的能源将取自一艘陷入泥淖的废弃的罗马尼亚油轮。不过我们必须有心理准备，因为，全伊斯坦布尔的墨绿废水瀑布所滋养的污秽坑穴里，将爆发出新型瘟疫，这要归功于成群结队的老鼠，它们很快会发现这里是天堂乐土，弥漫着从地底冒出的滚滚瘴气，干涸的泥塘，遍布着海豚、比目鱼和旗鱼的尸体。你们要相信我的事先警告：铁丝网后面，这片瘟疫隔离区里所发生的灾难，将侵袭我们每一个人。

    站在阳台上，过去我们曾经望着月光映照在丝缎般的博斯普鲁斯水面，波光粼粼，从今以后，我们将看着袅袅青烟，从燃烧无名尸首的火光中升起。坐在餐桌前，过去我们曾经畅饮茴香酒，呼吸着从博斯普鲁斯岸边飘来的清新沁人的洋苏木和忍冬花香，从今以后，腐烂尸体的辛辣恶臭将在我们的咽喉里灼烧。我们将再也听不见春天鸟儿的歌唱，再也听不见码头上总是挤满渔夫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出激荡的涛声。相反的，传到我们耳中的将是人们的厉声尖叫，这些人随手捡起被抛入海里的武器——那些千年来众人大海捞针遍寻不着的剑、刀、锈蚀的弯刀、手枪、猎枪——杀个你死我活。住在曾经是沿海区域的伊斯坦布尔的当地居民，在他们精疲力竭回家的路上，再也不会打开公车的车窗，呼吸海草的清香。相反，为了防止泥泞和腐尸的恶臭渗隙而入，他们会拿报纸和破布塞在公车的车窗缝间，而窗外的深谷里，是被火光照亮的恐怖黑暗。

    到处是卖气球和哈发糕小贩的海边咖啡馆，是我们相聚聊天的地方，但从今以后，坐在这里，我们将不再看见海军的照明灯光，取而代之的是海军地雷的血红闪光，从好奇孩童的手里爆炸散开。海滩上的拾荒汉，过去靠捡拾被巨浪冲上沙滩的锡罐和拜占庭钱币讨生活，如今他们将发现别的东西，像咖啡磨豆器，多年前被洪水从滨海区的木房子里拖出来，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深处；上面的布谷鸟已长满苔藓的咕咕钟；以及贻贝包覆的黑色钢琴。到那时候，有一天，我将会钻过铁丝网，溜进这个新地狱，去寻找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

    这辆黑色凯迪拉克是一位贝尤鲁大哥（我喊不出“流氓”两个字）的纪念车，三十年前当我还是个菜鸟记者时，曾经跑过他的故事，他经营了一间堕落巢穴，那个地方的休息室里挂了两幅我非常欣赏的伊斯坦布尔街景画。全伊斯坦布尔只有另外两辆同款车，一辆属于铁路大亨达德伦，另一辆则由烟草巨子马鲁夫所拥有。我们的大哥（我们这些新闻记者把他捧成一位传奇人物，并把他最后几天的故事做成系列，刊登了整整一星期），半夜被警察围捕，驾驶凯迪拉克载着他的情妇，从安德托海岬冲入博斯普鲁斯的黑水里。根据一些人的说法，他是因为吸了大麻神经亢奋，要不然就是故意模仿亡命之徒骑马飞越悬崖。他的黑色凯迪拉克，潜水员连续花了一星期搜寻却一无所获，报纸和读者也很快将它遗忘了，然而，我想现在我猜得出它所在的位置。

    它应该就在那里，深陷在这座过去叫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新生山谷谷底，位于泥泞的悬崖底下。悬崖边缘有几只七百年前的鞋子和靴子，零零落落凑不成对，早已被螃蟹占据为巢，还有骆驼骨骸、玻璃瓶，里头装着写给不知名情人的情书。下方的斜坡满满覆盖着海绵与贻贝，偶尔钻石、耳环、汽水瓶盖和金项链闪烁其中。悬崖谷底，离车子不远处，一艘沉船的死寂船舱里，有一座临时增建的海洛因实验室，再过去一点，是一片沙洲，源源不绝的血水从一桶桶用碎马肉和驴肉制成的走私香肠里渗出，滋养了满地的牡蛎与海螺。

    我找寻着汽车的下落，置身于沉寂、有毒的黑暗中，聆听车子的喇叭声来往于如今该称为山路的滨海公路。我将会遇见被抛入海中的皇室造反者，依然蜷缩在麻布袋里，姿势与溺死时一样；我将会发现东正教教士的骸骨，脚踝上套着铁球和铁链，手里仍紧抓着十字架及令牌。当我看见英国潜艇的潜望镜被当成烟囱而冒出青烟时（这艘潜水艇当初的任务，是击沉载着我军部队从托普哈内港驶往达达尼尔海峡的古西摩轮船，然而它自己却沉没海底，潜入苔藓蔓生的岩石间，螺旋桨缠上纠结的渔网），我将明白我们的市民已搬进了舒适的新家（在利物浦的造船厂建造完成），他们用瓷杯喝下午茶，坐在丝绒军官椅上，这些椅子上曾经坐着拼命张口吸气的英国人的惨白骨架。薄暮时分，再往前一点，则是从凯瑟·威汉姆的战舰中垂下的生锈船锚，在那里，一台电视机闪闪发亮的屏幕朝我眨眼。我将会发现一些残余的热那亚赃物宝藏、一座塞满烂泥的短管大炮、各种雕塑和肖像，刻画出消逝的古国文明，一只黄铜枝状吊灯，顶端立着坏掉的灯泡。继续往下走，涉过泥沼绕过岩石，我将会见到船役奴隶的骨骸，他们被链在桨上，安静地坐着凝望星空。或许我不会太注意从海草树林悬垂而下的项链、眼镜和雨伞，但我将会惊惧莫名地审视全副武装的十字军骑士良久，望着配备齐全的华美马匹骸骨仍旧固执地屹立不倒。在恐惧中我将惊觉，全身披挂勋章和盔甲、长满蚌壳的十字军骨架，正守护着黑色凯迪拉克。

    小心谨慎，仿佛征求十字军的许可，我恭敬地朝黑色凯迪拉克走近，偶尔，不知从何处发出的磷光，隐约映亮了车身。我将会试试凯迪拉克的车门，然而，彻底包裹在贻贝和海胆下的汽车，却不让我进去，泛绿的车窗也卡得死紧，文风不动。于是我从口袋里拿出钢珠笔，用笔的尾端慢慢刮掉黏在车窗上的一层开心果绿的苔藓。

    夜半时分，在这片勾魂摄魄的恐怖黑暗中，我划亮一根火柴，这时，我将看见大哥和他情妇的骸骨在前座拥吻，她纤细的臂膀和手指，戴着手环和戒指，与他交缠不分，浸淫在一抹金属光芒里，这光芒发自依然光亮如十字军盔甲的精美方向盘，以及滴漏着黄铬的里程表、刻度盘和时钟。不仅他们的下巴紧紧相扣，就连他们的头颅也融为一体，永恒相吻。

    接着，我转身朝城市灯火走去，不再划亮火柴，心里想，当毁灭之时，或许那将是面对死亡的最佳方式。我痛苦地向一个不存在的情人呼喊：我的灵魂，我的挚爱，我的忧愁佳人，灾难之日已迫在眉睫，到我身边来吧，无论你在何方，也许在一间烟雾缭绕的办公室，也许是充满洋葱味的厨房，弥漫着洗净衣物芬芳的屋子，也许是零乱的蓝色卧房里，无论你身在何方，是时候了，快来到我身旁。如今是我们静待死亡的时刻了，让我们用尽全力紧紧拥抱，在沉寂的黑房子里，我们拉上窗帘，只盼能不看见逼近眼前的毁灭性灾难。

 03代我向如梦问好

    我祖父称呼他们为“一家人”。

    ——里尔克

    卡利普的妻子离开他的那天早晨，卡利普爬楼梯走上位于旧城巴比黎的大楼，前往他的办公室。他把刚刚看过的报纸夹在腋下，心里想着多年前他掉进博斯普鲁斯海峡深处的绿色钢珠笔，那个时候卡利普和如梦得了腮腺炎，他们的母亲带他们去乘船郊游。这天晚上，当他审视如梦留给他的道别信时，他发现桌上那支如梦拿来写信的绿色钢珠笔，跟掉进水里的那支一模一样。二十六年前，耶拉看见卡利普很喜欢这支笔，就借给了他。后来，耶拉得知笔丢了，从船上失手掉入海里，在听完卡利普描述落水的位置后，耶拉说：“其实它并没有丢，因为我们知道它掉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哪个地方。”卡利普在走进办公室前刚好读完了耶拉的“灾难之日”专栏，他很惊讶，耶拉虽然写到他从口袋拿出钢珠笔，刮掉黑色凯迪拉克车窗上开心果绿的苔藓，却没有提到这只遗失的笔。毕竟，耶拉特别喜欢留意年代久远的巧合——比如说，他会想像在博斯普鲁斯山谷的泥泞中，找到刻着奥林帕斯山的拜占庭钱币和奥林帕斯汽水瓶的盖子——只要有机会一定会放入他的专栏中。不过，如果真的像耶拉最近一次的访谈所言，自己的记忆力已经退化，当然就另当别论。“当记忆的花园逐渐荒芜，”他们最近几次聚会时，有一次耶拉这么说，“一个人会开始珍爱最后残存的花草。为了不让它们枯萎，我从早到晚灌溉浇水，悉心照料。因为怕忘记，我回想，再回想。”

    卡利普曾听耶拉说过，梅里伯伯前往巴黎一年后，也就是瓦西夫抱着鱼缸出现那年，父亲和爷爷来到梅里伯伯位于巴比黎的法律事务所，把他所有的数据和家具装进一辆马车，费力拖回尼尚塔石，然后全部塞进顶楼的公寓里。多年后，梅里伯伯带着美丽的新妻子和如梦从摩洛哥回国，先是在伊兹密尔与岳父共同经营干果事业，结果宣告破产，接着家族成员禁止他接管药品和插手蜜饯商店，以免家族事业也毁在他手里，于是，他决定重回法律这一行。他把同一批家具搬回他的新办公室，希望能给客户好印象。后来，某天夜里，当耶拉又笑又气地回忆起过去种种时，他告诉卡利普和如梦，当年搬家具上顶楼的其中一位门房，二十年后他也搬了冰箱和钢琴，而中间经历的岁月除了让他秃头之外，更让他练就了一身搬运高难度物件的好功夫。

    在瓦西夫递给那位门房一杯水并仔细观察他的二十一年后，这间办公室和旧家具转给了卡利普，理由为何，大家的解释都不同：根据卡利普父亲的说法，梅里伯伯没有替他的客户攻击对手，反而攻击他的客户；而卡利普的母亲，在她变得衰老而行动不便后告诉他，梅里伯伯根本看不懂法院记录和起诉状，他把它们当餐厅菜单和渡船时刻表来读；根据如梦的说法，她亲爱的爸爸已经猜到他的女儿和侄儿日后会结婚，因此他才愿意把自己的法律事务所交给卡利普，虽然他当时仍只是他的侄儿，尚未成为女婿。所以如今，卡利普拥有几幅西方法学家的秃头肖像，他们的名字和声誉早已被人遗忘；几张头戴土耳其毡帽的教师照片，他们半个世纪前曾任教于法律学院；古老的诉讼文件，牵涉这些案件的法官、原告和被告早已不在人世；一张耶拉晚上用来念书、他母亲早上用来描衣服版型的书桌；桌子的一角，有一台结实的黑色电话，它除了是沟通的工具，看起来更像一台笨重而无用的战时仪器。

    电话的铃声响得吓人，有时候还会自顾自响起。黝黑的话筒重得像小哑铃，每当拨号时，它会传来尖锐的呻吟，像是从卡拉廓伊到卡迪廓伊的渡船头的老旧旋转门在吱吱作响。有时候它会随意接通号码，不管拨出去的号码是什么。

    当他拨家里的号码并发现如梦真的接了时，他吓了一跳：“你醒了?”他很高兴如梦不再漫游于她个人记忆的幽闭花园，而是处于大家熟知的世界。他眼前浮现出放置电话的桌子、零乱的房间、如梦的姿势。“你看了我留在桌上的报纸吗?耶拉又写了些好玩的东西。”“还没。”如梦说，“现在几点。”“你很晚才睡，对不对?”卡利普说。“你自己弄了早餐。”如梦说。“我不想吵醒你。”卡利普说，“你梦见什么了吗?”“昨天半夜我在走廊里看到一只蟑螂，”如梦说，她平板单调的声音像是收音机里的播报员，警告水手小心在黑海发现的一枚水雷，不过接着她又焦虑地说，“在厨房门口和走廊的暖气炉之间……两点的时候……很大一只。”沉默。“要我马上坐出租车回家吗?”卡利普说。“拉下窗帘后房子变得更恐怖了。”如梦说。“今天晚上想去看电影吗?”卡利普说，“去皇宫戏院?我们回家前可以顺道去找耶拉。”如梦打了一个呵欠，“我好困。”“去睡吧。”卡利普说。他们一起陷入沉默。卡利普依稀听见如梦又打了一个呵欠，然后他挂上电话。

    接下来的几天里，当卡利普一次又一次回想这段电话对谈时，他不能确定自己真正听见的谈话内容究竟有多少，更别说依稀的呵欠声了。似乎每次他回想起如梦的话都是不同的版本，他不禁半信半疑地想：“好像与我说话的人不是如梦，而是别人。”他想像自己被这个人耍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认为，如梦确实说了他所听见的那些话，而在挂上电话之后，慢慢转变成别人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如梦。通过他的新角色，他不断重组他以为自己听见或记得的内容。以前有一阵子，卡利普连听见自己的声音都觉得是别人的，那时他就很清楚，当两个人在电话的两头对话时，他们可以变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不过此刻，为了寻找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他怪罪都是这台老电话机的错：一整天，这蠢物响个不停，逼他一直接电话。

    和如梦讲完话后，卡利普先是打了一个电话给一位控告房东的房客。然后他接到一个打错的电话。在易斯肯德打来之前，他又接了两个拨错的号码。接着，某个知道他“与耶拉先生有关”的人打来，向他要耶拉的电话号码。之后他又接了几个电话，一个父亲想拯救因政治因素入狱的儿子，还有一位五金商人想知道为什么在判决之前必须先贿赂法官。最后易斯肯德打来，因为他也想找耶拉。

    易斯肯德和卡利普是高中同学，但自从高中以来就没再联络，他很快地简述了过去十五年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恭喜他和如梦结婚，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坚持说他早知道“这件事终究会发生”。现在他是一家广告代理商的制作人，他想替耶拉和英国广播公司的人牵线，那家公司正在做一个关于土耳其的节目。“他们想现场访问一个像耶拉这样过去三十年来始终参与土耳其时事的专栏作家。”他接着赘述各种细节，解释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已经采访过哪些政治家、企业家和劳工团体，但仍坚持想见耶拉，因为他们觉得他最有意思。“别担心，”卡利普说，“我会很快帮你联络上他。”他很高兴找到一个理由打电话给耶拉。“我觉得报社的人这几天一直在敷衍我，”易斯肯德说，“所以我才打电话请你帮忙。这两天耶拉都不在报社，想必发生了什么事。”众人皆知，耶拉有时候会失踪几天，躲进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几个藏身处，这些地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耶拉从来不给人，不过卡利普确信自己找得到他。“别担心，”他重复一遍，“我会很快帮你联络上他。”

    他联络不到他。一整天，每次他打电话去公寓或《民族日报》办公室时，他都幻想改变自己的声音，伪装成别人对耶拉说话。（他都想好了，他打算学以前如梦、耶拉和卡利普晚上围坐聆听的广播剧里的声音，模仿读者与仰慕者说：“当然了，我支持你，老兄!”）然而，每次他打到报社，同一个秘书总给他相同的答案：“耶拉还没进来。”挂在话筒上一整天，卡利普只有一次听见自己的声音成功地骗倒了一个人。

    傍晚时他打电话给荷蕾姑姑，心想她应该知道耶拉的行踪。她邀他回去吃晚餐，“卡利普和如梦也会来。”她再一次把卡利普的声音误认为耶拉。“有什么差别?”明白自己搞错后，荷蕾姑姑说，“你们都是我粗心大意的小鬼，你们几个全都一样。我也正想打电话给你。”她先是责骂他没有时常保持联络，语气如同在斥责她的猫咪“煤炭”抓坏家具，然后她吩咐他来晚餐的路上先去一趟阿拉丁商店，替瓦西夫的金鱼带点饲料回来——他的鱼只吃欧洲进口的饲料，而这些东西阿拉丁只卖给固定的顾客。

    “你看过他今天的专栏了吗?”卡利普问。

    “谁的，阿拉丁的?”他的姑姑照例冷冷地说，“没!我们买《民族日报》是要给你伯伯玩填字游戏，给瓦西夫剪上面的文章玩，并不是为了看耶拉的专栏、替我们侄儿的堕落感到遗憾。”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应该自己打电话邀请如梦，”卡利普说，“我实在没那个时间。”

    “你可别忘了!”荷蕾姑姑说，提醒他晚餐的时间和他的任务。接着她逐一列举家庭聚餐的成员，这份名单就和晚餐菜单一样永远一成不变。她像个播报员，慎重宣布一场足球赛双方队员的姓名，刻意吸引听众：“你母亲、你的苏珊伯母、你的梅里伯伯、耶拉——如果他出现的话——当然还有你父亲、‘煤炭’和瓦西夫，以及你的荷蕾姑姑。”她一路念下来，中间没有夹杂她的咯咯笑声。念完名单后她说：“我正在替你做肉馅千层酥。”她挂断电话。

    卡利普才挂上，电话又响了起来，他茫然地望着它，想起过去的一段往事：荷蕾姑姑本来已经准备好要结婚了，但到了最后一刻婚礼告吹。然而不知为什么，他就是想不起刚刚还在他脑中的准新郎的怪名字。为了避免自己的头脑习于健忘，他告诉自己：“除非我想起刚才已经到嘴边的名字，不然我不接电话。”电话响了七声后才停下来。当再度响起时，卡利普正在回忆准新郎带着叔叔和大哥来家里提亲的情形——发生在如梦一家人搬回伊斯坦布尔的前一年。电话又停了，当它下一次响起时，天已经暗了，办公室里的家具变得灰蒙蒙的。卡利普还是想不出他的名字，但他不寒而栗地记起他当天穿的怪异鞋子。那人脸上有一颗感染东方疖[1]皮肤病的一种，流行于中东与北非国家。[1]而长出的疣。“这些人是阿拉伯人吗?”爷爷想知道，“荷蕾，你真的想嫁给阿拉伯人吗，嗯?你和他到底是在哪里认识的?”偶然碰到，就这么一回事!晚上七点左右，卡利普离开空无一人的办公大楼，在路灯下阅读一位想改名的客户的文件，这时他才想起准新郎的怪名字。当他走向开往尼尚塔石的共乘小巴站牌时，他心里想，这个世界实在太广大了，塞不进任何一个人的记忆库里。当他朝位于尼尚塔石的公寓楼走去时，他心想，人类从各种偶然中淬取意义……

    公寓楼坐落在尼尚塔石的一条僻巷里。荷蕾姑姑、瓦西夫和艾斯玛太太住在其中一户，梅里伯伯和苏珊伯母（之前还有如梦）住在另一户。或许别人不会称它为僻巷，因为毕竟它离大马路、阿拉丁商店还有街角的警察局只隔三条街，走路五分钟就到。但是，如今居住在僻巷公寓里的亲戚们，以前曾在大马路上的“城市之心”公寓远远地看着这栋僻巷公寓的转变——从泥土地变成灌溉菜园，变成碎石子路，之后又改成柏油路——而始终没多加留意。对他们而言，他们建造了公寓楼房的大马路是最最有趣的了，其他没有一条路可堪作为尼尚塔石的中心。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地理世界相辅相成，从很早以前开始，他们心里就已认定“城市之心”公寓处于中心的位置[1]伊斯坦布尔市大致上由金角湾分隔成旧城和新城。西侧是古老的旧城，许多知名古迹都在此，如圣索菲亚大教堂、蓝色清真寺、室内大市场、皇宫等。东侧则为新城，现代化新建筑多聚集于此，如佩拉宫饭店、贝尤鲁区以及“城市之心”公寓等。旧城与新城中间由加拉塔桥和阿塔图克桥连接，所以书中常会见到主角在此走来走去。“城市之心”位于尼尚塔石，是新城东北方一个现代繁华的高级区城。[1]，即使他们隐约察觉迹象，知道他们最后会把房子逐层卖掉，搬离这栋荷蕾姑姑所谓“睥睨全尼尚塔石”的大楼，并退居到别处几间寒酸的出租公寓里。等他们搬进这栋位于他们内心忧郁角落的荒凉楼房后，最初几年他们总是把“僻巷”二字挂在嘴边，也许是为了夸大他们遭遇的不幸，借此互相怪罪，仿佛抓住一个绝不会失误的大好机会。穆哈默德·沙必特·贝（爷爷）过世前三年，他从“城市之心”公寓搬进僻巷住宅的第一天，坐在丝绒扶手椅上望街道——如今这张椅子在新的公寓里，以新的角度面向窗户，不过，它仍以旧角度（好像在旧房子里）面对摆放收音机的笨重支架——大概是受到搬运家具的马车前面那匹瘦巴巴的老马所启发，他说：“是吧，我们下马，改骑驴。很好，祝好运!”然后他扭开收音机。收音机上面，已经摆上了狗的雕像，趴在针织的布垫上睡觉。

    那是十八年前的事。此刻，晚上八点，商店全都打烊了，只剩下花店、干果店和阿拉丁商店还开着。一阵轻柔的雪水从天而降，穿透漫天的汽车废气和火炉煤灰，渗过空气中的煤炭和硫磺气味。然而，当卡利普看见公寓里的老旧灯光时，他心中有一股感觉，仿佛关于这栋楼房和公寓的记忆远超过十八年。重点不在于巷道的宽度，或新楼房的名称（他们从来不曾使用），也不是它的位置，而是他们好像自从远古以来就一直住在彼此的楼上楼下。卡利普爬上始终散发同一股气味的楼梯（根据耶拉风靡一时的专栏，他分析这股气味混合了公寓楼房楼梯间的臭味、湿水泥味、发霉味、油炸味和洋葱味），他脑中闪过等一下他预期会出现的景象和场面，像个不耐烦的读者般，迅速翻过他熟读多次的一本书：

    现在是八点，我将会看到梅里伯伯坐在爷爷的旧扶手椅上，重读他从楼上带下来的报纸，感觉好像他在楼上还没看过似的，似乎“同样的新闻在楼上看和在楼下看相信会有不同的解释”，或者似乎“我可以趁瓦西夫把它们剪下来之前再看一遍”。我想像那双可怜的拖鞋，挂在我伯伯躁动不安的双脚尖端，一整天啪啪作响，它正以童年时的强烈烦躁和不耐烦朝我痛苦地大喊：“我好无聊，得做点什么；我好无聊，得做点什么。”我将会听见艾斯玛太太的声音，荷蕾姑姑为了不让任何人妨碍自己尽情炸酥饼，把她赶出厨房，所以她只好到外面来摆餐桌，她嘴里叼着无滤嘴的宝服烟（比起以前的叶尼·哈门烟，味道差远了），一边问房间里的人：“今天晚上几个人吃饭?”好像她真的不知道答案而其他人知道似的。我将会察觉苏珊伯母和梅里伯伯之间的沉默，他们分别坐在收音机两旁，就像爷爷和奶奶以前那样，对面是爸和妈。过一阵子，苏珊伯母会充满希望地转向艾斯玛太太，问道：“今晚耶拉会来吗，艾斯玛太太?”然后梅里伯伯会一如往常地接口：“他从来不懂得多花一点脑筋，从来不会。”然后爸爸很得意自己比梅里伯伯来得中庸且有责任感，有能力为侄儿辩护，他会愉快地宣布自己读了耶拉最新一篇专栏。单单替侄儿反驳自己的哥哥他还觉得不够得意，接着，他会在我面前刻意炫耀，提出一些适当的“正面”评论，赞美耶拉的文章探讨了国家问题和生活危机。

    要是耶拉在场，听见这一席话，他一定会马上反唇相讥。我看见妈妈点头表示赞同（妈，至少你别卷进这是非!），并附和爸爸（因为她认为自己有义务替耶拉辩护，以为解释“不过他其实心地善良”便可化解梅里伯伯的愤怒）。我也将忍不住白费力气地问：“你们读过他今天的专栏了吗?”深知他们就算再花一百年，也无法像我一样了解并喜爱耶拉的文章。接着我会听见梅里伯伯说，尽管很可能他手上的报纸正好翻到有耶拉专栏的那一页，“今天几号?”或“他们现在要他每天写，是吗?没有，我没看到!”然后爸会说：“不过我不欣赏他对总理骂脏话。”而妈会丢出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就算我们不认同作者的意见，我们也必须尊重他的人格。”让人搞不清她是在替总理、爸爸还是耶拉辩护。受到现场模棱两可的气氛的激励，苏珊伯母会提起香烟和烟草的话题：“他对邪恶、无神论与烟草的看法，让我想起法国人。”接着，我会趁梅里伯伯和艾斯玛太太惯常的口角升温之前离开房间。仍旧不确定到底要替多少人摆碗盘的艾斯玛太太，抓住桌布的两角一挥一甩，像铺一张大床单似的，让桌布的另一端飞起来，然后隔着嘴里吐出的烟雾望着桌布落下来，平整利落。“艾斯玛太太，你知不知道你的烟加重我的气喘!”“那么，你自己先戒烟啊，梅里先生!”厨房里一片雾气迷蒙，充满面团、融化的白奶酪和油炸的气味，看起来像是有个巫婆正费力用她的大锅煮魔法药（她用布盖着头免得头发沾油）。忙着炸千层酥的荷蕾姑姑会说：“别让别人看到。”然后猛然往我嘴里塞一块热腾腾的千层酥，好像在贿赂我，要我给她特别的关怀、爱，甚至一个吻。当疼痛的泪珠滚下我的眼眶时，她会问：“太烫了?”而我甚至说不出“太烫啦!”我将离开厨房，走进爷爷奶奶的房间。他们曾在这个房间里，裹着蓝色棉被，度过无数失眠的夜晚，我和如梦曾一起坐在蓝棉被上，听奶奶教我们绘画、数学和阅读。他们死后，瓦西夫与他宝贝的金鱼搬进了这间房。我将在这儿看到瓦西夫和如梦，两个人盯着金鱼瞧，或是翻阅瓦西夫的剪报收藏，而我会加入他们。一如往常，如梦和我会像小时候那样好一阵子不讲话，仿佛刻意掩盖瓦西夫又聋又哑的事实，然后用我们自己发明的手语比划交谈，为瓦西夫演出一幕我们不久前在电视上看到的老电影。或者，如果我们这几个星期都没有看到任何值得回放的电影，我们就会从总是让瓦西夫兴奋莫名的《歌剧魅影》中选一场戏，巨细无遗地扮演，好像我们才刚看过似的。过一会儿，比任何人都容易受感动的瓦西夫转身到一旁，或是回到他的宝贝金鱼旁边，留下如梦和我四目相视。那时我将会问你，自从今天早上我就没再见到的你，自从昨天晚上我就没再面对面说话的你，“你好吗?”而你，一如往常，回答：“噢，还好。”我会停顿一下，仔细思索你话语中有意无意的弦外之音，藏起自己空虚脑海中的翻腾思绪。这一次，也许，我会假装自己不知道你并没有在翻译你说总有一天会进行的悬疑小说，反而一整天慵懒地翻阅那些我始终没有能力阅读的旧书，我会问：“你今天做了什么?”我将会问你：“如梦，你今天做了什么?”

    耶拉曾在另一个专栏里写道，小巷公寓楼的天井里弥漫着睡意、大蒜、霉菌、石灰水、煤炭和油炸的气味，和之前的配方稍有出入。按门铃前，卡利普心想：我要问如梦，今天傍晚打了三个电话给我的人是不是她。

    荷蕾姑姑打开门，问道：“怎么!如梦在哪儿?”

    “她还没来吗?”卡利普说，“你没打电话给她吗?”

    “我打了，可是没人接。”荷蕾姑姑说，“所以我以为你会告诉她。”

    “也许她在楼上，在她父亲家。”卡利普说。

    “你伯伯和其他人都已经在楼下了。”荷蕾姑姑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她一定在家里，”卡利普断言，“我马上回家找她来。”

    “你的电话一直没人接。”荷蕾姑姑说，但卡利普已经转身走下阶梯。

    “好吧，可是快一点。”荷蕾姑姑说，“艾斯玛太太已经开始炸你的肉馅千层酥了。”

    冷风夹杂湿雪，把他穿了九年的风衣（耶拉另一篇专栏的主题）吹得劈啪飞扬。卡利普一路疾走。他早已算好了，如果他不走大马路，而是沿着小巷，经过打烊的杂货店、仍在工作的戴眼镜裁缝、守门人的宿舍以及可口可乐和尼龙丝袜的黯淡霓虹广告，那么，从他姑姑和伯伯的公寓到他自己的住家需要花十二分钟。如果他回来的时候也走同样的马路和人行道（裁缝拿了一根新线穿针，同一块布料依然还在他的膝盖上），一趟下来总共要二十六分钟。

    当卡利普回来时，他告诉开门的苏珊伯母以及餐桌前的其他人，如梦感冒了，而且因为服用了太多抗生素（她把所有抽屉里找得到的药全吞了），所以一直昏睡。虽然她听见了电话铃声，可是头昏脑涨没办法起身接电话，也没有食欲，她躺在病床上问候大家。他明白他的话将激起餐桌前众人的想像（可怜的如梦卧病在床），他也猜到他将引发一场口舌骚动：众人口沫横飞七嘴八舌地提起药房柜台后面卖的抗生素名称，盘尼西林、咳嗽糖浆和喉片、血管扩张剂、感冒专用止痛药，不仅如此，大家仿佛在谈论甜点上的奶油似的，还加上必须与它们同时搭配服用的维他命品牌名称，并转译为土耳其文发音，在子音之间加入额外的元音，更不忘补充这些药品的服用方法。若是在别的时候，这场创意发音和业余用药的庆典或许能带给卡利普乐趣，像是阅读一首好诗，然而，他满脑子全是如梦卧病在床的画面，甚至过了一会儿后，他再也无法分辨自己脑海中孕育的画面，究竟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想像的。生病的如梦一只脚露在棉被外，她的细发夹散落在床上，这些大概是真实的景象，可是其他画面，比如说，披散在枕上的头发、一盒盒药品、玻璃杯、水瓶以及床头桌上的书本，则来自别处（来自电影，或是那些翻译得很糟的小说——她阅读它们的速度就好像囫囵吞咽阿拉丁商店买的开心果），是从学习和模仿中得来的影像。稍后，当卡利普简短地响应他们“热心”的询问时，至少他也不忘特别花费心力，努力学习一位推理小说侦探的聚精会神，试图去区别真实的和想像的如梦景象。

    是的（当众人就座用餐时），如梦应该已经睡了。不，她不饿，所以苏珊伯母不需要为她煮汤。而且她说不想给那个医生看病，他满口大蒜味，医疗箱臭得像间制革厂。没有，她这个月也还没有去看牙医。的确，如梦几乎足不出户，每天都关在公寓里。然而，不对，她今天一整天都没出门。你在马路上碰巧遇到她?想必是她出去了一下但没告诉卡利普，不对，她说了。所以，你是在哪里遇到她的?她一定是出门到布料行的针线专柜去买一些紫纽扣，路过清真寺。当然，她跟他讲过了。她一定是在冰冷的户外受了风寒。她又咳嗽又抽烟，一整包。没错，她的脸白得像纸一样。噢，没有，卡利普没有察觉自己的脸色也是如此苍白，他也不知道何时他和如梦才会停止这么不健康的生活。

    外套。纽扣。开水壶。等这场家族质询结束后，卡利普发现自己脑中冒出这三个词，但他并没有太过惊讶。耶拉在一篇专栏中以巴洛克式夸张的愤怒写道，潜意识并非源于我们本身，而是产生自西方世界里华而不实的小说，以及他们电影中我们始终学不像的英雄（那时，耶拉刚看完《夏日痴魂》，影片中，伊丽莎白·泰勒一直无法理解蒙哥马利·克里夫心中的“黑暗角落”）。当卡利普发现原来耶拉的私生活已经变成了一座图书馆和博物馆后，他回想起自己以前读过一些译文经过删修、充斥色情细节的心理书籍，然后才逐渐明白，耶拉在文章里从潜意识的观点解释一切，甚至包括我们可悲的生活。而这吓人又不可思议的潜意识，又被耶拉称为黑暗秘境。

    他正打算转移话题，以“在耶拉今天的专栏里……”作为开场，不过他突然想到另一件事，于是脱口而出：“荷蕾姑姑，我忘了去阿拉丁的店。”这时，艾斯玛太太小心翼翼地端出甜点，仿佛捧着摇篮里的橘色婴儿，大家开始轮流在甜点上撒碎胡桃。以前他们家族开的糖果店留下了一个研磨钵，现在被用来捣碎胡桃，然而在二十五年前，卡利普和如梦发现，若拿一支汤匙柄敲打这只研磨钵的边缘，它会发出像教堂钟响的声音：叮当!“拿个东西让它停下来，叮叮，好像基督教的教堂司事。”老天，怎么会如此难以下咽!因为碎核桃肉不够众人分，所以当紫碗传到荷蕾姑姑面前时，她很熟练地略过自己（我并不想要），等每个人都传完之后，她还是瞥了空碗底一眼。接着她突然开始咒骂起一个昔日的商业对手，她不只怪罪对方造成眼前的食物缩减，甚至认为所有的收入短少都是那人的责任：她打算去警察局告发他。事实上，他们全都很惧怕警察局，好像它是一个深蓝色的幽魂。耶拉曾在一篇专栏中写道，我们潜意识里的黑暗角落其实就是警察局，专栏刊登之后，局里派来了一位警察，传唤他去检察官办公室做笔录。

    电话响起，卡利普的父亲接起电话，语气严肃。警察局打来的，卡利普心想。他爸爸一边讲电话，一边面无表情地环顾四周（为了自我安慰，他们选择了与“城市之心”公寓一样的壁纸：常春藤叶片间点缀着绿色纽扣），凝视着坐在餐桌前的众人（梅里伯伯一阵咳嗽突发，耳聋的瓦西夫似乎在侧耳倾听电话内容，卡利普母亲的头发经过一再重染之后，终于变成了漂亮的苏珊伯母头发的颜色）。卡利普也和大家一样，聆听着只有一半的对话，努力猜测另一头是什么人。

    “不，没在这里，没来。”他爸爸说，“请问你是哪位?谢谢……我是叔叔……不，可惜，今晚没和我们在一起。”

    有人在找如梦，卡利普想。

    “有人在找耶拉。”他爸爸挂断电话后说。他似乎颇开心，“一位年长的女士，仰慕者，这位贵妇人很喜爱他的某篇专栏。她想和他联系，问了他的住址、电话号码。”

    “哪一篇专栏?”卡利普问。

    “你知道吗?荷蕾，”他爸爸说，“奇怪的是，她听起来声音跟你很像。”

    “我的声音听起来当然像一位年长女士，这很正常，”荷蕾姑姑说，她猪肝色的脖子陡然伸长，像只鹅似的。“不过我的声音跟她一点也不像。”

    “怎么说不像?”

    “你以为是贵妇人的那个人今天早上也打来过，”荷蕾姑姑说，“与其说她的声音像贵妇，还不如说是一个巫婆努力装出贵妇的声音。或许根本是个男人，在模仿年长女人的声音。”

    那么，这位年长的贵妇人是从哪儿得到这里的电话号码呢?卡利普的爸爸想知道。荷蕾问过她吗?

    “没有，”荷蕾姑姑说，“我觉得没必要。自从耶拉开始在专栏里宣扬家丑，他好像写的是一群摔跤选手还是什么，关于他的任何事情我都不再感到惊讶。所以我想，也许他在另一篇借嘲笑我们以取悦读者的专栏中，公布了我们的电话号码。不但如此，当我想起我们已故的双亲有多么担心他时，我慢慢明白，如今关于耶拉的事情惟一还能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得知他这些年来恨我们的原因——而不是他透露我们的电话号码给读者消遣。”

    “他恨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平息咳嗽的梅里伯伯说，胜利地点起烟。“当共产党发现他们不能成功之后，便想发动一场土耳其禁卫步兵式的激进革命。因此，他以他的专栏为工具，想实现他们的梦想。”

    “不，”荷蕾姑姑说，“这么说太夸张了。”

    “如梦告诉我的，我知道。”梅里伯伯说，他笑了几声，没有咳嗽。“他之所以自修法文，是因为他被未来的前景冲昏了头，以为自己将来能在这个土耳其禁卫步兵式的激进组织里，担任外交首长或是驻法大使。一开始，我甚至还很高兴我这个从来学不会外语、跟一群乌合之众混掉了青春岁月的儿子，最后终于找到一个理由学习法文。可是，当他越做越过火之后，我便不准如梦与他见面。”“根本没这回事，梅里。”苏珊伯母说，“如梦和耶拉一直见面，彼此关心，相亲相爱如同亲兄妹，仿佛他们是同一个母亲所生。”

    “当然有这回事，只可惜我晚了一步。”梅里伯伯说，“当他发现诱惑不了土耳其人民和军队后，他便诱惑自己的妹妹。所以如梦才会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要不是因为我这个女婿卡利普，拉她离开游击队暴徒的温床、害虫的巢穴，现在的如梦天晓得在什么鬼地方，而不是待在家里睡觉。”

    卡利普盯着指甲，心想所有的人都在想像可怜的如梦卧病在床。他怀疑梅里伯伯是否会在这段每两三个月就要列举一次的指控中，增添一点新意。

    “如梦本来很可能进监牢的，毕竟她不像耶拉那么谨慎。”梅里伯伯说，无视周围众人的“真主保佑!”，激动之余，他继续列举罪状：“然后，如梦很可能会跟着耶拉混入帮派。可怜的如梦说不定会开始结交贝尤鲁的流氓、海洛因毒贩、赌场黑道、吸可卡因的白俄罗斯人，以及所有耶拉假借采访名义而渗透加入的颓废败类。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女儿跟一群下流人渣厮混，像是来这里寻找肮脏乐子的英国人、热衷摔跤选手与摔跤报道的同性恋者、在澡堂里聚众淫乐的美国荡妇、假艺术家、在欧洲连妓女都当不上更别说演电影的本地明星、因为违命犯上或侵吞公款而被踢出军队的退役军官、嗓子因为梅毒而哑掉的男装歌手、想飞上枝头当凤凰的贫民窟少女。叫她吃一点‘衣思垂朵米辛’。”他挤出一个莫名其妙的药名，结束谈话。

    “什么?”卡利普说。

    “抗感冒的特效药，配上‘贝咳赞’一起吃。每隔六小时吃一次。现在几点?你想她醒了吗?”

    苏珊伯母说如梦现在大概还在睡。卡利普又想到其他人心里一定都在想：如梦躺在床上睡觉。

    “才不是!”艾斯玛太太说。她正小心地收起可悲的桌布，尽管奶奶不准许，但受到爷爷的坏习惯影响，大家都把桌布拿来当餐巾擦嘴巴。“不，我不会让我的耶拉在这间屋子里受到排挤。我的耶拉如今是个名人了。”

    根据梅里伯伯的说法，他五十五岁的儿子，因为自以为了不起，根本懒得来探望他七十五岁的父亲。他不愿意透露自己住在伊斯坦布尔哪间公寓里，不想让他父亲或家里任何人找到他，甚至包括总是马上原谅他的荷蕾姑姑。他不仅隐瞒电话号码，还拔掉电话插头。卡利普很怕梅里伯伯会挤出几滴假眼泪，出于习惯而不是悲伤。然而相反，他做出了卡利普所害怕的另一件事：梅里伯伯又再次重申，不理会两人之间二十二岁的年龄差距，他一直很希望能有个像卡利普这样的儿子——理智、成熟、安静，而不是像耶拉那样。

    二十二年前（也就是，当耶拉是他现在的年龄时），那时的卡利普不但高得尴尬，两只手臂在举手投足间更显得笨拙得难堪，当他初次听见梅里伯伯的这段话时，他以为有可能成真，他想像自己或许可以每天与苏珊伯母、梅里伯伯和如梦共进晚餐，逃离爸妈饭桌上无色无味的晚餐——每次坐在餐桌前吃饭时，大家都会望向四周墙壁外某个无限延伸的点（妈：有中午吃剩的冷蔬菜，要不要?卡利普：不了，我才不要。妈：你呢?爸：我什么?）。除此之外，他还想到其他令他头晕目眩的事：每个星期天当他上楼找如梦玩时（“秘密通道”、“看不见”），偶尔他脑中会闪过一个念头，假设美丽的苏珊伯母——他偷看到她身穿蓝色睡衣，虽然难得才有一次——是他的母亲（好得多）；梅里伯伯——他的非洲冒险和法律故事令他心神向往——是他的父亲（好得多）；而与他同龄的如梦，则是他的双胞胎妹妹（想到这里，思索着可怕的结论，他迟疑地打住了。）

    等餐桌收拾好之后，卡利普说英国广播电视台的人正在寻找耶拉，可是一直没找到。然而，这段话并未如他预期地重新点燃大家的喋喋不休，讨论关于耶拉不为人知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也没有激起大家的众说纷纭，猜测他在全伊斯坦布尔有几间公寓，又可能位于哪里。有人说外面下雪了。于是，大家起身离开餐桌，在坐进各自熟悉的舒服椅子前，他们用手背拨开窗帘，透过黑暗寒冷的窗户，望着薄雪飘落的僻巷。寂静，干净的新雪（耶拉曾经在《古老斋戒月夜》中摹写过同样的场景，但目的偏向讥嘲，而不是为了与读者分享怀旧感伤!）。卡利普随瓦西夫走回他的房间。

    瓦西夫坐在大床上，卡利普在他对面。瓦西夫双手在肩膀上晃动着，然后用手指耙了耙自己的一头白发：如梦呢?卡利普拿拳头敲敲胸膛，咳了几声：她生病咳嗽。接着，他把脑袋一侧，趴在他用双臂叠成的枕头上：她躺着休息。瓦西夫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大纸箱：过去五十年来他所搜集的杂志剪报集锦，很可能是最精华的部分。卡利普在他身旁坐下。仿佛如梦坐在另一边，仿佛她指着某些内容，他们开心大笑。他们检视着从箱子里随意抽出的照片：著名足球选手油滑的笑容，二十年前，他脸上涂满泡沫为一家刮胡霜代言广告，后来有一次他以头部阻挡一记角球，结果脑溢血死了；伊拉克领导人卡塞姆将军的尸体，一场军事政变后，他一身制服倒卧血泊；有名的西西里广场谋杀案的现场模拟（“一名上校退休之后，才发现自己被人戴绿帽长达二十年，妒火中烧，他花了好几天跟踪淫乱记者和年轻妻子的座车，最后开枪射杀车子里的两人。”如梦会用她广播剧的声音说）；还有孟德雷斯总理饶过一头献祭给他的骆驼，照片里，记者耶拉与骆驼在他身后，眼睛望向别处。正当卡利普准备起身回家时，他不经意地从瓦西夫的箱子里抽出两篇耶拉的专栏，吸引了他的注意：《阿拉丁的店》与《刽子手与哭泣的脸》。正好可以在一个注定失眠的夜里阅读!他不需要对瓦西夫比划太久，就借到了文章。后来，当他推辞掉艾斯玛太太端来的咖啡时，大伙也都很体谅：显然“我太太生病在家”的表情深深烙在他脸上。他站在敞开的大门口与众人道别。就连梅里伯伯也说：“当然了，他应该回家去。”荷蕾姑姑弯下腰来，抱起从积雪街道溜回来的猫咪“煤炭”，屋子里传来更多叮咛的声音：“告诉她，快点好起来，叫她快点好起来。向如梦转达我们的爱，转达我们的爱给如梦!”

    回程的路上，卡利普巧遇戴眼镜的裁缝，他正把店门口的遮板拉下来。在悬着小冰柱的街灯的光晕下，他们互相打招呼，接着一起走。“我太晚了，”裁缝说，或许是为了打破雪夜的深邃宁静，“太太在家里，等着。”“冷。”卡利普回话。倾听着脚下积雪的嘎扎声响，他们并肩行走，直到抵达街角卡利普的公寓楼，仰头可见楼上角落的卧室窗户，透出幽微的床头灯光。一会儿一阵雪飘落，一会儿一片漆黑。

    客厅的灯是昏暗的，和卡利普离开时一样，走廊的灯仍亮着。一进屋，卡利普便把开水壶拿到炉子上加热，脱下风衣和夹克，挂起来，然后走进卧房，在幽暗的灯光中换掉湿袜子。他在餐桌边坐下，重读一遍如梦留给他的道别信。用绿色钢珠笔所写的信，内容比他记忆中还短：十九个字。

 04阿拉丁的店

    如果说我有任何缺点，那就是岔题。

    ——拜荣帕夏

    我是一个“栩栩如生”的作家。我查过这个成语，但仍不是很了解它的意思。我只是碰巧喜欢这个词的效果。我总是梦想着写一些不同的事物：战马上的武士，三个世纪前某个浓雾弥漫的早晨双方军队在黑暗的草原上准备开战，冬夜的酒馆里落魄的酒客互相讲述爱情故事，情侣们无止境的冒险，他们为了跟踪一桩神秘案件，最后消失在偏僻的城市里。然而真主安排我在此，写这个必须呈现别种故事的专栏，并且面对你们，我的读者。我们已经学会了彼此容忍。

    倘若我的记忆花园尚未开始枯竭，或许我不会像这样对命运发牢骚，可是当我一拿起笔，眼前便浮现你们期盼的脸，这时，我的读者，我荒芜花园里的记忆痕迹顿时灰飞烟灭。找不回记忆，只能够面对它的痕迹，仿佛隔着泪水凝望扶手椅上情人留下的凹痕，她抛下你，再也不回来。

    因此我决定直接去找阿拉丁。我向他暗示我打算在报纸上写他，不过希望能先采访他，他张大黑眼睛，说：“可是这样不会勾起我的感伤吗?”

    我向他保证不会。我告诉他，他店里卖的几千样——不，几万样——物品一直存活在我们的记忆里，各种颜色，各种气味。我告诉他，生病在家的小孩，总是殷切地躺在床上等待母亲从阿拉丁商店带回小礼物：一个玩具（铅制玩具兵），或一本书（《红孩儿》），或一册意大利人拍摄的西部牛仔图文书（第十七册，故事说到被剥去头皮的齐诺瓦死而复生，回来追杀印第安红蕃）。我告诉他，附近学校里成千上万的学生等不及下课钟响，他们的脑袋里早已敲响了钟声，迫不及待等着放学后去他的店里，购买“高飞”巧克力棒，为了得到里面附赠的明星照片，像是足球选手（加拉塔队的马丁）、摔跤选手（哈密·卡普兰）或电影明星（杰瑞·刘易斯）。我告诉他，女孩们在前往职业技术夜校上课前，会先到他的店里，买小瓶装的去光水，擦掉指甲上淡淡的指甲油——同样的这群女孩，虽然日后终究被孩子与孙子牢牢绑在淡而无味的厨房与淡而无味的婚姻中，但偶尔仍会回想起她们没有结果的初恋，梦想着阿拉丁商店，好像一则遥远的童话故事。

    我们回到我住的地方，面对面坐下来。我告诉阿拉丁，多年前我在他的店里买了一只绿色钢珠笔和一本译得很差的侦探小说，我告诉他它们后来的故事。侦探小说是我为自己深爱的女人买的，从那天起，她便注定一辈子什么事都不做只读侦探小说。我告诉他，曾经有两个人——一位爱国军官和一位记者——约在阿拉丁的店里碰面，密谋叛变（计划发动一场将改变我们历史甚至全东方历史的政变），时间恰巧在第一次历史性群众集会之前。我还告诉他，当这场重大会议发生的那个傍晚，不明就里的阿拉丁，正站在书籍与箱子直达天花板的柜台后面，用口水沾湿指头，细数隔天早晨该退回的报纸和杂志。

    提起色情杂志，他把这些杂志放在橱窗里，并绕着店门口一棵粗大的栗子树干悬挂一圈。我向他透露，所有心不在焉走过人行道的寂寞男人，晚上都会梦见那些面对镜头袒胸露背的本地和外国女郎，在他们的梦里狂欢作乐，像是故事中的放荡女奴和苏丹嫔妃。既然我们谈到，我告诉他，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一夜的故事角色采用了他的名字，而是当一百五十年前这本书第一次在西方出版时，某个名叫安东·加兰的人偷天换日，把它加入书中。我解释说，加兰其实根本不是从雪赫拉莎德[1]雪赫拉莎德，中给国王讲故事的王妃。[1]口中听说这则故事，而是取自某位阿列坡来的基督教学者，名为尤汉那·迪埃布尔。故事很可能源自土耳其，再加上内容有关咖啡的细节，可以想见它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然而，我继续说，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去探究某个故事的哪一部分起源于哪里，就好像我们不可能去探究生命的源头。我确信事实如此，因为我遗忘了一切，一切。的确，我又老，又悲惨，脾气乖戾，孤独寂寞，我只想死。尼尚塔石广场周围的交通噪音和收音机的音乐歌声把人推入哀伤的洪流。我告诉他，说了一辈子故事后，我想在自己为了所遗忘的一切而死之前，听阿拉丁说故事，听他讲店里每样东西的每一个故事，关于店里的古龙水、印花、火柴盒上的图画、尼龙丝袜、明信片、电影明星剧照、性学年鉴、发夹以及祷告仪式手册。

    就像所有发现自己跌入小说中的真实人物一样，阿拉丁此时的存在有点超现实，虚实难辨，他的逻辑简单清楚，毫无歧异。他承认他很高兴报纸对他的商店感兴趣。过去三十年来，一天十四小时，他经营这间忙碌得像蜂巢的街角店面。每星期天下午，当大家都在聆听收音机里的足球赛时，他则待在家里小睡，从两点半到四点半。他的本名不叫阿拉丁，但他的顾客并不知道。至于报纸，他只看受欢迎的《自由日报》。他指出他的店里绝不可能有任何政治集会，毕竟帖斯威奇耶警察局就在对面。此外，他对政治亳无兴趣。他从来不会用手指沾口水数杂志，他的店也绝不是什么传奇或童话故事里的场景。他受不了人们的愚言蠢行，像是一些可悲的糟老头，误以为橱窗里的塑料玩具手表是真货，跑进来疯狂采购，满心以为自己抢到了便宜货。还有那些玩“纸上赛马”或“全国乐透”的人，一旦输了便火冒三丈，跑来惹麻烦，认为是阿拉丁操纵赌局，忘记了当初的号码根本是他们自己亲手挑选的。举例而言，只要哪个女人的尼龙丝袜脱线，或是一个母亲的孩子吃了国产巧克力结果碎了一地，或是某个读者不满报纸上的政治观点，他们全都会跑来找阿拉丁，尽管东西根本不是他做的，他不过是负责卖而已。如果咖啡盒里装的是咖啡色的鞋粉而不是咖啡，不干阿拉丁的事。如果国产电池只能听完一首爱默·莎殷的黏腻歌声就没电了，还整个黏在晶体管收音机里，不干阿拉丁的事。如果本来应该永远指向北方的指北针，却始终指着帖斯威奇耶警察局，不干阿拉丁的事。如果宝服香烟盒里夹着某位浪漫女工的征婚启事，这更不干阿拉丁的事。然而尽管如此，油漆工助手还是兴冲冲地跑来亲吻阿拉丁的手，问他女孩的姓名和住址，同时拜托他当他的男傧相。

    他的商店位于伊斯坦布尔所谓的“黄金”地段，可是他的顾客总是，总是，素质低下跟不上。他很惊讶西装笔挺的绅士甚至还学不会什么叫排队，有时候他实在忍不住斥责某些人要知道好歹。比如说，他已经放弃了出售公车票，因为有一堆人总在公车已经开到转角时才冲进来，对他大吼大叫像是放纵劫掠的蒙古士兵：“车票，给我一张车票，快点!”他们把店里弄得乱七八糟。他看过年长的夫妇为了挑乐透号码破口开骂，浓妆艳抹的小姐闻遍三十种不同的品牌后才选定一块肥皂，退休的军官来买一个哨子，结果把箱子里每个哨子都吹过了，一个接一个。可是他慢慢习惯了，他已经看开了。他再也不会对他们动怒，就算家庭主妇埋怨他店里没有十年前某一期的图文小说，一位胖男人为了确定邮票的味道直接把它拿起来舔，还有屠夫的太太隔天把皱纹纸康乃馨拿回来退，礼貌但气愤地指责他，这朵假花居然没有香味。

    他胼手胝足建立起这家店铺。许多年来他亲手装订漫画书《德州》和《牛仔汤姆》；当城市尚在熟睡时，他第一个开门打扫店面；他自己一个人把报纸和杂志固定在大门和栗子树上；他在橱窗里展示最流行的货品；除此之外，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及全伊斯坦布尔，他走过每一寸土地，光顾每一家店，只为了采购最稀奇古怪的商品（比如说，芭蕾女伶玩具，只要有磁性的镜子一靠近，她便踮脚旋转；三色鞋带；瞳孔后面装有蓝色灯泡的阿塔图克[1]阿塔图克：土耳其建国之父凯末尔，人民称呼他为阿塔图克（Ataturk）。[1]石膏像；形状像荷兰风车的削铅笔机；写着“出租”或“以慈悲宽仁阿拉真主之名”的标语；松香口味的泡泡糖，里面附赠一张小鸟图片，图片从一编号到一百，张张各有不同；只在室内大市场才找得到的粉红色西洋双陆棋骰子；泰山和巴巴洛沙海军总司令的转印贴纸；一端是鞋拔，另一端是开罐器的新奇工具；代表各足球队颜色的头巾——他自己过去十年来戴着一条蓝色的）。不论要求多么不合理，他从来不曾拒绝（你有没有玫瑰香味的蓝墨水?你有没有那种会唱歌的戒指?）因为他认为，只要有人问起，就表示必定有这种东西。他会记在笔记本里，回答说：“明天会进货。”接着，他会像一位追查谜案的旅行家，搜寻整座城市，每一家商店挨家挨户找，直到发现他的猎物。有一阵子他靠卖人们疯狂抢购的图文小说轻松赚钱，或是西部牛仔漫画，或是一脸呆相的本地电影明星照片。然而也有一些冷清凄惨的日子，人们争相排队抢购流入黑市的咖啡与香烟。当你从商店的橱窗往外望时，你不会去想人行道上川流不息的人们是“这种人或那种人”，而是……而是他们是“别种人”。

    原本生活看似南辕北辙的人们，突然间全都想要音乐香烟盒，好像生怕自己赶不上流行，或者他们同时迷上比小指头还短的日本原子笔。然而过一个月后他们全都失去兴趣，转而狂热追求手枪形状的打火机，它们抢手的程度使得阿拉丁必须加班补货，以免供不应求。之后，刮起了一阵塑料香烟滤嘴的旋风，接下来的六个月，所有的人都带着疯狂科学家的痴迷，观察焦油在滤嘴上囤积。很快地放弃这项兴趣后，接着，所有的人，不管是改革派或保守派、虔诚信徒或不信神的人，全部一窝蜂涌进阿拉丁的店购买形形色色的念珠，走到哪里都是人手一串数着念珠。念珠风暴尚未止息，阿拉丁还来不及退回剩下的珠串，一股解析梦境的风潮开始蠢动，人们在店门口排队等着买解梦的小册子。某部美国片大红大紫，于是所有的时髦人士全都非得要有一副墨镜不可；报纸上介绍某样物品，于是每个女人都必须拥有亮光唇膏；或者每个男人头上都必须戴一顶彩色无边帽，好像他们是阿訇。总而言之，各种风潮就好像黑死病，如野火燎原般迅速蔓延。要不是这个原因，那么为何成千上万的人们会在同一个时刻全部一时兴起，把相同的木雕帆船摆在他们的收音机、暖器上，放进他们的后车窗、房间里，摆放在他们的书桌和工作台上?你还能说出什么原因，使得全体老少妇孺受到无法理解的欲望驱使，渴望在墙壁和门上悬挂这张海报：一个欧洲人模样的流浪儿，眼眶滑下一滴豆大的泪珠?这个国家，这些人民……实在……实在……“很奇怪”，我接口，替他把话说完。此时，寻找像是“不可思议”或甚至“骇人听闻”等字眼的工作，是我的而不是阿拉丁的任务了。我们沉默了好一阵子。

    后来我明白，阿拉丁与他的顾客之间存在着默契，借此，他才能够了解光靠语言表达不清楚的意思。比如说，会点头的赛璐珞小鹅，或者，里面包着酸樱桃酒和一枚酸樱桃的老式酒瓶状巧克力，或者其他像是，伊斯坦布尔某处可以买到最便宜的做风筝的细棍子。他对顾客一视同仁，同样亲切，不管是跟着奶奶来买响铃的小女孩，还是满脸痘痘的少年（他们趁没有人注意随手抓起一本法国杂志，偷溜到店里的阴暗角落，迫不及待想与书里的裸女激情欢爱）。他喜爱那位鼻梁上架着眼镜的银行出纳员，她晚上买了一本揭露好莱坞名流生活的小说，熬夜啃完整本书，隔天早上拿来退货，说：“结果原来我家里已经有了。”他也喜爱那位提出特别订货的老人，他想买一张海报，上面有一位女孩正在阅读用白报纸包成书皮的古兰经。尽管如此，他的爱是有条件的。他多多少少可以体谅那对母女，她们把流行杂志里的衣服版型图样全部摊开，铺满整间店，为了可以当场剪裁她们自己的布料。他甚至也能同情那群男孩，他们连店门都还没跨出去，就已经拿着玩具坦克互战起来，最后扭打成一团，把玩具也弄坏了。但另一方面，有时候，当人们询问他铅笔手电筒或塑料骷髅头钥匙圈时，他不禁觉得，有个莫名其妙的世界正向他传递某种启示。究竟是什么神秘的因素，促使一个男人在大雪纷飞的冬日走进店里，为了学生的家庭作业，坚持要买一本《避暑胜地》而非《避寒胜地》?一天夜里，当他正要打烊时，两个形迹可疑的客人走进店里，赏玩可以转动手臂的洋娃娃（它们有各种大小，还有自己的替换衣服），他们小心、温柔、轻巧地拿起它们，仿佛医生抱着活生生的婴孩。他们凝视着粉红色的娃娃张眼闭眼，陶醉入迷。他们请阿拉丁替他们把一个洋娃娃和一瓶茴香酒包起来，然后转身消失在黑夜里，吓得阿拉丁毛骨悚然。发生过许多类似的事件后，阿拉丁晚上会梦见这些他装在盒子和塑料袋里卖掉的洋娃娃，眼前浮现幻象：夜晚关店之后，洋娃娃开始缓缓眨眼，它们的头发一直长一直长。或许他打算问我究竟这一切是什么意思，但突然间他陷入黯然而深思的沉默，正如同我们的同胞，每当他们觉得自己说太多话、谈太多个人苦难占去了别人的时间时，他们便会默然。深知彼此都不想立刻说话，我们一起沉入这片寂静。

    半晌后，阿拉丁带着一抹歉意的神情离去，临走前他说，现在全看我了，他确信我会尽力而为。总有一天，我也许真能尽力而为，写出一些好东西，述说那些洋娃娃与我们的梦境。

 05绝对幼稚

    人们为了某个理由而离开。他们告诉你他们的理由。他们给你一个响应的机会。他们不会就那样子离开。不，这么做是绝对的幼稚。

    ——马塞尔·普鲁斯特

    如梦用绿色钢珠笔写下了十九个字的道别信，那支笔卡利普平常始终放在电话旁边，如今却不见踪影。他翻遍了整间公寓仍找不到，所以卡利普猜测，如梦在临走前最后一分钟写下这封信后，顺手把它放进皮包里，心想也许以后还用得着。过去她偶尔心血来潮提笔写信时（她总是写不完；就算真的写完了，她也从来不把信放进信封里；就算真的放进信封里，她也从来不会寄出去）所偏爱的粗原子笔，摆在老地方：卧房的抽屉里。

    卡利普花了好一段时间翻箱倒柜，想知道她的信纸是从哪一本笔记本里撕下来的。他翻出旧写字台抽屉里所有的笔记本，与信纸逐一比对。卡利普听从如梦和耶拉的建议，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笔记本收藏于此，建立起一座个人的历史博物馆：小学的数学作业簿，里面以每打六块钱的价格计算鸡蛋的售价；宗教课上强迫抄写的祈祷文笔记本，最后几页画着纳粹党徽和斗鸡眼宗教老师的肖像；土耳其文学笔记本，边缘画满了女人的衣裙，写满了国际偶像、英俊的本国运动员，以及流行歌星的名字（“考试可能会考关于《美与爱》的问题”）。

    他花了许多时间重复翻检抽屉，徒劳无功；搜遍每一个箱子的底部，勾起悲伤的回忆；再一次伸手探进如梦的口袋，一如往昔的幽香似乎与卡利普作对，说服他一切都不曾改变。直到晨祷的呼唤已过，终于，当他再度瞥向旧写字台时，他才凑巧发现被如梦撕去一页的学校作业本。虽然他之前已经检查过了，但没有仔细注意里面的图画和批注（“行政内阁搜刮国有林地的行为，促成五月二十七日的军事政变”；“水螅的横切面看起来很像奶奶餐具橱里的蓝色花瓶”），此时他才发现作业本中间被匆忙草率地撕掉了一页。它所提供的线索，只是再度透露出如梦的鲁莽仓促，只是印证了他一整夜努力堆积的线索，小小的发现，一段段如同坍塌的骨牌般相互堆砌的回忆。

    一段回忆：许多年前，他们在中学的时候，卡利普和如梦同坐一桌，有一位讲课枯燥乏味、讨人厌的历史老师，时常突如其来举行随堂小考：“把纸和笔拿出来!”整间教室顿时陷入毫无准备的恐慌，一片死寂，这时如果她听见学生从笔记本里撕纸的声音，便当场火冒三丈：“不准从你们的笔记本里面撕空白纸!”她尖锐的声音刺入耳膜，“我要单张白纸!那些撕笔记本的人是摧毁国家财产，不配做土耳其人，是败类!我会给他们零分!”她还真的说到做到!

    一个小发现：夜半时分，一片寂静，只有冰箱无缘无故断断续续地发出恼人的声响，经过不知道第几次的翻检后，卡利普在如梦衣柜的底部，发现一本翻译的侦探小说，塞在她留下来的墨绿色便鞋之间。公寓里有几百本这种小说，他随手翻了翻手中的黑皮书，封面印着一只小小的、神情阴险的大眼猫头鹰，正当他打算把它丢到一旁时，他那只在一夜之间学会如何翻遍衣柜底部和抽屉角落的手，仿佛是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了一张从彩色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一个俊美的裸男。卡利普直觉地比了比这个男人和自己的大小，他望着照片中颓软的家伙，心想：她的这本杂志一定是在阿拉丁店里买的。

    回忆：如梦相信卡利普绝不会碰她的书。她知道他受不了侦探小说，而她也只有这些书。卡利普丝毫没有兴趣浪费时间在侦探小说的虚构世界里，这些故事里的英国人都是神探，而蠢蛋们都是超级蠢蛋，主角和配角包括凶手和被害人的行为像是机器设定，不符合人之常情，他们只是依照作者的逼迫，照本演戏。（打发时间嘛!如梦总是这么说，接着一边啃书，一边猛嚼从阿拉丁店里买来的坚果零嘴。）卡利普有一次告诉如梦：“惟一值得阅读的侦探小说，应该是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凶手是谁。”只有这样，书中的人物和角色才不会变成混淆视听的假线索，操控在一位全知全能的作者手中。由于反映出现实世界的真人真事，他们在书中的形象才会真实鲜活，而不单是小说家想像力的虚构之物。看小说看得比卡利普多的如梦则反问，如果一本小说真的如他所言，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细节，最后必然会因为过于庞杂而完全失控。侦探小说中的细节之所以如此安排，很明显地，目的是为最后的破案作伏笔。

    细节：如梦离开前，曾经拿杀虫剂——罐子上画着一只大黑甲虫和三只蟑螂来吓唬顾客——在浴室、厨房和走廊里狂喷了一通（那些地方还臭得很）。她没有多想，扭开了所谓的“巧妇炉”（多此一举，因为星期四是大楼的中央热水日），略翻了一下《民族日报》（有点皱），并且用随手抓到的铅笔在上面做了几题填字游戏：陵寝、峡谷、月亮、力量、即兴表演、虔诚、神秘、倾听。她吃了早餐（茶、羊奶酪、面包）但没有洗碗。她在卧房里抽了两支烟，在客厅里抽了四支。她带走了几件冬衣，一些她说会伤害皮肤的化妆品，她的拖鞋，好几本没读完的小说，平时挂在抽屉把手上但没有钥匙的幸运钥匙圈，她惟一的首饰珍珠项链，以及她的附镜发梳。她穿走了与她头发颜色相同的厚外套。她一定是把这些东西塞进她之前向她爸爸借的中型旧皮箱里（梅里伯伯从巴巴里海岸带回来的），当初他们借用的原因是想旅游时备不时之需，只不过他们从未成行。她关上了大部分的橱柜（用脚踢），把抽屉也都关好，把随身用品归回原位。她一口气写完道别信，没有停顿。垃圾筒或烟灰缸里找不到揉成一团的草稿。

    或许它根本不是一封道别信。虽然如梦没有提到她会回来，但也没有说她不会回来。似乎她抛下的是这间公寓，而不是卡利普。她甚至提出七个字的请求，邀他成为共犯：“应付妈和其他人。”他也立刻接受了这个角色。他很高兴她没有明白地说她的离开是卡利普的错，他更欣慰自己可以当如梦的共犯，在一切已成定局之后，至少还能成为她的犯罪同伙。为了答谢他的帮忙，如梦给予卡利普一个五字承诺：“会保持联系。”然而，一整夜，她都未与他联系。

    反倒是暖气炉，一整夜，不断发出各种呻吟、叹息和咕哝。间歇的寂静中，雪花飘落。一位卖奶酒的小贩一度叫卖起发酵奶，但没有再出现。如梦的绿色签名和卡利普互相对视，目光久久无法移开。屋子里的物品和阴影完全变了样，这里似乎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卡利普想说：“蜘蛛!原来这些年来挂在墙上的这个装饰品看起来像蜘蛛。”他想睡个觉，说不定可以做场好梦，但是他睡不着。一整夜，他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把整间公寓再翻箱倒柜一遍，不顾先前是不是已经搜过了。（他刚才已经查过衣橱里的箱子了，是不是；他查过了，应该是；可能还没；不对，他还没查过；现在他得全部从头再翻一遍。）手里拿着满载记忆的如梦，皮带扣环，或是她遗失很久的太阳眼镜的空盒，他会猛然明白自己的搜寻毫无目标，于是再把手里的物品一丝不苟地放回原位，像是一个博物馆研究员，小心翼翼地拿取收藏品。（那些故事书里的侦探实在太没有说服力了，根本是作者偷偷把答案透露给这些侦探——太天真了，以为读者会笨到去相信。）他像个梦游者，双脚踩着恍惚的步伐，走进厨房，他翻了翻冰箱，却没有拿出任何东西。接着他发现自己回到客厅，才刚坐回他最喜欢的椅子里，却马上又重头展开相同的搜索仪式。

    被抛弃的这一夜，卡利普独自坐在这张椅子里，结婚三年来，他总习惯看着如梦坐在对面，紧张而焦躁地看她的侦探小说。卡利普眼前不断浮现相同的影像：她摇晃着双腿，手指缠绕头发，兴致盎然地翻动书页，不时发出深深叹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并不是自卑，挫败和寂寞（我的脸长得不对称，我笨手笨脚，我太软弱无能，我的声音太有气无力了!），那些感觉出现在他高中的时候，有几次，在那些蟑螂四处横行的糕饼铺和布丁店[1]土耳其的布丁店类似咖啡馆，卖传统的各式甜咸米布丁、牛奶布丁、咖啡、糕饼及餐点等。[1]里，他目睹如梦和几个满脸痘痘的少年约会，不像卡利普，他们不仅上唇冒出了胡子，而且已经学会了抽烟。不，不是那样。他脑中想的也不是高中毕业三年后的某个星期六下午，他上楼去他们的公寓（“我上来看看你们有没有蓝色标签纸”），看到苏珊伯母坐在破旧的梳妆台前化妆，一旁的如梦瞥了一眼手表，不耐烦地摇晃双腿。在他脑海徘徊的甚至不是如梦的苍白倦容，他从没见过她这种神情，那时，他才得知她结婚了，嫁给一位年轻的政治运动家，而且不单单是基于政治因素。这个人，不仅周围的人对他推崇备至，甚至已经在《劳工的黎明》上以真名刊登了第一篇政治分析。一整夜，卡利普眼前浮现的画面，是他曾经错失的生活片段，一个机会，一小段欢乐：光线从阿拉丁的店里流泻而出，映得白色的人行道莹莹闪烁，雪花落入灯光里。一个星期五晚上，那时他们小学三年级，也就是如梦一家人搬进顶楼公寓一年半之后。天色已黑，汽车和电车的轰隆声响在冬夜的尼尚塔石广场回荡，他们正要开始玩一个自创的新游戏：“我消失了”，游戏的规则结合了“秘密通道”和“看不见”，其中一个人“消失”到爷爷奶奶、叔叔伯伯或爸爸妈妈的公寓一角，接着另一个人必须把消失的人找出来。

    游戏很简单，不过不可以开灯，也没有时间限制，因此全赖搜寻者的想像力与耐性。当轮到卡利普“消失”时，他跑进奶奶的卧房，躲到衣橱上面（先是踩着椅子的扶手，然后，小心地，踏上椅背），他一面心想如梦一定不会发现他在上面，一面幻想她在黑暗中走动的模样。他想像自己在如梦的处境，设法体会她此刻的情绪，她一定正到处找他，焦急难耐!如梦一定快哭出来了；如梦一定无聊死了；如梦一定泪眼涟涟地哀求他出来，出来，不管在哪里!等了好久好久，对孩子而言仿佛是一辈子，他突然失去耐性，从衣橱顶溜下来，忘记自己这么一失掉耐心就已经结束了游戏。等卡利普的眼睛适应了幽暗的光线后，反而是他开始在整栋公寓大楼寻找如梦。找遍了所有的房间后，一股恍惚而恐惧的感觉涌上心来，一种失败的暗示，最后他不得不求助于奶奶。“老天爷，你满身是灰!”奶奶说，坐在他的对面，“你跑到哪里去了?大家一直在找你!”接着她补充，“耶拉回来了。他和如梦去了阿拉丁的店里。”卡利普连忙奔向窗户，来到冰冷、阴暗、墨蓝色的窗边。外头下着雪，一场缓慢而悲凄的雪，召唤你出去；一道光线从阿拉丁的店里泻出，穿过玩具、图画书、足球、溜溜球、彩色瓶子。白雪覆盖的人行道闪烁着，泛着一片好似如梦脸颊的微晕光芒。

    漫漫长夜里，每当卡利普回想起这幕二十四年前的影像，心底就涌起一股不快的焦躁，像是一锅突然滚沸的牛奶。这段生活片段究竟遗落在何方?他听见走廊里传来老爷钟无休无止的嘲弄滴答，这口钟曾经陪伴爷爷奶奶数过岁月，卡利普和如梦婚后不久，他把它从荷蕾姑姑家搬回来，带着满心的热情与坚持，把它挂在自己的幸福小窝的墙上，渴望借此留住童年的神秘与回忆。结婚三年来，不是卡利普，反倒是如梦，总觉得错失了某个未知生活的乐趣与游戏，郁郁不乐。

    卡利普每天早上出门上班，傍晚乘坐公车或共乘小巴回家，与车子里一脸木然的陌生人群推挤缠斗，摩肩接踵。一整天，他不断寻找各种琐碎到连如梦都不得不皱眉的借口，从办公室打电话给她。等他一回到温暖的家，他会通过检查烟灰缸囤积的烟灰、烟蒂的数目和品牌，来推算如梦今天做了些什么——通常不会差太远。在这段幸福的剎那（很罕有）或怀疑的时刻，如果他像昨晚脑中想的那样，仿照西方电影中的丈夫，询问妻子这一天做了些什么，那么他们两人会陡然陷入尴尬，好像闯入了一个朦胧暧昧的模糊地带，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电影中从来不曾清楚解释的地带。直到卡利普结婚后，他才偶然发现这块神秘、隐晦、暧昧的区域，暗藏在某些无名人物的生命里——也就是统计上和政府机关称之为“家庭主妇”的这些人（卡利普从来不曾把如梦跟买洗衣粉带小孩的女人联系在一起）。

    卡利普很清楚，在这个隐晦世界中，有一座长满奇花异草的花园，完全将他隔绝于外，就好像如梦深不可探的回忆。所有洗衣粉广告、图文小说、最新的外国翻译刊物、大部分广播节目和星期天报纸里的彩色夹页，都以这块禁地为共通的主题和目标。尽管如此，它依然远超过所有人的理解范围，比任何人所知的都还要神秘。有时候，卡利普会摸不着头绪，搞不懂为什么，比如说剪刀，会放在走廊里的暖气炉上面的铜碗旁边，或者当星期天他们出游时，巧遇某个他好几年没见但如梦一直在联络的女人，然后卡利普会一阵错愕，顿时愣住，仿佛撞见一条线索、一个从禁地浮现的暗号，仿佛过去暗地里广为流传的秘密教派如今无须再隐藏，大剌剌地呈现在他面前。令人恐惧的，是这个谜的传染力，它像某种神秘的邪教崇拜，蔓延在一群通称为“家庭主妇”的普通人之间。除此之外，更令人害怕的，是众人假装这个谜根本不存在，没有任何奥秘的仪式，没有共同的犯罪恶行，没有狂热也没有历史，似乎她们的行为并非出自秘密的共识，而是发自内在的欲望。像是后宫太监谨守的秘密，牢牢上锁，并把钥匙丢弃，谜底既诱人又叫人反胃：既然它的存在众所周知，或许它并非可怕得像一场梦魇；可是既然它隐而不宣地代代相传，从不曾被人明言提起，那么它必然是一个卑微的秘密，丝毫谈不上什么骄傲、肯定或光荣。卡利普有时候会觉得这块地带如同某种诅咒，像是纠缠着一个家族世代成员挥之不去的诅咒。然而，目睹过太多女人基于婚姻、养儿育女或其他含糊的理由而突然辞去工作，自愿返回那块诅咒之地，他逐渐明白其中蕴含着某种密教的磁力吸引。尽管如此，他看到有许多女人，费尽力气好不容易摆脱了诅咒，成为有头有脸的人，但仍然难掩内心的向往，渴望返回熟悉的神秘，重拾被她们抛在脑后的魅惑时光，回到他永远无法理解的幽暗禁地。

    有时候，当如梦为了他愚蠢的笑话或双关语而捧腹大笑时，他会惊异不已；或者当她附和他的欢愉，任凭他笨拙的双手滑入她栗貂色的黑暗密林，撇开所有从杂志照片上学来的仪式，忘却所有的过去与未来，沉溺于夫妻间水乳交融的剎那，突然间，卡利普会忍不住想问他妻子一个涉及神秘禁地的问题，想问她今天在家里做了什么，在某一个小时，除了洗衣服、洗碗、读侦探小说、出门之外，做了什么（医生说他们可能没办法生小孩，如梦对此也没表示特别感兴趣），但是，问题说出口后，很可能会在他们之间割裂一道鸿沟，得到的回答更可能是他们日常对话中完全陌生的语言，想到这里他无限恐惧，以致他问不出口，只能紧紧抱着如梦，任由自己剎那间脸色转白，彻底呆滞。“你的脸又呆掉了!”她会说。他想起小时候如梦母亲说的话，她会重复：“你的脸白得像纸一样!”

    晨祷的呼唤过后，卡利普坐在客厅的椅子里打了个盹儿。梦中，水族箱盛满了绿色的液体，如同钢珠笔的绿色墨水，日本金鱼昏沉地游动，如梦、卡利普和瓦西夫谈论一个从前的错误，后来才发现又聋又哑的并不是瓦西夫，而是卡利普。然而，他们并没有太沮丧：毕竟，很快地一切都将会没事。

    等他一醒来，卡利普来到餐桌前坐下，脑中想像着如梦十九或二十小时之前做过的事，一面在桌上寻找白纸。他没有找到——就如同如梦没找到一样——于是他翻过如梦的信纸，开始在纸背上写字，列出昨天夜里所有闪过他脑海的人和地。令人不舒服的名单越写越长，逼着他继续往下写，卡利普不禁觉得自己似乎在模仿某本侦探小说里的主角：如梦的旧情人、她“奇怪”的女性朋友、她偶尔提起的密友、她某段时间的“政治”同志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后者，卡利普决定，除非找到如梦，不然不能让他们知道。他草草写下他们的名字，用不确定的元音和子音拼出姓名，随着笔迹上下起伏，他们的脸孔和形体逐渐累积意义和双关喻意。他们开心地向卡利普挥手招呼，向这位新手侦探眨眼，传递假信息，引他误入歧途。很快地，等听见清道夫来收垃圾、把大垃圾筒摔在垃圾车栅门上的声音后，卡利普才逼迫自己停下笔，把名单塞进他身上的外套内袋里。

    卡利普关掉公寓里所有的灯，屋里只剩清晨积雪反射的蓝光。为了不让好管闲事的门房起疑，他把垃圾筒拿出去，不过事先又检查了一遍里面的东西。他泡了茶，给刮胡刀换了新刀片，刮好胡子，换上干净但未熨过的内衣和衬衫，然后收拾整理被他翻了一整夜的房间。当他换衣服的时候，门房已经把《民族日报》塞进门缝。他一边喝茶一边看报，耶拉的专栏提到“眼睛”的主题，关于他多年前某个深夜在贫民窟里闲荡时遇见的眼睛。卡利普记得读过这篇文章，以前已经刊载过了，尽管如此，他仍感觉到同一只“眼睛”瞄准着他，让他不寒而栗。这时，电话响了。

    一定是如梦!卡利普心想。他拿起话筒时，甚至已经挑好了今天晚上两人要去哪一家电影院：皇宫戏院。但话筒那头传来令人失望的声音，他马上毫不迟疑地编出一个故事来打发苏珊伯母：对，对，如梦退烧了。她不但睡得很好，还做了一个梦；当然，她想跟妈妈说话——稍等一下。“如梦!”卡利普朝走廊里喊，“如梦，你妈的电话!”他想像如梦起身下床，一边找拖鞋一边懒洋洋地打呵欠，伸懒腰。接着，他在内心的放映机上换了另一卷带子：体贴的丈夫卡利普走进房去叫妻子接电话，却发现她像婴儿般熟睡在床。他甚至还故意走进走廊再走回来，做出假的“环境音效”，为第二卷带子增添真实感，让苏珊伯母信以为真。他回到电话旁：“她又回床上睡觉了，苏珊伯母。她因为发烧眼睛肿得张不开。她大概洗了把脸后又躺回床上睡着了。”“叫她多喝点橙汁。”苏珊伯母巨细无遗地指示他尼尚塔石哪里可以买到最便宜的红橙。“我们今天晚上可能会去皇宫戏院。”卡利普信心满满地说。“注意别让她又着凉了。”苏珊伯母说，或许担心自己干涉太多，她换了个毫不相关的话题：“你知不知道你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很像耶拉?还是你也感冒了?小心别感染到如梦的病菌。”他们同时挂上话筒，轻轻地，不是怕吵醒如梦，反倒像是怕弄伤了话筒，深深感觉到同样的恭敬、温柔和宁静。

    挂上电话，卡利普回到耶拉的旧文章，再次沉入他不久前读到的角色、刚才提到的“眼睛”的注视以及他自己的混沌思绪中。一会儿他猛然顿悟：“一定是这样，如梦回去找她前夫了!”他很惊讶自己居然没看出这么明显的事实，整个晚上蒙蔽在自己的逃亡假想里。带着同样的坚决，他决定打电话给耶拉，告诉他自己所经历的精神折磨，以及他做出的决定：“我现在就要去找他们。等我在如梦第一任丈夫那里找到她时——不用花太多时间——我怕自己可能劝不动她回家。只有你才知道怎么样哄她回家（“回到我身边”，他想这么说但开不了口），“所以我应该怎么说才能叫她回来?”“首先，稳住你自己，”耶拉会认真说，“如梦是什么时候离开的?镇定下来。我们一起从头到尾好好想一想，来我这儿，到报社来。”可是耶拉既不在他家里也不在报社，还没到。走出门前，卡利普原本设想要把话筒拿下来，但他没有。假使他真的这么做了，到时候要是苏珊伯母说：“我打了好几次，老是通话中。”他便可以回答：“如梦没有把话筒挂好，你也知道她老是心不在焉，老是丢三落四。”

 06班迪师傅的孩子

    ……叹息声响起，颤抖地穿透这没有时间的空间[1]指但丁《神曲》中介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炼狱。[1]。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四节诗

    自从我们鲁莽地邀请一般民众无论其来源、背景或信仰，通过我们的专栏表达意见，便立刻涌进了大量读者来信，其中不乏妙文佳作。有些读者得知他们的题材终于也有发声的一天，甚至懒得把它们完整写出来，干脆跑到报社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口沫横飞直到脸色发青。还有一些人，当发现我们对他们陈述的骇人细节和可疑闹剧持怀疑态度时，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故事的真实性，他们索性把我们拖下书桌，引领我们进入文化中神秘的角落——某些从未有人探究或书写过的幽微之处。我们便是从这里获知了土耳其假人制造的隐晦历史，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一行被迫转入地下进行。

    几百年来，在我们的文化中，从来没有人意识到制造假人也是一门艺术，只把它视为某种“民间工艺”，充满乡土气息，就好像那是稻草人之类的玩意儿。班迪师傅是第一位致力于此的工匠，也是假人制造业的开山祖师。他曾为海军博物馆制作过展场所需的假人，这座博物馆是我们的第一座，由苏丹阿布杜哈米提下令兴建，当时的一位王储奥斯曼·亚拉列丁殿下出资赞助。这项技艺后来之所以走向秘传，也是因为班迪师傅的缘故。因为，根据目击者的叙述，参加博物馆开幕的来宾对眼前的景象震惊不已，他们看见三百多年前在地中海击溃意大利和西班牙船舰的土耳其强壮海盗和魁梧战士，威武地屹立在皇家游艇和军舰之间，八字胡又挺又翘。班迪师傅用木头、灰泥、蜡、羊皮、骆驼皮和母鹿皮，加上人发和胡须，制造出他独一无二的惊人塑像。然而当时的伊斯兰教长是一个老古板，当他亲眼看见这些由精湛技艺制做出的奇迹造物后，勃然大怒：因为完美仿制阿拉的造物意味着与它竞争，所以这些假人便被移出博物馆，军舰与军舰之间则改放栏杆。

    禁令——在我们从没停止过的西化历程中是家常便饭——并没有浇熄班迪师傅对工艺爱好的熊熊烈火。他不但忙着在自己家里制作新的假人，更企图游说政府当局允许把他称之为自己的“孩子”的杰作，再一次放进博物馆里，或者任何别的地方，只要能够展示就好。当他被拒绝之后，他把一肚子气怪到政府当局的不支持，而没有迁怒于自己的艺术品。他把自己家里的地下室改建成工作室，在那里继续生产假人。后来，他从伊斯坦布尔旧城搬到加拉塔的基督徒区，主要是为了防范邻居们指责他“邪魔歪道、变态、异端邪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孩子”数量持续增加，原来那栋中等大小的穆斯林住所再也容纳不下。

    搬进这栋位于库勒迪毕的怪屋子后（我便是来这里参观），班迪师傅本着热情和信念，继续他严谨的工作，并把他专精的手艺传授给自己的儿子。经过二十年不间断的努力，他注意到许多贝尤鲁的流行服饰店开始在橱窗里摆设假人，那时正值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西化的热潮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男士们抛弃土耳其毡帽，换上巴拿马帽，女士们则剥下面纱，蹬上高跟鞋。当班迪师傅第一次看见那些进口的假人时，他以为自己等待多年的胜利时刻终于来临，于是他冲出他的地下工作室，奔上大街。然而，在贝尤鲁五光十色的繁华街道上，他遭遇到另一个新的打击，使得他从此以后将自己放逐到地下的幽暗岁月，直到老死。

    无论是豪华百货公司的老板，或者是售西装、裙子、服饰、丝袜、大衣、帽子等的成衣供货商，还是亲自前来地窖工作室参观的橱窗设计师，在看过班迪师傅所展示的作品后，全都一一回绝了他。很明显，他所制造的假人长得不像教导我们什么是风格的西方模特儿，而像我们自己人。“顾客，”其中一位商店老板说，“不想看到风衣穿在一个大胡子、O型腿、又黑又瘦、满街都是的同胞身上。顾客想要的是穿在一位来自遥远陌生国度的漂亮新面孔身上的外套，因为当他披上这件外套时，他相信自己也跟着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位头脑清楚的橱窗设计师，尽管对班迪师傅的杰作甚感惊艳，但他说为了自己的生计着想，很遗憾无法在橱窗里摆设“这些正宗土耳其人，这些真实的同胞”，原因是当今的土耳其人不想再当“土耳其人”了，他们想当别的。那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大力提倡穿着正式服装、剃光胡子、改良语言的发音和字母。另一位商店老板则简洁地指出，他的客户其实不是要买一套衣服，而是要买一个梦。他们真正想要购买的是一个梦想，希望能变成像穿着同一件衣服的“别人”。

    班迪师傅根本不考虑这样制造假人。他很清楚自己绝对比不过那些姿势怪异、始终面带牙膏广告式微笑的欧洲进口模特儿。于是，他返回阴暗的工作室，放弃了梦想。接下来的十五年，一直到他去世，他又制造出一百五十多尊假人，每一尊都是艺术的结晶，把他个人的怪诞梦想转化为真实的血肉证明。他的儿子，大老远前往我们报社，带我们去他父亲的地下工作室，向我们逐一展示这些假人，他解释道，这些布满尘埃的奇异作品中，蕴含着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的“本质”。

    我们一路从加拉塔高塔走下泥泞的斜坡，踩过肮脏的人行道上歪扭的阶梯，来到这栋阴冷的房屋。站在地下室里，我们被一群扭动挣扎的假人所围绕，他们似乎焦躁地想做点什么好抓住生命。晦暗的地窖里，千百张脸隐藏在阴影中，灵动的眼睛注视着我们或彼此相望。有些坐着，有些在说话，有些忙着吃，有些大笑，有些在祷告，有些则好像透过自己的“存在”来反抗外在世界，而他们的“存在”在那一刻似乎显得叫人难以承受。显而易见，这些假人身上蕴含着一股活力，那是在加拉塔桥上的群众身上所看不到的，更不用说在贝尤鲁或马赫姆帕夏市场的橱窗里。生命力像光线一般，从这群挣扎扭动、急促喘息的假人的皮肤下渗透出来。心醉神迷之中，我记得自己走向身旁的一尊假人，满怀敬畏与向往。我记得自己伸手触碰这个生物（一个长辈式的人物，沉浸于自身的忧愁），想感受他，想试图感觉他的活力，想察知他之所以如此真实的秘诀，想探究他的世界。然而他僵硬的皮肤却和这个房间一样冰冷、可怕。

    “我父亲以前常说，”假人师傅的儿子语带骄傲地说，“我们最需要留意的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姿势。”经过一段漫长而劳累的工作后，他和父亲会从库勒迪毕的暗室重回人间，到塔克西姆的“风尚”咖啡馆找一张视野好的桌子，坐下来点杯茶，然后开始观察广场人群的“姿势”。这么多年来，他的父亲始终相信，就算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历史、科技、文化、艺术和文学会有改变，但是人的姿势绝不可能变了样。接着，儿子跟我们形容一位出租车司机点烟时的站姿，解释一个贝尤鲁流氓侧身走下街道时，为什么他的手臂会弓在身体外侧像螃蟹一样。他指出一位卖烤豆子的小贩的学徒，他的下巴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咧嘴大笑。他继续透露，一位手拿购物网袋独自在街上行走的女人，她低垂的眼中含着惶恐。他解释为什么我们土耳其人在城市里总是低头走路，但到了乡下就抬头挺胸。他不厌其烦地指出假人的姿势，他们的举手投足，以及在那些动作之中，是什么样的本质构成了“我们”。这些人偶就这么永恒等待着有朝一日被赋予生命。更不用说，你也很清楚这些惊人的造物绝对适合穿上漂亮的衣服用来展示。

    然而，望着这些假人，这些悲伤的造物，你仍不禁感觉到有个东西催促着你回到外头阳光普照的世界。我该怎么说?是某种恐惧——惊骇、凄恻、阴暗!当儿子脱口而出：“到最后，我父亲停止观察，甚至连最平凡的动作他也不再注意。”我似乎已经猜到了这个可怕的事实。父亲与儿子逐渐发现，所有我称之为“姿势”的动作，无论是擤鼻涕或捧腹大笑，走路或握手，冷淡的斜睨或拔开瓶塞，所有这些平凡的动作全都变了样，失去了正统纯粹。一开始，从“风尚”咖啡馆里观察人群，他们想不通路上的那个男人究竟在模仿谁，毕竟他所看到的人除了自己之外，只有周遭那些和他从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同胞。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举手投足、儿子和父亲所谓“人类最伟大珍宝”的姿势，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变化，消失无踪，仿佛听命于某位看不见的“领袖”，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从某个不知名的源头模仿来的动作。过了一些时日，有一天，当父亲与儿子开始着手制作一系列孩童人偶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些该死的电影!”儿子失声大喊。

    那些该死的电影一匣匣从西方运来，在电影院里每个小时轮番放映，影响了路上的行人，使他们失掉了自己的正统纯粹。我们的同胞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抛弃自己的姿势，开始接纳别人的姿势。我不打算重述师傅儿子的每一句话，他极为详细地解释父亲的愤怒，义正词严地指责这些新潮、矫作、荒唐可笑的动作，一笔一画勾勒出所有精雕细琢的举止，和扼杀我们原始纯真的暴力行为：哄堂大笑、推开窗户、用力摔门；拿起茶杯或披上外套；所有这些后天习得的做作动作——点头颔首、礼貌的轻咳、生气的表示、眨眼、推委客套、扬眉毛以及翻白眼——全都是从电影学来的。他父亲根本连看都不想再看到这些不纯净的杂种动作。由于害怕自己“孩子”的纯真会受到这些虚假姿势的污染，他决定不再离开他的工作室。他把自己关进地窖，声称已经找出了“隐藏的意义和秘密的本质”。

    检视着班迪师傅在人生最后十五年中创造的杰作，我满怀恐惧地察觉到，像一个“狼孩”在多年后初次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一样，我省悟到这含糊的本质可能是什么：在这一群望着我、朝我移动的假人之中，在这一群叔叔婶婶、亲戚朋友、熟人之中，在这些商人和工人之中，存在着我的形象。即使我此刻身处这片遭到飞蛾蛀蚀的凄凉黑暗中。厚重的铅灰尘埃下，我同胞的塑像（其中有贝尤鲁的流氓、女裁缝、富可敌国的谢福得先生、百科全书编纂者萨勒哈汀先生、消防队员、畸形的侏儒、老乞丐和孕妇）让我联想到受苦的神祇，他们失去了纯真，也失去了他们在微光中被夸大的威严神态；让我联想到忧郁憔悴的忏悔者，他们渴望成为别人但无法如愿；让我联想到不幸的边缘人，他们无法倒上床铺纵情欢爱，因而互相残杀。他们，如同我，如同我们，或许在过去某个遥远得仿若天堂遗迹的一天，也曾经凑巧发现了谜底，恍然明白自己朦胧存在的隐秘意义，只不过他们忘记了。我们受失忆所苦，我们卑躬屈膝，但我们仍坚持做我们自己。我们擤鼻涕、抓头、走楼梯的模样，我们悲伤与挫败的表情，这些使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各种动作，事实上是对我们的惩罚，斥责我们坚持要做自己。班迪师傅的儿子描述父亲的信念：“我父亲始终相信，总有一天幸福会降临，人类将不用再模仿别人。”他说话的同时，我脑中却想像着，这一群假人必定也和我一样，渴望能快点逃离这座满是灰尘的死寂地窖，探出地表透气，在阳光下观察别人，模仿他们，努力变成另一个人，从此以后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幸福快乐中。

    此种欲望，我后来得知，并非全然不切实际!一位喜欢用稀奇玩意儿吸引顾客的商店老板，有一天来工作室买了几件“产品”，或许是他知道它们很便宜。然而，他买来展示的假人的姿态和动作，与商店橱窗外川流的人潮和顾客们实在太像了，它们如此平凡，如此真实，如此类似“我们的样子”，以致人们对它们完全视而不见。于是，商店老板把它们锯成一截截，打破了它们的整体性，使得赋予在整体姿势上的意义也随之消失。往后的好多年，这些被肢解的手、腿和脚就待在小小商店的小小橱窗里，被用来展示雨伞、手套、长靴和鞋子，呈现在贝尤鲁人眼前。

 07卡夫山中的文字

    “名字一定要有意义吗?”

    ——刘易斯·卡洛尔《艾丽斯镜中奇遇》

    跨入这一片覆盖了永远灰蒙蒙的尼尚塔石的不寻常的明亮白色中，卡利普这才明白，他无眠的一夜里，雪下得比想像中的还大。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似乎没有注意到尖锐、半透明的冰柱从大楼的屋檐上垂下来。来到尼尚塔石广场，卡利普走进都会银行——鲁雅称之为“多灰银行”，意指漫天的尘埃、烟灰、汽车废气，以及从附近烟囱喷出的肮脏蓝烟——他发现过去几天里，如梦并没有从他们的共同账户中提领任何大笔金钱。银行大楼的暖气没有开，而众人正开心地祝贺一位浓妆艳抹的银行出纳员赢得了一小笔全国乐透彩。他步行经过花店雾蒙蒙的橱窗，经过骑楼，热茶小贩的托盘上放着一壶壶晨茶，经过他和如梦以前就读的西西里进步高中，经过挂着冰柱、鬼魅般的栗子树，走进阿拉丁的店里。阿拉丁头上罩着九年前耶拉在文章中提过的一顶蓝色兜帽。他正忙着擤鼻涕。

    “怎么啦，阿拉丁?你生病了还是怎的?”

    “着凉了。”

    卡利普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念出他想买的期刊名，如梦的前夫曾经在这些左派政治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其中有几篇卡利普觉得还能接受。阿拉丁起先露出幼稚的惧怕神情，接着脸上浮现出一抹称不上敌意的怀疑，他说只有大学生才会读这种杂志。“你要它们干吗?”

    “玩填字游戏。”卡利普回答。

    阿拉丁大笑两声，表示他听懂了笑话。“可是老兄，这些玩意儿里头没有填字游戏!”他语带遗憾，像是一个真正的填字游戏迷。“这两本是新发行的，你也要吗?”

    “当然。”卡利普回答。他像一个买色情杂志的老头，悄声说，“麻烦你包起来。”

    在埃米诺努公车上，他注意到包裹异常沉重。接着，在同样的古怪感觉下，他察觉似乎有只眼睛正盯着他看。这只眼睛并不属于周围的群众，那些仿佛坐在小汽船上随着海浪左摇右摆的公车乘客们，他们正眼神涣散地望着外头积雪的街道和熙来攘往的行人。这时他才发现，阿拉丁用一份旧的《民族日报》来包他的政治杂志。某个折角处，耶拉正从他的专栏上方的照片里往外瞪着他看。尽管每天早晨刊登在同一个位置的照片没有丝毫改变，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如今照片中的耶拉却投给卡利普一个截然不同的眼神，好像在说：“我知道你在搞什么，我会紧盯你!”卡利普伸出一根手指，遮住那只能读心的“眼”，只不过，一整段公车的路途上，他仍然感觉得到它在他的手指下瞪着。

    一进办公室他立刻打电话给耶拉，但却找不到他。他拆开旧报纸，小心放到一边，拿出左派政治杂志开始阅读。才翻开杂志没多久，一股卡利普早已遗忘的兴奋、紧张和期待感涌上心头。这些刊物让他回想起过去对解放、胜利和正义之日的期待，很久以前他放弃了这些信念，只不过当时他自己并不知道。翻完杂志后，他花了一段时间，根据草草写在如梦信纸背后的号码，打了一连串电话给她的老朋友。然后，他慢慢忆起自己的左派岁月，就如同小时候在户外电影院里，观赏着投射在清真寺和露天咖啡店外墙上的影片，诱人而难以置信。以前卡利普看到叶西坎［1］叶西坎（Yesilcam），土耳其的“好莱坞”，1970年代每年出产300多部电影。[1]那些剧情俗滥的黑白电影时，他常常会想，究竟是自己没有看懂，还是说，他被拉进了一个不知不觉中呈现出童话故事的世界，那里充斥着有钱而无情的父亲、身无分文的浪荡子、厨子、管家、乞丐以及装有散热片的汽车（那辆迪索托的车牌，如梦记得，和前一部电影里的一模一样）。每当他开始嘲笑周围感动落泪的观众时，对，对，就在那一剎那——注意了!——仿佛被耍了什么戏法一般，突然间，他会发现自己同情起银幕中苍白悲惨的好人以及果敢无私的英雄，感染了他们的伤痛与折磨，莫名其妙地，自己已泪流满面。于是，为了更加了解这个黑白的童话世界，更深究这个小小的、如梦与前夫曾经所属的左派圈子，卡利普打电话给一位保存所有过期政治刊物的旧朋友。

    “你还继续在收集期刊，对不对?”卡利普说，语气认真，“我有一个客户面临了大麻烦。我可以借用你的数据库搜寻一下，好替他写状子吗?”

    “当然没问题。”赛姆说，一如往常的热心，很高兴有人要看他的“数据库”。今晚八点半左右他会等着卡利普来。

    卡利普在办公室工作到天黑。他又拨了几次电话给耶拉，但始终找不到他。每一次电话中，秘书不是告诉他耶拉先生“还没”进来，就是说他“才刚”离开。尽管报纸已经被卡利普塞进梅里伯伯留下来的旧书架里，但他还是浑身不自在，总觉得耶拉的“眼睛”仍盯着他看。的确，一整天耶拉好像都站在身旁。在他的注视下，卡利普处理各种公事。他聆听一对肥胖的母子抢着说话，他们因为谈不拢由谁继承室内大市场的一间小店铺而引发口角；告诉一位戴着墨镜、想要控告政府无端缩减退休金的交警，依据国家的法律，他待在疯人院的那两年不能算是受雇期间。

    他一一打电话给如梦的朋友。每一个电话他都捏造出各种不同的新鲜借口。他向她的高中死党玛西德询问古儿的号码，因为他手上有一宗案件需要请她帮忙。他打电话给古儿——玛西德不喜欢她，但这个意思为“玫瑰”的名字曾经一度让他迷醉——结果优雅宅邸的优雅女佣告诉他，名字优美的女主人古儿，前天在古儿巴切（“玫瑰花园”!）医院同时产下了她的第三和第四个孩子，如果他现在出发到医院的话，还有时间从育婴室的玻璃窗看一眼可爱的双胞胎，名字叫阿什客与胡颂（爱与美）。费珍保证她会归还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以及雷蒙·钱德勒的推理小说，并且祝如梦早日康复。至于贝席叶——不，卡利普弄错了——她并没有一个叔叔在麻醉药局担任探员，而且——没有，卡利普确信——她的声音里没有流露出丝毫她知道如梦在哪里的暗示。而瑟米则非常惊讶卡利普怎么会得知地下纺织厂的消息：没错，他们的确雇用了一群由工程师和技师组成的团队，准备研发一项计划，制造第一批土耳其制的拉链。不过，很遗憾，由于他并不清楚最近报纸上报导的线轴交易情形，所以他无法提供卡利普任何相关的法律数据。他只能向如梦致上他最诚挚的问候（这一点卡利普毫不怀疑）。

    他在电话里伪装不同的声音，或是假扮别的身份——中学校长、戏院经理、大楼管理员——然而还是没办法找出如梦的踪迹。苏里曼，一名挨家挨户兜售四十年前英国出版的进口医疗百科全书的推销员，接到假扮的中学校长卡利普的电话后，极为诚恳地向他解释，自己非但没有一个上中学的女儿名叫如梦，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小孩。同样的，伊利亚斯，一位用父亲的平底货轮从黑海海岸载运煤炭的商人，反驳说他绝不可能把自己的梦境日记忘在如梦戏院里，因为他已经好几个月没看电影了，而且他也没有这样的笔记本。升降机进口商阿辛解释说，他的公司不能为如梦大楼的电梯故障负责，因为他从没听过有哪栋大楼或哪条街的名称叫如梦。当这几个人念出“如梦”这两个字时，他们都没有显露半点焦虑或罪恶的痕迹，他们的口气全都充满着真诚的清白。

    塔瑞克，白天在他父亲的化学工厂制造老鼠药，晚上则摇身一变成为写作阐述死亡炼金术的诗人，他欣然答应一群法律系学生的邀请，去演讲他诗中的主题“梦境与梦之谜”，他还承诺改天与他的新朋友们在塔克西姆的老咖啡馆前碰面。至于科玛和布兰特，他们都才从安纳托利亚旅游回来。其中一个人的旅行路线追随着一位伊兹密尔女裁缝的回忆录，这位女裁缝在五十多年前，在一群新闻记者的喝彩声中与阿塔图克跳完华尔兹后，可以马上在她的脚踏裁缝车后坐下，飞快地缝出一条欧洲样式的长裤。另一个人则骑着骡子横越整片东安纳托利亚，他行经一个又一个村落，走访一家又一家咖啡馆，到处兜售一种西洋双陆棋的神奇骰子，据说它是用一千年前一位慈祥老人的腿骨雕刻而成的，而这位老者便是基督教徒所谓的圣诞老人。

    他不得不放弃名单上剩下的号码，因为要不是怎么也接不通，就是电话里的噪声吵得听不清说话。只要遇到下雨或下雪天，电话的线路就变得特别糟糕。更令他沮丧的是，一整天他翻遍了政治期刊的每一页，在众多的名字中——其中包括那些改变党派的、自首忏悔的、受到拷问而被杀害的、被判刑入狱的，还有在争斗中遇害且举行过葬礼的，以及那些投稿被编辑接纳或退回或刊登的，还有那些画政治漫画、写诗或在编辑部工作的人的名字和假名——他却始终没看到如梦前夫的名字或笔名。

    夜幕降临，他依然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黯然神伤。窗外一只好奇的乌鸦睨视着他，街道上传来星期五夜晚的人群喧嚣。慢慢地，卡利普置身于一场甜美的睡梦中。过了很久当他再度醒来时，房间里已是一片漆黑，但他仍能感觉到乌鸦的眼睛注视着自己，就好像报纸上耶拉的“眼睛”一样。坐在黑暗里，他缓缓关上抽屉，用手摸到自己的外套，把它穿上，然后离开办公室。大楼走廊的灯已经全熄了。小餐馆里，学徒正忙着清扫厕所。

    走在积雪覆盖的加拉塔桥上时，他感到一阵寒意：一股凛冽的冷风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到了卡拉廓伊后，他走进一间有大理石桌面的布丁店，侧身避开互相对映的镜子，点了鸡汤细面和煮蛋。布丁店里惟一一面没有挂镜子的墙上是一幅山岳风景画，风格像是来自于明信片和泛美航空的月历。在一片平滑如镜的湖水后面，透过松树的枝丫，远处是耀眼的白色山峰。尽管那必定是取材自某些明信片上的阿尔卑斯山，但它看起来更像卡利普与如梦小时候经常前往魔法探险的卡夫山。

    搭乘电缆车回到贝尤鲁的短暂路途上，卡利普与一位不认识的老男人起了争执。那天的意外，车子出轨冲进卡拉廓伊广场，像一匹狂喜的脱缰野马撞上墙壁和玻璃窗，是因为缆线断了，还是因为司机喝醉了酒?结果发现那位喝醉酒的司机是这位不知名老头的同乡，都来自特拉布宗。走出塔克西姆和贝尤鲁的拥挤街道，来到了不远处的奇哈格，路上空无人迹。前来应门的赛姆太太很高兴见到他，但说完又立刻赶回房里。显然，她和赛姆正在看一个电视节目——许多出租车司机和门房会聚在地下室咖啡馆里一起看的节目。

    “我们遗忘的珍宝”是一个批判性的节目，介绍许多巴尔干半岛上的古老清真寺、饮水泉和商旅客栈，哀悼这些当年由奥斯曼土耳其兴建的古迹，如今却落入南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希腊人的手中。赛姆和他太太似乎完全无视卡利普的存在，他只好在弹簧早已弹出的仿洛可可扶手椅上坐下，望着屏幕上荒凉的清真寺画面——好像一个隔壁的小男孩跑来邻居家看足球赛。赛姆看起来像那个曾经赢过奥运奖牌的摔跤选手，这位摔跤选手虽然已经死了，但他的照片仍然高挂在生鲜蔬果商店的墙壁上。他的太太长得则像一只肥胖可爱的老鼠。房间里有一张灰尘色的桌子和一盏灰尘色的台灯。墙壁上挂着一个镀金相框，里头的祖父看起来不像赛姆，反倒比较像他太太（她的名字是芮喜叶吗?卡利普茫然地想着）。房间里就是这些东西：保险公司送的月历、银行给的烟灰缸、酒杯组、银质的糖果盘、摆放咖啡杯的餐橱柜。还有两面塞满纸张和期刊、布满灰尘的墙壁，赛姆的“图书数据库”——卡利普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赛姆建造的这座图书馆，甚至在十多年前就被大学同学以挖苦的口气称之为“我们的革命数据库”。有一次，在某段难得的自省时刻，赛姆很爽快地承认，图书馆起源于他自己的优柔寡断。然而，他的优柔寡断并不是因为他“难以在两个阶级中作选择”，而是因为他无法在两个政治派别中作取舍。

    赛姆以前极为热衷于参加各种政治会议或“座谈会”，他跑遍了每一所大学、每一间学生餐厅，聆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伙伴的演讲，目的是为了了解“所有的观点和所有的信仰”，但却犹豫再三不去问太多问题。他收集了各式各样的左派宣传品（不好意思，不知道你有没有昨天“破坏者”在理工学院散发的手册?），其中包括各种报告白皮书、宣传小册子、传单等等，并且他会非常用功地阅读。不过他实在没有时间去详读每一篇文章，但同时他又始终没办法决定自己的“政治路线”，于是他便开始把所有没空读的东西全累积起来，以便日后有空再看。过了一段时日，慢慢地，阅读和得出结论对他而言变得不再重要，于是，他的目标便转为建造一座知识的水库，以容纳这条充沛满盈的“数据之河”，不让它白白流逝（这个比喻是身为建筑工程师的赛姆自创的）。就这样，赛姆毫不吝啬地把自己的后半辈子投注在这个目标上。

    电视节目结束后，他们关掉电视机，交换了几句客套话，然后就是一阵沉默。夫妻俩向卡利普投以询问的眼光，要求他赶快说明他的故事：他的被告是一个学生，被人指控一项他没有犯的政治罪名。当然，没这么乏味，的确有人死了。事情的起头，是有三个笨贼计划了一场乌龙银行抢劫案，这些小鬼得手后离开现场，驾驶偷来的出租车打算逃逸，结果开车的人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矮小的老妇人，把她撞飞了。这可怜的妇人跌落在地，脑袋摔在人行道上当场死亡（“真是飞来横祸啊!”赛姆的太太说。）他们在现场只逮到一个人，他手持枪械，是一个“好家庭”出身的文静男孩。当然，他坚决不肯供出同伴的姓名，因为他非常景仰他们，更惊人的是甚至在严刑逼问下他也没有泄露半个字。结果，根据卡利普后来的调查发现，很不幸地，这位年轻人只得默默地承担了杀害老妇人的责任。真正的凶手其实是一位名叫默哈玛特·伊玛兹的考古学系学生，事发三个星期后，有一天他来到温瑞尼叶后面的一块新开发区，正当他在一座工厂墙壁上涂写口号暗语时，被几位不明人士开枪射杀。在这种情况下，那位好家庭出身的男孩终于松口透露真正凶手的姓名。然而，警方并不相信身亡的默哈玛特·伊玛兹是真正的默哈玛特·伊玛兹。不仅如此，主导这桩银行劫抢案的政治派系领袖更出乎意料地表明立场，宣称默哈玛特·伊玛兹仍在他们身边，并且继续秉持着不变的热情和毅力为他们的刊物写文章。

    如今卡利普接下了这件案子，主要是看在那位善良富有的父亲的分上，而不是为了这位公子哥儿。为了厘清案情，他希望能够：一、查阅所有默哈玛特的文章，以确认遇害的“默哈玛特·伊玛兹”不是真正的默哈玛特·伊玛兹；二、检视所有用化名发表的作品，以查出究竟是谁假装成亡故的默哈玛特·伊玛兹在发表文章；三、想必赛姆和他太太已经发现了，居然会这么巧，计划整件事情的政治派系刚好就是如梦的前夫当年崭露头角的地方，他想要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政治团体过去六个月来的活动；四、他决心要提出严正的质询，调查所有假借已故作家的名字发表作品的影子作家，并且探究所有失踪人口之谜。

    卡利普的兴奋也感染给了赛姆，他们立即展开调查。最初的几个小时，他们一边喝茶，大口品尝赛姆太太准备的切片蛋糕——卡利普终于想起她的名字，茹绮叶——一边在期刊里搜寻文章作者的姓名和化名。接着他们扩大范围，列出所有发表自白书、已故的人和刊物工作人员的笔名。没多久，他们就开始感到晕头转向，仿佛进入了一个由各种扑朔迷离的讣闻、恐吓信、自白书、炸弹、排版错误、诗和口号建立起来的瞬息即变的隐晦世界。

    他们找到许多不含秘密的化名、从化名衍生出来的名字、从衍生名字中撷取的名号。他们拆解离合诗句[1]一种特殊诗体，诗的各行首字母或尾字母或其他特定处的字母，能组成一个字或一个词。[1]、不够精准的字母密码以及模棱两可不知是刻意安排还是全然意外的颠倒字[2]将词倒过来念可组成其他意义，如lived转为devil。[2]。赛姆和卡利普坐在桌子的一边，茹绮叶则坐在另一头。房间里弥漫着不耐烦和忧伤的气氛，仿佛他们是除夕夜里的一家人，一如往常地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玩“宾果”或纸上赛马游戏，反而不像是正在费力为一个被诬告杀人的男孩洗刷罪名，或是搜寻一名失踪的女人。从敞开的窗帘望去，外头雪花纷飞。

    他们往下追寻，心情之满足就好像一位有耐心的老师，等待着亲眼见到自己一手拉拔的聪明学生逐渐成熟，他们喜悦地追踪各个化名，跟随它们在不同的杂志中曲折行进，目睹它们的高低起伏。有时候，在情绪高昂的旅途中，他们偶尔会看见某位化名者的照片，发现他被捕、被拷问、被判刑或者消失不见，然后他们会落入悲伤的沉默，直到他们又闯进另一场新的拼字游戏，遇见新的巧合，或是某个扑朔迷离的线索，带领他们再次回到文字的世界里。

    依照赛姆的看法，根本不用管他们在这些刊物中找到的姓名与英雄人物是真是假，因为所有的示威抗议、会议、秘密集会、地下政党的活动以及这些人所计划的银行抢劫案，其实都不曾发生过。他提出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大约二十年前，在东安纳托利亚的埃尔津詹和客玛之间有一座城镇，名叫小切鲁赫，那里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众叛乱，事件确切的日期记载在其中一本刊物里。暴动发生后，原本执政的地方首长被一只掉落的花瓶打破脑袋，当地建立起一个临时政府，发行一张有鸽子图样的粉红色邮票，出版了一份纯诗文的日报，眼镜商和药剂师免费发送眼镜给弱视的镇民，一批批的木柴被送进了小学的暖炉里。然而，正当小镇通往文明城市的桥梁即将破土动工之际，政府的阿塔图克军队却已抵达当地，控制了整个局面。于是，在牛群嚼光清真寺泥地板上肮脏的膜拜垫之前，他们已经揪出了乱犯，把他们一串串挂在小镇广场中央的橡树上。事实上——赛姆在地图的小符号中指出谜之所在——不仅根本没有一个城镇名叫切鲁赫，不管是小切鲁赫还是别的，甚至那些鼓动叛变、被人民视为传奇之鸟般歌颂的英雄人物也全是假的。这些捏造的姓名被埋藏在押韵或词语反复的诗词里，他们翻检搜索，有一度找到了一个有关默哈玛特·伊玛兹的线索（关于一件在温瑞尼叶发生的凶杀案，正好是卡利普之前提到的那段时间）。他们仔细阅读相关的说明和报道，里面的文句像是国产电影一般剪了又接起来，断断续续，只不过在接下来的几期杂志里，他们怎么也找不到故事的结局。

    中途有一段时间，卡利普从桌边起身打电话回家，口气温柔地告诉如梦他会在赛姆家工作到很晚，要她别等他，先去睡。电话在房间遥远的一头，赛姆和他的太太向如梦致上问候，自然如梦很亲切地回复。

    他们继续深入游戏当中，寻找化名，拆解意义，再用它们组成字谜。这时赛姆的太太回房睡觉，留下两个男人独自在客厅，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堆满了一叠叠的纸张、期刊、报纸和文件。早已过了午夜，伊斯坦布尔沉浸在雪夜的魅惑静寂之中。卡利普埋首于眼前惊人庞杂的藏书堆，继续钻研各种排版和拼字错误。这座赛姆总以含蓄口吻形容为“太不完整，太不充分”的数据库，主要由各式传单组成，这些字迹模糊的纸张想必是用同一台油印机大量复制，在烟味弥漫的大学餐厅里散发，雨天里示威抗议时在挡雨棚间传阅，在遥远的火车站内流通。正当卡利普沉浸于纸堆时，赛姆从另一个房间回来，手里拿着一本他说“非常罕见”的论文，并以一个收藏家的骄傲展示给卡利普看：《反伊本·佐哈尼或脚踏实地的苏菲旅行者》。卡利普小心翼翼地翻开这本线装书，页面上的内容还是用打字的。“写这篇论文的人住在开塞利省的一个小镇里，那个地方小到连中型土耳其地图都没标出来，”赛姆解释，“他爸爸是一个小型道乘堂[1]伊斯兰教苏菲派的修道院。[1]的师父，所以他从小就接受宗教与苏菲神秘主义的熏陶。很多年后，他开始读十三世纪阿拉伯神秘主义哲学家伊本·佐哈尼的书，《失传奥秘的内在意义》，他一边阅读，一边在页边空白处写批注，想要媲美列宁研读黑格尔的做法，写下洋洋洒洒《唯物论》的评注。接着，他把这些笔记整理抄写下来，引申扩充其内容，并加入一堆不必要的括号附加各种实证说明。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笔记当成好像是别人的作品，仿佛其中的内容无比艰涩深奥难以理解似的，他又再写了一大篇论文来解说其意义。

    最后，他把这两篇东西当成是别人的作品一样，打字整理好，全部编辑在一起，然后再加入一篇他自己写的‘编者的话’。在书本的头三十页里，他补充了个人的心路历程，叙述自己的宗教和后来的革命生涯。这些故事中有一个有趣的段落：某一天的中午，当作者在小镇墓园里漫步时，顿悟到一件事，原来西方称之为‘泛神论’的苏菲神秘主义，和作者从自己那位身为苏菲师父的父亲身上所得出的哲学‘实物主义’，这两者之间有着强烈的关联。漫步在墓园里，穿梭于吃草的绵羊与熟睡的幽魂之间，他抬起头，看见高耸的柏树林中有一只熟识的乌鸦，原来多年前他也曾在这个地方见过它——你知道土耳其的乌鸦可以活两百岁吧?——然后他才明白，这只长翅膀的大胆飞禽，人们所谓的‘崇高思想’，一直保持着这个模样，永存不朽，同样的头和脚，同样的身体和翅膀。于是他亲手在装订好的封面上画下了这只乌鸦。这本书证明了，任何一个渴求永恒的土耳其人，必须同时是自己的鲍斯威尔，为自己的约翰逊写传记[1]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1784），英国辞典编纂者、作家，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1704—1795）曾为其写作传记。[1]；同时是自己的歌德，也是自己的艾克曼[2]艾克曼（Eckermann），德国诗人、作家，歌德晚年的挚友兼助手，著有《歌德谈话录》。[2]。这本书他总共打字装订了六个复本，我打赌国家调查局的数据库里一定连一本也找不到。”

    仿佛有一个第三者的鬼魂，拉近了屋子里的两个人与那本乌鸦封面作者的距离，用一股想像的力量，把他们卷进那段往来于小镇的房子和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五金行的忧伤、平淡、孤立的生活。卡利普很想说：“那么多的作品，那么多的字母，那么多的文字，其实只是在叙述一个故事。所有救赎的希望，所有受尽了屈辱折磨后的回忆，所有以血泪写下的希望与回忆，都诉说着单纯的一个故事。”多年来，赛姆像一个渔夫，耐着性子往大海中撒网，拉起了这满室的报告、期刊与报纸，他知道自己已经捕获了那一则故事，它就在这一堆庞杂的收藏里。然而，他却没有办法在这些分门别类堆积如山的数据里，找出隐匿其中的那一则简单故事，非但如此，他更遗忘了开启它的通关秘语。

    当他们在一本四年前出版的刊物中，幸运地撞见默哈玛特·伊玛兹的名字时，卡利普却开口说这只是个巧合，而且他实在该回家了。但赛姆阻止了他，并表示在他的期刊里一切都不会是巧合——现在他称呼它们为“我的期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卡利普发挥超乎常人的努力，两只眼睛像放映机似的转呀转，从一本刊物跳到另一本，沿路追寻默哈玛特的踪迹。他发现，默哈玛特·伊玛兹曾经改名为阿哈玛特·伊玛兹。接着，在一本封面画着鸡群与农夫在一口井里翻搅的杂志里，阿哈玛特·伊玛兹又变成了玛特·恰玛兹。很轻易地，赛姆推断出马丁·恰玛兹和非瑞特·恰玛兹也是同一个人。与此同时，这个笔名已放弃了写理论文章，转而编起歌词来，供人在结婚礼堂所举行的追悼会上吟唱，伴随着弦乐器的声音和香烟的烟雾。不过他也没有在这一行待太久，因为一阵子后他又换了一个笔名，宣称除了他自己之外，其他每个人都在为警察工作。再下来他变成了一位野心勃勃、神经质的数学导向经济学家，致力于破解英国学院院士的刚愎性格。然而，他毕竟无法长久忍受黑暗阴险的学术腐败。赛姆踮着脚尖走进卧房，拿出了另一批杂志，胸有成竹地从里面的某一期中找到了他的主角。在这本三年多前出版的刊物里，这家伙改名为阿里·瑟伦，详细叙述在一个美丽的未来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模样：石板路将继续铺着石头，不会被柏油所覆盖；浪费时间的侦探小说将会被禁，而故弄玄虚的报纸专栏也逃不过同样的下场；叫理发师来家里剪头发的习俗将被破除。卡利普往下读到教育的问题，文中提到为了预防孩童受到父母的愚蠢偏见的洗脑，孩童的教育应该委派给他们住在楼上的祖父母，看到这里，卡利普不再怀疑笔名的真实身份，不仅如此，他痛苦地领悟到，如梦曾与她的前夫分享她的童年回忆。相同的这个笔名出现在接下来的一期杂志中，不特别出人意料地，书上介绍笔名的主人是一位数学教授，任职于阿尔巴尼亚研究学院。接着，在教授的生平事迹下方，明明白白地，没有用任何化名，正是如梦前夫的名字，静默而僵直地嵌在纸上，像是厨房里一只被陡然扭亮的灯光震慑住的虫子。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让人惊奇，”赛姆欢欣鼓舞地说，“除了书写。”

    他再一次踮起脚尖走进卧房，出来的时候手里抱着两个塞满期刊的萨那人造奶油纸箱。“一个与阿尔巴尼亚有关的分离派系发行了这些刊物。我要告诉你一个奇特的秘密事件，我投注了多年心力好不容易解开了谜底。我觉得它跟你在寻找的东西有关。”

    他重新泡了一壶茶，从纸箱里拿出几本期刊，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放在桌子上，作为待会儿说故事时的援引。

    “那是六年前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他开始叙述，“我正在翻阅阿尔巴尼亚劳工党的干部及其领袖恩维尔·霍查[1]恩维尔·霍查（Enver e），什叶派的一个分支，10世纪时创立。[1]的名字作为化名，像是哈珊、胡赛因、阿里等，后来我进一步发现，这些全都是拜塔胥精神领袖的名字。若非我正好知道拜塔胥苏菲教派曾经在阿尔巴尼亚盛行一时，或许我根本不会察觉异状，永远不会发现这个惊人的秘密。我拼了命往下钻研，不放过任何线索。整整四年的时间，我勤读各种有关拜塔胥教派、土耳其禁卫军、胡儒非教派[2]胡儒非教派（hurufism），苏菲神秘教派的分支，14世纪时创立，相信语言中的声音和文字藏有一切真理，从人们的身体上可以找到真主的神论和启示。[2]、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的书籍，终于，我解开了一个跨越一百五十年的阴谋。”

    “相信你对这些历史很熟。”赛姆嘴里虽然这么说，但却又自顾自地背诵出拜塔胥教派七百年的历史，从其创立者哈西·拜塔胥·维里开始讲起。他详细解释这个教派是如何受到阿拉维、苏菲和萨满教的影响，在奥斯曼帝国建立与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中心信仰根植于拜塔胥教派的土耳其禁卫军，他们反叛革命的传统究竟又从何而来。如果你把一个土耳其禁卫军人看作一个拜塔胥教徒，那么你能很快看出这个秘密与伊斯坦布尔的历史难分难解。拜塔胥教徒第一次被逐出伊斯坦布尔，是因为禁卫军的缘故：1826年马哈茂德二世下令突袭禁卫军军营，因为这支自立为政的军队不愿意接受他的西化政策，很快地，长久以来作为禁卫军精神殿堂的道坛便被迫关闭，拜塔胥苦行僧被赶出城外。

    转入地下之后过了二十年，拜塔胥再度返回伊斯坦布尔，不过这一次却化身为拿克胥教派。尽管拜塔胥教徒以拿克胥信徒的身份公之于世，但他们私底下却仍谨守着原先的拜塔胥身份，而把这个秘密埋入深处，直到七十年后阿塔图克下令禁止所有的教派活动。

    卡利普仔细研究一本英国旅游书中的版画，上面刻着一个拜塔胥的宗教仪式，但内容所反映的更像是这位旅行艺术家的内心幻想，而非现实场景。他数了数，版画中共有十二支石柱。

    “拜塔胥第三次出现，”赛姆说，“是在共和国建立后五十年，这一回他们不再利用拿克胥教派的伪装，而是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兴奋地列举各项证据，援引各种他从杂志、书本和手册上剪下来的漫画文章、照片和版画。拜塔胥教派中所执行、记载、发生的一切，都与这个政治党派的所有活动完全吻合：入会的仪式；入会前要经历一段时间的严苛考验和自我否定；在这段过程中年轻的候选人必须忍受疼痛；举行致敬仪式，向教派或党团里死去、遇害及封圣的先人表示尊崇；赋予“道路”这个词神圣的意义；一再使用各种象征群体合一精神的字眼与词汇；连祷的仪式；组织里经历过同样过程的前辈以下巴上的胡须、嘴唇上的短髭，甚至眼睛里的神情来区别同道中人；用特定的音节和韵脚来编写典礼中所吟唱的诗文和歌谣，等等。“显而易见，除非一切全是巧合，”赛姆说，“除非真主为了训诫我，对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不然我就算瞎了也能看得出，这些拜塔胥取自胡儒非的字谜与回文诗，毫无疑问地反复出现在左派刊物里。”万籁无声的夜里，只有远处守夜人的口哨偶尔划破寂静。赛姆开始缓缓地，如同喃喃念祷似的，向卡利普复诵他所破解的字谜，依照其中的隐含意义把它们串联起来。

    过了许久，在半梦半醒间，正当卡利普恍惚往返于美好回忆以及对如梦的迷梦时，赛姆的话语再度传入耳中：“整件事最令人震撼的重点在于……”卡利普这才又打起精神。赛姆说，加入政治党派的这些孩子们，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竟成为一个拜塔胥教徒。由于整个阴谋全是党中央管理层与阿尔巴尼亚的拜塔胥师父联手策划的，因此下面的人丝毫不知情。那些雄心壮志的孩子们，弃绝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彻底扭转自己的一生，只为加入组织奉献给人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在庆典仪式、游行餐会时所拍的照片，居然被一群阿尔巴尼亚苦行僧拿去视作其教派扩张的证明。“一开始，我很单纯地想，这是一件卑鄙的阴谋、一个骇人听闻的秘密，这群孩子傻傻地被蒙在鼓里。”赛姆接着说，“以至于，一阵冲动之下，十五年来我头一次想把这一切巨细无遗地写下来，公之于世。只不过，我很快又打消了念头。”雪夜的岑寂中，传来一艘黝黑的油轮驶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低鸣，城市里的每一扇窗都随之颤动。他又开口，“因为我终于明白，去证明我们所过的生命其实只是别人的梦，没有丝毫助益。”接着，赛姆说了一个关于索里盼部族的故事。索里盼部族定居在东安纳托利亚一座与世隔绝的山里，两百年来，他们一直在准备一场前往卡夫山的朝圣之旅。一切的概念，都是由于一本三百二十年前的梦幻之书，该书提及了这场族人们从未涉足过的旅程，使得大家开始企望前往神话中的卡夫山。族里的人并不知道，他们的精神领袖，尽管把这件事当作秘密代代相传，其实却早已与奥斯曼达成协议，让这场卡夫山之旅永远无法实现。然而，如果告诉族人这项事实，对他们有何助益?这就好像告诉那些星期天下午挤在小城电影院里的士兵们，银幕上那位试图诱拐勇敢的土耳其战士喝下毒酒的阴险传教士，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演员，在真实生活中，更是一位虔诚的伊斯兰信徒。你改变得了什么?到最后你只不过是剥夺了这些人们惟一的乐趣，也就是置身于疯狂的乐趣。

    天色渐亮，卡利普在沙发上昏昏沉沉，听任赛姆滔滔不绝继续独白：那些身在阿尔巴尼亚的年老拜塔胥师父们，来到一间世纪初遗留下来的白色殖民式旅馆与政党领袖会面，在梦境一般的大宴会厅里，他们热泪盈眶地望着照片里的土耳其青年，却完全没有想到，这些青年们在仪式中所背诵的诗文，并非教派的秘语，而是满口共产主义的理论。对炼金术士而言，不知道自己永远无法点石成金，这不是他们的悲哀，而是他们存在的理由。就算现代的魔术师把他的戏法秘诀毫不隐瞒地泄露给外人知道，狂热的观众依然会情愿说服自己，在魔杖一挥的剎那，他们看见的是魔法而非骗局。同样地，有那么多的年轻男女，只因曾经在生命的某一个时期听见了某一句话、读了某一则故事、看了某一本书，便在这氛围的影响下，坠入情网。在激情的晕眩中，他们结了婚，始终不曾理解他们爱情背后的谬误，就这样开开心心地共度余生。等赛姆的太太已经清好桌子，准备摆放早餐时，赛姆——瞥了一眼塞进门缝里的日报——仍然滔滔不绝地说着，就算我们终于明白这个事实，一切也不会改变——所有的文字、所有可信的文章，指涉的都不是生命，相反，书写本身只是在指涉一场梦。

 08三剑客

    我问他有没有敌人：他数了又数，数个没完。

    ——与雅哈·凯末尔[1]雅哈·凯末尔（Yahya Kemal，1884—1958），被认为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奥斯曼诗人。[1]对谈

    他的葬礼果然如他所恐惧的，实现了他三十二年前的预言：贫病安养院的一名室友和一名看护；一个退休记者，是专栏作家在过去声名如日中天时所提携的后进；两个对作家生平作品一无所知的糊涂亲戚；一名格格不入的希腊富孀，头上戴着一顶覆有薄雾面纱的帽子，胸口别着一只状似苏丹羽饰的胸针；受人尊崇的阿訇；我，以及棺材里的尸体。加起来总共九个人。昨天，当棺材入土时，正下着暴风雪，因此等阿訇草草念完祷词后，我们剩下的人便匆匆忙忙地把土撒入坟中。接着，我还来不及多想，众人已转身离开。我走进空无一人的克西克黎车站等待电车。才刚越过河，来到城市的另一头，我便直接走上贝尤鲁，去阿哈布朗看正在上映的电影，爱德华·罗宾逊主演的《血红街道》。我走进电影院让自己好好沉醉了一番。我一直都很喜欢爱德华·罗宾逊，在这部片子里，他饰演一个窝囊官僚兼业余画家，出入总是穿华服装气派，骗人说自己是一位亿万富翁，只为了让情人对他刮目相看。结果没想到他的心上人，琼·班内特，竟然自始至终都有别的男人。背叛的打击让他伤透了心，从此一蹶不振。看见他饱受折磨，令人也不禁沮丧了起来。

    我初次遇见亲爱的往生者时（我刻意选择他常用的字词作为段落的起头，前面一段也是如此），他是一位七十岁的专栏耆老，而我年仅三十。那天，我要到巴克尔廓伊拜访一个朋友，正当我准备跨进斯克西火车站的通勤电车时，好巧不巧居然看见了他!他坐在月台上一个小吃摊位的桌子边，与另外两位我少年时代万分仰慕的专栏作家一起喝着茴香酒。让我惊讶的，并不是在拥挤吵闹、摩肩接踵的斯克西火车站里，居然能撞见这三位在我的文学想像中如卡夫山一样高不可攀的传奇性的七旬老者，而是看见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坐在同一张桌子边喝酒，就好像大仲马笔下的三剑客在酒馆里喝酒，但事实上，在他们的文学生涯中，这三位挥笔之士从来不曾停止彼此谩骂。将近半世纪的写作生涯中，历经了两个苏丹、一个哈里发，还有三个总统，这三位好战的作家始终互相攻击，指控对方犯下各种罪行（有时候的确一针见血）：无神论、青年土耳其主义、亲法主义、民族主义、共济会主义、凯末尔主义、共和主义、通敌叛国、保皇主义、西化主义、神秘主义、抄袭剽窃、纳粹主义、犹太主义、阿拉伯主义、亚美尼亚主义、同性恋、变节、宗教正统主义、大美国主义，以及为了跟上当时的流行话题，还有存在主义。（那阵子，其中一位还公开表示，伊本·阿拉比[1]伊本·阿拉比（Ibn Arabi，15—1240），穆斯林世界的伟大性灵导师和宗教复兴者。[1]，这位不仅在七百年后被人争相模仿，更被西方世界大肆剽窃的思想家，才是“永远的存在主义者”。）我仔细端详了三位作家好一会儿，接着，在一股内在冲动的驱策下，我走上前来到他们桌边，简单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分别给予三个人我小心拿捏后相同分量的赞美。

    现在，我希望读者们能够体谅：那时的我虽然年轻热情、创意十足、干劲充沛、聪明又成功，但仍在自恋与自信之间徘徊不定，在远大志向与自私投机之间犹豫不决。身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菜鸟专栏作家，我之所以有胆量去接近这三位伟大的前辈大师，基本上是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我比他们三个人更多地吸引读者，我收到的读者信件比他们多，我写得比他们好。当然，他们也心不甘情不愿地明白，至少前面两项是事实。

    这便是为什么我会很欣喜地把他们对我的不屑一顾，解释为我个人的胜利。倘若我不是一位成功的年轻专栏作家，而只是一个满怀仰慕的平凡读者，他们自然会对我友善得多。一开始，他们并没有邀请我坐下，于是我等着。接着，好不容易他们准我坐下后，却把我当成服务生一样使唤我去厨房，于是我就替他们服务。他们想翻一翻某本周刊，我当然义不容辞跑去书报摊帮他们买。我替其中一个人剥桔子，替另一个人捡餐巾好省得他弯腰，我更顺着他们的期待，卑躬屈膝地回答：不是的，先生，很可惜我法文很糟，我只是偶尔晚上会一边查字典一边努力研读。虽然我的无知使得他们更无法忍受败给我的事实，不过我极度的自我贬抑似乎减轻了罪过。

    许多年后，当我发现自己也摆出同样的姿态对付年轻记者时，我才明白，尽管当时这三位大师看起来一副对我毫无兴趣的样子，只是自顾自地谈话，但事实上他们非常留意我是否受到感化。我一言不发，倾听他们的喋喋不休。关于最近几天登上报纸头条的德国原子科学家，究竟他改信伊斯兰教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土耳其共产主义之父，可敬的阿哈米·米萨特，因为打笔仗败给伊拉斯提·扎伊尔，于是某一天夜里去暗巷围堵他，把他痛打了一顿，那时米萨特是否就威胁扎伊尔必须放弃彼此间争执不休的论战?到底柏格森应该算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还是物质主义者?这个世界中藏着什么样隐秘的证据，可以证明“二度创世纪”的存在?古兰经第二十六章的最后几行诗中，大肆挞伐某些宣称自己坚守信仰，但实际上却背道而驰的诗人，这些人指的是谁?同样的脉络下，究竟安德烈·纪德真的是个同性恋，还是说他和阿拉伯诗人阿布·努瓦斯一样，实际上与女孩交往，却假装自己喜欢男孩，只因为他很清楚这种癖好可以替他带来坏名声?在《不屈不挠的柯勒本》的第一段中，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描写到托普哈内广场和马哈茂德一世喷泉，他之所以搞砸了这个场景，是因为他从旅行画家梅林的某一幅铭刻中取材并加以衍伸，还是因为他这一整段都是从法国诗人拉马丁的《东方之旅》中抄袭来的?鲁米的《玛斯那维》[1]鲁米（Jalal adDin Rumi，1207—1273），被誉为最伟大的波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诗人。他的诗作论及形而上学、神秘主义、宗教、伦理，其中《玛斯那维》被视为波斯文的古兰经。[1]第五部中，有一则故事说到一个女人与一头驴子交媾之后死了，鲁米之所以加入这则故事，是因为内容有趣，还是为了要提出教训?

    当他们谨慎而礼貌地辩论着最后一个主题时，我注意到他们朝我瞥了几眼，白色的眉毛扬起质疑，于是我也抛出我粗浅的意见：这则故事就和所有的故事一样，之所以被加进那里都是因为内容有趣，不过作者却刻意用一层教训的薄纱来掩饰它。“孩子，”其中一位说——昨天我参加的便是他的葬礼——“你写作专栏的目的是为了教导读者，还是为了娱乐观众?”我很努力想要证明自己对任何主题都能当场提出明确的想法，所以我脱口说出心中浮现的第一个答案：“为了娱乐观众。”他们不以为然。“你很年轻，在这一行里还嫩得很。”他们说，“让我们给你一些简单的忠告。”我激动得一跃而起。“先生!”我说，“我想把你们的每一句忠告都抄下来!”我立刻冲到收银台，向老板要了一叠纸。在这里，亲爱的读者，我希望能与你们分享我得到的忠告。

    我明白有一些读者急着想知道这三位大师早已为人遗忘的姓名，读者大概很期待我至少会悄悄说出他们的名字。不过，既然我一路下来始终刻意避免泄露这三位作家的身份，那么显然此刻我也不打算这么做。主要不是怕扰乱这三人组在坟墓里的安息，而是我想借此淘汰掉那些不够格的读者，只让剩下有资格的人知道他们是谁。为了这个目的，我将用化名来称呼三位已逝的作家，这三个化名取自三位奥斯曼苏丹在自己的诗作下的签名。读者们要先能够分辨出哪个化名属于哪位苏丹，接着再通过三位诗人苏丹与三位大师名字之间的相似处，从中推演，或许便能解开这个拐弯抹角的谜题。然而，真正的奥秘则藏在三位大师所布下的虚荣棋戏中，他们借所谓的“忠告”来推移棋子，制造出一个神秘局面。由于我依然不十分明了这个秘密之美，因此，就好像有一些可悲的无能之士借助报纸上的西洋棋解说专栏，来解读大师的一举一动，同样地，我也在大师给予的忠告之中，插入括号附加说明，以表达我个人的卑微见解和想法。

    A：阿德利。寒冬的那一天，他身穿一套米色的英国羊毛西装（在我们国家，所有昂贵的材料都被冠上“英国”的称号），打着一条深色领带。高大、体面的白色小胡子梳得平整。拿着一根手杖。看起来像一个没有钱的英国绅士，虽然我也不确定如果一个人没有钱的话，还能不能算得上是英国绅士。

    B：巴赫替。他的领带歪歪扭扭的，就跟他的脸一样。他身穿一件皱巴巴的旧外套，上面渗着污渍。一条链子从背心的扣眼里垂下来，连上他放在背心口袋里的怀表。不修边幅，笑容满面，总是烟不离手，只不过这个被他昵称为“我惟一的朋友”的香烟，到头来终究背叛了他的痴情，害他心脏病死去。

    C：瑟马里。矮小，爱跟人唱反调。尽管他想保持整洁，但怎样也改变不了一身退休老师的打扮。那邮差一样的退了色的外套、裤子和国营苏玛集团商店买来的厚胶底鞋。厚重的眼镜，夸张的近视，“骇人”的丑陋。

    以下便是大师们字字珠玑的忠告以及我狗尾续貂的补注：

    1.C：纯粹为了娱乐读者而写作，将使得专栏作家迷失在浩瀚的大海中，没有指南针的指引。

    2.B：专栏作家不是伊索也不是鲁米。故事会自然生出教训，但教训却不会产生故事。

    3.C：不要试图配合读者的智慧，要配合你自己的智慧。

    4.A：教训便是你的指南针。（显然在指涉C的第一条。）

    5.C：你必须从我们自己的坟墓和历史中挖掘秘密，不然你没有资格谈论“我们”或东方世界。

    6.B：关于东方与西方的主题，关键隐藏在“留胡子的阿瑞夫”说过的一句话中：“可悲的愚夫啊，你们的船朝东方行驶，可你们却望向西方!”（留胡子的阿瑞夫是B在专栏中，以一位真实人物为原型塑造的英雄。）

    7.A、B、C：善加利用警言佳句、轶事趣闻，也别忽略笑话、格言、谚语和精选诗词。

    8.C：你无须为了找一句座右铭来总结你的文章而绞尽脑汁；相反，你应该替这句已经选好作为结论的座右铭，寻找最适合的题材。

    9.A：第一句话还没想出来之前，别妄想坐下来写作。

    10.C：你必须拥有某种诚挚的信仰。

    11.A：就算你并没有某种诚挚的信仰，你也要设法让读者相信你的信仰是诚挚的。

    12.B：读者是一个小孩，想要去参加嘉年华会。

    13.C：读者绝对不会原谅任何一个污蔑穆罕默德的作者；不仅如此，真主也会处罚这种人，使他瘫痪。（察觉到第11条是针对他的挖苦，C在此予以反击，暗指说A之所以一边嘴角轻微瘫痪，是因为他写过一篇文章探讨穆罕默德的婚姻状况和经商背景。）

    14.A：别跟侏儒过不去，读者喜爱侏儒。（为了回应第13条，他在这里嘲笑C的五短身材。）

    15.B：谈到侏儒，举例来说，侏儒在于斯屈达尔的神秘住所，会是个有趣的主题。

    16.C：摔跤也是个有趣的主题，不过只限于在体育版中。（认为第15条是在侮辱自己，于是他暗示B对摔跤的兴趣以及根据摔跤而写的系列，使大家揣测B其实是位鸡奸者。）

    17.A：读者是个已婚、有四个小孩、入不敷出、智商只有十二岁的人。

    18.C：读者就像猫，会反咬喂养它的主人。

    19.B：猫是一种有智慧的动物，不会反咬喂养它的主人。然而它知道不要相信任何宠爱狗的作家。

    20.A：不要去研究什么猫啊狗的，你应该关心的是你祖国的问题。

    21.B：确定你手边有国外领事馆的地址。（影射一个谣传，据说在二次大战期间，C拿了德国领事馆的钱做事，而A则是拿英国人的钱。）

    22.B：尽管去跟别人打笔仗，不过你得先懂得如何中伤那个家伙。

    23.A：尽管去跟别人打笔仗，不过你得先有个上司替你撑腰。

    24.C：尽管去跟别人打笔仗，不过你得先准备好一件厚大衣。（衍伸自B的一句名言，B曾解释说他之所以避开独立战争，选择留在伊斯坦布尔占领区，是因为“我受不了安卡拉的冬天”。）

    25.B：回答读者来信。如果没有人写信来，那么就自己瞎掰几封，然后回答这些信。

    26.C：雪赫拉莎德是我们的前辈和导师。记住，你所做的，只是在组成“生命”的每一个事件中，增添十到十五页的故事。

    27.B：不必读太多书，但每一本都要以热情来阅读。如此，你将会比那些囫囵吞枣的人显得更为饱览群书。

    28.C：要积极，努力结识重要人物，这么一来，等他们翘辫子后你才会有相关的往事可以写。

    29.A：别以“亲爱的亡者”作为悼文的引言，结果到头来却是在侮辱死者。

    30.A、B、C：千万克制自己避免用下面的句子：一、亲爱的亡者昨天还在世上。二、文人总是受到忘恩负义的对待——我们今天所写的文章到了明天就被人遗忘。三、你们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收音机里的某个节目?四、时间过得真快!五、倘若亲爱的亡者还活在世上，不知道他会怎么看待这一丑闻?六、在欧洲，大家不会这么做。七、几年以前一块面包只卖这么几库鲁。八、然后这件事情也让我联想到这个和这个。

    31.C：只有对写作艺术亳无概念的人才会用“然后”这个词。

    32.B：任何艺术风味，都不应该出现在专栏中；出现在专栏中的任何东西，都不是艺术。

    33.C：有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艺术欲求，强奸了诗词，别去仰慕这种人的才智。（讥讽B的诗意倾向。）

    34.A：信笔挥洒地写，你将会轻易得到读者。

    35.C：呕心沥血地写，你将会轻易得到读者。

    36.B：如果你呕心沥血地写，你将会得胃溃疡。

    37.A：如果你得了胃溃疡，你将会成为艺术家。（到这里，他们发现彼此头一次和乐融融地交谈，不禁哑然失笑。他们全笑了起来。）

    38.B：快一点变老。

    39.C：没错，尽可能快一点变老。要不然你如何写得出一篇动人的迟暮之作?

    40.A：三大课题，毋庸置疑地，是死亡、爱情和音乐。

    41.C：不过你必须替爱情的主题下定论：什么是爱?

    42.B：去寻找爱。

    （提醒读者，这里插入一段长长的沉默、静寂和阴郁。）

    43.C：把爱隐藏起来。毕竟，你可是一位作家!

    44.B：爱是一种追寻。

    45.C：把你自己隐藏起来，如此一来，人们会以为你真的有不可告人之处。

    46.A：让人们猜测，以为你有个秘密，女人便会爱上你。

    47.C：每一个女人都是一面镜子。（这时他们又开了一瓶茴香酒，也倒了一点给我。）

    48.B：牢牢记住我们。（我当然会记住，阁下!我说。而我也确实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提及他们和他们的故事，相信细心的读者可以作证。）

    49.A：到街上去走走，研究人们的脸。那会是一个好题材。

    50.C：让人们假定你知道一件历史悬案。不过，很遗憾地，你却不能写出它的来龙去脉。（紧接着，C说了另一个故事，故事中的主角对他的爱人说：“吾即汝”——日后我会将它改写成另一篇文章——我感觉到是这个奥秘的出现，把半世纪以来互相指责的三位作家结合到同一张桌子上。）

    51.A：绝对不要忘记全世界都讨厌土耳其人。

    52.B：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爱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童年、我们的母亲。你要这么做。

    53.A：不要引用题词，它们只会杀死作品中的神秘!

    54.B：如果作品难逃一死，那么尽管扼杀神秘。杀死倡导神秘的假先知!

    55.C：如果你非得要引用题词，那么不要取材自任何从西方传来的书籍，那儿的作家和主角跟我们截然不同。除此之外，也绝对不要从任何一本你没读过的书里取材。毕竟，这正是鞑迦尔[1]鞑迦尔（Dadjdjal），伊斯兰教中，末日到来之前将要出现的假救世主。他将统治四十天或四十年，接着被降临的救世主马赫迪所消灭，那时候，整个世界将归向真主。[1]的末世学。

    56.A：记住，你既是撒旦也是天使，既是鞑迦尔也是“他”——一个完全善良或完全邪恶的人终究会让读者倒胃口。

    57.B：然而，万一有读者发现，原来自己从头到尾都被伪装成“他”的鞑迦尔耍得团团转，原本他一直认定看似救主的人竟然是鞑迦尔，那么他很可能趁你不备在暗巷里打死你。我可不是在唬人!

    58.A：没错，所以你必须把秘密藏起来，千万不可以把这一行的秘密给出卖了!

    59.C：这个秘密便是爱，你要牢记在心。关键的字眼就是爱。

    60.B：不，不对，关键的字眼写在我们的脸上。去观看，去倾听。

    61.A：是爱，是爱，是爱、爱、爱!

    62.B：对于抄袭也不要过于胆怯，毕竟，在阅读与写作的领域里，我们之所以能得到这无足轻重的成就，其中的秘密，正如我们所有其他秘密一样，都藏在神秘主义的镜子里。你听过鲁米的《两画家之争》这个故事吗?他也是从别的地方偷来的，但他自己……（我知道这个故事，阁下，我说。）

    63.C：等你老了以后，你会开始质疑究竟一个人能不能做他自己，到那时候，你也会开始质问自己究竟有没有搞懂过这个秘密，这你可别忘了!（我不曾忘记。）

    64.B：也别忘了老旧的公车、草率成书的作品、有毅力的人，还有那些理解力比不上别人的家伙。

    车站的某处响起一首曲子，也许是从这家餐厅里传出来的，歌词吟诵着爱情、痛苦和生命的空虚。这时他们忘却了我的存在，陡然忆起自己是那冒着胡子的年老的雪赫拉莎德，于是便开始和乐融融、同仇敌忾、忧伤抑郁地叙旧起来。下面是几则他们述说的故事：

    有一位不幸的专栏作家，他终生的志向便是解说穆罕默德升上七重天的旅程，然而，当他发现原来但丁早已抢先一步时，他便抑郁而终；有一个疯狂而变态的苏丹和他的妹妹，小时候拘谨得像是菜园里的稻草人；有一位作家，在妻子弃他而去之后，便不再做梦；有一位读者，莫名地幻想自己是普鲁斯特与阿尔贝蒂娜的合体；有一位专栏作家，他假扮成征服者穆罕默德苏丹，诸如此类，诸如此类……

 09有人在跟踪我

    时而雪花飘落，时而，是黑暗。

    ——谢伊·加里波[1]谢伊·加里波（Seyh Galip，1757—1799），著名的苏菲神秘主义诗人，著作《爱与美》是奥斯曼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1]

    卡利普回想这一整天，他在清晨离开档案管理员朋友赛姆的家，走上奇哈格的古老街道，朝卡拉廓伊走去，当他步下路旁高起的人行道时，看到一张只剩骨架的扶手椅，仿佛是一场阴暗噩梦过后残留下来的惟一记忆。扶手椅被丢在一排门窗拉下的店铺前方，那一带的店铺多半是卖壁纸、合成纤维装潢、木料或石膏天花板，外头接连着通往托普哈内的陡峭巷弄，耶拉曾经有一次在那些小巷里追踪过交易繁忙的毒品贩子。手把和椅腿上的涂漆已彻底剥落，椅垫被划出深长的切痕，像是受伤的皮肤，生锈的弹簧无助地从里面蹦出来，好像一匹骑兵马被割破了肚子，流出泛绿的内脏。

    虽然已经过了八点，但卡拉廓伊的广场却空无一人。卡利普不由得把刚才看到扶手椅的荒凉巷道和眼前的空旷广场联想在一起，暗忖是否即将发生一场剧变，而除他之外所有的人都已经察觉征兆。似乎因为预见了灾难，所以排班出航的船只全用绳索系在一起，所以人们走避码头，所以在加拉塔桥上工作营生的街头摊贩、流动快照师和毁容的乞丐们，全都决定把握生命的最后一天度假去。倚着栏杆，卡利普望着泥浊的河水沉思，想起就是在桥的这一头，曾经有一群孩子潜入水里找寻基督教观光客抛进金角湾的钱币。他想不透为什么，当耶拉幻想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干涸的那天时，却没有提起这堆满坑满谷的钱币，没有想到多年以后，它们将带来不同的象征意义。

    走上大楼，一进到办公室后，他马上坐下来读耶拉今天的专栏。但他发现那不是新的文章，而是以前登过的旧作。这可能表示耶拉有好一阵子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作品给编辑，但也可能暗示着完全不同的事情。同样地，耶拉的这一篇文章，不论是它的中心议题“你是否难以做自己”，还是其中阐述此疑惑的理发师主角，似乎并非单纯地在讲耶拉所写的内容，而是指涉外在世界中的别种含意。

    卡利普记得以前耶拉告诉过他一段话，有关这个主题。“大多数的人，”耶拉说，“不会注意到某样物质最根本的特性，因为这些特性太理所当然了，所以总被人们忽略；相反的，大家却会发现并认出引人注意的第二层意义，只因为它浅薄显眼。这便是为什么我不会明白地揭露我想表达的事情，而是把它不经意地放在一旁，看似离题。当然了，我不会挑一个太过隐晦的角落来存放意义——我的第一步棋只是一个小儿科的捉迷藏——然而人们一旦亲自发掘了它，他们便会像孩子一样，立刻深信不疑。这就是我这么做的原因。但是有时更糟，有些读者连文章刻意的安排和偶然的寓意都还没看出来，就把报纸给扔了，殊不知那得需要一点耐心和头脑才搜寻得到。”

    内心一股冲动涌起，卡利普扔下报纸，走出门去《民族日报》办公室找耶拉。他知道耶拉比较喜欢趁周末人少的时候去报社写稿，因此他猜想他会看见耶拉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他爬上陡斜的山丘，盘算着要告诉耶拉说如梦身体微恙。接着再讲个故事，告诉他说有一位客户因为太太跑了而陷入慌乱。听完这个故事耶拉会作何反应?一个深受关爱的妻子，背弃了我们文化传统中一切最好的价值，就这样转身抛下她的好丈夫，一位正直、勤勉、头脑清明、性情温和又经济宽裕的好男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究竟在影射何种秘密或隐喻?究竟在标记何种启示?耶拉会细心聆听卡利普巨细无遗的描述，然后归纳出一个结论。耶拉解释得越详细，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有道理。通过他的话，原本我们视而不见的“隐秘”真相，转变成一则我们从没察觉自己其实早已知道的故事，惊人而丰富的故事。如此一来，生命似乎变得比较可以忍受。卡利普瞥见伊朗大使馆花园里，湿漉漉的枝丫微映着亮光，他想，与其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倒比较喜欢活在耶拉深情笔调营造的世界中。

    他在办公室里没找到耶拉，只见一张整洁的桌子、清空的烟灰缸，也没有茶杯的踪影。卡利普朝他惯坐的紫色椅子坐下，开始等待。他深信不用多久，他就会听见耶拉的笑声从另一个房间传来。

    在他失去信心之前，他回忆起许多事：他头一次来报社参观时，瞒着家人，谎称是受邀参加一个广播猜谜节目，那次他带了一位同学一起来，结果那位同学后来爱上了如梦（“他本来打算带我们参观印报流程的，”回程的路上卡利普尴尬地说，“只不过他没空。”“你有没有看到他桌上那一堆女人的照片?”他的同学问）；他和如梦第一次来这里时，耶拉领他们参观印刷室（“你长大以后也想当记者吗，小姑娘?”老印刷师问如梦。而在回家的路上，如梦也问了卡利普同样的问题）；还有，以前他常觉得这是一个从里冒出来的房间，充满了报纸上他自己绝对幻想不出来的各种惊异故事、生活与梦境。

    他开始匆匆翻遍耶拉的书桌，想寻找新的报纸和新的故事，或许可以让自己分神，可以忘却。他发现了未拆封的读者来信、尾端被啃烂的铅笔、大小不一的各式剪报（关于一个吃醋的丈夫的情杀故事，上面用绿钢珠笔标记重点）、从外国杂志里剪下来的大头照、人物肖像、几张耶拉手写的便条（别忘了：王子的故事）、空墨水瓶、火柴、一条难看的领带、几本有关萨满教、胡儒非教派和增进记忆的粗糙平装书、一罐安眠药、降血压药物、纽扣、一只停摆的手表、剪刀、读者来信附上的照片（一张是耶拉和一位秃头军官，另一张，在某家乡下咖啡馆里，几个油亮亮的摔跤手和一头讨人喜欢的土耳其牧羊犬开心地望着镜头）、彩色铅笔、梳子、香烟杆以及各种颜色的钢珠笔……

    他在桌上的记事本里找到两个档案夹，其中一个标示为“发排版”，另一个是“存稿”。在“发排版”的专栏档案夹中，是过去六天来已刊登过的文章的打字稿，还有一篇尚未登载的周日专栏。明天才会见报的周日这一篇，想必一定已经排好了版，画好了插图，然后又被放回档案夹里。

    在标示“存稿”的档案夹里他只看到三篇文章，全都是几年前已经刊登过的。星期一要出刊的第四篇，此时大概正在楼下某位排字工人的桌上，所以星期天之后的存稿只够再撑三四天。难道耶拉没有知会任何人，就不声不响地去哪里旅行或度假了?可是耶拉从没离开过伊斯坦布尔。

    卡利普走进宽大的编辑室，他的双腿引导他来到一张桌子旁，两位老先生正在那儿交谈。其中一位笔名叫涅撒提，是个愤世嫉俗的老古板，多年前曾和耶拉有过一场激烈的口角。这些日子来，报社给他一块角落，让他发挥他愤怒的正义感写作回忆录，和耶拉的专栏比起来很不显眼，也较少人读。

    “最近几天都没看到耶拉。”他皱着眉头说，斗牛犬似的脸就跟他专栏上方的照片一模一样，“可你又是他的什么人?”

    第二个记者询问他要找耶拉做什么。卡利普翻遍脑中记忆库里的凌乱档案，才找出这位仁兄的身份。老戴着黑框眼镜的这个家伙，是报纸综艺版中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他知道在贝尤鲁的哪一条暗巷中哪一天有哪一位优雅的电影明星——她们全都摆出一副奥斯曼贵族名媛的姿势——曾经在哪一家豪华妓院里接过客。他知道，比如说，那个来到伊斯坦布尔，伪装成一位阿根廷女伯爵但后来被揭发其实是在法国乡下表演走钢索的天籁歌手，事实上，是一个从阿尔及尔来的贫穷穆斯林女人。

    “所以，你们是亲戚，”综艺版作家说，“我以为耶拉除了他亲爱的亡母外，就没有别的亲人了。”

    “哼!”年老的好战分子说，“要不是因为那些亲戚的缘故，耶拉怎么可能会有今天?比如说，他有一个姐夫助他一臂之力。同样也是这个信仰虔诚的家伙教他写作，但耶拉最后却背叛了他。这位姐夫是某拿克胥教派的一员，这个教派在库姆卡普的一座废弃肥皂工厂里举行秘密仪式，过程中大量运用到铁链、橄榄榨油机、蜡烛，连肥皂模子也派上用场。他参与各种仪式，然后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坐下来写报告，把教派活动的内幕消息提供给国家调查局。这位仁兄一直努力想证明，他向军方告密的这个宗教组织中的门徒，事实上，并没有涉入任何危害政府的行为。他把他的情报和耶拉分享，希望这位文艺青年会阅读并学习，提升自己对优美文句的品味。那几年，耶拉的政治观点顺着一股左边吹来的风倒向右边，其间，他不曾间断地吸收那些报告中的风格，像是交织在字里行间、直接取自阿塔尔、阿布·呼罗珊、伊本·阿拉比和波特佛里欧译本的明喻和暗喻。没错，有些人在他的明喻中看见了连接我们旧有文化的新桥梁——尽管它们全依附于同样老套的源头。但大家并不知道创造出这些仿古文的人根本是另一个人，一个耶拉恨不得他消失的人。多才多艺的姐夫天赋异秉，还是个万事通：他制造出替理发师省麻烦的镜子剪；研发一种割包皮工具，使得此后许多男孩不再因为严重的疏失而毁掉未来；他还发明了无痛绞刑架，把浸油的套索换成项圈，把椅子换成开合式地板。有几年，耶拉感觉自己需要他亲爱的姐姐和姐夫的关爱，于是那阵子他便在自己的‘信不信由你’专栏中，大力介绍这些发明。”

    “对不起，可是你全搞错了，”综艺版作家反驳道，“耶拉在写‘信不信由你’专栏那几年时，他完全是靠自己。让我给你描述一个场景，那是我亲眼目睹，不是听来的。”

    这个场景简直就是某部蹩脚的叶西坎电影里的一幕，故事描写一个勤勉向上的孩子，经过多年的贫困孤独后，终于苦尽甘来。某一年的除夕夜，在贫民区一间破败的房舍里，菜鸟记者耶拉告诉他的母亲，家族中一个有钱的亲戚邀请他到他们在尼尚塔石的房子参加除夕宴会。他将与活泼的堂姐妹和喧闹的堂兄弟们共度一个吵吵嚷嚷的欢乐夜晚，说不定最后还会去城里天晓得哪个声色场所玩。母亲欣慰地想像儿子的喜悦，由于她刚好是个裁缝，便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当天晚上，她悄悄把亡夫的旧外套修改成儿子的尺寸。耶拉穿上外套，完美合身。（看见这个景象，母亲眼里泛出泪水：“你看起来就跟你父亲一模一样。”）听说有另一位记者同事——也就是这个故事的目击证人——也受邀参加宴会，快乐的母亲更放宽了心。当记者与耶拉一同步下木屋里阴冷的楼梯，走出泥泞的街道时，他才搞清楚，根本没有任何亲戚或别人邀请可怜的耶拉去参加任何除夕晚宴。不仅如此，耶拉当天还得去报社值班，因为他想多赚一些钱让母亲动手术，治疗她长年在烛光下缝衣服而逐渐失明的眼睛。

    故事结束后是一段沉默，接着卡利普指出，其中有一些细节完全不符合耶拉的生平，然而他们并不听信他的解释。的确，他们有可能搞错了日期和亲戚的辈分，假使耶拉的父亲还在世，（你可以百分之百确定吗，先生?）他们或许会错把父亲说成祖父，或是误把姐姐当成姑姑，但这一点出入也没什么大不了。他们请卡利普在桌边坐下，拿支烟请他抽，问他一个问题但又不理会他的回答，（你刚刚说你们是什么亲戚关系?）接着，他们仿佛在一张想像的棋盘上面下棋一般，开始你来我往地从袋子里拿出一个个记忆片段。

    耶拉对他的家族充满了感情，以至于就连在那段只准提及市政问题的报禁时代，他也依然可以挥笔成书，写出让读者和审查官都看不懂的文章，追溯他童年的记忆，以及记忆中那栋每一扇窗外都有一棵菩提树的豪宅。

    不，不对，耶拉的处世技巧仅限于新闻领域。只要碰到他不得不参加的盛大场合，他一定会带朋友同去，以确保自己能够安全无虞地模仿朋友的动作和谈吐，效法他的服装打扮和餐桌礼仪。

    才没这回事呢!耶拉是个雄心壮志的年轻人，专门负责妇女版的填字猜谜和读者咨询，连续三年间，他所执笔的专栏不仅成为国内阅读率最高的单元，甚至在整个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都深受欢迎。不只如此，当他出言诋毁左右派分子时，也丝毫不觉得良心不安。若不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亲戚朋友对这个不值得的家伙关爱有加，助他一臂之力，耶拉哪可能拥有今天的声势?

    那么，拿西方文明的基石之一“生日派对”来说好了。我们有一位具前瞻性的政治家，很希望能够在我们的文化里建立起这项温情风俗，因此，当他为自己八岁的儿子举办一场善意的“生日派对”时，他不但邀请多位记者参加，也请了一位来自地中海东岸黎凡特的中年妇女弹奏钢琴，更准备了一个鲜奶油草莓蛋糕，上面插着八支蜡烛。结果，耶拉却在他的专栏里大肆嘲讽这场宴会，将它讲得极为可鄙不堪。他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如人们所推测的，是为了思想上、政治上甚至是艺术上的理由，而是因为他惊觉，自己一辈子从来不曾得到父爱，也从来不曾拥有过任何形式的关爱。

    恰巧相反。为什么如今哪里都找不到他，为什么大家发现他给的不是错误的电话号码就是假的地址?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近亲和远亲们给予他太多的爱，使得他难以回报，因此从中衍生出一种奇异而复杂的仇恨——是的，甚至扩散到全人类。（卡利普只是不小心问到他可以去哪里找耶拉而已。）

    噢，不是这样，他之所以藏到城市的偏僻角落，之所以躲着全人类，必然是基于别的因素：他终于明白，孤独的痼疾将永远缠着自己，打从出生以来，这股无法治愈的孤独感就如一圈不幸的光晕，笼罩在他周围。好像一个残废的人，终于向疾病投降，他也不得不放弃，退缩到某个远离尘嚣的房间里，遁入逃不了的凄苦孤寂的怀抱中。

    卡利普提到有一个“欧洲来的”电视单位，他们正在寻找这个窝在远离尘嚣的房间里冬眠的耶拉。

    “总而言之，”论战作家涅撒提打岔道，“耶拉就要开天窗了，他已经十天没有送来任何新的东西。每个人都清楚得很，他企图蒙混作存稿的文章，根本就是二十年前的旧玩意，只是重新打字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新的。”

    综艺版作家不同意。如卡利普所期待的，这些专栏文章甚至受到更大的欢迎，电话响个不停，耶拉收到的读者信件每天都超过二十封。

    “的确!”论战家说，“写信给他的，都是那些他在文章里大肆表扬的妓女、皮条客、恐怖主义者、享乐主义者、毒贩、流氓老大，专门寄信来给他提供馊主意。”

    “所以你偷看他的信?”综艺版作家说。

    “你还不是一样!”论战家说。

    两个人像对弈的棋手在椅子上正襟危坐，满足于自己的出手。论战家从外套的内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以一种魔术师准备把东西变不见的装模作样姿态向卡利普展示。“如今，我和你称之为亲戚的那个人之间惟一的共通点，便是这种胃药。它能立刻消除胃痛，要不要来一颗?”

    卡利普搞不懂哪里是棋戏的一部分哪里又不是，但他想加入，所以他拿了一颗白药丸吞进肚里。

    “目前为止你还喜欢我们的游戏吗?”年老的专栏作家微笑着说。

    “我还在努力弄清规则。”卡利普说，有点不信任。

    “你看我的专栏吗?”

    “是的。”

    “你拿起报纸，是先看我的专栏，还是耶拉的?”

    “耶拉碰巧是我的堂哥。”

    “就只是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你先读他的吗?”老作家说，“难道家族情感远胜于文笔好坏吗?”

    “耶拉的文笔也很好!”卡利普说。

    “他的东西谁都写得出来，你还不明白吗?”老专栏作家说，“更何况，大部分都太长了，不是合适的专栏。捏造的故事，半调子的矫揉造作，琐碎的胡言乱语。他有几个惯用的伎俩，会耍几个花招，如此而已。比蜂蜜还甜美的追忆和联想是一般规则，偶尔会抓住一个似非而是的吊诡。一定要诉诸反讽的游戏，像是优雅的诗人所谓的‘博学的无知’。不大可能的事情要讲得好像真有此事，而已经发生的事情要讲得好像没这回事。假使全都行不通的话，那么就把空洞的内容藏在浮夸的词藻后面，让他的崇拜者以为他文笔优美。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生活、回忆和过去，绝对不比他少。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玩他的把戏。就连你也行。来，讲个故事!”

    “什么样的故事?”

    “随便你想到什么——一个故事。”

    “有一个男人，他深爱他美丽的妻子，”卡利普说，“但有一天他妻子却抛弃了他。于是他四处找她。他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都发现了她的踪迹，却始终遇不着她……”

    “继续说。”

    “说完了。”

    “不对，不对!一定还有更多!”老专栏作家说，“从他妻子留在城市的痕迹里，这个男人读出了些什么?她真的是一位美女吗?她为了谁而离开他?”

    “从她遗留在城市大街小巷的痕迹里，这个男人读出了自己的过去，他踩上他美丽妻子的足迹。她究竟是为了谁而躲他，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一相情愿地想：妻子所追逐的那个男人，或是那个地方，一定存在于自己过去的某处。”

    “好题材，”老专栏作家说，“正如爱伦坡所言：死了或失踪了一个美丽的女人!不过说故事的人必须更果决一点，读者无法信赖一个犹豫不决的作者。我们来看看，也许可以利用耶拉的一个伎俩把故事完成。追忆：城市里充满了男人快乐的回忆。风格：用亳无深意的浮夸词藻来掩饰藏在追忆中的线索。博学的无知：男人假装他想不透另一个男人的身份。吊诡：因此，妻子抛下他去追求的男人其实就是他自己。不错吧?看吧，你也办得到，任何人都可以。”

    “可是写出来的人是耶拉。”

    “没错!但是从现在开始，你也可以写了!”老文人说，示意这个话题已经结束了。

    “如果你想找出他身在何方，仔细读他的专栏。”综艺版作家说，“他一定躲在里面什么地方，他在文章的各个角落都藏满了讯息，小小的秘密的讯息。你懂我的意思吗?”

    卡利普说了一段往事代替回答，小时候耶拉曾经向他示范，如何用他文章里每一个段落的头尾单字凑成句子。他透露他怎么样组字谜来瞒骗审查官和报纸督察员，怎么样用句子的头尾音节编排字符串，用所有大写的字母组成句子，还有惹火“我们姑妈”的文字游戏。

    综艺版作家问：“你们姑妈是老处女吗?”

    “她没结过婚。”卡利普说。

    耶拉和他父亲是不是曾为了一间公寓引发争吵?

    卡利普说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口角。

    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律师伯父，分不清楚哪些是法庭记录、诉状和法条，哪些是餐厅菜单和渡轮时刻表?

    卡利普说他猜想这也和其他的事情一样只是传说。

    “找找线索吧，年轻人!”老作家不悦地说，“耶拉不会把事情讲得清楚明白!我打赌我们这位热衷侦探冒险和胡儒非教派的朋友，已经一点一滴地，像是用绣花针挖掘一口井似的，从耶拉专栏里的隐藏文字中挖出了意义。”

    综艺版作家说，这些文字游戏很可能真有一个意义，也许它们指示着来自未知的讯息，而也许正是这份与未知的紧密连接，使得耶拉得以超越那些注定默默无闻的作家。除此之外，他想要提醒他这句谚语有它的道理：“名气太大的记者不会有好下场。”

    “也可能，真主保佑，他说不定死了!”老记者说，“怎么样，你喜欢我们的游戏吗?”

    “关于他丧失记忆这一点，”综艺版作家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都是，”卡利普说，“是真的也是假的。”

    “那么，关于说他的藏身处遍及全城?”

    “也一样。”

    “或许此刻他正孤零零地在其中一个藏身处咽下最后一口气，”专栏作家说，“你也知道，他自己也挺爱这种猜谜游戏的。”

    “如果他快死了，他会召唤某个亲近的人到身旁。”综艺版作家说。

    “才没这个人呢。”老专栏作家说，“他跟谁都不亲。”

    “我敢说这位年轻人并不这么想，”综艺版作家说，“你还没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呢。”

    卡利普告诉他们。

    “那么，告诉我，卡利普，”综艺版作家说，“在他窝藏的地方——天晓得他是受到什么冲动的驱使——一定有某个耶拉觉得够亲近的人，至少可以让他吐露写作秘密和临终遗言，对不对?毕竟，他并不是一个全然的孤独者。”

    卡利普思忖片刻。“他不是一个全然的孤独者。”他感触良多地说。

    “那么，他会召唤谁?”综艺作家问，“你吗?”

    “他妹妹。”卡利普脱口而出，“他有一个小他二十岁的同父异母妹妹，那是他会联络的人。”接着他陷入沉思。他回想起那张生锈弹簧破肚而出的扶手椅。思绪继续延伸。

    “或许你已经逐渐抓到了我们游戏的逻辑。”老专栏作家说，“你或许开始品尝到自己正迈向合理的结论。因此我必须坦白告诉你一点：所有的胡儒非信徒都无可避免地走入悲惨的下场。法兹拉勒，胡儒非教派的创立者，最后像条狗一样被人杀死，尸体的脚上被绑条绳子拖着游街示众。你知道吗?六百年前，他也是通过解梦而进入这一行，就如同耶拉。不过他并不是在哪家报社孜孜不倦地工作，而是躲在城外一个山洞里……”

    “经由这样的比较，我们对一个人能有什么了解?”综艺版作家说，“一个人能够多么深入另一个人生活的秘密?三十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深入探究那些悲惨的电影演员的秘密，那些模仿美国人的我们所谓的‘明星’。于是我发现了这一点：有些人，他们说每个人类都有一个分身，他们错了。没有任何一个人像另一个人。每个可怜的女孩都有她自己的可怜样。我们的每个明星都独一无二，如同天上的星星，孤孤单单，个个是找不到同类的悲惨星斗。”

    “除了好莱坞的原版模特儿之外，”年老的专栏作家说，“我有没有跟你提过耶拉所仿效的原创者名单?除了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米外，他还大大方方地抄袭了我们伟大的宫廷诗人谢伊·加里波的《美与爱》。”

    “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综艺版作家说，“每一则故事之所以能够成为故事，是因为它不会一模一样。每一位作家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都是充满个人特色的二流作家。”

    “呸!”老作家说，“我们拿他颇感自满的那篇来看，什么《博斯普鲁斯海峡干涸的一天》那篇。里头所有末世的景象，根本就是直接抄袭自好几千年前的古书，描述救世主降临前的毁灭之日，不是吗?从古兰经中，审判之日的章节里抄来的，从伊本·赫勒敦[1]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阿拉伯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1]和阿布·呼罗珊的书里抄来的，不是吗?然后他再加入一个什么黑道老大的低俗故事，毫无艺术价值可言。当然了，文章中的各种噱头，还不足以造成某小部分特定读者的风靡狂热，或是促使当天报社接获上百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的电话。真正的原因，是字里行间隐藏的秘密讯息恰巧被读者解读出来——不是被你我这种普通人，而是一小撮手上拥有密码书的信徒。这些信徒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一半是妓女，另一半是男同性恋，他们把这些讯息当作神圣的律令，从早到晚打电话到报社来，想确定我们不会把他们的教主耶拉先生给踢出门外，叫他为那一堆胡言乱语负责。不只这样，还老是会有一两个人守在大门口等他。卡利普先生，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他们其中之一?”

    “可是我们挺喜欢卡利普的，”综艺版作家说，“我们在他身上嗅到自己年轻时的气味。我们信赖他，所以才告诉他我们的心里话。我们便是靠这种直觉来分辨是非。莎蜜叶·莎曼女士，以前一位耀眼的明星，当她在一家养老院安度晚年时曾经对我说：‘嫉妒这种疾病……’怎么?你要走了吗，年轻人?”

    “卡利普，小伙子，既然你要走了，那么先回答我一个问题，”老专栏作家说，“英国电视台搞什么要访问耶拉而不是我?”

    “因为他文章写得比较好。”卡利普说。他已经从桌边起身，准备跨入通往楼梯的安静走廊。他听见老作家在他身后大喊，浑厚的声音丝毫不失原有的欢悦。

    “你真以为你刚才吞的是胃药吗?”

    走上外面的街道，卡利普小心谨慎地四下观望。对面人行道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卖桔小贩和一个秃头男人茫然呆立，那个地点曾经发生过神学院学生焚烧报纸的事件，因为报上刊登了一篇他们视为亵渎的耶拉专栏。眼前两个人看起来不像在等耶拉。卡利普穿过马路到对面去买了一个桔子。正当他剥桔子吃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有人在跟踪他。来到卡格尤鲁广场，他转向办公室的方向，还是搞不懂刚才那一刻怎么会突然有股毛骨悚然的感觉。他缓缓走下街道，目光望进书店橱窗，就是想不通为什么那股感觉如此真实。仿佛模糊中有一只“眼睛”紧盯着他的后颈，就是这样。

    当他缓步经过其中一家书店前时，他的眼睛遇上了橱窗里的另一对眼睛。四目交会的剎那，他的心突然跳了一下，好像巧遇自己长久以来的挚交。橱窗里展示的是一家以侦探小说为主的出版社，如梦总是狼吞虎咽地阅读他们的书。卡利普常在书上看到的那只奸邪的小猫头鹰，此刻正耐心注视着卡利普和周六橱窗外来往的人潮。卡利普走进店里，挑了三本他认为如梦还没看过的旧书，结账包好，外加广告看板上介绍为本周之选的一本书《女人、爱情、威士忌》。一张颇大的海报钉在上层书架上，写着“土耳其惟一达到第126名的侦探小说系列：排名就是我们最好的品质证明。”店里除了同一家出版社的“文学罗曼史”和“猫头鹰趣味小说系列”之外，还卖其他书。于是卡利普询问店员有没有一本关于胡儒非教派的书。一位矮壮的老人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一边监视着柜台后的苍白年轻人，一边张望着外头泥泞的人行道上络绎不绝的人群。他给了卡利普一个意料中的答案。

    “我们没有。去小气鬼以斯马的店问问看。”接着他又补充，“好久以前我曾经拿到几本侦探小说的草稿，从法文翻译过来的，翻译者是奥斯曼·亚拉列丁王储殿下，他刚好就是个胡儒非信徒。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

    出了店外，卡利普朝人行道前后张望一会儿，但没有看见任何值得留心的异状：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正在研究三明治店的橱窗，孩子身上的外套太大了；两个穿着一模一样绿色袜子的女学生，一个身穿棕色风衣的老人，正等着过马路。可是，他才刚跨步要走向办公室，就感觉到同样一只紧迫盯人的“眼睛”落上他的后颈。

    卡利普从来不曾被人跟踪过，也从来不曾体验过被跟踪的感觉。他对这件事的认识，仅限于他所看过的电影或是如梦的侦探小说中的情节。虽然他只读过几本侦探小说，但他却时常高谈阔论此种文类：应该有办法架构出一本小说，让它的开头和结尾的章节一模一样；应该写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因为真正的结局已经被隐藏在中间的内容里；应该要编造出一本小说，其中的角色全是瞎子，等等。卡利普在脑中组织着这些如梦嗤之以鼻的假设，梦想或许有一天他能够成为故事中的另一个人。

    办公大楼的入口旁边，有一个无腿的乞丐蜷缩在壁凹里，卡利普想像他两眼都瞎了。想到这里，察觉自己已卷入这场噩梦越来越深，他才决定这一切不只是如梦离去的缘故，必然也要归因于睡眠不足。走进办公室后，他没有立刻坐回办公桌前，反而打开了窗户探头往下看，观察人行道上的所有动静。过一会儿，他回到桌前坐下，而他的手则不由自主地，不是伸向电话，而是朝一个放有纸张的档案夹伸去。他拿出一张白纸，不多加思索便振笔疾书。“如梦可能会去的地方：她前夫家。我伯父家。芭努家。一个‘安全’的住所。一个半安全的住所。一个讨论诗文的场所。一个什么东西都讨论的场所。尼尚塔石的某间房子。任何一栋老房子。一栋房子。”看见自己写的东西没什么逻辑，他放下笔。接着他又抓起笔，把除了“她前夫家”之外的可能性全部划掉，然后再另起一段：“如梦和耶拉可能会去的地方：耶拉的某个藏身处。如梦和耶拉在一间旅馆里。如梦和耶拉去电影院。如梦和耶拉?如梦和耶拉?”

    写下这一切，让他想起那些侦探小说，而自己恍若故事里的主人公。他感觉自己正逐渐接近一扇门，通往如梦，通往一个新的世界，通往一个他渴望成为的新身份。在门后隐约可见的那个世界里，被人跟踪的感觉是正当合理的。假使一个人相信自己被人跟踪，那么他一定也会相信自己可以是这样一个人：为了寻找一名失踪者，坐在桌前，列出所有必要的搜查线索。

    卡利普很清楚自己根本不像侦探小说中的主人公，但通过假装自己就是、“像是”这么一个人，或多或少减轻了一些包围在四周让他喘不过气的物品和故事。稍晚之后，年轻的服务生——他的头发从正中央惊人地对称分边——端来卡利普向餐厅叫的餐点，这时的卡利普几乎已经完全融入侦探小说的世界，到处都是写满线索的纸张。出神的程度，甚至连放在脏托盘上的烤肉饭和红萝卜沙拉，在他眼里似乎也不再是他吃惯的乏味菜肴，而变成了他从没见过的珍奇美馔。

    饭吃到一半电话响了。他顺手拿起话筒，仿佛已经等了很久。打错了。吃完饭挪走托盘后，他打电话回自己尼尚塔石的公寓。他让电话响了很久，脑中想像着如梦，回到家累了，爬下床接电话。没有人接，但他并不讶异。他又拨电话给荷蕾姑姑。

    为了先发制人，不让姑姑有机会提出新问题，卡利普一口气把事情交代清楚：因为他们的电话坏了，所以他们没办法打电话联络；如梦当天晚上就复原了，精神饱满，一点也没事，她现在穿着那件紫色的外套，心情很好，正坐在1956年的雪佛兰出租车里等卡利普；他们正准备前往伊兹密尔，去探视一位重病的老朋友；船不久要开了，卡利普在路上一间杂货店里打电话；多谢杂货店老板，店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还肯借他用电话；要挂了，姑姑，再见!然而荷蕾姑姑仍设法插话问道：你们确定门都锁好了吗?如梦有没有带她的绿毛衣?

    一直到赛姆打来时，卡利普还在思考，一个人光盯着一张他从没去过的城市的地图，是否可能产生深远的改变?赛姆告诉卡利普，早上他走了之后，自己又继续在数据库里钻研，结果发现了一些或许有用的线索：那位意外害死老妇人的默哈玛特·伊玛兹，没错，他很可能还活着，只不过他用的名字不是他们之前推测的阿哈马·卡刻或哈尔敦·卡拉，而是像个游魂似的，以一个丝毫不含半点化名意味的穆阿马·厄吉尼之名行遍天下。之后，当赛姆在一本全然拥护“相反观点”的刊物里遇到同一个名字时，他并不讶异，令他吓一跳的是，另外又有一个名字叫沙利·果巴契的人，发表了两篇尖锐批评耶拉专栏的文章，里头不仅使用了同样的修辞形式，甚至连错字都一模一样。仔细推敲后，他才注意到这个人的姓名不但与如梦前夫的姓名有着相同的子音，而且还彼此押韵。接着他又看到，此人的名字出现在一本小型教育刊物《劳动的时刻》中，头衔是总编辑。于是赛姆替卡利普记下了这个编辑办公室的地址，位于城市西边的郊区：巴克尔廓伊，锡南帕夏区，艳阳丘，瑞夫贝街十三号。

    挂上电话后，卡利普在市内电话簿的地图上找出锡南帕夏区。他很惊讶，艳阳丘新开发区涵盖了一整片原本荒凉的丘陵地，十二年前如梦和前夫刚结婚时，因为丈夫想要对劳工进行“田野调查”，他们便搬进了那里的一栋违章建筑。卡利普仔细检视地图，看出那片他曾经去过一次的丘陵地，如今已划分为多条街道，每一条都依照独立战争中的英雄命名。角落里有一块广场，上头标示着绿色的公园、清真寺的宣礼塔和一块小小长方形的阿塔图克雕像。这是卡利普一辈子也无法想像的一片区域。

    他打电话到报社，对方说耶拉还没有来，接着他打电话给易斯肯德。他告诉易斯肯德他已经联系上了耶拉，也传达英国电视台想采访他，耶拉好像也不反对这个提议，只不过他最近实在太忙。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他听见另一头传来小女孩的哭声，就在电话附近。易斯肯德告诉他，英国人至少还会在伊斯坦布尔多待六天。他们听说了许多关于耶拉的佳评，他相信他们会愿意等，如果卡利普有兴趣的话，可以主动去佩拉宫饭店[1]佩拉宫饭店（Pera palas el）：建于1892年，是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推理小说大师阿嘉莎·克莉丝蒂便多次投宿此旅馆的411号房，在此写下。[1]拜访他们。

    他把午餐托盘拿到门外，离开大楼。走下通往海边的坡道，他注意到天空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暗淡苍白，仿佛天就要降下飞灰。但即便如此，周六的人群大概也会装出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低头望着脚下泥泞的街道行走，因为他们希望能习惯这种想法，不要让自己大惊小怪。夹在腋下的侦探小说令他心安不少。或许该庆幸这些故事是出自于遥远、魔幻的国度，由一群抑郁不乐的家庭主妇翻译成“我们的话”——她们曾经在某些外语高中就读，但后来却放弃学业，为此她们后悔终生——多亏这个原因，如今我们大家才能不受影响地为自己的生活奔忙，而办公大楼入口前一身退色西装替人填充打火机的小贩、看起来像一团破烂抹布的驼背男人，以及共乘小巴车站前安静的乘客们，才都能够一如往常地庸碌过活。

    他在埃米诺努上了公车，到离公寓不远的哈比耶下车。他看见皇宫戏院前挤满了人，他们正在等待两点四十五分的星期六午后场电影。二十年前，卡利普和如梦以及她其他同学也会来看这个午后场，挤在一群身穿同样军用上衣、满脸青春痘的学生中间。他会走下和现在一样撒满锯木屑以防雪滑的台阶，研究小灯泡点亮的框格里即将上映新片的角色剧照。然后，默默地充满耐心地，望着如梦的方向，看她正在和谁说话。前一场电影似乎始终演不完，门好像怎么也不会开，他和如梦肩并肩坐在熄灯暗影里的那一刻仿佛永远都不会到来。这一天，当卡利普发现两点四十五分这一场还有票时，一股自由的感觉陡然涌入心头。电影院里，前一场观众留下来的空气又闷又热。卡利普知道，等会儿只要一熄灯上广告自己将会马上睡着。

    醒来之后，他坐直身体打起精神。银幕上有一名美丽的女子，一位真正的美女，美丽而迷惘。接下来看到一条宽广平静的河流、一间农舍、一座美式农庄坐落于浓密的绿阴中。接着，迷惘的美丽女孩开始和一名卡利普从没在别部片中见过的中年男子说话。他们的对话缓慢而平和，从他们平缓的脸孔和手势中，他可以看见他们的生命陷入深沉的磨难。不只是理解而已——他“懂”。生命充满了磨难、痛苦、悲伤忧愁，把我们的脸揉捏成相仿的面貌。总当我们好不容易习惯了悲苦时，新的悲苦又压顶而至，而且更为沉重难挨。甚至当悲苦倏然降临时，我们也知道它其实一直都在酝酿。然而，就算我们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但当磨难像场噩梦般席卷而来时，我们依然会被孤独所吞噬，一种绝望、挥之不去的孤独。我们幻想着，若能找人分担寂寞，将能使我们快乐起来。有一剎那，卡利普觉得自己的悲苦和银幕中女人的悲苦是相同的——或许他们共享的并不是悲苦，而是这个世界，一个井然有序、不会让你期待太多、也不会弃你不顾的世界，一个要求你必须谦卑的世界。卡利普觉得自己和眼前的女子心灵相系，看着她的一举一动仿佛是看着自己：从井里汲水、驾驶一辆旧福特小汽车出城、抱着孩子哄他上床睡觉。他好想拥抱她，不是由于她的美丽、她的质朴天真或是她坦率的态度，而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就活在她的世界里。倘若他能拥抱她，那么这名淡褐色头发的苗条女子必然能够分享他的想法，能够懂他。卡利普觉得他好像是独自一人在看电影，眼前的画面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看到。尽管如此，很快地，中间铺着一条柏油大马路的酷热小镇，爆发了一场战斗，一个“领导型的强壮男人”解决了冲突，这时卡利普明白，他即将失去与那位女人之间的同伙关系。他逐字逐句阅读字幕，同时感受到戏院里躁动不安的人群。他起身回家。天色近黑，他走在缓缓从天而落的雪花里。

    一直到很晚，躺在蓝格子棉被下游离于半梦半醒之际，他才蓦然想起，他将买给如梦的侦探小说忘在电影院里了。

 10眼睛

    在他生命中那段创造力最丰盛的时期，每天写作的文字从不少于五页。

    ——阿布杜拉曼·谢瑞夫[1]20世纪初的土耳其历史学家，专门研究奥斯曼帝国历史。[1]

    我现在要说一件某年冬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那时正值我生命中一段阴郁的时期：尽管我好不容易度过了记者生涯最艰辛的头几年，但同时，在这一行想要出人头地所必须忍受的种种事情，却也已经把我最初的热情消耗殆尽。寒冷的冬夜里，当我告诉自己“我终于成功了”的同时，我也明白自己已经被掏空了。那一年冬天，失眠找上了我，从此以后一辈子不再离开。于是，许多平常工作日的夜里，我和值班的同仁会在报社里留到很晚，利用这段时间完成在白天的喧哗忙乱下写不出来的文章。“信不信由你”专栏——当时这个题材在欧洲的报章杂志里也颇盛行——便是特别为我的大夜班设计的。我会先翻阅一份已经被剪成碎碎条条的欧洲报纸，找出其中“信不信由你”的单元，详细研究上面的照片，然后，根据照片给我的灵感（我坚信学习外语不仅没有必要，而且绝对有害我的想像力），我带着某种艺术的狂热将脑中的模糊概念铺陈写下。

    那一个冬夜，我草草瞥了一眼某本法国杂志（一本过期的《写照杂志》）中一张怪物的图片（一只眼在上，一只眼在下），接着飞快地编出一篇关于独眼巨人的文章。我列举出这种强悍的生物化身转世的过程：它先是出现在鞑鞑·廓库传说中[1]出自《鞑鞑·廓库之书》，是六七世纪时期开始在中亚流传的史诗，故事中也有一个大眼怪物。[1]，把年轻女孩吓得魂飞魄散，接着变形成为荷马史诗中背信忘义的赛克洛普斯，在布哈里的《先知史》中它是鞑迦尔本人，到了后它则闯入了大臣们的女眷闺房，在《神曲》中当但丁即将找到心爱的贝阿特丽采时（我对她是如此熟悉），它以一身紫色装束昙花一现，它埋伏打劫鲁米的商旅，而在我所钟爱的威廉·贝克福德的小说《瓦席克》[2]威廉·贝克福德（illiam Beckford，1760—1844），英国富商、小说家，其作品《瓦席克》情节古怪，是典型的哥特式小说。[2]中，它则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女黑人的形貌。接着我开始默想，究竟额头正中央长着一只深井般的眼睛是什么模样，为什么它令我们惊惧，为什么我们非得害怕而避之惟恐不及?兴奋中我文思泉涌，挥笔在这篇短短的“专论”里加入几则小故事：其中一则是关于一个传闻住在金角湾周围贫民窟里的独眼巨人一号，有一天夜里，它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穿过了油腻、污浊、泥泞的河水，去会见独眼巨人二号。这位独眼巨人二号要不就是和前一个一模一样，要不就是个贵族独眼巨人（人们称呼它“阁下”）。那天半夜，二号来到佩拉区一家豪华的妓院，当它摘下毛皮头饰的那一剎那，所有的莺莺燕燕全都吓昏了过去。

    我草草附上一行字，提醒那位特别钟爱此类题材的插画家（“拜托，不要胡子!”），然后在半夜十二点多左右离开了报社。由于我并不想回我那寂寞寒冷的公寓，因此我决定在伊斯坦布尔老城的大街小巷里走一走。一如往常，我心情低落，但对于我的专栏和故事却感到自得意满。我心里想着，也许待会儿散步的途中，我可以来幻想那篇故事得到广大的赞美认同，这么一来，说不定能延迟那如不治之症般纠缠我不放的莫名忧伤。

    我穿过后街暗巷，越往里面走，巷子就越窄越黑，每一条都以任意的斜角互相交错。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我侧身挤过相倚相叠的幽暗房舍，只见每个封闭的阳台早已扭曲变形，窗户漆黑一片。我走入那些被遗忘的街道，那儿，就连群集的野狗、睡眼惺忪的守夜人、吸毒者和鬼魂们都不敢涉足。

    陡然间，我感觉有一只眼睛从某处注视着我，一开始我并不惊惶。我推测这是由于我刚才写了那篇文章，所以生出此种虚妄的知觉。因为不管是歪扭的阳台窗口——我感觉它在那里——还是空地的深邃黑暗中，事实上都没有眼睛在看我。我所意识到的存在物只不过是一种模糊的幻象，我不认为值得大惊小怪。四周阒然无声，除了守夜人的口哨和远方狗群打架的呜嗥之外，听不见半点声响。静寂之中，被人注视的感觉慢慢地愈发清晰，逐渐强烈到让我无法再忽略。

    一只无所不在、全知全能的眼睛此时大剌剌地盯着我瞧。不，它和我今晚编造出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们亳无关联。不像他们，这一个并不可怕，不丑陋，不滑稽，不怪异，也没有不怀好意。它甚至像是个熟人，没错，这只眼睛认识我，而我也认识它。从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彼此的存在，然而一直到今天深夜，行走在这条巷子里，强烈的街景激起这股独特的感知向我袭来，我和它才终于公开相认。

    我不打算透露在金角湾后方山丘上的这一条路的名称，因为对于不清楚伊斯坦布尔那块区域的读者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你们只要想像，那是一条暗淡无光的石板路，两旁是深色的木头房子（奇异事件发生后三十年的今天，大部分的房子仍旧屹立着）以及二楼阳台投下的阴影，一盏孤零零的路灯散出光晕，被扭曲的枝丫遮掩而显得朦胧。人行道又脏又窄，一座小清真寺的墙壁向无止境的黑暗处延伸。街道——或者视线——的阴暗尽头处，这只荒谬的眼睛（我还能怎么称呼它?）等待着我。我想像一切已逐渐明朗：这只“眼”正等着要帮助我体会“灵魂出窍经验”（我事后想，那更像是梦境），而不是要伤害我——比如说，吓我、勒我、砍我或杀死我。

    一片寂静。霎时间我明白了，整段经验源自于我内心深处的空虚、从事新闻业所失去的自我。当一个人极度疲累时，最真实的噩梦会乘虚而入。可它并不是噩梦，它是一种更鲜明、更清晰——甚至计算精密——的感知。“我知道我里面彻底空了，”我是这么想的，接着，我朝清真寺的墙壁一靠，心想，“它知道我里面彻底空了。”它知道我在想什么，知道我曾经做过的种种，但是就连这一切也不重要，这只“眼”暗示着别的某样一目了然的事情。我创造了它，而它造就了我!这个念头闪进我脑海，我以为它会一闪即逝，像是偶尔窜出笔端又消失的愚蠢字句，但它却停留不去。这个念头开启了一扇门，领我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就像那位追着兔子跑的英国女孩，掉进了树篱下的兔子洞里。

    最开始的时候，是我创造出了这只“眼”，目的很明显，是希望它看着我、观察我。我不想脱离它的凝视。在眼睛的凝视下，在随时随地意识到它的情况下，我创造出我自己：我欣然接受它的监视。我的存在取决于我深知自己始终被注视着，仿佛说，倘若这只眼睛不看我的话我便不会存在。事实上，显然我已忘记了最初创造眼睛的人是我，如今反倒对它心生感激，认为多亏它促成了我的存在。我想要依循它的命令!惟有如此我才能置身于更美好的“存在处境”!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困难重重，所幸我们不会因为如此的困难而痛苦失意（人生本是如此），毕竟我们时常遭遇这种挫折，并逐渐将之视为理所当然而予以接受。靠在清真寺的墙壁上，我坠入这冥想的世界，它不像噩梦，倒像由熟悉的记忆和影像编织而成的喜悦之境，就如同我在“信不信由你”专栏中曾经描述过的想像绘画，那些我虚构出来、不存在的画家所“制造”的图画。

    倚着清真寺的墙壁，审视着自己的洞见，我看到自己置身于喜悦花园的中心。

    很快地我明白了，在我的洞见，或想像，或者说幻觉——随便你怎么称呼——中央的那个人，并不是一个酷似我的人，他就是我，我自己。这时我才了解，之前感觉到的凝视目光，其实是我自己的凝视。我已经变成了那只“眼”，当下正观察着自己。那是一股自然而然的感知，不诡异，不陌生，甚至一点也不可怕。我仿佛脱离了躯壳，从外面观看自己，剎那间我才领悟，原来自己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着自省的习惯。多年来，我便是靠着从外头省视自己，来端正我的言行举止。“很好，一切都没问题了。”我会这么说。或者，我会把自己检视一遍，然后说：“唉，今天没做好。”“我表现得不够像我应有的样子。”或者我说：“看起来有点接近了，要再努力一点。”多年以后，再次端详自己。“太好了!我终于表现出我想让别人看到的样子了!”我会欢欣地说，“是的，我办到了，我成为了他。”

    这个“他”到底又是谁?首先我明白了一点，为什么这个我渴望与之相像的“他”，会在我奇境之旅的这一刻，出现在我的面前：因为，今天夜里徘徊在街头的我，完全没有要模仿“他”或任何其他人。别会错意，我一直深信人们只要活着就会去模仿别人，就会渴望当另一个人。只不过那天夜里我实在太累太空虚，以致我内心的这股渴望跌到谷底。如此一来，反而使得我和“他”（我必须服从的人），终于处在某种“平等”的关系。我不再惧怕他，也不再抗拒被他召唤进入这个异想世界：这都显示出我们之间的“相对”平等。尽管我仍活在他的注视之下，但那一个美丽的冬夜里，我是自由之身。虽然这样的结果并非源于意志力和胜利，而是源于疲惫和挫败，但此种平等与自由的感觉，仍旧在我和他之间建立起一道轻松的亲昵关系。（诚挚的态度显然是我的风格。）这些年来，他头一次向我透露他的秘密，而我也懂。一点也没错，我是在自言自语，但是如此的对话，不正是像亲密知己，与深埋在我们心底的第二个人甚至第三个人，悄悄说话吗?

    专心的读者想必早已弄懂我交相指涉的解说，不过还请容我再述说一遍：“他”，无疑地，便是“眼”。眼睛就是我想要成为的那个人。然而我最先创造出来的不是“眼”，而是“他”，一个我想要成为的人。而这个我想要成为的“他”，隔着遥远的距离，大剌剌地向我投下犀利而沉重的凝视。在“眼睛”的范围内我的一举一动无所遁形，任性的凝视不仅监视着我、评判着我，更拘束我的自由。它像一轮可厌的烈阳，高挂在我的头顶丝毫不放过我。但别以为我是在抱怨，看见这只“眼”在我面前展现的灿烂景象，我万分喜悦。

    我周围的景观宛如几何图案，而且精准到丝丝入扣的地步，我望着自己置身其中（毕竟，“我望着自己”正是这整件事的乐趣所在），当下意识到原来“他”是被我创造出来的，但是对于自己究竟是怎么办到的，我却只有一点模糊的概念。从某些线索中我可以看出，“他”淬取自我个人的生活材料和经验。“他”（我想要成为的人），取材自我童年时看的漫画中的英雄，或是我在国外刊物上见到的文坛巨擘的照片，甚至照片中这些摆着姿势的文人，他们的图画室、书桌，或他们时常出没的神圣场所——他们在这些地方咀嚼他们“深沉而有意义”的思想，并在门口摆姿势给摄影师拍照。我当然也想像他们一样!可是，又要多像呢?在这块形而上的版图里，我也遭遇了一些令人气馁的线索，反映出我着实是以自己的过去点滴来塑造“他”：一个勤奋富裕的邻居，我母亲总是大力吹捧他的优点；一位崇尚西化的帕夏，他誓言拯救自己的祖国；一本书中的一位英雄，这本书我从头到尾读完了五遍；一位以沉默来处罚我们的老师；一个过分优雅的同学，他不仅有每天换穿新袜子的财力，甚至还以“您们”来尊称自己的父母；贝尤鲁和色扎德巴斯电影院里放映的外国片中那些聪明、机智、风趣的男主角——他们拿酒杯的姿势，他们那种幽默的样子，那种明确的果决，能够那么轻松自在地与女人相处，甚至是美丽的女人；著名的作家、哲学家、科学家、探险家和发明家，我从他们书本的前言中得知他们的生平历史；几位军事要人；还有那位拯救城市逃离毁灭性洪水的失眠英雄……早已过了午夜，我倚着清真寺的墙壁，看见这些人物一个接着一个地现身，仿佛站在地图上各个熟悉的区块，从四面八方向我挥手。一开始我也涌起一股孩子气的兴奋，就好像一个人惊讶万分地发现自己居住了大半辈子的街区，竟然出现在地图上。然而接下来，我品尝到一股酸涩的残味，就好像第一次检阅地图的那个人，最后终究逃不过失望，因为他将发现，那些大楼、街道、公园、房舍，载满了他终生的回忆，然而当展现在偌大繁复的地图上时，却只不过是用小小的几个点几条线敷衍带过，相比其他的线条和标示，它们看起来无足轻重，毫无意义。

    从往日的记忆和景仰的人物之中，我造就出“他”来。我一个一个地捡拾过去的事事物物，拼贴成这一个庞然畸物，他释放出这只紧盯我的“眼”，“他”是这只“眼”的灵魂。此刻，这个巨大的混合体却反过来成为被我凝视的对象。在它之中，我瞥见我自己和我的一生。我很高兴能够受到它的严密注视，在它的羽翼下努力向上。我花费毕生精力只为了模仿“他”，努力扮演想要成为他，并深信有朝一日我会真的变成他，或者至少能够接近他。我活着并非充满自信热情，而是不断希望有机会能够变成另一个人——他。我的读者们，请不要误以为这“灵魂出窍的经验”意味着某种觉醒，或是那种“大彻大悟”小品故事的一个例子。来到这片梦游奇境，我发现了自己，倚着清真寺的墙壁，周遭的一切在几何形放射的光芒下莹莹闪烁，涤除了罪与恶、欢乐与惩罚。曾经有一次我做梦看见，就在这同一条街上，从同一个角度望去，一轮满月高挂在同样这片夜半靛蓝的天空上，缓缓幻化成为时钟上的一个明亮刻度。此时我体会到的景色正如同在那场梦里，有着同样的清晰、剔透、对称。我很想悠闲自在地继续欣赏它，反复吟味那看似理所当然的细节，一个一个挑出其中有趣的变异。

    我确实也这么做了。仿佛面对一场西洋棋局，预测着深蓝色大理石板上的小石子的走向，我对自己说：“斜倚清真寺墙壁而立的‘我’，渴望成为‘他’。”“这个人想要与自己羡慕的对象结为一体。”“另一方面，‘他’假装不知道他其实是被扮演他的‘我’塑造出来的。”“那就是为什么‘眼’会如此自信。”“他似乎不知道，‘眼’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让倚在清真寺墙上的人有机会接近他，反过来，倚在清真寺墙上的这个人倒是非常清楚这个暧昧的概念。”“如果这个人展开行动去接近他，并设法成为他，那时‘眼’将会走进死巷或者掉入深渊。”“此外，还有……”诸如此类。

    就这样，我从外头审视着自己，同时心中想着这些事情。接着，我所审视的“我”开始往家的方向走，返回他的床铺。他沿着清真寺的墙壁行走，到了墙的尽头后，继续沿着附有一模一样二楼阳台的木房子，穿过荒凉的空地、公共饮水泉、门窗紧闭的商店，还有墓地。看着自己，我不时感到惊愕。这感觉就好像走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我们望着身旁行色匆匆的人群，却突然在一片厚玻璃橱窗或一排假人身后的大镜子中，瞥见自己的身影。不过，同时我很清楚在这如梦的场景中我所观察到的“我”，正是我自己，没什么好奇怪的。令我惊讶的是，我对此人竟感到如此舒服、甜蜜、亲切的情愫，叫人难以置信。我知道他其实是个脆弱而可怜的人，无助而忧伤，全天下只有我知道眼前这个人并不像他外表所见。我想要像一个父亲一样保护这敏感的孩子，或像一个神祇照料这柔弱的生物，把他纳入我的羽翼。可是他继续走了很久（他在想些什么?为何如此忧伤，如此疲倦，如此挫败?），最后终于返回大街上。偶尔，他抬眼望去，小吃店和杂货店熄了灯的窗户。他把双手用力插入口袋，下巴垂到胸口，就这样继续从色扎德巴斯走向温卡帕讷，偶尔有辆汽车或空出租车从身旁呼啸而过，他也视而不见。或许他身上没有半毛钱。

    走上温卡帕讷桥，他朝金角湾凝视了一会儿。黑暗中，依稀可见一群船员齐力拉着一条绳子，绳子绑着一艘拖船，正准备入水驶过桥下。爬上西哈尼山丘，他和一个迎面下坡而来的醉汉交谈了几句。他完全没有注意独立大道上辉煌明亮的橱窗，除了一家银器店，他仔细地端详了橱窗内展示的银饰。他有什么心事?满怀着不安的挂念与关心，我注视着他，替他感到焦虑。

    来到塔克西姆后，他在一个书报摊买了香烟和火柴。他撕开包装，迟缓的动作正如同街上猥琐的土耳其人。他点起一支烟：噢，一缕哀伤的青烟从他口中袅袅升起!尽管我世故老练、无所不知，但此时我却仿佛头一次面对面遇见人类这种生物，为他担心受怕。我想说：“小心点，小子!”每一次看见他平安穿越马路，我都不禁松口气，暗自庆幸。我始终保持警觉，留意着街道暗处、公寓大楼的死角以及漆黑无灯的窗户，生怕有任何灾祸埋伏。

    谢天谢地，好不容易他安全到家，返回位于尼尚塔石的公寓楼房（“城市之心”公寓）。一上到他的阁楼公寓后，你们以为他会就这样上床睡觉，满心愁闷——同样的愁闷折磨着我，沉重而难以言喻；然而，不，他往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开始抽烟，花了一点时间翻阅报纸。接着他起身，在老旧的家具、摇摇欲坠的桌子、退色的窗帘、堆积如山的报纸和书本间来回踱步。突然间，他往桌前一坐，在吱呀作响的椅子上调整好姿势，抓起一支笔，然后倾身伏向一张干净的白纸，挥笔疾书。

    我站在他身旁，紧贴着他，感觉好像我就倚在他凌乱的桌面上。我贴近地端详他：他带着孩子般的专注神情写字，陶醉的模样像是在欣赏一部喜爱的电影，对着自己内心播放。我看着他，骄傲极了，如同一个父亲注视着儿子写下生平第一个字母。每当他写完一个句子，他会抿起嘴；他的眼珠子随着文字骨碌碌地转动。一整页写完后，我阅读他写了些什么，我打了个寒战，内心涌起一股深沉的痛楚。

    他所写的，并不是挖掘自灵魂深处、我所渴望知悉的秘密，他只是潦草写下了你们刚才读到的那些句子。不是他自己的世界，而是我的；不是他自己的话语，而是此刻你们正飞快扫视的每一个字（拜托，慢下来!），属于我的话语。我想与他对质，要求他写出自己的话，但我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呆望着他，如同在梦里。一字连着一字，一句接着一句，越往下走我的痛越深越浓。

    来到另一个段落的起头时他略为停顿。他看着我——仿佛他看见了我，仿佛我们四目相交!记不记得，在旧书和杂志中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作家和他的缪斯有一段愉快的交谈?调皮的插画家会在页面空白处，画出钢笔大小的缪斯和若有所思的作家，彼此相视而笑。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相视而笑。既然我们已经彼此交换了心有灵犀的微笑，我乐观地猜想，那么接下来一切都会清楚了。他将会醒悟什么才是对的，因而写出他自己内心世界的故事，让好奇的我得以一窥究竟，而我将会满怀喜悦地阅读他评论身为自己的种种。

    试得好!可什么也没有。零。他再次冲着我亲切地一笑，好像所有需要解释的事情全都一清二楚了。他顿了顿，酝酿情绪，如同刚破解了一场棋赛的僵局，蓄势待发准备继续进攻。接着他写下了最后的字眼，把我的世界推入一团无底的黑暗。

 11我们把记忆遗失在电影院

    电影不但毁坏孩童的视力，更毁坏他的心灵。

    ——乌鲁奈

    卡利普一醒来，就知道又下雪了。或许他在睡梦中早已知晓，感觉到一片寂静吞没了城市的喧嚣。乍醒时他还记得前面的那场梦，但才刚转头望窗外，便忘得一干二净。黑夜已深，卡利普用煤气炉始终烧得不够热的水洗了个澡，换上衣服。他拿起纸和笔来到桌前，坐下来，花了一点时间检查线索。他刮了胡子，穿上如梦很喜欢的那件人字呢夹克——耶拉也有一件完全相同的——然后在外面披上他的粗厚大外套。

    雪已经停了。路旁停放的车辆和人行道上覆盖着几英寸深的积雪。星期六夜晚的购物人潮手里提着大包小包，颤颤巍巍地走路回家，仿佛他们正踩在外层空间某座星球软绵绵的地表，一时还无法适应步伐。

    到了尼尚塔石广场，他很高兴看见主要大道已经空无一人。一家杂货店的门口照每天夜里的惯例架起一个摊子，摆上一叠叠裸女杂志和八卦报刊，卡利普从中间抽出一份隔天早晨的《民族日报》。他横越马路，走向街对面的餐馆，找了一个路上行人看不到的角落坐下，点了一份番茄汤和烤肉饼。趁食物上桌的空当，他把报纸拿到桌上，开始仔细读耶拉的周日专栏。

    这篇也是多年前刊载过的文章之一。如今第二次读，卡利普仍记得其中几句耶拉的至理名言，有关于记忆。他一边啜饮咖啡，一边在文中做记号。步出餐馆后，他挥手招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巴克尔廓伊市郊的锡南帕夏区。

    出租车行驶了很久，漫长的车程中，卡利普望着周围的景象，感觉自己并非身处伊斯坦布尔，而是在另一座城市里。古穆苏佑坡往下通往多尔马巴赫切的斜坡处，三辆市公交车互相穿插停靠，人群蜂拥而上。公车站和共乘小巴车站里没有半个人影。雪花落入城市，专横地压境而至，街灯渐暗，城市里独有的夜间活动沉寂了下来，四周顿失声息，仿佛退回到中世纪的单调夜晚，房舍的门窗紧闭，人行道上空荡荒凉。覆在清真寺圆顶、仓库、违章建筑上的积雪不是白色的，而是蓝色。卡利普看见紫唇蓝颊的流莺在阿克萨瑞街头徘徊、年轻人拿木梯子当雪橇从城墙上一路往下滑、停泊在公交车总站前的警察巡逻车不停地转动着蓝光、从总站发车的公交车里，乘客畏惧地向外张望。年老的出租车司机说了一个疑点重重的故事，关于很久以前某个不可思议的冬天，金角湾的水面冻结成冰。借助出租车内的顶灯，卡利普在耶拉的专栏上标满了各种数字、符号和字母，但依然什么都找不到。最后，司机抱怨说他没办法再往前开了，卡利普只好在锡南帕夏区下车，开始步行。

    艳阳丘比他记忆中的还要靠近大马路。街道沿着窗帘掩蔽的两层楼水泥砖房（由原来的违章建筑改建而成），沿着阴暗无光的商店橱窗，平缓上坡，来到一个小广场处戛然而止。广场上矗立着一座阿塔图克的半身像（并不是一整座雕像），正是早晨他在市内电话簿地图上看到的那块长方形标示。一座不大不小的清真寺墙上写满了政治标语，他凭着记忆，选了旁边的一条路。

    他甚至不愿意去想像如梦在眼前某一间破烂房子里，那些房子的排油烟管从窗户中伸出，阳台被压得向下倾斜。然而十年前，他曾经蹑手蹑脚来到敞开的窗口，看见了此刻他不愿意去想像的情景，仓皇之下，落荒而逃。那是一个炎热的八月傍晚，如梦穿着无袖印花棉洋装，坐在堆满纸张的餐桌前忙碌，一只手指卷着一缕卷发转呀转。她的丈夫背对窗户而坐，正在搅拌杯里的茶。一只即将啪地跌落的飞蛾，围着悬吊在顶头的光秃灯泡飞，一圈比一圈更摇晃。丈夫与妻子之间的桌子上，摆了一盘无花果和一瓶杀虫剂。卡利普清清楚楚地记得汤匙敲撞杯子的叮当作响，以及邻近树丛中夏蝉的唧唧鸣叫。不过他怎么也想不起有这么一个转角，旁边竖立着一根半埋在积雪中的路标，上头写着：瑞夫贝街。

    他走完整条街后又折返。巷道的一头有几个小孩在掷雪球，另一头贴着一幅电影海报，一盏灯映亮了上面一个相貌平庸的女人，眼睛被涂黑，戳瞎。由于所有的屋子都是两层楼房，门上也都没有门牌号码，因此当卡利普第一次经过的时候，他漫不经心没有多注意。等到走第二趟时，他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认出了那扇窗户、十年前他不屑碰触的那只门把以及那片晦暗、没有粉刷的墙壁。房子加盖了二楼，旁边增建了一座园圃，泥巴空地换成了水泥地。一楼室内漆黑一片。附有独立出入口的二楼，微蓝的电视屏幕光芒从紧闭的窗帘渗透出来。如同枪管般穿破墙壁指向马路的排油烟管，喷出一股硫磺色的烟雾，宣布着好消息：来访的不速之客打开门后，将会发现这里不仅有热食可吃，有温暖的炉火，还有一群傻盯着电视的热心好人。

    卡利普小心翼翼地踩上积雪的台阶，每一步都伴着隔壁空地上一条狗儿的吠叫。“我只要跟如梦讲一下话就好!”卡利普自言自语，但其实也搞不清楚心里究竟是在对自己说还是对她前夫说。等见到她后，他会要求她解释在道别信中没有讲明的理由，接着他会叫她马上回家收拾所有她的东西，她的书、香烟、凑不成对的丝袜、空药瓶、她的发饰、她那些眼镜的盒子、吃了一半的巧克力、她的细长发夹、她孩提时代的木鸭子玩具，然后，离开，别再回来。“每一件关于你的物品，都带给我难以承受的痛楚。”由于他没办法当着那家伙的面说出这些，所以他最好能说服如梦到另一个地方去坐下来说话，“像成年人一样”。等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开始以“成年人”的样子对谈，这时，或许也有可能说服如梦别的事情。只不过，这附近除了全是男人的咖啡馆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该上哪儿找这么一个谈话的地点?卡利普先是听见小孩的声音（妈，开门!），接着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个女人显然绝不是他的妻子、他二十多年来爱恋的对象、他从小到大的挚友。顿时他才明白，到这里来找如梦是件多么愚蠢的行为。他本想临阵脱逃，但门已经开了。卡利普一眼便认出妻子的前夫，但对方却不认得卡利普。他是个中等年纪、中等身高的男人，正如卡利普所想像的那样。从今以后，卡利普也永远不会再想起这么样的一个人。

    前夫花了一点时间，让眼睛习惯外头危险世界的黑暗，卡利普也静待着对方慢慢认出他来。与此同时，好奇的脑袋一颗颗冒出来，先是妻子，然后是小孩，接着是另一个小孩，询问着：“爸，是谁呀?”爸爸被问倒了，在原地呆愣了好一会儿。卡利普决定抓住机会溜掉而不要进屋，连忙一口气把自己来访的理由交代清楚。

    他很抱歉三更半夜打扰他们，可是他实在是不得已。今天他之所以来到他们家——改天会再来正式拜访（甚至带如梦一起）——是为了调查关于某个人、某个名字的一些资料，事关重大，极为迫切。他正在替一个被诬告谋杀的大学生辩护，噢不，事实上的确有人死了，只不过真正的杀人凶手行踪飘忽，像个鬼魅似的在城市游走，曾经有一度……

    故事一讲完，卡利普立刻被簇拥进屋。他才脱下鞋子，马上面前就呈上一双太小的拖鞋，手里就被塞进一杯咖啡，并且被告知说热茶马上泡好。卡利普又复述一遍那位可疑人士的姓名（捏造一个截然不同的名字以防万一），如梦的前夫便接下话头。聆听着男人滔滔不绝的铺陈，卡利普可以想见这些故事含有强烈的麻醉效果，很快地自己将失去知觉，走不出大门。事后，他记得自己当时曾想过，说不定在那儿多待一会儿，就能够发现一些关于如梦的线索，至少有一点蛛丝马迹，然而这种想法更像是晚期病人接受手术治疗前的自我欺骗。他好不容易终于走出了那扇他以为永远不会再开启的大门，这时他已经聆听了如梦前夫如水库泄洪般奔流泉涌地讲了两个小时的故事，并从中得知以下事实：

    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知道，比如说，大多数东欧和美国的犹太人，都是犹太哈扎尔王国的后裔，一千年前定居于伏尔加河与高加索山之间。我们也知道，哈扎尔人事实上是一个接受犹太教的土耳其部族。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其实土耳其人和犹太人之间血脉相连，关系极其密切。多么有意思啊!过去二十个世纪以来，这两个形同手足的民族四处迁徙，势力此消彼长，仿佛同时在一首神秘乐曲的伴奏下跳舞，但始终碰不在一起，总是错身而过，像一对绝望的孪生兄弟，注定一辈子纠缠不清。

    地图拿来后，卡利普马上从故事的麻醉剂中苏醒，他站起身，动了动被暖气烘得懒洋洋的肌肉，然后望着摊开在桌子上的故事书，他惊异地看着充满了故事的地图上用绿色钢珠笔标满的箭号。

    主人开始说，他认为历史的对称性是件无可辩驳的事实，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我们现在经历了多少幸福快乐，到头来便将经历多少悲惨痛苦，诸如此类。

    首先，一个新国家将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之间兴起。这一回，他们不会像一千年前那样，引进新移民来组织这个新国家。相反的，他们会把旧居民改造成为符合他们理想的“新人类”。甚至不需要读过伊本·赫勒敦，谁都猜得出，为了改造我们，他们必须切断我们的记忆，把我们变成一群没有过去、没有历史、没有时代背景的游魂。众所周知，博斯普鲁斯区山坡上和贝尤鲁小巷里有几所阴郁的传教士学校，那里的人给学生喝下熏衣草色的液体，以摧毁我们的国家意识。（“记住这个颜色的名称。”妈妈一边专心听她丈夫讲话一边说。）后来引发了一些化学后遗症，西方团体基于“人道立场”，认为这种方法过于鲁莽而危险。从此以后，他们便采取一种“较为温和”、有效也更为长久的解决之道，这就是他们的“音乐—电影”。

    显而易见，此种电影方法是利用美丽女人的脸蛋图像、教堂管风琴整齐而辉煌的音乐、令人联想到赞美诗的视觉重复技法，以及各式各样抓住观众视线的画面——酒、枪、飞机、衣服——而比起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传教士所使用的教学法，此种手段被证实更为彻底有效。（卡利普很好奇还有谁听过这一串显然事先写好的冗长句子：附近邻居?同事?共乘小巴上的陌生乘客?岳母大人?）色扎德巴斯和贝尤鲁的电影院开张没多久，就造成几百名观众失明。有些人意识到加诸在身上的恐怖阴谋后，决定抗拒，然而他们的怒吼却在警方和脑科医生的压制下噤声。如今，他们只能通过卫生署给那些被新影像弄瞎眼的孩子们发放免费眼镜，以减轻他们内心的反抗情绪。然而终究不是这么容易可以抹平的，零星的冲突还是会爆发。当他看见几条街之外，一个十六岁少年朝一张电影海报发射空包弹时，他很快理解那是为什么。还有一个人，携带了好几罐汽油到一家电影院里，当他在大厅被保镖围捕时，他大声要求对方把他的眼睛还回来。没错，他希望要回他的眼睛，那曾经看见旧日景象的眼睛。还有报纸上以前报道过，有一个马拉蒂亚的牧羊少年，不由自主看电影看上了瘾，结果在短短一个星期内丧失了所有记忆，连回家的路都忘得一干二净。不知道卡利普先生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类似的故事多到一个星期也讲不完，都是关于一些人在看了电影后，因为太过向往银幕里的街道、服饰和女人，以致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从此变成废人。无以数计的人们把银幕上的角色当作自己，荒谬的是，他们不仅没有被众人视为“有病”或“变态”，甚至我们的新统治者还邀请这些人进入其合伙体系。我们都被弄瞎了眼!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男主人，也就是如梦的前夫，现在想要知道，难道没有任何政府单位察觉到电影院的兴起与伊斯坦布尔的衰落是成正比的吗?他想要知道，难道妓院和电影院开在同一条路上只是纯粹巧合吗?他进一步想知道，为什么电影院里面都要那么暗，那么彻底而残酷的黑?十年前，他和如梦小姐为了心中深信不疑的一个理念，以化名和假身份居住在这个屋子里。（卡利普的目光不停地追随着他的手指甲。）他们把政治宣言从一个他们从来没去过的国家的语言，翻译成我们“自己的话”，同时设法保留原文的风味；他们搜集那些素未谋面的人物的谈话，以此种新文体撰写政治预言，经过打字和影印之后，发给那些他们永远不会遇见的人群。事实上，他们只不过，自然而然地，想要成为另一个人。当他们发现真有人相信了他们的化名，误以为他们就是化名中的人物时，他们多开心呀。

    有时候，其中一人会忘掉了在电池厂里长时间工作的疲累，或是写文章和寄发传单的费神时，停下来，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们辗转弄到手的新身份证。在青春的热情与乐观之中，他们常会一时兴起，脱口而出：“我已经洗心革面了!我是个全新的人了!”他们会抓住机会怂恿对方说出这样的话。多亏他们的新身份，他们看见了一个过去未能察觉的新世界，并读出其中的意义：这个世界是一本崭新的百科全书，可以从头读到尾；你读得越多，百科全书就改变得越多，你也随之蜕变；于是，一旦你读完了它，回过头去再从第一册开始重读这个百科全书，这时你会陷入错乱，被书页中新发现的大量新身份弄得晕头转向。（接下来主人的演讲就这样迷失在百科全书比喻的书页丛林里，卡利普一边听着，一边注意到餐具橱的一层架子上，摆放着订报纸时一小册一小册随刊附赠的《知识宝库》全书。）然而，如今多年以后，他才终于了解，这样的恶性循环其实是“他们”为了模糊焦点而设下的阴谋：我们乐观地以为，当我们变成另一个人、又变成另一个、再另一个之后，还能够返回我们原初的身份，幸福快乐，这都是骗人的。他们夫妻俩走到半路后才明白，自己已经迷失在一大堆标志、文字、宣言、照片、脸孔和枪械之中，再也归纳不出任何意义。那个时候，这栋房子还兀自矗立在荒凉的山丘上。一天夜里，如梦把几件衣物塞进她的小袋子里，回到她的家人身边，回到她认为安全的旧日家庭与生活中。

    讲到慷慨激昂处，主人（骨碌碌的眼珠让卡利普不时联想起兔巴哥）站起身来回踱步，弄得昏昏欲睡的卡利普头昏脑涨。他继续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破解“他们的”把戏，那么我们必须返回源头，回到万物的起点。卡利普先生也看得出来：这栋房子完全符合一个“小布尔乔亚”或“中产阶级”或“传统市民”的住家。室内有包着印花棉布椅套的旧沙发椅、合成纤维的窗帘、边缘画有蝴蝶的瓷釉餐盘、一个难看的“餐具橱”，里面藏着只有假日客人来访时会拿出来的糖果盘和从来没用过的利口酒杯组，以及被打得烂烂的退色地毯。他很清楚自己的太太不像如梦——一个受过教育的美丽女人；她比较像他自己的母亲，平庸，单纯，无害（这时太太冲着卡利普和丈夫微微一笑，笑中的含意卡利普读不出来）。她是他的堂妹，他叔叔的女儿。他们的孩子也像他们一样。假使他的父亲还在世，而且还是老样子的话，父亲所建立的生活和他现在过的想必没有两样。这样的生活是他刻意的选择。他清醒地过着此种生活，坚持自己的“真实”身份，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另一个人，以此阻挠一场千年阴谋。

    眼前屋子里所有的物品，卡利普先生猜想或许只是碰巧放在这里，但其实它们是根据同一个理由而刻意安排的。壁钟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因为这样的一间房子就需要这种壁钟的滴答声。既然在类似的屋子里，电视这个时候总是开着，因此他们也放任它像盏路灯似的亮着。电视机上面之所以铺着那块针织垫布，是因为这种家庭的电视机上一定得铺块类似的垫布。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结果：餐桌上的凌乱，剪下折价券的报纸被扔在一旁，被拿来当作针线盒用的巧克力礼盒边上沾到的果酱，甚至包括不是由他亲自设计的事情，比如被孩子们折断的形状像耳朵的茶杯柄、晾在恐怖的煤炭炉旁的洗好的衣物。有时候他会停下来观察，仿佛在看一部电影，倾听自己和妻儿谈论的事情、审视全家人围着餐桌坐在椅子上的模样。当他发现，他们的对话和动作正如他们这样的家庭应有的样子时，他满心欢喜。如果说，幸福就是能够有意识地过着自己渴望的生活，那么，他很幸福。除此之外，他不仅达成了幸福的条件，还粉碎了一场千年阴谋，这使得他的快乐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设法挤出几句话来结束这个话题，卡利普站起身，嘴里一边说外头又开始下雪了，一边跌跌撞撞地走向门口。尽管喝了那么多茶和咖啡，他仍觉得自己随时要昏厥过去。主人挡在前面，卡利普拿不到他的外套，只得听他继续说：

    他很遗憾卡利普先生必须回到伊斯坦布尔，那儿是一切堕落的起点。伊斯坦布尔是善恶的指标——别说是住在那里了，就算只是一只脚踏进伊斯坦布尔，也都代表了投降，承认失败。那座可怖的城市如今充斥着过去只有在电影里才看得到的画面。无可救药的人群，破烂的车辆，逐渐沉入水中的桥梁，堆积如山的锡铁罐，遍布坑洞的高速公路，看不懂的巨大字母标志，难以辨识的海报，毫无意义的残破广告牌，颜料斑驳退色的涂鸦，啤酒和香烟的图片，不再呼唤群众祷告的宣礼塔，一堆堆的瓦砾、泥巴和尘土，等等。如此的一片废墟残骸根本没有希望。如果说会有什么复兴运动的话——主人相信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和他一样在奋力抗拒——他肯定只有可能发生在这里，从这片被贬为“水泥贫民窟”的小区里萌芽，原因在于，惟有这块地区保存了我们最珍贵的本质。身为此小区的创建者、开拓者，他深感骄傲，并且邀请卡利普也加入他们，甚至就是现在。他可以留下来过夜，说不定两人可以来场小小的辩论。

    卡利普已经穿上了外套，他向安静的太太和恍惚的孩子们道了再见，打开门，跨出门外。主人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外头的雪，然后清晰地吐出“雪”这个字，专注的神态不禁感染了卡利普。主人曾经认识一位只穿白衣的教长，与他见了面之后，他做了一场全白的梦。纯白的梦境里，他与穆罕默德并肩坐在一辆纯白色凯迪拉克的后座。前座坐着一个他看不见脸的司机，以及穆罕默德的孙子，哈珊与胡赛因，穿着一身雪白。当白色凯迪拉克驶过充满海报、广告、电影和妓院的贝尤鲁时，两个孙子转过头来摆出憎恶的表情，寻求祖父的赞许。

    卡利普试着走下积雪覆盖的台阶，但这个家的主人依旧说个不停：并不是说他有多相信梦谕，他只是学会解读神圣的暗示罢了。他祝福卡利普先生和如梦能够运用他的所学，而且显然其他人已经这么做了。

    有趣的是，三年前当他政治生涯最为活跃时，他曾以化名发表了一些“全球分析”，如今却听见总理一字不漏地复述他当时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可以想见“这些人士”手下有一个消息灵通的情报网络，负责清查国内所有出版品，再冷僻的也不放过，然后把有需要的信息呈报“上去”。不久之前，他注意到耶拉·撒力克有一篇文章，似乎也是通过同样的途径取得了同样的内容，但这个人是在白费力气：他根本走错了方向，徒然为一个空无的理想，寻找一个错误的解答，他的专栏不过是自我欺骗。

    这的确耐人寻味，一位真正信仰者的构想，不知怎的竟被总理和名专栏作家注意到了，并且拿来运用，然而别人却以为这位创始者早已销声匿迹，更没半个人想到要登门拜访。有好一阵子，他考虑向报社揭发真相，告诉他们这两位德高望重的人物犯下了厚颜无耻的抄袭行为，他打算证明，他们剽窃了一篇文章中的文字，甚至原封不动地抄下好几句话，而这篇文章原本刊登在根本没人看过的一份政治小报上。然而揭发内幕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他相当清楚自己必须耐心等待，终有一天这些人会来按他的门铃。卡利普先生的造访——以一个亳无说服力的借口说要找某人的化名线索，雪夜里大老远跑到这偏僻的郊区——显然是个征兆。他要卡利普先生知道他很懂得解读征兆，并且（这时卡利普好不容易走下冰封的街道）他想小声问最后几个问题：

    卡利普先生能否再给他的修正主义历史一次机会?为了怕他自己一个人可能找不到路走回大街，或许主人可以陪他走一段?若是这样的话，卡利普什么时候方便再来呢?好吧，那么，能否代他向如梦问一声好呢?

 12吻

    有些人会细读各种定期刊出的文章，这种阅读的习惯，可以归入阿威罗伊的反记忆法类别，或者说是引起失忆的祸源。

    ——柯勒律治《文学传记》

    他请我代为向你问一声好，刚刚好两个星期前。“我一定会。”我回答，但才一上车我已经把它抛之脑后，不是忘记他的问候，而是忘了送上问候的那个人。但我并没有为此失眠。依我看，任何一个明智的丈夫都应该把向他们妻子问好的男人们抛之九霄云外。毕竟，你永远料不到会发生什么事，不是吗?尤其如果你的妻子碰巧是一名家庭主妇，除了自己无趣的丈夫之外，一辈子根本没机会认识其他男人。倘若有人向她问好，那么她很可能会对这位彬彬有礼的家伙左思右想起来——反正她有的是时间。虽然凭良心讲，这种男人确实是礼数周到，可天晓得我们从哪时候开始流行这门子的风俗了?想当年，一位绅士顶多笼统地问候一下对方家中的女眷罢了。从前的电车也比现在的好得多。

    想必有许多读者知道我没有结婚、从未结过婚，而且由于职业的缘故也永远不会结婚。这些读者读到这里，大概不免疑心，这篇专栏从破题第一句话开始，是不是我在设计什么谜题耍弄他们?我称呼得如此亲昵的女人，到底是谁?别胡言乱语了!你们垂垂老矣的专栏作家就要打开话匣子，跟你们絮叨他逐渐失忆的过程，邀请你们来品尝花园里残存的最后一朵玫瑰花香——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不过，别急躁，这样我们才能不露痕迹地玩一出老套的简单戏法。

    三十多年前，我才当上菜鸟记者没多久，专跑贝尤鲁这条线，那时我必须挨家挨户地察访以搜寻独家新闻。我时常前往贝尤鲁黑帮和毒枭出没的赌场，寻找以死亡或自杀作结的新鲜爱情故事。我跑遍各家旅馆，翻阅旅馆职员特准我看的访客登记簿——我每个月得投下两块半里拉才买到这项特权——嗅出是否有任何外国名人投宿，或是任何有意思的西方人物，可以让我诓骗说是某个西方名人来到我们城市拜访。那年头，不仅世界上还没有淹满这么多名人，而且他们根本不会来伊斯坦布尔。那些实际上默默无闻、却被我当成他们国内知名人士而登上报纸的人，看到自己的照片被刊出来，一开始他们满头雾水，到最后总是演变成愤愤不满。其中一位我预期将大红大紫的人，最后果然得到真正的声望。当时我在文章中报道说“名服装设计师某某人昨日拜访我们的城市”，见报二十年后，他终于成为一位著名的法国——以及存在主义——时装设计师。连半句谢我的话也没有。西方人就是这般忘恩负义。

    那段日子里，我除了忙着挖掘业余的名人和本土黑帮（如今称之为黑手党）的新闻外，曾经有一次我巧遇一名年长的药剂师，从他身上嗅到一则新故事的可能性。这位老先生饱受失眠与失忆之苦，就如现在我自己遭受的折磨一样。同时患上这两种疾病最恐怖的地方，是在于你会误以为其中一项（失眠）有可能抵消另外一项（失忆），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恰好相反。失眠的夜里，时间与黑暗停滞不前，全部冻结在一片无名无姓无色无味的世界里，老人的记忆消失得如此彻底（如同我一样），以至于他以为自己孤零零地站在“月亮的另一面”，就像从外国杂志翻译过来的文章中经常描写的一个人陷入疯狂的那种状态。

    老先生在他的实验室里研究了一种药，希望能够治愈他的病痛（就好像我为了同样目的发明了抒情文）。记者会的现场上，只有我和某晚报一位有大麻瘾的记者出席（加上药剂师总共三个人），当场老先生卖力地表演，倒出他的粉红色液体一饮而尽。为了给他的新药更多曝光的机会，他再三畅饮，直到最后他企盼了多年的睡眠终于降临。只不过，这位年老的药剂师不仅重获睡眠，更回归到他的天堂梦土去了，再也醒不过来。因此，大众也永远听不到他们殷切渴望的好消息：土耳其人终于也发明出了什么东西。

    他的葬礼在几天后一个阴天里举行，若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不断思索着，到底他一直想要记住的是什么事情。我至今依旧想不通。随着我们逐渐老去，哪一部分将被我们的记忆甩脱，仿佛一头暴躁的驮马拒绝背负超载的包袱?是最不愉快的部分?最重的?还是最容易丢弃的负担?

    遗忘：我已经遗忘了，置身于全伊斯坦布尔所有美丽景点旁的那些小房间里，阳光如何渗入纱窗流泻在我们的身体上。我已经遗忘了，那位卖黄牛票的小伙子在哪一家电影院门口做生意，他爱上售票亭里一位苍白的希腊姑娘，迷恋得发狂。我很久以前就已经遗忘了我亲爱读者的姓名，以及我在私人回信里替他们解答的神秘，当我为报纸写解梦的专栏那一阵子，这群读者和我一起梦见无数相同的梦境。

    于是，多年以后某个深夜里，你们的专栏作家回首过去的时光，试图攀附住一根记忆的枝丫，陡然间他想起一段过往，自己曾经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度过骇人的一天：我的整个身体，整个人，欲火焚身地想要亲吻某个人的唇。

    一个星期六下午，我窝在一家老戏院里，看了一部说不定比戏院本身还老的美国侦探片《血红街道》。片中有一幕缩水的吻戏，没什么特别的，就好像其他黑白电影中的一般吻戏，早已被我们的检察官剪掉剩下不到四秒钟。我也搞不大清楚怎么回事，但突然间一股强烈的欲望袭来，我也渴望用同样的方式吻一个女人，是的，用尽全力把我的嘴唇压上她的唇。想到可悲的自己，我差点难过得喘不过气来。我已经二十四岁了，却还不曾跟人亲过嘴。并不是说我没和妓院的女人睡过，但是一方面那些女人不怎么愿意亲嘴，另一方面我也不想把我的嘴和她们的凑在一起。

    电影还没演完我就离开了，走在街上，我浑身烦躁，仿佛城市的某个角落正有一个女人等待着我去吻她。我记得自己飞奔进地铁，然后匆忙赶回贝尤鲁，一路上绝望地翻捡着记忆，仿佛在黑暗中摸索着什么，企图寻找那一张脸、一抹笑、一个女人的身影。我怎么也想不出有哪个亲戚或熟人可以让我亲她的嘴；我根本无望找到一个心上人；我不认识半个女人可以做我的……情人!这挤满了人的城市看起来一片空荡。

    尽管如此，到了塔克西姆广场后，我发现自己还是坐上了公交车。我母亲的某个远房亲戚在我父亲离开后的那些年，对我们照顾有加，他们有个小我几岁的女儿，我们曾一起玩过几次扑克牌。一个小时后我抵达芬丁查德，按下门铃的那一刻，我突然想起，这个我梦想亲吻的女孩前阵子已经嫁人了。如今早已不在人世的年迈双亲邀我进屋。事隔这么多年后看见我的来访，他们既诧异又迷惘。我们东聊西扯了一会（他们对于我的记者身份毫不感兴趣，认为这种职业只不过比贩卖小道消息好一点点），一边听收音机里的足球转播，一边喝茶配芝麻面包圈。他们热忱地邀我留下来吃晚餐，但我马上咕哝了几句，向他们告辞，连忙冲回大街。

    户外的冷空气窜上我的皮肤，仍然冷却不掉我渴望接吻的欲火。我的皮肤寒冷如冰，但我的血肉却灼烫如火，我浑身难受得不得了。

    我在埃米诺努搭上渡船，过河来到卡迪科伊。以前有个同学时常跟我们讲，说他家附近有个女孩是接吻出了名的（意思是说，她还没结婚前大家就都知道她很会接吻）。我朝我同学在费讷巴赫切的家走去，心里想着，尽管如今她已经名花有主，没机会了，但我朋友一定还知道其他类似的女孩。我在一幢幢木造的房舍和柏树花园之间绕来绕去，寻找我朋友过去居住的地方，但怎么都找不到。沿着如今早已拆除的木头建筑，我一边走一边望灯火通明的窗户，想像那位结婚前是个接吻好手的女孩住在其中一栋房子里。每每仰望一扇窗，我都会告诉自己：“她在这儿，会和我亲嘴的女孩就在这儿。”我们近在咫尺，只隔着一片花园围墙、一扇门、几道木头阶梯。

    可我就是到不了她身边，吻她。此刻，这吻是如此接近又如此遥远!迷人又吓人!这个吻，如大家熟悉的神秘、诡谲、超乎想像，又如梦境一般陌生而魔幻!

    搭乘渡船回到伊斯坦布尔位于欧陆的那一边，我独自思忖着，假使我强吻某个女人会发生什么事?或者如果我只是假装自己的嘴不小心碰了一下她的唇呢?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脑子没法仔细思考，更何况附近也没看到任何一张适合的脸。过去在生命中曾经有几段时期，我陷入痛苦而绝望的情绪，就算与城市里纷扰的人群呼吸着相同的空气，我仍觉得这座城市一片空虚。那一天，这种感受特别强烈。

    踏着潮湿的人行道，我走了好一会儿，心里不停想着哪一天等我功成名就之后，重返这个空无一物的城市，到时候我必能得到我想要的。尽管如此，你们的专栏作家别无选择，只得乖乖回到他和母亲同住的房子里，回去读翻译成土耳其文的巴尔扎克，关于可怜的拉斯蒂涅的故事。年轻的时候，我像个真正的土耳其文艺青年那样认真读书，换句话说，不是基于我个人的喜好，而是出于一股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的责任感。但未来又救不了今天!躲进自己的房间里待了一会儿后，我烦躁地走出来。我记得自己凝视着浴室的镜子，在脑中勾勒出电影中那些演员的画面，心想一个人至少可以亲吻镜子里的自己。无论如何，我满脑子都是演员的嘴唇（琼·班内特和丹·杜瑞亚的），甩也甩不掉。但再怎么样我吻到的终究只是玻璃而不是我自己，于是我离开浴室。母亲坐在餐桌前，身旁堆满了做衣服的版型和天晓得从哪个有钱远亲那儿弄来的雪纺纱，正赶着为某个人的婚礼缝制晚礼服。

    心中想着未来的计划，我开始向她解释自己的想法，大都是些有关自己哪天会功成名就的故事和白日梦。然而我母亲却没有全心全意在听。我发现对她而言，重要的不是我说的话，管它内容到底是什么，重要的是我能够星期六晚上坐在家里，和她闲聊。这让我怒从中来。不知为何那天晚上她的头发梳得特别漂亮，嘴唇上也涂了薄薄一层口红。我瞪着我母亲的嘴唇，望着那张大家都说和我的很像的嘴。我愣住了。

    “你的眼神好奇怪，”她担忧地说，“怎么了?”

    母亲和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接着我跨步走向她，但半路上陡然住脚。我的双腿在颤抖。我没有再走近她，只是站在原地开始用尽全力破口大骂。我现在已经忘了当时吼叫的内容，只记得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我们再度爆发了一次剧烈争吵。突然间，我们不再害怕声音被邻居听到。那是在气头上，一个人失去了控制而任由愤怒发泄。通常遇到这种情况，难免会茶杯被摔破或是炉子差一点被撞倒。

    到最后，我好不容易从争吵中脱身，甩门离开。留下我母亲坐在成堆的雪纺纱、线轴和进口的缝衣针之中（第一批土耳其制的缝衣针到了1976年才由霍士门公司生产），低声啜泣。我沿着人行道在城市里乱晃到深夜。我穿越伟人苏里曼苏丹清真寺的庭院，跨过阿塔图克桥，走到贝尤鲁。我好像不是我自己。感觉有一个愤怒而恶毒的怪物正追逐着我。我理想中的那个自我似乎尾随在身后。

    下一刻，我发现自己坐在一家布丁店里，只为了混进人群。但我刻意避开视线，害怕和别人四目相交，然后发现对方也在设法填满星期六夜晚的无尽空虚。我们这种人往往一眼便能认出彼此，认出之后却打从心底互相鄙视。没过多久，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来到我桌前，男人开口对我说话。这个白发的幽魂跑进我的回忆里来是想做什么呢?

    真相大白，他就是我在费讷巴赫切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的老同学。他不仅结了婚，在铁路局工作，满头少年白，而且还把当年的种种记得一清二楚。你们想必也见过这种情况，一个老朋友出乎意料向你一股脑儿倾吐，装得一副他和你拥有数不清的共同回忆和秘密，其实只是为了让他身旁的太太或同伴以为自己的过去有多么了不起。我可不上这个当，也不打算配合演出，附和他夸大其词的过去。我绝对不会承认自己仍深陷于悲哀惨淡亳无改变的旧生活里，这种生活，他自己早已抛弃。

    我挖起一勺没加糖的布丁，边吃边告诉他们独家新闻。我透露自己已经结婚好几年了，你正在家里等我，我把我的雪佛兰停在塔克西姆，走路到这儿来买你忽然嘴馋想吃的鸡肉咸布丁，我们住在尼尚塔石，待会儿可以顺道载他们一程。他谢谢我，但是不用了，因为他还住在费讷巴赫切区，不顺路。一开始他出于好奇，试探性地询问我，但当他听说你出身于“上流家庭”后，他也想暗示他的妻子其实他对上流家庭很熟。眼见机不可失，我赶紧声称他一定记得你。他果然记得，他很高兴，并且还要我代他向你问好。我手里拎着装有鸡肉咸布丁的盒子，起身准备离开，我与他亲吻道别，接着，仿效西方电影里那种潇洒的风度，我吻了他的妻子。你们真是一群莫名其妙的读者!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国家!

 13看谁在这里!

    我们早该认识了。

    ——朵儿肯·瑟芮，土耳其超级电影明星

    离开了如梦前夫的住所后，卡利普来到大路上，却发现没有任何换乘的车辆。不时会有几辆市公交车呼啸而过，但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更别说停下来载客了。他决定步行到巴克尔廓伊的火车站。他拖着脚步穿过雪地，走向看似街角杂货店里那种小冰柜的火车站，心里幻想着，或许他会巧遇如梦，然后一切都将回复到往常，等到那些让如梦离开的理由都澄清了之后，他将几乎可以忘掉她曾经离开。尽管如此，就算只是在这场破镜重圆的白日梦里，他也想不出该如何开口告诉如梦，他去拜访了她的前夫。

    在误点了半个小时的火车上，一个老人告诉卡利普一个故事，四十多年前一个和今天同样寒冷的冬夜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老人的军旅在色雷斯的一个村子里驻扎过冬，那年冬天严寒，又遇上因为世界大战即将蔓延至国内而造成的连年饥荒。一天早晨，他们收到一道暗语指令，于是众人骑上马，离开村落，骑了一整天好不容易来到伊斯坦布尔市郊。然而他们并没有进城，相反，他们来到俯瞰金角湾的山上，静待黑夜降临。等城里的活动逐渐停歇后，他们便骑下黝黑的街道，走入鬼魅般的街灯幽光里。他们领着马匹，安静地踩过冰冻的铺石路，然后把它们送进肃卢切区的屠宰场。在火车噪声的干扰下，卡利普无法一字一句听清楚老人如何形容屠杀的场面：马匹接二连三倒地，满脸茫然困惑，它们的肠子流淌在鲜血淋漓的石头地面上，内脏悬在体外，像是一把被开肠破肚的扶手椅中蹦出的弹簧。屠夫杀红了眼。剩下的马儿在后头等待轮到自己，它们露出忧伤的神情，恰似那些像罪犯一样偷溜出城的骑兵脸上的表情。

    斯克西车站前面也没有任何换乘车。卡利普一时之间本打算走回办公大楼，上他的办公室过夜，但他看见一辆出租车来了个大回转，心想应该会愿意载他。不过当出租车在人行道前面一点的地方停了下来，一个仿佛刚从某部黑白电影里走出来的男人，一手拎着公文包，一手猛力拉开车门，自顾自坐进后座。司机在这位客人上车之后，又在卡利普面前停了下来，说他可以在送这位“绅士”的途中顺路放他在加拉塔广场下车。

    卡利普在加拉塔广场下了车，步出出租车后他才感到后悔，刚才没有和那位长得像黑白电影里角色的男人说话。凝视着停泊在卡拉廓伊桥边、灯火通明但没有开航的渡船，他想像着与这个男人之间可能会有的对话。“先生，”他会这么说，“很多年以前，在一个像今天这样的雪夜里……”只要他开口说出这个故事，他必然能够一气呵成讲完，而对方也将会如卡利普所期待的，兴味盎然地倾听。

    从擎天神戏院往下走一段路有一家女鞋店，正当卡利普望着橱窗时（如梦穿七号鞋），一个瘦小的男人朝他走来。他拿着一个手提箱，像是煤气公司收账员挨家挨户收费时拿的那种人造皮箱。“有没有兴趣看明星?”他说。他把身上的短外套当成风衣穿，一路扣到脖子。卡利普本以为自己碰到了塔克西姆广场上一个摊贩的同行，那个小贩会趁晴朗的夜里在广场上架起一副望远镜，给好奇的民众看星星，一次一百里拉。但眼前的男人却从手提箱里抽出一本相册，翻开内页，让卡利普瞧瞧他妙不可言的照片，精美的相纸上是一些国内当红的电影明星。

    只不过，这些照片并不是当红的电影明星本人，而是外表酷似她们的人，学着明星穿衣服戴珠宝，依样画葫芦地模仿她们的姿势动作，比如说，她们吸烟的模样，或是撅起嘴唇诱人亲吻的神情。每张电影明星写真页中，都贴着她斗大的姓名和一张彩色照片，分别是从报纸和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的周围，排了一圈由演员竭力模仿真人所摆出的各式各样“撩人”姿态。

    提着箱子的瘦小男人察觉到卡利普不感兴趣，于是把他拉进“新天使戏院”后面一条无人的窄巷，并把相本递给他，让他自己动手翻阅。旁边一家孤单小店的橱窗里，假人的断肢残骸自天花板悬垂而下，展示着各种手套、雨伞、皮包和丝袜。借助橱窗的光线，卡利普仔细端详：“朵儿肯·瑟芮”身穿吉普赛服饰跳舞，转着圈绕呀绕进了无穷远处，或者懒洋洋地点起一支香烟；“穆洁艾”一面剥香蕉，一面淫荡地盯着镜头，或是放声浪笑；“胡丽亚·寇丝姬”戴起眼镜，缝补她脱下来的胸罩，俯身朝水槽洗涤碗盘，或是满脸忧凄地嘤嘤哭泣。相册的主人从刚才开始便一直聚精会神地观察卡利普，他猛然抽回卡利普手中的相册，一把塞回他的手提箱里，蛮横的态度像是一位高中老师抓到学生在偷看禁书。

    “想不想让我带你去找她们?”

    “哪儿可以找到她们?”

    “你看起来像个正经人，跟我来。”

    他们沿着暗巷东拐西绕，一路上卡利普耐不住男人的啰嗦纠缠，不得不做出决定，并且被迫坦白承认自己其实最喜欢朵儿肯·瑟芮。

    “亲眼见了这妞儿，”拎着皮箱的男人故作神秘地说，“她可会乐极了，包准让你爽翻天。”他们走进一栋位于贝尤鲁警局旁的旧石屋一楼，屋子的门椽上刻着“好同伴”三个字。室内的空气弥漫着灰尘和布料的气味，灯光微暗。虽然周围看不见任何裁缝车或材料，但卡利普却有股冲动想给这个地方命名为“好同伴的男饰店”。他们穿过一扇高大的白门，进入另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卡利普才想起自己该付皮条客一点小费。

    “朵儿肯!”男人一边把钱塞进口袋，一边喊道，“朵儿肯，看啊，艾锡到这里来找你啦。”两个正在玩牌的女人吃笑着转头看卡利普。简陋的房间让人联想到一个老旧、荒废的舞台布景，通风不良令人昏昏欲睡，窒闷的空气中充塞着炭炉的烟雾、浓稠的香水味和嘈杂腻人的国内流行音乐。一个女人斜倚在沙发上，手里翻阅一本休闲杂志，模样很像如梦看侦探小说时的典型姿势（一条腿搁在沙发椅背上），只不过她长得既不像电影明星也不像如梦。要不是她Ｔ恤上面写着“穆洁艾”，谁也看不出她是穆洁艾。一个像服务生的老男人在电视机前睡着了，电视里正在播放一个谈话节目，讨论君士坦丁堡胜战[1]君士坦丁堡胜战：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拜占庭帝国宣告灭亡。[1]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

    卡利普觉得那位烫着卷发、身穿蓝色牛仔裤的女人，依稀像一个美国电影明星，可名字他忘了。然而他不确定这份相似是真的还是刻意营造出来的。一个男人从另一扇门走进房里，他朝“穆洁艾”走去，尽管醉醺醺又口齿不清，他还是努力盯着她Ｔ恤上面的名字瞧，认真的神情好像某些非得看到报纸有报道才会相信确有其事的人。

    卡利普猜想那位身穿豹纹洋装的女人一定就是“朵儿肯·瑟芮”：她正朝他靠近，走路的姿态甚至还带着一丝优雅。或许她是里面长得最接近原版的一个。她一头金色的长发从右肩垂落。

    “我可以抽烟吗?”她愉快地微笑着，她拿了一支没有滤嘴的香烟叼在唇间，“能帮我点烟吗?”

    卡利普拿出自己的打火机替她点烟，香烟才一点燃，立刻涌起一团惊人的浓烟，笼罩住女人的脑袋。慢慢地，她的脸和睫毛很长的眼睛从云雾中浮现，仿佛圣人的脑袋在云端显灵，剎那间，一股奇异的寂静似乎压过了嘈杂的音乐（就好像浪漫爱情片里那样），让卡利普禁不住想——这辈子头一次有这种念头——他可以和如梦之外的另一个女人上床。上了楼，在一间精心布置的房间里，女人把香烟往一个印有Ak银行标志的烟灰缸里捻熄，然后又从烟盒里拿出另一根。

    “我可以抽烟吗?”她用和刚才相同的声音和语调说。她把烟叼在嘴角，扬起头愉快地微笑。“能帮我点烟吗?”

    卡利普注意到她仿照先前的姿势，把头微微倾向一个想像的打火机，刻意露出乳沟。于是他猜想，她的台词和点烟的动作必定来自某部朵儿肯·瑟芮的电影，因此他也应该模仿演员艾锡·古奈，扮演片中男主角的角色。他替她点了烟，一团惊人的浓烟再度涌起，笼罩住女人的头，她那双长睫毛的黑眼睛再次从云雾中慢慢浮现。她怎么有办法弄出那么多烟?他以为这种效果只有在摄影棚里才做得出来。

    “干吗不说话?”女人微笑说。

    “我没有不说话。”卡利普说。

    “你是个中老手，是吧?”女人装出又娇又嗔的样子说，“还是你太嫩了不会说话?”她又把这两句话重复一遍。长长的耳环在她赤裸的肩膀上晃晃荡荡。

    夹在她圆型梳妆镜上的沙龙照让卡利普想起，朵儿肯·瑟芮在20年前与艾锡·古奈合作的电影《我的狂野宝贝》里饰演夜总会名妓时，身上就穿着一件豹纹洋装，背后的开口一路露到臀部。接着他又听见女人说了几句台词，也是从朵儿肯·瑟芮的电影里来的：（她垂着头，像个郁郁不乐的骄纵小孩，本来双手交握撑着下巴，但猛然抽出双手向前一摊）“可是我不能现在就去睡觉!我喝了酒，我要好好玩乐!”（神色忧虑，像个温柔阿姨担心邻居小孩那样）“留下来陪我，艾锡，留下来等到桥通了!”（陡然转为热情洋溢）“在今天，碰到你，这都是命中注定!”（一副小女人的模样）“我真高兴遇见你，我真高兴遇见你，我真高兴遇见你……”

    卡利普在门边的椅子上坐下，女人则坐在梳妆镜前梳她染成金色的长发，圆形的梳妆镜看起来很像电影里的原版道具。夹在镜框周围的照片中，有一张正是这一幕的场景。女人的背甚至比电影里朵儿肯·瑟芮的背还要美。有那么一剎那，她直视着镜子里的卡利普。“我们早该认识了……”

    “我们的确在很久以前就认识了。”卡利普说，凝视着镜中女人的脸，“虽然在学校里我们没有坐在一起，但某个温暖的春日，冗长的课堂讨论结束后，有人打开了窗户，后方黝黑的黑板衬着窗户玻璃，让它变成了一面镜子，而我就像现在这样，望着反映在镜中的你的脸。”

    “嗯……我们早该认识了。”

    “我们很久以前就认识了。”卡利普说，“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的腿看起来如此纤细，我好担心它们会折断。小时候你的皮肤很粗糙，但随着你逐渐长大，当我们中学毕业之后，你的肌肤却变得无比娇嫩而红润。炎热的夏天里，有时候因为我们在屋子里玩疯了，所以大人把我们带到海边，回家的路上我们一边拿着从塔拉布亚买来的冰淇淋甜筒，一边用指甲刻画彼此手臂上残留的盐粒，在上面写字。我好爱你细瘦手臂上的汗毛，我好爱你的双腿晒了太阳后的红晕，我好爱当你伸手拿取我头顶架子上的东西时头发披散的模样。”

    “我们早该认识了。”

    “我爱你以前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态：你母亲借你的泳衣在你肩膀上留下的肩带痕迹；当你紧张时，你会心不在焉地拉扯头发；抽完没有滤嘴的香烟后，你用中指和拇指捻起舌尖留下的烟丝；看电影时，你会微张着嘴；看书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用手盖住装在盘子里的烤鸡豆和坚果；你老是弄丢钥匙；因为你拒绝承认自己近视，所以总是眯起眼睛看东西。当你眯着眼睛望着遥远的某处时，我很清楚你心里在想着别的事情。噢我的天!我带着恐惧与战栗爱着你内心我无法触及的部分，就如同我深爱着我所熟悉的你。”

    看见镜中的朵儿肯·瑟芮脸上闪过一丝不安，卡利普闭上嘴。女人往梳妆台旁边的床上躺下。

    “现在，到我这儿来，”她说，“一切都不值得，不值得，你懂吗?”但卡利普只是坐在那儿，迟疑不决。“难道你不喜欢你的朵儿肯·瑟芮?”她酸溜溜地加了一句，卡利普分不出那是真的还是装的。

    “我喜欢。”

    “你也喜欢我眨眼睛的样子，对不对?”

    “我喜欢。”

    “你很喜欢以前我在《马色拉海滩》里，风情万种地走下楼梯的姿态，在《我的狂野宝贝》里，我点烟的动作，还有在《麻辣俏妞》里，我拿着烟管抽烟的模样，对不对?”

    “对。”

    “那么，到我这儿来，我亲爱的。”

    “我们再多聊一会儿。”

    “嗯?”

    卡利普沉思不语。

    “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干哪一行的?”

    “我是一个律师。”

    “我从前也有个律师，”女人说，“他拿光我所有的钱，却没办法替我要回登记在我丈夫名下的车子。车是我的，你懂吗?结果现在被某个贱货拿走了。56年的雪佛兰，消防车一样的火红色。律师有啥屁用，我问你，如果他连我的车都要不回来?你能去向我的丈夫要回我的车来吗?”

    “我能。”卡利普说。

    “你能?”女人满怀希望地说，“你能。你办到了，我就嫁给你。你将拯救我脱离我现在的人生，也就是，活在电影里的人生。我实在受够了当电影明星，这个弱智的国家以为电影明星不过是个妓女，称不上艺术家。我不是电影明星，我是艺术家，你懂吗?”

    “当然。”

    “你愿意娶我吗?”女人兴致勃勃地说，“如果我们结了婚，我们可以开我的车去兜风。你愿意娶我吗?不过，你得先爱上我才行。”

    “我愿意娶你。”

    “不，不，你要问我……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你。”

    “朵儿肯，你愿意嫁给我吗?”

    “不是那样!要真诚地问，带着感情，像电影里面那样!可是你要先站起来。没有人会坐在椅子上向人求婚的。”

    卡利普起身立正，好像准备唱国歌一样。“朵儿肯，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呢?”

    “可是我已经不是处女之身了。”女人说，“发生了一场意外。”

    “是什么，骑马吗?还是滑下栏杆跌倒了?”

    “不，是熨衣服的时候。亏你还笑得出来，昨天我才听说苏丹要杀你呢。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我老是碰上已婚男人。”女人说，神情学自《我的狂野宝贝》。“不过不重要。重要的是铁路局的营运状况。你认为今年哪一队会赢得世界杯?你想事情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你觉得军方何时才会出面控制现在的无政府状态?你知道吗，你把头发剪一剪会比较好看。”

    “不要搞人身攻击，”卡利普说，“很不礼貌。”

    “我说了什么吗?”女人学朵儿肯·瑟芮那样张大眼睛，假装惊讶地眨呀眨。“我只是问，如果你娶了我，能不能替我把车子要回来?不，不对，我是说，如果你能替我把车子要回来，那么愿不愿意娶我?车牌号码是34JG，1919年5月19日，跟阿塔图克从萨姆松出兵解放安纳托利亚刚好是同一天。我亲爱的56年雪佛兰。”

    “我相信是这样没错。”卡利普说。

    “对呀。不过他们很快就要来敲门了，你的‘客人时间’就要到了。”

    “土耳其文的说法是‘访客时间’。”

    “什么?”

    “钱不是问题。”卡利普说。

    “对我来说，也不是问题。”女人说。“那56年的雪佛兰就跟我的指甲一样红，颜色一模一样。我一根指甲断了，是吗?也许我的雪佛兰也撞到了什么东西。从前我每天都开着车到这里来，直到我那杂碎丈夫把它送给了那个贱货。所以这阵子以来，我都只有在街上才会看得到，我是指，车子。有时候我看到某个司机开着它在塔克西姆跑，有时候则在卡拉廓伊渡船头看到另一个出租车司机坐在里面，等待客人招呼。那婊子对这台车有癖好，每隔两天就把车子漆成另一个颜色。有时候，瞧!它被漆成了栗子棕色，第二天又变成加了奶精的咖啡那种颜色，泛着金属光泽，还加装了灯泡。隔天，车上挂满了花圈，仪表板上头坐着一个洋娃娃，车子竟变成了一台粉红色的婚礼车!接着一星期之后，它被漆成了黑色，里面塞进六个黑胡子警察，信不信由你，现在它摇身一变成了警车!上面甚至写了‘警察’什么的，绝对没错。不过，当然它的车牌每次都会换，好故意叫我认不出来。”

    “当然啦。”

    “当然啦，”女人说，“什么警察或司机的，都是那婊子的伎俩，可我那瘪三丈夫根本毫不知情。有一天他就这样丢下我不告而别。曾经有人像这样丢下你不告而别吗?今天是几号?”

    “十二号。”

    “时间过得真快!你居然就让我劈里啪啦地讲个不停!你说不定想要来点什么特别的?尽管说，告诉我，我都依你。毕竟你是个有教养的男人，能够怪到什么地步?你身上带很多钱吗?你真的是有钱人吗?还是说像艾锡一样只是个卖菜的?不对，你是律师。来吧，说个谜语给我猜，律师先生。好吧，不然我来说一个：苏丹和博斯普鲁斯桥之间有什么差别?”

    “问倒我了。”

    “阿塔图克和穆罕默德之间呢?”

    “我放弃。”

    “你太容易放弃了!”女人说。她从梳妆台前起身，刚才她便一直对着梳妆镜看自己。她格格笑着，凑上卡利普的耳朵悄声说出答案，接着她用手臂环绕卡利普的脖子。“我们结婚吧，”她喃喃说道，“让我们登上卡夫山，让我们拥有彼此，让我们变成别人。娶我，娶我，娶我。”他们玩游戏似的接吻。这女人身上有什么地方让人联想起如梦吗?丝毫没有，但卡利普仍旧心满意足。他们跌进床里，然后女人做了某件事让他想起如梦，不过她做得跟如梦不完全相同。每次当如梦把舌头滑进卡利普嘴里时，他总会有点不悦地想，他的妻子在剎那间变成了另一个人。可是此刻，假扮的朵儿肯·瑟芮把她那比如梦厚实的舌头伸进卡利普嘴里，有点霸道又有点温柔嬉闹，这时他却觉得，不同的并非他抱在怀里的女人，而是他自己，他已经彻底变成了别人。他感到异常亢奋。在女人游戏般的情绪刺激下，他们在床上缠斗扭打起来，从床的这一头滚到那一头，一会儿他压在她上面，一会儿又互换过来，仿佛置身于国产片中极度不写实的接吻场景。“你让我头晕!”女人说，仿效一个不在场的角色装出一副她真的晕了的样子。当卡利普发现他们可以在床尾的镜子里看见他们自己时，他才搞懂为什么这场微妙的翻滚过程总是不可缺少。女人愉悦地望着镜中的影像退去她的衣服，接着又脱掉卡利普的。他们两人像旁观者，一起望着镜中女人的各种把戏，一样接着一样，看得过瘾，就好像体操比赛的评审，仔细评量参赛者的各项指定动作，不过当然，他们的目光要和善得多。直到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开始在无声的弹簧床上跳上跳下，以致卡利普再也看不到镜子，这时女人说：“我们两个都变成了别人。”她问：“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但卡利普没有办法说出她想听的答案——他已经彻底投入其中。他听见女人说：“二乘二等于四，”又喃喃自语，“听呀，听呀，听呀!”接着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什么有个苏丹和他可怜的王储，好像她在讲述某个传说故事，或是一场梦，用说故事特有的过去式文法。

    “如果我是你，那么你就是我。”稍后，当他们在穿衣服的时候，女人说。“那又怎样?如果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你，那又怎样?”她抛给他一个狐媚的微笑。“你还满意你的朵儿肯·瑟芮吗?”

    “我喜欢她。”

    “那么，拯救我脱离苦海，拯救我，带我离开这里，娶我，让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我们私奔吧，我们结婚，然后开始新的生活。”

    这副情景是从哪部片子，还是从哪个游戏里来的?卡利普也不确定。或许这真是女人想要的。她告诉卡利普，她不相信他结了婚，因为结过婚的男人她看多了。如果他俩真的去结婚，如果卡利普真有办法把她的56年雪佛兰弄到手，那么他们可以去博斯普鲁斯郊游，他们可以到埃米甘买哈发糕来吃，到塔拉布亚看海，去布约克迪尔找个地方吃饭。

    “我不太喜欢布约克迪尔。”卡利普说。

    “那样的话，你是白等他了，”女人说，“他永远不会来。”

    “我并不急。”

    “但我急，”女人固执地说，“我担心当他来临的时候我认不得他，我担心我会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我害怕当最后一个人。”

    “‘他’是谁?”

    女人神秘地一笑。“你难道没看过电影吗?你难道不晓得游戏的规则吗?你难道以为多嘴泄露这种事情的人，在这个国家里还能活下去吗?我可不想死。”

    有人开始敲门，打断了她正在讲的故事——关于她有个朋友有一天神秘失踪，毫无疑问她是被谋杀了，尸体被丢进博斯普鲁斯海峡——女人安静下来。当他要走出房门的时候，女人在后面朝他低语。

    “我们全都在等他，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全都在等他。”

 14我们全都在等他

    我对神秘的事物疯狂着迷。

    ——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们全都在等他。我们等他已经等了好几个世纪。我们有些人，受不了加拉塔桥上拥挤的人群，一边哀凄地凝视着金角湾铅灰色的流水，一边等待着他；有些人在苏底比两个房间的公寓里，一边朝怎么也烧不热的炉子里再扔进几根木头，一边等着；有些人一边踩着看似无止境的阶梯，爬上奇哈格区后巷里的一栋希腊式建筑，一边等待；有些人在安纳托利亚一个祥和小镇的酒馆里等待，面前摊开一份伊斯坦布尔的报纸做填字游戏打发时间，直到遇见朋友；有些人，一边幻想着自己即将登上报纸所展示的飞机，或是正要跨进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或是拥美人入怀，一边等待。我们一边等待着他，一边忧伤地走在泥泞的人行道上，手里拿着用被读过不下百遍的报纸做成的纸袋，或是里头塞满苹果、散发出化学合成气味的塑料袋，或是会在我们指掌间留下紫红色压痕的菜市场网袋。坐在电影院里，我们一边观看某个周末夜里，一群壮硕的家伙打破瓶子和窗户，或是世界知名的甜美女郎展开一场愉快的冒险，一边在等待他。我们从妓院回来，那儿妓女的怀抱只让我们更觉寂寞；我们从酒馆出来，那儿的朋友总是讥嘲我们小小的执著；我们离开邻居的家，那儿吵闹的小孩始终不肯上床睡觉，吵得我们没法子好好听收音机。我们在大街上等待他。我们有些人说，他会首先出现在贫民窟最黑暗的角落，那儿的路灯已被街头贫童的弹弓打烂。也有人说，他将会现身于商店门口，在那里，罪恶的店家售卖全国赌马和运动乐透的彩券、色情杂志、玩具、烟草和保险套之类的东西。每个人都说，无论他最先出现在哪里，不管是在孩子们一天十二小时不停揉捏面团的肉饼店，还是千百只眼睛热切渴望融为同一只眼的电影院，或是天使般纯真的牧羊人被墓园柏树催眠睡去的绿野山坡，无论在哪里，第一个见到他的幸运儿将会立刻认出他来，并且倏然醒悟，那长如永恒又短如一瞬的等待，已经结束，救赎已近在眼前。

    关于这个主题，古兰经有详细明示，但只有读得懂阿拉伯字母“意义”的人才能理解（篇中第九十七句或《队伍》篇中第二十三句，解释古兰经的结构是“一致性”以及“重复”等等）。耶路撒冷的穆塔哈·伊本·塔亥，在古兰经启示之后三百年，写下了《起源与历史》一书，其中说道，关于这个主题的惟一证据，是在于穆罕默德的“名字、外貌或某个与我意气相投的作者的指引”，或者是，为此篇圣训提供讯息的证人们的证言。我们也知道，在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塔的中也有简短提及，什叶派教徒在萨马拉“当代圣贤”神殿下方的地下通道里，举行仪式等待他的显灵。此书发表三十年后，弗鲁兹·沙阿在他的文章里叙述道，成千上万的悲苦民众在漫天黄土的德里街道上等待他的降临，以及他将揭露的启示之秘。我们也知道，同一时期，还有另一个关注的焦点。也就是伊本·赫勒敦所写的《历史导论》一书，此书中他筛捡了许多激进什叶派的典故传说，仔细探讨每一则提及显灵的圣训，重新强调一项重点：他现身之后，将会杀死在审判和救赎之日与他一起出现的鞑迦尔，依基督教的概念和语言来说，也称撒旦，或称反基督。

    令人诧异的是，那些等待并梦想着救世主[1]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有救主降临的概念。伊斯兰教认为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上天会派遣一个使者马赫迪（alMahdi）降临，在人间建立起神的王国。这位马赫迪是个阿拉伯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他将在麦加降临，他便是救世主。而基督教则认为救世主是耶稣基督。[1]的众生，竟然都完全想像不出他的脸孔。比如说，我珍贵的读者默哈玛特·伊玛兹写信来告诉我，他曾在位于安纳托利亚内地一座偏僻小镇的家里，看见了某种幻象；而七百年前的伊本·阿拉比也只能虚构出类似的光景，并把它写进《凤凰》一书中；哲学家阿尔金迪做了一个梦，梦中面孔模糊的他与被他拯救的众人，把君士坦丁堡从基督教徒手中夺了回来；甚至那位女店员，坐在伊斯坦布尔——阿尔金迪的梦后来果然在这里成真——贝尤鲁区一条后巷的一间布料店里，置身于满屋子的线轴、纽扣和尼龙丝袜堆里，也只能凭空呆想他的样貌。

    相反，我们却能够轻而易举地描绘出鞑迦尔：根据布哈里的《先知史》中的叙述，鞑迦尔有一头红发，一只独眼，而《朝圣》中则提到，他的身份写在他的脸上；被他亚利西形容为粗脖子的鞑迦尔，在尼萨梅丁教长于伊斯坦布尔做白日梦写下的《独一真主书》中，还有一对红眼和沉重的身躯。我还在做菜鸟记者的那几年，有一份名叫《皮影戏》的幽默小报在内地广为流行，报上连载了一篇以一名骁勇善战的土耳其军人为主角的爱情漫画，故事中的鞑迦尔被画成脸缺嘴歪。这位在战斗中使尽花招耍弄我方军人、与君士坦丁堡众佳丽翻云覆雨、至今尚未被打败的鞑迦尔，有一个宽额头，大鼻子，没有胡子（符合我不时提醒插画者的建议）。相对于激起我们鲜明想像力的鞑迦尔，我们却惟有一位作家费瑞·凯末尔医生，能够以拟人化方式呈现人们企盼已久的无上荣耀救世主。他用法文写下《大帕夏》，然而此书到了1870年却也只能在巴黎出版，关于这一点，有些人认为是我国文学的一大损失。

    只因为是用法文写成的，就把这部具体描绘它的形貌的独特作品，摒除于我国文学之外，这是既错误又可惜的，就好像指责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审判长”这一段，是剽窃自那一篇微薄的论文——这种说法虽然令人难堪，但是在某些东方背景的出版物如《仪式的源泉》或《伟大的东方》中，的确曾被人提及。许多人吵闹不休地讨论究竟西方从东方偷了些什么，或是东方从西方偷了什么，关于这一类主题，总会让我再度兴起一个想法：如果这个我们称之为世界的梦之国境是一栋房子的话，那我们则像个梦游者，迷失在其中。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就像是不同的时钟，挂在屋子里各个房间的墙壁上。茫然迷失的我们，盼望能凭借时钟来定出自己的所在。现在来看看：

    1.如果要说在梦境之屋的房间里，某一个滴答作响的时钟是正确的，而另一个是错误的，这么说很愚蠢。

    2.如果要说房间里的一个时钟比另一个快了五个小时，这么说也很愚蠢。因为，依循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说前面的时钟比后面那个慢了七个小时。

    3.如果因为其中一个钟指了九点三十五分，经过一段时间后，另一个钟也指到九点三十五分，最后得出结论说其中一个钟在模仿另一个钟，这种说法更是愚蠢至极。

    伊本·阿拉比这位写了两百多本神秘书籍的作家，在科尔多瓦参加阿威罗伊葬礼的前一年，于摩洛哥写下了一本书，灵感起源于一个故事（梦境），内容是穆罕默德被带到耶路撒冷后，如何踩着一座梯子（阿拉伯文称为“米拉区”）登上天，从那里，他很仔细地看了一眼天堂和地狱，就像前面提到的篇所叙述的。现在，让我们仔细评判伊本·阿拉比的描述：在他的引领下巡行七重天、他的所见所闻、他与众先知们聚谈的内容。再考虑到当年他写作这本书时，年届三十三岁（1198年）。若是从这几点就得出结论，说他书中的做梦女孩妮赞是“真的”，而但丁笔下的贝阿特丽采是“假的”；或者伊本·阿拉比是“对的”，而但丁是“错的”；或者篇是“正确的”，而《神曲》是“不正确的”。这样的说法，正是我所谓第一种愚昧的一个例子。

    安达卢西亚的哲人伊本·图飞尔在11世纪时，写了《自修的哲人》一书，内容讲述一个孩童被遗弃在一座荒岛，他在岛上住了好几年，慢慢地学会尊崇自然、景仰那哺育他的母鹿、海洋、死亡、天空以及“神圣真理”。如果把这本书和丹尼尔·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相比，然后说前者“早了”后者六百年，或者说因为后者对于工具及物品的描述更为详细，所以伊本·图飞尔“晚了”笛福六百年，这两个结论，都是第二种愚昧的例子。

    可敬的非利尤丁大师，穆斯塔法三世统治期间的一位伊斯兰教长，在听到一位口无遮拦的朋友说了一句鲁莽失礼的话之后，突然受到启发（那位朋友在某个星期五晚上来教长家拜访，看见他的书房里有一张精美的写字台，不禁说道：“尊贵的先生，你的书桌看起来就好像你的脑袋一样，乱七八糟啊。”），于是在1761年3月提笔写下一首双韵长诗，其中用了许多关于他的脑袋和写字台的比喻，以证明两者中的每样东西都是井然有序。他在诗中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我们的脑袋也有十二个部分——就好像那精巧的亚美尼亚制写字台，有两个小柜、四个架子和十二个抽屉——以便让我们置放时间、空间、数字、文件，以及我们今日称为“因果”、“存在”和“必然性”的各种零星杂物。而在他二十年后，康德才把纯粹理性分类成十二个范畴。如果我们就因此推论说，德国人把土耳其人的概念据为己有，那么此种说法，正是第三种愚昧的例子。

    费瑞·凯末尔医生，当他提笔描绘众人企盼已久的无上荣耀救世主时，并没有料到一百年后，他的同胞会用如此愚昧的方式来解读他的书，不过，要是他知道了，也不会感到太惊讶。毕竟，他一辈子就被包围在冷漠和忽视的光环中，致使他隐遁入一个寂静的梦里。今天，当我想像他那张从未拍照留存的脸时，眼前只浮现一个梦游者的脸：他已彻底上瘾。阿布杜拉曼·谢瑞夫写了一篇满纸诽谤的研究文章《新奥斯曼人与自由》，告诉我们，费瑞·凯末尔医生把他的许多病人变成和他一样上瘾。1866年他前往巴黎，抱着某种模糊的反叛意识——没错，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次欧陆之旅的前一年!——并发表了几篇文章，刊登在《自由报》和《记者报》两份欧洲报纸上。他一直留在巴黎，甚至当青年土耳其党员与意见不合的宫廷达成妥协后，相继返回伊斯坦布尔，这时也不见他的踪迹[1]奥斯曼帝国末期，面临内忧外患，有许多土耳其知识分子力图展开维新改革，欧洲人称他们为“新奥斯曼人”。他们主张立宪政体，终止皇帝的独裁专制。在他们的压力下，苏丹阿布杜哈米提二世于1876年宣布君主立宪。[1]。既然他在书前序言中提到波德莱尔的《人造天堂》，或许他也知道我最喜爱的德昆西[1]德昆西（De Quincey，1785—1859），英国作家，著有《一个鸦片瘾者的自白》。[1]，也许他正在尝试鸦片，不过在他书中谈到他的部分，却看不出有这类尝试的蛛丝马迹；相反，文中许多地方都透露出一个我们今日急需的逻辑概念。我写作这篇专栏的目的，便是为了散播这个逻辑，并把《大帕夏》中所提出的迷人构想，推荐给我们军队中爱国的军官们。

    不过，要了解这个逻辑，我们必须先弄清楚该书的背景环境。设想一本书，蓝皮线装，印在草纸上，总共只有九十六页，1861年由出版商普雷马拉西斯在巴黎出版。设想其中法国画家（但尼叶）所画的插图，看起来不像旧时的伊斯坦布尔，反而像是今日的伊斯坦布尔，遍布着石头建筑、人行道和拼花石板路。设想这样的画面，现今的水泥老鼠洞、阴影、家具和周围环境，让人联想到的是各种悬吊通电的现代酷刑器具，而不是旧时用来维持秩序的石头地窖和简陋刑具。

    书本一开始，描述了伊斯坦布尔的某条暗巷。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得见守夜人用警棍敲打人行道的声音，以及远处街弄里野狗打群架的嗥叫。木房子的格子窗棂没有渗出半丝光线。几缕青烟从烟囱里袅袅飘散，漫成游丝般的雾气，沉淀在圆顶和屋脊上。深邃的阒静中，依稀可听见荒凉的人行道上传来一阵脚步声。听见了这陌生、新奇、出乎意料的脚步声，每个人——那些套上层层毛衣准备钻入冰冷被窝的人，以及那些早已躲入羽绒被下悠然熟睡的人——都认为那代表着佳音降临。

    第二天，一扫昨夜的阴郁，处处弥漫着喜庆的气氛。每个人都认出了他，知道他就是“他”，大家明白那无止无尽、满载苦难的永恒岁月终于结束了。他出现在欢乐的人群中：重新和好的敌对宿仇、啃食糖渍苹果和麦芽糖的孩童、彼此嬉闹的男男女女、跳舞玩乐的人们。他似乎更像个被手足环绕的兄长，而不像那至高无上的救世主，走在悲苦的群众之间，指引他们美好的生活和一连串的胜利。尽管如此，他的脸上却有一抹疑虑的阴影，一丝忧惧，一丝不祥的预兆。然后，正当他沉思着在街道漫步时，大帕夏的手下把他抓了起来，关进一间石砌的地牢里。夜半时分，大帕夏手里拿着一枝蜡烛，亲自下到牢房里探视他，并与他彻夜长谈。

    这位大帕夏是谁?由于我也和作者一样，希望读者能够不受干扰，自己找出答案来，因此我甚至不打算把他的名字从书中的法文翻译回原本的土耳其文。既然他是一位帕夏，我们可以得知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或伟大的军人，或者只是某个位高权重的要人。从他谈话中的条理分明看来，我们可以假定他是一位哲学家或一个崇高的人物，拥有相当的智慧，就像某些关心国家民族利益甚于一己之私的有志之士，而在我们的土耳其同胞之中，也一再出现这类人物。一整夜，大帕夏滔滔不绝，而他专注聆听。大帕夏的逻辑和话语令他哑口无言，以下便是大帕夏的话：

    1.我也和所有人一样，立刻明白你就是“他”（大帕夏开始说话）。我心知肚明，无须仰赖任何有关你的神谕、天空中或古兰经里的征兆，或是字母和数字所显现的秘密——这是千百年来的习俗。当我看见群众脸上的狂喜与欢乐时，我立刻知道你就是“他”。如今，人们期待你抹去他们的痛苦与悲伤，重建他们失落的希望，引领他们迈向胜利。可你办得到吗?好几百年前，先知穆罕默德之所以能为苦难者带来幸福，是因为他用剑劈开了道路，让人们可以冲向一连串的胜利。如今则相反，不管我们的信仰多么有力，伊斯兰的敌人们却拥有更强大的武器。军事胜利根本亳无机会!这样的事实，不正好展现了那些假救世主的例子?这些假救主声称自己就是他，并设法采取一些行动对抗印度和非洲的英国人与法国人，然而只维持了很短时间，很快地他们就被彻底毁灭，反而将民众推向更大的灾难。（接下来的几页里，写满了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比较，证明为什么“大举战胜西方”这种想法必须被斥为天真幻想，而且不单单是伊斯兰世界，甚至对整个东方而言，也是一样。大帕夏以一个看清现实的政治家的态度，诚实比较了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的贫富差距。而他呢，由于他是真正的“他”而不是假的，所以便安静而悲伤地证实了帕夏所勾勒出的惨淡前景。）

    2.尽管如此（天色已近黎明，大帕夏继续说），这并不表示不能给予苦难者一点胜利的希望。我们要对抗的不只是“外来的”敌人，那些内在的敌人又怎么办呢?那些造成我们一切穷苦与折磨的主事者，那些放高利贷的吸血鬼，那些躲在人群中伪装成市井小民的虐待狂，他们难道不是罪人吗?你很清楚，只有通过发起对内战争以抵抗内部敌人，你才有办法给你苦难的弟兄带来幸福与胜利的希望，不是吗?接着，你一定也明白，你的战争，是没有办法靠伊斯兰的圣战士来打赢的，必须在告密者、拷刑者、刽子手和警察的支持下，才能赢得这场内战。绝望的大众必须亲眼见到造成种种苦难的犯罪者，才会相信打倒这个人将有机会为人间开创一片天堂乐土。过去三百年来，这就是我们惟一能做的事。为了给弟兄们希望，我们揭发他们当中的罪犯。由于他们渴求希望，就好像渴求面包一样，因此他们相信我们。在面临行刑之前，这些罪犯之中最聪明也最正直的人，深知自己被判罪的原因，于是承认了更多的罪行，把最微不足道的也说成了天大的恶行，为的是在他们苦难弟兄的心中激起更热烈的希望。我们甚至宽恕了某些加入我们、与我们一起挖掘罪恶因子的人。就如同古兰经，希望既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支柱，更支持着我们的物质生活：我们仰仗同一个源头，期盼它不仅给予我们希望和自由，也能每天给我们面包。

    3.我知道你有决心，想要达成你面前的所有艰巨任务；也有正义感，可以丝毫不眨眼地揪出人群里的罪犯；更有力量，虽然不愿意，但仍能够送他们接受严刑拷打，而凛然不动摇——毕竟，你是“他”。然而，你期待希望可以误导大众多久?眼见事情没有好转，他们一定很快就恍然大悟。当他们发现面包并没有变得更大时，他们一直以来所抱的希望便开始破灭。再一次，他们将失去信心，不再相信经书与生死两个世界。他们将放纵自己回到过去颓丧、堕落、心灵匮乏的生活。最糟的是，他们将开始怀疑你，甚至恨你。告密者会开始感到罪恶，后悔当初主动把罪犯交付给你那些嗜血的刽子手和拷刑者；警察和宪兵将开始对他们所执行的酷刑拷打感到无比厌烦，那时就算是最新的招数或是你提供的希望，都不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到最后，世人会开始相信，那些如串串葡萄般吊死在绞刑台上的倒霉鬼，只不过是白白牺牲。你一定早已明了，在审判之日时，世人将不再信任你或是你所说的故事。当人们不再共同信仰一个惟一的故事时，他们将会开始相信他们自己编造的情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想要告诉别人。成千上万的可怜鬼，背负着自己的故事像是头顶的一圈悲苦光晕，将会像一群梦游者，落魄地漫步在城市中似乎永远扫不干净的肮脏街道和泥泞广场上。然后，在他们的眼里，你将变成鞑迦尔，鞑迦尔将变成你!这时，他们会开始相信鞑迦尔的故事，而不再是你的。鞑迦尔将在荣耀中重返，他会化身为我，或是另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而他将会告诉世人，这些年来你一直在愚弄他们，你散播给他们的不是希望，而是谎言，你其实从头到尾就是鞑迦尔，而不是“他”。也许根本不用这么复杂。某天深夜，在一条暗巷中，鞑迦尔本人，或是某个终于搞懂原来你自始至终都在欺骗他的不幸之人，将会把子弹射进你一度被认为刀枪不入的血肉之躯。就这样，因为你多年来一直给予世人希望而又欺骗了他们，于是某天夜里，世人将在肮脏的人行道边发现你的尸体，躺在你日益熟悉而珍爱的泥泞街道上。

 15雪夜里的爱情故事

    ……无聊的男人和同伴们，到处打探故事和神话……

    ——鲁米

    卡利普才离开朵儿肯·瑟芮的复制房间没多久，就再度见到与他共搭出租车、看起来活像是黑白电影角色的那个男人。那时卡利普正站在贝尤鲁警察局门口，犹豫着要往哪里走，突然间一辆警车闪着蓝灯从街角窜出来，在人行道旁停了下来。后车门猛然推开，他立刻认出从里面走出来的那个男人，他的脸已经从原本黑白电影的样子，转换为适合夜晚与犯罪的深蓝色。一名警官在他之前先下车，第二名警官殿后，其中一个人拿着男人的公文包。为了防止受到意外攻击，警察局的外墙上打着明亮的灯光，透过那里的光线，可以看见男人的嘴角上有一抹深红色的血迹，但他并没有把它擦掉。他顺从地走着，低垂着头像是早已俯首认罪，但似乎又非常怡然自得。当他瞥见卡利普站在警察局台阶前时，便投予他一个愉快的眼神，霎时间既怪异又恐怖。

    “晚安哪，先生!”

    “晚安。”卡利普嗫嚅着说。

    “他是谁?”其中一个条子说，指了指卡利普。

    卡利普听不见接下来的对话，只见他们又拖又拉地把男人带进了警察局。

    当他抵达大路时，已经是午夜过后，积雪的人行道上仍有行人。“英国领事馆隔街的一条路上，”卡利普心里想道，“有一个整晚不打烊的场所，不但经常有安纳托利亚来的暴发户光顾撒钱，就连知识分子也常在那儿流连忘返!”这些信息都是如梦从文艺风格的杂志上搜集来的，里面的文章喜欢用故作嘲讽的口吻来描述这类场所。

    在一栋过去曾经是托卡里扬旅馆的旧大楼前，卡利普巧遇易斯肯德。从他的口气可以看出他显然已喝了不少茴香酒：他到佩拉宫饭店去接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人员，带他们参观伊斯坦布尔的一千零一夜（在垃圾堆里巡逻的野狗、毒贩和卖地毯的、大腹便便的肚皮舞女、夜总会的无赖，等等），接着，他带他们去某条小巷子里的一间酒吧。在那里，一个手提公文包、长相奇特的男人为了某个难以理解的字，跟人起了口角，不是跟易斯肯德的同伴而是别人。然后警察来了，把男人抓走了，有一名顾客甚至还爬窗逃跑。之后，店里的人就跑来和他们一起坐，就这样，显然今天会是个热闹的夜晚，如果卡利普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入。易斯肯德出来买无滤嘴香烟，卡利普陪着他在贝尤鲁绕来绕去，接着和他一起回到酒吧，店门上标示着：“夜总会”。

    迎面而来的是喧哗、欢腾与疏离。一位英国记者正在讲故事，她是个好看的女人。传统土耳其乐团已经停止了演奏，魔术师开始耍起把戏，从盒子里拿出盒子再拿出盒子。他的助手有一双O型腿，就在她的肚脐下方，还有一道剖腹产留下的疤痕。卡利普滑稽地想着：这女的看起来似乎生不出任何小孩，除了她手里抱的那只睡眼惺忪的兔子。在表演完了从土耳其传奇幻术大师扎提·颂古尔那儿抄袭来的“消失的收音机戏法”之后，魔术师再次开始从盒子里接二连三地拿出盒子，场子又冷了下来。

    坐在桌子另一头的那位漂亮英国女人一边讲她的故事，易斯肯德则一边翻译成土耳其文。卡利普听着故事，乐观地假想自己其实可以从女人表情丰富的脸上读出大概的内容，尽管他错过了开头。后面的故事在说，有一个女人（卡利普想，一定就是说故事的女人自己），试着说服一个从她九岁起就认识她并爱上她的男人，要他相信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名潜水员找到的拜占庭钱币上的一个明显符号。然而男人只看得见自己对女人的爱，其他什么都看不到，他盲目的眼睛看不见他们俩眼前的魔法，而他所能做的只是把他的热烈情爱写成诗句。“于是，就因为潜水员在海床上找到的一枚拜占庭钱币，”易斯肯德把女人的故事用土耳其文转述，“两位表兄妹最后结了婚。女人因为相信了她在钱币上看到的神奇面孔，从此以后生命全然改观，但是相反，男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基于这个理由，女人决定把自己关进一座塔里，独自度过余生。（卡利普想像女人就这样抛下了慌乱无措的男人。）这时大家明白故事结束了，长桌旁深受感动的听众陷入一阵“人性”的沉默，以表达对“人性情感”的敬意。卡利普觉得这些人愚蠢至极，或许他不能期待大家的反应和他一样，因为毕竟一个美丽的女人甩掉了一个蠢男人，但是根据他所听到的后半段内容，故事的陡然终结（众人在如此夸张的演说之后全部陷入可笑而虚伪的沉默）也实在是太荒谬了。整个景象除了女人的美丽之外，都让人感到无比荒谬可笑。卡利普在心里重新估量，觉得说故事的人其实只是好看而已，算不上美丽。

    一个高个子男人说起了另一个故事，卡利普从易斯肯德的话里听得出他是个作家，刚刚听到人群中在传他的名字。这位戴眼镜的作家事先提醒他的听众，他的故事是关于另一位作家，所以千万别搞混了，误以为故事中的主角就是他本人。卡利普留意到这位作家说话时带着奇怪的微笑，脸上露出略为腼腆又有点曲意逢迎的神情，让人摸不透他真正的动机。

    故事说，有一个男人长年以来一直窝在他的房子里写小说（他从来没给别人看过，或者，就算他有，也没拿出来出版）。他整个人彻底沉溺于他的写作事业（当时这根本还称不上是一种事业），甚至已成为了习惯。而他之所以从不出现在人群中，不是因为他厌恶人类，或是因为他瞧不起别人的生活，而是由于他整天锁在屋子里写作，根本离不开书桌。在书桌前度过了大半的人生后，这位作家的“社交技巧”几乎完全退化，以致当他有一次难得出门时，居然根本不晓得如何与人交谈，吓得躲在一个角落待了好几个小时，等着要再回到他的书桌前。每天工作十四个多小时之后，他会在黎明前回到床上，听着宣礼塔单调的早祷呼唤，不断在山谷间回荡，然后他会开始梦想自己一年才偶遇一次的心上人。但当他梦想到这个女人时，他并不像别人所说的，是带着激情与性爱的渴望，而只是一名假想的伴侣，他惟一的孤独解药。

    几年过后，这位承认自己对于爱情的了解全来自书本、对性爱缺乏兴趣的作家，最后却意外地娶了一位出众脱俗的美女。大约同时，他的作品也出版了。然而他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婚姻和事业的得意而有所改变。他依旧每天花十四个小时坐在书桌前，和以前一样慢慢地、耐心地组合一字一句，瞪着桌上的一叠白纸想像着新作的种种细节。他仍然保持习惯，每天在黎明前躺上床，一边听着晨祷的呼唤，一边编造他的白日梦，但如今他生活中惟一的不同，在于他感觉到自己的梦竟与他美丽安静的妻子所做的梦互相呼应。当他躺在妻子身旁做白日梦时，作家感觉到两人的梦中有某种默契，仿佛在两人如乐曲般和谐的呼吸中，不自觉地建立起心有灵犀。作家很满意他的新生活，在多年的独居后，他并不会因为现在身旁多了一个人而难以入睡。他喜欢在妻子的呼吸声中编造他的梦，他喜欢相信两人的梦境确实交缠不分。

    某个冬日，他的妻子离开了他，没有留下半句明确的理由，作家陷入好一阵低潮。尽管躺在床上听着晨祷的召唤，但他就是无法像过去那样，编织出任何一个梦来。从前那些故事他可以信手拈来，并在婚前和婚后安详的熟睡中发展至高潮，但如今他就算绞尽脑汁，也达不到“精彩”与“生动”。作家对自己正在进行中的小说相当不满意，并且感觉到其中似乎有某种不妥当、某种不确定，藏着一个梦中不愿透露的秘密，这使得作家陷入瓶颈，走进了死胡同。妻子刚离开的那阵子，他的白日梦简直恐怖透顶，以至于他完全无法入睡，失眠直到晨祷的召唤结束，直到第一只晨鸟在枝头鸣唱，海鸥从聚集过夜的屋顶上起飞离去，垃圾车驶进巷道，接着是第一班市公交车。更糟的是，梦境和睡眠的缺乏也尾随着他来到他写作的纸张上。作家发现自己就连最简单的句子也无法轻松下笔，即使他重写二十遍也是一样。

    作家挣扎着想要击退那入侵他整个世界的意气消沉，于是他给自己定了严格的纪律，逼迫自己去记起往昔的每一场梦，希望借此重新唤回梦中的和谐。几个星期后，在晨祷的呼唤声中，他终于成功地安详入睡，等他一醒来，便立刻像个梦游者来到书桌前开始写作，当他发现句子中充溢着他渴望多时的优美与生动时，他明白自己的消沉已经结束了。他同时还注意到，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自己在下意识中发明了一些微妙的技法。

    这位被妻子抛弃的男人，也就是，这位再也编造不出满意故事的作家，开始想像他旧有的自我，那个尚未与任何人同床共枕的自己，那个未曾与任何美丽女人的梦境交织纠缠的他。为了再度唤回那曾经被他丢弃的角色，他呕心沥血，甚至让自己变成了幻想中的角色，从此沉入那个人安稳的梦乡。很快地，他习惯了这样的双重生活，不再需要逼迫自己做梦或写作。重新取回了先前的身份后，他就这样变成了另一个人，变成了自己的分身，与现实的自己一起写作，往烟灰缸里塞满相同的烟蒂，用相同的杯子喝咖啡，在同一时间里，躺在同一张床上，一起安然熟睡。

    有一天他的妻子回到他身边（回到“家”，她这么说），同样没有给他任何明确的理由。作家再一次陷入低潮，这让他不知所措。当初他被遗弃时陡然窜入梦中的不确定感，又再度笼罩他整个人。每天辗转反侧入睡后，他会从噩梦中惊醒，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旧日的他还是新的他，在两个身份之间摇摆不定，漫无头绪好像一个找不到回家的路的醉汉。某个失眠的早晨，他拎起枕头爬下床，走进弥漫着灰尘和纸张气味的工作室，蜷缩在堆满纸张的书桌旁一张小沙发上，很快地进入梦乡。从那天起，作家不再与他沉默而神秘的妻子同床共枕，不再与她的梦纠结缠绕，而改睡在他的书桌和纸张旁边。每当他一觉醒来，还在半梦半醒中，便往桌前一坐，延续着梦中的内容挥笔写作。只不过，现在却出现另一个问题，把他给吓僵了。

    在他妻子离开之前，他已经完成一本小说，内容是关于一对双胞胎彼此交换了生命，这本书被读者誉为一部“历史性”的作品。后来，当作家为了能够再度入睡与写作而开始扮演过去的自己时，他又化身成为前述小说的作者，再加上因为他无法预测本人和分身的未来，于是他发现自己竟又能以旧日的同样热情重新写作同一篇“双胞胎”的故事!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个充满复制品的世界——每样东西都模仿另一样东西，所有的故事和人物都同时是他们本人也是他们的复制品，所有的故事都牵连到另一个故事——在作家眼中变得太过真实，他想，如此“明显的”写实故事应该不会有人爱看，于是他决定去发掘一个虚幻的世界，一方面让自己写得畅快，一方面让读者心甘情愿地投入其中。为了这个目的，趁着半夜，美丽神秘的妻子在床上安静熟睡时，作家来到城市的黑暗街道，徘徊在街灯破损的贫民区、拜占庭时代遗留下来的地下通道、落魄居民出没的酒馆、夜总会和鸦片窟。他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他，“我们城市”里的生活是如此的真实，但也恍如一个想像的国度：这一点证明了世界的确是一本书。就这样，他四处游荡，在街上闲逛好几个小时，阅读这座城市每天向他展现的新书页，审视其中的脸孔、符号、故事。由于他太过耽溺于阅读这本生命之书，以至于如今他害怕回到熟睡的美丽妻子身边，也不敢再回去面对自己写了一半的故事。

    由于作家的故事所谈论的是孤独而非爱情，内容是关于说故事而非真的在讲一个故事，因此观众逐渐失去兴趣。卡利普想，大家一定对作家的妻子离家出走的原因颇感好奇，显然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平白无故被抛弃的经验。

    下一位说故事的人，卡利普认为必定是其中某酒吧吧女，她重复了好多遍告诉大家她要讲的是一个真实故事，并一再确认“我们的访客朋友”明白这一点。她希望自己的故事不仅能在土耳其成为典范，更能放诸全世界。一切就是从这间酒吧开始的，时间在不久以前。一对表兄妹在相隔多年后，又在此相遇，重新燃起童年时代的爱苗。由于女的是个欢场女子，而男的是个花花公子（“换句话说，”女人特地为外国客人解释，“是个吃软饭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名誉”的顾虑，这个男的不用担心占了女孩子的便宜，或是“糟蹋了”她。在那个年代，酒吧里一片安静祥和，就如同全国的氛围。年轻人不会在街上互相扫射，而是彼此拥吻；每逢节日，他们会互相赠送真正的糖果，而不是一盒炸弹。女孩与男孩幸福快乐。后来女孩的父亲突然过世，这一对年轻情侣便住进了同一个屋檐下，只不过他们始终分床而眠，焦躁难耐地等待结婚的日子。

    婚礼当天，女孩与她贝尤鲁的欢场姐妹们忙着盛装打扮，抹脂粉洒香水，而男孩则为大婚之日前去修脸。修完脸后，漫步在大街上，他看到一个美艳得叫人不敢相信的女人，把他迷得神魂颠倒。这个女人当场夺走了他的理智，并把他带进她在佩拉宫饭店的房间里，两人激烈做爱之后，这个命运乖舛的女人透露一个秘密，原来她是伊朗沙皇与英格兰女王的私生女。为了报复她的父母遗弃了他们一夜情的果实，她来到土耳其，展开第一阶段的复仇计划。她希望这位年轻人去替她取得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有一半收藏在国家安全局，另一半则在秘密警察手里。

    被激情冲昏头的年轻人于是哀求她准许自己离开，并连忙赶到原本预定举行婚礼的厅堂。那儿，访客早已四散离去，只剩女孩仍躲在角落里哭泣。他先安抚了她一会儿，接着坦承说他因为某种“国家目标”而被征召。他俩把婚礼暂延，传话给所有的欢场女子、肚皮舞女、老鸨和素鲁库列的吉普赛女郎，要她们从全伊斯坦布尔每一位落入温柔乡陷阱的警察身上，挤出可能的情报。最后，等他们终于拿到地图的两半并把它拼凑起来时，女孩也拼凑出一个事实，原来她的表哥从头到尾都在欺骗她，欺骗伊斯坦布尔所有辛苦出卖劳力的女孩：原来他是爱上了英格兰女王和伊朗沙皇的女儿。她把地图藏在左边的胸罩里，流浪到库勒迪毕一家只有最廉价的妓女和最下流的变态会光顾的妓院，把自己锁进一间小房间里，终日沉浸于悲伤。

    泼悍的公主命令男孩以地毯式的搜索翻遍整个伊斯坦布尔，把地图找出来。搜寻的过程中，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所爱的并不是那个教唆追捕的人，而是追捕的对象；不是随便哪一个女人，而是他的挚爱；不是公主，而是他的初恋情人。好不容易，他循线跟着她来到了库勒迪毕的妓院。透过镜子上的一个窥孔，他看到自己的初恋情人正在对一个戴领结的有钱家伙耍“清纯少女”的把戏，他当场破门而入，救出女孩。一颗巨大的痣出现在他的眼睛上——也就是对准窥孔使他心碎的那只眼（看见他的爱人半裸着身子开心地吹箫玩耍，他伤透了心）——怎么样也去不掉。女孩的左乳下方，也出现了一模一样的爱情印记。后来他们找了警察去逮捕那位泼妇，等警察闯入她在佩拉宫的房间后，大家在她的梳妆台抽屉里发现了几千张一丝不挂的裸照，全都是一些纯情的年轻男子，被这个吃人的公主怂恿而拍下了各种姿势的照片，作为她“政治”勒索的收藏。抽屉里还有许多恐怖分子的大头照、印有槌子与镰刀的宣传手册、各式各样的政治书籍和传单、有断袖之癖的末代苏丹的遗嘱，以及瓜分土耳其领土的计划概要，上面有拜占庭十字的签印。秘密警察清楚得很，就是这个贱货把恐怖主义的瘟疫引进了土耳其，让它像是来自法国的梅毒一样到处流传。然而，由于她的相片收藏里包含了数不清的警方人员，全身光溜溜的只带着根“警棍”，为了避免这些照片不小心落入哪个记者手里，他们隐瞒了她的涉案。看起来惟一适合上报的新闻是这对表兄妹的婚礼公告，附上一张他们的结婚照。说故事的吧女从她的皮包里抽出她私自从报纸上剪下的公告，照片中可以看见她身穿一件时髦耀眼的狐毛领大衣，戴着一副此刻吊在她耳垂上的珍珠耳环。她要桌上的人传阅这张剪报。

    然而，女人注意到众人对她的故事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些人根本嗤之以鼻，她不禁怒了起来，辩称她讲的都是真的，并呼唤某人出来：现场刚好有一位曾替公主和她的受害者拍下无数张淫秽照片的摄影师。满头灰发的摄影师来到桌前，听见女人说，如果他给大家讲一个好听的爱情故事，那么“我们的访客”将会很乐意让他拍照，并且付给他慷慨的报酬。于是，年老的摄影师开始说故事。

    大约三十多年前，一名男仆来到他狭小的工作室，召唤他前往西西里高级住宅区一栋位于电车大道上的宅邸。由于这位摄影师以拍摄夜总会照片闻名，因此在前往宅邸的路上，他不禁疑惑自己为什么被选来做这份工作，因为依他的看法，他有另一位同事更适合拍摄上流阶层的社交舞会。到了那里，一位年轻漂亮的寡妇邀请我们的摄影师进屋，然后提出一项交易：她提出大笔现金的酬劳，要他每天早晨送来千百张他每晚在贝尤鲁各家夜总会拍摄的相片。

    摄影师多少出于好奇而接受了这项交易，但他怀疑背后牵扯了某种感情纠葛，于是他决定尽可能地留心这名有点斜眼的棕发女人。就这样过了几年后，他发现女人并不是想在照片中寻找某个她认识的人，或是某个她在哪里看过照片的人。那些她从千百张之中筛选出来的照片——要他放大或是要他从更清楚的角度拍摄的——上面的男人每个人的脸和年纪也从来都不一样。后来，由于合作久了，彼此也渐渐熟了，加上共享秘密的缘故，也加深了彼此的信赖，女人开始向摄影师吐露真相。

    “你给我这些满脸空白、表情空洞、目光无神的照片一点用也没有，”她说，“我什么都认不出来，在他们脸上我看不见任何文字!”有时看着同一张脸的各式照片，她却只能隐约读出（她坚持使用“读”这个字）极模糊的意义，这总会让她沮丧不已，忍不住说：“如果就连在充满失意落魄人的酒店里，我们都只能得到这些，我的老天，那么，当人们在工作场所、商店柜台后面、坐在办公桌前的时候，他们的脸孔又会是多么的空洞乏味呀!”

    不过，也不是说他们没有遇到一两张带给他们俩些许希望的样本。有一次，女人在审视一个老人皱纹满布的脸孔良久之后，读出了一个意义，只不过这个意义既古老又陈腐。这个老人，他们后来发现是位珠宝商，他额头上的皱纹以及眼睛下方丰富的字母，只不过是一个模糊意义的最终回响，一再地重复，没有揭示任何新意。三年后，他们遇见一张鲜活的脸孔，上面写着苍劲有力的字母，而且他们发现它所指涉的意义正存在于今日。这张激烈的脸让他们兴奋不已，他们放大了照片，并且很快地得知脸孔的主人是名会计师。一个阴暗的早晨，女人给摄影师看一张这个男人出现在各大报的巨幅照片，旁边的标题写着：“此人侵吞银行二千万元。”如今这位会计师为非作歹的日子已经告终，他放松的面容安详地凝视着读者，空洞得像是一头待宰羔羊深红色的脸孔。

    下面的听众窃窃私语挤眉弄眼，达成了共识，认为真正的爱情故事，当然，是发生在女人和摄影师之间。没想到最后的主角竟完全是另一个人：一个清凉的夏日早晨，女人看到一张酒馆里一群人围桌而坐的照片，她的眼睛滑过众多毫无意义的脸孔，定在其中一张慑人而夺目的脸上，然后她才明了自己十年来的辛苦搜寻终于没有白费。一个极为坦白、简单、清楚的意义，出现在那张年轻而美妙的脸上，在他接下来的照片中——当晚在那家酒馆里一并拍下并且放大——也都能读到同样的意义：就是“LOVE”，爱。这个三十三岁的男人，之后他们得知他在卡拉古拉克一家小店里替人修表，在他坦白而清晰的脸上，女人轻而易举地读出了那四个拉丁文字母。然而摄影师却说他什么字母也看不出来，女人劈头便说他一定是瞎了眼。接下来的几天，她心头小鹿乱撞，像是一个被带到媒人跟前的待嫁新娘，她受尽相思折磨，如同一个早已预见自己将来势必心碎的热恋中人。而每当她察觉到一丝希望的火花时，她便开始拉扯着头发，幻想终成眷属的可能。短短一星期内，女人的客厅里已经贴满了成百上千张修表匠的照片。这个男人在各式各样的借口下被设计偷拍了无数张的照片。

    一天晚上，为了更仔细呈现修表匠那张不可思议的脸，摄影师设法拍到了他的特写，然而隔天他却没有出现在酒馆，从此失去踪影。女人简直要发狂了。她派摄影师到卡拉古拉克找寻修表匠，但他既不在他的店铺里，也不在邻居指的房子里。一个星期后摄影师再回去，只见商店因为“有要事处理”而出售，房子也已经搬空。从那时候起，女人对摄影师为了“寻找爱”而带来的照片不再感兴趣；除了修表匠的脸之外，任何其他迷人的脸孔她连看都不看一眼。一个刮风的早秋清晨，摄影师来到女人家门口，带着一件他认为能激起她兴趣的“作品”，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一个好管闲事的门房，他愉快地告诉他，女主人已经搬到一个隐秘的地址。摄影师很遗憾故事必须到此结束，他必须向他的听众承认，自己的确爱上了这个女人。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告诉自己，如今他或许终能展开他自己的故事，一个由回忆过去所编织的故事。

    不过这个故事真正的结局发生在多年以后，有一天他心不在焉地读到一张照片的说明文字：“她往他脸上泼硫酸!”持有硫酸的吃醋女人的名字、容貌和年龄都不符合那位住在西西里的女士，脸上被泼硫酸的丈夫也不是位修表匠，而是事件发生地点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一位检察官。尽管所有的细节都跟摄影师的梦中情人和英俊的修表匠有所出入，但看到“硫酸”这两个字的剎那，我们的摄影师立刻直觉到这对夫妻必定是“他们”。他推断出这两个人这些年来一直在一起，他只是他们私奔计划这个游戏的一部分，而他们的计谋便是除去所有像他一样阻挡在他们中间的倒霉家伙。他找来当天另一份八卦小报，证实了自己的想法。他看见修表匠被彻底溶蚀的脸，上头所有的字母与意义已全部抹去。

    摄影师一边叙述一边直视着外国记者，看到自己的故事得到众人的支持及注意，他又补充了最后一件插曲，似乎想通过透露一项军事机密来赢得满堂彩：又过了几年后，同一份八卦小报再度刊登同一张溶蚀的脸，宣称这张照片是一场延宕多年的中东战争的最后一个牺牲者，图下并附有说明文：“大家都说，毕竟，一切全为了爱。”

    桌边的群众开心地摆姿势让摄影师拍照。这当中包括几名与卡利普有点头之交的记者和一名广告商，一个长得面熟的秃头男人，还有几个局促不安地坐在桌子一侧的外国人。围桌而坐的一群人，像是因为一件小意外或是恰巧投宿同一家旅舍而结识的陌生人，彼此之间莫名地产生了友谊与好奇。这时店里大部分客人都走了，酒吧里安静下来，舞台上的灯光早已熄灭。

    卡利普有种感觉，这家酒吧很可能就是电影《我的狂野宝贝》里，朵儿肯·瑟芮扮演应召女郎的真实场景，于是他把年老的服务生唤到桌边问他。或许是因为每个人都转头看他，或许是因为无意间听到别人的故事而激起了兴致，总之，这位服务生也说了一个简短的故事。不，他的故事跟刚才提到的那部电影无关，而是关于另一部在这家酒吧里拍摄的老电影。电影在如梦戏院上映的那个星期，他总共去看了十四次自己的演出。由于制作人和饰演女主角的美丽女人都请求他能参与其中几场戏，因此我们的服务生便高兴地听从了。几个月后，当他看到电影时，他认出自己的脸和手，但在另一个镜头中，他的背、肩膀和脖子却是别人的。服务生每次看这部片都会觉得毛骨悚然，但又夹杂着诡异的喜悦。不仅如此，他始终不习惯听见自己的嘴里冒出别人的声音，一个他在其他许多片子里还会再听见的声音。他的亲朋好友在看了电影之后，对于这令他头发直竖、心神不宁、恍惚梦境般的配音替身，并不特别感兴趣，他们也没有注意到任何摄影骗术。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没想过一个小小的花招可以骗人去相信某人是另一个人，或者另一个人是某人。

    服务生痴痴等了好几年，盼望哪个暑假期间贝尤鲁的戏院播放两轮片时，会上映这部他曾经短暂出现过的电影。假使他能够再看一次影片，他相信自己将能展开一段新生命，不是因为他将能再次遇见年轻的自己，而是由于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他的朋友猜不出是什么原因，但在场的尊贵友人们必定早已知晓。

    背着服务生，众人热烈讨论起这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原因当然就是爱：这个服务生爱上了他自己，或者爱上了影片中他身处的世界，或者是爱上了“电影之美”。刚才的吧女插嘴打断这个话题，她说这个服务生根本只是个老同性恋，就跟所有那些退休的摔跤选手一样，因为有人曾经逮到他一个人赤条条地对着镜子打手枪，还看过他在厨房里偷捏打杂小弟的屁股。

    让卡利普觉得眼熟的秃头男人反驳吧女对摔跤选手的“不实指控”，说这些选手继承了我们祖先的运动。他接着开始讲述他的观察，当年他在色雷斯的那段时间，有一次曾经近距离地采访了这群优秀人士的模范家庭生活。趁着老头说话的同时，易斯肯德告诉卡利普这人的来历：他在佩拉宫饭店大厅里巧遇这个秃头男人，当时的场面极度混乱，易斯肯德正手忙脚乱地一边替这群英国记者安排行程，一边试图找出耶拉的所在——是的，很有可能那天晚上他也拨了电话给卡利普。这老头加入搜寻的行列，说他认识耶拉，为了某个私人的理由也需要找到他。接下来的几天里，走到哪里都碰到这个人，他不单只是为了寻找耶拉，还通过他广大的人脉（这人是个退休上校）帮了易斯肯德和英国记者许多小忙。这老头把他一口破英文发挥得淋漓尽致。很显然，他是那种时间很多的退休老人，想做一些对国家有用的事情，喜欢交朋友，而且非常熟悉伊斯坦布尔。结束了关于色雷斯摔跤手的话题后，老头开始叙述自己的故事。

    实际上，这故事比较像是机智问答题：一个牧羊人有一天中午赶羊群回家，由于那天正好日食，所以羊群全都自行提早返回。锁好了畜栏之后，他走进屋里，却发现他亲爱的老婆跟情夫躺在床上。他迟疑了一会儿，抓起刀子把两个人双双砍死。之后他向警方自首，并在法官面前为自己辩护，举出一个看似单纯的逻辑推论。他说他没有杀死他的老婆和她的情夫，而是某个躺在他床上的陌生女人和她的情人。因为那个他认识、信赖并且甜蜜同居多年的“女人”，不可能会对“他”做出这种事，所以床上的女人和他“自己”都是另外两个人。牧羊人对于这件令人震惊的替换感到坚信不疑，因为日食的超自然预兆支持着他的想法。当然，牧羊人愿意扛下他短暂记得的另一个自己的刑责，但他要法官知道，被他杀死在自己床上的一对男女是两个贼，不仅闯入他的屋子，更无耻地玷污了他的床。不管要在牢里蹲几年，等他刑期满后，他打算出发找寻他老婆，因为打从日食那天起他就没再见过她。找到她之后，也许在她的帮助下，他准备开始寻找遗失的另一个自己。

    所以，法官给这个牧羊人判了什么罪?

    众人向退休的上校提出各种解答，卡利普听着，心想他以前在哪里看过或听过这个老掉牙的题目，可是怎么也想不起出处。摄影师把冲洗好的照片传给大家看，卡利普盯着其中一张，心想他或许能忆起自己究竟是怎么知道这个秃头男和他的故事。只要他想起来后，他似乎就能告诉那个男人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与此同时，另一张难以辨认的脸孔之谜也将得到解答，就好像摄影师的脸孔故事中所描述的情形。轮到卡利普的时候，他的结论是法官必须豁免牧羊人的刑责，他一边说，脑中一边想着，自己很可能已经读出了退休上校脸上的隐藏意义：似乎，这名退休军官刚开始说故事的时候，是某一个人，而在他说完之后，却变成了另一个人。讲故事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在故事讲完的时候，是什么改变了他?

    接着轮到卡利普说故事，他开始叙述一个从一名专栏作家那儿听来的事件，关于一位单身老记者的迷恋。这位老兄花了一辈子在巴比黎日报工作，负责综艺消息的翻译，并撰写电影和戏剧评论。由于他对女人的衣着饰品比对女人本身更感兴趣，因此他没有结婚。他独居在贝尤鲁一条小巷中一间狭小的两房公寓里，只养了一只看起来比他老而孤单的虎斑猫做伴。平静的生活中惟一的起伏，是在晚年的时候，他开始阅读马塞尔·普鲁斯特那似乎没完没了追寻过往回忆的小说。

    年老的记者爱极了这本书，甚至好长一段时间他根本没兴趣谈其他话题，然而，他始终找不到别人愿意像他这样，投注心力辛苦读完这本迷人的法文巨著。不仅如此，他甚至遇不到半个人能够分享他的热情。结果他只得退回自己的内心世界，把那些他读过不知多少遍的书册中的故事和场景一遍遍对自己述说。要是他一整天过得不顺利，或是碰到一些冷漠、粗俗、贪婪而通常可以称之为“没文化”的人，又不得不忍受他们的无礼与粗野，这时他就会告诉自己：“我不在这里，我人现在在家里，在卧室里，脑中正想着我的阿尔贝蒂娜正在隔壁房里或睡或醒，或者正喜悦地倾听着阿尔贝蒂娜踩着公寓地板的轻柔步伐!”每当他苦闷地走在外面街上时，他都会像普鲁斯特小说中的叙述者那样，假想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正在家中等待，想像着阿尔贝蒂娜——就算只是和她随便见个面都能带给他极大的快乐——正在等待他，他幻想着阿尔贝蒂娜等他时会做什么动作。等年老的记者回到那间暖炉永远不够暖的两房公寓后，他会悲伤地记起阿尔贝蒂娜离开普鲁斯特的篇章。弥漫在冷清公寓中的哀凄之情渗入他的内心，他不停回想起种种情境，仿佛自己既是普鲁斯特又是他的情人阿尔贝蒂娜：就是在这里，他曾与阿尔贝蒂娜一起谈话，一起欢笑；她总是先按了门铃才来拜访他；他那无穷无尽的阵阵妒火；共同去威尼斯旅游的梦想。他不断地回忆，直到悲喜交集的泪水从眼眶滑落。

    星期天早上他都和他的虎斑猫待在家里，有时候当他读到报纸上刊登的粗糙故事而感到恼怒，或是想起好奇的邻居、冷漠的远亲或伶牙俐齿的无礼孩童嘴里的讥讽时，他会假装自己在旧橱柜的小抽屉里找到了一枚戒指，并幻想那是阿尔贝蒂娜遗留下来，而被他的女佣法兰丝在玫瑰木的书桌抽屉里发现了。接着，他会转身对假想的女佣说：“不，法兰丝，”他压低声音，只让虎斑猫听得见，“阿尔贝蒂娜并没有忘记。没有必要把戒指还回去，因为阿尔贝蒂娜很快就会回来。”

    我们居住在一个多么可悲而凄惨的国家啊，老记者心想，竟然没有半个人知道阿尔贝蒂娜或普鲁斯特。倘若哪一天出现了一个懂得阿尔贝蒂娜和普鲁斯特的人，那天必然是转机之日，没错，那时路上留着小胡髭的同胞们也许就可以开始过更高尚的生活，也许到时候，他们将不再只因为一时的妒火就拔刀互砍，而会像普鲁斯特那样，在脑中唤起情人的影像，沉浸于天马行空之中。所有那些为报纸写文章的作家和翻译家，自以为有文化修养的人，其实都是一堆愚钝平庸之士，因为他们根本不读普鲁斯特，不晓得阿尔贝蒂娜，也不知道老记者读过普鲁斯特，更没想过他本人既是普鲁斯特又是阿尔贝蒂娜。

    故事最令人惊异的地方，不在于老记者以为自己是一本小说的主人翁或是它的作者，因为毕竟，任何一个土耳其人，只要迷上了哪一本国内同胞还没读过的西方经典，不用多久后，都会全心全意地开始相信自己不仅爱看这本书，甚至根本一手写成了这本书。到头来他对周围的人越来越不屑，不单是因为他们没读过那本书，更由于他们写不出和他一样有水平的书。所以，最让人惊讶的并不是老记者长久以来自以为是普鲁斯特或阿尔贝蒂娜，而是没想到有一天，他竟把多年来深藏于心的秘密透露给了一位年轻专栏作家。

    或许是因为老记者对年轻专栏作家有一份特殊的情愫，所以才会向他吐露心事。这位年轻人拥有一种神似普鲁斯特和阿尔贝蒂娜的美：他的上唇冒出新生的短髭，体格健壮优美，臀部结实、睫毛密而长，此外，如同普鲁斯特和阿尔贝蒂娜，他的肤色黝黑，身材略矮，丝般柔滑的皮肤泛着巴基斯坦人的古铜光泽。不过，相似点仅止于此。这位年轻俊美的专栏作家对于欧洲文学的品味，只限于法国小说家保罗·科克和意大利作家比提葛利，第一次听见老记者的暗恋故事时，他的反应是哈哈大笑，接着他宣布要把这则趣闻写进自己的一篇专栏里。

    老记者这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他恳求年轻俊美的同事忘记这一切，可是对方充耳不闻，只是继续笑个不停。老记者回到家后，马上明白自己的整个世界已然瓦解：置身于空荡寂寥的房间里，他再也想像不出普鲁斯特的妒意、他与阿尔贝蒂娜相聚的时光，甚至是阿尔贝蒂娜后来的去向。全伊斯坦布尔只有他呼吸到并赖以维生的神奇爱情，他惟一能够感到骄傲、无人能玷污的圣洁爱情，很快地，将会在成千上万个愚蠢的读者中，被人粗鄙地传诵，这就好像强暴了他多年来奉为神祇的阿尔贝蒂娜。老记者好想去死。想到阿尔贝蒂娜的名字——那美丽的名字，那亲爱的阿尔贝蒂娜，他的深情挚爱，她的移情别恋可以让他嫉妒而死，她的离去使他憔悴绝望，而第一次见到她骑着脚踏车驶在巴尔贝克的景象，则叫他一辈子无法忘怀——将会被印在一张张报纸上，流落到一群愚蠢的读者手中。这些人除了前总理的盗窃案件和最新广播节目的错误声明之外，从来没读过任何东西，他们将把报纸拿来铺在垃圾筒下面，或是拿来垫尚未清肠去鳞的鱼。

    就因为想到这一点，他才鼓起勇气，下定决心打电话给那位有着丝缎皮肤和新生短髭的专栏作家，向他解释，惟有他一个人能够体会如此特别而无可救药的爱情，如此的人性情感，他那卑微而没有止境的妒意。他乞求专栏作家，永远别在他的任何一篇专栏中提及普鲁斯特或阿尔贝蒂娜。“更何况，”他又加强补充道，“你甚至没读过马塞尔·普鲁斯特的经典!”“谁的什么经典?”年轻人问，他早已把这件事以及老记者的迷恋忘得一干二净。于是老人又重述了一遍他的故事，而这位漫不经心的年轻专栏作家再一次爆出大笑，兴高采烈地说对啊，对啊，他非得把这则故事写出来不可。或许他甚至觉得老头儿实际上的确想要张扬这个题材。他便提笔写下这则故事。在这篇有点像短篇小说的专栏里，对于老记者的描述就像是你们之前听到的：一个可怜、孤单的伊斯坦布尔老人，爱上了一本西方的奇异小说，幻想自己既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其中的主人翁。故事中的老记者也和现实中的老记者一样，养了一只虎斑猫。故事中的老记者也同样因为看到自己在一篇报纸专栏中受尽嘲讽，而震惊不已。在这则故事中的故事里，老记者也是在看到阿尔贝蒂娜和普鲁斯特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之后，而想要去死。在老记者最后几个忧郁夜晚的噩梦中，那出现于一层又一层故事中的孤独记者、阿尔贝蒂娜和普鲁斯特，不断重复跌入那无止境、一个又一个的无底深井。每每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时，老记者再也无法感受到那份无人知晓的爱情喜悦。残酷的专栏刊出后过了三天，人们破门进入他的房间，发现老记者已经在睡梦中平静地死去，是那座不肯散发出半点热气的炉子所漏出的煤烟，使他窒息而亡。虎斑猫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但终究鼓不起勇气去啃食它的主人。

    尽管内容悲伤，但这故事牢牢吸引了听众，使得大家情绪高昂了起来。有几个人，包括几位外国记者，从椅子上起身，随着不知哪里传来的收音机音乐，和女孩们跳起舞来，就这样又笑又闹，直到酒吧打烊。

 16我必须做自己

    如果你想要开心，或忧愁，或悔恨，或沉思，或谦恭有礼，

    你只需表演出这些情绪的姿势就够了。

    ——派翠西亚·海史密斯《天才雷普利》

    曾经有一度，我想起二十六年前某个冬夜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一段灵魂出窍的经验，并在几篇专栏中略有提及。那大概是十或十二年前的事，确切的时间不记得了（这阵子我的记忆耗损得严重，而我手边的“秘密数据库”不幸又无法提供查阅），总之，写了这个题材之后，我收到一大堆读者来信。大部分的读者都很不高兴我写的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专栏（为什么我不讨论国家议题，为什么我不描述雨中的伊斯坦布尔街道的哀愁），但其中有一位读者在信中说，他“直觉感到”我和他对一个“极重要的主题”有着相同的看法。他说他将很快来拜访我，询问我一些“独特”而“深沉”的议题，他相信，对于这些疑问我们意见相符。

    一天下午正当我准备回信打发掉这位读者时，他却真的出现了——是一位理发师，这点已经够怪了。由于我没有时间跟他聊，而且我心想这位理发师一定会滔滔不绝地讲他个人的苦恼，缠着我不放，抱怨我在专栏里没有多提到他无穷无尽的烦忧。为了甩掉他，我叫他改天再来。他提醒我，他在信中早已预告过会来，更何况他也没有时间“改天再来”。他只有两个问题，都是我可以当场回答的。理发师如此开门见山地切入主题，正合我意，于是我便请他有话直说。

    “你会不会觉得做自己很难?”

    几个人围到了我桌边看热闹，期待有什么笑话可看——仿佛在等着一场好戏上演，可以作为日后茶余饭后的笑料。其中包括一些由我领入行的年轻后辈，还有肥胖聒噪的足球新闻特约记者。因此，面对这个冲着我来的问题，我依照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众人期待我会有的反应，露了一手我的“机智妙语”作为回答。然而理发师却把我的讥讽当成是我真正的答案，听完之后，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一个人有办法只做自己吗?”

    这一回，他问话的口气好像是在替别人发问，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显然他早已把问题准备好，背了下来。这时，我第一个笑话的效果仍弥漫在空中，其他人听到了欢乐的气氛，也围了上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比准确地丢出第二个笑话还要自然不过的呢?难道要针对人类存在的本质问题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吗?更何况，第二个笑话将能强化第一个的效果，把整件事变成一个精彩故事，让众人记忆深刻，津津乐道。破解问题的第二个笑话出口之后——我现在记不得内容了——理发师说：“我就知道!”接着转身离去。

    由于我们土耳其人只欣赏带有暗讽或暗贬意味的双关语，因此我毫不在意理发师的敏感脆弱。我甚至有点鄙视他，就好像我看不起某一位在公共厕所认出你们专栏作家的读者，他一面提起裤裆，一面兴冲冲地询问敝人有关生命的意义，或者我信不信真主。

    然而随着时间过去……读者如果看到这句没说完的句子，误以为我对自己的无礼心生悔意（以为理发师这悬而未决的问题困扰着我，甚或有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他，醒来之后满心罪恶感），那么你们显然还不了解我。我根本再也没想起这位理发师，除了一次。即便那一次，我的思绪也不是因他而起。闪进我脑海的是多年前我就曾经思考过的一连串概念。事实上，一开始它几乎称不上是一个概念，更像是从小到大一直在我脑中萦绕不去的一段旋律，突然蹦进了我的耳中——不，像是从我的灵魂深处跳出来的：“我必须做自己。我必须做自己。我必须做自己。”

    经历了与人群相处，周旋于亲戚和同事之间的一整天，在一天结束之后半夜上床就寝前，我来到另一个房间，往旧扶手椅上坐下，双脚搁在矮凳上，瞪着天花板抽烟。整天下来我所听见的嘈杂人声，各种噪音纷扰，全部汇集成一股单一的音调，在我脑中不断地回响，仿佛一阵烦人的剧烈头痛，甚至是一阵酸涩的牙痛。这时，我不能称之为“概念”的旧日旋律便开始浮现，像是一段——怎么说呢——反调，对抗着那段嘈杂的回响。为了把我隔绝在鼎沸人声之外，它指引我一条路，让我体悟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的平静、我的快乐，甚至是我自己的气味：“你必须做自己。你必须做自己。你必须做自己。”

    就是在那个深夜我才明白，我多么庆幸自己能够独居于此，远离所有的人群，以及“他们”（星期五讲道的阿訇、老师、我姑姑、我父亲、政客，所有的人）视为“生活”的那一团恶心烂泥——他们期望我能沉溺其中，期望我们所有人都沉溺其中。我如此庆幸能够漫游于我自己的梦境花园，而不是跨入他们平淡无味的故事。我甚至怜爱地望着我的可怜双腿，从扶手椅伸直到矮凳上；我容忍地检视我丑陋的手，夹着香烟，来回送往我朝着天花板吞云吐雾的嘴边。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我终于能够做我自己!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我终于能够爱这个身为自己的我!如此的感觉，比那个乡下匹夫，沿着清真寺的石墙行走，嘴里重复着同样字眼的坚忍毅力，还要强烈得多；比那位老乘客，坐在飞驰的火车里数着窗外电线杆的全神贯注，还要浓稠得多。如此的感觉，转化成为一种蕴含愤怒与不耐的力量，不止包围了我，同时吞没了眼前这个悲哀的旧房间——笼罩了整个“真实世界”。我并非只是喃喃背诵“我必须做自己”的旋律，而是在这股力量的驱迫下，带着怒气反复吐出这些字眼。

    我必须做自己，我重复念着，我无须去在乎他们，他们的声音、气味、欲望、他们的爱与恨。倘若我不能做自己，我将成为他们要我做的人，而我无法忍受他们要我做的那种人。我心想，与其成为他们要我做的讨厌家伙，我宁可哪种人都不做，或者不要做人。

    年轻的时候，当我去叔叔婶婶家做客时，我变成人们眼中那个人——“干记者这行，真可惜，不过他很上进，假使继续这么努力，说不定有朝一日会成功。”为了摆脱这个身份而努力工作多年后，当成年的我再度跨进公寓大楼时——如今我父亲和他的新太太也搬了进来——我成为那个“辛苦多年终于小有成就”的人。更糟的是，我看不出自己还有可能拥有别种身份，只能让这个我不喜欢的家伙像一层丑陋的皮肤紧贴着我的肉身，不消多久，我便愕然发现自己说着这个家伙的语言，而非我自己的话。晚上回到家后，我会自我折磨地提醒自己，今天我嘴里吐出的是我讨厌的家伙的话，像是这些陈腐的句子：“我本星期的长篇论文中触及到这个议题”、“在我最新的周日专栏中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下星期二我将会在文章中探究这件事”。我把这些话语在脑中一再重复，直到让自己陷入无尽的沮丧深渊——直到这时，我才能够稍微接近我自己。

    我的一辈子充满了这种恐怖的回忆。我坐在扶手椅中伸直双腿，回想着那一次次身不由己的经验，好让自己更陶醉于此时全然自我的状态。

    我回忆起：只因为“军中同胞”在我入伍当兵的第一天，就已经认定我是哪种人，从此在我整段军旅生涯中，我一直扮演着“一个在任何危急情况下都能谈天说地的人”。以前我常去看一些二流电影——不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只是想独自坐在黑暗里——那时，每当中场的五分钟休息时间，混在一群无所事事站着抽烟的人群中，我曾想像他们眼中的我看起来一定像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有为青年”，为了这个缘故，我记得我会故意表现成“一个心不在焉、满脑子深沉而神圣思想的年轻人”。过去那段计划军事政变的日子，我们认真地梦想着未来能成为国家的舵手，我记得当年的我行为举止就像一个爱国青年，深爱自己的同胞，以至于夜里辗转难眠，惟恐政变延宕而拖长了人民的痛苦。我回想起在我以前经常流连的妓院里，我假装自己是个失恋的伤心人，不久前才经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原因是妓女们通常都会特别照顾这类男人。行经警察局时（要是我没来得及察觉而赶紧走到对街），我会试着表现出一个平凡好市民的模样。在奶奶家玩宾果时，我会装成好像玩得很开心，虽然我之所以去那里只是因为我没有勇气一个人过除夕夜。我记得，当我跟美丽的女人聊天时，我会把自己隐藏起来，假装我是一个脑子里只想着婚姻和责任的男人（假定那是她们想要的），要不然我就是一个成天忧国忧民没时间想儿女私情的人，或者是一个敏感的浪子，受够了这片土地上普遍缺乏的体恤和同情，或者，俗气一点来说，我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诗人。最后（是的，到了最后），我想起当我每两个月去一次理发师那里时，我都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演员，扮演着我所有身份总和的一个角色。

    事实上，我去理发师那里是为了放松（当然，是另一位理发师，不是最开始来找我的那位）。然而，当理发师和我一起看着镜子时，我们看见的，除了即将要剪掉的头发外，是长着头发的这颗头、肩膀和躯干。当下我感觉到眼前镜子里坐在椅子上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别人。这颗被理发师捧在手里一边问“前面要剪多少?”的脑袋、支撑着脑袋的脖子、肩膀以及躯干，都不是我的，而是属于专栏作家耶拉先生。我与这个人毫无关联!事实如此明显，我以为理发师会注意到，但他却似乎没有察觉。不仅如此，仿佛要强迫我接受我不是我而是“那个专栏作家”的事实，他问了我许多一般专栏作家会被问到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战争爆发，我们能够痛宰希腊吗?”，“总理的老婆真的是个荡妇吗?”，“蔬菜商必须为物价上涨负责吗?”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神秘力量阻止我亲自回答这些问题，反倒是镜子里那位让我看得目瞪口呆的专栏作家，以他一贯的卖弄架子絮絮叨叨地替我回答了：“大家都希望和平。”或者，“这么说吧，就算把某些人吊死了，物价也不会下降。”

    我厌恶这位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专栏作家，不懂装懂，还自以为了不起地承认应该要接受自己的不足与过人之处。甚至我也厌恶这位理发师，他每问一个问题，就迫使我变得更像“专栏作家耶拉”……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我回忆着不愉快的过去时，我想起了另一位理发师，那位走进新闻编辑室提出奇怪问题的理发师。

    夜半时分，我坐在这张让我恢复了自我的扶手椅里，双腿伸到矮凳上，倾听着勾起我不愉快回忆的旧旋律中的新愤怒，我告诉自己：“是的，理发师先生，人们不允许一个人做自己。人们不让他这么做。人们绝不准。”我用与旧旋律相同的节奏和愤怒说出这句话，但这些字句却只让我陷入我所渴望的更深的宁静。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一种秩序，在之前的专栏中我曾经提及，而我最忠实的读者也必然能洞悉。那是某种意义，甚至我可以说是一种“神秘的对称”，存在于这整个故事里：通过某位理发师而回忆起另一位理发师造访报社的经过。它是一个象征，暗示着我的未来：经历了漫长的一天后，夜里，一个男人独自坐在他的扶手椅中，做他自己，就好像一个旅行者，在经历了漫长而崎岖的旅程后，终于回到了家。

 17记得我吗?

    每当我回首旧日，重温过往，我仿佛总会看见一群人漫步于黑暗中。

    ——艾哈迈德·拉西姆

    走出酒馆后，说故事的人群并没有散去，而是围在附近，站在间歇飘落的雪花中，彼此对视，期待有人提议接下来的另一场娱乐。众人就这样钉在原地，好像刚才目睹了一场火灾或街头枪战，此时不忍离去，免得错过接下来的好戏。“不过那个地方不是对每个人都开放的，易斯肯德先生。”秃头的家伙说，他已经戴上了一顶颇大的软呢帽。“他们没有办法容纳这么一大群人。我想只带英国佬，让他们有机会饱览我们国家的另一面。”接着他转向卡利普，“当然，你也可以一起来……”他们出发朝帖佩巴斯走去，有两个人坚持也要跟来，其中一位是个女古董交易商，另一位是个胡须硬得像刷子的中年建筑师。

    经过美国大使馆的时候，戴软呢帽的男人问道：“你去过耶拉先生位于尼尚塔石以及西西里的公寓吗?”“为什么这么问?”卡利普说，仔细端详那人没什么表情的脸。“没什么，只是易斯肯德先生说你是耶拉·撒力克的侄子。你难道没有去探望过他吗?如果由他来向英国佬介绍我们国内的现状，不是挺体面的吗?你看，国际人士终于对我们稍微有点兴趣了!”“确实。”卡利普说。软呢帽说：“还是你恰巧有他的住址呢?”“没有，”卡利普说，“他从不把住址给别人。”“听说他拿这些公寓来金屋藏娇，真的假的?”“没这回事。”卡利普说。“真抱歉，”男人说，“只是外面在传的，管不住别人的舌头啊!你没办法叫大家闭嘴，尤其是碰到像耶拉先生这种当代的传奇人物。我跟他很熟。”“是吗?”“是的，没错。有一次他找我去他在尼尚塔石的其中一间公寓。”“那是在哪里?”卡利普问。“那地方早不在了，”男人说，“是一栋两层楼的石造房子。有一天下午他待在那里，抱怨他很寂寞。他告诉我，只要我方便随时都可以去找他。”“可是他就是想要独处啊。”卡利普说。“也许你没那么了解他吧。”男人说，“我内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他需要我的帮助。你确定你真的不知道他的住址?”“我完全不知道，”卡利普说，“话说回来，大家认同他可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软呢帽说，以此作为话题的总结。接着，他们又开启另一场讨论耶拉最新作品的谈话。

    他们听见守夜人的哨音，在通往地铁站的明亮街道上，这个应该出现在贫民窟的声响听起来格格不入。众人转头，望着狭窄的街道上、映照在紫色霓虹灯光下积雪的人行道。他们转进一条通往加拉塔高塔的道路后，卡利普似乎感觉到街道两旁的楼房慢慢地往上逐渐聚拢，像是电影院里的布幕。塔顶亮着红灯，示意着明天将会下雪。此时已经凌晨两点。不远的某处，一家商店拉下了铁卷门，发出一阵嘎吱嘎啦的噪音。

    绕过高塔，他们走进一条卡利普从没来过的小巷，踩上结了一层薄冰的黑暗人行道。头戴软呢帽的男人在一栋狭小的两层楼房前停了下来，敲了敲破烂的大门。过了好一会儿，二楼的灯亮了，一扇窗户打开，从里头伸出一颗泛蓝的脑袋。“是我，开门哪，”戴软呢帽的男人说，“这儿有几位英国来的访客。”他转过身来投给英国佬一个尴尬的微笑。

    上头写着“马尔斯假人模特儿工作室”的大门打开了，出现一个苍白、不修边幅、三十来岁的男人。他身上穿着蓝条纹的睡衣和黑色的宽松长裤，一脸睡眼惺忪。与所有的访客握完手后，男人脸上泛起一抹仿佛大家同为某个秘密结社成员的暧昧表情，然后带领他们走进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室内弥漫着颜料的气味，到处都塞满了箱子、铸模、锡罐以及假人模特儿的各个身体部位。他先发给每个人一本自制的小手册，接着用单调的声音发表了一场演说。

    “我们的工作室是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最早的假人模特儿制造事业。经过一百年的历史，我们已然成为土耳其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成就指标。今天，不只所有的手、脚、臀部全都百分之百本国制造……”

    “赛拔先生，”秃头男子不耐烦地说，“我们的友人不是来这里随便逛逛的，而是希望你能带领他们参观地下室，去看看那些苦难的人、我们的历史，以及塑造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种种。”

    我们的向导愤怒地扭掉电灯开关，中等大小的房间里，成百上千只臂、腿、头和躯干顿时陷入黑暗，只留下一只光秃秃的灯泡还亮着，悬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上方。众人开始步下铁楼梯。一股阴湿的气味从底下升起，卡利普停住了脚。赛拔先生走到卡利普身旁，一派轻松，叫人有点惊讶。

    “别害怕，你会在这里找到你一直寻觅的东西!”他说，一副无所不知的神情，“是他派我来的。他并不打算让你步入歧途，或是迷失方向。”

    他这段暧昧不明的话语，也是讲给其他人听的吗?下楼之后他们进入第一个房间，向导介绍眼前所见的假人模特儿：“这是我父亲早期的作品。”另一个房间里，借着一只电灯泡的光芒，他们见到了几尊奥斯曼船员、海盗、抄写员的人偶，还有一群农夫，围着晚餐盘腿坐在铺了桌布的地上。向导也同样咕哝了几句话。再来到另一个房间，他们看到一个洗衣妇，一个被砍头的异教徒，和一个扛着他的吃饭家伙的刽子手，这时卡利普才头一次听懂了向导在说些什么。

    “一百年前，我的祖父在创造第一批艺术作品时，他的脑袋里没有别的念头，只有一个简单得一清二楚的想法：商店橱窗里展示的假人模特儿应该要代表我们自己的同胞。我祖父是这么想的。然而，一场历史性、国际性阴谋下的不幸牺牲者，却阻碍了他的梦想。而这场阴谋竟是在两百年前就已经策划好的。”

    他们继续往下走，穿越更多的房间，看到了几百个人体模特儿。房间通往更多的阶梯，往下延伸，一条粗电线上挂着一颗颗光秃秃的灯泡，像晒衣绳一样缠绕在头顶。

    他们看到了陆军元帅费弗济·恰马克的人偶，在他担任总司令的三十年间，因为害怕人民与敌人互相勾结，突发奇想，炸断国内所有的桥梁，拆毁所有的宣礼塔，好让俄罗斯人顿失地标，撤离伊斯坦布尔所有居民以行空城之计，把整座城市变成一个迷宫，让占领的敌军迷失方向，坐困愁城。他们看见科尼亚地区的农夫塑像，长久以来的近亲通婚，使得每个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母亲、父亲、女儿、祖父、叔伯，所有的人。他们看见挨家挨户收破烂的旧货商，他所收走的各式旧垃圾，每一样都曾在不知不觉中造就了今日的我们。他们看见找不到自我的电影明星扮演着电影中找不到自我的主角，因为他们做不了自己也当不成别人。他们也看见只会扮演自己的土耳其超级巨星和演员。他们看见穷苦迷惘的可怜人，奉献毕生心力翻译改编西方典籍，只为了把西方的艺术和科学引进国内。他们看见已故的梦想家，他们的坟地早在他们的梦想实现之前，就已灰飞烟灭。这些人拿着放大镜辛勤工作了一辈子，为的是想把伊斯坦布尔杂乱无章的巷弄，改建成为菩提树整齐排列的柏林街道，或是如星芒般向外放射的巴黎大道，或是搭高架桥的圣彼得堡马路。他们幻想着在新砌的人行道上，我们的市民也能如他们的欧洲友人一样，傍晚的时候牵狗上街大小便。他们看见秘密特务成员，这些人坚持拷刑的流程要遵循本地传统而非新式国际手法，因而被迫提早退休。还有肩上扛着扁担的流动摊贩，他们沿着大街小巷叫卖放在扁担上的发酵玉米饼、鲣鱼和酸奶酪。他们看见一群标示为“咖啡馆人生百态”的假人，向导解释这一系列作品“创始于我的祖父，经过我父亲的发展，如今由我来接手”。这一群人之中，有失业的，他们低垂着头，下巴深陷胸口；有幸运的，他们暂时把生活的愁苦和时代的烦忧抛在脑后，开心地沉浸在一场棋局之中；也有一边喝茶，一边抽着廉价香烟而茫然失神的，他们凝视着地平线的尽头，仿佛正努力回想着自己存在的意义；还有那些沉溺于内在世界的，或是想静一静却被打扰的人，只好拿骰子、扑克牌，或是对方出气……

    “强大的国际力量终于在我祖父临终之时击垮了他，”向导向众人解释，“历史性的力量把我祖父赶出了贝尤鲁的商店，把他的作品从独立大道的展示橱窗扔了出去。因为这股力量阻止我们的国家做自己，它竭尽全力要剥夺我们最珍贵的资产，也就是我们的日常姿势。直到后来，父亲才明白，垂死的祖父所遗留给他的地下作品——没错，地下作品——是一笔未来的财富。然而当时他还没认清，其实伊斯坦布尔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一座地下城市。这一点是经过一段时间和经验后，他才逐渐明白的。因为在他挖掘泥土以建造新储藏室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许多古时候的地下通道。”

    众人拾级而下，走进地下通道，穿过更多的台阶和洞穴般的小室，他们看见几百个平民百姓的假人模特儿。在电灯泡的照映下，这些人型塑像不时让卡利普联想起我们逆来顺受的同胞，一身长年累积下来的灰尘泥土，坐在某个被遗忘的公车站牌下，等待着永远不会来临的公交车。偶尔他还会有种错觉，以为伊斯坦布尔街头的苦命人彼此都是兄弟。他看到赌徒们拿着他们的签袋。他看到傲慢、累垮的大学生。他看到烤坚果小贩的学徒、赏鸟人士和寻宝者。他见到那些学者，他们阅读但丁只是为了证明所有西方的艺术思想全都抄袭自东方；还有那些专家，他们绘制地图只是为了证明那些称为宣礼塔的建筑，事实上是外层空间生物树立起的信号柱。他看见一群神学院学生，他们意外地被一条高压电缆击中后，在震撼之下成为一群蓝色怪物，从此以后竟能背诵出两百多年前发生过的每一件事。在泥泞的密室里，他看见各式各样的假人，聚集成一群群江湖郎中、骗子、罪人、无赖。他看到婚姻不美满的夫妻、无法安息的鬼魂、封死在墓穴里的战死者。他看到脸上和额头上写着字母的神秘人物、钻研这些字母意义的先知，甚至还有当今著名的先知后代。

    一个挤满当代土耳其艺术家和作家的角落里，甚至有一尊耶拉的人偶，身上穿着那件二十年前他常穿的雨衣。当他们经过这尊塑像时，向导说他是一位他父亲曾经非常看好的作家，他父亲因而为这位作家揭露了文字之谜，然而这位作家却为了自己卑劣的目的，出卖它来换取廉价的成功。二十年前耶拉以向导的父亲和祖父为题材所写的文章，被框起来吊在塑像的脖子上，像是处刑的判决令。泥泞的密室墙上散发出潮湿和霉味，窒闷的空气灌满了卡利普的肺。许多商店也像这样，没有经过市政府的准许，私下挖掘了自己的地下密室。从头到尾，向导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父亲，说他在历经多次的背叛和挫折后，如何在前往安纳托利亚的旅途中得知了文字的秘密，并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揭开其秘密上。当他父亲一面忙于塑造假人时，这些造就出伊斯坦布尔当今面貌的地下隧道，也逐渐向他揭示了他所刻画的悲苦塑像的脸上所具有的神秘意义。卡利普在耶拉的人偶前伫立了好一会儿，这尊壮硕的塑像有巨大的躯干、温和的表情和一双小手。“就是因为你，所以我无法做我自己，”他很想说，“就是因为你，我相信了所有试图把我变成你的虚构故事。”他端详耶拉的塑像良久，仿佛一个儿子专注地审视自己父亲多年前拍的照片。他记得长裤的布料是在斯克西一个远房亲戚的店里特价买的；他记得耶拉爱极了这件雨衣，他自己觉得穿起来就像是英国侦探小说中的探长，雨衣口袋角落的缝线已经裂开了，因为他总是用力把手插进口袋；他还回想起过去几年，耶拉的下巴和喉结上已经不再看得到刮胡刀的割伤；他想起耶拉还是用那支放在外套口袋里的原子笔。卡利普对他又爱又惧。他希望能够成为耶拉，但又希望远离他。他不停地寻找他，又想把他抛之脑后。他抓起耶拉的外衣后领，好像在质问他自己生命的意义何在——这个秘密他解不开，但耶拉知道，却又不愿意告诉他。这个平行的宇宙藏着什么秘密?这场游戏，开始时像一个玩笑，结果却转为一场噩梦，究竟要怎样才能摆脱?他听见向导的声音从远方传来，兴奋却又千篇一律。

    “利用他对文字的知识，我父亲在他的假人脸上赋予了如今街上或屋里都再也见不到的意义。他工作的速度很快，我们挖好的密室很快就不敷使用，必须再继续挖掘新空间。就是从这时开始，我们发现了遗留的通道，把我们连接上地底下的历史。而这一点不能纯粹以巧合来解释。从那时起，我父亲很清楚地了解到我们的历史只能在地底下发展，下面的生命很清楚地警示出上方无可避免的崩毁。我父亲明白，这一条条充满骸骨、最终连接到我们房子的隧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机会，让我们能够创造如今别处再也见不到的真正同胞，并为他们的脸赋予生命及意义。”

    卡利普放开了耶拉塑像的后领，它像一个玩具兵似的，左右轻轻晃了晃。卡利普退后一步，点燃一根烟，心想自己将永远不会忘记他心灵导师这诡异、恐怖、荒谬的形象。他一点也不想跟着大家下阶梯，走进地下城市的边缘，那里总有一天也会塞满了假人，如同曾经埋葬于此的骸骨一样。

    众人下去后，向导指着地下隧道在金角湾侧的咽喉口给大家看。一千五百三十六年前，拜占庭人惟恐阿提拉攻击，在金角湾下挖掘了这条隧道。接着，他义愤填膺地诉说骸骨的由来，他说如果拿着灯从这一头进入，便能看见这些骸骨——以及被蜘蛛网覆盖的桌子和椅子。七百七十五年前，这些骸骨的主人就在这里守着宝藏，不让入侵的拉丁人掠夺。卡利普一边听着，一边不断想起很久以前他就曾在耶拉的文章里读过这个故事，文章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些奥妙的情节和画面究竟代表什么。向导先是解释道，他的父亲在看到了一些预示着彻底毁灭的有力征兆之后，决定走入地下。接着他又说明，伊斯坦布尔的每一次变身（更名为拜占庭、维赞特、新罗马、安图沙、沙皇城、米克罗城、君士坦丁堡、君士堡、伊斯堡），都有其历史源头，而且是源于地底下这些无可避免、不可或缺的通路和隧道。上一个文明进来寻求庇护，在城市下方建立了一个惊人的双层基地，然而——向导越说越激动——地底下的文明却总有办法报复地面上那个把他们推入地下的文明。卡利普记得在耶拉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伊斯坦布尔的公寓楼其实是地下文明的延伸。语带愤怒的向导继续说，他的父亲为了参与地下世界所预言的大崩毁，为了加入势不可挡的末日行列，他计划把自己的假人模特儿移居至地底下每一条通道，迁进这些塞满金银财宝和骨骸老鼠蜘蛛横行的狭廊。他父亲的新梦想——庆祝大崩毁的到临——为他的人生带来了新的意义。不仅如此，向导本人也跟随父亲的脚步，在这些心血杰作的脸孔上创造出文字及意义。

    听着这些话，卡利普相信，这位向导必定每天天一亮就出门去买《民族日报》，然后带着满腔贪婪、嫉妒、仇恨和愤怒阅读耶拉的专栏，就像此刻他所展现的态度一样。再往下听他的话，卡利普更确信这位向导一定认真读过耶拉的最新作品，因为这老兄接着说，有胆的人大可以冒险往里面走，在悬挂着金项链和手环的隧道里，将会看见阿巴赛特围城时被赶入地下的拜占庭人骸骨，以及在十字军的恐怖阴影下紧紧相拥的犹太人尸骨。这儿有超过六千具热那亚人、阿马菲人及比萨人的骨骸，都是在拜占庭肃清意大利人口时逃进地底的；还有六百年前的尸首，那些人被一艘亚述海来的船只所夹带的黑死病赶下来，大家背靠着背，围坐在阿瓦尔斯围城时搬入地底的桌子边，耐心等待审判之日的到临。烦躁地听这家伙滔滔不绝讲个不停，卡利普不禁疑惑自己竟也在耶拉身上找到同样的天赋耐性。向导指出，这些隧道从圣索菲亚清真寺一直延伸至圣伊勒内，往下连接到全能基督教堂，然后当他们开辟新空间的时候，再一路从这里挖掘到那里。一整段地道全是为了要躲避大肆劫掠拜占庭的奥斯曼人。他继续说，两百年后，另一群人为了躲避穆拉特四世对咖啡、烟草和鸦片的禁令，藏进地下。他们手里紧揣着咖啡研磨器、咖啡壶、水烟筒、长烟管、烟草袋和鸦片囊，任凭一层柔软的灰尘如雪花般逐渐覆盖他们，静待着假人模特儿指引他们救赎之路。

    卡利普想像着哪一天，同样柔软的尘埃也将覆盖耶拉的骨骸。向导向众人一一介绍：这儿有艾哈迈德三世嗣子的骨骸，在一场密谋篡位失败之后，他被迫逃入地下，与七百年前拜占庭帝国种族肃清时躲入隧道的犹太人为伴。这儿有那位逃出后宫与情人私奔的乔治亚女奴的尸骨。除此之外，大家还有可能看到当今的伪币制造者，躲在这里，拿着潮湿的纸钞在检查颜色的正确度；或是穆斯林的麦克白夫人，因为小戏院里没有更衣室，她不得不往下走一层阶梯到下面来，坐在她的梳妆台镜子前，把双手浸在一桶走私的水牛鲜血里，染成一种全世界舞台上从没见过的真实腥红；也可能见到我们的年轻化学家，用玻璃烧瓶蒸馏出最纯最上等的海洛因，迫不及待要送上破烂生锈的保加利亚船只运往美国。卡利普觉得，自己能在耶拉的脸上和文章里，读到这一切。

    稍后，向导结束了他的演讲之后，又告诉大家一个他自己与父亲最珍爱的梦想情景。这个事件将会发生在地面上一个炎热的夏日，当全伊斯坦布尔都陷入一场滞重的午睡，笼罩在一团充满苍蝇与垃圾臭味的浓稠空气中时，而地底下，湿冷阴暗的隧道里，一场盛大的庆祝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先人的骨骸与假人都活了过来，洋溢着民族的生命力，他们策划了这场热闹的狂欢庆典，摆脱所有的时间、历史以及神性的束缚。

    走回地面的路上，卡利普恐惧地想着刚才所见的上百尊“市民”雕像脸上透露出的那种痛苦，他感觉到刚才听到的每一则故事，看见的每一张脸，都沉重地压在他身上。他脑中浮现出骷髅与假人在庆典中欢欣共舞的画面，他想像狼藉的杯盘、音乐与静默、满地交媾的男女“咔啦咔啦”碰撞的骇人景象。他的双腿发软，但不是因为爬上陡峭的通道，也不是由于度过了漫长而累人的一天。他的身体承受着他在同胞脸上所见的疲倦——走过滑溜的台阶，穿过无数潮湿的密室，那一具具浸淫在灯泡幽光中的塑像身影迎面而来。他们低垂的头、佝偻的身体、弯驼的脊背、松垮的腿，他们的悲苦与他们的故事，全都是他自己身体的延伸。他感觉所有的脸都是他自己的脸，所有的不幸都是他自己的不幸。当这些栩栩如生的假人逼近时，他只想转开脸，避开他们的眼睛，然而他切不断自己的目光，就如同他切不断他与自己孪生兄弟的联结。他想要让自己相信，就如他少年时每次读完耶拉文章后那样地说服自己：藏在眼前世界后面的，是一个简单的秘密，只要能把它找出来，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只要解开它的谜底，人们就能获得自由。然而，也正如他早年阅读耶拉的经验，他发现自己陷入这个世界太深，以至于每当他逼迫自己寻找谜题的解答时，总觉得自己一次比一次无助而幼稚，仿佛坠入了迷魂阵。

    他不明白假人意味着什么样的世界意义，不明白自己跟一群外国人混在这里做什么，他也不懂任何文字之谜、脸孔的意义，甚至自己存在的奥秘。不仅如此，随着他们越接近地表，越往上走，越远离地底的秘密，他就越强烈地察觉自己已经开始忘记刚才的一切。当他在上层的房间里看到一系列向导懒得评论的“一般市民”时，他觉得自己与这群人感同身受：很久以前，他们曾经一起过着充满希望与意义的生活，但由于某个不知名的原因，他们如今不仅失去了这个意义，也遗失了他们的记忆。每当他们试图挽回这个意义时，结果却迷失在自己蛛网满布的内心隧道，找不到回头的路，也永远找不到通往新生活的入口，因为钥匙已经掉在他们失落的记忆库深处。他们只能茫然呆立，被一股仿佛失去家庭、国家、过去及历史的无助的剧痛所吞食。流亡和失落的痛楚如此强烈，如此难以忍受，逼得他们不得不放弃找回意义和秘密的努力，只能顺从地听天由命，安静地等待生命终结的时刻。然而卡利普越接近上面，他越感觉到自己无法忍受这种让人窒息的耐心等待，除非找出自己寻觅的东西，不然他将永无安宁。

    究竟如何好?当另一个人的拙劣模仿者，还是当一个没有过去、记忆和梦的自己?踩在铁楼梯的平台上，他想要毅然决然成为耶拉，用他的态度去藐视这些假人以及师傅创造它们的动机：这根本只是一个愚蠢的概念，被几个偏执狂不断重复；这只不过是一个滑稽的事件，一个无聊的笑话，一件没有任何意义的可悲蠢事!而且，眼前这位向导更证明了卡利普的想法，这个滑稽人物，滔滔不绝地啰嗦着他父亲怎样不遵从“伊斯兰教义里对图画再现的禁令”，还有什么思想的运作其实完全就是图画的再现，以及他们刚才在这里见到的也是一系列的再现。此刻，向导正站在他们最初进来的房间里，解释他们为什么必须与假人模特儿市场做生意，因为如此一来才能维持这个庞大的概念流传不朽。他接着请求访客们可以好心地投点钱在绿色的捐献箱里，金额随意。

    卡利普把一张一千里拉的纸钞投入箱子里，当他抬起头时正好与古董商四目相对。

    “你记得我吗?”女人说。她的脸上带着孩子气的调皮表情，和一抹梦幻的神情。“原来我奶奶讲的故事全是真的。”微光中，她的眼睛像猫眼似的闪烁。

    “对不起，你说什么?”卡利普尴尬地说。

    “你不记得我了。”女人说，“中学的时候我们在同一个班上啊。我是蓓琪丝。”

    “蓓琪丝。”卡利普说，过了一会儿才发现，除了如梦之外，他完全想不起班上任何一个女孩。

    “我有车，”女人说，“我也住在尼尚塔石，可以载你一程。”

    走出室外，人群便逐渐散去。英国佬返回佩拉宫饭店，戴软呢帽的男人给卡利普一张名片，请他代问耶拉好，然后就消失在奇哈格的一条暗巷里。易斯肯德跳上一辆出租车，棕刷胡子的建筑师与蓓琪丝和卡利普一道走。过了擎天神戏院，他们来到一个路口，向街上的小贩买了一盘肉饭，三个人一起吃。一个灰蒙蒙的展示箱里摆着几只手表，他们张望了一会儿，仿佛看到什么神奇的玩具。卡利普研究着一张如同夜晚一般阴郁深蓝的破海报，以及照相馆橱窗内一张多年前被刺身亡的总理的照片。这个时候，建筑师提议要带他们去伟人苏里曼苏丹清真寺。在那里，他给他们看样东西，比刚才在他称为“假人模特儿地狱”里所见的更叫人叹为观止：事实上，这间四百年历史的清真寺正在一点一点地移动!他们上了蓓琪丝停在塔里哈内巷子里的车，然后就静静地出发了。当车子驶过一栋栋漆黑吓人的两层楼房时，卡利普忍不住想说：“可怕，可怕极了!”雪轻轻地下着，城市正在熟睡。

    车子开了好一段后，他们终于来到了清真寺，这时建筑师告诉他们事情的缘由：他过去曾负责这座清真寺地底隧道的整修和还原工作，因此不但对它了如指掌，而且与这里的阿訇也很熟。只要给阿訇一点小费，他就会替你开门。引擎熄火后，卡利普说他留在车子里等他们。

    “你会冻死!”蓓琪丝说。

    卡利普注意到蓓琪丝对他说话的口吻颇为熟络，尽管她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包在厚重的大衣和头巾之下，她看起来更像是他一个远房姑妈。这位姑妈，在他们每逢宗教节日去拜访她时，总会给卡利普一种甜得不得了的杏仁糖，他吃了一块之后非得先喝一口水，才有办法再咽下她递上来的第二块。为什么如梦总是拒绝在节日的时候一起去拜访亲戚?

    “我不想下去。”卡利普说，语气坚决。

    “可是为什么不?”女人说，“我们待会儿可以爬到宣礼塔上面。”她转身问建筑师，“可以吗?”

    一阵短暂的沉默。不远的某处，一条狗在吠。卡利普听见绒毯一般的积雪下传来城市的低吟。

    “我的心脏负荷不了爬那么多阶梯，”建筑师说，“你们两个上去吧。”

    爬上宣礼塔的念头吸引了卡利普，于是他踏出车外。他们穿过外围的院子，几颗光秃秃的灯泡照亮了被雪花覆盖的树。庭院里，由无数石头堆砌而成的清真寺突然间看起来比原本还小，好像变成一栋熟悉的建筑，里头藏不住任何秘密。大理石上覆盖着一层结冰的积雪，脏污而布满坑洞，像是照片中放大特写的月球表面。

    拱廊的一角有一扇铁门，建筑师开始粗手粗脚地弄上头的挂锁。他一边弄，一边解释着，这座清真寺由于本身的重量加上坡地的缘故，几百年来一直以每年二到四英寸的速度，向金角湾滑落。幸亏有环绕地基、其秘密尚未被完全理解的“石墙”、工程技术之繁复至今无法超越的“下水道系统”、极为精确平衡的“地下水水位”以及四百年前测算出来的“隧道系统”，才阻挡了这个过程。事实上，若非下滑的速度受到延缓，清真寺原本早该没入水中了。解开挂锁，建筑师推开铁门，露出一条黑暗的通道。卡利普看见女人的眼里亮起一丝生气勃勃的好奇。蓓琪丝或许并没有不寻常的美貌，只是总让人猜不透她下一步会做什么。“西方人始终解不开这个谜。”建筑师有点陶醉地说，然后像个酒醉的人，踩着摇晃的步伐和蓓琪丝一起走进通道。卡利普留在外头。

    当阿訇从结着冰晶的圆柱阴影后冒出来时，卡利普正倾听着从通道里传来的吱呀声响。尽管在清晨时分被吵醒，阿訇看起来没有丝毫不悦。他听了一下通道里的声音，然后问：“那位女士是观光客吗?”“不是。”卡利普回答，心想这位阿訇的胡子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你是老师吗?”阿訇又问。“我是老师。”“一个教授，像是佛克瑞先生!”“没错。”“清真寺真的在往下滑吗?”“是真的，所以我们才会来这里看。”“愿真主报答你。”阿訇说，看起来半信半疑。接着他又问：“那位女士带着小孩吗?”“没有。”卡利普回答。阿訇说：“有一个小孩藏在里头，下面深处的某个地方。”“显然，这座清真寺几百年来一直在往下滑。”卡利普不确定地说。“这我知道，”阿訇说，“虽然禁止人们从那里进去，但有个女观光客带着小孩走进去，我看到的。后来她独自一个人出来，把小孩留在里头。”“你应该向警方报案的。”卡利普说。“没必要，”阿訇说，“报纸上注销了女人和小孩的照片，原来那个小孩是衣索比亚国王的孙子。他们及时派人来找到了他。”“那么，小孩的脸上有什么?”卡利普问。“看吧!”阿訇语带狐疑地说，“连你也知道这件事。没有人能正视这孩子的眼睛呢。”“他的脸上写着些什么?”卡利普不放弃。“他的脸上写着很多，”阿訇说，不再那么自信。“你懂得读面相吗?”卡利普问。阿訇沉默不语。“若一个人为了找回自己遗失的脸，而去追寻众人脸上的意义，这个理由够充分吗?”“这种事你比我还清楚。”阿訇不安地说。“清真寺开放了吗?”卡利普说。“我刚刚才把正门打开。”阿訇说，“人们很快就会进来晨祷，你进去吧。”

    清真寺里空无一人。日光灯映照着光秃秃的墙壁，却没有照亮地板上一块块铺成一片海平面似的紫色地毯。脱掉鞋子，卡利普感觉袜子里的脚冻成了冰。他仰头望着穹顶、圆柱以及上方宏伟壮丽的大片石砌墙壁，期待内心有所悸动，然而，这一切没有引起他丝毫情绪，只有那股渴望悸动的感觉：一种等待，隐约浮现的好奇，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觉得清真寺是一个巨大而封闭的物体，就好像建造它的石头一样自给自足。这里既没有召集任何地方的人，也没有把人送往另一个地方。既然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暗示另外的意义，那么一切也都可以暗示任何事情。忽然间他仿佛瞥见一道蓝光，接着听见某种像鸽子扑翅的声音，不过很快地一切又恢复到原本的寂静，等待着一个新的意义。然后他想，这里的石头和物品竟超乎意料的“赤裸”：所有的物品仿佛都在朝他呼喊：“给我们一个意义!”过了一会儿，有几个糟老头互相低语着走向神龛，在那里跪了下来，卡利普就没有再听见物品的呼喊了。

    因此，当卡利普登上宣礼塔的时候，心里没有半点激动。建筑师告诉他蓓琪丝已经迫不及待地先上去了，于是卡利普开始飞快爬上楼梯，但是才走了一会儿，他就觉得太阳穴怦怦急跳，只好慢下来。等他的双腿和臀部开始感到酸痛后，他决定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接下来，每次绕过一颗沿着楼梯向上的照明灯泡，他都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才继续前进。当他听见上方某处传来女人的脚步声时，他便加快步伐，尽管心里明白再过几分钟出了阳台后就会遇到她。爬到楼顶后，他和女人站在阳台上俯瞰笼罩在黑暗中的伊斯坦布尔，良久都没有言语。他们望着依稀可辨的城市灯火，看着雪花零星飘落。

    慢慢地卡利普注意到黑暗逐渐散去，而城市却似乎一直仍停留在黑夜状态，像是一颗遥远行星的背光面。半晌后，他一边在寒冷中发抖一边思索，那一丝照亮烟囱青烟、清真寺墙壁、水泥房舍的光线，并非来自于城市外的某处，而是从城市深处流泻而出。就好像一个尚未完全成型的星球表面，埋藏在水泥、石块、木头、树脂玻璃与圆顶下方起伏不定的城市地表，似乎随时会缓缓裂开，让炙热火红的光芒从神秘的地底渗出来，穿透黑暗。渐渐地，穿插在墙壁、烟囱、屋顶间的银行和香烟广告牌，上面的大字逐渐清晰，这时，他们听见身旁的扩音器里，爆出阿訇尖锐刺耳的晨祷呼唤。

    下楼梯的途中，蓓琪丝问起如梦。她正在家里等他，卡利普说，今天他买了三本侦探小说给她。如梦喜欢晚上看书。

    当蓓琪丝再度问起如梦时，他们已经坐进了她那辆亳无特色的土耳其菲亚特，开到宽敞而总是空旷的奇哈格大道，让棕刷胡子的建筑师先下车，再继续开往塔克西姆。卡利普说如梦没有在工作，每天就看侦探小说。有时候她也会一时兴起，把一本已经看完的小说翻译成土耳其文。当他们在塔克西姆广场的圆环转弯时，女人问卡利普，如梦翻译得如何，卡利普回答：“很慢。”早晨等他出门上班后，如梦会先把早餐的东西收拾好，然后在餐桌旁坐下来工作。不过他无法想像如梦在餐桌旁工作的画面，毕竟他从没真的见过她这么做。卡利普心不在焉地回答另一个问题，说偶尔早晨他出门的时候如梦还没起床。他说他们每个星期会去一趟他们共同的姑姑家吃晚餐，有时候晚上会去皇宫戏院看电影。

    “我知道。”蓓琪丝说，“我以前常常在电影院见到你们。你看起来生活无忧无虑，眼睛总是盯着大厅里的海报，温柔地挽起妻子的手臂带她随着人群走向包厢门。然而，她总是在人群和海报中张望，期待能找到一张脸为她开启世界的大门。从我坐的地方观察远处的你们，我凭直觉知道她读得出脸上的隐秘含义。”

    卡利普默不做声。

    “中场五分钟的休息时间，你就像个知足而忠实的好丈夫，想要买条椰子口味的巧克力棒或什么冰品来讨妻子欢心，于是你会挥手招来一个用硬币敲着木箱底部的小贩，然后摸遍自己的口袋找零钱。我常常能感觉到你的妻子一直在寻找线索，期待哪里会出现某个神奇的征兆带她到另一个世界。就连银幕上的吸尘器或榨汁机广告，她也不放过，借着昏暗的观众席灯光郁郁不乐地观看。”

    卡利普依旧沉默不语。

    “午夜之前，当人们彼此依偎在对方的大衣里步出皇宫戏院时，我时常看见你们两人手勾着手，盯着人行道走路回家。”

    “顶多，”卡利普语带愠怒，“你也只是有那么一次在电影院看到我们。”

    “不止一次，十二次在电影院，超过六十次是在街上，三次在餐厅里，还有六次是在外头逛街。回到家后，我总会想像那个和你在一起的女孩不是如梦，而是我——就像我少女时代的幻想。”

    一片寂静。

    “中学的时候，”女人继续说下去，车子驶过刚才提到的皇宫戏院，“每当下课，如梦在跟一群男孩谈天说笑时——就是那种男孩，在后裤袋里塞一把梳子，随时拿出来梳理湿头发，并且把钥匙圈挂在皮带扣上——你虽然坐在位子上低头假装看书，但却用眼角偷瞄，那时我就常常幻想你眼中的人不是如梦，而是我。冬天的早上，我时常想像那个无忧无虑的女孩是我，而不是如梦，可以漫不经心闯过马路，只因为你在她身旁。星期六下午，偶尔我会看见你们和一个叔叔有说有笑地走向塔克西姆共乘小巴车站，那时我总是假想叔叔带着你和我去贝尤鲁。”

    “这场游戏持续多久了?”卡利普说，打开收音机。

    “这不是一场游戏。”女人说，当她丝毫没有减速地闯过一个交叉路口时，又补了一句，“我不打算转进你的巷子。”

    “我记得这首歌。”卡利普说，仿佛看一张远方城镇的明信片一般瞥了一眼他居住的街道。“崔尼·罗培兹以前常常唱。”

    窗户里，帘幕后，都没有如梦回家的迹象。卡利普不知要把双手摆哪里，只好拨弄着收音机的按钮。一个语调不卑不亢的温和男声正在建议听众如何减少谷仓里的老鼠。“你没有结婚吗?”等车子转进尼尚塔石一条小巷之后，卡利普问。

    “我是个寡妇，”蓓琪丝说，“我丈夫死了。”

    “我不记得学校里有你这个人。”卡利普说，没来由地冷酷，“我想起另一张长得像你的脸。一个很害羞、很可爱的犹太女孩，梅芮·塔瓦西，她老爸是‘时尚袜业’的老板。新年的时候，有些男同学甚至一些老师，常会向她要里头附有丝袜女郎照片的‘时尚’月历，而她总是又羞又窘地，乖乖把月历带到学校。”

    “新婚的头几年，尼哈和我过得很快乐，”沉默了一会儿后，女人开始诉说自己的故事，“他是个安静而纤细的人，烟抽太多。平常星期天他会看报纸，听收音机里的球赛，练习吹他新学的笛子。他喝酒喝得极少，但他的脸却时常比最忧愁的醉鬼还要悲伤。有一阵子，他偶尔会不好意思地抱怨头痛。结果发现，原来他脑部的某个角落长了一颗大肿瘤，长久以来不断地长大。你知道吧，有些顽固的小孩，拳头里紧捏着某样东西，任凭你怎么哄怎么骗都不愿意放手?他就像那些小孩一样死守着脑中的肿瘤。就好像那些孩子们，在终于放弃拳头里的弹珠的那一刻，总会露出一抹微笑，当他最后坐着轮椅被推去动脑部手术时，也同样投给我一抹愉快的笑容。他平静地死在手术室里。”

    他们走进一栋几乎就是“城市之心”公寓翻版的建筑，大楼离荷蕾姑姑家不远，位于一个卡利普不常经过但熟得像自己家似的街道一角。

    “我知道他是用死来报复我。”在破烂的电梯里女人继续说，“他明白既然我始终在模仿如梦，那么他自己也得模仿你。有些晚上我喝多了白兰地，会克制不住自己，滔滔不绝地告诉他关于你和如梦的事。”

    沉默中，他们走进她的住处，室内的装潢和一般家庭大同小异。安顿下来后，卡利普焦躁地说：“我记得班上有尼哈这个人。”

    “你认为他长得像你吗?”

    卡利普逼自己从记忆的深处撷取一两幅画面：卡利普和尼哈手里拿着父母写的请假单站在那里，听着体育老师指责他们偷懒；一个温暖的春日，卡利普和尼哈在臭味四溢的学生厕所里，嘴巴贴着水龙头喝水。他有点胖，笨手笨脚，脑筋不很灵光。尽管有心，但卡利普就是感觉不出这个记忆中模糊的形象和自己有任何相似之处。

    “对，”卡利普说，“尼哈长得有点像我。”

    “他跟你长得一点也不像。”蓓琪丝说。有那么一剎那，她的眼中闪过一丝卡利普初见她时注意到的危险光芒。“我知道他根本不像你。可是我们都在同一个班上，而我也成功地使他用你看如梦的眼神来看我。中午休息时间，当如梦和我跟其他的男孩在‘牛奶公司布丁店’抽烟的时候，我会看见他在外面的人行道上，烦躁地瞥过来，他知道我和一群风云人物在一起。惆怅的秋天傍晚，夜晚总是早早降临，看着苍白的灯光从公寓楼房里流泻而出，照亮光秃秃的路边树，我很清楚他正想着我，就如同你望着这些行道树时心里想着如梦一样。”

    当他们坐下来吃早餐时，明亮的阳光透过垂放下来的窗帘缝隙照进屋里。

    “我了解做自己有多难。”蓓琪丝说，突然提起这个话题，就好像，若一件事情在一个人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往往就会脱口而出。“但我一直过了三十岁才明白这一点。在那之前，如果你问我，这个困扰看起来只不过出于渴望成为别人，或者纯粹是嫉妒。半夜里，失眠躺在床上，注视着天花板上的影子，我是如此渴望成为另外一个人，无比强烈的渴望使我相信，自己可以像手滑出手套那样容易地，滑出这个躯壳之外，然后钻进另一个人的躯壳里，展开一场新生活。有时候，想到这一个人，想到自己没有办法过她的生活，一股剧烈的痛楚便油然而生，以至于当我坐在电影院里，或是看见繁忙的市集里专注的人群时，眼泪会不禁夺眶而出。”

    女人心不在焉地用刀子涂抹一片烤得太硬的薄面包，仿佛是在涂奶油，可刀子上并没有奶油。

    “这么多年之后，我依然搞不懂，为什么会有人想过别人的生活，而不要过自己的。”女人接着说，“我甚至说不出为什么我想当如梦，而不是当这个或那个人。我只能说，多年来我以为这是种疾病，必须隐瞒起来不让别人知道。我感到羞耻，有这种病，灵魂染上了这种病，不论到哪里身体也被迫带着这个疾病。我以为自己的一生只是一场模仿，模仿那应该属于我的‘真正的生命’，也因此，和所有的赝品一样，它既可悲又可耻。那个时候，我没有别的方法，只能靠着不断模仿我的‘原型’，才能消除心中的不快乐。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幻想着要转学，搬家，脱离原有的朋友圈子。然而我很清楚离开这一切不会有任何用处，只会让我更想到你。某个秋天的阴雨下午，当我无事可做时，我会在一张安乐椅中坐上好几个小时，凝视着窗户玻璃上的雨滴。我会想到你们两人：如梦和卡利普。利用我所知道的线索，我会去想像如梦和卡利普现在可能在做些什么，就这样，胡思乱想了个把小时之后，我会开始相信，坐在这个幽暗房间里这张椅子上的人不是我自己，而是如梦。我开始从这些恐怖的想法中得到一种极度的喜悦。”

    女人一边说一边往厨房里进进出出，端出更多的茶和吐司。既然她说的时候脸上竟能带着亲切的微笑，仿佛在讲一件关于别人的好玩事情，卡利普也就没有感到半点不自在地继续听她接下来的话。

    “这个疾病在我体内猖獗，直到我丈夫去世。或许至今它依旧肆虐，但我不再视它为疾病。丈夫死后是好一段寂寞悔恨的日子，在那期间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怎么样都做不了自己。那段日子里，强烈的后悔之情如同疾病的另一个版本，刺痛着我，让我无比渴望能够再与尼哈重来一生，所有的一切，一模一样，重来一遍，只不过这次要以我自己的身份。某天半夜里，我慢慢醒觉，悔恨将会毁掉我的余生，这时一个诡异的念头闪过我心里：再这样下去，我的下半生将会虚度在成为一个后悔自己当不了自己的人，这就如同，我把我的前半生浪费在渴望成为一个不是我的人。这对我而言是如此的荒谬，在恐惧和悲哀中，我看见自己的过去和未来顿时幻化成为一场我与众人共担的宿命，而我并不希望沉溺其中。终于我学会了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道理：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办法做自己。我很清楚，公车站里某个排队等车的老头，在我眼中好像深陷于愁思，但事实上他只是某个‘真正’人物的鬼魂，这个人是他多年来一直希望变成的角色。我知道带小孩来公园里晒太阳的那位朝气蓬勃的母亲，她牺牲了自己，好成为另一个母亲的翻版。我明白那些缓缓步出电影院的失意人，或是在拥挤的街道和嘈杂的咖啡店里局促不安的可怜人，日日夜夜，他们所渴望迎头赶上的原版典范，都如鬼魂般纠缠他们不放。”

    他们坐在早餐桌边，抽着烟。女人越往下说，房间变得越温暖，卡利普越感到一股难以抵挡的睡意逐渐包裹他的身体，像是一种惟独梦中才能体验的纯真感觉。当他问能不能在暖器旁的沙发上小睡一会儿时，蓓琪丝开始告诉他一个王子的故事，据她所说和“这一切都有关联”。

    是的，很久以前有一个王子，他发现生命中最关键的难题，是要做自己，还是不要做自己。然而，卡利普才开始在想像中勾勒故事的细节，就马上感觉自己正转变为另一个人，变成一个坠入梦乡的人。

 18黑洞

    “一栋珍贵老房子的外观总像一张人类的脸，让我深深地感动。”

    ——纳撒尼尔·霍桑《七角楼》

    多年以后的某天下午，我去看那栋楼房。我时常经过那条总是挤满人的街道，走在同样的人行道上，擦肩而过的是一群过午修时间的高中学生，他们系着领带却一身邋遢，扛着书包你推我挤，还有下班回家的丈夫们，和聚会结束后的家庭主妇。尽管街道如此熟悉，但这么多年来，我却从来不曾回去看一眼那栋楼房，那栋曾经对我意义深刻的公寓大楼。

    冬日的傍晚，夜色早早降临，从烟囱冒出的烟雾沉入狭窄的街巷，晕成一片薄雾朦胧的夜。只有两层楼亮着灯：幽暗、阴郁的灯光从两间有人加班的办公室里透出来。除此之外，大楼的外表一片漆黑。黝黑的公寓里拉起了黝黑的窗帘，空洞吓人的窗户恍如盲人的眼睛。比起过去，我眼前所见的是一幅冰冷、乏味、丑陋的景象。很难想像曾经有一个大家族居住于此，一层叠着一层，彼此纠葛难断，纷扰不休。

    我享受那股蔓延在整栋楼房里的毁灭和混乱，它像是对青春罪恶的惩罚。我明白自己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只因为我从不曾分享到那份罪恶的欢乐，而看见它的衰颓，我尝到了一口复仇的滋味。然而与此同时，我心中却想起另一件事：“不知道那个后来改成通风井的洞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藏在洞里面的秘密现在又怎样了?”

    我想到的是过去紧邻着楼房的一个洞。夜里，这个无底洞总让人不寒而栗，不只有我害怕，居住在每一层楼的每一个漂亮孩童、女孩和大人都如此。洞里沸沸扬扬地塞满了蝙蝠、毒蛇、老鼠和蝎子，像是奇幻故事里的一口深井。我觉得它正是谢伊·加里波的《美与爱》中描述过、鲁米的《玛斯那维》中提及过的那个洞。事实上，有时候把一个吊桶垂入洞中，再拉起来的时候绳子已经被割断了，有时候人们说底下窝着一个大如房子的食人黑妖。小孩子不准靠近那里!大人会这么警告我们。有一次，门房在皮带上绑了一条绳索把自己吊进洞里，朝无尽的黑暗时光展开一场无重力飞行旅程，返回地表时他被万年累积的香烟焦油熏得肺部发黑直冒眼泪。我察觉到一个事实，守卫着洞口的蛮荒女巫偶尔会假扮成门房那月亮脸的太太，而这个洞和一个埋藏于居民记忆深处的秘密息息相关。他们恐惧心底的这个秘密，就如同恐惧一个无法永远被埋葬的罪行。到最后他们忘记了这个洞，忘记了关于它的记忆和秘密，以及它里面的东西，他们像动物一样，直觉地耙土掩盖自己的秽物。一天早晨，我从一个翻腾着无数人脸的黑暗噩梦中醒来，发现洞口已经被盖上了。惊恐之中，噩梦的感觉再度袭来，我才明白原来洞被整个翻了过来，摊开在一度称之为洞的那个地点。这块把死亡和神秘带上我们窗口的新空间，他们给了它另一个名称，他们叫这个暗坑为通风井。

    实际上，被居民们语带嫌恶和不满称为通风井的这块新空间（其他伊斯坦布尔人则称呼类似的空间为“采光井”），既不是通风井也不是采光井。这个地区刚开始兴建的时候，两侧各有一块闲置的土地；它不像后来盖的公寓那样，沿着街道排成一列，像一堵难看的石墙。后来，大楼隔壁的另一块土地卖给了一位建筑商，从此以后，原本可以远眺清真寺、电车轨道、女子学校、阿拉丁商店和地上大洞的窗户——厨房窗户、狭长走廊边上的窗户、每层楼做不同用途的小房间的窗户（小房间有的是储藏室、佣人房、育婴室、穷亲戚的客房、熨衣室、远房姑姑的房间）——如今面对的是隔壁三码之外，一栋连屋风格的高耸公寓大楼的窗户。就这样，两堵单调而灰扑扑的水泥墙，加上彼此对应的窗户，以及下方的地面，三者之间，便形成了一个不透光的窒闷空间，连空气也不流通，让人联想到一口无底深井。

    很快地鸽子进驻了这个空间，没有多久便制造出一股特有的浓重、陈旧、阴沉的气味。为了容纳不断增加的后代，它们筑巢在水泥凸架上，在随时剥落的窗台上，在人手够不到的排雨管弯曲处，到处堆积了大量的排泄物，很快地那里变成没有人想触碰的角落。偶尔，厚颜无耻的海鸥——它们不仅是气象灾难的预报员，也是大难临头的恶兆[1]古老的迷信认为，同时有三只海鸥在头顶盘旋是人将死亡的预兆。[1]——会飞来，有时也有乌鸦，半夜里迷失了方向闯进黑暗之井，一头撞进两旁的窗户里。若有人冒险走进门房的那间低矮不通风的公寓，弯下腰穿过一扇如同牢门的矮小铁门（也像个地窖门般吱呀作响），一路上他得先踩着模糊泥泞的地板，跨过许多被老鼠撕成碎片的鸟尸。令人作呕的地下室地板上，黏结着比粪肥还要龌龊的土块，在那儿还可以发现其他物品：鸽子蛋壳，被爬上排雨管溜到上面楼层的老鼠偷了下来；零散的叉子和不成双的袜子，在人们朝窗外抖开印花桌布和床单时不小心滑了出来，跌入沥青色的空洞；刀子、抹布、烟蒂、碎裂的玻璃杯和灯泡、镜子、生锈的床垫弹簧、断了手臂却依然绝望而固执地眨着塑料睫毛的粉红色洋娃娃、被仔细撕成碎片的通俗杂志和报纸、瘪掉的球、污渍斑斑的孩童内裤、被扯烂的骇人相片……

    门房不时会拎着一件物品挨家挨户让人认领，他总是憎恶地捏着东西的一角，像提着一个罪犯叫人指认。然而这些突然又从底下的泥沼世界冒出来的东西，大楼里的居民从来不愿意认领。“不是我们的，”他们会说，“掉进那里去了，对吧?”

    那是一个他们渴望逃离的地方，就像逃离他们想要遗忘却又办不到的恐惧。每当提起这个地方，他们的语气就像讲到某个丑陋的传染病：这个空洞是个粪坑，如果不小心，他们自己也可能意外坠落，就像那些倒霉的物品一样被它吞没。那是一个邪恶的巢穴，长久以来狡猾地渗入了他们的生活。难怪小孩子老是生病，因为这个地方带给他们报纸上一天到晚都在探讨的病菌；这里也带给孩子们对鬼魂和死亡的恐惧，让他们小小年纪就开始谈论。奇奇怪怪的气味更从这个地方散发，飘入窗口，有时则像一朵恐怖的乌云笼罩住整栋楼房。人们也很容易联想到，诅咒和恶兆正从两栋大楼之间的幽暗裂缝中升起，透隙而入。如同裂缝中沉重的青烟，在他们的心底深处，降临在身上的灾难（破产、欠债、抛妻弃子、乱伦、离婚、背叛、嫉妒、死亡），也总是连接到这个黑洞的历史：就好像他们不想再次记起的书页，在他们的记忆库里，黏成一团。

    不过，感谢真主，总会有一个人为了寻宝，愿意翻开这些书册中的禁忌章节。孩子们（啊，孩子们!），胆战心惊地踏进为了省电没有开灯的长廊，溜到刻意掩上的窗帘后面，好奇地用前额抵住玻璃，俯瞰下方的黑洞。过去有一段时间，三餐都是在爷爷的公寓里煮的，每当晚餐端上桌之后，女佣就会朝着黑洞大喊，叫下面和对面公寓的家人来吃饭。被放逐到阁楼公寓的母子二人没有被邀请，他们只能打开厨房的窗户，留意着下面的人准备的借口和食物。有些夜里，一个又聋又哑的家伙会瞪着黑洞发呆，直到被他奶奶发现。下雨天，关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做着白日梦的女佣，会凝视那块空洞，跟随着排雨管一起掉眼泪。同样的，有一位年轻人也是如此，尽管有一天他会衣锦还乡，返回一个逐渐衰败终至崩毁的家族曾经居住的楼房。

    让我们大略瞥一眼他们看见的宝藏：女人和女孩的身影映在迷蒙的厨房窗户上，听不见她们的声音；一个鬼魅般的背影在祈祷，缓慢地弯下腰去又直起身来；一只老妇人的腿，她躺在棉被还没有掀开的床上，旁边摆着一本图画杂志（如果耐心等一会儿，将会看见一只手翻动书页，懒洋洋地搔了搔腿）；一个年轻人的前额压着冰冷的窗玻璃，他下定决心，终有一天要光荣地返回这个无底的深渊，挖掘出居民们隐藏的秘密。（这位凝望着自己倒影的年轻人，有时候会看到对面下一层的窗户上，反射出他美丽动人的继母也正和自己一样陷入幻想。）容我们再补充说明，蹲在黑暗中的鸽子，用它们的头和身体为这些画面加了一圈深蓝色的画框。微微摇曳的窗帘、忽明忽灭的光线、灯火通明的房间，都将在窗户上、在转化成为这些画面的悔恨记忆中，画下鲜橙色的痕迹：我们活着的时间如此短暂，我们见到的事物这么少，我们几乎一无所知，那么，至少，让我们做一点梦。祝你们周日愉快，我亲爱的读者。

 19城市的符号

    “当我今晨醒来时还是同一个人吗?我依稀记得自己好像有点不一样。可是，如果我不是同一个人，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我到底是谁?’”

    ——刘易斯·卡洛尔

    卡利普一觉醒来，看见蓓琪丝已经换了衣服，她穿着一件石油色的裙子，让他想起自己现在正与一个陌生的女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她的脸和头发也全都变了。她把头发往后梳得像是《北京五十五日》中的爱娃·嘉德娜，嘴唇上抹了电影中同样的超特艺拉玛红。看着她的新面孔，卡利普突然觉得长久以来大家一直在欺骗他。

    不久后，卡利普从女人费心收进衣柜挂好的大衣口袋里拿出了报纸，在女人同样费心收拾干净的餐桌上摊开。他重读了一遍耶拉的专栏，又看了看自己之前在页缘写下的注记以及划线强调的字词和重点，却发现它们有点可笑。事实摆在眼前，这些划线的字词并非解开文章秘密的关键。一丝念头闪过卡利普脑海——也许这个秘密并不存在，他眼前所读的字句除了本身的意义之外，本来就另有言外之意。耶拉这篇周日专栏的内容，描述有个人因失忆而发现了惊人事实，却无法向世人传达。但文章里的每一个句子，似乎都来自另一则关于某种众所皆知的人类处境的故事。字里行间的意义是如此明晰而真实，根本没有必要把他所挑出来的重点字词再重写一遍或重组。一个人仅仅需要信心十足地阅读这篇文章，便能破解其中所谓的“隐藏”意义。目光从一个字滑向下一个字，卡利普相信自己正在阅读城市和生命的秘密，同时搜寻着如梦和耶拉藏身之处的位置和意义。然而，每一次只要他抬起头瞥见蓓琪丝的新面孔，他便失去了信心。他希望自己能够保持纯然的乐观，花一点时间再从头读这篇文章，但他就是无法清楚地分辨出他自以为已经掌握的神秘意义。他感觉到一种即将揭开世界之谜和存在之秘的狂喜，但是，每当他就要参透这个寻觅多时的秘密、就要大声宣布答案之际，斜睨着他的女人的脸孔便浮现在眼前。过一会儿，他想或许能够靠逻辑推理而非直觉和信念来进一步逼近谜底，于是他开始在页缘写下全新的注记，标出完全不同的重点字词。当蓓琪丝走近桌边时，他早已陷入忘我的境界。

    “耶拉·撒力克的专栏，”她说，“我知道他是你大伯。你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在地下室里，他的人偶看起来那么阴森诡异吗?”

    “不知道，”卡利普说，“不过他不是我大伯，他是我大伯的儿子。”

    “因为那个人偶太像他了。”蓓琪丝说，“有几次我为了希望能撞见你而跑到尼尚塔石去，结果却看到他，一身相同的穿着。”

    “那是好几年前他穿的雨衣，”卡利普说，“以前他常穿。”

    “他现在也还会穿着它，像个鬼似的在尼尚塔石晃来晃去。”蓓琪丝说，“你在边上写的是什么笔记?”

    “跟专栏无关，”卡利普说，把报纸折起来，“是关于一个失踪的极地探险家。因为他失踪了，所以别人取代了他的位置，结果也失踪了。第二个人的失踪使得第一个人的失踪变得更加神秘。原来，第一个失踪的人来到一座偏僻的小镇，改名换姓，定居下来，没想到有一天意外死亡。”

    等卡利普把故事讲完，他发现自己必须再重述一遍。他嘴里讲着，心里感到非常生气，别人总是逼他把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他实在很想说：“为什么大家都不能只做他自己，这么一来就没有人有必要讲任何故事了!”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边重复故事一边把折好的报纸塞回旧大衣的口袋里。

    “你要走了吗?”蓓琪丝怯生生地问。

    “我故事还没讲完。”卡利普说，语带不悦。

    说完故事后，卡利普看见女人的脸上仿佛带着一张面具。倘若他能把涂着超特艺拉玛红色唇膏的面具从女人脸上撕下来，那么一切的意义将会清清楚楚地显露在底下的脸孔上，然而他想不出那意义会是什么。这就好像小时候每当他无聊到极点的时候会玩的游戏“我们在这里干吗?”因此，他便学小时候那样，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把注意力摆到别的东西上面——他重述了他的故事。剎那间他明白了为什么耶拉那么受女人欢迎，因为他能够在说故事的同时想着其他事情。但话又说回来，蓓琪丝看起来并不像会听信耶拉故事的女人。

    “如梦从来不担心你在哪里吗?”蓓琪丝说。

    “不，她不会。”卡利普回答，“我常常过了半夜才回家，处理一些失踪案件，政客或是冒名贷款的欺诈犯什么的。有很多次我都得忙到清晨，研究案件，像是没付房租就消失的神秘房客，或是以假身份重婚的不快乐男女。”

    “可是现在已经过了中午，”蓓琪丝说，“我若是如梦在家里等你，一定会希望你尽快打电话。”

    “我不想打电话。”

    “如果是我在等你，我一定会担心死了。”蓓琪丝不放过，“我会站在窗户边，听电话有没有响。想到你明知我又担心又不高兴，却还是没有打来，我的心情会变得更糟。好啦，打个电话给她，告诉她你在这里，和我在一起。”

    说完，女人把话筒递给他，像个玩具。卡利普只得打电话回家。没有人接。

    “家里没人。”

    “她会上哪儿去呢?”女人调皮地问。

    “不知道。”卡利普说。

    他再度打开报纸，翻回耶拉的专栏。他把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花了好多时间读了好几遍，到最后眼前的文字失去了意义，变成纯粹由字母组成的形体。一会儿，卡利普觉得自己也能够写出这篇文章，也能够写得像耶拉一样。接着，他把大衣从衣柜里拿出来穿上，把报纸小心折好，再把刚才从报上撕下来的专栏放进口袋里。

    “你要走了?”蓓琪丝说，“别走。”

    等卡利普坐进好不容易拦到的出租车后，他朝熟悉的街道瞥了最后一眼，烦恼自己将无法忘记蓓琪丝恳求他留下时的那张脸。他多希望她留在自己心中的是另一张脸，蕴含着另一个故事。他很想像如梦的侦探小说里所写的那样指挥司机，“就走这条路再上那条路”，但他只是简单地说要去加拉塔桥。

    他步行过桥，混入周日的人潮中，突然间一股感觉攫住他，多年来他一直盲目寻觅却遍寻不着的一个秘密，此刻答案似乎即将揭晓。他心底的某个幽暗角落，如同梦境的一隅，告诉他这种感觉只是个错觉，尽管这两种相互抵触的想法同时存在卡利普心中，他却丝毫不受困扰。他看到成群外出的国民兵，出门钓鱼的民众，携家带眷赶去搭船的家庭。他们身上都蕴含着卡利普正在思索的秘密，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等再过一会儿卡利普解开谜底后，他们都将领悟到这个长年来影响他们生活至深的事实。所有人都将明白，包括周日出门拜访朋友的父亲、脚穿球鞋的儿子、手里抱的婴儿，以及包着围巾坐在行驶而过的公交车里的一对母女。

    他人在桥上，沿着马尔马拉海一带行走。这时他开始往路上的行人凑过去，好像就要撞上他们似的：众人脸上的意义，多年以来不是遗失、走味，就是消耗殆尽，现在似乎顿时发亮了起来。趁众人疑惑地打量这个鲁莽的家伙时，卡利普通过他们的眼睛和脸，读取他们的秘密。

    大部分的人身穿旧外套和大衣，磨损退色。走在路上，他们认为整个世界就和脚下的人行道一样平凡，然而这世界上并没有他们真正的立足点。他们若有所思，但假使能稍受触动，某种联系着过去意义的记忆便会从他们的心底深处浮现，在他们面具般的脸上投下一抹倏忽即逝的好奇。“我真想扰乱他们!”卡利普心想，“我真想告诉他们那则王子的故事。”此时故事在他脑中记忆犹新，仿佛他亲身经历了故事中的种种，因而印象深刻。

    桥上的人们大多拿着塑料袋，袋子的开口露出纸袋、一截金属、塑料制品或报纸。他盯着它们瞧，好像头一次见到，专注地阅读塑料袋上的字眼。他察觉到袋子上的词汇指向“另一个”或“真正的”现实，一时间不禁振奋了起来。然而，如同擦肩而过的行人，他们脸上的意义在剎那的闪亮后，旋即暗了下来，塑料袋上的词汇和字眼，在短暂地充盈了新意之后，也消失了。尽管如此，卡利普还是不停往下读：“……布丁店……度假村……土耳其制造商……干果……紧接着是……大百货……”

    他看见一个老钓客的袋子上没有文字，而是一幅鹳鸟的图画，这才领悟到原来图画也能和文字一样被阅读。他看到一个袋子上有四张脸，一对快乐的父母与充满希望的儿女；另一个袋子上有两条鱼；其他还有各式各样的图画：鞋子、土耳其地图、建筑剪影、香烟盒、黑猫、公鸡、马蹄铁、宣礼塔、千层酥、树木。无疑，它们全都指向一个谜。然而是什么谜?在新清真寺前面，他看到一个卖鸟食的老太婆旁边搁着一个袋子，上面有一只猫头鹰。他意识到这只猫头鹰要不是如梦的侦探小说上印的那一只，就是它鬼祟的孪生兄弟。当下他清楚地感觉到，果真存在着那一只“手”，暗中安排了一切。那儿，另一件“手”耍的把戏，必须把它公之于世。那只猫头鹰隐藏着含义，但除了卡利普之外每个人都充耳不闻。他们不在乎，就算自己早已深陷其中，深陷于失落的秘密之中!

    为了更仔细地观察那只猫头鹰，卡利普向长得像巫婆的老妇人买了一杯玉米，洒在地上喂鸽子。顷刻间，一大群黑压压的丑陋鸽子如同一张翅膀铺成的大伞，朝饲料扑拢过来。袋子上的猫头鹰和如梦侦探小说上的是同一只。旁边有一对父母看着女儿在喂鸽子，一脸骄傲和喜悦。卡利普对他们感到恼怒，因为他们没有察觉这只猫头鹰，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相，别的符号，不管任何符号，甚至是任何事情。他们彻底无知，连一丝怀疑都没有。他们是如此盲目。他想像在家等他的如梦正读着一本侦探小说，而他自己是书中的主角。那只尽管巧妙安排一切却隐而不宣的暗手，和他之间有一个悬而未决的谜，谜底所指是一个终极秘密之意义所在。

    不知不觉，他来到了苏里曼清真寺外围，他看见一个学徒拿着一幅上框的镶珠画，画面里正是苏里曼清真寺。对他而言这幅画就如一个总结：若说塑料袋上的文字、词汇、图画是符号，那么它们所指涉的事物也是一样。色彩鲜丽的图画甚至比眼前的清真寺更为真实。不只文字、脸孔和图画是暗中之手的棋子，所有的一切都在它的游戏中。他才领悟到这一点，便立刻明白，此刻自己脚下这片街道错综复杂、名为“地窖门”的区域，也存在着无人察觉的特殊意涵。耐心地，如同接近填字游戏的尾声，他感觉到一切就要归入原位。

    草率搭建的商店和扭曲变形的人行道上的割草机、装饰着星星的螺丝起子、“禁止停车”的标识、番茄糊罐头、平价小吃店墙上的月历、吊着树脂玻璃字母的拜占庭拱桥式高架水道、商店铁卷门上的笨重挂锁，他眼前所见的这一切，全都是符号，指向那神秘的意义。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像阅读人脸一样阅读这些物品和记号。于是，钳子代表了“专注”，罐装橄榄象征“耐心”，轮胎广告牌中的满意驾驶则意味着“逼近目标”，他也感觉自己正专注而耐心地逼近目标。然而，围绕在他身旁的却是更难测度的符号：电话线、割礼师的招牌、交通符号、洗洁剂的盒子、缺柄的铲子、难以辨读的政治口号、散布在人行道上的片片冰屑、国营电力公司标在门上的数字、行车箭号、一张张白纸……也许它们的意义很快就会明晰，但此刻全都乱成一团，纷扰而喧闹。相反，如梦侦探小说中的主角们则居住在一个整洁平和的世界，由作者提供的少数几条必要线索组成。

    尽管如此，阿西·却勒比清真寺却像是一本读得懂的小说，带给他慰藉。许多年前，耶拉曾经写过自己做的一场梦，他看见自己在这座小清真寺里，与穆罕默德和其他圣人为伴。醒来之后他到卡辛帕夏区找人解梦，询问其中的神谕，得到的答案是，他将继续写作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他将以写作和幻想为职业，就算他从此不跨出家门一步，他的一生仍是一段丰富的旅程。几年后卡利普才发现，这篇文章改写自从前一位旅游作家艾弗里雅·却勒比的著名作品。

    走过蔬果市场时，他心里想：“所以，第一次读的时候，故事呈现出一个意义，第二次再读时，却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意义。”毫无疑问，第三次或第四次重读耶拉的专栏，都将揭露另一层新意义。尽管耶拉的故事所指涉的东西每一次都不同，但卡利普相信它们都通往同一个目标，他好像在阅读儿童杂志中的猜谜，推开一扇又一扇的门。卡利普心不在焉地穿过市场里的杂乱小巷，很希望此刻置身在别的地方，能够让他把耶拉所有的专栏全部再好好读一遍。

    刚出市场外，他便看见一个收售破烂的人。这个人在人行道上铺了一张大床单，把各式各样的物品放在上面。刚从市场区的污浊吵嚷走出来、满脑子仍想不透的卡利普，顿时被这些物品迷住了：几只弯水管、几张旧唱片、一双黑鞋、一个台灯底座、一支破钳子、一个黑色电话、两条床垫弹簧、一支珠母贝香烟杆、一面停了的壁钟、几张白俄罗斯纸币、一个黄铜水龙头、一尊背着箭囊的罗马女神塑像（月神黛安娜?）、一个画框、一台旧收音机、几个门把、一个糖果盘。

    卡利普一边审视着物品，一边念出它们的名字，一个字一个字刻意发出声来。他觉得这些物品的迷人之处其实不在于物品本身，而在于它们摆放的方式。这些东西在任何一个收破烂的人那里都是稀松平常，但这位老人却把它们四排四列陈列在床单上，仿佛在摆设一个大棋盘。每样物品就如标准的六十四格棋盘上的棋子一样，彼此等距，没有互相碰触。然而，摆设位置的精准和简单看起来却像是偶然，而非刻意。卡利普不禁联想到外文课本中的单词测验，在那些书页上同样有十六个物品的图案，如眼前这样整齐排列，让他用新的语言写下它们的名称。卡利普忍不住想同样跃跃欲试地念出：“水管、唱片、鞋子、钳子……”但让他害怕的是，他清楚地感觉到这些物品还有另外的意义。他瞪着黄铜水龙头，脑中像做单字练习一般想着“黄铜水龙头”，但又兴奋地察觉这水龙头还大可以表示别的意思。床单上的黑色电话，不只是像外文课本中对电话这项物品的解释——“某种常见的仪器，连上线后可使我们与别人通话”——它还暗含着另一层意义，令卡利普兴奋得喘不过气来。

    他如何才能进入这个深层意义的幽暗世界，发掘秘密?此刻他正站在它的入口处，亢奋不已，然而他却怎么也无法跨进第一步。在如梦的侦探小说中，等最终谜底揭晓后，原本藏在层层包裹下的第二层世界顿时豁然开朗，而表面的第一层世界则很快地灰飞烟灭。如梦常常在午夜时分，脸颊鼓着阿拉丁商店里买来的烤鸡豆，向他宣布：“凶手竟然是退休的将军!因为不甘心受到侮辱而实施报复!”卡利普猜想他妻子早已忘光了所有的细节，把充斥全书的英国管家、打火机、餐桌、瓷杯和枪支忘得一干二净，如今她只记得这些物品和人物在秘密世界里所代表的新一层意义。到了这些译文拙劣的小说最后，在头脑清晰的侦探的帮助下，物品重新归位，把如梦带进了新的世界。

    然而，对卡利普而言，这些物品却只能带给他一丝通往新世界的希望。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卡利普仔细端详这位在床单上排列神秘物品的收破烂老人，想从他的脸上读出意义。

    “电话多少钱?”

    “你是买家?”收破烂的老人说，谨慎地开始讨价还价。

    突然被问起自己的身份，卡利普吓了一跳。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果然，别人视我为某种标志，而不是我本人!”不过，反正他所在乎而想融入的世界并不是眼前这一个，而是耶拉终其一生创造的另一个国度。他意识到，耶拉通过为物品命名以及说故事，在这个世界中筑起了一道道围墙，并藏起钥匙，让自己隐循在其后。收破烂的老人原本满怀希望地亮起了脸，但旋即又恢复刚才的黯淡无光。

    “这是做什么用的?”卡利普指着一个简单的小台灯座。

    “桌脚，”收破烂的说，“不过有些人把它们拿来钉在窗帘杆的两头，也可以当门把用。”来到阿塔图克桥头时，卡利普心里想着：“从现在开始，我只要观察人脸就好。”桥上往来的脸时而闪现一星光彩，在他心中蓦然凸显，像是翻译的图文小说中放大的问号。接着，随着问题的淡去，脸孔也只留下一抹隐约的痕迹。即使他快要得出结论，找出桥上所见的城市景象和脸孔在心中积累的意义之间有何关联，但那终究是误会一场。虽然从市民的脸上，有可能察觉出城市的古老、不幸、它失落的繁华，以及它的忧伤悲苦，但那并不象征着什么精心设计的秘密，而是一种集体的挫败、历史和阴谋。金角湾里铅蓝色的清冷水波，在船只后方拖行着，染上了一抹难看的褐色。

    到卡利普走进所谓的地铁站后面小巷里的咖啡馆时，他已经观察了七十三张新面孔。他在一张桌子前坐下，很满意刚才所见。他点了一壸茶，从大衣口袋里拿出那页报纸，然后反射性地把耶拉的专栏再重头读一遍。尽管字词文句已不再新鲜，越往下读，某些先前不曾想到的概念却逐渐成形：这些概念并非源于耶拉的文章，而是卡利普个人的见解，但它们却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收纳在耶拉的文章里。当卡利普发现自己的想法竟与耶拉相辅相成时，一股安详涌入他内心，就像小时候，当他明白自己成功地模仿了他所崇拜的对象时，也会有这种感觉。

    桌子上有一张卷成锥筒状的纸。散布在一旁的瓜子壳暗示着在卡利普之前坐在位子上的客人，曾向小贩买了一份瓜子，装在纸筒里。从纸的边缘看来，应该是从一本学校作业簿里撕下来的。卡利普把它翻到另一面，阅读上面费力刻写的孩童字迹：“一九七二年九月六日，第十二课，家庭作业。我们的家，我们的花园。我们的花园里有四棵树。两棵白杨木，一棵大柳树和一棵小柳树。我父亲用石头和铁丝在花园周围盖了一道墙。房子是一个避风港，保护我们冬天不受凉，夏天不被晒。家是一个庇护所，守卫我们不受伤害。我们的房子有一扇门、六扇窗、两支烟囱。”文字的下方，有一幅彩色铅笔画的插图，一栋房子在花园围墙里。屋顶的瓦最开始一片片地画，但接下来后面整片屋顶就只是潦草涂成一片红色。卡利普注意到画中的门、窗、树木和烟囱都和作文里的数目相符，于是心中更为安详。在这种心绪下，他把纸翻到空白的一面，开始振笔疾书。他确信自己在格子间写下的一切，将会如孩童笔下的事物一样，真实发生。仿佛多年以来他一直失声噤语，直到今天才得以重拾字句，多亏了这一张家庭作业。他列出所有的线索，以蝇头小字一路写到纸张的最末端。他心想：“真是轻而易举!”接着他又想：“为了确定耶拉和我想的一模一样，我必须再多看几张脸。”

    他一边喝茶一边观望咖啡店里的脸孔，喝完茶后，他再度步入外面的寒冷之中。在加拉塔广场中学后方一条巷子里，他看见一个包头巾的年长女人，边走路边喃喃自语。一个小女孩从杂货店半掩的拉门下弯腰钻出来，从她的脸上，他读出所有的生命皆相似。一个身穿退色洋装的年轻女孩因为怕在冰上滑倒，一路盯着自己的胶底鞋行走，在她的脸上写着，她深知忧虑为何物。

    走进另一家咖啡店，卡利普坐下来，从口袋里拿出那页家庭作业，飞快地读过一遍，一如阅读耶拉的专栏。如今他笃定，只要把耶拉的文章拿来反复阅读，探入他的记忆库中，自己便能找到耶拉的所在。这表示说，首先他必须找到收藏着耶拉完整作品的贮藏室，才有办法获取他的记忆。把这篇家庭作业读了一遍又一遍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如此一间收藏室必然是一个“家”，“一个庇护所，守卫我们不受伤害”。他把家庭作业一读再读，感觉到这个勇于大声说出物品名称的孩子影响了他，使他内心涌起一股纯真无邪。于是，他相信自己必然轻易就能找出如梦和耶拉在什么地方等待他。这个领悟让他一阵阵晕眩，不过也仅止于此，坐在桌前，他只能继续在家庭作业的背面写下新的线索。

    等卡利普再度踏上外面的街道时，他已经就手边的线索作了一些新的删补：他们不可能出城，因为耶拉无法待在伊斯坦布尔以外的地方；他们不可能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安纳托利亚那一头，因为那里不够“历史性”，不适合他；如梦和耶拉不可能躲在共同的朋友家里，因为他们没有这么一个朋友；如梦也不可能待在她的朋友处，因为耶拉宁死也不会去那种地方；他们更不可能寄宿在冰冷无情的旅馆套房里，因为就算他们是兄妹，一男一女共处一室难免令人起疑。

    坐在下一家咖啡店里，卡利普确信自己至少抓到了正确的方向。他很想穿过贝尤鲁的小巷往塔克西姆去，走向尼尚塔石、西西里，来到他过去生命的中心。他记得耶拉曾在一篇文章中探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名称。他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张已故摔跤选手的照片，这个人，耶拉曾经详尽描写过他的生平。这张黑白照片原先是某本旧《生活》杂志的中间页，被许多理发店、服饰店和杂货店的老板加了框挂在墙上，装饰店面。这位奥运奖牌得主两手叉腰，面对镜头摆出温和的微笑。卡利普研究着他脸上的表情，不禁想起他死于一场车祸。于是，就如同以前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时的联想，十七年前的一场车祸和摔跤选手脸上的温和表情在他心中融为一体。卡利普不得不认为那场车祸必然是某种征兆。

    这证明了巧合是必要的，它们把事实与想像融为一体，创造出另外的征兆，诉说着截然不同的故事。卡利普走出咖啡店，沿着一条小巷走向塔克西姆，心里想着：“偶然看见哈斯农·加里波街旁一辆马车前，站着一匹疲惫的老马，这时我必须回头去检视记忆中的一匹巨马，那是我在奶奶教我读写的字母书中看到的。由于字母书中的大马下方标示着‘马’，我联想起耶拉，那些年他独居在帖斯威奇耶街上那栋公寓的顶楼。然后我会想到依着耶拉的喜好与回忆装潢布置的那间公寓。接着我会推论出，那间公寓很可能象征了耶拉对我人生的支配意义。”

    然而，耶拉已经搬离公寓好多年了。卡利普停下来，担心自己或许也把征兆给解读错了：他很清楚，如果他认为直觉是在误导自己的话，那么他将会迷失在这座城市里。他像个瞎子一样摸索着，想要辨别周遭的事物，通过感官直觉闯入了各种故事。多亏了这些虚构的故事，他才得以维持姿态。他之所以还屹立不倒，纯粹是因为他设法从一路上所见的遍布城市的符号与图像中，建构起一则故事。他很肯定周遭的人物和世界都将依循着故事的脉络，服膺在它的力量之下。

    他再度走进另一家咖啡馆坐下，凭着依然乐观的态度，卡利普重新审视“他的处境”。线索列表中的文字看起来就和纸张背面的孩童文字一样简单易懂。咖啡店的遥远角落有一台黑白电视，正在播放一场足球赛。白雪纷飞的球场里，地上的标线和沾满泥渍的足球都是黑色的。除了几个在空桌子上玩牌的人之外，每个人都盯着那颗黑色的足球。

    走出咖啡馆，卡利普想，自己所追寻的秘密其实就如黑白的足球组合一样，简单明了。他需要做的一切，只是继续任凭双腿带他四处游荡，观看面孔和符号。伊斯坦布尔到处是咖啡馆，一个人可以绕遍整座城市，每隔三五步就能找到一家咖啡馆歇脚。

    忽然间，他发现自己置身于塔克西姆区电影散场后的人潮中。人们心不在焉地走出来，盯着自己的脚，双手插在口袋里，或者彼此挽着手臂踏上台阶，走向街道。他们的脸上充满了表情，暗示着如此深刻的内涵，以至于卡利普最梦魇般的故事都相形失色。观众的脸上一片宁静，刚才沉浸在虚构的世界里，使他们忘却了自己的忧愁。此刻，他们身在眼前惨淡的街道上，但心却在梦想的故事里。他们的记忆库原本已枯竭，只剩下挫败与悲苦，但现在又重新充满，由一个深刻的故事温柔地抚平了伤痛的回忆。“他们想像自己是另一个人!”卡利普急切地想着。顿时间他恨不得自己也和大家一起看了同一部电影，也能消失而成为另一个人。他发现，当这些人开始浏览庸俗的橱窗时，他们便逐渐返回这个充斥着单调熟悉事物的无味世界。“他们太轻易放过自己了!”卡利普想。

    相反，若要成为另一个人，必须要有彻底的决心。在卡利普抵达塔克西姆广场之前，他已经下定决心，用全部的意志力达成这个目标。“我是另一个人!”他告诉自己。说出这句话给他一股愉快的感觉，不仅改变了他脚下结冰的人行道，改变了包围在可口可乐和罐头食品广告牌中的广场，甚至整个人也从头到脚焕然一新。用坚定的口吻重复这句话，一个人可以说服自己整个世界全变了，不过，没有必要到这个程度。“我是另一个人。”卡利普对自己说。那个人——他不想说出他的名字——的回忆与哀愁交织成一首乐曲，像新生命一般从卡利普心底涌出，他聆听着，满心欢喜。随着音乐，他生命中最初的地标塔克西姆广场正逐渐转变，从原来的模样——四周环绕着如超重火鸡般的公交车、晃悠悠如龙虾般的缓慢电车，以及固守黑暗的隐晦角落——变成一座矫揉造作的“现代”广场，矗立在一个贫穷绝望的国家里。卡利普仿佛第一次来到这里。裹着白雪的“共和国雕像”、没有尽头的“爱奥尼亚涡旋梯”、十年前在卡利普兴奋的注视下烧成灰烬的“歌剧厅”，全都变成了别的物品，符合它们在新世界中的象征意义。无论是公车站里烦躁的人群，还是你推我挤抢着上车的乘客，在这些人当中，卡利普没有看见任何一张神秘的脸，也没有发现有哪一个塑料袋，暗示了背后还有一个平行的世界。

    他觉得自己不再需要去咖啡馆了。他从哈比耶直接走到尼尚塔石。稍后，等他来到了寻找多时的地方后，他将仍然有点迟疑，对一路上认定的新身份没有把握。过一会儿，他会这么推论：“那个时候，我还不完全相信自己已经变成了耶拉。”置身于此，满屋的旧文章、旧笔记、旧剪报揭开了耶拉过去生活的全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彻底抛弃自我。”刚才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游客，因为飞机误点而滞留在一个自己从没想过会踏上的城市，打发半天的时间：阿塔图克的雕像表示这个国家过去有一位显赫的军事英雄；泥泞却明亮的电影院入口处拥挤的人潮则意味着市民星期天下午无聊没事，借观看外国进口的梦想以舒解情绪；手里拿着刀子望向橱窗外街道的面包店员，透露着他们逐渐退色的梦想与回忆；大马路中央光秃秃的暗褐色树木，象征着一抹全国性的哀愁，在午后逐渐沉淀，一点一点更加幽暗。“我的天，在这座城市里，这条街道上，这个时刻，能够做什么?”卡利普喃喃道，话一出口他才明白，自己竟从剪下来的耶拉旧文章里把这句咒语给背出来了。

    来到尼尚塔石的时候天色已黑，冬夜里马路上拥塞的车辆排放出浓烈的废气，公寓大楼的烟囱也散发出阵阵烟雾，弥漫在狭窄的人行道上。卡利普平静地呼吸着这一区特有的刺鼻气味。站在尼尚塔石一隅，他心中想要成为另一个人的渴望如此强烈，以致他确信自己能够以全然不同的新意，来解释所有公寓大楼的外观、商店的门面、银行的广告牌，以及霓虹灯标志。让他居住多年的这一区域彻底改头换面的，是一股轻松冒险的感觉，它深深植入了卡利普内心，仿佛永远不会再离开。

    他没有穿越马路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反而在帖斯威奇耶大道上左转。冒险的感觉渗入他的身体，让卡利普雀跃不已；他的新身份所展示的无限可能，更是迷人。他贪婪地浏览周遭的新鲜景象，好似一个卧床多年的病人刚从医院里释放出来。“啊，布丁店的橱窗摆设就好像珠宝店里闪亮的展示盒。”他忍不住想说，“啊，这条街真窄，人行道也都歪歪扭扭的!”

    小时候，他也曾常常脱离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用外人的角度来看自己。“现在，他经过了奥斯曼银行。”卡利普心想，重拾童年时他经常扮演的第二个角色。“现在，他经过了‘城市之心’公寓，连看都不看一眼。他和爸妈及祖父母在这里住了好多年。现在他停下来浏览药房的橱窗，坐在收银台前面的是以前替人打针的女人的儿子。现在他经过了警察局，却一点也不紧张。他温柔地注视着歌星牌裁缝车旁边的几尊假人模特儿，好像他们是老朋友一样。现在他坚决、明确地走向那个谜，走向多年来辛苦策划的阴谋的核心。”

    他过马路走到对面，走了几步，又再一次横越马路折返，穿越寥寥几棵珍贵的菩提树、广告牌和阳台下方，一路走到了清真寺。每到一条街，他就这样上上下下多走几步，以扩展他的“调查版图”。每一次他都会仔细地观察，记下那些因为过去可悲的身份而没能察觉的细节：阿拉丁商店的展示橱窗里，除了一堆旧报纸、玩具枪和尼龙丝袜，竟然还有一把弹簧刀；指向目的方向帖斯威奇耶大道的交通箭头，瞄准的目标其实是“城市之心”公寓；尽管天气干冷，清真寺四周矮墙上留给鸽子和野猫的面包皮，却已经潮湿发霉了；女子学校门口信手涂鸦的政治标语，原来还有言外之意；一间仍亮着灯的教室里，墙壁上挂着一张照片，上面的阿塔图克正隔着灰尘堆积的玻璃望着“城市之心”公寓；花店的窗户里，某个精神异常的人拿了一把别针，刺入一朵朵玫瑰花苞里。一家新开的皮件店的橱窗里，立着时髦耀眼的假人模特儿，它们的目光也朝向“城市之心”公寓，凝视着先是耶拉、后来是如梦和她的父母住过的屋顶阁楼。

    卡利普随着假人模特儿一起朝顶楼望了半晌。对卡利普来说，这似乎是很合理的，耶拉和如梦很可能就在上面，在假人模特儿目光所及的顶楼。他感觉自己是一个冒牌侦探，模仿着侦探小说中的英雄。这些外国制造的故事，是在外国孕育的如梦告诉他的，而眼前的假人模特儿也来自外国。卡利普甩开这样的假设，朝清真寺走去。

    但他必须费尽全力才办得到。似乎他的腿拒绝带他离开“城市之心”公寓，而想要跨步走进楼房，冲上阶梯直达顶楼，闯入那黑暗恐怖的地方，只为了看某样东西。卡利普不愿意去想像那幅画面的细节。他用全身的力量拖着自己离开，然而一路走下去，他发现周围的人行道、商店、广告牌上的文字以及交通标志都回到了早先指涉的意义。一想到他们两个人就在上面，他心中顿时升起一股大难临头的恐惧，让他惊惶不已。等他来到阿拉丁的小店时，他已分不清自己逐渐加深的恐惧是因为警察局就在隔壁，还是由于他发现交通箭号不再指向“城市之心”公寓。带着疲惫和困惑，他只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想一想。

    他走进帖斯威奇耶—埃米诺努线共乘小巴车站转角一家历史悠久的小餐馆，点了茶和肉馅饼。既然耶拉对于自己的过去和逐渐败坏的记忆如此执迷，那么，他租下或买下童年和青少年时生长的公寓，不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如此一来，他便能光荣地重返曾经拒他于千里之外的地方，相反，那些当初把他踢出家门的人，如今却住在一条没落街道上一座肮脏公寓里，又穷又烂。除了如梦外，耶拉没有与家人分享他的胜利，尽管住在中央大道上，他却小心不留下任何痕迹。卡利普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选择。

    接下来几分钟，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柜台前的一家人：妈妈、爸爸、女儿和儿子看完了星期天下午场电影后，来到小餐馆吃晚饭。父母的年纪和卡利普相当。父亲不时地把自己埋进从外套口袋拿出来的报纸里；母亲用她的眉毛制止两个孩子之间爆开的争吵，一只手在她的小提袋和桌子间不停地来回往返，为身旁三个人摸出各种用品，敏捷灵巧的程度好似一个魔术师从帽子里掏出稀奇古怪的玩意：一条手帕给男孩擦鼻涕，一颗红色药丸塞进父亲手里，一只发夹替女孩夹头发，一个打火机给正在阅读耶拉专栏的父亲点烟，同一条手帕再给男孩擦鼻涕，诸如此类。

    就在卡利普吃完肉馅饼喝完茶的时候，想起这个父亲是他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在踏出店门前，他内心涌起一股冲动，想要向那名父亲透露这件事情。他走上前去，注意到男人的喉咙和右颊上有一片可怕的烧伤疤痕，这时他又记起这个母亲也曾是他的同学，小时候是个大嗓门的优等生，与他和如梦在西西里进步高中同一个班上就读。趁大人们展开例行的寒暄与叙旧时，两个孩子逮住机会互相报仇。他们很关心地问起如梦——她和卡利普正好与他们对称，类似的婚姻。卡利普告诉他们如梦和他没有小孩；如梦在家里读侦探小说等他；晚上他们要去皇宫戏院看电影，他先出来买票，刚才在路上巧遇了他们另一位同班同学，蓓琪丝。你知道，蓓琪丝，棕色头发，不高不矮。

    这对琐碎的夫妇丝毫不留余地，当场说出他们琐碎的意见：“可是我们班上没有叫蓓琪丝的人啊!”显然他们很习惯不时去翻毕业纪念册，回忆同学过去的妙闻轶事，所以他们才能如此斩钉截铁。

    离开餐馆走入寒风中，卡利普飞快地赶到尼尚塔石广场。他非常肯定如梦和耶拉会去皇宫戏院看七点十五分的周日晚场电影，因此他一路跑到电影院。然而，人行道上或入口处都不见他俩的踪影。他看见一张照片，是昨天那部电影里的女明星，他心里涌起一股欲望，想再度与这个女人一起进入她的世界。

    他们没有出现，于是他在附近徘徊了一会儿，浏览橱窗，观察人行道上往来路人的面孔。等他再次站在“城市之心”公寓面前时，已经很晚了。每天到了晚上八点，除了“城市之心”公寓之外，所有的大楼窗户里都会透出电视机闪烁的蓝光。卡利普研究着大楼一扇扇单调的窗户，注意到顶楼阳台的铁栏杆上绑着一条深蓝色的布。三十年前，当他们整个家族都住在这儿的时候，也会在同一条铁栏杆上绑上同一种蓝布，作为给送水人的信号。用马车载运着釉亮水罐、挨家挨户送水的送水人，总是能够依据蓝布缚绑的位置，分辨出哪户人家的水喝完了，需要他提水上去。

    卡利普判断这块布必定也是个信号，然而该如何去读它，心里则有不同的答案：这个信号或许要告诉他耶拉和如梦在这里，也可能暗示着耶拉对自己过去种种的怀旧探索。到了八点三十分，他离开伫立良久的人行道，转身回家。

    客厅里的灯投下的光线，充满了难以承受的回忆，令人感到难以承受的哀伤。不久前，他和如梦曾经坐在这里，一边抽烟一边阅读书报。如今这幅景象就如同沦落至报纸旅游版上的人间乐园照片。没有丝毫如梦曾经回来过的迹象：一缕熟悉的幽香和微影迎接着返巢的疲倦丈夫。离开忧伤灯光下的静默物品，卡利普穿过黑暗的走廊，走进黑暗的卧房。他脱下外套，摸到床，然后往上头一倒。客厅的光线和街灯的微光沿着走廊渗进来，在天花板上留下瘦削的鬼影。他睡不着。

    爬下床后没多久，卡利普知道了自己该做什么。他翻开报纸查阅电视时刻表，研究电影简介及附近戏院的播放时间——尽管它们从来不变。他瞥了耶拉的专栏最后一眼，然后走去开冰箱，从盒子里拿出一些有点坏了的橄榄和一片羊奶酪，配着找到的几片剩面包一起吃掉。他抓了几张报纸塞进一个从如梦衣柜里翻出来的大信封，写上耶拉的名字，带在身边。十点十五分他已离开家门，再度来到“城市之心”公寓对面的人行道上，这一次他站得更靠近。

    不一会儿，楼梯间的灯亮了起来，接着，长年担任大楼门房的以斯梅嘴里叼着烟，拿着几个垃圾筒走出来，把它们往栗树旁的一个大桶里倒。卡利普横越马路。

    “嘿，哈啰，以斯梅，我来这里把这个信封交给耶拉。”

    “卡利普，是你!”老人欢喜又焦虑地说，像一个在多年后遇见自己当年学生的高中校长，“可是耶拉不在这里啊。”

    “我碰巧知道他在这里，不过我不打算泄露给别人知道。”卡利普说，坚定地迈进大楼，“你也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交代过我，把信封交给楼下的以斯梅。”

    卡利普走下楼梯，穿过一如既往的煤气和回锅油臭味，进入门房的公寓。以斯梅的太太佳美儿正坐在同一张旧扶手椅里看电视，电视机就摆在从前放收音机的同一个架子上。

    “佳美儿，看是谁来了。”卡利普说。

    “啊，一定是……”女人说，站起来亲吻他，“你们全都不记得我们了。”

    “我们怎么可能忘记你们?”

    “你们常常经过这栋大楼，却没有半个人想到要进来看一看!”

    “我拿这个来给耶拉!”卡利普说，指了指信封。

    “是以斯梅告诉你的吗?”

    “不，是耶拉自己告诉我的。”卡利普说，“我知道他在这里，但是不要跟别人说。”

    “我们的嘴紧得很，对不对?”女人说，“他严格命令过我们。”

    “我知道，”卡利普说，“他们现在在楼上吗?”

    “我们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他都在半夜我们睡觉的时候进出，我们只听见他的声音。我们替他倒垃圾，帮他送报纸。有时候报纸在门底下积了好几天，堆成一堆。”

    “那我就不上楼了。”卡利普说。他假装要找地方放信封，朝屋内扫视一圈：餐桌上盖着同一块旧蓝格子油布，同样的退色窗帘遮挡窗外往来的人腿和肮脏的轮胎，此外还有缝纫篮、熨斗、果盘、煤气锅、炭火暖炉……暖炉上方的架子边缘，钉着一根钉子，卡利普看到钥匙就挂在那个老地方。

    “我来替你泡杯茶，”她说，“在床边找个地方坐下来。”她一只眼睛仍盯着电视。“如梦最近在做什么?你们两个怎么还没生小孩?”

    在女人忍不住紧盯不放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一个有点神似如梦的年轻女人。她有一头挑染过的蓬乱头发，肤色很淡，目光中含着一种孩童的冷静，如梦的脸上也看得到这种表情。她正轻松自在地往唇上涂口红。

    “漂亮的女人。”卡利普轻轻地说。

    “如梦比她漂亮多了。”佳美儿说，同样轻声细语。

    他们带着一丝不可言喻的崇仰，恭敬地注视着画面中的人。卡利普利落地一把抓下钉子上的钥匙，塞进口袋，让它从写满线索的家庭作业纸边滑进袋底。女人丝毫没有察觉。

    面向街道的小窗户上窗帘半掩，透过缝隙，卡利普瞥见以斯梅拿着空垃圾筒返回大楼。电梯一启动，电视上的画面顿时变成一片雾茫，卡利普便趁机告辞。他走上楼梯来到门口，一路上故意弄出很多声响。他打开门，没有跨步出去，却又重重地把门摔上。接着他蹑手蹑脚地转回楼梯间，踮脚爬上两段阶梯，几乎克制不住内心的紧张。他在二三楼之间的台阶上坐下来，等待把垃圾筒放回上面几层楼的以斯梅再次搭电梯下楼。楼梯间的电灯陡然熄灭。“时间切换!”卡利普喃喃自语。小时候，这个名词总让他联想到一场乘坐时光机器的魔幻旅程。电灯再度亮了起来。趁门房坐电梯下楼的时候，卡利普开始慢慢爬上楼梯。过去他和父母共同居住的公寓的门上，如今挂着一位律师的铜制名牌。来到祖父母公寓的入口处，他看到一位妇产科医师的招牌和一个空垃圾筒。他爬上顶楼。

    耶拉的门上没有任何标示也没有名字。卡利普依例按门铃，仿佛是煤气公司派来的一位一丝不苟的收账员。当他第二次按门铃时，楼梯间的灯又熄了。门缝底下没有透出半点光影。他把手探进无底洞似的口袋里寻找钥匙，另一只手则继续又按了第三、第四次门铃。当他终于找到钥匙时，他的手指仍压在门铃上。“他们躲在里面某个房间里，”他推断，“他们面对面坐在两张扶手椅上，静悄悄地等着!”一开始他的钥匙怎么也插不进锁孔，他弄了老半天以为钥匙不对的时候，钥匙咔哒一声滑进了定位，吻合的程度让人惊讶——像是一团混浊的记忆在剎时的清晰当中，突然醒悟到自己的老迈和这个世界的偶然性。门开了，卡利普首先注意到的是迎面而来的黑暗，接着才听到幽暗的公寓里悚然响起的电话铃声。